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辖终25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高临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实际楼层第**）。法定代表人：RODOLPHEFRANCOISMARIEFERNANDdeHEMPTINNE（jonkheer），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嵘辉，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剑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iv>法定代表人：马化腾，董事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v>法定代表人：马化腾，董事长。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艳艳，北京安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杨凡，女，199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上诉人高临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两被上诉人以下共同简称腾讯公司）以及一审被告杨凡侵害商业秘密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初2947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腾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腾讯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所运营的游戏业务在行业内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运营腾讯旗下百余款游戏，共同使用和管理腾讯游戏运营数据。该游戏运营数据属于敏感经营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且具有重大商业价值，腾讯公司对其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构成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所保护的商业秘密。腾讯游戏运营数据均存储于iData全量游戏经营分析数据系统，iData系统服务器设于深圳，仅负责游戏数据系统管理的特定员工有权限获取相关数据。除限定获取游戏运营数据的系统权限外，腾讯公司还通过与所有员工签署保密条款、施行《腾讯阳光行为准则》、进行安全高压线培训等举措，对包括游戏运营数据在内的公司商业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高临公司是一家主要服务于投资者、战略咨询公司和企业决策者的研究咨询公司，杨凡是高临公司的项目组组长。至少从2018年1月开始，杨凡多次主动通过微信联系腾讯公司前员工、案外人张某，索要腾讯所有在线游戏营收数据，咨询腾讯游戏相关的广告投入投放情况、精品游戏的项目运营情况等，并通过高临公司的关联公司账号向张某妻子的个人银行账户支付好处费。张某本人并无iData系统权限，系违反公司制度，借用同事iData系统权限登录并获取了相应数据，再通过微信转发杨凡的个人微信。高临公司、杨凡通过信息网络渠道，持续多次贿赂案外人张某并获取了腾讯160余款游戏长达近一年半时间（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之间）的月度营收数据，继而将上述数据向不特定对象披露、售卖。高临公司和杨凡共同获取腾讯公司重大商业秘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均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腾讯游戏营收数据对游戏行业分析、投资决策、合作洽谈等均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泄露不仅导致腾讯公司遭受经济损失，更将严重损害其通过巨大成本投入才建立的竞争优势。综合考虑高临公司、杨凡的侵权行为恶劣，主观恶意明显，应当连带赔偿腾讯公司损失及合理支出。诉请判令高临公司、杨凡立即停止侵害腾讯公司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删除其持有的全部腾讯公司商业秘密、销毁其持有的载有腾讯公司商业秘密的载体、停止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腾讯公司商业秘密；判令高临公司、杨凡连带赔偿因其侵害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给腾讯公司带来的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所产生的律师费、公证费和差旅费等各项合理开支共计2800万元并出具书面声明、消除影响等。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高临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主要理由是：（一）腾讯公司在本案中没有起诉张某，不应将张某的行为作为本案管辖连接点，张某获取信息的地点、发送信息的地点不应纳入本案管辖权考量范畴。（二）基于腾讯公司所声称内容，高临公司、杨凡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系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信息获取地应为上海市，而非深圳市。即便存在款项往来，付款行为及收款行为也均不发生于深圳市。（三）本案为侵犯商业秘密纠纷，非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或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两类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适用范围，不宜适用该条规定，以原告住所地为侵权结果地为由对本案进行管辖。（四）高临公司的住所地位于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区内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案件由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高临公司及杨凡的住所地均位于上海市，且案外人张某也是上海人，由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更便于查明涉案事实。综上，腾讯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深圳市为侵权行为地，且两被告住所地均不在深圳，一审法院无权管辖本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侵害商业秘密纠纷，应当按照侵权纠纷案件确定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本案两被告住所地不在一审法院的地域管辖范围，因此需要审查一审法院在侵权行为地方面是否具有管辖本案的连接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本案中，腾讯公司主张腾讯游戏运营数据包括游戏收入、新注册人数、活跃人数、付费人数等构成商业秘密，其将前述商业秘密均存储于iData全量游戏经营分析数据系统，存储游戏运营数据的iData系统服务器设于深圳，腾讯游戏运营数据由两原告共同管理、使用。