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民初58号 原告：岑溪市玮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岑溪市马路镇水平村容岑一级公路边（岑溪市马路镇水平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48158984896XK（1-1）。 法定代表人：覃开勇。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军，广西昌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岑溪市马路镇善村村牛寮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4811779144544R。 法定代表人：杨超举。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善康，广西正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启华，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律师。 第三人：杨超举，男，汉族，1966年12月29日出生，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现居住岑溪市马路镇善村村牛寮笃。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凤，广西顺景（岑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覃勇才，男，汉族，196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岑溪市，（未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雄，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覃开勇，男，汉族，197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岑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波，广西昌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雄然，广西昌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万炎伟，男，汉族，1964年5月1日出生，住址陕西省城固县，现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第三人：郑宇，男，汉族，1961年5月1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现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第三人：王翠霞，女，汉族，1964年4月2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现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原告岑溪市玮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玮达公司）与被告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利公司）、第三人杨超举、覃勇才、覃开勇、万炎伟、郑宇、王翠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经杨超举的申请依法追加覃勇才和覃开勇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并于2020年9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玮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军，被告康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善康和张启华，第三人杨超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凤，第三人覃勇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雄，第三人覃开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波和莫雄然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覃勇才、覃开勇、万炎伟、郑宇和王翠霞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玮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杨超举名下的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的90%股权归原告所有，并判令被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4月27日与康利公司的股东郑宇、王翠霞（二人持有该公司100%股权）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原告依约受让康利公司的90%股权并支付了对应价款，至此，原告依约合法取得了康利公司的90%股权。出于方便管理的考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覃开勇与郑宇于2018年6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应原告方的意愿要求，康利公司的90%股权指定杨超举代持，另外10%的股权由王翠霞指定万炎伟代持，并办理了康利公司的股东和股权变更登记。原告指定杨超举代持康利公司的90%股权是经过杨超举的口头同意，属于原告的委托行为。但是后来杨超举存在损害、出卖原告的合法利益的行为，原告有权依法随时解除委托杨超举代持的权利。原告已多次口头通知杨超举撤销委托其代持康利公司90%的权利，并协助将康利公司90%股权过户给原告，但杨超举均拒绝配合。综上事实和理据，杨超举并不是原告与康利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协议）的相对人，其既不是原告公司的股东，也不是购买被告康利公司90%股权的真正购买者，杨超举是名义股东，原告玮达公司才是购买康利公司90%股权的购买者和出资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杨超举作为康利公司的名义股东，以各种理由拒绝协助原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企图侵吞康利公司财产，显属违法行为。为维护原告的利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康利公司90%的股权归原告所有，并判令被告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把属于原告的康利公司90%股权过户给原告。 被告康利公司辩称，1.2018年6月22日签署的《覃开勇、杨超举、覃勇才共同收购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出资情况确认表-收购资金来源表》已经明确覃开勇、覃勇才和杨超举才是购买康利公司股权的收购人和出资人，而非原告玮达公司，且原告玮达公司从未以任何形式受让或继受康利公司的股权。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原告玮达公司主张其是被告康利公司的股东没有法律依据。2.原告玮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合同基础是其于2018年4月27日与郑宇和王翠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但是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覃勇才、覃开勇和杨超举于2018年5月6日签订了一份《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由三人共同出资以玮达公司的名义购买康利公司位于岑溪市马路镇善村的石材矿山，玮达公司在该份协议书上以见证人的身份盖章。