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92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601327790。法定代表人：钟海文。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记鸿，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云，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燕，女，汉族，1985年6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记鸿，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云，广东君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淑玲，女，汉族，1962年1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娟，广东隆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丹，广东隆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文贵，男，汉族，1989年5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西北海市海城区。原审第三人：钱少茹，女，汉族，1985年10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原审第三人：钟惠明，女，汉族，1981年12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淑华，广东隆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称燕掌柜公司）、马燕与被上诉人洪淑玲、原审第三人陈文贵、钱少茹、钟惠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3民初7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中的第一项和第二项，改判驳回洪淑玲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洪淑玲负担。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多项事实均表明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错误。本案纠纷的法律关系应为合伙纠纷，而不是民间借贷纠纷（案由应为合伙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二）、一审法院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第一点认定“《合作协议》约定合伙的股本金180万元，全部出资200万元，全部出资中包含部分合伙人出借给燕掌柜公司的借款合计20万。”与查明认定事实部分的第二条“协议约定五方共同出资200万元用于燕窝销售；股本金为每股1.5万元，共计120股，五方中除马燕（洪淑玲）向燕掌柜公司提供借款外，马燕、第三人钟惠明的出资中亦包含了部分出借给燕掌柜公司的款项，合计15万元，扣除借款部分，各方实际出资情况（含以技术出资部分）与股本金为每股1.5万元，共计120股，合计股本180万元的约定相符”自相矛盾。按上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第二条，其认定五方共同出资为165万元用于合伙，加上马燕、第三人钟惠明、洪淑玲借款给燕掌柜公司的35万元(7.5+7.5+20=35万元）合计共同出资200万元用于燕窝销售。而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的第一点，却又认定合伙的股本金180万元，全部出资200万元，全部出资中包含部分合伙人出借给燕掌柜公司的借款合计20万元。以上两点认定的金额不一致（在事实部分认定马燕、钟惠明、洪淑玲合计三笔借款给燕掌柜公司的金额为35万元，而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却又将前述三方的借款金额只认定为20万元），那上诉诉人马燕与第三人钟惠明的两笔款到底是出资还是借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相矛盾。事实上，洪淑玲主张偿还的所谓“借款”是洪淑玲与马燕以及原审的三位第三人陈文贵、钱少茹、钟惠明对其合伙生意的出资款。具体论证说明如下：1、本案《合作协议》的第二条中约定“经五方确认，甲方出资69万元，占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41%的股份；乙方出资人民币45万元，占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25%的股份；丙方出资人民币21万元，占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24%的股份；丁方出资人民币15万元，占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10%的股份；戊方出资人民币50万，占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20%的股份；”，该条款己经明确了五方的出资金额以及各自所占的比例。【协议约定五方共同出资200万用于燕窝销售，（69+45+21+15+50=200万），与《合作协议》的第一条相吻合。】另，在2019年6月4日洪淑玲转账50万元投资款后，其在合伙人微信工作群中发送“投资50己汇入请查收”，明确了款项均为“投资款”，并非“投资款以及借款”（见马燕原审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二）之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P18)。这一点也恰恰与《合作协议》中的第一条，第二条中明确的洪淑玲出资50万相吻合。2、虽本案《合作协议》第三条中约定了“乙方（合伙人钟惠明）占股25%，应出资37.5万元，实际出资45万元，其中7.5万元为乙方出借给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戊方（马燕洪淑玲）占股20%，应出资30万元，实际出资50万元，其中20万元为戊方出借给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的条款，仅是对上述第二条的进一步说明，并非独立条款。【如果按《合作协议》的第三条洪淑玲的诉求她所出资的款项为30万，那么五个合伙人的共同出资即为61.5+37.5+21+15+30=165万元，这与《合作协议》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均不符】3、五方订立《合作协议》的占股比例以及出资实际就是《合作协议》第一条、第二条所明确约定的五方共出资200万。