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13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中文名：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男，1964年7月26日出生，美国籍，住美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云，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ＮＩＮＧＭＩＮＴＯＮ（中文名：谢宁），女，1969年11月15日出生，美国籍，住美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福成，福建润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慧娟，福建润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利君，女，196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亿，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丽真，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因与被上诉人NINGMINTON（谢宁）、刘利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3民初2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云，被上诉人NINGMINTON（谢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福成，被上诉人刘利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亿、周丽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5）翔民初字第341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确认ＮＩＮＧＭＩＮＴＯＮ（谢宁）、刘利君于2015年2月3日就位于厦门市翔安区××路××号××别墅区××＃楼（Ａ型）05别墅的房屋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及2015年1月20日就前述房屋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无效，谢宁、刘利君将前述房屋产权过户恢复登记为谢宁名下。事实和理由：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案涉房屋是真实交易还是谢宁、刘利君恶意串通、合谋转移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和谢宁的夫妻共有财产，以达到损害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处置权利之目的，一审法院在重审审理中仅认定案涉房屋为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和谢宁的夫妻共同共有财产不足以维护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的合法权益，也不足以惩戒实施恶意串通行为的谢宁、刘利君，本案庭审的证据已充分明确地证明了案涉房屋的交易违背了正常真实交易的习惯，刘利君无意购买案涉房屋，仅是为了配合谢宁实现转移案涉房屋的目的。一、一审的庭审证据可以证明刘利君并没有真实支付房款。（一）刘利君称支付的第一笔“房款”122万元（币种：人民币，下同）并非真实交易的房款，根据司法调查结果，其资金来源于和谢宁关系密切的案外人张秀兰。根据一审法院重审中司法调查的结果，第一笔“房款”122万元来源于谢宁的亲戚（外甥女）张秀兰，于2015年1月22日由张秀兰汇入到刘利君丈夫郑向荣的银行账户，立即于同日汇出至谢宁账户。虽然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没有直接证明张秀兰为谢宁外甥女的证据，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提供的证据已充分证明谢宁自2011年开始就和张秀兰有着密切的资金转入转出的关系，双方关系非同一般。另外，刘利君辩称该笔122万元房款是对张秀兰的借款，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系借款行为，是企图隐瞒该笔资金的真实来源，一审法院对上述重要证据未予以分析认定，就直接认定该笔122万元款项为真实的房款，失去了本案重审的意义。（二）一审法院仅依据谢宁、刘利君的口头陈述就认定案外人沈朝晖等人账户向谢宁境外账户支付的232534万美元为真实房款丧失了客观立场的认定。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已充分证明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并不适用一年5万美元额度的外汇限额规定，谢宁作为美国籍人士在合法纳税后可以一次性将“房产交易价款”支付到其美国账户，且其在境内有中国账户，刘利君不需要通过诸多案外人分多期辗转向谢宁境外账户汇款。