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20民初17950号原告：姚小燕，女，1980年9月1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军，江苏君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李裕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曌。委托诉讼代理人：闻丹瑛。原告姚小燕诉被告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星家纺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曌、闻丹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小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倒签于2019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2.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人民币222,020元；3.支付原告2020年5月的工资差额8,267元。事实和理由：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奉贤区仲裁委员会(奉贤区仲裁委)在奉劳人仲(2020)办字第1234号裁决书中，认为原告姚小燕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向被告水星家纺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姚小燕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向水星家纺公司提出过解除劳动关系。对于倒签于2019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实际签订日为2020年2月25日)，奉贤区仲裁委认为，姚小燕未能提交在签署该劳动合同时水星家纺公司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证据，认为即使存在倒签情形，但劳动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不影响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原告认为，上述裁决认定错误。一、劳动仲裁阶段，原告姚小燕已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向水星家纺公司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1.申请劳动仲裁时，姚小燕系将解除劳动合同作为其第一项仲裁请求，但在立案时，奉贤区仲裁委的立案人员认为解除权属于形成权，无需单独列为一项仲裁请求，并要求姚小燕将该项请求删掉，否则不予立案。虽然姚小燕将解除劳动合同的请求删掉，但综合姚小燕仲裁申请书的内容及其在仲裁时的意见，其仲裁请求明显系以解除劳动合同为前提。因此，姚小燕已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向水星家纺公司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2.解除权是合同当事人均享有的权利，即使水星家纺公司以旷工为由先向姚小燕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但水星家纺公司的行为并不能剥夺姚小燕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姚小燕在收到水星家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所提出的异议，且从劳动仲裁申请书的内容看，亦系对水星家纺公司以其未服从调动构成旷工提出的异议，参照最高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因水星家纺公司未按劳动合同的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姚小燕向水星家纺公司发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于法有据。3.本案中，姚小燕已将解除劳动合同作为一项单独的诉讼请求提出。因此，奉贤区仲裁委认为姚小燕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向水星家纺公司提出过解除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相符，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水星家纺公司通过欺诈的方式与姚小燕签订了倒签日期为2019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第二条第(三)款姚小燕的工作地点为上海/海门/海安的约定，为无效条款。1.根据姚小燕提交的其与水星家纺公司闻丹瑛的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2月25日，闻丹瑛让姚小燕将劳动合同的日期倒签为2019年1月1日，并告知补签的内容与原内容一模一样。后姚小燕发现补签的劳动合同对工作地点进行了变更，即向闻丹瑛提出异议。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反映了水星家纺公司向姚小燕隐瞒工作地点变动的事实，显然水星家纺公司对姚小燕构成了欺诈。2.《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至少保存二年备查。水星家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理应保存者姚小燕以前的劳动合同，以前的劳动合同对工作地点的约定是否与倒签的劳动合同相同，是认定水星家纺公司是否对姚小燕构成欺诈的关键证据，该举证责任在于水星家纺公司。综上所述，劳动合同中工作地点的约定对姚小燕无效，原、被告对工作地点的变更未达成一致，姚小燕从2010年8月份起一直在江苏海门分公司工作，现水星家纺公司擅自要求姚小燕前往100公里外的地点工作，未按劳动合同的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姚小燕基于水星家纺公司的上述行为，通过仲裁的方式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亦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请求，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姚小燕主张水星家纺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三、水星家纺公司应支付姚小燕2020年5月的工资差额8,267元。水星家纺公司擅自调动姚小燕的工作地点，不合理、不合法，姚小燕未前往新的工作地点工作构成旷工不能成立。2020年5月份，姚小燕一直工作至2020年5月22日上午收到水星家纺公司的解除通知止，故水星家纺公司按旷工扣减姚小燕2020年5月份的工资，没有依据，应补发2020年5月的工资差额8,267元。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水星家纺公司辩称：一、被告同意支付原告奉贤区仲裁委确定的2020年5月工资6227.59元(应发)。