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92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邢建伟，男，198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雪琴，女，197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惠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石基村较场岗之一。法定代表人：孙红根，董事长。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徽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花园大道****。法定代表人：谢孝安，总经理。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峰，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迈诺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div>法定代表人：吉银根。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玉清，男，1970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宪峰，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蓉蓉，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邢建伟、孙雪琴、广州市惠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迪公司）、南京徽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史迈诺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史迈诺公司）、郭玉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5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四上诉人一审中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史迈诺公司、郭玉清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确定错误。2012年10月30日、2014年1月、2014年12月三个时间点都不应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2012年9月，广州市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已注销）和史迈诺公司协议约定的货款支付只是针对已开票部分的货款，数额大约512万元，当时约定分3期支付，2012年10月30日付清。协议签订后，双方付款时间有变更，史迈诺公司分几次支付了343万元，债权人对此无异议，这属于对于还款意向的变更，实际履行中并没有完全按照协议约定还款，还到2014年1月份。剩余款项没有偿还的原因是史迈诺公司经营困难，债权数额发生了变化，所以从1月份开始双方进行协商，但没有约定应视为不定期协议，不应作为时效起算点。经沟通后形成2017年3月23日《付款结算协议》，其中付款数额的构成与2012年协议中已不同，包含但不限于2012年协议内容。A公司与史迈诺公司债权债务确定的时间应以本案起诉时开始。2017年3月签订协议的主体包括A公司、史迈诺公司、郭玉清，该份协议体现的是A公司与史迈诺的主合同关系，A公司与郭玉清的从合同关系，从这一天开始郭玉清才成为担保人。如果郭玉清认为诉讼时效已经过仍签字，应视为郭玉清以其签字的行为自行放弃了诉讼时效。如果郭玉清认为诉讼时效没过，就不存在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依照《担保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认为郭玉清存在抗辩权，不符合本案的情况。本案中郭玉清从2017年起才成为担保人，因此其承担担保责任应从2017年开始，不应溯及以往。第二，郭玉清是史迈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工商查档资料显示，郭玉清仍是史迈诺公司的董事。另根据审计报告显示，史迈诺公司的关联公司是湖北B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受同一方控制。湖北B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是湖北C有限公司。湖北B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郭玉清，同时兼任执行董事和总经理。湖北C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就是郭玉清，兼任法定代表人。故郭玉清是通过以上的股权控股方式及其身份在客观上控制史迈诺公司。审计资料显示，史迈诺公司的关联公司湖北B有限公司及郭玉清均拖欠史迈诺公司巨额债务，但史迈诺公司并未追收。此外，郭玉清一直代表史迈诺公司与惠迪公司、徽东公司等发生交易。第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郭玉清无权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郭玉清即使无权代表史迈诺公司签署《付款结算协议》和《对账单》，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重新确认。但是郭玉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有权决定对该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故郭玉清以担保人身份签字所形成的担保关系是合法有效的，对此，一审也认定其担保人身份。郭玉清的担保行为实质上是为一个过了诉讼时效的债务提供担保。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保证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提供保证的，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郭玉清没有诉讼时效的抗辩权。郭玉清在债务超过诉讼时效后成为担保人，应依法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史迈诺公司未作答辩。被上诉人郭玉清辩称，不同意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关于主债务是否成立。关于2017年3月份的《付款结算协议》上郭玉清的签字，郭玉清否认是其本人签字。一审中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举证的材料也可以看得出，郭玉清在所有工商文件的签字都是英文样本，因此郭玉清不认可2017年《付款结算协议》的真实性。一审中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等提供了2012年全年的对账记录，并未能完全提供另有对账的证据，故《付款结算协议》不真实，主债务不成立，郭玉清不能代表史迈诺公司确认债权债务，郭玉清本人也没有签过字，也不是担保人。第二，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提及2012-2014年期间史迈诺公司付款343余万元，郭玉清认为与本案中的债权债务无关，这是2012年9月之后发生的新交易，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说过了。本案应自2012年第一次付款开始起算诉讼时效，因此诉讼时效早已经超过。