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61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莫清，男，汉族，1975年12月10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彪，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封利明，男，汉族，1968年2月15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鸣钟，云南护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翁振琳，男，汉族，1969年4月15日出生，住福建省闽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欣，云南华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蔺云峰，男，汉族，1987年12月3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原审被告：段东，男，汉族，1977年11月16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上诉人莫清、封利明因与被上诉人翁振琳及原审被告蔺云峰、段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4民初4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莫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彪、上诉人封利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封利明、被上诉人翁振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欣、原审被告段东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蔺云峰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莫清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4民初47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莫清的起诉;2.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证据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了以下案件的基本事实:1、2013年翁振琳欲承包水海子村民小组100余亩土地，委托蔺云峰、莫清、段东、封利明协助办理土地承包事宜;2、翁振琳于2014年4月2日与水海子村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3、四被告口头约定将土地平整回填后交给被上诉人使用;4、四被告收到了被上诉人414万元，其中，莫清收到了325万元;5、被上诉人与四被告于2016年3月12日签订了《承诺书》。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对上述案件事实以及相关证据、证人证言的认定是错误的。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最基本的原则，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承诺书》及部分付款凭证作为其主要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案件的上述基本事实及诉讼请求。1、没有证据证明四被告承包土地平整工程的事实。被上诉人一审没有向法庭出示合同等任何书面证据证明四被告共同为被上诉人平整土地。莫清、封利明均对此均予以否认，段东也含糊其词。根据封利明当庭提交的《投资合作协议》证实，被上诉人与水海子村小组实际上是投资合作关系，即水海子出地，被上诉人出钱合作开发仓储项目。交付土地是由水海子村最基本的合同义务，平整土地当然也应该水海子村的义务。莫清并不是土地使用权人水海子村小组的成员，也不是翁振琳公司的职员，跟投资合作毫无任何关系，何来平整土地的义务？被上诉人对如何取得该土地的使用权，是否享有合法的使用权等以及基于何种原因与四被告建立了何种法律关系等关键的案件事实未向法庭作出明确答复。2、没有证据证明一审四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当庭诉称四被告是合伙关系是支撑其整个诉讼的核心事实，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也在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四被告是合伙关系。对此，莫清、封利明否定了四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封利明当庭提交了由翁振琳、段东、封利明三人签署的《协议书》及《协议承诺书》，《协议书》证明翁振琳、段东、封利明本质上是项目的投资方，翁振琳也承诺过要给予段东和封利明股份，翁振琳与段东、封利明才是投资合作关系。另外，《协议书》与《协议承诺书》上只有翁振琳、段东、封利明三人的签字，并无莫清的签字。所以，莫清与翁振琳、段东、封利明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在有书面证据证明莫清与其他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或者合作关系的情况下，有义务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是，被上诉人至始至终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明莫清与其他被告是合伙关系的证据。3、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四被告收到了414万元款项的事实，更无法证明上诉人莫清收到了其325万元的事实。第一、被上诉人提交的付款凭证仅能证明被上诉人向莫清转款315万，不能证明四被告收到被上诉人的414万元。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转款凭证中与四被告有关的仅有支付至莫清账户的315万元及另一份由蔺云峰出具的50万元《收条》。莫清否认该款与土地平整工程有关。而蔺云峰出具的《收条》却显然该50万元与被上诉人诉称的平整土地工程无关。无论被上诉人与莫清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其证据均不能证明四被告收到了414万元款项。