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民终24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梦，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2004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沁阳市。法定代理人：张某2，女，198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张某1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庆，焦作市沁阳市怀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张某3，女，198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沁阳市。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1、原审第三人张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20）豫0882民初1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王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张某1的诉讼请求。基本事实：上诉人父亲王金星为沁阳市王曲乡南王庄村农民，婚后育有王艳兵、王某两子，并于1988年收养一女王肖肖（现改名张某3）。后妻子病故，王金星独自抚养三个子女。由于家境贫寒，长子王艳兵于××××年××月××日入赘张某2家，婚后得一女，取名雨楠，随母姓张。2005年9月4日，王艳兵因车祸去世。上诉人王某作为家中独子，一直与父亲共同生活，侍奉左右。2015年，县政府决定对上诉人所在的南王庄村进行集体搬迁。父亲王金星作为户主于2015年11月12日代表全家五口人（王金星、王某、妻子邢冬玲以及两个孩子）与乡政府签订了《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依据搬迁协议规定，乡政府按照40m每人的标准对王金星一家五口人进行了房屋置换补偿，共分得200平方米安置房。但由于房屋具有不可拆分性，补偿的两套房屋分别为111.09平方和134.76平方米，按照政策规定，超出200平方米的部分，需依据房屋市场价补齐差价。王某与妻子拿出十一万多元钱，补齐了超出面积的差价。之后两套房屋分别登记在了父亲王金星和妻子邢冬玲名下。2020年2月，父亲王金星病故，“二七”刚过，张某2就带着女儿张某1前来索要父亲名下的安置房，要求确认房子是自己的。上诉人不同意，被上诉人张某1遂提起了房屋权属确认之诉，要求确认王金星名下的房子为自己单独所有。一审法院经审理，直接对该房屋进行了分割，认定房屋为亡父个人财产，判归上诉人所有，责令上诉人向张某1支付200000元房款。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超出审理范围、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程序违法等情形，导致判决结果枉顾客观事实、不伦不类，出现与同类型案件裁判结果截然相反的结果，于情于法于理皆说不通。一、一审审理范围超出诉请，判决内容与诉请严重不符，判非所诉，程序违法。根据一审原告提交的起诉状可知，其诉请与内容指向十分明确即要求确认房屋的权属，故从民事案由的角度来看原告的提起的诉讼为确认之诉。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或者法律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之诉。请求法院审判确认之诉必须具有值得诉讼的利益即确认利益。本案中，诉争房屋本就登记在原告已故祖父王金星名下，不存在不确定的法律关系或事实状态。现一审原告要求确认房产归其所有，其诉请不具备确认利益，故原告要求确认涉案房产归其所有的主张，不具备确认之诉的基础和前提，依法应予以驳回。本案中，在原告提起确认之诉的前提下，一审判决直接改变了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权属并径行对第三人的房产进行了分割．．．．．．此种超越诉请范围，直接处分第三人的财产的行为与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严重相悖，不符合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程序严重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具备成立前提，依法应予以驳回。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枉顾客观实情，遗漏重要事实，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书在事实认定部分存在以下三点错误：其一，错误地将上诉人一家五口共有的安置房认定为亡父王金星的个人财产，于法无据，与政策相悖。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我国关于集体土地征地拆迁中有关房屋补偿安置至今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涉及相应的征地安置房问题需要适用征地拆迁政策。