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7101民初155号 原告：梅运书，男，汉族，1979年1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渝**。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科玄，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云南百四通建筑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师宗县丹凤街道东关**。 法定代表人：周宗卫，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冬，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佳园路** 法定代表人：周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腾、邹荣。 被告：黄建华，男，1976年10月7日出生，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div>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忠毅，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秋红，女，1977年11月6日出生，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div>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华，系朱秋红之夫。 第三人：廖正强，男，1977年2月18日出生，住，住四川省筠连县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原告梅运书与被告云南百四通建筑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四通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十一局”）、黄建华、朱秋红以及第三人廖正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日、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梅运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科玄，被告百四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宗卫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冬，被告中铁十一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腾、邹容，被告黄建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廖正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梅运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百四通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320000元并自2018年3月3日起按月息2%向原告支付拖欠工程款期间的利息，直至全部工程款付清时止；2.判令被告中铁十一局在欠付被告百四通公司的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原告承担支付工程款2320000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责任；3.判令被告黄建华、朱秋红对被告百四通公司欠付的工程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被告黄建华、朱秋红承担原告已实际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四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百四通公司与中铁十一局签订了《昆明轨道交通五号线八标金海新区站土石方开挖及外运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百四通公司又将土石方包给原告梅运书施工，并于2017年3月5日签订了《昆明轨道交通五号线八标金海新区站土石方运输承包合同》，百四通公司授权黄建华为项目负责人。土石方项目于2018年1月20日完工，并于2018年3月2日结算，截止原告梅运书起诉之日，被告百四通公司尚欠原告梅运书2320000元未付。另根据被告百四通公司、黄建华于2018年5月31日出具的《承诺书》，被告百四通公司、黄建华若未按约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则从结算之日起按每日2‰计算利息，原告认为约定利息过高，主动将利息调整为按月息2%计算。以上款项经原告多次向四被告催要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百四通公司辩称：1.百四通公司从未与原告梅运书签订过合同，《土石方运输承包合同》是黄建华私刻百四通公司公章与梅运书签订的，且梅运书并未实际履行合同。本案中梅运书与实际施工人廖正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梅运书企图用欠付工程款的形式向四被告讨要廖正强的欠款；2.原告以《承诺书》为依据要求被告百四通公司支付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承诺书》系黄建华私刻百四通公司公章后出具，原告诉请按照月息2%计算利息过高，已达到民间借贷利息的上限，请求法院调减；3.