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24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蒲新辉，男，197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里俊福，男，1955年5月10日出生，满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系社区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市望花区鞍山路西段**。法定代表人：张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萍、叶信鸿，辽宁晨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蒲新辉因与被上诉人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0)望民二初字第00056号民事判决书。蒲新辉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审理后作出(2019)辽04民终1836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一审法院重审后作出（2020）辽0404民初658号民事判决。蒲新辉不服该判决，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蒲新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里俊福，被上诉人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萍、叶信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蒲新辉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下称原审法院)于2020年9月2日作出的（2020)辽0404民初658号民事判决书（下称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业经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下称原审法院）于2010年11月9日作出（2010)望民二初字第000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货款255,550元及利息。上诉人收到判决后，向原审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并向二审法院缴纳了上诉费5133元，但原审法院未将本案按上诉程序处理，并伪造《执行案件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和《法律文书确认表》、《委托执行函》，于2015年12月3日，委托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下称爱民区法院)执行。爱民区法院受理委托执行后，冻结了上诉人的银行帐户，扣划了银行存款，并对上诉人采取拘留措施，将上诉人锁在铁笼子里数个小时。上诉人找到原审法院，并未引起原审法院的重视，原审法院执行局只是向上诉人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但对本案长期未移送二审法院审理和伪造《委托执行函》委托执行的问题，没有向上诉人作出合理的解释。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不仅未按二审法院的裁定意见，严格审查买卖合同主体等问题，反而仍然偏袒被上诉人，作出的原审判决毫无说服力，且仍然是原告主体不适格，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超过诉讼时效，漏列当事人，没有案件管辖权。故提起上诉，理由如下：一、原告主体不适格。2003年初至2004年5月，张旭陆续向上诉人借款30万元，张旭于2004年5月4日给上诉人出具《借条》：今借蒲新辉30万元，年息20%。张旭在《借条》上签字，抚顺天昶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天昶轴承公司）在《借条》上加盖公章。2008年2月2日，张旭指派他人将价值262,750元的轴承圈送到上诉人处。上诉人于当日给张旭出具《收条》：收到抚顺张旭轴承圈总计28500套，明细312，10000套，12.8，不含税，含运费；310，15000套，7，不含税，含运费；311，3500套，8.5,不含税，含运费。代付运费7,200元、二月底付清。上诉人在《收条》上签字。当时，张旭既是天昶轴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而且上诉人出具的轴承圈《收条》明确注明“收到抚顺张旭轴承圈总计28500套”。另外，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有过业务往来，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有被上诉人的存在。原审判决认为，2004年5月14日双方借款时，上诉人已明知张旭系天昶轴承公司法定代表人，上诉人于2005年2月22日成立，张旭同时兼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08年2月2日，张旭向上诉人运送轴承圈，说明双方仍保持业务往来关系，上诉人应该明知张旭出售轴承圈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而是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上诉人认为，即便张旭向上诉人运送轴承圈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为什么不是天昶轴承公司的职务行为，非要说是上诉人的职务行为。而且，上诉人认可收到了抚顺张旭的轴承圈，亦认可张旭出售轴承圈的行为是天昶轴承公司的职务行为。原审判决认为，2010年3月19日诉讼材料，已向上诉人表明了张旭运送轴承圈的行为系代表被上诉人履行职务行为，故被上诉人作为本案的原告提起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该段论述，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只在特定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亦不能由合同无关的第三人向合同对方当事人主张请求权。本案，在上诉人已经认可收到张旭或天昶轴承公司轴承圈的情况下，却不以张旭或天昶轴承公司提起诉讼，明显是出于恶意，企图逃避拖欠上诉人借款，阻止上诉人行使抵销权，甚至让上诉人即使另案胜诉，也无法得到执行。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不严格予以审查，反而却继续偏袒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坑害外地债权人，认定被上诉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二、超过诉讼时效。假设原告的主体适格，张旭向上诉人借款和上诉人收张旭轴承圈货款两个问题，可以单独进行起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了两年，不应当取得胜诉判决。因为，上诉人给张旭出具轴承圈《收条》的时间，是2008年2月2日，注明“二月底付清”，应当理解为2008年2月28日前付清。两年的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并没有在2010年2月28日前对上诉人提起诉讼。被上诉人是在2010年2月1日对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信轴承公司）提起诉讼，2010年3月26日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上诉人为被告，此时2年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26天。