详细的出资事实如下：甲方（马燕）出资69万(69-61.5万=7.5万）占股41%,69万的出资款包含分给丙方（第三人陈文贵）的7.5万即占股5%(技术股），多出资的7.5万实际就是代陈文贵出资，而并非借款给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同理乙方（第三人钟惠明）出资45万（包含代陈文贵出资7.5万即45-37.5=7.5万），同样也是分给陈文贵7.5万即占股5%(技术股）；丙方（第三人陈文贵）出资36万（其中21万自己出资，剩余的15万，分别由甲、乙两方各自代为出资7.5万，即21+7.5+7.5=36万）占股24%;丁方（第三人钱少茄）出资15万占股10%;戊方（洪淑玲）出资50万占股20%。综上，甲、乙、丙、丁、戊的各自出资即{甲61.5万+乙37.5万+丙36万【（陈文贵自己出资21万)+7.5万（马燕代出资填补5%的技术股）+7.5万（钟惠明代出资填补5%的技术股）=36万】+丁15万+戊50万=200万}因此全体合伙人是实际认可了包括马燕洪淑玲转账的50万元在内的所有出资200万元均是燕窝等销售合伙业务的出资款，而不存在所谓借款。且在整个合伙过程中，全体合伙人也完全没有提及过借款事宜。因此关于“出借给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的约定，其既不符合五位合伙人签署该合作协议时的真实意思，也并没有实际执行。一审法院认定的第二个事实与五方订立合作协议的真实意图以及各自所出资的数额并不相符，不存在合伙人马燕、钟惠明、洪淑玲借钱给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的当事人是甲方马燕、乙方钟惠明、丙方陈文贵、丁方钱少茄、戊方洪淑玲，且由该五人在《合作协议》最后落款处签字捺手印。燕掌柜公司既不是该《合作协议》当事人，也并未在落款处盖章确认或委托他人签字确认，更没有收到洪淑玲的20万元借款，与《合作协议》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合作协议》的相关条款并不能约束燕掌柜公司，燕掌柜公司当然也不可能能成为该案的债务人。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存在借贷关系，是罔顾客观事实，自行臆断猜测。实际情况就是《合作协议》中第一、二条约定的五方共同出资200万，根本不存在洪淑玲所称的借款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部分第二点“燕掌柜公司系本案适格被告”错误。燕掌柜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是涉案《合作协议》的当事人。《合作协议》应该约束订立《合作协议》的甲、乙、丙、丁、戊五方，并不能约束未参与订立《合作协议》的燕掌柜公司。同时燕掌柜公司也并未实际收到洪淑玲所称的借款，固此应当驳回洪淑玲对燕掌柜公司主张的全部诉讼请求。1、签订《合作协议》的主体没有燕掌柜公司，仅仅《合作协议》的条款中出现燕掌柜公司的名称，该公司就要承担合同责任，这显然违背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即合同约束的是签订合同的主体，并不能约束未参与签订合同的主体。2、在《合作协议》落款处既未出现燕掌柜公司的名称，也没有加盖该公司的印章。一审法院认定燕掌柜公司系本案适格被告显然是错误的。马燕在《合作协议》上签名确认的是甲、乙、丙、丁、戊五方合伙投资做燕窝销售生意。马燕在落款处的签名也是位于甲方处。马燕仅仅代表的是自己的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燕掌柜公司。三、一审法院对上述所述“借款”成就条件的认定，引用《合作协议》中第四条关于“年度利润需在下一年度2月前分配完毕，分配前应先偿还各股东借款”的条款错误。本案不存在马燕“将资金挪作他用的或虚报资产”的情形，马燕也不存在任何违约，洪淑玲主张马燕偿还所谓“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的条件根本不成就，依法应予驳回。1、根据《合作协议》第五条第二款“如甲方（注：即马燕）将资金挪作他用的或虚报资产的，各方有权选择退股，且甲方需向各方返还本金，并自收到资金之日起以资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百分之一点五向各方支付利息……”的规定，“将资金挪作他用的或虚报资产”的情形，是洪淑玲对马燕诉请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但本案中，不存在马燕将资金挪作他用或虚报资产的情形，洪淑玲请求马燕退回所谓“借款及利息”的条件并未成就。且包括本案洪淑玲在内的五位合伙人均己足额出资，且出资均己用于合伙经营的燕窝等货物的合伙生意。洪淑玲也没有证据证明马燕将资金挪作他用或虚报资产。一审法院一方面对洪淑玲所称的“借款”本金予以了确认，另一方面又否定了《合作协议》第五条中在退股条件成就时关于退回本金及月利率1.5%计利息的内容，这种认定是完全自相矛盾的。结合洪淑玲在其诉求屮主张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这就表明洪淑玲也是认可其主张退回20万元及其按1.5%计月利率的条件，是要马燕存在《合作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约定的存在“将资金挪作他用的或虚报资产”这个前提条件。2、一审法院对上述所述“借款”成就条件的认定，引用《合作协议》中第四条关于“年度利润需在下一年度2月前分配完毕，分配前应先偿还各股东借款”的条款错误。且该条款主要阐述的是对合伙投资生意利润分配以及经营奖励的条款，而并非洪淑玲所主张诉求“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成就条件。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该条款“可认定燕掌柜公司应在2020年3月前分配利润，或者对盈亏状况与各出资人进行汇报及结算，但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己履行了上述汇报及结算事宜，更未提供证据证明无利润可供分配，故其主张偿还借款的条件不成就，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认为该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错误的分析。理由是：(1)、燕掌柜公司并不是《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也没有参与五位合伙人的合伙经营，其没有任何义务向本案当事人分配利润。(2)、一审法院偷换了《合作协议》五位合伙人与燕掌柜公司股东的概念，是否分配利润应在《合作协议》五位合伙人之间发生，与燕掌柜公司的股东无关，而五位合伙人也不是燕掌柜公司的股东。