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民终2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林，男，1970年3月22日生，汉族，大学文化，私营企业主，住云南省元谋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静，女，1971年6月26日生，汉族，大学文化，居民，住云南省元谋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元谋县元马镇龙川街天元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3286626406134。法定代表人：李国林，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万僖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国际社区**C7-3地块观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5828411670。法定代表人：李国林，该公司董事长。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大造，云南汇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学方，男，1952年6月1日生，汉族，小学文化，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玉明，云南昆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国林、刘静、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英公司）、重庆万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学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8民初1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1日、2020年10月19日、2020年10月28日、2020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国林、刘静及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大造、被上诉人唐学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玉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万僖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8民初169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唐学方对李国林、刘静、万僖公司的诉讼请求，驳回唐学方对精英公司的诉讼；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申请费等费用由唐学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处不公。一、原审认为“唐学方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错误。首先，李国林、刘静于2010年向唐学方借款，双方于2012年确认了借款事实，由李国林、刘静向唐学方出具借条，并由万僖公司作为担保人，唐学方与李国林、刘静、万僖公司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借条中明确约定了借款时间至2012年12月24日止，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为两年，唐学方于2019年才提起诉讼，己然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其次，唐学方陈述其在起诉前一直向李国林、刘静追要欠款，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唐学方所提交的短信并未体现发送信息年份及接受信息人的身份情况，故唐学方发送短信这一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而自2014年12月24日起，李国林、刘静与唐学方之间的债务超出诉讼时效，变成了自然债务，就更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说法。此外，唐学方所提供的短信均是超过诉讼时效后产生的，短信内容不能证明双方之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是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因此，原审判决认为唐学方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系主观臆断。二、原审认为“李国林和刘静至今也未偿还该借款”错误。首先，李国林委托案外人冉启彪于2011年7月29日转账80万元给唐学方，从本案证据汇款凭证、银行流水及情况说明可以印证该笔80万元系李国林、刘静归还唐学方的借款。但原审判决却认为汇款凭证上载明的户名为唐学方的银行账号24×××16不是唐学方的账户，以此否认上诉人归还款项的事实，系错误认定。其次，万僖公司与昆明市五华区军友服装经营部（以下简称军友服装经营部）之间并无业务往来，万僖公司将30万元支付至军友服装经营部系受唐学方的指示。在原审法庭调查中，唐学方对军友服装经营部的账户信息非常清楚，且其明确表示该经营部系其亲属进行经营，结合唐学方出借款项时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四一工厂驻昆办事处开具支票给李国林这一事实可看出，唐学方有使用其他单位账户的习惯或需要。此外军友服装经营部很可能是唐学方实际经营，故其授意上诉人将款项汇到经营部的账户。而原审判决简单的以军友服装经营部由唐学方的亲戚管理，不是唐学方进行经营为由就否认30万元系上诉人归还借款，显然依据不足。三、精英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上诉人，原审认定精英公司系共同借款人错误。