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7刑终317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谭立铎，男，1970年6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公民身份号码422************359，土家族，文化程度初中，原系广东筑奥生态环境有限公司东凤分公司项目经理，户籍所在地巴东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7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20日被逮捕，2020年8月12日被取保候审。辩护人梁务贞，系广东祥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杨寿章，男，198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公民身份号码431************777，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务工，户籍所在地宜章县******委会第9村民小组。因本案于2019年1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日被逮捕，2020年9月7日被取保候审。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审理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谭立铎、杨寿章犯污染环境罪一案，于2020年8月11日作出（2019）粤0703刑初61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谭立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依法讯问上诉人谭立铎，听取上诉人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6年6月，东莞市***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昌公司”，已判刑）挂靠广东筑奥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筑奥公司”）的名义投标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环卫保洁、垃圾收集、运输及处理的项目，并于同年7月22日中标。同年10月18日，广东筑奥公司将该项目转包给桂昌公司。同年12月，广东筑奥公司在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设立广东筑奥公司东凤分公司（以下简称“筑奥东凤公司”），实际负责中山市东凤镇环卫保洁、垃圾收集、运输及处理的项目。由桂昌公司派出周健南（已判刑）监督、管理筑奥东凤公司运营情况；分别派出被告人谭立铎、李伟新（已判刑）管理筑奥东凤公司的垃圾运输处理；派出谭建军（已判刑）管理垃圾外运业务。2017年，黄和通、谷以云、赵斌（三人均已判刑）共同出资组建一无名运输车队，共同购买湘D*****、湘K*****号牌等多辆货车从事运输业务。被告人谭立铎明知该车队不具备运输垃圾处理资质仍将筑奥东凤公司承接的城市垃圾交由该车队运输处理。2018年2、3月，黄和通先后雇佣被告人杨寿章和何城南、王希、高志波、薛丹（四人均已判刑）担任车队司机。自2018年3月22日至4月30日止，黄和通带领车队司机被告人杨寿章、何城南、王希、高志波、薛丹分别驾驶粤R*****号牌、湘L*****号牌、赣C*****号牌、湘D*****号牌、粤H*****号牌、赣C*****号牌、赣C*****号牌、湘K*****号牌货车从筑奥东凤公司处运输共计1447.59吨垃圾至江门市荷塘镇原顺龙洗水厂进行倾倒，所倾倒的垃圾将该厂的北面和西面区域、厂区过道均填满，垃圾所散发臭味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生活，并导致周边群众多次投诉。经核查，清理上述垃圾的费用合计人民币622463.7元。经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采样检测，从倾倒现场的垃圾中渗出液检出镉、镍、铅、砷、铜、锌、总铬、汞等重金属有毒物质。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证人王某、王某祥、李某灵、蒲某兵、黄某浩、李某寿、谭某、谭某化、王某涛、向某平、岑某昌、胡某权、李某开、梅某明、蔡某尤、李某仙、李某品、叶某桃、陈某杰、毛某丰、李某青的证言及辨认笔录，同案人李伟新、谭建军、黄和通、赵斌、谷以云、何城南、王希、高志波、薛丹的供述材料和辨认笔录，江门市环境保护局移送的调查报告、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检查照片、位置示意图、关于顺龙洗水制衣发展有限公司附近现场固体废物情况的说明、现场检查照片及视频，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广东筑奥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东凤分公司出具的《东凤镇环卫保洁及垃圾收集、运输作业发包合同》《东凤镇环卫保洁及垃圾收集、运输作业合同书补充协议》，被告人谭立铎提供一份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协议书，侦查机关扣押涉案车辆及被告人等人所使用手机的清单及照片，侦查机关出具的对被告人等人手机内存信息的提取笔录、提取清单，电子证物检查笔录，被告人等人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及截图，涉案单