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0305民初2439号 原告：石晓原，男，1957年1月29日生，汉族，高中文化，桂林市漓江旅行社退休员工，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委托代理人：唐燚，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唐修涛，男，1969年9月2日生，汉族，广西兴安县人，中专文化，兴安县慧泽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委托代理人：孙亚平，广西论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唐重华，男，1963年7月6日生，湖南省永州市人，高中文化，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 第三人：杨伦忠，男，1953年6月6日生，汉族，广西兴安县人，硕士文化，桂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副支队长，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原告石晓原诉被告唐修涛、第三人唐重华、杨伦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28日、10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晓原及其委托代理人唐燚，被告唐修涛及其委托代理人孙亚平，第三人唐重华、杨伦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436000元及利息139520元（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436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暂从2014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2020年4月，以后利息至清偿归还完毕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5月初，原告在得知被告唐修涛出资开办的兴安县慧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瀚公司）竞买位于兴安县侧（留园斜对面）地块编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后，与第三人唐重华找到被告洽商该土地竞得后的转让事宜。经协商，被告要求原告入股慧瀚公司并在2013年5月17号前给付办理公司股东增加的工商登记手续费用36000元及公司用于交纳兴安县土地交易中心土地市场部份交易费50000元，在被告竞得土地后原告方享有该土地转让的优先受让权。2013年5月17日，原告通过桂林工商银行和桂林银行南溪支行分别以现金汇款130000元及转账406000元到被告开户的兴安县农行三台路营业部账户内。当日，被告竞得土地，与兴安县土地交易中心签订了《兴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成交确认书》。之后，被告没有与原告方办理公司的入股手续，也没有将竞得的土地转让给原告，而是将土地转让给了第三人。为此，原告找被告要求退还给付款。2014年12月26日，被告退还给原告10000元（有证据收条），尚余436000元未退。在多次追讨无果的情況下，原告2017年8月16日以民间借贷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归还给付款余额及利息。此案因借贷的举证不能，不符合作为民间借贷，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告因536000元的给付而与被告形成了债权关系，该关系并不因借贷性质不明确就予以否认或者该给付的款项可以不归还，被告只归还了10000元本金，还有436000元的本金及2014年12月26日以后的利息未偿还。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唐修涛辩称，原告就本案先以民间借贷纠纷诉被告唐修涛，经过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及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现原告再以同一被告唐修涛、同一证据转帐凭证、同一诉讼标的436000元本金，以不当得利纠纷再到贵院起诉，根据民诉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以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2012年9月20日，被告欲转让6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委托杨伦忠居间联系他人购买，被告与杨伦忠口头约定中介成功，付杨伦忠中介费300万元。杨伦忠为此找到田应龙购买被告的6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田应龙找到被告素不相识的原告于2013年5月17日转入被告账户536000元，为田应龙缴纳土地税。被告为此于2013年7月8日与田应龙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国有土地使用权63亩转让给田应龙，转让价款5040万元，并依约于2013年7月22日将田应龙叫原告转入被告帐户的536000元以兴安县慧瀚置业有限公司缴纳土地税，实际缴税634095元。该税款是田应龙负担，兴安县慧瀚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田应龙，田应龙得到被告转让的6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仅付给被告3000万元，余款2040万元至今未付。杨伦忠中介未完全成功，而田应龙因欠银行贷款等债务，被告转让给田应龙的6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拍卖，田应龙也失踪了，造成了被告2040万元的损失，原告代田应龙付给被告缴纳田应龙的土地税536000元，也因田应龙失踪而无法收回。为此，原告多次找杨伦忠要536000元，杨伦忠只得于2014年下半年带领原告多次找被告要中介费，此时被告才认识原告，因杨伦忠中介未完全成功，在杨伦忠同意下被告于2014年12月26日付给了原告10万元中介费。对此，原告在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庭审时是承认的。综上原告的损失应找田应龙要，而田应龙失踪后，原告损失要不回来，应是田应龙所欠债务而起诉被告，进行虚假诉讼。田应龙失踪后，被告还损失2千多万元，无法收回，不存在不当得利。 第三人唐重华对原告之诉请发表意见为：其于2020年8月通过朋友认识石晓原、杨伦忠，其代表广西正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就杨伦忠负责的桂北车辆检测中心项目达成初步意向，正地公司以现金3000万元用于支付项目土地款和建设资金。石晓原、杨伦忠、唐重华经多次与被告协商，最终确定土地成交价为45万元/亩，并签订了合作协议。2013年4月，杨伦忠召集石晓原、唐重华，称被告要求正地公司先出钱用于土地摘牌，唐重华当即表示项目未落实之前正地公司不可能出钱，正地公司坚持要求项目注册完成后且合法合规才可转款。只有项目公司成立且由正地公司人员出任法定代表人，土地挂拍到项目公司，正地公司才能支付土地款。但被告并未同意唐重华之意见，并称不能出钱摘牌即取消双方之前所签协议。后，唐重华将与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及桂北车辆检测中心的政府批复复印件交回给杨伦忠，由其转交被告，双方合作至此结束。