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07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日冲，男，1960年8月1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志红，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锦辉，男，195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强，广东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石日冲与被上诉人罗锦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8民初1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罗锦辉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罗锦辉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主张本案存在委托借名买房一事没有合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性别错误。一审判决载明上诉人系女性，但实际上上诉人是男性，从这点可以看出一审法院粗心马虎，没有严谨审慎地审理本案；2、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错误。按照民事诉讼法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被上诉人作为主张与案外人罗某存在委托关系的一方，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充分证明。一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交与案外人罗某签署的借名买房委托合同或委托书，其与罗某仅为交情一般的朋友关系，且年龄悬殊很大，其委托罗某借名购买大额不动产却未签署任何书面协议，明显有悖常理，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买房的时间错误。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案涉房屋系1990年全款购得，购买后一直由罗锦辉及妻子刘某兰管理使用”。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五（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收据）可知，案涉房产系案外人罗某于1989年7月1日通过香港新华银行支票转账至香港海涛公司支付购房款港币237500元，并非1990年全款购得；4、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付清楼款证明书出具的时间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在1990年4月11日，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确认收到罗某支付的案涉房产证手续费港币680元。待罗某付清所有购楼费用后，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向深圳市沙头角海涛花园办公室出具《付清楼款证明书》，以证明罗某己经付清全部楼款”，这个逻辑的意思是罗某在1990年4月11日之后才取得《付清楼款证明》。而实际上，本案《付清楼款证明》的证据上根本就没有落款时间，在香港海涛公司于1989年7月收齐楼款之后便出具了付清证明。因此，一审法院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证据形成时间的情况下主观猜测，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5、被上诉人申请出庭的几个证人之间的证词互相矛盾，一审法院认定证人的证言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付清楼款的事实严重错误。证人刘某兰为被上诉人的配偶，其证言的证明力不足以采信，且刘某兰与被上诉人以及陈某之间的说辞都不一致、互相矛盾。而证人陈某的证人证言是否予以采信，一审法院事实上并未予以认定。一审法院仅仅凭借一个错漏百出的证言，认定案外人石某和收取了被上诉人的钱即导致借名买房这个事实成立，这是是非不分。本案争议房屋的购房款根本就不是石某和所支付，也非现金支付，而是罗某本人支付，是在香港新华银行以支票支付；6、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缴纳争议房屋水电物业费一事不属实。证人刘某兰工商银行账户的扣款记录与法院调取的水费打印清单及用户水费清单、南方电网电费通知单、电费发票的数据经过详细比对，刘某兰缴费的费用清单与其扣款记录、与水务电力公司出具的发票无一相符。由此可见，证人刘某兰向法庭做了虚假陈述；7、本案没有证据证明1990年至2004年期间争议房屋由被上诉人在管理使用。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本人或其配偶刘某兰在1990年至2004年间，实际占有、使用、管理案涉房产，一审法院认定购买后房屋的使用情况与事实不符。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举证责任适用错误，罗某向被上诉人借款的证据不在罗某手中，该证明责任也不是上诉人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未提交罗某向刘某兰借款的任何证据”，这是强人所难，即使有借条，罗某出具的借条根本就不在自己的手里，刘某兰与被上诉人为了达到侵占房屋的目的，矢口否认借款的事实，如果不是借款，刘某兰又如何能持有全部购房的合同原件？