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再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今达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姜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雪丹，女，汉族，1971年12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公民身份号码：******************，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泽鹏，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荣华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郑建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渴，北京观韬中茂（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圣鑫，北京观韬中茂（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姜宁，女，汉族，1973年12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大聪，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上诉人珠海市今达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达乐公司）与二审被上诉人福建荣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荣华公司）、原审第三人姜宁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粤04民终1021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该判决确有错误，本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粤04民监4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二审上诉人今达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姜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雪丹、余泽鹏，二审被上诉人福建荣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渴、胡圣鑫，原审第三人姜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大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审上诉人今达乐公司称：1.本案属于今达乐公司与福建荣华公司之间的企业借贷纠纷。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法律依据来讲，任何借款关系的发生，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要求：“……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要求：“加大对借款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综合判断借款的真实情况……”，以此说明借款关系应综合审查的范围和内容，而仅凭言辞证据、具有利害关系的主观评判的陈述，不足以认定案件的基础法律事实。第二、从资金来源来看，姜宁个人根本不具备出借资金的经济能力和来源。相反，今达乐公司才具有出借资金的能力。据今达乐公司营业收入统计，2011年度销售应收入款3900万余元，已收款约3800万余元，2012年度销售应收款约4250万余元，已收款约4100万元，2013年度销售应收款约5000万元，已收款约4800万元。2011年-2013年度购进原材料款支出约8000万元，委托加工承揽款约4000万元，2014年度销售应收款约4370万元，已收款约4200万元，2015年度销售应收款约1640万元，已收款约1600万元。今达乐公司业务主要是贸易，向上家购进毛坯布后再加工，主要加工承揽是绍兴第二印染厂，然后再将加工成品出售给第三方（即下家），主要销售单位有20多家企业。同时，关联公司珠海市今百竹贸易有限公司从2014年度开始也做同样业务，销售应收款约539万元，已收款约530万元，在资金方面有时候两公司内部调剂。今达乐公司从销售货款收入中利用闲余资金多次应荣华公司的发展、应急需求而拆借，利息按月息1.5计，故今达乐公司有资金来源。相反，姜宁个人并不具有上述资金的来源。在本案中借款发生笔数统计：通过姜宁个人账户出借荣华公司（含郑建华）款也仅仅4单共110万元，其余与荣华公司（含郑建华、荣华财务、委托收款单位、个人）都是与今达乐公司公对公账户和今达乐财务姜雪丹（其中10万元用了姜雪丹丈夫账号）对外转账出借或收回本金和利息，姜宁称是其个人资金来源，显然不具备出借款的经济能力，而且姜宁的身份问题在下面进行阐述。姜宁称是向今达乐公司筹集资金，而以个人名义出借给荣华公司的陈述，是否成立？首先，姜宁至今没有任何一份证据来证明向今达乐公司出具过委托书，指令今达乐公司以姜宁的名义出借。其次，退一步讲，若真有姜宁指令，那今达乐公司与姜宁之间如何结算、借期、何时归还、利息计算，甚至多年来，也从没有今达乐公司要求姜宁个人归还今达乐公司本息的任何证据，若真有拆借，姜宁应当存有今达乐公司催还款的证据才对。与此同时，今达乐公司也应当在财务账上有姜宁欠借款记账，而不是记载荣华的欠账。故内账、外账都没有记载是姜宁个人的借款，故姜宁陈述极不符合常理。所以，今达乐公司与姜宁之间根本不具备内部指令借款的任何法律特征，而今达乐公司完全否定姜宁所称向其筹集资金用于出借给荣华公司。第三、从借款支付方式来看，经统计有出借人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并且通过今达乐公司对公账户转荣华公司对公账户有16单（2012.4.27—2015.2.23），金额1550万元，还款10单，770万元；通过今达乐财务姜雪丹账户（含刘继伟）转荣华公司财务潘爱萍，指定郑建华儿子郑然，郑建华指定江西聚力公司合计18单次760万元，还款13单计503.2万元，通过姜宁银行账户转荣华公司（含郑建华）4单计110万元，还款6单计175万元。如果按姜宁所说，还有其他人筹集，那为何还要通过今达乐公司、姜雪丹的账号转账出借，而不是其他人自行向荣华公司转账，岂不多此一举？更何况转账用途栏多有注明“借款”或“还款”字样。当然本案出借单次的金额，也不含姜宁所称的其他人，若有其他人与荣华公司发生借贷关系，本身与今达乐公司也无关。第四、从今达乐公司股权架构关系来看，今达乐公司中姜宁的身份也绝不是姜宁个人说了算，姜宁自己不享有决策权，从工商登记来看，姜宁投资5万元，占10%股份；姜宇投资45万元占90%股份，是大股东且是法定代表人姜宇，财务负责人姜雪丹。从姜宁其他案件由姜宁自己提供“咨询备忘录”证据来看，姜宁是“营销总监”，故姜雪丹是“财务总监”，未载明其可自行决定，姜宁个人不具有决策权。第五，从法院已判决认定事实来看，也明确了姜宁的身份。在姜宁作为原告起诉今达乐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中，香洲区法院和珠海中院已开庭审理，一审认定：“……，所以，本案确定原告姜宁是被告公司的股东，也是被告公司的业务员”，一审最后驳回姜宁的诉讼请求，姜宁不服提起上诉，后来在二审开庭时，又撤回了起诉和上诉。因此，从法庭调查来看，姜宁是小股东，还是业务员，个人不具有今达乐公司的决策权。换言之，不可能自行随意支配今达乐公司的资金。其仅为业务员，履行职务行为，也是经办人之一。第六，从今达乐公司、荣华公司、姜宁三方之间关系来看，是否存在荣华公司完全听从于姜宁，而不与今达乐公司产生借款关系。首先，如前所述，今达乐公司与姜宁的关系已阐述，仅为业务员，营销总监，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次，姜宁与荣华公司的关系，从今达乐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可以反映出姜宁与荣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华之间的关系，最早两人是因其他业务联系，郑建华帮忙介绍客户，对公司发展有帮助。后来两人又购房同小区同栋一层楼在一起门对门，以及郑建华推荐姜宁共同作为政协委员，其他案件中曾经郑建华也为姜宁出具书面证明，对公司不利的证言，但最终一审、二审法院未予以采信。但本案中，今达乐公司也从没有收到过荣华公司任何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材料来说明还本金和利息是代替姜宁还款。尽管还款多年多次，但从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以此说明其并不是代姜宁还款，而是自己欠今达乐公司借款。再次，从今达乐公司与荣华公司的关系来看，双方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具有鲜明的特征：今达乐公司财务负责人姜雪丹不仅与荣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华多次通过短信、微信交流要求还款，而且还亲自去到荣华公司所在地商议对账还款，还有郑建华在对账单复印件上亲笔记载，更有还款的事实。此外，姜雪丹还有与郑建华公司财务人员潘爱萍多次对账事实，还有郑建华安排潘爱萍对账、付款的事实，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各自都是履行了职务行为。更不用说，通过公对公账户转账银行流水及银行付款凭证及载明的“用途：借款”“还款”来完整体现资金流向；也反映包括即时结清的用于过账流水为目的的借款原因。故从其他各种证据的关联度，相互印证来看，姜宁及荣华公司的言辞辩解不成立，本案就是今达乐公司与荣华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综合上述意见，本案完全体现企业间的借贷关系特征，法院认定其案由为企业借贷纠纷是正确的。