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0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村部。 法定代表人：黄优春，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良瑞，浙江星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长春，男，196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文荣，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董服相，男，1960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原审第三人：董金林，男，1957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原审第三人：叶玉钗，女，196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上诉人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董长春、原审第三人董服相、董金林、叶玉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2020）浙1021民初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三项、维持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二、变更改判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内容，依法确认：若被上诉人董长春未履行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确定的付款义务时，上诉人对就坐落于玉环市××街道××路登记于原审第三人董服相、董金林、叶玉钗名下的各11套共计33套不动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三、本案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否定上诉人基于让与担保主张对出售涉案房产的享有的优先受偿权的请求，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法律逻辑自相矛盾，导致实体处理结果不当，严重影响上诉人主债权及担保物权的实现。一、涉案《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上诉人在2018年12月31日前如被上诉人未付清所欠欠款，有权将登记在上诉人社员的名下房产对外出售来结清剩余欠款的内容，属于担保条款，该担保条款性质上系非典型性担保，鉴于涉案33套不动产业已按约定由三原审第三人分别申报登记办理权属证书，对外具有公示效力，不管是否构成让与担保，均不影响上诉人对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审判决仅以否定让与担保性质为由，进而否定上诉人优先受偿权，完全不符合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同时实施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确立的对非典型担保的统一裁判规则，也不符合《民法典》有关担保物权最新立法精神。1、原审判决不符合《九民纪要》确立的非典型担保优先受偿问题的统一裁判规则。非典型担保并非仅让与担保一种，还有其他类型，即使不构成让与担保，也不能剥夺债权人在办理登记公示后对外对抗效力和优先受偿权利。《九民纪要》第66条、第67条概括规定了非典型担保的定义、效力。强调未能进行登记的，不具有物权效力。当事人请求按照合同担保约定就该财产折价、变卖或者拍卖所得价款等方式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对其他权利人不具有对抗效力和优先性。故只要合同约定条款具有担保功能，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虽不属于物权法规定的典型担保类型，但其担保功能应予肯定。据此，最高法院纪要中的所谓非典型担保，并不仅仅限于让与担保一种，还包括其他担保合同约定的情形。只要担保合同符合二个条件：一是合同约定对特定财产设置具有担保功能的条款，该担保条款被确定有效；二是按合同约定的方式，办理了登记，对外具有物权公示效力。债权人对担保物变价款即享有优先受偿权，无需判定该担保合同性质是否必须构成让与合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相关担保条款有效，上诉人有权就涉案不动产进行折价、变卖或者拍卖所得价款以清偿债务，却否定上诉人享有优先清偿权，明显违反《九民纪要》第67条规定确立的统一裁判规则。2、原审判决不符合《民法典》确立的有关担保物权类型与效力的最新立法精神。按照《民法典》最新规定，本案担保条款属“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已按合同约定办理产权登记，具有担保物权公示效力，上诉人“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原审判决论理部分，在法律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其确认涉案合同相关担保条款约定有效，可继续履行，实际上承认了上诉人的担保物权有效；另一方面，又以此种担保约定不构成让与担保为由，否定上诉人的“优先受偿权”，明显违反民法典第386条、388条规定精神。二、实际上，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至始至终对涉案房产不享有所有权，更谈不上将涉案房产所有权转让至债权人名下为由，认定本案不构成让与担保，理据不充分，定性错误。上诉人认为，本案涉案担保条款系典型的让与担保。1、本案担保符合《九民纪要》第71条规定的让与担保构成要件。按71条规定，让与担保构成要件为：一是订立书面合同；二是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三是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其中第二点，债务人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在不动产让与担保的司法实践中，其表现形式并不固定，具体可分为先让与担保与后让与担保。