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39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法定代表人：武永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筱颖，甘肃法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杭州安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创科技中心******div>法定代表人：戴其其，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扬，男，198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男，198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之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安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3民初3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宝之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3民初372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双方之间的合同己变更为2019年1月17日的《车辆销售／预定合同》。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7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本案中，宝之杰公司已经通过安步公司在兰州的购车负责人罗某，就合同的变更达成了一致。罗某是安步公司任命的购车负责人，在双方以往的交易中，宝之杰公司也是通过罗某进行交易的，对宝之杰公司来说，罗某的行为即代表安步公司的行为，因此，罗某对本案合同变更的认可，足以发生本案合同变更的法律后果。其次，罗某是否有权决定变更车架号，属于安步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应归责于宝之杰公司，且罗某的证言已经明确表示通知了安步公司内勤，结合双方以往的交易习惯，宝之杰公司有理由相信双方己经就合同变更达成了一致。在市场交易中，当交易习惯与合同约定不一致时，应认定交易习惯起到变更合同约定的效力，并以交易习惯作为标准来判断双方的履行行为。一审判决未审查安步公司全国购车的交易习惯，在宝之杰公司己经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安步公司交易中存在大量变更车架号行为的情况下，仍简单的以合同否定交易习惯，有违案件基本事实。二、本案不存在合同不能履行或无法履行的情形。车架号的变更并不影响车辆的性能和使用。从安步公司的经营模式和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车架号的变更，是交易过程中常有的事情，不影响双方合同的履行，而且同一品牌、同一款式的车辆，车架号不同也并不会影响车辆的性能和使用，变更后的车架号为4002的车辆也不存在质量问题，已满足了购车用于正常驾驶的目的，不会导致安步公司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而且汽车作为种类物，并非不可替代，且车架号对安步公司也不具有特殊意义。现安步公司以车架号变更为由主张合同无法履行，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综上所述，本案双方合同已变更，不存在继续履行障碍，安步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按照合同约定，安步公司延期提车，产生的相应保管费用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安步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合法，应予以维持。罗某仅是安步公司采购，无权变更合同。一审中已明确双方约定的车辆无法交付，故购车合同也无法履行。请二审法院驳回宝之杰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安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宝之杰公司向安步公司归还购车款326800元及利息5923.25元（以326800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4.35％由2019年3月1日计算至2019年8月1日）；以上共计332723.25元；2.判令宝之杰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中，安步公司增加诉讼请求：请求解除争议双方于2019年1月16日签订的《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预定合同》。宝之杰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安步公司继续履行双方2019年1月17日签订的《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销售／预定合同》，将合同中约定的车辆立即从宝之杰公司提走；2.判令安步公司向宝之杰公司支付逾期提车的车辆保管、看护费用3600元；3.判令安步公司承担全部本诉、反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6日，安步公司（买受方、甲方）与宝之杰公司（出售方、乙方）签订《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预定合同》，内容“甲方向乙方购买车辆，交车地点：兰州宝之杰；车型：大指挥官；排量：2.0Ｔ；发动机号：1107752；底盘编号：×××17；车型：大指挥官耀享版；车身颜色：白色；内饰颜色：黑色；排量：2.0Ｔ；购车价格：326800元。甲方提车时须付清全部款项，如其他单位或个人（第三方）为甲方代为付款请填写《代付证明》；就合同车辆，乙方账户显示收到合同金额后，甲方才能提货。甲方在提车前在提货地点对所购车辆进行检验，检验后双方签署《车辆交车单》；若甲方对所购数量、外观、型号、颜色、配备及规格存在异议，应当场提出，经乙方确认后乙方给予合理解决；如甲方当场没有提出异议，视为一方已经完全履行本协议；具体情况见《车辆交车单》。甲方向乙方支付定金后本合同生效；乙方在到货后向甲方发出提车通知，甲方须在接到通知后7日内提车，向乙方支付剩余车款；若超出7日内，每逾期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车款的0.5％违约金；若逾期不付款，不提车超出20日，乙方有权处理该车辆，且全部定金不予退还。乙方向甲方出售车辆，必须符合国际汽车产品标准或行业标准，并符合出厂检验标准，达到产品说明书，载明技术指标符合车辆落籍地政府关于尾气排放标准。车辆是合法进口产品，并能通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检验，可以上牌行驶；双方车辆质量认定有争议的，以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部门的书面鉴定意见为处理争议的依据。车辆出售后，其售后服务及保修参照生产厂商关于车辆的《说明书》和《保修手册》执行，甲方使用汽车前应阅读说明书、用户使用手册或保修手册等相关资料。在保修期内车辆由于人为破坏、使用、保养不当、装潢、改装不当造成的质量问题，或者到生产厂商认定范围以外的维修点进行修理造成质量问题，由甲方自行承担后果”。2019年1月17日，安步公司通过杭州银行网银向宝之杰公司转账326800元。另查明，2018年10月19日，宝之杰公司向安步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内容“贵司的款项汇入我公司财务经理的账户；账户信息：刘维杰”。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安步公司与宝之杰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签订的《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预定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达成合约目的。