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民终10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勋，男，1989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景林（郭勋之父），男，196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春雪，河南泽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濮阳领秀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绿城路与历山路交叉口西100米路北。法定代表人：陈现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登双，河南金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霞，河南百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晶，男，197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上诉人郭勋因与被上诉人濮阳领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秀公司）、原审第三人张晶股东资格确认及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2019）豫0922民初4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景林、孙春雪，被上诉人领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登双、王会霞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张晶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郭勋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即判令领秀公司支付郭勋分红款212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5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濮阳市华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濮华会专审字[2015]第016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没有证据效力是错误的。1.一审认定郭勋提交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豫检民(行)监[2020]41000000018号不予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以下简称河南省人民检察院[2020]41000000018号不予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对审计报告作出的评价的证据效力不能对抗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申25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河南省高院(2018)25号民事裁定书）没有法律依据。2.虽然河南省财政厅对濮阳市华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处罚，但并未撤销该审计报告，领秀公司起诉华和会计师事务所，经人民法院两审终审，也未撤销该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具有法律效力，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领秀公司与其他股东以及分红案件中多次适用该审计报告，且其他股东均已按照审计报告完成分红，领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某同样是按照审计报告上面认定的标准进行分红，因此审计报告具有法律效力，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4.虽然河南省财政厅认为审计报告未执行其他审计程序，未对短期借款、实收资本实施任何审计，违反了审计准则与程序，但是对于已经审计部分没有认定为错误，领秀公司至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经审计部分错误。二、一审仅凭审计报告驳回郭勋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的主要证据并不仅有审计报告，河南省高院（2018）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的主要观点就是无法确认郭勋尾号2175的农行卡是郭勋使用还是由领秀公司使用。1.郭勋为证明该卡由自己使用，在本案原审时前提供了另案判决书，判决书的内容就是郭勋使用尾号为2175的银行卡借给刘某100万元，法院判决刘某偿还郭勋本金100万元及利息，说明尾号为2175的银行卡由郭勋本人使用，卡内的资金归郭勋所有。同时还提供了尾号为2175的银行流水、领秀公司的另案起诉状、濮阳市怡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证明等大量证据证实尾号为2175的银行卡的实际使用人是郭勋，一审回避该焦点问题明显错误。