腾讯公司所提交初步证据显示，高临公司是一家主要服务于投资者、战略咨询公司和企业决策者的研究咨询公司，杨凡是高临公司项目组组长。至少从2018年1月开始，杨凡多次主动通过微信联系腾讯公司前员工、案外人张某，索要腾讯所有在线游戏月营收数据，咨询腾讯游戏相关的广告投放情况、精品游戏的项目运营情况等，并通过高临公司关联公司账号向张某妻子的个人银行账户支付好处费。张某违反公司制度，借用同事iData系统权限登录并获取了相应数据，再通过微信转发杨凡的个人微信。高临公司、杨凡通过信息网络渠道，持续多次贿赂案外人张某并获取了腾讯160余款游戏长达近一年半时间的月度营收数据，继而将以上数据向不特定对象披露、售卖。因此，本案现有初步证据证明，腾讯公司请求保护的商业秘密即腾讯游戏运营数据产生、存储、管理均发生在架设在深圳本地的服务器当中；腾讯公司前员工、案外人张某借用同事iData系统权限登录并下载获取了相应数据，张某再通过微信转发给杨凡，高临公司、杨凡继而将以上数据向不特定对象披露、售卖。因此，涉案商业秘密的保存、非法下载、向杨凡传输以及后续向他人披露等均发生于信息网络当中，高临公司、杨凡被控侵害商业秘密行为系通过信息网络实施。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深圳市既是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实施地，也是侵权结果发生地，本案腾讯公司作为被侵权人提起诉讼，其住所地位于广东省深圳市且符合一审法院受理范围，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高临公司的管辖异议申请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裁定驳回高临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高临公司负担。高临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定错误适用有关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特殊规定，本案不符合其适用条件，应按一般侵权行为确定管辖。《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设立初衷，是考虑到司法实践中有大量涉外案件，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实施地均处于国外，但侵权结果发生于国内，为便于我国法院对该类案件行使管辖权，才出台该条款。但该条突破了“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原则，对其适用必须进行限制。如不对信息网络侵权行为进行界定，无一例外地适用该条，将严重颠覆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管辖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广东省高级人法院，相关指导案例都已明确，并非只要涉及网络的侵权案件，均可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其仅适用于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或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两种特定情形。因此，本案被诉行为虽存在信息网络要素，但不属于该条所特别规定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符合该条规定的适用前提，仍应按一般侵权行为确定管辖。（二）腾讯公司虽声称高临公司、杨凡通过信息网络侵害其商业秘密，但所声称内容也并未指向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于深圳市，亦无任何证据证明深圳市为侵权行为地，且高临公司、杨凡的住所地均不在深圳市，一审法院无权管辖本案。1.依腾讯公司证据声称内容，张某并非基于高临公司、杨凡的指示而实施非法获取腾讯公司诉称的商业秘密，高临公司、杨凡从未指示张某非法获取腾讯公司商业秘密，不存在所谓的“贿赂”一说。相反，根据腾讯公司的证据中张某与杨凡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张某系主动向杨凡兜售相关数据。2.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中的“侵权行为地”应当仅仅限于被告侵权行为地，而不能扩展至案外人的非被诉行为的所谓相关行为地。本案中，腾讯公司并未起诉张某，未要求追究其行为的法律责任，张某作为案外人，其行为并非被诉侵权行为，不应将张某的行为作为本案管辖连接点，一审裁定错误将张某纳入管辖考量因素。3.一审裁定认定高临公司、杨凡被控侵害商业秘密行为系通过信息网络实施，并无根据，相关分析说理颇为牵强，难以自洽。第一，如上文所述，腾讯公司并未在本案中起诉张某，张某不应作为本案管辖连接点的考量因素。故，张某用哪里的电脑登录哪里的服务器均非本案管辖应考虑范围。而且，本案中，腾讯公司并未指控高临公司、杨凡直接通过信息网络侵入设置于深圳市的存有涉案商业秘密的服务器，通过非法技术手段进行相关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故，存储商业秘密的服务器位于哪里，不属于本案管辖连接点。第二，一审裁定认定张某通过微信传送给杨凡，并无证据支持。腾讯公司起诉证据中的聊天截图并无任何传输涉案商业秘密的内容，相关对话只表明张某在向杨凡兜售信息。即便存在该行为，腾讯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信息的传送发生于微信哪一个具体的服务器。故，所谓的传送行为也无法得出一审法院有权管辖的结论。第三，腾讯公司虽然在起诉状中提及高临公司、杨凡向不特定对象披露、售卖相关数据，但其在起诉状中已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而该条仅涉及“非法获取”，因此，本案不应以“披露”“售卖”行为确定管辖，且腾讯公司也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所谓的向不特定对象披露、售卖行为。4.涉案全部被控行为均与深圳市无关。第一，无证据证明高临公司、杨凡指示张某非法获取相关数据，更无证据证明该行为发生于深圳市。第二，无证据证明杨凡在深圳市，或通过设于深圳市的计算机信息设备获取数据信息。杨凡住所地位于上海，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到深圳市接收信息的情况下，即便存在接收信息的行为，按常理也理应以其住所地上海市为信息接收地。第三，无证据证明张某在深圳市向杨凡发送数据信息，且信息发送地也不应纳入本案管辖连接点考量范围。首先，如上所述，腾讯公司仅声称高临公司、杨凡非法获取信息，未声称张某非法披露信息。张某向杨凡提供数据信息行为不应作为本案管辖考虑范畴，即信息发送地不应作为本案管辖连接点。其次，腾讯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张某是在深圳市向杨凡发送了数据信息。相反，依据腾讯公司证据中张某的谈话笔录，张某身份证号码归属地为上海市虹口区，有理由据此相信张某住所地位于上海市。第四，腾讯公司主张张某通过其妻子账户收取费用，根据腾讯公司证据中的银行流水单，收取费用的银行账户开设于招商银行上海某支行。因此，按腾讯公司主张及其证据，即使存在费用支付，张某也是在上海市收取的费用。5.