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民终10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克运捷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十一经路**（天星河畔广场****）。法定代表人：刘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悦，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绪建森，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金世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中纬巷********v>法定代表人：安毓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朴晶，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艳国，辽宁海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克运捷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金世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世达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海事法院（2020）辽72民初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对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克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悦、绪建森，金世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朴晶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克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金世达公司向其赔偿海运费差额8083美元、改单费人民币500元及上述两项费用自2019年9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3%计算的利息，并由金世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克运公司庭审后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金世达公司向其赔偿海运费差额7068美元及该款项自2019年9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3%计算的利息、改单费人民币500元，并由金世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27日，克运公司就2个20尺开顶柜的夹胶玻璃货物自中国大连至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海运订舱业务向金世达公司询价，金世达公司报价每个集装箱海运费为1085美元（庭审变更为1050美元），克运公司遂将该票业务委托金世达公司。2019年7月19日，克运公司自托运人处了解到该批货物均超高8厘米，便立即将该情况告知金世达公司，并与其核实货物是否能正常出运。金世达公司答复可以正常出运。涉案货物于2019年7月23日经由ASPATRICIA轮出运，承运人签发了提单。2019年7月30日，金世达公司突然向克运公司询问涉案货物尺寸，克运公司注意到金世达公司已不记得货物存在超高的情况。根据金世达公司披露的其与其转委托的订舱代理的微信聊天记录，承运人装船后发现货物超高，要加收海运费。2019年8月5日，金世达公司称承运人开出的运费账单金额为4000多美元，其未同意仍在协调。2019年8月底，金世达公司改称海运费为9168美元。期间，金世达公司始终坚持不确认运费就不能放提单。直至货物到达目的港，克运公司为避免货物滞港导致损失的扩大，于2019年9月4日向金世达公司支付了9168美元的海运费及改为电放提单的改单费人民币500元，并向金世达公司声明保留一切权利。2019年9月6日，在确认收到克运公司的付款后，货物被电放给收货人。克运公司在知悉货物超高后及时将该情况告知金世达公司，金世达公司未尽代理职责，未将该情况如实告知承运人，致使被加收了海运费及改单费，金世达公司应承担责任。金世达公司原审辩称：1.克运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涉案货运代理合同的委托人是青岛亘富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亘富公司），克运公司是亘富公司的受托人，其无权作为货运代理合同的委托人向准受托人金世达公司提起诉讼；2.金世达公司谨慎、符合规则地完成了代为订舱、信息沟通及全额转付运费等工作，金世达公司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3.