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41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赛腾平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横贯泾路**。法定代表人：孙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钦逢，上海天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速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港浦东路****房法定代表人：高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糜英培，江苏封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昆山赛腾平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昆山速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奔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3民初21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平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3民初2102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速奔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速奔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判决不当，应依法改判。一、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租赁关系，速奔公司只是平成公司专门设立的代开发票的公司，对外无实际经营行为。二、系争十辆车的所有权人为平成公司，非租赁目标，不存在向速奔公司返还。三、一审对平成公司提交的杨东明与高峰的电话录音记录未在判决中予以理涉，有违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该录音证据合法有效，应予采信。四、根据录音证据，结合租赁费用开票时间，租赁合同实际终止日应为2017年2月15日。速奔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驳回平成公司的上诉。一、车辆租赁关系实际早于速奔公司设立时间。因平成公司支付租金需要发票入账，经双方协商后设立了速奔公司，之后双方保持车辆租赁合作关系，不存在速奔公司是平成公司为代开发票专门设立的公司一说。速奔公司业务和客户的单一性不影响速奔公司正常开展经营业务，也不影响双方车辆租赁关系的存在。速奔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按照相关规定向税务机关缴纳各项税收，存在实际经营行为，且经营行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二、速奔公司一审中已提供证据证明十辆车的购买出资情况。车辆登记在平成公司名下，也是因为速奔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峰与平成公司原总经理杨东明关系好而商定的结果。车辆租赁事实存在，平成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并在合同终止后归还车辆。三、一审庭审中平成公司不能提供电话录音的原始载体，速奔公司无法当庭质证，平成公司应当对此承担法律责任。且平成公司提供给一审的录音证据时长4分48秒，但在上诉状中却提及录音时长为三小时左右，显然其一审提供的录音存在不完整性，且不排除被剪接的可能，故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四、（2018）苏0583民初3756号案件中，平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高峰个人账户别克购车款，而本案所涉购车款如此巨额，如平成公司实际支付，不可能采用给高峰个人现金报销形式进行账务处理，如此行为也明显与企业正常账务处理程序相悖。速奔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双方车辆租赁合同关系于2017年9月30日解除，平成公司支付已开票车辆租赁费600696元及利息（以600696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判令平成公司支付合同期限内未开票车辆租赁费729250.00元及利息（以72925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3.判令平成公司归还所有的租赁车辆及东风日产牌号苏Ｅ×××**车辆；4.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用由平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速奔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24日，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速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高峰。高峰曾为平成公司的员工，从事司机工作，并任平成公司车队长一职。高峰与平成公司之后发生纠纷，高峰于2016年10月份离开平成公司。平成公司为高峰缴纳养老费用的时间为2007年12月至2016年12月。2016年10月1日，速奔公司（甲方）与平成公司（乙方）签订《车辆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同意专门为乙方提供10辆东风风行汽车、3辆广本汽车租赁给乙方使用，并提供司机为乙方工作。租赁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租金每月人民币145850元。车辆租赁协议还约定，平成公司应当在每月十日前支付上月租金，如平成公司逾期十天未付，则须按日加付3%的滞纳金，速奔公司在收到租金后须在三日内提供有效发票。协议签订后，平成公司使用租赁车辆，速奔公司向平成公司开具至2017年4月的发票总金额为1045244元，平成公司支付车辆租金为444548元，尚有已开票租金600696元未付。另外，平成公司自2017年5月至9月期间租金共计704956元均未向速奔公司支付。另外，《车辆租赁协议》约定了甲方提供司机为乙方工作。一审庭审中，速奔公司陈述高峰于2016年10月份离开公司。速奔公司支付了截止至2016年12月期间的司机的工资。司机每月的工资约为月薪40000元左右，速奔公司提供了记账凭证一份，2017年1月后的司机薪资因已经由平成公司接手，平成公司有权决定是否使用该人员，平成公司支付的超出的薪资部分速奔公司不予认可，仅认可月薪40000元的部分。平成公司在2019年9月27日一审庭审中陈述“高峰在2016年10月份离开公司，租赁车辆司机的费用从2017年1月开始由被告公司承担，13位司机的月薪总额为75100元，租赁合同期内，我方共承担了751000元的薪资”。后在2016年11月18日一审庭审中，平成公司又陈述：“速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6年10月份离开公司,租赁车辆司机的费用从2016年8月开始由平成公司承担，13位司机的月薪总额为60000元，租赁合同期内，我方共承担了720000元的薪资”。平成公司也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17年1月至2017年10月的付款统计清单一套。一审法院曾于2018年3月2日立案受理平成公司诉高峰、高清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苏0583民初3756号，该案中，双方举证中也涉及本案中2016年10月1日速奔公司与平成公司签订的《车辆租赁协议》，在（2018）苏0583民初3756号案件中，平成公司认可该《车辆租赁协议》，并陈述平成公司与速奔公司自2015年8月便存在租赁关系，双方的账目也是从2015年8月开始的且全部是以公对公的方式支付租金。根据双方签订《车辆租赁协议》约定，速奔公司向平成公司出租10辆东风风行及3辆广本车辆供平成公司使用，但并未明确车辆的具体号牌情况。速奔公司仅就《车辆租赁协议》中涉及13辆车中的11辆进行了举证确认，且确认的11辆车中有一辆号牌为苏Ｅ×××**的车辆业已由平成公司归还给速奔公司，故实际上还可以确认车辆为10辆，分别为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一审庭审中，平成公司亦认可速奔公司举证确认的10辆车是车辆租赁协议中约定13辆中的10辆，且平成公司确认该10辆车现处在其控制之下。一审另经核实，该十辆车辆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均登记在平成公司名下。一审审理中，速奔公司陈述上述涉案车辆均由速奔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峰出资购买，速奔公司提供户名为高峰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佐证高峰通过刷卡向苏州乘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号牌为苏Ｅ×××**、苏Ｅ×××**、苏Ｅ×××**的机动车，向昆山市前进汽车服务汽车有限公司购买苏Ｅ×××**，向浙江新世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苏Ｅ×××**车辆。