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9民申94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朱开文，男，汉族，1967年8月6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湖南省澧县******12组12018号，公民身份号码为432************413。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少善，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桂英，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东莞市华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20。法定代表人：严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国涛，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楷堂，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朱开文因与被申请人东莞市华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悦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285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朱开文申请再审称，再审申请人朱开文有新证据（二审法院的生效判决书）证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2856号民事判决书在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粤19民终11470号至11480号系列民事案件判决书，于2019年作出(2019)粤19民终3896号至3930号系列民事案件判决书，上述系列判决认为，根据《出租小汽车承包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因国家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者无法全面履行的，双方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解决有关的善后事宜，在此情况下双方都不视为违约（详见该系列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系列判决书中认为承包人（出租车司机）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朱开文近日获悉该判决书的内容，对比该系列案的案情，认为第一法院与第三法院审理的案件【二审案号：（2018）粤19民终11470号至11480号，(2019)粤19民终3896号至3930号】均为发包人（出租车公司）向承包人（出租车司机）追讨拖欠的承包金，承包人抗辩的理由均为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要求退还车辆，解除合同。莞城的出租车司机与常平镇的出租车司机都上访到政府相关部门，而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认为承包人要承担违约责任，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之后的判决及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均认为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两个案情相同，抗辩理由相同的案件，在判决结果上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同案不同判）。下级法院的判决应当参考上级法院的审判观点及判决结果，原则上不能与上级法院的审判观点和判决结果不一致，上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具有指导意义，现因出现两级法院的审判观点和判决结果与本案判决结果不一致。终审法院已生效的判决属于新证据，再审申请人提出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依法应当再审并改判。事实上，2016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出台之前，出租车行业处于正常营业状态，只有个别出租车司机因个人原因收入会出现增加或减少，这是与个人的努力有关，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上述指导意见出台之后，客运市场上出现了“滴滴车”，“共享单车”，原出租车行业独占的客运市场一分为三，整个出租车行业司机的收入锐减，这完全是国家产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由传统巡游经营模式转变为信息产业模式），非司机个人能力所能改变的状况。因此，这种状况属于情势变更。再审申请人朱开文在本案中并未要求法院以情势变更为由作出判决，但是法院应当依据《出租小汽车承包合同》第十二条的规定免除出租车司机的违约责任。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2856号民事判决书并未查明朱开文迟延交纳承包费、社保费、保险费的原因，也未对朱开文迟延交纳上述费用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以及有无免除违约责任的事由进行评判。朱开文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提出解除合同，交回车辆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很明显，合同解除前的纠纷已被解除协议吸收，不应再追究相对方的违约责任。况且《出租小汽车承包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如遇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应妥善解决善后事宜，在此情况下，双方均不视为违约，无需承担违约责任。”该判决书认定出租司机承担违约责任是不当的，为维护司法裁判结果的统一，请再审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错误，恳请贵院依法再审，纠正错误，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285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确认因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朱开文提出解除合同，暂缓交纳承包费，不承担违约责任，无需向华悦公司支付违约金。华悦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再审申请人朱开文提供的证据并非新证据，其再审申请已超过申请再审期限。（一）本案一审判决于2018年生效，朱开文于2020年3月申请再审，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限。（二）朱开文于本案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视为新证据。1.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19民申3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9民终11470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不能视为本案的新证据。”