作为先让与担保，一般先将担保标的物登记在债权人或债权人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对担保物，债务人是实际的所有权人；但对外物权公示上，债权人是形式上的所有权人。至于债务人将担保物转移至债权人名下之前，是否必须先办理物权登记，法律上或理论上并无限制。在民法上，尤其对于不动产，判断债务人是否属于实际的所有人，并非以其对外审批、登记公示为前提，而是基于其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由此，不动产登记在谁名下，仅对外起公示作用，不是判断实际所有权的唯一依据。本案董长春从购地、审批、建造诸环节，均是实际出资人和建设方，相对于上诉人，他是实际建房者，可以认定其为实际所有人。上诉人指派三第三人代持，目的不是拥有其所有权，而是担保债权及时履行实现，且明确在债务人履约后返还所有权，应当认定属于“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的情形”。一审判决的说理部分，实际上混淆了不动产的所有权取得与公示、实际所有与形式所有、债权人与债务人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系两个不同法律概念的界限。2、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构成让与担保，上诉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明显受前案台州中院二审生效判决及省院驳回再审申请裁定说理部分误导影响所致。上诉人认为：前案该二份裁判文书对本案实体处理不具有既判力和确定力。首先，按照民事证据规则，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和判决主文部分，对后案论述事实认定具有既判力和确定力，说理部分并不具有既判力。本案所涉的让与担保的定性及效力，该二份裁判文书作出时，最高法院《九民纪要》尚未出台，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并无统一。其次，就两份裁决文书说理具体内容讲，说理点并不一致，但均违反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指导性案例或公报案例精神，未遵循类案同判原则。台州中院二审判决，基于传统的物权法定主义理论，否定了优先受偿权。但这个观点，与最高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发布的第111号指导性案例精神相冲突，按该指导性案例，让与担保约定虽不能发生物权效力，但约定仍具有合同效力，只有具备担保合同与物权公示两项要件，仍对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省院驳回再审申请裁定，认为不构成让与担保的理由，主要是“有关不动产实际也未登记在债权人环城村经合社的名下，故不属于让与担保的规定”。固然，本案涉案不动产不是登记在上诉人名下，而是上诉人指派的三个原审第三人名下,但该三第三人系职务代理登记行为，其权利归属于上诉人。此情形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1月份登载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019］最高法民终133号民事判决书）完全一致，该案判决仍认定让与担保有效。三、原审判决说理及主文第二项内容含义不清，概念不明，由于认定上诉人无优先受偿权，极易为上诉人主债权实现带来障碍，损害集体经济利益。 董长春答辩称，一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书》第六条不构成让与担保，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不具有优先受偿权，定性适当，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第一，涉案条款不符合九民会议纪要第67条的相关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协议，债务人将自有财产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并完成物权变动的手续，是构成让与担保的关键性条件，当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才可以就变卖的财产优先受偿。首先，案涉33间房屋和17间地基，由三个第三人自己名义参与招标，并以三个第三人名义进行登记，虽然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在被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之后，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但至今为止，被上诉人并没有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因此不具备让与担保中的债务人将自有财产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其次，涉案房屋到目前均登记在三第三人名下，并没有过户登记到上诉人名下，即债权人名下。从物权对外公示来看，债权人不具有物权的排他性权利，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只有将涉案的房屋登记在债权人即本案上诉人名下，上诉人就涉案的房屋才具有物权的功能和价值，才构成让与担保的条件。第二，《合同协议书》第六条也不符合《民法典》第386条中的非典型担保的规定，这里强调的是担保物权人，而本案的上诉人，至今为止没有就涉案的房屋完成物权变更登记手续，涉案房屋仍登记在三个第三人的名下，故上诉人不是物权法意义上的担保物权人，仅是根据《合同协议书》第六条的规定，基于这个有效的债权，可以就涉案的房屋进行受偿。但不具有物权排他性的优先受偿权。第三，关于生效判决的既判力问题。台州中院和浙江省高院的两份生效裁判文书，对本案具有拘束力，应认定不构成让与担保，上诉人不具有优先受偿权。