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39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荣超商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40000591850460Y。负责人：姜敏。委托诉讼代理人：乔世凯，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英辉，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爱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之**（部位：自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076523297T。法定代表人：杨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远，广东民道（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淑兰，广东民道（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爱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拼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4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盈科律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盈科律所一审全部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爱拼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部分错漏，而且在判决理由上曲解相关事实、合同目的、条款和法律，其判决结果是错误的，应予撤销。一、一审判决关于本案事实认定的错漏：1.(2018)粤03民终10874号判决书第15页倒数第2自然段最后一句话为“本院认为，爱拼公司尚未完成涉案图标权属的举证责任”。在二审法官明确要求补充举证的情况下，王英辉律师与姜巍(爱拼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英辉律师要求与爱拼公司开会研究收集证据时，遭到拒绝。并且爱拼公司以保密为理由，拒绝提供二审法院要求提供的主要证据。此外，由于爱拼公司另行委托第三方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系列案件，也影响了二审判决结果。在该案终审判决后，王英辉律师要求爱拼公司申请再审，补充证据；同时说明在北京起诉的以不正当竞争为案由的系列案件已影响本案胜诉，要求消除影响，并申请再审，但遭到爱拼公司拒绝。上述重要事实，一审判决未予表述，只强调了该案件败诉结果和有利于爱拼公司的其他内容。2.爱拼公司违约后，于2017年11月20日委派总经理助理马小萌与盈科律所王英辉律师联系，协商违约赔偿事宜。此后一直协商问题，但未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该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为证。但一审未予表述认定。3.盈科律所王英辉律师已于2017年6月9日发短信要求商量启动其余系列案件(之前已电话要求启动)，并于6月14日再次催促起诉，爱拼公司总经理短信答复“不起诉了”。但一审法院认定为2017年6月16日催促是错误的。4.盈科律所王英辉律师告知爱拼公司“证据马上要过期了”，但是从未说过证据马上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实际上也没有超过，而且为预防超过诉讼时效，已发律师函中断了诉讼时效)，因两者法律意义不同，一审判决却表达为证据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是错误的。5.盈科律所王英辉律师与杨洋总经理短信聊天记录中明确提出自愿垫付诉讼费，一切好商量，先对其余系列案提起诉讼。这一重要事实，一审判决未予认定。一审判决只表述为盈科律所主张上述事实，爱拼公司否认。一审如此表述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违反了合同条款的明确约定和法律规定，是错误的，应予撤销。(一)本案应适用公平原则等一般原则，而不应适用“当然原则”。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应适用“当然原则”，这是错误的。首先本案不是一般委托代理合同，而是风险代理合同，风险由代理人承担；其次，本案是因为委托人违反合法有效的合同条款约定，代理人要求按约定的赔偿方式予以赔偿，而不是其他原因的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因此，本案应适用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等通用原则和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解释合同条款。