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48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业芬，女，197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委托诉讼代理人：冼凯燕，北京市京师（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佩玲，女，199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系浙江忆北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大鹏，男，住浙江省永嘉县×××，系由浙江忆北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推荐。上诉人范业芬因与被上诉人黄佩玲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15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审查上诉意见，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范业芬上诉请求：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黄佩玲向范业芬支付租赁税合计33063.33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三、黄佩玲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涉案《厂房租赁合同》第三条第1点、第四条已经明确约定租赁期间产生的全部税款应当由黄佩玲承担，且范业芬代黄佩玲缴纳了税款之后，有权向黄佩玲追偿代缴的税款，一审法院对此判决有误。二、一审法院未依职权充分查明案件事实，导致案件租赁税范畴的事实认定不清。1.依法，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均属于租赁税范畴。但是，由于房屋租赁税是日常生活的俗称，并非税法中规定的专门税种，税局在核收租赁税的时也是直接默认核收以上税种，不会单独列明租赁税。2.明确租赁税的范畴对认定本案事实具有关键作用，但是对该事实范业芬无权要求税务部门出具书面说明，法院可依职权调查核实。一审法院未予核实，直接以“是否属于租赁税范畴存疑”为由径行判决驳回了范业芬的该诉讼请求，于法不合。三、应一审法院要求，范业芬在庭后补交了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号：00529614、00529615），该补充证据对认定案件事实具有关键作用，但一审判决并未对此充分论证和回应，属于程序错误。1.范业芬提交的《税收完税证明》载明的期间2019年9月1日至9月30日，是指纳税人实际缴税税款的时间段，因范业芬是在2019年9月26日前往税务分局代缴租赁税的，所以税款所属时期就记载在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与范业芬实际租赁期间无关。税款所属时期应当以范业芬庭后补交的两份增值税发票上的记载日期为准，而两份增值税发票在税款名称一栏分别记载：“出租非住宅（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租金”、“出租非住宅（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租金”。由于范业芬只能口头咨询，无权要求税局人员出具书面说明，而一审法院在认定存疑的同时却直接把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范业芬，由范业芬承担不利后果，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公。2.增值税发票的纳税人名称均为中山市亿（忆）北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佩玲，经营地址与涉案厂房也吻合。结合《税收完税证明》，可以准确核算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税款金额，足以证实以上税款的发生时间都在黄佩玲承租期内，且缴税主体应为黄佩玲。但是，一审判决未对该两份证据进行论证和回应，属于程序错误，导致事实认定不清。3.按照生活常理，只是一层普通厂房出租，也不会在一个月之内产生高达33063.33元的租赁税，一审法院的认定不符合生活常理。退一步讲，一审法院如若存疑，亦可进行调查核实，向税务分局求证，但一审法院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直接作出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判决，造成黄佩玲的困扰与损失。被上诉人黄佩玲答辩称：一、黄佩玲愿意支付一审判决黄佩玲支付的水电费；二、一审判决黄佩玲支付的其他款项，应与黄佩玲交纳的按金冲抵后，余款再由黄佩玲支付。范业芬于2019年10月3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黄佩玲向范业芬支付租金28000元；二、黄佩玲向范业芬支付水费、电费、电梯费、门卫费13641.26元；城镇土地使用税2316元；租赁税33063.33元；厂内线路费25000元；三、黄佩玲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中，范业芬增加诉讼请求，要求黄佩玲向范业芬支付利息（其中以28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以74020.59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3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7日，范业芬（甲方，出租方）与黄佩玲（乙方，承租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一份，约定范业芬将位于中山市南头镇×××厂房出租给黄佩玲，租期自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租金28000元/月，以上单价为已扣减缴纳房屋租赁、土地使用税及完一切税费，后实收金额；自2017年5月15日起计租，黄佩玲必须于每月1日至5日前将当月租金转入工商银行南头支行范业芬的账号，由范业芬开具收据给黄佩玲；黄佩玲支付按金84000元，在合同期满，黄佩玲没有任何违约的情况下，退还给黄佩玲。