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36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绮琦，女，199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民，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照，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锡瑶，女，199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莹，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曼钰，女，1999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上诉人林绮琦因与被上诉人陈锡瑶、原审第三人陈曼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1民初1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绮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林绮琦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陈锡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交易磋商、下单订货、货款支付、部分发货等全部交易环节均仅在林绮琦与陈锡瑶之间发生，有关微信记录、支付记录才应该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一审判决对此不加评析，仅采信事后发生的报案材料，致使认定事实严重不清。第一，林绮琦与陈锡瑶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了交易发生当时双方进行的交易磋商、下单订货、货款支付、部分发货的全部交易环节，是双方未发生纠纷时最真实的交易表现，是还原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及法律关系最直观、也是最客观的材料。因此，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应是本案认定事实最为倚重的证据。第二，双方的交易中自始没有第三方介入，从下单、付款、发货的整个交易环节均是由林绮琦和陈锡瑶协商达成。如果陈曼钰只是因为银行账户被冻结而需要陈锡瑶代为收款，除了收款以外的其他交易环节应该有陈曼钰的参与。但事实上是在林绮琦下的第一笔订单到最后一笔订单结束，从来没有与陈曼钰有任何联系，那么至少在双方发生交易时，林绮琦的交易相对方就是陈锡瑶，林绮琦对此不可能存在另一种理解。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订立合同。无论本案双方的微信聊天属于书面或口头形式，本案已经由林绮琦与陈锡瑶以某种形式订立了买卖合同。那么在陈曼钰没有任何履约行为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取代陈锡瑶成为买卖合同关系的销售方。二、询问笔录中林绮琦认为陈曼钰与陈锡瑶为上下线关系，即陈锡瑶仍是以自己名义与林绮琦进行交易，而即使林绮琦向何人提出主张，亦不构成在本案中的自认，即询问笔录并不具备足够的证明力作为单独认定本案主要事实的依据。第一，林绮琦与陈曼钰发生往来时，林绮琦与陈锡瑶的交易早已结束。陈曼钰向林绮琦出具了欠条，愿意承担本案的货款退还，对此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单方举动，林绮琦自然是乐意的。但这只能表明陈曼钰愿意加入陈锡瑶的债务，而非等于林绮琦认可陈曼钰替代陈锡瑶成为本案的销售方。第二，林绮琦在本案的主张与其在询问笔录的陈述并不矛盾。首先，林绮琦认为陈曼钰是陈锡瑶的上线，即在多级分销中，上线向下线卖货，下线再寻找下线卖货，每个层级之间均存在买卖关系，而非只有最后一级和第一级存在买卖关系。因此，林绮琦自始没有推翻自己与陈锡瑶存在买卖关系的主张。其次，林绮琦认为陈曼钰是陈锡瑶的上线，陈曼钰没有向下供货，影响了林绮琦最后无法收到口罩，因此林绮琦认为从源头开始没有口罩供应构成诈骗。既然林绮琦选择向公安机关控告陈曼钰，必然会以有利于控告陈曼钰的角度向公安机关作出陈述，通过拉近陈曼钰与本案交易的关系，从而令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侦查，但这依然与林绮琦和陈锡瑶之间的交易并不矛盾。第三，退一步讲，林绮琦在询问笔录中的主张并非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形成对己不利的陈述，并不构成自认。