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9民终13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罗一丹，女，195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许丽玲，女，1972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林爱雪，女，198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李月春，女，196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朱秋英，女，197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郑宝丹，女，196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林时美，男，197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余连财，男，196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周桂凤，女，195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蔡希聪，女，1986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潘一卿，女，195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徐继党，男，195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张芳雪，女，197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缪起情，男，1969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怀宝，福建建达（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私春，福建建达（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王丽珍，女，1962年6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福鼎市，现羁押于福建省女子监狱。 上诉人罗一丹、许丽玲、林爱雪、李月春、朱秋英、郑宝丹、林时美、余连财、周桂凤、蔡希聪、潘一卿、徐继党、张芳雪（以下简称罗一丹等十三人）与被上诉人缪起情、王丽珍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2020)闽0982民初1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一丹等十三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缪起情起诉或驳回其撤销分配方案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还款协议书》的达成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是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其并进一步认定“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属于法律使用错误。1、被一审完全忽略的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9民终499号民事裁定已经确认与该《还款协议书》及其有关的纠纷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在本案一审判决之前，上诉人曾就《还款协议书》撤销事宜向福鼎市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该案经二审审理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9民终499号民事裁定、认定上诉人主张的“还款协议书”系涉及标会纠纷，因此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据此，该所谓的“还款协议书”不属于民事协议、不属于民事活动的产物及是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然而本案中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在一审中举证的该份足以证明协议性质的关键证据完全避之不谈，其所作出的结论明显与上级法院认定结论相悖错误极其明显。2、若缪起情有权以该份“还款协议书”主张分配权利而上诉人无权就该份“还款协议书”主张撤销，这将产生逻辑上的直接矛盾。既然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9民终499号民事裁定认定上诉人主张的“还款协议书”系涉及标会纠纷、因此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并因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请求，不将该份“还款协议书”纳入司法审查范畴，那何以缪起情同样以该份“还款协议书”主张民事权利而得到法院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的支持，这样一种处理方式连基本逻辑都讲不通，更无法在法律上自圆其说。 