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0308行初1979号之一原告陈梅芳，女，汉族，1948年9月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代理人潘春明，广东一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易乐笛，广东一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锦中路**罗湖管理中心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3030075418892。法定代表人马晓东，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方锤，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雷雨，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陈梅芳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限期退房通知，于2019年6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潘春明、易乐笛，深圳市罗湖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出庭负责人陈舒豪、委托代理人方锤、雷雨到庭参加诉讼。后经本院释明，原告变更被告为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罗湖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退出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潘春明，被告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法定代表人马晓东、委托代理人方锤到庭参加诉讼。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梅芳诉称，2018年6月1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罗住保通[2018]48号《周转住房限期退房通知书》（以下简称退房通知书），声称：原告与深圳市罗湖区机关物业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罗湖机关物业办）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已到期，依据罗湖机关物业办的授权及法律相关规定解除与原告的合同，并要求原告在2018年6月30日前腾空东郊街13号3楼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到被告处完成退房手续。原告自行向深圳市档案馆查询相关证据显示：上述房屋系原宝安县工业局于一九七八年向原宝安县深圳镇湖贝大队征地购买所得，故该房屋所有权应属于原宝安县工业局，该局在特区成立后变更为深圳市机械工业公司，80年代末再变更为深圳市特力有限公司。原告认为在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并未确定的情况下，且原告已从1977年在该房屋内居住超过四十年，被告仅凭存在争议的《房屋租赁合同》即将涉案房屋的产权认定为其授权单位罗湖机关物业办，明显属于事实认定有误，缺乏法律依据。其退房通知于法无据，应予以撤销。原告诉请：1.撤销被告作出的退房通知；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辩称，1.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行政法律关系，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告已在2019年4月份就涉案房屋的相关纠纷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过民事诉讼，原告也就归还房屋和清算租金问题进行了答辩、举证、质证等程序及实体的应诉。法院已作出了实体判决，本案的退房通知书也在该案中被作为证据采纳，法院最终也判决原告腾退涉案房屋等。在此期间原告女儿也以该案应属行政法院管辖为由提起了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后又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粤03民辖终2693号生效民事裁定书，裁定双方的争议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由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的标的性质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因此本案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九)项规定，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2.罗湖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以下简称罗湖住房保障中心）对原告发出退房通知书的行为，属于国有资产管理行为，来源为罗湖机关物业办对资产管理权的日常管理委托，非行使行政职权，该行为非行政行为。涉案房屋为罗湖区国有资产，原由罗湖机关物业办负责出租管理，根据区政府相关会议精神，在2018年8月被告才陆续接收该批国有资产。2018年6月11日罗湖住房保障中心作出退房通知书时，罗湖物业机关办作为罗湖区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负责涉案房屋日常管理的部门。罗湖物业机关办从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委托罗湖住房保障中心行使日常出租管理事项，发出退房通知书这一行为并不包含行政职权，是民事行为。3.根据深圳市以往司法实务惯例，罗湖住房保障中心作出退房通知书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非行政行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之前，该类租赁纠纷深圳两级法院以往司法实务中都以民事纠纷处理，罗湖住房保障中心依据民事相关请求权作出退房通知书并无任何不妥之处，而且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原告的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于2015年5月1日前，当时适用的法律规范里并没有"行政协议"的概念，也没有相关行政类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保障性住房如何退出作出规定，因此2006年签订的租赁合同应属民事合同，罗湖住房保障中心作出退房通知书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属于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4.原告起诉时，被告与原告之间也不存在行政协议关系。原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在2018年6月份罗湖住房保障中心作出的退房通知书送达时已经解除，其后罗湖机关物业办才将涉案房屋日常管理权限移交给被告，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月1日才开始施行，此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协议关系，因此也更不存在行政协议关系。5.被告认为罗湖住房保障中心作出退房通知书的行为在行政法学意义上并不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其起诉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主要有如下两点事实。（1）退房通知书发给的真正对象是原告配偶陈伟强，而在2018年6月11日陈伟强已经去世，即在行为作出以前其已经死亡，并不会对其产生实际影响。（2）如前文所述，被告坚定地认为罗湖住房保障中心2018年作出退房通知书的行为属民事行为。但即使假设该行为是行政行为，也完全不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该退房通知书写得很清楚:“逾期不退房，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如果该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则该行为就为行政过程性行为，不对原告的权益产生实际的影响，原告自知该行为不具有终局性、强制性，直至提起民事诉讼后，其才提起此行政诉讼，因此该行为不对原告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6.