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3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分公司，住所地河南省信阳市京深路北段。负责人：张伟宏，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中，河南天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美，女，汉族，1971年3月15日出生，住安徽省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寿军，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寿县迎河航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迎河镇街道。法定代表人：胡全林，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久民，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中心**2—**。负责人：李娟，该支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益强，安徽文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淑杰，安徽文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信阳公司）与上诉人杨美、被上诉人安徽省寿县迎河航运公司（以下简称迎河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淮南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保险信阳公司与杨美均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保险信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中，上诉人杨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寿军，被上诉人迎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久民，被上诉人保险淮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益强、袁淑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险信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401号民事判决；2.改判保险信阳公司的损失金额按照702.1万元为基础计算，即杨美、迎河公司向保险信阳公司连带赔偿经济损失2808400元及利息（利息以28084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月2日计算至经济损失实际支付之日止）；3.改判保险淮南公司在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美、迎河公司、保险淮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豫信货13209”轮的损失为70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该船舶的实际价值为3927404.88元并以此作为计算保险信阳公司损失的依据，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保险信阳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保险信阳公司承保的“豫信货13209”轮事故后经测量无法打捞，海事局调查认定推定全损，船舶损失经武汉海事法院（2016）鄂72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2779号民事判决确定为700万元。2.保险淮南公司提供的询价单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且不能与生效的法律文书对抗，证明力较低。3.“豫信货13209”轮的保险金额并未超过保险价值，保险信阳公司主张按照700万元为基数计算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保险淮南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杨美所有的“皖迎河8618”轮在保险淮南公司投保有沿海内河一切险，该船舶在涉案事故中负次要责任，给“豫信货13209”轮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淮南公司可以直接向保险信阳公司赔偿保险金。2.本案中，杨美的赔偿责任能够确定，且属于保险淮南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保险信阳公司关于保险淮南公司在其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保险淮南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责任能够减少诉累、节省司法资源。杨美辩称，（一）关于“豫信货13209”轮损失问题。深圳市信诚联合保险公估有限公司针对“豫信货13209”轮的现实状况和市场行情采用科学的计算方式对该船舶实际损失作出了公估报告，一审判决依据公估报告认定船舶损失的相关事实，证据确实充分。保险信阳公司主张“豫信货13209”轮的损失为7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关于保险淮南公司是否承担责任问题，杨美同意保险信阳公司的上诉理由，保险淮南公司应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在其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迎河公司辩称，同意杨美的答辩意见。保险淮南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豫信货13209”轮的实际价值为3927404.88元并以此作为计算船舶损失的依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另案生效判决判令信阳保险公司赔付700万元系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而本案系侵权纠纷，应以船舶碰撞发生地当时类似船舶的市场价格确定船舶价值损失。2.涉案事故发生于2016年，保险信阳公司提供的2014年“豫信货13209”轮价格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认定船舶价值的证据。保险信阳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公估报告对“豫信货13209”轮价值损失的认定存在不合理性，一审判决以公估报告为依据认定事实，并无不当。（二）保险淮南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杨美所有的“皖迎河8618”轮在涉案事故中虽承担次要责任，但其承担事故责任的比例以及“豫信货13209”轮的船舶价值损失均未经生效判决确定，故保险淮南公司不能在其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杨美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401号民事判决，在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依法改判杨美与迎河公司对保险信阳公司的损失承担865300.46元赔偿责任；2.保险淮南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责任在其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义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各方当事人依法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责任承担比例、金额和损害赔偿折抵问题。1.杨美对涉案事故承担30%责任更为符合公平原则。“豫信货13209”轮突遭浓雾后随意锚泊，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过错程度远远大于“皖迎河8618”轮，“豫信货13209”轮理应承担更大的法律责任。杨美和迎河公司应当赔偿保险信阳公司1184521.46元（3948404.88元×30%）。2.