二、一审法律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0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其适用前提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而涉案“还款协议书”的主持调解机构是福鼎市人民政府为协助清理会案而指派街道办事处设立的临时机构，该临时机构不论是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还是机构的整体水准和法院相比显然相去甚远，其主持下达成的协议怎么能适用103条规定等同于法院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 三、一审对“还款协议书”不仅存在性质上的理解错误，对该协议的作用理解同样是错误的、且有意对协议内容做歪曲解释。如前所述，法院生效裁定已经确认该协议性质不属于民事协议，从其作用角度分析，该《还款协议书》只是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对被告人王丽珍量刑的参考依据而非确定王丽珍是否应当承担赃款退赔责任的有效依据。一审法院在判决认定“依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进行了处置。该约定与(2018)闽09刑终169号刑事判决并不矛盾，(2018)闽09刑终169号刑事判决责令王丽珍退赔罗一丹等十三人，罗一丹等十三人有要求王丽珍退赔损失的权利，而《还款协议书》系包括罗一丹等十三人在内的十六人与王丽珍就损失的偿还方式进行的约定”，此种对协议的解读首先是在歪曲事实，因为“还款协议书”中第五条约定“双方承诺，尚欠部分今后如有其它会首还给甲方(王丽珍)并留存在清会办户头的，甲方(王丽珍)将继续按比例平均偿还给乙方(上诉人)。除此之外，乙方(上诉人)不再向甲方(王丽珍)追偿”，按该约定除了将来从王丽珍之外的其他会首那边追回钱外，王丽珍无需再向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而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9刑终169号刑事判决却判定除已还款外，王丽珍应当继续退赔各报告人经济损失。由此可以得出十分清晰的结论，即《还款协议书》只是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对被告人王丽珍量刑的参考依据而非确定王丽珍是否应当承担赃款退赔责任的有效依据，王丽珍是否应当承担继续退赔的责任应当以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为准而非以临时机构主持达成的“还款协议书”为准。 四、一审绕开法律明确规定对执行财产作出分配明显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投资或者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予追缴。对于被害人的损失，应当按照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予以发还或者赔偿。”第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三)其他民事债务;(四)罚金;(五)没收财产。”在本案财产分配过程中涉案遗留房产已经通过法定程序变卖成为资金，拍卖款200.01万元已经汇入法院账户。在财产已经被拍卖转换成资金的情况下，《还款协议书》中所谓“遗留房产偿还给与会案无关的王丽珍其他债权人”本身就不具备适用的事实基础;况且法院追缴财产并变卖的整个行为已经完成，缪起情无权对此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再者，依照前述法律规定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应当优先退赔被害人的损失，在被害人损失满足之后才考虑其他民事债务。既然上诉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身份已经得到中院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且王丽珍依法应当继续退赔上诉人损失，那么上诉人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就有优先于包括金融债权在内的民事债务得到优先受偿的权利。 五、一审认定的所谓“遵守诚信”完全是建立在无视本案上诉人被害人受王丽珍蒙蔽、欺诈的不诚信基础之上。证人郑某在笔录中明确证实，之所以协议书会有遗留××路榴房偿还给与该会案无关的王丽珍其他债权人，是因为王丽珍在口头陈述时多次且十分明确地表态，本案中所指的其他债权人是除该会案会员之外的其他会员、加上其他民间债权人，且其他债权人涉及的金额高达数百万，需要注意的是郑某在笔录中三次都对该事实进行了表述，说明该事实的重要程度且已经过慎重、反复确认。同时郑某在笔录中还讲到“在王丽珍执意要求下，我们调处又有时间要求，若没有达成协议，本宗会案的会员就无法得到款项，因此会员才同意在协议上签字”。由上可见，郑某笔录中提到协议书达成的事实基础是王丽珍陈述的上述事实，该事实实际上简要归纳为三要素，一是会案之外其他会员及民间借贷债权人的人数多;二是金额高达数百万、与会案中清理的债权数额基本持平甚至超出;三是有时间限制、政府对会案的清理有时间要求迫使会员必须在限定时间内作出决定。该三要素是上诉人作为该会案会员作出判断的基本事实基础，在有限的时间内会员和清会机构显然都无法对王丽珍陈述的所谓案外债权人人数及案外金额进行核实，只能在假设其所述前提属实的情况下接受该协议。虽然证人郑某未能出庭，在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但该瑕疵并非无法补足;且其证言关系到案件的基本事实，在认定时尤其应当慎重。郑某的身份是原桐城司法所所长兼桐城街道清会办主任，在清会工作中是代表党和政府执行公务、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所以其作为公务人员所作的证言不仅仅是个人证言，还代表国家机构，证言具有天然的客观性和严肃性。若对其亲历清会工作中的证词有怀疑，可直接通过法庭传唤证人方式通知其到庭、亦可由法庭出面核实郑某证言的真伪。一审法院直接以证人未出庭就不采纳证人证言的做法显然忽视了证人身份和清会工作的特殊性，导致本案关键事实得不到依法认定。