亘富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托运人，应由其支付运费。克运公司未证明亘富公司是否向其支付运费及数额，即克运公司未证明其有损失及损失数额。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27日，克运公司就亘富公司委托其订舱的2个20尺开顶柜的夹胶玻璃货物自中国大连海运至西班牙巴塞罗那向金世达公司订舱询价，并告知金世达公司货物尺寸不超出货柜。2019年6月28日，金世达公司将该笔订舱业务委托给虹嘉公司。虹嘉公司据此向承运人美国总统轮船有限公司（APLCO.PteLtd）的订舱代理环世公司询价、订舱。同日，克运公司与金世达公司最终确定海运费每集装箱1050美元，克运公司将该笔订舱业务委托给金世达公司。亘富公司于2019年7月2日出具框架箱/开顶箱申请保函，记载：箱型/箱量2×200T，货物总尺寸2.4米×2.3米×2.3米（长×宽×高），货物尺寸不超出货柜。2019年7月19日，克运公司告知金世达公司涉案两个集装箱货物均超高8厘米，要求金世达公司询问船公司该突发状况如何处理。同日，金世达公司将货物超高情况告知虹嘉公司，虹嘉公司随之将该情况告知环世公司。最终，金世达公司告知克运公司“不会不让上船，客户那边可以先安排，应该只是费用问题”、“海运费会不会变去确认了，堆场这边可能会收一个超高费，有情况再给你们反馈”。2019年7月22日9时，金世达公司催问克运公司涉案货物是否运抵大连，克运公司回复没有。同日13时45分，克运公司告知金世达公司涉案货物运抵大连港。2019年7月23日，涉案货物装上“ASPATRICIA”轮出运，承运人为美国总统轮船有限公司。2019年7月24日，金世达公司告知克运公司承运人要求托运人重新出具保函。亘富公司于该日出具框架箱/开顶箱申请保函，记载：箱型/箱量2×200T，货物总尺寸5.8米×2.34米×2.42米（长×宽×高），超高8厘米。2019年7月30日，金世达公司告知克运公司：装载涉案货物的船舶已起航，其受托人虹嘉公司询问货物超高情况，需要克运公司提供货物在装货港的入港清单，以与承运人商讨运价。2019年8月初，克运公司多次要求金世达公司交付正本提单，金世达公司称“正本提单要确认费用之后才能签发”。2019年8月5日，克运公司以客户着急要提单为由向金世达公司询问费用情况，金世达公司称“给我们出了四千多美元的账单，没同意，再找”。2019年8月27日，克运公司与金世达公司协商电放提单事宜。之后，在虹嘉公司代托运人申请环世公司签发提单时，环世公司告知两个超高集装箱海运费为9168美元，另收取各种常规费用、改单费、电放费等合计人民币2896元。虹嘉公司将该费用情况告知金世达公司。2019年9月4日，克运公司按照金世达公司的要求向其支付人民币2896元、海运费9168美元。2019年9月5日，金世达公司向虹嘉公司支付了上述费用。同日，虹嘉公司收款后向环世公司支付了上述费用，环世公司向虹嘉公司开具了发票。环世公司向虹嘉公司出具的业务委托及费用确认单记载涉案费用明细如下：舱单费人民币50元、文件费人民币450元、码头操作费人民币1270元、安保费人民币16元、铅封费人民币100元、设备交接单人民币60元、订舱费人民币200元、VGM申报费人民币100元、改单费人民币200元、电放费人民币450元、海运费9138美元、欧盟提前舱单费30美元。2019年9月6日，涉案货物提单被电放，提单编号为DLW0000279。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克运公司与金世达公司之间是否直接成立订舱委托合同关系，克运公司可否提起本案诉讼；2.金世达公司是否及时地将涉案货物超高情况告知了承运人；3.金世达公司向克运公司收取的涉案费用是否合理。关于克运公司与金世达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委托人与货运代理企业约定了转委托权限，当事人就权限范围内的海上货运代理事务主张委托人同意转委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没有约定转委托权限，货运代理企业或第三人以委托人知道货运代理企业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转委托或部分转委托第三人处理而未表示反对为由，主张委托人同意转委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委托人的行为明确表明其接受转委托的除外。”克运公司确认亘富公司未同意其委托金世达公司就涉案货物进行订舱，金世达公司亦未证明克运公司与亘富公司之间就涉案货物订舱约定了转委托权限，或亘富公司以行为明确表示其接受克运公司的转委托行为。因此，克运公司与金世达公司之间直接成立订舱委托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克运公司代亘富公司垫付了涉案争议的海运费等费用，克运公司以亘富公司主张涉案费用不合理尚未向其支付该费用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金世达公司关于克运公司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金世达公司是否及时地将货物超高情况告知了承运人的问题，金世达公司作为克运公司的订舱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其未经克运公司的同意，将订舱事务委托给虹嘉公司，金世达公司应当对虹嘉公司以及虹嘉公司的受托人环世公司的行为向克运公司承担责任。