翁振琳没有理由将项目款交给毫无关系的莫清，收到的款项与本案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能因为莫清收到翁振琳的钱，就说明莫清就是土地承包的任何一个合作方。第二、被上诉人证人王某某当庭作假证，其证言不能采信。证人王某某作证称:其受其父亲王加才的委托，将十万元现金交付给了莫清，当时还有封利明在场可以见证。但是，该被上诉人并未在庭前向法庭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违反了法定程序。证人与被上诉人翁振琳是福建老乡，是很要好的朋友，双方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与本案诉争的事实无任何关系，也不是翁振琳的职员，王某某转交十万元给莫清连收条都没有，完全不合逻辑。更重要的是封利明当庭否认了其在场见证了证人交钱给莫清的事实。说明证人证言并无证据证实其真实性，证人证言是虚假的，不能采信。4、被上诉人无法说清414万元的性质，被上诉人在回答法庭关于414万款项性质时明确回答法庭说，该414万元是给四被告的平整土地的工程款，是借款。有借就该有还，但是，根据被上诉人出示的《承诺书》可知，第二条、第二条的约定，如果人蔺云峰、段东在2016年6月30日前完成土地平整及交付工作，该414万元是不用还的。段东辩称:四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目的是帮助被上诉人翁振琳取得水海子村该土地的承包权，但从未承认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工程承包关系。全部款项是用于支付水海子村的土地租金以及支付给四被告的好处费，并非如被上诉人所述的工程款。封利明则辩称:他们有收到任何钱。他与段东的好处就是在被上诉人翁振琳的项目建成后得到部分项目的股权，由于项目没有建成。因翁振琳在中途反悔，他已经退出了合作，最终也没有参与该项目。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转款凭证，其转款175元的时间为2013年9月26日，而封利明提供的《投资合作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4年4月2日。也就是说所谓在土地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前，被上诉人是否能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前，翁振琳就把土地平整的资金支付给上诉人，完全不符合逻辑。因此，该款并非借款，也不能确定就是工程款。被上诉人所诉称的这些钱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否用于合法用途，是否该返还的事实都尚未查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判决返还，实属于法无据。4、上诉人并未在《承诺书》等任何文件上签字，不应当对《承诺书》承担法律责任一审判决虽查明上诉人未在《承诺书》上签字的事实，却依然要求上诉人对此承担法律责任于法无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承诺书》证实《承诺书》是由段东、蔺云峰签署，上诉人莫清及封利明并未签署过该《承诺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莫清之间存在法律关系，该《承诺书》对莫清并无约束力。被上诉人诉称的四被告共同签署了《承诺书》的案件事实与其提供的证据不符，是虚假陈述。一审法院仅凭原告诉称的莫清与其他三被告是合伙关系即要求莫清对此承担责任，毫无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二、因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莫清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因此莫清的被告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因真实的《投资合作协议》是被上诉人翁振琳代表云南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黄土坡居委会水海子村民小组与签订的，因此，权利主体是法人，被上诉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也不适格。1、被上诉人诉称:2014年4月，被上诉人翁振琳将从昆明市呈贡区洛羊街道办事处黄土坡社区水海子村小组承包经营的土地平整工程交予四被告完成。并诉称四被告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承诺书》，承诺按期交付己平整好的土地或者按时返还414万元。由此可知，本案诉请的案由是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四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等，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四被告承包了被上诉人所谓的土地平整工程。根据上诉人封利明当庭提交的证据《投资合作协议书》证实，平整该土地的义务是由水海子村民小组承担的合同义务，并不是由四被告承担的。证明被上诉人诉称的四被告承担平整土地的事实不属实。同时，从被上诉人提供的《承诺书》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诉称的该《承诺书》是由四被告共同签署的并非事实，在该《承诺书》签名的只有蔺云峰及段东，并无莫清的签字，也没有封利明的签字。因此，该《承诺书》对莫清并无约束力。事实上，莫清在本案诉前并不知道有该《承诺书》的存在。虽然段东当庭陈述称，四被告是合作关系，但是，封利明当庭提交了《协议承诺书》，该协议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段东、封利明三人签署，莫清也未签字。证明所谓合作关系仅仅是云南闽源投资有限公司翁振琳与段东、封利明之间建立的，莫清并未参与所谓的合作事宜。因此，无论是工程承包还是投资合作，均与上诉人无关。莫清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因此，莫清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2、封利明所提交《投资合作协议》可以证实云南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水海子村小组于2014年4月2日签署的。