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8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祖新，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韵，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名君，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陆玉朝，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国富陆玉朝、陆国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锦兰，湖南人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陆玉朝、陆国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茹翠，湖南人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祖新因与上诉人陆玉朝、陆国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16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一审诉讼请求李祖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陆玉朝、陆国富赔偿李祖新损失51000元（推倒34棵树，每棵价值1500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李祖新以陆玉朝、陆国富砍掉、推倒其种植的34棵树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陆玉朝、陆国富赔偿其经济损失51000元。对于经济损失的构成，李祖新提交两份收款凭证，称砍掉的树是2013年种植的，推倒的树是2019年种植的，根据李祖新购买树木时的价值，另结合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进行计算，树木损失金额为20360元。对于树木的数量，李祖新称砍掉的有10棵，推倒的有24棵。经一审法院现场查看，砍掉的树已经不见，推倒的树木有24棵，树木尚未长大。由于推倒后未及时移种，目前已经干枯。对于推倒的树木，陆国富承认系其所为，并称其已经口头告知李祖新，李祖新种植的树木太靠近其种植的树木，给予半个月的时间让李祖新把树木挪走，李祖新当时答应，后来李祖新没有挪走，他就把李祖新的树木推倒了。李祖新认可陆国富关于事前告知的说法，但称其已经挪了两行树，间距已经够宽了。不过，陆国富否认砍掉李祖新的树，且主张砍掉的树木是陆玉朝、陆国富所有，不清楚是谁砍掉的。李祖新向一审法院提交《报警回执》，称陆玉朝、陆国富砍掉、推倒其树木后，有两次报警，但经一审法院查证，金鼎派出所没有相应的调查笔录。证人陈记成出庭作证，称其自2016年开始帮李祖新种树，自己种了30棵，李祖新自己种了4棵。事发当天，他看到两父子推倒李祖新的树，但不知道两父子的名字。另外，李祖新称还有证人可证实砍掉的树木是其雇人种植的，但证人无法出庭作证。陆玉朝称涉案土地由其承包经营，并向一审法院提交《承包土地合同》及《情况说明》予以佐证。《承包土地合同》系陆玉朝于2015年12月1日与锦石经济合作社签订，《情况说明》系锦石经济合作社于2020年3月2日出具，主要内容为说明涉案土地由陆玉朝承包经营，承包期限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国家集体征用之日止。李祖新对陆玉朝提交的《承包土地合同》及《情况说明》不予认可，称陆玉朝利用其担任副村长及陆国富担任永丰村经济合作社董事长的便利，就涉案土地倒签合同，且《承包经营合同》未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审议，亦未按照规定报高新区三资监管交易中心进行审核，属于无效合同。陆国富在法庭询问时，认可《承包经营合同》未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是村委会选择的。另，李祖新曾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涉案的34棵树木价值进行鉴定，后，李祖新又撤回其鉴定的申请。经一审法院向李祖新及鉴定机构了解，涉案树木如需鉴定，鉴定费用高达2万多元，对本案争议标的而言，确定不合算，因此，一审法院准许李祖新撤回鉴定的申请。一审裁决结果及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砍掉的树木的所有人是谁；二、陆玉朝、陆国富对于李祖新的财产损害是否有过错；三、李祖新主张的赔偿数额是否有相应依据。对于上述争议焦点问题，一审法院予以分析评判如下：一、砍掉的树木的所有人是谁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祖新称砍掉的树木由其雇人种植，但证人陈记成的关于树木于2016年由其种植的说法和李祖新关于树木于2013年种植的说法有矛盾，且证人与李祖新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对于证人陈记成的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除此之外，李祖新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实砍掉的树木系其种植，因此，李祖新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对于李祖新关于砍掉的树木由其种植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陆玉朝、陆国富对于李祖新的财产损害是否有过错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作为同村村民，本应友好相处，妥善解决纠纷。