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5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004917520896。法定代表人：管建红，该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跃明，江西华邦（赣江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志强，江西华邦（赣江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春梅，女，1979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锋，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绍忠，男，1964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柏禄，男，1953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现在赣州监狱服刑。原审第三人：钟坤云，女，198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上诉人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以下简称赣研所）、钟春梅、林绍忠因与被上诉人刘柏禄、原审第三人钟坤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赣研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跃明，上诉人钟春梅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锋到庭参加诉讼。刘柏禄在江西省温圳监狱服刑，经联系该监狱，因疫情防控要求本院无法到监狱开庭，也不能面见其本人。本院已将相关诉讼材料邮寄江西省温圳监狱转交刘柏禄，并要求其提供书面意见，否则视为没有意见。相关诉讼材料已经转交刘柏禄，但本院没有收到刘柏禄的书面意见。林绍忠、钟坤云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赣研所上诉请求：撤销（2019）赣07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并改判：1.确认赣研所2007年11月18日与赖华秀、钟坤云分别签订的，2009年1月1日与钟春梅签订的三份34号商铺租赁合同及2010年4月1日与钟春梅签订的36号办公楼租赁合同均无效；2.判令钟春梅、林绍忠共同向赣研所赔偿直至案涉房屋返还占有之日止的租金利益损失（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为18,892,102.69元）；此后按每月293,626.65元的标准（该293,626.65元标准适用于2019年内，以后每年递增4%）向上诉人赔偿；3.判令刘柏禄对钟春梅、林绍忠前述租金利益损失赔偿之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由钟春梅、林绍忠、刘柏禄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钟春梅向刘柏禄行贿、刘柏禄收受贿赂后为钟春梅多次降低租金和维护费、延长租期等事实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足以认定钟春梅与刘柏禄恶意串通损害赣研所的国有资产权益；相关租赁合同依法应认定无效，恶意串通当事人依法应向赣研所赔偿损失。一、一审法院以恶意串通造成他人损害应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成交为由认定赣研所未发生损失，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我国现行法律对恶意串通造成他人损害，并未规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为认定标准。一审法院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的规定，仅适用于债权人对债务人低价转让财产行为行使撤销权的情形；本案并非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不应适用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规定。恶意串通是否造成他人损害，应以客观事实为准。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刘柏禄收受钟春梅贿赂后帮助钟春梅签订了多份降低租金、延长租期、降低维护费的后续合同，并且这些后续合同都得到了实际履行。赣研所依据初始租赁合同应得的租金、维护费与钟春梅按照后续合同实际缴纳的租金、维护费之间存在巨大的差额，而这部分差额原本是赣研所的合法权益；正是由于钟春梅与刘柏禄恶意串通签订后续合同的行为，使得赣研所在客观上损失了这部分合法权益。钟春梅、刘柏禄的恶意串通行为与赣研所的实际损失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明显的因果关系，每签订一份后续合同，就直接造成赣研所的一部分损失，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的空间，也不需要借助当地市场交易价格来认定所谓“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至于恶意串通的主观方面，刘柏禄、钟春梅在刘柏禄受贿刑事案件的笔录中已经明确予以承认。就34号商铺而言，钟春梅第一次行贿发生在2007年7-8月份，刘柏禄受贿后即配合钟春梅于2007年11月18日签订了第二份租赁合同；第二次行贿发生在2008年11月份，刘柏禄受贿后即配合钟春梅于2009年1月1日签订了第三份租赁合同；第三次行贿发生在2009年12月，刘柏禄受贿后即配合钟春梅于2010年1月1日签订了第四份租赁合同。双方行贿受贿在前，反复签订租赁合同在后，且时间点高度吻合，足以证明双方恶意串通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承认双方主观上有串通恶意的情况下，仅以未证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为由认定未造成赣研所损失，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二、钟春梅、林绍忠关于双方后续合同是按照市场价签订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并且与其自身提交的证据相矛盾，不能成立。钟春梅对于后续合同租金不断降低的解释是初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高于市场价，但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也与经济发展、物价上涨的生活经验明显相悖，属于不实主张，不能成立。本案几份租赁合同签订的时间正处于我国经济欣欣向荣、GDP以及物价指数逐年大比例增长的时期，房屋租金作为市场经济的晴雨表不可能逆经济周期调整，不可能不涨反跌。事实上，本案各方提交的所有租赁合同中凡是有租金调整条款的，都是租金上涨，没有一份租赁合同有租金降低的条款。例如：赣研所提交的2010年4月1日36号办公楼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每年递增1%、2013年5月1日汇康酒店承包合同约定租金每年递增4%；钟春梅提交的2010年2月16日青年路44号租赁合同约定租金每三年递增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钟春梅对其后续合同是按照市场价签订的主张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并且，钟春梅的该主张还与其自身提交的证据相矛盾。钟春梅提供的证据“青年路44号租赁合同”（每平米每月租金9.7元），反而证明了双方实际履行的36号办公楼的租赁价格（每平米每月租金8元）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退一步说，即使双方初始租赁合同价格高于市场价，该价格也是基于市场客观环境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形成的，对钟春梅具有约束力。事实是，别家租金更高或者更低系钟春梅与赣研所缔约时就存在且未发生变化的市场客观环境，钟春梅基于这一客观环境与赣研所缔约，事后无权反悔，更无权仅凭别家租金更低就要求降价。除非周边租赁市场行情客观上大幅降低以至于构成情势变更，否则双方不得协商调减租金，如调减必然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一审中，钟春梅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周边租金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发生了大幅降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案涉房屋初始租赁合同之后的后续合同依法均应认定无效，刘柏禄应与钟春梅连带赔偿上诉人的损失。钟春梅与刘柏禄恶意串通签订后续合同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赣研所的国有资产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七十二条等法律之规定，本案案涉两处房屋初始租赁合同之后的后续合同依法均应认定无效。赣研所与钟春梅就案涉两处房屋签订的初始租赁合同（含2007年6月11日按照招投标文件成立的34号商铺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标准系赣研所在合同项下预期可得的债权利益，钟春梅与刘柏禄明知调减租金将损害赣研所合法权益而恶意串通为之，事实上损害了赣研所这一债权利益，调减后执行的租金标准与双方初始约定租金标准之间的差额即为赣研所利益受损金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刘柏禄应与钟春梅连带赔偿赣研所的损失。四、林绍忠应当与钟春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钟春梅租赁34号商铺开设的鑫龙欣大药房、汇龙康大药房，租赁36号办公楼开设的汇康酒店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为林绍忠，林绍忠对于钟春梅与赣研所签订的相关租赁合同都知情。