2.领秀公司主张登记在郭勋名下尾号为2175的银行卡是领秀公司使用，领秀公司应承担举证责任，领秀公司仅提供尾号为2175的银行卡的部分转账明细以及财务凭证不能证明其主张。相反，领秀公司提供的部分财务凭证能够证实领秀公司没有使用郭勋尾号为2175的银行卡进行交易。三、原审第三人张晶的当庭陈述也能作为判定郭勋的诉讼请求应得到支持的重要证据。1.张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法庭陈述中承认其在领秀城西区(二期)的投资股权转让给了郭勋，转让款220万元也是郭勋汇到其妻子账户上的，张晶与郭勋、领秀公司双方均没有利害关系，也是本案股权投资转让的当事人，其在法庭的陈述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2.虽然领秀公司提供了张晶投资款收据原件和张晶所打的收到转让款收据原件，但是对于该证据的来源，领秀公司无法自圆其说。郭勋的父亲当庭说明该证据郭勋一直存放于郭景林办公室，2016年6月14日，领秀公司人员强行进入郭景林办公室抢走办公室所有物品，包括张晶的投资款收据和转让款收据，在2012年至2015年底，领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人都是许某，如果2013年9月6日张晶将投资款转让给了领秀公司，那么，领秀公司的会计理应将该单据下账，领秀公司没有提供财务账册和凭证，这两张单据也没有粘贴的痕迹，说明没有计入财务凭证，2015年底许某向领秀公司新的股东、财务人员移交财务账册、凭证时，没有张晶的投资收据和转让款收据，相反，根据郭勋提交的领秀公司的审计报告和承诺书证明，在2015年12月份全体股东因股权转让对领秀公司资产进行审计时，领秀公司账面还显示张晶投资款的兑付情况，这说明张晶的投资款收益需要兑付，因此，领秀公司提供的证据没有合法来源，不能对抗领秀公司的承诺书、审计报告等书面证据。领秀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张晶虽向领秀城二期项目出资200万元，但是张晶的出资行为并不导致领秀公司注册资本的变化。张晶既不参与经营管理，也不受领秀公司章程的约束，故张晶不是领秀公司的股东。张晶仅是开发领秀城二期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合作者之一。二、领秀城二期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超建商业面积等擅自变更建设工程规划的情形，在郭景林主管领秀公司期间，领秀公司向有关部门缴纳罚款669152元，这一笔罚款已由许某在财务中列支。本案实属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在下列情形下，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请求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一）依法需经批准的房地产建设项目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二）房地产建设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擅自变更建设工程规划。因当事人隐瞒建设工程规划变更的事实所造成的损失由当事人按照过错承担。本案依法应当驳回郭勋的起诉。该司法解释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在保证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符合建设工程规划的前提下，当事人才能主张分配项目利益。如果合作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自身违反建设工程规划且未经批准、处理，当事人就已将股金、利润分配完毕,那么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规划验收、业主产权手续的办理将无法保障。三、张晶退出领秀城二期项目，是基于张晶与领秀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的解除，并非基于股金转让。张晶与领秀公司解除合作关系后，将投资款收据交还，并且出具了收据。收据中显示：“今收到领秀城西区退还股金贰佰万元整利息贰拾万元整，合计220万元整，张晶，2013.9.6日”。张晶200万元投资款收据及张晶出具的220万元股金、利息收据一直存于领秀公司财务资料中。然而，郭勋诉讼代理人郭景林陈述领秀公司人员抢走了张晶投资款收据、张晶出具的股金利息收据及股份转让协议根本不属实，其也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此外，张晶在一审出庭作证时已经明确陈述，在其退出领秀城西区项目时并没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因此，不可能发生领秀公司人员抢走郭勋股份转让协议的事实。郭勋及其诉讼代理人郭景林的陈述与张晶的陈述相互矛盾，明显是在作虚假陈述。四、郭勋提交的《关于领秀城二期股金转让协议》是虚假证据，该协议内容虚假，其目的在于虚构郭勋购买张晶股金的事实。河南省高院（2018）25号民事裁定书已明确认定该证据不是原始证据，真实性存疑。1.2016年8月，领秀公司对郭景林、许某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行为向范县公安局提出控告，2016年11月，范县县委县政府组织成立了包括公安局、审计局在内的六部门联合调查小组，对与领秀公司有关的财务问题进行全面调查。据张晶陈述，在2016年年底范县公安局调查期间，郭勋才与张晶签订了本案争议的《关于领秀城二期股金转让协议》，张晶在原一审中出庭作证时，已经对这一事实进行了确认。