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5民初4056号原告：周某1，女，196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菲，武汉市武昌区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周某2，男，195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原告：周某3，女，1986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原告：高某1，男，1947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被告：高某2，女，1976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被告：周某4，女，195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被告：周某5，女，195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原告周某1、周某2、周某3、高某1与被告高某2、周某4、周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菲，原告周某2、周某3、高某1，被告高某2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周某4、周某5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原告周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应由原告继承的全部财产，即被继承人匡安英遗产的四分之一（价值24664.50元），总额为98658元（包括死亡丧葬费16998元、死亡抚恤金56660元、慰问金5000元、存款约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匡安英生前育有六个子女，即周某2、周春兰、周某4、周国犹、周某5、周某1。周国犹于1997年去世，原告周某3系周国犹的女儿。2020年1月29日匡安英因病去世，2020年2月4日周春兰去世。原告高某1系周春兰的配偶，被告高某2系周春兰的女儿。匡安英在世时，其社保卡、工资存折均由周春兰保管，在匡安英、周春兰相继去世后，上述社保卡、工资存折均由被告高某2保管。后社保局发放了匡安英的死亡丧葬费16998元、死亡抚恤金56660元，社区也发放了慰问金5000元。原告周某1多次要求按照法律合法继承上述款项，被告总是拒绝，故原告起诉至法院。原告周某2、高某1称匡安英去世后的存款、丧葬费、抚恤金、慰问金，在扣除合理开支后，应由除原告周某1以外，匡安英的其他子女平分。原告周某3称匡安英去世后的存款、丧葬费、抚恤金、慰问金，在扣除合理开支后，应由匡安英的子女平均分割。被告高某2辩称，被继承人匡安英生前一直是由高某2的母亲周春兰和周某4、周某5在照顾。匡安英因为信任周春兰，生前将其社保卡、存折交由周春兰保管，周春兰去世后，即由高某2保管，并未霸占匡安英财产。匡安英生前每月5日领取退休收入，已经支取用于其租房等生活开支。后期匡安英与被告周某5共同生活，由周某5照顾，周某5及其子都生活困难，周春兰、周某4多年来一直出钱出力补贴匡安英及周某5，原告周某1没有看望和照顾过匡安英，不应分得任何款项。匡安英去世后，其丧葬事宜由被告周某5办理，高某2将丧葬费、存款共计70000余元取出交给了周某5，其中丧葬事宜花费约40000元，剩余的钱都在周某5处。社区发放的3000元慰问金由周某5领取。被告周某4、周某5未到庭进行答辩。双方当事人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匡安英与周和生（2013年去世）生前育有六个子女，即周某2、周春兰、周某4、周国犹、周某5、周某1。周国犹于1997年去世，原告周某3系周国犹之女。被继承人匡安英于2020年1月31日去世，生前未订立遗嘱，其去世后的丧葬事宜由被告周某5办理。周春兰于2020年2月3日去世，生前未订立遗嘱，原告高某1系周春兰的配偶，被告高某2系周春兰之女。被继承人匡安英去世后，其名下银行账户情况为：1、账号为28×××20的建设银行账户遗有存款1237.90元；2020年5月7日该账户被支取1230元，余额为7.90元。2、账号为28×××87的建设银行账户遗有存款12456.61元；2020年4月27日被支取10000元；2020年4月30日，该账户收到社保机构发放的丧葬费、抚恤金共计61934.69元（其中丧葬费16998元）；2020年5月7日该账户被支取64390元，余额为1.30元。匡安英的上述两个银行存折在被告高某2处，高某2称其将上述款项支取后交给了被告周某5办理丧葬事宜，周某5予以认可。另，匡安英去世后，其所在的社区发放了3000元慰问金，已由被告周某5领取。