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37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露，女，1977年8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黄平县村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城，贵州德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邰昌武，贵州德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大金，男，194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黄平县村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贵州省凯里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冯露诉与被上诉人余大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2民初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冯露上诉请求：撤销（2020）黔2622民初4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三条，并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损失231615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是“依法解除原告冯露与被告余大金2018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书》中余大金有承包权的12.3亩部分；判令被告余大金赔偿原告冯露因履行双方2018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书》遭受的损失231615元及返还原告支付给被告的租金5200.00元”。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原告冯露与被告余大金2018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书》中余大金有承包权的12.3亩部分”及“由被告余大金退还原告冯露承租土地的租金5200.00”。但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损失的请求判决予以驳回，实属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承包地里种植太子参是事实，一审法院是认定的，但一审法院认定“虽然列举了黄平县药材产业发展办公室和黄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黄平县2019年太子参单产和价格的说明，但该证只能证明太子参的亩产数和价格，并不能证明原告投入的成本和损失，对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既然是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就应当判决支持原告关于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却判决驳回，实属认定与判决结果不相符。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审理中主张上诉人“恶意扩大损失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提供“恶意扩大损失后果”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对于扩大的损失，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实属认定错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而事实上，上诉人没有故意扩大损失，而是无法进行管理。2019年5月杨军、余大荣干涉出现纠纷，上诉人开始就无法进行管护，在2019年6月10日、6月12日黄平县新州镇人民政府在调解时，被上诉人不同意调解，且不认可土地属于杨军、余大荣等人，而杨军余大荣等人明确告知上诉人在纠纷解决之前，不允许上诉人使用土地管理上诉人种植的太子参。黄平县人民法院在2019年10月3日作出（2019）黔2622民初999号民事判决后，太子参已经无法收成，更没有药用价值，不存在上诉人故意扩大损失。对于上诉人的损失被上诉人是否应当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明确规定，合同解除后，守约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该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因被上诉人违约导致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书》被解除，被上诉人就应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赔偿上诉人的损失。由于上诉人是普通人民群众，没有专门的法律知识，不可能刻意保留直接损失的证据，但上诉人提供的“太子参投入清单”应当可以证明，而且在（2019）黔2622民初999号案件审理和本案审理中，上诉人均提出了投入60000元种植太子参。如果被上诉人不违约，上诉人应当获得收益，即法律规定的“可得利益”，该收益的具体数额，应当参照黄平县药材产业发展办公室和黄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黄平县2019年太子参单产和价格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无须举证证明，上诉人的种植太子参是事实，投入是事实，黄平县太子参产量和价格是事实，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抗辩上诉人的损失数额不正确，说明了上诉人的损失数额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损失的诉讼请求，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并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损失231615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余大金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依法改判。二、关于对上诉人在租赁的土地上是否种植了太子参?种植了多少?损失是多少?其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从查明的事实看，上诉人虽然说种植了太子参，但种植多少?投入成本是多少?损失多少?上诉人除了自己在黄平县法院（2019）黔2622民初999号案件中答辩称，自己种植太子参投入费用共计62045元外，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印证。在本案中，上诉人又诉称其损失由原来62045元扩大为231615元，这完全是虚构损失。冯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原告冯露与被告2018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书》总承包面积26.49亩（实测面积）中余大金享有承包权的12.3亩部分；2、判令被告余大金赔偿原告冯露因履行双方2018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书》遭受的损失231,615元（26.49亩×291.45公斤／亩×15元／斤）及返还原告支付给被告的租金5,200元,共计236,815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请求变更为：依法解除原告冯露与被告余大金2018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书》总承包面积26.49亩（实测面积）中余大金有承包权的12.3亩部分。