2.许某早在2015年12月就已经离开领秀公司、不再担任领秀公司法定代表人了，因此，在2016年年底《关于领秀城二期股金转让协议》形成时，许某的签字对领秀公司已经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了，纯属许某的个人行为。3.从《关于领秀城二期股金转让协议》显示的内容来看，该股金转让协议是郭勋向赵某转款220万元（即2013年9月7日）之前签订，但实际上该股金转让协议却是2016年年底签订，由此可以看出，郭勋及其代理人郭景林明显是在通过虚假证据混淆事实。4.郭勋主张的所谓的“股金转让”，不具备债权转让的构成要件，对领秀公司也不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中，如合作主体（合同当事人）发生变更，不仅涉及投资收益权的转让，同时还涉及共担经营风险等义务的转移，应为合同权利与义务的概括转让。而郭勋主张的所谓的“股金转让”，并没有经过领秀公司及其他投资合作方的同意或认可，对领秀公司不产生效力，也不符合《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因此，郭勋在其上诉状中主张的股权转让的说法明显不能成立。五、张晶早在2013年9月6日就退出领秀城二期项目合作。所谓的张晶212万元分红，实为郭景林、许某、郭勋等人恶意串通，在隐瞒领秀城二期项目相关股东、投资自然人的情况下，假借张晶的名义，实施的财务造假。郭勋没有起诉要求支付分红的诉讼主体资格。六、虽然股金200万元、利息20万元是从郭勋账户向赵某账户转账，但郭勋与张晶之间没有真实的“股金转让”。在2015年12月之前，领秀公司前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许某一直使用郭勋银行账户（账号为62×××75）进行公司款项的收支、存储，领秀公司与郭勋之间是代收代付关系。从郭勋银行账户向赵某账户转账220万，就是领秀公司向张晶支付股金200万元、利息20万元。郭景林、许某使用领秀公司220万资金进行款项支付没有如实在账簿中记载，本身就属于财务虚假问题，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七、郭勋在起诉状中陈述收到领秀公司退还的股金200万元与事实不符，领秀公司账务资料中没有任何向郭勋退200万元股金的记录，审计报告及承诺书中也未显示领秀公司欠郭勋212万元分红。之所以郭勋提交的审计报告、承诺书与股金转让协议相矛盾，就是因为股金转让协议是后来形成的虚假证据。此外，郭勋、张晶以及证人许某三人关于股金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的说法明显不一致，更能说明股金转让协议虚假，更能证明所谓的股金转让的事实不存在。郭勋既不是领秀公司股东，也不是领秀城二期项目合作开发的投资人，郭勋不具有起诉要求支付212万元分红的原告资格。八、郭勋提交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的不予支持监督申请书并没有明确认可审计报告的效力以及报告内容的真实性，且该不予支持监督申请书是针对其他案件作出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而河南省高院（2018）25号民事裁定书是针对本案作出的，该裁定明确指明审计报告不可采信，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的不予支持监督申请书的证据效力不能对抗河南省高院（2018）25号民事裁定书。九、根据《河南省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报备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审计报告的撤销，是指从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业务报备系统中将已经报备的审计报告予以撤销。此外，在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业务报备系统中报备过的审计报告，都会生成防伪二维码，但是本案争议的审计报告根本就没有防伪码。濮阳市华和会计师事务所根本就没有按照要求将本案争议的审计报告在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业务报备系统中进行报备，因此，也就不存在撤销审计报告的问题。郭勋提出审计报告撤销问题本身就是为了混淆事实。综上，请二审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郭勋的无理请求。张晶未到庭，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郭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领秀公司支付郭勋分红款212万元及利息150910元（利息自2015年5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28日张晶向领秀公司交款200万元，用于入股建设领秀城二期（西区）开发项目，领秀公司向张晶出具收条。后张晶要求退股，2013年9月7日，通过郭勋的银行卡（账号为：62×××75）向张晶配偶张某一银行账户转款220万元（含付息20万元）。对以上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郭勋和张晶陈述称上述220万元系郭勋和张晶之间达成领秀城二期股金转让协议，由郭勋购买了张晶的股权，之后的分红应由领秀公司支付给郭勋。领秀公司陈述称张晶提出退股请求后，是领秀公司将股金200万元及利息20万元退还给了张晶，由于公司管理问题，当时使用了多人次的个人银行卡用于公司经营，该220万元是使用郭勋个人的银行卡，该退款行为是公司行为，双方因以上纠纷酿成诉讼。