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86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山市昌荣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广海镇大沙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驰，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婧，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赢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南海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法定代表人：伍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广东国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环境保护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负责人：杨启禧。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淑媚，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壁芸，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法定代表人：魏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业旺，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红君，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邓金华，男，1969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原审被告：黎汇丰，男，198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原审被告：邓忠平，男，197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河西生活区第九小区。原审被告：杜年青，女，1977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桂阳县，现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忠平，杜年青之夫。原审被告：何泽培，男，195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原审被告：何翠玲，女，196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何泽培、何翠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国牛，广东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中滔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陆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洁欣，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台山市昌荣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荣公司）、广东赢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乐平环保局）及原审被告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江公司）、邓金华、黎汇丰、邓忠平、杜年青、何泽培、何翠玲、广州中滔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由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7民初6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昌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昌荣公司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昌荣公司需承担责任的，应按其排放污染物数量及性质承担相应的责任；2.由各当事人按比例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乐平环保局故意遗漏其他侵权人的诉请予以支持并判令少数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错误。1.涉案两块污染场地合共清运处置垃圾20546.14吨。原审法院采信乐平环保局提交的由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并以此为依据核定了涉案环境污染损失费。但该报告载明涉案污染场地最终清运及处置的垃圾总量为20546.14吨且其中包括生活、建筑垃圾。2.根据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7刑初321号（以下简称第321号）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昌荣公司经由邓忠平向涉案场地倾倒的垃圾数量不可能多于370.7吨。该案刑事判决书载明邓金华、邓忠平、杜年青的供述、证人刘利的陈述及转账凭证足以证明昌荣公司经由邓忠平向涉案场地倾倒垃圾为370.7吨。况且该刑事判决书最终认定邓忠平倾倒垃圾仅为50吨。3.乐平环保局遗漏了理应被主张权利的大量其他侵权人。根据第321号刑事判决书确认的邓金华、黎汇丰的供述，涉案场地还有广州“老刘”、“李达仁”等多人倾倒过各种垃圾并由邓金华收取处置费。乐平环保局明知涉案场地的清运总量，昌荣公司经由邓忠平倾倒垃圾不超过370.7吨及还有其他垃圾倾倒者等情况，但仍然选择性起诉部分当事人并主张其连带承担全部损失的赔偿责任有违法律规定，原审判决予以支持明显错误。二、原审判决无视侵权过错及应承担责任的大小程度，作出的处理违背法律规定并有失公平。本案属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日公布的生态环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原审判决笼统认定各当事人的侵权责任明显错误。既不符合第321号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更不符合乐平环保局自身的举证所述。昌荣公司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其所倾倒垃圾的数量不超过370.7吨，故其依法仅应在不超过垃圾清运总量1.8%的范围内承担侵权责任。三、原审判决结果明显不公并导致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者理应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审判决结果无法令人信服并属于错误的司法取向，背离了公平正义的司法原则，必然导致当事人的诉累并造成负面性社会影响。赢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乐平环保局的诉讼请求；2.由乐平环保局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赢家公司的行为与涉案场地环境污染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并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错误。1.黎汇丰是以绿由公司的名义向赢家公司回收冰箱保温层泡沫材料，其与赢家公司签订合同前提供了绿由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道路许可证的复印件并加盖有该公司的印章。