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29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艳华，女，1977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委，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银辉，女，汉族，1976年5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力，广东深金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卓，广东深金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建辉，男，汉族，1962年4月23日出生，住福建省泉州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龙山，男，1966年6月2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蒋艳华与被上诉人杜银辉、董建辉、董龙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8）粤0305民初10212号民事判决。杜银辉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粤03民终15913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3月17日作出（2019）粤0305民初13284号民事判决。蒋艳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蒋艳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除双方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由被上诉人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利息损失。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已取得两家公司的股东身份无法律和事实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九民纪要》第8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以其姓名或者名称已记载于股东名册为由主张其已经取得股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生效的股权转让除外。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根据前述规定，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后才取得股东资格，可以行使股东权利，但截止至重审一审判决时，上诉人仍未能记载于重庆安×森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森公司）、重庆两江新区中视金×表演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公司）两家公司的股东名册上，故不能认定为上诉人已成为股东；2、除未能记载于股东名册外，上诉人亦未能享有任何目标公司的股东权利，如获得召开股东会通知、参加股东会会议、获取公司财务报告、查阅会计帐簿乃至参与公司经营或是行使股东决策权的。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在转让协议上盖章即表示知悉和同意，无论是依公司法规定还是之后的公司行为均不能证实上诉人已实际取得公司的股东资格，故上诉人受让公司股权形式和实质上均未履行完毕。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1、关于合同的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时间”。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决定了股权持有人应当是履行变更股权义务的主体。根据前两条规定和一般的股权转让商事交易规则，股权转让有两种履行方式，一是被上诉人要求履行，二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履行。故上诉人是否向股权持有人提出变更请求并非履行的唯一前置条件，一审法院将提出履行要求的举证责任由上诉人一方承担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2、关于股东权利的实现。上诉人未能取得股东身份、无法实现股东权利，而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已取得股东身份鉴于被上诉人系两家公司股东和监事，应由其承担上诉人是否已实际享有公司相应股东权利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一审判决前没有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被上诉人在重审一审审理时提交的《关于股权变更的决议》为虚假证据。决议内容为同意股权转让，金×公司股东签名为杜银辉和陈良，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4日。据企业信用报告显示，金×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16日，2016年1月19日股东由金婧变更为陈良。即股东会议决议落款2015年5月4日当天，金×股东系杜银辉和金婧，并非在决议上签名的杜银辉和陈良，这足以证明《股权转让决议》系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在本案重审期间伪造的虚假证据。代理人请法院对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予以司法惩戒。三、被上诉人未转让股权之行为构成根本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被上诉人作为两家目标公司股东（金×公司持70%股权，安×森公司持25%股权）及监事，有能力为上诉人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其在2015年5月5日签约至2018年4月25日上诉人通知其解除合同将近三年时间内未能办理股权变更远远超过了合理期限，属于严重履行迟延。此外，在签订转让协议后的2016年1月19日，金×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将金婧持有的30%股权转让给陈良，可见被上诉人作为金×公司股东和监事，有能力办理股权转让事项而未办理。因被上诉人无法按协议约定交付合同标的即两家公司股权，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购买股权的目的是参与目标公司盈利分红，因无法成为股东，迟迟不能享受股东权利，且第三人也称两家公司在2017年已经停业，上诉人购买股权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提出解除合同。四、股权转让行为既未实际履行，也无继续履行的可能和必要。因被上诉人未能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上诉人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在2018年4月向其发出书面通知解除合同，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已经解除。至于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在庭审时提出可以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因合同已经解除，无继续履行的可能。被上诉人杜银辉、董龙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董建辉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蒋艳华一审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5月5日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200万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200万元自2015年5月20日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森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7日，登记的股东为刘燕平(75%)和董建辉(25%)。金×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16日，登记的股东为杜银辉(70%)和陈良(30%)。原、被告系多年朋友关系。