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凤凰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湘3123刑初46号公诉机关凤凰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舒某，男，汉族，初中文化，小工程劳务承包者，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人，住溆浦县。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于2019年9月22日被凤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经凤凰县人民检察院批准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凤凰县看守所。辩护人李向阳,湖南民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凤凰县人民检察院以凤检刑检刑诉(2020)4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舒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向本院提起公诉。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而致使本案无法继续审理，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裁定对本案中止审理，尔后于2020年5月30日裁定恢复对本案的审理。恢复审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凤凰县人民检察院委派检察员丁奇、谭政华出庭执行职务，被告人舒某及其辩护人李向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2020年7月10日，公诉机关以需要补充侦查为由建议延期审理，本院于同日决定延期审理,2020年8月9日公诉机关以补充侦查完毕为由建议本院恢复审理。本院于2020年9月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了本案。凤凰县人民检察院委派检察员丁奇、谭政华出庭执行职务，被告人舒某及其辩护人李向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舒某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共计201995元，数额较大，经政府相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建议判处被告人舒某有期徒刑一年至两年，并处罚金，不适用缓刑。就上述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1.书证：户籍资料、行政处罚决定书等；2.证人证言：证人侯某、罗某的证言；3.被害人陈述：被害人吴某1、吴某2等人的陈述；4.被告人舒某的供述与辩解；5.到案经过等证据加以证实。请求本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舒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有异议。其辩解认为，其于2018年8月31日从侯某领取18万余元劳务工程款是用来发放民工的工资，但合伙人杨某却要求其将款项转给邓某，尔后其将该笔款项中的18万元转给邓某就不管这个事，也就没有支付民工工资的义务，至于杨某、邓某是否将该笔款项用于发放民工工资，其不清楚。同时，辩解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涉案金额不准确，针对其答应支付吴某1的8万元工钱，其已经支付了3万元，仅剩下5万元没有支付，而龙某1、吴某2、龙某4等人的工资也给付了一部分。另外，其辩解认为，欧某不是其叫来的工人，而是侯某一方的工人；2018年以后的工资都是邓某负责支付，其只负责支付2018年以前的工资。被告人的辩护人辩护认为，首先行政机关的整改通知书应当当面或者公告送达，而这份整改通知是公告送达，被告人根本不清楚，这是程序违法。其次，龙某3、龙某2、吴某1、欧某等人与被告人是工程承包合同关系，因此被告人与这几名合同相对人应当是工程款，而不是劳动报酬。同时被告人与龙某5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告人无支付工资的义务。再次，被告人在合伙关系中地位低下，无话语权，没有权力决定是否支付工资，其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最后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拖欠20多万元的工资数额存在异议，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其在共同犯罪中仅起到次要作用，系从犯。经审理查明，2017年期间，湘西自治州振湘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振湘公司”）承包凤凰县禾库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劳务工程。2017年下半年，被告人舒某与邓某（未归案）、杨某（未归案）合伙从振湘公司分包部分项目的劳务工程。在劳务工程实施过程中，舒某负责工地管理和实际施工以及负责支取劳务工程款并支付民工工资。