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58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司某，男，199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泗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腊梅，山东品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女，199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泗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凤，山东浩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司某因与被上诉人苏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2020）鲁0831民初1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司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泗水县人民法院2020年7月10日作出的（2020）鲁0831民初1060号民事判决，改判由苏某返还给司某彩礼现金共计76,000元及金项链一条、金戒指一个、金耳饰一对；2.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苏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司某与苏某“已结为事实上的夫妻关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年××月××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司某与苏某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就“已结为事实上的夫妻关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原审法院认定司某与苏某已“共同生活”，认定事实错误。共同生活应是一种长期、稳定的状态，除夫妻双方共同居住在同一处所外，还应从物质、精神、生活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做到主客观统一。也只有在双方登记结婚后才有可能存在“共同生活”的法律认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是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情形之一。而本案中，司某与苏某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根本不存在原审法院认定“共同生活”的法定前提。原审法院在明知司某与苏某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前提下，便擅自认定司某与苏某“已共同生活”，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事实上，司某与苏某根本不具备“已共同生活”的认定。从法律上来看，双方并未办理登记结婚手续；从时间上来看，原审庭审过程中，苏某自认与司某不存在夫妻生活的情况下，只是“在东故安生活了将近半个月”，且该“近半个月”的时间内，司某多次去济南、济宁就医。原审法院以此来认定双方“已共同生活”明显不当。三、原审法院认定“原告的口头承诺和书面承诺系有效法律行为”，认定事实错误。司某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在附有条件的情况下，条件没有成就，则民事法律行为则不应认定有效。本案中，原审已经查明司某的口头承诺和书面承诺的时间，均是在“年前”，即2020年春节前。而苏某在2019年10月份就开始提出散亲，在2019年11月份就正式提出散亲。在苏某提出散亲时，尚不具备司某承诺的“年前”调理好自己身体的时间条件。其实，司某的身体在2019年12月份就已经治愈。原审法院法庭调查时，当审判员问“被告，你是否知道原告2019年12月份在济宁市人民医院治疗过程？”苏某称“不知道”。在司某已经治愈身体的情况下，苏某在2019年11月份就正式提出散亲，本案已不具备司某口头承诺和书面承诺的不再要求苏某返还彩礼和贵重物品的条件。从原审过程中苏某的举证来看，苏某在二人举行结婚仪式前后，便多次以录音、让司某书写承诺的形式来固定证据，以便达到其不当目的。因此，原审法院不顾上述事实，便擅自认定“原告的口头承诺和书面承诺系有效法律行为”，认定事实错误。四、原审法院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婚姻法解释（二）》的规定，反而适用《民法总则》第136条规定，没有支持司某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原审法院在上述法律具有明确规定，且苏某已经自认收到司某76,000元彩礼和金项链一条、金戒指一个、金耳饰一对等贵重物品的情况下，鉴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事实，依法应予以支持司某的诉讼请求。但是，原审法院不顾上述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反而适用《民法总则》第136条“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综上所述，司某认为原审法院在本案中认定司某与苏某“已结为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已“共同生活”，“原告的口头承诺和书面承诺系有效法律行为”，认定事实错误；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婚姻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适用《民法总则》第136条规定，适用法律不当。苏某辩称，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鲁0831民初1060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3至第16行为本案认定事实部分，是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在案证据依法认定的事实，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司某所述的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等情形。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予驳回司某的上诉，维持原判。