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01民终39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海口高伟恒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051093980K。   法定代表人：曹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某，广东深天成（文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583936037M。   法定代表人：黄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海南业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口高伟恒电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伟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20）琼0106民初1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伟恒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琼0106民初159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高伟恒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驳回四建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注：高伟恒公司原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四建公司向高伟恒公司支付电梯款127800元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500000元（计算至2020年1月14日）；2.判令四建公司向高伟恒公司支付以127800为基数，按每日5‰，自2020年1月15日起算，具体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3.判令四建公司向高伟恒公司赔偿律师服务费人民币15000元；4.判令四建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1475元、申请保全措施申请费4208元。5.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若有）等诉讼费用由四建公司承担。上述费用共计：648483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四建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单方面以高伟恒公司在明知朱某有收款行为的情况下，未能通知四建公司停止向朱某付款，或对四建公司的付款行为提出异议，认定高伟恒公司未尽到合理的商事审慎义务，未能对外明确朱某的代表或代理权限，且在明知朱某收取电梯款的情况下未进行处理，进而认定四建公司有理由相信朱某具有收取电梯款的权限，并对四建公司向朱某履行的“付款义务”视为四建公司完成了作为买方的付款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高伟恒公司从未授权案外人朱某收取款项，案外人朱某自始至终与高伟恒公司的关系仅仅就是居间介绍关系；案外人朱某也并非高伟恒公司员工或高管，双方仅是基于朱某向高伟恒公司介绍项目，高伟恒公司基于单个项目按照议定标准向朱某支付中介费的关系。在高伟恒公司与四建公司合同履行过程中，高伟恒公司一直积极履行涉案供货义务，只是在催款的时候，基于朱某的业务介绍关系以及朱某与涉案项目负责人即案外人郭某等的熟人（自称系同村）身份，为便于催款，才让朱某帮忙催款，但是帮忙催款不代表高伟恒公司授权案外人朱某具有收取涉案货款的权利。本案中，四建公司存在既向高伟恒公司付款，又向朱某付款的情形，若诚如一审法院认定的，四建公司有理由相信案外人朱某具有收取电梯款的权限，那么又为何会出现本案中，四建公司向高伟恒公司大额付款的事实也就是说，按照一审法院的裁判思路，四建公司既可以向高伟恒公司支付款项，也可以向朱某支付款项，至于向谁支付，完全在于四建公司的个人理解与做账，不需要考虑权利人也即高伟恒公司的主观意愿以及本案是否具有高伟恒公司授权四建公司向朱某支付款项的委托权限的事实。其次，在四建公司向高伟恒公司第一次支付货款时，其付款行为并不构成基于朱某与高伟恒公司之间构成表见代理的的信任行为。合同履行过程中，四建公司在一开始支付货款的时候都是直接向高伟恒公司支付货款，在付款过程中，不知为何，在高伟恒公司未向四建公司出具书面授权收款主体的前提下，四建公司就直接将款项支付给朱某，这也导致后期出现高伟恒公司对四建公司付款情况、付款进度、付款额度等后期付款情形并不知晓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本案中，不论是在合同签署过程中，还是合同履行过程中，高伟恒公司从未向四建公司出具过针对“受托人”是朱某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朱某本人也并非高伟恒公司的员工、股东或高管；而涉案项目亦并非朱某本人挂靠高伟恒公司进行供货。朱某在本案中，仅仅是基于中间人的身份存在，帮助协调、沟通高伟恒公司与四建公司之间合同的履行，以使得双方合同履行跟为顺畅。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高伟恒公司也早已向朱某支付完所有的中介费。因此，本案并未产生任何促使四建公司相信高伟恒公司与朱某之间存在代理权限的授权外观。最后，本案中，一审法院采信证据有失偏颇。案外人朱某存在不实陈述之情形，而一审法院却全盘摘录于判决书的事实认定部分；反之，对于高伟恒公司证据证明的已经完全支付完朱某的业务介绍佣金的事实却不予认定。判决书中，法院对于与本案毫无关系的椰树门项目进行摘录，对于朱某单方自述的与公司的身份、私自收费余额抵作涉案项目介绍佣金的问题，均未核对真实情况，直接予以摘录，并作为影响案件的事实。但实际上，椰树门项目实际并没有正常履行，不存在后续佣金支付的问题，而其本案中，高伟恒公司早已在2015年2月17日已向朱某支付完涉案项目的所有佣金，而朱某私自收款均发生在佣金实际支付之后，因此，朱某的陈述完全是虚假作证，严重干扰司法秩序，应当予以惩戒，但很遗憾的是，其虚假陈述非但未受到任何惩戒，反而被直接摘录于事实认定部分，而对于朱某涉案项目的真实佣金实际早已支付的事实，一审法院却只字不提。