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05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前海新富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先林，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玉阁，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铎，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少红，女，1979年6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子怀，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前海新富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石少红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43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富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石少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石少红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新富公司转换通道对投资未构成实质影响且符合合伙目的，并未构成根本违约的基本事实。1、平安信托计划与云南信托计划的实质要素均一致，系具备相同功能的通道业务，转换通道并未对投资构成实质影响。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涉案信托业务的作用系提供资金流入股市的通道，信托计划对投资资金的影响体现在通道本身所具备的各项实质要素。无论是双方协议约定的《平安财富*蠢盛37期（新富价值优选第18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单位（以下筒称平安信托计划），还是新富公司转换通道后的《云南信托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56CZ信托单元（以下简称云南信托计划），影响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四项实质要素均一致：一是影响投资结果的根本要素投资顾问，即实际操盘资金方均为新富公司；二是银行配资杠杆系数均为2:1；三是预警线均为0.9、平仓线均为0.85；四是投资范围均为投资沪深交易所的证券产品，故云南信托计划与平安信托计划系具备相同功能的通道业务，转换通道行为并不会对投资结果产生实质影响。2、一审法院未查明转换通道符合《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得到《合伙协议》的充分授权。《合伙协议》第2页“资金用途”项，除约定认购平安信托计划外，还约定“通过该信托计划投资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经公开发行并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结合《合伙协议》第3.1、3.2条对合伙目的的约定，可以看出合伙企业的目的并非仅仅认购某个信托计划产品，而是通过认购具备《合伙协议》约定的各项实质要素的信托计划通道，实现杠杆配资撬动更多资金，由新富公司作为投资顾问投入股市运作的一种投资模式。新富公司认购具备《合伙协议》约定的各项实质要素的云南信托计划，实现了杠杆配资，并由新富公司作为实际的投资顾问投入股市操盘，符合合伙目的。《合伙协议》签订后，因平安信托计划无法及时投入运作，造成客观履行不能，为实现合伙目的，新富公司依据《合伙协议》第7.2.1条第（13）项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采取为实现合伙目的所必需的行动”之约定，积极采取应对手段，及时更换交易载体，转换具备相同功能的云南信托计划通道。因此，新富公司转换通道的行为系《合伙协议》赋予新富公司为实现合伙目的所采取的必需行动的权利，并非违约行为。二、一审法院未能查明信托计划的亏损并非是由于新富公司转换通道造成，而是由市场和政策变化引起，投资风险依约应由投资人自行承担。1、转换通道并不影响信托计划的盈亏。涉案的结构化信托业务属于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信托公司仅提供资金流入股市的通道，不对投资资金进行任何主动处分及管理运用，仅收取通道服务费用。无论是云南信托公司还是平安信托公司均是通过提供HOMS系统，在系统中提前设置相同的平仓线、预警线及投资限制，对信托资金实现相同的监管职能，故转换通道并不影响信托计划的亏损。2、信托计划的亏损是由证券市场股灾及政策调整造成，依约应由石少红承担。信托计划投入运作期间，中国证券市场股指呈现断崖式下跌，沪深交易所大盘指数下降了30.20%，云南信托计划亏损7.90%，明显是受到市场风险的影响。2015年9月17日，中国证监会为稳定股市采取临时性、非常规性的行政干预手段，对伞形信托、场外配资账户进行清理。受上述市场及政策变化的双重重大影响，云南信托计划提前终止并清算。无论平安信托计划还是云南信托计划，均会受到股市断崖式下跌行情的影响，且均会因为属于伞形信托、场外配资的账户而被强制清理。根据《合伙协议》第17.2条及石少红签署的《认购风险申明书》中有关“政策风险、市场和经营风险”自担的约定，投资风险依约应由石少红承担。三、即使新富公司转换通道构成违约，一审法院未能查明石少红已于2015年6月知道转换通道的事实，石少红于2018年9月25日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1、石少红已自认其于转换通道当时即2015年6月已知晓转换通道的事实。新富公司在一审庭审及代理词中明确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但一审法院未对相关事实予查明，该事实系对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有实质性影响的基本事实，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实际上，石少红在调解过程中称新富公司6月19日的告知“是强行告知，钱已经交了”，可见，石少红2015年6月19日即已知道转换通道事宜。