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3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旗英，女，1977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长利，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璐，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云珍，女，196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龙相，男，1967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长明，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逸嫣，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严旗英因与被上诉人杨云珍、郑龙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民初6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严旗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一、二、三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一方面已经查明了被上诉人交付的钱款是用于理财，同时也认定了不能判断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在此前提下，仅仅根据固定标准，到期还本付息，以及赚取利差这两点，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借贷关系更类似，并参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作出判决，属于对本案基本事实和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2、一审判决对于事实认定部分进行了裁剪，也就是进行了选择性的认定。在一审庭审当中，原审被告人严旗英曾经提交双方的录音作为证据，在录音当中，杨云珍非常明确说，我叫你买理财的录音，并在一审庭审当中得到了对方的对于真实性的确认。但是对这个重要的事实，一审法院在判决当中没有明确，因此双方之间实际上构成了民间拼在一起买理财产品的这样的关系。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关系，委托理财关系下，上诉人收取利差是可以的，这不改变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没有法律规定朋友之间的委托合同必须是无偿的。收条上仅载明“购买理财利率”之类的字样，只有“2018年2月3日起息”和“到期一起付清”等约定，并没有对本金和收益作出承诺的字样，即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的本金和收益的承诺。现发生了理财风险事件，让上诉人一个人来承担所有损失风险，是不合理的，更是违背事实的。3、双方共同理财的损失结果并没有最后确定，损失无法计算。案涉款项购买的私募基金理财产品属于阜兴集团，因该集团涉嫌集资诈骗，目前正处刑事案件处理中，每个投资人的损失以及能够偿还的数额均需要等待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进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应当适用委托合同相关规定进行处理。鉴于严旗英已经履行了委托事务，并且对杨云珍进行了报告，不应再承担任何的责任。 被上诉人杨云珍、郑龙相发表答辩意见：原审判决经过较长时间的审理，已经充分查清事实、证据，裁判得很合理。一审时间很长，对于上诉人反复重复提供的证据，都进行了质证。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也进入当庭质证。所有证据都表明，上诉人并没有对被上诉人提到过其购买的私募基金，并且隐瞒了私募基金的相关情况，上诉人可以赚取高额利差。被上诉人所认同的理财，当时是上诉人说有人脉关系，拼在一起，数额大，可以比一般的银行理财利息高一点儿，不是说可以买风险高的私募基金。如果说当时上诉人告诉买私募基金的，因为有高风险，被上诉人不会同意的。上诉人反复提到委托代理，委托代理人所代理的事项的收益应该归属于被上诉人。上诉人已经赚取了很多利差，只是在发生风险的时候才披露前述私募基金，甚至在被上诉人没有起诉之前，上诉人还反复承诺，一定会还本付息的。至于其后来变化成现在的主张，是参考了其他人士的意见。上诉人主张系委托理财关系一方面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面不符合事实，也违反法律。一审审理过程中基于款项有分批交付的情况，法官已经要求被上诉人把支付利息的时间往后推了，从2018年10月16日开始起算，中间有七八个月不需要支付利息。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正确，应该予以维持。 杨云珍、郑龙相向一审法院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700000元及利息34232.88元(现暂从2018年10月16日计算至2019年6月28日，按年利率7%计息，即：700000×7%÷365×255天=34232.88元，此后利息按此方式继续支付至实际付清为止)；2、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00000元及利息68116.43元(现暂从2018年10月16日计算至2019年6月28日，按年利率7.5%计息，即：1300000×7.5%÷365×255天=68116.43元，此后利息按此方式继续支付至实际付清为止。)3、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20400元(现暂从2018年10月16日计算至2019年6月28日，按年利率7.3%计息，即：400000×7.3%÷365×255天=20400元，此后利息按此方式继续支付至实际付清为止。)