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33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邢忠，男，1962年4月8日生，××族，住启东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晓东，男，1971年1月10日生，××族，住启东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栋，江苏禾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峰建筑支行，住所地启东市汇龙镇港西路中邦上海城**。负责人：徐冬雷，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澄伟，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浩鑫，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仁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启东市吕四港镇鹤城北路。法定代表人：赵建兵。原审第三人：苏州肯德基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高新区珠江路**创新中心****。法定代表人：黄进栓，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亚宾，江苏新天伦（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邢忠、沈晓东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峰建筑支行（以下简称启东农商行）、南通仁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泰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苏州肯德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德基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1民初7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邢忠、沈晓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启东农商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有关事实认定错误，并且遗漏对案件相关事实的审查及认定。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租赁标的先由仁泰公司出租给案外人启东市吕四宾馆（以下简称吕四宾馆），后由周锦刚转租给上诉人邢忠、沈晓东错误。1、《联合租赁经营协议书》第三条明确“联合经营期间，仍沿用原吕四宾馆营业执照”，因此，仁泰公司与吕四宾馆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实际就是仁泰公司与周锦刚、邢忠、沈晓东订立，吕四宾馆仅是周锦刚、邢忠、沈晓东三人使用的联合经营主体，否则邢忠、沈晓东也不可能在《房屋租赁合同》上签字。2、《房屋租赁合同》、《联合租赁经营协议书》及与肯德基公司的《租赁合同》、《同意转租证明》均在2014年1月25日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订立前形成，但因周锦刚无力投资，于2013年11月退出联合经营，才由仁泰公司与邢忠、沈晓东直接订立案涉协议。3、案涉协议租赁标的不仅包含仁泰公司的自有房屋，还包含了彭兴、朱美兰的房屋，（2016）苏0681民初1756号（以下简称1756号）彭兴、朱美兰诉仁泰公司及周锦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彭兴、朱美兰明确其房屋系被仁泰公司转租他人(沈晓东)用于经营浴场，而非周锦刚承租，据此说明案涉协议租赁标的是由仁泰公司直接租赁给邢忠、沈晓东，并不是由周锦刚转租给邢忠、沈晓东。且在彭兴、朱美兰与仁泰公司租赁合同解除后，该房屋至今仍由沈晓东承租。4、对于周锦刚在1756号案中的辩称，法院已认定“周锦刚有违诚信之嫌，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却将周锦刚在该案中被认定为虚假的陈述，在本案中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显然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邢忠、沈晓东与仁泰公司签订及履行《房屋租赁协议书》不合常理错误。1、2014年1月25日订立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并不是重复建立租赁关系，而是对《房屋租赁合同》的变更，形成新的租赁关系。2、在《吕四宾馆租赁与经营方式的补充协议》的第六条“前期乙方已支付给甲方的租金，放在甲方年租金总额中按实结算”的内容中看出，(1)邢忠、沈晓东在2014年6月9日前已支付了租金；(2)周锦刚认可收到过邢忠、沈晓东支付的租金；(3)邢忠、沈晓东除在2014年1月27日一次性支付仁泰公司2700万元租金外，此后从未支付。周锦刚当时即是仁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又是吕四宾馆的投资人。案涉协议标的是仁泰公司的，也就是周锦刚的，整个租赁关系中周锦刚一人扮演多个角色，周锦刚在《补充协议》中认可收到的租金就是代表仁泰公司。因此不存在签订和履行的矛盾。三、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的签订存在损害启东农商行抵押权的恶意错误。1、邢忠、沈晓东在与仁泰公司订立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时，根本不知晓江苏中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向启东农商行借款及由仁泰公司以案涉协议标的作抵押保证的情况，仁泰公司也未向邢忠、沈晓东告知案涉协议标的已抵押给启东农商行。