首先，唐学方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其2010年出借款项给李国林、刘静，李国林、刘静于2012年9月24日出具借条并由万僖公司作为担保人这一事实，该事实能够证实唐学方与李国林、刘静、万僖公司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在该民间借贷关系中，精英公司并未作为借款人在前述借条上盖章，款项也没有进入到精英公司的账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唐学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李国林、刘静所借的款项系用于精英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原判仅以李国林系精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认定精英公司为共同借款人系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唐学方提交的精英公司于2012年12月20日出具的收据上，手写内容为“今借到现金340万元”，从该收据的形式和内容来看，与此前出具的借条存在冲突，不能证明该收据的真实性，且该收据上载明的内容体现不出是对前述借款的确认，只能认定为精英公司与唐学方之间的另一个法律关系，但该借款并未实际交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两个法律关系不可能在同一案件中共存，而唐学方依据其与李国林、刘静、万僖公司形成借款关系的事实提起本案诉讼，显然排除了其与精英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此外，原审判决一方面以2012年12月20日的收据认定精英公司系共同借款人，认为收据未确定还款期限。同样地，该份收据上并未约定利息，如果以该份收据作为定案依据，那么判决结果中就不应对唐学方主张的利息进行认定，但另一方面原审判决又以2012年9月24日借条上约定的利息为据计算逾期利息。原审判决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以及证据杂糅在一起，将有利于唐学方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买的依据，使得判决逻辑无法自洽，判处不公。四、原审判决万僖公司承担担保责任错误。万僖公司虽在2012年9月24日的借条上作为担保人盖章，但借条中未约定保证形式及期限，根据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万僖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的系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到期后六个月，即2013年6月24日，而唐学方并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万僖公司主张债权，万僖公司在本案中的担保责任已经免除。万僖公司并未在收据上加盖过公章，无证据显示万僖公司对精英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故原审判决万僖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020年10月19日、2020年10月28日，本案二审的第二次、第三次庭审中，上诉人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万僖公司提交民事上诉状（修改补充意见），表示放弃本案诉讼时效的抗辩，要求变更原民事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要求将事实与理由变更为：一、李国林、刘静从未向唐学方借过任何款项。1.借条是唐学方在没有任何借款事实的情况下，逼迫李国林书写的。2012年9月24日，唐学方同其舅子还有两个混社会的××人来到位于重庆市，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四一工厂驻昆明办事处信签纸，找到李国林、刘静，以打砸办公设施，用××毒威胁两个小孩的办法，逼迫李国林按照唐学方的要求写下有多处疑点的借条，例如：借现金885万多元，借款期限3个月，但要提前还款200万元，日息一分。另外，唐学方是部队高官，位高权重，上诉人害怕打击报复，在没有任何银行流水等借款事实的情况下，被迫写的。2.唐学方没有向李国林交付过任何现金或向其转过账。唐学方向法院提交了6张富滇银行现金支票存根，上诉人认为其真实性存疑，经元谋县公安机关鉴定，6张富滇银行现金支票存根上“李国林”的签名是唐学方伪造的。精英公司不应该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唐学方提交的编号为3314444的收据，上面有“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盖章，上诉人认为其真实性存疑，经元谋县公安机关鉴定，确认收据上“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系其伪造。唐学方也认可收据上所有文字是唐学方书写，再加上其伪造印章，可见唐学方造假成性，其提供的证据及其言辞根本不可信。真实的事实是，唐学方之前介绍过几个人借钱给上诉人，上诉人答应给他好处费，所以才转账110万元给唐学方。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唐学方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唐学方辩称，一、刘静、李国林主张其从未向唐学方借过任何款项毫无事实依据。唐学方已将借款实际交付给李国林、刘静，唐学方是分六次交付现金给李国林、刘静，交付地点是在唐学方昆明的家里和军友服装经营部。文庭正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他看到刘静拎着一大提袋钱，后就叫文庭正开着车到银行把这个钱存掉，可以印证唐学方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给李国林、刘静，双方并未进行转账。二、2011年7月29日，冉起彪曾经转账80万元给唐学方，该款项确实是李国林、刘静支付唐学方出借款项的利息，李国林、刘静如果没有收到唐学方的借款，为什么要支付这80万元。李国林、刘静认为是支付给唐学方的好处费无任何证据证明。三、本案证据借条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李国林、刘静如果没有收到唐学方的340万借款，为什么要在2012年的9月24日出具8853190元的借条给唐学方收执。上诉人认为唐学方叫人到重庆李国林的办公室进行威逼打砸，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迫书写借条，但李国林、刘静为何不报警，上诉人主张借条是受唐学方逼迫所写毫无事实依据，对出具借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四、2019年7月29日，刘静短信回复唐学方，说到“老革命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还款的条件，但是你这个钱我们一定会还上的”，如果没有收到钱，刘静不可能发短信认可借款事实。上诉人称用××毒威胁李国林、刘静以及唐学方是部队高官、位高权重均属一派胡言，没有任何事实依据。6张富滇银行现金支票存根上的李国林签字，鉴定文书认为不是李国林所签，但唐学方认为确是李国林所签，对该鉴定结论唐学方持否定态度，现金支票存根上李国林的签字与借条上李国林的签字是一致的。