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96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瑜，男，1975年11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志，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陆，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卫峰，男，1980年11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缪占红，女，1979年6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鞠萍，上海市五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负责人：陈雪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蓉，上海坤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瑜因与被上诉人顾卫峰、缪占红、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56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平安保险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汪瑜的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处于空车状态，未载人；2汪瑜的车辆大部分时间闲置，营利性载人并非常态，虽存在载人情况，但载人也是因汪瑜的亲戚朋友办理殡葬时请求帮忙，帮忙后给予适当的油费属于人之常情，并不赚取收益，汪瑜不以此作为业务发展，不应认定为从事营利性活动；3、事发时汪瑜的车辆处于空车状态，无营运事实，第二天载人与否的状态与前一天空车状态是两个不同车辆状态。就本案而言，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根据事发时的事故情况进行认定，包括责任认定情况、事发时投保情况、事发时车辆状态情况等，而本案事故事发时并不存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予理赔的情形。故汪瑜的车辆并不从事营利性业务，即使第二天车辆将用于殡葬载人，也不属于营利性行为，缺乏营运基础，自然不能成立为营运做准备；4、在平安保险的车辆投保实践中，并非所有客车都以营业性质投保，比如企业接送员工上下班的客车，因路线较为稳定，行驶里程较短，在比较固定范围内运行，危险程度并未显著增加，不认定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因此，此情形下平安保险也为较多营运车辆承保非营业性质的保险。同理，汪瑜的车辆载人时运行空间限定范围较小，路线较短，多数情况下闲置，未作长途客运类似业务，并未增加车辆危险程度，即使用于载人，但性质亦不宜认定为营运；5、汪瑜的车辆在此之前发生过事故，但平安保险不仅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还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承担了赔偿责任，且未就车辆使用性质提出过异议，说明平安保险对汪瑜的车辆运行情况及保险明知，认可汪瑜的车辆现有投保情况，商业险也同意赔偿，现又拒绝理赔，显然体现了平安保险实行双重标准,有违诚信原则；6、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基于保险合同约定，根据保险立法目的及投保目的，发生保险事故，应以理赔为主，拒赔仅为例外，就本案而言，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存在，投保人已向平安保险支付保险费，平安保险应当在投保的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保险金给付责任，而拒赔条件非常严格，需要符合约定的特定条件方可拒赔。汪瑜的车辆并未用于营运，事发时也不处于营运状态，平安保险也无证据证明汪瑜的车辆用于营运，也无证据证明事发时车辆处于营运状态，一审判决由汪瑜承担交强险以外的赔偿责任，该赔偿数额巨大，如汪瑜无充足经济能力，则被害人亲属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维护和落实，最终损害的债权人利益。顾卫峰、缪占红共同辩称，同意汪瑜的上诉请求。平安保险辩称，不同意汪瑜的上诉请求。汪瑜如果不是为了载人，平白无故买如此大的车辆是不符合常理的。汪瑜的车辆就是为了营运做准备的，平安保险之前有过理赔是因为未发现车辆是营运的。顾卫峰、缪占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就涉案事故造成的损失：死亡赔偿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360,680元、丧葬费42,791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11,394元、交通费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衣物损失费500元、律师代理费10,000元，要求先由平安保险依次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要求在交强险内优先赔偿)；超出部分，由汪瑜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顾卫峰、缪占红系受害人顾某（2007年12月2日生）的父母。2018年11月29日17时14分许，汪瑜雇佣的驾驶员徐某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驾驶沪DXXX**大型普通客车沿本市浦东新区拱北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丰海路路口向北右转弯过程中，适遇缪占红驾驶电动自行车（载乘其女儿顾某）沿拱北路北侧非机动车道内由东向西行驶至此，两车相撞，致缪占红受伤，顾某当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此起道路交通事故的成因与事发时缪占红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路口时的行驶轨迹及信号灯状态有关，虽经多方调查，但亦无法查证，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事故发生后，汪瑜曾给付顾卫峰、缪占红现金250,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汪瑜系沪DXXX**大型普通客车（核定载客55人）的实际车主，其购买该车时车辆即处于查封状态，故该车无法办理过户登记，登记车主仍为原车主（即上海A有限公司），后汪瑜以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将该车辆以“非营业企业”使用性质向平安保险同时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2,000,000元，含不计免赔险），本案事发时在保险期间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平安保险是否能以事故车辆系在从事营业活动，改变了使用性质而免予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付责任？一、事故车辆是否在从事营运活动？根据汪瑜以及驾驶员徐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事故车辆系用于殡葬一条龙服务的接送工作，且汪瑜每次能净赚400元到500元，已属于营利行为，虽庭审中汪瑜辩称不赚钱，纯粹是义务帮忙，但为何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互矛盾却未能举证证明或给予合理的解释，故法院采信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相关陈述事实。对于汪瑜辩称事故发生时车上并未载人，是空车，故事发时并没有从事营运活动，对此法院认为，根据汪瑜以及驾驶员徐某的陈述，是为了次日要去黄路镇接送办丧事的人，故徐某受汪瑜指派将事故车辆于事发当日傍晚先开到徐某家附近停放好，就在开往徐某家的过程中发生了本案事故，故应认定事发时在为营运活动做准备，此外事发车辆是否认定从事营运活动，要结合事发前到事发时一段连续的时间，而并不能仅凭事发当时是否载人来进行判断，而本案中事故车辆在事发前用于殡葬一条龙服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故汪瑜的上述相关辩称意见，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二、平安保险在事故车辆办理投保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汪瑜认为，平安保险明知事故车辆在投保时处于查封状态，且是核定载人55人的大型普通客车，却在车辆状态异常的情况下，未能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包括未审查该车辆是否具有营运许可证等，现以事故车辆系在从事营运而拒绝承担商业险赔付责任，有违诚实信用的合同原则，况且在同一保险期间内该事故车辆曾发生过交通事故，但保险公司均进行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的理赔，并未就车辆改变使用性质提出过质疑，现在本案中却提出拒绝赔付，显然前后做法不统一，故即便法院确认本案事故车辆系在从事营运活动，保险公司也不能拒赔。