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17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新贵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448952W。法定代表人：朱怀照。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明，广东乐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怀照，男，汉族，1972年4月19日出生，住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明，广东乐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明崧，男，台湾地区居民，1960年10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标，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玉麒，广东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阳庆莉，女，汉族，1977年6月12日出生，住所重庆市沙坪坝区。上诉人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业达公司）、朱怀照因与被上诉人黄明崧、原审第三人阳庆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2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富业达公司、朱怀照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以一审程序违法为由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仅是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贵公司）的股权，不包括转让富业达公司和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联公司）的股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朱怀照与黄明崧、郑国书于2014年7月7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中所涉股权均包括合联公司、新贵公司及富业达公司三家公司的股权，在该《退股协议书》中载明的“新贵公司”，黄明崧、阳庆莉均主张转让的股权包括上述三家公司，上诉人在一审时也仅是主张《退股协议书》的自动终止条款所述的“恢复新贵公司股权”不包含富业达公司和合联公司股权，但对《退股协议书》的其他条款中所述的新贵公司包含三家公司并无争议，一审判决也认定《退股协议书》中所有条款的“新贵公司”已包含了新贵公司、富业达公司以及合联公司三家。2、根据2015年3月11日朱怀照和黄明崧所签《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怀照需支付黄明崧退股转让款人民币3750万元，这与三方2014年7月7日所签《退股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3750万元完全一致。3、2015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的前言内容为：“朱新为名义代持股东，不占有股份。而郑国书占有35%股份的3750万已经由刘欣代为付清。黄明裕决定即日起将所占新贵35%股份转让给朱怀照，价格为3750万元。”该项内容完全延续和对应了《退股协议书》中有关转让股权的数量和转让价格。4、2015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中所述“新贵公司股权”未注明包含三家公司股权的原因是:合联公司的股权一直登记在朱怀照夫妻名下，无需进行股权变更，而朱怀照、黄明崧、郑国书早已决定不再经营富业达公司，也不想对富业达公司的股权进行变更，因此三方合意唯一需要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就是新贵公司，所以，三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仅提及将新贵公司股权过户到朱怀照夫妻名下，而未涉及其他两家公司的股权变更。5、一审采信黄明崧主张的2015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仅是指新贵公司的股权转让的主张，过于草率且完全不符合常理。理由是：（1）如按照一审判决逻辑，仅新贵公司朱怀照还需支付股权转让款3750万元给黄明崧，按照股权比例，那朱怀照也还需支付股权转让款3750万元给郑国书；再加上《退股协议书》中约定的朱怀照支付黄明崧的股权转让款3750万元，朱怀照完成上述三家公司的股权转让，需支付黄明崧、郑国书股权转让款是1.5亿元人民币，仅黄明崧、郑国书二人的股权比例就远远超出了《退股协议书》中各方对三家公司的总估值1.07亿元。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和常理。（2）黄明崧在本案一审时当庭确认：朱怀照欠黄明崧1750万，欠郑国书550万。由此可知，朱怀照和黄明崧、郑国书的债权债务就是上述欠款，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朱怀照欠付的款项就远不止其一审庭审时确认的债权。所以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仅包含新贵公司股权与黄明崧当庭承认的欠款数额相矛盾，过于草率，不符合常理。（3）由黄明崧在本案一审时当庭确认朱怀照欠黄明崧1750万、郑国书550万的事实，可以得知：朱怀照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的转让款2000万元，就是《退股协议书》中转让款3750万元中的200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退股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所转让的公司股权不同，显然与上述事实不符。综上所述，2015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股权包括新贵公司、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三家公司的股权，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仅是新贵公司的股权，不包括富业达公司和合联公司股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股权转让协议》为《退股协议书》的补充与变更，两份协议共同构成了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故本案应由朱怀照按《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支付剩余转让款及赔付未按时付款部分的10%年利息；一审判决认定“《退股协议书》自动终止”以及确认黄明崧对富业达公司的股东资格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和法律适用错误。1、黄明崧与朱怀照在2014年7月7日签订《退股协议书》，又于2015年3月1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中前言中说明“郑国书占有35%股份的3750万已经由刘欣代为付清”，而下面的正式条款中约定的是朱怀照支付黄明崧的股权转让款3750万元的方式、期限与违约责任，且朱怀照于2015年3月25日开始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陆续向黄明崧支付退股款2000万元，黄明崧接受了朱怀照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对此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其行为是积极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外在表现。由此可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内容应为《退股协议书》的补充与变更，与《退股协议书》不一致与矛盾之处，应以《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为准。故上述两份协议共同构成了朱怀照与黄明崧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在该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未解除的情况下，朱怀照仅应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黄明崧赔付未按时付款部分的10%年利息，黄明崧应按照上述协议约定主张权利，而无权直接主张对富业达公司的股权。故一审判决认定《退股协议书》自动终止并确认黄明崧股东资格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黄明崧并未按照我国《合同法》规定主张解除《退股协议书》或《股权转让协议》，故该两份协议继续有效，在该两份协议继续有效的前提下，黄明崧无权主张富业达公司股权。