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1民再42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海鸟，女，197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涧**。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海云，女，197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以上二再审申请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强，河南仟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李华彬，男，1983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郑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培五，河南鹰与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双阳，河南鹰与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黄海鸟、黄海云因与被申请人李华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豫01民终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9月2日作出（2020）豫01民申472号民事裁定，由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黄海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强，再审申请人黄海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强，被申请人李华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培五、董浩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海云、黄海鸟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引用李华斌刑事裁判文书认定内容不当。1.（2015）成知刑终字第3号刑事裁定书与（2014）武侯刑初字第833号刑事判决书对于李华彬身份认定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刑事犯罪审判对案件的证明对象都有相应的证据，真实可靠，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民事案件审理要求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由此可见刑事诉讼案件对证据证明标准及证据的认定要求高于民事诉讼案件，以体现我国刑法“疑罪从无”的原则。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该刑事判决书着重于判断李华彬是否具有挪用资金罪的犯罪主体，可能会导致有关反映双方交易情况的证据未能通过刑事诉讼证据认定而排除在外，导致刑事裁判文书并不能全面反映双方的真实交易情况。因此，原审法院不能简单引用刑事裁判文书内容，还应充分查阅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2.原审法院未考虑李华彬假冒“艾米奇”商标犯罪情况。（2014）武侯刑初字第83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李华彬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即未经“艾米奇”商标持有人成都市艾米奇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米奇公司）许可，在其生产的产品上使用，已查明涉案金额80余万元。2012年12月26日之前，艾米奇公司许可李华彬对外委托其他厂家生产“艾米奇”皮鞋。在此之后，艾米奇公司不再许可李华彬的对外委托生产行为，导致李华彬触犯假冒注册商标罪。由此可知，李华彬不享有“艾米奇”商标权，李华彬对外委托生产及销售行为系在艾米奇公司委托李华彬在郑州的公司经营行为，并非李华彬的个人经营行为。二、原审法院未查清涉案货款主体情况。1.原审中李华彬提交的欠款单中显示，“致代理商：黄海云，公司联系人、公司经手人”等字样，以及订购单显示的“郑州艾米奇鞋业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等字样并印有艾米奇公司注册商标，均表示涉案买卖合同主体系黄海云与艾米奇公司。首先，黄海云系“艾米奇”品牌皮鞋的代理商，从上文的描述可知，李华彬不享有“艾米奇”品牌商标权，也未经艾米奇公司授权或追认，所以李华彬本人无权授权黄海云等代理商代理经销“艾米奇”品牌皮鞋，其本人行使职务权利时应得到艾米奇公司同意。其次，经工商登记查询，并无艾米奇鞋业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该单据系艾米奇公司为交易方便而书写上述抬头，系艾米奇公司的经营行为。本案涉及货物系“艾米奇”品牌女鞋，经营该品牌需要艾米奇公司特许授权。原审并未查明李华彬与艾米奇公司的品牌授权或特许经营合同关系，即认定黄海云与李华彬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显然不符合特许经营的相关法律规定。最后，欠款单已经明确列明代理商为黄海云，黄海鸟系黄海云店铺工作人员，其签字只为确认对账金额，本案的付款主体应为合同相对方，结合上文描述，涉案合同主体应为黄海云与艾米奇公司。因此，黄海鸟不应承担涉案债务；2.李华彬个人注册个体工商户用于开展经营活动，与艾米奇公司派李华彬作为郑州办事处负责人并委托其代收货款并不矛盾。从原审中艾米奇公司提供的2013年6月23日李华彬出具的声明可知，至少在2010年7月24日起，李华彬与艾米奇公司已经开始在郑州筹备艾米奇公司郑州办事处。2011年起正式由李华彬开始负责艾米奇公司在郑州的经营，李华彬实际为艾米奇公司在郑州经营的负责人、联络人，李华彬的经营行为代表艾米奇公司。原审中，经艾米奇公司确认，已经支付完毕涉案货款；3.