原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2008年3月1日起算至2010年2月28日前届满，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于2010年2月1日以中信轴承公司为被告诉至本院，并同时将上诉人列为该公司的负责人，办理诉讼费缓交手续时亦将上诉人列为对方当事人，故对上诉人应该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该段论述，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存在逻辑错误。一是上诉人与中信轴承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即便上诉人在中信公司担任过销售经理，亦不能将两个民事主体混同，被上诉人向中信轴承公司提起诉讼，并不等于是向上诉人提起诉讼。因此，被上诉人对中信轴承公司的起诉，对上诉人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二是被上诉人对中信轴承公司的起诉，上诉人没有提出答辩和反驳的机会，且在追加上诉人为被告后，上诉人已经明确提出被上诉人的主体不适格，上诉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的轴承圈，亦没有与被上诉人发生过任何业务往来，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有被上诉人的存在。三是关于被上诉人办理缓交诉讼费手续时将上诉人列为对方当事人，本身就是错误，不能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因为，当时上诉人未被追加为被告，尚未成为当事人，直到2010年3月26日，被上诉人才提出追加上诉人为被告的申请。三、追加被告错误。2010年2月1日，被上诉人起诉时被告是中信轴承公司，2010年3月26日，追加上诉人为被告。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原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民事诉讼法意见）第57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本案不属于必须共同诉讼，原审法院同意被上诉人追加上诉人为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未进行审查，而是直接发出开庭传票。本案的所谓追加被告，实际上是变更被告，原审法院开庭未通知中信轴承公司参加，判决亦未列中信轴承公司为被告。四、漏列当事人。被上诉人没有向原审法院递交撤回对中信轴承公司起诉的任何文字申请，只是在开庭时法官向被上诉人问，开庭前你撤销了对中信轴承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既未在庭审中准许被上诉人撤回对中信轴承公司的起诉，亦未作出准许被上诉人撤回对中信轴承公司起诉的裁定。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曾在中信轴承公司担任销售经理，被上诉人误认为上诉人收取轴承圈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将中信轴承公司列为被告，同时将上诉人列为该公司的负责人诉至本院，上诉人收到诉讼材料后，表明本人与中信轴承公司无任何关系，被上诉人追加上诉人为被告，并撤回对中信公司的诉讼请求，系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其权利的处分行为，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该段论述是错误的，一是被上诉人追加上诉人为被告，并不是因上诉人表明与中信轴承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被上诉人自己认为起诉中信轴承公司不当，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上诉人为被告。上诉人向原审法院递交的与中信轴承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通知》的时间，是2010年4月6日，而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递交《追加被告申请》的时间，是2010年3月26日，相差10天时间；二是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撤回对中信轴承公司的诉讼请求，是依法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并无不当，纯属是“偷换概念”，被上诉人可以撤回对中信轴承公司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但原审法院并没有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处理，未对被上诉人撤回对中信轴承公司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作出任何交待，既未作出裁定准许被上诉人对中信轴承公司的起诉，亦未在原审判决中准许被上诉人撤回对中信轴承公司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五、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原《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意见》第19条规定，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采用送货方式的，以货物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采用自提方式的，以提货地为合同履行地；代办托运或按木材、煤炭送货办法送货的，以货物发运地为合同履行地。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本案，轴承圈的实际交货地点是牡丹江，双方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上诉人在《收条》明细中注明的含运费和代付运费7,200元，足以认定轴承圈是采取送货方式履行的，其实际履行地为牡丹江。如果是采取自提方式履行，货物的单价不可能“含运费”，也不存在上诉人代付运费的问题，运费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不应当在货款中扣除。由于原审法院向上诉人送达的是以中信轴承公司为被告的起诉状，没有向上诉人送达以上诉人为被告的起诉状。因此，上诉人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和管辖权异议。原审法院没有向上诉人送达被上诉人撤回对中信轴承公司起诉或诉讼请求的申请，亦未向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已经撤回对中信轴承公司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上诉人误认为中信轴承公司仍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如果中信轴承公司对管辖权有异议，肯定会提出管辖权异议，如果中信轴承公司对管辖权没有异议，上诉人对管辖权也没有异议。但在2010年7月29日的庭审中，原审法院并没有通知中信轴承公司到庭参加诉讼，延误了上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庭审中上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原审法院却未予理睬，亦属于程序违法。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追加上诉人为被告后，重新向其送迖民事起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上诉人如认为本院无管辖权，应在收到上述诉讼材料15日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但上诉人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内未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应视为本院对此案有管辖权，上诉人至2010年7月29日开庭审理时才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无需对其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该段论述是错误的，如前所述。