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约定解除的条件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据此规定，解除合同必须采用书面通知的形式，这是合同解除的必要要件。本案中，《退股协议书》虽然约定是自动终止，但仍应履行法定的解除程序，即应书面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书》更是没有约定终止的条件，并明确规定延期按照每年10%利息计算。且黄明崧从未依法向朱怀照通知终止《退股协议书》或《股权转让协议》，故至今为止，该两份协议仍然有效，协议有效则证明黄明崧的股权已经转让，在该两份协议没有终止的前提下，其无权主张富业达公司的股权。3、黄明崧在《退股协议书》约定的终止时间2014年8月15日。之后接收股权转让款的行为进一步证明双方的股权转让关系并未终止。《退股协议书》中约定自动终止的时间是2014年8月15日，而本案事实上黄明崧的股权转让款均是在上述时间之后接收的，其中2015年3月25日接收退股款2000万元，黄明崧接收退股款的行为本身就充分证明《退股协议书》不但未自动终止，而是继续履行，并通过2015年3月11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对《退股协议书》做出变更和补充约定。一审判决认定一审法院认定《退股协议书》自动终止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判决以朱怀照出具的《声明》中认定股权并未实际转让为由从而认定黄明崧仍然是富业达公司实际股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声明》第三条明确了朱怀照作为名义股东的时间是2014年7月7日之前，该时间点恰好就是《退股协议书》的签订时间，该两份文件在确认名义股东时间上的吻合，恰恰证明朱怀照并未认可2014年7月7日之后朱怀照仍然是黄明崧的名义股东。一审判决以《声明》内容来认定黄明崧股东资格与事实不符。2、《声明》第四条内容也不能证明或推定朱怀照在做出该声明时仍然确认黄明崧的股东资格。该第四条内容为：“本人承诺在与郑国书、黄明崧股权关系未理清前，本人将不会擅自转让本人在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股份，也不会同意其他股东转让他们在前述三间公司所持有的股份”。该内容仅是在各方关于退股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现状、避免纠纷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朱怀照承诺不对自己名下股权发生变动，也不会同意现有阳庆莉名下股权发生变动，但该项承诺内容并不代表朱怀照在出具声明之日仍承认黄明崧和郑国书的股东身份。一审判决以《声明》第四条就作出黄明崧股权未实际转让，歪曲和扩大了《声明》第四条要表达的意思，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认定理由过于牵强。四、一审法院采纳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内容作为定案依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黄明崧提交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是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在没有立案的情况下，非法干预股权纠纷，非法取证获取的笔录材料，没有录音录像，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故一审法院采纳该份笔录作为定案依据，违反了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五、一审程序违法，应依法发回重审。（一）一审法院对《退股协议书》的纠纷没有管辖权，故无权对该《退股协议书》是否解除以及相关事实作出认定，一审判决对此作出认定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程序违法。理由是：1、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约定管辖法院，且协议约定管辖应优先于法定管辖。本案中，《退股协议书》第9条明确规定：“协议管辖地由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所以，有关《退股协议书》履行和是否终止等相关事项，均应由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管辖并作出认定。本案一审法院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对退股协议的纠纷无权作出认定，其对相关事项作出认定明显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权的规定，程序违法。2、本案应由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完股权转让纠纷之后，才能由一审法院判定被上诉人是否具备股东资格，本案一审法院在一个案由中同时审理两个法律关系，并作出认定，超出了其审理范围，程序违法。本案实际包含了两个法律关系的审查，一个法律关系为隐名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关系：主要应审查黄明崧是否出资和是否隐名股东、“隐名”转“显名”股东的过户更名是否需审批、股东资格是否经其他股东确认等问题；另一个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纠纷关系：黄明崧和朱怀照先后于2014年7月7日和2015年3月11日签署的《退股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如何以及协议是否已解除或者协议是否有效等问题。而后一个法律关系（股权转让纠纷）是一个独立的纠纷，该纠纷的解决是认定黄明崧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前提，尤其是法院管辖权也由合同当事人均已经约定明确，故本案应先驳回黄明崧关于认定隐名股东资格的主张，并应由黄明崧提起股权转让纠纷之后才解决本案股东资格的问题。但一审在审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一并处理两个法律关系，除了违反协议管辖的规定外，实体上也超出了其审查范围。（二）一审法院未通知合联公司、新贵公司的其他股东、本案的相关当事人刘欣、朱新参加诉讼，遗漏了案件当事人，无法全面查清相关事实，程序违法，故本案应依法发回重审。本案中，朱怀照、黄明崧均在庭审中确认转让的是新贵公司、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三家公司的股权，这三家公司虽具有关联关系，但均是独立的主体，判决结果将对其他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涉案争议焦点的2014年7月7日《退股协议书》和2015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中，一审判决对《退股协议书》中的“新贵公司”和《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新贵公司”作出了不同的理解，所以一审的判决结果必将影响到合联公司、新贵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故上述两家公司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应当参加本案的诉讼；其次，刘欣为郑国书股权转让款的代为支付人，朱新为名义代持股东，均为本案的相关人员，一审法院未通知合联公司、新贵公司的其他股东及相关人员参加诉讼，就径行判决，无法全面查清相关事实，该判决对其他合联公司和新贵公司的股东利益必然造成巨大影响，故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退股协议书》并未自动终止，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朱怀照与黄明崧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并生效，双方应继续履行上述两份协议。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黄明崧答辩称：一、黄明崧对富业达公司有实际投资，系富业达公司的实际股东，虽然在2014年7月7日与朱怀照签订《退股协议书》，但在该协议约定的终止条件成就后，直至现在黄明崧仍然是富业达公司的股东。黄明崧提起本案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并显名登记等诉讼请求，既有事实依据，也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二、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朱怀照已多次明确承认黄明崧仍然是富业达公司实际股东，只是拒绝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黄明崧才提起本案诉讼。1、2014年7月7日（三方签署《退股协议书》的日期）前，黄明崧是富业达公司的实际股东，对此朱怀照一直均是确认的。2、2014年8月15日（《退股协议书》约定的终止日期）后，朱怀照也是清楚知道并承认黄明崧仍然是三家公司的实际股东。