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闽01行终58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严孙勇，男，汉族，1974年8月3日出生，住福州市仓山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孙斌丽，女，汉族，1988年1月18日出生，住福州市仓山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城**。 法定代表人廖青，镇长。 委托代理人游江伟，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住所地福州市仓山区下藤路十锦小区**楼/div> 法定代表人林烽，局长。 一审第三人严章禄，男，汉族，1960年10月23日出生，住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代理人张燕玉、陈煌，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严孙勇、孙斌丽因诉被上诉人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门镇政府）行政强制、被上诉人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仓山房管局）征收补偿安置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2行初12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被告城门镇政府主体是否适格。涉案房屋在福州市××会展中心片区水系综合治理工程（马杭洲河二期）项目征收范围内，征收单位为仓山房管局，被告城门镇政府否认参与拆迁行为，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城门镇政府系实施拆迁的主体。因此，不能认定被告城门镇政府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城门镇政府拆迁行为违法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2、本案是否属重复起诉。原告于2019年8月27日起诉被告城门镇政府强拆行为违法，案号为（2019）闽0102行初386号，后将被告变更为仓山房管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构成重复起诉的条件是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本案的当事人与（2019）闽0102行初386号的当事人不同，被告城门镇政府认为构成重复起诉的辩称，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3、原告与严章禄等人于2019年是否存在租赁关系。原告与严章禄等人合同约定租赁期间于2014年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2016年至2018年12月底期间，原告虽未与严章禄等人签订租赁合同，但有交付租金，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关系。原告在2019年既未与严章禄等人签订租赁合同，也未交付租金，严章禄也称2019年并未向原告租赁上述场所，因此，原告认为其系承租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规定，被告仓山房管局仅与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拆迁补偿合同，原告既不是承租人也不是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原告要求被告仓山房管局为其确定搬迁补偿数额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要求第三人严章禄返还搬迁补偿款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审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严孙勇、孙斌丽的起诉。 上诉人严孙勇、孙斌丽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1、撤销一审行政裁定，并受理本案;2、城门镇政府行政强制行为违法(即城门镇政府于2019年6月30日针对上诉人经营场所“保护性拆除”强制行政行为过程中抢夺、破坏公私财产的行为违法);3、判令仓山房管局对上诉人依法所得的搬迁补偿项目及数额给予确定，并依法依规足额补偿给上诉人;4、本案诉讼及其它他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如下：一审裁定事实认定不清、法律依据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场所在《马杭洲二期》项目征收范围内，征收单位为仓山房管局，城门镇政府否认参与拆迁行为，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城门镇政府系实施拆迁的主体。”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以上认定事实不清:首先，本案的焦点是城门镇政府对上诉人的私有财产抢夺、蓄意破坏行为违法，上诉人的私有财产权益遭受侵害，不是单纯的房屋征收行为，当然仓山房管局也有相应的责任;上诉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城门镇政府是适格被告主体，在本案《证据清单》中证据2证明城门镇政府适格被告主体，2019年6月30日上诉人报警后由城门镇政府提供一份证据2第2-3页《马杭洲河二期项目保护性拆除实施方案》（以下称《方案》）文件给福州市公安局城门派出所，《方案》里面明确记载“保护性拆除”主要领导成员几乎是城门镇骨干领导班子包括:城门镇党组书记翁强、城门镇党组副书记兼镇长廖清、现场总指挥城门镇党委副书记林华峰等，由证据2《方案》可见“保护性拆除”是上级授权城门镇政府具体实施其他部门配合行政行动，《方案》并未授权城门镇政府抢夺、破坏上诉人私有财产，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城门镇政府擅自对上诉人的私有财产进行蓄意抢夺和破坏(证据5现场照片可证明上诉人财产被城门镇政府抢夺、破坏过程)，城门镇政府应对其擅自行动负责。还有证据2第22页福州市公安局城门派出所民警易泽荣、陈刚的“不予调查处理审批报告”中道：“……经查……城门分部于2019年6月30日实施的马杭洲河二期项目保护性拆除方案中规定，该网吧处于保护性拆除实施对象。”也证明了城门镇政府参与并主导了“保护性拆除”行动。