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28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顺喜，男，1954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兖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凌霄，山东邦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济宁市兖州区裕发液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宁市兖州区新世纪路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2765785057G。法定代表人：陶玉发，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攀，山东佑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峥，山东佑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兖州泰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宁市兖州区吕公堂小区**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70800400000974。法定代表人：宋道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章，山东众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鹏，山东众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顺喜、济宁市兖州区裕发液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兖州泰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力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2民初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顺喜上诉请求：1、撤销(2019)鲁0812民初954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兖州泰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泰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认定案由错误。一审过程中，裕发公司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本案诉讼的，裕发公司申请参加诉讼的理由是认为涉案被征收补偿物系泰力公司在2008年3月份已转让给裕发公司，裕发公司才是被补偿人。但一审法院无论在审理中还是在判决中，没有将裕发公司的主体地位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裕发公司不是王顺喜与泰力公司租赁合同的主体，裕发公司依法无权利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同时，诉讼过程中，裕发公司没有具体诉求，泰力公司也没有认可已将自己的资产转让给裕发公司，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将187320元的补偿款给付裕发公司，系判非诉请。故一审程序违法，认定案由为租赁合同纠纷错误。二、一审认定下列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上诉人与泰力公司的租赁合同实际履行期间自2003年元月至2008年3月错误。双方的租赁合同期满日为2006年3月1日，合同期满后，泰力公司没有续租，更没有实际经营。如一审认定期满后视为不定期租赁，那么泰力公司应提供不定期租赁期间交纳租金并实际经营的事实，在泰力公司没有提供合法证据证实不定期租赁到2008年3月份的前提下，一审认定不定期的租赁纯属主观臆断。2、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泰力公司有证据证明房屋及附属设施征收勘估表中第33、37、38、39号房屋及附属物第(15)、(16)、(18)号为泰力公司所建的事实错误。(1)泰力公司的起诉书中，基本的诉讼请求并不明确具体(征收补偿价款约77万元)，诉讼过程中，泰力公司变更诉求为964420元。泰力公司的该诉求依据的是征收部门与上诉人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征收勘估表中的补偿价格，这一事实说明泰力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被征收补偿物的权属及价格，因该勘估明细表已注明被征收人为上诉人，而非泰力公司。(2)泰力公司证明上述被征收物属自己所建的唯一证据就是证人证言，而泰力公司的全部证人证言均无可采信性，因为全部证人出庭时均手持出庭前泰力公司代理人已标注明确的勘估表作证进行了虚假陈述，这一事实被当庭揭穿。尤其值得说明的是，泰力公司负责基建的胡某、左某的证言中，均声称泰力公司建设了包括配电室在内的多处建筑，但不可否认的事实为，上诉人提供的房屋产权证中，配电室在2000年出租前已确权，足以说明泰力公司的证人证言虚假。对泰力公司证人证言的效力，上诉人一审质证时明确提出了异议，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却没有论证，在对证人训诫、罚款的情况下仍对证人证言盲目采信。(3)上诉人有证据证实一审判决中认定的系泰力公司所建的房屋及附属设施系上诉人出租前所建。因双方的租赁合同已约定相关内容，上诉人在一审中无须举证，但却被一审法官认定为没有证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泰力公司的租赁合同，早在2006年3月1日期满。合同中没有约定结算和清理条款。租赁合同期满后，泰力公司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将租赁物交还给了上诉人，三年后，上诉人又另行将租赁物出租给了陶玉发。故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三十六条进行判决没有事实依据，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四、值得说明的是，如一审判决确认的建筑物系泰力公司在合同期间所建，在合同期满时，泰力公司应该依合同清理。在2008年上诉人将该厂院出租给裕发公司陶玉发时，泰力公司也应该主张权利。同样，在2018年被征收时，泰力公司亦没主张被征收补偿权，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泰力公司的诉讼系捏造事实。租赁合同履行期间，被上诉人泰力公司没有改建、扩建及增建设施。