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鄂01民再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忠星，男，195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璇（系刘忠星之女），女，197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洋，湖北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先云，女，1942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箭，男，196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庆，女，197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上列三被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湖北普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仪器仪表自动化工业（集团）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南京路**。 法定代表人：刘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奋飞，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弭晶，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永生仪表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div> 法定代表人：杨元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永华，男，该公司员工。 再审申请人刘忠星因与被申请人杨先云、李箭、李庆、原审第三人武汉仪器仪表自动化工业（集团）公司、武汉永生仪表有限责任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鄂01民终1351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2日作出（2019）鄂民申476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忠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璇、冯洋，被申请人杨先云、李箭、李庆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原审第三人武汉仪器仪表自动化工业（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奋飞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武汉永生仪表有限责任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忠星申请再审称，1.涉案房屋由刘忠星享有居住权，并自1987年起居住至今三十二年。涉案房屋原系武汉市科技干部管理局下发文件指定分配给李家安的福利性住房，但李家安放弃了该套住房，并以未享受福利分房为由取得了汉口的福利住房。刘忠星作为时任副厂长、总工程师，家庭住房紧张，经厂职工委员会集体讨论，李家安本人表态，涉案房屋被二次分配给刘忠星全家居住，并从指定的2楼3号房变更为7楼1号房。同样指定分配的其他住房也有进行二次分配的情况。2.涉案房屋属于企业自管公房，在企业改制过程中，该房屋未作为本案第三人的资产范围，应属于当地街道办事处监管，原判决在未查清涉案房屋产权单位的情况下，以改制后的民营企业陈述作为认定本案关键事实的依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且认定事实错误。3.原判决变相将不属于李家安的福利分房认定在其名下，将不合法、不合规的行为合法化，严重违反过去及现行福利分房政策。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请求：1.撤销原一、二审判决；2.驳回起诉或发回重审；3.杨先云、李箭、李庆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杨先云、李箭、李庆辩称，1.本案纠纷并非单位内部福利分房、占房引起的纠纷。李家安是依据武汉市政府奖售房政策和市科技局文件取得涉案房屋使用权，而不是因为单位的内部分配。而刘忠星非奖售对象，没有资格也没有参与奖售房的分配。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中关于单位内部福利分房占房的情形。2.刘忠星借住李家安住房长期占用不还且欲据为己有、阻挠李家安办证，是本案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本案实质是一起侵权纠纷，且杨先云、李箭、李庆的起诉也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起诉条件，应由人民法院管辖。请求法院支持支持杨先云、李箭、李庆的全部诉讼请求。 武汉仪器仪表自动化工业（集团）公司未发表意见。 武汉永生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提交书面意见称，1.涉案房屋是科技干部的奖售房，是市政府、科技干部管理局下文指定“戴帽”奖售给李家安的，应由奖售对象当事人居住。2.武汉永生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对涉案房屋既不享有所有权，也不享有使用权，无权另行再分配。3.本案《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住宅租约》应是无效租约，系刘忠星指使下属私自办理的。 杨先云、李箭、李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李家安自1985年10月起至2016年10月25日止对武汉市汉阳区二桥东村53号701室（原地址为武汉市汉阳区桥东村53号701号）房屋享有使用权。2.确认被告和武汉电度表厂签订的落款时间为1987年6月7日的《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住宅租约》无法律效力。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刘忠星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先云系李家安妻子，李箭、李庆系李家安子女，李家安于2016年10月25日死亡。武汉仪器仪表自动化工业（集团）公司原名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1986年11月28日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改制更名为武汉仪表工业联合公司，1989年9月12日武汉仪表工业联合公司通过合并重组更名为武汉仪器仪表自动化工业（集团）公司。武汉永生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原名武汉市汉阳仪表厂，系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下属工厂，1982年6月25日更名为武汉电度表厂，2001年11月5日改制更名为武汉永生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1985年李家安担任武汉电度表厂厂长（其人事关系在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刘忠星系该厂副厂长。1985年武汉市市科技干部局对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下发《关于刘某某等五名同志分配住房的通知》（武科干[1985]43号），注明“同意对包含李家安在内的五名同志分配住房，请你公司持本通知到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办理购房事宜，以上五套住房具体层次分配由你公司自定”。