2、2014年1月27日，仁泰公司与启东农商行设立抵押权，但实际中信公司借款时间为2015年4月25日，借款合同作为主合同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为2015年4月25日，则抵押合同作为从合同在2015年4月25日才发生效力。在仁泰公司与邢忠、沈晓东签订案涉协议及支付租金时该抵押合同尚未生效，且生效时间在15个月之后，何来损害启东农商行抵押权的恶意。3、在借款发生的前15个月设立抵押权明显不合常理，启东农商行与中信公司、仁泰公司存在故意设置抵押权，达到某种不法目的的可能。四、一审法院认定邢忠、沈晓东与仁泰公司之间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错误。1、租金约定为每年250万元，二十年租金为5000万元，但考虑到每年产生的利息，一次性支付2700万元并不属大幅度降低租金的情形。2、仁泰公司2013年1月30日向沈晓东借款2700万元是通过江苏银行委托放贷，银行有责任协助委托人收回委托贷款本息，并及时划付到委托人账户，故仁泰公司归还沈晓东借款时必须要通过江苏银行进行交易处理，不能直接将应还借款与应付租金进行抵销。3、虽然是一笔900万元的款项通过3次循环流转形成2700万元的转账及支付，但是沈晓东每次收到款项的来源是江苏银行的待转企业委托贷款(个人出资)基金，沈晓东收到还款后即向仁泰公司提供的账户支付案涉协议的租金。通过流转，仁泰公司借沈晓东的2700万元已归还，沈晓东也向仁泰公司支付了2700万元的案涉协议租金，不存在邢忠、沈晓东未支付租金的情形。当事人之间的行为符合交易习惯。五、一审法院对中信公司向启东农商行借款5300万元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使用情况未作审查不当，这直接关系到启东农商行是否享有抵押权。且该笔5300万元的款项到中信公司账户后并未发生钢材买卖的事实，资金去向不明，中信公司至今也未偿还该款，明显存在骗取贷款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邢忠、沈晓东与仁泰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无事实依据。启东农商行辩称：仁泰公司和邢忠、沈晓东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启东农商行的主观故意，也实际完成了损害启东农商行利益的行为，符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构成要件，应当依法认定仁泰公司与邢忠、沈晓东2014年1月2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无效。一、依据法院历次审理中查明的事实，能够证实邢忠、沈晓东的法律地位是案涉房屋的次承租人，邢忠、沈晓东认为其法律地位是承租人，无法逻辑自洽。二、1756号民事判决书中有关叙述恰恰能证明沈晓东的次承租人身份，邢忠、沈晓东罔顾事实，在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对该判决书叙述进行曲解。1、1756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彭清、朱美兰诉称，因仁泰公司未能按时支付2015年度房租，并擅自将涉案房屋转租他人，以及改变房屋结构用于经营浴场”，其中彭清、朱美兰并未说明转租给沈晓东，邢忠、沈晓东毫无依据地将“他人”理解为沈晓东错误。假设“他人”就是沈晓东，也不能当然地推导出彭清、朱美兰的房屋就是由仁泰公司直接租赁给邢忠、沈晓东，并不能排除邢忠、沈晓东作为次承租人的可能性；2、周锦刚在1756号案件中前后矛盾的陈述在于是否代表仁泰公司签订了与彭清、朱美兰的租房协议，其对于自己将案涉房屋转租给沈晓东的表述并没有改变，前后一致；3、结合周锦刚和仁泰公司在1756号案件中的陈述，能够推导出彭清、朱美兰的房屋是由周锦刚经营的吕四宾馆实际使用，周锦刚将房屋转租给沈晓东，沈晓东对吕四宾馆整体重新装修后经营至今，其在本案中相对于仁泰公司来说，就是次承租人。三、仁泰公司及邢忠、沈晓东正是利用了抵押合同生效到抵押权设立之间的时间差进行了一系列损害启东农商行利益的操作，存在恶意串通的故意。四、即使邢忠、沈晓东能够解释2700万元通过资金回转方式打款的原因，也无法合理解释为何599400元的流转也形成了回路，更无法解释付款函为何存在倒签的情况。邢忠、沈晓东的目的其实很明确，就是恶意串通，损害启东农商行抵押权的实现。五、根据物权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因此无论启东农商行何时发放款项均不影响抵押权在2014年1月27日设立的事实，也不影响抵押合同在2014年1月22日生效的事实，且该事实已由（2016）苏0681民初856号（以下简称856号）生效判决书确认，邢忠、沈晓东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指控启东农商行有关人员与中信公司共同实施骗贷犯罪，属于恶意诽谤，启东农商行保留采取相应法律措施的权利。综上，邢忠、沈晓东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肯德基公司述称：中信公司在向启东农商行贷款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希望二审法院对该节事实一并审查。启东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仁泰公司与邢忠、沈晓东于2014年1月2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无效；2、判令仁泰公司、邢忠、沈晓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项下租赁标的抵押登记的事实认定启东农商行要求确认无效的《房屋租赁协议书》的租赁标的系启东市吕四港镇环城北路××号1-11层及附楼（以下简称××号房地产），该房地产出租人为仁泰公司。