据了解，双方还于同日还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两份协议的合作内容都是水海子出土地，云南闽源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合作开发仓储、物流项目。根据该合作协议可以证明，合同主体是云南闽源投资有限公司及水海子村民小组，不是现在的被上诉人，有权主张权利的主体是云南闽源投资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无权主张权利。因此，无论四被告是否该还钱，本案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也不适格。二、被上诉人与莫清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均已过了诉讼时效。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知，被上诉人于2013年9月26日向莫清付款175万元，又于2014年4月14日通过陈雪芬向莫清付款140万元，两项合计315万元。无论是借款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借款关系或者其他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均应在2016年4月13日前向上诉人主张债权(假设彼此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否则即过了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并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明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证据，仅辩称其诉讼时效的依据是2016年3月12日被告蔺云峰、段东与其签订的《承诺书》，因该《承诺书》对上诉人无约束力，所以其对诉讼时效的抗辩证据并不成立。被上诉人民事起诉状上载明的时间是2019年7月19日，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为两年，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四、被上诉人的诉讼无法律依据及合同依据，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及连带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诉请四被告承担连带返还414万元的民事责任。但是，被上诉人未向法庭出示四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合同依据及法律规定。根据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必须是有明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之间有合同约定。因此，一审判决四被告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无法律依据，是适用法律不当。封利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起诉或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原告翁振琳……委托被告蔺云峰、莫清、段东、封利明协助办理上述土地的承包事宜，并与上述四被告口头约定，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由四被告将承包的土地平整国填后交给原告使用”纯属子虚乌有。本案事实是一福建商人王家岁欲承包经营本案所涉地块，在王家岁已经开展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后，因王家岁资金出现问题，便由同是福建人的被上诉人接手，王家岁前期的花费作价10万元也由翁振琳承担了。随后，上诉人及段东与翁振琳于2014年1月10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了由上诉人及段东受托办理相关事务，给予上诉人及段东共计19%的股份等内容。此后，上诉人及段东便正式代表翁振琳和所涉地块的权利人昆明市呈贡区洛阳街道办事处黄土坡社区水海子居民小组进行展开工作，即与村小组长蔺云峰及村民刘学存对接、沟通，在当地设立了办公室，以及对所涉地块进行丈量、绘图等大量工作。2014年4月，翁振琳同期设立的云南闽源技资有限公司与小海子村小组正式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尽管《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了土地平整属于甲方村小组的义务，但上诉人还是做了清理地面的杂树方面的工作。2015年5月12日，在万事俱备、只差村小组完成进行场地回填工作的情况下，翁振琳与上诉人及段东签订《协议承诺书》解除了对上诉人和段东的委托关系，且把19%的股份调整为每人15万元，至此，上诉人与翁振琳的合作可谓名存实亡。上诉人尽管没有再参与下去，但也听说可能由于村小组长蔺云峰的问题，也可能由于该项目报建未获批准、不合规，导致《投资合作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下去。再后来，翁振琳约见上诉人和段东，要求在一份《承诺书》上签字。而该承诺书大意是要求上诉人和段东负责协调处理所涉地块的回填土问题。因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提起及协商加之该义务与上诉人无关，故上诉人和段东断然拒绝并一同离开了。现如今，对于段东为何在所涉的《承诺书》上签字，上诉人始终觉得无法理解。而被上诉人为了规避其在昆明市小团山及胡云（原养猪场）的投资风险，不遵守诚信，悔约后还颠倒黑白对上诉人提起了无理无据之诉；一审法院对以上基本事实在没查清的情况下就认定上诉人与三被告为合伙关系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认定关联性事实错误。本案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供了《协议书》《协议承诺书》及《授资合作协议》证明与被上诉人曾是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关系，并非被上诉人诉称的上诉人与一审三被告为合伙关系。而一审法院在原告及其余被告质证无异议情况下，只认定了真实性，却以该证据涉及另一法律关系，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一审中，被上诉人仅凭着《承诺书》和一些付款的材料就提起了这场诉讼，庭审中被上诉人对所涉款项的解释匪夷所思。