2.关于原件“对账单”谁持有就应当支持谁、是否成立。首先，“对账单”原件它本身不是认定借款关系、借款主体之间唯一证据。借款关系中认定事实包括《合同法》第197条规定的多方面：不仅包括借款合同（含种类、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内容），还包括款项的交付。这两个事实均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才是确定债权债务主体的依据。而“对账单”是对借款关系发生之后的履行具体情况，以及是否偿清的确认，对账可以自己对账，也可以委托对账，因此，它本身不能否定借款关系主体间的客观存在。本案中最原始的“对账单”来源情形是荣华公司财务潘爱萍通过微信发给今达乐公司财务姜雪丹的，两财务人员经统计核实，当时对“对账单”内容并无争议，反映了原始借款多次发生借、还款以及本息的记载，最后总结所欠本金和利息，说明是借款双方之间的财务联系，是职务行为。该微信记录属于电子证据。该“对账单”它本身也不能排斥其他含今达乐公司对公账户及财务等人员通过银行转账证据的证明效力而作为唯一债权凭证，而且本身也根本没有在原始单上显示是欠姜宁款的字样，即姜宁不是出借人。至于后来由郑建华添加书写“欠姜宁款如下”，郑建华已在本案一审时，因今达乐公司提出要对该书写字样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其已当庭承认是事后添写的，所以不能证明是与姜宁个人借款对账。既然不属于姜宁的款项，那么无论是原件还是复印件便与姜宁无关，因此姜宁本身不是债权人。退一步讲，基于姜宁既是今达乐公司的股东之一、业务员，即使有拿回“对账单”也是其职责所在，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但不能以此证明其持有原件就作为债权人资格，于情、于理、于法不符。姜宁在与今达乐公司以及关联公司今百竹公司多起诉讼中，本案纠纷立案之前因侵占纠纷作为被告或买卖合同纠纷案作为第三人，本身具有利害关系而不交回公司，其本身已存在故意的前提，而且系列案件生效判决已认定为公司货款，不是姜宁个人货款。其次，该原始“对账单”是荣华公司财务人员结算后通过微信发给今达乐公司财务姜雪丹的，依照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也应视为原件应当采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6条视听资料包括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按照法释[2019]19号第14条第四款规定“图片”属于电子文件，第15条第2款“……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规定，今达乐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来源于荣华公司财务潘爱萍对账并以微信图片发给今达乐公司财务人员姜雪丹，而一审已提交法庭当庭核验，故按新的证据规则，可以视为原件进行认定。综上，姜宁、福建荣华公司以持有对账单原件为由主张姜宁为出借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被上诉人福建荣华公司辩称：1.二审判决存在着明显错误。二审法院认定今达乐公司为借款主体，姜宁在本案中与荣华公司发生款项往来是代理今达乐公司的职务行为明显与事实不符。二审判决当中已经确认多份生效法律文书均已查明和认定姜宁是股东和业务人员，曾代表今达乐公司对账代收货款。由此可知姜宁与今达乐公司而言，负责市场和产品方面销售的，而本案借贷关系与供货和代收货款无关。姜宁无权代理今达乐公司对外出借，而且这不足以让郑建华产生其能代表今达乐公司处分公司现金资产认识，而且今达乐公司也不是融资公司他的业务不包含对外借款，因此，姜宁对外出借款项的行为不是今达乐的职务行为。2．二审判决以姜宁、姜雪丹产生矛盾作为今达乐公司只能提交对账单复印件的理由明显错误。2014年，姜宁、姜雪丹并未产生矛盾，如今达乐公司在诉讼中所说是委派姜宁与荣华公司对账，姜宁拿到对账单后应立即拿给公司，为何到了2016年姜宁、姜雪丹发生了矛盾，才发现其不持有对账单，这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3.关于本案借款的本金和利息，二审法院也存在认定错误。首先在本金方面，二审法院根据2014年12月、2016年2月3日的对账单判决是错误的。今达乐公司在一审已经承认了，2016年2月3日对账后，荣华公司于2016年2月5日还了50万元给姜雪丹、还了50万元给姜宁，因此，荣华公司于2016年2月5日就清偿了该100万元借款，也已2017年1月1日明确予以扣减。但二审法院依据2014年12月29日与2016年2月3日的对账单金额未扣减上述款项，属于明显错误。另外，2017年3月29日至2019年之间，荣华公司通过郑建华账户还清偿了302万元，该302万元应予以扣除。在利率方面，2017年1月1日对账单已将利率调整至1%，因此应以月利率1%计算本案利息。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根据该规定，民间借贷的范围包含企业间借贷。荣华公司作为本案借款人，从借款的客观事实出发，认为本案应当定性为第三人姜宁与福建荣华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有关借贷的信任基础。荣华公司与今达乐公司没有业务上的往来，更无经营上的合作，缺乏借贷的信任基础。荣华公司是一家园区开发企业，住所地与业务开展地均在福建，与今达乐公司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也没有经营上的合作。第二、有关借款。借款的需求，包括金额、时间、期限、利率都是郑建华或荣华公司告知姜宁，与姜宁协调。2008年左右，由于温州市的环保政策原因，合成革的生意不太好做。郑建华到福建省南平市从事园区产业开发，成立了荣华公司。由于园区开发，不但涉及到土地的四通一平、还要招商引资、甚至帮助入园企业融资。在这种情况下，荣华公司不时面临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这时郑建华想起了以前的生意伙伴姜宁，提出向她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并且支付一定的利息。从2008年第一次借款，到2015年最后一次借款，都是郑建华或荣华公司先打电话给姜宁，告诉她需要多少钱，能不能帮忙借，打到哪个银行账户。这么多年，只有一两次，姜宁叫我联系她姐姐姜雪丹，问她有没有。根据银行流水，借款来源于多个账户，既有今达乐公司账户转账来的借款，也有姜雪丹、刘继伟、姜宁个人转账的款项，郑建华也曾听姜宁说过她自己找朋友借款再转借给荣华公司、姜宁丈夫卖房款再出借给荣华公司。但是无论借款来源于何处，都不是借款人关心的问题，这些都由姜宁去负责协调处理，借款人关心的是何时借到钱，期限多长，利息多少。第三、有关还款。还款的金额、时间是根据姜宁要求进行，今达乐公司从未要求还款，至今两公司关于借款也没有任何的书面文件。还款的收款账户，也是多个，有今达乐公司，也有姜宁、姜雪丹个人账户，荣华公司都是根据姜宁的要求和指示，还款到不同账户。根据荣华公司的账册，多年以来，领款单也写明是借姜宁款，领款人也是姜宁签名，上面还有写还到哪个账户，都是姜宁一手负责的。第四、有关借款凭证。在这些借款过程中，都是大概一年时间左右，就让姜宁与公司的财务对下账，确认一下借款的本金、利息金额，由荣华公司出具一份对账单交给姜宁。涉案借贷的对账都是荣华公司与姜宁之间进行，荣华公司从未向今达乐公司或今达乐公司任何其他相关人员出具过对账单，今达乐公司及相关人员从未要求与荣华公司对账。对账核对之后，对账单原件都是直接出具给姜宁的，从本案今达乐公司持有的对账单复印件，也可以印证这一事实。对账单均直接或间接直接表明是借姜宁款项，与今达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1）2013年4月23日的对账单，出借人栏目明确载明是姜宁（此为打印原文）；（2）2014年12月29日对账单明确载明：“扣2014.10.20付姜雪丹利息10万元。余欠利息1040840元”（此为打印原文），上面手写的字体“欠姜宁借款如下”是在姜雪丹找郑建华催讨后，经与姜宁对账后郑建华添加的；（3）2015年3月31日对账单，出借栏载明的是姜宁，落款处载明：“扣减2014.10.20付姜雪丹利息10万元，余款1018.724万元。扣减2015.1.14付姜雪丹本金10万元，余款1008.724万元”。（此为打印原文）（4）2016年2月3日对账单直接载明：“欠姜宁借款如下……结止至2015年12月31日，本金968.724万元，利息177.364万元，总合计1146.088万元”（此为手写字体，系当时书写）；（5）2017年1月1日对账单中载明：欠姜宁款……结止至2016年12月31日止，本金欠1044.888万元，利息125.386万元，合计1170.274万元，月利率1%。”（此为打印原文）本案今达乐公司持有的对账单为2014年的复印件，且是郑建华手写字体，明确表明：“原件在姜宁处，如有出入，由姜宁核对”。也说明出借主体是姜宁，与今达乐公司无关。第五、有关借款利息。由荣华公司与姜宁协商确定。利息刚开始是按月息1分5算的，中间也有浮动调整，后来在2017年对账时，考虑到荣华公司经营比较困难，荣华公司与姜宁经过协商将利息调整到了月息1分。第六、有关催款。原告与第三人矛盾爆发前，都是姜宁来催款，根据姜宁要求来还款。今达乐公司及今达乐公司其他相关人员从未向荣华公司、郑建华催讨过款项。姜雪丹催款时，微信内容已经承认是个人借款，要钱是为了孩子上学。本案姜雪丹催款采取的尾随多日、死缠烂打的方式进行，含有逼迫、胁迫的成分。即便如此，郑建华为了息事宁人，在原告持有的对账单复印件，也写明的是：“原件在姜宁处，如有出入，由姜宁核对”。郑建华从未表明是向今达乐公司借款，从头至尾，两公司关于借贷没有任何书面文件。以上所述，荣华公司都是从借款人角度，客观陈述的事实。从银行流水上，无论借款还是还款，涉及多个账户，这些账户中既有今达乐公司，也有姜宁、姜雪丹、刘继伟等个人，但从实际借款交易过程，以及借款凭证来看，荣华公司都是向姜宁借款，姜宁也持有荣华公司出具的借条与对账单原件。因此，荣华公司认为，荣华公司是向姜宁个人借款，与姜宁个人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荣华公司与今达乐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本案今达乐公司的诉讼请求应该被驳回，荣华公司不承担向今达乐公司的还款责任。