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53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金道通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祥平毅达城市广场**楼**。 法定代表人：汪传国，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基壬，福建平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江宇，福建平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培勇，男，198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江南，北京蓝鹏（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金道通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道通公司）、上诉人赵培勇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0）闽0212民初2230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金道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汪传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基壬，赵培勇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江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道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金道通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第一，金道通公司主张的利息符合案涉《车辆挂靠经营协议》第五条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目的。该协议第五条中违约责任分为4款，第1款中明确约定逾期30日内的违约金为迟延交纳款项的1.5%，并非对全部逾期违约金的约定。第4款中明确约定违约金应当赔偿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可得利益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道通公司以协议约定的逾期30日内的违约金，即迟延交纳款项的1.5%为标准，来计算逾期超过30日后每月利息为迟延交纳款项的1.5%，符合双方违约责任的约定目的，赵培勇对此利息计算方式也并未提出异议。第二，一审法院仅根据《车辆挂靠经营协议》第五条第1款就将金道通公司诉请的利息调整为602347.44元×1.5%=9035.21元，明显低于金道通公司实际损失。根据金道通公司提供的贷款账号信息查询清单，贷款年利率为5.9375；根据（2016）粤1303执字第508号执行和解协议，需要向案外人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支付的款项为612057.4元，若逾期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金道通公司实际支付的清污费为595486.44元，支付上述款项后，无论是以贷款年利率为标准，还是以和解协议约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为标准，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均高于一审判决的违约金。 赵培勇辩称，金道通公司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不能成立。即使未超过诉讼时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1.5%，一审对此认定符合挂靠合同约定。 赵培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金道通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挂靠协议即使有效，也不能完全免除金道通公司的责任，否则将导致“违法者因其违法行为而获益”的后果。挂靠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道路运输车辆应当随车携带车辆营运证，不得转让、出租。”第六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许可证件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收缴有关证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挂靠经营方式违反相关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挂靠经营中，被挂靠人仅收取挂靠费，未尽相应安全管理义务，极易疏于安全管理、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正因金道通公司将运输资质让赵培勇挂靠，未尽管理职责，才导致事故发生。如果完全免除金道通公司的责任，就会导致违法行为不仅没被惩罚，反而得到法律认可，等于变相鼓励违法行为。另外，即使挂靠协议有效，其中免除金道通公司责任、加重赵培勇责任的条款无效。讼争挂靠协议为金道通公司提供的格式版本，约定金道通公司有权收取管理费，不承担挂靠车辆所有风险，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 二、时效问题是本案核心问题，金道通公司一审诉求已经超出诉讼时效。1.按照挂靠协议，金道通公司一审诉求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10月或11月起算。赵培勇雇员赵荣燕驾驶挂靠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0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金道通公司支付惠阳环保局清污费用，该判决书为2015年10月19日作出，送达时间即使按30日计算，金道通公司收到判决时间为2015年11月19日。该民事判决书于金道通公司收到之日生效，故赵培勇支付义务起算点最迟为2015年11月29日，但金道通公司于2020年6月5日才提起诉讼，已超诉讼时效。另外，金道通公司和惠阳环保局于2016年11月21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也就是说，金道通公司在2016年11月21日之前已完全明白其支付义务的所有内容，在2016年11月21日对其支付义务进行了再次确认。即使按2016年11月21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也已超诉讼时效。2.一审判决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应自《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最后一笔款项付款时间2017年11月30日起算是错误的。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与《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分期付款时间无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所说的当事人，在本案中特指赵培勇和金道通公司，只有赵培勇和金道通公司的约定才与本案有关，才能对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果。否则，金道通公司不向赵培勇提出履行请求，却向与赵培勇无关的他人付款，然后要求适用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制度就没有意义。