第四，被上诉人不仅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其他人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债务纠纷，基于债权的平等性原理，案涉房屋必须要保障具有平等权的所有债权人的利益，上诉人基于债权来主张优先受偿权，显然侵害了被上诉人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就涉案房屋出售后的价款不具有优先受偿权，请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董服相、董金林、叶玉钗述称，自始至终，三个原审第三人不是真正的房产所有人，只是代持。 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被告董长春立即向原告偿付欠款32220256元及利息款17721141元，合计人民币49941397元（利息款自2015年6月1日起暂算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共55个月，以欠款32220256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2020年1月1日起至被告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按相同标准继续计算）；二、要求对坐落于玉环市××街道××路现登记在第三人董服相名下的11套不动产【产权证号：浙（2017）玉环县不动产权证第0001952、0001958、0001959、0001960、0001961、0001962、0001963、0001964、0001965、0001966、0001967】，登记在第三人董金林名下的11套不动产【产权证号：浙（2017）玉环县不动产权证第0002091、0002092、0002093、0002094、0002095、0002096、0002097、0002098、0002099、0002100、0002189号】，登记在第三人叶玉钗名下的11套不动产【产权证号：浙（2017）玉环县不动产权证第0001919、0001920、0001921、0001922、0001923、0001924、0001925、0001926、0001927、0001928、0002068号】合计33套不动产进行拍卖、变卖或折价，变价所得优先偿还前述第一项诉讼请求项下原告对被告享有的债权，多退少补；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董长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董长春系环城村村民，同时兼任村干部、村民代表、社员代表。2008年9月4日，玉环县建设办公室与环城村订立《关于〈村留地置换补充协议〉的补充协议》，环城村通过置换换取了玉城街道城区27号地块临广陵路36间地基的村级留用地。2011年6月16日，经环城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决定对上述36间地基以公开招标竞投方式对村民进行转让。同年8月25日、9月15日，村级留用地36间地基经过二批次公开竞投拍卖转让，被告在第一次以自己名义拍得西起8-12间地基，5间地基总价1375万元；在第二次竞投时被告书面委托案外人董西吉、董必鹏代为竞投，以董西吉名义拍得东起第5-7间地基，5间地基总价1375万元；同年9月16日，经村民代表、党员大会表决同意，东起第1-4间捆绑转让，被告以总价1140万元取得；故被告实际受让地基17间，由于该17间地基在同一地块的24间中，故被告实际受让地基就是东起第1-17间，共立有四份《部分村级用地委托土地局拍卖的净返还款分拆承包合同》。合同的发包方即甲方均为原告，乙方为被告董长春或其委托的董西吉、董必鹏，合同均约定统一委托原告上报土地局对该宗地进行整体公开拍卖，拍卖的返还款扣除按政策应缴纳的费用外（包括委托土地局拍卖的接待和其他一切费用；拍卖完成后，每间收取2000元的手续费），结算后剩余的返还款（不包括土地成本费）全额返还给被告，被告以中标间数与该幢房屋总间数之比乘上该幢房屋净返还款，即为被告的实际分配金额，本次竞投中标价与被告实际分配金额如有出入的由被告自负盈亏，与原告无关。同时，被告于2011年8月24日付保证金360万元，于9月10日付两笔保证金分别为90万元和150万元，于9月22日付投标款350万，于9月29日付保证金120万元和投标款700万元，于10月14日付投标款160万元。2011年10月28日，被告与原告达成《补充协议》，就被告拍得的17间地基总价4730万元，已付1930万元，余款2800万支付方式进行约定，原告同意延期付款，原告建设需要时提前20天通知被告所需款项，被告必须无条件按原告要求付款，并付给原告自2011年10月31日起至付清全部价款之日所欠款项月0.7%的利息。2012年1月12日，玉环县人民政府以玉办第1号抄告单同意将广陵南路36间地基确认为环城村村级留用地，并予以公开出让。2012年3月16日，原告与被告达成一份《协议书》，约定被告购买的17间地基以原告名义申报建设，费用由被告自理，建成后所有权归被告，被告可以原告名义订立房地产买卖合同转让，原告积极协助等内容。此后，原告以旧村改造27号小区拆迁安置项目向相关部门报批，在审批过程中因涉及有关政策问题，建设项目手续一直未能办妥，致拖延未能动工建设。期间，被告于2012年11月12日支付投标款200万元，累计已支付2130万元。2013年7月23日，玉环县人民政府就环城村部分村级留用地公开出让等形成[2013]63号专题会议纪要：为加快推进环城村旧村改造工作，同意注销该36间村留地划拨决定书，并须按规定程序履行公开出让报批程序，在能够通过省建设用地供应动态监管系统报批的前提下，公开出让竞买对象仅限于环城村村民等。此后，经各方协商同意，此地块委托国土局进行定向挂牌出让，办理出让手续，定向对象为原投标中标的地基买受方，由国土局挂牌公示。2015年1月5日，经环城村委会村民代表表决，决定：以原告名义向银行贷款，所筹资金帮助董长春等几户到土地部门进行挂牌，挂牌后出让金返回归还予原告，挂牌后17间建设费用由被告自行负责，原告不再负责投入，原、被告双方到公证处进行公证，被告房屋建成后出售时，所得的购房款先支付原告所垫资金及利息和之前欠原告的地基款（为2600万元），并必须在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后两年内付清所有地基款。2015年3月4日，环城村召开村两委会议，议定被告保证金由村垫付，其他几间由业主自己支付，被告名下的17间由村委员即本案第三人董金林、叶玉钗、董服相三人报名挂牌。同年3月10日，环城村再次召开村两委会议，议定被告董长春指定的另外五个人报四间，村里替被告的报名费不够由村里出面向社会先借款，利息由被告付。