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171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某，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太原市小店区平阳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太原市小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法定代表人：阎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山西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李某因与被申请人太原市小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的（2019）晋01民终4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李某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3019号民事判决、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458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为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存续时间1971年12月至2003年12月止；被申请人赔偿再审申请人经济损失640800元，并逐月支付再审申请人退休金至死亡止，每月按3600元；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错误。再审申请人自1971年11月1日起由太原市南郊区商业局分配至其下属支农公司及南郊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下属单位工作，后于1985年5月至1990年12月，借调刘家堡供销社开车，1991年1月至2003年4月，借调南郊区供销社工业品批发公司开车。太原市南郊区商业局与南郊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是一套领导班子，再审申请人不管以何种用工形式工作均属劳动关系，不管在其下属哪个单位工作，均属于被申请人下属单位。1986年1月4日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下属单位即太原市南郊区刘家堡供销合作社签订《农民合同制职工劳动合同》、附《合同制职工花名册》，合同期限为五年，合同起止时间为1985年1月-1990年12月，以上均证实再审申请人一直在被申请人单位工作，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如属于劳务关系或者再审申请人已调离被申请人单位，就不存在1985年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劳动合同》。（2）原审法院对《合同工改固定工名册》这一关键证据未予认定，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再审申请人劳动关系起始时间为1971年11月1日，1972年1月1日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经劳动部门批示同意签订《亦工亦农协议书》（1971.11.1-1971.12.31）。再审申请人于1971年11月1日起在太原市南郊区商业局实际工作，故工作起始时间为1971年11月1日。1972年8月12日太原市南郊革命委员会商业局支农公司根据国务院（71）国发91号《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将符合条件的包括再审申请人在内的五名亦工亦农合同工改为固定工名册上报给太原市南郊区革命委员会商业局，至此再审申请人已属固定工，但商业局未按照国务院、省市相关规定上报劳动部门，致使再审申请人失去了转为固定工的机会，是其失职。（3）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前后矛盾。一审判决认定太原市南郊区商业局人事保卫科将再审申请人的劳动调配单不慎失落不是再审申请人无法转正的主要原因，二审判决虽然对劳动调配单不慎失落相关部门的失误导致再审申请人无法转正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是却维持一审判决，其结果与逻辑推理相悖。（4）原审法院对安置协议书予以认定，该协议书证实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再审申请人因劳动调配单被相关部门不慎失落而无法转正，由此推理可知只支付再审申请人5年安置费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违反法律相关规定，损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属无效协议。协议内容为安排再审申请人在只工作过五年的五交化商场参加职工安置，只能享受一次性终身职工安置费，再审申请人在供销系统工作过18年，却不能参加被申请人的职工安置，更不能将工作年限累加计算工龄，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且违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政府【小店区政（2004）5号】关于区属企业改制实施方案，双方地位不平等，有诱导成分。（5）再审申请人未能够领取养老退休金，是由于1991年被借调到南郊区工业品批发公司时，区供销联社领导对再审申请人的情况不了解，同时也因为南郊区工业品批发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从1994年才开始交纳统筹金，而再审申请人自1971年底就应交纳统筹金，且该公司因不景气从1997年开始要求职工自行交纳统筹金，此种情况其未通知再审申请人，导致再审申请人交纳统筹金的时间断开，至今无法享受退休养老金。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自1972年1月1日起，分别在商业局下属支农公司、区五交化公司等单位工作，身份为临时工，将再审申请人认定为临时工。根据中劳薪（1964）344号《劳动部工资局关于临时工被录用为长期工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给甘肃劳动局的复函》和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劳办发（1996）238号第一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的工龄应连续计算，且应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属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案涉《协议书》显失公平，再审申请人可以请求撤销该协议。3.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档案查阅情况证明信》、《南郊区供销系统干部职工花名登记表》。再审申请人于2020年1月3日到太原市小店区档案馆调取，《档案查阅情况证明信》内容为：“兹证明李某（李狗狗）身份证号XXX于2020年1月3日来我馆查阅区委一九七一年南郊区供销联社系统干部职工工资表档案资料，此件复制于我馆1全宗1-2-1-4卷第8页。”后面附支农公司于1972年5月填报的“南郊区供销系统干部职工花名登记表”，该证据可证明再审申请人（即李狗狗）与其他职工一起领取工资的事实和再审申请人作为职工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2）潘其光、池明光的证人证言。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被申请人太原市小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口头答辩称，1.再审申请人要求确认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无事实依据。再审申请人先后是与原太原市南郊区商业局下属的支农公司、五交化公司等签订的《亦商亦农协议书》、《劳务合同》，与被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太原市小店区商业贸易总公司由原太原市小店区商业局体制改制后组建而成，是事业单位法人，下属企业为太原市小店区五交化公司、太原市小店区人民商场等区属国有商贸企业。答辩人是对全区供销企业进行管理指导的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法人，下属企业为原集体所有的基层供销社等商贸企业。2.再审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经济损失640800元并支付退休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原太原市南郊区商业局人事科于1984年1月13日出具的《证明》和再审申请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可知，再审申请人丢失的是劳动力介绍信，其称档案材料丢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答辩人未保管过其档案，对此并不知情。3.再审申请人曾因要求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进行信访，已与政府相关部门达成协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本院再审审查中，再审申请人李某主张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并提交了四份证据，证据1：《档案查阅情况证明信》、《南郊区供销系统干部职工花名登记表》，拟证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太原市小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2：《申请》，拟证明再审申请人是固定工及太原市小店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的（2016）6号《关于区供销联社增加编制的批复》的真实性；证据3：太原市南郊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太原市南郊区供销社工业品批发公司对区劳动局、区供销联社的回复，拟证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是劳动关系，再审申请人自1971年12月起是固定工；证据4：《合同工改固定工名册》。被申请人太原市小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经质证认为，证据1是复印件，且证据显示的南郊区供销系统，并非其单位；证据2显示的是再审申请人和商业局单位的关系，与被申请人无关；证据3再审申请人在其下属职能公司工作或借调，不能推定与被申请人建立劳动关系；证据4不属于新证据，且与被申请人无关。本院经审查认定，再审申请人李某提交的证据1-4均无法证明其与被申请人太原市小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存在劳动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李某自1972年1月1日起先后在支农公司、生产资料土产公司、五交化公司等多家商业局下属单位工作，并与各公司签订《亦商亦农协议书》、《劳务合同》，虽期间曾借调到刘家堡合作社工作，但其工作关系仍在五交化公司，且1984年1月13日太原市南郊区劳动局、太原市南郊区商业局人事保卫科、太原市南郊区商业局及太原市南郊区五交化公司共同出具的证明显示李某系1971年12月7日由区劳动局（当时为区安办）分配到商业局，其劳动调配单系因人事科保管不慎失落。2008年8月14日太原市小店区商业贸易总公司、太原市小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李某签订安置协议，李某领取了一次性职工安置费，由此可见，李某与太原市小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也并非太原市小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因致其劳动调配单丢失。虽李某在再审审查中提交了新证据，但该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与太原市小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存在劳动关系，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李某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李某要求太原市小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赔偿损失并支付养老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李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姬芳审判员孙成宇审判员王国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 丁 妮书记员 张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