本案的事实认定依然要根据本案的事实作出评判，而本案的核心事实是，2020年2月22日最后一笔交易发生前，林绮琦仅与陈锡瑶进行沟通，陈曼钰在2020年4月份提出由其退还货款时才第一次出现，林绮琦对其加入债务并无异议，但从未同意将本案债务转移由陈曼钰承担。三、原判对林绮琦与陈锡瑶之间的交易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原判认定本案基本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当事人错误，双方交易的基本事实如下：2020年2月13日下午3:59，林绮琦开始向陈锡瑶首次下单、随后多次追加订单购买口罩。2020年2月14日下午3:17，陈锡瑶告知林绮琦由厂家直接发货。下午4:33，陈锡瑶履行合同附随义务向林绮琦出具口罩产品合格证书。下午8:12，10:38，12:43，林绮琦向陈锡瑶追加口罩订单。下午8:21，林绮琦向陈锡瑶转账货款。2020年2月15日下午4:13，林绮琦向陈锡瑶转账货款。下午6:11，林绮琦向陈锡瑶追加口罩订单。2020年2月16日下午4:58，林绮琦向陈锡瑶追加口罩订单、转账货款。2020年2月17日凌晨0:12、下午4:54，林绮琦向陈锡瑶追加口罩订单。下午5:29，林绮琦向陈锡瑶转账货款。下午10:40，陈锡瑶向林绮琦发送额温枪的图示、规格。2020年2月18日下午4:42，陈锡瑶向林绮琦发送额温枪的图示、规格，并报价。2020年2月19日下午3:10，林绮琦按陈锡瑶的指示向案外人温伟陆转账货款。下午5:43，林绮琦向陈锡瑶追加口罩订单。下午5:48，林绮琦要求陈锡瑶退回5000个口罩货款，陈锡瑶表示同意退回900个。2020年2月20日下午2:59，林绮琦向陈锡瑶下单购买额温枪。2020年2月21日下午7:30，林绮琦向陈锡瑶确认收取了4000个口罩。2020年2月22日下午6:10，林绮琦向陈锡瑶确认收到900个口罩。下午9:28，林绮琦向陈锡瑶支付额温枪货款。截至2020年2月22日，林绮琦已就本案的买卖合同履行全部的付款义务。此后，因为陈锡瑶没有依照约定的期限交货，林绮琦一直通过微信向陈锡瑶催要货物。以上事实有林绮琦原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该证据已经诉讼当事人各方质证，且与陈锡瑶原审提供的证据一致，并被原审法院查证属实。四、原审判决遗漏认定多项事实，以致原判本案事实不清，作出错误判决。1.根据以上林绮琦与陈锡瑶之间的交易基本事实，可知原判遗漏认定：2020年2月19日，林绮琦根据陈锡瑶的指示通过银行转账向案外人温炜陆支付货款126500元（原审判决第4页第三段第7行“……剩余货款126500元由林绮琦根据指示通过银行转账向案外人温炜陆支付完毕”）。林绮琦在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就此项事实的陈述因记忆错误或口误导致笔录与基本事实不符，林绮琦与陈锡瑶的微信通讯记录才是原始证据，应以双方的通讯记录为准。2.原判遗漏认定陈锡瑶于2020年2月23日收取了本案全部货款后，因其无法向林绮琦履行交货、退还货款等合同义务时，才向林绮琦披露其上一手交易对象即陈曼钰，并意图将不能履行合同交货、退还货款等合同义务单方转移给陈曼钰的事实。3.原判遗漏认定林绮琦在向陈锡瑶要求退还货款不能时，才按陈锡瑶的指示向陈曼钰要求退还货款的事实。原判反而将向林绮琦发出交易指示的人从陈锡瑶变更为陈曼钰，显属错误。该事实有林绮琦原审提供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本案的交易结束后，陈锡瑶才将其陈曼钰的微信号推送给林绮琦，意图将合同债务转移给陈曼钰。4.原判遗漏认定林绮琦向陈曼钰追讨货款的原因，没有证据证实而直接认定林绮琦选定陈曼钰为交易相对人。陈锡瑶一直以自己无货、自己也是“受害者”等理由欺骗林绮琦，意图将退款的合同义务转移陈曼钰个人负担，并怠于行使应由其向陈曼钰主张退款的合同权利。林绮琦碍于情面才以自力救济的方式再向陈曼钰追偿应当退还的货款。该事实有陈锡瑶原审提供的证据“林绮琦微信个人资料、与陈锡瑶的个人聊天记录”可以证实。5.原判遗漏认定2020年3月1日，陈锡瑶自行向林绮琦分两笔退还货款2万元的事实，并在没有基本证据证实的情况下直接认定陈锡瑶受陈曼钰的指示向林绮琦退还货款。该两笔合共2万元的货款以及此前由陈锡瑶退还给林绮琦的2300元均系陈锡瑶自行退还给林绮琦的。原判没有证据直接认定陈锡瑶系经陈曼钰指示向林绮琦退还货款是错误的（原判第5页第一段第14行，原判直接将陈锡瑶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内容归纳为“确认其通过其银行账户收取林绮琦货款306590元的事实，并根据陈曼钰的指示向林绮琦退款22300元”）。本案中，除了陈锡瑶、陈曼钰的单方陈述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陈锡瑶在2020年3月1日之前曾接受过陈曼钰的交易指示。