否则，朱怀照不会于2015年3月11日与黄明崧就新贵公司的股权问题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3、2016年8月1日，朱怀照在出具《声明》时，明确承认黄明崧是三家公司的实际股东。该《声明》第1-3点明确了三家公司的实际股东为郑国书、黄明崧、朱怀照三人，并在第4点承诺“在未与郑国书、黄明崧股权关系理清前，不会擅自转让本人在新贵公司、合联公司、富业达公司持有的股权，也不会同意其他股东转让前述三间公司所持有的股份”。由此可见，朱怀照明确承认黄明崧、郑国书持有的三家公司股权并没有实际转让给朱怀照，朱怀照也没有实际受让其二人的股权。否则，也就不存在朱怀照需要向其他两位股东保证不转让自身股权以及不同意其他两位股东转让股权一说。朱怀照给黄明崧出具该《声明》的目的就是确认黄明崧仍然是三家公司的实际股东。4、朱怀照在2017年3月23日的公安询问笔录中再次承认黄明崧系三家公司的实际股东。公安问朱怀照：“现在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都是谁？”，朱怀照回答“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是我和阳庆莉，我代持黄明崧35%的股份”。综上，可清楚得知，直到2017年3月23日，朱怀照都是确认黄明崧系三家公司的实际股东。而在此后，双方再无商定关于三家公司股权的转让事宜。朱怀照在本案中又声称黄明崧已退出富业达公司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虽然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朱怀照已多次确认黄明崧是三家公司的实际股东，但却一直拒绝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因此，黄明崧才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股份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股权并不包含富业达公司，该协议与本案审理的股标对象富业达公司股权无关。1、《股权转让协议》条文内容清楚记载转让的系新贵公司的股权，没有任何记载或可推导出包括富业达公司股权的内容。在该协议首部已明确表述“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贵’）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朱新为名义代持股东，不占有股份”；从以上关于“新贵”的描述、名义代持股东的信息等内容均有明确的、唯一的指向性，且协议中并没有其他关于“新贵”含义的内容；也即是说，《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新贵”的表述，仅仅是指文义本身所指向的新贵公司，并不包含富业达公司。而《退股协议书》明确转让的系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新贵公司的股权，在协议首部明确表述“合股注资成立了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贵公司——即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及第一条约定“新贵公司(含富业达公司与合联公司）股东所有权益议价为1.07亿”；从以上内容可明确就《退股协议书》中关于“新贵公司”的表述包含了富业达公司和合联公司。上诉人也已明确承认该协议包括三家公司。由此可见，两份协议所约定的股标对象不同，也是完全独立的协议，根本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是《退股协议书》的补充与变更”一说。本案审理的是富业达公司股东资格问题，因此只应适用《退股协议书》的约定。2、《股权转让协议》中新贵公司35%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750万元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又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首先，通过该协议的签订过程，可看出该协议并非是协议内容记载的偏差或疏漏，黄明崧与朱怀照双方真实的意思就是转让新贵公司的股权。签订这份《股权转让协议》的过程在东莞中院审理合联公司股权纠纷时已作说明。其次，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核心的资产就是新贵公司股权。2012年年底前，主要业务由富业达公司负责，对三个实际股东来说，富业达公司的股权是他们最看重也是最核心的资产。2012年底，富业达公司整体搬迁到东莞，新贵公司承接了富业达公司所有的业务。那么对三位实际股东而言，他们的核心资产就是新贵公司的股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朱怀照会愿意以3750万元的价格受让黄明崧在新贵公司的股权。再次，2014年12月20日，朱怀照的妻子刘兆凤在与他人签订的另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新贵公司35%股份对应的价格也是3750万元，不包括富业达公司与合联公司。虽然这份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基础，但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黄明崧与朱怀照约定新贵公司的股权价格3750万元，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综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仅仅是新贵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清晰明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与富业达公司股权无关。四、黄明崧与朱怀照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终止履行。2015年3月11日，黄明崧与朱怀照就新贵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朱怀照当即就违约：该协议第1条明确约定朱怀照需要在“签订本协议之第二日（即2015年3月12日），付现金人民币2000万元给黄明崧”。但这首期款是直到2015年3月25日才勉强支付完。之后朱怀照未再依约支付转让款。黄明崧多次向朱怀照催告履行付款义务，否则将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其将公司股份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但朱怀照始终拒绝再支付第二期转让款。在此情况下，朱怀照与黄明崧协商一致同意先行终止《股权转让协议》，确认黄明崧继续是新贵公司的实际股东。虽然终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朱怀照同时希望黄明崧不要将其股份转让给他人，等他凑到足够资金后再与黄明崧协商股权转让的问题。为此，朱怀照一直故意不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希望以此来约束黄明崧不要把股份转让给他人。而另一方面，郑国书在《退股协议书》终止后也一直要求朱怀照尽快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在黄明崧与郑国书多次催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朱怀照最后只同意向黄明崧、郑国书共同出具一份《声明》以确认他们两人继续是三家公司的股东身份，以此来推挡黄、郑两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要求。为此，朱怀照在《声明》最后一段还特别约定了他“不会同意其他股东转让他们在前述三间公司所持有的股份”。这份《声明》充分印证了朱怀照既承认黄明崧与郑国书仍然是三家公司实际股东的客观情况，又害怕他们把股份转给他人，于是拒绝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在此情况下，2016年8月4日，黄明崧正式委托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向朱怀照发出《律师函》，通知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随后提起诉讼。综上，《股权转让协议》已终止履行，黄明崧仍然是新贵公司的股东，持有35%的股份。另，该协议第5条“第二笔与最后一笔款必须准时支付，如果逾期就从本协议之日起赔付未按时付款部分的10%年利息”之规定，对应的只是第二笔款项与最后一笔款项的违约责任，并非约定第一笔款项的违约责任，也非对整个协议的违约责任。五、其他关于上诉状提及的管辖权、一审程序等上诉理由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上诉状提及郑国书股权问题与本案无关，也不再论述。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适当，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黄明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黄明崧为富业达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35%的股权；2.