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99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大春，男，196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四川恒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昌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金泰路**。 法定代表人：王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石建民，男，196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勾锐，四川锐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范喜顺，男，1966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勾锐，四川锐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怡维，四川锐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大春因与被上诉人成都昌龙游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乐设备公司）、石建民、范喜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8民初1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大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昌龙设备公司的起诉。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石建民、范喜顺将昌龙设备公司的资金300000元转账支付给徐大春错误，违反客观事实。昌龙设备公司称委托石建民、范喜顺向徐大春转账，只有昌龙设备公司、石建民、范喜顺的陈述，未提交任何财务基础资料予以证明。虽然昌龙设备公司的主张得到石建民与范喜顺的认可，但石建民是昌龙设备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范喜顺是昌龙设备公司分公司的职工，与昌龙设备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石建民与范喜顺的认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应结合昌龙设备公司应收账等财务基础材料进行审核和认定，若昌龙设备公司的财务资料中确有石建民与范喜顺的300000元应收账款，则委托转账的陈述才有事实基础。石建民与范喜顺向徐大春转账是石建民为了让徐大春代其提取现金，委托转账是虚假的，昌龙设备公司至今拒绝提供财务资料可以印证财务资料中没有300000元应收账款的事实。二、昌龙设备公司称支付给徐大春的300000元是投资款明显不合常理，违反逻辑。一审判决认定徐大春收到昌龙设备公司款项和出借给昌龙设备公司借款的时间、金额高度吻合，并由此对徐大春主张的取现金交付石建民的事实不予支持错误。虽然徐大春出借款项的时间与石建民与范喜顺转账的时间、金额相近，但仅是一种偶然性，并不必然得出徐大春向昌龙设备公司出借的款项来源于石建民与范喜顺转账的结论，更不能成为否定徐大春主张的理由。徐大春担任昌龙设备公司总经理职务没有附加投资条件，昌龙设备公司称徐大春没有投资导致其他股东不满是虚假陈述。徐大春及朋友均借款给昌龙设备公司，昌龙设备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完全不具有代徐大春支付投资款的可能性。三、昌龙设备公司、石建民与范喜顺委托同一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违反法律规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昌龙设备公司、石建民与范喜顺采取委托同一律师代理的方式相互认可，使违背客观事实的虚假委托关系得到法院确认，且范喜顺代理人在本案中的陈述与范喜顺本人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陈述矛盾，故委托同一律师代理人的行为违反律师法规定的利益冲突原则，同时存在不诚信诉讼的行为。四、一审判决认定徐大春对收到300000元的辩解意见与其在起诉昌龙设备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的陈述矛盾，违反客观事实。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徐大春认为案涉款项与该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以“不知道、不清楚”的方式拒绝回答。五、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石建民与范喜顺为第三人，并未通知徐大春，且未给予徐大春答辩和举证期限，属于程序违法。六、昌龙设备公司不具有一审原告的主体资格。本案转账付款人是石建民和范喜顺，昌龙设备公司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作为一审原告提起诉讼违反法律规定，应当驳回起诉。 昌龙设备公司、石建民、范喜顺共同辩称，本案之前一审时徐大春完全否认收到款项，直至二审才承认收到案涉款项，其与石建民的其他法律关系可以通过另案解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昌龙设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徐大春归还3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19日起按照年息6%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徐大春原系昌龙设备公司员工，石建民系该公司股东。2015年11月10日，范喜顺将昌龙设备公司的资金转账150000元给徐大春，2015年11月19日，石建民将昌龙设备公司的资金转账150000元给徐大春。 一审审理中，石建民、范喜顺均表示转款给徐大春是受昌龙设备公司委托办理，所转资金系昌龙设备公司的资金。 昌龙设备公司对自己的主张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账凭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3604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徐大春对自己的主张提交了情况说明、成华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8民初字第818号民事判决书、银行交易明细表、张某出具的证明、证人证言等证据。 一审审理中，昌龙设备公司提交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2018）川01民终3604号民事判决书，主张徐大春对收取昌龙设备公司300000元的陈述前后矛盾，该案件系徐大春起诉昌龙设备公司，要求昌龙设备公司偿还借款430000元，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昌龙设备公司主张徐大春出借给昌龙设备公司的300000元资金来源于昌龙设备公司，昌龙设备公司主张该款系昌龙设备公司支付给徐大春，再由徐大春将该款投资到昌龙设备公司，徐大春则对收取范喜顺、石建民转账支付的300000元以不知道、不清楚辩解。