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95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苗，女，1978年9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春莉，北京人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志军，男，1978年3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婷，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晶，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苗因与被上诉人肖志军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3民初7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苗上诉请求：1.将本案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250万元；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全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不仅没有遵循“先刑后民”原则，未将本案既存的犯罪线索移送刑事立案，而且在举证期限和开庭时间通知方面亦存在多项违法，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本案项下肖志军涉及盗用配偶刘苗身份证原件、伪造刘苗签名、雇人冒名顶替刘苗签订售房委托合同、骗取公证书、侵占夫妻共同财产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涉嫌构成盗用身份证件罪、诈骗罪和盗窃罪，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了以上犯罪行为，应移交刑事立案处理。一审判决第5页第2自然段认定：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刘苗从未参与且从未授权肖志军转让双方共同拥有的涉案房产即杭州市西湖区房产（以下简称“X02室房产”）。而通过上诉人举证，本案房产在转让时形成了大量转让材料，包括《不动产登记及交易委托书》《声明书》《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委托交易的公证书》等文书材料以及在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办理公证书的视频影像资料。结合一审判决的认定，以及相关公证机构的证据材料，上述资料上的刘苗签名全部都是肖志军伪造的，公证书也是肖志军雇人冒名顶替、以欺骗手段骗取的，故本案的基本事实就是：肖志军利用夫妻关系的便利，盗用刘苗的身份证原件，雇人冒名顶替刘苗到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办理了《不动产登记及交易委托书》公证，并且还在《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上伪造.了刘苗签名，最终在未经房产共有权人刘苗同意的情况下成功转让了夫妻共同财产、并将全部售房款据为己有。根据以上经法院确认的事实，肖志军和下属傅某及冒用刘苗身份证件帮助肖志军骗取公证文书的女性已涉嫌构成盗用身份证件罪、诈骗罪和盗窃罪共同犯罪，且涉案数额巨大，给受害人刘苗造成了至少二百五十万元的经济损失。鉴于肖志军及其同伙涉嫌重大犯罪，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依据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处理。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过程中，发现民商事案件涉及的事实同时涉及刑事犯罪的，应当及时将犯罪线索和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但一审法院却无视肖志军涉及的刑事犯罪行为，没有依法将本案既有的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查处，反而违背上诉人意志，在判决书中偷梁换柱、避重就轻，以所谓婚姻财产分割案为由进行违法判决，构成程序重大违法。2.一审法院在举证期限和开庭时间通知方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第一次收到的《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上载明的举证期限至2020年4月24日届满，《传票》上载明的第一次开庭时间则为2020年4月28日。但在4月28日当日，上诉人却被法院通知临时取消开庭，取消理由为被上诉人调查取证需要延期开庭。