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申213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良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营业执照注册号210200000064539。法定代表人：王永彬，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崇岳，辽宁聚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大连泰达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松江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11375482E。法定代表人：范迎春，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潘安祺，女，1970年4月2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再审申请人良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大连泰达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公司）、潘安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2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良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泰达公司于2020年4月7日向良运公司发出《索赔函》，其在函中称拟向良运公司追究所谓保全错误所遭受的损失。在该函件中，泰达公司自认泰达公司与良运公司之间“不存在包括合同在内的任何法律关系”。（详见该《索赔函》第1页第3段，第一句）。该份证据充分证明泰达公司收取良运公司有关1700万款项无合法根据，系不当得利，并足以推翻原二审判决。二、良运公司误以为是借款而向泰达公司汇款1,700万元，使自身利益受损、泰达公司无根据获益，构成不当得利。二审判决以欠缺要件为由，认为尚未构成不当得利，与最髙院的明确观点相违背。三、良运公司基于潘安祺作为银行行长的沟通，误以为是出借款项而汇款至泰达公司，并无代潘安祺偿还欠款的意思表示，泰达公司因此获益无法律根据。诉讼中，各方均认可，除本案争议外，无其他经济往来，未曾谋面。而本案各方面证据均证实，良运公司是基于潘安祺的沟通，误认为是出借款项而向泰达公司汇款。可见，良运公司与泰达公司之间从未形成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意，即便泰达公司自身认为该款项是良运公司代潘安祺偿还的欠款，也不影响良运公司的错误认识。而根据《民法总则》第149条的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必要要件，否则有关行为应为不成立或无效，从而获益一方不存在法律根据。四、最高人民法院《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在解析《民法总则》不当得利规定时，连续举出两个案例，均能证明前述观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良运公司诉泰达公司借贷纠纷庭审中，泰达公司也多次承认，其也明知良运公司是误以为出借款项而汇款，并非代潘安祺还款，故泰达公司因此获益无法律根据。五、泰达公司接受良运公司款项，属不当得利中的获益，且该获益并不因潘安祺对泰达公司是否有欠款、欠款是否因此而清偿及潘安祺是否同时也因此获益而改变，这也与上述最高院的两个判例的观点相一致。而二审判决却错误认定，良运公司支出的1,700万元，是填补了泰达公司之前对潘安祺的财产支出，是恢复原有财产状态，泰达公司未实际获益，获益人应为潘安祺，从而也不涉及因果关系，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六、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判决认为，潘安祺的证言有利害关系，难以独立认定案件事实，是错误适用了证据规则。该证言并非是孤证，而是与潘安祺数次询问笔录、出具的《保证担保书》及案件中的各方陈述能互相印证，均证实良运公司是误以为出借款项，才汇款。潘安祺与良运公司并无利害关系，且潘安祺的证言实际会导致其在刑事案件中对泰达公司的诈骗金额增加1700万，对其不利。潘安祺为何会在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作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这只能证明其陈述的“良运公司认为是借款，不是替其还债”这一事实是真实的，是足以采信的。七、二审判决将获益无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错误的分配给良运公司，与法律规定及最髙院明确观点相违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1条第（一）项明确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应由泰达公司来证明，良运公司有替潘安祺还债的意思表示，有关付款符合良运公司的给付目的，否则应由泰达公司承担败诉之后果（上述最高院有关判例也明确了该观点）。而本案中，不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良运公司有替潘安祺偿还债的意思表示，反而所有的证据均证明，良运公司是误以为借款而付款，从而泰达公司收款并无合法根据。综上所述，良运公司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且二审判决存在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问题。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良运公司提交的《索赔函》的问题。经审查，该函系2020年4月7日泰达公司向良运公司发送的，其内容为因良运公司于2015年起诉泰达公司、潘安祺借款纠纷一案中，良运公司申请诉讼保全，查封泰达公司物资及银行账户，而该案经两审后，驳回良运公司诉讼请求，要求良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泰达公司在该函中表述与良运公司之间相互不存在包含合同关系在内的任何法律关系，这与良运公司在本案的主张一致，但泰达公司是否因此而构成不当得利，还需要结合本案的情况来予以确定。关于泰达公司收到良运公司汇款1,70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经审查，首先，良运公司于2015年起诉泰达公司、潘安祺借款纠纷一案，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34号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终163号民事判决，驳回良运公司的诉讼请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终163号民事判决认定泰达公司与良运公司之间无任何经济往来，就本案1,700万元无任何书面合同、没有见面协商，潘安祺称为泰达公司的银行到期贷款而倒贷，是自己通过关系找到良运公司借款，泰达公司范迎春并不知道此事的运作，也没有让其去找良运公司。同时，潘安祺与泰达公司存在借款2,200万元未还的事实，泰达公司提供的员工刘萍与潘安祺的微信、短信对话截屏显示，（2015年）3月13日8：36刘萍：“早上好。范总说关于资金1400＋800，要还款，要拿货。”3月16日15：20刘萍：“用刘述先卡，分二笔进入泰达公司1,400万元，还款，泰达浦发300万元，借款。谢谢。”3月16日15：25刘萍发送“大连泰达钢铁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账号：75×××70。”潘行回复称：“收到”。2015年3月17日刘萍向潘安祺（157××××****）发送短信：“收到1700万。”潘安祺回复：“好。”上述合同微信、短信记录与良运公司汇款1,700万元时间吻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终163号民事判决以良运公司与泰达公司之间未形成借款合意，驳回良运公司的诉讼请求。因此，良运公司与泰达公司之间没有借款关系。其次，良运公司无论是在借款纠纷一案中还是在本案中，均不否认其汇款1,700万元给泰达公司系经潘安祺运作，并由潘安祺为其出具有保证担保书，尽管该保证担保书中有泰达公司为借款人的表述，但因良运公司与泰达公司并无借款合意，事后泰达公司也没有追认，故该保证担保书仅为潘安祺的意思表示。而良运公司所汇给泰达公司1,700万元系由潘安祺提供的银行账户，由于潘安祺与泰达公司存在借款2,200万元未还的事实，结合刘萍与潘安祺的微信、短信对话发生在良运公司汇款时间前后，因此，泰达公司主张良运公司的汇款系潘安祺归还其欠泰达公司的借款成立。第三，不当得利四个构成要件为：（1）一方受有损失；（2）一方取得财产利益；（3）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4）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而本案中，泰达公司系因潘安祺欠其2,200万元未还，由其员工刘萍与潘安祺协商归还事宜，而良运公司按潘安祺指示向泰达公司银行账户汇款1,700万元，泰达公司按潘安祺的归还欠款收到1,700万元，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泰达公司的主张成立，其收取潘安祺的1,700万元还款符合法律的规定。即使按良运公司主张系基于错误的认识向泰达公司汇款，但该错误的认识系其与潘安祺之间形成，并不能归结于泰达公司的过错。故良运公司主张的不当得利不符合上述四个构成要件。综上，本案一、二审驳回良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良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良运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罗   建   华审判员 燕妮审判员王建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李华书记员杨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