但是，陆玉朝、陆国富与李祖新发生纠纷时，没有积极寻求村干部的介入调解，而是擅自推倒李祖新种植的树木，导致李祖新的财产产生损害，因此，陆玉朝、陆国富对李祖新财产的损害具有过错。而推倒的树木，如及时种植尚可存活，但李祖新任其干枯，因此，李祖新对自己的财产损害亦有过错。故，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双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陆玉朝、陆国富对李祖新的财产损害承担80%的赔偿责任。三、李祖新主张的赔偿数额是否有相应依据一审法院认为，由于不能通过鉴定方式对涉案树木的价值进行认定，且李祖新提交的《收款凭证》缺乏支付凭证等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因此，一审法院参照《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征收（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的通知》中关于树木、果木的计算方法，酌定涉案的24棵树木价值为6000元（250元/棵*24棵）。综上所述，陆玉朝、陆国富需赔偿李祖新的财产损失4800元（6000元*8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陆玉朝、陆国富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祖新财产损失4800元；二、驳回李祖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38元，由李祖新负担300元，由陆玉朝、陆国富负担238元。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情况李祖新上诉请求：依法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陆玉朝、陆国富共同向李祖新赔偿损失510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涉案树木的数量认定错误。本案中，陆玉朝和陆国富毁损的树木共34棵，包括李祖新于2013年种植的3棵榕树、2棵荔枝树、1棵龙眼树和2棵黄皮树以及2019年种植的紫薇树24棵、鸡蛋花树2棵。其中，被砍掉的树木为10棵，被推倒的树木为24棵。1.关于被砍掉树木的数量。一审判决称“经本院现场查看，砍掉的树已经不见”，但事实上，在2020年4月14日，双方当事人及一审法官到达现场查看时，被陆玉朝、陆国富推倒、砍掉的树木仍瘫倒在现场，一审法院应依法核定被推倒及砍掉树木的数量；然而一审法院并未明确核定数量，亦未制作现场查看笔录。在此前提下，一审法院径直认定被砍掉树木已不见，回避核定砍掉树木的数量，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关于被砍掉树木的所有人。李祖新在一审时已提交《收款凭证》证明被砍掉的树木为李祖新购买，结合第一次庭审时的证人证言亦能佐证被砍掉的树木由李祖新种植，李祖新已完成举证责任。李祖新认为，举证责任分配非机械格式，而是灵活变动，应随着举证情况的不断变化而在当事人之间来回转换。李祖新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如陆玉朝、陆国富认为被砍掉的树不是李祖新所有，应由陆玉朝、陆国富证明砍掉树木的所有人另有其人。然而，陆国富在庭审时虽辩称被砍掉的树木由其种植，却自始并未提交证据佐证，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也应由陆国富承担无法举证的不利后果，而不是由李祖新来承担。一审认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并“对于原告关于砍掉的树木由其种植的主张”不予支持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树木的价值认定错误。《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征收（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的通知》（下称《青苗补偿通知》）中仅有涉案果树的价值标准，李祖新提交该证据是为了证明涉案果树遭陆国富毁损时的参考价值约为250元/棵。但由于《青苗补偿通知》中并没有紫薇树和鸡蛋花树的价值标准，故李祖新提供了《收款凭证》来证明24棵紫薇树和2棵鸡蛋花树购买时的价值。李祖新作为个人买家，与个人卖家使用现金进行小额交易不违反法律规定，亦符合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以“缺乏支付凭证等证据支持”为由不认可李祖新提交的《收款凭证》没有任何依据。而且，众所周知，紫薇树与鸡蛋花树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一般果树，可是一审判决却在《青苗补偿通知》未规定紫薇树和鸡蛋花树补偿价值的前提下，径直以《青苗补偿通知》来确定紫薇树和鸡蛋花树的价值，且在未明确适用第几条标准的前提下，“酌定”涉案树木价值为250元/棵。可见，一审判决对涉案树木价值这一关键事实未清楚查明。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李祖新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变更一审判决。