通过审理，一审法院能够确认以下事实：第一，领秀公司原由许某和郭勋之父郭景林主导经营，2015年11月9日濮阳市华和会计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对领秀公司2012年10月至2015年9月30日的财务情况进行了审计，在审计的基础上，2015年12月2日案外人许某、郭景林和王某共同签署《领秀公司承诺书》，由王某接受剩余公司资产、自愿承担一切还款及税收等一切债务，王某成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在该承诺书上显示应付张晶212万元，还款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前。第二，领秀公司账目上显示的退张晶股金，其中100万元支付给了郭景林，另外100万元支付给了案外人。第三，张晶的退股金收到条现由领秀公司保管。一审法院另查明，因领秀公司的财务问题发生多次诉讼，均涉及本案的主要证据濮阳市华和会计事务所于2015年11月9日出具的审计报告，含郭勋提交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2020]41000000018号不予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等法律文书对该审计报告作出了评价，引起本案重审的河南省高院（2018）25号民事裁定书明确说明涉本案的审计报告违反了审计准则和程序，不应采信。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张晶向领秀公司开发的领秀置业二期（西区）进行了投资，但是该投资行为应仅视为对领秀公司某一项目的投资后欲获得盈利，张晶并没有实际参与领秀公司的管理，张晶的该行为并未取得领秀公司的股东资格，因此，该案性质应为合伙协议纠纷。如张晶提前退出，领秀公司将出资款直接退还给张晶即可，如郭勋购买了张晶的出资，按照郭勋和张晶的协议由郭勋获得相应盈利，但数额应由清算后的结果确定。虽然领秀公司对上述的盈利作出了承诺，并确定了盈利还款期限，但是该承诺是基于濮阳市华和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作出的。经投诉河南省财政厅认定濮阳市华和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未按照职业准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并且河南省财政厅对出具审计报告的单位和个人作出了行政处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的河南省高院（2018）25号民事裁定书中也明确认定该审计报告违反了审计准则和程序，不应采信。虽然郭勋提交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2020]41000000018号不予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对该审计报告作出了其他评价，其证据效力不能对抗引起本案重审的河南省高院（2018）25号民事裁定书；本案领秀公司作为原告诉濮阳市华和会计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华龙区人民法院、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二审民事判决书，因委托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问题，以“证实审计报告存在瑕疵，根据本案合同履行的具体情况，领秀公司可以减少价金的形式承担违约责任”为由判决濮阳市华和会计事务所返还给了本案领秀公司部分审计费用。就以上原因，濮阳市华和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的证据效力不能采信，基于该审计报告作出的承诺书的证据效力也不能确认。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驳回郭勋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795元，由郭勋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双方均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郭勋当庭提交，濮阳市人民检察院濮检民（行）监[2019]41090000127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一份。证明目的：证明许某与领秀公司、王某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一审、二审以及再审程序中，法院均是依据双方在2015年12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会议纪要，以及领秀公司承诺书作出的判决。审计报告具有法律效力。领秀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许某一案基本事实与本案基本事实不一样。许某一案中是因为许某将领秀公司股权转让给了王某，而判决王某支付股权转让的价款，领秀公司只是承担连带责任，并没有判决领秀公司向许某支付分红款。此外，许某一案以及郭景林一案的判决在没有考虑3000余万元的税收未实际缴纳的情况下，以股权转让价款等名义变相规避公司法关于公司盈余分配的相关规定，导致领秀公司现有可变现资产被执行完毕，但是国家的税收确无法实际缴纳。司法机关对此问题回避，损害国家利益，领秀公司仍在申诉中。