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5民终33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邢台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公园东街**。 法定代表人：贺金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俊学，河北鑫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豪，河北鑫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台顺祥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百泉大街** 法定代表人：陈素英，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潘，河北领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瑞斌，河北乐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日高，男，1963年9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河北章理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邢台和歌山建设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公园东街**/div> 法定代表人：李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磊，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益民，河北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邢台利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公园东街**div> 法定代表人：刘彦博，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朝，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益民，河北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邢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钢铁北路**iv> 法定代表人：崔义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荣雪军，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南川梅，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孙香英，女，汉族，1966年12月13日出生，现住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舰，河北张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邢台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邢台顺祥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祥公司）、卢日高和原审被告邢台和歌山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歌山公司）、邢台利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城公司）、邢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孙香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前由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冀0503民初1499号民事判决，顺祥公司和城乡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作出（2019）冀05民终38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该判决，发回重审。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2020）冀0503民初752号民事判决书，城乡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城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俊学、张立豪，被上诉人顺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瑞斌、刘晓潘，被上诉人卢日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原审被告和歌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磊、陈益民，原审被告利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朝、陈益民，原审被告建工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荣雪军、南川梅，原审被告孙香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城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2020）冀0503民初75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邢台顺祥物资有限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孙香英的保证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没有依据。首先，孙香英签字的单据属于书证，应以其记载的内容所反映的情况认定案件事实，不应扩大解释。该单据上孙香英签字处明确表明了“保证人”的身份，该单据没有上诉人的名称，也没有上诉人的印章，更没有上诉人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该单据上只显示是孙香英个人为债务提供了保证担保，不能证明孙香英为职务行为，不能证明上诉人有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其次，从原审被告利城公司、和歌山公司提交的监理日志看，8、9号楼主体封顶的时间为2015年1月20日和2015年4月27日。