五、原判脱离已经查证属实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以推断的方式采纳与本案基本事实存在矛盾的公安机关调查笔录，错误认定本案基本事实，作出错误判决，具体如下：1.原判对林绮琦在公安机关处所作的笔录（陈锡瑶原审中申请调取的询问笔录-林绮琦）所归纳的内容存在错误：原判第4页第4段第5行“林绮琦通过中间商陈锡瑶向其上家陈曼钰在微信中订购口罩和测温枪，并按照陈曼钰的指示通过微信。支付宝向陈锡瑶的账户支付货款……”，此处归纳显属错误。林绮琦在笔录中多次明确指出其系向陈锡瑶购买口罩，并且要求合同相对方履行交货或退款义务的对象都是陈锡瑶，而非陈曼钰，具体如下：①笔录第4页第20行“我当时继续等待陈曼钰发货（注：该笔交易为林绮琦与简春瑜的口罩买卖合同，简春瑜指示口罩由陈曼钰发货），同时向陈锡瑶购买口罩”。②笔录第4页第24行“在2020年2月12日我询问简春瑜，她是不是和她表姐陈锡瑶一起售卖口罩，简春瑜回复我是的。于是我在2020年2月13日问陈锡瑶有没有口罩和测温枪卖，她说她也是中间商，她的上家陈曼钰有货……”此处，林绮琦的意思表示很清晰，系以陈锡瑶为交易相对人，也明白陈曼钰系陈锡瑶的交易相对人。③笔录第5页第12行“2020年2月19日，当日我准备转账给陈锡瑶的时候，陈锡瑶叫我转账前先微信联系她的上线陈曼钰……”。此处，林绮琦的意思表示很清晰，林绮琦系按陈锡瑶的指示联系陈曼钰，按陈曼钰的指示再支付货款，安排货款支付的仍为陈锡瑶，收款的实际上也是陈锡瑶。但是，原判将陈锡瑶对林绮琦的付款指示抹除，直接归纳为“按照陈曼钰指示通过微信、支付宝……”，此处归纳错误。④笔录第7页第24行，林绮琦回答是否有向陈锡瑶催发货物时回答：“有，但是到了2020年2月25日，我改变了主意并直接微信联系陈锡瑶，并要求其退还尚未发货口罩和测温枪的货款”。可见，林绮琦始终是以陈锡瑶为合同相对人，直接、首先要求陈锡瑶履行合同义务。⑤笔录第8页第4行，林绮琦在笔录中明确陈述其向陈曼钰联系，系因为陈锡瑶指示，陈锡瑶推诿责任，意图将合同债务单方转移给陈曼钰。⑥笔录第9页第22行，林绮琦在笔录中确认“2020年2月12日的时候陈曼钰和我签了一张欠条，内容是陈曼钰欠我42.32万元人民币，但现在该欠条已经到期了，欠条承诺是2020年2月12日至2020年2月16日期限内归还的”，该笔录中关于《欠条》的内容存在缪误，该笔录形成时究竟是林绮琦记忆错误还是公安机关制作笔录存在笔误，现在无从考究。该《欠条》实际上是2020年2月26日因陈锡瑶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又怠于向陈曼钰主张合同权利，林绮琦按陈锡瑶指示才找到陈曼钰签订的，该行为属于自力救济，具有行使代位权的性质。《欠条》中陈曼钰同意2020年2月12日至2月16日期间加入陈锡瑶对林绮琦的债务，还款期限至2020年3月1日。该欠条并无选择陈曼钰作为合同相对人、放弃对陈锡瑶的债权等意思表示。但原判却在案件评析中将该部分的内容认定为林绮琦对选定了陈曼钰为交易相对人一事构成自认（原判第7页第1段第5行“……推翻上述询问笔录所自认的内容……”），显属认定事实错误。2.关于陈曼钰在公安机关处的陈述（陈锡瑶原审中申请调取的询问笔录-陈曼钰）不应采信。陈曼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属于单方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属于孤证，且陈曼钰已经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应单独作为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依据。且在该笔录中，陈曼钰并未确认林绮琦系与其直接交易，亦未交待其是否指示过陈锡瑶进行本案交易，仅向公安机关供述其系向陈锡瑶发货的上游供应商。3.关于陈锡瑶在公安机关处的陈述（陈锡瑶原审中申请调取的询问笔录-陈锡瑶）与客观事实存在多处矛盾，不应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基本依据。①笔录第3页第4行“2020年2月13日，我和陈曼钰、简春瑜在蓬江区摩根国际公寓聊天，……随后不久林绮琦就到了蓬江区摩根国际公寓，林绮琦就和她们聊聊天……聊买口罩的细节，……至20时17分林绮琦就用支付宝向我转账23000元人民币，21时林绮琦就用微信转账向我转账4600元人民币……”，陈锡瑶此处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属虚假陈述。2020年2月13日林绮琦没有去过摩根国际公寓，当日也没有见过陈锡瑶、陈曼钰，直至2020年2月20日被陈锡瑶通知到陈曼钰处收取部分口罩前，林绮琦才首次见到陈曼钰。林绮琦是从微信朋友圈得知陈锡瑶出售口罩的，林绮琦下单和支付货款的时间也是2013年2月13日下午3：59。②笔录第4页第17行陈锡瑶回答公安询问2020年3月1日向林绮琦退还的2万元货款的来源时，陈锡瑶明确回答：“是我自己的存款”。