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47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牛玉兰，女，196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古祖雪，男，195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古力，女，198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贵森，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璐璐，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韩艺红（曾用名韩宝兰），女，197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高辉（系韩艺红弟弟），男，1974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汀，福建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牛玉兰、古祖雪、古力因与被上诉人韩艺红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牛玉兰、古祖雪、古力（以下简称牛玉兰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韩艺红支付牛玉兰等违约金198.6万元，赔偿牛玉兰等因维权而产生的律师费20万元。庭审后，牛玉兰等变更上诉请求为依法改判韩艺红支付牛玉兰等违约金20万元，赔偿牛玉兰等因维权而产生的律师费20万元。共计4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不支持上诉人关于违约金的主张，是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1.《房屋买卖合同》第九条第3款明确约定构成根本违约应支付合同成交价20%的违约金，韩艺红构成根本违约，应当依法依约支付违约金。2．《房屋买卖合同》的违约金条款，是本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系双方当事人遵循意思自治原则达成的合意。一审法院判定本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却做出了与此相反的判决，不仅违反了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而且使自身陷入了自我否定的尴尬境地。3．《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参照定金比例（合同价款的20%）设定的标准，不存在过高问题。韩艺红提出违约金过高的主张，应当进行举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韩艺红始终没有证据证明该违约金存在过高的问题。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牛玉兰等主张的违约金标准过高，是典型的事实认定错误。4．同案同判是司法裁判的基本准则，也是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保证。一审法院以及二审法院众多生效判决均依照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标准确认与裁判违约金，一审法院不按合同约定支持牛玉兰等的违约金主张，显然违反了同案同判的司法原则。5.一审法院关于牛玉兰等无需返还韩艺红已支付定金5万元、驳回牛玉兰等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属于典型的滥用自由裁量权。本案中，一审法院在牛玉兰等无任何过错、且韩艺红恶意虚假陈述与造假的情况下作出的上述判决，不顾订立违约金条款的根本目的，导致韩艺红的违约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显然违背了我国党和政府倡导建立诚信社会的要求，是对韩艺红违约行为的纵容！6．实际上，因为韩艺红的根本违约，给牛玉兰等造成较大的损失与生活困扰：（1）为了督促韩艺红按照约定履行双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牛玉兰等委托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发了两次的律师函，支付相应的律师费用；（2）因牛玉兰等是以房换房，韩艺红根本违约，导致牛玉兰等新购的房屋合同履行出现问题。（3）因急于履行新购房屋的合同，牛玉兰等只能在疫情爆发期间（房屋销售行情不理想）只能以不理想的价格将本案讼争房屋出售给他人。7．一审法院认定韩艺红于签约次日即明确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是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被上诉人是于2019年10月30日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其为了达到其非法目的，在寄送的书面通知中，将时间签署为10.29。8．一审法院认定韩艺红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出了解除的意思表示，但是，并未采取任何的补救措施。一审法院将两者混同，是错误的。9．一审法院认定韩艺红“并无拖延行为导致牛玉兰一方扩大损失的情况发生”是错误的。本案关键问题是韩艺红应当承担何种程度的违约责任，而不是所谓“扩大损失”是否应当赔偿的问题。 二、一审法院不支持牛玉兰等关于律师费的主张是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1．《房屋买卖合同》第九条第6款明确约定：因违约导致诉讼，违约方应当承担因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差旅费、律师费等必要费用。2．牛玉兰等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20万元的律师费，合法有效，且在本案中，牛玉兰等的代理人已经履行代理职责，牛玉兰等负有依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向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的合同义务。