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60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玉焕，女，196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柱（朱玉焕之胞弟），男，1969年4月11日出生，住。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胜利，山东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成武华美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菏泽市成武县永昌街道办事处德商公路东侧袁庄（成武县田野床垫制造有限公司院内）。法定代表人：谢凤革，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鲁超，山东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栋，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玉焕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成武华美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2020）鲁0828民初1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玉焕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828民初128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均错误。1、通过一审庭审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针对这一事实，朱玉焕向法庭提交了双方订立的合伙经营协议，充分证实双方之间合伙的事实。一审法院以该协议仅有公章没有经办人签字否定协议的效力，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尽管被上诉人一审对合伙经营协议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在庭审中提出对涉案协议的公章进行司法鉴定，但后自动放弃，足以说明涉案合伙经营协议的真实性。朱玉焕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印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经营的事实，印证合伙协议的真实性。2、通过一审庭审能够查明，上诉人已经按照合伙经营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依法享有分配合伙盈利的权利，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盈利分红240万元，具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银行交易记录及被告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苏月琴、熊文英分别是公司会计和公司总经理，且原告入股资金合伙经营协议约定全部进入被告现金会计苏月琴和公司总经理熊文英账户，与被上诉人方提供的财务账目相互印证一致，证实上诉人按照合伙经营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依法应当享有分配合伙红利的权利。3、按照合伙经营协议约定上诉人拥有20%的股份份额，结算盈利是依据双方签字的财务报表，分配给朱玉焕盈利分红20%的份额，而被上诉人一审中拒不提供公司财务报表，故意隐瞒公司盈利信息，上诉人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在被告不公开账目盈利情况下，按照每10股向上诉人支付六十万元红利计算，上诉人共持有20股，两年共计应分红利为240万元。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或者投资回报率高而否定上诉人主张应分的红利是错误的。综上，望二审法院判如所请。华美公司辩称，一、华美公司与朱玉焕之间根本不存在合伙问题。1、华美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单位，而不是一个合伙企业。华美公司是2015年9月9日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80万元人民币，公司股东为谢风革。朱玉焕称华美公司有多位合伙人的说法明显是虚假的。2、朱启柱向法庭提交的所谓的合伙经营协议完全是朱启柱自己制作的虚假协议。朱启柱本身就是华美公司的人员，对外称是华美公司的副经理，在代表华美公司处理相关事务时，有时携带本单位公章，协议中华美公司的公章无法排除是朱启柱在处理华美公司事务时，利用接触到公章的便利，偷偷加盖的公章。协议中根本没有华美公司人员的签字，协议中除了打印内容外所有的签字均是朱启柱一人完成、一人所为，从民法上来讲，朱启柱的行为也是双方代理，因此无效；依照朱启柱的庭审发言及公安机关的陈述，华美公司有多位股东，包括朱玉焕、赵文生、熊文英、谢凤菊等人，如果签订合伙协议，应当是合伙人之间签订合伙协议，各位合伙人之间就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利润分配、风险承担等问题达成协议，而不是由华美公司与合伙人之间签订协议。