2018年6月22日签订的《覃开勇、杨超举、覃勇才三人共同收购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出资情况确认表-收购资金支付明细表（附表2）》已经明确了三人共同委托玮达公司与郑宇签订《补充协议》。《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且变更了《补充协议》中关于实际投资人的内容，《补充协议》的作用只是将康利公司股份过户到杨超举名下提供依据。综上，《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均不构成原告玮达公司是康利公司的股权收购人和实际股东的合同依据。3.根据杨超举向覃开勇转账的汇款记录、覃开勇出具的收据、2018年6月22日杨超举、覃开勇和覃勇才签署的《出资情况确认表-出资明细表》、原告玮达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经营情况表等材料可以看出，购买康利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杨超举、覃开勇和覃勇才，原告玮达公司并没有出资购买康利公司的股权。4.康利公司90%的股份过户至杨超举名下后，在经营中通过应收、贷款资金周转方式，按照《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的约定，返还了覃开勇940万元、杨超举357万元，该事实得到覃开勇和杨超举的确认，这足以说明收购康利公司的股份的资金并非来自原告玮达公司，《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得到履行。5.本案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原告玮达公司将杨超举列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郑宇和王翠霞并非这一法律关系的利害关系人，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综上所述，原告玮达公司的主张没有法律、合同依据、事实依据，其诉请应予以驳回。 第三人杨超举辩称，1.其同意被告康利公司的答辩意见。2.杨超举、覃勇才和覃开勇签订《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约定三人共同筹集资金并以原告玮达公司的名义购买康利公司的股权，同时约定了各人的持股比例、债务风险及经营风险承担比例。3.按照《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的约定，2018年4月27日，康利公司的原股东郑宇和王翠霞与原告玮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杨超举、覃开勇和覃勇才决定撤销由原告玮达公司代持股权的决定，2018年6月20日，郑宇、王翠霞和原告玮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玮达公司指定的杨超举代持90%的股权，剩余10%股权指定万炎伟代持。4.上述协议签订后，杨超举、覃勇才和覃开勇共同筹集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中杨超举将1397万元转入覃开勇账户后，再由覃开勇将钱转给郑宇和王翠霞以支付股权转让款；杨超举转入810万元给覃开勇，覃开勇再将810万元通过玮达公司的账户转给郑宇和王翠霞。5.完成股权转让手续后，康利公司的90%股权登记在杨超举名下，而且自2018年6月29日至今，康利公司按照《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向覃开勇返还了投资款1940万元。综上所述，登记在杨超举名下的康利公司的90%股权实际属于杨超举、覃勇才和覃开勇所有，原告玮达公司对此完全知情，且原告玮达公司并未实际出资购买股权。本案是原告玮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用自身便利条件枉顾客观事实提起的不诚信的虚假诉讼，恳请法院依法移送司法处理。 第三人覃勇才辩称，1.覃勇才和覃开勇各持原告玮达公司50%的股权，其本人对原告玮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不知情，而玮达公司的公章由覃开勇保管，覃开勇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该诉讼行为不代表玮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侵犯了覃勇才的股东利益。2.收购康利公司的事宜是覃勇才、覃开勇和杨超举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签署了《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约定了以玮达公司的名义购买康利公司股权，玮达公司2018年度财务经营情况表反映其没有出资购买康利公司股权的记录，亦即玮达公司是名义上的收购人，实际收购人是覃勇才、覃开勇和杨超举。3.根据2018年6月22日《覃勇才、杨超举、覃开勇三人共同收购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出资情况确认表-收购资金支付明细表（附表2）》已经明确了实际收购人和出资人是覃勇才、杨超举和覃开勇，玮达公司只是名义收购人。需要说明的是，该明细表载明覃勇才没有出资不是事实，因为覃勇才和覃开勇的出资资金已混在一起，需要两人另行核算。4.杨超举持有康利公司的90%股权有部分是代覃勇才和覃开勇持有，并不是代玮达公司持有股权。5.本案涉及的股权是覃勇才、杨超举和覃开勇的内部合作关系，与外部股权转让的郑宇和王翠霞无关。综上，覃勇才认为本案诉讼并非玮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玮达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 第三人覃开勇辩称，1.原告玮达公司与郑宇、王翠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通过李昌军等内部的投资人筹集资金支付了全部的股权转让款，原告玮达公司是真正的股权购买人。2.杨超举代持康利公司90%股权的依据是《补充协议》，并非是覃勇才、杨超举和覃开勇签订的《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与李昌军等人签订的《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是两种不同的合同，是另外的法律关系。其同意原告玮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郑宇和王翠霞共同辩称，1.郑宇和王翠霞是康利公司的原股东，两人持有康利公司的100%股权。原告玮达公司为取得康利公司的股权，于2018年4月27日与两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玮达公司出资6000万元受让康利公司的100%股权；2018年6月20日，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90%股权由玮达公司指定的杨超举代持。为履行《补充协议》，康利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决议通过将郑宇和王翠霞的股权转让给杨超举。2018年7月5日，郑宇和王翠霞根据《补充协议》与玮达公司指定的杨超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杨超举。亦即郑宇和王翠霞就康利公司股权转让的对象是玮达公司而非杨超举，与杨超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基于《补充协议》的约定，杨超举并非是股权转让的交易对象。2.《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原告玮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覃开勇、委托付款人徐艺菁依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截止至2018年6月21日，转账汇款30笔共计49870715.16元，剩余的股权转让款5129284.84元抵扣股权转让前康利公司所欠的债务。郑宇和王翠霞并未收取杨超举的股权转让款。3.综上，郑宇和王翠霞与原告玮达公司签订协议转让康利公司的股权，也收到了玮达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将股权过户至玮达公司指定的对象，双方已经依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郑宇、王翠霞与杨超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基于玮达公司的要求，杨超举并未支付任何款项，不是股权转让的交易对象。 