朱怀照将其代持的富业达公司35%的股权返还给黄明崧；3.朱怀照、富业达公司及阳庆莉配合办理相应的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变更、向相关机构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等手续，即将黄明崧持有富业达公司35%股权的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等；4.朱怀照申请撤回在工商管理部门注销富业达公司的申请，并不得注销富业达公司；5.朱怀照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等。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1.1998年1月25日，富业达公司注册成立，现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为300万元，股东为阳庆莉出资105万元持股35%，朱怀照出资195万元持股65%。2.2001年7月15日，经郑国书、黄明崧和朱怀照讨论通过形成《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第六条规定，公司股东共三个：郑国书、黄明崧、朱怀照。第十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500万人民币，各股东出资及所占比例如下：郑国书出资200万，出资比例40%，出资形式资金；黄明崧出资200万，出资比例40%，出资形式资产；朱怀照出资100万，出资比例20%，出资形式资产。该章程第四条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生产销售电脑滑鼠、电脑键盘；兴办实业（具体专案另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该章程有三个股东签名和富业达公司签章。该章程并未到工商行政部门备案。3.2014年7月7日，朱怀照、黄明崧、郑国书签订《退股协议书》，载明三方合股注册成立富业达公司（在本协议中简称新贵公司—即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约定黄明崧、郑国书各占35%股份，黄明崧、郑国书决定退出并将新贵公司股权转让给朱怀照。协议如下：（1）三方确认至本协定签订之日前新贵公司（含富业达、合联）股东所有权益议价为1.07亿（已减负债部分）；（2）协议签订之日起，黄明崧、郑国书对新贵公司债权债务不再承担责任；（3）朱怀照确认黄明崧、郑国书退股转让应获得3750万元，朱怀照应将该退股转让款于2014年7月底前退还给黄明崧、郑国书（协议2014年7月15日前汇给黄明崧、郑国书两方各1500万元，余数7月底前付清）；（4）不是归究于黄明崧、郑国书的原因，超过2014年8月15日仍未收到转让款3750万元时，本协议自动终止，黄明崧、郑国书仍占有新贵公司各35%的股份。2017年8月18日，一审法院在审理（2017）粤0391民初271号案件，黄明崧与富业达公司、朱怀照及阳庆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时，朱怀照自认在履行2014年7月7日朱怀照、黄明崧、郑国书三方签订退股协议书时，向黄明崧、郑国书支付5000多万。该案因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2017年3月23日，朱怀照在深圳市的询问笔录中称其未按退股协议付清退股款项，差黄明崧1750万元，差郑国书550万元。4.2015年3月11日，黄明崧与朱怀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明崧将其占有的新贵公司35%的股份以37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朱怀照。5.2016年8月1日，朱怀照出具声明载明，朱怀照为新贵公司、合联公司、富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就新贵公司、合联公司、富业达公司三个公司的股权问题、公司的关系作出如下声明:（1）合联公司投资的所有土地、厂房由富业达公司出资而取得，各实际股东在合联公司所持有的股份，按照其在原富业达公司所持有的份额进行分配；（2）新贵公司、合联公司的全部资金均由富业达公司投资；（3）新贵公司、合联公司、富业达公司于2014年7月7日前由朱怀照作为名义股东持有100%的股份，其中70%的股份郑国书、黄明崧为实际出资人（郑国书、黄明崧各占35%的股份）；（4）朱怀照承诺在郑国书、黄明崧股权关系未理清前，朱怀照不会擅自转让本人在新贵公司、合联公司、富业达公司所持有的股份，也不会同意其他股东转让在前述三间公司的所持有的股份。声明人（法定代表人）朱怀照签名，新贵公司盖章，合联公司、富业达公司未盖章。6.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询问，朱怀照不同意黄明崧取代朱怀照名义股东，成为富业达公司持有35%股份的股东。阳庆莉确认其代持郑国书股份，阳庆莉认可黄明崧为富业达公司的实际股东，同意黄明崧成为富业达公司持有35%股份的显名股东。7.2018年1月23日，一审法院就“一、已注册成立的内资公司，台湾地区的自然人能否和大陆自然人并列成为该公司股东？有何依据？二、如果台湾地区自然人可以成为涉案公司股东，是否需要进行审批？有何依据？”两个问题向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致函，该委员会函复：一、根据《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商务部令2009年第6号）第2条和第57条规定，台湾地区自然人可以通过并购方式与原境内自然人股东设立中外合资企业。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不涉及特别管理措施和关联并购的，适用备案管理。8.2018年8月6日，一审法院就“一、中外合资企业成立时，国内自然人可否成为股东？二、内资企业变更为外资企业，需要履行哪些手续？三、境外自然人投资者与国内自然人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成立国内企业，现实际投资人要求显名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法院如判决协议有效，支持该诉讼请求，贵单位是否会依判决进行变更？”三个问题向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致函，该委员会函复：一、办理企业设立登记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中方出资人不能是自然人。二、内资企业变更为外资企业，企业在商事登记机关办理的是股权变更登记，即企业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境外出资人。企业的经营范围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股权变更须先经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后，凭批准文件及股权变更登记所需提交的材料办理变更登记；不涉及特别管理措施的，可直接向商事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需提交的具体材料我委官方网站办事指南中已详细列明；三、公司股东变化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按照我委官网公布的股权变更登记材料清单提交申请材料，采取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我委予以核准登记。贵院亦可采取强制过户的方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黄明崧为台湾地区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故，本案为涉台商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本案所涉富业达公司注册地在深圳市，关于富业达公司股东权利义务应适用登记地法律，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为准据法。黄明崧称其为富业达公司实际股东，要求富业达公司变更股东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及《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规定，我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境外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需满足下列条件：1.实际投资者已经实际投资；2.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3.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4.人民法院或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和已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黄明崧是否已经实际投资；二、富业达公司的其他股东是否同意黄明崧成为公司股东；三、黄明崧成立富业达公司股东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一审法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关于黄明崧是否已经向富业达公司实际投资问题（一）黄明崧未提供出资证明可否认定其为富业达公司实际股东。