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21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铉绪芳，女，194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洲，辽宁骁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辽宁骁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袁野，男，197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锐，湖北创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浩，男，197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德街**3-6-2。原审第三人：刁岚，女，1977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原审第三人：大连凯原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小黑石村顺海街**。法定代表人：刘浩，该公司董事长。以上三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刁闻，大连凯原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上诉人铉绪芳因与被上诉人袁野，第三人刘浩、刁岚、大连凯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原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6民初1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铉绪芳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铉绪芳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袁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混淆了案件中两笔款项流转所涉及的诸多法律关系，造成了对上诉人抽逃出资的错误认定。为了对本案案情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上诉人将案涉两笔款项缴纳的相关事实及法律关系逐一列举如下：1.关于向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小黑石村民委员会缴纳的500万元开发项目保证金。2011年9月13日，上诉人铉绪芳委托第三人刘浩向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小黑石村民委员会缴纳了500万元开发项目保证金。由于当时凯原公司正处于筹建过程中，并未成立（公司于2012年1月18日注册成立），因此小黑石村委会将缴款收据开给办理人刘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房地产项目必须由具备相关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开发，自然人无法作为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主体。因此，虽然收据开具给刘浩，但实际权益的承受人应当是项目公司即凯原公司，而不是自然人刘浩。退一步讲，即使该等权益的权利人为刘浩，但其已通过《公证书》确认了该等权益的权利人为上诉人铉绪芳（或者可以看做刘浩将该等债权转让与铉绪芳），因此，该等权益可以认定为铉绪芳对公司的债权。铉绪芳在缴纳出资后，公司偿还代缴保证金对应的债务并非其抽逃出资。公司责任财产也并未实际减少。2.关于向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办事处支付的1900万元征地费。2012年6月，铉绪芳通过第三人刘浩向案外人张文良借款1900万元，用于支付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办事处的征地费。这其中存在着三个连续的借款法律关系，刘浩与张文良之间的借款关系、铉绪芳与刘浩之间的借款关系关系以及凯原公司与铉绪芳之间的借款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对凯原公司存在债权关系的为上诉人铉绪芳，而不是第三人刘浩或者案外人张文良。原审判决中混淆了上述三个连续的法律关系，简单地将张文良的债务人刘浩认定为凯原公司的债权人，这是错误的。凯原公司就该等保证金所形成的权益，其债权人只有铉绪芳。第三人刘浩从未主张也不会主张对凯原公司的债权，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原审判决中对铉绪芳作为公司出资人在公司成立前为公司垫付各种费用所形成的债权并未认定，从而导致错误的认定上诉人虚构债权债务转出出资。本案中，2012年1月18日凯原公司成立，公司成立前即已在为项目运营、筹备开展工作，铉绪芳作为出资人垫付了包括员工工资、差旅费等在内的大额管理费用。公司账簿显示，在公司成立前发生的有付款凭证证明的费用就达到640余万元，均为投资人铉绪芳为公司垫付，从而形成铉绪芳对凯原公司的债权。而铉绪芳作为股东缴纳出资后，又接受公司偿还的相关款项，正是基于对于公司所欠铉绪芳在先债务的清偿。（三）在适用法律上，原审判决错误地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的相关条款，机械地认定上诉人将出资缴纳后又转出，即构成抽逃出资，这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首先，该等款项是凯原公司偿还铉绪芳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垫付的各项费用。这些费用在公司成立之前就已存在，公司向铉绪芳还款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也并非虚构的债权债务。其次，即便原审法院忽略了上述在先债权的存在，但公司成立后铉绪芳为公司垫缴1900万元征地费的事实也足以排除其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6日作出的（2009）执复字第13号执行裁定书，其中明确了“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裁定被执行人的开办单位承担注册资金不实的责任，应以作出裁定时开办单位对被执行人的出资是否到位作为依据。开办单位在出资时未足额投入注册资金，开办后以其他方式补足了注册资金的，应为法律所允许。”按照这一标准，即便铉绪芳未出资，只要裁定时资金到位，其都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更不用说铉绪芳业已足额出资，而仅仅是合法受偿债权。或者，即便是上诉人在公司设立之时未实缴出资，只要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对公司的实际资金投入超过其认缴出资，就应当认定完成出资义务。注册资金不是闲置资金，即使完成注册验资手续并经工商机关备案，该等资金仍被用于公司的各项经营开支；股东如直接出资用于公司的各项经营开支，则与股东注资验资后再提取资金用于公司开支，两者并无实际差别。只要股东能够证明其对公司实际投入资金超过认缴出资额，亦可以认定股东完成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2019年5月刊载有相关案例，案号（2018）沪0113民初11236号，原文已提交上诉审法院。