2015年5月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两家公司（安×森公司和金×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格为200万元；被告保证向原告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原告即享受20%的股东权利；原告应将转让款在签订协议后的15天内转账到董龙山的工商银行账户上；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该协议上述两家公司均加盖骑缝章。2015年5月7日、5月12日、5月19日、5月20日，原告分四笔将股权转让款共计200万元转入董龙山的银行账户。上述股权转让后未进行变更登记。关于未变更登记的原因，原告主张其自2016年初有电话要求被告配合变更而被告未予配合，被告不予确认。被告提交其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蒋艳华通过其账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于2017年7月11日向杜银辉的账户还款60万元，于2017年7月17日向杜银辉的账户还款40万元，意即如果原告所言2016年初即要求解除协议属实，被告不可能在拒绝退款的情况下还向原告出借100万元。原告确认借款、还款事实，陈述双方有其他经济往来。2018年4月25日，被告收到原告方发出的律师函，内容为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被告提交安×森公司、金×公司《股东会关于股权变更的决议》(2015年5月4日)，分别有两公司盖章，分别有董建辉、刘燕平、杜银辉、陈良签字表示同意股权转让，刘燕平、陈良放弃优先购买权。被告以此拟证明安×森公司、中视金×公司的实际股东、名义股东均知晓蒋艳华受让股权的事实。原告认为该份证据虽系原件，但在原一审、二审中未提交，应该是后补的。另，第三人董龙山陈述两家公司于2017年停业，2015年签订股权转协议后未盈利、未分红。在庭上，被告表示可以随时配合原告变理股权变更登记；第三人董龙山表示因为董建辉与杜银辉系代持，所以没有障碍，其可以配合；原告表示目前已经没有办理登记的必要和意愿。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即，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表明股东身份并不需要在登记管理机关登记才产生，但是如果不经登记其效力只及于公司和股东之间，不具有对外的效力。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该合同有效。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本案中，安×森公司的股东董建辉登记了25%的股权，虽董龙山、被告杜银辉陈述董建辉系代董龙山持有，但董建辉的书面答辩状并未陈述相同意见，故对董龙山、被告杜银辉该陈述不予采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2015年4月21日董建辉将安×森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杜银辉，之后虽未变更股权的工商登记，但董建辉已经确认该股权与其无实质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照准。杜银辉与董龙山均承认杜银辉持有两家公司的股份系代董龙山持有，且两家公司在原、被告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盖章的行为可推定公司无异议，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该代持关系。原告表示对此不知情，不合常理。首先，原、被告是多年朋友关系；其次，200万元转让股权，此等较为重大事项，原告不提前查询公司相关资料或了解公司相关情况，不尽正常的审慎义务，实在匪夷所思。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两家公司均盖章，表明知悉且无异议；各股东的确认书即使是后补的，亦表示其余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故原告已取得两家公司的股东身份。至此，原告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原告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益的请求亦当然不予支持。至于办理变更登记，该事项虽未在合同中约定，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属后合同义务，被告及第三人董龙山应配合变更；尚登记于第三人董建辉名下的股权，因董建辉已经不是实际股东，亦有义务配合变更。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原告亦可主动与被告协商或随时要求被告履行，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提出过该要求，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对方违约。现原告不要求转让，一审法院对此不作处理。最后，关于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本案诉讼时效为2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未向被告提出变更登记的要求，即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计算。故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最后，根据该规定第四条的精神，被告在一审阶段未得出诉讼时效抗辩，在重审阶段应无权提出。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蒋艳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56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蒋艳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股权转让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将通过投资或者受让股权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记载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手续。公司股权转让应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以取得对外的公示效力，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我国公司法并未规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要件，也未规定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则转让行为无效，因此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本案中，蒋艳华与杜银辉之间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并经标的公司安×森公司、金×公司加盖公章，两家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事后也已作出决议同意蒋艳华受让股权事宜且其余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应视为系对蒋艳华股东资格的确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蒋艳华已取得两家公司股东身份并无不当。蒋艳华主张其因未登记在册无法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经营，但并未举证证明存在要求对方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受阻的情形，而杜银辉、董龙山在一审庭审中亦均明确表示愿意随时配合蒋艳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在此情况下，蒋艳华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起诉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股权款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560元，由上诉人蒋艳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乐  乐审判员 李    原审判员 许  海  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谢靖颖(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