二、关于原告要求解除其与被告倒签于2019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被告认为，本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属于劳动争议受理范围，且没有经过仲裁前置程序，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三、关于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诉称其在劳动仲裁阶段，还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向被告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被告认为，该项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亦无法律依据。1.原告在事实与理由所陈述的内容中，援引了最高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法律依据明显错误，其所证明的事实与援引的法律依据不相符，于法无据。2.被告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主张合同解除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而劳动合同的解除时间是指解除意思表达到达对方的时间，而非解除行为作出的时间，解除的意思表达必须以明示的方式呈现。依据法律规定，解除权属形成权，一经到达对方即生效，劳动合同即告解除。本案中，被告已于2020年5月22日以原告严重违纪为由通过书面方式向其寄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的劳动合同已于2020年5月22日当日发生解除的效力。而原告在2020年5月27日向奉贤区仲裁委申请仲裁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其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并未以任何方式向被告提出过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且裁决书已对原告的工资请求做出了审查和确认。因此，奉贤区仲裁委的认定并无错误。四、原告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以被告“欺诈”为由向被告主张解除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一)被告认为，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完全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整个签订过程，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完全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整个签订过程，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1.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有效的劳动合同，双方应按照劳动合同的相关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根据被告与原告在2020年2月25日的钉钉聊天记录中显示，双方确属协商一致，重新签订了一份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劳动合同，但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补签劳动合同的原因是前一份劳动合同到期未续签。事实是因为被告梳理劳动合同时未找到已签订过的劳动合同文本，主动向原告询问文本情况，在双方都未能找到的情况下，被告又积极向原告沟通重新补签，原告亦表示接受。被告于2020年2月25日通过钉钉聊天软件将劳动合同的电子文本发送至原告，由其先阅读劳动合同的全文内容，并告知其阅读无误后打印出2份并签字确认，后原告于2020年2月27日将已确认的劳动合同文本寄送至被告处。2.作为企业，被告管理着2000多位员工的档案，在管理和人员交接过程中，疏漏在所难免，但被告在发生档案遗失或交接不清时，及时为员工补签了劳动合同，是对员工利益的充分保障，也是坚守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且被告在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原告，并未先将加盖好被告公章的劳动合同提供给原告，而是先向其提供了劳动合同文本并给其本人签字确认，且真实性已在2020年2月25日钉钉聊天记录中予以印证。3.被告已有理由认为，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亦非初入职场的员工，在收到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后，应当已经仔细阅读过，并已理解了其所签署的劳动合同之相关约定，理应知晓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且在劳动合同签订并生效后，原告于2020年4月25日仅在钉钉聊天中对劳动合同的绩效工资提出了疑问，后经被告的人事经理作出解释后，原告未对其他内容提出过任何疑问。而关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的地点、方式及流程，被告的人事经理已在2020年5月13日的钉钉聊天记录中给出过解释。(二)被告对原告进行工作岗位调整，既符合劳动合同的约定，亦符合法律的规定。1.被告认为，双方对于劳动合同的变更，已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作了约定。依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二条第(三)内容，除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外，该条还约定：“甲方(即被告)如因生产经营需要，将乙方(即原告)的工作地点迁往他处，乙方应服从甲方工作调动的安排……”。被告认为，关于本条约定，应视为被告将工作场所和工作内容变更或决定的权限由被告行使，即使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没有“海门”，也不影响被告对原告的合理工作调动。因此，被告关于原告的工作安排与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于原告的工作地点的约定并无冲突。2.被告认为，调整原告的岗位是具有经营上的自主权和必要性，并非针对原告个人而为之。主要基于以下事实依据：1)原告已不能胜任海门公司质检部经理的岗位。原告在担任海门公司的质管部经理期间，责任心不强，存在严重失职行为，因其疏于管理和监督，致使其部门下属员工赵猛违规操作，导致对公司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前述事实，原告也接受了公司对其作出的相应处理。2)被告从控制企业风险及合规管理之需要，于2019年9月份开始实行经理级岗位的轮岗制度，并于2019年11月份开始，对集团公司生产中心进行了战略调整和重新规划，并综合相关部分负责人的胜任能力对其进行了岗位调动，而原告也是被调配的员工之一。3.被告认为，公司作为合法的市场主体，享有相应的经营管理权和自主权。被告有正当理由，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合理地调整原告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的行为应属于自主用工行为，没有违反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亦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针对调岗事宜，原、被告也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和沟通，通过电话、钉钉交流、总部面谈等形式亦听取了原告意见。