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民终3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贤德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彩虹南路**（8-12）。   法定代表人：韦东翠，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萍萍，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金娥，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原审被告：邢增韧，男，1987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   上诉人宁波贤德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德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原审被告邢增韧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不服海口海事法院（2020）琼72民初2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9月24日组织了听证，上诉人贤德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萍萍到庭参加听证，被上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检察员王帮元、检察官助理郭贵友出庭履行职务，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波、检察官助理曾民到庭并发表了意见。原审被告邢增韧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听证，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听证，本院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贤德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贤德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首先，上诉人与邢增韧之间不存在任何《合作协议》。检察院在一审中提交的《合作协议》系伪造形成。上诉人已经于2020年5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一份，要求对本案中的《合作协议》进行鉴定。且对比《合作协议》中的公章和《授权委托书》中的公章就可知，两个公章肉眼可见存在明显差别。因此，上诉人与邢增韧之间并非合作采砂关系，而是上诉人根据委托人电话指示，运输砂石并且收取运费的运输合同关系。其次,陈立文不是上诉人公司的员工，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根据检察院提交《授权委托书》，上诉人公司授权陈立文的时间是2018年10月22日，当时系船舶实际经营管理人王长春告知上诉人该船舶因在海南被扣船，需要委托人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当地人员进行处理，因此上诉人才出具该授权委托书。在这之前上诉人并未委托陈立文对外签订《合作协议》，也并未委托陈立文对外开展业务，这也进一步说明所谓的2018年10月2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系伪造。因此，检察院在原审中提交的陈立文的陈述存在虚假。第三，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付款凭证可知，本案中邢增韧委托案外人电话向上诉人定航次，委托上诉人运输砂石，并且于10月18日向“豪州6”实际经营管理人王长春支付运费，按照35元/吨的价格运输4163吨，运费为145705元，并且因为“豪州6”被海事局扣船一事，向“豪州6”实际经营管理人王长春支付人民币40000元作为“豪州6”航次损失。如果双方是合作经营关系，那么经营风险共担，邢增韧也无需向“豪州6”实际经营管理人王长春另外支付航次损失。由此可见，双方之间并非合作经营关系，而是运输合同关系。   二、上诉人不存在任何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首先，上诉人在本案中仅受邢增韧委托，运输砂石，并不存在非法采砂的行为。根据《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而从检察院提交的询问笔录也可知，上诉人未进行采挖海砂、砾石和其他近岸矿产资源的行为。因此，上诉人的运输行为其本身并不存在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情形。其次，上诉人对于邢增韧的非法采砂行为并不知情。本案中上诉人仅根据电话指示运输货物，对于货物来源及货物状态并不清晰，因此上诉人在本案中属于善意第三人，不应该承担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赔偿责任。第三,2018年11月19日，东方市海洋执法局作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系对邢增韧个人作出，并未对上诉人作出。因此该局也认可上诉人本身并不存在违法行为的事实。东方市海洋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基于认为邢增韧与上诉人存在《合作协议》的基础上作出的，但事实上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合作，陈立文作出的虚假陈述也不能成立。因此，上诉人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有效送达至上诉人处，使得上诉人无法作出复议或诉讼。原审判决书中认定的“虽然《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被否定，但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陈立文在取得贤德颐公司有效授权后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所作的陈述应当被采信，陈立文的相应行为也应视为代表贤德颐公司所进行的行为，行为后果应由贤德颐公司承担”系错误的。