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20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玉娇，女，198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飞宇，北京市善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兰孔，女，195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深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浩、侯立峰，河北人民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兴邦，男，1986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深州市。 上诉人石玉娇因与被上诉人张兰孔、原审被告李兴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2020）冀1182民初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石玉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飞宇、被上诉人张兰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浩、侯立峰、原审被告李兴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玉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冀1182民初10号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兰孔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石玉娇、李兴邦与张兰孔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张兰孔出资为儿子、儿媳购买车辆房屋是对二人的赠与，一审判决认定为借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第一，张兰孔对资金的理财情况明知。张兰孔委托石玉娇进行理财，在理财公司预留的邮寄地址是张兰孔提供的收件地址，公司会将书面通知寄送给张兰孔本人，因此其对理财到期日是明知的，而理财期限均在一年以内，到期应当还本付息。然而根据张兰孔自称直到2016年春节才知道资金被挪用，也就是说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其根本没有问过理财资金的情况，这与常理明显不符；第二、李兴邦单方出具的借条均系伪造。实际上，该证据都是石、李两人第一次离婚诉讼中，李兴邦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单方伪造的。一审中李兴邦、张兰孔的陈述漏洞百出，与张兰孔提交的书证自相矛盾，比如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9月2日李兴邦用张兰孔的银行卡支付车辆购置税，又认定2015年1月18日为购买安联青年广场的房屋贷款向张兰孔借款2万元，可见买车买房的小额款项张兰孔都知情，但反而称大额款项不知道是来自理财款，其实当时石、李两人刚工作结婚，没有经济能力购房购车是为双方父母所知的，此情况张兰孔当然也明知；第三，根据石玉娇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买房的首付款是分别在2013、2015年交纳，间隔时间较长，中间理财账户频繁反复进出款项，张兰孔都进行了复投，不可能对资金情况一概不知。并且买房时也有石玉娇卡中原有的钱，并非全部由张兰孔出资；第四，本案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如真如张兰孔所言，石玉娇与其存在委托理财关系，那么就应该审理该法律关系下的问题，而不是民间借贷。要严格审查双方的委托理财是否成立、履行情况、是否终止、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这根本不是本案所能解决的，而不是单纯以李兴邦伪造的借条就将其转变成借款关系；第四，也是最重要一点，上诉人经过恢复手机，找到了当年与张兰孔的短信聊天记录，可以充分证明本案款项均非借款，张兰孔对所有款项均明知。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双方对于款项的性质是主要分歧，而张兰孔与李兴邦系母子关系，李兴邦与石玉娇已经离婚，双方感情很差、矛盾较大。在此情况下，张、李二人串通使石玉娇背负非法债务的道德风险极高，实践中也多是以伪造借条的方式达到该目的，本案即是如此。在法律依据上，需根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来认定本案的资金是借款还是赠与，比如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结合本案的情况，不应认定为借款关系，然而一审法院认定有违常规处理，并且仅以债务合同关系的法律规定进行裁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属于虚假诉讼，应当追究张兰孔、李兴邦的法律责任。本案是被上诉人张兰孔伙同其子李兴邦，恶意串通炮制的一起虚假案件，其二人在开庭时述称的理财款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挪用买房买车完全是谎言。根据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形式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张兰孔、李兴邦两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且本案已经对石玉娇名下的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等各项财产进行了查封、冻结，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上诉人认为，两人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现明确要求向深州市公安局或相关具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出具将本案移送刑事立案的司法建议，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对上诉状补充：“对于一审判决认定20万元借款的事实原审法院仅仅审查欠条的真实性并未审查钱款的资金来源及去向。” 张兰孔答辩称，本案涉及的31万元理财款所有权系张兰孔，上诉人石玉娇只有代为管理权没有支配权，上诉人擅自使用该款购买房屋时，该款项转化为对被上诉人张兰孔的借款，上诉人石玉娇所说的赠与没有事实和任何法律依据，不能认定。上诉人与李兴邦所借款项均用于了其夫妻共同生活开支，并分别有上诉人和李兴邦所签名的借条，能够说明一审法院认定的54万元系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依法有据，应予以维持。张兰孔将钱交给上诉人打理，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理财公司签订合同，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上诉人账户进行的，上诉人在帮张兰孔打理投资事宜的同时也从中谋取提成及工资利益，所以张兰孔在投资期间基于对上诉人的信任和为了帮助上诉人谋取利益才没有经常向上诉人询问及查账。 