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4425号原告：尹雪燕，女，198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彤彤，广东致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广东致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贺林，女，1989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梓文，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丽旋（曾用名彭丽嫦），女，199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玉婷，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卞灿，女，198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沅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洁涅，广东钧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婧，广东钧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尹雪燕诉被告李贺林、彭丽旋、卞灿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彭碧波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雪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彤彤、被告李贺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梓文、被告彭丽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玉婷、被告卞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洁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尹雪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三被告分别签订的三份合伙经营协议；2、原告与三被告按照约定比例（其中原告：35%，被告李贺林：42%，被告彭丽旋：13%，被告卞灿：10%）承担合伙经营期间的亏损，截止到起诉之日原告与三被告共同经营的瑜伽馆暂亏损286409.07元；3、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李贺林于2016年签订了一份《合伙经营协议》，约定合伙经营广州市增城伊莲瑜伽馆，约定原告占43%的股份，被告李贺林占42%的股份。后原告与被告李贺林共同和被告彭丽旋、被告卞灿签订两份《合伙经营协议》，约定广州市增城伊莲瑜伽馆剩余15%的股份归属。协议约定原告、被告李贺林、被告彭丽旋负责共同经营，被告卞灿不参与运营，只参与分红。签订《合伙经营协议》后，原告于2016年11月14日注册个体工商户：广州市增城伊莲瑜伽馆。店铺开业后，生意一直不错，直至2019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各合伙人之间在经营管理方式上面出现严重分歧，三被告联合起来排挤原告，原告中途有几个月退出了店铺的运营和管理，并且以1.5万的价格转让了8%的股权给三被告，被告彭丽旋同意承让该8%的股权。此后，合伙人之间的矛盾没有减轻，并且有加重的倾向，被告李贺林与被告彭丽旋甚至在瑜伽馆内打架斗殴，直至公安出面才平息此事，当时已经给瑜伽馆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加之2020年初出现疫情，导致瑜伽馆经营出现严重困难，无法正常开门营业，每天都要支付高额的租金以及员工工资，直至起诉之日，瑜伽馆还未正常营业，一直在亏损。如瑜伽馆继续这样下去，将面临无休止的停业以及亏损，已经无法达到合同签订的共同盈利的目的。原告与三被告多次协商沟通，希望能和平解决此事，但一直无法对亏损的承担问题达成一致。截止到起诉之日，瑜伽馆的财务经过仔细清算，做出了一份财务清算报告，包括应付租金、应退会员会费、应付员工工资等等，最终店铺总计亏损286409.07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贵院，请求贵院依法判准原告的诉请。