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5民初6336号原告：陈兴华，男，汉族，1984年12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丽娟，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允齐，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市益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自编**楼）X1301-E7034（集群注册）(JM)。法定代表人：李永霞。被告：广州市蜂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白云大道北十二岭路**汇金广场******主申报）。法定代表人：谢凤棉。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柱甜，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兴华诉被告广州市益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称益安公司）、被告广州市蜂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蜂鸟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兴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丽娟、罗允齐，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柱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9年3月25日入职被告益安公司担任营运经理，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被告益安公司于2020年2月13日在微信工作群中发送《关于电商部门人员变动通知》，以原告值班期间京东平台未报名任何活动，价格页面未进行任何推进工作为由，给予原告开除处分，但上述内容与事实不符，故被告益安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另被告益安公司未按双方签订的《2019年经营责任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2019年度分红及未足额向原告支付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工资。原告的社会保险由被告蜂鸟公司购买，且部分工资亦由蜂鸟公司发放，故两被告构成混同用工，应当共同承担对原告的赔偿责任。综上，两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起诉要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益安公司自2019年3月25日至2020年2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益安公司支付原告2019年4月25日至2020年2月13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58207.70元（计算方式：15949.10元/月×9个月+15949.10元/月÷21.75天×20天=158207.70元）；3.被告益安公司向原告补足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13日期间工资3494.25元）计算方式：12000元/月÷21.75天×13天-3678.16元=3494.25元；4.被告益安公司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1898.20元(计算方式：15949.10元/月×1个月×2=31898.20元)；5.被告益安公司向原告支付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期间未足额支付的工资共计4764.75元；6.被告益安公司向原告支付2019年年度分红240000元；7.被告益安公司与被告蜂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两被告共同辩称：1.根据入职登记表及陈兴华提出离职的事实，益安公司确认与原告从2019年3月25日至2020年2月10日存在劳动关系。2.涉案入职登记表已明确了原告的身份信息、工作岗位、工资水平等，且明确记载“以上是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约定，双方应于遵守”。该登记表附件《新员工入职须知》也明确了工作时间、考勤制度等。此外，双方还签订了《2019年经营责任书》，明确了原告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约定了工作职责和提成等事项。故上述文件内容基本明确了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相关权利义务，应视为双方已经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故益安公司无需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益安公司已向原告支付了2020年2月1日至2月10日的工资3678.16元，其要求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13日的工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4.原告于2020年2月10日上午11:24在“益安管委会”微信群发出“我离职”的辞职意思表示，应认定原告自行辞职。因解除权属于形成权且不得附条件，在该解除权的意思表示送达到对方即生效，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5.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存在未足额支付其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期间工资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6.原告在职期间滥用权力，严重违规操作，私自使用店铺易付宝进行充值进行苏宁安捷与苏宁蜂鸟的推广，产生大量负毛利，根本没有产生“净利润”，故本案不存在分红的前提条件，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7.益安公司与蜂鸟公司是两个独立法人，原告一直与益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蜂鸟公司无需对原告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并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25日，原告入职被告益安公司担任运营经理。原告在入职当天填写了《员工入职信息登记表》（最下方用打印字体注明“以上是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约定，双方应于遵守”），上述登记表除了原告自填的个人信息内容外，其中用人部门（单位）意见注明拟安排运营经理岗位，人事部（办公室）意见注明试用期8000元+提成，转正后10000元+提成，被告益安公司总经理何耀文在公司领导审批一栏中签署同意的意见。同日，原告签署了《益安公司新员工入职须知》，该须知告知了原告公司上下班的相关规定及考勤制度等内容。原告（为乙方）入职后（具体日期不明），与被告益安公司（为甲方）签订了《2019年经营责任书》，其中约定:“乙方作为益安公司营运经理，承担公司对电商分销全面管理工作。考核乙方的责任制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提成发放：乙方全年提成按月发放。按苏宁平台店铺月度总实际销售额*0.3%计算。年度分红：年度结束后按当年苏宁平台最终利润*50%；若产生负毛利，则累计到下一年进行净利润累计计算等”。2019年9月11日，被告蜂鸟公司向全体员工发出《关于电商部备货滞销考核的通知》，其中内容为：因电商运营经理陈兴华备货失误，导致部分型号严重超库存且周转慢，给予负激励500元，望各部门引以为戒。以上罚款从8月份个人工资体现等。当日，原告针对上述通知在益安大家庭微信群中回复“收到，我同意公司的奖罚制度”。2019年10月23日，被告益安公司向全体员工发出《关于电商部门人员变动的通知》，其中内容为：因陈兴华私自使用店铺易付宝进行充值进行苏宁安捷与苏宁蜂鸟的推广，且未提交批文申请，属于内部违规，故将陈兴华从苏宁运营经理降为运营主管，薪酬调整下降2000元，观察期为三个月，通过后方可晋升为运营经理等。