虽该公司印章经查属于黎汇丰伪造，但赢家公司并不知情且无识别能力，故原审判决认定赢家公司在交付泡沫垃圾前未谨慎审查黎汇丰提供的证件明显错误。2.黎汇丰提供的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包括固体废物的处理，涉案冰箱保温层泡沫材料属于固体废物。因赢家公司无法预判黎汇丰冒用绿由公司名义并实施非法倾倒垃圾及污染环境的行为，且有理由相信黎汇丰是代表绿由公司实施合法的泡沫垃圾回收行为，故赢家公司不存在过错。至于垃圾交付后的具体处置，不属于赢家公司应继续跟进并承担的责任。原审判决以赢家公司未跟进垃圾回收后的处理为由，认定该公司与涉案环境污染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属于强加给赢家公司的义务并无法律依据。3.因具备工业弃置物资、固体废物处置资质的企业数量较少，导致赢家公司等企业在与该回收行业进行交易时明显处于被动弱势地位。又因黎汇丰签订合同时明确提出现金交易，赢家公司考虑到交易金额不大予以了同意，但不能由此认定该公司未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4.黎汇丰假冒绿由公司除向赢家公司回收泡沫垃圾外，还向东江公司回收泡沫垃圾。东江公司属于环保行业上市公司的下属公司并具有相应的专业性，但仍然遭到黎汇丰的欺骗，赢家公司作为普通公司更不可能具有辨识的能力。二、即使黎汇丰从赢家公司回收的90吨泡沫垃圾全部倾倒至涉案场地，也不足以导致该场地的全部污染损害。根据乐平环保局提交的证据，其对涉案场地清运垃圾的数量达47539立方米，按照每吨泡沫垃圾为15立方米计算，涉案泡沫垃圾合计为1350立方米，仅占清运总量的2.8%，明显不足以造成涉案场地的全部污染损害。三、本案不具备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及司法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因赢家公司不符合“两个以上污染者分别实施污染行为造成同一损害”且“每个污染者的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双重前提条件，该公司不应对涉案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四、即使赢家公司需承担责任也仅应在黎汇丰回收垃圾的种类、数量及危险范围内。根据黎汇丰的供述，其从赢家公司合共回收泡沫垃圾90吨并倾倒至涉案场地。黎汇丰使用伪造资料欺骗赢家公司并回购泡沫垃圾，该公司并未自行实施倾倒垃圾行为且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明显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及司法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判令赢家公司对涉案环境污染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明显错误且有失公平。乐平环保局答辩称：一、对昌荣公司的答辩。1.原审判决书对昌荣公司过错责任的认定正确，该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原审判决认定昌荣公司与其他责任主体属于共同侵权是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因无法查明及确认各侵权人的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具体比例的情况下，作出共同侵权的责任认定，因此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涉案污染场地“旗观岗”的垃圾是清理至原土层，“洪塘”的垃圾是从水中捞出，故实际清理数量远大于昌荣公司自称交付给邓忠平的数量。昌荣公司的过错表现是向案涉两个场地倾倒污染物并造成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涉案损失是清理两个污染场地所有垃圾而发生的费用。二、对赢家公司的答辩。1.赢家公司对污染环境的损害结果负有过错。首先，黎汇丰提供证照资料不能证明赢家公司已尽谨慎审查义务。根据第321号刑事案件卷宗中由黎汇丰伪造的绿由公司的相关证照，字迹模糊且伪造痕迹明显，即使一般民事主体也可发现并提出合理质疑。赢家公司仅需上网查询即可与绿由公司联系并核实真伪。赢家公司未进一步审查黎汇丰的身份并核实证照资料的真实性，明显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其次，黎汇丰于2017年9月14日在第321号案件中的供述，足以证明赢家公司知情黎汇丰伪造绿由公司证照的情况。再次，赢家公司的员工曾焕斌于2017年6月30日在第321号刑事案件中的询问笔录显示，该公司出面与黎汇丰进行协商并签订合同的员工为冯燕贞，与黎汇丰之妻的姓名完全相同。如确实为同一人，则赢家公司是明知黎汇丰伪造绿由公司证照并冒充该公司员工的情况。2.赢家公司的行为与涉案环境污染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黎汇丰确认其将赢家公司的垃圾转运到涉案场地倾倒，故该场地污染损害的结果与赢家公司委托黎汇丰处理泡沫垃圾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3.赢家公司应对涉案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该公司与其他当事人的过错表现形式均为向涉案场地倾倒垃圾，所有行为共同造成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且无法区分。赢家公司所称的向黎汇丰交付90吨泡沫垃圾是其侵权行为而非损害结果，该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倾倒垃圾造成的具体、独立的损害结果，应认定其与其他侵权人造成的损害结果具有同一性。因各侵权人的过错表现形式和损害结果均具有同一性，故构成共同侵权并应承担连带责任。4.东江公司是否受骗不能作为赢家公司的免责依据。东江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的原由，是黎汇丰从该公司回收垃圾后并未倾倒至涉案场地，故东江公司的行为与本案纠纷并无关联且一审法院也从未认定该公司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5.赢家公司一审期间经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均不到庭参加诉讼，放弃了举证、质证的权利。乐平环保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赢家公司存在过错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赢家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推翻，故其上诉主张无任何依据，依法应予驳回。黎汇丰陈述：1.涉案污染损害结果并非短期形成，其向邓金华支付费用后于白天运输和倾倒垃圾，当地老百姓已投诉多次，故当地政府及环保部门的失职是导致污染结果发生的原因之一。2.黎汇丰为倾倒垃圾而向邓金华合共支付1万多元，一审判决认定其连带赔偿400余万元显失公平。邓忠平、杜年青陈述：邓忠平从昌荣公司回收的污泥符合农业用肥标准且无重金属污染，该事实可由检测报告予以证实。邓忠平是付费倾倒垃圾，杜年青仅是邓忠平所开办公司的财务人员，其不应承担公司的过错责任。何翠玲、何泽培陈述:1.原审判决认定何翠玲、何泽培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正确。2.何翠玲承包涉案鱼塘后为排除污染、改善养殖环境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不可能污染自己养鱼的鱼塘。3.何翠玲、何泽培自2014年1月起将涉案鱼塘合法转让与邓金华，此后的污染损害与其无关联。4.涉案鱼塘出租组织的负责人已证明何翠玲、何泽培承租鱼塘期间并无违法违约行为。东江公司陈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2.黎汇丰从东江公司收购的污染垃圾并未到达涉案污染场地。3.第321号刑事案件中的大量证据可证实昌荣公司排放的污染物确已到达本案的污染场地。4.现有证据可证明东江公司已尽到谨慎调查和注意义务，昌荣公司明知邓忠平没有处理污染物的资质，仍将污染物交付给邓忠平。