对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提供的证据，谢宁、刘利君一开始辩称其对此不知情，之后其代理人又辩称知情但由于“银行要求的材料太多，手续复杂”，所以通过众多案外人分期换汇汇款。上述几笔“房款”支付时间从2015年3月到2015年8月，长达6个月，期间谢宁、刘利君从未就“房款”事项进行沟通交流，不符合真实的交易逻辑。根据原一审的证人证言，被借用限额的案外人也当庭表示“不知道刘利君支付的是房款，也不知道刘利君在厦门买了房子”。一审法院不分析考虑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提交的证据，就根据谢宁、刘利君的口头陈述采信了这几笔外汇款项是“房款”，违背了客观公平的审判立场。（三）谢宁、刘利君在庭审中高度配合，均声称从2012年10月15日至2014年10月8日开始的刘利君代为支付按揭贷款的36.6万元为案涉房屋的房款，但双方对此不能提供任何磋商合意的证据。虽然刘利君确有代谢宁支付按揭贷款的行为，但历时超过3年，谢宁是否以夫妻共同资金偿还该等款项是另案需要查明的债权债务关系，并非本案能查明的事实，但如此复杂的付款方式是如何磋商达成的，谢宁、刘利君没有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仅根据谢宁、刘利君的口头陈述予以采信。（四）本案一审庭审自始到终，谢宁、刘利君均无法明确就案涉房屋达成的交易价款金额。谢宁、刘利君在原一审庭审之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签名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的《房屋买卖协议》对于房价的约定可谓相当复杂，将全部可以联系上的款项均都计算为本次交易的房款（包括代为支付的按揭款、对案外人的还款等等），之后仍然出现了无法说明的20多万元的差额，谢宁、刘利君在本次重审庭审中以所谓的利息和所谓的协议签订后刘利君发现“地段不好”谢宁愿意减少房款交易金额等予以解释，但不能提供证据佐证该等解释。二、一审法院重审认定谢宁系离婚状态，刘利君不需要承担注意义务缺乏依据。刘利君明知案涉房屋为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和谢宁婚姻存续期间购买，如案涉交易为真实交易，作为购买方当然应履行一般的注意义务。三、《房产买卖协议》的达成过程不符常理，谢宁、刘利君庭审中称其提交的《房产买卖协议》为谢宁在“美国”，刘利君在“天津”时达成，但双方身处境内境外两地竟然没有就房屋买卖磋商达成合意的过程的证据。在发回重审前的原一审庭审中，谢宁、刘利君的代理律师已经当庭向法庭确认除向房产交易中心提供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之外，谢宁、刘利君对案涉房产无其他书面约定，后又在原一审庭审辩论结束后向原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声称签署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的《房产买卖协议》作为证据，并在重审后的一审中向法庭称“原代理律师处于诉讼策略考虑”，要求谢宁、刘利君不予以提供《房产买卖协议》，该等行为违背了“禁止反言”的原则，但一审法院没有对该行为进行评价，反而对提交的《房产买卖协议》予以认可。且一审重审中，重点调查了谢宁、刘利君的交易达成过程。一般人在购买房屋这类具有重大价值的商品的过程中均会慎重考量、反复磋商，确保自身权益，根据庭审调查谢宁、刘利君素有以电子邮件交流的习惯，但二人就房产交易竟无任何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书面记录，并声称《房产买卖协议》的磋商过程均由二者以电话形式口头沟通达成，《房产买卖协议》由谢宁在美国直接打印后寄送给刘利君，而刘利君未对《房产买卖协议》的条款提出任何书面意义或意见，其在房产过户后才“向中介进行询价”并要求对案涉房产价格进行调整，这样达成的《房产买卖协议》不符合常理。在法院审理中，也重点调查了《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条款是如何达成的，刘利君声称《存量房买卖合同》全部是谢宁授权案外人（本案证人）高增英填写，可见其一直处于“漠然”的配合状态，不符合真实的房屋购买方的行为特征。四、案涉房产交易行为处处不符合交易惯例，刘利君所有表现特征均不符合真实购房方的行为，其行为表现从始至终只是配合谢宁转移案涉房屋。（一）案涉房产为先过户后付款。案涉房产在刘利君仅支付了三分之一“房款”后即进行了过户，不符合交易习惯。且谢宁称“经济困难”，但在案涉房屋过户后长达六个月、刘利君未支付房款的情况下谢宁未对刘利君进行过催促，甚至从未过问，不符常理。（二）一审法院仅认定案涉房屋已缴税，但并没有就缴税的实际情况和《房产买卖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事实作出分析认定。一审庭审中，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当庭提出了根据双方的协议约定，由“购买方”刘利君承担包括卖方的所有税负，但鉴于恶意串通的主要利益方是卖方，本次交易实际上很可能是谢宁本人支付所有税负，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请求法庭调查。