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81民初3091号 原告：杨安，男，197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赛，广东广仁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余文龙，男，197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 省福清市龙田镇海滨村13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加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艺颖，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杨安与被告余文龙、第三人福州老船长船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受理后，据杨安申请于2018年11月27日以（2018）粤1391民初3885号之一民事裁定查封了余文龙及案外人余雪英名下的房产，后该院裁定准许杨安撤回对第三人福州老船长船务有限公司的起诉并将案件移送本案审理，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受理后，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2019)闽0181民初7167号民事判决，杨安不服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1民终149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原告杨安变更诉请及事实和理由主张本案为委托合同关系。本院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杨安与余文龙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已于2018年8月28日解除；2.判令余文龙提供2018年7月28日合作购河砂时的购砂合同、支付砂款凭证、购砂发票、“通达××”货船运输合同、运费支付凭证及运费发票资料，以便原、被告进行合作结算；3.判令余文龙提供杨安2018年8月13日、8月15日共三次委托其办理购砂事项形成的购砂合同、支付砂款凭证、购砂发票以及“浙兴航××”货船、“锦航××”货船和“海泓星”货船的运输合同、运费支付凭证、运费发票资料;4.判令余文龙向杨安退还少交付河砂所对应的购砂货款13657元及运费14551元;5.判令余文龙向杨安退还委托其购砂但未交货所对应的货款、运费、滞港费共297661元及赔偿杨安预付给港口的内贸停泊费351元、货物港务费2150元（共计300162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797元(以应退款300162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从2018年8月24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本次暂计至首次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29日)；6.判令余文龙赔偿杨安预期利润损失15万元。事实与理由：余文龙经朋友介绍认识杨安，杨安表示可以通过一定渠道以较低价格出售河砂。2018年8月初，原、被告及案外人吴章锋、郑祖建计划合作购砂销售获利，两个案外人均以杨安名义各投入11万元，余文龙在福建购买河砂并运输到广东惠州港卸货，杨安在惠州销售河砂并回款后结算和分配利润。因当时砂价较低，加上港口及堆场的相关费用，第一船生意实际是亏本状态，加之第一船砂余文龙少交货250.78吨，河砂售出后货款一时未回笼，故原、被告无法进行结算。之后，余文龙表示退出合作，并同意帮杨安购买河砂，砂款和运费由杨安承担，每次收代理费5000元。随后，杨安分三次委托余文龙批量购买河砂，其中第二船又少交货71吨，余文龙同意在后面交货时补足或和卖家商量退款。2018年8月14日，在杨安最后一次委托余文龙购买河砂时，确认数量为4300吨，余文龙告知购砂单价44元/吨，仍然由余文龙负责联系运输，运费由杨安承担。2018年8月15日杨安已向余文龙支付购买河砂的全部款项189200元及运费定金3万元。余文龙安排“海泓星”货船进行运输，从福建省莆田市运输到广东惠州港，运费44元/吨，总计189000元。2018年8月19日，砂船运抵惠州港锚地，杨安于2018年8月24日下午支付了剩余的运费159000元及滞港费13000元。由于25日为休息日，余文龙8月26日收到上述费用，但他并未支付给运输方，且擅自指示运输方转卖杨安已付款购买的河砂。杨安在2018年8月22日已按港口要求提前向惠州港支付了“海泓星”货船的卸货费51600元及其他相关费用。因余文龙违约，未支付运费并指示运输方擅自处分河砂，导致杨安损失惨重。后杨安多次与余文龙交涉，但余文龙却告知运输方直接处理河砂，并要求杨安自行处理。在杨安反复催促其退还全部款项及协商赔偿损失的情况下，余文龙仅在2018年8月28日退还93539元，之后拒绝与杨安沟通。杨安认为，余文龙收到杨安委托购买河砂款项、运费、滞港费后，未按杨安的指示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应退还杨安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及少交货所对应的费用，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提起诉讼。 