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粤刑终817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奕强，男，1988年2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汉族，高中文化，暂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6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1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李序根，广东广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冯刚，男，1962年5月7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暂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6年12月23日起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孙静，广东深万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馨誉，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琼妮，女，1977年6月24日出生，彝族，初中文化，住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暂住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6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1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吴南郡，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东，男，1984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丰顺县，暂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因本案于2016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1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张楚晓，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小艳，女，197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暂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6年12月23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8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魏向阳，广东红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邓雪平，女，198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沙洋县，暂住广东省深圳市。因本案于2016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1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郭琼坤，女，1979年3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暂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6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1月25日被逮捕。现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曾衍辉，男，1969年5月2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6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7年1月25日被逮捕。现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邓丽花，女，1981年5月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暂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2017年8月30日起被取保候审。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奕强、冯刚、郭琼妮、黄**东、邓雪平、郭琼坤、曾衍辉、杨小艳、邓丽花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8）粤03刑初3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陈奕强、冯刚、郭琼妮、黄**东、邓雪平、杨小艳不服，均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邓雪平申请撤回上诉，本院已于2020年11月17日作出（2019）粤刑终817号之一刑事裁定，准许其撤回上诉，并继续审理本案。通过阅卷、讯问其他上诉人、听取其他辩护人的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底开始，被告人陈奕强先后与同案人陈某、“伟”、“老曾”(均另案处理)合作在香港采购苹果牌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后联系被告人杨小艳及同案人王某茹、蔡某喜(均另案处理)等人组织水客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走私入境，之后卖给国内货主温某舒、温某、牛某英等人(均另案处理)。2016年4月后，陈奕强分别与被告人郭琼妮、黄**东合作，共同出资在香港采购相关电子产品后通过上述方式走私入境并由郭琼妮、黄**东在国内销售。在走私过程中，被告人邓雪平按照陈奕强的安排在深圳接收水客走私入境的货物并交付给郭琼妮、黄**东。陈奕强以邓雪平或同案人邓某明名下银行账户向杨小艳等水客头支付部分带工费，其中杨小艳收到带工费计人民币（下同）223222元。陈奕强、邓雪平走私偷逃税款计35215451.16元，郭琼妮伙同陈奕强走私偷逃税款计5247639.9元，黄**东伙同陈奕强走私偷逃税款计1929662.04元。 郭琼妮、黄**东除与陈奕强合作走私外，还于2016年4月19日至29日共同出资从香港采购相关电子产品后通过王某茹组织水客从香港走私入境。被告人郭琼坤受郭琼妮雇请负责在深圳接收走私货物及向国内货主发货。上述三被告人走私偷逃税款计559560.1元。 黄**东除了伙同陈奕强、郭琼妮走私外，还分别通过同案人“王姐”、“潘叔”（均另案处理）组织水客走私苹果牌电子产品入境，偷逃税款分别计1287365.09元和1776011.31元。 2013年12月开始，被告人冯刚在香港采购苹果牌电子产品后分别通过被告人曾衍辉及同案人“陈某进”、“陈某展”(均另案处理)等人组织水客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走私入境。被告人邓丽花受曾衍辉雇请负责在香港派发走私货物给水客。至2016年9月，冯刚走私偷逃税款计29747169.51元，曾衍辉先后收取冯刚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带工费计4862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侦查机关出具的查获及抓获经过材料，证明：（1）2016年12月23日，深圳海关缉私局经情报经营，组织开展“使命15”查缉行动，先后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陈奕强、郭琼妮、黄**东、邓雪平、郭琼坤、曾衍辉、杨小艳、冯刚。