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16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中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河下镇河平路****1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4MA37W5KB43。 法定代表人：沈文中。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冠军，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敏，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昌市华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郊区罗家镇竹山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1650612X6。 法定代表人：魏正根。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新生，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华，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沈文中，男，196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职业：江西中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河南省镇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冠军，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敏，湖南五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淑清，女，1963年6月6日出生，汉族，职业：江西中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上诉人江西中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昌市华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2020）赣0111民初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询问当事人等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诉讼标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电煤合作协议》约定的交易模式是：上诉人采购上游煤矿原煤的资金由被上诉人垫付；被上诉人向下游电厂销售的电煤由上诉人提供。本案被上诉人追索的8134417.98元资金，是被上诉人垫付原煤采购款与电煤销售款之差。原审判决上诉人应当承担该8134417.98元货款返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根据《电煤合作协议》第四条第2项约定：“甲方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与网银须全部交由乙方负责人保管及管理，并双方约定该全部印章只能用于本合作的业务范围内使用”。在整个交易期间，上诉人实际上由被上诉人控制，每一笔原煤采购资金从被上诉人账户汇入上诉人账户，然后又从上诉人账户汇入上游煤矿账户，都是由被上诉人操作的。在被上诉人与下游电厂的电煤销售合同关系中，上诉人只负责将电煤送到电厂，无法染指电厂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即从原煤采购资金的支出，到电煤销售货款的回笼，全部在被上诉人控制之下，上诉人绝无挪用货款之可能。（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华成与中安公司所有款项支付明细表》（被上诉人证据五）中“付货款”52741093.25元，仅证明被上诉人该资金流入了上诉人账户，不能证明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了上游煤矿原煤采购款，比如有一部分资金又从上诉人账户转入了被上诉人员工李丹账户等。由于整个交易期间被上诉人控制了上诉人的账户，他们是否利用该账户从事其他贸易或者“走账”活动，上诉人无法控制。即该52741093.25元资金不能当然认定为货款。（三）由于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与下游电厂电煤买卖合同的当事方，无法知晓被上诉人应当从下游电厂收回多少电煤销售款，已经收回多少，还有多少没有收回，是什么原因没有收回，《华成与中安公司所有款项支付明细》表中“收款”45965006.88元只是被上诉人单方面的记载，不一定与事实相符，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电煤销售款已经全额收回。（四）原判决既然认定：“故该协议虽名为合作协议，实为预付货款的买卖合同，双方应为买卖合同关系”（原判决书第9页）。那么，被上诉人就应当举证证明他们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多少货款，上诉人应当提交多少吨电煤，已经提交多少，尚差多少没有提交。然而，原判决在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并没有查明被上诉人支付了多少货款，上诉人应当提交多少电煤，而是在被上诉人汇入上诉人账户资金是否全部系货款和被上诉人从下游电厂应当回笼多少电煤销售款都没有查明的情况下，照抄被上诉人起诉状上的金额。如此判决，逻辑上不成立。二、数量问题。（一）上诉人与上游煤矿原煤采购合同是经被上诉人审查同意了的。