二、针对司某的上诉理由，苏某作如下回应：1、“已结为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和“共同生活”是对双方现实生活状态的确认，而并非《婚姻法解释一》第五条规定的“事实婚姻”法律关系的界定，司某在上诉状中将两者混为一谈属于法律理解错误。在本案中，司某与苏某先是于2018年10月18日按照当地习俗订婚举办订婚仪式（包括送彩礼及三金）。其后，自2019年2月4日（农历除夕），苏某根据当地风俗在订婚后以未婚妻名义到司某家过年、同房、陪同司某走亲戚；到××××年××月××日男女双方举办结婚仪式，向众多亲友宣告正式结为夫妻，完成了由订婚到结婚的整个过程，按照习俗已成为众人眼中的夫妻，各自履行夫妻义务。尤其苏某除了日常家务之外，还以妻子名义陪同司某治病，在一起生活长达一年多之久。如果这还不是事实上的夫妻关系，那么请问司某，什么才是事实上的夫妻关系？世间哪个女人能陪你同房、陪你生活、以妻子身份陪你看病？关于司某所述的结婚登记是“共同生活”的法定前提，纯属胡说八道且逻辑混乱，有意曲解“共同生活”的含义。难道朋友之间、父子之间以及家庭成员就不能共同生活吗？夫妻之间的结婚登记是民政部门的行政行为，并非共同生活的前提，法律也从未规定结婚登记是认定共同生活的前提。事实上，苏某与司某同房、做家务、改口称司某父母为爸妈、陪同司某去医院检查治疗等等，均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体现。2、司某的口头承诺及出具的书面“承诺书”均是民事法律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司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向苏某承诺，如其自身疾病不能治愈，其不会向苏某主张财物。该承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且是对其财产作出的处分行为。故该承诺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一审法院依据民法总则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司某在明确表示放弃向苏某主张返还彩礼的权利后，却又通过诉讼主张返还该款项，如此出尔反尔的行为已经明显的违背了民事法律行为的诚实信用原则，该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和鼓励。三、本案不同于其他彩礼返还案件，不适用婚姻法及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规定。通过双方微信聊天和其他在案证据，可以看出苏某是真心实意的想和司某共结连理生儿育女。在订婚当年还未举行结婚仪式前，苏某就以妻子或儿媳妇的身份按照当地习俗到司某家中过年，在得知司某患有性功能障碍疾病后，依然同司某拍婚纱照、举办结婚仪式，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成为众人认可的夫妻关系。但事与愿违，在苏某苦苦等待司某一年多的时间后，司某依然没有治好。根据双方的约定好聚好散，司某并作出不再向苏某提财产要求的承诺。因此，本案绝对不属于婚姻法所禁止的“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情形。另，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根据当地风俗，双方已成为老百姓认可的夫妻，苏某亦以妻子身份履行妻子的义务。司法解释规定的彩礼返还，是建立在未有夫妻之实的前提下，防止借婚姻之名收取钱财的行为，而本案与其他彩礼返还案件显然不同。随着司某一次次治疗无效，对苏某作出承诺的法律行为，则是进一步放弃了要求苏某返还彩礼的权利。四、无论根据法律规定，还是依据本地风俗，苏某作为妇女的合法权益均应得到法律保护。1、在订婚之前司某是否知悉自己患有性功能疾病，苏某无法查证。但在双方第一次和第二次圆房时，司某已明知自己患有性功能疾病，在实际并未治愈的情况下，隐瞒病情并向苏某保证治好了，并承诺如果欺骗苏某则不会耽误司某不会找苏某要钱等什么也不要（2019.5.1视频和录音为证），催促苏某与其拍婚纱、举办结婚仪式等。婚后第二天圆房时，苏某才发现司某疾病并没有治好。夫妻生活虽不以性为主，但没有性生活的夫妻关系则是对苏某的一种精神折磨。刚结婚即面临着今后要过“守活寡”的日子，心里特别恐慌。苏某不能忍受这种生活，因司某与苏某已经举行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一年有余，今后的婚姻势必会被旁人视为二婚，这给苏某的精神造成很大打击。而这一切，是司某的欺骗行为造成的。2、司某及其父亲多次承诺如果治不好不会耽误苏某，不会坑害苏某，不找苏某要钱不提钱的事等。苏某按照与司某的约定好聚好散并无不妥。相反，司某在得不到苏某的情况下违背承诺要求返还彩礼，实则是给苏某造成二次伤害，再次侵犯了苏某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为了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维护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序良俗，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司某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司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给原告彩礼现金共计76,000元及金项链一条、金戒指一个、金耳饰一对；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于2018年10月份经媒人司广立、赵治云等三媒人介绍认识。后于2018年农历10月18日按照农村风俗举行订婚仪式，当天，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彩礼现金6.6万元，并于同日为被告购买了金项链（含金橄榄石挂件）一条、金耳环一对、金戒指一枚及衣物一宗。后于××××年××月××日双方按农村风俗举行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双方举行结婚仪式时，被告曾带嫁妆一宗。原告在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前，另向被告支付了现金1万元。另查明，原告曾患有男性性功能障碍。2019年5月1日，原告在治疗自身疾病期间向被告承诺如其自身疾病不能治愈，其会主动提出散亲，并承诺不会向被告索要钱财和财物。2019年10月1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书内容为：如果我（司某）年前调理不好自己的身体，我决对不会耽误苏某，到时好聚好散。调理好自己身体指性功能正常。好聚好散不会提一分钱的事情。司某2019年10月16日。原、被告自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系被告是否应向原告返还彩礼。彩礼系男女双方为能够缔结婚姻关系，一方按照风俗给付另一方的财物，男女双方缔结婚约应当以感情为前提，给付彩礼的行为是民间风俗，不为法律所提倡。