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2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景尧，男，汉族，1973年10月26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1************03X。委托代理人：刘桂兰，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建城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锦涡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39X。法定代表人：罗秋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道元，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邓凤英，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景尧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建城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7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建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诉讼请求：一、李景尧返还建城公司货款1466475.77元及违约金389349.32元（以货款1466475.77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7年12月26日起计至偿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6月10日为389349.32元）；二、本案诉讼费由李景尧承担。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李景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建城公司支付货款1466475.77元及违约金（以1466475.77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7年12月26日起计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466475.77元为限）。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751.21元，由李景尧负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7069号民事判决。李景尧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建城公司承担。理由和事实：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李景尧于2019年10月17日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书面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但原审法院仅仅出具了《告知书》，后李景尧于2019年10月23日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管辖权异议上诉状》，但原审法院罔顾李景尧的请求径直于2019年10月25日开庭审理本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以及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之规定，处理管辖权异议属于法定的裁定事项，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法院必须以裁定的方式作出支持或驳回的决定，而且当事人有权对裁定提起上诉。显然，原审法院以告知书的形式处理上诉人的异议申请，并在上诉人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上诉未经处理的情形下直接开庭，妨碍了李景尧的正当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实现，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审判决认定李景尧拖欠建城公司1466475.77元货款的事实是错误的。建城公司在原审诉讼过程中虚假陈述，故意隐瞒李景尧已支付了大部分货款的事实，从而导致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李景尧所拖欠的货款金额。事实上，李景尧已在2018年2月13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陆续向建城公司支付了合共1347000元货款，截止至原审开庭前仅仅剩下119475.77元货款未付，而并非建城公司所主张的1466475.77元。基于上述观点，原审判决认定违约金的计算基数和起算时间有误。因李景尧已向建城公司支付了1347000元货款，原审判决认定违约金以1466475.77元为基数计算与事实不符。另外，李景尧向建城公司出具《欠款确认函》后积极履行还款义务，建城公司提交的《律师函》并未经李景尧签收确认，其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向李景尧进行了催收并要求李景尧一次性支付所有货款，也即，建城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对李景尧不定期不定额的分期支付货款的行为和方式并无异议并予以认可，原审判决认定违约金从2017年12月26日开始计算实际违背了双方之间的交易模式和约定，应予以纠正。建城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一、希望对李景尧逾期举证进行罚款。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金额准确，李景尧没有归还欠款。二审期间，李景尧向本院提交以下两组证据：一、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及投递情况和原审法院告知书，拟证明李景尧对告知书处理管辖权异议申请提出上诉；二、银行转账记录及收据，拟证明其于2018年2月13日至2019年9月30日支付了1347000元货款。建城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公司起诉依据的是2017年12月26日签订的欠款确认函，其后双方继续存在买卖关系，这些付款与欠款确认函无关。建城公司为反驳李景尧所提交的证据，提交李景尧2018年12月30日出具的欠款确认函的复印件、交易汇总表、建城公司出具的证明，该确认函记载李景尧于2017年2月9日至2018年3月7日欠该公司1186751.11元。李景尧认为欠款确认函无原件，交易汇总表、证明是建城公司自行制作，均不予确认的真实性。建城公司主张由于该公司股东分家及管理层的变更，所以出现多张欠款确认函，2018年12月30日出具的欠款确认函上的欠款已经付清，但2017年12月26日出具的欠款确认函的欠款没有付清。对于2017年2月9日之后双方的交易，李景尧主张货款已经支付完毕，但双方没有对账，双方是在付款前口头约定款项支付的是那一笔欠款。李景尧提供有李景尧、郭容德参加的微信群的聊天记录为证。李景尧主张在其前述证据中其于2019年1月22日转账到郭容德银行账户的150000元是归还案涉的欠款。建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建城公司联系后确认前述款项中的李景尧于2019年1月22日转账到郭容德银行账户的150000元是归还案涉的欠款。后，建城公司又提交了该公司统计的李景尧2017年2月至2019年9月付款的收款记录及收据、业务回单，称由于公司管理层交接、财务核实有误导致数据有误，包含前述2019年1月22日转账的150000元，李景尧仍拖欠其于2017年12月26日出具的欠款确认函中的欠款1171151.45元。李景尧质证认为收款记录与事实不符，缺少记载李景尧支付的金额不少于727846.11元且无证据证实李景尧于2017年2月至2018年2月欠款4502131元；2018年6月8日金额为97000元的收据与本案无关。