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7民终39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洪波，男，汉族，1976年10月22日出生，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贵兵，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长江路207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023103898676. 负责人：张靖武，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倩，女，汉族，1988年9月16日出生，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华，男，汉族，1975年10月8日，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原审被告：刘书存，男，1973年2月3日出生，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原审被告：孙志军，男，197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原审被告:吉建忠，男，1973年7月26日出生，住菏泽市牡丹区。 以上三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静茹，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洪波因与被上诉人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及原审被告刘书存、吉建忠、孙志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2019）鲁1702民初5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洪波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牡丹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702民初518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偿还涉案本金及利息的责任；2.请求本案的涉案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对王洪波2010年10月20日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问题。该通知书系先盖章，后由经办人签字，且由一人经办签字，不符合催收的程序规定；从催收对象之一来看有王群虎，无论本案还是其他两案的借款人和担保人均没有王群虎；从通知书的含义来看，系对担保人进行催收，而本案的上诉人系借款人，而非担保人；从催收的内容及欠款清单来看，其催收的金额为15万、12.5万、18万，而没有本案的涉案金额30万元。因此，被上诉人并未在2010年10月20日对上诉人进行过催收，该时间诉讼时效并未中断。其次，2013年9月10日的借款逾期通知书其催收的金额与被上诉人已主张的偿还本金的数额相互矛盾，既然偿还本金7000元，但催收的本金数额认为30万元；在2010年10月20日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和2011年2月25日通知书具有编号的情况下，而2013年9月10日的借款逾期通知书未有编号，也与2011年2月25日通知书的格式不相符，且上诉人并未签收该通知书。再次，对本案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中空白手写部分，因（2019）鲁1702民初5186号案件，被上诉人在立案之时网上所提交的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与当庭所提交的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不相符，开庭之时所提交的原件已对利率等手写部分作出大量修改，请二审予以审查，以便作出正确判决。最后，被上诉人虽主张上诉人已偿还本金7000元，但无证据予以证实，也无相关的支付凭证予以证实涉案款项的支付情况。第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从以上法律规定及参照（2015）菏牡商初字第696号裁定书立案的时间来看为2015年6月18日，诉讼时效即从被上诉人本次起诉之日起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无论（2015）菏牡商初字第696号裁定书的立案及裁定书送达时间均为《民法总则》施行之前，应适用该法律诉讼时效的规定。而被上诉人本次诉讼提交诉状的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缴纳诉讼费的时间为2019年8月28日，该两个时间点均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规定。因此原审法院依据裁定书的送达时间计算诉讼时效的重新计算点判决上诉人承担偿还本金及利息系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原审法院认定（2015）菏牡商初字第696号民事裁定书于2016年12月17日采取留置送达的方式送达被上诉人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条：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或者盖章，拒绝签收或者盖章的，适用留置送达”，而该裁定送达回证中在明知被上诉人住所地和具有代理人的情况下，在未有不予签收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在一审受送达人处也未有签名情况下，其送达不符合适用留置送达的方式。而原审法院直接认定送达为留置送达方式送达明显系法律使用错误，应予以改判。最后，从（2015）菏牡商初字第696号民事裁定书审判期限来看，从该案2015年6月18日立案到该裁定书2016年8月17日出具，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在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地址未变更的情况下，未有任何向上诉人及原审被告送达的任何手续及证据情况下，便以查无此人，驳回起诉，明显程序违法，且裁定书出具后无人签收。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既然公正邮寄虽然被上诉人采取邮寄，但收件人未签收的情况下，辩称诉讼时效中断。而本案（2015）菏牡商初字第696号民事裁定书采用当事人签收或者“留置送达”的时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明显无法律依据，有失法律的公正公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辩称，一、被上诉人的催收行为合法、合理，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涉案借款2010年3月20日到期后，2011年2月25日、2010年10月20日、2013年9月10日对上诉人王洪波进行逾期催收，上诉人均在逾期催收通知书中签字、捺手印确认，催收行为合法合规，诉讼时效一直连续未中断。上诉人称2011年的逾期催收系对其担保借款的催收，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有多笔债务，被上诉人对其全部债务进行催收、主张权利，也是正当的诉求，并无不妥。即便2011年的催收不予认可，但2013年被上诉人又对上诉人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的，属于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收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系应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在2013年重新确认债务，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上诉人称借款及担保合同手写部分大量修改，其一合同在签订时合同的主要内容已经确定，被上诉人不能随意修改，借款利率在合同中也无具体的规定，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借款凭证中具体规定，因此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大量修改的情况。其次，被上诉人如确实将合同部分内容补充完整，也没有改变合同的主要内容，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3112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一方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于合同相对方的，应视为对合同内容中约定事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部分可以填写相应内容”，综上，上诉人所述情况与事实不符，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二、2015年第一次起诉直至2019年第二次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2013年对上诉人王洪波进行逾期催收后，2015年6月18日起诉至牡丹区法院，2016年8月17日被法院驳回，2016年12月17日法院留置送达民事裁定书。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015年起诉后，诉讼时效中断，2016年送达回证的签收后诉讼时效重新计算，该次诉讼时效到期日为2018年12月17日。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实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到期日在新的民法总则实施后，故适用3年诉讼时效，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因此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到期日为2019年12月17日。原告2019年8月26日再次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刘书存、孙志军、吉建忠述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王洪波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293000元、计算至2019年8月10日的利息266280.3元及逾期利息、复息（自2019年8月11日至借款本息结清日止，以293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9.2925‰上浮50%计算）；2.