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判决是建立在对涉案协议书性质、作用错误理解基础之上，完全无视法院生效判决和本案基础事实，对上诉人等被害会员显失公平公正、亦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此特具状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秉持公正司法原则，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缪起情辩称，一、（2020）闽09民终449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二审449号民事裁定书”）并不否认《还款协议书》中民事约定部分的效力，更未否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这一根本性原则。《还款协议书》在刑事审判中已经作为有效证据认定，并且成为刑事判决的基础证据之一，因此，对其整体不可以提起撤销诉讼，针对其整个而言，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这是因为，一方面刑事犯罪案件涉及的受害人附民损害经济赔偿依法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一般依附于刑事审判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另一方面，受害人与被告人达成的《还款协议书》中，涉及刑事谅解部分理所当然不可能由法院民事法庭去调查审理判决。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当罗一丹等人将《还款协议书》作为一个整体起诉撤销，而二审法院以《还款协议书》系涉及标会纠纷，认为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撤销一审并驳回起诉，这是合法的。但是，“二审449号民事裁定书”这样的裁定，仅仅是在程序上指出《还款协议书》作为整个及其刑事部分，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并没有否认《还款协议书》中民事约定部分的效力，更未否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这一根本性原则。 二、在“二审449号民事裁定书”第4页倒数第2行述“本院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均未提出异议，本案予以确认。”也就是说，二审裁判不但没有否认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而且还对此予以了进一步的确认。罗一丹等13人从王丽珍坐落于福鼎市××街道五里××村××道××号房地产分配款受偿后，不再从王丽珍坐落于福鼎市××街道××路××号房地产受偿。王丽珍坐落于福鼎市××街道××路××号房地产，罗一丹等13人一致同意留给王丽珍，偿还给与本案无关的王丽珍其他债权人。该协议在福鼎市清会办主持下自愿签订。 三、《还款协议书》“取500舍120之自愿约定”可以成为民事权利的有效约定，这与“二审449号民事裁定书”从程序上撤销一审驳回罗一丹等人的起诉并不矛盾。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 五、上诉状的第三条主张不成立。1、上诉状的第三条主张认为，法院生效裁定已经确认《还款协议书》不属于民事协议，这一观点错误。“二审449号民事裁定书”从来就没有否定《还款协议书》民事约定部分即“取500舍120之自愿约定”的法律效力，反而是对该部分效力予以了“确认”。2、上诉状的第三条主张认为，《还款协议书》只是王丽珍刑事量刑的参考依据而非确定王丽珍是否应当承担赃款退赔责任的有效依据，并引述（2018）闽09刑终169号刑事判决书，认为应当以该判决书附表“上诉人王丽珍应退还会员会款清单”为据确定王丽珍赃款退赔责任。《还款协议书》不但是王丽珍刑事量刑的参考依据，而且还是确定王丽珍应当如何承担赃款退赔责任的有效依据。刑事判决书附表“上诉人王丽珍应退还会员会款清单”，与《还款协议书》“取500舍120之自愿约定”并不矛盾：罗一丹等人完全可以在“取500舍120之自愿约定”之外的王丽珍其他财产权益中请求王丽珍承担赃款。 六、因为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谁优先谁后面的顺序问题，而是上诉人罗一丹等人已经放弃的权利，是否还有办法取回来的问题。 七、上诉状第五条“蒙蔽、欺诈”主张不成立。上诉人以所谓的郑某笔录证明罗一丹等人受王丽珍蒙蔽、欺诈，但郑某作为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所谓的询问笔录形式不合法，内容不真实，不具有证据效力。在2017年12月22日，罗一丹等人与王丽珍签订《还款协议书》一份，约定：罗一丹等13人从王丽珍坐落于福鼎市××街道五里××村××道××号房地产（以下简称“500号房产”）分配款受偿后，不再从王丽珍坐落于福鼎市××街道××路××号房地产（以下简称“120号房产”）受偿。王丽珍“120号房产”，罗一丹等13人一致同意留给王丽珍，偿还给与本案无关的王丽珍其他债权人。该协议在福鼎市清会办主持下自愿签订。（该段内容以下概括简称为“取500舍120之自愿约定”）“169号刑事判决书”认可、采信《还款协议书》，并认定罗一丹等人随后从“500号房产”分配款受偿383489元。并依此对王丽珍从轻判刑。福鼎市人民法院拍卖了王丽珍坐落于福鼎市××街道××路××号房地产，获得了120号房除银行等之后的剩余款，终于到了可以偿还缪起情的时候了。按“取500舍120之自愿约定”，罗一丹等人应不分配该款。但2019年5月10日作出《关于被执行人王丽珍、杜家玲系列案财产分配表》（以下简称“执行财产分配表”），却使之与缪起情完全平均分配！错误由此而生：《关于被执行人王丽珍、杜家铃系列案财产分配表》在否定《还款协议书》，在坑杀《还款协议书》中“取500舍120的自愿约定”，这是个严重错误，诚信不容，必须改正，应当撤销，一审因此作出了正确的判决：撤销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的《关于被执行人王丽珍、杜家铃系列案财产分配表》，并判决罗一丹等人关于刑事退赔经济损失的债权不参与被执行人王丽珍、杜家铃共同共有的坐落于福鼎市××街道××路××号房地产拍卖款的分配。这是一个纠正了《关于被执行人王丽珍、杜家铃系列案财产分配表》错误的判决，这是一个彰显诚信的判决。天佑中华，通过一审判决书，司法惩治了背信弃义而维护诚实守信者。 