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民初1388号 原告：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工业物流园**团****综合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40859347C。 法定代表人：朱祥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煜，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浩，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合肥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大禹路以东环城路以南、东淝河路以西、龙子湖路以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394250554L。 法定代表人：管延栋，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郭靖，女，汉族，1982年4月3日出生，住陕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晔，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洪波，男，汉族，1987年11月21日出生，住山东省广饶县。 原告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城国资公司）诉被告合肥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宇新能源）、郭靖、王洪波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鑫城国资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煜，被告恒宇新能源法定代表人管延栋，被告郭靖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晔，被告王洪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城国资公司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恒宇新能源立即偿还原告鑫城国资公司款项25455568.21元及利息（以25455568.21元为基数，自代偿之日2019年5月10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依法判决被告郭婧、王洪波对被告恒宇新能源的债务向原告鑫城国资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为支持被告恒宇新能源的发展，2016年12月15日，恒宇新能源与建设银行合肥新客站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新客站支行”）签订《人民币/外币融资授信合同》，融资授信金额为人民币14400万元，授信期限为2016年12月15日至2021年12月14日。在该授信合同项下，被告恒宇新能源与建行新客站支行签订城东（2016）1271002号《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建行新客站支行向恒宇新能源发放借款12000万元，借款期限2016年2月15日至2021年12月14日；恒宇新能源与建行新客站支行签订编号为城东（2017）1230003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建行新站站支行向恒宇新能源发放借款2400万元，借款期限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12月26日；上述二笔贷款均由合肥市兴泰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担保公司”）向建行新客站支行提供保证担保并签订了编号为最高额002号《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原告鑫城国资公司向兴泰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订合同编号：2016年保字第565号《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简称反担保合同），对兴泰担保公司为恒宇新能源向建行新客站支行借款本息承担的保证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担保总额为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14400万元。田家礼、刘卫红向鑫城国资公司提供担保，为鑫城国资公司代偿的款项提供反担保，担保债权总额为14400万元。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的2400万元贷款于2018年12月26日到期，恒宇新能源公司未偿还本金2400万元及利息237392.27元。《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12000万元季度利息1218175.94元到期未支付，以上本息合计25455568.21元。兴泰担保公司履行代偿责任后，要求鑫城国资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进行代偿，鑫城国资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向兴泰担保公司代偿本息合计25455568.21元，但被告恒宇新能源未偿还原告代偿的款项，已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另，被告郭婧、王洪波作为被告恒宇新能源的股东，认缴出资15000万元，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其应在2015年8月19日全部出资完毕，但股东尚有6000万元未出资到位，同时股东郭靖、王洪波出资9000万元又抽逃9000万元。现依据法律规定，其应当在未出资和抽逃出资范围内对被告恒宇新能源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鑫城国资公司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诉请至贵院，请支持原告的诉请。 被告恒宇新能源辩称：对原告第一项诉请无异议；对诉请第二项有关抽逃和出资未到位的事实不确定，请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郭靖辩称：我方只针对9000万元抽逃出资部分进行答辩：一、答辩人仅是恒宇新能源的代持股东，没有参与投资更没有抽逃资金，且已离职，与恒宇公司已无关联，不应承担连带责任。1、答辩人与实际出资人田家礼签订了代持股份协议、授权委托协议书等文件明确了答辩人为股权代持人并非实际出资人。2、答辩人并没有在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其是被动成为了显名股东被动卷入了这场诉讼。3、2018年7月15日答辩人已明确向恒宇公司提出离职，且实际投资人已签字认可，因此答辩人已与恒宇公司没有关系，既不是员工也不是代持股东。二、原告明知或应当知道恒宇公司的实际控制主体为山东恒宇科技集团、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而不是答辩人，不应要求答辩人承担任何连带责任。