再有，因缴纳征地费而形成的凯原公司对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办事处的权益是实际存在的，仅此一笔债权就远超铉绪芳应缴出资。而一个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公司，拥有一个远远高出其注册资本的债权，又怎么能认定公司的责任资产减少呢？袁野在与刘浩签订借款协议时，也正是因为认可凯原公司存在前述两笔债权权益所形成的偿债能力才签订的借款合同，并将上述债权凭证质押于其手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适用，不仅仅要求具备公司资金向股东移转的形式要件，还必须具备该移转损害公司利益的实质要件。凯原公司依照法律规定正常地清偿债务，铉绪芳作为债权人正常地接受清偿，均是正当合法的行为而不是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清偿行为并未导致公司责任财产的减少或贬损。因此，认定其抽逃出资是完全错误的。袁野辩称，（一）上诉人辩称在凯原公司开办前有垫资以及开办后的投入均与事实不符。第一次开庭的时候铉绪芳没有提交任何证据，直到第二次开庭的时候拼凑出了一些全新的会计凭证，实际上都是无效单据，没有经过合法的财务审计，没有事实能够证明开办凯原公司需要巨额的筹办费。如果铉绪芳为凯原公司开办支付了600多万元，为什么在公司开办后没有办理相关手续。在小河石项目转交的时候也没有看到相关的费用。（二）关于500万保证金的问题，保证金与铉绪芳没有关系。保证金实际上是北京天运通房地产公司交纳的，2011年8月30日大连市小河口村委会和天运通公司、旅顺口街道办签订了框架协议书约定签订合同30日内天运通公司支付保证金，这笔钱当时就是天运通公司于2011年9月13日向小河口村委会交付的，当时是委托刘浩交付的。2013年8月16日，刘浩向袁野借2000万元现金，当时用500万保证金收据以及1900万元收据作为质押，第二年续借的时候凯原公司是作为共同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协议。刘浩在收到2000万元借款的当日就把其中500万元转给了北京天运通公司，这和前面提到的保证金是相互映证的，这500万元的来源实际还是袁野的200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剩余的1500万元转给了本案的上诉人铉绪芳，从这个事实上来看这个500万和铉绪芳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小河口村委会于14年至16年分4次退给了刘浩250万元，刘浩拿到这250万元也没有入到公司的账上，从这个事实来看，这笔钱也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铉绪芳作为原告从起诉以来一直对法院隐瞒了以上事实，一直谎称这500万是她的钱。（三）1900万元的征地费与铉绪芳也没有关系，1900万元是刘浩向张文良所借，借款的时候凯原公司也承担了连带担保责任，刘浩借了这笔钱之后一直不还，从12年一直到15年，都快过诉讼时效了，张文良把债权转让，受让人在法院起诉刘浩和凯原公司，最后还是凯原公司承担了这笔债务。这笔钱虽然是以刘浩的名义借了，但是使用主体是凯原公司，凯原公司也承担了保证责任。如果是铉绪芳委托刘浩借的这1900万，铉绪芳也没有承担任何还款义务，在法院诉讼的时候也没有出面。关于案涉的公证，这是为了应付诉讼串通作出的，目的是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股东借款让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这笔借款还能作为股东对公司的投资？公司债权人的权益如何保障。上诉人、第三人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一直承认公司成立以来除了承接小黑石项目外没有任何经营行为，铉绪芳说给公司资产增加了2400万，认为公司有能力偿还债务，现在事实情况是公司不仅没有能力偿还，还是严重的资不抵债。这显然是股东利用空壳公司来融资的行为，导致公司欠下了巨额债务。铉绪芳将凯原公司验资账户中的998万元现金在验资第二天就转到了个人账户，对此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笔转出是基于公司的正常经营业务往来，不能证明经过了法定程序。这笔转款我们认为严重影响了公司偿债能力，严重侵害了债权人的权益，这个行为应当认定为抽逃出资的行为。刘浩、刁岚、凯原公司共同述称，500万的保证金和1900万征地费都是刘浩代铉绪芳向公司投入的运营资金，刘浩对上述2400万不享有对公司的债权。铉绪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不予追加铉绪芳为袁野与第三人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8月16日，袁野（出借方）、刘浩（借款方）、大连凯原公司（担保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袁野向刘浩出借20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月利率2%，大连凯原公司同意用其在大连瑞昊置业公司开发的旅顺小黑石项目的预期收益提供担保。借款到期后，刘浩未归还借款本息。2015年8月16日，双方经过结算又重新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袁野向刘浩出借3075.2万元（其中本金2000万元、利息1075.2万元，利息部分从本协议签订后，以后利息复利再行协商），借款期限一年，月利率2%，大连凯原公司同意用其在大连瑞昊置业公司所开发的旅顺小黑石项目的预期收益作为刘浩偿还袁野借款的保证，大连凯原公司自愿将其交纳给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办事处代收征地费1900万元的交款凭证质押给袁野，刘浩自愿将其交纳给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办事处的500万元保证金交款凭证质押给袁野，为刘浩履行还款义务提供质押担保。该案本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6）鄂06民初1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刘浩、刁岚、大连凯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野归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其从2013年8月16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刘浩、刁岚、大连凯原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鄂民终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在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袁野以大连凯原公司原股东铉绪芳抽逃注册资金为由，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在抽逃注册资金9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鄂06执202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第三人铉绪芳为被执行人，铉绪芳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抽逃出资900万元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袁野清偿债务。