更何况本案存在特定情况，赵培勇承担案外人张其友的赔偿问题，惠阳环保局的赔偿问题由金道通公司承担。3.即使按照金道通公司实际支付惠阳环保局款项的时间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时点，金道通公司相当一部分诉求也超出诉讼时效。金道通公司自述其于2016年12月5日、2017年4月30日支付惠阳环保局20万元、5万元的两笔款项，截至起诉之日，也超出三年诉讼时效。 三、一审判决逻辑矛盾，一方面认同挂靠协议效力，另一方面却作出违反挂靠协议的判决。一审判决既然认为挂靠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的纷争就应该按照挂靠协议约定处理。挂靠协议第三条第5款第（3）项约定，赵培勇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金道通公司履行支付义务。但该条款未约定如果金道通公司与他人达成和解协议的，赵培勇也应该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向金道通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因此，金道通公司无权按《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向赵培勇主张权利。按照挂靠协议规定，判决书的支付时点才是金道通公司诉讼时效的起算时点。 四、一审判决赵培勇全额承担金道通公司本案律师费30000元，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金道通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支付律师费30000元。按照挂靠协议规定，金道通公司处理因挂靠车辆导致的经济责任案件律师费支出，才应由赵培勇承担，本案不属于该情况。即使赵培勇应承担金道通公司本案的律师费支出，30000元律师服务费涵盖的服务范围是金道通公司一审全部诉求，既然其一审诉求被部分驳回，驳回部分对应的律师服务费不应由赵培勇承担。 金道通公司辩称，一、本案车辆挂靠合同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从目前有关挂靠协议的性质及规范来看，挂靠管理是一种市场准入行为，各类规范也只是一种管理性规定。从司法实践中判例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各地法院对机动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一般是作为有效合同来审理和判决的，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挂靠者与挂靠单位真实意思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所以双方的挂靠协议有效。合同中第三条第3款、第5款，第五条违约责任等，并非格式条款，也并非免除金道通公司责任，加重赵培勇责任的条款。 二、金道通公司于2020年6月5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1.一审以《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付清全部清污款最后期限即2017年11月20日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认定金道通公司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正确，应予维持。金道通公司与惠阳环保局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金道通公司向惠阳环保局分期付款义务仍是基于与赵培勇之间的挂靠法律关系，根据挂靠协议的约定，该《执行和解协议》项下的赔偿款给付义务最终应由赵培勇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因此，金道通公司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赵培勇不能以其并非为《执行和解协议》的签订人，否定《执行和解协议》对其的法律约束力。实际上，赵培勇从始至终都知悉自己为清污费赔偿的实际责任人，全程参与该案的处理。例如，（2014）惠阳法民一初字第46号污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的一审审理，赵培勇就是以金道通公司特别授权代理人身份参与的。2.赵培勇主张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从2015年10月或11月起算缺乏依据。首先，挂靠协议第三条第5款第（3）项关于赵培勇“应在判决文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依照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内容，将甲方应当支付给原告的赔偿款项全额支付给甲方……”的约定，仅限于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并未包括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涉挂靠车辆于2013年6月22日发生的交通事故，既造成车辆驾驶员张其友人身损害，又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治理费财产损害。因此产生（2014）同民初字第2084号张其友诉赵荣燕、赵培勇、金道通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岩中心支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和（2014）惠阳法民一初字第46号污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两种不同性质的侵权案件。本案涉及的污染治理费损害赔偿并非人身损害赔偿。其次，要求赵培勇先行支付赔偿款是金道通公司的权利。金道通公司并不是向赵培勇主张按照判决书判决先行支付清污赔偿款，而是在代为赵培勇支付了清污赔偿款后要求赵培勇返还代垫款及逾期未返还的违约责任。金道通公司未行使先行请求支付赔偿款的权利，并不表示金道通公司放弃在支付赔偿款后再向其追偿的权利。因此，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不能从赵培勇主张的2015年10月或11月起算。3．赵培勇主张以《执行和解协议》签订时间即2016年11月21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也没有依据。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是为使赵培勇得到债务履行宽展期的利益，而非金道通公司“自愿向惠阳环保局履行付款义务”。而且，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金道通公司的权利尚未实际造成受到损害，不能将其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4．提起本案诉讼之前，金道通公司曾多次向赵培勇主张权利，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力的情形。金道通公司提供了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等证据为凭。赵培勇主张按单笔代偿款发生时间主张部分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依据。法律规定同一笔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自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开始计算，其立法目的是为了减少当事人的讼累。赵培勇主张从金道通公司代偿每一笔债务时间起算诉讼时效与法律规定不符。