陈立文隐瞒上诉人船舶被当地海事部门扣押的原因，骗取上诉人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给其，用于办理船舶事宜。上诉人主观上不存在开采砂石和运输砂石的故意，客观上对于船舶运输砂石的情况并不知情，从始至终运输砂石的行为均为陈立文个人作出。而东方市海洋执法局在调查阶段并未搞清楚这一事实，在一审阶段检察院已经知晓东方市海洋执法局并未搞清楚这一事实，但是仍然将错就错，仅凭一份授权委托以及陈立文的虚假证词，就认定上诉人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更何况，一审判决书中既然已经认定了《合作协议》系造假的事实，又认定“贤德颐公司与邢增韧合作开采海砂，构成共同侵权”，完全是前后矛盾的。既然《合作协议》中的公章是伪造的，那么说明上诉人在本案中根本就是不知情的受害者，又何来共同侵权一说检察院明知道陈立文个人存在伪造、欺诈等情形，不对陈立文个人重新展开调查，追究陈立文个人责任以纠正错误，反而对于这一点视若未见，不符合司法的公平公正性。   三、要求上诉人连带赔偿损失220254元及专家论证费用9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根据上述两项意见，并不存在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情形，也未与邢增韧达成合作，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因此，不应该承担本案中因非法采砂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应该由采砂主体，也就是邢增韧全部承担。其次，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本案是由于邢增韧与陈立文的侵权行为所导致的。即使应该承担损失赔偿，也应该由其两个个人进行承担，上诉人作为善意第三人，客观上不知情，主观上无作为，不应该承担任何损失赔偿及其他费用。   被上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辩称：贤德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正确。理由如下：一、贤德颐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贤德颐公司向舟山昌隆船务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其所有的“豪舟6”轮，承包期自2017年3月17日起至2022年3月16日止。“豪舟6”轮为运力超过600总吨、营运海区A1+A2的沿海运输船舶，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者必须是企业法人，且水路运输经营者不得出租、出借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水路运输经营资格。贤德颐公司是“豪舟6”轮的水路运输业务经营人，应该对该轮所涉违法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贤德颐公司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二、“豪舟6”轮参与违法采砂，贤德颐公司与邢增韧构成共同侵权。在本案盗采海砂过程中，邢增韧与“豪舟6”轮在实施侵权行为前存在意思联络，各行为人有共同实施采砂的主观故意；在共同故意支配下双方积极配合，采砂行为和接收、装载海砂有序衔接，形成完整的盗采海砂共同侵权行为。邢增韧、“豪舟6”轮违法采砂被东方市海洋执法局查获后，贤德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陈立文接受“豪舟6”轮的调查和处理，并写明陈立文所签署的文件，该公司均予以承认，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由该公司享有和承担。陈立文在接受东方市海洋执法局询问时明确陈述，贤德颐公司与邢增韧合作采砂，所得利润按三七分成。邢增韧在盗采海砂被抓获后第一次询问笔录中也做了基本相同的供述。陈立文代表贤德颐公司签收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已经生效，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确定力。以上证据互相印证，可以认定贤德颐公司与邢增韧合作盗采海砂，构成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至于上诉人贤德颐公司称该轮实际经营管理人是王长春，上诉人应王长春的要求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陈立文)处理“豪舟6”轮事务，陈立文又伪造上诉人公章与邢增韧签订合作协议等辩解，均不是上诉人不对本案承担责任的合法理由。上诉人与王长春、陈立文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以及是否存在责任分担问题，是上诉人与王长春、陈立文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上诉人可以另案追究。另外，伪造印章属于违法行为，上诉人知道自已的印章被伪造后应该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违法人的法律责任。   原审被告邢增韧未向本院提交陈述意见。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邢增韧和贤德颐公司连带赔偿非法采砂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人民币252650元；2.判令邢增韧和贤德颐公司连带承担专家咨询费人民币12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邢增韧为“宏翔1689”轮的实际所有人，贤德颐公司为“豪舟6”轮的实际经营人。邢增韧与贤德颐公司约定合作进行海砂开采、销售，所得利润按照三七比例分成。经邢增韧指示，“宏翔1689”轮于10月7日抵达东方市海域，10月8日在该海域抽采海砂约3000吨（折合2000m3），并于当日晚间将2800吨（折合1900m3）过驳至“豪舟6”轮，过驳作业过程中被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二支队查获（查获地点E108°32'2"N19°13'4"）。后该案移交东方市海洋执法局处理。