本案《委托代理合同》而发票金额也与《委托代理合同》约定金额相符。3．最高人民法院众多判例均明确表明：委托合同约定的律师费，违约方应当予以赔偿；至于律师事务所是否开具发票，以及是否支付，不具有对等关系。4．一审法院以律师费尚未实际发生为由不予支持是错误的。该律师费是牛玉兰等必须支付的费用。二审中牛玉兰等已举证已支付。5.牛玉兰等的20万元律师费是因韩艺红的违约而导致牛玉兰等的损失。在裁判中，应依法将牛玉兰等一审与二审的律师费作为确认牛玉兰等损失的要素。 韩艺红答辩称，一、韩艺红不存在违约行为，不须承担违约责任。（一）讼争《房屋买卖合同》因厦门住宅限购政策所致无法履行，双方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且韩艺红无法在过户后通过案涉房屋抵押贷款来支付余下的购房款400万元。因此导致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解除的最终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厦门住宅限购政策，此系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造成的，与合同当事人有无违约行为无关，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韩艺红据此提出解除合同，不存在违约，故韩艺红不须因此承担违约责任。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韩艺红已是厦门住宅限购对象，牛玉兰等实际上在签约时也知道这一情况，但在厦门市思明区麦田明发房产中介服务部工作人员的仓促和违规促成下，双方仍然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虽然韩艺红在起初提出解除《房屋买卖合同》时，只提到无法支付款而无法履行义务，没有明确提及住房限购政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但其中实际上也隐含了因住房限购政策导致涉房屋无法过户而不能用案涉房屋抵押贷款而无法支付的情形，且随后韩艺红及其丈夫亦明确提到了住房限购政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假设答辩人前期不提出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且完全按合同约定付款，到后期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过户时，也必将因为韩艺红是厦门住宅限购对象使合同无法履行。若是没有在前期提出解除，而是到后期无法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过户时，才解除合同，那岂不是给双方带来更为不利的后果（如浪费时间和精力、财力等办理过户，款项交付与返还等，更可能造成损失）。此外，韩艺红没有明确指定第三人作为案涉房屋的新产权人，不存在违约。因为：1.《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条第4项约定是格式条款，不是双方特别约定的，且从约定条款内容即“乙方可以指定第三人作为该房屋的新产权人”来看，韩艺红是否指定第三人作为案涉房屋的新产权人，是韩艺红的权利而不是义务。2.本案的真实购房人是韩艺红，上述约定在韩艺红不是住房限购对象的情况下才有效，在韩艺红是住房限购对象时，若采用指定第三人作为案涉房屋的新产权人，显然是规避政府的住房限购政策，是无效的。（二）本案《房屋买卖合同》中涉及的定金条款只有部分生效，韩艺红未按原约定交付定金195万元不属违约，不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牛玉兰等无权以韩艺红未按约定支付购房款或足额定金为由提出解除双方于2019年10月2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二、退一步，假设要对因限购政策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进行归责，认定韩艺红有过错，应当承担过错责任，那么，鉴于买卖双方均应对买卖主体的资格进行充分了解、审慎审查，而且事实上在签约时牛玉兰等知道或至少应当知道韩艺红是厦门住宅限购对象，故对因限购政策导致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最终必须解除，牛玉兰等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牛玉兰等不会也实际上没有因签订、解除《房屋买卖合同》造成损失，牛玉兰等所主张的违约金极度过高，因此，不应支持牛玉兰等的违约金诉请。（一）韩艺红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第二天（即2019年10月29日）就发出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并向中介的经办人提出解除合同，牛玉兰等在第三天即2019年10月30日就收到解除通知。此外，牛玉兰等在2019年11月21日也提出解除合同，因此，（1）在短时间内，牛玉兰等完全可以另行出售案涉房屋或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失，且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因另售造成损失。案涉房屋最迟在2020年2月14日已出售，售价款约1030万元，比本案价款多了约12万元。而牛玉兰购买新房在2020年2月24日才签订合同，不存在牛玉兰等需另行筹集大额资金购买新房的情形。（2）假设牛玉兰等存在筹款损失，也与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解除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合同400万元的购房款需办理房产过户后办理房屋抵押贷款，对牛玉兰等筹款购买新房没有影响。（二）牛玉兰等也没有提供其控制的而韩艺红无法取得的真实有效证据证明其因解除上述《房屋买卖合同》造成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应认定韩艺红主张牛玉兰等没有损失的主张成立。