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64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华智，男，汉族，1972年10月1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XX。公民身份号码：413************579。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益国，男，汉族，1978年8月15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息县XX。公民身份号码：413************614。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丹，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华智因与被上诉人王益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3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一、请求判决撤销（2020）粤1302民初3720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予以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涉案股权转让款总额为546196元，被上诉人于协议签订之日向上诉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00000元，余款346196元自2017年11月25日起每月支付15000元，按照推算被上诉人要到2019年10月份才能付清余款。截止至2019年2月28日被上诉人就余款部分应向上诉人支付240000元，但上诉人只支付了229440元仍欠10560元，所以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19日手写了一份内容为：“XX付李华智投资款2018年12月、2019年1月、2019年2月合计45000元整，支票号103**********124，金额74340元整，其中30000元借王某。截止2019年2月28日欠李华智10560元整”的字条让上诉人签名，该字条非常明确是支付2018年12月、2019年1月、2019年2月合计45000元整股权转让款。2019年4月18日，被上诉人同样手写了一份内容为：“XX退付李华智投资款2019年3月份、4月份、5月份合计45000元整，支票号102**********589，票面金额为51500元整，截止2019年5月31日欠退投资人李华智4060元整”的字条让上诉人签名，该字条非常明确是支付2019年3月份、4月份、5月份合计45000元整股权转让款。因被上诉人出具的2019年6月15日的支票是空头支票，无法承兑，上诉人分文未收，所以被上诉人实际仍欠2019年2月份股权转让款10560元、3月份股权转让款15000元、4月份股权转让款15000元、5月份股权转让款15000元、6月份股权转让款15000元、7月份股权转让款l5000元、8月份股权转让款15000元、9月份股权转让款15000元、10月份股权转让款1196元，共计116756元。第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已对股权转让的事实及股权已过户登记到被上诉人名下的事实完成了举证责任，对于被上诉人是否有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把支付股权转让款事实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这完全是对该法律条文的错误理解，对举证规则的错误理解。综上所述，上诉人于2019年1月19日签名的字条是对截止至2019年2月份被上诉人应付款的结算，2019年4月18日签名的字条是对截止至2019年5月份被上诉人应付款的结算。被上诉人也根本不可能提前八个月把款项付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公正的判决。上诉人在庭审中补充：10560元是正确的，然后其中3万元是借王某的，我是认可的。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双方是经结算确认截止到2019年2月28日，本案中王益国仅欠10560元，没有其他的欠款了。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5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6日，原、被告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原告将其持有的惠州市XX汽车零部品有限公司的42.5%股权转让给被告，转让价为546196元。其中，协议签订之日向原告支付200000元整，余款346196元自2017年11月25日起每月支付15000元，每月25日前支付，直至全部股权转让款付清为止。……。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00000元，对余款346196元，被告并没有按约定自2017年11月25日起每月以现金支付15000元给原告。经原、被告确认，被告的支付方式有：1、通过惠州市XX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转账给原告；2、通过原告本人微信转账；3、惠州市XX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收到第三方货款支票，被告将支票背书给原告，由原告去银行兑换。金额也各不相同。原告称，被告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截止至起诉之日，被告仍有150000元未付。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出具一份2019年1月19日原告签名的字条，内容为：“XX付李华智投资款2018年12月、2019年1月、2019年2月合计45000元整，支票号1030443052710124，金额74340元整，其中30000元借王某。截止2019年2月28日欠李华智10560元整”。另外，被告又交给原告一张2019年6月15日的支票给原告兑现，但因原告的原因未能兑现，责任由原告自负。因此，被告不存在股权转让款没有支付给原告。原告对被告的辩称亦不认可。认为“截止2019年2月28日欠李华智10560元整”是指被告按照合同约定从2017年11月25日按照每月15000元支付剩余的346196元转让款，截止至2019年2月28日被告应当支付225000元，但是被告未足额支付，所以才写明“截止2019年2月28日欠原告10560元”。10560是笔误，应欠原告是660元。另外，被告交给原告的2019年6月15日支票是空头支票，无法兑现。原告对“其中30000元借王某”亦不认可。庭审中，原告当庭从自己的手机中提供一份2019年4月18日有原告签名的字条，内容为：“XX退付李华智投资款2019年3月份、4月份、5月份合计45000元整，支票号XX，票面金额为51500元整，截止2019年5月31日欠退投资人李华智4060元整”。原告用以证明截止至2019年2月28日，被告仍欠原告2019年2月份的转让款10560元；2019年3、4、5月的股权转让款，被告出具了票面金额为51500元的支票，但该支票是空头支票并未兑现。被告对该字条内容不予认可。另查一，庭审中，原告对被告仍欠150000元转让款是如何计算出来，原告认为是自己记得是这个数。另查二，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被告提交从2017年11月25日至2019年1月19日付给原告款项所有的明细，被告表示无法提交。另查三，原、被告均确认，被告最后一次支付股权转让款给原告是在2019年1月19日。原告催讨款项未果，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原、被告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是否存在股权转让款未支付给原告？金额如何确定？