后根据庭审调查，案涉房产交易的税费实际上确实由卖方谢宁自行支付，不符合《房产买卖协议》的约定，也可见是谢宁为转移案涉房屋支付各项成本。（三）根据谢宁、刘利君的陈述及证据，刘利君在买房前甚至未实地看过房屋，对于金额巨大、影响巨大的交易如此随意，在交易资金上却又需要向案外人“借款”，违背了正常逻辑。庭审中，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表示删除上诉请求后半段“谢宁、刘利君将前述房屋产权过户恢复登记为谢宁名下”。 谢宁辩称，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将其主观臆断强加在别人身上，认为“所有参与本次诉讼的人（包括谢宁、刘利君的原代理人）均已通过庭审看到了谢宁、刘利君串通转移案涉房屋的客观事实的真相”，这是不负责任，没有根据的说法。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在购买讼争房产时只出资2万美金，之后就不再过问。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在提起离婚诉讼之前就转移资产，恶意套现，导致谢宁陷入困境，为了维持公司经营和支付房屋月供四处举债，使谢宁心力交瘁。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早已将当初共同投入购买讼争房产的钱取回，因此，作为讼争房产登记的产权人，谢宁有权处分自己名下房产以解决债务问题，无奈选择出售讼争房产。在公开市场上找不到买家的情况下，谢宁只好求助刘利君将讼争房产买下，一方面可以实现卖房的目的，偿还债务，缓解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偿还所欠刘利君的36.6万元借款本息，二人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资产的合意和行为。刘利君支付的房款，一部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122万元），一部分用于偿还国内债务（主要是之前为支付银行月供而产生的借款，包括刘利君、陈翠华等人），最后一部分用于偿还国外债务[主要因为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移公司资产，为解决财务危机，谢宁不得不向StevePinsky(斯帝文平斯基)和Marc(马克)借款]，而上述债务实际上也是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和谢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谢宁将售房所得用于偿还夫妻共同债务，怎么能说是“恶意串通、转移资产”。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一、刘宁、刘利君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刘利君已经依约付清了全部购房款，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的质疑没有事实依据。（一）首付款122万元已经实际支付，并被用于偿还银行贷款。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关于122万元并非真实交易房款的主张，是其主观臆断。张秀兰并不是谢宁的外甥女，而是谢宁在国内合作工厂的员工，因工作关系认识，后来成为朋友，有时帮谢宁在国内代购和代办出口事项。刘利君也是通过谢宁认识张秀兰的，后来她们也成为朋友。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质疑的谢宁与张秀兰的款项往来系：2011年12月8日，谢宁向张秀兰借款286000元，2012年1月9日谢宁还款276000元。2014年11月15日谢宁向张秀兰借款25000元用于还银行按揭。（二）关于刘利君通过沈朝晖等人帐户支付给谢宁的232534美元系购房款，一审已经作了充分的调查，且有往来邮件佐证。作为帮忙汇款的公司同事，不一定知道款项用途，但均证实是帮刘利君汇款就已足够。其中证人沈朝晖在一审作证时还表示知道刘利君在厦门买房子。（三）刘利君之前借给谢宁的36.6万元，有银行流水和双方长期的往来邮件佐证。(四)关于讼争房产交易价款的问题。谢宁与刘利君协商351万元成交，有《房屋买卖协议》为证，约定支付第一笔136万元是用于偿还尚欠的银行贷款的。后来发现谢宁的按揭卡里还有14万余元余额，而刘利君也没那么多钱，就先转账122万元，凑足136万元还款解押。再后来刘利君本人来厦办理过户手续时，看到房屋位置不是很理想，也与中介直接沟通，认为351万元的价格属市场行情，朋友价应该再低一点，因此才协商将首付款调整为122万元，总价因此减少14万元。这个过程已经在一审中多次说明。二、讼争房产首期款中只有一小部分是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出资（2万元美金），后续按揭月供均由谢宁出资。在谢宁陷入经济困境时，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也从来不闻不问，且在离婚诉讼之前转移夫妻共同经营的公司的资产，导致谢宁陷入困境，四处举债，这些债务实际上是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与谢宁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早已将当初共同投入购买讼争房产的钱取回，因此，作为讼争房产登记的产权人，谢宁有权处分自己名下房产以解决债务问题，而且，在准备出售该房产时，谢宁有告知刘利君自己有权处分房产。