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02民初2386号原告:闫丽，女，汉族，1972年10月26日出生，住信阳市浉河区。原告:赵红，女，汉族，1972年5月11日出生，住信阳市浉河区。原告:李桂君，女，汉族，1972年3月23日出生，住信阳市浉河区。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韩静秋、胡建成（实习），河南晓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闫仁堂，男，汉族，1974年10月14日生，住信阳市浉河区。委托代理人：刘保钰，广东瀛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海红，女，汉族，1973年12月21日生，信阳市浉河区。委托代理人：张林旭，河南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闫丽等诉被告闫仁堂、被告李海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丽、赵红、李桂君及三人委托代理人韩静秋、胡建成，被告闫仁堂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保钰，被告李海红委托代理人张林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闫丽等诉称，2016年10月8日，被告向三原告及徐燕共计借款400万元（其中闫丽285万元、赵红35万元、李桂君30万元、徐燕50万元），约定月息2分5厘，利息按月支付，2017年4月8日一次性付清，由被告向原告闫丽出具总借条一份。之后被告仅支付利息至2017年8月，其余本息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支付。因被告未按约定偿还本息，2020年4月徐燕已就被告借其50万元以其个人名义向浉河区法院起诉。因借款行为发生在2016年10月，在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笔借款发生后，二被告购买了一辆宝马×5，将其儿子送往加拿大留学，购买固定资产。该款用于二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属于其夫妻共同债务。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返还借款本金3500000元，并按月利率2分计算，从2017年8月至借款还清为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闫仁堂辩称，1、原告赵红、李桂君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两原告依据情况说明证明两原告与被告有真实的借贷关系不符合客观事实。被告从来不认识两原告也未向两原告出具过借条。恰恰相反，情况说明中另一人徐燕另案起诉被告，浉河区法院(2020)豫1502民初149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起诉，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是徐燕依据情况说明证明与闫仁堂有借贷关系不符合事实。根据前述判决，两原告主体不适格。2、闫丽提供的借款的真实借款人是吴宪义，闫丽与被告具有委托关系，事先知情所借款项要借给吴宪义，原告所收利息和被告从吴宪义处收取的利息是一样的，被告不存在收取利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借闫丽的钱借给吴宪义，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借款中的50万元已经偿还。3、被告所借款项没有用于家庭消费，原告提供的流水证据和被告提供的流水及借条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告借款没有用于家庭日常消费及买车过奢侈生活。被告李海红辩称，一、赵红、李桂君不是适格原告，不能参加诉讼。（一）债权凭证显示合同双方为闫丽和闫仁堂，赵红与李桂君不是出借人，无权起诉。400万元借条载明的出借人是闫丽，借款人为闫仁堂，没有任何字句显示赵红、李桂君为该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闫仁堂作为债务人仅对出借人闫丽承担清偿责任，对合同之外的任何人没有清偿义务。借条作为借款最重要、最基础的债权债务凭证，对于未经债务人同意，突然出现的所谓实际出借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情况说明》系三原告及徐燕四人单方出具，不足以证明赵红、李桂君的原告身份。其一，《情况说明》未经闫仁堂签字认可，不具有证明力。答辩人不否认闫丽与另外三人存在银行转账交易，但如何证明闫丽出借的资金就是三人出借给闫仁堂的资金呢?是否存在原告为了达到并案审理的目的，根据之前的四人转账明细制作《情况说明》的情形呢?根据常理即可判断，闫丽与三人存在经济往来的事实，无法证明闫丽出借的资金就是赵红、李桂君等人转给闫丽的资金，也无法得出赵红、李桂君二人当然获得原告主体资格。其二、《情况说明》形成时间为2016年10月6日，而闫丽出借第二笔资金300万元的时间是2016年10月8日。根据证据材料的承载要素分析，《情况说明》是对某种既存事实或者某种现实状态进行文字描述的一种书面文件。但本案中，出借事实发生在后，情况说明的形成时间在前。试问，如何对尚未发生的借贷关系进行情况说明呢？《情况说明》形成时间与客观事实存在明显逻辑矛盾。因此，该《情况说明》内容和时间的真实性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据此认定赵红、李桂君的实际出借人身份。