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18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穗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王为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洪波，广东说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陈志威，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朱共清，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赵国生，该区区长。原审第三人：袁仕英，女，汉族，1968年6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74X。原审第三人：何桥妹，女，汉族，1941年7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240。原审第三人：何建川，男，汉族，1993年5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250。原审第三人：何建锋，男，汉族，1994年10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231。原审第三人：何岸峰，男，汉族，1996年3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兴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230。上诉人广州穗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保物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增城区人社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增城区政府）及原审第三人袁仕英、何桥妹、何建川、何建锋、何岸峰工伤认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粤7101行初1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何胜和，男，1966年10月1日出生，何桥妹系其母亲，袁仕英系其妻子，何建川、何建锋、何岸峰系其儿子。2019年3月17日，穗保物业公司（甲方）与何胜和（乙方）签订了《劳务协议书》，约定：甲方聘用乙方担负保安工作，期限为1年，有效期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月1日止，乙方在工作期间的住宿、膳食、工作服及工具由甲方提供，乙方应遵守穗保物业公司《员工守则》等，后何胜和被穗保物业公司分配至广州市嘉禾食品有限公司工作。2019年6月17日6时5分许，何胜和被发现在广州市嘉禾食品有限公司保安亭死亡。该保安亭呈横“日”字形，前为保安值班室，后面的场所放置有上下铺床。何胜和死亡时身着保安制服，平躺在床上。根据甘东派出所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死亡原因一栏为待查不详。2019年6月20日，何建川向增城区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申请认定何胜和2019年6月17日的死亡为工伤。同日，增城区人社局向何建川发出《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告知其还需提供劳动关系证明、证人调查及其他相关材料，亦向穗保物业公司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告知其如认为不是工伤，须承担举证责任，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6日内提交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7月1日，增城区人社局依职权对穗保物业公司保安队长杨会万、保安员朱东海和廖仁军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经初步审查，增城区人社局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对上述工伤认定申请依法予以受理。增城区人社局向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申请调取事发当日公安机关制作的相关笔录、对事发现场进行拍摄的照片以及相关的视频、音频资料等。甘东派出所向增城区人社局提供了其2019年6月17日分别对杨会万、袁仕英、何建川、朱东海、何建锋进行询问所制作的《询问笔录》、2019年6月17日案发现场照片。经审查相关证据、依据，增城区人社局于2019年8月9日作出穗增人社工伤认〔2019〕549002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何胜和，于2019年6月17日6时许，被发现死亡在保安亭的休息室。申请人（何建川）称何胜和当天值班。经调查，保安亭成横‘日’字形，前为值班岗，后为休息室。用人单位称何胜和当天不值班，且休息室为保安宿舍，但无法提供排班表和明确的岗位职责制度，亦无法提供监控视频证明当日何胜和不上班，治安监控视频无法辨别当天的值班人，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何胜和当天不值班。依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用人单位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从而决定：“何胜和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或视同）为工伤。”上述《工伤认定决定书》依法送达给了穗保物业公司和何建川。穗保物业公司收到后不服，于2019年9月11日向增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增城区政府收到后于同日依法予以受理。2019年9月11日，增城区政府向增城区人社局发出《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告知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依据。增城区人社局收到后，于2019年9月20日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9月27日，增城区政府向袁仕英、何桥妹、何建川、何建锋、何岸峰发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通知其参加行政复议，并可提交相关书面意见及证据材料。经审查相关证据、依据后，增城区政府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增府行复〔2019〕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11月16日送达穗保物业公司，于2019年11月17日送达袁仕英、何桥妹、何建川、何建锋、何岸峰，于2019年11月18日送达增城区人社局。穗保物业公司收到后仍不服，诉至原审法院。杨会万2019年6月17日的《询问笔录》载明：“……问：你把事情的经过讲讲。