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93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友根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东川公路**。法定代表人：张静珠，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石兰，上海高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成铭，上海高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英赫曼琴业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星升路****div>法定代表人：唐海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东，上海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唐永林，男，1952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上海友根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英赫曼琴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赫曼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唐永林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14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友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英赫曼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927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显失公平、欺诈胁迫的情况。英赫曼公司相信村干部的个人承诺，而未经友根公司同意，擅自代友根公司，签订涉及友根公司利益的拆迁补偿协议，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应有英赫曼公司承担，再向村和村干部追索。二、双方已在一审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即（2018）沪0115民初38585号民事调解书，且已履行完毕，本案已无诉讼必要。且英赫曼公司此次诉讼请求的金额与原一审、二审均不一致。英赫曼公司提出的计算方法缺乏事实依据，友根公司从未同意。英赫曼公司辩称，不同意友根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927协议并非我方真实意思表示，确实存在胁迫的情况。二、英赫曼公司是在原一审、二审判决生效后，无奈同意调解。英赫曼公司曾要求撤销该调解书，一审法院则认为调解的问题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而将调解书支付的金额合并加入本案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唐永林未发表述称意见。英赫曼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英赫曼公司、友根公司于2016年9月27日签订的协议；2.友根公司返还英赫曼公司补偿款3,394,877.2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英赫曼公司以及所涉土地、房屋等相关情况。英赫曼公司曾用名为上海圣奥玛工贸有限公司。2011年12月18日，唐永林、唐某1（唐永林之子）与唐海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唐永林、唐某1将英赫曼公司股权转让给唐海林。同日，唐海林（甲方）与唐永林（乙方）签订协议，约定：英赫曼公司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西首厂房面积共计约4,600平方米，其中南面1,358.84平方米厂房租金收益自2012年1月1日起归乙方所有，该面积厂房如国家征用拆迁，该厂房的拆迁赔偿金归乙方所有等。据备案于工商部门的2012年2月23日英赫曼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唐永林将英赫曼公司10%股份转让给案外人谢某（唐海林之妻），唐某1将英赫曼公司4%股份转让给唐某2（唐海林之女）；转让后谢某拥有英赫曼公司10%股权，唐某2拥有英赫曼公司10%股权，唐海林拥有英赫曼公司80%股权。2013年7月23日，英赫曼公司与XX村村委会签订租赁合同，约定英赫曼公司租赁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的5.56亩土地，租赁费为12,000元/亩/年，共计66,720元，其中2.5亩由唐永林使用，每年租费3万元由唐永林支付。二、友根公司与唐永林之间厂房转让等事实。2016年1月27日，唐永林（甲方）与张某1（乙方、友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静珠之子）签订厂房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于2.5亩土地上1,344平方米厂房，其中672平方米以863元/平方米的价格转让给乙方，共计价格58万元等。唐某1代表唐永林签字，张某1本人签字。一审审理中，友根公司以及唐永林均确认，剩余672平方米厂房双方通过口头约定方式予以转让，转让款悉数支付完毕。