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08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若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光明金钱公路**第****。法定代表人：范华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江，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云翔，男，1991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久兴，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若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若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云翔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20）沪0120民初5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若弓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朱云翔的原审诉请。事实和理由：涉案合同并非由若弓公司与朱云翔签订，与若弓公司无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处理有误，应予纠正。朱云翔辩称，姜某系若弓公司的员工，付款地点也在若弓公司的门店，且盖有门店的章，若弓公司应承担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处理无误，应予维持。朱云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XX婚礼企划合同》；2.判令若弓公司返还婚庆服务费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7,500元、服装押金2,900元；3.判令若弓公司支付违约金7,200元；4.判令若弓支付利息，以20,4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3日起至若弓公司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间拆借利率计算；5.本按诉讼费用由若弓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2日，朱云翔在XX平台看到XX婚礼企划的店铺宣传广告，遂与若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华阳取得联系。2019年7月5日，范华阳组建微信群，将朱云翔及案外人姜某拉入群中，并向姜某（微信名为XX）介绍朱云翔“群里这位是今年婚期11月份的朱先生，你们先沟通一下，预约了周末来店里面谈”朱云翔询问姜某“你是策划师？”姜某回答“对啊”。2019年7月7日（周日），朱云翔至若弓公司闵行XX路XX弄XX号4楼518室门店与姜某就婚礼企划事宜进行协商，并通过支付宝向姜某转账1,000元，姜某向朱云翔开具收据，收据载明收款事项为婚庆意向金，并加盖XX婚礼企划合同专用章。7月11日，朱云翔又至该门店与姜某协商婚庆事宜，并通过支付宝向姜某转账7,200元，姜某向朱云翔开具收据，收据载明收款事项为婚庆全额40%，并加盖XX婚礼企划合同专用章。7月22日，朱云翔再次来到该门店签订了《XX婚礼企划合同》，该合同载明甲方为新郎朱云祥、新娘马某，乙方为上海XX婚礼工作室，约定的婚礼举行时间为2019年11月23日，举行地点为上海市闵行区XX饭店，合同总价款为18,000元。付款方式约定为：合同生效后，甲方支付婚庆总价款40%，即人民币7,200元向乙方交纳定金。新娘试装完毕后付总价款的50%，即人民币9,000元。婚礼当天感恩仪式结束后付总价款的10%即人民币1,800元。如需增加服务项目，需另订补充协议，价款及付款方式以补充协议为准。合同第六条合同终止约定，任一方如单方面无故终止本合同，应按合同总价款的40%，即人民币7,200元支付违约金。该合同落款处甲方签字为朱云翔，乙方签字为姜某。朱云翔与当日支付宝转账给姜某8,800元。朱云翔称因其提前支付款项，姜某表示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故开具的收据上载明收款事项为婚庆全额已收，姜某并在合同付款条款旁手写了“全额付款、无尾款”，收据上加盖有XX婚礼企划合同专用章。截止此时，朱云翔就该婚庆合同已向姜某转账17,000元。朱云翔一直与姜某就婚庆事宜保持微信沟通。2019年11月2日，朱云翔无法与姜某取得联系，同日朱云翔发微信询问若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华阳“XX你还联系的上吗？”范华阳称“联系不上了，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找他。”朱云翔问“你和他是什么关系”范华阳答“他之前在我这里的，后来离职了，现在跟我没有关系。”在微信中，范华阳要求朱华翔向派出所打报警电话，并告知朱云翔，姜振阳签的单子“都是他自己私自接单的，我是完全不知情的”，同时向朱云翔出示了姜某2019年11月1日出具的协议，内容中提到“乙方（姜某）自2018年11月入职XX婚礼企划（上海若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于2019年7月31日辞职，乙方在供职期间及辞职后所承揽的业务均与XX婚礼企划无关，如果因乙方行为发生任何纠纷，乙方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若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之后，双方未继续履行该婚庆合同。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姜某系由若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华阳介绍给朱云翔相识，并告知朱云翔由姜某作为婚礼策划师对接朱云翔的婚礼企划业务，故由姜某直接与朱云翔协商签订婚庆企划合同存在一定合理性。若弓公司抗辩合同的版本及公司的印章均为姜某伪造，朱云翔未注意到合同缺页、涉案合同上没有若弓公司盖章，协商签订过程亦不直接与若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华阳沟通等，故朱云翔内心是私下与姜某建立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朱云翔作为普通消费者对合同形式存在的瑕疵缺乏辨别能力，其基于姜某的若弓公司员工的身份信赖与其签订涉案合同，不能以此否认其与若弓公司建立合同关系的主观意愿。若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华阳在告知朱云翔业务对接人后并未主动询问过朱云翔相关服务进程，亦没有告知过朱云翔签订合同和转账等事宜必须由其本人经手，朱云翔在若弓公司店铺向业务对接人转账支付合同价款亦符合日常交易习惯，故朱云翔有理由相信姜某是代表若弓公司签订合同并收取合同款项的，姜某的代理行为有效。若弓公司主张涉案合同系朱云翔与姜某建立的意见不能采纳。若弓公司作为被代理人承担合同责任后，可以向姜某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但其与姜某之间的责任划分约定不能对抗朱云翔的权利主张。现朱云翔的婚期已过，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朱云翔要求解除合同，应予以支持，若弓公司系2020年4月29日签收法院寄送的诉状副本，故确认双方的合同于2020年4月29日解除。若弓公司未提供婚庆服务，朱云翔要求返还已支付的17,000元婚庆服务费，予以支持。2019年11月2日，若弓公司已告知姜某为私下签单，此时婚礼尚未举行，朱云翔未提出要求若弓公司继续履行合同，若弓公司在没有实际收到款项的前提下亦非无故不履行合同，故朱云翔要求若弓公司根据涉案合同第六条约定支付违约金7,200元，不予支持。朱云翔主张若弓公司支付利息，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发》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朱云翔和若弓公司签订《XX婚礼企划合同》于2020年4月29日解除；若弓公司返还朱云翔婚庆服务费人民币17,000元；驳回朱云翔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元，减半收取计245元，由朱云翔负担95元，若弓公司负担15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认为，案外人姜某系若弓公司的员工，朱云翔经若弓公司法定代表人范华阳介绍而与姜某相识并协商由姜某作为婚礼策划师对接朱云翔的婚礼企划业务；且此后，婚庆企划合同又由双方在若弓公司门店实际订立，而姜某开具的收款收据上也明显盖有若弓公司门店“XX婚礼企划”字样的合同专用章。基于以上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朱云翔有理由相信姜某代表若弓公司与其签订婚礼企划合同，若弓公司应对姜某以其名义与朱云翔签订合同的行为负责。现朱云翔要求解除合同并由若弓公司退还婚庆服务费17,000元，依据充分，应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纠纷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若弓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0元，由上诉人上海若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岑佳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孙嘉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