2018年11月19日，该局以未取得开采海砂行政许可且未进行专项环境影响评价为由，对邢增韧作出“东海执责〔2019〕018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对邢增韧和贤德颐公司作出“东海执处罚〔2019〕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海砂开采并罚款4.9万元，该罚款已足额缴纳。事件发生后，公益诉讼起诉人于2019年8月15日在《检察日报·正义网》发布公告，并向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函，督促有关单位和社会组织提起诉讼，但无任何适格主体提起诉讼。   起诉前，公益诉讼起诉人就非法采砂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修复方法、损害金额和修复费用向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梁计林和刘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武春媛和张文、海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莫文渊、海南省地质调查院郭跃品、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王钰钰等7位专家以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等单位进行了咨询。前述7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具了专家论证意见，并对《综合意见》签字表示认同。武春媛、张文、莫文渊三位专家还表示，《综合意见》中修复费用的计算较为保守。前述专家认为：一、非法开采海砂对海洋生态环境可造成如下损害：1.底栖生物、浮游动植物和鱼卵仔稚鱼及其他水生生物死亡，导致海洋资源的直接损失；2.造成海水中悬浮物质的增加，水流、水温的变化，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影响水生生物繁衍生息以及珍稀物种如文昌鱼的保育；3.造成海底地形地貌改变，海岸线存在后移的潜在风险；4.采砂过程中柴油、垃圾等污染物排放，可造成海水水质和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重金属含量增加；5.其他损害，如干扰海洋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查开发。二、修复方法：海洋生物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降低损害可通过增殖放流的形式进行补偿和修复，，地形地貌损害可通过回填或生物补偿方式进行替代修复岸线后移可通过培育红树林、加固海岸、岸滩保护养育等方式修复，沉积物污染可采用厌氧耐盐微生物技术进行修复，珊瑚可通过移植方式进行修复。三、修复费用计算方法：1.每开采1000m3海砂，假定坑槽为坡度15°圆锥体，锥面半径为15.3米，其海底影响面积在700m2以上，海床扰动深度最深处（锥底）为4.1米；如坑槽为半径15.3米的圆柱体，海床扰动深度约为1.4米；2.“宏翔1689”轮抽采2000m3海砂引起的悬浮泥沙增量≥10mg/L对水体的影响面积在6平方公里左右，悬浮泥沙增量≥20mg/L对水体的影响面积在2平方公里左右，悬浮泥沙增量≥10mg/L即可计算渔业资源损失；3.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文昌鱼平均密度按1.78尾/m2，单价为10元/尾，直接损失和修复费用合计按照6倍计算；4.底栖生物平均密度为20g/m2，以文蛤为例，平均价格为11元/kg;5.陆地土壤有机污染及重金属污染的修复费用至少为2000元/667m2，重度污染可达8000元/667m2，海洋沉积物污染修复难度较陆上土壤大，费用也远高于土壤污染修复；6.渔业资源平均密度为320kg/km2,平均价格为30元/kg，渔业资源修复按照损失量3倍计算；7.放流劳务费、技术支撑费、运输费等另计。四、修复费用估算（《综合意见》，每开采1000m3海砂的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文昌鱼74760元（1.78尾/m2×10元/尾×700m2×6倍）；2.底栖生物154元（20g/m2×700m2×11元/kg）；3.沉积物污染修复2099元（2000元/667m2×700m2）；4.渔业资源20160元[320kg/km2×30元/kg×0.7(保守估计每开采1000m3海砂水体影响面积为1km2，鱼类逃生率为30%，渔业资源损失率为70%)×3]；5.放流劳务费、技术支撑费、运输费按总费用30%计算为29152元[（74760+154+2099+20160）×30%]。综上，每开采1000m3海砂，生态修复费用为126325元（74760+154+2099+20160+29152）；；地质修复可按生态修复的1至3倍确定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梁计林在庭前会议中就文昌鱼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说明：其所出具的意见中文昌鱼密度为1.78尾/m2的数据来源于其所在单位在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被告蔡元春、张仔腾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一案，即该院（2020）琼72民初18号案件中进行司法鉴定时在琼州海峡海域实地所得调查，取样海域刚刚发生过海砂开采活动，故文昌鱼密度较低；该院于2019年7月10日在昌江海域取样测得文昌鱼密度为16尾/m2；并认为文昌鱼修复费用应当按照《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的规定，以其价值5倍计算。   另查明，在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被告蔡元春、张仔腾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一案即该院（2020）琼72民初18号案件中，受公益诉讼起诉人委托，海南省渔业与科学院对修复费用做了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出具了编号为“HKY2019-02-002”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费用为1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公益诉讼起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第二分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及该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直接函告和发布公告催告相关海洋环保职能部门履行起诉职责未果后，提起本诉，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当前我国环境保护相关精神和趋势要求。   