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28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霞。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爱湫，广东深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晓刚。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德林，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骆昕宇。上诉人余霞因与被上诉人李晓刚、原审第三人骆昕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初430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霞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李晓刚的一审诉讼请求；二、由李晓刚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本案纠纷系基于原告和/或被告为第二人提供服务后，服务费用的分配问题而引起。根据骆昕宇所述，对其而言，原、被告谁具体来签订协议实际并无区别，但其认为只有原告才有能力办理房产清场，其系基于对原告的信任才签订相应委托书及服务合同，故其真实意思为委托原告办理本案所涉及的房产清场事宜，相应服务费用也应支付给原告。现各方确认，原、被告就与第三人之间的服务协议均已履行完毕，骆昕宇也已经支付完毕全部费用，故骆昕宇与原告或被告之间均不存在利益冲突，骆昕宇作为原告和/或被告提供服务的对象，其陈述应当较为客观。同时，结合《服务协议书》中甲、乙双方的签署时间，骆昕宇(甲方)系于2018年8月16日，即在骆昕宇签署该《服务协议书》之时，被委托人一栏并无人签名，该签名系被告事后自行补签，该项事实与第二人陈述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骆昕宇的陈述予以采信。”原审判决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原审法院以骆昕宇的笔录否认余霞与骆昕宇的委托合同关系明显是以偏概全的，这与事实严重不符。首先，余霞与骆昕宇签订的《服务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余霞为骆昕宇办理了房子清场事宜，骆昕宇依约支付余霞服务费用50万元，双方的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其次，根据一般生活常识，若是骆昕宇委托李晓刚办理事务则应是李晓刚与骆昕宇直接签订合同或者协议。但是，现在李晓刚仅依据《服务委托书》提起诉讼，且不说该份《服务委托书》是李晓刚为了提起本案诉讼而事后制作的，关键的是《服务委托书》的内容与基本事实不符，基本事实是服务费用在房子清场后卖房一次性支付而非《服务委托书》上所写的在买房子后一次性付清。余霞的账户也并非是代李晓刚收款的账户。二、原审法院适用证据不当。余霞与骆昕宇有通话录音及《服务协议书》为据(详见余霞在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一和证据八)，而原审法院没有充分考虑及确认余霞所提交的证据，而仅考虑李晓刚提交的《服务委托书》作为判决的依据是有失公正、是错误的。例如，在2018年6月4日骆昕宇委托余霞为其办理中医院四栋501房房产继承事直，该房于2018年8月3日登记在骆昕宇名下。2018年8月15日，骆昕宇委托余霞为其办理中医院四栋501房的清场事宜，原审法院判决中记载的“……骆昕宇也依约向被告支付款项140余万元。”余霞不知这140万元从何而来?综上所述，余霞认为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适用证据不当。故恳请二审进一步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余霞的上诉请求。李晓刚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在余霞与李晓刚对收款对象有争议时，应以付款人即骆昕宇的意思表示为准。二、原审法院适用证据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并非仅考虑李晓刚提交的《服务委托书》作出的裁判，而是结合骆昕宇的笔录作出的裁判。骆昕宇未提交答辩意见。李晓刚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向李晓刚返还余霞代李晓刚向骆昕宇收取的服务费357000元；2.承担本案全部保全费用及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晓刚主张，其与余霞曾系男女朋友关系，骆昕宇系余霞客户，骆昕宇委托李晓刚为其办理中医院4栋501号房的清房事宜、替骆昕宇向小额贷款公司协商降低利息、替骆昕宇向房产中介公司协商降低绿本转红本手续费等事项，双方并于2018年8月15日签订了《服务委托书》，约定骆昕宇委托李晓刚处理深圳市福田区街道深圳市中医院住宅楼4栋501房清场，小额贷款、房产中间介绍人等费用，其费用总额50万元，在买房子后一次性付清，收款由服务协议书（居字第20180801号）约定的账号收款人余霞代收，代收后余霞转付给李晓刚但应扣除5%（25000元）作为余霞出办费。余款475000元付给李晓刚，由李晓刚收款后再交付清场费用及其他劳务费。上述合同签订后，李晓刚已将涉案房产清场，骆昕宇也于2018年10月17日向余霞支付了50万元款项。而余霞仅于2018年10月18日向李晓刚支付了118000元，其仍应向李晓刚支付剩余款项357000元。