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2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法定代表人：殷炜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腓力，江苏东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206201510694198。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阳观山湖顺丰建材经营部，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天合建材交易中心**/div>经营者：王跃川。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强，贵州黔创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710550914。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丹，贵州黔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江苏启安建设集团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建筑大厦1205iv>法定代表人：李卫卫，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腓力，江苏东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206201510694198。上诉人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安集团）因与被上诉人贵阳观山湖顺丰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顺丰经营部）、原审被告江苏启安建设集团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启安集团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无视基本法律关系和法律原则，在本案中存在两份不同主体签订的合同，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在一案中同时审理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在审理中更是超出被上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完全违背不告不理等原则性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在原审中主张的全部事项都是依据其在2014年11月16日与启安公司签订的合同，而且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合同签订的主体是上诉人，实际使用木材的是上诉人和启安公司”，被上诉人对于2015年5月11日签订的合同是不予认可的或者是未生效的，其诉请完全是建立在2014年的合同之上的，然而原审法院却仍然将2015年的合同作为裁判依据，在此错误的法律关系基础上进行判决，被上诉人都未认可的合同如何能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两份合同签订的内容也是不一致的，原审法院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请以及相关事实、证据的情况下进行审理，如果按照2015年5月11日签订的合同作为本案审理的基础法律关系，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发生纠纷应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即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起诉解决，原审法院审理此案也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根本未查清本案事实，且违反法律规定调取证据，并未中立、公正客观审理案件。本案不管是哪一份合同中，都明确约定了货物的签收人，被上诉人在本案当中主张的货款，根本不是两份合同中约定的指定签收人吴汉生或者刘兵，被上诉人所称的朱灵敏进行对账确认也是毫无依据的。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虽然部分有项目部印章，但是即便在印章真实的情况下，也是项目现场对于2015年之前所供货物的核对，并不涉及被上诉人主张的2016年8月之后所供的货物。朱灵敏签字如何形成，是否是其本人所签都未能查实，而且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原审法院在庭审中也未进行原始载体核对。且朱灵敏的身份问题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仅是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电话进行核实，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三、原审法院在错误的事实及法律关系的基础上适用法律也当然错误。2015年之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或者启安公司之间的供货都存有书面合同，且所有的数量及价格都明确清楚，可2016年8月之后的供货既没有书面合同也没有原先指定人员的签字，间隔将近一年的时间供货行为能否认定为原先合同的延续也存有疑问，原审法院依据原有合同内容要求被上诉人自2017年2月起支付相应利息及罚息也没有法律依据。四、原审法院违法查封冻结，在办案过程中不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早在2019年9月就提起诉讼并查封冻结上诉人财产，直至2020年3月17日当天解封同时又查封，在如此长时间内原审法院根本未向上诉人告知任何查封冻结或者开庭事宜，后得知被上诉人撤诉后又起诉，一定程度上影响上诉人的正常经营，同时保全民事裁定书中并未显示收取任何费用，而又要求上诉人承担保全费用。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顺丰经营部答辩称：一、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是母子公司，两个主体在本案中不应存在利益冲突，否则两个公司不能委托同一诉讼代理人。第二、虽签订两份合同但后续的收货结算付款以及开具发票，上诉人和原审被告都未做明确的区分。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是以上诉人作为收货人，因此合同的实际主体是上诉人，不存在争议。第三、朱灵敏的身份不仅是收货人而且被上诉人提供的多份证据来证实朱灵敏与上诉人的关系，一审法院最终确认朱的身份也不仅是电话笔录还综合了本案的其他证据。因此本案一审判决应依法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启安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被上诉人顺丰经营部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1.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42175元；2.判令二被告支付违约金218992元（以342175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从2017年2月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时为止，暂计算至2019年9月）；3.判令二被告支付律师费20000元；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6日，原告作为供货方（乙方）与被告启安公司作为采购方（甲方）签订了一份书面的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买卖的标的为模板，由乙方送货到甲方指定地点：贵阳小河区长江路、珠江路万科大都会、贵州龙里县谷脚镇维乐临空仓储物流园。