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47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四通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长乐路1号海发大厦1期B111。 法定代表人：杨明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城，北京中银（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开奎，男，195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沪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敬秀，女，195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沪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秉哲、曾其伍，福建联合信实（集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四通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四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开奎、唐敬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206民初13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四通公司与杜某于2019年7月26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1.杜某与其他搬家劳务人员均为临时性雇佣，但因为多人搬家行为亦需要基本的组织及秩序以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及劳务者的人身安全，故存在偶尔的宣讲安全注意事项及服务内容的会议，但存在该情形不能认定为具备了人身依附性，故一审判决认定存在不当。2.依据常理可知，在通常不具备法律知识的人员来说，临时雇用的与形成劳动关系的员工在正常表述中都习惯称为员工，非特殊情形下不会明确双方的具体性质，故据此简单的称呼方式推定双方系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存在不当。3.从被上诉人在仲裁及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四通公司提供劳务的人员有十几人，但每天提供搬家劳务的仅七八个人，出工人员没有空可以参与。可见，杜某等人是否出工是自由的，而一审判决以劳务提供的部分延续性来认定工作状态属于劳动关系性质的固定性显然与事实不符，应当予以纠正。4.一审判决未能注意到记工表的证据，未能考量搬家业务的特殊性，未能考虑薪酬的计算方式及其他劳动待遇情况，导致对厦门四通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与杜某是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的认定中，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恳请二审予以纠正。 杜开奎、唐敬秀辩称：1.杜某并非临时性雇佣人员。2019年8月30日，四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丽娜在厦门市公安局莲前派出所被询问时陈述“我的一个员工杜某今天死亡，我来说一下我知道的情况”、“我是公司法人，也是实际负责人，我们公司是做搬家服务的。杜某是公司的司机兼搬运工”、“今天杜某、杨保力、李伟超是一个工作小组，他们是到思明区嘉盛豪园43号6楼给这里的客户搬东西的”，郭丽娜已承认杜某是受四通公司管理、分配工作的员工。同时从微信群聊天内容来看，四通公司每天通过微信群发送排班表安排杜某的工作，排班之前并未与杜某沟通确认其是否有空，且2019年7月28日至2019年8月30日杜某连续排班26天，提供的是连续性的劳动，绝非临时建立的劳动关系。2.杜某受四通公司的劳动管理。四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丽娜或刘荣、胡喜文在微信群“厦门四通family”提前一天安排隔天的出车人员，2019年7月30日、8月8日排班表中杜某体现在请假人一栏，可见杜某受四通公司请休假管理，并非四通公司所说的“杜某等人是否出工是自由的”；公司管理人员刘荣告知杜某等员工“没到位的按旷工处理”，可见杜某受四通公司劳动规章制度约束；此外，杜某完全听从四通公司的工作安排和管理，包括工作路线、工作时间、开哪辆车、去哪里搬家等等。因此，四通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杜某，四通公司生存在对杜文行政管理，杜某要接受四通公司工作服务流程管理，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提供劳务。3.杜某从事四通公司安排有报酬的劳动。2019年8月12日，四通公司通过郭丽娜支付杜某680元，工资条体现为“2019年7月份工资条”，工资条上列明了杜某的工资构成，包括“岗位工资标准993.6”、“餐补36”、“交通违章-200”等，可见，四通公司是基于杜某付出的劳动向其发放劳动报酬。正如厦湖仲案[2019]650号裁决书所言“虽然记工表上体现的杜某每日金额不一样，但基于杜某每日提供的搬家服务工作量不一样，所获得的工资金额存在差异，也符合计件工资的计算特征，这并不影响其作为劳动报酬的性质”。综上所述，四通公司是专门从事搬家、装卸搬运的公司，杜某在四通公司提供劳动，受四通公司劳动管理，四通公司向杜某支付劳动报酬，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因此，杜某与四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请求贵院依法判决。 四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杜某与四通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杜某系杜开奎、唐敬秀的儿子。二、杜某自2019年7月26日起在四通公司做驾驶或搬运工作。2019年8月30日，杜某在工作过程中昏迷，送医途中杜某死亡。三、2019年8月12日，四通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郭丽娜支付杜某680元，并向杜某提供了工资条，载明“岗位工资标准993.6”、“餐补36”、“交通违章-200”、“工服押金-150”、“实付金额680”。四、申请仲裁时间：杜开奎、唐敬秀于2019年9月19日申请仲裁。