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82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宇璇。委托诉讼代理人：车卫东，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惠琳，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皓。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丽玲。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寒梅，广东玖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旻，广东玖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韦宇璇因与被上诉人胡皓、罗丽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初47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宇璇上诉请求：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7057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胡皓、罗丽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韦宇璇在原审开庭时已经当庭向法官阐明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法官当庭此案由进行了确认，胡皓、罗丽玲也对此案由进行了当庭答辩。原审法院在未向韦宇璇释明本案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径自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从而驳回韦宇璇的诉讼请求，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原审法院法庭审理过程中韦宇璇向法庭主张，本案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为此，韦宇璇向法院提交了胡皓、罗丽玲向韦宇璇承诺固定收益、固定的投资期限、到期归还本金等证据。不仅如此，在韦宇璇当庭提交的《代理词》以及庭后提交的《补充代理词》中，韦宇璇都是围绕着韦宇璇与胡皓、罗丽玲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进行说理、论证。然而，原审法院不仅在庭审过程中未对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任何审查，而且未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释明，而是直接在判决书中写明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未说理），从而判决驳回韦宇璇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在不进行任何释明的情况下自行变更法律关系予以判决，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严重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做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和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法律关系的释明，并询问当事人对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和诉讼请求是否予以变更，若当事人坚持不对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或者诉讼请求进行变更，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和诉讼请求进行裁判。在本案当中，原审法院既没有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释明，又没有询问当事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而是径自将韦宇璇主张的案由民间借贷纠纷变更为其认定的委托合同纠纷，并以委托合同纠纷的审判规则和适用法律来判决驳回韦宇璇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的行为是对当事人辩论权、举证权、质证权等权利的严重侵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或者不清。(一）判决书第3页第3段“投资期满后，如因非案涉基金的原因使投资本金及收益无法按时收回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其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但因案涉基金投资中遭遇投资风险或其他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投资本金损失除外。甲乙双方均明确，所有投资不可避免会有产生市场风险的可能，因项目运作，市场波动以及不可抗力等其他不可归咎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导致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认定韦宇璇与胡皓、罗丽玲之间达成的意思表示要结合全案证据，而不能仅依据《基金份额代持协议》这一份证据。