五、精英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收据上精英公司的印章是刘静提供的印章，鉴定确认该印章与法定印章不一致，但鉴定意见已经说明精英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公司住所证明、商品房购销合同书上的精英公司印章也与所谓的法定印章不是同一枚，不具有同一性，而精英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和商品房购销合同书上有刘静签字，说明精英公司的管理非常混乱，印章有多枚，但都有效，不能说明编号为3314444的收据上精英公司的印章是伪造，鉴定文书也并没有说是伪造的，只是说不具有同一性。李国林作为法定代表人应知晓签章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在一审中对借条、收据等材料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完全认同，唐学方是本案适格的主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学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万僖公司连带归还唐学方借款本金340万元、利息353.6万元，合计693.6万元，以及给付唐学方自2019年9月1日起至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万僖公司归还全部借款本金之日止，按未还借款本金的月利率1%计算的违约金（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学方与李国林、刘静夫妇系熟人，李国林是精英公司和万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9月26日至2010年12月4日期间，李国林、刘静向唐学方借款，李国林分别于2010年9月26日、9月30日、10月6日、10月9日、11月29日、12月4日通过现金支票取出唐学方的借款合计340万元。2012年9月24日，李国林、刘静向唐学方出具了一份借条，该借条载明，李国林和刘静向唐学方借款885.319万元，2012年10月24日还款200万元，2012年12月24日还款685.319万元，如未按以上时间还清借款，按照每日1%计算利息，由重庆万僖投资有限公司作担保。2012年12月20日，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唐学方出具了一份收据，明确了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唐学方借款340万元，并盖上了公司的公章，经办人为李国林。从2013年开始，因唐学方无法找到李国林和刘静，也无法与李国林、刘静联系。2019年7月28日，唐学方向刘静发手机短信催要借款，刘静于2019年7月29日向唐学方回复手机短信并表示现在无法偿还借款。李国林和刘静至今也未偿还该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债权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唐学方一直在向李国林、刘静主张权利,根据一审审理过程中唐学方的陈述,直至2019年7月28日都还通过短信向刘静催要借款,刘静也进行了回复,是李国林、刘静一直在逃避履行债务,故唐学方在催要无果的情况下于2019年10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唐学方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精英公司是不是借贷人的问题，精英公司在其出具的收据上盖章，且李国林为精英公司的法人，故精英公司应作为本案的共同借款人。关于万僖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在借条上万僖公司作为担保人进行了签章，虽然李国林和刘静在出具给唐学方的借条上约定了最后的还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4日，但在2012年12月20日李国林出具给唐学方的收据上并未确定还款时间，故万僖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定期限并未届满，万僖公司对该债务应承担担保责任。关于双方间借款本金是多少的问题，经过一审法庭调查核实，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万僖公司列举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归还了借款，故借款本金为340万元。关于利息怎么计算的问题，双方借条约定按欠款每日1%计算违约金，唐学方按照月利息1%主张利息，低于双方的借条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的规定，故借款利息按照月息1%计算，借款本金34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从2011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止的利息为353.6万元（340万元×104个月×月利率1%）。对唐学方提出的其他借款利息诉讼请求，如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未按照本院确定的期限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唐学方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可另行使请求权，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规定，判决：一、由李国林、刘静、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共同偿还给唐学方借款本金3400000元及从2011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止的利息3536000元，合计6936000元，重庆万僖投资有限公司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唐学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352元，由李国林、刘静、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限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付清。申请保全费720元，由李国林、刘静、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限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付清。二审中，上诉人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万僖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精英公司收据样式10份，欲证明精英公司的收据样式为抬头处书写“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收据”，收款单位章为“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并在收据上盖有财务人员私账，唐学方提交的收据不是精英公司开具的，系其伪造。