二、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本案房屋出租方第三人严章禄2018年12月底之前存在租赁关系，2019年没有缴交租金，原告认为其系承租人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2019年1月以后上诉人和严章禄没有存在租赁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2018年7月19日《马杭洲二期》项目征收公告后时间长达近半年出租方还在收取上诉人的房租，2019年1月至6月30日(房屋被拆除日期)出租方严章禄自行放弃收缴房租，2019年6月17日出租方领到拆迁补偿款(承租方当时不知情，直到后来维权才得知)，出租方至今没有按合同约定提前1个月书面通知承租方即上诉人搬离。由于出租方没有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书面通知承租方搬离停止合同，承租方一直认为房屋租赁合同一直有效，2019年1月到6月没有收取房租不代表租赁合同终止，因为以往也有出现过好几个月一起缴交情况或者是出租方为了弥补承租方的损失而为之，没有收取房租和租赁合同终止没有直接因果、必然关系，再说上诉人对房屋业主严章禄与征收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上诉人认为在没有收到书面通知的情况下与严章禄的房屋租赁合同一直有效，租赁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即使房屋的所有权发生变更或被征收也不影响租赁合同的继续履行生效(注:此前出租人严章禄房屋征收谈判跟拆迁办已经谈了两三年)。一审法院对2018年12月之前认定上诉人和严章禄租赁合同有效存在事实上租赁关系，却否定2019年1月以后上诉人和严章禄不存在租赁关系，认定前后逻辑矛盾、法律依据标准不一，而事实是承租权一直有效，租赁关系一直存在。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既不是承租人又不是涉案房屋所有人，原告要求被告仓山房管局为其确定搬迁补偿数额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严章禄存在租赁关系，在房屋租赁合同条款里上诉人没有放弃承租人的拆迁补偿、补助的权益，作为房屋征收部门仓山房管局具有法定职责给上诉人裁定补偿项目及份额。一审法院错误地否定上诉人的承租权，因出租方严章禄被征收的房屋是无产权房，严章禄依靠经营近20年的合法营业执照作为其房屋是经营性店面的依据，有的这个依据严章禄才能从拆迁办获得高额经营性店面的补偿，仅经营性损失补偿就3百多万。上诉人没有放弃承租人的拆迁补偿、补助的征收权益并因此依法享有企业搬迁补偿、补助的权益，房屋征收部门具有给上诉人裁定补偿项目及份额的法定职责。上诉人有权获得企业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助、补偿，就因为上诉人有权得到作为承租人身份可以得到企业搬迁补助、补偿，所以负责房屋征收协助工作的驻村干部林华峰在2019年6月28日前后还与上诉人在协商补偿款事宜。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及法律依据有误，结论不成立。 被上诉人城门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事实和理由：本案不存在可供审查的行政行为，更不存在行政争议，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一、上诉人诉称其位于福州市仓山区××镇××村××街××号的案涉房屋，被列入福州市××会展中心片区水系综合治理工程（马杭洲河二期）项目征收范围内，属无产权房。经严章禄等44户具结并经村镇认定小组认定并经公示无异议等程序确认，案涉房屋属严章禄等44户所有。在征收协商签约期内，严章禄等44户与房屋征收部门仓山房管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后严章禄等44户亦依约于2019年5月11日上午将案涉房屋自行腾空，经封房验收小组现场查验合格同意封房，并签订了《搬迁顺序号码单》。2019年5月29日，严章禄等44户与仓山房管局、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合同号:ＭＨＺＡ1027201）。2019年6月14日，严章禄等44户签署了《领款单》，再次明确其案涉房屋均已腾空，剩余物品均为遗弃物，征收补偿款到位，并将该案涉房屋移交给工程队拆除，并同时领取了征收补偿款28930712元。从上述事实可知，案涉房屋并非被“强制”拆除，而是由严章禄等44户与房屋征收部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签订相应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之后，依照协议约定主动搬离被征收房屋并交由有关单位接管后才被拆除。这种房屋拆除行为显然不带有单方性、强制性等行政强制行为的特征，而是行政机关对已完成征收补偿程序的房屋进行的处分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范畴，故事实上本案不存在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不存在可供审查的行政行为，其所提起的诉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受理条件，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二、上诉人与案涉房屋及其拆除行为、征收补偿事宜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具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案涉房屋被拆除时其仍为案涉房屋的合法承租人。并且，在一审过程中，严章禄已确认表明自2019年后未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也未向上诉人出租案涉房屋，而上诉人也在庭审过程及上诉状中亦确认在其之后并未缴交过租金。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之规定，上诉人既非案涉房屋的承租人也非其所有权人，故上诉人以其为案涉房屋的承租人而提起本案之诉，于事实、法律无据，上诉人与案涉房屋及其拆除行为、征收补偿事宜亦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认为其为案涉房屋的承租人并可据此获得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其实质上系上诉人与严章禄等44人就案涉房屋的安置补偿问题所产生的民事争议，应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与严章禄等44人解决纠纷，其不属于行政争议，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的“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应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三、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中，答辩人并未实施也未组织实施上诉人诉称的“强制拆除”行为，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答辩人组织实施了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且本案亦不存在任何“强制拆除”之行政行为（具体见第一点答辩意见）。