2013年6月22日发生的交通事故导致赵培勇经法院判决确定应支付的赔偿款总数近三百万元（已扣除保险理赔的部分），这对于赵培勇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的负担。金道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传国基于亲戚关系出手相助，赵培勇一直表示实在困难无能力偿付，同意今后慢慢偿还。可见，没有在每一期代偿款发生后立即向法院提起诉讼，仍是基于对赵培勇能返还全部债务的信赖和对于赵培勇履行能力的考虑，并非怠于行使权力。 三、本案系因赵培勇违反挂靠协议产生的诉讼，根据挂靠协议，一审判决赵培勇承担金道通公司律师费等损失符合协议。 金道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赵培勇返还代为支付的清污费、诉讼费、评估费602347.44元及利息（其中206861元自2016年12月6日起算、50000元自2017年5月1日起算、50000元自2017年8月30日起算、100000元自2017年12月5日起算、50000元自2018年8月25日起算、50000元自2019年4月4日起算，95486.44元自2020年6月17日起算，都按月利率1.5%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赵培勇支付金道通公司律师费损失30000元；3、赵培勇给付金道通公司因申请保全支付的保全费3054.3元、保险费202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2月8日，金道通公司（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一份车辆挂靠经营协议。该协议首部载明“甲方：金道通公司……乙方：赵培勇……甲、乙双方平等互利、职责明、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充分协议，就乙方将其自有车辆（挂靠车辆车型重型半挂牵引车，车牌号闽ＤＡ××××、闽Ｄ××××挂），挂靠甲方从事：道路普通货运，货运专业运输（罐式）服务的事宜达成下列一致”。该协议“第三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鉴于乙方系自主经营，挂靠车辆经营的一切风险、责任由乙方承担。乙方自愿对挂靠车辆导致的交通事故赔偿承担连带责任。鉴于乙方系自主经营，乙方及其所聘任的所有人员均不属于甲方员工，与甲方不存在劳动用工关系，乙方及其所聘任人员若有行政、民事、刑事、责任均与甲方无关。5、挂靠期间乙方应当承担并及时支付下列费用：……（3）因挂靠车辆或乙方、乙方聘任人员引起的各类民事纠纷和行政、刑事案件中依法确定由甲方承担的经济责任及甲方为处理前述纠纷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若因挂靠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文书，乙方应当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依照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内容，将甲方应当支付给金道通公司的赔偿款项全额支付给甲方，以便甲方履行裁判文书项下的赔偿义务。……”。该协议约定挂靠经营期限自2012年2月8日起至2014年2月8日止。该协议“第五条违约责任”约定“1、乙方未按时向甲方交纳协议第三条第5款费用，按迟延交纳款项的1.5%之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的，甲方有权拒绝办理挂靠车辆相关营运手续及证件；逾期超过2个月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没收履行保证金。……”。汪传国在该协议首部的甲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加盖金道通公司的印章并书写联系号码，并在协议尾部的“甲方（签章）”加盖金道通公司的印章。赵培勇在该协议首部的乙方处以及协议尾部的“乙方（签章）”签名、捺印予以确认。 2013年6月22日，赵荣燕驾驶金道通公司所有的闽ＤＡ××××半挂牵引车由深圳往河源方向行驶至长深高速公路（惠盐段）3602ＫＭ处时，追尾碰撞前方由杨木铭驾驶的闽Ｆ1××××半挂牵引车，造成两车运载的废旧机油月60吨泄漏并沿着高速公路排水沟向梧村水库流动扩散，以及由电缆检查口灌入地下管道，严重污染事故地周边环境；造成张其友受伤等后果。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于2013年7月19日对事故作出认定，认定赵荣燕负事故全部责任，杨木铭、张其友不负事故责任。 2013年11月14日，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向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对赵荣燕、金道通公司、龙岩市曹溪联合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岩中心支公司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诉讼。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向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诉请：1.赵荣燕、金道通公司、龙岩市曹溪联合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岩中心支公司共同承担并支付污染治理费用3359855.02元；2、由赵荣燕、金道通公司、龙岩市曹溪联合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岩中心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惠阳法民一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赵荣燕、金道通公司、龙岩市曹溪联合运输有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支付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清污费用1726893元；二、驳回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的其他诉讼请求。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龙岩市曹溪联合运输有限公司不服该民事判决，向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10月19日，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021号民事判决，判如：一、撤销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4）惠阳法民一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二、赵荣燕、厦门金道通货运有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支付惠阳环保局清污费用1381514.4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应当在交强险的财产限额部分2000元范围内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限额内对本判项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保险理赔责任；三、龙岩市曹溪联合运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支付惠阳环保局清污费用345378.6元。