绿由公司陈述：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绿由公司并非涉案污染物的提供企业，该公司与本案损害结果无关联。邓金华未作陈述。乐平环保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金华等10名当事人共同向乐平环保局返还因污染环境行为产生的代付费用合计5453986.24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判令邓金华等10名当事人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检察院以邓金华涉嫌环境污染罪、黎汇丰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为由依法向原审法院提起公诉，该院于2019年5月11日作出现已生效的第321号刑事判决并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至2016年10月期间，邓金华在承包佛山市三水区***********“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后，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获得相关许可证以及未对上述场地采取防渗措施的情况下，招揽他人在上述场地倾倒废弃泡沫、污泥、生活垃圾等废物并收取费用。其中：1.2015年至2016年期间，黎汇丰冒充绿由公司工作人员，伪造该公司取得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使用上述证件与赢家公司签订冰箱保温层泡沫加工合同，从该公司收购冰箱保温层废弃泡沫后，倾倒至邓金华承包的涉案两处场地，并向邓金华支付处置费。经检测，黎汇丰倾倒的废弃泡沫中含铜、锌、铅、镉、钡、镍、总铬、砷成分。2.2015年至2016年期间，邓金华在涉案两处场地非法处置邓忠平（另案处理）从昌荣公司收购的污泥并收取处置费。2016年10月，经群众举报后，环保部门对邓金华承包经营涉案两处场地进行查处、勘查及取样鉴定等工作。经鉴定，该场地固体废弃物倾倒污染事件为非法处置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事件，其中生活垃圾及其所产生的渗滤液属于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经查，邓金华的行为造成涉案两处场地公私财产损失共计2799943.83元。该刑事判决认定，2014年何翠玲将涉案“洪塘”转让给邓金华承包，在2007年何翠玲承包时已经存在污染现象。“旗观岗”在邓金华承包前不存在污染现象的事实。该刑事判决对于邓金华涉案金额作出如下认定：公诉机关指控邓金华造成公私财产损失涉案两处场地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但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的两份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对“公私财产损失”作了明确认定，“旗观岗”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垃圾清运及处置费用”，“洪塘”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垃圾清运及处置费用、围闭费用、土方填埋费用、复绿费”属于“公私财产损失”，故应据此认定邓金华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具体金额。根据在案证据，法院依法认定“旗观岗”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垃圾清运及处置费用”是2783593.83元（1864523.52元+919070.31元）。由于“洪塘”在邓金华承包前已经存在污染现象，邓金华及其辩护人谢凯所提“洪塘”的损失不应全部由邓金华承担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有理，法院予以采纳。鉴于“洪塘”此前的污染所造成的具体损失无法查明，从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考虑，根据邓金华、黎汇丰，证人邓忠平关于黎汇丰、证人邓忠平向“洪塘”倾倒废弃泡沫、污泥的供述和证言，法院就低认定黎汇丰向“洪塘”倾倒废弃泡沫的数量为50吨，证人邓忠平向“洪塘”倾倒污泥的数量为50吨。结合在案证据证实的每吨垃圾的清运费及处置费用，依法计得垃圾清运费及处置费用是16350元（80元/吨×100吨+83.5元/吨×100吨）。关于围闭费用、土方填埋费用、复绿费，经查，因“洪塘”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认定的上述费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法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法院依法认定邓金华的行为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金额是2799943.83元（2783593.83元+16350元）。另查明一，2007年5月10日，佛山市三水区*************民小组与何翠玲签订合同，将“洪塘”面积约60亩出租给何翠玲用于经营种养业，但该鱼塘有污染现象发包方不保障承包方的养殖。2014年1月25日，何翠玲与邓金华签订协议，将“洪塘”转让给邓金华承包使用。2015年4月30日，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湖岗横岗股份合作经济社与邓金华签订合同，将“旗观岗”面积约10亩的山岗地出租给邓金华作经营种养使用，承包期限自2015年5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另查明二，2016年3月15日至12月4日期间杜年青的银行账户收到昌荣公司工作人员姜荷英的多笔转账款。2016年1月5日至5月23日期间，杜年青向邓金华的银行账户转账多笔款项。2016年9月至11月期间黎汇丰的银行账户收到东江公司多笔转账款。2015年10月22日至11月10日期间黎汇丰向邓金华银行账户转账多笔款项。杜年青确认与姜荷英、邓金华之间转账的款项均是污泥处理费；姜荷英确认其转账给杜年青的款项是污泥费。另查明三，邓忠平在刑事案中的证言为：2016年年初，我经营的肥肥肥业公司由于涉嫌违建没有继续经营，但当时手头上有400吨污泥需要找人帮忙处理。随后“阿金”找到我说其有鱼塘需要填泥，可帮我处理污泥，按每车1400元的价钱（雨天每车1500元）收费，我同意了。之后我驾驶湘L*****货车将污泥运至“阿金”的鱼塘，卸掉污泥后，“阿金”驾驶铲车将污泥填埋，过后我妻子通过转账方式将钱转给“阿金”。我前后分20次左右一共运了约400吨污泥至“阿金”的鱼塘，持续了2个多月才将污泥运完。我一般是晚上运过去，“阿金”说需要污泥我就运过去。这些污泥都是我经营肥肥肥业公司生产有机肥料所需要的原料，是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出来的污泥。2015年8月左右，我有从江门台山广海的广城皮革厂“肥肥污泥”（现已改名为昌荣公司）收工业污水污泥来做原料，每吨170元，与我联系的是一名男子，双方未见过面。我一共运了大概10来车，每车20多吨，收取了对方大约5万元。上述污泥也是运至“阿金”的鱼塘处，具体数量说不清，因为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污泥堆放在一起，一并运至“阿金”的鱼塘。扣除相关费用后，我每车可获利2500元。证人邓忠平辨认出邓金华就是“阿金”、证人刘利是台山昌荣皮业厂的刘经理；还辨认出江门市广海镇昌荣皮业有限公司就是原广城皮业有限公司的储料仓库，是拉走工业污泥的地点，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湖岗的两处场地是倾倒垃圾的地点。另查明四，刑事案中证人曾焕彬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赢家公司（又名明杰资源公司）的销售业务员，职责是帮公司找客户。2016年4月开始公司与黎汇丰合作，黎汇丰从公司内运走拆解冰箱保温层的泡沫垃圾进行处理，每吨处理费是800元，每车运4吨。明杰资源公司的营业执照名字是广东赢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业务范围主要是资源回收，包括家电。