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219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敏，女，汉族，1980年9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克平，广东深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红利，女，汉族，1979年8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晶晶，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宇钦，男，1989年6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郑敏因与被上诉人吴红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25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8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请求:请求撤销该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认定郑敏2018年8月1日向吴红利转账30万元为借款，判令吴红利立即偿还该笔借款中尚未归还15万元本金，并以此为基数，自2019年3月1日起，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是：一审判决认为，虽然郑敏向吴红利转款30万元后，吴红利每月向郑敏支付收益，但根据双方之间关于款项往来的聊天记录，双方均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郑敏也知道原审刘宇钦作为投资相关人的存在，因此，认定该笔转款是郑敏委托吴红利向刘宇钦的投资。这完全违背事实。第一、该判决称，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均没有借款意思表示，是罔顾事实。在吴红利举证证据第8页双方聊天对话中，吴红利说：“这几年还是保住本金第一”，郑敏说：“是啊”。这里双方一致认同的所谓“投资”方式，就是要“保住本金第一”，试问：除了借款，还有什么投资方式可以保住本金？在吴红利举证证据第10-11页中，吴红利对郑敏说“刚给你中行卡里转了一个6000元和一个630元”，“630的是15万回款的部分收益，按天计算进行支付的。”试问：根据本金，按时间计算并支付固定收益，不是借款关系是什么？这两个微信聊天对话内容，明显表明，郑敏向吴红利资金转款之前和履行过程之中，她们所认同的所称“投资”，就是要保障本金，按时间取得固定收益。这显然是借款关系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不知为何视而不见？而在吴红利用郑敏的钱转借或投资他人无法收回后，她又在微信中一再表示不会逃避这个责任，等孩子读完书后会卖房子还款。甚至本案开庭之后，吴红利于2020年1月15日，还主动打电话对包含此15万元在内的65万元本金，请求郑敏宽限她在一两年内还清。这些微信内容，不都是表明双方借款关系的意思表示吗？如果是投资，郑敏自担风险，吴红利为何要卖房子来负责任呢？如果是投资，为何还要请求宽限归还本金时间呢？第二、吴红利7次向郑敏支付收益的实际行为，从事实上进一步证明了，双方该笔款项往来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吴红利接受郑敏30万元转款后，从2018年9月3日开始，至2020年3月3日期间，共7次有规律的按月3000元向郑敏支付固定收益，每月固定收益率为1%。这显然不是按经营成果分配投资收益，不符合投资行为特征，而是按时间支付固定收益，符合借贷关系按期支付利息的法律特征。至于双方在微信聊天中使用“投资”、“分红”字眼，这只能说明，双方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用词的不专业和不严谨，作为朋友，在微信日常聊天中的随意性。正如双方以书面合同确立的50万元借款，在微信中和支付收益时，也使用“投资”和“分红”等字眼，它根本不能否定双方交流中所确立的30万元借款关系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履行行为所证实的借款关系的事实。第三、该判决认定郑敏委托吴红利向刘宇钦投资更是荒唐。本案中，既不见郑敏委托吴红利的证据，也不见吴红利代理郑敏与刘宇钦达成投资协议的证据。所谓投资关系，投资项目是什么？投资总额多少？各方投资占比怎样？如何管理投资？如何分配利润？如何承担亏损？都一无所知，也无从查证，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投资关系存在？在吴红利举证的银行交易明细中，她每月从所谓刘宇钦处按1.5%取得收益，而支付给郑敏的却是1%，这又如何认定是代郑敏向刘宇钦投资？分明是借郑敏的钱，以自己的名义投资或借款刘宇钦，从中赚取差价收益。该判决还将郑敏知道刘宇钦作为投资相关人存在作为认定委托投资的理由。其实，郑敏只是出于对吴红利的了解和信任，提供资金给吴红利，由吴红利保证到期归还本金和按月支付固定收益。郑敏所知道、所关心的所谓“投资”相关人只有吴红利，根本不存在任何第三方。至于吴红利将钱投到或借到第三方使用，那是吴红利的事情，与郑敏无关。郑敏只是在吴红利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后，出于朋友情分，应吴红利要求，配合她一道，去向她的投资人解释她所面临无力支付郑敏本息的巨大压力，催促尽快向其还款。这与判决书所认定的“郑敏也知道刘宇钦作为投资相关人的存在”，实属风马牛不相及。更使人不解的是，吴红利尚且知道所主张的委托投资关系单方面不能自圆其说，在得知被诉后，与所谓刘宇钦串通，炮制委托投资的微信聊天内容，试图申请追加刘宇钦参加诉讼，支持自己的主张。