（二）原煤品位是经被上诉人的业务人员实地抽样检测了的（一般在70%左右），否则，他们不会付款。（三）每一批次原煤能洗出多少电煤，被上诉人也是清楚的。（四）原审中，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应当供应多少电煤，已经供应多少，还差多少。因此，原判决认定“中安公司理应向华成公司提供足额数量的煤炭运送至需求的第三方，其未足额供应货物已构成违约”（原审判决书第9页）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三、价款问题。原审判决认定“中安公司尚未返还的预付款金额为……8134417.98元”（原审判决书第10页），是照抄被上诉人提供的《华成与中安公司所有款项支付明细》表，明显是错误的。（一）该《华成与中安公司所有款项支付明细》表是被上诉人单方面制作的，上诉人没有签字盖章确认。（二）上诉人的义务是将电煤送至电厂，其价款是被上诉人与电厂之间的买卖合同约定的，上诉人无权干预。（三）电厂认定收到了多少电煤？与上诉人实际送货数量是否相符？三方并没有对账，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也没有提供证据。（四）被上诉人应当从电厂收回多少货款？已经收回多少货款？还有多少货款没有回笼？上诉人一概不知道，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没有提供证据。四、亏损原因。本项目供应给电厂的电煤数量没有达到预期，导致回笼的货款少于支出的成本，形成亏损，完全是被上诉人违约造成的，其责任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一）2019年8月16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二）》（被上诉人证据四）约定在2019年9月25日前被上诉人支付“上站费用及铁路运费约1000万元”、“采购副产品约35000吨，需要资金约1200万元”，共计2200万元。然而，被上诉人在2019年8月30日至9月24日之间仅付款13039721.61元（被上诉人证据五），比合同约定少900余万元，严重违约。（二）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沈文中自2019年8月份开始，一直在向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魏正根发短信，催其支付货款购买煤泥（副产品）（上诉人证据二、三、四）。由于被上诉人拒绝支付货款，导致严重后果：一是上游煤矿不同意发货，上游煤矿的原煤优质部分被别人拉走，剩下的原煤出煤率大大下降，洗煤损耗达到50%以上；二是没有煤泥副产品掺入，数量无法增加，最后不得不将洗出的精煤直接发送给电厂。所以，本项目亏损是因为电煤销售价款与原煤采购价款之间的差额不足以覆盖洗煤损耗，而这一切都是被上诉人一手造成的，其亏损应由被上诉人负责。五、发票问题：本项目增值税发票开票流程是：第一步，上诉人向上游煤矿采购原煤，支付货款（由被上诉人代为垫付），上游煤矿向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第二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采购电煤，支付货款（在第一步中已支付），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第三步，电厂向被上诉人采购电煤，支付货款，被上诉人向电厂开具增值税发票。由于被上诉人没有按时向上游煤矿支付货款，上游煤矿以此为由拒绝开具部分发票。上诉人在没有收到上游煤矿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没有进项发票作抵扣的情况下无法给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否则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然而，原判决再次照抄被上诉人起诉状，认定“中安公司……应再向华成公司开具……20374721.99元的煤炭购销增值税发票”，明显罔顾事实和法律。六、原审程序问题：2020年3月23日下午原审庭审结束时，独任法官要求双方在一周内补充证据。上诉人根据法官的要求补充提交了“2019年10月21日新余日报遗失声明和刻章收据各一份”、“2019年10月22日网银业务综合凭证两份”，证明：（一）上诉人更换公章、财务章在被上诉人最后一笔付款（2019.10.08）之后；（二）上诉人更换公章、财务章并非私下违法进行，而是公开合法进行；（三）上诉人更换网银也是在被上诉人最后一笔付款（2019.10.08）之后。然而，原审法官既没有再次开庭质证，也没有认定该补充证据，程序明显违法。综上所述，原判决没有对本案以下事实予以审查：1、被上诉人以支付给上游煤矿原煤采购款与其从下游电厂收回的电煤销售款之差来起诉上诉人，是否符合买卖合同逻辑？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电煤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付款，上诉人供货，则被上诉人只能向上诉人主张供货，而非要求返还货款。现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返还货款，是否有事实依据？3、从原煤到电煤的损耗应当是多少？实际是多少？电煤数量严重不足的原因是什么？4、上诉人已经向下游电厂供应了多少吨电煤？5、被上诉人应当从下游电厂收回多少货款？已经收回多少货款？尚未收回的货款是什么原因？6、上诉人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和网银全部交由被上诉人保管和使用，在被上诉人支付最后一笔原煤采购款（2019.10.08）之前，上诉人不掌握上述公章和网银，不可能挪用被上诉人一分钱资金，为什么要返还货款？7、被上诉人违约拒不支付货款，导致拉回的原煤品位差，又没有副产品掺入，最终供给电厂的电煤数量严重不足，致使被上诉人回笼的电煤货款与原煤采购款形成巨大逆差，该逆差为什么要上诉人承担？