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9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卫杰，男，197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乳山市，现住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瑞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文化中路**。法定代表人：曲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力，北京市京师（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卫杰因与被上诉人威海瑞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3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卫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邦公司支付曹卫杰：1.克扣及拖欠的工资6858.28元；2.加班费19954.08元，带薪年休假工资2413.8元；3.双倍工资38500元；4.2019年6月至9年9月的防暑降温费880元；5.经济补偿3500元。共计72106.16元。事实和理由：1.自2019年3月7日，曹卫杰在瑞邦公司从事司机工作，瑞邦公司一直未与曹卫杰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为曹卫杰缴纳社会保险，期间多次克扣、拖欠曹卫杰工资，该行为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2.曹卫杰曾向威海市环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环翠区仲裁委”），但该仲裁委未查明案件事实，一审对曹卫杰提供的线索亦未核实调查，如：瑞邦公司自威海市都程塑料有限公司进垃圾桶又出售给市立医院，均是以瑞邦公司的名义；瑞邦公司给所有员工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险，曹卫杰于2019年4月17日在长城人寿保险公司办理的人身意外伤害险，是由瑞邦公司的会计王翠能办理的；监事吕晓飞给瑞邦公司员工办理复工复产等。一审偏信瑞邦公司的虚假陈述，瑞邦公司在第一次开庭主张工作服是曹卫杰借的，第二次开庭又主张是别人发放的，均不是事实，工作服实际上是瑞邦公司法定代表人曲璇于2019年7月配发的。3.瑞邦公司存在由曲璇和吕世国安排人员调动、加班之事实，瑞邦公司转让前后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均为51号，并非是瑞邦公司主张的51－3号店面。瑞邦公司原有51-3、4两个店面，其中4号店面是由吕世国（曲璇丈夫吕晓飞之叔父）管理，在曹卫杰于2020年4月申请仲裁后、2020年6月房东索要房租时，曲璇将4号店面关闭，将写有“瑞邦地材地毯商场”的门头缩成3号一个店面。曲璇同时是瑞邦公司和鸿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世国讲是单位为开曹卫杰发工资，而吕世国又没有其他公司，讲话办事全是以瑞邦公司的名义。瑞邦公司共9人，曹卫杰在瑞邦公司工作专群中。综上，认定曹卫杰在瑞邦公司工作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时，曹卫杰申请法院对人证、物证、法证、业务证、形象证、个人身份证明等事实进行核实调查，一审对此未予准许，而是要求曹卫杰自行收集证据，未能依法保护曹卫杰的合法权益。瑞邦公司辩称，根据曹卫杰一审提供的证据及自认的事实，足以证明其与吕世国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吕世国与瑞邦公司自2019年1月14日股权变更后即无任何关系，吕世国离开瑞邦公司后，仍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招聘员工。曹卫杰是在吕世国离开瑞邦公司后招聘的，不能因吕世国曾经营过瑞邦公司，就将吕世国的个人行为认定为瑞邦公司的行为。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曹卫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瑞邦公司向其支付克扣及拖欠的工资6858.28元；2.瑞邦公司向其支付加班费19954.08元，带薪年休假工资2413.8元；3.瑞邦公司向其支付双倍工资38500元；4.瑞邦公司向其支付2019年6月至9月防暑降温费880元；5.瑞邦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3500元。以上共72106.1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瑞邦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月14日，案外人吕世国与曲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瑞邦公司的2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的100%）转让给曲璇，并将其在瑞邦公司的权利、义务转由曲璇享有和承担。曲璇作为唯一股东做出决定，免去吕世国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位，由曲璇担任。同日，瑞邦公司对以上情况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此后瑞邦公司在威海市文化中路51-3号店面经营，吕世国在威海市文化中路51-4号店面经营，曹卫杰工作期间两处店面共用“瑞邦地材地毯商场”的门头。2019年3月，吕世国招聘曹卫杰至其处从事司机、接送货工作，双方商定工资为3500元／月。曹卫杰在工作期间由吕世国通过微信或现金方式向曹卫杰发放工资。后，曹卫杰向环翠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瑞邦公司支付工资6858.28元、加班费19,954.08元，带薪年休假工资2413.8元、双倍工资38500元、防暑降温费880元；经济补偿3500元。