（2）2017年8月30日，在逃犯罪嫌疑人邓丽花主动到罗湖海关缉私分局投案。 2、侦查机关调取的户籍证明等身份证明材料，证明：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出生日期等个人基本情况。 3、侦查机关制作的涉案走私电子产品汇总表，包括：（1）陈奕强签名确认的电脑记录销售给“温温”、“广州温姐”、“牛姐”的走私电子产品汇总表。（2）郭琼妮签名确认的郭琼妮与陈奕强手机对账单的走私电脑、手机汇总表。（3）冯刚、郭琼妮签名确认的冯刚纸质笔记本记录走私苹果笔记本电脑、苹果平板电脑、苹果手机、IBM笔记本电脑等汇总表。（4）黄**东签名确认的黄**东电脑记录的从陈奕强、“潘叔”、“王姐”收到的走私苹果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汇总表。（5）郭琼妮、黄**东签名确认的郭琼妮记录和黄**东合作10天的走私苹果笔记本电脑进货账。 4、郭琼妮制作并确认的销售走私苹果电子产品记账用规格型号简称表。 5、侦查机关制作的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清单、电子数据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封存电子数据物品清单，证明：侦查机关从陈奕强处查扣账本16本、电脑3台、手机5台、U盘1个；从郭琼妮处查扣手机1台、笔记本18本；从黄**东处查扣电脑1台、手机1台、U盾3个；邓雪平处查扣手机2部；从郭琼坤处查扣手机1台，记事本2本、笔记本电脑1台、硬盘录像机1台、账册5本、送货单1本；从曾衍辉处查扣手机1台、文书7张；从冯刚处查扣手机1台、笔记本电脑2台、账册12本；从杨小艳处查扣手机1部、纸质笔记本6本；邓丽花处扣押笔记本2本。 相关电子数据检材使用和封存记录均经郭琼妮、黄**东、曾衍辉、邓雪平、郭琼坤、冯刚、杨小艳签名确认。 6、侦查机关从陈奕强使用电脑中提取的陈奕强制作的电脑账，证明：陈奕强于2014年10月7日至2015年2月8日通过水客从香港走私入境并交给深圳货主温某舒、于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6月11日通过水客从香港走私入境并交给广州货主温某的货物情况。 陈奕强、邓雪平签名确认货物已全部交给货主，货款和带工费已全部收到。 7、侦查机关查扣的陈奕强手写账本，证明：陈奕强于2014年和2015年从香港走私入境后分发给温某舒、温某、牛某英的电子产品的情况。 陈奕强签名确认了相关账本。 8、侦查机关查扣的冯刚手写采购记录、销售记录、库存记录和支付带工费记账本，证明：冯刚于2013年至2016年购买和销售走私苹果牌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情况。 冯刚签名确认了相关记录。 9、侦查机关查扣的冯刚手写记账本，证明：冯刚的进货、存货及付给曾衍辉运费的情况。 冯刚签名确认了相关记录。 10、侦查机关查扣的冯刚手写记录本（时间为2013年1月30日至同年2月25日）。 冯刚签名确认其中大部分是郭琼妮记录的销售情况。 11、侦查机关查扣的冯刚手写带工费账，证明：冯刚支付带工费给陈某进、刘某娣、“吴生（阿忠）”的情况。 冯刚、郭琼妮均签名确认了相关情况。 12、侦查机关提取的郭琼妮、陈奕强对账单。 郭琼妮、陈奕强均签名确认相关对账单是陈奕强在香港用电脑制作后拍照通过微信发送给郭琼妮，内容是郭琼妮从陈奕强接收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型号、数量、单价（香港货款加代工费的金额）、当天货价总结、打款记录、当天货款总结，账单上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全部已通过水客走私到深圳，郭琼妮已全部向国内客户销售，货款和代工费已全部转账给陈奕强。 13、侦查机关提取的黄**东制作的电子账。 黄**东签名确认相关账目是其在笔记本电脑上制作的他从“潘叔”、“王姐（王某）”、陈奕强处收到走私苹果牌电脑和手机的进货、带工费和杂费的记录。 陈奕强签名确认黄**东记录账目中涉及“肥佬”的内容是他组织水客走私和手机到深圳交给黄**东的内容。 14、侦查机关提取的陈奕强制作的对账记录。 陈奕强签名确认相关记录系他通过QQ发送给广州货主温某的对账记录。 15、侦查机关提取的郭琼妮制作的收货和卖货记录。 郭琼妮签名确认相关记录是她从“肥强”处收货和卖货的记录。 16、侦查机关提取的郭琼妮制作的与黄**东合作销售账目。 郭琼妮签名确认相关账目是她和黄**东合作做笔记本电脑的记录，水客、货源、带工费均由黄**东负责。 黄**东签名确认相关账目是2016年4月他和郭琼妮合作经营港行苹果牌电脑期间由郭琼妮制作的进货和销售账，由郭琼妮制作后拍照通过微信发给他，他负责订货，郭琼妮负责通过水客走私到深圳后进行销售，利润平分。 郭琼坤签名确认相关账目系郭琼妮记录。 17、侦查机关从曾衍辉手机提取的微信群聊天记录图片。 曾衍辉签名确认相关图片是他和邓丽花、“阿成”、关某强在微信群里发送的图片。 18、侦查机关调取的涉案银行账户转账记录。 陈奕强、邓雪平、冯刚、曾衍辉、郭琼妮、黄**东、王某茹均签名确认了相关转账记录。 19、侦查机关调取的出入境记录，证明：各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涉案同案人的出入境情况。 20、侦查机关调取的涉案手机号码开户资料及通话清单，证明：各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使用的手机号码通话情况。 21、侦查机关提供的涉案银行账户开户资料及资金流水，证明：各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同案人名下银行账户的资金进出情况。 22、侦查机关提取的涉案微信聊天记录。 郭琼妮、陈奕强、黄**东、曾衍辉、邓雪平、郭琼坤均签名确认了相关记录。 23、侦查机关出具的杨小艳带工费情况说明，证明：（1）侦查机关调查认定陈奕强于2016年5月至9月委托水客头杨小艳组织水客走私电子产品入境后先后向杨小艳支付带工费计22.3222万元。 （2）根据陈奕强的供述及其记录账目显示的苹果牌电脑和手机的最低到岸价格计算，每台电子产品涉嫌偷逃的税款远高于陈奕强支付给杨小艳的最高带工费标准即300元／台。 24、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证书，证明：经检验，侦查机关查扣的郭琼坤持有的1台原封电脑的品名为笔记本电脑、品牌为苹果、标称产地为中国；经鉴定，该台电脑价值19450元。 25、深圳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证明：（1）（深）关（缉）鉴（文检）字【2017】4-1号：经检验侦查机关查扣的3本笔记本（原件，页数分别为49页、119页和82页，字迹分别为黑色、蓝色和红色，为同一人笔迹）及侦查机关提供的5页冯刚书写的笔迹样本，结论是：3本笔记本上计250页的书写笔迹与冯刚的样本笔迹认定同一。 （2）（深）关（缉）鉴（文检）字【2017】4-2号：经检验侦查机关查扣的3本笔记本（原件，页数分别为119页、121页和117页，封面分别为橙色、土黄色和灰色，为同一人笔迹）及侦查机关提供的5页冯刚书写的笔迹样本，结论是：3本笔记本上计357页的书写笔迹与冯刚的样本笔迹认定同一。 （3）（深）关（缉）鉴（文检）字【2017】4-3号：经检验侦查机关查扣的3本笔记本（原件，页数分别为162页、157页和158页，封面分别为灰色、绿色和橙色，为同一人笔迹）及侦查机关提供的5页冯刚书写的笔迹样本，结论是：3本笔记本上计477页的书写笔迹与冯刚的样本笔迹认定同一。 （4）（深）关（缉）鉴（文检）字【2017】4-4号：经检验侦查机关查扣的3本笔记本（原件，页数分别为157页、61页和154页，封面分别为绿色、橙色和橙色，为同一人笔迹）及侦查机关提供的5页冯刚书写的笔迹样本，结论是：3本笔记本上计218页的书写笔迹与冯刚的样本笔迹认定同一。 （5）（深）关（缉）鉴（文检）字【2017】6号：经检验侦查机关查扣的记录有走私货物明细内容的5本笔记本和侦查机关提供的陈奕强书写的4页笔迹样本，结论为：5本笔记本中共计141页的书写笔迹（检验单位所画多处红框内的笔迹除外）与陈奕强的样本笔迹认定同一，但所画多处红框内的笔迹与陈奕强的样品笔迹否定同一。 （6）（深）关（缉）鉴（文检）字【2017】7号：经检验侦查机关查扣的记录有走私货物明细内容的4本笔记本和侦查机关提供的陈奕强书写的4页笔迹样本，结论为：4本笔记本中计219页的书写笔迹（检验单位所画多处红框内的笔迹除外）与陈奕强的样本笔迹认定同一，但所画多处红框内的笔迹与陈奕强的样品笔迹否定同一。 （7）（深）关（缉）鉴（文检）字【2017】9号：经检验侦查机关查扣的记录有走私货物明细内容的3本笔记本和侦查机关提供的郭琼妮书写的7页笔迹样本，结论为：3本笔记本中计452页的书写笔迹（检验单位所画多处红框内的笔迹除外）与郭琼妮的样本笔迹认定同一。 （8）（深）关（缉）鉴（文检）字【2017】10号：经检验侦查机关查扣的记录有走私货物明细内容的3本笔记本和侦查机关提供的郭琼妮书写的7页笔迹样本，结论为：3本笔记本中计551页的书写笔迹（检验单位所画多处红框内的笔迹除外）与郭琼妮的样本笔迹认定同一。 （9）（深）关（缉）鉴（文检）字【2017】11号：经检验侦查机关查扣的记录有走私货物明细内容的4本笔记本和侦查机关提供的郭琼妮书写的7页笔迹样本，结论为：4本笔记本中计668页的书写笔迹（检验单位所画多处红框内的笔迹除外）与郭琼妮的样本笔迹认定同一。 （10）（深）关（缉）鉴（文检）字【2017】12号：经检验侦查机关查扣的记录有走私货物明细内容的5本笔记本和侦查机关提供的郭琼妮书写的7页笔迹样本，结论为：5本笔记本中计495页的书写笔迹（检验单位所画多处红框内的笔迹除外）与郭琼妮的样本笔迹认定同一。 26、广东长城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经对侦查机关提供的三类涉案资料即电子文档（共285份，主要为陈奕强、黄**东电脑中记录的走私电子产品的情况）、图片资料（共252张，分别为陈奕强与郭琼妮、陈奕强与温某、郭琼妮与陈奕强对账时记录的电子表格的截图）和纸质资料（共46册，分别为陈奕强、冯刚、郭琼妮、郭琼坤各自记录走私电子产品的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整理、归类，结论是：（1）陈奕强涉嫌走私电子产品数量计45010台，金额计207199962.7元，包括与货主温温、广州温姐、郭琼妮、牛姐、黄**东、陈某、“伟”等合作走私电子产品等。（2）冯刚涉嫌走私电子产品数量计24794台，金额计174983350.07元。（3）黄**东涉嫌走私电子产品计5256台，金额计32662344.39元，包括与陈奕强、王姐、潘叔走私电子产品等。 27、深圳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证明：（1）检验并从曾衍辉、郭琼妮、郭琼坤、邓雪平、陈奕强、冯刚使用的涉案手机中提取和恢复数据的情况（提取了通讯录、短信息、通话记录、媒体文件和即时通讯记录等信息并压缩刻录至光盘）。 （2）检验并从冯刚、黄**东、陈奕强等人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或电脑硬盘中提取和恢复文件的情况（提取或恢复文件后压缩刻录至光盘）。 28、深圳海关出具的涉嫌走私案件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及侦查机关出具的计税说明，证明：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走私偷逃应缴税款的具体数额。 29、证人汪某平的证言，证明：我和曾衍辉是深圳巴士集团的同事。2015年下半年，曾衍辉让我找人帮他从香港带电脑到深圳，每台带工费220元，我介绍了十几个同事和朋友帮他带货，每次都从福田口岸入境，他按一人一次给我20元作为联系电话费，先后给了我1000多元。我认识邓丽花和江某欢。邓丽花和曾衍辉一起做事，负责在香港上水的停车场派货。我不清楚江某欢做什么。 侦查机关在我家查扣的7个笔记本是我记录的帮曾衍辉介绍带货人到香港带电脑及我自己到香港带日杂用品的账目。 汪某平经辨认照片指认出曾衍辉、邓丽花、江某欢。 30、证人江某欢的证言，证明：我于2015年初认识曾衍辉和给他打工的邓丽花，知道他们在香港派货，之后帮他们从香港带过几次苹果电脑或手机入境，后来我又介绍一些朋友帮他们带货，主要是苹果电脑，少部分是苹果手机，电脑的带工费是每台2**港元，我另外每人每台抽水20港元。曾衍辉和邓丽花建了一个微信群，群里有几十人，有货时邓丽花会在群里通知。邓丽花在香港上水马会后面派货，水客的水费和我的抽成都由邓丽花给，有时是现金，有时是微信转账。侦查机关查扣了我记录的账本，账上记录了我和我朋友帮曾衍辉带货入境的数量、品名、收货人等情况。邓丽花先后给了我2万多港元。 江某欢经辨认照片指认出邓丽花、曾衍辉。 31、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我从2016年6月开始帮陈平平（陈奕强）、萱萱（邓雪平）从香港带电脑入境，一共带过6次，每次2台，每台带工费100元。我还介绍一些亲戚朋友帮他们带货入境。陈平平和萱萱把我拉进一个微信群，群里有很多带货的人，陈平平或萱萱在群里会说最近海关查得严不严之类的话。 杨某经辨认照片指认出陈奕强（“陈平平”）、邓雪平（“萱萱”）。 32、证人马小静的证言，证明：我和我丈夫黄**东在远望数码城租柜台卖手机，主要卖苹果手机。我在家带孩子，偶尔去柜台帮忙拿货给客户、寄快递。黄**东拿我身份证开了一个招商银行的账户并由他使用。 33、证人张某尹的证言，证明：我从2016年夏天开始做水客从香港带货入境。开始帮“阿静”，后来一直帮“肥强”（即陈奕强）。一般是周末去香港，一天带两次。陈奕强或他安排的人一般在香港落马洲派货，我们入境后在福田口岸交货，收货人是“萱萱”（即邓雪平）。代工费由“萱萱”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支付给我。 张某尹经辨认照片指认出陈奕强（“肥强”）、邓雪平（“萱萱”）。 34、证人郑某彬的证言，证明：我从2016年5月开始做水客，跟着“蓉姐”去香港帮“肥强”（即陈奕强）带货（苹果电脑和手机）入境。带的货都是原包装，没开封。收货人叫“萱萱”，代工费由她转账给我。 35、证人王某茹的证言，证明：我帮香港人“肥强”和深圳人“阿东”组织水客走私苹果牌电子产品入境，他们向我支付代工费。“肥强”微信名“小平平”，他老婆微信名“萱萱”，“阿东”微信名“阿东”。“肥强”的深圳收货人一个是“老赵”，另一个是“萱萱”，“阿东”的深圳收货人是他自己。我主要用我亲戚王某的建设银行账号收取代工费。“肥强”用邓雪萍或邓某明的卡支付带工费，“阿东”用黄**东的卡支付带工费，带工费标准是手机每台60到80元、电脑每台1**到200元。 王某茹经辨认照片指认出陈奕强（“肥强”）、黄**东（“阿东”）、邓雪平（“萱萱”）。 36、证人蔡某喜的证言，证明：我在2016年初之前曾帮“肥强”和他老婆“萱萱”带苹果牌电子产品入境，后来因为我掉了一批货没有合作。代工费每天现金结算，电脑为每台1**至150元，手机为每台60至80元。 蔡某喜经辨认照片指认出陈奕强（“肥强”）、邓雪平（“萱萱”）。 37、证人俞某华的证言，证明：2016年9月，我和丈夫杨某开始在周末时帮香港“陈老板”走私苹果电子产品到深圳。我们从福田口岸过关,货由“陈老板”派，过关后在福田口岸交给陈老板老婆“萱萱”，“萱萱”以现金形式支付代工费。我们带的都是苹果笔记本电脑，小的每台90元，大100元。杨某的堂姐和朋友也帮忙带过一两次货。 俞某华经辨认照片指认出陈奕强（“陈老板”）、邓雪平（“萱萱”）。 38、原审被告人曾衍辉的供述与辩解，供称：我在深圳巴士集团当公交司机，从2013年5月起利用空闲时间去香港带货当水客。2015年9月，冯刚打电话让我找些人给他带货（都是苹果笔记本电脑），我就开始组织同事郑某涛、张某军、汪某平等人帮他带货。邓丽花、江某欢虽然和我们一起去但她们不是我介绍的。我介绍人帮冯刚带一次货他就给我50到100元。有时我让水客自己去香港，有时我会和水客一起去，但我不带货，只买些家用杂货，我没帮冯刚带过电脑。带完货后冯刚把水费按每台电脑250元的价格转账到我的招商银行账户，我再支付现金给水客，我按水客的人数每人提成10港元。冯刚先后支付给我带工费48万多元。 冯刚有货要带一般会提前一天联系我，告诉我接货地点（一般在香港上水和粉岭附近），我会通知我的水客朋友并约好第二天从福田口岸出境到香港约定的地方，之后我给冯刚打电话，冯刚会让人送货，我们拿到货后从福田口岸回深圳，回深圳后冯刚会打电话告诉我交货人的电话号码，我把号码发给我的朋友。交货地点在福田口岸对面的烂尾楼，收货人叫“阿聊”。之后我打电话告诉冯刚带了多少台电脑进来，他会把钱转给我。 江某欢知道我们在帮人带货，于是跟着我们带货。汪某平有时会带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一起带货。 