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43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忠元，男，汉族，1965年11月16日出生，现住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月伟，湖北金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聚召，男，汉族，1991年11月1日出生，现住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婕，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忠元因与被上诉人魏聚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481民初1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忠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月伟与被上诉人魏聚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婕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忠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魏聚召向吴忠元返还21万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魏聚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有误。1.一审 2 《民事判决书》认定“2020年6月份，柳瑞锋以及魏聚召将上述债权转让通知给债务人刘晴”。本案魏聚召提供了向电话号码“135××××9076”发送了短信（债权转让通知，落款时间是2020年6月9日）的截图，因为没有刘晴的回复短信，那么当时刘晴是否还在使用这个号码，即债权转让通知是否送达债务人，魏聚召并没有证明。此外，魏聚召还提供了《运单详情》，但并没有提供邮寄底单，也没有提供书面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故是否是寄送给刘晴，以及寄送的材料是否是《债权转让通知书》，魏聚召也未证明。而且，运单详情所显示的投递记录，只是显示快递已签收，是否是刘晴签收，也无法知晓。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魏聚召已将债权转让通知了债务人刘晴，属主观推测，无事实依据。2.一审《民事判决书》认定“2019年6月22日，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狮子楼派出所扣押了质押物鄂Ａ×××××汽车1辆”。这句关于质押车辆被扣押的事实认定，并不全面，吴忠元提供的《扣押决定书》清晰载明，车辆是因为洪山区公安分局在侦查“刘晴车辆被盗”案中扣押的，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部分未载明车辆被扣押的原因（即刘睛车辆被盗），这是案件的关键事实。二、一审判决法律关系认定不清。一审庭审中，吴忠元提交了魏聚召交给其的《以物抵债协议》和《二手车交易合同书》，该两份材料是由刘晴以抵债人、出售方的名义签署的，而受让方、购买方处为空白，这一事实在一审判决书中已认定。但是对于吴忠元主张的本案车辆具有买卖的性质，一审判决在分析时，并未对 3 《以物抵债协议》和《二手车交易合同书》进行分析，也未对吴忠元的该主张做出回应。显然，一审法院刻意回避案件焦点问题，模糊法律关系，存在法律关系认定不清的严重情形。事实上，本案名为债权转让实为车辆买卖。1.魏聚召从柳瑞锋处获得车辆及刘晴签署的《以物抵债协议》和《二手车交易合同书》原件时，在形式上魏聚召即获得了车辆的所有权，吴忠元基于此相信魏聚召可以处分车辆，魏聚召实际上也将由刘晴签署的受让人处空白的《以物抵债协议》和《二手车交易合同书》原件交给了吴忠元。其中《以物抵债协议》约定债务人刘晴将设定抵押权的抵押物（即奔驰车辆）抵债过户给债权人，该意思明确，即以车辆抵偿债务；而《二手车交易合同书》约定刘晴将奔驰车按照15万元出售，该合同买受人处空白。在本案吴忠元受让本案债权之前，魏聚召持有该两份合同原件和车辆，故魏聚召是车辆的买方，魏聚召向吴忠元交付车辆和《二手车交易合同书》原件，就是魏聚召将车辆再次转售给吴忠元。因此，魏聚召以以物抵债和二手车买卖的形式，将车转售给吴忠元，也即本案具有车辆买卖关系。2.事实上，吴忠元与魏聚召就车辆的转让都有买卖的意思，而非仅仅债权转让。刘晴出具的《借据》载明借款金额只有15万元，而且《借据》没有约定利息，魏聚召在转让债权时，也将该《借据》交给了吴忠元（即吴忠元在受让债权时知晓债权的数额为15万元）。根据常识就可以知道，受让债权的对价都是低于债权金额（因为债权能否实现有风险、而且需要有费用），本案债权只有15万 4 元，而吴忠元却愿意花费21万元的对价受让债权，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车辆所有权。再结合前述的《以物抵债协议》和《二手车交易合同书》，显然本案有车辆买卖的性质。3.从魏聚召提供的所谓的债权转让通知看，其主张的时间都是2020年6月份，也即在吴忠元提起诉讼之后，而本案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时间是2019年4月2日，魏聚召为何在诉讼过程中，而非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时就向刘晴发债权转让通知，显然，魏聚召也是以车辆买卖来对待这次交易的，只是为了诉讼（诉讼策略），才在诉讼过程中通知债务人，制造债权转让的假象，此种事后通知并不能推翻之前魏聚召出售车辆的真实意思。三、本案已达到合同解除的条件。《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魏聚召享有真实合法的债权及相应的车辆质押权。第一条约定，魏聚召对刘晴享有的所有权利全部转让给吴忠元，包括债权本金以及对车牌号为鄂Ａ×××××的车辆质押权。第二条第3款约定，吴忠元有权在支付对价后要求魏聚召交付所有债权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文本及质押车辆。因此，吴忠元支付的21万元对价不仅包括刘晴的15万元债权，而且还包括车辆质押权、合同文本。第三条第1款约定，魏聚召有权实施本协议项下债权转让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事实上，涉案车辆是盗抢车，魏聚召作了虚假承诺，存在违约情形。一般情况下，受让人受让债权时，对债务人的支付能力是知情的，但本案中吴忠元之前对债务人并不认识，对其支付能力并不知晓。