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3民初5304号 原告：邹某1，男，197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邹某2，男，197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韩宇，杨斌，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潘某，女，1951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告：傅某，男，1973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东，浙江禾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邹某1、邹某2与被告潘某、傅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张悦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并于2020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某1以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周韩宇、被告傅某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邹某1、邹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村××幢××号××室房产两原告共同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并由两被告配合两原告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2.请求判令由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20年2月28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2019）浙01民终8550号已确认如下事实：两原告父亲邹XX与被告一潘某为再婚，案涉房屋即杭州市下城区××村××幢××号××室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邹XX于2002年12月9日去世，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在邹XX去世后，案涉房屋属于邹XX的份额发生法定继承，被告一与两原告均享有继承该份额三分之一的权利。而被告一于2015年1月29日通过欺骗国立公证处，隐瞒邹XX生前还有一次婚姻及另有婚生子邹某1、邹某2的事实，骗取国立公证处公证案涉房屋的遗产份额由被告一一人全部继承。被告一在非法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后，又于××××年××月××日与被告二其亲生子傅某共同向国立公证处提出申请，公证赠与合同将案涉房屋赠与给傅某，后依据骗取的公证书将房屋成功过户给傅某。傅某取得房屋后，立即于2017年11月24日以最高额抵押形式将房屋抵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用于贷款，债权数额为252万元。上述两份公证书，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已查明事实，做出撤销《（2015）浙杭民字第834号继承公证书》和《（2017）浙杭证字第8854号赠与合同公证书》的决定，同时2019浙01民终8550号判决书确认：被告一潘某未经邹XX的继承人邹某1、邹某2的同意，将案涉房屋以赠与合同的形式转让给被告二傅某，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侵犯了邹某1、邹某2的权益，该赠与合同无效。至此，案涉房屋的权利状态应当恢复原状，被告一享有三分之二份额，两原告共同享有三分之一份额，但是，案涉房屋己被傅某设定了巨额的抵押，两原告现无法取得原本属于自己的房屋继承份额。综上所述，两被告的恶意串通行为，非法侵占应属于两原告的继承份额的行为侵犯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两原告应依法共同享有该套房屋三分之一的份额，两被告有义务配合两原告办理相关房屋变更登记手续。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依法判决。 原告邹某1、邹某2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19）浙01民终855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案涉房屋系邹XX与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潘某与傅某之间的赠与合同无效的事实； 2、（2019）浙0103民初2398号，证明邹XX为两原告生父，邹XX于2002年12月9日去世，邹XX的父母已去世的事实； 3、杭州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证明案涉房屋存在最高额抵押的事实。 被告潘某、傅某辩称，一、两原告主体不适格。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村××幢××号××室的房产系被告潘某个人财产，在被告傅某接受赠与后，现为傅某个人财产，以公民身份号码为33XXXXXXXXXXXXXX的邹XX自始无关。首先，根据浙江省民政厅××××年××月××日出具给潘某的望婚（92）结字第246号结婚证显示，潘某与1994年9月26日出生的邹XX，在XXXX年××月××日登记结婚，而两原告的父亲的出生年月为××××年××月××日，上城区民政局也再次向被告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与被告登记结婚的为1944年9月26日出生的邹生根，根据婚姻法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结婚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从现有证据及法律事实看，与被告潘某有夫妻关系的是1944年9月26日出生的邹生根非本案两原告的父亲。本案中，被告已提交结婚证来证明被告与9月26日出生的邹XX系夫妻关系，而原告并没有提交证据，如结婚证婚姻登记申请表等，能证明其父亲与被告潘某存在夫妻关系。但被告提交的结婚证可以证明，与原告的父亲公民身份号码为33XXXXXXXXXX××××的邹XX不存在夫妻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案被告在本案中已提交证明与1944年9月26日出生邹XX系夫妻关系。若原告认为其父亲与被告潘某系夫妻关系应提交证据或证明，与1944年9月29日出生的邹XX系同一人。但（2019）浙01民终8550号案件一审、二审原审法院在基本待证事实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甚至存在于法律事实违背的情况下，在民政局出具的望婚（92）结字第246号结婚证依然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却径行认定公民身份号码为33XXXXXXXXXXXXXX的邹XX与被告潘某系夫妻关系。被告对于2019浙01民终85号民事判决书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是持异议的。被告一直认为，本案涉案的两份判决书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与望（婚）92结字第246号结婚证所载明的法律事实是相违背的。其次，杭州市下城区××村××幢××号××室的房产系潘某的个人财产。首先，被告潘某系杭州南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创始人，其于1989年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因政策原因挂靠在公司名下，1996年房改房相关政策出台后，为了将属于自己的房屋转到个人名下，所以按照房改房政策和程序办理了相关手续，但因为该房产是被告个人财产，当时，杭州南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在1996年并没有收取该房屋的房改款，其房改房款项早已在1989年出资完毕。其次，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可以看出，所有权人自始至终都只有被告潘某一人，也不存在其他共有权人。