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黑11行终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黑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住所地：黑河市通江路**。法定代表人李国君，该局局长。行政负责人吴丹，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尚玉为，黑龙江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河分行（以下简称建行）。。住所地：黑河市通江路**负责人刘世强，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姜世凯，黑龙江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智颖，女，1968年4月7日出生，汉族，干部，住黑河市爱辉区。委托代理人宋祥国（系宋智颖哥哥），男，196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干部，住黑河市爱辉区。委托代理人林超，上海海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宋智颖不服上诉人人社局工伤认定一案，已由爱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19）黑1102行初18号行政判决。人社局及建行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人社局的行政负责人吴丹及该单位的委托代理人尚玉为，上诉人建行的委托代理人姜世凯，被上诉人宋智颖的委托代理人宋祥国、林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1.原告宋智颖与刘江系夫妻关系，刘江生前系建行职工；2.2018年9月10日上午，刘江因病休假在家，因分管的社保卡结算工作问题，同事牛艺嘉给刘江打电话称机构部工作人员张艳红不会处理，尤其与计财部门沟通结算事宜，后刘江通过电话方式与计财工作人员姚冬梅进行了沟通，并称等到单位办理业务时再与其联系。下午上班时宋智颖陪刘江来到单位，并在办公楼前与其分手。同事沈文波在办公楼门口遇见刘江，与其一同进入电梯，并询问了其病情。建行9005办公室工作人员刘天懿在下午上班途经与其相邻的9004刘江办公室时，看到该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刘江同事王彬曾接到过宋智颖的电话，称刘江到单位了，单位找他有事，让其到单位帮忙照顾一下，怕其晕倒；3.2018年9月10日下午14时14分，建行工作人员谢志良在4005办公室听到窗外有响声，发现一名男性脸朝向地面趴在4楼平台上。后经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9月11日，黑河市公安局经济合作区分局出具非正常死亡证明，内容为，兹有刘江（男），身份证号，于2018年9月10日被发现死亡。现经调查：2018年9月10日14时，在建行办公楼4楼平台发现刘江死亡。经公安机关调查排除他杀，系坠楼死亡。家属对刘江坠楼死亡结论无异议，不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申请尸体交由家属自行处理。尸体无保留必要，同意家属自行处理。死亡性质非正常死亡。公安机关卷宗内《刘江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报告》处置工作经过中显示，公安机关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初步认为刘江的死因排除他杀，系坠楼死亡。要想进一步查明刘江的致死原因，必须通过尸体解剖才能得出具体结论。家属同意公安机关的调查情况，不同意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处理。刘江的尸体于2018年9月12日交由家属火化；4.2019年6月13日，人社局受理了刘江家属的工亡申请。建行向人社局提交的《关于刘江工伤认定举证情况的说明》中认为，发生事故时间不是在其工作时间，非因工作原因坠亡。2019年8月13日，人社局作出黑市人社伤险不认决字（2019）001号《黑河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宋智颖不服该认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另查明，1.刘江生前诊断书载明，其患有梅尼埃病、眩晕症、高血压症等病症；2.2018年9月10日，黑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发布了第28期《信息快报》，标题为《中国建设银行黑河分行一职工坠楼事件》，内容为，2018年9月10日14时16分，黑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一男士报警称：在黑河市××路建行办公楼四楼有人坠楼；14时17分指挥中心指令通江路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进行调查，经初步调查确认死者刘江（男，50岁，系建行副行长），死者刘某患有抑郁症，家属在现场，无异议。合作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宏才带领民警正在现场开展工作；3.2019年4月3日，黑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作出《关于中国建设银行黑河分行刘江坠楼死亡事件信息有关情况说明》，内容为，2018年9月10日，黑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向市政府报送的“中国建设银行黑河分行一职工坠楼事件”信息中，“死者刘江系建设银行副行长，50岁，有抑郁症”等内容，来源于辖区派出所出警时现场围观人员所反映，未经调查核实。