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78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有生，男，197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身份证号码：362************510。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培韡，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白灵，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勇，男，1982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身份证号码：362************512。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少刚，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邓大彪，男，197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河东街道邓家社区邓家坪自然村10队**，身份证号码：362************810。原审被告：庄晓铭，男，1985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身份证号码：362************033。原审被告：邓增福，男，196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身份证号码：362************711。上述三名原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义恒，广东康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有生因与被上诉人李勇及原审被告邓大彪、庄晓铭、邓增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4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有生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李勇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勇承担。主要理由有：一、原审法院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1.对于羁押或者可能被羁押的被告不应采取邮寄送达、电子送达或公告送达等形式进行送达。邓增福一直因他案处于羁押状态，并不属于下落不明的情形，而且原审法院在明知该等事实的基础上，并未去实际核查邓增福的具体羁押地址，即在未穷尽所有送达方式的前提下草率的进行公告送达，已构成严重的程序违法，并因此剥夺了邓增福的答辩、举证、质证等多项诉讼权利，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处分原则与辩论原则。2.李勇在一审第三次开庭时，已将诉讼请求调整为：（1）解除李勇与曾有生之间的《装修合伙协议》；（2）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返还李勇的出资款共计60万元；（3）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向李勇支付每月利息共计25.2万元；（4）诉讼费用由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承担。李勇调整后的诉讼请求可以表明，李勇已明确主张由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共同承担返还出资款、支付利息的责任，而非由曾有生个人承担返还责任。李勇的诉讼请求足以表明其已对案涉款项的性质、李勇与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之间的合伙关系予以确认，然而原审判决却在未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仅判决曾有生个人承担返还出资款及支付利息的责任，该等判项已明显变更李勇的诉讼请求内容，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李勇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不断变化案由、诉讼请求，甚至是不断变化案件的基本事实，而且其在变更前后的陈述存在多项矛盾之处。李勇的主张与论证已严重违反禁反言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综合双方举证情况，可以清晰的表明李勇明知其已加入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的合伙项目，并实际参与经营。2.曾有生提供本人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和微信交易明细显示，曾有生在借款195000元之后写70000元欠条之前，转账偿还李勇金额已超125000元，足以证明曾有生通过本人账户向李勇偿还个人借款，不需要用合伙公账偿还个人借款，且《华为项目结算汇总》中对应的25000元的记录，其是15000元也有转账备注为退股，故该笔款项是李勇参与合伙后又要求退还的部分投资款。3.邓增福虽因个人客观原因无法在李勇的入伙同意书上签字，但是其在曾有生与李勇签订《装修合伙协议》之时，就已明知李勇入伙的事实，并口头表示同意。同时，邓增福在2018年6月已在华为项目合伙人投资款明细表（明确显示合伙人李勇的出资时间与出资金额）上进行签字确认，且至今未对李勇的合伙人身份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应当视为邓增福知悉并同意李勇入伙。原审法院在未查明邓增福所处羁押情况且未能有效通知其参与诉讼的情形下，即认定邓增福未同意李勇入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4.李勇已实际出资并履行案涉合同所约定的查账、监督等各项权利，且案涉项目现已完工并进行结算，案涉合同已履行完毕。