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68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曙明，男，1967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桂林，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婕。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伦亮，男，1978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浠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闵红英，女，198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张曙明因与上诉人郭伦亮、被上诉人闵红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7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曙明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3.改判郭伦亮支付张曙明借款利息人民币贰拾叁万玖仟陆佰元(￥239600)；4.改判郭伦亮支付张曙明违约金人民币陆万元（￥60000)(以张曙明与郭伦亮约定的月利息为参照，自2018年3月5日暂计至2019年6月4日，实际金额应计至郭伦亮清偿借款本金之日）；5.改判郭伦亮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张曙明作为证据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以下简称对账单）记录了2013年6月15日郭伦亮通过“网络银行”向该账户“转账”人民币“4000”元并备注摘要信息“张总利息”（以下简称郭伦亮支付张总利息)。该账户“客户姓名”为“张曙明”，即张曙明；而“张总”根据常识即可了解系对张曙明的敬称，故该记录明确无误地证明：2013年6月15日郭伦亮以通过网络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张曙明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4000元。二、此外，对账单亦有记录，2012年9月7日、10月8日、11月8日以及2013年1月7日、4月10日、5月8日张曙明同一账户均转入人民币4000元(以下合称六笔涉案转账)，对账单虽因银行系统升级未能注明付款人为郭伦亮，但结合张曙明所提交的其它证据，足以证明六笔涉案转账均为郭伦亮所支付借款利息。故，张曙明作为证据提交的对账单所记录的信息切实、充分地证明了如下事实：2012年8月8日张曙明交付借款后，郭伦亮其后连续三个月均满整月即向张曙明支付利息人民币4000元，此后至2013年6月又按此利息标准于满整月之日或前后数日支付了四个月的利息。郭伦亮按月利息人民币4000元向张曙明共计支付七个月的利息之事实表明，本案借贷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即为月利息人民币4000元。三、郭伦亮对于对账单的质证意见混乱，漏洞百出。1.郭伦亮一方面毫无客观性地否认张曙明在中国民生银行打印并加盖该行印章的对账单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又承认对账单记录的张曙明自2012年9月至2013年月（原审判决第5页第二行表述为“2013年4月”为错误）收到六笔涉案转账的事实，甚至亦承认付款人系郭伦亮，只是逻辑混乱地作如下辩解：（1）在六笔涉案转账其中四笔摘要信息备注为“利息”的情况下，竟辩称“不能认为”“转款是属于借款利息”，“双方并没有书面的凭证”，“没有注明”“转款的属于何种类型的性质资金”。（2）主张“转款的内容属于另案法律关系调整的内容”，但又无法说明所谓的“另案”及其“法律关系”。2.原审庭审中，审判长要求原审被告的代理人就对账单关于郭伦亮支付张总利息的记录发表意见，该代理人支吾之后表示其不了解具体情况。原审被告就对账单所提出的质证意见如此混乱、潦草，反映了其面对确凿证据但又试图扭曲案件事实因而产生的极度缺乏逻辑性的思维状态，从而印证了张曙明关于借款利息的主张系基于客观事实。四、令人不解的是，原审判决对于对账单这样真实、合法、具有丰富、翔实内容足以证明案件关键事实即本案借贷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息人民币4000元的证据，竟未作任何具体辨析即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关于”“借款利息”“约定不明”。此外，原审判决对于原审被告的代理人就对账单关于郭伦亮支付张总利息的记录所发表质证意见竟未予提及。针对张曙明的上诉，郭伦亮未作答辩。针对张曙明的上诉，闵红英未作答辩。郭伦亮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曙明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张曙明起诉的是民间借贷，仅仅提供一份转账凭证和一份未经确认内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证明所谓的借贷关系，并没有提供借据、借条来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而郭伦亮已提供证据，证明张曙明所转款项是与郭伦亮之间合作的投资款，郭伦亮在张曙明2012年转款之前就已转给张曙明2175000元，所以2012年8月8日转账并非是张曙明所诉请的借贷，而是张曙明作为深圳市万顺农场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在湖北万顺农业有限公司的投资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张曙明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二、张曙明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张曙明递交给法院的民事诉状自认曾多次向郭伦亮“讨还此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郭伦亮认为，对于在双方没有约定还款金额、还款日期的情形，属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原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应该从其转款日开始计算，张曙明诉请的转账时间是2012年8月8日，2019年9月向法院起诉，当属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应支持。