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23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6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培，山东文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超，山东琴岛（青岛高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196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学先，山东康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某3，女，1957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原审被告：刘某4，男，195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原审被告：刘某5，女，197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及原审被告刘某5、刘某3、刘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即墨区人民法院（2019）鲁0282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1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讼请求;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7年2月27日刘正岱、杨启兰已经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上诉人，并在房管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契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而且涉案房屋已经进入办理过户手续的程序了(包括测量等)，在办理过户手续过程中需提交亲属关系证明等，办理过户手续中止，但是这并不影响契约的效力，该买卖契约依然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二、《议赠遗嘱》并不是有效遗嘱，一审法院认定其效力是错误的。因为该遗嘱并非是刘正岱的签字，不能证明是刘正岱的真实意思。从形式上看，该遗嘱表述为“留给刘某2居住”可知，不是刘某2所有，而仅仅是居住权。再者，遗嘱表述“以后叫刘某2赡养侍候我们”可知，留给刘某2居住的前提条件是由刘某2侍候，这是有遗赠抚养的基本内容，但是，刘某2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尽到赡养侍候的义务，因此，该《议赠遗嘱》并非有效遗嘱。三、2018年8月2日《遗嘱》并不是有效遗嘱。该遗嘱内容并未经确认为杨启兰书写，虽然签名是杨启兰本人书写，结合其当时的身体状况，不能证明遗嘱内容是其本人书写。而且，涉案房屋是刘正岱与杨启兰共同所有，杨启兰不能处分刘正岱所有的份额。因此，该《遗嘱》并非有效遗嘱。一审法院依据上述两项不能证明合法有效的遗嘱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况且涉案房屋早在2017年已经出售给上诉人，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状补充事实与理由：一、2015年10月12日《议赠遗嘱》为无效遗嘱。一、该份《议赠遗嘱》并非是刘正岱的真实意思表示。1.从形式上看该份遗嘱为代书遗嘱（因刘正岱不能书写由杨启兰代书），根据《继承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必须有两名见证人在场，由立遗嘱人陈述代书人书写，后经立遗嘱人签名捺印才是有效的遗嘱。但是本份遗嘱并不是根据刘正岱的陈述进行的代书，关键是代书后并没有刘正岱的签字确认，也没有刘正岱的捺印（经鉴定无法确定手印是刘正岱的），不能确定是刘正岱的真实意思表示。2.该《议赠遗嘱》也不可能是刘正岱的意思表示，因为早在2014年以前“刘正岱就因多次再发脑梗死遗留言语不能、肢体活动不能、记忆力减退及言语不清，思维不清，不能正常交流”（提供刘正岱的住院记录证明）。该份《议赠遗嘱》并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且不可能是刘正岱的意思表示。应为无效遗嘱，所以，刘正岱对房屋50%的份额并没有进行处分，应进行法定继承。二、该份《议赠遗嘱》表述为“刘某2居住”，杨启兰的真实意思表示仅是居住权，并不是代表由刘某2继承所有权。结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民终5463号案件判决书也明确了没有明确约定房屋归属的情况下，其他子女均对被继承人尽到赡养义务的，均享有继承权。 综上，该份《议赠遗嘱》既不是刘正岱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认定是杨启兰对房屋所有权的处分，并不是有效遗嘱，一审法院依据该遗嘱认定被上诉人刘某2享有继承权是错误的。三、2018年8月2日《遗嘱》为无效遗嘱。理由一、涉案房屋是刘正岱与杨启兰的共同财产对刘正岱所有份额杨启兰为无权处分，因此该份遗嘱对刘正岱享有的房屋50%的处分无效，因刘正岱未有遗嘱，应进行法定继承。