本案中，朱怀照和富业达公司辩称黄明崧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富业达公司已履行出资义务，不认可其实际股东地位。一审法院认为，黄明崧虽然未提供出资证明，但其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富业达公司实际股东。第一、富业达公司章程确定黄明崧占有股份40%、郑国书占股40%，朱怀照占股20%，黄明崧、郑国书、朱怀照为公司实际投资人；第二、《退股协议书》中，朱怀照、黄明崧及案外人郑国书均确认，黄明崧、郑国书、朱怀照合股注资成立了富业达公司，富业达公司实际股东为黄明崧、郑国书、朱怀照，其中黄明崧占股35%、郑国书占股35%，朱怀照占股30%；第三、朱怀照作为富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出具的《声明》中确认富业达公司实际投资人为黄明崧、郑国书、朱怀照，其中黄明崧占35%股份，其股份由朱怀照代持，郑国书股份由阳庆莉代持；第四、阳庆莉作为富业达公司工商部门登记股东也确认黄明崧为富业达公司实际股东；第五、在庭审过程中，朱怀照认可黄明崧2014年7月前系富业达公司股东，但在签订《退股协议书》后，不再是富业达公司股东，证明朱怀照认可黄明崧在签订《退股协议书》的系富业达公司实际股东。故，黄明崧虽然未提交出资证据证明其已向富业达实际投资，但在公司章程、《退股协议书》、《声明》中均确认其出资人、实际股东身份，黄明崧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黄明崧系富业达公司实际投资人、实际股东。朱怀照和富业达公司的辩称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确认，黄明崧已向富业达公司实际投资，系该公司实际股东，其股份由朱怀照代持。（二）黄明崧与朱怀照签订《退股协议书》后，黄明崧是否仍具有富业达股东资格。朱怀照辩称，黄明崧、朱怀照、郑国书签订的《退股协议书》约定，黄明崧将其持有的公司35%的股权转让给朱怀照，该协议股权包含富业达公司股权，该协议至今未解除，黄明崧已经不再享有股东资格，其仅能依照协议享有股权转让剩余款和利息的追偿权。黄明崧称，《退股协议书》签订后，朱怀照并未按照约定支付股份转让款，该协议已经自动终止，黄明崧仍持有公司股份。该《退股协议书》第7条约定“不是归究于黄明崧、郑国书的原因，超过2014年8月15日仍未收到转让款3750万元时，本协议自动终止，黄明崧、郑国书仍占有新贵公司各35%的股份”，对于该《退股协议书》签订后，黄明崧是否仍是富业达公司股东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判定如下：第一，双方约定的股权支付对价金额问题。首先，从案涉《退股协议书》条款字面表述来看，该协议第7条约定，“不是归究于黄明崧、郑国书的原因，超过2014年8月15日仍未收到转让款3750万元时本协议自动终止”，协议第3条约定，“黄明崧、郑国书两方退股转让应获得3750万元”；协议第4条约定，“退股款应支付至黄明崧、郑国书账户”，上述约定清晰可见，黄明崧、郑国书系作为两方，应各自分别收到3750万元，共计7500万股权转让款，该款项应分别付至黄明崧、郑国书账户。其次，结合协议第1条:“新贵公司(含富业达公司与合联公司)股东所有权益议价为1.07亿”，按黄明崧、郑国书各占35%的比例折算价值，折算结果也与7500万元大致对应。再次，从朱怀照履行情况来看，朱怀照确认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已超过5000万元，但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仍称“差黄明崧1750万元，差郑国书550万元”，即朱怀照也认可应向黄明崧、郑国书支付7500万元转让款。故，一审法院确认，在《退股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对价为7500万元，其中需向黄明崧支付股权转让款3750万元，需向郑国书支付股权转让款3750万元。第二、退股协议终止后，双方约定的恢复股权对象问题，即《退股协议书》第7条约定“本协议自动终止，黄明崧、郑国书仍占有新贵公司各35%的股份”中“新贵公司”是否包括富业达公司。一方面，庭审中，双方确认，该协议约定的退股包括了新贵公司、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三家公司的股权；另一方面，在协议首部表述为朱怀照、黄明崧、郑国书“合资成立了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贵公司—即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第一条约定，“新贵公司(含富业达公司与合联公司)股东所有权益议价为1.07亿”，即协议已经明确，就有关股权转让对价事宜中关于“新贵公司”的表述，已包含了富业达公司以及合联公司。故，一审法院确认，《退股协议书》约定的恢复股权对象包括富业达公司。朱怀照辩称关于即使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也仅恢复新贵公司股权，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因朱怀照未按照退股协议履行对黄明崧、郑国书的付款义务，根据退股协议关于退股的约定，由于黄明崧、郑国书未能各自收到股权转让款3750万元，该股权转让协议终止履行，黄明崧、郑国书各自占有富业达公司35%的股份，对于朱怀照已支付的款项，朱怀照可另寻途径解决。朱怀照辩称，黄明崧与朱怀照于2015年3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明崧将其持有的公司35%的股权转让给朱怀照，该协议股权包含富业达公司股权，该协议至今未解除，黄明崧已经不再享有股东资格，其仅能依照协议享有股权转让剩余款和利息的追偿权。黄明崧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为新贵公司股权，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转让的系新贵公司的股权，并未注明该股权包括富业达公司，且在签订《退股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后，朱怀照以新贵公司、合联公司、富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的身份出具《声明》，承诺在郑国书、黄明崧股权关系未理清前，朱怀照不会擅自转让本人在新贵公司、合联公司、富业达公司所持有的股份，也不会同意其他股东转让在前述三间公司的所持有的股份。故，黄明崧与朱怀照虽然签订了《退股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但其股权并未实际转让，黄明崧仍然是富业达公司实际股东。二、关于富业达公司的其他股东是否同意黄明崧成为该公司股东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规定，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成为股东，需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届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以外”，不包括本数。本案中，富业达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为朱怀照、阳庆莉，在庭审中，阳庆莉同意黄明崧为公司股东，同意股东占50%，已达到富业达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的条件。《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实际股东要求显名的，需要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本案中，黄明崧要求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成为公司的成员，对于公司其他股东而言，相当于发生了股权的对外转让，接纳新的股东入股公司，因此需要名义股东外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富业达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为朱怀照、阳庆莉，朱怀照为名义股东，名义股东以外的股东仅为阳庆莉，现股东阳庆莉表示同意黄明崧成为富业达公司股东，即黄明崧取得了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认可。三、关于黄明崧成为富业达公司股东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一）台湾地区居民能否成为有大陆自然人为股东的境内企业股东第一、现行法律允许台湾地区自然人成为中外合资企业股东，在企业设立时，亦未明确禁止境内自然人投资参与外商投资企业。2016年发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合营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规定：“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以及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举办合作企业，参照本实施细则办理。”