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6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文加声，男，195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忠斌，湖北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大可，男，1965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联君，湖北亮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文加声因与被上诉人胡大可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8）鄂1002民初1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加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涉案房屋是为解决干警住房困难的矛盾，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由沙市区公安分局西区派出所作为改建单位，以集资改建住宅楼的名义修建的，该房屋从开始申请立项到与开发商合作修建，最后到办证等整个程序都是由沙市区公安分局及西区派出所完成。被上诉人胡大可并非沙市区公安分局西区派出所干警，也不是沙市区公安分局干警，其与沙市区公安分局西区派出所没有任何关系，毫无资格与沙市区公安分局西区派出所签订《集资改建住宅楼协议》，无权享受该集资改建住宅楼的方式带来的福利购房，不能合法拥有该房屋。2、上诉人当时是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副局长兼西区派出所所长，且是全国优秀派出所所长，是荆州市公安系统的一面旗帜，加之当时其前妻正在和他闹离婚（此后离婚），为了工作不受影响，也为了防止前妻分割该房产，故以其妹夫胡大可的名义办理购房手续，以至于最终房产证登记在胡大可名下。3、该房产自交付使用后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上诉人委托的人进行管理，收益都归上诉人所有，包括本案胡大可也受托管理过一段时间，这一点也印证了上诉人是该房产的所有人。4、胡大可出生在湖南的一个贫寒的家庭，与上诉人之妹文冬泉结婚后因家庭条件有限一直居住在岳父母家中，上诉人作为兄长为尽照顾之责将他们全家带到沙市谋生，期间上诉人多次不间断的为胡大可安排工作，胡大可在上诉人的安排下分别在沙市粮食局、××青少年宫、××民乐菜场、××派出所联防队等地方工作，上诉人在1997年还为胡大可一家争取了一套房管局公有住房，胡大可一直以来无固定职业和收入，其妻也一直在家从未工作，夫妻二人育有三个小孩，胡大可当时没有经济能力购买该房产，购房款是由上诉人支付，该房款总价值322000元，都是上诉人支付，该事实已由开发商梅运来所证实。5、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业务意见：“根据物权法第17条的规定，不动产产权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该证书是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只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与实际权利状况并不一定完全吻合，原告认为该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错误的，对该不动产主张权利的，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证据足以证明原告才是真正权利人，应当否定不动产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的权利，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无论从购房资格还是实际出资，以及交房后的使用管理、胡大可的经济能力等都足以认定上诉人就是实际权利人。6、涉案房产是沙市区公安分局为解决部分干警住房困难而以职工集资改建住宅楼的名义立项修建，得到了上级有关政策的支持，带有福利性，但本案纠纷不是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是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也不是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应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胡大可辩称：1、20年前答辩人购买涉案房产、权属来源相关文件及证件，如“计委、土地、建委规划文件、合资决定、施工合同、分局证明、本人集资合同、发票、身份证、代理人证明、平面图、决算发票”以及“荆州房权证沙字第**（1999年）”，“荆州市不动产权第0008346号（2018年）”等，已经充分证明答辩人拥有涉案房产。2、上诉人称自己是荆州公安系统的一面旗帜，一个曾经服过刑的罪犯竟成了公安系统的一面旗帜，该说辞不仅与本案无关且非常滑稽可笑。3、上诉人文加声由公安派出所所长蜕变为一个犯罪分子，霸道之状可想而知，其霸占答辩人房产20年之久，却说该霸占行为“印证了文加声就是该房屋的所有人”？怎么会有这样荒唐的思想，这么荒唐的逻辑？4、上诉人认为答辩人没有经济能力购买涉案房产，进而推定自己对涉案房产拥有所有权，同样荒唐天真！放眼当下之中国，有几个人能够一次全款购买一套房产？上诉人为什么不去质问沙市公安分局，质问西区派出所，质问不动产登记部门呢？上诉人陈述自己支付房款322000元完全是凭空胡诌。5、《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法律没有另行规定也没有做出解释：“不动产权属证书只具有推定的证据的效力”，上诉人没有证据推翻答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该“不动产权属证书”就非仅有推定的证据效力。