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8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场所晋城市城区黄**街1160号。法定代表人：石某，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山西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山西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营业场所晋城市城区新市西街873号大华购物广场西南角。负责人：徐育，任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山西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山西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1954年1月20日生，汉族，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西君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山西泽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星西街支行,营业场所晋城市城区红星西街清颐园9号。负责人：王亮，任行长。上诉人晋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城农商行）、晋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以下简称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原审被告山西泽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星西街支行（以下简称泽州农商行红星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502民初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晋城农商行、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闫某，被上诉人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原审被告泽州农商行红星支行的负责人王亮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晋城农商行的上诉请求：1、撤销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502民初97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晋城农商行无需返还被上诉人卡内资金897999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04年2月27日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贷款100万元，约定贷款期限为2004年2月27日至2005年2月20日。贷款到期后，经上诉人多次催收未还本息。根据双方签订的《山西省城区西城信用社借款合同》第四条约定：如贷款到期未还，贷款人有权从借款人银行存款账户资金中扣收贷款本息。2020年1月被上诉人在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办理储蓄卡一张，上诉人将卡内资金冻结，后将卡内资金897999元扣划用于偿还被上诉人贷款本金。被上诉人最后一次偿还贷款本息的时间是2013年12月9日，虽贷款超过了诉讼时效，但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债权人仅丧失胜诉权，该债务转为自然之债。自然之债本质在于不能通过诉讼程序强制债务人履行，而不是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实现，更不是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不存在。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卡内资金扣划用于偿还其贷款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符合法定抵销权的形成条件，上诉人无权扣划被上诉人卡内资金属适用法律错误。王某辩称，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1、2004年2月27日的合同虽然订立，但是上诉人未履行借贷义务，所以借贷关系不成立。2、上诉人强行扣划被上诉人卡内资金属于非法扣划，依据商业银行法29条、33条规定，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属于合法的，商业银行是普通的从事货币的商业机构，因此国家法律没有授予其强行扣划法定存款的权力，其在2020年冻结卡内资金和强行扣划卡内资金属于非法行为。3、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99条的规定判决我方胜诉，我们认可一审判决结果，对于理由不认可。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具有强行保障权。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述称，其同意晋城农商行的上诉意见。泽州农商行红星支行述称，服从一审判决，我们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的上诉请求：1、撤销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502民初97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上诉人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无需返还被上诉人卡号为×××的储蓄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1月，被上诉人在其处办理储蓄卡一张，因被上诉人在晋城农商行处有贷款未还，晋城农商行对被上诉人该储蓄卡发出冻结止付指令。后被上诉人取款时，系统识别为异常卡后即吞卡没收。根据《银联卡业务运作规章》规定，晋城农商行有权对被上诉人的储蓄卡进行止付且发出吞没卡指令，对于吞没的卡片由ATM所属网点须对卡片作剪角处理并上交本机构银行卡业务主管部门，或由发卡机构向收单机构收回。因此，上诉人无需返还被上诉人卡号为×××的储蓄卡。王某辩称，一审判决正确，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执行晋城农商行的指令，把涉案卡吞没，由于其吞没被上诉人银行卡的行为，导致被上诉人无法行使其卡内资金权利，因此要求驳回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晋城农商行述称，其同意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的上诉意见。