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25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华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兴城西路**。法定代表人：金宏星，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河，江苏中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长青，男，198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邗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扬阳，江苏福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荣恒，江苏福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华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长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3民初2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3民初292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梁长青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华利公司向梁长青出借的541009元款项系梁长青因履行职务受华利公司指示用于华利公司相关事务开支的观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依据梁长青所提交的报销审批单、票据、入库单等凭证认定上述款项系梁长青因履行职务受华利公司指示用于华利公司相关事务开支，不具有事实依据。梁长青所提供的上述报销依据与本案诉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无关，梁长青提供的上述证据仅仅能证明其曾将上述票据交予华利公司审核，华利公司与梁长青之间的报销款项关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梁长青可以另行提起诉讼。且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17年的民事判决书中关于华利公司财务制度的确认距今已经三年多时间，原审法院认定华利公司还一直沿用2017年的财务制度属于主观臆断，明显不当，相关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认定华利公司向梁长青出借的250000元款项系梁长青为华利公司处理名下房产纠纷等事宜开支的观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述250000元款项系梁长青为华利公司处理名下房产纠纷等事宜的开支，而本案中所涉及的房产权利人为曹霞兰个人，华利公司早已将该房产出售给曹霞兰并签订了房屋销售合同，只是暂未办理产权登记，并且根据梁长青及证人出具的相关证据，均明确表示了梁长青是代理曹霞兰处理相关纠纷，与华利公司并没有关系。三、一审认定华利公司向梁长青出借的15000元款项系梁长青领取的年终奖的观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述15000元款项系梁长青在扬州华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博公司）工作间领取的年终奖，但梁长青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华利公司与华博公司为不同的法律主体，均为独立的法人，该15000元有梁长青出具的借条，有汇款凭证，证据形式上己经符合借贷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年终奖纯属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梁长青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华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长青立即向华利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806009元；2.梁长青向华利公司支付借款逾期利息（自2018年11月1日催要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3.本案的律师费60000元、诉讼费、保全费由梁长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4年7月17日，梁长青于与扬州华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自2014年9月起，华利公司为其缴纳社保费用。梁长青与华利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纠纷，扬州市邗江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扬邗劳人仲案字[2019]第360号仲裁裁决书，华利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目前于一审法院另案审理中。2.2015年1月9日，梁长青出具《借条》，载明：“今借江苏华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人民币贰拾伍万圆整￥250000。”2017年1月26日至2018年2月13日，梁长青在华利公司统一格式的借款借据上以借款人身份签字的借款借据共68张，借款金额总计541009元，借款用途一栏除2017年1月26日的借款借据备注为借款外，其余均为空白。2018年11月1日，华博公司向梁长青发出《债权转让通知》，载明：“您曾于2017年1月26日向我公司借款人民币15000元（大写壹万伍仟元整），并向我公司出具了借款借据，至今未能向我公司偿还上述借款，我公司现已该笔借款债权全额转让给江苏华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望接到通知后，及时将该欠款偿还至江苏华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梁长青确认上述款项均已收到。3.2014年，兴业银行扬州分行（甲方）与案外人曹霞兰（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载明：“第一条租赁标的的基本情况一、房屋坐落：扬州市兴城西路179-4号门面房；二、房屋楼层：1楼；房屋间数：一间……第二条、租赁期限及用途一、承租房屋租赁期为捌年，自2014年9月25日起至2022年9月24日止……”。经查，上述扬州市兴城西路179-4号房产目前仍登记在华利公司名下，案外人曹霞兰系华利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宏星前妻。2015年1月16日，案外人曹霞兰（甲方）与案外人顾翔、赵双玉（乙方）签订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甲方有偿使用乙方二楼部分窗户设置广告牌事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如下……2.双方约定：甲方设置广告牌所使用乙方的部位，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25万元的使用费，甲方使用期限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42年7月5日止。乙方承诺：上述部位乙方同意甲方或甲方的承租户使用……”梁长青在该协议书尾部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2015年1月19日，案外人顾翔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梁长青代付曹霞兰补偿兴业银行广告箱档窗户款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详见协议书。”