6、上诉人主张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对此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反而上诉人提交的是答辩人与西区派出所签订的“集资改建住宅楼协议”以及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向答辩人核发的“荆州房房权证沙字第**（999年）”，上诉人想以此证明自己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其荒诞性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文加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沙市区航空路××号综合楼2单元1层1号房产属原告文加声所有；2、请求判令被告配合原告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即将沙市区航空路××号综合楼2单元1层1号的产权人胡大可变更为文加声；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1996-1997年间，原告文加声系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副局长兼沙市区分局西区派出所所长。被告胡大可系原告文加声的大妹夫。1997年初，西区派出所为解决干警住宅困难的矛盾，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拟集资改建住宅楼房一栋，由于资金短缺，经研究采取集资合建的办法予以解决。因此，西区派出所作为改建单位，分别与集资人签订了“集资改建住宅楼协议”，并由案外人梅运来承建了该房屋。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西区派出所于1997年1月5日与胡大可签订了“集资改建住宅楼协议”约定，一、住房楼的修建任务全部由甲方承担。二、乙方按照造价每个平方345.32元，集资55596.52元，交与甲方（作改建住宅楼专款专用）。三、住房改建竣工后，甲方应负责安排面积为161平方米**住房西门****，付与乙方……等条款。在乙方（集资人）签名处盖有胡大可的私章。同日，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西区派出所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胡大可集资购房款55596.52元。案外人梅运来于1997年9月8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胡晨（胡大可之子，1995年6月生）同志房屋款合计人民币计壹拾弍万元整。1997年10月该房屋修建完工后，西区派出所依协议约定将房屋分配给了集资人。1997年12月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向房屋产权管理所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此有沙市公安分局西区派出所以干警集资方式在洪门路25号与拆迁户共修住宅楼一栋，共21套，其中干警15套。分局同意该所干警以成本价参与建房，现委托我局干部李以新前来办理西区所15名干警住宅楼产权证，其产权归干警本人所有。房屋产权管理部门依此办理了上述西区派出所自管房集资分户产权登记。其中，坐落于沙市区航空路××号综合楼2门****的案涉房屋，于1999年2月11日，登记在被告胡大可名下，房屋建筑面积为130.02㎡。该房屋由原告文加声使用、管理至今。现原告文加声以该房屋系单位集资建房由其出资购买，借用被告胡大可之名登记，并要求确认该房屋为其所有、胡大可协助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为由诉至法院，而成讼。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原告提出案涉房屋系其所在单位集资建房，且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故案涉房屋的权利应由借名人即原告享有的主张，其就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首先，若原告坚持认为案涉房屋系其所在单位集资建房，此房屋系其单位职工身份福利，那么因该房屋的福利属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关于“凡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之规定，此类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工作范围，原告的起诉应予以驳回。然后，借名买房,是指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借用他人名义，并以他人名义登记房屋所有权的行为，借名人与出名人双方形成借名买房合同关系。纵观原告所举证据，均无法证明原、被告间形成了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亦无法证明案涉房屋系原告全额出资购买。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对抗被告已登记的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效力。故原告的诉求不能得到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文加声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26元，由原告文加声负担。二审中文加声向本院提交了一份2012年11月15日涉案房屋办理土地证费用的收款收据，证明办证费用是上诉人缴纳的。胡大可的质证意见为：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收据上载明的是“收到胡大可壹万陆仟元办证费”。土地证在本案中是很重要的材料，经过了一审诉讼和行政诉讼。胡大可买房是在1999年办理的房产证，按票据记载办理土地证的时间是2012年11月15日，在2015年国家将原来的土地证和房产房产证二证为不动产权证。因为胡大可的房产证被盗，手中拿有复印件，去不动产中心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涉案房产已经被一个叫张丽华的人办理了土地证，是假的房产证办理了真的土地证。胡大可就对荆州市国土资源局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名字为张丽华的土地证无效，荆州市国土资源局说他们没有办这个证，所以法院判决胡大可胜诉。之后胡大可拿着（2016）鄂1002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新的不动产权证。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任何主张。本院对上述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涉案土地证的颁证行为已经被生效判决所撤销，由此形成的办证费用收据不具有合法性，且收据载明的依然是“收到胡大可壹万陆仟元办证费”，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胡大可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与二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2、上诉人主张的借名买房的事实是否成立；3、胡大可能否成为涉案房屋的权利人。