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39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发，男，汉族，1973年12月8日出生，住河南省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吴阳，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正辉，男，汉族，1980年7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伊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强，大沧海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亚楠，大沧海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净，女，汉族，1987年7月17日出生，住河南省伊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强，大沧海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亚楠，大沧海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海东，男，汉族，1975年2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阎海舰，北京市中闻（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中，北京市中闻（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爱红，女，汉族，1975年10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阎海舰，北京市中闻（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中，北京市中闻（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红发、叶正辉、王晓净与被上诉人张海东、程爱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5民初5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红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吴阳，上诉人叶正辉及叶正辉、王晓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强，被上诉人张海东、程爱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阎海舰、魏建中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正辉、王晓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19）豫0185民初5778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的承担重新划分。事实与理由：一、2014年9月19日《收到条》的60万元还款应当认定为本金而非利息。1、60万元还款发生在2014年2月19日《借条》约定的6个月借期届满之后。2014年2月19日《借条》中，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为6个月，因此双方对于2014年8月19日借款本息均已到期的事实是明知的。在借期届满后，在双方没有续借本金的意思表示情况下，若认定叶正辉一次性返还的60万元仅是利息，意味着本金分文未还，是继续维持续借的状态，这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完全不符合当事人双方当时的交易本意。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叶正辉向刘红发一次性返还60万元现金，是叶正辉、刘红发、张海东协商一致的结果，并非叶正辉单方面意思表示。庭审时，刘红发辩称，叶正辉一次性返还60万元时没有和他商量或沟通过，这一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违背了民事交往的常理。叶正辉面对2014年2月19日《借据》约定的6个月还款期限届满及刘红发、张海东的追索，双方均清楚叶正辉还款压力巨大，而叶正辉通过高息融资60万元向刘红发、张海东一次性支付，若双方事先没有任何沟通是不可能的，若沟通的结果仅是付利息也不可能。因为按双方约定的四分息计，六个月全部利息也就是2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全部为支付利息，不符合当事人双方的交易本意。因此，该60万元现金发生在借款本息均已届满之后，叶正辉一次性向刘红发返还借款本金60万元，是双方商榷的结果，认定为返还借款本金符合客观实际。二、2015年2月18日叶正辉还款10万元，应当认定是叶正辉继续返还刘红发借款本金的行为。1、2015年2月18日的还款行为，发生在2014年9月19日60万元还款之后，是叶正辉继续返还刘红发借款本金的行为。因为刘红发一审中自认在2014年2月19日之后曾收到叶正辉支付的利息5000元，叶正辉陈述2014年2月19日之后给过利息数额是2个9000元。按照双方的说法，趸还本金，零星支付利息才符合实际。2015年2月18日叶正辉还款10万元，虽然是张海东打的收条，但刘红发当时就在还款现场，平时都是刘红发与张海东一起找叶正辉催款，张海东作为中间人、经手人，其当着刘红发的面向叶正辉出具收条的行为，应视为刘红发已认可收到10万元还款。