公司回收的家电中包含有冰箱，冰箱的保温层是泡沫，将冰箱拆解后，会产生泡沫垃圾，公司会将产生的泡沫垃圾交给“丰哥”的广州绿由公司处理。双方有签订合同，对方也有提供相关的处理垃圾资质证明，具体签合同是由冯燕贞负责的，包括合作的细节及审核相关材料，每次都是厂方通知“丰哥”将垃圾运走。2016年下半年基本都是我经手的，一般是两个星期通知一次“丰哥”过来。每次“丰哥”都是用“前四后八”的货车，运走4吨泡沫垃圾。公司要求将垃圾填埋焚烧，但因未跟进后续，所以不清楚垃圾的处理情况。曾焕彬在刑事案中辨认出黎汇丰就是“丰哥”。另查明五，刑事案中证人肖永明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赢家公司的厂长，公司有与黎汇丰合作，由黎汇丰有偿处理公司的冰箱保温层泡沫材料，黎汇丰是作为绿由公司的代表，有提供绿由公司的相关资质证明，但均是复印件。公司向黎汇丰支付泡沫处理费均是通过现金支付，无相关凭证。另查明六，刑事案中证人赵强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东江公司的经理。东江公司于2007年成立，经营废旧电子设备拆解。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废旧电器的垃圾，包括一些冰箱保温层的材料（泡沫）。处置上述垃圾均是交给有资质的环保公司进行填埋或焚烧，如绿由公司。根据公司与绿由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显示，合作时间为2016年9月至2016年12月，内容是处理保温层材料。这段时间的保温层材料处理费用，绿由公司均是委托一名叫黎汇丰的男子收取，并提供了黎汇丰的银行账号。公司每次都是通过转账方式将费用打到黎汇丰的账号里。我不清楚黎汇丰将保温层材料拉到何处，也没见过黎汇丰。另查明七，刑事案中证人何进洪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我是绿由公司的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市场业务，包括对外单位的业务接洽。绿由公司于2000年11月29日成立，法人代表陆某1，总部地址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经营范围是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我公司有五个业务点，分别位于广州番禺区、花都区和佛山市顺德区，这些业务点都只是进行业务的接洽，所有废弃垃圾都是在公司总部处理。绿由公司与东江公司有业务来往，但仅限于受该公司委托帮忙运输废弃电路板，与位于佛山丹灶的赢家公司、位于江门台山的广城皮业厂均无业务往来。我公司没有处理冰箱保温层材料的资质，但有资质处理生活污泥、造纸印染污泥等。我公司从成立至今处理回收废物的资质均没有发生过变更，没有名叫许国良、黎汇丰的员工，不允许个人或者其他机构去客户单位代为处理垃圾及收取款项，只能公对公进行业务，不存在员工私下外包垃圾给其他人或单位处理的情况。公司对外有两个公章，一个是合同专用章、一个是公司的公章，其使用均有严格的程序。公司的业务资金账户有两个，一个是广州农业商业银行账号：927************699；另一个是广州工商银行账号：360*************613。证人何进洪对相关书证进行了辨认，并确认公安机关向其出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是过期的复印件，有被明显修改过，与其公司的证件不相符。其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年度检验情况无盖年检章，但其公司每年都会年检盖章，而且2012年换发新证后公司已停止使用旧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盖有再复印无效的印章被人为涂改，有效期限也被改过，国家规定换证期限是五年，而复印件却是2016年至2020年，只有四年，明显不符；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应为2018年6月30日。另查明八，刑事案证人李兴国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我是昌荣公司的厂长。我公司于2004年成立，法人代表黎某1，当时注册名字为广城皮业有限公司，负责皮革鞣制加工。2013年9月23日更名为昌荣公司至今，经营范围没有改变。我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严控污泥、含铬污泥、工业废液（主要是一些废矿物油、有机溶剂废液和废包装桶），还有一些皮料的边角料，主要是牛皮。公司从2016年4月4日开始将生产的严控污泥交给阳江有源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处理，之前是广州绿由环保公司负责帮忙处理，合作时间是2011年至2016年3月底。广州绿由公司最后一次从厂内运严控污泥大约是2015年年底，2016年1月份至3月份生产的污泥都是囤积在厂内，至2016年4月份签约后再将这三个月囤积的严控污泥交给阳江有源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处理。厂方的垃圾废料处理由我负责，也是由我与上述环保公司接洽。每次跟对方公司负责人联系好之后，对方就直接派车过来。我公司保存有2016年、2017年的相关单据。昌荣公司的老板是姜良益，后来听说还有刘利。法人代表黎某1与姜良益、刘利合作，由黎某1提供场地，姜良益与刘利每月给黎某111万元。我负责帮他们找有资质的公司处理相关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至于他们是否有私下找其他人帮忙处理严控污泥，我不清楚。公司有一名叫姜荷英的员工，是姜良益、刘利请来的杂工，偶尔兼职他们的财务。证人李兴国辨认出证人刘利。另查明九，刑事案证人姜良益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昌荣公司的老板是黎某1，该公司以前叫广城皮业有限公司，由于该公司对外出租厂房，我得知该情况后，就与黎某1商谈接手公司。2013年8月，我和刘利、徐建敏、王彩眉与该公司签订了厂房的租赁合同后于2015年开始生产，每月交给昌荣公司场地租金13万元。我们在该厂的厂房内生产二层皮，环保及政府方面等相关对外事项由该公司的厂长李兴国负责。车间生产二层皮所产生的污泥等废物由与昌荣公司有合作关系的环保公司处理，具体细节由刘利负责。处理污水、污泥等废物的费用李兴国与环保公司结算后，由我们支付给昌荣公司，再由他们支付给环保公司。我向刘利了解情况后才知道有人找到刘利称有资质帮忙处理污泥，刘利同意了，然后叫出纳姜荷英转账给运走污泥的人。我不清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是什么成分。证人姜良益辨认出证人刘利。另查明十，刑事案证人刘利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我是昌荣公司股东之一，主要负责技术生产，偶尔监管一下污水处理。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只有铬污泥，属于危废物，另外还会产生一些一般污泥。污泥都是交给李兴国厂长处理的，其是黎某1请来的员工，负责管理监督生产经营活动，与政府部门接洽。2015年上半年，一名来自肥肥肥业公司的男子找到我问有无污泥需要其来处理，其一再坚称自己是正规公司，说要拿污泥做树肥。我发现该男子出价比李厂长找的其他公司要价低，李厂长找的是500多元一吨处理费，该男子出价是170元一吨处理费。我于是开始与该男子合作，之后每次都是对方打电话给我问是否有污泥需要处理，我说有，他就会过来。如果我在公司就会亲自安排员工帮对方装货，如不在就事先跟员工说好。对方将污泥拉走后会有一名女子过来找我签字，然后由财务姜荷英通过其账户付钱给对方。肥肥肥业公司拉走的污泥均是一般污泥，无毒无害，这些污泥刚生产出来是黑色的，风干以后就会变成红黄色，会有臭味。含铬污泥按照规定严格存放，设置有专门的仓库，和一般污泥是分开存放的，一般污泥的产量会比含铬污泥多。肥肥肥业公司那个男子拉走的污泥理论上是不含有铬的，但由于处理含铬污水经过的水管有一段和一般污水经过的水管是共用的，所以虽然不同污水经过该段水管的时间是错开的，但在此情况下不排除一般污水产生的污泥会被含铬的污水污染。污泥里没有动物毛皮、毛发等，只有泥。拉走污泥的男子没有提供相关资质证明，只说自己是正规公司的。每次对方运走污泥只有过磅单，没有相关的单据或凭证，过磅单都已经丢失了。我方与对方合作时间从2015年年初至2016年年头，不清楚对方拉走污泥的数量，但可以根据每吨170元来计算污泥的数量。