本案中，依据征地拆迁政策，被征收人按照家庭人口每人40平方米置换安置房屋面积，故在没有新的法律行为改变安置房屋权属之前，安置房屋（即安置利益）属于安置对象依据每人40平方米按份共有，协议面积以外以市场价购买的面积，按照谁购买所有权归谁的原则予以处理。故本案中，安置补偿的房屋超出面积部分属于王某夫妇支付了10余万元购买所得，安置补偿的200平方米，依法属于上诉人一家五口按份共有，每人40平方米，而非亡父王金星一人单独所有。其二，错误地将安置房的登记行为认定为王某一家五口对房屋的析产行为。经查，析产是指财产共有人通过协议的方式，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而分属各共有人所有。依据搬迁安置补偿办法的规定，征地安置补偿均以户单位，上诉人亡父王金星为户主（现在仍是），理应由其代表一家五口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有安置补偿协议第七条为证），房屋登记在亡父王金星名下是政策要求，而非析产行为。而且五口人从未就房屋分割签署过任何协议，故在安置房办理登记过程中，上诉人一家根本不存在任何析产行为。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析产，也应当五口人平均分配，怎可能四口人只分100多平，老父亲一人就分得100多平?实在不符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单凭房屋登记就认定上诉人一家人已经对全家财产进行分割析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有违常理。其三，一审判决遗漏重要案件事实，裁判明显不公。一审中，上诉人提出了与本案相关的重要事实包括：（一）长兄王艳兵已于2003年已经招赘出去，2005年不幸离世。之后近15年的时间，父亲均与上诉人一同居住，由上诉人独自赡养；（二）被拆迁房屋均由上诉人出资建设；（三）上诉人亡父常年有病，××就医，医药费用、××护理均是上诉人独自承担；（四）亡父病故后，丧葬事宜及后世料理，均由上诉人一手操办；（五）上诉人的小妹在亡父生前尽到了相应赡养义务；（六）亡兄王艳兵英年早逝，至此两家没有往来，兄嫂未对公公尽过赡养义务；（七）一审原告虽为亡兄之女，但亡兄已入赘张家，张某1本姓张，并非王家人，其作为张家后人，强行索要王家人财产，与我国公序良俗相悖。如遇遗产分配，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条：“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的规定，上述理由足以构成调整分配份额的法定情形，一审判决枉顾上述事实，直接认定不存在调整遗产分配的法定情形，判决张某1与王某平分遗产的做法，让独自尽孝15年的王某欲哭无泪，让刚入土的王金星难以瞑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一）房屋虽登记在亡父王金星名下，但并非其单独所有。虽然我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了：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明确指出：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即当与不动产登记有关的其他人提出足够的充分的证据推翻不动产权属所记载的事项，应当依赖对物权变动原因的法律事实的审查来确认该不动产所有权的归属。本案中，虽涉案房产的产权人为上诉人亡父王金星一人，但从案涉房屋的原始来源来看，该房系2015年王曲乡南王庄村与王金星签订的《搬迁补偿安置协议》而来，协议里明确约定王金星作为户主代表本户5口人，腾退老房，接受拆迁安置补偿后通过每人补偿40m超出部分据实结算的办法，取得案涉房屋，根据安置补偿政策的规定以及谁出资谁获利的基本法律原则，应当认定案涉房屋为上诉人一家五口的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程新文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对于关于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明确指出第“注意区分不动产登记的内部和外部效力。不动产物权变动是法律行为及其他法律事实的产物，不是登记机关登记行为的产物，不动产物权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而非“原因”。不能因为法律将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错误地认为财产权是登记机关赋予的。对发生争议的不动产物权归属的最终判断，不能唯登记论，应当依赖于对物权变动原因的法律事实的审查。”本案中上诉人已有明确证据证明了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而原审法院却不予认定。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是关于物权取得及登记的一般规定，其适用的前提是物权登记人为真实权利人，而本案中，上诉人也是真实权利人，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二）经类案检索，最高法、省高院以及贵院均有对类似案件的生效裁判文书，应予以参考。