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申428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荣坤，男，196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思佳，云南耀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书建，男，1967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明，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乌软，女，1964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再审申请人王荣坤因与被申请人黄书建及原审被告郑乌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14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王荣坤申请再审称：原判决有关“黄书建向王荣坤出借500万元本金”的基本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判决中黄书建向法院提交的转款凭证，结合短信截屏，不足以证明黄书建向王荣坤出借500万元的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从短信登载的信息看，并不能独立的作为一份主要证据来证明这一案件事实。首先，就该短信记载的信息看系帮林体育代借，即短信记载存在申请人与案外人之间就案涉民间借贷行为可能存在代理关系，则原判决在存在该记载事实的情况下未对是否为代理行为、代理行为权利义务的归属问题均未查明，就片面的理解“今向黄书建借到人民币伍佰万元正”的借款人是发送短信的申请人本人，属于在缺乏证据证明下错误的事实认定。其次，短信记载“此款请直接汇给林水平就可以”，结合转款凭证，申请人从未收到过这笔借款。所谓“被告指定收款账户”实际是代实际借款人林体育告知被申请人的账户信息。最后，事实，双方在原判决中提到的银诚利通（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诚利通公司）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黄书建于2013年邀请申请人投资银诚利通公司，当时双方议定了股权转让款及投资款合计2,000万元，同时，黄书建作为银诚利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经营负责人，做出了投资回报承诺为每年20%，从法律关系的本质上看这一投资行为存在着明显的“借贷法律关系”的特性。在进行投资后，黄书建及银诚利通公司向申请人出具过根据实际经营状况的利润分配方案，但并未支付申请人应当获得的投资回报。与此同时，案涉的资金系由于申请人知道银诚利通的公司的这一资金渠道为案外人提供信息帮助案外人完成的借款。而2015年在申请人未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股权变更登记，其约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记载内容亦并非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黄书建利用银诚利通公司融资的这一系列操作形成了事实上将申请人的投资“借给”申请人，在赚取资金利益的同时将“投资款”变成“股权转让款”使得申请人血本无归，极大的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而原判决未对双方案涉的法律关系的实质进行查明，最终导致黄书建违法利益受到了法律保护。（二）原判决就案涉债权债务是否存在还款事实未予以查明。双方之间存在较多的经济往来，甚至在双方存在其他纠纷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还款行为的认定上均存在较为反复查明过程。在原判决做出的审理过程中，申请人认为该笔案涉借款并非发生在双方之间，故未将是否进行过还款作为主要的案件事实主张，即便如此但仍然表述过存在还款的事实。正因为申请人认为借贷关系并未发生在双方之间，还款账户亦并非申请人个人的收款账户，但就是否发生还款、还款金额、黄书建是否认可收到过还款等一系列问题，在民间借贷作为案由的案件过程中，原判决仍然应当进行认定，从而查明完整的法律事实。但原判决未对案涉债权债务是否进行还款予以查明，对于完成借款后至起诉时仍让存在500万元的借款事实的确认缺乏证据证明。（三）原判决认定保全的保函费用系由于申请人违约造成的合理必要费用，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中认定申请人承担保函费用的理由是“因被告违约引起本案诉讼，原告因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原告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原告的损失部分”。该认定缺乏证据证明。1．即便双方确实存在借款且未还款，在双方并形成书面借款借据更未就借款返还期限进行约定的情况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出借人，应当催告申请人并给与合理的还款期限。被申请人起诉要求还款并未对还款，引起本案诉讼的原因并非申请人违约，因为双方并没有“约定”，本案诉讼亦非申请人“引起”。若查明案涉借款己经偿还，则更不可能所在所谓申请人违约引起本案诉讼。2．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并非合理必要费用。首先，原判决认为黄书建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非必须以自己的财产或他人财产担保。存在多种财产保全措施的担保方式，恰为申请人认为“保函担保费”并非必要费用的理由，而原判决，错误理解了何为必要，认可了一审法院在未有法律规定必须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方式进行诉讼保全担保的情况下，仍将该笔可能支出也可能不支出的费用认为是必要费用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及证据证明。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等一系列民事诉讼程序性法律，并未将诉讼保全作为法律规定必须釆取的诉讼措施，故保全担保的费用不可能是“必要费用”。最后，对于11,160元的金额是否合理，既未审查原判决也没有进性过论证。二、原判决不准予调取的黄书建银行明细系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申请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原审法院调查收集，原审法院未调查收集的。