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粤执监89号 申诉人（申请执行人）：彭某，男，汉族，19XX年11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丰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泽滨、李尊游，均系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异议人、申请复议人）：广州市物资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起义路**。 负责人：廖志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华、徐欣，均系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广州市物资集团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德路**/div> 法定代表人：许业汉。 申诉人彭某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2017）粤01执复58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从化法院）在执行彭某申请执行广州市物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物资公司）、广州市物资集团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区物资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08）从法执字第2441号]过程中，被执行人广州物资公司不服该院执行行为提出书面异议。 广州物资公司提出异议称，2015年11月23日，异议人收到法院（2015）穗从法执恢字第270号《执行通知书》，该通知书告知异议人应清偿的欠款本息金额，现对本案债务本金与利息问题向法院提出如下执行异议申请：一、法院应依法重新审查确认债务本金并告知异议人。本案执行标的本金仅为200万港币，且在广州中院及从化法院执行过程中均已执行到部分款项，但270号《执行通知书》所列还款额分别为人民币464349元、699792.5元，分别少计人民币8508元和9493元。另因该案主债务人开发区物资公司及该公司已数次偿还了部分债务，该案执行本金实际低于200万元港币。二、异议人不应支付借款利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收取银行贷款利息的权利只能由金融机构行使，非金融机构无权享有金融机构享有金融机构享有的收取贷款利息的权利。而且企业以打包的形式受让不良债权，根据国家关于处置不良资产的相关政策，其所支付的对价远低于所购买的不良金融债权。因此企业在受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后，向债务人要求支付借款利息的主张，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 异议人是基于保证责任而成为被执行人的，而主债务人开发区物资公司已于1998年4月8日被法院裁定宣告破产，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本案债务利息只能计算至开发区物资公司被裁定宣告破产之日。理由是：1、保证人承担的责任范围，是从属于主债务的范围的。而且可以小于或者等于主债务的范围，不能大于主债务的范围。在主债务人破产后，主债务的利息依法只应计算到破产申请受理之日。2、《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法条前后文意思，“未受清偿的部分”仅限于“申报债权”，而按照《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申报债权”毫无疑问是包含仅计至法院裁定宣告破产之日的利息（含逾期利息），且最高人民法院亦有相关的案例。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点的规定，因本案申请执行人深圳银仓公司是在2006年12月26日受让本案债权的，其主张的债务利息最多可以计算至《会议纪要》发布之日，即2009年3月30日。三、法院不应拍卖起义路175号物业。法院查封并裁定拍卖的位于广州市起义路175号办公楼地下室和首层、阁楼的房产，经评估市场价为11132522元，物业价值远远超过本案债务标的额，法院不应拍卖上述物业。 申请执行人彭某答辩称，一、法院无须重新审查确认债务本金并告知广州物资公司；二、广州市物资集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例提起《执行异议申请》存在明显的错误；三、被执行人广州物资公司应当依法支付利息；四、本案已处于执行阶段，其有关利息计算的问题不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五、债权人本着依法依规的原则，恳请法院依法拍卖起义路175号物业。综上，被执行人广州物资公司作为连带保证人，应当依法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恳请法院依法驳回被执行人广州物资公司的执行异议申请，依法拍卖起义路175号首层、阁楼以清偿债务。 从化法院查明，关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国际业务部诉被告开发区物资公司、广州物资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州中院作出的（1996）穗中法开经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上述判决，被执行人开发区物资公司应返还200万元港币及支付该款的银行利息（从1996年1月1日起至判决还款日止，按中国银行公布3个月浮动利率计算，扣除已支付的16950.43元），逾期则按民事诉讼法第232条规定双倍计付债务利息；被执行人广州物资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两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于1997年3月19日向广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广州中院以（1997）穗中法经执字第114号案立案执行。 广州中院在执行过程中，于1998年1月19日作出（1996）穗中法经执字第505号、（1997）穗中法经执字第1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开发区物资公司所有的位于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围工业区A1J厂房首层西半层（1066.667平方米）、青年路53号201房（55.51平方米）、青年路57号202房（55.51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转让给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国际业务部所有，抵偿1674758元的债务。 1998年4月8日，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1998）穗开法破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被申请人开发区物资公司破产还债。因开发区物资公司被裁定破产还债，并已进入破产还债程序，广州中院于1998年6月8日作出（1997）穗中法经执字第1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院（1996）穗中法开经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中止执行。 