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56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李占华，男，196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奇宁，河北中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峰，河北中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孙俊岭，男，196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瑞倩，河北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李秀红，女，1971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河北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占华因与被上诉人孙俊岭、原审第三人李秀红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9民初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 —2—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占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诉讼费用由孙俊岭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2月，天津瀚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华公司）欠金坛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金坛公司）工程款，双方协商，瀚华公司以其所有的本案所涉房屋抵偿金坛公司工程款830,086元，又因金坛公司欠孙俊岭工程款，金坛公司又与孙俊岭达成协议，金坛公司用该房屋以同样的价款抵给孙俊岭，期间，因李秀红之子欲来天津上学需办理天津户口，条件是在天津有住房，为此，李秀红找到孙俊岭令其帮忙，要求将该房屋直接过户到自己名下，待孩子学业完成后再过户到孙俊岭名下。2013年6月3日、2014年3月18日金坛公司、瀚华公司分别与李秀红达成协议，该二公司均同意以买卖的形式将该房屋直接登记在李秀红名下”，一审法院对这部分事实作出认定，依据是孙俊岭提交的《以房抵款申请表》（显示时间2013年2月6日）、《转售抵款房屋协议书》（显示时间2013年6月3日）、孙俊岭与李秀红签订的《协议书》（显示时间2014年3月20日）、金坛公司《证明》（显示时间2019年4月15日）、瀚华公司与李秀红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时间2014年3月18日），但是根据上述几份证据显示的时间来看，很明显不符合客观常理，正常的情况应当是孙俊岭与第三人先达成协议，再办理相关手续，但是，根据孙俊岭提交的证据来看，早在2013年6月3日就出现了李秀红的签字，且是 —3— 在瀚华公司与李秀红签订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孙俊岭才与李秀红签订了《协议书》，此行为不符合交易习惯，出现此情况反而能够说明孙俊岭与李秀红存在某种债权债务关系，同时，该协议书属于孙俊岭与李秀红之间的内部协议，不能排除双方为李秀红逃避债务而签订，并不能对抗作为善意第三人的李占华，而且《转售抵款房屋协议书》与《协议书》中李秀红的签字很明显不是同一人，两份证据根本不应被采纳。另外，从孙俊岭提交的证据内容来看，《以房抵款申请表》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转售抵款房屋协议书》中没有甲方瀚华公司的签章（孙俊岭在庭审中提交的但是在判决书中没有载明的2602《转售抵款房屋协议书》中瀚华公司却加盖了合同专用章），李秀红签字的地方也未填写签订日期，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且该协议书中明确载明了涉案房屋是乙方金坛公司出售给丙方李秀红的，以上几份证据中均没有瀚华公司的任何签章且显示的时间也不符合常理，而《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却是李秀红与瀚华公司签订的，由此可以证实李秀红在瀚华公司购买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一审法院认定的“该二公司均同意以买卖的形式将该房屋直接登记在李秀红名下”的事实没有证据证实，金坛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出具《证明》更是疑点重重。既然是李秀红与瀚华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为什么瀚华公司不作说明反而是金坛公司作说明，一审法院对于此部分事实的认定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李秀红在房管部门办理了房产证，进而李秀红及其子获 —4— 得了天津市蓝印户口。2017年1月20日，孙俊岭向李秀红发出《告知书》，告知其子考试完毕后将涉案房屋过户到孙俊岭之妻吴佩兰或儿子孙磊名下，2017年1月25日，李秀红与吴佩兰达成房屋买卖协议，拟将该房屋再行过户到孙俊岭之妻吴佩兰名下，李秀红在办理红印户口时，因户籍部门原因未能办理，后因孔双旺不能到场，房屋过户协议一直未能落实”。