综上所述，被告认为，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原告因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被告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现原告以被告不提供劳动条件为由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针对原、被告的诉辩、举证、质证及庭审情况，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于2003年6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任质检员一职，工作地点为上海市奉贤区。2010年8月，由被告调动原告至被告关联公司上海水星家纺海门有限公司工作，任质检部经理一职。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基本工资为每月12，400元，季度绩效奖金为2240元/月，年终绩效奖金为6720元/年。事后，双方均按约履行。2020年2月25日，因被告未找到与原告签订的自2019年1月1日始的劳动合同文本，被告处人事经理闻丹瑛与原告沟通后，即与同日发送给原告电子版劳动合同文本，该劳动合同中载明了工作地点、劳动报酬及合同期限等相关权利义务。同时要求原告把该劳动合同文本打印二份。2月27日，原告把签字后的劳动合同文本邮寄给被告，被告于28日收到。之后，被告把盖好章的劳动合同再邮寄给原告。4月25日，原告发信息给被告人事经理闻丹瑛询问绩效考核事宜，被告人事经理闻丹瑛及时作了相应的回复。4月27日，被告人力资源部发送给原告工作调整通知书，要求原告于2020年5月7日起到上海水星家纺海安有限公司质管部上班。工作调整通知书上同时载明：如超期未报道(到)上班者，视为旷工，当月连续旷工3天(不含)或累计超过5天的，公司将按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予以辞退处理。原告收到该通知后，明确回复予以拒绝。由于原告在规定时间内未按被告的要求报到上班，5月12日被告又发送给原告到岗通知书，要求原告于5月15日前到上海水星家纺海安人力资源部报到并上班，同时载明，如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报到上班者，将视为旷工。当月连续旷工3天(不含)或累计旷工超过5天的，公司将按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予以辞退处理等内容，并邮寄给原告该到岗通知书。原告在上述规定时间内仍未按被告要求报到并上班。5月21日，被告在征得工会同意后，于5月22日发送给原告电子版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根据公司《计时员工考勤与休假制度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当月连续旷工超过3天(不含)或累计超过5天的，公司将按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予以辞退处理。鉴于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拟决定与您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意见已报工会，现经公司工会讨论研究，同意公司按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与您解除劳动合同等内容。同时邮寄给原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5月23日原告收到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20年5月27日，原告向奉贤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1.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22020元；2.2020年5月工资差额8267元。奉贤区仲裁委于2020年7月4日作出裁决：1.水星家纺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姚小燕2020年5月工资共计6227.59元(应发)；2.对姚小燕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因原告不服仲裁裁决，遂诉讼来院。另查明，原告考勤至2020年5月22日上午。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保至2020年5月。又查明，被告水星家纺公司与上海水星家纺海门有限公司、上海水星家纺海安有限公司系关联公司。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微信聊天记录、工作调整通知书、到岗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银行交易明细、考勤记录、通知工会函、工会答复函、录音光盘(附文字书面整理材料)、工商信息、社保缴纳情况及当事人的陈述等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不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该解除权均属形成权，一旦意思表示到达相对方，即宣告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主张法律关系变动后的权利，才是诉讼请求。故原告的该请求是事实认定范畴，非诉讼请求范畴，本院予以驳回。对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于2020年5月22日邮寄原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于次日收到。现原告于2020年5月27日提起劳动仲裁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由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在前，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在后，故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已不发生效力。经本院释明，原告坚持其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事由。由此可见，原告的该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对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诉讼中，被告同意予以支付，因被告已代扣代缴社保等个人承担部分1，995元，故本院予以支持6，27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姚小燕2020年5月工资人民币6，272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肖明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 溢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