同时，该合同第四条对租赁期间的费用进行了约定，在厂房租赁期间，所需用水、用电、通信、工商、税务、劳务、垃圾、环保、治安、村管理及房屋租赁税等等费用由黄佩玲负责缴纳，并由黄佩玲承担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该合同第五条第6项约定由范业芬安装50kw容量，厂房内的线路安装电气线路的维护和管理由黄佩玲负责。（1）黄佩玲在租赁期间内造成厂房的建筑结构和有关附属设施破坏，由黄佩玲负责维修，若无法修复，黄佩玲须赔偿范业芬经济损失。若由于建筑质量原因造成的损坏，则黄佩玲不承担责任…；第7项约定合同期满黄佩玲移交租赁物业给范业芬时，厂房及一切有关附属设施应完整、完好。租赁期满，黄佩玲除自行添置的生产设备、家电、家具等可自行搬迁外，其余的入墙装修、固定建筑及管道线路、线管、电线应全部无偿归范业芬所有；第10项约定黄佩玲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范业芬可解除合同并收回出租的全部物业，已收取的租赁按金不退回及厂房内一切成品、半成品及垃圾无条件归范业芬所有，黄佩玲按自动放弃，造成范业芬的损失由黄佩玲负责赔偿：（1）擅自将承租的建筑转让、转借他人或调换使用；（2）擅自拆改承租建筑物结构或改变承租建筑物用途；（3）拖欠租金累计达30天……（8）违反合同其他条款等内容。上述《厂房租赁合同》的落款处甲方、乙方一栏分别由“范业芬”、“黄佩玲”签名并捺指模。上述合同签订后，范业芬交付厂房给黄佩玲，直至2019年7月16日范业芬收到黄佩玲的短信息称其已于2019年7月15日已搬离厂房。根据范业芬提交的其自制的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厂房水费、电费、门卫费及电梯维护费的统计表格显示：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水费、电费、门卫清洁费及电梯维护费合计分别为6998.03元、6378.36元、6558.03元、7184.04元、9010元、8940元、9255.25元、4386.01元，其中门卫清洁费按每月2000元计算，电梯维护费按480元每月计算，2019年6月水费117元（水费110元+公摊7元）、电费6658.25元（6486.05元+172.2元）；2019年7月水费53元（水费50元+公摊3元）、电费1853元（1700元+153元），即2019年6月至7月水费共计170元，电费共计8511.25元。一审庭审中，黄佩玲对水费及电费的金额予以确认,同意按上述金额予以支付。一审另查：范业芬提交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显示，叶*娜通过其银行卡分别于2019年2月13日、3月12日、4月8日、5月21日、6月17日分别向范业芬尾号为9405的银行账户转账34378元、34558元、35184元、37010元、36940元，上述款项用于支付水电费。一审庭审中，黄佩玲认为合同约定2017年5月15日开始计算租金，每月1-5日支付租金，故其主张2019年6月17日支付的租金36940元为2019年6月16日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的租金。范业芬则主张因上月的水电费在次月交纳，往往在每月1-5日上月水电费尚未核算出来，为方便双方核算上月水电费与当月租金一起交纳，故当月租金一般会迟延交纳。一审再查：2019年8月5日，范业芬委托广东昌联律师事务所向黄佩玲发出《律师函》，要求没收按金84000元，并要求其支付2019年7月份租金28000元、6月及7月水电费、门卫清洁费、电梯维护费合计13641元、拆除动力线路及照明产生的损失25000元，尚未缴纳的27个月的租赁税162540元，合计229181元，并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2019年8月7日，黄佩玲收到上述《律师函》。经多次追讨未果，范业芬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范业芬与黄佩玲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恪守。因双方对黄佩玲尚欠2019年6月至7月水费共计170元，电费共计8511.25元，合计8681.25元无异议，予以确认。因黄佩玲逾期缴纳，范业芬主张黄佩玲支付自2019年10月3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予以支持。首先，关于尚欠租金的问题。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至2020年4月，黄佩玲在未与范业芬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擅自于2019年7月16日前搬离厂房，应属违约，范业芬可以没收按金，其享有合同解除权，其在合理的时间向黄佩玲寄送《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故在黄佩玲于2019年8月7日收到该《律师函》之日，即为双方《厂房租赁合同》解除之日，故范业芬要求黄佩玲支付2019年7月份的租金并无不妥。黄佩玲主张2019年6月17日支付的租金36940元系支付2019年6月16日至2019年7月15日的租金，范业芬则认为上述租金系支付2019年6月份的租金，因水电核算未出故交纳租金的日期有所延迟。根据合同约定，黄佩玲应于每月1日至5日支付当月租金，且在支付租金后由范业芬开具收据，则黄佩玲应提交范业芬开具的上述期间的租金收据，或提交租赁期间所有租金支付记录，证明租金已支付至2019年7月15日，但黄佩玲未提交，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范业芬对黄佩玲于2019年6月17日才支付当月的租金的解释较为合理，2019年6月17日支付的款项应系支付6月租金和5月水电费等其他费用。因此，黄佩玲尚未支付2019年7月份的租金，故其应向范业芬支付租金28000元。因合同约定每月1日至5日支付当月租金，且黄佩玲在2019年8月7日收到《律师函》被催缴租金后，黄佩玲仍未支付，故范业芬要求黄佩玲支付自2019年8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合理有据，予以支持。其次，关于门卫清洁费及电梯维护费。