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民终18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绍兴傍青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安昌镇白洋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288KQ44L。 法定代表人：曹**芳，系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坚,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丽敏,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嘉兴顶点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盐县沈荡镇中钱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4MA29HT3L1G。 法定代表人：王中伟，系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德才,浙江天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舒琪,浙江天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吕珊珊，女，198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上诉人绍兴傍青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傍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嘉兴顶点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点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吕珊珊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9）浙0424民初3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协商二个月，该期间不计入本案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傍青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顶点公司的一审本诉诉请，并支持傍青公司的一审反诉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顶点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案涉货物质量问题。首先，本案存在退货现象。一审法院已认定顶点公司的货物被退且扣除了相应的加工费，但却未进一步深究退货的原因是顶点公司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该结论从吕珊珊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印证，比如2019年1月14日，吕珊珊说“有问题的给我好了”“次品理出来写在备注上”；2019年3月20日，吕珊珊说“你好退货都在那里，我让司机过来装”；2019年3月21日，吕珊珊说：“我把纱处理下，卖掉”。虽然庭审时吕珊珊对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做了进一步解释，但该解释存在明显偏向，不符合客观事实，应以聊天记录的文字本意作出认定。从聊天记录中“有问题的”“次品”“退货”等可以证明，案涉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其次，2019年1月26日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型号、数量及具体金额。2019年1月26日，吕珊珊询问傍青公司盛红红:“60支R+30D白钻单丝的你好。60S加20锦纶单孔，那个数量码单给我下。这两个规格我给他卖掉。”后盛红红出示了一份清单，吕珊珊再次强调“我要数量”。根据吕珊珊要求，盛红红又制作了一份有数量的清单，吕珊珊回复“这个清楚。我找个客户卖掉。”2019年3月20日吕珊珊询问盛红红：“你好退货都在那里，我让司机过来装。”从上述聊天内容可以反映几个事实：一则，至少60支R+30D白钻及60S+20锦纶单孔存在质量问题，需要退货；二则，吕珊珊对退货明确知晓且持认可态度的；三则吕珊珊已着手履行退货约定。但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且在未做充分说理的情况下仅以“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而驳回傍青公司该主张，实难服人。最后，案外人绍兴柯桥区欣雷针纺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能够印证存在质量问题的事实。作为案涉货物进一步加工的加工单位，案外人绍兴柯桥区欣雷针纺有限公司曾在庭审后向一审法院作出情况说明，归纳内容为案涉货物确存在质量问题，并说了具体的理由。上述情况说明能与其他在案证据相互印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望二审法院支持傍青公司的上诉请求。 顶点公司辩称，一、顶点公司要求傍青公司支付货款并承担利息损失证据充分。傍青公司在答辩状以及庭审中均认可双方的对账行为，以及对账金额、发货情况，故顶点公司方要求傍青公司支付货款及要求其承担利息损失的诉求应当得到支持。二、顶点公司加工的纱不存在质量问题，傍青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涉案顶点公司加工行为存在质量问题。(一)顶点公司自公司设立之初便与傍青公司发生业务关系。