第三人万炎伟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证据，依法视为放弃答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 原告玮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告玮达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公司具有合法经营资格，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 2.杨超举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康利公司、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岗岩矿营业执照，拟证明杨超举个人身份信息、被告公司营业资质情况； 3.第三人万炎伟、郑宇、王翠霞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第三人个人身份信息； 4.《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章程》，拟证明被告康利公司的基本信息及股东出资情况； 5.2018年4月27日《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第三人郑宇、王翠霞与原告玮达公司约定玮达公司受让被告康利公司90%股权的事实； 6.2018年6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拟证明原告指定杨超举代持被告康利公司90%股权等事实； 7.2018年7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第三人郑宇、王翠霞与杨超举签订该协议目的仅为将其原来持有的康利公司90%股权由杨超举代持的事实； 8.第三人郑宇、王翠霞《答辩状》，拟证明杨超举并非郑宇、王翠霞股权转让的交易对象，也不是该转让合同的相对人和购买康利公司90%股权的出资人，其只是依约为原告代持康利公司股权的对象； 9.《岑溪市玮达投资置业公司收购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矿山转账交易明细》，拟证明原告玮达公司（或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公司委托他人）支付了购买康利公司90%股权的出资情况款项的事实； 10.徐艺菁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拟证明徐艺菁与玮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覃开勇是夫妻关系，以徐艺菁名义转给康利公司的款项系代玮达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11.2018年5月7日签订的《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桂林银行进账单、转账凭证，拟证明以杨超举名义汇入康利公司的款项中，有861万元是李昌军、陈汉均、封荣毅、王坤文按照《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筹集的资金，他们是内部投资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 被告康利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原告的股东覃勇才已确认提起本案诉讼不是原告公司行为，实际是另一股东覃开勇滥用股东身份起诉。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郑宇、王翠霞身份的关联性有异议，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而第三人郑宇和王翠霞已不是公司股东，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杨超举是康利公司的实际股东，原告玮达公司并不是康利公司的股东。对证据5的三性不予认可，原告并未实际出资，该股权转让协议也未实际履行，不发生效力。被告所提交的《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已明确了康利公司的实际股东是杨超举、覃勇才、覃开勇，原告在《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的“见证方”处也盖章确认。况且《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实际投资人的内容已被《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所取代，并由实际股东杨超举、覃勇才、覃开勇出资，也就是说原告仅是实际股东杨超举、覃勇才、覃开勇起初预选的挂名股东而已，但在之后的交易中，实际股东已以实际行为否决了原告的挂名股东资格。对证据6的质证意见与证据5的质证意见一致，该《补充协议》约定受让方指定杨超举代持并没有经过杨超举同意或追认，原告与杨超举之间并不存在股权代持合意。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协议没有任何字眼证明杨超举是代原告持有股份，相反能证明杨超举就是实际股东。证据8不属于证据类型，第三人郑宇和王翠霞的陈述不真实，根据被告提供的《出资情况确认表》、《玮达投资财务经营情况表》可知，原股东郑宇和王翠霞收到的股权转让款均是杨超举、覃勇才和覃开勇支付，并非原告所支付。对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被告提供的《出资情况确认表》、《玮达投资财务经营情况表》显示，原股东郑宇和王翠霞收到的股权转让款实际上是杨超举、覃勇才、覃开勇支付，并非原告支付。其中通过原告转账的2笔款共计911.7万元也并非原告所有，实际是覃开勇和杨超举自筹，该两笔款中810万元属杨超举所有，杨超举的出资已经原告的实际控制人覃开勇确认，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应确认杨超举为实际出资人。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不存在以徐艺菁的名义代康利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徐艺菁并非玮达公司的股东，只是股东的配偶，不能证明其代玮达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即使徐艺菁名下支付了款项给康利公司，仅能代表股东覃开勇支付款项，并不是代表玮达公司支付款项。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是覃勇才、覃开勇、杨超举共同签署，目的是筹集购买康利公司股权的资金，且事实上也按照该协议筹集了1600多万元的资金购买康利公司的股份。从该协议书来看，购买康利公司股权的不是原告，而是覃勇才和覃开勇、杨超举；对该证据所附的进账单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记载的资金数额也是根据《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由乙方转入杨超举的账户，用于支付购买康利公司股权，所以该证据的事实恰恰证明原告玮达公司并非康利公司股权的实际购买人，原告也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 第三人杨超举质证认为，对证据1至证据4的质证意见与康利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基于杨超举、覃勇才和覃开勇签订的项目合作书所约定的由玮达公司代持股权所衍生的合同，原告玮达公司也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盖章，其对于代持的事实明确知悉。对证据6和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该《补充协议》是杨超举、覃勇才和覃开勇决定变更玮达公司代持康利公司股权转由杨超举代持康利公司的股权所签订的协议，仍与原来三方协议一致，也是衍生的合同，是为了将康利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到杨超举名下。