尔后，龙某1、吴某2、吴某3、石某四人在工地上找到舒某并获许帮忙作“点工”，约定工资150元／天；龙某2亲自找到舒某获许帮忙做“贴青石板”工，约定工资按50元／㎡，而不按天数计算；吴某1亲自找到舒某并从舒某分包部分劳务工程，约定“包工”外墙19元／㎡，内墙10.5元／㎡，另外约定两栋楼的主体“包工”按照地面面积160元／㎡计算，并邀约组织十几名民工进行劳务施工；龙某3经同学介绍找到舒某获许帮忙做“粉墙”工，约定工资按照“包方量”计算，即外墙19元／㎡，内墙10元／㎡，而不按天数计算，尔后龙某3邀约龙某6、龙某7、龙某8、龙某9五人组成一个小组为舒某做工；欧某及其妻子黄某开始在吴某1手下做“点工”，尔后又找到舒某获许帮忙做“安瓷砖”工。2018年8月下旬因临近9月份开学，吴某1要求舒某先行支付八万元用于支付其所组织的民工工资，舒某予以答应。与此同时，舒某以发放民工工资为由找到劳务工程项目部负责人之一的侯某支取劳务工程款。2018年8月31日上午，舒某在吴某1等民工随同下在项目部找到侯某，侯某将部分劳务工程款项共计181876元转账给舒某用于支付民工工资。舒某收到工程款后，声称要到腊尔山银行支取现金再行发放工资，并要求多名需要支取工资供孩子上学之用的民工在禾库安置区工地等待其提现回来。离开项目部后，舒某并未前往银行支取现金而是将该笔款项中的18万元转账进入邓某名下的银行账户。当天下午，振湘公司及民工均联系不上舒某，便发现舒某逃匿。经振湘公司项目部相关人员核实，舒某拖欠龙某2的工资14000元、吴某1班组民工的工资80000元、龙某3的工资16223元、龙某1的工资14015元、吴某2的工资18555元、吴某3的工资14880元、石某的工资15322元、欧某的工资20000元。案发后，振湘公司先行垫付了民工工资并于2019年5月21日将舒某拖欠民工工资拒不支付的情况向凤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投诉反映。凤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凤凰县劳动保障监察局确认舒某存在拖欠上述多名民工的工资数额的情况下于2019年7月4日向舒某下达《劳动保障监察期限改正指令书》，并责令舒某限期支付民工工资，但舒某逾期仍不支付所拖欠的民工工资，且更换电话号码予以藏匿。2019年7月15日，凤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调查并形成关于舒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181876元的犯罪事实的报告，并于当日将案件移送凤凰县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凤凰县公安局于2019年8月8日对本案予以立案侦查，并于2019年8月21日将被告人舒某列为网上在逃人员。2019年9月22日，被告人舒某在怀化市××室被抓获归案。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和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1、接报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凤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7月15日将包工头舒某涉嫌拒不支付181876元劳动报酬一案移交凤凰县公安局。尔后，凤凰县公安局于2019年8月8日决定立案侦查。2、归案情况说明，证明2019年9月22日12时50分许，被告人舒某在怀化市鹤城区××室被公安民警抓获。3、户籍信息，证明被告人舒某的出生年月、住址等有关身份信息情况。4、劳动保障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书，证明案件的由来。5、舒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调查报告、限期整改指令书，证明凤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调查核实，确认被告人舒某作为包工头在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仍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较大的事实，并于2019年7月4日作出凤人社劳监令字（2019）4号指令书责令舒某支付所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但因无法联系直接送达被告人指令书而于当日将限期整改指令书张贴于被告人舒某所承包的“建筑施工项目”所在地的凤凰县易地扶贫搬迁禾库镇安置区建设项目部的张贴栏内。6、劳动保障监察电话告知记录表，证明2019年6月24日、25日、26日，经凤凰劳动保障监察局数次电话联系，均无法联系上被告人舒某。被告人舒某在限期整改指令书所确定的支付民工工资的期限内未曾与相应民工进行沟通联系过，同时也未支付相关民工工资。7、拘留证、逮捕证，证明被告人舒某于2019年9月22日被凤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凤凰县公安局执行逮捕。8、调取证据通知书，证明凤凰县公安局调取被告人舒某银行账户流水程序合法。9、农民工工资统计表，证明舒某拒不支付拖欠民工龙某2、吴某1、龙某3、龙某1、吴某2、吴某3、石某、欧某的工资，共计20余万元。10、劳务大清包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证明甲方侯某与乙方艾某签订的部分劳务工程分包协议内容。11、领据，证明2017年12月29日、2018年2月9日、4月27日、5月28日、5月29日、6月16日、7月26日、8月28日，被告人舒某作为承包凤凰县易地扶贫搬迁禾库镇安置区部分工程的劳务项目的包工头多次到凤凰县易地扶贫搬迁禾库镇安置区的劳务工程总承包商振湘公司领取劳务工程款。