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53民终9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富士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法定代表人：廖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霞，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贝，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火强，男，197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容燕，女，197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云浮市。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练明洪，广东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郁南县都城镇帝威龙车行。住所地：郁南县。负责人：梁锦成。上诉人广东富士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高公司）与被上诉人黄火强、苏容燕、郁南县都城镇帝威龙车行（以下简称帝威龙车行）产品质量纠纷一案，不服郁南县人民法院（2019）粤5322民初1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士高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郁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5322民初1180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对被上诉人黄火强、苏容燕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车辆为摩托车，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是事实认定发生根本错误。1、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显示，死者黄洪权转弯时没有让直行的机动车优先通行和肇事方超速行驶才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和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无论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转弯的车辆均应让直行的车辆先行，黄洪权违反交通规则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这种情况下，即使黄洪权是骑自行车也会发这样的事件，因此，本案的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涉案车辆的类型没有任何关联性。2、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车辆存在缺陷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但这只是一种主观推测，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何时发生，都无从推测。同时，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车辆在出厂时存在质量问题或缺陷。3、死者黄洪权在事故发生时为16周岁的在校学生，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未有监护人监管的情况下擅自驾驶车辆上路，被上诉人黄火强、苏容燕未完全尽到监护责任是导致本事故的次要原因。二、一审判决仅凭涉案车辆印有“A0WA”字样商标、控制器注明为奥娃专用控制器、合格证相似就认定是上诉人所生产。但一审中黄火强、苏容燕所提供的涉案车辆所载明的型号规格、企业代码与上诉人生产的“奥娃”系列电动自行车完全不同，且涉案车辆的说明书也并非上诉人的，同时，销售者即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车辆就是从上诉人处购进。因此，一审判决严重缺乏证据认定上诉人是涉案车辆生产者。1、涉案车辆来源不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不存在车辆的代销、代售的合同关系，也从未授权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销售与涉案车辆同类型的车辆。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也未主张上诉人系其涉案车辆的供货商，亦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车辆来源于上诉人处。2.上诉人生产同类型的车辆与涉案车辆的型号规格编制方法完全不相同。根据《佛山市**********检验报告》（No.C16-WT4224）中上诉人送检的“奥娃”系列电动自行车的合格证，送检车辆的型号规格为“TDT112Z”。而涉案车辆的购车收据与合格证显示涉案车辆的型号规格为“48V金王子”。两者的型号规格编制方法完全不同，上诉人生产的电动自行车型号规格完全是按照《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第4.2条规定进行编制的，涉案车辆明显系假冒产品，并非是上诉人生产的产品。3.上诉人的生产企业代码等与涉案车辆均不相同。车架号码即自行车的编码，根据《生产企业自行车编码管理实施规则》第1.3条的规定：“一组自行车的编码包括一辆自行车的基本信息，代表一辆自行车的身份。”涉案车辆的车架号码为5412********298，上诉人同类车型的车架号码是209********0089。根据《生产企业自行车编码管理实施规则》第2.2条的规定，车架号码的前4位数字代表生产企业代码，涉案车辆的生产企业代码为“5412”，而上诉人的企业代码为“2091”，两者完全不同；同时，按照编码规则，车架号码的第6-7位是生产年份代码，以公元纪年的后两位表示，由企业根据自行车的生产年份自行分配。参照第6-7位数字是“16”，代表上诉人送检的“奥娃”系列电动自行车系2016年生产；而涉案车辆的车架号码的第6-7位数字是“20”，代表涉案车辆是2020年生产，鉴于涉案车辆是在2017年3月13日售出的，涉案车辆生产年份明显不合理。因此，涉案车辆明显系假冒，并非是由上诉人生产。4.根据被上诉人黄火强、苏容燕提交的涉案车辆的《电动自行车系列使用说明书》，落款企业的名称是深圳市富士高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其企业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等均与上诉人的不一致，且涉案车辆的型号和外形也并非说明书中对应车辆，完全不能证明涉案车辆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联系。