李勇自始至终都不享有合同约定的解除权，本案亦不符合《合同法》所规定的法定解除的情形，因此，李勇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于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合伙人表示同意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结合《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以及《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由于个人合伙大多形成于亲戚、朋友之间，基于人情关系的个人合伙相对于合伙企业或者公司而言，具有更高的人合性与资合性，因此法律对个人合伙的入伙条件也并未明确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各合伙人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口头同意李勇入伙亦符合法律规定。其次，邓增福虽因个人客观原因无法在李勇的入伙同意书上签字，但其已在华为项目合伙人投资款明细表上进行签字确认，且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都未对李勇的合伙人身份提出任何异议，应视为其已知悉并同意李勇入伙。最后，邓增福虽因个人原因未在李勇的入伙同意书上签字，但是其于2020年7月22日已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解释其无法在李勇入伙同意书上签名的原因，并再次明确表示其同意李勇入伙。被上诉人李勇二审辩称，1.关于2018年7月11日曾有生返还1.5万元备注退股的问题，李勇也不知这里退股的意思，李勇认为返还的借款本金，退一步说，如果是退股则证明曾有生与李勇签订的装修合伙协议于2018年7月11日由曾有生单方解除，曾有生应退还的入股金应是60万元而不是1.5万元，但至今尚有58.5万元未退还给李勇，且该项目在2018年7月11日尚未完工及结算。2.邓增幅未表示否定李勇入伙的意见，但并不能证明邓增福同意李勇入伙。在一审开庭中法官多次询问曾有生邓增福因什么原因羁押，并请曾有生提供证据证明，但曾有生一直未向法院提供相关的证据。原审被告邓大彪、庄晓铭、邓增福二审述称，同意曾有生的上诉请求，邓增福代理人此前不清楚其关押在哪里，直到2020年7月22日到佛山监狱会见才知道其在20多天以前关押于此，此前关押在中山看守所。李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曾有生返还李勇出资款共计600000元；2.曾有生向李勇支付每月股东分红款共计252000元（从2018年5月份暂计至2019年6月份，并继续计算至款项付清为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曾有生承担。后李勇增加及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李勇和曾有生签订的《装修合伙协议》；2.曾有生返还李勇出资款共计600000元；3.曾有生向李勇支付每月股东分红款共计252000元（从2018年5月份暂计至2019年6月份，按每月3分利率并继续计算至款项付清为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曾有生承担。第三次庭审中，由于本案追加了庄晓铭、邓大彪、邓增福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故李勇明确要求上述庄晓铭、邓大彪、邓增福与曾有生共同向李勇返还投资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李勇并明确上述诉请的利息自2018年5月6日起计算。一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27日，庄晓铭（甲方）、曾有生（乙方）、邓增福（丙方）和邓大彪（丁方）签订《合伙协议》一份，约定的内容包括：甲乙丙丁四方自愿合伙承包华为C/D、B区小型整改项目工程；甲方占20%股份、乙方占40%股份、丙方占20%股份、丁方占20%股份，由四方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担风险、共负盈亏；投资资金暂定为3000000元，由四方按上述股份比例出资；合伙债务、盈余也按上述股份比例分配；以后要增加投资的，四方仍按上述股份比例承担；上述3000000元投资款由乙、丁方先行垫付，即甲、丙方的出资由乙、丁方垫付，视为乙、丁方共同借款给甲方、丙方各600000元；四方共同决定执行合伙事务，共同进行合伙事务的内部管理、对外开展业务；四方均有合伙事务的经营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甲方负责签订合同、乙方负责财务收支、丙方负责现场施工等。《合伙协议》空白处还有手写内容“本项目的所有投资款，在2018年5月1日起，由项目部承担月息3%”。2018年5月6日，李勇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曾有生签订《装修合伙协议》，载明：“兹有装修华为项目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本项目由甲方主导。2.装修工程共出资300万，其中乙方出资60万给甲方，占该项目20%股份；乙方出资之后，此项目之前所有开支收入一起承担。3.此项目由2018年5月份开始，每月从公司拿出9万块钱按总出资比例分红。每月分红的钱10号前到账。……5.乙方有权对该公司账目进行查账及对所接项目监督，并甲方要求财务每月做份财务报表交给乙方；6.经双方协商共同承担华为工程项目B区鹏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C、D区中固建设加固技术有限公司；为东莞华为小型整改项合作投资共赢。”李勇主张已向曾有生支付了《装修合伙协议》中约定的600000元。根据李勇提交的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显示，李勇于2018年4月13日、2018年5月5日、2018年5月8日、2018年5月15日、2018年5月17日及2018年5月19日分别向曾有生账户转款2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40000元、10000元及150000元，合计600000元。曾有生确认收到李勇支付的上述款项。关于款项的性质，李勇在第一次庭审时主张本案的法律关系实为民间借贷关系，上述款项属于李勇出借给曾有生的款项，因为《装修合伙协议》中约定李勇可按占股比例每月分得固定红利18000元，每月红利所得是李勇出资的3%，故李勇要求曾有生按月息3%的标准，向李勇支付相应利息。