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65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东胜，男，1975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承恩，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辉煌，福建立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凤莲，女，1977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学金，福建学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兴禄，福建学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许东胜因与被上诉人黄凤莲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2020）闽0124民初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东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凤莲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凤莲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许东胜与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于2012年8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后，将合伙关系变更为民间借贷，并将黄信辉出资900000元投资款认定为借贷本金、承包期为借款期限，固定收益率为借贷利率，固定分红款为利息”有违客观事实。一、许东胜并非本案适格被告。首先，本案是因许东胜与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合伙投资湖北中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陶公司）引起的合伙协议纠纷。2009年10月16日，许东胜与黄信辉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明确约定了许东胜与各方之间的关系属于合伙关系，合伙人按投资比例享受投资收益及承担投资风险。许东胜作为中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甲方处签字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且黄信辉等人通过聂尚辉支付的投资款也是进入中陶公司账户，并由中陶公司出具投资收据，并不能因许东胜的承包经营而改变黄信辉等人原来投资中陶公司款项的性质。故本案系因合伙投资中陶公司引发的，黄凤莲应向中陶公司主张权利，而非向许东胜主张权利。其次，《合伙协议书》从形式上看，名称及落款等行文均载明为“合伙”，内容上明确了合伙投资中陶公司，合伙人按投资比例享受收益及承担投资风险；根据《协议书》也均体现各方系投资中陶公司。2013年12月22日黄信辉出具的《合伙股权及收益转让通知书》从形式及内容也均载明为“共同按投资比例享受投资收益并承担投资风险”，同时合伙人共同接纳黄凤莲为共同合伙人。根据2018年3月26日《离婚协议书》黄凤莲与黄信辉之间也明确投资中陶公司，如有亏损由黄凤莲承担。以上材料的内容各方均确认“共同合伙投资于中陶公司”，在2009年投资至今各方包括黄凤莲均对“合伙投资”的性质不持异议，故黄凤莲向许东胜主张权利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对《合伙协议书》及《协议书》效力问题未予详细审查。首先，《合伙协议书》已充分明确了黄信辉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且通过许东胜共同投资于中陶公司，合伙人之间按投资比例享受收益及承担投资风险。许东胜在《合伙协议书》中签字系代表中陶公司确认黄信辉等四人的合伙投资中陶公司行为，且也由中陶公司出具投资收据，许东胜系履行中陶公司职务行为所签订《合伙协议书》，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应由中陶公司承受，而非许东胜。其次，许东胜亦是履行中陶公司职务行为与黄信辉等人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建立在《合伙协议书》以及《中陶公司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基础之上所签订的，故如前所述许东胜所签署《协议书》亦是履行中陶公司职务行为，该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也应由中陶公司承受，而非许东胜。再次，《中陶公司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第六条将承包金1500万元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债权人为指定三个股东），把提取的承包金1600万元全部支付于指定的三个股东，该约定明确属于股东与公司恶意串通行为，必然损害国家税收、债权人、其他股东利益，应属于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也明确规定公司利润分配应先弥补亏损并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再行分配。《中陶公司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第六条利润的分配方式约定明确为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也应属于无效。基于《中陶公司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第六条无效的情况，所据此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投资分红等也应属于无效。但一审法院并未详细审查案涉合同性质，对协议书效力作出错误认定，该协议书中对于投资分红等约定亦属无效。故黄凤莲据此协议主张要求许东胜支付分红款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三、黄信辉等人系合伙投资于中陶公司，并非隐名于许东胜名下。首先，如前所述，黄凤莲前夫黄信辉等人系合伙投资于中陶公司，且合伙人或黄凤莲在案涉协议中也均明确属于投资合伙关系，各方是按投资比例享受收益、承担投资风险。合伙人投资款项也是由中陶公司收取，黄凤莲所收取的收益也是由中陶公司分配。其次，假设如一审法院所认定黄信辉等合伙人隐名于许东胜名下，那据此也应将合伙人认定为中陶公司的隐名股东。对于隐名股东的投资收益情况应与中陶公司的资产负债及利润等情况相结合，进而测算隐名股东是否能享有中陶公司的分红问题，并由中陶公司承受相应权利义务；四、一审法院将合伙关系法律性质变更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错误。首先，《协议书》约定的固定收益条款无效的。其次，根据《合伙协议书》《合伙股权及收益转让通知书》《离婚协议书》以及实际的分红情况：2012年9月11日、10月10日、11月6日……以及2015年5月21日、9月9日、2018年4月26日等不规律的分红时间、不规律的分红金额，充分证实案涉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假设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借贷关系，根据中陶公司出具的收据也应将借款人认定为中陶公司而非许东胜，故许东胜并无向黄凤莲支付分红款或借款利息的义务。 