泰力公司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结合《租赁合同》第3条、第4条，合同本意为在约定三年租期(2003年3月1日至2006年3月1日期间)内，每年租金为3万元，三年期满后，每年租金增加到4万元，因此《租赁合同》并非上诉人王顺喜所称“三年定期租赁合同”；并且即使合同为定期租赁合同，租赁期满，泰力公司继续使用租赁物至2008年3月，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认定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变更为不定期租赁也没有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第33号、37号、38号、39号房屋及附属物(15)号、(16)号、(18)号为泰力公司所建，并非仅是依据证人证言做出的认定。上诉人王顺喜与泰力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附件兖城字第××号房权证，证明了证载之外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均非上诉人所有，为《租赁合同》订立后的新增物。一审现场勘验见到的与建筑物混成一体的泰力公司标识“TAILI”(即泰力全拼)有力的宣示了上诉人的物权，勘验中第三人裕发公司明确认可第33号、37号、38号、39号房屋及附属物(15)号、(16)号、(18)号为泰力公司所建，在当事人陈述证据中形成了“二比一”的盖然性优势。多位证人出庭亦作证证明了泰力公司的主张，因此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不仅有证人证言，更有物证(争议建筑物自身)、书证、视听资料、勘验笔录、当事人陈述为依据。对于上诉人所言“配电室”系泰力公司主张的第43号建筑，第43号建筑在《房地产征收估价分户报告》中的《评估明细表》、《房屋及附属设施勘测表》中记载的实测面积为34.83平方米，在《房屋及附属设施勘测表》中记载“证载面积33平方米”，但对照《房地产征收估价分户报告》所附兖城字第××号房权证、兖城字第30××78号房权证，在两份房权证证载内容中都没有“证载面积33平方米”的建筑，故《房屋及附属设施勘测表》中对于第43号建筑的记载并不属实，实际是无证可依。综上，一审判决作出的事实认定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四、《租赁合同》第4条“如遇上级规划拆迁，双方必须服从，地面，地面以上设施属甲方人王顺喜)的归甲方、属乙方(泰力公司)的归乙方”的约定，即是合同双方关于增设物的处置条款也是泰力公司向上诉人主张“征收补偿款”的合同依据。综上，上诉人上诉无理，请第二审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裕发公司辩称，根据王顺喜与我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附件（涉案租赁物的平面示意图），王顺喜只应享有7502.06平米补偿。其余拆迁补偿应由第三人享有，涉案拆迁补偿标的物处理王顺喜租赁给我方7502.06平米的建筑面积外，其他建筑及附属设施一部分是向泰力公司购买，一部分自建。裕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兖州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2民初9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由上诉人享有第一项房屋征收补偿款744904元；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本案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没有保障上诉人的诉权。上诉人作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法院没有依职权及时通知上诉人参与诉讼。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开过两次庭后得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才主动申请参与诉讼。上诉人没有机会质证本案出庭证人胡某关键案情，导致上诉人无法核实胡某收取上诉人购买涉案房屋款是代表泰力公司的职务行为，才使得一审法院偏听偏信作出错误判决。二、上诉人已购得房屋及附属设施勘察表中第33、37、38、39号房屋及第(15)、(16)、(18)附属物，应享有涉案房屋的全部拆迁补偿款。上诉人在二被上诉人终止租赁合同后，于2008年4月与王顺喜签订了书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签订之前泰力公司想让王顺喜购买在其租赁期间自建的涉案房屋，王顺喜则要求泰力公司拆除。在泰力公司拆除掉其中两个房顶时(上诉人购买后又出钱出力将拆除掉的房顶修正妥当)，上诉人向泰力公司的副总胡某支付了20万元的购房款购得了涉案房屋。综上，本案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没有保障上诉人的诉权；上诉人已购得涉案房屋，应享有涉案房屋的全部拆迁补偿款，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公正裁判。泰力公司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二、上诉人购买被拆迁资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为两份由自然人胡某、吴某签字的《证明》，两份《证明》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被采信为被拆迁资产财产权转让给上诉人的依据。理由为：1、胡某、吴某都不是泰力公司的代理人，无权代表泰力公司处置固定资产，胡某、吴某作出的处置行为当然不对泰力公司产生效力。2、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对证据种类的规定，两份《证明》为证人证言类证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两位证人在一审出庭作证中均否认《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证明》不能采信。3、泰力公司歇业后，两位证人即转而成为裕发公司的职工，《证明》形成时间在证人为上诉人帮工期间，制作《证明》时证人与上诉人具有劳动(人身)隶属关系，与泰力公司却没有了任何职责、职务上的关系，关系的转变不仅能证明证人无权处置泰力公司资产，还能证明两份《证明》的内容根本不可信。并且证人吴某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控制人陶玉发之间具有亲戚关系，即使是上诉人的亲戚，该证人也否认了《证明》的真实性，与另一证人胡某一起否认买卖泰力公司资产和收受上诉人价款的真实性。上诉理由没有任何证据支持。4、上诉人的陈述不符合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按上诉人的说法，泰力公司歇业时王顺喜要求泰力公司拆除增设物，并且泰力公司业已按要求实施了两个房顶的拆除行为，此情形如果属实，上诉人完全可以零代价或者索要报酬的方式取得案涉资产，何需付出20万元价款。5、上诉陈述已然表明了上诉人已从一审判决中获取了不应获得的补偿款。