(二)一审判决认定爱拼公司不构成违反本案合同约定的“甲方不起诉”是错误的，违背了本案基本事实，违反了合同条款解释原则和合同法关于解释合同条款的规定，违反了司法常识和惯例，应予纠正。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委托合同约定“甲方不起诉”，系指697个系列案件。本委托合同委托代理标的是全部系列案件697个，而非一个案件。盈科律所6人团队仅为起诉就准备了半年之久，其中工作内容(证据等)包括了697个案件，而非1个案件。2.一审关于爱拼公司因为二审败诉而“不起诉”其余696个案件的“合理性”不能成立。在爱拼公司2017年6月14日表示不起诉其他案件时，即已构成违约，且盈科律所要求赔偿时(2017年7月7日)，(2015)深南法知民初字第2220号案件尚未判决，当然二审(2018)粤03民终10874号案件更未判决。因此，在违约时间节点上，爱拼公司违约与该案一、二审胜诉或败诉无关。更何况，二审败诉的责任在于爱拼公司。3.在王英辉律师本人自愿支付诉讼费的情况下，爱拼公司仍拒绝配合起诉其余696个系列案件。此事实充分证明了爱拼公司系根本性违约和恶意违约。盈科律所王英辉律师与爱拼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洋的短信聊天记录证明上述事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爱拼公司没有违约是错误的。4.起诉其余696个系列案件既不违反合同目的，也不损害爱拼公司利益。在风险代理的情况下，盈科律所律师超出合同约定，主动承担其余696个案件诉讼费用的情形下，爱拼公司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对其利益没有损害，也不违反代理合同目的。显然，一审法院认为起诉其余696个系列案件违反合同目的，损害爱拼公司利益，是没有依据的。5.一审法官阐述判决理由时，对“投石问路”解释的意思与盈科律所代理人表述的意思不符，也与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符。所谓“投石问路”，系盈科律所代理律师在开庭时说明的如果697个系列案件同时按每个100多万元标的起诉，诉讼费过高(诉讼费100多万元)，因此，先起诉一个案件试一下，即“投石问路”，以便确定其余案件的诉讼标的，并非是其余案件可诉可不诉，或者盈科律所信心不足。先起诉一个案件，也是知识产权系列案件通常采取的策略。一审判决书第12页最后一行对此事实已有正确表述。而且盈科律所提供的证据证明盈科律所律师对该系列案件胜诉一直是充满信心的。(三)一审判决认定爱拼公司另行委托第三方以另一案由诉讼不构成违约，违反了合同明确约定和法律规定，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具体理由如下:1.基于一种事实，选择两种案由诉讼索赔，是实体法律不允许的，也是司法界的公知常识。基于一个案件事实，只能选择一个案由要求赔偿。如果选择了一种案由索赔，自然就放弃了选择另一种案由索赔的权利。这既是法律规定，也是司法常识。不存在基于同一事实选择两个案由而获得双重赔偿的可能性。2.程序法律规定不能重复起诉，基于一种事实，选择两种案由诉讼索赔属于重复诉讼。3.委托代理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排除了爱拼公司以任何案由委托第三方代理。本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爱拼公司不得委托第三方诉讼”，无论是从合同目的(因为是风险代理合同，所以限制委托人违约损害代理人合法利益)，还是从具体文字表述，其实质意思为，基于系列案件相对人的侵权事实向相对人索赔一事，不允许爱拼公司委托第三方代理，否则构成违约。该合同条款意思很明确，系针对系列案件侵权事实索赔，实际上排除了案由的选择，排斥以任何理由委托第三方代理。对合同条款意思的认定，应该尊重风险代理合同的目的、诚信原则和契约精神，按照合同法规定予以认定。4.爱拼公司委托第三方以不正当竞争案由诉讼，实际上已经使盈科律所代理爱拼公司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起诉其余系列案件成为事实不可能，已与盈科律所获得本案合同利益构成冲突。如上所述，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惯例，在爱拼公司委托第三方以其他案由起诉系列案件的情形下，如果盈科律所代理爱拼公司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起诉其余系列案件，法院或者不予受理，或者依法驳回。因此，已经阻断了盈科律所通过诉讼获得利益的路径，与盈科律所获得本案合同利益构成冲突。即使没有上述具体合同条款约定，爱拼公司亦构成根本性违约。因此，在合同已有明确约定“不得委托第三方诉讼”的情形下，显然，爱拼公司已经构成违约。5.基于上述理由，显然一审判决认定由于案由不同，爱拼公司委托第三方对该系列案提起诉讼和盈科律所获取合同利益没有冲突，不构成违约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已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违反了合同约定、违反了司法界众所周知的常识及惯例。(四)一审法院关于公证文书评判已超出盈科律所诉讼请求范围，系违法行为，应予纠正。公证书虽然系爱拼公司委托盈科律所所为，但公证书及公证书所载明的内容是盈科律所大量工作成果的浓缩，在风险代理的情形下，其权利属于盈科律所，且爱拼公司从未支付对价。