本案中多份重要证据被原告篡改，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铁十一局辩称，中铁十一局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与原告签订土石方运输合同的相对方是百四通公司，中铁十一局已按照与百四通公司的约定按期付款，原告梅运书的工程款只应找百四通公司支付，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黄建华、朱秋红辩称：1.原告提交的两份结算清单（金额分别是2800000元、700000元）是受原告胁迫所出具的；2.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非原告梅运书，而是第三人廖正强，但因廖正强做了一半后没有钱，廖正强就找了梅运书借钱垫资工程款，所以黄建华才会把工程款打给梅运书，且工程款已经向梅运书付清了；3.百四通公司对黄建华和梅运书签订合同的事情并不知情，百四通公司的公章是黄建华私刻后加盖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廖正强未提交答辩意见，也未向法庭举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百四通公司准入资料、金海新区站主体结构土石方工程队《结算协议书》《昆明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土建八标劳务分包合同》、中铁十一局支付凭证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金海新区站土石方开挖及外运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授权委托书》，欲证明被告中铁十一局将金海新区站土石方开挖及外运工程承包给百四通公司，黄建华是百四通公司授权的该项目的项目经理。被告百四通公司、中铁十一局、黄建华、朱秋红对《金海新区站土石方开挖及外运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的“三性”不予认可，均认为原告提交的是作废合同，百四通公司与中铁十一局实际履行的是《昆明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土建八标劳务分包合同》；被告中铁十一局认为本案系原告梅运书与被告百四通公司、黄建华、朱秋红之间的纠纷，与其无关，故对《授权委托书》及在案其他证据均不予质证，百四通公司对《授权委托书》的“三性”不予认可，黄建华、朱秋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提出是受到梅运书胁迫出具的。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金海新区站土石方开挖及外运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不是被告中铁十一局与百四通公司最终签订和履行的合同，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确认；百四通公司、黄建华、朱秋红不认可《授权委托书》，但经庭审查明，黄建华作为百四通公司在案涉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百四通公司未对黄建华身份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份《授权委托书》予以确认。2.原告提交的《土石方运输承包合同》，百四通公司对其“三性”不予认可，认为梅运书个人无资质承运土石方；黄建华、朱秋红对其“三性”不予认可，提出百四通公司的公章是黄建华私刻后加盖的，且该份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3月5日，早于案涉工程实际发包时间，黄建华是受到梅运书胁迫补签的合同。本院认为，百四通公司承包案涉工程的时间是2017年3月19日，该份合同的签订时间早于百四通公司与中铁十一局签订合同的时间，与常某不符，不予确认。3.原告提交的《承诺书》、原告梅运书与被告黄建华均提交的《金海新区站土石方开挖及外运工程合作协议书》，百四通公司对“三性”不予认可，认为百四通公司没有授权黄建华与梅运书签订合同，百四通公司的章是黄建华私刻的，且实际施工人是廖正强，廖正强与梅运书之间系合作关系；黄建华、朱秋红对“三性”予以认可，并认可两份证据上加盖的百四通公司的公章均系黄建华私刻。本院认为，黄建华认可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且通过庭审查明，黄建华在百四通公司承接的案涉工程负责施工，梅运书也组织人员拉运案涉工程土石方，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4.原告提交的《合同内（外）合格工程量确认表》，欲证明案涉工程量得到了被告黄建华的确认，被告百四通公司对“三性”不予认可，黄建华、朱秋红对“三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上有案涉工程的详细工程量及应付进度款，且黄建华均在每一份确认表上签字确认，本院予以确认。5.原告提交的工程结算清单两份（内转费700000元，外运费2800000元），欲证明截止2018年3月2日，被告百四通公司还应向原告支付工程款3500000元，被告百四通公司、黄建华、朱秋红对“三性”均不予认可，黄建华认为700000元的内转费应包含在2800000元的外运费中，其出具的2800000元的工程结算清单是应付给第三人廖正强的，但因廖正强欠梅运书钱，所以才将2800000元的工程结算清单写成了百四通公司、黄建华欠梅运书2800000元工程款。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两份工程结算清单只写明了百四通公司及黄建华欠梅运书内转费700000元、外运费2800000元，但该两份工程结算清单上的金额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明原告梅运书确实运输土石方并产生了3500000元的运输款，且本案中黄建华与梅运书之间还存在个人借贷关系，故对该两份工程结算清单不予确认。6.