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民申176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守山。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慈，山西双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同市宝利全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大同市灵丘县宝利阳光城**商铺。法定代表人：孟强，执行董事。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张云。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孟强。以上三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洁，山西北岳（广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王小强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张雷。再审申请人王守山与被申请人大同市宝利全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利全公司）、张云、孟强、王小强、刘春生、张雷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2民终1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守山申请再审称：1.原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本案基于两个借贷法律行为产生两个借贷法律关系，第一个借贷法律关系：王守山、王文斌为借款人，邓桂萍为贷款人，宝利全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张云、孟强为担保人，借款1500万元，约定月利息1.5%。第二个借贷法律关系：宝利全公司为借款人，王守山为贷款人，借款1500万元，约定月利息3%。两个法律关系主体不同，权利义务内容不同，法律关系产生时间点不同。王守山、王文斌向邓桂萍借款时间是在2013年2月16日，而宝利全公司向王守山借款时间在2013年3月4日。邓桂萍按照月利息1.5%向王守山、王文斌收取了十五个月的利息每月22.5万元共计337.5万元；王守山按照月利息3%，向宝利全公司收取了十三个月的利息每月45万元共计585万元。原判决仅认定宝利全公司向邓桂萍借款这一个借贷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二，王守山“债转股”以宝利全公司盖章、张云与王守山签字出具的《证明》方式确认股东张云股权份额55%、王守山股权份额45%。以“债转股”方式取得股份属于继受取得，不存在“不符合股东资格取得条件”。宝利全公司在无力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偿还公司负债的情况下，与债权人王守山共同出具《证明》并且加盖公司印章，确认王守山债转股，约定王守山“承担股东义务，承担公司债务；享受股东权利，享受投资收益，股权划分为张云持有55%，王守山持有45%”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合乎张云以往做法的。2015年8月28日宝利全公司盖章、张云与王守山签字的《证明》，是对于之前张云、王守山债转股口头协商内容的书面确认。双方合同在没有无效情形、没有被撤销的情况下，原判决仅仅以形式否认内容，显然缺乏说明力和公信力。并且，王守山自《证明》产生的2015年8月28日后至2018年，一直以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履行义务参与宝利全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也实际证明王守山具有宝利全公司的股东身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王守山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以上两项，其以1500万元借款及之前张云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约240万元作为出资，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已经出资到位；张云与王守山签字、宝利全公司盖章的《证明》将张云、王守山协商一致的内容以书面形式表述清楚，足以证明王守山已经受让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第（六）项的规定，请求依法再审。请求：1.撤销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2民终135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申请人持有被申请人宝利全公司45％股权；并判令被申请人将公司45％股权登记到申请人名下；3.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宝利全公司、张云、孟强共同答辩称：王守山陈述45%股权是1500万和没有归还的200万投资款所转化来的，但事实上，1500万的借款只是王守山代宝利全公司向邓桂萍的借款，三方签订借款协议时，邓桂萍、王守山、宝利全公司作担保人，均清楚1500万的款项用途及实际使用人，王守山仅为名义借款人，宝利全公司将1500万元欠款全部归还邓桂萍后，各方债权债务结清，王守山在宝利全公司没有任何款项进行投资，因此不存在其取得45%股权的基础。一、二审所出具的证据完全可以证实王守山借1500万元仅为经手人，且在之后，信访事项协调会上，所有的债权人及股东均开会，确定新大地接盘事项，同时各方债权人也申报了债权，王守山当时也出席了会议，但王守山从未向任何人说过其享有45%股权的事项，也没有向宝利全公司或大同市南郊区鑫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大地公司）申报过该部分债权。宝利全公司偿还邓桂萍1500万元款项的行为，足以看出，邓桂萍、夏冬升明知款项实际系宝利全公司所借，而非王守山所借，如果说王守山享有45%的股权是由1500万元转化而来，那宝利全公司凭什么偿还邓桂萍、夏冬升1500万元？既然是王守山的投资应让王守山还款。从该点也可以看出王守山仅为名义借款人。至于宝利全公司给王守山所出具的授权、证明材料均不能证明王守山系公司股东，也不能证明王守山以股东身份对公司进行管理，在公司项目处于烂尾楼的状态下，宝利全公司是要招商引资的，但凡有招商引资的人宝利全公司都会出具委托。王守山所称经营管理过程中投资10多万是其与魏权设立的混凝土搅拌站所经营中产生的支出，与宝利全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至于申请人所陈述的两个利息标准的问题，在一、二审也陈述的比较清楚，是王守山对宝利全公司的欺诈行为，王守山当时向宝利全公司的负责人张云、孟强所作的陈述是邓桂萍索要1.5%的利息，邓桂萍的外甥也是索要1.5%的利息，合同中的1.5%的利息给邓桂萍，合同外另付给邓桂萍侄子。宝利全公司在此情况下才让王守山代为支付3%/月的利息，宝利全公司并不清楚该款项实际是被王守山侵吞了，在一、二审宝利全公司也保留了向王守山主张侵吞1.5%利息的权利，该45%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现宝利全公司是由鑫大地公司1.8亿接手，而且公司项目也已经竣工交房，在一系列的过程中，王守山都没有向新大地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投资，其完全是看在宝利全公司的阳光城被盘活，基于其私利所做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恶意诉讼，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被申请人刘春生、王小强、张雷未发表答辩意见。本院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守山是否依法取得了宝利全公司45%的股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王守山主张因宝利全公司欠其1500万借款以及200万投资款，宝利全公司以“债转股”的形式为其出具了《证明》确认王守山拥有该公司45%的股权，故其已依法取得了该公司45%的股权。宝利全公司则认为，1500万的借款只是王守山代宝利全公司向邓桂萍、夏冬升借款，现鑫大地公司已替宝利全公司将1500万元欠款归还夏冬升、邓桂萍，各方债权债务结清，王守山在宝利全公司没有任何款项进行投资，因此不存在其取得45%股权的基础。本院认为，根据原审中夏冬升出具证言能够证实，案涉1500万元借款系王守山代宝利全公司所借，实际出借人为邓桂萍，实际借款人为宝利全公司，且该借款已在鑫大地公司接盘后替宝利全公司向邓桂萍归还。宝利全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出具的《证明》虽然对股权比例作了划分，但该证明未明确45%的股权转让时间、股权取得方式、股权对价等取得股权的实质性内容，宝利全公司亦未向王守山签发股东资格证明等行使股东权利的凭证。其原审中所提供的授权书及授权委托书等证据不能证明其以股东身份履行股东职责。故王守山主张其以“债转股”的形式取得股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王守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守山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魏佩芬审判员 宋丽蓉审判员 李学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 贺芳丽书记员 宋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