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行赔再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江英，女，196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顺忠，男，1963年4月8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李鄂陵，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义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县前街**。 法定代表人王健，市长。 委托代理人楼宝红。 委托代理人王英豪，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江英、张顺忠因义乌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义乌市政府）房屋强制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的（2016）浙行赔终48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赔申482号行政赔偿裁定：一、本案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9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黄江英、张顺忠及两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鄂陵，被上诉人义乌市政府的行政负责人邵春洪及委托代理人楼宝红、王英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期限扣除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纸质卷宗24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张顺忠因未经审批在义乌市杨梅岗农垦场土地上进行建设，已由义乌市国土资源局作出义土资监字（2008）第231号行政处罚决定确认违法，并责令其限期拆除，恢复原状。该行政处罚决定经过一、二审判决确认并由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2009）金义行执字第7号裁定书，委托义乌市国土资源局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2013年4月10日，义乌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和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苏溪大队向张顺忠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构）筑物通知书》、《告知书》。2013年4月21日和6月21日，义乌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义乌市工业园区管委会根据义乌市委办公室和市府办公室联合下发的市委办（2013）40号文件《义乌市“三改一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规定，两次将张顺忠经营的义乌市杨梅岗农垦场土地的部分违法建筑拆除。张顺忠、黄江英对强制拆除行为不服，提起诉讼，该案经该院一审后，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并作出（2015）浙行终字第329号行政判决，撤销该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确认义乌市人民政府2013年4月21日、6月21日对张顺忠、黄江英经营的厂房实施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驳回张顺忠、黄江英对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起诉。张顺忠、黄江英据此向义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要求赔偿厂房、机器、模具、设施设备、成品货物、半成品货物、原材料、停产停业损失、黄江英的精神损失、律师费用及不能归还到期借款产生的利息等共计3610.646万元。义乌市人民政府经审查，于2016年2月17日作出义政赔决字（2016）第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对赔偿申请人张顺忠、黄江英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另查明，原告曾于2013年4月11日对涉案的部分违法建筑进行过自行拆除。 原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4月21日、6月21日，义乌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义乌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对张顺忠、黄江英经营的厂房实施的拆除行为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张顺忠、黄江英作为赔偿请求人已先行向赔偿义务机关义乌市人民政府提出赔偿申请，义乌市人民政府经审查并作出了义政赔决字（2016）第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现原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之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中，原告共提出了十项赔偿请求。其中，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对厂房及附属设施的损失进行赔偿的请求，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就本案事实来看，原告被强制拆除的涉案厂房及附属设施已经由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违法建筑，并责令其限期拆除、恢复原状，故被告对其进行强制拆除实体上并无不当，原告要求被告对其违法建筑进行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原告还提出赔偿停产停业损失，原告在已经被确认为违法建筑的厂房内经营，其损失亦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对其机器、模具、成品、半成品、原料等损失进行赔偿的请求，从审查情况来看，原告在涉案强制拆除之前已经将部分建筑自行拆除，将相关物品搬出，原告黄江英在2013年4月21日强制拆除时在现场，同时原告提供的相关物品的损失清单均系其自行制作，并无相关凭据可予佐证，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相关物品的损失，对原告所主张的相关物品的赔偿请求不予确认。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赔偿律师费用的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要求赔偿借款利息等费用，与本案所涉的强制拆除行政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情形不属于法定应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范围。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顺忠、黄江英的行政赔偿请求。 原二审法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原二审法院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由行政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义务。该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情形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涉及本案，涉案被强制拆除的厂房及附属设施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违法建筑，并责令其限期拆除、恢复原状，故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的合法权益，上诉人黄江英、张顺忠对此要求被上诉人予以赔偿，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应赔偿其停产停业损失、借款利息损失、律师费等费用，但这些损失及行政诉讼支出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上诉人提出还应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事项也非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对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还应对其机器、模具、成品、半成品、原料等损失进行赔偿的请求，因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上述损失的存在且相关物品的损失清单均系上诉人自行制作，原审法院对其所主张的相关物品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黄江英、张顺忠提出“原审赔偿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系国家赔偿案件，被上诉人应予赔偿”等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义乌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未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之规定出庭应诉，本院依法予以指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江英、张顺忠再审申请称：一、原一、二审作出不予赔偿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两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5、9、10、11、12不予认可或不予确认，其理由不能成立。