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闽01行终46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秀云，女，195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代理人默立贤，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克云，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金山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福州市仓山区金山石边路**。 法定代表人刘静，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凌云。 委托代理人柯晓颖，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州市仓山区城市管理局，住，住所地福州市仓山区展进路**/div> 法定代表人周斌，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枫。 委托代理人陈松强，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秀云因诉被上诉人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金山街道办”）、福州市仓山区城市管理局行政强制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行初14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以及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主张二被告对其位于福州市仓山区××街道××村××号××的房屋实施了强拆行为，所提交的户口簿中户籍地址为仓山区××镇××村××号××户主为陈碧华，所提交的缴纳电费发票中房屋地址又为××村6号-2，但所诉的却是××村26号××路旁的房屋，由上述证据材料无法印证该三处地址之间关联性，而拍摄的照片也未能体现拍摄地点及房屋权属。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初步证明原告曾经拥有过所谓“福州市仓山区××街道××村××号××的房屋”，也无法明确有所谓“福州市仓山区××街道××村××号××的房屋”被拆除，而本案二被告均否认作出被诉拆除行为，故尚无法确认本案原告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原告起诉二被告强制拆除其房屋，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刘秀云的起诉。 上诉人刘秀云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事实与理由如下：1、上诉人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是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587号行政判决书中，确认金山街道办清违办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的《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通知书》（以下简称“《限拆通知》”），主要内容是：“上诉人在仓山区××期不拆除的后果。该《限拆通知》实质上已经对上诉人建设案涉建筑物的行为进行了否定评价……，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已产生实际影响。”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2020年3月15日作出的仓政行复决（202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定，上诉人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2、被诉强拆的房屋客观真实存在，上诉人尽到证明房屋存在的证明责任。上诉人提交的房屋强拆照片、声明、报警回执、行政判决书、行政答辩状，结合《限拆通知》以及《行政复议答复书》，能够证明被诉强拆的房屋客观存在。一审法院未向金山街道办调查现拆通知书的通知对象及房屋现状等，片面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系调查事实不清。3、上诉人为案涉房屋的产权人。案涉房屋没有门牌号，电费编号是供电单位为了与其他房屋区分而自行编号，与房屋真实性并不矛盾，没有门牌号也不能否定上诉人与案涉房屋的权属关系。上诉人的户口卢滨村**与本案被拆房屋无关，是不同的房屋。另外，上诉人提供的房屋照片及视频，可以确认上诉人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4、上诉人的房屋被拆除，对上诉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与被诉强拆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被上诉人金山街道办在接受本院调查时辩称，刘秀云无证据证实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一审裁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一审中刘秀云在诉讼请求、刘原昕的声明、电费发票、通知书四份文书中主张的其在××村住宅的地址均不一致，且金山街道办已经与××村委进行核实，刘宅并无××村26号的房产，也未发现××村26号××路旁登记在刘秀云名下的房屋。刘秀云无证据证明其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次，二审刘秀云提交的新证据亦不能证明其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2019)闽行终587号判决书和仓政行复决[202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仅确认刘秀云系《限拆通知》这一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通知书与本案所诉的行政强制行为并非同一行政行为，并不能证实刘秀云系本案所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通知书因在作出前未对所涉建筑物的坐落位置等进行调查认定而被撤销，故通知书没有指向具体的房屋坐落，无法证明通知书所指房屋与本案所诉房屋系同一处的房屋。刘秀云二审提交的证据仍然不能证明其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无法证实其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综上，刘秀云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其上诉。 被上诉人福州市仓山区城市管理局在接受本院调查时辩称，一、答辩人未实施上诉人所述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属于事实行为，应以实际实施拆除行为的主体为适格的诉讼主体，但是，答辩人并未组织人员实施上诉人所述的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再者，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也不足以体现答辩人实施了所谓的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因此，答辩人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二、上诉人也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上诉人在提起本次诉讼时，所提供的客观证据材料均无法证明“××村26号××路旁的房屋”是否客观存在、以及上诉人是否拥有过所谓的“××村26号××路旁的房屋”。为此，上诉人不能充分证明其与“××村26号××路旁的房屋”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上诉人也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一）原告的身份证明材料以及有效联系方式；（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三）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四）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本案上诉人系对位于仓山区××的建筑物被强制拆除这一事实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机关无书面拆除决定且无行政机关认可实施拆除行为的情况下，上诉人需要提供其与案涉建筑存在利害关系，相关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存在，以及该行为极有可能系起诉状所列被告实施的初步证据，除非所列被告明显不适格，或者为规避法定管辖而多列被告、或者明显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等情形。 已生效的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3行初70号《行政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587号《行政判决书》已经认定上诉人刘秀云是《限拆通知》的行政相对人，被上诉人金山街道办作为作出《限拆通知》的单位亦无法证明上诉人在仓山区××还存在其他被其认定为违建房屋的证据；本案在二审期间，经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实地勘查现场，比对征收部门提供的涉案房屋矢量图、被拆部分位置及面积预估等相关材料，可以认定涉案建筑物曾经真实存在现已被拆除，且上诉人目前被征收部门认定为被征收对象。据此，可以认定上诉人与案涉被拆除房屋行为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问题。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3行初70号《行政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587号《行政判决书》中认定：被上诉人金山街道办于2018年11月5日向上诉人作出《限拆通知》，认定上诉人在仓山区××的建筑物未经规划审批建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责令上诉人于2018年11月7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逾期不拆除，将由金山街道办依法依规予以拆除。在上诉人逾期未自行拆除的情况下，相关单位于2018年11月13日对涉案建筑实施了拆除行为。根据前述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及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在该案二审答辩中“金山街道办作出的《限拆通知》系该街道在实施行政拆除之前的程序性告知行为，并未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真正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是后续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陈述，结合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11月13日报警回执中“告知前往拆迁部门求助”、涉案房屋拆除现场照片、视频等证据，可以初步证明金山街道办是实施被诉行政强制拆除的主体。 综上，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认定，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行初146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谢红波 审 判 员 曾 莹 审 判 员 蔡陈飞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吴晓燕 书 记 员 曾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