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51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亚辉，女，1977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高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保录、王硕，河北保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万忠，男，197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娜、张华，河北红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青，男，1972年5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现住高阳县。 上诉人苏亚辉因与被上诉人宋万忠、高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8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亚辉上诉请求：1、撤销高阳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8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偿还义务（争议金额215000元）；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及215000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事实不清，就举证责任承担及证据采信等方面适用法律错误。一、高青有虚假诉讼的动机，二被上诉人有紧密的亲属关系，不排除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以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可能。二、被上诉人系亲属关系，宋万忠系高青的亲表姐夫，而且一直关系密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青已经于2018年离婚，离婚判决高青每年给付上诉人孩子的抚养费18000元及每年给上诉人经济帮助10000元。该判决已经生效，高青的义务是确定的。不排除高青反悔，二被上诉人为了挽回高青在离婚过程中的损失，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下列事实和证据进一步印证本案为虚假诉讼：其一，二被上诉人都拒不出庭，显然是防止出庭被询问的风险，如果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何必拒不出庭？其二，债权凭证为虚假的。通过一审法庭审理，被上诉人宋万忠已经承认其主要证据高青出具的70万元借条并非2016年1月1日出具，而是2018年7、8月份才出具，既然时间是假的，当然也不能排除数额也是假的的可能性，关键是将借据出具时间提前的目的是什么，一审法院并未审理查明。其三、被上诉人宋万忠在一审中只出具了借条，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能够直接证明其履行的实际出借义务。一审中提交的转账凭证与该笔70万元借条不存在任何关联性。其四，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符合常理。在上诉人与高青的录音中，高青说是因为与宋万忠合伙做超柔生意，宋万忠退伙而让高青出具的借条，但宋万忠对此不认可。一审法院并未就此进一步查明，显然，对借条如何形成的基本事实不清。如果不是因为宋万忠退伙而将欠账出具为借条，宋万忠显然仍然要承担给付高青70万元是借款的举证责任，但宋万忠在一审中出示的全部证据与陈述均不足以证明借款70万元的存在。宋万忠主张涉及本案的转款共有5笔，包括其中两笔2016年1月11日宋万忠转给苏亚辉15万，2016年1月20日宋万忠转给苏亚辉6.5元，2015年11月9日宋万忠转给李红莲4.2万元，2015年12月28日转给李红莲12.2万元，2015年12月9日王志宝账户25万元（分五笔，每笔5万元，共计25万元），以上5笔共计62.9万元。2016年1月6日，宋万忠又给了高青现金7万元，对于转账给李红莲、王志宝的款项，仅有一份署名为李红莲的证言和原告声称是王志宝的含混录音，李红莲、王志宝均未出庭作证，原告也不认可是合伙退伙的事实，能否就依据这些无法核实真伪的证据就认定对案外人的转账系“高青指定”？认定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难道能仅仅以高青未到庭视为放弃抗辩就不用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尤其是宋万忠给王志宝的转账是6笔，都是2015年12月9日，原告仅主张其中5笔是高青要求宋万忠支付的，排除第一笔的理由是什么，宋万忠与王志宝是什么关系？这些事实也一概没有查清。宋万忠主张的2016年1月6日又给了高青现金7万元更是全凭信口一说就被一审法院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一审法院支持没有证据的主张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是什么？其四，被上诉人宋万忠代理人在一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被上诉人称借条实际是2018年夏天打的，因为打条时实际借款数额和利息已经超过70万元，所以直接将数额记为70万元。