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99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顺平，男，197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何顺，上海顺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舒扬，上海顺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正华，男，197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立，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珊，上海君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顺平因与被上诉人刘正华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7民初21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顺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正华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正华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双方签订案涉《合作协议》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协议约定委托期限至2016年1月28日，委托结束后返还保证金，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在2019年1月28日届满。刘正华起诉时间为2019年8月1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刘正华原审提供报警记录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但该证据记载系“欠条”纠纷，也未写明纠纷金额或具体事由，显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却对此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显属错误。2、案涉《合作协议》关于保底的约定无效。首先，该条款违反公平原则，将投资理财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张顺平，使得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以往的相关司法裁判亦已做类似认定。其次，该约定违背委托合同基本原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06条、第407条的规定，受托人只承担因自己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的损失；再则，该条款不符合相关金融领域禁止性规定，违反了我国《证券法》第143条和“九民会议纪要”第92条的规定，亦有违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应属无效。该条款无效的后果应当是双方各自承担亏损，本案中张顺平和刘正华提供的资金均已亏损完毕，亏损的原因系股市熔断机制的存在，而并非张顺平的操作失误，不应由张顺平为刘正华的亏损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未能查明基本事实。本案《合作协议》系张顺平、刘正华、徐斌、王新娣四人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书》的附件，张顺平签订案涉《合作协议》并非张顺平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四人的团队利益。从《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及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四人对于向外引进资金都是知晓并同意的，且《合作协议》第五条提供担保的账户也是四人合作的银行账户。因此，案涉《合作协议》的权利义务应由四人共同享有和承担。4、张顺平已符合《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免责条件。根据《投资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第5点约定纯收益达到及超过900万元则乙方免责。经统计，在2015年12月30日收盘时，团队合作框架下的账户总净资产为2149万元，扣除团队初始投资资金600万元，纯收益达到1549万元，已符合约定的免责条件。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刘正华辩称，不同意张顺平的上诉请求及理由。1、关于诉讼时效。刘正华自2016年1月合作结束以后，通过电话、当面催讨等多种方式向张顺平主张债权，但张顺平一再拖延还款直至消失。后经刘正华多方打听，于2018年9月22日找到张顺平的工作场所并要求其返还保证金150万元。刘正华本人于当日报警，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新村派出所出警处理。110接警登记表系报警当日形成的手书登记表。110接警登记表载明双方就欠条相关经济纠纷报案，且原文明确表述为内有约定解决途径，告知双方到指定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处理，与案涉《合作协议》约定的管辖法院一致。故本案的诉讼时效于2018年9月22日中断，未超过诉讼时效。2、关于公平原则。从本案双方的合作模式而言，刘正华只有出资行为，即负责提供系争保证金，而没有具体的投资行为。对系争款项的使用，包括合作投资方向，投资内容、操作节点、风险评估、资金流转、收益判断等，刘正华均不参与决策。相反，张顺平全权决定系争款项的使用与流转。更为重要的是双方计算收益的本金是375万元，刘正华出资近50％，仅享有可能产生收益的10％，张顺平却享有高达90％的收益权。至此，双方在决策、使用、收益方面的权利义务显然不对等。所以双方签订合同时设置了第四条约定，即张顺平无条件向刘正华承担全额返还保证金的责任以平衡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3、我国法律法规中禁止金融性委托理财保底的规定，仅见于我国《证券法》第143条。而本案张顺平并非券商，本案合作内容也并非证券经纪业务，因此无论从主体资格还是行为方式均不适用于保底收益条款无效的法律规定。而且，根据合同法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系争合同关于返还保证金的约定系两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相关规定，不存在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该约定依法有效。更何况，从本案双方的风险认知能力而言，刘正华作为非证券交易专业人士对证券交易的风险认知能力较低，正是鉴于张顺平承诺全额返还保证金，才同意签署《合作协议》。4、关于《投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的签约主体是张顺平、刘正华、徐斌、王欣娣四人，从内容和签约主体来看均与本案的《合作协议》没有任何关联性，两份合同是完全独立的。