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31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居梅，女，1967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辉，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军，男，197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原审被告：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徐洼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徐洼村。法定代表人：赵瑞学，村主任。上诉人张居梅因与被上诉人刘军及原审被告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徐洼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徐洼村委会）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2民初2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居梅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枣庄巿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2民初2417号民事判决；2.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为驳回对张居梅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表现如下：1.对海南军海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海公司）前期施工的基础工程发生的债务应由军海公司承担，由徐洼村委会在所欠军海公司工程款（收取张居梅812,000元）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而张居梅对此债务不应承担付款责任。根据2013年1月3日徐洼村委会与张居梅签订的《枣庄市抱犊岩景区徐洼村（新农村改造）工程合作开发附加协议书》（以下简称《附加协议书》）约定，由张居梅出资800,000元（实际支付812,000元）交付徐洼村委会后，该未完成工程（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归张居梅所有，该工程的一切手续由徐洼村委会办理并承担一切费用。由此可见，该协议明确了如下事项：一是张居梅以812,000元的对价取得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成果，并作为对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的投资；二是徐洼村委会收取张居梅支付的812,000元款项后，应承担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协议之所以如此约定，是基于如下建设工程领域的规则：作为发包方的徐洼村委会应与军海公司就其施工的基础工程进行验收结算并支付工程款，军海公司自行处理其施工的基础工程所发生的债务。本案中，徐洼村委会未就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进行结算，未支付工程款，以致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留存部分债务，因此徐洼村委会与张居梅签订《附加协议书》，明确由张居梅出资800,000元（实际出资812,000元）作为张居梅的投资，由徐洼村委会负责以收取张居梅的812,000元投资款项用作处理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留存部分债务。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4民初198号民事判决，正是基于张居梅支付812,000元已对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的投资，而作出在工程造价6,118,036.61元中对前期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不应扣减的认定，这是徐洼村委会作为发包方接受整个工程成果本应支付的对价工程造价款，这与徐洼村委会另外收取张居梅812,000元款项后负责处理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债务没有关联性（基于812,000元处理债务款项系张居梅出资，未增加徐洼村委会任何应付工程款）。如果由张居梅在支付812,000元投资款项后，再承担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债务，那么，张居梅就是双倍支付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投资；徐洼村委会在收取张居梅812,000元后，本应与军海公司进行结算，并支付工程款，以了结其前期基础工程债务，在其未履行结算并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不承担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债务就是不当得利。因此，《附加协议书》约定，徐洼村委会在收到张居梅支付的812,000元投资款项后，应当承担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债务。从而明确了张居梅在支付了812,000元投资款项后，则不应再对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债务承担付款责任。