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8民终14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龙岩市新罗区红坊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负责人：郭朝龙，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柏潮，龙岩市新罗区适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达华，龙岩市新罗区适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可平，男，汉族，居民，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策，福建正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翔，福建正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岩市新罗区红坊镇进贝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法定代表人：廖益生，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夏雯，福建瀛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燏，福建瀛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区红坊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红坊镇政府）因与被上诉人黄可平、龙岩市新罗区红坊镇进贝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进贝村委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0）闽0802民初3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红坊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柏潮、谢达华、被上诉人黄可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策、被上诉人进贝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夏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红坊镇政府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闽0802民初355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黄可平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1.被上诉人黄可平（系龙岩市新罗区红坊镇进贝村的原村主任）为处理进贝村西边山老虎坑煤矿事故的赔偿事宜，因资金缺口，于2015年7月15日向上诉人分别立下借条两张，共计借款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实际形成了借贷关系，且被上诉人黄可平向上诉人借款时并没有出具进贝村委会的授权委托书，借条也未加盖进贝村委会的公章，不论该借款作为何用，从借据内容显示应完全属于个人借款行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具借款人应该承担还款的法律责任。为此，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借款行为非个人意思表示，应系代表进贝村委会履行职务行为，其与红坊镇政府之间未成立债权债务关系，本案还款责任不应由黄可平承担”，明显认定事实不清。 2.一审法院在审理时，被上诉人进贝村委会向法院申请追加廖国煌（煤硐业主）为共同被告，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从而导致不能查清案件的真实情况，因此，上诉人认为，由于遗漏了重要责任主体，导致事实没有查清，应发回重审。 3.退一步而言，一审法院假设认定黄可平举债属于职务行为成立，那么，一审法院应当释明，上诉人酌定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然而，一审法院并未告知。一审法院未尽到法律赋予的告知义务。 二、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认定错误。 1．被上诉人同时向上诉人出具二张借条，借款的目的也相同。 2．所借款也都转到被上诉人指定的同一账户上，借贷关系确己形成。 3、两份借条的用途分别写上（150000元）“暂借半年”和（100000元）“暂借”的末尾均有写上“待日后结算”的五个字，无论是“暂借半年”还是“暂借”，被上诉人黄可平都应在合理的期间内与上诉人进行结算。然而，本案中，由于被上诉人黄可平卸任村主任后，迟迟不予结算，也不置可否，很显然被上诉人黄可平己构成违约，最终导致到了2018年龙岩市新罗区委第一巡察组进入上诉人单位巡察中发现上述款项违规支付，并明确要求必须应予收回的硬性规定。此后，上诉人下村工作片片长曹某于2018年12月27日至28日通过微信与被上诉人黄可平联系，要求其将向上诉人借款25万元的目的、原因及用途作情况说明，被上诉人黄可平于2018年12月28日在《情况说明》中署上说明人黄可平后用微信发给了曹某。至此，上诉人认为：除了前述之外，上诉人在2018年12月24日用书面的形式送达催缴通知给被上诉人，在此期间主要负责人多次挂电话向被上诉人黄可平催要，但被上诉人黄可平分文不予支付，此举均可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和延长的情形。相反的，由于被上诉人黄可平迟迟不予结算，故在本案中上诉人并不受诉讼时效三年期的限制。因此，一审法院对“该笔15万元确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无据。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判如诉请。 黄可平辩称，一、答辩人向上诉人借款是代表进贝村委会的职务行为，答辩人依法无须以个人名义向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 1．答辩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条25万元，原本就是上诉人应负担的维稳资金，性质不属于借款。 