三、本案名为借贷、实为合伙投资。在原审中郭伦亮已向法庭提交了郭伦亮曾转款给张曙明的转账记录、深圳市万顺农场管理有限公司、湖北万顺农业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证明本案中郭伦亮提供了转给张曙明的转账凭证。结合本案的事实，本案张曙明转款，实为合伙纠纷，郭伦亮实际上是代表合伙方支付合作对象的投资款，并非是借款，收到转账目的是为了支付合伙实体应当向对方支付合同约定的费用，不是为了郭伦亮的私利，不应由郭伦亮个人偿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张曙明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郭伦亮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张曙明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其二，张曙明转款50万元和收到217500万元有关联性。综上，郭伦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张曙明的诉讼请求。四、原审判决滥用举证分配义务。张曙明起诉的是借款纠纷，仅仅提供了2012年8月的转账凭证和仅仅两条内容的聊天记录。首先，张曙明起诉的是借款纠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并且按照该解释第17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原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所以张曙明需提供证据证明该转账系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其二，关于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效力问题。1.当事人出示的聊天记录需是真实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表现在其未被剪辑或者伪造，前后连接紧密，内容未被改动，具有原始性和连贯性。2.微信聊天记录的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张曙明所提供的聊天记录是不完整的，其也不能提供聊天记录的前后内容等。3.聊天记录或短信为证据的第三个条件是对方认可该微信聊天记录，或虽提出反驳但没有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反驳理由不成立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4.在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往往会涉及到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效力的认定。微信聊天记录是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独立的证据种类，包括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等，对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确认而私自录音或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视听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这个问题，2002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是这样规定的：“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就是说，只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而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该规定，视听资料具有证据效力，但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该视听资料是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即具备合法性，其次，取证行为本身必须合法，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第三，取证行为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德。在具体的本案件中，2018年3月4日礼拜天张曙明在聊天记录中其女生病在北京治疗需要筹钱为由向郭伦亮要求还钱，郭伦亮在晚上有应酬第二天酒醒后惊闻该信息在没有认金额的情形下说把这件事谈谈（即双方并没有结算），所以该没有确认金额的聊天记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综上所述，张曙明起诉民间借贷纠纷属于举证不能，郭伦亮与张曙明双方之间属合伙纠纷，双方并没有进行结算，张曙明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恳请二审依法撤销原判驳回张曙明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针对郭伦亮的上诉，张曙明辩称，郭伦亮向张曙明转账的两笔款项系郭伦亮还款或仅为经郭伦亮过账，未形成郭伦亮对张曙明的债权。郭伦亮提交两份银行转账记录，用以证明其曾向张曙明转账共计人民币1173750元。尽管张曙明承认相关两笔转账为真实，但该两笔转账并未形成张曙明对郭伦亮的债务。首先，郭伦亮2011年4月21日向张曙明转账人民币壹佰万元系代为张曙明过账。当时，张曙明为筹集资金炒股，将其所有的房屋向银行抵押办理消费贷款，但消费贷款禁止进入股市，故张曙明通过第三方即郭伦亮过账以实现其目的。而郭伦亮2012年4月18日向张曙明转账人民币173750元系一次性偿还张曙明的数笔借款。因此，张曙明并未因此两笔转账而对郭伦亮负有债务。其次，如上述两笔转账形成张曙明对郭伦亮的债务，则如下事实违反现实逻辑：1.就张曙明所负此数额较大的债务，郭伦亮在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从不主张债权而任由诉讼时效届满。2.即使在张曙明对郭伦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况下，郭伦亮不明确主张抵消也不反诉张曙明返还抵消后剩余欠款本息。3.