因此，一审法院根据证人朱某的不实陈述认定本案，致使本案事实认定错误。综上，四建公司未经高伟恒公司许可、认同或书面授权情况下，擅自向案外人朱某付款的行为，其不利后果应由四建公司自己承担。一审判决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一审法院判决要求高伟恒公司向四建公司支付律师服务费2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四建公司提交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其“购买方”也即《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的委托方系海南盛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并非本案四建公司，因此，该费用的产生与本案无关。同时，根据发票开票要点，发票上的“购买方”也即开票主体，既是“付款方”也是“合同相对方”。因此，从四建公司提交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能够证明与海南业茂律师事务所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是案外人海南盛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且付款主体也是案外人海南盛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并非本案所涉四建公司，也就是说，四建公司提交的《海南3增值税普通发票》与本案所涉争议并无任何关联，四建公司在本案当中存在不实陈述。其次，既然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四建公司在款项支付问题上存在过错，高伟恒公司一审起诉亦非恶意，那么即使该律师费由四建公司支付，其判由高伟恒公司承担亦无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此张发票与本案的关联性，即认定高伟恒公司应当向四建公司支付律师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一审法院认定高伟恒公司支付的案件受理费、申请保全措施申请费、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等费用，不应由四建公司承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因四建公司擅自向案外人朱某付款，导致高伟恒公司未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取得货款，并就此诉讼，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四建公司承担。因此，为维护高伟恒公司的合法权益，特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支持高伟恒公司的前述诉求。   四建公司辩称，一、关于高伟恒公司的上诉请求，高伟恒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将其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的贷款本金调整127800元，但其二审又主张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这相当于是提出新的诉讼请求了。二、本案双方之间合同是通过四建公司的总经理朱某和工地的项目部的负责人郭某作为代表进行签订的，签订后郭某均是按照朱某的指示和要求付款，与四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人员没有交集，郭某采购电梯是通过朱某进行的，通俗的说郭某为了防止被欺骗，只认朱某，包括电梯款的支付，也是在朱某签字后按照朱某的指示和要求进行支付，全部电梯款1516000元已经全部足额支付，高伟恒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是高伟恒公司内部纠纷提起的恶意诉讼，四建公司按照朱某的要求和指示例行付款义务没有任何过错，高伟恒公司对四建公司的付款过程及方式也是知情并同意的，在四建公司一审提交的朱某与高伟恒公司大股东胡勇之间的短信信息记录完全可以印证高伟恒公司对朱某收款及作为整个合同履行的实际操作人的事实是知情且没有任何异议的。在朱某收到电梯款后与胡勇之间内部如何分配和处理，与四建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四建公司一审提交了朱某与胡勇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朱某也将其中收取的电梯款转账支付到胡勇的账户，朱某一审作为证人出庭接受法庭询问的过程中，明确陈述其与胡勇之间的佣金是在其收取的款项中抵扣以后，将剩余的电梯款支付给四建公司，四建公司是知情且同意的，所以高伟恒公司内部股东与总经理胡勇之间的纠纷，高伟恒公司在明知四建公司已经全部履行货款支付义务后仍旧恶意诉讼的行为请求法庭依法进行处理。四、高伟恒公司在一审起诉状中明确陈述2015年11月18日是涉案电梯经政府职能部门检验合格并出具报告，根据双方电梯采购合同第3条的约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是2015年12月19日起算至2018年12月18日截止，所以高伟恒公司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从本案高伟恒公司起诉的时间跨度完全可以佐证高伟恒公司明知四建公司已经全部履行完货款义务了，为何时间跨度如此大，是因为与朱某发生了内部纠纷，因此其就不认可了朱某之间的行为。五、关于约定的律师费的问题，该费用在合同中明确进行了约定，由违约方支付守约方为了维护权益发生费用，四建公司委托海南业茂律师事务所进行维权所发生的律师费，即一审20000元，二审10000元，共计30000元，依法应当由高伟恒公司进行承担。