且全部起诉新富公司的投资者，包括石少红、陈建云、深圳市爱特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薛亮以及余海明，均已确认于2015年6月收到新富公司签发的告知转换通道事宜的《合伙人证明书》及《告知函》，新富公司不可能于2015年6月向全部其他投资者送达，却单独选择其他时间向石少红送达。故本案证据能够充分证明且石少红已自认其于2015年6月知晓转换通道。2、石少红主张新富公司转换通道构成根本违约，其于2015年6月即可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其于2018年10月12日起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之规定，即使新富公司转换通道构成根本违约，石少红于2015年6月即已知道，此时诉讼时效即已开始计算。“知道”是指权利人了解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可以开始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虽然石少红的利益是否受损在2015年6月尚未确定，但石少红认为新富公司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其诉讼请求亦为返还全部投资款及认购费用，其完全可以在知道转换通道之时，通过向新富公司主张解除合同、要求新富公司返还投资款及认购费，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无需待具体损害结果的确定。石少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其怠于行使权力，于2018年10月12日才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四、即使新富公司转换通道构成违约，石少红于2015年6月19日知道后，默认许可新富公司转换通道，未采取合理措施止损，应自行承担因转换通道产生的损失。石少红已于2015年6月19日知道新富公司转投云南信托计划，此时，云南信托计划尚未投入运作（2015年6月25日开始运作），损失尚未发生。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之规定，即使新富公司转换通道构成违约，石少红也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发生。石少红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向新富公司提出异议，在损失尚未发生之时，要求退回其全额投资款，但其自始至终从未提出异议主张退回，而是默认许可了转换通道，并直至云南信托计划亏损、陈建云案胜诉判决，方提起诉讼主张返还全部投资款。可见，石少红一直是对转换通道持观望的态度，并默认、许可及放任新富公司转换云南信托计划通道，希望通过云南信托计划，由新富公司操盘实现牛市的高额收益，直到最终出现亏损的定局，其方转头向新富公司主张赔偿责任，故石少红应自行承担由于其未能采取适当措施而发生的损失。在本院二审调查时，新富公司补充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判决新富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该条规定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因此，即使新富公司转换通道的行为构成违约，新富公司赔偿石少红的损失应相当于转换通道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石少红证明新富公司转换通道的行为与其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石少红并未举证证明。实际上，石少红的损失并不是由于新富公司转换通道的行为造成的，而是由于当时股市整体下跌的市场环境和政策原因造成，判决全部损失由新富公司承担，违反法律规定，且违反公平原则。石少红辩称，一、新富公司擅自变更信托产品，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应当赔偿石少红的损失。二、新富公司忽视证监会的重大风险警示，在平安信托已经停发产品的情况下，仍然投资伞形信托产品并擅自改变信托产品进行违规投资，最终导致信托财产出现重大亏损。三、石少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新富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石少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新富公司偿还石少红投资款200010.01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6月19日起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二、判决新富公司支付已经退回款项的利息8403.8元（以退回款项499989.9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6月19日起计算至2015年10月18日止）；三、判决新富公司退回石少红支付的认购费用7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6月19日起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四、判令新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5日，石少红、新富公司签订《深圳市新富创赢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列有：新富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发起设立深圳市新富创赢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富创赢六号企业）。石少红承诺认缴出资7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加入，并一次性缴清。基于本协议项下认购人的承诺，普通合伙人同意接受认购人入伙成为新富创赢六号企业的有限合伙人。