8、因被上诉人的原因，上游煤矿拒绝开具部分增值税发票，上诉人因没有相应的进项发票抵扣而无法开具销项增值税发票，新余市税务局曾来被上诉人单位调查，但原审法官对此视而不见，强行要求上诉人虚开增值税发票，明显枉法。不仅如此，原判决根本没有仔细审查，而是照抄被上诉人起诉状，全部支持其诉讼请求，其站位已经十分明显，公正性存疑。鉴此，特提出上诉，恳请上级人民法院主持正义，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华成公司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理应向答辩人返还预付款8134417.98元。首先，上诉人称其只负责将电煤送到电厂，无法染指电厂向答辩人支付的货款，从原煤采购资金的支出，到电煤销售货款的回笼，全部在答辩人的控制之下，其并不存在挪用货款的可能。对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这一说法完全是为推卸责任而做的无理狡辩。因为，根据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电煤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一款：“采购上游资源的购煤款由上诉人向答辩人提出申请，经答辩人审查通过后再从答辩人资金账户打入上诉人资金账户，上、下游的操作均由上诉人负责……”的约定，可知答辩人在与上诉人的合作过程中，虽然购煤款项是由答辩人支付至上诉人资金账户，但购买原煤所有的款项支出均以上诉人名义支出，在购买原煤款项支付后，对于上诉人购买原煤的过程以及原煤购买后实际收到的原煤数量、质量，直至洗煤、将精煤发往电厂的过程，则完全是由上诉人自主交易、自行安排、自行经营。对于上诉人的上述经营行为，答辩人并不完全知晓，同时无权也不可能予以干涉，更谈不上控制。而且，虽然根据《电煤合作协议》的约定上诉人的印章由答辩人保管，但上诉人早已另行刻制其公司印章等，公司银行账户也由其自行管理，这一点在一审法院进行财产保全期间就已得到了证实。上诉人用其早已另行刻制的公司印章，私自将在煤矿的剩余款项以及交易平台的保证金予以领走，导致法院前去保全的时上诉人无款项可以冻结。其次，对于上诉人称答辩人提交的《华成与上诉人所有款项支付明细》并不能证明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上游煤矿原煤采购款，有一部分资金又从上诉人账户转入了答辩人员工李丹账户。对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述说法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因为，答辩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向人民法院提交了转款凭证等证据完全可以证明答辩人向上诉人支付购煤款52741093.25元，并且已经将上述资金全部转入上诉人账户，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利用该账户从事其他贸易或者“走账”活动。至于上诉人称有部分资金从上诉人账户转入了答辩人员工李丹账户，那么也应当由上诉人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次，针对上诉人称答辩人已将下游电厂的电煤销售款已经全部收回的说法。答辩人认为，答辩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分别与南阳普光电力有限公司、大唐安徽发电燃料投资有限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大唐陕西发电燃料有限责任公司、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电煤采购合同》，在上诉人采购原煤并将精洗过后的电煤送到上述电厂，由答辩人与电厂进行结算。答辩人与上述各电厂间进行结算的最终数量为82422.31吨，结算金额为47113393.08元，并已结算完毕，故根本不存在所谓电厂还有欠付款项的情形。而根据双方签订的《电煤供销合同》的约定，双方在电厂结算价让利20元/吨进行结算，经核算后，双方之间的结算金额为45465006.88元。因此，上诉人尚有答辩人支付的预付货款8134417.98元未予返还。假设确实如上诉人所称在电厂尚有未收到的款项，则上诉人只要举证其向电厂发运精煤的数量证据即可，但其自一审法院审理至今，仍未提交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电厂仍有款项未与答辩人有结算，这反而印证上诉人的上述说法不能成立。故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需指出的是，上诉人称答辩人应当证明其向上诉人支付了多少货款，多少吨电煤，已经提交多少，尚差多少未提交。对此，答辩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华成与上诉人所有款项支付明细》及相应付款凭证五十九份（见证据五），完全可以证明答辩人已向上诉人支付了54099424.86元。如前所述，对于上诉人购买原煤的过程以及原煤购买后实际收到的原煤数量、质量，直至洗煤、将精煤发往电厂的过程，是由上诉人自主交易、自行安排、自行经营，答辩人对述经营行为并不完全知晓。而且。根据《电煤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洗煤属于上诉人的义务，对于原煤清洗后能洗出多少电煤，答辩人对此也不清楚。即使在清洗过程中产生了损耗，也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至于上诉人向电厂交付了多少电煤，答辩人更是不得而知。现上诉人对上述金额及数量有异议，那么就应当由上诉人一方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交付电煤的数量、金额，而非如上诉人所称的由答辩人来证明上诉人应当提交多少电煤。因此，在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其说法不应当得到支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诉人称答辩人未按《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在2019年9月25日前向其中额支付运费、货款等费用，故认为答辩人构成违约。