4.2017年11月28日，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就原告华利公司诉案外人王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7）苏1002民初4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华利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书中在事实认定中确认案外人王雪曾任原告华利公司行政人事部经理，并采信王雪述称的华利公司财务制度为公司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款项后，由负责行政事务的负责人以其个人名义向公司财务出具借款借据，并领取款项，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取得相应票据凭证后，填写费用报销审批单并附票据等报销凭证，证明人签字，由财务负责人、分管行政副总签字，再交由法定代表人审批后，将费用报销审批单及相关票据交给财务部门换回此前出具的借条。另查明，华利公司、华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金宏星，同时金宏星为江苏华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华德公司的股东为金九朝与曹凤珍，梁长青述称该二人系金宏星的直系亲属。华博公司的监事为宋升红，宋升红在华利公司任职。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梁长青从华利公司领取的涉案款项性质及用途，系梁长青的个人借款还是梁长青因履行职务受华利公司指示用于公司相关事务的开支；二、华利公司受让取得华博公司对梁长青的15000元的债权的发生系梁长青的个人借款还是梁长青辩称的年终奖。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涉及两类款项，第一类为华利公司提供的格式借据的款项，共计541009元，第二类为梁长青个人出具的手写借条所载250000元借款。一审法院认为该两类款项均应认定为梁长青因履行职务受华利公司指示用于公司相关事务的开支，华利公司主张成立民间借贷的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关于第一类借款，华利公司述称该类借款系梁长青的个人借款，且双方的借款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该类借款符合民间借贷的表象，但借贷发生的基础存疑。一方面，华利公司所提交的借据均为公司统一格式的格式借据，且所载借款单笔金额较大，在1500元至49500元区间不等，并存在非整百数额。另外，根据借据所载借款日期显示，此类借款发生间隔短、频率高，且在借款数额不断累积增加至数额较大的情况下，华利公司仍不断给付款项，且未约定借款利率，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亦不符合公司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趋利性特征。另一方面，梁长青为反驳华利公司主张所提交的费用报销审批单上签字的宋升红、王伟、邱明兵、孔庆富、金宏友、张高俊、杜一鸣、王忠明、刘伟、厉益传等人，均于华利公司任职或曾于华利公司任职，且报销审批单金额与所附票据、入库单等凭证所载金额虽不能与华利公司提供的借据所载款项一一对应，但基本吻合，结合梁长青在华利公司任职及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苏1002民初4143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对华利公司财务制度的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梁长青述称华利公司的日常办公费用的财务管理制度在行政管理开支方面为在公司工作人员在了解相关所需支出款项金额后，由负责行政事务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款借据从财务借领相应款项，事后填写报销审批单并附发票等报销凭证，证明人签字，交由财务审核，分管行政副总签字，并交由华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审批后，从财务处取回借款借据属实，且华利公司亦承认其关于报销的财务制度存在被告述称的模式，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两点，一审法院认为，该541009元借款实际系梁长青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受华利公司指示而用于支付华利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相关费用，且梁长青已将领取款项用于支付办公费用并无留存，对此华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认为华利公司所持该类借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双方并未发生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华利公司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梁长青返还该541009元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二类款项即250000元借款，虽有华利公司向梁长青的转账凭证以及借条，但该借款的发生亦存疑。第一，梁长青出具《借条》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9日，为其入职后不足6个月期间，同时，华利公司认为其与华德公司、华博公司均系独立法人且财务制度不存在混同，在此情况下华利公司却向梁长青出借巨大数额借款，且未约定借款利率，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二，梁长青与案外人曹霞兰无任何关系，亦无曹霞兰出具由梁长青代为处理名下房产纠纷等事宜的授权委托手续，梁长青经手处理案外人曹霞兰与兴业银行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所涉纠纷事宜不符合常理。另外，根据被告梁长青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涉案房产的权属情况及租赁合同，可以确认涉案房产的租赁合同确系由曹霞兰作为出租方，但产权权属实际上并未发生变更，目前仍在原告华利公司名下。经查，梁长青出具《借条》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9日，华利公司转账出票日期为2015年1月16日，梁长青取款日期为2015年1月19日，案外人顾翔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款项日期为2015年1月19日，款项均为250000元且周转过程具有连贯性，结合涉案房产纠纷当事人顾翔的证言及其出具的收条、案外人曹霞兰与华利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宏星的婚姻关系、华利公司的财务制度等，一审法院认为，梁长青辩称的该涉案250000元款项的发生系梁长青受华利公司的指示从中协调处理涉案房产纠纷，由华利公司向案外人顾翔给付250000元作为补偿，并由梁长青代为签订协议，并向顾翔交付250000元现金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梁长青主张该15000元借条系在华博公司工作期间为领取年终奖所出具，领取相关款项后并需提供相应金额的发票等报销凭证，且在年终奖发放后梁长青已经将相关报销发票凭证交予华利公司，而华利公司主张其与华博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不存在梁长青辩称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华利公司与华博公司为不同的法律主体，但根据一审法院对华利公司、华博公司、华德公司住所地、高管、股东等信息比对，认为华利公司、华博公司、华德公司、华捷公司确系存在关联关系，结合前述华利公司的财务制度，一审法院认为梁长青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依法予以确认。