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4857号 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王涛，男，196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荆建忠，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尹城城，女，199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嘉瑛，福建彬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月琼，福建彬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王涛因与被上诉人尹城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11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涛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1195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本诉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反诉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理由：引发本案讼争的股权交易中既无权利瑕疵，也不存在欺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具体事实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所转让的厦门实时行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时行公司）的2%股权均合法登记于上诉人名下，分期到资及部分代持的情形不能简单认定为权利瑕疵。1、上诉人所转让的股权是案外人实时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连荣为引进上诉人从另一股东李玲玲所购并赠予，相关分期出资均由杨连荣组织资金并验资。2、上诉人代杨连荣所持实时行公司的1%股权不能认定为权利瑕疵。首先，本案上诉人因受杨连荣赠予，自李玲玲处受让实时行公司2%股权后，又应杨连荣之要求，将实时行公司1%股权转让给杨连荣并代持。该代持的1%股权本就是在杨连荣的要求下转让给被上诉人的，何来存在瑕疵之说。其次，杨连荣对被代持的1%股权转让知情且同意的情形，也可以从相关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等一系列备案登记的法律文件、法律行为中所体现。再者，在杨连荣要求并同意转让给被上诉人的情况下，即使被上诉人坚称不知情、未被告知代持情形，也不构成权利瑕疵之说。3、股东对公司注册资本的分期到资已为现行法律规范所许可，以未到资情形来认定权利瑕疵显无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知晓受让股权的所有情况，所谓欺诈不能成立。1、被上诉人受让上诉人的股权系因实时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连荣的要求所致，在杨连荣当面告知其股权情况后方才受让股权。2019年6月17日，上诉人已因经营理念分歧提出退股且经股东会及高管的同意，根本无须再另外将股权转让他人。是后来法定代表人杨连荣又找来公司财务尹城城即本案的受让人，要求转让给她，才有现在的引发本案讼争的股权转让行为的发生。2、被上诉人系实时行公司的财务，对公司所有股东股权情况完全清楚。3、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完成，证明了被上诉人对受让股权的分期出资且未到位的情形完全清楚。三、本案中案外人李玲玲的电话录音依法应予以采信。首先，李玲玲股权转让前系实时行公司的行政总裁，持有公司20%的股权，其录音内容能够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20%股权在2015年8月25日转让上诉人2%后，剩余的18%股权又于2019年7月8日与上诉人一并全部应法定代表人杨连荣的要求转让给了本案的被上诉人，情形完全相同。其次，录音内容可证明陆虎车以及上诉人从李玲玲受让厦门实时行供应链有限公司的2%股权（包含以后应分期到位的出资）是杨连荣同意作为引入条件送予上诉人的事实。再者，可以证明尹城城作为公司财务应当知道上诉人股权真实情况的事实。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欺诈成立并据以撤销，显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求，并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反诉请求。 被上诉人尹城城答辩称，一、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存在欺诈，体现在未如实告知其持有2%股权的真实出资情况，未如实告知1%股权是代持的，上诉人在诉讼中表示其收取50万元系杨连荣受让其持有的1%股权的对价，且结合关于王涛股权转让及利润分红的结算说明，表明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进行股权转让时其实际持有的股权已经发生变动，与登记持股比例并不相符，上诉人应当如实告知以上三点情况而没告知，构成隐瞒真实情况的事实，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是被上诉人受到欺诈的情况下签订的，且未超过除斥期间，故一审判决该协议予以撤销，并无不当。二、即使《股权转让协议》未被撤销，上诉人主张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是上诉人转让案涉股权所能获得的股权款应当按照“王涛股权转让及利润分红的结算说明”所载明的50万元，上诉人在本案起诉时未提交结算说明，但在另案中却以该结算说明作为证据主张其他款项，显然是认可该结算说明的效力，但为了更大的利益，选择性的在本案中隐瞒关键证据，而以讼争《股权转让协议》为起诉依据，也证明了上诉人存在欺诈情形。综上，一审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无不妥，应予维持。 