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5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显明，男，汉族，1973年8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健强，广东中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淳昊，广东中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马新辉，男，汉族，1970年3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肇恒，男，汉族，1969年9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广东派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旭，男，汉族，1990年10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原审第三人：张涛，男，汉族，1985年12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周显明因与被上诉人马新辉、黄肇恒、原审第三人张旭、张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404民初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显明上诉请求：1.驳回马新辉、黄肇恒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马新辉、黄肇恒按协议办理好珠海市山河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山河公司）环保证并支付全部相关费用；3.判令马新辉、黄肇恒返还211084.92元给周显明；4.判令马新辉、黄肇恒支付违约金20万元给周显明。事实与理由：一、马新辉、黄肇恒已知悉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前煤炭经营项目的主体是佛山市山河兴源兴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山河公司）。1.《股权转让（含场地）意向书》第三条第6点约定，经四个股东同意后周显明有权代佛山市山河公司向珠海港航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航公司）支付尚欠的吞吐量租金费及装卸费、转运费。从上述约定可知，马新辉、黄肇恒是清晰知道股权转让之前的经营主体是佛山山河公司，所以才会同意周显明代其支付，不然一个与之无关的主体怎可能出现在《股权转让（含场地）意向书》的约定内。2.周显明提交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605民初21998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已确认马新辉、霍炽鸿、张旭、张涛存在共同投资合作办公司，合伙人签订了《章程》并进行讨论和开展部分活动，马新辉、黄肇恒一审庭审时声称什么都不知道是故意推搪责任，这一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更重要的是，该份判决书已详细显示张旭的答辩陈述，一审法院对此没有予以足够重视，遗漏重要事实，导致误判。马新辉、黄肇恒一审庭审时一面声称自己不知情，另一面强调张旭负责实际经营应该清楚情况，如此一来，一审法院为查清事实也应传唤张旭到庭陈述，但一审法院并没有行使此权力而直接忽略张旭、张涛，更对周显明提交的判决书中张旭的答辩陈述视而不见，轻率作出判决。张旭虽然没有参加一审庭审，但基于诚信原则和诉讼中如实陈述的义务，其在另一案件中所作的陈述应视为其对本案所涉事项的陈述。张旭有如下陈述：1.在合伙各方约定的煤炭合作公司注册成立可以开展业务之前，挂靠佛山山河公司进行业务经营，签订各类与合伙经营有关的合同以及支付相应款项等，马新辉、霍炽鸿对此是完全知情并同意认可的，而且也是马新辉、霍炽鸿所要求的。2.投资款到账后就马上以佛山山河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委托服务协议，支付拍煤、购煤保证金、高栏港场地押金，开始合伙经营，上述合同签订和资金使用得到了所有合伙人的认可。3.2018年3月开始，合伙资金因为前期亏损和投资建煤棚已所剩不多，因煤炭买卖行情低迷，形势发生变化，合伙人均不愿意继续追加投入，所以后期煤炭买入业务基本已经停滞，主要业务都是处理之前的进货，马新辉、霍炽鸿对上述情况也是清楚明确的。4.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张旭担任合伙体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马新辉、霍炽鸿因有其它生意，不在合伙体领取工资，但通过股东会决议及微信群指导安排，全程都有参加与合伙体的实际经营管理，对于合伙体业务合同签订，投资资金使用，财务盈亏状况完全是知情的。5.张旭先后组建了山河能源讨论组群、山河能源账目内部群、山河能源出货沟通群1、山河能源出货沟通群2、山河能源钢结构群、山河能源筛分群、山河能源财务出纳内部群等七个微信交流群，马新辉、霍炽鸿及张涛都在上述微信群里，上述微信群全面真实地记录了合伙体成立后所有有关合伙期间的煤炭买卖业务经营情况、场地租赁情况、煤棚建设情况、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应收应付明细也按照股东会议的要求按时在微信群里向所有合伙人披露和告知，马新辉、霍炽鸿在微信群里能够获取详细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信息，也在微信群里作出相应的指导和建议，甚至直接在微信群里参与相关业务管理和决策。