2014年1月22日，启东农商行作为贷款人与案外人中信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启东农商行向中信公司发放贷款5500万元；同日，启东农商行作为抵押权人，与中信公司作为债务人、仁泰公司作为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仁泰公司以其所有的××号房地产［房屋产权证号启东房权证字第00××**9至00×××31，土地使用权面积3140.70㎡、土地权证号启国用（2010）第××号］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014年1月27日，双方就仁泰公司所有的××号房地产办理了抵押权登记。2015年4月25日，启东农商行向中信公司发放贷款5300万元，中信公司出具了借款借据，借款到期日为2016年1月21日。借款到期后，中信公司仅归还了部分借款利息。启东农商行催要未果，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11日作出856号民事判决，判决中信公司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启东农商行对××号房地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等。判决生效后，中信公司未履行判决义务，启东农商行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二）关于本案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由来及所涉《房屋租赁协议书》之合同内容、履行情况的事实认定在856号生效民事判决执行过程中，邢忠、沈晓东向一审法院执行局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5日的《房屋租赁协议书》，该合同甲方为仁泰公司，乙方为邢忠、沈晓东，双方约定：一、甲方同意将××号房地产及设备设施（包括消防、空调）等全部设施设备租赁给乙方经营使用。二、租赁期限为二十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33年12月31日止。三、租金计算及付款方式：房屋租金为每年250万元。按年给付，当年度租金于每年的1月30日前支付完毕，租金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四、因甲方急需资金，应甲方要求，由乙方将2014年1月1日起至2033年12月31日止的二十年房租金一次性支付给甲方。考虑到多种因素，甲方对乙方一次性支付二十年的房租金予以一定幅度优惠。经协商，甲方同意乙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贰仟柒佰万元（27000000.00）作为2014年1月1日起至2033年12月31日止的房租金，由乙方在2014年1月31日前汇入甲方指定账号。八、租赁期间，乙方因经营需要对房屋进行装修，其装修施工及使用资金由乙方自理。合同还就其他相关事项作了约定。邢忠、沈晓东表示该租赁协议早于抵押登记时间，要求抵押房产带租拍卖、变卖。启东农商行遂提起本案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关于该《房屋租赁协议书》的履行。邢忠、沈晓东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5日，仁泰公司向其出具的《付款函》，内容为：关于你方承租我公司名下的启东市吕四宾馆。2014年1月1日至2033年12月31日的二十年租金计贰仟柒佰万元（27000000.00），请汇入周锦刚名下的江苏银行，账号：62×××41及杨忠诚名下工商银行吕四支行，账号62×××98。同时，邢忠、沈晓东提供了沈晓东于2014年1月27日向周锦刚上述账户汇款1800万元的转账回单及向杨忠诚上述账户汇款959.94万元的转账凭条。关于所支付租金的资金来源，邢忠、沈晓东向法院提供了公证书、借据（周锦刚系2700万元借贷的连带责任担保人）、转账凭证、江苏银行放款通知书，证明仁泰公司对沈晓东负有2700万元的借贷债务，上述2700万元是仁泰公司归还沈晓东的借款2700万元后，沈晓东又把该2700万元作为租金支付至仁泰公司指定账户。2013年1月31日，沈晓东名下江苏银行账户62×××39（以下简称8139账户）初始余额为1600万元，杨忠诚当日经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62×××98（以下简称0798账户）向沈晓东名下8139账户汇款1100万元后，沈晓东该账户内余额为2700万元；当日,该2700万元分2000万元、700万元两笔经江苏银行待转企业委托贷款（个人出资）基金账户50×××02（以下简称江苏银行0002账户）汇入仁泰公司名下江苏银行50×××90账户（以下简称8390账户）内；当日，其中1700万元由仁泰公司该账户又汇至杨忠诚名下0798账户内。次日即2013年2月1日，仁泰公司账户内1000万元亦汇至杨忠诚名下0798账户内。仁泰公司向江苏银行出具的借款借据载明借款期限自2013年1月31日至2014年1月29日，利率21.6%（年），借据号为50×××01。一审法院对周锦刚、仁泰公司、沈晓东、杨忠诚等名下银行账户于2014年1月27日发生的交易明细进行调查并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1月27日，仁泰公司名下8390账户初始余额为10349.57元，沈晓东名下8139账户初始余额为1261.14元。周锦刚通过其名下江苏银行账户62×××41（以下简称7841账户）向仁泰公司8390账户转账900万元，仁泰公司收到900万元后经江苏银行0002账户转至沈晓东名下8139账户，同日仁泰公司8390账户收到杨忠诚名下0798账户转账的599400元。沈晓东8139账户收到仁泰公司的900万元后，将900万元转账至周锦刚7841账户。周锦刚收到900万元后，再次将900万元转至仁泰公司8390账户。仁泰公司收到900万元后，再次经江苏银行0002账户转至沈晓东名下8139账户。沈晓东8139账户第二次收到900万元后，再次将900万元转账至周锦刚7841账户。周锦刚收到900万元后，第三次将900万元转账至仁泰公司8390账户，仁泰公司将900万元连同此前经杨忠诚0798账户汇来的599400元第三次经江苏银行0002账户转至沈晓东名下8139账户。