证人庞某陈述的事实与张海东的陈述及出具收条的事实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仅以刘红发未在收条上签字就不予认定，没有说服力。应当依法采纳该证人的证言作为定案依据。根据刘红发举证的2017年1月21日与程爱红电话录音、张海东举证的2019年8月6日与刘红发的电话录音，也可以印证张海东与配偶程爱红负责收取涉案借款的本息，借款利息按月支付，现金交易，“月月清”。同理，前期张海东可以代替刘红发收取、转付利息，为何不能当面代替刘红发收取、转付本金？三、张海东在本案中是资金的出借人，并非仅仅是介绍人。1、借据上有张海东亲笔签名的“经手人”字样，“经手人”三个字被刘红发涂掉，但经法医鉴定已确认该事实，并在庭审中再次确认。借贷关系发生后，叶正辉向刘红发18次支付利息56万元及2014年2月19日后三次还款70万元，都是交给张海东，再由张海东交给刘红发，张海东均在还款条上签字。该事实应予以确认，而一审判决于事实而不顾，反而判决叶正辉再付给刘红发已付过的10万元。该10万元张海东给没给刘红发，应由法院判决确认。2、刘红发与程爱红2017年1月21日电话录音能够印证，涉案民间借贷的交易模式为叶正辉支付给张海东，张海东转给刘红发的，且为现金支付。3、2018年9月20日刘红发与叶正辉电话录音中，刘红发承认借款是刘红发、张海东共同筹集，是共同出资人。4、2019年8月6日张海东与刘红发的电话录音，同样证实刘红发、张海东系共同出资人，张海东负责收取本息。张海东、叶正辉的几位出庭证人的证言，可以印证张海东实际出资30万元的事实。综上，张海东不仅仅在涉案民间借贷纠纷中起介绍作用，也是涉案借款本金的出借人之一。正如张海东所陈述，之所以前期未向叶正辉披露自己出资的情况，是因为碍于熟人面子，不好意思张口挣叶正辉利息的缘故。扣除张海东实际出资30万元，刘红发实际出资仅70万元，并非100万元。四、王晓净对本案不知情，未实质参与，也未使用涉案借款资金，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涉案民间借贷纠纷发生在叶正辉、刘红发、张海东之间，王晓净自始至终未实质参与，对借款一事根本不知情；2、涉案借款资金全部用于豆村安置小区建设项目，王晓净未使用涉案借款资金，也谈不上为家庭事务或生活期间夫妻共同举债的情形，不属于法定承担连带责任的事由；3、王晓净《转让协议》形成于2012年12月19日，但之后叶正辉、刘红发、张海东多次重新出具债权债务文书，均没有经过王晓净的认可与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因此王晓净无需对2014年2月19日《借据》承担担保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上述基础事实未予查明，对涉案资金的性质认定存在错误，希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以维护叶正辉、王晓净的合法权益。刘红发答辩称，一、关于60万元刘红发实际未收到该款项，不应认定为偿还了刘红发的款项，并且即便认定刘红发虽未收取款项，但签字确认，按照法律规定也应当为先偿还利息后偿还本金。1、虽然经鉴定60万元的条子上的签名为刘红发所签，但是该款项根据刘红发所述其确实未收到，并且张海东庭审中也陈述“60万元中的50万元是张海东让叶正辉转账到他同村的朱毛涛的邮政卡中的”这说明该款项刘红发并未收取，并且张海东陈述时又说是“这50万元给了刘红发20万元，自己留了30万元”，但其也未提供转付给刘红发的证据，故也不能认定为该款项是刘红发收取的;2、叶正辉和张海东在原审一审、二审、再审一审中均未提供二人偿还利息的证据，叶正辉虽答辩称通过银行转账给张海东的形式让张海东偿还了刘红发18个月的利息，但是在法院数次开庭均让其提供流水的情况下，其仍未提供。并且张海东也未提供其偿还给刘红发利息的证据，只是张海东的妻子给刘红发送过三个月的利息，除此之外叶正辉、张海东未提供任何证据，根据民事案件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叶正辉主张偿还了多少利息的举证责任在自己，其不能举证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3、2014年9月19日出具收条的60万元款项，如果偿还的是本金，叶正辉应当让他们在收条中明确是本金，或者将之前的《借条》中100万元的金额按照偿还60万本金后予以变更，所以表明这根本不是偿还本金，更何况这60万元中的50万元也不是在2014年9月19日支付给刘红发的(原审一审庭审中张海东说是在出条子前三个月支付给张海东指定的朱毛涛的账户上，支付时刘红发也不知情)，只是后补的条子，也不能支持叶正辉上诉状中所表述的“60万元是借款到期后偿还本金”的理论。4、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在双方没有书面约定的情况下给付的款项应当先偿还利息后偿还本金。二、叶正辉上诉称“2015年2月18日的10万元，应认定为叶正辉偿还刘红发的本金”理由不能成立。该10万元的“收到条”是张海东向叶正辉出具的，并没有刘红发的签名，不能表明和本案有关，更不能表明该款项是刘红发所收取的，只能说明是张海东与叶正辉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刘红发无任何关系。三、张海东并非是介绍人、经手人，更不是资金的出借人，而是共同借款人。1、关于张海东为共同借款人的理由，刘红发已经在自己的上诉状中阐述过，在答辩状中不在阐述。2、关于叶正辉上诉的理由部分，张红发做以下答辩，（1）、一审中提供的多份录音庭审中都有播放，但没有一份录音中刘红发认可张海东为共同出借人的，叶正辉不知是从何处听到的。（2）、关于张海东、叶正辉提供的几个证人的证言中关于所谓出资部分的证言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也作出了认定，一审认定如下:“证人董某、郭某、许某陈述的2012年12月19日吃过午饭后下午4点多到伊川县农业银行见到张海东将30万元现金交给刘红发，与刘红发提供的30万元存款凭条上记载的时间2012年12月19日上午10点33分相矛盾，故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所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已经做出认定。