2000年5月15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与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签订《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剥离收购不良资产协议书》，将本案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2006年12月26日，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与深圳银仓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2006）中长资（穗）债转字第60号《债权转让协议》，将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享有的债权转让给银仓公司。2007年11月7日，广州中院作出（2007）穗中法执指字第005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指定从化法院执行，从化法院以（2008）从法执字第2441号案立案执行。 从化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于2008年3月25日作出（2008）从法执字第24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变更银仓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2008年9月12日，从化法院作出（2008）从法执字第2441-4号民事裁定书，扣划被执行人广州物资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惠福西路支行（账号：44×××45）的存款人民币46270元（款项到账日为2008年9月25日）。2008年11月7日，从化法院在扣除594元执行费后，将剩余的执行款45676元发还给申请执行人银仓公司。 2008年10月9日作出（2008）从法执字第2441-5号民事裁定书，扣划被执行人开发区物资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账号：44×××55）的存款人民币137900元（款项到账日为2008年10月10日）。 2014年5月12日，从化法院作出（2008）从法执字第2441-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广州物资公司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起义路175号首层，阁楼的房产（以下简称“涉案房产”），查封期限为二年。2014年6月17日，从化法院作出（2008）从法执字第2441-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上述涉案房产，并委托广州中誉房地产及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14年8月30日作出中誉评字［2014］0757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上述涉案房产市场价值11132522元。 2014年8月27日，从化法院作出（2008）从法执字第2441-1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提取异议人广州物资公司将越秀区起义路175号首层，阁楼房产出租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以下简称“建行越秀支行”）的租金收入，总额以800万元为限。 2014年12月8日，广州中院向从化法院发出《关于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物资公司借款纠纷案申请参与分配函》，要求对被执行人广州物资公司的财产参与分配。 根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出具的《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从化法院裁定拍卖的涉案房产，建筑面积383.6155平方米，权属人为被执行人广州物资公司，权证号码：150088080。 从化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向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出公函，询问涉案房产办理分割登记事宜。2015年12月28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向从化法院函复《关于广州市起义路175号首层房屋情况的复函》［穗建法函（2015）3144号］，函复内容如下：“经查，来函咨询的越秀区起义路175号首层、阁楼已办理产权登记。根据《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1-2000）第9.2.1及9.2.4条规定，已登记发证的房屋在实施变更测绘时，应提供合法的变更依据，且具备施测条件即现场分割处必须固定界标和当事人到现场指界。具备上述条件的，可到市测绘院受理窗口办理委托测绘业务，所需资料及费用详见《房屋变更测绘办理指引》（见附件）”。经从化法院询问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垫付涉案房产的分割、测绘费用，亦不同意从化法院对涉案房产进行分割拍卖。 另查明，2014年1月13日，银仓公司与彭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2014）深银投债转字第005号]约定，银仓公司将开发区物资公司的贷款债权及其从权利转让给彭某。从化法院于2015年3月2日作出（2014）穗从法民二初字第133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彭某与银仓公司2014年1月13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2014）深银投债转字第005号]中，银仓公司对广州物资公司享有的债权【源于（1996）穗中法开经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权部分】转让给原告彭某合法有效。2015年5月27日，从化法院作出（2008）从法执字第244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彭某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 2015年4月27日，起义路175号首层的承租人建行越秀支行将租金472857元汇至从化法院代管款账户，连同之前扣划的137900元，合计610757元，从化法院在扣除8508元执行费后，将剩余602249元款项发还给申请执行人彭某。 2015年11月6日、2016年4月27日，起义路175号首层的承租人建行越秀支行先后两次将租金709285元、472857元汇至从化法院代管款账户，从化法院分别扣除9493元、6993元执行费后，将剩余的699792元、465864元款项发还给申请执行人彭某。 2015年11月20日，从化法院作出（2015）穗从法执恢字第270号《执行通知书》，告知被执行人广州物资公司、开发区物资公司截止至2015年11月20日该公司应清偿欠款本息合计为3561917.65元（当日港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00:82.31）。 再查明，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异议人广州物资公司向从化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从化法院于2015年1月5日作出（2014）穗从法执异字第2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的异议，异议人广州物资公司不服复议至广州中院。