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申427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佛山市安驱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法定代表人：宋先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晓明，广东习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文聪，广东习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唐国华，男，汉族，1965年9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一审第三人：张锦华，女，汉族，1970年1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一审第三人：梁松山，男，汉族，1970年4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一审第三人：广州圣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张锦华。一审第三人：广州市良汇龙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一审第三人：佛山市圣通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法定代表人：林平梅。再审申请人佛山市安驱达物流有限公司（下称安驱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唐国华、一审第三人张锦华、梁松山、广州圣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圣通投资公司）、广州市良汇龙装饰有限公司、佛山市圣通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圣通仓储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9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4月30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安驱达公司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23989号民事判决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19708号民事判决，改判为撤销(2016)粤0104执7141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关于的复函》及(2017)粤0104执异137号执行裁定，判决不得执行佛山市三水区场地租金，并确认该场地收租权归安驱达公司；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唐国华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出现新证据：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均确定了安驱达公司合法管理讼争物业的出租权和经营管理权，唐国华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相矛盾为由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维持了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唐国华的再审请求，安驱达公司是佛山市三水区105-9-2A仓、Bl仓仓库的合法出租权人和经营管理权人，其出租权和经营管理权已经反复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是新的证据，均认定安驱达公司取得涉案物业的出租权和经营管理权。其中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书第28页认定，“《协议书》《授权委托书》签约主体适格，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内容合法有效，在不存在法定或约定解除的情形时，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解除。2017年2月7日圣通仓储公司、圣通投资公司、张锦华向安驱达公司单方作出《撤销委托函》的行为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其无权要求安驱达公司返还涉讼物业经营管理权和地上建筑物”，第29页认定，“安驱达公司取得涉讼物业的出租权和经营管理权，其对涉讼物业收取的租金系其依经营权对涉讼物业取得的正当收益，而圣通仓储公司有偿转让对涉讼物业的经营权和出租权后，已丧失对该物业的收益权”。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不得再执行安驱达公司应收租金，租金收益应归安驱达公司所有，而非圣通仓储公司。（二）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均认定《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安驱达公司享有出租权及经营管理权。而本案二审判决却认定《协议书》未履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安驱达公司并未根据《协议书》获得涉案场地的出租权，均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依法改判。圣通仓储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请求：1、(2018)01民终19708号民事判决已明确确认安驱达公司无权依据涉案《协议书》《授权委托书》等文件获得涉案物流园场地的出租权。2、涉案《协议书》为无效协议，安驱达公司也承认该协议从未实际履行。3、圣通仓储公司与安驱达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并非租赁关系。该公司提出再审的理由就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有生效裁定，且附上了本案二审判决。