一审法院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委托手续，仅仅有一个满口谎言的证人指证将钱给了案外人石某和，就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委托借名买房成立，却无视正常的逻辑、要求上诉人提交借款的证据，这明显有失公平；2、案涉房屋1990年至2004年期间，争议房屋没有人在实际使用，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己故死者在实际使用房屋是举证责任倒置，适用举证责任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也不能证明1990年至2004年期间系被告母亲罗某在管理使用案涉房屋”，上诉人已经向法庭陈述，房屋购买之后一直无人居住，一审法院却要求上诉人拿出证据证明己故母亲在管理使用案涉房屋，这明显是强人所难。而相反，一审法院却可以认定房屋自购买后一直由被上诉人及妻子刘某兰管理使用，本案根本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证明这一事实；3、上诉人的母亲没有立遗嘱不意味着被上诉人可以取得房屋所有权，上诉人几个兄弟完全可以根据继承法进行法定继承。案涉房产的房产证载明，该房产系上诉人的母亲罗某所有，这一事实不需要在罗某去世之前通过遗嘱的形式再次加以确认。上诉人系合法继承人，在其他继承人愿意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将母亲的遗产通过合法的手续继承下来，而一审法院罔顾事实真相，必然得出错误的判决；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存在委托关系而适用《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三条，属法律适用不当。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曾经以委托人身份委托罗某借名买房，案涉房产买卖合同的原件等材料由被上诉人保管，仅为罗某向刘某兰借款之担保，并承诺由刘某兰收取租金偿还借款本息，并不能因此认定被上诉人与罗某存在委托与被委托的法律关系，本案不适用《合同法》有关于委托之法律规定；5、本案一审原告以“返还原物纠纷”案由起诉，其根本未提到委托合同纠纷。一审原告的起诉状载明，案由为“返还原物纠纷”，其在庭审中未修改起诉的案由，也未提到要适用《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法律条文，一审法院帮其修改案由、确定新案由、帮其适用未提及或引用的法律规定，实际已经扮演了原告的角色，其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公平的底线。三、纵观全案，本案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争议房产属于罗某个人财产，上诉人具有合法的继承权且己经合法取得争议房产的所有权。1、被上诉人罗锦辉诉状中称借名买房是为了兄弟罗水金、罗树宁将户口迁移至深圳，这不是事实。理由如下：首先，被上诉人罗锦辉与刘某兰是1984年9月结婚的，刘某兰在1984年结婚当时己经是深圳户口，且己经购买了自住房屋，罗锦辉为了将兄弟的户口迁移到深圳，完全可以迁移至其配偶的户籍地址，或者迁移到自己名下的房产，而不需要等到1989年借罗某的名义来买房来实现这一目的，罗某借住址给罗锦辉的兄弟落户、与罗锦辉之妻借户籍地址给其兄弟落户，哪个方法更为简单更为容易，显而易见。其次，根据《购楼认购表》上载明的内容证明，海涛花园地块限制了销售与转让的对象，海涛花园面向的客户都是港澳台同胞或者华侨，并且认购表也规定将来转让也只能转让给港澳台同胞及华侨，罗锦辉当时完全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用罗氏兄弟自己的名义去买房子办理落户，或者将兄弟户口落到其配偶或者自己的房产名下，而没有必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借一个香港老太太的名义买房子落户口，将来还被限制转让。如果政策不改变，房子永远也不可能落到自己的名下，而罗锦辉偏偏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这显然不具有常理。况且本案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罗锦辉确认了，其诉状中所称的兄弟罗水金、罗树宁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兄弟，而是远房亲戚，被上诉人罗锦辉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为远房亲戚落户一事，根本违背常理；2、在1989年香港人买房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不是事实。被上诉人罗锦辉主张，当年罗某因为香港户籍，购买房产享受优惠政策。这个优惠政策显然是不成立的。从公证的购房合同最后一页可以清楚的证明，因为罗某是一次性付清全部楼价款，可获得售价的95折优待。也即是说，罗某获得了优惠，是因为一次性支付楼价款，而不是因为香港户籍这个原因。所以，罗锦辉主张借香港人罗某的名义买房有优惠这完全不是事实；3、案涉房屋是罗某在香港用个人银行账户开具个人支票，支付给香港的地产代理公司的。《商品房住宅买卖合同》第一页载明海涛花园是三方发展商委托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在香港出售，第二页载明收款的银行是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地点在香港。结合罗锦辉提交的《认购表》显示，认购表是罗某的儿子石某和代签，签订的日期是1989年7月1日，认购表也载明签署认购表的同时必须附同银行本票，本票以“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名义抬头交付。结合证据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正张，在1989年7月1日，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当日收到罗某的一张支票，由香港新华银行开具的号码为47530号个人支票支付。这充分证明争议的房产是罗某的儿子石某和在香港签订的认购书，并且当日以银行支票方式一次性在香港付款给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的。罗锦辉主张房款是由其支付，在1989年7月的历史背景下，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再者，罗锦辉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支付了购房款，证人陈某所述情况与罗锦辉本人所述情况差异很大，错漏百出，其根本不足以证明支付了购房款；4、案涉房屋的购房原件之所以在刘某兰手里、案涉房屋之所以是刘某兰在管理，这完全是基于债权的担保、债权的实现，而非基于物权。