曾有生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装修合伙协议》中约定向李勇支付红利的主体是“公司”，而非曾有生本人，且协议中也约定了李勇需承担合伙债务，故双方之间建立的是合伙关系，案涉款项属于合伙投资款。基于双方对本案的法律关系存有争议，经一审法院释明后，李勇变更其主张，认为双方之间成立的合伙关系，案涉款项属于合伙投资款。庭审中，李勇、曾有生双方均确认案涉合伙的合伙人包括李勇、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五人。李勇据此主张其作为新加入的合伙人，因未得到原全体合伙人即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的同意，属于入伙无效；而且曾有生也从未履行约定，向李勇支付分红，故要求解除与曾有生签订的《装修合伙协议》，并要求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向李勇退还投资款及支付相应利息。对此，曾有生、庄晓铭和邓大彪不予认可。曾有生向一审法院提交《同意书》和“华为项目结算汇总”、“鹏润公司出入汇总”、“中固回款汇总”、“未付款汇总”和“现金支出汇总”等证据，用于证明李勇的加入已征得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一致同意，李勇有参与案涉合伙的结算。其中，《同意书》的内容为：“庄晓铭、曾有生、邓增福、邓大彪四人合伙投资承包华为CD区、B区小型整改项目工程，李勇要求入伙，投资60万元，占20%股份，经曾有生在2018年5月份提出。原合伙人庄晓铭、曾有生、邓增福、邓大彪同意李勇入伙，不持反对意见。李勇负责监督，其他按原合伙协议执行。特此确认！”《同意书》落款“确认人”处有“曾有生”、“庄晓铭”和“邓大彪”的签名、捺印，并有手写内容“李勇和曾有生合作股份属实”；落款时间为2018年6月10日。“华为项目结算汇总”、“鹏润公司出入汇总”、“中固回款汇总”、“未付款汇总”和“现金支出汇总”上只有曾有生“曾有生”、“庄晓铭”和“邓大彪”的签名及捺印。“华为项目结算汇总”载明邓增福、庄晓铭的投资为323742元，实投金额为287802元，曾有生的投资3738000+359018=4097018元，备注“曾总借支项目3万-支付李勇25000”，实投金额为2261669元。庄晓铭和邓大彪确认曾有生提交的上述证据。庄晓铭、邓大彪和曾有生还陈述，邓增福曾口头表示同意李勇加入合伙，但邓增福由于涉诉被公安部门带走，故未能在《同意书》和上述汇总表中签名确认；目前无法与邓增福取得联系，也不清楚其近况如何；合伙项目的财务人员曾将上述汇总表拿给李勇签名，但李勇发现合伙亏损后拒不签名；“华为项目结算汇总”中之所以未载明李勇和邓大彪的投资情况，是因为当时李勇和邓大彪将投资款直接转至曾有生的账户，故李勇的投资包括在“华为项目结算汇总”载明的曾有生的投资4097018元中；曾有生已将李勇支付的600000元实际投入合伙项目。李勇对《同意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系曾有生事后制作的，并非2018年6月10日当天形成的，故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同意书》上的签名及捺印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李勇还表示其未与曾有生就案涉合伙项目进行结算，也从未参与合伙经营，李勇多次要求曾有生提供合伙数据和支付分红，曾有生均未履行。李勇确认案涉合伙项目已完工，但不确认曾有生主张项目存在亏损，因为曾有生提交的上述汇总表并未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确认，汇总表上显示的合伙人投资情况也与合伙协议约定的不一致，故不确认曾有生提交的汇总表。关于“华为项目结算汇总”中载明的曾有生“支付李勇25000”，李勇主张属于曾有生向李勇归还的借款，曾有生曾向李勇借款195000元，后除了上述的25000元外还归还了100000元，目前尚欠李勇70000元。对此，李勇提交了《借条》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借条》载明“今借到李勇人民币大写柒万元正（￥70000元），借期为2018年10月30日归还，到期没还按月息2.5%计息”。《借条》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23日。转账记录显示李勇于2018年5月22日及5月23日分别向曾有生转款100000元及95000元。曾有生、庄晓铭、邓大彪确认曾有生向李勇借款一事，但认为“华为项目结算汇总”中载明的25000元系李勇当时需要资金周转想要抽回部分投资款，经五个合伙人商量并同意后由合伙项目的会计夏凡通过项目公账予以支付的，而非曾有生向李勇归还的借款。根据曾有生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夏凡于2018年7月7日、2018年7月11日分别向李勇转账10000元及15000元。李勇对曾有生的上述主张不予确认。另，庄晓铭、邓大彪在庭审中表示由于曾有生原持有40%的合伙份额，所以其作出的决定对其他三名原合伙人具有约束力；李勇入伙后，曾有生将其持有的20%股份分给李勇，故合伙人的持股比例调整为各占股20%；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在签订《合伙协议》时未就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这一事项进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装修合伙协议、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微信聊天记录、借条、同意书、“华为项目结算汇总”、“鹏润公司出入汇总”、“中固回款汇总”、“未付款汇总”、“现金支出汇总”、合伙协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等。一审法院认为，邓增福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抗辩及质证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案涉《装修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李勇需出资、“需承担合伙项目之前的所有开支收入”以及有权对合伙账目进行查账、监督项目等内容，相关约定符合个人合伙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特征。