答：2019年6月16日24时45分许何胜和下班后直接回嘉禾食品厂保安宿舍睡觉，当时我在宿舍，我们两个都开始睡觉，6月17日3时许我被何胜和的呼噜声吵醒了，我看了他一眼何胜和没什么异常，我继续睡觉，6月17日5时20分许我起床上班，何胜和本来是6月17日6时开始上班，但他没有准时到，于是我进宿舍叫他，我叫了三声他都不应……”朱东海2019年6月17日的《询问笔录》载明：“……问：你把事情的经过讲讲。答：2019年6月16日21时45分许我到嘉禾食品厂门口接了何胜和的班，我看到和胜和下班后先去冲凉然后就进保安宿舍休息了，6月17日5时30分许保安队长杨会万过来接我的班，下班后我直接回出租房睡觉了……”杨会万2019年7月1日的《调查笔录》载明：“……我当时是上17日6:00时至14:00时的班次，早上5:45分起来接班时，没有发现何胜和有其他异常情况。我在6:05分喊何胜和起来做早饭，连续叫了三遍都没有反应……”朱东海2019年7月1日的《调查笔录》载明：“……我是2019年6月16日上22:00时至次日6:00时的班次后，我晚上10点接他（何胜和）班的，我看见他都是正常的活动和洗澡，我确定他没有出去外面，我亲眼看到他就进去保安室内的宿舍休息了。到17日早上6点，保安队长来接我的班……队长起床还没发现何胜和出事的……”穗保物业公司、增城区人社局均确认监控视频看不清保安室里面的情况，不能辨别案发当日的值班人员。原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根据上述规定，增城区人社局作为区一级人民政府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事故进行处理和认定的法定职权。《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何胜和系穗保物业公司派至广州市嘉禾食品有限公司的保安员。2019年6月17日6时许，何胜和被发现在广州市嘉禾食品有限公司的保安亭死亡。该保安亭称“日”字形状，前面为保安员的值班室，后面场所放置有上下铺床，何胜和死亡时身着保安制服，平躺在床上。穗保物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与死者何胜和之间存在管理和被管理关系，其作为用人单位，理应制定较为完整的日常管理制度，并对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作出合理区分。但本案中，穗保物业公司在事发后不能提交保安员何胜和、朱东海、廖仁军三人之间是如何进行轮值的排班表。杨会万、朱东海虽在2019年6月17日的《询问笔录》和2019年7月1日的《调查笔录》中均称何胜和事发当天的工作时间为14时至22时，何胜和下班后就回保安宿舍休息了，其死亡时并非处于工作时间。但从上述杨会万、朱东海的《询问笔录》和《调查笔录》的相关内容可知：首先，杨会万在甘东派出所于2019年6月17日（事发当天）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明确称何胜和本来是2019年6月17日6时开始上班，但何胜和没有准时到，其就进宿舍叫他，但在2019年7月1日的《调查笔录》却称其事发当日6时5分喊何胜和起来做早饭；其次，朱东海在2019年6月17日的《询问笔录》中称杨会万于事发当日5时30分许接自己的班，在2019年7月1日的《调查笔录》中却称事发当日6时杨会万来接自己的班；再次，杨会万在2019年6月17日《询问笔录》和2019年7月1日的《调查笔录》中称自己在6时许发现何胜和没有反应，随后报警。朱东海却在2019年7月1日的《询问笔录》中称事发当天6时来接自己班的杨会万当时还没有发现何胜和出事。因此，杨会万和朱东海的证人证言存在互相矛盾之处，再加之杨会万、朱东海、廖仁军均是穗保物业公司的员工，三人与穗保物业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上述人员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案件的定案依据。再结合穗保物业公司并未提交其他任何证据可以佐证何胜和死亡时并非处于上班时间，因此，对穗保物业公司关于何胜和死亡时并非处于工作时间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穗保物业公司主张死亡地点属于保安宿舍，并非工作地点的问题。案发地点为呈横“日”字形的保安亭，该保安亭前面为保安人员值班室，后面的场所放置有上下铺床，两者之间仅一门之隔。穗保物业公司在起诉中所称的该门上贴有“保安宿舍严禁吸烟，吸烟者请去外面，谢谢合作！”的字样，经庭审查证，该字样系何胜和死亡后，2019年8、9月份其申请行政复议前所拍摄，并非事发当时所拍的现场照片。而上述保安亭的空间具有特殊性，在穗保物业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对保安人员在上述空间所从事的活动进行了严格区分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宜采纳穗保物业公司的上述主张。此外，《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死亡原因一栏虽为待查不详，但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何胜和存在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等不能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因此，本案中，何胜和死因不详对案件的工伤认定的最终结果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穗保物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其认为何胜和的死亡不属于工伤，依法应承担举证责任，在其不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何胜和的死亡并非工伤的情况下，增城区人社局综合全案证据，再结合何胜和死亡时身着保安制服，遵循倾向性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伤认定原则，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何胜和的死亡属于工伤，并依法进行送达，并无不妥。且经原审法院审查，增城区政府作为复议机关，于2019年9月11日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查明相关事实，并在2019年11月8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进行送达，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复议程序合法。因此，穗保物业公司请求撤销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穗保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穗保物业公司负担。上诉人穗保物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增城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程序违法。（一）增城区人社局于2019年6月20日收到何建川的工伤认定申请，2019年7月22日才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违反《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的规定。（二）增城区人社局于2019年7月22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但在2019年7月1日向穗保物业公司的员工调查并制作笔录，在2019年7月3日到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甘东派出所复印相关询问笔录，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增城区人社局无权在未受理何建川的工伤认定申请前进行相关调查。