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06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石林（ＬＵＳＨＩＬＩＮ），男，1977年1月25日出生，新西兰公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仕林，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致辉，男，198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锋，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燕，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陆石林与被上诉人卢致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9）粤0391民初5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23日所签订的《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被上诉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应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等义务，但被上诉人明显违反该条约定。具体如下：1、按照《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第1条约定，被上诉人应在协议签订后六个月（即2019年9月23日之前）完成BSHARK×LTD(以下简称黑×控股）控股的乌兹别克斯坦子公司BSHARK×TED（以下简称黑×乌兹）的剥离，该条约定对被上诉人有履行上的时间限制，如被上诉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己方义务的，那么其应在签订协议后就应开始着手行动，但直到上诉人于2019年7月16日委托律师向其发送催促履行义务的《律师函》，被上诉人仍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并于一审庭审时确认截至一审开庭时仍与黑×乌兹有业务往来，表明被上诉人根本上置协议约定于不顾，恶意怠于履行义务；2、按照《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第3条约定，如被上诉人在六个月内仍然没有完成黑×乌兹的剥离，可以向上诉人申请延期，双方协商新的截止时间，但被上诉人自协议签订之始至本案一审开庭之日从未主动与上诉人协商协议履行相关事宜，同样违反协议约定及前述法律规定；3、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以《合作备忘录》为三方协议，且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地籍及测绘委员会的《回函》辩称乌兹方也确认因《合作备忘录》系三方签订的，科×特公司单方申请剥离而无法批准，但根据《合作备忘录》第8段“生效、修正和终止”第2款约定“本谅解备忘录的终止可由任何一方在至少提前6个月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及第4款约定“本谅解备忘录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性义务”，只要一方提前六个月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的，即可终止备忘录，而《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约定的履约时间限制（六个月）也足以让被上诉人如期履行义务；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如遵循诚实原则，全面履行协议义务的，那么其可以与黑×控股一并向乌兹方发出剥离申请，但被上诉人并未按照履行《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的目的，通知上诉人协助其履行合同义务。同时，被上诉人于一审庭审时辩称其己于2019年8月底9月初向乌兹方发出剥离申请，但并未提供证明予以证明其主张，法庭也要求被上诉人于庭后提交该证据，而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该证据。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地籍及测绘委员会的《回函》落款时间为2020年1月9日，那么上诉人有理由认为被上诉人向乌兹方发出剥离申请的时间应在2019年9月23日之后，也即被上诉人存在恶意违约、不履行协议义务的行为。二、《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不是附生效条件合同，其第2条约定并未为被上诉人的付款义务设置前置条件，被上诉人应按期向上诉人支付使用费。1、从《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第6条约定“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可以明确《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即2019年3月23日）起生效，并未附生效条件；2、《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第2条约定被上诉人在该协议签订六个月后，可在两种方案中任选其一进行股权处理，但被上诉人于一审庭审时陈述其并未选择其中任一种方案处理股权，而是辩称乌兹方回函不同意其剥离申请，但是“剥离”系该协议第1条约定的被上诉人应于协议签订后六个月应履行的义务，被上诉人因未按期履行该协议第1条约定的义务，进而回避其违反第2条约定的应履行的义务；3、《合作备忘录》约定由乌兹方代表国家地理创新中心与中方组建合资公司黑×乌兹，其中，乌兹方占51%、中方占49%，该中方指由被上诉人实际控制的科×特航空和上诉人持股的黑×控股组成，而形式上由注册于维京群岛的黑×控股登记为黑×乌兹的中方持股人。按照《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第2条约定的方案一“乙方(被上诉人）将黑×控股所持股份以1元人民币价格转让给甲方（上诉人）”，从实际履行的角度来看，并不需要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进行实质的股权转让（因被上诉人并不在形式上持有黑×乌兹的股权），只要被上诉人进行书面确认即可实现该项约定，而《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第2条约定的方案二“甲方同意将黑×控股所持的股份，以7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乙方（或其股权代持人）”。