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做出(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对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予以维持，也对其提出的上述三项请求给予驳斥，并对两家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和针对圣通仓储公司的再审请求做出如下认定：1、2016年8月9日，圣通仓储公司、圣通投资公司、张锦华、梁松山作为甲方，刘洋等债权人作为乙方签订了《协议书》，张锦华（圣通仓储公司总经理、圣通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松山代表甲方在《协议书》上签名。2016年9月5日，安驱达公司、圣通仓储公司、圣通投资公司、张锦华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上述两份协议系各方当事人自愿订立，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2、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圣通仓储公司、圣通投资公司、张锦华履行了退出管理并由安驱达公司进入管理的全部合同义务，配合办理转让出租权和经营管理权给安驱达公司的全部手续并通知了承租人，将交水电费的手续也转给安驱达公司。安驱达公司取得涉案物业的出租权和经营管理权后也实施了经营管理行为。由此可见，上述两份协议已经实际履行。3、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9708号民事判决系安驱达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系圣通仓储公司提起的合同纠纷，两案处理的并非同一法律争议。因此，二审法院根据本案中双方举证情况，驳回圣通仓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就是说，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解决的是经营管理权归谁的问题，也是解决安驱达公司与圣通仓储公司、圣通投资公司合同纠纷的问题，这解决了根源性问题；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异议裁定，只是以“嫌疑”、“相关嫌疑人未出庭应诉以排除上述合理怀疑”这些文字进行的定案，更重要的是，关于审理合同法律纠纷的权利，该份判决还是交给了安驱达公司：“至于上诉人安驱达公司坚持坚持认为《授权委托书》并非任一方可单方解除，否则要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以及坚持认为原审第三人圣通仓储公司、圣通投资公司、张锦华未经其同意擅自发出《撤销授权函》违反协议，其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写明，“综上所述，圣通仓储公司主张的再审事由均不成立。”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都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可是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可，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对圣通仓储公司与安驱达公司之间的所有相关文件，包括《协议书》、《授权委托书》以及对安驱达公司取得涉案物流园的整体过程进行审理，而本案仅仅是执行异议之诉，并未对圣通仓储公司与安驱达公司之间的所有相关文件进行实体审理。因此，既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经营管理权已有定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对案件的主要证据也并未予以审查，故应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改判。（三）一、二审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有误，属严重程序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的规定，本案第三人圣通投资公司、圣通仓储公司、张锦华等人，明确反对安驱达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故本案第三人应当列为共同被告，而非第三人。这属于严重程序错误，应依法纠正。（四）在未查清事实及全面审查案件证据的情况下，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异议裁定，只是以“嫌疑”、“相关嫌疑人未出庭应诉以排除上述合理怀疑”这些文字进行的定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圣通仓储公司将转让涉案场地出租收益转移给安驱达公司出租经营，有规避债务嫌疑为由，认定安驱达公司不具有相关权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签订《协议书》时，乙方债权人不存在与甲方恶意串通的情形，协议书中乙方均为甲方债权人，债权金额高达1.243亿元，而唐国华的债权仅为95万，退一步说，就算这批债权人得知了唐国华的诉讼，也不可能会集结在一起，办理这么巨额的债转股协议，仅仅是为了达到恶意串通以逃避只占不到0.76%比例一笔债权，这根本不符合常理。2、《协议书》本质上是以场地经营管理权抵债的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对已存在的债权债务确认后，再以债比化为新公司的股权，债务人将其对场地租赁权抵作偿还债务的方式，将经营管理权转让给新公司，此行为为正常的偿还债务的行为，并未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且债权人梁某明的债权中包含了唐国华的95万债权，故此《协议书》并未损害债权人唐国华的债权。3、在签订《协议书》《授权委托书》之前，圣通仓储公司合法享有涉案物流园区的出租权及经营管理权，其将出租权及经营管理权交给了安驱达公司。