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宏翔1689”轮本次抽采海砂数量；2.贤德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损害赔偿金额如何确定。   一、关于“宏翔1689”轮抽采海砂数量的问题。   东方市海洋执法局于2018年10月17日、18日、20日、23日分别对“宏翔1689”轮船长张桂、邢增韧、“豪舟6”轮船长王德贵、陈立文进行了询问。张桂在询问中陈述称，“宏翔1689”轮于2018年10月8日19时左右至22日左右在东方市墩头湾海域抽采海砂作业，当日共抽采海砂约3000吨，当晚过驳到“豪舟6”轮约2800吨；邢增韧在询问中陈述称，“宏翔1689”轮抽采的海砂过驳到豪舟6轮的量大约为2800吨，大概剩200吨的时候海警登船检查叫停；王德贵在询问中陈述称“豪舟6”轮于2018年10月8日22时左右至23时左右在东方市八所海域进行过驳，当时过驳到“豪舟6”轮的海砂量大概3000吨；陈立文在询问中陈述称，“宏翔1689”轮2018年10月8日过驳到“豪舟6”轮海砂约为2800吨，过驳过程中被海警当场查获。综合上述四人的询问笔录，该院认定“宏翔1689”轮2018年10月8日在东方市海域抽采海砂3000吨，过驳至“豪舟6”轮海砂为2800吨。按照1500kg/m3折算，“宏翔1689”轮本次抽采海砂量为2000m3，过驳至“豪舟6”轮海砂量为1900m3。邢增韧辩称本次抽采海砂量仅为2800吨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贤德颐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   “豪舟6”轮贤德颐公司于2018年10月22日向陈立文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贤德颐公司委托陈立文代表公司接受“豪舟6”轮的调查和处理，陈立文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文件在法律上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贤德颐公司享有和承担。贤德颐公司对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陈立文在2018年10月23日接受东方市海洋执法局询问时明确表示，贤德颐公司与邢增韧合作经营海砂，邢增韧负责采砂，贤德颐公司负责运输，所得利润按照三七分成。邢增韧在2018年10月18日接受东方市海洋执法局询问时关于该事项的陈述与陈立文前述陈述一致。同年11月19日，陈立文代表贤德颐公司签收了“东海执处罚〔2019〕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院认为，虽然《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被否定，但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陈立文在取得贤德颐公司有效授权后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所作的陈述应当被采信，陈立文的相应行为也应视为代表贤德颐公司所进行的行为，行为后果应由贤德颐公司承担，故应当认定贤德颐公司与邢增韧合作开采海砂，构成共同侵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贤德颐公司和邢增韧应当就本次抽采海砂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贤德颐公司抗辩其仅参与海砂运输，不构成共同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损害赔偿数额如何确定问题。   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按照专家论证意见及《综合意见》计算修复费用，两被告主张参照另案《鉴定意见》计算修复费用。该院认为：一方面，《鉴定意见》并非针对本案作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鉴定意见》系（2020）琼72民初18号案件中做出的鉴定结论，得出结论的依据为对海砂被抽采后相应海域实地测量数据。但（2020）琼72民初18号所涉海域为文昌市海域，本案所涉海域为东方市海域，两者所涉海域不同，故《鉴定意见》不具备适用于本案的前提条件。本案中文昌鱼密度虽来源于《鉴定意见》，但涉案的东方市海域缺乏采砂前后文昌鱼密度的数据，与本案涉案海域距离较文昌市海域更近的昌江海域文昌鱼密度高达16尾/m2，故公益诉讼起诉人参照文昌市海域的文昌鱼密度计算修复费用已经较为保守，并未加重侵权行为人的负担。另一方面，本案中出具论证意见的7位专家具有海洋环境、海洋生态、渔业、、地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具了论证意见，并对《综合意见》签字表示认同，且无证据表明7位专家与案件相关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综合意见》中关于底栖生物恢复、海洋沉积物污染修复、渔业资源修复及技术支撑费、劳务费、运输费等计算，均有充分的依据，计算结果也较为合理，应当予以采信。但《综合意见》中将文昌鱼的修复费用按照其价值6倍进行计算不当，应当根据《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的规定，调整为按照其保护级别系数即5倍计算修复费用，每开采1000m3海砂所需的文昌鱼修复费用计为62300元（1.78尾/m2×10元/尾×700m2×5倍）。依此计算，每非法抽采1000m3海砂所需的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110127元[（62300+154+2099+20160）+（62300+154+2099+20160）×30%]。本案中，“宏翔1689”轮抽采海砂量为2000m3，所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失为220254元。   综上所述，被告邢增韧和贤德颐公司在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也未取得开采许可情况下合作抽采海砂，构成共同的环境侵权。