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粤执复785号 复议申请人（异议人、申请执行人）：蔡某，男，196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从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施平、陈斯希，均系广东瀛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清远市清新区财政局（原清新县财政局）。 法定代表人：陈映徽，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芬、刘瑞艳，均系广东广信君达（清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清新县石油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日明。 复议申请人蔡某不服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清远中院）（2020）粤18执异23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清远中院在执行（2005）清中法执字第78号申请执行人蔡某与被执行人清远市清新区财政局（以下简称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9年9月20日向申请执行人蔡某发出通知书，告知其涉案利息为5980506.72元。蔡某不服清远中院计算该案本息的计算方式，向清远中院提出书面异议称，请求撤销执行行为中关于利息计算方法的通知，按照法定标准计算至被执行人实际清偿之日止并给予执行（暂计至2020年5月12日，裁判文书生效时确认的利息为6147361.06元，迟延履行期间利息合计为38051341.94元）。事实和理由：异议人申请执行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执行依据为生效（2004）清中法民二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时间：2004年11月15日），及（200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生效时间：2005年4月20日），已由清远中院于2005年10月18日依法受理，但被执行人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至今未履行。根据生效判决内容，被申请执行人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即2005年4月20日）起10日内向异议人清偿借款本金58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已支付的利息从中扣减）。案件受理费68417元，财产保全费为58927元均由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负担。同时，根据判决书内容，暂计至2004年6月21日，利息为5881474.56元，其后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根据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相关附件的计算方法为注明为：执行款=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迟延履行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14年8月1日起，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综上，异议人就执行依据的相关判决书依法定方法计算，暂计至2020年5月12日，裁判文书生效时确认的利息为6147361.06元，迟延履行期间利息合计为38051341.94元，该部分合计利息为44198703元，与受理执行案件委托中国银行清远分行计算的利息5980506.72元存在巨大差距。本案尚未执行完毕，利息计算存在遗漏，为维护异议人合法权益，特提出异议。 清远中院查明，关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诉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清远中院于2004年11月15日作出的（2004）清中法民二初第6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1992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清新县支行（以下简称清新建行）与清新财政局签订一份《拆借资金合同》，约定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清新县支行拆借2800万元给清新财政局。199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清新县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根据国务院和人民银行、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清新县支行将借款人清新财政局截止1999年9月20日的贷款债权本金580万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并判决：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清偿借款本金58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已支付的利息从中扣减），案件受理费68417元、财产保全费58927元，由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负担。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5年4月20日作出（200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与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审理期间，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甲方）与蔡某（乙方）于2004年12月15日签订《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将涉案对清新财政局的债权转让给蔡某。《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中第二条“风险揭示”2.1注明：“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乙方受让不良贷款债权后，对该不良贷款债权按原借款合同在转让基准日以后产生的利息、罚息的请求权，由于法律政策导向的不确定性，乙方可能无法继续享有”。 清远中院（2004）清中法民二初第67号民事判决书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蔡某于2005年10月17日向清远中院申请执行，清远中院于2005年10月18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05）清中法执字第78号。 执行过程中，清远中院扣划清新财政局银行账户346000元，扣除执行费14250元后，于2006年8月29日将余额331750元退予蔡某。因清新县石油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清新财政局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清远中院于2011年12月19日作出（2005）清中法执字第7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2018年12月28日，清新财政局将本金580万元汇入清远中院账户。蔡某因涉案利息争议，拒绝收取该笔款项。 2019年8月20日，清远中院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对以580万元为基数进行利息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从1993年8月18日计算至2004年12月15日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经核算，计得利息为5980506.72元。 