我国明确了台湾地区自然人可以作为中外合作企业的投资者，并以列举方式允许了中国大陆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可以与境外个人合资成立公司，但并未明文禁止中国大陆自然人投资参与外商投资企业。第二、在境外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中国自然人股东可以继续作为中方投资者已被商务部有条件允许。依据《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商务部令2009年第6号）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该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被股权并购境内公司的中国自然人股东，经批准，可继续作为变更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根据该规定，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在并购成为外商投资企业过程中，经批准，境内自然人可以作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2018年1月15日，一审法院就“已注册成立的内资公司，台湾地区的自然人能否和大陆自然人并列成为该公司股东？有何依据？”致函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该委员会函复：台湾地区自然人可以通过并购方式与原境内自然人股东设立中外合资企业。可见，国内自然人在并购过程中，可以成为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第三、开放外商投资者与国内自然人成立合营企业，符合我国全面扩大开放的政策。目前我国部分省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均规定，允许自然人出资兴办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如《北京市工商局改革市场准入制度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若干意见》（2004年2月15日实施）第二十六条项：“中国公民可与境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兴办合资、合作企业”；《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7月1日实施）第十七项规定：“放宽与外商合资合作的条件。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可与外商开办合资合作企业”；《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鼓励外商来渝投资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2006年11月27日实施）第一条规定：“放宽投资主体限制（一）允许自然人作为中方投资者，投资设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河南省、福建省、贵州省、湖北省、湖南省、山东省、四川省等均规定，经审批机关批准，允许自然人投资成立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黄明崧作为台湾地区居民，其投资大陆企业，依照我国相关法律，享有外商法律地位，中国大陆自然人与其共同出资设立企业并无法律禁止性规定，该投资模式已被我国诸多省市所认可，符合我国日益深化的扩大开放大趋势。（二）关于黄明崧申请办理变更股东登记是否需要相关部门审批的问题黄明崧申请办理变更股东登记，即将朱怀照为其代持的富业达公司35%股份变更到黄明崧名下，变更登记后，富业达公司的企业性质将由内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该股东变更登记是否需相关部门审批，一审法院分析判定如下：第一、我国根据经济领域的产业类别，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设立了审批制和备案制两类准入模式。2017年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17年第2号发布《关于修改》，该文件规定，为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体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方向，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对上市公司实施战略投资，不涉及特别管理措施和关联并购的，适用备案管理。同日，商务部发布实施《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修订)》，该办法第二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适用本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由于并购、吸收合并等方式，非外商投资企业转变为外商投资企业，属于本办法规定的备案范围的，按照本条第一款办理设立备案手续，填报《设立申报表》。第三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者投资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参照本办法办理。第二、富业达公司经营的产业类型不属于特别管理措施项下的产业类型。所谓特别管理措施，即我国对产业类别进行明确规定及划分后需要国家准入才能允许外商投资该类别产业的准入机制。富业达公司作为一个公司法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十五条:“举办合营企业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对本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审批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国家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公告》(2016年第22号):“……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资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经国务院批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范围按《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中限制类和禁止类，以及鼓励类中的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的有关规定执行。”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商务部令2017年第4号《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规定，境外投资者不得作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从事经营活动。境外投资者不得从事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的禁止类项目；从事限制类有外资比例要求的项目，不得设立外商投资合伙企业。2018年6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并将于2018年7月28日起施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中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同时废止，鼓励类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继续执行。该负面清单列举了针对十四类产业和三十四个领域内的四十八项禁止外商投资或必须由中方控股的措施。根据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章程第四条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生产销售电脑滑鼠、电脑键盘；兴办实业（具体专案另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富业达公司经营所涉项目均非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的措施，其审批事项适用备案制。第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致函，该委员会向一审法院确认：公司股东变化需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涉及特别管理措施的，可直接向商事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按照我委官网公布的股权变更登记材料清单提交申请材料，采取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我委予以核准登记。