当日，被告益安公司总经理何耀文根据上述通知在益安大家庭微信群中指示“所有伙伴们注意，先执行，后申请，为内部严重禁条，大家要引以为戒，财务坚决杜绝未申请先执行的情况，收到回复”，原告针对上述通知和其他员工一样在益安大家庭微信群中回复“1”。2020年2月10日上午11:24分，原告因对被告益安公司总经理何耀文指责其未完成工作不满，在益安管委会微信群中声称“按照签订的协议，年终任务我没完成吗？按照分红五五分结算清楚！我离职”。当日上午11:43分，原告通过微信要求被告益安公司出纳李玉兰发一份《2019年经营责任书》给其本人。2020年2月11日下午3:36分，原告通过微信问询李玉兰“年度协议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结算完毕”，李玉兰回复其“雪佩在安排算了，要过几天出”。2020年2月13日，被告益安公司在益安大家庭微信群向全体员工发出《关于电商部门人员变动的通知》，其中内容为：因电商运营主管陈兴华从1月19日-2月7日值班期间京东平台未报名任何活动，价格页面未进行任何推进工作，导致店铺混乱，且苏宁平台未按照公司指标完成任务，导致苏宁平台蜂鸟店和安捷店铺评分长期不达要求，淘宝与天猫平台也无任何推进与反馈，现给公司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经管委会决定给予开除处分等。被告益安公司于诉讼期间主张上述开除处分是针对原告作为公司管委会成员资格进行的处理，非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另查，两被告于本案劳动仲裁期间确认双方办公地址相同，被告益安公司确认其因成本核算的原因委托被告蜂鸟公司从2019年7月起为原告购买社会保险并多次向原告发放工资，但主张双方即使公司混同，由于原告是与被告益安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故被告蜂鸟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益安公司于2019年3月至4月按照基本工资8000元加提成，于2019年5月按照基本工资10000元加提成，于2019年6月至10月按照基本工资12000元加提成，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按照基本工资10000元加提成的标准向原告发放工资，原告均未提出异议。2020年6月9日，被告蜂鸟公司按每月10000元的标准向原告补发了2020年2月1日至10日的工资3678.16元。原告于本案劳动仲裁期间确认其主张的分红240000元是根据被告益安公司提供的销售数据乘以15%估算的，被告的总支出包括主营业务成本+税金及附加+财务费用+刷单产生的收入+退款，按上述销售数据乘以85%计算。被告益安公司主张本案不具备合同约定的分红条件，向本院提交了《2019年苏宁平台盈亏汇总表》，该表反映原告负责的苏宁蜂鸟店及安捷店自2019年3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利润分别为“-402774.34元”、“-67943.36元”。另原告于诉讼期间认为其在微信群里提出“我离职”是因为受到公司管理层无端批评而说出的情绪话，非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其最终目的是要公司结清年终分红后才提出离职。原告为证实其于2020年2月11日至13日仍在被告益安公司处上班，向本院提供了被告益安公司2020年2月份排班表及其与益安公司美工陈永康、售后贾云、财务欧阳丽丹之间的微信工作聊天记录，上述排班表中注明：“为加强新型××疫情的防范，公司响应国家号召，电商部同事暂时在家值班，值班的同事统一根据值班表打卡上班等”。原告称其上述工作期间有按要求打卡上班，但只向本院提交了2020年2月3日至2月9日钉钉考勤截图，主张其因2月13日被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被移出工作群，现无法提供钉钉考勤记录。被告益安公司于诉讼期间表示现无法提供原告上述期间的钉钉考勤记录，主张因受疫情影响，春节假期上班时间延迟，调整到2020年2月10日上班，并于2020年1月30日已在益安大家庭微信群公布上述通知。原告陈兴华于2020年6月就本案争议问题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20年7月29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南自贸劳人仲案（2020）18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原告陈兴华与被告广州市益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在2019年3月25日至2020年2月10日存在劳动关系，同时驳回原告其他仲裁请求。本院认为，（1）关于对原告陈兴华与被告益安公司之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问题及被告益安公司应否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已于2020年2月10日在益安管委会微信群中提出离职，且其于当日要求被告益安公司财务向其提供涉案《2019年经营责任书》，并于次日通过微信问询“年度协议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结算完毕”，由此可认定原告当时表示离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非其表述的因一时冲动而说的情绪话。被告益安公司虽于2020年2月13日向全体员工发布管委会对原告作出的开除处分决定，但该决定发布于原告提出离职之后，且属于公司内部人员变动通知，不能视为被告益安公司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原告提供的其与益安公司美工陈永康、售后贾云、财务欧阳丽丹之间的微信工作聊天记录，只能认定为其于2020年2月11日至13日利用微信处理其离职后公司遗留事务，不能视为其正常上班。据此，本院认定原告陈兴华与被告益安公司在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2月10日存在劳动关系。因原告自动离职，其要求被告益安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接纳。（2）关于被告益安公司应否向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从被告益安公司提供的《员工入职信息登记表》、《益安公司新员工入职须知》、《2019年经营责任书》等证据的内容上看，双方当事人在上述证据中明确约定了原告陈兴华的薪酬职位、工作内容（职责）、工作时间等权利义务内容，具有劳动合同的特征，应视为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据此，对于原告主张被告益安公司应向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被告益安公司应否向原告支付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期间未足额支付的工资及应否向原告补足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13日期间工资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对其在职期间的工资发放标准及工资发放数额一直未提出过异议，被告益安公司于劳动仲裁期间已向原告补发了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10日期间的工资，故对于原告上述二项诉请，因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4）关于被告益安公司应否向原告支付2019年度分红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现诉请被告益安公司支付2019年度分红款，只是根据被告益安公司财务提供的销售数据进行估算，该估算的结果显然不足以认定依合同约定目前被告益安公司尚欠其分红款，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其请求被告益安公司向其支付2019年度分红款，本院不予接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陈兴华与被告广州市益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在2019年3月25日至2020年2月10日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陈兴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陈兴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梁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