位出具的东凤镇环卫保洁及垃圾收集、运输采购项目垃圾运输汇总表，经同案人高志波、何城南、薛丹、王希、黄和通及被告人杨寿章等人指认的车辆经过路面监控视频截图及上述人员清运垃圾的记录统计表，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环境卫生管理站出具的关于清理顺龙洗水厂违章堆放的垃圾的处理成本的说明，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关于同意涉案生活垃圾进入旗杆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处理的复函》《关于处理顺龙洗水厂违章堆放的垃圾的处理成本》，广东筑奥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凤分公司与江门市弘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环卫站签订的《垃圾清运三方协议》，江门市旗杆石垃圾填埋场环卫运输记录单，广东筑奥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东凤分公司提供的清运垃圾日报表、关于处理顺龙洗水厂成本费用明细、垃圾消毒除臭委托协议、转账记录、资金监管情况说明书，江门市旗杆石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卫运输记录单，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出具的《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南格工业区涉嫌固体废物非法倾倒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广东筑奥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东凤分公司、广东筑奥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林有限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企业登记信息资料，证人毛某丰提供的承包协议书、支票领用登记薄、支票审批表、账款支付审批表，被告人谭立铎的社保查询资料，东莞市***林有限公司出具的工资表和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破案说明材料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谭立铎、杨寿章无视国家法律，违反国家规定，伙同他人倾倒有毒物质，造成公私财产损失达人民币622463.7元，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本案属单位犯罪，被告人谭立铎是涉案单位污染环境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并非单位犯罪的决策者，其犯罪情节较涉案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轻，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杨寿章受雇请、安排实施污染环境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杨寿章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涉案现场的垃圾已经被处理完毕，可以对二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谭立铎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二、被告人杨寿章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三、存放于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的被告人谭立铎被扣押的手机一台，属作案工具，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上诉人谭立铎上诉称，1.其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和一审判决均有异议。（1）其不具备本案犯罪的时间。本案犯罪行为发生在2018年3月20日至4月30日，而其在任公司项目负责人时段，即2017年4月至2017年12月。（2）其不存在与李伟新同时共同管理东凤分公司的情况。案发时段其既不是公司重要管理人员，也不是车队司机，根本不符合本案单位犯罪其他直接责任人的定性条件。（3）其没有本案犯罪的主观故意，对事故车队的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既不知情，也没参与。（4）其被解除项目经理职务以后，公司延续以前的合作模式、跟哪些车队合作，都是现任管理层新的决策和决定，并非其决定。（5）其不知道黄和通车队不具备运输处理垃圾的资质和能力。（6）其曾经的临时“准入”行为并不是导致本案犯罪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与本案犯罪行为没有必然的法律因果关系。（7）公诉机关指控东凤分公司倾倒在事故现场的垃圾量是1447.59吨，而公司实际清理事故现场垃圾总量4373.62吨，说明黄和通车队从东凤分公司运输的垃圾并不是造成这起污染环境案的主要因素。2.对证人证言有质疑。（1）素不相识的证人证言不可取。（2）黄和通的证言，其没有要求他具备相关资质、而且知道他非法偷倒垃圾情况之说，纯属说谎，有悖常理。（3）向某平的证言纯属猜测。（4）证人李某寿、谭某、谭某化、王某涛、岑某昌、梅某明、李某仙、李某品、叶某桃等各自的证言，只能证明案发前其曾经是东凤分公司的项目经理，并不能证明其具备参与本案犯罪的行为。