龙岩市曹溪联合运输有限公司在承担本判项确定的义务后，有权向赵荣燕、厦门金道通货运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4年5月21日，张其友提起对赵荣燕、赵培勇、金道通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岩中心支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张其友诉请：1.赵荣燕、赵培勇、金道通公司连带赔偿张其友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955191.65元（该款已扣除赵培勇已经支付的136000元）；2.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岩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014年9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同民初字第2084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赵培勇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其友2314991.65元；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岩中心支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其友12000元；三、金道通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赵荣燕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张其友的其他诉讼请求。之后，张其友申请执行（2014）同民初字第2084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于2014年主持调解，张其友与赵荣燕、赵培勇、金道通公司、汪传国达成（2014）同执行字第1835号和解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赵荣燕、赵培勇、金道通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前支付张其友50万元，于2015年12月15日前支付张其友20万元，于2016年12月15日前支付张其友20万元，于2017年12月15日前支付张其友10万元；汪传国对赵荣燕、赵培勇、金道通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保证义务。赵培勇于2015年12月17日至2017年12月14日向张其友转账支付40万元。 2016年3月7日，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向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021号民事判决书。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6）粤1303执字第508号。2016年11月28日，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与金道通公司、汪传国达成（2016）粤1303执508号之六号案件文书执行和解协议。该协议明确金道通公司应支付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清污费1381514.4元及一审诉讼费、评估费84543元，合计1466057.4元；金道通公司投保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向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支付了854000元，金道通公司尚欠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的执行款为612057.4元；金道通公司承诺在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付款20万元，在2017年4月30日前付款5万元，在2017年8月31日前付款5万元，余款312057.4元在2017年11月30日前付清；汪传国为金道通公司向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12月2日，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向金道通公司开具一张案款收据，确认收到金道通公司缴交的（2016）粤1303执508号执行费6861元。 金道通公司向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于2016年12月5日转账付款20万元并备注明细为“清污费赔款”，于2017年4月30日转账付款5万元并备注明细为“清污费赔付款”，于2017年8月29日转账付款5万元并备注明细为“清污费赔付款”，于2017年12月4日转账付款10万元并备注明细为“清污费赔付款”，于2018年8月24日转账付款5万元并备注明细为“清污费赔付款”，于2019年4月3日转账付款5万元并备注明细为“清污赔款”，于2020年6月15日转账付款95486.44元并备注明细为“清污费赔付款”。2020年7月13日，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向金道通公司出具一份收据，确认收到金道通公司支付的执行款共计595486.44元，收到赵荣燕的执行款16570.96元，收到金道通公司投保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支付的执行款854000元。 2020年5月29日，金道通公司与福建平齐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福建平齐律师事务所接受金道通公司的委托，指派杨基壬、卢江宇律师为金道通公司与赵培勇车辆挂靠合同纠纷案的一审阶段代理人，律师代理费为30000元。2020年6月1日，福建平齐律师事务所向金道通公司开具三张厦门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律师代理费为30000元。2020年6月10日，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向金道通公司开具了本案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险单，明确保险费为2028元。同日，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向向金道通公司开具了一张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价税合计2028元。2020年6月12日，金道通公司缴交诉讼保全费3054.3元。 任长红与汪传国于1995年2月20日登记结婚。金道通公司于2010年12月8日登记成立；成立之时的法定代表人为汪传国；邓才足认缴出资5万元，实缴出资额5万元，出资比例5%；任长红认缴出资95万元，实缴出资额95万元，出资比例95%。2014年7月14日，邓才足将持有金道通公司的5%股权转让给任长红。2015年1月21日，金道通公司的认缴出资额由10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2015年3月25日，金道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汪传国变更为汪传俊。2020年7月8日，金道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汪传俊变更为汪传国，任长红将持有金道通公司的70%股权即实缴出资额350万元转让给汪传国。金道通公司在参与（2014）惠阳法民一初字第46号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诉讼、（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021号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诉讼、（2014）同民初字第2084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4）同执行字第1835号、（2016）粤1303执508号中，其法定代表人均为汪传国。