理由二、该份《遗嘱》虽然有杨启兰的签字，但是内容未经确认是杨启兰进行书写，根据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遗嘱》内容是杨启兰真实意思表示，且在作出意思表示时思路清晰、表达流利，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对比2015年《议赠遗嘱》笔迹，明显不是一人书写。结合8月2日此时杨启兰的身体状况（将于一个月后病逝）以及杨启兰与2018年4月18日（三个多月前）录像并自书遗嘱（提交杨启兰1个小时录像自书遗嘱过程）的情况来看，杨启兰此份遗嘱缺乏合理性。综上两份遗嘱均为无效遗嘱。 刘某2辩称，1.关于涉案房屋出卖给上诉人的问题，一审法院对此问题专门调查了不动产工作人员，对办理涉案房屋出卖给上诉人的过程进行调查核实，一审法认定2017年2月27日上诉人到登记部门申请绿色通登门服务，经领导批准，安排工作人员询问房主刘正岱时，工作人员看到刘正岱不能回答相关问题，根据现实情况，经领导决定，需提交亲属关系证明，并由亲属现场签字同意，后刘某1将相关材取回，再未办理，这说明房屋出卖给刘某1不是刘正岱的真实意思，合同应为无效，一审法院的调查和认定是准确的，这是上诉人自己导演的一起房屋买卖合同，本想蒙混过关，结果被工作人员识破，才未得逞，一审庭审时其他几个被告也都不认可此买卖合同。2.关于遗嘱效力问题，（1）刘正岱和杨启兰生前于2015年10月12日所留遗嘱时，证明人杨某，在现场证明，杨启兰身体挺好，刘正岱偏瘫，但说话大脑思维都正常，此遗嘱是刘正岱、杨启兰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是由杨启兰亲笔书写，杨启兰代刘正岱签名，刘正岱和杨启兰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按手印，证明人杨某在现场进行了见证和签名，虽然此遗嘱中是留给刘某2居住，但父母的真实意思就是归刘某2所有，由于他们缺乏法律常识，表达可能不太准确结合遗嘱中其他人不得分争，其他几个人买车买房，父母都给予了资助，刘某2家居农村，应当给予照顾，还有证人杨某也证明父母想把房子留给刘某2，可确认父母的真实意思就是将此房留下给刘某2所有。（2）杨启兰生前于2018年8月2日所留遗嘱，也是按照刘正岱生前愿望，和他本人的真实意思所写，是他本人的亲笔自书遗嘱，在自己签的名字上按了手印。一审法院认定两份遗嘱是刘正岱、杨启兰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遗嘱，是准确的。刘正岱、杨启兰有五个子女，只有刘某2在农村生活，其他四个子女都在城里工作，他们买车买房时，父母都给予了资金支援，父母也是看刘某2在农村条件较差，才将涉案房屋留给刘某2所有，老人有病期间，虽然是五个子女商量，轮流照顾老人，但刘某2与妻子还是承担了多数时间对老人的照顾，履行了赡养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正岱和杨启兰共有的坐落于即墨区10号3户的房屋全部由刘某2继承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刘某3、刘某4、刘某1、刘某5承担。事实与理由：刘正岱与杨启兰生育子女五人：刘某3、刘某4、刘某2、刘某1、刘某5。刘正岱与杨启兰生前于2015年10月12日留下遗嘱，杨启兰于2018年8月2日留下遗嘱，均将刘正岱和杨启兰婚后购买的坐落于即墨区朝阳街10号3户（门牌××）房屋留给次子刘某2所有。刘正岱于2017年11月27日去世，杨启兰于2018年9月21日去世，所留遗嘱已生效，房屋应归刘某2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刘正岱、杨启兰共生育子女五人：刘某3、刘某4、刘某2、刘某1、刘某5。刘正岱于2017年11月27去世，杨启兰于2018年9月21日去世。刘正岱名下有位于青岛市即墨区103户房屋一处，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即房改售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在刘某2处。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上述涉案房屋为刘正岱、杨启兰共有，房屋现状完好。2.刘某2在庭审中提交《议赠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我叫杨启兰是刘正岱妻子。我夫妇二人现有朝阳路××房屋一处，我夫妇百年之后留给次子刘某2居住，其他子女不得分争。因儿子刘某2一直在农村看门未进得城，生活条件差，一直任劳任怨，父母可怜他。其他子女买车购房我夫妇都尽其所有，都不满足都对起他们了。他们都过的挺富裕，而且不孝，我病重期间常来气我，以后叫刘某2赡养伺候我们，这样合情合理又合法，真实有效，我一生未花他们一分钱，我一分钱的饥荒也没分给他们，都对起他们了。刘正岱（手印）杨启兰（手印）证明人杨某2015年10.12号”。刘某2另提交《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我与刘正岱在婚后购买房屋一处即墨市朝阳街（路）10号内3户证号I14466号根据刘正岱的生前愿望及我的真实意思，我俩都同意将此处房屋在我们去世后留给次子刘某2全部所有。留遗嘱人杨启兰（手印）2018年8月2日”。3.刘某1在庭审中提交加盖有“即墨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专用章”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房屋登记绿色通道服务申请审批表、询问记录、刘正岱身份证复印件、杨启兰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欲证明：2017年2月27日，刘正岱、杨启兰与刘某1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将涉案房屋卖与刘某1。