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04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郭玉闪，男，1977年8月2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海霞，北京市维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天庸，男，1965年4月1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大喜，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玉闪因与被上诉人陈天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26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玉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天庸的一审本诉请求，支持郭玉闪的一审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50万元（人民币，下同）借条成立的前提是北京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对陈天庸存在50万元债务。郭玉闪当时受让陈天庸在A公司的全部股份，签约当天陈天庸提出其对公司有一笔50万元债权，要求一并转让，郭玉闪基于对陈天庸的信任以及为顺利交接公司股权，故签署了该张50万元的借条，该借条上清楚写明是陈天庸对公司债权的转让款，其前提是A公司对陈天庸的50万元债务成立。二、经核查，A公司财务账上只有一笔5万余元的对陈天庸的债务且已清偿完毕，其他债务并无任何证据证实。本案原本并不复杂，只要吴某能够说明陈天庸通过陈某汇给吴某的5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且公司已通过财务制度予以认可即可，但实际上陈天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当郭玉闪提供相反证据时，一审法官却完全无视，以公司财务账册掌握在郭玉闪处为由而予否定。根据吴某的陈述，50万元中的16万元用于支付公司一般支出，但公司账册显示陈天庸名下用于公司一般支出的债务只有5万余元，且已经归还。另吴某称，其分别汇给“X宁”和“康某”的30万元和4万元是公司使用尚院房屋的租金和押金，但公司账册显示，尚院房屋的房东是北京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金额也非30万元。由此可见，吴某的陈述缺乏证据支持，且与公司财务账册不一致。三、一审法院将应列为第三人的收款人吴某作为本案证人，且对吴某的证词仅选取有利于陈天庸的内容，忽略对其不利的内容。陈天庸委托陈某汇给吴某的50万元，其中15.7万元进入吴某的个人支付宝账户，该笔款项的去向吴某仅口头表述用于公司日常开支，对转给“X宁”和“康某”的34万元，仅口头表述用于公司房租，对于具体细节，吴某却含糊其辞，漏洞百出。四、提请二审法院查明以下几个方面：1.公司债权的定义；2.16万元的去向；3.尚院房屋的租赁情况；4.34万元的去向；5.郭玉闪所提供的证据，包括公司账册、银行流水、股权转让资料、公司支付尚院房东的付款凭证，上述证据与陈天庸、吴某的口头表述均是相反的。陈天庸辩称：不同意郭玉闪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一、签署借条的背景。陈天庸、郭玉闪及案外人三方协商好，陈天庸投资在A公司的250万元全部退出，转让给郭玉闪，其中200万元为股权投资，转让给潘海霞，50万元为债权，转让给郭玉闪，当天同时签署了两张借条，分别由潘海霞在200万元借条、郭玉闪在50万元借条上签字。50万元债权转让和200万元股权转让是同时进行的，双方对债权债务没有争议，借条真实有效，潘海霞已支付了50万元和200万元的一年利息，可以证明双方对借款事实没有争议。二、50万元是陈天庸投入A公司用于前期费用支出的，因当时A公司处于设立期，尚未开立银行账户，故陈天庸指示陈某将款项汇给公司筹办人员吴某。一审中陈天庸已经提供了转账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已实际支付了50万元，该款项中34万元吴某用于支付A公司第一年的房租、押金，其余16万元用于公司购置家具、办公用品等，故该笔债权真实存在。三、郭玉闪、潘海霞受让A公司债权、股权后，所有的公司资料已被其接管，且其有足够的时间与吴某核对清楚账目，郭玉闪已经与吴某结算了前期费用，即便未结算也不影响本案的债权。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天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郭玉闪偿还陈天庸借款50万元及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郭玉闪反诉请求：1.判令陈天庸退还郭玉闪已付的利息21,750元（本金50万元按照年利率4.35%计算的一年利息），并向郭玉闪赔偿该笔利息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止的银行利息1,975元（按年利率4.35%计算），以上金额合计23,725元；2.判令陈天庸赔偿郭玉闪因参与诉讼而支付的诉讼代理人的差旅费1,51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A公司于2016年6月24日成立，股东为陈天庸（持股90%）、吴某（持股10%），A公司于2016年7月14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企业账户。