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22民初6769号 原告：许辉，男，199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现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景，安徽禾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犇，男，199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兵，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田青山，男，198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虞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佳俍，江苏茵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商丘市杰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示范区中州路与八一路交叉口东大陈庄二胡同南第一间门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0035612950XE。 法定代表人：田青山，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佳俍，江苏茵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许辉与被告刘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2019年9月10日作出（2019）皖0122民初480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刘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皖01民终98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9）皖0122民初4807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登记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审理期间，本院依法通知田青山、商丘市杰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丘杰诺公司”）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20）皖0122民初267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许辉不服该裁定，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20年8月7日作出（2020）皖01民终60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20）皖0122民初26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登记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景，被告刘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兵，第三人田青山、商丘杰诺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佳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许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给原告购车款合计140500元及占用资金利息967.69元（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4月18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实际返还之日止息）；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各项损失20275元（交强险1175元、车辆购置税16700元、拖车费1600元、交通费计8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15日，原告经其合伙人孙某介绍，称被告刘犇处有车辆本田ＣＲＶ出售（被告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广告：原厂手续不带发票，质保正常，保养手册齐全，两把钥匙，14.5万），原告委托孙某和被告前期协商关于购买车辆本田的事宜。被告称车辆是原厂手续，质保正常，两把钥匙、保证能上牌。双方就车辆质量及购车款进行协商后达成买卖合意。2019年4月17日，原告随即交由孙某转定金5000元给付被告，合同成立。2019年4月18日，被告则按照约定与原告许辉一同前往商丘提车，现场试车后，原告按照约定将剩余购车款135500元转给被告。因被告承诺车辆有临时车牌，但是到了提车时又称没有临时牌照，无奈原告花费拖车费1600元，被告花费1000元合计2600元，将车辆运回合肥。2019年4月24日，原告将车辆交强险、购置税等手续办理完毕后，前往合肥市车辆管理所上牌，但是车管所称车辆存在问题不给上牌，并将车辆扣押。2019年6月5日，车管所出具《情况说明》称，经查验车辆车架号和发动机号有打磨篡改痕迹。现该车进入嫌疑车辆调查阶段，已按规定交由庐阳分局刑警大队处理。被告未按照约定交付符合约定的车辆，导致原告购买车辆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造成原告一系列的损失。原被告多次协商不成，特依法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刘犇辩称：1、原被告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居间合同关系。原告在商丘提车时,商丘杰诺公司的法人田青山将案涉车辆的车钥匙及车辆手续交给被告,被告当场转交原告,原告验车无异议后提车,原告当场将购车款转账给被告后,被告立即将车款转给田青山,故原告与卖家商丘杰诺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曾向商丘杰诺公司支付拖车费1600元才将车辆运回合肥。