针对李祖新的上诉意见，陆玉朝、陆国富辩称：一、李祖新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树木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其对涉案树木不享有合法的民事权益，因此，李祖新并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1.李祖新一审时提交证人陈记成的《证人证言》及《收款凭证》证明其为涉案树木的所有人，但两份证据均不符合证据规则，应当不予采纳。首先，李祖新提供的《收款凭证》为手填单据，且无相应支付记录予以印证，即使《收款凭证》所列树木为李祖新所购买，也不能证明上述树木与本案有关；并且李祖新一审庭审时的陈述与证人对于购买树木的棵数与年份的陈述均与收款凭证所显示的互相矛盾，因此，陆玉朝、陆国富有理由相信该《收款凭证》显然是李祖新为骗取赔偿款而杜撰伪造的，应予排除，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次，李祖新雇佣陈记成为其种树，并向陈记成支付报酬，因此证人陈记成与李祖新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二者之间有利害关系。而一审法院亦认定证人与李祖新有利害关系，故对于证人的证言应当不予采信。综上，李祖新没有相应证据证明涉案树木是其所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故一审法院依据上述两份证据认定李祖新为涉案树木的所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假设涉案树木为李祖新所有，一审法院关于涉案树木价值的认定符合事实和常理。关于涉案树木的品种及价值，李祖新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祖新所主张推倒的24棵树木为紫薇树、鸡蛋花树等品种及相应价值的依据是《收款凭证》以及证人陈记成《证人证言》，但上述两份证据存在虚假伪造证据以及利害关系的情形应被依法予以排除。并且李祖新主动放弃对涉案树木的价值以及品种进行鉴定，因此而导致本案对于涉案树木的价值及品种无法认定的情形下，应由李祖新承担不利后果。三、陆玉朝、陆国富认为一审法院对于本案损害赔偿责任分配不公，即使涉案树木是李祖新所有，李祖新也应对其损失负全部过错责任，并自行承担全部损失。1.李祖新未及时履行排除妨害义务应负本案全部过错责任。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土地经营权人取得土地经营权后，即有权占有承包方的承包地。所谓占有，就是对承包地享有支配权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这项权利受到侵害时，土地经营权人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排除妨碍、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李祖新认可陆玉朝、陆国富已提前告知其要求挪走树木一事，并且答应挪走树木，双方亦约定了合理的移除时间，但李祖新违反双方的约定拒不移除且态度蛮横恶劣，无奈之下，陆玉朝、陆国富才不得已自行清理土地上的障碍物。因此，陆玉朝、陆国富在实施排除妨碍行为前已履行了合理的催告义务，并给予李祖新合理的履行时限，李祖新也承诺会及时移走树木，但事实上李祖新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且拒不将其财产移除。故因李祖新不能及时排除妨碍造成其财产的损失，应由其承担全部过错责任。其次，李祖新主观上明知涉案土地是陆玉朝、陆国富合法占有使用，但为了牟取不当利益，仍擅自种植树木，主观具有不正当性，李祖新的行为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不应获得法律保护。综上，陆玉朝、陆国富作为涉案土地的合法使用权益者，理应享有法律赋予的排他性支配权，在他人擅自占有使用土地，经协商沟通后确无他法才行使清障的权利，并非擅自及毫无缘由地推倒涉案树木。即使认定陆玉朝、陆国富存在部分过错责任，但也不应认定应由陆玉朝、陆国富承担80%的损害赔偿责任，否则将助长及放任此类蛮横无赖行为的发生，使得无辜的合法权益者备感无助及心寒。综上所述，李祖新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祖新的全部上诉请求，改判支持陆玉朝、陆国富的全部请求。陆玉朝、陆国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李祖新的全部诉讼请求；2.李祖新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陆玉朝、陆国富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李祖新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且陆玉朝、陆国富没有任何过错行为，不应向李祖新赔偿财产损失。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树木是李祖新所有是认定事实不清，李祖新并非本案适格原告。纵观本案证据，李祖新提交证明涉案树木是其所有的证据为证人陈记成的《证人证言》及《收款凭证》，但两份证据均不符合证据规则，应当不予采纳。首先，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3年2月15日的《收款凭证》显示共购买8棵树苗，2019年5月20日的《收款凭证》显示共购买26棵树苗；而李祖新对于种树的时间及数量的当庭陈述是“砍掉的10棵树是2013年种的，推倒的24棵树是2019年种的”，这与《收款凭证》显示的购买日期、数量不一致；另，证人陈记成的当庭陈述“其中30棵是他帮李祖新在2019年种的，其他4棵是李祖新自己种的”与《收款凭证》显示的购买日期、数量也不一致。