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17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金国，男，195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洪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尚国，广西桂金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柱，男，1978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现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瞿学连，男，1970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现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承祥，男，197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 上诉人朱金国因与被上诉人李国柱、瞿学连、吕承祥（以下简称李国柱等三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6民初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金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国柱等三人向朱金国支付劳务费140200元；2.诉讼费由李国柱等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2017年12月24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朱金国作为李国柱等三人的环江县水源镇中洞村公兰山矿山的管理人员，负责整个矿山的石材开采工作。该矿山于2018年10月停止开采，李国柱等三人没有告知朱金国不用管理矿山了，因矿山还有开采设备，矿山停采后朱金国仍在管理矿山的日常事务，如出售已开采加工的石料、与当地村民协商矿山用地事项等，继续在矿山边租当地村民的房屋居住，守护矿山设备及石料，直到2019年12月31日。一审认定矿山于2018年7月就停采是错误的。（二）自2017年12月24日至2019年12月31日，李国柱等三人只向朱金国支付2018年1月、2月的劳务费12600元。（三）一审将李国柱等三人付给宋国珍的9000元认定为付给朱金国的劳务费，是错误的。宋国珍是朱金国的妻子，也在矿山上班，每月工资为3000元，该9000元是支付宋国珍的工资，不是朱金国的劳务费。（四）李国柱等三人未付的朱金国劳务费有：2017年12月24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共8日，每日200元，为1600元；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共22个月，每月6300元，为138600元（22月×6300元/月）；两项合计140200元。综上，李国柱等三人未付的劳务费为140200元，一审判决只判给22500元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朱金国的上诉请求。 李国柱辩称，第一，关于朱金国至李国柱等三人处务工的时间。朱金国主张基务工到2019年12月31日，但其从起诉到庭审结束一直都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相反，李国柱等三人在一审庭审时提供了两位证人当庭出具证言，以证明朱金国为李国柱等三人提供劳务的时间是从2018年1月至2018年4月底。虽然一审没有采信该两位证人的证言，但经过庭审确认了李国柱等三人的合伙终止日是2 018年7月底。一审认定朱金国为李国柱等三人提供劳务的时间是从2018年1月至2018年的7月底与客观事实不符，但苦于没有拒绝朱金国于2018年4月底前再到矿山务工的直接书面证据，故李国柱等三人虽然觉得冤枉，但也想息事宁人，加之自己住所地与环江之间路途遥远，来回交通费、住宿费、差旅费也要花费不少，所以没有上诉。但至少一审判决还是有书面的依据。第二，关于一审认定李国柱等三人已支付朱金国劳务费21000元。这是基于李国柱等三人目前提供的证据所反映出的劳务费的内容，但事实上是朱金国在李国柱等三人处务工后，李国柱等三人除了支付现金外，还转账给朱金国20多万元款项，这些款项除了为开采需要支出（都是朱金国自己所报，无任何票据向李国柱等三人提供），也连同将朱金国的工资一并支付了，但就是没有办理相应的书面签字手续。工资确实都已经全部支付完毕，否则朱金国早就会向李国柱等三人催款，但朱金国根本提供不出任何催款的证据。这是交易习惯所决定的。假如朱金国在提供了劳务没有得到工资，其肯定会催要，也不会一如既往的务工。对一审认定已经支付朱金国21000元的事实，经一审代理人的司法释明，李国柱等三人明白了法庭审理的规则，故虽觉得冤枉，但也想息事宁人，加之自己住所地与环江之间路途遥远，来回交通费、住宿费、差旅费也要花费不少，所以没有上诉。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朱金国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朱金国承担。 瞿学连的答辩意见与李国柱一致。 吕承祥未作答辩。 朱金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国柱等三人支付朱金国劳务费151200元；2.诉讼费用由李国柱等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30日，案外人罗星伟、兰建忠与环江县水源镇中涧村后卜屯、仁甲一队、仁甲二队、唐草屯、肯涧屯就位于境内的公兰山（地名）签订了一份石料开采协议书。