被告李贺林答辩称：一、同意原告尹雪燕提出的与三被告解除合伙经营协议。二、造成瑜伽馆无法经营过错不是我方。1、瑜伽馆开馆期间几方合伙人矛盾不断，2019年1月至2020年瑜伽馆一直处于亏损，就在2020年4月4日被告彭丽旋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明明几天没上班却给自己算上加班费，我方在向她核实情况时让其恼羞成怒，在前台当着员工的面污蔑我方还对我方进行言语上身体上刺激和攻击，做为人该有的情绪没能忍住控制好向她泼了喝剩一点的红糖水，她也第一时间拿东西砸向我方，却被我方闪开，顺势将手上的杯子扔了回去。人的本能受到、攻击都会反击，我方甚至连肢体上的碰触都没有就被同事拉开，事后警察来到调解，我方为了息事宁人，也先后向她道歉过三次，本来警察已经处理好，但由于被告彭丽旋就此事一直在派出所纠缠，才会有派出所罚我方300元的行政处罚。事件发生后我方还是正常上班工作，彭丽旋（实际连轻微伤都算不上）却以养伤为由2个多月对瑜伽馆不闻不问，逃避责任像人间蒸发一般，她的不合理请假也没人同意过，导致瑜伽馆在后期无法工作和处理一些事情，给瑜伽馆造成极其负面影响。2、原告尹雪燕想借此次事件让我方离开伊莲，工作中故意为难我方，在股东和同事面前扭曲事实给我方穿小鞋，不断找我方茬想让我方净身出户，在这种情况下我方觉得身心疲惫，就向她们申请退伙，她们当时口头答应让我方净身出户，瑜伽馆由原告尹雪燕继续经营。5.1～5.3劳动节后原告尹雪燕一直没有重新营业，5月～6月18号尹雪燕一会说不开一会又说开，犹豫不决，其他合伙人给建议怎样更好的处理瑜加馆，她一直拖拉不积极处理，满脑子想的是让三位被告都净身出户还要把今年租金交给她，让她拿租金拿瑜伽馆公帐的钱，然后让她高枕无忧继续经营。期间有会员问我方什么时候开课我方都是让会员安心、考虑瑜伽馆大局，但原告尹雪燕却在会员面前甩锅、甚至对我方进行抹黑，让会员知道瑜伽馆内部的混乱，加速会员闹退款，最终导致瑜伽馆在2020年6月19号进行了退款瑜伽馆无法继续经营。瑜伽馆的钥匙一直被原告拿着，5月份原告说去找开发商物业解约了却迟迟不搬离瑜伽馆的东西，被告卞灿找她要钥匙搬瑜伽馆东西，原告尹雪燕采取不理睬态度，导致瑜伽馆5月、6月进而要继续交租的负债。三、原告尹雪燕称我方多领取7000元，是原告尹雪燕指使财务作假。在2019年8月开始尹雪燕、李贺林、彭丽旋的固定底薪调为浮动底薪（和业绩挂钩，做到3.5万回到正常标准底薪），年底是瑜伽馆淡季，管理层股东一致同意2019年12月～2020年1月合并为一个月做到3.5万业绩，这两个回到正常底薪。原告尹雪燕做财务清算单方面要求会计收回我方2019年12月～2020年1月达标业绩底薪(3500+3500=7000)，原因是尹雪燕2020年4月份导致开不成的教培退费，原告说我方业绩没有达标所以要收回，就单方面否定我方当时的努力成果，瑜伽馆清算退费时己实际发生退费尹雪燕也业绩未达标，却不见她把自己应收的浮动底薪9500元计算上去，实际我方1月份底薪1935却被多扣3500元，明显财务数据作假。四、我方不存在扣发工资、租金、物业管理费的事实。瑜伽馆经营3年多，会计一直私发工资表给我方发工资，一直直都是25号左右发工资（详见收入支出总帐），直到2020年4月底（会计单转英）受原告尹雪燕指使把工资表发股东群里@所有股东核对，继续制造事件，因为她是店长知道瑜伽馆每个人的上班情况，4月底到5月5号前，尹雪燕从没微信单独和我方说工资表已核好，她却一边拖延时间不核对工资表，一边对着员工小颖抹黑我方，给馆里制造混乱给员工制造混乱负面影响，直到我方催促会计什么时候核对好工资表，尹雪燕才告知会计工资表没问题可以发放，然后我方这边当天就发放了。瑜伽馆的租金及物业费一直是由原告尹雪燕和被告彭丽旋负责对接物业及开发商，只要她们说要交租和物业费，我方这边总帐都会及时转帐给她们俩人缴费，于2020年3月26日总帐转彭丽旋7635.38元交物业费，5～6月没有营业，期间尹雪燕要说继续经营，要交物业费，于2020年6月11日总帐转尹雪燕29778元物业水电费，原告尹雪燕向开发商及物业提交了申请书2～3月免租、4月减半，物业没有催过她们交租，所以租金一直未交，如果要说导致瑜伽馆陷入经营困境，那就是那个一直在瑜伽馆制搬弄是非的原告尹雪燕。五、5000元是我方合法所得，不存在私自私转的事实。根据瑜伽馆工资表发放标准，2019年我方个人业绩达标50万以上、瑜伽馆年业绩第一名，进修基金奖5000元，每年我方对瑜伽馆同事进行瑜加技术培训，让她们技术提升、薪资提升，这是努力后应得的奖金，在此之前瑜伽馆每个同事不需要做到业绩要求，只要去学习可以报销一半的学费进修基金，原告尹雪燕却否定我方的努力和瑜伽馆的薪资制度。六、三友广场分店是合伙经营项目，不存在我方与原告擅自开设的事实。三友广场分店是大家协商口头同意开的，并不存在不知情不同意，不知情不同意当时就该提出异议或者签署不承担亏损免责协议，原告尹雪燕谈收馆、转馆价格，并签的收转协议，期间原告尹雪燕和被告彭丽旋以店长身份参与经营管理，我方在总店负责所有教学事宜，现在瑜伽馆无法继续经营股东们就过河拆桥，这是明显的甩锅行为，也不想承担亏损的事实，合伙做生意哪里尽享分红不想承担亏损。