(3)、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五位合伙人工作群相关聊天记录中，各合伙人均全程参与合伙经营，每位合伙人均对每月发生的业务情况进行充分的沟通，在经营本案合伙生意过程中，五位合伙人没有建立具体的管理制度，也没有建立财务账。且存在洪淑玲占用销售货款159082.6元，原审第三人钟惠明至少将自己所销售货款313831元占为己有的情况下（见马燕提交的证据第607-623、663-664、683-700页），且合伙经营的《合作协议》从2019年6月签订至2019年12月底深圳店结束时才7个月，至2020年3月4日洪淑玲起诉本案时仍不足一个年度，此时合伙人之间的矛盾造成合伙僵局，有关合伙是否存在利润，需要五位合伙人共同清理账务，否则客观上不可能存在结算及确认是否存在合伙利润。一审法院罔顾事实，作出了既不合情、也不合法的主观臆断，显然是错误的。四、因目前合伙生意佛山店还在经营，且马燕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故本案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偿还的所谓“借款及利息”未达到协议约定的退还条件，本案合伙也未达到解除条件。本案合伙人之间的相关财产权利义务应由全体合伙人经决议后作出决定，或适用合伙清算的方式解决。在本案马燕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未达到协议约定的退还条件、合伙未达到解除条件的情况下，洪淑玲诉请马燕向其退还所谓“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并不成立。本案合伙人之间的相关财产权利义务应由全体合伙人经决议后作出决定，或适用合伙清算的方式解决。除本案外，一审法院受理的马燕洪淑玲起诉马燕及第三人燕掌柜公司的合伙纠纷一案【案号（2020)粤0303民初8027号】、钟惠明起诉燕掌柜公司及马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0)粤0303民初8026号】、钟惠明起诉马燕及燕掌柜公司的合伙纠纷一案【案号（2020)粤0303民初10132号】，均是基于本案《合作协议》提起诉讼，也均应同样适用合伙清算的方式解决合伙人之间的相关财产权利义务，故均应驳回洪淑玲全部诉讼请求。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1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35条“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之规定，洪淑玲主张马燕向其偿还所谓“借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同时认为，虽《合作协议》项下的深圳店目前结束经营，但其他合伙佛山店及对外投资仍在继续，不因为深圳店的结业而必然导致合伙《合作协议》的结束，以及合同目的的不能实现。在本案马燕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未达到协议约定的退还条件、合伙未达到解除条件的情况下，洪淑玲诉请燕向其退还所谓“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并不成立，应由全体合伙人经决议后作出决定，或以合伙清算的方式解决合伙人之间的相关财产权利义务，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洪淑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洪淑玲、陈文贵、钱少茹、钟惠明均未提交答辩意见。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燕掌柜公司、马燕偿还洪淑玲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2.1万元(按照月利率1.5%，从2019年6月4日起计算至2020年1月3日，以后顺延至款项付清之日）；2、请求判令燕掌柜公司、马燕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一、燕掌柜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马燕。二、洪淑玲与马燕、第三人钟惠明、第三人陈文贵第三人钱少茹于2019年7月之前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各方共同出资用于燕窝销售业务，协议中涉及到马燕的主要内容如下：洪淑玲占股20%，应出资30万元，实际出资50万元，其中20万元为出借给燕掌柜公司。另外，协议约定五方共同出资200万元用于燕窝销售；股本金为每股1.5万元，共计120股，五方中除洪淑玲向燕掌柜公司提供借款外，马燕、第三人钟惠明的出资中亦包含了部分出借给燕掌柜公司的款项，合计15万元，扣除借款部分，各方实际出资情况（含以技术出资部分）与股本金为每股1.5万元，共计120股，合计股本180万元的约定相符。《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年度利润需在下一年度2月前分配完毕，分配前应先偿还各股东借款。《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马燕需确保资金安全并用于公司经营，每月向其他股东汇报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情况。如马燕将资金挪作他用或虚报资产的，各方有权选择退股，马燕需向各方返还本金，并自收到资金之日起以资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向各方支付利息，此前所付利润不计在内，如有未分配利润，需一并支付。三、2019年6月4日，洪淑玲向马燕转账支付50万元。四、洪淑玲主张燕掌柜公司、马燕存在将资金挪作他用的事实，被告辩称其每月均向洪淑玲汇报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情况，双方所提供的证据为微信聊天记录，经查，聊天记录不能充分证明双方各自的主张。五、洪淑玲于2020年3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就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洪淑玲与燕掌柜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上述事实根据《合作协议》的文字表述即可认定，亦符合《合作协议》所约定的股本金180万元、全部出资200万元中包含部分合伙人出借的借款的相关约定。被告辩称案涉款项系合伙的出资款，与合同约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燕掌柜公司系本案适格被告。