汪传国代表金道通公司在（2016）粤1303执508号之六号案件文书执行和解协议、（2014）同执行字第1835号和解协议书上签名确认。 审理中，双方均确认张其友、赵荣燕在2013年6月22日系闽ＤＡ××××半挂牵引车的驾驶员，张其友、赵荣燕当时均受雇于赵培勇；（2014）同执行字第1835号和解协议书明确赵荣燕、赵培勇、金道通公司向张其友支付100万元，该款项均由赵培勇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金道通公司与赵培勇签订的车辆挂靠经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金道通公司基于车辆挂靠经营协议向赵培勇追偿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以及金道通公司诉请的各项金额是否合法有据。车辆挂靠经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挂靠管理是一种市场准入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应条款规定只是管理性规定，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运输车辆挂靠经营，车辆挂靠经营协议的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车辆挂靠经营协议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因已向双方释明车辆挂靠经营协议合法有效，故就赵培勇关于车辆挂靠经营协议无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至于金道通公司基于车辆挂靠经营协议向赵培勇追偿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协议明确约定挂靠车辆经营的一切风险、责任由赵培勇承担，赵培勇自愿对挂靠车辆导致的交通事故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挂靠期间赵培勇承担并支付因挂靠车辆或赵培勇、赵培勇聘任人员引起的各类民事纠纷和行政、刑事案件中依法确定由金道通公司承担的经济责任及金道通公司为处理前述纠纷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等；因挂靠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文书，赵培勇应当在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金道通公司确定支付的赔偿款全额支付给金道通公司以履行裁判文书项下的赔偿义务。根据该协议约定，赵培勇对于挂靠期间的挂靠车辆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等各类民事纠纷中人民法院明确由金道通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及金道通公司处理前述纠纷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等承担付款义务，故金道通公司有权依照协议约定向赵培勇追偿金道通公司因挂靠车辆而被人民法院判决确定的还款责任。至于赵培勇关于双方约定由金道通公司承担（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021号民事判决书的还款义务以及赵培勇承担（2014）同民初字第2084号民事判决的还款义务的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信。根据（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021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厦门金道通货运有限公司在该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支付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清污费用1381514.4元，故金道通公司因该案向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支付的清污费用1381514.4元及金道通公司为此产生的律师费等必要费用依约应由赵培勇承担。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与金道通公司、汪传国经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主持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明确金道通公司于2017年11月30日向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支付612057.4元且汪传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金道通公司应于2017年11月30日之前付清612057.4元并根据实际付款金额于2020年11月30日之前向赵培勇追偿。赵培勇关于金道通公司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因金道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对赵培勇的诉讼之日为2020年6月5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赵培勇的该项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信。 至于金道通公司诉请的各项金额。分析如下：1.金道通公司主张的清污费、诉讼费、评估费602347.44元及利息。金道通公司向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实际支付的清污费为595486.44元，金道通公司依约有权向赵培勇追偿该款项，予以支持。至于金道通公司向缴交的执行费6861元。因金道通公司怠于向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履行付款义务导致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申请执行，而车辆挂靠经营协议约定赵培勇应承担并及时支付因挂靠车辆引起的民事纠纷中依法确定由金道通公司承担的付款责任，赵培勇未向金道通公司承担金道通公司向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支付的清污费595486.44元与执行费6861元存在因果联系，故执行费6861元应由赵培勇承担。至于金道通公司主张的利息。因车辆挂靠经营协议明确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交纳款项的1.5%，故将金道通公司诉请的利息调整为602347.44元×1.5%=9035.21元。2.赵培勇支付金道通公司律师费损失30000元。车辆挂靠经营协议约定赵培勇应承担并及时支付因挂靠车辆引起的民事纠纷中金道通公司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等。金道通公司诉请的律师费30000元，有其举示的委托代理合同、厦门增值税普通发票予以证实，合法有据，予以支持。3.赵培勇给付金道通公司因申请保全支付的保全费3054.3元、保险费2028元。