李兴邦述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兰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石玉娇、李兴邦共同偿还张兰孔540000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石玉娇、李兴邦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兴邦系原告之子。2011年8月1日被告李兴邦与被告石玉娇登记结婚。原告分别于2012年6月28日向被告石玉娇转款180000元、2012年7月12日向被告石玉娇转款80000元、2013年4月5日向被告石玉娇转款50000元、2013年5月18日委托案外人田东耀向被告石玉娇转款100000元，上述款项均系原告委托被告石玉娇在其所在的理财公司进行理财。2015年6月19日原告让被告石玉娇撤回理财本金100000元及收益共计124200元，剩余310000元理财本金二被告未经原告同意用于购房购车。后被告李兴邦于2016年2月9日对上述理财本金310000元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2014年9月2日被告李兴邦用原告的银行卡支付其车辆购置税10085元，后于2016年2月10日向原告出具了借原告10000元交纳车辆购置税的借条一张。2015年1月18日二被告为办理安联青年广场房屋贷款向原告借款20000元，并由被告李兴邦于2016年2月13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2015年6月28日二被告因购买新华区中门向原告借款200000元，由被告石玉娇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在诉讼中原告要求被告偿还涉案欠款的利息以上述被告每次向原告出具的借（欠）条的数额为本金，自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欠）条之日起开始计息至还清之日止。2019年11月14日二被告离婚。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共同债务应共同清偿。子女成年后，父母已无必须供养的义务，因此原告并无为二被告出资购车购房的法定义务，本案证据足以证明原告享有其诉请偿付的债权。被告石玉娇称原告的涉案款项用于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车辆、房屋，而房屋登记在二被告名下是夫妻共同财产，系一方父母对双方的赠与，其主张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其辩称被告李兴邦与原告所签的涉案所有借据均不真实且其不知情，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证据不符，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要求二被告偿还540000元欠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其主张二被告支付涉案欠款相关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自被告所打借（欠）据之日起计息，其中二被告擅自占用原告委托理财的310000元自用，应自2016年2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其余230000元因原、被告在借款时并无约定利息，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60条、206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石玉娇、李兴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兰孔欠款540000元；二、被告石玉娇、李兴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兰孔310000元的利息（自2016年2月9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息，自2019年8月2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00元，减半收取计4,600元，由被告石玉娇、李兴邦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石玉娇提交其与被上诉人张兰孔短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张兰孔对于用理财款购买房屋的事实明知，案涉款项为赠与。经质证，张兰孔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如果该证据是真实的，短信内容明确能够证明是需要打借条，其性质仍为借款。李兴邦质证意见与张兰孔一致。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为：张兰孔出资为李兴邦、石玉娇购买车辆房屋是出借资金还是对二人的赠与。就该争议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首先，石玉娇二审提交了其与张兰孔短信聊天记录一组，以证明案涉款项为赠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该条规定表明对赠与事实的认定高于一般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的证明标准。石玉娇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能确信赠与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尚不能证明张兰孔对于案涉款项具有明确赠与的意思表示，故本院对上诉人该项主张不能支持。其次，石玉娇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张兰孔的出资应视为对石玉娇、李兴邦二人的赠与。本院认为,该规定适用于夫妻离婚分割共同财产之时，解决的是赠与夫妻双方还是一方的问题,但前提是父母出资款能够被认定为赠与性质。在父母出资之时未明确表示赠与的情况下，应认定出资款为对子女的临时性资金出借，目的在于帮助子女渡过经济困难。现如今,在年轻子女购房压力较大、资金相对困难的阶段,有条件的父母给予儿子、儿媳一定的资助虽为常事,但这并非父母所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不能将父母的资助认定为理所当然的赠与。至于事后父母是否要求子女偿还，则是父母行使自己债权的范畴。石玉娇主张案涉款项为赠与，于法无据，本院亦不能支持。案涉款项均已被石玉娇、李兴邦实际使用，石玉娇主张本案为虚假诉讼，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一审对石玉娇出具的20万元欠条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查，并结合全案证据认定借款事实，一审在审理程序上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石玉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00元，由上诉人石玉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天杲 审 判 员 贾志英 审 判 员 刘 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宋建伟 书 记 员 吴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