原告提交的签署工程结算清单视频、承诺书（印章）、承诺书（还款），欲证明黄建华承诺其所加盖的百四通公司的公章真实有效以及百四通公司与黄建华承诺在2018年9月30日前付清工程款，被告百四通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被告黄建华、朱秋红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内容是梅运书手写的，黄建华在签字时受到了胁迫，并非自愿签字。本院认为，黄建华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虽然提出其是受胁迫签字，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签字时受到原告梅运书的胁迫，故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7.原告提交的担保书，欲证明被告黄建华、朱秋红自愿为百四通公司与梅运书签订的工程合同的欠款作担保，被告百四通公司认为因主合同无效，担保书也无效；被告黄建华、朱秋红对担保书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担保书中的主要内容被原告梅运书篡改，并提交了其当时签字捺印的另一份担保书。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担保书与被告黄建华提交的担保书虽然形式上一致，但主要条文部分均存在多处不同的修改，双方未对修改部分作出合理解释，也未举证证明修改部分得到对方认可，故对担保书不予确认。8.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及被告黄建华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均为原告梅运书与被告黄建华之间的账务往来证据，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组织原告梅运书与被告黄建华对已付款进行对账，经对账，双方共同确认黄建华已向梅运书支付了工程款1380000元；此外，黄建华向梅运书支付的350000元，梅运书主张是黄建华归还的借款，并提交了黄建华于2017年7月3日出具的借条一张，黄建华主张其支付的是案涉工程款，之所以出具欠条，是因为当时欠了工程款，无法支付，才写成了借款。本院认为，原告梅运书主张该350000元系黄建华归还其之前的借款，但除了借条之外，并未提交其借款给黄建华的转款记录等其他借款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份借条不予确认，黄建华支付给原告梅运书的350000元应为案涉工程款。9.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欲证明原告梅运书是实际施工人，被告百四通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黄建华、朱秋红对该组证据中的建筑垃圾处置备案卡的“三性”予以认可，对渣土运输单、渣土车罚款交费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余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有原件，客观真实，予以确认。10.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欲证明证人胡某1在原告梅运书处结算了30余万元的运输费以及被告黄建华代驾驶员到原告梅运书处领取过运输费，证实原告梅运书系实际施工人，百四通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黄建华、朱秋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有原始凭证，且被告黄建华亦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11.原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欲证明其因本案支付了律师费，被告百四通公司对“三性”不予认可，被告黄建华、朱秋红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12.根据原告梅运书的申请，证人梅某、严某、黄某、方某、朱某出庭作证。证人梅某的证言如下：我是梅运书的亲哥哥，在案涉工程现场负责土石方外运，现场包括胡某1、严某在内有四个车队队长，车队队长交单给我，我负责发钱。内转费是40、50元一车，一开始内转多一些，后面就少了。廖正强是管理人员，我不知道他和梅运书是什么关系。证人严某的证言如下：梅某叫我去金海新区的工地拉过土，从2017年4月做到6月中旬，我是车队队长，下面有十多辆车，结算都是找梅某，我交红单给他，他付我钱，总共结算了20多万元。我认识黄建华，也知道廖正强，廖正强在工地上负责管理，听说他和梅运书是合伙人。证人黄某的证言如下：梅运书是我的老板，梅某是我的领导，2017年4月至12月期间，我主要负责在环××路、饵季路的路口盯着城管，发现有城管就通过对讲机告诉梅某。我认识廖正强，他是工地上的管理人员。证人方某的证言如下：2017年4月至6月，严某叫我去金海新区地铁站拉土，我在工地上认识的梅运书，他是老板。我在工地上见过姓黄的老板，他是那边的总承包方。证人朱某的证言如下：2017年7月至8月，我在金海新区地铁站拉过土，结算是找车队长小吴，工地上我没有见过梅运书，只见过梅某，我知道廖正强，都叫他廖总，他是工地上管事的。原告申请以上证人出庭欲证明原告梅运书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告及上述证人在案涉工程现场做了相应的工作。被告百四通公司认为证人严某与梅某的证言在如何结算方面存在矛盾，不能采信，梅某是原告梅运书的亲哥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同时根据上述证人证言可以证明，现场的司机并不认识原告梅运书，而都认识廖正强，所以廖正强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被告黄建华、朱秋红认为严某的证言存在疑点，案涉工程一个月的运费就有20万元，严某拉了两个多月土如果才结算到20多万元不符合实际情况，梅某是原告的亲哥哥，其证言不能采信。