余文龙辩称，本案原一审、二审时杨安均主张双方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在其原有诉请面临败诉的情况下，杨安在本案发回重审后完全颠覆了原审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并变更了相关的诉讼请求，杨安的行为浪费了司法资源，且损害了余文龙的利益。同时，本案系因“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而发回重审，该“违反法定程序”系指杨安在一审开庭后补充提交了证据材料致使原一审法官无法及时对材料进行审查，那么，案件发回重审后亦应围绕该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是否能够影响本案基本事实以及适用法律展开，而不能无限制地扩大杨安的权利允许其改变案件事实和理由及诉讼请求。综上，请求驳回杨安的诉讼请求。 如法庭准许杨安变更诉讼请求，余文龙继续答辩如下：一、因杨安在原审过程中已经明确自认其与余文龙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民事诉讼“禁止反言”原则，如今杨安以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主张权利，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双方委托合同关系已于2018年8月24日解除。当日，杨安一反常态一次性单笔汇款17万多，致使余文龙未能及时收到款项，余文龙要求杨安重新按单笔5万元进行转账，并告知其会在收到原有转账后退回，但杨安拒绝并辱骂余文龙且将其移出群聊，拒绝与余文龙进行沟通。于此，杨安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明不履行其作为委托人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等义务，在此情况下，余文龙根本无法继续办理委托事务。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双方之间的代理关系已经解除。杨安诉称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于2018年8月28日解除，与事实不符，显然是在变更本案法律关系后企图隐瞒真相，恶意延长委托关系存续时间，将不属于余文龙的责任强加给余文龙。余文龙在被移出群聊后，明确告知另外两位合伙人即吴章锋与郑祖建让他们自行与船上沟通，此事已与余文龙没有关系。三、余文龙作为代理人，已尽合理的注意提醒义务，杨安未能收到货物的原因系其未及时转款到账，过错不在余文龙，其主张赔偿损失于法无据。据余文龙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余文龙数次要求杨安及时支付运费，并明确告知杨安“船不收到运费不肯卸货”。到了2018年8月24日，已是支付运费的最后期限（在原二审庭审中杨安对8月24日系付款最后时间予以承认），余文龙又多次催促杨安赶紧汇款，杨安一反常态一次性汇出了17万多，致使余文龙不能及时收到款项，余文龙再次说明船没收到运费不会卸货并要求杨安重新汇款，但杨安仍拒绝汇款，杨安的行为直接导致余文龙在最后付款期限届满前仍未收到运费，而余文龙不论从法律或是常理层面均无义务为其代垫多达17万多的运费。在杨安将余文龙移出群聊的情况下，余文龙仍向其披露了承运人的联系方式，希望其与承运人进行沟通，但最后双方因就后续产生的滞期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导致船方最终将货物拉去卖掉。故河砂最终被船方卖掉的原因系杨安未能及时支付运费，由此造成的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而余文龙作为代理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提醒义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四、杨安要求余文龙退还少交付河砂所对应的购砂货款与运费，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杨安在委托余文龙处理事务之时，双方并未约定如何确认货物的数量，在此情况下，应遵循惯例以装货时船舶水尺计量为准。现根据水路货物运单的记载，货运在起运港系足量甚至超量装船，在船舶运输过程中，因水洗砂的水分蒸发等会使货物重量产生自然损耗，且砂子在惠州港系通过抓斗卸货后车载过磅，在该过程中，必然也会存在损耗，故杨安以砂子卸货的过磅单为据主张未足量交付，显然缺乏依据。退一步分析，就委托代理关系而言，余文龙的受托事项系帮杨安联系货源及运输船舶，卸货系由杨安自行处理，那么，当承运人在运单上对货物数量予以确认后，余文龙就已完成了委托事务，在卸货过程中产生的货物损耗，与余文龙无涉。杨安若主张货物有所短量，则应当向承运人或码头方主张其权利，现其向余文龙主张，显然主体错误。五、关于“通达××”货船，杨安已确认双方之间系合作关系，而杨安现主张的是委托合同关系的权利，其在本案中主张非委托合同关系项下的法律责任，请求权基础本就不成立；其次，余文龙作为该船的合伙人，也支出了11万元的成本，即便货物短量，也承担了相应的损失，但杨安至今仍未提供该船河砂出售的相关单据并与余文龙进行结算，而余文龙当时在退还“海泓星”货船运费时所扣除的“通达××”货船河砂利润仅以每吨105元计算，明显低于杨安在本案诉讼中所主张的河砂实际出售价格，既然杨安在本案中提及该货船的纠纷，那么余文龙有权要求杨安对“通达××”货船的河砂盈利进行重新分配计算。