而原审法院却以工程全部造价6,118,036.61元（包含前期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部支付给张居梅，认定张居梅对军海公司所负债务应承担付款责任。如此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于法相悖。2.张居梅对案涉建筑设备器材的租金及返还不应承担责任。案涉建筑设备器材的租金是基于枣庄市薛城区君利建筑器材租赁站（甲方，出租方）（以下简称君利租赁站）与军海公司徐洼新农村建设项目部（乙方，承租方）于2012年11月15日签订并履行的《建筑设备器材租赁合同》所产生，该合同由君利租赁站、军海公司徐洼新农村建设项目部加盖印章，沈玉国作为负责人签字，徐洼村委会作为乙方担保人盖章。依照该合同约定，刘军于2012年11月15日供应了建筑设备器材，由刘多友签收提货单，用于军海公司承建徐洼新农村建设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君利租赁站（刘军）与军海公司之间依法存在建筑设备器材租赁合同关系，两者享有合同权利义务。因刘军所诉求的建筑设备器材租金问题发生于军海公司承建徐洼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施工基础工程期间，其相应债务应属于军海公司。在徐洼村委会与军海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解除后，由于作为该工程发包方的徐洼村委会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向作为承建方的军海公司支付工程款，徐洼村委会应按照《附加协议书》约定，在收取张居梅支付的812,000元投资款项范围内，承担向刘军支付租金的责任。由于张居梅不是《建筑设备器材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与军海公司也不存在承继关系，特别是在向徐洼村委会依约支付了812,000元投资款项后，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张居梅依法不负有支付该租金的义务。案涉建筑设备器材的返还是基于君利租赁站与军海公司徐洼新农村建设项目部所签订并履行的《建筑设备器材租赁合同》所产生。如上所述，张居梅并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并且与军海公司也不存在承继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张居梅依法不负有案涉建筑设备器材的返还义务。3.沈玉国、刘多友是案外人汪习水的雇员，而不是张居梅雇佣的员工。根据张居梅与汪习水于2013年3月6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书》约定，张居梅以枣建一公司名义承建徐洼新农村建设项目，由汪习水以个人名义承包经营本工程项目的施工任务，承担施工全过程的一切责任和风险，并以本工程承包费用及个人应得的其他全部所得做担保；承包费为每平方米860元，一次包死，其承包费额包含租赁、材料、机械、工具、工程施工人工、职工意外伤害保险等与本工程相关的全部费用：汪习水自行解决施工机具设备。该合同书已实际履行，张居梅已依照合同书约定向汪习水支付了5,768,861.73元的全部工程款。由上述合同内容可知，张居梅与汪习水之间的《工程施工合同书》不是内部承包合同，而是工程转包合同，二者存在发包与承包的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约定，由汪习水独立经营，张居梅只是向汪习水支付工程款。对此，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4民初198号民事判决予以认定：“涉案工程系张居梅垫资建设，张居梅主张已向汪习水支付了全部工程款，庭审中提交了向汪习水支付工程款244万元的收据11份，支付材料款及农民工工资206万元的收据。”（详见该判决书第8页）由此可见，张居梅与汪习水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书》是工程转包合同，而不是内部承包合同，汪习水不是张居梅的雇员，二者不存在雇佣关系。沈玉国系汪习水在徐洼村新农村建设项目设立的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刘多友是该工程项目部的会计，由汪习水出具《委托书》，委托沈玉国、杨孝奎负责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领款、结算、签收等工作，故沈玉国是汪习水的雇员。由于汪习水与张居梅不存在雇佣关系，因此，沈玉国并不是张居梅的雇员。对此，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4民初198号卷宗材料第50页的徐洼工地张居梅付工程款明细表和52至53、53-1、53-2的2份领款单、3份收条也足以证明，沈玉国、刘多友是代表汪习水项目部签收领取工程款，故沈玉国、刘多友是汪习水的雇员，而不是张居梅的雇员。另外，徐洼工地张居梅付工程款明细表》中载明支付640,000元工程款，是向汪习水支付的工程款，沈玉国只是作为汪习水项目部的签收人进行签收，而不是向沈玉国支付工程款，更不是向沈玉国个人支付工资。关于（2017）鲁04民初198号案件审理中提交的徐洼工地材料管子款书面材料中刘多友、沈玉国作为徐洼工地收料人签字，张居梅作为证明人亦签字,并书写“管子款法院去保全现场时没拍照，在仓库锁着没用，此欠款属于张居梅付”。对此，张居梅在该案审理中提交《说明》中载明，徐洼工地水电材料管子总计全额32,000元，此材料当时在仓库里锁着没用，此款如果有（由）我付应在欠我的工程款中增加32,000元。从该《说明》记载内容可知，32,000元管子材料没有使用，32,000元管子材料款没有支付；如果该管子材料款由张居梅付，则应在欠张居梅的工程款中增加32,000元。可见，刘多友、沈玉国只是作为汪习水项目部的代表在徐洼工地收取管子材料并签字的行为，是履行汪习水项目部的职务行为，与张居梅要求增加等额工程款作为同意支付32,000元为条件，两者并不能表明刘多友、沈玉国是张居梅的雇员。而原审法院却以上述材料认为沈玉国、刘多友是张居梅雇佣的员工，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领款、结算、签收等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张居梅承担。