（5）周建南、李伟新的证言相互矛盾、无法相互印证，其真实性、有效性值得怀疑。（6）关于其跟同事的聊天记录只能说明其对现场工作的关心或者知道公司有开展垃圾外运工作，无法说明其主导此项工作、参与具体工作，更不能把其的善意曲解为纵容车队非法倾倒垃圾。3.其在本案中的行为作用无足轻重，不是导致本案发生的决定性因素，与本案不存在任何法律因果关系。（1）其不知道黄和通车队不具备运输处理资质并偷倒垃圾，原审判决缺乏认定其必须应该知道的证据。A.在其担任项目经理期间，黄和通主动找到其，以一张清远处理场的“接收证明”自称具有垃圾运输处理资质和渠道，要求承包公司的垃圾处理业务。由于当时东凤分公司现场工作太忙，且已有另外车队为公司运输处理垃圾，加之后来其已被公司撤职，导致没能及时跟进与黄和通签定承包协议并核实其资质和场所。B.其不知道黄和通具有随意倾倒垃圾污染环境的行为。C.自其被撤职后，没有负责车队联络工作，跟黄和通及司机没有任何业务联系和生活关系，彼此没有通话记录没有聊天记录，更没有利益输送。（2）其被撤职后，不再具备管理权限和管理义务，已无法对公司垃圾业务和其他工作进行有效管理，其行为作用在本案中微不足道，不应定性为直接责任人并承担本案相关刑事责任。A.在2017年底被撤职交接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其以前主导的各项工作，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都到此为止，以后项目部所有工作都在李伟新的领导下进行。B.2017年底公司对其撤职，说明其已不再是东凤分公司的项目经理，不是直接责任人，没有人通知参加一次管理工作例会。C.2018年公司如何开展垃圾处理工作、选择跟谁合作以及合作方式都是李伟新和公司管理层决定的。即使他们继续选择其以前的合作对像、合作模式，也是新的决策和决定，并不是其要求、行为。D.公司同事与其聊天记录，只能说明其知道公司有开展垃圾外运工作，无法说明其指导此项工作、参与具体工作，更不能说明其知道车队非法倾倒垃圾。（3）其没有本案犯罪的主观动机和必要性，不具备本案污染环境的犯罪故意。（4）其的行为不是导致本案发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A.在其担任项目经理期间虽然没有彻底核实黄和通运输处理垃圾的资质并签订承包协议，但不能证明其在知道对方不具备垃圾处理资质情况下，仍同意其为公司处理垃圾。而且在其任期内，黄和通并没有犯与本案有关的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那么其临时“同意”试运行行为不应构成犯罪。B.其被撤职后没有监管公司营运情况的权限和义务，作为新任项目经理李伟新完全有权力和义务审核车队的合法性、场地的规范性并决定是否继续跟黄和通合作，并针对问题完全有权力拒绝与车队合作。4.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犯罪构成不是各个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要素的有机统一；各个要素按照犯罪构成的要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形成为一个整体才能构成犯罪。如果依靠推论和猜测对其行为进行界定，纯属预设立场进行有罪推论，不仅对其本人有失公允，而且有损法律的公平正义和严肃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合理、合法的判决。上诉人谭立铎的辩护人辩护称，上诉人谭立铎的行为不构成污染环境罪，原审判决错误。1.谭立铎卸任项目经理之后，没有管理权限，也没有监管的义务。其于2017年12月25日后没有担任筑奥东凤公司的项目经理，虽在2018年后还在公司工作，但被撤职后一直没有被安排新的工作岗位以及分配工作内容，而涉案中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原顺龙洗水厂厂区被法院认定倾倒垃圾的时间段是2018年3月22日至2018年4月30日。换言之，黄和通车队非法倾倒垃圾在顺龙洗水厂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谭立铎已卸任项目经理小半年。由于其没有管理权限，也没有监管义务，在没有参与外运指挥工作的情况下，如果作为单位污染环境的直接责任人员以定罪论，有失公允。2.关于本案证据，周健南、谭建军、李伟新等人的供述、证人李立寿、李某仙、梅某明等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谭立铎在被撤销项目经理职位之后，是没有监管公司的运营情况的义务以及管理权限，也能证明谭立铎已经交接了包括垃圾外运的全部工作给李伟新。从谭立铎卸任，李伟新接替谭立铎职务直至案发、发生危害结果整个过程，长达小半年时间，这期间作为项目经理的李伟新有权利和义务重新审核车队的资质问题，视察外运车队的运送垃圾场地、把关垃圾外运的相关情况。发现问题也完全有权力把外运车队换掉，解除承包。所谓在其位，司其职，担其责。期间监管不力、发生环境污染的危害结果的责任应该由相关的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否则，难道谭立铎卸任经理职位之后的一两年，后来发生污染环境的事件，因为外运车队是他在任期间准入的，还要追究这个前任管理人员的责任吗？造成江门市顺龙制衣洗水厂的1400多吨的垃圾堆积，污染环境的损害结果并不是谭立铎放任或他的客观行为造成的，两者没有法律上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谭立铎来说这结果也具有不可预测性。由于谭立铎在2018年3月22日到4月30日期间都没有管理职权，公司更加没有授权其考察垃圾外运车队的处理垃圾渠道，没有监管职权，因此，以单位污染环境的主要负责人追究谭立铎的刑事责任是不合理的。3.关于谭立铎是否明知道外运车队有随意倾倒垃圾的风险，而放任违法行为的主观故意。在2017年11月份，黄和通跟谭立铎谈外运的时候，谎称跟正规的垃圾场有关系，可以外运、处理生活垃圾，提出的也是正常的市场价格。