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8民初6360号原告：翁兴萌，男，1991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婉玉，江苏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恒利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沙河西路**新兴产业园(健兴科技大厦)**501。法定代表人：钟云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青松，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彪，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翁兴萌与被告深圳市恒利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公司）、深圳市恒利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受理后，原告申请撤回对深圳市恒利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门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于2020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翁兴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婉玉、被告恒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翁兴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95105元。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7552.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之间经济赔偿金纠纷一案现已经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结案，原告对仲裁裁决结果存在异议，特提起诉讼。原告自2016年7月29日入职被告恒利公司处从事客户经理的工作岗位，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社保由恒利公司苏州分公司缴纳，入职后每月工资分底薪加提成两部分组成，每月综合工资为19021元。在2020年5月份，被告恒利公司通过微信管理群发布消息，声称因公司模式变更为联营模式要求本案所涉的所有员工签署离职申请，签署后公司将通过成立其他联营公司的形式与原告继续续订劳动合同，并不影响原告的收入及工龄，且被告恒利公司要求签署离职申请的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如员工拒绝签字，被告恒利公司将暂停原告手中的客户工作。原告迫于公司给予的各方面压力签署了离职申请书，签署后等待联营公司的成立，但是不久便被告知公司无法成立联营公司，苏州分公司将解散，希望员工自行寻找工作。原告认为：公司采取欺骗的形式，要求其签署离职申请书，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据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该份离职申请书是原告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签订的，且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因此应认定为无效的。该份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群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要求员工签署离职申请书的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该份离职申请书明显与原告真正的停止提供的劳动时间不服，2020年5月、6月，原告均继续在被告处工作，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未终止，5月、6月的工资虽然被告并未通过其对公账户支付，而是从一名“范玮”的银行账户支付，“范玮”实际上是苏州分公司其中一名责任人员的配偶，每次工资发放时均备注为“工资”，工资发放的时间与被告之前工资发放的时间相一致，从而可以推断出，双方的劳动关系在2020年4月30日并未解除，而是持续到2020年6月份，因此可以断定，原告所签署的离职申请书并非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综上恳请法院予以认定，原告签署的离职申请书无效，被告基于欺骗的行为骗取劳动者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签订离职申请书的行为违背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且该行为应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理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赔偿金。代理人认为，即使最终公司的行为无法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但也可以认定，提出签署离职申请书，解除劳动关系的一方为公司，而不是原告，原告最终在理解错误的情形下签字的行为，最多也是一种默认的行为，对于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单位也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因此恳请法院依法裁决，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被告恒利公司辩称，双方曾经存在劳动关系无异议，但是我方认为原告在2020年4月30日主动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后自主创业。在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证实，因为原告主动申请离职，被告无需向其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本案查明的事实如下：一、入职时间：2016年7月29日。二、离职前平均工资19021元。三、恒利公司苏州分公司为翁兴萌缴纳社会保险期间至2020年6月。四、翁兴萌等11名员工曾向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姑劳人仲案字[2020]第456号仲裁裁决书，对于仲裁请求不予支持。翁兴萌等11名员工不服，遂诉至本院。