并且，钟春梅、林绍忠系夫妻关系，钟春梅通过与刘柏禄恶意串通所得的非法利益已经归入夫妻共同财产。林绍忠作为恶意串通的知情人和受益人，应当与钟春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钟春梅与刘柏禄恶意串通、损害赣研所国有资产权益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钟春梅答辩称，赣研所提出合同无效的主要理由是钟春梅与刘柏禄恶意串通侵害国家集体利益，钟春梅与赣研所签订合同之前与刘柏禄不认识，所有的招租事宜都是物业部门、办公室及副所长张某具体负责。二审向法庭提交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其对整个事情比较清楚，但今天没有来。钟春梅与刘柏禄发生所谓的行贿或人情往来实际上发生在合同签订之后，不存在事先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之说。从赣州市工商局调取的用于工商备案注册的合同（36号）实际上是虚假的。合同书尾部已经备注了是办证使用，在曾宝林案件中明确了实际上双方没有签订这份合同，只签订了2010年4月2日的合同。钟春梅与赣研所不可能有2010年3月9日和2010年4月1日的合同原件，因为没有发生，合同是伪造的，赣研所主张合同无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关于34号店铺，对招标、废标、重新邀标整个过程在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及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都有详细阐述，赣研所以远远高于市场价93.39元的租金作为一个损失计算依据，是完全不存在的。林绍忠没有到场参与签订合同，所以他不应承担责任。钟春梅上诉请求：1.撤销（2019）赣07民初193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赣研所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赣研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租赁合同系钟春梅、刘柏禄以行贿、受贿手段订立的，与事实不符。1.一审认定本案所涉租赁合同系以行贿、受贿手段订立的，系依据钟春梅、刘柏禄在南昌市东湖区检察院询问（／讯问）笔录，但该询问（／讯问）笔录不具有真实性，二人供述不一致，相互矛盾，该询问（／讯问）笔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1）刘柏禄及钟春梅对于行贿还是入股的陈述并不一致，对每次送礼的时间、、地点钱的外包装等细节的陈述均不一致，大相径庭，相互矛盾，如钟春梅陈述第一次送礼是在刘柏禄办公室，刘柏禄则供述是在钟春梅办公室；钟春梅陈述第二次送礼是在2008年7、8月份，用中号黄色信封装钱，刘柏禄则供述时间是2008年11月，用黑色塑料袋放在茶几上；钟春梅陈述第三次送礼是2009年11月在赣研所办公楼东边的办公室，将钱放在水果箱里，而刘柏禄供述时间是2009年12月，在刘柏禄办公室，钱用塑料袋装着放在茶几上。二人对于六次送礼的时间地点钱的外包装都不一致，该笔录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钟春梅的询问笔录系检察机关直接打印出来给钟春梅签字，并不是钟春梅本人陈述的内容，根据（2017）赣刑终100号刑事判决书，刘柏禄上诉时称收钟春梅的钱属于礼尚往来，其讯问笔录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根据二人的询问（／讯问）笔录，内容有复制粘贴之嫌，如钟春梅笔录第三页第三段“感谢刘柏禄在药店经营中供水供电、环境卫生清理等方面给我的支持”，刘柏禄笔录第四页第二段“感谢我在她经营过程的支持，比如供水供电、环境卫生清洁等”，列举的内容与表述都出奇的一致，再如钟春梅笔录第4页第7段“我开药店、酒店在停车场、环境卫生、噪音等方面与赣研所职工有较多纠纷，经过他协调都解决了”，刘柏禄笔录第6页第5段“她开酒店在停车场、环境卫生、噪音等方面与赣研所职工有纠纷，经过我的协调都解决了”，列举的三项内容、整句话的措辞都高度一致。2.即使根据钟春梅、刘柏禄的询问（／讯问）笔录，36号办公楼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至2010年4月2日租赁经营合同期间及前后半年，钟春梅均未送礼给刘柏禄，由此可证明刘柏禄没有影响36号办公楼的租赁，该办公楼系钟春梅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以75万元中标签订的2010年4月2日租赁合同。3.刘柏禄并不负责赣研所物业租赁事务，并不能影响租赁合同的签订或变更，对租赁合同的签订、招投标的结果没有决定权，是由物业部门、办公室等部门及副所长张某研究决定相关事宜。经一审庭审质证的批准钟春梅相关租赁事宜的《申请书》均是由张某签字，证明刘柏禄并不负责租赁的事宜。有部分申请书张某审批时虽注明了“拟办，请刘所批示”，“拟办”说明了相关事项已经经过赣研所前期各部门预审同意，刘柏禄作为所长，事务繁忙，并非事事躬亲，只要下级申报的文件不违反单位规定不损害单位利益，刘柏禄就不会否决，该申请书的批注也说明了钟春梅申请办理的事项并非是刘柏禄一人决定的。关于退租、推迟起租日等诸多事项均是张某签字审批的，刘柏禄在一审答辩时也称，张某负责租赁物业事宜，而张某在与刘柏禄同案的刑事案件中丝毫未提到刘柏禄向张某打了招呼照顾钟春梅，让张某违规审批钟春梅相关租赁事项。综上，即使钟春梅有向刘柏禄行贿送礼的事实，但因刘柏禄对租赁合同的签订无决定权，且刘柏禄受贿罪系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收受礼金回扣的行为，而非为他人谋取了非法利益。承租酒店经过正规招标程序，未低于市场价格，系研究所与钟春梅正常的经济往来活动，受贿行为侵害了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已受到法律追究，不应再扩大至正常民事活动，故行贿行为并不能导致租赁合同的签订，行贿行为与租赁合同的签订无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钟春梅以行贿、受贿手段签订租赁合同无事实依据，与事实不符。损害交易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二、钟春梅并没有与刘柏禄恶意串通，其与赣研所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1.关于34号商铺的中标价及租金调减。（1）34号商铺的中标价格93.39元／㎡远远高出市场价系由于案外人曾宝琳恶意抬价造成的。在该商铺第一次招投标过程中，投标人曾宝琳迟到三十多分钟才到招标现场，根据招标办法曾宝琳不具有投标资格，其却以58元／㎡中标。其他投标人均提出异议认为所开价格无效要求废标，在此情况下赣研所与曾宝琳协商，向曾宝琳撤回中标通知书，重新进行投标，并与曾宝琳签订《协议书》约定：如第二次中标结果若为曾宝琳以外的其他方，则以【中标价-58元／㎡／月】÷2×1028.96㎡×36个月之乘积作为曾宝琳同意放弃原中标之精神抚慰金，由赣研所支付；如中标结果仍为曾宝琳则以（中标价-58元／㎡／月）÷2＋58元／㎡／月作为曾宝琳同意实际执行承租价，曾宝琳中标价与实际执行承租价之差，亦作为曾宝琳同意放弃中标之精神抚慰金，以保持与上款精神之一致。此后曾宝琳为抬高中标价有意对外透露第二次中标价高于93元／㎡，第二次招投标钟春梅与曾宝琳的投标价格均为93.39元／㎡，鉴于曾宝琳根据上述《协议书》有额外的利益补偿，且中标价过高，曾宝琳弃权退出抽签，由钟春梅中标。钟春梅依约支付了押金及租金后，发现周边的租金远远低于中标价，也得知了曾宝琳与赣研所签订了协议书，曾宝琳恶意抬价事宜，遂向赣研所申请退租，而此时曾宝琳也要求赣研所依据协议补偿其差价60万余元，赣研所考虑到要补偿巨额款项给曾宝琳认为上述协议书不公平故同意钟春梅退租，退回《中标通知书》，并以邀标议价的形式重新招租。此后曾宝琳也因此以招标投标纠纷在章贡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赣研所支付补偿款，上述事实有（2008）章民二初字第641号民事判决书及（2008）赣中民二终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证实。该商铺第一次中标价格为58元／㎡，第二次中标价格为93.39元／㎡，二次中标时间仅相差2个月，租金即相差近36元，比第一次中标价58元／平方米高出了67%，足以说明93.39元的租金价格明显不合理。从上述事实可以得出，钟春梅与刘柏禄并没有恶意串通，其退租要求经被上诉人同意，并非是虚假退租。（2）34号商铺租金调减是因原合同租金高于市场价，根据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约定“此为2008年度／2009年度承租价，往后年度的承租价，将考虑周边店铺出租价格的变动情况，以协商承租价格的调整”，钟春梅向被上诉人申请调减租金，经赣研所物业、办公室、纪检、所领导班子共同研究后同意调减，并非是刘柏禄一人作出的决定，调整租金是根据合同约定并非是恶意串通。（3）34号商铺的交付时间系2008年1月1日。2007年招投标时该商铺尚未建成还是框架未竣工验收，不满足交付条件无法交付，根据2007年11月18日赖华秀与赣研所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2008年1月1日店铺正式交付之日起计算。根据鑫龙欣大药房的企业变更信息，在合同签订后2007年11月23日才将经营场所从海会路变更为青年路34号。由此可以证明34号商铺系2008年1月1日交付的，起租日系2008年1月1日，未交付之前，钟春梅无须支付租金。2.关于36号办公楼。（1）该办公楼的租金并没有进行调减，钟春梅自始至终只与赣研所签署了一份2010年4月2日的经营租赁合同。钟春梅以75万元年租金承租36号办公楼经过了赣研所招投标程序确定的。招投标由赣研所的物业部门、办公室、纪检部门组织，招投标会上物业部门负责人谢仁万、办公室及纪检部门负责人、所领导张某均在场，包括钟春梅在内的多个投标人参与了投标，最后上诉人以75万元年租金的报价中标。刘柏禄及钟春梅在检察机关的讯问笔录中也陈述了这一事实。赣研所提供的36号办公楼2010年3月9日的租赁经营合同即115万元年租金的租赁经营合同不具有真实性，系为办理营业执照通过其他正式合同的签章拓印而成的，在该份合同的首尾两页均特别注明了仅用于“办证使用”，其目的是不希望他人知悉真实租金价格知悉经营成本防止泄露商业秘密。2010年4月1日的租赁经营合同不具有真实性，该合同不是钟春梅本人签署的，系赣研所伪造的，故上述两份合同均没有原件。