证人刘利辨认出证人邓忠平就是肥肥肥业公司拉污泥的男子，证人杜年青就是收污泥费的女子；还对昌荣公司存放一般污泥的地点、厂区内存放严控污泥的蓝色棚及墙上的严控废物的标识进行了指认。另查明十一，刑事案证人邱涵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我是昌荣公司仓管。昌荣公司在生产皮革的过程中会生产废弃物含铬污泥，有人叫严控污泥，是一种红褐色的，散发着臭味的污泥。我见过有“湘”字开头的货车过来运污泥，不清楚对方什么单位。姜荷英在公司任普通出纳，负责对外单位的个人结算汇款之类。证人邱涵辨认出证人邓忠平是从昌荣公司运走红褐色带臭味的污泥的男子，还对2016年前、后存放严控污泥的地点分别进行了指认。另查明十二，刑事案证人姜荷英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我是昌荣公司的财务。我曾在老板刘利的吩咐下，在2015年、2016年期间通过名下的账户将污泥的费用转到一个户名为杜年青的账户上，一共转了大概10万元。我不清楚对方运走的是什么污泥，只是按照刘利的要求在转账时备注是污泥费。我都是通过尾数3775、9678的账号转账给对方的，该两个账号已于2017年6月下旬注销。我转账给杜年青的资金都是污泥费。证人姜荷英辨认出证人杜年青、刘利。另查明十三，刑事案证人杜年青的证言主要内容：2014年或2015年的时候，我和丈夫邓忠平在佛山市三水区************队新坑岗租了三亩地，注册了肥肥肥业公司。2016年初，邓忠平与昌荣公司定下合作关系，约定由我公司帮昌荣公司运走污泥，然后收取费用。刚开始，邓忠平告诉我说运走的污泥用于生产肥料，但其实没有用来做肥料，只是运到邓金华的场地倒掉，然后给邓金华费用，从中赚取差价。我公司从昌荣公司运走的污泥每吨170元，运到邓金华的场地倾倒，每车支付其1300元。刚开始是邓忠平自己驾车运污泥，后来雇请了司机，由司机自己去。运走的污泥达到一定数量后，我就到昌荣公司结账。费用主要通过账号尾数6174的农业银行卡收取，只有一笔是通过建设银行卡收取。根据交易记录反映，我公司从昌荣公司共运走大约370吨污泥。我不清楚从昌荣公司运走的是什么污泥，污泥是干的，有红色、黑色，有一点点臭味，具体成分不知道。另查明十四，刑事案被告人邓金华的供述和辩解及辨认笔录主要内容：涉案两块场地都是我承包的。其中“洪塘”是鱼塘，水面面积约60亩，土地权属于三水横岗村，我于2014年年头跟横岗村的村民何翠玲租的，每年租金7万元，租期自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30日，合同约定用地性质为经营种养，该处出租了约50亩土地给别人养猪。“旗观岗”属于山岗地，面积约10亩，承包期限自2015年5月至2024年12月31日，每年租金3100元，合同约定用地性质为经营种养，该块地一直丢空，未搞生产养殖类。2014年，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黎汇丰，黎汇丰问能否帮他处理废弃塑料泡沫，我同意他将废弃塑料泡沫倾倒至“洪塘”，每车收费800元。每次倾倒前，黎汇丰会事先联系我，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支付倾倒费。我与黎汇丰的合作持续了一年多，估计一共倾倒了20至30车废弃塑料泡沫，共重50至60吨左右，我从中赚取2万元左右。黎汇丰银行转账都是转到我的农行卡账户上。黎汇丰倾倒的是一些冰箱的保温层材料以及汽车的隔音层材料，均是一些泡沫，来自西樵，运输车辆是粤Y牌。黎汇丰在“旗观岗”也有倾倒垃圾，数量不清楚。2016年我经黎汇丰介绍认识了在广州做车队长的“老刘”，车队是运载垃圾的，“老刘”在“旗观岗”倒过三次垃圾，均是来自广州的生活垃圾，每车费用是1000元，每次都是两台孖担在晚上7、8点左右运过来，一台车运载20吨左右。2016年9月，“老刘”叫了三台车过来倒垃圾，途中被乐平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截停，之后我就没再与“老刘”做生意了。我一共从“老刘”处赚得6000元，“老刘”都是现金支付的。2015年邓忠平主动找到我问有没有地方提供给他倾倒垃圾工业泥（主要是皮革厂将猪皮、牛皮、羊皮除下来的毛），我让他倒至“洪塘”，一共倒了5、6车，每车约10吨。后来因猪场承包人投诉，我就没让邓忠平倾倒了。2016年9月，邓忠平又找到我要求倾倒垃圾，我让他倒至“旗观岗”那块地上。邓忠平倒了十几车次垃圾，每车10多吨，我收取他每车1000元的费用，邓忠平通过他老婆转账至我的农行卡账户上。邓忠平倾倒的垃圾来源是江门鹤山。2014年我经黎汇丰介绍认识了一个叫“李达仁”的女人，是做垃圾中转的。当时我带她看过“旗观岗”那块地，说好以每车1000元的价格让其倾倒生活垃圾。“李达仁”一共运过20车，每车10至20吨的生活垃圾过来倾倒。“李达仁”每次都是把钱转给黎汇丰，黎汇丰收取100至200元的介绍费后再将余款转给我。“李达仁”倾倒的垃圾来源是广州。2014年我与何泽培办理“洪塘”承包转让手续前，何泽培就已经有招人倾倒垃圾到“洪塘”从中获利。我承包“旗观岗”场地后，有人在上面倾倒了20车垃圾，均是生活垃圾、建筑余泥等。邓金华辨认出黎汇丰，证人邓忠平、何泽培；还辨认出“旗观岗”、“洪塘”就是其招倒垃圾并从中获利的地点。另查明十五，刑事案被告人黎汇丰的供述和辩解及辨认笔录的主要内容：2015年下半年，我经做勾机的同行介绍认识了邓金华，知道邓金华可以处理填埋生活垃圾。我于2015年在58同城和百姓网上发布处理难处理垃圾的广告。2016年初，一名“广州垃圾”的女子（电话号码138*****314）找到我说有生活垃圾和布料要处理。我于是带该女子到邓金华位于榄江工业园砖厂对面的鱼塘及横岗村看场地，该名女子与邓金华约定价格是每车1100元或1200元，我从中赚取100元每车的介绍费。费用都是先转至我的账户，我从中抽取介绍费后再转给邓金华。之后该女子就安排车辆运垃圾过来，一般是21时至次日凌晨3时许。2016年3月至6月期间，该女子陆续运了40车，每车约30吨的垃圾过来倾倒至邓金华的鱼塘。这些垃圾用机械压实过的，是一些日常生活垃圾，有些还夹着布碎，很臭。我从中赚得4000元左右。2016年年初至2017年3月，我从赢家公司运泡沫垃圾至邓金华承包的“旗观岗”、“洪塘”两个场地倾倒，大约运了30车共约90吨。我与赢家公司签订的合同上所盖的“广州绿由工业弃置物回收处理有限公司”公章是我在三水西南街道西南酒店附近找一个专门伪造假公章的男子做出来的，包括提供给赢家公司的有关绿由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均是网上下载打印后再盖上伪造的公章做成的，部分证件的细节进行了修改。黎汇丰辨认出邓金华、证人曾焕彬；还辨认出其从互联网上下载打印并予以修改的上述证照，涉案两处场地是其倾倒垃圾的地点；并指认出其从赢家公司运走的泡沫垃圾。另查明十六，刑事案件中，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案涉“旗观岗”、“洪塘”两个场地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出具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经鉴定“旗观岗”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相关经济损失共计约18755456.83元，其中事务性费用129463元（包括固废监测费3293元、土壤监测费62920元、环境损害评估费63250元）、确认垃圾清运数量为11006.83吨，垃圾清运费用为1864523.52元，垃圾处理费用919070.305元，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核算15842400元。“洪塘”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相关经济损失共计约28709398元，其中确认垃圾清运数量为9539.31吨，垃圾清运费用为195万元，垃圾处理费用987318元，围闭费用2万元、土方填埋费用10万元、复绿费1000元，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核算25651080元。另查明十七，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于2017年7月4日从昌荣公司取样工业污泥；于2017年8月24日从赢家公司提取固体废物，后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进行鉴定，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华环监测字2017第215号、266号监测报告，监测结果显示，从昌荣公司提取的工业污泥样本中含有铜、锌、铅、镉、镍、总铬、六价铬成分；从赢家公司提取固体废物样本中含有铜、锌、铅、镉、铍、镍、总铬、六价铬、汞、砷、硒成分。