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行终151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钟家余，男，195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钟家贤，男，1957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钟家宁，男，1960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 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陶朦朦，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江波，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厢竹大道**。 法定代表人：林涛，区长。 委托代理人：陈宁，南宁市兴宁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杨启鹏，南宁市兴宁区三旧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 上诉人钟家余、钟家贤、钟家宁因诉被上诉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政府（简称兴宁区政府）撤销《通知》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1行初29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审法院查明，钟家余、钟家贤、钟家宁主张为南宁市号房屋的共有所有权人。2019年8月14日，南宁市兴宁区“三旧”改造办公室向人民东路67号一楼承租户发出《限期搬迁通知》，载明“经我城区‘两违’执法部门核实，部分房屋属于违章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我城区履行相关拆除违法建筑程序后，近期对逾期拒不整改自行拆除的房屋部分，将组织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强制拆除。为避免造成你的损失，现请你户及时与出租人妥善处理承租关系，并请于2019年8月25日下午18:00前完成违章建筑物使用部分的物品的搬迁，逾期未进行搬迁的，造成的损失由你户自行负责”。2019年8月15日，该办公室又向人民东路67号住户发出《通知》，载明上述相似内容。钟家余、钟家贤、钟家宁对南宁市兴宁区“三旧”改造办公室于2019年8月15日发出的《通知》不服，以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准备的过程性行为”、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依法均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诉通知内容主要是告知原告“涉案房屋已进入强制拆除程序，催告三原告自行拆除违法建筑”，该通知在性质上是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构成程序，依法属于不能独立对三原告合法权益造成实际影响的过程性行为。第一，该通知并非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必须以有生效的执行依据为前提。如被告认为三原告涉案房屋系违法建设，应以行政机关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为依据。按照该通知的内容表述，针对涉案房屋的相关处罚早已于2014年5月前作出，该通知仅是执法程序转入行政强制执行环节后，被告部门对三原告有关情况的告知和催告，并非行政处罚决定本身。第二，该通知亦非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或者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前，仍需依照行政强制执行依据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且赋予当事人对行政强制执行决定的救济权，因此，在行政机关已启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后，当事人仅可对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和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或者申请行政复议。至于行政机关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中所为的其他过程性行为，不能独立对当事人产生实际影响，当事人不得单独救济。虽然被诉通知形成于被告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但并非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或者行政强制实施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综上，被诉通知并非行政处罚决定，亦非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或者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行为，未能独立对当事人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对其起诉不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条件，如当事人合法权益确已遭受侵害，应直接围绕对其合法权益有实际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强制执行决定或者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行为寻求救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裁定驳回钟家余、钟家贤、钟家宁的起诉。 上诉人钟家余、钟家贤、钟家宁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1行初293号行政裁定，指令一审人民法院继续审理。理由：1、一审裁定认定“被诉《通知》并非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依据”主要证据不足。被诉《通知》可以作为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依据，被诉《通知》对上诉人的部分房屋属于违章建筑的性质进行了认定，设立了在2019年8月25日下午18时前自行拆除的义务，被诉《通知》为有关部门进行行政执行行为提供了处理措施和依据。2、除了被诉《通知》之外，被上诉人没有作出其他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针对房屋的相关处罚早已于2014年5月前作出，与事实不符。3、一审法院认定被诉《通知》属于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中的过程性行为，属认定事实不清；行政机关是否启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事实不清；被诉《通知》是行政行为，对上诉人产生实际影响，具有可诉性。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被诉《通知》是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性质的过程性行为，并主张上诉人可通过对最终行政行为的起诉获得救济，明显是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作出的行政裁定应予以撤销。请二审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本院向双方当事人询问案涉房屋有关情况。南宁市号房屋的房产证注明的房屋建筑面积为676.06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01337226、填发日期是2001年9月28日，附图为五层建筑。武汉科岛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在2018年12月9日给南宁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出具的《房屋测量结果报告书》（编号20181209-13）记载人民东路67号房屋总面积为1301.65平方米，该报告书附有房屋第一至第八层的平面图，注明无手续面积为625.59平方米，有证面积为676.06平方米。被上诉人兴宁区人民政府提供了在南宁市号（14Ｃ28）建筑物大门上或大门旁边张贴有关文书的图片：《强制拆除决定书》（拍摄时间是2014年5月28日10时20分）、《限期拆除催告书》（拍摄时间是2014年5月23日8时56分）、《限期拆除决定书》（拍摄时间是2014年4月30日12时4分）、《关于责令工程建设单位（或所有人、管理人）限期依法接受处理的公告》（拍摄时间是2014年3月27日9时23分）、《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的通知书》（拍摄时间是2014年3月19日9时20分）、《综合执法检查通知书》（拍摄时间是2014年3月19日9时19分）；南宁市兴宁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2014年5月29日制作的《违法建设拆除审批表》上注明了上述文书留置送达给当事人。被上诉人兴宁区人民政府提供的《南宁市规划行政处罚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证明在两名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南宁市兴宁区城管大队十中队队员于2014年3月19日9时许在南宁市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了《南宁市规划行政处罚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该笔录记载当事人未能提供任何建设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对该处原有一栋五层房屋进行加建，现已建至第六层，违法建筑面积约为48平方米。被上诉人兴宁区人民政府还提供了《南宁市规划行政处罚案件询问笔录》，证明南宁市兴宁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十中队于2014年6月12日上午8时50分至9时16分，对钟家余询问并制作了《南宁市规划行政处罚案件询问笔录》，笔录中钟家余承认在原有五层砖混结构的房屋进行楼顶加建，建筑面积约为100平方米，但其主张是对楼顶美化，装修外墙。钟家余在本院询问时主张案涉房屋在1986年已经有1304.24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在2014年由于房屋顶漏水了才用铁皮加盖，不存在加建行为。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2014年3月起，行政机关陆续对人民东路67号房屋发出了《限期拆除催告书》、《限期拆除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的通知书》等相关的行政执法，对人民东路67号房屋采取了控制该房屋继续加建的措施即“控新”，且亦对部分违章建筑进行了拆除。本案中，行政机关在2019年8月15日对人民东路67号住户作出被诉《通知》，载明“2014年5月政府有关部门履行相关拆除违章建筑程序后，你户并未自行整改拆除，现请你户于2019年8月25日18：00自行拆除，拒不整改的，我城区将强制拆除……，相关责任由你户负责”等内容。根据上述事实，案涉房屋加建部分在2014年3月即已被认定为违法建设，且此后行政机关亦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及催告行为等，案涉房屋即使在2014年以后还有继续加建的事实，也是在明知违法建设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不影响被诉《通知》系重复告知行为的性质，被诉《通知》是在2014年行政执法基础上的延续性措施，目的是继续催告人民东路67号房屋的住户自行对相关违章建筑整改拆除，并未加重人民东路67号房屋的住户的义务，对该住户的合法权益未产生实际影响。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钟家余、钟家贤、钟家宁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钟家余、钟家贤、钟家宁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潘 莉 审判员 杨 钉 审判员 李俊思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韦艳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