12、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回单，证明2018年8月31日侯某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卡（账号：×××13）将181876元转入舒某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账号：6217********）。1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被告人舒某于2018年8月31日通过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账号：6217********）将180000元的民工工资款转入邓某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账号：6217********）。14、情况说明，证明公安机关未能对杨某、邓某进行调查取证的原因。15、授权委托书，证明作为凤凰县易地扶贫搬迁禾库镇安置区的劳务工程总承包商振湘公司于2017年9月15日委托庄某、姚某、侯某全权负责对禾库安置区建设项目的劳务安排及管理工作，并声明该三人的行为后果由公司承担。16、辨认笔录，证明民工石某、吴某3和吴某1成功辨认出雇佣其做工老板是舒某。17、被告人舒某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7年9月左右其与杨某、邓某合伙承包了艾某的部分工程项目。在承包这个项目过程中，其负责从工程项目部支取工程款和支付民工工资。2018年8月底，其以“临近开学，需要给付民工工资”为由向侯某提出支取工程款项，侯某答应其要求。2018年8月31日，其在几个民工陪同下一起找到了侯某，侯某转账给其181876元用于支付民工工资。收到该款项后，其声称要到腊尔山镇去取出现金再行发放工资，并要求民工在工地上等待。其刚走出项目部便碰见“合伙人”杨某、邓某，在杨某的提议下，其随同杨某、邓某乘车前往吉首去取现。在前往吉首路途中，基于承包的工程亏本之因，其三人商议了将该笔款项转给邓某，不支付禾库这边民工的工资。随后，其便将该笔款项中的18万元转账给邓某。因为其答应支付禾库这边民工工资但又不给付，所以当天下午其就不接这些民工的电话，不敢面对他们，之后又更换了电话号码，直到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具体拖欠禾库这边民工多少工资，其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拖欠粉刷工吴某1的工钱，还有禾库本地几个女“小工”的工钱，其余的记不清楚了。18、证人侯某的证言，证明其与艾某有工程劳务承包合同，舒某是艾某的施工队之一。2018年8月底，舒某找到其说民工的小孩临近开学需要开支，叫其先预支劳务工程款给付农民工工资。尔后，其就通过手机银行给舒某转了181876元，舒某收到钱之后说要去腊尔山镇银行取现金，后面就消失了。舒某叫来的工人有吴某1、欧某、龙某2、龙某3和四名小工（女工）等人，都是他自己请来的，与其没有任何关系。2018年9月初先行垫付上述民工一半的工资，2018年农历过年前全部结清上述民工工资，共计大约18万多元，具体金额现在记得不太清楚。19、证人罗某的证言，证明凤凰县禾库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劳务工程是振湘公司总承包。舒某是振湘公司劳务负责人侯某请来的施工队，至于舒某与振湘公司之间协议，其不清楚。2018年8月31日舒某从侯某手上领了18万元就跑路，拖欠为他做事民工工资不予支付，尔后部分民工到项目部反应其才知道这件事。至于舒某领取18万元工程跑路后，舒某欠哪些民工的工资，一起欠了多少钱，其均不知道。当时其电话联系舒某想咨询相关情况，但是没有打通电话。于是其又给舒某发微信，后来他回复了微信说“这个工程亏钱，他领取的18万元钱也是给民工发工资，因为亏钱他已经不能为所有的民工发工资”，同时其还与舒某聊了几句，但因时间较久，所聊的内容现在记不清楚了。舒某走了之后，为舒某做事的民工都到项目部进行工资登记并核对被拖欠的工钱，一起有38万元左右。最后，项目部拿出38万元借给振湘公司，由振湘公司分两批为这些民工结清了工资。20、证人吴某2的证言，证明2017年11月其主动到凤凰县禾库扶贫搬迁安置区工地上找到舒某询问是否雇佣小工，经舒某同意，其便在工地上为舒某干活，且当时经协商工钱为“150元／天”，但没有签订书面劳务合同。2017年做了20多天的工资全部结清，2018年做了100多天的工，但工资舒某没有付清。2018年，其分三次到舒某手上共支取工资3000元，到项目部负责人侯某支取工资500元。当时其与龙某1、吴某3、石某一起被舒某雇佣做“小工”。2018年8月31日其向舒某讨要工资，舒某声称现金不够需要去腊尔山银行取钱，但其与其他民工一直等到下午也不见舒某回来，电话也打不通，于是其便到“项目部”向侯某反映这件事。经交涉，侯某承诺说振湘公司会垫付所欠的工钱。舒某跑了之后，经项目部与其核对“记工本”，计算舒某尚欠其工资18555元。2018年9月初，侯总发给其一半工资，春节前结清所欠的工资。21、证人吴某3的证言，证明2017年11月其主动到凤凰县禾库扶贫搬迁安置区工地上找到舒某询问是否雇佣“小工”，经舒某同意，其便在工地上为舒某干活，且当时经协商工钱为“150元／天”，但没有签订书面劳务合同。2017年做了20多天的工资全部结清，2018年做了100多天的工，但工资舒某没有付清。2018年，其分三次到舒某手上支取过生活费，但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当时其与龙某1、吴某2、石某一起被舒某雇佣做“小工”。