王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尹城城立即向王涛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2019年7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转让款之日止）。尹城城反诉要求：1.判令撤销王涛与尹城城于2019年7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撤销2019年7月9日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上述股权转让所作出的商事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查明，实时行公司于2015年2月5日登记设立，于2019年9月3日登记公示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连荣，股东为杨连荣和尹城城，其中杨连荣认缴出资4000万元，持股比例为80%，尹城城认缴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为20%。 2015年8月25日，王涛与李玲玲签订一份《厦门实时行供应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涛以4万元对价受让李玲玲持有的实时行公司2%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实缴4万元），尚未到资的96万元由王涛按章程规定如期到资。 2015年12月3日，李际霞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王涛转账支付10万元。次日，王涛向实时行公司转账支付10万元投资款。2015年12月21日，李际霞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王涛转账支付8万元。同日，王涛向实时行公司转账支付8万元投资款。2016年6月21日，张永湘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王涛转账支付10万元。同日，王涛向实时行公司转账支付10万元投资款。2016年7月13日，李际霞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王涛转账支付10万元。同日，王涛向实时行公司转账支付10万元投资款。李际霞向一审法院陈述，其是杨连荣配偶，案涉其名下银行卡是其给实时行公司使用，其中的款项属于实时行公司，不清楚转给王涛的款项用途。张永湘向一审法院陈述，杨连荣是荣利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根据杨连荣要求，将案涉银行卡放在公司使用，其中的款项属于荣利达集团有限公司，不清楚转给王涛的款项用途。王涛称，其收到并转入实时行公司的上述38万元投资款，是实时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连荣通过他人支付给其作为其入股的条件。2016年7月22日，实时行公司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截至2016年7月13日，公司收到杨连荣实际出资1680万元、王涛实际出资42万元。 2017年11月30日，王涛向实时行公司申请借款30万元。同日，实时行公司使用李际霞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王涛转账支付30万元。2018年3月27日，王涛向实时行公司申请借款10万元，注明用途为退股。2018年4月3日，实时行公司使用李际霞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王涛转账支付10万元。2018年4月24日，实时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连荣向王涛转账支付10万元。王涛称其收取的上述总计50万元，是杨连荣受让其持有的实时行公司1%股权的对价。2018年5月4日，王涛与杨连荣签订一份《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杨连荣将其1%的实时行公司股权委托王涛代为持有，王涛以自己名义对外代理杨连荣持有股权，依据杨连荣意愿对外行使股东权利，并由杨连荣实际享有股权收益；未经杨连荣事先书面同意，王涛不得擅自对代持股权进行任何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质押。 2019年6月17日，实时行公司作出一份《关于王涛股权转让及利润分红的结算说明》，载明：2019年6月17日实时行公司股东召开会议讨论关于王涛股权转让及利润分红具体结算问题，一致同意王涛退股，投资款退股50万；具体还款方案另行签订退股及结算协议。王涛在上述文件上签名。 2019年7月8日，实时行公司召开股东会，原全体股东杨连荣、李玲玲、王涛参加会议并一致通过一份《股东会决议》，同意王涛将所持有的公司2%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尹城城，同意李玲玲将所持有的公司18%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900万元）以9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尹城城，股权转让后，杨连荣持有公司80%股权，尹城城持有公司20%股权。同日，王涛（甲方）与尹城城（乙方）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就王涛将其持有的实时行公司2%的股权转让给尹城城事宜作出如下主要约定：实时行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实时行公司2%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将转让费100万元分二次支付给甲方；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实时行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具有完全的处分权，该股权未被人民法院冻结、拍卖，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受让方利益的瑕疵；公司不存在转让方未向受让方披露的现存或潜在的重大债务、诉讼、索赔和责任；股权转让的全部费用由乙方承担；若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保证，除非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免责，违约方应向协议他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格3%的违约金，因一方违约而给协议他方造成经济损失，并且损失额大于违约金数额时，对于大于违约金的部分，违约方应予赔偿。