沈晓东8139账户收到9599400元后，又将该款转入了杨忠诚0798账户。另查明，周锦刚名下7841账户开户时间为2014年1月27日。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期间，仁泰公司、沈晓东、杨忠诚三者银行账户之间曾发生多笔巨额资金往来。邢忠、沈晓东还提交了投资装修的资金明细、沈晓东签字的付款凭证等，以证明其于2013年7月便实际占有案涉房屋并对房屋进行装修。（三）关于××号房地产所涉各当事人之间其他租赁合同的审查及事实认定1、仁泰公司与吕四宾馆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肯德基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仁泰公司作为甲方、吕四宾馆作为乙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愿意将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号房地产，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暂定为十五年；如乙方到期还需租用，甲方有权优先续租给乙方使用；租金为每年250万元，租金在签订本合同时每年为一次缴款期限，乙方一次性交付给甲方，后续租金每年乙方应提前一个月内一次性交清，六年内以此类推，第四年起每年在上一年租金的基数上递增10%；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仁泰公司在该合同的出租方单位处加盖印章、杨忠诚在“法人代表”处签名，吕四宾馆在承租方处加盖印章、周锦刚在“法人代表”处签名。该合同无落款时间。合同每一页均有案外人吕四宾馆的印章及周锦刚的签名，同时均有邢忠、沈晓东的签名及肯德基公司的印章。启东农商行及邢忠、沈晓东对该合同上的签名、盖章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启东农商行认为该合同租金每年250万元与市场价相差甚远，应以其提交的合同复印件上载明的每年850万元为准，该主张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邢忠、沈晓东认为其是以承租人身份在合同上签名，但合同上载明的承租方仅有吕四宾馆，邢忠、沈晓东的签名仅出现在合同每一页的最下方，在同样位置也有肯德基公司的印章，邢忠、沈晓东主张其在该合同中系承租人身份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根据该合同，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就××号房地产吕四宾馆（周锦刚）与仁泰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租赁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租金为每年250万元。邢忠、沈晓东、肯德基公司对该租赁关系知晓并认可。2、周锦刚（吕四宾馆）与邢忠、沈晓东之间的《联合租赁经营协议书》启东农商行向法院提交了2013年8月2日案外人周锦刚（吕四宾馆）作为甲方与邢忠、沈晓东（启东温莎堡娱乐休闲有限公司）为乙方签订的《联合租赁经营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将吕四宾馆主楼和附属用房及设施设备（包厢客房部空调等全部设施设备）租赁给乙方经营使用，租赁期限为十五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租金每年250万元，按月付款，打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将吕四宾馆租赁给乙方后，再以股东身份参与乙方的经营活动，重新组合联合经营体，联合经营体名称为吕四宾馆温莎堡浴场，仍使用原吕四宾馆营业执照，联合经营体组成人员为：周锦刚、邢忠、沈晓东等三人。联合经营期间所有投资与收益分配比例各为三分之一。联合租赁经营后，经营场所室内装修、装潢费用由股东三人共同承担，按比例出资。联合租赁经营后，所有宾馆维修及桑拿洗浴场所的装潢、装修设计、施工及浴室设施设备的采购等工作，由乙方负责安排落实，甲方尽全力配合安排。为加强联合经营体领导与管理，乙方沈晓东出任总经理。财务审核由沈晓东审批。邢忠、沈晓东、肯德基公司及案外人周锦刚、吕四宾馆在该《联合租赁经营协议书》上签名或盖章。邢忠、沈晓东、肯德基公司对该协议书真实性认可，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在1756号案件中，周锦刚辩称：“从2014年开始其将涉案房屋转租给沈晓东，沈晓东对吕四宾馆整体重新装修后实际经营至今，故不同意解除涉案租房协议，也不同意腾退涉案房屋。”周锦刚该陈述与《联合租赁经营协议书》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周锦刚（吕四宾馆）将××号房地产转租给邢忠、沈晓东的事实。根据《联合租赁经营协议书》及周锦刚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8月2日，周锦刚（吕四宾馆）将××号房地产转租给邢忠、沈晓东（启东温莎堡娱乐休闲有限公司），租赁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租金每年250万元。租赁关系成立后，周锦刚（吕四宾馆）参与邢忠、沈晓东（启东温莎堡娱乐休闲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组成联合经营体，名称为吕四宾馆温莎堡浴场，投资与收益分配比例各为三分之一，经营场所室内装修、装潢费用由三人共同承担，按比例出资。由邢忠、沈晓东（启东温莎堡娱乐休闲有限公司）安排落实装修设计、施工及设备采购工作，财务审核由沈晓东审批。