2018年8月31日其向舒某讨要工资，舒某声称现金不够需要去腊尔山银行取钱，但其与其他民工一直等到下午也不见舒某回来，电话也打不通，于是其便到“项目部”向侯某反映这件事。经交涉，侯某承诺说振湘公司会垫付所欠的工钱。舒某跑了之后，经项目部与其核对“记工本”，计算舒某尚欠其工资14880元。2018年9月初，侯总发给其一半工资，春节前结清所欠的工资。22、证人龙某1的证言，证明2017年11月其主动到凤凰县禾库扶贫搬迁安置区工地上找到舒某询问是否雇佣“小工”，经舒某同意，其便在工地上为舒某干活，且当时经协商工钱为“150元／天”，但没有签订书面劳务合同。2017年做了20多天的工资全部结清，2018年做了100多天的工，但工资舒某没有付清。2018年，其分三次到舒某手上支取生活费，其中第一次为1000元，第二次为500元，第三次金额忘记了。当时其与吴某2、吴某3、石某一起被舒某雇佣做“小工”。2018年8月31日其向舒某讨要工资，舒某声称现金不够需要去腊尔山银行取钱，但其与其他民工一直等到下午也不见舒某回来，电话也打不通，于是其便到“项目部”向侯某反映这件事。经交涉，侯某承诺说振湘公司会垫付所欠的工钱。舒某跑了之后，经项目部与其核对“记工本”，计算舒某尚欠其工资14015元。2018年9月初，侯总发给其一半工资，春节前结清所欠的工资。23、证人石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11月其主动到凤凰县禾库扶贫搬迁安置区工地上找到舒某询问是否雇佣“小工”，经舒某同意，其便在工地上为舒某干活，且当时经协商工钱为“150元／天”，但没有签订书面劳务合同。2017年做了20多天的工资全部结清，2018年做了100多天的工，但工资舒某没有付清。2018年，其份三次到舒某手上支取过生活费，但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当时其与龙某1、吴某2、吴某3一起被舒某雇佣做“小工”。2018年8月31日其向舒某讨要工资，舒某声称现金不够需要去腊尔山银行取钱，但其与其他民工一直等到下午也不见舒某回来，电话也打不通，于是其便到“项目部”向侯某反映这件事。经交涉，侯某承诺说振湘公司会垫付所欠的工钱。舒某跑了之后，经项目部与其核对“记工本”，计算舒某尚欠其工资15322元。2018年9月初，侯总发给其一半工资，春节前结清所欠的工资。24、证人龙某2的证言，证明其2018年7月到8月主动找到从振湘公司承包部分劳务工程的包工头舒某并帮他做工，其主要做是“贴青石板路”。关于工钱，其与舒某谈好是按平方计算，即50元／㎡，而不是按照做工天数来计算工钱。自2018年7月至8月份期间，其一共做了大概有300㎡，据此计算其有14000多元的工资。当然在此期间，舒某给其班组支付过2000元生活费，实际分到其头上只有200元。2018年8月31日上午，其与几个工友找到舒某讨要工资，舒某声称工资已经拨付到他的卡上，等他从银行取回现金下午就会发放。但大家一直等到下午3点钟都不见舒某回来，于是其电话联系舒某，对方却没有接听。自此，再也无法联系上舒某。舒某跑路时，这个工程还没有完工，当时其计算舒某拖欠其工资14000元。由于舒某跑路，当天下午4点钟时大家就去项目部找到侯某反映这个情况，经交涉侯某承诺会垫付该笔工资，并要求民工安心做工。2018年农历腊月28日（即2019年2月2日）那天晚上，侯某付给其14000元。25、证人吴某1的证言，证明其2018年3月，其到凤凰县禾库扶贫搬迁安置区工地上找到舒某咨询是否需要帮忙做工，舒某同意之后，其便承包了舒某的部分劳务工程，并帮舒某做工。舒某应该是从振湘公司承包部分劳务工程，他应该是一个包工头。至于工钱问题，当时和舒某谈好是做“包工”，外墙19元／㎡，内墙10.5元／㎡，还有两栋房屋的主体按照地面的面积计算160元／㎡。其组织了十几名民工（其中有：张某1、刘某、龚某、吴某4、吴某5、付某、欧某、张某2、黄某，还与几个记不住名字）进行劳务施工。其所组织的民工工资是按照“大工260元／天，小工为180元／天”的标准来计算。2018年9月份，舒某离开工地跑路后，其大概做了十多万元的工程，但尚未与舒某进行结算。2018年8月下旬因临近9月份开学，其要求舒某先行支付八万元给其用于支付其所组织民工的工资，当时舒某也答应其要求。同年8月31日，舒某从振湘公司领取得大约20万元左右的工程款时告知其，他要去禾库信用社取出现金再行发放。尔后又声称要到腊尔山银行取现金，但其等到下午四点，也没有看见他回来，于是其再次打舒某电话时就无法接通了。当天因舒某跑路，其便到项目部找到侯某反映该情况，侯某要求其安心做工，并承诺会垫付该八万元款项。过了几天，侯某就给其转了八万元钱，其也将该笔款项发给其所组织的民工，但具体每个民工多少钱，现在记不清楚了。26、证人龙某3的证言，证明2018年6月份，经过同学吴某6介绍，找到从振湘公司承包部分劳务工程的包工头舒某咨询是否需要帮工，舒某同意后，其就帮舒某做工，并且当时与舒某谈好工钱是以“包方量”计算，即外墙19元／㎡，内墙10元／㎡，而不是按照做工天数来计算工钱。关于做工没有和舒某签订书面合同。2018年6月到7月，其与龙某6、龙某7、龙某8、龙某9五人组成一个小组为舒某做工，当时作了外墙工800㎡、内墙有800㎡，同时还做了面水沟，工钱总计为24223元，同时在此期间，其班组向舒某预支了8000元的生活费，据此计算舒某尚欠其班组16223元工资。因为其班组的工作量于2018年7月份就做完了，舒某承诺8月底振湘公司拨付工程款后就会及时结清其班组的工资。2018年8月31日其联系舒某，但是舒某并没有接电话，次日其才知道舒某携款潜逃。同年9月2日到项目部反映情况，项目部答应先行垫付该笔工资，并于同日垫付给其8000元钱工资，2019年2月1日结清其班组在为舒某做工期间的工资，共计16223元。27、证人欧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4月份左右其夫妻二人（即黄某）在禾库安置区做工，首先是在吴某1手下做“点工”，工资大概9000元。