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12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汉贵，男，1971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高邮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强，江苏兴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登海，男，197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邗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伟，江苏石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恒春，男，195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春贵，江苏日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汉贵、韩登海因与被上诉人胡恒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2018)苏1084民初5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汉贵上诉请求：改判胡恒春对本案所涉及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鉴于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原告与被告韩登海除本案讼争的200万元借款外，还确实存在着其他借贷关系，因此原告修改了《担保承诺书》的内容后，违背了被告胡恒春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就修改内容来看，根据一审所查明的事实：刘汉贵对担保承诺书所作的修改有三处，第一处是将“一切相关费用”更改为“利息费用”，第二处是删除了“并承担”的文字，第三处是落款日期2014年“6月13日”修改为“7月23日”。修改后的《担保承诺书》完整内容为“刘汉贵：我本人自愿同意为韩登海承担向刘汉贵办理的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借款担保，如果韩登海到期偿还不了借款，我本人承诺按担保人的职责承担偿还刘汉贵借款本金及利息费用连带责任，担保至本金利息结清为止，绝无异议。特此承诺，担保承诺人：胡恒春，2014年7月23日”。根据修改后的内容，除明确并缩小了担保人胡恒春担保责任的范围外，并未改变胡恒春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其次，虽然刘汉贵与韩登海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但由于胡恒春所作的担保承诺书的担保责任是为韩登海3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而除本案讼争的200万元借款外，在胡恒春向刘汉贵作出担保承诺后，刘汉贵仅向韩登海提供50万元借款（即2014年7月9日向韩登海提供50万元借款），总体借款金额并未超过胡恒春300万元担保责任的范围，也不存在混同的情况。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刘汉贵修改了《担保承诺书》的内容后，违背了胡恒春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如果一审判决认为刘汉贵修改了《担保承诺书》的内容后，违背了胡恒春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胡恒春真实意思表示是什么，一审判决没有明确。修改前的担保承诺书的内容如下：“刘汉贵：我本人自愿同意为韩登海承担向刘汉贵办理的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借款担保，如果韩登海到期偿还不了借款，我本人承诺按担保人的职责承担偿还刘汉贵借款本金及一切费用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至本金利息结清为止，绝无异议。特此承诺，担保承诺人：胡恒春，2014年6月13日”。根据修改前的担保承诺书的内容，胡恒春为韩登海借款担保的意思表示也是明确的，正是由于胡恒春进行了担保，刘汉贵才向韩登海提供了相关借款。因此胡恒春也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驳回刘汉贵要求胡恒春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胡恒春针对刘汉贵的上诉辩称：根据刘汉贵一审诉状以及上诉状，有两点是明确的，胡恒春出具承诺书的时间是2014年6月13日，2014年7月23日承诺书的时间是刘汉贵修改的；胡恒春没有为2014年7月25日韩登海向刘汉贵借款200万进行担保。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汉贵的诉请。韩登海针对刘汉贵的上诉述称：一、胡恒春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为刘汉贵虽然实际出借200万，但是借款实际上是担保承诺书300万借款项下，胡恒春的担保意思明确，担保指向明确，一审认为刘汉贵修改了担保承诺书，违背了胡恒春的担保真实意思表示，但是胡恒春本人并未就清洁文本项下的担保债务指向进行合理解释，且韩登海与刘汉贵之间在2014年6月13日以后实际发生的债务没有超过300万，担保承诺书在先，款项交付在后，合乎常理，所以，对一审关于担保的判决，不认可。二、刘汉贵主张的200万和利息，韩登海已经归还121万，实际欠款本金只有79万元。因为借据实际形成时间是2017年，所以，121万元还款应当冲抵本金。另外，一审法院在裁判的时候未就裁判的1755361元本金和407461元利息的具体计算方式进行明确，故对一审关于本息的判决结果也不予认可。韩登海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本息有误，请求重新核算予以改判；2.