3、周锦刚、吕四宾馆、邢忠、沈晓东与肯德基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及仁泰公司出具的《同意转租证明》启东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3年9月25日周锦刚、吕四宾馆、邢忠、沈晓东作为出租方(甲方)与肯德基公司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中国吕四港镇环城北路××号一二层总计使用面积约为348平方米的房产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为15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甲方另行提供2013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为免租期供乙方进行装修、设备安装调试和其他营业准备，乙方无需支付租金。租金根据肯德基公司的租赁年度营业额的不同区分不同比例进行计算。甲方应于2013年10月1日前向乙方交付完整房产。甲方保证在本合同签订前除已经声明存在的担保物权，不附有任何其他担保物权等，其中明确约定“在签订本合同之前，该房产已被抵押给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茅家港支行和黄玉飞，甲方保证在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因甲方的出租权问题或抵押权人处分房产，导致乙方不能按本合同之约定继续承租该房产的，甲方愿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邢忠、沈晓东、肯德基公司及案外人周锦刚、吕四宾馆在该合同每一页进行签名或盖章。邢忠、沈晓东与肯德基公司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启东农商行提交仁泰公司向肯德基公司出具的《同意转租证明》中载明：我公司拥有位于吕四港镇环城北路××号“吕四宾馆”一二层部分共计348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房屋使用权，我公司租赁给吕四宾馆，周锦刚（吕四宾馆）再将房产出租给邢忠、沈晓东，并由周锦刚、邢忠、沈晓东三人对吕四宾馆进行合伙经营。现我公司同意由周锦刚（吕四宾馆）、邢忠、沈晓东将房产出租给肯德基公司用于开设KFC餐厅，租期为15年，并由周锦刚（吕四宾馆）、邢忠、沈晓东与肯德基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我公司证明，周锦刚（吕四宾馆）、邢忠、沈晓东已经将上述《租赁合同》的复印件在签署之前交我公司确认且在上述《租赁合同》中所有给予肯德基公司的权利作出的承诺，的确已经完全征得我公司的同意。仁泰公司、邢忠、沈晓东、肯德基公司及案外人吕四宾馆、周锦刚在该《同意转租证明》上加盖印章或签名。邢忠、沈晓东与肯德基公司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根据上述《租赁合同》、《同意转租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9月25日，周锦刚、吕四宾馆、邢忠、沈晓东作为出租方(甲方)与肯德基公司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租赁合同》，将××号房地产的一、二层出租给肯德基公司，自201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租金根据肯德基公司的租赁年度营业额的不同区分不同比例进行计算。在该合同签订之前，××号房地产已抵押给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茅家港支行和黄玉飞，周锦刚、吕四宾馆、邢忠、沈晓东对此知晓，且承诺如因该不动产抵押权行使造成肯德基公司损失，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上述租赁关系，××号房地产的出租人即仁泰公司以《同意转租证明》的书面形式表示知晓并同意，同时在《同意转租证明》中明确仁泰公司将××号房地产出租给吕四宾馆，再由周锦刚（吕四宾馆）出租给邢忠、沈晓东，并由周锦刚、邢忠、沈晓东三人对吕四宾馆进行合伙经营，现周锦刚（吕四宾馆）、邢忠、沈晓东再行出租给肯德基公司。4、周锦刚与邢忠、沈晓东之间的《吕四宾馆租赁与经营方式的补充协议》肯德基公司提交了2014年6月9日周锦刚（吕四宾馆）作为甲方与邢忠、沈晓东（启东温莎堡娱乐休闲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吕四宾馆租赁与经营方式的补充协议》，其中约定：由于甲方资金方面的特殊原因，甲方自愿退出2013年7月18日重组的吕四宾馆联合经营体，甲方不再以股东身份参与联合经营体的经营活动，甲方联合经营期间的投资与收益各三分之一比例取消。吕四宾馆联合经营体的所有投资与收益分配均归乙方邢忠、沈晓东两人所有。部分装修费用80万元由甲方承担，在乙方上交给甲方的月租金中逐月扣除。KTV（王兴忠）年租金壹拾柒万元，放在乙方上交甲方的250万元宾馆租金中扣除退减。房产税应由甲方及时缴纳，如乙方代缴，可在乙方上交甲方的租金中扣除。本协议为甲乙双方2013年7月18日签订的《联合租赁经营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原协议书如有矛盾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邢忠、沈晓东及周锦刚在《吕四宾馆租赁与经营方式的补充协议》上签名。邢忠、沈晓东向肯德基公司进行了送达。启东农商行与邢忠、沈晓东对《吕四宾馆租赁与经营方式的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吕四宾馆租赁与经营方式的补充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9日，周锦刚退出与邢忠、沈晓东组成的联合经营体，不再参与联合经营体的经营活动，原约定的投资、收益比例取消。根据《吕四宾馆租赁与经营方式的补充协议》多处关于某些费用“在乙方上交甲方的租金中扣除”的表述，可以证明邢忠、沈晓东仍应向甲方交纳租金，双方租赁关系仍然存续。邢忠、沈晓东抗辩周锦刚于2013年11月退出联合经营体，该《吕四宾馆租赁与经营方式的补充协议》系后补，因其未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对沈晓东的该抗辩不予采纳，周锦刚退出联合经营体的时间节点应以《吕四宾馆租赁与经营方式的补充协议》签订时间即2014年6月9日为准。