杨美因涉案事故遭受直接经济损失456030元（其中，“皖迎河8618”轮维修费354830元，吊机抢险费78000元，材料费18200元，测量费5000元），对上述损失“豫信货13209”轮船主黄炳贵应承担70%赔偿责任即319221元，该319221元款项应从杨美支付的赔偿款1184521.46元中扣除。（二）保险淮南公司应当依法在其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杨美已经为“皖迎河8618”轮购买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保险金额为530万元，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且“皖迎河8618”轮处于适航状态，保险淮南公司负有代为赔付的法律义务。2.保险淮南公司应在其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其抗辩称不承担责任或承担71.72%的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皖迎河8618”轮保险的第一受益人虽为淮南通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南农商行），但淮南农商行并未遭受任何损失，且杨美已经清偿了该行的全部贷款，故保险淮南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存在法律障碍。4.杨美的配偶有精神疾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情况非常困难，根本没有精力和财力去处理后期案件。一审判决认定杨美可向保险淮南公司另行主张权利，增加了杨美的诉累，也加重了其经济负担。保险信阳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对责任比例的分担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应予维持。（二）杨美并未就“皖迎河8618”轮的损失提起诉讼或提起反诉，其在二审中要求折抵赔偿款，缺乏法律依据，也超过了诉讼时效。（三）同意杨美关于保险淮南公司应在其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迎河公司述称，同意杨美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保险淮南公司辩称，（一）“豫信货13209”轮在航行中任意抛锚且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告知往来船舶，应承担70%的责任。（二）保险淮南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公估报告证明“皖迎河8618”轮遭受的实际损失，该损失可以折抵杨美应支付的赔偿款。（三）杨美应负的赔偿责任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保险淮南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杨美为“皖迎河8618”轮投保的是碰撞责任险四分之三责任险，且“皖迎河8618”轮不适航，免赔率为百分之三十，故即使保险淮南公司应承担责任，也并非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五）杨美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淮南农商行偿还了全部贷款，故淮南农商行作为保险合同的第一受益人享有相应的诉权。保险信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美、迎河公司赔偿保险信阳公司垫付的保险赔款2857678.00元及利息（利息按央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2月16日起算至法院判令杨美、迎河公司应当支付之日止）；2、保险淮南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迎河公司承担；3、由杨美、迎河公司、保险淮南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5日，“豫信货13209”轮装载约6200吨黄砂由江西丰城港启航，拟驶往目的港江苏江阴。3月27日0450时许，“豫信货13209”轮航行至长江下游247号至246号红浮之间水域时，遭遇浓雾，能见度仅50米左右。在未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也未尽可能让出航路的情况下，“豫信货13209”轮在246号红浮下200～300米下水航道中间就地右掉头抛锚扎雾。2016年3月26日0900时许，“皖迎河8618”轮装载约5000吨黄砂由江西永修港启航，拟驶往目的港江苏南京。3月27日0500时，“皖迎河8618”轮行驶至长江下游249号红浮时，发现江面起雾，能见度较差。但该轮未及时选择安全锚地扎雾，持续以5节左右航速继续冒雾下行。在江面出现浓雾的情况下，该轮仍继续下行。0550时，“皖迎河8618”轮船首左舷与锚泊的“豫信货13209”轮船首右舷发生碰撞，导致“豫信货13209”轮沉没。2016年5月25日，池洲海事处作出2016年第01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认定“豫信货13209”轮突遇浓雾后没有仔细观察周围环境，未能使用雷达等助航设备驾驶船舶尽可能让出航路或至航道外安全水域锚泊，而是在下水航路中间就地随意盲目抛锚；抛锚后未向海事部门报告，且未加强瞭望及采取有效手段向过往船舶发布本船锚位示警，违反了《长江安徽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10）》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等相关规定，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事故责任。“皖迎河8618”轮遇浓雾未及时选择安全水域锚泊，冒雾航行且未能保持正规瞭望和安全航速，未能使用雷达等航行设备及时发现、辨别前方锚泊船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的相关规定，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应承担次要事故责任。一审法院同时查明，“豫信货13209”轮船舶所有人为黄炳贵，船舶经营人为淮滨县恒发船务有限公司。受黄炳贵委托，2014年6月27日，淮滨县价格认证中心作出淮价鉴（2014）215号《豫信货13209散货船资产评估报告》，认定以2014年6月27日为评估基准日，“豫信货13209”轮的市场价值为700万元。2015年6月29日，黄炳贵就“豫信货13209”轮向保险信阳公司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保险。保险信阳公司开具的保单号为PCB201541150000000574的保险单载明：险别为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价值及保险金额为700万元，第一受益人为淮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信用联社），保险期间为2015年6月30日至2016年6月30日。“皖迎河8618”轮船舶所有人为杨美，船舶经营人为迎河公司。2015年7月24日，杨美以投保人身份就“皖迎河8618”轮向保险淮南公司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保险。保险淮南公司开具的保单号为81102201534048100003的保险单载明：险别为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价值为5300000.00元，保险期间为2015年7月25日0时起至2016年7月24日24时止。在特别约定清单中，对受益人、免赔额等事项亦进行了约定。2016年6月6日，受保险淮南公司委托，深圳市信诚联合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就“皖迎河8618”轮与“豫信货13209”轮船舶碰撞事故导致两船损失作出一份《公估报告》，认定“豫信货13209”轮损失总计为3953404.88元，其中船舶价值损失3927404.88元、施救费损失2600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发生以后，“豫信货13209”轮船舶所有人黄炳贵根据其与保险信阳公司之间的船舶保险合同，于2016年7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信阳公司赔偿保险赔款7263025.00元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以（2016）鄂72民初1126号案立案。该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通知信用联社以第三人名义参加诉讼。