亦在同日，实时行公司作出一份《章程修正案》，将原章程规定的公司股东杨连荣（持股比例80%）、李玲玲（持股比例18%）、王涛（持股比例2%）变更为杨连荣（持股比例80%）、尹城城（持股比例20%）。次日，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准许实时行公司上述股东变更登记，并办理了变更后的股东登记。 本案庭审过程中，王涛称，其与尹城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2%实时行公司股权，并未代理杨连荣，与其代持杨连荣的股权无关；在《关于王涛股权转让及利润分红的结算说明》前并不清楚其注册资本情况，因其受让李玲玲的股权是杨连荣所赠，故未注意实际到资情况。 另查明：自2015年至2018年期间，王涛作为实时行公司领导，分管财务部门，其对外宣传的名片印制职务为实时行公司总经理。王涛自称是实时行公司行政总裁。 一审法院认为，王涛与尹城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就王涛将其名下2%的实时行公司股权以100万元对价转让给尹城城事宜达成合意，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王涛作为股权出让方，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及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作出的具体承诺。然而，在案证据表明，王涛在与尹城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未如实告知尹城城有关转让股权的实际情况，导致尹城城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当认定王涛构成欺诈，具体理由如下：首先，王涛通过受让方式取得实时行公司2%的股权，受让之时仅支付4万元对价，其明知该股权中尚有96万元认缴出资需要缴纳，在此情况下，其在之后也仅是从其名下银行账户向实时行公司支付了38万元投资款，并未足额缴纳2%股权对应的全部出资款。王涛是转让股权的名义股东，且在实时行公司实际任职并分管财务工作，应当清楚实时行公司的到资情况，尤其是其个人的实际到资情况。其次，王涛在持有实时行公司股权期间，自始至终登记持股比例为2%，其在将该股权转让给尹城城之前，已收到李际霞和杨连荣名下银行账户转入的50万元，并与杨连荣约定其名下1%的实时行公司股权是代杨连荣持有。王涛在本案中亦表示，其收取的上述50万元，是杨连荣受让其持有的实时行公司1%股权的对价。结合《关于王涛股权转让及利润分红的结算说明》内容，表明王涛实际持有实时行公司股权比例已发生变动，与登记持股比例并不相符。第三，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中，所转让的股权是否真实出资、是否存在权利瑕疵，属于对交易双方尤其是受让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足以影响到受让方自由意思的形成和表示。本案中，不论是依诚实信用原则还是《股权转让协议》，王涛均负有如实告知其所持有的实时行公司2%股权的真实出资、权利负担等客观情况。第四，王涛应当告知尹城城其所转让的股权上述实际情况而没有告知，构成隐瞒真实事实，该行为导致尹城城产生错误认识，而上述实际情况将使尹城城陷入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足以使尹城城因错误认识而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第五，王涛的上述行为不具有正当性。据此，《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尹城城因遭受欺诈而订立的合同，依法尹城城享有撤销权。尹城城提起反诉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依法应予准许。 《股权转让协议》被撤销后，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即合同被撤销后，原则上应当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且当事人不得基于该合同的约定请求履行合同义务。故王涛主张尹城城履行合同，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相应的违约金，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公司登记机关根据实时行公司的申请，对该公司股东情况进行变更登记，该登记行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尹城城主张撤销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所作出的商事变更登记行为，不予支持。但尹城城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而取得的实时行公司2%的股权，因《股权转让协议》被撤销而需要恢复登记至王涛名下，对此，王涛和尹城城均有义务共同协助进行办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王涛与尹城城于2019年7月8日签订的《厦门实时行供应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二、王涛与尹城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协助将登记在尹城城名下的厦门实时行供应链有限公司2%股权恢复登记至王涛名下；三、驳回王涛的全部本诉请求；四、驳回尹城城的其他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王涛主张：王涛所持的实行时公司2%的股权来自于杨连荣的赠予，因为王涛在土石方方面的专长，杨连荣以赠予2%股权为条件吸收王涛进公司。至于2%股权实际出资情况王涛在起诉前并不清楚，之后才知道杨连荣让其配偶出资42万元。入股后，杨连荣又提出收回1%股权，故双方又签订《股份代持协议》，杨连荣将收回的1%股份的投资款50万元转给王涛。王涛提出退出经营后，公司同意王涛退股，王涛与公司签订的《关于王涛股权转让及利润分红的结算说明》，该结算说明中的投资退股款50万元，指的是扣除代持杨连荣1%股份后另外的1%股份的投资款。