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13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凌家仁，男，汉族，1967年7月3日出生，户籍地安徽省歙县，暂住浙江省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玉环，浙江修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时，女，汉族，1955年9月5日出生，住安徽省歙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勇，男，汉族，1980年7月1日出生，住安徽省歙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娣，女，汉族，1977年11月16日出生，住安徽省歙县。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峰，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奇。 原审被告：盛水文，男，汉族，1954年6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浙江泰杭（安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霞，浙江泰杭（安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方仁三，男，汉族，1973年10月5日出生，户籍地浙江省淳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浩棋，浙江昌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凌家仁因与被上诉人吴**时、洪勇、洪娣、原审被告盛水文、方仁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人民法院（2020）浙0523民初1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凌家仁、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玉环，被上诉人洪勇、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峰，原审被告盛水文、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霞，原审被告方仁三、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浩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凌家仁上诉请求：1.撤销（2020）浙0523民初174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吴**时、洪勇、洪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法院未查明真正的承揽人以及凌家仁是否是共同承揽人这一关键事实。凌家仁提前两个月与盛水文签订建房协议，但因盛水文搞靠山的地基拖延了很长时间导致凌家仁手下没有工人干活继而无力承揽，所以将该建房工程转介绍给方仁三，一审中方仁三也认可是其实际承揽并施工，这一点盛水文是明明白白的，当初三人见面时凌家仁也提出要作废已经签好的建房协议，只因盛水文当时说找不到了就没拿出来撕毁，后盛水文没有联系过凌家仁，一审不得因为盛水文代理人开庭时否定上述事实就推测凌家仁和方仁三系共同承揽建房。另凌家仁一直是和盛水文、方仁三同住在一个村，方仁三本人也在该村承建了很多农民房，但凌家仁从不和方仁三一起合作承揽。另一审查明整个涉案房屋建设过程中凌家仁从来没有参与过现场施工、采购物资等，受害人洪海贵也是方仁三叫来跟着方仁三一起干活的，凌家仁从来都不认识洪海贵，也没有接触过洪海贵。最重要的是事后所有建房款都是房东盛水文单独给方仁三，并有方仁三出具收条给盛水文。若房东盛水文还是认可凌家仁承包，那建房款应当给凌家仁或者至少和凌家仁有过沟通。但从后来方仁三独自叫人建房和收取建房款来看，盛水文事实上认可房子就是方仁三建造的。2.原审法院未查明受害人洪海贵是否系建房干活中摔倒受伤，最终死亡是否是因为建房受伤这一单一原因导致。根据吴**时、洪勇、洪娣提供的证据仅能看出洪海贵受伤，具体为何受伤存有疑问。根据武警浙江中队医院2020年1月3日的出院记录看出出院去向系转康复治疗，而洪海贵20**年2月14日死亡，时隔一个月多，具体死亡原因无法查实，一审仅凭安徽省居民死亡殡葬证上写的颅脑外伤死亡进行认定明显证据不足。二、原判认定证据有误。房东盛水文提供的《建房承保协议书、其家人与方仁三的通话录音、方仁三出具的收条等证据，一审法院未作出具体认定。一审法院不得仅凭一份未实际履行的协议推测凌家仁共同承揽建房。根据盛水文女儿与方仁三的通话录音，明显看出有恶意将凌家仁拉入共同承揽的嫌疑，方仁三则回复其系个人建房而不是和凌家仁共同建房或者转包。但一审法院未予采信。三、一审判决对各方过错大小和应承担责任比例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中凌家仁没有和方仁三共同承揽，在本人无力承揽的情况下将施工介绍给方仁三也没有过错，更没有任何获利，不应当成为承担共同连带责任的一方。2.