可是，一审法院却在明知刘宇钦根本没有参加诉讼，吴红利试图获得刘宇钦支持计划落空的情况下，还要帮助吴红利强行认定所谓委托投资关系，这足见一审法院的严重倾向和不公。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郑敏2018年8月1日向吴红利转账30万元，是委托吴红利向刘宇钦投资，完全违背本案事实，驳回郑敏该笔15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的错误判项，改判支持郑敏的上诉请求。吴红利答辩表示，一、本案双方就案涉款项从未达成借款的合意，其原意是郑敏委托吴红利代为向刘宇钦共同投资的意思表示。1、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均没有借款意思表示，该事实认定正确。2、双方是多年的好友，郑敏非常看好吴红利的投资眼光，频繁主动寻求吴红利有无合适的投资项目，并表示信任吴红利并原意跟随一起投资。本案款项亦是如此，郑敏主动要求与吴红利共同投资，在投资之初吴红利即向郑敏披露案涉投资款的实际接收方是刘宇钦，且知晓投资款用于投资，并提示风险自担。3、吴红利7次向郑敏支付收益，附言均写明是“投资分红”而非“利息”。二、因本案刘宇钦才是案涉投资款的接收方和使用人，故由其向郑敏偿还相应投资款，且刘宇钦也证明了郑敏与吴红利之间就涉案款项的性质是委托投资而非借款。请求驳回上诉。一审诉讼请求：1、吴红利立即返还郑敏借款65万元，并按约定利率支付利息至还清全部本金之日止（其中15万元本金自2019年3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付利息，50万元本金自2019年3月10日起，按月利率1.2%计付利息，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共计应付利息50500元）；2、吴红利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2018年8月1日，郑敏分四笔向吴红利尾号为0345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共计30万元，并附言“201808投资”。2018年9月3日，吴红利向郑敏转账3000元，附言“投资收益”。2018年10月5日，吴红利向郑敏转账3000元，附言“第2个月的投资分红”。2018年11月3日，吴红利向郑敏转账3000元，附言“第3个月的投资分红”。2018年12月2日，吴红利向郑敏转账3000元，附言“第4个月的投资分红”。2019年1月1日，吴红利向郑敏转账3000元，附言“第5个月的投资分红”。2019年2月2日，吴红利向郑敏转账3000元，附言“第6个月的投资分红”。2019年3月3日，吴红利向郑敏转账3000元，附言“第7个月的投资分红”。2019年3月15日，吴红利向郑敏转账630元，同日，吴红利向郑敏转账12万元。2019年3月18日，吴红利向郑敏转账3万元。2019年1月10日，原、吴红利双方签订《合同协议》，协议载明：1、经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合作共赢，互惠互利，风险共担的原则，郑敏提供资金50万元，委托吴红利进行金融投资；2、吴红利对郑敏资金的占用按年化14.4%（月度1.2%）进行支付，资金的使用周期不超过三个月，若提前归还资金，按照此利率以天计息；3、每月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支付本金，若本金支付遇节假日则向后顺延至下一工作日；4、中间双方若有事宜，可友好协商；5、吴红利收款账号62×××45（招商银行）。当日，郑敏向吴红利尾号为0345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附言“投资款”。2019年2月15日，吴红利向郑敏转账6000元，附言“第1个月的分红（19年1月投资）”。2019年3月15日，吴红利向郑敏转账6000元，附言“第2个月的分红（19年1月投资）”。郑敏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吴红利承诺还款。经查，2019年5月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吴红利发信息“最坏的打算就是，无论出现什么，我自己是不会推脱的，但是时间上，我个人力量有限，给不出具体，只能慢慢偿还”；2019年6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郑敏发信息“你想想办法，让他也想想办法，每个月都要回一些来”，吴红利回复“自从上次一起见过面以后，那个时候我已经追问他追的不行了，后面我也没是每个月都会问，但是现在是没有回音，之前我也跟你说过，我从来都不逃避这个责任，现在读完书以后我会卖房子还款，但是现在这短暂的这段时间，我真的是抗不过去，我这个人做事情是自己的责任，我会承认，我也会承担”。吴红利称，上述聊天并不是向郑敏承诺还款，而是说明自己在面对投资失利后的应对方法，也想暗示郑敏自己需要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郑敏在微信中的提到的“让他也想想办法”中的“他”就是刘宇钦，也印证了吴红利一开始就有披露投资款接收方是刘宇钦的事实。吴红利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郑敏从2017年以来一直与吴红利沟通投资事宜，郑敏屡次向吴红利询问有无投资项目，吴红利一直有提示投资风险，郑敏也清楚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关于涉案款项30万元与50万元，郑敏向吴红利转账后在微信中也明确是委托吴红利投资。经查，2017年、2018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郑敏提到“以后有好的投资机会记得带上我”、“你带着我理财呀”，“我与你一起投一点咋样？”，“最近你那边有什么好的投资渠道么？”