但在本案中，盈科律所没有主张此权利的情形下，一审判决对公证书归属和价值予以评判，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应予纠正。三、盈科律所诉讼请求既有充分证据依据，又具有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盈科律所一审起诉状及所提供委托代理合同、短信、微信记录、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说明和证实了盈科律所律师团队为爱拼公司委托的系列案件做了大量繁重而艰苦的工作，一直在为争取案件胜诉不懈努力。然而爱拼公司违反契约精神、违反诚信原则、违反合同条款明确约定，私下与侵权人谈判索赔数亿元且不肯降低赔偿额，随后又擅自委托第三方以不正当竞争为案由提起诉讼，且擅自使用了盈科律所调取和筛选的证据作为主要证据，同时，拒绝对其余696个系列案件提起诉讼。(2018)粤03民终10874号案件二审时，爱拼公司拒绝提供主要证据，在盈科律所对其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临近开庭时，恶意要求盈科律所继续代理，拒绝撤销在北京法院起诉的系列案件，具有明显败诉故意，企图借此逃避违约责任。爱拼公司上述行为不仅违反了委托代理合同条款的明确约定，而且其违约行为是恶意的，其主要目的是盗用盈科律所所取证据，以较小代价另行聘请律师，企图获取更大利益。本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了违约赔偿计算方式，而不是约定违约金。盈科律所和爱拼公司据此约定了赔偿计算方式和数额，盈科律所现以最小的赔偿数额要求赔偿(以2000万元为诉讼标的，实际上因为持续侵权最后诉讼标的约为6.7亿元)。依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违约金可以依据实际损失提高或降低。但约定赔偿计算方式的，应按照合同约定金额予以赔偿。被上诉人爱拼公司辩称：一、爱拼公司已起诉北京学而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学而思公司）侵犯“清华大学毕业生就业统计”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不构成“不起诉专利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2015年5月15日，爱拼公司与盈科律所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盈科律所代理爱拼公司与案外人学而思公司之间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但该合同并未具体约定起诉案件的数量。根据盈科律所建议，爱拼公司已起诉学而思公司侵犯“清华大学毕业生就业统计”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一审案号：（2015）深南法知民初字第2220号、二审案号：（2018）粤03民终10874号]。鉴于爱拼公司已委托盈科律所起诉学而思公司，爱拼公司不构成“不起诉专利侵权行为”。根据该案判决，学而思公司无需向爱拼公司支付任何赔偿。可见，盈科律所制定的诉讼方案无法帮助爱拼公司成功维权。爱拼公司放弃以相同案由提起剩余696个案件属于合理决定。再者，鉴于该案结果不利于爱拼公司，爱拼公司再以相同案由起诉学而思公司注定徒劳无功，进而盈科律所也必然无法获得风险律师费。二、爱拼公司委托第三方以其他案由起诉学而思公司，不属于违约行为。双方代理合同已明确约定代理的案件案由为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鉴于该代理合同属于格式合同，对于该合同第五条第（二）款中“委托第三方诉讼”的理解上应采用有利于爱拼公司的解释，即“委托第三方诉讼”应限定在代理合同所约定的案由，而不能扩大理解为爱拼公司与学而思公司之间的所有案件。盈科律所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爱拼公司委托第三方以其他案由起诉学而思公司会对其代理的案件产生不利影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8）粤03民终10874号案件判决书中并未阐述因为另案提起诉讼而导致本案的败诉。且该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至今没有取得生效判决，进一步表明该案未对（2018）粤03民终10874号案件的承办法官的审判思路产生影响。爱拼公司以其他案由提起诉讼的，系爱拼公司作为纠纷当事人对自己诉权的自主行使，盈科律所无权干涉。三、《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的约定，排除了爱拼公司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主要权利，该条款应属于无效条款。爱拼公司作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当然享有是否诉讼，是否调解、和解、撤诉等诉讼有关的权利。