胡皓、罗丽玲在韦宇璇签署《基金份额代持协议》之前，在与韦宇璇微信聊天时反复向韦宇璇承诺保本保息；在韦宇璇签署《基金份额代持协议》之后，也多次在微信聊天中向韦宇璇承诺保本保息，并按照11%的固定利率向韦宇璇支付了3次利息。原审法院忽略韦宇璇与胡皓、罗丽玲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忽略罗丽玲向韦宇璇多次“固定收益率11%”、“2019年2月1日到期”的承诺，忽略胡皓、罗丽玲向韦宇璇按照11%的固定利息向韦宇璇转款3次的事实，片面认定《基金份额代持协议》中对韦宇璇不利的内容，是对事实的歪曲。除此之外，韦宇璇己在原庭审过程中反复强调，胡皓、罗丽玲除了收取韦宇璇的100万元款项，并按照11%的收益率向韦宇璇支付了3次利息外，未向韦宇璇履行过其他任何义务，未提供过任何与涉案基金有关的材料，未向韦宇璇报告涉案基金的运行情况，未告知韦宇璇涉案基金会有投资风险等。直至两胡皓、罗丽玲承诺的投资到期日2019年2月1日来临，韦宇璇都不知道自己购买的是什么基金。韦宇璇追求的是固定投资期限内的固定利息回报。胡皓、罗丽玲未向韦宇璇揭示过投资风险，胡皓、罗丽玲与韦宇璇之间也从未达成风险自担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片面采纳证据，导致对上述事实认定不清。(二）判决书第4页第1段“该合同附有风险揭示书，被告胡皓签字确认充分了解并愿意承担参与私募基金投资的风险与损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韦宇璇在庭审过程中己经向原审法院说明：《基金合同》是罗丽玲签署的，而非胡皓签署的；《基金合同》中附的风险揭示书也是罗丽玲签署的，并不是胡皓签署的，在庭审中，胡皓和罗丽玲都未对此进行否认。其次，无论是《基金合同》还是《基金合同》附的风险揭书，胡皓、罗丽玲都未向韦宇璇提供，也未将相关信息告知韦宇璇。最后，由于胡皓、罗丽玲未向韦宇璇进行风险提示，也未将其签署的风险揭示书披露给韦宇璇，因此，韦宇璇不清楚风险揭示书的内容，不受该风险揭示书的约束。(三）判决书第4页第2段“罗丽玲系原告与胡皓的介绍人”属事实认定错误。罗丽玲不仅仅是介绍人，更是合同的当事人。韦宇璇的涉案100万元款项，是在罗丽玲的诱导和指示下打给胡皓的；涉案《基金份额代持协议》也是罗丽玲组织韦宇璇签署的，并且《基金份额代持协议》中的多处内容都是罗丽玲填写的；韦宇璇的3次收益也是由罗丽玲转给韦宇璇的；涉案《基金合同》中胡皓的签名也是罗丽玲签署的；胡皓打给富XX企业价值3号私募基金的300万元里还有罗丽玲的60万元。不仅如此，罗丽玲还是整个事情进行过程中跟韦宇璇对接最多的人。此外，在生活中，胡皓和罗丽玲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子；在工作中，两人又是上下级的关系。两人一起参与到与韦宇璇之间的法律关系当中，因此，罗丽玲也是合同当事人。(四）判决书第4页第3段“目前由于金融市场环境的影响，底层标的仍处于退出阶段，公司将继续积极促进底层标的尽快退出，实现资产变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以“底层标的仍处于退出阶段”为由认定涉案基金遭遇投资风险，胡皓、罗丽玲未能如期返还韦宇璇投资本金是因为受“金融市场环境的影响”，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是：首先，载有该内容的、胡皓、罗丽玲提交的证据12《富XX企业价值3号私募投资基金公告》系深圳富XX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单方出具，并非由韦宇璇和胡皓、罗丽玲签署，因此不能约束韦宇璇和胡皓、罗丽玲；其次，胡皓、罗丽玲未能提供该公告的原件，该公告的真实性是无法确认的，原审法院不能以此作为定案的根据。(五）判决书第5页第1段“被告将投资情况如实告知给原告并积极配合原告向公司追讨还款，原告也知悉案涉基金目前存在无法兑付的情况”属事实认定错误。胡皓、罗丽玲在收到韦宇璇的100万元投资款后，仅仅是在韦宇璇的催促下向韦宇璇支付了三次投资收益，并未履行其他任何受托义务。尽管韦宇璇多次催告，胡皓、罗丽玲自始至终也未向韦宇璇提供过《基金合同》，且未向韦宇璇提供过任何与涉案基金有关的材料。在韦宇璇无法收回到期本金而向胡皓、罗丽玲多番催促的情况下，胡皓、罗丽玲才以“已向公司申请”、“已向公司反应”等托辞来搪塞韦宇璇。事实上，胡皓、罗丽玲并未向公司进行反馈。因为按照常理，胡皓、罗丽玲将300万元投入到深圳市富XX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理应向深圳市富XX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反应、维权。但是，胡皓、罗丽玲自始至终并未找该司维权。(六）胡皓是否实际购买富XX企业价值3号私募基金，原审法院并未调查清楚；涉案《基金合同》是否生效，原审法院也未予以调查。首先，胡皓、罗丽玲提供的证据4（胡皓招商银行账户的银行流水）上并无交易对方的账户名称和账号，仅有摘要，其300万元款项最终进到哪个账户是未知的。其次，涉案基金设有24小时的投资冷静期。根据《基金合同》第18页（九）中，“本基金设有24小时的投资冷静期，冷静期后，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委托的代销机构要对投资者进行回访，未经回访成功的，投资者的投资款不得由募集结算专用账户划转至注册登记机构开立的资金清算专用账户”。韦宇璇在原庭审过程中已向法庭陈述不曾有人对胡皓进行回访与确认的事实，胡皓、罗丽玲均未否认。未经回访与确认，胡皓、罗丽玲的300万元款项即不得由募集结算专用账户划转至注册登记机构开立的资金清算专用账户。最后，因为涉案基金设有投资冷静期，即使韦宇璇胡皓将300万元实际汇入富XX企业价值3号私募基金募集专户，其300万元款项是否因未经回访与确认已被退回，也是未知的。因此，原审法院未对以上相关事实进行调查就认定胡皓、罗丽玲己经实际购买300万元的涉案基金份额，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七）原审法院遗漏了重要事实未调查。涉案基金的起投金额、投资期限、胡皓、罗丽玲是否已经收回投资本金和投资收益这几个问题原审法院都未予调查。