现有证据证明，克运公司在知晓涉案货物超高后，于当日将该情况告知虹嘉公司，虹嘉公司也及时转告至环世公司。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环世公司将货物超高情况告知了承运人，但涉案货物于2019年7月22日下午运抵大连，该货物于次日装船起运。承运人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完成了货物的装载，且未提出任何异议，应推定承运人在装载涉案货物前，已知晓了货物的超高情况，并对货物的装载妥善进行了安排。所以，金世达公司已及时将涉案货物超高情况告知了承运人，妥善地完成了受托事务。关于涉案费用合理性问题，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金世达公司知晓货物超高后，于当日告知克运公司涉案费用会有所变化。之后，金世达公司将从虹嘉公司处知晓的费用数额告知克运公司，并在克运公司向其付款后，全额汇入虹嘉公司，虹嘉公司将该笔款项全额支付给承运人的订舱代理环世公司，在环世公司收到该笔费用后的次日，提单被电放。事实上，金世达公司是无偿地完成了订舱委托事务。而且，金世达公司提交了环世公司收取费用明细以证明涉案费用的合理性，克运公司未证明该费用明显高于市场标准而不合理或承运人确因未及时了解货物超高情况而加收了海运费。金世达公司虽在与克运公司的聊天中提及过费用为4000多美元，但该费用非承运人最终确认的费用，而且在该聊天中金世达公司未明确该费用是两个集装箱的费用，根据克运公司与金世达公司最初协商海运费的聊天习惯，不排除该费用仅是一个集装箱费用的可能。因此，聊天记录中提及的4000美元不能作为衡量涉案费用合理性的依据。克运公司向金世达公司主张返还海运费差额及改单费，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判决：驳回克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70元（克运公司已预交），由克运公司负担。宣判后，克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截至原审判决做出之日，均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承运人已收到诉争金额。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负责涉案货物的海运订舱事宜后，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将订舱事务委托给虹嘉公司，虹嘉公司又将订舱事务委托给环世公司，被上诉人称环世公司为实际承运人APL的订舱代理。但截至原审判决做出之日，被上诉人仅证明其将就涉案货物所收取的9168美元支付给了虹嘉公司，虹嘉公司支付给了环世公司，但就两点问题始终未提供任何证据：1)环世公司确为承运人APL的订舱代理；2)环世公司已将全部诉争费用如数支付给承运人。对于因海运费收取所产生的纠纷，不核实承运人是否收到了运费，应属严重的查明事实不清。2.被上诉人亦未证明其转委托的货代企业向承运人及时、如实反馈了货物超高的情况，原审法院仅因承运人完成货物装载且未提出异议，就推定承运人在货物装运前已知晓货物超高，不仅不符合法律的严谨性要求，也违背最高院所要求的“庭审以证据为中心”的审判原则。原审以“承运人在短短一天的时间内完成货物的装载，且未提出任何异议”为由，推定承运人在装载涉案货物前，已经知晓货物的超高情况，以被上诉人没有赚取任何差价为由，认为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推断不仅毫无道理，且有违最高院所要求的“庭审以证据为中心”的原则。综上，一审法院在案件事实查明严重不清的情况下，驳回上诉人合理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望二审法院依法撤回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金世达公司二审答辩称：一、金世达公司已及时全面的完成克运公司转委托的委托事宜，原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根据合同法第399条、第401条规定，金世达公司在第一时间将货物超高的信息告知了虹嘉公司，虹嘉公司又立即转述给轮船公司指定的订舱代理环世公司，金世达公司及时全面的报告轮船公司要求出具保函、海运费的报价内容，金世达公司收到运杂费后全额支付给虹嘉公司，虹嘉公司亦全额支付给环世公司。托运人的货物也因此得以电放，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各方义务已经履行完毕，金世达公司已完成克运公司转委托的委托事务。无任何过错和过失行为。且未赚取任何差价。二、克运公司主张金世达公司赔偿海运费差额的损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克运公司诉称海运费差额损失7068美元具体是将其代托运人向承运人支付的海运费9168美元减去正常两个集装箱的报价，正如克运公司所称“货代企业多为过错赔偿责任，与其是否赚取差价无关。”