在主体封顶后，8、9号楼工程已经不再使用钢筋，原审被告孙香英在2015年5月30日签字对上诉人来讲没有任何获益行为，并非是被上诉人顺祥公司所称没有孙香英签字就不会供钢材。顺祥公司与卢日高之间的钢材买卖关系在孙香英签字时已经履行完毕，被上诉人顺祥公司起诉时主张的供货时间截止到2015年4月也可以证明在2015年5月30日后顺祥公司根本未向卢日高继续供货。第三，孙香英在上诉人城乡公司仅仅是负责技术的工程师，对于付款孙香英本人没有决定权。上诉人城乡公司是与原审被告建工集团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与被上诉人卢日高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也无款可扣。二、如果一定要将孙香英个人的签字错误的认定为代表上诉人城乡公司的行为，依据法律规定，担保也是无效的且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关于职务的推定在合同法上是规定了表见代表行为的。一审法院因为孙香英的高管身份进行推定，明显的是混淆法律的概念。其次，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及九民会议纪要17、18条的规定，就算是上诉人城乡公司法定代表人自己签字并且加盖了公章进行担保的话，未经授权都构成越权代表，是否能够认定合同有效有赖于债权人是否善意。本案中被上诉人顺祥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审查了股东大会决议，不符合善意的认定标准。因此本案中孙香英签字既不构成表见代理，更不可能构成表见代表，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如果认定为上诉人城乡公司提供担保，那么该担保无效，且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上诉人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三、本案对保证人的起诉也超过了保证期间。在孙香英签字的单据上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依照法律规定应当适用6个月的保证期间，自应付款之日起算。该单据表明的付款时间为主体验收时，而根据利城公司、和歌山公司提交的锦绣鹏城8、9号楼的监理日志，主体验收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和2015年8月19日，保证期间届满之日为2016年2月17日及2016年2月18日。即便按照抹灰完成时间计算应付款日期，8号楼完成抹灰时间为2015年12月21日、9号楼抹灰完成时间为2015年12月20日，保证期间届满日为2016年6月20日及2016年6月19日。在上述保证期间内被上诉人顺祥公司没有向上诉人城乡公司主张权利，上诉人城乡公司已经免除保证责任。2017年1月20日被上诉人卢日高自己出具的欠款条对保证人没有任何效力。四、一审法院未查清欠款事实，导致基本事实不清。上诉人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被上诉人顺祥公司与卢日高之间恶意串通、虚假诉讼。1、根据庭审中被上诉人顺祥公司及被上诉人卢日高一致认可的事实，被上诉人卢日高2015年10月19日之前的付款金额为10661344元。结合被上诉人顺祥公司提交的合同及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的供货明细、出货及运费单据，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被上诉人顺祥公司向锦绣鹏城卢日高承包工程供货3041.23吨，货款为9302362.2元，加上运费为9337661元，加价款及利息为1182640元，以上应付款共计10485002元。被上诉人卢日高付款金额已经超过应付款金额。2、对被上诉人顺祥公司提交的2014年4月的供货明细不应当认定。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被上诉人顺祥公司本次庭审提交的2014年4月的供货明细记载的供货金额大小写不一致，而大写金额与2014年5月份金额一致，且该供货明细书写了4月9日至28日货款已结清，但是在供货明细对账时（2014年7月10日），第一笔款项尚未支付（付款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该份明细错误多多、自相矛盾。第二，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原一审的庭审笔录中，被上诉人顺祥公司亦自认供货期间为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提交证据时也不包括2014年4月份的供货明细。第三，上诉人委托邢台城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对案涉工程钢筋用量进行了鉴定，该报告书显示钢筋使用量为3135.39吨，这与顺祥公司提交的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的供货明细显示的3041.23吨供货量基本相符。而如果加上被上诉人顺祥公司主张的2014年4月的供货量517.697吨，则顺祥供货量接近3600吨，远远超过正常用量，这也能证明2014年4月的供货明细不真实。3、根据被上诉人邢台顺祥物资有限公司提供的2016年10月23日卢日高提供的钢材款欠款明细，显示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拖欠钢材款的本金数额为2235487.19元，按照月息2.3分计算利息后，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的拖欠总数为3488235.09元。一审法院判决本金265万元没有依据。4、被上诉人顺祥公司提交的2016年7月8日的对账单不真实。在供货量上经上诉人计算只有920.425吨，但是对账单上却显示为1200多吨，且在数据上并非完整的数据，有拼凑之嫌。5、被上诉人顺祥公司起诉的依据2017年1月20日的310万元的欠款条。需要说明的是在2016年10月份被上诉人卢日高出具的证明条上承诺的还款的到期日为2017年1月28日。在未到期的情况下，卢日高在1月20日提前就欠款总额310万元进行打条，而被上诉人顺祥公司的解释为卢日高预计2017年1月28日不能还款，因此在1月20日提前打条。被上诉人顺祥公司的这种逻辑简直是荒谬的，还能预计到期以后是否能够还款，这更加证明了被上诉人顺祥公司与卢日高之间有互相串通的嫌疑。6、根据卢日高书写的保证书，证明本案被上诉人顺祥公司主张的货款为小吃城的货款，与锦绣鹏城项目无关。7、在原一审中被上诉人顺祥公司提供的证据买卖合同上根本没有记载日期，而在本次中提交的买卖合同上有了圆珠笔记载的日期，且有明显的将2014年8月6日涂改为2014年4月6日的痕迹，显然也是为了能够将2014年4月份的供货单计算到本次诉讼中而进行的添加。