首先，被告出具的2019年1月19日原告签名的字条，从该字条的字面内容理解和一般的习惯认识，就是“被告截止2019年2月28日欠原告10560元”，这是很直观就可以得出的结果。该字条是被告出具的，被告是认可的。但原告不认可，认为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对剩余的346196元转让款，被告从2017年11月25日起每月支付15000元，截止至2019年2月28日应支付225000元，被告却未足额支付，所以才写明“截止2019年2月28日欠原告10560元”。另外，在庭审时，原告当庭从自己的手机中提供一份2019年4月18日有原告签名的字条，内容中又载明“截止2019年5月31日欠退投资人李华智4060元整”，以证明被告仍存在股权转让款未支付。但这份字条载明的内容被告没有签名也不予认可。而且，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方式有三种：1、通过惠州市XX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转账给原告；2、通过原告本人微信转账；3、惠州市XX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收到第三方货款支票，被告将支票背书给原告，由原告去银行兑换。但不论是何种方式支付，被告均不是按月等额支付给原告。也就是说，被告每次支付给原告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不一定都相同，原告自2017年11月25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不能当然就确定收取了被告225000元。因此，无法确定被告是否存在股权转让款未支付，更无法确定具体金额是多少。其次，原、被告均无法提供已支付股权转让款金额的有效证据。原告认为是自己记得被告仍欠150000元未付；被告亦无相关支付的记录明细。这也进一步证明，对本案诉争的金额是多少，原、被告均无法确定。而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亦无法予以确定。最后，结合有关证据和庭审查明，被告截止2019年2月28日欠原告10560元可以确定。被告认为已交给原告一张支票，因原告的原因未能兑现，责任由原告自负。但被告的该抗辩，不能否认原告确实没有收到款项的事实，因此，该款项被告仍应支付给原告。另外，如果原告认为被告存在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可在收集相关证据后再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益国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华智支付股权转让款10560元。二、驳回原告李华智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50元，由原告李华智负担1541元，被告王益国负担109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提交三份银行交易流录作为证据。上诉人质证称：针对银行流水，因为我配偶在公司做财务，这一部分不是股权转让款，而是还给我配偶之前在公司的垫资，故关于这一部分因另案处理。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就被上诉人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核实。双方均确认被上诉人通过两种方式支付：一是通过惠州市XX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转账给上诉人，二是支票背书给上诉人。关于银行转账，上诉人主张银行转账金额为32万元，提供了《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予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转账金额为36万元，但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相关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关于支票支付，被上诉人提供了五张支票。对于4820元及27125元的支票，双方均无异议；对于74340元的支票，上诉人主张其中有3万元是借给王某的借款，被上诉人主张全部均是支付给上诉人的；对于40100元的支票，上诉人主张只有15000元是支付给他的股权转让款，25100元是给XX公司的；对于51500元的支票，双方均确认未能兑现。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确认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总额为546196元，在双方对上诉人出具的字条内容“被上诉人截止2019年2月28日欠上诉人10560元”理解有争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其已支付完毕除10560元以外的其它款项。对于被上诉人的已付款项，本院认定如下：关于银行转账，被上诉人主张银行转账金额为36万元，却未能提供相关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银行转账数额为上诉人自认并提供银行流水予以佐证的32万元。关于支票支付，对双方没有争议的4820元及27125元的支票予以确认，对74340元的支票，因被上诉人提供的由上诉人出具的字条明确载明“支票号XX，金额74340元整，其中30000元借王某”，王某亦出具了3万元收据给被上诉人，王某在本院询问中亦确认该3万元是通过支票给的，并未收到被上诉人另外给付的现金，被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其有另行支付3万元给王某，故对上诉人主张其中有3万元是借给王某的借款，本院予以采信。对40100元的支票，上诉人承认收取该支票的黄某是其公司员工，亦承认其系XX公司的股东，故黄某的签收应当认定为代上诉人签收。对51500元的支票，被上诉人主张是因上诉人的原因未能兑现，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主张亦不能否认上诉人确实没有收到款项的事实，因此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实际未支付该款项。现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已支付的款项为：320000+4820+27125+44340+40100＝436385元，被上诉人仍应向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546196－436385＝109811元。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37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37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王益国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李华智支付股权转让款109811元。三、驳回上诉人李华智其他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上诉人李华智负担442元，被上诉人王益国负担12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上诉人李华智负担442元，被上诉人王益国负担1208元。在执行过程中，由被上诉人王益国迳付给上诉人李华智24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刘艳妹审 判 员 黄**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 翟婧文书 记 员 王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