综上，原审法院作出的（2020)辽0404民初658号民事判决书主体不适格，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超过诉讼时效，漏列当事人，没有案件管辖权。故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该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08年1月，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经理被告蒲新辉从我公司购进轴承圈共计28500套，其中：312型1000套，单价12.8元，计128.000元；310型15000套，单价7元，计105.00元；311型3500套，单价8.5元，计29.750元，以上总计262750元，扣除被告所垫付运费7200元，总计255.550元。对以上欠款，被告蒲新辉出具收条一份，并称于2008年2月底付清全部货款。但被告不遵守诚信，经原告多次催款，至今未给付，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偿还货款255550元；2、支付欠款期间全部利息；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于2005年2月22日成立，，住所地：抚顺市望花区鞍山路西段**法定代表人为张旭，股东为张旭等7人，至2013年4月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此前，张旭于2003年至2005年曾承包集体企业牡丹江轴承厂，并任该厂总经理，当时被告蒲新辉经营轴承个体销售，双方相识。2003年4月24日，抚顺天昶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住，住所地：抚顺市望花区鞍山路西段**定代表人为张旭，2009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赫梅兰，2018年公司名称变更为抚顺薪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2020年6月16日公司名称再次变更为原来的抚顺天昶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韩小荣。2004年5月14日，抚顺天昶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旭向蒲新辉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蒲新辉现金300000元正，大写：叁拾万元正，年息20%”。2008年2月2日，张旭通过空车配货向蒲新辉运送轴承圈28500套，被告蒲新辉于收货当日向张旭出具《收条》，内容为：“收到抚顺张旭轴承圈总计贰万捌仟伍佰套；明细：312，10000套，12.8元，不含税，含运费；310，15000套，7，不含税，含运费；311，3500套，8.5，不含税，含运费。代付运费7200元；二月底付清”。张旭当时兼任抚顺天昶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及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2月1日，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以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为被告诉到本院，请求给付买卖合同欠款255，550元，起诉状将蒲新辉列为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在申请办理诉讼费缓交手续时亦将蒲新辉列为对方当事人。2010年3月19日，本院根据起诉状地址向蒲新辉邮寄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2010年3月25日，蒲新辉收到上述材料，并于2010年4月6日将以上材料退回本院，随材料一同邮送一份未签名《通知》，说明其本人并非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与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本院向其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系诉讼主体错误。2010年3月26日，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申请追加蒲新辉为被告，并于2010年6月28日重新向其送达上述材料。2010年7月29日，本院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庭审笔录中审判人员向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询问开庭前是否撤销了对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予以承认，理由是收条和欠款条均是被告蒲新辉所为，与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无关，被告蒲新辉自认曾在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工作，任销售经理。2010年11月9日，本院以(2010)望民二初字第000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蒲新辉给付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货款255，550元及利息，并于2010年11月15日向被告蒲新辉送达判决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旭从2003年开始在牡丹江承包轴承厂，而被告蒲新辉从事轴承销售工作，2004年5月14日双方发生借款关系时，被告蒲新辉已明知张旭系抚顺天昶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于2005年2月22日成立，张旭同时兼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08年2月2日，张旭通过空车配货向被告蒲新辉运送轴承圈，说明双方仍保持业务往来关系，被告蒲新辉应该明知张旭出售轴承圈的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而是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于2010年2月1日诉至本院，本院于2010年3月19日向被告蒲新辉邮送诉讼材料，至此已向被告蒲新辉表明了前述张旭运送轴承圈的行为系代表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故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的原告提起诉讼，其主体资格并无不当，被告蒲新辉关于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蒲新辉曾在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担任销售经理，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误认为被告蒲新辉收取轴承圈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将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列为被告，同时将蒲新辉列为该公司负责人诉至本院，蒲新辉收到诉讼材料后，表明本人与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追加蒲新辉为被告，并撤回对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系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行为，该行为并无不当，本院应予准许。