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39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军，男，1963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忠亮，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瑞德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沿江大道特**。法定代表人：李长青，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宗涛，湖北隆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中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黄陵村。法定代表人：姚祝英，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昊，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伟，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军因与被上诉人湖北瑞德置业有限公司（下称瑞德置业公司）、湖北中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孚投资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1）襄新民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忠亮，被上诉人瑞德置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宗涛、被上诉人中孚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昊及该公司之后又新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伟均接受本院询问。2019年12月28日，本院依马军的申请，查封了湖北瑞德置业有限公司襄樊分公司名下的房屋产权以及马军提供的担保财产。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军上诉请求：撤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1）襄新民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改判瑞德置业公司、中孚投资公司支付欠款426万元，并以426万元为基数，按年6.39%的年利率，支付自1994年11月1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诉讼费用由瑞德置业公司、中孚投资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下称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襄樊市樊西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樊西支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其系债权受让人。马军以枣阳市姚棚水库管理处（下称姚棚水库）名义与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时，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是Cinda－Dragon2001Trust(一家位于开曼群岛的信托公司，下称开曼信托公司)受托人身份。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是债权受让人和受托人，将导致不同的规则适用。一审法院判决说理部分偷换概念，对于马军受让的资产的权利人认定错误。2.有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信达公司）对外国公司出资、转让本案债权事实表述错误（一审判决第8页第二段1-5行），将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开曼信托公司、美国公司之间的出资、转让关系混淆。3.马军以姚棚水库名义签订《协议书》时，马军与受托人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均同意删除“购买人不得将购买债权再次转让”的转售禁止条款，该节事实在生效的刑事判决中作了认定，但一审法院（第8页第二段13行）对该事实未作表述，不完整。4.襄樊纺机厂改制后，原债务承担的事实认定、表述不完整。（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4条、《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确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开曼信托公司是据开曼群岛法律正式组建、合法存在、资信良好的公司，该公司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是资产处置联合体，是依照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外设立的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以下简称《海南会议纪要》）中关于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和可撤销事由的认定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存在11项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无效。本案中，信达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开曼信托公司，法院应依《海南会议纪要》审查他们之间合同的效力。开曼信托公司债权转让给姚棚水库（马军），法院不应当依《海南会议纪要》审查开曼信托公司和姚棚水库（马军）之间合同的效力。对姚棚水库（马军）而言，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的身份只是外国公司的受托人，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本身。