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大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23民初985号原告：刘某1，男，198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原告：刘某2，男，196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原告：沈某，女，196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经辉，系大余县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龙某1，女，199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被告：龙某2，男，196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被告：杨某，女，1968年3月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大余县人，住大余县。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生，系江西文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1与被告龙某1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并经原告刘某1申请，本院依法追加被告龙某1的父亲龙某2、母亲杨某为本案共同被告，依职权追加原告刘某1的父亲刘某2、母亲沈某为本案共同原告。2020年11月2日，本院再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两次开庭，双方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1、刘某2、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彩礼15578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刘某1与被告龙某1于2017年农历12月28日（即公历2018年2月13号）经媒人吴小妹介绍相识后，相互留了联系方式，过了几天被告龙某1就去了湖南。接下来的时间，原告刘某1要求被告龙某1回来准备办理结婚事宜，被告龙某1却说自已在外面欠了十几万元债务，要还清了才能回来，原告刘某1因婚宴在即，在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前提下，先后向被告方交付了以见面、定婚、担日子、举办婚宴等主题的各项礼金合计人民币155788元，于农历2018年12月24日（即公历2019年1月29日）按农村习俗举办了婚宴，于××××年××月××日生一女孩刘某3。婚宴的前前后后，原告刘某1总是要求被告龙某1及时去办理结婚登记，被告龙某1均以各种理由推缓。被告龙某1一直找各种借口向原告及其家人索要钱物，稍有迟缓，被告龙某1就以分手相胁于原告，导致原告及家庭目前已是负债累累。2020年元月28日（新冠××疫情期间）被告龙某1不经任何商量的前提下，扔下还在哺乳期的孩子，不听劝解，独自一人回去娘家，至今没有返回，原告多次上门要求被告龙某1回家均被拒。因此，双方已无结婚的可能，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被告拒绝返还。至此，原告才明白被告自始至终都是以索取原告的钱财为目的，并非真正想与原告结为夫妻，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予以支持”的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龙某1、龙某2、杨某辩称，1.我们认为本案不能以婚约财产案件来处理，双方于2018年2月13日经人介绍认识，于2019年1月29日按当地风俗习惯举行婚礼，于××××年××月××日生育一女儿，取名刘某3，2020年1月28日，被告离开原告家外出务工，以上事实可证明双方共同生活时间长达两年半多，且在共同生活期间生育一个女孩。以婚约财产处理会给被告精神上带来巨大的痛苦，也会给小孩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的伤害，原、被告同居期间购置的财产和小孩的抚养问题都应得到公正的处理，本案按婚约财产处理会对小孩的生活有影响，要求被告返还彩礼有失公平。2.彩礼返还应结合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有无子女、过错程度、当地风俗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经共同生活时间超过一年，还生育了小孩，请求法庭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对原告请求不予支持。3.原告提出的彩礼金额及证据，对其证据的法律效力的质证意见会在法庭辩论时陈述。4.追加的二原告是法庭依职权追加，追加的二被告是依申请追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不是身份关系案件，是财产纠纷案件。5.虽然刘某1、龙某1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在农历2018年12月24日按农村习俗举行了婚礼，且××××年××月××日被告龙某1为原告刘某1生育了一女孩刘某3。被告龙某2补充辩称，我养了个女儿嫁给他，他就给了我几块钱，我为什么要返彩礼给他，如果他也有女儿，如果我也这样对待他的女儿，他愿意吗？他们是在蒙骗法律，哪有结婚一个月都没有，做婆婆的把家里的牛奶都藏起来，做丈夫也斤斤计较，两人经常吵架，没有男人的责任心。原告刘某1、刘某2、沈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代理人对刘友建、刘祥富、吴小妹的调查笔录各1份，拟证明被告龙某1经媒人介绍与原告刘某1相识起，被告龙某1为了还债借以与原告恋爱、结婚为说法，向原告索取高额彩礼并达到目的后，在未与原告刘某1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与原告分手的事实；2.新生儿姓名为刘某3的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1份，拟证明刘某1、龙某1在恋爱期间生下一女孩刘某3的事实；3.借条复印件8份，拟证明原告刘某1在准备婚事期间的借款至今未还的事实；4.大余县新城镇水西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拟证明被告龙某1自2020年元月28日起离开原告家至今未归的事实；5.刘某1的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期间2018年2月20日-2018年2月28日），拟证明原告在2018年2月21日交付彩礼时的取款记录；6.刘某2、沈某的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各1份，拟证明原告父亲在2018年2月20日至2018年3月13日为原告刘某1交付彩礼所需的取款记录；7.2018年12月18日至2019年11月28日微信转账记录截图18份，拟证明2018年12月18日至2019年11月28日被告龙某1在举行婚礼后，继续向原告刘某1索取生活外的高额消费共计37500元；8.原告母亲手机短信截图图片2份，拟证明132××××****的电话不断打原告刘某1母亲电话，短信发给原告刘某1母亲，短信可以反映被告龙某1在外欠下很多债务，要求原告母亲为被告龙某1还钱的情况。被告龙某1、龙某2、杨某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被告龙某1、龙某2、杨某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证据规则，该调查笔录属于间接证据，证人需出庭作证，经当事人和法庭的质询，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龙某1没有参与，也不知情，而且该借条同属一段时间，并且是在被告龙某1与原告刘某1刚认识时的借款，不能认定为原告与被告的婚约之债，其中借条的签名与起诉状签名不一致，怀疑原告刘某1伪造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村委会出具证明时没有经过调查了解，而且该证明出具人需出庭作证，经过质询才能采纳。