因此，作为质押物车辆，是实现债权的重要担保 5 （而且车辆实际上也交付到吴忠元手中了），在这种情况下，其担保效果比债务人的个人偿债能力和信用更要重要，也比一般仅仅办理抵押登记未交付车辆的担保作用大很多。正是考虑到有车辆质押，而且车辆已交付，更兼有刘晴签署的《以物抵债协议》和《二手车交易合同书》，所以吴忠元才跟魏聚召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因此，车辆质押权以及《以物抵债协议》和《二手车交易合同书》是本次债权转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质押车辆是盗抢车，被公安局扣押，导致：一方面，作为《债权转让协议》的重要合同文件一《以物抵债协议》和《二手车交易合同书》的标的物灭失，吴忠元对车辆的所有权灭失，因此魏聚召构成了对《以物抵债协议》和《二手车交易合同书》的违反，进而违反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另一方面，吴忠元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获取的车辆质押权丧失。因此，现在车辆被扣押，吴忠元拥有车辆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达到了法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因此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魏聚召返还21万元。四、一审判决逻辑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质押车辆是否系盗抢车，目前无最终结论，转让人是否明知存在此种情况也无证据证明，因此目前吴忠元要求魏聚召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显然，一审法院罔顾事实、无视法律。1.魏聚召作为车辆的转让人，当然应该保证其对车辆有合法所有权（处分权），如果不保证合法的所有权，那么何以将车辆以及《以物抵债协议》和《二手车交易合同书》交给吴忠元（难道一开始就是为了诈骗吴忠元），而且 6 魏聚召也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中作出了承诺，这就是事实依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也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审未适用该法条），这就是法律依据。也就是说，魏聚召始终有义务保证车辆是合法的，且保证其享有所有权和处分权的，与其之前是否明知是盗抢车无关（区别于侵权责任，合同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即便主观上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违约责任），吴忠元也无需证明其是否明知。如果魏聚召是明知，则构成了对吴忠元的合同欺诈；如果不是明知，即其是否受前手欺骗（自己没有尽到合同的审慎注意义务），与吴忠元无关，因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魏聚召仍然应该承担车辆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即便不知晓为盗抢车，亦不能免除其违约责任。《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各方同意，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它义务，致使其它方遭受或发生损害、损失等，违约方须向守约方赔偿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据此，因魏聚召违反了“甲方（魏聚召）对丙方（债务人刘晴）享有真实合法的债权及相应的车辆质押权”，故根据协议约定，吴忠元可以向魏聚召主张损失，本案损失就是吴忠元支付的21万元。五、本案纠纷的正确处理逻辑。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因吴忠元与魏聚召存在合同关系，现在因车辆被扣押，吴忠元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魏聚召返还吴忠元支付的21万元。然后，魏聚召可以根据其与前 7 手柳瑞锋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向柳瑞锋主张损失。柳瑞锋再与刘晴确定涉案车辆的性质和归属。综上，为维护法律的公正和吴忠元的合法权益，望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魏聚召辩称，双方之间为债权转让的合同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及合同法中有关债权转让、动产质押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审庭审中，双方均提交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均认可双方的关系为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同时，在庭审中及吴忠元上诉状中均承认，魏聚召将债务人刘晴出具的借条原件交付给吴忠元。吴忠元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与魏聚召签订合同时能够清楚地认识签订的是《债权转让协议书》同时也明确知晓刘睛的债权是真实存在的。魏聚召并未承诺过对于该涉案车辆享有所有权。至于吴忠元上诉状中提到的其“购买”该债权的目的是获取车辆所有权是其内心所想，并非魏聚召理应知晓及合同明确约定的内容。在转移占有该车辆后，吴忠元也并未向魏聚召主张过车辆过户及交付车辆登记证书，也并不符合其所主张的是取得所有权的目的。吴忠元在上诉状中提到的《以物抵债协议》、《二手车交易合同书》中缺少合同相对方的签字，吴忠元主张前述合同的相对方是魏聚召，并据此主张魏聚召是车辆买受人缺乏证据证明，纯属主观臆断。同时，对于吴忠元提到的转让债权的价格超出了债权本身，合同法对于债权转让的价格是应该高于还是低于债权本身的数额并没有法律禁止性的规定，虽然受让债权为15万元，但是若吴忠元为占 8 有使用该车辆而支付超过其受让债权数额的金额也并非不合情理。因此，对于债权转让的价格符合合同法意思自治的法律精神即可，该理由不能成为认定其双方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的合理解释。回归本案的起因是作为质押物的车辆被派出所以涉嫌盗抢被扣押，但派出所至今未有处理结论。吴忠元对主张车辆确实是被盗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魏聚召与柳瑞锋签订的也是债权转让合同，在魏聚召取得该车占有的时候也并非有取得所有权的主观意愿。