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7101行初91号原告：侯泳梅，女，汉族，1968年8月14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嘉惠，云南云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宁市社会保险局。住所：安宁市宁湖大厦**。法定代表人：王宏明，该局负责人。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陈钢，该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弘奕，云南嘉喜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云南鼎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太平镇时代贸港工程机械城******。法定代表人：廖云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毅，云南友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侯泳梅诉被告安宁市社会保险局（以下简称市社保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云南鼎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邦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10月21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侯泳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嘉惠、被告市社保局行政机关负责人陈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弘奕、第三人鼎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侯泳梅起诉称：原告丈夫熊开伟系鼎邦公司的员工，公司为其购买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2019年9月2日，熊开伟因公驾驶车辆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2019年11月12日，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熊开伟为工伤。2020年3月2日，被告根据鼎邦公司提交的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材料，作出了《昆明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审核表（表二）》，核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785020元、丧葬费补助金40128元，扣减交通事故中获得的死亡赔偿金669760元及丧葬费52038.5元，社保审核金额共计支付115260元，并于2020年4月24日向鼎邦公司进行支付。原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赔偿后，仍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被告的扣减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法院：1.撤销市社保局对熊开伟工伤保险待遇作出的《昆明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审核表（表二）》；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69760元、丧葬费补助金40128元；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告市社保局答辩称：一、市社保局作出的《昆明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审核表（表二）》合法、有效，不应撤销。根据《云南省实施办法》第46条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已从侵权人处获得669760元的死亡赔偿金及52038.5元的丧葬赔偿金，根据前述规定工伤保险应对其工伤保险待遇进行补足，故市社保局对其工伤保险待遇进行核减系依法依规作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42条的规定，其工伤待遇中工亡补助金及丧葬费应不属于可以重复赔偿的部分，应予以扣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已经获得赔偿，市社保局根据其已获得的赔偿进行社保待遇的审减符合社保法救急就困的填平原则；根据《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属于社会公共保障，其支付遵循救急就困的填平补足原则，对被答辩人已获得的第三人赔付部分答辩人应依法进行核减后扣除；二、答辩人依法依规对熊开伟的工亡待遇进行核发；三、社会保险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体现的是救急就困的社会保障性特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参照填平补齐的原则进行待遇核发。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提出熊开伟有300000元的商业保险，也应予以抵扣。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鼎邦公司答辩称：鼎邦公司在劳动合同期间依法为熊开伟购买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其在上班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依法构成工伤，熊开伟合法继承人有权继承其交通事故赔偿及工伤保险待遇。对于该支付金额，工伤保险设立的目的对企业是转移用工风险，对劳动者来说是对上班期间可能导致的风险的一个救济。其保险待遇是对工伤发生时的一种契约性补偿，该补偿范围是劳动者受工伤后产生的可预测的基本损失。根据现行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工亡的补充来源包括第三方加害人、社会保险机构，但是补偿总额不能超过其损失，这是法律规定的基本精神。对于损失总额，根据现行规定是可以计算的。任何人都不能够以工伤或者工亡作为一种获利的渠道，不然就会引发整个社会的保险道德风险。请求法院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被告市社保局提交以下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2.《昆明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审核表（表二）》，欲证明被告作出《昆明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审核表（表二）》的程序合法，系依法依规作出。被告市社保局提交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云南省实施办法》《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经法庭质证，原告侯泳梅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予以认可，对证据2不予认可，被告适用法律错误。第三人鼎邦公司对被告的证据均予以认可。原告侯泳梅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原告侯泳梅身份证；2.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3.侯泳梅与熊开伟结婚证；4.户口册；5.熊荣康死亡证明、《火化证》《户口注销证明》；6.毕金沧火化证，欲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原告与死者熊开伟为夫妻关系，二人未生育子女，熊开伟父母已死亡。第二组：被告市社保局主体身份信息，欲证明被告主体资格。第三组：鼎邦公司企业信息，欲证明第三人主体资格。第四组：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认定工伤决定书》；3.《火化证》《死亡证明书》《户口注销证明》，欲证明熊开伟于2019年9月2日11时32分在前往云南尚品物流有限公司催收装载机货款返回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严重，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2019年11月12日。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熊开伟受伤害的情形为工伤。第五组：1.《昆明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审核表（表二）》；2.《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3.《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欲证明被告扣减交通事故赔偿后对熊开伟工伤保险待遇核定，明显错误。