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行终3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住山西省古交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古交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刘某2。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张某。委托代理人王某1。委托代理人王某2。上诉人刘某1因诉被上诉人古交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古交市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3行初1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某1，被上诉人古交市政府出庭负责人张某及委托代理人王某1、王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刘某1在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村有面积120平方米住房一处。2016年4月19日，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下达2016年深化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第一批目标任务计划的通知》（晋发改地区发〔2016〕208号），该通知中将古交市梭峪乡纳入2016年山西省各市××县治理搬迁安置第一批任务计划。古交市政府《关于对2016年采煤沉陷区治理涉及村（居）进行搬迁安置的通知》（古政函〔2016〕28号）中载明，刘某1所在的梭峪乡炉峪口村纳入了古交市2016年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范围。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山西省深化采煤沉陷区治理规划》（2014-2017年）规定，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采用搬迁重建方式治理，按户均60平方米进行补助”。2016年9月22日，刘某1签订了《古交市采煤沉陷区治理项目搬迁安置协议》，补偿选定为“货币补偿”，对60平方米进行了补偿，但该房屋一直未拆除，刘某1一直居住至今。现刘某1以居住房屋为危房为由要求古交市政府对其剩余60平方米的房屋比照其他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安置。刘某1认为古交市政府未履行法定职责，遂形成本诉。原审法院认为：采煤沉陷区补偿安置应当严格依照省政府制定的相关补偿标准进行，这是依法行政的体现。本案中，原告刘某1已于2016年签订了《古交市采煤沉陷区治理项目搬迁安置协议》，同意对60平方米建筑物进行货币补偿，且该补偿已到位。现要求被告古交市政府履行法定职责对其剩余60平方米房屋按照其他标准进行补偿，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刘某1要求确认古交市政府对其申请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合法权益法定职责不履行不答复违法的诉求，经原审法院核实，古交市政府已给刘某1相应的答复和处理，原审法院对该诉求亦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某1的诉讼请求。刘某1上诉称：上诉人对原审的举证质证没有异议，原审查明的事实也是正确的，但原审判决中关于其请求古交市政府对剩余60平方米房屋按照其他标准履行补偿法定职责不成立是错误的。采矿权是各级政府批准的，煤矿交给政府的赔偿费用及使用情况不公示，煤矿只对市、乡两级政府，不对各家各户，上诉人无法向煤矿主张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五条的规定，足以证明上诉人的诉求于法有据。请求：一、撤销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3行初128号行政判决；二、改判被上诉人就上诉人合法房屋签订补偿协议或者评估后作出补偿决定；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古交市政府辩称：一、上诉人主张古交市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不予答复违法，无事实依据。（一）古交市政府对上诉人利益及财产没有造成任何侵害。上诉人因其房屋受煤矿开采影响产生的避险费、维修费，于2016年起诉古交市政府，后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协调，上诉人与古交市福鑫煤矿、桃林煤矿达成协议，由两煤矿补偿了上诉人15万元，上诉人房屋受损费用已经一次性处理。按照协议约定，该补偿款是上诉人采煤范围内房屋的全部补偿款。按照“谁破坏，谁赔偿”原则，房屋损坏赔偿与古交市政府无直接关系，不应由古交市政府承担。（二）上诉人与炉峪口村委会签订《古交市采煤沉陷区治理项目搬迁安置协议》并享受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政策后，曾多次到古交市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各部门对其反映的问题均有答复。上诉人在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次起诉古交市相关部门，各级法院均已依法作出判决。二、关于上诉人要求补偿的问题。（一）根据《山西省深化采煤沉陷区治理规划（2014-2017年）》（晋政办发〔2015〕21号）《古交市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工作方案》（古发〔2016〕13号）的规定，采煤沉陷搬迁安置“按户均60平方米进行补助”，古交市已按照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政策对上诉人进行了补偿，上诉人房屋补偿105000元，已领取66000元。（二）上诉人与炉峪口村委会签订《古交市采煤沉陷区治理项目搬迁安置协议》时，在太原市有安全住房一套，古交市政府已根据其自愿选择的货币补偿方式进行了补偿处理。上诉人陈述现在没有住房，与补偿安置政策无关，市政府不应当承担责任。（三）根据省、市政策文件规定，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以户为单位，在沉陷区居住的居民按照每户60平方米的标准进行搬迁安置。如该户房屋面积超过60平方米，超出部分仍属安置户所有，上诉人房屋至今仍未拆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应予确认。另查明：刘某1因其在古交市梭峪乡炉峪口村住房问题，以古交市政府为被告先后进行了三次诉讼，本案为第三次诉讼。第一次是2015年起诉古交市政府不履行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该案二审时经本院调解，双方于2016年5月16日达成行政诉讼调解协议，约定古交市政府支付刘某1房屋维修费10万元（刘某1实际收到梭峪乡政府支付的维修补偿费15万元），刘某1在政府付清约定款项后撤回起诉；该调解协议约定“款项支付不影响甲方刘某1房屋所有权，也不影响政府下一步关于该村房屋的拆迁补偿政策涉及的相关权利”。第二次是因案涉房屋在2016年纳入采煤沉陷区治理范围并进行搬迁安置补偿一事，刘某1于2018年起诉古交市政府不履行房屋搬迁安置法定职责，该案经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2018）晋03行初317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刘某1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因双方未上诉而发生了法律效力。第三次即本次诉讼，刘某1要求古交市政府对已补偿60平方米之外的剩余60平方米住房进行安置补偿。本案二审中，刘某1确认其主张古交市政府对剩余60平方米住房负有安置补偿职责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以及相邻“九龙塔”村的补偿事实。以上事实由当事人诉辩意见、原审提交的证据及二审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履职之诉。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刘某1于2016与古交市政府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不影响其之后的拆迁补偿权利；古交市政府在统一进行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过程中已按补偿方案规定的标准、方式对刘某1进行了安置补偿，该补偿安置履职争议已由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3行初317号生效行政判决进行了裁判，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确定。刘某1本次诉讼要求对剩余60平方米的住房进行补偿安置，争议焦点是古交市政府是否负有对刘某1剩余60平方米住房再次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开采矿产资源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均为民事主体发生侵权行为后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未涉及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古交市政府并非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没有实施侵害刘某1房屋的侵权行为，依法不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也不因上述法律规定负有对刘某1住房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根据已查明事实，古交市政府对包括刘某1在内的炉峪口村村民进行补偿安置是基于《山西省深化采煤沉陷区治理规划（2014-2017年）》《古交市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工作方案》的规定，但该规范性文件中并未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超出60平方米标准的住房的剩余部分再次进行安置补偿。故刘某1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如果省、市级人民政府出台新的采煤沉陷区补偿安置政策，对超出60平方米补偿标准的住房进行补偿、处理的，刘某1可以依据新的规定依法主张其补偿权益。刘某1关于依据“九龙塔”村补偿事实可作为古交市政府对其进行补偿安置的诉讼主张。经查，《古交市梭峪乡人民政府关于九龙塔村房屋拆除工作的方案》（梭政发〔2015〕55号）发布于刘某1所在的炉峪口村补偿安置之前，该方案明确适用的拆除对象为九龙塔村所有住房、窑洞，与本案所涉的炉峪口村补偿安置工作无关，刘某1的该项诉讼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刘某1要求古交市政府对剩余60平方米住房进行安置补偿没有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彦斌审判员 庞永平审判员 姚利屏二○二○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 卜勇涛书记员 武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