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83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望城区金山桥社区湖南海利泵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仲长，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乔，湖南九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良，男，196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原审被告：湖南桃花源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常，住所地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青林回族维吾尔族乡青林村**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吴亚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毅，湖南平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良、湖南桃花源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花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2民初7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湘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第一、被上诉人朱良在上诉人平台上与第三人桃花源公司进行的交易属于期货交易的认定是错误的。期货交易属于保证金交易，具有杠杆交易特点，期货交易属于集中交易，是交易机构安排众多买家或者卖方采用做市商、匿名交易等方式进行的交易，期货交易是标准化合约交易，而且交易具有双向性，也即可以买涨也可以买跌。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朱良所交易的是属于现货商品挂牌交易，商品现货挂牌交易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实物交割：库存量与流通量相等，满足随时提货；第二、属于全额货款交易；第三、单向竞价交易机制；第四、客户属于一对一的交易；货源可追溯：权威检验机构检验、存放第三方专业仓储机构，质量有保障；第五、设置价格上限：以市场零售价为基准，设置挂牌商品现货价格上限。朱良是和桃花源公司发生实物商品仓单交易，交易标的是桃花源公司生产的酒，不是标准合约交易；其次，朱良交易的不是保证金交易，是全款现货交易；另外，朱良从事的交易是单向交易，朱良只能够买涨，不能够买跌。从上可以看出，朱良与桃花源公司作为交易合同的买卖主体，在上诉人平台上从事的根本不是非法期货交易。第二、上诉人组织的商品挂牌交易方式符合国家监管办法的规定。根据2014年1月1日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第七条规定，商品现货市场交易对象包括（一）实物商品；（二）以实物商品为标的的仓单，可转让提单等提货凭证；（三）省级人民政府依法规定的其他交易对象。《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第九条规定，商品现货市场交易对象包括（一）协议交易；（二）单向竞价交易；（三）省级人民政府依法规定的其他交易对象。湘商公司从事的商品挂牌交易对象是实物商品和以实物商品为标的的仓单，可转让提单等提货凭证，交易对象属于单向竞价交易方式进行的交易。本案中，供货商桃花源公司将其具有流通的实物商品白酒放在上诉人电子盘上销售，与被上诉人朱良发生直接交易的是酒的挂牌销售商和与朱良一样身份的其他客户，被上诉人朱良既是白酒商品的挂牌销售方也是白酒商品的买方。被上诉人朱良是通过交易中心的交易系统购得白酒商品和获得商品的所有权，同时又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将所购买的酒在电子交易系统上挂牌销售，期望得到商品购买人支付的更高的商品价款，从而得到盈利。所有的商品买入或者挂牌售出的价格，均由被上诉人朱良自行设定报价，当被上诉人朱良报价没有人购买时，被上诉人朱良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去提取购买的商品（提货）；一是低价卖给他人。本案讼争的交易中，无论是产品挂牌交易阶段还是提货阶段，都是以实物商品的所有权为转移的真实交易。本案的交易模式采取的是全款现货交易，交易的结果也是取得或者转移商品的所有权，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二、被上诉人和桃花源公司的交易合同合法有效。从上述事实结合湘商公司交易规则来看，被上诉人是酒的购买方也是酒的挂牌销售方，每笔所购买或者卖出的商品均为有形的实际存在的商品，其交易是商品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结果，其和商品的买方或者卖方达成的电子交易合同合法有效，其交易亏损也是正常的市场交易法则，被上诉人朱良应当对交易的结果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组织的现货商品挂牌交易符合国家规定，不属于期货交易，上诉人平台上的交易模式有三种，商品挂牌交易模式仅是其中一种，原审法院错误地将上诉人挂牌交易模式与其他交易模式混淆定性为期货交易，是导致本案错判的原因，我们不能因为投资者存在亏损就认为是非法期货交易。三、一审判决认定现货挂牌交易属于非法期货交易也是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事实是一个现货挂牌交易，买卖交易的标的物就是现货实物；第二不是双向交易，也没有杠杆保证金的交易。初始卖方桃花源公司将酒放到平台系统上卖。客户通过系统购买之后，上交易所申请交割，直接到桃花酒业提货就完结了。不存在买涨买跌，也没有保证金交易，其实是一口价一手货。另外作为买方的客户，买到货之后可以把货拉回去重新标价再卖出去，有人买就赚钱，没人买就自己去申请提货。此交易模式完全符合国家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关于现货交易的市场特别规定实务交易的方式是单向、竞价、交易，这是国家允许的。朱良辩称，1、湘商公司在第一审过程中跟我说的是桃花源公司参加交易了，而且还参与买和卖，这是有庭审的记录和我的庭审录音为证的。2、我证实平台可以买卖并进行保证金交易，交易对象也是桃花源酒。