也正是上诉人提供了《协议书》、《协议承诺书》及《授资合作协议》才得以使事实部分还原，这一点，庭审中法庭也是予以肯定的。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一审三被告为合伙关系的事实于法无据。上诉人至今都无法理解曾与翁振琳为代理关系及股东的段东为何在涉案的《承诺书》上签字，以及在一审中陈述一审四被告之间是合伙从而印证翁振琳的陈述四人之间是合伙的说法的原因是什么。但在上诉人一再否认与一审三被告并非合伙关系且有充分的证据相互印证，而作为一审法院本应查明本案事实，却依然认定上诉人与一审三被告为合伙关系，这一认定事实不清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错误理由如下：第一、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四被告为合伙关系。作为原告有义务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不能提供，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一审法院在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情况下认为:只要是共同协调土地承包事宜，不管你是哪一方，就是合伙关系，这一逻辑脱离了事实且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责任在法律上是一种加重责任，因此，合伙当事人应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是认定是否为合伙关系的主要证据。一审法院在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直接采信被上诉人的陈述对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都不采信，一审法院偏听偏信不尊重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三被告为合伙关系是错误的。第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三被告共同分配原告支付的款项没有事实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打款凭证中没一项是打给上诉人的。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多份证据都直接否定了本案待证的事实。而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不采信上诉人的书证却采纳了当事人的陈述这一孤证就认定了四被告共同分配了原告的款项。一审法院违背了证据及证据效力之规则。退一步而言，即使一审法院采信段东的陈述，那承担责任也应是段东本人，因为他是《承诺书》上的承诺人，而上诉人没承诺，没收款，不应为他人设定的义务承担责任。第三、一审法院认定四被告之间尽管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但其形成了实际的合伙关系。在民事法律体系中，个人合伙既不同于自然人个人，也不同于法人，有其独有特点，即当事人间是否有合伙协议，是否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合伙成员，是否共同出资、经营、劳动，有共同的经营利益等。如没有合伙书面依据，在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既没书面合伙书面协议，又没两名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四被告之间尽管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但其形成了实际的合伙关系无事实及法律根据。第四，从一审中被上诉人所提供证据中可以看出，所涉款项暂且不提上诉人实际没有分配过一分钱，也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四被告......共同分配原告支付的款项”，有的款项是直接由被上诉人直接支付给合同甲方村小组的，照一审的逻辑，那是否也应该把村小组也列入到合伙之中去呢？四、上诉人并未在《承诺书》上签字，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不应当对《承诺书》承担法律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的成立需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如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需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才成立。本案《承诺书》只有蔺云峰、段东签署，而上诉人并未签署该《承诺书》，换言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在意思表示上达成共识。上诉人认为既然没有达成意思的一致性对未签字的人不应发生约束力。因此，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不应对《承诺书》承担法律责任。翁振琳对莫清、封利明上诉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段东对莫清、封利明上诉共同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莫清对封利明上诉述称，没有异议。封利明对莫清上诉述称，没有异议。翁振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返还原告人民币4,140,000元；2.判令四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8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以4,140,000元为基数按月1%的资金占用费，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为1,449,000元；3.诉讼费、公告费由各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原告翁振琳欲承包位于昆明市呈贡区的一百余亩土地，委托被告蔺云峰、莫清、段东、封利明协助办理上述土地的承包事宜，并与上述四被告口头约定，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由四被告将承包的土地平整回填后交给原告使用，原告分别于2013年至2014年12月期间向四被告支付了费用4120000元，其中直接支付给被告莫清名下的为3250000元、支付给被告蔺云峰名下的550000元、支付给被告封利明名下的为60000元、支付给被告段东名下的为60000元；归还被告段东、封利明之前垫付的200000元，上述款项用于平整回填承包地及给予四被告的协调费用。