6.2018年8月签订珠海山河股权转让协议后，股权虽然已全部转让，场地及煤棚等固定资产进行了移交，但之前以佛山山河名义和高栏公司签订的装卸及场地使用合同涉及的保证金46万元，和珠海港航营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装卸长期合同涉及到的2018年煤炭吞吐量未达到50万吨应支付的堆存费150万元，和珠海亨得利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得利公司）签订的筛分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的每月18万元的筛分工程款均尚未处理，最终如何结算尚不明确，另外还有部分应收应付还没有处理完毕，合伙资产结算的条件尚未成熟，随后一个月，张旭一直在进行资产的清理处置，单纯为处置筛分工程就和马新辉通电话不低于50次，直到2018年11月6日才达成筛分工程合同终止协议，结果却被告知马新辉、霍炽鸿已以合伙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张旭的陈述能清晰反映案涉股权转让前马新辉、黄肇恒与张旭、张涛如何合伙经营，如何挂靠佛山山河公司，合伙经营还遗留何种债务等情况，从张旭陈述可以推定马新辉、黄肇恒是清晰案涉股权转让前存在的债务，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显然对周显明不公。二、如上所述，马新辉、黄肇恒知悉涉股权转让前煤炭经营项目的主体是佛山山河公司，同样也知悉合同中约定的港务装卸费、筛分费、吞吐量租金费等是指佛山山河公司拖欠的费用，但马新辉、黄肇恒却故意不作处理，此外承诺的环保证亦未能办好，导致山河公司无法开展经营。周显明多次要求马新辉、黄肇恒和张旭、张涛处理，甚至是集中一起面谈讨论，但马新辉、黄肇恒和张旭、张涛均不予理睬。在马新辉、黄肇恒和张旭、张涛明显违约的情况下，为解决此困局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周显明当然有权采取自我救济措施，代为支付上述欠费而无需征得马新辉、黄肇恒和张旭、张涛共同同意。周显明代付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并非没有法律依据。故此，一审认定无法证实周显明的代付行为系经马新辉、黄肇恒及张旭、张涛同意，从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认定是偏离事实以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三、一审法院判决马新辉、黄肇恒协助周显明办理珠海山河公司环保证的判项有误。周显明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判令马新辉、黄肇恒按协议办理好珠海山河公司环保证。根据《股权转让（含场地）意向书》第二条第4点约定，甲方应办理好环保证，并支付相关费用。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违背协议约定，将马新辉、黄肇恒的责任减轻为“协助”责任，这明显不符合合同双方的约定。即使考虑股权已转让的因素，亦应明确办理环保证的相关费用由马新辉、黄肇恒支付，目前办理环保证费用相当高，如对此费用不作责任界定，实际上是大大减轻马新辉、黄肇恒的责任，造成对周显明严重不公。四、即使一审法院不认定周显明的代付行为视为已支付股权款，在马新辉、黄肇恒未办好环保证的情况下，周显明也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拒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直至马新辉、黄肇恒完成其承诺的事项后才支付。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而《股权转让（含场地）意向书》第二条约定，甲方确认完成如下事项后，由甲、乙双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2、甲方在交接前要交清一切所需缴交的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港务装卸费、筛分费、办公室租金及水电费、场地租金）……4、甲方应办理好环保证，并支付相关费用。马新辉、黄肇恒在该约定的事项未完全履行前，周显明有权拒绝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对此，一审法院未作认定，反而判令周显明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对事实误判及适用法律的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撤销一审判决，判令驳回马新辉、黄肇恒的诉讼请求并支持周显明的反诉请求。周显明当庭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从另案的材料可以反映，马新辉、黄肇恒实际上与张旭、张涛共同参与煤炭经营项目，其经营所依托的运行主体是佛山山河公司。二、从案卷材料可以印证第一条第二点的内容。三、《股权转让（含场地）意向书》中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438万元，实际上已包含股权转让人需要结清之前的债务。这些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装卸费、短倒费、仓库建设费、筛分费以及2018年煤炭吞吐量未达到50万吨应支付的堆存费150万元等。珠海山河公司交接后没有留存现金，如果不包含这些债务，周显明接手珠海山河公司有何意义，接手一个空壳公司，而且还背负着一堆债务，还得以438万元的对价支付股权转让款，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根本不符合常理。四、珠海山河公司接手前所发生的债务如下：1.仓库建设费100万，一审已确认，马新辉、黄肇恒也确认；2.2018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装卸费579225.92元，一审法院也确认，在提供的案卷材料也明确反映马新辉、黄肇恒是知悉的。3.2018年1月2月的短倒费161859元，一审法院已确认案件材料也明确有反映马新辉、黄肇恒是知悉的。4.欠亨得利公司的筛分费55万元，一审法院已确认，在提供的材料也明确反映马新辉、黄肇恒是知悉的，甚至与亨得利公司的合同终止协议也是马新辉发出并催促张旭办理，为要求周显明去支付这一项费用，马新辉还把周显明拉进了群聊。