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7民终3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敬泉，男，197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连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原，山东能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金铸，山东两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菏泽圣泽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菏泽市中华路98号1号楼-411室。 法定代表人：郑建兴，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维，山东邦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圆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敏铃，女，1968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菏泽市中华路中华世纪城南区。 上诉人陈敬泉因与被上诉人菏泽圣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泽公司）、被上诉人林敏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791民初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敬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借款450.7万元；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首先，陈敬泉合法持有圣泽公司出具的借据，该借据既有出借人陈敬泉的名字、借款数额、款项来源，还有收款人签字，并加盖有圣泽公司财务专用章予以确认，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其次，根据陈敬泉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银行转账的流水，显示涉案500.7万元借款与借据备注一致，汇入了林敏铃银行账户。第三，陈敬泉经过圣泽公司层报审批同意后，给圣泽公司出具了收条。同日，时任公司经理陈敬新同意，陈卫国签名，财务总监郑某签字，谢起宏签字，拟报审批。该还款审批单通过后，交给圣泽公司会计林敏铃，由林敏铃确认后，同日向陈敬泉的账号转入30万元，并附言：“还款2016年4月5日向陈敬泉借款”。这与涉案借据相互印证，证明该500.7万元就是借款，而非圣泽公司辩称的“走账”。当日虽仅支付30万元，陈敬泉仍然把50万元的收条交给了圣泽公司，且没有要求马上归还。林敏铃于2018年7月26日以电子汇款的形式，通过林敏铃的个人账户归还了剩余的20万元。并附言：“还款原向陈邦恩敬泉借款500多万元的20万元”。该50万元的收条和30万元、20万元的转款记录均由圣泽公司提供，更具有客观性，足以证明500.7万元是借款。2.陈敬泉一审时提供了其在福建省土木建设实业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的领款单复印件，该表记载陈敬泉在福建土木公司菏泽分公司于2016年4月1日和2016年4月7日分别领取250.7万元和250万元。如果该500.7万元并非借款，陈敬泉不会在领取工程款登记表上签名捺印。3.涉案借条虽写的是收到现金，但实际有银行转账记录。陈敬泉先转账给郑某，再由郑某转账给圣泽公司，现陈敬泉合法持有借据，依法应当得到支持。林敏铃通过个人账户收到涉案借款，后来又通过该账户偿还50万元，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已经混同，应承担连带责任。郑某作为公司财务总监，也是经手人，其和袁某在借据上签名，应知道案件事实和法律后果。至于是否约定利息，是陈敬泉的处分权，并不能因为放弃部分权利就证明借贷关系不存在。且利息不能狭隘的理解成金钱数额，它还可能是其他好处，比如工程的优先承建权或其他利益性好处。如果圣泽公司答辩称陈敬泉与其兄陈敬新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公司的利益，则可以启动公司内部救济途径，寻求法律解决。否则，就应当归还上诉人的借款。如果该笔借款真是圣泽公司辩解的“走账款”，其可以向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主张权利的方式寻求救济。圣泽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郑某、袁某的证人证言也不具有客观性，不能对抗涉案借据上二人的签字证明行为。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陈敬泉一审时提交了涉案借据、转账记录、收到还款记录，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而圣泽公司所举证据，不能推翻陈敬泉的客观证据，应当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由圣泽公司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圣泽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敬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陈敬泉所述借款500.7万元的事实不存在。首先，涉案借据载明收到现金字样，陈敬泉法庭陈述是现金支票，相互矛盾。其次，郑某是圣泽公司的工作人员，与陈敬泉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替陈敬泉转款的事实基础；林敏铃是圣泽公司的出纳，也没有理由借大额资金；证明人郑某、袁某签名系2017年1月11日后补，二人并不知道林敏铃向陈敬泉借款及金额。再次，大额借款未约定利息，且陈敬泉既称圣泽公司已偿还50万元，其仍按500.7万元起诉不符合常理。