从实际履行的角度来看，被上诉人可以直接进行股权转让（即黑×控股将持有的黑×乌兹49%股权转让给科×特航空或者被上诉人指定的人），也可以通过间接转让的方式实现“股权转让”（即被上诉人可以要求上诉人将其持的黑×控股的股份转让给自己或其指定的人），同样可以实现“将黑×控股所持的股份，以7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乙方”的目的，但被上诉人在约定期限内并未采取任一种方案去实现合同目的。同时，协议第2条中的两种方案均还约定“并且在到期后的15天内，一次性支付75万人民币的使用费给甲方”，上诉人认为“并且在到期后的15天内”的表述系承接第2条开头“在协议签订六个月后”的陈述，在语义上其与“乙方将黑×控股所持股份以1元人民币价格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将黑×控股所持的股份，以7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乙方（或其股权代持人）”属“并列关系”，而并非被上诉人所称的“因果关系”。因此，被上诉人的付款义务并未设置前提条件，其辩称的支付使用费的前提条件无法达成没有事实依据。三、被上诉人因其违约行为需向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具体违约行为如下：1、未按照《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第1条的约定，如期完成与黑×控股持股的黑×乌兹的剥离工作，而是继续与黑×乌兹开展业务，其在一审庭审自认科×特航空仍继续与黑×乌兹有业务往来；2、未按照《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第2条的约定，选择其中一种股权处理方案，无论是第一种方案还是第二种方案，从实际履行的角度均可实现合同目的，但从被上诉人的行为可看出其根本不想履行合同。同时，拒绝按照该条约定的时间向上诉人支付使用费，并自行为付款设置前提条件，其目的就在于逃避付款义务；3、按照《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第3条的约定，如果在六个月内仍未完成剥离的，被上诉人可以向上诉人申请延期，双方协商新的截止时间，但被上诉人根本就不想完成“剥离”，而是要让其实际控制的科×特航空继续开展业务并从中获益；自签订协议后至六个月期限届满，被上诉人并未对该协议履行任何义务，也就不存在与上诉人协商的情形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继续履行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并赔偿上诉人的损失。四、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上存在如下错误：1、《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的第2条约定被上诉人在签订协议六个月后有两种方案处理股权，其中一种是被上诉人同意将黑×控股所持股份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上诉人，并且在到期后的15天内，一次性支付75万元使用费给上诉人；另一种方案是上诉人将黑×控股所持股份以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上诉人，并且在到期后的15天内，一次性支付75万元使用费给上诉人，两项费用合计是150万元。而一审法院却认定“被告（被上诉人）应将持有的黑×控股股份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并支付75万元，或者原告将所持有的黑×控股股份以150万元转让给被告，等内容”存在错误。一审法院既混淆了协议约定的转让标的，也混淆了约定应支付款项的性质，且只字不提协议约定的“使用费”，认定事实存在错误；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的目的不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黑×控股不再成为黑×乌兹的股东，将黑×控股与黑×乌兹的股权进行剥离，而是被上诉人实际控制的科×特航空不再继续借用上诉人所持有的“黑×控股”的公司资质，并为签订协议前借用资质的行为向上诉人支付使用费。《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第2条约定了两种处理方案供被上诉人选择，而协议目的有两种方式在不需要经乌兹方同意的情况下就可实现。被上诉人既不想科×特航空与乌兹方业务终止而影响收益，也不想向上诉人支付转让款，借口辩称需要乌兹方同意才可履行协议，而乌兹方与被上诉人、科×特航空开展业务合作也可获益，因此站在乌兹方立场上不可能同意终止业务，所以，业务就可以冠冕堂皇继续开展，被上诉人、科×特航空及乌兹方继续获益，可能存在的业务风险由上诉人或黑×控股继续承担。以上是被上诉人对《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不履行义务的真实反映，而一审判决的错误认定保护了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并使其继续获益；3、被上诉人未履行《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约定的剥离义务，属于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其履行义务也并不需要乌兹方国家地理创新中心的同意，而一审法院认定“故原告、被告签订的《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能否履行，需要符合《合作备忘录》的约定。现被告未能履行相关的股权剥离义务，并非被告违约造成的，而是《合作备忘录》的一方乌国地理创新中心不同意”明显错误；4、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5、本案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审理，而不应被其他因素所约束。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辩称，一、科×特公司的股权结构分散，被上诉人持有科×特公司的股权比例仅为28.70%，被上诉人并非科×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一再声称被上诉人是科×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事实上，被上诉人与科×特公司两个完全是两个完全不同、相互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但上诉人却把被上诉人与科×特公司两个法律主体混为一谈，以至于得出错误的结论；二、股权处理协议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具有合同相对性的法律原理。该协议只能约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已经按照股权处理协议的约定尽其所能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具体表现在：被上诉人说服科×特公司股东会以科×特公司名义向乌方提出股权转让和业务剥离的申请，但科×特公司与乌方何时沟通、以何种方式进行沟通、何时能够完成、科×特公司或乌方是否同意，这些都不是被上诉人单方能够控制和决定的，科×特公司具有自己作出独立判断并采取相应行动的权利，且没有任何义务代被上诉人履行股权处理协议的约定。