后来，其二人又直接为舒某做“安瓷砖”工，经计算其夫妻二人一起做了20000元的工作量。2018年8月20几号，其夫妻二人与工友一起找到舒某讨要工资，舒某答应众人在取到工程款项后就立即发放工资，后来项目部把钱拨给了舒某，但是舒某说没有那么多现金，要去腊尔山信用社取钱，但其一行人等了几个小时后也没有看见舒某回来，同时舒某的电话也打不通。舒某跑了之后，其夫妻二人找到侯某，侯某答应先行垫付其夫妻二人的工钱，2018年9月初，侯某给其夫妻二人发了一部分工资，2018年春节前结清了所有拖欠的工资，总计29000元。该笔款项中的9000元是其夫妻二人在吴某1班组做“点工”的工资，另外20000元是帮舒某做工的劳务工资，所以侯某将该笔款项分别支付给吴某1和其本人，而吴某1拿到钱后再行支付其夫妻二人的“点工”工资。28、证人黄某证言，证明2018年3、4月份，其夫妻二人到过禾库镇易地扶贫搬迁做过工。开始时，其夫妻二人是在吴某1班组做“点工”，工资大概有8、9千元。尔后，其夫妻二人又在一个长沙老板手下做“包工”，长沙老板不做之后，由舒某接手，其二人又帮舒某做工，当时是做安“瓷砖”工，工钱按照25元／㎡计算，大概做了2万元左右的工作量。2018年8、9月份，因为小孩开学需要钱，其二人就在工地找到舒某讨要工钱，舒某答应找到侯某取得工程款后便支付其二人工资。舒某取得工程款的当天，其一直在工地上等待，但没有看见舒某回来，他的电话也打不通。于是其夫妻二人以及其他工友便找到振湘公司的侯某解决工资的问题，后来侯某也分批分期把在吴某1班组做工的9千元工资以及帮舒某做工2万元工资给付其二人。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客观实际，能够证明本案的全部事实经过，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舒某以转移财产、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达181876元人民币，数额较大，且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鉴于被告人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拖欠欧某、黄某劳动报酬的金额为29000元人民币的问题。经查，欧某与其妻子黄某二人曾在吴某1的班组做工，劳动报酬为9000元人民币，尔后又单独为舒某做“安瓷砖”工作，完成的工作量为20000元人民币。据欧某的证言证实，其中9000元的是欧某夫妻二人在吴某1班组做工的工资，事后欧某也是从吴某1那里支取该笔工资，而该笔工资又包含在吴某1向舒某预支的80000元工资款之中。据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直接拖欠欧某、黄某劳动报酬的金额上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本院基于查清的事实基础上予以核减，并对指控拖欠欧某、黄某劳动报酬的金额更改为20000元人民币。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涉案金额为201995元人民币的问题。经查，2018年8月31日，被告人舒某以支付民工工资为由从项目部侯某手中拨付了181876元劳务工程款，就此时而言，被告人舒某在181876元劳务工程款之内是有能力、有条件支付民工工资，至于超出于2018年8月31日下拨的181876元劳务工程款之外的民工工资，被告人舒某是否有能力支付，目前公诉机关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实。为此，本院认为被告人舒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涉案金额应以其于2018年8月31日所领取的劳务工程款项181876元为宜。被告人辩解认为，其于2018年8月31日从侯某领取18万余元劳务工程款是用来发放民工的工资，但合伙人杨某却要求其将款项转给邓某，尔后其将该笔款项中的18万元转给邓某就不管这个事，也就没有支付民工工资的义务，至于杨某、邓某是否将该笔款项用于发放民工工资，其不清楚。为此，其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有异议。经查，被告人舒某于2019年9月22日、9月25日接受凤凰县公安机关第一次、第三次讯问时，均明确供认其在承包振湘公司所承包凤凰县禾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劳务工程中部分劳务工程时，除了负责管理工地和实际施工之外，还负责从工程项目部支取劳务工程款并支付民工工资。就被告人舒某所供认的上述事实，有留存于振湘公司项目部的拨款领据、证人侯某于2019年8月7日、9月26日所作的两次证言、证人吴某3、吴某2、龙某1、石某、龙某3、龙某2的证言加以佐证。其二，被告人舒某于2019年9月22日、9月30日所作的两次供述，均供认其以支付民工工资为由于2018年8月31日从项目部侯某手中拨付了18万余元劳务工程款，即明确该笔款项的用途，同时亦供认其当天答应其下民工将该笔款项用于支付工资。就被告人舒某所供认的事实，有证人侯某、吴某1、吴某3、吴某2、龙某1、石某、龙某3、龙某2、欧某、黄某的证言均能加以佐证。其三，被告人舒某于2019年9月22日、9月25日、9月30日所作的三次供述，均供认其将拨付18万余元转入邓某的账户是为了不支付其所雇佣在禾库安置地务工的民工工资，同时供认其当时明确意识到将拨付18万余元转入邓某的账户会导致受雇在禾库安置区务工的民工工资无法支付的严重后果，但其仍将该笔款项转入邓某的账户，尔后不再接听民工的电话，甚至更换手机号码加以藏匿拒不支付所拖欠的工资的事实。