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行为存在四处重大违法：首先，举证期限已经在4月24日届满，肖志军无权在举证期届满后再申请延期举证，一审法院也无权擅自延长举证期限，这对上诉人极不公平；其次，肖志军要求调取的证据均系其单方保管的电子邮件等证据，并不存在因客观原因难以调取、需要延期举证的情况，法院根本不应准许其延期举证；第三，《民事诉讼法》第146条规定的延期开庭审理的法定理由，并不包括延期举证，一审法院滥用职权；最后，《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而一审法院直到开庭当天才通知上诉人延期开庭，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提前3天通知”的规定，浪费上诉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2）一审法院第二次指定的举证期限为2020年5月4日，但被上诉人无故拖延至5月7日才提交相关证据，而上诉人收到法院邮寄的该份证据则迟至5月10日，这已经是开庭前一天，造成上诉人完全无任何时间翻阅和消化证据，这对于毫无诉讼经验的上诉人来说，实在有失公允。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延期之后仍然超过举证期限才提供证据，该证据根本不应被一审法院接受，一审法院严重违反举证期限，存在偏袒对方之嫌。综上，一审法院无故为被上诉人延长举证期限，而且接受被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提交的证据，同时对开庭时间想改就改，直到最后一天才通知上诉人，显然有意偏袒被上诉人，在程序上有违公平正义原则，构成重大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于2017年4月发送的部分邮件内容和带前提假设性条件的语句断章取义的理解为对被上诉人违法处置房产的追认，严重违反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和客观事实，造成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一方面确认了“被上诉人肖志军背着上诉人刘苗，偷偷雇人冒名顶替擅自出售共同房产”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却又认定，刘苗于2017年4月发邮件称“协议吧。深圳房子车子归我，杭州的我不追究了”、“……你给我你认为合适生活费，最好150万元以上”，该邮件属于刘苗对肖志军处分房产的事后追认，同时二人的离婚协议也就售房款对刘苗进行了补偿，因而刘苗不得再要求肖志军对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损失进行赔偿。该认定既违背客观事实，也严重违反刘苗的意思表示和词句本意，与离婚协议约定的内容相矛盾，属于对事实的错误认定。首先，上诉人刘苗在2017年8月3日离婚前，对被告在2016年10月犯下的冒名顶替、伪造签名和假办公证书卖房等种种违法行为自始至终是不知情的，因此根本不存在对房产转让行为的事后追认，更不可能在离婚协议中要求肖志军对该损失予以弥补。上诉人在发送邮件时，始终认为本案X02室房产还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肖志军曾以“房子未过户直接退回给其工作企业佳兆业了”欺骗刘苗，二人邮件中，肖志军也再三表明杭州的房子不是自己的“（见2016年4月3日肖志军发给刘苗的邮件：“杭州的房子根本还不是我的，你知道公司出事情，根本到现在还没有办理手续的……”，又见2016年7月3日晚上7:55分肖志军发送给刘苗的邮件内容）房子不是我的，那是你的贱法，对于我，你就是恶魔，要离开你，才有光明的未来，我起诉”。刘苗回复：“欠别人的钱可以把杭州的房子卖了”由此可见，双方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肖志军一直试图欺骗刘苗杭州房产已经由佳兆业收回，而真实情况是被肖志军擅自售卖。刘苗的真实意思如果是同意卖房，一定是会亲自去办理过户或者亲自公证授权，这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同意的意思表示。仅凭刘苗在肖志军撒谎的情况下，多次试探性的语言，就确认刘苗同意或者追认，且是对不知情的情况下，肖志军有犯罪嫌疑的非法骗取公证文书骗取房产过户的行为的追认，显然与法律保护合法行为，打击非法行为的精神。肖志军非法骗取公证文书过户房产的行为由于违法而自始无效。对于肖志军等人的犯罪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具有合法效力，并且应该受到刑事追究。刘苗邮件中的意思，实际上是刘苗在继续试探肖志军房产真正的归属到底是佳兆业要收回还是什么情况，但实际上房子根本没有退回佳兆业。从双方往来邮件，与一审判决认定相反，处处体现出肖志军预谋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处心积虑骗刘苗房产被佳兆业收回，让刘苗以为该房产已经没有了，以此擅自将该房产据为己有。作为合法公民，刘苗的产权有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只有在其亲自办理过户或者亲自公证授权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房产过户登记这一要式行为的合法性依据。而不应仅仅凭断章取义双方有语言和事实背景下的双方邮件沟通文字，视为可以取代要式登记的法律地位。那么此房产一直就在肖志军和刘苗二人的名下，要进行处分，是必须经过刘苗的同意。刘苗得亲自办理过户或者授权公证办理过户。但显然，肖志军处分房产是未经刘苗授权办理公证也不是刘苗亲自办理过户的。也就是说，刘苗都对房子已经被肖志军通过犯罪手段擅自出售毫不知情。对比二人邮件中的对话与二人的离婚协议关于五十万用途的约定，双方两个子女归刘苗抚养，由于肖志军出轨在先，结合邮件内容，离婚是骗取刘苗的信任说是离婚后等刘苗情绪好了还会回归家庭，肖志军声称已经跟第三者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甚至多次当众发毒誓，如果和第三者恽某在一起，出门就被车子撞死。调解中间人也多次提到肖志军的意愿今后双方冷静后如果关系修复，二人是有很大可能复婚的。