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37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源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安大道南昌社区三围勤裕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4710XA。法定代表人：翁志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畅，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锋，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飞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820114。法定代表人：廖宗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飞，女，该公司财务总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飞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89B。法定代表人：宋江棋，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深圳市源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飞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触公司）、东莞市飞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24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源远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源远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源远公司与飞触公司发生买卖业务往来的时间是从2016年12月份开始，双方之间也无任何书面的或口头的合作合同，所以飞触公司在2016年6月30日支付的256500元、2016年7月17日支付的705070元，共计961570元，不可能是飞触公司自己的付款。二、源远公司另案向飞洋公司主张60多万元货款，在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正在审理中[案号：（2019）粤1972民初13512号]。在该案中，源远公司已将飞触公司代飞洋公司支付的961570元作为飞洋公司的已付款扣除了。也就是说前述961570元是飞洋公司的付款,不是飞触公司的付款，飞触公司在本案不能重复抵扣。三、在本案一审两次开庭时，飞触公司举证的证据只有飞触公司支付的3501656.6元（其中日期为2018年1月19日的243000元的承兑汇票是飞洋公司背书给飞触公司的，可以说属于飞洋公司代飞触公司支付的，即飞触公司与飞洋公司存在互相代为付款的情形）。飞触公司从来没有提过其曾支付961570元货款的问题。因为飞触公司知道该货款系其以前代飞洋公司支付的货款，不属于飞触公司的付款，否则早就会提出，不至于在两次开庭后才提交相关证据。四、2019年1月9日本案第一次开庭的庭审笔录第4页第3行飞触公司、飞洋公司答辩称，飞触公司、飞洋公司于2016年12月至2018年6月20日已经足额支付了源远公司的货款，没有拖欠源远公司任何货款，其中飞触公司于2016年12月至2018年6月20日共支付源远公司货款3501656.6元，飞洋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4月19日共支付源远公司4942495.34元。既然飞触公司认为已经付清货款，那飞触公司怎么会出现还有961570元付款问题？飞触公司岂不是多支付了？这显然说明961570元付款与本案无关，不属于飞触公司针对本案的付款。五、飞触公司2016年11月23日才从东莞搬到中山市，那么源远公司是在其搬到中山市后才发生业务往来，印证了源远公司是从2016年11月23日才与其发生业务往来，之前没有任何货款。付款方式是双方月结30天，即先发货对账经过30天才要支付货款，飞触公司不可能在2016年6-7月就支付90多万元。六、飞洋公司2017年审计报告说明其与飞触公司有大量资金往来，存在关联交易，说明飞触公司在2016年6-7月为其垫付款是正常的。七、在东莞另案中电子邮件的对账单都经过质证，那些对账单中注明了飞触公司欠源远公司1077976.8元货款。源远公司与飞触公司对账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电子邮件载体可以说明2018年3月对账单飞触公司拖欠源远公司1077976.8元货款。八、飞触公司提供的总支付货款3501656.6元，从其最后几次的付款情况可以看出，可以印证2018年3月对账单，其拖欠源远公司1077976.8元。飞触公司、飞洋公司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飞触公司与飞洋公司是相互独立法人，飞触公司支付源远公司的货款961570元，就是飞触公司直接支付的。源远公司所述961570元属于代飞洋公司付款，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一审法院直接认定961570元为支付飞触公司货款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对于源远公司所述的飞触公司支付961570元在2016年12月与飞触公司发生货物交易前，就此推定飞触公司支付的961570元属于代飞洋公司支付的货款，完全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飞触公司提前支付961570元属于支付飞触公司的应付款，该支付习惯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二、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是源远公司一直变更主张，一会主张飞洋公司代飞触公司付款，后面变为飞洋公司给自己付款，是飞触公司代飞洋公司付款，上述陈述前后矛盾，拖延庭审效率，而飞洋公司与飞触公司是根据源远公司的举证回应，不存在虚假回应问题。源远公司在起诉2019年1月9日第一次开庭时提交了源远公司自认的已收货款清单，从清单上显示，源远公司明确已收货款可能有的由飞洋公司代飞触公司付款，源远公司主张飞触公司在2017年4月21日至2018年4月19日共计支付源远公司货款3317657.28元，源远公司主张其中2017年5月19日至2018年1月15日支付的1139884.48元是飞洋公司代飞触公司支付的，为此飞洋公司与飞触公司才按照源远公司的上述主张同时提交了飞洋公司与飞触公司的付款记录予以回应，按照源远公司的主张存在飞洋公司代飞触公司付款的情况，则依据飞触公司与飞洋公司的同时段的付款记录，飞洋公司与飞触公司足额支付源远公司与飞触公司交易货款，按照源远公司自己提交的已收货款清单，显示飞触公司直接支付源远公司的货款只有2177772.8元，与飞触公司提交的2016年12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支付的3501656.6元不相符。遗漏了飞触公司在2016年12月29日至2017年8月4日支付的5笔款项，在飞触公司详细陈述上述5笔经过后，经原审法官询问，源远公司确认2017年8月4日的97940元，但拒不承认其他4笔货款。