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19民终3896号民事判决书中的有关认定，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申12721号民事裁定书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申177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相违背，不能作为证明本案朱开文主张的依据，亦不能视为新证据。2.朱开文提交的证据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三大集团负责人会议纪要》、《关于黄承宗等人反映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均形成于本案一审开庭前，亦不能视为新证据。朱开文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其他自知道起计算申请再审期限的情形”。因此，朱开文的再审申请已超过期限，其再审申请应依法予以驳回。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朱开文的再审申请应依法予以驳回。（一）承包金的计算标准属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范畴，在双方没有签订补充协议的情况下，不能自动适用。1.《三大集团负责人会议纪要》关于出租车承包合同保证金从原80000元/辆降至50000元/辆及出租车承包金从原合同6330元/月/辆降至5330元/月/辆等内容，均为附有条件且明确说明“由各企业与出租车驾驶员签订补充协议”。本案朱开文从未就上述承包费降低事宜同华悦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及签署补充协议，因此出租车承包金仍应按照原合同约定标准6330元/月/辆执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易孝嗣、易承星诉东莞市华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2019）粤民申1774号再审民事裁定书中清楚地认定：“三大集团负责人会议纪要及股东会决议均是有条件的降低承包租金，而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易孝嗣并不符合降低承包租金的条件，故二审法院根据《出租小汽车承包合同》的约定判令易孝嗣、易承星按每月6330元支付承包租金并无不当。”可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并不支持本案朱开文以《三大集团负责人会议纪要》作为降低承包金依据的主张。2.本案朱开文未提出按5330元/月/辆的标准计算承包金，且在一审判决后未提出上诉，视为其放弃主张该权利，应承担此行为导致的后果。3.朱开文提供的《关于黄承宗等人反映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亦不能作为案涉车辆承包费从原合同6330元/月/辆降至5330元/月/辆的依据。从该处理意见内容来看，东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并没有对调整承包费和合同保证金承诺进行确认。该处理意见包括了三点内容：（1）承包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建议信访人通过法律途径认定；（2）关于承包费和合同保证金，承包合同已有相应约定条款，合同双方应按承包合同进行协商解决；（3）关于承包费和合同保证金的调整，其内容表述为“据了解……”，而非是已经落地执行。因此，东莞市交通局从未认可出租车司机退车或降租、降低保证金的主张，亦未作出明确指令，相反其认为该争议应由法院裁判。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关系，其作出的处理意见书不是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对本案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亦非价格主管部门，无权就出租汽车承包收费进行干预或者限制，更不能直接确定出租汽车承包费的收费标准。因此，该处理意见不能作为承包费和合同保证金已经实际调整的证据。（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不属于法定解除承包合同的事由，亦不构成符合涉案承包合同约定不视为违约的情形。因此，朱开文主张不向华悦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宗明义，明确要“促进巡游出租汽车转型升级，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推进两种业态融合发展”。“要统筹发展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实现错位发展和差异化经营”。显而易见，国家是支持和鼓励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错位发展，融合发展，而不是全面取缔或者打压传统巡游出租车。朱开文以国家出台网约车新政，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显然不符合事实，也背离了该文件出台的初衷。2.案涉承包合同第六条第5款明确约定：“承包期间，乙方自负盈亏并自行承担以营运承包车辆而产生的全部经营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景气风险、交通事故责任风险、车辆盗抢及毁损风险等”，市场景气风险及属于正常的商业经营风险，朱开文在签署承包合同时对于承包案涉车辆的正常经营风险已有充分的预判和评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及网约车对出租车行业的影响即属于正常的经营风险，不属于承包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亦不属于承包合同约定朱开文解除不视为违约的情形。而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是国务院于2016年7月26日颁布的，而朱开文在该意见颁布之前2016年5月就已经发生违约行为，逾期支付费用。朱开文以政策的颁布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以此主张免除违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张龙山诉东莞市莞通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一案（2018）粤民申12721号民事裁定书中明确认定：张龙山在涉案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届满前未经东莞市莞通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将承包车辆交回莞通公司且未再支付承包费；张龙山主张系因出租车行业受到网约车行业的冲击所致，但该原因属于正常的经营风险，并不属于法定解除合同的事由，亦不构成符合涉案承包合同约定不视为违约的情形。可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不支持本案朱开文以网约车合法化作为解除承包合同且不承担迟延付款违约责任的主张。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东检民监【2020】4419000021号）认为：“张龙山与东莞市莞通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情形不属于承包合同第十二条约定的承包期间由于国家法律、法规或者正常发生了重大调解，或者由于出现了不可抗力的事件从而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者无法全面履行的情形，张龙山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进而不支持张龙山的监督申请。3.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该严格遵照执行。