另，我方认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出资比例来分担合伙亏损。被告彭丽旋答辩称：一、案涉《合伙经营协议》未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被告李贺林殴打我方，其在自知理亏的情况下，提出不要本金擅自退伙。被告李贺林的这一行为违反了《合伙经营协议》第七条中关于退伙事项中第1小条第2款的约定，根据上述约定，由此造成的合伙店铺的全部损失应由被告李贺林承担，因此我方不需要对合伙店铺的亏损承担任何责任，合伙店铺应返还原告的8万元投资款。二、我方只占5%的财产份额，原告主张我方拥有13%的财产份额没有任何依据。关于原告提及的8%财产份额一事，实际上当时达成的共识是合伙店铺以8万元回购原告8%的财产份额，原告退出店铺管理。首先合伙内部来说，合伙店铺不具有法律人格，无权回购合伙店铺的财产份额，该约定没有法律效力。再者，原告仅离开了店铺一个月，第二个月便返回店铺继续管理。因此2018年合伙店铺以8万元回购原告8%的财产份额，原告退出店铺管理这一约定并未实际履行，原告的财产份额未发生变化；并且本人认为该约定未能履行，原告还需将合伙店铺支付的15000元返还给合伙店铺。最后，我方与原告从未达成转让8%财产份额的一致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财产份额转让关系，我方的财产份额从始至终都是5%。第三、《合伙经营协议》中明确约定合伙店铺是位于增城市新塘镇永和凤凰城开发区汽车城大道71号东凌广场的广州市增城区伊莲瑜伽馆，且经营项目仅为瑜伽。暂不论被告李贺林擅自退伙的责任，假设本案各方均无过错、协商一致而散伙，原告也仅需对该店铺的瑜伽项目所产生的亏损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合伙企业法》第三十—条也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经营协议》中第八条约定原告及被告李贺林为合伙负责人，仅赋予原告及被告李贺林在单笔交易额为万元以内全权进行交易的权利。然而在合伙期间，原告及被告李贺林超越该授权，未经我方及被告卞灿的同意，擅自挪用合伙店铺的大额资金受让三友广场的、一个瑜伽馆开设分馆以及开设妊娠纹项目，已违反上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因此三友广场瑜伽馆及除妊娠纹项目所有经营事项均与《合伙经营协议书》无关，我方不仅不需要承担这部分的亏损，原告及被告李贺林还需要向增城市新塘镇永和凤凰城开发区汽车城大道71号东凌广场广州市增城区伊莲瑜伽馆返还其为经营三友广场瑜伽馆及除妊娠纹项从东凌广场广州市增城区伊莲瑜伽馆挪用的资金，并赔偿由此给东凌广场广州市增城区伊莲瑜伽馆、我方、被告卞灿造成的损失。第四、关于原告所提交的财务清算表，我方不予认可，原告所提交的财务清算表不能作为我方承担亏损责任的依据。理由如下：（一）原告将三友广场瑜伽馆及除妊娠纹项目的开设成本及经营成本均列作东凌广场广州市增城区伊莲瑜伽馆的经营成本，由此得出广州市增城区伊莲瑜伽馆财务清算表，实属错误。原告及被告李贺林擅自开设三友广场瑜伽馆及除妊娠纹项目，根据谁行为谁承担的原则，三友广场瑜伽馆及除妊娠纹项目的开设成本及经营成本应由原告及被告李贺林承担，不应由东凌广场广州市增城区伊莲瑜伽馆承担。故而，原告及被告李贺林应将为开设经营三友广场瑜伽馆及除妊娠纹项目从东凌广场广州市增城区伊莲瑜瑜馆账上已支出的所有款项进行返还。因此可得，东凌广场广州市增城区伊莲瑜伽馆的财务清算应在剔除三友广场瑜伽馆及除妊娠纹项目开设及经营成本，且原告及被告李贺林返还上述应返款项的基础上进行。（二）《民法通则实施意见》第54条约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同理，在散伙清算同样府按上述规定对合伙项目的所有财产进行清算。但是原告所提交的财务清算表未穷尽列明东凌广场广州市增城区伊莲瑜伽馆的所有财产，仅仅列明了合伙店铺的银行账户数额。2017年年初东凌广场广州市增城区伊莲瑜伽馆开业以来，为经营该店铺，投入了大量的固定资产、设备、馆内物品、租房押金等等，该部分也是东凌广场广州市增城区伊莲瑜伽馆的重要财产。但被告提交的财务清算表未列明该部分财产，因此被告提交的财务清算表不能作为清算及责任承担依据。（三）最后，东凌广场广州市增城区伊莲瑜伽馆最大的债务为应退的未到期会员课时学费。我方根据微信群聊记录及部分会员反映，持有未到期会员卡的会员，多已办理了退费，且已办理了退费多，与会员达成协议只退回部分学费即可。然而原告所提交的财务清算表未剔除已办理退费的部分，且学员应退费的计算标准也不明确。因此被告提交的财务清算表中，关于合伙店铺的负债数额，我方认为是不真实的，不能作为清算依据。