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民终6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军伟，女，1987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雯婷，浙江虎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依玲，浙江虎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褚江涛，男，198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筱玲，浙江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查灵峰，浙江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杰，男，198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上诉人王军伟与上诉人褚江涛及被上诉人张杰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1民初2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协商三个月，该期间不计入本案审限。另因双方争议较大，本案经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军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褚江涛归还王军伟借款本金344128元（43328+136000+108000+47000+9800）并支付利息102507.54元（暂计算至2020年1月5日，此后利息以本金136000元中未付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以本金164800元中未付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6%，分别计算至相应本金清偿之日）；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褚江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关于借款本金25万元、136000元认定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我国法律无明文规定民间借贷大额现金的交付必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25万元借款虽全部以现金方式交付，但王军伟能够提供合理解释，亦非完全不符合借贷交易习惯。（一）褚江涛于2017年4月30日出具给王军伟《借款协议》，协议中手写部分的文字、数字、手印全部由褚江涛本人亲自书写捺印，且借条中“借到”二字即表示已经收到借款。褚江涛作为一个急需资金周转且开设有公司，具有丰富经商经验的成年人，在未拿到借款25万元的情况下在借款协议上签字捺印明显有违常理。（二）关于25万元现金的来源，王军伟、张杰在一审中均分别做出了合理且相印证的解释。该笔25万元现金包括了王军伟在结婚、小孩满月酒以及上梁酒时所收到的礼金、内衣店转让款等。结合海宁当地的风俗习惯，在重大节日和家族喜事的情况下，亲朋好友都会送上现金红包，故一个家庭日积月累攒下25万元的现金也完全合乎常理。即便因王军伟个人习惯未存放至银行，但王军伟家中确实有保险柜，且容量足够装下25万元现金（一审法院曾到王军伟家中实地查看保险柜，当时保险柜中也存有现金，可见王军伟用保险柜的习惯保持至今）。（三）一审判决认为王军伟现金交付25万元有违双方的交易习惯，且王军伟在第一笔借款尚未结清的情况下出借大额借款亦不合理，该认定存在错误。事实上，在褚江涛向王军伟借款25万元之前，褚江涛已于2017年2月19日向王军伟借款65000元，其中31000元也是现金交付，即25万元并非唯一的一次采用现金交付，并未违背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且褚江涛按约定每月还款信用良好，故王军伟在前款尚未结清的情况下再次出借完全合乎常理，另外王军伟也没有能力通过网贷获取25万元大额借款，故自行出资，且当时褚江涛口头承诺是掉头资金，很快就还，故也未约定利息。（四）一审法院认为王军伟、张杰关于借款交付的陈述相互矛盾故不予采信，存在错误。该笔借款时间为2017年，距今已有2年多的时间，王军伟、张杰对于一些细节的记忆和描述，并不能完全地重叠和相同也是情有可原的。这一细节反而恰恰证明王军伟与张杰没有为了虚构事实而事先共谋，串通一致。一审法院不能仅凭对于现金准备的陈述不完全一致而否认整个借款的真实性。反观褚江涛，其在一审中均认可三份借款凭证上的签名，却均辩称没有收到过款项，并称25万元借条是因张杰为褚江涛向他人借款做担保而出具，但没有证据证明，且担保人代为清偿后法定获得向借款人追偿的权利，无需再出具一张借条。褚江涛本人在庭审中陈述“我是想借钱注册公司的”，也就是说褚江涛确实是有资金周转的需求，一个有资金周转需求的借款人，在2017年2月-5月间，一连签三张没有实际交付的借款凭条，且从未向王军伟或张杰要回涉案借条，均不符合常理。二、2017年5月5日，张杰以支付宝转账给褚江涛的5万元，系基于5月4日褚江涛向王军伟借款136000元而代王军伟转交给褚江涛的款项，并非张杰与褚江涛之间的往来，张杰因在同时期与褚江涛另有经济往来出现记忆模糊、表述不清，导致被一审法院错误解读，一审判决对该部分借款未予认定存在错误。综上，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到法律保护，恳请二审法院支持王军伟的诉讼请求。 针对王军伟的上诉，褚江涛辩称，第一，王军伟称2017年4月30日25万元借款通过现金交付并无合理解释。王军伟称大笔现金在保险箱里放了多年不符合常理，且双方之间小到100元的资金往来都是转账，而25万元却通过现金一次性交付违反常理。