原审法院如此认定，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主要表现为：诉讼时效期间已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依法应当驳回刘军的诉讼请求。《建筑设备器材租赁合同》第二条租金明确约定：（2）租金每月10日前必须结清上月全部租金。（3）工程主体完工退不清货物时必须付清以前全部租金，收取租金不受年度限制，直到退清货物收清租金之日合同终止。如此约定，已经明确了付清全部租金的期限，而“收取租金不受年度限制，直到退清货物收清租金之日合同终止”的约定，依法属于无效约定。2013年12月26日，沈玉国作为审核人出具一份钢管租金费用单据，载明“枣建一公司徐洼小康楼项目部欠刘军架管租金239,000元（贰拾叁万玖仟元整）”。可见，2013年12月26日沈玉国出具的欠刘军架管租金239,000元单据，是在工程主体完工后经双方对累积所欠租金数额的确认，根据《建筑设备器材租赁合同》第二条租金（2）（3）约定，刘军自2013年12月26日起即明知自己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至提起诉讼时一直未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其诉讼时效期间自2013年12月27日至2015年12月26日，在此期间没有主张权利，则诉讼时效届满，胜诉权消灭。在原审庭审时，张居梅提出自2013年12月27日至起诉时已经6年多，诉讼时效期间早已超过，主张驳回其诉讼请求，故张居梅已依法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在此情形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刘军依法负有证明其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存在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事实上，刘军并未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故原审法院支持刘军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刘军提起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张居梅不是建筑设备器材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对前期工程已支付812,000元对价有偿取得，并且是从徐洼村委会手中取得，与军海公司不存在承继关系；张居梅与汪习水存在工程转包合同关系，而不是内部承包关系，故沈玉国、刘多友系汪习水的雇员，而不是张居梅的雇员，故张居梅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而原审法院未厘清上述法律关系，以致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实属错判。刘军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张居梅接手军海公司施工，且徐洼村村民住宅小康楼工程的全部造价(包含前期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部支付给张居梅，张居梅为以上全部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军海公司施工工程所负债务依法应承担偿付责任。张居梅上诉称其以812,000元对价取得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成果及徐洼村委会收到该款即应当承担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债务的理由，与上述事实不符，也是对2013年1月3日徐洼村委会与张居梅签订的《附加协议书》中“该工程一切的手续由甲方办理，招标由甲方承办给乙方，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的合同条款内容的故意曲解，该合同约定徐洼村委会承担的费用是办理工程手续及招标产生的相关一切费用，不是徐洼村委会对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债务承担的约定，张居梅的该上诉理由无事实证据支持。2.张居梅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接手军海公司施工，且工程全部造价支付给张居梅，对于工程施工租赁刘军建筑设备产生的租金及租赁物返还，张居梅依法应承担偿付及返还责任。张居梅以其不是君利租赁站与军海公司徐洼新农村建设项目部签订的《建筑设备器材租赁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不存在承继关系及合同相对性原则为由主张其不承担责任，违背事实、断章取义，意在恶意逃避本案债务。3.一审判决认定沈玉国、刘多友为张居梅的雇佣员工证据充分。张居梅上诉称沈玉国、刘多友是案外人汪习水的雇员，不是张居梅的雇员，与张居梅在涉及本案工程相关案件中的陈述及证据相矛盾，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本案《建筑设备器材租赁合同》约定收取租金不受年限限制，直到退清货物收清租金之日合同终止。该合同约定内容足以证实该租赁合同的有效期及合同效力的持续性，且刘军长期不断向张居梅及徐洼村委会催要，张军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洼村委会未作陈述。刘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居梅、徐洼村委会归还租赁钢管等配件（钢管40,011.50米，扣件24,480个）；2.