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85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海明，男，196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招海华，广东国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劳琬晴，广东国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志海，男，199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继博，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芷晴，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郭海明因与被上诉人黄志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8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海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志海全部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志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一）黄志海在一审起诉时提交法院的“在2017年5月8日转账给邓某5万元”的转账凭证已明确备注该5万元转账款的用途是“货款”，即用作购买燕窝的“投资款”。该证据已构成黄志海对转账给邓某的所有涉案款项都是投资款的自认，即，同时印证了其他没有备注为“借款”的转账款也均为投资款。黄志海在一审庭审时撤回了该重要证据的举证，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郭海明已在一审中重点强调该重要事实和证据，但一审判决刻意遗漏了该重要证据和事实。（二）黄志海已提交冼某的手机给一审法院查看冼某和郭海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短信记录，冼某的手机里没有任何其向郭海明催要归还借款的信息记录。依据日常经验法则，若金额巨大的涉案款项为借款，冼某在临终前必定会向郭海明催要，且冼某不是突然死亡的，而是因癌死亡，从自知患病至死亡之间有漫长的一段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催收外债。聊天记录这一重要事实足以证明涉案的转账款均不是借款。二、涉案款项名为借贷，实为投资，郭海明和冼某之间只存在投资合作关系。（一）涉案借据上有“投资款”三字的明确表述，充分证明了郭海明与冼某两人之间存在投资合作关系（投资合作印尼燕窝买卖）。借据上“2017年1月至12月”实为对冼某投资款出资期限的约定。（二）黄志海提交给一审法院“在2017年5月8日转账给邓某5万元”的转账凭证明确备注用途是“货款”，与借据的“投资款”相印证，足以证明黄志海所提交的转账记录中转给邓某的款项全都是投资款。（三）黄志海举证的所有转账回单均没有备注用途为借款，这与借据所述的“投资款”相印证。（四）郭海明已举证其在印尼购买燕窝的《货单》和看货的“视频”证明郭海明已实际履行与冼某买卖印尼燕窝的投资合作约定。（五）黄志海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叫卖印尼燕窝（协助其母亲冼某售卖郭海明在印尼所购的燕窝）的确凿事实充分印证了郭海明与冼某的投资印尼燕窝买卖的投资合作关系，充分证明郭海明和冼某已实际履行买卖印尼燕窝的投资合作约定。（六）在即使有借款约定，但最终没有借款事实和行为实际发生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存在借贷关系。三、郭海明和冼某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一）黄志海提交的转账流水记录中没有与借据对应的75万元金额的转账记录（没有单独一笔的75万，也没有几笔加起来是75万的），即冼某没有实际向郭海明转账75万元的借款，没有借款行为的实际发生。（二）该借据所述的借款75万元没有对应金额的银行转账流水记录相印证，该借据是孤证且存疑。（三）黄志海有投资买卖燕窝的事实，若认为其进行燕窝交易的款项不是郭海明提供的，应提供证据证明其用自有资金进行燕窝交易。（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结合上述分析，冼某与郭海明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黄志海的举证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应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黄志海辩称，请求驳回郭海明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涉案借据中明确载明“借款75万元”，借款人为郭海明，黄志海也提交了冼某向郭海明转账的全部流水，郭海明对收到该款项予以确认，并亲笔书写借据给冼某，足以证明双方对借贷存在合意。郭海明与冼某也另行约定另有30万元投资款，冼某分别向郭海明出借了款项和支付了投资款，郭海明故意混淆了投资款与借款。郭海明所称的5万元转账并不属于本案75万元转账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没有采信该份证据合理合法。冼某也有证据证明已向郭海明支付了30万元投资款，对该款项黄志海已另行起诉。三、郭海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所称的买卖燕窝投资的事实，也没有向冼某交付燕窝或签订任何买卖协议，且燕窝买卖与本案法律关系之间是独立的法律关系，郭海明将买卖关系、投资关系以及借贷关系混同，郭海明是借上诉拖延时间并想侵吞黄志海与冼某的财产。黄志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海明向黄志海偿还借款75万元及从2019年5月24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20年3月28日为108750元）；2.郭海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海明在本案中提交了所署日期为2017年1月至12月的借据，该借据由郭海明以借款人的身份书写，内容为：“今借到冼某人民币（750000元）柒拾伍万元正”。该借据下方由郭海明加注，“另有叁拾万元正投资款”。黄志海主张，该借据由郭海明在2017年底2018年初书写；郭海明主张，该借据书写于2017年初。冼某向郭海明指定的账户转款的情况如下：2017年1月23日向邓某转账6万元、2017年2月25日向陈某转账10万元、2017年3月27日向陈某转账10万元、2017年3月31日向陈某转账10万元、2017年5月29日向陈某转账20万元、2017年7月13日向陈某转账7万元、2017年7月23日通过徐某的账户向邓某转账6万元、2017年8月1日向胡某转账3万元、2017年10月17日向陈某转账5万元，以上合共77万元。黄志海表示，该77万元包含75万元借款。2018年6月11日，冼某因病去世。2019年5月23日，黄志海向郭海明发送微信信息，“舅公，你那边工地现在开工了吗？芳姨那边叫我问你能不能还钱给她先，同时我现在装修屋企还差点钱，自己也准备想搞点生意，这两个月能不能还住部分钱给我先”。