另外，王军伟在明明有25万元现金的情况下，却要网贷借钱来给转借给褚江涛，亦明显不符合常理，其关于25万元借款的资金来源的陈述不可信。第二，2017年5月5日张杰转账的5万元，张杰在本案诉讼前已起诉过褚江涛，另案中张杰就其提供的186000元借条提交的转账凭证即包括了该款项转账凭证。另外，一审法院就136000元借条中认定的86000元现金交付也存在错误。第三，涉案三张借条都是褚江涛与张杰联系出具，出借方都是空白的，系王军伟事后添加，王军伟和褚江涛没有借款往来，如果王军伟、张杰夫妻视为同一出借方，褚江涛也认可，但褚江涛还款也很多，如果是高利贷可能还有欠款，但如果是正常借款，则还款金额已经远远超过应还金额。 针对王军伟的上诉，张杰辩称，同意王军伟的上诉意见。 褚江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军伟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上诉费用全部由王军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2017年2月19日65000元、2017年5月4日136000元、2017年7月3日47000元三笔借款事实的认定错误。（一）褚江涛与张杰原系朋友关系，双方之间互有借贷且存在多次结算，因二人关系很好故张杰每次提供打印好的结算单（即借条）让褚江涛签字时，褚江涛均未在出借人处填写出借人张杰的姓名，且未将原借条收回，甚至在张杰为其借款作担保时，为了让张杰放心而在其担保后即向其出具假借条（即2017年4月30日25万元借条）。王军伟所持有的借条均由其丈夫张杰所给并事后添加王军伟名字。褚江涛与王军伟、张杰之间的借贷往来，不管金额大小都是采用转账方式。双方连几十、几百元都是微信、支付宝转账，怎么可能31000元、86000元这么大的金额却现金交付，完全有悖常理和双方交易习惯。（二）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2月19日借条中的34000元系王军伟的丈夫张杰转账支付，但褚江涛提交的证据证明该借条后其有多笔款项转账给张杰，如一审法院将该款项认定为涉案借款，则褚江涛此后向张杰支付的款项也应认定为归还借款。（三）2017年5月4日136000元借款，一审判决认定86000元已交付存在错误。双方连几十、几百元都是微信、支付宝转账，怎么可能86000元大额款项却现金交付，有悖常理和双方交易习惯。且王军伟所主张的另5万元系张杰2017年5月5日支付宝转账支付，但其中3万元与张杰另案起诉褚江涛时提交的借款支付凭证相同。两张不同金额、不同时间的借条，由两人在各自的诉讼案件中同时使用，而两人又是夫妻关系，充分证明王军伟与张杰串通一气，伪造事实，该笔借款根本不存在。二、一审法院将张杰列为第三人而非共同原告，存在错误。根据王军伟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王军伟诉请的借款转账部分均由其丈夫张杰通过微信、支付宝支付，现金部分均由王军伟本人交付，王军伟关于本案三张借条上所载借款，除了其陈述的部分现金交付外，其他的支付凭证均是其丈夫张杰微信、支付宝转账给褚江涛，而其收到的本息绝大部分通过张杰账户归还王军伟；且相应借条出具之后，褚江涛均有多笔款项汇给张杰，足见王军伟、张杰夫妻二人在与褚江涛的民间借贷往来关系紧密，均实质参与，其二人对外也未明示过夫妻财产约定，因此张杰支付款项的行为并非代为支付而是共同履行支付，故本案属必要共同诉讼，应当将张杰列为共同原告，即便不列共同原告，本案也应就三人之间所涉民间借贷作全面审理。根据现有的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来看，褚江涛不欠王军伟和张杰的借款。三、一审判决认定王军伟自认收到的款项数额错误。按一审法院的思路，王军伟、褚江涛之间存在单独的借贷往来，一审判决认定王军伟自认收到还款27397元，而实际王军伟在庭审中多次自认收到还款有二笔，一笔是27397元；一笔是142000元，是褚江涛通过张杰转给王军伟。既然认定借款成立，为何未对该142000元还款予以认定，故该部分认定亦存在错误。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5月4日王军伟通过现金给付褚江涛借款86000元错误。退一步讲，假设借贷事实存在，根据本案王军伟陈述和相应证据，可以证明王军伟的86000元系从金融机构借贷而来，转借给褚江涛收取利息3分，属于高利转贷，应当认定借贷无效，转贷人请求借款人按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故即使一审法院最终认定褚江涛占用王军伟资金86000元，也无依据判决褚江涛按年利率24%向王军伟支付利息。 针对褚江涛的上诉，王军伟辩称，褚江涛称所有借条都是假的，是为了让张杰放心有违常理。褚江涛称出借人是张杰，但王军伟提交了其与褚江涛的聊天记录以及王军伟贷款记录，均可证明王军伟是直接和褚江涛发生资金往来。另外，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标准正确，系褚江涛理解错误。 针对褚江涛的上诉，张杰辩称，褚江涛是在撒谎，所述与事实不符。 王军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褚江涛归还借款本金344144元并支付利息（借款日期为2017年2月19日借款的16期利息9600元、借款日期为2017年5月4日的借款2017年5月4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褚江涛实际履行日止、另三笔借款自起诉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褚江涛实际履行日止）；2.褚江涛支付律师费22000元、保全担保费800元；3.褚江涛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9日，王军伟与褚江涛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褚江涛向王军伟借款65000元，用于生意周转，还款方式为每月本金2709元加利息600元，合计3309元，自2017年3月9日起至2019年5日期间，每月8日支付。