韦宇璇认为，胡皓、罗丽玲欺骗韦宇璇向其转款100万元系为了凑足300万元以置换出其另一只基金，韦宇璇对胡皓、罗丽玲转款100万元的行为实为借款。然而，原审法院对于这些重要事实都未组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以致事实未查清。关于涉案基金的投资期限，胡皓、罗丽玲向韦宇璇承诺的投资期限为1年，到期日为2019年2月1日。但在胡皓与案外人基金管理公司签署的《基金合同》中，投资期限为3年。如果按照胡皓、罗丽玲的承诺，韦宇璇投资的到期日即为2019年2月1日，胡皓、罗丽玲不履行到期归还韦宇璇本金的义务，即为违约。如果按照《基金合同》，涉案基金的投资期限为3年，目前尚未到期，基金属于正常存续。因此，涉案基金的真正到期日关系重大。法院未对该重要事实进行调查，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关于涉案基金的起投金额，胡皓、罗丽玲一直欺骗韦宇璇起投金额为300万元。直至本案审理过程中，韦宇璇才从其他投资人处得知，涉案基金的起投金额仅为100万元。韦宇璇事后得知，胡皓、罗丽玲一直欺骗韦宇璇涉案基金的起投金额为300万元，是为了获得韦宇璇的100万元款项用于自己的投资，即以投资富XX企业价值3号私募基金来强制赎回富XX稳赢1号股权投资基金。胡皓、罗丽玲曾多次告知韦宇璇，基金的提前赎回必须通过置换的方式，即以等额的资金投资小牛的另一只基金产品，旧的基金才能置换出来。胡皓、罗丽玲提供的证据4显示，在胡皓、罗丽玲打款300万元到富XX公司的当天，该公司又打回了300多万元给了胡皓、罗丽玲。按照100万元的起投金额，韦宇璇根本不需要将自己的100万元基金份额代持在胡皓的名下。韦宇璇将100万元打给胡皓，是因为受了胡皓和罗丽玲的欺骗。原审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这一影响案情的重要事实。关于胡皓是否己于到期日2019年2月1日收回300万元投资本金和相应的投资收益，原审法院在庭审中询问了胡皓，胡皓当庭予以否认。原审法院要求胡皓庭后补充其招商银行账户2019年以来的交易明细（银行流水），但胡皓自始至终也未予补充。因此，胡皓是否己经收回其投资本金300万元和2019年以来的投资收益，事实不清。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书第6页第1段中,原审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对本案进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韦宇璇在原审法庭审理过程中主张，本案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韦宇璇在原审中围绕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向法庭提交了一系列的证据，并且，在庭审过程中、当庭提交的《代理词》和庭后补交的《补充代理词》中，韦宇璇都是围绕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进行说理和论证。因此，原审法院本应当围绕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或者不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组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也应当按照民间借贷关系的审理规则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判决。但原审法院却判非所请，擅自适用委托合同关系的审理规则和法律对本案进行判决。原审法院不仅适用法律错误，也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综上所述，韦宇璇认为，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审理程序、适用法律方面均有不当之处。原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使得韦宇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相应的法律救济，已经严重地损害了韦宇璇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五条等相关法律规定，特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胡皓、罗丽玲共同答辩称，一、原审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二、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正确。1.胡皓、罗丽玲并未对投资回报进行过任何承诺，韦宇璇具有投资风险识别经验，双方明确约定了韦宇璇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2.胡皓、罗丽玲严格按照双方约定签署了价值3号的全部基金文件，为《基金合同》当事人，原判决认定事实无误；3.罗丽玲仅为胡皓与韦宇璇之间的介绍人并非合同当事人；4.基金公司的公告由管理人单方发布是常识，韦宇璇也自行查询到了相关信息并进行了验证；5.胡皓、罗丽玲一直积极配合韦宇璇进行各种方式的“维权”；6.胡皓、罗丽玲提交的多份证据已能证明各自签署了全套基金合同并实际购买了价值3号基金；7.原审法院对投资期限、起投金额、胡皓、罗丽玲是否已收回投资本金和投资收益均进行了调查，双方也对此充分发表了意见，相关事实已清楚明了。三、原审法院使用法律无误。综上所述，胡皓、罗丽玲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且审理程序、适用法律无瑕疵，韦宇璇的上诉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当被支持，请二审法院充分考虑本案事实、证据和庭审过程，维护胡皓、罗丽玲的合法权益，驳回韦宇璇的上诉请求。