关于律师费发票名称的问题，本案海南业茂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四建公司的委托，为四建公司维护合法权益，案外人海南盛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是代替四建公司支付律师费，并且在律师费银行转账过程中明确标注了转款摘要为四建律师费。   高伟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四建公司向高伟恒公司支付电梯款237600元及通期付款500000元(计算至2020年1月14日)；2.四建公司向高伟恒公司支付以237600为基数，按每日5‰，自2020年1月15日起算，具体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3.四建公司向高伟恒公司赔偿律师服务费15000元；4.四建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1475元、申请保全措施申请费4208元；5.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四建公司承担。上述费用共计：758283元。   四建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高伟恒公司支付四建公司应诉产生的律师费20000元；2.高伟恒公司赔偿四建公司因恶意查封四建公司账户造成的四建公司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4日，郭某代表四建公司与高伟恒公司签订一份《富士电梯供货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一），主要约定：1.四建公司为东方市2012年公租房、廉租房项目向高伟恒公司购买柳州富士电梯4台。2.总价792000元，四建公司在合同签订后三天内支付158400元作为定金，发货前十五天内支付396000元，安装完毕支付158400元，电梯检验合格后、移交前支付79200元。3.四建公司逾期付款时，每逾期一天按逾期未付款总额的5‰向高伟恒公司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已包括造成守约方损失的补偿。4.双方发生争议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依法在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因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服务费、差旅费等均由败诉方负责。该合同书加盖了高伟恒公司合同专用章，但无代理人或代表人签名。郭某签名处加盖了“海南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东方市2012年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项目工程施工二标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签经济合同无效）”字样的印章。上述合同书签订同日，郭某与高伟恒公司另签订一份《富士电梯供货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二），该合同书加盖了高伟恒公司合同专用章，但无代理人或代表人签名。郭某签名处加盖了“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东方市2012年安置房建设项目第一标段（1#2#楼）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合同二”主要约定：1.郭某代表所涉项目向高伟恒公司购买柳州富士电梯4台。2.总价724000元，需方于合同签订后三天内支付144800元，产品发货前十五天支付362000元，安装完电梯支付144800元，电梯检验合格后、移交前支付72400元。其他约定与“合同一”一致。   上述合同签订后，海口盛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旭公司）向高伟恒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21160001040042834账户付款情况如下：2014年5月21日转账支付300000元，2014年8月29日转账支付760000元，2015年2月6日转账支付150000元。郭某通过其个人账户向上述高伟恒公司账户付款情况如下：2015年5月7日转账支付30000元。海南盛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忠公司）向上述高伟恒公司账户付款情况如下：2016年8月25日转账支付20000元，2016年8月30日转账支付5000元。此外，高伟恒公司另收到ATM转账款3200元。以上高伟恒公司收到款项合计1268200元。   庄春辉向朱某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情况如下：2015年5月1日转账50000元。盛旭公司向朱某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情况如下：2015年7月21日转账50000元，2015年11月25日转账10000元。郭某向朱某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情况如下：2015年10月20日转账10000元。郭飞伶向朱某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情况如下：2015年8月12日转账20000元，2016年4月22日转账10000元。盛忠公司向朱某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情况如下：2016年2月5日转账50000元，2017年1月24日转账47800元。以上朱某收到款项合计247800元。   朱某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胡勇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情况如下：2015年5月1日转账40000元，2015年8月13日转账20000元，2016年2月5日转账30000元，2017年1月26日转账30000元。以上胡勇收到款项合计120000元。   