2019年9月5日，清远中院向清新财政局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清新财政局支付：1、借款利息5980506.72元；2、案件受理费68417元、财产保全费58927元；执行费79307元。同日，清远中院向蔡某发出通知书，告知其应尽快办理退款，涉案利息按照《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海南座谈会纪要》）计得5980506.72元，若有异议可书面向清远中院提出。 2019年9月20日，清远中院传蔡某到庭听证，再次通知其领取本金580万元，并向其送达《通知书》及利息计算结果，告知其如不服清远中院计算涉案利息的方法，可向清远中院书面提出异议。蔡某于同日领取涉案本金580万元。 2020年4月16日，清远中院再次向蔡某发出通知书，告知其如对清远中院计算涉案利息5980506.72元不服，可在收到通知之日起7日内书面向清远中院提出异议。蔡某遂提出涉案异议。 另查明，通过广东省法院综合业务系统执行案件利息计算器，计算得：一、利息以580万元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从1993年8月18日计算至2009年3月30日止，为7963458元；二、迟延履行金以580万元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从2005年4月30日计算至2009年3月30日止，为1586024.5元。 清远中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本案是否应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规定于蔡某受让债权后停止计算利息，（2005）清中法执字第78号执行案件应如何计算利息及迟延履行金。 关于本案是否应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规定于蔡某受让债权后停止计算利息的问题。《海南座谈会纪要》第九条“关于受让人收取利息的问题”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二条“关于《海南座谈会纪要》的适用范围”规定：“国有银行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组建或参股等方式成立的资产处置联合体。国有企业债务人包括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受让人是指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自然人。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 本案中，案涉金融不良债权最初转让发生于1999年12月20日，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清新县支行转让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该债权第二次转让发生于2004年12月15日，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转让给蔡某。可见，债权最初的转让时间与转让主体，均符合《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的请示的答复》中明确，《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或者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于2009年3月30日，故本案应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自发布日后停止计付利息（包括迟延履行金）的规定，涉案利息应自1993年8月18日计至2009年3月30日止。清远中院在执行（2005）清中法执字第78号案过程中，计算利息的区间由1993年8月18日至2004年12月15日止，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如前所述，清远中院对于涉案利息计算如下：一、判决书确定的利息以580万元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从1993年8月18日计算至2009年3月30日止，为7963458元；二、迟延履行金以580万元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从2005年4月30日（二审判决作出后至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计算至2009年3月30日止，为1586024.5元。利息及迟延履行金合计9549482.5元。 2006年8月29日，清远中院已将执行到位的金额331750元退予蔡某，扣除一审案件受理费68417元、财产保全费58927元，尚余204406元，用于支付被执行人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拖欠蔡某的利息及迟延履行金。支付204406元后，被执行人清远市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尚应支付申请执行人蔡某利息及迟延履行金9345076.5元（9549482.5元-204406元）。 综上，蔡某部分异议理由成立，清远中院予以支持。其余异议理由不成立，清远中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清远中院作出（2020）粤18执异23号执行裁定，裁定：一、被执行人清远市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尚应支付申请执行人蔡某利息及迟延履行金9345076.5元；二、驳回蔡某的其他异议请求。 复议申请人蔡某不服清远中院(2020)粤18执异23号执行裁定，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请求：依法裁定撤销清远中院(2020)粤18执异23号执行裁定，裁定被执行人向申请人支付利息及迟延履行金合计人民币为38051341.94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裁定计算利息的起息日错误，应以资金支付日作为起息日。根据法院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被执行人清新财政局签订的《拆借资金合同》约定资金拆借期限为1992年11月17日至1993年8月18日，也就是说，被执行人清新财政局自1992年11月17日就已经客观占用了出借人的资金。因此，应以资金拆借日(1992年11月17日）作为起息日，而不应以资金拆借到期日作为起息日。二、本案不应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海南座谈会纪要》第九条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本案生效的(200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人为清新财政局、清新县石油公司。因清新县石油公司被法院依法裁定破产，依据《破产法》规定，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交由法院指定的破产清算组处理，故本案被执行人仅为清新财政局。被执行人清新财政局并非海南纪要中的“国有企业”，因此，本案不应适用海南纪要。2、从申请人受让不良债权支付的对价看，申请人蔡某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支付了人民币715万元的转让款，申请人没有以明显过低的价格受让债权，国有资产受到了充分的保护。如再进一步限制债权人计算合法利息，将造成显失公平的结果，破坏交易秩序，助长了债务人恶意拖欠的不良风气。综上所述，请求上级法院依法审查，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 清新财政局答辩称，一、本案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利息应计算至《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之日即2009年3月30日。（一）本案属于《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关于《纪要》的适用范围”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组建或参股等方式成立的资产处置联合体。……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本案金融不良债权最初转让发生于1999年12月20日，从清新建行转让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2004年才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转让给被答辩人蔡某。