广州中院于2015年11月7日作出（2015）穗中法执复议字第3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从化法院（2014）穗从法执异字第20号执行裁定书，案件发回从化法院重新审理。 从化法院认为，异议人广州物资公司提出的被执行人开发区物资公司破产宣告后不再计付本案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在被执行人开发区物资公司被宣告破产后，对于本案在破产程序中未清偿的债权，异议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即异议人仍应对（1996）穗中法开经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中判令的200万元港币及该款的银行利息、迟延履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银仓公司受让债权后能否继续主张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1月26日作出的（2013）执他字第4号函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包括《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因本案债权是在2006年12月26日由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转让给银仓公司的，故申请执行人对本案债权主张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利息）可以计算至《会议纪要》发布之日，即2009年3月30日。对《会议纪要》发布之日以后的债务利息，不再计付。 对于异议人提出本案已偿还部分款项执行本金实际远低于200万港元的主张。从化法院认为，从1996年1月1日起计算至1996年11月14日判决确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根据执行依据确定的计息标准计算，本案债权为本金200万港元及利息152132.9港元（扣除已支付的16950.43港元）。 从1996年11月15日起异议人逾期还款，此时则按民事诉讼法第232条规定双倍计算债务利息至1998年1月19日异议人清偿440188.51港元，该清偿款项全部用于清偿债权本金后，剩余债权金额为本金1559811.49港元及利息614528.73港元。 从1998年1月20日起继续按双倍计算债务利息至2008年9月25日异议人清偿人民币45676元（按当日汇率1：0.87804折算为52020.4港元），该清偿款项全部用于清偿债权本金后，剩余债权金额为本金1507791.09港元及利息2844141.90港元。 从2008年9月26日起继续按双倍计算债务利息至2008年10月10日被执行人清偿人民币137900元（按当日汇率1：0.88006折算156693.86港元），该清偿款项全部用于清偿债权本金后，剩余债权金额为本金1351097.23港元及利息2859304.85港元。 从2008年10月11日起继续按双倍计算债务利息至2009年3月30日（《会议纪要》发布之日），本案债权金额为本金1351097.23港元及利息2937734.43港元。2015年4月27日、2015年11月6日、2016年4月27日，异议人分别清偿了人民币464349元（按当日汇率1：0.78994折算为587828.19港元）、人民币699792.5元（按当日汇率1：0.82134折算为852013.17港元）、人民币465864元（按当日汇率1：0.83650折算为556920.5港元）。上述三次款项按先清偿本金后清偿利息的顺序受偿后，至2016年4月27日本案债权为本金已清偿完毕，剩余债权为借款利息2292069.8港元（按当日汇率1：0.83650折算为人民币1917316.39元）。 对于异议人提出的（2015）穗从法执恢字第270号《执行通知书》中所列还款额少计8508元和9493元的异议主张。从化法院认为，上述两笔款项是从化法院在两次提取被执行人租金收入时收取的申请执行费用，根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十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申请执行费用应由被执行人承担，即上述两笔款项应作为异议人应向从化法院缴纳的申请执行费，而不能作为异议人偿还债务的款项。 对于异议人提出裁定拍卖的涉案房产价值远超过申请标的不应拍卖起义路175号物业的异议请求。从化法院认为，现执行案件剩余债权金额为借款利息2292069.8港元（按2016年4月27日汇率1：0.83650折算为人民币1917316.39元），而涉案房产评估的市场价值人民币11132522元，故涉案房产价值已远超本案剩余债权金额，且从化法院已裁定提取异议人的租金收入，故异议人提出停止拍卖涉案房产的请求有理，从化法院予以支持。 2016年9月28日，从化法院作出(2015)穗从法执异字第108号执行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裁定：一、变更从化法院（2015）穗从法执恢字第270号执行通知书的内容为：“……根据生效判决，截止2016年4月27日你公司应清偿欠款利息为2292069.8港元（按当日港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00:83.65折算为人民币1917316.39元）……。”二、撤销从化法院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的（2008）从法执字第2441-9号执行裁定书。 广州物资公司不服从化法院执行裁定，向广州中院申请复议称，广州物资公司是基于保证人责任而成为被执行人的，主债务人广州物资公司已于1998年4月8日被法院宣告破产。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据此，破产申请受理时，本案中债权人的债权本息即已经固定，利息只能计算至破产申请受理之日止。因此，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申报的债权，亦应是一个确定了债权本息数额的固定债权，而不是持续计算利息的原始债权。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恰恰与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相互印证。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申报债权，保证人仍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保证人是为未受清偿的申报债权（固定了债权本息）承担保证责任，而并非为原始债权（持续计算利息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未受清偿的部分”显然限于“申报债权”，保证人承担的责任亦只能以该申报债权为限。因此，广州物资公司作为保证人对破产企业所保证的债务利息，只应当计算到主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之日。此外，1.保证具有从属性，保证人承担的责任范围，是从属于主债务的范围的，不能大于主债务的范围。在主债务人破产后，主债务的利息（含逾期利息），依法只应该计算到破产申请受理之日。如果要求保证人承担主债务人被宣告破产之后的利息，显然使保证人承担的责任大于主债务人，明显不符合保证从属性的特征。2.保证的相对独立性，体现在保证人的抗辩权上。担保法第二十条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如果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承担被宣告破产之后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完全可以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抗辩权，提出不承担的依据和理由。