谭立铎就上报周健南，也得到周健南的批准。谭立铎认为，如果合作顺利，后面补签合作协议，完善相关的手续就行，不行就终止合作。但是没过一两个月，谭立铎就被撤销项目经理的职务，李伟新以及周健南后续有跟车队老板谈外运事宜。之后外运的事情谭立铎就没有权利去管。因此，谭立铎在2018年之后根本谈不上有管理的权利和监管的义务，就更谈不上有放任的污染环境的主观故意以及客观行为。4.关于为何谭建军在2018年之后还偶尔通过微信给谭立铎发送一些外运垃圾的车数以及谈论工作的问题。谭立铎虽已被撤销经理一职，也知道公司停了社保、但既然还领着工资，还是要工作的。谭建军基于工作习惯，偶尔会发一些外运的数据让他看。当他知道李伟新、周健南跟外运老板谈判外运的事情的时候，还特意通过微信向谭建军给出建议，在谭立铎卸任后，还有一些村负责人一发现路面有垃圾没有及时清走就电话通知他，他也会向谭建军传达，建议谭建军赶紧清理垃圾、洗路。所以谭建军跟谭立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反映出谭立铎还是一个工作非常负责任的人。但是这并不代表谭立铎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5.关于本案中认定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622463.7元的问题。本案的损失金额计算方式是认定从筑奥东凤公司处运输共计1447.59吨垃圾到江门市荷塘镇原顺龙洗水厂，清理每吨垃圾的费用按照430元计算所得。据江门市物价局批复可知，处理顺龙洗水厂的生活垃圾的成本合计为198元/吨，与东凤镇招标的价格相比（扣除17%的税费），上述垃圾处理价格198元/吨更符合市场规律的定位。公诉机关采用的430元/吨（即最终实际支出的处理价格）去作为计算本案公私财产损失的标准，明显过高。6.关于本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1）涉及黄和通的车队中，所有其他直接外运垃圾的7名司机（证人）都不能辨认出谭立铎。（2）同案人周健南、李伟新、谭建军的供述及证人梅某明的证言，证实他卸任项目经理无权管理公司运营，也不需要知情外运事宜。（3）在案发谭立铎被刑事拘留，当时蓬江区人民检察院对谭立铎作出不批准逮捕，理由是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后经蓬江区人民检察院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回来的证据都对谭立铎有利。原审判决仅认为谭立铎知道黄和通仍受东凤单位委托处理垃圾外运，或认为其有关注外运事宜，就推导出其放任发生污染环境的危害结果的犯罪故意，甚至把损害结果归咎到谭立铎没有采取有效防止措施，从而推导谭立铎是主要责任人员，但并没有实质的证据予以支撑其推论，根本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综上，过错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才能构成侵权行为，行为人才需要承担责任。希望二审法院可以衡量本案现有证据，对谭立铎作出无罪判决。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谭立铎的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谭立铎及其辩护人均没有新的证据向本院提交。对上诉人谭立铎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关于上诉人谭立铎的行为是否构成污染环境罪的问题。（一）上诉人谭立铎具有放任污染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故意。经查，首先，桂昌公司出具的工资表和证明证实，谭立铎于2017年12月25日被撤销领导职务，等待安排新的工作，但于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仍在该公司工作并领取工资。其次，同案人周健南、李伟新、谭建军的供述及证人李某寿的证言均证实谭立铎于2018年1月之前担任筑奥东凤公司项目经理并负责垃圾运输处理及联络外运垃圾的车队，涉案的黄和通车队由谭立铎负责联络。第三，同案人黄和通的供述证实其于2017年跟筑奥垃圾场的负责人谭立铎及谭建军洽谈外运垃圾业务，当时并未签订外包垃圾合同，谭立铎和谭建军亦未要求其车队提供垃圾清运的相关资质材料，谭建军和谭立铎肯定知道其乱倒垃圾。第四，谭立铎的供述证实其于2017年与黄和通联系外运垃圾，黄和通说过他车队合法正规，只提供一张清远那边填埋场的接收证明，但并未去核实和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当时未签订合同，2018年1月1日之后的事情就不清楚了。第五，谭立铎与同案人谭健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谭立铎仍关注黄和通车队外运垃圾事项，知道黄和通车队仍受被告单位桂昌公司委托，负责垃圾外运业务。以上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上诉人谭立铎于2017年间，明知黄和通车队不具备垃圾处理资质，仍将城市垃圾交由该车队运输处理，且在被撤销原职务，在公司工作期间，仍关注黄和通车队外运垃圾事项仍不阻止，存在放任污染环境发生的主观故意。（二）上诉人谭立铎放任污染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发生与本案结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且具有社会危害性。经查，筑奥东风公司与东凤镇环卫部门就保洁及垃圾收集、运输作业发包合同对于垃圾外运作出了具体约定：外运垃圾处理场地必须是合法的处理场地，处理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被告单位负责，不得将所承包的环卫项目擅自转包或发包，如需转包或发包须以书面向中山市***********提出申请，经中山市***********同意后方可实施。