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1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局。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刘鹏，局长。委托代理人：刘伯来，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庆林，广东来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仲乐，男，196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50。委托代理人：袁伟乐，男，196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54，系袁仲乐的弟弟。委托代理人：张泰峰，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赵国生，区长。委托代理人：刘远新，该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朱国良，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局（以下简称增城区水务局）因与被上诉人袁仲乐、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增城区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275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26日，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核发了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权第10215229号《不动产权证书》，该证载明：权利人袁仲乐，共有情况单独所有，坐落于广州市增城区*************，权利类型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批准拨用宅基地，用途农村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袁仲乐在该址动工建设房屋。2017年10月20日，石滩镇人民政府对仍在基础建设阶段的上述建构筑物进行强制拆除及平整土地、恢复原貌。2017年12月21日，增城区水务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袁仲乐在增城区石滩镇岳埔村官海东路16号左侧建设了一栋三层混泥土结构砖房，一层已砌砖，二、三层为框架结构，建基面积约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且未能提供建设该房有关规划报建手续及水务部门相关审批手续。2017年12月25日，增城区水务局向袁仲乐发出穗水责改〔2017〕增28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袁仲乐拆除建设房屋，恢复原貌。2018年9月18日，增城区水务局再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上述房屋主体已建成，房屋外墙装修已完成，正进行屋内装修铺设电线等，并于同日向袁仲乐发出穗水责改〔2018〕增226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认为袁仲乐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增江河石滩镇岳埔村段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房屋，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责令袁仲乐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在2018年9月21日前自行拆除，恢复原貌。2018年9月29日，增城区水务局对上述涉案房屋进行强制拆除，之前没有经过增城区政府批准，也没有作出强制拆除决定，而且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没有制作笔录及物品清单等。袁仲乐不服，于2018年11月13日向增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增城区政府受理后于2019年1月11日作出增府行复〔2018〕156号《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2019年2月11日，增城区政府作出增府行复〔2018〕1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认定：袁仲乐未经增城区水务局批准，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涉案房屋，增城区水务局作出穗水责改〔2018〕增226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自行拆除，恢复原貌，并无不当，但该行为属于阶段性的程序告知行为，不具有可复议性，袁仲乐请求撤销该通知书的理由不成立。而增城区水务局作出强制拆除袁仲乐房屋的行为程序违法，鉴于该行为已实施完毕，现已无可撤销的内容，因此应确认为违法。另外，由于袁仲乐所建房屋属于违法行为产生的非法利益，应不予保护，袁仲乐请求的赔偿不予支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一、确认增城区水务局强制拆除袁仲乐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二、对袁仲乐请求责令增城区水务局作出46万元经济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袁仲乐仍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另查明，广州市增城区******民委员会于2018年出具《情况说明》，载明：“现有岳埔村村民袁仲乐于1992年投得岳埔村官海东路17号屋地，并合法取得不动产权证，证号10215229，在1997年建成简易房屋一幢，租给别人做纸袋之用，由于年久失修，房屋塌陷，当时由于资金问题一直没有维修。在2017年7月由土地使用人袁仲乐在原址拆旧重建，并到村委备案，于当年12月建成，户口于2017年11月迁入岳埔村官海东路**，达到人户一致。”2019年8月1日，广州市增城区******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兹证明增城区石滩镇岳埔村官海东路17号是本村村民袁仲乐的唯一住房，无其他的宅地基和商品住房。关于袁仲乐主张的经济损失，其提交了收据12张，金额分别为43767元（含推拉窗27432元及防盗网16335元）、瓷砖61836元、门26393元、钢材款41936元、钢材款11032.5元、红砖44000元、水电材料7728元、水泥11000元、水泥4175元、建房结构人工款103699元、装修人工费81485元、沙石材料26600元，以及结算清单、送货单等若干。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在江河、湖泊、水库、运河、渠道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和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擅自修建水工程，或者建设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跨河、临河建筑物、构筑物，铺设跨河管道、电缆，且防洪法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律并非是条文中所罗列的惩处性规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本案中，袁仲乐为增城区石滩镇岳埔村村民，原居住房屋已倒塌，涉案房屋虽确属未批先建，但经村委同意拆旧建新，房屋用途系自住，也并非非法占地，且涉案房屋是袁仲乐及其家人的唯一居所，符合一户一宅的情况。在增城区水务局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袁仲乐超过农村宅基地范围进行建设、以及未提供证据证实涉案房屋是无法采取补办手续等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违法建设的情况下，执法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会对违法建设人的居住安全及正常生活产生过度侵害，即应在充分衡量水务管理与安居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处理。居住权利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保障该权利亦是依法行政之义，行政行为也应以人为本方能体现其正当性。