根据范业芬提交的表格统计，2019年1月至2019年5月水费、电费、门卫清洁费及电梯维护费合计分别为6378.36元、6558.03元、7184.04元、9010元、8940元，上述金额加上每月租金28000元则与银行历史明细清单中黄佩玲一方（叶*娜）2019年2月至6月支付款项（2019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间分别为34378元、34558元、35184元、37010元、36940元）能够一一对应，且双方对范业芬提交的表格里2019年6月-7月的水电费金额并无异议，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能够印证黄佩玲之前有按每月门卫清洁费2000元和电梯维护费480元向范业芬支付，双方应系对此达成口头约定，故对范业芬主张门卫清洁管理费2000元/月及电梯维护保养费480元/月予以采信。范业芬要求黄佩玲支付2019年6月及7月份的门卫清洁管理费4000元（2000元/月×2个月）、电梯维护保养费960元（480元/月×2个月）及自2019年10月31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予以支持。再次，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及房屋租赁税的问题。根据涉案《厂房租赁合同》第四条“在厂房租赁期间，所需用水、用电、通信、工商、……房屋租赁税等等费用乙方负责缴纳”的约定，该句使用的是“等等”，且在第三条第1点中有明确约定“扣减甲方缴纳房屋租赁、土地使用税及完一切税费，后实收金额”，故从合同内容可知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屋租赁税均约定由黄佩玲支付，范业芬提交《税收缴款书》，载明2017年、2018年、2019年1月至9月分别支付城镇土地使用税3840.59元（3101元+739.59元）、3505.68元（3101元+404.68元）、1550.5元，黄佩玲仅租赁三层楼房中的一层故计算三分之一，按实际租赁月份计算，一审庭审中范业芬提出如下计算方式，要求黄佩玲支付租赁期间城镇土地使用税合计2184.9元【2017年计算六个半月：(3101元+739.59元)÷12个月÷3层×6.5个月＝693.4元；2018年：(3101元+404.48元)÷3层＝1168.5元；2019年计算7.5个月：1550.5元÷12个月÷3层×7.5个月＝323元】，因双方对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在合同中有约定，且范业芬提交《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收缴款书》予以佐证，故对范业芬主张黄佩玲支付城镇土地使用税及自2019年10月31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予以支持，但其主张的城镇土地使用税超过2184.9元的部分予以驳回。另外，虽然涉案合同约定租赁税由黄佩玲承担，但范业芬提交的《税收完税证明》载明的税收期间为2019年9月1日至9月30日，该期间并非黄佩玲实际租赁期间，且载明的税种（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是否属于租赁税范畴亦存疑，故范业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其要求黄佩玲支付租赁税33063.33元，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拆走线路等的损失问题。虽然涉案合同约定管道线路、线管及电线应归范业芬所有，但现涉案厂房已另行出租，黄佩玲是否存在拆走线路等情形已无法核实，即便存在拆走线路等情形，但其价值亦无法核实，故范业芬要求黄佩玲赔偿场内线路费25000元，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一、黄佩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五日内向范业芬支付拖欠的租金28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8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黄佩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五日内向范业芬支付拖欠的水电费8681.25元、电梯维护费960元、门卫清洁费4000元、城镇土地使用税2184.9元合计15826.15元及其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5826.15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3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范业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40元，范业芬负担1335元（已交），黄佩玲负担1005元（范业芬已预交，黄佩玲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并迳付给范业芬，一审法院不另行收退）。本院二审期间，范业芬围绕上诉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一、中山市忆北实业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二、№00529614、№00529615《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三、《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黄佩玲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为查明范业芬的纳税情况，根据范业芬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南头税务分局发出了《协助调查函》。该分局亦向本院回复了《关于对范业芬开具发票涉税事项的回函》。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范业芬提交的上述证据，黄佩玲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据三未发表质证意见。