5.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提出按照涉案车辆合格证上标注的真伪验证方法验证涉案车辆的真伪性，但被上诉人代理律师不同意现场进行验证。一审法院也未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验证，在该证据未进行完全质证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该证据不应当作为认定上诉人系涉案车辆的生产者的根据，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被上诉人黄火强、苏容燕承担，即涉案车辆并非是由上诉人生产。上述证据充分证明上诉人并非涉案车辆的生产者，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涉案车辆是仿冒或被改装成上诉人富士高公司生产的“奥娃”系列电动自行车，一审判决仅凭一个商标和一个类似的合格证认定涉案车辆的来源，是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三、一审法院未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在上诉人对鉴定意见有重大异议时，违反相关规定不通知鉴定人出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违法将该鉴定意见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严重影响司法公正。1.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并未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涉案车辆进行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未经质证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根据。”一审法院不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即涉案车辆进行质证，并将未经质证的涉案车辆作为鉴定的根据，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2.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中，指出鉴定意见存在多处错误，并明确提出异议和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但一审法院仅仅是让鉴定机构即佛山市政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复函》，并未让鉴定人出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在上诉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鉴定人未出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该鉴定意见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明显违反法定程序。3.在鉴定机构出具《复函》对上诉人提出的异议内容进行了回复后，上诉人发现该鉴定意见仍然存在多处事实认定错误和逻辑错误，并在补充代理词中明确提出了异议，但截止上诉人收到一审判决书之日，上诉人并未收到一审法院预交鉴定人费用的通知。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在收到鉴定人的书面答复后仍有异议的，法院应当通知有异议的当事人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并通知鉴定人出庭。四、在鉴定机构政凯公司不具备鉴定资质，涉案车辆也无法作为认定出厂质量的鉴定材料，且鉴定意见存在错误引用涉案车辆出厂时尚未生效的产品标准、捏造检测数据和论证逻辑存在重大漏洞等问题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仍然认定鉴定意见事实清楚，明显不当。1.政凯公司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根据政凯公司提供的广东省汽车流通协会发放的《广东省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备案登记证书》，其经营范围并不包括电动自行车的检验、鉴定等有关业务，同时政凯公司也未提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颁发的资质认定授权证书，不能证明其具备产品质量检验的资质。2.涉案车辆在案发时已严重损坏，无法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不应当作为鉴定车辆出厂质量的鉴定材料。涉案车辆因交通事故已被严重损坏。同时，被上诉人黄火强于2017年3月13日购买涉案车辆，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2018年4月26日，涉案车辆已被使用超过一年，其质量状况明显与购买时存在较大差别，无法作为认定车辆出厂时质量是否合格的依据。3.政凯公司两次所作的鉴定意见即《道路交通事故车辆类型检验报告书》（FSZK20180505001）及《复函》的鉴定依据、认定事实和论证过程均存在重大漏洞，得出的鉴定结论明显错误。(1)政凯公司所作鉴定意见所依据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于2017年9月29日发布，2018年1月1日生效。但涉案车辆的购买时间是2017年3月13日，即涉案车辆出厂时该技术标准还未生效，明显不适用该标准。(2)根据《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的前言和第7.4条和7.5条的规定，最高车速、制动性能、车架/前叉组合件强度为强制性条款，其余技术要求均为推荐性条款。根据该标准，电动自行车的整车重量、轮胎宽度并非认定电动自行车是否合格的强制性标准，且鉴定机构出具的《复函》中也表明后轮损坏，鉴定意见中测量的轮胎宽度很可能与车辆出厂的轮胎宽度不同。(3)对于强制项中的车速，鉴定机构出具的《复函》中表明“事故造成电池、后轮损坏，实测车速无法就车测试”，“按同款车型、同等质量的车辆最高车速大于20Km/h”，但鉴定意见所附同款车型的检测数据中，既未提供同款车型的车辆图片，也未提供同款车型的车辆质量，更未提供相关测试场地的条件。涉案车辆的控制器与鉴定意见中所谓“同款车型”车辆的控制器品牌也不同，且涉案车辆的刹车电平为低电平，而鉴定意见中所谓“同款车型”车辆的刹车电平为高电平。因此，鉴定意见中根据“同款车型”所得出的涉案车辆的车速完全是罔顾事实的主观臆造。(4)此外，根据鉴定意见所附图片所示，涉案车辆的左侧明显有脚踏装置被拆卸的痕迹，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在庭审过程中也认可涉案车辆在出售时有脚踏装置。