2015年3月14日，原告指派的第三人董服相、叶玉钗、董金林代被告与其他购地户共20人达成《联合竞买协议书》，竞买36间地基的国有建设用地所有权，并约定了出资比例和按约定比例取得中买土地使用权等内容。20人挂牌竞买36间地基的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中标后，于3月27日与玉环县国土资源局订立一份《国有建设使用权出让合同》，该36间地基共5177平方米以总价3230万元出让给20人。因另需交付契税96.9万元、印花税1.615万元、滞纳金233元，共计3328.5383万元，后玉环县国土资源局按政策将部分出让金返回，平均每间地基返回57.737万元，原告按约定将返回款退还给各业主或直接抵扣原拍卖中标的地基转让款。36间地基分配后，第三人董金林、董服相、叶玉钗以各自的名义代持了被告的13间地基。此后，被告进行了投资建设，至2016年下半年建成完工，期间原告替被告代付规费65.6638万元。2016年12月2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经结算，达成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受让第二条约定的17间地基应当向甲方支付款项47300000元，现乙方己付甲方21300000元，乙方未支付款项为26000000元，甲方为乙方代付土地出让金及手续费等费用合计为5962835元，本项代付费用154300元（计算至2015年5月22日），合计6117135元，以上二项费用合计乙方应支付给甲方32117136元；第五条：甲、乙双方经结算，乙方共计欠甲方的购地款及出让金为32220256元（结算至5月31日止，具体见附件），乙方所欠32220256元从2015年5月31日按月利率1%向甲方支付利息，第一次利息支付时间为2017年6月1日，以后的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支付时间为每年的6月1日；第六条：17间房屋建造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对外出售房屋所得款，其中70%用于归还乙方欠甲方的欠款，30%给予乙方付其工程款及其他费用，若70%的比例未达到付清乙方欠甲方的欠款，则相应提高至付清所欠甲方的欠款的比例，在2018年12月31日前乙方未付清所欠甲方欠款，甲方有权将登记在甲方社员的名下房产对外出售来结清剩余欠款，乙方在付清甲方的欠款后，甲方无条件负责将甲方登记在社员名下的13间产权全部过户到乙方名下，过户的费用由乙方负责，若违约应赔偿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第七条：乙方对外销售房产应将购房款付至登记在甲方社员名下指定的帐户，甲方对房屋销售款中的70%应从甲方社员名下的帐户中扣除，另30%应返还给乙方支付工程款及材料款。2017年1月份，上述13间地基上所建的全部房屋，均以原告指派的本案第三人董金林、董服相、叶玉钗三人分别申报登记办理了不动产权属证书，其中登记在第三人董服相名下11套不动产【产权证号：浙（2017）玉环县不动产权证第0001952、0001958、0001959、0001960、0001961、0001962、0001963、0001964、0001965、0001966、0001967】，登记在第三人董金林名下11套不动产【产权证号：浙（2017）玉环县不动产权证第0002091、0002092、0002093、0002094、0002095、0002096、0002097、0002098、0002099、0002100、0002189号】，登记在第三人叶玉钗名下11套不动产【产权证号：浙（2017）玉环县不动产权证第0001919、0001920、0001921、0001922、0001923、0001924、0001925、0001926、0001927、0001928、0002068号】，共33套不动产。《合作协议书》达成后至今，被告未自行出售涉案房产，2018年12月31日到期后至今，被告对该协议书项下结算的欠款本金及利息分文未付。2017年12月4日，被告以原告与案外人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民委员会为共同被告，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之诉，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12月2日订立的《合作协议书》中的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等条款无效和之前已订立的作为《合作协议书》基础和延续的系列协议无效；后变更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登记在原告指派的第三人董金林、叶玉钗、董服相名下各11套不动产归被告所有，并判决第三人协助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案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该院作出（2018）浙1021民初5164号民事判决、驳回被告诉讼请求；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10民终26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不服该判决，于2019年8月5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9）浙民申2945号民事裁定，驳回了被告的再审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是否向被告交付了17间地基以及被告尚欠原告欠款的金额；二、原告对出售涉案33间房产是否具有优先受偿权。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涉案的17间地基是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出让，参与挂牌竞买的20人于2015年3月27日与玉环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涉案房屋建成之后原被告于2016年12月2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对被告所欠原告地基转让款等款项进行结算，且《合作协议书》载明被告已取得17间地基的使用权，如果原告未向被告交付涉案17间地基就对上述款项进行结算不符合常理，况且被告于2017年12月4日向该院起诉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村民委员会、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就将该份《合作协议书》作为证据向该院提供，《合作协议书》的主文连同附件部分加盖了原告的骑缝章，由此可见，被告在签订《合作协议书》时就已对附件部分进行了确认才签订了该协议书，并且该协议书的第五条约定双方结算的具体金额是根据附件计算而得出。