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适用《海南会议纪要》错误。2.关于案涉合同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是否应主动审查的问题。在合同纠纷中，法院应依职权对合同效力作主动审查。一般的债权转让合同，债权人对债务人仅负有通知义务，债务人对债权转让合同效力不享有诉权。《海南会议纪要》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特别规定并赋予了债务人诉权，同时设置了两种防止滥诉措施，其一是另行提起转让合同无效之诉，债务人不另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其二提供诉讼担保，否则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中孚投资公司依据《海南会议纪要》特别规定，另行起诉但又不提供诉讼担保，被驳回后还主张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就应对中孚投资公司提起的无效抗辩不予支持，但一审法院置《海南会议纪要》特别规定于不顾，仍依职权对合同效力作审查。同时，对于马军受让债权，一审法院又依《海南会议纪要》的无效事由处理。同样的事，选择性适用法律和规则，这对马军不公平。另外，在债权多次转让、债权转让合同当事人其中的一方、多方不是本案当事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迳行宣告其签订的合同无效，程序违法。3.关于信达公司信债权（2002）38号《关于下发已售呆账债权项目管理和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首先，该文件只是作为受托人信达公司的内部文件、商业秘密，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评判合同效力应当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而不是内部文件。其次，该文件没有绝对禁止出售给自然人。再次，作为受托人的信达公司明知马军实际购买人的身份，仍然出售转让受托债权，且同意删除转售条款，是以自己行为对自己内部文件的修正。（三）关于恶意串通问题。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是：内心确信并排除合理怀疑。一审法院仅仅依据明知买受人是自然人而出售这一事实，即认定属于恶意串通。受托人信达公司的内部文件表明，当时其压力大，需要积极招商，求社会投资者买受，才能保证处置进度达到外方要求。马军也是在信达公司的动员劝说下，购买的本案债权。在上述背景下，应当说是正常的商务谈判和沟通，不存在恶意串通。其次，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民法总则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恶意串通的合同双方是谁？恶意串通的行为人与相对人又是谁？谁的利益受损？一审法院在恶意串通的认定上，前后偷换概念，在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后果上，始终没有答案。再次，本案诉讼前，襄樊纺机厂函复姚棚水库，认可新债权人，愿意出资150万元，分期分批解决该债务。中孚投资公司汇款50万元，拟解决该债务。诉讼中，中孚投资公司称“已将本案债务全部清偿完毕，本案已经了结”。连债务人都认可、并实际偿债了，一审法院不仅对此行为不予评判，反而认为马军没有成为新的债权人，这超越了双方的预期，违背了基本事实，比反言走的还远。（四）瑞德置业公司、中孚投资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鉴于襄樊纺机厂已改制，瑞德置业公司、中孚投资公司接受改制资产、作出承诺的实际，两公司应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上诉请求。瑞德置业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上诉状没有提出具体哪些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适用《海南会议纪要》正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孚投资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国务院是信达公司的唯一股东，而信达公司又出资设立了开曼信托公司并享有百分之百的权益，因此开曼信托公司的所有资产应当属于国有资产。无论信达公司在处置本案国有资产时处于何种身份，均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据《海南会议纪要》第十二条的“《纪要》的内容和精神仅适用于在《纪要》发布之后尚在一审或二审阶段的涉及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相关案件”规定，本案金融不良债权的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建设银行，且《纪要》发布后本案尚处于一审阶段，故本案可以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的规定。3.本案所涉《债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无效。据一审证据证实，上诉人为取得金融不良债权，与信达公司工作人员恶意串通、暗箱操作，且债权转让未经评估、公告、招投标、拍卖程序，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应当认定无效。同时，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审查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并作出价值判断。4.即便本案所涉合同有效，上诉人2004年11月1日取得债权后，直到2008年9月28日才向答辩人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同时，上诉人已从枣阳市检察院领取了全部债权数额，并承诺不再向任何单位提出任何诉求，上诉人的债权已全部结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瑞德置业公司、中孚投资公司支付欠款426万元；2.