四、该债务为叶正辉和王晓净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完全正确。叶正辉的妻子王晓净在叶正辉向刘红发借款的当天即2012年12月19日便向刘红发出具了“转让协议”将其与叶正辉夫妻共有的位于伊川县鹤鸣花园的房屋转让给刘红发(实际是抵押给刘红发以保障还款)，并且在转让协议中签字确认，同时将房屋产权证交付给刘红发，该行为说明王晓净对该借款是知情的、认可的，有与叶正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该借款为其夫妻二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属于其夫妻共同债务其应当连带偿还。五、其他意见同刘红发的上诉意见。综上所述，叶正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支持刘红发的上诉。张海东、程爱红答辩称，一、对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为叶正辉偿还刘红发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对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王晓净在房产价值范围内对叶正辉的还本付息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一审判决第三项，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2014年9月19日《收到条》的60万元，叶正辉确实是偿还的本金。1、张海东是叶正辉和刘红发之间的介绍人，同时是本案100万元里30万的出借人。2、张海东、程爱红夫妇还是刘红发的代理人，代刘红发向叶正辉收款收息。3、因此，张海东、程爱红两人是叶正辉还本付息情况的知情人和证明人。4、张海东、程爱红知道叶正辉还本付息的情况是，叶正辉累计支付了刘红发21个月的利息。其中，（1）2012年12月19日借款当天付1个月的息4万元；（2）接着连续付了18个月的4万（每月4分息）一直到2014年6月底（期间每月刘红发得息2.8万，张海东得息1.2万）。（3）此时，叶正辉实在付不动利息了，经过三方协商说好归还本金，叶正辉于2014年9月19日归还本金60万元，刘红发、张海东两人共同打有《收到条》。虽然60万《收到条》上没有写明是还本金，但张海东、程爱红可以证明当时三方说的确实是还本金。（4）2015年2月18日，叶正辉当着刘红发、张海东的面又归还刘红发10万元本金，钱已被刘红发拿走（叶正辉累计已还本金70万）。当时，刘红发让张海东给叶正辉打了10万元《收到条》，刘红发自己没有在《收到条》上签字。根据张海东、程爱红代刘红发收息收本的交易习惯，张海东夫妇是刘红发的收款代理人，代理人的行为应由被代理人承受，故该10万元《收到条》应当认定为是刘红发收到。（5）2015年2月18日还够本金70万后，叶正辉实欠刘红发本金30万。因4分利息实在是太高，叶正辉承受不了，三方又协商此后利息降为每月3分，刘红发同意。叶正辉又向刘红发每月支付9000元（30万元的3%），连续付了2个月，到2015年4月。上述付息时间累计，叶正辉总共付了21个月利息，合计77.8万元。其中刘红发得息55万，张海东得息22.8万。5、张海东可以证明这60万当时确实是说好的还本金。二、2015年2月18日叶正辉还款10万元，确系归还刘红发的本金。1、张海东出具该10万元《收到条》，是代刘红发向叶正辉打条。2、张海东代理刘红发收取叶正辉还款付息，之前存在交易习惯，应当根据该交易习惯认定叶正辉已归还该10万元。三、张海东在本案中确实是共同出借人，是100万元本金里30万元份额的出借人。由于证人许某、董某、郭某证明张海东的30万元存到刘红发卡上，存在上下午的记忆误差，一审没有支持张海东是100万元里30万元的出借人。但是时间久远，人的记忆误差是正常的，关键看此事的特征记忆是否可信，是否具有证据优势。2012年12月19日当天是阴天，把上午错记成是下午，是可以理解的记忆偏差。何况，许某就在银行现场，10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上有许某签字，可以证明他在现场。许某都记成是下午转的钱了，证人董某、郭某记成是下午也不奇怪。只要刘红发卡上在2012年12月19日当天下午没有30万元存入，就可以推定三位证人证明张海东30万元存入刘红发卡的时间是发生在2012年12月19日上午。也就可以证明本案100万元里有30万元是张海东的。四、王晓净应在其名下房产价值范围内向刘红发承担担保责任。1、张海东一审时认为王晓净和叶正辉是夫妻，他夫妻俩共同归还30万本金及其利息应该没有不对。但根据叶正辉的上诉状，说钱没用到家里，用到豆庄安置工程上了，王晓净是担保人。2、从王晓净签房屋转让协议以20万元价位转让给刘红发看，王晓净是以房子提供的还款担保。保证人应该成立，共同借款人不成立。3、王晓净应该在房屋价值范围内对刘红发的剩余本金30万元及其利息承担担保责任。4、至于王晓净的担保责任有没有担保期的限制，这个须由法院审查裁判，张海东无法决定。综上，叶正辉确实还欠刘红发的钱没还清，但不是欠本金61万元，而是欠本金30万元以及从2015年4月底以来的合法利息。希望刘红发和叶正辉能够实事求是，好好协商调解解决，促使叶正辉一次性彻底清偿刘红发本息债务，解决本案纠纷。