从顶点公司提供的2份对账单以及庭审中提供的傍青公司的来料单来看，60支纱顶点公司这边发货给傍青公司是在2017年12月、2018年1月份，且有1万多公斤，而后续基本上没有做过60支纱的加工。而2019年3月份顶点公司从傍青公司处拉回来的纱也是60支的，因此这就可以得出，顶点公司是最早给傍青公司发的60支纱，并且后面都没做过，后续的40支纱都没有问题，如果60支纱存在问题怎么可能还会继续做后续的纱。另外，傍青公司是在顶点公司向傍青公司催讨加工款时傍青公司才提出来纱有问题。足以说明是因为傍青公司市场打不开销量，而不是顶点公司加工有问题。(二)对账之前傍青公司在2018年5月7日及10月9日两次退货折算价格16428元，该清单在傍青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有体现，最终对账之前傍青公司退货60支纱总共只有200公斤。而顶点公司在2017年12月到2018年1月份有将近一万公斤，如此天差地别的数量，怎么能说明有质量问题呢。(三)顶点公司与傍青公司之间在2018年3月20日、11月30日有两次对账，傍青公司都加盖了公章，且未对顶点公司的加工行为提出异议，而对账不仅是对欠付货款的简单确认，也是双方对之间交易的最终确认，如果有质量问题，在对账时会提出或者体现在对账单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顶点公司的加工行为有问题，傍青公司又怎么可能与顶点公司进行对账结算，且未提出质量问题，这也不符合常理。(四)傍青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顶点公司的加工行为有问题。傍青公司以其织成的成品布存在质量问题来抗辩顶点公司的加工行为存在质量问题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证据。傍青公司既不能证明成品布是由顶点公司加工的纱所做，又不能证明是因为顶点公司的加工行为所导致，从纱到布有多个加工环节，且傍青公司使用的60支纱来自多个厂家，亦具有不稳定性。(五)吕珊珊在微信聊天及庭审中从未确认顶点公司的加工行为存在问题。吕珊珊作为顶点公司业务经办人，为了及时回收款项提出了种种解决方案，因为傍青公司的纱是新品种，所以市场打开比较困难，吕珊珊也是尽力帮助其处理，甚至提出帮其卖货，其协助傍青公司的行为被认为是认可质量问题不符合客观情况。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傍青公司的上诉请求。 吕珊珊未发表意见。 顶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傍青公司立即支付货款221091.93元，并自起诉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傍青公司负担。 傍表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减少傍青公司应支付顶点公司的包覆纱加工款158343.56元；2.顶点公司赔偿傍青公司损失563735.1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顶点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顶点公司与傍青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由傍青公司向顶点公司提供纱线及原料，顶点公司将其加工成包覆纱（加工过程中傍青公司也提供一股纱线）后收取加工费（含傍青公司提供的纱线费用）。2017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产品品名为包覆纱加工，数量9171.99千克，单价10.36元/千克，金额95000元（注：以实际出货数量为准，以上表格是目前暂定单价，如原材料有波动再进行价格调整）。2018年1月31日，双方再次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产品品名为包覆纱加工，数量7922.54千克，单价11.36元/千克，金额90000元（注：以实际出货数量为准，以上表格是目前暂定单价，如原材料有波动再进行价格调整）。上述二份《销售合同》均约定：顶点公司安排送至傍青公司指定仓库；如一方违反本合同而造成另一方损失，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同时守约方有权要求终止或继续履行合同；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需进行诉讼时，需向供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起诉；双方同时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3月20日，双方达成对账单一份，载明截止2018年3月20日傍青公司欠顶点公司货款95751.59元。之后，双方再次达成对账单一份，载明截止2018年11月30日傍青公司欠顶点公司237520.13元，退货金额16428.20元（含60S+30D白钻单价33元/千克、40+30D白钻27元/千克、40S+30D兰长丝28元/千克、60S+20D单孔单价38元/千克等）。上述对账单出具后，傍青公司未支付过顶点公司钱款。 另查明，第三人吕珊珊系顶点公司的工作人员，且也是与傍青公司业务往来的经办人。根据吕珊珊与傍青公司的工作人员聊天记录显示，双方业务往来时有产生退货情况。2019年1月14日，吕珊珊与傍青公司工作人员微信沟通时说：“有问题的给我好了”、“次品理出来写在备注上”；2019年3月20日，吕珊珊微信上说：“你好退货都在那里，我让司机过来装”；2019年3月21日，吕珊珊微信上说：“我把纱处理下，卖掉”，而傍青工作人员将当天退回至顶点公司的货在微信上告知吕珊珊，傍青公司二张出库码单显示：“60S+20D单孔”1631.10千克、“60S+30D白钻”11.30千克。该批退货顶点公司已收货，且傍青公司工作人员曾于2019年5月5日在微信上回复吕珊珊，该次退货中单价为“单孔锦纶38.5、60S+30白33”。