因此再次将该债权转让给吴忠元时并未主张享有该车的所有权，其转让的就是债权及该车辆的动产质权。至于债务人刘晴明知存在实际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仍以车辆被盗为由报案是出于什么目的不得而知。但是该债权凭证原件仍在吴忠元手中，其可以向公安部门提交主张该车辆的合法占有。综上所述，双方为债权转让关系，出让人已经向债务人通知债权转让事实，吴忠元应向债务人刘晴主张其债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维护魏聚召的合法权益。 吴忠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魏聚召向吴忠元返还21万元；2.诉讼费用由魏聚召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27日，柳瑞锋将对债务人刘晴借款15万元的本息等债权及对鄂Ａ×××××汽车1辆的质权转让给魏聚召，魏聚召以17万元受让该权利，同时柳瑞锋将刘晴签署的无受让方的以物抵债协议和二手车交易合同交与魏聚召。2019年4月2日，魏聚召将上述债权及质权和相关文书 9 转让给吴忠元，吴忠元以21万元受让该权利和相关文书。2020年6月份，柳瑞锋及魏聚召将上述债权转让通知给债务人刘晴。2019年6月22日，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狮子楼派出所扣押了质押物鄂Ａ×××××汽车1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债权转让合同中的质押物被扣押，是否符合解除债权转让合同的条件以及债权转让人是否应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吴忠元以不能实现其合同目的的理由，请求解除与魏聚召的债权转让合同。本案中，魏聚召转让的债权是基于债务人刘晴的借款本息和质押汽车1辆，吴忠元对于受让的刘晴的借款本息的债权未提出异议，且吴忠元留有该借款的凭证，吴忠元仍可向刘晴主张债权，吴忠元的合同目的仍可以实现。关于该债权转让合同中的质押物被扣押，转让人应否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问题。质押车辆是否系盗抢，目前无最终结论，转让人是否明知存在此种情况也无证据证明，因此目前吴忠元要求魏聚召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忠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50元，减半收取2225元，由吴忠元承担。 本院二审经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综合认证，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进一步查明：2019年6月22日，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狮子楼派出所向吴忠元出具洪公（狮） 10 扣字［2019］0417号《扣押决定书》，该扣押决定书显示“我局在侦查刘晴汽车被盗案件中发现你持有的下列财物、文件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现决定扣押：1.小轿车壹辆鄂Ａ×××××”。 本院认为，根据吴忠元的上诉理由及魏聚召的答辩意见，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为：第一、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履行通知义务问题。本院认为，从魏聚召于一、二审提交的短信记录、邮件运单详情、电话视频记录等证据显示，魏聚召已就案涉债权转让向债务人刘晴履行了通知义务，尽管案涉债权转让的时间为2019年4月份而通知的时间为2020年6月份，但不影响已经通知的客观事实，故魏聚召履行了案涉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第二、本案真实法律关系是债权转让还是车辆买卖问题。本院认为，从债务人刘晴同时出具《借据》及相对方为空白的《二手车交易合同》、《以物抵债协议》、《汽车质押借款合同》可以看出，案涉车辆实质上系刘晴为其借款向债权人提供质押担保，本案债权转让应为债权及其下的质押权、车辆使用权等一并转让。第三、本案是否符合合同解除条件问题。本院认为，从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及其《二手车交易合同》、《以物抵债协议》、《汽车质押借款合同》等内容可以看出，案涉车辆质押权的存在是本案债权转让合同成立的基础，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吴忠元向魏聚召支付债权转让款21万元，魏聚召向吴忠元转让案涉债权，并 11 向吴忠元交付设定有质押权的案涉车辆作为吴忠元受让债权的保障，魏聚召应保证案涉车辆的质押权不存在瑕疵，现案涉车辆被公安机关以“刘晴汽车被盗案件”为由扣押，导致吴忠元受让的债权已无质押权保障，吴忠元与魏聚召签订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吴忠元称本案符合合同解除条件的上诉主张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吴忠元主张魏聚召向吴忠元返还21万元债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至于魏聚召的损失，其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吴忠元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武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481民初1534号民事判决； 二、魏聚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吴忠元21万元，同时吴忠元返还魏聚召案涉的债权凭证《借据》及《以物抵债协议》、《二手车交易合同书》、《汽车质押借款合同》等相关手续原件。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减半收取2225元；二审案件受 12 理费4450元，均由被上诉人魏聚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琪 审判员 赵建平 审判员 贾梅录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孙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