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57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庆爱，女，1942年7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保伏，男，197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保旗，男，197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曲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保苓，女，196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保芬，女，1975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阜市。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岩，山东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显英，女，195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珠，曲阜圣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洪庆爱、杜保伏、杜保旗、杜保苓、杜保芬因与被上诉人杜显英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曲阜市人民法院（2020）鲁0881民初1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洪庆爱、杜保伏、杜保旗、杜保苓、杜保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只以证人证言这一单独的间接证据就认定被上诉人母亲孔凡英3,000元交由洪庆爱是买房的钱，认定被上诉人父母购买了涉案房屋，明显错误，既不符合事实、客观逻辑，也不符合法律规定。1、证人郭某在一审庭审时明确是孔凡英（被上诉人的母亲）叫他把3,000元交由洪庆爱，是孔凡英告诉其这是买房子的钱。对这一事实在一审庭审时不管是上诉人还是法庭，都向郭某着重予以询问确认。对于洪庆爱是否与孔凡英协商卖房、如何卖房、多少价款，郭某本人叙说不知道，可以说郭某根本就不是双方买卖房屋的见证人。因此，郭某证言内容及观点只是他自己的传来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卖房。并且，证人证言在证据类型上只是间接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的效力上，单一的间接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条，不能反映和证明案件事实。2、洪庆爱在一审庭审时着重表明因被上诉人父母长时间在上诉人的房屋内居住，被上诉人的父亲当时已身染重病，按照农村民间风俗，别人死在自己的房里、在自己家里发丧不好，不吉利。所以当时洪庆爱就叫被上诉人的父母搬离，被上诉人父母执意不搬，于是叫郭某送来3,000元钱，这3000元钱是因在自己家里老屋发丧的补偿费用，为此洪庆爱还又给郭某退还200元，叫郭某转交被上诉人父母作为被上诉人父亲慰问金。对这一事实洪庆爱在一审庭审时着重表明并且质问郭某。对于该2,800元没有字据，只有被上诉人找来的证人叙说，如果上诉人方不予承认，根本就不能认定这一事实。然而洪庆爱对于此事进行了充分的说明，由此更能证明洪庆爱陈述的真实性。3、从正常交易习惯出发，作为一个正常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之间买卖房屋起码得签订个买卖协议，即便不签买卖协议，最起码也得有个字据，注明谁买谁的房子、作价多少钱等内容。而且这是农村的宅基地，必须也得有村委的见证和备案。本案中这些都没有，根本就不符合最基本的客观逻辑。4、涉案房屋是农村宅基地，是不动产。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对于不动产的所有权变更必须予以登记，否则不发生不动产物权的变动。本案中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5、涉案房屋是1965年由上诉人的亲属杜中良在曲阜市南辛镇西曼山村建造，1985年6月1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书。在产权形式上应属杜中良与洪庆爱夫妻共同财产。杜中良去世后，被上诉人的父母杜永佃、孔凡英夫妇才经洪庆爱的同意，暂住于涉案房屋。杜中良去世，对其财产应法定继承，因此涉案房屋应系上诉人的共同财产。单不说证明被上诉人观点卖房的只有证人郭某的单方证言，也不谈证言观点是否属实，即便洪庆爱答应了卖给杜永佃夫妇，收了这2,800元钱，洪庆爱处理涉案房屋的行为也不是完全处分，在法律上也是效力待定，也得经另外四名子女的确认。基于以上几点，一审判决仅一个证人还不是自身亲历的证言，就推定涉案房屋是被上诉人父母购买的，这一推论不尊重客观事实和事情发展的客观逻辑，也违背法律规定及法律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洪庆爱与杜保伏系曲阜市尼山镇西曼山村一户人家，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这一认定不符合事实及相关法律政策。涉案房屋及宅基地是上诉人亲属杜中良及洪庆爱作为西曼山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应享有的宅基地建房并确权的，杜保伏作为西曼山集体组织成员，上世纪90年代已成年，作为村集体组织成员的成年男性根据法律及政策，也应享受村里给付宅基地建房的社员权利。并且一审判决对此认定超出审理范围，也不是其自身的职能范围。而且，被上诉人根本就不是西曼山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审判决就是变相支持被上诉人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仍然能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这严重违反了国家对于农村宅基地政策的规定。三、一审判决认定自2013年以来，国家对宅基地进行了重新确权，因此，上诉人所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不能证明上诉人还享有宅基地，认定上诉人不具有宅基地资格。这一认定既无事实、证据支撑，也无法律规定支撑。首先，一审判决只单单的复述了2013年以来国家对宅基地进行了重新确权，就此认定房屋所有权证无效，上诉人不具有享有宅基地资格。纵观全案及卷宗材料，这一论述即无证据支撑，也无相关国家政策规定，并且，这也不是审判机关的职能业务范围。其次，在一审庭审时，不管是被上诉人的证人还是上诉人方的证人，全部向法庭陈述了一重要事实，就是西曼山村一直就没有换证，村民有证的就是同上诉人一样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剩下的就没有证。由此可见，但就西曼山村房屋宅基地而言，上诉人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根据物权法规定的地随房走、房随地走的原则，完全可以证明涉案房屋及宅基地属上诉人所有。