而保证人所享有的对债权人的抗辩权，与主债务人是完全相同的。3.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民二终字第132号民事判决中认为，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担保债务具有从属性，应当同样停止计息。我国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对下级人民法院应当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原审裁定认为担保人应当为债务人破产后的债务利息承担保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予以更正。 彭某不服，向广州中院申请复议称，第一、广州物资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债务人，本案依法不适用《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第十二条第一款详细规定其适用的主体范围，明确“国有企业债务人包括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而广州物资公司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并不属于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第二、本案已处于执行阶段，其有关利息计算的问题不适用《会议纪要》。根据《会议纪要》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会议纪要》第九条“关于受让人收取利息的问题”只适用一、二审阶段的审判案件，不适用于执行程序。执行程序中对于迟延履行利息的计算，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三、原审裁定认为广州物资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2015年11月6日、2016年4月27日三次还款情况均按先清偿本金后清偿利息的顺序清偿对彭某的债务，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2014年8月1日后还款的，还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先清偿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金钱债务（法律文书确定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本金+一般债务利息+其他给付金钱的义务），再清偿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对于本金、一般债务利息及其他给付金钱义务的先后顺序，则可参照《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确定，即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广州物资公司在2014年8月1日后还款的，还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先清偿彭某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及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利息，原审裁定认为广州物资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2015年11月6日、2016年4月27日三次还款情况均按先清偿本金后清偿利息的顺序清偿债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请求撤销原审裁定。 广州中院经审查确认了从化法院查明的事实。 广州中院认为，1988年10月1日实施《破产法》（试行）第三十一条规定：破产宣告时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已到期债权，但是应当减去未到期的利息。2007年6月1日实施的《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因此，依照我国颁布的破产法，破产程序一经开始，所有债权都视为已经到期。物资开发公司已于1998年4月8日被法院宣告破产，其所有应承担的债务自该时到期。 关于保证人的责任，依照《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由于主债权已经由于主债务人被宣告破产而到期，故之后产生的利息等债权亦不存在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基础。原审裁定认为在开发区物资公司被宣告破产后，广州物资公司仍应对（1996）穗中法开经字第53号民事判决中判令的200万元港币及该款的银行利息、迟延履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与前述破产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相左。 另，依照前述司法解释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破产，既未申报债权也未通知保证人，致使保证人不能预先行使追偿权的，保证人在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可能受偿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开发区物资公司被宣告破产后，虽然广州中院裁定对执行依据中止执行，但是作为原债权人的农行广州国际业务部是否在破产案中申报债权，是否通知作为保证人的广州物资公司，直接关系到广州物资公司应否承责，原审法院均未查实。因此，广州中院对原审法院确定本执行案应付执行款的执行行为予以撤销。原审法院应重新作出确定本案执行款的执行行为。 再，基于原审裁定计息至2016年4月27日的执行款，涉案房产评估的市场价值已经远超该执行款，并撤销了拍卖涉案房产的裁定。而开发区物资公司已被法院宣告破产，其所有债务应于1998年4月8日到期，故对原审裁定撤销拍卖裁定的行为应予以维持。 2017年7月14日，广州中院作出（2017）粤01执复58号执行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裁定：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从法执异字第108号执行裁定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从法执异字第108号执行裁定第一项。 彭某不服广州中院（2017）粤01执复58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请求撤销广州中院（2017）粤01执复58号执行裁定、从化法院（2015）穗从法执异字第108号执行裁定及（2015）穗从法执恢字第270号执行通知书，并确认广州物资公司向申诉人偿还（1996）穗中法开经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务利息应计算至2009年3月30日（即《会议纪要》发布之日）。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破产受理后主债务的利息在实体上并没有灭失，仅是不能作为破产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受偿，该部分利息债权仍然属于债权人所享有的实体债权的一部分。二、《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的规定，仅适用于进入破产程序的主债务人，对担保人并无约束力，不适用于担保债权。