根据双方后续就36号办公楼签订的一系列补充协议，所有协议内容均指明主合同系2010年4月2日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由此可以印证2010年3月9日及2010年4月1日签订的合同不是真实合同。根据2010年4月2日的租赁经营合同约定，年租金为75万元，钟春梅另行一次性出资13.5万元，用于赣研所院内公共设施维修建设，项目由赣研所确定。钟春梅签订合同后花费了135200元维修老旧设施，系一次性工程，无须每年维修，由此也证实了2010年3月9日及2010年4月1日的租赁经营合同不具有真实性。故36号办公楼并不存在租金调减，双方签订的第一份真实有效的合同即是2010年4月2日的租赁经营合同。赣研所第三次庭审时所提供的将押金调整至37.5万元的申请，也证实了双方只签订了2010年4月2日的合同，实际履行的也是该合同。首先，如果双方刚开始签订的是2010年3月9日的合同（约定保证金是80万元），后签订了2010年4月1日的合同（约定保证金是37.5万元），那么申请中的措辞应当是根据合同的约定将押金调减至37.5万元，申请退剩余押金，而不是根据贵所省公司的精神调整押金；其次，如果2010年3月9日，2010年4月1日，2010年4月2日的合同均是真实的，那么合同保证金从80万调整至37.5万再调整至80万，最后又申请调减至37.5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再次，2010年4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指明了合同履约保证金是80万元，与2010年4月1日的合同相互矛盾，与钟春梅所主张的实际签订和履行的2010年4月2日的合同相互吻合。根据上述分析，双方仅签订了一份2010年4月2日的合同的事实符合常理且有相关证据证实。（2）36号办公楼没有约定免租期延长，2010年12月31日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租赁房屋的正式起租日为2011年12月1日，即房屋交付使用日是2011年12月1日，并不存在免租期。双方签订该补充协议系因被上诉人无法交付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原承租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腾房，后钟春梅与原承租人逐一沟通，并自行出资给各承租人额外的经济补偿补偿（其中补偿给仁和药店16万余元，赣州银行10万余元）原承租人才同意腾房，因腾房事宜导致延迟交房，故赣研所投资者及所长办公会（所长一名、副所长若干名）共同研究后与钟春梅签订该补充协议，重新确定房屋交付时间及租金起算时间。双方于2010年4月10日的补充协议说明了赣研所不能确定出租物业交付的具体时间，恰好也证明了上述事实。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钟春梅主观上没有损害赣研所利益的恶意，客观上也没有与刘柏禄恶意串通的行为，其系为自己的正当利益与赣研所协商，经赣研所内部程序决定通过后签订的合同及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及协议价格不低于市场价格，未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三、钟春梅签订的合同并未损害赣研所的合法权益，并未造成赣研所的损失。1.34号商铺的租金。赣研所在一审庭审中多次提到34号的中标价格低于市场价，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与客观事实不符。2007年至2010年期间，青年路临街店铺一层的租金均为45元/㎡以下。其中根据承租方为赣州金榕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的位于青年路23-25号一至二层临街商铺的店面租赁合同，该商铺2006年-2009年12月31日的月租金一层为40元/㎡，二层为17元/㎡，2009年-2014年月租金一层为43元/㎡，二层为20元/㎡，而本案所涉青年路34号商铺2007年的中标价一层及二层居然均为93.39元/㎡每月，比市场价高130%。至2010年1月1日经钟春梅申请调减至一层50元/㎡，二层20元/㎡仍然高于同等地段的商铺租金，根据（2008）赣中民二终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第11页），赣研所在二审答辩中也自认，93.39元的投标价格不合实际，远远超过市场价，系曾宝琳人为因素造成。虽然34号商铺的租金多次调减，但是租金仍然高于市场。2.36号办公楼的租金。在36号办公楼招投标之前，赣研所派员去调查了周边的租金，调查了位于青年路27号的赣州市章贡区干部培训中心风味餐馆（现为赣州金榕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榕榕商务酒店）的租金了解了市场价。根据承租人为赣州市银海之星商务酒店的租赁合同，租赁面积为3093㎡，月租金为3万元，据此换算月租金约为9.6元/㎡，该酒店并不需要承担公共设施维护建设费。赣州市银海之星商务酒店位于青年路44号二六四大队办公楼，与本案所涉36号办公楼临近，且均是用于酒店经营，但银海之星办公楼均处于临街位置，36号办公楼有部分楼不临街。如根据2010年3月9日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年租金为115万元，每年承担公共设施维护建设费用235000元，租赁面积7672㎡，据此换算月租金约为15元/㎡，而其办公楼不临街，租金本应稍低于临街办公楼的租金，但其月租金高于同等地段酒店租金的56.7%，明显不合理，也说明了115万元年租金的合同仅为办证使用的合同，不符合市场实际价值。综上，钟春梅系以市场价租赁赣研所资产，并未因变更合同价款导致赣研所损失。四、一审法院判决钟春梅承担70076.5元的诉讼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系根据赣研所要求钟春梅向其支付损失18892102.69元的诉讼请求计算的，一审法院既然驳回了赣研所的该诉请，说明赣研所的该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一审法院却要求钟春梅共同承担受理费及保全费，实属不公，一审诉讼费应当全部由赣研所承担。五、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因刘柏禄正在监狱服刑，故一审第一次开庭安排在刘柏禄服刑的赣州监狱。而第二次、第三次开庭均安排在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6法庭，并未依法通知刘柏禄参与庭审，庭审中，赣研所及钟春梅均提交了新的证据，事后一审法院并未将新证据交由刘柏禄进行质证，一审法院在明知道刘柏禄正在监狱服刑，依然有条件在监狱开庭的情况下，剥夺了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赣研所答辩称，一、案涉租赁合同系钟春梅、刘柏禄以行贿、受贿手段所订立的乃系生效判决文书以及在案相关笔录所确认的不争事实，钟春梅相关主张不能成立。在2007年-2009年11月期间，钟春梅分三次总计行贿8万元，就34号商铺（药店），先是2007年7月退还按93.39元／平方米／月单价计算的押金、预收租金；而后2007年11月18日，改以钟坤云／赖华秀名义签订两份租赁合同，租金降低至60元／平方米／月，租期8年；2009年1月1日，改回钟春梅本人签约，租金降低至一楼60元／平方米／月，二楼30元／平方米／月，租期延长至15年；2010年1月1日，再次降低租金，一楼50元／平方米／月，二楼20元／平方米／月，租期延长至20年。在2010年底至2012年10月期间，钟春梅分三次总计行贿15万元，就36号办公楼（酒店）2010年3月9日签订年租金为115万元，另每年出资23.5万元用于公共设施维修建设的《租赁合同》，履约保证金80万元，租期15年，2011年1月1日起算；2010年4月1日，年租金降低为75万元／年，第三年开始每年递增1%，公共设施维护费降低为13.5万元／年，履约保证金降低为37.5万元；2010年4月2日，年租金75万元，改为全租期仅一次性出资13.5万元用于公共设施建设，租金改为不上浮，租期延长至21年；2010年4月10日，退回装修押金920万元；2010年12月31日，将起租日延后至2011年12月1日。2008年至2013年的节庆日全周期钟春梅行贿，总计7.38万元。由此可知，刑事判决认定的2007年-2009年11月期间的8万元行贿，与34号商铺的签约周期基本吻合；2010年底至2012年10月期间的15万元行贿金额与36号办公楼的签约周期基本吻合。另需指出，2008年开始，钟春梅与刘柏禄之间就形成了常年、稳定的行贿受贿关系，每年逢年过节以及其他庆祝日行贿合计7.38万元。在如此稳定的行贿受贿关系中，事成之后行贿并不足为奇（主要指36号楼）。事实上，刑事案件笔录中，钟春梅、刘柏禄对药店、酒店租赁过程中行贿受贿的事实亦供认不讳。另指出，（1）钟春梅关于钟春梅、刘柏禄两人刑案笔录较为相似的地方就是检察机关直接打印或刑讯逼供让他们签的，因为记忆模糊两人表述有所出入的就是笔录矛盾所以不真实的主张，该逻辑系典型的双重标准，系在颠倒黑白、藐视司法；（2）36号办公楼承租过程中本就有全周期逢年过节行贿的背景，而且事成之后当年的2010年底开始至2012年间另有重谢（行贿）15万元。故钟春梅关于36号办公楼承租过程中没有行贿事实的主张严重与事实不符。（3）刘柏禄当年在赣研所被称作“刘一把”（见刑案刘青明笔录），对租赁事宜具有绝对的决定权，钟春梅、刘柏禄相关笔录明确证实了这一点，张某只是过程经手，其签字处均有强调“请刘所批示”，即事情的决定权在刘柏禄。（4）36号办公楼（酒店）承租过程中未经公开招投标，一钟春梅、刘柏禄在刑案笔录中提及经过招投标仅为推卸自身的罪责，系此二人的主张，不能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如果经过了招投标，不可能一张纸（哪怕复印件）都没留下，更不该反复修改承租条件。更何况，如果钟春梅真系公开、公正的招投标程序承租到的36号办公楼（酒店），何须感谢刘柏禄在承租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二、已通过招投标（34号商铺）或签订租赁合同确定的租金价款系出租人赣研所的合法的预期可得收益，系国有资产权益，钟春梅、刘柏禄明知降低租金、降低维护费、延长租期、改递增为不递增、延后起租日等行为必将损害赣研所以及国有资产利益，却串通合谋而为之，显然是恶意的串通，不存在任何未能排除的合理怀疑空间。1.关于34号商铺。（1）2007年6月招投标过程中，34号商铺93.39元/平方米的报价系投暗标背景下钟春梅的自主报价，钟春梅夫妇作为职业商人不可能如其答辩状中所主张的受人（曾宝琳）误导报价。事实上，钟春梅就34号商铺报价93.39元/平方米，充分说明其认可该店铺当年的租赁市场价值至少不低于此。