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3民终18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启蒙，男，壮族，1981年9月5日出生，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红艳，女，壮族，1984年1月5日出生，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彪，广西万益（来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振全，男，壮族，1967年3月16日出生，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振迪，男，汉族，1976年12月5日出生，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德惠，男，壮族，1973年8月9日出生，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祖宝，广西明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那碰村民委福堂村第一村民小组，地址：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福堂村。 负责人：陈善博，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那碰村民委福堂村第二村民小组，地址：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福堂村。 负责人：陈振过，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那碰村民委福堂村第三村民 -2- 小组，地址：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福堂村。 负责人：陈启热，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那碰村民委福堂村第四村民小组，地址：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福堂村。 负责人：陈荣生，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那碰村民委福堂村第五村民小组，地址：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福堂村。 负责人：陈东田，组长。 上诉人陈启蒙、石红艳因与被上诉人陈振全、陈振迪、胡德惠、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那村民委福堂村第一村民小组（简称第一村民小组）、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那村民委福堂村第二村民小组（简称第二村民小组）、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那村民委福堂村第三村民小组（简称第三村民小组）、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那村民委福堂村第四村民小组（简称第四村民小组）、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蒙村镇那村民委福堂村第五村民小组（简称第五村民小组）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2020）桂1302民初4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启蒙、石红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彪；被上诉人陈振全、陈振迪；被上诉人胡德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祖宝；被上诉人第二村民小组负责人陈振过，第三村民小组负责人陈启热，第四村民小组负责人陈荣生，第五村民小组负责人陈东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启蒙、石红艳上诉请求：1、撤销兴宾区人民法院（2020）桂1302民初458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各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118826.65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遗漏当事人，存在程序错误。陈振嵋也曾私自在池塘内挖泥，导致鱼塘产生大量深坑，积水增多 -3- ，危险性增加，并且在挖泥后没有设置任何警示标志或围栏，导致陈子轩在情况不明之下进入鱼塘溺水死亡，陈振嵋行为存在过错，与陈子轩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是本案侵权人之一，是必须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原审法院拒不通知及不追加陈振嵋为被告，属于程序严重错误，依法应发回重审。2、陈振全、陈振迪作为鱼塘承包人，应当履行对鱼塘管理义务，但却放任鱼塘处于无人有效管理状态，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3、胡德惠未经许可在涉案鱼塘挖泥，导致鱼塘产生大量深坑，积水增多，危险性增加，并且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或围栏，导致陈子轩在情况不明之下进入鱼塘，导致溺水死亡，胡德惠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4、福堂村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在本案中均存在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福堂村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是鱼塘所有权人，应当对鱼塘履行相应管理义务，但却放任鱼塘处于无人有效管理状态，未尽到任何管理义务，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5、被上诉人共同导致受害人陈子轩死亡，应连带承担15%责任，赔偿上诉人118826.65元。 陈振全、陈振迪辩称，胡德惠勾挖鱼塘时我们还没有承包，勾挖完后我们才承包的鱼塘，因此我们没有责任，同意一审判决。 胡德惠辩称，1、涉案鱼塘不是胡德惠所有，也不是胡德惠发包和承包，因此与受害人死亡没有关联性；2、胡德惠虽有勾挖塘泥行为，但都是得到鱼塘所有人和承包人同意，且勾挖塘泥也是发包人村民小组的村民叫去挖的，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死亡与胡德惠挖塘行为有因果关系。3、陈振嵋没有参加诉讼是因为上诉人放弃追加，并不是一审法院遗漏，不属于发回重审事由。4、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请求驳回上诉人对胡德惠赔偿请求。 第五村民小组辩称，胡德惠挖塘泥没有经过本村民小组同意，鱼塘离本村较远，且在甘蔗地中间，平常村民都不去那里，胡德惠勾挖塘泥我们不知道。涉案鱼塘是由各村民小组之间轮流发包，一般每个村民小组发包一年，该鱼塘是天然鱼塘， -4- 每年春季有水可以养鱼，到冬季鱼塘干水，就养不了鱼。事发当年不是本村民小组发包，本案损失与本村民小组无关。 第三村民小组辩称，去年是我们村民小组发包，胡德惠勾挖塘泥时，水塘已经干了，鱼也打完了，没有人承包，哪里有人去管，水塘四周都是甘蔗，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外面，一般没有人去水塘，本案损失与本村民小组无关。 第二、四村民小组辩称，损失与本村民小组无关。 陈启蒙、石红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各被告共同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396088.84元；2.