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借款的落款时间也应当是2018年夏天，但借条的落款时间却是2016年1月1日，而2016年1月1日之时，按照被上诉人自己的陈述，其“借款”也只有给李红莲16.4万元和王志宝的25万元，根本不足70万元，被上诉人的陈述显然前后矛盾。其五，银行流水不能证实是借款，仅能证实款项在账户之间的流动，不能证明是借贷关系。所谓借款的用途不清，虽然写生意周转，但被上诉人又不认可系高青所述的超柔生意，借款用途显然不清，也属于事实不清，更不排除非法债务和虚假诉讼。《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款，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的情况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二）（三）（五）（七）等多种情形，明显属于虚假诉讼。即使不认定其为虚假诉讼，也不应当以判决的形式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的理由和法律适用相互矛盾。以“债务发生在高青与苏亚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其中两笔150000元及65000元是通过被告苏亚辉账户转账，被告出示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被告苏亚辉对上述债务并不知情”认定该215000元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对“剩余借款485000元虽然发生在高青与苏亚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借款数额巨大，明显已经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为被告高青以个人名义所借款项，原告出示的证据不能证实上述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本院认定该笔借款为高青个人所负债务，应由被告高青个人偿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错误有如下几方面：其一，宋万忠追加苏亚辉作为被告的理由是高青与苏亚辉共同使用借款70万元，但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实苏亚辉与高青共同使用70万元的借款，被上诉人宋万忠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一审法院以苏亚辉对债务知情为由支持原告的主张，偏离了法官应当保持的中立立场，是变相的代替原告主张权益。其二，认定苏亚辉对该215000元转账知情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首先，被上诉人应当出具证据证实上诉人对该215000元转账知情，但通过庭审调查，被上诉人宋万忠认可是高青让其向苏亚辉的案涉银行卡转账，而非苏亚辉让其转账，宋万忠也没有在转账时通知苏亚辉，高青在录音中也认可其持有该银行卡的事实。上述事实足以推定苏亚辉并不知道该两笔转账。其次，宋万忠主张苏亚辉共同使用借款，宋万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即使苏亚辉出示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苏亚辉不知情，也不能就此认定苏亚辉对债务就知情。一审判决以被告不能证明不存在的情况来免除原告的举证义务，是典型的举证责任错误。其三，以对债务知情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认定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有三种情况：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显然，认定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夫妻共同的明确的意思表示而非知情。所以一审判决以被告不能否定自己不知情为由推定苏亚辉对该两笔转账知情，并不等同于苏亚辉追认为共同债务。第二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原告在起诉时已经明确案涉的70万元均为生意周转所用，显然与家庭日常生活所负债务无关。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按照原告主张的70万元本是一体，都是高青用于生意周转的，一审法院也认定数额巨大，明显已经超出日常生活需要。但对该215000元分割出来，试问难道该215000元不是用于生意周转？如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何在？显然，法律没有规定对债务知情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所以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215000元转账的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三、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已就案涉两笔款项的具体去向向法庭进行了陈述和举证，足以证实上诉人没有使用该215000元。