另，唐永林享有的村内企业共建道路权益亦一并转让给友根公司。三、英赫曼公司租赁的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土地所涉建设用地减量化项目补贴内容等相关事实。2016年8月29日，英赫曼公司（乙方）与XX村村委会（甲方）就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所涉建设用地减量化项目签订补贴协议，约定：双方确认根据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实际测量，该建设用地减量化清拆房屋评估建筑总面积为8,244.20平方米，实际损失为10,365,028.38元，其中房屋拆除5,219,612.38元、装饰装修1,341,280元、附属设施1,392,336元、设备以及物资等搬迁731,800元，停工停产0元、企业员工分流168万元，甲方补偿乙方前述金额；协议签署完毕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3,109,508.51元，房屋拆除及员工分流完毕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4,146,011.36元，在镇级土地复垦验收通过后3个月内或在签约10个月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3,109,508.51元等。该补贴协议附属的企业补贴结算单记载的补贴数额内容与补贴协议内容吻合，另企业员工分流补贴的备注栏内载明数额为28。B公司出具的沪港房地估（2016）J字第6号-135估价表显示：英赫曼公司名下房屋为2-9号房，建筑面积5,487.98平方米（其中2、3、7号房总计面积2,930.44平方米，3号房备注双屋面，4号房备注隔层），房屋总价5,666,594元（其中2、3、7号房总计价格4,027,380元）；装修总价1,193,050元（其中2、3、7号房总计价格894,750元）；附属设施总价1,338,240元、机器设备搬迁补偿费521,050元、物资搬迁补偿费136,430元。友根公司名下房屋为1号房，建筑面积2,756.22平方米（备注隔层），房屋总价2,497,135元、装修总价781,850元、附属设施总价402,180元、机器设备搬迁补偿费34,400元、物资搬迁补偿费39,920元。一审审理中，英赫曼公司表示，上述评估表中的房屋总价、装修总价（英赫曼公司为2、3、7号房，友根公司为1号房）以及附属设施总价按照评估价格的80%予以结算补偿金额，机器设备搬迁以及物资搬迁补偿费按照评价价格予以结算补偿金额，停工停产的168万元按照28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予以计算（友根公司的1号房有隔层，故按照2,756.22的一半面积予以计算）。另外，村委会承诺在规定搬迁时限内迁走，则在上述房屋、装修以及附属设施总价80%的基础上再行奖励15%的金额，故英赫曼公司奖励金额为751,244.40元，友根公司奖励金额为441,739.80元。综上，英赫曼公司实际应当取得的补偿款为6,959,905.20元+751,244.40元=7,711,149.60元；友根公司实际应当取得的补偿款为3,405,122.80元+441,739.80元=3,846,862.60元。目前上述款项中除15%的奖励金额外，其余费用村委会均已经实际支付。一审法院向XX村村委会夏某2主任了解本案所涉建设用地减量化项目的相关情况。夏某2表示，除英赫曼公司所述的停工停产损失补偿外，其余补偿以及奖励金额的计算方式均正确。英赫曼公司所述停工停产损失补偿实际为企业员工分流补偿，根据规定企业员工分流补偿的计算方式有两种，1.根据企业登记注册并在本地区缴纳养老金的员工人数，按照6万元/人予以计算；2.按28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予以计算，若存在隔层，按50%建筑面积（即原有建筑面积）予以计算。两种方式只能择一适用。英赫曼公司的企业员工分流补偿是按照第一种方式计算发放，即28人×6万元/人=168万元。另外，根据规定2007年之前建造的房屋按照评估价格的80%计算补偿价格，即1、2、3、7号房。2007年之后建造的房屋未计算在本次结算中，但上述房屋被拆除后，村委会按照相关标准给予相应补贴，即除1、2、3、7号房之外的其他房屋。目前补贴协议载明的各项费用全部已经发放，奖励金等尚未发放。另，夏某1为合庆镇派驻XX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当时担任村里建设用地减量化项目的联系人。村委会不清楚夏某1是否对英赫曼公司作出相关承诺，但村内企业共建道路为多家企业共同建造，利益不可能归英赫曼公司一家所有，村委会亦没有做出过相应承诺，目前该道路未拆迁，亦不清楚将来是否会拆迁。村委会亦不了解夏某1个人补偿英赫曼公司款项等事宜。四、英赫曼公司、友根公司协商等相关事实。2016年9月27日，英赫曼公司、友根公司相关人员等到XX村村委会办公室就补偿款事宜进行协商。协商过程中，友根公司人员对英赫曼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海林多加指责，并将水杯中的水泼溅在唐海林头上。之后，双方达成927协议，约定：甲方（英赫曼公司）因XX村土地减量与乙方（友根公司）资金分配达成以下协议，一、甲方同意支付乙方减量化补偿资金陆佰捌拾万元；二、甲方将其中叁佰万元在2016年9月30日前支付给乙方叁拾万元，其中贰佰贰拾万元，第二笔补偿款由村直接支付给乙方；三、余款伍拾万元在春节前支付给乙方。927协议落款处甲方由唐海林签名，乙方由张某1签名，夏某1作为见证人签名。当日，夏某1向英赫曼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海林出具欠条一份，明确其欠唐海林150万元。