3、一审中后来提交了现货交易合同示范版，我网上已经签过这个字，所有的协议内容实际上就是一个期货交易协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桃花源公司述称，第一，我公司的产品质量、白酒，符合国家我国食品标准，具有生产许可证，实际上质量优良，并不是他所说的伪劣产品。第二，这个酒是我公司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加速商品流通，拓展销路。除了初始价格，我公司也再也没有参与交易平台。希望法庭能够予以维持一审判决。湘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朱良在湘商公司进行的交易行为无效；2、湘商公司返还交易本金302142元及利息（自2017年3月13日至实际支付日，按照年利率5%的标准，计算至2019年9月13日的利息为37767.75元）；3、湘商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审理过程中，朱良申请追加桃花源公司作为该案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朱良在湘商公司进行的交易行为无效；2、确认湘商公司、桃花源公司共同承担交易亏损本金302142元及利息37767.75元（自2017年3月13日至实际日）；3、湘商公司、桃花源公司承担该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6日，湘商公司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是从事文化艺术品、邮票、钱币收藏品、古玩、玉器互联网销售；电子交易平台的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建设等。湘商公司登记设立后，向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投资建设湖南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该委作出湘发改备案[2014]61号通知，准许该项目备案。之后，湘商公司投资建设了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在网络上开展“湘商油”、“湘商银”、“湘商铜”以及原酒（桃花源记）、茶业收藏品等交易。2012年4月24日，桃花源公司由桃源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注册资本500万元，经营范围是酒类、食品、饮料批发兼零售；白酒制造、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4年7月18日，湖南省商务厅发出湘商函【2014】254号《关于湘商公司规范经营有关事宜的函》，要求湘商公司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依法经营，严禁以集中交易方式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所开展的大宗商品交易应按照明确的交易对象和交易方式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并按时上报经营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2014年11月10日，湘商公司、桃花源公司签订《现货挂牌协议》。《现货挂牌协议》约定，桃花源公司将其经营的商品原酒（桃花源记）以现货挂牌交易模式在湘商公司交易平台上市交易，商品品牌、型号、规格及质量标准以桃花源公司具体挂牌销售货物为准。双方还约定各自权利义务、商品运营、交收、审核、处罚与退市、免责条款、反商业贿赂、协议有效期及终止、违约责任、保密条款、协议变更、解除等具体事宜。同日，双方签订《仓储服务合作协议》，桃花源公司作为湘商公司合作交收仓储企业，为在湘商公司上市挂牌交易的商品提供仓储物流服务，接受湘商公司的监督、管理等事宜。双方约定具体的仓储场所、对象、服务内容、费用结算、违约责任等事项。湘商公司、桃花源公司办理商品入库登记、存货凭证等手续，桃花源公司将挂牌交易的原酒（品牌桃花源记）以仓储模式登记入库，确定产品名称、品牌、生产日期、数量、等级、入库时间、质量标准、仓储地址等具体内容。朱良通过网络在湖南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上开设交易账户、绑定银行卡，并将资金转入湘商公司控制的资金结算中心账户，通过该账户在交易平台进行买入和卖出原酒（桃花源记）。朱良等平台交易者通过交易系统确定的交易凭证数量、价格决定买入或卖出，以买卖差额作为获利来源或亏损依据。投资者根据交易平台客户端看到的价格下订单，选择时间买入或卖出。如果“行情”判断准确，投资者存在获利机会；否则就会亏损。交易商品的名称、规格、数量、价格、操作数据、报表等由湘商公司提供。同时，湘商公司向交易方收取交易手续费用。自2016年1月28日至2017年3月13日，朱良“入金”共421100元、“出金”共118958元，产生交易差额302142元。朱良从未进行实物交割，也未提取原酒（桃花源记）实物商品。朱良认为，湘商公司在交易平台组织的原酒（桃花源记）交易属于非法期货交易范畴，向湘商公司主张赔偿损失未果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6年7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作出《关于申请公开部分企业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信息的统一答复》，称任何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的企业，包括在各种交易场所、交易平台内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的买卖双方，均须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商务部门的经营许可。商务部没有收到的包含湘商公司在内的列表企业关于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资质的申请，没有向包括湘商公司在内的列表企业核发过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批准证书。包括湘商公司在内的列表企业不具有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许可资质，交易市场提供交易平台，不直接从事原油、成品油仓储、销售，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市场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和《证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工商总局银监会关于禁止以电子商务名义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活动的通知》（证监发[2013]74号）等规定。