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湖口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429民初1219号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福州路**奥林匹克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60000MD0165099A。负责人：杨爱林，该律所主任。委托代理人：谌文友，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菊明，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9589213438C。法定代表人：颜建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杨，江西惟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肖智慧，江西惟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诉被告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萍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郭耀民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谌文友、刘菊明、被告九江萍钢的委托代理人张杨、肖智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风险代理费2358510元，及自2018年6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止的利息130700元，及自2019年8月21日起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2月3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建研）、九江中冶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中冶）诉九江萍钢、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萍钢）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赣民初13号。案件原告中冶建研、九江中冶起诉要求九江萍钢、江西萍钢支付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生产经营2015年度结算款7069.70万元，以及从结算期满之日到实际全额给付结算款之日止逾期结算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了应诉（2016）赣民初13号案件，九江萍钢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九江萍钢委托原告律师全案代理应诉，根据赣计收费字【2003】587号文件规定及双方协商同意，九江萍钢应向原告支付一审、二审、再审（如有）、调解等已经发生及可能发生的民事诉讼程序的代理费分别为：（1）基本代理费10万元，九江萍钢在收到原告全额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7日内以现款方式支付；（2）风险代理费按中冶建研、九江中冶诉请金额减去生效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判决书、调解书或和解协议等任意一种生效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应向中冶建研、九江中冶支付金额之差为基数乘以3%确定，即风险代理费=【（中冶建研、九江中冶起诉金额-判决（或调解）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应付金额）＊3%】。若生效法律文书的结果为判决驳回诉请请求或裁定驳回其起诉，或中冶建研、九江中冶撤诉等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无需支付其金额的情形，则“判决（或调解）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应付金额”按0元计。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九江萍钢按约定向原告支付基本代理费10万元，原告按照约定指派律师代理该案，经过开庭审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6）赣民初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中冶建研、九江中冶的起诉。中冶建研、九江中冶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中冶建研、九江中冶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中冶建研、九江中冶起诉金额为7069.70万元本金及结算期满之日到付清之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按年利率4.75%，从2016年1月1日算至二审判决2018年3月29日止，利息792万元。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九江萍钢应向原告支付风险代理费人民币2358510元。原告多次通过电话、函件等方式请求被告支付，但被告未予以支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为支持其诉请成立，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以下为复印件）：1、原告执业许可证、负责人身份证明、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实原、被告信息、主体资格。2、委托代理合同，拟证实被告委托原告律师全案代理应诉，根据赣计收费字【2003】587号文件规定及双方协商同意，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一审、二审、再审（如有）、调解等已发生及可能产生的民事诉讼程序的代理费：基本代理费10万元，风险代理费按【（中冶建研、九江中冶起诉金额-判决（或调解）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应付金额）＊3%】计算。若生效法律文书的结果为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其起诉，或中冶建研、九江中冶撤诉等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无需支付其金额的情形，则“判决（或调解）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应付金额”按0元计。即被告还应当向原告支付风险代理费人民币2358510元。3、（2016）赣民初1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实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原告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指派律师应诉。江西高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驳回中冶建研、九江中冶起诉的裁定。4、（2018）最高法民终6号民事裁定书，拟证实中冶建研、九江中冶不服一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中冶建研、九江中冶上诉，维持原裁定。5、关于支付中冶案律师代理费请款函，拟证实原告已多次通过电话等方式请九江萍钢支付委托代理合同中风险代理费的支付事宜，并于2018年12月6日发出该请款函，但九江萍钢至今未予以支付。6、九江萍钢与九江中冶在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起诉状一份，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起诉状一份，九江中冶公司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申请书一份，2016年赣执2号执行裁定书，拟证实在原告代理（2016）赣民初13号案件之前九江萍钢在九江中院即与九江中冶发生了诉讼，九江中冶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了执行案件的执行，原告代理的案件仅是（2016）赣民初13号，另外两个案件不在原告代理案件中，与原告代理案件无关。