（三）本案存在影响遗产分割份额的法定情形，不应当适用平均分配的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条：“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以及《继承法》第十三条：“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的规定，本案上诉人独自承担了被继承人的赡养义务，应当多分；被上诉人从未尽过赡养义务，且为外姓人，应不分。一审法院适用对遗产平分的法律规定，明显错误。（四）收养关系的法律适用错误，张某3具有合法继承权。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可知，张某3虽在出嫁后户口迁走，但无论在养父生前死后均履行了子女应尽的义务，法律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在没有明确解除前，张某3与亡父张金星具有合法的收养关系，实际情况亦可以印证该关系的存在。一审法院依据《婚姻法》第二十六条：“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足见，法律并未规定与生父母相认即解除收养关系，一审法院据此推定本案收养关系自行解除，纯属主观臆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张某1辩称，上诉人对案件诉的分类认识错误。1．诉可以分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形成之诉等，给付之诉和变更之诉中包含确认的内容，给付的前提是确认，没有确认就没有给付。上诉人武断的认为“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忽略了“给付之诉”中本就包含“确认”的内容。2．本案争议的前提是房屋为王金星所有，王金星有两个儿子，因此诉争的房屋他们应当一人一套，被上诉人要求给付一套符合法律规定，法院综合考虑，仅给付折价房款的部分，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决，符合民风民俗，是实事求是的裁判。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父亲是王金星遗产的法定继承人，（本案不涉及父母、其他人，我们只谈子女继承），按习俗传统，上辈的财产由儿子继承，女儿不继承父母家中财产的，这是农村一贯的做法。第三人张某3不是王金星的女儿，即便是收养的，我们且不说收养是否有效，就是亲生女儿，按农村的习惯也不分割娘家财产，更何况就没有收养关系，原审判决她不在继承财产之列，符合法律规定及传统的习惯。4．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继承纠纷法律关系，是对王金星遗产房屋进行分割。根据《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规定，王金星去世后，按照法定继承，张某1已经取得涉案房屋的继承权，由于不让张某1居住和使用，因此请求将被上诉人继承爷爷的遗产给付给被上诉人，是给付之诉。案由是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对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的概括，一审法院就是根据被上诉人一审阐述的事实与理由将本案案由定为继承纠纷。如果是确认之诉，那么案由应该定为物权确认纠纷，上诉人没有认识到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继承，根源问题也是因为分割被继承人遗产引起的纠纷，因此双方之间是继承纠纷而非物权确认纠纷。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望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某1向一审起诉请求：一、确认登记在王金星名下的位于沁阳市××单元××室房屋××套归原告张某1所有（价值5000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王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金星有两个儿子，分别是长子王艳兵，次子王某。1988年9月16日，王金星收养张长河之女起名王肖肖，落户南王庄村。因王金星无力供养其上学，2004年5月1日王肖肖的父母为其改名张某3，并将户口迁入父亲张长河名下，出生日期更改为1987年12月25日，落户张景屯村。后南王庄村拆迁补偿时，经户籍部门查出王肖肖和张某3系同一人，将王肖肖在南王庄村的户口注销。王金星与张某3的收养关系遂解除。原告张某1的母亲张某2与王艳兵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年××月××日生育女儿张某1，2005年9月4日王艳兵因车祸去世。2019年2月王金星因病去世。2015年南王庄整体搬迁，王金星家被拆迁房屋系王金星和王某所盖。同年11月12日王曲乡人民政府（甲方）与王金星（乙方）签订王曲乡南王庄村搬迁补偿安置协议，载明“甲方：王曲乡人民政府乙方：王金星（户主），本户共计5口人。第一条甲、乙双方共同确认，乙方房屋共有3幢，结构及建筑面积分别为混合1（235．07㎡）、混合2（52．35㎡）、砖木3（51．00㎡），总建筑面积338．42平方米……第三条乙方选择房屋置换的，按40㎡人的标准进行原建筑物与安置房产权等量置换。选择安置房与签订本补偿协议同时进行。（一）乙方原建筑物人均建筑面积大于40㎡的，乙方确认原建筑面积共计338．42㎡。