刘红发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19)豫0185民初5778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叶正辉、王晓净、张海东、程爱红连带向刘红发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3年4月20日起计算至该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叶正辉、王晓净、张海东、程爱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事实认定错误。张海东为本案的共同借款人，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1、张海东前后两次在向刘红发出具的借据中的“借款人”后面签字，该签字行为表明是对共同借款行为的认可，如果不是共同借款人，其不可能连续两次在“借款人”一栏后签字;2、一审庭审中张海东、程爱红、叶正辉三人均陈述当时张海东之所以在“借款人”一栏的后签字，是“因为刘红发和叶正辉不熟悉，而张海东和叶正辉熟悉，没有张海东的签字怕叶正辉不还，并且没有张海东的签名刘红发也不会将钱借给叶正辉”说明张海东的签字是保障刘红发款项安全的前提，故其与叶正辉为共同借款人。3、刘红发提供的张海东妻子程爱红的录音，以及张海东和程爱红的当庭陈述均表明，程爱红向刘红发支付过该款项的利息，如果其不是借款人为何要向刘红发支付利息，即便是叶正辉向其支付，那为何叶正辉不直接向刘红发支付，反而通过张海东支付，这更说明了张海东的共同借款人身份。4、根据一审庭审各方陈述，每次刘红发追要款项，都是先找张海东要钱，然后张海东再带着刘红发去找叶正辉，这都表明张海东共同借款人的身份。综上，关于张海东共同借款人的身份，应当以书面证据载明的信息(二张借条)并结合其当庭陈述的签字背景以及偿还利息的事实来综合认定其为共同借款人。二、关于一审认定张海东在借条中“借款人”后面签字不是借款人身份的认定，存在认定错误。1、第一张2013年4月20日的借条中，虽然张海东签名的位置位于“借款人”下边有一定距离，但是签名的位置依然在“借款人”的后面，落款日期的前面，而并非是在其他位置。如若为一审认为的介绍人，其为何要连续两次在借条中签字，这不符合逻辑。2、2014年2月19日《借条》中张海东也在“借款人”后面签字，虽然划掉“经手人”的上面的指印为刘红发，但是不能改变张海东签字的事实。而划掉的指印是当时三方都在场均认可的情况下划掉还是一审认定的“刘红发私自划掉”现在无法还原。（1）该100万元是债务是真实存在的，是刘红发通过银行转账转给叶正辉的;（2）张海东在2013年4月20日的借据中借款人后边已经签过一次名字，表明了共同借款人的身份，现在换一下条子刘红发也是不可能让他成为中间人的，这也不符合逻辑;（3）多次庭审中各方均表示刘红发与叶正辉不相识，是通过张海东才认识的，张海东在条子上签字的目的是，因为刘红发没有张海东的签字是不会把款项借给叶正辉的，并且叶正辉的偿还利息也是通过张海东来偿还的，刘红发去找叶正辉要账也均是要先找张海东，然后张海东带领刘红发一块找叶正辉追要，因此张海东是保证资金安全的，其是同叶正辉一样的身份;（4）由于该借据是一个格式的借据，“借款人”一栏的后面的地方只能写下一个人的名字，要写两个人的名字只有将“经办人”一栏划掉将名字签在后面。所以应当从事情的整个过程看待张海东的身份问题。3、虽然借款是支付到叶正辉的账户中的，但是张海东连续两次的在借条中的签字行为、中转支付利息、陪同找叶正辉追要款项的行为，表明张海东对该债务的自愿加入和承担的事实，是债务加入的一种表现。三、该债务系张海东、程爱红的夫妻共同债务。张海东的妻子程爱红通过刘红发提供的录音和其当庭陈述以及上诉状中所称“叶正辉付的利息也是经我手给海东后，再给红发”均表明，其向刘红发支付过该借款的利息，并且对该借款的所有情况均表示知情并且参与，故该借款是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规定，属夫妻共同债务，并且其支付利息的行为也表明张海东借款人的身份。四、关于一审认定的“2014年2月19日叶正辉重新出具借据，视为对之前的债务进行结算并予以确认，故下欠的债务数额应以重新出具的借据为准。根据2014年2月19日的借据记载，本金数额仍为100万元，还款日期为2014年8月19日，故利息应从2014年2月19日起计算”的认定中关于利息起算时间的认定属于主观推断，无任何证据支持，存在错误。1、刘红发之所以手中保存有2013年4月20日《借条》和2014年2月19日《借条》两张借条，而未持有2012年12月19日的《借条》，是因为2013年4月20日之前的利息已经偿还过，所以才没有2012年12月19日的《借条》;正是因为2013年4月20日到2014年2月19日之间的利息没有支付，所以才在2014年2月19日重新出具《借条》后，而没有把2013年4月20日的《借条》让叶正辉收回。并且连续出具《借条》是表明在叶正辉未偿还款项的情况下，刘红发向其追要款项，叶正辉没有能力支付款项，刘红发只能让其以再次出具《借条》的形式进行再次确认债权，而不是对之前债务本金及利息的结算。2、如果利息已经支付，那么其在再次出具《借条》时会明确利息已经支付到什么时间，而叶正辉并未明确;同时叶正辉以及张海东在原一审中也均未答辩说2014年2月19日出具的《借条》是在之前利息已经全部偿还完毕的情况下出具的。3、刘红发提供的其与叶正辉的录音中表明，叶正辉讲他在给张海东50万元前，光支付利息就支付给了张海东二三十万元，如果按照叶正辉自己讲的月利息5万元，二三十万元的利息也只是4-6个月的利息，这个数额也与刘红发主张的叶正辉只支付了四个月的利息的事实基本相符,因而不存在一审认定的支付到2014年2月19日出具的《借条》时;4、叶正辉在原审一审时多次表示其是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的利息(并且一审第一次开庭时笔录第二页“张也表示利息有时打到我卡上，有时打到我媳妇卡上”)，既然是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的利息，其直接提供凭证更方便。但一审中不管是被叶正辉还是张海东均拿不出所谓支付利息的转账凭证，来证明其利息偿还到2014年2月19日出具的《借条》时，一审法院根据自己的主观推断作出认定，存在错误。