判令张居梅、徐洼村委会支付拖欠刘军钢管租金239,000元及逾期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张居梅、徐洼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军海公司原承建徐洼村委会开发建设的小康楼工程。2012年11月15日，君利租赁站（甲方，出租方）与军海公司徐洼新农村建设项目部（乙方，承租方）签订一份《建筑设备器材租赁合同》，主要内容：一、甲方拥有租赁设备、器材、货物的所有权。乙方只拥有使用权，无法转租、转借、抵押、抵账，如有上述行为都视为违约。甲方有权请求出租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按诈骗追究其法律责任，乙方在提货时、应当面点清所租货物的数量，检查质量和尺寸，过后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二、租金（1）租金从提货之日起按天累计计算，具体数量以提货单为准。（2）租金每月10日前必须结清上月全部租金。如不结清租金，甲方有权终止乙方的货物使用权，并且每天加收所欠租金总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一切费用及后果有乙方负责。（3）工程主体完工退不清货物时必须付清以前全部租金，收取租金不受年度限制，直到退清货物收清租金之日合同终止。（4）甲方所租赁的物资均不收取折旧费。三、建筑器材、设备、货物损失、损坏、赔偿规定：所租用货物、器材、设备如丢失或损坏按退货时市场所收价格全额赔偿。赔偿必须在15日之内付清，否则继续计租金，直到付清之日止，租金甲方不负责开发票，钢管原价格15元/米、日租金每米/天/0.015元；扣件原价格6元/个，日租金每个/天/0.01元，油托原价格30元/套、日租金每套/天/0.05元，如丢失扣件螺丝按每套0.8元；扣件修理费为每个0.1元，油托丝、盘每个5元。君利租赁站、军海公司徐洼新农村建设项目部加盖印章、沈玉国作为负责人签字，徐洼村委会作为乙方担保人盖章。刘军供应了建筑设备器材，且由刘多友签收提货单，提货单载明的具体日期、数量如下：2012年11月15日，钢管6米350根、4.5米60根、4米50根、3.5米30根、2.5米100根、1.5米301根、1米200根，扣件十字卡1,050个、接头210个、转卡150个；2012年12月11日，钢管6米300根、4.3米200根、2.5米120根、0.8-1米377根，扣件十字卡2,490个、节卡360个；2013年3月23日，钢管6米500根、1.2米350根、2米260根，扣件十字卡990个；2013年3月24日，钢管6米400根、4米200根、1.5米100根，扣件十字卡2,100个、接卡510个；2013年3月26日，钢管6米450根、2.5米200根、0.8-1米226根，扣件十字卡1,800个、节卡420个；2013年3月28日，钢管6米550根、1.5米100根，扣件十字卡2,070个、接卡210个；2013年3月29日，钢管6米200根、4.5米300根、2.5米300根、1米200根，扣件十字卡1,620个；2013年3月31日，钢管4米400根、3米200根、2米200根、1米400根，扣件十字卡2,400个、活卡210个、接卡510个；2013年4月11日，钢管6米400根、1.2-1.3米600根，扣件十字卡3,000个、节头210个；2013年4月30日，钢管6米600根、1米299根，扣件十字卡1,200个、节卡300个。由杨奎签收提货单，提货单载明的具体日期、数量如下：2013年3月25日，钢管6米450根、4.5米100根、2.5米100根、1米213根，扣件十字卡1,200个。由其他人签收提货单，提货单载明的具体日期、数量如下：2013年9月2日，钢管6米250根、1米300根，扣件十字卡1,320个、150个。2013年12月26日，沈玉国作为审核人出具一份钢管租金费用单据，载明“枣建一公司徐洼小康楼项目部欠刘军架管租金239,000元（贰拾叁万玖仟元整）”。另查明，2013年1月3日，徐洼村委会（甲方）与赵士宏、张居梅（乙方）签订《合作开发附加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承诺原军海公司所建设的新农村改造工程，正在建设的小康楼未完成，欠工人工资及建材款，现甲方将该工程转交给乙方赵士宏承建，乙方预交80万元，该工程归乙方所有，该工程一切的手续由甲方办理，招标由甲方承办给乙方，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一期工程由乙方承建完成，乙方建成一期工程，交房验房合格，甲方负责支付乙方1,130万元工程款。如甲方违约，现建的一期工程小康楼及160亩建设田地归乙方长期免费使用。2013年1月9日，张居梅借用枣庄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山东枣建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资质与徐洼村委会签订关于山亭区徐洼村村民住宅小康楼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工程内容为施工图范围内的土建、安装及装修工程；工程质量标准为合格；合同价款为按建筑面积每平米1,146元（不含税金及其他任何费用），约4,600万元。结算时按实际面积计算。合同工期总天数为480天（以实际开工令为准）。2013年1月18日，枣庄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甲方）与张居梅、宋均海（乙方）签订《工程施工目标管理责任书》一份，约定：乙方以个人名义承包经营本工程项目的施工任务，承担施工全过程的一切责任和风险，并以本工程承包费及个人应得的其他全部所得作担保。工程内容为施工图范围内的土建、安装及装修工程，小康楼260套，建筑面积约39,500平方米；工期480天；工程进度款为根据发包方的付款情况按比例及时支付给乙方；在业主进度款、工程款不到位时，甲方不承担拖欠工程款的责任。该合同对保修期、保修金做了约定。同日，枣庄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张居梅、宋均海还签订了《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一份。2013年1月22日，张居梅与宋均海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1.