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民终22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市福达涂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绿地大道**孝贤商苑**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726668771K。 法定代表人：钱剑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许承，上海市海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翁华良，男，196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明，男，1968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翁华英，女，196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斌，男，195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永坤，男，196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建忠，男，1970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项培生，男，1964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惠根，男，196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上述七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耿，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昆山市福达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公司）、翁华良因与被上诉人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9)浙0411民初4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福达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为翁华良在浙江**强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公司）的股权占比在公司中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并且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以是法定的清算义务人。其余七位股东或因为股权占比较小或因为无证据表明占有和管理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薄、文书等清算资料，被一审判决认为既无过错又非清算义务人，故不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一审判决的该认定是错误的。公司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无按照股权占比来区分股东责任大小的规定，且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项培生、陆惠根在华强公司均担任管理职务，所以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都是清算义务人，在消极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在破产清算程序中无法清算的，应该依法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一审判决认为福达公司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理解存在错误。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为依据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时效自公司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无法清算之日起计算，故福达公司是在华强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之后才可能知道公司是否能清算，因为这取决于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是否提供清算资料或者破产管理人是否获得清算资料，所以本案诉讼时效应该从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计算。综上，一审判决在法律理解和适用上存在错误。 翁华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福达公司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福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福达公司起诉的依据和理由就是一审法院（2016)浙04民破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华强公司未提交清算资料致使终结破产清算程序造成其损失，要求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华强公司的财务账册一直存放在华强公司办公楼二楼财务室，后搬至三楼，所以财务账册并不缺乏和灭失，破产管理人明知财务账册存放在办公楼却不去寻找明显属失职，华强公司破产终结的责任属于破产管理人。根据一审认定事实，破产管理人已经根据财务总账确认了华强公司的债权额，并且经债权人会议通过了破产分配方案，债权人会议并未提出华强公司的股东存在主观上故意不履行法定义务、客观上拒绝提供财务账册，本案也不存在股东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一审法院推定翁华良应当知道华强公司破产及应当提供财务账册明显是主观臆断，混淆了清算责任和财务账册灭失责任的区别，超出了双方争议范围，产生了错误的因果关系，二审应当纠正。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华强公司的破产程序中，翁华良既未造成公司财务账册的丢失，也和其他股东一样未接到过要提供华强公司财务账册的通知，翁华良长期在外打工也不知道华强公司破产，所以从主客观上不符合赔偿的四要件。 针对福达公司的上诉，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共同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辩称：1.华强公司的账册一直存放在华强公司的财务室，后转至三楼废用的厕所，保存完好，公司股东从未接到过要求提供给破产管理人的书面通知或公告，不存在主观过错，故不应承担责任。2.针对福达公司以公司股东未组织清算作为本案承担清偿责任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华强公司于2009年被吊销，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工商部门吊销公示时间。综上，本案应当驳回福达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福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对华强公司所欠福达公司债务650712.81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强公司于1999年3月15日登记成立，公司被吊销之前，注册资本为518万元，股东及出资比例分别为：翁华良（73%）、张建明（16%）、翁华英（1%）、沈斌（1%）、陆永坤（2%）、蒋建忠（1%）、项培生（1%）、陆惠根（5%）。根据公示的登记信息，翁华良为华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系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惠根、陆永坤、张建明、项培生为公司董事，翁华英和沈斌为公司监事。2009年12月1日，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华强公司于2008年底停止营业，其厂房由天威公司使用。福达公司为与华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11日作出（2015）嘉秀商初字第479号民事判决，判令华强公司（原名嘉兴市华强金属家具有限公司）支付福达公司货款632938.5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因华强公司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福达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23日受理，案号为（2015）嘉秀执民字第2507号。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对福达公司在诉讼阶段申请查封的华强公司所有的坐落于嘉兴市秀洲区××镇新嘉公路北侧的房地产进行司法拍卖，拍卖价款5086000元。