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02刑初388号公诉机关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毕兴（毕鑫），男，汉族，1980年2月6日出生，大学文化，户籍登记地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住昭通市巧家县。2019年7月9日巧家县监察委对毕兴滥用职权案立案审查,2019年7月9日对毕兴采取留置措施，2019年9月29日昭通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毕兴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2019年9月30日巧家县监察委对毕兴解除留置措施，2019年10月1日毕兴被昭通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4月1日被昭阳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逮捕，2020年11月13日被昭通市公安局昭阳分局执行逮捕。委托辩护人尚显达、刘政欣（实习），云南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昭阳检二部刑诉〔2020〕41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毕兴犯玩忽职守罪一案，于2020年7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针对本案的管辖权问题于2020年7月9日报请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云06刑辖16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本院管辖。2020年9月29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洪兵、书记员高亚萍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毕兴及其辩护人尚显达、刘政欣（实习）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5月30日、6月6日、6月7日，巧家县“卓达ＫＴＶ”接连发生邹某1、唐来松、高某三起被伤害案。因案件涉及张自勇等人，案情复杂，经请示巧家县公安局主要领导，同意将案件提交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办理，明确由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即被告人毕兴负责。同年6月11日，刑侦大队按照被告人毕兴的安排，由刑侦大队教导员林某主持会议研究三起案件，并成立了专案组。由被告人毕兴担任专案组组长，林某、白鹤滩派出所副所长周德金分别任副组长（二人另案处理）。明确由林某负责侦办唐来松、高某被伤害案，周德金负责侦办邹某1被伤害案。期间，林某、周德金分别就案件办理情况向被告人毕兴进行汇报。被告人毕兴在明知被害人唐来松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邹某1被伤害损伤后果严重需做伤情鉴定，两起案件应当对涉案嫌疑人进行刑事打击。但其未正确履职，未对两案侦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导致案件未开展实质性侦查工作，案件最终归档处理，未依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2017年巧家“3.07”专案组成立，扫黑大队清理张自勇等人涉案线索，两案原始卷宗从巧家县公安局档案室找出。经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两案涉及行为均为张自勇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行为。一、程序性文书(一)线索移送函：昭通市纪委于2019年7月10日将毕兴问题线索转昭通市检察院办理。(二)立案决定书：昭通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9月29日决定对毕兴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三)取保候审决定书：昭通市人民检察院对毕兴采取取保候审决定，时间自2019年10月1日起算。(四)立案决定书：巧家县监委于2019年7月9日对毕兴滥用职权案立案审查。(五)留置决定书：巧家县监委于2019年7月9日决定对毕兴釆取留置措施。(六)解除留置决定书：巧家县监委于2019年9月30日对毕兴解除留置措施。(七)巧家县纪委于2019年12月20日给予毕兴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八)交办决定：昭通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3月27日将毕兴涉嫌玩忽职守案交由昭阳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二、书证(一)户口证明，证实毕兴（毕鑫）出生于1980年2月6日，已达刑事责任年龄。(二)毕兴入党材料，证实毕兴于2002年10月31日转为正式党员。(三)毕兴任职材料，证实毕兴为公务员,2003年至2004年10月期间任马树派出所副所长；2004年10月至2008年6月任蒙姑派出所所长；2008年6月至2010年9月任巧家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2010年9月起任巧家县公安局副局长兼白鹤滩派出所所长。（四）巧家县纪委巧纪决（2019）81号文件：因毕兴于2009年底入股5万元至安云爆破公司，2010年至2013年期间共分得红利51万元，对邹某1被伤害案、唐来松被伤害案侦办履职不到位，纵容黑恶势力犯罪行为滋生蔓延，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涉嫌玩忽职守罪，决定给予毕兴开除党籍处分，于2019年12月20日生效。(五)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卷规范，公安专业管理档案办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证实刑事案件侦查终结后，应当将全部案卷材料加以整理，按照要求装订立卷。已暂停的侦查工作不能及时侦查终结的案件，须归档处理。(六）中共巧家县公安局委员会（通知）2014.4.2，证实：党委委员、副局长兼白鹤滩派出所所长杜如伦:主持白鹤滩派出所全面工作，分管巧家营派出所、警犬训导大队、负责白鹤滩镇辖区内库区移民维稳工作；党委委员、副局长毕兴：分管刑事侦查大队、打黑除恶大队、法制大队、看守所、行政拘留所、信访控申室、药山派出所、小河派出所、联系县武警中队；党委委员、副局长陆学林：分管治安管理大队、巡特警大队、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反恐大队、出入境管理大队、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新店派出所、包谷垴派出所、老店派出所、联系消防大队。(七)中共巧家县公安局委员会文件2015.9.1，证实：党委委员、副局长兼白鹤滩派出所所长杜如伦:主持白鹤滩派出所全面工作，分管巧家营派出所、负责白鹤滩镇辖区内库区移民维稳工作；党委委员、副局长毕兴：分管刑事侦查大队、打黑除恶大队、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法制大队、看守所、行政拘留所、信访控申室、药山派出所、小河派出所、联系县武警中队；党委委员、副局长陆学林：分管治安管理大队、巡特警大队、警犬训导大队、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反恐大队、出入境管理大队、新店派出所、包谷垴派出所、老店派出所、联系消防大队。(八)中共巧家县公安局委员会文件2016.5.6，证实党委委员、副局长毕兴：分管刑事侦查大队、打黑除恶大队、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法制大队、看守所、行政拘留所、信访控申室、药山派出所、小河派出所、联系县武警中队；党委委员、副局长陆学林：分管治安管理大队、巡特警大队、警犬训导大队、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反恐大队、出入境管理大队、新店派出所、包谷垴派出所、老店派出所、联系消防大队;党委委员、副局长兼白鹤滩派出所所长张斌：主抓白鹤滩派出所全面工作，分管巧家营派出所、负责白鹤滩镇辖区内库区移民维稳工作。(九)中共巧家县公安局委员会文件2016.8.5，证实：党委委员、副局长陆学林：分管治安管理大队、巡特警大队、警犬训导大队、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反恐大队、出入境管理大队、法制大队、信访控申室、包谷垴派出所、老店派出所、崇溪派出所、联系消防大队；党委委员、副局长夏万斗：主抓后勤保障及县局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分管刑事侦查大队、打黑除恶大队、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禁毒大队、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警务保障室、东坪派出所、红山派出所、小河派出所、新店派出所；党委委员、副局长兼白鹤滩派出所所长张斌：主抓白鹤滩派出所全面工作，分管巧家营派出所、负责白鹤滩镇辖区内库区移民维稳工作。（十）2014年6月11日在县局案件研究分析室的会议记录，证实：会议主持人系林某，毕兴未参会。其内容表明了，针对唐来松及邹某1案件专案组成立的人员，组长为毕兴、副组长为林某、周德金。2014年6月11日治安大队会议室会议记录，证实：参会人员有林某，无毕兴。主要内容为：5月31日凌晨卓达ＫＴＶ508有人打架，伤者为邹某1；6月7日凌晨卓达ＫＴＶ588房间唐来松被阿坤打成轻伤；5月5日晚在卓达ＫＴＶ高某被阿坤等人打伤。（十一）2014年6月11日在县局会议室会议记录，证实：会议主要内容是周德金介绍几起案件的初查情况：邹某1于2014年5月31日凌晨在卓达ＫＴＶ508被故意伤害还未作鉴定，涉案人员有张三等5-6人；2014年6月6日在卓达ＫＴＶ588房间发生的打架涉及阿坤等人，被害人轻伤；2014年5月5日晚高某在卓达被打也涉及阿坤等人；成立专案组情况：毕兴任组长，林某、周德金任副组长。（十二）巧家县公安局起诉意见书2019.9.11，证实：犯罪嫌疑人邓思超涉嫌敲诈勒索、故意伤害案（邹某1、唐来松），犯罪嫌疑人黄正虎（漏罪）涉嫌故意伤害（唐来松）。（十三）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证实：被告人张自勇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前罪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张某2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加上原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总和刑期三十八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人民币11.5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十四)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证实2020年1月6日对犯罪嫌疑人邓思超、黄正虎等人起诉。