，2018年7月12日，吴红利称“上次投的钱回来了，今天转账给你，你把账号给我”，郑敏称“我计划这个月从投资宝撤部分钱出来，有没有好的投资渠道”。2018年7月31日，吴红利发信息“今天或明天有空，可以转账给我，准备开始操作”，2018年8月1日，郑敏发转账记录的截图给吴红利，称“刚刚在转了30万到你账户投资，请注意查收”。2019年1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郑敏发消息“我投资的50万元转给你了哈”。2019年3月1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吴红利发消息“朋友还是非常给力的，已经转了一半这个月要归还给你的，我还在上班，有空就先把这一半转给你”、“刚给你中行卡里转了一个6000元和一个630元，630元的是15万元回款的部分收益，按天计算进行支付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在其他地方投出去，筹集期都要好几天”，郑敏称“跟着你投，放心”。郑敏称，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投资风险不是针对涉案借款作出的投资风险提示，微信讨论里面双方明确了30万是要保住本金为第一的投资，并且30万元中的本金15万元的收益630元也是按天计算的，只有借款才是按天计算利息。对于郑敏在微信聊天中提到的投资说法，郑敏当庭称是因为借款给吴红利，吴红利会付利息，所以郑敏认为这就是投资。另，吴红利还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以证明吴红利收到郑敏的转款后随即将款项转给刘宇钦。经查，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8月1日，吴红利分12笔向刘宇钦名下尾号5918的银行账户共计转入60万元，摘要为“投资”。2019年1月10日，吴红利分2笔向刘宇钦名下尾号5918的银行账户共计转入100万元，摘要为“投资款”。刘宇钦先后2018年10月3日、2018年11月1日、2018年12月1日、2019年1月1日、2019年2月1日向吴红利转账，每笔转账均为9000元。2019年2月10日，刘宇钦向吴红利转账2万元，2019年3月10日，刘宇钦向吴红利转账2万元，2019年3月15日，刘宇钦分三笔向吴红利转账15万元，后又向吴红利转账900元。吴红利称，转给刘宇钦的投资款包含了吴红利自己的投资款。郑敏称，吴红利转给刘宇钦是60万元，金额不一致，且刘宇钦向吴红利按月付收益9000元，月收益率是1.5%，而吴红利每月给郑敏的固定收益是3000元，收益率是1%，吴红利每月赚取0.5%的收益差价，同样后来的50万元，吴红利每月给郑敏的月收益率是1.2%，但是吴红利取得的是2%的收益率，说明郑敏与吴红利的关系，吴红利与刘宇钦的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吴红利是以自己的名义投入到刘宇钦处，取得更高的收益，从中赚取差价收益，这直接证明了吴红利代理郑敏向刘宇钦投资这一说法是根本不存在的。吴红利还提交了与刘宇钦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刘宇钦知晓郑敏、吴红利之间的委托投资关系，刘宇钦才是投资款接收方和使用人，也愿意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经查，微信聊天记录是吴红利与微信号为“dong××××23”的聊天记录，提到了郑敏与吴红利之间的涉案款项。郑敏称该聊天记录这只能说明是吴红利与刘宇钦串通推卸责任，以刘宇钦现在一无所有来抵赖债务，吴红利应当举证证明郑敏直接向刘宇钦投资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郑敏与吴红利之间涉案款项的性质以及吴红利是否承担还款付息的法律责任。关于涉案款项的性质。郑敏与吴红利系朋友关系，双方经常进行投资方面的交流，郑敏于2018年8月1日向吴红利转账30万元，转账时备注“投资”，相关的聊天记录也称上述涉案款项为投资款。郑敏虽当庭称，其所认为的投资是借款给吴红利，吴红利支付高于银行利率的利息即是投资，但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郑敏多次询问吴红利有无投资渠道，且双方经常就投资理财交流，郑敏有一定的投资经验和投资风险的认知。2019年3月1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在吴红利向郑敏说明30万元转回15万元及相应收益情况后，郑敏也称“跟着你投，放心”。后来出现收益无法按时支付时，郑敏催吴红利“你想想办法，让他也想想办法，每个月都要回一些来”，吴红利回复“自从上次一起见过面以后，那个时候我已经追问他追的不行了，后面我也没是每个月都会问”，根据双方之间关于款项往来的聊天记录，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郑敏向吴红利转款30万元后，吴红利每月向郑敏支付收益，但双方均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郑敏向吴红利转款是委托其投资以获得收益，郑敏也知道刘宇钦作为投资相关人的存在。因此，郑敏关于30万元是借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吴红利也未明确表示对该笔款项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因此，郑敏在资金出现问题后，却要求吴红利偿还剩余15万元的还款及收益，于情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郑敏与吴红利及刘宇钦之间的投资纠纷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2019年1月10日，郑敏向吴红利转账50万元，双方签订了《合同协议》，虽然该协议约定风险共担，但也约定了吴红利对郑敏资金的占用按年化14.4%（月度1.2%）进行支付，每月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支付本金，因此该协议实质是对吴红利关于该50万元款项的还款付息义务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约定的利率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因此吴红利应按该协议约定，向郑敏还款50万元及支付利息。