经法庭质证，被告市社保局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五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市社保局是依法依规按程序作出的工伤待遇审核核定，对其余证据均予以认可。第三人鼎邦公司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第三人鼎邦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云南省劳动合同书》，欲证明熊开伟于2018年与本案第三人建立劳动关系，发生交通事故时劳动关系仍然存续；2.《职工工伤参保证明》，欲证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第三人依法为其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及当事人出险后，依法应当享受保险待遇；3.《委托书》《认定工伤决定书》，欲证明熊开伟在上班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经相关部门认定依法构成工伤；4.《昆明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审核表（表二）》，欲证明熊开伟工伤保险待遇经核算，应发放金额为115260元；5.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单，欲证明第三人收到安宁社保局发放的工伤保险待遇后，在2020年8月27日将所有款项支付给本案原告。经法庭质证，原告侯泳梅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均予以认可。被告市社保局对第三人鼎邦公司的证据均予以认可。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原告侯泳梅提交的证据和被告市社保局、第三人鼎邦公司提交的证据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与本案相关联，本院均予以采纳，并对其证明内容进行综合评判。经审理查明：第三人鼎邦公司系被告市社保局辖区企业，在被告处缴纳办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其企业社保编码：53018180428262，熊开伟系第三人鼎邦公司员工，其个人社保编码：53011297588876。原告侯泳梅系熊开伟的妻子。2019年9月2日，熊开伟因公驾车前往云南尚品物流有限公司催收装载机货款，返回途中，与一辆载客中巴车发生交通事故，因抢救无效死亡，经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同年11月12日认定为工伤。后经永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主持调解，原告侯泳梅与事故责任人周某签订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熊开伟死亡赔偿金669760元，全部由周某承担。熊开伟安埋费52038.5元全部由周某承担”。2020年3月24日，被告市社保局根据第三人鼎邦公司提交的熊开伟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申请材料作出《昆明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审核表（表二）》，对审核的熊开伟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85020元予以扣减669760元，实际支付115260元；对丧葬补助金40128元予以全部扣减，不再支付；鼎邦公司收到被告支付的工亡补助金115260元后，于2020年8月27日通过银行向原告侯泳梅进行了支付。原告侯泳梅对被告作出的《昆明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审核表（表二）》及扣减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69760元及丧葬补助金40128元的审核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市社保局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有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的法定职责，被告主体适格。原告侯泳梅作为工亡职工熊开伟的近亲属，有权提出相应权利主张，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鼎邦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是本案适格第三人。本案中，诉讼各方均认可熊开伟属于工亡职工、其近亲属有权领取相应工伤保险待遇，但原告、被告双方对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扣减存在争议。2014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本案审理过程中应当适用的司法解释，其中第八条第三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被告市社保局认为其对原告已获得交通事故赔偿部分的工伤待遇进行核减，是依法依规作出的意见，本院认为，工伤保险待遇是参保企业职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从社会保险基金中得到的经济补偿，是国家和社会对工伤职工或工亡职工近亲属的物质帮助，“依法保障工伤职工权益、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法院妥善处理工伤保险行政纠纷应当遵循的原则和要求。司法实践中，因案外人侵权而导致工伤的情形大量存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否及时、足额履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职责，取决于企业职工是否符合享受工伤待遇的法定要件，而非案外侵权人是否赔偿或者其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亦不应将企业职工或其近亲属已经获得的民事侵权赔偿金额从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金额中予以抵减扣除。案外侵权人的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虽然均表现为一定金额的货币给付，但本质上二者却属于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项下，前者属于民事侵权赔偿，后者属于社会保险基金对工伤职工或工亡职工近亲属的物质帮助，相关权利人对二者均可以主张。关于被告认为原告有300000元的商业保险应该进行抵扣工伤保险的问题，本院认为，商业保险与工伤保险虽然均为保险，但本质上二者却属于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商业保险适用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由保险公司承保，而工伤保险适用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由国家社保承保，故二者的赔付是不能替代和抵扣的被告市社保局在核定支付过程中对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已获侵权人赔偿为由而予以扣减的行为和有商业保险应该抵扣的意见不符合上述规定，其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情形。原告侯泳梅关于上述扣减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判令被告足额支付的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因此对被告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侯泳梅关于判令支付丧葬补助金40128元的诉讼请求，该项金额属于实际发生的费用，应当参照适用损失填平原则，本案中，原告已从案外交通事故责任人处获赔安埋费52038.5元，现在行政诉讼中又要求被告另行支付丧葬补助金40128元有违损失填平原则，故对原告要求支付丧葬补助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安宁市社会保险局2020年3月24日作出的《昆明市企业职工工伤待遇支付审核表（表二）》中关于核定熊开伟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行政行为；二、被告安宁市社会保险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支付熊开伟一次性工亡保险待遇669760元的行政行为；三、驳回原告侯泳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安宁市社会保险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长 龚 袭审判员 阳 睿审判员 沈 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洪小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