基于此实际情况，刘苗也对肖志军的说法有所担心，所以，肖志军承诺净身出户，获取刘苗的信任。那么，按照肖志军净身出户的承诺，家中所有的房产都应该归刘苗所有，刘苗才信任了肖志军的说法。并且肖志军也向所有佳兆业的上司下属宣称自己是净身出户的。那么，按照净身出户的原则，所有的房产都要归刘苗，包括杭州那套房产中肖志军所占的一半份额。刘苗在邮件中所指的杭州的房子不再追究，是指肖志军那一部分份额，既然两人很大可能只是暂时性的离婚，等二人关系缓和后还要复婚的，那刘苗就想算了，这套房子就不用再过户给刘苗了，但自始至终，并没有任何一句话是表明自己要明确放弃自己那一半份额。肖志军背信弃义，骗取刘苗信任之后，在离婚后迅速将第三者恽某接来深圳，并很快结婚生子，这就违背了当初肖志军的承诺。肖志军此人，是刘苗的高中同学，参加高考四次，家中贫困，刘苗为其提供专科升入本科后的几乎全部生活费用，资助其老家父母盖房子创收，一朝飞黄腾达，立即抛弃糟糠之妻，背信弃义，骗取离婚，与第三者恽某一起甚至恶言羞辱发妻。肖志军不顾佳兆业公司明确制度，不允许办公司恋情，包养佳兆业常州公司前台职业第三者恽某多年，恽某其毕业于一所县级职业技术学校，却手段高明，各种阴招频出，谎话连篇，七年以来潜伏破坏他人家庭，夺人丈夫。二人的行径真是让人三观尽毁，也令刘苗愤怒之至。尤其是肖志军，身为香港上市公司高管，竟然敢于冒犯罪的风险，不惜拉他人一起犯罪，冒用刘苗身份证明，违法骗取公证文书，违法单方处置刘苗名下的房产份额，这一事实远远超乎上诉人的认知，上诉人不可能对一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事后追认。事实上，上诉人是直到离婚后，在2018年1月10日前往杭州房产档案馆查询时，才知悉X02室房产被肖志军违法转让的事实，若在离婚前就知道这一情况的，肯定会在离婚协议中进行约定，而非等到2020年1月才起诉。上诉人在得知肖志军售卖了房产到正式起诉前的近两年时间内，曾多次要求被起诉人退回相关房产售卖款项以做两个孩子的年金，保障孩子的未来，被上诉人非但拒绝，还以敲诈勒索为由要反告上诉人。其次，上诉人的所谓“不予追究”，是在前提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对X02室房产肖志军所占份额产权的放弃，而非对被上诉人违法处置行为的追认，也不是赋予肖志军处分自己的份额的权利。二者有本质区别。但一审判决显然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因而也就导致对本案案由和法律关系认定的错误，本案应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而非离婚后财产纠纷（详见本上诉状第三大点）。最后，上诉人放弃X02室肖志军份额的房产产权是有条件的，即“深圳房子车子归上诉人，另外肖志军还必须给付150万元人民币以上”。但依据《离婚协议》的约定并经一审法院查明，深圳房产并未过户给上诉人，肖志军给付的货币也仅有50万元，远远不足150万元，更何况该50万元是肖志军将分割给上诉人的730宝马车开走所做的补偿，并非是对售房款的补偿，也就是说肖志军根本未按上诉人邮件中陈述的条件、在《离婚协议》中对上诉人进行补偿，故“上诉人放弃X02室肖志军份额产权”的前提条件并未成就，上诉人更不可能放弃对X02室产权自己所有的份额的享有。而一审判决断章取义认为是刘苗“事后追认”肖志军卖房一事，完全忽略了刘苗的前提条件，双方离婚财产分配的原则以及肖志军离婚净身出户的承诺，是断章取义的认为“刘苗已获得相应补偿，故丧失损害赔偿请求权”，该认定完全背离了客观事实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至少违背肖志军在欺骗刘苗离婚时所表迗的意思。更何况从涉案房产价值来看，X02室房产价值在500万元以上，而《离婚协议》项下肖志军给付的金额仅为50万元，该金额根本不可能构成对房产损失的弥补，实际上该50万元是对宝马车的补偿，而非对房产的补偿，当时刘苗曾经要求肖志军写清楚是对宝马车的补偿，肖志军说这也是一样的，给你钱不就行了吗？只能说明，作为堂堂上市公司一一佳兆业高管的肖志军真的是技高一筹，早有预谋。刘苗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不仅赔了青春，供养了一个白眼狼，还遭遇欺骗和第三者与肖志军多年的共同羞辱。想不到，几年高中同窗，两个人都来自于一个地方，刘苗辛苦持家，供复读多年的他上大学，帮他找工作，他的第一份在广州大型国企房地产公司实习工作就是刘苗为其安排，也因此背景得到校招进入佳兆业的机会。肖志军挣钱养家困难的时候，刘苗一人撑起了整个家庭，婚前购置可园的房产几乎全部出自刘苗个人承担的首付及家居置办，因为信任和爱，让肖志军写入了50%的产权。结果培养了一个心机深重，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还不惜拉人一起犯罪都要算计自己的男人。真是人间的一场闹剧。三、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离婚后财产纠纷，直接造成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房产共有人肖志军，在未经上诉人参与且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伙同下属傅某及顶替刘苗的女性共同犯罪，采取种种伪造和欺诈手段，非法售卖夫妻共同财产并侵吞售房款，因而造成上诉人巨额财产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对此明确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规定：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售房网页截图显示，玖珑雅苑同小区的房子在2020年3月挂牌出售时，均价已经迗到3.78万元／ｍ2。