金道通公司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单保函的形式为诉讼保全提供担保，而非必须以自己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进行担保，因赵培勇违约而引起本案诉讼，金道通公司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保险费以及向一审法院缴纳的保全费系金道通公司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金道通公司的损失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金道通公司该项诉请，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赵培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金道通货运有限公司支付代垫的清污费595486.44元、执行费6861元、利息9035.21元、律师费30000元、保险费2028元、保全费3054.3元，共计646464.95元；二、驳回厦门金道通货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赵培勇认为，一审判决关于2015年3月25日、2020年7月8日金道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情况与（2014）同执行字第1835号、（2016）粤1303执508号文书记载的内容矛盾。金道通公司对此解释，之前诉讼过程中没有把变更情况提交给法院，而本案一审判决的表述是根据工商变更资料的记载。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金道通公司提交汪传国在农村商业银行西柯支行贷款情况明细及还款明细、汪传国在商业银行新民支行自助循环贷款账户信息查询，拟证明金道通公司为垫付赵培勇所欠清污费，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汪传国向农村商业银行西柯支行和新民支行循环贷款，贷款月利率分别为5.54166和5.9375‰，为此产生了数额巨大的利息损失。赵培勇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第4页、第6页、第8页、第13页、第16页、第19页没有加盖印鉴，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余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有异议，一审判决已载明2015年3月25日至2020年7月8日汪传国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借款并非发生在其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让赵培勇承担这部分利息显然不合理。本院认为，上述贷款客户均为汪传国本人，而非金道通公司，仅凭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汪传国申请上述贷款用于金道通公司的经营，也不足以证明汪传国支用上述贷款代金道通公司清偿所欠付的清污费等费用。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讼争挂靠协议关于金道通公司不承担挂靠车辆所有风险的约定是否有效；二、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部分诉求是否超过时效；三、一审判决的违约金是否符合合同约定，一审判决的律师费3万元是否有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赵培勇认为，讼争车辆挂靠协议违反相关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且是格式版本，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故协议中关于金道通公司不承担挂靠车辆所有风险无效。金道通公司则认为，挂靠管理是一种市场准入行为，各类规范也只是一种管理性规定；讼争协议并非格式条款，也并非免除金道通公司责任，加重赵培勇责任的条款。本院认为，一方面，现行法律法规关于道路运输方面的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市场准入”资格，属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讼争车辆挂靠协议并不当然无效。另一方面，虽然讼争车辆挂靠经营协议对管理费作出了约定，但金道通公司否认有实际收取，且赵培勇并无证据证明金道通公司能从收取的管理费中获利，赵培勇以讼争协议是格式版本，双方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为由主张协议中关于金道通公司不承担挂靠车辆所有风险的约定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讼争车辆挂靠经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基于车辆挂靠基础法律关系，金道通公司对赵培勇享有追偿权，赵培勇则是相关债务的终局责任人。具体到本案，金道通公司的追偿权源于其承担（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021号民事判决的债务。但是，（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021号民事判决的生效之日，只是确定了金道通公司与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意味着惠州市惠阳区环境保护局既判权利的自行实现。也就是说，金道通公司的追偿权产生前提是其实际承担了前述判决的付款义务，也只有履行了该判决的付款义务后，才能确定金道通公司自身权利受到侵害及受侵害程度，方可行使对赵培勇的追偿权，否则将违背“无损失，无追偿”的追偿权基本法理，可能导致金道通公司尚未付款，但已从赵培勇获得补偿，成为未付款而或补偿之获利者；亦可能导致金道通公司实际只付部分款项，但已从赵培勇处获得全部补充，成为少付款而多付补偿之获利者。因此，本案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应当从确认清偿完毕之日而非权利确定之日起算。赵培勇关于本案诉讼时效以民事判决生效之日、案涉执行和解协议签订之日或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最后一笔款项付款时间作为起算依据的主张，均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实际上，直至2020年6月5日，（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021号民事判决所涉债务仍未完全清偿完毕，金道通公司于该日提起本案诉讼，明显未超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三，讼争车辆挂靠经营协议明确约定：因挂靠车辆或赵培勇聘任人员引起的各类民事纠纷中依法确定由金道通公司承担的经济责任，及金道通公司为处理前述纠纷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由赵培勇，因赵培通逾期付款违约金为迟延交纳款项的1.5%，故一审判决将金道通公司诉请的利息调整为602347.44元×1.5%=9035.21元，并无不当。根据讼争车辆挂靠经营协议约定，赵培勇不履行协议或履行协议不符合约定的，若违约金不足以赔偿金道通公司损失的，赵培勇应当赔偿其全部损失，包括不限于可得利益、律师代理费。金道通公司主张律师费30000元，符合讼争挂靠经营协议约定，且有委托代理合同、厦门增值税普通发票为证，应予支持。至于其余损失，因金道通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要求按照迟延缴纳款项1.5%的标准计算逾期超过30日的每月利息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金道通公司、赵培勇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62元，由金道通公司负担1398元，由赵培勇负担1026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柯雅玲）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庄维 旸）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