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10民终23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虎，男，1950年6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晋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强，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红星，男，1963年2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晋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国清，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正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洪洞县辛村乡南段村飞虹西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韩黎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长俊，山西诚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马玲，女，1978年1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晋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雪松，男，197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晋中市。上诉人罗虎、罗红星因与被上诉人山西正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正和公司）、原审被告马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2020）晋1024民初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强、上诉人罗红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国清、被上诉人山西正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长俊、原审被告马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雪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正和公司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给付原告货款44357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从2010年9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三被告互负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原告正和公司的前任董事长韩X与被告罗虎系朋友关系，被告马玲是被告罗虎的儿媳，被告罗红星是被告罗虎之弟。2007年，正和公司与罗虎协商一致，由被告罗虎在榆次以正和公司“榆次办事处”的名义销售货物。原告公司在榆次为被告租赁办公场所后，被告负责原告公司在榆次区域的货物销售。被告罗红星主要负责货物销售，其在销售货物过程中产生的请客、送礼等所有开销由其自行承担，销售货款的2％是归被告罗红星所有。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作模式为原告先向被告提供货物，被告在货物售出后，定期与原告进行结算，向原告支付货款。2010年9月16日，经原告正和公司会计路某与被告马玲对账后，形成对账单一份，载明：“对账单截至2010.9.16销售部欠货款肆拾肆万叁仟伍佰柒拾元整(￥443570)(注①返利费用截至2010.9.16，②1508退货已作处理，费用壹万肆仟捌佰伍拾贰元整已作处理，③暖气片欠款不包括在内，④元角钢款贰次肆仟捌佰元整，运费壹仟贰佰元整，接韩变英三人费用伍佰元整，送液压配件柒佰元整，共计柒仟贰佰元整(￥7200)未作处理。对账人路红珍马玲2010.9.16”。2011年6月21日，原、被告双方形成《决议》一份，载明“接收方正和代表郝海忠交接方原办事处罗虎2011年6.21”。此后，原告方通过短信等方式多次找被告追讨欠款，未果。一审法院认为：（1）被告以山西正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榆次办事处”的名义，销售原告的货物，货物售出以收回货款额的2％提成后，将货款返回原告，被告在销售原告货物中，经双方人员对账，欠原告货款443570元，减去未作处理的7200元和退还原告货物作价10655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25715元，双方人员2010年9月16日的对账单中“截至2010.9.16销售部欠货款肆拾肆万叁仟伍佰柒拾元……”可以认定以上事实。通过以上对账单的行为在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偿还所欠货款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2）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三被告共同偿还互负连带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所诉货款的货物由被告罗红星联系客户卖出，结合被告罗红星提供的原告方给其出具的多份收款收据之交易习惯，被告罗红星依法应对原告的货款承担返还责任。原告在榆次的办事处是被告罗虎负责成立，在该办事处撤离时，被告罗虎与原告间形成“决议”将办公用品及剩余货款归还原告，说明被告罗虎也是以“榆次办事处”名义参与买卖合同的一方，又基于被告罗虎与被告罗红星的兄弟特殊身份，在被告罗虎不能证明所欠货款与其无关的情况下，被告罗虎与被告罗红星应对对账后形成的债务共同承担归还责任。被告马玲与原告方对账，并不能证明与原告方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被告马玲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对原告提出的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及事实证明三被告间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情形，故本院对原告此主张不予支持。（3）对被告罗红星、马玲提出的均系原告公司的员工，双方是劳务关系的主张，原告不予认可，被告虽提供“名片”及原告方的“业务专用章”，但不能提供系原告方员工的确切事实与证据，结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决议”、“对账单”、“榆次办事处”撤离及对账后不给原告提供欠款所涉及买受人的具体明细等事实，对被告之主张本院不予支持。（4）对被告提出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对账后，原告曾多次派人向被告主张货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结合证人路某、赵某的证言及短信截屏可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方多次催要货款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5）关于延期付款利息，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要求被告按照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迟付款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但利息起算时间应自2018年9月6日开始。因为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自2019年8月20日开始，贷款利息的标准确定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判决：一、被告罗虎、罗红星共同向原告山西正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25715元，并支付延期付款利息（以425715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425715元货款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山西正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对被告马玲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罗虎上诉称：上诉人从未销售过被上诉人山西正和公司的货物，罗红星销售被上诉人的货物系职务行为，也与罗虎无关；本案明显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仅用2018年立案前夕的短信做证据，不足为证。