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行终7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太行东街**。法定代表人崔云峰，区长。出庭应诉负责人谢义周，副区长。委托代理人徐晓晨，山西忠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志谭，山西忠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爱英，女，汉族，1952年10月19日出生，住长治市城区。委托代理人田军，北京英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曼丽，北京英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潞州区政府）因张爱英诉其确认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5行初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潞州区政府出庭应诉负责人谢义周、委托代理人徐晓晨、刘志谭，被上诉人张爱英及其委托代理人田军、孙曼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原长丰公司员工。涉案的被强拆房屋（平房）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系长丰公司为单位职工提供的福利性住房。1994年原告向长丰公司交纳过保证金。在涉案房屋被拆除前，原告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生活。2018年9月21日，原长治市城区人民政府（现为潞州区政府）作出了关于长丰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2018年9月25日，长治市长丰片区棚户区改造指挥部曾通知长丰公司各平房、单身楼住户于2018年9月28日前到长丰片区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咨询办理申请廉租房、公租房事宜等。2018年9月29日，原长治市城区人民政府（现潞州区政府）作出关于长丰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根据该征收决定，长丰公司平房及职工单身楼属于征收范围。2019年2月18日，潞州区政府筹备组作出了关于长丰片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2019年4月15日，房屋征收部门长治市潞州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与国泽置业签订了长丰公司家属区平房、单身楼搬迁补偿协议，并将补偿资金全部支付给了国泽置业。2019年12月9日国泽置业曾给原告发出通知，告知其于2019年12月23日前将平房4排7号房间内的私人物品予以清理，称指挥部将于2019年12月25日依法实施拆除。2019年12月29日，涉案房屋被拆除。涉案房屋具体的门牌号数因户口本与国泽置业通知的编号方法不同，无法准确认定门牌号，权且以双方认可其真实性的国泽置业通知的编号为准。原审判决认为，关于原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原告系山西省长丰工业公司职工，在涉案房屋被拆除前，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生活，原告认为其利益遭受损失，请求确认拆除行为违法，其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原告主体适格。关于被告拆除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具体的强制拆除程序。本案中，被告在强制拆除涉案房屋前，没有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未告知原告陈述申辩权，未告知原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强制拆除程序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一）规定，判决确认被告于2019年12月29日强制拆除位于长丰公司院内涉案平房X排X号房的行政行为违法。潞州区政府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1994年原告向长丰公司交纳过保证金”错误。张爱英一审提交的《长治缝纫机工业公司收据》载明交款人为赵文郁而非张爱英，收款单位为长治缝纫机工业公司而非长丰公司。其支付的“房款”与涉案房屋并无关联性；2．一审认定“在涉案房屋被拆除前，原告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生活”错误。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长治市国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己经签订《补偿协议》，根据该协议，被征收人向征收部门交付的系己腾空房屋，被上诉人居住至何时上诉人无法知晓，但绝不是被拆除前；3.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主体适格”错误。上诉人拆除的系被征收人的房屋，该拆除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4.一审认定“涉案的被强拆房屋”错误。案涉房屋己依约补偿，被征收人交付的系搬迁腾空的房屋，一审判决将搬迁腾空房屋与拆除房屋的行为混为一谈；5.上诉人对已补偿的并由被征收人搬迁腾空涉案房屋的拆除系合法拆除；（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明确，且已补偿，不应适用《行政强制法》。另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是《征收补偿决定书》，而非《强制拆除决定书》；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拆除系合法拆除，无需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并向被上诉人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另外，一审判决引用的《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系对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时需履行的程序，与本案无关。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张爱英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一）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适格。涉案的被强拆房屋（平房）是上世纪60、70年代长丰公司为本单位职工提供的福利住房，虽然涉案房屋被上诉人没有最终取得物权登记，但事实证明，被上诉人才是涉案房屋实际的物权人且被上诉人实际居住涉案房屋生活。因此，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主体适格。即便是上诉人所称的涉案房屋具有公房性质，被上诉人也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上诉人的起诉主体适格。（二）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确实施了强制拆除，上诉人没有提交涉案房屋在拆除前腾空交接的证据，且没有遵守行政强制法关于强制拆除程序的规定，上诉人行为构成违法强拆，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被上诉人付继成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二是被诉强拆行为是否违法。关于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一般认为，在房屋征收法律关系中房屋所有权人或者公房承租人具有被征收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可以对房屋征收和补偿行为提起诉讼。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人不能对征收和补偿行为提起诉讼，当然对房屋的合法添附价值享有权利或者具有停产停业利益损失的房屋实际使用人在其权利范围内也可以有限度的对征收补偿行为提起诉讼。但是，对于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则不限于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或者公房承租人，无须一定具备被征收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因为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人在违法强拆行为中虽然对于被拆除的房屋可能不具有权利，但是房屋内属于其个人的合法财产或者人身权有可能受到违法强拆行为的侵害，因此，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人对强拆行为依法享有诉权，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该房屋系其原单位长丰公司分配给其的福利住房，但却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上诉人主张该房屋产权属于长丰公司，长丰公司已经通过移交协议将该房产移交于案外人长治市国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也就是说，双方对诉涉房产权属存在争议，对该争议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被上诉人可另寻适当途径予以解决。但是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是，在诉涉房屋被拆除前被上诉人一直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长治市国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拆除前还给被上诉人下达过拆除通知。被上诉人作为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人，对强制拆除行为当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拆除行为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第三十八规定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本案中，在被上诉人没有腾空房屋并交付的情况下，上诉人对诉涉房屋直接予以拆除没有具备相应强制执行权的法律依据，而且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没有依照上述规定听取被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没有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更没有依法送达被上诉人，强制程序违法。原审判决确认上诉人强拆行为违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潞州区政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晓俊审判员 石春英审判员 闫成先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闫玥玥书记员 谢 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