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5民终48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樊贺军，男，197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内黄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青，男，196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利民，男，197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风涛，男，197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龙，大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可可，男，197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民喜，男，196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内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河南奥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邓可可因与被上诉人李民喜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2020）豫0527民初8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邓可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民喜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民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错误，法定程序存在重大瑕疵。1.李民喜起诉五上诉人主体不当，李民喜与安阳市万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象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让五上诉人承担不符合规定。2.李民喜提交的《施工合同》、《情况说明》、《附加补充协议》上面的公章是伪造公章加盖上去。公司公章登记表上无李民喜“三份协议”签订时使用登记，公司法人无签字。于此，上诉人不承认以上“三份协议”的合法有效性。3.李民喜要求围挡合同的工程量有错，与原商定的量不符。李民喜一意孤行，强行在约定的70亩土地面积外做围墙，李民喜单方故意增加工程数量，强行让我公司承担多余工程量的费用，实属霸王条款，我公司不承担。4.李民喜施工的围挡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2018年春天前后，项目围墙做好仅几个月，多次被风吹烂、吹飞或翻倒的情况频出，成了重大安全隐患问题。工程未经验收，法人与股东没有签字，也未委托过他人签字及盖章。因此，不存在上诉人验收通过盖章。派出所多次接群众报案后，数月里多次给公司打电话责问。就存在安全问题隐患，公司让李民喜加强整改到位，但李民喜一拆了之，不到九个月时间，围墙全无，李民喜在没有与上诉人达成拆除协议的情况下，自行做了处置，废铁去向上诉人也不明。5.上诉人强烈请求法院对合同公章做真假鉴定。根据《刑法》第280条之规定，已明显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李民喜提交的“附加协议情况说明”纯属伪造，文中所诉五万元纯属匿造，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己构成诈骗罪，请求法院依法处理。李民喜答辩称：1.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是万象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该公司清算时，没有依法通知已知的债权人，清算程序不合法，故依法认定三名股东对公司债权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吴风涛、邓可可是公司存续、清算、以及清算后公司财产的实际持有人、公司的隐名股东，其中邓可可还是万象公司16名主要股东一致推选的总负责人，判决其二人承担连带责任亦无不妥。2.上诉人不认可李民喜一审提交的《施工合同》、《附加补充协议》、《情况说明》）上面的公章，存系为了利用二审诉讼程序拖延时间，没有实际意义。在《施工合同》上签字的7个人里面就有万象公司工商登记股东樊贺军，一审庭审时樊贺军对自己的签字是明确认可的。在《施工合同》上签字的另外6个人是公司的隐名股东。在验收工程时签订的《附加补充协议》上面的三个人也是在《施工合同》上签字的7个人中的三个，同时也是该公司的隐名股东。3.一审时部分上诉人对李民喜提交的2014年5月11日万象公司主要股东16人推举邓可可是案涉项目的总负责人的股东会议记录表示异议，但无相反证据，一审庭审现场都异口同声的强调自己是股东。4.一审两次庭审邓可可虽然未到庭，但是在一审法院对邓可可所做的调查笔录中，邓可可对李民喜诉称的全部案件事实均明确表示认可，且在《施工合同》、《附加补充协议》上都有总负责人邓可可的签字。5.上诉人否定案涉工程合同的合法性、真实性，与其质疑案涉工程合同的工程量、陈述有倒伏现象、乡领导打电话指示约谈等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不足为信。6.《施工合同》对案涉工程的估算是一万平方米左右，经过《附加补充协议》验收的实际工程量是12230平方米，这都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的，所以并不存在李民喜单方故意增加工程数量问题。7.彩钢围挡做好后确实是存在因刮风等原因损坏的问题，李民喜己经及时维修并为此支付维修费用履行了维护义务，对于该项事实答辩人可以进一步举证证明。《附加补充协议》约定的由李民喜承担一年的看管义务到期后，因刮风等原因所致的围挡倒伏、丢失等问题，不是李民喜的责任范围，与李民喜无关。李民喜的一审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偿付原告工程款及看护费用78.58万元，并自案件受理之日起按照年息6%计息至本息还清为止；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被告张文青、吴风涛、樊贺军、邓可可与案外人张宪、魏润丰等人共同开发内黄县石盘屯乡商业街，并于2014年5月11日共同签订石盘屯开发项目补充协议，经开发项目股东大会协商推举邓可可为项目总负责人，现场处理一切事宜。2014年7月份，其中部分人与他人签订土地租赁合同。2015年12月7日，被告邓利民、张文青、樊贺军作为股东成立了万象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邓利民。2017年7月14日，万象公司(甲方)与原告李民喜(乙方)签订了一份《施工合同》，按照合同约定万象公司将位于内黄县石盘屯乡商业街开发围墙、大门工程交于原告施工，约定工期为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8月15日；工程量约1万平方米，工程量具实计算，甲方按每平方60元付给乙方工程款，由甲、乙双方共同验收，乙方材料进厂后甲方按照约1万平方的工程量计算工程款付给乙方工程款的30%，由甲、乙双方共同验收，工程验收合格后一周内甲方付给乙方实际工程款的100%，大门价格由甲乙双方协商后的价格付款100%；双方还对责任和义务相关条款均作了约定。万象公司在《施工合同》上盖章，被告樊贺军、邓可可及案外人张宪、刘学成、魏润丰、范水军、张洲在合同上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并按印，原告李民喜在乙方处签名按印。原告对工程进行了施工。2017年8月19日，万象公司(甲方)与原告李民喜(乙方)签订《附加补充协议》，协议中共同确认了工程面积、单价、总金额及改装费、看护费、维修费共计78.58万元,该《附加补充协议》有被告邓可可及案外人张宪、魏润丰三人在甲方代表人处签名，庭审中，被告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均辩称原告建设的工程验收被告公司无人参加，协议上也没有法人或股东签字，公司未委托过他人签字及盖章，因此不存在被告验收通过盖章。