上诉人提交的同款车型的检测报告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有脚踏装置，但一审判决对有重大争议的事实并未主动查清，仅凭一审黄火强、苏容燕的口述就轻易作出有利于其的结论，这明显是不顾事实，枉法裁判。(5)《复函》中第二部分第8点中注明“控制器电压为48V，电流为17A，计算得出功率为800W”，但计算得出功率应为816W，且控制器功率不等于电机额定功率，不能证明涉案车辆的电机额定功率不符合小于240W的标准。(6)鉴定意见在结论部分论述：“该车按同款车型、同等质量车辆，最高车速大于20Km/h，根据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条件3.6.2轻便摩托车规定：无论采用何种驱动方式，其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50km/h的摩托车，如使用内燃机，其排量不大于50ml；如使用电驱动，其电机额定输出功率总和不大于4KW”。如按照该论证逻辑，电动自行车均符合“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50km/h，其电机额定输出功率总和不大于4KW”的标准，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均是两轮轻便摩托车，由此得出的结论非常荒谬。五、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提出涉案车辆有改装，但未提供原有模样用以证明涉案车辆进行了改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涉案车辆在出售后，涉案车辆模样的举证责任相应转移至被上诉人黄火强、苏容燕，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客观上也不可能提供与涉案车辆完全相同的同一车辆。因此，是否有改装的事实应由黄火强、苏容燕举证，或法院主动查验涉案车辆实物，只要进行查验就可以验证涉案车辆是否进行了改装。一审法判决明显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明显有偏袒的行为。六、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作为涉案车辆的销售者，如按照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车辆不符合在合格证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则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应当承担销售者责任；同时，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产品来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车辆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的产品标准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一)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说明的；(二)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三)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涉案车辆的销售者即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在销售者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代销、代售关系或其他能够证明产品来源证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涉案车辆的销售者即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对于本案发生的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上诉人也深表遗憾和同情，在一审时上诉人也明确表示可以对被上诉人黄火强、苏容燕进行人道主义帮助。但在本案中，涉案车辆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认定上诉人为涉案车辆的生产者。鉴定意见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也不能证明涉案车辆在出厂时存在缺陷，上诉人不应承担莫须有的法律责任。涉案车辆的销售者即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不能举证涉案车辆的来源，如有责任，也应当由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黄火强、苏容燕辩称：一、因富士高公司的产品质量不合格而使驾驶员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过错责任加重，富士高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黄火强、苏容燕的儿子事发时已满16周岁，是法律允许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由于上诉人生产、销售的电动车超标，而增加了死者驾车上路行驶的危险性和加重了交通事故过错责任。无证驾驶机动车、无牌机动车，这两点是因上诉人的产品质量不合格而直接导致加重的情形，因为交通事故的责任是按过错行为进行认定的。二、涉案车辆经检测属于不合格产品，富士高公司应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综上，富士高公司应对被上诉人黄火强、苏容燕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没有提交答辩意见。黄火强、苏容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帝威龙车行、富士高公司共同连带赔偿购买奥娃电动自行车质量产品瑕疵的三倍赔偿即4650元给苏容燕、黄火强。2、帝威龙车行、富士高公司共同连带赔偿283074.75元给黄火强、苏容燕。3、本案诉讼费用由帝威龙车行、富士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2日，黄火强以1550元价格向帝威龙车行购买奥娃电动自行车一辆，帝威龙车行交付奥娃电动自行车给黄火强时一并把电动自行车系列使用说明书、合格证及帝威龙车行出具的售后服务卡交给黄火强。