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3民终10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汉云，男，198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慧芳，湖北筑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文明，男，198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上诉人高汉云因与被上诉人孙文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20）鄂1303民初1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汉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欠付被上诉人货款，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高汉云在孙文明处购买汽车配件尚欠货款28569元认定事实错误。高汉云与孙文明及第三人赵运财、郑道国于2016年8月28日签订购销合同，从2016年8月份开始至2017年3月份止，孙文明及赵运财、郑道国一直向高汉云供应汽车配件，主要由第三人赵运财负责向高汉云联系供货并进行对账。高汉云出于对孙文明和第三人的信任，并未亲自逐项核对双方往来账目，根据孙文明及第三人计算的金额253077元向孙文明出具欠条，实际应为237097.96元。自2017年5月6日出具借条后，上诉人通过现金、转账等方式向第三人赵运财及孙文明共计支付283295元，扣减高汉云偿还赵运财于2017年3月垫付50000元货款及利息2300元，上诉人实际支付货款为230995元。2、孙文明在要求上诉人支付剩余货款时，并未扣减业务费提成、质量索赔、滞销货物处理补偿进货差价等费用。赵运财向上诉人承诺作为供方将根据上诉人购进货物总额的2%向上诉人支付业务费提成，另外由于赵运财向上诉人供货中出现残次、破损产品，赵运财承诺赔偿，由于上诉人购进货物中存在部分滞销，赵运财承诺按进价差价2400元直接从总货款中抵扣，上述三项费用合计17873.68元。3、上诉人并未欠被上诉人货款，而是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欠付上诉人业务费提成质量索赔等补偿款11770.72元。孙文明辩称，赵运财介绍高汉云跟我认识，他们俩之间的事我不清楚。合同是赵运财代我签字，我是合同的供方，高汉云是需方。到2017年5月6日我们三人在随州把截止到2017年5月6日的往来账目进行了计算。高汉云欠我的货款253077元，当时索赔的部分全部算清了，合同终止。孙文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高汉云支付货款2856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汉云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初至2017年5月6日，高汉云在孙文明处购买汽车配件，共计货款253077元。2019年9月1日，经孙文明催要，高汉云向孙文明支付货款224418元，剩余28569元未支付，高汉云承诺在2019年11月底还清。为了维护孙文明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6日，高汉云向孙文明出具欠条：“欠条，今欠到湖北随州孙文明货款（贰拾伍万叁仟零柒拾柒元整）253077.00元，欠款人：高汉云，身份证：。本货款5月31号以前付8-10万元，剩余货款6月30付清。2017.5.6。”欠条出具后，在2019年9月1日，高汉云向孙文明支付货款224418元，剩余货款28569元未还。当天，高汉云向孙文明出具欠条：“货款欠条，高汉云欠孙文明剩余货款28569元，贰万捌仟陆百伍拾玖元。此款11月底付清（2019），2019.9.1日，高汉云。如有争议由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管辖。高汉云。”孙文明为索要货款诉至法院。庭审中，孙文明放弃要求高汉云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偿还。高汉云在孙文明处购买汽车配件，尚欠货款28569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孙文明诉请判决高汉云支付货款28569元，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高汉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文明货款28569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4元，减半收取计250元，由高汉云负担。二审中，高汉云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购销合同》复印件。证明目的：赵运财作为供方负责人与高汉云联系供货等事宜，合同约定购销产品名称、单价、供货周期、产品质量及索赔、包装要求、供货地点、货款结算方式和期限、合同期限等。证据二：出库通知单、赵运财所列截至2017年1月1日供货金额、已付款对账清单、高汉云与赵运财微信聊天记录、高汉云与孙文明微信聊天记录、高汉云支付宝转账记录、高汉云微信转账记录、高汉云中国银行流水明细、高汉云与赵运财微信聊天记录录音、高汉云与孙文明通话录音记录。证明目的：案涉合同供货11次，被上诉人作为供方供货总金额617184元，高汉云在2017年5月6日前共计向赵运财、孙文明等供货方支付货款380086.04元，后支付货款共计230995元，实际欠付6102.96元。高汉云向孙文明出具欠条是在双方未对账的情况下出具，从始至终发货、对账、收款负责人均是赵运财。业务费提成、质量索赔、滞销货物处理补偿进货差价等费用应从实际欠款中扣减。孙文明质证认为，购销合同、出库通知单是真实的。赵运财所列的对账清单我不清楚，2017年5月6日是我、高汉云、赵运财、郑道国一起对账后列的欠条，其他的细节我不知道。对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银行流水转账给我的予以认可，是否支付给赵运财我不清楚。我只认结算单和欠条，其他的不认可。孙文明向本院提交一份证据：对账单一份。证明目的：孙文明、高汉云、赵运财、郑道国四人一起在场结算后出具的欠条。高汉云质证认为，不能说明对账时间，也不能证明是四人一起对账，对账内容与事实不符。高汉云给孙文明出具欠253077元的欠条后，大部分的付款都是支付给赵运财。对上述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对高汉云提交的购销合同、出库通知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赵运财所列截至2017年1月1日供货金额、已付款对账清单系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高汉云与赵运财微信聊天记录、高汉云与孙文明微信聊天记录、高汉云支付宝转账记录、高汉云微信转账记录、高汉云中国银行流水明细、高汉云与赵运财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均系电子数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因高汉云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无法确定，再者，高汉云提交的其与赵运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欠款金额242361.96元，而该微信聊天记录时间为2017年3月13日，高汉云在此后2017年5月6日向孙文明出具欠条，对上述结算情况应系明知的，故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高汉云与赵运财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高汉云与孙文明的通话录音并未涉及双方结算的货款不实的问题，不能达成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孙文明提交的对账单无任何人的签字盖章，不能证明与本案买卖合同有关，本院亦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高汉云于2019年9月1日向孙文明出具了欠款28659元的欠条，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均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高汉云于2017年5月6日向孙文明出具欠款253077元的欠条，在高汉云付款224418元后又于2019年9月1日向孙文明出具欠款28659元的欠条。高汉云在出具欠条后未对上述欠条行使撤销权，且在出具欠条两年多时间、扣减其已付款后再次向高汉云出具欠条，能够证明高汉云于2017年5月6日向孙文明出具欠款253077元的欠条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高汉云上诉称其在未经对账的情况下出具欠条，实际欠付货款金额237097.96元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虽然高汉云提交的购销合同显示孙文明、赵运财、郑道国三人均在供方处签字，但因高汉云系向孙文明一人出具欠条，高汉云提交的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仅能证明高汉云与赵运财一直存在多笔大额转账交易、双方经济往来频繁，高汉云不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向赵运财转账的款项系案涉买卖合同的货款应予抵扣，故一审法院根据高汉云向孙文明出具的欠条认定案涉买卖合同下欠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高汉云如认为赵运财的行为使其遭受损失，高汉云可另案向赵运财主张权利。关于业务费提成、质量索赔、滞销货物处理补偿进货差价等费用，因上诉人高汉云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孙文明对此达成了明确约定，其请求扣减上述费用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孙文明起诉要求高汉云支付货款28569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维持。综上，高汉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5元，由高汉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亘审判员 张 欢审判员 吕丹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郭金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