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2民终17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大邦，男,1985年2月1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胜林，系盘州市鸡场坪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证号：32409151100138。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孝通，男，1971年12月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红信，女，1973年11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孔迪，系盘州市红果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证号：32409101100082。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黄大邦、张孝通与被上诉人潘红信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9）黔0222民初5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大邦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潘红信的起诉；二、被上诉人潘红信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越权裁判，理由如下：一审法院将盘州市张家树林安置点65号地（以下简称65号地块）的使用权人确认为潘红信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有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县级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按照上述规定：黄大邦与潘红信针对65号地块的使用权存在争议涉及需要确定土地权利人时，应当由相关政府处理，对处理决定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在没有经过相关政府对涉案土地权属进行确认的情况下，直接将涉案土地的权利人确定为潘红信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潘红信不能作为本案原告起诉，理由如下：因潘红信是否对65号地块享有权利需要经过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的认定，该认定基于权利人的请求才能进行，本案中，潘红信并未请求确认其属于65号地块的权利人，同时潘红信也并未提交任何权利文书证实其对65号地块依法享有权利，故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之相关规定，潘红信在没有确认其对65号地块享有权利的前提下，不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即潘红信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ｌ.一审法院认为潘红信在离婚协议中处分的56号宅基地系笔误的认定不当。笔误指的是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书写错误。潘红信认为该处为笔误时，就应当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什么，或者人民法院在结合该条约定及其他证据推定是否属于笔误，而非基于法院承办案件的人员个人观点来认定。2、一审法院认为65号地块是2016年10月28日系两河街道办按国家相关规定分配给以潘红信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作为宅基地建房使用的事实是错误的。2015年前黄大邦就已经结婚，并建有房屋居住，后因人民政府行政规划需要，将黄大邦的房屋征收，基于黄大邦原有的宅基地，置换了65号地块给黄大邦建房，即该宅基地的取得不是基于双方婚姻关系，而是因为黄大邦原有宅基地置换得来，该宅基地的使用权利属于黄大邦与其子黄发友所有，人民法院简单的以在婚后分配下来为由认定为夫妻共同的财产权利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上诉人张孝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潘红信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潘红信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案涉65号地块不应认定为“宅基地”，其实质为国有土地。案涉65号地块位于盘州市张家树林，因国家征地搬迁，案涉65号地块被划入盘州市城市规划范围内，即在盘州市城市规划范围内的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案涉65号地块名义上为“宅基地”，但实质已转化为国有土地。故张孝通认为，张孝通与一审被告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并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案涉65号地块依法可以转让。（二）黄大邦在离婚协议中对案涉65号地块的处分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潘红信与黄大邦在《离婚协议书》中处分的地块就是65号地块，张孝通不予认可。潘红信与黄大邦在民政局备案登记显示双方约定的是56号地块，且《离婚协议书》是经民政部门登记人员告知后，双方才予以签字确认的，该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张孝通与黄大邦并未对56号地块签订转让协议，其转让行为并未侵犯到潘红信合法权益，潘红信无权主张合同无效。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支持张孝通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潘红信辩称：一、一审法院并未越权审判。黄大邦诉称一审法院越权审判行为不当，并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认为该地块属于使用权存在争议的土地，这属于本末倒置。潘红信认为一审法院并未越权审判，该案并不属于需要确定土地使用权属类型案件，也并不需要人民政府对土地使用权属进行确权的案件，从一审法院调取的花名册及双方庭审的陈述的客观事实上可见，该宅基地是基于国家征地拆迁的需要按照相关规定下发到贵州省盘州市并以户为单位进行分配的行为，并在2016年10月28日以现场抓阄的方式并记录在图纸中确定了以黄大邦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作为宅基地建房使用。可见该宅基地并非争议土地。另，本案是基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财产关系产生的纠纷，即以黄大邦为户主取得宅基地后，双方在民政局办理了协议离婚并对该宅基地作出了处分，而离婚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且该协议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基于该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情形，实际上潘红信已经实际拥有对该宅基地的使用权。潘红信拥有对该地块的处分权。黄大邦与张孝通之间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实际上侵犯了潘红信对该宅基地的使用权。