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终120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苏世有，男，198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灵山县人，居民，住灵山县。 上诉人（一审被告）：叶自新，男，196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灵山县人，农民，住灵山县。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辉，广西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丽娟，广西环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燕，女，199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灵山县人，农民，住灵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升庆，广西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世有、叶自新因与被上诉人张燕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灵山县人民法院（2020）桂0721民初1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自新，上诉人叶自新、 2 苏世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燕与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升庆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世有、叶自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灵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桂0721民初1522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诉讼主体，程序严重违法并有可能影响公正判决。本案既涉集体经营权合同纠纷，且一审判决既认定存在所谓的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同时以可能侵害了涉案土地所在集体的合法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哪为何不根据法律的规定追加利益所谓被侵犯涉案土地所有权人参加诉讼？当前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通过立法的方式把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承包经营权区别开来，同时并允许使用权与经营的租赁与流转，立法的本意非常明显，目的就是严密谨防适耕土地的撂荒而造成农产品供给的萎缩而危及社会供给的稳定。就本案而言，正如被上人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所自认其是因“父亲去逝后自己没有管理农田农活经验”才把涉案林地流转给上诉人承包经营的，而双方签订涉案承包协议后，上诉人即在签订协议后不久便在涉案山地上种植了400多株荔枝果树，所有这些耕作行为与事实，这都是被上诉人所在集体成员所众所周知的事实，而这此行为与事实，并不是可藏可掖着的，都是在武利镇的天空底下和涉案土地的所在集体成员的眼皮底下耕作着的，但在上诉人对涉案山地种植耕作长达的六、 3 七年期间，并没见有涉案山地的集体有任何异议，同时也没有其他集体成员提出过异议。这怎么能说涉案山地的流转承包经营就违反了所在集体的合法权益？为何就是在涉案山地正在建设规划的征地地范围内进行了公告，也没有所在集体及集体的其他成员提出异议，若真的存在所谓违反集体合法权益，为何不追加该集体作为独立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听听他们的意见？若其集体不认为本案的流转承包没有真正侵害其权益呢，那一审判据此认定涉案协议所谓无效决岂非自作多情？、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侵害涉案山地所在集体权益没有事实根据且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据以认定涉案《协议书》所谓侵害涉案山地所在集体权益的条款一是无非是征地补偿费所得归属的约定，一是有关长期经营权流转超出发包经营期限的约定。但是，就本案而言，涉案山地征地所得及分配除了并未事实发生外，实际上若是前述事实发生了且所在集体的分配方案中明确把涉及的征地补偿确定为谁承包经营谁获得该项全部补偿收益，鉴于被上诉人在签订本协议书时已知道并已预料到该项所得的收益损失，难道上诉人不能依法对抗作为合同的相对方的被上诉人？另，一审判决认为流转经营协议期限超出了发包经营期，哪超出的期限是多少年？对未超出的期限时内，在上诉人已实际投入并耕作六、七年之久期间，并没有涉案山地所在集体和家庭成员异议和主张所谓的优先权的情况下，对涉案合同双方的流转承包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无效，法律依据又何在呢？由此可见，在认定事实不清的前提下，一审判决违背国家有关经营权独立流转以防止耕地撂荒立法本意片面干预农村集体自治事项自我 4 调整事项，明显于法无据。实际上，哪怕涉案协议书个部分条款无效就认定整条协议无效，岂不谎唐?三、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起诉动机不纯的诉求违反法律公平原则后判决显失公平。首先，被上诉人在其起诉自述中所言“不懂法律”不知涉案《协议书》约定是否合法”为诉由否定其真实意思表示显然是不成立的，该诉由既非认定协议无效的法定根据，也非提出解除的法定事由，更非是其想通过提出起诉确认无效收回土地自行耕作。实际上是，在上诉人已流转承包经营了六七年之久后，随着小城镇的开发，在涉案山地被规划列入征地范围时，为排除作为实际经营人的上诉对涉案土地经营合法期经营收益在征地中依法获得补偿才恶意反悔提出本诉的，可见其起诉动机不纯并明显有悖现行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因为，其在签订涉案协议之初，便已表明其是因“父亲去逝后自己没有管理农田农活经验”才把涉案林地流转给上诉人承包经营的，现在土地可能被征收了，怎么突然又有了“管理农田农活经验”了？如此背法律有关“诚实守信”原则的行为，却去错误套用并非禁止性规定法律则而否定双方当事合同意思的真实表示，并认定整个涉及生产经营长期性的农业承包合同无效，不但直接增加了积极生产者的农业经营风险，还直接引起农业农村生产秩序的混乱，对作为农业生产经营者的上诉人来说，一审判决除了违法认定整个农业生产经营合同无效外，还置上诉人的巨大生产投入不顾判决所谓的交还涉案土地，这显然是严重的不公。这是因为，首先，涉案协议经双方签订生效后，有关上诉人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且执行了六七年所在集体及其他成员也无异 5 议，同时在签订本协议时，被上诉人已然知道并已预先知道可能因涉案土地的被征用时失去相关补偿的收益，现其为了排除和侵占上诉人可能因征地获得合法经营其间内依法应予以的生产经营期预期收益的补偿，才在协议履行六七年后提出所谓的确认无效之诉，而一审判决在对上诉人涉案土地上的定作物和依法应获得的经营预期收益的征地补偿未作任何合理处置前提下却又判决上诉人所谓的交回涉案土地，个中的公平性何在？另，根据现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有关“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个中的法理非常明白，既然被上诉人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已知道并已预见到可能在发生征地事实时其签订该协议时有可能失去相应的土地补偿损失，现在对涉案土地在六七年后征地事实刚规划且尚未真正实施，置上诉人对合同已全面诚实履行并已进行了巨大投入生产事实不顾，突然进行投机性诉讼，如此极端利己和背信行径，这是完全与《合同法》第六条有关诚实守信原则相悻的！另，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之间有关涉案协议中约定相关征地补偿所得的归属和长期流转承包经营的问题，并非是为了侵占涉案土地所在集体的合法权益，而是考虑到农业生产投资的巨大性、农作物生产周期的缓慢性、收益回报长期性和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为了保障承包经营者合法经营期间的预期收益在出现风险时当然也包括征地提前回交 6 土地的风险应获得预期的补偿性权益，才作出前述约定的，同时，上诉人也不讳言，当涉案土地的集体或征地部门把涉案土地补偿分配给实际承包经营者的上诉人以作补偿实际承包经营人合理预期收益补偿时，上诉人则完全可依据本协议的约定对被上诉人进行抗辩。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直接导致错误判决。