首先，原判决认定“该账户为黄书建个人账户，账户当然为其个人所有”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无需证明的事实，且申请人在原判决的审理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账户流水作为证据的目的，也并非举证证明账户的所有权归属，而是对该账户具体使用权的确认。其次，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原判决作出了“现金为流转物”的认定。“流转物”并非法律概念，而本身案涉款项亦为银行存款并非现金。法律规定上并未“流转物”进行明确的法律定性从而确定其物的特殊属性。即便是按照原判决的含义，资金可以自由流通，其所有权的权利外观为所有权人“持有”，但本案诉争涉及到的是账户的使用权问题，账户的使用权将确定与上述权利外观不同的所有权归属，原判决作出过程中对此不予查明必然得出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结论。在市场经济的日常交易过程中，“个人名义的账户”到底是所有人的权利表征还是仅为“资金存放的工具”与其账户使用情况、走款内容密切相关。特别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即被申请人账户的状况涉及到其关联公司行为性质。在本案中，此系证明案涉借款主体这一主要事实的证据。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准许调查收集的证据系“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即法律规定“不予准许”调查收集证据申请系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存疑的问题。而原判决不予准许的理由，是在未经庭审质证的情况下，原判决直接对于证据需要证明的事实进行了否定的法律评价及认定。这使得原审判决对于双方存在不一致意见均未查明，有违民间借贷案件全面事实查明的审理原则。故，申请人认为原判决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此外，在申请人提出此笔款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其他债务之外，亦提出该笔借款为案外人林体育的借款的抗辩。对于这一抗辩，原判决在审理过程中并未这一事实进行过查明，对于黄书建与案外人林体育之间是否存在该借款关系、是否进行过还款亦未查明，导致最终判决发生错误，极大的损害了申请人的权益。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五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黄书建提交材料称，1、原审关于借款事实的认定正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并实际按指示交付借款金额。因此，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2、银城利通（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本案无关。3、王荣坤借款后未履行还款义务，也未提供还款的证明，因此，原审判决正确。4、诉讼促使的费用应由王荣坤承担。综上，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王荣坤于2013年11月24日21：20时通过手机号139××××****向黄书建发短信显示“建行昆明世纪城支行帐号：38×××13、林水平”，王荣坤于2013年11月25日以短信方式向黄书建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今向黄书建借到人民币伍佰万元正，此款是帮林体育代借；此款请直接汇给林水平就可以。借款人：王荣坤2013年11月25日”。双方对此均予以认可，争议的是双方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黄书建已按王荣坤的指示，分两次将500万元汇给王荣坤提供的帐号内，王荣坤出具欠条，因此，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王荣坤在一、二审及本次申请再审中，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借款已经偿还或者存在其他能有效改变双方借贷关系的情形。虽然王荣坤在本次申请再审中再次主张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其他债务之外，亦提出该笔借款为案外人林体育的借款的抗辩，但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有效证明其主张，故对其再审申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保函担保费问题。经审查，黄书建提起本案诉讼，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促使提供担保的形式。因此，黄书建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其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损失部分，故原告对该项诉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关于王荣坤提出其与银诚利通（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黄书建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因本案系黄书建作为原告起诉，其诉讼请求针对是2013年11月期间的500万元借款问题，即使王荣坤与银诚利通（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黄书建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之间系股权、投资及收益回报问题，应通过另案解决，且本案确定的500万元借款问题，在其另行解决中亦能作为双方之间清晰明确的往来的证据。而不能作为针对本案是否应当再审的证据来进行审查。因此，其此项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综上，王荣坤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五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荣坤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罗建华审判员  王建柱审判员  燕 妮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华书记员杨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