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40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申志颦，女，197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霞，山西神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耿雁菲，山西神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亮娥，女，1959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文锦，山西中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申志颦因与被上诉人梁亮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申志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霞，被上诉人梁亮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文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申志颦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590号民事判决；2、将本案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1)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被上诉人将持有山西海洋建材有限公司30%的股权返还上诉人；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以上诉人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二审法院应予改判。首先，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争焦点是上诉人是否享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权。在性质上，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而非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规定，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不适用于解除权。一审判决一方面确认“合同解除权属于可以单方行使的形成权”“法律对合同解除权无明确规定行使期间”，另一方面又称“在双方产生纠纷的12年期间原告无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法定事由，故其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错误地将诉讼时效适用于合同解除权，并以此为由驳回上诉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请，无任何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予纠正。其次，本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予解除。一审判决称:“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长期不行使合同解除权利，将会使双方合同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严重影响合同中双方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履行”。上诉人认为，法律本已对合同法定解除权的权利形成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并非可以任意解除；权利相对方对自己的违约行为是否可引起合同被解除也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合同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并非享有合同解除权一方的原因，而是违约方的责任。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即使要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设置合理期限，也应以公平原则为基础，即在超过合理期限解除合同会使相对方受到超出交易成本的损失的情况下，才能限制解除权人解除合同。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被上诉人先是通过不合法手段成为海洋建材公司的股东，虽事后经过上诉人追认，但仍不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且数额高达60万元。被上诉人空手套走上诉人的公司股权，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在此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损失，若不解除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将严重背离市场交易公平诚信的基本原则。同时，一审法庭调查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海洋建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申志龄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对申志龄共同协商公司经营问题的请求不予回复、不予配合、不提出办法,拒绝履行股东义务。被上诉人对公司没有任何资本和管理投入，保留其股权于公司治理无益，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会给公司经营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因此，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案件现实情况来讲,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都应被解除。二、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二审法院应予查明并改判。上诉人是否享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权，不仅取决于是否应对上诉人行使解除权设置期限，还取决于被上诉人是否履行了向上诉人支付了60万元股权转让款。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于2007年6月25日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向上诉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却对该事实未作出认定，属遗漏案件关键事实。二审法院应对此事实予以查明。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遗漏关键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公平原则。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梁亮娥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依据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应予以驳回。一、被上诉人已于2005年7月27日付清股权转让款，本案实为一起虚假诉讼。被上诉人在2005年如数付清60万元转让股权转让款后，双方此后互相无争议，也无联系。但上诉人在十四年后却突然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无论是2005年还是2007年，这60万元对交易双方来说都是一笔巨款，如果被上诉人当年确未付款，上诉人根本不可能随后十几年间对此事不闻不问。海洋公司现有申志龄、申志龙和梁亮娥三名股东。被上诉人在合法取得股东身份后，多年来一致积极行使股东权利参与海洋公司重大经营活动，公司法人兼股东申志龄多年来与被上诉人就海洋公司的重大事宜一直互相协商，公司股东申志龙对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也从未有过任何异议。2018年5月申志龄私自与案外人孟旭斌签订了《山西海洋建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公司重组协议》，将海洋公司以2750万元的价格整体转让给案外人孟旭斌，随后就将公司整体移交给了孟旭斌。被上诉人得知此事后表示极为不满，并拒绝了申志龄提出的将其所有的30%股份以100万元的低价转让给申志龄的要求，更拒不配合申志龄去起诉孟旭斌。在以上背景下，上诉人受申志龄指使在双方交易完成十四年后以未收到股权转让款为由将被上诉人诉至法院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另一股东申志龙则以股权转让未经其同意为由起诉申志龄和孟旭斌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案号（2020）晋0121民初486号），这两起诉讼的目标都直指海洋公司股权，其主观意图十分明显，实为上诉人姐弟三人合谋的两起虚假诉讼。二、上诉理由第一条表述与判决书不符，上诉理由错误。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以其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但从一审判决第5页“本院认为”开始，直到第6页倒数第三段：“据此原告行使解除权显然已经超过了合理期限而予以消灭”。这部分判决内容阐述的意思是上诉人的解除权因超过合理期限而消灭，所以一审判决未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其诉请，上诉人上诉理由与判决内容不一致，上诉理由错误。三、假使我方未付款，上诉人的解除权也因超过合理期限而消灭。法定解除权需要在合理期限内行使。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解除权需要在合理期限内行使。退一步讲，假定上诉人确未收到股权转让款，则正如判决第6项所述，最晚自2007年7月1日起上诉人就应已知道其权利已收到侵害，但由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自2007年7月1日起至2019年5月前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这长达12年的期间明显超过了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其法定解除权已消灭。四、假使我方未付款，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所依据的前提已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其解除权已消灭。如判决书第6页所述，上诉人起诉时其债权因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而不受法律保护，上诉人2019年起诉前的催款短信并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上诉人现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以被上诉人未履行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律支持。