（四）对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进行笔迹鉴定的事实认定（2017）苏0681民初5984号案中，启东农商行向法院申请对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中杨忠诚、邢忠、沈晓东、仁泰公司的签名、印章的形成时间以及《付款函》上印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比样本为启东农商行提供的签约时间为2014年1月22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法院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对上述材料进行鉴定，该所作出如下鉴定意见：倾向认为《房屋租赁协议书》中的两处“邢忠”、两处“沈晓东”、一处“杨忠诚”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第4页债务人栏内“胡彬相”系同时期形成；无法对《房屋租赁协议书》、《付款函》中仁泰公司的印章与《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印章、签名是否同时期形成作出鉴定意见。（五）仁泰公司、吕四宾馆的企业信息仁泰公司于1995年3月21日成立；2011年1月4日，法定代表人由陆袁彬变更为周锦刚；2011年6月17日，法定代表人由周锦刚变更为杨忠诚，股东/发起人由周锦刚、杨忠诚、刘双华变更为杨忠诚，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4年8月27日，法定代表人由杨忠诚变更为邢雷，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股东变更为中信公司；2014年12月10日，法定代表人由邢雷变更为赵建兵，股东变更为启东盛一莱贸易有限公司、蒋风雷，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案外人吕四宾馆于2005年9月30日成立，投资人为周锦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住，住所地为启东市吕四港镇××路××号/div>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启东农商行主张仁泰公司与邢忠、沈晓东恶意串通，签订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5日的《房屋租赁协议书》损害其抵押权的实现，法院结合该合同签订时的事实背景、时间节点、合同约定内容、合同履行情况等相关事实，对合同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启东农商行利益的情形综合分析如下：一、从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签订的事实背景、时间节点的角度进行分析仁泰公司与案外人吕四宾馆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可以证明仁泰公司将××号房地产出租给吕四宾馆。案外人周锦刚（吕四宾馆）与邢忠、沈晓东之间的《联合租赁经营协议书》可以证明吕四宾馆承租××号房地产以后，其又将××号房地产转租给邢忠、沈晓东，同时周锦刚（吕四宾馆）与邢忠、沈晓东组成联合经营体。在周锦刚、吕四宾馆、邢忠、沈晓东与肯德基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中，邢忠、沈晓东虽作为出租方，但仁泰公司针对该合同出具的《同意转租证明》明确其将××号房地产出租给吕四宾馆，后周锦刚（吕四宾馆）又将房产出租给邢忠、沈晓东。根据周锦刚（吕四宾馆）与邢忠、沈晓东签订的《吕四宾馆租赁与经营方式的补充协议》，在周锦刚退出联合经营体后，邢忠、沈晓东仍应向周锦刚交纳租金，双方的租赁关系并未解除。上述证据所载内容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号房地产先由仁泰公司出租给案外人吕四宾馆，后由周锦刚（吕四宾馆）转租给邢忠、沈晓东。首先，从邢忠、沈晓东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时的事实背景角度分析。邢忠、沈晓东作为××号房地产的次承租人，在其与周锦刚（吕四宾馆）之间的转租关系、吕四宾馆与仁泰公司之间的一手租赁关系均未解除的情形下，其针对××号房地产于2014年1月25日又与仁泰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系就同一标的重复建立租赁关系，显然不合常理。并且在2014年1月25日《房屋租赁协议书》签订之后，其所谓的租金也已一次性支付的情形下，邢忠、沈晓东与周锦刚于2014年6月9日签订的《吕四宾馆租赁与经营方式的补充协议》中仍然约定邢忠、沈晓东向周锦刚按年度支付租金，即邢忠、沈晓东针对同一租赁标的重复支付租金，这与邢忠、沈晓东所主张《房屋租赁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5日）的签订及履行明显存在矛盾，进一步印证了邢忠、沈晓东与仁泰公司签订及履行《房屋租赁协议书》不合常理。其次，从仁泰公司签订及履行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的时间角度进行分析。2014年1月22日，仁泰公司作为抵押人与启东农商行作为抵押权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名下的××号房地产为中信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后、办理抵押权登记前的2014年1月25日，仁泰公司与邢忠、沈晓东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约定将××号房地产出租给邢忠、沈晓东。在启东农商行与仁泰公司办理抵押权登记之日即2014年1月27日，仁泰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收到沈晓东支付的租金2759.94万元。