该判决书确认徐大春共出借资金430000元给昌龙设备公司，其中于2015年10月14日出借80000元、2015年11月12日出借150000元、2015年11月20日出借150000元、2016年7月22日出借50000元，范喜顺在该案表示是石建民指示其转款150000元给昌龙设备公司，但其对转款用途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为，石建民与范喜顺将昌龙设备公司的资金300000元转账支付给徐大春，徐大春辩解称是代石建民取现，且从中收取了石建民5万余元的“茶水费”，徐大春该辩解缺乏合理性；徐大春在2015年11月10日收到范喜顺转账的150000元，徐大春在2015年11月12日出借150000元给昌龙设备公司；徐大春在2015年11月19日收到石建民转账150000元，徐大春于2015年11月20日出借150000元给昌龙设备公司，徐大春收到昌龙设备公司款项和其出借给昌龙设备公司借款的时间、金额高度吻合；证人张某与徐大春系夫妻关系，其证言证明力较低；徐大春对所收到300000元的辩解意见，与其在起诉昌龙设备公司民间借贷一案中的陈述矛盾，徐大春在该案中并未陈述收到第三人转账的300000元是代石建民从银行取现，也未陈述将该款转交给了石建民，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徐大春关于将收到昌龙设备公司300000元后，再取现金转交给石建民的主张高度存疑，一审法院对徐大春该主张不予采信，徐大春收取昌龙设备公司30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对昌龙设备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昌龙设备公司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确定从昌龙设备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之日起计算，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徐大春应返还昌龙设备公司不当得利300000元，并以所占用资金为基数，从2018年9月6日起，按年利率6%标准向昌龙设备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徐大春承担。 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质证。徐大春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为（2019）川01民终18895号案件调查笔录，拟证明徐大春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陈述是拒绝回答，与本案陈述不矛盾；第二组为昌龙设备公司与罗开云、苏维琼签订的协议书，及罗开云、苏维琼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昌龙设备公司资金紧缺，向他人借款，不可能帮徐大春支付投资款。昌龙设备公司、石建民与范喜顺经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徐大春的证明目的，案涉款项不是石建民的钱，石建民将其个人的钱交给徐大春明显不符合逻辑，案涉款项是公司的财产，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组证据不能达到徐大春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昌龙设备公司、石建民与范喜顺委托同一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昌龙设备公司是否适格的原告；徐大春是否承担不当得利返还责任。针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分述如下： 针对一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徐大春主张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石建民与范喜顺后，未通知徐大春，也未给予答辩和举证期限。经查阅一审卷宗材料，一审法院于开庭当日向徐大春送达了参加诉讼通知书两份，已通知徐大春追加石建民与范喜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时在开庭时也询问徐大春对出庭人员有无异议，徐大春回答无异议，且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一审，徐大春的答辩与举证权利已经得到充分的保障，徐大春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昌龙设备公司、石建民与范喜顺委托同一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本案中，昌龙设备公司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石建民与范喜顺均予以认可，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利益冲突，故昌龙设备公司、石建民与范喜顺委托同一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徐大春主张违反法律规定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昌龙设备公司是否适格的原告，虽然诉争款项300000元系由石建民与范喜顺的个人银行帐号转账给徐大春，但是根据石建民、范喜顺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石建民与范喜顺的转账行为系受昌龙设备公司的委托，因此昌龙设备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徐大春主张昌龙设备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徐大春是否承担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构成不当得利需一方取得利益、他方受到损失，一方取得利益与他方受损有因果关系，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昌龙设备公司主张案涉300000元款项系代徐大春支付出资款，根据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股权转让协议，徐大春同意出资2000000元以取得昌龙设备公司20%的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徐大春明确由于昌龙设备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其决定不履行该协议，故可以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昌龙设备公司向徐大春转让案涉款项的给付目的已经不能实现，徐大春占有案涉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其次，徐大春在本次二审中主张石建民、范喜顺将案涉款项转至其账户是基于要求其帮忙取现并支付了50000元左右的费用，徐大春已经将案涉300000元款项取现后还给石建民，与其在第一次一审中陈述的“不知道是否收到了那笔款项”相矛盾。且从生活经验来看，徐大春所谓的“茶水费”已经占到案涉款项近两成，只是以徐大春的账户取现就支付如此高的费用与常理不符。同时，徐大春主张将取出的现金支付给石建民，除了其妻子的证人证言外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无法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要求。故本院认定徐大春无法律依据占有案涉款项，应当向昌龙设备公司返还300000元款项。 综上，徐大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徐大春负担。多预交的750元，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唐 健 审 判 员  孙 睿 审 判 员  郭 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费思思 书 记 员  曾龙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