本院认证意见，领秀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领秀公司庭后提交证据，证据一：林州市太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行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及与太行公司苏总经理的谈话录音一份。证明太行公司曾中标领秀城一期工程，但未实际施工，太行公司没有从郭景林或郭勋处借过款项，郭景林也不可能向太行公司出借1000万元资金。太行公司转账给郭景林的账户太行公司未实际控制，当时是领秀公司以向太行公司支付工程款为由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贷款实为领秀公司使用，1500万元贷款进入太行公司账户后，所有汇款单均是由当时的领秀公司财会人员填写的，证明郭勋称1000万元系太行公司偿还郭景林欠款不属实。证据二，领秀公司于2013年8月8日向范县农村信用合作联杜出具的借款借据一份，领秀公司向太行公司在范县邮政开设的尾号为6379的银行账户电汇凭证一份（无原件，提交复印件，原件在金融机构），汇款用途为支付工程款，汇款金额与领秀公司向范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数额一致，数额为1500万元，这与证据一中太行公司陈述一致。证据三，太行公司于2013年8月9日向郭勋转账1000万元电汇凭证一份、2013年8月9日向许某转账100万元电汇凭证一份、2013年8月12日向李某一转账699990元电汇凭证一份、2013年8月9日向宋某转账200万元进账单回单一份、2013年8月12日向陈某、李某二、张某二转账进账单回单各一份。以上单据显示2013年8月9日、2013年8月12日分七次将1500万元转账完毕，包括本案中郭勋主张的向其2175账户转账1000万元在内，该汇款回单按常理应入账太行公司财务账册，但实际却存放于领秀公司财务账册中，与太行公司苏总陈述一致，证明该账户实际为领秀公司使用，也证明了该1000万元实为领秀公司所有，郭勋该2175账户实际为领秀公司使用，故通过该账户向张晶妻子的转账实际为领秀公司支付的款项，与郭勋无关。郭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情况说明》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情况说明》的内容部分真实部分不真实。太行公司没有对领秀城一期实际施工是真实的。但是太行公司称2013年8月是郭景林为获取银行贷款请求太行公司请求开设临时账户是不真实的。郭景林与王某、许某等人开发领秀城一期，在2012年6月1日郭景林就退出了领秀一期的开发，将股权转让给了王某。王某与郭景林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王某支付郭景林投资款本金及利息。2012年11月30日许某也将在领秀城一期的股权转让给王某，王某同意支付许某投资款本金及利息。许某的投资款中还包含郭景林的妻子郭某一的投资款530万元及郭勋的投资款320万元。当时王某没有现金，上述投资款及利息均没有付清。2013年8月王某以领秀公司的房产作抵押向范县农商行贷款1500万元。1500万元中包含支付郭勋、郭某一等人的投资款及利息，该1500万元贷款不是郭景林安排的。其中汇入郭勋账户的1000万元就是王某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偿还的所欠的投资款及利息。开庭时郭勋对其名下尾号为2175银行账户的1000万元来源于太行公司的汇款，之前是说的是太行公司向郭景林的借款，汇入郭勋账户是偿还了借款，但实际上该1000万元是王某受让领秀城一期股份应支付的对价的一部分，只是以太行公司的名义偿还的这笔钱。郭景林在一期投资本金4000万元，郭景林是2012年6月1日将股份转让给王某，当时4000万元产生的利润是2400万元。2012年11月30日许某转让给王某股份时投资款是按照1:1分红，当时郭某一与郭勋的投资款一共是860万元。王某应支付投资款及利润共计1720万元加上郭景林的本金及利润共计6400万元，两项合计为8120万元。最近王某到濮阳市税务局控告郭景林偷逃税款，从税务机关搜集的资料中经过计算才发现该1000万元就包含在王某支付的投资款和分红里面。对证据一中苏某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录音中苏某并没有说郭景林让其开的账户，郭勋现在也认可太行公司没有向郭景林借过钱。对证据二中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是借据上显示借款方式是以抵押方式借款，借款时间是2013年8月8日，在这个时间段郭景林和许某均将自己在领秀一期的股份转让给王某，领秀城一期已经是王某个人的项目。当时领秀城二期还没有开盘，所以该款只能是领秀城一期的贷款。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这几份凭证均注明了用途，其中支付给郭勋1000万元，用途为还借款，这是王某偿还所欠郭景林、郭勋、郭某一的投资款及利润。其中支付的许某账户上也是偿还所欠许某投资款及利润。支付给陈某、李某二、张某二、李某一的汇款中均注明是工程款。这些均是领秀城一期应支付给实际施工人的款项。支付给宋某的200万元注明是还款，宋某是王某开设的投资公司的会计，具体该200万元是什么还款不清楚。李某一当时是领秀公司的会计。总之1500万元的来源就是王某使用领秀城一期的房产作抵押从银行贷的钱以后，根据王某的安排对该1500万元进行了分配。另外领秀公司提供的借据以及几份支付凭证是领秀公司的财务人员操作的，领秀公司财务账册中应当有明确的记载。领秀公司故意隐瞒财务账册不提供而仅提供电汇凭证，其目的就是为了误导法庭。如果领秀公司认为这1000万元是领秀公司的，不是偿还郭勋的钱，而是郭勋非法占有的，领秀公司可以到公安机关提出控告。