一审判决片面、错误地理解、适用国家法律法规直接导致了错误的本案的错误判决。因为，为确保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独立设置以促使经营承包权的规范合理流转以防止发生土地大量撂荒现象出现立法目的和中央有关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和长期稳定农业农村生产政策目标的实现，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法》于2003年3月1日施行后，国家农业部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法》的有关承包经营权的原则规定，于2005年3月1日起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其中第十五条规定“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另，为推动广西区内林权、林地承包经营体制的深化改革，自汉区林业厅于在2017年12月9日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林权流转管理办法》，该办法制定出台的依据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国家林业局关于规范集体林权流转市场运行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办 7 法的第一条内容）进行制定的；其中该办法的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林权流转是指在不改变林地所有权及林地用途的前提下，林权权利人将其拥有的集体林地经营权（包括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林地经营权和林地承包经营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依法全部或部分转移给他人的行为。”同时第八条第（一）项规定流出方享有“自主决定林权是否流转、流转的方式和期限”;而第十五条规定“第十五条林权流转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方式。”在该办法的第十七条有关流转合同的规范明示中，第（八）项还明列了“林地被征收时的利益分配”事项的约定，这实际表明林地被征收时协议双方是可约定征收利益分配的；且第二十二条则明确规定：“对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前的流转行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流转合同规范、实际面积与合同面积相符的，要予以维护；流转合同不规范或实际面积与合同面积差距大的，要依法予以完善”，而并不是认定无效。而为了为确保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独立设置以促使经营承包权的规范合理流转以防止发生土地大量撂荒现象出现立法目的和中央有关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和长期稳定农业农村生产政策目标的实现，除了前述专门职能部门出台了系列规章进行引导外，国家最高人民法院还站在全局的高度，对涉承包经营权出现的纠纷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司法实务释法，其中在1999年7月8日颁布行的《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承包人已做了实际大量投入，对原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无效或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8 持。”而2005年9月1日施行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第十一条第（二)项有关集体成员主张优先权“未经书面公示，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开始使用承包地两个月内未提出优先权主张的”不予支持的规定和第十三条有关以转让方式流转承包经营权未经发包方同意而无效的但书“发包方无正当理由不同意或拖延表态除外”规定情形，其中整个释法除了保障集体成员优先权行使外，同时也对优先权的行使进行了适度的限制，实际上最高法的最本质的释法本意则是保障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独立设置以促使经营承包权的合理流转以防止发生土地大量撂荒现象出现立法目的和中央有关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和长期稳定农业农村生产政策目标的实现。毕竟，司法个案实践的判例，对现实生产生活有着示范性的指引意义，就本案而言，由于双方的涉案协议已实际履行多年且在涉案土地所在集体及其他成员没有异议的前提下，简单片面地认定协议的无效，不但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还会对所在地农业、农村生产秩序的稳定造成的消极的影响。所以，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协议无效是错误的。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和确保国家法律法规让规的正确实施，特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与正确适用法律，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上诉请求，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本案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张燕没有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 9 张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4年3月18日原、被告签订的承包林地《协议书》无效；2、被告将位于武利镇长岗村委会武利队的耥耙岭承包的林地和《林权证》返还给原告；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15日，原告张燕的父亲张建文取得位于灵山县的耥耙岭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林权证：灵林证字（2010）第0216005740号］（下文简称案涉林地），林地面积3.9亩，林地使用期70年，终止日期为2079年11月15日。 2011年9月27日张建文因病去世后，原告张燕于2014年3月18日与被告黄世有、叶自新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张建文去世后，张燕为其唯一法定继承人，由于原告没有管理农田农活的经验，现将案涉林地的山林土地承包给两被告管理经营；承包期限为70年，自2014年3月18日至2084年3月17日，承包期满后，再由两被告无期限经营管理，原告不再享有该地块的管理、经营、收益等权利；总承包金为6.2万元，签订协议时一次性付清；如有违约应承担总承包金20倍的违约责任；如遇到相关部门征收等问题，征收所得的费用由两被告收益。 协议签订后，原告将案涉林地交付给两被告经营管理，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证号：灵林证字（2010）第0216005740号]一本交给两被告收执，两被告在案涉林地上种植了荔枝树。后因案涉林地列入政府规划征收范围，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为此发生争议。原告在本案诉讼之前曾两次向一审 10 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分别于2020年1月13日、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原告张燕分别于2020年2月28日、2020年5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均于当日分别作出（2020）桂0721民初291号、（2020）桂0721民初5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张燕撤回起诉。现原告以上述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再次诉至一审法院。 