本院认为，上述证人证言与常某无悖，可以证实原告梅运书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上述证人证言予以采信。13.根据被告黄建华的申请，证人胡某1出庭作证，并提交了涉案工程运输车辆统计本，欲证明廖正强才是实际施工人，梅运书只是借钱给廖正强，从中赚取资金占用利息，梅运书并未履行合同。证人胡某1的证言如下：2017年3月至12月，经廖正强介绍，我认识了黄建华，我在金海新区地铁站帮黄建华拉土，我是车队队长，工地上的土大概有80%是我的车队拉的。廖正强在现场管理，大概到12月他就离开了，一开始我结算都找廖正强，后来他没有钱了，我就直接找黄建华付运费。我不认识梅运书、梅某。原告梅运书认为涉案工程运输车辆统计本系单方制作，对“三性”不予认可，对胡某1的证人证言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其证言无法证明原告梅运书未履行合同；被告百四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涉案工程运输车辆统计本来源于证人胡某1的笔记本，内容真实客观，结合胡某1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胡某1确实在案涉工程运土，故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14.根据被告黄建华的申请，证人杨某1、叶某、胡某2出庭作证，欲证明原告梅运书并非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人杨某1的证言如下：我的挖机之前在金海新区地铁站做过，2017年6月我租挖机给黄建华，租了9个月左右，租金由黄建华支付给我，我不认识梅运书、廖正强。证人叶某的证言如下：我租挖机给黄建华用，从2017年4月开始租了一年，颜某负责管工地，我们的机器都由他安排，我不认识梅运书、廖正强。证人胡某2的证言如下：胡某1介绍我到工地给黄建华拉土，我不认识梅运书、梅某。原告梅运书对杨某1、叶某的证人证言的“三性”予以认可，认为胡某2不是本案的知情人，不符合证人作证的标准，被告百四通公司对证人证言的“三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杨某1、叶某只是将挖机租给黄建华使用，其二人对现场施工情况并不了解，故对其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胡某2虽然在现场拉土，但其并不知晓本案中原告梅运书与被告黄建华以及第三人廖正强之间的关系，故对其证人证言不予采信。15.根据被告黄建华的申请，证人杨某2出庭作证，欲证明案涉工程的内转费不超过200000元，原告梅运书提交的内转费700000元的结算单不真实。证人杨某2的证言如下：胡某1是车队队长，他介绍我去金海新区地铁站倒土，我在2017年5月进场，到2018年7月10日离场，我倒土的内转费总共在17-18万元，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人在做内转，其中有一个是胡某1。我不认识梅运书、梅某，只知道有一个姓廖的在和黄建华做，我的钱是找黄建华结算。原告梅运书认为杨某2不是本案的知情人，不符合证人作证的标准，且700000元的结算单之所以加上“内转费”三个字是为了方便向发包方要钱，实际上并未产生700000元的内转费，被告百四通公司对杨某2的证人证言“三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杨某2的证言客观真实，且原告梅运书也自认案涉工程并未产生700000元的内转费，本院对其证人证言予以确认。16.根据被告黄建华的申请，证人颜某出庭作证，欲证明梅运书并未实际施工。证人颜某的证言如下：我在金海新区地铁站工地现场负责内部管理，我不认识梅运书，金海新区地铁站的拉土工程是廖正强在做，后来就变成黄建华自己来做了。原告梅运书认可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百四通认可上述证人证言。本院认为，证人颜某的证言真实客观，与常某无悖，予以确认。17.被告黄建华、朱秋红提交的第五组证据，欲证明黄建华向廖正强、胡某1、严某等人已支付案涉工程款1676698元，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以上付款发生在双方结算之前，被告百四通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客观，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将做综合评述。18.被告黄建华、朱秋红提交的第六组证据，欲证明2017年至今，梅运书有大量民间借贷纠纷，其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具有经常性、营业性。原告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被告百四通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百四通公司、第三人廖正强未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19日，被告百四通公司与中铁十一局签订《昆明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土建八标劳务分包合同》，中铁十一局将金海新区站土石方开挖及外运工程劳务分包给百四通公司施工。之后，黄建华与梅运书、廖正强就案涉工程土石方运输事宜进行过商议。2017年5月15日，黄建华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金海新区外运工程的工程款应“支付到廖正强、梅运书共同监管的账户（账号：62×××10，户名：梅运书）……如若以后有变动，三方同时在场签字确认变更……单方面在场的借支行为属个人借贷关系，不能计算在工程款内。”黄建华在《承诺书》上签字，并加盖了百四通公司的公章。