后经合作区公安分局调查认定：“死者刘江系建设银行黑河分行对公四级客户经理，死因排除他杀，系坠楼死亡。”特此说明。原审认为，被告作出的《黑河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认定刘江坠楼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发生的，来单位处理本职业务与工作有关的事实清楚，有相关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及公安机关调查报告等证据予以证实。未予认定工伤的理由系认为其工作与坠楼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属非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江坠楼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以及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中规定的“自残或者自杀的”等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特殊情形。首先，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刘江坠楼死亡与其工作是否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及用人单位均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刘江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故被告作出无直接因果关系认定的证据不足；其次，公安机关认定刘江死亡性质为非正常死亡，排除他杀，系坠楼死亡。被告在答辩及庭审辩论中采用排除的方式推定，认为刘江坠楼死亡，只有他杀、失足坠楼、自杀三种可能，公安机关排除了他杀，结合坠楼窗台高度，排除失足坠亡，只能认定为自杀死亡。但从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公安机关卷宗材料来看，公安机关认定中并未明确刘江坠楼的原因，故其坠楼原因存在多种可能，而非只有自杀的可能性，在没有直接证据认定刘江自杀的前提下，被告的推断性辩解亦缺乏事实根据。综上所述，人社会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刘江为工伤的决定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人社局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的黑市人社伤险不认决字（2019）001号《黑河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人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刘江家属宋智颖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市人社局负担。判决宣判后，人社局及建行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人社局上诉称，一、由于刘江办公室内无监控，室外监控也无法捕捉到该位置，故无法取得直接证据证实是否与工作有因果关系，但不能说其未尽举证责任。第三人先行调查内部相关人员，各工作人员书写刘江事发当时的状况，但为了保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故将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员名单告知上诉人。上诉人作为工伤认定的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赋予的调查权，进行了详细调查，形成了相关调查笔录(一审案件证据二）,并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可以说第三人和上诉人已经完全履行了相应的举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刘江坠楼死亡与其工作是否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及用人单位均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刘江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故被告作出无直接因果关系认定的证据不足”是错误的。本案复杂之处就在于刘江坠楼事发地点，无人看到，也无任何视频资料，故只能依据证人证言的内容进行分析和综合性认定。上诉人在综合公安机关的调查总结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的基础上，依法定程序综合评判分析认为刘江属于不予认定工伤的情形，并无不当。二、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认定刘江死亡性质为非正常死亡，排除他杀，系坠楼死亡。被告在答辩及庭审辩论中采用排除的方式推定，认为刘江坠楼死亡，只有他杀、失足坠楼、自杀三种可能，公安机关排除了他杀，结合坠楼窗台高度，排除失足坠亡，只能认定为自杀死亡，……在没有直接证据认定自杀的前提下，被告的推断辩解亦缺乏事实根据。”上诉人认为，上述观点缺乏事实根据。理由如下，刘江的死亡原因就是三种可能性，即他杀、失足坠楼、自杀。既然公安机关排除他杀的可能性，那么作为工伤认定的行政单位，就应当考虑刘江是失足坠楼，还是自杀。而公安机关的职责就是确定刘江的死亡是否为刑事案件，即是否为他杀进行侦查，如不认定为他杀，公安机关的职责完结。公安机关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上，是不会出具任何除他杀之外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作为工伤认定部门，只能通过现有材料和公安机关现场勘验报告进行综合分析，从而作出一个对双方都公平、公正的认定。