更换房顶的两个建筑物是泰力公司所主张的第40号、第44号建筑物，泰力公司在一审中提交过房顶更换前的照片予以证明，其中第40号建筑物上诉人在勘验笔录中也自认是泰力公司所建，一审判决仅因《房屋及附属设施勘测表》中备注有“陶”字样，就将两处建筑物的补偿款全部判归上诉人所有，已然照顾了上诉人利益。综上，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王顺喜辩称，一审中裕发公司是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裕发公司申请参加诉讼的理由是认为涉案被征收补偿物系泰力公司在2008年3月转让给裕发公司，裕发公司才是被补偿人。但一审法院无论在庭审中还是在判决中，没有将裕发公司的主体地位列为有独立请求的第三人。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裕发公司不是王顺喜与泰力公司租赁合同的主体，且裕发公司也不是王顺喜与陶玉发房屋院落租赁的主体，虽然陶玉发系裕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不能证实陶玉发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因为租金的交纳均系以陶玉发个人名义交纳。另外涉案被征收房产勘估丈量时，裕发公司也没有主张被征收物系属于裕发公司所有，而是陶玉发的个人财产，因此裕发公司依法无权利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的诉讼。同时，一审诉讼中，裕发公司没有具体诉求，泰力公司也没有认可已经将自己的资产转让给了裕发公司，因此一审法院判令王顺喜将187320元补偿款给付裕发公司，系判非所请，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王顺喜不向裕发公司支付187320元的补偿款。兖州泰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位于被告住所范围内的面积2714平方米的地上建筑物财产权及征收补偿价款77万元归属原告；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泰力公司为2003年元月批准成立的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宋道弘；被告王顺喜为兖州市永丰方便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已于1999年12月7日注销。2003年元月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宋道弘以公司(乙方)名义与被告王顺喜(甲方，以公司名义，但此时公司已注销)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租用被告车间、厂区一处，租期为三年自2003年3月1日起至2006年3月1日止，租赁期间租金为每年3万元，以后每年租金肆万元。合同第4条约定，乙方在租赁期间，根据生产需要改建、扩建、生产、生活基建设施，必须向甲方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施工，在停止使用时，该扩建的生产、生活基本设施可以作价移交被告，其价格协商面议，如遇上级规划拆迁，双方必须服从，地面，地面以上设施属甲方的归甲方方的归乙方。该合同后附有兖城字第××号房权证及房屋平面示意图，房屋建筑面积为2021.19m2。合同签订后，原告即进驻该租赁院落进行施工、生产，并增建部分建筑设施。2008年3月原告泰力公司歇业。2008年4月1日被告王顺喜(甲方)又与第三人裕发公司法定代表人陶玉发(乙方)签订租赁合同，由乙方租用甲方的车间、厂区，租赁期为拾年自2008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1日，租金每年陆万元。合同签订后，双方即履行合同，合同到期后，第三人仍然向被告交纳租金，继续履行合同(第三人已交纳租金至2019年5月1日)，在此期间，原告增建的建筑物亦有第三人使用。2018年10月，兖州区决定实施西护城河片区棚户区改造建设工程，决定对涉案院落建筑物进行拆迁，2018年11月22日济宁京杭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济京估字第20181122-30号房地产征收估价分户报告，该报告中对涉案院落中的房屋及附属设施有详尽的勘测表及评估明细表，其中对有房权证的房屋有明确的记载(证载数量一栏)对属于第三人的房屋及设施注明“陶”。2019年2月3日，征收人济宁市充州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济宁市兖州区鼓楼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人被告王顺喜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征收人须付给被告房屋征收补偿款总额8508352.22元(其中房屋、附属设施及设备拆装搬运费总计7167771元)。原告泰力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其增建的地上建筑物归其所有，补偿款为77万元。庭审中又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补偿款总额为964420元，并主张以下建筑物为其所建，房屋及附属设施勘测表中第33号(北院车间3；596.41m2，价值436572元)、37号(北院北屋前接，24m2，18840元)、38号(北院车间5；158.73m2，99206元)、39号(北院车间6；229.62m2，140068元)、40号(北院车间7；190.92m，110734元，备注中注明：陶)、43号(北院变电室，34.83m2，37616元，证载数量23m2)、44号(北院车间10；125.55m2，76586元，备注中注明：陶)；附属物第(15)号[围墙，13.80m，1104元]、(16)号[水泥地面，1593.14m2，47794元]、(18)号[铁大门，共137.24m2，10979元，原告主张1320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胡某、王某、孔某、左某出庭作证。庭审中，原告泰力公司、被告王顺喜、第三人裕发公司均对济京估字第20181122-30号报告及征收人与被告王顺喜签订的房屋征收货补偿协议无异议。被告王顺喜称原告主张的建筑物均系其所建，第三人裕发公司称第三人认可房屋第33、37.38.39号，附属物第(15)、(16)、(18)号均系原告所建，但原告已卖给了第三人，并向法庭提交了胡某、吴某书写两份证明，证明原告的建筑物、附属物卖给了第三人，并付清了房款，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胡某在出庭作证过程中并未涉及该两份证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的申请，本院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原告为此支出保全申请费4520元。另查明，征收人对被征收人即被告王顺喜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已到位。