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1民终25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良华，女，197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珊，山东德衡（日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克岳，山东德衡（日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牟瑞玲，女，197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日照市东港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政，男，198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日照市东港区。原审被告：焦翠，女，197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日照市东港区。上诉人夏良华因与被上诉人牟瑞玲、李政及原审被告焦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20）鲁1102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良华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二项、第三项，并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牟瑞玲、李政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牟瑞玲、李政无任何理由分别收取夏良华款项8.5万元、1万元，已经构成不当得利。根据庭审中各方的叙述，牟瑞玲收到夏良华款项共8.5万元，李政收到1万元，此事实一审判决已经依法确认。牟瑞玲、李政又对该款项的性质认为是夏良华偿还之前的借款，仅提供“提款记录”证明，无借条证明双方借贷合意，无转账记录证明实际交付，对现金出借的细节又无法说明，应无法认定该款项为借款。既然该款项并非夏良华偿还焦翠的借款，牟瑞玲、李政又无证据证明是夏良华偿还牟瑞玲、李政的借款，那么牟瑞玲、李政没有合法依据因此获益，夏良华因此利益受损，牟瑞玲、李政已经构成不当得利。二、夏良华向牟瑞玲、李政依法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2017年2月14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一审结果生效，夏良华应当偿还焦翠借款本金84.7万元及利息，在法律上来说夏良华对焦翠的债务确立，夏良华两级审判程序中所提出抗辩的“依焦翠指示转给牟瑞玲、李政的款项以偿还焦翠借款”的主张均没有得到法院裁判支持，夏良华才意识到自身权利受损。夏良华自（2017）鲁11民终51号判决书生效起（生效时间为2017年2月14日）方知晓不当得利之事实以及认识到牟瑞玲、李政为不当得利的受益人，本案于2020年2月7日提交网上立案，夏良华提起本案诉讼在三年诉讼时效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牟瑞玲、李政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焦翠述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夏良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牟瑞玲、李政、焦翠偿还其款项337800元及利息（利息以337800元为基数，自本案起诉之日按照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到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牟瑞玲、李政、焦翠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夏良华与焦翠相识并成为朋友，牟瑞玲原系焦翠的弟媳，李政系焦翠的外甥。自2012年夏良华与焦翠之间即有经济往来。2014年夏良华经焦翠介绍认识牟瑞玲、李政。夏良华自2013年因干工程需要资金，多次向焦翠借款，夏良华称共计向焦翠借款十笔，具体如下：1.2014年10与1日借焦翠现金100000元；2.2015年4月14日向焦翠借款49000元；3.2015年4月17日向焦翠借款95000元；4.2015年5月2日向焦翠借款30000元；5.2015年6月24日向焦翠借款200000元；6.2015年7月18日向焦翠借款26000元；7.2015年7月25日向焦翠借款37500元；8.2015年8月20日向焦翠借款40000元；9.2015年8月27日向焦翠借款50000元；10.2015年10月10日向焦翠借款37200元。以上合计十笔共计664700元。夏良华同时称，期间多次偿还焦翠借款，具体还款明细如下：2014年11月20日通过银行转给焦翠还款100000元；2015年4月13日通过银行转给焦翠还款96000元；2015年4月20日通过银行转给焦翠还款130000元；2015年4月29日通过银行转给焦翠还款500元；2015年6月16日通过银行转给焦翠还款220000元；2015年6月28日通过银行转给焦翠还款50000元；2015年7月2日通过银行转给焦翠还款50000元；2015年7月18日通过银行转给焦翠还款20000元；2015年8月1日通过银行转给焦翠还款2000元；2015年8月2日通过银行转给焦翠还款27000元（给焦翠还的信用卡债务）；2015年8月3日通过银行转给焦翠还款5000元（给焦翠还的信用卡债务）；2015年8月18日通过银行转给焦翠还款60000元。夏良华称共计已经偿还焦翠借款750500元，因此，通过夏良华账户多偿还焦翠借款85800元，另通过夏良华女儿刘晓彤的账户偿还给焦翠的款如下：2015年10月30日转款给焦翠50000元；2015年12月3日转款给焦翠30000元；2016年1月25日转款给焦翠13000元；2016年2月7日转款给焦翠4000元，共计97000元，以上通过夏良华和女儿账户共计偿还给焦翠款847500元，多还了182800元。故要求焦翠返还夏良华不当得利款182800元及利息。焦翠抗辩夏良华因工程需要资金，陆续向焦翠借款100多万元，有证据证明的欠款数额为910000元，且该借款经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鲁11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夏良华借款847000元，现夏良华已履行完毕。夏良华主张的借款已经在前案处理完毕，双方互不相欠，夏良华没有向焦翠多支付借款，要求驳回夏良华的诉讼请求。夏良华同时称，2015年10月28日焦翠让其打款给牟瑞玲用于偿还焦翠的借款，夏良华根据焦翠提供的银行账户向牟瑞玲账户打款50000元；2016年1月23日夏良华通过女儿账户向牟瑞玲打款35000元，现要求牟瑞玲返还上述款项共计85000元。牟瑞玲提出抗辩，系夏良华借其现金后又偿还的借款，借条已撕掉。要求驳回夏良华的诉讼请求。夏良华又称，2015年8月18日焦翠让其打款给李政70000元，李政当天又返还给夏良华60000元，剩余10000元等于偿还焦翠的借款，现要求李政返还上述款项10000元。