钟春梅关于34号商铺此后多次调减租金系因为原合同租金高于市场价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撑，更与那些年祖国经济欣欣向荣、物价一路上涨的背景事实严重不符。试问，钟春梅作为一成年人，其投标报价、合同签约价为何会反复高于“市场价”？（2）34商铺的建成年份就是2007年，房产证就已经证明这一点。而且，钟春梅自己在刘柏禄刑案笔录中也已承认药店商铺是2007年承租并开业的（见其笔录第2页），与赣研所主张的2007年7月1日之交付时间相符。2.关于36号办公楼。（1）36号办公楼的承租未经过招投标，钟春梅就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钟春梅、刘柏禄于刑案笔录中主张有招投标仅系在推卸责任，未就招投标提供任何书面证明材料；（2）2010年3月9日的合同系从钟春梅夫妇开办的汇康大酒店工商档案中调取，系钟春梅林绍忠本人向工商机关提供，具有真实性。钟春梅仅因为该合同对其不利就主张该合同不具真实性，系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至于提供给工商的合同上注明“与原件一致”的同时再注明“办证使用”，事实上系提供复印件的常见做法，意在此复印件仅供“办证使用”，乃系一种习惯或者常规性做法，并不能否认原件的真实性。（3）2010年4月1日的合同同样具有真实性，双方实际执行的履约保证金金额37.5万元就唯独该份合同约定了，另刘柏禄刑案笔录中也承认双方签订过年递增1%的租赁合同（刘同时强调这一比例已经很低），而这一比例惟有在2010年4月1日合同出现，此后的4月2日合同连这递增1%的安排都删除了，两相结合，充分印证了2010年4月1日合同的真实性。（4）36号办公楼位于赣研所家属大院内，通过出租该办公楼筹集可持续的大院公共设施维修建设费用系出租该办公楼的初衷之一，故而该维护费用不可能系一次性的，而应当是逐年负担并支出、可持续的。该维护费从最早的租期内每年23.5万元降低到全租期13.5万元，严重损害了赣研所及其全体职工公共利益。（5）2010年3月9日合同明确约定从2011年1月1日起租，而2010年12月21日补充协议却改为约定从2011年12月1日起租，显然损害了国有资产权益。钟春梅关于不能交房导致起租日延后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即使在2010年12月31日这份恶意损害国资利益的补充协议中就明确了至少于2011年2月1日之前可以或已经交房，只是作为设计装修时间。另，钟春梅于刘柏禄刑事案笔录中更是明确承认：“2010年初，……承租了赣研所青年路34号两栋老办公楼开办汇康大酒店，2011年年初开始营业”（见笔录第2页），“2011年初，汇康大酒店开张后没多久……再给刘5万元……”（见笔录第3页），也就是说承租交付时间实际上是2010年，2011年初就已经开业，又何来的不能交付、迟延交付？相关补充协议操作不过是刘柏禄在配合钟春梅少交租金，侵害国有资产权益。刘柏禄自身在其笔录中也明确承认帮忙钟春梅“在租金起算上顺延了期限，使她少付了一些租金。”故而，钟春梅关于36号楼的相关上诉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三、恶意串通降低租金以及相关利益让步给赣研所以及国有资产造成的损失客观存在且累计损失金额极其巨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首先，临街商铺一铺一价是常态，附近商铺的比价并无现实意义，又何况钟春梅始终没有提交其主张的比价商铺的租赁合同原件以及租金支付证明等履约凭证，未完成举证，其主张不能成立。其次，我国民法关于交易是否公平的判断向来坚持的是主观公平原则，钟春梅夫妇作为职业的商人，其自愿接受的价格（34号商铺的93.39元/平方米/月、36号楼的115万元每年另加每年23.5万元公共设施维护费）均符合主观公平原则，通过要约承诺一旦达成合意或者合同一旦签订，赣研所就享有合同项下的预期可得利益，这一合法利益应得到司法保护。钟春梅夫妇与刘柏禄显然损害了赣研所以及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理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四、一审判决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钟春梅承担系完全正确的，钟春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五、关于程序问题，因为客观因素，法院没有办法每一次都到监狱里开庭。在第一次开庭法院充分听取了刘柏禄的意见，刘柏禄意见就撂下一句话，钟春梅你赚够了，你把房子退回赣研所，这个案子你叫我赔钱是不可能的，别的没意见。一审程序没有问题，刘柏禄本人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钟春梅没有权利提出该请求，本案不应当发回重审。事实上钟春梅、林绍忠目的就是拖时间继续侵吞国有资产，继续损害国家利益，恶意拖延诉讼，因为他们还在经营宾馆商铺，希望本案不再发回重审。赣研所一审诉请：1.确认赣研所与钟春梅及其代理人签订的相关租赁合同、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一、34号商铺（赣州市青年路34号12栋一至二层商铺）1.2007年11月18日钟坤云（代钟春梅）与赣研所劳动服务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2.2009年1月1日钟春梅与赣研所签订的租赁合同；3.2010年1月1日钟春梅与赣研所签订的租赁合同；4.2007年11月18日赖华秀（代钟春梅）与赣研所劳动服务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二、36号办公楼（赣州市青年路36号综合实验楼、采矿楼及停车坪、篮球场）1.2010年4月1日钟春梅与赣研所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2.2010年12月31日钟春梅与赣研所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3.2010年4月2日钟春梅与赣研所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4.2010年4月10日钟春梅与赣研所签订的《补充协议》]；2.判令钟春梅、林绍忠夫妇立即向赣研所返还其占用的全部房屋（即为赣州市青年路34号12栋一至二层商铺；赣州市青年路36号综合楼实验楼、采矿楼及停车坪、篮球场），拆除违章搭建、恢复原状，并共同向赣研所赔偿直至该等房屋返还占有之日止的租金利益损失[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为18892102.69元；此后按每月293626.65元的标准，该293626.65元标准适用于2019年内，以后每年递增4%]；3.判令刘柏禄对钟春梅、林绍忠前述租金利益损失赔偿之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由钟春梅、林绍忠、钟坤云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钟春梅从2007年起向赣研所承租涉案34号商铺；从2010年起向赣研所承租涉案36号办公楼，为此双方形成租赁合同若干份，租金、租期详见下列表:34号商铺租赁合同情况列表            序号              时间              承租方              租金              租期                  1            1              2007.11.18              钟坤云              2008年租金60元/每平方米，往后年度参考周边店铺协商承租价格              2008年1月1日正式交付至2015年12月31日（8年）                              2              2007.11.18              赖华秀              2008年租金60元/每平方米，往后年度参考周边店铺协商承租价格              2008年1月1日正式交付至2015年12月31日（8年）                              3              2009.1.1              钟春梅              2009年第一层租金60元/每平方米，第二层30元/每平方米，往后年度参考周边店铺协商承租价格              200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15年）                              4              2010.1.1              钟春梅              2010年第一层租金50元/每平方米，第二层20元/每平方米              2010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20年）      36号办公楼租赁合同情况列表            序号              时间              承租方              租金              租期                  1              2010.3.9              钟坤云              年租金115万元，另行每年出资23.5万元用于公共设施维修建设，缴纳80万元履约保证金      备注：办证使用              201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15年）                  2              2010.4.1              钟春梅              前二年基本租金为每年75万元，第三年开始基本租金递增1%，每年出资13.5万元用于公共设施维修建设，缴纳37.5万元履约保证金              移交物业后13年                  3              2010.4.2              钟春梅              年租金75万元，一次性出资13.5万元用于公共设施维修建设，缴纳80万元履约保证金              2011年1月1日至2031年12月31日（21年）                  4              2010.4.10              钟春梅              退回钟春梅装修押金920万元              移交物业后正式计算                  5              2010.12.31              钟春梅              无              2011.12.1起租日，2011.2.1-2011.11.31为设计、装修，不计租金      钟春梅按各承租房屋签订的最后一份租赁合同履行给付租金，34、36号房屋至今仍由其承租，其中34号为钟春梅自营药店；36号房屋已转租他人经营。