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67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枝军，男，1973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才芬，女，197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志宇，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民欣酒店，住所地：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镇老街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20502MA6H4WYD5M。经营者：李凯，男，198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德立，贵州朗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影，贵州朗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民贸娱乐会所，住所地：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镇民贸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2MA6H04UU0A。投资人：欧建军，男，198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义云，女，1995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郑枝军、张才芬、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民欣酒店（以下简称普宜民欣酒店）因与被上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民贸娱乐会所（简称普宜民贸会所）、魏义云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2019）黔0502民初2844号民事判决后，郑枝军、张才芬、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民欣酒店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黔05民终4146号民事裁定，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284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重审。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重新审理后，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2020）黔0502民初17号民事判决，现上诉人郑枝军、张才芬、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民欣酒店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枝军、张才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二被上诉人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以及近亲属交通费、近亲属住宿费、近亲属误工费等费用以及前述费用的2倍惩罚性赔偿，共计2242673.73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案涉酒店存在安全方面的质量问题是造成郑奎死亡的根本原因。现场勘验笔录证实，案发酒店窗户高度离地面仅为0.72米，且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护措施。不符合《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的规定。2.案涉酒店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建筑质量安全问题，保障消费者安全。被上诉人普宜民欣酒店未对建筑质量安全问题采取加装护栏或者是有效的对窗户开合进行限位等措施予以克服。3.被上诉人普宜民欣酒店作为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4.一审法院对普宜民贸会所使用普宜民欣酒店营业执照的事实没有依法认定。根据公安机关侦查卷宗，再结合工商登记公示信息、押金单等证据，足以证实普宜民贸会所使用了普宜民欣酒店的营业执照向郑奎提供服务。二、一审适用法律不正确。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五条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被上诉人作为住宿服务的提供者，具有依法保障消费者郑奎人身安全的义务，其明知该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了消费者死亡，应当赔偿二倍的惩罚性赔偿。三、一审判决结果不公正。一审法院认定郑奎因饮酒过量导致坠楼死亡，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不当。同时，一审判决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判决结果的价值导向与法律相冲突。上诉人普宜民欣酒店答辩称：1.酒店建筑不存在安全方面的质量问题，服务也不存在瑕疵或缺陷，且房间窗户已安装锁扣及限位器，已采取了防护措施。郑奎跳楼身亡与酒店有无防护措施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二、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侵权纠纷，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上诉人郑枝军、张才芬并未举证证明郑奎系意外死亡，其诉请酒店担责的前提不成立，对其上诉意见应予以驳回。被上诉人普宜民贸会所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普宜民欣酒店答辩意见一致。被上诉人魏义云辩称：答辩意见与一审一致。上诉人普宜民欣酒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郑枝军、张才芬对普宜民欣酒店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本案证据证明郑奎系自杀死亡，上诉人不应担责。1.郑奎尸体距其入住房间窗口垂直下放的外墙2.8米，不符合在窗口处自然下坠的特征，自然下坠的人体应紧邻酒店外墙，尸体距窗口下方外墙2.8米，显然还存在产生2.8米距离的力，即郑奎蹬踏窗口下方外墙、向外弹跳的力。2.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笔录》载明“在窗子下方0.43m的外墙上有擦痕和鞋印”，应系坐在窗台有意蹬踏才可能形成擦痕、鞋印，与尸体距酒店外墙2.8米系郑奎蹬踏窗口下方外墙、向外弹跳相印证。3.