对证据8的三性无异议，但需要说明郑宇和王翠霞并不知道三方协议的实际内容，其仅对表面的法律关系进行评价，实际的代持关系应当按照三方协议进行确认。对证据9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款实际是杨超举、覃勇才、覃开勇履行三方协议支付的对价，原告玮达公司没有实际出资，该付款凭据与原告玮达公司无关。对证据10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付款实际是杨超举、覃勇才、覃开勇履行三方协议支付的对价，而不是玮达公司的付款。有关该付款行为是代玮达公司付款的行为的说法，从付款发生至今从未说过，杨超举不认可该种说法。对证据11的三性有异议，该《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从未征得作为股权持有人杨超举的同意，杨超举对该协议书不予认可，这是四协议方，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对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该款备注是石材货款，并非是股权转让款。杨超举仅承认双方存在石材交易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三人覃勇才质证认为，其质证与康利公司的质证意见基本一致，同意康利公司的意见。同时补充意见认为，覃勇才作为原告的50%的股东，不同意就本案提起诉讼，其对本案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万炎伟是本案适格的第三人，但是郑宇和王翠霞不是本案涉案公司的股东或者是隐名股东，其已经将股权转让，其对不是本案公司股东的事实也不存异议，而该案是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与郑宇和王翠霞无关，故其不是法律上适格的第三人。徐艺菁是覃开勇的妻子，只能代表覃开勇，不能代表玮达公司。证据11是融资合同，融资主体是覃勇才和杨超举，而不是玮达公司，融资的资金所带来的责任也是由覃勇才和杨超举承担，故款项不是玮达公司所支付的。 被告康利公司围绕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18年5月6日签订的《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拟证明杨超举、覃开勇、覃勇才三方签署协议,达成项目合作协议，三方同意以玮达公司的名义收购康利公司，收购后实际股份构成为杨超举33%、覃开勇34%、覃勇才33%； 2、《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康利公司原股东郑宇、王翠霞决议同意将两人名下共90%的股份转让给杨超举，10%转让给万炎伟； 3、《股权转让协议书》2份，拟证明康利公司原股东郑宇、王翠霞与杨超举签署协议,将康利公司共计90%的股权转让给杨超举持有； 4、收据、转账凭证，拟证明杨超举在2018年5月11日至2018年11月4日期间,多次将购买康利公司股权的资金转账给覃开勇及覃开勇胞兄覃伟明账户，转账资金超过1500万元，其中杨超举自己筹集的资金共772万元，同时证明杨超举出资购买股份的事实，否定了原告关于杨超举代持玮达公司股权的事实； 5、《覃开勇、杨超举、覃勇才三人共同收购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出资情况确认表-收购情况表》，拟证明杨超举的出资行为得到覃开勇、覃勇才的确认，该表并未完整、准确显示各方出资情况，但足以证明杨超举本身作为康利公司股东身份是真实合法的，并非代玮达公司持有股权；其次该表清晰显示《补充协议》是杨超举、覃开勇、覃勇才委托以玮达投公司名义签署； 6、康利石公司2018年6月21日-2019年2月28日《公司营收和利用贷款资金返还覃开勇投入资金款》、康利公司2018年6月21日-2019年2月28日《公司营收和利用贷款资金返还杨超举投入资金款》，拟证明在上述时间内，通过康利公司营业收入及贷款资金分别对覃开勇、杨超举前期投入资金进行了部分返还，且结合前面的证据，更加清晰的证明了康利公司股权投资款并非来自于玮达公司，而是来自于覃开勇、杨超举、覃勇才三人，他们三个才是康利公司股东的事实； 7、康利公司2017-2018年期间《玮达投资财务情况表》，拟证明在收购康利公司股份期间，玮达公司并无相关收购支出记录，该收购行为并非由玮达公司出资； 8、《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章程》，拟证明康利公司章程载明了杨超举具有康利公司股东身份； 9、《岑溪市玮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章程》，拟证明玮达公司的股东为覃开勇、覃勇才，两人各占50%股份，根据了解，玮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未经覃勇才认可，属覃开勇滥用股东身份提起。 原告玮达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该份《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签订时间是2018年5月6日，与玮达公司2018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是不一致的，玮达公司与康利公司的原股东郑宇和王翠霞受让股权后，才发生《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故该份协议与原告的诉请是无关的，是其与郑宇和王翠霞的另一法律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10能印证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2的证明目的的表述是不正确的，其三性存疑。如果按照康利公司提供的证据和证明的事实，会存在悖论，即不可能是康利公司既转让股权给玮达公司，又转让股权给杨超举。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认可，与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在案证据显示，与杨超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履行郑宇和王翠霞与玮达公司签订的协议的第四点内容，目的是代持股权。证据4，280万元是杨超举的实际出资，股权转让款约1447万中除去280万元，其余的股权是原告提交的证据11所证明的事实即861万元是李昌军等人转给杨超举的，357万元是杨超举挪用康利公司的营收款。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内部的账目应当计算，但是与本案无关，覃勇才的出资为0。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关联性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杨超举拿钱是真实，但是是挪用公司营收款。对证据7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玮达公司本身没有余钱收购股权，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出资收购的，资金的支出情况在康利矿山的会计账本有记载。证据8是玮达公司指定杨超举代持股权，并不代表杨超举拥有康利公司的90%股权。对证据9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在收购康利公司股权的事实上，杨超举、覃勇才和覃开勇均有合意，但是签订的协议并未履行。杨超举和覃勇才将股权转让，收取了1000万元，这严重损害了玮达公司和法定代表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杨超举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该份三方协议是杨超举与郑宇和王翠霞签订协议后，才与玮达公司签订协议，该四方协议变更了原来的三方协议，也是四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2、证据3和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该证据是依据证据1派生出来的证据，目的是履行证据1约定的内容。对证据5无异议，三方签名的行为是对三方协议的确认，签名的三方中，覃勇才和覃开勇占有玮达公司100%的股权，就证明了玮达公司对三方协议的确认。但是对于表内的数据，2018年5月16日和17日显示810万元是杨超举转给覃开勇的款项即认定为覃开勇的出资不予认可。该款项是杨超举转给覃开勇的，就应当认定是杨超举的出资。