判令瑞德置业公司、中孚投资公司支付以42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39%的标准自1994年11月17日起至本息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瑞德置业公司、中孚投资公司负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1月17日，襄樊纺机厂与建行樊西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1994年）第131007号的《单位住房借款合同》，约定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自1994年11月17日起至1995年11月17日止；月利率9.15‰，按季结息；不按期归还贷款，逾期部分加收利息20%。1995年7月13日，襄樊纺机厂与建行樊西支行签订编号为（95年）第73号《借款合同》，约定借款85万元；借款期限为5个月，自1995年7月13日起至1995年12月13日止；月利率9.15‰；不按期归还贷款，逾期部分加收利息20%。1995年9月，襄樊纺机厂与建行樊西支行签订编号为（95年）第76号《借款合同》，约定借款6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1995年8月31日起至1996年2月28日止；月利率20‰；不按期归还贷款，逾期部分加收利息20%。此后，襄樊纺机厂与建行樊西支行签订一份《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20万元，借款期限自1996年1月17日至1996年4月17日止，月息20‰，不按期归还贷款，逾期部分加收利息20%。1997年11月5日，建行樊西支行就上述四笔借款向襄樊纺机厂发出了四份《贷款催收通知书》，襄樊纺机厂均于11月21日向其出具加盖财务科印章的《贷款催收通知书回执》。1998年12月21日，襄樊纺机厂与建行樊西支行又签订一份《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115万元，借款期限自1998年12月21日至1999年12月21日，年利率6.39%，按月结息，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万分之3计收利息。双方于1999年1月5日在该合同结尾处载明“原借款合同作废，以此收据合同为准”字样，并加盖印章。2000年，建行樊西支行与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截止2000年6月20日对襄樊纺机厂享有的债权本金426万元、表内应收利息237875.46元、表外应收利息881975.3元转让给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建行樊西支行的债权人地位。2000年10月1日，建行樊西支行与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在《襄樊日报》上发布《债权转移公告》，载明建行樊西支行将其对襄樊纺机厂等企业的原始债权自2000年6月20日起转让给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2001年12月10日，信达公司作为所有者与一家位于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的QUEENSWAY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出资协议》，约定信达公司以境外投资方式处置受让的建设银行的呆账贷款，将包括本案在内的债权向一家开曼信托公司出资，并获得该信托公司百分之百的权益。嗣后，信达公司又同开曼信托公司签订《债权管理与服务协议》，受托管理和清收上述债权。2002年11月14日，信达公司下发了信债权（2002）38号《关于下发已售呆账债权项目管理和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呆账的售后管理和处置工作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处置进度和处置要求中规定为保证处置安全，办事处要注意审查买受人资格……已售债权原则上不得出售给自然人和不合格的中介机构，在债权转让协议中应考虑增加“购买人不得将购买债权再次转让”等限制性条款。2003年12月29日，马军以姚棚水库名义与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签订了两份《协议书》，其中一份协议书共六条，内容比较简单，没有转让价格，另一份协议书共23条，较详细。协议主要约定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受开曼信托公司的委托以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的名义将南漳县铸造厂、谷城县鄂谷磨料厂、襄阳昭明商城有限责任公司、襄樊纺机厂共4户债务人共计31329932.13元的“债权资产”以及从权利转让给姚棚水库，其中襄樊纺机厂的债权资产包括贷款债权原合同本金426万元、截止2001年12月10日按原合同产生的利息、罚息1754811.59元以及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应由债务人承担的费用等；整体转让价格为271200元。2004年4月5日，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将《债权转让通知书》送达给襄樊纺机厂。2004年5月12日，襄樊纺机厂向姚棚水库出具《商议函》，载明其已获悉姚棚水库已成为其新的债权人，对姚棚水库于2004年4月28日就债权处理问题发的商请函回复如下：1.该厂自1998年起被确定为特困企业，经营困难，目前正在进行改制运作，可能整体转让或者破产重组；2.希望将债务缩水至150万元，签订协议后，首付20万元，余款分5次在一年内付清。2004年10月21日，经过襄樊市市直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国企办）批准，瑞德置业公司与襄樊市纺织行业协会（以下简称纺行协会）签订《产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襄樊纺机厂国有净资产（含土地资产）由瑞德置业公司以2316.87万元的价格收购,改制后的企业全额承接襄樊纺机厂全部债权债务。襄樊纺机厂的商标和专利技术及各类许可证不作价由新企业使用。襄樊纺机厂非经营性资产瑞德置业公司与原企业协商解决，协商意见报相关部门批准实施。本协议的新公司特指双方签订产权转让协议后，由瑞德置业公司以襄樊纺机厂的资产重新变更及注册后的公司。2005年5月30日，国企办下发资产过户通知书，同意将襄樊纺机厂的经营性房产和土地资产过户到中孚投资公司名下。2004年11月1日，姚棚水库与马军签订《协议书》，约定姚棚水库将其对襄樊纺机厂的不良贷款债权及从权利转让给马军，不良贷款债权包括债权原合同本金426万元、截止2001年12月10日按原合同产生的利息、罚息1754811.59元以及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应由债务人承担的费用等。