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罗虎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罗红星上诉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山西正和公司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上诉人在榆次销售部（办事处）期间，负责联系业务，按照销售业绩提成，销售中产生的货款拖欠不应当由上诉人负责。3、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是会计之间的内部对账，只说明榆次销售部的财务情况，顶多说明对账单上的40多万的货是上诉人销售出去的，而不是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货款。榆次销售部撤销以后，拖欠货款的客户已经用设备或库房抵顶方式清偿了货款，相应的设备已经由被上诉人从榆次销售部拉走，顶账的车库还在榆次。综上，罗红星不欠被上诉人的货款，何况债务已经清偿完毕。在榆次销售部撤销后数年时间，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催要过款项，本案也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二审驳回被上诉人对罗红星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山西正和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发货单能够证实被上诉人与二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二上诉人拖欠42万余元货款属实；双方在2010年9月16日对账之后，被上诉人多次派人向上诉人催要货款，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马玲述称，二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属实。二审查明事实除与一审一致外，另查明：2011年6月21日，被上诉人山西正和公司决定撤销榆次销售部（办事处），决定将“开办办事处时被上诉人投资的办公用品、生活用品退回公司，现存产品和零件足价退回公司”。山西正和公司员工郝海忠代表公司，将榆次销售部的相关物品运回公司，同时郝海忠与上诉人罗虎签写了三张书面清单。其中第一张清单所列物品为办公和生活用品；第二张清单所列物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正和公司自行销售的暖气片存货，第二部分为上诉人给正和公司抵顶的设备（车床一台，台钻两台），（对于该三件设备上诉人主张当时协商的抵顶金额为18万多元，被上诉人主张该设备价值2万多元），第三部分为上诉人退回的产品，被上诉人自行作价10655元，上诉人则认为作价太低；第三张清单，载明是退给案外人昌盛公司的货，与本案无关。同时，上诉人罗红星主张被上诉人在榆次尚有一处顶账回来的车库，经办人系韩黎平。在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山西正和公司的工作人员韩黎平出庭作证，否认上诉人关于车库的说法。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如下：1、榆次办事处与被上诉人山西正和公司的关系。2、对于榆次办事处产生的责任应由罗红星承担还是罗红星与罗虎共同承担。3、对于抵顶物品价值的确定。4、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榆次办事处是被上诉人山西正和公司设立的一个销售部门，在名称上也使用了被上诉人的名称，对外应视为被上诉人的一个机构。根据查明的事实，从被上诉人与榆次办事处的管理模式以及结算方式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山西正和公司与榆次办事处是单独核算，即被上诉人以榆次办事处销售的货物价款给付榆次办事处的报酬，榆次办事处经手销售的货物由榆次办事处负责货款的回收。在货款尚未全部回收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已经按照货物的价款支付了报酬。由于榆次办事处一直存在拖欠货款的情形，故被上诉人支付报酬的形式就是在双方的对账单中从被上诉人应收货款中予以扣减。这一点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多份对账单中能够得到印证。同时，在双方的对账单中，也明确载明是榆次办事处欠被上诉人的货款。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与榆次办事处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买卖关系，榆次办事处对被上诉人负责货款的支付，榆次办事处的利润一方面来自于被上诉人给与2%的回扣，另一方面来自榆次办事处对外的销售价差等。故榆次办事处应向山西正和公司清偿货款。关于榆次办事处的负责人员，根据查明事实，上诉人罗红星是实际负责人，罗红星在发货单及对账单上的签字可以印证。同时，上诉人罗虎也是共同经营人，因罗虎与山西正和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韩X相识，双方才开始合作，设立了榆次办事处，结合罗虎在发货单和后来的清单中的签字，以及被上诉人催要欠款的往来过程，能够证明罗虎与罗红星是共同经营，二上诉人应共同对榆次办事处的欠款承担责任。关于二上诉人抵顶物品价款的确定问题，本院认为，2011年6月21日的清单中，第二页的物品属于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抵顶的物品，除去一审已经认定的第二页中的第三部分的价款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该部分物品价款的意见差距较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在近十年前的抵顶行为，由于当时没有明确抵顶价款，双方对于该后果均应承担责任，同时由于时间久远，不宜再进行价款鉴定。根据一般交易习惯，债务人在用物品抵顶债务时，抵顶价格要高于物品的实际价值，故本院酌情认定该部分物品的抵顶价款为12万元。上诉人罗红星主张的车库一说，缺乏相互印证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据此计算，二上诉人应给付的欠款为305715元。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对账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货款的证据有证人证言和短信截屏内容，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同意一审判决的意见。综上，一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本院查清事实后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2020）晋1024民初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罗虎、罗红星共同向山西正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05715元，并支付利息（以305715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维持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法院（2020）晋1024民初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山西正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对被告马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686元（山西正和公司预交），由山西正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承担1900元，罗虎、罗红星承担57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372元（罗虎、罗红星各预交7686元），由山西正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承担3800元，罗虎、罗红星承担115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永良审判员 宋春红审判员 吉 磐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高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