2017年6月8日，黄建华作为百四通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以甲方身份与乙方梅运书、廖正强签订《金海新区站土石方开挖及外运工程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上甲方为百四通公司、黄建华，乙方为梅运书、廖正强，原告梅运书、被告黄建华以及第三人廖正强在协议上签字、捺印，黄建华加盖了百四通公司的公章，协议书中对案涉工程的单价、暂定数量、暂定总价予以了约定。同时，协议书第7条约定，“工程进度款只能打入乙方指定账户”，并补充写明“农行龙江支行梅运书6228460866001568164”。原告梅运书组织人员在现场施工，经被告黄建华在《合同内（外）合格工程量》确认表上签字确认的工程款金额总计1918532.27元。庭审中，经原告梅运书与被告黄建华对账，双方确认被告黄建华已向原告梅运书支付了工程款1380000元。2018年5月31日，被告黄建华向原告出具《承诺书》，其中第二条约定“余下工程欠款定于2018年9月30日前支付完……”，第四条约定“如不按此约定时间支付，百四通公司和黄建华按每日2‰支付利息给梅运书，从结算之日起计算”，《承诺书》上有黄建华的签字并加盖百四通公司公章。被告黄建华还向原告梅运书支付了工程款350000元。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百四通公司与黄建华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二、原告梅运书是否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三、欠付工程款应由谁支付，欠付工程款的金额及利息如何确定。 关于被告百四通公司、黄建华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原告梅运书认为黄建华是百四通公司在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被告百四通公司辩称在案证据中由被告黄建华出面与原告梅运书以及第三人廖正强签订的合同、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承诺书》上加盖的“云南百四通建筑建材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均系被告黄建华私刻，之后与原告梅运书建立合同关系的也是黄建华，所以百四通公司不承担相应责任。同时，百四通公司还自认被告黄建华是挂靠其之后向中铁十一局承接了案涉工程。本院认为，首先，结合中铁十一局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付款凭证，案涉工程是由中铁十一局与百四通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案涉工程款是由中铁十一局直接支付到被告百四通公司的公司账户，被告百四通公司也在庭审中对其收取案涉工程款的事实予以认可，且百四通公司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与被告黄建华之间属于挂靠关系，故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应为百四通公司。其次，针对被告百四通公司主张被告黄建华私刻其公章后签订的合同、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等与其无关，被告黄建华也对其私刻百四通公司公章的行为予以自认，黄建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即便该印章系被告黄建华私刻，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原告梅运书对黄建华所持公章的真伪并不知情，根据原告提交的百四通公司授权黄建华为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的授权委托书，案涉工程现场由被告黄建华负责，原告梅运书组织人员施工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梅运书有理由相信被告黄建华是被告百四通公司在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原告主观上属于善意，黄建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对百四通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本院认为，被告百四通公司应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被告黄建华是百四通公司在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代表百四通公司处理案涉工程的相关事务，对百四通公司辩称案涉工程是由黄建华挂靠承接的抗辩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梅运书是否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问题。本案中，被告百四通公司、黄建华、朱秋红均提出抗辩，认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是第三人廖正强，梅运书只是借钱给第三人廖正强，其并非实际施工人。原告梅运书对此解释为第三人廖正强系管理人员，由于原告自己不熟悉工程，故聘请第三人廖正强作为项目上的管理人员，所以廖正强才会在相关的协议、支付单据等证据上签字。由于本案中第三人廖正强未到庭参加庭审，仅凭在案证据无法确认第三人廖正强的身份。对于梅运书是否是实际施工人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在案有被告百四通公司、黄建华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梅运书、第三人廖正强签订的《金海新区站土石方开挖及外运工程合作协议书》，原告梅运书、第三人廖正强作为乙方在协议书上签字、捺印。其次，从原告梅运书提交的大量项目过程收支账、渣土运输单等证据来看，原告梅运书参与了案涉工程的运输款支付。