乌方对科×特公司的申请予以拒绝后，就说明股权处理协议在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履行。出现这种结果，绝非是被上诉人一方违约所造成，被上诉人对这样的结果不应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三、股权处理协议中的约定的内容是要完成黑×控股和黑×乌兹之间的业务剥离和股权转让事宜。业务剥离完成后，被上诉人还需要在以下两种股权转让方案中做出选择，要么被上诉人同意将黑×控股所持有的黑×乌兹的股份，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上诉人；要么由上诉人将黑×控股所持有的黑×乌兹的股份，以75万元转让给被上诉人。以上两种方案执行的结果都是黑×控制不再作为黑×乌兹的股东。然而，根据黑×控股、科×特公司和乌兹别克斯坦地理创新中心三方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所确定的合作方式，三方决定共同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即黑×乌兹，黑×控股持登记持股份额为49%，黑×控股持股中包括了科×特公司的权益，乌方登记持股份额为51%，由此可见股权处理协议中所约定的内容，既涉及到处分了他人名下的财产，也涉及到改变黑×乌兹的现有股权结构，未经他人同意，尤其是在他人明确表示拒绝后，根本不具有可履行性；四、从股权处理协议的订约目的和文本内容，股权处理协议签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结束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的合作关系，股权转让和业务剥离完成才标志着的合作关系的结束，也才存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黑×控股退出合作关系而以使用费作为其补偿的可能性。如果股权转让和业务剥离不能完成，被上诉人就无需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和使用费。各方合作如果继续进行下去，各方从黑×乌兹获得投资收益即可，当然没有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具有补偿性质的使用费的道理；五、合作备忘录明确约定该备忘录本身对各方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性义务，而且备忘录本身可基于任何一方提前六个月通知终止。合作备忘录签署后，黑×控股、科×特公司和乌兹别克斯坦地理创新中心三方设立了合资公司黑×乌兹，股权处理协议的签约目的是要完成合资公司黑×乌兹的股东变更和业务剥离，即黑×控股不再作为黑×乌兹的股东，从而达到上诉人退出合作关系的最终目的，同时要确保确保合资公司所进行的各项义务不会让黑×控股承担任何潜在和可能的法律风险。要达到黑×控股不再作为黑×乌兹的股东以及业务剥离的目的，需要依据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法律相关规定以及各方在成立合资公司时所签署的协议来采取行动，显然不能仅仅只是把合作备忘录终止就能达成，乌兹别克斯坦方的回函也明确不同意的理由包括了股权转让及业务剥离不符合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法律。因此，合作备忘录本身的终止和各方根据合作备忘录所形成的具体合作方式即成立合资公司的合作关系的终止，两者完全不同。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陆石林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卢致辉向陆石林支付人民币75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5万元为基数，按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即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违约金，自2019年10月9日起计至实际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2、判令由卢致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4270元及保全担保费1000元等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均确认BSHARKHOLDINGLTD是注册在维京群岛的有限责任公司，中文名称可称为黑×控股，股东为原告一人。2018年6月，乌国地理创新中心、科×特公司与黑×控股签订《合作备忘录（在现代无人驾驶技术方面的三方合作）》，约定：此合作备忘录的目的是促进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包括了空中无人系统的研发、研究、生产、使用和维护以及其他的科技终端，基于平等互惠的原则，符合各国国家法律；合作形式为科×特公司与黑×控股共同与乌国地理创新中心合作，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生产无人机；本备忘录将适用于双方国家的法律；有效期五年，终止可由任何一方在至少提前6个月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修正需经各方授权代表的书面同意。之后，黑×乌兹（BSHARKUZLIMITED）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注册成立，股东为两方，分别为乌国地理创新中心持股51%,黑×控股持股49%。原、被告均确认黑×控股持有的黑×乌兹49%股份中有科×特公司的股份，但具体比例双方没有明确。2019年3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约定被告应于协议签订后六个月内完成黑×控股与黑×乌兹的业务剥离，被告应将持有的黑×控股股份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并支付75万元，或者原告将所持有的黑×控股股份以150万元转让给被告，等内容。2020年1月9日，乌国地理创新中心给科×特公司的回复（文件号：02-06-187）称，贵公司申请从贵公司和黑×控股共同持有的黑×乌兹49%股权中，将黑×控股的股份剥离，即黑×控股不再持有黑×乌兹的股份，该申请已经被驳回，理由是：科×特公司申请取代黑×控股成为与乌国地理创新中心合作的中方，但三方《合作备忘录》已经过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复杂严格的审批流程，现在科×特公司的股权剥离申请，不符合《合作备忘录》的内容；违背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2001年12月6日颁布的第310-II号《关于有限责任和附加责任社会的法律》的规定；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发展标志着技术的进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敦促各方在合作备忘录期限内切实履行各方义务。