六、原、被告间是自然人委托，余文龙在处理相关委托事务的过程中，并未形成购砂合同、货物运输合同及支付砂款、运费的凭证、发票等材料，故杨安要求余文龙提交相关材料的诉请是不合理的；货物的运单已提交给杨安，每船2000元是请人代办海事部门的运单的报酬，亦无支付凭证或发票。综上，请求驳回杨安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经审查，杨安提交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通达××”船舶（砂子）过磅记录、停泊费、港务费、卸货费单据、部分船舶的货运单、舱单等单据、船舶靠离泊记录说明在本案原一审庭审时经余文龙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于本次庭审时余文龙虽表示对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并未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对以上证据材料，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杨安提交的付款说明，经余文龙确认有收到吴章锋支付的6万元款项，对该事实依法予以认定。余文龙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及“通达××”货船的水路货物运单经杨安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依法予以采信。余文龙提交的案外人余希明出具的证明，经本院向余希明调查，其确认该证明系律师书写后由其签字确认，故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及询问笔录的证明力将在下文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杨安提交的以下证据材料经余文龙质证均有异议，本院依法认定如下：1.杨安提交付款申请书及2018年8-9月结算数据单、客户交易详细信息及惠州工程造价站的市场报价截图，意图证明作为案涉标的物的水洗砂在惠州销售的市场价格，因考虑到砂子种类不同、规格差异、交易单价是否含税、是否包含运输费用以及砂价行情的市场波动等因素，以上证据材料不足以反映案涉水洗砂的价格水平，依法不予采信；2.杨安提交的案外人惠州市兴益丰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所载的“海泓星”货船停靠港口后未开仓卸货的事实已为原、被告所确认，本院依法予以认定，至于其余三船货物的堆放问题与本案无关，不予涉及；3.杨安提交的其与“海泓星”货船船长的通话录音，因该录音并非由拨打电话的手机录音存档，故无法核实该录音的相对方身份，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依法不予采信。 此外，原、被告均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余文龙还提交了微信聊天内容的公证书，经对方质证对微信聊天内容的完整性均有异议，因双方均是截取部分内容用于证明己方的相应主张，且对对方提交的微信聊天页面截图的真实性未提出反驳意见，故对双方已提交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依法以采信；对于未提交的部分内容，双方均已掌握但均不向本院提交，依法不予认定。 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并结合原、被告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被告及案外人郑祖建、吴章锋于2018年7月底至8月初合作销售水洗砂，由余文龙负责购砂并安排“通达××”货船运输至惠州港，杨安（含吴章锋）共支付给余文龙44万元款项，货物经由杨安对外出售，现各方尚未结算。随后在8月，杨安先后三次委托余文龙办理购砂及运输事项，分别为购砂5000吨由“浙兴航××”货船运输，购砂4250吨由“锦航××”货船运输，购砂4300吨由“海泓星”货船运输。经双方协商，除砂款及运费（其中“锦航××”货船运费由杨安自理）外，杨安每次另需支付服务费5000元及运单费用2000元。期间，余文龙通过微信向杨安发送各批货物数量、单价及运费等费用情况，杨安未提出异议，并分别向余文龙支付三次委托购砂款22万元、187000元及189000元；支付“浙兴航××”运费18万元，与余文龙主张的运费尚差5万元；支付“海泓星”运费定金3万元，以上共计124.6万元;三次委托购砂的服务费及运单费用均未支付。 余文龙接受杨安委托后，因找不到渠道故通过胞兄余希明购买河砂并由余希明经营的船务公司安排承运船舶，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8月17间余文龙向余希明及余希明指定的黄美妹账户共转账支付1354200元购砂款及运费。余希明以福州胜达砂石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货物托运人分别与各船舶的承运人建立运输合同关系。“海泓星”货船载货后于2018年8月18日到达惠州港，等待靠泊卸货，因超过船期，余文龙于8月24日向杨安表示经协商后确定滞港费为13000元，并催促杨安支付“海泓星”货船的运费余款159200元、滞港费13000元及“浙兴航××”货船、“锦航××”货船的差额款，杨安于当日17时41分转账支付“海泓星”货船运费余款159200元及滞港费13000元共计172200元，并表示其他费用待后结算。