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69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邦联，男，汉族，1969年11月3日出生，住址：四川省富顺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高艺制衣有限公司，住所：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高岭村佛岭村小组。法定代表人：钟国强。诉讼代理人：钟耿雄，系公司行政主管。上诉人丁邦联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高艺制衣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5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丁邦联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诉请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惠州市高艺制衣有限公司向上诉人丁邦联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的差额104516.25元（6967.75元/月×18.5月-仲裁后被上诉人单方已付金额24387.12元）。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本人2001年4月20日开始在东莞市黄江镇王德财个人实际控制的集团内部企业担任板房部吓数师傅（集团内部的关联企业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黄江盛派织造厂、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均在东莞市黄江镇同一厂区）。2013年4月1日板房部搬迁并暂租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镇的惠阳永利电机部部分厂房经营，本人则随板房部首次来到惠阳区秋长镇工作。2014年3月份因惠州市高艺制衣有限公司厂房及员工宿舍均已建好，板房部又搬迁至该司，并成为该司一个工作部门。2001年4月份至2002年3月份未参加社保。2002年4月份至2018年3月份期间集团先后以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黄江盛派织造厂和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名义在东莞市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直至2018年4月份至2019年4月份才以惠州市高艺制衣有限公司名义为本人在惠州市惠阳区参加企业养老保险（详情见附表《养老保险参保记录》）。但2013年6月7日开始通过被申请人高艺厂管理人员及本案高艺厂仲裁诉讼代理人钟耿雄个人名下银行账户在惠州市惠阳区向上诉人发放工资至今（包括2019年8月27日向本人补发2019年5月份工资）。二、为证明以上事实，本人除了在《民事起诉状》中的书面陈述和一审开庭陈述意见外，上诉人共向一审提供了十组证据。其中，证据3中的《黄江新兴盛派织造厂放行条》证实：黄江镇的王新兴公司和盛派公司是关联企业关系；证据4《东莞市和惠州市社保记录》证实：（1）2001年4月份至2002年3月份未参加社保；(2)2002年4月份至2008年6月份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为本人参加东莞市社会基本养老保险;(3)2008年7月份至2009年12月份东莞黄江盛派织造厂为本人参加东莞市社会基本养老保险;(4)2010年1月份至2018年3月份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为本人参加东莞市社会基本养老保险;(5)2018年4月份至2019年4月份惠州市高艺制衣有限公司为本人参加惠州市企业养老保险。证据5《建行银行流水》证实：2013年6月7日开始2019年5月14日期间，通过被申请人高艺厂管理人员及本案高艺厂仲裁诉讼代理人钟耿雄个人名下银行账户在惠州市惠阳区向申请人发放工资至今。与证据4结合，证实惠阳的高艺厂与东莞的王新兴公司、盛派织造厂（或公司）为关联企业。证据6《王德财》证实：2019年1月29日T.C.Wong（王德财）命令通知1月29日至2月28日期间黄江厂由李清勇负责管理，高艺厂则由陈创利负责管理。即黄江厂（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黄江盛派织造厂和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和惠州市高艺制衣有限公司同为王德财个人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与证据4、证据5和证据7相印证。证据7《公司电子邮件照片》证实：（1）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于该日将板房部搬到东莞黄江，与证据8相互印证；（2）高艺厂将板房部又搬回东莞黄江，印证惠州高艺厂与东莞市黄江镇的王新兴公司、盛派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证据4、证据5和证据6相印证。证据10，东莞王新兴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实东莞王新兴公司是由王德财出资和控制的公司，与被上诉人高艺厂存在关联关系。与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10相互印证。以上证据就单个证据而言，确有瑕疵（比如《通告》和《电子邮件》未有公司印章、建设银行工资流水未有上述公司名称等），但瑕不掩瑜，不应从根本上否定上诉人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以上证据均能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和优势证据，与上诉人主张和陈述相吻合，基本可以证实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黄江盛派织造厂、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惠州市高艺制衣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三、为什么在高艺厂工作由东莞公司参加并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为什么在东莞公司工作时由高艺厂员工钟耿雄账户发放丁邦联等员工工资？为什么王德财可以对东莞公司和惠州高艺厂进行统一管理安排？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方以上合理怀疑有义务和责任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并提供反证予以证明；且一审法院当庭要求被上诉人庭后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证据证明。但时至今日，被上诉人除了在一审时当庭提交了《入职表》和《劳动合同》，欲证明上诉人于2016年2月入职被上诉人处。对此上诉人认为该份《劳动合同》是上诉人在高艺厂在职期间续签的一份合同手续，并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就是2016年2月入职被上诉人高艺厂；《入职表》亦是因为上诉人不懂法在与被上诉人续签劳动合同时被被上诉人误导所填写，且无法否认上述公司关联公司的存在。被上诉人未向法庭和上诉人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充分的反证证明，故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一审判决却判定上诉人关于关联关系存在的证据不足而判定上诉人败诉，系举证责任分配重大不当和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被上诉人高艺厂、东莞王新兴公司、东莞盛派公司等之间已构成关联企业关系，故2001年4月20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并作为本人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年限。鉴于仲裁裁决后，被上诉人已单方向上诉人转账部分经济补偿24387.12元，故被上诉人还须向上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差额104516.25元（6967.75元/月×18.5月-仲裁后被上诉人已付金额24387.12元）。现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仅应支付经济补偿24387.12元且已支付24387.12元，进而判决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故恳请二审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惠州市高艺制衣有限公司答辩称：一、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2019年11月1日判决我司支付上诉人经济补偿金24387.12元，我司已于2019年11月4日支付至上诉人个人账户（见证据1）。二、我单位于2014年6月成立，为自然人独资企业，与东莞盛派厂同为纺织企业只是存在业务上的往来，并非上诉人陈述的关联企业（见证据2）。