韦宇璇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胡皓、罗丽玲共同返还原告本金100万元；2.胡皓、罗丽玲共同返还原告利息51233元（以100万元为本金，年利率11%为利息计算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起算，暂计至2019年6月20日，并继续计算至被告偿清本金及利息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胡皓、罗丽玲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9日，韦宇璇（甲方、委托方）与胡皓（乙方、受托方）签署一份基金份额代持协议，约定甲方于2018年3月20日认购富XX企业价值3号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案涉基金）合同份额，认购金额为壹佰万元整，现委托乙方代持上述认购份额。甲方投资100万元，由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的名义投资，乙方注册登记为案涉基金的投资人。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间向甲方支付投资收益，在投资期满后及时向甲方返还投资本金，预期收益率为11%/年，投资期限为一年。投资期满后，如因非案涉基金的原因使投资本金及收益无法按时收回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其投资本金以及投资收益。但因案涉基金投资中遭遇投资风险或其他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投资本金损失除外。甲乙双方均明确，所有投资不可避免会有产生市场风险的可能，因项目运作，市场波动以及不可抗力等其他不可归咎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导致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随附银行转账清单，该清单显示2018年3月20日，韦宇璇向胡皓尾号2857账户转账支付100万元。2018年3月19日，胡皓作为基金委托人与基金管理人深圳富XX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案涉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胡皓认购300万元基金份额，银行结算账户为招商银行莲花支行尾号2857账户。该合同附有风险揭示书，胡皓签字确认充分了解并愿意承担参与私募基金投资的风险与损失。2018年3月20日，胡皓以其招商银行尾号2857账户向案涉基金募集账户转账300万元。2018年7月4日，胡皓向罗丽玲转账30136.99元，罗丽玲于同日向韦宇璇转账30136.99元。2018年10月22日，胡皓向罗丽玲转账27726元，罗丽玲于同日向韦宇璇转账27726元。2019年2月3日，胡皓向罗丽玲转账27906元，罗丽玲于同日向韦宇璇转账27906元。双方确认上述款项系胡皓支付给韦宇璇的年化收益，因罗丽玲系胡皓与韦宇璇的介绍人，因此由罗丽玲将收益转付给韦宇璇。2019年1月，深圳富XX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公告，内容为案涉基金于2017年12月27日备案成立，备案编号为SX3630，投向于保理公司持有的珠宝、首饰行业优质应收账款收益权。该产品自成立后，已于2018年7月和10月完成二次季度付息，该产品原计划于2019年2月1日完成底层标的的退出。但目前由于金融市场环境的影响，底层标的仍处于退出阶段，公司将继续积极促进底层标的尽快退出，实现资产变现。在底层标的变现期间，公司将继续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运作基金财产，继续积极促进底层尽快退出，实现资产变现，并定期披露产品相关信息，也将按照基金合同约定进行收益分配直至产品清算。胡皓、罗丽玲在庭审中称胡皓向深圳富XX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购买了300万元的案涉基金份额，其中有100万元基金份额是代韦宇璇持有。胡皓向韦宇璇支付过三次年化收益后，因为金融市场环境恶化，导致案涉基金无法正常兑付。胡皓将投资情况如实告知给韦宇璇并积极配合韦宇璇向公司追讨还款，韦宇璇也知悉案涉基金目前存在无法兑付情况。韦宇璇主张胡皓、罗丽玲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向韦宇璇承诺购买案涉基金保本保息，胡皓、罗丽玲对此不予确认，主张从未向韦宇璇承诺投资案涉基金保本保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在本案中，韦宇璇委托胡皓投资案涉基金100万份额，该案涉基金为私募基金，私募基金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的特点，其自身性质决定该基金募集时不得对投资者承诺保本保息，胡皓作为投资人对该基金的风险揭示书也予以确认。韦宇璇作为委托人，其本人并未举证证明胡皓、罗丽玲存在向韦宇璇的投资款项保本保息的承诺，也未举证证明胡皓在受托管理投资案涉基金时存在明显过错，同时，案涉基金的管理公司出示公告告知投资者基金兑付不能的情况，该情形并非投资人所能的预知的范围，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因此韦宇璇要求胡皓、罗丽玲返还投资款及收益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合同约定，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韦宇璇的诉讼请求。本案件受理费14261元、保全费5000元（均已由韦宇璇预交），由韦宇璇负担。在二审期间，韦宇璇未补充提交证据。胡皓、罗丽玲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微信截图（韦宇璇于一审当庭提交）。