显然该《收款凭证》内容是虚假的，是李祖新起诉后为了获取不当利益所编造、杜撰的虚假证据。其次，李祖新没有提供购买支付记录相印证，不能证明购买事实的发生，更不能证明该《收款凭证》与本案有关。综上，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内容均不应被采信，李祖新根本没有相应证据证明涉案树木是其所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故一审法院依据上述两份证据认定李祖新为涉案树木的所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祖新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不应作为起诉、获得赔偿的主体。二、假设涉案树木是李祖新所有，李祖新应对其损失负全部过错责任，应自行承担全部损失，一审法院认定陆玉朝、陆国富应当承担80%的过错赔偿责任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树木位于陆玉朝、陆国富承包租赁的土地范围内，故李祖新无合法使用涉案土地的权利，其对土地上的附着物也不具有合法的所有权，即使该土地上有树木受损，李祖新也不是适格的权利主体，无权要求赔偿损失。2.陆玉朝、陆国富对涉案树木的损害主观上不存在任何过错，反而李祖新应对其损失承担全部过错责任，应当自行承担因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陆玉朝、陆国富发现涉案树木未经陆玉朝、陆国富的同意种植在涉案土地，并且种植距离与陆玉朝、陆国富所种植树木的距离过近，已严重影响树木的正常生长，李祖新称涉案树木是其种植的，随后陆玉朝、陆国富找到李祖新协商，考虑到双方均是同村村民，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陆玉朝、陆国富同意给予李祖新半个月的时间将涉案树木挪走。李祖新也认可陆玉朝、陆国富已告知挪树一事，并且答应挪走树木，但李祖新违反双方的约定并没有将涉案树木挪走，无奈之下陆玉朝、陆国富才将涉案树木进行清理。从主观方面来看，李祖新存在获取不当利益的故意。陆玉朝、陆国富于2015年12月起承包涉案土地后一直在进行管理、开发、种植，涉案土地显然不是荒地，李祖新明知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另有他人，仍擅自种植树木，其行为不具有正当性且存在获取不当利益的故意，不应获得法律保护。从客观行为来看，李祖新将其财产放置在他人的土地上而影响他人行使土地使用权时，李祖新有义务将其财产移除，履行排除妨害的法律义务，以保障他人依法使用土地。陆玉朝、陆国富已事先告知李祖新进行移除，并且双方也约定了合理的移除时间，李祖新在完全有时间、有条件、有义务移除其所种植的树木的情形下，拒不移除且态度蛮横恶劣。故陆玉朝、陆国富作为涉案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不负有为李祖新移除树木的义务，但有权清理土地上的障碍物。因李祖新不能及时排除妨害，造成陆玉朝、陆国富的利益损害，其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使因此而造成李祖新自己的财产损失，也是其故意行为或者放任行为造成。故即使涉案树木为陆玉朝、陆国富推倒，陆玉朝、陆国富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也不具有违法性，应当由李祖新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因此，在本案中，陆玉朝、陆国富没有任何的过错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陆玉朝、陆国富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李祖新答辩称：一、陆国富一审时已自认系其推倒了李祖新的24棵树木，对于该部分事实应没有任何异议。一审庭审笔录第八页、第九页中，陆国富明确承认推倒树木系其所为，并声称推倒树木的原因是认为李祖新种植的树木太靠近其种植的树木，要求李祖新挪走但李祖新没有答应，故擅自将李祖新的树木推倒。陆国富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已对推倒李祖新的24棵树木的行为构成自认，陆国富不仅承认了推倒行为，还承认推倒的是李祖新所有的树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条第四款：“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营造的林木，依法由营造者所有并享有林木收益；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本案中李祖新对自己营造的林木依法享有所有权，且陆国富已自认曾作出侵权行为。因此，陆玉朝、陆国富在上诉状中主张李祖新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不用向李祖新赔偿财产损失，不符合事实，陆玉朝、陆国富上诉的理由不成立。二、陆玉朝、陆国富给李祖新造成的经济损失应采纳《收款凭证》作为判定依据。首先，陆玉朝、陆国富主张李祖新提交的《收款凭证》系虚假证据，应向法庭申请司法鉴定。其次，判决结果应尊重事实本身，应当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规则来认定事实。本案中，李祖新购买树苗，现金给付后由卖家出具《收款凭证》，李祖新将树苗种植后，被陆国富砍伐及推倒，给李祖新造成的损失不仅要采纳《收款凭证》作为损失依据，李祖新还损失了果树收成后的预期利益。李祖新作为个人买家，与卖家直接通过现金支付进行小额交易不违反法律规定，亦符合交易习惯。而陆国富砍伐及推倒李祖新树木的依据，则是《收款凭证》中所显示的内容。