可见，本案金融不良债权的首次转让时间与转让主体，均符合上述《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的，本案系该《海南座谈会纪要》规定的金融不良债权债权转让案件。（二）最高院先后对云南、广东、湖北省高院的请示作出的答复均非常明确：只要属于《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即便债务人为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亦应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1、虽然《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规定：“国有企业债务人包括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但在《海南座谈会纪要》实施过程中，最高院在对不同省高院的请示的答复中，均明确了：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处理。最高院的有关复函摘要如下：(1)2009年9月25日针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2009]民二他字第21号）明确：“……。根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纪要>的规定。……”。(2)2010年6月25日针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广州中谷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顺威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2010]民二他字第11号）明确：“……。根据《纪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纪要》的规定”。(3)2013年11月26日针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入主张全额债权的请示的答复》((2013)执他字第4号）明确：“一、非金融机构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向非国有企业债务入主张受让日后利息的问题，应当参照我院2009年3月30日《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以下简称《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处理。……”。2、除了上述最高院的答复外，从《海南会议纪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精神和目的分析，本案仍应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的规定。(1)本案债务经法院判决由清新县石油公司及答辩人清新财政局共同偿还，虽然清新县石油公司因进入破产程序暂无可执行财产，但其仍为本案的被执行人之一，又由于清新县石油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故本案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整体上仍属于债务人为国有企业的案件，仍应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的规定。(2)《海南座谈会纪要》适用于债务人为国有企业的金融不良债权案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这样规定：“国有企业债务人包括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也就是说，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即便系存在非国有股东、但只要是国有控股的企业，其作为金融不良资产案件中债务人的，该案件都应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的规定。答辩人清新财政局作为政府机关，其所有支出均来自国有资金，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连国有控股企业债务人的案件都要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的规定，资金全部来源于国有资金的政府机关债务人的案件更应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的规定。（三）根据最高院的答复，本案的利息应计算至《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之日即2009年3月30日。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的请示的答复》第二条明确：“根据《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海南座谈会纪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或者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的利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迟延履行利息）应按照法律规定计算至《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之日。”，据此，由于被答辩人蔡某系在《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前受让了本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本案中的利息（包括迟延履行利息）应计算至《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之日”。二、关于本案利息（含迟延履行利息），清远市中院(2020)粤18执异23号《执行裁定书》第7页倒数第2段的计算方式并无不妥；但答辩人依据该计算方式计算的总金额9408974.8元比该裁定书认定的总金额9549482.5元少140507.7元，应以答辩人的计算结果为准。（一）关于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利息：清远市中院《执行裁定书》第7页倒数第7-8行认定以580万本金为基数，从资金拆借到期日（1993年8月18日）作为起息日、并计算至2009年3月30日并无不妥；但该裁定书据利息计算器算出此项利息金额为796345元存在错误，应以答辩人计算的金额7845952.9元为准（两者相差117505.1元）。清远市中院《执行裁定书》以资金拆借到期日（1993年8月18日）作为起息日并无不妥。本案生效法律文书(2005)粤高法民二终字第36号《民事判决书》显示：(1)原审法院清远市中院认为：清新建行与清新财政局（即答辩人）签订的案涉《拆借资金合同》，因清新建行与清新财政局均不具备拆借的资格，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该合同应认定无效（见判决书第4页第7-9行）；(2)广东省高院也认同《拆借资金合同》无效，但认为清新财政局只需返还依据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并无认定拆借期间需计算利息（见判决书第8页第7-8页）。清新建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明知双方不具备拆借资格，仍自愿向答辩人拆借款项，企图非法收取利息，其对《拆借资金合同》无效应承担绝大部分的过错责任，故其无权要求答辩人支付拆借期间的利息，答辩人只需在拆借期满返还本金即可，因此，本案利息应从拆借资金到期日（1993年8月18日）起计。（二）关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清远中院《执行裁定书》第7页倒数第5-7行认定以580万本金为基数，从2005年4月30日计算至2009年3月30日并无违反法律规定且己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但该裁定书据利息计算器算出此项迟延履行利息为1586024.5元存在错误，应以答辩人计算得出的金额1563021.9元为准（两者相差23002.6元）。《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于2009年5月18日才施行，由于本案利息只计算至2009年3月30日，根据法无溯及力的原则，该批复并不适用于本案。