邓思超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黄正虎涉嫌故意伤害罪。（十五）唐来松被伤害案刑事侦查卷宗，证实：巧家县公安局白鹤滩派出所干警自2014年6月6日至6月26日期间对唐来松、黄正虎、邓思超、胡某2、庄洪兵等人收集了言辞证据，所有言辞证据基本能证实邓思超、黄正虎用酒瓶殴打唐来松的事实。巧家县公安局于2014年6月9日对唐来松损伤作出轻伤二级的鉴定意见。胡某2与唐茂（即唐来松）于2014年6月23日达成和解协议，唐茂（即唐来松）表示对胡某2谅解并表示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十六）邹某1被伤害案刑事侦查卷宗，证实：巧家县公安局白鹤滩派出所干警在2014年5月31日对邹某1、常信敏、张自勇、崔茂林、苏勇、代明坤、张某2、苏廷然等收集了言辞证据，所有证据基本能证实邹某1被打伤的事情经过，但不能明确所有具体行为人，能锁定部分行为人，该证据能证实在邹某1案件具备侦查条件的情况下，巧家县公安局仅于2014年5月31日开展了侦查工作，在3.07专案开始收集证据前就未再开展其他侦查工作，邹某1案件也未能及时进行立案及后续诉讼流程。（十七）申请人为邹某1的申请书，证实：内容为邹某1对自己被伤害一案向公安机关提出撤案申请；甲方为邹某1、乙方为张某2的赔偿谅解协议书，张某2支付邹某1人民币20万，邹某1表示对张某2的谅解，不再追究张某2刑事责任；邹某1收到张某2支付20万的收据。（十八）巧家县白鹤滩派出所出具的说明，证实：2019年4月14日，昭通市人民检察院到白鹤滩派出所要求查询邹某1被伤害案，白鹤滩派出所民警王华诚进入周德金、王兴才的警综平台查询未查询到案件。（十九）警综平台查询截图，证实未查询到邹某1被伤害案。（二十）白鹤滩派出所出具的说明，证实：2019年11月15日，云南公安警务信息综合应用平台查询及查阅白鹤滩派出所档案室，未查询到2014年6月7日高某被打一案案件材料。（二十一）中共巧家县纪委、监察委于2019年12月20日出具的关于给予周德金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周德金因涉嫌在办理邹某1被伤害案中明知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明确的情况下，不履职、不作为、有案不查、有案不立，为逃避法律责任，指使干警销毁证据材料，导致犯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重新犯罪，纵容黑恶势力行为滋生蔓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决定给予周德金开除党籍处分、开除公职处分。（二十二）中共巧家县纪委于2019年12月20日关于给予林某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林某因涉嫌在办理唐来松被伤害案中明知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明确的情况下，不履职、不作为、有案不查、有案不立，为逃避法律责任，指使干警销毁证据材料，导致犯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重新犯罪，纵容黑恶势力行为滋生蔓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决定给予林某开除党籍处分。（二十三）巧家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出具关于在云南公安警务信息综合应用平台查询邹某1案、唐来松案、高某案的情况说明，证明在云南公安警务信息综合应用平台查询邹某1案、唐来松案、高某案均未查询到，邹某1案、唐来松案、高某案于2017年9月1日后由巧家县公安局打黑除恶大队纸质卷宗办理并已移送审查起诉。（二十四）巧家县公安局于2020年3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巧家县公安局侦办的唐来松被伤害案、邹某1被伤害案系昭通市公安局扫黑办转交了线索后，办案民警在巧家县公安局档案室找到唐来松被伤害案及邹某1被伤害案的原卷宗。（二十五）王某2于2019年11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14年12月3日，按照大队长杨某的安排，将大队民警交给其的卷宗，同意交由巧家县公安局档案室，经仔细清理，未发现有“高某被殴打案”相关卷宗。（二十六）云南省巧家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证实：林某因涉嫌在办理邹某1、高某、唐来松被伤害案中明知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明确的情况下，不履职、不作为、有案不查、有案不立，为逃避法律责任，指使干警销毁证据材料，导致犯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重新犯罪，纵容黑恶势力行为滋生蔓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二十七）云南省巧家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证实:周德金因涉嫌在办理邹某1、高某、唐来松被伤害案中明知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明确的情况下，不履职、不作为、有案不查、有案不立，为逃避法律责任，指使干警销毁证据材料，导致犯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重新犯罪，纵容黑恶势力行为滋生蔓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二十八）关于2014年度的案件交接，证实其中包含了邹某1和唐来松被伤害案（但无移交人、接交人签字）。二、证人证言（一）刘某（巧家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证实：我在刑大工作期间经常都会成立专案组办理案件，没有相关的文件对专案组成立进行规定，都是根据案件情况的需要来确定是否成立专案，成立专案的权利主要由局长或者副局长来决定。一般担任专案组组长的都是局领导。在实际的工作中专案组组长的职责就是紧紧围绕侦破案件开展系列工作，比如组织办案力量、协调相关事情、安排部署、案件处理结果要向他们请示汇报，由组长作出决定。专案组的模式很多，有些专案组会设置组长、副组长、主办人员、协办人员，有的专案组会成立材料组、外调组、抓捕组、审讯组、现勘组等。成立专案组都没有下文，都是领导召集开会的时候参会人员做会议记录，办公室都没有会议记录。我们刑大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已经结案的、长时间侦破不了的、没有线索可查的、找不到嫌疑人的这几类按要求是要归档的。当时我们刑大有一个专门的档案室由内勤负责收集归档。后来在大约二零一几年的时候县局专门提供了一大间档案室，专门为县局各部门案件卷宗归档使用。正在办理的案件是不能归档的，一般刑大不会办理轻伤害案件，是由辖区内的派出所来办理。疑难、复杂的案件基层派出所认为办理中有困难的会向局领导汇报，经领导同意后提到我们刑大来。我知道张自勇这帮人是开赌场的，在巧家地盘上带着一帮小弟是恶人。（二）杨某（巧家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证实：公安机关对成立专案组条件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都是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认为需要成立专案组的就成立专案组。在参与办案的民警中谁的职务高谁就担任专案组组长。有些案件影响大局长亲自过问的就由局长担任专案组组长。成立专案组的目的就是集中力量侦破案件。对于专案组组长的职责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都是形成共识的，组长的职责主要就是负责组织办案力量、召集专案组人员分析研判案情、根据案情进行分工、对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对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要召集办案人员进行研究。但是客观来说有些小的案件虽然成立了专案组，组长对案件的情况不一定知晓，原因就是这类案件很多，领导的事情也多，不一定每一件都要过问。我所说的小案件就是指一般的单案、轻微的刑事案件，成立专案组的目的主要是集中力量侦破案件。成立专案组的好处就是人力、物力、财力比较集中，缩短办案时间。成立专案组的时候，如果组长是局长，副组长的职责就是履行组长的职责，对案件的进展情况向组长进行汇报。如果专案组组长不是公安局长担任而是副局长或者部门负责人担任，专案组长就要切实履行起对专案的负责。专案组承办人的主要职责是收集证据、拟定侦查提纲，完善各类法律文书，其他办案人员就是协助主要承办人办理案件。成立专案组是没有正式文件的，都是在会上进行安排，参会人员可能有会议记录。3.07专案成立以后我才听说邹某1这个案件当时是成立了专案组的，但这个案件从办理到归档我都不清楚。张自勇这帮人是在2010年巧家黑社会李朝波案件被打击后反映出来的，大约2013年4月，杨朝邦任局长的时候成立了打黑除恶大队就开始安排打黑除恶大队秘密收集他们这一帮人的犯罪证据。我在任队长期间都要求办案民警年终的时候对卷宗进行清理归档，在移交档案的时候我都是在移交清单上的监交人处签名，证明卷宗已经在档案室了。但是卷宗该不该归档主要是由承办人把握，这些移交档案中有一些是办结的，有些是未办结的，未办结的像找不到嫌疑人这类案件或者无法侦破的卷宗归档后如果需要继续侦办，由承办人从档案室借出继续开展侦查。公安机关从2011年还是2012年就开始警综平台办案，归档的卷宗就不多了。正在办理的案件不能归档，3.07专案成立后就从公安局档案室找出邹某1这个案子的卷宗，卷宗审核人是我的名字但不是我签的字。（三）陈某1（巧家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证实：成立专案组一般不需要行文，领导认为需要成立专案组的时候就召集相关人员在会上明确，对工作进行分工。成立专案组的目的就是侦破案件，加大侦查力度，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保障。没有明文规定专案组组长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专案组成立后，专案组的工作情况都要向组长或者副组长汇报，比如案件进展情况、案件最终处理情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都要向组长汇报。组长主要对案件起领导、组织、协调、决定作用，我们各个组根据案件情况逐级汇报，最终都要由组长或者副组长来决定，副组长决定的前提是组长不在的情况下。主办侦查员主要负责对案件证据收集，拟定相关法律文书。没有文件规定成立专案组的案件类型,一般是重特大、疑难复杂、跨区域需要协调办理的案件。成立专案组一般有组长、副组长、主办侦查员协办人员，有些专案要分追捕组、审讯组、现场保护组、内勤组、后勤保障组等，一般是由组长或者副组长来确定相应的工作。巧家公安局刑大的卷宗是按规定办结的案件要归档、久侦不破、没有线索的案件要归档，人员调动之前要把手里面办结的案件卷宗归档。我们刑大近几年的卷宗都是交到县局档案室存档。