洪海贵一人在现场干活，在没有人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具体受伤原因不明，近70岁老人干活时理应进到注意自己安全的业务，且现场也看不出方仁三搭建的架子有什么过错，所以洪海贵应当承担主要责任。3.房东盛水文选任无资质的方仁三建房，应当承担20%-30%的责任。综上，凌家仁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证据错误，认定各方过错大小和承担比例不妥，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吴**时、洪勇、洪娣辩称：吴**时、洪勇、洪娣认为凌家仁的上诉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采信证据正确，适用法律适当，所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凌家仁上诉当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凌家仁认为，其不是与方仁三共同承揽建造这个房屋，只是转介绍给方仁山因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吴**时、洪勇、洪娣认为凌家仁的这一上诉理由与事实根本不符。这一上诉理由在一审庭审中已经作为一个焦点予以查明，一审法院对此有明确的阐释和回应。其实本案的事实非常清楚，凌家仁与盛水文签订建房承揽协议，作为协议的双方签订这个协议是完全合法有效，凌家仁单方想在事后予以否认显然不能成立。其二，一审也查明盛水文提供了相关的录音证据，也证实涉案房屋是凌家仁、方仁三共同承建，并且也分析了相应的一些其他合理理由。凌家仁这一点理由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第二、凌家仁上诉当中多处提到认为原审法院还有事实没查明，认为洪海贵是否是在干活中摔倒受伤、是否是因为这个因果关系造成死亡尚未查清。吴**时、洪勇、洪娣认为凌家仁是完全否定客观事实，所提出的这些上诉理由是对吴**时、洪勇、洪娣的再次伤害。因为本案关于这件事实，在一审当中已经查明的非常清楚。不仅有盛水文、方仁三当庭的一些答辩和陈述，而且也有就诊记录、死亡证明的客观证明非常清楚的事实，凌家仁竟然提出上诉来否认这些事实，而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是存在其他原因无法查明，这个对吴**时、洪勇、洪娣的再次伤害。吴**时、洪勇、洪娣的亲属洪海贵因为2019年9月13日受雇于凌家仁与方仁三建造的房屋中从架子上摔落，当时就导致头部严重受伤，经过医院抢救又进行了进一步康复，前后到死亡总共有5个月的时间。吴**时、洪勇、洪娣作为洪海贵的亲属，花去的时间、精力是不可言喻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么明显的事实。凌家仁竟然对此提出怀疑是完全不符合本案事实的，根本不能成立。这个事实在一审判决书里面查明的非常清楚，凌家仁在一审当中也没有对此提异议，现在在二审提出这方面的异议是完全不应该的。第三、凌家仁对相关的责任比例提出异议也完全不能成立。本案吴**时、洪勇、洪娣当初起诉的时候是按照城镇标准要求赔偿，后来一审法院认为洪海贵是农村户籍、不是居住在城镇，收入最终以农村标准作为赔偿标准已经大幅降低了赔偿标准，同时也认为洪海贵自己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分配了30%的责任。这个责任已经是上限，不存在责任过轻的问题。至于一审判决对凌家仁、方仁三、盛水文的责任的划分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也是在法院的自由裁量的范围之内，没有任何错误之处。综上，凌家仁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且相关上诉理由是对吴**时、洪勇、洪娣的再次伤害，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盛水文辩称：第一，原审法院对于盛水文的农村自建房屋系由凌家仁、方仁三承揽建造的事实认定完全正确。因为凌家仁与方仁三是亲戚关系，凌家仁出面与盛水文签订建房协议再由方仁三负责施工，属于其二人对于共同承揽工程的内部分工问题。不能片面以凌家仁未到施工现场进行指挥或监管而否定其共同承揽人的地位，更不能以凌家仁单方主观认为其与盛水文的建房合同已作废，而脱离承揽关系。凌家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常年在外以承建房屋违约应当明白订立协议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即使解除合同也同样应以对等的态度和方式去对待，例如书面解除或让盛水文出具承诺书等等。凌家仁诉称的轻信盛水文撕毁建房协议这一说法完全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凌家仁生成其和方仁三除本案案涉房屋有外没有共同承揽房屋的行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实我们无法知晓。但是即使他们其余的建房都没有合作，也不能推断出在本案案涉房屋就没有共同合作的这样一个行为。方仁三收取盛水文建房款是一种代收行为，并且方仁三、凌家仁都是共同承揽人，但这种代收行为恰能证明凌家仁和方仁三共同承揽建房工程这样一个事实。第二，作为房主，我们无意伤害死者家属，对事件表示同情和难过，但在一审时我们也曾提出这样的一个异议。