三、陆国富并非土地的合法占有人，其侵权行为没有合法依据及免责事由，故其推倒李祖新树木的行为存在过错，其应承担因此给李祖新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陆国富在一审庭审回答法庭询问时，认可《承包经营合同》未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是村委会选择的。由此可知，陆国富对涉案土地的所谓承包经营权并未经过法定程序获得，该份《承包经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因此，陆国富上诉时主张其系有义务移除李祖新的财产，以保障其依法使用土地使用权，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所述，针对陆玉朝、陆国富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李祖新认为：陆玉朝、陆国富作出了侵权行为，给李祖新造成财产损失的事实，其侵权行为并无合法依据及免责事由，主观上有恶劣并故意的过错，其在一审中对自己的行为亦作出自认。因此，陆玉朝、陆国富应当依法承担其行为后果，赔偿李祖新的全部经济损失。二审裁判结果及理由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李祖新是否存在财产损失；二是李祖新损失金额的认定；三是责任承担问题。具体评析如下：一、关于李祖新是否存在财产损失李祖新主张其种植的34棵树被陆玉朝、陆国富毁损，其中推倒24棵，砍倒10棵。陈记成当庭出具证人证言，证明其看到两父子在推树，推倒的是李祖新的树。陆国富当庭陈述“我承认有推倒原告的树”，综合上述两份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陆玉朝和陆国富推倒李祖新所有的24棵树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至于李祖新主张砍倒的10棵树亦为其所有，且砍倒的树是其于2013年种植的，与证人陈记成所出具的关于陈记成在涉案土地帮李祖新所种的树木是2019年8月种植的，陈记成种了30棵，李祖新自己种了4棵的证言相矛盾，李祖新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自己是被砍掉的10棵树的所有权人，应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关于李祖新损失金额的认定李祖新主张按照每棵树1500元的标准赔偿其损失51000元，并提交了收款凭证和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作为凭证。其中收款凭证有两张，一张为2013年2月15日出具的3棵榕树、3棵荔枝树、2棵龙眼树和2棵黄皮树共计1000元的收款凭证；另一张为2019年5月20日出具的24棵紫迷树和2棵鸡蛋花树共计16200元的收款凭证。根据前述分析，证人陈记成证明所种的树木系2019年8月种植的，陈记成种了30棵，李祖新自己种了4棵，与2019年收款凭证的时间与棵树均不吻合。结合陈记成关于李祖新有个果园，有公司的陈述，李祖新现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收款凭证记载的树木系涉案土地上被推倒的树，应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参照《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征收（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的通知》中关于征收果树的计算方法，酌定涉案的24棵树木价值为6000元（250元/棵）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责任承担的问题本案中，李祖新确实存在财产损失，陆国富亦承认推倒了李祖新的树木，存在主观过错。虽然陆玉朝提供《土地承包合同》主张享有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但《土地承包合同》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而李祖新最近一次在涉案土地上种树是在2019年，陆玉朝和陆国富并未举证在李祖新种树时进行过阻拦，即便认为李祖新的树对其造成了影响，考虑到同村村民的关系，亦应该友好沟通，寻求妥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粗暴地推倒李祖新的树木。陆玉朝和陆国富主张已事先与李祖新沟通过挪树一事，李祖新未在合理期限内挪树，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后果。李祖新在树木被推倒后第一时间得知情况，但却并未及时止损，而是放任树木干枯，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和双方的过错承担，酌定陆玉朝和陆国富对李祖新的财产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李祖新自担20%的赔偿责任较为恰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祖新、陆玉朝和陆国富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5元，由李祖新负担955元，由陆玉朝、陆国富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伟民审判员  王 丹审判员  刘秋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龚畅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