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47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优服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1649。法定代表人：邓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惠娴，广东朗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佩儿，广东朗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抽象男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第六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22QE41J。法定代表人：雷红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业双，女，该公司监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延沛，湖南濂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莎莎，女，199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中山市优服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抽象男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抽象男公司）、原审第三人王莎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9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优服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抽象男公司向优服公司支付货款190795.8元及因逾期支付货款产生的利息。事实与理由：（一）在本案中，优服公司与抽象男公司的买卖交易真实存在，抽象男公司也在一审中确认由其监事向业双向优服公司公账支付涉案部分货款10000元，并且收取和冲抵由优服公司所开具涉案货款的增值税发票，以及根据抽象男公司在一审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抽象男公司法定代表人雷红波以及其财务郑桂芬对于优服公司的交易关系也是知情确认的，但直至优服公司起诉要求支付货款时，抽象男公司却以合同上所盖的抽象男公司公章是假的为由否认双方交易的事实，显然是为了逃避支付货款责任。优服公司明确本案交易相对方为抽象男公司而非中山市龙都服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都公司），本案与抽象男公司的交易是由第三人王莎莎介绍的。虽然抽象男公司否认与优服公司的交易，但从抽象男公司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知道，王莎莎与抽象男公司法定代表人雷红波、监事向业双以及会计郑桂芬存在一个微信群组，而且提及到王莎莎要求会计郑桂芬在优服公司所提供的购销合同、发票签收回单上加盖抽象男公司的公章以及向优服公司支付货款，证明抽象男公司不可能不知道涉案交易，如果不知道为何不在当时就提出，还向优服公司支付货款并收取相应发票。雷红波作为一个常年经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不清楚在合同上加盖公章的法律后果，但其如今在优服公司起诉至法院时才提出所盖公章是假的，不排除其是恶意逃避支付货款。（二）优服公司作为善意的相对方，一直清楚本案的交易方是抽象男公司。王莎莎向优服公司提出抽象男公司也需要布料供应，优服公司知道王莎莎（龙都公司）与抽象男也存在亲密的合作关系，并且王莎莎能够提供盖有抽象男公司公章的购销合同及其他文件，更何况抽象男公司还向优服公司支付过部分货款以及冲抵了相应发票，并且从一审法院确认由抽象男公司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王莎莎催促抽象男公司向优服公司支付相应货款的事实，由此也可以证明本案的交易主体关系。优服公司基于上述事实确认于抽象男公司的交易，故本案所涉的交易行为后果理应由抽象男公司承担。因此，一审所认定的事实有误，应予以撤销。（三）抽象男公司恶意混淆公司交易主体、逃避支付货款的行为，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优服公司作为一个善意的相对方，只是按指示交货至龙都公司，但明确知道交易主体为抽象男公司，所以才让王莎莎催促抽象男公司的会计转账支付货款。优服公司知道抽象男公司与龙都公司都有向浙江浪莎内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莎公司）供应内衣裤成品，所以所需要的布料型号都大致相同，至于抽象男公司与龙都公司之间的实际合作关系，优服公司是不知情的，并且作为一个善意的相对方，已经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也无法在交易时核实抽象男公司公章的真伪，所以不能将不利的后果归于优服公司承担。而且，根据优服公司的了解，不只是本案存在如此情况，已经有十几家公司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所以不排除抽象男公司存在伪造公章的情况。抽象男公司辩称：（一）抽象男公司与优服公司没有任何交易往来，本案诉讼属于虚假诉讼。优服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购销合同等证据中加盖的抽象男公司公章，抽象男公司否认其真实性，怀疑有人私自伪造抽象男公司公章，要求对购销合同签章真伪进行鉴定。