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29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常熟路**。负责人：陈雪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江苏圣典（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明，男，1967年7月1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雅丽，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建明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苏0612民初8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我公司不承担赔付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建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部分事实未查清。本案驾驶员王某甲仅因微小损伤即离开了现场去了上海，且王建明一方未在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向我公司报案。一审法院未查清车辆的损失。王建明提供的车损证据系江苏娄江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公估报告，该鉴定是王建明单方委托形成，我公司没有参与，公估报告中的照片是拍摄于修理厂。该事故车辆已经离开了事故现场，照片也不是拍摄于警方指定停车场。现其证据不能证明鉴定的车辆损失与发生事故的即时损失的同一性，即本案的公估报告与事故造成的损失没有相关性。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我公司抗辩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本条款是法律规定，应直接适用。而一审法院认为该条款作为保险合同条款需要进行提示，我公司认为需要提示的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中的“法律”应理解为除我国保险法之外的法律，否则会发生保险法条款之间的冲突，破坏整部法律的逻辑一致性。另外根据一审法院引用的司法解释，也只是对法律对应条款的解释而不能理解为对整部法律的重构。王建明辩称：案涉驾驶员王某甲并非仅受微小损伤，其当时有昏倒的可能，故及时就医符合法益的选择。平安财险上海公司称本人未在48小时内报案，不符合事实。关于车辆损失，已有公估报告佐证，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对此如有异议，应提起重新鉴定，但其在几次庭审过程中均未申请，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应承担不利后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建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给付保险理赔款53307元及公估费2665.3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沪Ｎ×××**号小型轿车为王建明所有，登记时间为2016年9月。2017年7月10日，案外人王某乙（王建明的儿子）通过电话投保的方式为该小型轿车在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损失保险（含不计免赔）。保险期间自2017年8月4日0时起至2018年8月3日24时止。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为253612元，第三者责任保险为100万元。保险单中记载的被保险人是王某乙。该保险系该车的第二次保险。2018年4月29日23时14分左右，案外人王某甲（王建明的妻子）驾驶沪Ｎ×××**号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至南通市通州区东社镇平海公路盘西桥路口左转弯时，该车右侧中部与由东向西案外人成某驾驶的苏Ｆ×××**号小型轿车前部发生碰撞交通事故，造成双方车辆不同程度损坏。2018年6月6日，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事故发生后，王某甲报警后离开现场，于2018年5月2日到公安机关；根据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检验鉴定、视听资料等证据分析，王某甲驾驶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观察路面动态不够，左转弯时未让直行的车辆优先行，遇情况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王某甲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成某不承担事故责任。2019年1月3日，王建明单方委托江苏娄江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事故车辆损失进行评估，该公估公司于当月20日作出《沪Ｎ×××**比亚迪车辆车损公估报告》，确定维修金额为53307元。该维修费已经实际支付。王建明支付评估费2665.35元。2019年1月14日，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一章第八条第二款“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任”之规定，就案涉车损做出《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认为案涉车损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不能予以赔付，并通知了王某乙。本案审理中，经王建明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对案涉投保单上投保人签字栏落款处“王某乙”签名是否系王某乙本人所签进行了鉴定。该所作出的金陵司法鉴定所〔2020〕文鉴字第20号《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结论意见是检材案涉投保单上投保人签字栏落款处“王某乙”签名字迹与样本王某乙的护照原件、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原件、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抵押借款合同原件、个人住房抵押借款合同原件、取样时间为2020年1月14日的《笔迹鉴定取样表》原件的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王建明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即王建明对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是否依法享有求偿权？二、王建明主张的沪Ｎ×××**号小型轿车的事故损失数额有无依据？三、若王建明诉讼主体适格，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王建明所举证据是机动车保险单、王某乙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王建明认为，保险单记载其为沪Ｎ×××**号小型轿车的车主。根据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其属于案涉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结合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在庭审中自认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十五条约定，被保险人有权向保险人索赔，故其主体适格。