2013年5月16日，杨伦忠召集石晓原、唐重华与被告重新商量前述事宜，双方达成一致的口头意向：被告同意成立项目公司，由正地公司的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并约定三天之内办好公司手续，公司账户办理好后，正地公司3000万元投资款即汇入项目公司账户。另外需要石晓原、唐重华先支付53.6万元至被告私人账户，其中50万元用于被告支付小贷公司代缴土地局保证金的利息，3.6万元支付办理公司费用。同年5月17日，石晓原分别向被告信用社账户转账13万元、40.6万元。同年5月21日，石晓原以需要内部约束为由起草了一份承诺书，唐重华在上面签订了字。次日5月22日，双方再次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明确了各方权利义务，作为最终的合作版本。同年5月25日，杨伦忠代表石晓原、唐重华向被告了解公司手续办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被告不同意开办项目公司，石晓原、唐重华即表示退出项目合作，要求被告返还53.6万元。经追讨，被告称因资金周转困难需要晚两个月退还。过后，具体款项追讨由石晓原与杨伦忠负责。而石晓原担心款项无法全额退回，遂与唐重华、杨伦忠、韦均林签订了一份分摊损失的协议。此后，唐重华对关于追索款项及其他事宜便不再清楚。 第三人杨伦忠对原告之诉请发表意见为：2020年9月20日，被告因转让6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委托杨伦忠居间服务，口头约定如居间成功则付300万元劳务费给杨伦忠。2013年4月，杨伦忠找到原告石晓原告知其被告有一宗办检车站的63亩土地需要卖，石晓原将其朋友田应龙介绍给杨伦忠。杨伦忠随即带着田应龙与被告洽谈土地购买事宜，田应龙表示出资5040万元购买被告6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田应龙同意将其负责缴纳给税务局等部门的260多万元土地税费即办证费用转入被告账户（被告将自己的农行账户给了田应龙），再与被告签订6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因田应龙购买土地资金短缺，田应龙为此向杨伦忠、石晓原、唐重华借钱，月息5分，田应龙承诺土地证办好后向银行抵押贷款归还前述借款。为此，杨伦忠筹资200万元支付给被告，相当于借给田应龙付土地费，石晓原、唐重华等人商量后将借给田应龙缴纳办土地证的土地税款53.6万元支付给被告。随后田应龙跑了，钱未归还。被告与唐重华从未相识，田应龙失踪前被告与原告石晓原亦不相识，唐重华、田应龙、唐瑜芗是原告石晓原的朋友。田应龙失踪后，原告拿不回53.6万元。因杨伦忠与唐重华、石晓原口头约定，该笔53.6万元唐重华占股60%、石晓原占股20%、唐陆山占10%、杨伦忠劳务费占10%，石晓原遂向杨伦忠主张债权，要求杨伦忠归还款项，杨伦忠被迫向原告石晓原出具了10万元借条，月息2000元，至2016年6月向原告支付利息54000元。为了将10万元借条收回，杨伦忠找到被告，希望被告支付杨伦忠10万元劳务费，将该款用于支付向石晓原出具10万元借条的款项。2014年年底，被告按杨伦忠之请求将10万元款项付给了原告。 经审理查明：原告石晓原曾以唐修涛作为被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该院立案受理后，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案号为（2017）桂0304民初2155号，石晓原在该案中提出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唐修涛归还原告石晓原借款本金436000元及利息50920元（其中以借款本金536000元按年利率6%从2013年5月27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26日止；以借款本金436000元按年利率6%从2014年12月1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时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依据的事实为：2013年5月，经第三人唐重华介绍，原告与被告相识。2013年5月27日，被告唐修涛与唐重华来到在南溪公园内原告的办公室，以其双方转让兴安县侧土地要缴纳土地税费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536000元，约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年利率6%计算利息，原告分别通过现金方式存入被告在中国农业银行卡内和通过桂林银行南溪支行汇款到被告设在兴安县农行三台营业部的账户内，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2014年12月26日，被告归还原告10万元借款。2016年8月9日，原告与朋友开车到兴安县兴桂路6号的慧泽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被告催讨借款。2017年6月8日下午18时，原告发现文件包被盗，包括上述借条在内的物品被盗丢失，原告当日向当地北门派出所报案。现在被告以各种理由搪塞不归还借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该案经审理后，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桂0304民初215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为：“2013年5月17日，原告分别通过银行转账406000元、现金存款130000元，共计536000元到被告名下账户。2014年12月26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10万元。原告主张，536000元是原告借给被告的借款，借款时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原告提供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北门派出所的报警单拟证实：2017年6月8日，原告的公文包遗失，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一并丢失。被告不认可曾向原告借款，否认向原告出具过借条，主张2014年12月26日转账10万元是支付给中介人的中介费”。该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536000元，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主张其借条已被盗无法提供，而公安机关出具的出警记录只能证明原告于2017年6月8日向派出所报警的事实，其报警丢失的物品仅为原告向公安机关的单方陈述，无法证明是否有借条丢失。原告持有银行的转账凭证、存款业务凭证，仅能证明其向被告汇款536000元的事实，不足以证明该款项是原告向被告的借款，现被告否认与原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提供了相应证据对本案借款事实提出了合理怀疑。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汇款款项的性质不明确，原告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负举证责任。现原告无法进一步举证证明原、被告存在借贷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此判决驳回了原告石晓原的诉讼请求。原告石晓原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月31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8）桂03民终301号，该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并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可知，借据等债权凭证是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关键证据。