依法改判胡恒春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中刘汉贵提供了借条来证明双方之间的利息约定，刘汉贵坚称该借条是2014年7月25日韩登海向其出具，韩登海称借款时从未向其出具过借条，后提出对该借条的形成时间做鉴定，但是由于选定的鉴定机构本身技术手段和能力限制，无法做出鉴定，那么韩登海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一审法院认定截止到2017年9月，韩登海欠刘汉贵借款本金1755361元和利息407461元未付，未注明上述欠款本金及利息金额的计算方式及形成方式，极不严谨。二、一审法院对担保事实未能查明，刘汉贵之所以向韩登海出借200万元款项，正是基于胡恒春的担保，胡恒春为韩登海提供担保是客观事实，均是合同相对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均属有效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该担保书的修改没有改变担保的实质内容，也并未加重担保人的义务，如胡恒春不认可修改内容，其也应当按照未修改前的担保约定承担担保义务。胡恒春针对韩登海的上诉辩称：一、关于韩登海与刘汉贵之间的本金及利息计算，胡恒春不清楚。二、韩登海作为本案主债务人，与债权人一道要求担保人（担保是否成立另当别论）承担担保责任，这一不符合常理情况，请求法庭重视，作为主债务人偿还债务是其义务。三、韩登海认为胡恒春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其陈述200万是没有超过300万，在2014年7月9日韩登海向刘汉贵借款50万，后来进行归还，按照上诉人韩登海的意见，50万加200万仍然没有超过300万，只要在300万金额内，不管数次、数年，胡恒春都要承担担保责任，这是谬论。这不是最高额担保，仅仅是对单笔300万元整进行担保，在这种事实清楚的情况下，韩登海作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上诉，请求依法驳回韩登海的上诉。刘汉贵针对韩登海的上诉辩称：一、对于韩登海提出胡恒春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刘汉贵认可。二、对于债务的形成以及债务的利息计算方式，不认可。1、韩登海提出借条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但在整个一审庭审中，韩登海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根据证据优势的原则，借条形成的时间应当为借条上书写的时间。2、即使如韩登海陈述借条为2017年形成，其只要是借款人真实意思表示，借款人也可以对之前的借款行为和利息约定进行追认，不产生韩登海方所述的利息和本金重新计算的问题。3、韩登海陈述借条2017年形成，与证据本身自相矛盾。如果借条是2017年出具，其主张在2017年之前是无息借款，而韩登海在2017年又归还了一百多万；如果在2017年形成的借条，此时借条所打的金额应该扣除已经归还本金的部分，不可能重新出具200万的借条。所以，韩登海的陈述与其证据本身自相矛盾，不能成立。另外，一审中关于本金和利息的计算，刘汉贵已经向法庭进行举证说明。刘汉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韩登海归还借款本金为189.0412万元，并承担截止到2017年9月25日尚欠利息35.5876万元，同时以尚欠借款本金189.0412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9月25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还清为止部分利息；2.要求胡恒春对韩登海应承担的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责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韩登海、胡恒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3日，胡恒春向刘汉贵出具《担保承诺书》，其主要内容为，对韩登海承担向刘汉贵办理的300万元借款担保，如果韩登海到期偿还不了借款，我本人承诺按担保人的职责承担偿还刘贵借款本金及一切相关费用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至本金利息结清为止。2014年7月25日，韩登海因经营需要向刘汉贵立据借款200万元，借据注明“月息2分”，未约定还款期限；2014年7月25日，刘汉贵通过银行卡转帐的方式，分两笔向韩登海交付了200万元借款。借款发生后，经刘汉贵催要，由于韩登海未付清借款本息，致刘汉贵追款无关而诉至法院。案件审理中，韩登海对向刘汉贵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并不否认，但认为其在向刘汉贵借款时并未向刘汉贵出具任何借款手续，也没有对利息进行约定，故对刘汉贵提交的2014年7月25日借条的形成时间、笔迹（是否为韩登海所书写），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胡恒春则对刘汉贵提交的胡恒春签名的《担保承诺书》修改内容提出异议。庭审中经质证后确定，该《担保承诺书》中修改的内容有三处：第一处是“一切相关”更改为“利息”，第二处是删除了“并承担”的文字，第三处是落款日期2014年“6月13日”修改为“7月23日”，同时在主文下方还手写添加了一句话，“以上修改由刘汉贵修改”。审理中刘汉贵认可上述内容为其所修改，但认为修改的内容是当着胡恒春的面修改的，是胡恒春要刘汉贵修改的。而胡恒春提出刘汉贵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因为胡恒春是担保人，担保承诺书是单方法律行为，应由胡恒春本人进行修改签字，上述改动内容刘汉贵不能证明是经胡恒春同意的，且胡恒春不认可上述内容是刘汉贵当着胡恒春的面进行修改的事实。针对韩登海提出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启动了鉴定程序，但因韩登海本人经通知未来一审法院司法鉴定科，故无法收集提取鉴定所需对照样本，致使2014年7月25日的借条是否为韩登海所书写的笔迹鉴定无法进行；针对2014年7月25日借条的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通过随机选择的方法，先后选择的鉴定机构为：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湖北崇新司法鉴定所。但委托鉴定材料均被上列鉴定机构以技术原因，或者鉴定条件及能力所限为由退回，致使本项鉴定不能。