2016年11月15日，A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表决同意增加新股东潘海霞、何某、周某、张某（以下简称“新股东”），原股东即陈天庸、吴某退出股东会等。陈天庸及吴某另与新股东于同日签订了转让协议，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合意，新股东形成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等。后，A公司于2016年12月7日变更新股东信息，于2017年8月29日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吊销营业执照而注销。2016年11月15日，由陈天庸作为出借人、郭玉闪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条》约定：出借人前期已支付北京A有限公司的开办费用50万元整，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现出借人将以上对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借款人，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支付50万元整。该款作为借款人个人向出借人的借款，于2017年12月31日前偿还。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支付借款利息，借款利率以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准。借条右下方有郭玉闪签字确认的手书内容“此凭据即作为借条”。另查明，关于陈天庸对A公司债权50万元的形成，陈天庸提供两张银行流水显示：1.2016年6月20日，陈某向吴某转账汇款20万元；2.2016年7月10日，陈某向吴某转账30万元，以上合计50万元。陈天庸为此另提供了吴某收取上述50万元的银行账户自2016年6月20日起至11月30日止的银行明细，并表示吴某收取的50万元用于支付房屋租金、押金、装修等费用，其中在2016年7月13日向案外人“X宁”转账300,000元（陈天庸称该费用系租赁尚院租金），另有绝大部分支付金额显示为消费。陈天庸另提供了吴某于2019年12月29日出具的书面证明，称上述50万元系陈天庸给A公司的开办费用。审理中，原审法院传唤案外人陈某、吴某到庭就上述转账事宜进行陈述。陈某表示，该50万元其根据陈天庸的指示向A公司汇款，其转账给吴某的50万元均为陈天庸的钱款，与其个人无关，之所以转给吴某的账户也是由陈天庸指示。吴某对于陈天庸提供的其名下账户银行流水、证明等予以确认，并表示：1.其代陈天庸持有A公司10%的股份，A公司创立过程中基本由其处理日常事务；2.其收到的50万元是用于支付A公司创立过程中发生的开支，主要是用于租赁尚院一年的租金30万元和押金4万元，另购买了家具、办公用品等，在租赁尚院时是其与郭玉闪一同前往处理的，未使用的余款后也交还给公司财务；3.A公司租用尚院主要用于公司的业务、员工住宿包括其个人及陈天庸也曾居住过尚院；4.其之所以代收陈天庸支付的钱款，是因为在其收款时A公司尚未开立公司账户，等到A公司聘请财务人员之后，其将尚未用完的钱款以及租赁合同等都交给了财务人员，并不再参与财务管理，而是从事内容制作等工作，其后来一直在A公司工作到2018年；5.陈天庸告诉其钱款用于公司的业务支出。再查明，2018年1月24日，潘海霞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陈天庸支付108,750元，陈天庸、郭玉闪确认其中21,750元系本案所涉50万元自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利息。审理中，郭玉闪提供的A公司自2016年7月14日起至12月止的银行明细显示，2016年7月21日，陈某向A公司转账1,000,000元、8月5日支出现金49,000元，显示为“备用金”以及此后A公司的各项开支，包括办公家具款、货款、借款、工资等。8月29日，陈天庸向A公司转账“投资款”200万元，次日转出归还陈某100万元。郭玉闪另根据A公司财务原始账册中的记账凭证整理了备注为“其他应付款-陈天庸”的款项，合计截止到2016年8月31日A公司应付陈天庸57,437.96元，2016年9月8日的记账凭证显示提取支票两笔，分别为49,000元、支付应付陈天庸的各种款项57,437.96元。郭玉闪认为，陈天庸对A公司的借款应以57,437.96元为准，且已经归还完毕。郭玉闪称A公司租用的尚院，房东并非个人“康某”，而是案外人北京B有限公司，并提供了A公司2017年度的银行对账单，指出2017年7月20日A公司转账支付给B公司的房租334,500元是用于支付尚院2017年度一整年的租金，而A公司相应的记账凭证显示该款额系“支付尚院房租”及“长期待摊费用-房租（2017年8月-2018年8月）”。郭玉闪另提供了代理人来往北京与上海的机票及出租车发票，显示郭玉闪代理人为此次出庭支付交通费合计1,150.58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在于，陈天庸与郭玉闪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已由债权转让合同转化为民间借贷合同。根据借条的内容，陈天庸将其对A公司的债权转让给郭玉闪，郭玉闪应付转让款而未付，故双方将该应付的转让款转化为郭玉闪的借款，并约定了还款期限、利息等，对于转化之债的约定内容十分明确，因此在陈天庸与郭玉闪签署借条之后，双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已经转化为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陈天庸主张郭玉闪返还借款本息需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出借的义务，则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在于，陈天庸是否履行了出借义务，也即陈天庸是否实际向A公司出借50万元。