仁泰公司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后、办理抵押权登记前立即与邢忠、沈晓东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并制造收取租金的行为显然存在损害启东农商行抵押权的恶意。最后，邢忠、沈晓东为证明其在2013年7月便实际占有并对案涉房屋进行了装修而提供了装修资金明细、沈晓东审批的付款凭证等。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便其提供的装修过程中沈晓东审批的付款凭证真实存在，根据2013年8月2日周锦刚（吕四宾馆）与邢忠、沈晓东之间的《联合租赁经营协议书》约定，周锦刚与邢忠、沈晓东组成联合经营体后，装修过程中的财务审核由沈晓东一支笔审批。沈晓东作为联合经营体的财务审批人，其审批付款凭证应是履行与周锦刚之间的《联合租赁经营协议书》，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与仁泰公司存在房屋租赁关系。二、从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的约定内容及租金支付情况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号房地产租金约定方面，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先是约定为每年250万元，按年度支付，二十年租金合计为5000万元。后仅以仁泰公司急需资金为由将二十年租金变更为一次性支付2700万元，此租金总额大幅度降低的约定本身即存在不合理之处；而且，该租金金额与到期日为2014年1月29日沈晓东与仁泰公司之间的借贷金额完全吻合。在租金支付方面，据邢忠、沈晓东陈述，其所支付租金的来源系仁泰公司向其归还的2700万元借款。而根据仁泰公司、沈晓东、杨忠诚名下银行账户于2013年1月31日发生的交易明细所反映的事实，沈晓东所谓委托江苏银行向仁泰公司发放的2700万元贷款中包含了来自仁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忠诚的1100万元，且仁泰公司收到2700万元贷款后分1700万元、1000万元两笔又汇至杨忠诚账户内。另外，根据法院对周锦刚、仁泰公司、沈晓东、杨忠诚名下银行账户于2014年1月27日发生的交易明细进行调查所查明的事实，沈晓东、邢忠所主张的以仁泰公司归还的借款支付租金，实为以一笔900万元在周锦刚、仁泰公司、沈晓东、杨忠诚之间循环流转形成表面上的2700万元的转账记录，沈晓东与仁泰公司之间并未真正发生2700万元的款项支付。而且，退一步讲，即使沈晓东与仁泰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往来及租赁关系，双方完全可以就应还借款与应付租金直接进行抵销，而无需在一日之内化简求繁，进行如此巨额的资金循环流转，涉案当事人之间的行为与正常的交易习惯亦不相符。仁泰公司向邢忠、沈晓东出具的《付款函》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5日，但法院查明《付款函》所载的用于收取租金的周锦刚7841账户开户时间为2014年1月27日，该事实证明《付款函》并非于2014年1月25日出具，其真实出具时间应不早于2014年1月27日，结合上述资金循环流转的事实，可以确信该《付款函》系根据实际转账情形后补用于制造支付租金表象。综上，从案涉合同关于租金的约定及此后租金未真正支付的角度分析，可以认定邢忠、沈晓东与仁泰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综合以上两方面分析，一审法院认为，邢忠、沈晓东与仁泰公司、杨忠诚、周锦刚等在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签订前后的较长时期内存在多笔巨额资金往来，各方存在深度利益交织。而且，基于各主体之间针对××号房地产原本租赁关系的事实背景，综合分析邢忠、沈晓东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前后的矛盾之处及仁泰公司通过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损害抵押权人权益的恶意明显，加之双方以资金循环流转制造租金支付表象的事实，可以确信仁泰公司与邢忠、沈晓东恶意串通，签订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5日的《房屋租赁协议书》以损害启东农商行合法权益的事实存在，故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仁泰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无碍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据此判决：确认仁泰公司与邢忠、沈晓东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5日的《房屋租赁协议书》无效等。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邢忠、沈晓东与仁泰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是否应被确认无效，主要涉及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抵押权人利益的情形。本院认为，邢忠、沈晓东与仁泰公司恶意串通签订了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且损害了抵押权人启东农商行的利益，该协议应被确认无效。具体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为：一、主观上存在恶意，且合同当事人存在勾结、串通的行为，即双方对于其所签订的合同将侵害第三人的利益均明知；二、客观上第三人将因该合同的履行遭受损害。本案中，启东农商行作为案涉房屋的抵押权人，因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的签订，其抵押权的实现受到阻碍，利益受损，故第二个构成要件具备。