位于红坊镇进贝村的福盈煤矿有限公司甘美坑小风井煤矿南采区发生一起安全事故，雇主廖国煌（承包人）失踪，造成死者民事赔偿无人负责，死者家属多次到劳动局、信访局、煤管局、公安局、镇政府上坊，上级要求村级帮助解决。出于维稳需要，镇、村、个人均进行募捐，当时向其他煤洞矿主募捐30万元、村两委募捐9.4万元（答辩人作为村主任个人捐助5.2万元）、其他村民募捐10.95万元，上诉人同意募捐维稳资金25万元，合计75.35万元用于赔偿及费用，只是由于出账问题才由进贝村向上诉人出具借款，表明预借25万元用于安全事故的赔偿金。因此答辩人出具借条25万元资金性质是上诉人应负担的维稳资金，不是借款。 2．答辩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条是职务行为，要求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 上诉人在一审的民事起诉状“事实与理由”中第一段第一行已明确写明“被告系进贝村原村主任，因维稳之需，于2015年7月15日向原告分别立下借条两张，共计人民币25万元整作为维稳经费使用”。上诉人的主张与答辩人陈述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即答辩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条是出于“维稳”的需要，是“维稳”经费；而“维稳”是项行政职责，只有答辩人身为进贝村村主任的职务，答辩人才有出于“维稳”的目的需要向上诉人出具借条，因此可以确定答辩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条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借款行为，故答辩人依法无须以个人名义为本次的借款承担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借款是职务行为，本案还款责任不应由答辩人承担是正确的，应予以维持。 二、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15日借款15万元已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 1.2015年7月15日借款15万元，借款期限为半年，借款诉讼时效计算至2019年1月14日届满，在此期间上诉人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其有向答辩人或进贝村委会催讨过，该借款的诉讼时效已超过。 2.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诉称其下村干部曹某于2018年12月27日、28日有与答辩人联系，让答辩人对借款目的、原因及用途作出情况说明，答辩人认为：首先、在2018年12月答辩人不是进贝村的村主任，已不能代表进贝村委会。其次、上诉人下村干部曹某联系答辩人，让答辩人对2015年7月的借款过程进行说明，情况说明仅是单纯的叙述，该联系没有催讨、没有要求归还借款的内容和意思表示，该联系行为不是一种催讨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情形。因此上诉人诉称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认定错误的主张是不成立的，应予以驳回。 三、程序问题：一审庭审时，经办法官多次询问上诉人的代理人，对于已追加进贝村为本案被告的情况下，上诉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是否要求进贝村承担还款责任，但上诉人的代理人多次拒绝法院释明，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现上诉人上诉称一审法院没有释明，完全是不实的陈述。 综上所述，答辩人请求法庭查明本案的经过，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进贝村委会辩称，一、答辩人非本案案涉款项的借款人。首先，本案款项的用途在于：福盈煤矿有限公司甘美坑小风井煤矿南采区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的安全事故。死者家属声称若不按其要求支付赔偿款，就将死者尸体运到上诉人办公场所。上诉人为了避免死者尸体运至其办公场所，同意支出25万元维稳资金以平息该纠纷。但因上诉人属一级政府，为方便出账，便要求黄可平向其出具借条。第二，从黄可平提供的会议记录来看，答辩人两委讨论的结果是，由黄可平向镇政府协调缺口资金，而非向镇政府借款。答辩人没有使用本案款项，亦没有向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不是该款项的借款人。第三，即使上诉人认为本案案涉款项是借款，那么，从上诉人二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上诉人亦认可本案款项的借款人是廖国煌，其应当向廖国煌催讨该款项。 二、即使本案款项系借款，其中的15万元亦已超过诉讼时效。首先，黄可平于2015年7月15日向上诉人出具借条，上诉人亦于2015年7月15日支付该款项。其中15万元的借条明确载明借期半年，也就是说该15万元的借款期限于2016年1月14日届满，其诉讼时效于2019年1月14日届满。上诉人于2019年6月8日向黄可平发函，此时，诉讼时效早已届满。第二，因巡查组要求，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曹某要求黄可平按上诉人的意思，就本案款项出具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是按上诉人的意思进行修改、出具的，并非黄可平真实意思表示，且其中未认可该款项系答辩人所借。反之，该经上诉人认可确认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该款项系廖国煌所借。更何况，此时黄可平已不再担任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不能代表答辩人，上诉人对此亦十分清楚。为此，黄可平出具情况说明的行为，并不构成该15万元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 三、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首先，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秉承中立的立场，进行独立审判，其应当释明的范围限于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与法院认定可能不一致的情况，且要有法律明确规定，否则将有损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本案是否要求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并不属于法院应当释明的范围。