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2行终3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岐黄医药批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学府西路**********。法定代表人冯慧英，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文宝，天津旗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浩，天津旗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住所地天津市河**解放南路**法定代表人朱力，局长。委托代理人陈玉健，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郭文倩，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市岐黄医药批发有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3行初6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天津市西青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西青稽查局）在收到广西省荔浦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发来的《税务违法案件协查函》后，于2016年2月18日对天津市岐黄医药批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岐黄医药公司）进行立案。西青稽查局经履行调查、取证、询问、组织听证、处罚前告知等行政程序，于2017年7月20日向岐黄医药公司作出津青国税稽处〔2017〕9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津青国税稽罚〔2017〕23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岐黄医药公司对津青国税稽罚〔2017〕23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17年8月11日向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3月18日，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0111行初80号行政判决书，以西青稽查局在“已经对原告作出处罚的情况下，再次以新的处罚文书作出具有相同内容的处理和处罚，明显不当”为由，判决撤销津青国税稽罚〔2017〕23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年初，因机构改革，西青稽查局的相关职能由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以下简称税务第二稽查局）继续行使。2019年5月10日，税务第二稽查局在津青国税稽罚〔2017〕23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法院依法撤销的情况下，自行撤销了津青国税稽处〔2017〕9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并于2019年5月29日送达岐黄医药公司。经税务第二稽查局继续履行调查程序，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津税二稽处〔2019〕151560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被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11月24日公告送达岐黄医药公司。公告送达后，2020年3月3日，岐黄医药公司又从税务第二稽查局处领取了上述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岐黄医药公司不服，于2020年5月26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津税二稽罚[2019]15143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税务第二稽查局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税务第二稽查局作为原天津市西青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职责承担机关，具有作出被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岐黄医药公司对此亦无异议。在履行程序方面，税务第二稽查局履行了调查、取证、询问、组织听证、处罚前告知、撤销错误的处理决定、重新作出处罚决定和处理决定并送达等行政程序。税务第二稽查局履行的行政程序合法。关于岐黄医药公司主张的税务第二稽查局公告送达违法的问题，税务第二稽查局在已经尝试向岐黄医药公司直接送达未果后才采用的公告送达方式并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于岐黄医药公司的该观点，不予支持。在事实查明和法律适用方面，税务第二稽查局根据调查获取的证据材料以及（2015）蒙刑初字第39号刑事判决书、（2015）梧刑二终字第97号刑事判决书、（2015）荔刑初字第195号刑事判决书、（2017）津0111刑初902号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的事实，认定岐黄医药公司在无真实业务交易的前提下，存在“取得桂林绿浦药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增值税认证抵扣和企业所得税税前成本列支行为”、以及存在“取得黑山县百邦药业有限公司、黑山县国大药业有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增值税认证抵扣和企业所得税税前成本列支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岐黄医药公司的主张没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不予支持。税务第二稽查局根据查明的事实，对岐黄医药公司作出的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处罚适当。此外，对于岐黄医药公司主张（2017）津0111行初80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岐黄医药公司没有违法事实的观点，明显与该行政判决载明的裁判理由不符，不予支持。对于岐黄医药公司主张税务第二稽查局超过法定追溯时效的观点，亦明显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综上，税务第二稽查局作出的被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行政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岐黄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岐黄医药公司负担。原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人岐黄医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津税二稽罚[2019]15143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1、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又重复了一次完全一样的行政处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未经合法送达，存在明显的程序瑕疵，且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时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五年追溯时效，不应当再进行行政处罚；3、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没有法律文书认定，缺乏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应依法撤销和纠正作出的行政处罚；4、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判决撤销行政处罚。被上诉人税务第二稽查局辩称，涉案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作出之时，上诉人相应的税务违法事实已经查清，依据被上诉人在调查过程中搜集到的相应证据材料，上诉人接受虚开的增值专用税发票，没有真实的业务，存在资金回流以及伪造银行承兑汇票进行作账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税务行政处罚。被上诉人在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进行了处罚前告知，并告知上诉人相应的听证等权利，向上诉人依法送达了行政文书。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通过直接送达等方式不能将文书送至上诉人，穷尽送达方式之后才采用公告的方式送达文书，且公告期满后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又将文书自被上诉人处领走，不存在送达瑕疵的情况，也不存在上诉人的诉讼权利被剥夺的情况；根据被上诉人立案的时间以及上诉人税收违法行为的连续性，被上诉人作出涉案的处罚决定书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五年追溯时效，所以就上诉人的违法税收行为应当予以处罚。关于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就被上诉人曾于2017年作出的对上诉人的处罚决定书撤销事宜，并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系人民法院没有对其税收违法行为进行认定，所以不应再进行处罚。该份判决仅是对被上诉人作出的文书形式认为处罚决定书包含处理决定所以才予以撤销，所以被上诉人依据上诉人税收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定并没有违反重新作出处罚的情形。2015年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书对上诉人仅追缴了税款并未进行处罚，因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本次行政处罚系重复处罚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出的涉案《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实体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各方当事人均坚持其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合议庭经评议认为，原审法院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被上诉人具有作出被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本案被上诉人履行了立案、调查取证、询问、听证、处罚前告知、作出处罚决定并送达等行政程序。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其依法履行了送达程序，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公告送达违法，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提供的讯问笔录、刑事判决书、发票统计清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在无真实业务交易的前提下，存在取得桂林绿浦药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增值税认证抵扣和企业所得税税前成本列支行为，亦存在取得黑山县百邦药业有限公司、黑山县国大药业有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增值税认证抵扣和企业所得税税前成本列支行为。上诉人主张原天津市西青区国家税务局于2015年已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过行政处罚，被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为重复处罚，根据在案证据，本案被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被上诉人经立案调查后依据新的事实作出，且原天津市西青区国家税务局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并非行政处罚，故被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属重复处罚。上诉人主张被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时已超出五年追溯时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情形。综上，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作出的被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综上，原审法院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天津市岐黄医药批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乜红审判员  兰芳审判员  石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