泽州农商行红星支行辩称，服从一审判决，我们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王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归还原告卡号：×××储蓄卡一张，卡内资金89.8万元；2.判令被告晋城农商行支付原告卡内资金89.8万元，以及利息损失5000元；3.判令被告泽州农商行红星支行共同承担民事责任支付卡内资金89.8万元以及利息损失5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2月25日，原告王某向被告晋城农商行提交《农户短期借款申请书》，其中载明：“经调查，此笔借款为落实原五七一六电源厂所欠债务。因企业改制，为了保全信贷资金，现落实到泰森蓄电池有限公司法人王某名下，待以后逐步偿还。”2004年2月27日，原告与被告晋城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自2004年2月25日至2004年2月27日由贷款方核定提供借款方保证贷款100万元，用途落实债务，借款方保证于2005年2月20日前归还全部贷款本息，如贷款到期未还，贷款方有权从借款方银行存款账户资金中扣收贷款本息。贷款到期后，2006年至2010年，原告连续5年在被告晋城农商行向其发送的《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2013年12月9日，被告晋城农商行从原告账户扣划1854元用于还款。2020年1月，原告在被告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处办理储蓄卡一张，卡号为×××。2020年4月8日，被告晋城农商行对案涉储蓄卡发出冻结止付指令，冻结原告账户金额458000元，形式为只收不付，原因为逾期贷款强制冻结。2020年4月14日，原告到被告泽州农商行红星支行的ATM机取款时，案涉储蓄卡被ATM机吞没。2020年4月20日，被告晋城农商行对案涉储蓄卡发出解冻指令，解冻金额为898000元。2020年5月7日，被告晋城农商行对案涉储蓄卡进行扣划，扣划金额为897999元。另查明，被告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系被告晋城农商行分支机构，被告晋城农商行前身为晋城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王某与被告晋城农商行是否存在贷款债权债务关系的问题。原告向被告晋城农商行提交的《农户短期借款申请书》写明，贷款系因企业改制落实原五七一六电源厂所欠债务，借款合同中借款用途也明确为“落实债务”，且原告在2006年至2010年连续5年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表明原告系对于原五七一六电源厂所欠债务的债务承担，并经债权人被告晋城农商行同意，是原告对与被告晋城农商行之间存在贷款债权债务关系的自认，被告晋城农商行有权要求原告归还贷款本息。关于被告晋城农商行是否有权行使抵销权的问题。法定抵销权作为形成权，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可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就权利形成的积极条件而言，法定抵销权要求双方互负债务，双方债务均已到期，且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其中，双方债务均已到期之条件当作如下理解：首先，双方债务均已届至履行期即进入得为履行之状态。其次，双方债务各自从履行期届至，到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时间段，应当存在重合的部分。亦即，就诉讼时效在先届满的债权而言，其诉讼时效届满之前，对方的债权当已届至履行期。在上述时间段的重合部分，双方债权均处于没有时效抗辩的可履行状态，“双方债务均已到期”之条件即已成就。反之，上述时间段若无重合部分，即一方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时对方之债权尚未进入履行期，则在前债权可履行时，对方可以己方债权尚未进入履行期为由抗辩；在后债权可履行时，对方可以己方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抗辩。如此，则双方债权并未同时处于无上述抗辩之可履行状态。即使在此后抵销权行使之时在后债务已进入履行期，亦难谓满足该条件。具体到本案而言，被告晋城农商行对原告的债权届满之时，原告尚未办理案涉储蓄卡，原告对被告晋城农商行也未形成存款债权债务关系，即双方债务各自从履行期届至，到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时间段，不存在重合的部分。本案不满足法定抵销权形成的积极条件，所以抵销权未形成，故被告晋城农商行无权对原告行使抵销权。至于被告晋城农商行关于抵销权的行使不受诉讼时效抗辩的理由，抵销权的行使应以抵销权的形成为前提条件，因本案抵销权尚未形成，自然不存在行使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的问题。双方借款合同中贷款方有权从借款方银行存款账户资金中扣收贷款本息的约定，仅是对还款方式的约定，不意味着被告晋城农商行可以行使尚未形成的抵销权。故对于被告晋城农商行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其应当将扣划原告账户内的资金897999元，归还给原告。关于被告泽州农商行红星支行的责任问题。ATM机取款业务中，发卡行与支付行是委托代理关系，吞没卡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发卡行承担。被告泽州农商行红星支行作为支付行、收单行，有权按照发卡行指令吞没卡。卡内资金系由被告晋城农商行扣划，与被告泽州农商行红星支行无关，故对于被告泽州农商行红星支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的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银条法[1995]37号相关精神，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时，承担民事责任不以其总行授权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为限，如果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民事责任，超过部分的民事责任由其上级行直至总行承担，非指其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直接由总行承担。被告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作为案涉储蓄卡的发卡行，应当承担ATM机取款业务中吞没卡的法律后果，应当向原告归还案涉储蓄卡。