富业达公司经营所涉项目均非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只需按规定提交相应材料报有关部门登记，不再需要另行审批。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黄明崧作为台湾地区居民，在已经履行出资义务、富业达公司股东阳庆莉认可其变更为显名股东和富业达公司经营范围不涉及特别准入管理措施行业的情况下，黄明崧诉请确认其为富业达公司股东、要求将朱怀照名下其持有的35%股权登记在其名下并要求富业达公司及朱怀照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明崧要求朱怀照将其代持的富业达公司35%的股权返还给黄明崧，朱怀照及阳庆莉配合办理相应的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变更、向相关机构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等手续的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明崧要求阳庆莉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因阳庆莉同意黄明崧登记为实际股东，阳庆莉作为公司股东应予以配合，黄明崧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明崧要求判令朱怀照申请撤回在工商管理部门注销富业达公司的申请，并判令不得注销富业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该诉请属于公司经营管理范畴，不属本案确认股权纠纷审理范围，其应当另寻途径予以解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黄明崧为富业达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35%的股权；二、富业达公司、朱怀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将朱怀照持有的富业达公司35%股权变更至黄明崧名下，并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阳庆莉应配合办理相关变更手续；三、驳回黄明崧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2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朱怀照承担。二审审理过程中，朱怀照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朱怀照向黄明崧支付2000万元的部分交易明细及新贵公司工商登记信息；2.2015年7月2日、7月31日交易明细及2017年1月3日富业达公司股东会决议；3.（2017）粤1973民初11880号案件庭审笔录；4.（2017）粤1973民初11880号案件民事判决；5.（2018）粤19民终8863号两次调查笔录；6.（2018）粤19民终8863号民事判决；7.2019年5月31日朱怀照的证明；8.合联公司工商登记信息、2012年4月25日林宅升与朱怀照的股权转让合同及张志军与刘兆凤的股权转让；9.（2019）粤1973民初8023号民事裁定；10.富业达公司税务注销、道路运输业户注销等文件。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2015年3月11日黄明崧与朱怀照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载：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贵”）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法人。目前，公司实际上有三名股东：朱怀照占有30%股份；黄明崧占有35%股份；郑国书占有35%股份。朱新为名义代持股东，不占有股份。而郑国书占有35%股份的3750万元已经由刘欣代为付清。黄明崧决定即日起将所占新贵35%股份转让给朱怀照，价格为3750万元。双方协商如下：协议款项支付：1.受让人朱怀照同意并配合转让人黄明崧先生签订本协议之第二日，将付现金2000万元转至黄明崧指定之私人账户，作为第一笔股权转让金，并同时完成将新贵香港NEWMENTECHNOLOGYLTD公司的银行账户签章的完全变更。2.上述款项支付至转让人如下账户（指定账户有效）：……。3.收到第一笔转让款即日就安排朱新配合黄明崧先生将黄明崧先生与郑国书先生的所出让之新贵股权过户到朱怀照与刘兆凤共同名下。4.协议签订后，黄明崧先生应得的1750万余款，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受让人朱怀照于2015年12月31日（含当日）前支付第二笔转让金1000万元。以及受让人朱怀照于2016年12月31日（含当日）前支付最后一笔转让金750万元。则本协议执行完成。5.第二笔与最后一笔款必须准时支付，如果逾期就从本协议之日起赔付未按时付款部分的10%年利息。6.本协议一式两份，各自存留一份。二、富业达公司于1998年1月25日成立，现工商登记股东为朱怀照与阳庆莉。2017年1月3日阳庆莉和朱怀照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意富业达公司解散并进入清算。2016年9月9日深圳市龙华新区国家税务局出具清税证明，富业达公司所有税务事项均已结清。2016年12月21日深圳市龙华新区地方税务局大浪税务所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核准富业达公司注销税务申请。2017年1月3日深圳市龙华区经济服务局出具收文回单，同意富业达公司进出口经营资格的注销申请。2017年1月5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出具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注销富业达公司取得的道路普通货运经营许可，并注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收回其正、副本。2017年1月19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出具道路运输业务歇业注销通知书，同意富业达公司停业申请，收回1本经营许可证正本、1张经营许可证副本，档案已注销。三、合联公司于2010年10月21日成立，现工商登记股东为朱怀照、刘兆凤。新贵公司于2013年12月13日成立，2015年3月30日新贵公司工商登记股东由朱新变更为朱怀照和刘兆凤，现工商登记股东仍为朱怀照、刘兆凤。2016年8月1日朱怀照出具的声明中称：合联公司投资的所有土地、厂房由富业达公司出资而取得，各实际股东在合联公司所持有的股份，按照其在原富业达公司所持有的份额进行分配；新贵公司、合联公司的全部资金均由富业达公司投资。四、2017年8月31日郑国书、黄明崧以朱怀照、合联公司、刘兆凤为被告、阳庆莉作为第三人向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之诉，请求：1.确认郑国书、黄明崧为合联公司的股东，分别持有该公司35%的股权；2.朱怀照将其持有的合联公司20%的股权返还给郑国书、黄明崧；3.刘兆凤将其持有的合联公司50%的股权，返还给郑国书、黄明崧；4.刘兆凤、朱怀照、合联公司配合办理相应的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变更，向相关机构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等手续，即将郑国书、黄明崧分别系合联公司35%股权的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等；5.刘兆凤、朱怀照、合联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等。该案经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7）粤1973民初11880号一审、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9民终8863号二审，最终判决：驳回郑国书、黄明崧的全部诉讼请求。五、黄明崧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9民终8863号郑国书、黄明崧请求确认合联公司股东资格一案中对于《退股协议书》中的3750万元与2015年3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3750万元的说法。2018年11月20日的庭审笔录中有如下记载：1.郑国书、黄明崧共同称：“三方签订退股协议书是三方确认黄明崧、郑国书各收3750万元，该3750万元包含三家公司。退股协议终止后，黄明崧和朱怀照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约定为3750万元，但仅包括新贵公司的3750万元，是黄明崧担心朱怀照再次违约，所以价钱相同，没有包含另两家公司，只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促使朱怀照依约履行，如果朱怀照依约支付完毕3750万元，以黄明崧跟朱怀照的关系，黄明崧完全有可能以1元将另两家公司股权转让给朱，但朱怀照继续违约，故不存在将另外两家公司股权转让给朱怀照。”2.