根据银行流水，吴红利只付了两个月的利息，因此，吴红利应以未还款项5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月利率1.2%支付利息，利息从2019年3月10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判决：一、吴红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敏还款500000元；二、吴红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敏支付利息，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0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三、驳回郑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402.5元，保全费4022.5元，由郑敏负担2005元，吴红利负担7420元。二审中，郑敏提交了电话录音证据，其称是2020年1月15日与吴红利通话录音，吴红利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未予否认，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从录音的内容来看，吴红利表达了用两到三年分期偿还65万本金的意思，但并未确认相关款项是借款。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是借款关系。吴红利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2018年8月1日，郑敏分四笔共向吴红利转账30万元的性质。本院认为上述30万元是郑敏委托吴红利投资，而非借款关系。第一，郑敏主张是借款关系，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未明确约定上述款项为委托投资还是借款，故只能从双方之间的行为确定法律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8年8月1日，郑敏分四笔向吴红利共转账30万元，附言“201808投资”，自2018年9月起连续7个月，吴红利均向郑敏转账3000元，每次附言均有“投资收益”、“投资分红”的字样，从双方转账汇款附言内容来看，双方有明确的“投资”意思表示。双方微信聊天中，也使用“投资”、“分红”的措词，而未使用“借款”、“利息”等措词，也印证了双方并未有借款的意思表示。郑敏上诉称，双方在微信聊天中使用“投资”、“分红”等字眼，只能说明双方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用词的不专业和不严谨。本院认为，“借款”、“利息”比“投资”、“分红”更通俗易懂，日常生活中，即使法律知识非常欠缺的普通人，也不可能不知道“借款”、“利息”等词语，如果双方明确是郑敏向吴红利出借30万元，却不使用更通俗易懂的“借款”、“利息”，而使用相对专业的“投资”、“分红”，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郑敏上诉称，双方微信聊天，吴红利说“这几年还是保住本金第一”，“630的是15万回款的部分收益，按天计算进行支付的”，并以此主张双方为借款关系。本院认为，任何投资都追求“保住本金第一”，但实际上能否保住本金则不得而知，即使是借款也不一定能保住本金，最可能保住本金的是在银行存款；而按天计算收益，也不一定是借款，故郑敏的前述主张理由不能成立。第二，吴红利收到郑敏的30万元后，即将该款转账给刘宇钦，吴红利支付给郑敏的“投资收益”、“投资分红”款项，也来自于刘宇钦。吴红利虽赚取了“投资收益”或“投资分红”的差价，但并未表示对该30万元的款项承担保底或偿还责任。30万元与50万元事项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对于50万元的事项，双方签订了《合同协议》，明确约定吴红利对郑敏的资金占用按年化14.4%进行支付，每月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支付本金，双方上述约定，很明显属于借款关系；而30万元的事项，双方并未作出书面约定，郑敏将款项转账给吴红利后，吴红利在前7个月按月支付了固定金额的款项给郑敏，但吴红利并未承诺偿还本金。郑敏提交的2020年1月15日双方的通话录音，吴红利表达了用两到三年分期偿还65万本金的意思，但并未确认相关款项是借款。吴红利上述意思表示，是在争议发生后，双方协商时，其提议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并不构成对借款关系的自认。综上，郑敏主张转账30万元给吴红利是借款，吴红利应当偿还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的其他事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00元，由上诉人郑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邓  亚  玲审判员 彭  安  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钟立峰(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