至于杨超举与其他人的款项往来，在此不予评价。对证据6的三性无异议，该份证据同样可以认定为杨超举和覃开勇对三方协议的重新确认。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该份证据可以推翻玮达公司是康利公司实际股东的主张，同时原告主张有关收购康利公司的财务账册在玮达公司的财务账册中是不合理的。对证据9三性无异议，康利公司的该份证据证明的内容与杨超举稍后举证证明的内容一致，本案是覃开勇滥用股东身份权利提起的诉讼。 第三人覃勇才对被告康利公司提交的证据的三性、证明内容和目的无异议。 第三人覃开勇对被告康利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证据1实际是玮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玮达公司与其他人签订其他的协议筹集资金以便支付股权转让款，该协议书并没有实际履行，最明显的是覃勇才的出资为0。证据2和证据3，玮达公司基于《补充协议》将90%的股份转给杨超举代持，目的是为了办理相关的工商登记手续。杨超举的出资只有280万元，其他杨超举转给覃开勇的款项是李昌军等人筹集的钱，所有的资金均是玮达公司筹集的。证据5说明玮达公司通过内部的投资人筹集资金，并不能说明是覃开勇、覃勇才和杨超举直接购买康利公司的股份。证据6返还部分款项不是基于三方协议，而是作为玮达公司筹集到资金后将款项返还给投资人。证据7财务情况表不是唯一的，在财务会计中会将专项资金单独记载。证据8和证据9的意见与玮达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杨超举是代持股权。 第三人杨超举围绕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18年5月6日签订的《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拟证明杨超举与覃开勇、覃勇才于2018年5月6日签订《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约定由三方共同筹集资金向原股东郑宇、王翠霞购买，杨超举占33%、覃勇才占33%、覃开勇占34%，决定由玮达公司名义购买； 2.转账凭证、收条，拟证明杨超举出资1397万元转入覃开勇账户，用于购买康利公司股权，再由覃开勇转给原股东； 3.《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营收和利用贷款资金返还覃开勇投入资金款》，拟证明康利公司在2018年6月2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已经向覃开勇返还投资款940万元，符合《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的约定； 4.《覃开勇函》，拟证明杨超举、覃开勇均认可覃开勇在康利公司的实际股东身份，符合《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的约定； 5.《覃勇才声明》，拟证明本案诉讼不是玮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覃开勇滥用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提起的诉讼，登记在杨超举名下的康利公司的90%股权是杨超举、覃勇才和覃开勇共有。 原告玮达公司对杨超举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具体意见与刚刚康利公司提交的的证据一致。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直接的关联性，该函是覃勇才因其他的刑事被羁押期间书写的，目的是将杨超举代持的股权转回玮达公司或覃开勇名下。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作为证据，该声明只是覃勇才观点，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被告康利公司对杨超举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但是提请法庭注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也体现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需要强调的是，资金的数额无论大小，均可以明确该款项不是玮达公司支付的。本案的证据仅能体现其他股东支付款项，不能反映玮达公司实际付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清晰证明康利公司股权款来源不是原告，本案的证据体现股权款资金来源是覃开勇而不是玮达公司。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该函完整地说明覃勇才持有康利公司的股份，且得到康利公司和覃开勇的认可。覃勇才持有康利公司的股份与原告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康利公司认为覃勇才的声明反映了原告的起诉并未得到玮达公司的另一股东的认可，是原告法定代表人利用身份滥用权利提起的诉讼。 第三人覃勇才对杨超举提交的证据的的三性、证明内容和目的无异议。 第三人覃开勇对杨超举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和证据3的质证意见与康利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覃勇才作为玮达公司的合作伙伴，另行签订协议需要其签字。证据5作为书证，覃勇才是本案的当事人，是对本案的事实陈述。 第三人覃勇才围绕其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覃勇才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覃勇才身份和诉讼主体资格； 2.2018年5月6日《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拟证明2018年5月6日，覃勇才与覃开勇、杨超举三人签署协议，约定以玮达公司名义收购康利公司股份，三人负责筹集资金，并对收购后覃勇才、覃开勇、杨超举三人股份比例、分红比例进行了约定。康利公司股份的实际收购人是覃勇才、覃开勇、杨超举三人，玮达公司仅是名义上的收购人； 3.2018年5月7日《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拟证明覃开勇、覃勇才与案外人李昌军、陈汉均、封荣毅、王坤文签署项目合作书，覃开勇、覃勇才两人为筹集购买康利公司股份的资金，将约定在覃开勇、覃勇才名下的康利公司股份的20%转让给案外人，共筹集资金1635万元用于购买康利公司股份。覃勇才有份筹集资金出资购买康利公司股份； 4.2018年6月22日《出资情况确认表》，拟证明2018年5月16日从杨超举转入的810万元是覃开勇、覃勇才通过转让部分股份方式共同筹集的1635万元资金的一部分，属于覃勇才出资。该表未显示覃勇才出资，是因为覃勇才涉及其他债务关系等原因，不方便体现在出资表中。同时玮达公司不是收购康利公司股份的出资人。2018年6月20日玮达公司名义与郑宇签署的《补充协议》中，玮达公司的行为是受覃开勇、覃勇才、杨超举三人委托的行为，股份的实际购买人是覃开勇、覃勇才、杨超举三人； 5.玮达投资公司财务经营情况表(2018年度)，拟证明根据玮达公司财务经营情况显示，2018年度玮达公司并无用于购买康利公司股份的开支记录，玮达公司并没有购买康利公司股份的行为。 原告玮达公司对第三人覃勇才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覃勇才证明的事实不是客观存在的，康利公司的矿山是合作项目，不仅是杨超举、覃勇才和覃开勇参与，玮达公司在受让股权后，也投资参与，李昌军等人也投资了。但这仅是投资，而不是收购股权。故其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是另一法律关系，其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对证据4与前述质证意见一致。该表已经明确覃勇才出资为0。证据5仅仅是公司制账的一种，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 被告康利公司对第三人覃勇才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与前述庭审的质证意见一致。购买康利公司的股权的实际投资人是覃勇才和覃开勇，而玮达公司并没有股东会决议证明其出资购买康利公司的股权。证据4关于覃勇才的出资不属于本案处理的事项，但是可以证明原告没有出资购买康利公司的股权。