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79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中原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石风路**河北四建办公楼**314。 法定代表人：骈志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秋华，河北双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益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中日生态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宋瑞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岳文，男，1971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威龙，男，1988年4月8日出生，汉族，河北省唐山市路**。系该公司法务。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红杰，男，1973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拴平，河北康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原城市管理局），，住所地石家庄市栾城区大桥路** 法定代表人：梁红春，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振国，男，汉族，1972年4月1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军围（伟），男，196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无极县，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宾宅，男，1976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赵军围、董宾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雅梦，河北双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家庄中原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劳务公司）、中益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益诚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红杰、石家庄市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以下简称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赵军围（伟）、董宾宅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1民初2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原劳务公司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1民初2224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高红杰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高红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中原劳务公司与被上诉人高红杰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2017年12月19日，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与中益诚达公司签订一份关于惠源路市政管网及道路改造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益诚达公司为承包人。2017年11月27日，中益诚达公司与中原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中原劳务公司承包了惠源路市政网管及道路改造项目的原路面拆除、土方填筑、水泥稳定土、便道砖铺贴、管沟回填等劳务作业。在施工过程中，中原劳务公司将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高红杰。因此，中原劳务公司与高红杰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并非一审判决所称双方之间无合同关系，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中原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潘某、曹潇波、赵军围无权签署2019年6月12日的“栾城惠源路高红杰班组决算单”，且该文件经高红杰事后涂改变造，一审判决以此决算单为依据，判定中原劳务公司尚欠高红杰劳务费1281021.1元，是错误的。（一）中原劳务公司与高红杰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双方是劳务分包合同的当事人，结算行为必须在合同当事人之间进行，但双方从未就劳务费进行过决算（结算）。（二）一审判决认为“原告高红杰等劳务人员在施工过程中，董宾宅指派潘某任项目经理，曹潇波任技术负责人，赵军围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三人负责对所有施工进场的施工工人的出勤天数、作业内容及应发工资据实记录”。事实上，董宾宅是中原劳务公司惠源路项目的全权代理人。但中原劳务公司对董宾宅的授权是“负责我公司惠源路市政网管及道路改造项目的原路面拆除、土方填筑、水泥稳定土、便道砖铺贴、管沟回填等劳务作业事宜，并以我公司的名义处理与之相关的各项事务”，人事任免权并不在授权之列，其无权指派他人担任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现场管理人。潘某、曹潇波、赵军围并非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现场管理人，三人只是一般工作人员，无权认定劳务价格，更无权对劳务工程进行结算（决算）。所以，潘某、曹潇波、赵军围签署“栾城惠源路高红杰班组决算单”，是无效行为，上诉人不予认可。（三）高红杰对2019年6月12日的“栾城惠源路高红杰班组决算单”进行涂改伪造，增加了“决算单”三个字，企图制造结算（决算）事实。一审判决却认为“即便被告董宾宅所述属实，也改变不了潘某、曹潇波、赵军围在‘××××班组’的作业内容的各项费用签字认可的事实”。一审判决自相矛盾，一方面认定潘某、曹潇波、赵军围“三人负责对所有施工进场的施工工人的出勤天数、作业内容及应发工资据实记录”，一方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认定三人具有对“作业内容的各项费用签字认可”的权利。该认定显然没有实际根据，并无端赋予了潘某、曹潇波、赵军围认价权，是对中原劳务公司结算权的剥夺。（四）高红杰涂改“栾城惠源路高红杰班组决算单”中的数字，涂改变造了污水（下管）、人工费的数据，将人工费变造为640439元，高红杰由此计算人工费，是虚假数字。