三、担保责任范围应为基于担保合同产生的担保债权，而不是截至主债务人被宣告破产之日的债权。四、本案的债务利息依法可计算至2009年3月30日。 广州物资公司答辩称，申诉人申诉理由逻辑起点错误，依法应予驳回。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保证人广州物资公司的保证责任中，对于债务利息的计算是否跟随主债权在破产宣告中停止计算。一、历史的案件应该在历史的法律体系下进行考量。已经宣告破产的，依据企业破产法施行前的法律规定确认债权利息，本案债务人破产宣告及终结均发生于2007新破产法施行之前。因此原审法院广州中院在复议审查中主要引用1988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施行）》及其他当时有效的规定和理论观点来考量案件，即是对这一原则的正确理解和适用。二、本案的保证责任应当从属适用于主债权的破产止息。新案新规则、老案老办法，是司法审判恒古不变的审理原则和基本法理。申诉人无视法律适用的时代性和溯及力，直接片面解释新规法条并堆砌案例，用当期学者观点来审视历史案件，整个申诉的逻辑起点错误，不是合法合理的申诉理由，依法应予驳回。三、“保证责任不随破产止息”观点不适用于本案。四、本案不宜继续执行。五、维护实质公平是司法正义的文明趋势。 本院经审查对从化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申诉人异议复议和申诉的事实和理由，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保证人广州物资公司承担的债务利息是否因主债务人破产而应停止计算。首先，担保债权作为从债权，其范围不能超过主债权，此为担保法基本原理和规则。担保的从属性包括效力的从属性和灭失的从属性，前者指的是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以有效的主合同为前提，后者指的是主债权债务消灭，担保权利亦随之消灭。破产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种方式，破产法规定的是债权人可以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债权的一种方式，而债权消灭应当具备民法、合同法等实体法律规定的条件，因此，尽管破产法规定了破产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停止计息，但对于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作为劣后债权应予以保护，该部分债权并未消灭。《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是破产债权的范围，并不能推导出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债权消灭，该债权实质上仍然存在，只不过无法在破产程序中得到保护，故将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纳入担保范围并不违反担保的从属性。其次，担保制度的目的和功能是为了预防债务人不能清偿（包括因缺少或者没有偿债能力而破产）的风险，债权人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提供担保的本意也是要防范这一风险，以期在债务人不能清偿时从担保人获得救济。债务人破产本身就是担保人所要承担的担保风险，除非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主债务人破产情形下减轻或者免除担保责任，否则担保人即应对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如果打破当事人的约定，把担保责任限定在破产债权范围，则与担保制度的目的和当事人的初衷相违背。故主债务人破产后，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范围是按照担保合同约定的债权，不是《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破产债权。主债务人破产后，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不应及于担保人，担保责任不受破产程序影响而减少。《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的规定，仅适用于进入破产程序的主债务人，对担保人并无约束力，不适用于担保债权。破产法只是解决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及时公平清理破产债权债务的问题。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停止计息是破产法的特殊规定，是对破产债权数额的限制，基于合同产生的担保债权并不受影响。从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角度来看，担保人始终负有全面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担保责任不随破产债权停止计息而减少。因此，《破产法》规范的是破产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破产法律关系，除非破产法有特别规定，担保人对破产债务人的担保责任应当适用担保法律规定，不受破产法调整。对此法律和司法解释均作出了相应规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破产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债权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依法继续承担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本案中，被执行人广州物资公司系主债务人开发区物资公司的担保人，其担保责任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即使主债务人已经破产，申请执行人亦可以要求广州物资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被执行人广州物资公司应当履行的债务不应受《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申报债权计息时间的限制。故广州中院认为主债权由于主债务人被宣告破产而到期，之后产生的利息等债权不存在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基础不应再计息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本院对此予以撤销。至于申诉人请求确认广州物资公司承担的债务利息计算至《会议纪要》发布之日即2009年3月30日止的主张，因从化法院在异议程序中已经确认本案债务利息计算至《会议纪要》发布之日即2009年3月30日止，故本院对此申诉请求不再审查。 综上所述，彭某的申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广州中院（2017）粤01执复58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撤销。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执复58号执行裁定第二项； 二、维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5）穗从法执异字第108号执行裁定第一项。 审判长  蒋先华 审判员  张 磊 审判员  庄绪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法官助理杨军 书记员温星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