八、罗一丹等人的主张背信弃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典》的诚信原则背道而驰、水火不相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让夺取舍之间，明以兴世，暗以辱乱，不可不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也者，合律法追道德而取诚信也。诚信原则乃民法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是民法的“帝王条款”——内立赤诚，外布信义，帝王高品，何贵于此？反之，背信弃义，是为民贼。故法治，诚信为本。民皆诚信，天下何乱之有？欣逢民法典颁布，民法之至贵者，民有自愿自主之权利；自愿自主之后相随的，则是法律对其保护与约束力，诚信者得利，背信弃义者受罚，国家由此自然而然获得顺治。这是一个关乎诚信正义的审判。真诚恳请二审斟酌采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丽珍未作答辩。 缪起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的《关于被执行人王丽珍、杜家铃系列案财产分配表》中普通债权人的分配方案；2、判令从王丽珍的福鼎市××街道××路××号房地产拍卖款中全额受偿缪起情的30万元债权本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一丹等十三人及案外人卓云雪、陈少春、杜正强曾以会员身份参加王丽珍组织的民间标会，双方产生会款纠纷。在王丽珍因组织民间标会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期间，罗一丹等十三人及案外人卓云雪、陈少春、杜正强与王丽珍于2017年12月22日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王丽珍将其坐落于福鼎市××大道500号房产（以下简称“××大道500号房产”）用于抵偿欠十六名会员（包括罗一丹等十三人在内）的标会款和欠罗一丹的借款及诉讼费等。王丽珍所有的坐落于福鼎市××路××号房产（以下简称“××路120号房产”）用于偿还十六名会员以外的其他债权人的债务，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约定。该协议书签订后，××道500号房产按约定方式处理完毕，十六名会员分得共计427507元款项，其中罗一丹等十三人分得383489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8）闽0982刑初46号刑事判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王丽珍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继续追缴王丽珍非法吸收的公众资金3371500元。王丽珍不服上诉。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8）闽09刑终169号刑事判决，撤销一审刑事判决，认定王丽珍已赔偿罗一丹等十三人经济损失383489元，并改判王丽珍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100000元，责令王丽珍退赔罗一丹等十三人经济损失共29888011元。2019年1月21日，缪起情就其与王丽珍的民间借贷纠纷向一审法院起诉，同年3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闽0982民初387号民事判决，判决王丽珍偿还缪起情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 2018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闽0982执2037号执行裁定，拍卖王丽珍与杜家铃共有的××路120号房产，并于2019年4月13日以2000100元拍卖成交。2019年5月10日本院执行局制作《关于被执行人王丽珍、杜家铃系列案财产分配表》，确定优先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鼎市支行（以下简称“邮政储蓄银行福鼎支行”）全额受偿，分得1256500元，普通债权人即罗一丹等十三人（其中罗一丹一人的执行依据为（2017）闽0982民初1582号及（2018）闽09刑终169号两案）和缪起情以17.75%比例受偿。缪起情对该财产分配表不服，于同日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闽0982执异25号执行裁定，驳回缪起情的异议申请。缪起情2019年5月27日以罗一丹等十三人及王丽珍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该案审理期间，罗一丹等十三人起诉要求撤销《还款协议书》，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25日作出（2019）闽0982民初2891号民事判决，驳回罗一丹等十三人的诉讼请求。罗一丹等人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案不属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为由，于2020年4月23日作出（2020）闽09民终499号民事裁定，驳回罗一丹等十三人起诉。 原告罗一丹与被告王丽珍、杜家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2017）闽0982民初1582号判决：被告王丽珍、杜家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罗一丹借款本金147500元；并从2017年4月29日起以本金97500元为基数、从2017年5月23日起以本金50000元为基数，均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执行过程中应扣除被告已支付的利息562.5元。该判决于同年9月13日生效，罗一丹于2019年4月29日申请强制执行。