就本案而言，原、被告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双方已于2019年10月份按照农村风俗举行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双方举行结婚仪式的行为系向社会宣示了双方结成夫妻并共同生活的事实，原、被告已成就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因原告患有疾病，导致双方不能实现结婚目的，原告提出解除婚约将会对被告将来的婚姻家庭造成一定的影响。截至本案辩论终结时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自身疾病已治愈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原告口头和书面承诺如其自身疾病不能治愈，其不会向被告主张财物。原告虽主张该口头和书面承诺系在其自身受胁迫的情形下作出的，但因被告对原告的该主张予以否认，原告对该主张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该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口头和书面承诺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也系其对自身财产权利的处分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亦不存在其他无效的情形，被告亦认可原告的该项承诺，应视为原、被告双方就承诺内容达成合意，原告的该口头和书面承诺系有效的法律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依法应履行其承诺的内容。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的请求的理由并不充分，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原、被告举行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的事实，原告口头和书面承诺，当地风俗习惯并兼顾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原则，认为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司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0元，减半收取850元，由原告司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司某提交了如下证据：其与苏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五张，证实在2019年11月15日苏某就明确表示要与司某散亲，时间还未到司某承诺书中承诺的2019年年底。苏某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二审判决的依据。在聊天中已经体现司某承诺治好了，苏某才于当年10月份与司某举办结婚仪式。在此之前的将近一年的时间，司某一直处于患病状态，能够证实司某通过欺骗的方式与苏某举办结婚仪式。双方只是对这种问题的争执，并不能证实从11月15日起就没有共同生活。事实上，在此后司某及家人与苏某有过多次沟通。另结合司某在当年5月1日对苏某的承诺，司某也已经失去了要求返还彩礼的权利。本院认为，苏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10月16日司某向苏某书写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是承诺年前调理不好自己的身体，好聚好散，不会提彩礼的事情。司某、苏某于××××年××月××日举行结婚仪式，苏某自认举行结婚仪式后共同生活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阶段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司某要求苏某返还彩礼款的诉求是否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司某为缔结婚姻，按照风俗习惯向苏某给付了彩礼款，双方虽然举行了结婚仪式，亦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但因司某、苏某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司某要求苏某返还彩礼款，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司某因自身疾病问题曾向苏某作出承诺，该项承诺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效力应予认定。根据苏某提交的司某于2019年10月16日出具的承诺书，司某承诺如果年前不能调理好身体，双方好聚好散，其不再向苏某索要彩礼。上述承诺书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即双方最终分开且不向苏某索要彩礼的前提是年前司某能调理好身体。但根据苏某自认的事实以及司某二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苏某最迟于2019年11月底就不再与司某共同生活。因此，上述承诺书所附条件并未成就，司某依然可以向苏某主张彩礼款。关于彩礼款的数额，苏某认可的彩礼款66000元，及司某按照习俗于举办结婚仪式前给付的10000元，均属于彩礼款的范畴，以上共计76000元，应予认定。司某主张的三金首饰和衣物，属于男女双方恋爱期间表达心意的一种对个人的赠与行为，交付后赠与行为即已完成，不属于彩礼的范畴，司某无权要求予以返还。关于苏某应当返还彩礼款的数额，考虑到双方存在共同生活和举行结婚仪式的事实，且双方不能实现结婚的目的是因司某当时患有疾病，故本院酌情认定苏某返还彩礼款3万元。综上所述，司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2020）鲁0831民初1060号民事判决；二、苏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司某返还彩礼款3万元;三、驳回司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50元，由司某负担515元，由苏某负担3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00元，由司某负担1030元，由苏某负担6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海洋审判员  扈 琳审判员  张思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许贵梅书记员郭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