再查明，一审法院（2017）湘0112民初1906号原告方金鲧诉被告湘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7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发出一份《关于认定湖南湘商商品交易有限公司与方金鲧交易性质的公函》，请求对该案中方金鲧、湘商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进行认定。2017年9月29日，该局向一审法院发出《关于湘商公司经营行为性质认定的复函》，主要内容为：湘商公司开展的湘商银、湘商油等交易活动采用保证金制度，以集中交易的方式进行，交易合约标准化，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允许投资者以对冲平仓的方式了结交易。依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行为具备期货交易特征。湘商公司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擅自从事以上行为，涉嫌构成《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该案经一审法院一审判决后，被告湘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有：一、案涉交易行为的性质如何认定；二、案涉交易行为是否有效；三、湘商公司、桃花源公司是否负有返还交易款项并承担损失的义务。关于焦点一，根据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取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以及其他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指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包括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合约。所谓标准化合约，是指除价格、交货地点、交货时间等条款外，其他条款相对固定的合约。期货交易具有双向性，交易者可以选择买入或者卖出期货合约，也可以采取对冲机制，通过与建仓（买或者卖）时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行为实现盈亏相抵。期货交易可以采取集中交易方式，所谓集中交易，是指由交易机构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人员集中、信息集中、商品集中），并为促成交易提供各种设施及便利安排。期货交易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期货市场价格的波动获得风险利润，转移现货市场的风险（套现保值）。而在现货交易中，交易标的物为实物商品或者以实物商品为标的的仓单、可转让提单等，其目的在于货物所有权发生转移，不允许采用对冲方式进行交易。该案中，湘商公司主张为现货交易并提交与桃花源公司达成的现货挂牌协议，但结合朱良提交的个人账户资金流向汇总信息及庭审查明情况分析，湘商公司实际为借用原酒（桃花源记）现货交易的名义，组织朱良等交易者开展非法期货交易，其主要特征为：朱良向湘商公司申请开户并注入一定数量资金作为买卖“本金”即可在交易平台买入、卖出原酒（桃花源记），虽与湘商公司为一对一交易，但湘商公司接受众多交易者在平台开展买、卖行为，实际上构成集中交易的结果；原酒（桃花源记）上线交易的相关信息包括交易品种、交易单位、交易数量、手续费计算方式、计算系数、收取方式等交易参照指标是交易前就已经确定，仅价格一项未经事先确定，由交易平台根据“行情”提供实时报价，实时波动；朱良在建仓时可以买入也可以卖出，交易过程始终没有实物交割，均是通过与建仓相反的操作了结合同义务，其买进、卖出商品的实质目的是在将来某个时间节点、在湘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交割一定数量的标的物合约或现金，其交易性质实际上为合约交易；双方的目的均非通过交易行为转移商品所有权，而是通过价格涨跌获得利润（交易过程中产生手续费亦为湘商公司获取利润的方式之一）。另外，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是认定市场主体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期货交易行为的法定职权部门。在案外人方金鲧与湘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关于湘商公司经营行为性质认定的复函》，根据该案中查明的事实，认为湘商公司开展的交易行为的性质具备期货交易特征。湘商公司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擅自从事以上行为，涉嫌构成《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根据该案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及该案事实，方金鲧、朱良均是在湘商公司开设的湖南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开设账户，绑定银行卡，投入资金买进、卖出湘商公司公布的相关产品并产生亏损。整个交易过程包括开户流程、交易方式、手续费收取标准、结算方式等，均具有极大的相同性或相似性。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湘商油”商品是由湘商公司自行确定的商品品种，无实物对照；原酒（桃花源记）则是借用桃花源公司提交挂牌交易的酒类商品为原型，但整个交易过程仍不是以转移商品所有权为目的。综上分析，二者从事的应属同一性质的交易行为。因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针对该案中湘商公司开展的交易行为的性质认定，应可适用于该案。朱良与湘商公司开展的交易行为符合期货交易的基本特征，应属期货交易。