陈锡瑶本身也很清楚她是与林绮琦直接交易的，她自己与陈曼钰直接交易，本案牵涉至少两个买卖合同。③笔录第5页第8行，陈锡瑶回答公安机关询问为何帮陈曼钰收取货款，陈锡瑶回答“因为我和陈曼钰比较熟，所以她叫我收我就帮她收了”，而陈锡瑶在该笔录第2页第5行回答公安询问其是否知悉陈曼钰的情况中明确回答“……是我于2020年1月底在微信上认识的……”结合本案的交易情况，截至林绮琦与陈锡瑶交易结束即2020年2月22日止，陈曼钰认识陈锡瑶才不到两个月就让其收取超过四十万元的货款，这是明显违背日常生活习惯以及市场交易习惯的。陈锡瑶系直接与林绮琦交易，收取货款后，再向其上一级交易对象陈曼钰交易。结合陈锡瑶与陈曼钰也从未就林绮琦与陈锡瑶交易过程中曾发出过交易指示进行举证的情况来看，陈曼钰与陈锡瑶明显存在串通，作出虚假陈述。④笔录第5页第10行，陈锡瑶回答公安机关询问是否知悉口罩和测温枪是否有发货，陈锡瑶回答“我不清楚，因为都是林绮琦和陈曼钰沟通的”，明显系其向公安机关作出虚假陈述。林绮琦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均系向陈锡瑶催告发货、无法获得货物后也是直接要求陈锡瑶退还货款的。此处，陈锡瑶作出了虚假陈述，违背诚信原则，其个人陈述不应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六、原判认定陈曼钰向林绮琦转账的45612元转款属于陈曼钰退货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陈曼钰于2020年2月28日至同年4月19日期间通过其微信账号向林绮琦合共转款45612元并非退还本案林绮琦要求陈锡瑶退还的货款。陈曼钰向林绮琦转款的45612元中，其中19000元是2020年2月28日陈曼钰向林绮琦订购40支额温枪（单价475元/支）所支付的货款，余下的26612元是陈曼钰为“鱼仔屎”代偿的口罩退货转款。该事实林绮琦在原审中提供了补充证据6以及陈锡瑶原审举证的证据3可以相互印证。林绮琦还可以向二审法院提供“供应商发货的微信通讯记录”予以佐证。此外，陈曼钰向林绮琦转账该笔45612元也可以反证陈曼钰让陈锡瑶代收货款是不属实的。陈曼钰与陈锡瑶串通，以陈曼钰银行账户被查封冻结，故委托陈锡瑶代其收取货款明显不属实，陈曼钰既然能转出货款，就能收取货款，陈曼钰与陈锡瑶的交易收入系分别结算的。七、陈锡瑶是林绮琦的合同相对人，并非“中间人”“介绍人”，原判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推定陈锡瑶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本案牵涉多宗买卖合同交易：陈锡瑶与林绮琦的口罩、额温枪买卖合同，陈锡瑶与陈曼钰口罩、额温枪买卖合同，林绮琦与其下线贵州客户的口罩、额温枪买卖合同，林绮琦在本案买卖合同发生前分别与简春瑜、“鱼仔屎”（微信号）的口罩买卖合同，陈曼钰于2020年2月28日反向林绮琦订购额温枪的买卖合同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每个买卖合同均具有独立性，不存在主从、附属关系。原判以推定的方式否定林绮琦与陈锡瑶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没有证据强行推定出陈锡瑶与陈曼钰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再推定林绮琦与陈锡瑶的交易相对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明显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也不符合市场交易习惯。2.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是林绮琦与陈锡瑶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判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强行推定林绮琦与陈曼钰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或行纪合同关系，显属错误。3.陈锡瑶才是本案交易的合同当事人。原判在没有证据的证实的情况下，推定陈锡瑶受陈曼钰指示进行本案交易颠覆了本案基本事实。林绮琦在向陈曼钰作出自力救济的相关行为之前，林绮琦均要求陈锡瑶履行合同义务。本案已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足以证实：陈锡瑶既不履行合同义务，也怠于向陈曼钰主张其合同权利，意图将合同债务单方转移给陈曼钰。4.