2013年9月，赣研所原所长刘柏禄、副所长张某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2018年10月15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刑终100号刑事判决，认定刘柏禄、张某受贿罪成立，并分别判处相应的刑罚。赣研所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及租金降低、租期延长等情节，认为赣研所原所长刘柏禄与承租人钟春梅在租赁合同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为由提起确认各合同无效诉讼及主张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赣研所在主张相关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应当证明其原所长刘柏禄与钟春梅不仅主观上具有恶意，而且客观上有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也即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高于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一般证明标准。虽然案涉多份租赁合同反映出租金下降，租期延长，公共设施维修建设费减少的事实，刘柏禄与钟春梅在刑事案件中的讯（询）问笔录中也都自述刘柏禄在钟春梅租赁店面过程给予帮助，其中包括调减租金，钟春梅向其表达感谢，但赣研所并未举证证明调减后的租金明显低于同期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市场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恶意串通的双方当事人是否造成他人权益损害的认定标准应当以交易双方是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成交，赣研所认为根据主观公平原则钟春梅未按初始约定租金支付就是给其权益造成损害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钟春梅支付的租金是否是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的问题，赣研所、钟春梅各执一词，且均提供其他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来证明各自主张。该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对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70%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在庭审中，法庭已向双方当事人进行释明，是否通过有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定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赣研所明确表示不申请评估，应当以合同初始订立时约定租金作为损失参考；钟春梅则认为其提交的案外人的租赁合同及曾宝琳一案材料足以证明租金未低于市场价。鉴于刘柏禄受贿的刑事案件中并未认定其为钟春梅租赁店铺提供帮助，从而导致赣研所出现巨额租金损失的事实，赣研所也未举证证明刘柏禄与钟春梅之间有共同损害其权益，仅从生活经验法则也并不一定能推理出损害事实，故其要求钟春梅、林绍忠、刘柏禄共同赔偿租金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赣研所提出确认其与钟春梅等人签订的共计8份租赁合同无效的问题。首先，钟春梅与赣研所签订的数份合同时间有先后，双方履行的是最后一份租赁合同，故对之前合同效力已无评判必要。其次，刘柏禄系赣研所原所长，对外是代表机关，虽然代表不同于代理，但是代表行为可以类推适用代理的规则。刘柏禄在从事代表行为时，应尽勤勉谨慎义务，为其被代表人利益服务，不得利用其法定代表人特殊地位，滥用代表权，从事利己的行为，并且不能从该不法行为中获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从生效的刑事判决查明看，刘柏禄确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钟春梅承租店面提供关照和帮助，为其谋取利益，非法收受钱财，刘柏禄表意行为不应认定是被代表人赣研所真实的意思表示，从保护被代表人赣研所的利益出发，其可不必承受刘柏禄代表行为的法律效果。钟春梅以送礼形式向刘柏禄表达感谢，此种合同交易行为也违背善良风俗。遵法守法依法行事者，其合法权益才能受到法律保护；反之，不遵法守法甚至违反法律者，就应当承受不受法律保护甚至受到法律追究的风险，故钟春梅、刘柏禄以行贿、受贿手段订立的租赁合同，理应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否则就违背了司法裁判对法律价值、社会价值正向引导的作用。综上，赣研所与钟春梅于2010年1月1日签订的34号商铺租赁合同和2012年4月2日、2012年4月10日、2012年12月31日签订的36号办公楼租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根据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钟春梅、林绍忠夫妇应向赣研所返还承租的房屋。赣研所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结合本案当事人过错，对于赣研所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决定由双方当事人各负一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赣研所与钟春梅于2010年1月1日签订的关于34号商铺租赁合同和2012年4月2日、2012年4月10日、2012年12月31日签订关于36号办公楼租赁合同无效；二、钟春梅、林绍忠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向赣研所返还位于赣州市青年路34号12栋一至二层商铺以及位于赣州市房屋（具体房屋、范围以本判决判项一中所涉租赁合同约定和当事人实际交付为准）；三、驳回赣研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15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40153元，由赣研所负担70076.5元，钟春梅、林绍忠、刘柏禄共同负担70076.5元。钟春梅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本院向张某发送出庭通知，张某收到后没有按本院要求出庭作证。二审庭审后，钟春梅、赣研所分别提交了新的证据：钟春梅提交了六组证据：第一组：委托书一份，拟证明2007年6月10日后，青年路34号第12栋房屋的一、二层店面租赁事宜由赣研所副所长张某负责，刘柏禄未参与店面租赁具体事宜；第二组：银行凭据四份，拟证明钟春梅分别于2010年3月9日转账200万元、2010年3月31日转账275万元、2010年4月2日转账333万元、2010年4月7日转账192万元，共计支付保证金1000万元；第三组：收据两份，拟证明赣研所分别于2010年1月1日、2010年10月9日向钟春梅出具收据两份，证明其收到钟春梅缴纳的34号商铺押金15万元、36办公楼押金80万元；第四组：申请一份，拟证明因装修经济困难，钟春梅于2010年10月12日向赣研所申请将押金调整到37.5万元，申请退回42.5万元；第五组：对账单两份，拟证明赣研所经财务审计后向钟春梅出具对账单，证明截止2013年3月11日，钟春梅就34号商铺尚余15万元押金，之前的房租已交清，就36号商铺尚余37.5万元押金，之前的房租已交清；第六组：赣州银行支付结算委托书两份，拟证明钟春梅已交清34号商铺、36号办公楼2020年之前所有的房租。赣研所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委托书即便真实也说明权限系来自刘柏禄，且本案在案证据充分证明刘柏禄参与了租赁过程，且帮助钟春梅降低了租金，钟春梅在刑案笔录里承认该事实。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恰恰证明2010年3月9日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因为当时只有2010年3月9日一份租赁合同，没有其他的合同，履行也只能是这份合同。对第三组证据两份押金收据，对15万元押金的收据要核实，对80万元押金，当时存在两个合同，一个是2010年4月2日的合同，约定的押金是80万（1000万元退920万元形成的差额，先预留了80万的押金），还有一个是2010年4月1日的合同，约定的押金是37.5万元（后发现4月1日的合同押金是37.5万元，双方确认真实履行的是该份合同，故而多退了42.5万元，形成了37.5万元的余额），双方签订合同的随意性导致履约过程中发生错乱，实际双方履行的合同是4月1日的合同。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当时是依据2010年4月1日的合同要求退押金，留下余款37.5万元。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是基于双方恶意串通后的合同所做得的对账确认，不具有真实性。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是基于双方恶意串通后的合同所交的租金，不代表不欠租金，钟春梅仍应赔偿赣研所的租金利益损失。