5.2018年堆存费150万元，一审法院已经确认佛山山河公司与港航公司签订合同中，已经有约定，在其合同第4.2.5约定了2018年的吞吐量未达到50万吨的，须一次性支付该自然年专用堆场费150万元，目前可以得出的吞吐量的数据1月自8月合共59315.12吨，平均每月7414.39吨。8月后由于一直未能解决债务问题，没有发生吞吐量，直到2018年的11月8日，周显明发函要求解决，这期间均未发生吞吐量，即使以1到8月平均每月七千多吨的数量，距离吞吐量50万吨也是甚远，也不可能完成。实际上在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考虑了这个情况，并在协议第三条第六点予以明确指出吞吐量的租金费的问题。被上诉人马新辉、黄肇恒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驳回周显明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张旭述称，认同周显明补充上诉意见的第一大点、第三大点、第四大点的1-4项，不清楚第5项，第二大点不太明白。张旭确实是将厂房转给了周显明，所付的款项579225.92元、161859元、55万都是有的，150万不太清楚，但是合同上也确实有提到。当时周显明被拉到微信群里，就是为了推进股权转让的进程，也方便沟通。原审第三人张涛未发表述辩意见。马新辉、黄肇恒向一审法院提出本诉请求：1.周显明向马新辉、黄肇恒支付股权转让款129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周显明承担。周显明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马新辉、黄肇恒向周显明返还211084.92元；2.马新辉、黄肇恒向周显明支付违约金20万元；3.马新辉、黄肇恒按照协议办理山河公司环保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0日，珠海山河公司注册登记成立。2018年8月20日，马新辉、黄肇恒及张旭、张涛（甲方）与周显明（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含场地）意向协议》一份，双方确认甲方四人为珠海山河公司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为100%，各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均为25%，珠海山河公司资产为：1.位于珠海高栏港务有限公司内19000平方米在建场地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向珠海市山河能源贸易有限公司承租；2.位于珠海高栏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栏公司）内19000平方米在建场地的上盖建筑物（仓库）所有权，目前状态为作建，还需支付给承建单位人民币100万元。双方约定：乙方以438万元的价格受让甲方拥有的珠海山河公司100%股份。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甲方确保场地交接与港口协调以及确权，终止珠海山河能源贸易有限公司与本协议所涉及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并由珠海山河公司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牵涉的场地押金，如土地使用权人不作退还，珠海山河公司签订新合同时应缴交的场地押金，由珠海山河公司直接支付给甲方；第二条第2款约定甲方在交接前要交清一切所需缴交的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港务装卸费、筛分费、办公室租金及水电费、场地租金），甲方应负责缴清；第二条第3款约定场地内仓库目前在建，需100万元资金，该款项应由甲方支付，乙方有权选择由乙方直接支付给承建单位，支付后可从本协议的股权转让款438万元中扣除，仓库的后期建设由乙方接手后的公司负责支付；第二条第4款约定甲方应办理好环保证，并支付相关的费用；第二条第5款约定甲方确认将股权转让给乙方之日，珠海山河公司除本协议所涉的债务外没有其他债务，并已向乙方披露珠海山河公司所有债务，甲方承诺如有未披露的债务由甲方负责清偿，如由此造成乙方损失的，除应承担赔偿所有损失的责任外，还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20万元；第三条第1款约定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0万元诚意金，场地转让完成后诚意金自动转为股权转让金；第三条第2款约定甲方完成本协议第二条第1款义务后，由乙方支付人民币80万元给甲方；第三条第3款约定甲方完成本协议第二条第4款义务后，由乙方支付人民币80万元给甲方；第三条第5款约定甲方完成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义务后，由甲、乙双方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在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剩下余款按股东股权比例转账到各股东指定账户；第三条第6款约定余下对价款约162万元乙方应于2019年1月15日前支付，该款项乙方必须经四个股东同意后才有权代佛山山河公司向港航公司支付尚欠的吞吐量租金费及装卸费、转运费，乙方支付后视为甲方已收到该款项，如仍有余款，由乙方继续向甲方四个股东支付；等等。该协议尾部甲方签名栏处有马新辉、黄肇恒及张旭、张涛的签名、按捺手印予以确认，乙方签名栏处有周显明的签名、按捺手印予以确认。上述协议签订后，周显明于2018年8月22日向马新辉转账20万元，于2018年8月23日向黄肇恒转账20万元。另查明，2018年9月6日，周显明向佛山山河公司转账579225.92元，佛山山河公司于同日向港航公司支付货款579225.92元，并向周显明出具《收款确认函》一份，载明确认周显明的转账行为系代佛山山河公司向港航公司支付2018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装卸费579225.92元。