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民终24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忠，男，198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晨。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谢氏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河山镇五泾村河山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6683280493。 法定代表人：谢尚道，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尚润，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振丰，浙江善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盛潮富，男，198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吴忠因与被上诉人浙江谢氏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谢氏公司）及原审被告盛潮富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8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由谢氏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中，谢氏公司没有依照案涉欠条的规定履行义务，欠条规定的付款义务人是谢氏公司，盛潮富仅需在2019年12月之前支付本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9民初10031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10031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对欠条的内容进行了责任主体的根本性变更。吴忠经营的公司及客户代盛潮富支付了民事调解书中规定的100万元款项，导致了吴忠的预期利益损失。因上述民事调解书变更了欠条中的内容，且未经过吴忠书面同意，故吴忠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判决认为民事调解书减轻了盛潮富的债务，未增加吴忠的保证风险和负担，即认定吴忠还需承担保证责任，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案外人两家公司均是受吴忠的指示代盛潮富支付苏州市九力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力公司）100万元，纵使吴忠需要承担保证责任，也只应在3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而不是75万元。最后，吴忠出具的担保函中关于保证类型的表述即为一般保证，并非连带保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 谢氏公司辩称，盛潮富出具给谢氏公司的欠条与案涉调解书中均已明确，盛潮富是九力公司180万元货款的实际债务人。二者对款项性质、责任主体的记载没有不同之处。而吴忠提供的担保函中对所担保的债务也明确了是由谢氏公司代付盛潮富欠付九力公司的180万元货款，而向谢氏公司提供担保。上述债务的债务人为盛潮富的事实从未改变。因此，吴忠有关付款义务人身份变化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谢氏公司仅在代偿的75万余元的范围内要求吴忠承担保证责任，金额上明显低于担保函中的约定，吴忠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另外，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杭州两家公司通过谢氏公司转付九力公司的100万元系盛潮富自己支付的款项，与吴忠无关。最后，吴忠在担保函中承诺的保证形式与我国担保法中规定的一般保证不符，其提供的应为连带保证。综上，一审的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盛潮富未作陈述。 谢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潮富归还谢氏公司代偿款757749元并支付利息17125元（以750000元为基数，按每月千分之五的利率，自2019年7月26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2.判令盛潮富支付谢氏公司以本金757749元为基数，自起诉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千分之五每月计算的后续利息；3.判令吴忠对谢氏公司代偿款中的75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盛潮富、吴忠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16日，案外人九力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向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苏0509民初10031号，要求判令谢氏公司支付货款1799383元。2018年9月12日，盛潮富出具欠条一份载明：盛潮富欠九力公司货款180万元，盛潮富暂无钱支付，谢氏公司愿意代偿180万元；在欠条出具之日，盛潮富欠谢氏公司代偿款金额为180万元，其承诺于2019年12月前还清本金及利息，应从代偿之日起按月息千分之五计付利息。同日，吴忠出具担保函一份载明：盛潮富与九力公司买卖增稠剂等产品时，欠九力公司货款182万元，因盛潮富无力支付，故请求谢氏公司代为支付130万元给九力公司，同时盛潮富承诺在2019年12月30日全额归还代偿款；为保障谢氏公司的权利，“本公司自愿为前列代偿行为承担担保责任。如盛潮富事后没有按照约定归还前列款项的，我公司自愿承担担保代偿责任，担保期限为实际代偿（付款）之日起壹年”。2018年9月18日，九力公司与谢氏公司、盛潮富就（2018）苏0509民初1003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盛潮富作为第三人同意支付九力公司货款175万元，分别于2018年9月18日支付30万元（已履行），于2018年9月30日支付20万元、于2018年10月30日支付15万元、于2018年11月30日支付15万元、于2018年12月30日支付15万元，于2019年1月30日支付5万元、于2019年3月31日支付15万元、于2019年4月30日支付15万元、于2019年5月31日支付20万元、于2019年6月30日支付25万元；谢氏公司对盛潮富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497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5497元，由九力公司负担7748元，由谢氏公司、盛潮富共同负担7749元。