赣研所提交了五组证据：第一组证据：钟春梅交装修保证金的银行凭据共4张；与钟春梅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相同，拟证明其转款的合同依据仅可能是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说明了该合同的真实性；第二组证据：向钟春梅退保证金的银行账单5张，拟证明在钟春梅支付了1000万元装修保证金的基础上，通过退款，最终留存了仅37.5万元（根据2010年4月1日合同）履约保证金，佐证了2010年4月1日合同的真实性；第三组证据：报销记账凭证、报销款银行支付凭证以及报销所附发票3张，拟证明赣研所刘青明2011年6月17日的报销凭证中，就有在36号办公楼改建成的赣州汇康酒店消费的发票，说明该酒店在此之前就已经装修完开业，钟春梅关于2011年12月1日方才交付36号办公楼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第四组证据：《投标相关注意事项》，拟证明：2007年36号大院12栋一层、二层商铺（即后面称谓的34号商铺）的招标承租期为5年；第五组证据：两份明细：一份是大药房34号商铺租金明细，截至2019年9月30日，已收租金是5191430.4元，另一份是汇康大酒店36号楼租金，截至2019年6月30日，已收租金是5687500元。这是实际支付的金额，赣研所认可已收款数额。34号商铺2019年9月份之后以及36号商铺6月份之后的租金，都是按恶意串通后的合同在继续支付。钟春梅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赣研所已经承认2010年4月9日这笔款实际上是2010年3月9日支付的投标保证金，除3月9日的款项外，后面都是租赁保证金，招标刚打完投标保证金不可能马上签订合同，故2010年3月9日的合同不存在，反而证明3月9日合同虚假。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结合我方补充证据三、四、五，能够证明双方履行的合同就是2010年4月2日的合同。4月1日的合同是不真实的。如果是4月1日合同真实，就没必要单独另行写一个退42.5万元保证金的申请。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报销凭证发票上没有具体的时间，即便发票是在2011年6月出具的，当时补充协议约定的装修期是2011年2月1日到2011年11月30日，为了尽快装修，尽快经营缓解压力，钟春梅请了很多师傅加班加点，当时打扰了员工休息还被报了警，两三个月就装修好了并开始了试营业，我们没有说是2011年12月1日交付的，根据补充协议约定交付时间是2010年12月31日。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应以正式的签订合同为准。对第五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因为是对方单独制作的，需要去核实。从对方提供的表格中也可以看出钟春梅是严格按照真实的合同实际履行，34号商铺交付时间是2008年，故表格上也显示钟春梅是从2008年2季度开始交纳；36号商铺也显示钟春梅是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起租时间交纳。本院认为，钟春梅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赣研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内容相同，“三性”予以认定。钟春梅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尽管赣研所对其“三性”不予认可，但赣研所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反驳意见，从形式上审查，该证据有刘柏禄的签字并加盖了赣研所的公章，且委托书的内容也符合常理，对其“三性”予以认定。钟春梅提交的第三组、第四组、第六组证据，赣研所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且其内容与本案事实相关，对其“三性”予以确认。钟春梅提交的第五组证据，赣研所对其“三性”不予认可，从赣研所提交的租金明细来看，如果按当时履行的合同，钟春梅已经交清了租金，且对留下的押金数额，赣研所也予认可，由此可以确认其“三性”。对赣研所提交的第二组证据，钟春梅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且与本案事实相关，对其“三性”予以确认。对赣研所提交的第三、四组证据，钟春梅对其“三性”不予认可，经审查，报销凭证等证据原件在赣研所2011年6月的财务账本中，时间与前后凭证相互衔接，且在赣州汇康酒店消费的发票背面，有刘青明、张某、刘柏禄签字，并注明时间为“6.13”；《投标相关注意事项》系34号商铺招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中标通知书》可以相互印证，上述两组证据的“三性”可以确认。对赣研所第五组证据，系赣研所统计汇总的数据，实质为赣研所的陈述，钟春梅认可已经按相关合同缴清了租金，对其“三性”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能否达到双方的证明目的，将在二审事实认定、理由阐述中予以论证。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赣研所提出2010年3月9日的租赁合同承租人是钟春梅而非钟坤云；钟春梅提出2010年3月9日、4月1日的合同不存在，对其他事实均无异议。经核对，赣研所提供的2010年3月9日的租赁合同承租人是钟春梅。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在34号商铺招投标程序中，赣研所发出的《投标注意事项》载明租期为5年。2007年6月11日，赣研所向钟春梅发出《中标通知书》，确认钟春梅对赣研所青年路36号（注：实为34号）大院12栋一、二层商业店铺（总面积1028.96平方米）的投标价93.39平方米/月中标，原投标保证金5万元转为中标履约金，该商业店铺交付使用十天内签订正式合同。发标方代表以及钟春梅均在《中标通知书》上签名。6月22日，钟春梅通过银行向赣研所转款826567.45元。赣研所6月25日银行收款凭证记载，钟春梅交店面押金30万元，店面预收租金576567.45元，并于6月26日向钟春梅出具收据，预收店面租金576567.45元。2007年7月5日，钟春梅向赣研所书面提出：“由于种种原因，我决定放弃你所青年路34号12栋一、二层店铺招标之中标。同时退还《中标通知书》给你所。”11月20日，钟春梅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退租押金和预付租金676567.45元。时任赣研所副所长张某备注：钟春梅于2007年6月21日中标承租我所临街店面，已交给我所876567.45元押金并预付租金。后因种种原因于2007年7月5日自动退租，我所已同意。之后，已退20万元给钟春梅。现尚有余额计676567.45元，请财务办理退款手续。赣研所银行付款凭证记载，赣研所于2007年7月25日付款20万元、11月20日付款676567.45元，钟春梅在付款凭证上签名。对2007年11月18日赣研所与钟坤云签订的合同，2019年10月15日一审庭审中，钟春梅的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陈述实际没有签订，刘柏禄也认可该合同没有签订。对2007年11月18日赣研所与赖华秀签订的合同，在2019年11月21日一审庭审中，钟春梅的特别授权代理人陈述赖华秀是钟坤云的亲戚，其与赣研所签订合同是代表钟春梅。赣研所从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了2010年3月9日钟春梅（乙方）与赣研所（甲方）就甲方两座办公楼签订《租赁经营合同》，主要内容为：租赁经营范围：1.进正大门左侧办公大楼，总高八层，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左右；2.进正大门对面办公楼（原采矿大楼及辅属房），总高4+1/3层，建筑面积2872平方米左右；3.进正大门院内停车坪和13#、14#宿舍西边地面停车坪及篮球场（篮球场限夜间停车）。租赁经营内容和期限：三星级及以上宾馆业务，2011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租赁费用及缴纳方式：年租赁费115万元，半年缴一次。租赁要求：乙方装修（饰）投入不少于1000万元，另行每年出资23.5万元用于甲方院区公共设施维修建设,向甲方缴纳80万元履约保证金。特别约定：乙方应将装修（饰）费（1000万元）先汇入甲方指定账户，承包期满应将所有装修（饰）不可动产和全部可动财产无偿移交甲方。该合同文本上每页均有“办证使用”“与原件一致林绍忠”的手写签注。根据企业信息记载，以赣州市章贡区青年路****店面为住所的企业名称为赣州汇龙康大药房，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2011年9月20日成立，投资人于2011年11月20日由钟坤云变更为林绍忠；钟春梅（占股49%）、林绍忠（占股51%）于2011年5月6日成立赣州汇康酒店有限公司，以案涉36号办公楼为经营场所，林绍忠任法定代表人。赣研所提供林绍忠的户籍资料显示，林绍忠与钟春梅系夫妻关系。根据生效刑事判决认定，钟春梅承租赣研所的店面经营药店，承租赣研所的办公楼开办酒店，为感谢刘柏禄帮助、关照，多次送给刘柏禄共计30.38万元，其中利用逢年过节、刘柏禄的儿子结婚等时机送给刘柏禄7.38万元。2013年9月24日刘柏禄在检察机关的讯问笔录记载，钟春梅第一次行贿的时间是2007年7、8月份，用信封装了3万元现金送给刘柏禄；2013年10月17日钟春梅在检察机关的询问笔录记载：“2007年，承租到欣龙鑫药店店面后没多久，我到赣研所刘柏禄办公室送了3万元人民币给刘柏禄，感谢他在我承租到欣龙鑫药店店面给我的关照。”钟春梅已交34号商铺租金5296368元；36号办公楼租金已交6057500元，并于2012年投入维修费135200元。本院认为，赣研所提起本案诉讼的事实基础是其与钟春梅就案涉34号商铺、36号办公楼签订的租赁合同，本案系合同之诉，审理的范围为案涉合同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内容。林绍忠与钟春梅共同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按上诉状载明地址向钟春梅、林绍忠邮寄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林绍忠于2020年6月29日以其在加拿大受疫情影响不能回国申请延期三个月开庭审理。2020年9月9日，本院确定于2020年9月29日14时15分开庭，并向钟春梅、林绍忠按前述地址与方式送达了开庭传票。钟春梅、林绍忠没有签收邮件，林绍忠对本院告知其开庭时间的短信不回复，电话不接听，亦未向本院说明不参加庭审的理由。林绍忠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本院按林绍忠撤回上诉处理，其不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主张不再作为二审的审理范围。