对此，答辩人认为上述说法完全是上诉人的无理狡辩，根本不值一驳。因为，依据《补充协议》（二）第一条：“为确保从介休市恒泰煤化有限公司转至介休市鸿鑫煤化有限责任公司洗煤场现有货物洗精煤约10000吨、煤泥约3000吨、泥煤约2000吨以及南铁货场洗精煤约4000吨的顺利上介休站并发出，需要上站费用及铁路运费约1000万元，答辩人同意上诉人采购付产品约35000吨，需要资金约1200万元。”的约定可知，答辩人支付上述金额仅系双方初步达成所需货物的数量及支付的费用，实际支付的费用应当以上诉人向各煤厂、供货方等实际采购的数量、价格为准，答辩人以此为依据向上诉人支付购煤款、运费等费用。而且，答辩人向上诉人支付的购煤款、运费等费用也是由上诉人向答辩人申请付款，经答辩人核实后，再由答辩人支付给上诉人。简言之，答辩人完全是依据上诉人的付款申请而向其支付，至于支付金额的多少完全是由上诉人的申请而定，答辩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的违约行为。现上诉人称答辩人构成违约，显然与事实相悖，不应当得到支持。就上诉人称沈文中曾向答辩人法定代表人魏正根发短信催付货款，但魏正根拒绝向其支付货款，以致其无法将精煤发给给电厂。对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庭审过程中已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其所谓的沈文中与魏正根的短信等证据，答辩人也已就上述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在此也不再赘述。对于本案发生纠纷的原因也是清楚的、明确的，本案完全系因上诉人未按合作协议的约定完全支付保证金，并且，在收到答辩人的购煤款后并未全部将款项购煤后洗煤，将洗出的精煤发往电厂。据此可知，本案系由上诉人所引起的，与答辩人无关。二、上诉人理应向答辩人开具20374721.99元的增值税发票。上诉人称未开具发票的原因是由于答辩人付款违约，上游煤矿拒绝给其开发票，故上诉人无法向答辩人开具发票。对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述说法与事实不符。本案的事实是，答辩人在将购煤资金汇入上诉人资金账户后，上诉人却并未全部用于购买原煤等。显然，本案完全是因上诉人自身的原因才导致其无法向答辩人开具发票，答辩人并不存在任何的违约行为。另外，根据双方签订的《电煤合作协议》，上诉人须每月根据结算单按时开具好16%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答辩人。而答辩人根据合作协议中在电厂结算价让利20元/吨进行结算，经核算后，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结算的金额为45465006.88元，至今，上诉人仅向答辩人开具了25090284.89元的发票，仍有20374721.9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向答辩人开具，而答辩人已向上诉人支付货款54099424.86元。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答辩人开具20374721.99元的增值税发票是正确的，不存在任何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沈文中述称，认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华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安公司向华成公司退还电煤合作剩余预付款8134417.98元；2、判令中安公司向华成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491233.24元（利息暂计算到2019年10月31日，以后的利息继续以8134417.98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判令中安公司向华成公司开具人民币20374721.99元的13%增值税发票（即36700.31吨）；4、依法判令沈文中在其未出资的950万元范围内对中安公司应向华成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依法判令李淑清在人民币50万元范围内对中安公司应向华成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6、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全部由中安公司、沈文中、李淑清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日，华成公司与中安公司签订一份《电煤合作协议》，合同载明：“一、合作期限为壹年，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二、合作结算方式：甲乙双方同意在乙方（华成公司）与电厂电煤结算单价基础上，甲方同意让利给乙方人民币20元/吨（含税）利润进行结算单价；三、交提货方式：以乙方与各电厂签订合同约定的交货地为交货地点，甲方负责包到电厂原料仓库验收交货；四、合作资金及管理方式：1.采购上游资源的购煤款由甲方向乙方提出申请，经乙方审查通过后再从乙方资金账户打入甲方资金账户，上、下游的操作均由甲方负责，乙方配合并对业务流程予以监督，做好……；2.甲方保证出资100万元作为保证金分两批打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与网银全部交由乙方负责人保管及管理、并双方约定该全部印章只能用于本合作的业务范围内使用；3.甲方必须每月根据结算单按时开具好16%增值税发票，若因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4.