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85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亚茹，女，汉族，1991年12月19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宁波，河北勤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新华路**。 负责人：张进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河北锦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亚茹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人寿石家庄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2020）冀8601民初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亚茹上诉请求：1.撤销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2020）冀8601民初588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一）上诉人并非案涉 —1— 保险合同的业务员，原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上诉人于2019年6月10日到被上诉人处兼职保险顾问，经当时师傅吴某推介，两日后（6月12日）便为其父投保案涉保险合同（5份金诺人生重疾保险和1份乐享百万医疗保险）。投保时，上诉人刚兼职保险顾问，既没有获得保险代理从业资格，也没有保险公司的展业证书，根本不具备《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菅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3年第2号）关于保险业务员的资格要求，不是案涉保险合同的业务员。且，被上诉人《个人人身保险产品投保提示书》第一条即是关于销售人员的合法资格的确认。原审法院错误地将上诉人认定为案涉保险合同的业务员，不仅减轻了保险人应有的举证责任，亦加重了上诉人在保险合同纠纷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不符合我国保险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二）投保前后，被上诉人没有进行健康询问，上诉人在客观上不存在未如实告知的可能性。案涉保险合同的投保时间为2019年6月12日，系上诉人刚兼职保险顾问时（2019年6月10日）投保的，上诉人不熟悉投保流程，案涉保险合同的订立完全是保险公司员工吴某主导完成的。吴某在其个人手机上为上诉人制作《保险计划书》，询问事项均由其代填，只要求上诉人在投保人处签字、交保费，其中内容并未向上诉人解释和说明。几日后，上诉人便收到保单生效的短信。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并不涉及提示说明、健康询问和电话回访等必要事项。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为有限告知，即投保人只需按照保险公司问到的内容进行回答，没有问到的内容可选择不告知。案涉保险合同 —2— 订立时，被上诉人既未向上诉人进行健康询问，也未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投保后亦未进行电话回访。被上诉人在投保时未进行健康询问，理赔时却以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合同，拒绝理赔，不仅违背诚实信用，亦对上诉人有失公平。原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制式合同，错误推定被上诉人已履行健康询问前置义务，与事实不符。（三）投保时，被保险人身体健康，不存在投保单中所列明的症状。首先，投保单上所列明的健康询问事项并未实际履行，答案也不是由投保人选择，理由如前所述。其次，被保险人仅在2017年因煤气中毒入院治疗，随后出院，出院时自身状况良好，神清语利，心腹肺未见异常，至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身体状况一向良好，其健康状况完全符合社会公众的正常认识，投保时，不存在投保单中所列明的症状。再次，被上诉人提供的制式投保单询问用语复杂，大量使用内含逻辑关系长句表述概括，不利于一般公众的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责任分配不当。二、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不应当适用《保险法》第十六条，且该条款对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规定了限制条件，除未如实告知外，还需达到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案涉保险合同显然不具备解除条件。原审法院错误适用该条款，依法应当纠正。综上，上诉人并非案涉保险合同的业务员；投保前后，被 —3— 上诉人没有进行健康询问，上诉人在客观上不存在未如实告知的可能性；投保时，被保险人身体健康，不存在投保单中所列明的症状；上诉人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案涉保险合同不具备解除条件。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 太平洋人寿石家庄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徐亚茹在办理案涉险种时为我公司的业务员，这是毋庸置疑的，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原审中上诉人对其是我公司的业务员予以承认，只是表述其对业务不熟练，不是其操作投保的。上诉人与我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正式签订了保险代理合同，建立了合同关系，进行过岗前培训后，上诉人于2019年6月12日，亲自为其父亲办理了投保事宜。