三、上诉人于2016年2月15日与我单位签订入职表和劳动合同，月薪工资为6300元（见证据3）。四、上诉人在我单位工作期间，已分四次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33650元（见证据4）。五、我司主要生产美国毛衣订单，近年来订单量持续缩小，企业面临成本上涨利润低的生存问题，缩小规模裁员和放假实属无奈，裁员经济补偿金均是双方合理协商解决，放假员工期间工资均按照法律规定发放，上诉人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由向我司提出巨额经济补偿，我司无法接受，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协商。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原审原告丁邦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惠州市高艺制衣有限公司向原告丁邦联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28903.38元（6967.75元/月×18.5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主张其于2001年4月22日至2013年5月入职被告的关联公司【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黄江盛派织造厂（前身）、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工作，2013年6月开始入职被告公司工作，担任吓数师傅一职。原被告于2016年2月15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为从2016年2月15日起至2020年2月15日止），约定每月基本工资6300元。2019年5月31日，原告向被告邮寄《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称被告无法提供工作岗位和工作条件，故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确认收到该通知。随后，原告因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争议向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4830.75元；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28903.38元。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惠阳劳人仲案字【2019】82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由被申请人自本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4387.12元。二、驳回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原告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6967.5元。被告于2019年11月4日向原告支付仲裁裁决书确认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4387.12元。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黄江盛派织造厂（前身）、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均是被告的关联公司，因此其工作年限应从2001年4月开始起算。原告为其主张提供了社保缴费明细、银行流水、通告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建立劳动关系。原告所提供的社保缴费明细显示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黄江盛派织造厂（前身）、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和被告于2002年4月至2019年4月为原告参加了社会保险；银行流水未显示有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黄江盛派织造厂（前身）、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有被告的记录；通告未有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黄江盛派织造厂（前身）、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和被告的盖章。以上三组证据均未显示有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黄江盛派织造厂（前身）、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和被告为王德财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亦未有显示原告入职被告处的入职时间。故原告主张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黄江盛派织造厂（前身）、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均是被告的关联公司，其工作年限应从2001年4月开始起算，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主张原告入职时间为2016年2月15日，被告提交了有被告签名的《员工入职登记表》和《劳动合同书》予以佐证，《员工入职登记表》显示原告的入职时间为2016年2月15日，《劳动合同书》显示原告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6年2月15日至2020年2月15日”，试用期为“2016年2月15日至2016年3月15日”。故被告认为原告的入职时间为2016年2月15日，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仍处于经营、生产状态，被告于2019年5月10日对原告作出无限期放假处理，未安排其工作。原告与2019年5月31日以被告无法提供工作岗位和工作条件为由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4387.12元（6967.75元/月×3.5个月）。经庭审查明，该款项被告已于2019年11月14日支付给原告，故无须再支付经济补偿金给原告。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丁邦联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上诉人经济补偿金差额104516.25元。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存在劳动关系，现因被上诉人仍处于经营、生产状态，于2019年5月10日对上诉人作出无限期放假处理，未安排其工作。故上诉人与2019年5月31日以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工作岗位和工作条件为由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4387.12元（6967.75元/月×3.5个月），处理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但经一审庭审查明，该款项被上诉人已于2019年11月14日支付给上诉人，故无须再支付经济补偿金给上诉人。但上诉人主张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黄江盛派织造厂（前身）、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均是被上诉人的关联公司，因此其工作年限应从2001年4月开始起算，并为其主张提供了社保缴费明细、银行流水、通告等证据予以证明。经本院查看，证据《放行卡》载明的内容并无法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黄江镇的王新兴公司和盛派公司是关联企业关系，更无法继而证明上述两家公司和被上诉人是关联企业关系；证据《通告》未有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黄江盛派织造厂（前身）、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和被上诉人的盖章；此外，上诉人所提供的社保缴费明细、银行流水均未能显示东莞王新兴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黄江盛派织造厂（前身）、东莞盛派织造有限公司和被上诉人为关联企业。故上诉人无法证明其工作年限应从2001年4月开始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认定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二审免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晓鹏审 判 员 钟震强审 判 员 严丽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陈佳汝书 记 员 张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