如有一方不按本电煤合作协议约定执行，应承担另一方的实际损失（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2019年1月15日，华成公司与中安公司签订了一份《电煤供销合同》，约定将陕西榆林地区洗混煤合作发往“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灞桥热电厂”，合同载明：“1、甲乙双方同意在乙方（华成公司）与灞桥电厂电煤结算单价基础上，甲方同意让利给乙方人民币20元/吨利润进行结算单价；2、甲方负责用汽车运输包到灞桥电厂原料仓库验收交货；3.结算付款方式：……按200元/吨先行支付甲方汽车运费，待灞桥电厂验收报告单出来后，乙方按每批次结果再支付甲方至80%的货款，剩余20%货款待乙方收到甲方含16%增值税发票后付清”，同时该合同对合作资金及管理方式、货物质量等进行了约定。2019年2月20日，华成公司与中安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就2019年1月15日双方签订的《电煤供销合同》中对资金回款时间计息方法进行了补充约定，该补充协议载明：“一、每笔资金自甲方（华成公司）付款给乙方之日起45天内确保甲方必须和需方（电厂）结算回款，如超过45天的从46天开始至60天回款的按月息1.5%由乙方向甲方按实际超出天数支付利息，如超过60天以上回款的从第61天开始按月息2%由乙方向甲方按实际超出天数支付利息。……三、因发展业务，甲方同意乙方每月业务量30000吨为基数，乙方向各方煤矿及电厂缴纳的保证金及煤矿未收回尾款额度不得超过人民币100万元整（以此类推），该资金单独计付利息，甲乙双方同意该资金自付款当日起按月息1%乙方向甲方支付利息，超出100万元部分按月息1.5%向甲方计付利息，直至将该资金全部收回之日止。”2019年8月16日，中安公司与华成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二）》，双方对以往签订的供销合同、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进行了补充，该补充协议对款项支付、回款比例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华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及中安公司的需求，自2019年2月25日开始陆续向中安公司转账付款56批次，共计付款54099424.86元。期间，华成公司分别与大唐陕西发电燃料有限责任公司（灞桥电厂、延安热电厂）、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南阳普光电力有限公司签订了电煤购销合同，均约定由华成公司向指定的地点供应电煤。随后，中安公司按照约定向不同煤场采购了煤炭、煤泥等通过洗煤、精炼等程序后通过汽运或火运向上述公司供应了符合约定标准的煤炭。2019年3月8日，大唐陕西发电燃料有限责任公司（延安热电厂）与华成公司就收到的电煤进行了结算，确认2019年2月27日、28日和3月1日、2日共计入库1914.68吨，含税煤价329.47元，含税煤款630821.04元。同日，中安公司与华成公司就发往电厂的煤炭数量进行了结算，形成了一份结算表，载明：“1.结算吨位合计1914.68吨；2.含税煤价309.47元；3.含税煤款592527.44元”。2019年3月10日，中安公司与华成公司结算确认，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2月28日供应电煤231.5吨，含税单价502.1624元/吨，承付金额116250.6元。3月12日，华成公司与大唐陕西发电燃料有限责任公司（灞桥电厂）进行结算，确认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2月28日到货电煤231.5吨，含税单价522.1624元/吨，承付金额120880.6元。2019年3月24日，中安公司与华成公司再次进行结算，确认2019年3月4日至3月17日供应电煤697.98吨，含税单价548.6359元/吨，承付金额368977.29元。隔日，华成公司与大唐陕西发电燃料有限责任公司（灞桥电厂）的结算入库电煤为697.98吨，含税单价548.6359元/吨，承付金额382936.89元。2019年8月，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成公司就入库电煤进行了结算，确认自2019年5月18日至6月30日，实收量9371.5吨，结算单价605.463457元/吨，煤款金额5674100.79元。同月，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成公司进行结算，确认7月份电煤入库结算量为18670.17吨，结算单价599.51元/吨，煤款总价11192953.62元。2019年9月，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成公司就8月3日至21日的电煤入库进行结算，确认结算量14833.17吨，结算单价539.22元/吨，煤款总价7998341.93元。2019年10月，南阳普光电力有限公司与华成公司进行对账，确认共计收货11110吨煤炭，热量5172大卡，实际单价10.69元/百大卡吨，煤款6140710.97元。同月，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成公司进行了结算，确认9月份分别入库7446.32吨和7263.06吨，煤款分别为4117517.11元和4027657.29元。2019年10月22日，大唐安徽发电燃料投资有限公司与华成公司进行了结算，自2019年9月27日至30日，分别收到华成公司入库947.32、3736.97、3395.10、2661.53吨煤炭，煤款分别为637372.05、2463511.52、1845803.83、1788726.48元。2019年11月4日，南阳普光电力有限公司与华成公司对账确认10月火运煤入库140吨，煤款92058.96元。截止至2019年9月，中安公司共计向华成公司开具了票面金额合计为25090284.89元的增值税发票。