信用联社在诉讼过程中提出独立诉讼请求，认为信用联社应当作为第一受益人受偿保险赔偿金，由于黄炳贵欠付合作联社借款本金290万元及暂计至2016年11月17日的利息307197.00元，合计3207197.00元，所以请求判令保险信阳公司对信用联社予以支付。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豫信货13209”轮在涉案船舶碰撞事故中全损，该轮保险价值为700万元，并产生扫测费21000.00元。2016年2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鄂72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保险信阳公司向信用联社支付贷款本金290万元及计算至2016年11月17日的307197.00元和自2016年11月18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计算的后续利息，但支付数额以不超过350万元为限；保险信阳公司在履行向信用联社支付义务的同时，应将保险赔款702.1万元及利息（以702.1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11月16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扣除支付给信用联社的本息余额，剩余部分支付给黄炳贵。保险信阳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在法定期间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11月13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民终27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保险信阳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2018年1月2日，保险信阳公司向黄炳贵支付保险赔款总计3881908.26元，向信用联社支付保险赔款350万元。同时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保险信阳公司实际支付一审案件受理费6055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641.00元，总计123195.00元。2018年1月16日，黄炳贵向保险信阳公司出具一份《收据及权益转让书》，说明其已收到PCB201541150000000574保险单项下的保险赔款3942462.26元，并同意向保险信阳公司转让追偿权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关于船舶碰撞事故责任2016年3月27日0550时许，“豫信货13209”轮因与“皖迎河8618”轮在长江下游张南水道发生碰撞事故导致沉没属实。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后，池洲海事处作出2016年第01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认定：“豫信货13209”轮突遇浓雾后没有仔细观察周围环境，未能使用雷达等助航设备驾驶船舶尽可能让出航路或至航道外安全水域锚泊，而是在下水航路中间就地随意盲目抛锚；抛锚后未向海事部门报告，且未加强瞭望及采取有效手段向过往船舶发布本船锚位示警，违反了《长江安徽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10）》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等相关规定，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事故责任。“皖迎河8618”轮遇浓雾未及时选择安全水域锚泊，冒雾航行且未能保持正规瞭望和安全航速，未能使用雷达等航行设备及时发现、辨别前方锚泊船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的相关规定，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应承担次要事故责任。在庭审过程中，由于各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推翻《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及其结论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中国海事局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一条第五项规定，池州海事处作出的《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及其结论意见可以作为查明本案案件事实和事故责任的有效证据。根据池州海事处作出的《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及其结论意见，同时结合事故船舶各自存在的过错以及各自存在的过错与碰撞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程度，一审法院综合认定“豫信货13209”轮应承担60%的事故责任，“皖迎河8618”轮应承担40%的事故责任。保险信阳公司认为“皖迎河8618”轮应承担40%的事故责任的主张，符合客观实际，予以采信。二、关于保险信阳公司的损失和诉权根据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鄂72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书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民终2779号民事判决书，保险信阳公司与“豫信货13209”轮船舶所有人黄炳贵之间的船舶保险合同关系成立有效。由于保险信阳公司向黄炳贵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即“豫信货13209”轮在投保时的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是基于双方的共同约定，应属定值保险，所以，在“豫信货13209”轮因涉案碰撞事故导致全损的情况下，作为保险人的保险信阳公司有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赔偿全额保险金的义务，而不论涉案碰撞事故发生时，“豫信货13209”轮实际船舶价值如何。虽然在实际履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后，保险信阳公司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并有权依据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要求碰撞事故责任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船舶价值损失的计算，以船舶碰撞发生地当时类似船舶的市价确定；碰撞发生地无类似船舶市价的，以船舶船籍港类似船舶的市价确定，或者以其他地区类似船舶市价的平均价确定；没有市价的，以原船舶的造价或者购置价，扣除折旧（折旧率按年4～10％）计算；折旧后没有价值的按残值计算。”所以，在本案中，保险信阳公司应该以“豫信货13209”轮发生保险事故时的实际价值要求船舶碰撞责任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其以船舶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船舶价值，要求船舶碰撞责任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与法律规定相违背，不予支持。受保险淮南公司委托，深圳市信诚联合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就“豫信货13209”轮因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导致的船舶价值损失作出《公估报告》，认定在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发生时，“豫信货13209”轮船舶价值为3927404.88元。由于保险信阳公司在庭审中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公估报告》对“豫信货13209”轮船舶价值损失的认定存在不合理性，并且其以2014年6月27日淮滨县价格认证中心作出的《豫信货13209散货船资产评估报告》所评估的船舶价值，以及以船舶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船舶价值，均不足以推翻《公估报告》对“豫信货13209”轮发生船舶碰撞事故时的船舶市场价值所作出的评估，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导致“豫信货13209”轮船舶价值损失为3927404.88元。