关于利息损失问题，被告晋城农商行扣划原告账户内资金，造成原告利息损失，故应当按照被告晋城农商行活期存款利率的标准支付原告存款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晋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王某卡号为×××的储蓄卡一张；二、被告晋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王某卡号为×××的储蓄卡的卡内资金897999元及存款利息（按照晋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利率从2020年5月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40元，由原告王某负担40元，被告晋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400元。二审中，被上诉人王某提出上诉人晋城农商行并未将100万贷款实际发放被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所提的问题，上诉人晋城农商行重新提交了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借款契约、贷款催收通知单5份、贷款本息收回凭证，新提交了进账单，欲证明上诉人晋城农商行履行了贷款发放义务。被上诉人认为开户行是晋城农商行，款项是100万元，但进账单付款方和收款方均是王某，是王某在银行的个人资金流动。该证据不能证明晋城农商行履行了贷款发放义务。王某在催收通知单上签字是因为王某对事实存在错误的认识，王某错误的以为银行把100万元打到了自己账户。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2005年至2010年连续五年在贷款催收通知单借款人处签字，并未提出异议，可以认定其认可收到100万的贷款。被上诉人所述其签字是错误地以为其收到100万元贷款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新提交证据：山东省高院（2020）鲁民再35号判决书一份，新余市渝水区（2014）渝民初字第00881号判决书，欲证明依据《贷款通则》22条规定，贷款人可以扣划本金和利息，可以抵销债权债务。被上诉人对第三方的观点不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两份案例不是最高院的公告案例，不具有典型性和参考价值。综上，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一致。针对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院论证如下：关于上诉人晋城农商行是否应当返还被上诉人王某897999元及存款利息的问题。上诉人晋城农商行认为虽然贷款超过了诉讼时效，但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债权人仅丧失胜诉权，该债务转为自然之债。自然之债本质在于不能通过诉讼程序强制债务人履行，而不是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实现，更不是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不存在。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卡内资金扣划用于偿还其贷款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其行使的是约定抵销权，其不应返还被上诉人897999元及存款利息。本院认为，抵销权是形成权，在抵销权具备成就条件之后，抵销权的行使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但行使抵销权的前提是抵销权具备成就条件。而判断抵销权条件是否成就要根据主动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前抵销条件是否成就来判断，抵销条件成就的，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可以抵销，抵销条件不成就的，则不适用抵销。本案中，能否适用抵销关键在于判断抵销条件是否成就。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双方债务均已到期，即双方债务均已届至履行期，同时还要求双方债务各自从履行期届至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时间段，应当存在重合的部分，即主动债权的诉讼时效届满前，被动债权进入履行期的，应当认为满足双方债务均已到期之条件。反之，如主动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前，被动债权还没有到履行期限，则两个债权不符合抵销的条件，也不会形成抵销权。本案中，现有证据证明晋城农商行向王某最后一次主张权利的时间是2013年，该债权的诉讼时效在2015年届满，而王某在2020年在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办理的储蓄卡，即晋城农商行对王某的享有的债权在诉讼时效届满前，王某对晋城农商行享有的债权并未进入履行期，并未满足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双方债务均已到期的条件，则两个债权不符合抵销的条件，抵销条件并未成就，晋城农商行不能行使抵销权，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其应返还被上诉人897999元及存款利息。关于上诉人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是否应当返还被上诉人卡号为×××储蓄卡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根据《银联卡业务运作规章》规定，晋城农商行有权对被上诉人的储蓄卡进行止付且发出吞没卡指令，对于吞没的卡片由ATM所属网点须对卡片作剪角处理并上交本机构银行卡业务主管部门，或由发卡机构向收单机构收回。因此，上诉人无需返还被上诉人卡号为×××的储蓄卡。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晋城农商行在本案中并不能行使抵销权，其基于行使抵销权发出吞没卡的错误指令，应当承担ATM机取款业务中吞没卡的法律后果，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作为案涉储蓄卡的发卡行，应当向被上诉人归还案涉储蓄卡。综上，上诉人晋城农商行、晋城农商行广场支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79元（晋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交12779元、晋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预交100元），由上诉人晋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2879元，晋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秋萍审 判 员 李海霞审 判 员 李 然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素娟书 记 员 刘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