一审法院作出以上认定采纳的证据应当为《房产证书》（填写时间为2014年4月1日）、蓝印户口本（签发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告知书》（显示时间2017年1月20日）、《天津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显示时间2017年1月25日）、《天津市房地产买卖协议》（显示时间2017年1月25日）、《存量房屋交易资金解除监管退款申请》（显示时间2017年2月6日）、孙俊岭与李秀红签订的《协议书》（显示时间2017年8月20日）、李秀红出具的《说明》（显示时间2018年7月29日），其中《房产证书》能够证实涉案房屋为李秀红所有，《蓝印户口本》的发证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据了解天津蓝印户口满两年就可以转红印户口，如若想办理的话，早就应当办理了，更重要的是户口本上详细记载了李秀红的现住址就是涉案房屋，且登记的工作单位为天津达浩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李秀红曾在涉案房屋居住并在天津工作；孙俊岭提供的证据《天津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天津市房地产买卖协议》、《存量房屋交易资金解除监管退款申请》，反而恰恰可以证实李秀红为涉案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孙俊岭欲购买该房屋的事实；2017年8月20日签订的 —5— 《协议书》亦属于内部协议，不具备客观真实性，从其内容来看约定了过户产生的税费由孙俊岭支付，如孙俊岭仅仅是帮忙的事，又何必承担税费，很明显不符合客观常理；李秀红于2018年7月29日出具的《说明》因李秀红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不能排除李秀红逃避债务的情形，孙俊岭与李秀红多次签订出具内容相似的说明、告知、说明，反而能够说明其陈述内容的不真实性，意图用多一些的证据来混淆视听，根本不具备客观真实性，而且，李秀红出具的《说明》（显示时间为2018年7月29日）内容中也记载了2017年6月份可以办理红印户口（第一次一审判决书中描述为，证实因李秀红红印户口三个月可以落户，暂时撤销办理房屋变更手续），可是到了2017年6月份依然没有办理，只能说明他们的陈述系虚假陈述。虽然在说明中给出了离婚协议对孩子抚养权表述不清，有关部门需要与孔双旺确认，无法联系到孔双旺的解释，但是这些解释并没有证据证实，而且婚姻登记部门是在离婚协议对孩子抚养权、财产等约定明确的情况下才会办理离婚手续，所以其解释并不符合客观事实，因此，李占华不清楚一审法院是如何得出因户籍部门原因未能办理的结论。一审法院仅仅通过李秀红的自行陈述，就作出上述认定而置孙俊岭欲向李秀红购买涉案房屋而签订的买卖协议等证据不顾，很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孙俊岭一审中提交了公安机关于2018年3月26日对孔双旺的讯问笔录，孔双旺曾陈述“……李秀红名下有献县明珠小区、龙腾首府两套房，李秀红在天津市，其中天津市 —6— 那一套是为了办理户口用的孙俊岭的房过了一下户，没有付给人家房款”，这份笔录形成时孔双旺涉嫌犯罪被羁押，其自行陈述的内容只是多次讯问笔录中的一份，并不能全面反映完整的事实，且从该份询问笔录的内容来看，李秀红在天津市，李秀红完全可以用另外一套房子办理户口，所以说孙俊岭及李秀红的陈述也不具有真实性。另外，一审法院认定所涉房屋一直由孙俊岭管理使用的理由是该房屋的电卡、购电证、电费发票由孙俊岭支付和保管，但是根据孙俊岭一审中提交的电卡和购电证均显示户名为天津瀚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且电费发票只有2018年的，无法得出这些费用是孙俊岭支付的结论。另外，现实生活中缴纳电费等相关费用时，收款单位并不对付款方、付款人进行核查，谁都可以去缴纳，即便是孙俊岭对涉案房屋管理使用，也不能排除孙俊岭与李秀红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或者李秀红租用给孙俊岭使用等情形，一审法院仅仅因为这些证据作出涉案房屋一直由孙俊岭管理使用的认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法院认为孙俊岭与李秀红关于该房屋的处分只是一个形式登记，并没有任何交易行为是错误的。相反，根据孙俊岭与李秀红签订的《天津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天津市房产买卖协议》、《存量房屋交易资金解除监管退款申请》来看，均可以证实孙俊岭与李秀红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行为，一审法院该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根据孙俊岭提交的各份证据，无法得出一审法院认为的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变更过程，根据孙俊岭提交证据的内容来看：《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 —7— 同》、《房产证书》可以证实李秀红是在瀚华公司购买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双方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留存，是合法有效的，而《天津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天津市房地产买卖协议》也是孙俊岭欲购买李秀红该房屋，准备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所签订的，理应真实合法。而且，如果孙俊岭一审中所述为了孩子上学办理户口的情况属实，那么其陈述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如果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正确，相当于一审法院对该违法行为进行了认可，试想，这样的行为一旦被认定，每个人都用此种方式为孩子上学而办理天津户口，既违背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又严重破坏了不动产登记制度，在不动产登记时签订的协议、作出的承诺将形同虚设。所以，即使孙俊岭及李秀红的陈述是真实的，其也应当为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中，孙俊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李秀红对涉案房屋的登记，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相符，李秀红就是涉案不动产的真实权利人。 孙俊岭答辩称，1．孙俊岭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孙俊岭系瑞海大厦诉争房屋实际权利人，孙俊岭陈述的房屋之所以登记在李秀红名下，以及未能顺利过户回来的原因客观真实，在公安机关侦办李秀红前夫孔双旺一案中，公安机关针对涉案房产的产权进行过调查，经查该房屋实际产权人为孙俊岭，所以在刑事案件中并未查封该房屋，一审判决涉案房屋所有权归 —8— 孙俊岭所有，解除法院对该房屋的查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2．