（三）假设认定韩艺红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鉴于牛玉兰等不会也实际上没有因签订合同、解除合同造成损失，且牛玉兰等也有过错，其所主张的违约金极度过高，应予以调减至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9年）第二部分中明确“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准，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是否适用格式合同或条款等多项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子以综合权衡，避免简单地采用固定比例等‘一刀切’的做法，防止机械司法而可能造成的实质不公平”。（四）牛玉兰等提出的赔偿律师费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一是该费用尚未实际支付，二是如前所述，牛玉兰等所主张的违约金不应予以支持，假设律师费有实际支付，那该部分费用也是牛玉兰等无理或不当提起诉讼和诉讼请求而造成的，应由其自行承担。 四、一审判决确定的案件受理费负担也不公平合理。根据一审判决，牛玉兰等的本诉诉讼请求绝大部分（97%以上）被驳回，然而，一审法院只确定牛玉兰等一方负担本诉案件受理费525元，却确定韩艺红负担本诉案件受理费11619元，显然不合理，应予纠正。 牛玉兰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双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于2019年11月21日解除；2.韩艺红立即向牛玉兰、古祖雪、古力支付违约金198.6万元（1018万元×20%-5万元）；3.韩艺红赔偿牛玉兰、古祖雪、古力因维权支出的律师费20万元。 韩艺红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牛玉兰、古祖雪、古力向韩艺红返还购房定金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讼争房屋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北里××号××室，建筑面积130.45平方米，房屋权属为牛玉兰、古祖雪、古力按份共有。牛玉兰与古祖雪系夫妻关系，古力系其二人之女。 2019年10月28日，牛玉兰等三人（甲方、出售方）与韩艺红（乙方、买受方）就讼争房屋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2019）0003174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讼争房屋，房屋成交价价格1018万元；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定金100万元，于2019年10月29日前再支付定金100万元；乙方拟申请贷款支付的购房款为400万元，贷款方式为商业按揭贷款，甲乙双方应于2019年12月10日前办理贷款预审批手续；乙方应于过户送件受理后当日支付甲方购房款316万元，于2019年12月10日前支付甲方购房款100万元；甲乙双方应于2020年3月31日前办理过户送件手续；乙方可以指定第三人作为该房屋的新产权人，新产权人可为一人或多人，乙方指定第三人作为该房屋新产权人的，应保证其指定的新产权人具备购买该房屋资格及按揭贷款资格，房屋需过户至第三人名下的，乙方应出具书面指定函件，并保证第三人同意对本合同中乙方的义务及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另讼争合同第九条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1.甲乙双方任何一方逾期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的，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按日计算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成交价万分之五的违约金。2.甲方若出现该房屋被查封或存在限制转让、将该房屋出售给第三方等情形，甲方构成根本违约，乙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有权选择要求甲方双倍返还定金，或有权要求甲方按合同成交价的20%支付违约金。3.乙方若出现拒绝购买该房屋或逾期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超过二十日等情形之一的，乙方构成根本违约，甲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有权没收乙方已付定金，或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成交价的20%支付违约金，乙方向甲方已支付的全款款项冲抵违约金，多退少补。......6.因违约导致诉讼的，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差旅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费、公告费等必要费用。 上述讼争合同签订当日，双方在一份《家电家具清单》及一份《声明》上予以签字确认；该《声明》主要内容如下：原合同编号（2019）0003174约定签约当日支付100万元改为签约当日支付5万元，于2019年10月29日支付45万元，于2019年10月31日前支付50万元。韩艺红也于合同签订当日向牛玉兰等三人支付定金5万元。 2019年10月29日，韩艺红向牛玉兰等三人发出一份《关于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通知》，载明其因无法履行购买讼争房屋的合同义务，故自通知发出之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讼争合同。牛玉兰等三人确认于2019年10月30日收到该通知。 2019年11月4日、11月21日，牛玉兰等三人委托律师先后向韩艺红发出两份《律师函》。