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2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山西维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延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某，太原市杏花岭区鼓楼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殷某，住太原市。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延某、原审第三人殷某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6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出租车转让行为无效1.“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营运证”属于行政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国务院令第412号《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序号第112号为“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核发”，实施机关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太原市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本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实行以服务质量、安全运营、有期限使用为主要条件的许可制度。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期限不超过八年，经营权使用期限届满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收回并重新组织许可”。依据前述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的规定，本案中的×××出租车运营资格、车辆运营证，属于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2.依据法律规定，本案出租车不得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太原市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吊销其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营运证：(一)转让、质押、变卖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的；......”。太原市汽车客运管理办公室出具的证明证实“自2007年1月7日起经营权不得办理过户”。最高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0条对判断“效力强制性规定”作出规范“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诉良俗的；......”。本案的出租车转让行为，违反行政许可法不得转让的强制性规定，且转让行为违反公诉良俗(市场秩序)，应认定为无效行为。二、事实认定错误1.关于车辆转让行为在执行程序中，被上诉人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中陈述：“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殷某达成转让协议，双方均已实际履行该协议，殷某将车辆交付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将购车款一次性支付给殷某”。一审“起诉状”中陈述：“2008年5月18日李丽将出租车转让给原告，转让款45.6万元由李丽收取”。而证人李丽的“证明”中陈述：“我将出租车转让给事实车主延某，车价款对方一次性付清，由我收取”。开庭中，第三人殷某向法庭陈述，车辆转让时没有告知对方已经与李丽离婚。几份材料中的表述，相互冲突，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另，支付购车款为履行车辆转让行为的重要标志，截止目前，始终未见到被上诉人向殷某或李丽支付购车款的任何凭据。2.一审对证据的认定错误，《转让协议》是否真实，并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山西联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的《证明》，认定车辆转让的依据是什么、该公司与涉案车辆什么关系，均不得而知。其他几份证据达不到被上诉人系涉案车辆权利人的证明标准(实践中存在车主将出租车大包给司机的现象，会出现保单上被保险人、缴费凭证的交款人等与车主不一致的情形)。各证据间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3.一审对法律关系认定不当，按照一审判决车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观点，2008年5月转让的是捷达牌出租车，而现在涉案车辆为比亚迪牌出租车，李丽(或殷某)转让给被上诉人的捷达牌出租车已经灭失，2001年民事调解书，现本案争议的比亚迪牌出租车系2016年期满后，政府重新许可后的车辆，一审依民事调解书认定“故2019年3月6日我院查封该车时，该车已不属于被执行人殷某的财产”是错误的，本案应重点审查的是比亚迪牌轿车所有权是否发生变动。基于上述的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车辆转让属无效法律行为，一审对案件事实认定不当，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未达到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证明标准，依法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延某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1、×××号出租车的所有权从殷某和李丽离婚时的2001年9月4日已不属于殷某所有，属于李丽所有，故其不应当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维持原判。2、×××号出租车从2008年5月18日起就归被上诉人延某所有，不属于殷某所有，故其不应当作为强制执行标的，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原审第三人殷某陈述，延某陈述属实，车辆转让真实有效。延某在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请求停止对×××号出租车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2.确认×××号出租车归原告所有；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4日，我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0）迎民初字第1196号民事判决书作出（2013）迎民执字第37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扣划被执行人殷某银行存款7万余元，该裁定的申请人为本案被告刘某，执行人为本案第三人殷某。2019年3月6日，本院依法查封殷某名下×××号小型轿车一辆，查封期限为2019年3月6日至2021年3月5日。×××号车辆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人为殷某，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2001年9月4日，殷某与李丽离婚纠纷一案，我院作出（2001）迎民初字第143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出租车归李丽所有，并自行办理过户手续。2008年5月20日，甲方殷某与乙方延某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殷某将捷达出租车×××转让给乙方延某，车价456000元一次付清，由乙方2008年5月20日换新车运营，能过户的时候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办理过户。2008年5月19日及2016年6月28日，×××车辆两次更换新车，对应的销货单位分别开具了购车发票，发票载明的购买方名字均为殷某。2016年6月28日的购车价款为89800元。2016年6月28日，原告经其个人农业银行卡账户消费89800元，原告陈述，该款即为原告2016年6月28日换车时的购车款。查明，×××出租车现由陈卫军驾驶，山西联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登记的2013年出租车安全例会考勤证记载的车主为延某，驾驶人为包括陈卫军在内的两人。2019年，延某的妻子郝爱平交纳了涉案车辆的相关保险。2019年7月26日，山西联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租汽车服务分公司出具证明：“出租车×××原车主殷某，已于2008年5月20日将该出租车转让给事实车主延某。”2019年7月26日，太原市汽车客运管理办公室出具证明：“太原市巡游出租汽车自2007年1月7日起经营权不得办理过户。”审理中，原告撤回确认×××出租车归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权属纠纷以及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合同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返还执行标的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执行标的被查封前，执行标的的权属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属于案外人的，案外人享有对执行标的的物权，该物权优先于一般债权得到保护。本案中，涉案车辆于2001年9月4日经我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归李丽所有，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即使未办理过户登记，涉案出租车自2001年9月4日起所有权便属于李丽。故2019年3月6日我院查封该车时，该车已不属于被执行人殷某的财产，不应当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被告申请执行该车没有事实依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根据查明的事实：2008年原告延某与登记的所有权人殷某签订《转让协议》购买该车辆；2013年出租车考勤证登记的车主为延某；2016年6月28日换车时原告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支付了购车款；2019年原告妻子为涉案车辆交纳了各类保险费用；山西联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租汽车服务分公司亦出具证明称涉案出租车已于2008年转让给原告。以上事实均可以证明原告于2008年5月20日购买了涉案出租车并实际占有使用该车辆，合法的买卖关系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根据《太原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实行有偿出让和转让，未经批准不得转让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该规定只对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转让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并未禁止所有权的转让。殷某仅是涉案出租车的名义登记人，涉案车辆相关费用、更新费用、经营使用均是由原告完成，应认定原告对出租车享有实体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故应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解除查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停止对×××号出租车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延某对案涉×××号出租车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权属纠纷以及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合同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返还执行标的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本案中，2008年被上诉人延某与登记的所有权人原审第三人殷某签订《转让协议》购买该案涉车辆，2013年出租车考勤证登记的车主为延某，2016年6月28日出租车换新车时被上诉人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支付了购车款，2019年延某的妻子为涉案车辆交纳了各类保险费用，山西联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租汽车服务分公司亦出具证明称涉案出租车已于2008年转让给延某。因此被上诉人对案涉×××号出租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刘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安源生审判员 李铁柱审判员 唐 璐 二O二O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芝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