四被告收到上述款项后，进行了分配处置，其中被告段东自认分到560000元，并陈述被告封利明亦分到560000元，其余部分由被告蔺云峰和莫清持有。2014年4月2日，在四被告的协调下，原告翁振琳（乙方）与昆明市呈贡区洛羊街道办事处黄土坡社区居委会水海子村小组（甲方）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水海子村小团山及胡云原养猪场的土面，面积约142.59亩承包给乙方使用，承包期自2013年12月2日至2033年12月1日，承包金每亩每年8000元。协议还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上述《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向水海子村民小组支付了承包土地定金200000元。因四被告一直未将原告承包的土地平整回填后交付原告使用，双方经多次协商，原告（甲方）与四被告（乙方）于2016年3月12日签订《承诺书》，约定：一、乙方保证该地块于2016年6月30日回填土平整该地块，在没有第三方争议交甲方使用；二、如没在承诺约定时间内把该地块回填平整交甲方使用，乙方自愿在一个月内无条件退回原告翁振琳合计人民币4140000元及1%资金占用费。《承诺书》还对支付款项的明细进行了记载。《承诺书》上有原告翁振琳，被告蔺云峰和段东签名，被告莫清、封利明未在《承诺书》上签名。该《承诺书》签订后，因案涉土地涉及其他承包纠纷，被告至今未能履行《承诺书》约定的义务即至今未将案涉土地回填平整后交给原告使用。原告要求被告退款未果，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被告蔺云峰时任黄土坡社区水海子村民小组组长。综上所述，针对被告蔺云峰、莫清、段东和封利明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从四被告共同为原告翁振琳协调土地承包事宜，且共同分配原告支付的款项等行为来看，四被告之间尽管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但其形成了实际的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对四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的事实予以认定。针对原告翁振琳与被告蔺云峰、段东签订的《承诺书》的效力及该《承诺书》对被告莫清、封利明是否具有约束力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翁振琳与被告蔺云峰、段东于2016年3月12日签订的《承诺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求，其内容亦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承诺书》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被告莫清、封利明尽管未在《承诺书》上签名，但其作为被告蔺云峰、段东的合伙人，对外依法应与蔺云峰、段东承担连带责任，故该《承诺书》的效力及于被告莫清和封利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该案被告蔺云峰、莫清、段东和封利明未按《承诺书》的约定履行为原告回填平整土地的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向原告翁振琳退回款项及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付款凭证，其实际支付四被告的款项为4120000元，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款项414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数额认定并支持4120000元。针对原告主张的1%资金占用费应否支持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尽管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诺书》明确约定，如被告不能按约定的时间履行回填土及平整土地义务的，应无条件退还原告支付的款项并承担1%的资金占用费，但从庭审情况看，原告翁振琳能与水海子村民小组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四被告做了相应的协调工作，一审法院结合该案实际，对原告要求四被告承担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莫清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的答辩观点，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时，被告莫清认为其收取的款项系玉石款的答辩观点，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蔺云峰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判决：一、被告蔺云峰、莫清、段东和封利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原告翁振琳退还款项人民币4120000元。二、驳回原告翁振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段东提交案外人李忠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及银行流水，欲证明自认收到56万元、封利明收到56万元；莫清质证称认可银行流水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转账是和莫清其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应该以别的诉讼方式来主张，认可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因为李忠与本案无关，从一审到二审李忠都没有出庭，也不是本案的关联当事人，该证据在二审中才提交，不符合证据规则；封利明质证称认可银行流水真实性、合法性，被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可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被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