2.云南省农村信用社余额对账单3份，欲证明精英公司从成立至今一直使用的法人章与唐学方提交的收据上的法人章明显不同，收据上的法人章是唐学方伪造的。经质证，唐学方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均有异议，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没有可比性，两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李国林的私章是否真实，无法用肉眼判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1.司法鉴定意见书2份；2.元谋县公安局2020年7月17日对刘静的询问笔录1份；3.元谋县公安局2020年7月17日对唐学方的询问笔录1份；4.关于对唐学方落户问题的调查情况、情况说明各1份；5.调取证据通知书2份、银行流水1组；6.元谋县公安局2020年9月28日对杨丽芳的询问笔录1份；7.元谋县公安局2020年10月9日对文庭正的询问笔录1份；8.元谋县公安局2020年9月23日对唐学方的询问笔录1份；9.元谋县公安局2020年10月28日对王跃武的询问笔录1份；10.元谋县公安局2020年7月29日对杨莹丽的询问笔录1份；11.元谋县公安局2020年4月25日对冯林祥的询问笔录1份；12.元谋县公安局2020年6月8日对李虹熠的询问笔录1份；13.元谋县公安局2020年6月10日对甘雨福的询问笔录1份。经质证，上诉人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万僖公司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唐学方的笔录陈述内容不真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唐学方借款给上诉人，银行流水里没有看到唐学方向上诉人汇款；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杨丽芳是在对相关情况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笔录；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文庭正在精英公司的任职时间是2006年10月到2008年2月，与唐学方主张的借款时间不一致，文庭正任职的时间在前，且文庭正陈述其没有看见他们是从哪里把现金提出来的，故文庭正对整个事情是不知情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富滇银行现金交款单上的印章是唐学方自己篆刻并加盖的，唐学方陈述司机小王和老文来了以后，李国林就把司机给支开了，故司机对相关情况并不知情；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王跃武并不清楚李国林是否向唐学方借过钱，唐学方也陈述交付借款时王跃武没有在场，王跃武的陈述多处与事实不符；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杨莹丽对具体情况不知情；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冯林祥不清楚李国林是否向唐学方借过钱，冯林祥肯定地说李国林向唐学方借过钱纯粹是猜测和臆断，冯林祥的陈述能证实是唐学方介绍了冯林祥、李虹熠、甘雨福给李国林认识，这三人向李国林出借过钱，唐学方从中获得好处费，同时证明了冯林祥和李国林之间的联系是没有中断的，而不像唐学方说的从2010年就联系不上李国林；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李虹熠对唐学方是否向李国林出借过钱根本不知情，李虹熠的陈述纯粹是猜测和臆断；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甘雨福对李国林是否向唐学方借钱的事实根本不清楚、不知情。甘雨福、冯林祥、李虹熠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三人的陈述不真实，李国林没有向唐学方借过任何一分钱。经质证，唐学方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中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认为支票存根非常小，鉴定人要求李国林本人书写名字时，张纸非常大，书写的速度跟流畅情形都不一样。对云南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送检的五份材料中仅仅是第四份税务文书送达回证上送检印章与法定印章是同一枚，其他四份送检材料上有刘静或李国林的亲笔签字，但加盖的精英公司印章也全都与法定印章不具有同一性，故该鉴定结论毫无意义；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刘静的笔录与其他在案证据证实的真实情况不一致；对证据5无异议，但认为万僖公司付给军友服装经营部的30万元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4、6、7、8均无异议；对证据9、10、11、12、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上述证据能充分证明唐学方与刘静、李国林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万僖公司提交的证据精英公司收据样式10份和云南省农村信用社余额对账单3份，根据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精英公司使用的印章不止一枚，上诉人亦认可精英公司法定印章也并不是依法备案登记的印章，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评判。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能够证明6张支票存根上李国林的签字不是本人所签及精英公司的印章使用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能够证明唐学方的户口落户情况及其主体身份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能够证明6张支票存根和3张现金交款单在富滇银行昆明支行并无相关真实交易，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3、6、7、8、9、10、11、12、13能够与本案其余证据相印证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对一审认定事实均有异议，认为一审对本案性质认定错误，唐学方与李国林、刘静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6张现金支票存根上李国林的签字不是本人所签，编号为3314444的收据上精英公司的印章经鉴定与法定印章不一致。