余霞对李晓刚陈述的事实不予认可，余霞主张，骆昕宇委托余霞办理涉案房产公证、继承、绿转红等手续并将涉案房产顺利过户至骆昕宇名下，后又将涉案房产出售、为骆昕宇办理融资等事宜。骆昕宇于2018年6月21日向余霞及案外人钟如花出具公证《委托书》，委托余霞及钟如花办理涉案深圳市中医院4栋501房的继承、查档、查社保、房改、绿转红申请、绿转红办证、缴纳税费、减免税申请、登记信息改错等事宜。余霞分别于2018年7月25日、26日、8月3日为骆昕宇缴纳了相关税费，涉案房产于2018年8月3日过户登记至骆昕宇名下；余霞（乙方）与骆昕宇（甲方）于2018年8月9日签订有《融资居间服务协议》，约定甲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乙方寻求融资渠道，由乙方为甲方引进资金方、促成双方签订融资协议，并最终使甲方获得资金，甲方需按最终获得资金的3%作为居间费用，并在获得融资资金前，一次性将居间费用打入乙方账户；余霞（乙方）与骆昕宇（甲方）于2018年8月16日签订有《服务协议书》，约定余霞代理骆昕宇办理涉案房产清场，乙方负责把房子清完场后交到租客入住为止，甲方需支付乙方服务费用50万元，该费用支付至乙方账户。余霞已经完成了骆昕宇委托的事项，双方合同均已履行完毕，骆昕宇也依约向余霞支付款项140余万元。余霞因与李晓刚曾系男女朋友关系，故李晓刚清楚余霞与骆昕宇之间的委托事宜。但骆昕宇从未委托李晓刚办理相关事宜，也未通过余霞向李晓刚支付款项，余霞向李晓刚支付的款项并非李晓刚所述的服务费用，而是李晓刚向余霞索取的生活开支，余霞还曾于2018年10月8日向李晓刚转账14900元，也是如此。法院庭后了解到，骆昕宇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在罗湖看守所，故于2019年11月27日前往罗湖看守所，就本案有关事实向其询问并制作了笔录。骆昕宇陈述，涉案房产是其父母留给他的遗产，当时连“绿本”都没有，其想给女儿买房借了套路贷，就想出售涉案房产用于还款及给女儿钱，而出售房产存在障碍，即没有房产证以及有骆昕宇前妻的家人住在里面，不配合中介看房，故需要清场。骆昕宇为办理上述事宜，经人介绍认识了余霞，余霞帮骆昕宇办理房产转红本已经收取骆昕宇几十万元。余霞与李晓刚系男女朋友关系，骆昕宇经余霞介绍认识了李晓刚，本案所涉及的清场及出售房产主要是李晓刚去做的，余霞没有能力完成房产清场。本案中涉及的李晓刚与骆昕宇签订的《服务委托书》和余霞与骆昕宇签订的《服务协议书》均是骆昕宇本人所签，意思表示真实，但签订的先后顺序记不清了。在签订《服务协议书》之时，李晓刚、余霞均在场，骆昕宇真实意思是委托李晓刚进行清场。法院将该笔录送达李晓刚、余霞双方后，余霞提交书面意见称，为骆昕宇提供服务的均系余霞，签订《服务协议书》之时李晓刚也并不在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获得不当利益的一方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纠纷系基于李晓刚和/或余霞为骆昕宇提供服务后，服务费用的分配问题而引起。根据骆昕宇陈述，对其而言，李晓刚、余霞谁来签署具体协议实际并无区别，但其认为只有李晓刚才有能力办理房产清场，其系基于对李晓刚的信任才签订相应委托书及服务合同，故其真实意思为委托李晓刚办理本案所涉及的房产清场事宜，相应服务费用也应支付给李晓刚。现各方均确认，李晓刚、余霞就与骆昕宇之间的服务协议均已履行完毕，骆昕宇也已经支付完毕全部费用，故骆昕宇与李晓刚或余霞之间均不存在利益冲突，骆昕宇作为李晓刚和/或余霞提供服务的对象，其陈述应当较为客观。同时，结合《服务协议书》中甲、乙双方的签署时间，骆昕宇（甲方）系于2018年8月15日签署，乙方一栏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16日，即在骆昕宇签署该《服务协议书》之时，被委托人一栏并无人签名，该签名系余霞事后自行补签，该项事实与骆昕宇陈述能够相互印证，故法院对骆昕宇的陈述予以采信。依据《服务委托书》《服务协议书》的约定以及骆昕宇陈述意见，李晓刚完成骆昕宇委托事项，应当按约定收取服务费用，余霞仅为代收人，现骆昕宇已将服务费50万元支付给余霞，余霞扣除5%出办费后，未将余款全款支付给李晓刚，余霞因李晓刚的行为获得利益，而李晓刚产生了损失，余霞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现李晓刚确认已经收取余霞支付的部分款项118000元，请求余霞返还剩余款项357000元（50万元*95%-118000元），理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余霞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李晓刚35700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6655元、保全费2305元（均已由李晓刚预交），均由李晓刚负担。在二审期间，余霞为了支持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案件信息查询，证明前海领投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许某某起诉骆昕宇要求偿还借款，骆昕宇名下位于深圳市中医院住宅楼4栋501房被宝安法院查封。2.银行转款记录、骆昕宇、余霞关于银行还款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骆昕宇在众多小额贷款公司、银行进行了贷款，为防止501房产被其他人查封，余霞通过其个人账户帮骆昕宇正常偿还银行贷款、小额贷款。3.孙某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孙某某从成XX地产处了解到骆昕宇要卖房，而后联系骆昕宇。