1、原告于2015年9月28日与恒宇公司签订了一笔委托贷款合同，与其配套的2015年7月20日和2015年7月25日签订的一个委托贷款资金支持的补充协议和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人均为山东恒宇橡胶有限公司由此可知原告明知或应当知道恒宇公司的实际控制主体为山东恒宇科技集团、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而不是答辩人。2、原告与山东恒宇橡胶有限公司和山东恒宇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两份反担保保证合同由此可知原告明知或应当知道恒宇公司的实际控制主体为山东恒宇科技集团、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而不是答辩人。3、张光德曾为恒宇新能源的法人和执行董事、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法人、山东恒宇橡胶有限公司的董事，目前仍是山东恒宇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由此可知上述公司均为关联公司。4、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管委会与山东恒宇科技集团、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原告作为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管委会的投资主体明知或应当知道恒宇公司的实际控制主体为山东恒宇科技集团、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而不是答辩人。三、原告已经要求实际投资人田家礼及配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说明原告明知恒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投资人及实际股东是田家礼并非答辩人。原告没有要求显名股东就贷款事项出具股东会决议、提供反担保，反而要求田家礼签订了反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由此可知原告明知答辩人不是实际股东，因此答辩人当然不应承担任何由股东身份而产生的连带保证责任。综合一、二、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做出判断。此条法律的有权信赖主体明确为善意第三人，而善意最基本的判断标准是第三人不知道实际股东和代持股东的法律关系，本案中显然不能认定原告为善意第三人，因此作为代持股东的被告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四、从恒宇公司转出的资金并没有转出到答辩人账户，而是转入了中嘉贸易有限公司，而中嘉贸易有限公司也与山东恒宇有业务往来，与答辩人无关。因此答辩人不存在抽逃资金的情况，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另强调，一、郭婧非出资股东，依法无须承担原告诉称的股东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其一、工商登记的原始出资股东为山东恒宇公司，其出资责任在其设立登记之时就应该承担。其二、郭婧是代持股东且是名义上被转让股权股东，其对合肥恒宇公司无任何实际出资责任。所以在法律上也不存在抽逃资金股东责任。（详见实际控制人田家礼的《个人声明》及《情况说明》）。其三、实际控制人田家礼夫妻二人在案涉借款合同中提供个人担保而非代持股东郭婧提供个人担保，更表明本案实际出资人为实际控制人田家礼。借款担保中，规则都是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个人连带保证责任的，本案的实际也是原告要求实际股东田家礼提供个人担保而非郭婧个人，原告是明知本案的实际股东是田家礼的，在田家礼已经提供个人担保的情形下，又要求名义股东郭婧承担所谓的股东连带责任显然有失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存在恶意诉讼的嫌疑。二、本案事实上不存在原告诉称的抽逃资金违法情形。其一、抽逃资金的法律定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修正）》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所涉公司为认缴制，名义股东郭婧没有实际出资，只有认缴出资，2016年8月3日及2018年8月10日最后的变更《章程》，都没有认缴期限，在认缴制下，本案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依据。其二、本案的资金流向凭证清楚表明，所谓的郭婧抽逃出资事实根本不存在。案涉资金交易明细（2016年8月8日、2016年12月1日）表明其6300万出资款均为实际控制人出资，通过她的账户转入合肥恒宇公司账户。银行回单及资金支出单（2016年8月9日、2016年12月2日）上述出资作为部分设备款，经实际控制人批准，由公司支付给中嘉贸易公司。当年的采购合同和发票均证明资金给付为真实的贸易关系，非抽逃出资。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机械设备清单）、资产评估意见书等均证明当时购买的设备一直在公司名下且被执行查封，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三、本案资金的进出对案涉追偿权无任何实质影响。本案原告的担保行为签订于2016年2月，而所谓抽逃资金发生在2016年8月，也就是说原告在为合肥恒宇提供担保之时，并未有案涉资金的出入发生，也就是说，原告为恒宇提供担保是基于双方之前的合作关系和合肥恒宇的当时的资金状况。换句话说，即使不发生2016年8月的资金出入，并不影响原告的担保权利义务。原告现在要求被告承担所谓的股东抽逃出资责任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基础。四、本案原告诉称郭婧应承担股东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从法律上讲，本案也不存在股东连带责任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原告要求郭婧承担股东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 被告王洪波辩称：一、答辩人王洪波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被答辩人鑫城国资公司将王洪波作为本案被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恒宇新能源成立时的股东为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而答辩人王洪波仅仅是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普通职工，在2014年9月份在恒宇新能源成立后，王洪波受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安排到恒宇新能源担任项目专员，负责公司项目前期的手续办理工作，合肥新站开发区管委会招商局及建设局等各部门人员都熟知王洪波工作情况。因恒宇新能源建设过程中需要股东作出决议，而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作出决议程序繁琐，时间较长。