综上所述，我方同意解除合伙经营协议，但无法不认可其所主张的亏损数额，并认为不需承担任何亏损。被告卞灿答辩称：一、我方与尹雪燕、李贺林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共同经营合伙企业广州市增城伊莲瑜伽馆；目前，合伙企业无法继续运营，协议已无法实际履行，协议应当予以解除。二、合伙企业未经合法清算，合伙企业财产不应进行分配；我方并未参与到合伙企业的实际经营中，也未依据协议约定获得合伙企业的分配，不应承担合伙企业的亏损责任。合伙关系终止时，全体合伙人应对合伙的财产、生产的成本、债权债务、盈利亏损等费用进行清算，对合伙期间的盈亏、债权债务作出合理公平的分配，合伙人在合伙组织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目前，合法企业尚未进行合法清算，企业财产不应当进行分配。本案中，就原告提供的证据而言，需要进行分担亏损的数据仅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并未经全体合伙人确认，该数据亦不能作为合伙企业亏损分担的依据。协议中明文约定：“我方出资16万元，持股比例为10%”“我方有监督和建议权，但不参与任何决策权”、“分红时间为店内正常运转后的半年之后，实际经营者应向我方完成分红，分红为每三个月一次”。而自2017年12月19日最后一次分红后，实际经营中也再未按照协议约定每三个月进行分红，我方再未收到任何分红款项。因此，我方既未参与到实际运营中，也未按照协议约定获得分红，我方与尹雪燕、李贺林签订的协议在后续合伙企业的实际经营过程中并未得到实际履行，我方不应当承担合伙企业的亏损责任。三、在合伙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中，我方并未参与其中，而李贺林、尹雪燕作为合伙企业的实际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导致了合伙企业无法继续运营，协议无法实际履行，而且该违约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我方的合法权益，实际经营者应当向我方赔偿损失。协议中明文约定：“合伙人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合伙人严重违反本协议或因重大过失而导致合伙事业解散的，应当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约定，应按其他合伙人事实损失进行全额赔偿”等。而实际经营者在合伙企业的实际经营过程中至少存在以下严重违约行为：1．协议中明文约定：经营场所位于增城市新塘镇永和凤凰开发区汽车城大道**新东城01地，经营项目为瑜伽，同时实际经营者仅可在单笔交易额为万元内全权进行交易；但尹雪燕和李贺林未经我方同意，超越协议约定，擅自挪用合伙企业的大笔资金受让三友广场的一个瑜伽馆开设分馆以及开设妊娠纹项目；2．客户预收款项未消费进行结算，就以完成销售额度达标给销售人员全额计发提成和奖金；3．日常运营成本过高，多用于支付管理层尹雪燕、李贺林、彭丽旋的高额工资、提成以及奖金，直接导致公司运营亏损；4．李贺林与彭丽旋两位合伙人之间发生打斗事件，引致警察介入才得以平息，对瑜伽馆实际经营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根据协议约定，实际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已严重违反协议约定，损害合伙企业利益，侵害了未参与实际经营的我方利益，对我方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并导致合伙企业的解散，应当对我方承担赔偿责任。我方在2020年4月15日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委托律师向实际经营者邮寄律师函，要求返还我方出资款16万元，但实际经营者拒不返还出资款。我方本计划待疫情缓解后通过司法途径要求实际经营者返还出资款、赔偿损失；但尹雪燕却抢先向法院起诉，要求我方承担明显不符合常理的请求；我方保留后续向人民法院起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求实际经营者承担返还出资款、赔偿损失责任的权利。综上所述，实际经营者严重违法协议约定，导致合伙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应当予以解除；我方并未参与到实际运营中，也未按照合伙经营协议约定获得分红，我方与尹雪燕、李贺林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并未得到实际履行，对合伙企业的经营不应承担责任，无需承担合伙企业亏损，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要求我方承担亏损责任及诉讼费用的请求。