另查明，中安公司于2018年9月14日注册登记，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沈文中、李淑清。中安公司的公司章程及股东出资情况表中载明：“股东沈文中，认缴款950万元，认缴比例95%，余款认缴的时间2018年12月31日前；股东李淑清，认缴款50万元，认缴比例5%，余款认缴的时间2018年12月31日前”。再查明，华成公司因本案诉讼向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用1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安公司与华成公司签订的《电煤合作协议》、《电煤供销合同》和补充协议均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双方签订的电煤合作协议，该协议及后续签订的供销合同、补充协议虽注明共同合作，但该合作协议未约定各自的出资比例、也未约定盈亏负担比例，不具有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合作精神，仅约定华成公司向中安公司购买煤炭时，享有在电厂结算单价的基础上下浮20元/吨作为华成公司的固定收益，且中安公司要全面负责煤炭的上、下游操作，即负责采购原煤、煤泥、进行洗煤、精炼等，最后负责发运至煤炭需求方，且双方具有货物结算及发票往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符合买卖合同的特性，故该协议虽名为合作协议，实为预付货款的买卖合同，双方应为买卖合同关系。中安公司的公章、法人章、财务用章虽受华成公司一定的控制，但该控制也仅停留在资金运营风险防控方面，华成公司未参与原煤采购及洗煤方式等的运营，华成公司的运作方式类似于“托盘贸易行为”，故中安公司以此主张双方为合作关系应当共负盈亏的答辩意见，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华成公司作为购买方已按照合作协议、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中安公司的要求分批次支付了预付款，中安公司理应向华成公司提供足额数量的煤炭运送至需求的第三方，其未足额供应货物已构成违约，华成公司有权向中安公司主张返还剩余的预付款。关于剩余预付款的数额问题，华成公司与中安公司前期进行了三次结算，确认的结算金额为592527.44元+116250.6元+368977.29元=1077755.33元。后期中安公司虽然未与华成公司就其供应给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南阳普光电力有限公司、大唐安徽发电燃料投资有限公司的煤炭进行结算，但华成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并按华成公司与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进行结算的煤炭数量单价的基础上依照协议约定以单价下浮20元/吨主张结算金额，与双方的前期结算方式相同，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经核算，中安公司已发货的结算总价为(5674100.79元+11192953.62元+7998341.93元+6140710.97元+4117517.11元+4027657.29元+637372.05元+2463511.52元+1845803.83元+1788726.48元+92058.96元)-(9371.5吨+18670.17吨+14833.17吨+11110吨+7446.32吨+7263.06吨+947.32吨+3736.97吨+3395.10吨+2661.53吨+140吨)×20元/吨=44387251.75元，其中2463511.52元-3736.97吨×20元/吨=2388772.12元，但中安公司向华成公司出具的结算表中载明，该货款金额为2388771.92元，且经华成公司方签字盖章，故应当认定二者的差价0.2元系中安公司向华成公司的让利，应当以该结算表中的数据为准，故结算总价为44387251.75元-0.2元=44387251.55元。据此，中安公司尚未返还的预付款金额为54099424.86元-1077755.33元-44387251.55元-华成公司承认收取的保证金500000元=8134417.98元。关于利息的问题，华成公司与中安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载明：“如超过45天的从46天开始至60天回款的按月息1.5%由乙方向甲方按实际超出天数支付利息，如超过60天以上回款的从第61天开始按月息2%由乙方向甲方按实际超出天数支付利息。……甲乙双方同意该资金自付款当日起按月息1%乙方向甲方支付利息，超出100万元部分按月息1.5%向甲方计付利息，直至将该资金全部收回之日止。”中安公司未能按照约定时间确保回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利息，华成公司制作的违约利息明细表系以“超过45天的从46天开始至60天回款的按月息1.5%；超过60天以上回款的从第61天开始按月息2%”为标准所计算的华成公司预付金额的违约利息共计1355921.12元，其中中安公司提前支付的货款华成公司以月息1%计付利息-2567.61元，故总资金的利息为1355921.12元+（-2567.61元）=1353353.51元。经一审法院核算，以“该资金自付款当日起按月息1%乙方向甲方支付利息，超出100万元部分按月息1.5%向甲方计付利息”为标准计算，中安公司交纳的保证金及尾款金额1651912.36元，总利息为137879.73元。因此中安公司尚欠利息款为1353353.51元+137879.73元=1491233.24元。 关于沈文中、李淑清是否应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中安公司所欠预付款及违约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中安公司的公司章程及股东出资情况表中均约定股东认缴出资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而作为公司股东沈文中、李淑清并未在该期限内实际出资，可以认定其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公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一审法院对华成公司要求沈文中、李淑清在各自认缴出资额范围内对中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连带清偿责任予以支持。 