虽然盛水文未上诉，但对于洪海贵的死亡与工作时受伤存在因果关系我们仍然持有异议。因为死者洪海贵，曾因病情好转前往康复医院治疗，又在出院后一个多月死亡，死者家属声称是病情恶化，但为何未没有医院救治的记录。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存在太多的可能性，将死亡这么严重的结果全部归责于受伤事件过于苛刻。第三，若死者确因工作时受伤致死，原审法院对于赔偿责任比例的分配公平恰当。死者洪海贵在事发时68岁，老年人独自上一米多高的梯架工作本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其未尽注意义务。凌家仁、方仁三作为雇主未保障施工安全，未对施工安全进行监督管理。任由洪海贵在施工现场单独作业，上述人员种种不作为对事故的发生成应当承担几乎全部的责任。盛水文作为夯实淳朴的山村老农，能与承建人签订建房协议已是法律意识的体现，其用毕生积蓄建房，将该工程交付给已在当地有建房经验的凌家仁、方仁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慎重选择，其除了未能选任具有农村建筑专业技能和安全知识、并取得农村建造工匠培训证书的承建人外，对事故并无任何积极或消极的过错。并且现行法律也未强制规定农村低层建房工程必须委托给建筑施工企业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的一些施工工匠施工。 方仁三辩称：第一、一审法院对案件相关关键事实审查不清。1.死者洪海贵的死亡原因不明，本案中死者洪海贵于2019年9月13日发生事故后被送至浙江大学××队医院进行救治，至2020年1月3日出院进行相关就诊，转为康复治疗后在2020年2月14日死亡。鉴于死者自出院到死亡相隔一个半月的时间，且死者年龄近70岁左右，对于死者洪海贵的死亡原因及与摔落事故的因果关系吴**时、洪勇、洪娣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即应当举证证明红海贵的死亡原因系2019年9月13日发生事故而非其他自身疾病导致。而吴**时、洪勇、洪娣在死亡原因方面的举证仅为一份村委会出具的相关证明书，显然是不足的。2.洪海贵20**年9月13日发生事故的具体原因不明。从2019年9月13日安吉县公安局天荒坪派出所的接警记录来看，据报警人陈述死者洪海桂系从造房子时从1米多高的架子上摔落并导致受伤，但仅为报警人数相关陈述，具体的摔落原因目前是不明确的，相关方面一审法院也未予以查审查。第二、一审法院对案件相关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首先，死者洪海贵对其死亡结果应承担主要责任。先经方仁三陈述，2019年9月13日案发当日的中午死者洪海贵存在饮酒行为，严重违反施工作业规范。其次，现场施工架子的高度仅为一米多，架子本身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根据建筑施工高空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的行业标准，高空作业是指坠落高度基准面在2米及以上的、有可能坠落的高空进行作业。同时也要求对于基准面2米以上的高度作业要求设置防护栏杆等措施。就本案而言，对在现场高度仅为一米多这种程度的施工作业来讲，方仁三作为现场管理人员已经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条件。本案所涉及的这种低难度的施工作业中，一审法院要求方仁三承担安全管理义务的责任显然要求过高。最后，死者洪海贵其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长期从事建筑作业的工作，其自身具备多年的从业经验和建筑技能，理应清楚农村建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相关安全风险，也清楚自身应当采取的防范措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具有预见性和控制力，其作为具体的施工者应时刻注意安全施工。但是其是在饮酒后即进行登高施工，并且在具体施工当时并没有采取佩戴安全帽等安全措施，也未考虑到工作环境的安全程度，其工作的危险以及损害后果的发生明显存在放任，没有尽到个人的安全注意义务，对事故发生的后果以及后果的加重具有明显的过错。一审法院认为其是在疏忽大意而发生跌落，但方仁三认为其坠落的原因主要可能是其饮酒后进行施工，导致其身体判断力和行为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才会使得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施工人员在仅一米多高的架上摔落，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从后果来看，因为是颅脑损伤致死，我们认为是主要原因是为当时未佩戴安全帽等安全防护设备导致了该后果的进一步扩大。所以死者洪海贵应对其自身的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另，案涉建房项目系方仁三独自承包承建，与凌家仁无关。案涉建房项目虽然存在盛水文与凌家仁签订的建房承包协议书，但从工程款项的具体支付施工人员的组织情况现场施工管理，以及一审中盛水文、凌家仁方面提交的凌家仁与方仁山的通话录音等可以从整体上判断凌家仁与盛水文签订协议后，就直接将整个建房项目转给了方仁三进行承建施工。