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8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永强，男，197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彪，浙江顾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富平，男，1964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祥，浙江**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安吉永强纸箱厂，住所地安吉县递铺街道三官村。 投资人：徐永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彪，浙江顾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永强因与被上诉人陈富平、原审被告安吉永强纸箱厂（以下简称永强厂）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3民初1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永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彪、被上诉人陈富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永强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3民初123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陈富平承担。事实与理由：根据厂房占用的时间、面积、价格计价，徐永强应支付陈富平的厂房占用费只有109719元，而一审判决认定的占用费为430800元，一审判决就徐永强具体使用厂房的时间、面积、价格等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与理由：一、永强厂具体使用厂房的期间。对于该期间的起点为2015年11月底无异议。但一审判决将腾空时间认定为5月份缺乏依据。电费明细表中反映的用电量是上个月的用电量。2018年1、2月份徐永强企业用电量均在4000度以上，这是当时产能的正常用电量，3月份下降至700度，四月份60度，5月份12度。实际上，3月上旬徐永强的机械设备已清空，该月用电量出现在4月份，即60度，仅是车间内的照明用电。二、永强厂使用厂房的面积。一审判决认定使用面积3977.52平方米无依据，徐永强实际占用面积为1843.47平方米。1.徐永强早在2018年3月上旬即已搬离厂房，陈富平于2019年3月底才提起本案诉讼，厂房早已由其他企业使用两年多，一审法院作出徐永强“抗辩部分车间未使用，与现场情况不符”的认定，没有依据，现场情况已无法勘查得知，且一审法院也没有说明是否进行过现场勘查。2.一审判决以用电量推定厂房占用面积既不符合实情也无丝毫科学性可言。用电量与产量是成正比，徐永强基本上是以销定产，用电量根据企业产量处于变化中。对于占用面积，陈富平负有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三、永强厂使用厂房占用费计价。一审判决对厂房租赁费年均价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一）涉案厂房的租金首先应考虑原始租赁合同约定。2013年7月15日，徐永强、张连勇与施振德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徐永强与张连勇共同承租施振德厂房15000平方米，厂区内土地面积9900平方米。陈富平于2014年10月22日与徐永强、张连勇签订《协议书》，由陈富平继受张连勇在原《厂房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原《厂房租赁合同》的背景是因施振德拖欠徐永强及张连勇借款不能清偿，采取以租金抵借款的方式清偿借款。根据合同约定测算，租金抵借款计价按十年均价3.33元/月/平方米。原租赁合同签订后，因厂房一时无法招租，租赁物长期闲置，造成承租方严重损失（承租人不使用租赁物或不能顺利招租，出租方均要以约定租金抵借款）。至2014年12月，才将厂区主楼11000平方米出租给吴梦竹，尚留4000平方米未招租。为减少损失，徐永强进住第二车间，使用该车间1800余平方米厂房。徐永强与陈富平为共同出租人，租赁物能顺利招租，当然应以实际获得利益分配，在租赁物难以招租，出租人为防止厂房闲置而自己使用租赁物时，徐永强按3.33元/月/平方米计算租金并分配合情合理，该价格为原始租赁价，已实现原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的签约目的，且不影响陈富平在原合同中的期盼利益。（二）一审判决采信评估公司出具《补充说明函》系证据认定错误。对于第1380号《评估报告书》，尽管评估的租金与原租赁合同有一定差距，徐永强考虑市场供求及物价上涨因素，予以认可。但在2019年11月21日，评估公司又独立出具了《补充说明函》，称“本次评估结论为按占比54.34%的价格”，完全推翻正式评估报告，法庭不应采信。1.《补充说明函》实体内容存在的问题。从法院委托的内容并结合庭审笔录看，委托评估的标的是徐永强占用厂房的市场租金价值，不是徐永强占比应付租金或陈富平占比应得租金价值。一审笔录从未提及评估结论“按占比54.34%的价格”。2.陈富平应得租金评估机构无权评估。陈富平应得租金受徐永强实际使用面积、时间、合伙份额多重因素影响，系双方争议的事实，应由法庭裁判。3.《补充说明函》程序上存在的问题。评估公司2019年10月24日出具《评估报告书》，一审法院开庭当天当庭告知徐永强评估公司出具了《补充说明函》，且称尚未拿到正式文本。《补充说明函》复印件落款时间为开庭前一天的11月21日，在程序上无法保障徐永强有效组织证据反驳并申请鉴定人到庭作证。《补充说明函》完全否定了《评估报告书》的鉴定结论，相当于同一家评估机构在一个月里出具了结论相差悬殊的二份价格评估报告。《补充说明函》的复印件上落款加盖“杭州众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字样的单位法人章，无任何经手人落款签字，从形式上看，无法认定《补充说明函》是《评估报告书》的有效组成。