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鄂0502民初1277号 原告王曙光，女，1969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 委托代理人周友谊，宜昌市伍家岗区长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杨晓宾，宜昌市伍家岗区海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高波，男，196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 被告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马金融公司），住所地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00007178846XXK。 法定代表人诺丹清（SergeFrancisNaudin），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毅恒，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宜昌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宝泽公司），住所地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050078819464XX。 法定代表人谭晖，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冯倩，该公司员工。 原告王曙光与被告高波、被告宝马金融公司、被告宜昌宝泽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朱友学独任审判，于2020年9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杨晓斌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高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宝马金融公司委托代理人吴毅恒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宜昌宝泽公司委托代理人冯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曙光诉称，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赔偿原告的侵权损失、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误工费、交通住宿费等合计133837.5元。二、被告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四、追加诉讼请求律师壹万元，合计143837.5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在2017年3月底工行银行一个住房贷款账户多次提醒这个账户无法正常扣款。去银行查询才知道原告账户被北京朝阳区法院冻结(见证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裁定书(2017)京0105,执6503号)。立即联系北京朝阳区法院，才知道原告被北京宝马金融公司起诉(见证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朝民(商)初字第41555号)。高波与宝马金融公司代表胡丹恶意串通将原告的名字写在汽车贷款合同和购车合同上(见证据)，已造成夫妻共同借款为虚假事实以利取得贷款。为此原告请假半年，先聘请三峡律师事务所冯愿妮律师代理费15000元，并与2017年5月到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鉴定费6000元，鉴定结果，宝马汽车贷款合同、购车合同上签名，并非原告本人笔迹。冯愿妮律师多次往返北京查阅卷宗，费用较高，她建议原告在北京再请一位律师，于是原告又请了北京金卫(洋浦)律师事务所李姝菲律师为原告代理人，2018年7月签订了代理合同，费用8万元，分2次付清。为此原告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2017年7月19日作出(2017)京03民审39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7年1月13日下达了民事裁定书，(2017)京03民再104号，裁定如下：一、撒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尚)初字第41555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在审判中认定事实中同意王曙光的再审申请。贷款合同中“王曙光”的签名不是王曙光本人所签，是高波根据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员工的要求代签的，认可王曙光提供的相关证据。本院再审认为，高波是在其与王曙光解除婚姻关系之后购买汽车并签订涉案合同,王曙光在审查过程中提供了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新证据，证明涉案贷款申请书和购车合同中签名并非其本人笔迹,现高波亦承认其代王曙光在上述合同中签名，故涉案相关证据基本事实应进一步查明。2018年12月5日，朝阳法院下达了(2017)京03民再104号民事裁定书。在以庭审中，宝马汽车金融公司(中国)有限公司在-审中,提供虛假证据对原告提起了虛假诉讼。为逃避责任，在庭审中撤销了对原告的诉讼。但已经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的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采取伪造证据、虛假陈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二)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已经构成了虚假诉讼。原告保留其追纠其刑事责任权力，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22条“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信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促使当事人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之规定对二被告给无过错的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提出赔偿，其中一、律师费80000元+15000元+10000元=105000元，二、误工费4800*6=28800元。三、鉴定费6000元。四、旅差费3261.5元。五、住宿费776元。合计143837.5元。还给原告造成精神伤害其生活上的影响,现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在捏造事实虚假诉讼中承担原告的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误工费、交通住宿费等合计:143837.5元。