凌家仁从未出现在现场，也未参与现场的具体的施工管理工作。方仁三是实际施工人和整个建筑工程的总负责人，凌家仁实际上在签订协议之后就已经退出了这个工程，只是未来得及正式与盛水文解除之前的相关协议。其在案件整个案件的房屋限制项目中，仅仅起到了介绍人的作用。凌家仁和盛水文签订的建房承包协议书没有真正履行，因此不应当认定凌家仁与方仁三同承揽本案所涉的建房工程，并要求凌家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最后一点是关于房主盛水文的相关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一审法院认定，虽然认为盛水文在选任上存在一定的过错，而对其要求承担相应的10%的一个赔偿责任。我们认为，对于农村居民自建房屋是否具备相关资质，目前虽然相关法律规定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但并不排除房主所需要承担的管理，以及选人的责任。就本案而言，房主盛水文将建房工程交给方仁三进行施工双方之间成立发包与承包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盛水文的死亡是因为缺乏相关的安全保障措施从高处摔落，我们认为该事故属于安全生产事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二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主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身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的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方仁三作为个人，不可能拥有建筑施工的相应的企业资质。对于农村建筑即使不需要施工人具备相应的资质，也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盛水文作为房主，应当对承包的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予以审查。但是明知方仁三方面无资质且没有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仍交其承包，属于未尽必要的审查义务，应当与方仁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二审法院认为盛水文只需要承担相应赔偿份额的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的话，根据过错大小，以及本案具体的实际情况，结合安吉结合相关案例的判决的先例，酌情认定盛水文承担10%的赔偿责任比例也明显偏低，正常的比例应当在20%到30%之间。最后一点就是案件发生之后吴**时、洪勇、洪娣曾经多次威胁恐吓方仁三，导致方仁三情绪和精神状态出现严重的问题，方仁三对此保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吴**时、洪勇、洪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凌家仁、方仁三、盛水文赔偿吴**时、洪勇、洪娣因近亲属死亡产生的费用及赔偿合计1071616.2元（包括医疗费287028.2元、死亡赔偿金598788元、丧葬费33216元、交通费792元、住院伙食补助3360元、误工费34351元、护理费62795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住宿费1286元）；2.判令凌家仁、方仁三向吴**时、洪勇、洪娣支付洪海贵工资2160元（按240元/天，以9天计算）；3.案件诉讼费用由凌家仁、方仁三、盛水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4月份，盛水文将其位于安吉县××乡××村的三层农村自建房交由凌家仁、方仁三承建，并由盛水文（甲方）与凌家仁（乙方）签订《建房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承包方式为清包与工；乙方在建房过程中必须做好安全措施确保安全，如有意外除参保外，一切由乙方自行负责等内容。嗣后，方仁三及其雇请的洪海贵（男，1951年11月20日出生）在现场施工。2019年9月13日下午17时许，洪海贵在施工时从一米多高的架子上跌落致头部等处损伤，后被送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武警浙江总队医院进行救治直至2020年1月3日出院，住院治疗112天，医疗费共计289755元（其中盛水文已支付医疗费8271元），另在武警浙江总队医院住院期间（2019年10月5日至2020年1月3日）需陪护2名。2020年2月14日，洪海贵因颅脑外伤而死亡。吴**时、洪勇、洪娣分别系洪海贵的妻子、儿子、女儿，三人因洪海贵的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共计809767元，其中医疗费289755元、死亡赔偿金358512元（2019年度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876元／年＊12年）、丧葬费35762元（2019年度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1523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3360元（112天＊30元／天）、误工费22176元（154天＊144元／天）、护理费48216元（22天＊196元／天＋91天＊196元／天＊2人＋42天＊196元／天）、住宿费1286元、交通费酌定700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案发后，方仁三已赔偿40000元。