车辆被扣后,原告也是要求被告联系卖家,提供卖家信息的,其与他们之间仅是中介关系；2、被告已经履行了受托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不是买卖合同的一方,不应承担返还购车款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责任。被告未实际占有购车款,该购车款应由商丘杰诺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田青山返还,被告在本案中只获得8400元的报酬,其系陪同原告一道看车并且代替原告与商丘杰诺公司协商获得的酬劳；3、被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本案涉嫌经济犯罪，案涉车辆已移交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处理。在刑事案件结论出具之前，暂时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结合本案第三人提交的汽车配件买卖合同及承诺书，结合原告、被告、第三人的聊天记录，被告认为本案涉嫌欺诈及合同诈骗，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被告与商丘公司员工）表达意思是车辆可以正常上路驾驶且可以正常上牌、正常过户，且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该车辆以新车整车的形式对外出售，且缴纳了只有新车购买才能缴纳的购置税。从合同签订层面来看，第三人商丘公司及商丘公司工作人员要求被告签订汽车配件买卖合同及承诺书，没有向被告展示汽车配件买卖合同的相关内容。本案被告与第三人之家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书面展示的材料内容相矛盾，应当以真实意思表示为准。被告认为第三人涉嫌合同诈骗，属犯罪的一种，应当刑事侦查以后再处理本案；4、从合肥市车管所调取的调查笔录可以充分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车辆买卖的合意，从该笔录原告的回答可以看出，原告自始至终认为被告系中介，商丘公司为卖家。其真实意思表示即为原告自认为与商丘公司存在车辆买卖的法律关系，进一步认定本案被告为居间服务的角色；5、汽车配件买卖合同确定的车辆价格129000元，另行约定开具发票需支付税款21930元，从该合同约定的价款可以看出，第三人商丘公司以接近新车市场价格对外出售汽车零配件显然不符合车辆交易习惯。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田青山辩称，我是商丘杰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2019年刘犇向商丘杰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一辆本田CRV全车零部件。本次销售是商丘杰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刘犇之间的交易，是完全以公司名义进行，而非我个人行为，所以追加本人为被告是主体错误。另外，因本次交易除车辆零部件价格外，尚有剩需要缴纳，所以暂由我本人代商丘杰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收取零部件价款，以待日后刘犇补足税款之后本人将根据公司要求一同汇入公司账户并开具发票。迄今为止刘犇仍未将税款补足，所以暂未开具发票。 第三人商丘杰诺公司辩称，田青山是受公司委托，系履行职务行为，责任应由公司承担。2019年，我司以全车零部件形式收购一辆本田CRV，打算拆解并出售车辆零部件。刘犇知道情况后，到我司协商购买该车辆零部件。经协商，我司以129000元价格将该车辆发动机、变速箱、整车车架、车壳、行车电脑、车辆座椅内饰、轮胎、轮毂、车灯等整车零部件，全部出售给刘犇。并一再告知车辆不具备上路行驶条件，不能驾驶该车辆上路使用，且不能再以整车形式出售或出租给他人上路使用。只能将车辆拆解，使用或出售拆解所得零部件。因刘犇没找到合适场地进行拆解，提出要求将车辆托运回去再自行找场地拆解，并向我司出具“承诺书”保证绝不将车辆用于上路行驶，也不会再将车辆出售或出租给他人用于上路使用。在出具“承诺书”后，我司才同意让刘犇用专用拖车将车辆拖走。我司对刘犇再次出售行为并不知情也未参与，与本公司无关。我司认为，本公司与刘犇之间、刘犇与许辉之间的交易行为为独立的两个买卖合同关系。对刘犇再次出售行为并非本公司所能控制，也与本公司毫无关系，该争议是由刘犇私自改变车辆购买用途、再次出售这一独立行为导致。故本公司在许辉诉刘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不存在利害关系。 原被告之间车辆买卖第三人并不知情，但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汽车零配件买卖不涉及原告，由被告直接与第三人于2019.4.18经磋商，当日签订合同支付价款。在此之前，第三人没有与原被告双方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也未委托任何其他人与原被告进行磋商。在被告答辩提到的第三人工作人员“默默”，第三人并不认识。被告并未提供“默默”的身份信息及其在本案中的地位，不能以默默的聊天记录作为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磋商。在第三人与被告磋商过程中，双方交易的标的物始终是汽车零配件，非整车，更没有向被告以任何形式承诺或暗示该车辆可以上路行驶可以上牌。通过双方签订的汽车配件买卖合同共11条，其中将近10条内容都有“配件”的字样，且第六条、第七条有特别提示车辆不具备上路条件，不得出租，只能使用车辆拆解后的零配件。尽管因为车辆零配件项目过多的原因未能在原合同中对零配件的种类及数量一一列明，但双方对交易的内容始终是清楚的。且在零配件合同的第一页的购买人处及第二页的乙方签字处均有被告本人的签字及捺印。在零件交付后要求被告将车辆原地拆解，基于场地的原因被告要求将车辆拖走自行拆解，并向第三方出具承诺书，承诺车辆不得用于整车出售、出租、上路行驶。并且在承诺书中被告已确认，第三方向其告知，其本人明确车辆不具备上路行驶条件，不能驾驶该车辆上路。该承诺书中有被告本人在购买人、承诺人处签名捺印。结合第三人提交的两组证据，证据每页中均有被告的签名及捺印。从事实上可以说明其对两份文书的内容清楚，不存在其所述的遮挡，其不了解合同内容的事实。其对原告承诺的上牌及其他内容，是其个人违背了向第三人作出的承诺书内容，违背了汽车配件买卖合同的约定。私自改变零配件的用途，是由其个人原因造成的，与第三人无关。 