关于中安公司是否应当开具发票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载明：“甲方必须每月根据结算单按时开具好16%增值税发票，若因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购销合同中亦对中安公司应开具发票进行了约定，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中安公司作为出售方，理应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向华成公司支付相应金额的发票。鉴于中安公司已开具了票面金额合计为25090284.89元的增值税发票，其应再向华成公司开具1077755.33元+44387251.55元-25090284.89元=20374721.99元的煤炭购销增值税发票。关于中安公司是否应当负担律师费用的问题，鉴于合作协议已明确约定“如有一方不按本电煤合作协议约定执行，应承担另一方的实际损失（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现中安公司确已违约，理应负担华成公司因此支付的12万元律师费用。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江西中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南昌市华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返还支付预付款8134417.98元及截止至2019年10月31日的违约利息1491233.24元，并以8134417.98元为基数按月利息2%从2019年11月1日起计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二、江西中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南昌市华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用12万元；三、沈文中在其认缴出资额950万元的范围内对江西中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连带清偿责任；四、李淑清在其认缴出资额50万元的范围内对江西中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连带清偿责任；五、江西中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南昌市华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开具票面金额为20374721.99元的煤炭购销增值税发票；六、驳回南昌市华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用39590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共计44590元，由江西中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沈文中、李淑清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还查明，华成公司向中安公司转款后，部分款项由中安公司账户转至华成公司的员工李丹账户，再由李丹代中安公司向各煤厂、物流公司等支付了相应费用，对此华成公司提供了由沈文中签字的李丹付款明细表，沈文中对此表示无异议，并表示对华成公司提供了的资金无异议。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华成公司与中安公司就合作销售电煤事宜签订了《电煤合作协议》、《电煤供销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上述协议约定了双方的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从中可看出双方的关系侧重在合作，并非单纯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双方实为预付货款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应为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纠正。合作中华成公司主要是提供资金，而中安公司则利用其销售渠道购买原煤、生产加工、运输及协调销售给电厂等。同时对于华成公司提供的资金，中安公司必须确保自华成公司付款之日起45日内结算回款，如超出60日则中安公司应按月息2%向华成公司支付利息，华成公司在与中安公司合作中赚取的是固定利润，即在华成公司与电厂结算单价基础上，中安公司让利20元每吨，剩余的利润则全部由中安公司享有。从这可看出，双方的合作并非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也即并非紧密型合作，而实际上是华成公司信赖中安公司能够赚取利润，在此前提下华成公司提供了资金，中安公司应当对销售电煤能够盈利负责，应当确保华成公司及时回收全部资金。 华成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就双方合作共计提供资金54099424.86元，中安公司上诉主张这仅能证明华成公司该资金流入了中安公司，不能证明该资金全部用于支付了上游煤矿原煤采购款，并认为其中一部分资金从中安公司账户转入立华成公司员工李丹银行账户。