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59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金乡县马庙镇黄庄村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8MA3EQQRT70。法定代表人：杨风雷，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靳连军，金乡青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秀贤，男，1965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金乡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守星，男，195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金乡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传启，男，196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金乡县轻工机械厂下岗职工，住山东省金乡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丽,山东九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传启、吕秀贤、刘守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2020）鲁0828民初1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承担。事实与理由：1、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在未获得杨西良同意解除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将养猪场东西区之间的南北墙强行拆除，给养猪场今后的正常经营管理带来不便……”,一审法院就应当判令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驳回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妥。金乡县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因多次向杨西良借款未能偿还，杨西良于2015年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在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7日作出（2014）济民初字第21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截止2015年7月17日，金乡县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共欠杨西良本金285万元。金乡县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在2016年1月17日前还清杨西良本金285万元及利息。后因金乡县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无力还款，杨西良与金乡县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双方又于2016年3月19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金乡县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用其猪舍东区的西半部两栋育肥舍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冲抵欠杨西良（2014）济民初字第210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债务。后因金乡县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的养猪场不能按时交纳马庙镇黄庄村的土地租金，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等几名股东又把养猪场东区东半部承包给杨西良，杨西良用承包费抵交马庙镇黄庄村的土地租金，并约定以“东区的四边墙为边界”，承包期限为15年；所以，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依约定对养猪场的西院墙享有使用权。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也认定“……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在未获得杨西良同意解除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将养猪场东西区之间的南北墙强行拆除，给养猪场今后的正常经营管理带来不便……”事实。那么，一审法院就应当判令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承担侵权责任，而一审法院却判令驳回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诉请。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1、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混淆了本案的诉讼主体。一审法院认为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向杨西良发送解除通知，杨西良不同意……，因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与杨西良是两个不同的主体，该认定与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在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审判人员组织双方的当事人一起对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在金乡县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场地内没有发现进行任何养殖，在该场地的门口也未悬挂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的牌匾，更没有显示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在该场地进行养殖的任何痕迹。另外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一审诉状、一审判决书及上诉状中均自认其地址在金乡县，而金乡县诚和养殖专业合作社所在地址为金乡县镇黄庄东，二者并非同一地址，以上情况足够说明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的主体并不适格。2、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要求赔偿其损失50000元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当时在拆除的墙头时不管是否影响杨西良使用，均与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没有关系，并且该墙头原本就属于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使用，与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和杨西良签订的协议中所约定的“西边墙”没有任何关系，并且该场地也未使用，不存在对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造成损失的事实。因此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要求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赔偿50000元没有任何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显然是在无理缠诉，浪费司法资源，应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给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恢复原状或赔偿给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5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乡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住所地为金乡县，法定代表人，吕秀贤。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为金乡县，系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杨风雷。杨西良系杨风雷的父亲。2017年9月29日，金乡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甲方）与杨西良（乙方）经过协商，签订《承包合同》，甲乙双方约定将甲方养猪场东区承包给乙方，以东区的四边墙为边界，变压器水井有使用权。2020年3月31日金乡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吕秀贤通过手机向杨西良发出解除承包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未获杨西良同意。2020年5月1日上午10时许，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等将承包给杨西良的养猪场东区西侧的南北墙强行拆除，造成养猪场东西区贯通，引起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方的不满，双方发生矛盾。对于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拆除的南北墙，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认为是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东区的四边墙中的“西边墙”，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认为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东区的四边墙中的“西边墙”按照养猪场设计图纸应在东区西边猪舍西墙外10米处，该处没有砌墙，从该处往西70米为隔离带，拆除的南北墙为隔离带墙，该墙是养猪场东区与西区的分界墙。益丰公司自行计算该墙的损失为65000元，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对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的计算标准不予认可，认为其不存在侵权行为。另查明，杨西良承包的金乡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的养猪场现在未进行任何养殖，其门口未悬挂益丰公司的牌匾，也没有显示益丰公司在该养猪场进行养殖的标志。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9月29日，金乡县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将其位于金乡县镇白洼林场内养猪场承包给杨西良使用，2020年3月31日金乡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吕秀贤向杨西良发出解除承包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承包合同，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在未获杨西良同意解除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将养猪场东西区之间的南北墙强行拆除，给养猪场今后的正常经营管理带来不便，为此原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发生矛盾。益丰公司称其在杨西良承包的金乡县诚和养猪专业合作社养猪场内消毒后准备养殖，但未提交其对该养猪场享有合法使用权及其正在使用的证据，因此益丰公司请求依法判令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给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恢复原状或赔偿给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综上，判决：驳回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5元，由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要求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的诉求能否支持？本院认为，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的陈述来看，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将涉案养猪场东区承包给了杨西良，杨西良是涉案承包合同的相对方。尽管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主张杨西良系其法定代表人的父亲，但父子关系的事实并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另外，原审法院也查明，涉案养猪场内并未进行任何养殖，门口亦未悬挂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的牌匾或标志。综上，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既不是涉案承包合同的相对方，不享有对涉案养猪场的承包使用权，又不能证实因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拆除涉案南北墙的行为造成了实际损失。因此，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要求吕秀贤、刘守星、李传启赔偿损失或恢复原状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金乡县益丰养殖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海洋审判员  扈 琳审判员  张思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许贵梅书记员亓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