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72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朝英，女，1954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晶，女，1977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甦，女，1987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庆国，福建信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水英，女，1950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振祥，福建秉峰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戴朝英、高晶、高甦因与上诉人高水英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3民初4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朝英、高晶、高甦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的重大瑕疵予以纠正及对一审判决的理由作出相应纠正，并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重大瑕疵，应予纠正。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讼争房屋原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路××号（原××路××号，后变更为××路××号），原为木构双层三柱拔尾楼屋一直，产权登记为高炎森所有”，应当纠正为“原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路××号（原××路××号，下同）房屋，原为木构双层三柱拔尾楼屋一直，产权登记为高炎森所有。”2.戴朝英、高晶、高甦于一审中提供的（88）建许字第0××5号台江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建筑许可执照（补办部分）记载第7点“东北扩建0.8Ｍ，西南二层建1Ｍ走马道”，一审判决遗漏该事实认定。3.戴朝英、高晶、高甦于一审中提供的地籍档案中1990年11月13日的土地四至申报表地上物状况一栏记载“砖混构楼屋壹座”，一审判决遗漏该事实认定。4.戴朝英、高晶、高甦于一审中提供的榕台国用（1991）字第0××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地籍档案均有记载“用地面积39.2平方米，建筑占地39.2平方米”，一审判决遗漏该事实认定。5.戴朝英、高晶、高甦于一审中提供的台江区××室出具的《证明》记载“1993年3月，台江区××路××号门牌变更为台江区××路××号”，一审判决遗漏该事实认定。6.戴朝英、高晶、高甦于一审中提供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档案号：×××59）的附件计算单总旧屋补偿费（04前）足以证明，“台江区××路××号门牌于1993年3月变更为台江区××路××号，之后由高洪凯在其合法建造的两层砖混结构住宅基础上加盖了第三层”，一审判决遗漏该事实认定。7.戴朝英、高晶、高甦于一审中提供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含附件计算单）（档案号：×××59）及《补充协议》（编号：×××59）、霞镜新城安置房选定单（编号：×××59）共同记载“原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路××号房屋主体屋式为砖混，总建筑面积110.46平方米，经折算成确权面积为99.62平方米，并约定以产权调换的方式在霞镜新城安置标准户型90平方米房屋两套，作为原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路××号房屋的征收安置房，并退还征收补偿款16973.45元及支付租房补贴20000元。后经选房确定标准户型90平方米两套征收安置房分别为××城××区××号楼××单元（建筑面积约93.14平方米，未交房）及××城××区××号楼××单元（建筑面积约92平方米，未交房）”，一审判决遗漏该事实认定。二、基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重大瑕疵，应当予以纠正，一审判决理由也应作相应纠正：本案证据可以证实高洪凯已通过合法建造的事实行为取得原坐落于台江区××路××号双层砖混结构住宅房屋的所有权。另外，福州市台江区××路××号门牌于1993年3月变更为福州市台江区××路××号，基于该房屋一直由高洪凯一家居住使用，高水英未居住使用的事实，依法推定福州市台江区××路××号两层砖混结构住宅房屋加盖的第三层归高洪凯所有。 高水英辩称，1.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事实并作出了错误判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本案是戴朝英、高晶、高甦提出的鉴定，鉴定费应当由戴朝英、高晶、高甦负担。 高水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原座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路××号房屋被征收后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档案号：×××59）及《补充协议》（编号×××59）项下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系高洪凯、高水英父母高炎森、齐芝金的遗产。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报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不足，且不符合客观事实。1.《报告》落款处的“高炎森、齐芝金”不是高水英父母亲笔迹，该事实已经司法鉴定。且高炎森《个人详细经历》表中文化程度为私塾五年，相当于现今初中水平，不可能连自己名字都要别人代书，这不符合中国老百姓对祖业慎重的习惯。2.高炎森《自我鉴定》表中的“高炎森”印章与《报告》中“高炎森”的印章，无论从字体，还是印章规格，仅肉眼就可分辨出不是同一印章。《自我鉴定》表中的“高炎森”印章，是高炎森几十年工作期间使用的，而《报告》中“高炎森”的印章，时间是1981年，这时高炎森已退休十年，根本不可能再另行刻制私章，是高洪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私自刻制。3.一审没有全面查清《报告》何时、何地、在什么情景下、由谁提议、由谁代书、是否有在场人，没有查清高炎森、齐芝金是否亲自盖私章，《报告》中亦没有居民委员会主任或书记签名，且盖章位置不规范，一审也没有查清是否是高炎森、齐芝金亲自到居民委员会申请盖章。4.