2018年9月18日，九力公司代理人张菊英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谢氏公司、盛潮富归还的货款30万元（承兑汇票票面10万元，号码×××03，出票人：杭州超峰布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峰公司）；承兑汇票票面20万元，号码×××07）。2018年9月30日，九力公司出具收据两份，载明收到谢氏公司承兑195650元（号码23571514、23571515）、银行汇款4350元，合计20万元。2018年11月5日，九力公司代理人赵晓力签字确认收到谢氏公司交付的承兑汇票10万元（出票人：超峰公司，号码×××27），九力公司出具收据予以确认。2018年11月6日，九力公司代理人赵晓力签字确认收到谢氏公司交付的承兑汇票10万元（出票人：超峰公司，号码×××26），九力公司找回谢氏公司承兑汇票5万元（号码24429779）并出具收据确认实际收款5万元。2018年12月10日，九力公司代理人赵晓力签字确认收到谢氏公司交付的承兑汇票共计20万元（出票人：超峰公司，号码×××42、×××43），九力公司找回谢氏公司承兑汇票5万元（号码31593031）并出具收据确认实际收15万元。2019年1月8日，杭州鑫茂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茂公司）向谢氏公司背书转让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二份（号码132058400403220190107321222969、132058400403220190107321221984），票面金额合计为20万元，谢氏公司于2019年1月9日将该二份电子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九力公司。2019年5月22日，谢氏公司背书转让电子承兑汇票二份（号码13103022010052019415378483460、131322100511020190515395925418）向九力公司付款15万元。2019年6月29日，谢氏公司背书转让电子承兑汇票一份（号码131319300106720190428387319562）向九力公司付款10万元。2019年7月25日，谢氏公司背书转让电子承兑汇票一份（号码131333870901120190438650354）向九力公司付款10万元。2019年7月26日，谢氏公司背书转让电子承兑汇票三份（号码131330220001320190711432369858、131329003608820190722438260590、140233100105920190716434644135）向九力公司付款40万元。2019年7月26日，九力公司出具收条二份，载明收到谢氏公司代盛潮富支付（2018）苏0509民初10031号案件确定的款项75万元、诉讼费用7749元，同时确认该75万元系2019年5月22日至2019年7月26日期间支付。同日，谢氏公司总经理谢尚润电话联系吴忠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2020年3月30日，九力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在（2018）苏0509民初10031号案件中，其收到盛潮富支付款项100万元，收到谢氏公司支付款项757749元，其中盛潮富实际支付的100万元系由鑫茂公司出票的20万元和超峰公司出票的80万元组成，均通过谢氏公司背书转让承兑汇票给九力公司。2020年2月13日、2020年7月3日，超峰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二份，均载明其于2018年9月18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向谢氏公司出票或背书转让共计八份承兑汇票，实际付款共计80万元，均系代盛潮富向谢氏公司支付后，再由谢氏公司背书转让给九力公司，九力公司收到的款项系盛潮富付款。2020年2月15日、2020年7月3日，鑫茂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二份，均载明其于2019年1月8日向谢氏公司背书转让电子承兑汇票二份（号码13258400403220121221984），票面金额合计20万元，系代盛潮富出票给谢氏公司，再由谢氏公司背书转让给九力公司，九力公司收到的款项系盛潮富付款。 一审法院认为，谢氏公司为盛潮富代偿757749元，事实清楚，其中诉讼费用7749元虽约定为谢氏公司与盛潮富共同负担，但盛潮富明确表示愿意在757749元范围内承担责任，予以照准，故谢氏公司请求盛潮富归还代偿款757749元的诉请，予以支持。谢氏公司主张的利息，符合双方约定，但诉讼费用7749元不在约定范围内，故一审法院支持以7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5‰，自2019年7月26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对超过部分不予支持。盛潮富答辩中对管辖权所提异议，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吴忠的保证责任承担问题。谢氏公司诉请要求吴忠在75万元范围内对盛潮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盛潮富、吴忠均答辩认为10031号民事调解书在未取得吴忠的书面同意对欠条所约定的责任承担内容作了变更而使得吴忠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吴忠又答辩认为其系代表杭州卡宾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宾公司）出具担保函，并非个人担保，即便其个人承担保证责任也因其已代盛潮富支付了100万元进而只在30万元范围内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及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吴忠应在75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如下：第一，吴忠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从责任承担形式来看，无论是盛潮富出具的欠条还是10031号民事调解书都明确了盛潮富是债务人，谢氏公司为盛潮富代偿，两者对责任承担形式的约定并无二致。同时，本案中欠条系谢氏公司与盛潮富就对外欠款代偿及代偿款归还的约定，吴忠在出具担保函时也明确知晓，而10031号民事调解书系盛潮富、谢氏公司作为共同一方对九力公司债务承担的约定，上述约定彼此独立；从责任承担的内容来看，10031号民事调解书中债务金额小于欠条中债务金额，减轻了盛潮富作为债务人的债务，并未增加吴忠的保证风险和保证负担。