2016年9月8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禾城银行对华强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立案受理破产清算案件，案号为（2016）浙0411民破7号，依法指定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为华强公司破产管理人。经债权核查程序，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2016）浙0411民破7号之一民事裁定，确认福达公司等26名债权人的债权，债权总额为50012666.9元，其中福达公司的债权为696742.11元。管理人曾于2017年2月24日至天威公司，向郑先鹏（曾在华强公司工作，其时为天威公司总经理）询问华强公司财务账册所在，郑先鹏表示“找不到了”。破产清算过程中，管理人未能与华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翁华良取得联系。管理人发现除前述拍卖价款外，华强公司无其他财产。经破产财产分配，福达公司受偿46029.30元，尚有650712.81元债权未获清偿。2017年11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浙0411民破7号之五民事裁定书，认为华强公司未提交清算资料，致使财务审计无法进行，管理人根据债权人会议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已发现的破产财产分配完结，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华强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被核准注销。 福达公司为与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受理。经审理，作出（2018）浙0411民初30号民事判决：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对华强公司尚欠福达公司的债务650712.81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案件相关诉讼文书均系通过公告方式向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送达。根据福达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对上述判决立案执行。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8）浙04民申12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2019年2月14日及同年2月18日，张建明分两次向管理人邮寄了七包邮件，管理人收到上述邮件。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称上述邮件为华强公司的会计资料。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裁定将一审法院（2018）浙0411民初30号案件发回重审。 审理中，一审法院及福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向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询问相关问题。张建明称：我以前在华强公司管销售，2007年离开，我是在银行卡被冻结才知道华强公司破产事宜。翁华英称：我在华强公司一开始做统计、检验，后来做出纳，直到2008年华强公司倒闭，我也是在银行卡被冻结才知道华强公司破产事宜。陆永坤称：我在华强公司车间里做模具，后来做车间生产班组长，再后来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直到2008年华强公司破产，直到诉讼案件发生后才知道华强公司破产事宜。蒋建忠称：我在华强公司做木工，直到华强公司倒闭，我也是直到诉讼案件发生后才知道华强公司破产事宜。项培生称：我在华强公司开始时是班组长，后来做其他事情直到华强公司倒闭，直到诉讼案件发生后才知道华强公司破产事宜。陆惠根称：我在华强公司做采购直到公司倒闭，我也是在银行卡被冻结才知道华强公司破产事宜。张建明、翁华英、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称：我们认为自己只是华强公司的员工，老板是翁华良，华强公司倒闭后我们之间没有联系，与郑先鹏也没联系，但我们的电话号码从未更换，华强公司倒闭后，陆永坤和项培生、沈斌均曾在天威公司工作过。沈斌称：我是华强公司的主办会计，公司的财务主管是翁华良；华强公司没有分过红，除翁华良之外，其他股东都是拿工资的；华强公司的重大决策一般都是翁华良决定的；我是2018年下半年因银行卡被冻结才知道华强公司破产事宜；华强公司的账册和财务凭证是由我保管，2008年底华强公司倒闭，2009年1月份，我把2008年的账做好后，放在公司三楼的一个房间里，除我之外，项培生也知道上述资料的放置地点；天威公司于2009年1、2月份进驻原华强公司的经营场所，我在天威公司做会计到2015年结束；我没有接到管理人的电话，也没有管理人找过我，也没有收到法院2018年1月邮寄给我的信；我的居民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在“荫家桥村钱家浜17号”，但该地点在2003年拆迁，我于2006年下半年开始就住在高桥花园秋月苑5幢202室的拆迁安置房至今；2008年后我没有和翁华良联系过；华强公司倒闭时，有30几亩地及房屋，以及机器设备；华强公司破产事宜我并不知道，也不知道管理人是谁。 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9月8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禾城银行对华强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破产清算程序中，因缺乏财务账册等清算资料，管理人无从获得华强公司的全部财产（含对外债权、其他权益等）信息并对公司进行全面地管理、追收、处置和分配，仅对接收到的执行款进行了破产财产分配并提请一审法院裁定终结华强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可见，华强公司无法全面清算，实际也未得到全面清算。在华强公司未得到全面清算的情况下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作为华强公司债权人的福达公司，其债权必然遭受一定损失。目前并无证据证明福达公司的债权损失额，可推定福达公司的债权损失额即为其债权未受偿额650712.81元。如前所述，福达公司的债权遭受了损失，其所受损失与华强公司缺乏财务账册等清算资料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在华强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中，作为华强公司股东的翁华良等八人，是否有清算义务，以及是否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从而损害了福达公司的债权清偿利益而依法应对公司对福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规定：“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下列义务：（一）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前款所称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可见，华强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有关人员”负有保管公司财产及清算资料的义务，向管理人移交或供管理人履行清算职责时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法释（2008）10号]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上述司法解释中的“有关人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中的“有关人员”的含义应为一致。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对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的责任评析如下：（一）关于翁华良的责任。翁华良是华强公司的董事长及总经理，是公司股东，股权占比73%，在公司中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并且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法定的清算义务人。但翁华良在2008年公司停止经营、企业被吊销后，外出避债，长期不归，未依法履行公司清算义务。一审法院受理华强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后，依法在全国发行的报刊上刊登了受理破产案件的公告，同时通知债权人召开债权人会议，翁华良应当知道一审法院受理华强公司破产清算事宜，但直至一审法院裁定破产程序终结，翁华良一直未与一审法院及管理人联系并履行相关义务。