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苏0508民初5331号 原告：苏州树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人民路**。 法定代表人：罗捷。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畏，上海智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胥明镜，该公司员工。 被告：汪金敏，男，197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佳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文强，男，197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佳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佳艺，女,1992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 被告：孙永伟，男,198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 被告：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住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div> 负责人：张浩。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佳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玉沙路**> 法定代表人：苏远东。 原告苏州树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孙永伟、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第三人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 原告苏州树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立即停止对原告的恶意诉讼侵害行为；2、判令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孙永伟、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赔偿因其恶意诉讼造成的原告公司指派内部员工代理人胥明镜参与诉讼的误工费5100元、交通差旅费6750元，损失合计11853元；3、判令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孙永伟、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且立即解除对第三人的财产保全、并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15日，原告与资深建筑律师汪金敏商定由其作为代理人，与被告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签署《委托合同》，以合作方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核西建”)名义起诉遂宁金红叶纸业公司。但商定代理人汪金敏未经原告及合作方(第三人)同意，在收取律师费之后、将代理人偷换为初出茅庐的宋佳艺。且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三律师在原告与合作方(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对其授权的情况下、违法代理应诉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对“核西建”提起的反诉程序。不仅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而且在事后以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名义对原告提起了主张所谓“反索赔律师费”的恶意诉讼与财产保全、且非法冻结了原告未经结算的、暂存在“核西建”账户的800多万经营资金，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且，在4月15日吴中法院第四次开庭之后、结合被告于文强、宋佳艺在庭审时出现的重大疑点(包括拒绝回答树铭公司对关键问题的发问以及当庭撒谎)、原告进一步在四川原案的大量卷宗中搜索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庭审疑点的蛛丝马迹。终于发现让树铭公司“脊背发凉”的五被告手段：具体如下：原案中，在四川遂宁中院主审法官姚梓佳指定举证期限(也就是反诉提出期限)是2016年12月26日，但是在第三人“核西建”发起本诉之后(本诉收案时间是2016年11月17日)，直到2017年3月13日“金红叶”公司才委托崔清律师提起反诉。尽管《金红叶反诉状》的落款时间显示为2017年1月20日：而此时此刻“金红叶”公司尚未委托反诉代理人崔清。卷宗显示：“金红叶”以《2017年4月25日授权委托书》委托孙永伟律师对第三人“提起反诉”。又以《2017年12月5日授权委托书》解除了对崔清律师提起反诉的特别授权。并再次特别授权孙永伟对第三人提起反诉。至此，“金红叶”经过奇怪的走马换将，最终确认孙永伟为反诉代理人。《反诉状》的提交时间应该在2017年3月13日或之后。而2017年3月13日，已经明显超出四川遂宁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也即提起反诉期限)。问题还不止于此，被告于文强、宋佳艺在吴中区法院发起的恶意诉讼(案号为2019苏05**民初5141号)的一审程序中：在其根本没有《代理反诉应诉的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坚称”自己有反诉应诉代理权。那既然被告于文强、宋佳艺如此“坚称”，作为专业的专职律师与律所，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肯定会发现：“金红叶”反诉代理人孙永伟提起反诉的时间早已超出法定时限。那被告为什么拒绝向四川遂宁法院提出对方反诉已超期的抗辩呢?不难看出：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拒绝向四川遂宁中院提出对方反诉超期的抗辩，显然是希望和帮助对方提出反诉。事实上也造成了这样的严重后果。那为什么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希望和帮助对方提出反诉、并在事实上造成了对方“金红叶”的反诉状态呢?直到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在吴中法院提起恶意诉讼之后，答案才慢慢浮出水面：因为被告认为：正是对方“金红叶”代理人孙永伟提起的反诉，促成了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可以日后向“树铭”公司发起高达八百多万元的所谓“反索赔律师费条款”的恶意诉讼。因为如果没有反诉，就没有被告认为的“反索赔”就无法提出所谓“反索赔律师费”的恶意诉讼。终于真相大白!其用心之险恶、谋划之深远!让树铭公司上下“脊背发凉”!被告汪金敏、于文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作为树铭公司委托的代理人(律师)与受托人(律所)，理应依法维护树铭公司与第三人“核西建”的合法权利。但是原告从来不认识、更没有委托宋佳艺作为原案代理人。却厚颜无耻地手写姓名填空变造《空白授权委托书》。宋佳艺及其指使人(汪金敏、于文强)的行为已经明显对原告构成侵权行为!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明知自己没有反诉应诉代理权，却越俎代庖，由被告于文强坚称自己有反诉应诉代理权。