否则，如果该协议书是原告作为证据提供的，就有可能是签订后再形成的附件未经被告确认。故，被告当庭辩称原告仅向被告交付了13间地基及《合作协议书》的附件部分未经其确认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根据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的（2019）浙10民终266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因此，原告应履行《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偿付原告欠款32220256元及相应的利息。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让与担保成立的前提是债务人需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涉案的13间地基在进行挂牌时，仨第三人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挂牌，房屋建造完毕之后，所有权直接登记于仨第三人名下，虽然被告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完毕后可以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但在本案审理完毕之前，涉案房产都未曾登记在被告名下过，被告至始至终对涉案房产不享有所有权，更谈不上将涉案房产所有权转让至债权人名下，故本案并不构成让与担保，原告基于让与担保主张对出售涉案房产享有优先权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庭审中，第三人认可其三人持有涉案房产系履行职务所致，实际权利归属于原告，现被告逾期未支付原告相关款项，原告可基于《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主张继续履行，即要求出售涉案房产以清偿被告的债务。因此，原告主张对第三人名下的33套房产拍卖、变卖或折价后所得的价款清偿涉案债务，符合合同约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董长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欠款32220256元，利息17721141元，合计人民币49941397元；并以32220256元为基数，继续按月利率1%计算支付利息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若被告董长春未履行上述付款义务的，则原告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有权就坐落于玉环市××街道××路登记于第三人董服相名下的11套不动产【产权证号：浙（2017）玉环县不动产权证第0001952、0001958、0001959、0001960、0001961、0001962、0001963、0001964、0001965、0001966、0001967】，登记于第三人董金林名下的11套不动产【产权证号：浙（2017）玉环县不动产权证第0002091、0002092、0002093、0002094、0002095、0002096、0002097、0002098、0002099、0002100、0002189号】，登记于第三人叶玉钗名下的11套不动产【产权证号：浙（2017）玉环县不动产权证第0001919、0001920、0001921、0001922、0001923、0001924、0001925、0001926、0001927、0001928、0002068号】，共计33套不动产，折价或拍卖、变卖后所得的价款清偿上述债务本息；三、驳回原告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1507元，减半收取145753.5元，由被告董长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约定的“在2018年12月31日前乙方（被上诉人）未付清所欠甲方（上诉人）欠款，甲方有权将登记在甲方社员的名下房产对外出售来结清剩余欠款”的内容，是否属于担保条款，是否构成让与担保。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条款文意看，该条款约定的是在被上诉人董长春无力付清欠款时，上诉人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有权就其出资建造的房产出售以进行清偿，并未约定担保事项，也未约定在案涉债务届期无法偿还时，上诉人对房产的出售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上诉人主张该条款属于担保条款，缺乏依据。其次，构成让与担保，必须是债务人将其所有的财产作为担保标的物转让至债权人名下。而本案中，案涉的33间房产自始登记在三个原审第三人名下，被上诉人董长春至今尚未取得房产的所有权；并且，让与担保是否具有物权效力，应以是否已按照物权公示原则进行公示作为核心判断标准。案涉的33间房产自始登记在三个原审第三人名下，并未登记在上诉人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名下，故从物权公示的角度，上诉人也未取得让与担保物权。因此，上诉人关于本案涉案担保条款系典型的让与担保，其有权对案涉房产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1507元，由上诉人玉环市玉城街道环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邬卫国 审判员  胡精华 审判员  阮丹军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严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