而《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甲方自行诉讼或允许或委托第三方诉讼，或甲方不起诉专利侵权行为或不向乙方出具相关手续的或诉讼过程中撤诉或未经乙方同意单方与对方和解的，则甲方应当按照甲乙双方所约定标的额（2000万元）的30%给付乙方律师费”。该条款属于盈科律所的格式合同条款，该条款明显加重了爱拼公司的诉讼风险，剥夺了爱拼公司作为案件当事人的对案件的自主决定权，且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属无效。四、盈科律所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其所主张的600万元损失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本案中，盈科律所始终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再者，在盈科律所未帮助爱拼公司获得任何补偿的情况下，爱拼公司再向盈科律所支付600万元天价律师费明显有违常理，显失公平。因此，盈科律所所主张的600万元并无事实依据，该损失主张明显过高，不应得到支持。五、盈科律所在合同履行中存在过错。2015年6月3日公证处出具了公证书，根据法律对诉讼时效的规定，盈科律所应在2017年6月3日前提醒爱拼公司提起诉讼。盈科律所于2017年6月12日通知爱拼公司案件时效即将过期，事实上诉讼时效已于2017年6月3日届满。盈科律所也未提供相关的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据。自2015年6月3日公证后长达两年，盈科律所未就剩余案件的诉讼提出任何建议和方案，未准备剩余案件的起诉材料，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中断诉讼时效，存在重大失职。在诉讼过程中，对爱拼公司要求盈科律所解答案件诉讼情况的信息、邮件，盈科律所置之不理。盈科律所在代理过程中曾作出胜诉的承诺，导致爱拼公司对案件结果有错误的预判。盈科律所的上述行为均已违反双方之间代理合同约定。最后，爱拼公司的诉讼主张在一审、二审中并未获得法院支持。可见盈科律所制定的诉讼策略、诉讼方案不能达到爱拼公司预期结果。盈科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盈科律所与爱拼公司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2.判令爱拼公司赔偿盈科律所6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爱拼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5日，盈科律所、爱拼公司签订编号为【2015】盈深圳民字第1292号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爱拼公司委托盈科律所代理其与案外人学而思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民事诉讼“一案”，盈科律所指派王英辉作为“系列案”一审、二审及执行程序的代理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合同第五条约定，律师费实行风险代理，双方确定侵权案件的标的为2000万元，盈科律所不收取基础律师费，爱拼公司按取得的实际赔偿款减去合同第六条的费用（即诉讼费、公证费、差旅费以及第三方收取的费用等费用由盈科律所负担）后余额的50%支付律师服务费，但不得超过上述约定标的额的30%（即600万元），该条第（二）项约定“甲方（即爱拼公司）自行诉讼或允许或委托第三方诉讼，或甲方不起诉专利侵权行为或不向乙方（即盈科律所）出具相关手续的或诉讼过程中撤诉或未经乙方同意单方与对方和解的，则甲方应当按照甲乙双方所约定标的额（2000万元）的30%给付乙方律师费”。2015年6月3日，深圳市公证处做出（2015）深证字第98361、98358号等系列公证书，对网页内容进行公证，公证书载明爱拼公司在该次公证中的委托代理人为梅林、林晓艺，爱拼公司确认梅林系盈科律所的实习律师，林晓艺是爱拼公司员工。后王英辉作为爱拼公司的代理人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案外人学而思公司、案外人北京市海淀区学而思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学而思培训学校）提起诉讼，案号为（2015）深南法知民初字第2220号，案由为侵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请求该案两被告赔偿967635元及律师费5万元。该院于2017年12月30日做出（2015）深南法知民初字第22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案外人学而思公司构成侵权，判令案外人学而思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爱拼公司21000元及合理开支1万元。后该案两被告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英辉作为本案爱拼公司的代理人参加诉讼，2018年8月2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粤03民终10874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认为“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是指文学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造成果。