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91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简志勇，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振江，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聪，广东龙灵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竹本，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继铭，广东晨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劳伟业，广东晨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吕炽英，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顺德区裕隆纸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诉讼代表人：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佛山市顺德区裕隆纸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上诉人简志勇、黄振江因与被上诉人陈竹本、原审被告吕炽英、原审第三人佛山市顺德区裕隆纸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隆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9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简志勇、黄振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竹本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竹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数额是简志勇、黄振江与吕炽英对裕隆公司价值进行估算后得出，该转让价格并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溢价1元。二、转账凭证上的用途注明“往来款”“网络活期互转”并非裕隆公司注明，而是银行转账自行显示。相关款项实际上是简志勇、黄振江应吕炽英要求转至该指定账户，以解决吕炽英的资金周转需求。三、简志勇、黄振江在受让吕炽英所有的裕隆公司股权时，对吕炽英对外存在大量债务并不知情，仅是在吕炽英的要求下向其转款。且根据吕炽英在一审庭审的陈述，其大多数债务是为其女儿提供担保而产生，简志勇、黄振江已提供了相应转账凭证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能据此认定简志勇、黄振江受让股权的行为不属于善意。陈竹本辩称，简志勇、黄振江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其在受让股权时已知悉吕炽英对外负债的情况，故简志勇、黄振江上诉意见第三点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裕隆公司述称，一、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21日作出（2020）粤0606破申44号民事裁定书，受理裕隆公司破产清算；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2020）粤0606破38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指定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二、经查询，裕隆公司原股东及持股情况为吕炽英持股45%、黄振江持股45%、梁某持股10%。2015年3月5日，依据裕隆公司股东会决议，吕炽英将股权分别转让给简志勇、黄振江，故裕隆公司现登记的股东及持股情况为：黄振江持股60%、简志勇持股30%、梁某持股10%。三、裕隆公司截至目前共计欠付19户债权人债权金额约3.38亿元。经管理人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裕隆公司股权已被顺德法院、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查封。吕炽英二审中未作陈述。陈竹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吕炽英与简志勇、黄振江关于裕隆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2.简志勇、黄振江无条件将上述原登记于吕炽英名下的股权份额恢复登记至吕炽英名下；3.上述第二项请求所产生的股权变更费用由吕炽英、简志勇、黄振江承担；4.由吕炽英、简志勇、黄振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经一审法院释明，陈竹本明确其诉讼请求如下：1.部分撤销吕炽英与简志勇、黄振江之间关于裕隆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撤销范围为（2015）佛顺法均民初字第241号民事判决书、（2015）佛顺法执字第13677号执行裁定书、（2018）粤0606执综60号分配方案告知书所确定的吕炽英尚需承担的借款本金700000元、利息789226.67元（以7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2.4%从2015年2月1日暂计至2020年1月17日）、律师费28000元、担保费7000元，扣减已收到的执行款30290.42元后，剩余债权金额为1493936.25元；2.上述第一项请求的股权变更所产生的费用由吕炽英、简志勇、黄振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竹本与何某、吕炽英、吴某、吕某、广东威某璐丝服装有限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依法审理后作出（2015）佛顺法均民初字第2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广东威某璐丝服装有限公司、何某向陈竹本归还借款本金70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个月以内（含六个月）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从2015年2月1日起计算至2015年2月28日止的利息为12195.56元。2015年3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按上述利率标准计算]；二、何某、广东威某璐丝服装有限公司向陈竹本支付律师费28000元及担保费7000元；三、吕炽英、吴某、吕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承担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共计15157元。前述判决生效后，因何某、广东威某璐丝服装有限公司、吕炽英、吴某、吕某未能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陈竹本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5）佛顺法执字第13677号，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陈竹本与吕炽英于2019年6月25日达成执行和解，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为：1.从2020年7月份开始每个月偿还4-5万元给陈竹本，利息按照判决规定正常计算。如有一期不能偿还，则吕炽英愿意启动房屋的拍卖以偿还债务；2.关于吕炽英每月代吕海堂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顺德支行41300元的欠款，需先在2019年7月10日前回报一期还款进度，后每一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10号前向陈竹本汇报还款进度，以保证后面的计划实施；3.如果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还款不能正常偿还或者不按时如实汇报，则第一条所作出的计划无法实施，陈竹本则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启动房屋拍卖。一审法院依据该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制作（2015）佛顺法执字第13677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当事人所达成的执行和解所赋予的债务履行期较长，其情形符合应当终结执行的条件，故依法裁定终结（2015）佛顺法执字第13677号案件的执行。