（四）王某1（巧家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证实：毕兴玩忽职守案卷宗第三卷第11页至12页是我提供的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内容上主持人是毕兴，会议时间2014年6月11日，毕兴实际未参会，是他打电话通知我参会，根据我的个人习惯我会把会议记录头子先写好，所以就写成主持人是毕兴了，但实际他是没有参会的。在2010年办理李朝波涉黑案件时就对张自勇有一点了解，在2014年这三个案件发生后又引起了公安机关的注意，所以才成立了专案。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是不会下正式文件的，只会在开会的时候临时成立。成立专案组主要是明确责任人，有领导负责，有人来办案，集中力量侦破案件，确保人力、物力到位。没有相关规定明确专案组组长、副组长、主办人员的相关职责。原则上专案组组长对案件作出安排、统筹部署、对案件进展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对案件处理情况作出决定，副组长和主办民警根据组长安排进行分工，有时会成立材料组、外调组，每个专案组成立，领导会根据具体案件作出安排。按照规定办结的案件需要归档、不能侦破的案件比如找不到嫌疑人、没有线索的案件需要归档，正在办理的案件是不能进行归档的。（五）邓思超供述，证实：2014年我在卓达ＫＴＶ打过两次架，第一次大约是在2014年的一天，张自勇叫我去卓达ＫＴＶ喝酒，喝完就要走了，当走到电梯旁一个包间的时候，张自勇就喊我进去看看有没有认识的美女，我去看了，跟他说没得，然后就有人把门踹开进去了，我也进去了，我记得有我、张某2、张自勇、罗绍校、黄正虎，我们让他们敬酒，有个男的就没有站起来就发生了摩擦，随后我就看到李三哥的耳朵流血了，我就过去跟他们打了起来，后来我看着打得有点凶，就把门打开往外面推，就喊他们不要打了，再打派出所来了，然后我们就走了，之后听说是拿了20万处理掉的。当时我不知道被打这个人怎么样了，之后听说眼睛被打瞎了。当时听说是张某2打伤的，大家都动手了，场面比较混乱。第二次是上一次没过多久，我女朋友的朋友请她和我一起去吃饭，我们去的时候包房已经有十多人了，喝了一些酒，有个男的就和我女朋友唱歌，唱完之后让我女朋友和他喝酒，我女朋友不喝，那个男的就拿豌豆打我女朋友，我就叫他不要扔了,她是我女朋友，他就说我日你妈丢了就丢了，你能怎么样，发生争吵之后，旁边有人就说算了，让我们喝杯酒，我把酒喝了，他没喝，他把杯子就砸在我手上，我就拿起酒瓶朝他头上砸去，砸了多少下我记不得了，他又用脚踹了我一脚，后来被拉开，我和我女朋友就走了。事后我们就协商私了，协商的是我女朋友，具体情况只有她才知道。张自勇是我在2008年来巧家开车后喝酒认识的张自勇，后来我发现这个人有点黑，还发生过两次摩擦，因为在外面找钱，他就让我去帮他撑场子，每次都输，觉得跟他不好混，后面就没在一起了。关于高某被打这件事我不清楚，但是记得有个女人到卓达ＫＴＶ找她女儿被打了，但是我没有打她，当时她在卓达ＫＴＶ打她女儿，我就劝不要打了，她还给了我一耳光，然后就被打了。（六）赵某1证实：我在白鹤滩派出所期间在刑侦中队的职责就是负责辖区内刑事案件的侦办，涉及到命案有刑大负责。警综平台我印象中大概是在2010年启用的。所有的手续都要在警综平台上批的，受案是由带班领导批，立案由分管局领导批，釆取强制措施由所领导批后报法制科批再由局领导批。每年的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都要进行检查或评查的，只是各中队都是自己检查后交给内勤归档的。我们在白鹤滩派出所期间，就发现了张自勇那一帮人的了，在杜如论任所长的时候，在卓达ＫＴＶ眼睛被打瞎的案子（邹某1被伤害案）,发案的时候是我带班，当天晚上我就带着人去调查处理，同时也向杜如论汇报是张自勇等人所为，当时，杜如论还把分管刑侦的周德金喊到办公室,安排他把张自勇这帮人的案件全部找出来，随后他们还召开专门的会议研究张自勇这帮人所做的案件,杜如论的原话是“这个狗日（张自勇）的早晚是要惹祸的，把他的案子找出来并案查处”，我认为当时我们派出所是成立了专案，我就没有过问了，我也不是专案组的成员。我们派出所的干警都是清楚张自勇这帮人在巧家经常闹事惹事，作恶多端。因为平时张自勇的小弟经常在巧家打架斗殴的事情比较频繁，很多时候当事人都会报案,接处警的干警处理回来后都会在所里面说事，说又是张自勇的小弟些又犯事了，但大多案件都没有证据指向是张自勇参与或指使他们做的，想认定张自勇犯罪行为没有证据。除了杜如伦之外，其他所长任职期间我没有参与过任何类似的会议。（七）康某证实：案件的调解处理是双方争议不大，伤情不严重的，双方自愿的可以进行调解处理，调解之后，履行了协议内容就不进行治安处罚了。之前在白鹤滩派出所，每个内勤小组都会用“飞信”这个软件进行汇报。当时的内勤不固定，都是带班领导安排的。办理完案件之后，都是向带班领导汇报的，不会越级向所长汇报，有时候所长安排的工作，会直接向所长报告。当时办理案件时都没有进警综平台进行。领导也是知道没有在警综平台办理。当时我听我们派出所刑侦上的说，刑事轻伤害案件和解后可以撤销案件。我到白鹤滩工作期间据我的了解，所里面领导从来不会召集我们对案件进行讨论研判，也从来不会召集我们听取案件汇报，都是我们主动向领导汇报，对案件的处理领导都会明确自己的表态。案件进入警综平台录入系统是需要领导审批的，按规定是由所领导审批的。在2017年9月份以前，我们派出所的很多治安案件都没有录入警综平台，轻伤以下的案件很多都是和解了就结案了，2016年5月张斌任所长的时候，在开会的场所和我们说过治安案件要行政拘留的必须录入系统，不拘留的就可以在系统外流转。（八）孙某证实：邹某1案件我没有参与办理，后来这个案件到了刑大研究，周德金就带我和邱勇去刑大参加，会上还成立了专案组，回来后也没有人安排工作，所以我就没有参加了。只是之后不久周德金就找到我说案子当事人已经私下解决了，周德金就让我草拟和解协议，我就按他的安排去做了，在其他人的电脑上草拟好后到周德金办公室交给他的，具体当事人双方如何协商的就不清楚了。(九)张自勇供述，证实：我们平时逢年过节会向公安的个别领导送点礼物。给杜如伦送过一些烟酒,就是过年和中秋节的时候送的,好像是送了三次吗还是四次,每次都是送的两盒茶叶(福建朋友送给我的，不知道价钱）、“五粮液”一件(六瓶，当时买成六、七百一瓶）、“大重九”六条(大概是八百左右一条)。也给毕兴送过一次吗几次，因为他在白鹤滩当所长，跟毕兴有两次碰到一起喝过酒，没有刻意的约起去喝过酒。邹某1被伤害案整个事情因我而起，第二天我到白鹤滩派出所录了口供，我安排姚某和张某2把邹某1送到昆明去医治，事后知道邹某1眼睛被打瞎，整个和解过程是姚某去谈的，谈的过程我都没有参与，钱是我向姚某借的15万元，我自己好像出了6万元，赔偿了邹某118万元，医药费也是我们出的，还封了个红包给邹某1，至于金额是多少我不清楚，邹某1是张某2打的，我是去劝架的，案发后也没有找过人顶包，我没有找过司法机关的人，张某2可能去过。（十）赵某2证实：扫黑办是统领全局的扫黑除恶工作，打黑除恶大队是公安局的内设机构部门。扫黑大队刚成立的时候是毕兴副局长分管,后来毕兴调到省厅去挂职，期间就是夏万斗副局长分管。2017年7月左右至今是陆学林副局长分管。在成立扫黑部门之前办理扫黑案件都是按警种分工，黑恶案件由刑侦管理，“3.07”专案张自勇等人涉黑系列案件侦破的案件应该是70多起，具体数字以起诉意见书为准。当时刑大有5个中队，从“3.07”案件侦办情况看，张自勇团伙成员违法犯罪行为，有的办案部门查清后已移送起诉判刑，“3.07”专案的部分组织成员有从监狱押回侦查的,也有的未结案是“3.07”专案组侦破的。“3.07”专案的侦办过程:网络上有人举报，网安大队监测到举报后向夏万斗副局长汇报，夏万斗副局长向魏局长汇报,魏局长召集打黑除恶大队研判，指示打黑除恶大队密查,打黑除恶大队一是迅速安排民警到娱乐场所摸排涉案线索，二是查阅各派出所接处警及相关案件卷宗。通过密查,发现张自勇等人有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获取一定的犯罪证据后向市局进行汇报,根据市局领导指示成立专案组指挥部,对案件工作进行全面侦查布控。巧家县局通过初查向市局汇报以后,市局领导指示网安等部门同步上案,巧家县局继续加大对团伙涉及案件的侦查力度,打黑除恶大队在查阅白鹤滩派出所的卷宗时发现张自勇直接参与了在Ａ8门口的一起寻衅滋事案件，同时在摸排过程中接到有人反应张自勇等人在卓达ＫＴＶ把一个人的眼睛打瞎了，打黑除恶大队专门派人对该线索进行调查,后查证邹某1在卓达ＫＴＶ唱歌的时候被张自勇带领的一帮人打瞎，还有团伙涉及的其他案件,专门制作了一个ＰＰＴ向市局汇报，市局组织在2017年9月1日收网。邹某1案件是在我们摸排的过程中发现，我们通过找邹某1取了材料,邹某1反映这个案件是报了案的,后来我们也没查出来是哪些人办了这个案件,在后面的案件工作中好像是刘浩在档案室找到了。在办理“3.07”专案过程中涉嫌张自勇系列犯罪案件时，我印象中陈龙云抢劫这个案子，就属于久拖不结的情况。收网后，送到市局的手机恢复情况，这个我记不清楚，市局派出网安支队到巧家指导工作，各个审讯组扣押手机后迅速交到巧家县网安大队，由网安大队对手机信息进行釆集，同时市局也对手机进行检验鉴定。这一块工作专案组是毕兴副局长安排人负责。市局把手机鉴定完之后，出了鉴定报告后,专案组民警对嫌疑人手机信息采用检查、辨认等方式提取手机里面的相关电子证据附卷。我们拿回来后都是交由内勤的随案移送。（十一）高某证实：在2014年的时候被打过，当天我去卓达ＫＴＶ找我的女儿高杨雪，就被一个叫“阿坤”的打了，我先打了“阿坤”一耳光，就被他打到在地，然后他和他的小弟就来打我，导致我的左肩锁骨骨裂，左边骨盆也受伤了，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出过车祸受的伤。当天晚上报警就抓到了“小关林”。当时是因为我前夫曾祥林（现已离婚）和“小关林”关系较好，对方提出和解，和解是在白鹤滩派出所和解的，和解协议书也是白鹤滩派出所出具的，是曾祥林去的，对方是“小关林”去的。我也没有做过鉴定，当时我们不懂，公安机关也没有提起过伤情鉴定，再加上对方是混社会的，和这些人纠缠下去怕麻烦。在我住院期间还有一个“张三”的舅子来和我们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劝我们不要住院了。最后赔偿了我们5000元和一些医药费，和解以后公安机关也就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了。（十二）陈某2证实：认识张自勇和姚某他们是在零几年在四川宁南白鹤滩做工程，他们在那开娱乐业的，我去街上吃东西，就认识他们了，大概在2014年张某2打伤了人，姚某遇到我说让我开车送他们去人民医院，我就送去了。之后协调是参与过的，当时姚某喊起我去参与双方协商，主要是劝说双方各让一步，我和姚某他们去找到对方后，最后谈到赔偿18万的时候，我有事就先走了，后面的情况我就没有管了，之后其他事情就是张某2和姚某他们去办理的，我就不清楚了。（十三）帅某证实：大概是四五年前，“张三”在卓达ＫＴＶ打了我儿子邹某1，当时有人打电话跟我们说我儿子被打伤了，伤得很重，让我们赶紧到巧家县人民医院。我们到了之后才知道是敬酒的时候被打的，好像是用烟灰缸打了眼睛，具体是谁打的不清楚，第二天医生说无法医治建议转昆明，后来张三的两个小弟就把我儿子带去了昆明红会医院，医生就说眼睛神经被打断了，治不好了。对方提出私了，一共协商了两次，第一次我们这边要四十万，对方认为太高，就没有协商成功。过了几天又去协商，我就没有去了，最终达成二十万。直到2017年张三被抓之后才通知去做伤情鉴定的，2017年之前都没有人通知，我也就不清楚了。当时私了我是很气愤的，因为他们把我儿子眼睛打瞎了，我就想跟他们整到底，但是当时亲戚朋友就说算了，人家是混社会的，公安有人，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得罪不起，所以迫于无奈，被迫私了。（十四）邹某3证实：我儿子被打后我们去巧家人民医院，我们到医院时邹某1在手术台上,整个人都是昏迷的，我看到我儿子浑身是伤，脸都是肿起的，我妹子说是张三喊人打的。