上诉人调取的银行流水证实：2016年1月11日宋万忠转账给付高青1500**元之后，该15万元到1月13日就只剩不足2000元，其中1月11日转给林杰（经查询银行为孝感人）10000元，俞东（经查询银行为宁波人）13000元，王慧卿（具体是哪里人不详）5000元，冯召阳（经查询银行为保定人）4000元，现支5000元*4笔，转账给付李沛存（经查询银行为沧州人）15000元，1月12日转账给付王海军（具体是哪里人不详）17000元，林杰10000元，现支2000元*2笔，2016年1月13日转账给付张松（经查询银行为石家庄市人）15000元，现支5000元+3000元，转账给付张松10000元，转账给付郭艳茹17000元。2016年1月20日宋万忠转存给高青650**元，1月20日转账给付王志宝（经查询银行为苏州人）30000元，转账给付林杰17200元，1月21日转账给付郭艳茹15500元。15万元三天之内就转账完毕，65000元两天就转走，而且全国各地的都有，显然与夫妻日常生活无关，上诉人作为一介打工女子，也没有这样的本事。仅仅是通过上诉人并未实际持有的银行卡转账就让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于情何忍，于理何存，于法何据。而且，一个关键的细节是接受转账的一个人之中有一个苏州人王志宝，高青给其转账，宋万忠也给其转账，而且宋万忠2015年12月9日连续给其转账6笔共计30万元，却说有5笔25万元是受高青指示转账。显然，高青与宋万忠都与王志宝有关系。一审判决对宋万忠言听计从，对这些细节没有调查。综上，一审判决将215000元从70万元中拆分出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人提出上述上诉请求，望予以支持。 宋万忠辩称，一、关于苏亚辉在上诉状中所称宋万忠与高青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主张，纯属子虚乌有，系被答辩人毫无根据的恶意揣度、虚构和诬陷行为，也是其故意逃避共同债务的借口。1、高青与宋万忠确系亲属关系，但双方发生经济往来及借贷关系时，高青并未与被答辩人苏亚辉离婚，也即本案中的当事人在之前均存在亲属关系，故存在亲属关系与是否虚假诉讼毫无关联性。2、债权凭证的出具时间与借据载明的时间确有差距，时间上的差距并不等于载明的时间是假的，对此原因答辩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做了充分而合理的说明，结合相关转账凭证、李红莲书面证明、王志宝录音资料、宋万忠和高青的短信记录等证据，足以佐证借据本身和借款数额的真实性。3、对于借款的前因后果，答辩人以书面形式在一审庭审后做了书面的情况说明，并提交一审法院，对该笔借款是由投资款转为借贷并没有否认和回避，正是因为投资资金及账目由高青和苏亚辉把持，无法得到相应的利润回报，在对方的提议下，才将投资款项转为借款。故，本案所涉嫌的债务既不是非法债务，更不可能是虚假诉讼，被答辩人的主张于情无理、于法无据。因虚假诉讼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对于被答辩人毫无根据的诬告，答辩人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二、一审判决并无相互矛盾之处。1、首先，本案所涉借款系由投资款转化而来，宋万忠在2015年与高青、苏亚辉合伙经营超柔（打底裤原料）生意之初，高青与苏亚辉尚为夫妻关系，按二人的指示，宋万忠的投资款分别汇入不同的账户，包括苏亚辉的账户。2016年上半年，因资金管控、投资收益双方发生分歧，双方商议将答辩人的投资款项转为借款，利息按年息1分于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因双方系亲属关系，基于信任，当时只是口头约定，并未书写欠据，后在答辩人的要求下补打欠据。2、对于上述整个过程，被答辩人苏亚辉不但是知情者也是参与者，通过宋万忠对苏亚辉的银行转账明细及转账期间高青与苏亚辉夫妻关系的客观证据足以证明该事实。苏亚辉主张上述银行卡由高青支配并使用，其不知情，却没有提交任何直接证据予以证实。2020.2.1其补办银行卡不能等同于之前银行卡不受其支配。苏亚辉账户存入过高青工资更能证实夫妻二人资金混同且共同支配，符合常理。3、答辩人主张70万元均为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判决宋万忠向苏亚辉账户转款215000元的金额为夫妻共同债务，对剩余款项因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判决由高青个人偿还，该判决内容系法院依据客观证据所作出的判定，并无矛盾之处。答辩人之所以未提出上诉，是在充分考虑诉讼成本和风险，以及因与被答辩人原系亲属关系抱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善良出发点，所做出的选择。三、在一审庭审中，被答辩人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银行卡不受其使用和支配，银行流水所体现的资金流向亦不能证实其主张，更不能成为其逃避偿还债务的理由。因答辩人并非专业的法律人士，按常识和基本的道德考虑，认为既然打了借条并约定了利息，就按借款主张即可，故没有将投资的事实与代理律师详述，没想到被答辩人却拒不认账，故庭后答辩人整理了情况说明交予法庭。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高青未提交答辩意见。 宋万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70万元，及计算至起诉时利息250833元和起诉后至本息付清时的利息（按年息1分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为证实苏亚辉为本案适格被告提交如下证据：1、2016年1月11日原告宋万忠转账给苏亚辉账户150000元及2016年1月20日转账给苏亚辉账户65000元的银行明细。2、高青与苏亚辉夫妻关系证明。