综上，被告人舒某明知其具有支付所雇佣民工的工资的法定义务和职责，在对下拨用于发放民工工资的18万余元款项有实际管理、控制能力情况下，理应及时支付所雇佣在禾库安置区务工的民工工资，但其却将该笔款项转入他人账户，导致所雇佣在禾库安置区务工的民工工资18多万元无法支付，尔后又拒接电话、换手机号码加以藏匿拒不支付，且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其行为均符合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论处。为此，被告人的辩解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辩解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涉案金额不准确，针对其答应支付吴某1的8万元工钱，其已经支付了3万元，仅有5万元没有支付，而龙某1、吴某2、龙某4等人的工资也给付了一部分。经查，被告人舒某未提供证据，同时目前也未有证据证实被告人给付过吴某13万元工钱。至于其他民工的工资数额是经振湘公司项目部相关人员进行核实比对，尔后经凤凰县劳动保障局调查复核加以确认，并制作了所拖欠民工的工资明细加以反映。为此，被告人的辩解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辩解认为，欧某不是其叫来的工人，是侯某叫来做工的，欧某的劳务工资不应当计入公诉机关所指控金额之内。经查，根据欧某、黄某的证言均证实其夫妻二人先是在吴某1的班组做工，尔后又亲自找到舒某获许做工（即“安瓷砖”），2018年8月31日舒某答应为其发放工资。同时据侯某的证言亦能证实欧某是舒某雇佣的工人，而不是侯某叫来的工人。为此，被告人的辩解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辩解认为，其与合伙人约定只负责支付2018年以前的劳动报酬，2018年以后的劳动报酬不归其支付。经查，除了被告人自行供认之外，在卷还有其他充分证据能够直接证实被告人自2017年底至2018年8月底，其所雇请在禾库安置区务工的民工工资均由其负责经手支付。且上述各个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之间形成紧密的证据链条，能够排除其他合理怀疑。为此，被告人的辩解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的辩护人辩护认为，本案中，凤凰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被告人舒某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而是将该指令书直接张贴于凤凰县禾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建设项目部的张贴栏内，被告人舒某没有收到《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同时在法定公告送达期限未届满前便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程序严重违法。为此，舒某的行为不完全具备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的指控不能成立。经查，被告人舒某自2018年8月31日领取到劳务工程款后便藏匿拒付所拖欠的民工工资，2019年5月21日，振湘公司就舒某领取劳务工程款项后携款潜逃拒付民工工资一事向凤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投诉，尔后经凤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实舒某存在拖欠劳动报酬拒不支付的事实，于是分别于2019年6月24日、6月25日、6月26日三次电话联系舒某，但均未联系上舒某。2019年7月4日，凤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凤人社劳监令字（2019）4号指令书，即《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指令作为雇佣他人务工的包工头舒某在接到指令书次日起7日内支付其雇佣民工的工资，同时鉴于前期三次电话联系均未联系到舒某而确认舒某逃匿且无法直接将指令文书送达舒某本人的情况下，凤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遂于2019年7月4日在舒某生产经营地（即凤凰县禾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建设项目部的张贴栏内张贴《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舒某限期支付其雇佣的民工工资，并对张贴情况结果采用拍照方式加以记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凤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上述方式责令舒某支付其名下民工工资，是刑法意义上的“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在指令舒某支付其名下民工工资的期限届满的最后期日（即2019年7月11日），经凤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核实，舒某在指令支付的期限内均未履行其支付民工工资的义务，同时也未与其名下民工或者相关人员进行沟通联系，针对该情况，被告人舒某在后期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亦供认不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关于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通知》，被告人舒某的行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行为”。