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和两被告于2014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 》第三十八条“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依法、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土地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三）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或者资质；（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本案中，案涉土地位于灵山县，地名“耥耙岭”（面积3.9亩），转让期限70年（2014年3月18日至2084年3月17日），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土地流转价格62000元。虽然两被告在流转的土地上种植荔枝树，并未改变该土地的林业用途，但双方约定的流转期限已超过剩余的承包经营期限（承包期限至2079年11月15日），且双方还约定承包期满后，再由两被告无期限经营管理，原告不再享有该地块的管理、经营、收益等权利；如遇到相关部门征收等问题，征收所得的费用由两被告收益。两被告并非原告所在 11 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这一约定损害了原告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变相侵害了原告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对案涉林地的所有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第九条第二款“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以及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禁止侵占、挪用被征收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的规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原告（承包方）、被告（受让方）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双方签订的案涉林地《协议书》已得到了发包方灵山县武利镇长岗村武利小组的同意，故双方的土地流转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该行为属于无效行为。对原告请求确认双方于2014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的主张，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因合同自始无效，两被告不能据此取得案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证号：灵林证字（2010）第0216005740号]，原 12 告主张两被告返还案涉林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由此造成两被告的损失，由于两被告在本案中没有进行主张，对此本案不予作出评判及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张燕与被告苏世有、叶自新于2014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被告苏世有、叶自新将位于灵山县的耥耙岭承包的林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证号：灵林证字（2010）第0216005740号］返还给原告张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苏世有、叶自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 证据一、被上诉人所在村民小组及村委会关于涉案土地补偿款等情况证明，证明涉案土地合同有关土地被征收所补偿约定并必然损害其他第三人合法权益。证实涉案土地流转给上诉人是为被上诉人集体群众众所周知的事实。 证据二、证明、梁松业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梁松业身份情况证据三：梁永耀的身份证复印件，证实梁永耀出具的证明，是其亲笔确认的。 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认证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 13 十九条第一款第（四）、第（五）项的规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也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使用的要求，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经二审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与二审查明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是否遗漏诉讼主体；二、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是否遗漏诉讼主体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第九条第二款“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禁止侵占、挪用被征收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上诉人叶自新为灵山县武利镇鱼良村委会白石园生产队村民，上诉人苏世有系灵山县武利镇西南三街居民，被上诉人张燕系灵山县武利镇长岗村委会武利生产队村民，被上诉人张燕与上诉人叶自新、苏世有于2014年9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未有取得案涉林地所有权人灵山县武利镇长岗村委会武利生产队的同意，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协议书》已经武利生产队召开村民大会并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表决同意，因此，上诉人主张一审遗漏诉讼主体，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二、关于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14 的问题。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三十八条“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依法、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土地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三）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或者资质；（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案涉林地为灵山县“耥耙岭”（面积3.9亩），被上诉人张燕的父亲张建文取得该林地承包经营权，终止期限为2079年11月15日，而本案《协议书》转让期限70年（2014年3月18日至2084年3月17日），双方约定的转让期限已经超过剩余的承包经营期限，且双方约定承包期满后，再由上诉人无期限经营管理，被上诉人不再享有该林地的经营、管理、收益的权利，上诉人并非武利组的成员，上述约定损害了武利组的利益，侵害了武利组对案涉林地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本案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双方签订的案涉林地《协议书》已得到了发包方灵山县武利镇长岗村武利小组的同意，双方的土地流转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该行为属于无效行为。被上诉人张燕请求确认双方于2014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并返还案 15 涉林地及《林权证》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叶自新、苏世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叶自新、苏世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 斌 审判员 文其谦 审判员 叶枝仁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苏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