具体到X02室房产，因位于西湖风景区，不仅地段优越、环境优美，而且是复式结构、楼上还有几十平米额外赠送的使用空间，其市场售价至少在4万元／ｍ2左右，按建筑面积129.48ｍ2计算，本案的房子价值在518万元，夫妻平分，原告应享有259万元以上。依据上述规定和证据，肖志军擅自处分共同共有房产并侵占售房款的行为，已给上诉人造成重大损失，鉴于目前X02室房产的市场价值在人民币500万元以上，故其理应依法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250万元。但一审法院却罔顾肖志军的种种违法事实，避重就轻，将本案定性为离婚后财产纠纷，认定肖志军在《离婚协议》当中就售房款一事，已经对刘苗做出补偿，鉴于双方已就售房款进行分割，故250万元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上诉人已反复声明：上诉人自始至终对肖志军违法处置共同房产是不知情的，因而不可能对该行为进行追认，《离婚协议》也没有对此约定补偿，双方未对售房款进行分割，50万元是肖志军就开走宝马车一事所做的补偿，而且离婚协议明确写明的也是“补贴女方（刘苗）和两个孩子生活，男方一次性支付的经济帮助金五十万元，用于家庭日常支出备用金”，而非补偿房款。从情理上来看，如果是就房产进行的补偿，肖志军那么聪明的人，当然会写清楚。因为那时肖志军本来想用欺骗的手段说房产会被佳兆业收回，再说这套杭州房产，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邮件内容是上诉人对房产未出售情况下，对“净身出户”的肖志军的份额要补偿刘苗150万，而且是附加前提条件的，但至今房产并未通知刘苗出售，而是事后刘苗查到被肖志军非法出售的。因此，对杭州房产肖志军份额的处分的前提条件并未成就，该邮件内容也就未生效，更谈不上是刘苗的份额肖志军处分的权利和补偿了，肖志军当然应就擅自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对上诉人进行赔偿，并且应当同其下属傅某及顶替刘苗的女性一起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因果应有报，犯罪当伏法，上诉人将对肖志军及其相关人员的共同犯罪行为追究到底。对于离婚后财产纠纷，二人协议约定以外的部分，实际上刘苗事后发现，肖志军离婚后与第三者恽某（即现任妻子）全家出国旅游、出国生孩子，豪车豪宅奢侈品，连其家人都一起鸡犬升天了，花费上来看，根本不是一个“净身出户”的人，靠佳兆业那点工资奖金短短两年时间可以支撑的。肖志军存在大量转移婚内其他共同财产的行为，刘苗将另案诉讼，并且将积极查明这中间大量的钱款是否存在商业贿赂中的受贿款这样的非法所得，也将积极向佳兆业、香港证监会、公安机关举报肖志军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于其转移的其他刘苗不知道的婚内合法财产，也将进一步通过离婚后财产纠纷予以追回。综上，一审法院对盗用身份证件、雇人冒名顶替办理公证、伪造合同签名、非法侵占财产等违法犯罪行为视而不见，不移送刑事立案处理，违背“先刑后民”的法定原则，同时一而再再而三的接受肖志军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而且对延期开庭的事实没有依法提前3天通知，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邮件当中的部分语句断章取义，将二人谈判离婚条件过程中的不完整、不精确的商议，断章取义，对二人就杭州房产“净身出户”的肖志军所占的份额的处分，当成是对刘苗份额的处分，并且断章取义的认定也是与二人的离婚协议内容严重不符的。并且基于以上臆测，在时间顺序上，在违法犯罪行为被发现之前，就认为是刘苗对肖志军违法犯罪行为的事后确认，显然不符合事实发生的逻辑，严重违反客观事实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一审法院罔顾肖志军利用犯罪手段，擅自转让共同房产中刘苗的份额、造成上诉人巨额经济损失的事实，将本案定性为离婚后财产分割，且判决不予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并对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予以监督和纠正，以支持上诉人全部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希望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处理。若二审法院仍然维持一审判决的，则上诉人将不再考虑对前夫的情谊和两个儿女的情感需求，前往公安机关直接报案，通过刑事手段追究被上诉人肖志军及下属傅某及顶替刘苗的女性违法犯罪的刑事责任，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将前向肖志军所在单位一一上市公司佳兆业通报肖志军及下属傅某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向香港证监局实名举报肖志军可能存在的大量商业贿赂（受贿）犯罪以及本案所涉犯罪行为。二审时补充意见如下：我方注意到房产是在2016年10月14日才办理了房产证，并且房产证是没有我方当事人出面办理，此前被上诉人声称房产已经被佳兆业公司收回，而且不存在这套房产。因此，过户时间也发生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邮件中沟通房产的来龙去脉之后，进一步证明了被上诉人对于房产是否还存在撒了谎。被上诉人肖志军辩称，一、一审法院确定举证期限及开庭时间的程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1.