李政提出抗辩，系夏良华借其现金70000元，2015年8月18日夏良华还给李政70000元借款后，李政又借给夏良华60000元，夏良华借的60000元是焦翠替夏良华偿还的。因此亦要求驳回夏良华的诉讼请求。牟瑞玲、李政、焦翠在证据质证时均提出夏良华主张的不当得利已过诉讼时效，夏良华自2015年就知道自己超额还款时应当及时向其主张权利，应当知道而不主张丧失的是胜诉权，因此均要求依法驳回夏良华的诉讼请求。2016年4月19日，焦翠曾向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夏良华，案号为（2016）鲁1102民初3261号判决书中查明：2015年9月25日，夏良华与焦翠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夏良华向焦翠借款400000元用于给铁路供石子，借款的期限为2015年9月25日至2015年11月25日，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该借款合同签订后，夏良华给焦翠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夏良华于2015年9月25日借焦翠现金400000元。夏良华在借款人处签字并捺印并给焦翠出具收到条一份，收到条载明：夏良华收到焦翠现金400000元。夏良华在收到人处签字并捺印。2015年11月1日，夏良华向焦翠借款50000元并给焦翠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焦翠现金50000元。夏良华签字并捺印。2015年11月2日，夏良华向焦翠借款160000元并给焦翠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焦翠现金160000元。夏良华签字并捺印。2015年11月14日，夏良华向焦翠借款110000元并给焦翠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焦翠现金110000元。夏良华签字并捺印。2015年11月9日，夏良华向焦翠借款190000元并给焦翠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焦翠现金190000元。夏良华签字并捺印同时出具收到条一份，收到条载明：夏良华收到焦翠现金190000元。上述借款本金共计91万元。夏良华主张：1.2015年8月18日，通过夏良华的建设银行卡转到了案外人李政的户下70000元。2.2015年8月18目通过夏良华的建设银行卡转到焦翠的户下60000元。3.2015年10月28日转到案外人牟瑞玲名下50000元，同日转到焦翠账户50000元。4.通过刘晓彤的农业银行卡于2015年10月30日转到了焦翠的银行卡50000元。5.2015年12月3日通过刘晓彤的银行卡转到焦翠的账户30000元。6.2016年1月23日转到案外人牟瑞玲名下35000元。7.2016年1月24日转到夏良华的账户13000元等。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7日作出判决：夏良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焦翠借款本金847000元及利息。夏良华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4日作出（2017）鲁11民终51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执行完毕。夏良华曾于2016年6月24日向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分别向牟瑞玲、李政提起诉讼。2019年8月12日夏良华提出撤诉，2019年8月13日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191民初1048号、105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夏良华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得利，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涉案争议的焦点：牟瑞玲、李政、焦翠是否取得不当得利，夏良华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等问题，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分析：一、关于焦翠是否取得不当得利的问题分析夏良华与焦翠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涉及数额较大，经济账目往来频繁。夏良华自2014年至2015年期间多次向焦翠借款，2015年9月至11月，双方对账目进行了核对，夏良华与焦翠又签订了借款合同，同时夏良华亦为焦翠出具收到条、借条等，夏良华与焦翠之间的借贷纠纷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夏良华主张的2014年至2015年期间的账目往来，不能证实与2016年4月19日诉讼的民间借贷纠纷无关联性，亦不能证实夏良华超额支付焦翠的借款。故夏良华主张焦翠取得不当得利，夏良华要求焦翠返还不当得利1828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二、关于牟瑞玲是否取得不当得利的问题分析夏良华主张其根据焦翠的指示将85000元支付给牟瑞玲系用于偿还焦翠的借款，牟瑞玲对于夏良华的主张不予认可，现夏良华没有证据证实牟瑞玲取得不当得利，其要求牟瑞玲返还不当得利85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三、关于李政是否取得不当得利的问题分析夏良华主张其根据焦翠的指示将10000元支付给李政系用于偿还焦翠的借款，李政对夏良华的主张不予认可，现夏良华没有证据证实李政取得不当得利，其要求李政返还不当得利10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四、关于夏良华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因不当得利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为三年，夏良华知道其权利受到焦翠的损害的时间为2017年2月14日，即本院作出的（2017）鲁11民终51号民事判决书的生效时间；另夏良华知道其权利受到牟瑞玲、李政的损害的时间为2016年4月19日。夏良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已超过三年。《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经查，夏良华未曾向焦翠主张过权利。