协议的主体不当；协议中合伙称由于朱玉焕在打黑扫恶中的特殊贡献，才签订本协议，但是朱玉焕根本没有打黑扫恶的能力，更没有进行打黑扫恶，协议的基础不存在；合伙应当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风险共担，利润共享，但是协议中根本不存在共同经营问题，也不存在风险共担问题，因此，这根本不是合伙的法律特征；合伙应当进行结算，不进行结算也根本无法分配利润。事实上是由于华美公司在经营中资金困难，使用了朱启柱的一定资金，华美公司承诺给朱启柱每年30万元的报酬，这完全是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不是合伙的法律特征。姚富雷虽然在公安机关称华美公司是朱启柱、姚富雷等多人合伙经营，但是华美公司向法庭提交了成武县公证处的公证书，证明姚富雷和华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姚富雷根本不是华美公司的合伙人。假设华美公司系姚富雷与朱启柱合伙经营的企业，那么也应当由姚富雷与朱启柱签订合伙协议，如姚富雷违背合伙协议的内容，朱启柱只能起诉姚富雷，而无法起诉合伙企业。反而是朱启柱在公安机关称华美公司有多名股东，而不是合伙人，直接否认了姚富雷的说法。二、华美公司已经支付了朱启柱巨额资金，双方根本不存在其他任何争议。从2018年6月12日到2018年8月3日，朱启柱以他人名义分6次给付华美公司资金52万元，2018年10月11日华美公司归还朱启柱20万元，实际使用朱启柱资金32万元，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华美公司给付了朱启柱30万元，资金回报率接近200%。自2019年3月6日到2019年6月，朱启柱共计给付华美公司资金62万元，2020年1月华美公司给付朱启柱115.4万元，除给付朱启柱本金外，超额给付了朱启柱34.6万元。使用朱启柱的资金不到一年，资金回报率高达50%。如果当时不算清账，朱启柱也不会打收条领取资金，华美公司也不会给给付朱启柱资金。朱启柱称已经按照协议完成了出资，这根本不是事实，所谓的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到2019年出资到50万元，朱启柱在2019年实际给付华美公司的资金是62万元，如果是到2019年出资50万元，朱启柱有必要在2019年给付我单位62万元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三、华美公司是出资1080万元成立的企业，出资20万元根本不可能占有华美公司20%的股份，并且华美公司的股东也没有向朱启柱转让股份。综上，朱玉焕的上诉根本不能成立，请法庭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朱玉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盈利分红240万元及利息；⒉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朱玉焕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利息计算方式为：按照年利率24%计算，2018年12月31日至2019年12月30日以120万元为基数，2019年12月31日至给付之日止，以240万元为基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朱玉焕主张被告华美公司（谢凤革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欠付合伙盈利分红，提交了合伙经营协议和证明各一份，协议内容为：合伙人：华美公司（甲方），朱玉焕（乙方）。合作原因：2017年底由于甲方有黑恶势力侵占该公司已无法正常经营将要倒闭，甲方需要找人长期合伙经营（至公司清算），经双方依据合同法协商达成协议。一、乙方在2018年内向公司注资20万元，2019年内向公司注资累积到50万元，乙方指定其弟弟朱启柱为代理人，出面在公司全权负责其权利并为公司工作。二、甲方自2017年12月开始公司的股份按100股计算，乙方拥有20股股份，乙方代理人到公司办企业服务。三、甲方每年在年终根据双方签字认可的财务报表(如有分歧可审计)反映的盈利支付给乙方20%的红利，如不依据账面可按每10股支付给乙方陆拾万元红利。四、如乙方违约抽资，甲方有权拒绝退还股金直至公司清算。如甲方不按约定支付红利或终止合作要支付乙方股金的两倍再加上年度应分红利相等金额的违约金。五、双方终止合作退回股金后，基于乙方代理人在公司无偿的工作（满两年）和在2017年底2018年内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努力，乙方代理人开始持有甲方25股股份，如代理人需要找助理可从25股中拿出8股作为报酬。分红方式按和乙方约定的一样执行，如甲方违约在征得代理人同意后清算公司资产一次性支付代理人公司资产的40%。六、本协议是2017年、2018年双方口头约定，现以书面形式确认。双方如有协商不成，在乙方所在地诉讼。以上内容系打印，协议书右下角盖有华美公司公章，公章空白处有手写“19.10.7”字样；公章左边有手写“双方签字盖章：朱启柱，19年10月7日”内容。朱启柱主张该协议系华美公司实际控制人姚福雷交与其的，不清楚谁打印，加盖的公章。其认可该两处手写内容为其书写，立案后在签名“朱启柱”的上面空白处由朱玉焕签了名字。朱玉焕提交的证明内容为：苏月琴是华美公司现金会计，熊文英是该公司总经理；由朱玉焕账上转到两人账户上的资金已全部入公司账户，作为入股资金用于合作经营。以上内容系打印，证明书右下角盖有华美公司公章，印章空白处有手写“9月.30”字样；公章下边有手写“19年.9月.30日”内容。朱启柱主张该证明系放在华美公司总经理熊文英办公桌上的，不清楚谁打印，加盖的公章。其认可该两处手写内容为其书写。华美公司主张其与朱玉焕从未签订合伙经营协议，双方之间并非合伙关系而是借贷关系。