被告九江萍钢对以上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无异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同原告的证明目的，该合同所约定风险代理费支付情形尚没有发生，原告的计算金额与事实不符。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该民事裁定书是属于案件执行范围作出的程序性驳回，而非实体上驳回案外人的诉讼请求，没有起到为被告及江西萍钢减少诉讼标的额的目的。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该民事裁定书是属于案件执行范围作出的程序性驳回，而非实体上驳回案外人的诉讼请求，没有起到为被告及江西萍钢减少诉讼标的额的目的。根据该民事裁定书第五页可知，案外人已经就本案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了执行，该案在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执行程序。5、三性均有异议，该请款函中所计算的费用系原告单方计算，缺乏事实和依据，被告方不予认同。6、对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起诉状三性无异议，是本案被告委托原告的涉案案件，至于原告提交的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起诉状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申请书均与本案无关联，也不是被告在答辩中所说的强制执行案件。被告九江萍钢辩称，1、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在于实现答辩人及江西萍钢少付、不付案外人诉讼标的款，虽然约定裁定驳回起诉是答辩人支付被答辩人风险代理费的条件之一，但前提是答辩人和江西萍钢无需支付案外人标的款。但实际案外人已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金额、执行请求与被答辩人所代理案件的诉讼金额、诉讼请求完全一致，案外人只是将原本的审判程序转为执行程序，涉案金额、涉案请求对于答辩人来讲完全没有任何差别。被答辩人的诉请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其主张的风险代理费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给付条件。2、被答辩人所代理的案件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裁定后不久，案外人即就诉讼的全部金额7069.70万元及利息申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启动了强制执行程序，于2017年8月24日作出执行裁定书和执行通知书，这意味着答辩人与案外人的诉讼纠纷已经由审判程序转为执行程序，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被答辩人应继续作为执行案件的代理人继续代理本案直至案件最终处理完毕，再根据案件减少的案件标的款与答辩人进行风险代理费的结算。被答辩人没有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事实上结束了双方的委托关系，委托代理合同已然终止。为支持其答辩成立，被告九江萍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以下为复印件）：1、2017年3月10日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拟证实根据合同第一条，原告的律师团应代理委托纠纷已经发生及可能发生的全部民事诉讼程序，即包括与委托有关联的所有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根据合同第四条第（2）项，“裁定驳回起诉”支付原告风险代理费的前提是“被告和江西萍钢无需支付金额”。2、2017年7月17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赣民初12号民事裁定书、2018年3月19日最高院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终6号民事裁定书，拟证实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均是以委托案件属于执行程序的范围，而作出驳回案外人起诉的裁定；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做出后，案外人即申请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随即执行立案，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6号民事裁定书第5页。3、2017年8月2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赣执恢7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2020年6月10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赣执恢7号恢复执行通知书，拟证实因案外人的申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4日对被告及江西萍钢公司进行强制执行；案外人申请强制行的内容与其起诉的内容不一致，原告所代理的案件，并没有达到被告的委托目的，执行金额与执行请求与被告委托原告没有任何变化；从2017年8月到2020年6月期间，原告没有依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代理执行程序，违反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针对案外人的执行申请，被告自行采取了执行异议，执行复议程序。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以上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代理的范围权限于（2016）赣民初13号案件的一审、二审，不包括执行案件。而且被告辩称的执行案件依据生效执行法律文书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赣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调解书与原告代理的案件无关。另外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4条第二款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其起诉，或原告撤诉等被告和江西萍钢无需支付金额，按0元计。以上规定了案件结果为裁定驳回起诉即是被告不需要支付金额，而不是被告辩称的驳回起诉的前提是被告不需要支付金额。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第五页记载的案外人中冶方执行请求不仅包含原告代理案件中诉请的金额，而且包括了2016年度不在原告代理案件中的金额6454万余元，该事实足以证明执行案件与原告执行案件无关，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终6号民事裁定书后原告的代理义务履行完毕，被告应向原告支付风险代理费。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被告提供两份文件中的执行裁定书显示，中冶提出的执行依据是（2013）赣民二初字15号民事调解书，与原告代理的（2016）赣民初16号案件无关，而且该执行案件原告刚提交证据6可以证实中冶方在2016年原告代理被告案件之前，中冶方即已提起强制执行，所以被告提交的该案件的法律文书编号均是执恢案号，而且中冶方申请执行的具体内容也并非被告所称的与原告代理案件中的金额一致。正是因为该执行案件不在原告代理范围之内，所以被告在该执行案件与2016年执行程序开始至今均没有要求原告进行代理，更不存在被告辩称原告不履行合同，不代理该案件的事实，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双方代理合同目的是针对被告在（2016）赣民初13号案件中不承担或者少承担民事责任的内容，围绕该案件产生的民事程序，目前是一审和二审，没有后续发生的其他民事程序，根据一、二审最终的裁决结果上述案件已经实现了被代理方不承担民事责任。