综上，行政机关对于舒某的前置行政处理程序合法合规，其行为完全具备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论处，被告人的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的辩护人辩护认为，龙某3、龙某2、吴某1、欧某等人与被告人是工程承包合同关系，因此被告人与这几名合同相对人应当是劳务工程款，而不是劳动报酬，被告人无支付工资的义务。经查，据龙某3的证言，能够证实龙某3经同学介绍亲自找到被告人舒某获许在禾库安置区帮忙做“粉墙”工，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不言而喻，虽然证言中体现工钱计算是以“包方量”计算，即外墙19元／㎡、内墙10元／㎡，但龙某3明确“包方量”仅仅只是一种是有别于按“天数”来计算工钱的方式而已，并不代表其与被告人舒某是一种劳务作业的分包关系。同时，其与同村人龙某6、龙某10、龙某8、龙某9五人组成一个小班组自2018年6月份开始至7月份便完成了外墙800㎡、内墙800㎡的劳务工程量，且还做了面水沟，依照约定“包方量”价格计算，减去其班组预支的8000元生活费用，舒某应当支付包括龙某3在内五人的工资共计16223元。第二，据龙某2的证言，能够证实龙某2亲自找到被告人舒某获许在禾库安置区帮忙做“贴青石板”工，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不言而喻，虽然证言中体现工钱计算是按平方计算，即50元／㎡，但龙某2明确“按平方”仅仅只是一种是有别于按“天数”来计算工钱的方式而已，并不代表其与被告人舒某是一种劳务工程的分包关系。同时，其自2018年7月份开始至8月份便完成了大概300㎡的劳务工程量，依照约定的“平方”价格计算，减去其预支的200元生活费用，舒某应当支付其工资共计14000元。第三，据欧某、黄某的证言，能够证实欧某、黄某夫妻二人在离开吴某1班组之后单独为舒某在禾库安置区帮忙做“安瓷砖”工，并约定工钱按照25元／㎡计算，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不言而喻。在舒某跑路之前，其夫妻二人做了大概2万元左右的劳务工程量，且在2018年8月底舒某答应支付其夫妻二人工资以备孩子上学开支所用。这就进一步说明欧某、黄某与舒某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而不是承包关系。第四，据吴某1的证言，吴某1认可其从舒某承包了部分劳务作业，尔后组织十几个民工进行劳务施工，但是因为被告人舒某将部分劳务作业再行分包给没有企业资质的吴某1，其应对吴某1所组织的民工工资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即具有支付的义务。同时，吴某1的证言证实吴某1于2018年8月下旬因临近9月份开学时要求舒某支付8万元钱的性质是民工工资而非劳务作业的结算款项，当时舒某予以答应更能说明其认可支付吴某1所组织的民工工资的义务，即使是从被告人舒某多次供认的事实和证人侯某所作的证言内容来看，也能证实舒某于2018年8月31日从侯某处领取18万余元（包含吴某1请求给付8万元）的款项性质也是民工工资而非劳务作业的结算款项。另外凤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达的《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也确认被告人舒某具有给付吴某1工资的义务。综上，被告人舒某具有支付龙某3、龙某2、吴某1、欧某等人劳动报酬的义务，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的辩护人辩护认为，本案中，龙某1、吴某2、吴某3、石某虽然与舒某具有劳务关系，但舒某离开前双方尚未进行工资结算，舒某即使答应支付四人一部分工资，也只能归属于借贷关系，同时四人在日常中也预支了部分工资，最后结算的工资的具体金额不明确。为此，舒某与龙某1、吴某2、吴某3、石某所产生纠纷不属于劳动法调整的拒不支付工资的情形，不能使用刑法对舒某的行为加以规制。经查，龙某1、吴某2、吴某3、石某亲自到禾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工地上找到舒某并获许帮忙做工，其四人与舒某之间成立劳务关系不言而喻。同时，经双方协商，约定工资按照天数计算，即150元／天。据四人所言，2018年期间每人均做了100多天的工，依照约定工资标准计算，龙某1、吴某2、吴某3、石某的工资具体金额是清晰明了的，况且2018年8月31日舒某答应支付龙某1、吴某2、吴某3、石某的工资。2018年8月31日，被告人舒某以支付民工工资为由从项目部侯某手中拨付了18万余元劳务工程款后，在有能力支付龙某1、吴某2、吴某3、石某的工资的情况而不支付，有条件结算龙某1、吴某2、吴某3、石某的工资的情况而不结算，而是选择携款逃匿，其行为就是一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因舒某拒不支付上述四名劳动者历时3个多月之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较大，情节恶劣，依法应当使用刑法对其行为加以规制。