五、仲裁请求：确认杜某与四通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六、仲裁结果：厦门市湖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湖仲案[2019]650号裁决书，裁决确认杜某与四通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杜某与四通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四通公司主张及证据：杜某不是四通公司的员工，与四通公司不存在隶属关系，四通公司系提供搬家服务的公司，搬家服务人员流动性极大，故在有搬家业务时再召集杜某等人提供劳务，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杜某不受四通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双方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工作服也是杜某交押金借用。杜某的报酬根据其每次出工的具体劳务内容计算，每日报酬金额不一，杜某不享有四通公司的其他任何待遇，符合劳务关系的特点。四通公司提供《7月份记工表》作为证据。杜开奎、唐敬秀的抗辩意见及证据：1.杜某系四通公司的员工。杜某死亡后，四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丽娜在接受莲前派出所调查时表示“我的一个员工杜某今天死亡，我来说一下我知道的情况”、“我是公司法人，也是实际负责人，我们公司是做搬家服务的，杜某是公司的司机兼搬运工”。2.四通公司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杜某，杜某接受四通公司的劳动管理。四通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郭丽娜或工作人员刘荣、胡喜文在微信群“厦门四通family”提前一天安排隔天的出车人员，2019年7月30日、8月8日排班表中杜某体现在请假人一栏，可见杜某受四通公司请休假管理，并非四通公司所说的“有空就来，没空就不来”；四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丽娜还在工作群发布搬家服务流程视频，要求杜某等员工遵照视频执行搬家工作；管理人员刘荣告知杜某等员工“如果装卸货不报备的话出现违章由个人承担”、“没到位的按旷工处理”，可见杜某受四通公司劳动规章制度约束；此外，杜某对工作安排、工作路线不具有自主性，开哪辆车、去哪里搬家、什么时候出发和到达都要听从四通公司安排和管理。3.杜某提供的劳动是四通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杜某使用的劳动工具（运输车辆）、劳动工作服饰均由四通公司提供，四通公司要求杜某每次到达公司安排的搬家现场时，都要拍照上传工作微信群，四通公司还对客户进行回访，可见杜某在外工作是代表四通公司的。4.杜某从事四通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2019年8月12日，四通公司通过郭丽娜支付杜某7月份工资680元。杜开奎、唐敬秀提供微信群聊天记录、出车表、出车现场照片、回访记录、记工表、工资条、工作服等作为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结合双方的证据及陈述，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四通公司与杜某符合法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四通公司向杜某发放报酬；杜某提供的劳动是四通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以上均符合成立劳动关系的要件。2.四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郭丽娜在微信工作群中发布工作流程及要求、召集人员开会，杜某如未上班需向四通公司请假，以上事实证明四通公司对杜某存在行政管理，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不仅是简单的提供劳务、接受劳务的关系。3.四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郭丽娜在接受厦门市公安局莲前派出所询问时陈述杜某系四通公司的员工、从事司机及搬运工作，并未提及杜某系临时性劳务人员。另，从杜某2019年7月、8月的出勤记录来看，其工作状态呈固定性而非临时性。综上分析，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杜某与四通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四通公司要求确认其与杜某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厦门四通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与杜某于2019年7月26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厦门四通搬家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在案双方确认证据分析，四通公司通过微信群发布《四通搬家一线员工搬运服务流程》；四通公司每天用工任务在微信群中发送排班表；四通公司在微信工作群中召集人员开会；管理人员在微信群中发布“如果装卸货不报备的话出现违章由个人承担”、“没到位的按旷工处理”等管理要求，可证明四通公司的用工管理制度以微信群发布信息的方式实施管理。杜某通过微信群受领四通公司的用工安排，使用四通公司提供的用工车辆，从事司机兼搬运的工作，杜某工作期间上传出车照片和回访记录，排班请假均按照四通公司的工作服务流程标准和请休假制度，服从了四通公司的用工管理。从杜某2019年7月、8月的出勤表出勤26天来看，其工作状态呈固定性而非临时性；从四通公司向杜某支付的报酬看，2019年8月12日支付了680元，工资条中列明“岗位工资标准993.6”、“餐补36”、“交通违章-200”等工资构成。以上事实均符合成立劳动关系的要件，故一审法院认定杜某与四通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四通公司上诉请求确认与杜某不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四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厦门四通搬家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张巧铭）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徐振波） 书记员（ 郑媛 妮） 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