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民终6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住河南省洛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甘肃河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负责人：孙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3。原审被告：嘉峪关市西部鑫海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某1。原审被告：玉门市华事达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霍某。原审被告：金塔县金仓滑石矿。法定代表人：李某。原审被告：嘉峪关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某1。原审被告：嘉峪关市生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某1。原审被告：额济纳旗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某2。原审被告：袁某1，住甘肃省嘉峪关市。原审被告：袁某3，住甘肃省嘉峪关市。原审被告：嘉峪关市安宇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茹某。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嘉峪关分行）与嘉峪关市西部鑫海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海矿业公司）、玉门市华事达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事达公司）、金塔县金仓滑石矿、嘉峪关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界公司）、嘉峪关市生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生利矿业公司）、额济纳旗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圣达矿业公司）、袁某1、袁某3、嘉峪关市安宇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宇矿业公司）、刘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于2019年4月26日作出（2019）甘02民初67号民事判决。刘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9）甘民终57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8月14日作出（2020）甘02民初26号民事判决，刘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被上诉人农行嘉峪关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张某3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鑫海矿业公司、华事达公司、金塔县金仓滑石矿、新世界公司、生利矿业公司、圣达矿业公司、袁某1、袁某3、安宇矿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中关于“刘某对上述债务在27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判项，依法改判刘某不承担责任；2、上诉费用由农行嘉峪关分行承担，并判令农行嘉峪关分行承担刘某因参与诉讼支出的差旅费及律师费100万元。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无视基本事实，裁决由刘某在2700万元的贷款本息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于法无据。原一审期间，农行嘉峪关分行提交的其与袁某1、袁某3、刘某于2015年11月13日、2016年4月15日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一、2015年11月13日《最高额担保合同》并未实际履行。2015年，因鑫海矿业公司拟向农行嘉峪关分行申请贷款，依据刘某与袁某1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的约定，包括当时作为名义股东的刘某在内的三名股东与农行嘉峪关分行签订了第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年11月13日）。上述合同形成后，由于种种原因，农行嘉峪关分行对鑫海矿业公司的贷款申请没有批准。故，为这次申请贷款准备的所有文件就应当作废了，农行嘉峪关分行没有向鑫海矿业公司退还这些文件。二、2016年4月15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也未实际履行。该合同存在担保数额不清、合同后面的“刘某”三字不是本人的疑点。后因刘某提出就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农行嘉峪关分行将该份证据撤回，不作为证据提交。这次鑫海矿业公司的申请贷款行为也未获得批准，故为这次贷款所做的有关合同与手续均应作废。这份合同非但没有实际履行，而且还是有人刻意伪造的。三、第三份2016年11月15日《最高额保证合同》，是真正得到履行的合同。该份合同中保证人中没有了刘某；刘某于此合同形成之前已失去了鑫海矿业公司股东的身份；签订合同当日，农行嘉峪关分行即向鑫海矿业公司发放了贷款。综上，上诉人认为：尽管前面出现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远未到期，但每次融资时，都会出现一份重新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后合同自动推翻前合同的效力。另外，从提供担保的贷款数额及最终发放贷款数额来看，实际履行的也是第三份合同，前面两份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四、刘某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是系实际贷款人鑫海矿业公司的股东，在刘某丧失股东身份的情况下，其保证人身份也相应丧失。2015年11月6日《股东会决议》和《承诺书》、2016年4月7日《股东会决议》、《承诺书》两组证据亦说明刘某之所以在前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以保证人身份出现，是基于刘某在鑫海矿业公司中的股东身份为前提。第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时，刘某已失去鑫海矿业公司股东的身份，故未以保证人身份签字出现。五、《展期协议》证明刘某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展期协议》上，鑫海矿业公司与其他提供担保的所有单位与个人都签了字，唯独没有刘某的签字。且将借款的还款期限延长，属于合同重大事项变更，却未告知或征求刘某的意见。综上，一审法院据以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存在重大错误，刘某没有为鑫海矿业公司的贷款行为提供保证，故不应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上诉人农行嘉峪关分行答辩称，一、2015年11月13日《最高额担保合同》（保证合同一）生效合法，已实际履行。合同确定期间为2015年11月13日起至2018年11月12日止，2015年11月17日发放贷款2000万元，到期结清后，于2016年11月15日、2016年11月17日在担保期间继续发放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借款行为真实，最高额保证担保合法有效，并非未实际履行。二、2016年4月15日《最高额担保合同》（保证合同二），因为在办理时，出现了金额纰漏、刘某提出签字不实等问题，因此不再以此为据。三、2016年11月15日《最高额担保合同》（保证合同三）与保证合同一均合法有效，但保证合同三较保证合同一在担保期上重叠且担保主体减少，故本次诉讼中采用保证合同一。上诉人农行嘉峪关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由被告清偿原告2893.595823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1.其中2000万元借款自2017年11月22日至2018年5月16日按6.175%年利率计算利息、复利；自2018年5月17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按8.4825%年利率计算罚息、复利。2.另外893.595823万元自2017年12月21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按8.4825%年利率计算罚息、复利。二、原告对被告华事达公司名下抵押的酒泉循环经济产业园酒泉路南侧、振兴路的土地使用权（面积230082平方米）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原告对被告金塔县金仓滑石矿名下抵押的采矿权享有优先受偿权。