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35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孟芬，女，1982年11月24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晓雪，广西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红雪，广西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立强，男，197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周庆，柳州市柳北区沙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廖孟芬因与被上诉人刘立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5民初20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孟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刘立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刘立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廖孟芬与刘立强于2019年3月15日发生交通事故，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刘立强承担主要责任。2019年3月21日，双方在交警支队柳北大队主持调解下，签订《交通事故处理调解协议书》，调解书履行完毕后，刘立强又以发生修车损失为由，提出调解书因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而请求撤销，并要求廖孟芬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以涉案车辆购买保险，调解书系双方约定，显失公平而判决撤销调解书，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撤销。 一、刘立强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造成的损失，并且不能证明该损失在本次事故中与廖孟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首先，刘立强一审提供的证据存在如下问题：1.无法证明与本次事故具有关联性；2.刘立强一审提供的修车票据未提供正规发票，廖孟芬亦不予认可其真实性；3.修车费用金额明显过高，与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偏差，其合理性及真实性，廖孟芬均不予认可。其次，刘立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发生过两次碰撞，即先与廖孟芬（事故中即行人）发生碰撞后，又与唐微微驾驶的小轿车发生碰撞并且刘立强在此期间承担全部责任。也就是两次碰撞先是在本案中所发生的车与人发生碰撞，而后是刘立强的车与车发生碰撞；刘立强不能证明诉争损失是与廖孟芬碰撞造成，且也不具备合理性。最后，依据刘立强一审提供的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该事故认定书中记载：“行人廖孟芬即廖孟芬、车主刘立强即刘立强受伤，桂BGM8**小轿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可知，刘立强的车辆并未受损。 二、调解书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 1.刘立强在发生事故时，及签署调解书之前对其自身伤情、车辆损坏的状况是知情的。并且刘立强提交的《维修报价单》中修理零件多达20种，且大部分属于外观可见部位，如该修理情况属实，则刘立强在签署调解书之前对于车辆损坏情况是完全知悉的，即刘立强是充分认识到本次事故的损失后仍自愿与廖孟芬按照调解书内容处理本次事故；如修理情况不属实，且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涉案车辆并不存在《维修报价单》中罗列的损坏情况，《事故认定书》中也未记载本案涉案车辆毁损情况，则廖孟芬合理怀疑刘立强恶意诉讼，更不存在刘立强所称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2.一审法院以涉案车辆购买保险，调解书仅系双方约定为由认定显失公平，系错误裁判。为车辆投保，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存着保险合同关系，是投保人为其自身生命财产权益选择与保险公司设立保险关系。而本案是廖孟芬与刘立强之间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关系，直接的权利义务双方也仅为廖孟芬与刘立强，廖孟芬与刘立强当然有权就自身权利义务进行处分，刘立强是否就本次事故报保险公司出险，是其自身可选择的权利，不应无第三人保险公司参加调解，即在形式上认定存在显失公平，并且本案实际上也不存在显失公平。3.调解书是在交警支队柳北大队主持下进行，双方均就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了沟通，本次事故也给廖孟芬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双方基于平等自愿并相互退让后促成调解书的成就，其真实性与公平性应予肯定。 综上，廖孟芬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查明案件事实，纠正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判决。 刘立强辩称，廖孟芬的上诉观点不成立，观点一，廖孟芬认为刘立强的修车费偏高，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过高，既没有调查的证据也没有其他证据。观点二，其认为修车费与市场价格存在较大的偏差，也没有证据。关于调解书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也没有证据加以证明。 刘立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双方于2019年3月21日签订的《交通事故处理调解书》；2.廖孟芬向刘立强赔偿经济损失3847.8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15日17时50分，刘立强驾驶车牌号桂Ｂ×××××号二轮摩托车在柳州市直行过程中，车辆正前侧部位与行人廖孟芬横过马路、对向正常行驶小轿车发生侧面相撞，造成廖孟芬、刘立强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经柳州市出具《道路交易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刘立强承担此事的主要责任，廖孟芬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2019年3月21日，刘立强与廖孟芬在柳州市签订《交通事故处理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刘立强，乙方廖孟芬；2019年3月15日，甲方驾桂Ｂ×××××号两轮摩托车与行人乙方在柳州市路段发生碰撞，造成乙方受伤的交通事故。经我中心调解员主持调解，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同意赔偿乙方医疗费（具体金额见医院发票）、修车费、误工费费用共计1800元（大写壹仟捌佰元整）已付清。