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申403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曾耀强，男，汉族，1962年4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庆生，广东粤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刚，广东粤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负责人：黄庆忠，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莹，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招伟松，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文艳，女，1976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再审申请人曾耀强因与被申请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行、张文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终14991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4月27日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曾耀强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事实不清，偏听偏信地将莫须有的言词强加给曾耀强。1、原审判决所查明的与事实不符的有：1、2009年6月15日曾耀强与张文艳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以下简称《房地产买卖合同》）的同时按广州市海珠区房管局的要求签了广州市房地产权转移登记。但次日曾耀强并没有与张文艳一同去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可一审判决说是曾耀强亲自到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是错误的。实际上曾耀强仅签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和产权转移登记申请，之后有关案涉房过户到张文艳名下的一切手续都是由张文艳独自去办理、领取。2、曾耀强从未与张文艳讲过案涉房以90万元卖给她，这90万元的价格是张文艳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的法庭上（张文艳没有出庭）谎称文艳已出资90万元购买了案涉房，曾耀强听后当庭反驳说自己从未收过90万元。曾耀强这样说并不等同承认了案涉房的购房款是90万元，这只是表明自己从未收过张文艳的购房款，与案涉房是90万元的购房价格是不同意思不同概念的表述，但一审判决却将这90万元说成是曾耀强讲案涉房卖90万元，这是一审判决的移花接木，与事实不符。3、张文艳写赠与字条给曾耀强，是因为案涉房已转至其名下，而她又深知曾耀强与她根本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所以张文艳在出泰国前为预防自己发生意外后，对曾耀强有个交待，让案涉房在她发生意外后有个明确的归属才写下赠与字条给曾耀强收执，而不是一审判决所讲的是张文艳因自己未付完案涉房钱的情况下才写下赠与字条给曾耀强。此外，张文艳一直都表示案涉房由于已抵押给银行，钱还未还清，所以目前无法将案涉房返还给曾耀强。而不是曾耀强在2009年向张文艳要求过户时她才写下赠与字条。4、2009年广州市鑫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鸿业公司）己歇业没有经营。以上1～3项都是张文艳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答辩时所说的，一审判决却将这些张冠李带，说成是曾耀强的话语。第4项则是一审法院问鑫鸿业公司是否由曾耀强经营时，曾耀强回答说是，但对鑫鸿业公司什么时候结束根本没问。2、对上述未查明的事实二审判决不但予以确认，并且还认为“本案中，曾耀强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在认定其亲自到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与张文艳约定涉案房产交易金额为90万元、张文艳出具赠与字条的原因及2009年广州市鑫鸿业有限公司还在营业等事实中存在错误。但经本院查阅案卷后发现，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就上述事实向曾耀强发问，曾耀强均作出明确回答，且在庭审笔录中签名确认。由此可见，曾耀强的主张违反民事诉讼禁反言原则。另外，曾耀强认为张文艳出具赠与字条所谓的真相，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张文艳对该事实亦未予以确认。因此，曾耀强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二审判决这样的认定，曾耀强是不服的。因为：①曾耀强并未违反民事诉讼禁反言原则。记得当时一审是在2019年9月23日上午快十点才开庭，当开完庭后已快到下班时间了，且曾耀强的委托代理人因下午还要赶着去另一法院开庭，所以大家都未细看开庭笔录就直接签名了。