对证据5、证据6，该组证据的户名是沈某，并不是原告刘某1的户名，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而且该银行流水与借条上的日期相吻合，原告说是2018年2月21日交彩礼时取钱的，但借条上的金额10.5万元，不足以支付彩礼20多万元，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对证据7，其中有2笔重叠，是2019年4月5日和2019年4月8日与2019年9月7日这3笔钱里面，有2000元重叠了，龙某1收了刘某14000元又退回给了刘某1，实际只收到了2000元。同时，××××年××月××日，双方生育女儿刘某3，转账期间是在被告龙某1怀孕期间，是原告刘某1转给她的生活费，对重叠部分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庭前，原告刘某1向本院申请证人吴小妹（介绍刘某1、龙某1认识的介绍人）、刘祥富（刘某1、龙某1按当地习俗举办婚宴的“出亲客”）出庭作证，经本院准许并通知吴小妹、刘祥富，二人于开庭当日到庭作证。对于二位证人的证言，原告方认为两个证人说的比较客观真实，尤其是刘祥富和被告还是比较亲的关系，他的说的话更可以采信。被告龙某2认为两个证人说的是假话，是串通好了说的数字，被告方没有收到这么多，被告方认为二位证人的证词不能采信，1.吴小妹说121988元是2018年正月初六给的，公历是2019年2月10日，本案龙某1、刘某1结婚时间是2019年1月29日，这明显是造假的事实；2.关于本案农历2018年八月十三日担日子礼、恩亲礼、扶亲礼金额的真实性，两个证人之间和被告龙某2的陈述不能吻合，请法庭酌情考虑，同时担日子礼、恩亲礼、扶亲礼三个项目都是举行婚礼的正常费用，现在只能确认酒席钱是男方出的，订婚礼121988元难以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本院对全案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刘友建的调查笔录仅有书面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对刘祥富、吴小妹的书面证言将结合二人出庭陈述和其他证据综合认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经核实该8份借条不是刘某1所写，对此本院不予采信，且对原告刘某1提交虚假借条、作虚假陈述的行为进行了警告训诫，经本院责令要求，原告刘某1亦向本院出具了悔过书。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对其中的内容，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证据6，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原告提交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不予采信，与本案无关。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某1是刘某2、沈某之子，龙某1是龙某2、杨某之女。2017年底，刘某1与龙某1经吴小妹介绍认识，两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农历2018年正月初六（公历2018年2月21日），刘某1与龙某1按当地习俗在媒人吴小妹及双方亲属见证下订婚，刘某1一方给付龙某1一方“订婚”礼金121988元，庭审中龙某2陈述仅收到80000元。农历2018年8月13日（公历2018年9月22日），由原告方聘请的“出亲客”刘祥富（意即按当地习俗代表男方给付女方相关红包、礼钱的人员）给付龙某1一方“担日子”礼金13600元，关于“担日子”礼金庭审中龙某2陈述仅收到吴小妹给付的5000元。农历2018年12月23日（公历2019年1月28日），由原告方聘请的“出亲客”刘祥富给付龙某1一方“恩亲”礼金18600元、“扶亲”礼金1600元，以及其他一些小金额的红包，庭审中龙某2陈述仅收到12000元“恩亲”礼金、900元“扶亲”礼金及其他十块二十块的红包。农历2018年12月24日（公历2019年1月29日），刘某1与龙某1按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男方、女方均宴请了宾客，龙某1一方的酒席钱已由刘某1一方承担，龙某1一方回礼刘某12000元。另查明，2018年4月份刘某1与龙某1开始同居生活，生活期间双方有异地分居的情况，2020年正月双方因家庭琐事吵架导致分手，龙某1离开刘某1家至今未返回，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表示无和好可能。××××年××月××日，刘某1、龙某1生育一女孩取名刘某3，从出生至今一直在刘某1家生活居住，龙某1离开刘某1家后，刘某3即由刘某1及其家人照顾。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陈述，原、被告家庭均不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截至一审辩论终结，刘某1与龙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再查明，农历2018年正月初六（公历2018年2月21日）即刘某1与龙某1“订婚”当日，刘某1从工商银行取款40000元、沈某从农业银行取款40000元、刘某2从农业银行取款20000元。本院认为，根据当地习俗，一方为了达到与对方结婚的目的，而给付对方的金钱、房屋、车辆等价值较大的财物或者出资，属于“彩礼”，关于“彩礼”返还问题即为婚约财产纠纷，被告辩称该案不是婚姻财产纠纷而是同居关系纠纷，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当中，原告方主张其已向被告方支付“订婚”礼金121988元、“担日子”礼金13600元、“恩亲”礼金18600元、“扶亲”礼金1600元，合计155788元，有庭审当事人陈述、证人陈述及原告方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同时，龙某1一方回礼刘某1一方2000元，本院亦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该法条是对婚约财产返还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本案当事人刘某1与龙某1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跨度长，且生育了一名女孩刘某3，原告一方要求被告一方返还彩礼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同时，根据前述“（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法律规定，该“生活困难”是指彩礼给付人因给付彩礼导致难以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本案中原告方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虽然在第一次庭审时原告提交了8份借条复印件，但经本院核实原告刘某1自认该借条内容及签名非其所写，因此对该8份借条本院不予采信。所以，综合本案婚约当事人刘某1、龙某1的同居时间、小孩生育情况、各方的过错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原告方主张被告方应返还彩礼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彩礼给付的实际情况及当地习俗，婚约财产案件以缔结婚约的男方、女方和实际给付、收取彩礼的人为当事人，因此本案刘某1的父母、龙某1的父母以实际给付、实际收取彩礼而成为案件当事人，所以本院依法通知被告龙某1的父亲龙某2、母亲杨某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依法通知原告刘某1的父亲刘某2、母亲沈某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辩称本院追加原、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1、刘某2、沈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8元（已减半收取，原告刘某1已预交），由原告刘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谭忠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张庆永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