戴朝英、高晶、高甦提供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城镇国有土地登记申请表》中，填写“高洪凯1983年继承其父高炎森产业”、“高炎森于1983年去世，由独子高洪凯继承，该屋于1981年改建”，说明高洪凯对《报告》持否定态度，《报告》形成时间是1981年6月23日，如果高洪凯认可《报告》的真实性，其在《土地登记审批表》、《城镇国有土地登记申请表》应当填写高洪凯1981年继承其父高炎森产业。二、高洪凯明知自己还有一个同胞妹妹即高水英，却隐瞒该事实，在《土地登记审批表》、《城镇国有土地登记申请表》中填写“高洪凯1983年继承其父高炎森产业”、“高炎森于1983年去世，由独子高洪凯继承，该屋于1981年改建”，骗取《国有土地使用证》。三、福州市台江区××路××号房屋是父母高炎森、齐芝金出资，将二层木结构房屋拆建为砖木结构住宅，改建资金绝大多数都是高炎森、齐芝金出资。高炎森、齐芝金一生都勤俭持家，有所节余，退休后仍在自家开理发店，有经济能力改建房屋。当时高水英仍住在改建房屋附近，父母亲时常叫高水英购买建房所需零星材料，如水电、厨卫等等都是高水英出钱购买，高水英还经常到现场帮忙。高洪凯向其工作单位借款，没有直接证据证实该借款单独用于福州市台江区××路××号房屋，即使高洪凯在改建房屋时有部分出资，也不能证实其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台江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可以证明××路××号（现××路××号）所有权人是高炎森。 戴朝英、高晶、高甦辩称，一、原坐落台江区××路××号三层砖混结构无产权房屋，门牌号演变过程为××路××号-××路××号（1978年变更）-××路××号（1993年变更），屋式结构演变过程为××路××号木构双层三柱拔尾楼屋一直-××路××号双层砖混结构-××路××号三层砖混结构。二、高水英主张《台江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可以证明××路××号所有权人是高炎森，无事实根据。一审庭审中，高水英对××路××号（原××路××号）木构双层三柱拔尾楼屋一直于1981年全部拆除重建的事实予以认可，也即登记在高炎森名下的木构双层三柱拔尾楼屋一直物权已灭失。三、在一审法院2019年12月25日的询问笔录中，高水英明确表示对《报告》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也即对《报告》的形成过程真实性无异议，2020年1月10日，在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鉴定材料质证时，一审法院告知高水英，高炎森档案中有多处由他人代书、高炎森加盖私章确认的文书，能够证实高炎森有使用私章的习惯，高水英予以认可。四、榕台国用（1991）字第0××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系高洪凯生前依法向政府申请，并经政府审批获得，高水英并未对该发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视为高水英认可榕台国用（1991）字第0××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地籍档案所记载的内容，高水英主张高洪凯骗取《国有土地使用证》不能成立。五、戴朝英、高晶、高甦已提交高洪凯生前出资建房的证据，而高水英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有出资。六、根据××路××号（原××路××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在高洪凯名下、××路××号双层砖混结构房屋系高洪凯合法建造的事实，结合高水英一审关于“由于被拆迁房产由高洪凯一家居住使用，故由高洪凯向土地部门申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陈述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推定××路××号房屋第三层砖混结构也系由高洪凯出资加盖。 戴朝英、高晶、高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路××号房屋被征收后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档案号：×××59）及《补充协议》（×××59号）项下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由戴朝英、高晶、高甦共同享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炎森、齐芝金系夫妻关系，生前育有一子一女，即高洪凯、高水英。高洪凯与配偶戴朝英育有二女，即高晶、高甦。 讼争房屋原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路××号（原××路××号，后变更为××路××号），原为木构双层三柱拔尾楼屋一直，产权登记为高炎森所有。1981年6月23日，高炎森、齐芝金向福州市台江区后洲街道亭前居民委员会打《报告》，载：“我俩夫妇仅生一男高洪凯，一女高水英已于1973年出嫁闽侯南通公社古城大队溪东小队。她夫家已有房屋居住。我年已七十一岁，患慢性支气管炎，终日气喘不止。老伴年已六十得肺源性心脏病。平日生活起居全靠儿子高洪凯赡养和护理。我俩虑晚景无多，兹遵照婚姻法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原则，现把座落××路××号房屋全部交给我子高洪凯继承掌业。为此报请钧长查证”。1981年11月14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向高炎森颁发《建筑许可执照》，准予将××路××号原木构双层拆建双层砖木结构住宅，总建筑面积63.84平方米，占地面积31.92平方米；同年11月26日，高洪凯向福州市粮油工业公司申请“紧、缺房职工修建住宅借款”，获批借款1200元。1984年5月14日，高炎森因死亡注销户口。1988年11月14日，高洪凯就讼争房屋申请城镇国有土地登记，同年11月23日就超建部分取得以高炎森名义补办的《建筑许可执照》，建筑种类为二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6.72平方米，占地面积3.36平方米。1990年11月13日的初始《地籍调查表》调查结果审核意见载：经查对证件、材料及对调查情况核实，高洪凯1983年继承其父高炎森产业，持其父高炎森建筑许可执照（81）台建字第2××3号，已申请更改户名，用地面积39.2平方米，其中7.3平方米81年超建，已申请补办用地手续，界址无争议，符合榕政综（90）84号文第二（2）条、第三（1）条拟确认使用权。同时，高洪凯向福州市土地管理局台江区分局申请使用土地更改户名。1991年4月29日，高洪凯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地址××街道××路××号，土地使用者登记为高洪凯。后齐芝金于1995年7月5日因死亡注销户籍，高洪凯于2009年9月4日因死亡注销户籍。2014年5月，讼争房屋被福州市台江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征收，由戴朝英、高水英作为代理人共同与福州市台江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福州市土地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档案号：×××59）及补充协议（编号：×××59），协议载被征收人为高炎森。