故，为了恒宇新能源工作的开展，2015年8月19日，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与王洪波签订《代持协议》，约定由王洪波代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恒宇新能源的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享有王洪波作为恒宇新能源的全部权利，同时确认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已经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代持股权应缴纳的出资义务。正是因为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出资义务，王洪波才同意股权代持。2016年12月7日，王洪波与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解除了代持协议，但是因为此时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母公司山东恒宇橡胶有限公司严重资不抵债，即将进入破产程序，山东恒宇新能源的股权也均处于查封保全状态，相关的负责人员也已经联系不上，进而导致未能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恒宇新能源与建设银行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发生在2016年12月15日，因此，该借款合同与已经准备解除股东关系的王洪波没有任何关联，不应该要求王洪波承担任何偿还借款的责任。王洪波作为合肥恒宇新能源名义股东的身份已经解除后，其不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退一步讲，在整个股权代持的过程中，王洪波并未获得任何额外的收益，也没有行使任何作为股东的权利，其对公司的生产和经营也不清楚，仅仅是作为名义上的股东，在工商局进行了登记备案。因此，王洪波作为名义上的股东，不应该承担恒宇新能源还款的的责任。二、被答辩人鑫城国资公司主张，答辩人王洪波、郭婧在出资9000万元后予以抽逃并据此主张王洪波、郭婧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王洪波仅仅是名义上的股东，2016年8月8日，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作为实际出资人向王洪波打款1500万元，王洪波按照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要求将该笔款项汇入恒宇新能源的账户，2016年12月1日，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作为实际出资人向王洪波打款1200万元，王洪波按照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要求将该笔款项分三笔汇入恒宇新能源的账户。整个过程中，王洪波均是按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要求提供个人账户给公司使用，该笔款项打入后并未打回王洪波的账户。后经王洪波庭前查账了解，该笔款项均用于合肥恒宇新能源支付设备款等相关费用，因此不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情况，被答辩人鑫城国资公司的主张抽逃注册资金未提交任何的证据，因此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王洪波仅仅是名义上的股东，其与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有股权代持协议，王洪波不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因此，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王洪波诉讼请求。 原告鑫城国资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举证如下： 证据一，原告企业信息复印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二，被告企业信息复印件，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三，《人民币/外币融资授信合同》、《固定资产贷款合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据、转款材料等复印件。证明恒宇新能源与建行新客站支行签订《人民币/外币融资授信合同》及《固定资产贷款合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恒宇新能源向银行借款1.44亿元。其中《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12000万元借款期限2016年2月15日至2021年12月14日；《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2400万元借款期限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12月26日；其中已逾期本息25455568.21元。 证据四，《委托担保合同》、《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复印件。证明对恒宇新能源的贷款，合肥市兴泰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向建行新客站支行提供保证担保并签订了编号为最高额002号《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证据五，《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复印件。证明原告鑫城国资公司向兴泰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订合同编号：2016年保字第565号《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简称反担保合同），对兴泰担保公司为恒宇新能源向建行新客站支行借款本息承担的保证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担保总额为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144000000.00元。 证据六，代偿材料（律师函、代偿通知书、客户回单、电汇凭证）复印件。证明因恒宇新能源逾期，合肥市兴泰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了担保责任进行代偿后，原告向兴泰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了担保责任。 证据七，股东出资凭证、出资材料等复印件。证明股东出资9000万元（郭靖出资6300万元、王洪波出资2700万元），未按照公司章程的约定出资完毕。 证据八，合肥恒宇新能源公司设立、公司章程、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等工商资料。证明合肥恒宇新能源公司设立时股东为山东股东恒宇新能源公司，于2015年8月19日将持有的合肥恒宇新能源公司股权分别转让给郭靖70%、王洪波30%。公司章程规定出资期限为2015年8月15日前出资完毕，两股东未按照章程规定在2015年8月19日前履行出资15000万元的义务，尚剩余6000万元未出资，股东应在未出资额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证据九，东营中院诉讼材料。证明被告提交的设备发票实际系恒宇公司向苏州硕诺尔公司采购，不是中嘉公司。 