陈锡瑶从未就其在交易过程中接受过陈曼钰指示等事项进行举证，相反，现有证据足以证实陈锡瑶是与林绮琦直接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陈锡瑶对双方的交易系根据自己的意思表示进行的，证据如下：①林绮琦原审提供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双方完成整个交易过程，包括接受订单、收受货款、退还货款，均未经由陈曼钰参与和指示。②陈锡瑶原审中申请调取的“询问笔录-陈锡瑶”以及林绮琦提交的证据“退款记录”，均可以证实2020年3月1日，陈锡瑶向林绮琦退还的货款2万元，系基于其个人意志作出的，陈锡瑶对于其与林绮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意思表示完全一致。③林绮琦原审提供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中2020年2月20日下午10：12至2020年2月21日下午8：39双方的对话（大意为：陈锡瑶称可以偷偷拿一部分口罩给林绮琦）及实际提货情况来看，陈锡瑶对本案交易的口罩、额温枪的分配具有决定权的，并非如原判中认定为“介绍人”“中间人”，直接将陈锡瑶归类为陈曼钰的“业务员”。因此，林绮琦对陈锡瑶提起本案诉讼的被告主体系适格的。④原判以陈锡瑶在交易过程中没有获利为由，免除陈锡瑶的合同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在市场交易中，每个合同主体均应对其依法应负的合同义务承担责任，是否获利并非合同主体免除合同责任的事由，哪怕陈锡瑶在此次交易中负债，仍应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原判的裁判明显违背市场交易习惯，应予纠正。八、关于林绮琦要求陈曼钰退款、2020年2月26日出具《欠条》并以其为诈骗对象提起控告一事的说明。1.林绮琦与陈锡瑶是相识多年的朋友（陈锡瑶已经在公安机关处所作笔录对此项事实予以确认），基于对老朋友的信任，林绮琦才在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全额支付货款订购口罩、额温枪。林绮琦在退款协商中也强调这一点。也因此，在无法收到货物后，陈锡瑶将交货责任推诿给陈曼钰，又怠于向陈曼钰主张合同权利，林绮琦碍于情面以及对陈锡瑶的信任，才对陈曼钰作出自力救济的行为。林绮琦对陈曼钰的追偿行为具有行使代位权的性质，不存在选择合同相对人的意思表示。2.在本案退款纠纷出现后，陈锡瑶一直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又拒绝采取积极措施要求陈曼钰履行交货、退款义务，林绮琦才以陈曼钰为犯罪嫌疑人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3.林绮琦与陈曼钰签订《欠条》，并无同意将陈锡瑶的合同债务转移给陈曼钰的意思表示，也没有选定陈曼钰为合同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免除陈锡瑶合同债务的意思表示。原判以推定的方式认定林绮琦选择陈曼钰为合同相对人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退一步而言，即使原判的推定合法合理，本案中林绮琦与陈锡瑶的的交易从2020年2月13日截至2020年2月23日止，《欠条》确定陈曼钰承担清偿责任的范围是从2020年2月12日至2月16日期间造成林绮琦的经济损失，原判亦应对陈锡瑶自2020年2月17日之后产生的合同债务作出处理。4.陈曼钰出具《欠条》是债务加入行为，具有担保性质。林绮琦与陈曼钰签订《欠条》系同意陈曼钰对陈锡瑶所负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该行为并没有免除陈锡瑶的合同债务，原判以此推定林绮琦选择了陈曼钰作为合同相对人应明确指出适用的法律依据，原判赖以作出本案判决所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均与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无关。九、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明，处理不当。综合原判已经查证的证据来看，陈锡瑶毫无疑问是本案的买卖合同当事人，即使认定陈曼钰在本案交易中存在重大作用，因现行合同法并无禁止两个自然人共同为一方合同当事人亦应将陈锡瑶和陈曼钰共同列为合同当事人。原判机械、无理地强行为林绮琦选定合同相对人显属处理不当。陈锡瑶辩称，一、林绮琦在买卖相对人陈曼钰无力偿还货款的情况下，继而隐瞒交易的客观、真实、完整的交易事实，采用以偏概全的证据以及理由主张陈锡瑶为卖方，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相符。林绮琦一直明确知悉本案的买卖双方为其与陈曼钰，并非陈锡瑶。