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85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牟庭先，女，汉族，1979年2月11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元春，云南典传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蒙洁琼，云南典传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强，男，汉族，1964年12月7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乐清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忠景，男，汉族，1952年12月29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上海市闵行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俞长福，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李鸣，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牟庭先因与被上诉人张国强、卢忠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20）云0111民初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牟庭先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偏听偏信，没有全面听取上诉人庭审答辩，断章取义;没有客观全面审核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一)本案的事实是上诉人在2012年4月23日、8月3日分别向张国强借过300万元、50万元。但当时上诉人与张国强关系密切，系生意合作伙伴兼情侣关系，基于相互信任，系连借条都没有打的无息借款。当时上诉人有自己的固定不动产，资金周转比较稳定，压根就没有必要向他人高息借款。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上诉人在借款发生后打给张国强的款项系年息25%的利息并不是事实，如果是支付利息，那必定是按月、定时支付，但本案打款的时间并不是固定的。由此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国强的借款并非有息借款，上诉人在借款发生后转款给张国强的款项也并非是返还利息，而是在返还借款本金。(二)上诉人与张国强不仅有资金拆借关系，而且还有合作关系。从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均可以看出，在借款发生后，上诉人及其委托的朋友转款给张国强的转款凭证已经大大超出了350万，但原审法院却不尊重客观证据，对被上诉人偏听偏信，不认真审核上诉人的证据，做出错误认定。(三)从《民事诉讼法》的举证义务来说，被上诉人应该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案上诉人与张国强之间的款项往来较多，上诉人在一审答辩称所借款项已经通过银行转款全部清偿，此时应当由被上诉人进一步举证证实该款项不是用于350万债务的清偿。在被上诉人没有充分举证时，原审法院却笼统地对该问题进而不谈，不对此进行确认，就只以后面签署的没有发生过实际借款的351万的《借条》、《保证书》作为结算依据，做出错误判决。试问，双方本来真实的转款是350万元，如果后来签署的351万元不是新的借款，为什么新签署的金额与之前的实际借款金额不完全一致呢?原审法院断章取义，曲解上诉人的辩解，从而做出错误认定。(四)上诉人在借款时确实不认识被上诉人卢忠景，从双方的录音资料也完全可以证实。后期转款10万元给卢忠景也完全是依据张国强的指示操作的。在生活实践当中，债务人按照债权人的指示将款项支付给债权人指定的收款人是很正常的，仅仅10万元的转款相比较350万的巨大款项来说，又怎能以转账10万元作为上诉人认识卢忠景的依据呢?(五)本案的另外一个疑点是上诉人在2012年向被上诉人张国强借款350万，最后的一笔还款是2014年4月30日。如果真的如被上诉人所言，上诉人尚欠350万本金未还，上诉人又怎会直到2017年12月30日，才后知后觉来叫上诉人打《借条》、《保证书》?而在将近四年时间内对这笔巨额财产不闻不问，没有丝毫的催款?本案的事实是被上诉人骗取上诉人签署没有实际发生借款的《借条》、《保证书》，掩盖之前上诉人已经全部清偿的债务，然后做虚假陈述，恶意制造虚假诉讼。原审法院偏听偏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了错误判决的发生。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张国强、卢忠景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国强、卢忠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二原告借款本金351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资金占用利息，其中以借款本金251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1月1日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8年7月1日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国强与被告系多年朋友关系。2012年4月23日，原告张国强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300万元，2012年8月3日转账50万元，共计350万元。在此两笔款项转账之前，原告张国强曾于2012年2月13日转账50万元、3月26日转账100万元至被告银行账户。被告于2012年5月11日向原告张国强转账180万元、2012年6月30日转账6万元、2012年7月27日转账12万元、2012年8月24日转账12万元、2012年10月27日转账17万元、2012年10月15日转账10万元、2012年11月29日转账13.5万元、2012年6月22日转账100万元。之后被告自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分十二次，每次向原告转账7.5万元，共计90万元。2014年3月5日被告向原告张国强转账50万元。在此期间原告曾于2013年11月7日向被告转账30600元、2014年3月17日转账50万元。2016年2月5日，被告向原告卢忠景转账10万元。2017年12月30日，被告向二原告出具借条及保证书各一份，载明向二原告借款351万元，归还日期定于2018年12月底，同时被告保证于2018年6月30日先付清卢忠景100万元。庭审中原告张国强自认其于2012年4月23日及8月3日所转账给被告的350万元中的100万元系原告卢忠景出借的款项。上述借条及保证书出具后，因被告未履行偿还义务，故二原告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于2017年12月30日出具的借条及保证书是对之前的借款进行确认还是新的借款意思表示？二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借贷关系？针对该争议焦点，二原告在庭审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被告出具的借条及保证书，借条明确载明原告向二原告借款351万元，并约定了还款日期，且被告另出具保证书载明于2018年6月30日前付清原告卢忠景100万元。根据被告庭审陈述，该借条及保证书系二原告找到被告家中胁迫其出具，同时又陈述该借条系新的借款意思表示，借款并未实际交付，该陈述存在矛盾及与常理相悖之处，且被告于2016年2月5日向原告卢忠景转账支付10万元的事实也与被告陈述不认识原告卢忠景的辩解不相符，故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12月30日由被告出具的借条及保证书应当是对原、被告前期的借款所作结算。针对被告前期所借款项350万元是否清偿完毕的问题，原告张国强与被告之间长期款项往来较多，除本案原告所诉借款350万元之外尚存在多笔原告转账给被告的款项，被告所支付原告的款项是否是清偿本案借款350万元无法进行确认，故应以双方于2017年12月30日最终作出的结算金额予以确认。被告作为债务人应当履行清偿债务的义务，故对二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其借款本金351万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的逾期还款利息，按照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逾期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对二原告主张的律师费6万元，双方对此并无约定，也非必要支出，对该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牟庭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张国强、卢忠景借款351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按照年利率6%，其中100万元自2018年7月1日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另250万元自2019年1月1日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被告牟庭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张国强、卢忠景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保险担保费7453.23元。