并约定如褚江涛违约，需承担王军伟追索产生的律师代理费、取证费等。2017年2月20日，第三人张杰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褚江涛支付了34000元。2017年4月10日，褚江涛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向王军伟支付了3397元。2017年5月10日，褚江涛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向王军伟支付了3400元。2017年5月4日，褚江涛向王军伟出具了一份借条，载明借到现金136000元，约定月利率3%，如借款人未按时归还借款，应承担出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当日，王军伟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个人账户中取款8万元。2017年7月3日，王军伟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支付给褚江涛45000元和2000元。2017年10月1日，王军伟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支付给褚江涛9800元。王军伟持有一份褚江涛签字确认的借款协议，载明褚江涛借到现金25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4月30日起。另查明，王军伟为追索本案借款，委托浙江虎良律师事务所办理诉讼事宜，并向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办理了诉讼财产保全保险，分别支出了律师代理费8000元和保费800元。 一审法院认为，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王军伟共主张了其与褚江涛发生的5笔借款，应就借贷事实进行举证。根据目前全案证据，对王军伟主张的借款分述如下：一、就2017年2月19日的65000元借款，借款协议上有王军伟、褚江涛签字捺印，记载的借款数额、还款方式、还款期限等内容详尽细致，可以认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至于65000元借款的交付事实，王军伟陈述其中的31000元系当天的现金交付，其余34000元在第二日由第三人张杰代为转账交付。就转账的事实，张杰已作出确认的陈述，褚江涛对34000元的款项在庭审中亦无其他用途抗辩，故可以对34000元的交付予以确认。另对31000元的现金交付，鉴于现金的数额较小，双方直接在协议中约定了借款的交付完成，尚符合民间的交易习惯，且协议中就本金利息的分期归还计划表述详细，事后也确有褚江涛转账给王军伟两次3400元左右的款项，与约定的还款数额大致相符，故综合分析，可以确认该笔65000元的借款已经实际出借的事实，对该笔借款全部予以认定。褚江涛理应依约分期归还本金和利息。目前该笔借款的最后一期还款也已届满，故褚江涛应归还全部本金和应付利息。该笔借款中，王军伟自认已经收到了其中的8期还款，经计算合计27397元，该部分款项可以在褚江涛的应还款项中扣除，由于该数额超出了8期应付数额26472元，超出部分925元，可在应付利息总额中先予扣除，故褚江涛实际尚应归还本金43328元（65000-2709×8）并支付利息8675元（600×16-925）。二、就金额为25万元的借款，借款协议是一份格式材料，上只有借款人填写有褚江涛的姓名，出借人乙方处空白，记载内容中以打印的方式记载了“借到乙方人民币金额为250000”，以一般的借贷交易习惯来看，如此大额的款项交付往往都是以非现金的方式来履行，而本案王军伟主张全部以现金交付，应当对现金的来源提供基本的证据或有合理的解释，但综合王军伟与褚江涛之间的其他交易形式分析，双方之间习惯于以支付宝或微信的方式来进行款项的往来，对于25万元的款项突然改为全部现金交付，有违双方的交易习惯。另，王军伟还陈述其偏好通过网贷，将网贷获取的资金出借给褚江涛，但这笔25万元王军伟虽陈述无法通过网贷获得，但王军伟一改其个人偏好，在第一笔借款尚未结清的情况下，自行出资将如此大额借款出借给褚江涛，亦存在不合理性。就现金交付的经过，王军伟和张杰均陈述在场，但关于是褚江涛来之前已准备好现金还是褚江涛来了后去保险柜取出现金的陈述，两人存在明显矛盾，其陈述的可信度较低。综合以上因素，王军伟仅凭25万元的借款协议，主张其是债权人，款项已经实际出借的事实，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予认定。三、就2017年5月4日的136000元借款，王军伟就借款交付的陈述是50000元由第三人以支付宝转账方式代为支付，86000元为现金交付。该笔借款的借条的内容记载较详细，形式上具有证明力，但关于借款的实际交付，由于该份借条为格式材料，亦不能仅依据上面的记载内容来简单认定。庭审中，第三人对王军伟主张的5万元转账付款，明确表示是其个人与褚江涛之间的借贷往来，故不能作为该笔借款的交付依据。就现金交付部分，王军伟能够提供当日的银行取现记录，在褚江涛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该借条中的86000元现金已经交付。故该笔借款中，只认定实际交付的86000元，其余部分无证据证实已实际交付，不作认定。根据借条记载的利率，每月3%已超出法律保护的合理范围，现王军伟自愿降低按2%请求，并无不当，予以照准。因借条中对还款期限未作明确约定，可以计算至实际还款日。经计算，86000元按每年24%（月2%）利率，自2017年5月4日计算至2020年1月5日的利息为55957.33元。四、就2017年7月3日的47000元借款和2017年10月1日的9800元借款，该两笔款项均系王军伟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交付给褚江涛，并无借款协议等材料佐证，鉴于王军伟与褚江涛及褚江涛与张杰之间在支付宝和微信中都有大量频繁的交易往来，只以交易中的某笔单笔交易尚不能确认系出借款项的交付，应有其他证据佐证交易双方的借贷合意。