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行终4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生，男，汉族，住新余市渝水区。委托代理人余良良，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行群，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余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新余市仙来中大道**。法定代表人犹?，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黄韶勇，该市行政复议与应诉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李卫民，该市司法局副局长。原审第三人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新余市渝水区城南抱石大道**/div>法定代表人邹家洪，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纪墨晗，该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彭世伟，江西姚建（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海生因诉新余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余市政府）征收补偿行政裁决一案，不服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赣71行初3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下发赣国土资函［2006］1045号《关于新余市2006年度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核［2010］1346号《关于新余市2010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核［2012］1213号《关于新余市2012年度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三份批复下发后，新余市相关部门于2007年至2012年分批次对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村委行政辖区内的自然村，具体包括：堆上村小组一队、二队、三队、四队，新村村小组，宁家村小组一队、二队，茶山口村小组上屋队、下屋队，堆上村民委员会行政办公楼等集体土地实施征收，土地征收补偿款已发放给各村集体组织，并对符合房屋安置条件的集体土地上拆迁户进行房屋安置。王海生与其儿子均符合房屋安置条件，并于2008年至2009年间按两户在茶山新城各安置了两套房屋。但对案涉房屋未进行拆除和搬迁补偿，仍由其管理和使用。为加快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完善城市功能，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渝水区政府）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渝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城北办堆上管理处堆上二、三、四村小组、茶山口上屋村小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并附《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管理处堆上二、三、四村小组、茶山口上屋村小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明确安置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符合安置条件所确定的安置户（之前因其它拆迁项目已给予安置的，本次不予安置）。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对已享受安置房但未拆迁的房屋及其附着物仍进行补偿，并制定了具体的补偿项目和标准。王海生不服渝水区政府作出的上述《征收决定》，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经该院审理裁定驳回起诉。2019年7月5日王海生就《征收决定》中所附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向渝水区政府申请协调，在协调未果的情况下，王海生向新余市政府申请行政裁决，要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对其予以补偿。新余市政府受理王海生申请后，依法履行了听证及权利义务告知、举行了听证，并就听证事项进行了讨论，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余府裁字〔2019〕9号《行政裁决书》，驳回了王海生提出的行政裁决请求。王海生不服该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一审法院（2019）赣71行终409号生效裁定认定，案涉《征收决定》仅是对上述三份江西省人民政府征地批复中涉及房屋等地上附着物部分的重复行为，并未对被征收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属于具体组织实施征地批复的性质。再查明，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下发后，截止到2020年6月11日，已有80%以上被征收户按照该《房屋补偿方案》的规定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新余市政府针对王海生提出的裁决申请作出的案涉行政裁决是否合法。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号）的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通过复议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裁决。本案中，王海生对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争议，经与渝水区政府协调，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王海生向新余市政府申请行政裁决，新余市政府受理申请后，依法履行了听证及权利义务告知、举行了听证，就听证事项进行了讨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案涉行政裁决书并进行了送达，其行政程序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该规定的适用条件是：集体土地征收时，未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时隔多年后又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征收时，被征收房屋所在土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本案中，经江西省人民政府三次征地批复后，新余市相关部门于2007年至2012年分批次对城北办堆上管理处堆上二、三、四村小组、茶山口上屋村小组等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并对符合房屋安置条件的集体土地上拆迁户进行了房屋安置。王海生与其儿子均符合房屋安置条件，并于2008年至2009年间按两户在茶山新城各安置了两套房屋。另外，渝水区政府作出的案涉《征收决定》仅是对上述三份江西省人民政府征地批复中涉及房屋等地上附着物部分的重复行为，并未对被征收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属于具体组织实施征地批复的性质。因此，案涉集体土地征收与案涉房屋征收是同步进行的，并且采取提供安置房的方式对王海生进行了安置补偿。王海生主张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进行安置补偿，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适用条件，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对其中的农村村民住宅，应当按照先补偿后搬迁、居住条件有改善的原则，尊重农村村民意愿，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或者货币补偿等方式给予公平、合理地补偿，并对因征收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予以补偿，保障农村村民居住的权利和合法的住房财产权益。本案中，渝水区政府2018年制定的《房屋补偿方案》明确安置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符合安置条件所确定的安置户（之前因其它拆迁项目已给予安置的，本次不予安置）。该方案对已享受安置房但未拆迁的房屋及其附着物仍进行货币补偿，并制定了具体的补偿项目和标准。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保障了王海生居住的权利和合法的财产权益。该方案下发后，80%以上被征收户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综上，王海生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新余市政府以案涉土地多年前已被征收，房屋也早已安置，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为由，作出驳回王海生的行政裁决申请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海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王海生已预交）由王海生负担。上诉人王海生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和被上诉人作出的案涉行政裁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案涉集体土地征收与案涉房屋征收同步进行，与事实不符。1.上诉人拟被征收房屋所在集体土地分别于2006年、2010年、2012年分三批被征收，而上诉人在茶山新城分配安置房屋的时间是在2009年。即原审第三人在2010年、2012年才取得江西省人民政府对被征收房屋所在集体土地的征地批复，在土地还未开始征收前即开始对上诉人就被征收房屋所在集体土地进行安置补偿。按照集体土地征收流程，应当先征收集体土地再进行安置补偿。一审法院认定原审第三人已在2009年对上诉人进行安置，则与集体土地征收先后顺序相反，本案原审第三人先安置补偿再征收集体土地，征收程序违法。2.上诉人虽于2009年分配安置房屋，但此次安置是上诉人作为家庭成员被安置，而非上诉人拟被征收房屋所在集体土地被征收安置。原审第三人在2009年对上诉人进行安置，是根据当时拆迁政策而给予上诉人作为家庭成员的奖励。如果原审第三人告知上诉人作为家庭成员安置后对上诉人被征收房屋所在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就不能进行安置，那么上诉人坚决不同意原审第三人在2009年的安置方案。