石少红同意签署本协议，成为新富创赢六号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本有限合伙企业资金将全部用于投资《平安财富*鑫盛37期（新富价值优选第18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单位，为有限合伙人获取最稳健的回报。本有限合伙企业投资期限为1年，投资满6个月可提前结束，投资者可对其参与投资的全部本金及收益进行赎回。有限合伙人分为A、B类，合伙企业总规模为5000万元，A类为4500万元，由合格投资者认购，B类为450万元，由新富公司认购。石少红、新富公司分别在上述入伙协议上签章予以确认。同日，石少红、新富公司签订《深圳市新富创赢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各方同意共同设立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名称为新富创赢六号企业。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企业通过募集资金认购《平安财富*鑫盛37期（新富价值优选第18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单位。信托计划总规模1.5亿元，由民生银行认购《平安财富*鑫盛37期（新富价值优选第18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亿元优先级信托单位，新富公司认购《平安财富*鑫盛37期（新富价值优选第18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5000万元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单位。信托计划预警线0.9，平仓线0.85。石少红、新富公司分别在上述合伙协议上签章予以确认。经庭审询问，石少红、新富公司确认石少红共已支付投资款70万元，现石少红已收回投资款499989.99元。另经庭审询问，石少红、新富公司均确认涉案投资项目转投云南信托项目。石少红称转投云南信托项目没有经过其同意，包括新富公司发出的告知函，石少红也没有收到。新富公司擅自改变了投资产品，造成了石少红的损失，石少红遂诉至法院。新富公司则称确实没有在转投之前有书面证据证明双方进行过协商一致，但认为这种转投是属于合伙协议中赋予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一个权限，其最主要的投资目的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信托计划，实现银行2:1的一个配资杠杆，赶紧把钱投出去，然后由这个合伙企业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行股票投资，这是双方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目的，认为根据合伙协议没有必要进行事前协商。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入伙协议、合伙协议等文件，有石少红、新富公司真实签章予以确认，约定内容明确清晰、详细具体，并无产生异议情形，亦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该院确认上述入伙协议、合伙协议等合法、有效，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石少红、新富公司均依法产生约束力。在涉案入伙协议、合伙协议中均明确约定本有限合伙企业资金将用于投资《平安财富*鑫盛37期（新富价值优选第18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单位。除此以外，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其他合伙事项。可见，石少红作为投资人愿意通过投资方式加入新富创赢六号企业成为有限合伙人的目的，就是通过新富创赢六号企业向平安信托计划投资的方式获得投资收益，这个目的是专属、特定、唯一的，且限定于协议约定之中。这既是入伙协议、合伙协议的约定，也是包括石少红在内的有限合伙人愿意将其款项投资新富创赢六号企业的信赖利益基础。但经庭审询问，新富公司在未与石少红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擅自将投资项目转投至云南信托项目，违反了协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有关合同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故新富公司的上述转投行为属于对入伙协议、合伙协议的实质性、根本性变更。在此情况下，新富公司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关于：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规定，按合伙协议的约定召开合伙人会议或采取有效方式将转投云南信托计划向全体合伙人提前披露并取得一致同意，或者在事后取得各合伙人的一致追认，但新富公司并未履行上述程序，并未征得石少红的同意。综上所述，新富公司在既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变更合伙协议的程序，也未满足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之实质要件的情况下，擅自将新富创赢六号企业的款项转投云南信托计划。违反了石少红在订立合伙协议时的意思表示合意，构成根本违约。石少红主张新富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石少红已经收回投资款499989.99元，故新富公司应当对石少红投资总额的差额部分200010.01元（70万元-499989.99元）承担还款责任。新富公司转投项目的日期为2015年6月19日，故新富公司应当承担自该日起的利息，石少红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该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已收回投资款499989.99元的利息问题，因石少红收回该投资款的时间是2015年10月19日，故新富公司应支付石少红上述499989.99元款项自2015年6月19日至2015年10月18日期间的利息，石少红主张8403.8，并未超过法定标准，该院对此予以支持。由于石少红并未主张解除合伙协议或要求退伙，且其所主张的认购费用是石少红向新富创赢六号企业支付，新富公司并非该款项的收受主体，故石少红主张新富公司退回认购费用及利息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对此不予支持。