原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为新西兰公民，且本案争议股权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黑×乌兹有关，本案具有涉外因素。但原、被告争议的《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并非黑×控股或黑×乌兹股东之间的股权协议，而是双方当事人对黑×控股所持黑×乌兹股份中的双方投资权益进行的约定，故本案争议属于合同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双方在《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中未约定法律适用，但该协议约定被告负有股权剥离的义务且要在两种股权处理方式中选择一种加以履行，故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是本案被告。而被告经常居所地在我国境内，故本案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本案被告是科×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原告是黑×控股的唯一股东，双方共同与乌国地理创新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三方约定为促进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包括了空中无人系统的研发、研究、生产、使用和维护以及其他的科技终端，基于平等互惠及遵守各国国家法律的原则，科×特公司与黑×控股共同作为中方与乌国地理创新中心合作，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生产无人机，备忘录的有效期五年，终止可由任何一方在至少提前6个月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但修正需经各方授权代表的书面同意。即三方作为黑×乌兹的实际投资人，在黑×乌兹成立前签订了具有投资协议性质的《合作备忘录》，约定如果三方需要修正，即变更《合作备忘录》的内容，需要各方书面同意。后黑×控股持股49%，其中包含科×特公司的投资权益，与乌国地理创新中心持股51%，共同成立了黑×乌兹。现原告与被告单方达成《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目的是黑×控股不再成为黑×乌兹的股东，将黑×控股与黑×乌兹的股权进行剥离。但该协议的意图并非本案双方达成协议即可实现，《合作备忘录》明确约定，三方变更协议内容需经其他合同方书面同意。现乌国地理创新中心对被告提出的黑×控股股权剥离申请明确以文件号为02-06-187的函回复，不同意该申请，并且强调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发展标志着技术的进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敦促各方在合作备忘录期限内切实履行各方义务。故原告、被告签订的《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能否履行，需要符合《合作备忘录》的约定。现被告未能履行相关的股权剥离义务，并非被告违约造成，而是《合作备忘录》的一方乌国地理创新中心不同意。而原、被告作为《合作备忘录》的签订方，也应遵从该协议的约定。故原告认为被告违约，并据此要求被告履行《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和支付违约金，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陆石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和保全费4270元，由原告陆石林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陆石林与卢致辉于2019年3月23日签订了《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约定陆石林接受卢致辉在协议签订后六个月内完成黑×控股与黑×乌兹剥离，并在协议签订六个月后选择以下两种股权处理方案中的一种：第一种为卢致辉（或其股权代持人）同意将黑×控股所持的股份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陆石林，并在到期后15天内由卢致辉一次性支付75万元使用费给陆石林；第二种为陆石林同意将黑×控股所持的股份以75万元转让给卢致辉（或其股权代持人），并在到期后15天内由卢致辉一次性支付75万元使用费给陆石林。即协议涉及转让的是黑×控股持有的黑×乌兹股份，一审查明事实认定为转让双方各自所持有的黑×控股股份有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涉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陆石林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陆石林与卢致辉针对黑×控股的股权处理事宜达成了《黑×境外公司股权处理协议》，约定卢致辉在协议签订六个月后选择上述两种股权转让方案中的一种。如按照第一种方案，陆石林为黑×控股的唯一股东，卢致辉并无权直接处分黑×控股持有的股份。虽然双方均确认黑×控股持有的黑×乌兹49%股份中有科×特公司的股份，但卢致辉仅为科×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亦无权自行处分科×特公司持有的股份，陆石林主张卢致辉系科×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如按照第二种方案，在陆石林并未将黑×控股所持股份转让给卢致辉的情况下，陆石林也无权要求卢致辉支付75万元。陆石林主张卢致辉在协议签订六个月到期后15天内无论股权是否转让均应向其支付75万元，卢致辉则认为支付股权转让款或使用费应以业务剥离和股权转让完成为前提条件。因陆石林与卢致辉约定的黑×控股与黑×乌兹业务剥离及股权转让能否实现问题，涉及到参与签订《合作备忘录》并持有黑×乌兹51%股份的乌兹别克斯坦方的权益，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地籍及测绘委员会对科×特公司提出的剥离申请已明确书面告知不予同意。因此，陆石林主张系卢致辉的违约行为导致双方约定的黑×控股与黑×乌兹业务剥离及股权转让无法实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陆石林要求卢致辉支付75万元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300元，由上诉人陆石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乐  乐审判员 李    原审判员 许  海  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谢靖颖(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