余文龙当日未收到，其告知杨安8月24日为支付运费的最后期限，并建议杨安按每笔5万元分笔转账，杨安拒绝另行转账，并于当日22时左右将余文龙移出群聊。 “海泓星”货船于2018年8月24日靠泊码头准备卸货，但因未收到运费，其未卸货并于次日离泊，离泊后该轮在惠州港锚地又等了2-3天，仍未收到运费，遂未卸货驶离。在该船舶等待期间，余文龙于8月26日收到杨安所转的172200元款项，余文龙未对外支付该款项。8月28日，余文龙从该款项中扣除“通达××”货船利润14661元、“浙江航××”货船尚欠运费、服务费及运单费用57000元、“锦航××”号货船服务费及运单费用7000元后，将余款93539元转账至杨安账户。 “海泓星”货船于惠州港等待期间，余文龙口头告知杨安有订立货物运输合同且约定滞港费为一天一万元，但未向杨安提供合同文本，余文龙未直接和运输方联系，而是通过余希明联系。余希明表示不记得有没有订立合同，但他有和承运人即福州老船长公司的业务员沟通，但因无法应对方要求支付运费，其遂让承运人自行决定是否卸货。同时，余文龙向郑祖建提供的“海泓星”货船相关人员的电话137××××0067经余希明确认系船东电话，余希明未与该船东联系。杨安主张余文龙告知该人为船长，并提供8月29日其与该船长的通话记录，在通话过程中，杨安坚持按其与余文龙商定的44元／吨的标准支付运费，最终双方未能协商一致。 在“海泓星”货船离港后，余文龙于8月29日向郑祖建告知了租用“海泓星”货船的代理电话158××××8195，要求杨安等人自行去沟通。现余文龙、余希明对于“海泓星”货船所载货物的具体处置情况均不知情。 原、被告对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8月17间余文龙向余希明及余希明指定的黄美妹账户转账支付的1354200元款项是否均为案涉四批砂子的货款及运费有争议，本院依法予以查明：首先，从余文龙的银行交易明细可以看出，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8月17间，余文龙共收到杨安(含吴章锋)支付的购砂款及运费合计1246000元。余文龙收款后，将后三船的砂款直接支付给黄美妹，庭审中余文龙亦确认未欠付砂款，故余文龙支付的三船砂款应为567000元，而非余文龙所主张的596000元（22万元+187000元+189000元），其中存在差价29000元，杨安支付的款项扣除差价29000元再加上余文龙陈述其代为垫付的“浙江航××”货船运费5万元，故余文龙就案涉四船砂子交易转给余希明（含黄美妹）的款项应不超过1267000元，而不可能是余希明证言所述并经余文龙确认的1354200元。其次，该期间余文龙转给余希明的款项共1354200元，包括了2018年7月28日余文龙收到案外人陈树鹏支付的华融海洲砂款318500元后紧接着转账至余希明账户的277200元，而庭审中余文龙确认陈树鹏支付的款项也是委托其购砂的货款，其也转给了余希明。同时，因原、被告至8月13日才达成后续第二船即“浙兴航××”货船的委托购砂意向并支付运费定金，故此前支付的款项仅可能与“通达××号”货船有关，据余文龙的银行交易明细，自7月28日至8月9日间余文龙向余希明转账支付的款项共计527200元，远高于其主张的“通达××号”货船的砂款及运费合计款435000元，明显不符常理。再次，从余文龙的银行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在案涉交易同期，除上述陈树鹏支付的砂款外，余文龙与案外人周玉刚、裴若若等也有购砂款及轮船签证费往来。综上，2018年7月28日至2018年8月17间余文龙转账给余希明的1354200元款项有部分金额与本案原、被告间的购砂款及运费无关，余文龙及余希明所作的相关陈述不实。 综上，本院认为，杨安原以买卖合同为由对被告余文龙提起诉讼，后本院以原、被告间系委托合同关系为由驳回杨安的起诉，杨安上诉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现杨安主张双方间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该主张与余文龙在案件原一、二审过程中的意见一致，且经本院审理查明，除“通达××”货船为合作关系外，后面三船次均约定杨安支付余文龙服务费5000元、运单2000元并自行承担购砂款、运费而由余文龙负责买砂并装船运输（其中“锦航××”货船运费由杨安自理），故原、被告间就后三船砂子的购买及运输事务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考究原、被告间为买卖合同关系或是委托合同关系，是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法律关系性质的判断，该过程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相应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虽杨安在本纠纷诉讼过程中对其与余文龙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前后不一的陈述，但该行为并非对其先前认可的事实或证据的反悔或否定，故并不违反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或是“禁止反言”原则，余文龙以杨安变更了法律关系及诉请为由主张驳回其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但因原、被告均确认双方与案外人吴章锋等就“通达××”货船的砂子买卖系合作关系，且案外人并未参与本案诉讼，故杨安针对“通达××”货船的交易提出的相关诉请，本案不予审理。 