本案购销合同签名为王莎莎（王莎莎为龙都公司法定代表人花贤明的儿媳妇，龙都公司一直由王莎莎实际运作），送货对象为案外人龙都公司，抽象男公司与优服公司没有任何过往交易证据，在购销合同签章真伪鉴定过程中，一审法官根据目前证据足以认定本案事实，其建议抽象男公司撤回鉴定申请，抽象男公司撤回了鉴定申请，为此抽象男公司损失960元（鉴定机构不予退还960元文证审查费）。在上诉状第二点中，优服公司明确涉案购销合同及其他文件由王莎莎提供，如果购销合同上抽象男公司签章属于伪造，说明王莎莎是知情的。在上诉状第三点中，优服公司怀疑抽象男公司伪造公章，说明优服公司认同其持有的购销合同上抽象男公司签章是伪造的，其也直接确认了优服公司与抽象男公司不存在交易，本次诉讼为虚假诉讼。对于伪造抽象男公司公章一事，抽象男公司也进行了报警立案，只是没有经过印章鉴定无法确定签章真伪。如果二审法院认为购销合同等证据加盖抽象男公司公章的真伪对本案有决定性作用，抽象男公司坚持提出公章真伪鉴定。如果签章经过鉴定属于伪造，抽象男公司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提供证据，继续刑事案件流程。因此，没有证据证明抽象男公司与优服公司存在任何交易过程。对于本案抽象男公司在一审中一直否认双方交易往来。微信聊天记录也没有任何显示抽象男公司确认涉案交易关系，优服公司该陈述为虚假陈述。抽象男公司与龙都公司有交易往来，其中有关10000元的聊天记录也清楚记载是由王莎莎指使转给优服公司。微信聊天记录中，王莎莎要求在一张发货单盖章，并非优服公司在上诉状所述的在发票签收回单上加盖抽象男公司公章。抽象男公司自始至终不知道优服公司与龙都公司及王莎莎的交易往来。（二）优服公司在上诉状第三点陈述涉案交易是抽象男公司指示交货至龙都公司，属于虚假陈述。没有证据证明抽象男公司指使优服公司交货于龙都公司，该陈述为虚假陈述。不能因为抽象男公司经营业务与龙都公司相似，即推断抽象男公司和龙都公司属于合作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抽象男公司和龙都公司有合作关系，龙都公司债务也不能归责于抽象男公司。事实上，抽象男公司和龙都公司只有交易往来，不存在任何合作关系。一审庭审结束后，优服公司提供的补充证据全部为优服公司的送货单。其中62页显示收货单位是中山市龙都服饰发展有限公司；其中2页没有收货单位；其中2页显示收货单位有“浪莎”及中山市龙都服饰发展有限公司。这些送货单据无一与抽象男公司有关，更进一步印证了本案是恶意虚假诉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莎莎未参加二审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二审诉讼意见。优服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抽象男公司向优服公司清偿货款190795.8元及因逾期偿还货款产生的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抽象男公司系2018年7月30日成立的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向业双、雷红波系公司股东，雷红波任执行董事、经理并兼任法定代表人，向业双任监事，公司登记经营场所位于中山市*************第六层，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服装、内衣。龙都公司系花贤明于2017年2月27日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场所位于中山市小*镇西区*****，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服装、内衣、鞋、帽、袜子、手套、饰品等，花贤明系公司一人股东并任执行董事及经理，王莎莎任公司监事。后于2019年7月31日变更公司监事为倪永兰。优服公司现提供购销合同、付运表、增值税发票签收单各2份、付款回单及付款记录各1份、送货单11份于2019年7月23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抽象男公司向其支付货款190795.8元及迟延付款利息损失等。编号为2018012012的《购销合同》记载签订日期为2018年12月12日，并加盖优服公司及抽象男公司印章。前述合同载明优服公司（甲方）于2019年1月26日前向抽象男公司（乙方）供应2247.19公斤针织布，含税价款100000元。合同另记载：1.甲方按乙方样板及工艺进行生产；2.甲方运送货物到乙方指定地点，乙方除货物数量、规格及外观等问题有异议外不得拒收，每拒收一天，甲方可要求乙方按照拒收货款金额的5%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同时乙方并应支付逾期接收货物期间甲方保管或委托第三方保管的费用；逾期6天不提货（视为乙方拒绝接收货物），甲方可解除合同，因此给甲方造成一切损失的，乙方应赔偿损失；3、交（提）货方式：珠江三角洲内；4、交货之日起30天内结清货款。编号为2019050710的《购销合同》记载签订日期为2019年5月7日，合同尾部抽象男公司（乙方）确认一栏仅有王莎莎签名，合同上并无加盖优服公司及抽象男公司印章。该合同载明优服公司（甲方）于2019年5月30日前向抽象男公司（乙方）供应2265.07公斤针织布，含税价款100795.80元，本合同其他约定条款与前一份合同基本一致。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5月29日期间11份送货单载明优服公司于上述期间交付针织布合计4512.26公斤，贺保林在收货单位一栏签名。送货单记载收货客户为抽象男公司，收货地址为中山市*************。其中，标明出货日期为2019年5月29日送货单主要记载以下内容：款号：06#、颜色：N9131浅蓝、缸号：T190521008、品名：40S/1精棉平纹布、成品规格：178cm×120g、合计9匹210.70kg。2019年1月10日付运表载明优服公司交付94匹2247.19公斤针织布至中山市*************抽象男公司，签收单位一栏则加盖抽象男公司印章。