对此，华成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了由沈文中签字的“转款李丹明细表”，沈文中对此表示无异议，并认为确实存在以李丹的名义支付购煤款的情形，其对收到华成公司提供的资金无异议，故本院对中安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华成公司与中安公司在合作中明确中安公司负责联系电厂销售事宜，并由中安公司负责直接运输电煤至电厂，故对于中安公司发往了多少电煤给电厂，中安公司理应清楚，在华成公司主张其已和有关电厂全部结算完毕的情形下，中安公司如若认为其还供应了电煤以及华成公司尚未从电厂回笼全部货款或还收到其他货款，中安公司理应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但其并未对此提供相应的证据，却上诉主张对此一概不知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中安公司在本院二审期间一直强调其已将相应的电煤供应给了华成公司，但在2020年10月23日本院向中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文中询问时，其却又表示在2019年10月份之后存在截留电煤的情形，其陈述前后不一致。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及合作模式，中安公司应当将全部的电煤均发往华成公司销往的电厂，中安公司无权截留，中安公司在合作期间是否还存在其他截留电煤的情形本院也无法确定。 中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文中在二审期间一直强调华成公司主张的该800多万元实际是华成公司不提供足够的资金，导致其无法将煤泥混入精煤中而产生的亏损，且其还表示双方对此均有责任，但华成公司的责任更大。本院对此认为，双方签订的《电煤合作协议》、《电煤供销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华成公司具体应提供资金的数额，反而在《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中安公司应确保华成公司及时回笼资金，故如若中安公司未能确保华成公司按约定期限回笼资金，华成公司为防范风险当然可拒绝继续追加资金。《电煤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一款明确约定“采购上游资源的购煤款由中安公司向华成公司提出申请，经华成公司审查通过后再从华成公司资金账户打入中安公司资金账户，上、下游的操作均由中安公司负责……”，可知华成公司在与中安公司的合作过程中，购买原煤所有的款项支出均以中安公司名义支出，在购买原煤款项支付后，对于中安公司购买原煤的过程以及原煤购买后实际收到的原煤数量、质量，直至洗煤、将精煤发往电厂的过程，均是由中安公司自主交易、自行安排、自行经营。故中安公司在采购原煤后，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能洗出多少电煤，这属于中安公司的自身经营问题，华成公司并无从知晓。中安公司认为应当在精煤中加入煤泥，且华成公司应提供该资金，其理应在与华成公司初始协商合作中就直接表明，但双方最初签订的《电煤合作协议》、《电煤供销合同》并未提及中安公司要在精煤中添加煤泥。双方在签订《补充协议二》之前，华成公司已向中安公司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是中安公司却未能供应足够的电煤给相关电厂，未能确保华成公司及时回款，导致华成公司回款较少，显然中安公司已违反协议的约定，失信于华成公司。至于2019年8月16日的《补充协议二》虽提到了煤泥、采购副产品，但同时该协议也明确中安公司必须在和华成公司协商一致作出报告下月采购计划量、资金匹配数额报请华成公司，且华成公司根据电厂回款情况对中安公司对报请进行核准统一调配，并非华成公司当然的应当追加投入资金。本案中安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此向华成公司提出了申请报告，且中安公司也并未按约定期限确保华成公司及时回笼先前投入的资金，故在此情形下，华成公司如若继续投入资金显然将承担较大的风险，华成公司有权拒绝追加投入资金，中安公司主张华成公司少投入900余万元导致亏损本院不予支持。华成公司在与中安公司的合作中本就是信赖中安公司的经营，中安公司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经营煤炭业务的公司，理应熟悉从采购原煤、加工、运输销售电煤的每一个环节情况，其应确保每一个环节不出纰漏，否则由此产生的经营亏损其应自行承担，故本案中如若中安公司在清洗原煤过程中产生了损耗，也不应归责于华成公司，中安公司应自行承担，对中安公司主张华成公司应承担亏损的责任本院不予支持。中安公司还上诉主张其无需向华成公司开具发票，本院对此认为，华成公司已将相应资金提供给中安公司，中安公司理应按照双方签订的《电煤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华成公司开具发票，中安公司的该意见，无相应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中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双方系合作销售电煤的合同关系，且该合作并非共负盈亏的紧密型合作，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实为预付货款的买卖合同关系应为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但原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332元，由江西中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朋 审 判 员 谢  芸 审 判 员 欧阳晓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魏  娟 书 记 员 刘 惠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