领秀公司对郭勋的质证意见解释称，郭勋所说的王某与郭景林郭勋以及郭某一之间的个人经济来往与领秀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本案中郭勋认可争议的220万元资金来源于1000万元，该1000万元来源于郭勋的父亲郭景林以及许某，实际控制领秀公司之间通过虚构贷款用途（工程款），但实际上没有用于支付工程款，本身就属于骗取贷款所得，资金来源不合法应当驳回起诉。不认可郭勋解释该1000万元是王某受让领秀城一期股份应支付的对价的一部分。在2013年8月份领秀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郭景林及许某，郭勋在一审中明确陈述该1000万来源为太行公司因业务关系偿还郭景林1000万元。质证意见又称该1000万元是王某应支付郭景林股金转让款的一部分，说法前后矛盾。1000万元的经济往来属于大额资金往来，郭勋称是看到本案证据才想起1000万元的真实来源，与常理不符，目的是将领秀公司的资金据为己有。本院认证意见，郭勋对证据一中苏文喜的录音以及证据二和证据三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郭勋对证据一中《情况说明》的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太行公司称2013年8月是郭景林为获取银行贷款请求太行公司请求开设临时账户不是事实，领秀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太行公司账户是郭景林请求太行公司开设，仅凭该《情况证明》不足以证实，本院对该事实不予确认。郭勋在二审庭审后提交证据，证据一，郭景林领秀城东区股份转让协议，证明领秀公司三名股东于2012年6月1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郭景林退出东区，将股份转让给王某，郭景林代表的入股资金为5306万元，转让给王某的入股资金为4000万元，利润2000万元，合计本利6000万元，协议约定王某欠郭景林本利于2013年2月底付清。到期不能支付，按所欠款日万分之五加收滞纳金。证据二，许某领秀城东区股份转让协议，证明许某和王某于2012年11月30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许某名下共有9名自然人入股，其中包括郭某一（郭勋母亲）股金540万元，郭勋（曾用名郭某二）股金320万元，二人按1:1分配红利，本金860万元，红利860万元，合计1720万元，故才有了退郭勋本利1000万元的那笔汇款。证据三，郭景林彻底撤出东区签订的中断监管协议，证明2014年6月30日郭景林与王某签订中断监管协议，其中第四大项第二条明确显示：王某自行用领秀公司名义贷信用社周转金1500万元，本贷款和领秀公司、各股东无任何关系，由王某自行偿还。这1500万元就是2013年8月8日以领秀公司贷款1500万元汇入太行公司的那一笔款，该款实际上归王某支配，不是领秀公司的钱，王某用该款偿还所欠其他股东的转让款，所以，领秀公司的财务人员在给郭勋还款的电汇凭证上注明还借款。同时还说明，王某没有按时偿还转让款，直到2014年6月份才以房抵债完毕。证据四，王某亲笔写给郭景林的求救信，证明王某在信中对于其本人无法按时偿还转让款本息做出了说明，并要求郭景林做出让步，说明在王某写信时还没有偿还完毕转让款。领秀公司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一，是郭景林个人与王某个人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领秀公司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对领秀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书与本案争议焦点不具有关联性。协议中显示郭景林获取了巨额利润，但是郭景林没有提供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依法不能确认其行为以及所获取资金的合法性。对于证据二，是许某个人与王某个人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领秀公司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对领秀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该协议书与本案争议焦点不具有关联性。本案涉及的1000万元的转款凭证上并没有王某的签字确认，也没有注明是股份转让价款，仅凭该份协议书不足以证明1000万元资金是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而且领秀公司没有义务向许某、郭某一、郭某二等人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此外，协议中显示许某、郭某一、郭某二等人按照股金数额获取了1:1的利润，但是，许某、郭某一、郭某二等人没有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郭勋也没有提供许某、郭某一、郭某二等人的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因此，依法不能确认许某、郭某一、郭某二等人以股份转让价款的名义获取资金的合法性，更不能确认郭勋获取本案涉及1000万元资金的合法性。郭勋与郭某二并非同一人，郭勋主张其曾用名为郭某二不属实，郭勋没有提供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或户口本等证据证明其主张。