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13民终12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波，男，197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勋昌，男，196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吉德，男，196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涛，湖北美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吴磊，男，198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随县。原审第三人：沈强，男，196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曾都区。上诉人赵波因与被上诉人鲁勋昌、张吉德及原审第三人吴磊、沈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20）鄂1303民初13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赵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20）鄂1303民初137号民事裁定，并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与理由：1.原审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关于本案“可能涉嫌‘套路贷’诈骗犯罪”的认定，是以猜测、怀疑的态度认定的。因无证据证明，原审法院并没有作出肯定性判断。本案所涉民间借贷是一起正常的民事经济纠纷，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有充分证据证明。因此，本案是否涉及“套路贷”诈骗犯罪，将直接影响本案的性质认定以及责任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第2项规定：“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发现案件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原审法院没有依照上述《处理意见》的规定中止审理，移送案件，而且径直裁定驳回起诉，使上诉人只能通过上诉来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不仅加重了上诉人的诉讼负担，而且还浪费了司法资源，显属程序违法。2.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钱款客观、真实，基础借贷法律关系清晰明了。在本案涉及案外人鲁勋章的借贷中，当事人有签订《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协议书》确认，在签订借款合同的次日，第三人吴磊便将借款全部支付至案外人鲁勋章指定的银行账户，案外人鲁勋章还分多次向第三人吴磊偿还了借期内的借款利息。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未否认该次借款及担保的真实性，因此案外人鲁勋章向第三人吴磊借款并由二被上诉人提供担保的事实客观、真实，基础借贷、担保关系清晰明了。本案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出借钱款，就是源于案外人鲁勋章在上述借贷中，因失踪未清偿第三人吴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二被上诉人作为保证人为了清偿连带保证责任，又因资金周转困难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签订的《担保保证借款合同》约定合同内容自三方签字捺印生效，上诉人也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向指定银行账户支付了借款，被上诉人张吉德也收到了转款凭证，按照《合同法》规定，借贷关系自借款进入指定账户起生效。因此，本案民间借贷的借款原因、资金流向一清二楚，不存在任何“猫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内容是由二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吴磊、沈强共同协商确定，当场由第三人吴磊填写、二被上诉人签字捺印确认的，而且二被上诉人还自行填写了身份信息，并在合同落款处约定“任何责任各承担50%”。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只是称合同内容不是由其本人填写，但通过上诉人的提问，被上诉人是认可协议内容的，其回答称“协议清楚”、“同意指定打到吴磊账户”、“微信收到转款凭证”等，以上行为及被上诉人的主观意思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对合同内容是知晓并认可的，印证了二被上诉人签订《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3.本案不涉及“套路贷”诈骗犯罪，约定的利息标准没有超过法律最高限额规定。在案外人鲁勋章与第三人吴磊的借款中，吴磊在与二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时，同意将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月30日的借款月利率由3%降至2%，还放弃了违约金。在2019年2月1日，第三人吴磊与被上诉人协商还款事宜时，第三人吴磊主动放弃了部分借款利息（500万借款放弃了10万元违约金及36000元利息；700万借款放弃了20万违约金及165000元利息），而且在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时，并没有延续月利率3%的利息标准，而是约定月利率为2%。这一系列降息减息行为与“套路贷”的犯罪手法和犯罪目的决然有别，善意行为明显。除此以外，虽然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借款是经由第三人沈强牵线，但上诉人与第三人吴磊、沈强之间并无任何业务往来和关联交易，而且在借款之前，上诉人和二被上诉人都是熟人，上诉人是基于信任二被上诉人有能力偿还借款本息才决定出借钱款的。第三人吴磊称当时他们去名典咖啡9号厅会商是受到被上诉人鲁勋昌的邀约，地点、时间均是被上诉人鲁勋昌预订并告诉第三人的，而且指定收款账户为吴磊是由被上诉人张吉德主动提出的，被上诉人张吉德认为接近年底了大家都忙，避免转来转去麻烦。如若二被上诉人在2019年2月1日签订了《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后，认为上诉人及第三人是以威胁方式强迫其签订的，按照常理，被上诉人理应向公安机关报案，但被上诉人在签订借款合同后并未有任何救济行为，反而指令上诉人向第三人吴磊转账用于清偿自己的债务，并认可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借款保证关系解除，二被上诉人的行为与其在一审中的答辩完全不符。本案借款合同的签订行为及转账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套路贷”的认定，原审裁定认为本案涉嫌“套路贷”诈骗等犯罪，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鲁勋昌、张吉德辩称，1.一审调查事实清楚，程序正当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本案答辩人与上诉人素不相识，从未向上诉人借过钱，双方之间也无任何经济往来。真实的案件情况是：沈强以吴磊名义放高利贷给案外人鲁勋章，答辩人曾经为鲁勋章的高利贷担保过。2019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晚上沈强、吴磊伙同程明卫等人，采取威胁方式让答辩人来到名典咖啡后，胁迫答辩人如果不代为还本付息（年利率36%且计算复息），从农历腊月二十八开始几个人去答辩人家里“喝茶”、“打牌”、“陪答辩人家人过年”等等骚扰威胁答辩人，为了能尽快摆脱沈强、吴磊及程明卫等人的控制，让家人过上一个安稳年，答辩人被迫在当晚23点左右在他们早就准备好的主要合同为填充式的空白制式《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上签字按印，签完之后才让答辩人离开，整个过程中上诉人赵波并没有在场，答辩人也不知道沈强和吴磊会安排谁作为借款人借钱。因此，上诉人诉称的借款法律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的“转单平账”手法与《意见》中关于“套路贷”常见犯罪手法第4种手段有相似之处，即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当被害人无力偿还时，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安排其所属公司或者指定的关联公司、关联人员为被害人偿还“借款”，继而与被害人签订金额更大的虚高“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通过这种“转单平账”“以贷还贷”的方式不断垒高“债务”。