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行终12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蜀绣西路**。 法定代表人唐晓东，局长。 委托代理人廖衍玲，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密，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晓英等9人（名单附后）。 委托代理人梁光术，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刚，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淑林，女，1969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烈，男，196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丽聪，女，1975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瑛，女，1975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原审第三人成都高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冠城广场17A 法定代表人洪清农，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成都青羊可达房屋发展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冠城广场**div> 法定代表人洪清宜，董事长。 上诉人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因与被上诉人耿晓英、陈智渠、黎国洪、王玲、罗洪蕾、刘瑛、梁光术、罗秀英、高恒、唐淑林、王永烈、陈丽聪、余瑛（以下简称耿晓英等13人）、原审第三人成都高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达公司）、成都青羊可达房屋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羊可达公司）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行初2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6月，成都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向高达公司作出成国用（2001）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下简称××号土地使用权证）。自2003年以来，耿晓英等13人陆续从高达公司处购买了其在××号土地使用权证上开发的××楼盘××栋××单元房屋，并办理了相应的房屋所有权证。2007年7月，市政府向青羊可达公司作出成国用（2007）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下简称××号土地使用权证）。 2008年2月，因高达公司宗地前期开发中超占青羊可达公司部分用地，而待建的青羊可达公司宗地平面图中包含高达公司××号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未开发土地等原因，高达公司与青羊可达公司共同申请合宗，市政府作出成国用（2008）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下简称××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将前述××号与××号土地使用权证予以并宗，原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予以注销。 2017年5月8日，张俊峰、简单、梁光术、严俊等××部分业主代表以市政府为被申请人，高达公司、青羊可达公司为第三人，向四川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同年8月4日，省政府作出川府复决〔2017〕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29号复议决定），以××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予以撤销，同时责令其为相关权利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同年11月13日，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分别作出××号、××号不动产权证，分别对应原来的××号、××号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原因为“依嘱托更正登记”，在所附的申请材料即为省政府的129号复议决定，同时注明该宗地只登记不发证。 2017年11月14日，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业主代表作出《关于××小区××栋××单元不能办理不动产证的情况说明的回复》，告知因××一期项目超用地红线建设，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存在权属纠纷，不符合登记要求，暂不予登记。 2018年2月27日，本院受理耿晓英、陈智渠、黎国洪、王玲、罗洪蕾、陈丽聪、刘瑛、梁光术、罗秀英、高恒（以下简称耿晓英等十人）起诉市政府、第三人高达公司、青羊可达公司土地行政登记一案，耿晓英等十人在诉状中请求撤销××号土地使用权证。因不动产实施统一登记后，登记职权已变更为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同年5月2日，本院作出（2018）川01行初155号《行政裁定书》，以错列被告为由驳回耿晓英等十人的起诉。该案审理过程中，市政府提交了××号土地使用权证颁证、因并宗而被注销以及根据省政府129号复议决定撤销××号权证后重新登记为案涉××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权证的相关证据材料。 2019年1月25日，耿晓英、陈智渠、黎国洪、王玲、罗洪蕾、刘瑛、梁光术、罗秀英、高恒（以下简称耿晓英等9人）以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新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案涉××号不动产权证，该院审查后，向耿晓英等9人发送（2019）高新行先调字第16号《先行协调（调解）告知书》，并于同年3月14日予以受理（2019）川0××行初156号，后移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原审法院另查明，1.案涉××号权证（原××号土地权证）所对应的土地尚未开发。2.庭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栋××单元不动产的情况说明》，载明经核实高达公司超占红线修建建筑，涉及××栋××单元共计12套房屋，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登记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二）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的”之规定，因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存在权属纠纷，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成都市不动产登记系统内对相关问题备注了信息提示。 上述事实有房产证、成国用（2001）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档案、成国用（2007）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档案、成国用（2008）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档案、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登记档案、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登记档案、《关于××小区××栋××单元不能办理不动产证的情况说明的回复》、川府复决〔2017〕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8）川01行初155号《行政裁定书》及该案留存的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先行协调（调解）告知书》《关于××栋××单元不动产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之规定，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负责本市主城区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工作，其具有受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申请、登记并颁证的相应职权。 