该仲裁委于2020年6月8日作出威环劳人仲案字【2020】第152号仲裁裁决，驳回曹卫杰的仲裁请求。曹卫杰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主张自2019年3月7日，曹卫杰在瑞邦公司从事司机工作，瑞邦公司一直未与曹卫杰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为曹卫杰缴纳社会保险，多次克扣、拖欠工资，该行为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瑞邦公司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曹卫杰是瑞邦公司的前任股东吕世国聘用，此时吕世国已不在瑞邦公司经营，聘用曹卫杰是吕世国个人行为，与瑞邦公司无关；2018年9月，吕世国因患病无法继续经营公司，遂将瑞邦公司100%的股权及存放在文化中路51-3屋内的地毯和地垫、作价65万元转让给曲璇，曲璇于2018年10月付清转让款，双方于2019年1月14日进行股权的工商变更；自2019年1月14日，吕世国与瑞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曹卫杰系2019年3月由吕世国聘用的司机，工资由吕世国发放，工作亦由吕世国安排，其听从吕世国的管理，与瑞邦公司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曹卫杰与瑞邦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应驳回曹卫杰的诉讼请求。庭审中，曹卫杰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印制有“瑞邦地材地毯”字样的短袖服一件，主张该服装系瑞邦公司法定代表人曲璇向其发放的工作服，拟证明其系瑞邦公司的员工；证据二、微信名为“长城人寿业务总监王翠能”与曹卫杰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内容为王翠能（系吕世国之妻）向曹卫杰要身份证信息，称要为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险。主张王翠能系瑞邦公司的会计，拟证明瑞邦公司为其购买了意外伤害险；证据三、物流托运单复印件二份及吕世国与曹卫杰之间微信转账记录一宗，物流托运单上载明的收货人为吕世国。主张吕世国通过微信方式向其转账，再由其向物流公司付款后取货，吕世国系瑞邦公司的人员，因此曹卫杰系为瑞邦公司取货，拟证明其是瑞邦公司的员工；证据四、瑞邦公司监事吕晓飞与曹卫杰之间的微信转款记录截屏一宗，其中2019年7月21日曹卫杰向吕晓飞转款620元，2019年10月2日吕晓飞向曹卫杰转款400元，2020年1月6日吕晓飞向曹卫杰转款20元。主张前述的620元系其代收的瑞邦公司货款，400元、20元系支付的加班费，拟证明其系瑞邦公司的员工；证据五、名为“瑞邦公司（群聊）（9）”的微信聊天截屏一份。主张该微信群为瑞邦公司的工作群，其为其中的成员，拟证明其为瑞邦公司的员工。经质证，瑞邦公司认为，对证据一，瑞邦公司从未向曹卫杰发放过工作服，从吕世国处接受瑞邦公司后也未制作过该工作服；对证据二，王翠能系吕世国的妻子，并非瑞邦公司的会计，瑞邦公司从未为曹卫杰购买过人身意外伤害险；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清楚，物流托运单记载的收货人均为吕世国，不能证明系吕世国代表瑞邦公司进行的相关进货业务；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款项的性质已记不清楚，不能排除因曹卫杰与吕晓飞因私人事务相互转款；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排除系吕世国在经营瑞邦公司期间所组建的工作群。曹卫杰对王翠能系瑞邦公司的会计及瑞邦公司为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事实，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曹卫杰另提供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证实：2019年9月，其到小商品批发市场购买地板革，当时其是与吕世国商谈购买事宜，后由曹卫杰负责向其送货。吕世国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证实：其将瑞邦公司转让给曲璇后，因遗留部分地板革需要处理，故在文化东路51-4号店面处理尾货，该店面与瑞邦公司无关；其在转让股权后亦非瑞邦公司的员工，曹卫杰系其个人雇佣，曹卫杰提供的工作服系其经营瑞邦公司期间定制，因有剩余，故其在雇佣曹卫杰期间由其向曹卫杰发放。另查，曹卫杰在一审法院审理的其起诉瑞邦公司的另案中，曹卫杰要求瑞邦公司向其支付社保费，后在吕世国向其支付6000元后，曹卫杰撤回了该案的诉讼请求。在该案的庭审过程中，曹卫杰称其未与曲璇交谈过工作，其是在吕世国经营的店面里干活，有时候曲璇的店里需要捎货，其也给捎带过，大约有七、八次；曲璇亦认可其以瑞邦公司的名义为吕世国开具过发票，但由吕世国向其支付相应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吕世国将其在瑞邦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曲璇，并不再担任瑞邦公司任何职务，瑞邦公司与吕世国系独立主体，不能因吕世国与瑞邦公司共用店面门头并以瑞邦公司名义开具发票，即认定吕世国对外行为均系瑞邦公司的行为。曹卫杰庭审中自认其系由吕世国招聘，并由吕世国为其发放工资，具体工资待遇亦系其与吕世国协商，曹卫杰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吕世国系以瑞邦公司的名义对其进行招聘。曹卫杰在本案主张吕世国、曲璇及监事吕晓飞均可安排其工作内容，但对该事实，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与其在另案中所称其只是在吕世国的店面内干活，未与曲璇交谈过工作相互矛盾。吕晓飞与曹卫杰虽存在相互转账行为，但曹卫杰在另案中自称其在吕世国店面内工作时，曾为曲璇经营的门店捎带过几次货，从其与吕晓飞间转账时间间隔、频次及数额看，不能排除该转账行为系因捎带货物而发生，难以认定吕晓飞系因曹卫杰为瑞邦公司员工而向其支付劳动报酬。