原告李民喜为证明工程已验收又向法庭提供委托书、石盘屯开发项目补充协议、被告邓可可的证明材料、案外人张宪、魏润丰的证明材料，其中委托书中载明万象公司委托邓可可、张文青、吴风涛、刘学成、范水军代表公司向石盘屯岳飞大道两侧农户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事项，具体代理的事项和内容包括谈判权、签订合同权，最后的使用权归公司所有，公司有权转给他人承包、出租、转让和永久性高价转让等；石盘屯开发项目补充协议中载明经股东大会商议并一致通过吕村由吴文平、石盘屯由刘学成为股东负责人，并推举邓可可为总负责人，现场处理一切事宜；被告邓可可的证明材料、案外人张宪、魏润丰的证明材料均证明原告的工程经验收确认后达成附加协议。另查明，万象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注销。一审法院认为，万象公司与原告李民喜签订《施工合同》，按照合同约定万象公司将位于内黄县石盘屯乡商业街开发围墙交于原告施工，万象公司在《施工合同》上盖章，被告樊贺军、邓可可及案外人张宪、刘学成、魏润丰、范水军、张洲在合同上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并按印，原告李民喜在乙方处签名按印，庭审中，被告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均辩称《施工合同》上面加盖的公章不是公司的公章，公司法人未签字，但认可与原告签订了围墙施工合同，原告做了围墙，故法院对原告对《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围墙进行施工予以确认。对于原告诉请被告按照2017年8月19日的《附加补充协议》中确认的工程面积、单价、总金额及改装费、看护费、维修费共计78.58万元的数额给付工程款、看护费等费用，因被告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均辩称该协议没有法人或股东签字，公司未委托过他人签字及盖章，因此不存在被告验收通过，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2017年8月19日的《附加补充协议》上虽然没有加盖万象公司的印章，但有被告邓可可及案外人张宪、魏润丰三人在甲方代表人处签名，被告邓可可及案外人张宪、魏润丰均是《施工合同》上甲方的委托代理人，且结合石盘屯开发项目补充协议、被告邓可可的证明材料、案外人张宪、魏润丰的证明材料，可以证明原告所建的围墙经过验收和结算，该《附加补充协议》上的结算数额应由内黄县石盘屯乡商业街的共同开发人共同承担。万象公司及其他合伙人与原告共同签定了施工合同，该公司注销后，公司股东邓利民、张文青、樊贺军与其他合伙人应共同承担责任。因被告樊贺军、张文青、吴风涛、邓可可同时属于石盘屯乡商业街的共同开发人员，故原告李民喜要求被告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邓可可承担给付工程款及看护费用78.58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起诉时要求的利息，后又申请放弃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二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邓可可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工程款及看护费人民币785,8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58元，由被告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邓可可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提交内黄登记内销字（2019）第307号内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该通知书内容显示万象公司经审查提交的注销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律形式，准予注销，证明万象公司经过合法程序，符合监管局规定经审查已合法注销，不存在李民喜陈述的该程序有瑕疵的情况。李民喜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李民喜在一审时已经向法庭提交，内黄县市场管理监督局对万象公司的注销行为仅是依据该公司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不能否定该公司登记股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依法应予承担的连带责任。李民喜提交李民喜后期看管支出的维修费收条三份，证明工程不仅进行了施工，而且履行了看管维修的义务。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维修费用应当出具正规的发票和维修合同或施工合同，该证据仅是个人书写，没有任何证据印证其实际对涉案围档工程进行维护。退一步讲，三张维修费用收条显示的日期为2018年4月28日、2018年7月20日、2019年2月16日，三张收到条的日期与李民喜当庭陈述的双方约定围档维护时间一年以及支付的维护费是相互矛盾的，矛盾之处在于李民喜一审提交的附加补充协议，该协议时间是2017年8月19日，该日期可印证李民喜做的彩钢瓦围档质量明显不合格，在质保期内就发生了严重的倒伏，且维护费用近3,000元。所谓的维修期一年与第三张收到条2019年2月16日明显不吻合，已超过看护维修期。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邓可可上诉称其主体不适格，李民喜提交了万象公司的清算报告，该清算报告不显示万象公司在清理公司财产时编制了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作为清算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万象公司在清算时编制了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也未能证明其通知了债权人，清算程序不合法，因万象公司已注销，万象公司的股东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吴风涛、邓可可作为成立隐名股东，也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故五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邓可可主张《施工合同》、《情况说明》、《附加补充协议》上面的公章是伪造公章、无公司法人签字，并申请对施工合同上面的公章进行鉴定，因五上诉人认可李民喜对案涉工程进行了施工，且张文青、吴风涛、樊贺军、邓可可及案外人张宪、魏润丰等人于2014年5月11日共同签订了石盘屯开发项目补充协议，推举邓可可为项目总负责人，现场处理一切事宜，在施工合同上有樊贺军、邓可可的签名、附加补充协议上有邓可可及签订石盘屯开发项目补充协议的张宪、魏润丰的签名，李民喜有理由相信，在施工合同、附加补充协议上签名的人代表公司的真实意思，不论施工合同的公章是否真实均不影响该合同的效力，故五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五上诉人主张李民喜恶意多做了工程，工程质量不合格，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且李民喜陈述其也进行了维护，故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邓可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58元，由樊贺军、张文青、邓利民、吴风涛、邓可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冰审判员 毛晓燕审判员 赵锐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邢露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