2008年9月28日，姚棚水库将《债权（担保权）转让通知》送达给瑞德置业公司和中孚投资公司并对送达行为进行了公证。2008年7月30日，本院做出（2006）襄中刑终字第56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1页载明马军原任中国建设银行襄樊市火车站支行副行长，于2004年7月辞职，从事个体经商，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04年11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逮捕，2008年1月24日被取保候审。第13页载明“本院认为，上诉人马军在购买信达公司不良贷款债权时，确系以单位名义，实际是个人购买，但信达公司工作人员对此明知，故上诉人马军在与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并无欺诈行为；上诉人马军在购买到信达公司的枣阳盐硝厂等36户债权后，索取枣阳建行将债权上报剥离后仍私自清收的相关款物的行为，不属刑事法律调整的诈骗犯罪行为……”。第14页载明“判决如下：……二、上诉人马军无罪”。一审法院另查明，2005年8月18日，中孚投资公司向枣阳检察院汇款50万元，用途为处置债务。枣阳检察院给其出具了一份收到其公司50万元的收据和《关于襄樊纺织机械厂有关债务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我院在办理国家审计署、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交办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有关人员滥用职权、马军诈骗系列案件中，涉及马军假借枣阳姚棚水库管理处名义从信达武汉办违法取得襄樊纺机厂等36户企业的债权。其中……在我院办案期间，原襄樊纺机厂有关负责人找到我院说明该厂已属特困企业，职工生活困难，且该厂已于2004年10月始改制为湖北中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现正处于改制期间，为使企业改制工作顺利进行，该公司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比照有关部门对国有不良资产处置办法，愿意出50万元解决上述债务。经研究，同意该公司要求。特此说明”。2011年3月18日，枣阳检察院、枣阳法院与马军、周淑敏签订了一份息诉罢访协议，主要内容为：2009年以来，马军、周淑敏夫妇一直就马军涉嫌诈骗罪、偷税罪案向中央、省、市等各级部门申诉，要求退还在上述办理过程中被扣款物以及从襄樊纺机厂追回的50万元，并反映对其存在打击报复问题……周淑敏、马军自愿与枣阳检察院、枣阳法院签订息诉罢访协议如下：一、枣阳检察院在上述案件办理过程中共扣押马军涉案财产1163500元，除协助枣阳法院执行的657188.04元外，余款506311.96元，由枣阳检察院负责退还给马军或其妻周淑敏。二、对枣阳法院未执行完毕的马军偷税案……三、……自达成本协议之日起不再就上述案件向任何单位提出任何诉求。枣阳检察院、枣阳法院和周慧敏在该协议上签名，当日，周淑敏给枣阳检察院出具了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枣阳检察院现金伍拾万陆仟叁佰壹拾壹元整（506311.96元）。周淑敏2011年3月18日”。2019年3月28日，一审法院向信达公司发调查函，调查信达公司（2002）38号文件以及其公司与开曼信托公司之间的关系。2019年5月13日，信达公司回函，并附有其公司信债权（2002）38号《关于下发已售呆账债权项目管理和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及信达公司受托管理处置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2019年5月27日，信达公司再次回函一审法院，就信达公司债权转让及受托处置形成的结果情况进行了说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1、本案是否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的规定？经查，本案诉争债权系建行樊西支行于2000年6月将襄樊纺机厂的426万元不良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2001年12月10日，信达公司以境外投资方式处置受让的建设银行呆账贷款，并受开曼信托公司委托管理和清收涉案债权，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姚棚水库，姚棚水库又转让给马军。马军认为其受让的债权是开曼信托公司委托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以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的名义与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其受让的债权是开曼信托公司的，不具有国有性质，故不应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海南会议纪要》第十二条适用范围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组建或参股等方式成立的资产处置联合体。《纪要》的内容和精神适用于在《纪要》发布之后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涉及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有关案件”，故本案应适用《海南会议纪要》。2、本案是否应审查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海南会议纪要》第五条规定“在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诉讼中，国有企业债务人以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出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向同一人民法院另行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国有企业债务人不另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第二条第三款第七项规定“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中，国有企业债务人不能提供担保或者优先购买权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经查，涉案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经过一审二审，被裁定驳回起诉。