孙俊岭了解到该执行异议案件的本诉即李占华查封该套房屋的诉讼所涉债务，因包含在孔双旺刑事犯罪数额内，已被献县人民法院驳回起诉，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屋更是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李占华的上诉，维持原判。 李秀红陈述称：本案涉案房屋确实系孙俊岭夫妇所有，当初为解决孩子上学问题，孙俊岭出于朋友情谊将天津涉案房屋出借给李秀红夫妇，李秀红未实际出资，也未占有使用，李秀红自愿将房屋归还过户到孙俊岭名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确实充分，应予以维持，另提供案号为（2017）冀0929民初4215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第4215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用于证实李占华诉孔双旺、李秀红本诉已被一审法院驳回起诉，因此法院查封涉案房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孙俊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李秀红名下的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区房屋所有权归孙俊岭所有；2、判令不得对涉案房产执行并解除对该房产的查封；3、案件受理费由李占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0日，一审法院查封了在另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作为被执行人李秀红名下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房屋一套，房权证号为10××49。之后，孙俊岭以该房屋属其所有为由提供执行异议申请，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其执行异议理由不成立，于 —9— 2019年5月10日以（2019）冀0929执异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孙俊岭的异议申请，孙俊岭对该裁定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要求一审法院确认所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同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 2013年2月，瀚华公司欠金坛公司工程款，双方协商，瀚华公司以其所有的本案所涉房屋抵偿金坛公司工程款830086元，又因金坛公司欠孙俊岭工程款，金坛公司又与孙俊岭达成协议，金坛公司用该房屋以同样的价款抵给孙俊岭，期间，因李秀红之子欲来天津上学需办理天津户口，条件是在天津有住房，为此，李秀红找到孙俊岭令其帮忙，要求将该房屋直接过户到自己名下，待孩子学业完成后再过户到孙俊岭名下。2013年6月3日、2014年3月18日金坛公司、瀚华公司分别与李秀红达成协议，该二公司均同意以买卖的形式将该房屋直接登记在李秀红名下，之后，李秀红在房管部门办理了房产证，证号为10××49，进而，李秀红及其子获得了天津市蓝印户口。2017年1月20日，孙俊岭向李秀红发出《告知书》，告知其子考试完毕后将涉案房屋过户到孙俊岭之妻吴佩兰或儿子孙磊名下，2017年1月25日，李秀红与吴佩兰达成房屋买卖协议，拟将该房屋再行过户到孙俊岭之妻吴佩兰名下，李秀红在办理红印户口时，因户籍部门原因未能办理，后因孔双旺不能到场，房屋过户协议一直未能落实，后因另一案件，李秀红作为被执行人，其名下的本案所涉房屋被一审法院予以查封。 另查明，所涉房屋一直由孙俊岭管理、使用，该房屋的一 —10— 切费用、电卡、购电证、电费发票均由孙俊岭支付和保管。在公安机关于2018年3月26日对孔双旺的讯问笔录中，孔双旺曾陈述“……李秀红名下有献县明珠小区、龙腾首府两套房，李秀红在天津市，其中天津市的那一套是为了办理户口用的孙俊岭的房过了一下户，没有付给人家房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涉及的房屋瑞海大厦1-1-2601室的所有权如何确认；二、是否应该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不得对该房屋执行。 孙俊岭、李占华讼争房屋所有权的确认问题。首先，从本案当事人的陈述、举证及两次的庭审，可以得出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变更过程，即瀚华公司以该房屋抵偿所欠金坛公司的工程款，金坛公司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后，又以其抵偿欠付孙俊岭的工程款，孙俊岭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后，未登记在自己名下，而是应李秀红的要求，登记在李秀红的名下，从而为本案引发纠纷埋下伏笔。值得注意的是孙俊岭与李秀红关于该房屋的处分，只是一个形式登记，并没有任何交易行为，虽然李占华主张李秀红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该主张也只是根据房屋的登记，从形式上判断而得出的，并不能证明李秀红对该房屋的取得方式。其次，虽然该房屋登记在李秀红名下，但其从未占有、保管、使用过该房屋，而是自始至终由孙俊岭占有、保管和使用，并由其保管该房屋的一切手续、交纳费用。再次，从孙俊岭提交的所有证据，包括李秀红及原夫孔双旺陈述看，本案所涉房屋只是因特殊情形登记在李秀红名下。综上，虽然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但是，该登记仅具有权利推动效力，权利证书也是一种证据，如果当事人有足以推翻该证据的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那么，不动产登记和权利证书并非不动产权利归属的绝对依据，不动产登记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实际权利人。