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8民终23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古庆建，男，1970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振达，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劳美琪，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港市金港大道市工商局西侧A-07第**。 负责人：李志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坚成，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古庆建因与被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港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贵港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2019）桂0802民初4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古庆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从业资格证》过期亦属于保险合同第24条第2项第6条约定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者其他必备证书”。保险合同并没有针对《从业资格证》进行明确的约定，对何时具备《从业资格证》才可以免赔具有不同的理解。按照格式条款的相关规定，对条款具有不同的理解的时候，应当作出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即只要办理有《从业资格证》，即使过期也应当认定为具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其他必备证书。且过期的从业资格证与发生事故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在风险水平相当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以未取得从业资格证为由而免责，有违公平的原则。（二）保险合同约定“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属于约定不明，该约定并没有明确说明证书包括《从业资格证》。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认为，上诉人认为该证书仅为《驾驶证》和《运营证》。保险公司对证书没有进行明确释明，任由保险公司任意解释，如赋予了保险公司任意解释权，发生事故后，大部分投保人都无法获赔。（三）该条条款加重了被保险人的责任，违反了《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属于无效条款。而且，根据保险行业的交易习惯，理赔时，保险公司普遍不要求《从业资格证》。（四）保险公司拒赔将导致上诉人重返贫困，与国家政策不符。保险公司免赔也不利于构建诚信社会。 华安贵港支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驾驶证、运营证、从业资格证是不同的管理部门所颁发的证件，三者不能混为一谈。涉案保险条款不存在两种以上的理解，并非上诉人所主张的约定不明，运输管理部门颁发给驾驶员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仅为从业资格证，不存在其他证书。且该条条款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示范条款中的内容，示范条款早已向社会公布，交通运输行业人员均知晓营运车辆需获取营业证，驾驶员需获得从业资格证方可上路运营。本案中，驾驶员胡乃飞在发生事故前是具有从业资格证的，说明胡乃飞也知晓驾驶货车需从业资格证。（三）投保时，因为车辆的驾驶人员是不确定的，因此保险公司无法审核从业资格证。（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22条、23条的规定，从事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的驾驶员必须取得从业资格证才能从事该项运输活动。且具备合法有效从业资格具有法律法规强制性和禁止性特征，并非只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五）华安贵港支公司的商业保险合同条款第24条第2款及第2款第6项免责条款符合法律规定，该免责条款并未加重投保人的义务，华安贵港支公司已经尽到了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件合法有效。（六）南宁中级人民法院、广西高院近几年来出于道路交通安全及社会和谐稳定的考量，根据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条件约定予以支持保险公司在驾驶员无合法有效从业资格情况下商业险免赔。 古庆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101474元及相应的利息（以10147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自2017年4月1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2日20时，胡乃飞驾驶桂Ｒ×××××号重型货车在南宁市兴宁区与莫标桓驾驶的桂Ａ×××××号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事故认定，胡乃飞负事故全部责任，莫标恒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华安新兴支公司以其已赔付100674元给桂Ａ×××××号车主广西诚瑞贸易有限公司为由于2019年4月11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人民法院起诉行使代位追偿古庆建、胡乃飞，该院于2019年7月9日作出（2019）桂0126民初12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古庆建向华安新兴支公司支付赔款101474元；二、驳回华安新兴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后古庆建不服该判决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至今未审结。 另查明，桂Ｒ×××××号重型货车的车主凌圣杰于2016年8月18日在华安贵港支公司为该车投保了交强险以及商业第三者险责任保额50万元及基本险不计免赔，并在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签字。后古庆建从凌圣杰处受让该车后，于2017年1月20日经华安贵港支公司将前述保险的被保险人变更“古庆建”以及将车牌号变更为“桂Ｒ×××××号”。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此外，胡乃飞为古庆建雇请的司机。胡乃飞初次领取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日期为2008年8月6日，有效期至2014年8月6日。古庆建提供的载明胡乃飞初次领证日期为2017年3月24日的从业资格证的证据，其于2020年6月15日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撤回该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凌圣杰在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处签字，应认定华安贵港支公司已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而保险亦跟随被保险车辆转让，华安贵港支公司对保单进行了批改，变更投保人为古庆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二条规定，华安贵港支公司对保险受让人古庆建就免责条款不负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 双方当事人对签订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的约定存在不同理解。一审认为，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是属于客货运输驾驶人明知范围，前述条款经合同双方确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及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免责条件即具有法律效力。但考虑到上述条款的性质上属于免除保证人责任的格式条款，而“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确实存在不同理解，故应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即不包括驾驶人已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但事故发生时该证已过有效期，而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又重新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情形。但本案中，胡乃飞于2008年8月6日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从业资格证类别为道路旅客、普货运输驾驶员，2017年3月22日涉案事故发生时，该《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已经过了有效期将达到两年半之久。古庆建提供的证据即显示持证人为胡乃飞初次领证日期为2017年3月24日至有效期限2023年3月24日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其于2020年6月15日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撤回该证据。而就该证据相关胡乃飞从业资格证情况，华安贵港支公司庭前已书面申请法院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局调查取证，法院经向该局核查无胡乃飞于2017年3月22日至2023年3月24日期间相关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发生记录情况。而且因古庆建提供该证据，无法识别该证的发证机关具体名称，法院经向古庆建问询后未能告知发证机关名称。鉴于此，对胡乃飞持有从业资格证的来源，无法进行查明，故依法准许古庆建撤回该证据，并依法认定胡乃飞在其从业资格证有效期过后未重新取得证。鉴于前述，胡乃飞在事发时无《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华安贵港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古庆建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330元，由原告古庆建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案涉司机胡乃飞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已经被注销。 双方争议焦点是：《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例（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应如何理解？ 本院认为，本案是因履行保险合同而发生的纠纷，应定性为保险合同纠纷，原判定性为保险纠纷不当，应予纠正。投保人与保险人使用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制订的合同文本《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例》，约定了第二十四条为保险人的免责条款。上诉人概括承受原投保人的合同权利义务，应与保险人一起严格履行合同。保险合同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证书”应包括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这是从业人员从事道路运输必须具备的准入条件。从条文的完整内容“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何种原因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证书”来看，案涉司机胡乃光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已经被注销，也属于上述条款约定的无证从业的情形，被上诉人根据该条款拒绝保险赔偿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古庆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30元，由上诉人古庆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立技 审判员  陆志然 审判员  黄裕和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曾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