张居梅和宋均海自2013年元月份开始，共同承接该工程项目，承担该项目的经费支配、支出、建设、管理、安全检查、监督等一切工作；2.由于我们是接管前期在建工程，张居梅提前投入的八十万将在一期工程款到账后领取，宋均海应再投入二十七万元做股金，也在一期工程款到账后领取；3.今后该工程投资张居梅占60%；宋均海占40%，无论投资支出或收入，盈利还是亏损，都按四六分成的方式承担；4.该工程项目全部完成后所得利润（去除所有费用支出款）张居梅获得60%；宋均海获得40%等。该协议签订后，宋均海未按约定投资。2013年3月6日，张居梅与汪习水签订《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工程内容为施工图范围内的土建、安装及装饰工程，小康楼260套，建筑面积约39,500平方米（图纸范围内的毛坯房）；开工、竣工日期为2013年3月至2013年5月26日竣工；工程承包方式为乙方在工程竣工后14日内，按公司与发包方合同的约定编制工程结算书，并提供完整的结算资料二份，报发包方审计。图纸范围内工程量按固定总价实际建筑面积计算，850元/㎡一次包死。图纸范围外项目执行发包方与承包方合同约定，按审计及发包方最终确认的工程价款降低10%为乙方的承包额。还约定汪习水以个人名义承包经营本工程项目的施工任务，承担施工全过程的一切责任和风险并以本工程承包费用及个人应得的其他全部所得做担保。再查明，张居梅（原告）诉徐洼村委会、枣庄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4月3日立案，案号为（2015）枣民五初字第4号。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2015）枣民五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张居梅的起诉。张居梅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7）鲁民终84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枣民五初字第4号民事裁定，指令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8日立案，案号为（2017）鲁04民初198号。在（2017）鲁04民初198号案件审理中，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徐洼村委会主张工程造价6,118,036.61元中包含前期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应否扣减的问题。本院认为，因徐洼村委会与张居梅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张居梅预交80万元取得涉案的承包权，张居梅已对前期工程进行了投资，徐洼村委会在庭审中未提交前期工程的工程造价以及应当扣减工程款的金额，故本院对徐洼村委会该项辩称不予支持”，并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7）鲁04民初19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枣庄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张居梅工程款5,448,036.61元及利息（以5,448,036.61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2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二、徐洼村委会在欠付工程款5,448,036.61元范围内，对于判决第一项承担付款责任；三、驳回张居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徐洼村委会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农民工工资收款收据，本院对于徐洼村委会主张已垫付农民工工资468,504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徐洼村委会欠付工程款的数额，在扣除该笔款项后应为4,979,532.61元”，并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鲁民终131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4民初198号民事判决；二、枣庄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张居梅工程款4,979,532.61元及利息（以4,979,532.6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6月27日起支付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徐洼村委会在欠付工程款4,979,532.61元范围内，对于判决第二项承担付款责任；四、驳回张居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在（2015）枣民五初字第4号案件审理中，法庭询问张居梅对徐洼村委会主张汪习水实际施工完成有无异议时，张居梅称“汪习水仅系原告聘用的工程队”。在（2017）鲁04民初198号案件审理中，张居梅为证明其在施工合同中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身份给汪习水支付人工费、材料费提交证据：1.一份其书写的《徐洼工地张居梅付工程款明细表》，其中载明“时间：2013.5.14、2013.10.30，付款内容：工程款，价款（元）640,000.00元，签收人：沈玉国，手机号：158××××****，单据：5”，“时间：2014.1.14，付款内容：项目部会计，价款（元）10,000.00元，签收人：刘多友”；2.两份领款单，分别载明“领款日期2013年10月30日，领款部门名称汪习水项目部，领款原因工程进度款，金额壹拾伍万元”，“领款日期2013年9月12日，领款部门名称汪习水项目部，领款原因工程进度款，金额壹拾伍万元”，沈玉国作为领款人签字。徐洼村委会提交证据如下：1.