现双方履约发生争议，且对各自的责任各执一词。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点：一是双方于2019年1月16日签订的《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预定合同》是否已发生变更；二是如何认定争议双方的违约责任。关于合同是否变更的问题；审理中，宝之杰公司陈述涉案合同应为“2019年1月17日签订的《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销售／预定合同》”，并就该主张申请证人罗某、周某出庭作证。证人罗某陈述“我于2018年8月受雇于杭州安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5月离职；作为涉案车辆的采购，我于2019年1月17日收到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永梅发来将车架号由3617变更为4002的合同，并通知车辆已经准备好，可以随时提车，我将该信息告知公司内勤；因杭州安步当时没有找到买车的下家，也就没有提车；同时，2019年4月份，武永梅给我打电话，询问什么时候提车，当时杭州安步还是没有找到下家，我就说先放着，找到买家就去提车，所以这个车就一直放着没有提”；证人周某陈述“我系杭州安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甘肃区域经理；2018年10月调任全国采购总监，2019年7月10日离职，罗某作为涉案车辆的采购经办人向我申报车辆的价格，我审核通过后，按照公司流程走风控、财务流程，然后通知公司给宝之杰公司打款；罗某作为采购人员可以变更合同的车架号”。安步公司对宝之杰公司的上述陈述意见、证人罗某的证言均不予认可，对证人周某陈述“罗某作为采购人员可以变更合同的车架号，不需要经过公司同意”的证言不予认可，对其他证言无异议。经询问，证人周某就其“罗某作为采购人员可以变更合同的车架号”的证言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对此，本院认为，第一，结合周某陈述“我不负责合同的审核，我不知道合同价格之外的内容，合同的审核属风控部门”的证言分析，一是合同内容的变更并不属周某的工作权责范畴，其无权审核合同；二是周某的证言与涉案合同约定内容发生变更应于提车当天签订《车辆交车单》确认的事实不相符；三是也不符合其陈述的风控部门对合同的审核职责；四是周某与安步公司存在正在进行的劳动争议诉争；故对证人周某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第二，证人罗某就其证言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其证言与第一次庭审中武永梅本人陈述“不让提车是因为周某守在我们公司不让提”的意见相矛盾，武永梅亦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其通知过罗某。据此，罗某的证言除了其单方陈述，缺乏其他可以印证的旁证形成证据链，故对罗某的证言，本院亦不予采信。第三，查证宝之杰公司单方提交的涉案《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销售／预定合同》（2019年1月17日），此合同所列“发动机号、型号、底盘编号、保险、装潢”项目均与涉案合同（2019年1月16日）栏不一致，“发动机号、型号”栏空白；对此，宝之杰公司不能合理地说明缘由。结合以上三点，宝之杰公司主张涉案合同已变更，该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又因，审理中，争议双方均认可双方于2019年1月16日签订的《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销售／预定合同》确定的涉案车辆已无法交付。由此，涉案《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销售／预定合同》（2019年1月16日）已不能继续履行，故安步公司要求解除该合同，该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通过以上分析认定，本院认为，涉案《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销售／预定合同》（2019年1月16日）解除后；宝之杰公司应当退还安步公司购车款326800元。关于违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结合前述查证合同约定，安步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印证其提车的具体时间，故其主张诉争发生前的利息5923.25元，该诉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结合前述认定意见，宝之杰公司反诉主张车辆保管、看护费3600元，该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杭州安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签订的《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预定合同》；二、被告（反诉原告）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原告（反诉被告）杭州安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购车款326800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杭州安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9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2430元，合计8720元，由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7020元，杭州安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7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5元，由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对于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宝之杰公司主张宝之杰公司、安步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将2019年1月16日签订的合同进行了变更，并提交了2019年1月17日《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销售/预定合同》，该合同中没有安步公司的签字、盖章。宝之杰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就变更合同已达成一致，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宝之杰公司、安步公司在2019年1月16日签订的《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预定合同》中明确约定车辆底盘编号为×××17，即已将交易标的由种类物明确为特定物。宝之杰公司认可已将该底盘编号车辆出售第三人，无法依约向安步公司交付该车辆，属于上述条款规定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故一审判决解除上述合同，判令宝之杰公司返还购车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宝之杰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65元，由上诉人兰州宝之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华审 判 员  赵晓金审 判 员  康军卫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景晓敏书 记 员  蒋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