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笔录》载明：酒店1007号房间仅有一道极小的窗户，隔断为东西两个窗门，两个窗门分别打开时形成东西两个窗孔，宽分别为42厘米，事故发生后，东侧窗门锁扣闭合，西侧窗门呈开启状，即便西侧窗门完全开启，西侧窗孔宽至多为42厘米（两张A4纸纵向平铺的宽度）,若非有意为之，郑奎不可能从西侧窗孔坠落至外侧。4.郑奎酒后（公安机关检测酒精含量为161.26mg/ml）凌晨3时左右回房间睡觉，魏义云同室。按常理，郑奎应是在房间酣睡，而不可能赤身裸体、置身距床四五米之外的窗口。综上证据与事实，均指向郑奎系有意、自主从窗口跳楼。是何原因引起，则是该案（不仅仅是民事案件）悬而未明的事实，而同住一室的魏义云向办案机关所作陈述并不可信。反之，一审判决认定郑奎死亡属意外事件并无证据支持。二、郑奎跳楼身亡与涉案窗户有无保险措施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判决酒店担责的理由不成立。1.任何防护措施都不足以防范自杀行为，故防护措施的有无与自杀结果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不应担责。2.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图片显示，1007房间的窗门分别安装了锁扣，并非无保险措施。一审判决认定与事实不符。综上，1007房间窗户不存在安全隐患，酒店不存在未尽安保义务事实，不应担责。三、上诉人调取收集证据的诉讼权利未得到保障，导致一审判决事实不清。1.郑奎是否从1007房间的窗口坠落楼下、郑奎、魏义云在1007房间内发生的事实、以及床套上的疑似血迹，是该案（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应当查明的基本事实。2.郑奎尸体为何距1007房间窗口下方墙脚2.8米的原因亦未查清。3.公安机关卷宗内是否有对床上的床套上有疑似血迹的检验结论？4.据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笔录第6页记载，现场勘验形成的材料有“现场勘验制图2张；照相30张；录像4分”，上诉人申请调取，但未能取得。公安机关现场勘验两个窗孔相加的宽度为0.42m，然而经上诉人实测，1007房间窗口单侧净宽为32厘米，窗门开启使之分为大小两个窗孔后，两窗孔的宽度则更狭小。对此疑问，应当调取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照相30张及录像4分（钟）证明。5.公安机关办理该案的程序性、结论性文书，上诉人申请调取，但未能取得。6.魏义云与郑奎系同住1007房间，既是距郑奎死亡事实最近的人，也是可能因同住照顾义务而应对郑奎死亡承担法律责任的人，魏义云向公安机关陈述其与郑奎通话、与案外人通话等，需调取魏义云电话、郑奎电话的通话记录予以证真或证伪。上诉人申请调取通话记录，但未能取得。以上事实不清、证据调取不能，使得本案判决缺乏事实依据。四、魏义云对郑奎有同住照顾义务，一审判决魏义云不担责属错误。郑奎与魏义云系男女朋友关系，郑奎醉酒之后与魏义云同住，魏义云对郑奎负有同住照顾义务，因此应当承担相当的民事责任，其民事责任不因郑枝军、张才芬不向其主张而让其他诉讼当事人承担。五、一审法院认定的计赔项目及标准错误。1.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应适用原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的赔付标准。2.死亡赔偿金应适用农村标准。综上，死亡结果系郑奎自杀行为所致，与酒店无任何因果关系，酒店不存在过失或过错行为，一审判决酒店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基础和前提条件，应改判驳回郑枝军、张才芬对酒店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郑枝军、张才芬辩称：1.普宜民欣酒店的上诉人没有事实及理由支撑，应当驳回。其主张郑奎系跳楼自杀，没有证据证实，公安机关已对该事故定性为非刑事案件。2.根据一审法院组织的现场勘验，案涉房间窗台高度仅为0.72米。3.案涉房间的窗户限位设施形同虚设，仅用玻璃胶予以固定。普宜民欣酒店提到的其他问题，公安卷宗均能给予合理解释，综上，请求驳回普宜民欣酒店的上诉。被上诉人普宜民贸会所辩称：我对普宜民欣酒店上诉无异议。被上诉人魏义云辩称：答辩意见与郑枝军、张才芬一致。原审原告郑枝军、张才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两原告之子郑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人民币798040.11元，支付二倍的惩罚性赔偿人民币1596080.22元，合计2394120.33元；2.被告支付赔偿房费、押金300元及赔偿金336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原告郑枝军、张才芬系死者郑奎的父母，2018年11月11日，郑奎及朋友到大方县长石镇陈禄奎家玩到晚上八点左右，每人喝了约两瓶啤酒，晚11时许，郑奎及其女友魏义云、朋友李发翼、王昌达、叶仕青等到被告普宜民贸会所KTV包房喝酒唱歌，至12日凌晨2时左右，魏义云提出很困，郑奎就去普宜民欣酒店开了房号为1007号的房间，交了房费168元及押金132元，安排魏义云先去该房间睡觉，郑奎和其他朋友继续喝酒，7人喝了1件共24瓶小啤酒，到凌晨3时许，KTV包房要打烊，郑奎就到1007号房间门前，打电话叫魏义云开门后，也在该房内住宿。12日上午7时30分，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普宜派出所接到报案，发现郑奎未着衣物、赤足，死于普宜民欣酒店楼下水泥地上，尸体距离酒店外墙2.8m，在1007号房窗子下方0.43米的外墙上有擦痕和鞋印。经出警警察取证之后，郑奎尸体被送到毕节进行尸检，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出具《鉴定文书》确认：郑奎血液内检出乙醇，含量为161.26mg/ml,未检出其他有毒物，“郑奎系坠伤至重型颅脑损伤合并失血性休克死亡”。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后，对郑奎的死亡排除了刑事案件。一审法院另查明，被告普宜民贸会所原名民贸酒店，2018年8月13日变更登记为现有名字，经营范围由原住宿、KTV服务变更为KTV服务，投资人欧建军；被告普宜民欣酒店系独立的民事主体，经营者李凯，二者没有隶属关系。另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现场勘验笔录》载明，普宜民欣酒店1007号房间北墙处有玻璃墙，玻璃墙长3.9m,玻璃墙距地0.8m,距玻璃墙西端1.43m处有一道窗子，窗子宽为1.02m，高为1.23m，窗子有两个窗门，东侧窗门锁扣闭合，西窗门呈开启状，形成大小两个窗孔，两个窗孔宽为0.42m。经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6日组织双方对普宜民欣酒店1007号房间现场进行勘验，涉案窗户窗台距离地面0.72m，窗口距离地面0.8m，窗框高1.02m,宽0.9m，窗子有两个窗门，开启后一边形成两个窗孔，窗门开到最大状态时，窗孔的宽度为0.26m及0.12m。涉案窗户安装于2018年3月，可通过锁扣对外锁闭。窗户均用玻璃胶安装了限位器。一审法院现场勘验时，该限位器玻璃胶已无法固定限位器，窗户未安装防盗网及防护栏等其他安全设施。