现根据王军伟与褚江涛的支付宝的聊天记录，可以显示在47000元的款项转账后，王军伟向褚江涛表述“还的时候78000喔”，褚江涛答复“早还你不用吧”，从对话中可以基本反映出这47000元确系褚江涛借用，由此才出现了“还你”的意思，故对47000元的借贷关系予以认定。对这47000元，褚江涛抗辩是第三人通过王军伟来归还之前的款项的意见，显然与双方的对话内容不符，亦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同理，就9800元的款项转账当日的聊天对话内容中，可以反映出双方有借用和归还的意思合意，数额亦基本相符，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为借贷关系。褚江涛对这9800元，庭审中只表述已记不清了，亦未作其他用途的抗辩，对其意见不作采纳。就上述两笔借款，双方的归还日期约定不明确，王军伟可以随时催告褚江涛在合理期限内归还，现王军伟以诉讼方式要求褚江涛立即归还，并无不当，予以支持。就利息计算，王军伟请求了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照准。但起算日应自一审法院向褚江涛送达王军伟的诉状副本之日的第二日，即2019年5月1日，计算至2020年1月5日的逾期利息为2357.2元。另，根据双方在借条及借款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王军伟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褚江涛负担。本案中王军伟主张的律师费和财产保全保险费均符合该费用约定，应由褚江涛负担。但王军伟就律师费只提供了8000元的支出凭证，该数额亦在合理范围内，故按该数额认定。保险费800元有票据证实，予以支持。褚江涛就本案所作的抗辩，认为与王军伟的款项往来实际是褚江涛与王军伟、第三人共同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与王军伟之间不存在单独的借贷往来，该意见并无证据证实，也与本案部分证据反映的事实存在矛盾，一审法院不作采信。就本案借款的还款事实，褚江涛均未作陈述或抗辩，故除王军伟自认的已收还款作扣除外，其余上述认定的借款本金或利息，褚江涛理应全部承担支付义务。经计算，褚江涛尚应归还借款本金186128元（43328+86000+47000+9800），应支付计算至2020年1月5日的利息66989.53元（8675+55957.33+2357.2），此后利息以本金86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以本金568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分别计算至借款还清日止。综上所述，王军伟要求褚江涛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的诉请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法驳回无充分证据证实的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褚江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王军伟借款本金186128元并支付利息66989.53元（暂计至2020年1月5日，此后利息以本金86000元中的未付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以本金56800元中的未付部分为基数按年利率6%，分别计算至相应本金清偿之日止）；二、褚江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军伟实现债权费用8800元；三、驳回王军伟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89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合计10909元，由王军伟负担4863元，褚江涛负担604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军伟提供如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48000元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证明2017年5月5日王军伟通过微信转账给张杰48000元由其转交褚江涛用于交付136000元借条项下借款；2.2017年2月19日65000元借款凭证（短信、贷款到账、转账截图），用以证明王军伟于2017年2月18日在平安手机APP申请贷款65000元，次日贷款到账后用张杰的POS机刷至张杰账户，2月20日再由张杰转账给褚江涛用于交付34000元借款本金；3.2017年4月30日25万元借款凭证（银行清单、支付宝截图），用以证明张杰于2017年7月3日收到褚江涛转账497600元，依据褚江涛指示将70000元、72000元交给王军伟用于归还25万元借款本金，褚江涛在支付宝对话中所称归还过9万多元就是指向该笔还款；4.2017年5月4日136000元借款凭证（微信借据、借还记录、邮政银行明细、工商银行明细、微信支付宝转账截图），用以证明2017年5月4日王军伟在微信微粒贷、51人品APP分别贷款68000元，用于交付褚江涛136000元借款本金。 