证实被告苏亚辉对于高青向原告借款的事实是明知的，也是认可的，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苏亚辉应与高青向原告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苏亚辉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主张不认可，结婚登记证明不能证实案涉的两笔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因该两笔数额非常大，显然已超出了生活日常范围，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实苏亚辉与高青是共同经营或该两笔款项是为共同生活所支付，从原告起诉时已申明，债务是高青用于生意周转所欠，或用于共同生活、生产经营，未提交是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证明，原告已在诉状等证据中申明是高青为做生意周转，这两笔款项也是宋万忠按照高青指示转到的苏亚辉名下的银行卡，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苏亚辉对高青和宋万忠借款是明知或认可的，事实上苏亚辉名下的该银行卡一直是高青持有和使用，苏亚辉对宋万忠的款项转到自己账户上并不知情，且自己也未使用。故对两份证据关联性不认可。被告苏亚辉出示证据如下：1、原告起诉时的借条，欠款人只有高青签字，且载明用于生意周转，借条上没有苏亚辉签字，证实苏亚辉对所谓的借款不知情，也不认可，用于生意周转是高青自己的陈述，从借条表面看，苏亚辉与原告没有借款合意。2、苏亚辉与高青的（2018）冀0628民初2051号离婚判决书，载明苏亚辉陈述婚后情况，高青对于原告的起诉未提出抗辩，同意离婚，高青也未提及有夫妻共同债务。3、苏亚辉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银行流水，被告称苏亚辉是2020年2月1日才办理的案涉银行账号的挂失手续，并补办银行卡，该卡此前苏亚辉并未掌握。针对案涉两笔款项2016年1月11日宋万忠转账给高青后，高青当日给林杰转账1万元及手续费10元，转账给俞东13000元，花费手续费15元；转账给王慧卿5000元，转账给冯召阳4000元，当日通过ATM机渠道取款分四次各5000元，共计2万元，转账给李沛存15000元，当日扣财付通100元，1元；12号主张给王海军17000元、转账给林杰10000元，手续费10元，支出两笔2000元现金，支付宝扣划23.53元，上述款项是在高阳县支行办理的，65000元也基本用尽。通过向银行查询，林杰是湖北孝感人，俞东是宁波人，王慧卿不知道是哪里人，冯召阳是保定人，李沛存是沧州人，张松是石家庄人，王海军不知道是哪里人，王志宝是苏州人，郭艳茹是高阳人，被告苏亚辉只认识郭艳茹，高青在郭艳茹公司工作，上述款项的花费过程，足以认定与被告的生活没有任何关联性，且在原告提供的转账银行流水清单中，原告宋万忠也曾给王志宝转账，证实原告宋万忠与高青可能有合伙经营的事实。2015年2月16日在涉案苏亚辉的账号中存入过3万元，摘要写的是高青工资，该事实进一步证明高青持有该银行卡，也证明高青在打款的机构上班挣钱。4、苏亚辉所在的高阳县祥瑞大药房的证明，证实苏亚辉自2013年其一直在祥瑞大药房上班，苏亚辉与高青没有共同经营。5、苏亚辉与原告妻子张辉的微信聊天。被告称苏亚辉与张辉在微信中谈到了高青与其夫妻合伙做超柔生意的情况。6、苏亚辉与高青的电话录音，被告称录音中高青承认涉案的银行卡是高青持有，苏亚辉对高青与宋万忠夫妻合伙做生意也不知情，因其夫妻早已闹离婚，宋万忠转入苏亚辉名下的银行卡，高青认可没有用于家庭生活，高青也陈述，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70万元，而是宋万忠退伙时让高青打的条。原告对被告出示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我方立案时提交的借条复印件可以证实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虽无被告苏亚辉签名，但其对此明知。2、离婚判决书中原告苏亚辉的陈述仅为自述，真实情况无法考究，同时苏亚辉与高青二人的感情状况与二人同原告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并无联系，也无冲突。3、苏亚辉2020年补办挂失银行卡的情况，不能证实其所称2015、2016年该卡未由其掌握。4、苏亚辉提交的上述所有银行转账记录，原告按当时被告的要求直接转到苏亚辉账户，被告苏亚辉及高青收到转账后具体如何支配原告并不知情，仅知道是用于生意周转，对于高青的工资转入苏亚辉账户，更能证实苏亚辉对高青的资金状况是明知的。5、苏亚辉工作处祥瑞药房出具的证明，仅能证实苏亚辉的工作表现，其证明与本案无任何联系，更不能证实苏亚辉所述其与高青共同经营。6、微信聊天记录大部分由苏亚辉自述，语音部分没有听。被告苏亚辉称，不清楚高青的生意往来状况，后又说知道其做生意，前后明显矛盾，不能证实已说。录音中高青所陈述的该借款70万元与实际形成的事实不符，同时在所谓的录音中，高青承认银行卡由其持有也与事实不符，通过我方提交的转账记录及之前被告所称高青工资的转入，可以证实苏亚辉对该银行卡内的资金是明知且具有实际支配行为。原告为证实欠款事实出示证据如下：1、借据一份，时间为2016年1月1日，写明了借原告宋万忠70万元，用于生意周转，年息1分，下有高青签名。2、原告名下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一份，涉及本案的转款共有5笔，包括其中两笔2016年1月11日宋万忠转给苏亚辉15万，2016年1月20日宋万忠转给苏亚辉6.5元，2015年11月9日宋万忠转给高青指定账户李红莲4.2万元，2015年12月28日转给李红莲12.2万元，2015年12月9日转给高青指定的王志宝账户25万元（分五笔，每笔5万元，共计25万元），以上5笔共计62.9万元。