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刘正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顺平归还刘正华保证金1，500，000元；2、判令张顺平赔偿刘正华律师费损失3，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张顺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29日，刘正华(甲方)与张顺平(乙方)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鉴于单某某与徐斌在2015年12月28日签署的协议书：合作协议书证券账户姓名：单某某证券公司：华泰绍兴营业部……委托时间2015年12月29日起2016年1月28日止。在秉承自愿的原则，甲乙双方一致认同上述协议，签署以下协议：在上述协议中‘其中张顺平提供的保证金375万元’中的150万元整是本协议甲方提供的，在2015年12月28日一次性转入到张顺平民生上海汽车城支行账号……2、甲方自愿提供保证金150万元。并享有委托账户净收益的10％的分配权(除委托账户收益外)。3、甲方有风险控制权：委托账户在总账低于及等于／万元时，甲方(或委托第三人)无条件卖出所有股票权力，所产生所有损失由乙方负责。4、甲方不承担任何损失，委托账户在运营期间和结算后，乙方无条件保证甲方的保证金150万元(包括利息)安全，若出现亏损乙方无条件补足。合作结束后及时将甲方投入的本金及收益汇入甲方账户。5、乙方同意以下账户提供担保：户名：张顺平开户银行：民生上海汽车城支行账号……6、若乙方账户金额不足或不弥补甲方亏损，甲方可起诉乙方，乙方承担诉讼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双方约定诉讼地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同日，刘正华向《合作协议》约定的张顺平民生银行上海汽车城支行账户转入1，500，000元，转账附言为“投资合作款”。2016年1月13日，张顺平向刘正华出具《还款书》一份，载明“到月底前还刘正华768，250元。还款日期2016.1.31前”。2019年7月8日，刘正华(甲方)与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乙方)订立《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约定事务所指派律师为本案系争事项进行诉讼，刘正华应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元。2019年7月25日，刘正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支付3，000元。2019年9月20日，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向刘正华开具了等额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审法院认为，刘正华与张顺平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恪守己方义务。关于张顺平的几项辩称意见：其一，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否构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委托理财合同，是指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将该资产投资于期货、证券等交易市场或者通过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得收益由双方按约定进行分配或由受托人收取代理费的经济活动。系争《合作协议》约定刘正华提供保证金1，500，000元，享有委托账户净收益的10％分配权，委托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至2016年1月28日。就该协议的内容而言，包含委托理财合同中的委托期间、委托事项等要素。刘正华在庭审中陈述：“刘正华将150万(元)作为本金交付给张顺平进行炒股，投资时间是一个月，如果在此期间有收益，90％的收益归张顺平，10％归刘正华，如果有亏损，由张顺平方承担。”该陈述表明刘正华存在将资金委托给张顺平，由张顺平进行投资理财的意思表示。另外，刘正华向张顺平转账1，500，000元，转账附言为“投资合作款”，亦进一步印证了该款项的用途为投资。综上，虽然刘正华交付给张顺平的1，500，000元并非直接用于购买股票，而是作为张顺平代他人炒股的保证金，但刘正华据此享有委托账户收益的10％，符合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表现形式，双方构成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其二，《合作协议》第4条保底约定是否有效。民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作为自然人，在系争协议中约定保证本息最低回报的条款，系当事人双方通过意思自治对委托行为设定的激励及制约机制，符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自愿原则，该保底条款的效力并无法律禁止性规定。张顺平作为具备丰富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吸纳刘正华资金用于投资活动，其对相应的市场交易规则应为明知，在此情形下，双方仍达成保底约定。现因投资亏损，张顺平辩称该约定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及交易准则，不符合民法之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本案系争《合作协议》第4条关于保底的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该条款应为有效。其三，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本案中，刘正华提交的XXXXXXX号《110接警登记表》《110事件单登记表》具体内容虽存在差异，但是结合两份登记表上载明的报警时间、电话、接报地址、内容，能够得出刘正华于2018年9月22日就“欠条”相关经济纠纷报案，且书面约定纠纷由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管辖，与本案中《合作协议》约定纠纷管辖法院一致，张顺平亦出具了《还款书》，前述事实与登记表所载内容相互印证。刘正华就案涉纠纷向张顺平提出履行请求，故本案诉讼时效于2018年9月22日中断，刘正华于2019年8月1日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至于张顺平辩称《110事件单登记表》仅能证明双方存在另案欠条纠纷，但其并未提供双方存在另案欠条纠纷的反证，故对张顺平此项抗辩实难采信。关于律师费损失，根据系争《合作协议》第6条的约定，张顺平应承担刘正华因诉讼产生的所有费用。