按照上述《海南会议纪要》的规定，合同无效之诉被驳回，那么法院在审查受让人向国有企业主张债权的诉讼中，是否需要主动审查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会议纪要》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2009］民二他字第21号“债务人未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但案件的事实和相关证据情况能够引起人民法院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产生合理怀疑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本案中，马军以姚棚水库名义与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后又将该债权转让给自己，已生效的本院的［2006］襄中刑终字第5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马军在购买信达公司不良贷款债权时，确系以单位名义，实际是个人购买，但信达公司工作人员对此明知，故马军在与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并无欺诈行为，马军购买不良贷款债权及相关处置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经查，信达公司信债权［2002］38号《关于下发已售呆账债权管理和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信达公司的金融不良债权原则上不能出售给自然人，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在明知马军是以姚棚水库的名义、实际是个人购买不良债权的情况下，仍与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属于恶意串通，该债权转让不是姚棚水库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存在与受让人恶意串通转让不良债权的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与姚棚水库于2003年12月2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姚棚水库未实际成为襄樊纺机厂的债权人，其于2004年11月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再转让给马军的合同效力不能及于襄樊纺机厂及襄樊纺机厂改制后的企业，马军要求瑞德置业公司、中孚投资公司支付所受让的不良债权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马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880元，由马军负担。二审中，马军提交了八组证据，分别为证据一、2004年4月6日，襄樊纺机厂向襄樊市纺织行业协会上报《襄樊纺机厂关于产权转让的请示》一份，拟证明襄樊纺机厂的土地资产分为两块处置。证据二、2004年4月7日，襄樊市纺织行业协会向襄樊市国企办上报《关于襄樊纺机厂产权协议转让的请示》一份，拟证实襄樊纺机厂资产分为两块处置，湖北置地集团同意按评估值付现给瑞德置业公司。证据三、2004年6月28日，襄樊市国企办《关于襄樊纺机厂改制有关问题的批复》一份，拟证实襄樊市国企办同意处置方案。证据四、2004年12月17日，襄樊正则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受襄樊纺机厂委托出具《报告书》，拟证实襄樊纺机厂认可本案债务及新债权人。证据五、2004年12月22日，瑞德置业公司向襄樊市国企办上报《瑞德置业公司关于请求调整收购标的的请示》，拟证实瑞德置业公司承债式收购，其认可本案债务及新债权人。证据六、2004年12月28日，襄樊市纺织行业协会向襄樊市国企办上报《市纺织协会关于瑞德置业公司请求调整收购标的的请示》一份，拟证实襄樊市纺织行业协会认可本案债务及新债权人。证据七、2005年3月10日，襄樊市国企办下发《关于调整纺织机械厂改制方案的批复》一份，拟证实襄樊市国企办依据会计报告和申请，调减转让价格226万元。证据八、2005年9月19日，襄樊市纺织行业协会对襄樊市工商局出具《关于襄樊纺机厂债权债务清理的证明》一份，拟证实襄樊市纺织行业协会认定债权债务清理情况。瑞德置业公司质证意见如下：所有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均是前期手续，最终是以备案审批为准，审批表一审中已提交；同时瑞德置业公司是收购方，资产最终都过户给了中孚投资公司，收购方不是承债企业，应由中孚投资公司承担债务。对此，备案审批表注明的很清楚，上诉人补充提交的新证据无太大意义。中孚投资公司质证意见如下：证据真实性需向委托人核实，关于案涉姚棚水库债权的部分，是在不知道存在恶意串通等违法事实的情况下做出了意思表示，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述证据，瑞德置业公司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中孚投资公司事后也未就证据真实与否向法院反馈意见，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中，本院依马军申请调取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境外投资方式处置资产项目的批复》一份，同时为核实信达公司处置案涉不良债权程序的合法性，本院还调取了襄樊纺机厂、中孚投资公司诉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姚棚水库以及马军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无效之诉一案中与本案有关联的证据材料，证据主要为：证据一、关于公开处置企业债权的函一份；证据二、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转让不良债权（含襄樊纺机厂债务）的公告一份；证据三、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申报审批南漳县铸造厂等4户（含襄樊纺机厂债务）第一批外售呆账项目打包处置方案的请示》以及信达公司的《批复》（信债权〔2003〕198号）一份；证据四、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文件（计外资〔2002〕2384号）一份。