5、因为利息并不是叶正辉直接支付给刘红发，而是支付给张海东以后，再由张海东支付给刘红发，张海东也未提供其偿还给刘红发利息的证据，根据民事案件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其主张偿还了多少利息的举证责任在自己，法院不能以推测作出判决。五、关于60万元收条的问题，刘红发实际未收到该款项，不应认定为偿还了刘红发的款项。1、其中60万元的条子。虽然经鉴定条子上的签名为刘红发所签，但是该款项根据刘红发所述其确实未收到，并且张海东庭审中也陈述“60万元中的50万元是张海东让叶正辉转账到他同村的朱毛涛的邮政卡中的”这说明该款项是张海东收取的，并且张海东陈述时又说是“这50万元给了刘红发20万元，自己留了30万元”，但其也未提供转付给刘红发的证据，故不能认定为该款项是刘红发收取的;2、60万元中的10万元刘红发也未实际收取，而是在当时因为张海东说需要用钱就将该款项拿走，张海东又给刘红发出具的有借条(该借条一审时也向法庭提交)。综上所述，一审认定部分事实存在错误，二审应当予以改判。叶正辉、王晓净答辩称，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一致。张海东、程爱红称，一、对重审的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为叶正辉偿还刘红发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对重审的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王晓净在房产价值范围内对叶正辉的还本付息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重审的一审判决第三项，维持原判。对刘红发起诉前故意涂改、变造证据原件，意图加害张海东为本案债务人的扰乱诉讼秩序行为进行处罚。事实与理由：一、重审的一审对张海东不是本案共同借款人的事实认定无误。1、本案100万元借贷发生时，2012年12月19日当天，叶正辉和刘红发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协议，而是履行实践合同，但由叶正辉、王晓净、赵倩、申利婵、赵振庆五人出具三套房屋转让协议给刘红发，作为借款担保（并押有房本）。根据100万元转账对象，叶正辉是借款人，其他人都是用房屋提供担保。但叶正辉当天付息4万元给张海东，张海东给了刘红发2.8万元利息。因刘红发自认经程爱红收到叶正辉三个月利息共12万元，可以证明张海东、程爱红不是共同借款人，而是共同出借人兼代刘红发向叶正辉收息的代理人（经手人）。2、2013年4月20日，叶正辉向刘红发出具100万元借条，注明“用期五个月后继”，落款是“借款人：叶正辉”。张海东在该借条上的签名，具有区别于借款人叶正辉的书写位置调整举动：张海东在借款人叶正辉的“辉”字正下方起笔张字的首笔“?”后，意识到自己与叶正辉的借款人身份有别，又改在“叶正辉”的左下方有一定距离处签名，形成与“借款人”有距离相对独立的局面，以示与叶正辉的借款人身份相区别。这种调整书写位置的面貌且间隔一行，而不是与“叶正辉”三字并列，不能确认张海东被“借款人”科目囊括，而是独立于“借款人”之外的身份。结合刘红发与叶正辉之间的认识系经张海东居间介绍作为联系纽带，故认定张海东属于本案借贷关系形成的居间见证人，符合本案实际。3、2014年2月19日100万元《借据》上，张海东是在经手人处签字摁指印，与叶正辉在借款人一栏的签字，位置明显不同，证明张海东是经手人，不是借款人。刘红发擅自将“经手人”三字涂抹掉，又划竖线意图将张海东括住为借款人，刘红发自己摁指印，又谎称是张海东摁的指印，这种行为不但不能证明张海东是本案共同借款人，反而证明刘红发实施了故意涂改、变造证据原件，意图加害张海东为本案债务人的行为。刘红发该行为扰乱诉讼秩序，加害恶意明显，且原审第一次重审的一审就曾虚假陈述，不承认60万元《收到条》上是他本人签字，原审第一次审理后，曾因此拟处罚但未处罚。鉴于刘红发该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情节恶劣，如刘红发仍不实事求是，坚持对张海东的不正当利益主张，张海东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刘红发的该扰乱诉讼秩序行为进行处罚。4、2014年9月19日，刘红发、张海东共同向叶正辉出具60万元《收到条》。证明张海东不是本案共同借款人，而是共同债权人。对该60万元《收到条》，刘红发在一审第一次审判前，否认是他本人签的字、摁的指印，经过鉴定才确认是他签字摁的指印。原审第一次判决前，法庭曾拟对其以虚假陈述可以罚款，未予实施。如果刘红发在本次二审仍然坚持虚假陈述，结合他故意涂改、变造2014年2月19日《借据》上经手人张海东为借款人的恶意，请求二审法庭对其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进行处罚。5、刘红发在本案原一审（非重审）2019年7月22日询问笔录中，自认与张海东没有借贷关系。本案原一审第三次庭审后，2019年7月22日询问笔录中，由于刘红发存在虚假陈述，原审合议庭将对其在10万元以下进行处罚，并告诉刘红发如果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将向合议庭汇报酌情从轻处罚。在此情况下，原审询问人王真理、焦伟源问刘红发：“你和张海东之间有没有借贷关系？”刘红发：“我们之间存在，我们两个是生意伙伴，我们是做煤炭生意。借贷关系没有。”（原一审卷P70倒数第4行）。刘红发的回答首句虽然说“我们之间存在，”，但该句逗号后和后面“我们两个是生意伙伴，我们是做煤炭生意。”是完整的一句话，完整意思是刘红发和张海东之间存在做煤炭生意的生意伙伴关系。至于双方有没有借贷关系？刘红发以一个独立的句子明确回答：“借贷关系没有。”在经过三次庭审的虚假陈述后，刘红发这次陈述是对本案张海东身份的最后一次明确答复。该不利于刘红发主张的回答，属于刘红发自认。根据禁反言原则，对刘红发该自认，应确认张海东不是本案借款人。二、本案重审一审认定张海东在“借款人”下边有一定距离的空白处签名，不足以认定张海东系借款人的身份，事实认定正确无误。