刘静回复唐学方的短信只是因为唐学方介绍了冯林祥、李虹熠、甘雨福借钱给李国林，短信只是因为李国林未还清冯林祥、李虹熠、甘雨福的钱而向三人表示歉意。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一审认定“李国林分别于2010年9月26日、9月30日、10月6日、10月9日、11月29日、12月4日通过现金支票取出唐学方的借款合计340万元。”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予以撤销。同时一审认定“2012年12月20日，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唐学方出具了一份收据，明确了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唐学方借款340万元，并盖上了公司的公章，经办人为李国林。”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能确认该收据上精英公司的印章是否属于该公司使用的印章，故对上述两项内容本院予以撤销。对一审认定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经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昆锦司［2020］文鉴字第089号鉴定意见书确认：编号为02286893、02286898、02286899、02286900、04553142、04553146的6张富滇银行现金支票存根上收款人处李国林的签名不是本人书写。同时查明，这6张现金支票在富滇银行并无真实交易。编号为4682293、4682294、4682297的3张富滇银行昆明支行现金交款单上加盖的“富滇银行昆明支行业务专用章”不是该银行的真实印章，系唐学方自行找人篆刻并加盖，3张现金交款单在富滇银行也无真实交易。唐学方确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四一工厂驻昆办事处撤销时，其在打扫卫生时捡到一本空白现金交款单和一本空白现金支票，本案所涉的3张现金交款单、6张现金支票存根的来源就是其捡到并持有的现金交款单和现金支票存根。经云南永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云永司鉴［2020］文鉴字第00004号鉴定意见书确认：编号为3314444的收据上加盖的“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刘静提供的精英公司“法定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而存于元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元谋县税务局的股东会决议、公司住所证明、商品房购销合同、税务文书送达回证中，股东会决议、公司住所证明、商品房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印文均与刘静提供的精英公司“法定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仅有税务文书送达回证上加盖的“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刘静提供的精英公司“法定印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刘静二审中确认：精英公司“法定印章”并不是该公司备案登记的印章。二审同时查明，2011年7月29日，冉启彪6222083100001671702的账户向唐学方24×××16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80万元。2019年11月21日，冉启彪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给李国林，载明：“本人冉启彪与李国林系朋友关系，2011年7月份，李国林委托我代他向唐学方支付一笔80万元的还款，并把唐学方的银行账户信息提供给我，我在2011年7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唐学方汇款80万元，特此说明。说明人：冉启彪”。该情况说明已由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万僖公司在一审中向一审法院提交。2012年11月16日万僖公司向军友服装经营部汇款20万元，2013年1月18日万僖公司向军友服装经营部汇款10万元。唐学方确认：上述转账及汇款合计110万元，其确实收到，认可是李国林、刘静支付的款项。李国林确认：其同意并授权刘静一、二审诉讼中代其进行签名捺印的行为，对刘静的行为同意并认可。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唐学方与李国林、刘静之间是否存在34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2.精英公司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万僖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针对焦点1，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唐学方仅依据借条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其主张340万元借款本金均以现金方式交付。李国林、刘静抗辩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诉讼中已明确认可李国林、刘静向唐学方借到本金340万元，本案双方在一审的整个诉讼过程中对借款事实及借款本金为340万元并无争议。双方一审争议的焦点是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精英公司是否是共同借款人、万僖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李国林和刘静是否归还了110万元款项。本院认为，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万僖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行为对其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其在一审中委托的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的诉讼行为亦代表了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和万僖公司，对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万僖公司均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第二，李国林、刘静、精英公司、万僖公司针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其向本院提交的民事上诉状亦明确认可李国林、刘静向唐学方借款340万元的事实，上诉人上述诉讼行为对其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第三，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文庭正、王跃武、杨丽芳、杨莹丽、冯林祥、李虹熠、甘雨福共七份询问笔录能够互相印证，能够证实唐学方与李国林、刘静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第四，李国林、刘静在一审中主张已归还唐学方借款本金110万元，系其对借贷事实的再次确认，二审中其变更陈述为110万元系支付唐学方的好处费，但李国林、刘静对支付唐学方110万元系好处费的相关情况不能作出清晰陈述，亦不能做出合理说明，其变更的陈述与自己提交的证据冉启彪出具的情况说明相互矛盾。