经质证，褚江涛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反而证明张杰和王军伟是共同体，褚江涛是直接和张杰发生资金关系；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张杰转账褚江涛的34000元是其二人之间的借贷往来，与王军伟所称65000元借条无关联，至于短信内容，王军伟称平安银行在4月10日短信通知其还款3396.56元与褚江涛还的3397元相互印证缺乏依据，且与借条约定的分期还款金额3309元不符；对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系张杰擅自从褚江涛个人公司转出并转给王军伟142000元，并非褚江涛授权的行为，聊天记录内所提到的“归还9万多”是另外的还款；对证据4不予认可，双方一直都是转账往来，褚江涛没有收到过现金，且张杰转账的5万元其本人已在另案中作为其出借款项的凭证，其二审称系代王军伟交付没有依据。张杰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当时其与褚江涛在一起，王军伟转给张杰48000元，张杰转给褚江涛5万元，张杰起诉褚江涛的186000元是褚江涛陆陆续续借的，当时提交的凭证有误，应是2017年5月8日的一笔47000元，并非本案的5万元，对证据2、3、4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褚江涛、张杰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张杰认可该款项系代王军伟支付2017年5月4日136000元借条项下借款，故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证据2、3、4，褚江涛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实质异议，但能否证明待证事实，本院结合在案证据及双方陈述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综合分析。 二审中，褚江涛、张杰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王军伟于2017年5月5日转账给张杰48000元，张杰于同日转账给褚江涛25000元、5000元、1万元、9800元、200元共计5万元，张杰确认该款项系代王军伟支付2017年5月4日136000元借条项下借款本金5万元。再查明，王军伟自认2017年2月19日借款65000元资金来源于平安银行贷款，该贷款分24期偿还，每期手续费539.5元，另因POS机刷卡手续费共计474元，2017年5月4日136000元资金来源于微信微粒贷、51人品APP贷款。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的焦点为王军伟起诉主张涉案借款是否适格以及涉案借款应如何认定。关于王军伟是否有权主张涉案借款，本院认为，王军伟持有涉案借条，部分借条上亦载明出借人为王军伟，结合褚江涛与王军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所显示二人借贷往来事实，本院认为王军伟向褚江涛主张涉案借款主体并无不当。至于褚江涛另与张杰存在资金往来的，其二人可另行处理。至于涉案借款的认定，本院具体评判如下： 关于2017年2月19日65000元借款，借款协议记载的借款数额、还款方式及期限等内容详细，且王军伟就其款项交付提供了资金来源及转账凭证，结合褚江涛转账给王军伟的两笔款项金额与双方约定的分期还款本息金额大致相符，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借款已实际交付并无不当。鉴于二审中另查明该借款来源于银行贷款资金，且双方约定的每月利息600元高于银行每期手续费539.5元，王军伟自认褚江涛所归还的8期款项亦高出约定金额，故本院认为王军伟就该笔借款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情况，王军伟通过转贷行为牟利，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故应当认定其该借贷行为无效，借款行为被认定无效后，褚江涛基于无效合同所取得的借款本金应当返还，鉴于王军伟贷款有其成本及褚江涛未按期还款造成资金占用成本，故褚江涛应按双方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即褚江涛实际应归还本金43328元（65000-2709*8）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8675元（600*16-925元）。 关于25万元借款，王军伟仅提供了一份有褚江涛签字的《借款协议》并称借款系以现金交付，本院认为，首先，从形式上来看，该借款协议系打印版本，但出借方处空白，仅借款金额处填写25万元，协议约定借款到期后褚江涛应按时一次性归还借款，并约定了到期不还的违约责任，但借款期限处仅填写了起算期2017年4月30日，到期日处空白。如此大额现金借款，即不载明出借人，亦不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有违一般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其次，从双方之间的涉案数笔款项往来可知，王军伟偏好通过网贷或信用卡套现资金出借给褚江涛并收取高额利息，其小额借款尚且贷款出借且加收利息，却在出借25万元借款时以自有资金现金交付，既不约定还款时间亦不约定借期利息，明显有违常理。虽然王军伟对此解释称系因短期调头，故未约定还款时间及利息，但其在此后褚江涛未及时归还借款的情况下，仍继续贷款向褚江涛出借其他款项，且长时间未对25万元借款进行处理，亦明显不符合常理。再次，关于借款的交付，王军伟、张杰称其二人均在场，但其二人关于现金是放好在一楼褚江涛到了直接拿走还是褚江涛到了之后王军伟再去四楼拿现金交付这一重要且辨识度较高的细节问题陈述明显矛盾，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最后，王军伟二审中提供其与褚江涛的聊天记录认为褚江涛曾通过张杰归还其25万元借款中的142000元，但该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无法认定与25万元借款的关联性，且褚江涛对授权张杰划转其公司款项并转账王军伟142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可，故本院对王军伟的还款自认亦不予采信。