经质证,瑞德置业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中孚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合法性由法院审查，认为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开曼信托公司是信达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司，信达公司将从中国建设银行受让的呆账贷款债权作为对开曼信托公司的出资转让给开曼信托公司，信达公司获得开曼信托公司百分之百的权益。双方于2002年7月3日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上述处置方式已得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批准。2001年12月10日，信达公司与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的QUEENSWAY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基金公司）签订《出资协议》，信达公司以其在开曼信托公司中全部收益的6.38559%（信托公司权益）向基金公司出资，获得在该基金99%的所有人权益。开曼信托公司受让信达公司债权后，其作为债权资产的所有人与信达公司签订《债权管理与服务协议》，由信达公司作为受托人受托管理和清收上述债权。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随后接收了襄樊地区建行对本地236户企业的债权，拟对接收债权进行整体或分包公开处置。2002年11月15日，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按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向襄樊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函，征询其是否有意购买此类企业债权。2002年11月19日，襄樊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回函“政府无钱购买”。2003年1月14日，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对包括案涉襄樊纺机厂在内的拟通过转让方式进行处置的191户呆账打包项目予以公告。随后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将襄樊纺机厂在内的4户，拟作为第一批外售呆账项目进行处置，处置方案具体为：该项目作为一个资产包，债权本息余额为2826.87万元，表内债权额为2024.29万元，债权现值折扣率1%，总折现值为20.24万元。姚棚水库以27.12万元整体受让本资产包共4个项目，回收率为1.34%。2003年12月8日，武汉办事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该处置方案。上报请示信达公司，信达公司批复原则上同意，即：采取公开询价、协议转让方式处置外售呆账债权，同意以27.12万元的转让价格将该外售呆账债权资产包转让给姚棚水库，协议签署后10日内由该买受人一次性支付价款，并在债权转让协议中设定规避风险的限制性条款。马军以姚棚水库名义与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签订了两份《协议》，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留存持有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受托管理处置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中约定，马军受让的是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合同及从合同权利，合同中还约定未经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同意，对受让的债权不得再次转让。马军持有的协议中没有禁止受让人再行转让的条款。2004年4月6日，襄樊纺机厂向襄樊市纺织行业协会请示，将该厂改制由公开转让变更为协议转让，该厂工业用地转让给瑞德置业公司，商业用地转让给湖北置地公司。经评估，其工业用地面积为29486.2平方米，价值1492.0017万元，商业用地面积为5217.3平方米，价值369.3848万元。襄樊市纺织行业协会随后于2004年4月7日按前述内容向襄樊市市直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下称市国企办）请示。2004年6月28日，市国企办批复：一、纺机厂的国有出资（含土地资产）2316.87万元由瑞德置业公司收购，二、该厂商业用地依法院裁定过户给湖北置地集团（转让价格由该集团与瑞德置业公司协商）。2004年10月21日，瑞德置业公司与襄樊市纺织行业协会正式签订产权转让协议。当时襄樊纺机厂改制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03年8月31日，在此期间，因政府相关政策和部分债务转移的影响，新增债务507.85万元，该债务除了新增的工资、职工福利、医保费用、税费等之外，还包括姚棚水库向纺机厂来函追索贷款债务新增的利息151.92万元。由于收购成本增加，2004年12月22日，瑞德置业公司请示调整收购标的，《请示》中明确载明：瑞德置业公司是承债式收购襄樊纺机厂，支付职工安置费用。随后襄樊市纺织行业协会上报市国企办，市国企办批复将瑞德置业公司收购襄樊纺机厂的国有出资转让价格由2316.87万元调整到2090.87万元。瑞德置业公司承债式整体收购襄樊纺机厂后，支付了应付的收购资金用以安置职工等，襄樊纺机厂改制方案的执行情况、资产过户、债务处置等事宜均经审批备案。据企业改制方案实施审批备案表显示：收购方为瑞德置业公司，中孚投资公司为改制后企业。襄樊纺机厂资产总额为3744.08万元，总负债5672.35万元，净资产为-1928.28万元。总资产中固定资产646.81万元，经营性土地资产1816.38万元、流动资产1201.17万元。总负债中金融债务3734.60万元、税收债务609.89万元、劳动债务323.87万元、其他债务442.44万元。改制形式为整体转让。方案执行情况载明：内退人员医疗金114.6461万元、内退人员生活费217.26万元、原企业欠职工债务15.37万元由中孚投资公司负担，其余应付收购资金瑞德置业公司已现金支付。