医生说邹某1头上缝了三十多针,有点严重，关于眼睛的事情是第二天邹某1清醒以后告诉医生说他眼睛看不到了，医生说巧家做不了检查,就建议去昆明检查，后来张三（名字我不知道）的两个小弟和我妹子邹某2就带着邹某1去了昆明检查，检查后我妹子打电话给我说邹某1的眼睛医不好了，那只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到昆明去了两三天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又在人民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期间对方就找我们协商，问我们要多少钱，他们就说哪个手被打断了都才赔几万块钱，我们要多了他们也给不起,如果我们不答应，他们这个事情又没有打死人,又不会判无期或者死刑，进去几年就会出来的，出来了还要收拾我们，我们就被迫跟他们私了了。我参加了一次协商,当时他们才从昆明回来在人民医院住院,我们是在蓝调咖啡协商的，我们这边有我、有我老公帅某和我妹子邹某2,对方的几个人我不认识，当时我们这边要四十万，对方就没有同意，后面协商我没有参加，具体是怎么协商的我不清楚,协商好以后邹某2打电话告诉我说对方答应赔二十万。公安机关也没有通知邹某1去做伤情鉴定。（十五）邹某2证实内容与帅某和邹某3的证词一致。（十六）陈某3证实：邹某1是我的前夫，其中去派出所签订协议时是我、邹某1和他三孃去的，邹某2在楼下等没有上楼，当时是有人把我们两个带上楼去的，具体谁带的我记不起了，对方有陈某2和姚福尔两个人，和解协议是公安民警打印出来给我们签的，具体签了些啥我也没有印象了，当时想着公安的拿给我们签的都是要签的，就没有在意。公安也一直没有喊我们去做伤情鉴定，和解了之后，公安机关就没有处理对方了。我们巧家的社会风气当时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老百姓很无助，因为邹某1眼睛被打瞎，把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全部打乱了，当时娃娃才1岁多，邹某1性格大变，导致家庭破裂，特别气愤的是公安机关对张三等人的行为不管不问，还要帮他们说话做事，感觉社会都乱了，没有公理可言。还好现在国家扫黑除恶，终于可以出这口气，为我们老百姓伸冤了。（十七）李某1证实：应该是从2013年开始，张自勇他们这帮人在巧家爱打架，爱惹事生非，大事不犯，小事不断,所以我们白鹤滩派出所的干警都有所了解,当时杜如伦任所长的时候还针对邹某1眼睛被打瞎的案件在所里安排要求成立专案，向分管刑侦的周德金说过把张自勇这帮人的案件清出来一起并案,周德金也向我们刑侦中队的干警安排过，但是后来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并案来查我们也不清楚,我们都是受领导安排。2013年和2014年的时候,在处理打架斗殴的案件上，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不再要求追究对方的责任,我们派出所也认可他们的和解协议，也就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到2015年以后,对轻伤害案件都会作出处理,但是还是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每一件轻伤害案件都作出的处理，也存在和解结案的情况。（十八）刘浩证实：当时我在白鹤滩派出所任治安中队副中队长时，当时按照规定治安中队办理的案件都是要进入警综平台进行办理的，但是因为案件太多，有些案件就没有录入警综平台了。没有录入的都是用纸质打印出相关的审批表让领导签字盖章的。我听所里面干警议论过“张三”这个人，知道他带着一帮人在巧家社会上混，后来我到省局扫黑大队才知道“张三”叫张自勇，他们的案件我办过陈志勇被伤害案。2014年5月的一个晚上，张自勇等人在卓达ＫＴＶ打人笔录是我录的，第二天就听民警说可能把眼睛打瞎了，之后张自勇带到值班室来，张自勇大概是酒喝多了，好多事都记不得了，张朝麟就喊我去给张自勇做笔录，我就按照张朝麟的安排给张自勇做了一份笔录。当时邹某1案件是李海坤和张朝麟办的，后面听同事说张自勇赔了28万元和解了，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大概案发后的十天左右就交给刑大了。当时县公安局还成立了专案组，白鹤滩派出所抽我、孙某、周德金参加专案，所以我知道这个案子转给刑大了。会议的大概就是打击张自勇这伙人。当时在邹某1这个案件中就是安排我和林某看监控，后来我们通知一个叫什么敏的来辨认监控视频的人员，我就做了这点工作，我也不清楚其他人做了什么工作。（十九）胡某1证实：“3.07”专案以前，关于张自勇等人涉嫌的案件我办理过，陈志勇被伤害案、黄信晶被伤害案，其他的想不起来了。在我所办理的这批案件中存在压案不办、有案不处的情况。我们白鹤滩派出所对张自勇有了解，在2014年邹某1眼睛被张自勇他们打瞎，这个案件发生以后，涉及张自勇他们这帮人做的案，涉及的人比较多，所领导给县局汇报后，由刑大成立了专案进行办理。当时，我记得所长杜如伦要求我们所的办案民警在办案过程注意收集、深挖张自勇这帮人的犯罪线索，能并案的就并案查处，在办案过程中，许多案件都不能直接指向张自勇，都是张自勇手下的小弟所为。据我了解，我们所里面大多干警都知道张三他们这帮人在巧家地盘上放高利贷、打架斗殴、惹事生非，还在四川地盘上赌博，但是真正发生一些案件又没有证据指向是张自勇所为，有的老百姓来派出所报案反映，说打他们的人自称是张自勇的小弟，反正张三他们这帮人在巧家名气是大的。在“3.07”专案成立前后，张斌在会上要求过我们对张自勇这帮人的案件进行过梳理。刑侦中队办理的刑事案件，对案件的进展情况或者长时间不能结案的案件，肯定要汇报的，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要向分管领导或者所长汇报，对久拖不结的案件也要向分管领导和所长汇报，要汇报清楚不能结案的原因。（二十）孙载祥情况说明，证实：唐来松一案是教导员林某负责侦办的，当时我只负责对部分当事人进行笔录询问和记录，以及该案材料的编码装订工作，经我回忆是在装订的时候看到过调解协议的，我还向林某询问了情况，他说被害人不做伤情鉴定立不了案，最后至于林某怎么安排的我就不清楚了。邹某1一案也是林某侦办的，我未参与侦办，只是装订了卷宗。对于上述两个案子中是否成立专案组我不清楚。关于邹某1案件我没有参与办理，邹某1案件的卷宗确实是我装订的，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邹某1案件中的情况我是真的不清楚。当时我是在办理唐来松案件，唐来松案件的主办人是林某，我是协办，这个案子是我亲自取了许多材料，我认为案件证据材料差不多了，但是主办人林某一直没有做出对该案件下一步的办理决定。所以这个案件的材料在我手里面保存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刑警大队大队长杨某问我唐来松案件的材料是不是在我手上，他就拿了一份谅解书和一份协议书给我说这个案子可以结了，你把这些材料放进案子卷宗去，之后我就去和林某汇报，林某回答我的是，结了么就结了，你把材料装订好，同时他又把邹某1的案件也拿给我，说这个案件和唐来松是一伙的，把这个案件的材料一起装起来归档。当时唐来松案件是没有立案的，原因是在接到协助林某办理这个案件后，我本人还打电话给被害人，讯问鉴定结果，直到后面这个案子的鉴定一直没有，直到后面杨某将案件调解书、赔偿协议书等材料拿给我，我才看见他的鉴定结论，所以当时我还故意查了法律文书，看这个案子是否属于调解案件。（二十一）王某2（系巧家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证实：我在刑侦大队工作时期2010年到2013年6月主要是案件侦办，2013年6月毕兴副局长上来以后就从事内勤工作，2016年5月至今又开始从事案件侦办工作。我参与办理的案件主要是参与取证，当时我们刑大的队长是杨某，教导员是林某，副大队长是刘某、王某1，在办案上需要我们参与调查取证的，上述几个领导安排我们，我们都会服从。当时相关材料证明邹某1案件、唐来松案件、杨云焕案件是我在刑大担任内勤期间移交到县局档案室归档的，之前县监委也问过我，这三个案件的卷宗是我交到档案室的。关于出示的“云南省巧家县公安局2014年案件移交清单两页、案卷卷宗封面复印件一页（记载有杨云煥死亡案一册、邹某1被伤害案一册、唐来松被伤害案一册）、归案卷宗索引一页（杨云焕死亡案一册206页、邹某1被伤害案一册46页、唐来松被伤害案一册111页）、巧家县公安局档案借阅审批表一页、刑事侦查卷宗封面两页（杨云焕死亡案、邹某1被伤害案）”，我看了之后，2014年移交清单两页记载的案件都是由承办人整理好卷宗交给我，由我交到县局档案室的，也就包括邹某1案件和唐来松案件，案卷卷宗封面及归档卷宗索引是由承办人整理好给我的,我们内勤只负责收理卷宗归档，至于如何制作卷宗索引都是承办人的事，卷宗封面上的字有点像孙载祥的，但是归档卷宗索引是谁写的不清楚，但不是我写的，应该是承办人写的，唐来松案件的封面立卷人是我写的。唐来松被伤害案中第14页至18页的讯问笔录中询问人是我的签字，我应该是参与了这份材料的取证。至于邹某1案件中，我当时是没有办案，只是临时抽取配合他们取证调查，所以具体对案件没有印象。在2014年刑大办理的邹某1被伤害案这个案件我是不清楚的，巧家县公安局刑侦队案件归档以前是承办人自己保管的，后来2014年交过一次给巧家县公安局档案室，将2014年以前的案件归档交给巧家县公安局档案室，2015年以来的又没有交了。2014年这次档案移交，从我与陈国强办理的档案移交清单看，移交案件中是有邹某1被伤害案卷宗一册，共46页，我记不得是哪个承办人移交的了，我查询了，该卷宗与杨云焕死亡案和唐来松被伤害案装在一个档案盒的，说明这是一个承办人的案件，就是一个人移交的。（二十二）邹某1证实：2014年5月30日晚在巧家县卓达ＫＴＶ被张自勇、张某1等人打伤过，当时是报过警的，警察到现场后有几个打我的人还在现场，然后警察将我抬到ＫＴＶ楼下，就被送往巧家县人民医院救治，被打伤害后，之前没有做伤情鉴定的，直到2017年张自勇等人被公安机关抓了之后，公安机关才通知我去鉴定的。被打之后没去鉴定是因为我还在住院期间，张自勇就找我和我父母协商,协商的意思就是赔钱了事，白鹤滩派出所的办案民警也给我和我父母做工作，说私了算了，意思也是赔钱了事，张自勇等人答应赔我18万元，我也同意，于是在白鹤滩派出所办公室二楼，由办案民警在他们的办公电脑上给我们拟协议，双方签订协议后，张自勇将18万一次性转给我，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因此我也没有去做鉴定。当时签协议去的有我前妻陈某3和我母亲邹某3，另外还有我三娘邹某2。办案民警只准我一个人去二楼签协议，因此他们三人在派出所院坝里面等，签协议时就我一个人，对面是张某1。对方就只有张某1一个人在，派出所就一个民警，叫什么我不知道。签订协议赔钱之后，签完协议之后，派出所民警就说，协议是你们自愿的，那么刑事部分大家就不要谈了，这件事就此了结。和解协议是因为把我打伤的是张某1、张自勇等人，他们是黑社会，不答应怕被报复，而且和解过程中，他们也说了如果我们不同意和解，大不了对方去坐牢，到时我们一分钱都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答应的，加之我住院急需用钱，所以最终答应了，公安机关也就没有找我调查过了。直到2017年张自勇等人被抓后，找过我问话当时的事发情况，并通知我去做伤情鉴定。给我做工作叫我私了的人和拟定协议的民警不是同一个人。“赔偿谅解协议书、申请书、谅解书、收据”这几份材料是白鹤滩派出所干警早就准备好的材料，当时收据不是我写的，具体是谁写得到就不清楚了，而且主持调解的干警还在协议上签名了，但是这份没有干警签字，至于收据上的20万是包括了医药费，当时张某2给我的一个3600元的红包。（二十三）吕某1证实：邹某1案件是我们在2014年6月参与的一个案件，当时我们办理的案件中的所有材料都是移交给林某的，之后开会还看了一段案发时的视频，这个案件办了之后，后期如何处理的就不清楚了。我们领导开了会研究过，这个案件涉及到张自勇，安排好工作后我们对这个案件调查好的材料以及后续都交给林某了，这个案件中因为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打瞎了，作案人有两起案件都和张自勇有关，当时从视频能看出来打人的就是张自勇。