关于委托合同的解除问题，本案原、被告分别主张不同的解除委托时间节点以追求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案涉委托事务为独立的单项事务，有关“浙兴航××”货船及“锦航××”货船的委托事务均已完成，不存在合同解除问题；关于“海泓星”货船的买砂及运输事务，余文龙已完成了部分受托事务，后因承运人行使留置权致使委托合同无法依约继续履行，即使依余文龙主张委托合同于8月24日解除，但“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亦仅免除余文龙后续的合同义务，而对于已履行部分，因涉及到承运人等第三方，不存在恢复原状之可能，则余文龙有义务配合杨安对已履行部分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妥善清理，即余文龙应将货物运输合同交付杨安并配合杨安处理与承运人间的货物留置纠纷，此系据诚信原则应履行的后合同义务，与委托合同的解除与否无关。因原、被告均有解除委托合同之意思表示，据“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之规定，双方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已然解除，本案无需再行裁判。 关于提供购砂合同、运输合同等材料的问题，本院认为，杨安委托余文龙办理“浙兴航××”、“锦航××”及“海泓星”三艘货船的购砂及运输事务，在双方沟通过程中，余文龙已将各船次的费用清单通过微信发送给杨安，杨安对于砂子单价、运费单价、服务费等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认可余文龙按约定的价格买砂及支付运费，且杨安当时并未明确要求余文龙必须订立书面合同及开具发票等，则余文龙作为受托人在杨安授权的范围内以简易方式与第三方进行交易并无不当。就“浙兴航××”、“锦航××”两船次，杨安本有权利要求余文龙提供购砂合同、运输合同及相应的支付凭证和发票，现余文龙基于合理的事由事实上无法提供杨安所主张的材料，同时余文龙已对砂款及运费的支付情况提供了银行流水并作出相应的说明，亦已将“浙兴航××”货船、“锦航××”货船的货运单交付给杨安且杨安已实际收货，故余文龙提供涉及该两船次交易的其余材料的义务依法可予以免除。而就“海泓星”货船，如上所述，余文龙提供购砂及支付运费的相关材料义务得以依法免除，但因存在运费支付纠纷及其引发的承运人处置货物是否损害杨安利益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与货物运输合同的约定密切相关，且余文龙亦表示有订立货物运输合同，故余文龙有义务向杨安提供该船次的货物运输合同。 关于退还“浙兴航××”货船少交付的河砂对应的购砂价款及运费的问题，本院认为，杨安主张余文龙已确认“浙兴航××”货船砂子少量，证据不足；余文龙受托买砂并依行业惯例以船舶水尺计量装砂量且经承运人确认，此时砂子出卖人的交货义务已完成，则相应地余文龙已完成委托购砂事务。即使货物到达目的港后卸货装车过磅的重量有所减少，因考虑运输途中砂子水分蒸发、卸货时车载过磅损耗等情形不可避免，不宜据卸货计量的重量推定装船时货物未足量；且装船后至卸货完成时的损耗，并非余文龙的过错所致，故杨安诉请余文龙退还差量砂子的价款及运费，依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杨安因未收到“海泓星”货船运输的砂子所致损失的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原、被告双方的责任问题。 其一，余文龙受杨安委托并通过他人与承运人订立了“海泓星”货船的货物运输合同，现原、被告均确认，“海泓星”货船于2018年8月24日靠泊惠州港码头准备卸货且运费需在卸货前付清，而杨安虽于8月24日转账支出船舶运费余款及商定的滞港费共172200元，但余文龙当天并未收到该款项，自然也无法支付给承运人，因“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故该船因未收到运费于次日离泊的责任应归于杨安。 其二，在“海泓星”货船于锚地等待期间，余文龙于8月26日收到上述172200元款项，但余文龙未及时将该款项支付给承运人，亦未及时退回给杨安，故余文龙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 其三，余文龙未经杨安同意转托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在运费纠纷产生后余文龙未能直接而是通过其转托的余希明与运输方进行联系，但余文龙提供给杨安的联系对象与余希明的联系对象不同，在余希明告知承运人“自行决定要不要卸货”的情况下，无疑会导致均非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的杨安与对方不易就运费及滞港费等问题达成一致，余文龙对于因转委托导致的运费纠纷问题沟通不畅亦负有一定的责任。 其四，在双方商定至8月24日止的滞港费为13000元后，杨安得知其转账支出的款项未于当日到达余文龙账户时，本应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补救，以恰当履行委托人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之义务，但其未予采取，并在船舶离泊在锚地等待直至其主张的于8月29日与船长通电话时，仍坚持按其与余文龙商定的44元/吨的标准支付运费而拒绝另行承担船舶滞期期间的费用，故杨安对于运费纠纷最终未能妥善解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五，“海泓星”货船未卸货驶离，现有证据虽不足以证明余文龙通过余希明指示承运人卖掉货物，但在杨安未支付运费及滞期费用的情况下，承运人虽可行使留置权，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承运人在留置货物后仍应给予债务人不少于两个月的履行债务期限，债务人逾期仍不履行的，承运人方能处置货物。