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申207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汪荣花，女，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谢自桓，男，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余北珠，女，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原审第三人：谢宏，男，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再审申请人汪荣花、谢自桓因与被申请人余北珠、原审第三人谢宏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民终5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2020年3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汪荣花、谢自桓申请再审请求：（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13民终6950号民事判决和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民初11156号民事判决。（二）确认登记在谢宏名下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房地产权证号17××**）属于家庭共有房产，谢宏、余北珠、谢某某、谢某某、傅某某各占20%的产权份额。（三）解除对惠州市惠城区的查封。（四）本案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余北珠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再审申请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涉案房屋属于家庭共有房屋；一审、二审判决直接确认该房属于谢宏与余北珠的夫妻共同房产缺乏证据证明。再审申请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广东省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实施意见》（以下简称为《广东房改实施意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监字第960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1989）民他字第10号]司法批复、《购买住房申请表(1)》、《广东省惠州市私有房地产权登记申请书》等证据，但一审法官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未组织辩论和评议，未依法公开阐明法院是否采信的理由，且未将再审申请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作为裁判依据。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上述证据应当视为新的证据，逾期提供这些证据的理由成立。（1）审查确定涉案房屋的权属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国务院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公房改革政策为准绳。1998年惠阳化工厂的公房改革是根据国务院和广东省政府颁发的政策规定进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为当年的公房改革制定专门法律法规。（2）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是家庭。《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十四条规定：“城镇公有住房，除市（县）以上人民政府认为不宜出售的外，均可向城镇职工出售。”第十八条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购房的数量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分配住房的控制标准执行，超过标准部分一律执行市场价。”明确规定每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成本价的公有住房。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公房改革引发的不动产权属争议时认定：“无论是《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还是‘九四方案’，在明确购房资格的同时，均以家庭作为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广东房改实施意见》第二部分第（一）条规定:“城镇公有住房，除按照省委粤发[1990]22号、省政府粤府[1988]148号文件规定不宜出售的外，均可向有城镇户口的职工出售。”“按成本价出售的公有住房，每户职工家庭只能购买一次。”在本案中，谢宏和谢海宁都是有城镇户口的在册职工。余北珠人事关系挂靠在惠阳化工厂，并未在岗。因此，谢宏或是谢某某都有资格代表全体家庭成员购买现已住用的公有房屋，故该房的产权只能认定为家庭共有房屋。（3）最高人民法院[（1989）民他字第10号]司法批复证明涉案房屋只能认定为家庭共有房屋。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6月9日对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高三妹等人诉陈德晶房屋确权一案的请示报告》的批复认为：“诉争的两栋房屋，是解放前高三妹夫家兄弟4人共同经商、共同生活期间购置的，一、二审判决认定为共有是正确的，故同意不再变更。”涉案房屋正是谢宏与谢某某、傅某某、谢某某等4人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期间，根据公房改革的政策，以“户”为主体购置的。况且，谢某某自1992年参加工作，其工资收入交给第三人谢宏统一作为家用，即购房款包含了谢海宁的劳动收入，系共同出资，故该房应当认定为家庭共有。（4）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簿证明该房属于家庭共有房屋。①再审申请人一审提交的《购买住房申请表(1)》载明：“现住房人4人”，即谢宏、谢某某、谢某某、傅某某等四人，系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因公房改革政策要求承租户推选一人作为购买公房的代表，故推举谢宏代表全体家庭成员签订购房合同，办理缴款手续。虽然产权证书登记在谢宏名下，并不意味家庭其他成员达成了放弃购买公有住房的合意，也不意味家庭其他成员对该房不享有产权。②再审申请人一审提交的《广东省惠州市私有房地产权登记申请书》第4页“房地产共有人情况”登记了余北珠、谢某某、谢某某、傅某某等家庭成员为该房的共有人，证明谢宏代表家庭持证，全体家庭成员共享产权，体现了国务院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房改革的政策规定。而普通商品房的不动产登记簿，不登记家庭成员名单。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公房改革中的房屋买卖不同于普通商品房的买卖，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同时也存在较大的价格优惠，因而具有一定的福利性。”（5）一审、二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属于谢宏与余北珠的夫妻共有房屋明显证据不足。①虽然第三人谢宏代表全体家庭成员签订了购买公房合同，但不能据此认定该房产权归谢宏个人所有。当年为了确保公有住房出售工作的顺利进行，凡承租户内有多人的，应推选一人为购房人，代表全体家庭成员签订合同和缴付房款，故《购买住房申请表(1)》中登记了全体家庭成员名单，并且注明是否另有住房。如果家庭成员有人另有住房，全家只能选择购买其中一套，从而确保每户职工家庭只能购买一次的规定落到实处。显然，房屋登记在购房人名下是指购房人代表全体家庭成员对该房享有产权。②购买涉案房屋时使用了谢宏与余北珠的工龄折扣并不能证明该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广东房改实施意见》规定按成本价购买公有住房享有旧公有住房成新折扣、工龄折扣、现住房折扣、付款方式折扣等四项价格折扣，所指向的是价格优惠，亦即政策性补贴，并非财产权利。工龄折扣只是其中一项折扣，其他三项折扣是全体家庭成员都享有的福利。综上，无论从事实、证据和公房改革政策等方面考量，还是从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考量，涉案房屋应当认定为家庭共有房屋。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规定，本案应立案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判决与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存在明显分歧。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监字第960号民事再审一案，审理的是因公房改革引发的不动产权属争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的规定，职工购买现已住用的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购买一套。公房改革中的房屋买卖不同于普通商品房的买卖，均以家庭作为出售对象，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同时也存在较大的价格优惠，因而具有一定的福利性。承租户协商确定购房人并不意味着该承租户的其他成员自愿放弃购房资格，房屋登记在购房人名下是指购房人代表全体家庭成员对房屋享有产权。