关于第一个构成要件，综合分析相关证据，应认定第一个构成要件也已具备。1、仁泰公司与吕四宾馆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周锦刚与邢忠及沈晓东签订的《联合租赁经营协议书》、仁泰公司向肯德基公司出据的《同意转租证明》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周锦刚（吕四宾馆）将其从仁泰公司处承租的××号房地产转租给邢忠、沈晓东的事实存在，该事实也得到周锦刚在1756号案件中有关“从2014年开始，其将案涉房屋转租给沈晓东，沈晓东对吕四宾馆整体装修后实际经营至今”辩称意见的佐证。邢忠、沈晓东上诉称，法院已认定周锦刚在1756号案件中作虚假陈述，则对周锦刚该辩称也不应采信。经查，周锦刚在1756号案件中前后矛盾的陈述在于其是否代表仁泰公司签订了与彭清、朱美兰的租房协议，法院认定其对该节事实的陈述虚假，但并未认定周锦刚对于其将案涉房屋转租给沈晓东的表述也虚假。2、既然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于2014年1月25日签订时，仁泰公司与周锦刚（吕四宾馆）已存在租赁关系，且此时周锦刚与邢忠、沈晓东仍在联合经营期间，周锦刚直至2014年6月才退出联合经营体，则仁泰公司再与邢忠、沈晓东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完全没有必要。事实上仁泰公司与周锦刚的房屋租赁合同并未解除，其就同一标的再与邢忠、沈晓东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也有违常理。3、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约定每年租金250万元，租期20年，并约定由于仁泰公司急需资金，二十年租金一次性支付，为2700万元，该约定明显不合常理，且该租金金额与沈晓东、仁泰公司之间的借贷金额完全一致，有故意与前述借贷制造联系之嫌。从周锦刚与邢忠、沈晓东2014年6月9日签订的《吕四宾馆租赁与经营方式的补充协议》的内容看，协议约定应由周锦刚承担的工程费用在邢忠、沈晓东上交给周锦刚的吕四宾馆月租金中逐月扣除，如2014年1月22日邢忠、沈晓东已与仁泰公司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且已支付全部租金，则其不应再与周锦刚约定工程费用在月租金中逐月扣除。4、从邢忠、沈晓东的租金支付情形看，是以周锦刚最初拿出的一笔900万元在其与仁泰公司、沈晓东、杨忠诚之间循环流转，从而形成2700万元的转账记录，事实上沈晓东与仁泰公司之间并未真正发生2700万元的款项支付。邢忠、沈晓东称其支付租金的来源系仁泰公司向其归还的2700万元借款，故该循环操作符合交易习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即使认定沈晓东支付的租金系来源于仁泰公司的还款，则自始至终只有一笔900万元在循环，《房屋租赁协议书》载明仁泰公司因急需资金而一次性收取租金2700万元显然不是事实。其次，杨忠诚在2014年1月27日支付租金的当天将59.94万元给了仁泰公司，该款通过江苏银行转给沈晓东后，沈晓东又将该59.94万元转给了杨忠诚。仁泰公司称该款系借款利息，即使其该主张成立，则该利息不应与租金一起返还给仁泰公司或杨忠诚。而900万元完成三次循环，且均在2014年1月27日同一日办理，显然是周锦刚与仁泰公司、沈晓东、杨忠诚协商一致的结果。第三，仁泰公司的付款函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5日，但付款函上载明的周锦刚账户于2014年1月27日才开户，表明该付款函造假。第四，从仁泰公司签订及履行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的时间角度进行分析。2014年1月22日仁泰公司与启东农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2014年1月27日办理抵押登记，而在办理抵押登记前两天，仁泰公司即与邢忠、沈晓东签订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在办理抵押登记同一日，仁泰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收到沈晓东通过数次循环操作支付的租金2759.94万元。可见，仁泰公司与邢忠、沈晓东存在恶意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书》并制造租金收取的事实。综上，从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内容、协议履行情况看，本院认定仁泰公司与邢忠、沈晓东存在故意串通，损害启东农商行抵押权的情形，案涉《房屋租赁协议书》应确认无效。至于邢忠、沈晓东上诉所称一审法院对中信公司向启东农商行借款5300万元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使用情况未作审查问题，因生效判决已确认中信公司与启东农商行之间的借款有效、启东农商行对××号房地产享有抵押权，并判令中信公司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启东农商行对××号房地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等，故本案无需再对该530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合法性、使用情况及启东农商行抵押权的效力再进行审查。综上所述，邢忠、沈晓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上诉人邢忠、沈晓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锦明审判员  戴志霞审判员  陈 卓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陆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