故综上所述，新富公司应赔偿石少红200010.01元及利息（从2015年6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新富公司另赔偿石少红8403.8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新富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石少红200010.01元及利息（从2015年6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新富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石少红8403.8；三、驳回石少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19元，由石少红负担119元，新富公司负担49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5年6月15日，石少红向新富创赢六号企业付款707000元。新富公司与石少红签订《深圳市新富创赢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信托计划总规模1.5亿元，由民生银行认购《平安财富*鑫盛37期（新富价值优选第18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亿元优先级信托单位，新富公司认购《平安财富*鑫盛37期（新富价值优选第18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5000万元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单位；信托计划预警线0.9、平仓线0.85；信托计划主要投资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经公开发行并挂牌交易的A股股票、ETF基金、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可转债申购、国债及国债逆回购、公司债（含可转债和可分离债）、银行存款等；信托计划投资限制：（1）股票、基金、固定收益、现金类资产投资比例为信托财产净值的0-100%；（2）投资于一家上市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含），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10%（含）；（3）投资于一家A股流通市值500亿元（含）以下的上市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以买入成本计算最高不得超过信托财产净值的20%，投资于一家A股流通市值500亿元以上的上市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以买入成本计算最高不得超过信托财产净值的20%；（4）投资于一家基金公司管理的单一基金，不得超过买入日前一交易日信托财产净值的20%，且不得超过该基金总规模的10%；（5）投资于单一创业板股票，不得超过买入日前一交易日信托财产净值的5%，投资于所有创业板股票，不得超过买入日前一交易日信托财产净值的10%；（6）投资于单只债券的金额不得超过该债券发行规模的10%，且不得超过信托财产净值的10%，投资于所有企业债、可转债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信托财产净值的20%；（7）如进行股票大宗交易买卖，则买入时价格不得高于上一交易日该股收盘价格的92%；（8）不得投资于以下证券品种：不得主动投资于权证、S、ST、*ST、S*ST及SST类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证券；不得投资于各类金融产品的次级子产品（如分级基金、资产支持证券等）；不得投资于融资融券、证券回购融资交易（债券逆回购除外）、ETF套利等风险较大的投资品种；不得投资于新债申购，不得投资于股票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品种；不得投资于债券发行人主体评级低于AA（含），债券发行人最近一年亏损的债券；不得将信托财产用于拆借、贷款、抵押融资或对外担保等可能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不得投资于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信贷资产；不得投资于非金融机构次级债、资产支持票据、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中小企业私募债等流动性较差的债券产品；不得投资于赎回封闭期或限售期届满日超过本信托期限届满日前十个交易日的证券；不得将信托财产投资于受托人、次级委托人及其关联公司发行的股票；不得投资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相关法律法规和产品文件禁止从事的其他投资；（9）在本信托期限届满前3个月内，不得认购新发行的开放日在本信托期限届满日之后的开放式基金，申购或者配售锁定期到期日在本信托期限届满日之后上市的公司股票；本信托期限届满前5个交易日起，禁止进行证券买入的交易；（10）投资于信托业保障基金的比例为发行产品总规模的1%，信托产品清算时向本产品支付信托业保障基金本金及收益；（11）如因市场剧烈波动导致本计划财产净值大幅变化可能使上述投资比例短期内超出以上限制，此种情形不视为违约，但委托人代表应在五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使之符合投资限制要求，否则，受托人（管理人）有权将超出投资比例限制的投资品种强制减持至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范围内，由此造成的损益均由信托财产承担，如遇股票停牌等限制流通的客观原因，调整时间顺延。以上投资比例限制，均以买入成本计算。新富公司称，新富创赢六号企业系委托案外人任蕾桦与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支付信托资金，并提交了新富创赢六号企业与任蕾桦签订的《信托份额代持协议》、任蕾桦与云南信托公司签订的《云南信托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及《云南信托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补充合同》、《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56期信托单元信托利益分配公告》《特种转账借方凭证》《支付业务回单（付款）》等证据。