而余文龙转托的余希明在运费纠纷中让承运人自行决定是否卸货，在承运人带货驶离即行使留置权的情况下，其未要求承运人给予债务人履行债务宽限期，而是放任对方处置货物，甚至于对该轮何时处置货物、处置价款等具体情况均不知情，显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并可能导致杨安利益受损；而杨安此时未取得货物运输合同且并非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其无从对承运人主张权利。因余文龙应对转委托的余希明的行为承担责任，故余文龙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 综上，杨安委托余文龙并由余文龙转托他人处理“海泓星”货船货物运输事务过程中，因各种因素交织致使杨安最终未能收到所购货物。因原、被告间系委托合同关系，故应在该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界定原、被告的责任，据以上分析可知，杨安未恰当履行委托人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之合同主要义务，而余文龙亦存在未经杨安同意转委托他人及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等过错，相对而言，余文龙的过错程度较低，其过错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参与度亦较低。因本案系有偿委托合同，本院依法酌定余文龙据其过错程度赔偿杨安相应损失的30%，余下损失由杨安自行承担。 二、关于杨安的损失数额问题。 关于“海泓星”货船购砂及运输事务，杨安共支出购砂款189000元、运费定金30000元、运费及滞期费78661元（172200元-93539元）、港口停泊费351元及港务费2150元，共计300162元，该款项应计入杨安损失数额范围。 此外，杨安主张预期利润损失15万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认为，案涉项目并非稳赚不赔的生意，实际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杨安亦表示同期其与余文龙等四人合作的“通达××”货船的购砂出售项目即出现亏损，加之杨安逾期支付“海泓星”货船的运费等原因致船舶滞期必然导致交易成本增加，故杨安据通常交易状态计算的盈利数额缺乏可参考性，且砂子单价亦无从核实，故对杨安的该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经计算，余文龙应赔偿杨安90048.6元，同时，因余文龙以扣除“浙兴航××”货船及“锦航××”货船结欠费用的方式主张债务抵销，为避免讼累，本院对此一并予以处理。余文龙主张杨安共结欠其“浙兴航××”货船运费、服务费、运单共计57000元及“锦航××”货船服务费及运单共7000元，两项共计64000元；但据上文认定，余文龙处理委托事务支付的砂款少于其向杨安主张的砂款，尚差29000元，亦予以扣除。至于“海泓星”货船的服务费，因余文龙受托处理了相关事务且本院认定余文龙系基于有偿委托而向杨安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故该项服务费杨安亦应支付，综合考虑余文龙履行义务情况，本院酌定服务费为2000元，另运单2000元经双方约定且已实际支出，参照上文认定的余文龙过错赔偿责任比例，杨安应向余文龙支付1400元。综上，杨安应向余文龙支付38400元。双方互负的债务依法抵销后，余文龙应赔偿杨安51648.6元，并自杨安起诉之日即2018年11月8日起依法定标准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对杨安超过部分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一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文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安提供与承运人订立的约定由“海泓星”货船运输案涉河砂的货物运输合同； 二、被告余文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安51648.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1月8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此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杨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822元，由杨安负担7731元(已交纳)，余文龙负担1091元；保全费2603元，由杨安负担2281元（已交纳），余文龙负担322元；余文龙负担部分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薛爱平 人民陪审员  江 伟 人民陪审员  谢锦媛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郑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