原审法院认定圣通仓储公司将涉案物流园区交由安驱达公司出租经营且租金收益抵偿圣通仓储公司对安驱达公司债务的约定，说明圣通仓储公司将涉案物流园区转由安驱达公司出租经营是为了清偿自身的债务，并不是为了逃避债务；而且债权具有平等性，不能以圣通仓储公司清偿了部分债权人的债务就直接认定损害了另外部分债权人的合法权利。4、2016年3月左右《协议书》甲乙双方启动债转股。2016年6月30日，债权人陈某宇、陈某彬、叶某成、涂某敏、周某雅、李某仪对于成立新公司分配股权达成初步协议，签订《债权人协议》，即在唐国华调解案之前各方就开始协商以债转股形式实现自身债权，无损害他人债权的意思。唐国华书面答辩称：（一）安驱达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发生于其知道该新证据6个月后，已超过法定6个月的再审期限，依法应不予审查。l、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作出时间为2019年9月24日。安驱达公司以上述民事判决为新证据申请再审，应在2020年3月24日前提出，但安驱达公司申请再审的时间是2020年4月30日。故安驱达公司申请再审已过法定6个月的再审期限，依法应不予审查。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作出时间虽为2019年12月18日，但该份裁定处理的是本案第三人圣通仓储就(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提出的再审申请，圣通仓储公司申请再审的行为并不会影响(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且该份裁定的结果为驳回圣通仓储公司的再审申请，故安驱达公司以(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为新证据申请再审已过法定6个月的再审期限，依法应不予审查。（二）上述(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与本案处理的并非同一法律争议，该等新证据不存在推翻本案二审判决，(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对此亦予以确认。1、在(2019)粤06民终7212号、(2019)粤民申12093号案件中，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主要审查的是涉案《协议书》是否实际履行，而本案则着重审查安驱达公司是否依据涉案《协议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且该权利是真实、合法的。根据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涉案《协议书》是安驱达公司在明知圣通仓储公司对外负有巨额债务、转移“圣通物流园”经营权将导致圣通仓储公司丧失清偿能力，圣通仓储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将无法得到清偿的情况下所签署，即安驱达公司与圣通仓储公司的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安驱达公司依据涉案《协议书》所取得的权利显然并不合法、真实。2、事实上，按照(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的逻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二审判决系安驱达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而(2019)粤民申12093号案件所审理的是本案第三人圣通仓储公司提起的合同纠纷，两案处理的并非同一法律争议。(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认为安驱达公司针对本案执行标的“圣通物流园”场地租金的所有权提出的执行异议应按本年二审判决处理，(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及(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并不影响本案二审判决，更不存在推翻本案二审判决。（三）就安驱达公司提出的“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一、二审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有误，属严重程序错误”等其他再审事由事宜，二审判决作出时间为2018年12月28日，安驱达公司以上述事由申请再审，应在2019年6月28日前提出，现以上述事由申请再审已过法定六个月的再审期限，依法应不予审查。（四）涉案《协议书》损害唐国华合法权益，存在无效情形，安驱达公司主张已通过涉案《协议书》取得“圣通物流园”经营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欠缺，理由如下：1、2016年7月22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就唐国华与本案第三人圣通仓储公司等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圣通仓储公司等人应向唐国华清偿债权95万元，但圣通仓储公司之后却将“圣通物流园”经营权转由安驱达公司出租经营，有规避债务、损害唐国华的嫌疑。事实上，涉案《协议书》明确载明了唐国华的债权，即安驱达公司对唐国华的债权是知悉的，亦清楚唐国华并没有作为债转股的债权人在涉案《协议书》上签字，因“圣通物流园”租金收益是圣通仓储公司唯一收入来源，安驱达公司清楚知悉圣通仓储公司将“圣通物流园”交由其出租经营将导致包括唐国华在内的其他圣通仓储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得到实际清偿，将严重损害圣通仓储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2、安驱达公司现提交的(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错误认定涉案《协议书》在先，唐国华与圣通仓储公司调解在后。因此，即便存在圣通仓储公司将“圣通物流园”经营权转由安驱达公司出租的事实，但涉案《协议书》存在规避债务、损害包括唐国华在内的圣通仓储公司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无效情形，安驱达公司主张通过涉案《协议书》取得“圣通物流园”经营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欠缺。