被上诉人顺祥公司提起诉讼，卢日高对于已经超额偿付的事实只字不提，对被上诉人主张的数字完全认可，把矛头全部推向上诉人，二者涉嫌虚假诉讼，希望二审法院将二者涉嫌虚假诉讼的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顺祥公司答辩称，一、孙香英签字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在涉案项目工程中，拨款明细单有孙香英作为城乡公司经理的签字；建设施工合同中显示孙香英为锦绣鹏城项目城乡公司的代表；工程质量验收单中有孙香英作为城乡公司经理的签字并加盖城乡公司公章；而且建设施工合同和质量验收单在住建局均有备案；监理日志中有孙香英代表城乡公司参加会议记录。足以证明孙香英一直作为城乡公司代理人负责工程款的拨付、签订施工合同、工程质量验收等工作。而且在本案中孙香英一直代表城乡公司与顺祥公司沟通货款支付问题，顺祥公司基于对其代表城乡公司之身份的信任，在得到其承诺货款由城乡公司支付后，才同意继续给卢日高供货的，因此应当认定孙香英向顺祥公司做出的付款承诺是代表城乡公司的职务行为。二、本案欠款事实清楚。卢日高因欠顺祥公司货款未能及时支付，于是在2015年5月30日，经顺祥公司、卢日高、城乡公司达成协议，以265万为本金，资金占用费63万，合计328万，形成欠款字据320万元，卢日高和城乡公司代表孙香英在字据上签字确认，证实欠款320万元由城乡公司从欠付卢日高的工程款中扣除直接支付给顺祥公司以清偿顺祥公司主张的欠款。三方对此均无异议，应当为真实意思表示。在2016年7月8日经顺祥公司经理游某、卢日高、城乡公司法人贺金明协商以265万本金为基数，调整利息按月息2分3厘计算，到2017年春节前还清本息；因2017年春节前未能还清，于是在2017年1月20日卢日高出具欠条确认欠款310万元，由城乡公司从欠付卢日高工程款中扣除直接支付给顺祥公司，同时顺祥公司经理游某将该欠条通过短信发送给了城乡公司经理孙香英，孙香英对此表示认可，并表示尽快付款。在顺祥公司提供的录音通话中孙香英对此也表示认可。在2014年4月9日至2015年6月8日的供货全部过程中，根据我公司提交的对账供货明细，钢材款本金为11030180.43元，资金占用费共3063350.83元，欠款合计为14093531.26元；我公司收到银行转账钢材款7410940元，银行承兑3581550元（承兑共3650000元，扣除承兑贴息68450元），因此已支付钢材款合计为10992490元；最终欠款为14093531.26元-10992490元＝3101041.26元。并且在利城公司提交的2018年2月7日“保证书”中也显示了欠款金额为310万元，并且和歌山公司、城乡公司、孙香英、建工集团对此都表示认可。三、卢日高、城乡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经游某和卢日高确认，合同签订的时间和最初供货均为2014年4月份。顺祥公司提交的2014年4月份的供货明细是真实的，只是在之前庭审中因遗漏未提交。对于2014年4月份供货价值大小写不一致问题，属于笔误，但不影响实际供货价值。对于2015年5月30日字据，2016年7月8日的证明和钢材款明细，2017年1月20日欠条，系顺祥公司、卢日高、城乡公司三方均予以认可的结果，并非顺祥公司方与卢日高双方的合意，也绝非城乡公司所称的恶意串通，虚假诉讼。四、顺祥公司曾多次找城乡公司法人贺金明和经理孙香英要求支付欠款。顺祥公司公司经理游小红在2015年9月份就和孙香英联系付款，孙香英说钱要拨给混凝土一方，因此没有给顺祥公司；在2015年春节，证人游某和冯某到城乡公司催要货款；2016年7月初证人游某又到城乡公司催要货款，在贺金明办公室与贺金明、卢日高协商变更加价和付款问题；在2016年10月份，孙香英通知说要拨款了，因为要支付对外欠款，只能给65万承兑；2017年1月份，孙香英通知说要拨款了，但只支付了40万承兑，剩余310万未支付，但她说欠卢日高的钱还多呢，足够支付我们的货款，2017年1月20日，证人游某将310万欠条通过短信发给孙香英，最终确认欠款数额。2018年4月份证人游某、会计陈某到城乡公司找孙香英催要货款；2019年3月14日证人游某找城乡公司法人贺金明要账，孙香英也在场。 卢日高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上诉人应承担责任。 和歌山公司、利城公司述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 建工集团述称，我公司与卢日高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原审判决我公司不承担责任正确。 孙香英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邢台顺祥物资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五被告连带给付原告钢筋款3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1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6年7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本息支付完毕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邢台市信都区锦绣鹏程8＃、9＃项目系城乡公司开发，由建工集团中标承建。2013年12月16日建工集团将该项目8＃整体转包给利城公司，将9＃整体转包给和歌山公司。2014年1月28日利城公司与锦绣鹏程一期8＃住宅楼项目部负责人卢日高签订工程承包责任书，约定将锦绣鹏程一期8＃住宅楼工程及地下车库整体转包给卢日高。同日，和歌山公司与锦绣鹏程一期9＃住宅楼项目部负责人卢日高签订工程承包责任书，约定将锦绣鹏程一期9＃住宅楼工程及地下车库整体转包给卢日高。该两份承包责任书约定的承包方式均为包工包料，且卢日高并非两建筑公司的在册员工。卢日高在施工过程中与原告顺祥公司（委托代理人为游某）签订《买卖合同》，约定顺祥公司向卢日高施工的锦绣鹏城8＃、9＃楼工程项目供应钢材，约定了结算方式、付款期限及违约责任。2015年5月13日，卢日高给原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在锦绣鹏城项目8＃9＃欠钢筋款在第一次拨款中付给50%，以后在主体验收合格后付款时全部付清欠款”，由城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并负责涉案工程项目相关工作的孙香英在该字据上签写“担保人：孙香英”。2015年5月30日，卢日高向原告出具字据一份，载明“余款在抹灰完成时一次全部付清”，孙香英在该字据上签写“保证人：孙香英”。同日，卢日高还给原告出具另一份字据，载明“在主体验收同意从工程款中扣除叁佰贰拾万付给游小红”，孙香英在该字据上签写“保证人：孙香英”。原告和孙香英对该字据上孙香英的签名是直接书写还是复印字迹产生争议，经孙香英书面申请，由本院委托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出具鉴定意见为：检材字迹是直接书写形成。