王建明还认为王某乙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了投保人王某乙同意将案涉保险合同的受偿权转让给其。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对此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王建明不能据此达到证明目的。保险单中，被保险人为王某乙，而不是王建明。另外，从我国保险法相关司法解释看，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侧重的是对事故发生时保险利益所作的规定。王某乙在事故发生时对本案的事故车辆并无保险利益，而王建明又不是案涉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故王建明不具有向其主张理赔的法律依据、合同依据。一审法院认为，王建明的诉讼求偿主体适格。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案涉保险单记载，王建明是案涉车辆车主，王某乙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二人系父子关系。王某乙作为家庭成员也是案涉车辆的合法使用者，对该车享有现实利益，这种利益在案涉事故发生时仍然存在。且王某乙表示车辆维修费用系王建明支付，并同意将案涉车损理赔款归王建明所有，故王建明作为受让方可以向平安财险上海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关于争议焦点二，王建明举证如下：车辆维修明细表（含说明一份）、车辆公估报告、汽车修理发票、公估费发票，以证明其所主张的案涉车辆受损后进行公估、车辆损失53307元及公估费2665.35元的事实。平安财险上海公司质证认为，公估报告是王建明单方委托而形成，在其公司对该车辆的具体损失没有认可的情况下，则无法确定车辆损失。公估报告中的照片并非拍摄于事故现场或者警方处理事故车辆的停车场，因而与车损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王建明主张的案涉事故车辆损失可以认定。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对案涉车辆于2018年4月29日发生事故并受损的事实并无异议，其作为保险人应及时对案涉车辆定损，否则就应承担后果。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于2019年1月14日向王建明发出了《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该通知书中明确，经审核案涉车辆损失共95577元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现王建明单方委托公估的报告中确定的车损53307元低于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在通知书确定的损失金额。江苏娄江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案涉车辆做出的公估报告详细列明车物定损单并附有事故车辆受损照片,对损失评估作出的结论,与车辆维修费发票金额相吻合。故王建明所举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其事故车辆损失费为53307元，支付公估费为2665.35元。关于争议焦点三，王建明举证如下：证据1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十五条。王建明认为，该证据系平安财险上海公司自认的合同条款，对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具有合同约束力，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应当依约向王建明理赔。证据2是公安交警对有关人员进行的询问笔录，包括2018年5月8日对成某的询问笔录，2018年6月11日对张某的询问笔录、2018年5月28日对盛某的询问笔录、2018年5月24日对顾某的询问笔录、2018年5月21日对徐某的询问笔录、2018年5月24日对秦某的询问笔录。王建明认为该组来源于公安交警事故档案的证据，证明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拒赔的理由不成立。交通事故认定书已认定了事故发生的原因，不存在王某甲酒后驾车的情形。证据3是王某甲的门诊病历、成某的情况说明。王建明认为这两份证据能证明事故发生后，案外人王某甲先报警，后因身体不适、医保卡等材料在上海而去治疗的事实，进一步证明王某甲当时是为了避免本次交通事故产生更不利的人身伤亡的后果采取的合法措施。证据4是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投保单投保人签字落款“王某乙”的签名并非王某乙本人的签名，进一步证明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并没有向投保人、被保险人进行明示，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不产生约束力。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就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一方面由于案涉车辆驾驶员王某甲在事故发生后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另一方面由于在2018年4月29日晚上保险事故发生后的48小时内，王某乙、王某甲、王建明均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其公司，而在2018年5月2日12时27分53秒才通知其公司，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难以确定，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的第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十条第四项关于保险人的免责条款，王建明不应得到理赔。对证据2的证明力存疑，理由是相关人员均系王某甲的亲戚朋友。对证据3无法发表质证意见。王某甲的门诊病历反而证明其离开案发现场至上海治疗的事实，系违反常理的行为。成某的情况说明达不到王建明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中，成某称王某甲当时“好像没有喝酒”，按常理理解则王某甲也有可能喝酒。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如果王某乙没有在相应的投保单上签字，保险合同就未成立，因而该证据不能达到王建明的证明目的。沪Ｎ×××**号小型轿车于2017年8月4日向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投保，系该车购买后的第二次保险，据此可以推定王某乙知道相应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不可能投保人每次投保时都要进行相应地提示。一审法院认为，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主张其应当免责和保险合同不成立的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关于王某甲是否酒后驾车、弃车逃逸而离开事故现场的问题。从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看，交警部门作出的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分析事故发生原因、确定王某甲责任承担时，未认定王某甲存在酒后驾车、弃车逃逸情形。从相关案外人接受交警部门询问时的陈述看，秦某、徐某、顾某三人关于王某甲在事故后通知他们到达现场，王某甲自感头晕、胸闷而被秦某接离现场准备去当地人民医院就医，顾某在事故现场等待民警到达后帮王某甲处理事故等陈述稳定，这与成某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该些证据可以证明事故发生后，王某甲因身体不适离开现场去就医，离开时由其朋友顾某留在现场等待处理事故有关事项，故不能认定王某甲弃车逃逸而离开事故现场。