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38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丽，女，1973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方宇，湖北元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伟，湖北平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汉街总部****。代表人：李俊岭，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襄，住所：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襄阳南国城市广场********及******v>代表人：程永红，该公司总经理。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兴艳，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员工。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鹏，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樊丽因与被上诉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民初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樊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方宇、杨建伟，被上诉人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新华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兴艳、黄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丽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上诉人与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无效，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今；3.改判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补发基本工资81700元、赔偿社保损失、赔偿公积金损失48678元、赔偿企业年金损失8113元（以上数额暂计算至2019年7月）。事实与理由：1.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第一被上诉人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不存在欺骗、胁迫的情形错误。上诉人并非自愿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通过上诉人提交的湖北地区微信群聊记录和被上诉人提交的新华保险公司新保办（2017）93号文件可以看出，在被上诉人战略转型下，通过多次会议宣传降低劳动合同体制下待遇、各级领导上门做工作等形式逼迫上诉人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被上诉人庭审时提交的证据证实有38名未解除劳动关系的员工，现今未有一人得到晋升，每个人的工资待遇、职级均在逐步下降，双方共同提交的《栉风沐雨砥砺前行》课件印证了上述事实。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数据，私下恢复劳动关系的有64人、一审调解的有43人、一审判决的有49人，包括还有未提起诉讼的，近200人一夜之间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本身就存在很多疑点。被上诉人此前一直在宣传代理制好、劳动合同制差，并在2018年1月至6月，给予了代理制下的工资有一定的好处。但此后，同样是代理制，6月之后发放的工资就没有那么好了。被上诉人声称在6月之前给予了上诉人恢复劳动关系的机会，但没有做任何通知，这进一步证实了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让上诉人不再恢复劳动关系。2.被上诉人进行战略转型，迫使上诉人签订的一系列协议是为了规避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和《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后，上诉人的工作时间没变、工作地点没变、工作内容也没变。一审人民法院只看到了双方签字的表面现象，并没有看到被上诉人内在的违法行为。不能想当然的认为有了代理制合同，双方就是代理制关系，这只不过是被上诉人掩盖非法目的的手段。现今，这批员工会因未考勤打卡而被扣钱，会因考核不达标强制被取消工号（除名）。实质上，这段期间双方就是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如果仅仅因为签订了代理制合同就可以规避劳动关系项下的责任，那么是否所有的企业今后只给员工签订代理制合同，就可以否认双方的劳动关系呢？3.被上诉人有口头和书面的承诺与上诉人恢复劳动关系，依法应当履行。根据新华保险公司新保发（2017）571号文件第三条的规定，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新华人寿襄阳支公司应当给上诉人办理恢复手续。在被迫签订《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后，上诉人集体书面提出恢复申请，并形成书面的《关于撤回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申请》提交给了被上诉人。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承诺在2018年4月1日与上诉人恢复劳动关系，并与部分员工签订了《恢复劳动关系申请书》，确认同意恢复劳动关系，但至今未予履行。4.被上诉人应当按照2017年的标准赔偿上诉人的工资及各项福利待遇。考虑到上诉人从2018年5月至今自行缴纳了部分期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两公司难以通过社保行政部门补交社会保险费，应当赔偿上诉人的社会保险费、公积金、企业年金损失。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答辩称，服从原判。新华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答辩称，服从原判。樊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其与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无效；2.依法判令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新华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补发基本工资81700元、赔偿社会保险损失、公积金损失48678元、企业年金损失8113元（以上数额计算至2019年7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1日，樊丽与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签订《续收业务人员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1年4月1日至2014年4月1日止。2014年4月1日，双方又签订《劳动合同续订书》，合同期限自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止。2017年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印发的通知》，人员整合方案中载明：“2、原续收业务人员，原则上仍维持现有合同；3、对于续收业务人员中合同制人员，经个人提出申请，允许转制签订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2017年12月31日，樊丽与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一、经乙方（樊丽）自愿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甲方（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协商一致，双方劳动合同于2017年12月31日（解除日）正式终止；二、乙方在劳动合同项下的工资和社会保险将结算至解除日；三、双方确认，甲方对乙方不存在任何未支付的款项或未履行的义务，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与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或终止相关的未决事项或争议。2018年1月1日，樊丽与新华保险襄阳中心支公司签订《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12月24日，樊丽以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新华保险襄阳中心支公司为被申请人向襄阳市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2019年6月17日樊丽撤回申请，同日仲裁院裁决准予撤回申请。2019年7月22日，樊丽又以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新华保险襄阳中心支公司为被申请人，向襄阳市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仲裁请求：1、申请人樊丽与被申请人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无效；2、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樊丽补发基本工资81700元、赔偿社会保险损失18060元、公积金损失48678元、赔偿企业年金损失8113元（以上数额计算至2019年7月），补缴2018年5月至2019年7月的社会保险。仲裁院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樊劳人仲裁字[2019]7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樊丽的仲裁申请。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威胁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樊丽与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樊丽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在签订协议时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存在欺骗、胁迫的情形，亦未举证证明该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且樊丽自愿提出与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与新华保险襄阳中心支公司签订《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并由他人为其履行合同提供担保，樊丽按合同履行并按月领取佣金，亦证明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不存在强迫樊丽签订解除协议的行为，因此，樊丽诉请认为《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樊丽诉请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新华保险襄阳中心支公司补发基本工资、赔偿社保损失、赔偿公积金损失的问题。樊丽与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第三条载明：双方确认，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对樊丽不存在任何未支付的款项或未履行的义务，双方之间不存在与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或终止相关的未决事项或争议。根据协议可以确定樊丽就职期间的工资、社保等问题已与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协商一致并处理完毕，且樊丽自愿提出与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与新华保险襄阳中心支公司签订《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并按该合同履行权利义务，因此，樊丽主张按劳动关系补发工资、赔偿社保损失、赔偿公积金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仲裁时效的问题。新华保险襄阳中心支公司认为樊丽的各项诉讼请求均已超过仲裁时效。审理认为，樊丽2018年12月24日以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新华保险襄阳中心支公司为被申请人向襄阳市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2019年6月17日樊丽撤回申请，同日仲裁裁定准予撤回申请。2019年7月22日，樊丽又以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新华保险襄阳中心支公司为被申请人，向襄阳市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因此，新华保险襄阳中心支公司认为樊丽对其申请超过仲裁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樊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免收。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受欺诈、受胁迫的民事行为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上诉人以受欺诈、受胁迫为由，请求确认《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无效，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依据总公司文件，为配合公司战略转型，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在此情形下而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能否认定为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并因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保险公司实行保险代理制，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其与新华人寿湖北分公司劳动关系一直存续，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相应地，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补发基本工资、赔偿社保损失、赔偿公积金损失等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樊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建立审判员  李晓红审判员  焦静平审判员  陈守军审判员  黄 鹂审判员  何小玲审判员  张 杨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