该公司系自然人独资公司，唯一股东为马燕，马燕在《合作协议》上确认案涉借款系提供给燕掌柜公司，该意思表示应视为燕掌柜公司的意思表示，燕掌柜公司系本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债务人一方；第三，燕掌柜公司、马燕辩称的偿还借款的条件不成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作协议》关于“年度利润需在下一年度2月前分配完毕，分配前应先偿还各股东借款”的约定，可认定燕掌柜公司应在2020年3月前分配利润，或者对盈亏状况与各出资人进行汇报及结算，但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了上述汇报及结算事宜，更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无利润可供分配，故其主张偿还借款的条件不成就，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四，洪淑玲要求燕掌柜公司、马燕连带清偿借款本金，鉴于燕掌柜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其股东马燕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的情况下，马燕上述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五，洪淑玲要求被告按照月利率1.5%计付利息，鉴于马燕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燕掌柜公司或马燕存在挪用资金的情形，故洪淑玲上述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利息由一审法院酌定为年利率6%，自洪淑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日起计。一审法院判决：一、燕掌柜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给洪淑玲，并按年利率6%计付自2020年3月4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马燕对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洪淑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8元，由洪淑玲负担220元，燕掌柜公司和马燕负担2088元。案件受理费已由洪淑玲预交，法院退回2088元。燕掌柜公司、马燕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2088元，逾期未交纳的，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应为民间借贷关系，洪淑玲实际向燕掌柜公司出借20万元，燕掌柜公司应当偿还，马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体分析认定如下：1、马燕、洪淑玲等5人签订的《合作协议》，表述不规范，且部分内容表述错误，应结合《合作协议》的全部内容确定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中第二条、第三条中约定的占百分之多少的股份，实际上应是占多少股，且并非燕掌柜公司的股份，而是合伙事务中的股份。如按字面表述的内容，占百分之多少的股份，则五个合伙人全部股份为120%，显然有违数学常识。认定为多少股，既不违反当事人本意【《合作协议》第三条的明确约定，即股本金为每股1.5万人民币，共计120股】，也厘清了出资中各部分的性质。2、对《合作协议》的全部内容分析可知，协议中的“出资”，显然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出资，而是民间习惯用法，准确的表述应为“提供资金”。如将其认定为公司法意义上的出资，则协议内容存在前后相互矛盾之处；如认定为“提供资金”，则不存在此项问题，也不违反当事人的本意。3、根据前述分析，结合《合作协议》的内容，可认定：马燕与洪淑玲等五人约定，五人合伙销售燕窝，股本金为每股1.5万元，共计120股，其中马燕提供资金69万元（其中7.5万元出借给燕掌柜公司），占41股；钟惠明提供资金45万元（其中7.5万元出借给燕掌柜公司），占25股；陈文贵提供资金21万元，另有15万元以技术入股，占24股；钱少茹提供资金15万元，占10股；洪淑玲提供资金50万元（其中20万元出借给燕掌柜公司），占20股。4、从上述分析认定可知，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包含两个法律关系，一是马燕、洪淑玲等五人的合伙关系，二是马燕、钟惠明、洪淑玲向燕掌柜公司出借款项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洪淑玲据以主张权利的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5、燕掌柜公司虽未列为《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但马燕作为其唯一股东并时任法定代表人，代表燕掌柜公司接受马燕、钟惠明、洪淑玲的借款共计35万元，并实际用于燕掌柜公司的经营活动。燕掌柜公司属于适格被告，其有义务偿还借款。6、《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原则上该年度利润应在下一年度2月份前分配完毕，分配前应先偿还各股东出借款。本院认为，此处的年度应为自然年，各方协议签订于2019年7月前，“下一年度2月份前”应指2020年2月份前，也就是说，2020年3月1日之前应偿还各股东借款，洪淑玲于2020年3月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其要求偿还借款，符合约定条件。燕掌柜公司应当偿还借款。燕掌柜公司未在约定还款期限偿还借款，其应当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一审法院酌定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洪淑玲起诉之日即2020年3月4日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马燕作为燕掌柜公司的唯一股东，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7、马燕与洪淑玲等人的合伙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亦未作审理，如各方对合伙事务是否结束，是否应当清算，各人应承担何种责任发生争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上诉的费用4616元，由深圳市燕掌柜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马燕上诉的费用人民币4616元，由马燕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邓  亚  玲审判员 彭  安  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钟立峰(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