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8民终39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树锋，男，1969年7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靖边县张家畔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英俊，陕西和谐法律服务有限公司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边统万路支行，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 负责人：孙国卫，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婷，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树锋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边统万路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于（2019）陕0824民初1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高树锋上诉请求：1.撤销靖边县人民法院（2019）陕0824民初1615号民事判决；由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存款50000元，并承担上诉人经济损失10000元，赔偿上诉人误工费8400元，支付上诉人多年诉讼、上访等花费交通费3199元，承担鉴定费4880元，案件受理费650元，共计77049元。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受理费。 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认定事实错误：2015年7月20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存款3万元，被上诉人见上诉人是农民，又不太识字，作虚弄假，给上诉人打印凭条为20000元、10000元凭空消失了，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5143号司法鉴定，此存款凭条上的“高树锋”签名不是本人签名，该签名是被上诉人的假签名。2015年7月30日，上诉人又去被上诉人处存款10000元，被上诉人打印取款凭条20000元（，此张凭条上的“高树锋”三字明显不是其本人所写，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此是否为高树锋所签的，既未肯定，又未否认，但也作了分析，不是高树锋所写，其次，此取款凭条背面的“高树锋”签名和正面的书写字迹不一致。2015年7月31日，上诉人存款1万元，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打印取款1万元凭条，上诉人签名后说不是对，是存款打印成了取款凭条了，被上诉人接着又打印了一张2万元的取款凭条，先后几分钟时间，上诉人将1万元存款打印成了1万元取款，相差2万元，又给上诉人打印取款凭证2万元，这一天就侵吞了上诉人4万元，加上7月20日的1万元，共差额5万元。存款合同系双务合同，国家规定金融系统给客户办理业务时，要照相存证，还要监控，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那么多的证据，反而是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们没有过错，要照相没有，要监控也没有，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只是根据自己而定单方行为解释，根据自己内部规定的单方行为辩解，一审法院反而认为上诉人举证不能，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没有逻辑。二、本案判决结果错误，因为本案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本案的判决结果错误，将上诉人正当的维权行为驳回，将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支持保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边统万路支行辩称，银行按照程序办理业务，不存在过错和瑕疵。开户时约定的支控方式为：凭密码，即只要输入密码正确就可支取，存、取款凭条并不要求为本人签字，，高树锋对未妥善保管密码和存折的后果承担责任。高树锋陈述的事实前后矛盾，没有证据支持，其主张的误工、交通等诉求无发了依据，应当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高树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储蓄款5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的经济损失共计1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第2项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误工费70天X120元=8400元；并增加诉讼请求：一、被告承担两次鉴定费4880元，法院撤诉费650元；二、由被告支付原告多年来诉讼、上访等因本案所花交通费3119元。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3月10日，高树锋在农行统万路支行开立个人结算账户，支取凭证为存折，支付方式为凭折凭密，账号为26-0155004********。该存折显示，2015年3月10日存款人民币8万元，2015年3月28日取款人民币1万元，2015年5月8日取款人民币1万元,2015年7月20日存款人民币2万元，2015年7月31日两笔共取款人民币3万元，并有扣除短信通知业务费用，以上存取款记录与被告明细表记录相符。其中，该明细表及存折、存款凭条记录显示：2015年7月20日16时54分，存款2万元，业务员为韩林,该“存款凭条（银行打印）”记录：客户签名有“高树锋”签名；2015年7月31日9时9分，取款2万元，业务员为李婉榕，该“取款凭条（银行打印）”记录：客户签名有“高树锋”签名；2015年7月31日12时33分，取款1万元，业务员为双婷婷，该“取款凭条（银行打印）”记录：客户签名有“高树锋”签名。根据对农行统万路支行时任主任李春林、副主任马正及业务员韩林、李婉榕、双婷婷调查核实。李春林称2015年11月份其找他说钱存的错了，但他给其的答复是不可能错误，而且监控只保留90天；马正称；先是找的李春林，后在2015年11月份来找到他说业务办错了；韩林称凭条显示2015年7月20日2万元存款业务是其办理的，但记不得当时是否为高树锋本人来办理的，且高树锋至今没有向他问及此笔存款错误问题；李婉榕在本院询问笔录中陈述，凭条显示2015年7月31日9时9分2万元取款业务是她给办理的，但记不起当时是否为高树锋本人来办理的，且当时也没有人找她说业务办理错误问题，到2015年12月份，高树锋找到她说存款给他办成取款了；双婷婷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凭条显示2015年7月31日12时33分她办理了1万元取款业务，但不记得是否为高树锋本人办理，且当时没有人提出异议，大约到了2015年年底，高树锋来营业部先是说李婉榕办理的那笔钱不是他取的，后来又说她办理的这笔也有问题，存款办成取款了，最后又说韩林办理的那笔也有问题，且给其调取了相关材料。2017年9月26日靖边县公安局作出靖公（信）不受字（2017）0025号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2018年1月3日，原告就此事起诉被告至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原告申请对“2015年7月20日2万元存款凭条（银行打印）、2015年7月30日2万元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中‘高树锋’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通过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室委托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高树锋交纳鉴定费2880元。