被告人的辩护人以舒某尚未对上述四位民工的工资进行结算为托词而主张不能用刑法对舒某行为进行规制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也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的辩护人辩解认为，被告人主观上没有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故意，同时在该合伙中没有话语权，系从犯，请求法院从轻处罚。经查，本案中，被告人舒某雇佣多名民工为其工作，相互之间成立了劳务关系，同时也由其经手支付其名下民工的工资，而其在2018年8月31日以支付民工工资为由从项目部侯某手中拨付了18万余元劳务工程款后，却将该笔款项转汇至户名为邓某的银行账内，在有能力、有条件支付的情况拒不支付原来答应支付的民工工资，并且在事后采用关机、换卡、不接电话、不与受雇的民工联系等行为逃避其应当支付民工工资的义务，是一种典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虽然被告人声称其在其他合伙人要求下，才将拨付的18万余元劳务工程款项转汇他人，导致无法支付禾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民工工资。尚且不论被告人声称的事实是否存在，被告人在禾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雇请他人务工且负责支付工资的工作，其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知道需要履行支付民工工资的法定义务，应当知道将拨付下来18万余元转汇给他人将意味着无法支付禾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雇请民工工资的严重后果，应当知道采取关机、换卡、不接电话、不与受雇的民工联系等方式进行藏匿就意味着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表现，但其在未丧失意识控制能力的情况下仍实施上述行为，无论是主观或者客观上，均符合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法应当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论处。即使被告人所声称的事实存在，但就当时情况而言，被告人对下拨的18万余元劳务工程款项享有控制、管理的权限，而其将该笔款项转予他人，是导致禾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雇请民工工资得不到支付的关键之因，加之其后期采取关机、换卡、不接电话、不与受雇的民工联系等方式进行藏匿，这就更加能体现其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应当以主犯论处，而非从犯。为此，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舒某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9月22日起至2021年3月21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吴绍明人民陪审员  欧 军人民陪审员  龙晓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费立民代理书记员  李嘉莹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以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为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隐匿财产、恶意清偿、虚构债务、虚假破产、虚假倒闭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的;(二)逃跑、藏匿的;(三)隐匿、销毁或者篡改账目、职工名册、工资支付记录、考勤记录等与劳动报酬相关的材料的;(四)以其他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第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一）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二）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第四条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以限期整改指令书、行政处理决定书等文书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后，在指定的期限内仍不支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但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正当理由未知悉责令支付或者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的除外。行为人逃匿，无法将责令支付文书送交其本人、同住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负责收件的人的，如果有关部门已通过在行为人的住所地、生产经营场所等地张贴责令支付文书等方式责令支付，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的，应当视为“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