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2民终149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某，男，1982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蕲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芳，女，1976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系王某之姐。上诉人（一审被告）：汪某，女，1990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中华，湖北方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因与上诉人汪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均不服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2020）鄂0203民初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除认定彩礼62000元应退还外，对于其他诸多款项不予支持不当。相关事实能充分证明汪某及其家人是以婚姻为借口，骗钱偿还信用卡债务才是目的。因此除62000元彩礼外，还应退还18352元。汪某上诉并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彩礼62000元，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王某用其父亲银行卡取款4万元，与其收到的36000元彩礼数额基本吻合。王某的姐姐所述在银行取款7万元发生在其与王某建立恋爱关系之前，也不能证明后来用于彩礼支出。王某姐姐手捧七个红包的照片也不能证明送彩礼62000元的事实。对于微信记录中王某的姐姐提到彩礼62000元，其因忙于其他事情，才没有进行回应。至于一审中，其曾否认王某送彩礼的事实，由于其曾被王某殴打，加之诉状中存有不实之词，出于气愤才否认彩礼。事实上，其冷静后，认可对方送彩礼36000元。王某的诉讼请求：判令汪某退还其8791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14日，经王梦芳介绍，王某与汪某相识，两人建立恋爱关系。恋爱过程中，王某主动承担恋爱消费性支出，还购买了约2000元的烟、酒、鱼、肉等物资，上女方家登门送春节节礼。2020年1月30日，王某和姐姐王梦芳上汪某家提亲，并赠送了现金彩礼。王某及其家人赠送给汪某红包无争议的金额为2580元。具体包括：2020年1月16日王某父母给汪某红包1560元，2020年2月14日王某给汪某情人节红包520元，2020年3月王某二姐给汪某红包500元。此外，汪某于2020年2月22日、3月13日分别向王某借款800元、600元，两笔借款共计金额1400元。恋爱期间，汪某随王某一同前往蕲春县，两人商议利用王家的门面开办药店并经营早餐。王某及其家人为此支出了搬运费、店面装修费、购药费，药店门牌费等费用。汪某也支出了少量费用。2020年5月1日，王某与汪某因琐事发生口角并产生肢体冲突，双方关系恶化。之后，汪某从蕲春回黄石，双方恋爱关系破裂。另认定，关于2020年1月30日王某赠送给汪某的彩礼数额上，双方当事人存在意见分歧。王某主张，赠送的彩礼金额为62000元。1.2020年1月5日取款70000元、1月29日取款35000元；2.2020年1月29日封装了七个红包，其中六个大红包每包封装10000元，一个小红包封装2000元；3.2020年1月30日上门提亲之前，王梦芳手捧七个红包拍摄了照片；4.王梦芳曾在微信聊天中两次提出要求汪某返还62000元彩礼，汪某未回应。王某提交了取款记录、照片、微信聊天记录为证。汪某对于收取彩礼一事，前后表述不一。庭前调查中，汪某宣读了《当事人保证书》，但否认收到了彩礼。庭审中，汪某承认2020年1月30日收到了36000元的彩礼。一审法院认为：婚姻的缔结一般包括恋爱、结婚两个过程，其中恋爱过程既是男女双方相互了解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双方缔结婚姻的准备过程。在整个恋爱过程中，男女双方不可避免会发生经济往来，小到请对方吃顿饭、送束花，大到赠送数万元的彩礼、“三金”等。男方向女方赠送彩礼是本地区普遍存在的习俗，赠送彩礼的目的，无非是希望与女方最终结婚。这种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属于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只有在双方成功结为夫妻时才能真正生效。我国法律一贯强调男女之间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自由原则，不提倡以给付财产为缔结婚姻关系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王某、汪某双方未曾办理结婚登记，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汪某应当返还彩礼。同时，上述司法解释也明确界定了返还的范围仅限于“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而对于恋爱中产生的开销、花费以及其他性质的小额赠与，则不在返还之列。本案中，能够明确认定为彩礼的，只有2020年1月30日王某上门提亲时赠送给汪某的红包礼金。故此，对于王某提出的其他返还请求，不予支持。对于2020年1月30日的彩礼数额，分析认定如下：1.王某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在2020年1月29日手中持有足够的现金；2.王某的姐姐王梦芳在登门提亲之前手捧红包拍摄的照片，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六大一小共七个红包，具有一定的证明力；3.汪某在两次收到要求返还62000元彩礼的微信消息后，不做任何反驳，不合常理；4.汪某接受法院调查时，在宣读了《当事人保证书》的情况下做虚假陈述，矢口否认收到彩礼，缺乏诚信。根据上述分析，认定2020年1月30日王某赠送给汪某的彩礼数额为62000元。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汪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某彩礼62000元；驳回王某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改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法律意义上的婚约财产是指男女双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按照当地婚俗习惯由男方向女方赠与的一定数量的货币或礼物，即通常所说的彩礼。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王某在与汪某确定恋爱关系期间所产生的财产性支出是否应认定为彩礼并予以退还；2.双方当事人主张的涉案彩礼的金额应如何确定。关于王某主张全部开支应返还的问题。本案中，王某列举自2020年1月至5月与汪某交往期间的各项支出，除案涉彩礼外，其中有一部分属平常人情往来方面的现金红包，还有一些春节、情人节等礼节性红包及购物开支，以及用于双方协商经营药店和早餐店的投资性支出。因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尽管上述相关费用与二人建立恋爱关系有关，但从各项支出的性质及事由看，主要涉及男方对女方日常感情投入和双方合意投资经营方面，并非依婚俗习惯由男方向女方赠与的结婚彩礼。故王某所主张汪某还应合计退还的18352元并不能视为直接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的彩礼支出，一审判决对王某该部分费用支出认定为恋爱中的花销及其他性质的费用，不予支持王某的返还请求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彩礼金额确定的问题。案件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于王某向汪某赠与彩礼的事实均予认可，但对于具体金额存有分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的判断。虽然汪某辩称收到的彩礼为36000元，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汪某对其所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相比较之下，王某对其主张彩礼应为62000元的事实提供了资金来源、彩礼红包、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并结合恋爱过程的时间节点就相关事宜进行合理化解释，从而使主张的事实确信存在高度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一审判决在汪某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彩礼金额为36000元、且未提供足以反驳王某主张的证据的情形下，综合分析案件相关事实，认定涉案彩礼金额为62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某、汪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8元，分别由王某负担1998元，汪某负担4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志刚审判员  乐 莉审判员  南又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彭柏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