超出40㎡人标准的部分，按乙方原建筑物评估均价（即所有房屋〈不含简易房〉评估的总价值÷所有房屋〈不含简易房〉的总建筑面积）727元/㎡进行货币补偿，共计甲方应补偿乙方超出标准面积建筑物计㎡，补偿款壹拾万零陆佰叁拾壹元（￥100631元）。按40㎡/人的标准，测算出乙方可置换房屋面积为200㎡。乙方选择的置换房屋位于：壹号城邦6号楼东单元16层东户134．76㎡、壹号城邦6号楼东单元16层中户111．09㎡。（三）因安置房不可分割的因素，乙方置换面积与选定的安置房之间的换算按下列方式进行：1、乙方选择的安置房面积超出标准置换面积在40㎡以内（含40㎡）部分，按政府安置成本2451㎡补齐差价；超出40㎡以上部分，按所选小区楼盘市场均价2844㎡补齐差价。乙方应补齐安置房差价款为45．85㎡壹拾壹万肆仟陆佰柒拾柒元（￥114677元）……（四）经有资质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乙方不能用于置换安置房的简易房、其他附属设施即房屋的装饰装修部分评估价值为人民币大写贰万捌仟肆佰柒拾捌元（￥28478元）；地上附着物评估价值为人民币大写壹万叁仟柒佰陆拾元（￥13760元）。……第四条为鼓励乙方积极搬迁，根据乙方签订协议的时间顺序，过度安置费按一下标准实行：1、自10月28日（因房源问题，该农户已于11．3日排号）起10日内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按协议约定完成搬迁的，按照乙方人口数每人10000元的标准给予过渡安置补助（含搬迁费用、租房费用和生活补助等）……”。2018年8月2日，王某及其妻子邢冬玲声明将置换的位于沁阳市壹号城邦6号楼1单元16层1602房屋所有权交由王金星所有；同日，王某和王金星声明将置换的位于沁阳市壹号城邦6号楼1单元16层1601号房屋所有权交由邢冬玲所有，并分别办理了不动产权证。现原、被告因王金星名下的位于沁阳市壹号城邦6号楼1单元16层1602房屋的继承产生纠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一）关于案涉房屋是否属于王金星的遗产。本案中，王金星去世，其名下的房产属于王金星的遗产，由于王金星没有订立遗嘱，故王金星名下的房产应当由法定继承人继承。被告王某抗辩，包括案涉房产在内的两套房产未经分家析产，且用于置换的房产是被告所建，王金星未出资也未参与建设，置换后的房屋虽登记在王金星名下也不属于王金星的财产。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按照以王金星为户主的五口人确定了补偿项目，置换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两套房屋，经过王金星、王某和邢冬玲（两个孩子未成年）协商后以声明形式调换置换部分房屋的所有权后，将两套房屋分别登记在王金星和邢冬玲的名下，王金星等五人已经对两套房产进行了析产，自登记之日便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登记在王金星名下的房产所有权归王金星。现王金星去世，王金星名下的房产应该作为遗产由法定继承人继承。被告的抗辩不成立，同样原告主张确认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也不能得到支持。（二）关于被告的继承权。被告王某作为王金星的儿子享有遗产继承权。（三）关于原告的继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王金星的儿子王艳兵早于王金星死亡，原告作为王艳兵的女儿有权代位继承其父王艳兵的份额。（四）关于第三人的继承权。王金星与王肖肖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且收养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之前，不受收养法的约束。但后来王肖肖恢复与其亲生父母的关系，并将户口落在其父张长河的名下，更名改姓为张某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同理，张某3恢复与生父母的关系，就代表着其与养父王金星之间的养父女关系解除，故第三人张某3无权继承王金星的遗产。综上，王金星的遗产由原告张某1和被告王某继承，第三人张某3没有继承权。（五）关于继承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张某1和王某不存在调整遗产分配份额的法定情形，故王金星的遗产应由原告张某1和被告王某平均继承。原、被告协商确定案涉房屋价值为400000元，考虑到被拆迁房屋系由王金星和被告王某一家建造并居住生活，原告自小随母生活，故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属被告王某，被告支付原告一半房款即20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沁阳市××单元××室房屋归被告王某所有，被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某1房款200000元。二、驳回原告张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原告张某1负担1875元，被告王某负担2525元。二审中，上诉人王某为支持其上诉请求提供证据材料2份：1．王曲乡南王庄村安置补偿协议一份，拟证明涉案房屋系按照家庭成员每人40平米的标准安置补偿而来，王金星作为王艳明家的户主，代表5名家庭成员与王曲乡人民政府签订了该份安置补偿协议。2．两个选房确认单，拟证明安置房原则是分配在户主名下，登记行为并非析产行为，一家人并未对房屋进行析产。