另查明十八，乐平环保局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案涉“旗观岗”、“洪塘”两个场地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出具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支付“旗观岗”地块土壤监测费用和环境损害评估费用合计129463元，其中固废监测费3293元、土壤监测费62920元、环境损害评估费63250元；支付“洪塘”地块土壤监测费用和环境损害评估费用合计135850元，其中土壤监测费72600元、环境损害评估费用63250元。另查明十九，2016年12月30日，乐平环保局与广东美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佛山市三水区**********垃圾清运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约定对包括“旗观岗”在内的垃圾进行清运，共清运“旗观岗”垃圾12000立方米，支付垃圾清运费96万元，同时乐平环保局与佛山市顺德区顺策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支付监理费用51744元。2017年5月3日，乐平环保局与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签订《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洪塘”地块垃圾清运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约定对“洪塘”范围内的垃圾进行清运，共清运垃圾21546立方米，垃圾清运费1723680元，同时乐平环保局与佛山市顺德区顺策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支付监理费用51480元。2017年9月20日，乐平环保局与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签订《横岗垃圾清运服务合同》约定对包括“旗观岗”在内的垃圾进行清运，共清运垃圾49965立方米，支付垃圾清运费3997200元，其中“旗观岗”垃圾13993立方米，支付垃圾清运费1119440元，同时支付佛山市顺德区顺策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费用118000元，乐平环保局主张其中“旗观岗”监理费51744元。乐平环保局将“旗观岗”、“洪塘”两处垃圾委托佛山市三水区白泥坑垃圾卫生填埋场处理，并支付“旗观岗”垃圾处理费919070.305元，支付“洪塘”垃圾处理费123458.925元。在上述两地块的清理中，乐平环保局表示无法具体区分工业污泥与泡沫垃圾。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短期发展。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经营者既要关注经济利益,也要关注生态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无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违法排放、倾倒、堆放污染物,损害社会公众环境利益的侵权行为,在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依法承担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本案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乐平环保局主张的各项损失如何确定以及各侵权人如何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涉案损失如何确定问题1.垃圾清运费3803120元，包括“旗观岗”垃圾清运费96万元和1119440元、“洪塘”垃圾清运费1723680元，该部分费用有相关证据予以支持，且未超过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两个场地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出具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评估范畴，故法院对该部分费用予以确认。2.垃圾处理费1042529.24元，其中“旗观岗”919070.31元，“洪塘”123458.93元。由于该笔费用在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案涉“旗观岗”、“洪塘”两个场地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出具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中已经予以了鉴定，故法院对该笔垃圾处理费予以确认。3.监理费222024元，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乐平环保局为“旗观岗”、“洪塘”分别支付监理费用51744元、51480元，该局针对2017年9月20日与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签订《横岗垃圾清运服务合同》支付的监理费共计118000元，根据“旗观岗”所占横岗垃圾清运的比例，法院确定，该次“旗观岗”的监理费为33040元。以上合计136264元，超过部分，法院不予支持。4.土壤监测费135520元，固废监测费3293元，环境损害评估费126500元，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乐平环保局支付“旗观岗”地块土壤监测费用和环境损害评估费用合计129463元，其中固废监测费3293元、土壤监测费62920元、环境损害评估费63250元；支付“洪塘”地块土壤监测费用和环境损害评估费用合计135850元，其中土壤监测费72600元、环境损害评估费用63250元。因鉴定是确定土壤污染损害情况及相应的修复方案的必要程序,该部分费用是乐平环保局因此次污染行为所支付的必要费用，因此，法院对该部分费用予以确认。5.围蔽费用2万元，土方填埋费用10万元，复绿费用1000元，由于该笔费用在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案涉“洪塘”地块固体废物倾倒污染事件出具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中已经予以了鉴定，故法院对该笔费用予以确认。以上合计5368226.24元，其中“旗观岗”3212757.31元，“洪塘”2155468.93元，超过该部分费用，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各侵权人的责任范围承担问题（一）关于“洪塘”的损失。根据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洪塘”地块在2016年之前即存在污染现象，但乐平环保局未能提交证据证实造成2016年之前的污染程度、污染原因及相应责任人的过错表现，导致法院既无法认定本案各责任人与2016年之前污染的责任人因过错表现具有同一性而构成共同侵权，亦无法认定本案各责任人与之前污染的责任人各自的行为均足以造成“洪塘”污染现状的损害后果，故本案各责任人与2016年之前污染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形式，并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和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条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乐平环保局承担。