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对原告经济能力等进行了询问，原告述称“自已有开发公司和建筑装饰公司、借款资金来源于自己的存款”，但却提供不出证据证明资金来源和交易流水明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正确的。2.上诉人等人已涉嫌刑事犯罪，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1）上诉人等人已涉嫌虚假诉讼罪。上诉人口口声声说自己“与第三人吴磊、沈强之间并无任何业务往来和关联交易”，“与答辩人之间系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但实际情况却是一审诉讼完全是吴磊、沈强主导，由吴磊去法院起诉立案及申请财产保全，甚至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送达回执等文书均由吴磊签署（详见一审案卷中的送达回证等文书）。沈强、吴磊伙同程明卫等人胁迫答辩人签订空白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之后赵波在这两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中“甲方（出借人）”一栏署上自己名字，填写自己身份证号信息，并在合同最后签名，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三人试图以虚假诉讼的方式让答辩人偿还虚构的借款，以达到其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罪，且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可见，上诉人等人已涉嫌虚假诉讼罪。综上所述，本案上诉人系虚假诉讼，上诉人的行为已涉嫌犯罪，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请依法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时，本案涉及刑事犯罪，请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2）上诉人等人还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犯罪行为。根据本案《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形成过程及上诉人提供的专门用于放高利贷的制式合同文书可以看出，上诉人及沈强、吴磊、程明卫等人多次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放高利贷，且数额巨大，并且采取暴力、威胁的手段索要债务，从他们对答辩人实施威胁、强迫答辩人签字虚构数额高达上千万的债权债务关系，索取巨额财物，其行为已涉嫌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上诉人等人的行为明显已涉嫌犯罪，法院应当根据该规定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综上所述，本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赵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鲁勋昌、张吉德偿还其借款本金壹仟零伍拾陆万元整（10560000.00元），并按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9年2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计付利息。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鲁勋昌、张吉德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基于鲁勋昌、张吉德为案外人担保的另一个民间借贷关系，虽然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和陈述中可知“被告鲁勋昌、张吉德为第三人吴磊与鲁勋章（案外人）借款合同担保，鲁勋章（案外人）未还清借款且失踪，第三人吴磊向担保人鲁勋昌、张吉德主张权利并签订协议，由二被告于2019年元月30日前偿还本息共计1056万元。二被告到期未还款”等事实，但在案外人鲁勋章未到庭的情况下，无法查清原基础借贷关系的真实性。本案鲁勋昌、张吉德在《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格式合同上签字按手印，吴磊填写格式合同中借款金额、指定账户、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违约责任等空白处，沈强次日将该合同送到赵波办公室签字，赵波向吴磊账户转账人民币壹仟零伍拾陆万元整，吴磊未将此款转账给鲁勋昌、张吉德。就本案借贷关系中的借贷合同签订行为及转账行为来看，难以认定该借贷合同系借贷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加之本案中赵波与吴磊、沈强之间是何关系，吴磊收款后钱款流向何处，无法查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本案中的“转单平账”手法与《意见》中关于“套路贷”常见犯罪手法第4种手段有相似之处，即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当被害人无力偿还时，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安排其所属公司或者指定的关联公司、关联人员为被害人偿还“借款”，继而与被害人签订金额更大的虚高“借贷”协议或相关协议，通过这种“转单平账”“以贷还贷”的方式不断垒高“债务”。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审理中，对赵波经济能力等进行了询问，赵波述称“自己有开发公司和建筑装饰公司、借款资金来源于自己的存款”，但不愿提供证据证明资金来源。综合本案事实和证据，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本案可能涉嫌“套路贷”诈骗等犯罪，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赵波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涉嫌犯罪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赵波的起诉。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套路贷”与平等主体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而形成的民事借贷关系存在本质区别，民间借贷的出借人是为了到期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收回本金并获取利息，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不会在签订、履行借贷协议过程中实施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行为。“套路贷”基于民间借贷，但从一开始就具有诈骗性质，并伴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本案中，赵波基于其与鲁勋昌、张吉德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诉请鲁勋昌、张吉德偿还借款，并提供了相关转账记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起诉条件。鲁勋昌、张吉德虽辩称其是受胁迫在填充式的空白制式《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上签字按印，并不知道吴磊等人会安排何人作为借款人借款，但本院认为，为保护交易的稳定性和便捷性，签订合同时，合同主体应尽审慎注意义务，应对自己的签章行为负责。鲁勋昌、张吉德称受胁迫签订空白制式合同，但后既没有诉请撤销合同，现又无公安机关对本案当事人侦查的相关证据，故鲁勋昌、张吉德关于“套路贷”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20）鄂1303民初137号民事裁定；二、指令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琼审判员 汪 莉审判员 熊 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庞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