同时陈述其他涉案车辆部分使用的是现金支付。平成公司认可高峰出资购车事实，但是认为上述十辆机动车的购车款已在平成公司请款报销。但平成公司未能提供确实证据佐证。速奔公司认为平成公司未足额支付租金，租赁合同到期后，平成公司未归还租赁车辆，引起本案纠纷。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庭审中速奔公司提供的《车辆租赁合同》，（2018）苏0583民初3756号中平成公司关于《车辆租赁合同》的自认，速奔公司向平成公司开具车辆租赁发票，平成公司收取发票并支付租金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车辆租赁事实存在。本案中双方车辆租赁事实关系真实、明确，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经双方确认，速奔公司向平成公司交付使用的车辆分别为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平成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速奔公司履行支付车辆租金义务(包括已开票租金及未开票租金)。但平成公司未按约定向速奔公司支付租金，故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经核实，在《车辆租赁协议》约定的合同期内，尚有已开票租金600696元未付。另外，平成公司自2017年5月至9月期间租金共计704956元均未向速奔公司支付。上述该款项应向速奔公司支付。另外，《车辆租赁协议》约定了速奔公司提供司机为平成公司工作。平成公司陈述租赁车辆司机的费用2016年8月开始由平成公司承担，13位司机的月薪总额为60000元，租赁合同期内，共承担了720000元的薪资。其提供了2017年1月至2017年10月的付款统计清单一套，但清单并不能反映平成公司自2016年8月起开始承担租赁车辆司机费用的事实。速奔公司陈述其支付了截止至2016年12月期间的司机的工资。司机每月的工资约为月薪40000元左右，速奔公司提供了记账凭证一份。速奔公司认为2017年1月后的司机薪资因已经由平成公司接手，平成公司支付的超出的薪资部分速奔公司不予认可，仅认可月薪40000元的部分。超出部分月薪40000元之部分，系平成公司因聘请司机额外增加的费用由其自行承担，与速奔公司无关。关于平成公司支付司机薪资是否应当从租金中扣除的问题。一审认为，《车辆租赁协议》约定了速奔公司提供司机为平成公司工作，应当理解为司机的费用应由速奔公司承担。根据双方陈述及举证，认定速奔公司支付了司机2016年12日前的费用。2017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费用，速奔公司未付。2017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司机合理薪资可以在每月租金中予以扣除，认可速奔公司月薪40000元之主张，核算金额360000元（40000元*9个月），应从租金费用中扣除。综合上述统计的租金及司机费用，一审认定平成公司应支付速奔公司车辆租赁费用945652元（600696元+704956元-36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速奔公司主张逾期付款损失以600696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以72925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一审调整为以600696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600696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344956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344956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关于《车辆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车辆，经双方确认的车辆为十一辆车，分别为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其中双方确认号牌为苏Ｅ×××**的车辆业已由平成公司归还给速奔公司，一审庭审中，平成公司确认该10辆车现处在其控制之下。关于该十辆车辆平成公司是否应当向速奔公司返还，一审认为，该车辆虽登记在平成公司名下，但结合庭审中双方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涉案车辆均由速奔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峰出资购买，平成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涉车辆由平成公司购买或高峰在平成公司请款报销的事实。另外，速奔公司是高峰个人投资的自然人独资企业，以速奔公司的名义就案涉车辆与平成公司签订《车辆租赁协议》亦属合理。合同到期后，速奔公司主张要求平成公司返还租赁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认定平成公司应将上述十辆车辆返还速奔公司。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五十条之规定，遂判决：一、平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支付速奔公司车辆租赁费合计94565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600696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600696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344956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344956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平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速奔公司车牌号为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苏Ｅ×××**的十辆机动车。案件受理费167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770元，由速奔公司负担3514元，平成公司负担18256元。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均未提交二审新证据。二审另查明，昆山平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3日经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昆山赛腾平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3民初3756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平成公司在该案庭审中作出“平成公司自2015年8月就与速奔公司存在租赁关系，双方的账目往来也是从2015年8月开始且全部是以公对公的方式支付租金”的陈述，且在该案中双方均确认本案所涉的《车辆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及实际租赁关系的客观事实。虽本案所涉10辆车均登记于平成公司名下，但双方亦已确认高峰实际出资购买，平成公司仅提供己方无高峰本人签字的费用报销单、支付费用请款单而主张高峰的出资已实际在其处现金报销，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其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案涉车辆实际为其所有不应予以返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平成公司上诉提出的录音证据问题，一审于2019年11月18日第四次庭审中组织双方对此举证、质证，平成公司未提供录音证据原始载体，速奔公司当庭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一审根据文字整理材料的内容及速奔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录音证据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平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70元，由上诉人昆山赛腾平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蕾审判员 浦智华审判员 李 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张春联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反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