资产过户载明：纺机厂价值1802.27万元的土地处置方式为出让，该厂评估价值为268.1816万元的经营性房产，过户给中孚投资公司。非经营性房产处置方式为委托管理。债务处置情况载明：税收债务、劳动债务以及其他债务由改制后企业中孚投资公司承担，金额债务处置一栏空白。襄樊纺机厂经营性土地资产现已过户至中孚投资公司名下。2005年9月19日，襄樊市纺织行业协会给襄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襄樊纺机厂已整体转让给瑞德置业公司（现已注册为中孚投资公司），其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据马军代理人陈述，瑞德置业公司收购的襄樊纺机厂原有的土地、房产以及机械设备等资产，均已交付给中孚投资公司。二审另查明：财政部于2004年4月30日发布实施的财金（2004）41号《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第十四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处置过程中，根据每一个资产处置项目的具体情况，按照公正合理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确定是否评估和具体评估方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出售等方式处置资产时，原则上应先经合法、独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参照评估价值确定折股价或底价，并合法、合理地评估、认定回收资产的公允价值。二审还查明：瑞德置业公司、中孚投资公司二审中明确表示不再另行提起不良债权无效合同之诉。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除本院作出（2006）襄中刑终字第56号刑事判决书的时间应为2008年4月9日之外，其他与二审查明事实一致，当事人也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上诉及被上诉人答辩，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适用《海南会议纪要》；2、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效力；若合同无效，一审未将其他合同当事人通知参加诉讼，程序是否合法。1、关于本案是否适用《海南会议纪要》。《海南会议纪要》第十二条关于适用范围规定：该《纪要》的内容和精神仅适用于《纪要》发布之后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相关案件。其中的不良资产包括政策性不良债权和商业性不良债权，其属性均为国有资产。《纪要》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诉权及相关诉讼程序、关于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和可撤销事由的认定、关于不良债权转让无效合同的处理以及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和相关证据的审查等内容，其中对于受让人直接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即一次受让）、受让人受让债权后再次转让或多次转让债权（即再次或多次受让）的，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时，如何列案件当事人，如何审查合同效力、合同无效后如何处理，均作了详细规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纪要》对于涉及金融不良债权一次转让，或者多次转让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均一并纳入调整范围。本案案涉银行贷款债权，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先从国有银行建行樊西支行处收购，再转让给境外公司即开曼信托公司，开曼信托公司委托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处置，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将资产转让给姚棚水库，姚棚水库再转让给马军。马军对外是以姚棚水库名义签订的合同，姚棚水库和马军实际是一体。根据上述债权转让过程，本案涉及多个合同关系，一是信达公司因收购政策性不良债权与建行樊西支行之间形成的收购合同关系，二是信达公司处置收购的政策性不良债权与开曼信托公司之间形成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关系，三是开曼信托公司作为不良债权资产的所有人，委托信达公司将资产处置给姚棚水库（马军），从而开曼信托公司或信达公司与姚棚水库（马军）之间形成的债权转让合同关系。现马军作为最后受让人基于债权多次转让主张权利，为认定其权利取得的合法性，对其受让债权之前的每个合同关系效力需要一并审查。鉴于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强，为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本案在法律适用方面，仍应以合同为依据，并结合《民法总则》、《合同法》以及《纪要》的特别规定综合考虑。在审查合同效力时，也要把握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受让人的适格性、转让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几个方面。综合以上分析，本案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后又多次转让形成的案件，符合《纪要》适用范围规定，应受《纪要》调整。