如果一审法院的开庭笔录如二审法院所说的那样，“经本院查阅案卷后发现，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就上述事实向曾耀强发问，曾耀强均作出明确回答，且在庭审笔录中签名确认。“曾耀强强烈请求贵院调取一审法院开庭时的录音录像以佐证曾耀强所讲的是否属实？是否违反了民事诉讼禁反言原则？②二审判决又说“曾耀强认为张文艳出具赠与字条的所谓的真相，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张文艳对该事实亦未予以确认。”对此，曾耀强不禁要问：如果张文艳不是怕出国时遭遇意外，且她深知当时曾耀强为了她自己的经营所需而不得已将案涉房以虚假的买卖形式转至其名下才能抵押按揭贷款，她为了让曾耀强在她出现意外对案涉房的要回有个保障，以及对曾耀强的欠疚，她会写下赠与字条给曾耀强收执吗？并且在赠与字条上除了将案涉房赠与给曾耀强，还连同她的人身意外保险也一并赠送给曾耀强！至于张文艳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庭上辩称“原告拖欠多家融资担保公司的债务无力偿还，其中一家是叫银裕担保公司，因此，曾耀强提出将涉讼房屋出卖给张文艳以获取资金还款，房屋价款双方约定为90万元……曾耀强与张文艳在2009年6月15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办理房屋过户后，张文艳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业大道支行办理按揭贷款，银行评估房屋后发放贷款49万元至曾耀强账户，张文艳大概是在2010年8、9月份左右又向曾耀强转账支付了34万元，另外张文艳代为清偿曾耀强的7万元债务，所以张文艳共计向曾耀强支付购房款90万元。综上，曾耀强已履行转移房屋所有权义务，张文艳已履行支付房屋价款的义务，由此可见，《房屋买卖合同》是曾耀强和张文艳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是存在买卖房屋的合意并完全履行合同相应义务”的这一谎言，从张文艳亲笔书写后据内容就足可以印证真假。因为按张文艳的委托代理人的说法，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后已支付了34万给曾耀强，案涉房的房价总共才90万元，那么余下56万的欠款，张文艳需要将案涉房的权属全部赠与给曾耀强吗？并且将40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险也一并赠送！像张文艳如此精明的人，怎会有这么愚蠢的、不划算的行为？通过法庭调查己证实，张文艳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出资购买了案涉房，张文艳的委托代理人辩称张文艳已全部付清案涉房的购房款已一目了然，不打自招。所以说张文艳当初签下《房地产买卖合同》是虚假的房屋买卖，在曾耀强与张文艳的男女关系尚未破裂的情况下，才会有赠与案涉房、赠与人身保险的字据的出现。为什么一、二审法院对这情况和细节就是视而不见呢？此外，张文艳在本案中是个关键人物，对本案事实的查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张文艳从头到尾都没有出庭参加庭询，这是因为她心虚，她深知当初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时的真实背景，她害怕自己在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后洧生骗取案涉房的目的在庭审中不小心说错话时露出马脚，更害怕与曾耀强当面对质，害怕自己的行为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所以她除不敢亲自出庭应诉外，就连一审的答辩状也是由其委托代理人亲笔代书写。而原审法院面对这样的状况，明知张文艳到庭与否对本案的事实查清具有重大的意义，却没有依法拘传张文艳到庭查明事实，了解张文艳当时书写赠与字条的心态与事实，反而责怪曾耀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偏听偏信地有选择地去揣猜并臆断。3、张文艳将案涉房多次去抵押贷款，贷了还，还了又贷，拿着案涉房不断地贷款周转，却将这情况完全向曾耀强隐瞒，让曾耀强一直误以为张文艳未还清的还是第一次在工商银行的那笔贷款，所以无法将案涉房及时地归还给曾耀强，直到本案发生后曾耀强通过委托代理人去房管局调档查阅才知道这一情况。二、什么样的证据才算是“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为此，曾耀强提供了如下证据去证明阐述：1、提供了案涉房的《房地产权证》，以此证明案涉房与张文艳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前是属于曾耀强的。2、提供了案涉房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以此提请一、二审法院注意：在《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第二条里，只有40万房价的金额和分期付款的字样。如果曾耀强与张文艳之间就案涉房真的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按常规和交易习惯，绝对不会只有简单的房价和分期付款的字样，应当还会明确张文艳分几期付款、每期具体付款的日子、曾耀强又何时将案涉房移交给张文艳等具体情况，但在该合同上说明曾耀强与张文艳确实不存在案涉房的买卖关系，当时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借《房地产买卖合同》能抵押贷款，以用于张文艳经营童装的启动、周转资金所需。