（五）人工费中的85000元，与中原劳务公司、高红杰之间的劳务合同无关，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在中原劳务公司与高红杰未进行劳务工程结算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依据存在重大出入证据判令中原劳务公司承担与事实不符的巨额劳务费，明显失误失实，从而造成错判。为维护自身权益，故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 中益诚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1民初222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内容；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高红杰、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中原劳务公司、赵军围、董宾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中原劳务公司为实际施工人是错误的。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为涉案工程发包人，中益诚达公司为承包人，整个工程是由中益诚达公司进行施工建设的，中益诚达公司将工程中的劳务分包给中原劳务公司，属于劳务专业分包，不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本工程不存在违法分包、转包、借用资质、挂靠等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因此中原劳务公司不是法律所规定的“实际施工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29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与名义上的承包人相对，一般是指非法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借用资质（挂靠）签订合同的承包人。具有下列情形可认定为实际施工人:（一）存在实际施工行为，包括在施工过程中购买材料、支付工人工资、支付水电费等行为；（二）参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过程；（三）存在投资或收款行为。具有下列情形的，不能认定为实际施工人:（一）属于施工企业的内部职工；（二）与非法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无施工合同关系的农民工、建筑工人或者施工队、班组成员。上述人员不能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只能依据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向实际施工人（承包人）主张权利。建设工程经数次转包的，实际施工人为最终的承包人。在本案中，中益诚达公司与中原劳务公司之间是劳务分包合同关系，且中原劳务公司为具有劳务资质的公司，中益诚达公司将部分劳务分包给中原劳务公司合法有效，中原劳务公司不是法律规定的“实际施工人”范畴。二、因本案不存在违法分包、非法转包、挂靠、借用资质等行为，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该规定适用的是在违法分包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实际施工人的合法权益的问题，但本案中的承包人为中益诚达公司，工程由中益诚达公司进行施工建设，将部分劳务进行专业分包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三、即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中原劳务公司为实际施工人，也不能判定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在欠付中益诚达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假设中原劳务公司是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根据法律规定，只有中原劳务公司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向发包人即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主张权利。高红杰为中原劳务分包公司下属的施工队伍，只能依据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向实际施工人（承包人）主张权利。高红杰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向中益诚达公司、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主张权利。一审判决不能将实际施工人做扩大解释，且涉案工程并未进行最终结算，欠款数额尚不确定，一审法院的第二项判决是错误的。中益诚达公司已将合同范围内的劳务费用支付给了中原劳务公司，在发包人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并未与中益诚达就工程进行竣工结算，不能查清欠付中益诚达公司建设工程价款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定发包人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承担连带责任将严重损害中益诚达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的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中益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 中原劳务公司针对中益诚达公司上诉请求的答辩意见同其上诉意见。 高红杰针对中原劳务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称，中原劳务公司上诉称潘某、曹潇波、赵军围无权代表中原劳务公司签署决算单，但该决算单是所有分项劳务的累加，高红杰与三人的两次对账是所有劳务的总额，且潘某、赵军围是项目经理，其与高红杰核算施工总量或结算是职务行为，该施工总量或结算也是合法有效的，足以定案。高红杰针对中益诚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本案实际情况是赵军围、董宾宅二人合伙挂靠中益诚达公司和中原劳务公司实施惠源路改造工程，卷宗中高红杰提供的购买材料及其他证据足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中原劳务公司为实际施工人，认定事实清楚，赵军围、潘某、曹潇波、赵军海等人代表公司购买施工材料、支付工人工资等行为，符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第29条的规定，而非中益诚达公司所说的单纯劳务分包。根据2020年5月1日生效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作为建设单位、总承包单位以及分包单位对农民工的工资负有全部的支付责任，高红杰等农民工为其工作，拖欠劳务费的事实清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答辩称，无意见。 