再次，被告黄建华、原告梅运书、第三人廖正强共同在合同内（外）工程量确认表上签字，对工程量及应付工程款予以确认，以及被告黄建华向原告梅运书支付工程款的事实来看，原告梅运书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关于欠付工程款应由谁支付，欠付工程款的金额及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本案中，百四通公司将中铁十一局分包给其的土石方开挖及外运工程又分包给原告梅运书实际施工，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金海新区站土石方开挖及外运工程合作协议书》的合同效力应当认定为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院对原告梅运书作为实际施工人要求百四通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被告中铁十一局已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进度向被告百四通公司支付工程款，故被告中铁十一局不应向原告梅运书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关于黄建华是否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2018年5月31日，被告黄建华出具《承诺书》，承诺由被告百四通公司、黄建华共同对欠付工程款承担责任，故被告黄建华以债务加入的方式对案涉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对于黄建华、朱秋红是否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担保责任的问题。由于本院对作为主合同的《土石方运输承包合同》不予确认，对原告梅运书、被告黄建华提交的担保书亦不予确认，故被告黄建华、朱秋红对百四通公司与梅运书签订的工程合同作出的担保无效，其二人不应承担向原告梅运书支付工程款的担保责任。关于欠付工程款的金额及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1.关于案涉工程总价款，原告梅运书主张工程总价款是4050000元，被告黄建华主张工程总价款是2800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中，经被告黄建华签字确认的工程量、工程款的证据只有合同内（外）工程量确认表四份，工程款金额总计1918532.27元，该确认表上有相应的施工项目、单价、数量、总价等具体施工内容，可以真实体现原告梅运书在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情况，故本院认定案涉工程总价款为1918532.27元。原告梅运书、被告黄建华对工程总价款的主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对原告梅运书、被告黄建华针对工程总价款的主张均不予支持。2.关于未付工程款数额的确定。被告黄建华主张其已向原告梅运书及第三人廖正强等人支付完案涉工程款。本院认为，根据《金海新区土石方开挖及外运工程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工程款只能打入梅运书的账户；被告百四通公司、黄建华还在承诺书中写明：“单方面在场的借支行为属个人借贷关系，不能计算在工程款内”。综上，根据原告梅运书、被告黄建华、第三人廖正强对于案涉工程款支付的约定，案涉工程款只能支付给梅运书，故被告黄建华转账给梅运书以外的他人的款项，本院不认定为案涉工程款。经原告梅运书与被告黄建华对账，双方对黄建华已支付工程款1380000元无异议，对双方有争议的350000元，应认定为被告黄建华向原告梅运书支付的工程款，故被告黄建华已付工程款数额为1730000元。本案中，工程总价为1918532.27元，扣减被告黄建华已付工程款1730000元，未付工程款为188532.27元。关于欠付工程款的利息如何计算。本案中，原告梅运书起诉时已将利息的计算标准调减到月息2%，被告百四通公司认为利息计算标准过高，要求调减。本院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将利息计算标准调减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对于利息起算的时间，由于本院对原告梅运书与被告黄建华、百四通公司于2018年3月2日签订的两份工程结算清单不予确认，故按照《承诺书》中被告百四通公司、黄建华承诺的最后付款期限2018年9月30日之次日，即2018年10月1日开始起算。关于原告梅运书提出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用的问题，因聘请律师并非诉讼必需支出的费用，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三人廖正强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和举证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云南百四通建筑建材有限公司、黄建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梅运书支付工程款188532.27元及资金占用费（以188532.27元为本金，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0089元，由原告梅运书负担38089元，由被告云南百四通建筑建材有限公司、黄建华负担2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在本判决书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阳 睿 审判员 沈 洋 审判员 王 箫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刘江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