同年10月23日，武汉市房地局与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签订五份《有偿分配住房协议》，约定由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以当时定价每平方米375元的三分之二出资购买五套住房，房屋产权归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所有。武汉市汉阳区二桥东村53号701室（原地址为武汉市汉阳区桥东村53号701号）涉案房屋即为上述协议所含有偿分配住房之一。同月26日，武汉电度表厂经请示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及武汉市汉阳区银行五里墩办事处批准，按照上述协议约定金额从企业专用基金中列支，向武汉市住宅统建办公室支付涉案房屋购房款15835.75元。嗣后，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向武汉市房地局领取涉案房屋及钥匙，并通过武汉电度表厂交付给李家安使用。1987年经李家安同意，刘忠星搬入涉案房屋居住。1991年6月至1992年4月期间，武汉电度表厂逐月在刘忠星的工资中扣缴房租。刘忠星一直居住使用涉案房屋至今。 2007年5月18日，李家安向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提出申请，要求办理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该局书面答复“由于现住户刘忠星提出该房屋所有权的疑议，因此该房屋暂不予登记。”2010年7月6日，李家安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行政不作为，并为李家安发放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一审法院于2010年9月30日作出（2010）阳行初字14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李家安的诉讼请求。李家安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5日作出（2010）武行终字14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另查明：在（2010）阳行初字145号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于2017年7月23日对武汉永生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书记及经理进行了调查，被调查人表示，1991年、1992年刘忠星担任武汉电度表厂副厂长期间，安排单位工作人员从武汉市汉阳房地局买回空白《武汉市城镇公有住房租约》，要求厂长助理按照其表述的内容填写后加盖公章，落款时间填写为1987年6月7日。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武汉市房地局与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于1985年10月23日签订《有偿分配住房协议》，约定由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以当时定价每平方米375元的三分之二出资向武汉市房地局购买涉案房屋，房屋产权归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所有。上述《有偿分配住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自合同成立时生效，双方均应按照该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协议签订后，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下属武汉电度表厂按照协议约定金额向武汉市住宅统建办公室支付购房款15835.75元，武汉市房地局将涉案房屋及钥匙交付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双方均已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由于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武汉仪表工业联合公司、武汉仪器仪表自动化工业（集团）公司）至今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涉案房屋的产权尚未转移到武汉仪器仪表自动化工业（集团）公司名下。武汉电度表厂在不享有涉案房屋产权的情况下，与刘忠星签订《武汉市城镇公有住房租约》，将涉案房屋租赁给刘忠星居住使用，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虽针对买卖合同，但同样可参照适用于租赁合同。故杨先云、李箭、李庆要求确认《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住宅租约》无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如果杨先云、李箭、李庆认为武汉电度表厂与刘忠星签订《武汉市城镇公有住房租约》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赔偿，可以另案诉讼处理。 本案1985年武汉市科技干部局下发《关于刘某某等五名同志分配住房的通知》，同意对包含李家安在内的五名同志分配住房。武汉市房地局与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签订《有偿分配住房协议》，将涉案房屋产权有偿分配给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向武汉市房地局领取涉案房屋及钥匙后交付给李家安使用。上述情形根据当时社会历史状况，李家安应该享有涉案房屋的使用权。武汉市房地局将涉案房屋有偿分配给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后，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作为有偿分配涉案房屋权利人，没有再将涉案房屋交付或租赁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认可原告一直对涉案房屋拥有使用权。故杨先云、李箭、李庆要求确认李家安自1985年10月起至2016年10月25日（李家安死亡时间）止对武汉市汉阳区二桥东村53号701室（原地址为武汉市汉阳区桥东村53号701号）房屋享有使用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李家安曾于2010年7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行政不作为，并为李家安发放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家安的诉讼请求，李家安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诉讼与前诉的当事人不同，诉讼标的不同，诉讼请求不同，诉讼请求实质上未否定前诉判决结果，故刘忠星关于杨先云、李箭、李庆就本案案情多次重复起诉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适用于债权请求权，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权，本质上不是债权请求权，而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关于本案已超过民事权利最长保护期限二十年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由于杨先云、李箭、李庆起诉请求确认《武汉市城镇公有住房租约》无效，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故刘忠星关于