此后，高伟恒公司曾与罗亚替代表四建公司签署一份《电梯安装竣工移交证明书》，主要内容为：高伟恒公司为东方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安装的电梯四台，于2015年12月18日经技术监督局检验合格，并已收到相应检验合格报告，现于2017年10月27日将上述电梯及材料附件移交四建公司。   另查，胡勇向朱某发送手机短信部分内容如下：2015年8月1日：八所电梯款你今天再催郭总，今天早上工人打电话说要给他们至少安排3万。2016年4月7日：西尼电梯加上你的费用后投标价667万元整，富士电梯加上你的费用后投标价6977600元整（你每台加2.5万，税金加每台5千，如果甲方不开发票就把那5千税金减掉）。标书已经做好，你看需不需要调动？2016年5月7日：兄弟，八所电梯款你真的要找郭工那边把钱催过来，你自己那边不能再找老郭拿钱了，再这样后面收不到款安装人员去现场机房拆电梯主板就不好了。   胡勇与朱某曾于2015年9月20日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约定：由高伟恒公司总经理胡勇委托朱某拿到海口椰树门广场14台电梯项目，在椰树门广场支付第二笔出货款到高伟恒公司合同账户上后，高伟恒公司承诺支付朱某佣金134000元。   高伟恒公司为本案诉讼，于2019年8月23日支付律师服务费15000元，于2019年11月12日支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475元，于2020年1月6日支付财产保全申请费4208元。四建公司为本案诉讼，与2020年3月23日支付律师服务费20000元。   在本案2020年4月27日庭审过程中，四建公司申请朱某出庭作证，朱某陈述证言相关内容为：郭某向证人支付了“合同一”、“合同二”的几笔款项，大部分支付到高伟恒公司，一部分支付到证人账户共计247800元。证人转给胡勇4笔合计120000元，剩余的127800元是证人与胡勇约定的佣金。胡勇和证人于2010年认识，2011年开始合作，由证人负责招揽项目，电梯公司负责实际安装。2012年高伟恒公司成立后，为了便于招揽项目，公司给证人印了两次名片，对外用总经理名片，公司只有胡勇和证人两个人经营，法定代表人曹某是胡勇的配偶，曹某没有实际参与经营。涉案项目的佣金包括了其他项目的一些佣金尾款，除了椰树门项目有书面约定，其他佣金都是口头约定的。   高伟恒公司表示其与朱某是居间合同关系，朱某也负责项目协调，具体施工是胡勇与郭某联系。公司已向朱某支付了10余万元的佣金。2018年的时候，高伟恒公司曾向四建公司发过律师函进行催款，2015、2016年底都发送过，通过海汽发的，没有留原件。   本案庭审过后，高伟恒公司提交一份书面《情况说明》，其表示认可朱某个人转给胡勇个人的120000元是四建公司支付的货款，四建公司尚欠货款本金应为127800元。诉讼请求中的违约金计算基数也调整为127800元。此外，高伟恒公司表示“合同一”是其股东胡勇携带合同专用章与四建公司签订的，签约过程中朱某与郭某都在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调查重点：涉案电梯买卖合同的缔约过程及履约情况。争议焦点：1.涉案电梯买卖合同是否合法有效；2.本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本诉及反诉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合同一”的法律效力。虽高伟恒公司与四建公司对由谁代表高伟恒公司缔约这一问题陈述不一致，但双方均对对方是“合同一”的法律关系主体予以确认，双方也未就己方是法律关系主体提出异议，故本案诉讼主体适格，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合同一”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诉诉讼时效。“合同一”约定最后一笔款项的付款时间为电梯检验合格后、移交前。高伟恒公司与罗亚替代表四建公司签署的《电梯安装竣工移交证明书》确认高伟恒公司移交电梯及书面材料的时间为2017年10月27日，故本案付款期限应为2017年10月27日之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关于诉讼时效为三年的规定，高伟恒公司在2020年1月14日提起本诉未逾三年诉讼时效。   三、关于朱某是否具有代收货款的权限。虽高伟恒公司称其缔约代表是胡勇，但其庭后陈述认可了缔约当时朱某在现场这一事实。“合同一”仅加盖高伟恒公司合同专用章，没有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名，故在仅有高伟恒公司及胡勇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案无法排除朱某代表高伟恒公司缔约的情形。根据胡勇与朱某的手机短信，胡勇曾向朱某提及向郭总催收八所电梯款，电梯款标书标价加上朱某应得费用，以及朱某不能再向郭总拿自己的费用等情况。这些信息可证高伟恒公司曾委托朱某催收电梯款，且该司明知朱某存在直接收款的行为。虽本案并无证据证明高伟恒公司曾委托朱某收取电梯款，也无事后追认，但该司在明知朱某有收款行为的情况下，未能通知四建公司停止向朱某付款，或对四建公司的付款行为提出异议。综合以上情形，高伟恒公司在缔约、收款过程中未尽到合理的商事审慎义务，未能对外明确朱某的代表或代理权限，且在明知朱某收取电梯款的情况下未进行处理，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高伟恒公司承担。四建公司有理由相信朱某具有收取电梯款的权限，并在此基础上向朱某付款，应视为四建公司完成了作为买方的付款义务。高伟恒公司在四建公司已支付全部价款的情况下要求其重复支付，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诉请四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律师服务费、保全申请费、保全责任保险费等费用，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此外，高伟恒公司及朱某确实存在关于佣金的约定，此是高伟恒公司与朱某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其内部约定，不是“合同一”组成部分。佣金支付情况不构成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佣金所涉权利义务各方可另行主张。   四、关于反诉。