该车合格证注明：奥娃电动自行车，本产品经检验合格准予出厂：执行标准：GB17761-1999，生产许可证号：(粤)XK16-002-00143型号规格：“48V金王子”，颜色：粉红，车架号码：5412********298，电机号码：JM48VN170109051，检验员*12*，生产日期：2017-01-14，出厂日期：2017-01-15，制造商：广东富士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标准：GB17761-1999，最高车速：7Km/30min，电机额定功率：2018年4月26日19时50分，陆胜彬驾驶粤T*****小车由德庆县沿S368线往都城镇方向行驶，行驶至郁南县368省道85KM+400M路段时，与从冲口村路口驶入S368线左转弯往都城镇方向行驶由黄火强、苏容燕儿子黄洪权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的无号牌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黄洪权当场死亡及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8年5月9日，佛山市政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根据郁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委托对该两轮车辆车型进行鉴定，该车检验数据为：1、48V电动车电池。2、没有脚踏辅助动力。3、前轮胎宽度为60mm，后轮胎宽度为60mm。4、该车整车质量为48kg。5、该车没有米表时速设计。6、事故造成电池、后轮损坏，实测车速无法就车测试。鉴定分析认为：根据《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最基本的技术要求为设计最高车速应不大于20Km/h，整车质量应不大于40Kg，轮胎宽度不大于54mm，电机额定输出功率应不大于240W，蓄电池标称电压应不大于48V，具有良好的脚踏骑行功能，30分钟的脚踏行驶距离应不小于7Km。其中设计最高车速为强制性条款，也是认定电动自行车的否决项目。而该车没有脚踏辅助动力，前轮胎宽度为60mm，后轮胎宽为60mm，整车质量为48kg。以上技术检测结果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的标准，该车不是电动自行车。根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鉴定该车是两轮轻便摩托车。2018年5月25日，郁南县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黄洪权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无保险机动车道路行驶，转弯时没有让直行的机动车优先通行，其过错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分登记后，方可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在道路行驶的，应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十七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第十九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先行。”的有关规定，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认定黄洪权对事故的发生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本案审理过程中，富士高公司对佛山市政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结果有异议，并要求重新鉴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3日发函给佛山市政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佛山市政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复函称：（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在2018年1月1日实施，在新旧标准过渡期间，工作人员在数据录入过程中没有及时改正，因此《检验报告书》中所根据的标准为（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3.6.1普通摩托车、3.6.2轻便摩托车。该车检测时电池损坏，不能读出实际车速，按同款车型、同等质量的车辆，该车最高车速大于20Km/h。控制器电压为48V，电流为17A，计算得出功率为800W。根据（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轻便摩托车规定：无论采用何种驱动方式，其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50km/h的摩托车，如使用内燃机，其排量不大于50ML，如使用电驱动，其电机额定输出功率总和不大于4KW。综合上述，该车是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佛山市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复函附件的图片显示，该电动车的车身有“AOWA”字样，控制器注明为奥娃专用控制器。2018年8月6日，黄火强、苏容燕基于本交通事故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陆胜彬及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2018）粤5322民初959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郁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的第445********000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公正合法，予以采信，核定黄火强、苏容燕的损失合计919748.2元，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10963.7元给黄火强、苏容燕；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中心支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364392.25元给黄火强、苏容燕；三、驳回黄火强、苏容燕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庭审中，富士高公司认可该公司出具的合格证形式上与涉案的合格证基本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产品质量纠纷。本案的焦点为：一、富士高公司是否涉案车辆的生产者。二、涉案车辆是否属于电动自行车，佛山市政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鉴定结论是否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三、涉案车辆是否进行改装。四、涉案车辆与交通事故的发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五、各方责任承担问题。