请求驳回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的上诉请求。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史迈诺公司支付货款6,903,283.5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方式〔以6,903,283.5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2019年6月10日起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史迈诺公司支付违约金2,070,985.07元（按照第1项中货款6,903,283.55元的30%计算）；3.判令郭玉清对第1、2项中史迈诺公司的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2012年期间，A公司多次向史迈诺公司送货，且双方多次进行对账。2008年-2012年的审计报告、征询函、公司员工附表等对于前述送货以及史迈诺公司拖欠货款的事实予以反映。2012年9月21日，A公司与史迈诺公司签订《协议》一份，约定：截至2012年9月，共产生空运费、检测费等1,931,800元，扣除客户扣款后计2,216,562元；经确认，A公司同意承担1,493,082元，剩余空运费、检测费723,480元双方在2012年确定解决方案;截至2012年8月，共有货款10,909,613.25元，史迈诺公司当期应支付货款为5,124,858.95元；史迈诺公司承诺以上当期应支付货款按照以下时间支付，2012年9月28日前支付100万元，2012年10月30日前支付200万元，余款2012年11月30日前支付完毕；未开票货款双方按照前期协议执行，票到30天付款；等等。一审庭审中,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表示，其与史迈诺公司长期存在货物购销关系，其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3年3月,史迈诺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4年1月24日。根据史迈诺公司的内档资料显示，郭玉清曾为史迈诺公司的董事，2016年史迈诺公司董事由郭玉清变更为杨某。郭玉清表示其并非史迈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且在2015年即已辞职离开史迈诺公司，此后与史迈诺公司再无关联。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的《对账单》中载明，史迈诺公司拖欠A公司货款6,903,283.55元（包括其关联公司惠迪公司和徽东公司）等；A公司在该《对账单》上盖章，史迈诺公司客户代表处有“郭玉清”签字字样及捺印。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的《付款结算协议》载明，甲方A公司与乙方史迈诺公司确认，截至2017年2月底，乙方史迈诺公司尚欠甲方A公司货款6,903,283.55元（包括其关联公司惠迪公司和徽东公司），乙方承诺所欠货款6,903,283.55元在二年内分三次付清等；A公司在该《付款结算协议》上盖章，史迈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及“乙方担保人”处有“郭玉清”签字字样及捺印。一审法院认为，即便认定时间为2014年12月5日的电子邮件属实，自邮件发送时间2014年12月5日起算，本案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该份电子邮件不予采信。至于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面有A公司的盖章、A公司供货代表的签字，而在“史迈诺公司”处仅有“郭玉清”字样以及捺印，并无史迈诺公司的盖章；因郭玉清在审理中表示前述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其已在《对账单》签署之前已经离开史迈诺公司，且前文已经论述，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郭玉清能代表/代理史迈诺公司签署相关文件，故一审法院对该《对账单》不予采信。同理，一审法院对《付款结算协议》亦不予采信。根据本案法律关系发生的时间,对于本案的处理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其中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本案中郭玉清提出时效抗辩，无论从《协议》载明的最后一期付款时间2012年11月30日，还是从史迈诺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4年1月24日，抑或是从发件人周某发给k和y的电子邮件发送时间2014年12月5日起算，到郭玉清2017年3月23日签署《对账单》和《付款结算协议》本案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有“郭玉清”签字捺印的《付款结算协议》以及《对账单》是否构成史迈诺公司对系争债务的重新认可，并使得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即便前述文件中郭玉清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但因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并未举证证明郭玉清有权代表/代理史迈诺公司签订《付款结算协议》以及《对账单》，故前述文件不能对史迈诺公司形成约束力,故一审法院认定史迈诺公司未通过签订《付款结算协议》以及《对账单》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进行重新确认。另,郭玉清作为史迈诺公司所欠债务的担保人，有权享有主债务人的抗辩权。综上，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其已丧失对主债务人史迈诺公司及其担保人郭玉清在实体上胜诉的权利。2019年10月16日,郭玉清申请对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的《付款结算协议》及《对账单》上郭玉清的签名及捺印是否为本人的签字捺印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因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并未举证证明郭玉清有权代表/代理史迈诺公司签署前述文件，因而即便《付款结算协议》及《对账单》上郭玉清的签名及捺印确为其本人所为，也不能对史迈诺公司形成约束力。因而郭玉清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签并非本案所必须查清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郭玉清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史迈诺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邢建伟、孙雪琴、广州市惠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徽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提供如下证据：湖北B有限公司工商查档资料、湖北C有限公司的工商查档资料，证明到目前为止，郭玉清仍在这两家公司担任重要职务，例如总经理或控股股东。印证湖北B有限公司与本案中的史迈诺公司是关联公司，湖北B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是湖北C有限公司，郭玉清是湖北C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可以推断出郭玉清是实际控制本案史迈诺公司的。因此郭玉清有权代表史迈诺公司确认债权债务。