圣通仓储公司书面答辩称：（一）安驱达公司所提交的新证据（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生效日期为2019年9月24日，安驱达公司于2020年4月才提起再审申请，已超出法定的六个月再审期限，应当依法裁定驳回安驱达公司的再审申请。1、安驱达公司所提交的新证据（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的生效时间为2019年9月24日，安驱达公司以上述判决作为新证据申请再审，应当在2020年3月23日前申请，但其再审申请书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已经超出法定的六个月再审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安驱达公司的再审申请。2、安驱达公司所提交的另一份新证据（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虽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18日，但是该裁定是针对（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的再审审查决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审查行为和最终结果并未影响（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故本案以新证据艘由申请再审的期限应从（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作出之日起算六个月，而非从（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作出之日起算。安驱达公司在（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作出以后六个月内未申请再审，怠于行使自身诉讼权利，其再审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二）安驱达公司提交的（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中已经明确阐明了本案二审判决和（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之间属于不同法律争议的处理，其提交的新证据不能推翻本案二审判决。（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载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9708号民事判书决系安驱达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系圣通仓储公司提起的合同纠纷，两案处理的并非同一法律争议。因此，二审法院根据本案中双方举证情况，驳回圣通仓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且不论（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对于《协议书》已实际履行的认定是否妥当，（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已经明确指出两案属于不同的法律争议，该裁定既然认为本二审判决无法影响（2019）粤06民终7212号案件，那么同理，（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也不应作为推翻本案二审判决的依据。本案二审判决根据双方所举证情况，尤其是安驱达公司在庭审中自认“《协议书》因故并未履行”的事实，认定安驱达公司排除执行的权利不具备合法性，对安驱达公司的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任何不当，应当予以维持。（三）本案作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应重点审查安驱达公司排除执行的权利来源及合法性，圣通仓储公司从未签署过债转股《协议书》，该《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圣通仓储公司已合法解除了对安驱达金司的委托，安驱达公司主张依据《协议书》获得涉案场地的经营权违背客观事实。1、圣通仓储公司从未签署过《协议书》，张锦华也无权代表圣通仓储公司签署《协议书》，圣通仓储公司向安驱达公司和李某仪出具《委托书》《授权委托书》仅是为推动债转股的初步诚意表现，并非最终决定。（1）《协议书》签署时，圣通仓储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平梅，张锦华不是圣通仓储公司法定代表人，也并非圣通仓储公司股东，且没有得到圣通仓储公司就签署协议所出具的书面授权，其无权代表圣通仓储公司签署《协议书》。（2）张锦华仅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书》的个人签署处签字，圣通仓储公司的签署处为空白，其根本没有代表圣通仓储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涉案《协议书》中甲方（即债务人）包括张锦华、梁松山、圣通仓储公司以及圣通投资公司四方，在该《协议书》的文末签署处，甲方仅有张锦华及梁松山在其专属的个人签署处签字，圣通仓储公司与圣通投资公司的签署处则为空白。张锦华与圣通仓储公司同为《协议书》债务人之一，其仅以个人名义签字认可《协议书》的内容，在《协议书》签署时根本就没有代表圣通仓储公司签字的意思表示，并非代表圣通仓储公司签字。（3）圣通仓储公司出具《委托书》《授权委托书》仅是为推动债转股的初步诚意表现，并非最终安排，更不是对《协议书》的追认。《协议书》是张锦华、梁松山等债务人与九名债权人签订的以涉案物流园的经营收益抵债的债转股协议，该协议书涉及的债转股安排较为复杂，协议的达成和履行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各自不断谈判协商推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债转股能否最终实现也有赖于债权人、债务人以及拟实施债转股的安驱达公司的配合程度，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协议书》实际上仅是各方的初步意向。