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7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87年4月8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89年11月16日，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科曌，贵州星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绿寿，男，195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金贤，贵州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袁玉珍，女，1964年4月11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原审被告：王垫萍，女，1986年1月5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彭绿寿及原审被告袁玉珍、王垫萍共同共有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王某2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是改判被上诉人享有补偿金总金额不超过57831.304元，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适用法律程序错误，第一，被上诉人在（2019）黔0112民初2406号案件庭审中，法院向被上诉人释明是否变更诉请，被上诉人表示拒绝变更，2020年1月20日，被上诉人再次以同样的诉讼请求向乌当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第二，一审法院违背‘不告不理’原则，在未对被上诉人进行释明其是否需要变更请的前提下，变更其诉请，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可参与分配的房屋征收面积进行折价补偿，其属于单方面处分当事人诉讼权利，严重损害上诉人的诉讼程序权利及合法实体利益；2、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本案案涉房屋属于家庭共有财产，非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系袁玉珍与彭绿寿结婚后共同生活为三个孩子（王某2、王垫萍、王某1）的住房需要，用上诉人家庭户的征地补偿款在原有房屋上加建，第二，关于过渡费（临时安置费、搬家费、搬家奖励、签约奖励等）的起算期限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实际享有的份额认定错误，涉案房屋属于原家庭共同所有房屋基础上共同修建而来，修建属于添附行为，被上诉人拆迁补偿份额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来进行计算，扣除上诉人家庭户原有房屋的价值，第三，拆迁补偿款计算依据错误且未扣除征地（宅基地）补偿费用，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费包括征地（宅基地）补偿费用（房地一体），该房屋增建于上诉人原有家庭房屋之上，修建所用的土地使用权由上诉人共同所有，故应扣掉征地（宅基地）补偿费用。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撤销或改判。彭绿寿辩称：1、本案不是重复起诉，一审中被上诉人起诉分割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屋属于家庭共有财产析产诉讼，与夫妻共同财产不是同一案由，本案属于共同共有纠纷，在离婚案中，不可能起诉继子女，本案是拆迁补偿共有纠纷；2、对于过渡费、搬家费及签约鼓励补偿，房屋征收时，上诉人王某1及原审被告王垫萍已经外嫁，户口已迁出，实际居住的只有彭绿寿、袁玉珍、王某2，应当由其居住三人进行分割，对于征收房屋的加建部分面积应为176.24㎡，而非上诉人所说的88㎡，被上诉人于2000年2月与袁玉珍登记结婚，婚后2000年6月出资办理产权证，并加建木板房和二层厢房，加建时王某2、王某1、王垫萍均未成年，没有修建房屋的经济和能力，故加建部分应属夫妻共同财产，且被上诉人与袁玉珍婚后将户口迁入乌当区北衙村北衙**，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应享有共同承包的土地及房屋补偿款。袁玉珍陈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王垫萍未到庭陈述意见。彭绿寿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享有的被征收房屋安置补偿，补偿款147407.73元及一套房屋（暂估200000元）；二、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2月24日，原告彭绿寿与被告袁玉珍在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政府登记结婚，2019年10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黔0112民初24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彭绿寿与被告袁玉珍离婚，该判决书已生效。另查明，1994年，被告袁玉珍与其亡夫王家友经审批，在原宅基地基础上修建了大房、三间门面房、厢房。2000年6月22日，前述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所有人为袁玉珍，房屋建筑面积为153.05平方米，但三间门面房、厢房并未进行产权登记。2000年6月1日，前述房屋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人为袁玉珍，用地面积为195.175平方米。在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双方在被告与其前夫共同修建的房屋上加盖了房屋，其中厢房顶上加建了一层2间房屋共28.2957平方米，在门面房顶上加建了两层共6间房屋共60.3912平方米。原告彭绿寿与被告袁玉珍在《乌当区新天社区棚改项目房屋摸底调查表》中对共同生活期间加建部分房屋的具体位置进行了确认，并在该表中签名予以认可。因城市建设需要，被告袁玉珍名下的房屋及原、被告共同修建的八间房屋均被征收，经测量，拆迁的房屋面积总计361.39平方米。2018年10月8日，被告王某2、王某1分别与乌当区房屋征收局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前述房屋被征收，其中王某1安置162.38平方米、王某2安置199.01平方米的房屋。两被告采取产权置换方式获得四套位于北衙尚城安置点的安置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124.63㎡、81.19㎡、81.19㎡、81,19㎡，共计368.2㎡，超安置面积6.81㎡，同时还获得了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费、过渡期限为2019年1月31日至2021年7月31日的临时安置费、搬家费、搬家奖励、签约奖励等补偿共计589630.93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彭绿寿（与被告袁玉珍共有部分）房屋被征收后，其权利如何保护的问题。根据已生效的（2019）黔0112民初2406号民事判决，原告与被告袁玉珍共同生活期间，在被告袁玉珍与其前夫共同修建的房屋上加盖了房屋，其中厢房顶上加建了一层2间房屋共28.2957平方米，在门面房顶上加建了两层共6间房屋共60.3912平方米，共计88.6869平方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及第三十九条：“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的规定，原被告离婚时，子女均已成年，两人共同生活期间修建的房屋应平等分配。综上所述，原告彭绿寿可参与分配的房屋征收面积为44.34345平方米。对于原告主张其享有拆迁补偿费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72349.18元（44.34345㎡÷361.39㎡×589630.93元＝72349.18元）。