现戴朝英、高晶、高甦与高水英因房屋权属发生争议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路××号房屋原产权为高炎森、齐芝金夫妻共同所有，其二人已于1981年重建房屋前向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亭前居民委员会打《报告》，将讼争房屋全部交给其子高洪凯继承掌业，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亭前居民委员会亦盖章确认。之后讼争房屋由二层木构拆建为双层砖木结构住宅时，高洪凯曾向其工作单位借用了建房资金，可以证明高洪凯有出资建房。在高炎森去世后，高洪凯又申请办理户名变更登记，取得了讼争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该事实与初始《地籍调查表》中调查结果及1981年6月23日的《报告》内容均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实高洪凯已通过合法建造的事实行为取得台江区××路××号房屋的所有权。现该房产已被征收，置换取得档案号为×××59《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项下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戴朝英、高晶、高甦作为高洪凯的法定继承人，其诉请《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项下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由其共同享有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确认原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路××号房屋被征收后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档案号：×××59）及《补充协议》（编号：×××59）项下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由戴朝英、高晶、高甦共同享有。案件受理费17760元，由戴朝英、高晶、高甦共同负担。 二审中，高水英向本院提交高炎森1959年《登记表》、1964年《登记表》，拟证明高炎森文化程度是“私塾四年”，完全有能力书写自己的名字，高炎森1959年之前从事理发工作，退休后自己开理发店赚钱。高水英还申请证人黄某出庭，拟证明高炎森多年从事理发工作，有能力赚钱并翻盖案涉房屋。戴朝英、高晶、高甦质证认为，上述两份材料已在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时调取过，高水英明确表示不作为定案依据，现提交上述材料属于重复举证，不属于新证据。对高水英提交上述材料的证明力，本院将进行综合认定。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房屋拆迁安置权益属房屋所有权的综合性权能，应以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权属决定拆迁安置权益的归属。戴朝英、高晶、高甦诉请确认坐落于福州市台江区××路××号房屋被征收后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归其所有，故本案审查焦点在于案涉房屋的权属归属问题。 经查，案涉房屋原产权归高炎森、齐芝金共同所有，1981年,高炎森、齐芝金向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亭前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报告》载明二人愿意将××路××号房屋（原案涉房屋）交给高洪凯继承掌业，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亭前居民委员会对此盖章予以确认。同年高洪凯以修建住宅为由向福州市粮油工业公司申请借款。1988年，高洪凯就案涉房屋申请城镇国有土地登记，同年以高炎森名义就超建部分取得《建筑许可执照》。上述查明事实与1990年的《地籍调查表》调查结果载明的审核意见一致，可证实高洪凯继受高炎森产业，嗣后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合法建造并已申请户名变更登记、取得案涉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案涉房屋所有权归高洪凯所有。现高洪凯已死亡，案涉房屋亦已被征收，戴朝英、高晶、高甦作为高洪凯的法定继承人，有权诉请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归其享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维持。高水英主张《报告》中高炎森的签字并非本人书写，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期间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虽认定《报告》中“高炎森”的签名笔迹与对比样本签名笔迹非同一人所写，但现有证据无法查明对比样本是否为高炎森本人书写，且该《报告》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高炎森、齐芝金使用私章符合当时的民间习惯，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亭前居民委员会对报告内容亦盖章确认，故高水英以签名笔迹不同否认上述事实及《报告》的真实性，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高水英主张高炎森、齐芝金退休后具备赚钱能力，但该事实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且不足以推翻上述事实认定，故对高水英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另，戴朝英、高晶、高甦上诉主张一审认定事实存在瑕疵，但未进行充分举证，且本案属所有权确认纠纷，一审法院已判决确认案涉房屋被征收后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归其所有，其与拆迁部门后续权利的主张与本案无涉，戴朝英、高晶、高甦的上诉请求，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戴朝英、高晶、高甦与高水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60元，由戴朝英、高晶、高甦负担5328元，由高水英负担1243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筱洲 审 判 员 陈雁兰 审 判 员 符海燕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龚 蓉 书 记 员 林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