圣通仓储公司初步同意先将涉案场地委托安驱达公司经营并出具委托书，这仅是圣通仓储公司为推动债转股所作出的诚意表现，是对债转股的一种尝试，并不是对《协议书》的追认，圣通仓储公司自始至终都没有作出过同意受《协议书》约束的意思表示。如果债权人放弃债转股或者安驱达公司不配合推进债转股的，则圣通仓储公司债转股目的无法实现，委托安驱达公司经营的基础发生变化，圣通仓储公司当然有权解除委托，收回场地。2、债转股协议书签订以后，仅有圣通仓储公司配合将涉案场地委托安驱达公司经营，而安驱达公司则在接受委托后根本没有推动债转股，而是直接抛开其他债权人企图独占涉案场地租金收益。安驱达公司在其再审申请书中称：“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圣通仓储公司、圣通投资公司、张锦华履行了退出管理并由安驱达公司进入管理的全部合同义务，配合办理转让出租权和经营管理权给安驱达公司的全部手续并通知了承租人，将交水电费的手续也转给安驱达公司。安驱达公司取得涉案物业的出租权和经营管理权后也实施了经营管理行为。由此可见，上述两份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以上观点完全是对《协议书》实际履行的片面解读和歪曲事实。《协议书》中的债转股安排包括了多项内容：（1）各方按照约定的持股比例成立安驱达公司；（2）以安驱达公司的名义承接物流园的经营；（3）安驱达公司按照约定的比例向新股东分配租金收益抵债；（4）所有债权人扣减相应的债转股本金，并不再追究利息；（5）安驱达公司按约定每月向债务人优先分配利润。只有《协议书》的上述内容都能得到实现，才能够认定《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实际上，仅有圣通仓储公司为表现促成债转股的诚意配合将涉案场地委托安驱达公司经营，而安驱达公司在接受委托以后，则完全没有按照《协议书》的安排推进债转股，而是直接抛开其他债权人企图独占涉案场地租金收益。（1）从2017年2月7日圣通仓储公司解除委托时乃至现在，安驱达公司都没有按约定配合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各债权人和债务人应当按照相应的债转股比例成为安驱达公司的股东，但是，从《协议书》签订后到圣通仓储公司解除委托之前，经张锦华多次催促，安驱达公司及其股东叶某新、周某雅、李某仪都不配合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除了叶某新、周某雅、李某仪以外，其他的债转股股东自始至终都没有依照《协议书》的安排成为过安驱达公司的显名或隐名股东，认定《协议书》已实际履行明显和事实不符。（2）除了叶某新、周某雅、李某仪外，安驱达公司从来没有向其他债转股股东分配过任何租金收益。协议各方能否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分得租金收益，也是印证《协议书》是否实际履行的重要依据。但是自从安驱达公司接手物流园的经营管理以后，仅有2016年9月向张锦华分配过一次收益3万余元，自此以后经多次催促，安驱达公司都再未分配过任何收益；至于除了叶某新、周某雅和李某仪以外的其他债转股股东，则根本没有从安驱达公司处分取过任何租金收益。显然，安驱达公司并未按照《协议书》履行向其他债转股股东分配租金收益以抵债，《协议书》的核心内容根本未履行。（3）《协议书》中的部分债转股股东已另行诉讼追偿全部本金和利息，以实际行动明确表明不履行《协议书》。根据《协议书》的安排，在《协议书》签订以后，已经起诉的债权人应该撤回相应的债转股本金和利息的请求，还没有起诉的也应当扣除相应的债权本息。但实际上，部分债转股股东并没有按照约定作相应的扣除，反而在《协议书》签订后仍然继续追偿全部债权和利息。尤其是叶某新、李某仪、周某雅三人，一方面作为安驱达公司股东霸占物流园的租金收益，另一方面又不扣除相应的债转股本金和利息，还另行诉讼继续追偿其全部债权本息，重复获利，其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不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4）安驱达公司自身在包括本案在内的多起案件中均明确自认了《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其在再审中主张依据《协议书》取得涉案场地经营权，显然有违禁反言和诚实信用原则。据（2017）粤0104民初23989号民事判决第13页第1段记载：“安驱达公司回应称：……前述《协议书》的乙方均是张锦华及其丈夫梁松山的债权人，因两人无力偿还欠款，故才成立新的公司即安驱达公司，双方想通过该形式，以债转股的方式运营村里的土地，以此获得经营权。但后来该协议因故没有履行，而是改由安驱达公司与圣通仓储公司于2016年8月签订《租赁合同》，承租涉案场地。”另外，在安驱达公司所提交的（2019）粤06民终7212号案件一审中，一直都声称是依据与圣通仓储公司签订的两份租赁合同（该两份合同为伪造）取得涉案场地的经营权，从未提及债转股《协议书》的签订履行情况，直到该案一审败诉，才又在二审改变了理由，主张是依据债转股《协议书》取得涉案场地的经营权。安驱达公司之所以此前未提及《协议书》的存在，正是因为该债转股《协议书》实际上并没有履行，安驱达公司现依据该《协议书》主张已取得涉案场地经营权缺乏依据。因此，安驱达公司主张其依据债转股《协议书》取得涉案场地经营权，并罗列了若干证据证明其经营涉案场地的事实，完全是对《协议书》“实际履行”的故意歪曲和颠倒黑白。圣通仓储公司从来就没有否认过曾经将涉案场地委托安驱达公司经营，但是，安驱达公司在以债转股的名义取得涉案场地经营权后，却根本没有按照《协议书》的安排继续推进债转股的其他事项（变更股东、分配收益等），而是完全抛开了其他债权人，自己独占了涉案场地的全部收益，其行为已经根本背离了其作为受托管理人的义务，最终导致了债转股的目的无法实现。正因如此，圣通仓储公司才于2017年2月7日解除了对安驱达公司的委托经营，收回涉案场地。但安驱达公司却一直霸占涉案场地至今不予归还，其在再审中所列举的一系列所谓“实际履行”（如交水电费等，但自2019年1月起涉案场地的水电费也不再由安驱达公司交纳，而是由圣通仓储公司交纳，安驱达公司存在虚假陈述）的证据，正是其恶意侵占圣通仓储公司资产的铁证。在《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圣通仓储公司依法解除了对安驱达公司的委托后，安驱达公司继续占有使用涉案场地已失去合法性基础，其排除执行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仅凭安驱达公司取得圣通仓储公司授权经营的表象，对安驱达公司取得经营权后的诸多违约失信行为和《协议书》债转股内容履行情况不予查明，便直接认定安驱达公司已取得涉案场地的经营权，该判决本身就属于错误判决，应当予以纠正，不应作为本案再审的证据使用，本案再审仍应严格审查安驱达公司所主张权利的来源和合法性，综合以上所述的《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圣通仓储公司已依法解除对安驱达公司委托的事实，安驱达公司占据涉案场地缺乏合法性，应当对安驱达公司的再审主张予以否定，驳回其再审请求。