对于原告诉请判决其享有一套安置房（暂估20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被告王某1、王某2与乌当区房屋征收局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涉案房屋被征收后，采取产权置换方式获得四套位于北衙尚城安置点的安置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124.63㎡、81.19㎡、81.19㎡、81,19㎡。现北衙尚城的安置房屋尚未交付，且该房屋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无法对房屋价值进行评估，加之房屋市场价值波动较大，也无法分割，结合原告彭绿寿可参与分配的房屋征收面积亦不足以置换任何一套安置房屋的情况，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从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的角度出发，判决被告对原告可参与分配的房屋征收面积进行折价补偿。根据被告王某1、王某2与乌当区房屋征收局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第二条：“被征收房屋的货币补偿安置方式”：“（1）按照本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乙方经确认的房屋合法建筑面积选择货币补偿的：按评估价2768元／㎡上浮30%后补偿。”的约定，一审法院酌定被告应向原告彭绿寿补偿159565.47元（44.34345㎡×2768元／㎡×130%＝159565.47元）。被告王某1、王某2作为被征收人与乌当区房屋征收局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内容包括了原告彭绿寿可参与分配的44.34345㎡房屋面积在内，故应由被告王某1、王某2在各自安置的房屋面积范围内承担给付义务，以王某1承担44.93%（162.38㎡÷361.39㎡×100%＝44.93%）、王某2承担55.07%为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某1、王某2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彭绿寿支付各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72349.18元、房屋货币补偿159565.47元，合计231914.65元（其中被告王某1承担44.93%、被告王某2承担55.07%）；二、驳回原告彭绿寿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11元，减半收取3256元，由原告彭绿寿负担1082元，由被告王某1、王某2共同负担2174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上诉人王某1、王某2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提交征地补偿兑现清册复印件一份、北衙村村委会证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修建涉案8间房屋的资金来源是上诉人王某1、王某2与原审被告袁玉珍。王垫萍的征收补偿款于2005年年底修建。被上诉人彭绿寿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且达不到其证明目的，首先取得的王某3的补偿款，领款人名字是原审被告袁玉珍和王家凤，不能证明领的款项是修建房屋。原审被告袁玉珍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认可上诉人的意见。2、提交存折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上诉人王某1在2005年取得征地补偿款后，即以大额取出用于修建涉案房屋。被上诉人彭绿寿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原审被告袁玉珍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认可上诉人的意见。3、提交村委会证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上诉人与家庭成员一直共同居住在北衙村老房，未与家庭成员分居。被上诉人彭绿寿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结婚后就已经不住一起了，只是户口在一起。原审被告袁玉珍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认可上诉人的意见。同时，上诉人还向本院申请了证人王某3、王某4出庭作证，拟证明当初是原审被告袁玉珍以王某3名义领取的款项，实际是由前夫所拥有的土地补偿款项，且涉案拆迁房屋是在获得该补偿款项后修建的。被上诉人彭绿寿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也无法证明该款项就是用于修建房屋，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2005年被上诉人已将户口迁入北衙村，根据土地承包政策，土地补偿属于家庭所有；根据《婚姻法》十七条条第二款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产经营所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原审被告袁玉珍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可上诉人的意见。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判确定彭绿寿对涉案房屋被征收后的分割是否正确。第一、根据一审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9）黔0112民初2406号民事判决载明“彭绿寿与袁玉珍共同生活期间，在袁玉珍与其前夫共同修建的房屋上加盖了房屋，其中厢房顶上加建了一层2间房屋共28.2957平方米，在门面房顶上加建了两层共6间房屋共60.3912平方米，共计88.6869平方米，双方已经对该八间房屋的位置等进行了确认。”的内容，原判确认彭绿寿可参与分配的房屋征收面积为44.34345平方米，属于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认的事实；上诉人王某1、王某2主张上述88.6869平方米的房屋是用原来家庭土地的拆迁款修建的，应属于包括上诉人王某1、王某2，被上诉人彭绿寿，原审被告袁玉珍、王垫平等五人在内共同共有的房屋，而当时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垫平均未成年，证人证言也难以证明是用原来家庭承包土地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修建上述88.6869平方米的房屋，原判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结合2000年6月22日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建筑面积为153.05平方米、用地面积为195.175平方米，《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载明拆迁房屋的面积为361.39㎡以及货币补偿的方式，判决支持彭绿寿享有拆迁补偿费用72349.18元以及可以获得安置房屋的补偿款159565.47元，符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维持。原判根据上诉人王某1、王某2在各自获得安置的房屋面积范围内承担给付义务，并据此确认王某1承担44.93%、王某2承担55.07%的支付责任，符合权利义务对等一致的原则，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82元，由上诉人王某1负担1699元、王某2负担208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有临审判员  李 蓉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 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