上诉人不是专业的侦查机关，故只能依据现有证据对刘江的死亡过程进行分析。首先，在解剖尸体通知书上有死者家属的签名，不要求公安机关对尸体进行解剖，在2018年9月11日死者家属的申请书上清楚地请求，不要求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作深入侦查，也不要求作尸体解剖检验，本案没有确切查清刘江死亡原因的责任与被上诉人有很大的关联，在没有公安机关明确结论的情况下，本着公正的原则，初步认定刘江的死亡与工作无因果关系。其次，室内窗台上遗留有一个脚印的证据，一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中并没有显示，如果真存在一个脚印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认定为自杀，因为窗台距离地面为85厘米，一个174厘米身高的人，如果登上必须需要外界物体支撑才能达到或俯身爬上才能完成，故也可以判断为自杀可能性较大。再次，结合上诉人对建行员工姚冬梅、姚树江、牛艺嘉、沈文波的询问以及家属自诉，刘江坠楼死亡与工作无直接因果关系。目前第三方正在积极寻找刘江事件的相关证据。故依据上述理由，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结论正确，一审法院认定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维持黑市人社伤险不认决字(2019)001号《黑河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建行上诉称，一、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我方无异议，但由于刘江办公室内无监控，室外监控也无法捕捉到该位置，故无法取得直接证据证实是否与工作有因果关系，但不能说其未尽举证责任。上诉人先行调查内部事发当天与刘江接触过的相关人员，各工作人员书写刘江事发当时的状况，但为了保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故将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员名单告知原审被告。原审被告作为工伤认定与否的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赋予的调查权，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形成了相关调查笔录（一审案件证据二）,并向一审法院进行了证据提交，可以说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已经完全履行了相应的举证责任，不能认定上诉人举证责任未到位。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作出无直接因果关系认定的证据不足”是错误的。另外，本案复杂之处就在于刘江坠楼事发地点，无人看到，也无任何视频资料，故只能依据证人证言的内容进行分析和综合性认定。原审被告在综合公安机关的调查总结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的基础上，依法定程序综合评判分析认为刘江属于不予认定工伤的情形，并无不当！二、刘江的死亡原因就是三种可能性，即他杀、失足坠楼、自杀。既然公安机关排除他杀的可能性，那么作为工伤认定的行政单位，就应当考虑刘江是失足坠楼，还是自杀。而公安机关的职责就是确定刘江的死亡是否为刑事案件，即是否为他杀进行侦查，如不认定为他杀，公安机关的职责完结。公安机关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上，是不会出具任何除他杀之外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原审被告作为一个工伤认定部门，只能通过现有材料和公安机关现场勘验报告进行综合分析，从而作出一个对双方都公平、公正的认定。三、刘江坠楼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首先，刘江不符合工作时间情形。事发时刘江本人正处于病假休息状态（自2018年8月27日开始请假、治疗）,至2018年9月10日事情发生前，刘江本人并没有向单位领导及工作部门负责人沟通销假上班事宜。因此，出事的时候并不是刘江的正常工作时间。其次，刘江坠楼地点并非工作位置。刘江的办公室位于建行机关办公楼9楼西南侧，长方形，面积约40平方米，我行的高级客户经理是给予副行长级待遇的，因此，办公室由其本人单独使用。他坠楼的窗户位于办公室西侧，实际测量，窗台的高度为85厘米、宽度为42厘米,窗户的高度为97厘米、宽度为50厘米。办公桌椅的摆放位置距离坠楼的窗户约2米远，窗户附近没有沙发、凳子和其他物品摆放，窗帘没有损坏不存在需要维修的事项，窗户的玻璃每年由分行办公室统一安排保洁公司进行清洁，因此，没有需要他本人进行的维修、清洁等事项。其次，刘江病休期间业务已与相关人员交接完毕。由于刘江本人处于病假休息期间，经调查，我行的相关工作人员（分别是：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姚树江、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姚冬梅、个人金融部副经理牛艺嘉）的证词证明，他们因为社保卡结算的业务与刘江进行过电话沟通，此时该项业务已经安排由其他业务人员（机构业务中心张艳红）处理，与刘江沟通业务的人员并没有请他本人前来单位处理业务，所谓“要求”刘江来单位处理业务只是其配偶宋智颖单方面的说法，因此“工作原因”不成立。另外，2018年9月10日下午，刘江来到单位后，没有与任何部门负责人、主管行领导和分行主要负责人沟通过有关工作内容的事项，也没有向有关领导汇报工作的行为发生。再次，刘江并未履行请销假手续。刘江自2018年8月27日开始向主管领导请病假，期间一直在进行治疗，之前没有与本人所在的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和主管行领导进行过关于请销假事项的沟通。