……上诉人爱拼公司（即本案被告）主张保护的涉案图表是利用公有领域内的制图工具制作的线状图、柱状图，属于通用表格；在涉案图表中出现的专业分类、年限的区分，亦属于通用的表述，即使上诉人爱拼公司略加变化，均不具有独创性。在涉案图表中体现的数字节点虽然是人脑劳动的结果，但其不能体现上诉人爱拼公司对原始大数据的自主选择、加工、取舍等行为，是上诉人通过既定公式得到的结果，是机械性的智力成果，不能反应其主张的独特性的数据采集方式、运算过程，不具有创造性。涉案图表反映的是上诉人爱拼公司设定好的数据，没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亦未创造新的图表表现方式，因此，涉案图表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作品，不能使用著作权法进行保护”。一审法院另查，双方均提交王英辉与爱拼公司员工微信聊天记录若干，盈科律所提交的微信记录中显示，王英辉2017年6月16日催促爱拼公司就“剩余的案子”起诉，并告知之前就网页进行公证取得的证据将超过两年诉讼时效，需尽快起诉，并提出起诉时可将诉讼标的降低以减少诉讼费支出，爱拼公司数位员工先后对（2015）深南法知民初字第2220号案件的终审能否胜诉表达疑惑，并提出王英辉在2017年6月12日发送邮件提出做进一步行动时，公证取得的证据已经过期，并明确表达对于起诉剩余700余宗案件有异议。根据（2018）粤03民终10874号案件开庭笔录，本案爱拼公司在（2015）深南法知民初字第2220号案件及（2018）粤03民终1087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外人学而思公司、案外人学而思培训学校不正当竞争，案号为（2017）京0108民初51904号。在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王英辉表示（2017）京0108民初51904号案件的受理会实际影响（2018）粤03民终10874号案件的审判结果，并要求爱拼公司提供该案件的相应信息。庭审中，盈科律所主张（2017）京0108民初51904号案件与本案委托合同中约定由盈科律所代理的纠纷实际上是相同当事人基于同一事实、按照不同案由提起的诉讼，因该纠纷属于大数据侵权，属国内首宗大数据侵权案件，爱拼公司在北京就同一事实提起另案诉讼会导致（2018）粤03民终10874号案件败诉。爱拼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主张因同类侵权行为而发生的诉讼在国内并非首例，且已有判例已知该类纠纷不适宜按著作权侵权纠纷提起诉讼，盈科律所因自身专业能力不足以错误案由起诉导致爱拼公司于（2018）粤03民终10874号案件中最终败诉。一审法院再查，双方确认（2015）深南法知民初字第2220号案件所诉的事实仅系爱拼公司与案外人学而思公司、案外人学而思培训学校侵权纠纷的部分事实。盈科律所主张对于剩余侵权事实还应通过696宗案件予以诉讼解决，爱拼公司主张可以于一个案件中处理，分批处理系盈科律所提出的诉讼策略。盈科律所提交王英辉与爱拼公司数位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律师曾多次提醒爱拼公司证据所能证明之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即将届满，但爱拼公司在代理律师自愿垫付律师费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就剩余696宗案件提起诉讼，属于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二）项约定的“甲方不起诉”的情形，构成违约，爱拼公司应该支付盈科律所律师费600万元。爱拼公司则主张没有代理律师自愿垫付诉讼费的情况，且其所谓对诉讼时效届满的提醒系为弥补盈科律所工作失误，在（2015）深南法知民初字第2220号案件终审判决结果不明朗的情况下，爱拼公司不就剩余案件提起诉讼是合理决定，且爱拼公司已经起诉了（2015）深南法知民初字第2220号案件，即不属于合同约定的“甲方不起诉”的情形。庭审中，盈科律所对于未就全部侵权事实一并提起诉讼作出以下解释：第一，该诉讼涉及到大数据侵权属全国首例，判决结果有不确定性；第二，一并起诉的诉讼费高达100多万元，诉讼策略上采取先起诉一个投石问路的方式。爱拼公司就（2015）深南法知民初字第2220号及（2018）粤03民终10874号两案支付盈科律所律师费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盈科律所、爱拼公司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均应依合同履行。庭审中，爱拼公司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盈科律所请求解除该《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该院予以支持。