赵军围、董宾宅答辩称，董宾宅是中原劳务公司的代理人，赵军围是董宾宅的雇佣工作人员，无权签署结算单，且该结算单并不真实，是经过涂改的。关于人工费85000元确实存在该用工行为，但与本案无关。 高红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共同支付给原告劳务费1361021.1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9日，以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原石家庄市栾城区城市管理局）为发包人，以中益诚达公司为承包人，双方签订了关于惠源路（石栾大街-兴安街）市政管网及道路改造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为28459528元。2017年11月27日以中益诚达公司为甲方，被告中原劳务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承包范围为惠源路（石栾大街-兴安街）市政管网及道路改造项目图纸范围内的原路面拆除、土方填筑、水泥稳定土、便道砖铺贴、管沟回填等劳务作业。合同约定承包单价280/平方米，费用支付按月核实并确认完成的劳务工程量，每月甲方支付已完成合格劳务工程量费用的80%，劳务工程完工且甲方验收合格后付清所有劳务费。根据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认定被告董宾宅是中原劳务公司代理人，其获得了中原劳务公司惠源路项目部全权代理人的资格。2019年1月21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围挡安装等劳务作业的劳务分包合同，合同总价为250万元。2019年4月15日，双方又签订了关于围挡安装等劳务作业的劳务分包合同，合同总价为150万元。2019年9月30日，中益诚达公司与中原劳务公司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第二条载明“截止到2019年9月30日止，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根据原合同的约定，甲方已实际支付乙方劳务费687673.81元，剩余劳务费149204.19元”。协议第三条载明“乙方开具发票金额与合同金额一致，甲方将剩余的劳务费149204.19元通过该工程三方（劳动监察大队、栾城区城管局、中益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管账户以发放农民工工资的形式向乙方支付，至此双方债权债务消灭，再无任何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和其他任何争议和纠纷”。 中益诚达公司与中原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后，中原劳务公司授权董宾宅为其公司的惠源路项目部全权代理人，以公司的名义处理与之相关的各项事务。董宾宅雇佣赵军围为施工现场管理人，赵军围找到原告高红杰并让其找工人从事劳务作业。原告高红杰等劳务人员在施工过程中，董宾宅指派潘某任项目经理，曹潇波为技术负责人，赵军围为施工现场管理人，三人负责对所有施工进场的施工工人的出勤天数、作业内容及应发工资据实记录。经过原告与潘某、曹潇波、赵军围对原告等施工工人日常的出勤天数、作业内容核对，2019年6月12日潘某、曹潇波、赵军围在“栾城惠源路高红杰班组”的作业内容的各项费用签字予以认可，经核算各项费用共计1721021.1元，被告董宾宅共付款44万元，尚欠劳务费1281021.1元未付。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潘某、曹潇波、赵军围在“栾城惠源路高红杰班组”的作业内容的各项费用签字单以及原告等施工工人日常的出勤天数、作业内容的明细、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表、被告董宾宅的转账记录、原告所打收条及潘某等证人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予以认定。被告董宾宅称原告提交的“栾城惠源路高红杰班组决算单”中的“决算单”三个字以及合计金额是原告自己添加的，经过本庭对“高红杰班组”的作业内容的各项费用的核实，各项费用共计1721021.1元，退一步讲，即便被告董宾宅所述属实，也改变不了潘某、曹潇波、赵军围在“栾城惠源路高红杰班组”的作业内容的各项费用签字认可的事实，故该院对被告董宾宅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被告董宾宅称2019年10月25日高红杰与曹潇波确认的工程量与原告提交的“栾城惠源路高红杰班组决算单”不一致，被告董宾宅提交“2019年10月25日高红杰惠源路工程量”的复印件。原告对复印件不予认可，且上面并非是高红杰本人签名。经该院通知董宾宅提交原件，董宾宅不予提交，故该院对董宾宅提交的该证据采信。 另查明，中益诚达公司与中原劳务公司签订了三份劳务分包合同，其中合同金额为836878元的已经全部结清；合同金额为150万元的发放了一部分，剩余30余万元在监管账户上；合同金额为250万元的款项在监管账户上，由于应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的要求，对所有的劳务进行审计，并通知原告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原告始终未提交。庭下，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提交了“关于惠源路（石栾大街-兴安街）市政管网及道路改造项目工程款支付情况的说明”，载明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未付中益诚达公司工程款大约650万元（最终以评审结果为准）。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原告与被告中原劳务公司无合同关系，但庭审中被告董宾宅称涉案项目部分工程承包给了原告，且原告为被告中原劳务公司提供劳务活动，根据被告董宾宅的转账记录及原告当庭陈述被告曾支付过原告劳务者工资，故原告与被告中原劳务公司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现被告中原劳务公司尚欠原告高红杰劳务费1281021.1元，原告请求被告中原劳务公司支付劳务费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董宾宅与赵军围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中原劳务公司授权董宾宅为其公司的惠源路项目部全权代理人，以公司的名义处理与之相关的各项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另，董宾宅称赵军围是其雇佣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原告称被告董宾宅与赵军围系合伙挂靠中益诚达公司、中原劳务公司承揽了涉案项目，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该院对原告请求被告董宾宅、赵军围承担连带责任共同支付原告劳务费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中益诚达公司、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中原劳务公司，虽然中原劳务公司没有以发包人即中益诚达公司为被告主张权利，仅原告就劳务合同纠纷提起诉讼，但该院查明