证据5与被告康利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致，覃勇才作为玮达公司50%股份的股东，其举证最能说明玮达公司并没有出资购买康利公司股份的事实。 第三人杨超举对第三人覃勇才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覃勇才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前述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覃开勇对覃勇才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从两份协议书可看出，玮达公司签订协议筹资，再向李昌军等人签订协议筹集资金，说明后面的关系是内部人筹集资金的行为，是另一法律关系，应另行主张权利。其余意见与前述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覃开勇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 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进行综合认定。 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庭审记录，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原告玮达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22日，住所地岑溪市马路镇水平村容岑一级公路边（岑溪市马路镇水平工业石材加工园区内），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工商登记显示公司现有股东为覃开勇、覃勇才，覃开勇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康利公司成立于2005年10月18日，住所地岑溪市马路镇善村村牛寮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经营范围花岗岩荒料开采等，注册资金5000000元，变更前的股东为郑宇、王翠霞，其中，郑宇出资2353000元，持股比例为47.06%，王翠霞出资2647000元，持股比例为52.94%，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宇；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岗岩矿，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06年3月31日，是康利公司成立的分公司，主要经营花岗岩荒料开采，公司负责人为万炎伟。 2018年4月27日，原告玮达公司（受让方）与王翠霞、郑宇（转让方）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转让方为康利公司股东，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目标公司拥有位于岑溪市马路镇善村花岗岩矿开采权（采矿许可证号：C4504002010127120090821）及矿山的机械设备等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条、目标公司概况，目标公司于岑溪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金为人民币500万元，其中转让方出资人民币500万元，持有股权比例100%。其中，郑宇出资2353000元，持股比例为47.06%，王翠霞出资2647000元，持股比例为52.94%。郑宇出资2353000元，持股比例为47.06%，王翠霞出资2647000元，持股比例为52.94%。……第二条、转让标的，2.1转让方愿意将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2.2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确认，转让方和受让方一致同意价值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0000元），该价值系确定本协议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依据。第三条、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及方式。……3.3为配合受让方生产经营，转让方先将持目标公司的9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55000000元转让给受让方。3.4剩余10%股权，留置期最长不超过5年，留置期满后作价5000000元转让给受让方并办理股权过户，留置期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3.6转让方与受让方同意，为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过户登记手续，双方另行订立专门用于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之用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受让方支付给转让方的价款，其中超出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之用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价格的，受让方同意以个人方式支付到转让方指定的第三方账户。3.7转让方与受让方同意，因资金需要，双方共同签订用于办理银行监管手续之用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转让价款的支付4.1双方签订本协议当天，受让方支付订金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0000元）给转让方；4.2在受让方完成法律尽调后三天内，受让方将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25000000元）支付给转让方，其中：人民币叁佰柒拾柒万伍仟元整（3775000元）由从受让方公司账户支付给转让方，人民币贰仟壹佰贰拾贰万伍仟元整（21225000元）由受让方指定的个人账户转至转让方指定的个人账户。受让方法律尽调时间不超过十个工作日。4.3在转让方收齐上述4.1至4.2项款项后，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委托的个人在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在资金监管账户开户完成当天，受让方委托个人将人民币25000000元汇入监管账户，在监管账户收齐监管资金十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将持有目标公司90%的股权过户给受让方，在办理完股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当天，凭股权变更登记的核准通知书，受让方无条件配合转让方从监管账户将人民币25000000元支付到转让方指定账户。……第十一条其他事项11.2本协议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可以通过签署补充协议的形式对本协议予以变更、修改、补充，补充协议为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11.3转让方与受让方同意，为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过户登记手续，双方另行订立专门用于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和资金监管之用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如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和资金监管之用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本协议相冲突的，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本协议约定的为准。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转让方郑宇、王翠霞指定除其两人银行账户外，原告玮达公司亦可将股权转让款转入徐崇兰的个人银行账户62×××02。