至于荣华公司还款后，姜宁与今达乐公司、姜雪丹等人如何分配，是姜宁作为出借人与今达乐公司、姜雪丹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借款人荣华公司无关。原审第三人姜宁述称：1.二审判决存在明显错漏，第三人姜宁才是出借的主体。（1）对今达乐公司的主张审查不细致、不严谨。今达乐公司提交了姜雪丹与郑建华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对姜雪丹否定原有对账单、而后又依据对账单提起诉讼的矛盾之处未作审查，对有现成的对账单，却又索要新的借款凭据的矛盾之处未作审查，对姜雪丹另行索要给其个人的借据，与今达乐公司将姜雪丹转款当成公司委托转出的款项的矛盾之处未作审查，对长时间都由姜宁与郑建华接触，最后才有姜雪丹、今达乐公司跳出来主张权利的反常行为未作审查。在这样的情形下，二审判决以较大的盖然性、可能性较大为由，忽视了对案件事实的调查，依据明显不足。（2）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今达乐公司在起诉状中称，其出借给荣华集团的款项，包括了从姜宁个人银行账户转款到荣华集团郑建华的个人银行账户部分。对此，今达乐公司理应详细说明其如何委托姜宁转款，以及今达乐公司如何跟姜宁交接、结算这部分款项，否则，就等于说所有从姜宁个人银行账户转款给郑建华的款项都是今达乐公司通过姜宁出借的，都是今达乐公司的资金，姜宁个人账户的资金都是今达乐公司的财产显然不符合常理。二审判决没有就此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没有责令今达乐公司举证径行支持其主张明显依据不足。2.从借款本金的资金来源讲。荣华集团借到的款项中，至少2010年10月26日、2013年12月9日、2014年8月1日出借给荣华集团的款项有来自于第三人姜宁向案外人杨永飞、张丰等人筹集的资金250万元，还有自己家庭卖房子收到的100万元房款，与今达乐公司、姜雪丹、姜宇都没有任何关系。除了这部分资金以外，原先作为本金出借给荣华集团的款项中也有姜宁个人的正当收入，虽然这部分收入来源于姜宁与姜雪丹的布匹生意。依据常识，姜宁做生意多年不可能没有个人的正当收入。3.从对账单的构成看。每年对账以后将本息作为下一年的本金利滚利滚出来的。2015年3月31日对账单、2016年2月23日对账单均显示，2014年底本息合计1008.724万元，转为2015年初本金；2017年1月1日对账单则显示2015年底本息合计1146.088万元转为2016年初本金。而姜宁个人的部分一直在这里面滚动。因此，绝无理由将对账单金额全部确认为今达乐公司的债权。4.从借款本息的分配、归属看。（1）2013年底，借款本息600万元全部由姜宁、姜雪丹分掉了，没有今达乐公司的债权。2014年10月30日的对账单，载明荣华集团在2014年1月初的借款本金为600万元，而第三人再审提交的证据第35项（第45页）姜雪丹手稿“老郑借款”，载明“李向波2011.10.08－2013.12.31，27×1.5×20＝81000，侄子2012.3.5－2013.12.31，22×1.5×15＝49500，……305――＞二双，295――＞丹”。该手稿中，统计的是荣华集团的借款截至2013年底的数额，李向波是第三人丈夫，侄子指李向波侄子，来源于李向波的20万元出借了27个月按月息1.5％计算，来源于李向波侄子的15万出借了22个月按月息1.5％计算，而“305――＞二双，295――＞丹”则是明确指305万元借款本息归属于姜宁（二双），295万元借款本息归属于姜雪丹（丹），305＋295＝600，正好就是前述对账单的本金600万元。该两份证据证明，2013年底，跟荣华集团的借款本息全部由姜宁、姜雪丹分掉了，与今达乐公司无关。（2）2014年底，借款本息1008.724万元全部由姜宁、姜雪丹分掉了，没有今达乐公司的债权。2015年3月31日对账单显示，2014年底本息合计1008.724万元。而姜雪丹的一份手稿（第三人再审提交的证据第31项，第35页）则清晰地记载，“2014年12月底止，双本利……5191525，丹本利……4995715。2015.1月14日还本金－100000，实余4895715。丹本息合计4895715”。其中，“双”指姜宁，“丹”指姜雪丹。双本利5191525＋丹本息合计4895715＝1008.724万元，正好说明跟荣华集团的借款本息，完全由姜雪丹、姜宁两人分配掉了，没有一分钱归属于今达乐公司。需要说明的是，归属于姜宁个人的部分，包括了前面所提到的姜宁筹集的与今达乐、姜雪丹、姜宇完全无关的款项350万元，以及由这些款项掺杂其中滚动得来的利息；更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分款项与姜宁其余的款项，是合并计算在“305――＞二双”、“双本利……5191525”中的，没有做任何的区分，这说明这些款项具有共同的特征，也就是说，姜宁本人对“305――＞二双”、“双本利……5191525”中的每一分钱，都享有相同的权利——完全的权利；否则，如果其中任何一部分归属于今达乐公司或者与今达乐公司有关，都应当单独注明才对。姜宁本人对“305――＞二双”、“双本利……5191525”享有完全的权利，同样的道理，姜雪丹也对“295――＞丹”、“丹本息合计4895715”享有完全的权利。正是因为姜宁、姜雪丹对所列明的借款本息享有完全的权利，才没有体现出今达乐公司对借款本息的权利，而这足以反推出今达乐公司不是出借款项的主体。5.从借款的过程看。（1）借款意思的表达与接受。荣华集团的借款除了一笔100万元是郑建华与姜雪丹联系外，其余都是郑建华跟姜宁联系，找姜宁借款。（2）利息的协商。2016年3月9日，姜雪丹发给郑建华的微信中，称“郑总好，年前姜宁说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您的意见也有道理，我想和您沟通一下”。姜雪丹自称公司财务，但是，一个财务有什么权利代表公司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姜雪丹之所以能讲出这句话，实际上是因为姜雪丹对借款中的一部分享有权利，而且是排除了今达乐公司权利的权利，这样她才有资格表态和决定。（3）姜宁持有全部借据原件。自与荣华集团发生借款以来十多年的时间里，姜宁持有所有的借据原件。众所周知，借据原件是借贷关系中的重要权属凭证，如果今达乐公司真的是出借人，为何从来没有持有过哪怕任何一份借据原件呢？（4）姜雪丹曾经要求郑建华另行向其本人及今达乐公司出具借款凭证。在2016年6月18日姜雪丹发给郑建华的短信中，姜雪丹称“今天律师提出借给您的钱是由我个人账户和今达乐公司账户转至您即荣华集团名下账户的，根据这些银行转款凭证，法律上您应该分别以我姜雪丹及今达乐公司为债权人提供欠款凭据，您写给姜宁的欠条只是证明您与姜宁之间的个人借贷问题，我本人及今达乐公司是不予认可的与公司借款有关的有效欠款凭证”。另外，2016年7月2日，姜雪丹发给郑建华的微信中，称钱借给了郑建华，但自己“连个欠条都没有”；同年8月1日，姜雪丹提出，要跟郑建华签个协议。但事实上，郑建华每年都有跟姜宁签字结算。这说明，姜雪丹当时想要摆脱姜宁，自己接手控制涉案的借款，试图让郑建华向其出具借款凭证。就这些短信、微信，有三点需要注意：①姜雪丹、今达乐公司不认可荣华集团先前出具给姜宁的对账单，但今达乐公司后来实际上却以这些对账单为证据提起本案诉讼；②姜雪丹要求荣华集团就其个人账户转出的资金另行向其个人出具借据，并未表明其是受今达乐公司委托用个人账户向荣华集团转出款项，并且事实上认为这部分借款属于其个人所有，否则，就应当表明这部分款项是受今达乐公司委托转出的；③姜雪丹并未主张，从姜宁个人转出的款项属于今达乐公司委托姜宁转出。因此，今达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且姜雪丹作为代理人，主张以荣华集团先前出具的对账单作为证据，并主张从姜宁、姜雪丹、今达乐公司转出给荣华集团的款项均属今达乐公司出借给荣华集团，没有依据，也不符合常理。6.二审判决违背了人民法院应有的中立立场和超然、克制的原则，不恰当地干预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1）人民法院应当维持社会规则、法律关系的稳定。人民法院是中立的裁判机关，它应当认识到，社会的运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理性、正常的，不应当过度干预正常运行的社会规则，而应当尽量维持现有的规则，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只有正常的社会规则被破坏的时候，才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纠正。人民法院应当是安静的，儒雅的，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出手，比如正常的社会规则被破坏，或者某种规则损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2）当事人无故要求改变原有规则，往往是另有所图，不应当得到支持。本案中，荣华集团借款的事实，至少从2008年持续到本案起诉的2017年，近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都相安无事，说明各方利益主体之间有对应的可以正常运行的规则。荣华集团一直跟姜宁对账，对账单原件都在姜宁手中，姜雪丹再跟姜宁对账，今达乐公司从未作为出借主体与荣华集团发生往来。这样的一套规则持续了近十年，就一定有其存在和持续的正当理由，人民法院如果没有特别强有力的理由，就应当尊重这套规则。到目前为止，荣华集团还是可以继续跟姜宁对账，姜宁也愿意继续跟姜雪丹对账，今达乐公司有什么理由要跳出来呢？它有什么理由要求废除现有的规则，直接向荣华集团主张权利呢？既然有现成的对账单，为何还要郑建华另外再出具一份呢？既然有现成的规则，为何要废除，再另搞一套呢？只能是另有所图。本案应当重点审查，姜雪丹为何要郑建华另行出具“欠条”，今达乐公司为何要突然站出来主张所谓的债权？（3）在原有的规则中，姜宁就是出借人，只不过借款中有姜雪丹的利益，需要在收回借款本息以后，跟姜雪丹结算。今达乐公司从来就没有作为出借主体体现过，其起诉行为明显是恶意滥诉，不应得到支持。（4）原有的规则能够继续运行，各方利益主体应当尊重，保持自己原有的身份和角色。姜雪丹、今达乐公司都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是应当依据原有的身份和角色来进行。