2016年1月6日，宋万忠又给了高青现金7万元，以上转账的日期有一些是晚于借据时间，因当时借据出示的真实时间为2018年夏天，所以银行转账与借据之间并不矛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原被告存在亲属关系，此前一直未出具借据，但被告长期拖欠，故原告才让被告补打了欠条，且此前被告也承诺支付利息了，自2016年1月1日起，年息一分，但实际出具借据时，双方考虑到借款是原告分批转给被告的，且利息不好结算，此时本息已经超过70万，因双方亲属关系，故协商后直接将数额记为70万元。2、李红莲出具的证明一份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实原告按照被告指示将借款汇入李红莲账户。3、原告与王志宝的录音资料，证实原告按照被告指示将钱转入王志宝账户的事实。4、原告与高青的短信记录，证实被告认可该笔欠款的真实性。被告苏亚辉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借条真实性不认可，按照原告自己陈述，借条实际是2018年7、8月份打的，但是时间是2016年1月1日。原告给王志宝的转账是6笔，且都是2015年12月9日，原告仅主张其中5笔是高青要求宋万忠支付的，排除第一笔没有任何合理性。李红莲的证明仅有不知道是李红莲签字的李红莲，证人也没有出庭，证明的内容系打印，我们对是否是李红莲出具不认可，证明内容是经高青指示宋万忠将两笔款项汇给李红莲的主张也不认可。短信上是带三点水的清，不能证实是本案被告高青向原告宋万忠发的短信。银行流水不能证实是借款，仅能证实款项在账户之间的流动，不能证明是借贷关系，涉及苏亚辉的账号仅凭银行转账流水无法证实其实际收到和使用了款项。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高青与苏亚辉夫妻关系证明以及2016年1月11日原告宋万忠转账给苏亚辉账户150000元及2016年1月20日转账给苏亚辉账户65000元的银行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能够证实高青与苏亚辉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宋万忠曾向被告苏亚辉银行账户转账150000元及65000元。对原告出示的借据一份、原告名下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一份、李红莲出具的证明、原告与王志宝的录音资料予以采信，上述证据能够证实被告高青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其中62.9万元为向高青指定账户及苏亚辉账户转账。对被告苏亚辉出示的苏亚辉与高青的（2018）冀0628民初2051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判决并不能证实高青与苏亚辉不存在夫妻共同债务；对被告出具的苏亚辉银行账户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并不能证实被告苏亚辉对从其银行卡账户转账的情况并不知情；被告提交的苏亚辉与张辉的微信及苏亚辉与高青的电话录音不能作为认定其中一被告对原告债务不具有清偿责任的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高青向原告宋万忠借款70万元，有原告提交的借条证实，借条约定年息一分，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1日，上述借款还有大部分转账记录予以证实，原告称另一部分为现金及部分利息转为现金，被告高青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抗辩权利的放弃。且在苏亚辉与高青电话录音中显示高青认可给原告出具过金额为70万元的欠条。一审法院认定高青向原告宋万忠借款70万元，对于上述借款，被告高青应当予以偿还。因为上述债务发生在高青与苏亚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其中两笔150000元及65000元是通过被告苏亚辉账户转账，被告出示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被告苏亚辉对上述债务并不知情，故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二被告应共同偿还。因该两笔借款日期晚于借条中的日期，分别为2016年1月11日，2016年1月20日，故一审法院认定该两笔借款利息按年息一分自2016年1月20日计算。剩余借款485000元虽然发生在高青与苏亚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借款数额巨大，明显已经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为被告高青以个人名义所借款项，原告出示的证据不能证实上述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该笔借款为高青个人所负债务，应由被告高青个人偿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青、苏亚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宋万忠借款215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息1分自2016年1月20日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二、被告高青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宋万忠借款485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息1分自2016年1月1日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宋万忠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08元，由被告高青负担。 