4.在诉讼过程中，刘某2申请对《议赠遗嘱》、《遗嘱》中笔迹、手印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7月2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议赠遗嘱》、《遗嘱》中的“杨启兰”签名字迹与房地产买卖契约、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询问记录、杨启兰身份证复印件上杨启兰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因未提供杨启兰笔迹样本，无法对《议赠遗嘱》、《遗嘱》内容字迹是否杨启兰所写出具鉴定意见。2.《议赠遗嘱》、《遗嘱》中“杨启兰”签名字迹处的指印与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杨启兰捺印指印是同一手指捺印形成。3.《议赠遗嘱》中“刘正岱”签名字迹处的指印无法确定是否刘正岱捺印形成。5.在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对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调查核实：房地产买卖契约、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房屋登记绿色通道服务申请审批表、询问记录上刘正岱签名为代签、手印是刘正岱的，杨启兰签名、手印是自己的。2017年2月27日，刘某1到房产登记中心申请绿色通道登门服务，经领导批准安排工作人员到朝阳街10号3户，在该房屋内询问房主刘正岱问题时，刘正岱不能回答相关问题。根据现实情况，经领导决定，需提交亲属关系证明并由亲属现场签字同意。后刘某1将相关材料取回，称回家商量办理，后再未办理。6.在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对杨某进行询问调查，其在笔录中称：刘正岱是其姐夫，杨启兰是其亲姐姐。《议赠遗嘱》中证明人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2015年10月12日，杨启兰亲笔书写上述遗嘱，刘正岱的签名是杨启兰代签，两人各自捺印。杨启兰身体挺好，刘正岱偏瘫，说话大脑思维都正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遗嘱继承纠纷。涉案位于青岛市即墨区103户房屋一处属于被继承人刘正岱、杨启兰的遗产。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本案中，综合本案案情，结合鉴定意见及法庭调查笔录，可以认定涉案《议赠遗嘱》、《遗嘱》是被继承人刘正岱、杨启兰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遗嘱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有效遗嘱。关于刘某3、刘某4、刘某5主张涉案遗嘱无效的抗辩，因其未提交相关证据，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刘某1主张涉案房屋已卖与刘某1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刘某2主张刘正岱、杨启兰共有的坐落于即墨区10号3户的房屋由刘某2继承所有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判决：被继承人刘正岱、杨启兰共有的坐落于青岛市即墨区10号3户的房屋由刘某2继承所有。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一、入院记录、出院记录打印件2张。2014年5月刘正岱因多发脑梗死性痴呆住院治疗情况。刘正岱于2004年左右突发脑梗，后突发多次，该证据现病史载明“遗留言语不清、左侧肢体活动不灵，伴记忆力减退及言语不清，思维不清，不能正常交流”，并出院诊断为多发性脑梗死性痴呆。因此，刘正岱因多次脑梗，早在2014年5月已经思维不清且不能正常交流，所以2015年10月12日遗嘱内容不可能是刘正岱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2015年《议赠遗嘱》关于刘正岱享有的房屋份额的处分为无效的。刘某2质证称，证据一是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如果是真实的也只能表明住院时的精神状况，后来刘正岱治疗也好了，大脑正常，杨某可以证明，而且留遗嘱时杨某在场。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刘正岱2015年10月12日立涉案遗嘱时其思维不清晰，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证据二、2015年9月13日刘正岱再次脑梗、住院的治疗情况，载明言语不清加重、听力较差，反复数次再发脑梗死，两份病历均记载自2004年以来刘正岱数次因突发脑梗住院。证明因患病无法正常交流，思维不清，2015年10月12日遗嘱内容也不是刘正岱真实意思表示。刘某2质证称，证据二的因为不是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如果真实的可以认可，证明上写的神志清，语言不流利，而且所留遗嘱时已经恢复很好了。