同日，周显明另向佛山山河公司转账161859元，佛山山河公司于同日向珠海港高栏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栏公司）支付货款161859元，并向周显明出具《收款确认函》一份，载明确认周显明的转账行为系代佛山山河公司向高栏公司支付2018年1月、2月期间的短倒费161859元。高栏公司向佛山山河公司出具了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11月14日、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1月17日，周显明向案外人宗玉秀分别转账15万元、20万元、20万元，合计55万元。2018年11月17日，亨得利公司向周显明出具《收据》一份，确认收到周显明代佛山山河公司支付的筛分欠款55万元。2019年3月25日、2019年4月9日、2019年4月10日，周显明向珠海山河公司分别转账50万元、50万元、544762.84元，合计1544762.84元。珠海山河公司收款后在上述期间内向港航公司支付物流辅助服务、堆存费共计150万元。港航公司向珠海山河公司出具了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再查明，珠海山河公司与港航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双方签订了《煤炭装卸长期合同》，约定珠海山河公司从2018年1月1日0时到2022年12月31日23时59分期间，所有航次船舶所运的煤炭委托港航公司在指定的码头进行装卸作业、堆存及收费。双方并对委托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费率支付、货物交接、违约责任等条款作了明确约定。又查明，原告马新辉曾因与张旭、张涛以及佛山山河公司产生合伙协议纠纷，马新辉与案外人霍炽鸿于2018年10月31日将张旭、张涛、佛山山河公司诉至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要求张旭、张涛、佛山山河公司返还款项400万元及利息。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粤0605民初21998号民事判决书，据此驳回了马新辉、霍炽鸿的全部诉讼请求。经查实，（2018）粤0605民初21998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查明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如下：2017年12月20日，珠海山河公司注册登记成立，注册资本1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旭；2017年3月6日、7日，珠海山河公司取得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2018年8月27日，珠海山河公司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周显明，该公司股东为周显明、林玲珍，二人认缴出资额均为600万元。一审庭审过程中，马新辉、黄肇恒主张诉请股权转让款129万元系根据涉案合同约定转让款438万元，扣除仓库建设资金100万元以及周显明已支付的80万元，剩余258万元按照马新辉、黄肇恒各25%的股权比例计算得出的。另主张张旭、张涛为佛山山河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马新辉、黄肇恒对珠海山河公司的经营业务不清楚，自己也未同意被告代佛山山河公司向港航公司支付费用。周显明回应称自己已支付了4591084.92元，马新辉、黄肇恒及张旭、张涛对此是明知的，在（2018）粤0605民初21998号民事判决书中可以看出马新辉、黄肇恒及张旭、张涛清楚公司的债务及操作模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双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张旭、张涛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答辩及提供证据，视为放弃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本案事实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审查认定。双方于2018年8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含场地）意向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在一审庭审时对周显明已支付股权转让款180万元（银行转账80万元+仓库建设费10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第一，关于原告本诉诉请以及周显明反诉请求第一项。根据涉案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周显明在支付上述18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还应附条件并分期支付剩余款项，而最后一笔款项的支付前提必须经过马新辉、黄肇恒及张旭、张涛全体同意后，周显明才有权代佛山山河公司向港航公司支付尚欠的吞吐量租金费及装卸费、转运费，此时周显明的代付行为才可被视为已支付股权转让款。本案审理过程中，周显明虽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详细的单据以此证明自己的代付情况，且证据内容真实清楚及有原件佐证，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代付行为系符合约定的，即在代付前已经过马新辉、黄肇恒及张旭、张涛全体同意，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在代付前存在有征询全体同意的意思表示。一审庭审时马新辉、黄肇恒对此代付行为亦不予认可。