货物接收人为刘兵，验收方式为乙方随货提供送货单，甲方核对无误后签署送货单。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时生效，合同约定的数量不作为合同实际执行的结算数量，实际数量以现场通知供货验收数量为准，合同有限期为货、款两清及物资质保期到期结束。原告与被告启安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盖章进行了确认。2015年5月11日，原告作为卖方（乙方）与被告启安集团作为买方（甲方）签订了一份《订货合同》，合同对货物买卖数量等做了相应的约定，送货地址为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谷脚镇（江苏启安万科物流园项目部），收货人为吴汉生，验收方式为签署送货单，付款方式为货物全部送完后两个月内结清，但未约定违约责任。原告在合同上签字盖章进行了确认，该合同由被告启安集团向法庭提交。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原告分别于2014年11月16日至12月3日期间向被告启安公司供应了价值137240元的货物，于2014年12月12日至12月23日期间向被告启安公司供应了价值231820元的货物，于2014年12月28日至2015年1月3日期间向被告启安公司供应了价值为162150元的货物，上述收货人均为刘兵，收货地址为贵阳小河区万科大都会小学，金额共计531210元；原告于2014年11月19日至12月6日期间向被告启安集团供应了价值66400元的货物，于2015年1月4日向被告启安集团供应了价值28800元的货物，于2015年1月27日向被告启安集团供应了价值31150元的货物，于2015年5月2日至10月30日期间向被告启安集团供应了价值203280元的货物，上述金额共计329630元，收货人为吴汉生，收货地址为龙里工地，对账人有吴汉生及朱灵敏，其中朱灵敏对账的均加盖有启安集团龙里物流项目部的公章。原告又于2016年8月20日至2016年11月27日期间，向被告启安集团供应了价值为342175元的货物，收货地址为龙里谷脚镇。对此期间的货物原告与案外人朱灵敏在微信进行对账，明确该批货款为342175元。综上，原告全部供货共计价值1203015元，两被告自2015年4月30日至2018年2月14日期间分十次共计支付货款920000元，尚欠原告货款283015元未付。庭审中原告表示欠付的货款实际就是向龙里工地供应的2016年8月20日至2016年11月26日期间的货款，因两被告都向原告支付了货款，故诉请两个被告共同支付剩余货款；被告则表示相互付款是因为若子公司被告启安公司申请，母公司启安集团可以代为付款，已经支付的920000元货款中，包含两个工地的货款。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交的原告身份信息、《买卖合同》、送货单及对账清单等、被告提交的被告身份信息、《订货合同》、转账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且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启安公司、启安集团签订的买卖合同及《订货合同》均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依约向被告启安公司、启安集团履行了送货义务，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启安集团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货款，尚欠原告283015元货款未付，应当承担支付剩余货款的责任。对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按照月息2%支付违约金的诉请，因双方签订的《订货合同》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原告最后一次送货时间2016年11月26日，被告应在两个月内付清货款，故被告应自2017年2月起以所欠货款28301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全部货款付清为止。对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启安公司、启安集团支付20000元律师费的诉请，因双方在《订货合同》中没有约定，且原告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确实为实现债权支付了相应的费用，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贵阳观山湖顺丰建材经营部货款283015元，并自2017年2月起以所欠货款28301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全部货款付清为止；二、驳回原告贵阳观山湖顺丰建材经营部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12元，减半收取4806元，诉讼保全费3420元，由被告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原告贵阳观山湖顺丰建材经营部已预交，被告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贵阳观山湖顺丰建材经营部）。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案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启安集团是否应为案涉货款承担责任主体。根据本院查明事实，被上诉人顺丰经营部向启安公司、启安集团供货共计价值1203015元，启安公司、启安集团自2015年4月30日至2018年2月14日期间分十次共计支付货款920000元，尚欠顺丰经营部货款283015元未付。虽上诉人认为，案涉货款涉及两份合同，是不同的合体主体，但对于已付款部分，启安公司、启安集团并未有明确区分，被上诉人顺丰经营部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是开具给上诉人启安集团，且查明本案争议未付货款部分的款项实际是由案外人朱灵敏进行对账后确认货款部分，虽上诉人主张不认可案外人朱灵敏身份，其对账效力不予认可，但根据本院庭审查明，案涉货款书面对账中，涉及朱灵敏对账的均加盖有“启安集团龙里物流项目部的公章”，启安集团亦对该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综合现有证据及原审调查询问笔录，对涉及朱灵敏对账部分效力予以认可，上诉人启安集团应为案涉货款承担责任主体，对上诉人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原审依据2015年签订合同判决存在超诉请问题且对原审管辖提出异议，经本院查明，该份合同系当事人之间就案涉争议货款签订的合同，原审依据该合同进行判决并无不妥，另上诉人也并未有证据证明于原审中有提出管辖异议申请，故对上诉人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上诉人提出原审法院违法查封冻结，亦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违法查封事实，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综前所述，上诉人所提之主张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综上，上诉人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均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12元，由上诉人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周立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黄艳书记员刘羊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