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22712号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786734742N。法定代表人：田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如旺，广东华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高高钧濠娱乐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车陂北街****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0881617805。法定代表人：黄伟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闻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员工。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市高高钧濠娱乐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如旺，被告广州市高高钧濠娱乐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闻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从歌曲库中删除涉案侵权作品《中国之星》第十期的共8首歌曲《SoulFoodGood》《坏翅膀》《LotionSong》《恼人的秋风》《回首才知道》《花夜》《那些年》《红日》（以下简称涉案作品）；2.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包括维权合理开支）人民币10000元。事实和理由：《中国之星》是由原告全力打造的一档大型国际交流竞唱的综艺节目，该综艺节目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收视率及影响力。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以营利为目的，擅自在其营业场所的点唱机中收录涉案作品，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放映权，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广州市高高钧濠娱乐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所起诉的作品与原告所提交证据所显示的作品不是同一作品，原告仅享有对《中国之星》综艺节目的权利，并非享有对涉案歌曲的权利；二、原告提交的侵权公证书显示涉案经营场所的卡拉OK具有投屏功能，不排除原告取证时自行通过投屏点播涉案歌曲的可能；三、被告作为卡拉OK经营场所，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交纳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多年，但基于自身无法辨别权利人的数量和名称，故仅能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交纳费用；四、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明显过高；五、被告从他人手中接手经营涉案经营场所及相关设备，没有实施复制行为。经审理查明：国家版权局颁发的国作登字-2017-I-00347643《作品登记证书》载明，作品名称为《中国之星》，作品类别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制片者及著作权人均为原告，创作完成时间为2016年2月5日，首次公映时间为2016年2月6日，登记日期为2017年1月12日。原告提交的专辑《中国之星》封底标有“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荣誉出品”“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ISBN978-7-7985-1063-8”等文字内容。该专辑第10期包含有涉案作品。原告明确涉案作品性质为基于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并主张该作品的复制权和放映权。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出具（2019）粤广南粤第7792号公证书载明，2019年4月22日，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的“高高量贩式KTV”的“225”房间内的点歌设备可以点播包括本案被控侵权作品在内的歌曲（以下简称被控侵权歌曲），现场取得发票（加盖有广州市高高钧濠娱乐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银联签购单（显示商户名为广州coco量贩式ktv）、宣传卡片。被告在庭审中确认“高高量贩式KTV”系其开办经营。经比对，被控侵权歌曲中的《SoulFoodGood》《坏翅膀》《LotionSong》《恼人的秋风》《回首才知道》《花夜》《那些年》《红日》与涉案作品的相应片段内容基本一致。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提交了以下证据：1.国家版权局关于《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公告，显示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为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使用费）。2.被告（乙方）与音集协、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甲方）于2019年3月14日签订的《著作权许可协议》，约定：甲方根据会员的授权，许可乙方按照该协议约定的方式和场所，以表演和放映的方式使用甲方管理的音像作品；许可使用期间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但未能明确该许可协议所称“甲方管理的音像作品”内容，亦未能举证证明涉案作品在“甲方管理的音像作品”范围中。3.音集协《2018年度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细则》及音集协《KTV歌曲点唱调查报告》（2019年度）。原告当庭明确其未将涉案作品许可给音集协进行管理、使用、许可使用。又查明，原告对被告提起系列诉讼，本院以（2020）粤0106民初22711-22721号予以合并审理。原告主张合理费用包括公证费2400元、取证消费费128元，上述两费用在公证的87首侵权作品中均摊，并提交了公证费发票和取证消费票据。另查明，被告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11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经营范围为娱乐业，地址为广，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车陂北街****v>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音乐专辑及光盘、公证书及封存光盘、发票，被告提交的国家版权局关于《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的公告、《著作权许可协议》《2018年度卡拉OK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细则》《KTV歌曲点唱调查报告》（2019年度）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涉案作品内容为综艺节目《中国之星》。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涉案作品以在原有节目的基础上，通过摄影、录音、剪辑、合成等创造性活动，在一定介质上形成有独创性的一系列有伴音的画面，符合上述规定，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被告辩称原告仅系对《中国之星》综艺节目享有权利，并非对涉案作品享有权利，但未能明确涉案作品与《中国之星》综艺节目的区别，本院对其辩称不予采纳。根据《作品登记证书》及专辑封底信息认定原告系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该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等权利。