另，凌家仁、方仁三尚欠洪海贵劳务工资600元（240元／天＊2.5天）。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凌家仁、方仁三在承接案涉农村自建房工程后，雇佣洪海贵从事建房劳务，但未对施工作业的安全进行及时监督管理，也未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属未尽安全管理义务，应认定具有过错，二人应连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中方仁三庭审中自述其在现场负责施工，相较于凌家仁，其过错较大。洪海贵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仅一米多高的架子上作业时，存在疏忽大意发生跌落，属于未对自身安全尽到注意义务，对损害的发生亦具有一定过错，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关于盛水文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分析认为，根据《浙江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三层以及三层以下且不设地下室的农村住房属于低层农村住房，因而案涉农村自建房属于低层农村住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的规定”、《浙江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第十条“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农村住房建设不需要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非低层农村住房的，建房村民应当委托建筑施工企业施工；建设低层农村住房的，也可以委托具有相应技能的农村建筑工匠施工。…”可见，现行法律未强制性规定建房农户须将农村低层自建房工程委托给建筑施工企业施工或具有相应技能的农村建筑工匠施工，但仍倡导之，司法裁判亦应结合近年来农村建房过程中的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的现状，更多考虑如何遏制或降低安全事故，以期树立司法裁判的指引导向作用，故作为建房农户的盛水文在将案涉工程委托给未参加相关农村建筑专业技能、安全知识等培训且未取得农村建筑工匠培训证书的凌家仁、方仁三施工时，宜认定存在一定的选任过错，对施工人员洪海贵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本案中，建房农户与承揽人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综合本案案情及各方过错程度，酌定由洪海贵自担财产损失的30%；由盛水文承担财产损失的10%，即759767×10%=75977元；凌家仁、方仁三连带承担财产损失的60%即759767×60%=455860元。吴**时、洪勇、洪娣作为洪海贵的近亲属，系赔偿权利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以及洪海贵的死亡使得三人遭受精神损害，三人有权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根据司法实践酌定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由盛水文承担10000元，由凌家仁、方仁三连带承担40000元。综上，盛水文尚需赔偿77706元，即75977元+10000元-8271元=77706元；凌家仁、方仁三需连带赔偿495860元，即455860元+40000元=495860元（未扣除方仁三已支付的40000元），其中一审法院酌定由方仁三承担70%、由凌家仁承担30%。综上，对吴**时、洪勇、洪娣提出的要求盛水文、凌家仁、方仁三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吴**时、洪勇、洪娣要求凌家仁、方仁三支付劳务工资2160元的诉讼请求，分析认为，本案虽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但为减少讼累，该劳务工资可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由于吴**时、洪勇、洪娣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劳务天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按方仁三庭审中自认的劳务天数2.5天予以计算，即600元（240元/天*2.5天），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方仁三提出的被害人洪海贵案发当天中午饮酒的反驳主张，