根据该院查明事实，委托代理合同中爱拼公司委托盈科律所代理其与案外人学而思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盈科律所指派律师代理了（2015）深南法知民初字第2220号案件及该案二审（2018）粤03民终10874号案件，除该案件外，有696宗案件未提起诉讼，以及爱拼公司在北京法院另行起诉案外人学而思公司、案外人学而思培训学校反不正当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爱拼公司就该批696宗案件不提起诉讼是否属于本案委托合同第五条第（二）项约定之“甲方不起诉专利侵权行为”；以及爱拼公司另案起诉是否属于该款项约定之“甲方自行起诉或允许或委托第三方诉讼”之情形。合同内容的理解需基于合同的性质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系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的订立目的系维护与实现委托人即爱拼公司与案外人纠纷中的权益，代理人不得损害该权益而获取代理合同之收益属解释委托代理合同应遵循的当然原则。首先，对于爱拼公司未就剩余696宗案件提起诉讼，根据风险代理合同履行之惯例，本案委托合同所约定之“甲方不起诉”应为确保爱拼公司会就所委托之纠纷提起诉讼，从而保障通过诉讼实现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条件，即该约定实际应理解为爱拼公司必须通过诉讼方式向纠纷相对方主张权利。本案爱拼公司已提起（2015）深南法知民初字第2220号案件，不构成未以诉讼方式主张权利，且（2018）粤03民终10874号民事判决确定了爱拼公司无法以所诉案由成功维权，根据双方合意之“投石问路”的诉讼策略，爱拼公司理当放弃对剩余案件的起诉，爱拼公司未就剩余696宗案件提起诉讼系其做出之合理决定，如因此认定爱拼公司属于“不起诉”情形，属损害委托人权益而实现代理人获取代理费的权益，不仅违反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目的而且诉讼代理人最终亦无法取得代理费。其次，对于爱拼公司另案起诉同一纠纷相对方，本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盈科律所代理爱拼公司与该相对方“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合同约定之盈科律所代理费的获取应系以该案由诉讼的结果为实现条件，因而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中“甲方自行起诉或允许或委托第三方诉讼”也应限于合同约定之案由，以其他案由提起诉讼的，应与盈科律所获取合同利益没有冲突，系爱拼公司作为纠纷当事人对自己诉权的自主行使，盈科律所无权干涉。本案爱拼公司在北京另案以与委托合同不同之案由起诉同一纠纷相对方，不构成对本案委托合同的违约，而系其在纠纷具有司法实践领域具有前沿性的情况下为提高维权成功几率而做出的合理选择，盈科律所以此主张爱拼公司违约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盈科律所主张爱拼公司所另行起诉之不正当竞争案件造成（2018）粤03民终10874号案件承办法官改变审判思路与审判结果，该主张不仅与（2018）粤03民终10874号民事判决所载明内容相违背，亦与司法审判之法定原则相悖。最后，关于爱拼公司另案起诉同一纠纷当事人不正当竞争纠纷中有无使用盈科律所协助取得的系列公证文件。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盈科律所所代理之纠纷诉讼，进行公证取证是合同成立时盈科律所可以预见之工作内容，双方并未约定爱拼公司应就此另行支付盈科律所报酬而仅约定公证费用由爱拼公司支付，因而依据合同盈科律所该部分工作应包含在风险代理收费范畴内，现在（2018）粤03民终10874号案件败诉即合同约定盈科律所取得风险代理收费条件不成就的情况下，爱拼公司已支付盈科律所律师费5万元，该费用应视为根据公平原则对盈科律所所进行的代理工作包含协助公证的补偿，该补偿价格合理，该院依法确认。鉴于双方并未就系列公证书的使用进行约定，爱拼公司作为公证申请人支付了全部公证费，系公证书的所有权人，可依法自主支配公证书，包括是否于另案中作为证据予以使用。由上，盈科律所主张爱拼公司构成违约并赔偿盈科律所600万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盈科律所与爱拼公司于2015年5月15日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二、驳回盈科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盈科律所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所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盈科律所当庭提交了两份新证据：证据1，爱拼公司在北京起诉案外人学而思公司、学而思培训学校的一审判决和附件。拟证明该案法官后语“本案是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和数据库保护在司法实践中的反映。在我国尚未给数据库保护以专门的立法，在社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形势下，在对独创性的认定上采取比较宽松的条件将有利于我国信息产业尤其是数据库产业的发展，也没有超过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的表述，说明本案是特别的，是关于大数据的案件。