出事当天所在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姚树江）与其沟通业务时刘江本人及爱人均称由于病情没有好转，请假期间不能到单位上班，部门负责人（姚树江）当时告诉他此项业务已经安排给其他人员了，让他联系其他人员即可。同时，也告诉让他不要到单位来了。刘江到达单位办公室后，始终没有与部门负责人联系过工作事宜。四、基于现有证据材料，原审被告对刘江死亡过程分析客观真实。首先，在解剖尸体通知书上有死者家属的签名，不要求公安机关对尸体进行解剖。2018年9月11日死者家属在申请书上清楚地请求，不要求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作深入侦查，也不要求作尸体解剖检验。因此，本案没有确切查清刘江死亡原因的责任与被上诉人有很大的关联，在没有公安机关明确结论的情况下，本着公正的原则，初步认定刘江的死亡与工作无因果关系。其次，室内窗台上遗留有一个脚印的证据，一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中并没有显示，如果真存在一个脚印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认定为自杀，因为窗台距离地面为85厘米，一个174厘米身高的人，如果登上必须需要外界物体支撑才能达到或俯身爬上才能完成，故也可以判断为自杀可能性较大！再次，刘江生前本身患有梅尼埃病、眩晕症、高血压等疾病，案发当日被上诉人也打电话叮嘱高级客户经理王彬帮其照顾刘江，尤其是眼睛出现双影的事实，也是原审被告不予工伤认定的一个原因。故依据上述理由，原审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结论正确，一审法院认定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维持黑市人社伤险不认决字（2019)001号《黑河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宋智颖答辩称，第一，人社局的上诉理由没有针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依据进行上诉。一审判决认为作为行政单位人社局对刘江是否构成工伤负有举证责任。从一审开庭到判决法庭查明的事实，在一审判决书当中已经叙述得非常清楚，案发当日，刘江在病假休息期间是应单位的要求，对社保卡的结算进行调查，所以来到单位，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案发以后，建行及人社局对建行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被调查人有牛艺嘉、刘斌，姚冬梅、姚树江。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在案发前，建行工作人员由于社保卡核算的问题，分别给刘江打过电话，对上述业务进行核对，要求提供数据并进行处理。二是刘江是带病来到单位进行社保卡核实、核查工作，这一点事实非常清楚，有医院的证明为证。同时刘江来单位的时候，在上电梯的时候遇到单位工作人员，二人有对话。问他病情怎么样？他说现在还是迷糊，看人是双影。同时刘斌也证实刘江爱人宋智颖在当日怕刘江出事，给刘斌打电话，说刘江到单位工作，病还没好，希望他给予照顾。刘斌证实说怕他晕倒，因为刘江的爱人宋智颖和刘江工作单位是挨着的，刘江在建行、宋智颖在社保局，把刘江送到门口以后打的电话，这一事实也是本案的基本事实。第二，刘江患病眩晕症症状是昏迷，有双影、高血压，而且不定期的发作，眩晕是他一个非常清楚明确的特点，这在案发当时他自己的叙述也是相一致。说看人是双影迷糊。第三，进办公室以后，十分钟后发现有人坠楼，砰的一声。公安机关调查当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是排除他杀坠楼身亡，地，地点是刘江办公室，窗户也就是建行**当向法庭说明的是，当时办公室的格局有办公桌，有书柜，书柜就在刘江坠楼的窗户的右侧，书柜很高，有1米7左右。建行统一配备的拉杆式上下升降窗帘，因为刘江在家因病休息，窗户是关了的。也就是说刘江在进入办公室之前，门窗是关闭的。刘江到办公室的目的也是非常清楚的。在现场勘查之后，在屋里，建行也找到了刘江生前工作日记，其中对社保卡的数额和结算方式做了明确的记载。综合上述材料得出的结论就是刘江带病到单位去工作，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发生了坠楼事件。关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向法庭说明的是，上诉人人社局对此无异议，所以，现在建行说没有销假都是无稽之谈。一个中层干部打电活叫上单位来核实问题，不可能履行什么销假。一审法院认为坠楼原因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这也是正确的。但是本案审理的是行政行为。应当由人社局对其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负责举证。公安机关没认定为自杀，人社局用排除法就推定为自杀，这就是认定不构成工伤的主要理由。从法理、从事实上来说，一审法院没有调查脚印，是因为法院也没有义务给行政机关提供证据。所以这种观点和思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行政法的法律规定。退一步来讲，窗台有脚印，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自杀这种荒唐的结论，能成立吗？刘江上窗台是多种原因，有理由认为他是长时间没有上单位，窗户是关了的，在那个季节打开窗户通风是正常的，窗帘的升降发生了障碍，他上窗台去修理，这也是正常的。理由有多种，不能够推定上窗台就是自杀。应当向法庭说明的是，即使现在第三方寻找出证据，今天出示也是非法的。综上，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论理充分作了正确的判决，希望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庭审后，根据上诉人人社局申请，同时也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公安机关调取了死者刘江办公室窗台脚印照片，并组织三方当事人进行质证。