2017年7月15日，吕承祥隐名出资，以王立新（案外人）、朱金国之名与罗星伟、兰建忠签订了一份《大理石矿合作开采协议书》，共同合作开采公兰山的石料，并约定王立新、朱金国可对外引入第三方投资。2017年12月6日，王立新、朱金国与罗星伟、兰建忠及吕承祥三方签订了一份《移交协议》，同意自该日起将王立新、朱金国在《大理石矿合作开采协议书》的权利和义务移交给吕承祥，由吕承祥与罗星伟、兰建忠对接合同事宜，与朱金国、王立新无关。2017年12月24日，吕承祥向李国柱、瞿学连融资，双方签订了一份《大理石矿合作开采协议书》，约定由吕承祥以其前期投入作为出资持股50%，李国柱、瞿学连以现金出资共同持股50%并全权负责矿区现场开采及销售，矿区开采运作由朱金国、兰建忠总负责，矿区员工的月工资在次月的15-20日发放。协议后，李国柱、瞿学连又另外委派陈帅到矿山进行出资和运行管理，朱金国则在矿山负责采购、协调关系等相关事宜。2018年7月底，李国柱、瞿学连停止在矿山的开采运作，陈帅等人也撤离现场。2019年4月3日，吕承祥与李国柱、瞿学连书面解除合作开采协议，并在该协议中确认李国柱、瞿学连在2018年7月底已停止矿区运作，合伙期间账目已全部结清，期间的投资亏损由李国柱、瞿学连承担等事项。而李国柱、瞿学连撤场后，朱金国、兰建忠等人仍然继续在矿山或料场工作至今。2020年4月1日，朱金国以李国柱等三人拖欠其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劳务费151200元为由诉至一审法院，引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朱金国2018年1月、2月的应发工资为6000元/月，朱金国已签字领取。2018年3月份起增加手机费300元/月后，应发工资为6300元/月， 李国柱、瞿学连除2018年3月16日通过陈帅向朱金国夫妻支付9000元外，未再支付。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朱金国是否为李国柱等三人提供劳务；2、李国柱等三人是否拖欠朱金国劳务费1512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朱金国是否为李国柱等三人提供劳务的问题。2018年1月起朱金国受李国柱等三人的雇请在公兰山矿山为李国柱等三人提供劳务工作，有朱金国提供的李国柱等三人签订的《大理石矿合作开采协议书》及李国柱、瞿学连提供的2018年1、2、3月工资表、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开支明细》等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可以确认双方在此期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且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但经一审法院查明，在李国柱、瞿学连加入吕承祥的合作之前，吕承祥即已以朱金国等人之名与兰建忠等人进行合作开采，朱金国即已受吕承祥的委托对矿山进行管理，且李国柱、瞿学连在2018年7月底已停止矿山运作，并将陈帅等人撤出矿山，虽然李国柱等三人是在2019年4月3日才书面确认解除合作，但朱金国对投资人李国柱、瞿学连在2018年7月底已停止投资并撤离矿区的事实是明知的，其以不知道李国柱等三人解除合同，在投资人不再继续投资亦长期不支付劳务费的情况下继续帮李国柱等三人打理事务、管理矿区至今，甚至自行垫资雇人看管矿场，显然不符合常理，亦不能排除其在李国柱、瞿学连撤资后另行为他人提供劳务或继续自主履行其与罗星伟、兰建忠等人签订的合作开采协议的合同义务的可能性，故一审法院对朱金国主张的2018年8月至今系为李国柱等三人提供劳务的事实不予采信，仅认可朱金国在2018年1月至7月期间为李国柱等三人提供劳务的事实。 二、关于李国柱等三人是否拖欠劳务费的问题。如前所述，2018年1、2月的工资共计12000元（即6000元/月×2个月），朱金国在其自己制作的月工资表上签名，视为当时朱金国已自认领取该月工资，现朱金国称实际并未领取无相关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而2018年3月至7月的工资应为31500元（即6300元/月×5个月），李国柱、瞿学连虽然提供了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开支明细》、陈帅及李国柱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可以证明李国柱、瞿学连一方曾多次向朱金国支付了多笔费用，但李国柱、瞿学连也自认这些费用为朱金国预支的矿山开支，且除《开支明细》中载明的2018年3月16日“发工资（给）朱金国夫妻9000元”属于劳务费以外，亦无相关证据证明支出给朱金国的这些费用中包含劳务费；另外，李国柱、瞿学连支付给朱金国的这些费用，扣除朱金国经手的合理开支后即使有剩余，亦不能在本案中直接抵销劳务费，因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可以相互抵销的债务应当是明确的、到期的债务，而这些费用朱金国是否全部用于矿山开支、剩余多少等，双方存在较大争议且数额不明，双方只能另案解决，不能以李国柱、瞿学连已支付超过诉请的劳务费数额为由来作免除本案责任的抗辩，基于上述理由，一审法院对李国柱、瞿学连的该项抗辩及主张已全部付清劳务费的事实不予采纳。 吕承祥抗辩本案债务与其无关，是因为其在与李国柱、瞿学连的解除合作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后者在投资期间的债权、债务与其无关。