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05刑终137号 原公诉机关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绍军，男，汉族，1989年3月10日出生于河北省昌黎县，初中文化，户籍地昌黎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1月3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7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东营市看守所。 辩护人贾日昌，山东东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姚浩宇，男，汉族，1996年12月28日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市，小学文化，住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3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2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利津县看守所。 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孙绍军、姚浩宇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一案，于2020年9月1日作出（2019）鲁0503刑初35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孙绍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并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1月，张大伟（已判刑）注册成立东营市鲁鑫海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通过“化整为零、分散审批”的方式，以鲁鑫公司及多名亲友的名义违规承包海域7处。2016年4月至9月，张大伟先后纠集被告人孙绍军、姚浩宇及周玉廷、赵文成、周振洲、白某、董成富、马某（以上六人已判刑）等刑满释放和社会闲散人员，将原利津县海洋与渔业局托管给鲁鑫公司的一艘摩托艇非法加装警灯，以鲁鑫公司为依托，以破坏扇贝养殖为借口，随意扩大控制海域范围，强行绑靠过往渔船，通过殴打、威胁等方式实施扣押渔船、索要“赔偿”等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犯罪行为。 一、寻衅滋事罪 1.2016年8月10日晚，被害人刘某1驾驶工程船误闯王某2等人的扇贝地，被王某2等人拦下后，张大伟、周振洲、周玉廷、赵文成（以上四人已判刑）及被告人姚浩宇驾驶摩托艇赶到现场，对刘某1实施殴打，并将其船只扣押在利津县刁口码头直至2017年3月5日。期间，张大伟向刘某1索要赔偿款，后刘某1被迫将船只转卖并赔偿张大伟29万元。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刘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人杨某1、袁某2、孙绍军、马某、王某2、曲某、张某1的证言，被告人姚浩宇、同案犯张大伟、周振洲、周玉廷、赵文成的供述和辩解，书证银行卡交易明细、转账记录、接处警登记表等。 2.2016年10月14日，刘某1亮驾驶渔船在鲁鑫公司控制海域生产时与张大伟发生冲突。为了报复泄愤并树立海上威信，10月15日凌晨，张大伟带领周振洲、周玉廷、马某、董成富、赵文成、盖向飞（以上七人已判刑）及被告人孙绍军、姚浩宇等数十人，分别乘坐摩托艇、铁壳船到达北纬38°20＇东经118°36＇海域内，张大伟等人驾驶摩托艇先后任意绑靠被害人杜某1、孟某1、杜某2、孟某2的渔船，持猎枪、砍刀、镐把等工具上船后对四名被害人实施殴打、恐吓，询问刘某1亮渔船的行踪，并将杜某1、孟某1、杜某2强行带至摩托艇上，警告其不许在鲁鑫公司控制海域生产。约三四个小时后，张大伟等人驾驶摩托艇将杜某1、孟某1、杜某2送回各自渔船，并扔给杜某2300元钱，强行拿走其船上螃蟹数筐。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杜某2、杜某1、孟某2、孟某1的陈述，证人刘某1亮、王某2、张某2、周某、曲某、庞某、白某的证言，被告人姚浩宇、孙绍军、同案犯张大伟、马某、周振洲、董成富、赵文成的供述和辩解及辨认笔录，勘验笔录及照片、扣押清单，书证作案工具照片及制作说明、移送案件线索登记表、移送案件通知书及移送清单、河北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支队三大队受案登记表等。 二、敲诈勒索罪 1.2016年4、5月份的一天晚上，张大伟、周玉廷、盖向飞（以上三人已判刑）与被告人姚浩宇等人以破坏网具为由，强行将被害人陈某1、金某、袁某1、丁某扣押至利津县刁口码头并殴打袁某1，后将四人带至东营区兴河东区北侧胜大超市三楼张大伟的办公室，在张大伟的办公室内上述人员及被告人孙绍军对四名被害人非法拘禁四小时左右，经张某3协调并代四人出具5万元欠条后四人被放行。次日，张大伟安排周玉廷取走该5万元。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陈某1、金某、袁某1、丁某的陈述，证人张某3、薄纯国、孙某2、王某2、曲某、曾某、白某的证言，被告人孙绍军、姚浩宇、同案犯张大伟、周玉廷的供述和辩解，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图和照片等。 2.2016年9月16日晚，张大伟、马某、董成富（以上三人已判刑）与被告人孙绍军等人驾驶摩托艇，在鲁鑫公司控制海域内绑靠被害人刘某2、刘某3的两条渔船，持砍刀、镐把上船威胁刘某2、刘某3，以其破坏扇贝养殖为由索要钱款，并将渔船扣押在利津县刁口码头40余天。刘某2、刘某3按照张大伟要求向葛大华账户转账13万元后被放行。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刘某3、刘某2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人魏某、王某2、曲某、白某的证言，被告人孙绍军、同案犯张大伟、董成富的供述等。 3.2016年9月30日，张大伟、周玉廷、马某、董成富（以上四人已判刑）与被告人孙绍军等人驾驶摩托艇，在鲁鑫公司控制海域内绑靠被害人王某1、刘某4的两条渔船，并以破坏网具为由索要钱款，将渔船扣押在利津县刁口码头15天。王某1、刘某4分别交给张大伟7.5万元、3万元后被放行。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害人刘某4、王某1、孙某1的陈述，证人张某4、张某5、张某6、付某的证言，被告人孙绍军、同案犯张大伟、周玉廷、董成富的供述和辩解，书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入账汇款凭单等。 