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829民初4707号 原告：孙某，男，199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嘉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兰英（系原告孙某之母），女，1972年3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嘉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应勋，嘉祥明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某1，女，1993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嘉祥县。 被告：李某2（系被告李某1之父），男，196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 被告：邵某（系被告李某1之母），女，197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 上列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涛，山东祥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孙某与被告李某1、李某2、邵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1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兰英、韩应勋与被告李某1及被告李某1、李某2、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某向本院提出下列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彩礼款共计20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份，原告与被告李某1经人介绍相识，三被告向原告索要彩礼款共计268000元。2016年农历10月16日举行了婚礼。被告李某1一直在其娘家居住，多次劝叫不回，并表示不让原告再与其联系。原告无奈提起诉讼，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某1、李某2、邵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诉状中所述并非全部属实。本案的实际情况是：2015年腊月，经被告李某1的姨和原告近门二爷爷的介绍相识，认识没几天，原告方就催着订婚，2016年正月初六双方订婚。订婚时，原告给付被告李某188000元，被告李某1按风俗回给原告8000元。2016年阴历8月份，原告又自愿送来18万元给被告李某1，以用于被告李某1购买家具、家电和其他生活物品。同年阴历10月10日双方按民俗举行婚礼。另外，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被告李某1一直在娘家居住，多次劝叫不回，并表示不让原告再与其联系”与事实完全不符，系原告所作的虚假陈述。原告与被告李某1订婚后，因被告李某1在济宁打工，没多久原告辞掉工作就去济宁找李某1，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2018年3月份，被告李某1经原告同意，外出到常州打工。同年9月，被告李某1因原告父亲要求从常州回到嘉祥。原告父亲带原告来被告李某1娘家家中，说给的钱被二人花光的事实，原告当时亲口承认知道钱已被二人用作共同生活花完。原告父亲要求二人生子，由于被告李某1替原告隐瞒原告性功能方面有疾病，原告家中一直认为是被告李某1不想生子。同天晚上，原告承认自己性方面有病。同年10月底，原告拿了村里免费去济南检查不孕不育的名额，开中药回来调理，后调理无果，被告李某1说等他看好病再要孩子。期间，被告李某1偶尔回娘家居住，原告也跟随被告在此居住。后被告李某1在济宁工作，原告也是下班后开车去济宁找被告，双方一起共同生活。周六、周日双方偶尔回原告家或被告李某1娘家。2019年2月份，被告李某1又到昆山去打工，回来后的过年期间，被告李某1发现原告在网上为一河南女子购买礼物，双方发生矛盾，被告李某1春节也是在原告处过的。2020年正月初二，原告和被告李某1按民俗一起去被告处走亲戚。当天下午，原告父亲和被告李某1姨来叫，被告李某1同意跟着回到原告家中。回去时，原告还要去陆庄抓中药调理，后因疫情原因没能拿药。次日，原告父亲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阻止被告李某1再回娘家，双方又发生争吵。初三，原告和李某1又回到娘家，并一起在此居住。后来，原告近亲来被告娘家来劝被告李某1回去，原告父亲不让被告李某1外出二作，让其在家要孩子。被告李某1说等原告将病看好，被告李某1再回来要孩子。被告李某1外出前，二人一直在被告家中居住。2020年2月28日，被告李某1再次回到昆山打工。期间，双方一直电话联系，原告也从未说过分手的事。直到2020年5月20日，因原告没有给被告李某1购买“520”的礼物，还骗被告说给其已购买礼物，双方在电话中发生争吵。此后，双方的联系逐渐减少。同年8月，原告父亲带领原告去被告李某1姨家中说，二人好聚好散。被告李某1与其电话联系，原告未接电话，被告李某1以为原告不想理会被告，所以将其拉黑。后来原告更换电话号码，双方不再联系。后来直到被告接到原告在法院申请的诉前财产冻结申请和传票，才得知原告已起诉。从上述事实来看，双方已实际共同生活四年。根据《××××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关于婚姻家庭案件中若干问题的处理问题：(一)、关于返还彩礼纠纷的处理问题，明确规定了对于男女结婚超过一年以上的，原则上不支持一方要求退还彩礼的诉讼请求。本案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已长达四年，原告再主张返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虽被告李某1两次收到过原告自愿给付的钱，但因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也长达四年，该款也已全部用于双方婚后外出打工和平常的共同生活及购买家具、家电等物品当中，被告李某1处已无彩礼返还。假使法院认为该彩礼属于返还之列，根据《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的规定，法院也应按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给付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结合本案实际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长，造成双方不能共同生活的原因，也是因原告不忠于双方感情所致，且原告给付彩礼的数额符合当地风俗习惯，故该彩礼依法也应不予返还。3、原合起诉被告李某2、邵某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人作为被告主体并不适格。因该彩礼是为了与李某1缔结婚姻而直接给付被告李某1的，且该款一直由李某1管理和支配，该彩礼也已用于原告与被告李某1的家庭共同生活当中，其要求被告李某2、邵某返还该彩礼，既无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4、假如原告诉状中所说在双方2016年农历10月16日举行婚礼，被告一直在娘门居住属实的话，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从原告给付彩礼的时间到其起诉主张返还的时间已长达四年之久，已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3年的诉讼时效，故对其诉求依法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告给付彩礼的目的是为了与被告李某1缔结婚姻，在男方的催促下，双方按民俗举行婚礼，并同居生活长达四年，原告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达到。