原告许辉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被告主体适格。证据2、微信朋友圈内容截图，证明被告刘犇于2019年4月15日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出售本田车辆出售信息“原厂手续不带发票，质保正常，保养手册齐全，两把钥匙，14.5万”。证据3、孙某与被告刘犇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委托孙某和被告刘犇就购买车辆达成合同合意并支付定金。被告承诺车辆是原厂手续质保正常，两把钥匙、保证能上牌。证据4、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屏及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原告按照约定将剩余购车款合计135500元支付给被告，加上支付的定金5000元，合计140500元。证据5、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车辆无法上牌，被告承认是其责任，但原告与被告协商要求退款无法达成一致。证据6、机动车交强险保单、车辆购置税发票、拖车费转账截屏、交通费票据，证明原告因购买车辆无法上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证据7、合肥市车辆管理所出具情况说明，证明经查验车辆车架号和发动机号有打磨篡改痕迹。现该车进入嫌疑车辆调查阶段，已按规定交由庐阳分局刑警大队处理。该车辆是违法车辆，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证据8、证人孙某证言，证明原告委托孙某代为前期协商、购买车辆，并交付定金5000元，原被告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合意并生效。同时证明在被告承诺车辆是原厂手续、质保正常、保证能上牌后，原告才委托孙某支付定金。证据9、二审庭审笔录，证明被告承认其与原告联系时，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帮别人倒卖车辆。被告应当知道车辆上牌所需条件，其应当承担车辆无法上牌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责任。 被告刘犇对原告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朋友圈是由第三人商丘杰诺公司工作人员发布。经第三人同意并委托由被告代为转发，帮助其完成汽车销售的相关服务工作。同时被告发布的朋友圈内容与商丘汽贸发布的内容一致。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孙某及许辉就涉案车辆达成买卖合同的合意。合同的本质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中并未发现双方成立了买卖合同的合意。同时在被告所举证的聊天记录中，原告明确表示了对被告中介身份的认可。在整个车辆买卖过程中，原告始终没有称被告为卖方，而是中介。原告也始终称商丘杰诺公司是卖家。由此原被告都是将被告作为中介，而将商丘杰诺公司视为卖方。原告向作为中介的被告主张返还购车款以及资金占用利息，无法律依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转账记录恰恰反映了原告前往商丘杰诺公司对车辆进行检验后，认可了涉案车辆的性能及相关的质量，才将购车款交由被告，由被告转给商丘杰诺公司的指定账户。被告只是代为收取，代为转交，并未实际占有购车款。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该聊天记录说明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居间合同关系。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说明本案车辆是整车、新车，且原被告始终将之认定为整车与商丘杰诺公司进行交谈。由此说明被告对该车辆没有享受过所有权，也没有处置该车辆的权利基础，进一步认定原告是买方，商丘杰诺公司是卖方，被告是中介。对证据7三性无异议，该车辆的发动机号和车架号是经过打磨篡改的，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对证据8认为证人与原告是合伙人关系均从事二手车买卖，证明力较低。且证人及原被告均认为案涉车辆是整车买卖，而且不能认定被告系卖方。对于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系中介服务行为，赚取的报酬是服务费。同时被告在其朋友圈转发的内容均为第三人发布，并非被告原创性的发布内容，不是被告对原告的承诺。 第三人田青山、商丘杰诺公司对原告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第三人不知情，第三人没有委托任何人作为中介代为销售车辆，第三人对该朋友圈的内容不予认可，商丘杰诺公司购买及出售的均系配件。该朋友圈转发人至今未能确定。对证据3聊天内容不知情，并且孙某与原被告的关系无法确定，在第三人与被告的接触中没有孙某参与。对被告承诺质保及上牌保证的内容不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说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以及原被告之间存在的是两个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转账记录原告支付被告的款项为135500元，原告另行支付了5000元的定金给被告。而被告支付给第三人的配件款价格为129000元。中间的差价是作为被告的收益，该两笔款项支付的对象均是被告，而非第三人。所以不存在被告仅是代为收款代为转交的中介身份。对证据5请求法庭核实聊天记录的形成时间，聊天记录内容上，原告名称备注为Ａ合肥恒道精品车行许辉，说明原告是汽车销售专业人员。被告去商丘杰诺公司购买零部件时原告也在场，如原告作为整车购买，对于车架号和发动机号是必须查验的事项。所以被告以及原告在当天查验配件后仍然同意购买，第三人有合理理由认为购买当初，车架号和发动机号没有任何问题。出现车架号和发动机号被篡改的情况，并非第三人的责任，而应当是出现在被告与第三人的交易之后。原告在车辆出现问题后所沟通协商的唯一对象就是被告，而并未与第三人进行联系，可以说明原告自己也认为其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其车辆的出售方属于被告。