该照片系人社局在一审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但卷宗系照片复印件，不清晰。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均提出死者刘江在其办公室窗台上留下的脚印与认定死亡原因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在答辩中也对脚印进行了论述。人社局质证意见为，从照片的方位上看，应该右脚朝西，左脚向南北方向，完全符合是人面对窗户的判断，窗台距地面高度85厘米，窗户宽55.5厘米，窗户整个高度97厘米，死者刘江身高为174厘米，完全可以认定是自己主动跳楼死亡，我们认为死亡原因和工作没有任何关联，所以不予认定工伤完全正确。证明不是坠楼死亡，是自杀死亡。建行质证意见为，通过视频影像完整反映了刘江生前办公室全貌，建行对刘江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予以认可，根据工伤管理条例还有工作原因，脚印在窗台上，通过反映的位置是人正对窗户，并且对面与窗台离得最近的柜子表面干净整洁，与相关的工作材料摆放都在工作桌面和茶几，因此通过脚印分析应与工作原因没有关系，窗帘的拉杆正常使用，通过人站的位置，面朝的是窗外，而非是对面，应当认定为自杀。被上诉人宋智颖质证意见为，人社局作出不予确认工伤的行政行为时，并没有对上述证据进行调取审查认定，也就是说该证据不是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依据，因此本案经过爱辉区人民法院一审，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结束后，作为人社局申请法院调取与作出行政行为无关的证据明显违法，人民法院也不应当批准给予其调取。不能作为二审认定事实的有效证据。一审没有要求调取现在质证的现场勘察影视资料，上次开庭也没有要求调取，而是庭后单方向法院递交的申请，我刚刚知道这个申请，程序上违法，不属于新证据，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此调取证据申请，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驳回，不予调取。证据本身脚印不清晰，无法认定脚印是否存在和方向，人社局说左脚朝前，右脚朝西，左脚朝南北足以证明是面对窗台这就是不负责任的猜测，其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予认定工伤时连猜测的工作都没有做，公安机关没有认定刘江怎么上的窗台，上窗台的方法有很多，根据这个证据作出推论没有科学依据，在这个案件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不科学，不符合行政机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思维规则和有关制度。经庭审质证，认为本院调取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经放大后较清晰，其脚印走向与窗台长度方向一致。但不能作为认定系自杀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人社局在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阐述：“……刘江2018年9月10日14时14分坠楼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发生的，来工作单位处理本职业务与工作有关，但其坠楼与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属非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并认为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或视同工伤的情形，而“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但该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在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该规定是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但从人社局提供的证据来看，不能排除刘江受到意外伤害的可能。故被告作出无直接因果关系认定的证据不足；其次，《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自杀属于不得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情形。因此，刘江坠楼是否应认定为自杀是本案的关键问题。人社局及建行在答辩及庭审辩论中认为刘江坠楼死亡，只存在他杀、失足坠楼、自杀三种可能。并结合坠楼窗台高度，排除失足坠亡，推定刘江系自杀死亡。然而公安机关认定中并未明确刘江坠楼的原因，故其坠楼原因存在其他可能，且有前述受到意外伤害的可能，而非只有自杀的可能性。其推论并不严密。在没有直接证据认定刘江自杀的前提下，亦不应推断刘江系自杀。因此，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黑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河分行各承担2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伟华审判员  关 实审判员  满国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王佳楠书记员付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