对于证据三，是郭景林与王某个人之间对于其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的协议，领秀公司不是该协议当事人，该协议对领秀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涉及的1000万元的转款凭证上并没有王某的签字确认，也没有注明是股份转让价款，该协议也不足以证明1000万元资金是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而且领秀公司没有义务向许某、郭某一、郭某二等人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对于证据四，该信函不是领秀公司出具的，与领秀公司无关，与本案争议也无关。对以上四份证据的综合质证意见：郭勋提交的以上四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属于逾期提交证据，且不足以证明郭勋具有股东资格，也不能证明220万元资金是郭勋自有合法资金，更不能证明郭勋有权主张212万元分红款。关于220万元的资金来源，郭勋在此前开庭时曾多次陈述其借了刘栋100万元，本案二审第一次开庭时，郭勋又陈述220万元资金是太行公司还郭景林借款1000万元资金中的一部分，本案二审第二次开庭时，郭勋又陈述1000万元资金是王某支付的股金及利润，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明显是作虚假陈述。郭勋曾陈述刘栋是其合伙人，还陈述过与刘栋之间是借款关系，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明显也是作虚假陈述。综上，郭勋在本案中存在多处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属于典型的捏造事实、虚假诉讼，其无理请求依法不应支持。张晶开庭时未到庭，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庭后张晶对领秀公司及郭勋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认为与其无关，不参与。本院认证意见，郭勋庭后提交的证据，领秀公司均不是协议及信函的相对方，该协议及信函涉及案外人的利益，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一审认定为合伙协议纠纷，合伙协议是依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合伙企业的契约。当事人未订立书面协议的，但具备合伙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协议的，也可认定其具有合伙关系。本案中，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张晶向领秀城二期（西区）的投资行为与上述法律规定的合伙经营性质不符，一审将案由定为合伙协议纠纷不当。郭勋主张张晶是领秀公司的投资人，领秀公司认可与张晶属于合作开发关系，但合作开发也是以一种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为基本内容的协议关系。本案当事人均没有提交相关协议，张晶如何享有利润、如何共担领秀城二期亏损的风险等没有具体的约定内容，故在没有明确协议约定的情况下，本案亦不适宜定为合作开发纠纷。郭勋提起本案诉讼，其自认受让了张晶在领秀公司的股权，进而要求分红，故本院认为案由定为股东资格确认及股权转让纠纷更为适当。本案中，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领秀公司是否应当向郭勋支付212万元及利息。第一，郭勋二审中认可张晶并未取得领秀公司的股东资格，基于此，郭勋主张的股权转让没有事实基础。且根据领秀公司持有的2013年9月6日张晶出具的收到条的内容“今收到领秀城西区退还股金贰佰万元整利息贰拾万元整，合计220万元整，张晶，2013.9.6日”，可以看出220万元系领秀城西区退还股金及利息，并非股金转让。第二，张晶本人认可已在2013年9月6日收到退还的股金，但在2015年《领秀公司承诺书》中又显示应退回张晶的分红款，本案证据自身存在相互矛盾，不合常理。另外，领秀公司作出的该承诺书是基于濮阳市华和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作出的。河南省财政厅认定濮阳市华和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未按照职业准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并且河南省财政厅对出具审计报告的单位和个人作出了行政处罚；河南省高院（2018）25号民事裁定书中也明确认定“该审计报告违反了审计准则和程序，不应采信”，基于审计报告作出的承诺书显示张晶的该笔款项内容的记载情况，也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郭勋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要求领秀公司支付分红款212万元及利息的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郭勋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予以驳回。一审法院驳回郭勋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95元，由上诉人郭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洪光审判员  李彦敏审判员  马艳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吴旭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