证据2，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集的爱拼公司起诉学而思公司的案件。拟证明爱拼公司另案起诉学而思公司的案件或者已经和解、调解了，或者一审还没有判决，爱拼公司有无拿到赔偿还属未知。爱拼公司认为证据1盈科律所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交，不符合新证据的规定，二审法院应不予采纳。该证据中的图表是属于电子证据，没有进行相关的公证，无法证明图表的来源。关于法官后语的表述，到底是针对哪个具体案件，哪个法官作出的，是基于什么理由作出这样的表述，也与本案没有关系。本案属于代理合同纠纷，不属于数据库的保护纠纷。爱拼公司认为证据2与本案无关，爱拼公司与学而思公司在北京的案件尚未作出一审判决。盈科律所在二审代理词中主张该律所自2015年5月15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之日起至2015年11月末向法院起诉，6人律师团队共计持续工作6个月，按每天工作4小时以及广东省规定的律师按时收费的标准，总计律师费为528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是，爱拼公司是否应依据双方约定向盈科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600万元。爱拼公司与盈科律所签订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盈科律所代理爱拼公司的诉讼事务，并实行风险收费。双方约定的代理事务和律师服务费的计付标准及条件，符合法律规定，该约定合法有效。该合同第五条第（二）项约定：“甲方（即爱拼公司）自行诉讼或允许或委托第三方诉讼，或甲方不起诉专利侵权行为或不向乙方（即盈科律所）出具相关手续的或诉讼过程中撤诉或未经乙方同意单方与对方和解的，则甲方应当按照甲乙双方所约定标的额（2000万元）的30%给付乙方律师费”。该条款是对爱拼公司解除代理的限制，也是对爱拼公司在相关民事案件中行使诉讼权利的限制。对于该条款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属于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此，爱拼公司和盈科律所对该合同均享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任意解除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当事人是否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进行限制或放弃，现行法律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在有偿委托合同，特别是风险代理合同中，以约定的方式对委托人任意解除权进行适当限制，可以防范诚信危机，有效平衡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合同利益，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应认定为有效民事行为。同时，民事诉讼权利作为一项民事权利，权利人可以依法行使也可以放弃，可以自行行使也可以授予行使；权利人选择授予行使（代理诉讼）后，仍有权自行决定行使或放弃其民事实体权利。律师事务所通过与委托人签订诉讼代理合同，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代为行使委托人的调解、撤诉、接受或放弃诉讼请求等诉讼权利，以实现委托人的诉讼目的，维护其民事权益。律师事务所为保障自身利益，对委托人处分其诉讼权利可能造成律师事务所合法利益受损的，也可以预先约定委托人的责任承担方式。但是，无论是对当事人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限制，还是对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限制，都应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在民事诉讼代理中，律师事务所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过度限制委托人自行行使诉讼权利、加重委托人的诉讼风险，有违律师诉讼代理制度设置的目的，不利于民事诉讼活动有序开展，不利于社会纠纷矛盾的多元化解。本案中，盈科律所与爱拼公司在案涉合同第五条第（二）项约定，爱拼公司自行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是：应当按照双方所约定标的额（2000万元）的30%给付律师费，该金额是爱拼公司在委托盈科律所代理的诉讼案件如愿胜诉且执行到位的情况下，所应支付给盈科律所的律师服务费的最高数额。该约定虽然是爱拼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其内容极大限制了爱拼公司自主行使诉讼权利，从而影响爱拼公司根据民事诉讼法赋予的诉讼权利处置其民事实体权利，对案件纠纷的多元解决形成障碍，对民事诉讼秩序容易造成妨害，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约定应认定为无效。