一审法院上述已认定不支持高伟恒公司的本诉请求，四建公司为应诉支出律师服务费20000元，是其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必要合理支出。双方在“合同一”中约定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律师服务费等费用，现四建公司诉请高伟恒公司支付律师服务费20000元，符合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四建公司另主张高伟恒公司赔偿因恶意查封账户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实际造成损失的情况。且双方对朱某是否有代为收取电梯款的权限这一问题存在争议，高伟恒公司将讼争问题提交法院审理不构成恶意诉讼。故对四建公司本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驳回高伟恒公司的本诉请求。二、限高伟恒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建公司支付律师服务费20000元。三、驳回四建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138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0元，由高伟恒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四建公司提交证据：一审律师费转账凭证和二审的律师费发票和转账凭证，证明四建公司为维护合法权益，一审、二审共花费律师费30000元，该30000元由海南盛忠劳务有限公司代付。高伟恒公司质证意见：上述证据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对于2020年8月28日出具的发票的原件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律师费与本案无关，发票上名称与四建公司的名称并不一致，且也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与高伟恒公司之间存在相应的代付关系。对其他的两份银行电子回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力均有异议，单从上面所标识的摘要内容也无法明确其与涉案的案件有直接关联，且二审的相关转账记录所涉及的金额也并未包含其在一审的反诉请求中。此外，本案当中四建公司自身是存在相应的违法行为，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正常付款至高伟恒公司的公司账户，由此所引发的诉讼是其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所以该费用也不应当由高伟恒公司来承担。因高伟恒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高伟恒公司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朱某的收款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二、四建公司支出的律师费应否由高伟恒公司负担；三、高伟恒公司支出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应否由四建公司负担。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胡勇与朱某的手机短信内容可知，高伟恒公司曾委托朱某催收电梯款，且在明知朱某存在直接收款的行为，高伟恒公司不仅没有明确向四建公司表示朱某无权代收款项，而且还接收了朱某代收的电梯款，四建公司有理由相信朱某可以代表高伟恒公司收款，朱某的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据此，四建公司已经支付完毕高伟恒公司的电梯款，故一审驳回高伟恒公司要求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高伟恒公司是否与朱某结算完毕佣金，双方可以另行处理。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双方合同中约定败诉方承担律师费等相关费用，根据上文分析，本案已驳回了高伟恒公司请求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四建公司因高伟恒公司起诉而产生律师费用按照双方约定应由高伟恒公司承担。虽然在律师费发票上记载为海南盛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但在海南盛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转款凭证上已明确备注为“四建诉讼费”，海南盛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也代四建公司向高伟恒公司支付过电梯款，因此，一审认定四建公司因本案支付了两万元律师费，并判决由高伟恒公司支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双方合同中约定败诉方承担律师费等相关费用，根据上文分析，本案已驳回了高伟恒公司请求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高伟恒公司因起诉而产生律师费用、财产保全费用，按照双方约定应由高伟恒公司自行承担。因此，一审判决驳回高伟恒公司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高伟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34.83元，由上诉人海口高伟恒电梯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思其   审判员 王小杰   审判员 范 晨      二Ｏ二Ｏ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吴毓冰   速录员 黄 丽   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窗体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