（三）原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厂区内主体厂房约定的租金均与《评估报告书》的主文结论更接近。一审法院就同一厂区的其他租赁合同进行了比较，但徐永强与梅水强签订合同起租期为2018年7月1日，该时间段租金处于上升期，与徐永强使用厂房不在同一期间，无可比性。一审判决引用的浙05**民初4194号、浙05**民初3213号案件，租赁物的结构与徐永强使用的厂房不同，且不在同一厂区内，亦无可比性。厂区内吴梦竹承租的11000平方米厂房，起租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吴梦竹承租的厂房系厂区内新建的砖混结构主体厂房，徐永强占用的系厂区内年久失修的平房，经徐永强出资修复、平整才具备使用功能。吴梦竹的主体厂房略高于徐永强的厂房租金是合理的。吴梦竹租金均价为4.55元/月/平方米。《评估报告书》结论中，徐永强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的租金加权平均为4.01元/月/平方米，《补充说明函》相应期间租金加权平均值为7.3805元/月/平方米。显然，《评估报告书》4.01元/月/平方米更接近吴梦竹的租金。 陈富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对一审判决无异议，徐永强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永强厂辩称，同意徐永强的上诉意见。 陈富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永强厂向陈富平支付占用费77万元（约自2015年2月计算至2018年8月），并以该占用费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赔偿金，自2018年5月23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11月23日，略计为6.85万元（实际计算至款清）；2.徐永强对永强厂的上述占用费及赔偿金债务承担无限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徐永强、永强厂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厂房坐落于安吉县递铺街道三官村，由施振德出资建造。2013年7月15日，施振德作为甲方，徐永强、张连勇作为乙方，共同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案涉厂房（包括土地及附属物）整体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为十五年，从2013年7月15日起至2028年7月14日止，年租金60万元，15年租赁总费用为900万元，因在合同签订时，甲方欠乙方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600万元，该600万元与乙方应付甲方前10年租金相抵消，租赁物由乙方使用10年，第11年的租金于2023年7月14日支付，以后由乙方每一年度支付一次租金等。合同签订后，案涉厂房由徐永强、张连勇使用、收益。2014年10月22日，陈富平与徐永强、张连勇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张连勇将2013年与施振德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中的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给陈富平享有和承担，案涉厂房如转租，转租租赁款由陈富平和徐永强收取。后二人转租了大部分厂房。2018年5月，陈富平曾以合伙协议纠纷对徐永强提起诉讼，经该院（2018）浙0523民初27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陈富平享有转租租金的54.34%份额，徐永强享有45.66%份额。2015年，徐永强将自己投资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永强厂搬入案涉厂区的空余厂房内生产经营，但未向陈富平支付相应的占有使用费。故陈富平向该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经陈富平申请，该院委托杭州众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厂区内3977.52平方米的厂房的租赁价格进行评估，结论为按占比54.34%的价格，2015年年租金为16.55万元，2016年年租金为17.94万元，2017年年租金为20.12万元，2018年年租金为21.98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永强厂应如何向陈富平计付厂房占用费。要计算占用费，必须确定以下几个数据：1.占用时间；2.占用面积；3.计价标准。 关于占用时间，陈富平主张永强厂于2015年上半年开始陆续占用案涉厂房，于2018年8月搬离，但未能提供确切证据予以证实，其依据多来源于估算和听说。徐永强和永强厂主张其占用始于2015年11月26日，终于2018年2月，并提供了《低压非居民用电登记表》及历月电费明细表各一份用以证明。陈富平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符合客观情况，事实上厂房在稍微空了一段时间以后，永强厂就搬进来了，且有一个收拾的过程，2018年2月后即使电费是0的情况，也可能是用于堆放库存商品而占用，并提供了一组显示拍摄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的照片，用以证实厂房用于存放货物的事实。徐永强、永强厂对照片拍摄时间、地点存疑。对此，该院认为，陈富平主张的厂房占用起始时间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采信。永强厂自认的起始时间有电表开户证明予以证实，该院予以认可，其主张的终止时间为2018年2月，从电费明细上来看，2018年3、4、5月份亦在一定范围内产生电费，但较前期用电大幅减少，应在陆续减产停产过程中。而在陈富平同期起诉的另一案件（2019）浙0523民初2619号确认合同无效案件中主张2018年7月徐永强已将厂房租给了案外人梅水强。