被告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相关规定，被告既非退房通知书的作出单位，也并非委托授权单位，非本案适格被告，变更为本案被告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区政府相关会议精神，在2018年8月才陆续接收该批固有资产。2018年8月份以前，涉案房屋作为罗湖区国有资产，一直由罗湖区机关物业办负责出租管理。所以，在2018年8月之前与涉案房屋及原告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罗湖住房保障中心作出退房通知书时间在2018年6月11日，是罗湖住房保障中心根据罗湖区机关物业办的授权代为日常管理。因此与原告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起诉要求撤销退房通知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变更为本案被告也缺乏相应法律依据。综上，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行政诉讼法上的行政行为法律关系，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撤销退房通知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二十六、四十九条以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九)项等规定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经审理查明，2006年罗湖机关物业办作为出租单位（甲方）与陈伟强（乙方）签订《罗湖区物业办住房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罗湖机关物业办根据区建设局（住宅局）的住房安排通知将涉案房屋租给陈伟强，租期自2006年6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陈伟强在合同期满提前或期满退房时，应先结清租金和该合同规定其应负责支付的一切费用，同时到水、电、煤气、有线电视等部门办理水、电、煤气、有限电视等报停手续，清理杂物，腾空住房并将房屋完好及钥匙直接交还罗湖机关物业办管理部门；承租人夫妻任何一方在本市内如有购房或其他住房，罗湖机关物业办有权收回上述住房，该房除承租人夫妻双方外，未经罗湖机关物业办同意，任何人不享有该租赁合同规定之权益；合同期满，如陈伟强符合条件续租，则需在合同期满前二个月内向罗湖区建设局（住宅局）提出书面续租申请，持罗湖区建设局（住宅局）续租通知书到罗湖机关物业办办理续租手续，否则，合同到期罗湖机关物业办有权收回房屋。2018年6月11日，罗湖住房保障中心作出退房通知，书面通知陈伟强，因其于罗湖机关物业办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已到期，依据罗湖机关物业办授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解除与其的房屋租赁合同，双方房屋租赁关系自2018年6月20日起终止，请陈伟强于2018年6月30日前腾空涉案房屋，并结清水电、管道气、太阳能热水（如有）、物业管理等各项费用后，到罗湖住房保障中心缴清租金、退还钥匙、完成退房手续。逾期不退房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以本案原告、陈穗斌、陈雪琴为另案被告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民事诉讼，诉请：1.判令本案被告与陈伟强签订的租赁合同关系已于2018年6月8日解除；2.原告、陈穗斌、陈雪琴立即腾退涉案房屋并返还给本案被告；3.本案被告向陈伟强收取的租房押金2108.96元，无需返还；4.原告、陈穗斌、陈雪琴向本案被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5103元（按729元/月，自2018年8月暂计至2019年2月，应计至腾房并返还本案被告之日止）；5.原告、陈穗斌、陈雪琴承担诉讼费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日受理后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粤0303民初1227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陈伟强已于2008年9月25日死亡，本案被告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确认涉案房产由原告居住，判决：1.确认本案被告与本案原告关于涉案房屋的租赁关系已于2018年6月20日解除；2.本案原告应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腾退返还涉案房屋给本案被告；3.本案原告应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案被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人民币5103元（暂计至2019年2月，之后占有使用费按每月人民币729元计至本案原告腾退并返还涉案房产之日为止）；4.驳回本案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后经上诉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认定该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本案被告的起诉。再查明，被告于2020年4月27日对原告作出罗住建告［2020］003号《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收回罗湖区房屋的通知书》，告知原告，罗湖机关物业办与其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租期届满，原告未重新提出续期申请并申报有关材料，但至今未办理退房手续，依据《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被告拟收回涉案房屋，以及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听证权利。后被告作出罗住建决［2020］003号决定，收回涉案房屋，原告对该收房决定提起另案行政诉讼（案号（2020）粤0308行初1863号），诉请撤销被告作出的《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收回罗湖区房屋的决定书》。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被诉限期退房通知、罗住建告[2020]003号《收回涉案房屋通知书》、原告向被告提交的申请、附件以及被告的复函，被告提交的被诉限期退房通知、房屋租赁合同书、（2019）粤0303民初12279号民事判决等证据及庭审笔录记录在案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告因不服罗湖区物业办做出的限期退房通知提起本案诉讼。该通知载明不予退房的法律后果为逾期不退房，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被诉退房通知是被告在认为涉案房屋租赁合同为民事合同的前提下，为启动相应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民事诉讼而先行作出的解除合同通知行为，并未为原告设立相应行政义务。另案民事诉讼生效裁判已明确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同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另行启动了收回涉案房屋行政程序，原告亦针对收房决定提起另案行政诉讼。因此，被告因对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性质认识偏差选择错误的救济途径所作出的退房通知，已被后作出的收房决定所吸收。原告在本案中对于涉案房屋性质的异议等主张直接受收房决定影响而归属于另案行政诉讼审查范围，被诉限期退房通知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行政行为对原告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情形，从诉讼经济的角度出发，被诉退房通知亦无再行政诉讼审查的必要，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应予以裁定驳回。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陈梅芳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原告陈梅芳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本院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琨人民陪审员 吕  占  元人民陪审员 曹    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 记 员 陈心茹（兼）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