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41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法定代表人：冯德栋，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英东，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游联焰，男，1962年8月26日，汉族，住福建省，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v>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佳，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富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游联焰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6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杰富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游联焰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杰富绅公司与游联焰的合作模式、签署文书、履行状况等均足以证明双方系属劳务关系。第一，宇波公司为杰富绅公司提供杰富绅拉杆箱包智能行走装置的生产、研发，为确保生产研发实现无缝衔接，经双方协商由宇波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游联焰以外包硬件总工程师身份为杰富绅公司提供劳务，杰富绅公司与宇波公司、与游联焰之间的合作模式足以证明杰富绅公司与游联焰之间系劳务关系。第二，杰富绅公司与游联焰签订的《硬件工程服务合同》中约定游联焰以外包硬件总工程师身份提供服务，故杰富绅公司与游联焰建立的是劳务关系。第三，从双方合作事务的履行状况来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硬件工程服务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仲裁裁决和一审判决均认定双方系劳务关系；第二阶段是2017年4月22日至杰富绅公司福州研发部成立前，服务内容、合作模式、劳务报酬支付方式和金额等与第一阶段一致，是第一阶段的延续，双方亦为劳务关系；第三阶段是杰富绅公司福州研发部成立至劳务关系终止，研发部成立后招用研发人员，游联焰作为外包总工程师负责研发部工作，对应人权、事权属于研发工作范畴，系杰富绅公司根据福州研发部成立这一变化而赋予游联焰新的职权，不改变双方劳务关系。第四，杰富绅公司与其所有劳动者均严格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费，按月制定工资表，而杰富绅公司与游联焰签订的并非劳动合同而是《硬件工程服务合同》，游联焰的劳务报酬通过案外人冯兴账号转至游联焰账户且未将游联焰纳入工资表。杰富绅公司始终认定与游联焰建立劳务关系，且有意将其与其他员工区别对待，已履行谨慎义务。游联焰向公司提交的《工作总结》中，其自认与公司自2016年11月2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履行《硬件工程服务合同》项下义务，游联焰亦认同双方系劳务关系。第五，游联焰具有宇波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等特殊身份，与宇波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缴纳社会保险，不可能与杰富绅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考虑到游联焰的特殊身份，杰富绅公司因游联焰利用公司高管身份损害公司利益，也不可能与游联焰建立劳动关系。第六，自双方签订《硬件工程服务合同》之日起至2019年6月24日游联焰申请劳动仲裁之日近三年，游联焰始终未向公司主张确认劳动关系，更未要求公司为其办理及缴纳社保，而是直接终止劳务关系，从生活常理推断，双方均认可成立劳务关系。 二、一审查明案件事实不清。第一，《硬件工程服务合同》对游联焰主持研发工作、物品采购、付款申请均有约定并明确载明根据公司赋予职权履行义务，故一审判决中认定“物品采购、付款申请、请休假、外出出差等审批权”均为《硬件工程服务合同》所涵盖，不足以证明双方系劳动关系，反而佐证双方系劳务关系。游联焰提供的OA系统材料未体现2018年3月前的情况，且审批权最终权力主体并非游联焰。第二，一审以“杰富绅公司还对游联焰工作过程中的失职行为进行处罚”作为认定劳动关系依据，但前述处罚行为均在《硬件工程服务合同》中约定，并得到双方遵照执行。第三，一审以杰富绅公司向游联焰发放奖金作为认定劳动关系依据，但奖励根本不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区别的关键元素。第四，2018年8月杰富绅公司停止经营，终止所有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游联焰仅为个例，人事部为操作便利，向其提供公司统一版本的《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离职移交清单》，但为作区分特意在“是否有其他账目未消”处特殊处理。 三、游联焰与杰富绅公司属于劳务关系，无权向公司主张劳动权益，故游联焰所主张的工资及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应依法驳回。 游联焰辩称：第一，双方未续签《硬件工程服务合同》，杰富绅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双方已协商同意并续订该服务合同，自2017年4月22日起双方原有的劳务关系因合同期满已经终止。第二，《硬件工程服务合同》期满后，游联焰以总工程师职务继续提供用工，受杰富绅公司的支配与管理，工作内容涉及杰富绅公司重要业务且超出服务合同范畴，双方事实上已经成立劳动关系。在服务合同期满后，游联焰的工作内容较服务合同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对公司多名职员行使行政管理权力，审批范围包括货物调配、经费使用、请休假等，上述管理行为从未发生在服务合同期间，杰富绅公司未能对此作出解释，也未能证明游联焰在服务合同期间行使过相同的管理权力，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此外，根据杰富绅公司另案被提起诉讼的证据可知，杰富绅公司将高管工资部分通过公司账号转账支付，部分通过案外人冯兴账号转账支付，以到达避税之目的，而非公司所谓的与具有劳动关系的员工相区分。第三，游联焰已在宇波公司缴纳社会保险，不影响游联焰与杰富绅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法律上也并未将已缴纳社会保险作为不能建立劳动关系的判断标准。