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也有相应的规定，即“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孙俊岭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多组证据，所有的证据形成证据链，均指向为李秀红系房屋的名义权利人，而真实权利人为孙俊岭，该证据真实、合法、有效，足以推翻李秀红对涉案房屋登记，故本案涉及的瑞海大厦1-1-2601室房屋的所有权应归孙俊岭所有，李占华除以房屋登记在李秀红名下为由主张李秀红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外，未提供任何证据，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应否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查封，不得对该房屋执行问题。既然孙俊岭是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李秀红不应享有该权利，孙俊岭就执行标的物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依法应予解除查封，不得执行该房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坐落于天津市河 —12— 北区建国道与胜利交口处的瑞海大厦1-1-2601室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孙俊岭所有；二、解除一审法院对上述房屋的查封，不得执行该房屋。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李占华负担。 二审审理中，孙俊岭提交蓝印户口转红印户口的政策一份。拟证明2017年天津蓝印户口转红印户口，需购房取得蓝印户口三年以上，与一审中提交的李秀红的2018年7月29日说明相互印证。李占华质证意见：孙俊岭提交的证据三性不认可，这仅仅是网上网友的回答，并不是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文件，不具备客观真实性，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 李秀红提交（2017）冀0929民初4215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李占华诉孔双旺、李秀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已裁定驳回起诉。李占华陈述称，对该民事裁定书其已提起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外人孙俊岭是否对登记在被执行人李秀红名下的诉争房产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依据孙俊岭、李秀红的陈述，诉争房产是孙俊岭从瀚华公司、金坛公司抵债而来，因李秀红为其子办理蓝印户口，孙俊岭与李秀红协商将诉争房产登记在李秀红名下，诉争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是孙俊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 —13— 明”，即，基于物权变动登记生效和公示公信原则，案外人孙俊岭与被执行人李秀红之间的登记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李占华，孙俊岭与李秀红之间的约定仅是其内部约定，只在内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一，孙俊岭与李秀红虽然约定，李秀红以其名义购买房屋并办理产权登记，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限仍归孙俊岭享有，但双方之间的约定只在其内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而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不能据此认定孙俊岭是不动产物权的所有权人。第二，基于物权公示原则，设立或转让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因此，在诉争房产登记在李秀红名下时，从物权公示的角度看，李秀红是诉争房产的所有权人，孙俊岭与李秀红之间的内部协议不得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李占华。第三，诉争房产登记在李秀红名下是孙俊岭与李秀红之间的合意，孙俊岭对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本身具有过错，而且双方之间协议通常是为了规避国家法律与政策，对由此产生的风险理应自行承担。综上，对孙俊岭要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审理中，孙俊岭提交的蓝印户口转红印户口的政策，该证据系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孙俊岭对诉争房产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2017）冀0929民初4215号民事裁定书尚未生效，故孙俊岭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李占华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14— 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20）冀0929民初54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孙俊岭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均由孙俊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秉华 审判员  潘艳辉 审判员  王兰英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苏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