其三，赵红、李桂君如果真的是出借人，既然在闫丽出借300万之前，三人达成合意并出具《情况说明》进行出借人内部约束，完全可以在10月8日当天要求借款人闫仁堂在《情况说明》上签字确认，或者直接在借条中列明出借人身份。何必大费周章，先写一份无对外约束力的《情况说明》，再让闫仁堂在不知实际借款人的情况下书写一份仅对闫丽负责的借条呢？显然与常理不符。（三）根据原告闫丽自己的银行转账记录统计，只能证明闫丽与赵红、李桂君之间存在频繁的交易往来，无法证明闫丽按月支付利息的客观事实。根据原告在证据目录中的陈述，闫丽在收到闫仁堂支付的利息后，按约定2.5分的月息标准分文不少的支付给了赵红、李桂君。经过计算，闫丽应当分别支付给赵红、李桂君每月利息为8750元、7500元，但是根据闫丽提供的本人银行转账记录显示，闫丽与赵红、李桂君存在频繁的交易来往，金额有大有小，小额转账有40元、50元的，大额转账有1万、2万、20万不等，且支付时间没有任何规律。银行转账展现的客观事实与原告陈述无法印证，无法解释前述提出的诸多疑问，不能证明赵红、李桂君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综上，答辩人认为，如果各原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这份儿《情况说明》了──大家都作为原告共同起诉闫仁堂，所有责任由闫仁堂承担，完全避免了某一个原告在另案中作为被告或被执行人的可能。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转移诉讼风险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不应当得到法院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赵红、李桂君作为案外人，既不是借条载明的出借人，也不是被告承认的实际借款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不符合实质的起诉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208条的规定，对于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本案涉及的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答辩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闫仁堂向闫丽借款400万元的事实，答辩人不知情，且事后未予以追认，如此巨额借款明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院相关解释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借条没有答辩人签字，答辩人对此巨额借贷毫不知情，根据共债共签原则，在答辩人没有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确认，事后不予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借贷交易过程中，原告闫丽出借巨额资金，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完全可以也有条件在交易时要求答辩人作出共同负债的意思表示，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牵涉答辩人，说明闫丽在出借该借款时并未告知答辩人，也未曾征得答辩人同意。同时，所借款项全部汇入闫仁堂个人账户，没有任何一笔钱是汇入答辩人账户，归还借款本息时，答辩人也从未使用自己的账户向闫丽支付过任何一笔利息或本金，现有证据不能推定答辩人作为夫妻一方，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实际上，直到答辩人收到人民法院传票和起诉材料时都不知情，经再三询问闫仁堂才得知借款事实。债务发生期间，无论是闫仁堂或者原告闫丽均没有透漏任何有关消息。因此，该借款应当由借款人自行偿还，与答辩人无关。（二）、原告认为根据闫仁堂尾号5555银行账户统计的用于家庭开销的金额出自400万元借款资金，显然片面，没有考虑闫仁堂账户进账的客观事实，据此得出“借款资金用于家庭开销”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原告主张2015年7月至2020年7月期间，闫仁堂个人及家庭消费资金来源于原告出借的400万元借款，进而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与客观事实不符，逻辑错误，具体理由如下：根据原告提供的闫仁堂的银行账户明细统计可知：1、2016年1月7日闫丽向闫仁堂账户汇入100万元之后，至2016年10月8日第二次汇入300万元之间，闫仁堂尾号5555银行账户总共进账150余万元（不含闫丽转入的100万元）；2、2016年10月8日闫丽向闫仁堂账户汇入300万元之后，至2020年7月27日期间，闫仁堂尾号5555银行账户有多笔资金汇入，粗略统计，该段时间内，闫仁富、王雷、张贵成、陶启丽、何正文、裴智刚等人转入资金就有500多万元（不含闫丽转入的300万元）。根据上述统计，闫仁堂用于家庭开销、购买汽车的资金完全有合法来源，而且完全能够覆盖本案借款总和。再者，闫丽将几百万的资金借给闫仁堂，是基于闫仁堂的公职身份考虑，通过闫仁堂向外放款，赚取利息。而货币本身是不特定物，哪些钱是转借给了他人，哪些钱是用于家庭消费，无法一一区分。如果说闫仁堂在收取400万元借款之后，未向外转借，账户也没有足够维持家庭开支的大额资金汇入，认定开支的资金与借款资金具有同一性，倒也无可厚非。但证据材料呈现的客观事实并非如此，在不包括借款400万元的情况下，其他转入资金也足够家庭消费。