2019年1月23日增值税发票签收单载明优服公司向抽象男公司交付编号为4400173130/33650055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金额100000元），签名或盖章一栏加盖抽象男公司印章。2019年5月付运表载明优服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交付96匹2265.07公斤针织布至中山市*************抽象男公司，签收单位一栏由王莎莎签名，但并无抽象男公司加盖印章。2019年6月12日增值税发票签收单载明优服公司向抽象男公司交付编号为4400184130/32916305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金额100795.80元），签名或盖章一栏由郑姓人员签名并加盖抽象男公司业务专用章。抽象男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以支付货款为由试图通过网上银行向优服公司转账10000元，但因记录有误无法实现。向业双于2019年6月18日以支付“抽象男款”为由通过网上银行向优服公司转账付款10000元。再查，优服公司于2019年7月8日将龙都公司、花贤明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龙都公司清偿货款85753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花贤明对龙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优服公司后当庭撤回追讨部分货款数额（2019年2月至5月）的诉讼请求，仅要求判令龙都公司清偿货款659023.8元（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优服公司在该案中自认龙都公司拖欠其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期间货款，王莎莎以龙都公司名义向其支付部分货款。优服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提供其与龙都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盖章签订的2019年5月份出货对账单1份，包括2019年1月欠布料款525694.70元、2019年5月送货2次397.60公斤共18693.20元。对账单第一行记载优服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向龙都公司交货9876.15元，关于该批次货物具体详情描述如下：序号：136、客户：龙都、款号/PO：06#、交货日期：5月28日、颜色：N9131浅兰、布类：40S/1精棉平纹布（浆切边）、缸号：201905210008、疋数：9疋（匹）、数量：210.70kg。对账单第二行记载优服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向龙都公司交货8817.05元，关于该批次货物具体详情描述如下：序号：137、客户：龙都、款号/PO：06#、交货日期：5月28日、颜色：N9131白兰、布类：40S/1精棉平纹布（浆切边）、缸号：201905210009、疋数：8疋（匹）、数量：186.9kg。一审法院后于2019年8月3日作出一审判决：1、龙都公司向优服公司支付货款659023.8元及迟延付款利息的损失；2、花贤明对龙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事实详见一审法院（2019）粤2072民初9369号民事判决书】。抽象男公司另提供微信群及微信聊天记录等拟证明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给优服公司一事均应龙都公司或王莎莎要求进行，抽象男公司与优服公司并无交易往来。经查，昵称为“sasa”的微信号与雷红波、向业双、抽象男公司会计郑桂芬之间就开票、付款进行多番沟通。“sasa”于2019年6月期间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要求抽象男公司盖章开具发票回单确认收取2019年1月、6月销售方为优服公司、购买方为抽象男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材料票），并指示账户向优服公司支付10000元，主要聊天内容及上传图片如下：“雷总，这个你跟花总沟通吧，我们财务都是80%材料票，没有100%的”、“发票回单优服-抽象男1月（即增值税发票签收单）”、“昨天是跟你通话的吗？这个单（即增值税发票签收单）要麻烦你打印两份盖章”、“嗯，这是之前优服开给你们的发票接收单，需要你们盖章”、“发票你们早都抵税了，可以查到，当时你们的会计李思明接收的”；“你好，转天美纺织厂-20719元转优服-10000元69476元转王丽农业银行”、“你好，天美的收到了，优服的还没有收到”、“上次收款行是错误的”、“客户没有收到，一直在催”、“你之前转账的单有吗”、“人家很着急，一直再催我们”、“好，你再看一下，实在不行就转私账”、“你们沟通一下，怎么处理。今天一定要汇出，那边很生气”。优服公司与龙都公司有交易且由王莎莎经手，优服公司提交其与龙都公司之间交易送货单等供审核优服公司与龙都公司之间实际交易情况。经查，优服公司提交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期间付运表6份、2019年5月出货对账单1份并附有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期间送货单佐证,但其复函一审法院称无法全部提供前述付运表、对账单所列明的送货单。其中，2019年1月付运表记载该月送货针织布510匹共11909.80公斤、2019年5月付运表记载该月送货针织布17匹共397.6公斤；标明出货日期为2019年5月28日送货单主要记载以下内容：款号：06#、颜色：N9132白兰、缸号：201905210009、品名：40S/1精棉平纹布、成品规格：178cm×120g、合计8匹186.9kg，但未出示2019年5月份出货对账单所列第一行出货明细项目。