自2004年开始，刘某兰受托打理并收取案涉房屋的租金，持续有十多年，这是因为罗某之前有向刘某兰借款，以租金收入抵借款本息，这种基于债权的管理权与收益权并不能等同于物权，也不能因为十多年的管理行为就取得了物权。刘某兰提交水电费的发票与其提供银行扣款记录没有一个数据可以相互印证，只能说明水电费实际是租客缴纳。退一万步说，就算这十多年是刘某兰在缴纳水电费，这也不能基于一个缴费水电费的行为就取得了案涉房屋的物权；5、整整29年的时间，被上诉人罗锦辉从未向罗某及其子女主张过物权，可见其不是真正的权利人。案涉房屋自1989年7月1日由罗某出资购买，直至2018年被上诉人罗锦辉起诉时历经整整29年的时间，期间罗锦辉从未向罗某及其子女主张过物权，也从未要求过罗某立下遗嘱案涉房屋将由罗锦辉继承，并且罗锦辉与罗某非亲非故，双方之间无书面协议，罗某年长罗锦辉近30岁，罗锦辉难道从来不担心罗某年迈辞世之后无法主张物权、无法过户、无法继承给他吗？可见，罗锦辉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房屋所有权人，其在得知罗某过世之后便来起诉，其根本目的就想借机侵占罗某的遗产。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罗锦辉无任何实际证据证明其曾交付购房款给罗某、无任何实际证据证明其曾书面委托罗某借名买房，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罗锦辉与罗某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认定购房款由被上诉人支付、争议房屋自购买后一直由被上诉人及其妻子刘某兰在管理和使用，这根本不是事实，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辩称，一、本案一审认定“罗锦辉与罗某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维持。一审判决中的“本院认为”部分已根据被上诉人罗锦辉提供的确实充分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认定本案罗锦辉与罗某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说明了理由。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社会公众的公平正义观、是非观。房屋产权证书是房屋产权的重要凭证，产权人一般不会随意交给他人。而本案中所有的购房合同、公证书、房产证及上诉人母亲罗某与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产住宅买卖合同》公证书的公证费收据、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房款收款收据、付清楼款证明书、房产证办证及手续费收款收据等票据原件均由被上诉人罗锦辉方保管，并且房屋由被上诉人罗锦辉及其妻子刘某兰长期占有、支配、使用、收益，缴纳水电费、物业费。上诉人石日冲称系因其母亲罗某向罗锦辉妻子刘某兰借款才把所有资料及房屋用于担保，该行为明显有悖于常理，违背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和做法；二、上诉人石日冲主张其母亲罗某与被上诉人罗锦辉的妻子刘某兰存在借贷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石日冲主张“2003年其母亲罗某向原告妻子刘某兰借款10万元，故于2004年将案涉房产交付刘某兰出租，购房时的全部原件系用于担保”属于新的、与本案没有实际联系的事实，上诉人应当予以举证证明，但上诉人石日冲未提交其母亲罗某向刘某兰借款的任何证据，也不能证明1990年至2004年期间系由其母亲罗某在管理使用案涉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上诉人的该主张纯属虚构，毫无事实根据；三、本案一审判决于法有据，于法应当维持。一审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并且罗锦辉与罗某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案涉房屋系被上诉人罗锦辉委托上诉人石日冲母亲罗某以其名义购买并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石日冲将案涉房屋过户至被上诉人罗锦辉名下，于法有据，合法合理。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第十九条第一款“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由此可知，登记只是物权的公示方法，在于把既有的权利或物权状态公之于众，它具备的仅仅是物权的正确推定效力，并不能真实体现物的归属情况，当实际购买人有足够证据证明房屋归其所有时，就不能根据登记来判断所有权的归属，而应认定实际权利人为房屋所有者。因此，不能简单的认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与变更均来源于登记行为，也不能简单的凭不动产登记在谁的名下，就能直接认定所有权的归属。本案是在没有限购政策的情况下，法院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回归权利的真实状态，确认被上诉人罗锦辉对房屋享有所有权，并要求上诉人石日冲将案涉房产转移过户至罗锦辉名下。罗锦辉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石日冲立即将位于深圳市盐田区（市场价约人民币320万元）过户到原告名下；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石日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9年7月1日，被告母亲罗某向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署《深圳市沙头角海涛花园购楼认购表》，表明欲购买海涛花园第48幢3楼D单元房产。当日，香港海涛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罗某支付的港币237500元。