虽然协议中约定李勇每月可按总出资比例分得红利，但协议中约定的支付主体系“公司”而非曾有生个人。为此，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争议焦点为：李勇要求解除《装修合伙协议》，及要求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退出资款600000元、支付相应利息的依据是否充分。本案中，李勇及庄晓铭、邓大彪、曾有生均主张李勇加入的是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的合伙。庄晓铭、邓大彪、曾有生确认曾有生、庄晓铭、邓增福、邓大彪在签订《合伙协议》时未就增加合伙人事宜进行约定。对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的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曾有生、庄晓铭和邓大彪虽然出具了《同意书》明确表示同意李勇加入合伙，但曾有生、庄晓铭、邓大彪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邓增福亦同意李勇加入合伙。因此，据本案目前的证据所示，李勇的入伙未经得原全体合伙人的同意。李勇主张入伙无效，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曾有生、庄晓铭、邓大彪明确表示同意李勇加入合伙，故李勇申请对《同意书》中曾有生、庄晓铭、邓大彪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不具有必要性，对李勇的该项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依法不予准许。如上所述，由于李勇入伙无效，导致其签订《装修合伙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故李勇要求解除《装修合伙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李勇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案涉起诉状副本于2019年9月9日送达曾有生，应视为李勇要求解除合同的通知于该日到达曾有生，故一审法院确认李勇与曾有生签订的《装修合伙协议》于2019年9月9日解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曾有生确认收取了李勇支付的投资款600000元，现李勇要求曾有生退还投资款6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李勇主张按月利率3%的标准计算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利息应按如下标准计算为：以30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6日起算；以10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8日起算；以4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15日起算；以1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17日起算；以15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19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至于李勇要求庄晓铭、邓大彪、邓增福承担上述还款责任的问题，因李勇的款项系直接支付给曾有生个人，在曾有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将收取李勇支付的款项用于合伙经营的情况下，李勇要求庄晓铭、邓大彪、邓增福与曾有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依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一、确认李勇与曾有生于2018年5月6日签订的《装修合伙协议》已于2019年9月9日解除。二、曾有生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李勇返还出资款600000元。三、曾有生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李勇支付相应利息（利息以30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6日起算；以10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8日起算；以4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15日起算；以1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17日起算；以150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19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驳回李勇对庄晓铭、邓大彪、邓增福的诉讼请求。五、驳回李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12320元（李勇已预交），由曾有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曾有生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华为项目合伙人投资款明细表”，拟证明案涉合伙项目的会计夏凡于2018年6月1日统计并明确各合伙人的投资情况，邓增福在此处签名表示无异议；2.《情况说明》，拟证明在一审判决后，邓增福的代理律师宋义恒到佛山监狱会见邓增福时，邓增福出具情况说明明确其同意李勇入伙；3.深圳鹏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为小型整改项目部出具的说明、深圳中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及附件，拟证明案涉个人合伙分别挂靠在该前述两公司承接案涉项目，可以证明案涉个人合伙总共已收的工程款是4092787.78元，而一审提供的“华为结算项目汇总”显示实际投入工程款项为5995551.46元，故收到的工程款少于个人合伙实际投入到案涉工程的投入款。