2.涉案500.7万元真正性质是走账款。圣泽公司作为开发公司，监管账户只能用于拨付工程款。为了偿还别人款项和其他支出，圣泽公司只能以拨付17、18、19号楼水电工程款的名义，将款项支出给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再由该公司将款项汇给圣泽公司工作人员，然后根据圣泽公司安排，通过林敏铃个人账户偿还别人的款项或用于其他支出。这一事实通过本案转账过程的证据予以证实。3.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涉案500.7万元是借款。一审时，圣泽公司提供了2017年3月16日与案外人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的工程结算单，也提供了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与陈敬泉的工程结算单，证明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或陈敬泉承建的17、18、19号楼室内给水、排水、采暖系统、电气工程，结算工程定案为10990360元；2017年4月19日付款审批表证明工程结算定案后，圣泽公司累计已付工程款7505900元，该款项的支付情况圣泽公司均已作出说明，其中不包括涉案500.7万元。如500.7万元包括在该项工程款内，圣泽公司已付工程款就超出了定案工程款，这不合情理。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负责人是陈某，与陈敬泉是堂兄弟关系，该公司出具的证明应是事实。4.陈敬泉对涉案借款无法合理解释说明。一审时，陈敬泉到庭接受质询时的回答前后矛盾，对款项来源、交付、借条出具、证明人等情况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说明。5.陈敬泉和陈敬新恶意串通损害圣泽公司利益，本案不存在借款事实。林敏铃之所以向陈敬泉出具借据，且加盖圣泽公司财务专用章，是因为陈敬泉堂哥陈敬新时任圣泽公司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陈敬新在职期间管理混乱，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被公司辞退，其与陈敬泉串通由陈敬新安排圣泽公司出纳林敏铃出具借据，并加盖财务专用章，又安排不明真相的郑某和袁某作为证明人，充分证明陈敬泉和陈敬新恶意串通，损害圣泽公司和股东利益。6.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 林敏铃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敬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林敏铃只是圣泽公司的出纳，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自己的公司和投资项目，没有必要向陈敬泉借大额资金。2.证明人的签字是2017年1月11日后补的，二人并不知道本案事实。3.涉案借条没有约定利息，如此大额借款不约定利息，且陈敬泉自认已偿还50万元仍以500.7万元起诉，明显不符合常理。4.涉案500.7万元真正事实是走账款。5.本案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500.7万元是借款。 陈敬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500.7万元并承担涉诉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林敏铃急需用款向原告借款。2016年4月7日，林敏铃收到原告转账500.7万元后出具借条一张，于收款人处签名，后又加盖圣泽公司财务印章。该款经原告催要未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圣泽公司将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水暖、电气工程发包给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施工，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将该工程发包给陈敬泉施工。2016年4月1日，圣泽公司向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转账250.7万元，陈敬泉签署领取工程款登记表领取17、18、19＃水电工程款250.7万元，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开具转账支票250.7万元交予陈敬泉，陈敬泉将该支票背书转让予“ＺＨＥＮＧＭＩＮＧＷＥＩ”，将该款存入ＺＨＥＮＧＭＩＮＧＷＥＩ菏泽农商银行尾号6921账户，同日该账户向林敏铃建行尾号8108账户转账250.7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还款。2016年4月5日圣泽公司向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转账250万元，次日陈敬泉签署领取工程款登记表领取17、18、19＃水电工程款250万元，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开具转账支票250万元交予陈敬泉，陈敬泉将该支票背书转让予“ＺＨＥＮＧＭＩＮＧＷＥＩ”，2016年4月7日该款存入ＺＨＥＮＧＭＩＮＧＷＥＩ菏泽农商银行尾号6921账户，同日该账户向林敏铃建行尾号8108账户转账250.7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还款。圣泽公司向陈敬泉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陈敬泉现金人民币伍佰万零柒仟元整（¥5007000元）。备注：由郑某于2016年4月5日代陈敬泉转账到林敏铃账户建行368108户收250.7万元；2016年4月7日郑某又代陈敬泉转账到林敏铃账户建行368108户收250万元。转入两笔合计500.70万元。收款人：林敏铃，2016年4月7日；证明人：郑某，袁某，2017.1.11”。