因此，该院认定永强厂占用案涉厂房的时间从2015年11月至2018年5月，计30个月。 关于占用面积，陈富平主张永强厂使用的面积有3977.52平方米。徐永强、永强厂则主张其使用的面积只有陈富平主张的一半左右，并提供了永强厂的红线测绘图一份，指出其只占用了评估报告中所称的“车间二”1863.30平方米。陈富平根据该院在双方申请评估前对现场情况的踏勘，制作了永强厂的红线图，测绘了使用面积，该院对该红线图显示的永强厂占有使用面积予以确认。徐永强、永强厂二被告抗辩有部分车间未使用，与现场情况不符。即使根据永强厂提供的历月电费明细中显示的用电量，也明显与徐永强、永强厂主张的使用面积不符。对此，该院采信陈富平的主张。 关于计价标准，虽然陈富平申请对案涉厂房进行了租金价格评估，但对评估结果认为不符合市场价格，有失公允，没有参考价值，且评估机构的工作毛糙马虎。因此，请求法庭参考同一厂区内其他租户的价格进行确定。徐永强、永强厂认为评估报告中记载的评估价格正确，但评估机构庭前出具的《补充说明函》称按照54.34%的占比来评估没有依据，整个评估报告主文中都未涉及比例问题，也没有任何人提出要按比例来评估，且即使要按比例计算，也应按徐永强的占比来算，此举画蛇添足。鉴于双方对评估报告的结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议，而涉及该厂区的案件在该院已受理多起，参看其他案件案卷材料：厂区内最大的承租人吴梦竹，其承租的11000平方米厂房2014年12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的租金为每年60万元，均价约4.55元/月/平方米；徐永强与梅水强2018年7月1日签订的3100平方米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年租金为260400元，均价7元/月/平方米；梅水强与任文泉2018年7月23日签订的2543平方米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年租金为45万元，均价约14.75元/月/平方米。同时，该院查询了与案涉厂房同一地区的涉诉房屋租赁案件材料：（2016）浙0523民初3213号案件中当事人2011年租赁三官村委会房屋及停车场合计2400平方米，租期十年，年租金14.8万元，均价约5.14元/月/平方米；（2019）浙0523民初4194号案件中当事人2015年租赁康山工业园区3500平方米厂房，租期三年，年租金25万元，均价5.95元/月/平方米。而按照评估报告的结论计算，案涉厂房2015年的租金均价约为6.38元/月/平方米，2016年为6.92元/月/平方米，2017年为7.76元/月/平方米，2018年为8.47元/月/平方米，除与梅水强与任文泉的合同租金有一定差距外，与其他同时期相近地段的房屋租赁价格并未有太大偏离，属于合理范围内，因此，该院对评估结论予以采信。 综上，除上述已确认的事实外，该院还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永强厂自2015年11月26日始占用案涉厂房3977.52平方米，于2018年5月搬出，合计占用30个月。案涉厂房租金经评估，2015年的年租金为30.46万元，2016年为33.01万元，2017年为37.03万元，2018年为40.45万元。永强厂所占用面积总计应付租金为79.28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陈富平与徐永强基于2014年10月22日与张连勇签订《协议书》，共同对案涉厂房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其中，陈富平享有收益54.34%份额，徐永强享有收益45.66%份额。徐永强在部分厂房未能成功招租的情况下，将自己投资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永强厂搬入闲置厂房内，在未与陈富平有特别约定无偿使用的情况下，应由占有使用人永强厂向厂房的权利人支付相应的占有使用费，其中陈富平应得部分为43.08万元。因双方未约定该款项的支付期限和方式，陈富平要求计算从2015年2月起的赔偿金于法无据，但从其催讨之日起，永强厂应赔偿陈富平的逾期利息损失。因陈富平未提供催讨证明，该院以其起诉之日视为催讨之日。陈富平诉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高于同期中国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和最新发布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该院相应予以调整，即从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徐永强作为永强厂的投资人，在永强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应承担无限责任。陈富平合法诉请，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永强厂支付陈富平厂房占用费43.08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7183.59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二、徐永强在永强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时，承担无限责任；三、驳回陈富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0元，由陈富平负担5075元，永强厂、徐永强负担6425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徐永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情况说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现场照片各一份，以证明2018年的2月永强厂就已经搬离了涉案厂房。