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民再58号 抗诉机关：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添木，男，195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伟，福建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振裕，男，195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通，福建元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郑添木因与被申诉人郑振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6民再43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闽检民（行）监[2019]35000000136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闽民抗2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人员吴明金、李国斌出庭。申诉人郑添木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志伟、被申诉人郑振裕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文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6民再4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 一、1999年讼争0.53亩承包地登记到朱某1户承包经营权证项下系登记错误所致，朱某1户并未实际承包经营该地块，再审判决认定巧山村委会于2017年6月25日与郑添木签订讼争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系在朱某1（郑振裕）户承包期内，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1．讼争0.53亩承包地自1996年左右开始即由郑添木实际承包经营并负担一切费用，早于该地块登记到朱某1户承包经营权证项下。郑添木主张其自1996年开始承包经营讼争承包地，并提供了龙海市××镇××村××小组第××队（组）1998年公粮、1999年粮食定购任务清册、2000年征购任务分户表、2001至2004年公粮（农业税）分户表、1997年至2015年土地动用赔产、人口口粮平衡分户表、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龙海市颜厝镇巧山村小组全体村民代表于2017年7月16日出具的《关于郑添木与郑振裕责任田情况》以及龙海市××镇××村民委员会、龙海市××镇人民政府、龙海市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5月5日出具的说明等证据。检察机关向龙海市××镇××村××小组会计郑亚和调查核实并制作了询问笔录。郑添木的主张与其提供的上述证 据、郑亚和的证人证言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自1996左右开始郑添木实际承包经营讼争承包地并承担农业税、人口平衡款等一切负担，至郑振裕提起本案诉讼，已有20余年。而根据郑振裕提供的NO.032604《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平和户承包讼争承包地的时间为1999年，承包经营期间从1999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晚于郑添木实际承包经营讼争承包地并负担一切费用的时间。 2．根据巧山村第四小队分田档案材料，1981年朱某1户的分田人口为8人，郑某1户的分田人口为5人。扣除讼争承包地（郑某1婆婆1人份）外，郑某1户剩余4人份转至朱某1户后，朱某1户的分田人口应为12人。××小组第××队（组）1997年至2015年土地动用赔产、人口口粮平衡分户表载明，1997年之后朱某1户（拆成朱某1、郑振裕、郑某1三户）共计分田人口亦为12人。据此可以认定讼争承包地并未实际发包给朱某1户承包经营。同时，从上述平衡分户表看，1999年朱某1户（拆成朱某1、郑振裕、郑某1三户）吃粮人口仅有9人。可见，在不计算讼争0.53亩承包地的情况下，朱某1户的分田人口已超出吃粮人口3人。在此种情况下，1999年发包方再将讼争承包地发包给朱某1户承包经营的现实可能性低。 3.1999年讼争承包地错误登记在朱某1户承包经营权证项下系错误所致，发包方××村委会予以纠正，且得到有关单位的认可。郑振裕以其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依据，主张对该地块享有承包经营权。但龙海市××镇××村小组全体村民代表出具的说明、龙海市××镇××村××小组会计郑亚和证人证言以及龙海市××镇××村民委员会、龙海市××镇人民政府、龙海市农业农村局出具的说明均证称，1999年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因具体情况没有落实到位，错误地将案涉承包地登记在郑振裕户承包经营权证项下。发包方××村委会还于2017年6月25日与郑添木就讼争承包地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可见，发包方××村委会已清查核实1999年讼争承包地登记到朱某1户承包经营权证项下存在错误，并对该错误登记行为进行纠正。同时，从龙海市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薄》（加盖有龙海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专用章）载明的案涉承包地登记在郑添木户承包经营权证项下的事实来看，郑添木对案涉承包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亦得到龙海市人民政府的确认。 4．郑振裕主张系其将讼争0.53亩承包出借给郑添木使用，但其关于何时将该地块出借给郑添木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与案件事实不符。郑振裕在起诉状及一审庭中均主张，该地块出借给郑添木的时间为2000年初，而在再审庭审中则主张出借时间为1985年，前后矛盾。对此，郑振裕亦未作出合理解释。同时，郑振裕户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载明该地块原为许亚萍户承包地，郑振裕主张其于1985年将该地块出借给郑添木，与该地块系在1996年左右郑某1婆婆李顶去世后才调整发包的事实不符。而郑振裕关于其于2000年初将该地块出借给郑添木的主张，与郑添木自1996年左右开始实际经营耕作该地块并承担该地块一切负担的事实不符，且有悖常理。 二、再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关于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的规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如上第（一）点所述，案涉承包地自1996年左右开始由郑添木实际承包经营并负担相关农业税、人口平衡款等一切费用。郑振裕关于其将讼争承包地出借给郑添木使用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讼争承包地记载于郑振裕户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项下，系登记错误所致。巧山村委会与郑添木于2017年6月25日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属纠错行为，系以书面合同的形式确认郑添木原有承包经营权，并非在郑振裕户承包期间内发包方收回、调整案涉承包地。本案中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调整承包地规定的情形。再审法院适用该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郑添木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郑振裕的诉讼请求。 郑振裕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判决依据郑振裕提交的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出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该经营权证的记载，讼争土地属于朱某1家庭户，朱某1系郑振裕的父亲，已经去世，讼争土地包含在该权证的4.65亩内，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理由不足，郑添木串通当地村委会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其目的是占有讼争土地。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的颁证行为属于行政确认行为，郑添木如认为该经营权证存在错误登记，应提起行政诉讼。综上，请求驳回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本院再审认为，原审关于郑添木是否享有讼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6民再43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陈 昊 审 判 员  肖**腴 代理审判员  刘振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陈熙隆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窗体底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窗体底端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