我们只是负责报送材料，后期怎么安排就不清楚了。（二十四）吕某2（系巧家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证实：我没有侦办过唐来松被伤害案，关于出示的唐来松被伤害案件的询问笔录上的签字，是我的签的字，因为当时刑大的人比较少，应该是吕某1询问完后，喊我帮忙签字的。关于唐来松案件中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二十五）胡某2证实：2014年6月，一个叫罗三（不知其名）的过生日叫我去卓达ＫＴＶ,我男朋友“阿坤”跟我到了卓达ＫＴＶ588,进去的时候有二十多人，我喝了一瓶啤酒就已经头晕，扑着头坐在包间里面，然后唐来松就用我豌豆来打我，叫我喝酒，阿坤看见就不高兴了，双方争吵了，然后就打起来了，是谁先动的手我不清楚，他们打完后就拉着我走了。“阿坤”原名叫邓思超，我们两个是情侣关系，案发当天晚上马敏坤打电话给张三说他侄儿子被打了，叫张三打听哈是谁打的。第二天张三就问阿坤是不是他打的，是的话就把人医好，事情处理好，在此期间我还在医院交了几千医疗费，具体多少不请求。后来就安排双方和解。第一次对方提出10万元，由于金额太高没有谈好，第二次是唐来松出院以后，他打电话来谈的，最后达成协议。实际上金额是阿坤、张三他们早就谈好的了，我无非就是去交钱和把签的材料交给公安的案子负责人林某,谅解书、赔偿协议都是对方提供的，收据和谅解书是唐来松写的，全部弄好后，我就把材料送到公安局了。当时我是直接把材料那个林某的，林某说要见见阿坤，我就打电话喊阿坤过来了。至于找林某是谁安排的我就不清楚了，只知道阿坤和三哥打听好了，这个案子由林某负责的。（二十六）袁某证实：邹某1案件原件复印件的邹某1询问笔录上的手写笔录是我记录的,讯问苏勇的笔录也是我记录的，张某2的笔录记录也是我，但是内容我没得印象了。这三份笔录后面移交到哪我就不清楚了，我也不认识张某2这个人，我们社区民警根据领导的安排参与材料调查，后期对案件就不清楚了。（二十七）郑某证实：邹某1案件原件复印件的邹某1询问笔录上的签字是我的签字，但是我没有参与调查，这份笔录是我和袁某一起做的，张某2的签字页是我签的，但是材料不是我参与取证的，当时是和李某2一组，这个案子是李某2主办的，是要移交到刑侦了喊我补签的。苏廷燃的笔录也是我签字的，但是我不敢肯定我参与取证。在案发后，我就和袁某对邹某1取了一份笔录，其他事情没有参与。（二十八）李某2证实：邹某1案件是我们组办理的案件，赵某1副所长把材料传给我，案件被害人由巧家医院转到昆明医院治疗，据我们调查被害人的伤情比较严重，我就向所领导赵某1还是周德金汇报，建议交由刑侦中队办理，过了几天听说这个案件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办理，后面的情况就不清楚了。赵某1给我的材料有几分讯问笔录，嫌疑人的几份，被害人的询问材料我记得是所领导专门派人到巧家医院取的，这个材料取没取我就不清楚了。这个案件我没有找过民警在询问材料上补签过名字。关于出示的苏勇和代明坤询问笔录上的签字不是我的名字，应该是李某1的，苏廷燃这份是我的签字。如果调查材料上的记录人是我，我就应该参与了调查。我接手这个案件后，我联系了受害人，要求他去做伤情鉴定并把他的医院病历提交过来，邹某1说他不做鉴定了，他们自己协商解决。因为案件从材料上反映不出来具体嫌疑人，因为涉及张三，这个人是否出手打到邹某1，在一些细节不够清晰，然后我就向所领导汇报，将案件转刑侦中队办理。案件移交之后，在我们值班室听到民警讨论说这个案子赔偿了18万元和解了，之后我就不清楚了。（二十九）姚某证实：邹某1案件当时打架我不在现场，之后我和小关林（谢顺才）送他去昆明医治的，在昆明住院两三天之后又带回巧家来，之后张自勇就安排我、陈某2、张某2、罗绍校等人去谈判和解，第一次和解张自勇就叫罗绍校去承担责任，但是罗绍校说他有妻子和娃娃，不承担，张自勇就叫张某2承担，反正他没成家，而且一个村的，钱由张自勇出，责任由张某2承担，张某2就答应了。第一次谈判，邹某1家要50万元没有谈成，第二次要30万也没谈成，最后张自勇叫我们好好的谈在20万以内都接受，最后谈成18万，另外给了红包3600元还是3800元记不清了。之后，就去派出所找办案民警签协议，都弄好后，钱是打在邹某1妻子的账户上的，是谁主持的我记不清了，协议是派出所办案民警拿出来的，我看了申请书、赔偿谅解协议书、收据、谅解书，除了申请书有没有我记不起了，其他的赔偿谅解协议书、收据、谅解书是当时签的。（三十）张某2证实：在白鹤滩派出所中我只认得民警蒲灵。其中辨认第一份我记得4号和5号，4号是给我照相的民警，5号是蒲灵，第一次进来就是蒲灵办的案子，4号照的相。签订完协议之后，民警就说既然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私了，以后就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了，案子就了结了。（三十一）李某3证实：在邹某1案件中我就记了一份笔录，崔茂林的笔录是我记的，另外我到过现场，现场在卓达酒店ＫＴＶ里面，我记得还调了监控录像，监控调来后因电脑上带病毒，导致监控不在了，我没有办理此案，我只是参与。当事人之间私下和解过的。我就只联系过被害人邹某1，案发之后邹某1还在昆明治疗期间，我就打电话联系过邹某1叫他配合做笔录和做伤情鉴定，邹某1说他不做伤情鉴定了，他们协商了。但是白鹤滩派出所治安中队民警李某2没有将材料转过给我。（三十二）魏某证实：2014年的邹某1被伤害案，从周德金提供的2014年6月11日记录研究上看，我是参加了会议的，我的意见是先收集、固定证据。关于邹某1被伤害案件中我除了参加会议，其他的我都没有参与，在会上确定了毕兴为专案组的组长，但是2014年6月11日的会议毕兴副局长和刑侦大队大队长杨某是没参加的。三、毕兴及另案处理的周德金、林某、杜如伦供述与辩解（一）毕兴的多次供述及辩解，证实：2014年我在巧家公安局任职副局长，分管刑侦工作、法治、网安、看守所、刑拘所、合作作战中心、还有三个派出所（小河、新店、药山）、联系武警等工作。当时刑警大队的领导有大队长杨某，教导员林某，副大队长王某1、刘某、郑卫。关于发生在卓达ＫＴＶ的邹某1等案件是，2014年6月6日晚,在卓达ＫＴＶ发生了一起伤害案（唐来松被伤害案），当时有一个市政府领导住在卓达宾馆，吵闹惊动了这位领导,杨朝邦局长知道这个事以后，高度重视，就打电话安排我了解是什么事情,通过梳理，当晚发生的是一起伤害案，同时也了解到短期内卓达ＫＴＶ发生几起案件，我跟杨局长汇报后，他就叫我把这几起案件研究一下，能打击的打击,于是我就打电话通知相关人员开会，由于当时是林某值班,我就叫林某主持会议研究、办理这几起案件。通知开会的人有刑大的林某、刘某、王某1，法制大队的蒋成林，白鹤滩派出所的周德金等人,我只通知了这几个队领导和所领导，其他是他们通知的。我当时正在和杨毅办理金沙江的杀人抛尸案。2014年6月11日林某主持会议后在我印象中是会后几天跟我汇报的，大体的说了案件办理情况，说是高某被伤害案和唐来松被伤害案是由他办理的,邹某1被伤害案是由周德金办理的。他汇报以后，我就说“要得,按照你分的这个办理就是。”林某办的唐来松被伤害案、高某被伤害案,这两个案件大概是在唐来松和解交了协议以后林某专门找我汇报过，说是唐来松这个案件双方和解了，已经交了和解协议,同时受害方也存在过错，当时林某请示这个案件怎么处理，我就说“给他养到点,给线索掌握起来”;高某被伤害案，林某跟我说是这个案子是当场就调解好的治安案件，我也没有多问;邹某1案件林某跟我汇报过,周德金也跟我汇报过，周德金汇报的要详细一点，林某汇报给我说邹某1案子是清楚的，只差做鉴定抓人了，这个案子周德金他们在办理,我当时说要得,随后不久周德金专门跟我汇报邹某1案件，他跟我讲“邹某1这个案件是一个伤害案,起因是邹某1没有敬张自勇酒，张某2就用烟灰缸打了一下,伤势很重，好像眼睛失明了”，当时我以为他要汇报这个案件接下来要采取什么措施，但他又接着说“受害人通知不来鉴定”，然后我就问他“咋个呢”，他就告诉我说“听说人家已经私下商量好了”，我就跟他说“这种不行，要整，给他养到点，给线索掌握起来”，意思就是将案件盯起，收集其他线索来给予打击，因为当时对于唐来松这个案子就单案而言是不会被检察院批捕的，所以就想着盯起来，收集更多的线索，对犯罪嫌疑人从重打击。“听说人家已经私下商量好了”的意思是就是说他们既便私下商量好了还是要把受害人通知来做鉴定，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打击。当时说邹某1不配合鉴定之后将案件中止侦查是不符合规定的，当时我和周德金说要整，2014年5月30日发案后,邹某1从巧家医院转到昆明红会医院很快就回巧家了，在2014年6月13日和解前，已基本可以确定邹某1被伤害的眼睛失明，且他从昆明回来后就一直在人民医院等待答复,一旦有通知绝对会去,就算身体原因不能去做鉴定，只要主办民警一个电话，刑大技术室民警就会去医院找当事人拍照和调取病历做鉴定，而且邹某1的姐姐后来打电话问过案件办理进度，这时如果通知邹某1去做鉴定也绝对可以通知到。再到后来邹某1和张某2他们去交和解协议,办案民警也可以马上将嫌疑人扣押，把邹某1带到刑大去做鉴定。在汇报的时候以上三起案件都说不能并案，至于“阿坤”有没有参与殴打邹某1，林某、周德金没有和我汇报。只知道唐来松案件与高某案件与“阿坤”有关。邹某1案件和唐来松案件在2014年年底就进行了归档处理，我无法解释,我认不得归档的事情，没有人跟我汇报过归档的事情，而且没有人告诉我邹某1这个案子卷宗在刑大,我一直以为该案在周德金手里。作为组长，他们跟我汇报过之后，我做了安排，就想着他们会办着走也就没有过问了。以上三件案子在公安局档案室大概近三年，邹某1的是2017年8月才提出来办理的。开始是不知道的，到了2017年8月我才知道没有进入警综平台办理。作为分管刑侦的局领导，也作为以上案件专案组组长，对于案件是否进入到警综平台长达近三年才知道。因为首先是我的警综平台的审批极不规范,我安排有人在我的警综平台上进行审批，我也没有及时登录平台看都审批了哪些人,进行跟踪问效,我在这个事情上疏忽大意。在办理这批案件时只向杨朝邦局长做过一次进度汇报，就是林某他们跟我汇报完后，我去局长办公室汇报的，最终案件处理结果局长没有问，我也没有问。邹某1被伤害案和唐来松被伤害案的线索来源也就是唐来松被伤害案的第二天，在卓达ＫＴＶ发生了一起伤害案（唐来松被伤害案），当时有一个市政府领导住在卓达宾馆,吵闹惊动了这位领导，我们就安排刑大的林某带领相关人员研究办理，是我通知开会的，会后林某向我汇报在会上对案件进行分工，他说他办理后面这起（唐来松案件），周德金办理前面那件（邹某1案件），我就同意了，时隔十多天，林某来跟我汇报，具体汇报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不能并案，前面那个案子是一个打的，后面两个案子是“阿坤”单独作案的；第二个问题是：前面的案子事情是清楚的，过程是清楚的，就差鉴定了，这个案子是周德金在办；第三个问题是：唐来松这个案子，唐来松错在先，是唐来松用豆豆先打“阿坤”的女朋友，“阿坤”才打他的，这个案子是轻伤，现在双方已和解，协议也交了，同事还提到高某被打的案件，现场已经调解好了。我就答复林某，“阿坤”这个人先养到点，再收集点线索。周德金专门跟我汇报邹某1案件,他跟我讲“邹某1这个案件是一个伤害案,起因是邹某1没有敬张自勇酒，张某2就用烟灰缸打了一下，伤势很重，好像眼睛失明了”，现在通知不到来做鉴定，还说已经私下和解了，我就说不行，还是要整掉（做鉴定后依法打击）。林某没有汇报过成立专案组的事情，因为这两件事是局长安排由我去去过问的，虽然没有汇报，但是我还是要对这两个案件负责。周德金向我汇报邹某1这个案子已经和解，是他和我说的，对于养起来这个情况我只针对这一个案子，想打重点（逮捕掉的意思）,以前有些轻伤害案，当事人和解好了，公安机关调解好的，这些案件送到检察院去，检察院是不予逮捕的，所以这类案件都不报捕的。当时巧家县检察院批捕科的科长是梁宪康。之前在“3.07”没把“阿坤”作为涉黑人员打击，因为之前“3.07”名单是赵某2他们拟定好的，我只是后面接手的。关于邹某1、唐来松、高某这三个案子是当时巧家公安局局长杨朝邦安排我去过问的，但我当时在“5.15”专案组负责金沙江边无名女尸案，我就安排了林某主持会议，还通知了王某1、周德金、蒋成林等人去参加会议。