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记账凭证等载明：2018年6月12日、29日和7月2日，朱启柱以华美公司经理熊文英名义三次向华美公司转账支付32万元；2018年7月25日和8月3日，朱启柱以朱玉焕名义两次现金存入华美公司会计苏月琴银行账户10万元（记账凭证标注借款）；2018年7月13日，朱玉焕向苏月琴转账支付10万元；2019年1月4日，朱玉焕以熊文英名义向华美公司转账支付7万元；2019年3月6日，朱玉焕向苏月琴转账支付31万元；2019年3月29日，朱玉焕借给华美公司现金4万元（记账凭证标注借款）；2019年4月8日，朱玉焕现金存入苏月琴银行账户4万元；2019年4月29日，朱玉焕向苏月琴转账支付13万元（记账凭证标注朱启柱入股）；2019年6月25日，朱启柱现金存入苏月琴账户8万元（记账凭证标注3万元入股，还借款5万元）。以上朱玉焕和朱启柱向华美公司投入资金总计114万元。2018年10月11日，华美公司会计苏月琴向朱玉焕转账支付20万元（记账凭证标注还款朱启柱）；2019年1月29日，华美公司向朱启柱分配2018年度分红6万元，由苏月琴银行账户转入朱启柱指定的贾海云银行账户；2019年3月5日，苏月琴向朱玉焕转账支付2018年度分红24万元；2020年1月15日，华美公司支付朱玉焕本金39万元和2019年分红30万元，由苏月琴银行账户分别转入朱启柱指定的朱玉静银行账户和王在纪银行账户；2020年2月10日，苏月琴向朱玉焕转账支付46.4万元（记账凭证标注退朱玉焕股金）；2019年3月21日至12月17日，朱启柱以朱玉静、贾海云名义从华美公司领款及向公司借款共计13.2万元。以上朱玉焕和朱启柱从华美公司总计领取资金178.6万元。对于朱玉焕投入华美公司的资金，朱启柱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合同约定50万元，实际入股90多万元；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投资额最多时100多万元。其认可投入华美公司资金已经全部抽回，领取了2018年度的分红30万元，2019年度的分红30万元。2020年8月3日，本院当庭通知朱启柱七日内书面确认朱玉焕在2018年和2019年投入华美公司的资金数额，朱玉焕和朱启柱至今未向本院书面确认投资数额，也未提交投资华美公司的全部凭证或记录。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公司机关形成的决议即公司意志，只有对外表达后，才具有对外的效力。公章是公司对外做出意思表示的外在表现形式，仅有公章尚不足以证明代表公司意志，还需有权表达公司意志的法定代表人或经公司授权的人员签字。案涉合伙经营协议，盖有被告华美公司的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谢凤革的签字，也无经办人签字，不应视为被告真实意思的表示。案涉合伙经营协议除日期和“双方签字盖章：朱启柱”内容为朱启柱手写外，其余内容均系打印，如果该协议确为原被告协商达成，被告完全可以将日期打印在协议书上或由经办人书写后再加盖公章，无须盖章后交由朱启柱在公章内空白处填写日期“19.10.7”。原被告均认可朱启柱在被告公司从事一定的事务，朱启柱作为公司有关人员代表原告一方在协议书上签字，却不能确认协议由谁起草打印，公章由谁加盖，有违客观事实。原告和朱启柱投入被告公司资金114万元，领取2018年和2019年两年的分红60万元，投资回报率近60％，获得了高额利润，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原被双方还有未结算的款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盈利分红240万元及利息，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玉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原告朱玉焕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朱玉焕与华美公司是否系合伙经营关系、朱玉焕是否应得盈利分红240万元。一、合伙协议是合伙人权利义务、利润分配、风险承担等问题达成的协议，合伙人应当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本案中，朱玉焕提交的合伙经营协议中约定朱玉焕享有利润分红，不承担经营风险。此种约定系保底性质的条款，违背了合伙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原则，不符合合伙关系的特征，该约定无效。二、涉案合伙经营协议签订主体错误。股权系股东的权利，是公司的股东对公司享有的人身和财产权益的一种综合性权利。涉案合伙经营协议仅加盖华美公司公章，没有华美公司唯一股东谢凤革的签字认可。华美公司享有公司资产，但无权对谢凤革股权进行处分。三、涉案合伙经营协议约定，朱玉焕在2018年内向公司注资20万元，2019年内向公司注资累积到50万元，但朱玉焕到2019年实际注资114万元，实际注资与约定不相符。朱玉焕共投入华美公司资金114万元，领取2018年和2019年两年的红利60万元，投资回报率近60％，获得了高额利润。综上，本院认为，朱玉焕提交的合伙经营协议，名为合伙实为借贷，朱玉焕出借资金给华美公司，并获得高额利润。故，朱玉焕主张双方系合伙经营关系、其应得盈利分红240万元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玉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上诉人朱玉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鲁军审判员  席建霞审判员  陈茂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韩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