四、被告安宇矿业公司对被告鑫海矿业公司自2016年4月15日至2017年4月14日期间形成的债务在12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2017年11月14日至2017年12月14日期间形成的债务在12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被告圣达矿业公司、生利矿业公司、新世界公司、华事达公司分别对被告鑫海矿业公司自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11月1日期间形成的债务在3300万元、3300万元、3000万元、3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被告袁某1、袁某3、刘某对被告鑫海矿业公司自2015年11月13日至2018年11月12日期间形成的债务在27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各被告连带承担本案的保全费、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5日、11月17日，农行嘉峪关分行与鑫海矿业公司签订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鑫海矿业公司向农行嘉峪关分行借款1000万元、2000万元，同时对利息、复利及罚息进行详细约定，并约定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等方式实现债权的，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由借款人承担。合同签订当日，农行嘉峪关分行依据两份合同向鑫海矿业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2000万元。借款凭证载明年利率均为5.655%，借款期限为十二个月，分别自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11月14日、2016年11月17日至2017年11月16日。2017年11月14日、11月16日，农行嘉峪关分行与鑫海矿业公司签订两份《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因借款人鑫海矿业公司不能按期足额偿还借款，借款人申请展期，贷款人同意借款展期，担保人同意为其提供担保。借款利率在利率基础上上浮30%，执行年利率均为6.175%，展期后的到期日分别为2017年11月24日、2018年5月16日。原借款有保证担保的，保证人自愿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借款展期到期日起二年。展期后变更担保人或担保物的，以另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安宇矿业公司和金塔县金仓滑石矿、华事达公司分别在上述两份借款展期协议担保人处签字。2015年11月13日，农行嘉峪关分行与华事达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华事达公司为农行嘉峪关分行与鑫海矿业公司自2015年11月13日起至2018年11月12日止期间办理的一系列业务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2700万元。抵押人华事达公司同意以其所有的玉国用（2015）第K-005、006、00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设立抵押。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含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和保证担保的，抵押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合同签订后，双方在玉门市国土资源局办理了他项权证。2017年11月14日，农行嘉峪关分行与金塔县金仓滑石矿签订《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抵押权人农行嘉峪关分行与债务人鑫海矿业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履行，抵押人金塔县金仓滑石矿为抵押权人按主合同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被担保的本金数额为1000万元。合同签订后，双方未对约定的采矿许可证办理抵押登记。2016年4月15日，2017年11月14日，农行嘉峪关分行与安宇矿业公司签订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安宇矿业公司为农行嘉峪关分行与鑫海矿业公司自2016年4月15日至2017年4月14日、2017年11月14日至2017年12月14日期间办理的一系列业务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两份合同担保债权额均为1200万元。2017年11月1日，农行嘉峪关分行分别与圣达矿业公司、生利矿业公司、新世界公司、华事达公司各签订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该四家公司为农行嘉峪关分行与鑫海矿业公司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1月1日期间办理的一系列业务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债权余额分别为3300万元、3300万元、3000万元、3000万元。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时约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11月13日，农行嘉峪关分行与袁某1、袁某3、刘某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编号尾号为021-1）约定袁某1、袁某3、刘某为农行嘉峪关分行与鑫海矿业公司自2015年1月13日至2018年11月12日期间办理的一系列业务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债权余额为2700万元。2016年11月15日，农行嘉峪关分行与袁某1、袁某3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袁某1、袁某3为农行嘉峪关分行与鑫海矿业公司自2016年11月15日起至2017年11月14日止期间办理的一系列业务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债权余额为3600万元。该合同农行嘉峪关分行虽然提交法庭，但其主张袁某1、袁某3在2700万元限额承担连带责任。截止2017年11月21日，2000万元借款产生60.720833万元利息，截止2017年12月20日，1000万元借款中偿还本金106.404177万元，余款为893.595823万元。另外，本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刘某提出农行嘉峪关分行的相关工作人员伪造其签名签订合同，要求对尾号为617-1《最高额担保合同》中伪造其签名的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一审法院已向其释明可自行向公安机关报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对上述已查明的贷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各被告应当如何承担责任。农行嘉峪关分行与各被告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展期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农行嘉峪关分行本次庭审时重新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刘某认可签名的真实性，该合同具有连贯性、完整性，刘某在最后一页签名视为其对整个合同内容知情，其提出对合同内容不知情以及合同实际未履行等抗辩主张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刘某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表、股份代持协议、会议决议、承诺书等证据，农行嘉峪关分行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刘某是否具有股东身份与其承担保证责任无关联性，因刘某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推翻《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故对刘某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其他被告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当承担不利后果。鑫海矿业公司在合同到期后未按时、足额支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故农行嘉峪关分行要求鑫海矿业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承担利息、罚息、复利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农行嘉峪关分行对华事达公司所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约定的最高额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就其承担的部分向鑫海矿业公司追偿。