另外，华利公司要求梁长青给付律师费60000元，但仅提交50000元律师费票据，且双方就此费用支出并无约定，故华利公司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华利公司以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为由要求梁长青偿还各类借款本息，并给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江苏华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60元，保全费4796元，合计17256元，由原告江苏华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华利公司与梁长青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借贷关系；如果存在，则华利公司主张梁长青偿还涉案855109元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华利公司以梁长青出具的2015年1月9日25万元借款借据、2017年9月21日至2018年2月13日的67张合计541009元的借款借据、2017年1月26日15000元借款借据及其《债权转让通知》为据，起诉主张梁长青偿还借款本金806009元；梁长青对借款借据的真实性及收到前述款项均无异议，但认为双方并无借贷合意，借款借据系其在华利公司工作期间因华利公司的财务制度所产生。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经审查，梁长青于2014年7月7日与华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由华博公司发放工资，自2014年9月9月起由华利公司为其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被任命为华利公司行政人事部（含资产管理部和档案室）经理，而根据华利公司财务制度，相关开支均由负责行政事务的负责人先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款借据、借领相应款项，事务处理后填写报销审批单并附发票等报销凭证，证明人签字，交由财务审核，分管行政副总签字并交由华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审批后，再凭相关报销审批单、发票等从财务处换回此前的借款借据，故梁长青的前述抗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本案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华利公司与梁长青是否发生了855109元的借贷事实。一、关于梁长青于2015年1月9日出具的25万元借条。梁长青认为2015年1月9日借条所载25万元系其受华利公司指派协调处理案外人曹霞兰名下房产租赁事宜；华利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其已将该涉案房产出售给曹霞兰，仅未办理产权登记，梁长青系代理曹霞兰处理相关纠纷，与其无关。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曹霞兰与华利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宏星于1997年4月14日登记结婚，2006年5月22日登记离婚，虽然涉案兴城西路179-4号房屋以曹霞兰的名义租赁给兴业银行扬州分行，但该房屋权属登记在华利公司名下，且在曹霞兰与兴业银行扬州分行签订租赁合同前，华利公司曾与兴业银行扬州分行就该房屋签订一份房屋租赁意向书，故不能排除华利公司代为处理前述曹霞兰名下房屋租赁相关事宜的可能性。其次，涉案房屋于2015年1月因租赁而与相邻方发生争议、产生25万元的补偿费用，而梁长青于2014年9月起担任华利公司行政人事部经理，该行政人事部负有资产管理和档案管理职责，故梁长青代表华利公司出面与他人协调处理前述房屋相关事宜，具有一定的客观真实性。再次，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梁长青与曹霞兰之间除前述梁长青代为处理涉案房屋争议事宜外，还存在其他关系；结合曹霞兰与华利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利公司的财务报支制度，本院有理由相信梁长青出具25万元借款借据系受华利公司委托代为处理曹霞兰名下房屋相关事宜。最后，梁长青出具25万元借款借据的时间系在其与扬州华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5个多月、华利公司为梁长青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4个多月后，而借条系梁长青出具给华利公司的，在此情形下，非基于工作原因、亦无任何担保而向他人出借巨额款项，与常理不合，有违人们的日常认知。同时，就25万元款项的给付，有涉案房屋相邻方顾翔出具的收条及其当庭陈述在卷佐证，与涉案房屋争议的发生、处理，梁长青出具25万元借条及收、付25万元款项的时间、经过等情形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梁长青系为履行职务而出具25万元借款借据。综上，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经审查现有证据并结合本院现已查明的事实，华利公司上诉主张其与梁长青之间存在25万元的借贷合意，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2017年1月26日至2018年2月13日期间的借款借据所涉541009元。如前所述，根据华利公司财务制度，相关开支均由负责行政事务的负责人先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款借据、借领相应款项，事务处理后填写报销审批单并附发票等报销凭证，证明人签字，交由财务审核，分管行政副总签字并交由华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审批后，再凭相关报销审批单、发票等从财务处换回此前的借款借据。就华利公司主张的60余张借款借据所涉541009元款项，梁长青一审抗辩称其系用于华利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烟酒、汽车修理费、水电费、电话费、燃气费及相关办公耗材，并提供了费用报销审批单、票据、入库单等证据，该部分证据材料上有在华利公司任职的人员签字，故梁长青的上述抗辩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同时，从华利公司主张的541009元款项所涉借条看，发生在2017年9月21日至2018年2月3日期间，款项数额不等、时间频繁且间隔时间极短，加之，梁长青在此期间担任华利公司的行政人事部经理，故梁长青为履行职务而出具前述借款借据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本案审理期间，华利公司也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梁长青之间存在前述借款借据项下541009元款项的借贷合意，理应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据此，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华利公司与梁长青之间存在前述541009元的借贷合意，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华利公司认为梁长青所出具借款借据项下款项并未全部用于公司经营管理，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理涉。三、关于2018年11月1日扬州华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所涉15000元。华利公司上诉主张梁长青偿还借款15000元，梁长青则主张系其在扬州华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应得的奖金，双方由此产生争议。因该笔款项系债权转让款，涉及案外人扬州华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务人对转让人的抗辩可以对抗受让人；而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故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本院不予审查，华利公司可以另行主张。一审法院就此作出认定并予以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华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60元，由上诉人江苏华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胜友审判员  黄宝生审判员  邓 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夏心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