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26民初2678号原告：务川自治县鑫业林木种植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都濡街道南门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6095024485Y。法定代表人：余安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愈，贵州子尹（务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鸾，贵州子尹（务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向兵，男，1974年4月8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江，贵州舸林（务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务川自治县鑫业林木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业公司）与被告向兵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鑫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81500元，并从2020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3.85%支付至还清时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余安强（乙方）于2015年2月19日与务川自治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甲方）签订了《务川自治县2014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经济林桃树苗栽植及管护项目实施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桃苗栽植工程发包给乙方负责实施。后原告将牛塘村凉水井组交给被告合作栽种。被告完成栽种150亩，原告按850元／亩与被告结算，共支付补偿款127521元。按合同约定栽种标准为74株／亩、850元／亩，每株价格为11元。此后，务川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与原告（以下简称县发改局）按74株／亩、850元／亩进行了结算，共支付1149023.40元。后经务川自治县审计局审计，发现验收结算时栽种密度存在虚报，实际栽种密度为44株／亩，存在多结算补偿款情况。后原告向县发改局退还了79.03万元。据此，原告向被告同样也多结算补偿款49500元（150亩×30株×11元）。此外，原告还向被告多支付其他款项32000元，共计81500元。原告向被告多次要求返还，未果，遂诉至法院。被告向兵辩称，1、当时原告只是让我们按照亩数进行栽种，按每亩45株、间隔距离4*4的标准种植，原告自身也是按照该标准种植。若每亩按74株种植，桃子就无挂果的可能，不符合种植目的。原告与县发改局订立合同及报账事宜我一概不知，且原告按每株苗10元卖给我，但市场价只有2元左右；我们约定的品种是“红不软”，但实际80%都是其他品种，原告起诉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涉案合同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多退少补苗款的问题；3、原告与案外人合同约定的亩数和株数均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即本案被告，原告与发改局订立的合同内容没有向被告披露，被告对此不知晓，被告实际履行的亩数和株数均由原告指派技术员指导完成，被告仅仅是其中一个项目完成单位；4、涉案项目已于2016年5月完成，且相关费用已支付完毕。原告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余安强（乙方）于2015年2月19日与务川自治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甲方）签订了《务川自治县2014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经济林桃树苗栽植及管护项目实施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桃苗栽植工程发包给乙方负责实施；造林地点位于，面积1358.70亩，种植品种为“红不软”桃苗；造林密度为1110株／ｈｍ2（74株／亩），株行距为3×3ｍ；验收方式为造林面积达到95%以上，存活率为95%以上，按1358.70亩进行资金结算，382元／亩。后原告将位于的桃苗栽植交由被告完成，原告按栽种面积150亩、850元／亩向被告结算，共支付款项127621元。“务川自治县2014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经济林桃树苗栽植及管护项目”实施后双方进行了结算，县发改局向原告支付114.90万元，其中苗木款63万元、栽植及管护费51.90万元。后县发改局将此项目报务川自治县审计局审计，审计局出具的《审计报告》载明因乙方虛报栽植面积、栽植密度，县发改局向乙方多支付项目款79.03万元。后乙方采取自愿退还和经法院判决退还的方式，共退还县发改局79.03万元。现原告以被告未按74株／亩进行栽种，但按74株／亩、850元／亩进行结算为由，要求被告退还49500元和其他费用32000元，共计81500元，经政府协调未果，遂诉至法院。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庭审陈述，原告提交的《2014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红不软桃种植）调查记录表》、《收条（现金账）》、调解会电话录音、《务川自治县2014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经济林桃树苗栽植及管护项目实施协议书》、《审计报告》、务川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2019）黔0326民初2438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被告双方是否对桃苗种植每亩株数进行了约定；二、原告支付被告32000元款项的性质；三、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与被告口头约定按74株／亩进行栽种，且是按74株／亩、850元／亩进行了价款结算，提供了《2014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红不软桃种植）调查记录表》、《收条（现金账）》、调解会电话录音予以佐证，并申请证人杨某1、杨某2出庭作证。被告辩称原告未与其达成上述口头约定，且证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应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口头约定按74株／亩进行栽种，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之规定，原告主张与被告达成口头协议的事实难以认定。同时，《2014年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红不软桃种植）调查记录表》、《收条（现金账）》、调解会电话录音亦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人杨某1、杨某2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的真实性值得商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支付被告32000元款项的性质。被告主张该笔款项系原告赠与，但原告否认有赠与的意思表示，主张被告系不当得利。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该笔款项应认定为不当得利。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称在2019年8月县发改委诉原告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时才知道被告未按74株／亩进行栽种、但却按74株／亩、850元／亩进行了价款结算，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49500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在2019年6月政府组织召开的调解会上原告就要求被告返还32000元，故主张被告返还32000元亦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据此，本院认为，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81500元的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向兵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务川自治县鑫业林木种植有限公司32000元；二、驳回原告务川自治县鑫业林木种植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919元，由原告务川自治县鑫业林木种植有限公司负担519元，被告向兵负担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景贤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