三、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关于《房产买卖协议》达成过程不符合常理的主张，也是仅凭其主观臆断。房屋买卖是比较重大的买卖，因为涉及到很多方面需要协商，而在分居两地无法当面沟通的情况下，电话沟通是最便捷和最有效率的方式。在沟通完毕后，刘利君在谢宁准备好的合同版本上签名。至于《存量房买卖合同》，是房管局的格式版本，只是登记备案之用，所以由高增英代为填写再正常不过了。四、讼争房产的交易行为处处符合交易惯例，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关于刘利君所有表现特征不符合真实购房方的质疑缺乏依据。（一）二手房买卖中先过户再付款的交易模式比比皆是，更何况谢宁与刘利君多年好友，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还是有的。谢宁是请刘利君帮忙买下讼争房产的，加之好友关系，不好意思催讨房款，这是人之常情。（二）讼争房屋买卖契税缴交情况的问题，刘利君代理人电话通知说刘利君找到当年支付全部税费的银行转账凭证，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三）谢宁和刘利君多年好友，讼争房产的交易本就包含朋友情谊在里面，这点基本的信任关系还是有的，因此，刘利君事先没有实地看房正常不过。至于朋友之间借款买房，也是正常不过的社会行为。 刘利君辩称，请求驳回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的上诉请求。一、在案证据已充分证明刘利君、谢宁就买卖讼争房屋存在真实合意，且讼争房屋实际转让价款为337万元。（一）根据刘利君、谢宁于2015年1月20日所达成之《房产买卖协议》，讼争房屋原约定转让价款为351万元，刘利君付款方式为：前期代谢宁支付银行还贷款项36.6万元抵转让价款；于2015年1月25日前支付136万元，以结清银行按揭贷款并办理解押；于2015年2月25日前支付50万元；于2015年3月25日前支付50万元；于2015年5月25日支付74.3182万元。《房产买卖协议》之所以约定刘利君付款金额为346.9182万元，乃因双方在原约定转让价款351万元基础上扣除刘利君之前代谢宁支付银行还贷款项36.6万元之相应利息4.0818万元（即：自各笔还贷款项支付之日起计至2014年12月31日止，按月利率1%计取）所致。由此可见，若《房产买卖协议》系为虚假交易而制作，则双方约定付款金额不可能如此精准，此足以佐证双方买卖讼争房屋系基于真实合意。（二）《房产买卖协议》履行过程中，因谢宁用于扣划银行按揭贷款账户尚余14.3178万元，故结清银行按揭贷款只需122万元。加之讼争房屋地处偏僻、行情较为低迷，故双方经协商后同意将讼争房屋原约定转让价款351万元扣除14万元后，实际转让价款按337万元计取。此进一步表明，双方确有对讼争房屋转让价款进行实质磋商，双方买卖讼争房屋系基于真实合意。（三）刘利君与谢宁确定讼争房屋实际转让价款为337万元后，即依约履行付款义务。刘利君在与谢宁邮件沟通中，还就以美元支付转让价款一事进行磋商。且刘利君实际付款金额336.8528万元与实际转让价款337万元基本一致，所差零头部分主要是因以美元付汇之手续费及汇率造成。上述事实表明，刘利君、谢宁缔约及履约行为在逻辑上自洽，且环环相扣、数据精准，难以通过预先安排或事后补正以达到虚假交易目的。因此，应认定双方买卖讼争房屋系基于真实合意，且讼争房屋实际转让价款为337万元。二、在案证据已充分证明刘利君已足额支付讼争房屋实际转让价款337万元。（一）刘利君所提供证据，已充分证明刘利君付款方式、时间及金额具体如下：1.以2012年10月15日至2014年10月8日期间代谢宁支付银行还贷款项36.6万元抵充实际转让价款；2.以前述36.6万元相应利息4.0818万元抵充实际转让价款；3.通过案外人郑向荣（即刘利君配偶）于2015年1月22日支付122万元；4.于2015年3月17日支付美元4.99万元，扣手续费后谢宁实收美元4.987万元；5.通过案外人沈朝晖于2015年4月30日支付美元4.8万元、于2015年7月8日支付美元0.192万元，扣手续费后谢宁实收美元4.9895万元；6.通过案外人陈战马于2015年6月18日支付美元4.8万元、于2015年6月19日支付美元0.1114万元，扣手续费后谢宁实收美元4.9089万元；7.通过案外人郑向荣于2015年7月7日支付美元5万元，扣手续费后谢宁实收美元4.9985万元；8.通过案外人黄戬于2015年8月4日支付美元3.3710万元，扣手续费后谢宁实收美元3.3695万元；9.根据谢宁指示，于2015年7月14日向案外人陈翠华支付30万元。以上实际付款金额合计336.8528万元，其中：以人民币支付192.6818万元；以美元支付23.2534万元（即：实际支付23.2644万元美元扣除手续费之余额），按汇率6.2折算，为人民币144.1710万元。由此可见，刘利君实际付款金额与讼争房屋实际转让价款337万元基本一致，所差零头部分主要是因手续费及汇率造成。（二）郑向荣于2015年1月22日支付122万元虽来源于张秀兰，但不改变刘利君已足额支付讼争房屋转让价款之事实。1.张秀兰非谢宁外甥女。2.张秀兰与谢宁存在资金往来，不能证明张秀兰与谢宁、刘利君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讼争房屋之事实。