未办理结婚登记是因为原告未达法定婚龄所致，且又因该彩礼已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管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该彩礼均不应返还。原告起诉被告李某2、邵某返还彩礼，依法也应不予支持。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孙某围绕其诉讼请求，庭前依法向本院提供了原告之母汤兰英名下的农商银行取款凭证6张，据以证明原告之母为了给原告孙某给付被告李某1彩礼款从农商银行取款共计107000元，加之另外筹集的款项，给付被告见面礼88000元（被告回礼8000元）和举行婚礼前给付的彩礼186000元，共计268000元的事实。 为支持其辩解，被告李某1、李某2、邵某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被告李某1自己所列的自2016年双方订婚后到2018年3月份，被告李某1外出打工期间的花费清单一份，仅这期间双方就花费了229850元。2、被告李某1购买家具、家电等部分单据，与证据1相互印证。3、微信支付宝及还信用卡明细，从双方订婚后到2019年12月份期间数额比较巨大，也超过了原告给付的钱款数额。4、原告朋友圈部分截图和被告李某1qq日志当中的照片，证明李某1与原告共同生活的事实。其中，从照片中也能反映二人经常外出旅游购买礼物，外出吃饭，彩礼已全部用于二人同居期间的正常生活支出。5、被告李某1微信及支付宝付款记录一份，证明在二人举行婚礼后，被告李某1为原告充值话费及其原告家人购买衣物及二人共同生活期间购买的部分生活用品和支付租赁费及水电费的事实。这些证据并不完整，还有大部分现金支出，包括原告来往济宁期间的邮费、保险费，为其个人购买的个人险等花费。以上证据充分证明了在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已将原告给付的钱消费完毕。另原告陈述在交付第二次钱时，将钱交给了被告李某2、邵某，完全与事实不符。交付第二次钱时，被告李某2在外地打工，被告李某2不知情，可见原告的陈述是虚假的。6、有证人，能证明在2018年9月份的时候，彩礼就已经消费完了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孙某对被告李某1、李某2、邵某提供的上述证据认为：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虽然不是正规票据，但对票据当中的价值有异议，且这些东西都在原告家，是被告李某1的嫁妆带到原告家的，原告愿意返还。对证据1家具部分也是被告陪嫁物品，价值多少我们不清楚，属于个人财产，原告愿意返还。对被告提供的个人记载的花费清单，除被告购买的陪嫁用品是其个人支出外，其它花费均不需要被告支付。双方共同生活后，日常生活费用也都是原告及其家人支出的。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该还款账单无法证明是被告手机支付的。退一步讲，如果存在上述消费，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借款消费的实际用途以及购买的具体物品。即使网上购买，也应提供网店的相关信息。因此这些不正常的消费与原、被告的生活是不相符的。对证据4庭后与原告核实后，再予以答复。假如是真实的，从照片的反映来看也只是原、被告恋爱或共同生活当中的一些记录，无法证明存在高消费现象。即使生活中有一些旅游娱乐聚餐活动，因原、被告均有固定收入，这些消费根本用不到被告所说的彩礼款。对证据5真实性均有异议，除署名，其他都无法证明消费性的小额支出系被告支付。即使由原、被告署名的购物记录，也是日常生活用品的低价消费。原、被告双方的工资收入，都能满足这些消费支出。对于被告提交的电话充值真实性提出异议，从该截图中无法反映所充值的话费是被告的行为。即使是事实，从反映的数额，没有超过50元的。因此，对被告辩称彩礼全部用在生活消费是不予认可的。对证人证言部分有异议，刚才代理人在询问证人时，问“双方如何花完的”，而证人避而不谈，证人没有如实地向法庭陈述。同时可以体现出证人所说的钱都花光了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并能够证明18万元给付李某2了，在交付时，被告李某2也在场。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相关陈述，经审查、综合印证，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李某1是经人介绍相识、后在双方父母参与下按照农村风俗举办订婚仪式、被告方并收取彩礼及其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后在共同生活期间双方发生矛盾而解除同居关系等相关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及所反映的双方均认可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农历腊月，原告孙某与被告李某1经被告李某1的姨邵兰玲等人介绍相识。2016年农历正月初六，双方家庭为其举行了订婚仪式。原告孙某给付原告李某1见面礼88000元，被告李某1回给原告孙某礼8000元。2016年农历8月份，原告孙某送给被告李某1家彩礼款180000元。2020年农历10月16日，双方按照农村风俗习惯举行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2020年5月份，双方因生活琐事产生了纠纷。原告孙某遂于2020年10月20日来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孙某请求被告李某1、李某2、邵某返还彩礼款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及具体返还的数额应当如何确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李某1虽按农村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原告要求被告李某1返还婚约财产，于法有据。关于返还的数额，应当结合原告与被告李某1双方同居生活时间长短、彩礼数额、当地经济水平、家庭收入等综合因素考量，考虑到被告操办结婚用品，存在实际花费，双方同居生活期间也产生实际开支，故被告应予以酌情返还彩礼52000元（260000元×20%）。而被告李某1辩称不同意返还的主张，与法有悖，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李某2、邵某是否对彩礼负有共同返还义务问题。实践中，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往来。对收受彩礼方而言，既包括由婚约关系当事人本人接受的情形，也包括其亲属接受给付的情形。本案中，被告李某2、邵某二人作为被告李某1的父母，直接参与了彩礼款的收取过程，应当依法负有共同返还的义务。对被告李某2、邵某不承担返还彩礼义务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某1、李某2、邵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共同返还原告孙某彩礼款52000元。 逾期，权利人应在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50元，申请费1270元，合计3420元，由原告孙某承担2736元，由被告李某1、李某2、邵某承担68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取建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胡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