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判断一个民事行为是否属于上述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行为，或者说是否属于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要从实施该民事行为的主体关系，民事行为的内容，甚至是实施民事行为的背景事实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本案中诉争房屋虽系西区派出所集资建房，但本案争议的核心是涉案房屋的权属，是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权利义务争议，可以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6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物权的，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不动产登记薄作为公文书证，其对不动产物权权利归属的证明是通过法律上权利推定这一方式完成的，若当事人就登记簿上的记载的物权归属发生争议，则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首先被推定为真实权利人，对此无需举证证明，而否定不动产登记簿证明力的当事人不但要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还必须证明自己对该不动产享有物权。本案中，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胡大可首先被推定为真实的权利人，上诉人主张借名买房的事实成立，其为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上诉人对此应负较多的举证责任，在缺乏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上诉人除了要证明基于何种原因将房屋登记到被上诉人名下还要证明房屋购买出资状况。所谓“借名买房”的原因一般是基于借名人不具有购房资格，需要借用他人名义购买房屋，但本案中涉案房屋系上诉人当时的工作单位西区派出所为解决单位职工住房困难集资而修建，上诉人系单位职工，本身具备购房资格，根本无必要借用胡大可名义购买房屋，其向本院陈述的借名购房原因一是当时其前妻（西区派出所职工）正在和他闹离婚（此后离婚），为了工作不受影响，也为了防止前妻分割该房产，二是其是局里的领导，购买涉案房屋的开支很大，害怕纪委调查。本院认为，上诉人关于借名原因的主张仅为其个人陈述，无相关证据证实，且其陈述的原因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不具有正当性，上诉人不能对借名的原因做出合理解释。关于购房出资状况，胡大可在一审提交了集资建房款收据和案外人梅运来出具的12万元的收条，上诉人仅提供了一份案外人张丽华向中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打款202000元的支付凭证，上诉人主张胡大可手中持有的购房款收条原件是其实际出资以胡大可名义支付办理的，张丽华所转款项系对涉案房产剩余购房款的支付。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支付凭证形成于一审诉讼之中，荆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早在1999年2月11日便为涉案房屋颁发了房产证，在距离涉案房屋买卖过去20余年之后上诉人向开发商支付剩余购房款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而胡大可提供的两张收条形成于1997年购房之时，收条载明内容与胡大可相关联，且胡大可持有收条原件。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亦不能对购房款收条原件保存在在胡大可手中做出合理解释，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外，一审法院就12万元收条的付款情况向案外人梅运来调查核实形成笔录一份，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一审法官曾要求梅运来出庭作证，上诉人亦未提出该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梅运来实际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诉人关于借名买房的证据不足，不能推翻本案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的物权状态，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虽然涉案房屋系单位集资建房，胡大可原不具有购买资格，但本案所有购房手续均署名胡大可，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所在单位存有异议，代表上诉人所在单位对胡大可的购房行为的认可，胡大可的购房行为亦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胡大可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在上诉人无相反证据证明真实的物权状态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不一致，其为真实权利人情况下，则推定本案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胡大可为涉案房屋真实权利人，上诉人关于胡大可不具有购房资格不能成为涉案房屋权利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但裁判结果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26元由上诉人文加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 芳审判员 葛筱立审判员 杨叶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张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