一份徐洼工地材料管子款书面材料，载明“徐洼工地水电材料管子总计金额32000，大写叁万贰仟元整”，刘多友、沈玉国作为徐洼工地收料人签字。张居梅在该书面材料下面书写“管子款法院去保全现场时没拍照，在仓库里锁着没用，此欠款属于张居梅付”，张居梅作为证明人签字；2.2014年1月18日，沈玉国书写一份收到条，载明“今收到徐洼新农村建设工程款￥353,452元整，大写叁拾伍万叁仟肆佰伍拾贰元整”，沈玉国作为收款人签字；3.2014年1月19日，沈玉国书写一份借条，载明“借徐洼新农村建设工程款￥5000元整（伍仟元整），下次从张居梅未发工程款扣出”，沈玉国作为借款人签字。在此案件的庭审时，张居梅出庭并在法庭询问枣庄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徐洼村委会签订合同后履行情况以及其是否与汪习水签订协议时称“是我投资，由汪习水施工”，“签订，原军海公司人工系汪习水班组，签订协议后继续由汪习水的班组继续施工”。徐洼村委会（原告）诉山东枣建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被告）、张居梅（第三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于2014年12月9日立案，案号为（2014）山商初字第525号。在此案件的庭审时，张居梅作为第三人出庭并答辩称“第三人是实际施工人，原告应该同第三人核算工程款”；法庭询问张居梅与山东枣建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关系时，张居梅称“是承包关系”；法庭询问山东枣建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张居梅有无资质进行解释时，山东枣建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称“第三人来施工是劳务行为，项目经理是公司正式的项目经理，并且经过备案，我公司和第三人是内部承包关系，项目经理是公司的持证的项目经理”；法庭询问张居梅与汪习水关系时，张居梅称“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实际施工队，是替我施工的”；法庭询问张居梅接手时军海施工多少时，张居梅称“基础工程，军海未支付工程款，我与村委会协商我支付80万元所有工程由我接手”。君利租赁站系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系刘军，君利租赁站于2015年5月7日因合并而注销。枣庄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山东枣建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关于刘军是否享有诉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本案中，君利租赁站已被注销工商登记，其作为民事主体已经消亡，应以君利租赁站的经营者为民事主体，故刘军作为君利租赁站的经营者享有诉权。关于张居梅是否承担责任问题。君利租赁站与军海公司徐洼新农村建设项目部签订的《建筑设备器材租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因军海公司徐洼新农村建设项目部系军海公司的内部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军海公司承担。张居梅诉徐洼村委会、枣庄一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17）鲁04民初198号】一案中，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徐洼村委会主张工程造价6,118,036.61元中包含前期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应否扣减的问题。本院认为，因徐洼村委会与张居梅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张居梅预交80万元取得涉案的承包权，张居梅已对前期工程进行了投资，徐洼村委会在庭审中未提交前期工程的工程造价以及应当扣减工程款的金额，故本院对徐洼村委会该项辩称不予支持”，山东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的判决结果对此未予纠正，且与案号为（2014）山商初字第525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张居梅在法庭询问其接手时军海施工多少时称“基础工程，军海未支付工程款，我与村委会协商我支付80万元所有工程由我接手”相符，因此可以确认山亭区徐洼村村民住宅小康楼工程的工程全部造价（包含前期军海公司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部支付给实际施工人张居梅，因此张居梅应系全部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军海公司所负债务应承担付款责任。关于案涉建筑设备器材的租金及返还问题。1.刘多友、沈玉国的身份问题。（2014）山商初字第525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审理中，张居梅在法庭询问其与汪习水关系时称“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实际施工队，是替我施工的”。（2015）枣民五初字第4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张居梅在法庭询问其对徐洼村委会主张汪习水实际施工完成有无异议时称“汪习水仅系原告聘用的工程队”。从张居梅的上述陈述可以说明汪习水系张居梅雇佣的员工。在（2017）鲁04民初198号案件审理中，张居梅提交其书写的《徐洼工地张居梅付工程款明细表》中载明支付沈玉国、刘多友工程款，且沈玉国、刘多友作为签收人签字；提交两份领款单中载明汪习水项目部领取工程进度款和工程预付款，沈玉国作为领款人签字。（2017）鲁04民初198号案件审理中提交的徐洼工地材料管子款书面材料中刘多友、沈玉国作为徐洼工地收料人签字，张居梅作为证明人亦签字并书写“管子款法院去保全现场时没拍照，在仓库里锁着没用，此欠款属于张居梅付”。