这也是游联焰在与杰富绅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至离职解除劳动关系期间始终未要求杰富绅公司办理及缴纳社保的原因，也因此游联焰未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杰富绅公司为其缴交社保。综上，游联焰与杰富绅公司于2017年4月22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杰富绅公司未与游联焰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未支付2018年6月至8月的工资，一审判决杰富绅公司支付相应的工资和二倍工资差额并无不当。 游联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杰富绅公司向游联焰支付2018年6月、7月、8月三个月工资合计49500元、2017年5月22日至2018年4月21日的二倍工资差额170758.62元。 一审法院查明认定事实： 一、杰富绅公司原名称为“厦门杰富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后变更为现名称。 二、游联焰与杰富绅公司签订《硬件工程服务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6年11月21日至2017年4月21日，合同期满前一个月，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续订服务合同；游联焰以外包硬件总工程师身份为杰富绅公司提供服务，负责智能箱包硬件概念阶段研发，服务事项包括测试并推荐智能箱包硬件概念阶段的技术选型、组装并调试硬件概念阶段的智能箱包、确定生产阶段的智能箱包技术选型；杰富绅公司每月发放游联焰报酬15000元；杰富绅公司的硬件由游联焰指定公司“福州宇波电子有限公司”进行生产等。 三、案外人林翠翠、姚梦澜、陈劼、宋凌辉、王锋、潘烽均系杰富绅公司的职员。通过杰富绅公司的OA系统，林翠翠于2017年12月多次就硬件研发部门的物业费、宽带费、租赁费等申请发送给游联焰审批，游联焰审批通过后又经杰富绅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德栋审批通过；2018年3月林翠翠多次就用印申请提请游联焰审批，游联焰审批通过后又经杰富绅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德栋审批通过；2018年7月林翠翠多次就付款申请及备货申请提请游联焰审批；姚梦澜于2018年7月就客户发货申请、内部调货申请提请游联焰审批；陈劼于2018年2月、3月、6月、8月就请假、招聘人员、用车、调休申请提请游联焰审批；宋凌辉于2018年4月、8月就请假、调休申请提请游联焰审批；王锋于2018年7月就请假申请提请游联焰审批；潘烽于2018年8月就调休申请提请游联焰审批；另，2018年2月至7月期间，游联焰按期通过OA系统发送周报、月报。 四、杰富绅公司通过案外人冯兴的账户向游联焰转账，2017年6月至12月期间每月转账15000元，2018年1月至5月期间每月转账16500元，2018年6月15日转账16200元，上述转账的交易摘要均为工资。另，杰富绅公司通过冯兴账户于2018年2月14日向游联焰转账12000元，交易摘要为年终奖。 五、2018年8月31日，游联焰向杰富绅公司提交“员工离职移交清单”，载明所在部门为硬件研发中心，职务总工，杰富绅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德栋在该清单人资部审核一栏签字。 六、2018年12月13日，游联焰通过微信发送一份《工作总结》给杰富绅公司，工作总结中载明“本人于2016年11月21日与厦门杰富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硬件工程服务合同，就智能箱包硬件部分提供技术服务至2018年8月31日止”等内容。 七、游联焰系案外人福州宇波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12月31日，杰富绅公司与宇波公司签订《生产研发合同（第一阶段）》，约定宇波公司为杰富绅公司提供拉杆箱包智能行走装置的生产研发工作，自合同签订并收到预付款后90个工作日交付研发成果。 八、游联焰于2019年3月19日向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杰富绅公司支付游联焰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49500元、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9500元。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厦劳仲案[2019]1221-1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游联焰的仲裁请求。在劳动仲裁庭审中，游联焰举证《硬件工程服务合同》时陈述其与杰富绅公司在2016年11月21日至2017年4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务关系，之后杰富绅公司聘请游联焰为总工程师，双方建立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游联焰与杰富绅公司签订的《硬件工程服务合同》、杰富绅公司与宇波公司签订的《生产研发合同》的内容，2016年11月21日至2017年4月21日期间游联焰系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与产品研发相关的技术服务，游联焰在劳动仲裁阶段亦自认该期间其为杰富绅公司提供劳务、合同期满后杰富绅公司才聘用游联焰，且游联焰提供的审批记录未体现与上述合同期间相关，游联焰在本案中主张其2016年11月21日至2017年4月21日期间与杰富绅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缺乏依据，不予认定。《硬件工程服务合同》期满后，从游联焰提供的OA系统审批记录来看，游联焰对杰富绅公司的多名职员行使行政管理权力，审批范围包括货物调配、经费使用、请休假等，上述工作内容已超出提供技术服务的范畴，杰富绅公司未能就游联焰的工作内容作出合理解释，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另，杰富绅公司向游联焰发放2017年年终奖及杰富绅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游联焰提交的员工离职移交清单上签字的事实，亦与游联焰的陈述相互印证。综上，一审法院采信游联焰的陈述，认定2017年4月22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游联焰与杰富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游联焰在劳动关系解除后于2018年12月13日发送的工作总结中载明的内容，不能推翻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杰富绅公司未举证证明已支付游联焰2018年6月至2018年8月的工资，应承担不利后果，游联焰主张2018年6月至2018年8月的工资49500元，依据充分，予以支持。