其曾于2019年6月24日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牟瑞玲、李政分别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过涉案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夏良华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且三年内其未向焦翠、牟瑞玲、李政主张过权利，其又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有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综上，其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已过，故其要求焦翠、牟瑞玲、李政返还支付款共计337800元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综上分析，夏良华主张要求牟瑞玲、李政、焦翠返还支付款3378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且已经过诉讼时效，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夏良华要求焦翠返还不当得利182800元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夏良华要求牟瑞玲返还不当得利85000元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夏良华要求李政返还不当得利10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67元，由夏良华承担。本院二审期间，焦翠提交（2011）东民保字第677-1号民事裁定书、（2016）鲁1102民初3216-1号民事裁定书、（2017）鲁1102民初4736号民事判决书、（2017）鲁1102执恢341号执行裁定书、（2017）鲁1191财保159号民事裁定书、（2017）鲁1191民初778号民事裁定书、（2017）鲁1191民初915号民事裁定书、刘招胜起诉刘旭利的民事起诉状及（2020）鲁1191民初159号案件送达给刘旭利的传票，以上均为复印件。焦翠主张夏良华及其夫刘招胜都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最近五六年借焦翠等十多人共计上千万元，夏良华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被起诉的经济案件有10多起，也有正在执行的，执行完毕后夏良华反过来提起虚假诉讼，然后再撤诉；夏良华借焦翠的款执行完后，其再起诉牟瑞玲、李政，其在起诉牟瑞玲、李政时称，是牟瑞玲和李政向其借款85000元，开了两次庭以后，夏良华将借款标的额减少为9800元后撤诉；牟瑞玲和李政通过焦翠认识夏良华，夏良华缺钱的时候，几次让焦翠去找牟瑞玲、李政帮其借钱，牟瑞玲、李政都是提着现金送到夏良华的公司。经质证，夏良华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其有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且焦翠诉夏良华民间借贷纠纷中双方的资金往来时间为2015年2月到11月，几乎全为大额现金，一审法院并未查明焦翠的资金来源，对此夏良华保留再审的权利；在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主张夏良华通过焦翠向牟瑞玲借款，牟瑞玲二审自述让焦翠帮忙向夏良华要回还款，前后矛盾，足以证明夏良华在一审中的陈述真实。牟瑞玲、李政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李政主张从2019年起至今，夏良华无视法律，几次虚假诉讼，致使李政正常银行贷款被掐贷，贷款周转不畅，造成大量经济损失，浪费大量精力，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让夏良华赔偿损失。关于夏良华在（2016）鲁1102民初3261号案中主张的部分还款，该案民事判决对夏良华主张的还款确认如下：2015年8月18日，通过夏良华的建设银行卡转到了案外人李政的户下70000元，因该笔借款非转到焦翠名下且焦翠对此不予认可，因此对夏良华主张该笔款项系偿还焦翠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2015年10月28日转到案外人牟瑞玲名下50000元，因该笔借款非转到焦翠名下且焦翠对此不予认可，因此对夏良华主张该笔款项系偿还焦翠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2016年1月23日转到案外人牟瑞玲名下35000元，因该笔借款非转到焦翠名下且焦翠对此不予认可，因此对夏良华主张该笔款项系偿还焦翠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经查阅电子卷宗，夏良华在其起诉牟瑞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鲁1191民初1048号]中诉称，牟瑞玲于2015年10月向其借款50000元，其于2015年10月28日向牟瑞玲转账50000元，后牟瑞玲于2016年1月23日向刘晓彤借款35000元，到期后，刘晓彤将到期债权转让给夏良华。牟瑞玲在该案中称，所有其账户收到夏良华的钱都是焦翠让夏良华打的，其与夏良华之间没有直接的借贷关系，是焦翠向其借款后再借给夏良华，夏良华打的85000元是焦翠还给牟瑞玲的。焦翠在该案中陈述，其曾向周照军借款100000元，其又将钱借给了夏良华，夏良华2015年10月28日向牟瑞玲转账的50000元实际上是牟瑞玲帮焦翠还了周照军的50000元，之后夏良华又还给了牟瑞玲，另35000元是牟瑞玲借给夏良华的。该案夏良华撤诉。夏良华在其起诉李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鲁1191民初1050号]中诉称，李政于2015年8月18日向其借款70000元，后李政于同年8月24日归还60000元，尚欠10000元未还。该案夏良华撤诉。牟瑞玲一审辩称，以前夏良华借牟瑞玲现金，夏良华已经将款打到牟瑞玲的卡上偿还了借款，不是偿还焦翠的借款，现在不可能再要回去，借条已经销毁。李政一审述称，夏良华通过焦翠向李政借款，2015年借款70000元，要求李政提取现金支付，2015年8月18日夏良华还款70000元，后又想向李政借100000元，李政通过转账借给夏良华60000元，夏良华未直接还给李政，是焦翠偿还给李政，夏良华和焦翠之间的账目李政不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的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夏良华上诉主张牟瑞玲收取的85000元及李政收取的10000元属于不当得利，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夏良华自2016年4月19日知道其权利受到牟瑞玲、李政的损害并认定夏良华向牟瑞玲、李政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夏良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5元，由上诉人夏良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玉审判员  宋海红审判员  刘 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汤阳书记员付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