4、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0000元的利息4861元(从2018年10月16日计算至2019年4月16日，按年利率7.5%计息，即：130000×7.5%÷365×182天=4861元)，以上费用合计2710423.8元。5、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认定事实：杨云珍、郑龙相系夫妻。2013年11月25日，杨云珍通过杭州联合银行向严旗英转账50万元，备注为借款。2016年1月4日，杨云珍通过杭州联合银行向严旗英转账100万元，备注为借款。2016年2月3日，杨云珍通过杭州联合银行向严旗英转账20万元，备注为转账。2016年6月17日，杨云珍通过杭州联合银行向严旗英转账50万元，备注为借款。2017年2月8日，杨云珍通过杭州联合银行向严旗英转账40万元，备注为借款。2018年5月24日，杨云珍通过杭州联合银行向严旗英转账13万元，备注为借款。另庭审中，双方确认，杨云珍以现金形式向严旗英交付10万元。 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认可，杨云珍、郑龙相交付给严旗英的钱款是用于购买理财。数年来严旗英已经多次付息。购买的理财到期后，双方进行结算。前期购买的理财收益已经结清。因继续购买新的理财，严旗英重新出具新的收条。 2017年7月23日，严旗英向郑龙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郑龙相购理财100万元，利息0.70%到期付利息，2017年7月23日起息。诉讼中双方认可，利息应为7%。2018年2月1日，严旗英向郑龙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郑龙相现金130万元，购买理财利率7.5%，到期一起付清，2018年2月3日起息。2018年3月28日，严旗英向郑龙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郑龙相现金40万元，用于购买理财年利率0.73%，到期本息并付。2018年3月28日起息。诉讼中双方也认可年利率应为7.3%。2018年5月28日，严旗英向郑龙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郑龙相现金13万元用于购买理财0.75%的利息，2018年5月30日起息。该利息约定诉讼中双方也认可系书写错误，应为7.5%。 严旗英将杨云珍交付其的上述款项及其他资金一并用于购买阜兴系私募基金。诉讼中严旗英陈述，其将杨云珍、郑龙相的投资理财款加上其他投资人的款项分别于2017年7月23日、2018年2月1日、2018年3月28日、2018年5月28日认购了基金管理人为上海西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四期私募基金。嗣后，上述基金管理公司涉嫌非法集资，已被相关部门立案侦查。严旗英多次去上海主张维权。杨云珍在得知相关情况后，多次要求严旗英归还款项。2018年10月16日，严旗英通过杭州联合银行向杨云珍转账30万元，备注为借款。2019年4月16日，严旗英通过杭州联合银行向杨云珍转账13万元，备注为借款。 因严旗英未能归还杨云珍、郑龙相交付其的款项及支付利息，杨云珍、郑龙相遂诉至本院，请求还本付息。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对杨云珍、郑龙相交付给严旗英的钱款是用于购买理财这一事实没有争议。争议的是，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杨云珍、郑龙相主张，其将钱款交付给严旗英后，严旗英需按承诺到期还本付息，双方之间应参照借贷法律关系确定权利义务。严旗英则主张，双方是委托理财关系，应当共担风险。该院认为，根据严旗英出具的收条内容，确实不能判断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但根据收条的内容显示，严旗英承诺按照固定的标准向杨云珍、郑龙相支付利息，到期后还本付息。而且，严旗英在诉讼中承认，其仅是按照收条上载明的固定利息向杨云珍、郑龙相支付利息和返还本金。其不向杨云珍、郑龙相披露购买的理财产品的具体内容及收益情况，还自认在2016年之后开始赚取利差，且向杨云珍、郑龙相隐瞒了赚取利差的事实。而根据诉讼中严旗英的证人吴某的证言，吴某与严旗英共同购买理财时，严旗英是向其明确披露购买的理财产品的具体内容及收益情况，且不赚取利差的。并且，根据严旗英在诉讼中的陈述内容判断，其用杨云珍、郑龙相所购买的阜兴系私募基金，不仅赚取了利差，而且起息时间也与收条中载明的起息时间不同，收条中所载明的起息时间要早于严旗英所购买的私募基金的起息时间。以此可以认定严旗英并不仅是作为一个受托人将到期投资本金及收益交付给委托人，而是按照其自身所承诺的利率标准及计息期间支付到期投资本金及收益。根据以上事实判断，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符合由委托人承担风险的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而是与承诺到期还本付息的借贷关系更相类似。根据法律规定，对于无名合同，应当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故该院对杨云珍、郑龙相提出的参照借贷法律关系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主张，要求严旗英按承诺内容还本付息，予以支持。 对于杨云珍催讨后严旗英交付给其的43万元款项，虽严旗英辩称该两笔款项系另外的借贷关系，但双方并无借贷的合意，故该笔款项应认定为严旗英基于双方的合同关系向原告返还的款项。除该43万元款项之外，严旗英在2017年-2018年期间还陆续支付过部分利息。由于严旗英重新出具的收条是在双方进行结算之后所出具，部分利息款项已经进行过结算，而且原告方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利息是从2018年10月16日起算，故严旗英所支付利息未能覆盖其应支付的全部利息，故该院对原告方的现利息主张，予以支持。对于该43万元应当如何抵充的问题，该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缺乏担保或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照比例抵充。