六、富士高公司、帝威龙车行是否赔偿三倍赔偿给黄火强、苏容燕。关于焦点一，富士高公司虽否认其为涉案车辆的生产者，但涉事车辆车身印有“A0WA”字样的商标，车辆控制器注明为奥娃专用控制器，车辆随附的合格证标注制造商为富士高公司且有富士高公司的防伪证，同时，富士高公司认可其公司出具的合格证形式上与涉案的合格证基本一致，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富士高公司为涉案车辆的生产商，故一审法院确认涉案车辆系富士高公司生产。关于焦点二，佛山市政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是受郁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的鉴定机构，该鉴定结论具有中立性，对作出的鉴定结论所依据的规定在复函中亦作了解释并修正，该评估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佛山市政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书》鉴定涉案车辆是两轮轻便摩托车，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为两轮轻便摩托车，非电动自行车。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帝威龙车行认为涉案车辆有改装，但未提供涉案车辆原有模样，亦未提供证据证实黄火强、苏容燕对车辆进行改装，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未改装。关于焦点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本案中，涉案车辆虽标识为电动自行车，且提供相关的合格证，但经鉴定无论是整车质量、轮胎宽度、电机额定输出功率等均不符合电动自行车的标准，属上述规定的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缺陷产品。涉案车辆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存在的产品缺陷显然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且郁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基于涉案车辆被鉴定为机动车，黄洪权违反有关机动车的规定才作出此责任比例分担，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的产品缺陷与本案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关于焦点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富士高公司是涉案车辆的生产商，其生产的电动自行车被鉴定为两轮轻便摩托车，存在产品缺陷，且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故富士高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富士高公司抗辩认为黄火强、苏容燕存在监护责任。黄火强购买涉案车辆时，该车随附的合格证、说明书均注明涉案车辆为电动自行车，即富士高公司向消费者明示其生产的涉案车辆为非机动车，黄火强作为非专业人员，有理由相信其购买的是一辆符合产品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是可以不按国家规定登记入户，无需取得驾驶证，并可以按国家规定交给已年满16周岁儿子黄洪权驾驶的，故黄火强、苏容燕作为监护人不存在过错，对富士高公司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黄洪权在行驶中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转弯时未让直行车先行，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评定黄洪权驾驶车辆的过错及涉案车辆产品缺陷与事故发生的关联程度，一审法院酌定由富士高公司承担黄火强、苏容燕未获赔偿部分的40%。已生效的民事判决确定黄火强、苏容燕的损失为919748.2元，黄火强、苏容燕未获赔偿部分为444392.25元（919748.2元-110963.7元-364392.25元)，故富士高公司应赔偿177756.9元（444392.25元×40%）给黄火强、苏容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根据上述规定，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本案中，产品存在缺陷属于生产者的责任，应由富士高公司赔偿。黄火强、苏容燕要求销售者帝威龙车行承担赔偿责任，未提供证据证实涉案产品存在缺陷属销售者的责任，故黄火强、苏容燕请求生产者与销售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虽然涉案车辆被鉴定为二轮轻便摩托车，但该条款属惩罚性规定，只有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时存在有欺诈行为，消费者才有权要求获得三倍赔偿，本案中，黄火强、苏容燕未提供证据证实帝威龙车行销售涉案车辆给黄火强时存在有欺诈行为，故对黄火强、苏容燕要求富士高公司、帝威龙车行赔偿因购买奥娃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瑕疵的三倍赔偿，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黄火强、苏容燕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第十一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广东富士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77756.9元给黄火强、苏容燕。二、驳回黄火强、苏容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15.87元，由黄火强、苏容燕负担2146.39元，广东富士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469.48元。二审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产品质量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是否涉案车辆的生产者；二、佛山市政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的鉴定是否合法，涉案车辆产品质量是否合格；三、涉案车辆是否进行改装；四、涉案车辆与交通事故的发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五、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是否需要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一审庭审记录所述，富士高公司承认其公司出具的合格证形式上与涉案车辆的合格证基本一致，这与黄火强、苏容燕举证的电动自行车购车收据、合格证、涉事车辆车身印有“A0WA”字样的商标，车辆控制器注明为奥娃专用控制器，车辆随附的合格证标注制造商为富士高公司，并有富士高公司的防伪证等证据相互印证，证据之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上诉人富士高公司为涉案车辆的生产者的事实。