陈富平经质证认为，对情况说明和事故现场照片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永强厂经质证，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 陈富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2.（2019）浙0523民初2619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2018年7月梅水强与任文泉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涉案厂房约定年租金45万元，租金是15元/月/平方米以上。3.厂房租赁协议，以证明2018年7月21日梅水强与余建贤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涉案厂房租金约定是14元/月/平方米。陈永强经质证认为，安吉房地产市场2015-2018年价格变动大，2015-2016年房地产价格非常低，2018年房价突然上涨，是客观事实。永强厂占用涉案厂房是在房地产市场最低谷时，与2018年价格没有可比性。且因承租人是急租，价格由梅水强单方定价，故约定租金价格较高。永强厂质证意见于陈永强一致。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的三性予以认定，能够证明永强厂2018年2月从涉案厂房搬运设备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永强厂2018年2月将全部物品从涉案厂房搬离的事实。对证据2、3的三性予以认定，是否可作为本案占有使用费认定依据在本院认为中阐述。 经徐永强申请，本院通知杭州众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人员邓晓琴到庭接受质询，评估人员当庭陈述称：涉案价格评估报告由杭州众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平、邓晓琴、葛凤臣署名作出，在一审法院组织勘查涉案厂房现场时，三人均未到场，实际由助理到场。评估报告中使用的面积来源于一审法院提供的安吉蓝图测绘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的测绘图纸，对于现场厂房使用者及具体面积不清楚，仅是作价格评估。评估报告寄送一审法院后，一审法院电话通知要求核实评估报告内容，杭州众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发现评估报告有重大疏漏，故经审核出具了补充说明函。补充说明函中54.34%的比例系在现场勘查时陈富平律师提出来的，出具补充说明函前向陈富平律师要了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8）浙0523民初279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作为该比例的依据。法院并未要求按照54.34%的比例进行价格评估。 本院认为，徐永强与陈富平共同承租涉案厂房，其二人对涉案厂房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益。根据（2018）浙0523民初2798号民事判决书，陈富平对涉案房屋享有转租租金的54.34%份额，徐永强享有45.66%份额。徐永强在未经陈富平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永强厂搬入涉案厂房，却未向陈富平支付相应占有使用费，使陈富平失去向他人转租涉案厂房的机会，侵犯了陈富平对涉案厂房按份获取转租租金的权益。本案中，徐永强与陈富平并无合同关系，本案审查陈富平在本案法律关系中的请求权基础，本案应为侵权纠纷，故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系合同纠纷不当，本院将本案案由变更为侵权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对本案占有使用费的认定是否正确，具体包括占用时间、占用面积及计价标准。 关于占用时间，对于徐永强认为电费明细表中反映的用电量是上个月的用电量的上诉理由，本院经核实，予以采纳。根据一审证据历月电费明细显示，涉案厂房2018年6月时用电量显示为0度，可知永强厂在2018年5月即未再有任何用电情况。诉讼中，陈富平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永强厂在该月仍占有使用涉案厂房。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永强厂占用涉案厂房的终止时间为2018年5月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定永强厂占用涉案厂房终止时间为2018年4月，总计29个月。徐永强上诉认为其于2018年3月已全部搬空的上诉理由，因2018年4月涉案厂房仍有用电量产生，徐永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将设备、库存等全部搬离涉案厂房的事实，对该节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占用面积，一审中陈富平根据法院勘查结果，委托安吉蓝图测绘有限公司作出测绘图，一审法院根据现场勘查、测绘结果以及用电量等情况，认定永强厂占用面积为3977.52平方米，符合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徐永强对该测绘图中红线标注的面积并无异议，但认为红线区域并非永强厂占用面积，对此徐永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徐永强该节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计价标准，2013年7月15日，徐永强、张连勇与施振德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徐永强与张连勇共同承租施振德厂房15000平方米，厂区内土地面积9900平方米。徐永强上诉认为本案中应按照该《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3.33元/月/平方米计算占有使用费。