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复 议 决 定 书 （2020）粤执复1022号 复议申请人:杜某某，男，197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树军，湖南屏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鲁某某，男，197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朱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 被执行人：深圳市前海华源石油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法定代表人：张涛。 复议申请人杜某某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2020)粤03执45号执行决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关于申请执行人鲁某某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深圳市前海华源石油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深圳中院于2020年4月15日对华源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杜某某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杜某某不服提出异议，申请解除对其的限制消费措施。 深圳中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上述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该院限制消费措施的对象是华源公司法人，并未直接限制杜某某个人。且经查，华源公司自2013年12月26日成立至2019年8月30日，一直由杜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又查，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于2018年1月12日签订《和解协议》，该债权债务产生在杜某某担任华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杜某某对本案债务履行产生实际影响作用。综上所述，杜某某的异议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深圳中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2020）粤03执45号执行决定：驳回异议人杜某某的纠正申请。 杜某某对深圳中院上述执行决定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1、撤销深圳中院（2020）粤03执45号执行决定；2、责令深圳中院解除对杜某某的限制消费措施。理由：（一）2019年8月30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登记，杜某某已不再担任华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9月6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登记，杜某某在华源公司的全部股份50万元出资占5%的股份也已经办理转让登记。因此，深圳中院立案执行前，杜某某既不是华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也不是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人员、实际控制人。深圳中院（2020）粤03执45号《限制消费令》对杜某某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二）深圳中院认为杜某某对本案债务的履行产生实际影响作用，缺乏事实根据，也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判断杜某某是否对本案债务履行产生实际影响，可参照本院（2020）粤执复176号复议决定的标准，即作为被执行人的单位，人民法院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和实际控制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条件，应当是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仍然担任职务、履行职责或者对公司经营管理有重大、直接影响从而对债务履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人员。杜某某于2013年12月26日至2019年8月30日担任华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于2018年1月12日签订《和解协议》，这些都属于杜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职务期间、履行职责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在本案执行期间，杜某某还可以对本案债务履行产生实际影响作用。相反，实际情况是杜某某已不再担任华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股东，其不可能再对公司经营管理有重大、直接影响。杜某某已无使用公司财产进行消费的现实可能性，故对其限制消费措施也无法实现督促被执行人履行生效裁判的目的。执行决定书一方面认为限制消费措施的对象是华源公司法人，并未直接限制杜某某个人，但在《限制消费令》中又对杜某某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导致杜某某无法乘坐高铁，属认定错误。恳请贵院予以解除。 鲁某某答辩称：1.杜某某是华源公司设立以来的股东和法定代表，所欠被执行款项发生在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其也以个人名义归还了部分款项。2.杜某某转让股份和不担任法定代表人时，我方与华源公司另一股东在11月7日转让股份给张某，华源公司成为一个自然人有限公司。张某在11月21日即成立清算小组，杜某某明显是逃避法律责任。3华源公司从注册后就从未在注册地经营过，是皮包公司，杜某某作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负有直接责任。因此，请求贵院驳回杜某某的请求。 本院查明：关于申请执行人鲁某某与被执行人华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深圳国际仲裁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华南国仲深裁【2019】D595号裁决书，裁决：（一）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剩余和解款项人民币345,513元；（二）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70,000元；（三）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0,000元；（四）本案仲裁费用人民币35，688元，由第一被申请人承担。该费用已由申请人足额预缴并抵作本案仲裁费不予退回，第一被申请人应直接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35,688元;（五）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由于被执行人华源公司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向深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深圳中院于2020年1月2日依法受理，案号为（2020）粤03执45号。2020年4月15日深圳中院对华源公司及原法定代表人杜某某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于同日作出（2020）粤03执45号之一执行裁定，终结该案本次执行。 另查明，根据杜某某提交的证据显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8月30日核准华源公司将法定代表人由杜某某变更为张某。于2019年9月6日核准股东信息由杜某某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5%，刘高容出资额150万元、出资比例15%，华融金盛（天津）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出资额800万元、出资比例80%，变更为张某出资额200万元、出资比例20%，华融金盛（天津）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出资额800万元、出资比例80%。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华源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张某、股东张某、出资1000万、出资比例100%。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杜某某请求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复议请求是否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五条第十七款第二项规定：“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的限制消费措施的，应举证证明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并对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执行人华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已于2019年8月30日由杜某某变更为张某，本案执行依据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时，杜某某已不是华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持有公司股份。在深圳中院强制执行本案时，杜某某也已不是华源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股东，因此深圳中院对杜某某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并不属于前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四类人员，故应解除对杜某某的限制消费措施。深圳中院认为债务发生时杜某某系华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对本案债务履行产生具有实际影响，据此作出执行决定驳回杜某某的纠正申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杜某某的复议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决定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执45号执行决定； 二、指令深圳市中级人法院解除对杜某某的限制消费措施。 本决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