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泰力公司与王顺喜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法律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承租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具体到本案，原、被告实际履行合同期间为2003年元月至2008年3月，根据原、被告签订合同中的第4条约定，原告在租赁期间增建的房屋及附属物应归原告所有，其相应的拆迁补偿费应由原告获得。有证据证明且原告及第三人均认可房屋及附属设施勘测表中第33、37、38、39号房屋，附件属物第（15）、（16）、（18）号为原告所建，其相应的补偿款为744904（436572+18840+99206+140068+1104+47794+原告主张1320）元。因补偿款已到位，王顺喜应给付原告泰力公司。另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因申请诉讼保全支出的保全费4520元，理由正当，亦应支持。因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济京估字第20181122-30号评估报告，该报告房屋及附属设施勘测表中第40号及第44号房屋注明为陶，第43号房屋注明证载数量，说明第40、44号房屋为第三人裕发公司所建，第43号北院变电室为被告先前所建，并已确权，第40、44号房屋相应的补偿款为187320（110734+76586）元应归第三人所有，第43号房屋补偿款应归被告所有。被告称原告租赁期间没有收到原告增建建筑物的申请，以此推断原告未增建相关设施，其未有证据证明第33、37、38、39号房屋及附属物第（15）、（16）及附属物所称的全部建筑物为其所建，第（18）号的全部大门都为其所建，故所称的全部建筑物都是其所建的答辩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第三裕发公司称，原告所增建的设施已全部卖给了第三人，第三人仅提交胡某、吴某书写的证明，证据不足，其陈述意见，亦不予采纳。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顺喜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兖州泰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房屋征收补偿款744904元；二、被告王顺喜在同期赔偿原告兖州泰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损失4520元；三、房屋及附属设施勘测表中第40、44号房屋归第三人济宁市兖州区裕发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所有，其相应的补偿款187320元由第三人济宁市兖州区裕发液压机械有限公司享有；四、驳回原告兖州泰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第三人济宁市兖州区裕发液压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44元；原告负担3060元，被告负担10384元。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是否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二、涉案争议建筑物补偿款应属哪方所有。关于第一个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本案中，裕发公司认为其对泰力公司与王顺喜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应当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而不是由一审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八条规定，被告提起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决定合并审理的，分别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第二十条规定，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预交。裕发公司未按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对裕发公司的请求不应予以审理。裕发公司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予处理。一审判决超出了当事人请求的范围，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关于第二个焦点，泰力公司主张涉案建筑物为其所建，提供了胡某、王某、孔某、左某证人证言、租赁合同、房权证兖城字第**及胡某、吴某出具的证明等证据；王顺喜主张涉案建筑物是其自建，提供了两份租赁合同、兖州市新兖镇永丰村村委会出具的批复复印件一份及郭洪伟证人证言。经审查本案所有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泰力公司提供的证据即使能够证明其在租赁期间增建了一些建筑物，但根据泰力公司与王顺喜签订的租赁合同第4条“乙方（泰力公司）在租赁期间，根据生产需要改建、扩建、生产、生活基建设施，必须向甲方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方可施工，在停止使用时，该扩建的生产、生活基本设施可以作价移交被告，其价格协商面议，如遇上级规划拆迁，双方必须服从，地面，地面以上设施属甲方的归甲方方的归乙方”之约定，泰力公司亦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在租赁期间增建的建筑物系经过王顺喜同意后施工建设的，泰力公司才能够按照上述约定在停止使用时，就其所增建的建筑物向王顺喜作价移交，争议建筑物移交后应为王顺喜所有，即便争议建筑物未作价移交，泰力公司对王顺喜就争议建筑物的价值仅享有相应的债权，而不享有所有权。另外，关于泰力公司与王顺喜签订的租赁合同第4条，结合双方签订、履行合同的目的及对合同条款的文本解释，应理解为泰力公司在租赁期间如遇上级规划拆迁，地面，地面以上设施属王顺喜的归王顺喜力公司的归泰力公司。一审法院对此合同条款理解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泰力公司实际履行合同期间为2003年元月至2008年3月，该租赁期间内未遇上级拆迁，故泰力公司不能以此条款向王顺喜主张拆迁补偿款,王顺喜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顺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2民初95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兖州泰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44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249元，均由兖州泰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张 芳审判员  史宝磊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