再次，不动产所有权没有时效性，不能因为时间的长短而发生变更和灭失。《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此，只有进行了变更登记才生效。而不是一审判决自己所自认为的国家已对农村宅基地进行了重新确权，所以，上诉人的房屋所有权证已经失效，因此，不能证实享有使用权。这一认定严重与法律相违背。杜显英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理合法。上诉人家属杜中良和上诉人洪庆爱于2006年口头约定以3,000元的价格将此地基和房屋卖于被上诉人的父母，此口头协议为诺成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商一致，完全符合当时的交易习惯和风序良俗，由证人郭某所证实的将地基和房屋款给予上诉人洪庆爱，洪庆爱也承认并确定收下此地基和房屋款，购买价格也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即双方就此约定已经按时全部履行完毕，上诉人有权处分且合法有效。而返还原物的前提是非法取得，现此老宅地基和房屋为被上诉人父母合法取得，上诉人出尔反尔，又以返还原物起诉、上诉，实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上诉人所提的上诉请求均属恶意诉讼。二、上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该涉案老宅为上诉人合法所有。根据上诉人所述，上诉人村委又划了一处宅基地，因为按照农村一子一院、一户一宅的原则，上诉人只能占有和使用一处宅基地，上诉人的宅基地和房屋已经符合国家法定居住标准，不得再拥有第二处院落。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要宅基地也应当向集体经济组织去合法申请和取得，而不是向被上诉人主张。而且国家分别在2001年和2013年两次对农村宅基地重新进行了确权，上诉人1985年的房屋确权证早就在上诉人村里失去了效力，且村委又给上诉人重新规划了新宅基地，上诉人在重新规划的新宅基地上也居住生活了多年，不能再依法享有该涉案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因此上诉人在诉状中的主张实属无理取闹、恶意诉讼，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洪庆爱、杜保伏、杜保旗、杜保苓、杜保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杜显英停止侵权行为，排出妨碍，返还原物；2、判决被告杜显英支付房屋占用费用；3、诉讼费用由被告杜显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1、1985年6月1日，政府（时称曲阜县曼山乡人民政府，现为曲阜市尼山镇人民政府）为案涉院落颁发《房屋确权所有证》（编号为12-01.B.10-55），主要内容为：户主为杜中良（系洪庆爱丈夫，杜保伏、杜保旗、杜保苓、杜保芬父亲），住宅面积为232㎡，房屋结构为草房，间数为3间，建筑面积为45㎡，建房时间为1965年。2、上世纪90年代，原告一家在村中另外申请了一处宅基地；原告杜保旗于2001年将户口迁出西曼山村，现户籍地为曲阜市胡同**；2013年以来，国家陆续对全国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重新进行确权并发证，案涉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至今未确权给任何个人。3、1994年前后，被告杜显英的父母杜永佃、孔凡英夫妇因家庭原因借住原告家的案涉院落，借住期间对房屋进行过修缮，在2006年杜永佃去世前，孔凡英将3,000.00元（买房屋的钱）通过中间人郭某交给原告洪庆爱。杜永佃去世后，孔凡英继续在案涉院落内生活直至2015年去世，之后，案涉房屋由被告上锁。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原告洪庆爱有“是郭某送给我的3,000.00元”的陈述，且原、被告双方对证人郭某关于“杜显英的母亲找过我送钱（买房子的钱），当时也商量好了，我属于中间人交钱，交给了洪庆爱”的证言均无异议，能够证实被告的父母生前购买了原告家的案涉院落，原告方在收到购房款后便依法丧失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原告洪庆爱、杜保伏系曲阜市尼山镇西曼山村的一户人家，按照法律规定在村中只能且已经拥有了一处宅基地，并已在新宅基地上居住生活了多年。国家自2013年以来，对农村宅基地重新进行了确权，原告持有的编号为12-01.B.10-55的《房屋确权所有证》不能依法证实五原告现在还同时享有案涉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因此，五原告不具有该宅基地的使用权人资格。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洪庆爱、杜保伏、杜保旗、杜保苓、杜保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洪庆爱、杜保伏、杜保旗、杜保苓、杜保芬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双方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杜显英是否应排除妨害、返还原物并支付相应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根据双方的陈述与举证，上诉人认可在2006年被上诉人的父亲杜永佃去世前，被上诉人的母亲孔凡英将3,000.00元通过中间人郭某交给上诉人洪庆爱，就该3,000.00元的性质，上诉人主张是借用房屋发丧的补偿费用，但根据双方能够借用房屋居住的事实看，双方关系应较好，结合该房屋的价值，借用房屋发丧需支付上诉人认可的3,000.00元的补偿费用，应接近房屋的价值，该主张明显不符合情理，并不具备上述法律所规定的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妥，本院亦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主张系购买房屋的费用，结合上诉人认可的费用数额和一审出庭证人杜荣亮、郭某的证言，相对于上诉人的主张，更具备上述法律所规定的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就上诉人杜保伏、杜保旗、杜保苓、杜保芬所主张的洪庆爱无权处分杜中良遗产份额问题，洪庆爱应构成表见代理，并不影响涉案房屋的买卖效力。综上所述，上诉人洪庆爱、杜保伏、杜保旗、杜保苓、杜保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洪庆爱、杜保伏、杜保旗、杜保苓、杜保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连芳审判员  吕玉宝审判员  马 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周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