陈锡瑶是在陈曼钰被案外人起诉且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情况下，根据陈曼钰的委托代收林绮琦的款项，且收取款项后再根据陈曼钰的指示将全部款项转入陈曼钰指定的收款人账户中，在此期间陈锡瑶从未取得半分获利。另，如林绮琦所述其自始至终认为实际的卖方为陈锡瑶的，则其向公安机关举报时，应明确将陈锡瑶列为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直接向公安机关反映“陈曼钰（即交易对方）以销售口罩和测温枪为由收取了其货款，但仅向其交付了部分货物，多次催促退还其余货款，均以借口拖延，至今尚未退还货款，更不可能清晰向公安机关陈述是被陈曼钰诈骗。由此可知，林绮琦的上诉理由与其在先的陈述内容明显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据此，林绮琦是在陈曼钰无法短期偿还货款，以及公安机关不对陈曼钰进行刑事立案的情况下，才以陈锡瑶是直接收款人为由提起诉讼，欲以此威胁陈锡瑶代陈曼钰还款。二、原审法院已全面审查涉案各方的陈述以及其他证据，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不存在遗漏关键证据致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综合本案各方陈述以及其证据可知，由且仅有林绮琦在起诉时、庭审时陈述的内容与陈锡瑶、陈曼钰的陈述以及相关证据相矛盾，而林绮琦在公安机关接收询问时形成的笔录却与陈锡瑶、陈曼钰的陈述以及相关证据相吻合，形成有效的证据链，原审法院以此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合法有效。另，报案材料方可客观、真实、完整反映本案买卖交易的细节及事实。林绮琦在己方的询问笔录中明确其早于2020年2月起认识陈曼钰，并添加其微信，通过陈锡瑶或案外人简春瑜知悉陈曼钰有口罩可买卖，并因此与陈曼钰直接微信联系，也曾清晰陈述“通过微信联系陈曼钰，她叫我把550支测温枪的货款直接转账给厂家，其余款项直接转到陈锡瑶的账户”“因为陈锡瑶叫我联系陈曼钰，我和陈曼钰沟通后，陈曼钰叫我分开转账，先向陈锡瑶转账306590元，剩下的126500元转账给厂家。”由此可知，林绮琦现辩称“交易自始没有第三方介入”“从来没有与陈曼钰有任何联系”“陈曼钰没有任何履约行为”的内容明显不真实，不应予以采纳。再，林绮琦在诉讼前一直向陈曼钰主张退还尚未发货口罩和测温枪的货款，而陈曼钰也实际退还了部分货款给林绮琦，并应林绮琦的要求，分别向林绮琦以及林绮琦的客户林勃出具欠条，林绮琦亦明确在前述欠条出具后，剩余的陈曼钰尚欠金额为288790元。由此进一步印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三、林绮琦主张陈曼钰仅为债务的加入明确缺乏法律依据，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准确辨识真实的买卖合同交易主体等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且结合本案证据可知，林绮琦已自认其与陈曼钰之间存在买卖法律关系，且是基于陈曼钰的要求而向陈锡瑶转账涉案货款，应由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四、原审判决认定的交易买卖双方符合客观事实，且与本案的全案证据可以进行相互印证，反而林绮琦在本案中并没有做到如实陈述，混淆案件的基本事实，与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自相矛盾，从相关笔录内容可知，林绮琦已在公安机关阶段如实陈述交易的过程及相关细节，而在过程中，也明显出现了第三人直接进行交货，相关的货款如何交付等沟通内容，同时，也因此由林绮琦与第三人直接就涉案货款签订了相应的欠条，并明确约定第三人承诺无法交货时的具体退款时间，该退款时间约定为2020年3月1日，也基于该约定时间，陈锡瑶按照第三人的要求在当天退换了20000元给林绮琦，由此可知，双方的交易的实际情况予以核实本案的客观事实，也由此适用买卖合同相对人的法律关系，据而作出原审判决。该判决应予维持。陈曼钰没有提供陈述意见。林绮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锡瑶退还林绮琦已支付的货款399520元；2.判令陈锡瑶向陈曼钰赔偿资金占用损失2659.82元（以399520元为本金，自2020年2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4月20日为2659.82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陈锡瑶承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林绮琦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666.35元，财产保全费2530.90元，合计6197.25元（林绮琦已预交），由林绮琦负担。