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该案中，湘商公司未经批准与朱良进行非法期货交易，该交易行为是否无效则需要判断《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上述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期货交易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直接关系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从《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一条“为了规范期货交易行为，加强对期货交易的监督管理，维护期货市场秩序，防范风险，保护期货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期货市场积极稳妥发展，制定本条例。”的规定也可以看出，其主要立法宗旨在于通过调整期货交易行为，规范市场运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期货交易场所作为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平等、透明交易机会，进行有序交易的平台，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公开性，更加需要依法规范管理，确保安全运行。虽然《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未载明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但若违反上述规定仍使未经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展开非法期货交易的行为有效，极易引发金融风险，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有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湘商公司与朱良进行的交易行为因违反上述规定而无效。关于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及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朱良请求湘商公司返还交易款项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是，朱良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决定投资方向及投资产品种类时，应当具备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该案所涉交易行为及交易模式并不涉及实物买卖与交割，具有极大的风险性，朱良仍多次操作造成损失，其自身亦存在过错，应承担部分损失，而其主张返还的价款即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损失。因此，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大小，一审法院酌定由湘商公司承担80%的责任，由朱良自行承担20%的责任。经核算，湘商公司应当返还朱良241713.60元（302142元×80%），剩余损失由朱良自行承担。至于朱良要求湘商公司赔偿利息损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朱良主张桃花源公司的原酒（桃花源记）商品为假冒伪劣商品，且桃花源公司参与非法期货交易，应承担赔偿责任。经调查，桃花源公司已经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白酒），且朱良、湘商公司在交易平台开展交易的真实目的并非买卖原酒（桃花源记），仅为借用原酒（桃花源记）作为实物商品的名义，开展非法期货交易，原酒（桃花源记）产品质量如何，不影响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且，现有证据不能体现桃花源公司实际参与朱良、湘商公司之间的交易中，朱良主张由桃花源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基础，也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一、朱良与湘商公司在湖南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开户交易行为无效；二、湘商公司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朱良交易损失241713.60元；三、驳回朱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案受理费639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3199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两项合计5219元，由朱良负担1044元，湘商公司负担4175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湘商公司通过交易平台向朱良等不特定投资者提供商品信息，包括交易品种名称、代码、交易单位等，价格存在波动；交易过程中允许朱良等投资者持续挂牌交易，涉嫌集中交易；亦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向朱良进行实物交割或履行通知实物交割义务。此外，湘商公司虽然提出有实物交割行为或者实物交割意向，但湘商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平台组织的交易目的在于进行实物交割。湘商公司涉案平台组织的交易以现货交易为名，实则是采用期货交易模式，交易行为应认定无效。一审判决虽认定理由有瑕疵，但一审判决结果认定湘商公司的交易行为无效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湘商公司对被上诉人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最终结果处理妥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湘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6398元，由上诉人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欧阳宁审判员  邓 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杨威书记员杨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