本案中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向其出具的借条已经遗失，并提供了由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北门派出所的报警单予以证实。对该报警单的效力，本院认为，该报警记录仅证实上诉人于2017年6月8日向派出所所做的单方报警陈述，无法证明借条是否遗失。即本案的借贷关系在上诉人无法出具借款凭证等有效证明的情形下无法确定。且由于本案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由于土地的转让及土地税费有经济往来，因此，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账是否是基于借贷关系及借贷对象无法判明”，由此判决驳回石晓原的上诉请求，维持了（2017）桂0304民初2155号民事判决。原告石晓原不服前述判决，于2018年10月16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坚持认为其与被告唐修涛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认为双方不存在土地的转让及土地税费经济往来，亦否认了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该院经审查认为“石晓原称唐修涛向其出具的借条已经遗失，并提供了由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北门派出所的报警单予以证实。该报警记录仅证实石晓原于2017年6月8日向派出所所做的单方报警陈述，无法证明借条是否遗失。本案的借贷关系在石晓原无法出具借款凭证等有有效证明的情形下无法确定。由于本案中石晓原与唐修涛之间的转账是否是基于借贷关系无法判明。故二审判决并无不当”，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遂于同年12月27日作出（2018）桂民申3914号民事裁定，驳回了石晓原的再审申请。现原告认为，其为被告摘牌国有土地使用权支付资金50万元及相关办证费3.6万元，共计53.6万元，在完成摘牌后，被告理应向原告退还已经支付的53.6万元，因被告已经向原告退还10万元，故还需向原告退还43.6万元，故以被告不当得利为诉因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请求。 经询，原告自述其与被告唐修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二审阶段[案号：（2018）桂03民终301号]，二审法院曾向其释明案件中可能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但原告石晓原坚持一审及上诉请求，未变更其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纠纷，涉及的案件法律事实与另案（（2017）桂0304民初2155号案件，以下简称“民间借贷案”）相同，即2013年5月17日，原告分别通过银行转账406000元、现金存款130000元，共计536000元到被告名下账户。2014年12月26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10万元。依据上述法律事实，原告石晓原曾就以涉案43.6万元系被告唐修涛向原告的借款为诉因诉至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该院已作了实体审理，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其以与被告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在二审期间，二审法院向原告释明案件可能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原告主诉的民间借贷关系可能是错误的，但原告坚持认为其与被告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维持了原判。原告石晓原对二审裁判不服，再次以其与被告存在民间借贷事实为由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之后，原告未向人民检察院陈述本案的事由，未申请抗诉。依据上述情形，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就是否涉及重复起诉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一、本案与“民间借贷案”的当事人相同，均为原告石晓原起诉被告唐修涛。二、本案与“民间借贷案”诉讼标的相同，均涉及原告向被告主张转款的53.6万元款项应当返还，虽然两案案由不同，但实质上两案的诉讼标的指向的是同一笔款项。三、原告石晓原本案的诉讼请求与“民间借贷案”的诉讼请求相同，均为要求被告唐修涛归还或返还原告43.6万元及相应利息。在前案的再审申请被法院驳回后，原告并未就案件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法律关系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而是以被告不当得利为由对原“民间借贷案”的法律事实进行重新描述，另行提起本案诉讼，实质上也是通过本案的审理否定前述“民间借贷案”的裁判结果。其次，就原告以被告不当得利作为诉因提起本案的诉讼而言，在起诉依据的事实的表述上，在本案中，原告就自己实施的转款给被告这一民事法律行为陈述了与前案完全不同的意思表示，前案中原告陈述的借款给被告的意思表示与本案中陈述的代被告支付的意思表示，在逻辑上存在根本矛盾，实际履行上不可能同时存在，也不符合一般的生活常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原告虽然在前案中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告诉，但其在“民间借贷案”一审的诉讼请求未能得到支持且二审向原告释明案件可能涉及其他法律关系时，原告始终坚持认为其与被告唐修涛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不变更其请求。在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时，原告对案件基本事实仍旧描述为被告确向原告借款，被告应予归还相应款项，对其在本案中陈述的代被告支付利息50万元及3.6万元办证费一事只字未提。而原告就本案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向法院的陈述与前案完全不同，虽然在“民间借贷案”中，有关判决并未采信原告民间借贷的陈述，但也不意味着原告可以任意以其他完全不同的事由再次起诉，对“民间借贷案”的判决不服，依法只能通过再审解决。综上所述，原告石晓原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同一标的、同一事实再次向被告唐修涛提出实质上的同一诉求，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石晓原的起诉。 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9556元，全部退还原告石晓原。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 斌 人民陪审员 彭 年 人民陪审员 龙桂林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8 书记员李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