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51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古镇湘辉灯饰电器加工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之1,注册号442********7525。主要负责人：王国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庭，北京京师（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军，男，1981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庭，北京京师（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益阳市红润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益阳市*********家湾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88P。法定代表人：张卫红，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浩，广东朗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杏媚，广东朗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山市古镇湘辉灯饰电器加工厂（以下简称湘辉加工厂）、王国军因与被上诉人益阳市红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2072民初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湘辉加工厂、王国军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仅需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4992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具体如下：1.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没有上诉人的任何签名或盖章确认，亦未发生实际交易；2.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第6页《对账单》不确认，与上诉人无关；3.证据4、5、6没有上诉人的签名或盖章，上面的签章人与上诉人没有关系，所签的“王国军”非上诉人王国军本人签名，事后亦未得到上诉人的追认，所记载交易亦未真实发生；4.证据7所列支票与本案没有关联生，不属于本案货款，支票亦非上诉人交付被上诉人。事实上，上诉人王国军与被上诉人交易时，虽以奥辉（晖）名义进行，但奥辉（晖）没有工厂，没有实际经营地址，也没有员工或其他合伙人，其交易仅凭上诉人本人独自所为，涉案交易均是王国军下单、自己收货。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期间与被上诉人只发生49920元货款交易，其他之前货款均已结清。被上诉人虽提供了微信，但王国军并没有确认2018年11月16日（两单）、2018年11月22日以及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送货单及其交易。（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将下列本属于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认定应由上诉人承担，与民事诉讼举证的认定规定不符。红润公司辩称，其在一审庭审中第2次提交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于确认双方的交易金额，但一审的代理人在一审中仍对此否认，存在虚假陈述的嫌疑，且未提交证据推翻。因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红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湘辉加工厂、王国军立即支付货款247267元及逾期利息（以247267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国军以奥晖的名义与红润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红润公司向王国军供应电子配件，现红润公司以王国军、湘辉厂拖欠货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为此，红润公司提供了微信、送货单等予以证实。红润公司提交了2018年11月16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送货单，这些送货单均载明了货物的型号、规格、数量、单价、货款金额等内容，其中收货单位为奥晖，收货人处有王国军、邓孝玲、邓玲等签名，上述送货单的货款金额合计为233147元（其中2018年11月为19720元、2018年12月为44208元、2019年1月为5712元、2019年2月为4500元、2019年3月为49610元、2019年4月为109397元）。2019年3月31日，双方通过微信方式进行对账，红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卫红（微信号x****）将结数清单、对账单发送给王国军，并告知“去年12月份至今年2月份止货款一共是54420元”“麻烦你安排一下”，王国军回复“收到”。另查明，红润公司提交的出票日期为2019年4月28日金额为42000元的中山农村商业银行支票反映出票人为中山市达安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9年5月26日金额为76500元的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反映出票人为江门市企合贸易有限公司。庭审中，红润公司述称上述支票系王国军交付的，上述支票均未承兑到相应款项。其中42000元支票是支付2018年10月、11月的货款33840元，多支付的8160元，红润公司有出具收条说明确认；76500元支票是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的货款。红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卫红与王国军聊天记录反映2019年5月10日，张卫红通过微信将42000元支票发给王国军，王国军回复“好的好的，老板娘，马上问下先”“我马上联系他们”；2019年5月22日张卫红发微信给王国军“款子给我安排了没有，你看还是去年给的支票，跳票也将近一个月了，我们也够支持你的啦，希望你理解”；2019年5月30日张卫红通过微信将76500元支票发给王国军并留言“这个票又跳了”、“你看你现在第一个票跳了一个多月，第二个票又跳了......”；2019年9月12日张卫红发微信给王国军“......你那个4万多的票都是去年10月份的货款了，大家都有困难，希望你理解......”，王国军回复“老板娘，知道了我这边想下办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红润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送货单》、支票、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并就相关情况进行了陈述，上述证据能给一一对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共同证明了红润公司向王国军供应了价值247267元电子配件的事实，王国军虽然只对部分货款确认，对没有其签名的送货单不予确认，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故一审法院采信红润公司的观点，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王国军应支付尚欠的货款247267元。王国军未就其付款事实进行举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红润公司诉请王国军支付货款247267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涉案交易双方主体系红润公司与王国军，湘辉厂抗辩称其并非交易主体，红润公司提交的证据未能反映湘辉厂系涉案交易的主体，故其要求湘辉厂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国军逾期支付货款会给红润公司造成实际利息损失，故红润公司诉请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国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红润公司支付货款24726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47267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红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10元，减半收取计2505元，由王国军负担（该款红润公司已预交，王国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迳付给红润公司，一审法院不另收退）。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王国军确认其与邓孝玲是夫妻关系，但述称不确定红润公司提交的备注为“奥辉（老板娘）”的微信是否是邓孝玲的。二审中，本院责令王国军提交邓孝玲的微信载体，王国军辩称其已2年多未与邓孝玲联系，联系不上邓孝玲，故无法提交。根据王国军于2019年4月29日与红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卫红的微信聊天内容，王国军称“我这个单，然后我等下发给我老婆，我跟他说一下……”，张卫红回复“……这里你跟老板娘说一下吧，她下午或者明天上午我过来你那里……”，说明王国军辩称“2年多未与邓孝玲联系”系虚假陈述，王国军拒不提交邓孝玲的微信载体，本院认定红润公司提交备注为“奥辉（老板娘）”的微信系邓孝玲的微信。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王国军以奥辉（晖）的名义与红润公司进行交易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其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的相对性审查原则，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结合双方的诉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国军尚欠红润公司的货款金额。本案中，王国军对于非其本人签名的送货单均不予确认，但涉案送货单除了有王国军的签收，还有邓孝玲、王玲等人的签收，邓孝玲是王国军的妻子，王玲签收的送货单在邓孝玲与张卫红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已是确认，且，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份各月的送货金额在张卫红与王国军或张卫红与邓孝玲的微信聊天内容里均有体现，王国军不予确认，行为极不诚信。红润公司诉求王国军尚欠其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货款合计247267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国军、湘辉加工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47元，由上诉人王国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亦和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姜新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汤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