无论环世公司是否为轮船公司的订舱代理，或环世公司是否将海运费全额支付给轮船公司，以最终价格与原始正常两个集装箱报价的差额视做克运公司的损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海运费产生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其承担主体是托运人，而因海运费支付事宜产生赔偿请求权，专署于托运人亘富公司所有。因此，基于运费支付事宜产生的损失，主张赔偿请求权专署于亘富公司。克运公司本无权提出本案诉请，克运公司作为与亘富公司有委托关系的货运代理人，克运公司垫付的费用应当基于其与承运人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要求委托人亘富公司承担。综上，原审法院依法驳回克运公司的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判决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克运公司要求金世达公司向其赔偿海运费差额、改单费产生的争议，故本案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结合各方的诉辩主张，原判认定克运公司主张返还海运费差额及改单费没有事实依据是否妥当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和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的规定，受托人有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和报告委托事务处理情况的义务。本案中，克运公司就亘富公司委托其订舱的2个20尺开顶柜的夹胶玻璃货物自中国大连海运至西班牙巴塞罗那向金世达公司订舱询价，并告知金世达公司货物尺寸不超出货柜。金世达公司按照克运公司的指示进行了询价，并将询价结果告知克运公司，后克运公司将该笔订舱业务委托给金世达公司。案涉货物运抵装货港前，克运公司告知金世达公司涉案两个集装箱货物均超高8厘米，要求金世达公司询问船公司该突发状况如何处理。金世达公司经询问回复克运公司“不会不让上船，客户那边可以先安排，应该只是费用问题”、“海运费会不会变去确认了，堆场这边可能会收一个超高费，有情况再给你们反馈”。案涉货物装船后，金世达公司告知克运公司承运人要求托运人重新出具保函。亘富公司重新出具框架箱/开顶箱申请保函，记载：箱型/箱量2×200T，货物总尺寸5.8米×2.34米×2.42米（长×宽×高），超高8厘米。案涉货物出运后，克运公司与金世达公司协商电放提单事宜。在虹嘉公司代托运人申请环世公司签发提单时，环世公司告知两个超高集装箱海运费为9168美元，另收取各种常规费用、改单费、电放费等合计人民币2896元。虹嘉公司将该费用情况告知金世达公司，金世达公司将费用情况告知克运公司，克运公司按照金世达公司的要求向其支付人民币2896元、海运费9168美元，金世达公司向虹嘉公司支付了上述费用。虹嘉公司收款后向环世公司支付了上述费用，环世公司向虹嘉公司开具了发票。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克运公司委托金世达公司订舱时并未告知托运货物超高，而克运公司告知金世达公司托运货物超高时金世达公司已经订舱完毕，但金世达公司经询问协调回复克运公司“不会不让上船，客户那边可以先安排，应该只是费用问题”。克运公司作为专业的海上货运企业，其应当知道超高货物的运输与正常尺寸货物的运输价格不同，且临时变更托运货物会造成运费升高，但克运公司并未确认运输费用即要求将案涉货物装船运输，且按照承运人要求告知托运人亘富公司重新出具保函。金世达公司在得知运费数额后亦及时通知了克运公司，期间也与承运方进行过价格商讨。最终，案涉货物在克运公司支付价款后，按克运公司要求电放。金世达公司在案涉货物运输过程中均是按照克运公司的指示完成的委托事务，在克运公司的委托要求出现变化后也进行了及时的沟通和回复，并第一时间将委托事宜的处理结果进行了报告，并无不妥之处，故原判认定克运公司主张返还海运费差额及改单费没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至于克运公司上诉所提，案涉证据并不能证明承运人已收到诉争运费，也不能证明转委托的货代企业向承运人及时、如实反馈了货物超高的情况。因案涉货物的托运人亘富公司按照承运人要求出具过保函，后因货物超高又重新出具了保函，且案涉货物并未出现承运人阻止装船的情况，如果承运人未收到运费或在装船前不知晓货物超高，承运人会通过第一份保函或重新出具的保函向托运人亘富公司主张权益，但克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承运人向亘富公司主张过权利，故克运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0元，由克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善超审判员  张岩松审判员  贺立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冯万平书记员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