事实及理由：2018年原告经人介绍认识被告。被告将自己经营管理的磨盘山左边偏坡的26亩（实际面积26.49亩）土地租赁给原告，租期20年，从2018年10月1日起至2038年10月1日止，土地租金每三年支付一次，每年每亩租金为100元，被告余大金确保该土地没有权属纠纷，如有任何权属纠纷则由余大金负责全权解决好。双方于2018年10月1日签订《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书》。签订该协议时，余大金向原告保证租赁土地无权属纠纷，并向原告冯露出具了所在北门村三组组长王昌华出具的《证明》一份，原告有理由相信租赁的土地全部是被告的。2018年10月7日原告支付被告前三年的租金6,200元（第一年1,000元，第二年2,600元，第三年2,600元），并对租赁土地进行大量投资种植药材太子参。2019年上半年，杨军和余大荣向黄平县信访局反映原告侵占其土地种植太子参。黄平县新州镇人民政府接到县信访局的转办函后，于2019年6月组织相关人员调解两次，最终因被告余大金不同意调解意见而调解未果。杨军与余大荣2019年7月3日向黄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黄平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日作出（2019)黔2622民初9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租赁合同中涉及的租赁土地实际面积为26.49亩，被告对租赁土地中的12.3亩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人杨军和余大荣对涉案租赁土地中的14.19亩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部分无效。被告余大金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处理好租赁土地的权属纠纷，致使原告不能实现签订租赁合同目的而遭受重大损失，故特诉至法院，请判如所诉。被告余大金辩称：1、被告之子余立辉也是土地的承包人，原、被告签订合同未经余立辉同意，合同无效，应当解除合同；2、无效合同从成立之日起不具有效力，租赁合同签订后原告确实使用土地一年，同意退还后两年的租金；3、黄平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2民初999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被告出租给原告26.49亩土地中，有12.3亩是被告的承包地，14.19亩是余大荣、杨军的承包地。余、杨二人在发现被告误将土地承包给原告后，只是向被告主张权利，并没有采用过激的行为干扰、阻止原告使用、管理承租地，更没有损坏原告的种植物、没有使用暴力阻止原告种植。原告在(2019)黔2622民初999号案件中称：“我与被告余大金签订该土地转包合同后，我知道这块土有纠纷后我就没有管理了，但我投入6万元种植太子参的本金，不管双方谁败诉，我都要求赔偿”。可见原告知道这块土有纠纷后就没有管理了，是恶意扩大损失后果，其行为存在过错，应对损失后果承担责任。原告称其在承包的土地上投资60,000元种太子参以及造成原告损失231,615元，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签订合同是10月份，种植太子参的季节已经过，原告没有种植太子参，租赁的土地上长满了草。综上所述，被告没有违反合同的行为，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诉求无事实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日，原、被告经协商签订《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书》，合同约定：一、余大金将位于磨盘山左边偏坡土地26亩承包给原告，承包期限20年，从2018年10月1日至2038年10月1日止；二、每亩按100元计算，第一年按总价40%支付，土租钱按每三年支付一次；三、出租方确保该土地没有权属纠纷，如有任何权属纠纷，由余大金负责全权解决好；四、如遇国家政策征收该土地，土地赔偿属于余大金，土地上种植的所有青苗作物的赔偿都属于冯露。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分别在合同书上的出租人、承租人处签名捺印。2018年10月7日，原告冯露向被告余大金支付了三年土地租金6,200元。之后，被告冯露开垦土地并在承租地上种植了药材太子参。2019年5月，杨军、余大荣发现原告冯露在二人承包经营的土地上种植太子参，认为原告冯露侵害其二人的合法权权益，即向黄平县信访局反映要求处理，黄平县信访局将该信访件转交黄平县新州镇人民政府办理。新州镇政府分别于2019年6月10日、12日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建议：1、冯露将属于杨军、余大荣的土地归还给杨军、余大荣；2、冯露应将100元／亩的租金支付给杨军、余大荣；3、冯露想继续租用，再与杨军、余大荣签订协议。被告余大金因不同意该调解建议，2019年7月3日，杨军、余大荣将冯露、余大荣作为共同被告向本院提出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解除余大金与冯露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二人连带退还侵占杨军、余大荣磨盘山承包地共计25.33亩；判令冯露、余大金赔偿25.33亩一年的租金2533元。2019年10月3日，本院作出（2019）黔2622民初999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余大金出租给被告冯露的土地经实地勘测面积为26.49亩，余大金对租赁土地中的12.3亩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属于杨军和余大荣14.19亩土地出租给冯露，实属侵权。判决：1、解除被告余大金与被告冯露于2018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书》中涉及侵害原告杨军、余大荣两户土地承包面积14.19亩的部分；2、被告余大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对原告杨军、余大荣位于黄平县磨盘山左边偏坡承包地面积14.19亩的侵害；3、被告余大金支付原告杨军、余大荣所租土地所获不当利益人民币1419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付清；四、驳回原告杨军、余大荣的其他诉讼请求。2020年1月1日，原告以被告余大金与杨军、余大荣发生纠纷，杨军、余大荣干涉，被告不能处理好纠纷，使其从2020年5月起不能对种植的太子参进行管理、施药，导致太子参腐烂，造成损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是否应予解除；2、合同解除后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原告租金；3、原告是否在承租土地上种植了太子参，种植多少，损失如何计算，其诉求是否应支持。现分述如下：一、关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即农村土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家庭（农户）为单位，而非以家庭成员中的个人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的家庭是农村承包经营户，户主代表家庭成员签订承包合同即可，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和管理，可以对属于同一经济组织的经营权进行转包、出租等。