双方自愿放弃对方赔偿责任；2、本次赔偿履行完毕后，此事处理即告终结，双方对此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就此次事故造成的任何赔偿项目互相追究法律责任及赔偿。刘立强与廖孟芬分别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手印，柳北事故组确认情况属实。2019年3月22日，案外人唐微微出具《收条》一份交刘立强收执，载明：“今收到刘立强交来的2019年3月15日交通事故一案修车费、交通费共计人民币壹仟零捌佰拾元整（¥1080）。”事后，刘立强领取摩托车时发现摩托车车辆损坏严重，刘立强为此支付了修车费用10730元、医疗费146.23、拖车费150元，共计11026.23元至今没有得到赔偿。刘立强认为，廖孟芬与其经济损失合计12826.23元，廖孟芬应该赔偿30%即3847.87元给刘立强，并且双方签订的交通事故处理调解书因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属可撤消和可变更的合同。综合上述，刘立强诉至该院提出如上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自愿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涉案车辆购买了保险，但本案签订的《交通事故处理调解书》仅系双方约定，该调解书显失公平，故该院对刘立强撤销2019年3月21日签订的《交通事故处理调解协议书》的诉请，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本案中，廖孟芬横过马路与刘立强驾驶桂Ｂ×××××车辆相撞，发生了刘立强以及廖孟芬受伤的交通事故。柳州市认定，刘立强承担此次事故主要责任，廖孟芬承担次要责任。该院根据两人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两人的具体责任比例为刘立强70%,廖孟芬30%。现刘立强主张廖孟芬向其赔偿经济损失的30%,即3847.87元，并有票据佐证，合法合理，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廖孟芬的辩称，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因廖孟芬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该院对其辩称无法核实，故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刘立强与廖孟芬于2019年3月21日签订的《交通事故处理调解协议书》；二、廖孟芬向刘立强赔偿经济损失3847.87元。案件受理费50元（刘立强已预交），由廖孟芬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廖孟芬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刘立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二审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廖孟芬提交的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拟证明刘立强修车情况不真实，认为经查询涉案车辆的车架号即“车辆识别代号”未发生变更，因此维修单记载的维修部件其真实性均不应认可。该证据涉及焦点认定，本院在后文一并予以说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二审另查明，2019年3月21日刘立强与廖孟芬在柳州市召集主持下，前往柳北区交警大队调解室调解并当场签订《交通事故处理调解协议书》。调解时，刘立强投保的保险公司亦在调解现场，达成调解协议之后，由刘立强先行向廖孟芬支付1800元现金，保险公司与刘立强签好收据，约定之后保险公司再按照相关的程序赔偿给刘立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立强与廖孟芬就本案交通事故签订的《交通事故处理调解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二、本案交通事故各方损失应如何认定及赔偿？ 关于焦点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立强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首先，刘立强未能举证证明交警部门在主持本案交通事故调解时有胁迫，隐瞒证据以及其他不当行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交通事故调解时，刘立强投保的保险公司在场参与，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签订的《交通事故处理调解书》仅系双方约定从而该调解书显失公平，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刘立强又认为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其车辆修理费用未能得以在调解中处理，主张签订该调解协议存在重大误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本案调解协议时，应当对自己和对方的责任和损失在有所预估和判断的前提下，作出符合自身智力认知水平和一般社会常识的决定，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刘立强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应当也可以对其驾驶的车辆是否存在损坏是否需要修理作为在调解时予以考虑和谈判的因素，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院认定刘立强与廖孟芬就本案交通事故签订的《交通事故处理调解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廖孟芬该项上诉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二。基于焦点一论述，刘立强与廖孟芬就本案交通事故签订的《交通事故处理调解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关于赔偿履行完毕后即为处理即告终结，双方对此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就此次事故造成的任何赔偿项目互相追究法律责任及赔偿。刘立强在向廖孟芬支付1800元赔付义务后该调解协议即为终结，刘立强起诉主张廖孟芬赔偿其车辆修理费用，不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驳回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廖孟芬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5民初207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刘立强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刘立强已预交），由刘立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廖孟芬已预交），由刘立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泓涓 审 判 员 徐宝华 审 判 员 王 维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法官助理 张 航 代书记员 肖仪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