此后，覃开勇于2018年4月27日（分2次）、5月9日、5月10日、5月16日、5月30日（分5次）、6月1日（分2次）、6月6日（分2次）、6月8日（分2次）、6月11日、6月12日（分5次）、6月21日（分3次），分别通过银行账户转股权转让款2000000元、5883000元、4500000元、5500000元、5000000元、2000000元、2000000元、2000000元、1000000元、5000000元、2870715.16元共计48636715.16元到指定的徐崇兰银行账户，覃开勇之妻徐艺菁分别于2018年4月27日（分2次）、4月28日分别转款2000000元、1000000元，共计3000000元到徐崇兰的银行账户。覃开勇于2018年5月16日、2018年5月17日通过其62×××11的银行账号分别转账4826539.8元、4290460.02元（用途投资款）到原告玮达公司40×××65的银行账号。2018年5月16日，原告玮达公司通过公司账户40×××65转款4826539.80元到王翠霞银行账户；2018年5月17日，原告玮达公司通过公司账户40×××65转款4290460.20元到郑宇银行账户。 2018年6月20日，第三人郑宇、王翠霞共同作为甲方与乙方原告玮达公司（覃开勇）签订《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第三条目标公司90%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5000000元，受让方已转账支付转让方人民币47000000元，剩余人民币800000元以2018年6月12日为结算基准日，甲乙双方签字确认结算清单结算，结算后受让方人民币55000000元股权转让款已实际支付完毕，双方无异议。第四条应受让方意愿要求，受让方与转让方延期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时间，目标公司90%的股权转让过户手续，受让方指定杨超举代持。目标公司剩余10%的股权转让由受让方决定在五年内过户的具体时间，受让方需在拟办理过户前十天通知转让方协助，转让方10%股权在此期间委托万炎伟代持。……第九条《股权转让协议》继续有效，与本补充协议有冲突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郑宇和覃开勇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和按手印。 2018年6月30日，康利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同意股东郑宇将康利公司47.06%股权转让给杨超举，同意股东王翠霞将康利公司42.94%股权转让给杨超举，同意股东王翠霞将康利公司10%股权转让给万炎伟。同年7月10日，康利公司经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金为5000000元，其股东变更为杨超举，认缴出资额4500000元，持股比例90%，万炎伟认缴出资额500000元，持股比例10%。 2018年7月5日，出让方郑宇（甲方）与受让方（乙方）杨超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为：1.转让股权的份额及其价格：甲方愿意将其拥有的公司47.06%股权（认缴出资额人民币235.30万元，已出资235.30万元，未出资0万元）作价人民币4905023.81元的价格出让给乙方。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60天内以货币形式将受让款一次性付清给甲方。……5.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后，由公司完成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康利公司在该协议书加盖公司印章。同日，出让方王翠霞（甲方）与受让方（乙方）杨超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为：1.转让股权的份额及其价格：甲方愿意将其拥有的公司42.94%股权（认缴出资额人民币214.7万元，已出资214.7万元，未出资0万元）作价人民币4475599.71的价格出让给乙方。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60天内以货币形式将受让款一次性付清给甲方。……5.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后，由公司完成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康利公司在上述协议书加盖公司印章。 2018年5月6日，以杨超举为甲方，覃开勇为乙方，第三人覃勇才为丙方，三方签订《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玮达公司作为见证方在协议书上加盖公司印章。协议书主要内容：一、合作项目为：决定以乙丙双方占100%股权的玮达公司的名义购买康利公司位于岑溪市马路镇善村的石材矿山，矿山的具体位置、坐标点、红线图及各种合法有效证件见采矿许可证号：C4504002010127120090821。甲方负责提供矿山的所有合法手续及证件。二、购买价格及投资情况。购买总价格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100%股权。其中：第一期购买90%股权，价格5500万元；第二期购买10%股权，500万元。三、筹资原则。甲乙丙三方共同负责筹集资金及投资，合作项目在不影响运营的前提下有结余的要按实际出资金额优先返还各出资人的投入资金。四、股份比例构成及分红比例。1.股份比例：甲方33%、乙方34%、丙方33%；2.分红比例：甲、乙、丙三方各30%。原康利公司郑宇10%（郑宇无经营管理权，只参与分红）。六、矿山管理办法。甲乙丙三方一致商定：收购康利公司100%的股权后，变更增加股东、成立新的公司章程、股东会、董事会及财务管理制度。目前股东会、董事会及生产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制度的具体操作沿用康利公司现有的文件。七、利润分配。矿山生产有销售收入后，先返还甲乙丙三方的投资款后再按股份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矿山的融资事项须经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同意，债务风险及经济法律风险按股份比例承担。 2018年5月7日，以覃开勇、覃勇才为甲方，李昌军、陈汉均、封荣毅、王坤文为乙方，两方签订《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约定：1.甲方以玮达公司的名义收购康利公司位于岑溪市马路镇善村的石材矿山（采矿许可证号Ｃxxxx），乙方自愿出资人民币1500-2000万元作为甲方公司收购该矿山的部分收购本金。2.甲方将名下拥有的岑溪市马路镇善村康利花岗岩矿山的20%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享有该矿山20%股权的资产及按此比例的利润分红。3.乙方同意矿山在甲方的名下经营，乙方不参与矿山的一切经营管理。4.该矿山的资金是甲乙方共同出资，在矿山有收益时，在保证矿山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出资方要先行收回资金投入的收购本金，或出资方从矿山抵押融资的资金中收回自己的收购本金。5.如收购正常经营后6个月内出资方都没有收回各自投入本金的，从第7个月起甲乙双方所支付的收购本金余额要按银行利息计息并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等。2018年5月16日，李昌军、封荣毅、陈汉均、王坤文通过银行转账（均备注石材款）的方式分别转账3000000元、3000000元、1100000元、1000000元到杨超举62×××92的银行账号。杨超举于2018年5月11日、2018年5月16日（2笔）、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4日、2018年6月11日（2笔）分别转账2800000元、8100000元、1300000元、1000000元、770000元，合计13970000元给覃开勇。2018年11月14日，杨超举转账3笔共1350000元给覃开勇的胞兄覃伟明。2018年5月11日，覃开勇出具的收据载明：“今收到杨超举现金2800000元，用于合股收购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马路善村花岗岩矿山用”。2018年6月19日，覃开勇出具的收据载明“今收到杨超举转来康利矿山收入款共307万，其中5月31日130万，6月4日100万，6月11日17万、60万，用于收购康利矿山用”。 