周显明另主张在提交的（2018）粤0605民初21998号民事判决书中可以看出马新辉、黄肇恒及张旭、张涛清楚公司的债务及操作模式，但该判决书查明的事实部分并无法证实周显明的代付行为系经马新辉、黄肇恒及张旭、张涛全体同意，周显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周显明辩称自己已按协议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并反诉要求马新辉、黄肇恒返还多支付的211084.92元，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无证据证明周显明已按约定支付完毕剩余股权转让款，马新辉、黄肇恒要求其按约定的比例支付转让款129万元[（438万元-180万元）×50%]，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而马新辉、黄肇恒主张利息损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周显明反诉请求第二项。根据涉案协议第二条第5款的约定，马新辉、黄肇恒及张旭、张涛对珠海山河公司的债务负有披露义务，若在涉案股权转让后仍有未披露的债务，由此造成周显明损失的，除应承担赔偿所有损失的责任外，还应支付违约金20万元。结合现有证据以及一审庭审笔录来看，周显明已支付的港务装卸费、筛分费、堆场堆存费等费用均为合同约定并已知悉的应付费用，不存在马新辉、黄肇恒及张旭、张涛由于未履行披露债务导致周显明受到额外损失的情况。因此，周显明以上述条款为由主张马新辉、黄肇恒承担违约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周显明反诉请求第三项。根据涉案协议第二条第4款的约定，马新辉、黄肇恒及张旭、张涛应办理好环保证，并支付相关的费用。一审庭审时，马新辉、黄肇恒对未办理环保证的事实予以认可，并自认同意协助办理，周显明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最后，由于周显明的代付款行为与佛山山河公司之间产生了代付债务法律关系，周显明在履行完毕本案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后，可另寻途径解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周显明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马新辉、黄肇恒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290000元；二、马新辉、黄肇恒应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协助周显明办理珠海山河公司环保证；三、驳回马新辉、黄肇恒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周显明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人民币16410元，由周显明负担。反诉受理费人民币7566元，由马新辉、黄肇恒负担人民币100元，周显明负担人民币7466元。二审期间，上诉人周显明提交了《关于合同主体变更的申请》、《合同主体变更确认书》、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21998号案及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终4034号案的案卷资料（卷一至卷四）。周显明上述证据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本案各方当事人就案涉珠海山河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含场地）意向协议》，除此以外，双方没有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均认可案涉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上述意向协议的约定为准。上述协议第三条第5点约定的剩下余款，如按前面约定计算应为168万元，而该协议的第三条第6点所约定的余下对价款约162万元，双方均认可该两条文所指的款项是同一笔款项，只是金额略有偏差。本院认为，围绕周显明的四项上诉请求，本院逐一评析如下：一、关于马新辉、黄肇恒诉请周显明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否成立，如成立，金额为多少。如一审法院所言，案涉《股权转让（含场地）意向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拘束力。从该协议关于股权转让款的约定来看，周显明受让股权应支付的对价共为438万元，其中100万元，周显明可直接向场地内仓库承建方支付，该笔费用依照上述协议约定可抵扣股权转让款。减去该100万元，其余338万元分作四期支付，一是签约之日支付10万元诚意金；二是自甲方完成协议第二条第1点义务后，支付80万元；三是自甲方完成协议第二条第4点义务后，由乙方支付人民币80万元；四是剩余款项的支付。从查明的事实可知，第三笔款项，以甲方完成协议第二条第4点义务为付款前提条件，但甲方尚未办理好环保证并支付相关费用，故该笔费用付款条件尚未成就，在此情形下，一审判令周显明支付包括但不限于此笔股权转让款欠妥，本院予以纠正。至于第四笔股权转让款，双方合同第三条第5点约定自甲方完成协议第二条约定的义务，双方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合同，并在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支付剩余款项（该剩余款项按前面金额计算应为168万元），同时双方又在第三条第6点约定了“余下对价款约162万元乙方应于2019年1月15日前支付”。双方均认可上述第5点与第6点所述剩余款项是指同一笔款项。由此可见，双方对于剩余款项，一方面约定以完成某项义务为付款条件，另一方面又约定以“2019年1月15日前”为付款期限，付款条件是否发生、何时发生是不确定，而付款期限则是确定的，这意味着双方对同一笔款项的约定前后矛盾，加之双方对此等矛盾未能做出合理解释。