由于其中两笔付款属于票据承兑，由源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签收，在法官询问源远公司是否申请鉴定时，源远公司明确表示申请鉴定，其余两笔付款是将背书转让源远公司，法庭要求飞触公司提交银行盖章的背书记录，为此飞触公司也准备银行开发的汇票系统，出示背书转让记录，但在2019年4月22日第二次开庭时，经法庭确认，源远公司并没有申请鉴定，而当庭直接改变之前陈述，转而确认飞触公司提交的2016年12月1日-2019年6月20日支付的3501656.6元，故飞洋公司与飞触公司根据源远公司的陈述，主张根据源远公司第一次的主张即飞洋公司代飞触公司支付1139884.48元加现在源远公司确认收到飞触公司直接支付的3501656.6元，则飞触公司实际支付4641559.22元，已经足额支付源远公司的货款。此时源远公司面对飞触公司上述不利的主张，又变更之前的陈述，主张飞洋公司代飞触公司支付的1139884.48元，是飞洋公司支付给源远公司的另案货款，并非属于本案货款，因此飞触公司才又将飞触公司的全部付款记录进行举证，从而提出飞触公司在2016年6月30日及2016年7月17日支付源远公司货款961570元的事实，因此是源远公司前后陈述不一致，相互矛盾，多次改变庭审陈述及主张，导致庭审复杂及飞触公司、飞洋公司多次谨慎应对。三、源远公司在上诉状所述的961570元已经在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飞洋公司中扣除飞洋公司的货款，与事实不符。东莞市第二人法院的案件属于源远公司起诉飞洋公司追讨2018年4月、5月、6月货款，不涉及961570元的问题，在上述案件中，飞洋公司提交的付款记录只是飞洋公司自己支付的款项，没有任何关于飞触公司代飞洋公司付款的记录，因此源远公司主张在东莞案件中已经抵扣961570元与事实不符，综上请求驳回源远公司的请求。源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飞触公司、飞洋公司共同偿还源远公司货款1077976.8元及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6月1日起计至清偿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源远公司与飞触公司素有生意往来，由源远公司为飞触公司供应电子产品。双方交易模式一般为，飞触公司向源远公司订货，源远公司送货上门，双方签订对账单并约定货款月结。源远公司主张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份期间，源远公司为飞触公司送货总金额为4578763.3元，并按月签订了对账单。飞触公司在2016年12月29日至2018年4月19日期间通过银行汇票背书、汇款等方式向源远公司支付了货款3501656.6元（其中2016年12月29日共付款458040.4元，2017年3月7日付款300000元，2017年4月21日付款595217.7元，2017年8月4日付款97940.9元，2017年9月12日付款350000元，2017年9月29日共付款300000元，2017年10月28日付款213447.02元，2017年11月28日付款200000元，2017年12月18日付款300000元，2018年1月19日付款243000元，2018年1月22日付款279719元，2018年4月4日付款140209.18元，2018年4月19日付款24082.4元）。2018年11月20日，源远公司以飞触公司未按时支付货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前述诉求。另查，广东飞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2012年7月16日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为廖宗洋等人；东莞市飞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系2010年3月16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股东为广东飞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源远公司与飞洋公司亦有生意往来。源远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12月份至2018年6月份向飞洋公司送货1390万元，飞洋公司尚欠货款672586.75元。源远公司陈述就该款已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又查，飞触公司提交2016年6月30日、7月17日的记账凭证、银行承兑汇票显示，飞触公司于上述两日分别向源远公司支付了货款256500元、705070元，合共961570元，源远公司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认为该款系飞触公司代飞洋公司支付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源远公司为飞触公司供应电子产品，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源远公司为飞触公司送货，飞触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至2018年4月19日期间向源远公司支付了货款3501656.6元的事实，源远公司、飞触公司提交了对账单、付款凭证等证据原件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主要争议焦点有：一、源远公司向飞触公司送货的货款总额；二、飞触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7月17日支付的货款961570元是否为支付本案的货款；三、飞洋公司是否应对飞触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源远公司主张为飞触公司送货货款共计4578763.3元；飞触公司主张其统计的货款总额为4546055.09元。一审法院认为，源远公司为其主张提供了对账单，飞触公司虽然否认上述部分对账单，但并未提供反证，结合双方陈述按月对账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源远公司主张更为真实可信，故一审法院采信源远公司主张，即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份期间，源远公司为飞触公司送货总金额为4578763.3元。关于焦点二、飞触公司主张2016年6月30日、7月17日支付的货款961570元系支付飞触公司与源远公司的货款，并未在源远公司诉飞洋公司的货款纠纷中进行过重复主张；源远公司主张上述货款支付时间在飞触公司与源远公司交易之前，并非支付本案货款。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上述款项发生在源远公司主张的双方交易期间之前。但由于飞触公司明确该款为支付本案货款，且未有其他证据证明飞触公司明确该款系代飞洋公司支付货款，故一审法院采信飞触公司主张，即上述货款系支付本案案涉货款。关于焦点三，源远公司主张，飞洋公司是飞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飞洋公司的财产属于飞触公司，两公司系关联企业，源远公司与两公司业务往来，其采购员、对账人员、收货人员均是同一批人，飞洋公司应为飞触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飞触公司、飞洋公司主张，飞洋公司不应为飞触公司承担责任，飞触公司与飞洋公司为独立的法人，不存在混同。