1、张海东作为介绍人，两次在借条中签字，是以介绍人起着居间见证的作用，目的在于见证证明叶正辉借款事实的存在。同时，由于张海东同时还是30万的共同出借人、代刘红发收息收本的居间代理人，张海东在2014年2月19日100万元《借据》上以经手人身份签字，符合常理常情。2、关于2014年2月19日《借据》上刘红发涂改划掉“经手人”的行为。（1）张海东自始至终都是本案借贷双方的介绍人，又是100万元里30万元的出借人，同时还是代理刘红发向叶正辉收息收本的代理人。否则刘红发、张海东不会在2014年9月19日共同向叶正辉出具60万元收到条（2）张海东对自己在经手人处的签字，只有张海东自己涂改摁指印才对张海东有效。而刘红发的涂改、变造证据行为对张海东无效，只能证明刘红发有变造、篡改证据的行为，误导原审错判。签字时，“经手人”三字并未被划掉，刘红发涂划“经手人”系起诉前涂改抹除，属于涂改、变造、篡改本案关键证据，且造成了本案原一审错误认定的后果，是恶劣的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予以处罚惩戒。（3）居间介绍人对还款均有一定的保障作用，并不必然推定为共同借款人。居间介绍人见证借款事实并督促借款人还款，属于民间借贷活动中常见的情形，也有保障借款人积极还款的作用。但这种保障作用，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保证担保行为，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公序良俗，更不能将这种居间人的见证督促作用直接推定为借款人看待。借贷双方通过与共同认识的中间人的情面，以中间人居中协调并给予借款人违约否定道德评价的方式来保障借款人积极还款，属于我国民间经济活动中的公序良俗。不能无视这种公序良俗，一概将居间人（俗称介绍人）错划为共同借款人或担保人。（4）关于《借据》格式的书写空间，刘红发上诉称格式《借据》上借款人签章栏狭窄签不下两人，签在“经手人”处应视为共同借款人的意见，不能成立。首先，该格式《借据》中借款人签章栏印刷字体是按两行排列，完全可以签得下两个人的名字。其次，张海东签字位置是在经手人处，是明确无误的。经手人不是借款人。结合张海东在60万元收条上与刘红发共同以债权人签名确认收到还款的行为，张海东是以共同出借人兼居间经手人身份签字，排除了张海东是借款人的可能。该《借据》上会计、出纳栏空白，张海东在经手人后签字，证明了张海东不是借款人，而是经手人。3、刘红发上诉称张海东自愿加入债务一说，是仍在坚持虚假诉讼。张海东不仅是本案借贷双方的介绍人，还是本案100万元里30万元的出借人，同时是代刘红发收息收本的代理人。张海东找叶正辉催要款项，是主张自己债权和代刘红发主张债权的行为，并非加入债务变成债务人。三、张海东不是本案借款人，程爱红更不是共同债务人。张海东不仅是介绍人，还是本案100元万**30万元的出借人，同时是代刘红发收息收本的代理人。出于主张自己家30万元元债权本息，张海东夫妇自己并代理刘红发向叶正辉收息收本，再交给刘红发70%，该行为不可能构成共同债务人。四、重审一审认定“2014年2月19日叶正辉重新出具借据，视为对之前的债务进行结算并予以确认，故下欠的债务数额应以重新出具的借据为准”正确，但“利息应从2014年2月19日起计算”的认定，与实际情况不符。叶正辉所欠本金应当为30万元，利息应当从2015年4月底计算。1、张海东、程爱红知道叶正辉还本付息的情况是，叶正辉累计支付了刘红发21个月的利息。其中，（1）2012年12月19日借款当天付1个月的息4万元；（2）接着连续付了18个月的4万（每月4分息）一直到2014年6月底（期间每月刘红发得息2.8万元，张海东得息1.2万元。（3）此时，叶正辉实在付不动利息了，经过三方协商说好归还本金，叶正辉于2014年9月19日归还本金60万元，刘红发、张海东两人共同打有收到条。虽然60万元《收到条》上没有写明是还本金，但张海东、程爱红可以证明当时三方说的确实是还本金。（4）2015年2月18日，叶正辉当着刘红发、张海东的面又归还刘红发10万元本金，钱已被刘红发拿走（叶正辉累计已还本金70万元）。当时，刘红发让张海东给叶正辉打了10万元收到条，刘红发自己没有在条上签字。根据张海东、程爱红代刘红发收息收本的交易习惯，张海东夫妇是刘红发的收款代理人，代理人的行为应由被代理人承受，故该10万元《收到条》应当认定为是刘红发收到。（5）2015年2月18日还够本金70万元后，叶正辉实欠刘红发本金30万元。因4分利息实在是太高，叶正辉承受不了，三方又协商此后利息降为每月3分，刘红发同意。叶正辉又向刘红发每月支付9000元（30万元的3%），连付了2个月到2015年4月。上述付息时间累计，叶正辉总共付了21个月利息，合计77.8万元。其中刘红发得息55万元，张海东得息22.8万元。故，叶正辉尚欠刘红发本金30万元，利息应从2015年4月底计算。2、民间借贷中，只有不欠息才会在重新打条时只明确所欠本金数额；如果欠息，应当在重新打条时明确欠息多少。故一审认定重新出具借据视为结算性质的确认，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3、叶正辉重新出具借据时，未写明欠息即证明不欠息。如果欠息，刘红发应会要求注明欠息多少。4、关于刘红发与叶正辉的电话录音，叶正辉已在一审法庭说明当时是他记成别的事了，对刘红发本案借贷事，不存在月利息5万元的情况，只有月息4分（4万元）。如果刘红发非要有意混淆不同借贷关系，需要指出叶正辉录音中所说，并非刘红发上诉所述“在给张海东50万元前，光支付利息就支付了张海东二三十万元”，而是叶正辉先给了50万元利息，又给了30万元，合计80万元。80万元利息就是20个月的4分息，算来付息最少也得付到2014年8月份。这还没扣中间2014年6月底至2015年2月底期间双方同意不付利息、还本金的期间。延后两个月，也是付息到2015年4月底。5、关于利息的支付方式，有一部分是现金交付，有一部分是付给程爱红经手，还有一部分是叶正辉直接向刘红发交付。而所有经张海东、程爱红手交给刘红发的利息和本金均是现金。对此，张海东作为介绍人和经手人可以证明。五、关于60万元收到条，刘红发签字收到，应认定为已偿还。