2018年6月22日，覃开勇、杨超举、覃勇才在由李建明制作的《覃开勇、杨超举、覃勇才三人共同收购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出资情况确认表-收购资金支付明细表》（主表、附表1、附表2）上签字。上述表格记载了：2018年6月20日覃开勇、杨超举、覃勇才三人共同组成的收购方委托玮达公司与郑宇签订《补充协议》的第三条中有郑宇确认已经收到转让价款4700万元的相关条款（视同郑宇开具收款收据）。覃开勇、杨超举在李建明制作的《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公司营收和利用贷款资金返还覃开勇投入资金款（2018年6月21日-2019年2月28日）》、《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公司营收和利用贷款资金返还杨超举投入资金款（2018年6月21日-2019年2月28日）》上签字确认返还给覃开勇和杨超举的投入资金分别为9400000元、3570000元。 另查明，郑宇和王翠霞在答辩状中陈述，截止至2018年6月21日，玮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覃开勇、玮达公司委托人徐艺菁以转账汇款方式分别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0笔共计49870715.16元，90%股权转让款剩余5129284.84元抵扣康利公司股权转让前债务。 再查明，覃开勇签字的《玮达投资财务经营情况一览表（2018年1-12月31日止）》没有记载玮达公司收购康利公司的资金支出情况。《岑溪市玮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玮达公司是否是被告康利公司的实际股东？若是，是否应将杨超举名下的康利公司的90%股权确认为原告玮达公司所有？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之规定，涉案的康利公司90%股权登记在杨超举的名下，杨超举与本案争议的股权有利害关系，其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合法。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第一，根据工商登记的信息显示以及康利公司的公司章程记载，杨超举是持有康利公司90%股权的股东。现原告玮达公司主张其是康利公司90%股权的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以及第二款“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原告玮达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其与杨超举之间存在代持股权协议以及其已经履行了收购康利公司90%股权的出资义务。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的规定以及玮达公司章程第八条的规定，玮达公司收购康利公司90%股权属于对外投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而玮达公司并未提供对外投资或委托他人持股投资的股东会决议，《玮达投资财务经营情况一览表（2018年1-12月31日止）》亦没有记载其公司收购康利公司股权的资金支出记录。且根据康利公司原股东郑宇、王翠霞于2018年4月27日与玮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郑宇和王翠霞将其持有的康利公司90%股权出让给玮达公司，并约定在留置期内由杨超举担任康利公司总经理，双方另行订立专门用于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和资金监管的《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6月20日，郑宇、王翠霞与玮达公司（覃开勇）再次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康利公司90%股权受让方指定杨超举代持，郑宇和王翠霞亦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于2018年6月30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将康利公司90%股权转让给杨超举并于2018年7月5日另行与杨超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等查明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均没有杨超举的签字，仅有玮达公司（覃开勇）与郑宇、王翠霞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出现了由杨超举代持收购的康利公司90%股权的约定，并没有玮达公司与杨超举之间关于股权代持的协议。第三，虽然2018年4月27日，玮达公司与康利公司原股东郑宇和王翠霞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玮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覃开勇及其妻子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于2018年4月27日和4月28日转账500万元到郑宇和王翠霞的指定人徐崇兰的账号。但是在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后，杨超举、覃开勇、覃勇才三人于2018年5月6日签订《项目共同合作协议书》，约定三人共同筹集资金以玮达公司的名义购买康利公司90%股权；2018年5月7日，覃开勇和覃勇才与李昌军、陈汉均、封荣毅、王坤文签订了《共同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由李昌军、陈汉均、封荣毅、王坤文共同筹资作为覃开勇和覃勇才公司收购康利公司矿山的部分收购本金。李昌军、陈汉均、封荣毅、王坤文亦于2018年5月16日分别转账3000000元、3000000元、1100000元、1000000元到杨超举的账号；杨超举亦在2018年5月1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共转账15320000元到覃开勇（及其胞兄覃伟明）的银行账号。而覃开勇分别于2018年5月16日和2018年5月17日转账4826539.8元、4290460.02元到玮达公司的银行账号，玮达公司在同日又将4826539.8元、4290460.02元转到郑宇和王翠霞的银行账户。从上述协议签订和资金流转情况可以看出，虽然玮达公司与康利公司原股东郑宇和王翠霞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且由覃开勇及其妻子支付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定金5000000元，但是随后覃开勇与覃勇才、杨超举另行签订协议约定共同筹集资金收购康利公司的90%股权，后续的资金除了覃开勇本人的资金外，杨超举亦将资金转入到覃开勇的银行账号作为收购股权的资金，覃开勇再将其收到的资金转入玮达公司作为支付收购股权的资金。且覃开勇、覃勇才和杨超举亦在三人共同出资收购康利公司出资情况确认表上签字确认各自出资情况。综上，收购康利公司9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不是原告玮达公司。 综上所述，原告玮达公司要求确认其是康利公司90%股权的实际股东以及确认登记在杨超举名下的康利公司90%股权确认为玮达公司所有的诉请理据不足，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岑溪市玮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16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岑溪市玮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农行南宁市万象支行，帐号：20×××77），逾期不交纳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曾 超 审 判 员  刘创祥 审 判 员  林 远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杨玉萍 书 记 员  邱霆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