经审理查明，中冶建研、九江中冶、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九江萍钢、江西萍钢于2015年2月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3）赣民二初字第15号案件中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共有三条内容，其中第一条约定：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按照各方协商的《关于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合作过程中相关问题解决的协议书》《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原料长期供应合同》《委派管理团队参与“二期项目”生产经营管理协议》《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不可撤销担保书》《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不可撤销担保书》《关于九江中冶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问题解决的协议书》继续履行该案所涉的合作项目，上述合同、协议取代并终止该案所涉《钢铁渣“零”排放项目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和九江中冶股东会相关协议中与上述合同协议约定不一致的内容。调解协议第二条约定九江萍钢补偿九江中冶经济损失4000万元，补偿范围包括调解协议签订前中冶建研、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和九江中冶诉请和未诉请而可能发生的全部损失；补偿款由九江萍钢自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止分五年完成支付。调解协议第三条约定了案件受理费的分担问题。2016年2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中冶建研、九江中冶与九江萍钢、江西萍钢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赣民初13号，中冶建研、九江中冶提出诉请请求：1、判令九江萍钢按《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原料长期供应合同》及相关协议约定支付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生产经营2015年度结算款7069.70万元，以及从结算期满之日到实际全额给付结算款之日止的逾期结算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江西萍钢对九江萍钢支付上述结算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九江萍钢、江西萍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为了上述纠纷应诉，九江萍钢与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九江萍钢委托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全案代理应诉，根据赣计收费字【2003】587号文件规定及双方协商同意，九江萍钢应向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支付上述纠纷一审、二审、再审（如有）、调解等已经发生及可能发生的民事诉讼程序的代理费分别为：（1）基本代理费10万元，九江萍钢在收到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全额开具的6%增值税专用发票后7日内以现款方式支付。（2）风险代理费按中冶建研、九江中冶诉请金额减去生效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判决书、调解书或和解协议等任意一种生效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应向中冶建研、九江中冶支付金额之差为基数乘以3%确定，即风险代理费=［（中冶建研、九江中冶起诉金额-判决（或调解）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应付金额）＊3%］计。若生效法律文书的结果为判决驳回诉请请求或裁定驳回其起诉，或中冶建研、九江中冶撤诉等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无需支付其金额的情形，则“判决（或调解）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应付金额”按0元计。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九江萍钢按约定向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支付基本代理费10万元。2017年7月17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冶建研、九江中冶起诉的依据是本院（2013）赣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原料长期供应合同》及相关协议。中冶建研、九江中冶的诉请请求是要求九江萍钢、江西萍钢按照（2013）赣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原料长期供应合同》及相关协议履行义务支付结算款，（2013）赣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调解书是发生法律效力的生效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中冶建研、九江中冶的诉请请求属于（2013）赣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而不应提起本案诉讼，故依照相关规定，作出（2016）赣民初13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中冶建研、九江中冶的起诉。在该裁定送达后，中冶建研、九江中冶以九江萍钢、江西萍钢为被执行人，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3）赣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九江钢铁、江西钢铁应当履行的义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1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7）赣执恢7号。同年8月2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九江萍钢、江西萍钢发出执行通知书，内容为：1、向中冶建研、九江中冶支付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生产经营2015年度结算款7069.7万元，2016年度结算款6454.86万元，合计13524.56万元。2、向中冶建研、九江中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支付结算款的利息。3、承担案件执行费。同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划拨九江萍钢、江西萍钢存款人民币14000万元（结算款、利息、执行费等）；如冻结、划拨的存款不足，则查封、扣押、冻结九江萍钢、江西萍钢相应的其他财产。后九江萍钢、江西萍钢分别对该案执行裁定提出异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3日出具（2017）赣执异21号、（2017）赣执异22号执行裁定书，以（2016）赣民初13号民事裁定因中冶建研、九江中冶上诉未生效为由，驳回九江萍钢、江西萍钢的异议请求，中止执行。中冶建研、九江中冶不服（2016）赣民初13号民事裁定，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后，经审查认为中冶建研、九江中冶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3）赣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调解书，该生效调解书是否具备执行条件，应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审查认定，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该调解书执行申请的情况下，中冶建研、九江中冶关于案涉争议系该调解书送达生效后发生新的事实，该调解书不能作为案涉结算款执行的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并依法进行审理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如江西省高级人民认为（2013）赣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调解书不具备执行条件并决定不予执行，中冶建研、九江中冶可依法另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故最高人民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终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述，维持原裁定。