我和冯刚约好如果水客按冯刚的规定带货被海关查，由冯刚负责；如果水客不按他的规定带货被海关查，由我负责。带货过程发生损坏或丢失也由我们水客赔偿。 侦查机关从我家里搜到的一份《新进来队员游戏规则》有详细的应对关员查问的回答技巧，是我总结出来的做水客的基本规则，每次我介绍水客去带货就告诉他们这个规则，违反这个规则发生的损失由他们承担赔偿。 我有一个微信群叫“春暖花开”，里面有我、冯刚、郭琼妮、邓丽花四人，我是群主，我们通过这个群对数，另一个群是邓丽花记录的和水客头每天的对账单。 曾衍辉经辨认照片指认出冯刚、郭琼妮、邓丽花。 39、原审被告人邓雪平的供述与辩解，供称：我从2016年5月开始帮我男朋友陈奕强做事。陈奕强从2014年上半年和陈某合伙找水客从香港走私电脑和手机入境交给货主，2015年被海关查获一批货后他们拆了伙，之后陈奕强自己继续做走私生意,他负责联系货主，帮货主走私苹果电脑和手机，用我的一张**安银行卡向货主收取从香港走私入境的费用。 我知道的货主有黄**东、董某、郭琼妮和温某。黄**东、董某、郭琼妮都在华强北，我每次去送货都是在华强北的华夏银行楼下路边交货给他们或他们的马仔。温某在广州，我是在华强北找一家物流公司给她送货。陈奕强在2016年开始和郭琼妮合作，在当年10月左右和黄**东和董某合作，和货主对账都是陈奕强。陈奕强去香港接货后找水客派货，我知道名字的水客有杨某、张某伊、李某珊、杨某容、吴某增，其他的我只知道外号。 陈奕强交代我带工费是苹果手机小的40港元一部，大的（plus）50港元一部，苹果电脑不论型号都是100港元一台。陈奕强会转款到我或我弟邓某明的中国银行或招商银行账户，我和我弟提现后交给陈奕强去香港换成港币，陈奕强再交给我用现金支付带工费给水客。 陈奕强在香港找好水客后会给水客拍个照片发微信给我，同时告诉我这个水客带了多少部什么型号的手机或电脑，还会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这个水客，水客把手机、电脑带入境后会打我电话碰面，见面看到人，清点了手机、电脑就行了。我每天固定下午4点钟在福田口岸楼下路边平地接货，陈奕强都会在微信里告诉我每个货主今天的货物数量和型号，我把数对齐了就可以送货，货主或他们的马仔会到华强北华夏银行收货。 我和陈奕强通过两个微信群沟通水客收货的情况，群里4个微信名字，实际只有我和陈奕强两个人，因为我们都有两个手机、两个微信号，这样用任何一部手机都能看到微信群里的内容。 走私的货物有被海关查扣过，都按香港进货价赔了。走私进来的手机、电脑都是未拆封的。 侦查机关查扣的我记录拖工费的笔记本上记录了收货日期、水客名字、付给每个水客的带工费及付带工费的方式等内容。 我收货的最多的水客就是和我同一天被抓的杨小艳，我叫她“艳姐”，她在上水派货，我在深圳收货，她的水客比较多，我收货时记账记在“艳姐”头上，带工费是陈奕强转账给她，我们三人有一个微信群，其中“AMY阿燕（艳）”就是杨小艳，里面是我们派货与收货的聊天记录。 邓雪平签名确认了陈奕强记录的电脑账。 邓雪平经辨认照片后指认出陈奕强、郭琼妮、黄东华、郭琼坤、杨小艳。 40、原审被告人郭琼坤的供述与辩解，供称：我从2015年中开始和我姐郭琼妮在华强北远望数码城二楼租了柜台卖苹果电子产品，2016年二楼柜台拆后搬到302仓库继续做。郭琼妮负责管钱、接单、联系供货商等，我负责在市场看行情、接货、发货等。我们买卖的产品是供货商卖给我们的水货即从香港过来的没交税的货。我们的供货商主要有陈奕强和阿辉，2016年春节后至当年下半年与阿辉合作，之后与陈奕强合作到2016年10月左右，之后因生意不好做，主要在市场上炒货，没有固定供货商。我们主要做苹果电脑，也有一点苹果手机。供货商找我们供货，报型号、价格、数量，我们看市场行情，有差价就下单，供货商将货送到数码城楼下，我去接货，收货当天或拖几天后付款。我和郭琼妮都对每天的进货量和销售量记账。供货商供的货都是水货，就是他们安排水客从香港带到深圳的货，货物运输过程丢失或损坏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以实际收货来付款。我不认识邓丽花。陈奕强和一个女的一起来送货，阿辉自己开车来送货。 侦查机关在我们住处查获了14本账本，其中有8本是我记的进货和销售数据，封面写有“肥强”的笔记本是销售陈奕强供货的记录，写有“东冯两次”的笔记本是阿辉的进货数据。我和萱萱、肥强、郭琼妮有一个聊天群，是郭琼妮为方便我接货拉我进去的。我是从2016年6、7月开始帮我姐收货。 郭琼妮有时会叫我找黄**东拿货。 郭琼坤经辨认照片指认出曾衍辉、郭琼妮、陈奕强。 41、原审被告人邓丽花的供述与辩解，供称：2015年12月，我辞职在家待业，邻居曾衍辉介绍我去帮冯刚在香港派货一直到2016年6月底。我在香港主要负责的事情是：冯刚将当天货物的数量、型号及开工时间发到微信群里或直接打电话告诉我，然后我按时间去香港上水接货，接货后我付给司机运费并对货物的数量和型号进行核对，核对后我在那边等水客拿货，水客的名单和信息都是曾衍辉告诉我，我按名单核对证件号码后给相应的人派货，派完后我的工作就结束了。我派的货主要是苹果笔记本电脑，有极少数别的电子产品。笔记本电脑价值比较高，派给单个水客一般一份只有一台，有时急着出货也会放两台。水客过关后会把货交给曾衍辉，曾在国内送给冯刚。每天派货收货结束后我们会在微信群里对数。带工费由曾衍辉给。我的报酬是派一次货给400元港币，如果时间长就加100元，还有给司机的运费会给我报销，都由曾衍辉通过银行转账给我。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叫“春暖花开”，里边有我、冯刚、曾衍辉和冯刚的老婆“小程”。小水客头有江某欢、汪某平、颜某春、东城、彬彬。我第一次和曾衍辉、冯刚商量从香港走私电子产品进入深圳时“小程”有参加。 邓丽花经辨认照片指认出曾衍辉、冯刚、郭琼妮（“小程”）、汪某平、江某欢。 38、上诉人陈奕强的供述与辩解，供称：我从2012年开始做水客帮人从香港带苹果手机入境，后来被海关查处，之后没有自己带货。2014年，我和陈某合伙做走私苹果电脑和手机生意，我负责找货源，陈某负责联系水客带货并在国内卖货，合作一年多以后不再合作，我自己在香港采购手机并联系水客走私入境后在华强北卖掉，邓雪平帮我在深圳接货。2015年底被海关查扣一批货后我不再自己采购手机而是和国内货主合作，货主出资在香港买货后付给我拖工费，我组织水客走私入境后交给货主，邓雪平仍在深圳帮我接货。我的国内货主主要有郭琼妮、黄**东、温某、董某等人。 我和陈某合伙期间认识广州货主温某，她向我拿货，我给她的报价是香港采购价加带工费，温某会先出部分资金给我拿货，我从香港带货到深圳后通过物流发给她。 我在2016年4月左右开始正式和郭琼妮合作，方式是郭琼妮和我各出部分资金（因为我资金紧张，大部分由郭琼妮出），我出面向香港苹果供货商采购电脑和手机后组织水客从福田口岸走私到深圳，郭琼妮负责在深圳接货并在市场上销售。我把每次香港采购价和水客带工费价格的总价发给郭，意思是她销售的成本价。我赚的钱主要是报给郭琼妮的水客带工费比我实际支付给水客的带工费高一倍左右这个差价，郭琼妮主要是赚她销售出去的价格扣除支付给我的货物成本的差价，卖得高她就赚得多。但有一种情况特殊，因为她有出资采购货物，所以我给她保底线就是她不亏，如果遇到行情不好哪个型号不好卖降价了，这个亏的钱就得我出，郭琼妮是保证不亏。 我和黄**东合作大概也在2016年下半年，开始黄**东也是向我订购一些水货电脑，后来部分出资和我合作，我负责向香港订货和组织水客走私到深圳，黄**东负责在深圳收货并向市场销售，和郭琼妮的合作模式一样，我报的成本价格也一样，赚的钱也是黄**东付给我的带工费和我付给水客的带工费之间的差价，基本也是一倍左右。黄**东也是赚他销售的价格扣除付给我的货物成本的差价，如果出现行情不好哪个型号不好卖降价了，这个亏的钱一样由我出，黄**东和郭琼妮一样保证不亏。 郭琼妮和黄**东都出资四五十万元，黄**东还有部分是他自己在香港供货商订货后叫我去香港提货，再由我通过水客走私到深圳交给他，他有时通过我支付一些货款给香港供货商，有时他自己向香港供货商付款，这种情况他只支付带工费给我。 我在香港每天都在电脑上制作电脑账，按照不同合作人制作不同的账，然后拍照发微信给他们，他们核对无误就按对账单结款给我。侦查人员从郭琼妮使用手机的微信中翻拍的相片就是我制作的电脑账，是我拍照后发给郭琼妮对账用的2016年11月的账，有日期、合作人名、苹果电脑或手机型号、数量、价格（香港采购价加上带工费的人民币价）、总价、当天货款总价、当天打款记录、总结货款，其中总结货款为正数的是她要付给我的货款，负数是我要付给她的货款，因为有时货被海关扣了，我要赔钱给她。 我用邓雪平及邓某明的银行账户收款，货款我通过地下钱庄转给香港供货商。侦查人员调取的郭琼妮、黄**东向邓雪平、邓某明的银行转账记录和我制作的对账单可以对应。 