另，瑜伽馆实际经营者即原告和被告李贺林造成瑜伽馆亏损，应由实际经营者赔偿其他合伙人的损失。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7日，原告尹雪燕（甲方）、被告李贺林（甲方）与被告彭丽旋（乙方）签订《合伙经营协议》，该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共同经营伊莲瑜伽馆，合伙经营的店名为广州市伊莲瑜伽馆，系以甲方名义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经营场所位于增城新塘镇永和凤凰城开发区汽车城大道**新东城01地面积446.7平方米，经营项目为瑜伽，合伙期限为5年，自2016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7日止；同时约定，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计人民币60.71万元，拥有股份比例85%，按净利润85%分红，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计人民币8万元，拥有股份比例为5%，按净利润5%分红；还约定，债务承担，如在合伙经营过程中有债务产生，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合伙人的出资为据，按出资比例承担。该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6年11月12日，原告尹雪燕（甲方）、被告李贺林（甲方）与被告卞灿（乙方）签订《合伙经营协议》，该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共同经营伊莲瑜伽馆，合伙经营的店名为广州市伊莲瑜伽馆，系以甲方名义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经，经营场所位于增城新塘镇永和凤凰城开发区汽车城大道**新东城01地积446.7平方米，经营项目为瑜伽，合伙期限为5年，自2016年11月12日起至2021年11月11日止；同时约定，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计人民币60万元，拥有股份比例85%，按净利润85%分红，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计人民币16万元，拥有股份比例为10%，按净利润10%分红；还约定，债务承担，如在合伙经营过程中有债务产生，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合伙人的出资为据，按出资比例承担。该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原告与被告李贺林均确认，双方亦签订了《合伙经营协议》，双方的协议亦存在如下约定，即债务承担，如在合伙经营过程中有债务产生，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合伙人的出资为据，按出资比例承担。该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就涉案合伙关系，原告出资30.71万元，被告李贺林出资30万元，被告彭丽旋出资8万元，被告卞灿出资16万元。在诉讼中，原告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解除原告与被告李贺林的合伙关系，解除与被告彭丽旋、卞灿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明确其诉讼请求第二项，仅是要求确认分担亏损的比例。在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按出资比例确定债务，即原告占比36.3%，被告李贺林占比35.4%，被告彭丽旋占比9.4%，被告卞灿占比18.9%。另，2020年6月26日，被告李贺林通过邮寄书面答辩状的形式向本院表示同意解除其与原告合伙关系，本院于2020年6月28日签收该答辩状；2020年7月8日，被告彭丽旋向本院表示同意解除其与原告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2020年7月22日被告卞灿通过邮寄书面答辩状的形式向本院表示同意解除其与原告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签收该答辩状。