其中，前份《律师函》告知韩艺红其未按约定付款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若其未在2019年11月20日之前支付第一期定金尾款95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则双方签订的讼争合同自2019年11月21日起正式解除。后份《律师函》告知韩艺红双方签订的讼争合同自2019年11月21日起正式解除。韩艺红确认收到上述两份函件。 在讼争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数次通过短信进行沟通。其中于2019年10月30日韩艺红向古力发送短信载明“......先生觉得我们家庭根本没那么多钱来履约，高压之下生活维艰，故于10月29日上午11点左右跟中介的梁鹏说我们无法筹措到那么多钱，无奈之下只能割爱解除购买合同......”；当日，古力向韩艺红发送短信载明“......但第二次付款时间已过去一天，我们尚未收到你的应付款。我们是以房换房，需要你支付的房款来支付我们的购房款，如果你不按合同约定付款，势必影响我们新买房款的支付……”。2019年11月8日，韩艺红向古力发送短信载明“......真的是无力购买，不是唐塞......”。2019年11月21日，古力向韩艺红发送短信载明：“鉴于您在我方多次催促之下仍然明确拒绝履行双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现根据合同第九条等约定，通知您：即日起，解除你我双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韩艺红回复：“......本人同意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给您造成困扰深表歉意。”另韩艺红的配偶刘建立于10月30日向中介公司员工发送信息：“小梁：因爱人事先未与我商量就与你单位签订了购房合同，况且我们已在厦门购买了二套房，不符合购买条件，再加上经济实力严重不足，请你务必帮助解决解除合同事宜，谢谢！”中介回复：“刘先生：收到！但是购房条件只是韩姐签字购买，产权人是做您儿子的名字，他是厦门户口有购房资格，这个我们是跟韩姐确认过的，她也清楚。现在是我跟房东沟通看怎么商量处理此事。您等我消息”。 另查明，韩艺红户籍地位于福建省漳平市，其系址于厦门市思明区××路××号××室房屋的产权人，其条件符合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厦府办〔2016〕154号《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中规定的“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属于该文件中“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销售建筑面积180平方米及以下商品住房”的限购对象。 还查明，牛玉兰等三人现已将讼争房屋另行出售给案外人王凤杰。 审理中，牛玉兰等三人主张其为本次诉讼支付律师费20万元，为此提供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及相应金额的厦门增值税普通发票，并明确截至庭审时上述律师费尚未支付，系先开票后付款。韩艺红认为律师费并未实际支付，属尚未发生的费用，不应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牛玉兰等三人与韩艺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声明》，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对讼争合同解除原因的认定。牛玉兰一方主张讼争合同解除系韩艺红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且多次明确表示无法履行，系因韩艺红违约所致；韩艺红则认为讼争合同解除系由于其属于厦门市限购对象无法购房所导致，并非系其违约所致。本院分析认为，韩艺红确属于厦门市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限购对象，但合同解除的过程中，双方并未对限购问题进行过沟通，而是韩艺红多次明确表示其系因无支付能力故而提出解除合同，又结合讼争合同中约定韩艺红可以指定具备购房资格的第三人作为房屋产权人，以及中介与韩艺红的配偶刘建立沟通中表示讼争房屋系由韩艺红为其儿子购买且其儿子具备购房资格，综合上述证据来看，韩艺红在购房时本欲将讼争房屋的产权落在其儿子名下的可能性较大，牛玉兰一方的主张较为可信，本院予以采纳，并据此认定讼争合同的解除系由韩艺红一方违约所致，韩艺红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关于讼争合同解除的时间。牛玉兰一方主张合同解除时间为2019年11月21日；韩艺红则认为解除时间应为2019年10月30日，即牛玉兰等三人收到韩艺红发出的解除通知之日。本院分析认为，根据讼争合同约定，当一方出现违约情形时，守约方才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解除讼争合同，本案系韩艺红违约，故牛玉兰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解除讼争合同，牛玉兰一方于2019年11月21日向韩艺红发出《律师函》告知其讼争合同于当日解除，同日韩艺红亦通过短信回复同意解除，本院据此认定讼争合同的解除时间为2019年11月21日。 关于牛玉兰一方主张的韩艺红应承担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本院认为，本案中，虽合同提前解除系因韩艺红违约导致，但考虑到韩艺红于合同签订次日即明确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其虽违约但亦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无因拖延行为导致牛玉兰一方扩大损失的情况发生，且讼争房屋现已另行出售，牛玉兰一方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讼争房屋另行出售后与原售价对比产生的差价损失，牛玉兰一方主张韩艺红承担合同总价款20%即2036000的违约金，标准过高，本案综合考虑讼争合同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讼争合同解除过程中各方情况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认定牛玉兰一方有权没收韩艺红已支付的5万元定金，除上述金额外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另韩艺红要求牛玉兰等三人返还5万元定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牛玉兰等三人主张的律师费20万元，因该费用尚未实际发生，本院亦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牛玉兰、古祖雪、古力与韩艺红于2019年10月2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于2019年11月21日解除；二、牛玉兰、古祖雪、古力无需向韩艺红返还已支付的定金5万元；三、驳回牛玉兰、古祖雪、古力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韩艺红的反诉请求。 