关于是否成立专案组，林某在会后给我汇报了分工情况的同时也把专案组成立了。我是专案组的组长，他和周德金的副组长,我就问他是个什么专案组，他说：“就是你安排我研究的几个案子”，我就说，安了么就安了嘛。既然是我安排的会议，汇报了我也同意，我肯定要负责啊。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看能不能串并案。在流程中的立案、釆取强制措施、移送审查起诉等需要我审批，受理环节所、队领导就行了。我都是自己登陆系统审批的，有时候不在，会委托刑侦大队的法制员王某2代为审批，除了王某2其他的就好像没有了。邹某1、唐来松、高某这三个案子，我没有审批过，也没有专门委托谁审批。邹某1案件是由白鹤滩派出所周德金主办，进系统立案审批应当是由当时的副局长兼白鹤滩派出所所长杜如伦审批，这个情况我就不太清楚，我是在2017年8月接手“3.07”涉黑案件我才知道该案未进警综平台；唐来松案件由刑侦大队林某办理，在我的印象中我是没有审批过的，应该是没有进入警综平台；高某案件是现场调解的，应该是没有进入警综平台的，应该有现场调解的记录。以上案件的承办人向我汇报，我的印象中只有一次，好像是唐来松案件和解之后，林某来汇报的，说了唐来松案件，同时提到不能串并案件，他讲了唐来松案件后讲了高某案件的情况，也讲了周德金在办理邹某1案件的一些情况。关于周德金办理邹某1的案件中，说他们已经私下和解了，受害人通知不来做鉴定。我当时就说：“通知不来不会隔四、五天再通知吗，办法是人想的。”林某说唐来松案件是唐来松丟豌豆打“阿坤”女朋友胡某2引起的，受害人存在一定过错，鉴定为轻伤，当时双方已经私下和解了，并把和解协议交给他了，问我这个案子怎么处理，我当时想着把“阿坤”逮捕掉，但是当时的情况估计是捕不了，原因是对方存在过错，而且已经和解了，所以我就给林某说：“给它养到点，掌握起线索来打击”。“给它养到点,掌握起线索来打击”的意思就是就这个案件而言“阿坤”是捕不了的，先给他经营起来，再找线索加起来给他逮捕了。唐来松案件从2014年案发至2017年“3.07”专案组收网才从巧家县公安局档案室找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我安排好以后，不管林某找不找得到线索都应该跟我说一声，但是他没有说。经我回忆这个案子在林某办理期间没有委托别人审批或自己审批该案的立案环节审批。当时对于这三个案件都是安排好的了，就想着林某会对程序进行把关，也想着有人帮我审批,所以就忽略了。由于工作太忙也就没有提醒办案人员按程序办理。在登陆警综平台都是在需要我审批的时候才进警综平台看一下案件情况和他们提供纸质资料看后才进警综平台。在我的印象中，在我安排林某主持研究之前就鉴定为轻伤，按照规定，林某作为案件主办人员应当进行立案侦查，应当负主要责任，我在立案环节没有审批过该案件，由于那段时间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提醒，监督没有到位，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邹某1案件的汇报情况：在林某汇报后不久，周德金到我办公室汇报了邹某1案件的办理情况，汇报了发案时间好像是2014年5月30日，当时就是因为邹某1没有敬张三（张自勇）的酒，被张某2用烟灰缸砸了邹某1的眼睛，伤得有点重，这个案子现在看来是寻衅滋事，当时周德金汇报说是伤害案件，林某汇报的也是伤害案件，我就以为是伤害案件，周德金汇报说邹某1和对方私下商量好了，通知不来做鉴定，我就告诉周德金说：“这个不行，要整”，就是说要把邹某1通知来做鉴定，按程序办起走，周德金回答说：“要得”，后面我还和周德金交流了一下林某办理的案件的相关情况，然后他就走了，整个汇报过程大概有二十分钟左右。之后我就没问了，我认为周德金是按我的要求办的。这个案件没有安排其他人办理。对于周德金和我说的“双方私下和解好了，受害人通知不来做鉴定。”我认为是他想偷懒，想不办，想把这个案子放起来。我认为是可以通知来的，因为已经取了当事人的材料，并且林某和周德金都说当是人已经和解好了，说明当事人就在巧家，应当可以通知来的。2014年的巧家县公安局刑大技术室是刑大副队长郑卫，他本身就是法医，具有司法鉴定资质。高某案件是林某汇报唐来松案件时汇报的，说是治安案件，已经调解好了，只是没得材料。我就和林某说：“要把相关材料收集起来和唐来松案件材料装在一起”。在林某和周德金跟我汇报后不久，有一次下班下楼的时候我跟局长汇报过相关情况，大致意思就是讲林某和周德金向我汇报和我安排的情况，前面我已经讲了，局长说：“要得，先办起”。之后他也没有问过我这几起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我也把这个事情搞忘记了。这两起案件都是经过开会讨论的，我理解上认为都应该是进入警综平台按程序办理的，所以他们在给我汇报的时候，我也没有专门的去过问案件是否进入了警综平台，也没有想起提醒他们把案件录入警综平台，相信他们会履行自己的职责。以上三个案件我应该是没有进入到警综平台审批过的。我当时理解成进入警综平台办理的是因为我的警综平台案件比较多，我也经常下乡，我不在的时候就委托了刑警大队的法制员王某2进入我的警综，凡是符合立案的都签批，在刑大委托签批刑事案件我只委托过王某2，其他的都是我签批的。当时林某来跟我汇报的就是邹某1案件与“阿坤”无关，所以当时就没有并案打击了。客观上我的事情也比较多，分管了六七个部门，三个派出所，那段时间正是“5.15”的攻坚时刻，后期又是“8.03”地震，我又蹲点25天，确实也没有精力每个案件都盯且相信他们，最终导致案件被搁置下来。我在担任5.15无名女尸案专案组组长的时候还担任了在2014年6月11日由我安排林某主持研判邹某1、唐来松等案件的会议上成立的专案组组长。我认为在6月11日成立的这个专案组上我只是个挂名组长，我只针对林某和周德金他们向我汇报的事情做安排。在邹某1这个专案组中，我其实履行的组长职责就是听取他们对我的工作汇报，针对汇报情况做工作安排，向局长进行汇报，其他就没有过多的过问了，而且5.15案件也牵扯了我太多的精力。邹某1这个案件除了召开过由林某主持成立的专案组会议后没有召开过其他会议进行研究。在我的日常工作中，我自己成立的专案组，组长就是我，首先我会明确副组长的职责，他要向我汇报案件进展情况，需要协调或者抽调警力就由我统筹安排，从侦查到报捕我都会跟踪问效。另外还有一种是挂名专案组组长是为了协调各部门的警力来成立的专案组，需要我来解决一些问题他们会向我汇报，由我出面去解决，比如部门之间的协调、案子下一步该如何办等，都会找我反映，需要我来作决定。严格来说专案组组长就要对案件进行跟踪问效，对我来说我自己成立的专案对案件过问要多一点，由我挂名的专案我过问要少一点，主要原因就是我分管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成立专案组都不下发文件，如果是局里面带头成立的专案就会下发文件。我对张自勇这帮人平时的了解就是他是一个社会上的混混，喜欢赌钱。是杨朝邦安排我去过问邹某1、唐来松案件的，没有明确说是张自勇等人，只是说卓达ＫＴＶ连续发生几起打人案件。我向杨朝邦汇报过案件情况，是在周德金、林某向我汇报后，汇报内容一是成立了专案，我任组长、林某负责办理唐来松和高某案，周德金负责邹某1案。二是案件进展，唐来松案件已经和解好了，我叫林某再收集线索，邹某1案件是通知不来做伤情鉴定，我叫周德金一定要把邹某1通知来做鉴定。杨朝邦说要得，先这样办。林某和周德金向我汇报三个案件时没有谈到三个案件涉及到张自勇等人。林某向我汇报过两次，一次是成立专案组及案件办理分工情况。第二次是汇报唐来松和高某案已经和解，问我怎么处理。我就叫林某先给他养着点，再收集其他线索直接打击掉。像轻伤害调解好有谅解书的案件，报到县检察院批捕一种情况是要求我们撤回直接起诉，二种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批捕决定，这种情况在我们巧家县公安的法制大队、刑侦大队和各派出所都清楚的，所以在巧家凡是涉及调解处理好的轻伤害案件都是以和解结案，不再办理。周德金办理邹某1案件向我汇报过一次，主要是汇报的是张自勇他们因为喝酒的问题，张某2将邹某1打伤，伤情较重，通知不来作伤情鉴定，听说已经和解，我就跟周德金说要叫邹某1来做鉴定，必须把案子做了鉴定后把案件按程序办理，之后我就没有对这个案件过问了。我不清楚这几个案件是否进入警综平台。我也不清楚邹某1这个案件最后处理情况。我认为邹某1、唐来松案件有案不办、有案不查我作为专案组组长是有责任的，我没有跟踪问效到位，其次主要是两个副组长的原因。他们两人为什么没有将案件办理我就不清楚了。在2013年还是2014年我分管刑侦大队后我做过安排：对于已办结的案件、无法侦办的案件和非正常死亡的案件要求归档，无法侦办的案件主要是指找不到嫌疑人或者没有线索无法开展工作的案件，对于有新的线索要继续侦办的案件可以把原案卷宗材料从档案室借出继续侦办，对正在办理的案件不能归档。我认为邹某1案件和唐来松案件不符合我的归档要求，原因是这两个案件都正在侦办，而且是有条件侦破的，嫌疑人也是明确的。邹某1案件和唐来松案件都是在县公安局档案室找出来的。如果邹某1案件是在周德金手里面他是没有权利将案卷交到巧家公安局档案室存档的，县局档案室只收内设部门档案，但是周德金是白鹤滩派出所副所长，也是邹某1案件承办人，因为几个案件没有并案，邹某1案件的各类审批都轮不到刑大来审批，从案件的录入程序上来说县局档案室就不会收邹某1案件的档案，即使是周德金去交档案，档案室也不会收，只能由县局刑大的人交去存档。唐来松、邹某1案提交到刑大后我只安排过林某对邹、唐案进行过审查。（二）周德金（另案处理）供述及辩解，证实：邹某1这个案件是在卓达ＫＴＶ发生的打架案件。案发后赵邦友向我汇报了这个案件之后我就跟他一起向杜如伦汇报了案情，杜如伦又跟杨朝邦局长汇报了案情。因为这个案件涉及人员比较多、案情比较复杂，而且还涉及张三，我就向杜如伦汇报请刑大来侦办该案，当时杜如伦是同意我的意见的。到了6月11日下午，杜如伦叫我带上两名干警去局里面开会讨论邹某1被伤害案、阿坤打人案及另外一件案件，我就叫上孙某、邱勇一起去县局参加案件讨论，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林某。参加会议的有我、蒋成林、王某1、刘某、李发贵等。因为案件材料之前就已经送达刑侦大队了，我就首先介绍了一下案件情况，介绍完之后每个人发表了意见，大体意思是先查清楚单案。当天还成立了专案组，由毕兴任组长，我和林某任副组长，确定了案件的主办侦查员，当时林某提出由我任案件的主办侦查员，会议结束之后我就拿着案件材料找到林某跟他说我们所上案多人少，不适合作为主办侦查员，这几个案件就由刑大主办，如果需要抽人协助或者需要我们所上调查相关工作的，联系我们办理就行，当时林某就说理解我们的难处就将案件材料收下了，我理解林某的意思就是同意我不担任案件的主办侦查员。第二天回到所上我也向杜如伦汇报过这个情况。会议结束后我就没有参与这三个案件的实际侦办工作了。邹某1案、阿坤打人案都没有上白鹤滩派出所的系统，我印象中我没有审批过。案件后续处理情况我也不清楚。在我办公室找出的邹某1案件双方签订了赔偿和解协议、谅解书、申请书、收据这些材料是邹开云交给我的，他请我把这几份材料转交给刑大。成立专案组一般都会定期和不定期的召开相关会议，听取案件情况，邹某1案件交给刑大后刑大一直没有通知召开会议研究案件所以材料就一直在我办公室放着。办理邹某1被伤害案、杨涛被抢劫案、陈兴高被伤害案、莫仁方被伤害案、曹银琼被强奸案，办理案件流程，如果是属于治安案件就交给治安中队,如果是刑事案件就转给刑侦中队,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移交给刑侦大队，受理的刑事案件一般都是双向报告制度，也就是说所里面要跟所长汇报，同时要跟刑侦大队汇据，因为刑侦大队必须要掌握全县的刑事案件情况;第一步程序就是受案，紧接着是立案，在受案和立案环节必须要经过我审批,受案我这里审批就可以了，立案需要法制员审核后再由我审批，然后经分管局领导决定，如果采取强制措施还要经过法制大队把关;一般情况下采取措施的都要经我同意，侦查终结需要分管局领导审批。