根据原告提交的公证书及被告当庭确认，本院确认“高高量贩式KTV”由被告开办经营。被告开办经营的“高高量贩式KTV”内向公众提供的歌曲点播、点唱服务所放映的音乐电视内容与涉案作品一致，该放映行为未经原告同意，侵害了原告就涉案作品享有的放映权。因被告在向卡拉OK点唱系统中预存涉案作品时必然存在复制行为，该行为侵害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复制权。被告辩称侵权作品系他人复制并在卡拉OK点唱系统中预存，但未能明确其所称的预存人信息，亦未能举证证明他人复制涉案作品的事实，故本院对此亦不予采信。综上，被告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被告辩称原告可能通过涉案经营场所提供的扫码投屏功能自行点播侵权歌曲，因投屏点播功能亦由被告提供，故无论侵权歌曲以何种方式点播均不影响被告的侵权责任的成立。被告该辩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另辩称涉案经营场所及设备均系他人向被告转让，其并未实施复制侵权歌曲的行为。但未能明确其所称实施复制侵权歌曲的人员身份信息亦未能举证证明其所称受让相关设备的事实，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现有证据无法查明权利人原告的实际损失或被告因侵权所获利益，故适用法定赔偿。本院在综合确定赔偿数额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权利情况。本案主张权利并最终认定构成侵权的音乐作品共计8首；权利人未就涉案作品的流行程度等反映知名度的情况进行举证证明。（2）侵权情况。本案侵权行为系在经营场所内提供可点播放映的MV音乐作品，侵权后果与现场点播经营模式密切相关，并受从事经营活动的时长和地点范围限制。此外，本案并无涉案作品点播次数等统计情况的证据，故经营场所的规模可作为判断侵权情节的参考。（3）维权开支。原告为制止侵权进行公证取证、委托诉讼代理人等，其已支付的维权开支的合理部分，应予支持。鉴于原告同时提起包括本案在内的一批诉讼，原告虽主张公证费、取证消费费，但未针对本案诉讼作出区分，亦未单独请求支付维权开支，而是综合请求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故本院在公证费发票、取证消费票据等证据反映的事实基础上，综合批量诉讼情况对维权开支予以酌定。本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还考虑到以下情况，即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被告已与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并交纳了版权使用费。对此本院认为，对于已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交纳版权使用费的使用者，其承担的赔偿责任可根据具体案情予以酌减，理由如下：（1）使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相对较小。被告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费用，说明其对于作品使用行为，主观上具有积极寻求获得版权许可的意志，客观上也确已支付了一定费用。这类使用者，与未经权利人许可也未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许可使用合同的使用者相比，主观过错程度较小。尽管事实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并未获得涉案作品权利人的授权，但使用者基于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集体管理活动的信赖，以及核查海量作品授权情况、权利变动情况，在客观上确有难度的因素考虑，故不宜仅因涉案作品未在集体管理作品库中，而认定使用者具有明显或较大的主观过错。本案将是否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交纳版权使用费，作为是否酌减赔偿责任的考量因素，也体现了对使用者积极寻求许可使用，自觉交纳许可使用费的肯定和鼓励。（2）促进作品使用和文化传播的价值导向考虑。创造和运用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两个重要方面，创造为源泉之本，运用系活力之魂。著作权法的宗旨在于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因此，既要坚定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也要兼顾权利人和使用者的利益协调与平衡。在已经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音乐作品及制品等领域，使用者可以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减少与数量众多、权利分散的权利人直接交易的成本和难度，方便社会公众合法使用作品，从而可以达到促进作品传播和保持文化丰富性的目的。（3）基于处理好个案公平与类案导向的关系的考虑。本案对被告赔偿责任的酌减是根据具体案情作出的审理，从权利人和使用者之间利益协调的结果来看，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减轻，就意味着原告在本案获得赔偿数额的降低。但应当注意的是，原告未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成为会员，原告自行管理作品并取得版权许可使用费，自行维权并获得赔偿；与此同时，其他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成为会员的权利人，则通过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授权委托关系，获得许可费或赔偿。同类情况下，若权利人自行维权获得的赔偿数额，普遍、明显高于通过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获得的许可费或赔偿等经济利益分配，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判断，权利人可能再无动力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如此极可能架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运行，导致权利重回分散状态，集约效益消退。与此同时，国家版权局公告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标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实际发放著作权许可的收费标准，以及本案被告实际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交纳的费用，均一定程度反映了同类作品的市场价值，具有可参照性，如无特殊原由，自行维权的权利人获赔数额不宜较远偏离前述收费标准，偏离市场价值。在考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现行的许可收费模式、类型和标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原告代表维权时的获赔情况等基础上，本院确定本案每首MV音乐作品的平均赔偿数额不超过2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高高钧濠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立即停止侵害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就涉案作品《SoulFoodGood》《坏翅膀》《LotionSong》《恼人的秋风》《回首才知道》《花夜》《那些年》《红日》所享有复制权、放映权的行为，并将上述涉案作品从其曲库中删除；二、被告广州市高高钧濠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1600元；三、驳回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高高钧濠娱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万 方人民陪审员  李路玢人民陪审员  王琼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沈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