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联沙社区*民委员会于2020年3月31日出具《冼某亲属关系证明》，证实冼某与其原配偶黄某已于2016年4月6日离婚，冼某生前有一名独生子女系黄志海，冼某的母亲郭某仍健在，冼某的父亲冼某2已于1991年12月26日去世。郭某于2020年3月31日出具《放弃继承声明书》，声明并确认对冼某的全部遗产自愿放弃继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冼某与郭海明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案涉借据记载的75万元属于借款还是投资款，本院对此分析如下：一、郭海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理应清楚向冼某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而且，郭海明在借据上将案涉75万元定性为借款，将另外30万元定性为投资款，该两部分内容是同时书写的。可见，郭海明能够明确区分借款与投资款的区别。二、从郭海明的陈述可知，其是从事燕窝买卖的商人，郭海明以“文化水平有限”、“寻找纸张困难”等理由来解释将案涉75万元错写成借款、但又无法重新书写更正，明显难以令人信服。三、郭海明在本案中提交的转款凭证显示，冼某向郭海明指定的账户转账共77万元，郭海明确认收取了上述款项。黄志海主张上述77万元包含了75万元借款，其余款项属于投资款。由于冼某与郭海明之间亦存在投资关系，故黄志海的解释合理可信，冼某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综合以上几点分析，一审法院认定冼某与郭海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案涉75万元的性质属于借款，黄志海作为冼某的继承人，请求郭海明归还借款75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冼某与郭海明之间对借款期限和利息没有约定，虽黄志海在2019年5月23日曾向郭海明提出在两个月内归还部分款项，但并未明确75万元的还款期限。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相应利息应从黄志海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黄志海有关利息的诉讼请求超出一审法院核定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郭海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75万元及以该款为基数从2020年4月8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予黄志海；二、驳回黄志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387.5元，减半收取计6193.75元（黄志海已预交），由黄志海负担543.75元，郭海明负担5650元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逾期交纳的，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对黄志海多预交的5650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黄志海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本案黄志海已申请财产保全，但因本案没有实施财产保全措施，故对黄志海已预交的财产保全费4270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黄志海申请，一审法院退还予黄志海。本院二审期间，郭海明要求黄志海提交冼某去世前一年与郭海明的微信聊天记录，黄志海提交冼某与郭海明在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的微信聊天记录供本院当庭查看。郭海明质证认为该聊天记录可以体现冼某在去世前一年并没有向郭海明追讨过本案款项。黄志海认为冼某在去世前一年没有向郭海明追讨过该款项是因为冼某被查出癌症晚期后，一直要求郭海明出具借据确认尚欠冼某的款项，所以冼某在去世之前将出借款项的证据、手机以及借据交予黄志海，可见冼某有主张过其与郭海明的借款。对该微信聊天记录，本院认证认为郭海明目的是为否认其与冼某的借贷关系，但该聊天记录虽然没有反映冼某在去世前曾向郭海明追讨过欠款，但不能就此推翻涉案借据中所载的借款关系，郭海明虽主张借款实为投资款，但在双方聊天内容中冼某未确认该事实，故对郭海明的拟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黄志海一审提交2017年5月8日收款人为邓某，汇款金额为5万元，备注为“货款”的转账凭证，后黄志海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该证据。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围绕郭海明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郭海明与冼某之间是否存在75万元的借贷关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借贷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二是借款已实际交付。本案中，一方面，郭海明向冼某出具了涉案借据，借据清楚载明郭海明借到冼某75万元的内容。由此可见，郭海明与冼某已达成借款75万元的合意。虽然郭海明认为该75万元是其与冼某合作购买燕窝的投资款，但涉案借据上存在“借款”与“投资款”两个表述，说明涉案借据上部载明的75万元款项与下部载明的30万元款项属不同的性质，郭海明称其因法律意识不强而分不清借款与投资款的差别，但却在同一张借据上对两笔款项进行了表述上的区分，明显不合常理，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另一方面，黄志海亦已提供证据证明冼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郭海明指定的账户交付了77万元。郭海明主张2017年5月8日向邓某转账的转账凭证能够证明涉案款项全部为货款，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理由如下：其一，该笔款项通过备注指明了其性质为货款，且转款银行与涉案其他款项的转款银行不一致；其二，该笔转账的“货款”备注并不能推出其他无备注的款项均为货款，相反，该笔转账可以印证该笔款项与其他冼某交付的款项属不同的性质。综上，结合郭海明与冼某另有其他款项往来及投资合作的事实，该77万元中包含涉案75万元的借款符合常理，本院认定涉案75万元借款冼某已实际给付。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郭海明向冼某借款75万元元并判令郭海明偿还该借款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郭海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郭海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伟斌审判员  陈 文审判员  周 嫄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曾 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