至于张海东和刘红发对该60万元如何分配使用，是张海东和刘红发两个共同出借人间内部的事，与本案借贷偿还与否无涉。综上所述：本次重审的一审判决认定张海东、程爱红不是本案共同借款人是正确的。但对叶正辉欠刘红发的借款本金数额，认定与客观事实有出入。叶正辉确实还欠刘红发的钱没还清，但不是欠本金61万，而是欠本金30万元以及从2015年4月底以来的合法利息。张海东还是希望刘红发和叶正辉，能够实事求是，坐下来好好协商调解解决，促使叶正辉一次性彻底清偿刘红发本息债务，从根本上解决本案纠纷。刘红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叶正辉、王晓净、张海东、程爱红连带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从2013年4月2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保险费、保全费由叶正辉、王晓净、张海东、程爱红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12月19日，张海东和叶正辉共同向刘红发借款1000000元，同时口头约定了利息，共同为刘红发出具借条一张，并且当时叶正辉分别以伊川县的三处房子（房产分别登记的为赵倩、王晓净和赵振庆、申利婵夫妇）以及登记在张海东妻子程爱红名下的一套房产共四套房产作抵押。2013年4月20日，叶正辉和张海东给刘红发换了张条子，约定用期五个月，并用四套房产抵押。2014年2月19日，叶正辉和张海东又一次给刘红发出具了借据，并且约定2014年8月19日还清，同时将三份房产转让协议的日期也更换为2014年2月19日。约定的还款期限到后，刘红发无数次向刘正辉、王晓净、张海东、程爱红追要此款项，但其均不予偿还，刘红发无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12月19日，叶正辉经张海东介绍向刘红发借款，刘红发向叶正辉转账100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4%。2012年12月19日，王晓净和叶正辉、案外人申利婵和赵振庆、案外人赵倩分别书写了转让协议共计3份，约定将相关房产以2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刘红发。2013年4月20日，叶正辉为刘红发出具一份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刘红发现金壹佰万元整，用期五个月后继，其中有四套房产作抵押”，张海东在该借条上位于“借款人”下边有一定距离的空白处签字。2014年2月19日，叶正辉又为刘红发出具一份借据，内容为“今借到刘红发现金壹佰万元整，还款日期2014年8月19日还清”，张海东在该借据上“经手人”后边签字，借据上“经手人”三个字被涂改并按了手印。2014年2月19日，上述3份转让协议上的落款日期均被涂改为2014年2月19日。经叶正辉申请和一审法院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作出粤明鉴【2020】痕鉴字第00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粤明鉴【2020】文鉴字第003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2014年2月19日的借据上被涂改处的指印系刘红发右手食指所留，被涂改处的朱墨时序为先涂改后捺手印；3份转让协议上被涂改的落款日期字迹均是叶正辉所写，指印均是叶正辉右手食指所留。2014年9月19日，张海东为叶正辉出具一张600000元的收到条，该收到条上有刘红发的签名。经刘红发申请及一审法院委托，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作出【2019】文鉴字第6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2014年9月19日的收到条上“刘红发”签名字迹是刘红发所写。另查明，刘红发自认在2014年2月19日之后曾收到叶正辉支付的利息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承担清偿责任的主体。叶正辉向刘红发借款1000000元，有借条和转账凭证为据，故叶正辉作为借款人应当承担清偿责任。该借款发生在叶正辉和王晓净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晓净对借款一事知情，并在借款当天出具《转让协议》以保障还款，由此可以认定王晓净具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故王晓净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张海东和程爱红是否承担清偿责任。首先，张海东虽然在2013年4月20日的借条上签名，但签名的位置位于“借款人”下边有一定距离的空白处，仅凭该借条不足以认定张海东系借款人的身份；其次，张海东在2014年2月19日的借据上签名位置在“经手人”后边，而刘红发私自将借据上“经手人”三个字涂改掉；再次，刘红发与叶正辉通过张海东认识并促成本次借款，而案涉借款转至叶正辉的账户并由其实际使用，且叶正辉也认可其单独借款、张海东并非共同借款人。综上，张海东在本次借款中起到的是介绍人的作用，刘红发主张张海东系共同借款人并请求其承担清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红发主张该债务系张海东与程爱红的夫妻共同债务并请求程爱红承担清偿责任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海东称出借的1000000元中有其出资的300000元，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辩称的共同出借人的身份不予认定。二、关于欠款的数额。