高临公司、杨凡的住所地均不在深圳市，被诉侵权行为地亦非深圳市，原告住所地不应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一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本市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的规定》第一条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基层法院知识产权案件、行政案件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集中管辖的公告审判信息》的规定，本案中，高临公司、杨凡的住所地均位于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区内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案件由普陀区法院集中管辖，故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腾讯公司向本院书面答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和《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一般管辖规定，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仍是深圳市，一审法院对本案仍享有管辖权。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腾讯公司有权要求部分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这是其行使诉讼权利的具体体现。本案应当将张某的行为与高临公司、杨凡的侵权行为做整体看待。张某基于高临公司及杨凡的要求，非法获取和向其提供游戏运营数据，与高临公司及杨凡具有共同侵权故意，共同侵害了腾讯公司的商业秘密。张某是高临公司、杨凡实现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渠道和手段。虽张某并非本案被告，但不影响张某的行为是本案被诉侵权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腾讯公司有权选择起诉高临公司及杨凡对涉案全部侵权行为（包括张某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该种诉讼权利不应排除在本案的管辖确定和实质审理过程中考虑张某的侵权行为。高临公司基于张某并非本案被告而否认一审法院的管辖权，对侵权责任法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基础性错误。2.按照一般侵权案件管辖规定，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仍在深圳市。高临公司主张只要排除《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而适用一般侵权案件管辖规则分析，深圳市就与本案无任何连接点，在法律理解适用上有明显错误。张某违反公司保密规定，私自使用同事iData系统权限登录下载位于深圳本地服务器上的游戏运营数据，帮助高临公司和杨凡非法获取相关数据，共同构成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涉案非法获取行为直接发生在存储涉案商业秘密的深圳本地服务器上，同时直接导致的损害结果是住所地在深圳市的腾讯公司存储于深圳服务器上的数据泄露，直接侵害其合法权益，破坏其竞争优势。深圳市就是被诉侵权行为产生直接损害的地方。司法实践中不乏将原告住所地作为网络环境下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的案例。3.高临公司上诉主张所有保存、下载、传输和后续披露行为均与深圳市无关，刻意回避了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发生地的论证，前后逻辑明显矛盾。首先，一审裁定认定一审法院具有管辖权，并非只是单独考虑了张某个人的行为或者原告住所地在深圳市的事实，而是充分整体考虑了高临公司、杨凡以及张某全部侵权行为极强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性质后做出的认定。其次，上已述及，腾讯公司有权选择部分侵权人就全部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但此种诉讼权利的正当行使并不排除共同侵权人的所有侵权行为均应在本案中一并全部纳入考虑。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是本案涉诉侵权行为之一，其结果发生地也理应是本案所有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之一，可据此确定管辖。因此，张某是否本案被告、高临公司及杨凡是否还存在后续披露、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均不影响一审裁定关于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在深圳这一核心认定结论。再次，涉案侵权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一审裁定认可深圳市是被侵权人住所地暨侵权结果发生地具有管辖权，该认定结论合理合法。高临公司反复分析存储商业秘密的服务器在哪、商业秘密的流转传输如何实现，试图论证上述行为均发生在深圳市以外，但其论证逻辑的前提实际是默认了涉案商业秘密的原始载体、下载、运输均是在信息网络环境下实施的。高临公司未能论证任何侵权行为的实施和损害结果发生是脱离信息网络环境的，又试图排除信息网络环境对本案管辖连接点的影响，前后逻辑明显矛盾。最后，高临公司刻意回避了对上述侵权行为的直接损害结果发生地的论证。（二）《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是考虑到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模式的特殊性而做的细化管辖规定，与一般侵权案件管辖规则并不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等各地各级法院在知识产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均曾适用该条确定管辖。本案高临公司与杨凡的侵权行为实施和结果发生均在信息网络上，以腾讯公司住所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来确定管辖具备充分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1.《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是对一般侵权案件管辖规则的细化，而非冲突性规定。按照一般侵权案件管辖规定，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仍在深圳市。《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是对民事诉讼法在特定情境中如何理解和适用的具体解释，而非对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和规定的突破，与“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也并不冲突矛盾。2.