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凌家仁、方仁三连带赔偿原告吴**时、洪勇、洪娣经济损失455860元、支付劳务工资600元，合计45646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方仁三承担495860元*70%，凌家仁承担495860元*30%，实际支付超出自己承担数额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追偿）；二、被告盛水文赔偿原告吴**时、洪勇、洪娣经济损失77706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原告原告吴**时、洪勇、洪娣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20元（已减半），由原告吴**时、洪勇、洪娣承担1120元，由被告凌家仁、方仁三连带承担4100元，由被告盛水文承担900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审中，凌家仁向本院申请证人潘某、余某出庭作证，证明在案涉房屋建设工程中均是方仁三自己招人、发工资、带领手下进行施工，整个建房过程当中凌家仁没有任何参与的事实。 经本院准许，证人潘某到庭作证，证人陈述：潘某与凌家仁不认识，去年上半年开始给方仁三干活，给盛水文建房子时方仁三在现场指挥，案涉事故发生时潘某不在现场。 经本院准许，证人余某到庭作证，证人陈述：余某和凌家仁是老乡，去年上半年帮凌家仁干泥工，农村建房没有几个人拼起来承包一个工程的先例。 对上述两份证人证言，吴**时、洪勇、洪娣质证认为与跟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不能实现凌家仁的证明目的。潘某的证言只讲到说是自己跟方仁三干活，不能证明涉案房屋都是方仁三自己一个人承建、与凌家仁无关。余某的证言表明上半年跟凌家仁干活，无法证明凌家仁和方仁三是分开干活的。 盛水文经质证，认为上述证人证言陈述的内容与本案事实无关，只能证明证人与凌家仁、方仁三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且几个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欠缺真实性，无法达到凌家仁的证明目的。 方仁三经质证，认可上述证人证言内容和证明目的，并确认潘某确系方仁三雇佣在盛水文家从事建房工作的人员。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人证言内容系其各自与方仁三、凌家仁存在雇佣关系的的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吴**时、洪勇、洪娣、盛水文、方仁三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二：一、凌家仁是否为案涉房屋的共同承揽人；二、一审判决对洪海贵死亡原因及各方责任比例的认定是否正确。 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共同承揽合同既可以由全体共同承揽人与定作人共同订立,也可以由一个承揽人代表全体共同承揽人与定作人订立。本案中,凌家仁与盛水文签订了书面的《建房承包协议书》对案涉工程的承包方式、质量要求及工资计算、安全问题等进行了明确约定，方仁三实际参与了现场施工并与房主盛水文进行了款项结算。从外部特征看，上述事实特征均符合共同承揽关系的构成要件，凌家仁与方仁三在案涉房屋建设中应属共同承揽人。关于凌家仁称其已将案涉工程转介绍给方仁三、实际承揽人仅为方仁三一人的主张，虽方仁三予以认可，但凌家仁未能就其主张提供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即便上述转介绍的事实存在，也仅为凌家仁、方仁三对共同承揽人内部关系的约定，在定作人盛水文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不产生对外的法律效力。 对争议焦点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9年9月13日下午17时许，洪海贵在案涉房屋施工时跌落致头部等处损伤，被送至医院救治直至2020年1月3日出院，后2020年2月14日因颅脑外伤而死亡。本院认为吴**时、洪勇、洪娣一审提交的证据已可盖然证明洪海贵死亡与其在案涉房屋施工时跌落导致头部受伤存在因果关系。凌家仁上诉称洪海贵死亡存在其他原因，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一审判决综合在案证据、案件事实和各方当事人过错酌定由洪海贵自担财产损失的30%、盛水文承担财产损失的10%，凌家仁、方仁三连带承担财产损失的60%系在自由裁量范围内的合理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凌家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37.90元，由上诉人凌家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烨 审 判 员  赵哨兵 审 判 员  朱惠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阮梦凡 书 记 员  周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