对证据6三性均无异议，拖车费转账截屏记录，是原告代被告支付。交通费票据关联性由法院认定。对证据7无异议。对证据8认为孙某看到的车辆信息与第三人无关，其在聊天记录中也明确表明保证能上牌的人是被告。对证据9庭审笔录可认定被告也是从事二手车买卖的专业人员。被告转发的内容不是第三人发布，第三人也未授权任何人代为发布。对于被告提出其是中介身份不予认可。 被告刘犇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刘犇与商丘汽贸工作人员聊天记录，证明案涉车辆的卖车信息并非被告刘犇发布，而是商丘汽贸工作人员发布后，经其同意和委托转发，帮助商丘汽贸完成出售的事实。被告刘犇不是卖方，而是汽车中介。证据2、刘犇与许辉聊天记录，证明原被告之间系居间服务合同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系本案车辆买卖的中介，提供居间服务的事实。证据3、刘犇与商丘汽贸法定代表人田青山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证明刘犇接受原告的委托，收到原告转来的购车款后，即将购车款转交卖家商丘汽贸的事实。没有将购车款据为己有，系履行中介职责。证据4、许辉、刘犇自书购车经过及许辉询问笔录，证明刘犇为中介身份原告许辉也认可该身份，原被告之间形成居间服务合同关系。 原告许辉对被告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称其从商丘汽贸工作人员处转发朋友圈，并无证据证明“默默”的身份。无法核实，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原告与被告达成合意，是从被告的朋友圈看到的出售信息，并与之交谈，交付定金。与其达成买卖车辆的合意并履行，被告是本案的卖方。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仅从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居间合同关系，从该组证据中，原被告交谈的是车辆的买卖，且在双方达成买卖合同合意并取车后，原告才知被告是从第三人处购买车辆。原告对被告的称呼以及对第三人的称呼，并不影响本案案涉车辆买卖双方是原被告。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没有委托被告购买车辆，原被告之间达成买卖合同关系之后，被告从第三人处取车的事实与原告并无关联性，原告自始至终都是与被告完成买卖合同的标的及价款的交付。且通过其转账的金额，恰能说明被告作为倒卖车辆的中间人收取差价，再次转卖给原告的事实。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对被告和第三人的称谓，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就是居间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实为倒卖车辆，赚取差价，原被告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 第三人田青山与商丘杰诺公司对被告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默默”身份不明，不是我司工作人员。实验车与事实不符，商丘杰诺公司出售的是整车配件。对证据2内容不知情与第三人无关。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恰能证明商丘杰诺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独立的配件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4认为许辉对刘犇的称谓属于对三方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误解，不能以此否定第三人和刘犇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刘犇自书的购车经过与事实不符。许辉自书的购车经过可证实，刘犇对出售标的物存在故意隐瞒、虚假承诺行为，及赚取差价牟利。 第三人田青山与商丘杰诺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汽车配件买卖合同》，证明第三人与被告之间于2019年4月18日达成的配件买卖合同关系，合同价款为129000元。以及配件的种类为整车零配件。双方明确买卖的是待拆解车辆，不可出售出租给他人上路行驶，只能利用车辆拆解后的配件进行出售或自己使用。证据2、《承诺书》，证明被告未能在商丘找到合适场地对车辆进行拆解，要求把车辆运回合肥自行拆解。并且向第三人保证绝不将全部车整车上路行驶或者将全部车整车交易给别人进行上路行驶。 原告许辉对第三人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原告对此并不知情。 被告刘犇对第三人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三性均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与原告前往第三人处提车之时，第三人要求必须被告签字才能提车，并且没有让被告确认合同内容，且合同填写时主要条款为空白的。签订方式违反了法律规定，合同不成立。 本院认为原告许辉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微信朋友圈内容截图、孙某与被告牛犇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屏及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机动车交强险保单、车辆购置税发票、拖车费转账截屏、交通费票据、合肥市车辆管理所出具情况说明、证人孙某证言、二审庭审笔录等证据。被告刘犇提交的刘犇与“默默”聊天记录、刘犇与许辉聊天记录、刘犇与田青山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原被告自书购车经过、许辉询问笔录等证据。第三人田青山与商丘杰诺公司提交的汽车配件买卖合同、承诺书等证据。上述证据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依据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原告许辉与被告刘犇均从事汽车销售工作。