二审期间，林绮琦提交了以下证据：微信订货、支付货款、发货协商记录一份，证明林绮琦因陈曼钰2020年2月28日的额温枪订单向供应商订购40支额温枪，并支付19000元货款，委托供应商向陈曼钰发货的事实。陈锡瑶、陈曼钰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了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经审核，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对上述证据综合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仅针对林绮琦提出上诉的问题；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陈锡瑶是否应向林绮琦返还涉案货款并赔偿资金占用损失。首先，林绮琦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询问人员问林绮琦为什么只向陈锡瑶转账人民币306590元，而不是433090元，而林绮琦则回答因为陈锡瑶叫其联系陈曼钰，林绮琦和陈曼钰沟通后，陈曼钰叫林绮琦分开转账，先向陈锡瑶转账人民币306590元，剩下的人民币126500元转账给厂家。林绮琦在2020年2月20日领取口罩时，陈曼钰和陈锡瑶均在场，当时陈曼钰让林绮琦先领取一部分口罩。林绮琦只收到部分口罩和测温枪，多次催促陈曼钰继续发货后，林绮琦改变主意决定不购买口罩和测温枪，多次要求陈曼钰退还未发货的口罩和测温枪的货款，随后陈曼钰以资金不足为借口，只归还了43378元人民币。从林绮琦的上述陈述可知，林绮绮在交易过程中与陈曼钰存在直接的沟通联系，林绮琦按照陈曼钰的要求支付货款，由陈曼钰负责发货，在陈曼钰未按约定交付货物时林绮琦也直接向陈曼钰要求退款；而陈曼钰也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承认林绮琦向其购买涉案口罩和体温枪，故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的出卖方为陈曼钰，买受方为林绮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虽然陈锡瑶曾通过自己的微信账号与林绮琦联系并曾收取过林绮琦支付的款项，但林绮琦、陈锡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均表示，林绮琦根据陈曼钰的要求向陈锡瑶转账，陈曼钰也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表示林绮琦向陈曼钰购买口罩，由林绮琦转账给陈锡瑶等人，然后陈锡瑶等人通过银行卡等方式转给陈曼钰。从上述《询问笔录》的内容可知，陈锡瑶是陈曼钰指定的收款人，由陈锡瑶在收取涉案款项后再转账给陈曼钰（或陈曼钰指定的其他人员），故单凭陈锡瑶收取涉案款项的行为不足以认定陈锡瑶与林绮琦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合本案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上述当事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的陈述意见，也不足以认定与林绮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为陈锡瑶而非陈曼钰。最后，林绮琦与陈曼钰签订的涉案《欠条》明确写明陈曼钰本人欠林绮琦货款，而非陈曼钰愿意为陈锡瑶偿还陈锡瑶欠林绮琦的债务，故林绮琦主张陈曼钰签订涉案《欠条》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与《欠条》记载的内容不符，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林绮琦以其与陈锡瑶之间存在买卖合同为由要求陈锡瑶退还货款并赔偿自己资金占用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林绮琦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林绮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32.70元（已由林绮琦预交），由林绮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宇俊审 判 员 谢敏忠审 判 员 徐 闯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 潘丽芳书 记 员 杨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