被上诉人是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并在延期举证期届满间提交的证据。2.本案开庭时间的变更符合事实情况及法律规定。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处分涉案房产的事情在事前、事后都是知情的，且在协商离婚过程中明确表示不追究被上诉人的责任。三、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隐瞒或谎称涉案房产的权属状态。四、一审法院将本案的案由调整为离婚后财产纠纷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刘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因其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处分二人婚内共有房产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250万元（币种：人民币，下同）；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原告与被告原系夫妻关系。2006年11月16日，原、被告在深圳市罗湖区民政局登记结婚。2017年8月3日，原、被告办理离婚登记，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一）房产：1.双方婚后购有坐落在深圳罗湖区，深圳地字第XXXXXXX949号，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离婚后该套房屋产权变更为原告。月供及房屋维修费由女方支付，双方相互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及办理贷款主贷人变更手续，变更费用均由男方承担，在孩子完成义务教育后女方可任意处置房产。2.双方婚后购有坐落在深圳龙岗区，深圳地字第XXXXXXX191号，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离婚后该套房屋归女方所有，月供及房屋维修费由女方支付，双方相互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及办理贷款主贷人变更手续，变更费用均由男方承担，在孩子完成义务教育后女方可任意处置房产。（二）机动车辆：1.2009年12月29日购有东风本田牌汽车一辆，车牌号粤Ｂ×××**，离婚后归女方所有，所有过户费用由男方承担；2.2014年8月购有宝马汽车一辆，车牌号粤Ｂ×××**，离婚后归男方所有，所有过户费用由男方承担。（三）经济帮助，为补贴女方及孩子生活，男方同意一次性支付经济帮助金50万元，用于家庭日常支出备用金。原告确认，除了布吉可园的房产因为贷款未还清尚未办理过户，上述其它房产、车辆及50万元补助金已履行完毕。二、经双方确认，2014年，原告与被告从被告单位处购得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房产（以下简称：“杭州房产”）。根据《杭州市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房产证及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显示，上述杭州房产于2016年10月14日登记在原、被告名下，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不动产权号为浙（2016）杭州市不动产权第XXXX112、XXXX113号，该房产于2016年10月17日转让给案外人应某、甄某，转让价格为269万元，并于2016年12月9日转移登记。双方确认，原告未参与且未授权被告转让涉案杭州房产，被告已收取相关售房款项。三、根据原被告之间的邮件往来显示，2016年4月21日，被告称：“杭州的房子根本还不是我的，你知道公司是出事情的，根本到现在都没有办理手续的……”。2017年4月17日，原告称：“……协议吧。深圳房子车子归我，杭州的我不追究了，1000万可以分期付款，首付500万元现金，剩下的500万，每年100万，分5期。”2017年4月19日，原告称：“深圳的房子和车子都归我，你回来深圳，宝马车如果偶尔需要工作用，你也可以开去用……杭州的房子我不追究了，账户也不查了，你给你认为合适但至少够我们5年生活的现金，最好150万以上吧……所以请在财产分割上请做出你的谦让。”庭审中，原告主张因被告对原告谎称涉案杭州房产系单位内部福利购房、现因单位取消福利优惠而导致房产被收回，故双方未在离婚协议中对涉案杭州房产进行分割。其于2018年1月10才发现涉案杭州房产已转让。其认为被告未经房产共有权人刘苗同意的情况下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并侵占了全部售房款。原告主张其提起本次诉讼并不是要求分割遗漏的财产，而是要求赔偿因擅自处分房产造成的损失，不是离婚后财产纠纷，是损害赔偿纠纷。被告则抗辩离婚时原告已知晓涉案房产，双方已协商处理，在离婚协议中给予补偿。以上事实有《杭州市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房产证》《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离婚协议书》、原被告之间的邮件往来、银行转账流水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从本案查明事实可见，涉案杭州房产系原被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产权，该房产从购买到转让的过程均发生在婚姻存续过程中，且被告确认已收取杭州房产的售房款项，故涉案的杭州房产及转让后的售房款应为夫妻共有财产。