本案应适用的是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2008调整)，而该意见只在第294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并无对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基数作出明确的规定。即便是按照清远中院《执行裁定书>的计算方式、按答辩人计算得出的生效文书确定的利息及迟延履行利息总金额9408974.8元来认定，该9408974.8元总利息金额加上答辩人己偿还的580万元本金（两项合共15208974.8元），亦己达被答辩人蔡某向信达公司支付的债权转让教715万元的两倍有多。被答辩人2004年12月15日才受让本案不良债权，至今不到16年，即便按答辩人计算的结果收回本息15208974.8元，其投资回报年化利率也已超过6%，公平合理。因此，清远中院以580万元作差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基数，已经充分考虑到《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与目的，平衡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及被答辩人合理收益的关系，公平合理，应予以维持。综合以上两大点，答辩人认为本案应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本身利息（含迟延履行利息）以清远市中院《执行裁定书》第7页倒数第二段确立的计算方式为准（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利息应从资金拆借到期日1993年8月18日起计，迟延履行利息应以580万元为计算基数），但该裁定书计算的总金额9408974.8元有误，应以答辩人计算的总金额9549482.5元为准（两者相差140507.7元），即应裁定：答辩人清新财政局及清新县石油公司尚应支付被答辩人蔡某利息及迟延履行利息的总金额仅为9204568.8元（清远市中院裁定的9345076.5元一前述差额140507.7元）。 本院经审查，对清远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1993年11月16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清新支行与被告清新财政局签订《拆借资金合同》，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清新支行借出资金给被告清新财政局，合同载明：拆借期限自1992年11月17日至1993年8月18日。 再查明，清远中院（2004）清中法民二初第6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清新建行与财政局于1992年11月16日签订的《拆借资金合同》，因清新建行与财政局不具备拆借的资格，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该合同应认定无效。造成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责任，依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双方依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相互返还，鉴于清新建行已实际划付了款项给财政局，财政局已实际占用了清新建行的资金，为此，财政局应返还尚清新建行的本金58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考虑到合同无效，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清新建行按有关的规定，签订协议，将此笔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信达公司作为此笔款项的债权人，故财政局对此笔款项应向信达公司返还。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清远中院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答复的相关规则计算利息是否正确。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海南座谈会纪要》的适用问题。《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明确规定该纪要适用于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其中，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本案案涉金融不良债权最初转让发生于1999年12月20日，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清新县支行转让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该债权第二次转让发生于2004年12月15日，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转让给蔡某。从上述债权的转让时间和转让主体看，符合《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其次，关于《海南座谈会纪要》的内容和精神能否适用于执行阶段以及利息计算截止时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的请示的答复》【（2013）执他字第4号】明确：“一、非金融机构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受让日后利息的问题，应当参照《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处理。二、根据《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海南座谈会纪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上述答复虽系个案答复并非司法解释，但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该案明确执行程序应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处理；非金融机构是在《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之后受让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则不能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计付利息。因此，本案执行过程中，参照《海南座谈会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答复的规则，本案中的利息（包括迟延履行利息）应计算至《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之日，即从1993年8月18日计算至2009年9月30日。清远中院在（2020）粤18执异23号案件中正是按照上述计息标准和期间对清新财政局拖欠蔡某的利息及迟延金予以重新核算，清远中院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再次，涉案债权的起息日问题。虽然《拆借资金合同》载明“拆借期限自1992年11月17日至1993年8月18日”，但是执行依据没有具体明确涉案债权是自资金拆借发生日还是自资金拆借到期日开始计算利息，故清远中院在执行中确定自资金拆借到期日开始计算利息并无不当。 最后，清新财政局虽然在答辩中提出清远中院核算的其应支付给复议申请人蔡某的利息及迟延履行利息的总金额有误，但其并未提出复议申请，故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清远中院（2020）粤18执异23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蔡某的复议申请，维持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18执异23号执行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蒋先华 审判员  张 磊 审判员  庄绪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温星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