荣华集团有没有能力还款，有没有及时还款，都不是相关利益主体改变原有身份和角色的理由。即便是最清晰的借贷案件，借款债权都有可能无法得到清偿，但当事人不能改变身份和角色，另行主张。（5）原有一审判决的合理之处在于维持了原有的社会规则，这是判决的高明之处。二审判决的错误之处在于，毫无道理地废除了原有的社会规则，强行给当事人创立了一套规则，破坏了稳定的社会关系。不仅如此，还违背了法院应有的中立，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没有理由的再分配，违背了司法伦理，应当予以纠正。今达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福建荣华公司归还借款本金9687240元，支付截止2015年12月31日止的利息1773640元；2.判令福建荣华公司支付从2016年1月1日起暂计至2017年11月1日止的利息3245225.40元（利息以9687240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1日起按月息1.5%标准暂计至2017年11月1日止，实际至付清时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姜宁从2004年开始，在浙江、福建一带做生意，并和福建荣华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并相互给予生意和资金支持。在做生意过程中，福建荣华公司从2008年开始与姜宁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由福建荣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姜宁出具借条。随着资金的增加，福建荣华公司通过对账单的形式与姜宁进行对账。姜宁是今达乐公司的股东且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姜宇、公司财务姜雪丹是亲姐妹关系，今达乐公司实质是姜氏的家族企业。2016年起，姜氏姐妹之间产生经济矛盾。2016年5月3日，由姜宁自行出资47.5万元占股份95%，张俊出资2.5万元占股份5%，在福建省南平市蒲城县共同注册成立南平金锋贸易有限公司，后姜宁又于2016年8月26日将金锋公司变更成由姜宁一人持股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今达乐公司则认为因姜宁已背弃了其公司的利益，是姐妹三人产生矛盾的原因，相互之间产生多宗经济纠纷并在法院起诉。今达乐公司以对账表、福建荣华公司财务对账确认书（均是复印件）、双方之间银行转账凭证、今达乐公司财务姜雪丹与福建荣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华之间微信通信记录为主要证据起诉，认为今达乐公司与福建荣华公司从2008年起多次发生借款关系，双方以口头约定方式，一直按月息1.5%计利息，同时也实际按约定的1.5%计月息方式归还利息。今达乐公司通过单位对公账户和安排单位财务人员、业务人员以个人银行账户汇至福建荣华公司单位对公账户，以及福建荣华公司指定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形式收款及还款，包括三种方式借款和还款：一是以今达乐公司银行账户转入福建荣华公司银行账户，另一种是由今达乐公司安排其财务负责人姜雪丹银行账户及姜雪丹丈夫刘继伟账户转入（或互转）福建荣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华银行账户，再一种是今达乐公司安排销售负责人姜宁银行账户转入（或互转）福建荣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华银行账户。最后由福建荣华公司与今达乐公司对借款、还款及本金、利息进行统计，进行书面计算确认并盖章及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签名。2014年10月30日，福建荣华公司书面盖章确认：“截止2013年12月30日，15万元利息转借款，欠本金550万元。列表按月，按月息1.5%计，扣除已还款部分，从2014年1月至2014年10月30日，累计欠本金888万元，利息1140840元。再扣除付姜雪丹利息10万元，余欠利息1040840元，本金8880000元，合计992.084万元。2014年12月29日福建荣华公司盖章确认，郑建华签名确认”。2016年2月3日，福建荣华公司财务人员潘爱萍再次对后期发生的借款，还款往来进行书面统计确认：一、2014年12月31日止，本金878万元，利息130.724万元，合计1008.724万元，以此为据。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欠）本金968.724万元，利息：177.364万元，总合计1146.088万元（本金加利息和壹仟壹佰肆拾陆万零捌佰捌拾捌元)，福建荣华公司盖章确认及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华签名确认。”2016年7月21日，今达乐公司财务人员姜雪丹找到福建荣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华，要求付清余款，郑建华在今达乐公司提供的2014年12月29日欠款确认单上再签署“原借条在姜宁处，如有出入由姜宁核对，2016.7.21(郑建华签名)。”2014年12月29日，今达乐公司与福建荣华公司之间对2013年12月30日之前的借款进行盖章确认，欠款550万元之后，又经过2016年2月3日再次对书面财务盖章及财务人员潘爱萍统计签名确认，故对付款的每一单事实双方不持异议，对利率计算也不持异议，事后还有支付两笔50万元，共计100万元的还款行为。对此，利率的约定月息1.5%以及计算方式也成为双方不争的客观事实，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福建荣华公司则认为，其与今达乐公司及姜雪丹（刘继伟）之间虽存在资金往来，但今达乐公司和姜雪丹（刘继伟）转给福建荣华公司的资金是姜宁委托，福建荣华公司转给今达乐公司和姜雪丹的资金也是根据姜宁的指示转账。福建荣华公司与姜宁之间的借款都是福建荣华公司给姜宁出具借条并签署对账单。因此，今达乐公司与福建荣华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福建荣华公司与姜宁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且认为姜宁借给福建荣华公司的资金都是其自有或自筹的资金。姜宁认为，其不是今达乐公司的员工，也没有接受过今达乐公司的委托向福建荣华公司支付借款。同时，其与今达乐公司之间也没有接受过今达乐公司的委托向福建荣华公司支付借款、结算对账。涉案的借款是其个人与福建荣华公司之间发生的，与今达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福建荣华公司与她个人之间进行借款和结算对账，所有的借条、对账单原件都在她个人手中。其个人和福建荣华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2014年10月30日《欠姜宁借款结算单》、福建荣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建华在2014年10月30日的对账单明确注明：“原借条在姜宁处，如有出入由姜宁核对”、2016年2月3日《欠姜宁借款结算单》、2016年2月3日对账单《借姜宁结算如下》等对账单均是其与福建荣华公司个人对账签署，与今达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017年1月1日福建荣华公司与其均签字认可的《欠姜宁款》协议也证实借款双方为福建荣华公司与其个人，与今达乐公司无关。因此，福建荣华公司自始自终也只认可和其个人具有借款关系。尽管福建荣华公司与今达乐公司和姜雪丹（刘继伟）之间存在几笔资金往来，但这些转账均是其借用今达乐公司、姜雪丹（刘继伟）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今达乐公司和福建荣华公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借款法律关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其借用今达乐公司、姜雪丹（刘继伟）银行账户转账以来，其已经指示福建荣华公司将部分还款本金转账到今达乐公司、姜雪丹（刘继伟）账户中，从2013年至今共计8832000元。今达乐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只有500万元，且自认福建荣华公司已经转回给今达乐公司及其财务负责人姜雪丹（刘继伟）510万元。因此，今达乐公司主张福建荣华公司尚欠借款本金9687240元和利息5018865.4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今达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37元，保全费5000元，由今达乐公司负担。今达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今达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福建荣华公司承担。本院原审认定事实：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和本院已生效的多份法律文书已查明和认定姜宁为今达乐公司的股东和业务人员，曾代表今达乐公司与第三方客户洽谈、对账、代收货款等。姜宁在另案中提交的由姜宁签名的《咨询备忘录》亦记载姜宁担任营销总监。今达乐公司的财务人员姜雪丹与福建荣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建华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当姜雪丹向郑建华催要款项和利息时，郑建华均表示“ok”，“好，周一财务上班解决”（周一即2015年6月29日按照姜雪丹要求的数额如数转款112000元给姜雪丹），“力争50万”，“收到！姜总月底到不了，在下月十二号左右确保到位解决”，“应该周五差不多了”，“下周二（2016.2.2）才能见到款”。