有鉴于双方付款期限约定不明确，且无法通过合同有关条款及交易习惯确认，本院认为该第四笔股权转让款应当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即马新辉、黄肇恒作为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此笔款项。周显明关于马新辉等人并没有完成协议第二条的约定，故其不支付余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情况，本院认为，依照双方约定，马新辉、黄肇恒等四人没有办理好环保证，该项相对应的80万元付款条件没有成就，一审没有扣除此项而对马新辉、黄肇恒的诉请概括支持，处理欠妥，应予纠正。马新辉、黄肇恒可在办理环保证的条件成就后此款项再寻途径解决。但如前所述，除此80万元以外的其余股权转让款，应予支持。扣除各方认可的周显明已经支付的180万元以外，周显明现在应当支付的款项为178万元（438-180-80），马新辉、黄肇恒按比例可得的股权（各25%，共计50%）转让款共为89万元。二、周显明关于由马新辉、黄肇恒返还211084.92元的主张是否成立。周显明主张其已经向佛山山河公司支付多笔款项，应抵扣本案的股权转让款，对此本院认为，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是双方的合意，对双方有拘束力，周显明应当依约履行，协议约定受让方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转让方，且明确了转让方收取款项的账号，周显明本应依约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虽在合同第三条第6点约定在转让方同意的情况下周显明代佛山山河公司向港航公司支付的尚欠的吞吐量租金、装卸费、转运费可抵股权转让款，但是该抵扣的前提是马新辉、黄肇恒等四人同意，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周显明的代付行为已经取得马新辉、黄肇恒、张旭、张涛等四人的同意，因此周显明关于代付款项抵扣转让方应得的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不成立。周显明抗辩称从另案事实来看，马新辉等人知悉其代付的事实，但是且不论双方对是否知悉这一问题存有争议，退一步而言，取得股权转让款是转让方转让股权的根本目的，在没有取得股权转让方同意的情形下，仅以知悉便主张抵扣，既与合同约定相悖，亦与情理不合，故此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周显明关于其已经支付超额股权转让款并由马新辉、黄肇恒返还211084.92元的主张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对此处理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三、周显明关于违约金的主张是否成立。如一审所言，周显明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珠海山河公司有未披露的债务并导致周显明产生损失，故周显明关于违约金的诉请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此项处理无误，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办理环保证的问题。案涉协议约定，甲方应办理好环保证，并支付相关的费用。从此处约定来看，办理珠海山河公司环保证的义务人是甲方即马新辉等四人，且双方亦将甲方此项义务作为周显明支付股权转让款中80万元的条件，故一审判令马新辉、黄肇恒协助办理环保证，表述略有偏差。周显明关于马新辉、黄肇恒办理珠海山河公司环保证，若因办证产生相关费用由马新辉、黄肇恒支付，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鉴于马新辉、黄肇恒现已不是珠海山河公司股东，在办理环保证过程中，如需股东周显明协助，周显明应予协助。综上所述，周显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的部分予以支持，对不成立的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4民初506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二、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4民初5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周显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马新辉、黄肇恒支付股权转让款890000元；三、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4民初50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马新辉、黄肇恒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珠海市山河能源有限公司环保证，必要时由周显明协助，办证过程如产生相应费用由马新辉、黄肇恒负担；四、驳回周显明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6410元，由周显明负担11322元；由马新辉、黄肇恒负担5088元；一审案件反诉受理费7566元，由马新辉、黄肇恒负担100元，周显明负担74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9.76元，由周显明负担16510元，由马新辉、黄肇恒负担3599.7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詹 洁审判员 张榕华审判员 李 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林千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