邓雪平差不多在我和郭琼妮开始合作的2016年4、5月开始帮我向水客接收货物并向郭琼妮、黄**东等合伙人送货。在邓雪平之前是“老赵”帮我收货。 我和郭琼妮、黄东华、董某通过微信对账，和温某通过QQ对账，和温某舒、牛姐用纸质单对账。郭琼妮、黄东华给我的转账记录如果有零头就是向我采购，后来转为整数就是出资和我合作，电脑里有我的记账即有温温、温某、牛姐对应的记账，账上有日期、货主、货物名称、规格型号代码、数量、单价单项总价，记账格式和郭琼妮、黄东华的差不多。 我记得杨小艳在2016年5月左右开始帮我带货过关，做了两个多月，后来因为她有货被扣又不赔，就没向我拿货了。杨小艳是小水客头，她每次都是自己来拿货，一次十台八台，她拿货后再分派给其他水客，我只管收货。她做了两个多月，几乎天天都来拿货。我按一台1**－200元的价格给她带工费，通过邓雪平的招商银行卡转账付款给她。我和邓雪平、杨小艳有一个微信群。我付给水客头的带工费比例高的是笔记本电脑，带工费最高是300元，按电脑最低5000元计算，带工费最高不超货值的6%，其他手机和手表的带工费比例就更低些。我与邓雪平、郭琼妮、郭琼坤也有一个微信群。 我和陈某、阿伟合作时，陈某负责在香港订货和组织水客通关，我负责记账和核算利润，陈某和阿伟负责内地销售。我和“老曾”合作时，“老曾”负责向香港供货商订货，我主要负责组织水客走私入境、给国内货主送货、向货主收货款和带工费。 陈奕强经辨认照片指认出郭琼坤、郭琼妮、杨小艳、邓雪平、黄**东。 39、上诉人冯刚的供述与辩解，供称：我从2013年开始在华强北卖手机和电脑，2015年下半年后在家待业，我老婆郭琼妮和她妹妹郭琼坤接手继续做。我开始在远望数码城租柜台卖电脑和手机，后来因租金太贵改在远望美食城和他人合租一个仓库放货，平时向他人买货后加价卖给客户。我的货物部分是在市场上炒货，部分是水客从香港带过来。 侦查人员在我家查获的笔记本记录的是我在2013年7月至2016年11月购买和销售电脑、手机及支付水客带工费的记录。我委托曾衍辉将我在香港订购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带到深圳，我向香港的黎先生订货后通知曾衍辉，黎先生在香港将货物交给“花姐”（邓丽花），“花姐”安排水客将货带到深圳并由曾衍辉交给我。带工费由我用招商银行卡转账给曾的招商银行卡（共486200元），有时也以现金方式结算，“花姐”不用单独给。我转给曾衍辉的款项都是带工费，带工费标准是电脑每台2**-300元，手机170元。如果货物被海关没收，曾衍辉就按香港采购价赔付给我。我开始做生意后先后和阿昌、阿忠、王某、陈某进等好几个水客头合作，但只有陈某进和我合作到2016年。 冯刚经辨认照片指认出曾衍辉、邓丽花、郭琼妮、郭琼坤。 40、上诉人郭琼妮的供述与辩解，供称：我从2014年开始接触苹果手机生意，从2014年8月开始每月在华强北市场拿二三十万元的货，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到2015年每月已拿上百万元的货。2015年下半年，我带我妹郭琼坤一起做，她主要帮我发货、问价、拿货。我做的苹果电脑和手机都是从香港来的，直接销售给国内客户。我的货由“肥强”（真名陈奕强，女朋友叫邓雪平）找水客从香港带到深圳，没有交税，我和他从2016年4月合作到2016年10月底，开始时是我告诉他要什么货，他在香港找到后告诉我深圳交货价，我觉得可以他就从香港带过来，由他或邓雪平送给我，我现场付人民币给他，这个阶段每次交货是10台左右。到2016年6月改变了模式，“肥强”让我每次先拿20到50万元给他去香港订货，订后他找水客带到深圳给我卖，不管亏或赚，每台他给我10-40元的提成，并且出现降价由他负责，他包我稳赚不赔。他每台机器基本会给我一个销售底价，就是他的采购价加上带工费。开始时“肥强”和邓雪平一起交货给我，后来大多数是邓雪平一个人交货给我。我通过我的招商行账户转款给邓雪平和邓某明的招商银行与平安银行账户。我和“肥强”在微信里对账。查扣的记账本记录了与陈的合作情况，与微信基本对应，有型号、数量、单价（采购价与带工费总和）、总价等，有关型号整个行业都是用这些代码。 我和黄**东2016年4月有合作从香港采购后回来一起卖，我出一部分进货资金，一共合作了十天左右。 郭琼坤帮我收货、管理仓库、发货。她知道货物是走私来的，风险很大。我们主要与三个水客头合作，分别是曾衍辉、陈奕强、“陈生（陈某展）”，与曾衍辉、陈奕强分别有一个微信群对数。 曾衍辉是水客头,他从2014年起组织水客从香港带苹果牌笔记本电脑到深圳给我，交货地点有时在远望市场停车场，有时在华夏银行边上，由他或他手下的水客邓丽花交给我，每次20台左右。 侦查人员在我家里查扣的我记录的十几本账本记录了我从2014年开始卖货的情况。 郭琼妮经辨认照片指认出陈奕强、邓雪平、曾衍辉、邓丽花、郭琼坤、冯刚。 41、上诉人黄**东的供述与辩解，供称：我在深圳华强北卖手机和电脑，在远望美食城315有个仓库。 我在2016年4月左右和郭琼妮合作过10天左右，各出资十几万元，由我向深圳的“王姐”订货，“王姐”把我要定的苹果电脑的型号、香港采购价、带工费通过微信发给我，我转给郭琼妮做账。“王姐”组织水客将我订购的苹果电脑走私到深圳后送到我在华强北美食城的仓库，由我和郭琼妮收货，郭琼妮负责销售并做账，郭琼妮每天会做进货、销售和库存账并拍照后通过微信发给我对账，我们一起核算成本和利润后平分利润，因为没什么钱赚，十几天后就没再合作了。 我在2016年7、8月左右和“肥强”（陈奕强）合作，有几种模式：一种是我向他拿货卖，我支付香港采购费和带工费，自负盈亏；一种是我出资一部分，由他在港采购后找水客走私进来交给我卖，我每台抽5或10元，亏损由他负责；还有是我直接与香港供货商联系订购后通过他走私进来。陈奕强通过微信和我对账，我也会在自己的电脑记录进货和销售情况。我做的都是港行原封机。 我还与“潘叔”合作，也在电脑上做账，收到货后我给他们转带工费，账单中有部分只记带工费没有货款，货物被扣水客头要按香港采购价赔偿给我。 黄**东经辨认照片指认出陈奕强、邓雪平、郭琼妮。 42、上诉人杨小艳的供述与辩解，供称：我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帮人带货入境，2015年11月左右因携带3台IP**入境被查后补税放行，2016年5月因携带2台笔记本电脑入境被福田海关罚款并退港，除了这两次带电子产品入境之外，我没有再帮人带电子产品入境，只是从香港帮人带些生活用品入境。我两次带入境的电子产品是通过“阿文”帮“阿强”带的，都是在香港上水接的货，IPAD是“阿文”派的货，笔记本电脑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派的货。侦查人员在我家查扣的笔记本是我记录的我帮前同事到香港购买生活用品带到内地的记录。和我一起带电子产品的人我只认识张某尹和郑晓斌，他们都是我第二次带电子产品时认识的。 我用过“Amy阿燕”和“阿燕”的微信呢称，微信里的照片是我，但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拍的。我在深圳工商银行开有一个账户，收到的钱是我朋友“阿秀”转给我的，我拿去兑换港币，“阿秀”1万元给我100元手续费。“Amy阿燕”加入的微信群的聊天记录与我无关。我无法联系到“阿秀”。我不认识邓雪平和邓某明。 我介绍过朋友“小明”“阿华”“阿姨”“阿伯”给“肥强”带货，但不清楚带什么货。我没有帮“肥强”派过货。 杨小艳经辨认照片指认出陈奕强（“肥强”）。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陈奕强、冯刚、郭琼妮、邓雪平、黄**东、曾衍辉、郭琼坤、杨小艳、邓丽花的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其中陈奕强、冯刚、郭琼妮、邓雪平、黄**东、郭琼坤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曾衍辉、邓丽花、杨小艳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在共同犯罪中，陈奕强、冯刚、郭琼妮、黄**东、曾衍辉、杨小艳是主犯；邓雪平、郭琼坤、邓丽花是从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邓丽花构成自首，依法从轻处罚且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上述判决。（一）被告人陈奕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万元。（二）被告人冯刚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万元。