在保单及投保单中均明确记载了本保险的业务员是上诉人。而且在原审我方提交的对上诉人的询问记录中，上诉人也亲自表述是案涉保险的业务员。上述证据和事实足以证实上诉人为我公司的业务员身份。双方是否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取决于双方是否自愿建立了合同关系，至于上诉人所提是否有销售资格等问题，与其是否与我公司形成合同关系，是否成为了我公司的业务人员，没有关联性。上诉人作出与原审相反的陈述，否认我公司业务员身份，无事实依据。二、上诉人为案涉险种的投保人，同时也是代表我公司办理投保事宜的业务员，其身份决定了其对案涉保险的健康询问事项均是明知的，要求我公司再对我公司的业务员进行健康事项询问，显然是强行肆意扩大我公司的义务。特别需要注意的 —4— 是，上诉人的身份重合，其自身作为我公司业务员又怎么行使向其本人进行健康事项询问，显然上诉人的观点不符合逻辑，也没有任何道理。三、原审对上诉人投保时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被上诉人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的认定，事实清楚，依法有据。1、被保险人于投保前2017年9月22日至2017年9月27日在石家庄市藁城人民医院的住院治疗，事实清楚，原审中我公司提交了被保险人的既往就诊病案，上诉人原审中对上述事实也予以认可。在《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第四部分告知事项其中第二部分健康告知事项，我公司询问被保险人最近五年是否曾或正在接受MRI等检查，且检查结果有异常，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回答“否”；询问最近五年是否曾或正在接受诊疗、手术、住院治疗，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回答“否”。原审中我公司提交的对投保人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投保人仍然就既往病史进行故意隐瞒。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在投保时投保人就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未向我公司进行如实告知。我公司的询问事项，具体明确，并非是概括性条款，原审法院认定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事实清楚，合理合法。2、被保险人投保前曾患疾病为脑血管供血不足，原审法院庭后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了我公司的承保规则，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我公司系统中对脑血管疾病的承保意见，意见明确为“所有的脑血管疾病应拒保”。因此，如果投保人如实告知被保险人投保前曾患脑血管供血不足疾病的，我公司是不予承保的，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事项，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承保，我公司有权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予以拒赔解约。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认定 —5— 被上诉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合法有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亚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2020年3月31日解除合同（保单号080011949722361和081111949722362）的行为无效；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保险金90000元；3、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2日，徐同斌在石家庄市藁城人民医院住院五天，诊疗经过显示：“根据患者头晕2天，既往体健。头MRI+MRA:未见明显异常；MRA所见颅内动脉符合轻度动脉硬化表现。”诊断为脑血管供血不足。2019年6月12日，徐亚茹作为投保人，以其父徐同斌为被保险人在太平洋人寿石家庄公司投保金诺人生重大疾病保险5份，每份基本保险金额：10000元，身故受益人：徐亚茹，保险期间：终身，交费方式：按年（10年交清），每期保险费4610元。徐亚茹在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中健康告知事项“2、最近五年是否曾或正在A……。B、接受诊疗、手术、住院治疗？……5、是否曾有下列症状、曾被告知患有下列疾病或因下列症状或疾病接受治疗：A、反复头痛或眩晕……”中均勾选了“否”。同时投保乐享百万医疗保险1份，保险终期：2020年06月12日二十四时止，交费方式：一次性，保险费924元。2020年2月24日至3月5日，徐同斌在石家庄市藁城人民医院住院，出院诊断：“1、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广泛前壁、高侧壁心肌梗死……”，出院后徐同斌死亡。2020年3月31日，太平洋人寿石家庄公司以客户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合同并不退还保 —6— 险费。另查明，案涉保险合同的保险公司业务员为本案原告徐亚茹。金诺人生重大疾病保险条款规定：“11.重大疾病的定义……11.1.2急性心肌梗塞……”。