2016年2月3日，福建荣华公司财务人员潘爱萍将“对账确认书”微信发给姜雪丹。2016年2月5日潘爱萍通过其个人账户转账给姜雪丹50万元。2014年12月29日的表格形式对账单中记载“扣2014.10.20付姜雪丹利息：10万”。2016年2月3日对账确认书记载“还款40万姜雪丹”。此外，郑建华多次向姜雪丹转账流水单备注一栏显示“还款”、“利息”、“还款姜雪丹”等字样。姜雪丹及其丈夫刘继伟向福建荣华公司多次转款流水单备注一栏显示为“借款”。二审法庭调查后，应法庭要求，今达乐公司提交了其与福建荣华公司之间公对公借款、还款统计表及相应的财务账册，财务记账凭证上显示为“预付账款”，银行转账凭证上显示为“借款”。今达乐公司还提交了其自行记载的从电脑中打印出来的自2010年8月至2015年2月份期间三栏式明细账，账户名称为“其他应收款-郑欠”，摘要一栏中显示“借郑”、“借老郑”、“郑借”、“郑还”、“老郑还”等字样。本院原审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时，今达乐公司表示出借的款项分为三部分：一是公对公部分，今达乐公司转账给福建荣华公司16笔共1550万元；二是姜雪丹及其丈夫刘继伟个人账户转账给福建荣华公司、郑建华、潘爱萍及郑建华儿子郑然、郑建华控股的聚力公司18笔共760万元；三是姜宁转账给郑建华4笔共110万元。今达乐公司收到的款项分为三部分：一是公对公还款，福建荣华公司转账给今达乐公司10笔共770万元；二是郑建华、潘爱萍转账给姜雪丹13笔共503.2万元；三是姜宁收到的5笔款项为125万元。以上均为银行转账记录，总出借金额为2420万元，收到金额为1398.2万元，差额为1021.8万元，与诉求主张2016年2月3日对账确认书上的数额9687240元有差距是因为统计表是核算截止至2015年2月23日。福建荣华公司则表示今达乐公司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陈述，郑建华的儿子郑然及郑建华控股的聚力公司与福建荣华公司是不同的主体，今达乐公司一审陈述自认的三种方式与福建荣华公司往来只有16次，总计金额为1190万元，而福建荣华公司汇出的金额为1333.2万元，加上姜宁提交的转账凭证确认的851.74万元，两项合计为2184.94万元。今达乐公司陈述的差额1021.8万元与一审时提交的两份对账单完全不吻合。本院原审认为：今达乐公司和姜宁在二审时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且证明不了其目的，不予接纳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今达乐公司与福建荣华公司之间能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福建荣华公司是否应向今达乐公司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虽然今达乐公司没有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但其提交的2014年12月29日的表格形式对账单和2016年2月3日对账确认书以及微信记录、银行流水、财务账册等，亦可以作为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虽然今达乐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对账确认书系复印件，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但考虑到姜氏姐妹之间产生矛盾，上述两份证据的原件在姜宁手中，故上述复印件可以结合其他证据一并作出审查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企业之间借款，应当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福建荣华公司没有向今达乐公司出具过借条、借据，对账单、对账确认书系复印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等，有失妥当，予以纠正。姜宁持有的对账单、对账确认书原件与复印件不同的是抬头写有“欠姜宁借款结算如下”、“欠姜宁结算如下”、中间写有“以上2014.8月70+30=100万承兑有误，70+30=100万应是转账。对应2014.8.1”等字样，但是福建荣华公司一审当庭承认了该3处是后来补签的。今达乐公司持有账单、对账确认书的复印件并据此提起本案诉讼，可以初步印证对账单、对账确认书出具的最初的意思表示有可能是福建荣华公司与今达乐公司进行对账而为，而“欠姜宁借款结算如下”、“欠姜宁结算如下”则是后来添加的意思表示，但能否导致姜宁与福建荣华公司之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现分析认定如下：一、本院和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多份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均查明和认定了姜宁为今达乐公司的股东和业务人员，曾代表今达乐公司与第三方客户洽谈、对账、代收货款等，故可以初步推定姜宁在本案中与福建荣华公司发生款项往来系代理今达乐公司的职务行为具有较大的盖然性。福建荣华公司和姜宁主张姜宁不是今达乐公司的员工，理据不足且与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不符，不予支持。二、正是因为姜氏姐妹之间产生矛盾，对账单、对账确认书的原件以及案涉借条等原件都在姜宁手中，这也是2016年7月21日姜雪丹找到郑建华时，郑建华在2014年12月29日的对账单签署“原借条在姜宁处，如有出入由姜宁核对”字样的由来，亦是今达乐公司在本案起诉时只能提交对账单、对账确认书的复印件而不能提交原件及借条原件的原因。而姜宁持有对账单、对账确认书原件抬头写有“欠姜宁借款结算如下”、“欠姜宁结算如下”是后来添加的，改变了最初的形态，即使上述对账单、对账确认书系姜宁与福建荣华公司所签订，结合第一点分析，亦可以初步认定最初应为福建荣华公司与今达乐公司进行对账的可能性较大。三、今达乐公司除提交了上述对账单、对账确认书复印件外，还提交了其公司财务人员姜雪丹与福建荣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建华微信聊天记录，记录中显示当姜雪丹向郑建华多次催要款项和利息时，郑建华从未对债权主体提出异议且按照姜雪丹的要求支付了部分款项，没有一次表示姜宁为涉案债权主体。可见，郑建华作为福建荣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认可应当还款给今达乐公司的并实际亦将部分款项还给了今达乐公司的财务人员姜雪丹。况且今达乐公司据以提起本案的诉讼的2014年12月29日的表格形式对账单中明确记载有“扣2014.10.20付姜雪丹利息：10万”的字样，2016年2月3日对账确认书也有记载“还款40万姜雪丹”的字样。此外，郑建华多次向姜雪丹转账流水单备注一栏显示有“还款”、“利息”、“还款姜雪丹”等字样，姜雪丹及其丈夫刘继伟向福建荣华公司多次转款流水单备注一栏显示亦有“借款”字样，可进一步印证郑建华作为福建荣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认可其与今达乐公司财务人员姜雪丹之间款项往来的性质应为借贷关系的。二审时应法庭要求，今达乐公司提交了其与福建荣华公司之间公对公借款、还款的财务账册，虽然财务记账凭证上显示为“预付账款”，但是内附的银行转账凭证上却显示为“借款”。今达乐公司提交的自2010年8月至2015年2月份期间三栏式明细账，虽然是其自行记载的且从电脑中打印出来的，但从记载的账目名称为“其他应收款-郑欠”，摘要一栏中显示为“借郑”、“借老郑”、“郑借”、“郑还”、“老郑还”等字样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郑建华之间往来款的性质。福建荣华公司和姜宁主张今达乐公司、姜雪丹等向福建荣华公司、郑建华等转款和收款都是根据姜宁的指示，真正的债权人为姜宁，理据不充分且与常情常理不符，不予采纳。二审法庭调查时，今达乐公司对于出借和归还款项的三种方式及数额以及对其统计借贷差额与诉求主张的借贷数额存在的差距作出了解释和说明，并在一审时提交了银行转款记录。考虑到姜雪丹与刘继伟的夫妻关系，姜宁为今达乐公司的股东和员工，郑建华与郑然的父子关系等因素，一审判决仅以今达乐公司（包括姜雪丹、刘继伟）与福建荣华公司之间的银行账户往来款进行统计和认定有关事实，有失偏颇，予以纠正。综上，今达乐公司提交的2014年12月29日表格形式对账单和2016年2月3日对账确认书复印件以及微信记录、银行流水、财务账册等，形成了证据链，可以认定今达乐公司与福建荣华公司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数额应以2016年2月3日最终结算的对账确认书为准，根据对账确认书上的利息结算情况可知双方约定执行的利率标准为月息1.5%，故福建荣华公司应向今达乐公司归还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尚欠的借款本金人民币9687240元及利息1773640元，并以9687240元为基数，按月息1.5%计算，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上诉人今达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院原审判决：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10155号民事判决；二、福建荣华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今达乐公司归还尚欠的借款本金人民币9687240元及利息1773640元，并以9687240元为基数，按月息1.5%计算，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37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均由福建荣华公司负担。再审期间，福建荣华公司提交了3组证据：1.2016年至今，荣华公司向姜宁及今达乐公司财务人员姜雪丹还款凭证，拟证明2016年1月至2019年6月，荣华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向姜宁及今达乐公司财务人员姜雪丹、李向波、姜福成等人还款共计402万元，今达乐公司请求及二审判决中关于借款数额计算有误；2.