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赣民申108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曾治国，男，197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东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一峰，北京德和衡（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豪，北京德和衡（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沙湾县棉花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县城广场西路**。法定代表人：兰生军，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詹贵祥，男，1963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崇仁县。再审申请人曾治国因与被申请人詹贵祥、沙湾县棉花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湾棉花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0民终1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曾治国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两审判决均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原审判决仅从欠条形式出发，没有从实质上和根本上来分析，教条地作出了认定。出具欠条基础法律关系仍然离不开加工合同的事实，尽管加工合同是被申请人詹贵祥以秦棉分公司的名义后来补签，且未加盖公章，这仅在形式上有所欠缺，但是加工棉花的事实是客观真实的，关键在于申请人到底是在为谁加工棉花？只有把经营者和受益人审清查明，才能作出正确的判决结果。2、本案虽经两审审判，但是没有任何相关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被申请人詹贵祥是申请人加工棉花的实际经营者，相反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却是实际经营者和直接受益人，理所当然地应当支付申请人的加工费。即使两被申请人之间有何内部约定，也不影响申请人作为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具有明显过错，也应当与被申请人詹贵祥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詹贵祥是沙湾棉花公司所隶属的秦棉分公司（收购站）的业务负责人，已履职多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申请人带领20多名工人在沙湾棉花公司为其加工棉花多年，申请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被申请人詹贵祥的管理行为和出具欠条的行为都是代表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的职务行为，何况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也是申请人加工皮棉的直接受益人。虽然该欠条是以被申请人詹贵祥个人名义出具，但是从欠款事由上和《加工合同》中明显可见是棉花加工费，并非被申请人詹贵祥的其他个人债务，故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应对被申请人詹贵祥出具的棉花加工费的债务负有清偿责任。4、涉案秦棉分公司（收购站）隶属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人、财、物均归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管理，如果不是经过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的允许和指派，被申请人詹贵祥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在那里行使经营管理权？何况秦棉分公司的经营负责人并非被申请人詹贵祥一人，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的出庭人员当庭认可还派遣了其他几名负责人，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无疑是秦棉分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尽管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空口抵赖欠申请人加工费与自己无关，但是被申请人詹贵祥在其经营管理的场所行使管理权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被申请人詹贵祥到底是何种身份？被申请人詹贵祥在原一审庭审中辩称与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是劳动关系，自己是职务行为。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应该根据双方的举证义务和举证能力进行合理分配，本案申请人已就棉花加工和拖欠棉花加工费的事实依法承担举证责任，申请人已经完成了举证义务。本案两被申请人是何种法律关系，两被申请人都负有举证义务，并非仅凭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的单方认可与否来草率认定。根据相关事实和证据线索表明，本案被申请人沙湾棉花公司手中应掌握有涉案棉花加工经营的账目、银行流水、以及出资情况、加工销售数量、销售后的资金回笼、款项支付情况方面的具体数据，能够提供此类证据而拒不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依法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三、本案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二审法院并未向申请人书面送达开庭传票和举证通知书，电子送达的开庭传票上也并非正式通知申请人开庭，传唤事由是“庭询”，申请人在庭询后认为两被申请人仍然故意隐瞒了本案的关键证据，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清，二审法院也未对此引起重视，故而申请二审法院依法调取，二审法院以申请日期已过举证期限，不予支持明显不当。因为这本就是两被申请人应依法承担的举证义务，一二审法院均未对皮棉的实际经营者及两被申请人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并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要求各方依法举证。申请人在本案两审法院对这些严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的关键证据，既不要求举证义务人依法承担举证责任，也不依职权予以调查取证的情况下，才依法提出取证申请，合理合法。二审法院不予支持，违反了法定程序。曾治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0民终1031号民事判决和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2019）赣1024民初43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原审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申请人承担。沙湾棉花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沙湾棉花公司并非本案的合同相对方。本案的案由是加工合同纠纷，而申请人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合同的相对方只能有一个，即被申请人詹贵祥，因为申请人在一审提交了仅有詹贵祥签字的《棉花加工合同》和《欠条》，所以沙湾棉花公司并非本案的合同相对方。二、被申请人旗下的秦棉分公司及头坪村收购站均有相关印章，詹贵祥并非负责人。被申请人旗下的秦棉分公司及头坪村收购站均为独立的分支机构，均有相关印章，答辩人在一审时已提交相关公章及业务章。而申请人一审提交的《棉花加工合同》和《欠条》上并未加盖被上诉人印章。一二审庭审过程中均查明詹贵祥并非答辩人秦棉分公司及头坪村收购站的负责人，其与沙湾棉花公司之间也无劳动合同关系。三、一二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正确。依据民诉法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十三条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作为合同相对方，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詹贵祥系履行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要求沙湾棉花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申请人即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申请人认为一二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正确的。且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申请人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詹贵祥履行的系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詹贵祥在本案中不构成表见代理。构成表见代理须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存在外表授权，即存在有代理权授予的外观，代理行为外在表现上有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无权代理人以前曾经被授予代理权，或者当时拥有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的代理权，或者根据交易习惯行为人的行为外表表明其有代理权，均可构成外表授权。其二，相对人对行为人有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相对人对外表授权的信赖是否合理，应当以是否有正当理由作为判断标准。所以，表见代理行为人与相对人形成合同关系当时，要依据一定事实证据形成客观表象致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而本案申请人并未提供当时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其在第一次向崇仁县法院诉讼时就一直认定是与詹贵祥发生的业务关系，双方和解后申请人撤诉结案。所以，申请人在与被申请人詹贵祥发生业务关系时，并不认为詹贵祥系被申请人的代理人，而是认定其与詹贵祥个人之间形成的合同关系。五、申请人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申请人与詹贵祥签订的《棉花加工合同》时间是2017年1月13日，詹贵祥欠条出具的时间是2017年1月15日，金额为120万元，且为加工费。这两份证据的出具时间仅相隔两天，数据较大，所以被申请人认为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詹贵祥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即沙湾棉花公司应否承担本案清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规定，詹贵祥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一，本案的《棉花加工合同》，沙湾棉花公司并未在该合同中盖章。一审庭审中沙湾棉花公司称，分公司签订合同均须加盖公章，且沙湾棉花公司在原审中已提交样章。合同金额高达120万元，但作为法人的沙湾棉花公司却并未在合同中加盖公章，明显不符合一般交易常理。第二，曾治国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欠条，但该欠条落款人为詹贵祥。从该欠条可知，曾治国与詹贵祥之间具有债权债务关系，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沙湾棉花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第三，曾治国在2018年起诉时也称“詹贵祥租用沙湾县棉花产业有限公司秦棉分公司场地收购棉花”。故申请人以詹贵祥工作地点在沙湾棉花公司为由，主张构成表见代理，不足以达到民事诉讼意义上的高度盖然性。詹贵祥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沙湾棉花公司不承担12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清偿责任。二、关于本案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此可见，举证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形只能是法律规定，而并非是申请人所称的“应该根据双方的举证义务和举证能力进行合理分配”。同时，申请人主张詹贵祥拥有代理权或履行职务，属于法律关系存在的基本事实，本身便属于申请人的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三、关于原审法院是否存在应当收集而未收集证据的问题。2019年10月15日，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曾治国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通知书》明确告知其提交证据应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逾期提交，将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曾治国于2019年11月4日才向抚州中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且并未说明逾期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故原审法院不予准许该项申请并无不当。综上，曾治国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曾治国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田甘霖审判员  邓名兴审判员  万细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张伟书记员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