刘红发出借款项的时间为2012年12月19日，叶正辉支付了部分利息后，双方对支付利息的期数有争议。2014年2月19日叶正辉重新出具借据，视为对之前的债务进行结算并予以确认，故下欠的债务数额应以重新出具的借据为准。根据2014年2月19日的借据记载，本金数额仍为1000000元，还款日期为2014年8月19日，故利息应从2014年2月19日起计算。刘红发主张从2013年4月20日起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叶正辉辩称已按月息4分支付了18个月的利息、超过法定标准的部分应当从欠付的本金中扣除，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叶正辉辩称已偿还了700000元，其中2014年9月19日的600000元收条上有刘红发的签名，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015年2月18日的100000元收条上仅有张海东的签名，并无刘红发的签名，且刘红发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叶正辉辩称该款项系偿还本金，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该600000元应当先抵充利息，超出利息的部分抵充本金。自2014年2月19日至2014年9月19日共计7个月，已偿还的利息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为210000元（1000000元×36%×7÷12），超出的390000元抵充本金，即剩余的本金数额为610000元。自2014年9月20日起，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刘红发自认收取叶正辉的利息5000元应从中扣减。三、关于诉讼时效。叶正辉在原一审中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而且针对刘红发主张的债权进行了实体上答辩，视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放弃，故叶正辉本次重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叶正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红发借款本金610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4年9月2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已支付的5000元利息应从中扣除）；二、王晓净对上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刘红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保险费6000元、鉴定费47740元，共计72540元，由刘红发负担23110元，由叶正辉、王晓净负担49430元（叶正辉已预付38040元，应予扣减）。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刘红发和叶正辉、王晓净上诉张海东、程爱红对涉案借款承担责任问题。因2013年4月20日借条中张海东签名距“借款人”下边有一定距离，2014年2月19日的借据中张海东的签名在“经手人”后边，且“经手人”也系刘红发涂改并按了指印，且涉及借款100万元也系刘红发转给叶正辉，故张海东并非属于借款人。同时2012年12月19日的三份相关房产“转让协议”的相对方也仅为刘红发，叶正辉也无充分证据涉案100万元款项中的30万元系张海东出借，故亦不能认定张海东为共同出借人。一审认定张海东为涉案借款的介绍人并无不当，对张海东、程爱红的判决得当。关于叶正辉、王晓净上诉王晓净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从王晓净在叶正辉借款当天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可知，王晓净对叶正辉的借款知情，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叶正辉、王晓净上诉称王晓净对涉案借款不知情，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红发和叶正辉、王晓净对204年9月19日《收到条》的60万元和2015年2月18日《收到条》的10万元的上诉理由。因刘红发在60万元的《收到条》签名，且张海东亦在该《收条》上签名，故应认定刘红发收到该60万元，由于收条上并未注明该60万元是偿还的本金还是利息，一审根据当事人庭审中陈述的付息情况，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按照先息后本进行计算，并无不当。因刘红发并未在10万元的《收到条》签名，该《收到条》仅有张海东签名，叶正辉亦无证据证明其将该10万元交付刘红发，故一审对该10万元不予认定，亦无不当。综上，刘红发和叶正辉、王晓净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红发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刘红发承担；叶正辉、王晓净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叶正辉、王晓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锴审判员 李剑锋审判员 王 怡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安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