更何况，除非前述122万元系来源于谢宁，否则刘利君筹集房款行为与之无关，亦不会对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利益造成任何贬损，故不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讼争房屋之说。3.郑向荣支付前述122万元前，谢宁长期处于资金困顿状态，此事实已于在案证据中得以体现，因此，前述122万元不可能来源于谢宁。4.若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主张前述122万元系来源于谢宁，则应就该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三）在案证据已充分证明谢宁收取之美元23.2434万元，亦属刘利君支付之讼争房屋转让价款。1.在案证据证明，前述美元23.2434万元既包括刘利君及其配偶郑向荣支付美元9.9855万元，也包括其他案外人沈朝晖、陈战马、黄戬支付美元13.2579万元。因此，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有关前述美元23.2434万元全部由案外人支付之主张与在案证据证明事实不符。2.在案证据证明，前述美元23.2434万元支付时间均为刘利君、谢宁达成《房产买卖协议》及刘利君配偶郑向荣支付首笔转让价款122万元之后，且其他案外人沈朝晖、陈战马、黄戬在原一审出庭作证时均表示系根据刘利君指示向谢宁付款。加之，前述美元23.2434万元按汇率6.2折算为人民币144.1710万元，连同刘利君以人民币支付之人民币192.6818万元，合计为人民币336.8528万元，此与讼争房屋实际转让价款人民币337万元基本一致，所差零头部分主要是因手续费及汇率造成。因此，在案证据于付款时间、付款对象及付款金额上已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充分证明前述美元23.2434万元亦属刘利君支付之讼争房屋转让价款。3.刘利君于一审阶段还提供案外人沈朝晖、陈战马《出入境计入查询结果》，证明沈朝晖、陈战马向谢宁支付美元后，长期无出入境记录。因此，沈朝晖、陈战马向谢宁支付美元与自身需求无关，仅与刘利君向谢宁支付讼争房屋转让价款有关。4.根据我国外汇管理有关规定，若谢宁以境内开设账户收取转让价款，则其将转让价款汇往境外时需由本人回国办理。然刘利君系以分期方式支付转让价款，故让谢宁多次往返办理付汇手续，于其而言显然成本太高。不仅如此，刘利君、谢宁在邮件沟通中，就以美金支付转让价款问题亦有进行磋商。如：刘利君在2015年4月4日邮件中提及“关于剩余的我要给你的房款，由于现在中国颁布新出台的对外汇的管制政策，购汇2万美金以上都需要向政府申报，所以延误了给你汇款，望见谅。我现在正在积极办理购汇手续，希望能尽快汇给你，请放心。”又如：刘利君在2015年4月27日邮件中提及“由于国内外汇管制，所以手续非常繁杂，同时国内一个人之允许一年境外汇款5万美金，我上次已经会给你5万美金了，所以中国银行不允许我再汇了。现在我只能委托我的一个朋友沈朝晖代为汇款。”由此可见，刘利君以美元向谢宁支付部分转让价款，系客观事实。（四）刘利君所提供与谢宁邮件沟通记录及谢宁《户口历史交易证明》充分证明，刘利君为谢宁代为支付银行还贷款项36.6万元之原由及还款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并非仅凭刘利君、谢宁口头陈述认定案件事实。再者，若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主张谢宁以夫妻共同资金偿还该等款项，则亦应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其该项主张同样不能成立。三、关于刘利君购买讼争房屋是否存在善意问题。刘利君虽为谢宁朋友，但其对于后者何时结婚、讼争房屋是否为后者与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后者离婚时是否有对讼争房屋实施分割并不知情。且讼争房屋买卖过程中，谢宁始终表示其有权处分讼争房屋。加之，讼争房产系在无须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参与情形下办妥过户手续，且有关交易信息均有依规公告，刘利君作为讼争房屋买受人，本无须考虑谢宁是否有权处分讼争房屋。因此，刘利君已完全尽到一般购房人注意义务，具有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之善意。四、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主张讼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既于法相悖又缺乏事实依据。（一）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以谢宁对讼争房屋无处分权为由主张讼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于法相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该项主张，明显与前述规定相悖，不能成立。（二）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以刘利君、谢宁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主张讼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1.