就本案针对袁仲乐所面临的困境，增城区水务局应考虑是否已妥善安置袁仲乐或是否可选择采取责令限期补办相关审批手续等改正措施后，再针对相应改正情况酌情作出处理，现直接作出通知即进行强制拆除未充分考虑袁仲乐居住安全利益，必将对袁仲乐的权益造成过度损害，使袁仲乐居无定所，故增城区水务局就涉案房屋查明事实不清、处理明显不当，其于2018年9月29日对涉案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履行义务的期限；（二）履行义务的方式；（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四）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第三十八条规定：“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在实施强制拆除前应按照上述规定履行程序，包括作出行政决定、催告、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等。增城区水务局对涉案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前并没有书面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也没有对袁仲乐进行书面公告、催告并告知给予合理的履行期限及享有陈述、申辩权等，故增城区水务局于2018年9月29日对涉案房屋进行强制拆除行为违反了上述程序规定。《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镇人民政府在组织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进行公告和催告，严格遵守送达和期限等相关要求。对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时，应当制作执法笔录、现场拍照、录音录像。”第二十三条规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在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前自行搬出财物。当事人拒不搬出财物的，应当对其财物进行登记、制作物品清单。物品清单应当加盖行政机关印章，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财物的名称、种类、规格、数量和完好程度；（三）当事人取回财物的途径和时间；（四）行政机关的名称、日期。物品清单应当经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到场或者拒绝签名的，可以由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见证或者由公证机构现场公证后，由执法机关代为临时保管。当事人应当在强制拆除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指定的地点领取，逾期不领取的，执法机关应当发布招领公告，当事人应当在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领取，临时保管费用和因逾期不领取造成的损失，由当事人承担，但是因执法机关的过错造成损失的，执法机关应当依法赔偿。”此外，增城区水务局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没有对相关财物进行登记及制作物品清单和笔录，故其对涉案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本案中，增城区政府在增城区水务局强制拆除涉案房屋主要事实不清、处理明显不当的情况下只作出确认程序违法的复议决定不当，应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六款规定：“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由复议机关对加重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袁仲乐要求增城区水务局和增城区政府向其赔偿经济损失463651.5元为其建设涉案房屋的费用，根据上述规定，增城区水务局强制拆除袁仲乐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应对因其违法行为对袁仲乐合法财产权益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予以赔偿，增城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并未加重损害，增城区政府对袁仲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增城区水务局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并没有制作笔录及财产清单，只有部分照片，故应结合袁仲乐、增城区水务局和增城区政府的陈述及袁仲乐提供的清单、收据等，依据生活经验、常识予以判定损害情况。袁仲乐对其主张的损失提交的收据、送货单等，虽不是正规的发票，但符合一般实际情况没有超出合理的市场价，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故酌情按照袁仲乐所列清单数额的80%（取整）判令增城区水务局赔偿强制拆除袁仲乐涉案房屋经济损失371000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增城区水务局于2018年9月29日强制拆除袁仲乐所有的广州市增城区**************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撤销增城区政府于2019年2月11日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三、增城区水务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袁仲乐经济损失人民币371000元。本案受理费50元由增城区水务局、增城区政府负担。上诉人增城区水务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涉案房屋没有任何权属证明及合法建设手续，所在位置与涉案《不动产权证书》证载位置不一致，涉案房屋明显属于违法建设。城建档案系统未查询到袁仲乐所建房屋的相关报建审批档案，据穗规划资源增函〔2019〕3541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局关于协助查询有关地块信息的复函》，涉案土地的权属证明是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后因证书遗失申请补发的涉案《不动产权证书》仅是土地权属证明，并非房屋产权证。另外，据广州市增城区测绘院测绘结果显示，涉案《不动产权证书》证载位置坐标与袁仲乐被拆除房屋坐标不同，即被拆除房屋并非位于涉案《不动产权证书》上，是违法建筑，袁仲乐对涉案房屋无合法利益。二、原审法院无权认定涉案房屋是否属于违法建筑，有权认定的行政主体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涉案房屋违法的性质是依照法律法规认定的，袁仲乐的居住权不能对抗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能突破对其违法性的认定。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袁仲乐涉案房屋所占土地属非法占有，涉案房屋并非袁仲乐及家庭的唯一居所。广州市增城区******民委员会证明涉案房屋是袁仲乐的唯一住房与真实情况不符。从2004年起证载位置未发现违法图斑，涉案《不动产权证书》所涉土地上没有任何建筑物或构建物，不可能存在袁仲乐的住房。且村委会证明自1997年袁仲乐建设简易房屋一幢提供给他人制作手袋使用，从未在涉案房屋居住过，故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是袁仲乐唯一住所与事实不符。四、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相关规定并非是惩处性规定，系牵强曲解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是增城区水务局执法的法律依据，增城区水务局作为水务管理部门，应充分保障辖区内河道管理范围的河势稳定、河岸堤防及河道行洪安全，对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行为有权采取强制拆除措施及罚款等行政强制或处罚措施。依法拆除袁仲乐的违法建筑是履行公众生命安全的保障义务。五、增城区水务局作出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增城区水务局于2017年12月25日、2018年9月9日分别两次对袁仲乐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其接到《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并未按规定期限自行拆除建（构）筑物或设施，增城区水务局有权决定在合理期限内强行拆除。