被告刘书存、孙志军、吉建忠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3月23日，刘书存、孙志军、吉建忠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签订编号为（菏区）农信高保字（2009）第02040301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自2009年3月20日起至2010年3月20日止，与债权人形成的最高余额为人民币30万元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合同约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王洪波作为债务人，孙志军、刘书存、吉建忠作为保证人，分别在合同中签名并按手印，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作为债权人加盖其合同专用章并由其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该合同对于保证人之间的保证份额未作约定。2009年3月23日，王洪波与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签订（菏区）农信合行借字（2009）第020403014号借款合同，约定王洪波向该行借款30万元用于购字画、工艺品，借款期限为2009年3月23日至2010年3月20日，借款利率为执行固定利率：借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10%确定。结息方法为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借款人须于每一结息日当日付息。如借款本金的最后一次偿还日不在结息日，则未付利息应利随本清。该合同第六条“违约责任”部分第2款约定：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贷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五十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2009年3月23日，债权人将借款支付给王洪波。借款凭证显示：借款期限为2009年3月23日至2010年3月20日，月利率为9.2925‰；2012年12月23日、2014年2月7日，债权人分别收到还款2000元、5000元。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在落款日期分别为2010年10月20日、2011年2月25日、2013年9月10日的借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中，王洪波作为债务人均予签名并按手印；在落款日期2013年10月20日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中，孙志军作为担保人签名并按手印；在落款日期2013年10月23日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中，刘书存作为担保人签名并按手印；在落款日期2013年11月3日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中，吉建忠作为担保人签名并按手印。2015年6月18日，一审法院受理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王洪波、刘书存、孙志军、吉建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2016年8月17日，一审法院以（2015）菏牡商初字第696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并于2016年12月17日将该民事裁定书留置送达给原告方。另查明：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系由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变更名称而来。庭审中，原告称至2019年8月10日，被告尚欠借款本金293000元、利息266280.3元。 一审法院认为，因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系由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变更名称而来，故一审法院对于原告主张本案权利的主体资格予以确认。原菏泽市牡丹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南城信用社与王洪波之间的借款合同，与刘书存、孙志军、吉建忠之间的保证合同均成立、有效。因截止2019年8月10日，借款人王洪波尚欠债权人借款本金293,000元、利息266280.3元；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分别于2010年10月20日、2011年2月25日、2013年9月10日向王洪波进行过催收；原告方于2015年6月18日就本案债权对王洪波等提起诉讼，2016年8月17日被一审法院以（2015）菏牡商初字第696号民事裁定驳回起诉。自一审法院（2015）菏牡商初字第696号民事裁定书于2016年12月17日留置送达原告方起至2017年9月30日尚未超过二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实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至一审法院本次受理原告起诉之日，原告方对于王洪波的债权尚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故一审法院对于原告要求王洪波偿还借款本金293000元及其利息、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其中截止2019年8月10日的利息为266280.3元，自2019年8月11日起，其逾期利息应以尚欠本金额为基数，按照月利率为9.2925‰上浮50%计算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王洪波辩称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双方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因原告所提交证据仅显示其分别于2013年10月20日至11月3日间对保证人刘书存、孙志军、吉建忠进行过催收，而不显示其在保证期间内（2012年3月20日前）向保证人刘书存、孙志军、吉建忠主张过权利，故一审法院对于原告要求刘书存、孙志军、吉建忠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洪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偿还借款本金293000元并按双方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其中截止2019年8月10日的利息为266280.3元，自2019年8月11日起，其逾期利息应以尚欠本金额为基数，按照月利率为9.2925‰上浮50%计算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93元，减半收取4696.5元，由被告王洪波负担。 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10月20日借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实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在该通知书中王洪波的身份为担保人。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即使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2010年10月20日的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催收案涉贷款的主张，但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显示，被上诉人于2011年2月25日、2013年9月10日向王洪波对逾期贷款进行了催收，上诉人均在债务人声明栏签名予以确认。原审时上诉人虽对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提出书面鉴定申请，现上诉人虽对《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和被上诉人主张的欠款数额有不一致的地方提出异议，但不能否认上诉人在《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签名的真实性，不能否认被上诉人于2011年2月25日、2013年9月10日向上诉人催收过案涉贷款。且2013年9月10日上诉人在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的签名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涉案借款于2010年3月20日到期，上诉人于2013年9月10日在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名对原债务予以重新确认，2015年6月18日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王洪波、刘书存、孙志军、吉建忠，2016年8月17日，一审法院以（2015）菏牡商初字第696号民事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于2016年12月17日将该民事裁定书留置送达给被上诉人方，上诉人于2019年8月28日再次起诉至一审法院。上诉人虽对一审法院（2015）菏牡商初字第696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期限、送达提出异议，认为不应据此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及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起之日起中断。人民法院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信息的传递的，更重要的是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因此只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意味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诉讼权利。即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18日提起诉讼,2016年8月17日被一审法院以（2015）菏牡商初字第696号民事裁定驳回起诉，应视为被上诉人一直主张权利。自一审法院（2015）菏牡商初字第696号民事裁定书于2016年12月17日留置送达被上诉人方起至2019年8月28日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93元，由上诉人王洪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庆生 审判员  朱晨曦 审判员  王静娜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