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三合伙人之间对合伙债权、债务的分配或分担属于内部协议，不具有对抗外部债务的效力，李国柱等三人均应当对朱金国的该笔劳务费负责，吕承祥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李国柱等三人应向朱金国支付2018年1月至7月的劳务费43500元（即6000元×2个月+6300元×5个月），扣除2018年1月、2月已付的12000元及2018年3月16日已付的9000元后，尚欠22500元，对朱金国请求超出上述数额以外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国柱等三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朱金国尚欠的劳务费22500元；二、驳回朱金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24元，由朱金国承担2829元，由李国柱等三人承担495元。 二审期间，朱金国提交下列新证据：1.邹龙生出具的证明及2018年11月、12月的环江矿山职工月工资表，拟证明朱金国2018年12月还在为矿山做事；2.兰顺德出具的证明及2019年1-12月的环江矿山职工月工资表，拟证明朱金国2019年2月还在为矿山做事；3.韦国令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朱金国2020年1月还在为矿山做事；4.韦志彪等5人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朱金国2020年1月还在为矿山做事。李国柱等三人均未到庭质证。本院认为，上述四份证明因证人均未到庭接受质询，其所出具的证明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不予采纳；证据1中的工资表系向邹龙生支付2018年11月、12月工资的工资表，证据2中的工资表系向邹龙生支付2019年1月至12月工资的工资表，但未经李国柱等三人签字确认，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亦不予采纳。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朱金国受雇于李国柱等三人的期间；二、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朱金国受雇于李国柱等三人的起始时间。朱金国在一审起诉状中主张李国柱等三人从2018年1月起共同投资运作公兰山矿山，并诉请李国柱等三人支付2018年1月起的工资；而朱金国上诉却又主张其自2017年12月24日起受雇于李国柱等三人在公兰山矿山务工，显然与一审的主张相矛盾，李国柱等三人从2018年1月起才共同投资运作公兰山矿山，不可能于2017年12月24日就雇佣朱金国在该矿山务工，故对朱金国二审该事实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朱金国受雇于李国柱等三人的起始时间应为2018年1月。其次，朱金国受雇于李国柱等三人的终止时间。朱金国主张矿山停产后其为李国柱等三人管理矿山的日常事务、守护矿山设备及石料，直到2019年12月31日，既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李国柱等三人要求其留守管理矿山的日常事务、守护矿山设备及石料，亦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实际实施了上述行为，故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对于双方雇佣关系终止时间为2018年7月的认定已作了充分论述，且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因此，一审认定朱金国受雇于李国柱等三人的期间为2018年1月至7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朱金国主张陈帅转给其的9000元是支付宋国珍的工资，而该9000元在《开支明细》中载明系“发工资（给）朱金国夫妻9000元”，鉴于朱金国的妻子宋国珍亦在该矿山务工，朱金国过后亦在《开支明细》上签名确认，故应认定该款系支付朱金国宋国珍夫妻的工资。一审认定该9000元为支付朱金国一人的工资有误，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朱金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6民初2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6民初2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李国柱、瞿学连、吕承祥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朱金国劳务费25200元； 三、驳回朱金国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324元，由朱金国负担2800元，由李国柱、瞿学连、吕承祥负担5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54元，由朱金国负担2600元，由李国柱、瞿学连、吕承祥负担5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剑峰 审 判 员 韦海平 审 判 员 陈一锋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法官助理 黄奕通 书 记 员 兰小盆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