关于耿晓英等13人的主体资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二条“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之规定，耿晓英等13人虽非案涉不动产登记行为相对人，但作为该不动产上房屋所有权人，与涉案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且根据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所作回复以及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的情况说明来看，耿晓英等13人行使不动产相关权利受到限制，故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称案涉登记行为未对其合法权益造成实际影响，耿晓英等13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辩称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司、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本案中，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11月13日作出案涉××号不动产使用权登记，而耿晓英等13人并非行政相对人，并不知晓该行政登记行为及内容，直到2018年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其起诉市政府，要求撤销原××号土地使用权证的行政案件中，通过市政府所提交的证据材料才知晓案涉不动产权登记内容，故其起诉期限至迟应从开庭审理该案之日开始计算，而通过高新区法院（2019）川0××行初156号案卷中起诉状、《先行协调告知书》等材料可以看出耿晓英等9人于2019年1月25日已向法院递交起诉状，要求撤销案涉××号不动产权证，该院于同年3月13日受理后，因管辖问题移送审理，其起诉期限尚未超过法律规定期间，故对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该项辩称理由不成立，亦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不动产使用权证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依据省政府的129号复议决定，以“依嘱托的更正登记”为由作出案涉不动产使用权登记行为，但该行政复议决定内容为撤销原××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即对原土地并宗行为予以撤销，并责令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依法为权利相对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理由系原××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行为事实不清，即案涉土地上已建房屋已办理产权的事实与其登记草图表述“宗地内房屋为已建房屋、未办理产权”不符，在原有土地使用权证存在权属争议，或者可能涉及他人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理应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重新核实案涉不动产权属后，根据省政府129号复议决定的要求，依法为相关权利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而不是进行简单的拆分，将原已注销的××号土地使用权证以更改编号、只登记不发证的方式恢复原有使用权证记载内容，并未实际解决原土地使用权证存在的权属异议情况，故该登记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至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其以“嘱托更正”进行登记符合法律规定的辩称理由，根据其登记内容来看，并不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十九条依嘱托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相关情形，其实质为依职权进行的更正登记，而按照《实施细则》第十七条依职权更正登记则需要进行公告等程序，至审理终结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亦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其登记行为程序亦不符合相关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之规定，故对耿晓英等13人要求撤销案涉××号不动产权证登记行为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撤销原成都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于2017年11月13日所作出的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使用权登记；限被告成都市规划及自然资源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处理。本案受理费用50元，由被告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担。 宣判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上诉人作出案涉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登记属依嘱托登记、非职权登记；2.上诉人作出案涉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登记并无不当。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耿晓英等13人在二审中未提交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高达公司、青羊可达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省政府作出的案涉129号复议决定载明“被申请人在没有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权属证明的情况下作出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成国用〔2008〕第××号），属证据不足……被申请人没有提交作出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成国用〔2008〕第××号）的依据……视为没有依据……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地籍调查表中的宗地草图表述‘宗地内房屋为已建房屋，未办理产权’而从2003年开始，申请人已陆续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2008年作出的宗地草图表述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进而以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为由，撤销了××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行为，并要求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依法为相关权利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案涉129号复议决定内容并不涉及不动产权的具体登记处分方式，即不具有嘱托登记的具体内容，不应成为依嘱托登记的嘱托来源。因××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行为已被撤销，原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理应按照129号复议决定的要求，并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重新进行调查并核实案涉不动产权属后，依法作出相应的处理。故，上诉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喻小岷 审判员  李 衡 审判员  陈 楠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明康 附当事人信息：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晓英，女，1989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智渠，男，1974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国洪，男，197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玲，女，1965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洪蕾，女，1979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瑛，女，1961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光术，男，196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秀英，女，195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恒，男，197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