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03民初4168号原告张绪源，男，1990年5月3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代理人张守力（原告父亲），1963年1月4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被告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森茂大厦**。负责人野吕濑元太，行长。委托代理人刘挪、刘佳，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绪源与被告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守力、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大劳人仲裁字[2020]第241号仲裁裁决书。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在日工作期间（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的平日延时加班工资差额79409.278元[（186000培训津贴+190600房租补贴）日元/月×0.0662（2020年6月的日元汇率）÷21.75天/月÷8小时/天×369.48小时/全年×1.5倍]。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度的下半年奖金7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依法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张绪源与被告履行符合规定的离职手续，原告离职时间与程序均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属于合法解除劳动关系，有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9年4月4日依法解除劳动关系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2018年在日工作期间的薪酬部分对应的加班费和2018年下半年的将近始终没有支付给原告，应由被告履行的义务没有履行。1、大连市劳动人事仲载委员会仲裁庭裁定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片面选取法条作为裁决的依据，没有全面考虑劳动合同制定与补充的前后关系，对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拒绝承认，仅用最先发生的劳动合同中的固定金额作为加班费的计算基数，对后续补充协议要件直接忽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资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根据《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规定，“劳动法的工资包括：（一）计划工资，（二）计件工资，（三）奖金，（四）津贴和补贴，（五）加班加点工资，（六）特别情况下支付的工资。”依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劳动者正常提供劳动的情况下，双方实际发放的工资标准高于原约定工资标准的，可以视为顺序变更了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以实际发放的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加班费的计算基数。根据《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第三十二条，劳动者经单位审批参加脱产，半脱产学习，进修，培训的，其工资待遇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确定。张绪源与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于2012年7月1日签署劳动合同，并于2017年12月1日签署《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约定张绪源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赴日工作期间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工资组成等一些列具体内容，是对顺序签署的劳动合同的补充和更新，是对双方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的再一次约定，视为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根据第1.5.1条约定，“张绪源在日工作期间，保留在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劳动关系，原先签署的劳动合同与本协议约定一致的内容，继续有效；与本协议不一致的，视为对原有条款的更改，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双方在第4条重新约定了工资及津贴，工资津贴调整，税金和社会保险，奖金，加班费。该部分与原有《劳动合同》不一致，是对原有劳动和的重新约定，符合《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第三十三条和《劳动法》适用条件。原有劳动合同中关于上述部分的条款在《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有效其间不再适用。根据被告提供的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工资规程：如另行约定优于规定的，以另行发布为准。被告在培训协议中约定，要求张绪源以“工资薪金”的名义向中国税务机关申报在日本的所得。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二条关于工资，薪金所得的征税问题。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对工资，薪金所得的具体内容和征税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应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征税，对于补贴，津贴等一些具体收入项目应否计入工资，薪金所得的征税范围问题，按下述情况掌握执行：（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对按照国务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和国务院规定免纳个人所得税的补贴、津贴、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其他各种补贴、津贴均应计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征税（二）下列不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补贴，津贴或者不属于纳税人本人工资，薪金所得税项目的收入、不征税：1、独生子女补贴；2、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未纳入基本工资总额的补贴，津贴差额和家属成员的副食品补贴；3、托儿补助费；4、差率费津贴，误餐补助。如果是培训所产生的费用，如差旅补贴等，本身是非税收入，更不可能是张绪源的“工资薪金”。被告明确知晓关于工资薪金的法律规定和纳税政策，却仍然选择把向张绪源支付的费用作为张绪源课税费用，要求张绪源进行申报，被告行为本身就佐证了被告对支付给张绪源的JPY186000是工资的认可。因此，2018年1月-12月期间，张绪源的工资构成包括（一）用人单位与张绪源约定的中国部分调整后工资金额6400元（税前）。（二）三菱银行每月定额定期向张绪源支付的津贴186000日元（税前），（三）三菱银行每月定期定额向张绪源支付的房租补贴190600日元。按2020年6月1日汇率0.0662换算，月工资应为人民币31330.92元（6400+（186000+190600）×0.0662）。根据三菱银行认定的加班管理表计算，张绪源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在日本平日延时加班时间为369.48小时。2018年1月-12月期间，三菱银行仅以中国部分的工资金额6400元为基数支付了加班工资，支付部分远远低于劳动法规定和双方约定工资的百分之百五十。违反了《劳动法》第44条规定，因此张绪源主张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应当向张绪源支付其拖欠的加班工资。2、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重载裁决书对2018年下半年的奖金的支付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判定原告没有举证证据，因此裁决驳回仲裁请求，这对发条的断章取义，该发条的下半句是“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第三十九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查证属实的，仲裁庭应当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由于劳动者本人已经离职，获取不到原任职单位的奖金发放证据，且该证据应由用人单位提供，仲裁庭没有适用该法条裁决，要求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证据，且严重违背了公平性的原则，偏袒用人单位明显，匆忙结案。