被告合肥恒宇新能源公司质证意见为：对于与原告代偿债务的相关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于涉及被告二、三是否承担责任的证据，因被告二、三是代持股东，都是山东恒宇科技有限公司的普通员工，对其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二、三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郭靖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证据三、四、五，真实性无异议，但与郭婧无关。对证据六，仅有电汇凭证原件，其他代偿材料均不是原件，不能确定是原告是否代偿。对证据七，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只是片面资金出入凭证，不能够证明郭靖存在抽逃资金的行为。对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因为完整的工商变更登记材料显示名义股东郭靖和王洪波出资是没有期限的；对证据九，真实性持有异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被告王洪波同被告一、二质证意见。 被告郭靖举证如下： 证据一，代持股份协议及授权委托协议书；证据二，离职申请；证据三、2015年8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新股东会决议。证明：1、答辩人为恒宇新能源的代持股东；2、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并非答辩人本人所签，本人并不知晓股权转让事宜；答辩人是在事前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成为恒宇新能源的代持股东；3、答辩人已提出离职并多次要求解除代持，实际控制人已签字同意只是尚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证据四，委贷合同、保证合同及反担保保证合同及2014年9月恒宇新能源股东任命书、公司章程及公司登记申请书、工商查询信息、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管委会与恒宇新能源、山东恒宇橡胶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贷款资金支持的补充协议。证明原告明知或应当知道恒宇新能源的实际控制主体为山东恒宇科技集团、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而不是答辩人，不应要求答辩人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证据五、合肥市人民政府与山东恒宇科技集团签订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证据六、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管委会与山东恒宇科技集团签订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证明原告明知或应当知道恒宇新能源的实际控制主体为山东恒宇科技集团、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而不是答辩人，不应要求答辩人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补充证据一，资金交易明细2016年8月8日、2016年12月1日。证明郭婧非设立股东，也非出资单位。其6300万出资款均为实际控制人出资，通过她的账户转入恒宇公司账户。 补充证据二，银行回单及资金支出单2016年8月9日、2016年12月2日。证明上述出资作为部分设备款，经实际控制人批准，由公司支付给中嘉贸易公司事实上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 补充证据三，采购合同和发票。证明真实的贸易关系，非抽逃出资。 补充证据四，法院执行裁定书（机械设备清单）、资产评估意见书。证明购买的设备一直在公司名下且被执行查封，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 补充证据五，个人声明、情况说明及工商登记信息。证明田家礼为合肥恒宇实际控制人，合肥恒宇的实际出资及对外投资均由田家礼控制、与被告郭婧无关，郭婧不应当承担股东抽逃出资责任。 补充证据六，合肥恒宇工商档案全部（完整版）。证明名义股东郭婧没有实际出资，只有认缴出资，2016年8月3日及2018年8月10日最后的变更章程，都没有认缴期限，在认缴制下，本案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依据。 鑫城国资公司质证意见为：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原告对此不知情，其次，即使存在代持股协议，也是属于田家礼与郭婧之间的内部约定，该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通过该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郭婧对代持、受让股权是知情且认可的。 证据四、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持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该组证据的背景是作为支持招商引资企业被告合肥恒宇公司的锂电池项目，新站管委会与合肥恒宇新能源公司签订委托贷款资金支持协议，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支持被告合肥恒宇公司。其次，保证合同的存在，不影响原告向三个被告主张权利。第三、被告合肥恒宇公司设立之初的股东是山东恒宇新能源公司属实，但已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变更为本案被告郭婧和王洪波，作为公司股东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 证据五、六，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持有异议，对证据目的持有异议。被告合肥恒宇公司设立之初的股东是山东恒宇新能源公司属实，但已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变更为本案被告郭婧和王洪波，作为公司股东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 补充证据一，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不持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通过该证据不能证明系代他人出资。 补充证据二，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持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可以证明恒宇公司向中嘉贸易公司购买设备。 补充证据三，采购合同、发票三性不持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该设备的供应商是苏州硕诺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并且费用是中嘉贸易，目前，苏州硕诺尔已在山东东营中院起诉合肥恒宇公司，要求合肥恒宇公司支付剩余设备款3700多万元，目前案件已在山东高院二审程序中。 补充证据四，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该执行的设备采购自苏州硕诺尔公司，申请执行人是原告。 