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94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兰溪市三虎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兰溪市兰江街道后陆村。法定代表人：张忠虎，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港市友邦氨纶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德积德丰村。法定代表人：陆禹先，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韬，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正良，男，196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上诉人兰溪市三虎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市友邦氨纶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邦公司）、沈正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2民初6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独任审理。现已审理完毕。三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三虎公司与友邦公司并未发生过买卖关系，与三虎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系沈正良，且与沈正良之间的货款均已结清，三虎公司并不拖欠友邦公司货款。一、友邦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不能证明其与三虎公司发生买卖关系，根据《最高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以送货单形式证明买卖关系的，必须结合双方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但一审仅凭送货单作出认定，显然是不客观的。三虎公司根本未与友邦公司发生过任何业务，假如送货单上没有沈正良的签名，三虎公司亦不可能收货，收到的货对三虎公司而言也是沈正良的。二、一审对承兑汇票及发票的认定也有违事实。承兑汇票系沈正良领取，是三虎公司支付沈正良的货款。最后由友邦公司兑现，那也是沈正良与友邦公司之间的关系，与三虎公司无关。而三虎公司与沈正良之间的买卖关系，双方约定相关发票的出具由沈正良解决，沈正良要求将发票直接开具给其客户三虎公司，不违反法律规定。期间，友邦公司通过邮寄对账形式与三虎公司进行对账，三虎公司对此不知情，未进行过对账。三、一审认定沈正良债务加入也是说不通的。一审根据沈正良的庭审陈述认定其构成债务加入，但未梳理过三虎公司、友邦公司及沈正良三者之间的关系。单从欠条的内容来看，只是沈正良欠友邦公司244291.92元货款，与三虎公司并无关系。友邦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友邦公司与三虎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发票、送货单等证据都显示了双方的交易行为，符合交易习惯。至于沈正良向友邦公司出具欠条，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构成债务加入，不能以此否认友邦公司与三虎公司之间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三虎公司的上诉。沈正良未做答辩。友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三虎公司支付结欠友邦公司的货款244291.92元及利息（以244291.92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至起诉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沈正良对三虎公司欠付的上述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由友邦公司、沈正良承担。一审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友邦公司与三虎公司素有业务往来。2017年2月8日至2017年4月8日间，友邦公司共计向三虎公司供应货物合计金额为544291.92元，友邦公司随后分别于2017年3月8日、2017年5月10日分别向三虎公司开具金额为345541.92元、19875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3月8日，三虎公司以承兑汇票方式向友邦公司支付货款20万元，2017年3月31日，三虎公司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友邦公司支付货款10万元。2018年8月6日，沈正良向友邦公司出具欠条，载明结欠友邦公司货款244291.92元。一审中，三虎公司陈述：友邦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两张增值税发票，三虎公司已经收到且已经在税务机关进行了抵扣。一审法院认为，友邦公司向一审提交的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互相印证，可以证明友邦公司向三虎公司供应货物合计金额为544291.92元，对此予以认定。现友邦公司自认三虎公司已经给付货款30万元，主张三虎公司给付尚结欠的货款244291.92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对于友邦公司主张的沈正良构成债务加入，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友邦公司提交了沈正良出具的欠条，载明结欠友邦公司货款244291.92元，沈正良对欠条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可以证明沈正良就该笔货款向友邦公司作出了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对此予以认定，沈正良应与三虎公司共同给付友邦公司结欠的货款244291.92元。对于友邦公司主张的利息，友邦公司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和计算标准均无不当，且未超过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对于沈正良抗辩所称的欠条系受友邦公司指示书写，且系友邦公司委托沈正良向三虎公司代收货款，沈正良未向一审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对该抗辩难予支持。对于三虎公司抗辩所称的三虎公司系与沈正良发生业务往来，友邦公司仅是代开发票，且三虎公司已经将案涉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货款与沈正良结清，但三虎公司未能向一审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对该抗辩难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遂判决：三虎公司、沈正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给付友邦公司款项244291.92元及利息（以244291.92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2020年6月8日）。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92元、保全费1870元，合计4462元，由三虎公司、沈正良负担。二审中，三虎公司补充提交四份证据：证据一、个人账户明细，证明三虎公司与沈正良个人之间另外存在坯布业务；证据二、送货单，证明三虎公司与沈正良发生的业务由沈正良指定送至染厂；证据三、发货跟踪单；证据四、驾驶员情况说明，证明三虎公司发货后有跟踪单给客户，确认货物具体发送地址。友邦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只能证明沈正良与三虎公司存在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二、三、四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诉证据均不能证明本案所涉业务与三虎公司无关。本院认证意见：三虎公司提交的四份证据均为三虎公司与案外人的业务往来情况，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友邦公司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的认定问题。根据友邦公司一审提交的送货单，其于2017年3月至4月期间向三虎公司分批供货，对应出具送货单10份，总金额为544291.92元，其中9份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处签有“永龙”字样，二审庭审中，三虎公司自认系其员工徐永龙签收并确认已收货；仅有1份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处签有“陆超然”字样，而三虎公司否认陆超然为其员工。结合友邦公司已为三虎公司开具该金额的增值税发票，三虎公司已将发票进行抵扣，以及三虎公司已向友邦公司支付30万元款项的客观事实，友邦公司案涉买卖合同相对人应为三虎公司，三虎公司提出的案涉买卖合同相对人为沈正良且案涉货款已结清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沈正良出具欠条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构成对三虎公司结欠友邦公司债务的加入，一审法院判决沈正良与三虎公司共同承担还款义务，并无不当。综上，三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84元，由上诉人兰溪市三虎纺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唐 蕾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春连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反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