鉴于律师费并非诉讼必须发生的费用，故对于刘正华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一、张顺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刘正华保证金1，500，000元；二、驳回刘正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327元，由刘正华负担37元，由张顺平负担18，29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刘正华主张张顺平返还保证金的诉讼时效有无届满；2、案涉《合作协议》保底条款的法律效力；3、张顺平认为依据其提供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本案应由四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主张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届满的关键在于刘正华主张诉讼时效中断能否成立。刘正华提供2018年9月22日的报警记录用以证明其曾于该日向张顺平催讨保证金，并进行了报警。张顺平则认为该报警记录显示双方纠纷为因欠条引发的经济纠纷，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但根据报警记录反映，当时警察告知双方向约定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与本案《合作协议》的管辖约定一致；而张顺平身份证记载的住址在山东省，刘正华身份证记载的住址在上海市松江区，均非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对此，张顺平并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另存在借贷等法律关系且约定的管辖法院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况且，虽然案涉《合作协议》与欠条在名称上存在差异，但本案中张顺平于2016年1月13日向刘正华出具《还款书》一份，载明“到月底前还刘正华768，250元。还款日期2016.1.31前”。该《还款书》能够与欠条的表述相对应。对于该金额，刘正华解释称因为当时账户内仅剩这么多，故在向张顺平催讨保证金时同意其先还该部分的保证金，对此张顺平亦予以认可。因此，本院对刘正华的主张予以采信，其主张保证金返还的诉讼时效于2018年9月22日中断。故本案刘正华一审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二。张顺平认为本案《合作协议》约定其无条件保证刘正华保证金150万元安全，若出现亏损由张顺平无条件补足的内容系保底条款，违背了我国金融领域的禁止性规定，违反了公平原则和市场基本经济规律，也违反了我国《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对此，本院不予认同。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系自然人，并不适用我国《证券法》第143条关于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的规定。张顺平认为可以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方式参照适用该条的规定，该观点亦不能成立。此处应进行比较的并非证券机构与自然人之间的专业程度，而是所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自然人之间的保底约定，系两个个体之间针对亏损的分配约定，不涉及金融风险的考量，应当按照合同意思自治的原则来进行认定，本案《合作协议》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张顺平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其次，只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亦不存在公平原则适用的前提，而且本案涉及专业投资领域，具有商事交易的性质，签约双方更应秉持慎重的原则签署合同，并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更何况，根据双方合同的权利义务安排，亦难谓有失公平，刘正华所享有的收益仅为总收益的10％，而张顺平享有90％并拥有对资金运用的决定权，在此基础上张顺平承诺一旦发生亏损由其无条件补足保证金，亦属合理。第三，张顺平基于我国《合同法》第405条、406条的抗辩不能成立，该两条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并非强制性规定，而系任意性规定，当事人可在合同中作符合双方实际情况的另行约定。只有在当事人未作约定时，该两条可作为法定默认补充条款适用于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之中。故本院对张顺平该节抗辩均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张顺平认为其提供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以及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案涉资金系四方合作汇集并使用收益，刘正华作为合作人之一对此应当明知，故不应由张顺平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而应由四方共担损失。对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首先，其提供的《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总资金金额为600万元，四方每人出资150万。而案涉《合作协议》约定的保证金金额为375万，金额、合同主体以及款项性质均不同。其次，案涉《合作协议》首部载明“鉴于单某某与徐斌在2015年12月28日签署的协议书：《合作协议书》”“在秉持自愿的原则，刘正华与张顺平一致认同上述协议，签署以下协议(即本案《合作协议》)”，因此本案《合作协议》的签署系基于案外人单某某与徐斌签署的《合作协议书》，故张顺平认为案涉《合作协议》系其提供的《投资合作协议书》的附件并无依据，且张顺平亦无法提供单某某与徐斌的《合作协议书》用以证明其主张，故无法认定该《投资合作协议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再则，张顺平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无法证明聊天主体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聊天内容与案涉《合作协议》以及150万元保证金的关联性，故张顺平所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张顺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案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无误，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327元，由上诉人张顺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炜审 判 员  高增军审 判 员  肖光亮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黄宇宏书 记 员  郑文浩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