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民再56号抗诉机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某，住太原市小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山西屹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某，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山西宝翰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张某因与陈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民终3553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以晋检民（行）监[2019]140XXXXXXXX号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2019）晋民抗62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江某、助理检察员刘某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张某的委托代理人薛某，被申诉人陈某及及委托代理人白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本案原、被告系战友关系。2009年2月3日，原告陈某向被告张某银行转账320万元，被告于2009年4月1日归还原告70万元，2009年4月29日归还20万元，2009年6月11日归还10万元，2010年1月26日归还60万元，2011年1月27日归还50万元，2011年10月20日归还10万元，2012年6月8日归还60万元，2012年6月12日归还40万元。2015年1月21日原告向山西省军区政治部保卫处控告被告涉嫌经济诈骗，该处以原告的控告无犯罪事实，属借贷纠纷为由决定不予立案。本案庭审时，原告陈述，在第一张借据上明确约定利息为月息3%，但该借据已销毁；被告总共归还利息185万元，其中45万元是王长青代还的，剩余140万元是被告还的；双方每次结算的金额中都包括了利息。经原告申请，证人柴某当庭作证称，被告退还的260万元办事款，有130万元是通过原告打给了范林山，另130万元是在2011年2、3月份由被告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除此之外与被告别无其他经济往来。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陈某主张转账给被告张某的320万元为借款，被告否认该320万元是借款但未提供反证予以反驳，而原告提供的还款证据“2011年1月27日的收条”明确写明“今收到还借款（张某）伍拾万元整”，综合全案，本院认为该320万元应定性为借款，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并确认其效力。原告称起诉的623万元来源于320万元的借款，被告辩称该320万元已全部返还，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该320万元借款是否已全部偿还。原告表示，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被告自2010年1月26日至2013年2月1日期间仅偿还利息185万元，被告在2009年4月1日至2010年1月26日期间转账的130万元及2011年1月27日偿还的50万元均为返还柴某的办事款。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证人柴某的证言，柴某分三次共向被告提供办事款260万元，最后一次打款是2010年1月26日的90万元，后因事情未办成要求被告退款，据此可断，在2010年1月26日之前被告未向柴某退还办事款，即被告于2010年1月26日之前给原告的四笔打款合计160万元并非是还柴某的办事款，被告主张该160万元系320万元的还款，本院予以采信。另证人柴某当庭作证称被告退还自己的130万元是在2011年2、3月份给的，且被告提供的2011年1月1日的收条也证实原告于当天收到了退还柴某的办事款130万元，因此，原告主张2011年1月27日收到的50万元系退还柴某办事款与查明的事实相悖，被告主张该50万元系320万元的还款，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该320万元双方是否约定利息，被告予以否认，原告亦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故本院依法认定该借款无利息约定，被告无需支付利息。综上，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320万元，被告截止2012年6月12日已全部还清，双方的债权债务即时消灭。原告虽提供了668万元、714万元2张借据，但该主张的623万元借款本息无其他证据佐证，且与经庭审质证采信的证据有明显冲突，原告的诉请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讼请求。陈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08年期间，柴某委托张某办理追索出资款事项，先后向张某支付办事费用260万元，后因委托事项未果，张某陆续偿还了全部办事费用，其中130万元是由张某本人亲自偿还，另外130万元，系由张某以银行转账方式先付给陈某，再由陈某转付给柴某。到2011年3月，该260万元已全部偿还完毕。2011年9月23日，张某向陈某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陈某先生人民币柒佰壹拾肆万元整（7140000元）。借期到2011年12月30日止。此前所有借条收条作废。”落款人为张某。2012年11月30日，张某出具保证书，保证书的内容为：“关于借陈某款一事，于2012年12月15日前先还壹佰万元，剩余款项于2012年12月30日前还清。2012年12月27日，张某向陈某出具借条，借条内容为：“今借陈某先生人民币陆佰陆拾捌万元整（6680000元）。借期到2013年1月30日前全部还清。此前，所有借据全部作废。”落款人为张某。2013年2月17日，陈某向张某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张某现金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借款人陈某”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本案借款应否计算利息；本案借款数额为多少，被上诉人张某是否偿还完毕。关于利息部分，上诉人陈某认为本案的借款利息为月息3%，被上诉人张某认为双方之间并无利息的约定。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陈述，上诉人陈某与被上诉人张某对本金320万元均无异议，结合2011年9月23日的借条所载：“今借到陈某先生人民币柒佰壹拾肆万元整（7140000元），借期到2011年12月30日止。此前所有的借条、收条作废。”