根据吕珊珊与傍青公司法定代表人曹**芳的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在业务往来时，曹**芳曾提出包覆纱上机后出现横档、断纱，而吕珊珊回应可以找梭织的给卖了。以上事实由顶点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对账单、送货单，傍青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出库码单及到庭当事人陈述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之间的争议焦点为：顶点公司加工后交付给傍青公司的包覆纱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傍青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其在每次收货时并未进行质量检验，而在包覆纱的后续上机过程中出现横档、断纱，其认为系顶点公司交付的包覆纱存在质量问题，现尚有部分包覆纱及胚布堆放在其仓库中。一审法院认为，傍青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顶点公司交付的包覆纱存在质量问题，其留存在仓库的布及已染色或上机的包覆纱也无法确定使用的是顶点公司交付的包覆纱，即使留存在其仓库的包覆纱也无法认定系顶点公司加工的，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另，顶点公司与傍青公司业务往来期间，确实存在退货情况，顶点公司也扣除了在2018年11月30日的对账单上载明的退货金额16428.20元，而2019年3月21日，顶点公司派车前往傍青公司拉回一批货，数量为“60S+20D单孔”1631.10千克、“60S+30D白钻”11.30千克，一审法院认为顶点公司主动上门拉货的行为即视为同意该批货为退货且第三人吕珊珊在当时与傍青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提到该批拉回的货系退货，至于该笔退货金额，傍青公司工作人员曾通过微信告知顶点公司“60S+20D单孔”单价为38.5元/千克，“60S+30D白钻”单价为33元/千克，虽顶点公司对此报价未予以确认，但顶点公司认可的退货金额16428.20元的该批货中也存在以上两种规格，当时报价为60S+30D白钻单价33元/千克、60S+20D单孔单价38元/千克，故一审法院确认该笔退货金额为62354.70元（33元/千克×11.30千克+38元/千克×1631.10千克），该款项应在本案傍青公司尚欠的加工费中予以扣除。综上，傍青公司应支付顶点公司加工费158737.23元。对顶点公司诉请的利息，其计算标准有误，应以尚欠加工费为基数，自2019年9月2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行计算至全部加工款付清之日止。至于傍青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傍青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顶点公司加工款158737.23元及利息损失（以尚欠加工费为基数，自2019年9月2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行计算至全部加工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顶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及傍青公司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如果傍青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部分案件受理费4616元、财产保全费1770元，合计6386元，由顶点公司负担1801元，傍青公司负担4585元。反诉部分案件受理费5510元、财产保全费4170元，合计9680元，由傍青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加工合同纠纷，双方对2018年11月30日曾对账确认欠款金额没有争议，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傍青公司上诉所称顶点公司交付的涉案货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即顶点公司应否减少加工款并赔偿傍青公司损失。对此，本院认为，关于质量问题，从一、二审查明事实来看，双方当事人对标的物的检验标准、检验期间均未作约定，傍青公司作为一个纺织企业，其在收到涉案货物后不进行质量检验并直接用于后期加工制作，应推定其认可涉案货物质量。更何况，傍青公司亦于2018年11月30日与项点公司对账确认欠款金额并备注“退货金额16428.2元”，说明双方在对账当时对尚欠货款金额及退货均进行了处理。尽管此后傍青公司在顶点公司向其催讨款项时提及有部分货物要退，但双方并未对相关货物是否顶点公司交付以及是否确有质量问题进行确认，且从双方后续交流来看双方最终就是否退货亦未达成一致。现傍青公司主张留存其仓库的布及已染色或上机的包覆纱存在质量问题，亦无证据证明相关包覆纱是顶点公司交付，以及相关问题的产生系因顶点公司加工原因导致，更无证据证明顶点公司交付的货物导致其反诉主张的相关损失存在，故一审法院在将顶点公司确已拉回货物相应款项予以扣减外，对傍青公司关于减少支付加工款并要求赔偿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傍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85.5元，由绍兴傍青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建龙 审 判 员 黄 阁 审 判 员 王 浩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陈 蓉 书 记 员 王若赟 书 记 员 马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