故，一审法院并未越权处理本案，依法二审法院应当维持一审判决。二、潘红信在本案中是适格的原告。如前所述，本案是基于潘红信与黄大邦之间的离婚财产分割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关系，而并非系黄大邦诉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所规定的情形，故，潘红信在本案中是适格的原告。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一审法院认定了离婚协议书中对于宅基地关于地块涂改的认定并无不当。从一审所查明的客观事实上，原红果经济开发区于2016年10月28日以现场抓阄的方式并记录在图纸中确定了以黄大邦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作为宅基地（该宅基地实际编号为65号）建房使用。同时也没有其他证据表明以上诉人为户主的56号或者其他编号的地块存在。而黄大邦作为一名具有独立民事行为的成年人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确认是其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合法处置。从客观事实分析如不存在笔误的情形下，在该条前述的地点上完全符合政府政策性分地的地点，即从上述关联点来看锁定了该笔误的事实，而并非系黄大邦诉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三款，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一审法院运用证据推定原则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当，适用法律得当。同时黄大邦诉称该宅基地系结婚前取得，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本案因上诉人的申请被中止审理，现作为中止事由的（2020）黔02民终2072号案的诉请已被驳回，故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红信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黄大邦、张孝通签订的盘州市张家树林65号宅基地（面积135平方米）买卖协议无效。2、请求依法判令黄大邦、张孝通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大邦系盘州市村民，2010年11月11日，黄大邦与前妻生育孩子黄发友，后黄大邦与前妻离婚。潘红信原系盘州市翰林街道小冲村**村民，潘红信与前夫生育有朱梅秀和黄露露，后潘红信与前夫离婚。2015年2月2日，潘红信与黄大邦在原盘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同年2月3日，潘红信将其户口及女儿朱梅秀的户口迁入原盘县两河乡旧铺村**黄大邦户。同年4月8日，潘红信又将女儿黄露露的户口迁入原盘县两河乡旧铺村**黄大邦户。2018年2月6日，潘红信与黄大邦经盘州市民政局协议离婚。在此期间，因国家征地搬迁，盘州市办于2016年10月28日按国家相关规定将位于盘州市张家树林安置点的第65号地块（面积135平方米）分配给以黄大邦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作为宅基地建房使用。2018年2月6日，潘红信与黄大邦协议离婚时明确约定该第65号宅基地归潘红信管理使用。2019年1月6日，黄大邦与张孝通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黄大邦将其位于盘州市0元的价格转让给张孝通，现张孝通已经支付了转让款30万元，并已经在涉案宅基地上建房两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潘红信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黄大邦、张孝通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关于潘红信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由于潘红信与黄大邦原系夫妻关系，该涉案宅基地系潘红信与黄大邦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且双方协议离婚时对涉案宅基地已经作出相应的处理并签订离婚协议，该离婚协议对财产的相关约定，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对协议离婚的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均应恪守。离婚协议中对“位于盘州市张家树林安置点的第56号地块（面积135平方米）归女方所有”的约定，因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故该约定的真实意思是该宅基地的使用权归女方由女方管理使用，由于该约定未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故潘红信依离婚协议的约定成为该宅基地的使用权人，黄大邦依离婚协议的约定而丧失使用权。黄大邦提出“该离婚协议系潘红信篡改（将56号更改为65号）、潘红信并非宅基地的权利人无权主张涉案宅基地转让合同无效”的辩解理由，因涉案宅基地实为65号，而黄大邦在张家树林安置点并未取得“65号”和“56号”两块宅基地，故双方协议离婚时约定的“56号”宅基地实质就是“65号”宅基地，应属笔误。且该宅基地系潘红信与黄大邦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并非黄大邦所陈述的于2015年1月7日用原老宅基地置换所得，故黄大邦的辩解理由及张孝通提出“潘红信并非登记权利人无权主张合同无效”的辩解理由，均不予采信。应认定潘红信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黄大邦、张孝通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侵害了潘红信的合法权益，潘红信作为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有权主张涉案宅基地转让合同无效。关于黄大邦、张孝通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对于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潘红信依离婚协议成为该宅基地的使用权人，黄大邦依离婚协议自愿放弃相应权利而丧失使用权，黄大邦擅自将潘红信的宅基地转让给张孝通，黄大邦系无权处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之规定，试点县（市、区）内的宅基地可自由转让，而盘州市未纳入试点县（市、区），故盘州市内宅基地的流转应严格依法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具有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即农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申请或者变相取得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以户为单位，使用权主体是户内家庭成员并非户主个人。故非试点县（市、区）内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应具备法定条件，必须经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并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转让，而张孝通并不具有盘州市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并未在盘州市固定生产、生活。