根据被告蒲新辉出具轴承圈《收条》，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08年3月1日起算至2010年2月28日前届满，在此期间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于2010年2月1日以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为被告诉到本院，并同时将蒲新辉列为公司负责人，办理诉讼费缓交手续时亦将其列为对方当事人，故相对于被告蒲新辉应该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被告蒲新辉抗辩原告对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告追加蒲新辉为被告后，本院于2010年6月28日重新向其送达民事起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被告蒲新辉如认为本院无管辖权，应在收到上述诉讼材料15日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但被告蒲新辉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内未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应视为本院对此案有管辖权，被告蒲新辉至2010年7月29日开庭审理时才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无需对其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本案被告蒲新辉签收轴承圈并确认数量、型号、价格，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被告蒲新辉收到轴承圈后，应按约定于2008年2月底前付清货款255550元，并支付迟延付款期间的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货款255550元为基数，从2008年3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本院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被告蒲新辉抗辩双方多次在电话中协商，张旭同意用部分轴承圈抵顶3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主张，依据现有证据《收条》的内容，无法证明系以轴承圈抵顶借款本息，且被告蒲新辉对该主张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本院无法采信，张旭、抚顺天昶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蒲新辉之间的借款系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可另行解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蒲新辉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货款255550元及利息(从2008年3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本院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33元由被告蒲新辉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上诉人蒲新辉主张案涉收条性质是以物抵债凭据，即是张旭承诺用收条上载明的货物偿还此前张旭欠上诉人的30万元借款，此节事实是否成立？二、被上诉人作为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三、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一审追加蒲新辉是否符合法律程序？五、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关于焦点一，根据案涉收条载明的内容，该收条上记载了上诉人收到轴承圈的数量，及具体每个产品的品名、数量、单价，同时注明是否包含税或包含运费，收条尾部特别注明“二月底付清”，本院认为，此种收条明显是供货合同的内容特点，而不符合以物抵债收条所具有的内容特征。如果上诉人主张以其收到的货物抵顶30万元欠款，不会在此收条上载明是否包含税费或运费，以物抵债的收据只载明多少货物核定多少价值抵顶多少欠款即可，而无需注明是否包含税费或运费；特别应注意的是，案涉收条最后载明“二月底付清”，明显是出具收条的上诉人向持有收条的主体承诺其付清货款的时间期限，此与上诉人诉称的以货物抵顶30万元欠款完全没有关联性。因此，从案涉收条载明的内容分析，本院无法得出上诉人主张其以收到货物抵顶30万元欠款的事实。另，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旭坚决否认上诉人主张的张旭曾在电话中承诺以收条载明货物抵顶30万元欠款的说法，上诉人就其主张的此节事实亦无法提交任何证据，本院对其此节说法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上诉人虽在本次诉讼中否认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认为原告应以张旭或抚顺天昶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其从未与被上诉人有过业务往来，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被上诉人的存在，但根据本案第一次二审的庭审笔录，蒲新辉在该次庭审中陈述“蒲新辉本意和被上诉人商定的是被上诉人在抚顺有另外一家公司去抵顶上诉人的30万元货款……”，经查，张旭在抚顺有二家公司，其一是本案被上诉人，其二就是抚顺天昶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根据蒲新辉此次的庭审陈述，蒲新辉知晓抚顺天昶轴承制造有限公司，那么张旭庭审中所指的另一家公司就应是本案被上诉人即抚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现本次二审中上诉人否认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本院不能支持。关于焦点三和焦点四，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起诉时告诉的被告是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诉讼过程中原告撤回对牡丹江中信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告诉，变更告诉蒲新辉为本案一审被告，本案诉讼程序中诉讼主体变化并未影响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的变化，而其在一审的诉请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上诉人不能以其参加本案诉讼的时间认定被上诉人诉请超出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根据送达程序中调查了解的情况，变更诉讼主体，要求追加蒲新辉为本案被告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追加其为本案被告违反法定程序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其此节诉讼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案涉收条载明的标的物是从抚顺空车配货至哈尔滨，故抚顺是合同履行地；此外，案涉收条没有载明合同履行地，而本案被上诉人是应收货款一方当事人，属于上述法律规定接收货币的一方当事人，抚顺亦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合同履行地。综上，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没有法律依据，其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蒲新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33元，由上诉人蒲新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宫 颖审判员 李依桐审判员 李 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