补充证据五，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前期因田家礼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无法送达，导致撤销对担保人田家礼、刘卫红的起诉，因此该证据的来源原告无法判断。工商登记信息与被告无关联。 补充证据六，对于除2018年8月10日合肥恒宇新能源公司章程之外的工商打印材料因加盖了工商印章，对其真实性不持有异议，对2016年8月3日、2018年8月10日合肥恒宇新能源公司章程因没有加盖工商印章和合肥恒宇新能源公司印章持有异议，区别在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八中的公司章程是明确了出资期限的即2015年8月19日，而被告提供的证据中是没有明确出资期限的。 被告合肥恒宇新能源公司、王洪波对上述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被告王洪波向本院提交王洪波与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的《代持协议》一份，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王洪波名下的银行打款凭证两份。证明：王洪波是代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恒宇新能源的股权，其仅仅是名义上的股东，代持协议明确约定山东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已经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代持股权应缴纳的出资义务，王洪波不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原告鑫城国资公司对银行流水真实性不持异议；对代持协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我方不知情。对情况说明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和本案无关。 被告合肥恒宇新能源公司、郭靖对以上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以上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庭审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经审理查明： 为支持被告恒宇新能源的发展，2016年12月15日，恒宇新能源与建设银行合肥新客站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新客站支行”）签订《人民币/外币融资授信合同》，融资授信金额为人民币14400万元，授信期限为于2016年12月15日至2021年12月14日。在该授信合同项下，被告恒宇新能源与建行新客站支行签订城东（2016）1271002号《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建行新客站支行向恒宇新能源发放借款12000万元，借款期限2016年2月15日至2021年12月14日；恒宇新能源与建行新客站支行签订编号为城东（2017）1230003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建行新站站支行向恒宇新能源发放借款2400万元，借款期限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12月26日；上述二笔贷款均由合肥市兴泰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担保公司”）向建行新客站支行提供保证担保并签订了编号为最高额002号《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原告鑫城国资公司向兴泰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订合同编号：2016年保字第565号《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对兴泰担保公司为恒宇新能源向建行新客站支行借款本息承担的保证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担保总额为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14400万元。田家礼、刘卫红向鑫城国资公司提供担保，为鑫城国资公司代偿的款项提供反担保，担保债权总额为14400万元。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的2400万元贷款于2018年12月26日到期，恒宇新能源公司未偿还本金2400万元及利息237392.27元；《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12000万元季度利息1218175.94元到期未支付，以上本息合计25455568.21元。兴泰担保公司履行代偿责任后，要求鑫城国资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进行代偿，鑫城国资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向兴泰担保公司代偿本息合计25455568.21元，但被告恒宇新能源未偿还原告代偿的款项。 本院认为，本案为追偿权纠纷。原告鑫城国资公司基于其向案外人兴泰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于2019年5月10日，承担并支付了兴泰担保公司为恒宇新能源向建行新客站支行借款本息代偿款25455568.21元。现原告诉请被告恒宇新能源偿还原告代偿款25455568.21元及利息（以25455568.21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诉请郭婧、王洪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为追偿权纠纷，原告诉请郭婧、王洪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系基于原告主张郭婧、王洪波作为公司股东，应当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因该主张与本案并非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当事人就此诉请可另案解决。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合肥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代偿款25455568.21元及利息（以25455568.21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利息）； 二、驳回原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907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4078元，由被告合肥恒宇新能源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程亚娟 审判员  古开利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徐光红 书记员徐光红(兼)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