加盖圣泽公司财务专用章，林敏铃、郑某、袁某签字及2017.1.11为手书，其余均为打印形成。2017年1月11日，陈敬泉分别找到郑某、袁某作为证明人在借条上签字。 2017年3月16日，圣泽公司与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与陈敬泉分别就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水暖、电气工程进行了结算，定案金额均为10990360元。截至2017年3月16日结算时，圣泽公司向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支付17、18、19号楼水暖、电气工程工程款7505900元，并不包括2016年4月1日及同月5日以预付17、18、19号楼水电工程款名义向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支付的250.7万元、250万元。 2018年4月21日，林敏铃尾号1763银行账户向陈敬泉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附言“还款2016年4月5日向陈敬泉借款”。陈敬泉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圣泽置业有限公司还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元）。备注：圣泽置业有限公司总欠本人借款人民币￥5007000.00元。收款人：陈敬泉，2018年4月21日。同意，陈敬新；拟报审批，谢起宏；陈卫国，郑某”。2018年7月26日，林敏铃尾号1763银行账户向陈敬泉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附言“还款原向陈邦恩敬泉借款500多万元的20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陈敬新自2012年10月1日起任圣泽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2018年9月30日离职。陈某为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负责人。原告陈敬泉与陈敬新、陈某均系堂兄弟关系；原告陈敬泉与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福建土木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圣泽公司之间存在施工合同关系；郑某、袁某、林敏铃系圣泽公司员工。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民间借贷属于借款合同关系，是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将货币移转至另一方，另一方在约定的期限内将同等数量的货币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的协议，需要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形成合意。原告需举证证明双方对借款用途、金额、期限、利率、款项交付等事项协商一致从而形成借款合意，借款关系成立。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如借款人抗辩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则应当承担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完成初步举证后，举证责任转移给债权人，债权人应当对借贷合意进一步举证。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除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以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全部证据全面客观地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 本案中，原告陈敬泉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偿还借款，虽然提供了借条及转款凭证，但二被告均不予认可，其陈述中代其转账支付给被告并在借条上作为证明人的郑某亦出庭作证不予认可，且在郑某转账给被告林敏铃的电汇凭证上明确备注汇款用途为“还款”而并非支付借款。原告提交的借条还存在未约定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关键要素及证明人签字系事后补签等瑕疵，且原告陈敬泉、被告圣泽公司、被告林敏铃、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圣泽公司原总经理陈敬新、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负责人陈某、郑某等之间存在多种关联关系。在此情况下，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法律关系，必须全面严格审查。依被告圣泽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传唤原告陈敬泉出庭接受质询。庭审中，陈敬泉陈述“涉案借款系福建土木支付给我的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工程款，圣泽公司实际控制人郑老板向我借用这笔款项，口头承诺借期两三个月，月息二分。我把上述工程款的现金支票两张背书转让给郑某，通过郑某的银行账户转账至圣泽公司财务林敏铃账户。因双方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基于对圣泽公司诚信度的信任，转账时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或书写借据。后经多次催要一直未还。2017年1月11日前两三天，圣泽公司给我出具了借据，我于2017年1月11日分别找到郑某和吴富桂作为证明人在借条上签了字。2018年4月21日，圣泽公司通过林敏铃账户归还本金30万元；2018年7月，圣泽公司通过林敏铃账户归还本金20万元。”