上诉人拟被征收的房屋所在集体土地，在20世纪90年代即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如果拟征收上诉人被征收的房屋所在集体土地，原审第三人必须履行安置职责。但一审法院却将2009年上诉人作为家庭成员分配安置房，与上诉人被征收房屋所在集体土地进行安置进行等同，与事实不符。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条件为：集体土地征收时，未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时隔多年后又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征收时被征收房屋所在集体土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应在江西省人民政府作出2006年、2010年、2012年的征地批复后2年内完成集体土地及房屋征收。但事实上，原审第三人在2018年9月12日才开始启动对案涉房屋征收并作出《征收决定》。一审法院认定原审第三人已在2009年对上诉人进行安置与事实不符。本案正是因为原审第三人在征地批复作出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怠于履行征地房屋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才产生争议。在经过若干年后，上诉人案涉房屋所在地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故上诉人认为本案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并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对上诉人进行安置补偿。被上诉人新余市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法应予以维持。事实和理由为：一、案涉土地已于多年前被征收，上诉人也在多年前被安置，上诉人申请行政裁决无事实依据。案涉土地在2007年至2012年分别由国土部门分多次进行征收，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已对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村民房屋进行了安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是针对“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形下作出的规定，并不适用本案。因为上诉人已在若干年前根据家里人口进行了安置，时隔十余年后，上诉人再以行政裁决或行政诉讼途径来否定当年的土地征收行为和安置行为，显然不当。事实上，原审第三人在案涉地块的征收补偿工作中，充分保障了村民的居住权、财产权等各项权益，充分尊重了村民意愿，得到了大部分村民的认可和拥护。二、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作出的案涉行政裁决充分保障了上诉人的陈述申辩权利，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原审第三人渝水区政府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为：新余市相关部门根据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下发的赣国土资函［2006］1045号《关于新余市2006年度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核［2010］1346号《关于新余市2010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核［2012］1213号《关于新余市2012年度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分别于2007年至2012年分批次对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村民委员会的堆上村小组一队、二队、三队、四队，新村村小组，宁家村小组一队、二队，茶山口村小组上屋队、下屋队等集体土地实施征收，土地征收补偿款已发放给各村集体组织后由各村集体组织发放到村民个人，并对征收范围内包括上诉人在内的符合房屋安置条件的被征收人进行了房屋安置。上诉人及其当时符合安置条件的子女均各安置了两套房屋。补偿安置后，上诉人的案涉房屋本应依法予以拆除，因征收的集体土地系用于收储或其他种种原因未予以拆除，仍由上诉人管理和使用。为完善城市功能，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加快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原审第三人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渝府字[2018]75号《征收决定》并附房屋补偿方案，明确安置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符合安置条件所确定的安置户，但之前因其它拆迁项目已给予安置的，本次不予安置。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并对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已享受安置房但未拆除的房屋及其附着物仍按规定的标准进行货币补偿，保障了上诉人的居住权利和财产权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全部向本院随案移送，本院经查证核实，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2007年9月1日，新余市政府向原新余市房产管理局作出余府字〔2007〕38号《关于同意实施渝水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村委村民房屋拆迁安置方案的批复》，同意该局呈报的《渝水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村委村民房屋拆迁安置方案》（以下简称2007年《房屋安置方案》），并要求尽快组织实施。2007年《房屋安置方案》对渝水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村委村民房屋安置地点、安置对象、安置房屋面积、安置房屋费用计算以及房屋安置条件等均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一、二审诉辩主张，本案的审查对象是新余市政府针对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中确定的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是否合法所作的裁决行为，所争议的焦点问题即为新余市政府裁决维持该房屋补偿标准是否正确。根据本案事实，2007年《房屋安置方案》与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均是针对位于同一征地范围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符合2007年《房屋安置方案》条件的集体土地上拆迁户已获得了房屋安置，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则对已进行了房屋安置但未拆除的房屋及其附着物确定了相应的补偿标准。即2007年《房屋安置方案》与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是针对同一征地范围的同一征收行为的安置补偿。本案中，渝水区政府在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明确了安置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符合安置条件所确定的安置户（之前因其它拆迁项目已给予安置的，本次不予安置）。因2007年《房屋安置方案》已对符合安置条件的上诉人进行了房屋安置，故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中明确“之前因其它拆迁项目已给予安置的，本次不予安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据此，凡是经查证属实征迁范围内房屋之前已因其它拆迁项目给予房屋安置的，则在2018年房屋拆迁中不应再次给予房屋安置。至于征迁范围内的具体农房如何进行安置，由行政机关依法依规执行。关于上诉人主张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确定的房屋补偿标准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问题。该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条文表述已很明确，适用该规定需同时满足“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和“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两个条件，两者缺一不可。本案中，上诉人房屋所在的集体土地于2007年至2012年被征收，虽此时未对该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拆除，但对符合房屋安置条件的集体土地上拆迁户均进行了房屋安置。上诉人与其儿子均符合房屋安置条件，于2008年至2009年间按两户在茶山新城各安置了两套房屋。2018年9月30日，渝水区政府发布案涉《征收决定》时，虽案涉房屋坐落在已被征收的土地上，但上诉人在2008年至2009年间就案涉被征收房屋已经获得了房屋安置，不属于“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形。因此，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中确定的房屋补偿标准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上诉人主张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进行安置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新余市政府作出案涉行政裁决驳回上诉人提出的行政裁决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海生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丽萍审判员  陈雯雯审判员  万进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胡美园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涉及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土地权利人可以请求依照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补偿的。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