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05民终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阳城县润城镇上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润城镇上庄村。法定代表人：王某，任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路某，山西洎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6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晋城市泽州县人，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天，山西当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城市易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景西路****。法定代表人：叶某，任总经理。上诉人阳城县润城镇上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庄村委）因与被上诉人李某、晋城市易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泉文化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0522民初132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庄村委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路某，被上诉人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天，被上诉人易泉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庄村委的上诉请求：撤销（2019）晋0522民初1325号民事裁定，指令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晋城市康辉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辉公司）于2014年10月12日签订《上庄古村天官王府托管经营合同》，约定双方产生争议时，可由任一方向晋城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康辉公司于2018年9月5日申请注销。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并无仲裁条款，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康辉公司之间有仲裁条款为由，驳回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起诉明显错误；2、上诉人在起诉之前，已经到晋城仲裁委员会立案，晋城仲裁委员会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无仲裁条款为由不予受理。上诉人已经将不予受理通知书提交一审法院，该通知书已经生效，一审法院仍然认为该案应当由晋城仲裁委员会受理明显错误。被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易泉文化公司共同提交书面答辩状称，本案应维持原裁定。如若二被上诉人不受《上庄古村天官王府托管经营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那么上诉人依据该合同其他条款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同样不受约束，因此上诉人的上诉不能成立。庭审中，二被上诉人补充答辩称，二被上诉人是康辉公司的股东，在康辉公司注销后，二被上诉人系康辉公司权利义务的继受人。依照《晋城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五条的规定，上诉人与康辉公司所签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本案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现该仲裁条款并未被依法确认无效，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上庄村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营托管费用159.737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查认为：2014年10月12日原告与康辉公司签订了《托管经营合同》。双方约定将上庄古村天官王府景区托管给康辉公司。康辉公司自主经营期限为20年，即从2014年10月12日起至2034年10月11日止。托管期间，每年的托管费用分两期支付，康辉公司于每年1月1日前将本年度应上交原告费用总额的50%支付原告，剩余部分于6月1日前交清。《托管经营合同》第十一条第四项约定“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未果的，可由任何一方向晋城市仲裁委申请裁决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因此二被告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原告应向晋城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阳城县润城镇上庄村民委员会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9176元，退还给阳城县润城镇上庄村民委员会。二审中，被上诉人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晋城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上诉人认为，二被上诉人并非康辉公司权利义务的承继人。二审审查查明：2014年10月12日，上诉人上庄村委与康辉公司签订《上庄古村天官王府托管经营合同》，合同第十一条第四项约定“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未果的，可由任何一方向晋城市仲裁委申请裁决解决”。上庄村委分别于2017年12月19日、2017年12月24日，向康辉公司发出两份通知，要求康辉公司限期支付拖欠款项，处理相关事宜，否则将解除合同，康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在2017年12月24日的通知签名：“收件人李某，12月24日”。2017年12月28日，上庄村委通知康辉公司解除合同及交接事宜。李某当日在通知中签字收到。2018年1月16日，晋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康辉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李某，康辉公司的股东由晋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和易泉文化公司变更为李某和易泉文化公司。2018年5月31日，康辉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注销康辉公司，成立清算组。2018年6月1日在太行日报刊登注销公告：晋城康辉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现予以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速到公司办理有关债权债务事宜。2018年9月3日的清算报告载明：“经过清算，公司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如有其它经济纠纷及责任，均由原公司股东承担，其他事务原股东从签字之日起不再享有原股份权和另行运营参与权。”同日，股东会决议确认康辉公司的清算报告并办理工商注销手续。2018年9月3日，康辉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申请书载明无债权债务，无对外投资。企业信息查询显示2018年9月5日核准康辉公司注销，注销时的股东为李某和易泉文化公司。一审二次开庭传唤李某本人到庭，李某在庭审中自认康辉公司注销之前没有清算债权债务，先注销公司是为避免每月到税务部门报表接受年检。易泉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李某的当庭陈述。2019年5月16日，上庄村委向晋城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晋城仲裁委员会以其与李某、易泉文化公司之间无仲裁条款为由不予受理。2019年5月22日，上庄村委诉至法院。2019年6月27日，李某以及易泉文化公司以本案存在仲裁协议为由提出管辖异议申请。2019年7月24日，一审首次开庭。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上庄村委与康辉公司签订的《上庄古村天官王府托管经营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未果的，可由任何一方向晋城市仲裁委申请裁决解决”。该条款明确约定了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及仲裁委员会，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且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情形。上庄村委与康辉公司之间因《上庄古村天官王府托管经营合同》产生的纠纷应按照约定仲裁解决。但康辉公司已经注销，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对康辉公司的股东（李某、易泉文化公司）具有约束力。对此，本院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论证：首先，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二被上诉人并非案涉《上庄古村天官王府托管经营合同》的相对方，与上诉人上庄村委之间没由直接达成仲裁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后合并、分立的，仲裁协议对其权利义务的继受人有效。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后死亡的，仲裁协议对其继承人有效。符合前两款情形的，当事人在订立仲裁协议时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款实际是对仲裁协议效力延伸的规定，条文中对当事人“合并”“分立”“死亡”三种情形作出了仲裁协议效力延伸至继受人或者继承人的明确规定，但“注销”并未包括在内。且法人一经注销主体资格即灭失，与“合并”“分立”不同，与自然人当事人的“死亡”也不相同，注销之后，法人的股东并不当然概括性承担公司权利义务，因此不能当然受到原仲裁协议的约束。其次，上庄村委向法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李某、易泉文化公司作为康辉公司股东承担责任是基于二股东未能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且作为清算组成员未依法清算给债权人造成损失，应予赔偿。即二被上诉人承担的责任不是基于《上庄古村天官王府托管经营合同》直接产生的合同义务，是基于法律规定，因违反出资义务、清算义务产生的法律责任。对此产生的债务，二被上诉人与上庄村委之间不存在仲裁的合意。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本案中，上庄村委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李某、易泉文化公司受让了康辉公司在《上庄古村天官王府托管经营合同》中的债权债务，二被上诉人也不符合因受让受到合同仲裁条款约束的情形。综上，二被上诉人李某、易泉文化公司提出管辖异议，认为康辉公司注销，其作为股东即为公司权利义务的继受人，应当受到仲裁条款的约束的理由，缺乏依据。且本案诉讼之前，上庄村委已经向晋城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晋城仲裁委员会正是以其与李某、易泉文化公司之间无仲裁条款为由不予受理。本院认为《上庄古村天官王府托管经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二被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二被上诉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不成立。一审法院以存在仲裁协议为由驳回起诉有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阳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0522民初132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受理费19176元，上诉人阳城县润城镇上庄村民委员会已预交，退回上诉人。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周秋萍审判员 李海霞审判员 李 然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王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