一审法院认为，韩登海对刘汉贵在本案诉讼中主张的200万元借款事实并不否认，虽然韩登海审理中提出借款时未进行利息约定，但韩登海对2014年7月25日向刘汉贵所立借据并无证据证明为韩登海事后所补立，亦无相关证据否认刘汉贵的利息主张，因而该借据应认定为真实有效，据此一审法院确认刘汉贵与韩登海之间发生借贷关系的事实成立，韩登海应按借据所约定的利率向刘汉贵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经对照韩登海向刘汉贵付款情况，截至2017年9月份的最后一次付款，韩登海尚欠刘汉贵借款本金1755361元和利息407461元未付，韩登海应依法偿还刘汉贵自上述日期起的借款本息及延期还款利息。关于刘汉贵主张胡恒春承担担保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审理中查明的事实，胡恒春所签名的《担保承诺书》内容己被刘汉贵所修改，且刘汉贵修改的内容并不为被胡恒春所认可，诉讼中刘汉贵亦未能举出其修改《担保承诺书》的内容，是经过胡恒春同意或认可的证据；根据修改前《担保承诺书》的内容可以确定，胡恒春于2014年6月13日承诺为韩登海向刘汉贵的3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而刘汉贵修改（延迟）了《担保承诺书》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23日，以达到与刘汉贵在本案诉讼中所主张的200万元借款相对应的目的；鉴于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刘汉贵与韩登海除本案讼争的200万元借款外，还确实存在着其他借贷关系，因而刘汉贵修改了《担保承诺书》的内容后，违背了胡恒春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刘汉贵要求胡恒春承担本案讼争的被告韩登海还款付息责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韩登海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汉贵借款本金及至2017年9月份的欠息计2162822元和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借款本金1755361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7年10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二、驳回原告刘汉贵要求被告胡恒春对判决第一条确定的被告韩登海还款付息责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刘汉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4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5480元，由原告刘汉贵承担1480元，被告韩登海承担340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7月9日，刘汉贵向韩登海的银行卡转账汇入50万元。韩登海先后向刘汉贵转账多笔款项，其中，2014年8月26日5万元、9月25日5万元、10月29日5万元、12月2日5万元；2015年1月4日5万元、1月6日50万元、1月8日6万元、1月30日5万元、3月3日5万元、4月1日5万元、4月30日5万元、6月3日5万元、7月8日5万元、8月3日5万元、9月1日5万元、9月30日5万元、11月2日5万元；2016年1月7日10万元；2017年4月14日20万元、9月30日10万元，合计171万元。一审中，刘汉贵、韩登海确认上述款项中，2015年1月6日还款50万元系归还2014年7月9日的50万元借款。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韩登海尚欠刘汉贵的借款本息数额如何确定；二、胡恒春是否应当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刘汉贵以韩登海出具的2014年7月25日200万元借条及银行转账凭条为据，起诉主张韩登海偿还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韩登海对借条系其本人出具及收到200万元借款并无异议，但认为双方并未对利息进行约定，200万元借条实际形成时间是2017年，故其已经归还的121万元应当冲抵本金，实际尚欠借款本金79万元。一审期间，韩登海认为其在借款时没有向刘汉贵出具过任何借款手续，也没有对利息进行约定，申请对借条是否为韩登海所写及形成时间等进行鉴定；二审中，韩登海确认借条系其本人出具，但认为该借条系2017年6、7月左右形成。经审查，案涉2014年7月25日200万元借条手写注明“月息2分”，韩登海在二审期间承认案涉借条上的手写部分内容均为其本人所书写，虽然韩登海主张其之所以将落款时间写为“2014年7月25”是应刘汉贵的要求，但刘汉贵不予认可，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系受胁迫、欺骗或者其他不当行为而写。况且，韩登海在其出具的借条上将落款时间写为“2014年7月25日”并注明“月息2分”的行为，表明其同意双方于2014年7月25日发生的200万元借款的利息自此日开始按照月息2%计算。除非双方特别约定该笔借款自2017年开始计息，故即使如韩登海所述该借条实际书写时间非“2014年7月25日”，也不影响刘汉贵与韩登海双方对案涉借款利息的约定。韩登海上诉主张案涉借款形成于2017年，2017年前不应计算利息，所还121万元款项应当冲抵本金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韩登海尚欠的借款本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因韩登海出具的借条仅载明借款的金额、利率，未对利息和本金还款先后顺序作出约定，故在韩登海还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情形下，其所还的每笔款项应当先冲抵利息再冲抵本金。案涉200万元借款发生后，韩登海自2014年8月26日开始，至2017年9月30日陆续还款累计121万元，其每次所还款项均应先抵充到期利息，下余部分款项抵充借款本金。依此方法经核算，韩登海每次所还款项在先行抵充利息后并不足以偿还全部借款本金，截止2017年9月30日尚欠刘汉贵借款本金1755361元、利息407461元。据此，一审判决就韩登海尚欠韩登海借款本息数额的认定并无不当，韩登海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胡恒春同意为韩登海向刘汉贵所借的3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后胡恒春在刘汉贵自行打印的《担保承诺书》上签字确认。