原告诉求被告未经其同意，擅自处分婚内共有房产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与婚姻关系密切相关的财产损害赔偿，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进行处理，根据该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故本案属于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财产在原告与被告离婚时是否已进行分割。经双方确认，原告未参与且未授权被告转让涉案杭州房产。原告主张其对涉案杭州房产已转让并不知情，双方并未对涉案杭州房产售房款进行分割。被告则抗辩离婚时原告已知晓涉案杭州房产，且双方已协商处理，故其在离婚协议中给予补偿。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原告未参与也未授权被告出售涉案杭州房产，但根据原被告之间的邮件往来显示，原告称：“……协议吧。深圳房子车子归我，杭州的我不追究了，1000万可以分期付款，首付500万元现金，剩下的500万，每年100万，分5期。”、“深圳的房子和车子都归我，你回来深圳，宝马车如果偶尔需要工作用，你也可以开去用……杭州的房子我不追究了，账户也不查了，你给你认为合适但至少够我们5年生活的现金，最好150万以上吧……所以请在财产分割上请做出你的谦让。”可见，原告在上述邮件中已表示其同意放弃涉案杭州房产的所有权，换取深圳的房产、车辆的所有权及被告的补偿，该陈述与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所载明的深圳两处房产及车辆归原告所有、被告补偿原告50万元的协议内容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双方对涉案杭州房产被处置所产生的财产在离婚时已进行协商，并达成了离婚协议书的财产分割。鉴于原告已表达放弃涉案杭州房产的所有权，应视为其对被告处分该涉案房产的追认，原告已获得相应的补偿。故被告抗辩有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鉴于涉案财产在双方离婚时已协商处理，且原告确认被告已对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履行完毕，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经济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刘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00元，由原告刘苗负担。本院二审查明，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25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案涉杭州房产于2016年10月14日登记在双方当事人名下，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该房产于2016年10月17日转让给案外人应某、甄某，上诉人于2017年4月17日及4月19日两次向被上诉人表示不追究杭州的房子了，但要求被上诉人将深圳的房子和车子约定归上诉人所有并给予补偿，从以上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可以看出，上诉人于2017年4月17日已经知晓案涉房产被被上诉人出售的情况，并不予追究被上诉人出售房产的行为，但前提是被上诉人满足其关于深圳房产和车辆及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已经在2017年8月3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深圳两处房产及车辆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补偿上诉人50万元，故上诉人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应视为双方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中就杭州房产出售款及深圳房产、车辆等家庭财产分割完毕，上诉人在本案中再以财产被损害为由就案涉杭州房产问题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原审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处理并无不当，系原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与认定事实过程中正确适用法律的结果，本院予以确认。原审审判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已经兼顾了效率和公正，阐述的事实和判决理由详细，本院认同原审判决阐述的理由和处理结果，相同理由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刘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上诉人刘苗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邓 懿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