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由于签订《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住宅租约》的一方为本案被告，另一方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对刘忠星关于主张合同无效，合同的双方应该共同作为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刘忠星关于涉案房屋目前有决定租赁关系对象是谁的权利主体应当是武汉市汉阳区五里墩街办事处的抗辩理由，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忠星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请求法院依职权向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鄱阳街小学查询调取杨先云与李家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享受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福利房待遇的情况。经审查，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准许。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之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2018）鄂0105民初449号民事判决：一、李家安自1985年10月起至2016年10月25日止对武汉市汉阳区二桥东村53号701室（原地址为武汉市汉阳区桥东村53号701号）房屋享有使用权；二、驳回原告杨先云、李箭、李庆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940元，由原告杨先云、李箭、李庆负担4940元，被告刘忠星负担5000元（案件受理费原告杨先云、李箭、李庆已交纳，被告刘忠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5000元直接支付给原告杨先云、李箭、李庆）。 刘忠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杨先云、李箭、李庆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杨先云、李箭、李庆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刘忠星向本院提交协议书、出售协议书、通知各一份，拟证明李家安已经享有另外两套福利房屋，如法院确认案涉房屋系李家安享有使用权，则李家安就不能享有另外两套福利房。 经质证，杨先云、李箭、李庆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武汉仪器仪表自动化工业（集团）公司与武汉永生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表示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刘忠星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无法达到其举证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杨先云、李箭、李庆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刘忠星和武汉电度表厂签订的《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住宅租约》无效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并无不当。 本案中，1985年武汉市科技干部局下发《关于刘某某等五名同志分配住房的通知》，同意对包含李家安在内的五名同志分配住房。武汉市房地局与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签订《有偿分配住房协议》，将涉案房屋产权有偿分配给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向武汉市房地局领取涉案房屋及钥匙后交付给李家安使用。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作为有偿分配涉案房屋权利人，没有再将涉案房屋交付或租赁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认可杨先云、李箭、李庆一直对涉案房屋拥有使用权。故一审判决支持杨先云、李箭、李庆要求确认李家安自1985年10月起至2016年10月25日（李家安死亡时间）止对武汉市汉阳区二桥东村53号701室（原地址为武汉市汉阳区桥东村53号701号）房屋享有使用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忠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鄂01民终13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40元，由刘忠星负担。 本院再审审理过程中，刘忠星向本院提交2020年1月19日江岸区纪委监委出具的材料一份，证明杨先云与李家安有湖边坊村的公有住房，面积52.09平方米，根据当时的政策，杨先云的所在单位向其发放了面积差价的一次性住房补贴。 杨先云、李箭、李庆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本案审查的是1985年李家安房屋分配问题，之后杨先云是否享受福利分房与此无关，因此该证据与本案也无关联性。武汉仪器仪表自动化工业（集团）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否属于单位内部福利房分配、占有使用等引起确权类房地产纠纷；2.如果不属于上述纠纷，李家安对本案诉争房屋自1985年10月起至2016年10月25日止享有使用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再审认为，杨先云等人依据1985年武汉市科技干部局《关于刘某某等五名通知分配住房的通知》等文件资料提出确认1985年10月起至2016年10月25日止对涉案房屋享有使用权及确认刘忠星与原武汉电度表厂签订的《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住宅租约》无效的诉讼请求。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属于福利房性质，房屋产权属原武汉市仪表工业总公司，刘忠星自1987年居住于该房屋，杨先云等人提起的诉讼，属于单位内部福利房分配、占有使用等引起确权类房地产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第三条的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杨先云、李箭、李庆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综上，刘忠星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9）鄂01民终1351号民事判决及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5民初44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杨先云、李箭、李庆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9940元，退还给杨先云、李箭、李庆；二审案件受理费9940元，退还给刘忠星。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 林 审判员 刘汉涛 审判员 宫 楠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邹鑫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