对于上述《关于对范业芬开具发票涉税事项的回函》，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黄佩玲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于范业芬向本院提交的上述证据，已经质证，本院认定如下：因范业芬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为相关单位所出具，且黄佩玲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关于对范业芬开具发票涉税事项的回函》，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根据范业芬与黄佩玲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涉案《厂房租赁合同》的约定，范业芬出租给黄佩玲的涉案厂房位于中山市南头镇×××。本院又查：一审中，为证明其已代为交纳涉案房屋的租赁税款，范业芬提交了№344×××760、№344×××424《税收完税证明》。根据该№344×××760《税收完税证明》，范业芬于2019年9月26日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了税款所属时期为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房产税1520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316.67元、增值税6333.33元、印花税420元、个人所得税3420元，合计25690元。根据该№344×××424《税收完税证明》，范业芬于2019年9月26日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了税款所属时期为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房产税320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66.66元、增值税2666.67元、个人所得税1440元，合计7373.33元。范业芬在二审中提交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记载“不动产租赁涉税信息如下：纳税人范业芬于2019年9月26日申请代开不动产租赁发票，主要情况如下：销售方：范业芬；购买方：中山市忆北实业有限公司。出租不动产坐落地址：中山市南头镇×××。代开《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其中发票号码为№00×××14，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出租非住宅（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租金，价税合计133000元，其中增值税税额6333.33元，对应的《税收完税证明》号码为№344×××760；发票号码为№00×××15，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出租非住宅（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租金，价税合计56000元，其中增值税税额2666.67元，对应的《税收完税证明》号码为№344×××424”等内容。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南头税务分局向本院的复函即《关于对范业芬开具发票涉税事项的回函》，记载：“纳税人范业芬于2019年9月26日申请代开不动产租赁发票，主要情况如下：销售方：范业芬；购买方：中山市忆北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在税务系统中曾登记名称：中山市亿北实业有限公司）。出租不动产坐落地址：中山市南头镇×××。2019年9月26日申请代开《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其中发票号码为№00×××14，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出租非住宅（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租金，价税合计133000元，其中增值税税额6333.33元，对应的《税收完税证明》号码为№344×××760。因纳税人于2019年9月26日完税，故系统自动带出税款所属期为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租金时间段应为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已在发票中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一栏备注；发票号码为№00×××15，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出租非住宅（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租金，价税合计56000元，其中增值税税额2666.67元，对应的《税收完税证明》号码为№344×××424。因纳税人于2019年9月26日完税，故系统自动带出税款所属期为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租金时间段应为2019年1月至2019年8月，已在发票中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一栏备注”等内容。同时，该《关于对范业芬开具发票涉税事项的回函》还记载有纳税的各类税种及金额，与№344×××760、№344×××424《税收完税证明》记载的税种及金额相同。本院再查：中山市忆北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2日登记成立，股东为黄佩玲、陈瑞君，经营场所位于中山市南头镇×××，经核准已于2019年11月12日被注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该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因此，在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本院仅围绕范业芬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于双方没有提出上诉请求的，本院不予审理。