诉讼过程中，被告周某5于2020年10月28日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一份、收据两张（金额合计21000元）、低保证、残疾证，辩称其领取匡安英的丧葬费70000元左右，其中丧葬事宜已花费24000元（包括当天一条龙10000元，落葬8000元，肖像3000元，做头七、尾七、烧纸、上贡品、招待吃喝等3000元），预计办清乡还要花费20000元，另外为母亲购买理疗仪所欠债务还款15000元，余款数额不多，且周某5家庭困难，应由周某5继承，原告周某1、周某3、周某2均不应分得遗产。原告高某1及被告高某2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表示自己能继承的份额由周某5继承。原告周某1、周某3仅认可一条龙服务花费6000元，对其余支出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被继承人匡安英死亡后遗留有银行存款13694.51元（其中9.20元在匡安英的建设银行账户，其余13685.31元由高某2支取后交给周某5），应作为匡安英的遗产进行分割。被告高某2、周某5辩称上述款项已用于匡安英的丧葬事宜、偿还债务等，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匡安英的丧葬费、抚恤金足以支付其丧葬事宜的支出，故本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认可。被继承人匡安英生前未订立遗嘱，其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配。匡安英遗产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其子女周某2、周春兰、周某4、周国犹、周某5、周某1，应各继承上述存款的六分之一。周国犹先于匡安英去世，其应继承的份额由其女周某3代位继承。周春兰后于匡安英去世，其应继承的份额由其配偶高某1、女儿高某2转继承。关于各继承人的继承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予以照顾。被告周某5的家庭为低收入困难家庭，其子亦有肢体残疾，故本院酌定由被告周某5继承上述存款的六分之二，即4565元。余款9129.51元由其他继承人各继承五分之一，即由原告周某1、周某2、周某3及被告周某4各继承1825元，原告高某1、被告高某2共继承1829.51元。现原告高某1、被告高某2自愿将其继承的份额1829.51元给被告周某5继承，本院予以照准，即周某5共继承银行存款6394.51元。关于匡安英的丧葬费与抚恤金，其死亡后社会保险部门共发放61934.69元（其中丧葬费16998元）、社区发放慰问金3000元，共计64934.69元。匡安英的丧葬事宜由被告周某5办理，其称为丧葬事宜已花费24000元，预计办清乡还要花费20000元，另外为母亲还债15000元。因周某5未举证证明为匡安英还款15000元，预计花费费用尚未发生，故本院对周某5辩称的该35000元支出费用不予认可。关于周某5称已支出的丧葬费24000元（有票据证明的为21000元），其中落葬、肖像费用11000元的收据本院予以认可，另外一张10000元一条龙服务收据没有收款人名称或公章，本院对原告周某1、周某3确认的6000元予以认可。关于周某5称其他事宜花费的3000元，虽未提交相关票据，但与目前武汉市办理相关事宜的费用消费水平相差不大，本院予以认定。综上，本院认定匡安英的丧葬事宜支出为20000元，丧葬费不足部分从慰问金、抚恤金中扣除，即剩余抚恤金为44934.69元。该款虽不属于遗产，鉴于本案当事人要求一并处理，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可参照遗产法定继承原则予以分配。本院参照匡安英遗产分配份额，酌定由被告周某5享有26962.69元（已包含高某1、高某2继承的份额），原告周某1、周某2、周某3，被告周某4各享有4493元。现匡安英的银行存折在被告高某2处，余额为9.20元，而其余款项均在被告周某1处，故匡安英的银行存款余额归被告周某5所有，周某5应向原告周某1、周某2、周某3及被告周某4各支付6318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匡安英名下银行存款13694.51元，由原告周某1、周某2、周某3及被告周某4各继承1825元，被告周某5继承6394.51元（包含匡安英中国建设银行账号28×××20、28×××87的余额9.20元）；二、被继承人匡安英的抚恤金44934.69元，由原告周某1、周某2、周某3及被告周某4各享有4493元，被告周某5享有26962.69元；三、被告周某5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周某1、周某2、周某3及被告周某4各支付631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266元，减半收取计1133元，由原告周某1、周某2、周某3及被告周某4各负担142元，被告周某5负担5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张月琴书记员刘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