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分别实施污染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污染者的污染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对于“洪塘”地块的污染现状，可认定2016年前的污染责任人与本案责任人分别对“洪塘”地块实施了侵权行为，且难以确定责任大小，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由2016年前的污染责任人与本案责任人平均分担“洪塘”污染现状的损失，即本案需承担责任的侵权人对“洪塘”损失的一半即1077734.47元承担责任。乐平环保局要求本案侵权人对“洪塘”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各侵权人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分析如下：1.邓金华的责任问题。根据刑事案查明的事实，邓金华在承包了案涉的“旗观岗”场地后，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获得相关许可证以及未对上述场地采取防渗措施的情况下，招揽他人在上述场地倾倒废弃泡沫、污泥、生活垃圾等废物，并收取费用。邓金华的行为与造成“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环境被污染的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关系，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黎汇丰的责任问题。根据刑事案查明的事实，黎汇丰冒充绿由公司工作人员，伪造该公司取得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使用上述证件与赢家公司签订冰箱保温层泡沫加工合同，从该公司收购冰箱保温层废弃泡沫后，将含有铜、锌、铅、镉、钡、镍、总铬、砷成分的废弃泡沫倾倒至邓金华承包的“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因此，黎汇丰的行为与造成“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环境被污染的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关系，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3.邓忠平的责任问题。根据刑事案查明的事实，邓忠平本人并无任何处理工业污泥的资质，却将其从昌荣公司收购的工业污泥倾倒至邓金华承包的“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并收取相应的费用。邓忠平的行为与造成“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环境被污染的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关系，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4.杜年青的责任问题。根据刑事案中昌荣公司的员工姜荷英的证言，以及杜年青的陈述，可知杜年青与邓忠平共同承租了土地用于经营肥肥肥业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帮昌荣公司运送淤泥至邓金华承包的涉案场地及用杜年青的账户与该公司的人员姜荷英进行结算，因此，应认定杜年青的行为对邓忠平实施污染行为构成了帮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杜年青应与邓忠平共同对因污染行为造成“洪塘”、“旗观岗”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关于昌荣公司的责任。根据刑事案中昌荣公司的人员李兴国、姜良益、刘利、邱涵、姜荷英以及邓忠平、杜年青的证言可知，昌荣公司在明知邓忠平并无处理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污泥的资质，仍将工业污泥交由邓忠平处理，且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监测报告显示该工业污泥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昌荣公司抗辩称经其交由邓忠平处理的工业污泥经检测其中的有害物质低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因此，其不应承担责任。对此，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环境污染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不以违法性为必要条件。即使昌荣公司交由邓忠平处理的工作污泥中有害物质低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但在已经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其仍应承担环境侵权责任。故昌荣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免责,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昌荣公司的行为仍与造成“洪塘”、“旗观岗”的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6.关于赢家公司的责任问题。根据赢家公司的员工曾焕彬、肖永明在刑事案中的证言显示，赢家公司将公司的泡沫垃圾交由黎汇丰处理之前，并未谨慎审查黎汇丰的证件，仅在黎汇丰提供了伪造的绿由公司相关证照复印件的情况下就将泡沫垃圾交由其处理，且未跟进泡沫垃圾的具体处理情况，在与黎汇丰结算时以现金结算，并未向真正的绿由公司予以核实，因此，其对于黎汇丰在该公司收取泡沫垃圾后送去“洪塘”、“旗观岗”倾倒，并最终造成两地块环境污染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亦应对相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7.关于何泽培、何翠玲的责任。根据刑事案认定的事实，虽然何泽培、何翠玲为涉案“洪塘”地块的前一手承包人，但该地块在2007年何翠玲承包时已经存在污染现象，并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当时的污染现象为何泽培、何翠玲二人所实施，或者与二人之间有关系，故乐平环保局请求何泽培、何翠玲对“洪塘”、“旗观岗”两处场地的污染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8.关于东江公司的责任问题，根据东江公司的员工赵强在刑事案中的证言，黎汇丰在刑事案件及本案中的陈述可以得知，黎汇丰虽然持有伪造的绿由公司的证据与东江公司发生了交易并收取了泡沫垃圾，但黎汇丰在刑事案以及本案审理过程中均主张其收取的东江公司的泡沫垃圾并未倾倒至“洪塘”、“旗观岗”地块，且东江公司的地址确实距离“洪塘”、“旗观岗”地块较远，在乐平环保局未再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采信黎汇丰的主张并认定其收取的东江公司的泡沫垃圾未向“洪塘”、“旗观岗”倾倒。乐平环保局在本案中主张东江公司对“洪塘”、“旗观岗”地块的污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9.关于绿由公司的责任。刑事案已经明确黎汇丰是通过互联网下载、私刻公章等形式伪造了绿由公司的证件从事违法行为，本案中，无证据显示绿由公司与黎汇丰之间有串通，也无证据显示绿由公司存在管理上的漏洞，因此，绿由公司在此次污染事件中并无过错，乐平环保局诉请绿由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各侵权人抗辩乐平环保局的责任问题。乐平环保局虽为相关主管环境事务的行政主管部门，但其在行政管理中是否存在责任，并不是本案各侵权人减轻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因此，各侵权人主张该局存在管理上的疏忽并应承担部分责任，法院不予采信。（四）关于法院确认的前述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所谓共同侵权，是指两人或者两个以上的加害人实施的导致同一损害结果的行为；是否构成共同侵权，主要是从过错表现的同一性和损害后果的同一性两方面予以判断。