（三）被告人郭琼妮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四）被告人黄**东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五）被告人邓雪平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六）被告人曾衍辉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七）被告人郭琼坤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八）被告人杨小艳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3万元。（九）被告人邓丽花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十）查扣入仓的涉案物品（详见扣押清单）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查扣冻结的涉案款项依法予以没收。 上诉人陈奕强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陈奕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认罪悔罪，揭发同案人“青”“伟”“老曾”的走私行为。请求对陈奕强从轻处罚。 上诉人冯刚上诉提出，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并制作笔录时多处篡改甚至违背其所作的供述，且以将其关进看守所及将其小孩送进福利院胁迫其签字画押；其从来没有从香港走私任何电子产品入境，侦查机关在其家里查扣的12本笔记本记录的其销售的电子产品全部是其在国内购买的产品；其被侦查机关冻结的招商银行百花支行账户中有1997800元系深圳格雷尔电子公司委托利某超于2016年11月16日转账出借给其用于购房的资金，与其涉案行为无关，应依法解除冻结；请求公正判决。冯刚的辩护人孙静律师辩护提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在计算相关数据时重复相加冯刚手写账本上同一货品的数量，原判根据该意见书认定冯刚的走私偷逃应缴税额远高于实际数额；水客头陈某进、陈某展没有归案，原判仅根据冯刚的转账记录认定冯刚通过两人走私进口电子产品及相关数量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冯刚身患严重疾病不宜收监；请求对冯刚依法改判并判处监外执行。冯刚的辩护人张馨誉律师辩护提出，水客采用“蚂蚁搬家”式带货过关的行为没有逃避海关监管，没有偷逃应缴税款，不是走私行为；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冯刚手写账本记录的数据多次重复叠加计算，深圳海关在仅有冯刚的手写账本而没有走私实物作为依据的情况下出具核税证明书违反司法鉴定程序，两者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请求依法改判。 上诉人郭琼妮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以关押冯刚进行威胁的方法致使郭琼妮因害怕两个女儿无人照顾而违背意愿按侦查人员的要求作出供述并在相关书证上签名确认自己的走私行为，申请对侦查机关收集郭琼妮认罪供述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并将郭琼妮的认罪供述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原审判决根据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认定郭琼妮与陈奕强相关的涉案货物数量错误，存在大量重复计算、多计算的情况；郭琼妮没有联系过香港供货商和水客，没有参与采购和通关环节，且涉及陈奕强的部分均由陈奕强决定货物的国内销售价，郭琼妮实际上是帮陈奕强代卖货物，应当认定是从犯；请求对郭琼妮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上诉人黄**东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黄**东在伙同陈奕强或郭琼妮走私进口电子产品中没有参与组织水客带货通关，参与时间短，应认定是从犯；原判认定黄**东伙同“王姐”“潘叔”走私电子产品入境证据不足，不应认定。请求对黄**东从轻或减轻处罚。 上诉人杨小艳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在案证据不能证明陈奕强组织杨小艳等水客从香港走私苹果牌电脑和手机入境及走私货物的具体型号，不能证明杨小艳是主犯之一的“水客头”，且杨小艳参与陈奕强走私的时间是2016年6月至8月而非原判认定的2013年底至2016年。请求根据疑罪从无原则改判杨小艳无罪。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陈奕强、冯刚、郭琼妮、黄**东、杨小艳及原审被告人邓雪平、曾衍辉、郭琼坤、邓丽花参与从香港走私电子产品入境、相关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陈奕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第一、在案证据证明陈奕强归案后基本能如实交代自己的走私罪行，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因此，陈奕强及其辩护人辩称陈奕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认罪悔罪理由成立，可予采纳。第二、在案证据证明陈奕强在侦查阶段交代了其伙同“陈某”“阿伟”“老曾”走私电子产品入境的相关事实，没有交代“陈某”等同案人另外实施的其他犯罪事实。综上，原审判决在量刑时已对陈奕强如实供述及认罪悔罪的情节予以适当考虑和体现，陈奕强交代“陈某”等同案人的走私事实系如实交代自己参与的共同犯罪事实而非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立功表现，陈奕强及其辩护人以上述理由请求对陈奕强从轻处罚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冯刚的上诉理由。经查，第一、冯刚因身患疾病自侦查阶段起一直被取保候审而未被关押，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对其所作讯问笔录均经其签名确认，在其住处查获的手写账本均经其辨认确认并作出具体说明，未见侦查人员篡改其讯问笔录或作不实记录且胁迫其签名画押的任何迹象和证据，冯刚亦未能提供任何可供核查的相关线索或依据，未能具体说明其供述何处被纂改或何处与其供述相违背。因此，冯刚辩称其讯问笔录多处被侦查人员篡改甚至与其供述相违背且侦查人员胁迫其在笔录上签字画押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第二、冯刚在侦查阶段供认了其伙同曾衍辉、陈某进、陈某展等人走私进口苹果牌电子产品的事实，其供述与曾衍辉、邓丽花的供述，证人江某欢、汪某平的证言，侦查机关查扣的冯刚手写记账本及笔迹鉴定意见、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侦查机关调取的涉案银行账户转账记录及涉案手机号码通话记录，海关关税部门出具的偷逃应缴税款计核证明等其他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相互支持，足以证明原判认定的冯刚伙同曾衍辉等人从香港走私电子产品入境的相关事实。因此，冯刚辩称其从来没有从香港走私任何电子产品入境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第三、侦查机关在侦查本案时冻结了冯刚名下招商银行账户的资金，冯刚在一审期间及之前均未对被冻资金的来源和性质提出异议且未提交任何相关依据，而直到二审才提出相关资金与其走私行为无关的辩解并请求解除冻结，在一审判决“查扣冻结的涉案款项依法予以没收”的情况下，冯刚名下被冻资金的性质与来源认定、证据审查及最终处理问题，宜在本案执行阶段或另循其他法律途径审查处理。