尹城城是杨连荣找来承受股份的，因为工商登记王涛名下的股份为2%，故双方只能按2%股份、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来约定。虽然王涛与尹城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该是为配合工商变更登记需要所签订，但因没有其他证据，王涛也只能以《股权转让协议》为依据，按照100万元来起诉。 尹城城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王涛与杨连荣或公司的真实结算关系应当按照《关于王涛股权转让及利润分红的结算说明》，该结算说明中有明确提到退股50万元。 另查明，王涛以《关于王涛股权转让及利润分红的结算说明》为依据，分两案起诉实时行公司，请求支付其2015年业务分红156164元、小车保险费保养费90016元以及小车油费8820元，上述两案的诉讼请求均获得终审判决的支持。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本诉原告王涛依据与尹城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诉求判令尹城城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尹城城则以转让的2%股权存在权利瑕疵为由，反诉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就上述股权转让所作出的商事变更登记。但就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1、王涛所持的实时行公司2%股权系来源于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连荣的赠予，实际均由杨连荣授意为该2%股权出资，王涛未实际出资。2、杨连荣收回1%股权后，支付给王涛50万元股权对价，双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由王涛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代持杨连荣所有的股权。3、王涛提出退股后，2019年6月17日，实时行公司作出《关于王涛股权转让及利润分红的结算说明》，载明实时行公司召集股东讨论王涛股权转让和利润分红等结算问题，一致同意王涛退股，投资款退股50万元。就王涛退股后股权转让事宜，实时行公司于2019年7月8日召开股东会，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王涛将所持有的公司2%股权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尹城城，同意李玲玲将所持有的公司18%的股权以9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尹城城。同日，王涛与尹城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就王涛名下2%股权转让给尹城城的相关事宜作出约定。次日，实时行公司在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 综上事实本院认为：1、不存在王涛名下2%股权出资不到位的问题。2、杨连荣收回1%股权，同意由王涛继续持股，此节股东及公司相关人员均知晓，不存在王涛隐瞒持股比例变化的情形。3、王涛退股后，经股东会讨论形成了《关于王涛股权转让及利润分红的结算说明》，王涛投资退股金为50万元。这是王涛退股后就相关费用的结算问题与实时行公司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涛亦依据前述结算说明分别起诉要求实时行公司支付2015年业务分红、小车保险费保养费及油费并获得终审判决支持。4、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在股东会召开及形成决议当日签订的，是为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而根据实时行公司股东会决议所形成的协议，签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欺诈，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 鉴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及的股权转让对价并非王涛退股（股权转让）的真实对价，王涛因退股而获得的股权投资款应依据《关于王涛股权转让及利润分红的结算说明》进行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涛关于要求尹城城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判决结果正确，王涛的上诉请求及依据的事实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同时，该协议也不存在尹城城所主张的王涛隐瞒股权存在重大权利瑕疵，对尹城城进行欺诈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尹城城因遭受欺诈而订立的合同，从而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并判令恢复股权登记至王涛名下，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不当，应予撤销，尹城城反诉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11952号民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1195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三、驳回尹城城原审反诉诉讼请求。 四、驳回王涛的上诉请求。 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6930元，由王涛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尹城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860元，由王涛与尹城城各负担69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柯雅玲 审判员  苏 鑫 审判员  徐丽碧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庄维旸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