本案中，虽然黎汇丰、邓忠平以及昌荣公司均抗辩称，各自倾倒垃圾的数量应以刑事案中认定的数量为依据，并据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各侵权人均无法明确各自倾倒的垃圾具体范围，且难以查明每个人的侵权行为对造成环境污染，特别是涉案地块土壤污染的具体份额或比例。纵然如此，邓金华、黎汇丰、邓忠平、杜年青、昌荣公司、赢家公司各自的过错虽有大小，但过错表现形式均是向涉案“洪塘”、“旗观岗”地块倾倒污染物，且各自的过错相互结合后造成了同一损害，可见以上各侵权人的过错表现和损害后果均具有同一性，构成共同侵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共同实施污染行为造成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乐平环保局请求前述各侵权人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邓金华、黎汇丰、邓忠平、杜年青、昌荣公司、赢家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乐平环保局环境污染损失费用4290491.78元；二、驳回乐平环保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97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4978元，由邓金华、黎汇丰、邓忠平、杜年青、昌荣公司、赢家公司连带负担43433元，乐平环保局负担11545元。赢家公司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购销合同、委托收款书、签收证明、发票、情况说明各1份，拟证明：1.黎汇丰伪造并向赢家公司提供的书面资料均加盖有伪造的绿由公司印章，赢家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也无法预判，故其不存在任何过错；2.赢家公司对黎汇丰回收泡沫垃圾后倾倒至涉案场地的情况并不知情，故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昌荣公司、乐平环保局、东江公司、邓金华、黎汇丰、邓忠平、杜年青、何泽培、何翠玲、绿由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利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昌荣公司、赢家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并应承担侵权责任；2.昌荣公司、赢家公司是否应与本案其他侵权人对涉案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关于昌荣公司、赢家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并应承担侵权责任问题。经查，第321号刑事判决认定邓金华构成环境污染罪、黎汇丰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并应分别处以相应的刑事处罚。该判决认定邓金华的犯罪事实中包括其在涉案场地有偿处置邓忠平从昌荣公司收购的工业污泥及黎汇丰从赢家公司收购的冰箱保温层废弃泡沫，即该生效刑事判决已确认来源于昌荣公司、赢家公司并倾倒至涉案场地的垃圾造成了该场地的环境污染；该刑事判决对昌荣公司、赢家公司经办员工、证人邓忠平等人的证言及邓金华、黎汇丰的供述予以了确认。本院认为，第321号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发生既判力并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该判决认定的事实及确认的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本院分别评析认定如下：1.关于昌荣公司。昌荣公司明知邓忠平无处理工业污泥的法定资质但仍将工业污泥交由其处理，导致第321号刑事判决确认的污染损害结果的发生，昌荣公司存在明显过错并与该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该公司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昌荣公司上诉主张其无需在本案中承担侵权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赢家公司。根据第321号刑事判决认定的黎汇丰的犯罪事实，黎汇丰在与赢家公司协商签订涉案合同并进行废弃泡沫的交易中仅向该公司提供了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复印件。本院认为，赢家公司作为经营范围是废旧电器回收处置、资源循环利用及废五金塑料加工处理等的环保特种企业，理应知悉废旧污染物的环境危害性及污染物处置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但该公司并未核实黎汇丰所提供证件复印件的真伪及与原件之间的一致性，明显未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客观上放任了无合法资质的黎汇丰非法收购该公司废旧垃圾并倾倒至涉案场地的违法行为，赢家公司明显存在过错且与涉案污染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该公司依法亦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赢家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涉案行为不存在过错及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故本院不予采信。该公司上诉主张其无需在本案中承担侵权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赢家公司、昌荣公司是否应与本案其他侵权人对涉案环境污染所致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本院审查认为，第321号刑事判决已认定来源于赢家公司、昌荣公司的垃圾倾倒至涉案场地并造成污染损害结果，即各侵权人的行为确已造成同一的损害结果。虽该两公司的垃圾确系分别被倾倒至涉案场地，但涉案司法鉴定并未对各侵权人之侵权行为所致的损害予以区分，赢家公司、昌荣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各自垃圾倾倒的具体位置及所造成污染损害的份额或比例，该两公司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考虑污染物特有的渗透漫延性、涉案各侵权人之过错表现形式及过错造成同一损害后果，一审认定各责任人构成共同侵权并无不当，故本院认定赢家公司、昌荣公司应与本案其他侵权人对涉案环境污染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赢家公司、昌荣公司上诉主张应按责任大小予以区分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昌荣公司上诉主张的原审判决遗漏其他侵权人，本院认为，第321号刑事判决并未对该公司所称的其他侵权人予以审查确认，本案中昌荣公司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存在需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侵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至于各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后内部的责任分担，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无误，本院予以维持。赢家公司、昌荣公司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82248元，由赢家公司负担41124元，昌荣公司负担411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学彬审 判 员 蔡成中审 判 员 周 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黎梦婷书 记 员 黄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