司法扣划凭证，拟证明2019年9月11日香洲区人民法院扣划荣华公司款项共计987208.34元；3.2017年1月1日对账单，2017年1月1日荣华公司已和姜宁对账，该对账单已经取代2016年2月3日对账单，且约定了新借款利息，今达乐公司请求、二审判决依据已经失效，且对利息计算有误。今达乐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对姜雪丹收款50万元予以认可，收款时间为2016年2月5日。另外姜宁于2016年2月5日收款50万元不清楚。对于其他发生的还款不清楚，对方也没有提供相应的原件予以佐证,对于所发生的还款时间包括2018年6月28日、2018年7月31日、2018年10月3日、2019年1月8日、2019年2月28日、2019年6月17日，上述6单根据对方提供的复印件，其记账单位为物流公司不是荣华公司，而收款人为姜福成，姜福成不是我方的员工，我方也从没有委托他收取对账单所涉及的借款，也没有委托对方支付给姜福成。2017年4月25日，李向波收取款项记账单位为荣华公司，同样我方均没有授权委托李向波或者荣华公司收取对账单所涉及的借款。2017年3月29日，收款人为姜福成，记账单位为对方，同样我方也没有委托姜福成收款以及委托对方支付款给姜福成。因此从记账单位来看表明是物流公司有6单，也是其资产的表现。物流公司与我方无关没有任何业务关系，为此从收款单位和记账单位来看不排除物流公司、李向波、姜福成之间所发生的借款关系，不能够以此证明是我方与上述个人和单位发生的借款还款关系，鉴于此，我方在本案一审期间和二审期间法庭调查中已经明确，我方在2016年2月通过姜雪丹收到对方的还款50万元，也认可姜宁报给姜雪丹所称收到荣华公司50万元。再审荣华公司所提供的其他13单还款业务我方不予认可。不是新证据，我方不予质证，但是为了协助法庭调查清楚，我方只做上述的回应。第二组证据司法划扣凭证，三性予以认可，认为是基于生效判决香洲区人民法院的执行，但我方也认为对方并没有主动申请再审程序表明是对原判决调查的事实的认可。第三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该材料不是新证据。原审第三人姜宁对福建荣华公司提交的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原审第三人姜宁提交的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共16份，主要证明今达乐公司提起虚假诉讼，主张不真实的借款债权，名为公司诉讼，实际上是姜雪丹争夺其跟姜宁两姐妹的财产。证据1东明修理部转让协议，拟证明涉案借款出借的大部分款项的最根本来源是姜宁、姜雪丹两姐妹做布匹生意所得。早在1996年，姜宁就在辽宁老家开始创业，投资经营“东明修理部”修补汽车轮胎，2004年，姜宁将修理部转让，自己持有转让的文件，姜宁才是投资经营主体。经营期间赚取的50多万元都用到了两姐妹的布匹生意中。证据2绍兴兰宁名片，拟证明2004年左右，二人虚拟设立绍兴兰宁针织有限公司，未办理工商登记，两姐妹就这样开始了十多年的布匹生意。证据3今达乐公司基本信息，拟证明为了方便陆续设立了今达乐、今百竹公司。今达乐的设立是由姜雪丹委托姜宇办理登记手续的，设立之初的公司章程，根本就不是姜宁签名的。姜宁直到姐妹发生矛盾以后才知道今达乐登记的股权比例。证据4今百竹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证据5今百竹公司基本信息，共同拟证明今百竹2014年3月4日成立，设立之初，母亲王兰荣持股60％，任法定代表人；姜雪丹持股40％；2016年11月，姜雪丹操纵股权转让，自己持股增至95％，任法定代表人，王兰荣仅持股5％。证据6(2017)粤04民终2351号笔录P5（节选），拟证明姜雪丹称“我一直代理姜宇的事情跟姜宁做事情。我在公司的身份是财务管理及进货管理，姜宇会将其的分红给我一部分……（今达乐公司）所有大部分的出资都是姜宇的，该公司分红其实是姜宇的，只是不要都给了我”。事实上，姜宇未曾真实投资今达乐公司，今达乐未曾召开股东会，以股东决议来分配红利，姜雪丹无需股东身份，直接从今达乐公司实际获利。证据7“关于工资”的手稿，拟证明姜雪丹手稿，证明姜雪丹、姜宁对等地分配财产。证据8微信财务交流群成员截图,证据9微信财务交流群，2015.12.3聊天记录，证据10微信财务交流群，2016.1.16聊天记录，证据8、9、10共同拟证明姜宁、姜雪丹及其丈夫刘继伟3人曾经组成财务微信交流群，向来都是姜宁、姜雪丹两姐妹共同决定生意事务，对等地分钱、买房、买车。今达乐公司大股东、法定代表人姜宇从不参与经营，也不分配生意收益。2015年12月3日、2016年1月16日，姜宁、姜雪丹协商平分了108万元中的100万元，以及浦城付款的4.8万元、4.5万元。证据11公司结束、资产分割讨论手稿，证据122016.4.26的微信聊天记录，共同拟证明姜宁发现姜雪丹记录的账目有问题，要求请会计师审计，矛盾由此发生。两姐妹曾经讨论过分家，但未谈妥。证据13停职通知（今达乐，2016.5.19）及证据14通知（今达乐，2016.8.4），证据13、14共同拟证明姐妹矛盾爆发以后，今达乐公司在2016.5.19发出《停职通知》，排挤姜宁原本在生意中的权利，并在当年8月5日，进一步以姜宁名下的房产和车辆系公司付款购买为由，要求将其收归公司所有，这些房产和车辆，已经购买12年了。证据15不予立案通知书，拟证明姜雪丹向香洲公安分局报案，诬告姜宁非法侵占公司财产，但公安机关认定，不存在犯罪事实，不予立案。证据16今达乐、今百竹公司诉讼清单，拟证明姜雪丹操纵今达乐、今百竹不断发起诉讼，试图控制两姐妹的全部财产。证据17姜宁尾数1878建行卡交易明细单，拟证明2010年10月26日，姜宁出借给荣华集团的款项中，有自己个人先找杨永飞借来，再转借给荣华集团的100万元，与今达乐公司、姜雪丹都没有任何关系。证据18姜宁尾数0717农行卡交易明细单，2013年12月9日，姜宁出借给荣华集团的款项中，有自己个人先找张丰借来，再转借给荣华集团法定代表人郑建华的50万元，与今达乐公司、姜雪丹都没有任何关系。证据19姜宁尾数3672农行卡交易明细单，拟证明2014年8月1日，姜宁出借给荣华集团的款项中，有自己个人先找王建凤借来，再转借给荣华集团法定代表人郑建华的100万元，与今达乐公司、姜雪丹都没有任何关系。证据20中国银行汇兑支付往来凭证2012.9.27，拟证明2012年9月27日，姜宁的丈夫李向波将自己家庭房屋出售后的房款40万元，转账给姜雪丹的丈夫刘继伟，经由刘继伟或者再经其他人出借给荣华集团。李向波这样做是为了避开自己公务员的身份。另外的60万元房款出借过程，暂时没有找到凭据。证据212013.4.25对账单、证据222014.12.29对账单、证据232015.3.31对账单、证据242016.2.23对账单、证据252017.1.1对账单、证据262018.2.3对账单，证据21-26共同拟证明2013年—2018年期间，荣华公司、郑建华每年都向姜宁出具了对账单。姜宁持有全部借据的原件，自己才是涉案借款的经手人、出借人。证据27姜雪丹、郑建华2016.7.2微信记录、证据28姜雪丹、郑建华2016.8.1微信记录，拟证明2016年7月2日，姜雪丹发给郑建华的微信中，称钱借给了郑建华，但自己“连个欠条都没有”；同年8月1日，姜雪丹提出，要跟郑建华签个协议。但事实上，郑建华每年都有跟姜宁签字结算。这说明，姜雪丹当时想要摆脱姜宁，自己接手控制涉案的借款，试图让郑建华向其出具借款凭证。证据29姜雪丹、郑建华2016.3.9微信记录，拟证明2016年3月9日，姜雪丹发给郑建华的微信中，称“郑总好，年前姜宁说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您的意见也有道理，我想和您沟通一下”，证明调低涉案借款的利息，姜宁已经与姜雪丹沟通过，降低利息并非姜宁无缘无故的行为。证据302015.4.26聊天记录（微信财务交流群）、证据31姜雪丹手写稿2页,其中1页（证据第35页）底部显示“2014年12月底止：双本利5191525，丹本利4995715减10万，实余4895715”。证据322016.1.15聊天记录（微信财务交流群）、证据33姜雪丹手写稿3份、证据34空白《借款协议》，证据30-34共同拟证明①2015年4月26日，财务微信交流群中，姜雪丹发出了其关于涉案借款的两页“手稿”里面列明了自2014年以来，姜宁及姜雪丹在涉案的荣华集团借款中的权益数额。②2016年1月15日，姜雪丹又发出三份“手稿”，再次列明了自2014年以来，姜宁及姜雪丹在涉案的荣华公司借款中的权益数额；刘继伟则发出了一份空白的《借款协议》，拟让各方签订，借方是荣华集团，出借方是姜宁、姜雪丹。③手稿及协议中，从未体现今达乐公司的权益，三人均未表示异议，证明姜雪丹及丈夫自己都认为借款是两姐妹跟荣华集团的事情，与今达乐公司无关。④姜宁出借给荣华集团、郑建华的借款中，有姜雪丹个人的权益内容，姜宁需要在收回借款后跟姜雪丹结算。证据35姜雪丹手写稿2份，其中第一份材料上记载“老郑欠姜宁本利合计6128619，姜雪丹本利合计5332323,”拟证明涉案借款中，有姜雪丹、姜宁的权益；还有姜宁丈夫李向波侄子的资金，这部分与今达乐公司、姜雪丹无关。今达乐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到16所发生的时间均是在2015-2016年之间，本案一审是在2017年11月6日立案，在2018年7月20日庭审结束。因此16份证据材料现在予以再次提交不是新证据，我方依法不予质证。但是我针对其证明目的，我们做个回应。是否为虚假诉讼的问题，我方认为有相应的出借流水记录和对方的还款记录，也有双方财务的对账单，此有充分的事实和书证证明双方的借款关系存在，至于第三人所称成立公司的情形以及发工资等等均只是公司内部的分工，以及报酬的支付情况是属于公司内部的问题，对外仍然是公司与荣华公司发生借款关系，内部的分工不影响对外的借款关系的成立。对于其余的证据16到35，其中第25号证据中发生时间为2017年1月1日，有对账单。这份对账单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提供的同一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它不能够说明出借人就是第三人。其余的证据不是新证据，我方仍然不予质证。福建荣华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由于不是荣华公司参与参与的事实，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请求法庭认定。