因此，冯刚上诉请求本院解冻其名下招商银行账户资金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冯刚的辩护人孙静律师的辩护意见。经查，第一、广东长城司法会计鉴定所接受罗湖海关缉私分局的委托，根据该局的鉴定要求，对该局提供的冯刚记录的走私电子产品情况的12册账册内容进行分析、整理、核对、统计和汇总，最终认定了冯刚走私电子产品的具体品牌、型号、数量和金额。在鉴定过程中，对冯刚记录账册中记录“中”并备注“已赔”“抵”“充”等字样的直接从进货中予以扣除，对账本记录货物名称与罗湖海关缉私分局提供的对应货物的名称、型号无法一一对应的记录予以剔除，未见辩护人所称重复相加同一货品数量的情况，辩护人亦未能说明冯刚所谓的实际走私数额是多少。因此，冯刚辩护人辩称涉案司法鉴定意见在计算相关数据时重复相加冯刚手写账本上同一货品的数量、原判认定冯刚的走私偷逃应缴数额远高于实际数额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第二、虽然水客头陈某进、陈某展尚未归案，但原判认定冯刚通过该两人走私进口电子产品及相关数量的依据不仅有冯刚支付带工费的银行转账记录，而且有冯刚的认罪供述尤其是冯刚手写记录的走私账册等其他证据。因此，冯刚辩护人辩称原判认定冯刚通过陈某进、陈某展走私进口电子产品的依据仅有冯刚的转账记录、相关认定事实不清且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第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审查决定是否对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是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或监狱及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看守所及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因此，辩护人辩称冯刚身患重病不宜收监并请求改判冯刚监外执行不属本院审查范围，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冯刚的辩护人张馨誉律师的辩护意见。经查，第一、冯刚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将本应按一般贸易方式依法申报并缴纳税款的涉案电子产品通过水客采用“蚂蚁搬家”式的方法私下挟带过关，偷逃应缴税款，不管是从《海关法》、《刑法》的相关规定还是从历年以来的执法和司法实践看，冯刚等人的行为均应认定为走私违法行为或走私犯罪行为。因此，冯刚的辩护人辩称冯刚通过水客带货过关的涉案行为不是走私行为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第二、辩护人辩称广东长城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对冯刚手写账本记录的数据多次重复叠加计算及深圳海关在仅有冯刚的手写账本而没有走私实物作依据的情况下出具核税证明书违反司法鉴定程序的意见同样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认为两者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明显缺乏理据，均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郭琼妮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第一、郭琼妮在侦查阶段供认了其伙同陈奕强和黄**东等人从香港走私电子产品入境销售的走私犯罪行为，且直至二审前郭琼妮及其辩护人均没有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在二审期间提出排除郭琼妮在侦查阶段的认罪供述的理由是侦查人员威胁关押冯刚导致郭琼妮害怕两个未成年女儿无人照顾而被迫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作出不实供述，但是，其一、从冯刚参与的走私犯罪事实看，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后如果对冯刚采取羁押措施本属必要且有充分法律依据，唯因冯刚身患疾病而一直对其取保候审未予送押。因此，即使侦查人员在审讯郭琼妮时提及有可能关押冯刚，亦不属“以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进行威胁”的情形，郭琼妮在侦查阶段所作供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规定的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范围。其二、郭琼妮辩称其被迫所作的不实供述是指其在签字确认侦查机关制作的《郭琼妮与陈奕强手机对账单的走私电脑、手机汇总表》时按侦查人员要求写上“走私”二字、在签字确认侦查机关制作的《冯刚纸质笔记本记录走私苹果笔记本电脑、苹果平板电脑、苹果MINI电脑、IBM笔记本电脑汇总表》、《郭琼妮销售苹果手机记账用型号表》等表格及解释相关表格的内容时系按侦查人员的要求作出，但是，郭琼妮辩称其被迫所作的相关供述实际上不是其在侦查阶段所作认罪供述的主要内容、是否在相关表格上写上“走私”二字不影响司法机关对其行为性质的审查认定、侦查人员代为解释相关表格的内容而仅让其复述确认明显欠缺现实可能性。因此，郭琼妮辩称侦查人员强迫其作出相关供述理据不足，不予采信。其三、郭琼妮在侦查阶段所作认罪供述与本案其他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反证其认罪供述的真实性。综上，郭琼妮及其辩护人申请对侦查机关收集郭琼妮认罪供述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并将郭琼妮的认罪供述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理由不足，不予采纳。第二、原审判决认定郭琼妮与陈奕强合作走私的货物数量的主要依据是广东长城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该鉴定意见计算统计相关数据的依据是侦查机关依法提取的陈奕强与郭琼妮之间对账时记录的222张电子表格图片。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首先将陈奕强与郭琼妮的对账图片记录予以合并整理制作了明细表；之后将同一时间、同一姓名、同一型号、同一数量、同一单价、同一金额的重复项去除，仅留其一，整理后制作了整理表；之后将对账记录中的货物名称按侦查机关提供的对应货物名称进行匹配并将同一型号的货物的数量、金额汇总并制作汇总表；经分析整理后分别以日期、姓名、型号、数量、单价、金额进行统计，最后计算得出郭琼妮与陈奕强之间即郭琼妮参与的走私电子产品的数量和金额。可以看出，广东长城司法会计鉴定所在统计计算郭琼妮伙同陈奕强走私电子产品的数量时已经去除了可能重复的数量，郭琼妮及其辩护人辩称原判认定郭琼妮与陈奕强合伙走私的货物数量存在大量重复计算、多计算的错误情况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第三、在案证据证明郭琼妮在伙同陈奕强走私进口电子产品时虽然没有负责联系香港供货商和水客、没有参与采购和通关环节，但郭琼妮与陈奕强事前密谋合作走私、提供部分采购资金、负责国内销售事务、雇佣郭琼坤协助销售、直接分取走私利润，且陈奕强和郭琼妮在侦查阶段均交代陈奕强仅向郭琼妮提供走私电子产品的销售底价或成本价（采购成本加带工费）而实际销售价由且事实上只能由郭琼妮决定。可见，郭琼妮在与陈奕强合作走私的过程中明显不属于帮陈奕强代卖货物而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从犯。