对此法院经审查后认为，（一）处于查封状态的机动车是可以向保险公司办理投保的，虽登记车主和投保人名称不一致，但保险公司只要审查过投保人提供的行驶证原件，就可以认定投保人系车辆的实际使用人，如果投保人不是车辆实际使用人，理应由投保人向保险公司予以充分告知，结合本案，车辆投保人是上海B有限公司，根据在案证据能证明平安保险审查了行驶证原件和投保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且汪瑜亦未能举证证明曾明确告知过平安保险其才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和使用人，此外根据行驶证显示，该车系属于“非营运”使用性质，故上海B有限公司要求以“非营业企业”性质投保，平安保险接受投保并收取相对应的保费，完全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操作的情形，故可以认定平安保险已经尽到了其应尽的审查义务。（二）关于汪瑜提出之前发生交通事故能得到完全理赔的事实，法院认为，因汪瑜未能举证证明之前出险时事故车辆已用于营运活动，且平安保险也明知事故车辆改变使用性质仍予以全额理赔，故认为平安保险未就车辆使用性质改变提出过质疑而不应拒赔的意见，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汪瑜将非营运车辆用于营运活动，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而未通知平安保险，且平安保险对于“车辆改变使用性质，商业三者险拒赔”这一免责条款，也已向车辆投保人予以了明确告知及释明，故本案中平安保险可据此依法免予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付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在明确侵权责任的成立以及范围的基础上，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本起交通事故发生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相关职能部门因对事故成因无法查清而未做出责任认定，因审理中汪瑜一方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非机动车一方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依据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确认由汪瑜一方承担全部份额的赔偿责任，关于平安保险提出缪占红一方存在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的主张，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根据《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限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而本案受害人顾某事发时还未满12周岁，故缪占红一方不存在违法载人的情形，平安保险的上述辩称意见，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故对顾卫峰、缪占红的合理经济损失，法院确认先由平安保险在机动车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汪瑜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审核了顾卫峰、缪占红诉请各项损失的依据后，确认其因涉案交通事故产生如下损失：死亡赔偿金1,360,680元、丧葬费42,791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4,000元、交通费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衣物损失费500元、律师代理费10,000元。综上，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及本案赔偿范围，法院确认平安保险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强制保险赔偿款为110,50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款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款500元）；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由汪瑜赔偿顾卫峰、缪占红1,361,471元。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六十五条第一、二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顾卫峰、缪占红110,500元；二、汪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顾卫峰、缪占红1,361,471元（已给付250,000元，尚需给付1,111,47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00元（此款已由顾卫峰、缪占红预交），由顾卫峰、缪占红负担102元，汪瑜负担15,798元。汪瑜负担之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本院二审期间，汪瑜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机动车车辆商业保险赔款计算书、赔款通知书，机动车辆索赔通知书/转账支付授权，证明肇事车辆在本次事故之前也发生过交通事故。平安保险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予以理赔，说明平安保险对肇事车辆的运行情况及保险情况明知，认同肇事车辆的投保情况并予以理赔；2、租车协议书（投保时使用的合同）和微信记录，证明汪瑜的车辆的使用性质是非营运，投保时也是非营运性质，使用期间也是非营运性质。顾卫峰、缪占红对机动车车辆商业保险赔款计算书、赔款通知书，机动车辆索赔通知书/转账支付授权无异议，对租车协议书（投保时使用的合同）和微信记录表示不清楚。平安保险对机动车车辆商业保险赔款计算书、赔款通知书，机动车辆索赔通知书/转账支付授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表示当时平安保险能够理赔与本次事故无关，车辆是什么时候改变使用性质平安保险并不知晓，但是可以看出事发时车辆已经改变了使用性质。汪瑜无证据表明前一次理赔平安保险知道其改变使用性质。对租车协议书（投保时使用的合同）和微信记录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平安保险的业务员对其进行过相关告知，即使上述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平安保险明知该车辆系营运车辆。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汪瑜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称用肇事车辆载人办理殡葬事务系为亲朋帮忙，并不赚取收益，与其向公安机关所做陈述存在明显矛盾。就此本院认为，询问笔录系汪瑜在本案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在公安机关所做，其内容更具有客观性，可以认定肇事车辆确被用于从事营利性道路运输经营活动。汪瑜主张**安保险之前曾经就肇事车辆进行过理赔，但在案并无证据显示前一次理赔时平安保险明知该车辆已改变了使用性质。平安保险就本案相关损失在商业险范围内拒绝赔付，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汪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00元，由汪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慧审判员 马 丽审判员 陈 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文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