马军上诉称开曼信托公司受让案涉债权后委托信达公司再转让，信达公司与姚棚水库或其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因转让标的不属于国有资产，信达公司仅是受托人身份，其履行的不是处置国有资产的义务，双方间的法律关系不受《纪要》所调整，与《纪要》规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2、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效力；若合同无效，一审未将其他合同当事人通知参加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纪要》第五条规定：在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诉讼中，国有企业债务人以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出不良债权合同无效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向同一人民法院另行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国有企业债务人不另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会议纪要》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2009］民二他字第21号）规定：债务人未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但案件的事实和相关证据情况能够引起人民法院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产生合理怀疑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本案马军提起本案诉讼后，襄樊纺机厂和中孚投资公司作为共同原告在一审法院提起不良债权合同无效之诉，因未提供担保，被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二审诉讼中，瑞德置业公司、中孚投资公司明确表示不再另行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依据前述《纪要》规定，在债务人不主动提起转让合同无效之诉情况下，案涉合同效力本可以不作审查。但鉴于本案马军因购买案涉债权曾以诈骗罪被指控，金融不良债权处置又事关国有资产的保护、企业职工利益保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为慎重起见，法院还是应依职权主动对合同效力作审查。为确定马军受让债权的合法性和权利范围，法院有必要审查马军受让债权之前所涉每份合同效力。信达公司从建行樊西支行收购襄樊纺机厂不良贷款债权后，处置给开曼信托公司，经过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批准，两次转让先后在《襄樊日报》和《金融时报》上进行了公告，合同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两份合同合法有效，对襄樊纺机厂依法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受法律保护。开曼信托公司将受让债权委托信达公司转让给姚棚水库，姚棚水库又转让给马军，开曼信托公司或信达公司与实际受让人马军之间形成债权转让的合同关系。开曼信托公司是信达公司注册成立的信托公司。《纪要》第六条第一款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二）…（三）与受让人恶意串通转让不良债权的；（四）转让不良债权公告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公告管理办法（修订）》规定，对依照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择优原则处置不良资产造成实质性影响的；（五）实际转让的资产包与转让前公告的资产包内容严重不符，且不符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六）根据有关规定应经合法、独立的评估机构评估，但未经评估的；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评估机构、评估机构与债务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债务人、以及三方之间恶意串通，低估、漏估不良债权的；（七）根据有关规定应当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处置，但未公开招标、拍卖的；或者公开招标中的投标人少于三家（不含三家）托的；或者以拍卖方式转让不良债权时，未公开选择有资质的拍卖中介机构的；或者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进行拍卖的；…（九）受让人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员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的；（十）…（十一）…。本案瑞德置业公司以及中孚投资公司认为未经公告、评估、招投标、拍卖程序以及马军不是适格受让主体，违反了《纪要》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四、六、九项规定，从而主张其受让债权无效。经查，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受托处置资产时，在襄樊市经济贸易委员会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对外发布了处置公告，有公告为证。事后该办事处虽履行了内部程序，即制定了项目处置方案，报办事处审核委会议审核通过并经信达公司批准后才实施，但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在处置受托资产时，未履行评估、招投标以及拍卖程序，而且马军作为时任建行下属支行的副行长，明知不能以个人名义购买案涉债权的情况下，利用其身份、地位和信息的优势，与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相互串通，规避信达公司关于资产处置的限制性规定，以姚棚水库的名义购买后再转让给自己，其行为违反了《海南会议纪要》关于处置程序、受让主体的规定。信达公司武汉办事处与姚棚水库以及姚棚水库与马军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均应认定无效。据此，马军基于无效合同，向瑞德置业公司、中孚投资公司主张权利，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并判决驳回马军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马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8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5880元，由上诉人马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袁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