由于保险信阳公司根据船舶保险合同向“豫信货13209”轮船舶所有人黄炳贵赔付的利息损失，并非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必然导致，所以，其无权就此项损失要求船舶碰撞事故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保险信阳公司仅就“豫信货13209”轮实际船舶价值损失3927404.88元、扫测费损失21000.00元，总计3948404.88元，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要求船舶碰撞责任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信阳公司要求船舶碰撞责任人就上述损失承担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利息起算时间应自其实际赔付的2018年1月2日开始起算。保险淮南公司认为保险信阳公司的船舶价值损失应当以事故发生时的市场价值进行计算的抗辩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三、关于赔偿责任承担“皖迎河8618”轮船舶所有人为杨美，船舶经营人为迎河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该对船舶的安全负责，同时，无证据证明杨美与迎河公司之间已经办理船舶租赁登记，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杨美和迎河公司应根据“皖迎河8618”轮在涉案碰撞事故中所应承担的事故责任比例，对保险信阳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皖迎河8618”轮在涉案碰撞事故中承担40%的事故责任，所以，杨美和迎河公司应连带赔偿保险信阳公司经济损失1579361.95元及利息。虽然杨美已就“皖迎河8618”轮向保险淮南公司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但是由于杨美对保险信阳公司的赔偿数额并未经法律规定的形式予以确认，并且保险淮南公司在庭审中已提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抗辩，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规定，在本案中保险淮南公司不应对保险信阳公司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至于杨美与保险淮南公司之间的责任承担，可以依据船舶保险合同关系，另行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杨美和安徽省寿县迎河航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分公司经济损失1579361.95元及利息（利息数额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月2日计算至经济损失支付之日止）；二、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分公司要求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中心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三、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661.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4830.5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分公司负担6634.50元，杨美和安徽省寿县迎河航运公司共同负担8196.00元。二审中，杨美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投保单，拟证明杨美投保时，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标的的承保比例虽为76.81%，但该项约定仅针对本船损失、共同海损、施救和救助费用的赔付，并不包括碰撞责任，进而证明保险淮南公司应在其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证据二、内河船舶适航证书，拟证明事故发生时“皖迎河8618”轮处于适航状态。证据三、淮南农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杨美在淮南农商行的抵押贷款已全部结清，淮南农商行已经放弃了杨美于2015年7月24日投保的保单（811022015340481000038）项下的第一受益人的权利。证据四、安徽省国营正阳关农场三分场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杨美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困难。证据五、船舶施救、维修费用单据。拟证明杨美在涉案事故中遭受直接经济损失456030元（其中“皖迎河8618”轮维修费354830元，吊机抢险费78000元，材料费18200元，测量费5000元），该款项应当从赔偿款中予以扣除。保险信阳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且系复印件，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皖迎河8618”轮是否适航应以海事部门作出的事故调查结论书为准；对证据三予以认可，真实性由法院核实；证据四的真实性不能确认，请法院审查认定；对证据五的相关损失均不予认可。迎河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杨美提供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保险淮南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杨美投保的是不足额保险，从保险单中载明的保险价值、金额可以看出保险人仅对碰撞责任承担四分之三的赔付义务；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即使该证据真实也仅能证明“皖迎河8618”轮在技术上适航，而不能证明在航行过程中适航；证据三是一审庭审后形成的证据，请法院依法认定；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五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内容真实性不予确认，应当以保险淮南公司一审中提供的公估报告作为“皖迎河8618”轮的定损依据。保险信阳公司、迎河公司、保险淮南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针对杨美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意见如下：证据一系保险淮南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且被采信的证据，该证据能否达到杨美的证明目的，将结合案件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证据二未经原件核对，杨美称该证据系从海事局调取，但证据二上未加盖海事部门的公章，真实性无法核实，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系淮南农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上仅加盖有单位印章，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亦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且其内容与本案争议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五的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是否与本案争议事实具有关联性，是否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将在后文中予以评述。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表述存在笔误，本院修正如下：2015年6月29日，黄炳贵就“豫信货13209”轮向保险信阳公司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保险，保险信阳公司开具了单号为PCBA201541150000000574的保险单。