抽象男公司在庭审中否认《购销合同》、付运表所盖印章的真实性，并称要求考虑是否进行印章鉴定，抽象男公司后于2020年3月13日向一审法院回复确认不进行公章鉴定。优服公司针对交易过程陈述如下：1、优服公司通过第三人王莎莎签订案涉《购销合同》，王莎莎与其协商时未出示抽象男公司授权委托书或指派函，但持有抽象男公司盖章确认的《购销合同》；2、优服公司按王莎莎要求于2019年1月10日、5月29日交付两批货物至龙都公司处，并由龙都公司仓管人员贺保林签收。案涉针织布为半成品，前述货物由龙都公司加工完成后再交付成品给抽象男公司用于与浪莎公司进行交易；3、优服公司在交货后多次向王莎莎追偿抽象男公司拖欠的货款，王莎莎多次联系抽象男公司财务人员汇款结算，抽象男公司后于2019年6月14日通过公账支付10000元，但因收款人开户行信息错误导致付款被退回，抽象男公司股东向业双通过私人账户于2019年6月18日转账10000元至优服公司账户；4、优服公司与抽象男公司就本案交易没有书面对账，但双方签订付运表。抽象男公司针对有关情况陈述如下：1、抽象男公司与优服公司无交易往来，抽象男公司未授权、指示或委派王莎莎与优服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抽象男公司对《购销合同》不知情，对内容全部否定。抽象男公司亦未从优服公司处收取货物或指示龙都公司代为收货。《购销合同》及付运表上的印章并非抽象男公司所盖，并非抽象男公司的意思表示；2、抽象男公司与龙都公司之间存在交易，王莎莎任职龙都公司监事，故王莎莎持有抽象男公司与龙都公司过往交易合同不奇怪，但不能证明抽象男公司授权王莎莎与优服公司签订合同。抽象男公司对优服公司与龙都公司之间交易不知情，没有责任代替龙都公司承担法律责任；3、抽象男公司受王莎莎指示委托向业双向优服公司支付款项10000元，但抽象男公司对优服公司与王莎莎之间具体交易情况不知情。增值税发票签收单确认，但增值税发票由龙都公司王莎莎指示优服公司向抽象男公司开具，因龙都公司规模和性质问题不能出具发票而指示其向抽象男公司开具。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优服公司提供《购销合同》、付运表、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签收单以及付款明细等拟证明其向抽象男公司交付货物200795.8元。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2月12日《购销合同》及2份付运表、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虽已经加盖抽象男公司印章，但鉴于抽象男公司否认双方交易发生，案涉货物的送货单及优服公司自认证实案涉货物并非由抽象男公司本身收取，故一审法院仍须进一步核实案涉货物实际收货人是否为抽象男公司或案涉交易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优服公司自2018年12月起一直与王莎莎任职的龙都公司有针织布交易，相关交易亦由王莎莎下单、对账及付款等，本案所涉采购针织布交易亦由王莎莎下单，并由其指派优服公司将货物交付至龙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收付亦由王莎莎经手，按照双方一贯交易惯例及商业交易习惯，案涉交易仍属龙都公司与优服公司之间发生，除非双方另有特别约定。优服公司现以加盖抽象男公司印章的《购销合同》2份、付运表2份拟证明案涉交易来源于抽象男公司，但其所持1份《购销合同》及付运表仅有王莎莎签名而并无抽象男公司印章，鉴于优服公司与王莎莎或龙都公司之间一直亦存在交易的情形，该《购销合同》所涉交易当然不应直接列入其与抽象男公司交易金额范围，优服公司负有进一步举证义务。另一份《购销合同》及付运表虽然加盖抽象男公司印章，但其未能充分证明抽象男公司确认或指示交付货物给龙都公司，且优服公司表示其起诉之前仅向王莎莎追讨所欠货款而并未向抽象男公司直接追讨欠款，故不能排除王莎莎或龙都公司借用抽象男公司名义进行交易且优服公司明知上述情形。其次，虽然王莎莎未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抽象男公司亦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案涉微信号实际使用人，但微信记载聊天内容及上传图片等能够前后连贯，且与抽象男公司、优服公司就对账、收付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等事实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确信微信聊天内容的证明力。虽然抽象男公司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支付货款10000元，但抽象男公司与王莎莎或龙都公司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莎莎要求抽象男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签收单及向优服公司支付货款，同时，王莎莎在微信中证实优服公司向其追讨货款，因此，微信聊天内容证明抽象男公司并非基于其与优服公司之间的真实交易而收取发票及付款。最后，优服公司于2019年7月将龙都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支付货款857536元，但其在庭审时自行撤回部分诉讼请求（金额198512.2元）。同时，优服公司在该案中以2019年5月出货对账单作为依据，但其经一审法院责令后仍未能提供对账单所列2019年5月28日送货明细（序号136）所依据的送货单供审核。相反的是，送货明细（序号136）载明事项与其在本案中出示的2019年5月29日送货单所记载的内容除个别字眼表述有差异外，其他主要内容基本一致。此外，优服公司庭审中确认交货后一直向王莎莎或龙都公司追讨货款，微信聊天内容亦证实优服公司一直向王莎莎追讨货款，可见，优服公司及王莎莎均一直确认本案所涉货物交易相对方并非抽象男公司，优服公司直至起诉才以抽象男公司未付货款为由提起诉讼，明显与商业交往惯例不符。