本院向佛山监狱发出委托调查函，佛山监狱向本院提供由邓增福签字确认材料显示，邓增福确认曾有生提供《情况说明》是宋义恒律师于2020年7月22日前往佛山监狱会见其时由其本人签名确认，其不认识李勇，和李勇没有来往，但曾有生和与其提过李勇要入股的事，只是签名程序还没走；因其后期没有在案涉项目负责，故不知道案涉项目的盈利情况。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各方当事人对本院委托佛山监狱调查反馈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庄晓铭、邓大彪、邓增福对曾有生二审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曾有生提供“华为项目合伙人投资款明细表”，李勇不确认其真实性，并认为该表格只反映曾有生与李勇的投资情况，没有反映其他合伙人的投资情况，应是为二审应诉而制作，即使该证据是在2018年6月2日形成，但在二审才提交亦不符合新证据规则。对曾有生提交的《情况说明》，李勇确认其真实性，但不认可邓增福在该材料中确认的内容。李勇对深圳中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出具说明的真实性认可，深圳鹏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为小型整改项目部出具的说明因不是由公司出具的公章，故不认可其真实性，李勇称曾经听曾有生说案涉工程挂靠在深圳中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鹏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但曾有生未将工程具体账目给李勇看过，故对曾有生的亏损情况不清楚，且按曾有生的陈述，案涉工程总投入约600万，工程款收入是4092787.78元，亏损约200万，李勇投资占总投入百分之十，亏损亦应承担百分之十，故曾有生至少应退还李勇40万元。对曾有生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华为项目合伙人投资款明细表”，因仅显示为“邓增福”的签名，不足以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证。对《情况说明》，本院已委托佛山监狱调查核实，邓增福确认是其本人出具。对深圳鹏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为小型整改项目部出具的说明以及深圳中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及附件，因该两家公司均为案外人，在没有相应挂靠合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等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认定可以反映案涉项目已收总工程款的情况，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证。本院二审经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曾有生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对邓增福的送达程序是否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李勇与曾有生签订的《装修合伙协议》已经解除并判令曾有生返还出资款及利息是否正确。关于焦点一。一审中，曾有生、庄晓铭、邓大彪只向一审法院反映听说邓增福被关押，但未提供具体关押地点，一审法院按邓增福的身份证住址向其邮寄送达本案诉讼文书未有效送达给其本人，后一审法院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向其送达本案诉讼文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曾有生主张一审法院对邓增福送达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依法予以驳回。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曾有生与李勇签订《装修合伙协议》约定共出资300万，其中李勇出资60万，占项目20%，曾有生承诺自签订合同当月起从合作项目每月拿出9万元按总出资比例分红，李勇有权查账并可要求每月收到财务报表。前述协议签订后，李勇依协议约定向曾有生交付了前述出资款项，但根据李勇提供其与曾有生的微信记录反映，李勇多次要求查看账目，但一直未得到回应。后曾有生在本案中主张项目实际出资5995551.46元，远远超出《装修合伙协议》约定的总出资额。曾有生在本案中提供《合伙协议》、“华为项目结算汇总”等材料，以主张其与李勇约定的合伙经营项目还有合伙人邓大彪、庄晓铭、邓增福，而曾有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在与李勇签订《装修合伙协议》前向李勇披露了该情况，且《合伙协议》约定投资款由曾有生、邓大彪先行垫付，视为曾有生、邓大彪共同借款给庄晓铭、邓增福各60万元，亦与“华为项目结算汇总”中所显示邓增福、庄晓铭、曾有生有出资、邓大彪没有出资的情况明显不一致，李勇出资的情况亦未在“华为项目结算汇总”中得以体现。综上可见，虽然李勇向曾有生交付了按《装修合伙协议》约定的款项，但李勇交付款项后无从了解项目的真实情况，其按协议约定参与经营、监督项目的权利并没有实现，故李勇主张未有效入伙，依法应予支持。一审判决确认李勇、曾有生签订《装修合伙协议》已经解除，并判令曾有生返还出资款及利息，于法有据。对于曾有生上诉主张2018年7月7日以及2018年7月11日由夏凡转给李勇的25000元是项目退还给李勇的投资款，其提交“华为项目结算汇总”仅载明此为曾有生向项目借款支付李勇的款项，没有注明是退还投资款，因曾有生与李勇在案涉60万款项外也确有其他借贷关系，故一审判决对该25000元不作处理，并无不当。如曾有生与李勇对该25000元存在争议，可另循其他法律程序解决。综上所述，曾有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实体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曾有生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五宝审判员  何 飞审判员  叶俏珠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叶肖萍丁翠君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