同时，林绍忠是赣研所上诉的对象之一，其诉讼地位为本案的被上诉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且经庭审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案涉34号商铺租赁合同以及36号办公楼租赁合同效力如何认定？二、上诉人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是否存在损失？如有，如何认定损失数额？三、本案的民事责任如何确定？四、一审程序是否合法？一审确定诉讼费用承担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兹评述如下：就案涉34号商铺，2007年6月11日钟春梅通过招投标程序中标，《中标通知书》确定了租赁物、租金价格以及租赁物面积，尽管赣研所与钟春梅没有签订正式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结合钟春梅于6月22日向赣研所交付了店面押金以及预付租金的事实，本院认定双方就34号商铺成立租赁合同关系。之后，双方就34号商铺签订于2007年11月18日（由赖华秀代表钟春梅）、2009年1月1日、2010年1月1日分别签订了《青年路34号第12栋一至二层商用店铺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的事实，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2007年11月18日赣研所与钟坤云就34号商铺签订的租赁合同，钟春梅、刘柏禄否认签订该合同的事实。经查，该合同与赖华秀、赣研所签订合同的时间、内容一致，钟春梅、刘柏禄否认其真实性，赣研所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真实性，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就案涉36号办公楼，赣研所提交的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钟春梅对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该合同仅为工商登记备案用，双方就36号办公楼签订的第一份合同的时间为2010年4月2日。双方对备案合同上签注的内容“办证使用”“与原件一致林绍忠”各有不同的理解。本院认为，赣研所二审提交的补强证据证明，钟春梅于2010年3月9日、3月31日、4月2日、4月7日向赣研所分别转款200万元、275万元、333万元、192万元，共计1000万元，总额与该合同中由钟春梅将1000万元装修款汇入赣研所指定账户的约定相符，其中475万元是于2010年4月2日前支付。在没有签订合同时钟春梅即向赣研所汇入巨额资金，其主张的可信度低，赣研所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钟春梅与赣研所签订的2010年4月2日《租赁经营合同》、2010年4月10日《补充协议》、2010年12月31日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双方没有争议。对赣研所提交的2010年4月1日的《租赁经营合同》，钟春梅否认其真实性。经查，该合同复印件文本上每页有“与原件一致张某”的签注，有的页码还注明签注时间“2013.9.14”，该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2007年6月11日钟春梅与赣研所通过招投标程序确定34号商铺的租金，2010年3月9日钟春梅与赣研所就36号办公楼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应当作为认定本案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赣研所以钟春梅、刘柏禄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由，主张案涉34号商铺2007年6月11日之后相关合同以及36号办公楼2010年3月9日之后相关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揆诸历史沿革与立法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规制的对象之一就是行为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方恶意串通，损害法人或者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钟春梅中标34号商铺租赁后不久（刘柏禄供述2007年7、8月），即向时任赣研所法定代表人刘柏禄行贿3万元。钟春梅行贿、刘柏禄受贿的事实已经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钟春梅行贿的目的是为了在承租赣研所不动产中获得利益，刘柏禄受贿则利用其职权为钟春梅谋取利益，通过贿赂两人目标指向一致、行为合拍，并通过实施或签订一系列的退租、减租、减少保证金履行金、延期的行为或者合同，以达到双方共同的目的，由此损害了赣研所的合法利益。钟春梅与刘柏禄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且损害了赣研所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恶意串通的事实没有达到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且赣研所没有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受损，本院难以认同。钟春梅提出没有与刘柏禄恶意串通，双方签订合同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上诉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也与法律规定相悖，不予采纳。钟春梅提交《委托书》，认为案涉34号商铺出租事宜由张某负责，刘柏禄并不负责，其与刘柏禄不可能恶意串通。本院认为，刘柏禄时任赣研所的法定代表人，其委托下属处理租赁事宜并不能排除其与钟春梅恶意串通的可能。就34号商铺，在已经招投标程序确定租金价格且钟春梅按照约定缴纳押金、预付租金的情况下，钟春梅7月提出退租，赣研所于7月25日退回部分款项，退租时间与钟春梅第一次行贿的时间吻合，该退租行为完全是钟春梅与刘柏禄恶意串通的结果，且实际上在2007年11月8日钟春梅以赖华秀的名义又与赣研所签订了租赁合同，也印证钟春梅退租是双方虚假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在虚假退租后，2007年11月18日（由赖华秀代表钟春梅）、2009年1月1日、2010年1月1日分别签订的《青年路34号第12栋一至二层商用店铺租赁合同》，对照《中标通知书》确定的价格，一而再、再而三降低租金价格、延长租赁期限。就36号办公楼，对照2010年3月9日合同约定，2010年4月1日的《租赁经营合同》、2010年4月2日《租赁经营合同》、2010年4月10日《补充协议》、2010年12月31日《〈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亦总体呈现租金价格下降、租期延长的事实。由此，钟春梅与刘柏禄恶意串通、不断损害赣研所合法权益昭然可见。一审法院认定恶意串通是否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标准应当以交易双方是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成交，适用法律错误。钟春梅上诉主张34号商铺租金价格根据市场价格调减，与当地租赁市场价格不断增长的事实明显相悖，不予采纳；钟春梅上诉主张36号楼租金价格以2010年4月2日合同为准，一直没有进行调减，与本院认定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赣研所主张就34号商铺2007年11月18日（由赖华秀代表钟春梅）、2009年1月1日、2010年1月1日分别签订的《青年路34号第12栋一至二层商用店铺租赁合同》，就36号办公楼2010年4月1日的《租赁经营合同》、2010年4月2日《租赁经营合同》、2010年4月10日《补充协议》、2010年12月31日《〈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无效，本院予以认可，上述合同均不能作为认定本案赣研所、钟春梅权利义务的依据。赣研所主张2007年11月18日其与钟坤云就34号商铺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因本院对该合同存在的真实性未予认可，没有法律评价的前提，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因钟春梅没有按2007年6月11日《中标通知书》、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履行，且与刘柏禄恶意串通损害赣研所的合法权益，赣研所提出由钟春梅、林绍忠返还租赁物，并赔偿租金利益损失。虽然赣研所没有提出解除上述合同的诉讼请求，但依据其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内容，可以推断其具有解除上述合同的意思表示。在2020年10月21日本院对赣研所、钟春梅的询问中，赣研所主张34号商铺招标时确定租期为5年，已经过了租期，且在租赁过程中，钟春梅损害了赣研所的利益，双方已经丧失履行基础，同时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案涉资产将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运营，赣研所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钟春梅主张不应当履行上述两份合同，而应当履行双方最后签署的协议。本院认为，对34号商铺的合同，因已过约定的租赁期，之后双方没有订立有效合同，视为不定期租赁，赣研所随时可以主张解除；对36号办公楼，赣研所系守约方，其具有解除权。赣研所默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民事诉状一审送达而由钟春梅于2019年9月12日受领，因此，2007年6月11日《中标通知书》、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于2019年9月12日解除。