综上，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裁决不公。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张绪源在劳动仲裁中请求的加班费金额为570681日元，本案一审请求的金额为79409.278元，该请求金额已超过劳动仲裁请求金额，超出金额未经仲裁前置程序，应予以驳回。二、张绪源在日本接受培训期间（2018.1.1-2018.12.31），三菱银行不存在拖欠张绪源加班费的情形。1、2018.1.1-2018.12.31期间系张绪源参加专业技术培训期间，不存在应支付加班费的情形。2017年12月1日，经张绪源主动申请，三菱银行与张绪源签订《培训协议》，将张绪源送至三菱银行的日本母行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培训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三菱银行为张绪源保留在国内的工作岗位，并按照法律规定向张绪源正常支付工资。因张绪源所参加的培训属于在具体岗位上进行职业技能培养的实践操作的培训形式，故出于对员工培训期间的人文关怀、为员工提供更好培训待遇的角度，三菱银行主动参照加班费的计算标准，向张绪源发放了延长培训时间的补贴。因此，张绪源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所谓加班费，实际上其性质是属于培训时间的延长，并不属于加班费。2、鉴于张绪源参加的培训系特殊形式的在岗实践培训，三菱银行自愿参照加班费的计算标准向其支付了延长培训时间的补贴。三菱银行参考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加班费的规定，已自愿将该部分补贴金额以加班费的形式向张绪源足额进行了发放：因张绪源《劳动合同》第二十三条约定了加班费计算基数为张绪源的固定工资，故根据《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二条等的规定，该部分补贴金额计算基数为张绪源的固定工资，按照张绪源在日本培训时每月延长的培训时间，参照加班费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并于下月随工资一并发放给了张绪源。3、张绪源主张的培训津贴、在日房租等费用属于三菱银行为其提供及承担的培训费用，不是工资的组成部分。张绪源在起诉状中主张《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四方培训协议）第4条的内容变更了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固定工资及加班费的计算基数，是没有根据的。协议第4条约定了工资和津贴，强调了工资按照张绪源在国内的工资标准照常发放，这与《劳动合同》约定是一致的，没有发生变更。至于其在日本每月领取的培训津贴186000日元，根据双方签订的《培训协议》，该金额系三菱银行为张绪源支付的培训费用，且其也不属于《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中工资总额的范围。并且，张绪源主张的在日本期间的房租190600日元/月为其工资也是毫无依据的。根据双方签订的《培训协议》，该房租亦是三菱银行为张绪源承担的培训费用，且为三菱银行直接向房产公司直接支付，并不发放给张绪源，不属于工资。综上，张绪源在日本接受培训期间（2018.1.1-2018.12.31），三菱银行不存在拖欠张绪源加班费的情形。二、奖金发放标准属于用人单位管理的自主决定事项，且三菱银行已向张绪源支付2018年度奖金。奖金发放属于三菱银行公司自主管理范畴，三菱银行有权根据张绪源的表现等因素自主决定奖金发放与否、发放时间、金额等事项。根据张绪源2018.1.1-2018.12.31的工资明细可知，三菱银行已于2018年10月向张绪源支付2018年度奖金6360元。故其主张下半年奖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三菱银行不存在拖欠张绪源加班费及奖金的情形，请求驳回张绪源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2年7月1日到被告处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至2020年6月30日止，约定月固定工资标准总额为每月4680元。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4月解除。原告工作期间，双方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培训协议》约定，被告派遣原告自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到被告母行三菱东京U**银行进行培训。具体学习场所和培训内容由被告决定，培训期间被告除根据劳动合同和就业规则支付基本工资和加班费外，还提供并承担培训费用（含住宿相关费用、出发和归任津贴及费用、研修津贴等）。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被告派遣原告至被告母行三菱东京U**银行培训。赴日培训期间，原告对培训内容及成果予以认可。被告按固定工资5510元/月（1-3月）、6060元/月（4-7月）、6360元/月（8-11月）、6400元/月（12月）的标准持续向原告支付工资、午餐补贴300元/月（1-7月）及加班费、平日加班费（月均1600余元）。2018年10月另行支付奖金6380元。在日期间，原告每月领取研修津贴JPY186000元（税前），房租、交通费、保险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2019年4月，因原告辞职双方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7月，被告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原告支付违反培训服务期约定产生的培训费26461.8元及3441000日元。大劳人仲裁字[2019]第111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上述款项。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请求判令撤销劳动仲裁裁决书，被告给付原告加班费、奖金。一审判决原告向被告支付上述款项并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判决确认，原告赴日性质为培训，被告未隐瞒需要工作的重要事实。2020年4月23日，原告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被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延时加班工资差额570681日元及2018年度奖金20000元。大劳人仲裁终字[2020]第24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大劳人仲裁终字[2020]第241号仲裁裁决书、大劳人仲裁字[2019]第1114号仲裁裁决书、（2020）辽02民终5645号民事判决书、培训协议、原告2018年收入明细等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上述证据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作为审判依据。本院认为，原告赴日性质为培训，被告未隐瞒需要工作的重要事实。应按法律规定及培训协议约定确认原、被告间权利义务关系。原告主张的“加班”系培训时间的延长，不相应产生“加班费”。被告自愿给付原告延长培训时间的费用，且以高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4680元/月）计付，不存在欠付“加班费”的情形。原告实际领取的住宿相关费用、出发和归任津贴、研修津贴等款项系培训费用，并非工资性收入，不应以上述费用作为计算“加班费”的依据。是否纳税不是判断是否为工资性收入的依据。原告主张加班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8年10月，被告向原告支付奖金6380元。原告认为该笔收入是2018年上半年的奖金，故主张下半年奖金7000元。对于此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现无证据表明被告2018年向员工发放了数次奖金，亦无证据证明发放奖金的标准，故原告的奖金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绪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张绪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润成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于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