根据专家论证意见，两被告非法抽采海砂的行为已经损害涉案海域的底栖生物、渔业资源，并造成海底沉积物污染，两被告应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邢增韧、贤德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非法开采海砂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220254元，该款项上交国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海洋生态环境。二、被告邢增韧、贤德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付专家论证费用900元。三、驳回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贤德颐公司申请证人王长春、陈友爱出庭作证，其中，王长春是“豪舟6”轮的管理员，陈友爱是“豪舟6”轮的管事兼水手，证人证言拟证明贤德颐公司与邢增韧之间是运输关系。证人王长春陈述其与贤德颐公司是租赁关系，占有“豪舟6”轮部分股份，主要负责“豪舟6”轮的业务联系。“豪舟6”轮在八所抽砂是陈德金与王长春联系的，陈德金要求“豪舟6”轮将砂子从东方八所运到广州，二人就运费达成口头协议。在没有查阅货物来源及相关许可证的情况下，“豪舟6”轮就开始装货运输。案发后，陈德金说要委托陈立文来处理扣船事宜，所以贤德颐公司给陈立夫出了授权委托书。证人陈友爱陈述其占有“豪舟6”轮的部分股份，此次是王长春电话联系其去八所拉砂，“豪舟6”轮被扣后事务是由货物代理处理的，其对砂的来源、授权、行政处罚等情况不了解。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质证意见：按照证人陈述，二人均是“豪舟6”轮的承包股东，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从证人王长春的证言可以看出仍是贤德颐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陈立文处理这个事情，且证人王长春也陈述在拉砂前没有查阅许可证和砂的来源，实际上他们与邢增韧不是单纯的运输关系，而是非法采砂。   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认证意见：证人陈友爱、王长春与“豪舟6”轮有利害关系，贤德颐公司以此证明其与邢增韧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原审被告邢增韧均未提交证据。   二审另查明，2018年11月19日，东方市海洋执法局以未取得开采海砂行政许可且未进行专项环境影响评价为由，对邢增韧作出“东海执责〔2018〕018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对邢增韧和贤德颐公司作出“东海执处罚〔2018〕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海砂开采并罚款4.9万元，该罚款已足额缴纳。   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贤德颐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贤德颐公司是否与邢增韧构成共同侵权，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贤德颐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本案中，贤德颐公司向舟山昌隆船务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其所有的“豪舟6”轮，在双方约定的承包期内，贤德颐公司是“豪舟6”轮水路运输业务的实际经营人，应对该轮所涉违法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故贤德颐公司是本案适格主体。贤德颐公司关于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贤德颐公司是否与邢增韧构成共同侵权，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贤德颐公司作为“豪舟6”轮的实际经营企业，应对其所运输货物是否属于危化品、违禁品及来源的合法性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贤德颐公司未对砂子来源及状态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故贤德颐公司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其次，根据已生效的东海执处罚〔2018〕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结合陈立文、邢增韧等人的询问笔录，可以确信邢增韧与贤德颐公司共同违法抽采海砂这一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贤德颐公司虽否认陈立文为其员工，但并未否认向陈立文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且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陈立文接受东方市海洋执法局调查时的行为应视为代表贤德颐公司，陈立文的行为后果应由贤德颐公司承担。因此，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情况下，邢增韧与贤德颐公司共同违法抽采海砂，必然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贤德颐公司与邢增韧构成共同侵权，应对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贤德颐公司关于其与邢增韧只是运输合同关系，不存在任何破坏海洋生态环境，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贤德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17元，由宁波贤德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峻   审判员 冯 坤   审判员 林倩影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郑大朋   书记员 王俊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