故对于盛潮富、吴忠关于10031号民事调解书未取得吴忠的书面同意对盛潮富出具欠条所约定的责任承担内容作了变更，吴忠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其次，担保函中虽有“我公司”字样但仅有吴忠个人签字，根据现有证据，吴忠在出具担保函时并未表明其代表卡宾公司签署也未披露过公司名称，乃至在2019年7月26日谢氏公司电话联系吴忠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时，其也未表明是公司担保。直至2019年12月12日谢氏公司提起诉讼后，吴忠才提出其系代表公司签署担保函并提供2019年2月11日卡宾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股东会决议，谢氏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明及股东会决议缺乏其他证据相佐证，且与吴忠关于其代盛潮富支付款项的陈述相矛盾，故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吴忠系代表卡宾公司出具担保函。故对于吴忠关于其系代表卡宾公司签署担保函，其个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的答辩意见，亦不予采信。因此，本案中吴忠仍需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吴忠承担保证的形式,一审法院认为，担保函中约定了“如盛潮富事后没有按约定归还前列款项的，我公司自愿承担担保代偿责任”。该表述并未明确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吴忠关于一般保证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吴忠应当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三，吴忠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一审法院认为，吴忠在庭前会议及第一次庭审的陈述及盛潮富、吴忠举证的超峰公司、鑫茂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九力公司出具的证明均明确超峰公司、鑫茂公司支付的共计100万元系盛潮富本人付款，谢氏公司也予以认可并变更了相应诉请。盛潮富、吴忠此后又主张该100万元系吴忠代盛潮富支付，对该上述陈述的变更缺乏合理解释也未提供证据支持其变更后的主张，故对吴忠关于其以超峰公司、鑫茂公司名义代盛潮富支付100万元，故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份额不超30元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吴忠应在75万元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对谢氏公司关于吴忠在75万元范围内对盛潮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盛潮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谢氏公司代偿款757749元并支付利息（以7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5‰，自2019年7月26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吴忠对盛潮富上述债务75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谢氏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549元，由盛潮富、吴忠共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追偿权纠纷，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谢氏公司代付盛潮富结欠九力公司的货款，由吴忠向谢氏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而盛潮富与九力公司之间的货款纠纷现已由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10031号民事调解书确定欠款为175万元，后债权人九力公司确认该款已清偿，其中共收到谢氏公司代付款75万元。虽然，盛潮富出具的欠条中注明的欠款金额以及吴忠提供的担保函中确定的担保金额与上述调解书中确定的175万元货款在金额上有出入，但三份书面材料中所指称的主债务完全一致，即由谢氏公司代付的盛潮富对九力公司的欠款，故对吴忠就此提出的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现谢氏公司在代付之后就其代偿金额75万元向吴忠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明显减轻了盛潮富按照欠条的约定所要承担的责任，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至于，本案中的保证责任主体，担保函中虽有“我公司”的表述，但担保人落款处仅有吴忠署名，且并无证据证明吴忠曾向谢氏公司表示过实际担保人为卡宾公司，故吴忠应为本案中的保证人。最后，在保证方式及保证范围上，依据案涉担保函的记载，“如盛潮富事后没有按约定归还前列款项的，我公司自愿承担担保代偿责任”，据此，吴忠认为案涉保证应为一般保证，但比照我国担保法第十七条对一般保证的规定，担保函用语中的“没有”与前述担保法条款中的“不能”，语义上并不相同，上述法律条文中的“不能”仅指主债务人“履行不能”的情况，而“没有”的语义明显比“履行不能”涵盖的情形更广，因此，本案保证并非一般保证。而在双方未能进一步明确保证类型的情况下，应视为约定不明，故一审法院认定为连带保证，并无不当。案涉担保函中也已指明吴忠系为谢氏公司130万元代偿款提供担保，即为谢氏公司在代偿盛潮富130万元欠款后，以该金额为限担保谢氏公司支出的代偿款可获偿付。故即使其代盛潮富向九力公司偿付了100万元的欠款，亦不影响其对谢氏公司应负的担保义务，故对其有关保证范围的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吴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49元，由上诉人吴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建龙 审 判 员 黄 阁 审 判 员 王 浩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谢蔚然 书 记 员 吴跇帆 书 记 员 黄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