五、审理中，被告恒利公司主张劳动者系自动离职，提供了日期为2020年4月30日的《员工离职申请表》，离职原因载明个人原因。翁兴萌表示，是自己签署，尽管落款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但实际签署的时间为5月27日，5月、6月，我们都是正常工作。是被告恒利公司告知员工公司模式变更为联营模式，要求所有员工签署的，并非员工自己愿意。为此翁兴萌提供了以下证据：1、银行流水，证明被告给原告发放工资的事实，工资是每月分两次发放，12号左右发放底薪，25号左右发放提成。7月10日的1500元是最后一次发放，这个月没有发放两笔。银行流水中出现的范玮是被告苏州分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孙大磊的配偶。恒利公司表示，4月30日之前由被告转账给原告工资认可，4月30日之后发放的是原告离职之前的业务提成，并不是工资。公司发放的均无异议。但是由范玮转账给原告并备注工资的银行流水三性不认可。苏州分公司是有一个叫孙大磊的员工，现在已经离职，但孙大磊的配偶是否是范玮我方不清楚。2、苏州大联赢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页，证明由范玮发放的工资就是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工资。6月24日孙大磊说：“各位的工资已经全部转过去了。”7月10日孙大磊发了一个范玮账号截图。虽然无法证实范玮是孙大磊的老婆，但可以证实由范玮发放的金额即为被告方发放的工资。6月12日孙大磊说：“一会儿发底薪，大家把招商卡给我下。”下面孙大磊又说：“银行卡限额了，需要回家找我老婆人脸识别改一下……”。苏州大联赢群的性质是被告苏州分公司的工作群。恒利公司表示，对微信群聊天记录三性均不认可。孙大磊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手机原始的载体我看到了，但是上面写的是收款账号。收款账户信息孙大磊与原告主张的由孙大磊发放工资不符。3、工作软件（业务系统）截图打印件2页，证明原告在2020年5月、6月均还为被告提供劳动。吕俊辉在业务系统中显示借款状态为拒绝，与范玮支付给原告的返佣相对应，其中2020年6月15日范玮转账原告907.8元备注为返佣，2020年7月10日原告转给范玮907.8元系退吕俊辉返佣，因为这单没做成。恒利公司表示对证据三性均不认可。业务系统并没有显示是被告公司的工作业务系统。原告与案外人范玮之间的资金往来与被告无关，原告提供的业务系统截图系其在2020年4月30日离职后的业务行为，不排除其自主创业进行的业务行为，与被告无关，且该系统中人员身份没有认证，真实性不认可。4、融资服务申请表复印件，这和我刚才提供的业务系统郭鑫2020年6月3日的信息是一致的，落款也是6月3日。恒利公司表示，对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融资服务申请表落款日期为6月3日是在原告离职后，不排除是原告离职后自主创业的行为。5、企业微信截图1页，可以看出有魏春华水印的字样，是总公司区域人事付丽萍发给魏春华的聊天内容。现在已经被公司踢出群，无法登录系统，这是当时的截图。证明被告声称公司转变经营模式，由直营转为联营，并且要求现在在职的员工签署离职申请单，并要求离职申请单的原因是个人原因，离职时间填写为2020年4月30日。也可以证实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主体是被告且被告所说的转为联营模式后续并没有实质性的进行，因此存在一定的欺骗行为，这就是离职申请单的形成的原因。微信截图主要内容“1、确定走联营模式的人员，全部走线下离职申请，经理和综合员除了离职申请表还需……2、离职申请表离职原因填写“个人原因”……3、离职日期2020/4/30”。恒利公司表示，1、该微信备注名为魏春华的聊天记录因没有实名认证，故真实性无法保证，不予认可。2、聊天记录的内容是该微信备注名为魏春华的个人与付丽萍的个人聊天记录，与公司无关，真实性无法认可。3、该聊天显示的日期为2020年5月27日，是原告申请离职后的聊天记录，与原告主张存在劳动关系索要经济补偿无关。魏春华是苏州分公司的综合员，负责缴纳社保，是在4月30日离职。付丽萍是区域人事，已经离职。6、视频资料，视频里还有沈艳丽的离职申请书，视频的时间是手机自动形成的，就是5月27日。恒利公司表示，该视频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未经认证，故真实性无法认可；该视频的内容较为模糊，无法确定手持申请表的人的身份和申请表的落款日期，故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认可。7、公司群截图9页，证明原告5月、6月还在职的情况，在工作群中有大量的工作内容。恒利公司表示，该群未经认证，故聊天内容真实性不认可。形成时间在4月30日之后，属于原告离职后的聊天内容，故与本案无关。8、微信截图6页，证明杨权2020年5月27日下午12:04的内容，可以看出签署离职申请书的时间是2020年5月27日。原告是在被告的要求下签署了离职申请书。杨权2020年6月24日下午3:28分，杨权说：“我本来还想着7月份还能继续做一些业务…，大家还是尽快去找工作吧。”可以看出最后是由被告方解除劳动关系。现在手机里还有原始的内容。恒利公司表示，该微信群及参与微信群聊天的人员身份未经认证。聊天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与身份真实性不能认证的案外人杨权在2020年4月30日之后的聊天记录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翁兴萌等11名员工是否系自动离职，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本院认为，根据社保缴费记录（缴费截至到2020年6月）、微信聊天的内容、视频、银行流水等证据，可以证明尽管翁兴萌等员工都签署了《员工离职申请表》，但签署《员工离职申请表》系员工根据恒利公司的要求签署，并非真实的离职申请，翁兴萌等员工在2020年4月30日之后仍然为恒利公司工作，且公司继续为翁兴萌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至2020年6月。故翁兴萌等员工要求恒利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根据原告的工资标准以及工作年限，原告主张恒利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47552.5元，未超出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深圳市恒利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翁兴萌经济补偿金47552.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深圳市恒利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姜 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韩昔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