2015年7月24日，杨美以投保人身份就“皖迎河8618”轮向保险淮南公司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保险。保险淮南公司开具的单号为811022015340481000038的保险单载明：险别为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金额为5300000.00元，保险期间为2015年7月25日0时起至2016年7月24日24时止。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的上诉理由及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豫信货13209”轮的价值损失如何认定；2.“皖迎河8618”轮及“豫信货13209”轮在涉案事故中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3.杨美因涉案事故遭受的经济损失能否抵扣“豫信货13209”轮赔偿款；4.保险淮南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保险责任。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评述如下：1.关于“豫信货13209”轮的价值损失根据武汉海事法院（2016）鄂72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7）鄂民终2779号民事判决的认定，保险信阳公司与黄炳贵之间依法成立船舶保险合同关系。保险信阳公司与黄炳贵自愿在保单中约定“豫信货13209”轮的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为700万元，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豫信货13209”轮因涉案碰撞事故导致全损的情况下，保险信阳公司应依约履行赔偿全额保险金的义务，而不论涉案碰撞事故发生时“豫信货13209”轮实际船舶价值如何。由此可见，保险信阳公司在该案中承担责任的依据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信阳公司根据另案生效判决履行了相应赔付义务后，依法取得代位追偿权，并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碰撞事故责任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故本案系基于船舶碰撞损害责任引发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船舶价值损失的计算，以船舶碰撞发生地当时类似船舶的市价确定；碰撞发生地无类似船舶市价的，以船舶船籍港类似船舶的市价确定，或者以其他地区类似船舶市价的平均价确定；没有市价的，以原船舶的造价或者购置价，扣除折旧（折旧率按年4～10％）计算；折旧后没有价值的按残值计算。”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保险信阳公司要求以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船舶价值700万元作为认定“豫信货13209”轮损失的基数，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深圳市信诚联合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的《公估报告》认定涉案船舶碰撞事故发生时“豫信货13209”轮船舶价值为3927404.88元，保险信阳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价值评估明显不合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豫信货13209”轮船舶价值损失为3927404.88元，并无不当。2.关于涉案事故中的责任划分池洲海事处作出的2016年第01号《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认定：“豫信货13209”轮突遇浓雾后没有仔细观察周围环境，未能使用雷达等助航设备驾驶船舶尽可能让出航路或至航道外安全水域锚泊，而是在下水航路中间就地随意盲目抛锚；抛锚后未向海事部门报告，且未加强瞭望及采取有效手段向过往船舶发布本船锚位示警，违反了《长江安徽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10）》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等相关规定，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事故责任；“皖迎河8618”轮遇浓雾未及时选择安全水域锚泊，冒雾航行且未能保持正规瞭望和安全航速，未能使用雷达等航行设备及时发现、辨别前方锚泊船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的相关规定，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应承担次要事故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上述《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的相关内容，结合事故发生时“豫信货13209”轮及“皖迎河8618”轮各自存在的过错，综合认定“豫信货13209”轮承担60%的事故责任，“皖迎河8618”轮承担40%的事故责任，属其自由裁量权范畴，没有超出公平合理之限度。故对杨美关于“皖迎河8618”轮仅应承担30%事故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3.杨美因涉案事故遭受的经济损失能否抵扣“豫信货13209”轮赔偿款杨美所有的“皖迎河8618”轮在涉案船舶碰撞事故中遭受了相关损失应属客观事实，但鉴于杨美未就其损失提起诉讼或反诉，故其在本案二审中要求将“皖迎河8618”轮经济损失抵扣“豫信货13209”轮赔偿款，于法不符。“皖迎河8618”轮因涉案事故遭受的损失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杨美可另行主张权利。4.保险淮南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保险人可以依照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保险人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一）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负的赔偿责任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仲裁裁决确认；（二）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负的赔偿责任经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协商一致；（三）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能够确定的其他情形。”杨美虽就“皖迎河8618”轮向保险淮南公司投保了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但由于杨美对保险信阳公司应负的赔偿责任未经法律规定的形式予以确定，杨美与保险信阳公司亦未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在保险淮南公司明确抗辩其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认定保险淮南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向保险信阳公司直接支付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亦未损害杨美的合法权益。杨美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依据其与保险淮南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向保险淮南公司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保险信阳公司与杨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2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分公司负担15861元，由上诉人杨美负担1094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邬文俊审判员  马文艳审判员  卫逊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