三、驳回原告张国强、卢忠景的其余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案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申请证人何某、林某出庭作证，欲证明上诉人曾委托何某、林某分别向被上诉人张国强转账50万元及94万元，此款均是替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张国强的欠款。因受疫情影响，证人何某不能到庭作证，故本院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以电话方式与何某进行联系，何某在电话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其与上诉人系好朋友，2013年1月9日通过其账户转至被上诉人张国强的50万元款项是上诉人向其所借之后请其帮忙打给张国强的，自己与张国强之间无业务关系；林某到庭陈述：其是个体经营者，经营昆明市官渡区瑞兴盛建材经营部，该营业部的开户行是中国工商银行昆明新螺蛳湾第一支行，账号是25×××90，其与上诉人系合作关系，其曾于2013年2月9日至2013年2月15日期间受上诉人委托并通过其上述账号共计向张国强转款94万元，其与张国强并不认识。上述二位证人证言经双方质证，上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予以认可，被上诉人对证人何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不予认可，并认为林某的转款备注系货款，不能证明系还款，故认为二位证人的证言均不能证明证人的转款就是归还350万元借款的还款。另，上诉人二审中提交其与被上诉人卢忠景的通话录音，欲证明：2017年12月30日其出具的《保证书》是受被上诉人张国强欺骗所出具，其与被上诉人卢忠景原本并不认识，卢忠景与被上诉人张国强之间有经济纠纷，卢忠景问张国强要钱时，张国强骗卢忠景说钱借给上诉人了，同时为了安抚当时生病的卢忠景，利用张国强与上诉人的亲密关系，哄骗、利用上诉人为张国强稳住卢忠景，故出现了《保证书》的事实。该通话录音经质证，上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予以认可，被上诉人对该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另，考虑案情需要，本院在双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卢忠景进行电话联系，被上诉人卢忠景在电话中陈述：其曾经借款200万元给被上诉人张国强，其中100万元已收回，另外的100万元张国强告知已投在上诉人处，所以后来其到昆明要该笔款项，于是上诉人就向其出具了100万元保证书和本案的借条，且借条中有100万元属于其所有。经质证，上诉人对该通话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被上诉人卢忠景陈述的内容不认可。被上诉人对该通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何某、林某、卢忠景均当庭进行了陈述，故对证人何某、林某的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能否证明上诉人的证明观点，本院将结合查证事实在说理部分予以评述。另，经二审审理，因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此外，审理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对账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提交的双方款项往来明细表中载明的自2010年开始至2016年2月5日止，被上诉人张国强共计转款给上诉人783.06万元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张国强共计转款784万元的事实无异议，故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本院经审理除确认双方无争议的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外，另确认：自2010年起至2016年2月5日止，被上诉人张国强多次共计向上诉人转款783.06万元；上诉人多次共计向被上诉人张国强转款784万元。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于2017年12月30日出具的借条及保证书是对之前借款的确认还是新的借款意思表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借款关系？本院认为，二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审理中除提交350万元借款的转款凭证外，还提交了由上诉人于2017年12月30日出具的借条及保证书，该借条明确载明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借款351万元，并约定了还款日期，且上诉人另出具保证书载明于2018年6月30日前付清被上诉人卢忠景100万元。上诉人虽称其于2017年12月30日向二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及保证书系新的借款意思表示，借款并未实际交付，但上诉人对其曾在2012年4月23日、8月3日分别向张国强借款350万元的事实及其于2016年2月5日向被上诉人卢忠景转账支付10万元事实未予否认，因此，在上诉人未否认借款事实存在及其向被上诉人卢忠景转账支付10万元的情况下，上诉人一方面称涉案借条及保证书系被上诉人骗其所签，一方面又称该借条系新的借款意思表示，借款并未实际交付，其陈述存在矛盾及与常理相悖之处。另，根据本案查证事实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上诉人提交的其与被上诉人卢忠景的通话录音内容等证据，能反映出上诉人之所以向二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及保证书，是上诉人自愿以债务加入的方式向二被上诉人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及保证书系对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前期的借款所作的结算并无不妥，上诉人称涉案借条及保证书系受二被上诉人欺骗所出具且借条系新的借款意思表示，借款并未实际交付的观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借款金额及利息问题，经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国强之间长期款项往来较多，除二被上诉人主张的350万元借款外尚存在多笔被上诉人张国强转账给上诉人的款项，而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张国强的款项是否是清偿本案的350万元款项在本案中无法确认。现上诉人作为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双方存在较多款项往来的情况下依然向二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和保证书，只能说明上诉人并未归还二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借款。因此，一审判决根据双方的结算凭证即借条和保证书认定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归还借款351万元并无不妥。对于二被上诉人主张的逾期利息，经查，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并按年利率6%予以支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审理中，虽经核实，自2010年起至2016年2月5日止，被上诉人张国强多次共计向上诉人转款783.06万元，上诉人也多次共计向被上诉人张国强转款784万元，从转款情况看，上诉人虽多转给被上诉人相关款项，但该转款均发生在上诉人出具涉案借条及与保证书之前，无法证明与本案所涉借条及保证书中载明的借款有关，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所述，牟庭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6613元，由上诉人牟庭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立红审判员  贾 音审判员  古维贤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秦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