2020年8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闽0982民申8号民事裁定，驳回罗一丹等十三人对缪起情与王丽珍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再审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12月22日在清会办的主持下，包括罗一丹等十三人在内的十六人与王丽珍签订《还款协议书》，除对王丽珍表示谅解外，还约定罗一丹等十三人从王丽珍的××大道500号房产受偿，并放弃从××路120号房产中偿还债权，后××大道500号房产依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进行了处置。该约定与（2018）闽09刑终169号刑事判决并不矛盾，（2018）闽09刑终169号刑事判决责令王丽珍退赔罗一丹等十三人经济损失，是确认罗一丹等十三人有要求王丽珍退赔损失的权利，而《还款协议书》系包括罗一丹等十三人在内的十六人与王丽珍就损失的偿还方式进行的约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有权放弃从被告人的某一特定财产中索赔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即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与被告人可以就被害人所受损失的弥补方式及金额进行协商，被害人对索赔数额或赔偿责任财产进行的放弃，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依法应予以支持。《还款协议书》上有罗一丹等十三人及王丽珍的签字、捺印，根据《还款协议书》，罗一丹等十三人已自愿放弃从××路120号房产的拍卖款求偿的权利。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因此本案中罗一丹等十三人基于（2018）闽09刑终169号刑事判决，要求参与对××路120号房产拍卖款的分配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罗一丹等十三人可对王丽珍的其他财产要求退赔损失。故《关于被执行人王丽珍、杜家铃系列案财产分配表》中关于普通债权部分的分配方案明显不妥当，应予撤销，并由本院执行部门就王丽珍财产拍卖款普通债权部分重新制作分配方案。另《还款协议书》中约定××大道500号房产变现款先偿还包括罗一丹的147500元借款在内的民事债权，剩余部分按11.6%比例偿还十六名会员，罗一丹从该房产的变现款中共分得134580元，（2018）闽09刑终169号刑事判决认定罗一丹从××大道500号房产变现款所分得的款项均系王丽珍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退赔其的经济损失，《还款协议书》关于罗一丹147500元民事债权的分配约定并未实际履行，因此，罗一丹147500元民事债权亦应参与处置的××路120号房产的拍卖款的分配。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第五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撤销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的《关于被执行人王丽珍、杜家铃系列案财产分配表》；二、罗一丹、许丽玲、林爱雪、李月春、朱秋英、郑宝丹、林时美、余连财、周桂凤、蔡希聪、潘一卿、徐继党、张芳雪关于刑事退赔经济损失的债权不参与被执行人王丽珍、杜家铃共同共有的坐落于福鼎市××街道××路××号房地产拍卖款的分配。本案受理费100元，由罗一丹、许丽玲、林爱雪、李月春、朱秋英、郑宝丹、林时美、余连财、周桂凤、蔡希聪、潘一卿、徐继党、张芳雪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本院认为，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与被告人可以就被害人所受损失的弥补方式及金额进行协商。罗一丹、潘一卿等十六人（包含本案所涉十三人）为尽快变卖王丽珍房产偿还其所欠汇款，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与被告人王丽珍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系被害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对协议各方均有约束力。××大道500号房产由罗一丹等人变卖所得的427507元款项已全部偿还了协议中包含本案罗一丹等十三人在内的全部十六名“会脚”且在王丽珍刑事判决中亦对此事实进行了确认。本案罗一丹等十三人应依约履行。经调查，罗一丹等人在王丽珍刑事判决作出之前自行处置××大道500号房产并事先收取买方定金后，为解除房产查封顺利依约过户，避免承担违约责任，尽早挽回自身损失是签订案涉协议主要目的，故罗一丹等人上诉认为其受王丽珍蒙蔽、欺诈及清会办工作人员胁迫签订案涉《还款协议书》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罗一丹等人诉请撤销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因该协议涉及标会纠纷，本院作出的（2020）闽09民终499号民事裁定，认为该纠纷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并不影响其效力，罗一丹等人可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罗一丹等十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罗一丹、许丽玲、林爱雪、李月春、朱秋英、郑宝丹、林时美、余连财、周桂凤、蔡希聪、潘一卿、徐继党、张芳雪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祖斌 审判员  郑 彦 审判员  孙 雯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林建玉 附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