后原告又陈述“涉案借款系挂在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项下的工程款，并不一定是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实际发生的工程款。涉案借条系圣泽公司于2016年4月7日出具，后由于圣泽公司一直不还款，我又于2017年1月11日分别找郑某和吴富桂作为证明人在借条上签字”。原告陈敬泉自述及提交的证据和其他在案证据之间存在多处无法消除的矛盾，当事人在诉讼前后的诸多言行违背常理，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从借款合意形成过程来看。本案双方当事人虽然对转款事实没有异议，但对收款原因产生较大分歧。原告陈敬泉对借款法律关系的要约与承诺的细节事实陈述不清，不能证明转款当时或事后双方对该款项约定的借款用途、期限、利率等约定的具体内容。先是在起诉状中陈述“2016年4月，林敏铃急需用款向原告借款”，后又在庭审中陈述系被告圣泽公司实际控制人郑老板向其借款，是圣泽公司让转账到林敏铃账户。并且，其对出具借条时间、资金来源、对方经办人等细节，陈述不一，语焉不详。案涉借款为大额借款，当事人对借款合意的达成、借款期限及利率等关键条款的约定和借条出具时间等细节甚至大致情形均陈述不清，于理不合。 第二，关于涉案借款的资金来源。原告先是陈述出借资金来源于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支付的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工程款，后又陈述系挂在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项下的工程款，并不一定是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实际发生的工程款。经法庭反复询问，在原告与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已经就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工程款结算完毕的情况下，仍不能明确说明该笔款项的资金来源，仅以“挂在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项下的工程款，具体以结算为准”进行模糊表述。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的该笔款项来源于被告圣泽公司，在双方确认的2017年3月16日前已经支付的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项下工程款7505900元中，并不包括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5日以预付17、18、19号楼水电工程款的名义向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支付的250.7万元、250万元，且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致函圣泽公司明确表示该款系其双方财务往来款项，并非17、18、19号楼工程款。因此，涉案借款的资金来源存疑。 第三，关于涉案借款的支付。原告陈述被告圣泽公司实际控制人知道其领取工程款500.7万元，向其提出短期借款，并指定其将款项转入林敏铃账户。如其陈述为实，原告完全可以将涉案款项的现金支票直接背书转让林敏铃，或者存入原告银行账户后直接转账给林敏铃，而不必采取舍近求远、舍简就繁的方式通过郑某转给林敏铃，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并且，圣泽公司和林敏铃均不予认可，郑某出庭作证亦证明确否认。在郑某转账给被告林敏铃的电汇凭证上明确备注汇款用途为“还款”，更不能证明该笔转账系支付的涉案借款。 第四，关于涉案借条。借条上签名的证明人袁某并未参与涉案借款的合意、支付、出具借条等任何环节，其作为证明人在借条上签字证明不具有合理性。涉案借条除证明人签名及签名日期外，包括出具日期在内的其余内容均为打印。如原告陈述2016年4月7日转账支付后即出具借据且双方商定了借款期限和利息为实，那么借条上未载明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利息、经办人、证明人这些关键要素明显不合常理。如原告陈述在证明人2017年1月11日签名前两三天出具借据，在涉案借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仅仅如原告所述基于对圣泽公司的信任而没有在借款发生时出具借条，于常人认知习惯和认知水平不符。 第五，关于借款数额及还款。原告庭审中陈述2018年4月21日和同年7月26日林敏玲账户向其转账50万元，其出具收条并由被告方人员签字，系归还的涉案借款中的本金50万元，那么，原告仍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00.7万元与事实不符。并且，既然如原告所述双方口头约定了借款利息，依法依理均应首先支付利息，超过利息的部分计算为归还本金。涉案借款至2018年4月21日仅约定利息数额已超过240万元，原告无正当理由而放弃其较大利益，明显有违常理。 对上述矛盾和违反常理之处，原告陈敬泉均未作出合理解释，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就涉案争议款项与林敏铃、圣泽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 原告主张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出具的书面材料不具有证据特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认为，该两份书面材料系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向圣泽置业出具的往来函件，并非向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所载内容为对双方业务及资金往来的事实及权利确认，直接涉及双方权利和义务，属书证。