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27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城市经济开发区楚都大道**。法定代表人：张德武，该集团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该集团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友兵，男，196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宜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清，湖北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家定，男，1959年1月20日出生，住宜城市。上诉人湖北襄大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大农牧公司）与被上诉人肖友兵、龚家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2020）鄂0684民初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襄大农牧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查明事实后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肖友兵、龚家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龚家定接到南营自养场通知后联系人员捉鸡自己也参与劳动，然后按照南营自养场支付的报酬平均分配给全部参与抓鸡、装鸡的人员，以及认定龚家定未从肖友兵等人的劳动中获取任何利益的事实认定错误。我公司南营自养场有抓鸡、装鸡任务时会通知一些经常从事抓鸡、装鸡工作人员，告知其需要抓鸡的数量，由其根据情况安排人员抓鸡，我公司按照约定的费用支付给我公司通知的人员，由其自行安排，至于其雇请何人来抓鸡，如何将费用分配给其雇用来的人员，我公司从来不干预，也不会过问，龚家定是否将抓鸡报酬平均分配给全部参与抓鸡、装鸡的人员不得而知，一审中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仅是龚家定及肖友兵的单方陈述，鉴于龚家定及肖友兵的同村朋友关系，其单方面陈述的事实不可信，不应作为直接认定事实的依据，龚家定未从肖友兵等人的劳动中获得任何利益更是一审法官单方面主观臆测，并未向其他参与抓鸡工作人员核实也并没有其它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却将其作为判决的依据，属事实认定错误。其次，从肖友兵的叙述其它鸡场有时几分钱一只鸡，其也会去抓，而我公司给龚家定的抓鸡费用一般是一只0.25元左右，很明显我公司从不干预龚家定的抓鸡费用的分配问题，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何人该拿多少报酬，作为一个经常从事抓鸡业务的人员，完全可以也有权利扣除一定的抓鸡费用后，将剩余的再分配给其他抓鸡人员。虽说单次扣除的金额不多，但长期积累也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龚家定未从肖友兵等人的劳动中获得任何利益纯属单方面主观臆测，没有证据证明，也不符合常理。再次，雇佣关系中雇佣人与雇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雇工对于工作如何安排没有自主选择权，雇佣人可以随时干预雇工的工作，雇工的劳动系一种从属性劳动；而承揽关系中，定作人与承揽会地位平等，承揽人对工作如何安排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定作人无权干预，承揽人的劳动是一种独立劳动。雇佣关系中，雇佣合同的标的注重雇工无形的劳务给付，以供给劳务本身为目的，而在承揽关系中，承揽合同的标的着重表现为物化的劳动成果，重在有形工作的完成，是以提供通过劳务产生的工作成果为目的。可见雇佣关系侧重于劳动者出卖的劳动成果。我公司与肖友兵从不认识，也从未联系过其来我公司抓鸡，我公司与其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人身依附关系，我公司只要求龚家定按时完成抓鸡任务即可，对于其喊何人，我公司从不干预，我公司与肖友兵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我公司与肖友兵之间存在有效的雇佣关系属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我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更多基于同情和主观臆测，而不是基于证据及法律，将不该我公司承担的责任强行判令我公司承担，对我公司来说显示公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查明事实后改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肖友兵答辩：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龚家定答辩：服从一审判决。肖友兵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龚家定、襄大农牧公司向肖友兵支付医疗费5911.7元、误工费14025元、护理费579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营养费3000元、伤残赔偿金27624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法医鉴定费1560元，共计68310.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龚家定、襄大农牧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肖友兵与龚家定系同村村民，闲暇之余经常为各养鸡场捉鸡、装鸡上车，谋取收入，襄大农牧公司南营自养场（以下简称南营自养场）也知道龚家定从事该项工作，多次联系龚家定找人捉鸡、装鸡上车，按照鸡的只数向龚家定支付报酬。龚家定接到南营自养场的通知后，联系人员捉鸡，自己也参与劳动，然后按照南营自养场支付的报酬平均分配给全部参加捉鸡、装鸡的人员。2018年6月20日，南营自养场通知龚家定需要捉鸡，谈妥价格后，要求龚家定找人。龚家定遂喊了包括肖友兵在内的七八个人，一同到南营自养场抓鸡。运载活鸡的货车长九米六，肖友兵负责站在车厢上叠加鸡笼，一共叠加十层。在装鸡的过程中，运载活鸡的夏林丽一直往车厢上浇水，以免活鸡受热，南营自养场的工作人员陈文云和肖友兵等人均提醒夏林丽不要浇水，以免装箱时打滑摔倒。由于车厢被打湿，肖友兵从挨到车厢边上的第一层摔下车，导致其受伤。肖友兵受伤后被送往宜城市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左侧肋骨骨折(10、11、12)、左创伤性胸控积液、腰推横突骨折。2018年6月25日，肖友兵出院，花费住院医疗费4868.01元。出院时医嘱注意休息三月，加强营养，出院带药继续口服治疗，每月复查胸片、腰椎平片，不适随诊。出院后，肖友兵在门诊检查治疗，花费医疗费1043.70元。2018年8月20日，夏林丽、龚家定、南营自养场与肖友兵达成赔偿协议，夏林丽、龚家定、南营自养场分别向肖友兵赔偿4000元、1000元、1000元，后续治疗费用经法定手续按比例分摊。协议签订后，夏林丽、龚家定、南营自养场分别向肖友兵支付了赔偿款4000元、1000元、1000元。2018年11月22日，肖友兵委托宜城楚都法医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肖友兵的伤残程度评定为十级、从受伤之日起的误工期为150日、护理期为60日、营养期为60日。