黄海云目前仍系艾米奇公司客户，双方依然在保持买卖合同关系。涉案债务发生在2012年，李华彬直到2019年才提起诉讼，且“艾米奇”品牌持有人艾米奇公司当庭表示涉案货款已经支付完毕，李华彬提起本诉显然不符合正常的交易行为，涉案货款存在诸多疑点。根据本案事实可知，艾米奇公司曾2014控告李华彬假冒注册商标及挪用资金行为，艾米奇公司派驻李华彬在郑州经营“艾米奇”期间，双方可能存在矛盾或纠纷，李华彬同时提起另外几起类似案件，被告均系艾米奇公司客户，因此不能排除李华彬借助法院恶意诉讼，以干扰艾米奇公司正常经营，破坏艾米奇公司客户关系。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李华彬的诉讼请求。李华彬辩称，1.李华彬系依法登记的独立经营个体郑州经营部的负责人和投资人，并非艾米奇鞋业的职工，李华彬诉讼主体适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原审法院引用（2015）成知刑终字第3号刑事裁定书与（2014）武侯刑初字第833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黄海云、黄海鸟没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原审法院将以上两份生效的裁判书作为证据作出裁判，符合法律规定。我国刑事案件对证据证明标准和证据的认定要求远远高于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证明标准为证据确实、充分，民事案件证明标准为一方证据证明的事实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因此，法院在作出刑事裁判时，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确实充分，认定的事实也更加清晰准确。（2014）武侯刑初字第833号刑事判决书裁判李华彬是否构成挪用资金罪，挪用资金罪为身份犯，即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不仅是刑事判决挪用资金罪的认定关键，也是本案认定的关键。李华彬是否为案外人艾米奇公司的工作人员。刑事判决根据充分的证据，严格的证明标准，认定事实为李华彬与案外人艾米奇公司没有职务行为，李华彬系依法登记的独立经营个体郑州经营部的负责人和投资人，认定的事实与本案具有直接的联系。因此本案中李华彬作为买卖合同的卖方主体，已经向黄海云、黄海鸟履行出货义务，黄海云、黄海鸟应支付货款给李华彬。案外人艾米奇公司在原审中称李华彬系其公司员工，负责艾米奇公司在郑州的经营，负责代收款项，纯属歪曲事实，意欲将李华彬个人生产的货物、出卖的货款非法占为己有。因此在一审庭审中，在法庭询问艾米奇鞋业如何与李华彬交接工作、劳动合同如何履行等问题时，该公司未能作出明确解释。根据黄海云、黄海鸟再审申请所述，艾米奇公司与黄海云、黄海鸟至今仍有业务往来，其证人证言不具客观公正性，存在与黄海云、黄海鸟串通、虚假陈述的可能；2.黄海云、黄海鸟向李华彬出具欠款单，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黄海云、黄海鸟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卖方交货，买方支付价款，李华彬有无“艾米奇”商标权，不影响李华彬系货物实际所有人，也不影响李华彬的个人对外经营行为。黄海云、黄海鸟在结算单上签字、确认收到货款的数量以及价格，有黄海云、黄海鸟所出具的欠款单，双方虽无书面买卖合同，但不影响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黄海云、黄海鸟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3.黄海云、黄海鸟提交的货款转账记录，部分款项转账不能认定为向李华彬支付的货款，不属于新证据。黄海云、黄海鸟提交的黄堆两张银行卡仅有23万元显示ｐｏｓ机消费为艾米奇鞋行，系李华彬收款。有5万元款项不显示与李华彬有关系，不应认定为本案货款。另黄海云名下农业银行于2015年3月8日支付5000元，为ｐｏｓ机消费，消费场所为个体户李华彬，2017年11月17日支付1万元，为ｐｏｓ机消费，消费场所为郑州市二七区艾米奇鞋业商行，但当时李华彬均在服刑期间，以上两笔转账，均与李华彬无关。综上，请求驳回黄海云、黄海鸟的再审请求。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中，李华彬依据欠款单、订购单等请求黄海云、黄海鸟支付其货款388187元。黄海云、黄海鸟在原审中称其与李华彬没有发生任何买卖关系，再审又称在2012年4月5日之后通过黄海云本人及其父亲黄堆的银行卡向李华彬转账394514.85元，并提交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据，证明其支付的款项已超出李华彬的诉讼请求，其不欠李华彬货款。案外人艾米奇公司亦在本案中出具《情况说明》，称李华彬本案所诉欠款，是艾米奇公司与黄海云、黄海鸟发生货款，早已结清。基于以上，重审时可视情追加艾米奇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结合艾米奇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李华彬相关案件，查明黄海云、黄海鸟是与李华彬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与艾米奇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黄海云、黄海鸟是否欠付李华彬货款？并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处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20）豫01民终120号民事判决和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民初2499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于岸峰审判员  赵志远审判员  芦 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宋笑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