黄凤莲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合伙协议书》《协议书》合法有效，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黄凤莲前夫黄信辉依照《合伙协议书》约定向许东胜支付投资款后,没有被登记为中陶公司股东，中陶公司也没有将黄信辉备案登记为中陶公司股东名册，黄信辉从未享有中陶公司股东的权利，许东胜及中陶公司也没有许可黄信辉参与中陶公司经营管理，2012年8月8日的《协议书》约定：黄信辉及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480万元投资份额不参加许东胜的承包经营，许东胜的承包经营盈亏与黄信辉及刘琴、张鸿、谢建群无关，黄信辉及刘琴、张鸿、谢建群按占股比例固定分红，且该《协议书》签订后许东胜已实际履行大部分付款义务，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在《协议书》签订后法律关系转化为民间借贷，是有理有据的，许东胜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依据，依法不应予支持，且一审判决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二、关于许东胜是否属于适格的诉讼主体问题。《合伙协议书》《协议书》中许东胜都是以个人名义与黄信辉及其他人签订，从来没有以中陶公司名义与黄信辉签订，所以不存在许东胜是履行中陶公司职务行为，许东胜所谓的主体不适格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关于《合伙协议书》《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作为合伙人个人之间签订协议，只要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都应当被认定合法有效，许东胜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始终代表其个人利益和意思，与中陶公司无关，所以不存在有所谓损害中陶公司利益的问题；四、关于本案合伙用途问题。许东胜当时作为中陶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在中陶公司缺乏资金情况下以个人名义通过与他人合伙筹集资金和融资，实际上就是一种借贷关系，该借贷关系到了2012年8月8日通过《协议书》的方式来进一步显现，并从时间、利率等通过固定分红的方式来体现。从形式上而言，本案黄信辉等人的所谓投资，应该是隐名在许东胜名下，中陶公司虽然曾经出具所谓的收据，但是收据是许东胜利用其法定代表人制造的，黄信辉等人跟中陶公司之间从来没有建立任何的投资关系，所有的资金往来和结算都是跟许东胜之间进行的。 黄凤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许东胜支付约定的承包金599821元，并支付自2017年8月11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付）；2.许东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2020年5月27日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许东胜支付其承包经营湖北中陶实业有限公司期间，按协议约定应支付的固定分红款59982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8月1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陶公司由许东胜、刘世捷、黄彪三人于2009年8月19日共同出资组建，许东胜任执行董事，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4月6日中陶公司股东由刘世捷、许东胜、黄彪变更为黄孙飞、刘世捷、许东胜；2019年6月3日中陶公司股东由黄孙飞、刘世捷、许东胜变更为刘世捷、许东胜。刘琴与聂尚辉于1986年10月10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黄凤莲与黄信辉于1998年2月11日登记结婚。 2009年10月16日，许东胜（甲方）与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乙方）签订一份《合伙协议书》，协议约定：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向中陶公司投资4800000元，占公司总投资的8％；黄信辉出资900000元、刘琴出资2100000元、张鸿出资900000元、谢建群出资900000元；乙方合伙人一致同意以刘琴名义投资于中陶公司；合伙人按投资比例享受投资收益及承担投资风险；乙方合伙人已分期如约将投资款全部汇入许东胜账户等。中陶公司于2009年11月11日向聂尚辉出具收投资款2040000元的收据，于2010年6月28日向聂尚辉出具收投资款2760000元的收据。 2012年8月5日，中陶公司（甲方）与许东胜、刘世捷（乙方）签订一份《中陶公司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公司生产经营由乙方承包；承包期从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止，承包期为5年；年承包金31000000元，其中15000000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16000000元按公司三个股东的股份比例分发给每位股东；每年16000000元按（3－12月份）10个月支付，支付月份的每月底将当月应付承包金1600000元付给股东黄彪533330元、刘世捷533330元、许东胜533330元等。 2012年8月8日许东胜（甲方）与黄信辉及刘琴、张鸿、谢建群（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此次承包行为与乙方投资股份无任何联系，即甲方承包行为所产生的盈亏与乙方无关，其形成的权利及责任亦与乙方无关；乙方共集资4800000元投资于中陶公司，该部分投资不参与甲方的承包；甲方此次承包每年共缴承包费31000000元，其中16000000元按股东投资比例按月分红，由甲方在次月10日前支付给乙方；乙方在甲方承包期间享受中陶公司不参与承包股东一样的权利及收益（按总投资股份8%计算）；甲方承包期为五年，自2012年8月1日开始至2017年7月31日结束等。 此后，双方均按协议履行。2013年12月22日，黄信辉将其在中陶公司中900000元投资股权及收益权转让给黄凤莲所有，许东胜及刘琴、张鸿、谢建群均已同意。诉讼中，黄凤莲自认：许东胜已向黄信辉及黄凤莲支付分红款情况为“2012年9月11日、10月10日、11月6日、12月10日，2013年1月6日、4月3日、5月4日、6月5日、7月4日、8月2日、9月3日、10月12日、11月3日、12月7日，2014年1月2日、4月3日、5月5日、6月3日、7月5日、8月3日、9月10日，计21个月每月均支付24000元，2015年2月10日支付72000元，2017年1月23日支付24179元，共计600179元。”此外，案外人薛增强受许东胜委托于2015年5月21日、6月4日、8月6日、9月9日，分别支付给黄凤莲29700元、14850元、29700元、14850元，于2018年4月26日薛增强通过微信转账给黄凤莲10000元，合计99100元。2018年3月26日黄凤莲与黄信辉登记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在婚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投资于中陶公司的900000元投资股权归女方所有，如若亏损由女方自行承担”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许东胜与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于2009年10月16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以及于2012年8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2.黄信辉出资900000元与许东胜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3.黄凤莲或黄信辉收取的600179元钱款的性质问题；4.许东胜是否应当支付按月分红款599821元问题。 本案许东胜与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于2009年10月16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规定，虽然中陶公司向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出具收到投资款4800000元收据，但2012年8月5日，许东胜、刘世捷内部承包经营中陶公司前未征得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同意，且在2012年8月8日《协议书》约定“乙方共集资4800000元投资于中陶公司，该部分投资不参与甲方的承包”。