因此，翁华良作为法定的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造成福达公司的债权损失，理应对福达公司的债权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张建明、翁华英、陆永坤、项培生的责任。上述四人均系华强公司股东，持有不同比例的股份，除张建明股权占比为17%外，其余三人股权占比较小。该四人任公司董事或监事职务，均在华强公司工作过，应认为属于华强公司的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该四人占有和管理华强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清算资料，也没有证据表明该四人在华强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知晓华强公司破产清算事宜。在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一审法院（2018）浙0411民初30号案件后，张建明查得会计资料的下落后即向管理人提交。本案福达公司的诉讼主张本质上是侵权之诉，一般应具备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及主观过错四个要件。因目前无法认定该四人具备主观过错要件，从而无法认定该四人的侵权行为成立，故对福达公司要求该四人承担债权损失赔偿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沈斌的责任。沈斌系华强公司股东，股权占比为1%，并任公司董事职务，据其陈述，其曾是华强公司主办会计但并非财务主管，一审法院认为其也应属于华强公司的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沈斌虽是华强公司清算资料中的会计资料的制作及保管人员，但自华强公司停止经营之时至一审法院受理公司破产清算之时长达七年之久，虽然管理人称曾电话通知其提交会计资料，但沈斌予以否认，因无确切的通知证据，目前尚无法认定沈斌具有明知华强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拒绝向管理人提供会计资料的行为。同前述理由，因目前无法认定沈斌具备主观过错要件，故对福达公司要求沈斌承担债权损失赔偿的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四）关于蒋建忠、陆惠根的责任。上述两人均系华强公司股东，持有不同比例股份，但占比较小，且未担任公司高管，虽然据其陈述，也曾在华强公司工作，但没有证据表明该两人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无证据表明该两人当时知晓华强公司破产清算事宜，故一审法院认为，该两人既非清算义务人，也不具备过错要件，故对福达公司要求该两人承担债权损失赔偿的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法庭辩论中，福达公司又以华强公司吊销后公司股东未依法成立清算组、履行清算义务为由要求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承担责任。华强公司于2009年12月1日被吊销，具备公司解散原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其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股东组成，即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应当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华强公司于2008年底停止经营后，确无证据表明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成立了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但针对福达公司以上述事实要求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承担责任，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认为，福达公司以上述事实主张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承担责任的诉讼时效应自2009年12月1日起的第十六日即2009年12月16日起计算，而福达公司于2018年1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故翁华良、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的诉讼时效抗辩成立，对福达公司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无法支持。 综上，对福达公司要求翁华良承担其债权损失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福达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前述已引用的法律条款、司法解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翁华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华强公司尚欠福达公司的债务650712.81元承担赔偿责任；二、驳回福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308元，由翁华良负担，于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900元由翁华良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福达公司。 二审中，各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应对华强公司欠付福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主体。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华强公司在其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后，因缺乏财务账册等清算资料而被一审法院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华强公司无法全面清算，必然导致福达公司的债权遭受损失。翁华良作为华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和董事长，同时占有73%的股权，在华强公司破产程序中，未向管理人提交公司账册资料等清算义务，导致华强公司无法清算，直接导致福达公司的债权受损，其理应对华强公司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翁华良上诉称其因外出打工而并不知晓华强公司的破产事宜及实际并未收到相关通过公告形式发布的通知，不能成为免除其清算义务的正当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张建明、翁华英、沈斌、陆永坤、蒋建忠、项培生、陆惠根虽然同为华强公司的股东，但占股比例较小，且福达公司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七人占有和管理华强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清算资料以及该七人拒绝提供相关清算资料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该七人并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华强公司于2009年12月1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具备解散原因，翁华良等八人依法应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但该八人并未成立清算组。华强公司的债权人因此向翁华良等八人主张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应自该八人成立清算组的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在翁华良等八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认定福达公司提出该主张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并无不当。退一步讲，即便福达公司关于诉讼时效并未超过的理由成立，其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因翁华良等八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的证据，福达公司的该主张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福达公司和翁华良的上诉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8元，由上诉人昆山市福达涂料有限公司负担5154元，由上诉人翁华良负担515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褚 翔 审判员 黄 阁 审判员 王 浩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吴 宵 书记员 王若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