张孝通根本不具备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转让宅基地的法定条件，张孝通依法不能取得两河街道旧铺村三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虽然张孝通与黄大邦签订了宅基地转让协议，但因讼争标的为农村宅基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之规定，涉案宅基地买卖行为违法，侵害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和潘红信的权益，应当认定为无效。故潘红信要求确认黄大邦与张孝通签订的宅基地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黄大邦、张孝通提出该宅基地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辩解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潘红信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确认黄大邦与张孝通于2019年1月6日签订的《红果经济开发区两河新区旧铺村张家树林安置点65号宅基地所有权转让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30元，由黄大邦、张孝通承担。二审中，上诉人黄大邦提交建筑节能设计彩印件、分家协议、红果开发区房屋征收安置有关事宜通知、旧铺居委会的证明、红果开发区的证明、房屋照片各一张，拟证明：当时开发区的政策是上诉人拆迁征地时有明文规定，要有人有房居住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算为一户，一个人口政府落实67.5平方。还证明丈量时间是2015年1月7日，房屋过渡期建设房屋照片是证明房屋是上诉人父母进行修建的。上诉人张孝通质证意见：黄大邦出示的证据是真实的。被上诉人潘红信质证意见：对建筑节能设计没有意见。对分家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协议是对老房屋的分配，并不能作为对本案所涉65号地块系上诉人黄大邦父母分割给上诉人自成一户的证据，对于红果开发区房屋征收安置有关事宜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通知系对安置服务周转过渡费的一个安排，从时间截点上看，其过渡费发放至2017年5月31日止，结合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更能证实涉案地块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按户分配的宅基地，对旧铺居委会的证明、红果开发区、房屋照片的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证据只能证实上诉人原老房屋拆除后的相关情况，并不能证实涉案宅基地系上诉人与其子所有的事实。上诉人张孝通及被上诉潘红信二审未提交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作以下分析认定：上诉人黄大邦在本案中出示的五份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不予采信。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对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2月6日，原告潘红信与被告黄大邦协议离婚时明确约定该第65号宅基地归潘红信管理使用。”中的“第65号宅基地”应为“第56号宅基地”予以纠正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潘红信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案涉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关于潘红信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由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潘红信以案涉宅基地转让协议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其主要依据为其与黄大邦签订的离婚协议。在该协议中，双方明确约定：“夫妻双方婚后政策原因，两河街道办按户头向双方分配有宅基地135平方米，……，归女方所有”。上诉人黄大邦对该约定中明确的原因取得的宅基地进行处分，违反双方离婚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潘红信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黄大邦提出“潘红信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因案涉宅基地仅经过相关部门分配，并未办理宅基地使用证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至上诉人黄大邦或潘红信名下，且案涉土地系因黄大邦户属于拆迁安置对象，相关部门依据政策向黄大邦户分配的宅基地，而在分配宅基地期间，黄大邦户除黄大邦、潘红信外，还有其他人员。黄大邦与潘红信离婚协议约定案涉宅基地使用权归潘红信所有，可能损害其户内其他人员的安置利益。一审仅以该离婚协议，在裁判理由中认定潘红信已取得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纠正。关于案涉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黄大邦与上诉人张孝通约定转让因黄大邦房屋被征用后相关部门以户为单位安置的宅基地，在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土地系国有土地的情形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应认定该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案涉宅基地是为安置被拆迁住户以户为单位划定，具有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使用权主体是户内家庭成员并非户主个人。本案上诉人张孝通并不具有盘州市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并未在盘州市固定生产、生活，不具备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转让宅基地的法定条件，依法不能取得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一审认定案涉宅基地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上诉人张孝通提出“案涉宅基地已转化为国有土地，案涉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黄大邦、张孝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部分裁判理由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黄大邦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黄大邦负担；上诉人张孝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张孝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瞿继红审判员  高良萍审判员  王秋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杨龙书记员王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