六、原审法院认为增城区水务局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袁仲乐合法财产权益损失并需要赔偿属认定事实错误。涉案房屋属于违法行为产生的非法利益，应不予保护。另外，原审法院仅依据袁仲乐单方提供的收据、送货单等材料来确定市场价及上诉人应支付的经济赔偿违反法律相关规定。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三项判项；2.改判驳回袁仲乐的第一、三、四项诉讼请求；3.判令袁仲乐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袁仲乐二审答辩称：一、增城区水务局的行政行为违法。1.增城区水务局强制拆除涉案房屋造成袁仲乐居无定所。据广州市增城区******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袁仲乐为增城区石滩镇岳埔村村民，原居住房屋已倒塌，涉案房屋虽确属未批先建，但经村委同意拆旧建新，房屋用途系自住，也并非非法占地，且涉案房屋是袁仲乐及其家人的唯一居所，符合一户一宅的情况。增城区水务局就涉案房屋查明事实不清、处理明显不当。2.增城区水务局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不符合比例原则。增城区水务局应考虑是否已妥善安置袁仲乐或是否可选择采取责令限期补办相关审批手续等改正措施后，再针对相应改正情况酌情作出处理。增城区水务局直接作出通知即进行强制拆除未充分考虑袁仲乐居住安全利益等问题，必将对袁仲乐的权益造成过度损害，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3.增城区水务局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不符合立法目的。4.增城区水务局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程序不合法。二、袁仲乐的财产系合法财产，应当得到法律保护。袁仲乐持有《不动产权证书》，且涉案土地系袁仲乐系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投标有偿获得，其获得土地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符合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原审被告增城区政府二审期间陈述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广州市****规划许可证实施办法》的规定，认定“一户一宅”的职能部门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各区分局，并不是村委会或者合作社。同时根据该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目前增城区仍未制定是否符合“一宅”的认定标准和程序，村委会出具的关于袁仲乐“一户一宅”的证明，无论是作出主体还是证明内容均无依据。原审法院根据该证明来认定袁仲乐属于“一户一宅”，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以比例原则判决对袁仲乐进行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袁仲乐虽有不动产权证，但这只是土地来源合法的凭证，在该土地上建设房屋仍需相关部门的审批，且其建设的房屋应当符合“一户一宅”的标准以及相关农村建房的标准，否则不应当给予赔偿。袁仲乐建设未经相关部门的批准，超标占用100平方米建设建筑面积为300平方米的三层涉案房屋，已超过目前农村的“一户一宅”占地80平方米层高不超过二层半的惯例标准，不应当给予赔偿。另外，涉案房屋被拆除是由于其在政府及职能部门多次制止的情况下偷建抢建而造成的后果，并不是合法权益的损害，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当不予赔偿，原审法院以比例原则认定增城区水务局的拆除行为导致其居住权无法得到保障而判令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袁仲乐的诉讼请求，并改判维持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经二审审查，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并有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12月21日，增城区水务局执法人员到涉案房屋处进行现场检查，袁仲乐不在现场。增城区水务局作出穗水责改〔2017〕增28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未送达袁仲乐本人，该通知书“当事人签收”处由袁平乐代为签收。增城区水务局主张袁平乐系袁仲乐的哥哥。二审庭审中，袁仲乐当庭陈述其并未收到袁平乐转交的上述《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本院认为，关于被诉强拆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本案中，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于2017年10月26日向袁仲乐核发了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权第10215229号《不动产权证书》，用途为农村宅基地，用地位置为广州市增城区*************，面积为100平方米。虽袁仲乐在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在涉案地址上拆旧建新确有不当，但其基于行政机关颁发《不动产权证书》行为所产生的信赖利益依法应当受到保护，增城区水务局未充分考虑袁仲乐依法享有的信赖利益，强制拆除涉案房屋，应属违法。其次，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增城区水务局执法人员于2017年12月21日到涉案房屋处进行现场检查时，袁仲乐不在现场。增城区水务局作出穗水责改〔2017〕增28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亦未依法送达袁仲乐。之后，增城区水务局并未对袁仲乐是否按照上述《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进行整改进行跟进调查和处理，而是在时隔九个月涉案房屋已经建成之后，才再次到涉案地址进行执法检查，并于2018年9月29日强制拆除涉案房屋。故增城区水务局未在发现袁仲乐建房行为第一时间及时制止及防止其损失扩大，并且在未依法定程序经过增城区政府批准及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情况下强制拆除涉案房屋，亦属违法。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被诉强拆行为违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袁仲乐的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因增城区水务局强制拆除袁仲乐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袁仲乐有权要求增城区水务局对其合法权益受到的损害进行赔偿。袁仲乐提出建筑材料、建房结构人工款、装修人工费等共计463651.5元赔偿请求，并提交了清单、收据等证据予以证明。虽然袁仲乐提交的上述收据并非正式发票，但是原审法院考虑农村建房的实际情况以及上述收据所涉金额并未超出合理市场价，根据公平合理原则，酌情按照袁仲乐提交清单及收据所确定金额的80%判令增城区水务局赔偿袁仲乐371000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增城区政府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仅确认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对袁仲乐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撤销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增城区水务局要求撤销原审判决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琳审 判 员  闵天挺审 判 员  王 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杜春燕书 记 员  罗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