冉启彪出具的情况说明亦证实了李国林委托冉启彪向唐学方转账的80万元系李国林归还唐学方的借款，并非支付好处费。第五，刘静于2019年7月29日发给唐学方的短信明确记载：“老革命您好，首先给你说声对不起，这么多年一直未联系你，我们也相当不容易，李国林现在还不具备还你们款的条件，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会履行他的责任，他不是不守承诺，的确很坚难，我们也理解您的心情，真的抱歉，还不了你们的账，也不好意思打电话和见你们，还要再次感谢您们继续再坚持一下，我们一定会还上的！小刘”，上述短信内容刘静已明确认可是其发给唐学方的，短信内容能够确认唐学方与李国林、刘静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第六，2012年9月24日，李国林、刘静向唐学方出具了金额为8853190元的借条，该借条明确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李国林、刘静在该借条中还对还款事宜做出承诺，万僖公司作为担保借款单位进行签章，能够印证李国林、刘静与唐学方之间在2012年9月24日对之前唐学方出借的款项进行了结算确认。上诉人在二审中变更陈述，主张与唐学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李国林、刘静出具借条是因唐学方介绍冯林祥、李虹熠、甘雨福借款给李国林、刘静，故李国林、刘静承诺给唐学方好处费，且借条是受到唐学方的胁迫出具，对此李国林、刘静对借条出具的具体情况，借条记载的金额，双方对好处费如何计算及结算不能做出明确陈述，亦不能做出合理说明，陈述的内容亦与客观常识不符，借条出具后亦未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相关部门反映并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当事人的陈述及本案现有证据已能形成证据锁链，充分证明唐学方与李国林、刘静之间存在340万元借贷关系的事实，本院依法认定唐学方以现金方式向李国林、刘静出借了340万元借款本金。上诉人在二审中变更其陈述及主张，但又未对其变更后的主张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根据以上评述，李国林、刘静支付唐学方的110万元，本院认定其性质属李国林、刘静归还唐学方的款项，而非支付好处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因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能确认双方对借款利息的具体约定情况，李国林、刘静于2012年9月24日出具的借条亦未对利息进行约定，故对李国林、刘静支付唐学方的110万元款项，本院依法认定为归还借款本金。故李国林、刘静还应归还唐学方借款本金230万元。对唐学方主张的利息，本院自唐学方提起诉讼的2019年10月23日起按年利率6%支持至李国林、刘静还清230万元款项时止。针对焦点2，本院认为，唐学方依据编号为3314444的收据主张精英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但经云南永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云永司鉴[2020]文鉴字第00004号鉴定意见书确认：编号为3314444的收据上加盖的“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刘静提供的精英公司“法定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虽经鉴定能够确认精英公司持有并使用的印章不止一枚，但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亦无法确认编号为3314444的收据上加盖的“元谋精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故对唐学方要求由精英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焦点3，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唐学方已明确认可自万僖公司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章后，唐学方从未向万僖公司主张过权利，故万僖公司的保证期间已经经过，万僖公司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所述，一审认定本案的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并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8民初1694号民事判决；二、由李国林、刘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唐学方借款本金2300000元，并支付该2300000元款项自2019年10月23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款交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三、驳回唐学方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352元，由唐学方负担40339元（已交），由李国林、刘静负担20013元（未交）；一审保全费720元，由李国林、刘静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0352元，由唐学方负担40339元（未交），由李国林、刘静负担20013元（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原审法院或者与原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邱德英审判员  晋 芳审判员  刘 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曾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