同时，许东胜作为中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能向法庭提供已将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登记为中陶公司股东，或将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备案于中陶公司股东名册的相关证据，为此只能认定许东胜与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于2009年10月16日签订《合伙协议书》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隐名于许东胜名下共同投资中陶公司。 2012年8月5日许东胜、刘世捷承包经营中陶公司后，许东胜与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于2012年8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内容显明“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投资款4800000元不参与许东胜的承包，许东胜承包行为所产生的盈亏与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无关；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投资款按许东胜总承包费中的16000000元的8%固定分红；承包期自2012年8月1日开始至2017年7月31日结束”，该《协议书》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许东胜也按约支付了大部分款项，但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收取固定收益的约定，改变了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合伙关系法律性质，该固定收益的约定更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特征，故只能认定黄信辉、刘琴、张鸿、谢建群四人投资款自2012年8月8日与许东胜签订《协议书》后转变为民间借贷的出借款，确认双方之间名为合伙，实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投资款即为借贷本金，承包期即为借款期限，固定收益率即为借贷利率,固定分红款即为利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本案双方约定的固定收益和《中陶公司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每年按（3－12月份）10个月支付”核算，黄凤莲出资900000元的月收益为24000元（16000000元×8%÷4800000元×900000元），年收益为240000元，换算成年利率约为26.67%。同时，结合许东胜的付款详情、付款方式（按月分红由甲方在次月10日前支付给乙方），可以认定许东胜于2013年1月6日支付的24000元即为2012年12月份款项，于2014年1月2日支付的24000元即为2013年12月份款项，2015年2月10日支付的72000元即为2014年10月、11月、12月三个月的款项，亦即许东胜已按《协议书》约定履行完毕2012年、2013年、2014年应支付的款项。据此，许东胜尚应支付给黄凤莲以9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558000元，扣减许东胜于2017年1月23日支付的24179元及委托薛增强支付的99100元后，许东胜应支付给黄凤莲借款利息434721元。故此，黄凤莲关于“许东胜支付其承包经营中陶公司期间，按协议约定应支付的固定分红款59982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8月1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主张，一审法院对其中“许东胜支付给黄凤莲借款利息434721元”予以支持，超出部分的主张，因未提供充足有效证据证实，不予支持。许东胜的辩解，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判决：一、许东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凤莲借款利息434721元；二、驳回黄凤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98元，减半收取计5249元，由黄凤莲负担1339元，许东胜负担3910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质证和原审法院的认证及二审的审理情况，本院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关于许东胜是否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许东胜与刘世捷、黄彪于2009年8月19日组建中陶公司，根据中陶公司2009年8月17日的公司章程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许东胜应出资1000万元，第一期出资700万元，该章程第三章第九条约定全体股东分期于2011年8月20日前缴足。后于2010年1月8日，该公司章程将该条款变更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仟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叁仟万元”。该公司于2016年3月28日修订的公司章程显示，许东胜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2年1月12日。而2009年11月16日，许东胜与黄信辉等四人签订案涉《合伙协议书》，约定黄信辉等四人向中陶公司投资480万元，投资款全部汇入许东胜账户，中陶公司向聂尚辉出具了共计480万元的收据。上述时间点结合许东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将黄信辉等四人登记为中陶公司股东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黄信辉等四人以与许东胜合伙方式，隐名于许东胜名下共同投资中陶公司符合优势证据规则，许东胜仅以中陶公司的收据及其法人代表身份主张黄信辉等四人与中陶公司成立合伙关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许东胜系本案适格主体。 许东胜与黄信辉等四人于2012年8月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许东胜承包中陶公司产生的盈亏及形成的权利与责任与黄信辉等四人无关，黄信辉等四人享受固定分红，且各方已按该约定履行多年。该约定改变了原先许东胜与黄信辉等四人之间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约定更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特征并无不当。因许东胜与黄信辉等四人约定的年利率超过法定可支持的年利率24%的标准，一审法院根据黄信辉的出资，按照年利率24%计算借款利息，并在扣除许东胜已付利息之后判令许东胜支付借款利息434721元亦无不妥，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许东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821元，由许东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筱洲 审 判 员 陈雁兰 审 判 员 符海燕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刘玲玲 书 记 员 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