证据5是财产清单，是对自身经营状况的记录，符合个体经营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由于义乌市政府的强拆，只能以该2012年经营记载的内容作为损失的依据。证据9是商标注册及申请、续展、变更文件，证据10是检验检疫文件，主要证明其合法经营，已有相关知名度和达到出口的标准。由于被强拆造成停产停业，使得相关产品的知名度降低，造成营业损失。证据11是订货合同，符合法定形式，应予认定。证据12是其向他人所借款项的记录及征信个人信用报告，证明其向银行贷款用于生产经营，但被强拆后，无法按时供货，所借货款无法归还，只能高息借款归还贷款。二、一审法院对义乌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全部予以认可，罔顾义乌市政府的强拆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的事实。证据8中的2013年10月16日保证书，证据9航拍图(2016年2月)，证据10询问笔录，均是强拆之后形成的证据，甚至是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之后形成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三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三、原一、二审法院置义乌市政府违反法定程序强拆给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不顾，对其停产停业损失等均不予支持，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四、原一、二审法院认为其提出的对机器、模具、成品、原料等进行赔偿的请求，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上述损失的存在，且相关物品的损失清单均系自行制作的观点，罔顾两再审申请人已尽所能提交证据，事实认定错误。义乌市政府提交的证据6，可以证明相关物品是义乌市政府搬出，随意堆积在户外，未履行相应的物品保管和登记责任。且由于相关的物品及凭证已经在强拆中被埋或者被毁，其已经尽到了举证的义务，应由义乌市政府对上述物品是否被损毁、破坏负举证责任。五、原一、二审法院对两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赔偿律师费、借款利息等费用不予支持，无法律依据。上述费用均是义乌市政府的违法强拆行为造成的，是额外的支出，两再审申请人有权获得赔偿。六、两再审申请人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七、本案是国家赔偿案件，义乌市政府的强拆行为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其有权对强拆行为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并且已经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举证，义乌市政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对被强拆的物品进行了清点和妥善保管，应当承担不利的举证责任。请求撤销一、二审赔偿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义乌市政府答辩称：一、违法建筑不属于再审申请人合法权益，其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在租用的土地上未经审批建造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已被义乌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确认违法，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且经过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并经义乌市人民法院(2009)金义行执字第7号裁定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义乌市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反法定程序被确认违法，但不因此改变违法建筑的性质，违法建筑不属于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二、再审申请人要求赔偿停产停业损失、不能归还到期借款的利息损失、精神损失及律师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6，7，10可以证明，其大部分房屋出租他人，仅部分自用。另外，再审申请人利用违法建筑进行生产经营，不属于其合法权益，且借款利息等，与强拆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三、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附属设施、机器设备、模具、成品、半成品、原料等财物受损的事实。证据5财产清单所列财物不真实，没有证明效力。一审时再审申请人未根据法庭的要求，将损失数额的计算方式和计算依据予以提交，又无其他证据佐证。义乌市政府在强拆前已将违法建筑内的财物全部搬出，置放在空地上，且强拆时黄江英及其亲属均在场，其也没有证据证明财物搬出后被盗、被损毁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义乌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足以证明强拆行为未造成再审申请人财产损失，依法不应当承赔偿责任。请求驳回黄江英、张顺忠的再审申请。 经审查，对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两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为：1、赔偿强拆厂房及相关的附属设施造成损失190万元左右；2、赔偿机器设备损失260万元左右；3、赔偿模具损失431.05万元；4、赔偿成品货物损失493.1876万元；5、赔偿半成品货物损失198.6014万元；6、赔偿原料损失67.807万元；7、赔偿停产停业损失600万元；8、赔偿原告黄江英精神损失20万元；9、赔偿律师费用30万元；10、赔偿因强拆导致原告不能归还到期借款产生的利息支出1533万元。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义乌市政府的案涉强拆行为违法已被本院生效的（2015）浙行终字第329号行政判决所确认，两再审申请人黄江英、张顺忠可以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就义乌市政府违法强拆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义乌市政府的赔偿的范围仅限于违法强拆造两再审申请人财产损害的直接损失。两再审申请人提出的上述十项赔偿请求中的第7、8、9、10项赔偿请求，并非直接损失，故对该四项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1项赔偿请求厂房及相关的附属设施造成损失190万元左右。对违法建筑的拆除，构成该违法建筑的材料虽属违法建设人的合法财产，但建筑材料在拆除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受到损毁，考虑到对建筑材料的毁损可视为强制拆除行为的附随结果，一般除可再利用的建筑材料毁损予以赔偿外，其他的不予赔偿。因案涉厂房及附属设施义乌市国土资源局已于2008年7月认定为违法建筑，且从被申请人一审时提交的拆除现场的视频资料看，被拆除的违章建筑系混砖结构简易厂房，并无可再利用的建筑材料，故对两再审申请人的该项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两再审申请人提出的第2至6项赔偿请求，实际上涉及到三部分内容，也即厂房内的机器设备、货物、原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虽两再审申请人应对强制拆除行为造成其财产损失承担举证责任，但由于义乌市政府在强制拆除厂房时，并未遵守法定程序，考虑到双方的举证便利条件，故由义乌市政府承担证明其在拆除时已妥善保管并移交给两再审申请人相关的财产的举证责任，才符合上述法律的立法本意。义乌市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3年4月21日、6月21日的视频资料，用以证明拆除现场的状况及相关工作人员对厂房内相关设备、货物搬离并安置存放的。义乌市政府拆除案涉厂房时，对厂房内机器设备、货物、原材料等搬离厂房并放置室外，但未进行书面清点登记及妥善保管、移交，使两再审申请人的相关财产造成一定损失，应予赔偿。两再审申请人未对被搬出的财物及时妥善保管处理，对财物损失造成进一步扩大，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两再审申请人在一审时提交了财产损失清单，对于该清单再审申请人在一审庭审陈述系由张顺忠制作的，是对“2012年底盘库以及后来（强拆）发生以1后做了一个相应产品归类”。本院认为，从张顺忠制作的清单看，一部内容是成本核算，涉及的项目有电费、工资及其他管理费等费用；一部分内容记载为库存，成本核算部分内容是用钢笔填写，而库存部分内容中，其中“成品库存”等文字也是使用钢笔填写，而库存的数字均是由铅笔填写，而且前后笔迹也一样，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该份证据不能作为义乌市政府强拆行为造成其损失的证据。 综上，本案赔偿数额根据双方在拆除案涉违法建筑中的各自责任，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生产生活经验，本院酌情判定由义乌市政府赔偿两再审申请人的机器设备、货物、原材料损失人民币28万元。原一、二审判决对两再审申请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存在不当，依法应予撤销。两再审申请人提出要求赔偿财产损失的部分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行赔终48号行政赔偿判决； 二、撤销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7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 三、责令义乌市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本判决向黄江英、张顺忠依法赔偿人民币二十八万元。 四、驳回黄江英、张顺忠的其他赔偿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惟菁 审 判 员 沈 妙 审 判 员 王富新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陈 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