（三）增城区人社局于2019年6月20日向何建川发出《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何建川并未提供补正材料，增城区人社局仍在2019年7月22日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增城区人社局的受理行为违法。二、增城区人社局适用2017年7月1日前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增城区人社局制作的调查笔录和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内容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可以证实何胜和死亡前一天的值班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二）何胜和的岗位是广州市嘉禾食品有限公司的门前保安，其工作职责是手动控制该公司的大门道闸杆，但直至何胜和被发现死亡，都没有出现道闸杆无人开启，广州市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整个片区车辆无法进出的情况，说明何胜和不是在工作时间死亡。（三）一审法院认定何胜和的死亡地点不是在宿舍错误。增城区人社局提交的照片及保安亭内存放生活用品和摆放上下床铺的事实，足以证实保安亭是由保安宿舍和保安室组成，何胜和的死亡地点是保安宿舍，而非外部的保安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20）粤7101行初116号行政判决；2.撤销增城区人社局作出的穗增人社工伤认[2019]549002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3.撤销增城区政府作出的增府行复[2019]17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增城区人社局、增城区政府承担。被上诉人增城区人社局二审期间答辩称：一、关于增城区人社局超期作出《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的问题。首先，由于当时新系统问题不能及时录入系统，但已及时向穗保物业公司发出举证通知，说明增城区人社局已经决定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其次，何建川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穗保物业公司有意与其协商调解，双方在增城区新塘镇劳动管理所进行多次调解，由此拖延了增城区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的时间。二、增城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何胜和的死亡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应视同工伤。被上诉人增城区政府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袁仕英、何桥妹、何建川、何建锋、何岸峰二审期间未陈述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且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何胜和系穗保物业公司派至广州市嘉禾食品有限公司的保安员，2019年6月17日6时许，其被发现在广州市嘉禾食品有限公司保安亭的休息室死亡，死亡时身着保安制服，平躺在床上的事实不持异议，现争议的焦点在于何胜和死亡时是否处于工作时间。根据查明的事实，何胜和死亡时穿着保安制服，被发现死亡时在保安亭休息室，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何胜和死亡时并未上班的情况下，增城区人社局认定何胜和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并无不当。穗保物业公司认为何胜和死亡时不是在工作时间，不应视同工伤，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其负有举证责任，其称杨会万、朱东海、廖仁军对增城区人社局及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可以证实何胜和死亡时并没有在值班。但上述三名证人均是穗保物业公司员工，与穗保物业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廖仁军在增城区人社局对其调查时已明确其对何胜和的死亡详情不清楚，而杨会万、朱东海的证言相互间亦存在矛盾，具体矛盾之处原审法院已详细分析，本院不再赘述。并且杨会万作为保安队长，理应知悉排班安排，但其对事发时排班情况的陈述却前后不一。杨会万在事发当日6月17日对公安机关陈述，何胜和本来是6月17日6时开始上班，但其在7月1日却对增城区人社局陈述，其自己是上6月17日6时至14时的班次，早上5:45分起来接班时没有发现何胜和有其他异常情况。因此，上述三人的证言在缺乏排班表等其他证据佐证，治安监控视频亦无法辨别当天值班人的情况下，不能证明何胜和死亡时并未上班。穗保物业公司关于何胜和死亡时不是在上班时间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程序问题。《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申请入提交的全部补正材料后，应当在1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决定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本案中，增城区人社局收到何建川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9年6月20日向其出具《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增城区人社局原审庭审确认，何建川6月20日当天向其提交补正材料，但于2019年7月22日才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增城区人社局的工伤认定程序存在受理工伤申请超过15日的情形，并且在受理前就对穗保物业公司的员工进行调查，程序确有瑕疵，但并未影响本案认定工伤的结果，且受理前的程序规定调整的是申请人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对穗保物业公司的权利并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对该程序问题，本院予以指出。综上所述，增城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程序虽有瑕疵，但并不影响本案认定工伤的结果。增城区政府复议维持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穗保物业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穗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作斌审 判 员 张 珣审 判 员 王 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黄晓丹书 记 员 陈洁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