2017年，英赫曼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海林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信访办公室反映XX村村委干部在处理英赫曼公司厂房减量化过程中将英赫曼公司和友根公司地块捆绑，导致英赫曼公司与友根公司产生纠纷，要求政府调处。2017年3月8日，信访办公室人员约谈夏某1，约谈情况记录表如下记载：问：“唐海林反映2016年10月初，有一群素不相识的人闯入其公司，先将其带到友根工贸公司，后将其带到村委会办公室，情况是否属实？你是否参与？”答：“当时唐海林在XX老村委我办公室内，后来这些人将其带到友根工贸公司，我与夏某2再赶回去了。”问：“将唐海林带到村里的人你是否认识？是否是友根工贸公司的人员？”答：“其他不认识，其中有一个叫张强我认识，是友根工贸公司人。”问：“这些人在与唐海林谈话中是否有威胁与恐吓的语言？”答：“有的，当时有7-8个人围着唐海林在谈话，指着（责）唐海林不应该代表友根工贸公司签字。”问：“这些人对唐海林是否有过激动作？”答：“当时将一杯水倒在唐海林头上，我们在村委办公室看到这一情况。”问：“你是否让唐海林答应向友根工贸公司赔偿300万元？并承诺唐海林帮他承担其中150万元和拆迁一条路时，将这150万元再补贴给唐海林？”答：“300万元是唐海林与友根工贸公司相互谈妥的，我指的150万元是拆迁一条路约2,400平方米的赔偿款，当时答应给他，现在矛盾较多，无法评估。”问：“你向唐海林承诺的帮他承担150万元是代表个人还是村委？村委是否认可？”答：“当时与其关系较好，代表个人行为。写借条一事村委是不知道的。但一条道路将其评估给唐是知道的，并写有情况说明”问：“你怎么会向唐海林写此借据？是否会兑现？”答：“当时与友根工贸谈了300万，唐要村委出具证明路的赔偿150万归其，我是个人名义承诺担保其150万元。唐海林如与我诉讼，我必定兑现。”2017年3月20日，信访办公室人员再次约谈夏某1，约谈情况记录表如下记载：问：“唐海林要求友根工贸公司法人也需要在评估书上签字，是否属实？”答：“唐海林当时是讲过的。”问：“你们当时作何解释和表态，是否表示过让唐海林在评估书上签字，友根工贸公司那边是没有问题的？”答：“我当时是将评估单送到友根工贸公司给张某2看过并认可的。所以跟唐海林讲签约你作为主体单位签字就可以（因为张某2看过评估单后没提出过疑议）。”问：“你当时是代表什么身份说这样的话？”答：“我是具体操办减量化工作联络员”问:“当时友根工贸公司的法人是否知晓评估书的内容？”答：“张某2是知晓的”问：“友根工贸公司是否授权给你，让唐海林代表其签字？”答：“按减量政策，友根工贸公司是不需要签字，当时认可评估单就可以。”（注：张某2系友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静珠之夫）2017年5月24日，XX村村委会曾出具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如下：上海圣奥玛工贸有限公司（即为英赫曼公司）于2005年到XX村XX队租赁土地、建设厂房、开办企业……；该区域土地租赁合同订立单位为英赫曼公司，租赁合同包含了友根公司使用的2.5亩土地；XX村按英赫曼公司为主体企业（租赁土地合同签章企业）办理了该企业土地减量化申请手续；评估结算签约按规定是由主体企业来签约，主体企业以外的企业是由主体企业负责沟通、协调，故村委会通知英赫曼公司法人唐海林来签订补贴协议，友根公司不参与。唐海林在签约时讲过，其不能代表另一企业，为此村主任夏某2问了夏某1，夏某1称另一企业没有问题，故村委会才将补贴协议上交……。2017年8月2日，XX村春委会又出具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村内企业共建道路由英赫曼公司等六家企业共同修建，目前未动迁。一审审理中，英赫曼公司、友根公司均确认自2016年9月23日首笔补偿款支付之后，双方才产生矛盾；至2016年9月27日签订927协议之前，唐海林仅到友根公司处协商过一次。英赫曼公司表示，2017年3月8日约谈情况记录表中记载的“唐海林反映2016年10月初……”记录有误，实际即为2016年9月27日签约之前的那次协商，是友根公司人员胁迫唐海林去了友根公司处。友根公司则认为，是夏某1带着唐海林一起到友根公司处协商的。五、涉案款项支付事实。2016年9月23日，英赫曼公司通过银行向友根公司转账支付898,995.60元，注明用途为“土地改良补偿款”。927协议签订后，英赫曼公司于2016年9月29日向友根公司支付30万元。张某1等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唐海林30万元。2016年10月18日，英赫曼公司向友根公司转账支付3,381,160.80元，注明用途为“还款”。2018年8月13日，一审法院出具（2018）沪0115民初38585号民事调解书，英赫曼公司、友根公司经一审法院调解达成协议：英赫曼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之前支付友根公司补偿款2,219,843.60元，……案件受理费以及财产保全费共计17,279元，英赫曼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直接支付友根公司。2018年8月15日，上述款项共计2,237,122.60元直接由XX村村委会银行账户划拨至友根公司银行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根据在案事实，首先，927协议签订地点虽为相对开放的XX村村委会办公室，但此前有友根公司人员将英赫曼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海林带至友根公司处。虽友根公司认为系夏某1带着唐海林一同前来，但此与夏某1在约谈情况记录中所述不符，友根公司亦无确凿证据予以证实，故综合英赫曼公司、友根公司陈述927协议签订之前仅到友根公司处协商过一次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是友根公司人员将英赫曼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海林带至友根公司处。