在2020年9月10日的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同意解除合伙关系。本院认为：原告、被告李贺林分别与被告彭丽旋、卞灿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故上述《合伙经营协议》依法成立、有效。同时，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尹雪燕、李贺林就涉案合伙体存在合伙关系，且在涉案《合伙经营协议》的中均约定原告与被告李贺林就涉案合伙体系一体，为此，原告与被告李贺林就涉案合伙体存在合法、有效的合伙关系。虽然原告主张与各被告的合伙关系，但是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享有约定或者法定解除权。同时，在原告不享有解除权的情况下，各方当事人可以协商一致解除合伙关系，现原、被告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关系或《合伙经营协议》，故原告关于解除其与被告李贺林的合伙关系，解除其与被告彭丽旋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解除其与被告卞灿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虽然各被告均同意解除与原告的合伙关系或与原告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但是鉴于合伙事务处理的一致性，原告解除其与各被告的合伙关系或《合伙经营协议》，需各被告的一致同意，现各被告一致的同意的时间节点即本院签收其答辩状的时间2020年7月23日为被告卞灿同意解除其与原告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为此，原告与被告李贺林的合伙关系，与被告彭丽旋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与被告卞灿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于2020年7月23日解除。因原、被告双方关于债务的负担比例存在明确的约定，即各方应按照出资比例承担合伙体的债务，为此，对于合伙体的债务，原告需承担合伙体债务的36.3%，被告李贺林需承担合伙体债务的35.4%，被告彭丽旋需承担合伙体债务的9.4%，被告卞灿需承担合伙体债务的18.9%。为此，对于原告要求确认其承担合伙体亏损的36.3%，被告李贺林承担合伙体亏损的35.4%，被告彭丽旋承担合伙体亏损的9.4%，被告卞灿承担合伙体亏损的18.9%，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与被告李贺林的合伙关系，与被告彭丽旋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与被告卞灿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于2020年7月23日解除，原告要求确认其承担合伙体亏损的36.3%，被告李贺林承担合伙体亏损的35.4%，被告彭丽旋承担合伙体亏损的9.4%，被告卞灿承担合伙体亏损的18.9%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超过上述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尹雪燕与被告李贺林的合伙关系于2020年7月23日解除；二、原告尹雪燕与被告彭丽旋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于2020年7月23日解除；三、原告尹雪燕与被告卞灿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于2020年7月23日解除；四、原告尹雪燕承担36.3%的合伙体亏损；五、被告李贺林承担35.4%的合伙体亏损；六、被告彭丽旋承担9.4%的合伙体亏损；七、被告卞灿承担18.9%的合伙体亏损；八、驳回原告尹雪燕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96元，由原告尹雪燕负担2031元，被告李贺林负担1981元、被告彭丽旋负担526元、被告卞灿负担105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彭碧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罗蕾蕾附本判决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