九江萍钢、江西萍钢不服（2017）赣执异21号、（2017）赣执异22号执行裁定书，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执复7号和11号执行裁定，依法驳回九江萍钢、江西萍钢执行复议。中冶建研、九江中冶于2020年6月2日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并依据调解书增加执行请求，2020年6月10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执恢7号恢复执行通知书，决定恢复（2017）赣执恢7号案件的执行。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应依约履行代理合同义务，被告九江萍钢应依约履行支付律师代理费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2016）赣民初13号案件的代理结果，即驳回中冶建研、九江中冶的起诉是否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若生效法律文书的结果为判决驳回诉请请求或裁定驳回其起诉，或中冶建研、九江中冶撤诉等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无需支付其金额的情形，则“判决（或调解）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应付金额”按0元计的情形。被告九江萍钢辩称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在于实现答辩人及江西萍钢少付、不付案外人诉讼标的款，这才是本案被告签订案涉委托合同的本意，虽然案涉委托合同约定裁定驳回起诉是答辩人支付被答辩人风险代理费的条件之一，但前提是答辩人和江西萍钢无需支付案外人标的款，但实际上案外人已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金额、执行请求与被答辩人所代理案件的诉讼金额、诉讼请求完全一致，案外人只是将原本的审判程序转为执行程序，涉案金额、涉案请求对于答辩人来讲完全没有任何差别。被答辩人的诉请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其主张的风险代理费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给付条件。本院认为中冶建研、九江中冶起诉九江萍钢按照《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原料长期供应合同》及相关协议约定支付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生产经营2015年度结算款7069.70万元，以及从结算期满之日到实际全额给付结算款之日止的逾期结算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江西萍钢对九江萍钢支付上述结算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理由为案涉争议系（2013）赣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调解书送达生效后发生新的事实，该调解书不能作为案涉结算款执行的依据。为（2016）赣民初13号案件的应诉，原、被告签订了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并约定了基本代理费和风险代理费。被告九江萍钢签订风险代理费的基础在于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支付中冶建研、九江中冶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生产经营2015年度结算款7069.70万元及利息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故原、被告约定风险代理费区分不同情形，计算方法各不相同。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作为专门从事法律服务行业的主体，在被告九江萍钢并非未如实叙述案情的情况下，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作为善意的合同当事人，应该知道被告九江萍钢理解的“判决（或调解）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应付金额”按0元计的前提条件是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无需支付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生产经营2015年度结算款7069.70万元及利息，而生效法律文书结果为裁定驳回中冶建研、九江中冶起诉，是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无需支付上述金额的情形之一。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无需支付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生产经营2015年度结算款7069.70万元及利息的含义包括但不限于（2016）赣民初13号案。（2016）赣民初13号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审判程序，裁定驳回中冶建研、九江中冶起诉。一审裁定送达后，中冶建研、九江中冶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提出执行请求，要求九江萍钢、江西萍钢支付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生产经营2015年度结算款7069.7万元、2016年度结算款6454.86万元，合计13524.56万元及相应利息。执行依据为（2013）赣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调解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按照（2013）赣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原料长期供应合同》及相关协议履行义务支付结算款属于（2013）赣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具备执行条件并决定予以执行。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需要向中冶建研、九江中冶支付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生产经营2015年度结算款7069.7万元及利息。本院采纳被告九江萍钢的答辩观点，并且认为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代理（2016）赣民初13号案件的结果而言，符合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无需支付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生产经营2015年度结算款7069.7万元及利息的形式要件，即生效法律文书结果为裁定驳回中冶建研、九江中冶起诉，而不满足被告九江萍钢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中要求九江萍钢和江西萍钢无需支付钢铁渣“零排放”二期项目生产经营2015年度结算款7069.7万元及利息的实质要件，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并未如被告九江萍钢所理解的方式实现，亦非被告签订涉案合同的本意。另从实体公平的角度来说，被告九江萍钢为此支付风险代理费，双方权利义务并不对等。本案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因与被告的委托合同已收取基本代理费人民币100000元已是恰当，故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要求被告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人民币2358510元及利息，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6432元，减半收取13216元，由原告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耀民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周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