本院认为，病历注明刘正岱神志清，语言不流利，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刘正岱2015年10月12日立涉案遗嘱时其神志不清，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三、录像遗嘱一份及录像部分截图4张该录像是2018年4月18日由杨启兰自述并自书遗嘱，由刘某2与刘某1平均继承涉案房屋在内的所有财产的过程。此份录像自书遗嘱与2018年8月2日相比较更能有效表达杨启兰的真实意思。刘某2质证称，证据三的真实性不认可，这是刘某1自己导演的，而且是在杨启兰遗嘱生效之前,对内容也不认可。本院认为，该录像不是自书遗嘱，且该录像遗嘱早于杨启兰2018年8月2日的遗嘱，故本院不予采纳。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针对上诉人刘某1的上诉分析如下： 关于《议赠遗嘱》及《遗嘱》问题。《议赠遗嘱》主要内容为：“我叫杨启兰是刘正岱妻子。我夫妇二人现有朝阳路××房屋一处，我夫妇百年之后留给次子刘某2居住，其他子女不得分争。因儿子刘某2一直在农村看门未进得城，生活条件差，一直任劳任怨，父母可怜他。其他子女买车购房我夫妇都尽其所有，都不满足都对起他们了。他们都过的挺富裕，而且不孝，我病重期间常来气我，以后叫刘某2赡养伺候我们，这样合情合理又合法，真实有效，我一生未花他们一分钱，我一分钱的饥荒也没分给他们，都对起他们了。刘正岱（手印）杨启兰（手印）证明人杨某2015年10.12号”。刘某1主张《议赠遗嘱》中并非是刘正岱的签字，且立该遗嘱时刘正岱思维不清，不能证明是刘正岱的真实意思，并不是有效遗嘱，其中“留给刘某2居住”，不是刘某2所有，仅是居住权。在刘某1的补充上诉意见中又称该遗嘱是代书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形式，是无效的。刘某2予以否认。本院认为，首先，《议赠遗嘱》系刘正岱与杨启兰共同处分涉案房屋订立遗嘱的行为，由杨启兰书写，遗嘱中均有刘正岱及杨启兰捺印，结合《议赠遗嘱》中的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综合本案案情，该遗嘱符合夫妻共同立遗嘱的当地风俗习惯，且刘某1无充分证据证明刘正岱立《议赠遗嘱》时其思维不清，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议赠遗嘱》是被继承人刘正岱、杨启兰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遗嘱的构成要件，认定为有效遗嘱不悖常理，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当事人对《议赠遗嘱》内容的理解有争议。本院认为，对于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应当按照立遗嘱人所使用的词句、前后词句的关联性、立遗嘱目的、立遗嘱人年龄、文化水平、法律知识等综合确定。《议赠遗嘱》中立遗嘱人书明“其他子女买车购房我夫妇都尽其所有”的内容，应当是立遗嘱人已经将自己的其他财产对其他子女实施了赠与，再结合对涉案房屋“其他子女不得分争”的内容，应当认定立遗嘱人立《议赠遗嘱》的目的系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遗留给刘某2所有。另外，杨启兰2018年8月2日的《遗嘱》主要内容为：“我与刘正岱在婚后购买房屋一处即墨市朝阳街（路）10号内3户证号I14466号根据刘正岱的生前愿望及我的真实意思，我俩都同意将此处房屋在我们去世后留给次子刘某2全部所有。”该遗嘱系合法有效遗嘱，与《议赠遗嘱》的内容不矛盾，系对《议赠遗嘱》内容的再次确认。刘某1主张《议赠遗嘱》及《遗嘱》均系无效遗嘱的意见，无充分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二审中刘某1关于《议赠遗嘱》系代书遗嘱的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一致，因此，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房地产买卖契约问题。2017年2月27日，刘正岱、杨启兰与刘某1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将涉案房屋卖与刘某1。刘某1主张刘正岱、杨启兰已经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刘某1。一审法院对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调查核实：经领导批准安排工作人员到朝阳街10号3户，在该房屋内询问房主刘正岱问题时，刘正岱不能回答相关问题。根据现实情况，经领导决定，需提交亲属关系证明并由亲属现场签字同意。后刘某1将相关材料取回，称回家商量办理，后再未办理。本院认为，涉案房屋登记在刘正岱名下，根据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调查核实的上述证据看，刘正岱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示，在刘正岱去世之前，刘某1未能提交亲属关系证明并由亲属现场签字同意证据。因此，刘某1主张涉案房屋已卖与刘某1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金宏 审判员  杨海东 审判员  牛珍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毕文娜 书记员王倩 书记员张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