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告郑枝军、张才芬之子郑奎于2018年11月11日入住被告普宜民欣酒店，于2018年11月12日从涉案1007号房间窗户意外摔下死亡。被告普宜民欣酒店作为管理人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6.11.6“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4居住建筑临空外窗的窗台距楼地面不得低于0.9m时，否则应设置防护措施，防护措施的高度由地面起算不应低于0.9m”之规定，涉案普宜民欣酒店1007号房间窗台距离地面仅为0.72m，虽然窗户安装了锁扣，用玻璃胶安装了限位器，但窗台未设置防护栏、防盗网等其他防护措施，应认定被告普宜民欣酒店对涉案窗户的安全隐患未采取合理的防护措施，对入住酒店的郑奎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其行为与郑奎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故应在安全保障范围内承担侵权责任。郑奎在饮酒之后从窗台意外摔下死亡，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酒量应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且对过度饮酒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应该知晓，郑奎因饮酒过量导致不能清醒判断自己的行为和周围环境的危险性，造成坠楼死亡，自己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综合以上分析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一审法院酌定对郑奎的死亡，由被告普宜民欣酒店承担20%的赔偿责任，由郑奎自行承担80%的责任较为公平合理。被告普宜民贸会所与被告普宜民欣酒店系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二者没有隶属关系，原告主张被告普宜民贸会所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魏义云并未与郑奎已一同饮酒，且在郑奎已进入1007号房间并入睡之后，魏义云已无对其提醒、照顾以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故被告魏义云在本案中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被告普宜民欣酒店认为郑奎系自杀死亡的意见，因无相应的事实依据，不予采纳。根据原告的请求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案赔偿项目包括：1.死亡赔偿金，按照上一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为688,080.00元（34,404.00元/年×20年）；2.丧葬费，按照贵州省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为39,158.00元（78,316.00元/年÷12月/年×6月）；3、精神抚慰金，酌情支持30,000.00元。以上合计为757,238.00元，由被告普宜民欣酒店赔偿151,447.60元（757,238.00元×20%）。因被告普宜民欣酒店并未存在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并造成郑奎死亡的结果，故对原告要求判决被告承担二倍的惩罚性赔偿的诉请，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以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其诉请的房费、押金属于郑奎与被告普宜民欣酒店的合同关系，本案不作处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民欣酒店赔偿原告郑枝军、张才芬因郑奎死亡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151,447.60元，限判决生效5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郑枝军、张才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137.00元，由原告郑枝军、张才芬负担5,524.00元,由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民欣酒店负担613.00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普宜民欣酒店是否应当对上诉人郑枝军、张才芬因郑奎死亡导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责任如何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共和国侵权责任》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普宜民欣酒店作为经营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如何确定，应结合其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及过错程度予以认定。经查，虽普宜民欣酒店在其所提供住宿服务的案涉1007号房间窗台采取了安装锁扣、限位器等防护措施，但在窗台距地面高度仅为0.72m，未完全严格符合相关建设要求的情况下，普宜民欣酒店未将该情况向消费者进行说明，亦未明确警示，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郑奎醉酒致使其认识危险和控制行为能力的降低，是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故，一审法院综合普宜民欣酒店的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酌定由普宜民欣酒店对郑奎的死亡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郑枝军、张才芬主张普宜民欣酒店应承担全部损失的二倍惩罚性赔偿责任以及普宜民欣酒店主张郑奎系自杀身亡，普宜民欣酒店不存在过错、被上诉人魏义云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均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郑枝军、张才芬、普宜民欣酒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13531元，由上诉人郑枝军、张才芬负担12274元，由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民欣酒店负担125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世军审 判 员 徐 洪审 判 员 刘光全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园园书 记 员 王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