郭玉清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关联性不认可。本案中史迈诺公司唯一股东是一家香港公司，郭玉清主要经营湖北B有限公司。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核后认为，上述证据仅反映郭玉清曾系湖北B有限公司、湖北C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但对于其是否能代表史迈诺公司进行债权债务的确认这一争议事实不具有证明力，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审中，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审理中，郭玉清就其一审时曾经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事宜向本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一份，表示一审法院认定无需鉴定的理由充分合理，且目前郭玉清身在德国，启动鉴定在客观上存在困难，主观上其亦不愿在疫情情况下承担回国存在的感染风险及其所涉湖北枣阳市人民法院受理的相关破产案件可能对其个人产生的影响。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郭玉清在《对账单》及《付款结算协议》签名捺印的行为是否能代表史迈诺公司而因此由史迈诺公司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第二，郭玉清是否应就本案承担担保责任。关于争点一，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虽述称郭玉清系史迈诺公司实际控制人，但在案证据未能印证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这一主张，则在郭玉清并未获得史迈诺公司相应授权亦无基于职务身份而取得的代理权的情况下，郭玉清对相关债权债务的确认行为并不能对史迈诺公司发生拘束力，鉴于一审判决对郭玉清能否代表或代理史迈诺公司签署文件一节进行了认定并阐释了相关理由，本院对此予以认同，不再展开赘述，故即便郭玉清在《对账单》及《付款结算协议》签名捺印，亦不产生史迈诺公司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后果，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对主债务人史迈诺公司的主张确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丧失实体胜诉权利。关于争点二，首先，案涉最后签署的相关证据《对账单》及《付款结算协议》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本案一审受理日期为2019年6月30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本案诉讼时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其次，依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保证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提供保证的，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2017年3月23日的《付款结算协议》上史迈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及“乙方担保人”处有“郭玉清”签字字样及捺印，应视为对该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就郭玉清否认该签名及捺印系其所为一节，本院认为，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就郭玉清在案涉《付款结算协议》上签字捺印的法律事实已履行了提供证据的责任，郭玉清否认该节事实则此时相应的举证责任即已转移至郭玉清，即其需通过反证的提供削弱本证的证明力，以否定本证所证明的争议事实，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本证指向事实的单纯否认。本院注意到郭玉清在一审中确实曾提出过相应的鉴定申请，故进一步征求其对鉴定程序启动的意见。但二审中郭玉清表示其认为鉴定并非必要，且其在主观及客观上均存在进行鉴定的障碍，则本院认为郭玉清已表明了就该节争议事实举证的消极态度，由此认为郭玉清未能完成相应的证明责任，应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理由，本院认为郭玉清以其行为表明放弃了对史迈诺公司所负债务的时效抗辩，而应承担其作为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另就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以《付款结算协议》中约定为依据主张30%违约金，郭玉清在一审审理中曾提出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的抗辩，本院予以采纳，将该违约金计算标准酌情下调至15%。但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同时主张按欠付货款为基数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鉴于该项主张所涉款项亦为逾期付款违约金性质，不宜重复计付，而为按结欠货款15%计违约金所吸收。综上所述，上诉人邢建伟、孙雪琴、惠迪公司、徽东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不当之处，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584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郭玉清在6,903,283.55元范围内对上诉人邢建伟、孙雪琴、广州市惠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徽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上诉人郭玉清在违约金1,035,492.53元（按照6,903,283.55元的15%计算）范围内对上诉人邢建伟、孙雪琴、广州市惠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徽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上诉人邢建伟、孙雪琴、广州市惠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徽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一审中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4,620元，由上诉人邢建伟、孙雪琴、广州市惠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徽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4,620元，由被上诉人郭玉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敖颖婕审判员  王 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肖 洋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保证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提供保证的，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