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未付中益诚达公司工程款大约650万元，根据上述规定，发包人（即被告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应在欠付被告中益诚达公司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即被告中原劳务公司）承担责任，发包人履行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债务后，发包人对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的债务以及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对实际施工人的债务的相应部分消灭，故该院对原告请求被告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承担连带责任支付劳务费的主张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石家庄中原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高红杰劳务费1281021.1元；二、被告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在欠付被告中益诚达公司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被告中原劳务公司应给付原告高红杰劳务费1281021.1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驳回原告高红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050元，减半收取计8525元，由原告高红杰负担925元，被告石家庄中原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负担7600元。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高红杰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一组（共22份，由潘某提供）有曹潇波、赵军海、潘某签字的建筑材料收款收据、运输单、建筑材料发料单复印件，拟证明中原劳务公司购买建筑材料，它不是单纯的劳务分包，而是实际施工人。 中原劳务公司对高红杰提供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均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要求，不应当做证据使用，对其内容不予认可。中益诚达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发料单、收据上的收货人与我方人员不一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不清楚潘某具体负责的内容，对其身份存疑，其余质证意见同中原劳务公司的质证意见。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赵军围、董宾宅的质证意见同中原劳务公司的质证意见。 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关于高红杰在二审中提供的22份建筑材料收款收据、运输单、建筑材料发料单，中原劳务公司、中益诚达公司、赵军围、董宾宅均不认可其真实性、关联性，因上述材料为复印件，证明力较原件低，高红杰又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故对高红杰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补充事实如下：甲方中益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乙方石家庄中原建筑劳务分包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二、承包形式、范围及内容1.乙方承包范围：围挡安装等劳务作业，所有材料运输及简易脚手架等按图纸要求全部施工工艺，必须符合甲方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2.承包形式：乙方负责上述范围内的劳务施工及甲供材料外的所有零星辅材及各种施工工具和三级配电箱电缆等。三、承包单价、工程量计算机劳务费用支付3.费用支付：（1）甲乙双方同意以从（劳动监察大队、栾城区城管局、中益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共管账户发放农民工工资的形式代甲方向乙方支付劳务费用。......（3）支付方式：直接从（劳动监察大队、栾城区城管局、中益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共管农民工工资发放转款账户中按月支付工人工资。（4）甲方设立专职考勤人员对乙方所有进场的施工工人的出勤天数、作业内容及应发工资据实记录，按期与乙方核对无误后上报公司财物备查。（5）乙方自备工人生活费用及其他费用，甲方在施工过程中除双方约定的付款节点外不再支付任何其他费用；乙方支付的工人生活费用做好凭证，工人中途撤场乙方发放工资时，必须做好工资发放记录表并报项目部监督备案。（6）如果乙方每月不按时给工人发放工资且影响到甲方，甲方根据每月双方核对的工人考勤记录及工作发放表以直接向工人发放工资的形式向乙方支付相应的劳务费，工人工资付满后，剩余劳务费视为乙方利润。”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一、中原劳务公司与高红杰之间的法律关系；二、高红杰诉请中原劳务公司支付劳务费的依据及金额；三、中原劳务公司是否为实际施工人；四、中益诚达公司、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应否对高红杰诉请的劳务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原劳务公司授权董宾宅为其公司的惠源路项目部全权代理人，以公司的名义处理与之相关的各项事务。根据中原劳务公司与高红杰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可知，董宾宅将部分涉案工程的劳务承包给高红杰，高红杰为中原劳务公司提供了劳务活动，董宾宅向高红杰支付部分劳务者工资。中原劳务公司主张其与高红杰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中原劳务公司与高红杰之间虽未签订相关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中原劳务公司应当支付高红杰劳务费。故一审判决认定中原劳务公司与高红杰之间无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董宾宅与赵军围在一审庭审中自认董宾宅雇佣赵军围为施工现场管理人，赵军围找到高红杰并让其找工人从事劳务作业。出庭证人潘某的证言、中益诚达公司的陈述及其提交的廊坊银行转账流水、三方共管审批手续等证据证实，董宾宅指派潘某任涉案工程项目经理，曹潇波为技术负责人，赵军围、潘某、曹潇波三人负责对所有施工进场的施工工人的出勤天数、作业内容及应发工资据实记录。因三人的工作内容均由中原劳务公司惠源路项目部的全权代理人董宾宅指派，2019年6月12日赵军围等三人在“栾城惠源路高红杰班组”的作业内容的各项费用上签字，高红杰有理由相信三人在该作业内容各项费用上的签字系代表中原劳务公司对该作业内容的各项费用予以确认。