更何况，上诉人已经于2020年5月27日在（2019）闽0102行初386号行政强制案件中撤回对答辩人的起诉，以其行为明确并认可了答辩人并非适格被告这一事实。为此，上诉人坚持认为答辩人为本案适格被告，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四、上诉人的第一项诉请构成重复起诉，且存在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之情形。上诉人严孙勇曾于2019年8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2019）闽0102行初386号行政强制纠纷一案，该案中上诉人严孙勇诉请判令答辩人于2019年6月30日对城门镇下洋村商业楼二层北面一半的店面承租方的经营场所进行强拆的行政行为违法。而本案中，经过一审法院释明，上诉人已变更诉请为“城门镇政府于2019年6月30日强制拆除原告所经营的仓山区天羽网吧场的行政行为违法”。因此，本案及（2019）闽0102行初386号案件所提出的该项诉请实质上是相同的，且在本案作出一审裁定前，（2019）闽0102行初386号案件的被告仍为城门镇政府，并未变更为仓山房管局，其已构成重复起诉，理应裁定驳回其起诉。而后，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日才作出（2019）闽0102行初386号《行政裁定书》，准许上诉人严孙勇于2020年5月27日撤回对答辩人的起诉，变更仓山房管局为该案被告。基于此，上诉人严孙勇所提出的第一项诉请不仅构成重复起诉，且存在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次以同一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起诉的，显然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虽一审法院认可本案未构成重复起诉，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但最终裁定驳回上诉人对答辩人的起诉，结论正确，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仓山房管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一审第三人严章禄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答辩人与上诉人的房屋租赁关系已于讼涉房屋被征收前终止，讼涉房屋征收拆迁权益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其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请求。根据一审查明内容以及上诉人陈述内容可证实，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虽签订有书面租赁合同，但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早已届满。书面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未再签订书面租赁合同。上诉人支付租金至2018年12月31日止。2019年1月起，上诉人就没有向答辩人支付租金。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于2018年12月31日终止。故，2019年讼涉房屋征迁权利与上诉人无关。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以及裁决结果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一）原告的身份证明材料以及有效联系方式；（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三）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四）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关于上诉人就案涉行政强制行为起诉城门镇政府的问题。本案中，案涉房屋位于福州市××会展中心片区水系综合治理工程（马杭洲河二期）项目征收范围内，征收单位为仓山房管局，被上诉人城门镇政府并非征收单位，其也否认参与案涉房屋的拆除行为。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的《受案登记表》中体现是仓山区东部新城征地拆迁安置指挥部城门镇分部实施保护性拆除工作，《马杭洲河二期项目保护性拆除实施方案》中体现是三江口片区征迁指挥部决定对项目实施保护性拆除的工作方案。据此，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系城门镇政府组织实施了被诉强制拆除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城门镇政府的本案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仓山房管局进行补偿安置的问题。上诉人系基于租赁一审第三人严章禄等人的案涉房屋从而主张与被征收房屋的搬迁补偿权益存在利害关系。本案征收行为发生在2019年5月，严章禄等人主动自行腾空房屋，经封房，并与仓山房管局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虽然上诉人在2019年前与严章禄等人存在租赁关系，但是上诉人在2019年起既未与严章禄等人签订租赁合同，也未交付租金，严章禄亦表示2019年起并未向上诉人租赁案涉房屋，故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在征收行为发生时仍承租案涉房屋，其与征收补偿安置权益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就案涉房屋的搬迁补偿权益要求仓山房管局进行补偿，缺乏依据。上诉人要求严章禄返还已领取的企业搬迁补偿、补助款的问题属于民事法律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 综上，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谢红波 审 判 员 曾 莹 审 判 员 蔡陈飞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吴晓燕 书 记 员 曾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