骆昕宇就介绍孙某某与余霞对接房产解封、过户事宜。2018年9月13日，余霞、骆昕宇及孙某某一起到宝安法院与许某某处理501房产解封事宜，许某某撤回起诉。4.《催收函》，证明骆昕宇欠小额贷款公司的钱被发《催收函》，骆昕宇急需将501房产出售以解决欠款问题。5.资金托管协议、个人购房贷款承诺函、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业务受理通知书、领证业务预约回执，用于证明2018年9月18日余霞找来买家赵女士购买该501房产，并在2018年10月16日完成过户手续。6.余霞与骆昕宇关于501房水电、燃气交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10月16日，余霞为骆昕宇处理该501房产的水电、燃气交接事宜。7.骆昕宇发给余霞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截图。证明李晓刚曾发信息恐吓骆昕宇，骆昕宇因害怕李晓刚才不敢说清楚是谁完成了清场事宜。李晓刚质证认为，一、余霞提交的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依法不应当采纳。本案于2020年5月9日立案，李晓刚于2020年6月9日收到法院寄送的《书面审理告知书》，而余霞提交的证据落款日期为2020年8月11日，明显已超过举证期限，余霞提交的证据依法不应采纳。二、如法院采纳前述证据，李晓刚质证意见如下：对于全部材料的真实性，由法院根据余霞提交的证据原件予以核实，李晓刚对于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除了证据案外人涉诉以外，并无其他证明意义。对证据2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并且根据骆昕宇的笔录所述，余霞是帮人放高利贷的，并且骆昕宇与余霞及李晓刚都是认识的，所以，余霞帮助骆昕宇还款不能体现任何与本案相关的信息。对证据3-6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前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仅能证明余霞曾代理骆昕宇买卖房产，但是李晓刚余骆昕宇的描述中均有提及，余霞因帮助骆昕宇买卖房产，已收取了骆昕宇60余万元的费用（余霞实际收取40余万元，余霞同事收取了20余万元），贰该费用与本案所涉及的50万元并无任何关联，涉案的50万元款项系骆昕宇委托李晓刚清房、替骆昕宇向小额贷款公司协商降低利息、替骆昕宇向房产中介公司协商降低绿本转红本手续费等事项的费用（相关内容一审笔录中均有提及），余霞提供前述证据明显是在混淆视听，骆昕宇支付的50万元并非余霞提供的证据中所涉及的服务内容的费用，余霞为骆昕宇提供证据中涉及服务内容的费用，余霞已另外收取。对证据7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并不能体现余霞所主张的证明内容。综上所述，余霞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余霞代理骆昕宇进行房屋买卖所应收取的费用早已另外收取，与本案所涉及的款项并无任何关联，余霞提供的相关房产买卖文件是在混淆视听，企图误导合议庭将两笔款项混为一谈。骆昕宇未提交质证意见。李晓刚未补充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二审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骆昕宇到底是与余霞还是与李晓刚建立服务合同关系。根据余霞在一审时的答辩意见，余霞认可骆昕宇向其转账的50万元为案涉《服务协议书》项下的服务费用，故本院对李晓刚主张骆昕宇向余霞转账的50万元为案涉《服务协议书》项下的服务费用予以采信。至于与骆昕宇实际上与余霞还是与李晓刚建立服务合同关系问题，骆昕宇作为被服务方就此问题反映的情况应更令人信服。根据骆昕宇陈述，对其而言，李晓刚、余霞谁来签署具体协议实际并无区别，但其认为只有李晓刚才有能力办理房产清场，其系基于对李晓刚的信任才签订相应委托书及服务合同，而且其认为真正为其服务的系李晓刚，系李晓刚在具体做事，余霞仅是代收款项，相关服务费用应归李晓刚所有。余霞主张骆昕宇上述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余霞在一审时提交了其与骆昕宇的通话录音欲证明上述事实，由于余霞不能提交该录音的原始载体以供鉴证真伪，余霞该录音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余霞主张该录音证据可通过交由骆昕宇质证来确定真伪，由于骆昕宇在本案中已作出对余霞不利的证言，余霞该建议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因此，一审法院采信骆昕宇在接受法院质询时的陈述意见并据此认定相关事实并无不妥。至于余霞二审补充证据证明其履行了部分相关服务，本院认为余霞即便确实提供了部分相关服务，但基于其与李晓刚的特殊关系（男女朋友关系），亦可能存在其帮忙李晓刚履行部分相关服务，故不能简单据此认定余霞是涉案服务合同相对方。综上，余霞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6655元，上诉人余霞已预交，由上诉人余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映  清审判员 丁    婷审判员 何  万  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锦锦（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