第二，本案款项应当由谁偿还，是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主要的争议焦点。一审双方已就该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上诉人聘请了专业的法律工作人员作为其代理人，并不存在对该问题认识不清的情形。因此，关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一事，不属法院应当释明的范围。第三，一审诉讼中，法院已依照黄可平的申请，将答辩人追加为共同被告，并且庭审中多次询问上诉人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是否要求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均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已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答辩人非本案款项的借款人，且15万元已超过诉讼时效，答辩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恳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红坊镇政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黄可平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50000元，并支付该款从起诉之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0日，因龙岩市新罗区红坊镇进贝村西边山老虎坑煤矿发生事故后，实际经营者廖国煌失联，为妥善处理事故赔偿问题，进贝村两委会经讨论形成决议，由时任村主任的黄可平向红坊镇政府协商赔偿款资金缺口35万元的问题。2015年7月15日，黄可平向红坊镇政府分别出具两份《借条》，分别载明：“兹向财务室预借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整（￥150000），用于暂借半年，待日后结算；兹向财务室预借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整（￥150000），用于暂借，待日后结算。”2015年7月16日，红坊镇政府将上述款项支付至进贝村分管企业支委廖汉川账户；同日，在进贝村委会的组织下，煤矿经营方代表与受害方代表等多方当事人签订赔偿协议，约定一次性赔偿受害方750000元，廖汉川作为进贝村分管企业干部在证明人上签字。2019年6月3日，红坊镇政府委托龙岩市新罗区适中法律服务所向黄可平出具催缴函，催讨借款。现红坊镇政府认为黄可平向其借款到期后，经多次催讨未果。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诉争焦点为：1、黄可平向红坊镇政府借款是否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是否应向红坊镇政府归还25万元；2、其中15万的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诉争焦点1，红坊镇政府主张诉争款项系黄可平个人借款，应当由其偿还；而黄可平抗辩称其系职务行为，黄可平与进贝村委会均抗辩称诉争款项系用于支付安全事故的赔偿金，而非借款。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因进贝村西边山老虎坑煤矿发生事故后，实际经营者廖国煌失联，为妥善处理事故赔偿问题，进贝村两委会经讨论形成决议，由时任村主任的黄可平向红坊镇政府协商赔偿款资金缺口35万元的问题。对于上述情形，红坊镇政府在出借诉争款项时应当明确知悉，黄可平作为时任进贝村村主任，其借款行为非个人意思表示，应系代表进贝村村委会履行职务的行为，其与红坊镇政府之间未成立债权债务关系，本案还款责任不应由黄可平承担，红坊镇政府请求黄可平承担本案还款责任，不予支持。关于诉争焦点2，2015年7月15日黄可平出具的15万元借条中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为半年，现黄可平、进贝村委会均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而红坊镇政府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因此，该笔借款诉讼时效计算至2019年1月14日，则该笔15万元确已超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红坊镇政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为2525元，由红坊镇政府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红坊镇政府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一、红坊镇人民政府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曹某系红坊镇政府在职干部及时任进贝村下村工作片片长的事实。二、微信名称及图像截图二份，证明聊天微信系曹某和黄可平微信的事实。三、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1.曹某在2018年12月27日有向黄可平催讨欠款，该记录可视为诉讼时效延长的情形（借条的有效期至2019年1月15日）；2.情况说明可以证明一审认定的廖国煌没有失联。 经质证，黄可平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该微信聊天记录是因为巡查组要巡查，让黄可平出具一个证明，微信的记录没有体现催讨的意思表示，情况说明可以证明实际借款人是廖国煌。 经质证，进贝村委会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1.聊天记录显示的时间是2018年12月27日，而进贝村于2018年8月在红坊镇政府的指导下进行村主任的选举，黄可平于2018年9月1日起便不再担任进贝村的法定代表人、村主任；2.