黄明崧称：“37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在质证与庭审中已经充分说明，我方再次强调，3750万元并不重要，朱怀照如果按照约定履行，三家公司还是3750万元，朱怀照违约的话，黄明崧还持有富业达公司和合联公司”。在该案2018年10月19日庭审笔录有如下记载：郑国书、黄明崧称“2014年8月15日退股协议书自动终止，黄明崧与郑国书已经恢复三家公司的股东，朱怀照是清楚的，2015年3月朱怀照找到黄明崧要求将三家公司的股份再转让给他，由于朱怀照上次在签订退股协议书后没有按期付款，黄明崧不再信任朱怀照，且过了一年时间，当初黄明崧接受3750万元的退股款，完全是出于对朱怀照的帮助，所以才会同意以低于实际价值3750万元转让，但朱怀照依然毁约。后来朱怀照与黄明崧商定以3750万元的价格先将新贵公司转让给朱怀照，另两家公司在朱怀照按照约定支付完股权转让款后，双方再约定价值转让该两家公司。……3750万元是严重低于实际价值的，所以黄明崧第二次不同意以3750万元转让三家公司。”六、对于2015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中仅提及新贵公司股权过户到朱怀照夫妻名下的问题，朱怀照称：因合联公司的股权登记在朱怀照夫妻名下，无需进行股权变更，而三方早已决定不再经营富业达公司，也不想对富业达公司的股权进行变更，因此各方合意唯一需要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就是新贵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商事纠纷，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黄明崧是否富业达公司的隐名股东或实际股东。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有关黄明崧股东身份的事实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14年7月7日朱怀照与黄明崧、郑国书签订《退股协议书》之前。根据《退股协议书》，黄明崧与朱怀照均确认黄明崧、郑国书分别持有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新贵公司35%股份，而在2016年8月1日朱怀照的声明中也再次确认“新贵公司、合联公司、富业达公司于2014年7月7日前郑国书、黄明崧各占35%的股份”。上述内容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在2014年7月7日《退股协议书》签订之前黄明崧实际持有富业达公司35%股份的事实。第二阶段是在2014年7月7日《退股协议书》签订之后。该期间发生的相关事实包括：1.2014年7月7日朱怀照与黄明崧、郑国书签订了《退股协议书》，由黄明崧、郑国书将各自持有的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新贵公司的35%股权以3750万元转让给朱怀照。该协议对于转让三家公司股份的表述并不明确，有一处表述为“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贵公司——即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一处表述为“新贵公司（含富业达与合联）”，其他均表述为“新贵公司”或“新贵”、“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但黄明崧和朱怀照均确认该《退股协议书》中转让的新贵公司股份包括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及新贵公司在内的三家公司股份。《退股协议书》签订后朱怀照并未依约在2014年8月15日前向黄明崧、郑国书支付转让款，根据《退股协议书》约定，“该协议自动终止，黄明崧、郑国书仍占有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各35%的股份”，黄明崧和朱怀照亦确认此处约定的“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是包括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和新贵公司，故可以认定《退股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并未实际发生，黄明崧仍持有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和新贵公司35%的股份。2.2015年3月11日黄明崧与朱怀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明崧决定即日起将所占新贵35%股份转让给朱怀照，价格为3750万元”，并约定“受让人朱怀照同意并配合转让人黄明崧先生签订本协议之第二日，将付现金2000万元转至黄明崧指定之私人账户，作为第一笔股权转让金，并同时完成将新贵香港NEWTECHNOLOGYLTD公司的银行账户签章的完全变更”、“收到第一笔转让款即日就安排朱新配合黄明崧先生将黄明崧先生与郑国书先生的所出让至新贵股权过户到朱怀照与刘兆凤共同名下”。该协议签订之后，朱怀照向黄明崧支付了2000万元转让款，尚欠1750万元未付。2015年3月30日新贵公司股权由朱新变更为朱怀照、刘兆凤。3.2016年8月1日朱怀照出具声明，其中第四条“朱怀照承诺在郑国书、黄明崧股权关系未理清前，朱怀照不会擅自转让本人在新贵公司、合联公司、富业达公司所持有的股份，不会同意其他股东转让在前述三间公司所持有的股份”。该声明为朱怀照出具，但系黄明崧在本案中提交，黄明崧对该声明并无异议。4.2017年1月3日富业达公司名义股东阳庆莉与朱怀照签字确认股东会决议，同意富业达公司解散并进入清算。2017年1月期间富业达公司已办理了税务事项注销登记、道路运输业户歇业注销、道路普通货运经营许可资质注销、进出口经营资格注销手续。根据《退股协议书》，黄明崧拟转让的是包括富业达公司在内的三家公司股权，基于这三家公司股东所有权益为1.07亿元，故双方确认黄明崧拟转让这三家公司35%的股权对价为3750万元，又根据2015年3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黄明崧拟转让的“新贵”35%的股权对价亦为3750万元。虽然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提到富业达公司，但无论是该协议签订之前的《退股协议书》，还是该协议签订之后2016年8月1日朱怀照声明，对于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及新贵公司的股权均是作为整体一并处分，如果将2015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中3750万元仅理解为是新贵公司股权对价，则与《退股协议书》中三方均确认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及新贵公司三家公司35%股权是3750万元的事实明显矛盾，故本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是朱怀照、黄明崧在《退股协议书》未得到实际履行之后重新签订的转让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及新贵公司这三家公司35%股权的另一份协议。根据该份协议，朱怀照支付了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新贵公司股权也已过户到朱怀照与刘兆凤名下，朱怀照尚有175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因该协议尚未履行完毕，朱怀照能否合法享有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及新贵公司35%股权以及黄明崧能否合法收取3750万元股权转让款均有待于该协议的履行情况确定。2016年8月1日朱怀照的声明中“朱怀照承诺在郑国书、黄明崧股权关系未理清前，朱怀照不会擅自转让本人在新贵公司、合联公司、富业达公司所持有的股份，也不会同意其他股东转让在签署三间公司的所持有的股份”，该内容也表明了朱怀照、黄明崧等人均清楚双方“应先行理清股权关系”。因此，黄明崧提起本案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应以朱怀照、黄明崧《股权转让协议》纠纷解决为前提，在该纠纷未解决前，黄明崧在本案中仅以《退股协议书》未实际履行为由主张其实际持有富业达公司35%股权并要求返还该股权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朱怀照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对本案处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234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黄明崧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250元及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250元，均由被上诉人黄明崧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萍审判员 梁  乐  乐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詹伟文（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