2019年4月15日，被告在其微信朋友圈看到网名“默默”发布的汽车销售信息“本田ＣＲＶ，指导价2038，排量1.5，两驱风尚版,17年底出厂，公里数小几千，全车原版原漆，原厂手续不带发票，质保正常，保养手册齐全，两把钥匙，属性实验,13.5万”。被告随即向“默默”询问了车况，并索要了车辆识别代号铭牌照片。同日，被告在将上述汽车销售信息中车价款“13.5万”修改为“14.5万”并配发相关汽车图片后，将该则汽车销售信息在被告微信朋友圈中予以了发布。2019年4月16日，原被告共同朋友同时也是原告许辉合伙人的孙某，获悉该车辆销售信息后告知了原告。原告遂委托孙某与被告通过微信聊天方式进行磋商，并确定案涉车辆价格为140500元。在两人微信聊天中，被告通过微信明确向孙某表明案涉车辆为“实验性质，协议签裸车配件协议，给客户说清楚，原厂手续质保正常，两把钥匙”。2019年4月17日，原告委托孙某向被告转付定金5000元。2019年4月18日，原告将下剩购车款135500元分三次转付给被告后，双方共同前往商丘杰诺公司提车。2019年4月18日，被告在收到上述135500元后，当日便将其中129000元，转付给第三人商丘杰诺公司法定代表人田青山。2019年4月18日提车前，被告与第三人商丘杰诺公司签订了一份汽车配件买卖合同。依据该汽车配件买卖合同，第三人商丘杰诺公司将案涉本田汽车以整车配件形式出卖给被告，整车配件价格为129000元。该价款不含税，如需开具发票另行支付21930元。如被告购买整车的全部汽车配件的，原则上需在第三人商丘杰诺公司存放地拆解后再运走所有配件；如因场地原因，被告要求将整车运走异地拆解的，需使用特种运输车辆运输，不得驾驶待拆解车辆上路行驶。被告在签订上述汽车配件买卖合同同时，另向第三人商丘杰诺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书内容为“承诺人即配件购买人刘犇，因选择甲方即配件出售人商丘杰诺公司所售的整车车辆配件，并因场地原因要求将选购的含配件的整车运走异地拆解，现向出售人承诺，承诺人已被告知并明确该车辆不具备上路行驶条件，不能驾驶该车辆上路，将会按照出售人要求将车辆全部拆解后使用其可利用的配件，绝不将选购整车用于上路行驶，也不会将整车出售或出租给他人用于上路行驶。如有违反，愿意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庭审中第三人商丘杰诺公司承认，汽车配件买卖合同中关于“配件产品的种类及数量部分”系第三人事后补充填写，其余内容及签名均为合同签订时当场签署。被告在签署上述汽车配件买卖合同及承诺书后，第三人田青山将案涉车辆钥匙交付给被告，被告再转交于原告。原告现场对案涉车辆进行了查验。在原被告分别向第三人田青山支付1600元、1000元拖车费后，原告将案涉车辆拖运回合肥。2019年4月22日，原告为案涉车辆购买了车辆购置税16700元，交强险1175元。2019年4月24日，原告在合肥市车管所办理车辆上牌业务时，因案涉车辆不符合有关规定被扣留。2019年6月5日，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出具《情况说明》称，经查验，案涉车辆车架ＬＶＨＲＷ185555070537和发动机号1088328有打磨凿改痕迹，该车进入嫌疑车辆调查阶段，已按规定移交庐阳分局刑警大队处理。由此，原被告产生争议并成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居间合同关系抑或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认为其系原告与第三人商丘市杰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居间合同居间人，但被告无证据证明其受原告或第三人的受托办理居间事务，且原告及第三人对此均予否认。本院认定的事实为原告委托合伙人孙某与被告之间就案涉车辆买卖进行协商，并且被告直接收取孙某交付的定金5000元、以及原告交付的车辆价款135500元。在提取案涉车辆时，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汽车配件买卖合同》，并向第三人田青山支付价款。因此第三人商丘杰诺公司辩称的“本公司与刘犇之间、刘犇与许辉之间的交易行为为独立的两个买卖合同关系”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辩称其系买卖合同的居间人，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向被告支付购车款后，被告应当向原告交付符合相关质量要求的车辆，因该车辆车架号和发动机号有打磨凿改痕迹被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原告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因而被告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有权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原告向本院递交起诉状并经本院向被告送达的行为视为向被告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故合同解除的时间应为起诉状副本送达至被告之日（即2019年7月12日）。合同解除后，因涉案车辆被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嫌疑车辆能否归还给相关当事人尚未明确，本案不宜判涉。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140500元，赔偿原告支付的车辆购置税16700元、交强险保费1175元、拖车费16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利息及其他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许辉与被告刘犇案涉车辆买卖合同于2019年7月12日解除； 二、被告刘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许辉购车款140500元，赔偿原告许辉车辆购置税16700元、交强险保费1175元、拖车费1600元，合计159975元； 三、驳回原告许辉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被告刘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 新 审判员 包正明 审判员 李 冬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赵伟 书记员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