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12民终24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某1，女，199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男，1969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某2，女，1969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飞，兴化市张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男，1996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圣红（系张某父亲），男，1975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爱存（系张某母亲），女，1971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 上诉人徐某、石某2、石某1（以下简称徐某一方）因与被上诉人张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1民初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某一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石某1和张某按婚俗习惯在社会上已成为夫妻，双方这么长时间没有性行为责任全部在张某。2.一审判决徐某、石某2承担返还责任依据不足，徐某夫妇嫁女儿也有经济损失。徐某是代石某1收取款项，但已为石某1购买婚嫁礼品支付了全部，徐某不应承担返还责任，石某2更不应承担返还责任。徐某夫妇设宴摆席费用高达8万元，要求张某赔偿石某1名誉和精神损失费20万元，并承担上诉的全部费用。3.即使判决返还，也只应返还40%。 张某辩称：1.张某没有生理疾病，不是主要责任方，张某多次提出过夫妻生活，但石某1均以张某太胖为由拒绝。2.石某1主动提出解除婚约，责任在石某1，张某无需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和名誉费，其在张某家两三个月期间数次离家出走，张某曾想挽回但无能为力。3.礼金都是徐某和石某2经手的，张某只收到了石某1的两条被子。4.徐某夫妇在宁波的消费与张某无关，仪式都是在兴化举办的，张某和石某1没有去宁波参加宴席，宴席应该是徐某夫妇用于生意往来。5.一审法院确定的返还比例已经很低了，很多费用都没有认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 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石某1、徐某、石某2返还彩礼3921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3日，张某与石某1经人介绍相识，同年11月28日举行订婚仪式，2019年2月7日举行结婚仪式。石某1以张某肥胖、高血压、没有正常交流为由，拒绝与张某到婚姻登记部门进行结婚登记。双方于2019年9月分居，同居期间两人未有性生活。 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张某陈述共给付彩礼392120元，明细为：2018年10月3日，石某1在张某上海家中见面，给石某11100元和她弟弟200元；同年11月19日，在上海确定两人关系时，给石某111000元；同年11月28日订婚时，在浙江奉化徐某处给付彩礼86800元，给石某1红包10000元，另外给了价值5200元的香烟，价值24000元的酒，食品类礼品价值5000元；同年12月6日，张某母亲给石某1红包12000元；××××年××月××日，给付结婚彩礼88000元，此款汇给徐某；同年2月7日举行结婚仪式，当天张某按照徐某写的彩礼清单，给付价值5200元的香烟，价值24000元的酒，价值1200元的糖，其他礼品价值8000元，开门封2个，每个6000元，合计12000元，端午、中秋、春节三个节日礼金10000元，跑脚钱800元，开车门香烟2条价值1300元，捏锁钱600元，垫箱子钱30000元，起身礼2000元，老人礼9000元，压手礼10000元；新娘拜堂时亲戚给的红包28000元；婚后张某母亲微信转账给石某13000元；同年5月20日，张某微信转账给石某1520元；同年9月13日礼品价值2000元。 徐某一方陈述收到的礼金和物品为：订婚彩礼86000元，结婚彩礼88000元，××××年××月××日的红包12000元，订婚、结婚的烟酒是收到的，但价值多少不知道。彩礼清单是徐某所写，但彩礼清单上所写的是否全部到位，因为结婚时比较忙，没有细查，都是媒人负责的。订婚时女方回了张某8000元和价值20000元的金条。 徐某书写的彩礼清单上明确了酒4箱、香烟4条，但没有价值。 本案因双方各执已见，致调解无果。 本案一审争议的焦点是彩礼的金额以及是否应当返还，返还的数额。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和石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就以夫妻名义同居，为同居关系。该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法院不受理该关系的解除，但因同居引起的彩礼返还属法院受案范围。 一、关于彩礼金额问题，张某陈述从与石某1相识、订婚、举行结婚仪式、共同生活，共花去392120元，而徐某一方认可收到订婚彩礼86000元，结婚彩礼88000元，红包12000元，合计186000元。徐某一方认可结婚彩礼清单是徐某所写，结婚时男方通常会将清单上明确的礼金、物品交付女方，如有出入女方会提出，另清单上的礼金、物品是否全部到位，举证责任在徐某一方，故应认定徐某一方收到了彩礼清单上的礼金和物品，清单上的开门封12000元、三个节日礼金10000元、垫箱子钱30000元、起身礼2000元、老人礼9000元、压手礼10000元，应认定为彩礼。烟、酒、食品在订婚、结婚时已消费，不应认定为彩礼。跑脚钱800元用于结婚时帮忙的人，拜堂红包不是双方婚前商定，拜堂红包多少婚前并不确定，不属彩礼。张某在结婚仪式后给付石某1的款项和礼品属赠与性质。张某陈述订婚前给付石某1的礼金，徐某一方不予认可，张某亦未能举证，对此不予认定。综上，徐某一方接受张某礼金为259000元，但订婚时回给张某的8000元及价值2万元的金条，应予冲减，一审法院认定徐某一方实际接收张某彩礼231000元。 二、关于彩礼是否应当返还问题，婚姻法司法解释明确，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返还的数额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的数额、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等酌定。考虑到张某与石某1共同生活仅七个月，且双方未有性生活，烟酒等礼物价值较大，张某已实际开支，又未计入彩礼，一审法院酌定徐某一方返还张某彩礼70%。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石某1、徐某、石某2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张某人民币161700元。二、驳回张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82元，由张某负担3648元，徐某一方负担3534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徐某一方提交以下证据：票据七张，证明徐某一方为了婚宴和购买陪嫁物品支出的费用。张某质证称：真实性不予认可，张某家也有举办宴席的费用，喜宴是在兴化举办的，没有在宁波举办过喜宴，石某1去温州买衣服也不符合常理，张某只收到了两条被子。 张某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徐某一方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日期为2020年1月15日、1月16日、1月18日、1月20日的四张票据形成于一审诉讼期间，徐某一方称系补开票，故本院对该四张票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2.日期为2019年2月16日的数额为78000元的付款凭证，虽加盖了发票专用章，但并非正式发票，徐某一方亦未提交付款记录予以佐证，且与其一审所陈述的结婚当天（2019年2月7日）在宁波办酒席花掉了46000元的内容相悖，故本院对真实性不予认可。3.日期为2019年1月3日的两张销售凭证，张某不予认可，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为购买陪嫁物品的支出且物品在张某处。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本案中，石某1与张某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一审法院判决石某1返还彩礼，于法有据。根据现有证据，88000元的结婚彩礼转账给徐某，张某称订婚彩礼交给了石某2，故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相关情况后判决徐某和石某2一并返还彩礼，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共同生活时间仅七个月、未有性生活等情况后酌定返还彩礼70%，并无不当。 石某1上诉主张应由张某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和名誉费20万元，一审中未有该项主张，本院不予理涉。 综上，上诉人徐某一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82元，由上诉人徐某、石某2、石某1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军生 审 判 员 于 焱 审 判 员 缪翠玲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郑本香 书 记 员 李星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