二、被告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四、追加诉讼请求律师壹万元，合计143837.5元。 被告高波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告宝马金融公司辩称：一、本公司2015年在朝阳法院起诉高波及王曙光清偿债务系正当行使权利，是高波代王曙光签署的车贷相关协议，而胡丹不是本公司员工。因此，原告诉称的被代签名与本公司无关；其要求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王曙光诉请的费用因其选择放弃参加此前诉讼程序而产生，原告恶意不应诉的行为不仅为案件审理造成了障碍，更浪费了司法资源，由此产生的支出应由其自行承担；恳请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朝阳法院（2015）朝民（商）初第41555号民事判决（以下称“《追偿欠款一审判决》”）认定高波、王曙光应清偿债务。朝阳法院对王曙光进行了有效送达。该判决书第一页中写明“高波、王曙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其记载的王曙光地址为“湖北省××西陵区××大道××号”（以下称“114号地址”）。该114号地址，不仅是其身份证上的地址，其在北京法院的案件中亦承认：“王曙光确实一直在114这居住，地址没有变化过……即使现在寄东西也是在114的地址，可以收到”。本案中，王曙光在本案起诉状中填写的地址，同样是114号地址。朝阳法院在追偿欠款案件中，亦均同时向114号地址、王曙光与他人共同经营的《宜昌市鑫隆船务有限责任公司》（王曙光系该公司董事、高波任董事长）的地址等多个地址送达了诉讼文书，已穷尽所有可知的地址，之后才公告送达，已充分保障被答辩人参与诉讼的权利。在再审过程中，法院未支持王曙光关于未送达的再审事由，即认可朝阳法院有效送达。 王曙光申请再审后，本公司才知悉案涉高波伪造签名一事，并随即撤回了针对王曙光的起诉，证明宝马公司无侵权的主观心态。朝阳法院（2018）京0105民再8号民事判决，判决高波承担还款义务。王曙光选择放弃应诉权利而导致的再审，案涉相关支出应由其自行承担。 被告宜昌宝泽公司辩称，本案系王曙光、高波、宝马金融公司之间办理车辆贷款的纠纷引发，宜昌宝泽公司既无法定义务，也无约定义务，更不存在任何过错。宝泽公司只是将车辆销售给高波，胡丹作为本公司员工，只是协助客户办理相关手续（一般产品介绍，材料转交等），至于原告称胡丹与高波串通侵害其权利，既缺乏事实依据，更不可能是本公司的授权行为。原审纠纷中系高波代原告签名。宜昌宝泽公司没有侵权行为，就更谈不上与其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了。本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王曙光恶意向本公司发起诉讼，属于滥用诉讼权利。 经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5年，宝马金融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起诉高波及王曙光清偿债务，宝马金融公司提交了载明高波、王曙光签署的《汽车贷款合同》、放款记录、催告函等证据。朝阳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朝民（商）初第4155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第一页写明：王曙光……住湖北省××西陵区××大道××号；高波……住湖北省××西陵区××大道××号；“高波、王曙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该判决书判决高波、王曙光清偿债务。王曙光针对该案称:王曙光从未以贷款担保人的身份为高波在宝马金融公司购买汽车提供担保、对高波购车借款事实亦一无所知。经笔迹鉴定，宝马金融公司提供的汽车贷款合同和汽车抵押合同中“王曙光”的签名非王曙光本人书写；一审法院送达程序错误，致使一审二被告均未收到开庭传票、缺席审判不当，申请再审。再审中高波述称,同意王曙光的再审申请，贷款合同中“王曙光”的签名是我根据宝马金融公司员工的要求代签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3民民申392号《民事裁定书》提审该案认为，高波是在其与王曙光解除婚姻关系之后购买汽车并签订涉案合同，王曙光在申诉审查过程中提供了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新证据，证明涉案贷款申请书和购车合同中签名并非其本人笔迹，现高波亦承认其代王曙光在上述合同中签名，故涉案相关证据及基本事实应进一步查明。其2017年10月13日作出的（2017）京03民再104号《民事裁定书》第一页写明：王曙光……住湖北省××西陵区××大道××号；该《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撤销朝阳区法院（2015）京朝民（商）初字第4155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再审后，宝马金融公司知悉案涉签名“王曙光”是高波所写，随即撤回了针对原告王曙光的起诉。在此情况下，北京朝阳法院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8）京0105民再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第一页载明：“高波……住湖北省××西陵区××大道××号”。该判决支持了宝马金融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高波承担还款义务。 上述事实，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执6503号执行通知书、（2015）京朝民（商）初字第41555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0105民再8号民事判决书、传票、公告、邮寄单，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再104号民事裁定书、开庭笔录，宝马金融公司民事起诉状，汽车贷款合同、汽车抵押合同，宜昌市鑫隆船务有限责任公司工商信息，开庭笔录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与当事人的诉辩，鉴于原告王曙光本案诉讼请求所主张的款项主要为其针对（2015）京朝民（商）初字第41555号案件申请再审而支出的费用，本院总结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一、原告王曙光未能参与（2015）京朝民（商）初字第41555号案件庭审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存在原告诉称的送达程序错误乃至虚假诉讼？二、原告王曙光主张的被告高波与被告宝马金融公司恶意串通是否有相应的证据？三、原告王曙光主张的损失应由谁承担？关于（2015）京朝民（商）初字第41555号案件审理程序的问题：其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等法院在相关案件中已充分查明原告王曙光的有效送达地址。