因此，郭琼妮及其辩护人辩称郭琼妮实际上是帮陈奕强代卖货物、应当认定是从犯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黄**东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第一、在案证据证明黄**东在分别伙同陈奕强和郭琼妮走私进口电子产品过程中均时间不长且没有参与组织水客带货通关环节，但在伙同陈奕强走私时，黄**东或者直接向陈奕强购买走私货物或者伙同陈奕强共同出资在香港采购货物后由陈奕强组织水客走私入境或者单独出资在香港采购货物后由陈奕强组织水客走私入境；在伙同郭琼妮走私时，黄**东伙同郭琼妮共同出资通过王某茹在香港采购货物并组织水客走私入境后共同收货并交由郭琼妮销售；可见，黄**东在伙同陈奕强或郭琼妮合伙走私时均是发起者、出资者、组织者和主要获益者之一，原判认定其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理据充分，黄**东及其辩护人辩称黄**东是从犯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第二、黄**东归案后供认其于2016年4月和郭琼妮合作通过王某茹（“王姐”）在香港订购苹果牌笔记本电脑后组织水客走私入境且由郭琼妮记账，还通过“潘叔”走私电子产品入境且在其电脑上记账；郭琼妮亦供认其于2016年4月和黄**东合作从香港订购苹果牌笔记本电脑后走私入境，王某茹则证明其帮黄**东组织水客从香港走私苹果牌电子产品入境，侦查机关查扣了郭琼妮记录的其和黄**东合作走私苹果牌笔记本电脑入境的账册并从黄**东电脑中提取了黄**东记录的其从王某茹（“王姐”）和“潘叔”处收到的走私入境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的账册，广东长城司法会计鉴定所则根据郭琼妮记录的纸质账册和黄**东记录的电脑账册进行分析、整理、核对、汇总后统计计算出黄**东分别伙同郭琼妮、王某茹（“王姐”）和“潘叔”走私电子产品入境的具体数量和金额。因此，原审判决认定黄**东分别伙同王某茹（“王姐”）和“潘叔”走私电子产品入境有充分证据，黄**东及其辩护人辩称原判认定黄**东伙同“王姐”“潘叔”走私电子产品入境证据不足、不应认定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杨小艳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第一、虽然侦查机关未能提取到涉案被告人在境外购买货物及支付货款的发票、转账单等客观证据，但根据陈奕强等被告人的供述、张某尹等证人的证言、侦查机关提取的涉案被告人制作的电子和纸质账册等书证及对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侦查机关调取的涉案银行账户转账记录、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等在案证据，足以证明陈奕强等人包括杨小艳参与的在香港采购苹果牌电脑和手机等电子产品后走私入境的事实及走私入境的苹果牌电脑和手机的具体数量和型号，缺少涉案被告人在香港购买苹果牌电脑等电子产品及支付货款的相关证据不影响相关事实的认定。因此，杨小艳及其辩护人辩称在案证据不能证明陈奕强组织杨小艳等水客从香港走私苹果牌电脑和手机入境及走私货物的具体型号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第二、杨小艳归案后一方面供认其曾两次帮陈奕强偷带电子产品入境但均被海关发现，曾介绍“小明”“阿华”等人帮陈奕强带货但没帮陈奕强派货，曾使用呢称为“AMY阿燕”和“阿燕”的微信并确认微信呢称“AMY阿燕”的自拍照片是其本人；另一方面否认其伙同陈奕强组织水客从香港走私苹果牌电子产品入境，否认认识邓雪平和邓某明，辩称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收到的邓雪平名下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的款项是“阿秀”付给其兑换港币的资金。但是，陈奕强指证杨小艳是向其拿货后分派给其他水客偷带入境的水客头且其与杨小艳、邓雪平建有一个沟通走私情况的微信群，其通过邓雪平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带工费给杨小艳；邓雪平指证杨小艳在香港上水派货且手下水客带货入境最多，其与杨小艳、陈奕强建有一个沟通走私情况的微信群且其中的“AMY阿燕”就是杨小艳，陈奕强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支付带工费给杨小艳；侦查机关调取了邓雪平名下银行账户向杨小艳名下银行账户转账付款的记录并统计计算出相关数额，调取了陈奕强与杨小艳、邓雪平的微信群聊天记录。可见，在案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杨小艳组织水客帮陈奕强带货入境的事实，原判认定杨小艳是本案主犯之一并无不当。因此，杨小艳及其辩护人辩称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杨小艳是主犯之一的“水客头”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第三、一方面，原判仅表述认定陈奕强从2013年底开始先后联系王某茹、蔡某喜、杨小艳等人组织水客走私货物入境而未明确认定杨小艳参与走私活动的具体起止时间。因此，杨小艳及其辩护人辩称原判认定杨小艳参与走私的时间是2013年至2016年底系对原判认定事实的理解存在偏差。另一方面，杨小艳及其辩护人辩称应认定杨小艳参与陈奕强组织的涉案走私活动的时间为2016年6月至8月的具体理由包括：陈奕强供认杨小艳从2016年5月左右开始向他拿货过关且只做了两个月左右时间，陈奕强和杨小艳之间存在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是2016年6月初至8月底，罗湖海关缉私分局在出具的《杨小艳带工费情况说明》中证明该局查明陈奕强委托杨小艳组织水客走私电子产品入境的时间是2016年5月至9月，且杨小艳在2015年初结婚后取得多次往返港澳通行证之前不可能每周多次前往香港，在2016年初从深圳天虹商场辞职后才可能有时间到香港参与涉案走私活动。可见，杨小艳及其辩护人对认定杨小艳参与涉案走私活动的具体起止时间的意见理由充分，应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奕强、冯刚、郭琼妮、黄**东、杨小艳及原审被告人邓雪平、郭琼坤、曾衍辉、邓丽花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其中，曾衍辉、邓丽花、杨小艳偷逃应缴税额较大，陈奕强、冯刚、郭琼妮、黄**东、邓雪平、郭琼坤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在共同走私犯罪中，陈奕强、冯刚、郭琼妮、黄**东、曾衍辉、杨小艳各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依法均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邓雪平、郭琼坤、邓丽花各起次要工作，均是从犯，对邓雪平、郭琼坤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对邓丽花依法应当从轻处罚。邓丽花犯罪后能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邓丽花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在依法判处其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况下可以对其宣告缓刑。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唯未适用刑法第六十七条不当，应予补正。上诉人陈奕强请求从轻处罚、上诉人冯刚请求改判监外执行、上诉人郭琼妮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上诉人黄**东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杨小艳请求改判无罪理由不成立，均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三项和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铭泽 审判员  王晓文 审判员  刘晓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谢瑞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