因双方对金塔县金仓滑石矿名下的采矿许可证未办理抵押登记，故农行嘉峪关分行对该采矿权所得价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圣达矿业公司、生利矿业公司、新世界公司、华事达公司、安宇矿业公司、袁某1、袁某3、刘某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在最高额保证限额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对其自行承担的部分向鑫海矿业公司追偿。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嘉峪关市西部鑫海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借款本金2893.595823万元及欠息60.720833万元，并承担以下利息：1、以60.720833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175%的标准，承担自2017年12月22日起至2018年5月16日止的复利；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4825%的标准，承担自2018年5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60.720833万元为基数，按照利率8.4825%的标准，承担自2018年5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复利；2、以893.595823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4825%的标准，承担自2017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二、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对被告玉门市华事达能源有限公司坐落于酒泉循环经济产业园酒泉路南侧、振兴路的玉国用（2015）第K-005、K-006、K-00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面积230082平方米）在27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被告嘉峪关市安宇矿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在12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嘉峪关市生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额济纳旗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债务在33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玉门市华事达能源有限公司、嘉峪关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在30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袁某1、袁某3、刘某对上述债务在27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嘉峪关市安宇矿业有限公司、嘉峪关市生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额济纳旗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玉门市华事达能源有限公司、嘉峪关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袁某1、袁某3、刘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对其自行承担的部分向被告嘉峪关市西部鑫海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追偿；五、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6479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91479元，由被告嘉峪关市西部鑫海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案二审中，农行嘉峪关分行向本院提交借款凭证两份（2015年11月17日，金额2000万；2016年4月15日，金额1000万），证明农行嘉峪关分行在2015年11月13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后，即向鑫海矿业公司发放两笔共计3000万元贷款，该两笔借款已经结清。刘某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证实发生过三笔贷款，时间不一样，每次贷款均要办理一次手续。且根据农行嘉峪关分行主张，前面两笔2000万和1000万的贷款已归还，意味着前面的担保合同已经作废。鉴于刘某对农行嘉峪关分行二审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刘某是否应对案涉贷款及利息在27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案涉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1、关于2016年4月15日《最高额担保合同》。鉴于刘某对该份合同中其签名字迹提出异议，农行嘉峪关分行亦因该份合同金额书写不明、刘某对签名有异议不再作为证据提交，故对该份保证合同的效力，本院不再予以审查认定。2、关于2016年11月15日《最高额担保合同》。该份合同形式要件完备，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3、关于2015年11月13日《最高额担保合同》。刘某对该份合同上的本人签字并无异议，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关于刘某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刘某主张其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主要为1、每笔贷款发放时均对应签订相关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年11月13日《最高额担保合同》签订后，相关贷款已经发放且归还，该笔贷款已履行完毕，对应《最高额担保合同》亦应失效。2、刘某是基于鑫海矿业公司的股东身份提供的保证担保，其于2016年10月11日不再具有鑫海矿业公司股东身份，故其对案涉实际履行的、其未签字确认的2016年11月15日《最高额担保合同》不再承担保证责任。3、《展期协议》上没有刘某签字，且将借款的还款期限延长，属于合同重大事项变更，却未告知或征求刘某的意见，故刘某对所涉款项不具有保证责任。经核，2015年11月13日《最高额担保合同》第一条约定“担保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2700万元整”，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为“2015年11月13日起至2018年11月12日止”；第四.4条约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间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第十一.1条约定“保证人应主动了解债务人的经营状况及本合同项下各类业务发生、履行情况。本合同项下发生各类业务的主合同、相关法律文书及凭证不再送达保证人”。本院认为，1、关于合同效力期间的问题。虽刘某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案涉各方在申请贷款和签订《展期协议》的同时又分别签订了《最高额担保合同》，但对其前《最高额担保合同》因后《最高额担保合同》的签订而废止的主张则无明确的证据予以证实。在合同有效且合同签订方无明确废止合同的意思表示、案涉贷款又在约定的最高额担保债权确定期间的情况下，刘某理应对所涉贷款承担保证责任。2、关于股东身份是否系承担保证责任必要条件的问题。经核，鑫海矿业公司向农行嘉峪关分行出具的2015年11月6日《股东会决议》载明“我公司股东同意为我公司在贵行办理的流动资金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向农行嘉峪关分行出具的《承诺书》系以袁某1、袁某3、刘某个人名义作出的承诺。签订2015年11月13日《最高额担保合同》时，刘某亦为鑫海矿业公司股东，并以个人名义在合同上签字确认。本院认为，其后虽刘某不再担任鑫海矿业公司股东，但并不能当然认为其不再就其担任股东期间以个人名义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义务承担保证责任。刘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股东身份系承担保证责任必要条件的主张。3、关于《展期协议》。虽相关《展期协议》无刘建签字，亦无证据证实农行嘉峪关分行告知或征求了刘某的意见，但依据2015年11月13日《最高额担保合同》第四.4条、第十一.1条约定，农行嘉峪关分行未向刘某告知贷款展期事由并征求其意见不违反约定，不能因此免除刘某的保证责任。综上，刘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6479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恒审判员 李 红审判员 窦桂兰二O二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 晓书记员 刘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