2014年6月11日的会议是林某主持的，我就邹某1、唐来松、高某被伤害案三个案件情况作了介绍，然后参会人员分别发表了意见，会上确定专案组组长是毕兴,副组长是林某和我，案件分配上是邹某1案件由我主办,唐来松、高某案件由林某负责，当时私下把案件拿给林某是因为想着会议是林某主持的，又是刑大的教导员，对刑侦工作有监督职责，所以就交给他了，没有请示毕兴是因为当时毕兴没有在，也没有和毕兴汇报过把材料给了林某，邹某1案件就是林某在办，就没有汇报了，我也没有通知邹某1做过伤情鉴定。我作为分管刑侦的副所长，通常情况办案民警都是跟我汇报的,有些时候我不在所上,他们会跟所长汇报，所长有时候也会找办案民警听汇报。在孙某办案不力的情况下，我也应当负责，2013年分管刑侦工作以来对办理刑事案件的跟踪问效就是看案件卷宗、问办案民警、做口头安排,现在提供不出相关依据。每年结束就是看警综平台监督，没有办结的就口头督促。关于“3.07”涉黑案件的形成，当时应该依法打击他们就不会做大做强了。（三）林某（另案处理）证实：邹某1、唐来松、高某三个案件是白鹤滩派出所民警把调查材料送来我们刑大，毕兴就安排我主持会议，当时毕兴没有参加，他去办其他的案子了，参会人员都是毕兴安排负责通知的,最后是我负责唐来松和高某的案子,周德金负责邹某1这个案子。会后，我就和毕兴汇报，毕兴说要成立专案组，他是组长，我和周德金是副组长，案件由我和周德金去办，在我们办理唐来松案件的时候，有一天唐来松案件的当事人“阿坤”的女朋友来我们办公室找我，说来交调解协议，然后就交于其他民警办理，过后，办案民警就告诉我说唐来松案件和解了，我就去和毕兴报告，毕兴说：和解了么就先把案子存档，作为线索掌握起来，看是否还有其他与他有关的案子串联起来。然后我就安排民警存档了。散会后我就把邹某1的卷宗资料交给白鹤滩派出所了，卷宗封面立卷人是要求有两个名字，第一个是主办人，第二个是协办人。唐来松案件当时是安排谁主办我记不清了，安排那些人也记不清了，我是参加的了，当时唐来松案件前期调查工作时完成的了，跟毕兴汇报后他安排叫归档的，之后我才叫人去归档的。没有移送检察机关是因为还有些工作没有完成，请示领导叫暂时归档的，所以就归档了。邹某1被伤害案涉及张自勇（张三“3.07”专案嫌疑人），唐来松涉及“阿坤”。之前有证据说是我让承办人把唐来松和邹某1案件的资料合并在一起装订归档的，我认为是有人作了伪证,唐来松案件确实是我安排归档的，但是邹某1案件不是我。2014年6月11日开会是毕兴副局长安排我主持会议的，当时成立专案组是在会上打电话给毕兴请示的，是毕兴让成立的,毕兴是组长，我和周德金是副组长。成立专案组的目的就在于明确工作职能，我和周德金都是案件的副组长是平级关系，他不可能把案子给我，就算转给我也要毕兴同意才行。我只认得唐来松案件归档的事。我今天就是想核实一下说我安排将邹某1案件和唐来松案件材料合并装订归档这份证据资料的真实性。唐来松案件在办理期间好像没有进入警综平台，唐来松案子的犯罪嫌疑人是“阿坤”邓思超），当时开会时另外的两个案件没有涉及“阿坤”。我只知道“阿坤”参与了唐来松这个案件，不知道参与了另外两起案件。当时三个案件拿来一起研究也是毕兴安排的。（四）杜如伦（另案处理）供述，证实：邹某1一案发生的时候，我局带队领导赵某1就带民警赶往卓达ＫＴＶ开展调查，经初查，当晚张三带着他的5个朋友（小弟），在卓达ＫＴＶ—个包房内玩，他们出来进到另一间的包房，张三的小弟认识包房的人，就在里面喝酒了，张三的小弟就叫邹某1给张三敬酒，但是邹某1不认识张三就不愿意敬酒，于是张三的小弟就对邹某1进行了殴打，邹某1手和头部等部位受伤，根据当晚的调查情况看，主要过程是清楚的，但是具体情节不清楚，需要进一步调查，我听了赵副所长和周德金的汇报后，我认为该案涉案人员多，情节恶劣，受害人伤情严重,案件涉及到张三就应高度重视，我就想着尽快打击掉张三等人，又苦于当时警力不足，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杨朝邦局长汇报案件，并建议移送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办理。杨局长同意后，我就移送了县局办理。后面我也问过周德金这个案子，周德金好像告诉我说刑大还在办。直到“3.03”案件发生后，张三等人才被抓。四、辨认、搜查笔录（一）胡某2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胡某2辨认出3号杨毅，是当时其把阿坤与唐来松的和解协议交给巧家县公安局的杨毅；胡某2辨认出10号邓思超，是2014年6月6日，与唐来松打架的人，同时也是和其一起去卓达ＫＴＶ的人。（二）搜查笔录：2019年7月9日13时49分在见证人巧家县公安局政委罗某在场的情况下，依法对毕兴的巧家县公安局三楼副局长办公室进行搜查。发现笔记本、云南农村信用社储蓄一本通、纸质材料、纸质信封、邮政储蓄银行卡、农村信用社银行卡Ｕ盘、黑色封皮卡包、华为黑色平板电脑等物品。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毕兴身为巧家县公安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有案不立、有案不查的行为，客观上助长了张自勇等黑恶势力犯罪的嚣张气焰，纵容了张自勇等涉黑团伙的逐步发展状大，最终坐大成势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威信及公信力，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保护伞”，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应当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属一般情节，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量刑建议：毕兴主动配合侦查部门调查，建议判处一年以上一年零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毕兴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不予认可，其质证意见为：证据一，挂名组长与实际侦查组长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挂名组长就只是请示协调，作出决策，责任是有，是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我分不清楚。证据二，1.周德金交案子给林某我不清楚，2.林某说成立专案组我任组长他任副组长我事先不知情，散会后他才告诉我任组长，林某的单案我从未安排他承办，我也从来没有指挥林某对卷宗进行归档，3.我当所长期间一件犯案的都没有，张自勇没送过我东西，我也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人的任何东西。白鹤滩除了命案，其他案件都是报他们的分管副局长批。对书证无异议。自我辩护意见为：我对起诉书指控我犯玩忽职守罪有异议，我不构成犯罪。1.关于起诉书说请示巧家县公安局主要领导的问题。卓达酒店ＫＴＶ发生打架影响了市领导的休息后，局长杨朝邦让我安排人过问一下，我安排了林某具体负责案件的研究和办理，还安排了周德金、蒋成林等研究办理。林某、周德金自行成立了专案组，将组长设立为我，事后才告知我，不存在其他领导的安排。2.关于起诉书说明确由毕兴负责的问题。作为分管领导是安排给林某具体负责研究办理，而不是我一个分管8个部门和3个派出所的局领导负责。但凡巧家公安局要成立侦破案件的专案组，不管是否能参加指挥或侦破，一般都会将分管刑侦的领导作为挂名组长。白鹤滩派出所是由局领导兼任所长，除了命案之外的刑事案件都由本所具体办理和审批。3.关于起诉书说我未对两起案件的侦办情况进行跟踪的问题。当时我正好在一线主持侦破“5.15金沙无名女尸案”，还未终结7月马树镇又发生杀死四人重大要案，我又带队主持侦破，还未侦破完毕，8月初巧家又发生“8.03”地震，我又参与和带队进行抢险救灾工作，还未完毕，10月初小河发生抢劫杀人案，我又带队亲自侦破。同时我还分管8个部门和联系3个矛盾纠纷最多的派出所。在2015年、2016年期间，巧家县连续发生13起重特大命案，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期间我带队处理数起群体事件，完成数起急难险重任务，边吃饭都没有时间。10年间和家人过了两个团圆年。2016年7月我被安排到省公安厅挂职锻炼。根据要求，不能参加巧家县公安局的任何工作。2017年8月返还巧家公安局工作后，就带领成立专案组，对“巧家县3.07案件”进行抓捕、打击。现张自勇涉黑涉恶案是我亲自带队抓捕和打击，哪有对黑社会组织进行保护的可能，怎么说成我助长嚣张气焰呢？我负责案件梳理、确定嫌疑人、制定抓捕方案、带领30余名民警冒着生命危险抓捕了70多人，组织审讯、制定方案提纲、搜查固定提取物证、协调异地关押等，都有据可查。至于说我没有跟踪，如果我没安排工作，可以说我渎职。我安排了工作后，是专业的刑侦队伍及刑事侦查部门，公安部也明确规定了主办民警负责制，我已安排和指示过，业务方面我无需再要求，他们办理到什么地步只需向我汇报，我前后有十几件大要案在身，根本无法参加卓达KTV这样的治安案件，不是我不履职，是我无法抽身。别人不进行及时汇报，我没有时间进行更多的过问和追踪，在此客观条件下，过问数量不够多少就变成犯罪？5.起诉书指控的归档处理是我责任的问题。哪个部门接警哪个部门立案，哪个部门办理根据其情况归档，而本案我从始至终不知道办案部门将卷宗材料进行归档，我曾经问过林某和周德金，并明确要求必须“整”下去，必须把人拉来做鉴定。卷宗材料出来后我才知道他们在骗我。这些人员是老警察了，要说假话骗组织，责任由他们自行承担，不是我不安排工作或不作指示的结果，怎能将他们的归档行为或不履职行为变成我的犯罪呢？6.关于起诉书指控我对黑恶势力案件有案不立、有案不查。没有由局长、副局长亲自去立案的，是由侦办部门进行报批立案，我参加了十几起重大案件并挂职，根本没半点时间，无任何休假，怎么把侦查部门就该履职的问题作为我犯罪的依据？且林某、周德金的汇报没人认为这是黑恶势力犯罪，我也没理由认为当时他就是黑恶势力犯罪。7.起诉书说我充当黑社会组织保护伞的问题。我没有为任何组织成员提供保护、包庇、袒护，相反组织大量警力对张自勇犯罪团伙进行了摧垮和打击且全部将所有黑社会成员进行了抓捕。8.关于起诉书说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问题。我在巧家办理完命案去省厅挂职期满后，担任“3.07”专案组负责人，在我的一手研究指挥布控抓捕下捣毁整个犯罪集团，受到全县人民的赞扬肯定，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9.关于起诉书说给国家人民利益带来重大损害的问题。卓达KTV三起伤害案重伤一名、轻伤一名，不构成伤害一名，达不到最高检的规定。追究责任在承办人员，不能采用推定方式将其他没有履行法定职责的警察责任推定在领导身上，公安局长安排了工作他也没过问，我安排了工作履行了职责就构成犯罪？请依法宣告我无罪，让工作了20年的一名警察能生存下去！辩护人尚显达质证意见为：毕兴的笔录的三性无异议，8份笔录都有他安排的情况，笔录反映了他安排成立专案组，多次对汇报作指示，本人没有亲自参加是因为工作太忙，过问得少一点，关于跟踪问效，无法律规定是下面汇报还是上面过问，是局长安排的，局长未被抓，毕兴却被抓了，该证据证实不了毕兴犯玩忽职守罪，周德金笔录证实他就是邹某1案的办案人，是他安排人打的调解协议，应对自己的侦察行为负责，毕兴不是承办人；林某的笔录可看出被告人毕兴是尽到自己的责任的，但不认可其说的毕兴自己安排自己；阿坤有举报信说毕兴是保护伞，但笔录中无反映；杜如伦笔录无异议，张自勇的笔录反映未接受毕兴的帮助，毕兴不理他，印证了毕兴不是保护伞；高某连轻微伤都不是，专案成立得冤枉，林某就是专案组副组长，直接安排归档，毕兴并不知道。书证等均不能证明毕兴渎职和玩忽职守。辩护意见如下：一、毕兴不构成犯罪（一）卓达ＫＴＶ三起伤害案发生时，毕兴接了局长电话后通过电话安排刑侦大队教导员林某和白鹤滩派出所副所长周德金、法制大队和多警种负责人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和调查，林某及各部门领导接受安排后成立专案组，还给毕兴安排一个头衔为“专案组长”，专组成立后就开始履行他们的侦查工作。