合同解除的效果，除终止未来对待给付的履行外，合同当事人之间本来的合同之债就转换为基于有效合同的清算关系，包括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案涉租赁合同虽然是钟春梅与赣研所签订，但钟春梅与林绍忠系夫妻关系，两人以案涉租赁物共同投资经营，以34号商铺经营赣州汇龙康大药房（林绍忠为投资人），以36号办公楼经营赣州汇康酒店有限公司（林绍忠、钟春梅为股东）。因此，对案涉合同解除后的民事权利义务，应当由钟春梅、林绍忠共同享有、承担。案涉租赁合同解除，钟春梅、林绍忠应当返还租赁物。一审判决钟春梅、林绍忠返还案涉租赁物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由于钟春梅与刘柏禄恶意串通，不断降低案涉租赁物租金，损害了赣研所的合法权益。赣研所主张以2007年6月11日《中标通知书》、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的租金为基础，从第三年起每年租金递增4%为标准认定钟春梅、林绍忠应付租金数额，本院认为，在合同解除前，以2007年6月11日《中标通知书》、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的租金为计算应付租金的数额，符合法律规定，赣研所主张租金每年递增4%没有合同依据，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后，钟春梅、林绍忠继续占有租赁物没有合同依据，应当向赣研所支付租赁物占有使用费。赣研所没有区分合同解除前后计算费用，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占有使用费应当年增4%，本院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如赣研所有证据证明占有使用费超过合同约定租金标准的，可另行解决。因此，对于赣研所主张的租金损失，本院以2007年6月11日《中标通知书》、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的租金为标准，自起租之日至合同解除之日计算钟春梅、林绍忠应付租金数额，减去钟春梅、林绍忠已付租金及其他费用。对合同解除后至租赁物返还之日止，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赣研所没有证据证明存在租金损失，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钟春梅上诉认为34号商铺租金价格是招投标过程中受他人影响作出的报价，事后发现高于市场行情，本院认为，钟春梅作为商事主体，投标报价系其自主决定、自我负责，以受他人影响否认其报价，既不符合商业常理，也有违诚信，不予支持。钟春梅上诉认为36号办公楼2010年4月2日合同约定租金每年75万元符合市场行情，经查，钟春梅、林绍忠于2013年将赣州汇康大酒店承包给他人，承包期限为10年，承包费前两年每年272.16万元，第三年起按上一年租金的4%递增，两者数额相差巨大，钟春梅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认定应付租金数额，涉及到租赁物起租时间的认定。对案涉租赁物的交付时间，赣研所主张34号商铺是2007年7月1日，理由是钟春梅在检察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承认是2007年承租并开业，36号办公楼是2010年12月31日前，理由是合同约定起租时间为2011年1月1日；钟春梅主张34号商铺的交付时间是2008年1月1日，36号办公楼实际交付的日期是2011年12月1日，理由是2007年11月8日、2010年4月2日合同对起租时间有明确约定。本院认为，对34号商铺，《中标通知书》没有载明起租时间，钟春梅在检察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没有陈述具体的时间，赣研所提供的租金明细表中也没有钟春梅交2007年租金的记录，赣研所没有其他证据证34号商铺交付的证据，由此依钟春梅自认的内容确定34号商铺交付时间为2008年1月1日；对36号办公楼，2010年3月9日合同约定为2011年1月1日，钟春梅在检察机关的询问时陈述为2011年年初开始营业，赣研所提交的报销凭证载明其在2011年6月前在钟春梅、林绍忠经营的赣州汇康大酒店有消费记录，钟春梅于2011年12月1日交付的主张与上述证据存在矛盾，因此，赣研所主张2010年12月31日前交付具有高度可能性。按照《中标通知书》34号商铺的租金标准，自2008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12日时长为141.4个月，月租金为93.39元／平方米×1028.96平方米＝96094.57元，应交租金13587772.2元，已交租金5296368元，两者差额为8291404.2元。按照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36号办公楼的租金标准，自2011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12日租赁时长为105.4个月，应交租金［（117.4个月×年租金（115万元租赁费＋23.5万元公共设施维修费）÷12个月）］=13549916.67元，已交租金6057500元以及2012年投入维修费135200元，两者差额7357216.67元。因此，至案涉有效合同解除之日，钟春梅、林绍忠应当偿付租金差额为15648620.87元（8291404.2元＋7357216.67元）。本案系合同之诉，虽然刘柏禄与钟春梅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但刘柏禄不是独立的合同主体，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赣研所要求刘柏禄与钟春梅、林绍忠共同赔偿本案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刘柏禄参与了一审的庭审，发表了自己对案件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的意见，一审法院保障了刘柏禄的诉讼权利，钟春梅以此主张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要求发回重审，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诉讼费用的承担，本院将综合本案的事实、各方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赣研所诉讼请求以及各上诉人上诉请求得到支持的程度等因素，予以确定。综上，案涉2007年6月11日《中标通知书》、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合法有效，并于2019年9月12日解除。案涉2007年11月18日（由赖华秀代表钟春梅）、2009年1月1日、2010年1月1日《青年路34号第12栋一至二层商用店铺租赁合同》，2010年4月1日的《租赁经营合同》、2010年4月2日《租赁经营合同》、2010年4月10日《补充协议》、2010年12月31日《〈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无效，不能作为认定赣研所、钟春梅本案权利义务的依据。2007年6月11日《中标通知书》、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解除后，钟春梅、林绍忠应当向赣研所返还案涉租赁物，并支付合同解除前的租金以及合同解除后至租赁物返还之日止的占有使用费。钟春梅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赣研所上诉主张部分成立，上诉请求部分支持；一审程序合法，但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钟春梅、林绍忠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向原告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返还位于赣州市青年路34号12栋一至二层商铺以及位于赣州市房屋（具体房屋、范围以本判决判项一中所涉租赁合同约定和当事人实际交付为准）”；二、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原告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原告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与被告钟春梅于2010年1月1日签订的关于34号商铺租赁合同和2012年4月2日、2012年4月10日、2012年12月31日签订关于36号办公楼租赁合同无效”为确认上诉人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与钟春梅2007年11月18日（由赖华秀代表钟春梅）、2009年1月1日、2010年1月1日《青年路34号第12栋一至二层商用店铺租赁合同》以及2010年4月1日的《租赁经营合同》、2010年4月2日《租赁经营合同》、2010年4月10日《补充协议》、2010年12月31日《〈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无效；四、上诉人钟春梅、被上诉人林绍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上诉人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租金15648620.87元以及租赁物占有使用费（自2019年9月13日起至租赁物返还给上诉人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止，按211511.24元/月的标准计算，其中34号商铺96094.57元/月、36号办公楼115416.67元/月）；五、驳回上诉人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5153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8567元，合计388720元，由上诉人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承担45544.64元，由上诉人钟春梅、被上诉人林绍忠共同承担343175.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辉审判员  王冬审判员  魏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法官助理李源源书记员陈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