所以涉案房屋属于家庭共有财产。被上诉人张某1质证意见：安置协议不是新证据，原审已经提交，不再质证。对选房确认单也不是新证据，形成的时间是2015年的12月15日在原审的时候证据早已形成，不属于新证据，且选房的确认单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指向。本院对上诉人王某提交的证据材料审核认为，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应予确认。至于上述证据材料可否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被上诉人张某1没有新证据提交。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王某、邢冬玲于××××年结婚，先后于××××年12月、2008年11月诞二子王森森、刑城玮。搬迁前原房屋于2012年建造（翻盖）。2015年南王庄整体搬迁安置时，王金星家庭共计5口人，包括王金星（户主）、王某、邢冬玲、王森森、刑城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超出诉请）？二、哪些属王金星遗产范围？三、关于原判认定的继承份额是否合理问题？现依次评判如下：一、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被上诉人张某1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争议房屋即登记在王金星名下的沁阳市××单元××室房屋归其所有，其主张通过继承权实现，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法定继承，考量具体案情判决案涉房屋归王某所有，王某对张某1进行补偿，从程序上看并无不当。王某上诉称一审审理范围超出诉请，判决内容与诉请严重不符，判非所诉，程序违法，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王金星遗产范围问题。本案争议的登记在王金星名下的沁阳市××单元××室房屋和登记为邢冬玲所有的1601号房屋，均属搬迁安置房屋。根据王金星（户主）与王曲乡南王庄村签订的搬迁补偿安置协议，被安置人包括王金星、王某、邢冬玲和两个孩子（王森森、刑城玮，均未成年），人均安置面积40㎡，实际安置1601号房屋面积134．76㎡，1602室房屋面积111．09㎡，合计245．8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上述安置房屋虽然登记为王金星、邢冬玲所有，但真实权利人应为王金星、王某、邢冬玲和两个孩子（王森森、刑城玮），即属家庭共有财产。一审法院认定安置后两套房屋分别登记在王金星和邢冬玲的名下，应视为王金星等五人已经对两套房产进行了析产，登记在王金星名下的房产所有权归王金星，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确认。至于上述安置房屋中应属王金星的遗产部分，根据搬迁安置协议规定人均安置面积40㎡，搬迁安置时王金星、王某、邢冬玲为成年人对原搬迁房屋形成的付出，安置总面积245．85㎡减去两个孩子（王森森、刑城玮）的安置面积80㎡，165．85㎡为王金星、王某、邢冬玲三成年人的共有部分，其中55．28㎡属王金星的遗产部分。三、关于法定继承人王某、张某1的继承份额问题。根据查明事实，王金星与张某3的收养关系解除，张某3不属本案继承人范围。王金星生前对其遗产处理未订立遗嘱，因此本案中对王金星遗产处理按法定继承进行，继承人包括王某、张某1（××）。本案争议的登记在王金星名下的沁阳市××单元××室房屋面积为111．09㎡，当事人协商确定价值为400000元，应属王金星的遗产部分55．28㎡，法定继承人为王某、张某1，经核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的规定，王某、张某1均等继承的房屋份额价值各为99522．91元。王某应支付张某1房款99522．91元，该房屋其余价值部分300477．09元归王某家庭共有。原判判令该房屋王某所有，王某支付原告张某1房款200000元，处理结果不当，应予改正。综上所述，王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不成立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结果不当，应予改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20）豫0882民初1080号民事判决；二、位于沁阳市壹号城邦******房屋归王某家庭共有，王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某1房款99522．91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张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张某1负担1875元，王某负担25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王某、张某1各负担4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志雷审判员  付明亮审判员  孙志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宁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