在两笔转账发生后即郭伦亮对张曙明更大金额债权既已形成后竟向张曙明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并承诺每月支付利息人民币肆仟元，且在迟至2018年张曙明通过微信催讨时不无诚恳地答复“欠您的钱我记得”，“在我困难时您伸出了友情的援手，在您孩子生病时我确无能为力偿还甚是惭愧！见谅！”。针对郭伦亮的上诉，闵红英未作答辩。张曙明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2.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239600元;3.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60000元（以原告与两被告约定的月利息为参照，自2018年3月5日暂计至2019年6月4日，实际金额应计至被告清偿借款本金之日）；4.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主张的20多万元是2012年8月8日-2018年3月5日的利息，按月利息4000元计算。扣除被告已付7个月利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交易明细表，证明原、被告的借贷关系，原告于2012年8月8日向被告郭伦亮转账50万元。2.个人账户对账单，证明被告于2012年9月7日、10月8日、11月8日，2013年1月7日、4月10日、5月8日、6月15日按约定向原告支付利息各4000元。原告称，被告郭伦亮向原告支付利息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被告虽然没有订立借贷协议、借条，但是二者约定的借款利息是每月4000元。2013年6月15日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时，在银行账单上非常明确标注支付利息，其余6次每一次支付时间都在借款满整月时。被告向原告支付4000元利息时银行的备注是转账，说明该利息并不是原告存款产生利息。除了2013年6月15日以外的利息支付，没有打印出支付者是被告郭伦亮，是因为根据银行的规定，在一定的时间之后打印银行单即不再出现付款者的基本信息。3.微信记录，证明借款期限终结时间。原告于2018年3月4日以其女儿治病为理由明确催告被告还本付息，被告在回复信息中非常明显的表示承认欠款，并且对原告在困难时给予帮助心存感激，但是明确拒绝付款。再次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而且也能证明借款的到期日为2018年3月5日。4.深圳市仁创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示信息，证明该公司成立的时间、股东等公示信息，两被告为该公司股东，被告郭伦亮实际经营管理该公司，涉案借款主要用于经营该公司。5.个人信用报告（复印件），证明被告郭伦亮的通信地址与被告闵红英的住址相同，以此证明二者是夫妻关系。两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证据质证称：1.交易明细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只是双方来往的交易资金一部分，并非属于借贷金额。被告郭伦亮曾向该银行账户转款2173750元。2.个人账户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认为原告收到的自2012年9月至2013年4月的转款是属于借款的利息，双方并没有书面的凭证，转款的内容属于另案法律关系调整内容。且该涉案账户转款金额并没有注明属于哪一银行账户，转款的属于何种类型的性质资金。不能以原告推测的形式来证明自己的目的。3.微信记录的三性不予认可。无原始载体核对，也未提供该聊天记录内容的上下衔接部分。该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原告的女儿生病，要求一方付款，并没有证明催款的内容的确定性。而双方之间不仅仅有涉案50万元的转账金额，还涉及到其他相关的交易金额。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出借资金的真实性，也无法证明原告自2012年-2018年向原告主张的权利。4.深圳市仁创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示信息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起诉的是被告个人，并非是企业，且被告闵红英不是仁创包装的股东，也不是所谓的高管，被告闵红英对整个事情都不知情。5.个人信用报告的三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另质证过程中，关于原告所提交的个人账户对账单，被告称账户明细除2013年6月15日4000元为被告郭伦亮的账户外，其他并非被告郭伦亮账户；原、被告之间有很多的交易明细，被告郭伦亮的账户是仁创包装财务替被告郭伦亮进行操作的，摘要里面标注利息具体原因不清楚，被告只是通过华侨城支行的账户和原告有交易，其他账户不清楚。关于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原告当庭出示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后，两被告认可是原、被告郭伦亮之间聊天，但称原告只是提供两条微信聊天记录，双方之间就结算内容后面也有内容，被告无法提供聊天记录。两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原、被告郭伦亮除了原告所诉请50万元的转账外，被告郭伦亮转给原告2173750元。另外2011年4月21日原告转给被告郭伦亮的100万元，被告郭伦亮账户已销户被取消，所以被退回。2.深圳市万顺农场管理有限公司、湖北万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原告、被告郭伦亮间有合作关系，其中被告郭伦亮是湖北万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占10%的股东。原告是深圳市万顺农场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经营人，深圳市万顺农场管理有限公司占湖北万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90%的股权，湖北万顺开发有限公司实际经营控制人为原告。两被告称，如存在真实的借贷事实，双方在合作长达6年的时间内有多次经常见面的机会，不可能因为其中某一账户涉案金额，将他定性为所谓借贷。原告对被告的上述证据质证称，1.