换个角度考虑，如在合同债权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后，仍然允许当事人通过无限期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方式寻求法律恢复对相应利益的保护，则明显会与现行诉讼时效制度相冲突，显然不利于法律体系整体性、统一性的构建，从而根本违背了诉讼时效立法本意。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申志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请求依法将被告持有的山西海洋建材有限公司30%的股权返还原告；3.请求依法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原告申志颦与申志龄、申志龙三兄弟姐妹共同出资设立了山西海洋建材有限公司，其中原告出资6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30%。2005年7月25日山西海洋建材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1.同意吸收梁亮娥加入公司股东会；2.公司原股东申志颦将所持公司股份60万元转让给新股东梁亮娥，同时辞去公司经理职务，并退出公司股东会；3.全体股东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对此承担一切民事责任；4.同意委托员工武景兰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同日，原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山西海洋建材有限公司股份60万元转让给被告，被告在协议签订后五日内将转让金一次性支付原告。当日，山西海洋建材有限公司在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1.变更公司股东为申志龄、申志龙、梁亮娥；2.选举梁亮娥担任公司经理职务；3.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并通过公司新章程；4.同意委托员工武景兰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2005年7月30日，山西海洋建材有限公司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将股东申志颦变更为梁亮娥。2007年6月25日，山西海洋建材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到会股东有申志龄、梁亮娥、申志龙及原公司股东申志颦，决议：1.到会股东对公司2005年8月办理的变更手续中存在的违规问题及工商部门的处罚决定进行了通报，并一致同意对违规问题予以纠正。2.同意吸收梁亮娥加入公司股东会。3.公司原股东申志颦将所持公司股份60万元转让给新股东梁亮娥，同时辞去公司经理职务，并退出公司股东会。4.全体股东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对此承担一切民事责任。5.同意委托申志龄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落款处申志龄、申志龙、申志颦签字确认。同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1.甲乙双方对2005年7月2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予以认可，因协议签字部分有违规；已受工商部门立案查处，现对协议内容重新签订。2.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山西海洋建材有限公司股份60万元转让给公司的新股东梁亮娥。3.乙方应在双方签订本协议后五日内将转让金一次付清甲方。4.股份转让后，乙方以其出资对公司承担责任。落款处原被告签字、捺印。2007年8月19日，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给山西海洋建材有限公司出具《听证告知书》，对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2007年9月15日，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并工商监罚字[2007]第1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公司法人申志龄在未经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代替股东申志颦在股东会决议及股东转让协议上签字，并将股份转让给梁亮娥，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基于上述情形对山西海洋建材有限公司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作出1.责令改正违法行为；2.罚款5万元的处罚。2019年5月至7月原告多次向被告持有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催要股权转让款，被告确认收到但未予回复。同年原告向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立案时间为2019年8月29日，后该案件因管辖权问题移送至本院进行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听证告知书》与《处罚决定书》中记载内容并结合庭审调查，2007年6月25日原告申志颦与被告梁亮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是否享有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权。协议中双方未约定解除权行使的条件和期限，故本案应适用法定解除权。合同解除权属于可以单方行使的形成权，该权利的行使会对合同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长期不行使合同解除权利，将会使双方合同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严重影响合同中双方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履行，虽然法律对合同解除权无明确规定行使期间，但该项权利亦需要在合理期间内行使。经查，涉案股权申请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05年7月30日，之后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协议第三条约定，被告应在协议签订后五日内将转让金一次付清原告即支付股价款的最后期限应为2007年6月30日，2007年7月1日起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支付股价款的义务，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已受到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变更为三年，结合两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衔接适用，原告直到2019年8月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双方产生纠纷的12年期间原告无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法定事由，故其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虽然原告提交了2019年5月至7月期间多次向被告发送催要股权转让款的短信，但该行为并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延续。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规定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因其债权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且原告在纠纷发生之后至今从未向被告提出过解除合同，据此原告行使解除权显然已经超过合理期限而予以消灭。因此，原告请求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提出解除合同并返还股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申志颦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申志颦向法庭提供证据为：证据一：《对账单》；证据二：《收条》、《收据》、《中铁十二局集团建安公司收（送）料凭据》；证据三：《证人证言》；证据四：《礼薄》；以上证据均证明：上诉人一直未收到股权转让价款，期间一直通过申志龄向梁亮娥主张股权转让价款。被上诉人梁亮娥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三：真实性不认可。申志龄系上诉人姐姐，且该证人证言系孤证，无其他任何客观证据佐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证据四：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我方认为正是证明我方不欠钱，和申志龄关系良好，和上诉人无往来。被上诉人梁亮娥向法庭提供证据为：2020年7月22日申志龄与我方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申志龄在7月22日还与我们联系，证明我们当年付过款，也认可我们股东身份。上诉人申志颦的质证意见为：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可以看出申志龄一直在主张权利。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享有解除权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解除权行使的条件和期限，本案应适用法定解除权。涉案股权申请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05年7月30日，之后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因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中存在违规问题，经股东会决议，于2007年6月25日本案双方又重新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两次协议均约定被上诉人应在协议签订后五日内将转让金一次付清,那么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履行支付股价款的义务，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已受到侵害，但上诉人直到2019年8月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规定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纠纷发生之后至今从未向被上诉人提出过解除合同，据此上诉人行使解除权显然已经超过合理期限而予以消灭并无不当。综上，申志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申志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铁柱审判员 安源生审判员 唐 璐 二O二O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梁 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