明知“金红叶”反诉超过法定期限，却拒绝提出抗辩。机关算尽，就是为了日后在吴中法院发起所谓“反索赔律师费”恶意诉讼!被告汪金敏、于文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为了自己的违法利益、向诉讼相对方“金红叶”出卖自己的委托人(树铭)、用拒绝抗辩的不作为方式帮助“金红叶”反诉代理人孙永伟提起反诉。真可谓“养寇自重”!关于“金红叶”代理人孙永伟提起的反诉属于虚假反诉的问题，另附证据17《最高院裁定书》+《反诉虚假性说明》。综上，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孙永伟、上海瀛东律师事务上述违法行为与恶意诉讼行为已经对原告构成侵权，且长期的恶意诉讼与保全必然会对原告“树铭”公司的银行信用、资金运作、行业声誉、以及新业务承接产生不利影响。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孙永伟、上海瀛东律师事务对原告的恶意诉讼之构成：(1)首先是“金红叶”在先反诉代理人崔清对第三人提起了超期反诉，尔后走马换将换掉崔清、更换孙永伟律师作为唯一的反诉代理人。且孙永伟律师认可并承继了崔清在先提起的超期反诉并展开了后续全部的虚假反诉行为。所以，崔清律师在先的违法超期反诉行为对原告的侵权责任、依法全部由继任者孙永伟律师承担。(2)尔后展开的虚假反诉行为，全部是由孙永伟实施。孙永伟作为一个专业的专职律师，对在先的超期反诉行为应当知情!且在承接该后续反诉工作之前，更应当对承接承办的反诉事项的违法性进行在先调查。这是作为律师最起码的接案前审查义务。(3)况且，之前的代理人梁研之律师与孙永伟是精诚申衡律所的同事，走马换将之时，更应当对承接承办的反诉事项的违法性进行在先调查。(4)当然，如果只有崔清、孙永伟代理“金红叶”单方面的超期反诉行为，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的恶意诉讼行为显然不能得逞。因为第三人享有抗辩权。(5)无独有偶的是：没有反诉应诉代理权、却坚称有代理权的被告汪金敏、于文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却用拒绝抗辩的不作为方式、全程帮助崔清、孙永伟代理金红叶”单方面的超期反诉行为，使得违法的“金红叶”反诉得以程序铺展。(6)显然，后来在吴中法院发起的恶意诉讼，是崔清、孙永伟超期反诉与汪金敏于文强的拒绝抗辩行为共同促成的。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的数人共同侵权行为。(7)期间，崔清、孙永伟、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五个律师作为专业的专职律师，不可能不熟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在侵权法层面，数人共同侵权行为已经构成。侵权责任法第12条，承担按份责任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本案目前属于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综上，原告诉诸人民法院，请求法院支持我方诉请。严惩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孙永伟、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恶意诉讼行为、数人共同侵权行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被告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首先，原告未举证证明任一被告住所地为苏州市姑苏区。其次，原告主张的所谓“侵权行为”无论指向的是申请人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成都市(四川高级人民法院)两地的案件代理活动或是于苏州市吴中区提起的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之诉，都不是发生在苏州市姑苏区。最后，侵权结果发生地是指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存在最密切联系的结果发生地，不能以原告受到损害就认为原告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原告主张的上述“侵权行为”，其直接指向的结果地为遂宁市或成都市或苏州市吴中区，而非本案原告注册地苏州市姑苏区。若只是因原告承受了“侵权结果”，就可将其住所地视为侵权结果地，则几乎所有侵权案件权利人的损害总会反映到原告住所地，如此，有可能使侵权结果发生地“泛化”，等于是废除了被告住所地标准，会导致对被告管辖利益的重大损害。而侵权行为的管辖规则是在原告和被告之间实现管辖利益平衡，而非将所有案件都划归原告住所地管辖。故侵权结果发生地的界定应当以直接结果为标准作合理的限定。综上，申请人认为，姑苏法院对本案并无管辖权，恳请姑苏法院将本案移送至被告所在地，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院认为，根据苏州树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其认为被告汪金敏、于文强、宋佳艺、孙永伟、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在代理案件中的违法行为与恶意诉讼行为对原告构成了侵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责任。因此，本案属于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侵权纠纷的规定确定管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侵权行为实施地是指侵权行为从开始实施直至实施终了的地区。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无论指向的是被告在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成都市(四川高级人民法院)两地的案件代理活动或是于苏州市吴中区提起的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之诉，均不是发生于苏州市姑苏区。而侵权结果发生地是指侵权行为致使受害人权利受到侵害的损害事实发生地，即侵权结果发生地系指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存在最密切联系的结果发生地，不能仅因受害人起诉主张权利就直接以原告住所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综上，本案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的实施地或结果发生地均非本案原告注册地苏州市姑苏区。现被告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请求将该案移送至其工商登记所在地法院符合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的规定，故被告对本案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成立，本案应移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被告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处理。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成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罗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