（2015）京朝民（商）初字第**民事判决书第一页载明：王曙光、高波的住所地均为“湖北省××西陵区××大道××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再104号《民事裁定书》第一页载明：“再审申请人王曙光……住湖北省××西陵区××大道号-7-114号”；北京朝阳法院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8）京0105民再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页载明：“高波……湖北省××西陵区××大道号-7-114号”。上述判决中，原告王，原告王曙光与被告高波的住所地与本案原告王曙光起诉状中载明的原告王曙光、被告高波的住所地址是一致的院已在此前相关案件中充分查明了原告王曙光的送达地址；其二，北京朝阳法院在审理（2015）京朝民（商）初字第41555号案件过程中，曾经分别向原告王曙光现身份证地址暨其认可的实际居住地（**地址）、宜昌市鑫隆船务有限公司地址、原告王曙光原身份证地址（湖北省××西陵区××大道102-5-3XX号）等多处地址，以司法专邮的方式邮寄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文件，根据邮政部门《退改批条》显示“原址查无此人，无法联系”、“收件人电话不通”。在此情况下，北京朝阳法院在《人民法院报》以公告送达方式向王曙光、高波等送达了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文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最终进行了有效送达。上述过程可以看出，北京朝阳法院（2015）民初字第41555号案件的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故原告王曙光、被告高波在该案中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对自身应诉权利的放弃，其应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关于原告主张的恶意串通及虚假诉讼的问题。原告王曙光主张，被告高波与被告宝马金融公司的代表胡丹恶意串通，将原告王曙光的名字写在贷款合同和购车合同上，被告宝马金融公司系提交虚假证据对原告王曙光提起了虚假诉讼。为证明其主张，原告王曙光向本院提交了被告高波于2017年9月8日向北京三中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记载：宝马金融公司的金融代表胡丹找高波签贷款合同，到其开设的宜昌市鑫隆船务有限公司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签字，高波告诉胡丹其与王曙光已离婚，胡丹说那就代王曙光签字，高波就代签了王曙光的名字。对此，被告宝马金融公司意见如下：一、胡丹与宝马金融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或委托关系，胡丹不是宝马金融公司的代表，宝马金融公司未参与诉争签字过程，更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二、该《情况说明》性质上属于高波在争议过程中出具的当事人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客观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三、该份说明为再审期间的新证据，未在原一审中出现，高波在原一审时亦未出庭说明，宝马金融公司在原一审时不了解相关情况；四、重审中，宝马金融公司即尊重新查明的客观事实，撤回了针对原告王曙光的起诉，无任何侵权的意图。庭审中，被告宜昌宝泽公司认可胡丹是宜昌宝泽公司的业务员，但表示目前已离职。被告宜昌宝泽公司称，原告王曙光主张的高波与胡丹恶意串通，缺乏事实依据，更不可能是被告宜昌宝泽公司的授权行为，高波在原审纠纷已承认系其代原告王曙光签名，被告宜昌宝泽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原告王曙光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高波代王曙光在购车合同上签字，除此之外，既不能证明胡丹是被告宝马金融的代表，亦不能证明高波签署“王曙光”的名字是与宝马金融公司或宜昌宝泽公司恶意串通的事实。原告王曙光主张被告宝马金融公司与被告高波承担其侵权造成的原告申请再审而产生的损失、被告宜昌宝泽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王曙光主张三被告赔偿其直接经济损失共143837.5元，具体为律师费8万元+15000+1万元=105000元，误工费=4800×6=28800元，鉴定费6000元，差旅费3261.5元，住宿费，住宿费776元其针对（2015）京朝民（商）初字第41555号案件申请再审而支出的费用，部分为其提起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律师费。就此，宝马金融公司针对原告王曙光提交的费用证据发表了如下意见：2019年2月18日支出的律师费8万元的代理合同未提交原件，且律师费发票是一家北京律师事务所开具的海南发票；主张的三峡所律师费15000元没有发票及缴费凭证；没有提交相应委托鉴定协议及付款记录，不能证明款项实际发生，关于鉴定费6000元，因原告王曙光放弃诉讼权利未参加此前诉讼程序，其不能证明该鉴定费是必要的支出；误工费损失28800元，没有提交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工合同及社保缴纳记录、工资单等证明存在真实劳动关系的证据；原告王曙光提交的费用发票显示为“个人”，住宿费，住宿费是宜昌奇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明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性。本院认为宝马金融公司上述理由成立，原告王曙光提交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相关费用真实发生及合理性，本院不予采信。如前所述，必须通过提起再审主张权利系原告王曙光放弃应诉权利后而产生的结果，王曙光放弃应诉权利为因、由此产生申请再审和本次诉讼为果，正因为王曙光选择放弃参加此前诉讼程序，才导致其后来申请再审，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相应的诉讼中产生的费用支出应由其自行承担。鉴于此，原告王曙光主张要求本案被告高波、被告宝马金融公司承担其提起本案所支出费用、被告宜昌宝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亦缺乏依据。被告高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被告高波未到庭，不影响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曙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88元，由原告王曙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友学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丁 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