刘利君与谢宁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①从刘利君、谢宁买卖讼争房屋的目的分析，双方皆系出于善意，均不以损害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利益为目的。②如前所述，刘利君、谢宁就买卖讼争房屋所实施之缔约、履约行为在逻辑上自洽，且环环相扣、数据精准，难以通过预先安排或事后补正以达到虚假交易目的。因此，应认定双方买卖讼争房屋系基于真实合意，无恶意串通情形。③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诉讼请求为确认讼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而讼争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应以合同法为评价依据。2.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利益客观上未因讼争房屋买卖合同缔结及履行而受到任何损害。①如前所述，谢宁至出售讼争房屋时，已完全丧失偿还银行按揭贷款能力，讼争房屋存在被银行处置风险。而一旦讼争房屋被银行处置，则处置价款在扣除逾期本息及诉讼、评估、拍卖等各项费用后将所剩无几，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所谓“利益”根本无从谈起。②从交易价格分析，谢宁将讼争房屋以337万元出售予刘利君应属合理。是否为不合理低价，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进行评价。该条文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地的指导价或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低价”。然即便如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在原一审时所述，讼争房屋市场交易价在350万元左右，则讼争房屋实际转让价款337万元亦不低于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可见，讼争房屋实际转让价款337万元应属合理，不存在损害其利益问题。③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在原一审中自认，其从未就讼争房屋偿还过银行按揭贷款。且事实上，其对谢宁财务危机及讼争房屋还贷情况完全漠不关心，其于相关危机解除后复又主张所谓“利益”，显然有悖情理公义。再者，其阻却讼争房屋交易，不仅浪费司法审判资源，更是损害刘利君、谢宁利益，而其自身亦未必能从中获取利益。毕竟若讼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则在谢宁缺乏还款能力情形下，刘利君亦只能通过诉讼及执行程序处置讼争房屋以收回此前已付转让价款。届时，其所谓“利益”能否实现尚不得而知。由此可见，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提起本案诉讼，于法、于情、于理均应受到否定评价。综上所述，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于民事上诉状中系列主张均缺乏证据支持，且在案证据充分证明刘利君、谢宁就买卖讼争房屋存在真实合意，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利益情形，故应属合法有效。 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谢宁和刘利君于2015年2月3日就厦门市翔安区××路××号××别墅区××区××#楼（A型）××别墅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号00327961）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ＲＮＨＡＲＤＴＭＩＮＴＯＮ（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与谢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11年9月13日购买了址在厦门市翔安区××路××号××别墅区××＃楼（Ａ型）05别墅（以下简称讼争房屋），建筑面积265.89㎡，购房总价款为294万元，其中首付款118万元，余款176万元以商品房抵押按揭贷款方式支付，产权登记在谢宁名下。 2012年10月15日至2014年10月8日期间，谢宁因经济困难多次要求刘利君代为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刘利君分别13次向谢宁的银行按揭贷款账户支付合计36.6万元。 2014年6月5日，美国马里兰州法院判决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与谢宁离婚，但对讼争房屋归属未作处理。 2014年10月14日，谢宁委托高增英出售讼争房屋，未果。 