但即使陈富平与徐永强、张连勇签订《协议书》，由其继受张连勇在上述《厂房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该合同约束的也是陈富平、徐永强与施振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约束陈富平与徐永强之间作为共同承租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徐永强与陈富平共同承租涉案厂房，其在未与陈富平就涉案厂房使用问题作出约定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双方共同承租的厂房，由此应付的租金应为徐永强与陈富平之共同收益。现徐永强要求按照与施振德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标准向陈富平支付占有使用费，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其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徐永强应支付的占有使用费应依据其实际使用情况予以确定。一审中，法院委托杭州众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厂房租金进行评估，双方当事人对评估结论均有异议。二审中，评估人员邓晓琴出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及本院的质询，对评估过程、补充说明函的出具经过等情况当庭作出了说明。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委托时，并无按照54.34%的比例进行评估的要求，杭州众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仅需对涉案厂房年租金进行价格评估，至于徐永强与陈富平之间的分配比例显然与委托事项无关。杭州众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在作出评估结论后，又于庭前出具补充说明函，且其在评估过程中，署名的三名评估人员均未到现场勘查，其在发现价格评估结论书有重大错误后出具补充说明函，但该补充说明函无任何人署名。由此可见，杭州众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一审法院委托的涉案评估事项的评估程序不规范，方法不严谨。一审法院虽综合对比了涉案厂房另一承租人吴梦竹的租金水平以及相近地段、同一时期涉诉租赁纠纷房屋的租金水平，但根据一审评估结论计算出2015年—2018年期间的租金加权平均值为7.3825元/月/平方米，明显高于吴梦竹的4.55元/月/平方米，也明显高于三官村委会房屋及停车场的5.14元/月/平方米和康山工业园区的5.95元/月/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评估结论与其他同时期相近地段的房屋租赁价格并未有太大偏离，属于合理范围内，最终对价格评估结论予以采纳，属证据采信错误亦与本案事实不符。鉴于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出重新评估的申请，且双方当事人均无证据证明涉案厂房在2015年—2018年的租金水平情况，考虑到永强厂系于2015年在涉案厂区的空余厂房尚无人承租的情况下使用上述厂房，虽未经陈富平同意，但在当时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下，其止损增收的目的亦符合一般生活经验与常理，故本院依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参考同一厂区内另一租户吴梦竹在同一时期的租金水平，即4.55元/月/平方米，计算永强厂占用涉案厂房的占有使用费。据此，本院对陈富平二审中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经本院审核，永强厂自2015年11月26日始占用案涉厂房3977.52平方米，于2018年4月搬出，合计占用29个月。案涉厂房租金按4.55元/月/平方米计算，永强厂所占用面积总计应付租金为52.48万元。陈富平对涉案厂房租金享有收益54.34%的份额，故陈富平应得部分为28.52万元。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部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徐永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3民初12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徐永强在安吉永强纸箱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时，承担无限责任”； 二、撤销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3民初123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3民初12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安吉永强纸箱厂支付陈富平厂房占用费28.52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4755.71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 四、驳回陈富平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0元，由陈富平负担7241元，安吉永强纸箱厂、徐永强负担425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0元，由陈富平负担7241元，安吉永强纸箱厂、徐永强负担425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烨 审 判 员  赵哨兵 审 判 员  杨林法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张美琴 书 记 员  沈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