退一步讲，即便是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向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虽然其没有感知能力，但其在正常运行中收集或者存储了与案件有关的信息，虽然采集信息的方法与自然人不同，但同样具备事后恢复或描述案件事实原貌的能力。故应认可其证人地位，向法院说明有关案件事实时应属于证人证言类证据。因此，对原告的该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敬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49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陈敬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陈敬泉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2019年10月15日出具的证明，载明陈敬泉与该公司订立了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施工合同，250.7万元和250万元系该公司支付给陈敬泉该合同项下工程款； 证据二，财务凭证记录，载明2016年4月1日、4月4日收到250.7万元、250万元工程款后，将该款以17、18、19#水电工程付给陈敬泉； 证据三，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领款登记表，载明陈敬泉在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领取工程款250.7万元、250万元； 证据四，陈敬泉2016年4月1日、4月6日出具给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的收据，载明陈敬泉收到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支付的17、18、19#水电工程款250.7万元、250万元； 以上证据拟证明涉案500.7万元系陈敬泉在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领取的工程款，系出借给圣泽公司的借款，而非“走账”。 证据五，圣泽公司偿还50万元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该款用于偿还涉案部分借款； 证据六，圣泽公司与陈敬泉的工程款计算及付款明细清单，拟证明陈敬泉通过挂靠方式，以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的名义承揽了圣泽公司12项工程，圣泽公司工程负责人袁某与陈敬泉的施工员陈邦恩对已支付工程款进行了核对，明确显示涉案250.7万元和250万元已实际计入已付工程款； 证据七，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证人陈某在本案借款发生时不是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负责人，其证言不具有可信性； 证据八，（2019）鲁1791民初2009号案件卷宗材料一宗，拟证明陈敬泉与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福建土木实业有限公司、圣泽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圣泽公司认可已将包括17、18、19号楼水电工程在内的所有工程款结清，且在圣泽公司提交的证据中明确显示涉案500.7万元已计入已付工程款。 对于以上证据，圣泽公司质证意见为：证据一内容不真实，且与此前出具的证明矛盾，不应采信；证据二、三、四均系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自行制作，不能反映陈敬泉领取17、18、19号楼工程款的真实情况，且与本案无关；证据五已在一审提交，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证据六系陈敬泉的合伙人陈邦恩制作，没有圣泽公司负责人签字盖章，且圣泽公司只与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核算账目，与陈敬泉并无施工合同关系，该明细单虚假；证据七并不完整，陈某2015年至2017年间仍担任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负责人，对涉案500.7万元款项清楚用途；对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但系因公司财务人员不了解具体情况，误将500.7万元统计到工程款中，该案圣泽公司已提出上诉，且在其他案件中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认可与圣泽公司多次走账的事实。 被上诉人圣泽公司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圣泽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谢启宏于2011年8月28日至2018年12月30日在圣泽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后于2018年12月31日离职； 证据二，圣泽公司2011年8月28日董事会决议，拟证明当日圣泽公司决议任命陈敬新为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谢起宏为副总经理； 证据三，工资表四份，拟证明陈敬新、谢起宏在圣泽公司领取工资的事实； 证据四，圣泽公司报案材料一份，拟证明陈敬新、谢起宏在中华世纪城项目建设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二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且是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的设计者，其证言不真实； 证据五，圣泽公司与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2019年7月8日签订的《工程结算协议书》，拟证明双方之间的工程款已经全部结清； 证据六，圣泽公司出具的说明一份，拟证明涉案500.7万元被误统计到其与福建土木公司菏泽分公司的工程款中，圣泽公司已做账目调整； 证据七，圣泽公司向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的支付明细，拟证明圣泽公司不欠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工程款，对多支付的工程款保留诉权。 