本案审理的也是因公房改革引发的不动产权属争议，其裁判结果与最高人民法院业已生效的（2011）民监字第960号民事裁定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但二审法院未依照规定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2019年10月28日起施行）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三）本案一审、二审判决遗漏了再审申请人提出确权的诉讼请求。《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9条规定：“案外人既提出确权、给付请求，又提出排除执行请求的，人民法院对该请求是否支持、是否排除执行，均应当在具体判项中予以明确。”再审申请人在民事起诉状中依据民诉法解释第312条第2款之规定，提出了“确认登记在谢宏名下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房地产权证号17××**）属于家庭共有房产，谢宏、余北珠、谢某某、谢某某、傅某某各占20%的产权份额”的诉讼请求，但一审、二审判决均未作出确权的判项，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之规定，本案应当立案再审。（四）本案一审、二审法官根据已生效的判决理由部分认定的事实，直接确认涉案房屋属于余北珠与谢宏共同共有，明显违反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一审判决认为：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2）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387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理由部分认定涉案房屋属于余北珠与谢宏共同共有，本案予以确认。再审申请人认为，以上判决明显违反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依照该规定，本案当事人提出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已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时，法院应当作出不同的事实认定。但是，一审法官却以前诉裁判理由认定的事实直接适用于本案，非法剥夺了再审申请人（前诉案外人）的抗辩权。因为再审申请人未参加前诉的诉讼程序，未就前诉的审理提交证据，也未发表质证意见，如果以前诉判决书理由部分认定的事实强加再审申请人，则剥夺了再审申请人依法举证、质证、辩论的权利，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最基本的程序规定。其二，前诉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只能及于得到充分程序保障的前诉当事人，对于案外人并无拘束作用。就客观范围而言，前诉既判力仅及于裁判主文部分而不及于理由部分。因此，法院应当保障再审申请人就前诉理由部分认定的事实另行举证与质证的权利，这是正当程序的应有之义。为此，我国构建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案外人申请再审等制度。一审法官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未进行质证与评议，直接确认前诉判决理由部分认定的事实适用于本案，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这是本案错判的主要原因。（五）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程序错误。一审判决在理由部分中认为：“对于原告主张涉案房产属于家庭共有房产，该主张与本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2）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387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原告如认为以上判决错误，可依法提起撤销之诉。”即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应提起撤销之诉而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原告起诉属于程序上不当，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裁定驳回起诉；然而，一审判决却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即对再审申请人的实体权利作出裁判，裁判理由与裁判结果互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9条规定：“从程序上而言，案外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的，即可向执行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显而易见，再审申请人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合法合规，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程序错误。（六）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再审申请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①购买住房申请表(1)；②惠州市私有房地产权登记申请书；③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④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监字第960号民事裁定书；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三妹等人与陈德晶房屋确权纠纷的复函([1989]民他字第10号)等。这些证据真实、合法，其指向足以证明涉案房屋属于家庭共有房屋，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请求法院确权并解除对该房的查封。再审申请人所提诉讼请求法理依据充分，适用政策正确。二审法官援引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驳回再审申请人的上诉，适用法律明显不当。基于以上理由，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十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再审申请人决定向贵院申请再审。第三人谢宏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1998年惠阳化工厂根据国务院和广东省政府颁发的公房改革政策进行房改，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为公房改革制定专门法律法规。依照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审查认定涉案房屋的产权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中央的公房改革政策为准绳。（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国务院颁发国发[1994]43号文件之后，国有企业的公有住房是卖给职工个人，还是卖给职工家庭？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监字第960号民事裁定早已作出明确回答。但本案一审、二审法官仍然认为公有住房是卖给职工个人，显然与中央的公房改革政策相抵触，且与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存在明显分歧，恳请予以纠正。（三）惠阳化工厂的房改严格执行了“每户职工家庭只能购买一次”这一基本政策。（四）其支持再审申请人汪荣花、谢自桓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再审申请人汪荣花、谢自桓所主张的权利能否排除对涉案房屋的执行。由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认定涉案房屋为余北珠与谢宏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并进行了分割，排除了汪荣花、谢自桓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汪荣花、谢自桓在执行异议之诉一审、二审、申请再审程序中仍对涉案房屋主张物权，实质为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来否定已生效判决对同一房屋权属的认定和处理，仍属于认为原生效判决错误。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汪荣花、谢自桓认为原生效判决错误，应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本案的一审判决不支持其诉讼请求，二审予以维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汪荣花、谢自桓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汪荣花、谢自桓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刘涵平审判员  熊 忭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方圆书记员林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