（四）安驱达公司所提出的“原一、二审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有误，属严重程序错误”的再审事由，因本案二审判决作出时间为2018年12月28日，安驱达公司以该事由申请再审的，应当在2019年6月28日前提出，现安驱达公司就该事由申请再审已超出法定的六个月再审期限，且该案当事人诉讼主体的瑕疵并未影响实体的审判结果，对圣通仓储公司的诉讼权利亦未造成影响，其再审理由不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五）本案债权人唐国华的债权本金虽然只有95万元，但圣通仓储公司尚有众多债权人的债权等待清偿，其中仅在广州市越秀区执行的债权总额便超过了四千万，对本案的处理结果将影响到圣通仓储公司全体债权人的权益。涉案场地的经营收益是圣通仓储公司名下的唯一收入来源，如果安驱达公司的再审请求被支持，确认涉案场地经营权归安驱达公司，将会导致本来可以清偿绝大部分债务的场地租金收益，最终被仅代表极少数债权人利益的安驱达公司所独占，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将再无清偿的可能，实质上导致了个别清偿的不公平后果。且据统计，涉案场地剩余二十年的经营收益高达一亿多元，而叶某新、周某雅、李某仪三人的债权加起来也只不过一千多万元，如支持安驱达公司的再审请求，将使得叶某新、周某雅、李某仪三人通过控制安驱达公司实际获取的收益远远超出了其债权数额。这严重损害了圣通仓储公司以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极容易引发其他债权人纷纷通过各种方式维权，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由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错误判决，使得本来十分清晰的法律关系现如今变得混乱不已，现安驱达公司的再审请求如再被支持，将会导致司法秩序的严重失衡，引发更多的讼累。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再审申请人安驱达公司的再审请求及理由，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是安驱达公司对涉案租金收益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安驱达公司主张其为涉案场地的承租人，对相关租金收益享有所有权，并提供《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告知函》《收款说明》《租赁合同》《仓库服务合同》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经查，上述《协议书》既无圣通仓储公司的盖章确认，也无圣通仓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确认，圣通仓储公司在诉讼期间也不予确认，而且安驱达公司在庭审中也称该《协议书》因故未能实际履行。上述《授权委托书》《告知函》《收款说明》《租赁合同》，安驱达公司均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对，而且圣通仓储公司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此，安驱达公司依据上述《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告知函》《收款说明》《租赁合同》等材料主张其为涉案场地的实际承租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安驱达公司申请再审中提交了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终7212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9)粤民申12093号民事裁定，认为有新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为安驱达公司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终7212号案及本院(2019)粤民申12093号案是圣通仓储公司提起的合同纠纷，两案处理的并非同一法律争议，案件处理所依据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不同，不能以后来形成的裁判观点作为本案申请再审的理由及新证据。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不仅要解决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权利的争议，还要解决案外人对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的争议，还要解决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的争议。本案中，圣通仓储公司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4593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试图将自己拥有承租权的涉案场地转由安驱达公司经营，而安驱达公司在诉讼期间承认上述情况是明知的，对圣通仓储公司的上述逃债行为也是明知的。但安驱达公司仍然自愿接受由此带来的法律风险。二审判决据此否定安驱达公司排除对涉案租金收益的请求，依据充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安驱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佛山市安驱达物流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丁海湖审判员  王 庆审判员  陈可舒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邹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