对于以上证据，陈敬泉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不能证明圣泽公司的观点，但能够印证谢起宏2016年担任圣泽公司副总经理，其证言真实；证据二只能证明陈敬新2011年担任圣泽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但并非总经理，且能够证明郑礼香系圣泽公司实际控制人；证据三能够印证陈敬新2012年至2014年任圣泽公司财务经理，即使决定借款也是职务行为；证据四无法证明材料内容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其中包括陈敬泉在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承揽的工程；证据六属于圣泽公司单方陈述，与事实不符；证据七与陈敬泉提交的支付表不一致，圣泽公司故意剔除与本案有关的款项，应提供证据证明。 二审期间，根据当事人申请，本院依法通知陈敬新、谢起宏、陈某出庭作证。对于以上三证人证言，对方当事人均提出异议。 本院审查认为，因以上证据经当事人质证均提出异议，其证明力应当与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 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敬泉为证明圣泽公司向其借款500.7万元，提供了借据、支付凭证等证据，形式上看一定程度上能够初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因本案资金的流向与一般民间借贷明显不同，且陈敬泉在本案一审时的陈述与其提交证据存在多处矛盾，结合本案诉讼参加人、证人相互之间存在多种关联关系的事实，故仍应对本案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的合意进行严格审查。 首先，陈敬泉一审时先是主张500.7万元来源于17、18、19号楼的工程款，后又称是挂在该工程项下的工程款；二审时，其又提供了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出具的证明，以证明500.7万元系该工程项下工程款。对此，一审时圣泽公司提供的陈敬泉与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的工程结算单，以及圣泽公司付款审批表显示，陈敬泉承揽施工的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室内给水、排水、采暖系统、电气工程结算定案价款为10990360元，截至2017年4月19日已付价款为7505900元，并不包括本案500.7万元。陈敬泉二审时虽称涉案500.7万元包括在该项工程款内，但二审时提供的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证明与该公司一审时出具的证明内容不一致，且该证明所载已付工程款金额超出了定案金额，其虽称是代扣的税款，但未对税款金额及计税依据提供证据证明。二审时，谢起宏作为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负责人出庭作证，对有其签字的2017年4月9日付款审批表的已付金额是否包括500.7万元不能作出明确陈述，且鉴于陈敬泉本案一、二审时陈述反覆不一，故根据在案证据，并不足以确认圣泽公司该500.7万元转账系为支付陈敬泉承揽的中华世纪城17、18、19号楼室内给水、排水、采暖系统、电气工程的工程款。 其次，在圣泽公司与陈敬泉、福建土木的其他案件中，提供的已付工程款清单中包括涉案款项，本案中，圣泽公司辩称是财务人员误统计，并已对该账目作出调整。对此本院认为，在另案证据中虽显示圣泽公司将涉案款项统计为已付工程款，但该案对该证据的证明力并未认定。圣泽公司与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复杂，且根据目前证据，当事人对圣泽公司与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之间工程款是否结清尚存争议，故该已付工程款清单并不构成圣泽公司本案中的自认。圣泽公司向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支付涉案款项的真实意思是否支付工程款，仍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最后，陈敬泉在本案中的陈述与其提交证据存在的多处矛盾，一审判决已作详细论述。而从涉案资金流动情况来看，该款从圣泽公司账户支出后，很快又回到了圣泽公司财务人员账户用于圣泽公司经营，圣泽公司对此称是“走账”的陈述具有一定可信性。陈敬泉主张是圣泽公司实际控制人向其借用工程款，但圣泽公司转账、福建土木菏泽分公司开具支票、陈敬泉背书给“ZHENGMINGWEI”的行为均发生在同一天，明显与一般的借贷不同。且陈敬泉对要约、承诺的细节陈述不清，对圣泽公司打款后当日通过公司员工账户收回了涉案款项的原因亦不能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陈敬泉自述及提交的证据和其他在案证据之间存在多处无法消除的矛盾，且在诉讼前后的诸多言行违背常理，不足以证明其与林敏铃、圣泽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并无不当。陈敬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56元，由上诉人陈敬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路凤娟 审判员  侯圣春 审判员  李 兴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邓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