原审判决认定该案的综合证据有：证人孙绍军、陈某2、王某3、杨某2的证言，海域使用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2019）鲁0503刑初354号刑事判决书、（2020）鲁05刑终64号刑事裁定书、归案情况说明、户籍信息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孙绍军伙同他人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被告人姚浩宇伙同他人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他人，严重影响他人生产、经营，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两名被告人均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孙绍军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被告人姚浩宇被动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均可从轻处罚。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孙绍军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被告人姚浩宇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责令被告人孙绍军与同案犯张大伟、周振洲、周玉廷、赵文成共同退赔被害人刘某1经济损失二十九万元；被告人孙绍军、姚浩宇与同案犯张大伟、周玉廷共同退赔被害人陈某1、金某、袁某1、丁某经济损失五万元；被告人孙绍军与同案犯张大伟、马某、董成富共同退赔刘某2、刘某3经济损失各六万五千元；被告人孙绍军与同案犯张大伟、周玉廷、马某、董成富共同退赔王某1经济损失七万五千元、刘某4经济损失三万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孙绍军不服，提出上诉。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孙绍军对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寻衅滋事罪无异议，并发表了如下上诉理由：1.敲诈勒索第一起，带被害人到张大伟办公室之前他没有参与，对于敲诈的事情不知情，不构成犯罪。2.敲诈勒索第二、三起应当定性为寻衅滋事罪。3.一审判决量刑重。其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1.寻衅滋事第二起应当认定孙绍军为从犯。2.敲诈勒索第一起，孙绍军不清楚被害人因何原因来到张大伟办公室，与张大伟等人没有共同犯意，不构成犯罪。3.敲诈勒索第二、三起应当定性为寻衅滋事罪。4.一审判决对孙绍军的量刑重。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相关证据均已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辩护人所提“寻衅滋事第二起应当认定孙绍军为从犯”的辩护意见，审理认为，在案证人证言、孙绍军及同案犯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案发当日白天，张大伟与刘某1亮发生冲突时，孙绍军在场，且目睹了张大伟朝对方船只开枪。案发当日晚上，孙绍军明知张大伟要找刘某1亮的船滋事，接受张大伟的安排，参与追赶、绑靠被害人船只、站场助威，对被害人起到了威胁、恐吓作用，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共犯，一审法院鉴于各同案犯均积极参与，未区分主从犯适当。但考虑孙绍军与同案犯张大伟相比所起作用较小，已对其酌情从轻处罚。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孙绍军没有参与敲诈勒索第一起，不构成犯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审理认为，同案犯姚浩宇的供述、证人王某2的证言均证实孙绍军案发时在张大伟办公室，且孙绍军亦对此予以认可。案发当晚，在张大伟等人非法拘禁四名被害人，等待张某3谈判并索要钱款的整个过程中，孙绍军一直未离开，且与同案犯姚浩宇等人在一起等待，听从张大伟的安排，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共犯。鉴于孙绍军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轻，一审已认定其为从犯，对其从轻处罚。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敲诈勒索第二、三起应当定性为寻衅滋事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审理认为，上述两起犯罪中，张大伟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破坏扇贝养殖或损坏网具为借口，持凶器威胁被害人，或绑靠、扣押被害人船只，索要钱款，非法所得由张大伟控制和分配，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孙绍军明知犯罪的目的是索要财物，并具体实施了绑靠被害人船只等行为，应当认定其为敲诈勒索罪的共犯。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量刑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审理认为，孙绍军参与实施敲诈勒索3起，犯罪数额达28.5万元，数额巨大，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原审法院考虑其在第一起敲诈勒索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具有自首情节，对其从轻处罚，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量刑并无不当。且孙绍军又犯寻衅滋事罪，应当数罪并罚，原审判决结合孙绍军的犯罪事实、情节、在犯罪中的具体作用，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对其量刑适当。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孙绍军、原审被告人姚浩宇伙同他人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或追逐、拦截他人，严重影响他人生产、经营，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行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上诉人孙绍军、原审被告人姚浩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行索取他人财物，行为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其中孙绍军犯罪数额巨大，姚浩宇犯罪数额较大。孙绍军、姚浩宇均一人犯两罪，应数罪并罚。孙绍军具有自首情节，姚浩宇构成坦白，均可从轻处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宁 审 判 员  桑爱红 审 判 员  王 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徐爱丽 书 记 员  尹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