《担保承诺书》载明：“刘汉贵：我本人自愿同意为韩登海承担向刘汉贵办理的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借款担保，如果韩登海到期偿还不了借款，我本人承诺按担保人的职责承担偿还刘汉贵借款本金及一切相关费用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至本金利息结清为止，绝无异议。特此承诺，担保承诺人：胡恒春，2014年6月13日”。刘汉贵确认其将“一切相关”改为“利息”，并删除“并承担”三字，将“6月13日”改为“利息”，同时注明“以上修改由刘汉贵修改”。现刘汉贵以修改后《担保承诺书》为据，主张胡恒春对韩登海尚欠的案涉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胡恒春对其在《担保承诺书》上签名并不否认，但认为修改的内容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没有为案涉2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韩登海认为该《担保承诺书》的修改没有改变担保的实质内容，也未加重担保人的义务，胡恒春应当承担担保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刘汉贵、韩登海上诉主张胡恒春对案涉2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刘汉贵承认《担保承诺书》修改部分系其本人修改，因胡恒春对刘汉贵所述当其面修改不予认可，刘汉贵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作修改系经胡恒春同意或当其面进行的修改，故刘汉贵自行修改部分内容对胡恒春无效，应当认定胡恒春于2014年6月13日出具《担保承诺书》愿意为韩登海向刘汉贵借款3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次，《担保承诺书》出具的时间为2014年6月13日，案涉借款发生时间为2014年7月25日，虽然出具担保书的时间无论是在借贷关系发生之前还是在之后，不影响担保关系的成立，但出借人应当在合理期间内向借款人交付借款款项。而本案中，刘汉贵在《担保承诺书》出具后的42天方才向韩登海交付200万元借款，明显超出合理的期间；交付的金额也不是胡恒春在《担保承诺书》中同意担保的300万元借款，且此前刘汉贵与韩登海之间另有一笔50万元的借款发生。结合刘汉贵将《担保承诺书》中的落款时间擅自改为“2014年7月23日”的行为，本院有理由怀疑刘汉贵、韩登海为达到让胡恒春为2014年7月25日发生的2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目的而更改《担保承诺书》的时间，故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胡恒春为案涉200万元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第三，二审期间，韩登海称其因高邮“水岸豪庭”项目需要200万元保证金、100万元启动资金而向刘汉贵借款，因急用向其姨夫借款200万元再转向刘汉贵借款予以偿还。但该陈述与其在一审期间所作因经营需要而借款的陈述相矛盾。同时，根据韩登海在二审期间提供的银行流水，其于2014年5月5日即将200万元保证金打入“水岸豪庭”开发商高邮市宏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此可见，韩登海所作陈述与事实并不相符，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担保承诺书》所指向的300万元借款可能并未实际发生。第四，根据《担保承诺书》的内容，胡恒春系为韩登海向刘汉贵借款300万元提供担保，该担保明确指向一笔借款，从中看不出胡恒春有为“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故刘汉贵、韩登海所述在该《担保承诺书》出具后，刘汉贵与韩登海之间的借款总额没有超过300万，胡恒春就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缺乏事实基础，亦于法无据。第五，案涉200万元借款发生前，刘汉贵与韩登海之间曾经于2014年7月9日发生一笔50万元的借贷关系，而刘汉贵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未主张胡恒春对该笔5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却要求对其后发生的200万元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明显有违常理，且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目前也无法确认在2014年6月13日《承诺担保书》出具之前，刘汉贵与韩登海之间再无其他借贷关系，故不排除案涉《承诺担保书》为其他借款提供担保的可能性，无法确证该《承诺担保书》所担保的300万元指向案涉200万元借款。综上，经审查现有证据，并结合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担保承诺书》所指向的担保借款款项明确，从中不能得出胡恒春有为2014年7月25日发生的2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何况,若胡恒春出具《担保承诺书》的目的是为2014年7月25日2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完全可以由胡恒春本人修改《担保承诺书》或者重新出具《担保承诺书》，而不是由出借人刘汉贵自行进行修改。据此，刘汉贵、韩登海上诉主张胡恒春为案涉200万元借款提供了保证，是对保证范围的扩大使用，亦与胡恒春提供保证的本意相悖，故对刘汉贵、韩登海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刘汉贵、韩登海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480元，由上诉人刘汉贵、韩登海各半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珺审判员  黄宝生审判员  邓 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夏心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