根据双方的诉辩陈述，并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黄佩玲是否应向范业芬支付涉案厂房的租赁税款及相应利息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根据范业芬与黄佩玲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的约定，在涉案厂房租赁期间，房屋租赁税等费用由黄佩玲负责缴纳，并由黄佩玲承担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黄佩玲应向范业芬交纳的月租金28000元，为已扣减缴纳房屋租赁、土地使用税及完一切税费后的实收金额。同时，虽然依法缴纳出租房屋的相关税款属于出租人的义务，但并不妨碍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通过合同约定该相关税款的承担，且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由承租人支付相关租赁税款，也未改变出租人的纳税义务人的身份，仅仅是由承租人代为缴纳，并没有逃避国家税收。双方之间约定相关税款的承担，实质上也是合同当事人对其自身民事权利的合法处分，并未违反国家税收的相关法律。因此，该约定合法有效。根据范业芬一审中提交的№344×××760、№344×××424《税收完税证明》和二审中提交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及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南头税务分局给本院的复函，本院认定范业芬于2019年9月26日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了涉案厂房2017年6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房产税1840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383.33元、增值税9000元、印花税420元、个人所得税4860元，合计33063.33元。同时，由于双方签订的涉案《厂房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8月7日解除，故涉案厂房2019年8月8日至31日期间的租赁税款737.33元（7373.33元÷8个月÷30天×24天）不应由黄佩玲承担。而涉案厂房2017年6月至2019年8月7日期间应缴纳的租赁税款32326元（33063.33元－737.33元），均是黄佩玲承租涉案厂房期间应缴纳的租赁税款，依约应由黄佩玲承担。而且，由于黄佩玲迟延缴纳承租涉案厂房期间应缴纳的租赁税款，依约黄佩玲应承担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因此，范业芬要求黄佩玲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19年10月3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黄佩玲抗辩主张一审判决黄佩玲支付的其他款项，应与黄佩玲交纳的按金冲抵后，余款再由黄佩玲支付。范业芬则认为黄佩玲擅自提前搬离涉案厂房，且拒付租金，构成违约，根据涉案《厂房租赁合同》第三条第三项、第五条第十项第（3）点约定，其有权没收该按金，且其已委托律师于2019年8月5日向黄佩玲发出《律师函》，通知黄佩玲没收了该按金。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涉案《厂房租赁合同》第五条第十项第（3）点约定，如黄佩玲拖欠租金累计达30天的，范业芬可解除合同，已收取的租赁按金不退回等。从上述约定的内容看，该按金具有违约金的性质，同时该约定是双方赋予范业芬所享有的合同权利，并非范业芬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因此，依法该合同权利是否行使、何时行使，应由权利人范业芬决定。而且，双方在本案中均没有就该按金事项提出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请求，一审判决也未对该按金的归属作出处理。故本院对黄佩玲的该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双方可就此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范业芬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153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1537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黄佩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五日内向范业芬支付涉案厂房租赁税款32326元及其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32326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3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四、驳回范业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40元，范业芬负担1335元，黄佩玲负担10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7元，范业芬负担27元，黄佩玲负担600元。上述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已由范业芬预交，本院及一审法院不作退还，由黄佩玲直接向范业芬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 凤 迎审判员 谢 劲 东审判员 章 文 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勾华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