综上所析，本院认为王军伟所主张的该25万元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该笔借款未予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2017年5月4日136000元借款，王军伟主张其通过微信微粒贷借款68000元，因该贷款当天到账故其整合银行卡内款项取款86000元现金交付褚江涛，另外其在51人品APP的贷款次日到账，故其转账张杰48000元并由张杰代为交付褚江涛剩余借款5万元，并就其主张提供了借条、贷款凭证、取款及转账凭证，张杰亦对其代转账5万元的事实予确认，且该款项亦未在另案中被认定，故本院认为王军伟就该136000元借款已交付的主张能够成立，一审法院对其中5万元未予认定系因张杰一审中对此不予确认，现张杰二审中对此予以确认且进行了合理解释，故二审根据新事实对该借款金额予以调整。另因该笔借款非王军伟自有资金出借，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情形，应认定其该借贷行为无效，借款行为被认定无效后，褚江涛基于无效合同所取得的借款本金136000元应当返还，鉴于王军伟贷款有其成本及褚江涛因无效合同取得并长期占有借款本金客观上给王军伟造成了损失，故本院认定褚江涛应支付王军伟自借款交付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经计算，86000元自2017年5月4日起至2020年1月5日利息为13989.33元，5万元自2017年5月5日起至2020年1月5日利息为8125元，总计22114.33元，此后利息应计算至相应借款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 关于2017年7月3日47000元、10月1日9800元，褚江涛认为47000元系王军伟归还其其他款项，9800元则表示记不清，但从王军伟提供的其与褚江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该两笔款项转账前后内容有“还进去的钱套不出来了吗？”“还的时候78000喔”“早还你不用吧”“嗯，早还收你7万好了”“我信用卡里刷1万给你，不扣你钱，你10号还我多少？”“10800”“10888”“刷卡的手续费算你的噢”，足以认定涉案两笔款项系王军伟出借给褚江涛，且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情形，应认定其该借贷行为无效，借款行为被认定无效后，褚江涛基于无效合同所取得的借款本金47000元、9800元应当返还，鉴于王军伟有其出借成本及褚江涛因无效合同取得并长期占有借款本金客观上给王军伟造成了损失，结合王军伟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故本院认定褚江涛应支付王军伟自一审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的第二日（2019年5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经计算，至2020年1月5日利息为2357.2元，此后利息应计算至相应借款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 至于王军伟主张的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约定及王军伟提供的支出凭证等在案证据对其中8800元合理费用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王军伟、褚江涛二人的上诉请求均有部分能够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改判系因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判决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1民初27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褚江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军伟实现债权费用8800元； 二、撤销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1民初2729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三、褚江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军伟借款本金236128元并支付利息33146.53元（暂计至2020年1月5日，此后利息以本金1928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相应本金清偿之日止）； 四、驳回王军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389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合计10909元，由王军伟负担4490元，褚江涛负担64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王军伟上诉部分3722元，由王军伟负担2761元，由褚江涛负担961元，褚江涛上诉部分4667元，由褚江涛负担3919元，由王军伟负担74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建龙 审 判 员 黄 阁 审 判 员 王 浩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 蓉 书 记 员 王若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