从聊天记录看，曹某是要求黄可平向巡查组说明情况，而非向黄可平催讨涉案借款；3.黄可平出具的情况说明是依照曹某及曹某所代表的红坊镇政府的要求进行书写、修改，甚至，还经红坊镇政府办公室修改后，才让黄可平打印签字。经红坊镇政府认可确认后的《情况说明》明确载明“由我以村主任名义代廖国煌向红坊镇政府借25万元”。可见，红坊镇政府在出借该款项时，十分清楚本案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是廖国煌，而非进贝村委会，其应当向廖国煌催讨本案涉案款项。 二审审理中，红坊镇政府申请证人曹某（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红坊镇政府进贝村包村干部）到庭作证，其主要证言内容为：1.2018年的12月27日，镇党政办拿出两张黄可平签字的借条两张，就问我是否知道这个情况，并要求我们包村干部帮忙催还款，我当时对这个事情并不知情。我就联系了黄可平对于他签字的借条合计25万要求黄可平还款，同时把借条拍照用微信发给黄可平。黄可平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当时本村的村两委约谈了当时的矿主廖国煌，要求他及时筹借，前来及时妥善处理事故的善后问题。廖国煌表示实在是无力筹集到足够的钱来处理事故善后事情。为了及时妥善解决该事故的善后事宜。村两委就向镇党委政府汇报了事情经过，并向镇党委、政府请求帮助。当时镇主要领导和下村领导、部分下村干部研究后，决定由村主任代表进贝村以村组织的名义代矿主廖国煌向红坊镇政府借款25万，用于解决该事故的善后事宜。2.2018年12月24日红坊镇党政办公室的《通知》没有送给黄可平。3.《情况说明》是因巡视组检查，红坊镇政府要求黄可平所写。4.其是通过电话向黄可平催要还款，2018年9月起，黄可平不再担任进贝村委会主任。 经质证，红坊镇政府认为：证人可以证明红坊镇政府在时效内向黄可平催要借款的事实。黄可平认为：对于证人所述，其在2018年底有电话给黄可平催讨还款的事实有异议，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对其它事实没有异议。进贝村委会认为：同意黄可平的质证意见，补充：当时进贝村委会约谈了廖国煌，因为曹某没有经历过事故处理，所以对这个事情不清楚，在黄可平提交的两委会的会议记录里明确载明因廖国煌失踪。 二审查明，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红坊镇政府认为：一审判决书P6“实际经营者廖国煌失联”与事实不符。黄可平认为：一审判决书P7“2019年6月3日...催讨借款”有异议，催讨函没有收到。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一审判决书P6最后一行“壹拾伍万元”应当为十万元（100000元）。对于原审认定的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于红坊镇政府提供证据的真实性，黄可平及进贝村委会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从曹某与黄可平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2018年12月，曹某要求黄可平将讼争款项25万元写一份情况说明送至巡视组，黄可平于2018年12月28日向红坊镇政府出具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因煤矿发生事故，矿主廖国煌无力解决，为安抚死者家属激动情绪，进贝村委会向红坊镇政府汇报，红坊镇政府原党委书记、镇长、组委签字，由村主任（黄可平）代廖国煌向红坊镇政府借款。曹某作为红坊镇政府进贝村包村干部，其所作证言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其认为有通过电话向黄可平催要还款，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讼争款项的借款主体如何认定？二、讼争借款中15万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本院认为，讼争借条注明的借款人虽为黄可平，但根据进贝村委会的会议记录及进贝村委会的陈述，可以认定黄可平向红坊镇政府借款的行为系代表进贝村委会履行职务的行为，且根据红坊镇政府二审举证的曹某与黄可平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曹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亦可进一步证实进贝村委会就本案的借款事宜向红坊镇政府进行了汇报，红坊镇政府亦明知黄可平不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因此，红坊镇政府认为讼争借款系黄可平的个人行为，并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已将黄可平向红坊镇政府的借款是否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未对黄可平借款行为的性质进行释明，符合法律规定。红坊镇政府就本案借款仅向黄可平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已对黄可平是否系借款主体作出判断，本案事实已查清，因此，一审法院未追加廖国煌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当。由于黄可平并非本案借款的债务人，因诉讼时效的抗辩权属于债务人所有，而讼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是进贝村委会还是廖国煌，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本院不作审理，红坊镇政府可另行主张权利予以确定，就讼争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争议亦应在红坊镇政府主张权利时进行确认；因此，本院对讼争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红坊镇政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龙岩市新罗区红坊镇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英琼 审 判 员 童寿华 审 判 员 郭胜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邹 晖 书 记 员 张 雯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