因此，原告仅仅计算5年期间闫仁堂的消费金额，而不计算入账金额，就推定所有消费均来源于其出借的400万元借款的结论，显然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赵红、李桂君二人不是借款合同当事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二人为实际出借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虽然闫仁堂与闫丽的借款关系发生在答辩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巨额举债无答辩人签字，原告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答辩人家庭消费资金来源于涉案借款。因此，涉案350万元的争议标的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审理查明，三原告系闺蜜关系，原告闫丽与二被告系熟人关系。原告闫丽与被告闫仁堂认识后，曾经向被告闫仁堂出借过资金。原告赵红、李桂君等人听原告闫丽说被告闫仁堂借款报价可靠后，表示愿意参与出借。2016年1月7日，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闫仁堂交付借款100万元，2016年10月8日，原告向被告闫仁堂交付借款300万元。2016年10月8日，被告闫仁堂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闫丽现金肆佰万元整，月息两分五厘，按月支付。2017年4月8号一次性付清本金。借款后，被告闫仁堂支付了2017年8月前的利息，被告闫仁堂支付利息后，原告闫丽将相应的利息支付给其他二原告及他人。2017年8月后，被告闫仁堂未继续支付利息。2019年12月份，应其他出借人要求，原告打印了一份《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闫丽（出借资金285万元）、徐燕（出借资金50万元）、赵红（出借资金35万元）、李桂君（出借资金30万元），合计400万元。经协商，共同出借给闫仁堂，约定利息为月息两分五厘，按月支付利息。并由闫仁堂打肆佰万元的总借条给闫丽，利息也是由闫仁堂每月支付给闫丽，再由闫丽逐一支付给其出资人，还款期限定为2017年4月8日，本息一同结清。以上情况真实无误，特此说明，本说明一式肆份，每人一份。包括原告、被告及案外人赵红、李桂君分别在该《情况说明》中签名确认。《情况说明》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10月6日。其中徐燕的50万元借款，徐燕已经另案提起诉讼。2016年1月7日被告闫仁堂向原告闫丽借入100万元现金前，被告闫仁堂账户余额为2052.23元。至2016年5月20日另有其他30万元款项进入该账户前，被告闫仁堂账户余额为54.83元。其间除少量的利息收入外，无其他款项进入。2016年10月8日被告闫仁堂向原告闫丽借入300万元现金前，被告闫仁堂账户余额为2052.23元。至2017年2月15日另有其他30万元款项进入该账户前，被告闫仁堂账户余额为38474.61元。其间除少量小额收入外，无其他款项进入。在该期间被告闫仁堂购花费了341596.04元购买了一辆宝马×5车，登记在被告李海红名下。2020年1月13日，被告闫仁堂与被告李海红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双方对共同财产的约定是位于浉河区浉河南岸行政路经典花园8号楼3单元605号房屋归被告李海红所有；关于夫妻共同债权债务的约定为目前夫妻无共同债权债务，若有债权债务女方均不知情，由男方负责，跟女方无任何关系。本院认为，原告陈述及《情况说明》的内容可以看出，原告等人之间的合意是将各自的钱共同出借给被告闫仁堂，并委托原告闫丽办理。原告之间并无借贷的意思表示。原告闫丽按约定将借款交付给被告闫仁堂，被告付款后，原告闫丽及时将约定的利息交付给其他原告。因此，原告闫丽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闫仁堂订立合同，原告闫丽向其他原告披露过被告闫仁堂的借款人身份，该借款合同约束委托人和被告闫仁堂。因此，被告闫仁堂应当向原告赵红、李桂君返还相应的借款本息。被告闫仁堂借款400万元，被告李海红没有共同签名或事后追认，而且该债务数额巨大，超出正常家庭吃穿用度、子女抚养教育等日常生活所必须，被告闫仁堂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其个人债务。但原告举证证明被告闫仁堂借款后，用其中341596.04元购买了一辆宝马×5车，登记在被告李海红名下。该部分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被告李海红应当共同清偿。原告请求被告李海红共同清偿其他借款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闫仁堂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闫丽、赵红、李桂君返还借款本金3，500，000元（其中闫丽285万元、赵红35万元、李桂君3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从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被告李海红对其中341，596.04元借款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驳回原告闫丽、赵红、李桂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4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闫仁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及副本。审判长  张金强审判员  程 艳审判员  王倩倩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 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