可以证明，在此之前，被上诉人张某曾向上诉人陈某出具过借条；借条中714万元由两部分构成，即该714万元系由最初本金320万元、利息及复利（月息3%）合计所得，2012年12月27日的借条亦有类似内容，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存在利息约定，该利息约定为月息3%。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诉争双方约定的利息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应适当调整，故本案应以年息24%计算利息。关于借款本金及偿还的问题，因双方对最初借款本金320万元均无异议，故本案应以320万元作为基数，按年息24%计算，至2012年12月28日止，被上诉人张某应付借款本息为619.52万元。被上诉人张某抗辩认为，本案的款项系办事款并非借款；双方之间没有利息的约定；320万元的款项早已偿还完毕等，其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关于本案款项的性质，根据2011年1月27日的收条、2011年9月23日、2012年12月27日的借条等证据，可以认定本案诉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原审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妥，故被上诉人张某的该项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关于利息的抗辩，已在第一个争议焦点阐述清楚，在此不再赘述；关于诉争款项是否偿还完毕的问题，根据双方提供银行转款凭证及2011年11月27日收条等证据，可以认定，从2009年4月1日到2012年6月12日，被上诉人张某累计付给陈某款项320万元，但其中的130万元与本案无关，该130万元系被上诉人张某偿还柴某的办事款，不能计入被上诉人张某的还款数额；关于上诉人借被上诉人张某1万元的问题，经查，上诉人陈某确实向被上诉人张某借款1万元，之后上诉人陈某并没有偿还，故该1万元应从被上诉人张某欠付的本息中核减。综上，到2012年12月28日止，被上诉人张某应付借款本息619.52万元，扣除被上诉人张某已付190万元、上诉人陈某借被上诉人张某1万元、上诉人陈某自认的45万元，被上诉人张某尚欠上诉人陈某383.52万元。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5年小民初字第0355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上诉人陈某383.52万元及该款从2012年12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年息24%执行）。如果未按照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554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410元，由被上诉人张某负担。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民终3553号民事判决认定“张某累计付给陈某款项320万元，但其中的130万元与本案无关......不能计入被上诉人张某的还款数额”确有错误，理由如下：本案中，张某分八次共归还陈某320万元，分别是2009年4月1日归还70万元，2009年4月29日归还20万元，2009年6月11日归还10万元，2010年1月26日归还60万元，2011年1月27日归还50万元，2011年10月20日归还10万元，2012年6月8日归还60万元，2012年6月12日归还40万元。证人柴某证明，其分三次共向张某提供办事款260万元，最后一次打款是2010年1月26日的90万元，后因事情未办成要求张某退款，张某通过陈某向其本人退还其中的130万元。据此，从时间节点可以说明，张某于2010年1月26日之前四次归还陈某的共计160万元并不是由其退还柴某的办事款。二审法院也查明，张某陆续偿还了柴某全部办事费用，其中130万元是由张某本人亲自偿还，另外130万元，系由张某以银行转账方式先付给陈某，再由陈某转付给柴某，到2011年3月，该260万元已全部偿还完毕。据此，从时间节点可知，张某于2011年10月20日之后三次归还陈某的共计110万元也不是由其退还柴某的办事款。另外，张某提供的2011年1月1日的收条证实陈某于当天收到了退还柴某的办事款130万元。结合陈某于2011年1月27日向张某出具收条“今收到还借款（张某）伍拾万元整”，可以认定，张某于2011年1月27日归还陈某的50万元也不是其退还柴某的办事款。因此，张某八次归还陈某共计320万元全部是还款，并不包括退还柴某的130万元办事款。二审法院认为张某累计付给陈某款项320万元，但其中的130系张某偿还柴某的办事款，不能计入张某的还款数额确有错误。综上所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民终3553号民事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陈某答辩称，一、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抗诉书把张某支付给陈某的款项分为若干个阶段，用以说明部分支付给陈某的款项不是用于归还柴某的钱。抗诉书认定：1、2010年1月26日之前支付给陈某160万元，不是归还柴某的办事款。2、2011年10月20日之后三次支付给陈某的110万元，不是归还柴某的办事款。3、2011年1月1日陈某出具的130万元收条为当天收到了退还柴某的办事款。4、2011年1月27日归还陈某的50万元，不是其退还柴某的办事款。以上四个方面的认定，是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主要理由。按照这一逻辑，张某付给陈利明的款项总计应当为450万元。同时，检察院认定退还给柴某的130万是由张某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先付给陈某再由陈某转付给柴某。而张某在一、二审以及再审期间仅仅向法院提供了320万元的汇款凭证。人民检察院在此采用了双重的标准来认定本案的事实，一方面，张某为陈某出具的借条金额为668万元。最终法院以及人民检察院认定张某向陈某借款金额本金为320万（有汇款凭证），剩余没有汇款凭证的348万元并没有按照借条出具的金额认定为借款本金。相反对于2011年1月1日130万元收条并没有汇款凭证，人民检察院却认定是当天收到柴某130万元，该130万元的汇款凭证在何处没有证据证实，人民检察院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张某并未向法院提供2011年1月1日，曾经给陈某汇款130万元，因此不能认定2011年1月1日，陈某于当天收到了张某退还柴某的办事款130万元。该案的事实是陈某累计收到张某130万元用于归还柴某的办事款。2011年1月27日，陈某为张某出具收条收款金额为50万元，该收条与2011年1月27日，张某通过银行汇款汇给陈某的50万元是同一笔款。张某陈述，支付给陈某的所有款项都是通过银行汇款，但是其并未向法庭提供2011年1月27日收条中的50万元的汇款凭证。在同一天同时支付两笔50万元，且一笔为汇款一笔为现金显然不符合常理。而在原一审当中，张某代理人在询问证人时自认当天汇款与陈某出具收条是同一笔款。