现陈竹本认为吕炽英未能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向其汇报还款进度，且其于2019年7月3日向工商部门查询得知吕炽英在2015年3月5日恶意转让了其持有的裕隆公司的股权，而其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之前该恶意转让股权的事实不知情，吕炽英的恶意转让行为损害了其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另查，裕隆公司于2000年8月23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股东为梁某、吕炽英、黄振江。2015年3月5日，吕炽英分别与简志勇、黄振江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吕炽英将其持有的裕隆公司的30%股权（对应150万元的出资额）、15%股权（对应75万元的出资额）作价151万元、76万元分别转让给简志勇、黄振江，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第2点均约定：乙方（即受让方简志勇、黄振江）同意在本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2015年3月10日，裕隆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股东变更为梁某、简志勇、黄振江。根据简志勇、黄振江提交的借支单、银行转账凭证，借支单显示：2014年1月29日、2014年7月8日、2015年1月24日、2015年12月16日，吕炽英向裕隆公司借支或预支现金100000元、80000元、10000元、91183.8元。银行转账凭证则显示：1.裕隆公司于2014年11月26日向吕炽英转账100000元，用途为“往来款”，于2015年3月11日通过现金存入的方式向吕炽英的账户存入19000元；2.裕隆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2014年12月27日分别向吕某转账110000元、50000元，用途为“往来款”；3.裕隆公司于2015年5月5日、2015年5月18日、2015年5月19日、2015年6月18日、2015年8月7日、2015年8月17日、2015年9月11日分别向温某转账300000元、100000元、15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150000元、100000元，除2015年5月15日的转账用途为“代吕某还款”外，其余用途均为“往来款”；3.裕隆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2015年9月22日分别向鹤山市金某花木有限公司转账25000元、40000元，用途均为“往来款”；4.裕隆公司于2015年9月9日向任某转账65000元，用途为“往来款”；5.裕隆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2015年6月18日分别向梁某转账16020元、518393元，用途均为“往来款”；6.黄振江于2015年5月22日、2015年6月4日、2015年6月9日、2015年8月17日、2015年8月27日分别向温某转账15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50000元，除2015年5月22日、2015年8月27日的转账用途为“网银活期互转”外，其余均为“往来款”；7.黄振江于2015年6月30日向吴某转账33000元，用途为“吕炽英借用款”。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陈竹本认为吕炽英将其持有的裕隆公司的股权分别转让给简志勇、黄振江，但简志勇、黄振江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该转让行为实际为无偿转让，故吕炽英无偿转让股权的行为损害了其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主张撤销吕炽英将其原持有的裕隆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简志勇、黄振江的行为。简志勇、黄振江则辩称陈竹本提起撤销权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期限，且其已通过各种方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不存在无偿转让的情形。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审查的争议焦点为：1.陈竹本的撤销权行使是否已经超过法定期间？2.本案吕炽英与简志勇、黄振江之间的股权转让是否系无偿转让，陈竹本的撤销权行使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陈竹本的撤销权行使有无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间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陈竹本于2015年3月11日就其与借款人何某、广东威某璐丝服装有限公司及保证人吕炽英、吴某、吕某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而在该案起诉前的2015年3月5日，吕炽英将其持有的裕隆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简志勇、黄振江，但陈竹本对此并不知情，直至2019年6月25日，吕炽英与陈竹本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后，陈竹本于2019年7月3日向工商部门查询裕隆公司的股东情况时得知吕炽英的上述股权转让行为，进而于2019年9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故陈竹本作为债权人，其撤销权的行使并未超出上述法律规定的期间。其次，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是否为无偿转让的问题。简志勇、黄振江提供了由吕炽英出具的《确认书》一份，及借支单、银行转账凭证以佐证其通过各种方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陈竹本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付款凭证所反映的转款或借支时间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不符，且即便借支属实亦是吕炽英与裕隆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与股权转让无关。针对双方的诉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简志勇、黄振江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确认书》系吕炽英于2020年1月10日自行出具，虽然简志勇、黄振江提供了28份的借支单及银行转账凭证以佐证吕炽英出具的《确认书》内容属实，但是，首先，黄振江在庭审中确认其与吕炽英系甥舅关系，简志勇与吕炽英系朋友关系，且当时简志勇在裕隆公司担任厂长职务，吕炽英与简志勇、黄振江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裕隆公司的股权分别作价151万元、76万元转让给简志勇、黄振江，即股权溢价均为1元，吕炽英、简志勇、黄振江及裕隆公司均称股权转让当时裕隆公司的经营状况较差，股权转让时并未对公司资产进行核算，但裕隆公司陈述股权转让时其名下有厂房、土地使用权、机械设备及少量流动资金，并对外投资了公司，所投资公司名下有一个旧厂房，因此，吕炽英、简志勇、黄振江及裕隆公司虽称股权转让时裕隆公司经营状况较差，但在其知晓吕炽英对外有大量负债的情形下，未能提供裕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表等财务报表及会计凭证等财务资料以证实股权转让时裕隆公司的资产情况及确认上述股权转让对价的合理性；其次，从简志勇、黄振江提供的两份《股权转让合同》来看，该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系于2015年3月5日签订，且均约定受让方在本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但借支单及银行转账系从2014年1月19日持续至2015年12月31日，该付款时间及付款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再次，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所涉及的受让方为简志勇、黄振江，裕隆公司并非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但吕炽英在其出具的《确认书》中称“2014年1月29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黄振江、裕隆公司向本人……支付的款项已抵扣黄振江、简志勇、裕隆公司应向本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即吕炽英、简志勇、黄振江均确认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主体包括裕隆公司，这明显与事实不符；第四，借支单显示从2014年1月19日起吕炽英即已向裕隆公司预支现金，截止至2015年3月5日共计预支190000元。