各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6月21日下午，陈启蒙、石红艳的儿子陈子轩与另外两个小伙伴在蒙村镇××、××、××、××、××小组的集体鱼塘铜锣塘玩耍。当日16时左右，陈子轩进入鱼塘，不久之后发生溺水。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立即跑回村中呼救。村民赶到后，在接近鱼塘中央的位置将陈子轩救起。赶到的医护人员对陈子轩抢救40分钟后，宣告小孩临床死亡。2020年8月3日，陈启蒙、石红艳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涉案鱼塘位于角，距离居民区约1公里，离经过鱼塘附近的沙石村路约10米，为天然形成，雨季时水深60公分至100公分。胡德惠在庭审中自认在2019年12月鱼塘干枯时用勾机在该鱼塘挖塘泥5天左右。涉案鱼塘在2020年清明节后由陈振全、陈振迪承包。一审法院认为，年仅8岁的陈子轩脱离监护人监护范围，到离家约1公里的野外鱼塘戏水，陈启蒙、石红艳作为监护人显然未尽到必要的监护义务，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直接原因。陈振全、陈振迪作为涉案鱼塘的承包人，虽对鱼塘存在管理义务，但管理义务亦应当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本案涉案鱼塘远离村庄，鱼塘与外面的砂石路之间，除一条泥泞便道连接外，四周围均为甘蔗地包围，形成对鱼塘的天然屏障。因此，承包人虽没有树立警示标识等行为，但鱼塘的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四周被甘蔗围绕 -5- 的现状，足以达到通常情况下安全的程度。因此，陈振全、陈振迪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同时，陈振全自愿赔偿18000元，陈振迪同意赔偿5000元，应予以确认。胡德惠虽存在勾挖鱼塘的行为，且该行为也会增大溺水风险。但，一方面，胡德惠的勾挖行为发生在陈振全、陈振迪承包鱼塘之前，该勾挖行为的危险性应由鱼塘承包人负责消除。另一方面，对年仅8岁、身高1米1左右且不会游泳的小孩而言，水深60公分至100公分的野外鱼塘中存在的水草或淤泥或乱石等未知水况亦存在巨大的风险，胡德惠造成的深坑，不必然为死者溺水的直接原因。因此，结合现有证据，无法确认胡德惠的行为系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的直接原因。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规定，结合胡德惠自认勾挖鱼塘获利的事实，酌情确认胡德惠赔偿5000元。被告福堂村第一、二、三、四、五个村民小组虽为鱼塘所有人，但事发时已将鱼塘分包给他人，相应的管理义务也应由承包人承担。因此，被告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对事故发生不承担责任。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陈振全赔偿原告陈启蒙、石红艳经济损失18000元;二、被告陈振迪赔偿原告陈启蒙、石红艳经济损失5000元；三、被告胡德惠赔偿原告陈启蒙、石红艳经济损失5000元；四、驳回原告陈启蒙、石红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41元，减半收取计3620.5元，由被告陈振全负担109元、被告陈振迪负担72元、被告胡德惠负担72元（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曰起七曰内交纳），原告陈启蒙、石红艳负担3367.5元（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证明：1、2019年11月本村村民陈启杨请陈振嵋用钩机去鱼塘勾塘泥，然后将勾得塘泥放本人后推车（小四轮），由本人将塘泥拉到陈启杨地和田里。2、涉案鱼塘周围由北向南的 -6- 塘边路坏了，周围种甘蔗群众数十人愿出钱委托本人叫被上诉人胡德惠用钩机挖塘泥来修路，每户约出50元。该证人作证后，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涉案鱼塘系天然形成，历史久远，属福堂村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共有，生产责任制后开始对外发包，各村民小组之间实行一年一轮换发包，承包者在春季鱼塘有水时养鱼到冬季鱼塘水干止。 本院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文以列举式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范围，一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即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商业性经营的场所，也包括对公众提供服务的场所；二是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即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参加人数较多的活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本案的鱼塘不属于侵权责任法所称的“公共场所”。首先，鱼塘是个人承包经营管理性质，对外没有进行商业性经营、娱乐等活动，属于私人领域。其次，鱼塘系天然形成，历史久远，且已经实际发包30多年，福堂村民们生活用水并不需要使用该塘，该鱼塘不是群众经常聚集的地方。再次，鱼塘位置距离村庄较远，且四周由甘蔗包围，相对封闭，只有一条小路与外界连接，该鱼塘不属于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商业性经营和对公众提供服务的“公共场所”。因此该鱼塘管理人不应成为对鱼塘管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一审法院认定承包人陈振全、陈振迪不存在过错，但基于陈振全自愿赔偿18000元和陈振迪自愿赔偿5000元实际，作出陈振全赔偿18000元和陈振迪赔偿5000元的判决并无不当。 胡德惠和陈振嵋虽存在勾挖塘泥行为，但第一、鱼塘所有权人和承包人并未提出异议。胡德惠、陈振嵋勾挖塘泥的时间在前一期承包完毕，陈振全、陈振迪承包鱼塘之前，福堂村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作为鱼塘所有人明知但并未制止，视为默许；陈振全、陈振迪承包鱼塘时，对鱼塘中的塘泥被勾挖过的状况是清楚 -7- 的，未提出异议也视为认可。第二、胡德惠、陈振嵋的勾挖鱼塘行为不是秘密行为。据证人陈某证实，当地有数十户蔗农愿花钱请胡德惠挖塘泥用在鱼塘边护路；陈振嵋也是被村民陈启杨委托挖塘泥用于田和地的平整。第三、胡德惠、陈振嵋的勾挖塘泥行为并未改变鱼塘性质。鱼塘有水时就有危险存在，未成年人进入无论深或浅的鱼塘均有危险，这是常识。胡德惠、陈振嵋勾挖塘泥只是改变鱼塘部分位置的深度，并不必然导致本案事故发生。因此，上诉人上诉称陈振嵋是必要共同诉讼人，一审法院未追加陈振嵋为共同被告错误，应发回重审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胡德惠行为无过错，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判决胡德惠酌情赔偿5000元并无不当。 至于福堂村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作为鱼塘所有者，已经将鱼塘经营权发包给他人，因此依协议约定，其管理权转移给承包者，发生事故时，鱼塘在承包人陈振全、陈振迪承包期间，因此一审判决福堂村第一、二、三、四、五村民小组不承担责任也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裁判结果得当，故对陈启蒙、石红艳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77元，由上诉人陈启蒙、石红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小娟 审判员  李德彬 -8- 审判员张敏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石柳军 书记员陈千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