首先，郭玉闪及参与借条书写的代理人均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应当明知签署该借条的法律后果，且双方签订借条的背景是A公司的股权转让，按照日常生活经验，行为人受让公司股份前一般要对于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查和了解，而从借条的内容看双方对于陈天庸享有对A公司50万元债权的事实是明确认定的，也不存在郭玉闪抗辩的附条件认定等情况；其次，郭玉闪代理人承继了A公司的部分股份，郭玉闪也在实际参与A公司的经营，此后，A公司的财务账册也掌握在郭玉闪一方，即便郭玉闪在签订借条时存在误解，则其在签署借条之后的合理期限内理应可以查实陈天庸与A公司之间的真实经济往来，但很显然郭玉闪自2016年11月15日起直至陈天庸起诉后方提出此项异议，并在此期间偿还了部分利息，也不符合常理；第三，作为款项的接收方即案外人吴某也到庭对款项的来源、用途作了说明，其解释的款项用途符合公司初创时期的一般资金使用状况，其中主要的34万元用于租赁A公司的办事机构之一尚院，该陈述与郭玉闪在审理中提供的银行明细及对账显示的租金金额及期限也并不矛盾。综上，陈天庸主张郭玉闪向其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支付2018年1月1日起的逾期还款利息的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陈天庸主张按照固定年利率4.35%计算，一则没有约定、二则同期贷款利率亦存有浮动情形，故不予支持。基于上述分析，郭玉闪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郭玉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陈天庸借款本金500,000元；二、郭玉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天庸借款本金500,000元的逾期还款利息（即以5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三、驳回郭玉闪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235元，减半收取4,617.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15元，合计诉讼费4,832.50元，由郭玉闪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潘海霞系郭玉闪的妻子，潘海霞确认其持有A公司的股权系为郭玉闪代持。2016年11月15日，郭玉闪就受让陈天庸在A公司的200万元股权和50万元债权达成协议，当天出具两份借条，其中200万元借条由潘海霞签字，50万元借条由郭玉闪签字。股权转让后，A公司于2017年7月支付了第二年房屋租金30万元。陈天庸与潘海霞就200万元的股权转让事宜曾发生诉讼，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潘海霞支付陈天庸200万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本院认为，陈天庸与郭玉闪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和债权转让关系，陈天庸将其对A公司的股权和债权转让给郭玉闪，就本案的50万元，双方之间属于债权转让关系。虽然郭玉闪于2016年11月15日向陈天庸出具的是借条，但根据其中的内容表述，实际上是受让陈天庸对A公司的50万元债权的意思表示，并就转让款的付款时间以及延期付款的利息作出约定，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的债权转让关系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缺乏依据。关于50万元债权的真实性，一审判决的分析认定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赞同，故不再赘述。根据相应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陈天庸除支付200万元注册资金外，在A公司设立期间还向公司筹办人员吴某支付了50万元用于前期费用支出，该款中的34万元系用于支付租赁办公场所即尚院房屋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的租金和押金，郭玉闪受让A公司股权后，后续第二笔房屋租金系于2017年7月才支付，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A公司有另行支付前期第一年的房屋租金，吴某作为当时的实际执行人，其关于公司办公用房租金支付情况的陈述应予采信。其余16万元，吴某陈述用于A公司的日常支出，购买家具、办公用品等，余款5万余元交给公司财务，所作陈述亦属合理，其证词应予采信，故应认定陈天庸针对A公司的50万元债权真实存在。至于郭玉闪质疑该50万元作为A公司前期费用支出其使用上的合理性，则属于公司内部事务，不能因此否定债权的真实性，且与债权转让关系无关。综上所述，上诉人郭玉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487元，由上诉人郭玉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卫清审判员  寻增荣审判员  潘春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吴 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