1990年3月12日，罗某与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产住宅买卖合同》，主要内容为罗某自愿购买案涉房产，香港海涛公司于1990年8月31日前将该房产交付罗某使用，售价为港币237500元。当日，罗某与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前往深圳市公证处对上述买卖合同进行公证。同年4月11日，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确认收到罗某支付的案涉房产证手续费港币680元。待罗某付清所有购楼费用后，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向深圳市沙头角海涛花园办公室出具《付清楼款证明书》，以证明罗某已付清全部楼款。后罗某将案涉房产交付给原告及其妻子使用、管理，并将案涉房产所有的购房合同、公证书、房产证及被告母亲罗某与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产住宅买卖合同》公证书的公证费收据、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房款收款收据、付清楼款证明书、房产证办证及手续费收款收据等票据原件均由原告保管。自2004年8月17日开始，案涉房产曾出租给案外人梁辉、唐光华、刘亚木、毛秀娟等人并分别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为人民币800元至2500元不等。在案涉房产租赁期间，均由原告妻子刘某兰以自己的名义收取房租，并负责支付水费、电费、电信费、物业管理费等费用。另查明，原告与刘某兰于1984年9月22日登记结婚。2018年3月27日，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作出（2018）深罗证字第8521号公证书，证明的主要内容有：罗某系被告母亲；罗某的子女有被告、石某和、石健超、石海兵、石珍；罗某于2014年10月10日在香港死亡，生前未立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石某和、石健超、石海兵、石珍均表示自愿放弃对案涉房产的继承权；案涉房产由被告一人继承。在庭审过程中，证人陈某出庭作证称案涉房款系原告实际支付，并陈述了当时房款交付情况及房屋购买过程。以上内容有深圳市沙头角海涛花园购楼认购表、商品房产住宅买卖合同、租赁合同、（2018）深罗证字第8521号公证书、结婚证、证人陈某证言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为：原告与被告母亲罗某之间是否存在关于借名买房的委托合同关系。原告主张案涉房屋系委托被告母亲罗某以其名义购买，实际购房人为原告；被告不予认可，认为案涉房屋就是被告母亲罗某出资购买。一审法院认为，从已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案涉房屋系1990年全款购得，购买后一直由原告及妻子刘某兰管理使用，所有的购房合同、公证书、房产证及被告母亲罗某与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产住宅买卖合同》公证书的公证费收据、香港海涛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房款收款收据、付清楼款证明书、房产证办证及手续费收款收据等票据原件均由原告保管。原告也申请了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明案涉房款交付情况及房屋购买过程。对于如何合理解释案涉房产全部证件及票据等原件存放于原告处及案涉房产一直由原告管理使用问题，被告称2003年其母亲罗某向原告妻子刘某兰借款10万元，故于2004年将案涉房产交付刘某兰出租，购房时的全部原件系用于担保，但是被告未提交罗某向刘某兰借款的任何证据，也不能证明1990年至2004年期间系由被告母亲罗某在管理使用案涉房屋，且在罗某去世时并未立遗嘱将案涉房屋归为其自己的财产。故综合分析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诉辩意见，案涉房屋系原告委托被告母亲罗某以其名义购买并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采纳原告的意见。在受托人罗某已去世、被告将案涉房屋转移至其自己名下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将案涉房屋转移过户至原告名下，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石日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沙头角海涛路海涛花园48栋3D房产转移过户至原告罗锦辉名下。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4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由被告石日冲负担。原告已预交上述费用，一审法院不予退回。被告石日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的费用迳付原告罗锦辉。二审中，石日冲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两张罗某的照片（拍摄于1989年），证明罗某当时的身高、外形与证人陈某在一审庭审中的描述并不相符，故证人陈某的证言不属实；证据2、1990年港币与人民币兑换的汇率表（网上打印件），已于一审庭审后提交，证明当时的汇率与罗锦辉所描述的相距甚远，故罗锦辉一审中陈述的汇率兑换主张不属实。罗锦辉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对证据1两张照片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该两张照片与本案没有关联，石日冲以此证明陈某的证言不属实是没有根据的；2、关于汇率问题，与本案也没有关联，因为还存在一个民间港币对人民币的市场价，而且时间过了这么久，真正经手的人才清楚，石日冲以汇率来说明罗锦辉的陈述不真实是没有根据的。