嗣后，肖友兵向两襄大农牧公司、龚家定索要赔偿无果，导致纠纷发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肖友兵与龚家定及襄大农牧公司之间属于什么法律关系。首先来分析，肖友兵与龚家定之间是否属于劳务合同关系。龚家定接到襄大农牧公司南营自养场的捉鸡劳动，谈好价格后，喊肖友兵等人共同抓鸡，同工同酬，龚家定未从肖友兵等人的劳动中获取任何利益，而且肖友兵等人的劳动也并非为龚家定提供劳务，龚家定的身份仅仅是召集人、介绍人，其与肖友兵并未形成劳务合同。因为龚家定常年从事捉鸡工作，能够认识从事该项工作的人，襄大农牧公司以捉鸡只数的价格与龚家定谈好，要求龚家定召集民工捉鸡，是因为龚家定的身份优势，便于联络工人，双方未签订承揽或者承包合同，龚家定的身份依然是召集人，并非承揽人。龚家定及其他民工按照襄大农牧公司的指示的时间、地、地点进行工作供的只是劳务，与襄大农牧公司形成有效的雇佣关系。襄大农牧公司明知一边装车一边洒水有滑倒的危险，仍然指示肖友兵等人继续作业，肖友兵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无明显过错，故雇主襄大农牧公司应当对肖友兵身体受到伤害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夏林丽已经向肖友兵支付的赔偿款4000元是基于其与襄大农牧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该4000元可以视为襄大农牧公司已经支付的赔偿款，连同南营自养场已经支付的1000元，共5000元，应当从赔偿款中予以扣减。龚家定已经支付的1000元赔偿款是龚家定与肖友兵之间的协议，与襄大农牧公司无关，不予扣减，由龚家定与肖友兵自行处理。关于肖友兵的损失，一审法院分析：1.医疗费5911.71元，有肖友兵因治伤开支医疗费收据,出院记录等相关病历资料相印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人损解释》）第十九条规定，予以采信；2.住院伙食补助费，肖友兵住院5天，依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参照襄阳市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现行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每天80元计算，其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400元；3.营养费，依据《人损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肖友兵出院时医嘱注意休息三个月，加强营养，因此出院后需适当加强营养，根据医嘱，肖友兵主张营养期限为60天符合客观实际，予以采信，按照今年物价标准，每天30元的营养费为宜，营养费为1800元；4.误工费，依据医疗机构院外休息3月的意见，结合肖友兵住院5天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肖友兵的误工时间为95天。肖友兵主张参照《（2018）年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下称《赔偿标准》）中“农林牧渔业”34150元/年的标准计算误工费符合客观实际，予以支持其误工费为8888.36元；5.护理费，肖友兵在审理中没有就护理人员的工资收入状况提交证据，依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其护理费应当参照本案一审辩论终结前的《赔偿标准》公布的“居民服务业”年人均工资收入35214元计算。肖友兵住院5天应当计算护理费，其出院后没有医嘱要求护理，因此护理天数为5天，其护理费为482.38元；6.残疾赔偿金，肖友兵主张依照《赔偿标准》公布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13812元计算，肖友兵伤残指数为10%，残疾赔偿金为27624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侵权行为方式、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侵权损害后果等因素，一审法院考虑到受伤并致残，的确给其精神造成一定损伤，但其主张精神抚慰金10000元过高，酌情考虑为3000元；8.鉴定费1560元，肖友兵因申请伤残鉴定开支鉴定费1560元，有鉴定费发票和相关鉴定意见在卷为证，予以支持。综前，肖友兵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49666.45元，由襄大农牧公司予以赔偿，扣除其先期支付的1000元及夏林丽支付的4000元，襄大农牧公司尚应支付肖友兵赔偿款44666.4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判决：一、襄大农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肖友兵支付赔偿款44666.45元；二、驳回肖友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0元，减半收取240元，由襄大农牧公司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焦点：襄大农牧公司与肖友兵、龚家定之间是否系雇佣关系，襄大农牧公司是否需对肖友兵承担雇主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第十五章第二百五十一条至第二百五十七条关于承揽合同的定义、主要条款、承揽人的义务与交由第三人完成主要工作，承揽人定作人选用和提供材料、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之内容，即可知晓“承揽合同”属有名合同，承揽合同双方当事人应以书面形成形式对前述内容进行签署约定，承揽人需以自己设备、技术和劳力按照定作人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针对本案而言，襄大农牧公司在一审抗辩、二审上诉主张与龚家定系承揽关系对肖友兵不承担赔偿责任，襄大农牧公司未提供如“书面承揽合同”加以证明在一审抗辩、二审上诉的前述主张。同时，襄大农牧公司在本案主张的“承揽关系”明显与前列合同法中规定“承揽合同”存在本质区别，略具备一定生活经验和法律常识的人士即可知晓襄大农牧公司在出售养殖场的鸡时需要养殖场当地周边的龚家定、肖友兵等农民为其“抓鸡”，只是从事简单的劳力，非需一定技术含量即可完成，亦不存在对定作物（鸡）选用提供材料图纸等情形之说，只需由龚家定、肖友兵等农民简单、单纯劳力方可进行，另实际上襄大农牧公司系为了雇请周边农民临时提供劳力（抓鸡）的便利而确定一名龚家定代为负责招集雇工、按计件（只）付酬，与龚家定、肖友兵二人形成属典型的雇佣关系而非其它关系，据此引起其中一雇员肖友兵在从事雇佣活动时遭受的人身损害，襄大农牧公司应当按《人损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中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对其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襄大农牧公司针对本案上诉请求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襄大农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0元，由上诉人襄大农牧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定强审判员  柴 勇审判员  杜丹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荣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