《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中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并无明确定义，对“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理解和适用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侵权行为多元化发展而逐步拓展的。在管辖权异议阶段，腾讯公司已提交大量代表各地司法实践的案例，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等各地各级法院在知识产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包括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中，均曾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确定管辖。高临公司主张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仅针对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显然不是与当今信息社会发展现状相适应的对《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合理理解，也与各地最新司法实践背道而驰。3.本案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和损害结果发生均存在于信息网络环境中。被窃取的经营秘密系存储在深圳本地服务器上的游戏运营数据，侵害经营秘密的行为完全通过信息网络实施，完全符合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行为模式，应当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确定管辖，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从2018年1月开始，高临公司及杨凡行贿案外人张某，至少四次在微信上求购并获取了涵盖2018年全年以及2019年2-5月腾讯所有手游月营收流水数据的Excel文件。张某违反腾讯集团保密制度，非法使用另一腾讯员工的iData系统权限登录并下载了位于深圳服务器上的腾讯所有在线游戏月营收数据，再通过微信转发杨凡的个人微信。高临公司及杨凡获得数据文件后，同样通过微信发送披露给其客户，造成腾讯公司重大商业秘密的持续泄露。涉案商业秘密的原始产生、存储载体、非法下载获取、后续向第三方的披露和使用均无法脱离信息网络环境，完全符合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行为模式，具备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事实前提。（三）高临公司多处主张严重偏离事实和证据，具体而言：高临公司主张张某系主动兜售相关信息，该主张与在案证据相悖，腾讯公司的起诉证据中张某与杨凡的微信聊天记录清楚地显示，每次都是杨凡收到客户的明确需求后，主动找到张某求购相关数据。高临公司在上诉状中摘录的部分聊天记录实际体现的是杨凡与张某谈论贿赂好处费用的具体安排。张某收受高临公司及杨凡的贿赂、出售数据的非法行为已经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相关事实已经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并且，在该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杨凡曾被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传唤询问，认可是受客户委托主动找张某拿数据，而该等自述内容也与起诉证据中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腾讯公司的起诉证据5第88、87、92、95、96等页均明确显示，杨凡在主动提出求购月度游戏营收数据的要求后当日，就通过微信接收了张某发送的至少5个Excel数据文件，高临公司上诉主张腾讯公司起诉证据5的聊天截图并无任何传输涉案商业秘密的内容，结论有失偏颇。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侵害商业秘密纠纷，属于不正当竞争纠纷范畴，应当按照侵权纠纷案件确定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关于“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分别集中管辖部分知识产权、金融案件的批复》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有权管辖深圳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商标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等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住所地均在深圳市的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本案原审被告的住所地均不在一审法院的地域管辖范围，因此，本案需要审查一审法院在侵权行为地方面是否具有管辖本案的连接点。关于侵权行为地，《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是关于计算机网络侵权纠纷案件的管辖规定，条文内容本身并未明确是针对某种特定性质的侵权纠纷的管辖规定。本案中，腾讯公司起诉主张其使用、管理的腾讯游戏运营数据存储于服务器设于深圳的iData全量游戏经营分析数据系统，高临公司是一家主要服务于投资者、战略咨询公司和企业决策者的研究咨询公司，该公司项目组组长杨凡通过微信联系腾讯公司前员工、案外人张某，索要腾讯所有在线游戏月营收数据、咨询腾讯游戏相关的广告投放情况、精品游戏的项目运营情况等，并通过高临公司关联公司账号向张某妻子的个人银行账户支付好处费，张某违反公司制度，借用同事iData系统权限登录并获取相应数据，再通过微信转发给杨凡的个人微信。腾讯公司为其主张提交了初步起诉证据，其诉称的商业秘密被非法获取、下载、传输等均发生于信息网络中，被控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均在信息网络上，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即腾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为本案侵权行为地之一，一审法院作为侵权行为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因腾讯公司已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选择向本案侵权行为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因此，高临公司上诉提出深圳市不是侵权行为地、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并请求将本案移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裁定驳回高临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高临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史尊奎审判员  邵静红审判员  邹 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郑奕芬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