由于四份收条所涉债务均未明确债务期限，均无担保，故应当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严旗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云珍、郑龙相返还人民币1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该笔款项的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的标准从2018年10月16日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严旗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云珍、郑龙相返还人民币1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计算标准：以该笔款项的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5%的标准从2018年10月16日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严旗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云珍、郑龙相返还人民币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计算标准：以该笔款项的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3%的标准从2018年10月16日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06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3438元，由杨云珍、郑龙相负担2303元，由严旗英负担25758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严旗英与杨云珍所有的资金往来的证据（上诉人称：一审判决只摘录了杨云珍给严旗英的款项记录，而严旗英结算给杨云珍的相关的资金没有摘录），即从2013年4月26日，这是第一笔杨云珍给严旗英50万元开始，到2019年4月16日严旗英借款给杨云珍13万元结束。证据的来源都是银行流水，欲证明：第一，相关购买理财的记录，以及理财收益的分配，银行流水等足以证明上诉人所说的观点，上诉人一直在和被上诉人拼在一起买私募基金产品，没有银行理财产品。第二，双方之间的结算关系是滚动的，是根据理财产品到期后来结算。第三，导致本案纠纷发生的私募基金产品，它是阜兴集团的产品包括上海意隆财富公司的产品、意隆稀土基金、常州恒琪理财等。上述基金是从2016年2月就开始购买，陆续均有收益，且已支付给被上诉人，故不存在隐瞒购买私募基金，导致风险的情形，阜兴集团私募基金出现风险是在2018年上半年，所以并非上诉人有恶意去购买高风险私募基金产品，而是双方长期以来共同协商购买且已有收益。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证据摘录有遗漏，证据不全面，如2015年7月24日投资万象信托资金有300万元遗漏等。由于内容不全面，不能证明所有款项用于购买私募基金，也不能证明当时购买私募基金是告诉被上诉人的，上诉人赚取利差，反而证明了双方之间有固定的利率约定。 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财产保全清单（五张），欲证明严旗英两次保全后账户上有30万元的增加，证明严旗英有其他的投资收益，说明严旗英处理有风险的投资外还有其他投资。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对所证明的内容证明的事项有异议，上诉人认为这些证据以及刚刚被上诉人指出上诉人在流水当中还没有摘录的包括万象信托、国信证券等证据，反而证明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这种理财的委托产品有很多的产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收益情况并没有结算清楚。上诉人不否认购买的有其他投资产品，但是大多数是私募基金。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显示的内容并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各自相关的主张，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杨云珍、郑龙相交付钱款给严旗英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事实清楚，有相关的收条、银行流水等证据证实。因双方对款项的性质属于借贷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关系各执一词，原审根据查明的案涉收条中严旗英承诺按照固定的标准向杨云珍、郑龙相支付利息，到期后还本付息，且严旗英在诉讼中也承认，其仅是按照收条上载明的固定利息向杨云珍、郑龙相支付利息和返还本金，其并不向杨云珍、郑龙相披露购买的理财产品的具体内容及收益情况，还自认在2016年之后开始赚取利差等事实，认定严旗英并不仅是作为一个受托人将到期投资本金及收益交付给委托人，而是按照其自身所承诺的利率标准及计息期间支付到期投资本金及收益，由此判断，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承诺到期还本付息的借贷关系更相类似。据此，根据法律有关无名合同相关规定，对杨云珍、郑龙相提出的参照借贷法律关系确定双方权利义务、要求严旗英按承诺内容还本付息之主张，予以支持。原审上述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现严旗英上诉称原判对本案基本事实和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收条所记载的内容，故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严旗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上诉人严旗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俊杰 审判员  张喜妹 审判员  寿凯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