银行转账凭证则显示自2014年11月26日起裕隆公司或者黄振江向吕炽英、吕某、温某、鹤山市金某花木有限公司、梁某、吴某等人的账户转账，截止至2015年3月5日，共计转账金额为210000元，即股权转让前，裕隆公司向吕炽英或吕炽英的女儿吕某预支款项、转账合计380000元，在股权转让时，如该些裕隆公司支付的款项系用于抵扣简志勇、黄振江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为何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双方及裕隆公司未对该380000元的款项作出抵扣的合意，而是在《股权转让合同》中仍然约定由受让人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对此，简志勇、黄振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第五，2015年3月5日后的银行转账，除2015年5月5日裕隆公司向吕某转账的300000元的用途，系注明“代吕某还款”、2015年6月30日黄振江向吕炽英转账33000元的用途系注明“吕炽英借款”外，其余转账凭证的用途上均是注明“往来款”或“网络活期互转”，即上述银行转账并未注明系代黄振江、简志勇向吕炽英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最后，吕炽英、简志勇、黄振江在庭审中均称股权转让款已经通过各种抵扣的方式支付，但在一审法院询问双方能否提供双方之间存在可供抵扣股权转让款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原始凭证，如借款合同、借款凭证、买卖合同、对账单、货款的欠款凭证等时，裕隆公司及吕炽英、简志勇、黄振江均称吕炽英为其女儿吕某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裕隆公司通过向吕炽英的债权人的账户汇款及通过货物抵扣的方式代其抵扣了其债权人的部分债务，但吕炽英、简志勇、黄振江及裕隆公司均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且若吕炽英、简志勇、黄振江及裕隆公司陈述抵扣的行为属实，那么，从2014年1月29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共计预支及转账的金额为250余万元，远远超过股权转让对价2270000元，而裕隆公司称其代吕炽英向其债权人共计归还了270-280万元左右，黄振江也代吕炽英向其债权人归还了600000元左右，那么，在裕隆公司或黄振江代吕炽英还款后，简志勇、黄振江及裕隆公司即可对所代付款项与股权转让款能否抵扣、如何抵扣作出一致的合意，但吕炽英却直至2020年1月10日，即本案起诉后开庭前才单方出具《确认书》以确认抵扣的事实，因此，吕炽英、简志勇、黄振江及裕隆公司所称的抵扣行为显然不合常理。综上，在简志勇、黄振江已经知晓吕炽英对外存在大量负债的情况下，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受让股权时，按照裕隆公司的注册资本确定股权转让价合理并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下，简志勇、黄振江受让吕炽英所持有的裕隆公司的股权的行为不属善意，陈竹本提起的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主张撤销吕炽英将其持有的裕隆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简志勇、黄振江的行为，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陈竹本现对吕炽英所享有的债权为金额为1493936.25元，故陈竹本仅能在其债权范围内撤销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另，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系由公司向工商部门办理，且股权转让行为被撤销后，能否恢复原状及如何恢复，相应费用如何均不确定，故陈竹本主张简志勇、黄振江无条件将股权恢复登记至吕炽英名下，及由该三人承担变更费用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在陈竹本的债权金额1493936.25元范围内撤销吕炽英将其持有的裕隆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简志勇及将其持有的裕隆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黄振江的行为；二、驳回陈竹本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8245.42元，由吕炽英负担。二审期间，裕隆公司向本院提交（2020）粤0606破申44号民事裁定书与（2020）粤0606破38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以证明裕隆公司诉讼主体适格。其余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经认证，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债权人撤销权纠纷。陈竹本请求撤销案涉股权过户至简志勇、黄振江名下的行为。对于该诉讼请求是否应支持，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主体分析。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主体为简志勇、黄振江，但简志勇、黄振江本案中提交的大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上显示的付款主体为裕隆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并未约定由裕隆公司代为付款，因此，简志勇、黄振江主张的实际付款主体与合同约定的付款主体不相符；其次，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分析。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于2015年3月5日，简志勇、黄振江主张的股权转让款部分早于合同签订时间，简志勇、黄振江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且合同上亦未作相应扣减；再次，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分析。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股权转让款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但简志勇、黄振江提交的支付凭证包括银行转账、债务抵销等形式，与合同约定不相符；最后，从《确认书》的角度分析。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吕炽英与黄振江之间存在舅甥关系，吕炽英与简志勇是朋友关系，简志勇在受让股权时担任裕隆公司厂长职务。鉴于吕炽英与简志勇、黄振江和裕隆公司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虽然吕炽英出具《确认书》确认简志勇、黄振江已支付完毕股权转让价款，但《确认书》的出具时间是在陈竹本提起本案诉讼之后，且陈竹本与简志勇、黄振江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故该《确认书》的可信度较低。基于前述，简志勇、黄振江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判决在陈竹本债权范围内撤销吕炽英与简志勇、黄振江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简志勇、黄振江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45.42元，由上诉人简志勇、黄振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行政审 判 员 吴媛媛审 判 员 姜欣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秋月书 记 员 龚淑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