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飞洋公司的唯一股东为飞触公司，但飞触公司与飞洋公司系独立的企业法人，源远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飞触公司与飞洋公司存在混同情形。即使如源远公司所述，飞触公司与飞洋公司存在为对方支付部分货款的行为，也并不能就此说明双方财务存在混同。一审法院认为，源远公司该主张，缺乏充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结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份期间，源远公司为飞触公司送货货值为4578763.3元，飞触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至2018年4月19日期间，共向源远公司支付了货款4463226.6元（3501656.6元+961570元），飞触公司尚欠源远公司货款115536.7元（4578763.3元-4463226.6元）未付。飞触公司应当向源远公司支付未付货款，还应当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源远公司主张飞触公司从双方最后对账月份的40天后即2018年6月1日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飞触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源远公司支付货款115536.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法：以未付货款115536.7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源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飞触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向源远公司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55元（源远公司已预交），由源远公司负担13109元，由飞触公司负担1546元（飞触公司负担部分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迳付源远公司）。本院二审期间，源远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351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双方通过电子邮箱对账；2.飞触公司核准迁入登记通知书，拟证明飞触公司2016年11月23日才从东莞迁入中山市；3.飞洋公司审计报告，拟证明飞触公司与飞洋公司有大量资金往来、关联交易；4.飞洋公司其他专项审计报告书，拟证明飞触公司与飞洋公司有大量资金往来、关联交易；5.双方电子邮件往来记录。飞触公司、飞洋公司针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确认，因为该案件是源远公司起诉飞洋公司交易货款的案件，与本案飞触公司货款案件无关。该判决书属于未生效判决，飞触公司与飞洋公司准备上诉，依照民诉法解释规定不能将该判决认定的事实直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飞触公司在2016年11月23日迁入中山与本案交易没有关联性。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但该审计报告为2018年度，仅能证明2018年1月至12月飞洋公司与飞触公司有资金往来和关联交易，但双方争议的2016年飞触公司支付的961570元并未在该审计报告中涉及，也无法说明上述961570元是飞触公司代飞洋公司付款的。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专项审计报告结论明确飞洋公司财产与飞触公司财产相互分离，但双方争议的2016年飞触公司支付的9615700元并未在该审计报告中涉及，也无法说明上述9615700元是飞触公司代飞洋公司付款的。5.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该邮件源远公司未在一审法官要求的限定时间内提交，一审也没有出示和质证，依法不属于新证据，且上述电子邮件所显示的电子邮箱并非飞洋公司、飞触公司所使用的电子邮箱。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中，飞触公司、飞洋公司确认飞触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支付的25600元、同年7月17日支付的705070元共961570元，是飞触公司支付其欠源远公司的交易货款，而不是代飞洋公司支付的货款。二审中，飞触公司主张该961570元系预支款。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案涉961570元是飞触公司支付自己的货款还是代飞洋公司支付货款。案涉961570元的性质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如源远公司所称的飞触公司代飞洋公司支付货款，二是如飞触公司所称系预支款。结合双方的主张及提供的证据，本院分析如下：一、源远公司在上诉时称已在广东省东莞市（2019）粤1972民初13512号案中已经扣除案涉961570元，但在该案中，源远公司向飞触公司和飞洋公司主张尚欠2018年4－6月的货款。在本案中，源远公司又提供证据称案涉256500元、705070元分别用于支付飞洋公司2016年1月、3月货款，亦即上述款项并未在广东省东莞市（2019）粤1972民初13512号案中扣除，据此，本院认定源远公司在诉讼中作了虚假陈述。对源远公司上诉称案涉961570元已在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3512号案中作为飞触公司代飞洋公司支付的货款予以扣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飞触公司在一审时陈述案涉961570元系支付其欠源远公司货款（早于双方确认的与源远公司发生交易的时间），在二审时却称系预支款，前后陈述不一，故此，本院认定飞触公司在诉讼中亦作了虚假陈述。由于飞触公司在一审中确认案涉961570元用于支付其欠源远公司的交易货款，而不是代飞洋公司支付的货款，一审判决认定案涉961570元系飞触公司支付本案货款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三、本院审理认定案涉961570元系飞触公司支付本案货款，若源远公司主张抵扣飞洋公司的该部分货款，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源远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55元，由深圳市源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涓审判员 刘运充审判员 钟平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张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