铉绪芳不服，遂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2012年1月18日，大连凯原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铉绪芳出资900万元（占股90%）、刁岚出资100万元（占股10%），铉绪芳为法定代表人。2012年1月19日，铉绪芳以还款为由，将大连凯原公司账户内998万元转入其个人账户。2015年2月2日，大连凯原公司股东变更为刘浩（占股90%）、刁闻（占股10%），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浩。2011年9月13日，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小黑石村民委员会向刘浩出具收款事由为开发项目保证金、金额为500万元的《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份。2012年6月12日，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办事处向大连凯原公司出具收款项目为代收征地费、金额为1900万元的《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份。刘浩在2013年8月16日向袁野借款2000万元时向袁野交付了上述二张《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大连铁路运输法院（2015）大铁民初字第0002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2年5月31日刘浩与张文良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向张文良借款19009433.13元。2012年6月11日，张文良委托大连北方恒基置业顾问有限公司向刘浩指定的收款账户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办事处转账1900万元。2014年11月5日，张文良、刘浩与大连凯原公司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刘浩偿还借款，大连凯原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执行过程中追加被执行人的执行异议之诉。大连凯原公司于2012年1月18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铉绪芳出资900万元、刁岚出资100万元。公司注册成立第二日，铉绪芳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将大连凯原公司账户内的998万元注册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原告铉绪芳称转出该款是为了偿还其在公司筹建期间垫付的相关费用，且称其在公司成立之后代公司向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办事处支付代收征地费1900万元，以此主张其实际出资额已远超公司章程规定的900万元，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首先，铉绪芳主张其在公司筹建期间垫付了向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小黑石村民委员会支付的500万元开发保证金，与村委会出具的结算票据上写明的付款人为刘浩不符；主张公司成立后代公司向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办事处交纳征地费1900万元，也与大连铁路运输法院（2015）大铁民初字第0002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款系刘浩向案外人张文良所借不符。其次，股东为公司经营垫付费用，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调整范围。而股东的出资义务，涉及到其他股东、公司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故，铉绪芳在公司注册成立后，以还款为由将注册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致使公司的责任财产较少，已构成抽逃出资。铉绪芳现虽不再是大连凯原公司的股东，但涉案债务发生在其任公司股东期间，且大连凯原公司、刘浩未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提供受让股东补足出资的证据，本院追加铉绪芳为涉案债务的被执行人，裁定其在抽逃出资900万元的范围内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原告铉绪芳还称人民法院未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即作出裁定属于程序违法，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铉绪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铉绪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执行过程中追加被执行人的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焦点为铉绪芳在凯原公司成立后从公司转款998万元是否为抽逃注册资本行为。根据原审查明事实，大连凯原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铉绪芳作为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成立第二日以还款为由，将大连凯原公司账户内998万元转入其个人账户。因该笔资金来源于公司注册资本账户，对于该项转账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和财务会计准则，铉绪芳须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其后是否补足该笔资金，铉绪芳亦需要提供银行转账凭证和财务记账凭证加以证明。但在本案发回重审期间和二审审理期间，铉绪芳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铉绪芳主张案涉500万元与1900万系刘浩代铉绪芳缴纳，故其实际投入公司经营的资金总额远超过公司成立第二日转出的资金总额，应当视为铉绪芳已经实缴出资。但前述资金中，500万元原债权人为刘浩，1900万元系大连凯原公司对外债权，即便经刘浩事后以公证方式表示案涉500万元系代铉绪芳缴纳公司款项，但该两笔资金性质均为公司债权性质。在铉绪芳未能举证证明前述资金系作为其股东缴纳注册资本，用以补足铉绪芳从公司注册资金账户中转走的998万元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铉绪芳从公司转款998万元为抽逃注册资本行为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铉绪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铉绪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惠明审判员  梅启勇审判员  李治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刘晓艳书记员严兆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