曹卫杰主张其工作期间瑞邦公司为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险，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瑞邦公司亦不予认可。证人张某的证言只能证实曹卫杰代表吕世国向其送货，并不能证实曹卫杰向张某送货系代表瑞邦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吕世国在法院调查时证实，曹卫杰所提供的印制有“瑞邦地材地毯”字样的工作服系由其向曹卫杰发放，曹卫杰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工作服系瑞邦公司向其发放。因此，曹卫杰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系受瑞邦公司管理并提供有报酬的劳动，故不能认定其与瑞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现曹卫杰依据其与瑞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据此要求瑞邦公司支付其工资、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双倍工资、防暑降温费、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参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之规定，判决：驳回曹卫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曹卫杰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在曹卫杰起诉瑞邦公司要求支付社保费一案的一审庭审中，曹卫杰自认其系由吕世国招聘，商定工资为3500元／月；具体工作等事宜亦系与吕世国协商，吕世国为其发放的工资。同时，在本案一审中，曹卫杰提供其与吕晓飞之间的微信记录截屏，主张系吕晓飞于2020年2月27日发给曹卫杰的，要求曹卫杰将身份证等相关信息发给吕晓飞，信息注明“得审批”，曹卫杰主张“得审批”指的是办理瑞邦公司员工的复工复查。经质证，瑞邦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主张瑞邦公司的店面是位于威海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门市房，当时在疫情期间，小商品批发市场复工需要将所有工作人员的信息进行登记报备；因吕世国和曲璇是亲戚，且吕世国因病导致脑子不好使，吕晓飞是帮吕世国忙，要求曹卫杰提供相关的信息。本院对该证据认定如下：瑞邦公司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并不能排除吕晓飞是受吕世国的委托要求曹卫杰提供相关信息，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另查，瑞邦公司在2019年1月14日变更前，王翠能为监事，吕世国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在变更后，吕晓飞为监事，曲璇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曹卫杰与瑞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案外人吕世国与曲璇是于2019年1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瑞邦公司的股权及其他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曲璇，法定代表人亦由吕世国变更为曲璇，并于同日对该情况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此后，吕世国不再担任瑞邦公司任何职务，曹卫杰于2019年3月才由吕世国招聘至其处从事司机、接送货工作，吕世国与瑞邦公司并不存在主体混同的问题。同时，曹卫杰亦自认其系由吕世国招聘，工资数额等具体事宜系与吕世国协商，并未与瑞邦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曲璇交谈过工作，吕世国为其发放的工资，其是在吕世国经营的店面工作，有时曲璇店面需捎货，曹卫杰也给捎带过。至于，吕世国与瑞邦公司共用店面门头并以瑞邦公司名义进出货物、开具发票等行为，是吕世国与瑞邦公司之间的事宜，并不影响案涉劳动关系的认定。同时，吕晓飞与曹卫杰虽存在相互转账的行为，但因曹卫杰自认在吕世国店面内工作时，曾为曲璇经营的店面捎带过几次货物，并主张吕晓飞转付给曹卫杰的部分款项系其代收瑞邦公司的货款，故不能认定该款项系吕晓飞因曹卫杰为瑞邦公司员工而向其支付的劳动报酬。而曹卫杰主张由瑞邦公司会计王翠能于2019年4月17日为其在长城人寿保险公司办理的人身意外伤害险，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此时王翠能亦不在瑞邦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且曹卫杰提供的其与王翠能（吕世国之妻）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翠能系“长城人寿业务总监”，不排除王翠能系为其业务需要而向曹卫杰索要身份证信息，故，该证据亦不能证明瑞邦公司为曹卫杰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险。据此，应认定瑞邦公司与曹卫杰之间不存在以管理与被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关系。综上所述，曹卫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曹卫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秀萍审判员  乔 卉审判员  张燕妮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宋杨书记员刘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