对于关联性发表如下意见：该部分证据证明第三人姜宁早在1998年就开始创业，随后经营了东明修理部和南宁针织有限公司并经营布匹生意，第三人姜宁有较长时间的财富积累，侧面证明了第三人姜宁借款给荣华公司，系其自有资金。第三人姜宁开始进行布匹生意后，其与荣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才开始相识，并慢慢建立起信任基础。对于证据3至16，由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于手稿及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请求法庭认定。对于关联性发表以下意见：该部分证据为今达乐公司、今百竹公司的创立情况，股权成分以及第三人与姜雪丹、姜宇等人的纠纷冲突始末以及财产争议问题，与荣华公司无关。，证据12、证据13，可证明姜宁与姜雪丹的矛盾于2016年年初爆发，正是因为姜雪丹与姜宁之间产生了矛盾，姜雪丹才开始要求与荣华公司对账，这侧面也印证了之前都是以姜宁的名义向荣华公司出借款项。对于证据17至证据2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发表以下意见：该部分证据证明第三人姜宁借给荣华公司的钱有部分是从杨永飞、张峰、王建凤处筹集，有部分为姜宁丈夫变卖房产所得，随后借给了荣华公司，这证实了姜宁给荣华公司的借款确为其自有资金或自行筹集的资金，借款主体并非今达乐公司。对于证据21到26，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部分证据证实了荣华公司一直是向姜宁本人出具对账单，与姜宁本人进行对账，证实了向荣华公司出具借款的主体仅为姜宁本人而非今达乐公司。其中证据25显示2017年1月1日荣华公司与姜宁进行对账，该对账单中明确载明了借款本金减100万元和利息为1%，证明了二审判决依据2014年12月29日对账单和2016年2月3日对账单进行判决是明显错误的，其中借款本金为减去100万元，利息也未按照1%来计算。对于证据27、2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从郑建华和姜雪丹的聊天记录来看，姜雪丹在聊天记录中说，“我抛家弃子，奋斗12年，不可能只赚一堆借款”，两个欠条都证明涉案款项是姜雪丹个人转给荣华公司，而非今达乐出借的，其本人予以认可。对证据2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证实早在2016年3月9日（2016.2.3对账后）姜宁和姜雪丹之间借款利息的事宜曾进行商议，姜雪丹认可借款利息调整，这证实了2017年1月1日对账单的真实性。证据29证实了二审判决以2016年以前对账单中约定月利率1.5%的借款利息进行判决明显错误的。对于证据30到34，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请求法庭予以认定。对关联性发表以下意见：证据30到33证实第三人姜宁与姜雪丹内部清楚地约定了向荣华公司出具借款的各自权益数额；证据34，空白借款协议中借方为荣华公司，出借方为姜宁和姜雪丹。姜雪丹在与姜宁的微信对话以及手写稿中均表明其明确借款权益人为自己与姜宁，丝毫未涉及到今达乐公司。上述证据证实无论是姜宁还是姜雪丹都明确了本案中涉及到的借款实际与今达乐公司无关。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请求法庭予以认定，该证据证实姜雪丹明确了本案中涉及到的借款实际与今达乐公司无关，且借款中有部分为第三人姜宁丈夫、侄子的资金，也证实了姜宁为本案借款的轴心，荣华公司的借款确实源于姜宁自有的资金或筹集的资金。因原二审中姜宁和郑建华本人均未到庭，姜宁和郑建华作为了解案件有关事实的当事人，再审中本院要求姜宁和郑建华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了询问，姜宁和郑建华本人出庭时当庭分别作了陈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姜宁和郑建华本人所作的陈述内容属于再审中民事诉讼新证据。同时，再审期间姜宁和郑建华新提交的其他证据，部分内容涉及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具体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等所依据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院再审审理查明：金达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11日，股东姜宇占公司90％股份额，姜宁占公司10％股份额，姜宇和姜宁是亲姐妹关系，姜宇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从2016年起，姜氏姐妹之间产生经济矛盾，相互之间有多宗经济类纠纷在法院诉讼。2016年2月3日，姜宁向福建荣华公司出具领款收据，确认收回借款50万元，并代姜雪丹向福建荣华公司出具领款收据，确认收回借款50万元。福建荣华公司财务潘爱萍通过其个人账户于2016年2月5日转账50万元至今达乐公司财务姜雪丹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账号为：*******************），当日，又转账50万元至姜宁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账号为：*******************）。今达乐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出具《情况说明》，确认2016年2月5日福建荣华公司财务潘爱萍转账支付50万元至今达乐公司财务姜雪丹账户；另外50万元，大概在2016年1月底至2月初，姜宁告知今达乐公司财务姜雪丹，福建荣华公司已支付50万元至其名下，姜雪丹要求姜宁将转账记录发送至其微信，并将款项转回今达乐公司账户，姜宁迟迟没有理会。后来，姜雪丹还是在电脑记账中做了财务收入记录，因具体转账时间和转账支付对象无法确定，姜雪丹当时估计实际转账是在2016年1月底左右，故在记账中大概记录成2016年1月荣华公司还款50万元，且需姜宁配合提供转账记录，因姜宁未予配合故数据就未做更正。今达乐公司对福建荣华公司此笔100万元还款予以认可。本院对于原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对于本案的债权主体应如何确定及相关证据应如何认定，再审时各方存在如下主要争议：第一、关于债权凭证情况。姜宁持有涉案债权的对账单、对账确认书原件，今达乐公司持有涉案债权的对账单、对账确认书复制件。姜宁所持原件抬头写有“欠姜宁借款结算如下”、“欠姜宁结算如下”，福建荣华公司承认这是后来添加的。福建荣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华在今达乐公司持有的2014年12月29日对账单复印件上签署“原借条在姜宁处，如有出入由姜宁核对”字样。以上对账单、对账确认书上有明确的债权金额和明确的债务人，但没有记载债权人，债务人福建荣华公司认可债权人是姜宁而不是今达乐公司。第二、双方当事人款项往来情况。涉案债权的出借款及还款中既有今达乐公司对公账户的转款，又有姜雪丹、刘继伟个人账户转款，还有姜宁个人账户转款。对具体金额今达乐公司和姜宁双方各执一词，均称有银行转账凭证予以佐证。今达乐公司自称出借款项总计为2420万元，具体分为3部分：一是公对公部分，今达乐公司转账给福建荣华公司16笔共1550万元；二是姜雪丹、刘继伟个人账户转账给福建荣华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郑建华、财务人员潘爱萍、郑然（系郑建华之子）、聚力公司（系郑建华控股）18笔共760万元；三是姜宁个人直接转账给郑建华4笔共110万元。今达乐公司收到福建荣华公司还款1398.20万元，具体分为3部分：一是公对公还款，福建荣华公司转账给今达乐公司10笔共770万元，二是郑建华、潘爱萍转账给姜雪丹13笔共503.2万元，三是姜宁收到的5笔款项125万元。姜宁称，本人向福建荣华公司（含郑建华）转款1330.0075万元，向今达乐公司（含姜雪丹、刘继伟）转款1318.74万元；今达乐公司（含姜雪丹、刘继伟）向福建荣华公司（含郑建华）转款2110万元；福建荣华公司（含郑建华）向姜宁转款2152.2万元，向今达乐公司（含姜雪丹、刘继伟）转款1273.2万元。第三、对账和催款情况。福建荣华公司和姜宁均称，对账都是在福建荣华公司与姜宁之间进行，每年一次对账核对之后，对账单原件直接给姜宁。姜雪丹则称，福建荣华公司财务人员潘爱萍也与其对账，2016年2月3日，潘爱萍将对账确认书微信发给了她。福建荣华公司称，姜雪丹与姜宁矛盾爆发前，都是姜宁来催款，后来姜氏姐妹发生矛盾，姜雪丹也来催款，姜雪丹催款时，微信内容承认是其个人借款，催款要求还钱是为了孩子上学。姜雪丹发给福建荣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华的部分微信记录如下：“2015年10月31日：因为我女儿学习成绩不太理想，我想送她到国外读书，急需一笔资金，希望您协助解决一下...我女儿明年去新加坡读私立高中，前期我需要一百万资金”，“2016年3月16日：我女儿读书真的急需一批款，当初您打电话给我说急需100万元还贷款，让我借给您周转几天马上还回来...现在我真的需要您帮一下忙，把这笔资金先还我”，“2016年6月18日：……根据这些银行转款凭证，法律上您应该分别以我姜雪丹及今达乐公司作为债权人提供欠款凭据，您写给姜宁的欠条只是证明您与姜宁之间的个人借贷问题，我本人及今达乐公司是不予认可的与公司有关的有效借款凭证。根据银行的转款凭证，我和今达乐公司还是得麻烦您及您公司提供有效欠款凭据，关于这一点，郑总也可以咨询您的律师朋友确认”，“2016年7月2日：……我必须要收回我的应收借款，您是明白人。我抛家弃子奋斗十二年，不可能只赚一堆借款，连个欠条都没有”。姜雪丹与福建荣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建华微信聊天记录中还显示，当姜雪丹向郑建华催要款项和利息时，郑建华均表示“ok”，“好，周一财务上班解决”（周一即2015年6月29日按照姜雪丹要求的数额如数转款112000元给姜雪丹），“力争50万”，“收到！姜总月底到不了，在下月十二号左右确保到位解决”，“应该周五差不多了”，“下周二（2016.2.2）才能见到款”。第四、今达乐公司财务交流群情况。今达乐公司财务交流微信群中有3人，包括姜宁、姜雪丹、刘继伟。