该各项费用金额与高红杰等施工工人日常的出勤天数、作业内容的明细、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表、高红杰所打收条等证据证实的内容相互印证。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经核算各项费用共计1721021.1元，董宾宅已支付440000元，中原劳务公司尚欠劳务费1281021.1元未给付，并无不当。中原劳务公司称高红杰提交的“栾城惠源路高红杰班组决算单”中的“决算单”三个字是高红杰自己添加的，并将人工费变造为“640439元”，数据虚假，不应得到支持。经查，高红杰是否添加“决算单”三个字并不影响其作业内容各项费用金额的认定，人工费“640439元”确有涂改痕迹，但系将千位数上的其他数字修改为了“0”字，系将大数额涂改为小数额，高红杰该行为减轻了中原劳务公司应当承担的债务，本院予以确认。故中原劳务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29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与名义上的承包人相对，一般是指非法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借用资质（挂靠）签订合同的承包人。具有下列情形可认定为实际施工人:（一）存在实际施工行为，包括在施工过程中购买材料、支付工人工资、支付水电费等行为:（二）参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过程存在投资或收款行为。具有下列情形的，不能认定为实际施工人:（一）属于施工企业的内部职工:（二）与非法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无施工合同关系的农民工、建筑工人或者施工队、班组成员。上述人员不能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只能依据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向实际施工人（承包人）主张权利。建设工程经数次转包的，实际施工人为最终的承包人。”根据上述规定，实际施工人应当是采取投入资金、材料及劳动力的方式，对建设工程实际进行施工或者组织施工的一方。本案中，中益诚达公司与中原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中原劳务公司对涉案工程负责劳务施工及零星辅助材料，在案未有证据证实中原劳务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垫资投入资金并提供主要建设材料，因此中原劳务公司不是法律规定的“实际施工人”。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中原劳务公司，依据不足，依法应予纠正。中益诚达公司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四，根据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与中益诚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为涉案工程发包人，中益诚达公司为承包人。中益诚达公司与中原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中益诚达公司将部分涉案工程的劳务分包给中原劳务公司。后中原劳务公司将部分劳务分包给不具有资质的自然人高红杰。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29条：“具有下列情形的，不能认定为实际施工人:（一）属于施工企业的内部职工:（二）与非法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无施工合同关系的农民工、建筑工人或者施工队、班组成员。上述人员不能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只能依据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向实际施工人（承包人）主张权利。”的规定，高红杰并非实际施工人，其要求发包人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就涉案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中益诚达公司关于栾城区城市工作中心不应在欠付中益诚达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根据中益诚达公司与中原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双方同意直接从（劳动监察大队、栾城区城管局、中益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共管农民工工资发放转款账户中按月支付工人工资；如果中原劳务公司每月不按时给工人发放工资，中益诚达公司根据每月双方核对的工人考勤记录及工作发放表以直接向工人发放工资的形式向中原劳务公司支付相应的劳务费。”的约定，中益诚达公司对于发放工人工资具有监管职责，对于拖欠的工人工资，其理应承担合同约定的“直接向工人发放工资”的义务。同时，中益诚达公司作为涉案工程承包人，高红杰诉请中益诚达公司就涉案欠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符合上述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石家庄中原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中益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1民初22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1民初22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变更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11民初22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中益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劳务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四、驳回被上诉人高红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050元，减半收取计8525元，由上诉人石家庄中原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负担7600元，被上诉人高红杰负担9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100元，由上诉人石家庄中原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上诉人中益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各自负担170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义秀 审 判 员 刘明军 审 判 员 李 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张 哲 书 记 员 史 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