上诉人富士高公司否认其为涉案车辆的生产者，但其没有提供证据推翻上述事实，也没有提供证据或理由可以充分证明涉案车辆不是其生产或有可能系第三人生产，故一审法院确认涉案车辆系上诉人富士高公司生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涉案车辆在2018年4月26日发生交通事故后，2018年4月29日，负责处理该事故的郁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即委托佛山市政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道路交通事故车辆类型进行鉴定，佛山市政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含涉案、事故车辆鉴定等评估业务），二手车交易。其作出本案涉案车辆《道路交通事故车辆类型检验报告书》已经一审庭审质证，该《检验报告书》既有佛山市政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盖章，又有从事鉴定的人员签名确认，该鉴定结果客观公正，对作出的鉴定结果所依据的规定在复函中亦作了解释并修正，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人具备相应资格，鉴定依据充分，其作出的《检验报告书》合法，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该《检验报告书》的鉴定结果，证明涉案车辆是两轮轻便摩托车，而不是上诉人在该车合格证上载明的电动自行车，证实涉案车辆产品质量与电动自行车不相符，应属有缺陷产品。上诉人认为佛山市政凯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不具备鉴定资质，鉴定程序不合法，鉴定意见错误，但其没有提供充分确实的依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车辆类型检验报告书》第一条第2点载明：该车检验数据没有脚踏辅助动力，证明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没有脚踏装置。上诉人认为根据鉴定意见所附图片所示，涉案车辆的左侧明显有脚踏装置被拆卸的痕迹，被上诉人帝威龙车行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认可涉案车辆在出售时有脚踏装置，就认为涉案车辆有改装，这与上述《检验报告》明确载明的没有脚踏辅助动力的数据不符，上诉人在没有提供充分确实的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鉴定意见所附图片就主观推测涉案车辆有改装，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本案中，涉案车辆合格证上载明是电动自行车，但经鉴定是两轮轻便摩托车，明显是不符合电动自行车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缺陷产品。被上诉人黄火强、苏容燕之所以将涉案车辆交给儿子黄洪权驾驶，是因为认可涉案车辆是电动自行车，而驾驶电动自行车无需要取得驾驶证，但驾驶摩托车就要取得驾驶证，而电动自行车与两轮轻便摩托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设计最高车速明显不同，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为不大于每小时20公里，且是强制性条款，而两轮轻便摩托车最大设计车速为不大于每小时50公里，车速低，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相对也会小些，涉案车辆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存在的产品缺陷显然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在本案中，郁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因认定涉案车辆被鉴定为机动车，认为黄洪权违反有关机动车的规定才按过错严重程度大小作出按责任比例分担的责任认定，证明黄洪权是由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才要承担过错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的产品缺陷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并无不当，并综合评定黄洪权驾驶车辆的过错及涉案车辆产品缺陷与事故发生的关联程度，酌定由富士高公司承担黄火强、苏容燕未获赔偿部分的40%，按已生效的民事判决确定黄火强、苏容燕的损失为919748.2元，未获赔偿部分为444392.25元（919748.2元-110963.7元-364392.25元），从而确认富士高公司应赔偿177756.9元（444392.25元×40%）给黄火强、苏容燕，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认为涉案车辆与本案的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其无需对黄火强、苏容燕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因此，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本案中，产品存在缺陷属于生产者的责任，应由上诉人富士高公司赔偿。上诉人认为销售者帝威龙车行也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没有提供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涉案产品存在缺陷是帝威龙车行在销售过程中所致，故上诉人认为帝威龙车行也要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广东富士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15.87元，由上诉人广东富士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开勇审判员  罗晓红审判员  陈 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冯梓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