2015年4月26日，姜雪丹在财务交流群中发出自己写的两页手稿，其中第一页底部显示：“2014年12月底止：双（“双”指姜宁）本利5191525，丹（“丹”指姜雪丹）本利4995715减10万，实余4895715”以上两项金额相加等于10087240，此金额刚好与2016年2月3日对账确认书上记载的“2014年12月31日止，本利合计1008.724万元”完全吻合。2016年1月15日，刘继伟在财务交流群中发出一份《借款协议》（未签字），上面显示：“甲方：福建荣华集团有限公司，乙方：姜宁、姜雪丹”。姜雪丹自认这份《借款协议》是她本人起草的。另外，还有一份姜雪丹手写稿材料上记载“老郑欠，2015年底止，姜宁本利合计6128619，姜雪丹本利合计5332323”以上两项金额相加等于11460942，与2016年2月3日对账确认书上记载的2015年12月31日止，本利总合计1146.088万元基本吻合。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出借款分别从今达乐公司对公账户、原审第三人姜宁以及案外人姜雪丹等个人账户实际支付给本案债务人福建荣华公司，姜宁持有2份记载着借款还款情况的对账单、对账确认书原件，今达乐公司持有2份记载着借款还款情况的对账单、对账确认书复制件，今达乐公司与福建荣华公司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借款合同，对实际权利主体该如何确定，当事人各持己见，今达乐公司以债权人身份向债务人福建荣华公司主张案涉的全部债权，其诉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是本案再审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借贷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或者借条持有人等能直接证明债权主体的证据予以认定。本案今达乐公司以出借人身份起诉，但在原一二审时并没有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其提交的对账单、对账确认书又系复制件，并不能直接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因债务人福建荣华公司未与今达乐公司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且否认今达乐公司为本案债权实际出借主体，对于今达乐公司向福建荣华公司主张案涉全部债权的诉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本院根据全案证据综合审查判断，具体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因此，公司、企业之间借款应当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证据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本案中，福建荣华公司与今达乐公司之间既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也没有向今达乐公司出具借条、借据。今达乐公司提出诉请所依据的对账单、对账确认书均系复制件，今达乐公司虽然对原件与复制件不同之处提出异议，但姜宁本人对手中所持对账单、对账确认书原件的形成经过等作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且今达乐公司对姜宁关于其本人手中所持对账单、对账确认书原件真实来源的陈述并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据此，一审认定对账单、对账确认书最初是由福建荣华公司与姜宁之间签订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认定规则，并无不当。第二，今达乐公司自称出借的款项总计为2420万元，具体为今达乐公司转账给福建荣华公司16笔共1550万元，姜雪丹、刘继伟个人账户转账给福建荣华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郑建华、财务人员潘爱萍、郑然、聚力公司18笔共760万元，姜宁个人直接转账给郑建华4笔共110万元；今达乐公司收到福建荣华公司还款1398.20万元，具体为福建荣华公司转账给今达乐公司10笔共770万元，郑建华、潘爱萍转账给姜雪丹13笔共503.2万元，姜宁收到5笔款项为125万元。因出借的款项本金为2420万元，福建荣华公司归还的本息为1398.20万元，俩者之间差额1021.8万元为福建荣华公司尚欠债权人的本金，今达乐公司称，差额1021.8万元与诉求主张的2016年2月3日对账确认书上9687240元数额有差距是因为统计核算表截止时间为2015年2月23日，而在案证据显示实际截止时间应为2016年2月5日，今达乐公司陈述的差额1021.8万元与一审时提交的对账确认书上显示的内容并不相符。第三，姜雪丹曾以个人名义向福建荣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华催要还款，并曾要求郑建华直接向其出具借款凭证，姜雪丹向郑建华多次催款时，郑建华均按要求支付了部分款项，郑建华多次向姜雪丹转账流水单备注一栏显示有“还款”、“利息”、“还款姜雪丹”，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债权凭证上记载有“扣2014.10.20付姜雪丹利息：10万”，“还款40万姜雪丹”的字样。在今达乐公司并未有效委托或指示姜雪丹个人以公司名义出借款项情况下，姜雪丹、刘继伟从个人账户转账给福建荣华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郑建华、福建荣华公司财务人员潘爱萍、郑然、聚力公司18笔760万元的款项不能当然认定属于今达乐公司出借款，故作为本案部分款项实际出借人的案外人姜雪丹具有成为涉案债权主体之一的高度可能性。第四，今达乐公司系以经营布业为主业的商贸类公司，不是国家批准的从事金融活动的金融机构，不具有对外放贷收取利息的金融类经营资质，在今达乐公司的年检报告书中也未记载或者显示涉案借款类科目内容。同时作为今达乐公司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姜宇，依法对公司重大决策事项具有决定权，但对属于今达乐公司重大对外经营事项的本案巨额借贷行为产生发展过程姜宇自始至终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清晰说明和合理解释，如此均不符合生活常理。而且，姜宁仅负责今达乐公司市场和产品销售，本案借贷关系性质与供货和代收货款行为性质不同，今达乐公司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公司法定代表人姜宇曾代表公司依法授权或委托姜雪丹、姜宁等人向福建荣华公司支付出借款以及对账催款。再次，福建荣华公司自认仅与姜宁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姜宁也明确表示自己对涉案借款本息享有排他性权利，姜雪丹在前述今达乐公司财务交流群中发出的手写稿内容显示涉案债权中一部分属于姜雪丹和姜宁，姜雪丹起草的《借款协议》（未签字）上显示：“甲方：福建荣华集团有限公司，乙方：姜宁、姜雪丹”，出借人栏中并未出现今达乐公司字样，由此可以断定涉案债权与姜雪丹和姜宁个人均有密切关联，姜雪丹和姜宁为本案债权主体均具有高度可能性。综上所述，从债权凭证、款项来往情况、对账、催款以及今达乐公司财务交流群内容等综合分析，该案大部分出借款虽系通过今达乐公司账户转账支付,但用于出借的款项来源并不能当然成为认定出借人的法定要件,仅凭款项自今达乐公司账户转出的事实，并不能当然确定今达乐公司系涉案出借款的唯一实际出借人。本院原审以今达乐公司提交的2014年12月29日表格形式对账单和2016年2月3日对账确认书复印件、微信记录、银行流水、财务账册等形成了证据链，可以证明今达乐公司与福建荣华公司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有较大盖然性为由，认定涉案债权的出借主体是今达乐公司，事实依据不足，本院再审予以纠正。因今达乐公司主张对账单、对账确认书上的全部数额均属今达乐公司债权事实依据不足，故本院再审对今达乐公司以涉案债权唯一实际出借主体身份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另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再审案件应当围绕申请人的再审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对方当事人在再审庭审辩论终结前也提出再审请求的，应一并审理和裁判。再审期间，福建荣华公司称，第一，2笔分别为100万元和302万元资金应当认定为还款，应从债权总额中扣减；第二，涉案债权中有150万元属于江西今达乐公司的购地款，应在债权数额中扣除；第三，涉案债权中本金占比较低，利息及复利占比较高，应在利息方面予以减免。因本案再审对今达乐公司作为原审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全部予以驳回，故对福建荣华公司提出的实质上属于要求重新确认本案债务人福建荣华公司真实债务数额的再审请求，本院在再审中不作处理，福建荣华公司对此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本院（2019）粤04民终1021号民事判决；二、维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10155号民事判决。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37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0元，均由珠海市今达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发审 判 员  杨卫星审 判 员  朱文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周 利书 记 员  吴家盈附：法律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