用于证明胡皓、罗丽玲曾经通过微信向韦宇璇发送《价值3号路演PPT（以此为准）.pdf》文件。2.PPT截图。用于证明胡皓向韦宇璇发送的《价值3号路演PPT（以此为准）.pdf》文件中列明了价值3号的基本情况，包括基金存续期为3年，以及“业绩比较基准”部分明确“[11]/年（基金管理人承诺委托财产本金不受损失，以及基金委托人可按照业绩比较基准获得相应的基金收益）。”3.胡皓银行流水（2019年11月19日至2020年10月13日）。4.胡皓银行流水（2019年10月8日至2020年11月23日）。用于证明涉案基金未再向胡皓支付投资回报或本金。韦宇璇质证认为：对证据1微信截图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仅能证明罗丽玲向韦宇璇发过《价值3号路演PPT(以此为准）.pdf》文件。因韦宇璇、罗丽玲的手机微信均无法打开前述文件，韦宇璇无法确认前述文件中的具体内容，因时隔久远，韦宇璇已记不清PPT文件中的具体内容。对证据2PPT截图的三性不予确认，罗丽玲称打开证据1中列明的文件，即可看到证据2PPT截图，现罗丽玲无法向法院、韦宇璇提供证据2原件供核对，罗丽玲无法证明其向韦宇璇发送过证据2PPT截图。对证据3和证据4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无法确认。胡皓、罗丽玲提供的银行流水中未体现交易对手的名称、账号，因韦宇璇人无法核实交易对手的信息，该证据无法证明价值3号未再向胡皓支付投资回报或本金。另基于胡皓未按照罗丽玲的要求购买产品，胡皓未履行受托义务，无论胡皓是否收到投资回报或本金，胡皓、罗丽玲均应向韦宇璇返还款项。胡皓在庭审时称其已向韦宇璇讲解、交付过涉案《基金合同》，胡皓会在二审庭后提供录像作为补充证据，但胡皓至今仍未提供，胡皓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韦宇璇在二审庭审时坚持其在本案的请求权依据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后在法庭的释明下确认同意将其请求权依据确定为委托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韦宇璇与胡皓、罗丽玲之间的是否存在保本保息约定；2.胡皓代韦宇璇购买和代持的私募基金产品是否出现无法正常兑付问题；3.胡皓是否存在将韦宇璇的投资置换成其他基金产品问题。针对焦点1，韦宇璇与胡皓签订的基金份额代持协议明确约定以下内容：投资期满后，如因非案涉基金的原因使投资本金及收益无法按时收回的，甲方（胡皓）有权要求乙方返还其投资本金以及投资收益。但因案涉基金投资中遭遇投资风险或其他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投资本金损失除外。甲乙双方均明确，所有投资不可避免会有产生市场风险的可能，因项目运作，市场波动以及不可抗力等其他不可归咎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导致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韦宇璇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理性人，理应对协议主要内容对应的法律后果予以注意并理解，其签署协议意味着已接受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因此。韦宇璇与胡皓之间关于委托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应以双方最后签订的基金份额代持协议为准，韦宇璇主张胡皓、罗丽玲对韦宇璇投资款项作出保本保息承诺与基金份额代持协议约定的内容不符。另，韦宇璇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胡皓、罗丽玲在签订基金份额代持协议后明确承诺如果基金遭遇投资风险会向韦宇璇承担赔付投资本金和利息的法律责任，故本院对韦宇璇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但韦宇璇依法可要求胡皓配合向涉案基金的相关责任主体追偿损失。关于焦点2，针对涉案基金，胡皓、罗丽玲已提交深圳富XX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告证明已出现投资风险，无法正常兑付，而且韦宇璇亦认可其曾就涉案基金爆发投资风险向胡皓所在的小牛公司提出维权申请，韦宇璇亦未提交相应反驳和推翻证据，故本院对胡皓、罗丽玲主张涉案基金出现投资风险予以认可。关于焦点3，韦宇璇主张胡皓可能存在将韦宇璇的投资置换成其他基金产品，韦宇璇依法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胡皓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18年3月20日以其招商银行尾号2857账户向案涉基金募集账户转账300万元，并提交了其相关银行账户全部流水，结合胡皓已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基金已出现投资性风险，以及韦宇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胡皓存在将其投资置换成其他基金产品，本院对韦宇璇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合上述分析，本院对一审法院驳回韦宇璇诉讼请求予以维持。综上，韦宇璇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4261元，上诉人韦宇璇已预交，由上诉人韦宇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映  清审判员 丁    婷审判员 何  万  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锦锦（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