（二）毕兴没有亲自参加卓达KTV案的原因是“5.15”金沙江边重大无名女尸案等12起重大命案的侦破及地震事件，挂职锻炼，之后又带队亲自打击了张自勇黑恶势力案，对下属的工作安排主要是靠电话，下属干了什么事需毕兴指示，都是靠各部门汇报，在此情况下没有时间多过问他安排的卓达KTV案就是犯罪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完全是采用推定主义。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毕兴在明知被害人唐来松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邹某1被伤害损伤后果严重需做伤情鉴定，两起案件应当对涉案嫌疑人进行刑事打击的观点错误，毕兴听了侦查人员的汇报后作出指示，要求侦查人员在把人拉来做鉴定，要把事情整下去，进行打击。三、公诉机关认为毕兴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有案不立、有案不查的行为，客观上助长了张自勇等黑恶势力犯罪的嚣张气焰，纵容了张自勇等涉黑团伙的逐步发展状大，最终坐大成势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但没有证据能证实毕兴不正确履行职责的事实。未立案未查案是哪个部门办案，必然由哪个部门立案，未查的问题是办案部门错误理解法律，认为案件和解以当事人撤诉来处理，在未汇报的情况下将案件归档，这不是毕兴的行为所致，不能归责于毕兴。四、关于本案是否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毕兴已履职将案件安排到刑大办理，公诉机关无证据证实已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五、关于是否导致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2条第2款，卓达KTV三起伤害案仅能证明1起重伤、1起轻伤、1起不构成任何伤害，因此本案达不到追诉条件，更达不到立案条件。六、毕兴在本案中不存在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保护伞的条件。毕兴并未参与办理此案，仅是一个挂名组长，并未对任何犯罪嫌疑人提供任何便利和保护。本案确因存在“利用手中权力，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或包庇、纵容黑恶犯罪、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查案不力，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黑恶势力逃避惩处等行为”的，其责任是办案人员所致，并非毕兴的行为所致。当时侦办时仅是一个普通故意伤害案，当时不能定性为黑恶势力。综合控辩双方的观点，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人毕兴是否构成玩忽职守罪。通过庭审和控辩双方举证质证，本院认证意见，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核实，取证程序合法，证据证明的内容客观真实，且证据间均能相互印证，能证实：巧家县公安局在2014年6月6日至6月26日期间基本完成了唐来松被伤害案的侦查工作，且证据情况能指向明确的犯罪嫌疑人，但侦查机关未对该案进行刑事立案以及按照刑诉法规定进行诉讼流程。在邹某1案件具备侦查条件的情况下，巧家县公安局仅于2014年5月31日开展了侦查工作，在3.07专案开始收集证据前就未再开展其他侦查工作，邹某1案件也未能及时进行立案及后续诉讼流程。在巧家县公安局实际办案过程中没有文件明确规定能成立专案组的案件类型；成立专案组一般不会下发正式文件，基本通过会议形式决定；专案组组长的职责主要就是负责组织办案力量、召集专案组人员分析研判案情、根据案情进行分工、对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对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作出决定；巧家县公安局刑大案件卷宗归档于县局档案室，归档的范围为已办结案件、久侦不破案件，正在办理的案件不能进行归档处理。邹某1案、阿坤打人案虽成立专案组明确主办人员，会后周德金将两案案卷材料交由林某，也与林某达成共识由刑大主办两案。同时能证实：1.毕兴知晓自己为唐来松案、邹某1案专案组组长。2.毕兴认为专案组组长职责为统筹警力、协调安排、了解案件进展情况、对案件处理作出决定、对案件进行跟踪问效。3.林某向毕兴汇报过两次专案组情况，一次是专案组成立及案件侦办分工情况，一次是唐来松案件系轻伤二级且双方达成谅解的情况。4.毕兴对唐来松案作出先养着点再收集线索一并打击的处理决定。5.周德金向毕兴汇报过邹某1案通知不来被害人做伤情鉴定的情况，毕兴作出一定要做伤情鉴定后按程序办理的决定。6.巧家县局刑大案卷归档的范围是已办结案件、无法侦办案件和非正常死亡案件。并能证实在专案组成立后，经林某汇报毕兴在知晓唐来松损伤情况为轻伤二级的情况下作出再对案件进行经营的决定，林某未对该案进行立案等刑事诉讼程序，后案件卷宗被归入巧家公安局档案室。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毕兴也未对该案再进行跟踪问效。毕兴对邹某1被伤害案作出了继续通知被害人做伤情鉴定，在伤情鉴定出来后继续诉讼流程的决定，后未再对案件的处理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唐来松案、邹某1案在成立专案组后未进入刑事诉讼流程，后被归入巧家县公安局档案室，导致两案犯罪嫌疑人未及时受到刑事处罚。后两案的犯罪嫌疑人经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为涉黑犯罪行为人。毕兴未对两案件执行自己专案组组长决定的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因两案久发不立、久发不破、久发不究，导致两案犯罪嫌疑人有机会做大成势形成黑社会性质犯罪，可以认定其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毕兴系专案组长，虽在专案组成立期间听取了副组长关于案件的情况汇报，在听取汇报后也对案件处理情况作出了处理决定，但在后期未对案件处理决定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导致了犯罪行为人未及时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致使其中的犯罪行为人有机会发生新的犯罪行为，给当地社会治安造成影响，损失国家法律尊严，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后果。故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均予以认定，被告人及辩护人对证据提出不能证明被告人毕兴有罪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30日、6月6日、6月7日，巧家县“卓达ＫＴＶ”接连发生邹某1、唐来松、高某三起被伤害案。因案件涉及张自勇等人，案情复杂，经请示巧家县公安局主要领导，同意将案件提交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办理，明确由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即被告人毕兴负责。同年6月11日，刑侦大队按照被告人毕兴的安排，由刑侦大队教导员林某主持会议研究三起案件，并成立了专案组。由被告人毕兴担任专案组组长，林某、白鹤滩派出所副所长周德金分别任副组长（二人已另案处理）。明确由林某负责侦办唐来松、高某被伤害案，周德金负责侦办邹某1被伤害案。当时毕兴因其他公务未参加会议，会后林某向其汇报了由毕兴担任专案组组长事宜。期间，林某、周德金分别就案件办理情况向被告人毕兴进行汇报。被告人毕兴在明知被害人唐来松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邹某1被伤害损伤后果严重需做伤情鉴定，两起案件应当对涉案嫌疑人进行刑事打击的情况下，未认真履行职责义务，未对两案侦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导致案件未开展实质性侦查工作，案件最终归档处理，未依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2017年巧家“3.07”专案组成立，扫黑大队清理张自勇等人涉案线索，两案原始卷宗从巧家县公安局档案室找出。经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两案涉及行为均为张自勇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行为（被告人张自勇等人不服上诉，2020年5月1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本院认为，被告人毕兴身为巧家县公安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唐来松、高某、邹某1被伤害案”的专案组组长，未对两案件执行自己专案组组长决定的情况进行跟踪问效，未切实督促办案人员履行职责，因两案久发不立、久发不破、久发不究，犯罪行为人未及时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致使其中的犯罪行为人有机会发生新的犯罪行为，客观上助长了张自勇等黑恶势力犯罪的嚣张气焰，纵容了张自勇等涉黑团伙的逐步发展状大，最终坐大成势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威信及公信力，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故意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适用法律正确，认定被告人毕兴为黑恶势力保护伞定性准确，予以采纳。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人关于毕兴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人毕兴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认定为坦白，其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坦白的成立，故可对其从轻处罚。为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五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三）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毕兴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留置及羁押的，留置84日折抵刑期84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11月13日起至2021年8月20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  孙华卫审判员  李 雪审判员  沈忠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