在双方未就承包费调整签署补充协议达成一致意见或华悦公司未同意朱开文迟延支付承包费等款项的情况下，朱开文即应按照承包合同约定标准按时交纳承包费，否则即构成违约应承担承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朱开文以其申请降租并与华悦公司进行协商、在双方未能就承包费达成一致意见前可暂缓交纳承包费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三、关于朱开文违约金应计算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而非款项付清之日的主张，是朱开文对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误解，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根据前述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朱开文违约金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朱开文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朱开文的再审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朱开文的全部再审诉请。再审审查期间，再审申请人朱开文确认其提起再审的理由是出现了新的证据，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五条，并主张新的证据为：1.（2018）粤19民终11470号民事判决、（2019）粤19民终3896号民事判决；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3.《三大集团负责人会议纪要》；4.《关于黄承宗等人反映信访事项处理意见意见书》。华悦公司称，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已在答辩内容中进行了回应，同时称朱开文提供的上述另案判决只是作为法院判决时的参考，不是证据。另外，常平公的公司的案件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常平公的公司的案件中承包合同第9条特别约定了司机因经营不善或常抱怨市场环境不利于经营，乙方可向甲方提出解除合同，甲方可按本合同第4条第2款的规定执行合同保证金，而在本案的承包合同中，没有条款约定此内容。此外，朱开文的代理人确认提起本案再审的另一理由为一审应诉材料、判决书的送达只是向再审申请人的身份证地址进行了邮寄送达，而再审申请人当时不在身份证住址生活，而且法庭公告送达的内容再审申请人也不知道，故一审程序违法。朱开文在再审审查听证中也承认其身份证住址并未变更。经核实，一审法院通过直接送达向朱开文成功送达了应诉材料、开庭传票，且朱开文亦到庭参加了诉讼。事后，一审法院也通过邮寄送达的方式向朱开文成功送达了民事判决书。另查，（2018）粤1971民初2856号民事判决于2018年5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朱开文陈述其于2020年6月17日提出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本院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结合再审申请人在再审庭审中重新确认的再审事由，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在于：一、朱开文提出的一审送达程序违法及法律适用错误事由，能否成为进入再审的理由；二、朱开文提交的“证据”是否属于新的证据，是否足以推翻一审判决。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再审申请人朱开文提出的有关程序违法及适用法律错误应进入再审的事由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九项、第十项，再审申请人都应当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提出再审申请，否则不予审查。本案中，一审判决于2018年5月12日发生法律效力，朱开文于2020年6月17日提出再审申请，超过了法定六个月的申请再审期限，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对朱开文提出的上述事由不予实质审查。关于焦点二。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申请再审人提交下列证据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一）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二）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三）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质证、认证，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视为新的证据。”结合朱开文在再审审查阶段提交的所谓“新证据”，本院分析如下：本院（2018）粤19民终11470号民事判决、（2019）粤19民终3896号民事判决均系在本案一审判决生效后作出的，对本案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上述两份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其判决理由也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在本案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作为新证据对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是公开可查询的规范性文件，不是证据；《三大集团负责人会议纪要》形成于一审庭审前，且如朱开文提交的证据清单中该证据的“证据内容及证明对象”显示，该纪要形成后出租车协会随后通过GPS电子平台向全体出租车司机公布，因此朱开文与其他相关的司机都应当知道该份文件，并不是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故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在再审程序中所指的新证据；《关于黄承宗等人反映信访事项处理意见意见书》只是信访部门对于黄承宗等五位司机作出的处理意见，与朱开文就本案纠纷没有实质的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处理。综上所述，朱开文主张存在所谓“新证据”的申请再审事由不成立，其余申请再审事由超过了法定申请再审期限，故本院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依照上述援引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朱开文的再审申请。（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张善华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胡运科卢淑霞附录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第十条申请再审人提交下列证据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一）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二）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三）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质证、认证，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视为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