游联焰在劳动仲裁中已提出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请求，虽然仲裁中主张的二倍工资差额期间与本案中不同，但其增加的诉讼请求与讼争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应当合并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杰富绅公司未与游联焰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依法本应支付2017年5月22日至2018年4月21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游联焰于2019年3月19日申请劳动仲裁，其主张2017年5月22日至2018年3月19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已超出法定仲裁时效期间，依法不予支持；游联焰主张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4月21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予以支持，按照游联焰的月工资标准，一审法院认定该期间二倍工资差额为18206.9元（即16500元÷21.75天×24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游联焰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49500元。二、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游联焰支付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4月21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8206.9元。三、驳回游联焰的其他诉讼请求。 经查，除杰富绅公司对一审查明杰富绅公司员工林翠翠等人先后通过公司OA系统发送付费付款、用印、发货备货调货、请休假等申请“给游联焰审批”有异议，认为游联焰均只有建议权，而非审批权外，其余一审查明事实，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游联焰与杰富绅公司是否构成劳动关系。本案事实表明，杰富绅公司与游联焰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宇波公司签订《生产研发合同》合作研发智能箱包，同一时期杰富绅公司又与游联焰个人签订了《硬件工程服务合同》，且实际履行。《硬件工程服务合同》约定，游联焰应服从杰富绅公司决定，按月获取固定报酬15000元，研发形成的知识产权成果归属杰富绅公司，并禁止游联焰从事同业竞争等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在《硬件工程服务合同》约定的半年期满后，除了杰富绅公司指派员工林翠翠等人与游联焰组成团队共同完成研发任务，游联焰工作内容与之前并没有本质区别，仍然延续原有智能箱包研发工作直至2018年8月31日离职。对此，游联焰于2018年12月13日发送工作总结给杰富绅公司所述“本人于2016年11月21日与厦门杰富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硬件工程服务合同，就智能箱包硬件部分提供技术服务至2018年8月31日止”可以佐证。从上述事实和合同约定看，一方面，智能箱包研发是杰富绅公司的业务，杰富绅公司与宇波公司合作，并不排斥游联焰个人以其技术、经验为杰富绅公司提供劳动完成研发，杰富绅公司取得研发智能箱包的知识产权，宇波公司则有权生产销售；另一方面，游联焰接受杰富绅公司的管理、安排和劳动纪律约束，杰富绅公司以工资形式定期给付固定报酬，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因此，《硬件工程服务合同》实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五条“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类型。双方签订《硬件工程服务合同》即为建立劳动关系，且一直延续到2018年8月31日游联焰离职，一审法院认定游联焰与杰富绅公司该合同期限内不构成劳动关系欠妥。至于杰富绅公司所辩称的游联焰的工资是另外由个人支付、杰富绅公司未为游联焰缴纳社保、游联焰没有审批权等事由，不影响劳动关系的判断。本案没有证据表明原研发项目已经完成，故根据《硬件工程服务合同》期满后且研发项目未完成的情形，合同期限应视为自然延续，不存在适用未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及二倍工资罚则问题。一审判决杰富绅公司应向游联焰支付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4月2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2018年6月至8月工资。杰富绅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游联焰在此期间没有提供劳动，仅以劳务关系为由抗辩游联焰不应取得工资，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杰富绅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697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游联焰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49500元”； 二、撤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697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游联焰支付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4月21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8206.9元”、“驳回游联焰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游联焰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厦门杰富绅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许向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法官助理 翁孟颖 书 记 员 郑媛妮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五条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