二审期间，爱拼公司主张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为格式合同，但从该条款的内容看，有关违约责任后果是与双方约定的代理标的相关联，不能认定是盈科律所为重复适用而预先设定，且无证据显示该条款内容未与爱拼公司协商，故本院对爱拼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约定盈科律所接受爱拼公司的委托，代理“系列案”一审、二审和执行法律程序；第五条第（一）项双方确定侵权案件的标的为2000万元。双方在本案诉讼中确认，涉及爱拼公司所主张的侵权案件总数是697件。据此，可以认定爱拼公司委托盈科律所进行诉讼的案件数为697件。现爱拼公司出具材料委托盈科律所进行诉讼的仅有一件，且盈科律所曾提议爱拼公司起诉另外的696件案，但爱拼公司没有予以采纳。因此，爱拼公司不起诉其余相关案件的事实客观存在。但是，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双方确定的诉讼策略是先起诉一宗案件进行“投石问路”。先起诉一宗案件不排除有减少诉讼费支出的考虑，但顾名思义，“投石问路”是根据一宗案件的成败来决定其余案件是否继续提起诉讼，从控制诉讼风险看，该策略符合常情常理，且双方均已接受。因此，在作为“投石问路”的案件一审还没有作出判决的情况下，爱拼公司对诉讼胜败无法作出判断，故其不接受盈科律所提出的提起其他侵权案件之诉是符合双方确定的诉讼策略的，在该案二审作出驳回爱拼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后，爱拼公司不再提起其他诉讼是依据双方确定的诉讼策略作出的合理选择。因此，爱拼公司不起诉其他案件，不应认定是违反双方约定的“不起诉”行为。双方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事务是爱拼公司针对特定对象的侵权行为而进行诉讼维权，虽然该合同引言部分有“甲方因与北京学而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民事诉讼一案，根据……决定委托乙方代理案件，乙方愿意为甲方代理该案件”的表述，但是结合合同整体内容和合同的目的，不应将委托的事项理解为仅限于某一诉由的诉讼，正如不能因该引言中有“一案”一词，而就此确定委托代理的是一宗案件而不是697宗系列案件一样。根据委托代理的诉讼事项，如果爱拼公司认为需要改变诉讼中权利主张的法律适用选择，应当与盈科律所进行必要的沟通商量，因为双方约定的是以诉讼胜败诉结果为基础的诉讼风险代理，诉讼策略的选择与盈科律所的利益紧密相关。在作为“投石问路”案件一审诉讼还未终结的情况下，爱拼公司就相同的侵权事实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在异地提起诉讼，且没有及时告知盈科律所，也没有明确是否以两种诉由在两地法院就全部纠纷分别委托律师事务所同时进行诉讼，该行为有违诚实信用的民事行为规则，损害了盈科律所的合同利益，应认定为属于案涉合同第五条第（二）项约定的“委托第三方诉讼”情形。鉴于案涉合同第五条第（二）项的约定无效，结合爱拼公司没有提供材料委托盈科律所提起另外696宗案件的诉讼、案涉合同实际已不再履行的事实，本院认定爱拼公司另行委托第三方诉讼的行为，属于单方解除委托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爱拼公司应当赔偿其单方解除合同给盈科律所造成的损失。盈科律所二审认为其损失为528万元，但没有提供双方认可的律师实际花费的工作时间的依据，故本院对其主张的损失数额不予采信。本院参照《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并结合双方约定实行风险代理且相关诉讼二审被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的实际情况，酌定爱拼公司应向盈科律所赔偿30万元损失，扣除其已付的5万元律师费，尚应支付25万元。综上所述，盈科律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41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41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广州爱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支付损失赔偿款25万元；四、驳回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广州爱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为53800元，均由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负担51558元，广州爱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24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志  坚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姚晓静（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