翁振琳质证称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可以和段东一审、二审陈述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李忠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流水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李忠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莫清、封利明对一审认定“委托被告蔺云峰、莫清、段东、封利明协助办理上述土地的承包事宜，并与上述四被告口头约定，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由四被告将承包的土地平整回填后交给原告使用，原告分别于2013年至2014年12月期间向四被告支付了费用4,120,000元，其中直接支付给被告莫清名下的为3,250,000元、支付给被告蔺云峰名下的550,000元、支付给被告封利明名下的为60,000元、支付给被告段东名下的为60,000元；归还被告段东、封利明之前垫付的200,000元，上述款项用于平整回填承包地及给予四被告的协调费用。四被告收到上述款项后，进行了分配处置，其中被告段东自认分到560,000元，并陈述被告封利明亦分到560,000元，其余部分由被告蔺云峰和莫清持有。”“在四被告的协调下，”“因四被告一直未将原告承包的土地平整回填后交付原告使用，双方经多次协商，原告（甲方）与四被告（乙方）于2016年3月12日签订《承诺书》，约定：一、乙方保证该地块于2016年6月30日回填土平整该地块，在没有第三方争议交甲方使用；二、如没在承诺约定时间内把该地块回填平整交甲方使用，乙方自愿在一个月内无条件退回原告翁振琳合计人民币4,140,000元及1%资金占用费。《承诺书》还对支付款项的明细进行了记载。《承诺书》上有原告翁振琳，被告蔺云峰和段东签名，被告莫清、封利明未在《承诺书》上签名。”“该《承诺书》签订后，因案涉土地涉及其他承包纠纷，被告至今未能履行《承诺书》约定的义务即至今未将案涉土地回填平整后交给原告使用。原告要求被告退款未果”提出异议，认为没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一审其陈述、段东陈述及证人证言不能单独证实案件事实，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蔺云峰、段东、莫清、封利明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该合伙与被上诉人建立了合同关系，即上诉人的事实异议成立，本院对该部分事实确认定如下：被上诉人于2013年9月26日向莫清转账175万元，被上诉人的配偶陈雪芬于2014年4月14日转账140万元，莫清于2014年4月15日向案外人李忠转账100万元，李忠于2014年4月15日分别向段东、王艳丽转账50万元。另，甲方即被上诉人与部分乙方蔺云峰、段东于2016年3月12日签订《承诺书》，约定：一、乙方保证该地块于2016年6月30日回填土平整该地块，在没有第三方争议交甲方使用；二、如没在承诺约定时间内把该地块回填平整交甲方使用，乙方自愿在一个月内无条件退回原告翁振琳合计人民币4,140,000元及1%资金占用费。《承诺书》还对支付款项的明细进行了记载；莫清、封利明系其余乙方，未签名。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二上诉人以及段东、蔺云峰系个人合伙，但是所提交证据对于该主张并不能予以证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确认主张二上诉人以及段东、蔺云峰系合伙法律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案涉承诺书乙方包含二上诉人以及段东、蔺云峰，但是仅有段东、蔺云峰签字，即该承诺书依前述规定并未成立、亦未生效；故，被上诉人关于与二上诉人以及段东、蔺云峰建立合同关系的主张并不能予以证实，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确认被上诉人与二上诉人以及段东、蔺云峰存在合同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另，被上诉人及其配偶分别向莫清转账175万元、140万元，却对于该款项性质并未能证明基于其所主张之法律关系而产生，故本院对被上诉人针对莫清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被上诉人支付给封利明的款项，被上诉人并不能证明基于其所主张之法律关系进行了完全的支付，故本院对于被上诉人针对封利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段东、蔺云峰在承诺书签字的行为视为其个人对该承诺书涉及其个人部分权利、义务予以认可，且段东在一审、二审均自认收到56万元，故蔺云峰、段东分别应在收到款项——55万元、56万元范围内对被上诉人承担清偿责任，一审确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莫清、封利明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4民初47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原告翁振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4民初47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蔺云峰、莫清、段东和封利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原告翁振琳退还款项人民币4,120,000元”。；三、原审被告段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翁振琳56万元；四、原审被告蔺云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翁振琳55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50,9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924元，由段东负担25,462元，由蔺云峰负担25,462元，由翁振琳负担50,9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 音审判员 付立红审判员 龚 庆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炜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