在XX村村委会办公室协商中，友根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子张某1携人员对英赫曼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海林多加指责，更有友根公司人员将茶水泼在唐海林头上。上述事实足以认定友根公司人员对英赫曼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海林实施了威胁和侮辱的行为；其次，居中协调的XX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对英赫曼公司作出企业共建道路拆迁预期利益补偿承诺，并以个人名义向唐海林出具150万元的欠条，此对927协议的签订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至本案诉讼，企业共建道路未拆迁，村委会工作人员个人也未向唐海林支付款项。由此，难以认定927协议的签订是出于英赫曼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英赫曼公司诉请要求撤销英赫曼公司、友根公司签订的927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目前英赫曼公司已经全额支付友根公司680万元补偿款，现英赫曼公司考虑友根公司可得的各类补偿款数额，仅要求友根公司返还部分补偿款，并无不当之处，自可准许。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英赫曼琴业有限公司与上海友根工贸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27日签订的协议；二、上海友根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海英赫曼琴业有限公司3,394,877.2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3,959元，由上海友根工贸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友根公司提交调解笔录一份，以证明调解过程系自愿；提供张强、张某1情况说明一份，以证明道路拆迁补偿的钱以后归英赫曼公司，友根公司不要了，故927协议不存在胁迫；提供XX村委情况说明一份，以证明道路价值150万。被上诉人英赫曼公司质证认为，认可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但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调解自愿的前提是原判决生效，两份情况说明则都不能证明村委会将把道路拆迁权益全部给予英赫曼公司。原审第三人唐永林未发表质证意见。对此，本院认证认为，一审法院已查明调解的相关事实，当事人无需重复举证，而道路问题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上述材料本院均不予采纳。被上诉人英赫曼公司、原审第三人唐永林在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927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合同可撤销的事由包括因重大误解订立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以及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本案中，首先，根据B公司出具的沪港房地估（2016）J字第6号-135估价表，英赫曼公司名下房屋2-9号房建筑面积达5,487.98平方米，友根公司名下1号房建筑面积2,756.22平方米。同时，根据英赫曼公司与XX村村委会签订的补贴协议，房屋评估建筑总面积为8,244.20平方米，实际损失为10,365,028.38元。如根据927协议约定，友根公司获得680万拆迁补偿，则会出现英赫曼公司在享有更大建筑面积的情况下，却仅获得少量补偿款。因此，英赫曼公司称927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观点具有一定事实基础。其次，在案证据可以反映出，在927协议签订时，友根公司人员存在向英赫曼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海林言语威胁及向其泼水等行为，且村委会工作人员夏某1曾向唐海林作出个人承诺，上述情况均对927协议的签订起到了推动作用。一审法院结合927协议内容及签约现场情况，综合认定927协议并非英赫曼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并撤销927协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最后，双方曾于2018年8月13日在一审法院达成调解，该调解系基于原一审判决（2017）沪0115民初9788号、原二审判决（2017）沪01民终13084号生效这一前提。现上述两判决已被撤销，该调解自不能作为双方当事人就本案已无争议的依据。一审法院在查明该调解事实的基础上，结合英赫曼公司的诉讼请求，确定友根公司应当向英赫曼公司返还的金额，该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友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959元，由上诉人上海友根工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天衣审判员  成 阳审判员  敖颖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沈俊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