鉴于当时银行的业务不能直接以曾耀强的名义并用案涉房去抵押贷款，所以按照银行工作人员的意思，只能换个方式，不得己才假装房屋买卖以二手楼按揭的形式去贷款。基于这个目的，所以在《房地产买卖合同》上就没有常人所具有的交易习惯，将至关重要的付款细节和移交房屋的具体时间一一填上，这个“卖房”的行为确实不是曾耀强的真实意思表示。3、提供了张文艳亲笔书写的赠与字据，以此证明张文艳与曾耀强就案涉房不存在真正的买卖关系。张文艳基于当时为了贷到款项做生意，而案涉房又己转至其名下的情况下，所以张文艳在去泰国前，为免自己旅途中发生意外后保证案涉房能归还曾耀强，特意写下有关案涉房的赠与字据及她的人身意外保险归属事项（至于后来张文艳为什么没有履行这一赠与诺言，张文艳说是因为案涉房还在银行抵押着，她未还清银行欠款，所以无法续出房契与曾耀强办理赠与手续，将案涉房归还给曾耀强。当然，曾耀强也是在本案发生后，通过张文艳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法庭上的答辩，才真正知悉张文艳与曾耀强分手后，忽起了谋取案涉房的贪念，想将案涉房无偿地占为已有）。4、提供了《个人抵押商品住房保险单》和发票，以此证明曾耀强为保障案涉房的价值便买了财产保险至2023年，如果案涉房不属于曾耀强则曾耀强不需要花钱去买案涉房的财产保险。5、提供了《个人贷款还贷凭证》和《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以此证明为了帮张文艳筹集经营童装的资金，曾耀强向银裕担保公司借款后提早向建行还贷赎房契，使张文艳顺利透过二手楼按揭贷到款项（向银裕担保公司所借这笔款项，后来由曾耀强负责还清了）。6、提供了《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和《收据》，以此证明曾耀强与张文艳之间就案涉房因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所以在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后，曾耀强才得以居住在案涉房并缴纳物管费快十年之久。如果曾耀强与张文艳之间如一、二审判决所说的存在买卖关系，张文艳会在买受案涉房后会无让曾耀强无偿居住十年之久而不收回案涉房？张文艳不收回案涉房的真正原因，一是她自己没有真正出资购买案涉房而心虚，二是怕她现任老公知道真实情况后不会另行购房给她拥有、居住，也怕从此失去掌握其老公所有经济命脉（如企业管理、金钱交割等）的大权，绝非是她同情“原告患有疾病，加上当时他有个老母亲”而不收回案涉房。三、关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行答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曾耀强并没有新证据提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充分保护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请求法院对曾耀强的再审申请予以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曾耀强应当就其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曾耀强提供房产证拟证明案涉房产在其转让给张文艳前曾登记于曾耀强名下。但曾耀强已于2009年6月15日与张文艳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将案涉房产转让给张文艳所有，同日办理了房地产转移登记，2009年7月1日，案涉房产已登记在张文艳名下，张文艳领取了案涉房地产产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曾耀强与张文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将案涉房产登记于张文艳名下，张文艳已取得案涉房产的物权，曾耀强相应取得要求张文艳支付购房款的债权，至于张文艳有无全额支付购房款，并非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范围，曾耀强基于债权要求阻却本案执行，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曾耀强居住在案涉房产、为案涉房产购买保险、支付物管费等均不能证明曾耀强是案涉房产的物权人。曾耀强还主张张文艳曾于2009年11月21日向曾耀强出具字条，将案涉房产赠予曾耀强，但张文艳出具该字条后并未实际将房产过户给曾耀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增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曾耀强主张其依据赠予关系再次成为了案涉房产的物权人亦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曾耀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曾耀强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熊 忭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邹健君邓世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