二审中，牛玉兰等提交1、网银支付凭证，2、厦门市律师收费指导意见及盈科律所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共同证明牛玉兰等已依照委托合同支付了20万元律师费。本案标的应收取律师费本应是45万元，双方协商后仅收取了20万元。 韩艺红质证认为，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即使真实，律师费也过高，最多也就是10万左右。 韩艺红于二审中提交《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证明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厦门市房价平稳，且稳中略涨。牛玉兰等另售讼争房屋，根本不会造成房价差损失。 牛玉兰等质证认为，此不是新证据，且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数据来源于房管局备案资料，实际上备案数据与实际数据有差异，无法真实反映房屋价格变动。 双方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庭审中，牛玉兰等陈述讼争房屋于2019年12月28日左右出售给案外人，价格与本案售房价格相同，均为1018万元。本来因为房价上涨，可以1050万元售出的，因存在本案的售价，买方要求按原来的价格交易，故只能以1018万元成交。牛玉兰一方系以房换房，于2020年2月24日购买了另外一套房屋。但意向书是2019年10月份就签订了，买的是一手房。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院围绕牛玉兰等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首先，韩艺红虽然违约拒绝购房，但其于签订讼争购房合同的第2日、第3日即向牛玉兰等几次告知其无力购房，要求解除购房合同，因此，韩艺红对其违约行为已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而牛玉兰等方面：1、最迟于签订购房合同的第3日即知道韩艺红不再购房，不再支付购房款；2、其于之后亦售出讼争房屋，售价并未低于本案合同售价；3、牛玉兰等新购房屋系一手房，且于2019年10月已签订意向书，因此，牛玉兰等并未因韩艺红的违约造成未能购房或所购房屋价格上涨等，因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所有因素，认定牛玉兰等有权没收韩艺红交付的购房定金5万元，对此外的违约金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其次，讼争合同明确约定，因违约导致诉讼的，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差旅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费、公告费等必要费用。牛玉兰等因韩艺红违约提起本案诉讼，委托律师代理本案，并实际支出了律师费，该费用依约应由韩艺红承担。由于本案双方在诉讼之前就对解除合同意见一致，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只是韩艺红应承担的违约金数额，本院综合本案争议焦点查明事实和法律判断的难易程度、本案历经一审、二审等因素，酌定韩艺红应承担律师费8万元。 综上，牛玉兰等的部分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未支持牛玉兰等的律师费诉求不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二、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0203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韩艺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牛玉兰、古祖雪、古力因维权支出的律师费8万元； 四、驳回牛玉兰、古祖雪、古力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牛玉兰、古祖雪、古力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144元，牛玉兰、古祖雪、古力负担2428元，韩艺红负担97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牛玉兰、古祖雪、古力负担5053元，韩艺红负担149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曾聆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源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第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但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的下列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 （一）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的； （二）不服民事裁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