傅某也认为该房子系其母亲个人财产，与他人无关。若法庭对此有异议，可以向时任杭州南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财务金云云和法定代表人罗承核实相关的情况。二、原告要求确认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村××幢××号××室××的份额及配合办理过户于法无据与事实相违背。首先，若该房产真如原告所言，系其父亲与被告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在邹XX过世后，邹XX的遗产份额未进行家庭析产的情况下，两原告具体就邹XX的遗产有多少份额是不清楚的，是否当然拥有三分之一的份额。两原告父亲生前与被告潘某共同居住在被告傅某购置的位于东XXX幢X单元XXX室。其父亲过世后，也是在被告傅某购置的房屋内办理的后事，被告傅某已是尽了相应的义务。其次，就本案涉案的房屋价值类比，杭州下城区树园新村10幢33号702室在我爱我家的挂牌出售价为260万元，实际的成交价可能为240万元至250万元左右，其价值低于300万元。再次，（2019）浙01民终8550号民事判决书仅是判决确认了××××年××月××日，两被告签订的关于杭州市下城区××村××幢××号××室房产的书面赠与合同无效，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给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其特点是无偿性与诺成性，赠与合同为不要式合同，而并未确认两被告就该房屋赠与行为，即被告傅某变更不动产登记取得涉案不动产的无效。赠与合同的无效不溯及傅某，傅某亦是该房屋合法所有权人，进行的房屋抵押登记也只是行使作为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利。如两被告真的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完全可以将涉案的房屋予以变卖，或者在完成赠与后由傅某将房子予以变卖，没有必要再将房屋留在傅某名下。因办理涉案房屋的赠与被告也向国家机关缴纳相应的税费，若真要恶意串通来损害他人利益，又何必多此一举。退一步讲，法院即使确认了赠与行为的无效，该权利指向主体也是被告潘某，应当由潘某来行使相应的权利，与被告傅某无关。另外，若法院认为该房屋系邹生根与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傅某在二人结婚之后已经尽了相应的抚养义务，按照继承法应当享有相应的份额。综上本案被告潘某系合法处置其财产，被告傅某是善意接受赠与，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两被告为反驳原告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证明、结婚证，证明潘某与1994年9月26日出生的邹XX在××××年××月××日登记结婚及两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的事实； 2、常住人口信息登记表，证明原告父亲邹XX第一次申领身份证在1985年及为公民身份号码33XXXXXXXXXX××××的事实； 3、证明，证明涉案的房屋系潘某于1989年出资购买，系潘某个人财产的事实。 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向双方当庭举证、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合上述有效证据以及和原告、被告的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原告邹某1、邹某2为与被告潘某、傅某确认合同无效于2019年4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年××月××日两被告签订的关于杭州市下城区××村××幢××号××室房产的《赠与合同》无效，后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9）浙0103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邹某1、邹某2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原、被告均不服该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2019）浙01民终85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2019）浙0103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潘某、傅某于××××年××月××日签订的关于杭州市下城区××村××幢××号××室房产的《赠与合同》无效。后潘某、傅某就（2019）浙01民终8550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0日受理再审申请，并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2020）浙民申24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潘某、傅某的再审申请。 邹某1、邹某2以继承纠纷向本院对潘某、傅某提起本次诉讼。 另查明，邹某1、邹某2于2020年4月3日以侵权责任纠纷对潘某、傅某向本院提起诉讼，后于2020年6月17日撤回起诉。杭州市下城区××村××幢××号××室房产权利登记权利人为傅某，设定最高额抵押252万元，抵押权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本院认为，（2019）浙01民终8550号民事判决中对邹某1、邹某2系邹XX与许X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之子，邹XX与许X离婚后，××××年××月××日，邹XX与潘某再婚。邹XX与潘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1996年通过房改的形式购买了杭州市下城区××村××幢××号××室房屋，且在购买案涉房屋时亦使用了邹XX的工龄，因此案涉房屋系邹XX与潘某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已经作出认定且该判决业已生效。邹XX于2002年12月9日去世，且本案中无证据证明邹XX立有遗嘱。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村××幢××号××室的房产尚未进行家庭析产继承，两原告以法定继承要求继承案涉房产具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根据继承法相关规定，潘某作为配偶、邹某1、邹某2作为子女均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傅某作为邹XX的继子女，是否享有对邹XX的法定继承权，主要看是否与邹XX之间形成了对父母的赡养以及对子女的抚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傅某虽在抗辩意见中提及其对邹XX的身后事尽了相应义务，但并未举证证明其在经济上主要供养邹XX，且邹XX与潘某结婚时，傅某已年满18周岁，综上，本院认定邹XX的法定继承人为邹某1、邹某2、潘某三人，对案涉房屋中属于邹XX的一半份额各享有三分之一继承权，即原告邹某1、邹某2对案涉房屋共同享有三分之一份额，潘某享有三分之二份额。案涉房屋于2017年11月24日设定最高额抵押，本案中对两原告关于两被告协助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请求不宜作出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邹某1、邹某2对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村××幢××号××室房产共同享有三分之一份额； 二、驳回原告邹某1、邹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800元（原告已预交30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800元，由被告潘某、傅某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员  张 悦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代书记员  孙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