2018年8月24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书，结论为：检材中的“高树锋”签名笔迹与样本中的高树锋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鉴定检材样本以高树锋2016年4月7日向本院递交的起诉状中“高树锋”、及本院2016年4月13日给其送达的受理通知书等诉讼文书送达回证中以及其在地址确认书中的“高树锋”签名为样本与检材进行的比对鉴定）。2018年10月22日，一审法院给其送达了该鉴定书，原告于当日补交案件受理费650元，并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准许其撤诉的民事裁定。2019年4月1日高树锋就此事再次涉诉，并于2019年5月29日提交申请，对“2015年7月20日2万元存款凭条（银行打印）、2015年7月30日2万元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中‘高树锋’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通过司法鉴定室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原告交纳鉴定费2000元。2020年3月25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依据现有样本，倾向认定标识日期为“2015年7月20日”、序号为“04600099”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边统万路支行《存款凭条（银行打印）》原件上“客户签名”处“高树锋”姓名字迹不是高树锋所写。2、依据现有样本，无法判断标识日期为“2015年07月31日”、序号为“046c0010”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边统万路支行《取款凭条（银行打印）》原件上“客户签名”处“高树锋”姓名字迹是否高树锋所写。（鉴定过程即以高书锋2019年12月10日在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现场书写“高书锋”字迹为样本与检材进行的比对鉴定）。 另查明，高树锋在庭审中陈述，2015年7月20日，其至被告处存款3万元，存款完成后，自己并没有看存折记录，但其在存款凭条上签过字，对是否签单确认过、签单显示存款数额其表示均已记不清了。其陈述，2015年7月31日其去了一次被告农行统万路支行，大约是下午2时以后，其至农行统万路支行存款1万元，但业务员让其在取款凭条上签字，其当时提出异议，业务员重新打印一张，其未签字就走了，当时未看存折记录，之后自己看了，但不认识字。后（具体过了多长时间记不起）其去靖边县支行反映，工作人员让把凭条调出来。此后（具体时间记不清）其就去了农行统万路支行，业务人员把7月20日、7月31日凭条调出来后，其发现错了，且名字也不是自己签的，就给被告农行统万路支行的马行长说了，但马行长说监控过期已经顶出去了，先进行了解并让其找公安局。 又查明，《中国农业银行储蓄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人民币单笔金额5万元（含）以上现金存款业务，要提供客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由他人代理的，要提供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第二十七条规定，凡支控方式中含凭证件支取的，须客户本人凭有效身份证办理，不得代理。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1、高树锋2015年7月20日在农行统万路支行是存款2万元还是存款3万元；2、高树锋2015年7月31日在农行统万路支行是两次取款3万元还是存款1万元。关于上述焦点问题，农行统万路支行对账号为26-0155004********的高树锋存折2015年7月20日存款2万元及2015年7月31日两次取款3万元的主张，提供了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客户资料登记表、业务凭证（存、取款凭条）、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交易明细表、《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等证据。其中，2015年7月31日取款1万元事实，庭审中高树锋认可取款凭条系其签名，且与其存折记录以及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交易明细表相印证，故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2015年7月20日存款2万元及2015年7月31日取款2万元的主张，虽本次鉴定2015年7月20日2万元存款凭条（银行打印）非高树锋笔迹，2015年7月31日2万元取款凭条（银行打印）不能确定是否高树锋笔迹，但根据原、被告双方开户约定的支控方式（凭密码），结合被告举证《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中此类存、取款业务操作规定，即人民币单笔金额5万元（含）以上现金存款业务，要提供客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由他人代理的，要提供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凡支控方式中含凭证件支取的，须客户本人凭有效身份证办理，不得代理。因案涉单次存、取款金额均在5万元以下，且存、取款时持有存折，2015年7月20日存款2万元及2015年7月31日取款2万元时都随即机打记录在存折上，如有异议，理应当场提出并予核查。而按高树锋庭审陈述，因其当时未看存折记录，之后看了也不认识字、不识数，故对2015年7月20日存款3万元，存折记录为2万元，并在时隔10日后的2015年7月31日再次存款1万元，存折记录为当日两次取款3万元的事实均不知情。高树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持有存折并开通了短信通知业务，且当日带着手机，对该解释有悖常理。至于监控录像,因案涉的存、取款均发生在2015年7月,按高树锋庭审陈述，“过了一段时间”，其找靖边县支行李行长，让把凭条调出来，“忘记过了多久”，其就去了农行统万路支行，业务人员把凭条给调出来，名字不是自己签的。于是给农行统万路支行的马行长说了，马行长说他们先进行了解，监控已经过期，顶出去了。而该行时任主任李春林、副主任马正在一审法院的谈话笔录中谈及高树锋第一次向其反映该问题的时间均是2015年11月，农行统万路支行主张未能保存超过3个月之前的监控录像,符合常理。综上，对农行统万路支行举证证明其主张的2015年7月20日存款2万元及2015年7月31日取款2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而高树锋对其主张的2015年7月20日存款3万元及2015年7月31日存款1万元的事实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高树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高树锋负担。 二审中，高树锋提交火车票六张、汽车票一张共计394元。证明目的：为了本案维权，上诉人支出路费费用用共计394元。 被上诉人农行统万路支行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上诉人高树锋提交的车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高树峰主张的银行将存款业务错误办理成取款业务并导致损失的问题。根据双方合同约定，高树锋存折的支取方式为凭存折和密码，即只要持存折并输入正确密码即可办理业务。作为存折所有人，高树锋具有妥善保管存折和密码的义务。高树锋自认于2015年7月20日、7月31日前往银行办理业务，在银行将存/取款金额打印到存折并发送短信之后，高树锋应当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及时核对所办业务的种类和具体金额等重要信息，其现在主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边统万路支行工作人员办理业务出现错误并由此造成损失的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高树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高树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忠东 审判员  高 清 审判员  王伟云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王会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