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4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其斌，男，1965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涟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士荣，江苏拓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守明，男，195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泗阳县。上诉人汪其斌因与被上诉人张守明船舶租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其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士荣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守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其斌上诉请求：一、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403号民事判决，改判张守明支付汪其斌船舶租金及转让款101000元；二、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张守明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汪其斌提交的欠条充分证明租赁合同、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并同时证明两份合同已履行。汪其斌即使没有租赁合同复印件，张守明也应按欠条承担责任。1.按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计算租金为:（1）涟水驳4551协议期限内租金为6000元，实际使用到2016年7月9日(出具欠条时间)，租金为18000元，小计24000元；（2）涟水驳6048协议期限租金为24000元，实际使用到2016年7月9日，租金为24000元，小计48000元；以上租金合计72000元，扣减已付定金15000元和已付租金3000元，余额为54000元。该数额大于欠条载明的租金50000元，是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结果，张其斌应按此数额履行义务。2.涟水驳4551租赁协议第6条约定船舶转让款为66000元，2016年7月9日双方结算时，经协商变更为51000元，这也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张守明亦应按此数额履行义务。3.欠条虽载明“其余拆解完毕付清”，但随后又载明“限2016年十月底付清”。汪其斌于2019年3月6日提起诉讼，诉讼行为发生在约定的期限后，故原审法院应当支持汪其斌的诉讼请求。张守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汪其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守明给付船舶租金及转让款101000元；2.判令张守明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汪其斌与张守明于2014年6月30日签订“涟水驳6048”轮船舶租赁协议，2014年12月31日签订“涟水驳4551”轮船舶租赁协议。汪其斌及时交付出租船舶，但张守明不断拖欠租金。2016年7月9日，经双方协商，汪其斌将“涟水驳4551”轮转让给张守明，张守明应给付转让款51000元，另拖欠船舶租金50000元。张守明虽出具欠条载明该笔欠款合计101000元于2016年10月底付清，但未按约支付。张守明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汪其斌向原审法院提交船舶租赁协议（复印件）两份、欠条一张。原审法院认为，两份船舶租赁协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欠条系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9日，张守明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汪其斌船款“苏泗阳驳438”轮，原船号“涟水驳4551”轮计51000元整，另船挂拖租金两年共50000元整，合计欠款101000元整，船拖到兴隆船厂付清一半，其余拆解完毕付清，限2016年10月底付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租用、买卖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汪其斌虽要求张守明给付船舶租金及转让款，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汪其斌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船舶已经拖到兴隆船厂，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船舶拆解完毕，案涉欠条缺乏其他与双方交易有关的有效证据佐证。汪其斌在庭审中所称的“涟水驳6048”轮、“涟水驳4551”轮租赁期限、租金计算方式、买卖船舶情形与其提交的船舶租赁协议复印件所记载的内容并不吻合，存在较多矛盾之处，仅凭该份欠条不足以支持汪其斌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所述，汪其斌虽要求张守明支付船舶租金及转让款，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汪其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汪其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0元，由汪其斌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证据分析认为，原审法院对汪其斌提交的两份《船舶租赁协议》的证据效力采信不当。首先，张守明经原审法院和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据此，不应对汪其斌的举证责任提出过高的要求，故本院对该两份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次，根据两份协议对租金和租期的约定，两艘船舶的租金计算至张守明2016年7月9日出具欠条时止，扣除汪其斌自认张守明已付的定金和租金，余额与张守明向汪其斌出具欠条时认可的租金数额相差不多，汪其斌陈述该金额是双方结算协商后形成的结果，符合常理。本院根据汪其斌在一审提交的两份《船舶租赁协议》和《欠条》以及当事人陈述，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30日，汪其斌与张守明签订《船舶租赁协议》约定，汪其斌将“涟水驳6048”钢质船舶租给张守明从事水上运输，租期从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1日止，船舶配载吨位计400吨，租金按每月每吨5元计算。另双方对转租、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14年12月31日，汪其斌与张守明签订《船舶租赁协议》约定，汪其斌将“涟水驳4551”钢质船舶租给张守明从事水上运输，租期从2014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配载吨位计400吨，租金按每月每吨2.5元，租用时先付保证金15000元。该协议第６条（系手写）内容为：如果张守明主张买该船按船价66000元计，扣除租金及保证金，余款如数交给汪其斌，视为船款两清。另双方对转租、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16年7月9日，张守明向汪其斌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汪其斌船款“苏泗阳驳438”号，原船号“涟水驳4551”计51000元整，另船挂拖租金两年50000元整，合计欠款101000元整，船拖到兴隆船厂付清一半，其余拆解完毕付清，限2016年10月底付清。本院认为，原审法院采信证据不当，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实体处理错误。汪其斌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其理由是：1.张守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和辩论的权利，本院对汪其斌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对汪其斌陈述的事实予以认可。2.汪其斌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汪其斌与张守明之间存在船舶租赁和船舶买卖关系。两份协议明确载明了汪其斌将船舶租赁给张守明从事水上运输，张守明向汪其斌支付租金的内容，同时也涉及到了船舶买卖的意向，张守明在给汪其斌出具的欠条中承认欠租金和购船款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其与汪其斌之间存在船舶租赁和船舶买卖关系。汪其斌陈述该欠条是在双方结算、协商让步的基础上形成，故欠条所载金额与协议约定的金额不能完全吻合亦属正常。3.汪其斌主张涉案船舶在双方签订协议之前已经交付给张守明使用，根据协议签订时间和欠条内容能够印证船舶已经交付的事实。2014年12月31日协议所载明“租期从2014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的内容，表明双方对签订此协议之前发生船舶租赁行为的认可，之后，张守明于2016年7月9日又向汪其斌出具了欠租金和购船款的欠条，亦表明张守明实际使用租赁之船舶的事实，否则不会在协议签订的两年后出具欠租金和购船款的欠条。4.原审法院认为，汪其斌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船舶已经拖到兴隆船厂，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船舶拆解完毕，仅凭欠条不足以支持汪其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欠条上载明“船拖到兴隆船厂付清一半，其余拆解完毕付清，限2016年10月底付清”之内容，应为张守明对欠款履行期限的承诺，并明确最后的履行期限为2016年10月底。船舶是否拖到兴隆船厂、是否拆解完毕，在船舶已经交付使用的前提下，不是汪其斌应承担的义务，故不应由汪其斌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对该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即便该内容为付款条件的约定，也应视为张守明故意阻止付款条件的成就，何况欠条中约定了最后的履行期限，付款条件也已具备。原审法院驳回汪其斌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也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张守明经法院合法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汪其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403号民事判决；二、张守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汪其斌支付船舶租金和船舶转让欠款101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320元，均由张守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鲁 杨审判员 周冬丽审判员 胡 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程建晓书记员吴迪书记员杨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