二、张某与陈某存在借贷公司，借款金额320万。通过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双方的借款存在利息约定。2009年，张某以资金周转为由向陈某借款320万元。出于战友情陈某为其筹措了320万元，并于2月3日将借款汇入张某账户，借款期限为八个月。后因无力偿还又多次延期并出具借据。几次延期均将拖欠的利息计入本金。借条金额的演变过程能够印证存在借贷关系和利息约定，月利率3分。2012年11月30日的保证书也印证了借贷关系的存在借款尚未还清。三、借款本息尚未还清。张某累计向陈某支付270万元，扣除用于归还柴某办事款130万元，剩余140万元用于支付利息，按照月利率3分计算利息付至2010年4月18日。从2010年4月18日起按照月利率2分计算到2012年12月28日（二审法院判决确定计算利息基准点），应付利息（32个月零10天）2069333元。本案双方当事人存在借贷关系，且存在利息约定，从张某为陈某出具的借条可以证实利率为3%。张某实际支付的利息部分最高不超过3%／月，拖欠利息部分按照2%／月计算。计算到付清本金时止。四、从一审、二审、再审审查期间，张某从未向法院提供过所谓的90万元还款。张某的行为存在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之嫌。我方认为，张某及其代理人有义务就新提供的汇款凭证作出合理解释，人民法院对于张某及其代理人的行为应当依法进行处罚。同时，该部分证据不是新证据，人民法院不应当予以采纳。总之，原审法院的判决虽然没有完全支持陈某的诉讼请求，但是出于息事宁人的角度考虑，陈某没有申请再审。张某提请再审以及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抗诉存在片面性和双重标准。没有全面考虑案事情发展的客观规律。综上，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维持原二审判决结果。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所涉320万元的性质如何认定;二是本案所涉320万元是否返还；三是本案所涉320万元是否约定利息。关于本案所涉320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申诉人张某主张本案所涉320万元是被申诉人陈某委托申诉人张某的办事款。但申诉人张某没有证据证明陈某委托其办什么事，而被申诉人陈某提交的申诉人张某于2011年9月23日、2012年12月27日向其开具的借条等证据，可以认定本案诉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原审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妥。故申诉人张某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所涉320万是否返还的问题。根据被申诉人陈某提交的2009年2月3日给申诉人张某320万元的银行转帐凭证，可以证明本案所涉借款本金为320万元，对此，双方均无疑义，本院予以确认。申诉人张某提交的从2009年4月1日到2012年6月12日共计8次银行转帐凭证，其主张本案所涉320万元已全部返还给被申诉人陈某。根据被申诉人陈某提交的其于2011年1月1日给张某出具的退还办事款的收条、申诉人张某于2011年元月21日给陈某以及案外人柴某出具的承诺书、案外人柴某在原审庭审时的出庭证言以及申诉人按照柴某的要求通过被申诉人陈某给范林山转帐130万的银行凭证，可以证明申诉人张某从2009年4月1日到2012年6月12日转帐给被申诉人陈某320万元中，其中的130万元系申诉人张某偿还柴某的办事款，与本案无关。故申诉人主张的320万元，仅有190万元系归还被申诉人陈某的借款。关于本案所涉320万元借款是否约定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贷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申诉人张某主张本案所涉320万元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根据被申诉人陈某提交的申诉人张某于2011年9月23日、2012年12月27日向其开具的借条，可以证明，申诉人张某从2009年2月3日借款开始，向陈某出具过借条，只是不断由后面出具的借条替代前面出具的借条。根据2011年9月23日的借条所载内容：“今借到陈某先生人民币柒佰壹拾肆万元整（7140000元），借期到2011年12月30日止。此前所有的借条、收条作废。”借条中714万元由两部分构成，即由最初本金320万元、利息及复利（月息3%）合计所得。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存在利息约定，该利息约定为月息3%。但该约定利息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原二审判决以最高年息24%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故本案应以320万元作为基数，按年息24%计算，至2012年12月28日止，申诉人张某应付借款本息合计为619.52万元。扣除申诉人张某已付190万元、被申诉人陈某借申诉人张某1万元、被申诉人人陈某自认的45万元，申诉人张某尚欠上诉人陈某383.52万元。关于逾期还款期间利息计算问题。原二审判决以383.52万元为本金计算逾期还款期间的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本息合计619.52万元，按照《合同法》解释二的规定，应先还利息，后还本金，本案确认已付的236万元少于320万元的利息299.52万元，固不能将383.52万元作为本金计算逾期还款期间的利息，应以320万元作为本金计算逾期还款期间的利息。综上，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结果部分正确，本院予以部分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太原中院（2016）晋01民终35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5年小民初字第03557号民事判决。二、变更太原中院（2016）晋01民终35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申诉人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被申诉人陈某383.52万元及本金320万元从2012年12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年息24%执行）。如果未按照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554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410元，由申诉人张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永静审判员 谢红雯审判员 李振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