2015年1月20日，谢宁与刘利君达成《房产买卖协议》，协议约定：房产总购房款为351万元（具体付款为：刘利君前期代为偿还银行按揭贷款36.6万元及利息4.0818万元；2015年1月25日支付136万元，以办理银行解押；2015年2月25日前支付50万元；2015年3月25日前支付50万元；2015年5月25日前支付743182元）。 2015年1月22日，郑向荣（刘利君的丈夫）向谢宁的银行按揭还款账户支付购房款122万元。 2015年2月3日，为办理过户手续，谢宁经由其委托代理人高增英与刘利君签订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讼争房屋交价215万元。 2015年2月3日刘利君向厦门市翔安区地方税务局缴交了房屋契税6.45万元。 2015年2月25日，讼争房屋产权过户登记到刘利君名下。 2015年2月刘利君告诉谢宁其经向中介询价，认为讼争房屋价值在350万元左右，谢宁按价格351万元不算便宜，经双方协商，同意房产总购房款变更为337万元。 2015年3月17日，刘利君向谢宁支付购房款美元49900元；刘利君分别通过沈朝辉、陈战马、黄戬、郑向荣向谢宁在美国花旗银行的账户支付购房款美元182744元（即：沈朝辉分别于2015年4月30日支付美元48000元，2015年7月8日支付美元1920元；陈战马分别于2015年6月18日支付美元48000元，2015年6月19日支付美元1114元；郑向荣于2015年7月7日支付美元50000元，黄戬于2015年8月4日支付美元33710元）。合计支付购房款美元232644元。 2015年7月14日，刘利君将购房款30万元转账至谢宁指定的陈翠华银行账户。 审理中，三方当事人确认讼争房屋在2015年2月3日的市场价格为350万元；谢宁确认收到刘利君支付的购房款折合337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及谢宁均为美国国籍，本案为涉外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涉及的不动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本案应适用不动产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案讼争房屋系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与谢宁夫妻存续期间所购置的房产，应认定为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与谢宁共有财产，谢宁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属于无权处分行为。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本案中，一、谢宁与刘利君在签订讼争房屋买卖合同时，谢宁与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处于离婚状态；二、讼争房屋出售时，权利登记仅为谢宁一人的，基于不动产的公示、公信原则，刘利君有理由相信谢宁系房屋的完全权利人;三、刘利君对讼争房屋是否存在共有不负有审查义务。四、讼争房屋以337万元价格转让，与转让时的市场价格基本一致，且刘利君已支付了对价；五、双方缴纳相关交易税费，办理了讼争房屋的过户手续。综上，刘利君取得讼争房屋所有权系善意取得，且价格合理，并已将讼争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其与谢宁之间签订的讼争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有效。 至于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认为谢宁与刘利君恶意串通转移其合法财产，因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000元，由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负担。 二审庭审中，刘利君提交一组证据，证据1.《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据2.消费详情（金额64500元），证据3.消费详情（金额118250元）均用于证明2015年2月3日，刘利君向福建省厦门市地方税务局缴纳讼争房屋项下应纳契税64500元、营业税118250元。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从内容看仅体现从刘利君账户支付，该两笔税款来源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表示质疑，与案件关系不紧密不申请调查。谢宁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意刘利君提交的证据所要证明事实。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提出如下异议：一审判决书第12页最后一段第2行，“经济困难”有异议，谢宁在2014年之后只表示1-2次经济困难，一共13次的按揭贷款支付是否因为经济困难还是支付便利让刘利君代为支付，法院并没有查明。也就是说谢宁让刘利君代还按揭并不是全部因为经济困难。第13页第1段，判决离婚，一审法院没有写明该判决明确表示在中国的资产不做处理，由双方在中国法院另行诉讼处理。第13页第3段，刘利君自认该协议是在房屋过户以后才签字的，该事实法院没有写明。