建城公司提交收据、购销合同等称该97000元是该公司与裕达公司的合同款，但被李景尧用作冲抵其与建城公司的合同款；李景尧否认建城公司的主张，认为从证据上无法证明。李景尧主张建城公司提供的收据中2019年1月22日的150000元并非李景尧转账到郭容德银行账户的150000元；建城公司提供专用收据、费用报销单、支票主张郭容德收到款项后通过支票及现金向该公司转交，两笔款项为同一笔；李景尧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无法证明两笔款项的关联性及建城公司的主张。由于双方交易的次数多、时间长，本院要求双方当事人对全部交易、付款进行对账，建城公司同意双方进行对账，李景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李景尧说“无法对账”。故，本院要求建城公司提交双方交易的全部送货单。建城公司提交双方交易的送货单后，李景尧质证认为送货单均没有李景尧的签名，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且送货单上并无财务收款专用章但证据上全部加盖有该章、部分送货单记载的是建城公司的业务员胡炯贤，与其无关。建城公司对此解释称送货单上当时并无财务收款专用章，为证实其真实性而在提交证据前加盖的；胡炯贤是李景尧的二级代理人，送货单上备注为胡炯贤的就是胡炯贤从李景尧处拿的建城公司的货。本院经阅卷和法庭调查，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仅对上诉人在上诉中提出的问题予以审查。李景尧主张本案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但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是针对一审法院的审理案件的部门，并非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管辖权异议的内容，故原审法院以通知形式对其管辖权异议进行回应并无不当。双方存在多年的买卖合同关系。李景尧于2017年12月26日出具欠款确认函后，双方仍有交易活动。根据李景尧称其付款前双方口头约定款项所对应的欠款及按照双方的确认最少在2019年1月22日李景尧仍在为其于2017年12月26日出具的欠款确认函支付了150000元。故李景尧提交证据称其于2018年2月13日至2019年9月30日支付了1347000元货款，已完成了付款义务，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建城公司提交了2017年2月后的发货单，虽然发货单上没有李景尧的签名，但结合李景尧的付款情况及李景尧拒绝进行对账的情况，本院对建城公司提交的发货单予以确认。但是发货单中备注为胡炯贤的，建城公司主张胡炯贤为李景尧的二级代理人及李景尧应对该货款承担责任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即“高埗新政府广场”的11600元＋1525元＋1525元＋5755元＋2900元＋7830元＋14310元＋9860元＋7540元＋10440元＋12715元＋2900元+25520元＋6720元＋7155元＋6480元＝134775元，“洪梅梅沙鲜辰制线公司”的1500元＋8700元＋825元＋1350元＋2160元＝14535元，“高埗上江城市场”的2900元，合共152210元货款并非建城公司与李景尧的买卖所产生。即，建城公司与李景尧2017年2月后的买卖货款为4502131元－152210元＝4349921元。建城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收款记录自认于2017年2月后收到李景尧的货款共4797455.32元，加上2017年12月26日的欠款确认函确认的欠款1466475.77元，李景尧仍拖欠货款4349921元＋1466475.77元－4797455.32元＝1018941.45元。李景尧主张除建城公司在2017年2月至2019年9月收款记录的自认外，还有其他款项支付货款。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李景尧提供的有建城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记载的2017年11月13日的100000元、2019年10月30日的100000元、2019年11月15日的13675.11元和123076元，这些收据在形式上与其他收据一致，在建城公司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对于2018年6月8日金额为97000元的款项，对应收据显示交款单位为“裕达公司”，结合建城公司陈述李景尧于2018年2月及之前同时以建城公司员工的名义对外销售混凝土及以个人名义与建城公司存在交易和李景尧于2018年2月之后仅以建城公司员工的名义对外销售混凝土，并称可从收据的交款单位可以辨别，且其他李景尧与建城公司交易的收据显示交款单位为李景尧，而李景尧又没有证据证实在当天存在另一笔97000元的付款，故本院采信建城公司的主张。再次，李景尧于2019年1月22日转账到郭容德银行账户的150000元，李景尧主张有建城公司开具的收据，应认定为两笔款项；建城公司抗辩称收到郭容德转交来的支票及现金所以出具的收据；李景尧只有一次的付款记录，收据上的支票显示与李景尧无关，故建城公司的主张更为合理。最后，李景尧主张付款是分别转账到郭惠球、杜冠萍的银行账户上，虽然郭惠球、杜冠萍为建城公司前管理人员但并不必然代建城公司收账，且并无类似其他转账有收据或建城公司的追认，结合李景尧与郭惠球、杜冠萍早已认识且有一笔款项仅为660元，本院对李景尧认为上述转账为案涉付款的主张不予采信。李景尧若认为其合法权益受侵害，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李景尧仍拖欠货款1018941.45元－100000元－100000元－13675.11元－123076元＝682190.34元。至于建城公司主张拖欠货款的违约金，欠款确认函中虽约定“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但并无约定支付时间，结合双方均确认李景尧在2019年1月22日为2017年12月26日的欠款确认函支付了150000元的事实，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的规定，本院认为违约金应当自建城公司起诉立案之日即2019年8月27日起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李景尧在一审期间没有参加庭审及答辩、举证，缺乏合法依据，李景尧于二审期间才提出已付款项的主张及举证的理由并不充分，浪费司法资源，故李景尧应当承担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受理费和二审案件受理费。综上，李景尧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对其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前述法律法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7069号民事判决；二、限李景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东莞市建城混凝土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82190.34元元及违约金（以682190.34元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9年8月2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东莞市建城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751.2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102.43元，均由李景尧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国鹏审判员  叶志超审判员  王九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何家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