2017年1月20日，经原告与卢日高对账确认卢日高尚欠原告钢材款本息310万元（钢材款本金为265万元、利息45万元），并由卢日高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条，锦绣鹏城8＃9＃钢材款合计叁佰壹拾万元整，同意在工程款中一次性付清”。原告的业务经理游某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向城乡公司工作人员孙香英催要钢材款，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10月24日向孙香英催要过钢材款，并于2017年1月20日通过微信方式将同日卢日高向原告出具的欠条发送给孙香英，并问孙香英：“下次给钱时一次性能给吗？”，孙香英收到并表示：“到时候看情况，尽最大努力”。原告还提交了游小红与孙香英双方于2019年1月10日、3月14日的谈话录音，录音中有游小红向孙香英催要货款的相关内容。原告申请其公司员工冯某和业务经理游某出庭作证，证明的主要内容是冯某与游某于2016年间、2017年间、2018年间、2019年间找过城乡公司的孙香英或法定代表人贺金明催要过钢材款。 一审法院认为，建工集团将其合法承包的工程整体分包给利城公司、和歌山公司，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认定为非法转包。利城公司、和歌山公司将其非法承包的工程再次违法分包给卢日高，卢日高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卢日高购买原告的钢材用于建筑违法承包的工程，虽然涉案工程的转包施工合同和分包施工合同存在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但实际施工人和原告之间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或存在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是合法有效的，应由实际施工人卢日高依法承担给付原告钢材款的民事责任。卢日高主张已将其对城乡公司享有的部分债权（工程款）转让给原告，并且转让的债权足够支付其尚欠原告的钢材款，并以此主张其脱离债务人的地位，对原告不再承担给付钢材款的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孙香英作为城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并负责涉案工程的相关工作，原告有理由相信孙香英签字担保付款的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原告业务经理游某到城乡公司找孙香英及贺金明讨要钢材款的录音中，贺金明并未对孙香英履行的职务行为提出异议，故可以认定孙香英在案涉钢材款给付问题上的签字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同时也依法构成表见代理。孙香英辩称系个人行为，不予采纳。正因为孙香英于2015年5月30日在卢日高向原告出具的内容为“在主体验收同意从工程款中扣除叁佰贰拾万付给游小红”的字据上签写“保证人：孙香英”；同日，孙香英又在卢日高向原告出具的内容为“余款在抹灰完成时一次全部付清”的字据上签写“保证人：孙香英”，是促使原告向卢日高继续提供钢材的根本原因，更是为了保障城乡公司发包的项目得以继续施工。孙香英的上述签字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产生了城乡公司向原告提供付款担保（非典型性担保）的法律后果，亦可以认定城乡公司加入承担履行给付原告钢材款的义务。2017年1月20日原告的业务经理游某将原告与卢日高对账后由卢日高给原告出具的内容为“欠锦绣鹏城8＃9＃钢材款合计叁佰壹拾万元整，同意在工程款中一次性付清”的欠条通过微信发给孙香英，并问孙香英“下次给钱时一次性能给吗？”，孙香英表示“到时候看情况，尽最大努力”，进一步证明了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卢日高欠付原告的钢材款本息数额经过了再次对账确认为310万元，孙香英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并答应原告到时尽最大努力一次性付清，故无需对欠付钢材款的数额再进行对账确认，并对原告与卢日高、孙香英确认的钢材款本息310万元予以认可。原告提交的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出庭证言，足以证明原告在诉讼时效期间和保证期间向债务人卢日高和保证人城乡公司主张过权利，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城乡公司、利城公司、和歌山公司、建工集团是否尚欠卢日高工程款，并不影响城乡公司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城乡公司加入对本案债务的履行义务，目的是为了保障其发包的工程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城乡公司据此获得了相应的利益，理应依照其工作人员孙香英的承诺向原告承担保证付款的责任。故原告请求卢日高支付钢材款310万元及利息，并请求城乡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原告请求计算利息的基数以及利息计算方式欠妥，依法将利息调整为：被告卢日高给付原告钢材款本息共计310万元，并以所欠钢材款本金26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20日（出具欠条之日）起至钢材款付清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由城乡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请求被告孙香英、利城公司、和歌山公司、建工集团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卢日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邢台顺祥物资有限公司钢材款本息31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26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20日起至钢材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被告邢台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邢台顺祥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被告卢日高与被告邢台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连带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应否对诉争的欠款承担责任。 