但上诉人谭立铎明知黄和通车队不具备运输垃圾处理资质，违反相关规定，在不予以核实的情况下，仍将城市垃圾交由黄和通车队运输处理，实际上是一种擅自处理城市垃圾的行为，会造成环境污染，而放任危害结果发生，主观上有污染环境的犯罪故意及客观行为。虽其于2017年12月25日被桂昌公司撤销原职务后，不再具体负责垃圾外运的工作，已不具备管理的权利和监管的义务，但其仍在该公司工作，从谭立铎的手机微信记录，结合证人谭健军等人的证言，足以证实谭立铎仍关注黄和通车队外运垃圾事项，其知道黄和通车队仍受该公司委托，负责垃圾的外运处理，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之前行为所造成的本案危害结果的发生，仍采取放任的行为。因此，上诉人谭立铎之前实施的行为与本案污染环境的危害结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属桂昌公司污染环境的主要责任人员，应当对本案污染环境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因此，上诉人谭立铎及其辩护人均提出谭立铎不知道黄和通车队不具备运输处理垃圾的资质和能力，谭立铎被解除项目经理后的公司延续以前合作模式由现任项目经理李伟新决策和决定的，谭立铎不再具备管理权限和管理义务，亦不存在与李伟新同时共同管理，不应以单位污染环境的主要负责人追究刑事责任，且谭立铎曾经参与行为与本案犯罪行为无必然的法律因果关系等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本案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微信聊天记录是否存疑的问题。经查，本案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均是侦查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依法取得，并无采取威迫、恐吓等非法手段，应予以采信。且侦查机关在收集同案人供述、证人证言前，已明确告知同案人、证人“要如实反映，不得作虚假陈述或作伪证，否则要负法律责任”，同案人、证人均明确回答清楚，一定如实反映。因此，同案人、证人所作的供述或证言均是各同案人、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上述供述、证言均经同案人、证人签名确认。因此，同案人、证人的证言客观、真实，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因此，上诉人谭立铎提出本案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的真实性、有效性存疑，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谭立铎参与本案犯罪行为而不应采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原审判决认定造成公私财产损失622463.7元是否合理的问题。经查，关于涉案垃圾处理事宜及费用标准问题，系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环境卫生管理站、筑奥东凤公司、江门市弘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三方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平等协商约定以430元/吨的价格清理本案垃圾而达成的一致意见，并约定由筑奥东凤公司承担费用。原审判决根据此清理垃圾费用的标准，结合本案已查明涉案单位倾倒垃圾1447.59吨，计算出总的清理费用，作为本案造成公私财产的损失，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依法有据，并不存在明显过高的情形。因此，上诉人谭立铎提出本案的损失金额计算标准过高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谭立铎、原审被告人杨寿章无视国家法律，违反国家规定，伙同他人倾倒有毒物质，造成公私财产损失达人民币622463.7元，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本案属单位犯罪，上诉人谭立铎是涉案单位污染环境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并非单位犯罪的决策者，其犯罪情节较涉案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轻，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杨寿章受雇请、安排实施污染环境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杨寿章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涉案现场的垃圾已经被处理完毕，可以对上诉人谭立铎、原审被告人杨寿章酌情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谭立铎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辩护意见均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翁儒科审 判 员 陈有就审 判 员 黄凤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陈文良书 记 员 梁闪云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