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这些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正如被告代理人所述，原告与被告之前存在合作关系，因此双方存在除了50万借款之外的资金往来，被告所提交证据呈现的交易就是属于这些往来交易中，但是这些交易不构成原告对被告的债务，如果这些交易构成原告对被告的债务，则不可能在这些债务产生之后，被告不向原告主张债权，而另行向原告借款50万元。就被告向原告借款50万元而言，无论是被告支付利息的事实，还是被告在回答原告微信催告的内容“欠您的钱我记得”，都非常充分切实证明是民间借贷关系。如果这些往来形成了对原告对被告的债务，则被告在5、6年之间既不主张利息，也不通过催告或者采取法律措施的方式主张债权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无论如何都不符合法律逻辑的。2.工商登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原告认为这些证据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与本案相关任何有意义的事实。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称，原告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被告郭伦亮当时借款说做印刷业务，资金周转困难。原来没有约定期限，但原告有催过被告郭伦亮还款。2015、2016年有微信催过，春节前去被告郭伦亮办公室有催过，被告郭伦亮说那段时间经济紧张；被告郭伦亮转款给原告是当时原告做消费贷，银行将款打给第三方即被告郭伦亮，被告郭伦亮再转给原告。时间太长不太记得了。17万元因为时间太长了记不清楚。原、被告之间无其他经济纠纷。两被告的代理人称，两被告是夫妻关系。不清楚被告郭伦亮之前转给原告的款项的用途，双方除了资金往来还有现金交易。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欠原告的钱并没有特指，因为双方之间有很多交易，并没有结算。因为到了2018年，湖北万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已经经营了四年多的时间，在该时间内双方对该公司的投入都特别大，但产出特别小。所以被告郭伦亮认为由于双方之间的结算还是欠他的钱，微信聊天记录本着原告女儿生病的前提下所以确认欠他的钱，但并没有特指。原告与被告郭伦亮双方就湖北万顺农业公司存在股东之间的纠纷。以上事实，有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足资认定。原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等以佐证其主张，被告郭伦亮虽予以否认但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原告的主张。因此，对原告关于其与被告郭伦亮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对原告要求被告还款50万元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关于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违约金的约定不明，故对原告主张利息、违约金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涉案债务系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的依据不足，对其要求被告闵红英应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郭伦亮主张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郭伦亮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曙明归还借款50万元；二、驳回原告张曙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1796元，财产保全费4518元，由原告负担6112.65元，被告郭伦亮负担10201.35元。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张曙明提交交易明细表、个人账户对账单、银行交易流水信息表、特种转账贷方凭证、微信记录等，拟证明其与郭伦亮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中交易明细表表明张曙光于2012年8月8日向郭伦亮转账50万元，个人账户对账单、银行交易流水信息表、特种转账贷方凭证显示郭伦亮曾向张曙光转账付款，并备注为“利息”，另外微信记录中郭伦亮的言辞也表明其认可借款事实。郭伦亮虽辩称双方系合伙纠纷，并称张曙明所转款项为双方之间合作的投资款，就此，其提交2012年大额转账记录仅能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张曙明也未予否认，但据此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本案款项支付的其他事实基础，即郭伦亮虽然提出相应主张和证据，但证据的证明力难以达到确证其主张的投资款性质。综合考量双方举证情况，在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张曙明提出的证据能够证明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审对其主张的借贷事实予以确认，适用法律正确。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郭伦亮对张曙明提交的微信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又未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本院对该微信记录的内容予以采信。在此记录中，郭伦亮确认债务的存在和还款的意愿，现其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利息的认定，张曙明前后两次提交的银行流水中仅有四笔转账记录显示付款人为郭伦亮，金额为4000元，付款日期无关联性，并不能体现其所称郭伦亮按月利息4000元连续向其共计支付7个月利息的事实，在此之后未有郭伦亮付息记录，未有显示张曙明催讨利息的异议，在欠缺书面债权凭证约定利息或利率的情形下，原审认定双方利息和违约金的约定不明，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94元，由上诉人张曙明负担5794元，由上诉人郭伦亮负担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