其中，《信托份额代持协议》签订于2015年6月30日。《云南信托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及《云南信托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补充合同》签订于2015年6月19日，约定委托人、委托人代表、受益人均为任蕾桦；信托资金8000万元，信托资金总额2.4亿元、募集期为2015年6月8日至2015年6月19日；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并结合本信托单元项下委托人代表的投资建议，主要投资于证券二级市场，从而为受益人获取收益；信托财产投资于：（1）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公开发行并挂牌交易的投资产品、中国证监会许可发行的交易所基金和公司债、可转债等债券品种、银行存款以及经受托人同意的其他金融品种；（2）未投资的信托资金仅限存放于信托计划专用银行账户；信托财产投资限制：（1）投资于单支股票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股票总股本的5%；（2）买入时以成本计算，投资于单支白名单股票池内的主板或中小板股票不得超过该期财产净值的30%，白名单股票池内的股票名单以受托人每季度调整为准；（3）投资于非白名单股票池内的主板及中小板股票、非创业板上市公司所发行的单一股票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本信托单元资产总值的20%（以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4）本信托单元对单支创业板股票的投资比例不超过本信托单元资产净值的10%，对所有创业板股票的投资比例不超过本信托单元项下信托资产净值的30%（以成本法计）；（5）本信托单元购买单支封闭式基金或债券的投资额不能超过信托单元资产净值的10%（以成本法计）；（6）本信托单元不得主动投资S、ST、*ST、S*ST及SST类股票及权证等高风险产品；（7）未经受托人及全体委托人允许，不得进行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交易、新股申购、新债申购、新基金申购、权证交易、正回购交易；（8）不得投资于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信贷产品、定向增发的具有锁定期的公司股票等；（9）如被动持有超过投资范围限制的，应在10个交易日内减持到规定的比例范围内；（10）法律规定或信托文件约定的其他投资限制。《特种转账借方凭证》记载，2015年6月17日，新富创赢六号企业向任蕾桦转账付款8600万元；2015年6月19日，任蕾桦向云南信托公司转账付款8000万元。《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56期信托单元信托利益分配公告》记载，2015年10月8日云南信托公司作出权益分配公告，睿金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56期信托单元分配前净值为220267192.48元、应分配优先受益人A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托利益163125479.2元、应分配一般受益人任蕾桦信托利益57141713.28元。《支付业务回单（付款）》记载，2015年10月12日，任蕾桦向新富创赢六号企业转账支付2000万元。《特种转账借方凭证》记载，2015年10月12日，任蕾桦向新富创赢六号企业转账支付37141713.28元。新富公司称，通过云南信托计划进行配资，募集的资金由新富公司操作进行股票交易。本院认为，新富公司出具《合伙人证明书》、《告知函》的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6月19日、6月23日，但是，新富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石少红送达了这两份文件。而且，本案中，石少红诉请判决新富公司返还投资款、赔偿损失，2015年10月新富公司未能向石少红足额退回投资款时，石少红才知道相关权利受到损害。因此，新富公司主张石少红于2015年6月即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6月起算，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新富公司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问题。新富公司辩称，平安信托计划亦或云南信托计划仅是资金通道，实际都是通过信托计划进行配资，再由新富公司使用募集的资金进行股票交易，并无本质区别。本院认为，不同的信托管理计划对于投资风险评估、资管产品结构比例、资管计划参与主体的权限和责任等均有不同设计，这些都可能会成为影响资管计划产品收益率的重要因素，不能必然得出不同的信托管理计划对产品收益率无根本影响的结论。就本案而言，平安信托计划与云南信托计划在资金规模、投资限制等方面均存在不同，而且，新富公司也确认云南信托公司是根据案外人任蕾桦的投资建议进行交易，这与新富公司所称信托资金是由其操作的说法并不一致。新富公司与石少红签订的《深圳市新富创赢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成立）合伙企业的目的是将合伙企业募集的全部资金用于认购平安信托计划，而新富公司却未能遵守该约定，实际认购了云南信托计划，未能实现合伙协议的目的，构成根本违约。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新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19元（已由新富公司预交），由新富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李  小  丽审判员 黄  国  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冯建辉（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