以上证据可以说明张居梅对沈玉国、刘多友系其员工的确认，亦可证明沈玉国、刘多友系张居梅的雇佣员工。2.沈玉国、刘多友作为张居梅雇佣的员工，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领款、结算、签收等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张居梅承担。因此，沈玉国经审核确认欠刘军建筑设备器材租金239,000元，张居梅应向刘军承担付款责任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刘多友从刘军处收取建筑器材设备（钢管34,318.2米、扣件21,810个）至今未归还，应由张居梅负责归还。刘军未提交证据证明杨奎及其他签收人系张居梅的雇佣员工，故刘军主张张居梅返还由杨奎及其他签收人签字确认的钢管及扣件，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居梅抗辩刘军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徐洼村委会的责任问题。徐洼村委会作为案涉建筑设备器材租赁事宜的担保人，对案涉建筑设备器材租赁的债务具有保证的意思表示，且未超过保证期间，应承担保证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一百一十四条、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居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军租金239,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39,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张居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军钢管34,318.2米、扣件21,810个；三、徐洼村委会对第一、二项判决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刘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86元，减半收取计2,443元，由张居梅、徐洼村委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张居梅提交以下证据：1.交换质证笔录，来源于（2017）鲁04民初198号案件卷宗，其中徐洼村委会陈述：张居梅与汪习水签订了施工合同，张居梅与一建公司签订挂靠合同后将工程实际转包给了汪习水，约定的是固定价，每平方米850元，张居梅仅是投资人，实际施工人是汪习水，详见交换质证笔录第四页。拟证明张居梅与汪习水之间是工程转包合同关系，不存在雇佣关系，汪习水不是张居梅的雇员。2.委托书一份，来源于汪习水，内容是：汪习水委托沈玉国、杨孝奎全权代理汪习水办理其承包工程中的相关事宜，对其签署的相关文件均认可，并承担法律责任。拟证明沈玉国、杨孝奎均是汪习水的代理人，沈玉国与刘军签订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当事人系汪习水与刘军，该合同的权利义务由其双方承担，张居梅不是该合同的权利义务人。刘军质证称，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张居梅之前承认汪习水与沈玉国是张居梅的工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张居梅的转包合同无效且违法。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且该证据与本案事实相关，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2的真实性刘军不予认可，且无其他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4）山商初字第525号案件审理中，张居梅在法庭询问其与汪习水关系时称“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实际施工队，是替我施工的”。（2015）枣民五初字第4号案件审理中，张居梅在法庭询问其对徐洼村委会主张汪习水实际施工完成有无异议时称“汪习水仅系原告聘用的工程队”。本案中张居梅陈述汪习水不是其雇员，其与汪习水之间是转包关系，但对前后陈述不一致未作出合理解释，结合张居梅认可沈玉国、刘多友是汪习水的雇员，一审认定沈玉国、刘多友是张居梅的雇员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并无不当。根据查明的事实，沈玉国作为审核人向刘军出具了钢管租金费用结算单据，刘多友在提货单上签字从刘军处收取建筑器材设备（钢管34,318.2米、扣件21,810个），沈玉国、刘多友的以上行为均系职务行为，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张居梅承担，故刘军、张居梅之间已形成合法有效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且已实际履行，张居梅负有支付租金及返还租赁物的合同义务，因此，一审判决张居梅向刘军支付租金及利息并返还钢管、扣件，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钢管租金费用结算单上并未约定付款期限,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刘军起诉之日计算,刘军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张居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86元，由上诉人张居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莹审判员 李 丽审判员 党园园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