秦某、徐某、顾某、张某均陈述王某甲当晚没有喝酒或没感觉到王某甲喝酒。成某在情况说明中陈述王某甲好像没喝酒，在接受交警部门询问时陈述又感觉到王某甲喝酒，存在矛盾，且成某是案涉交通事故的一方当事人，与事故责任的认定有利害关系。综合前述交警部门的调查情况，结合王某甲到其医保地上海治疗的事实，本案中不能认定事故当晚王某甲系酒后驾车。其次，关于王建明方是否及时报险的问题。平安财险上海公司陈述接到报险的时间具体明确，王建明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曾早于平安财险上海公司陈述的时间，故可以认定王建明一方报险的时间为2018年5月2日12时27分53秒，此时距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已超过60多个小时。参照《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的内容，王建明在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后报险，可以认定其未及时报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未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限制，即投保人方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履行及时通知义务，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保险人仅能对无法确定的部分免责。本案中，已能够确定案涉车辆损失，保险事故原因是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且该事故并非王某甲故意造成。再次，关于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免责条款说明、提示义务以及相应法律后果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即法定禁止性情形纳入免责条款的，保险公司负有提示义务，否则该免责条款应当被认定为不生效。本案中，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主张免责条款源自于投保单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但是投保人王某乙否认该字迹系其本人所签，并称未收到该条款。本案审理中，对案涉车投保单上“王某乙”的签名鉴定，并非王某乙所签，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也未能举出能够证明其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其他证据，故其提出的免责理由不能成立。另关于王某乙没有在案涉投保单上签字，保险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投保单上的“王某乙”并非王某乙本人所签，能证明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对免责条款未尽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但不能据此得出案涉保险合同不成立的结论。事实上，案涉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也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该单上记载了投保车辆、投保人、被保险人和车主信息，并明确约定了机动车损失保险险种、保险标的、保险金额、保险费、不计免赔事项和保险期间等保险合同内容，王某乙已在案涉保险单生成前交纳了全部保险费，故案涉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当负有保险理赔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王建明的诉讼主体适格，有权向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主张理赔，其所主张的事故车辆损失费53307元、公估费2665.35元有据可证。平安财险上海公司提出的免责、保险合同未成立的理由不能成立，对王建明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判决：平安财险上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建明赔付保险金53307元、公估费2665.35元，合计55972.3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0元、鉴定费2180元，由平安财险上海公司负担（王建明均已预交）。其中，鉴定费2180元由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时直接给付王建明。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案涉车辆损失应当如何认定；2.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应否承担案涉车辆损失赔偿责任，其主张的免责事由能否成立？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王建明在本案诉讼之前委托江苏娄江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沪Ｎ×××**号车辆损失进行公估，该公估公司对车辆拆解、勘查，并经过市场询价，最终确定维修费用为53307元。平安财险上海公司认为此次公估未通知其参与，且相关照片系拍摄于修理厂，不能证明与案涉事故损失的相关性。但从该公估报告中的照片可清晰看出车架号及车牌号，能确定系案涉被保险车辆；从车辆外观照片可看出车辆右侧中部受损，与案涉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事故发生经过的记载相吻合。王建明提供的汽车修理发票金额与公估结论也一致，足以证明案涉车辆发生损坏并进行了维修，王建明一方已经实际产生了相应的损失。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如对该公估报告结论不服，有权申请重新鉴定，但其一、二审均未申请，而是仅作口头抗辩，并不足以推翻该公估结论。一审采信该公估报告，并据此认定案涉车辆损失金额，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据此，投保人一方违反及时通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有三个条件：一是投保人一方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及时通知义务的情形，二是该未及时通知行为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三是保险人仅对损失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平安财险上海公司认为事故发生后驾驶员王某甲离开现场，且王建明一方未及时报险，导致事故无法查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其不应承担保险责任。就此本院认为，尽管王建明一方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即向保险公司报案，但案涉事故发生经过、原因、损失程度均已查清，且该起事故系碰撞，属车辆损失保险责任范围，平安财险上海公司应当依约履行保险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平安财险上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丽云审 判 员 张 敏审 判 员 王作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牟森琳书 记 员 周文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