乐享百万医疗保险2.4条款保险责任中重大病症医疗保险金规定：“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在疾病观察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确诊初次发生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下同），在我们指定医疗机构普通病房接受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下列医疗费用，我们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3倍为限，按下述“保险金计算方法”计算并给付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1）住院医疗费用……（2）门诊手术医疗费用（3）特殊门诊医疗费用……（4）住院前后门诊急诊医疗费用……（5）质子重离子治疗费用……”。乐享百万医疗保险2.5免赔额条款规定：“……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的免赔额0……”。 一审法院认为，徐亚茹作为投保人，以其父徐同斌为被保险人在太平洋人寿石家庄公司投保的金诺人生重大疾病保险、乐享百万医疗保险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投保人徐亚茹在投保时是否尽到了如实告知义务。根据石家庄市藁城人民医院的病历显示，2017年9月22日，徐同斌因头晕在该院住院五天，诊断为脑血管供血不足。2019年6月12日，投保人徐亚茹在投保过程中对于健康告知事项中被保险人徐同斌是否住院治疗和因反复头痛或眩晕而接受治疗，其为“否”，且徐亚茹为该保险合同的业务员。因此，原告徐亚茹明知其父徐同斌曾因头晕而住院的事实，而在投保时故意未履行 —7— 如实告知义务，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合法有效。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并应支付保险金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亚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5元，由原告徐亚茹负担（已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其上诉请求，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吴某证实：我与徐亚茹是买保险时认识的，徐亚茹当时想买保险找到我，我让她自己出工号，她可以赚取提成。徐亚茹的保单是通过我买的，投保时的情况我清楚。徐亚茹的保险单是我录入的，录单时先用手机系统登陆工号将单子录完，七天以后才会有纸质的保单。投保过程用了20分钟左右。录单时是我询问徐亚茹，由我操作，签字由其本人签字，在手机上写上名字。信息录完以后需要投保人签字和被保人签字，需要徐亚茹本人签字。我询问了徐亚茹父亲是否健康，但是对其住院的情况没有进行询问。 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补充认定如下：2017年9月22日，徐同斌在石家庄市藁城人民医院的MRI检查报告单显示：筛窦、蝶窦、双侧上颌窦粘膜增厚。在《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中第二部分健康告知事项部分记载：2、最近五年是否曾或正在：A、接受X光、CT、MRI、心电图、活体检查、血液、超声波、内窥镜检查，且检查结果有异常。B、接受诊疗、手术、住院治疗？……5、是否曾有下列症状、曾被告知患有下列疾病或因下列症状或疾病接受治疗：A、反复头痛或眩 —8— 晕……”，上述询问被保险人栏勾选处均为“否”。第七部分声明与授权部分记载：1．被保险人或其法定监护人及投保人已认真阅读了“投保提示书”，保险代理人已经提供投保险种的格式条款，并按照要求对投保事项和保险条款的所有内容（特别是免除或限制你公司保险责任的条款）作详细解释和明确说明，对此本人无异议。2．本人对本投保单、与投保单有关的各份问卷及文件在内的声明、陈述、告知均属事实，如有隐藏或日后发现与事实不符，即使保险单已签发，你公司可依法解除本保险合同，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任何保险事故你公司不负保险金给付责任。徐亚茹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处签字确认。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石家庄市藁城人民医院的病历显示，2017年9月22日，被保险人徐同斌因头晕在该院住院五天，当天接受MRI检查，诊断为脑血管供血不足。2019年6月12日，投保人徐亚茹在投保过程中对于健康告知事项中被保险人徐同斌是否接受MRI检查，且检查结果有异常；是否住院治疗和因反复头痛或眩晕而接受治疗，其均选择为“否”，明显与事实不符。《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第七部分声明与授权部分记载：2．本人对本投保单、与投保单有关的各份问卷及文件在内的声明、陈述、告知均属事实，如有隐藏或日后发现与事实不符，即使保险单已签发，你公司可依法解除本保险合同，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任何保险事故你公司不负保险金给付责任。徐亚茹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处签字确认。投保人徐亚茹在投保时已承诺 —9— 告知属实，如有隐藏或日后发现与事实不符的情形，即使保险单已签发，保险公司依然可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任何保险事故不负保险金给付责任。因此，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驳回徐亚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徐亚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徐亚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义秀 审 判 员 刘明军 审 判 员 李 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 张 哲 书 记 员 史 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