一、关于孙香英签字行为如何认定问题。孙香英系城乡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负责涉案工程的相关工作，在顺祥公司业务经理游某到城乡公司找孙香英及法定代表人贺金明讨要钢材款的录音中，贺金明并未对孙香英履行的职务行为提出异议。一审中孙香英提交的监理日志，说明孙香英以城乡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实际参与了涉案工程，故原审认定孙香英的签字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应由城乡公司承担责任正确。城乡公司主张孙香英的行为系个人行为应由孙香英个人承担责任没有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城乡公司承担责任如何认定问题。2015年5月30日孙香英在卢日高出具的内容为“在主体验收同意从工程款中扣除叁佰贰拾万付给游小红”的字据上签写“保证人：孙香英”。同日，孙香英又在卢日高出具的内容为“余款在抹灰完成时一次全部付清”的字据上签写“保证人：孙香英”。本案中卢日高从顺祥公司处购买钢材，卢日高与顺祥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城乡公司作为开发商，为使其工程顺利完成，以第三人身份保证在主体验收或抹灰完成时扣除应付给卢日高的工程款。孙香英的前后两次签字内容仅是付款时间的不同，但均是从卢日高应得的工程款中代扣款项支付给顺祥公司，没有加入该债务，也没有用其自有财产与卢日高共同偿还的意思表示。顺祥公司主张城乡公司作为保证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不宜按照担保法上的保证认定责任。理由为：（1）担保法意义的保证是保证人提供保证时，以自身财产偿还欠债作为保证内容的，而本案的“保证扣款”是履行一种行为，二者有所不同。（2）2015年5月30日两份欠条内容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城乡公司承担的是保证责任，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要求城乡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缺乏合同依据。原审超出合同约定内容推定城乡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第三人向债权人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在履行了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义务后，不再承担责任。未尽到监督义务造成资金流失的，应当对流失的资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监督支付责任为非典型担保责任，责任承担应当以合同约定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为限，不应对责任范围作文义扩大或缩小的适用解释。该规定的适用规则：一是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未履行承诺义务，履行监督义务存在过错；二是首先判令债务人承担责任，第三人应承担补充责任。本案中城乡公司作为开发商对给付卢日高工程款有掌控能力，城乡公司有保证该款项支付给顺祥公司的意思，但现有证据表明，在约定的主体验收或抹灰完成期间内，城乡公司违反承诺未按约定扣除相应工程款，应视为未尽到监督义务，造成顺祥公司利益受损，依法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关于城乡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问题。根据孙香英2015年5月30日签字的内容，自2015年5月30日起城乡公司应在320万元范围内行使监督支付义务。根据顺祥公司提交的证据，2015年5月30日后卢日高通过孙香英分三次向顺祥公司支付款项共计275万元（承兑），该275万元应视为城乡公司履行了监督支付义务，相应款项扣减后城乡公司仍应就剩余45万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原审认定城乡公司在265万元本金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予以纠正。 四、关于城乡公司申请对工程量进行鉴定问题。本案争议的是城乡公司在320万元范围内应否承担责任问题，城乡公司主张不欠卢日高工程款或卢日高超支的工程款，并就卢日高对诉争工程使用的钢材量申请进行价格鉴定，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原审对鉴定申请不予支持正确。 综上所述，邢台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2020）冀0503民初7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卢日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邢台顺祥物资有限公司钢材款本息31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26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20日起至钢材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二、变更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2020）冀0503民初7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为：邢台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45万元范围内对邢台顺祥物资有限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邢台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卢日高追偿； 三、驳回邢台顺祥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1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600元，均由卢日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新戈 审判员  秦一臣 审判员  崔丽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梁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