一审庭审中谢宁、刘利君代理律师直接承认是因为诉讼策略建议谢宁、刘利君向法院说明不存在房产买卖协议的事实，法院没有写明。是在一审庭审后双方向法院提交协议。第13页第4段，该事实没有说明该资金122万元来源于案外人张秀兰。同日立即汇到谢宁账户。根据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提交证据，张秀兰和谢宁关系密切，存在境外境内账户进出密切关系。第5段法官审查存量房买卖合同达成过程，该合同全部是高增英按谢宁的表示约定，高增英按照谢宁意思填写进去。第13页倒数第2段该事实完全基于谢宁、刘利君陈述，没有任何证据。第13页最后1段到第14页第1段，不是房款，法院认定为房款，没有查明。第14页第3段350万元应是350万元左右。以及谢宁认为一审判决书第13页倒数第4段税款不单是6.45万元，还有一笔营业税118250元，也是刘利君交的。第12页最后一段谢宁不单向刘利君借款，也有向别人借款，刘利君同意谢宁的陈述外，其余事实没有争议。本院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本案是发回重审的上诉案件。2015年12月8日，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谢宁、刘利君于2015年2月3日就厦门市翔安区××路××号国××别墅区××区××#楼（A型）××别墅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号00327961）无效。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5）翔民初字第3415号民事判决，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2018）闽02民终17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5）翔民初字第341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此，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在本案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5）翔民初字第3415号民事判决，已无必要。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上诉请求谢宁、刘利君将案涉房屋产权恢复登记为谢宁名下，超出其一审诉求范围，二审庭审中其表示删除该部分请求，本院二审依法不再审查。（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谢宁为证明其与刘利君存在真实房屋买卖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房产按揭账户交易明细、美国花旗银行收款查询单、房产买卖协议、公证委托书、银行支票等证据。刘利君提交公证书、谢宁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客户回单、个人活期明细查询、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谢宁将讼争房产出售给刘利君的事实。（三）谢宁在处分讼争房产时，其与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处于离婚诉讼状态，婚姻关系尚存续，谢宁处分属于自己的份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虽处分了属于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的份额，但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对讼争房产进行管理、使用，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谢宁、刘利君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且刘利君支付了合理对价，取得讼争房产权属证书。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证明及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综合审查判断，认定刘利君与谢宁之间签订的讼争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并无不当。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提出的异议，以及刘利君二审提供的证据，均不影响本案二审的处理结果。 综上所述，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0元，由RICHARDBARNHARDTMINTON（理查德·巴恩哈特·明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巧玲 审 判 员 胡林蓉 审 判 员 柯艳雪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朱巧婷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