因此，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优服公司确认本案所涉交易不应纳入抽象男公司欠款之列。综上，抽象男公司并非案涉货物交易的合同相对方，且从前述证据亦证实优服公司明知案涉货物的交易对象，故本案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优服公司对抽象男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虽然抽象男公司在庭审时称考虑对印章进行司法鉴定，但其已于2020年3月13日向一审法院确认撤回申请，且依据其他相关证据已经查实鉴定对证明待证事实已经没有意义，故一审法院不再组织进行司法鉴定。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优服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16元，诉讼保全费1474元，合计5590元，由优服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抽象男公司是否本案交易的相对方。本案中，虽然抽象男公司不确认购销合同和付运表上的抽象男公司印章是真实的，但其确认优服公司开具的两张增值税发票上抽象男公司的公章属实。由于该两张发票的客户名称、数量、金额与优服公司一审提交的两份购销合同、两份付运表能够一一对应，且其中一份购销合同和一份付运表加盖了抽象男公司的公章。抽象男公司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抽象男公司明确知晓本案交易的存在，且其确认签收和兑付了优服公司开具的发票，并同意向优服公司支付货款，在公账转公账失败的情况下，抽象男公司监事向业双用其私人账户向优服公司支付了10000元货款，付款事由备注为“抽象男款”。上述种种事实足以令优服公司有理由相信王莎莎有权代表抽象男公司与其进行交易。虽然王莎莎是龙都公司的监事，且代表龙都公司与优服公司之间进行过交易，但本案的购销合同、付运表和发票均写明客户名称是抽象男公司，亦盖有抽象男公司的公章，而优服公司一审提交的其与龙都公司交易形成的送货单、付运表均载明客户名称是龙都公司，与本案明显不同，足以区分交易对象。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优服公司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交易对象是抽象男公司，有欠妥当，本院予以纠正。即使抽象男公司系接受王莎莎的指示接收发票和支付货款，但抽象男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优服公司对此知情，因此，对于优服公司而言，王莎莎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抽象男公司、龙都公司、王莎莎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属于内部关系，不足以对抗善意第三人即优服公司。优服公司据此主张抽象男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由于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王莎莎有权代表抽象男公司，故即使购销合同和付运表上抽象男公司的公章并不真实，也属于王莎莎与抽象男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足以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本院认为没有必要对购销合同和付运表上抽象男公司的公章真伪进行鉴定，对抽象男公司主张上述公章系伪造故本案交易与其无关的说法不予采纳。因涉案购销合同和发票均载明本案交易金额为100000+100795.8＝200795.8元，而现有证据证明抽象男公司只支付了10000元货款，故优服公司主张抽象男公司向其支付剩余的190795.8元货款及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取消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自此之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本院认定，上述货款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优服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984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中山市抽象男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上诉人中山市优服纺织有限公司支付尚欠货款190795.8元及利息（以190795.8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16元，诉讼保全费1474元，合计5590元，均由被上诉人中山市抽象男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迳付上诉人中山市优服纺织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4116元，由被上诉人中山市抽象男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迳付上诉人中山市优服纺织有限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蔡惠群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刘晓婷吴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