本院认证意见：石日冲二审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均在一审期间早已形成，也不存在不能收集或其他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的情形，但其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亦未能对逾期举证作出合理解释说明；其次，石日冲二审提交两张罗某的照片并未显示具体拍摄日期，是否形成于1989年存疑，且证人陈某与罗某见面距今已有三十年，证人陈某在一审庭审中对石日冲提问罗某的相貌也表示记不清了，故不能仅凭证人陈某对罗某当时的身高、外形描述不准确而否定其全部证言的真实性；再次，罗锦辉在一审庭审中解释其所描述的汇率是指黑市汇率而非公共兑换，故不能以其陈述与官方网上公布的汇率不一致而认定罗锦辉的陈述不属实。综上，石日冲因自身原因导致逾期举证，且相关证据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委托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罗锦辉与罗某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在借名人与被借名人未签订借名买房书面协议的情况下，应综合考量案涉房产由谁出资购买、购房合同和房产证及相关资料原件由谁保管、案涉房产由谁实际控制、借名买房的原因及合理性等因素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本案中，首先，借名人出资是借名买房关系成立的基础。罗锦辉一审中本人到庭陈述了其1989年兑换港币现金在深圳办公室交给罗某的大儿子石某和代为带到香港交付给开发商的具体过程，也举证证明了当时购房是石某和到香港开发商处代签认购表、代交购房款，同时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实罗锦辉在深圳办公室将港币现金交给石某和的事实，能够初步证明购房资金来源于罗锦辉。石日冲则主张案涉房产系其母亲罗某用香港新华银行原有存款出资购买，但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案涉房产系二十多万港币一次性付款购买，而石日冲一审庭审中也表示罗某当时是近60岁的家庭主妇、没有工作，故其出资能力存疑。石日冲在一审庭审后虽提交了石某和在香港出具的书面证言否认案涉房产系由罗锦辉出资，但石日冲提交该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且证人石某和未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要求；其次，在借名买房纠纷中，是否持有购房合同、房产证等证据资料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虽然案涉房产原登记在罗某名下，但所有的购房合同、房产证等证件资料原件甚至包括手续费收据等票据原件均一直由罗锦辉保管。石日冲辩称其母亲罗某2003年曾向罗锦辉的妻子刘某兰借款10万元才交付全部原件用于债权担保，但未能向法院提供借款或还款的任何证据证明确实双方存在借款的事实，且如果是债权担保通常也仅交付房产证，不会将购房合同及相关票据原件全套交给债权人；再次，借名人是否实际控制诉争房产，是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合意的要素之一。根据罗锦辉一审中提交的租赁合同书、刘某兰的银行流水、物业费及水电费缴款凭证等证据，可以共同证明案涉房产长期由罗锦辉、刘某兰夫妻管理使用，出租期间均系刘某兰以自己名义收取房租并交纳相关费用。石日冲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石日冲主张案涉房产交由对方管理使用及收取租金也是基于其母亲罗某2003年向刘某兰借款所作的担保，但如上所述，石日冲并未举证证明罗某与刘某兰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且根据罗锦辉一审中提交的委托银行代收物业费、水费、电费和电话费合同书等证据，刘某兰早在1998年就为案涉房产办理了相关费用银行托收事项，石日冲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最后，借名人应对借名买房的原因作出符合常理的解释。罗锦辉主张当时借名买房的原因是案涉房产所在小区仅面向港澳台人士或华侨出售并配有迁入户口指标，其当时是为将亲戚罗树宁、罗水金的户口迁入深圳才借用罗某香港人身份和名义购买案涉房产，并提交了户籍资料、暂住人口资料及驾驶证等证据证明罗树宁、罗水金曾于1993年迁入在案涉房产所在地址落户，故罗锦辉主张借名买房的原因亦未明显违反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至于石日冲提出罗锦辉为何二十多年来一直未要求将房产过户回其名下的问题，罗锦辉辩称系基于其与罗某好朋友之间的信任关系，且案涉房产一直由罗锦辉控制和管理，直到2018年发现石日冲在罗某去世后通过继承将案涉房产过户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物归原主。此外，石日冲反映一审判决对其性别记载错误，一审法院已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8）粤0308民初1488号之一民事裁定对该笔误予以补正。石日冲另反映一审法院代替当事人修改案由，经查罗锦辉起诉时列明的案由为返还原物纠纷，但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于2019年7月30日提交书面材料申请将案由变更为委托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有权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案由。因此，综合全案证据整体分析，罗锦辉主张其与罗某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并据此判决石日冲应将案涉房产过户至罗锦辉名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400元，由上诉人石日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乐  乐审判员 李    原审判员 许  海  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谢靖颖(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