二审庭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交高青手书条子一张，用于证明：一审争议的215000元并非是借贷关系，而是宋万忠与高青生意往来之间的货款，因此上诉人苏亚辉对该款项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宋万忠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客观性、合法性均不认可，高青与上诉人之前是夫妻关系，又同为本案被告，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据效力较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高青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而随后在庭审中又提交高青为其洗脱还债责任的书面证明，很显然到底是谁跟高青恶意串通一目了然。被上诉人提交高青与宋万忠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1、上诉人与高青欠宋万忠70万元的事实；2、通过该证据能证实上诉人提交的证明是高青故意虚构事实，目的是帮苏亚辉逃避还债责任。上诉人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上诉人均不认可，该证据属于传来证据，不是证据的原始载体，微信的名称“愿家人平安”不确定微信使用者的实际主体，聊天内容中一直都是说收到货款，染厂的费用，并没有提及借贷关系，因此宋万忠所提供的该证据也能从侧面印证宋万忠与高青之间实际上是合伙经营的关系，从未产生过任何借贷关系，而且高青说把上诉人解脱出来是因为高青在一审中与宋万忠恶意串通企图让上诉人背负一部分债务，事后感觉愧对上诉人，所以才企图还原事情真相，把上诉人解脱出来。 二审中，被上诉人高青向本院邮寄书面材料一份，载明：“我和宋万忠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借条上的70万是我和宋万忠合伙做生意赔的钱，宋万忠退伙，让我打了这么个条，借条落款日期是2016年1月1日，实际我打条的时间是2018年夏天，这些苏亚辉都不知情……，我与宋万忠合伙做生意，苏亚辉根本不知情也从未参与”；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被上诉人高青向本院邮寄的书面材料，结合被上诉人宋万忠的庭审答辩意见，能够认定宋万忠与高青二人于2015年合伙经营“超柔”生意，后双方商议宋万忠退伙，由高青给付宋万忠款项70万元并支付利息，被上诉人高青遂书写了涉案《借条》，该《借条》落款时间虽为2016年1月1日，但实际书写时间为2018年夏天。据此，宋万忠与高青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系宋万忠与高青因合伙经营、清算后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宋万忠虽主张，上诉人苏亚辉与宋万忠、高青三人一同经营了“超柔”生意，苏亚辉系合伙经营、结算的参与者。但上诉人苏亚辉与被上诉人高青对此均予以否认，上诉人苏亚辉并未在涉案《借条》上签字，二人在离婚诉讼中，亦从未提及存在上述夫妻共同债务。涉案的部分款项虽通过上诉人名下银行卡流转，但苏亚辉与高青均认可该银行卡一直由高青占有、使用。上诉人另提交高阳县祥瑞大药房出具的《证明》，用于证实其自2013年8月起，一直在该药店工作，并未参与被上诉人高青、宋万忠的合伙经营。且宋万忠在一审起诉、庭审中并未对款项的性质及《借条》的形成过程作真实、完整的陈述，亦并未主张涉案款项系与苏亚辉、高青共同经营的投资款转化而来。综合上述事实及证据，被上诉人宋万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苏亚辉实际参与了合伙经营或使用了涉案款项，一审法院判决由苏亚辉偿还215000元理据不足，本院应予纠正。被上诉人宋万忠主张的款项应由被上诉高青依据其所写《欠条》载明的本金数额及利息的计算标准予以偿还。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高阳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8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高青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宋万忠7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息1分自2016年1月1日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 三、驳回被上诉人宋万忠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308元，由被上诉人高青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525元，由被上诉人宋万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克伟 审 判 员 康珍惠 审 判 员 杨玉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赵云龙 书 记 员 卢灏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