本案中，原、被告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被告余大金将不属于自己承包经营权范围内的14.19亩土地出租给原告冯露构成侵权的事实，已经本院（2019）黔2622民初999号生效判决所确认，相关协议内容已经解除。但其作为户主代表家庭将其承包经营的12.3亩土地出租给原告冯露，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书》中涉及12.3亩土地，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告主张合同有效，并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尽管被告同意解除合同，但其辩解原、被告签订合同未取得家庭成员同意，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二、关于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原告租金的问题。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三年土地租金6,200元，被告却未能按约定确保土地没有纠纷或全权解决好纠纷，导致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被告行为已违反合同约定。原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余大金签订流转协议，属于善意行为。既然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故原告要求返还第二、三年租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也愿意返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关于原告是否在转包的土地上种植了太子参，种植了多少，损失是多少，其诉求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第一、原告是否种植太子参和种植数量的问题。一审查明，一审法院在审理（2019）黔2622民初999号原告杨军、余大荣与被告冯露、余大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杨军、余大荣向法庭提交了原告种植太子参的图片，用以证明冯露在其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上种植了太子参。余大金在该案答辩状中称：“余大金在承包经营过程中，依法将磨盘山承包地进行流转，租给冯露用于栽种太子参，且冯露也实际进行栽种太子参（详见二原告提交的种植太子参现场照片）”。原告在答辩中称“我与被告余大金签订该土地转包合同后，在我知道这块土有纠纷后我就没有管理了，但我投入6万元种植太子参的本金，不管双方谁败诉，我都要求赔偿”。黄平县新州镇人民政府在给杨军的答复意见书中也陈述了调查情况是原告在不知该土地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与余大金签订协议和支付租金，并将该土地开垦用于种植药材太子参。本院在该判决书中也查明原告在争议地（26.49亩）上投资种植了药材太子参。上述原、被告的诉、辩与镇政府的答复意见、本院的生效判决均能相互印证原告在转包的26.49亩土地上实际种植了太子参。尽管双方签订合同时写26亩，后经实地测量有26.49亩，故被告称原告在转包的土地上没有种植太子参的辩解理由不成立。第二、关于发生纠纷后原告是否对药材进行管理和造成损失的问题。原告在一审法院（2019）黔2622民初999号案件答辩中称：“我与被告余大金签订该土地转包合同后，在我知道这块土有纠纷后我就没有管理了”。可见，原告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得知被告与杨军、余大荣为承包土地发生权属纠纷后，以杨军、余大荣干涉为由，放弃对种植的太子参进行管理，导致太子参腐烂。对此，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对于扩大的损失，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第三、关于原告的赔偿损失诉求是否支持的问题。原告诉称被告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处理好租赁土地的权属纠纷，致使原告不能实现签订租赁合同目的而遭受重大损失231,615元。首先，一审法院从查明的事实看，原告虽然实际种植了太子参，但种植多少，投入成本是多少，损失多少，原告除了自己书写太子参投入清单费用共计62,045元外，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印证，且该清单被告不认可。虽然列举了黄平县药材产业发展办公室和黄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黄平县2019年帮子参单产和价格的说明，但该证只能证明参子参的亩产数和价格，并不能证明原告的投入成本和损失，对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次，原告在（2019）黔2622民初999号案件的答辩中称：“在我知道这块土有纠纷后我就没有管理了，但我投入60,000元种植太子参的本金，不管双方谁败诉，我都要求赔偿”。说明原告知道承租的土地有纠纷后就没有对太子参进行管理，造成太子参无收成，对扩大的损失原告自己应承担责任。原告提出杨军、余大荣进行干涉，但原告仍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冯露与被告余大金于2018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书》中原告享有承包经营权土地面积12.3亩的合同。二、由被告余大金退还原告冯露承租土地的租金5,200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52元，减半收取2,426元，由原告冯露负担2,374元，由被告余大金负担52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冯露的实际损失，本院不予认证。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冯露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于法有据。双方签订合同后，冯露依约向余大金支付了三年土地租金6,200元，余大金却未能按约定确保土地没有纠纷，导致冯露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余大金行为已违反合同约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冯露要求返还第二、三年租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冯露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得知余大金与杨军、余大荣为承包土地发生权属纠纷后，以杨军、余大荣干涉为由，放弃对种植的太子参进行管理，导致太子参腐烂。冯露所举的证据不能证明其的实际损失，冯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冯露请求二审法院判决余大金赔偿其损失231615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冯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52元，由上诉人冯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琴审判员 刘志红审判员 欧阳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杨建书记员邹井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