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20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洋，男，1977年2月19日出生，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立，北京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衣福利，男，1979年2月21日出生，住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区尚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玉胜，男，1977年10月19日出生，住河南省开封市杞县。上诉人于洋因与被上诉人衣福利、李玉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4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于洋一审全部诉讼请求，由衣福利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衣福利利用合作合同骗取于洋的投资款，属于民事欺诈行为，合作协议依法应予解除，投资款应予退还。三方合作从未形成所谓“新的合作模式”，于洋根本不可能参与衣福利的经营。合作项目是独立的项目，必须独立收支、独立核算，但实际没有。因衣福利、李玉胜未实际经营三方合作项目，所以不存在清算问题。衣福利利用的案外公司也不是他自己的，且涉嫌伪造签字，其惯用合作项目为名骗取他人财产。本案争议发生在2019年，在2019年底已经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疫情为由进行判决不妥。衣福利辩称，目前为解决纠纷已经找了审计公司，但因于洋拿走公司票据，影响审计，在审计工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合同无法解除，于洋不能退伙。李玉胜未到庭参加诉讼，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于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立即解除于洋与衣福利、李玉胜于2019年3月31日签署《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2.判令衣福利返还于洋投资款35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衣福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7日，衣福利（甲方）与于洋（乙方）、李玉胜（丙方）签订《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第一条合作宗旨：诚信合作，共同经营，资源整合，共同发展。第二条合作内容和经营项目：共同成立股份制公司（拟定名称：范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开办北京市范思青少科技俱乐部（FancySTEAMClub）运河广场旗舰店，共同开展少儿教育培训项目。项目所在地地址：通胡大街×二层。第三条：合作方式、开始时间：1.出资方式及占股为甲方提供项目有关的课程、技术、运营管理及资金20万元，占35％股份，乙方提供资金50万元及线上技术支持，占35％股份；丙方以资金45万元入股，占30％股份。2.各投资人，于2018年12月31日以前将股金打入指定账户，账户名称衣福利，开户行北京工商银行，账号×××；账户名称孙莉娜，开户行北京农业银行西三旗支行，账号×××，并建立财务现金日记账，开始合作投资项目的正常运作与经营。第四条责任与义务，1.由甲方出任公司总经理，总经理有权任命包括校长在内的所有校区工作人员，财务人员由所有投资人公开招聘，范思校区实行校长负责制，由校长负责校区的日常经营管理，包括教务、人事等。校长有责任推进在合作正式开始后6个月实现校区收支平衡，12-18个月收回成本。2.合作期间内以下事项需经所有投资人共同同意，不受时间限定，包括但不限于营业场所的装修、扩大，开设增加新项目或课程，引入重要合作伙伴，校区资产的出售或出借等。3.建立校区日报、周报、月报制度，投资人有权随时监督检查校区财务执行情况，校长有义务定期向所有投资人报告共同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业绩稳定后，经股东会通过可给予管理团队一定干股。第五条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1.盈余分配：共同投资学校所产生的利润归全体共同投资人，约定将校区每年利润的30％作为发展基金保留，其余部分按股份比例进行分配。财务结算约定，每自然年度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进行结算；2.债务承担：三方协商投资上限为115万元，如需增资由三方协商后按股份比例出资。第六条共有投资人增加／退出及股份的转让：1.共有投资人增加：①承认本合同②需经至少两名投资人同意。2.共有投资人退出：①需经至少两名投资人同意方可退出，否则视为自愿放弃在本公司所有权益；②转让股份需经至少两名投资人同意。第七条合作的终止和终止后的事项：合作投资事业因以下事由之一须终止：①全体共同投资人同意终止合作关系；②合作事业已完成或不能完成；③合作事业违反法律被撤销。合同还就三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约定。衣福利、于洋、李玉胜在共同投资人处签字确认。2019年3月31日，三方重新签署《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其中第三条出资方式及占股改为甲方提供项目有关的课程、技术、运营管理及资金35万元，占45％股份，乙方提供资金35万元，占25％股份；丙方以资金45万元入股，占30％股份。其余条款均与2018年12月27日的协议相同。协议签订后，2018年11月20日于洋向衣福利转账支付14万元，通过微信支付1万元，2018年12月6日向孙莉娜账户支付5万元，2018年12月12日向孙莉娜账户支付5万元，2018年12月29日向衣福利账户支付10万元。衣福利认可收到以上款项。关于于洋提交范思青少科技俱乐部的照片，于洋认为衣福利在合作场地并没有经营三方合作的项目，×二层的公司是衣福利自己的公司，包括北京范思儿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范思教育公司，2020年6月改名为北京众艺合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艺公司）和北京敏爱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敏爱思公司）。根据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显示，众艺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18日，设立时名称为范思教育公司，注册资本3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晗，股东为王晗（出资1.5万元）、衣福利（出资1.5万元），2013年10月10日，股东变更为衣福利（出资1.5万元）、王晗（出资0.9万元）、董艳红（出资0.3万元）、屠红强（出资0.3万元），住所地为北京市通州区通胡大街******，2017年6月15日注册资本增至100万元。2019年7月10日住所地变更为北京市通州区通胡大街**院**楼****，2020年3月从该地址迁出。2020年6月3日，范思教育公司名称变更为众艺公司，股东变更为赵艳华、周莹，法定代表人由王晗变更为周莹。一审庭审中，于洋明确其要求解除《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的合同依据为第七条第二项，认为合作事业已经不能完成，事实依据为衣福利、李玉胜在一年多的时间并未开展合作项目，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且已无法履行。对此，衣福利表示不同意解除协议书，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公司已经成立，就是范思教育公司，该公司就登记在约定的项目地址上。各投资人最开始是希望注册新公司，但因无法解决注册地址的问题，且新成立的公司无法使用教育培训字样，所以最后使用了范思教育公司的营业执照，衣福利让其他投资人登记为范思教育公司股东，但其他投资人均不同意。衣福利称，其是范思教育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于洋、李玉胜的股份由衣福利代持，但本案的合作项目并不是通过入股公司实现的，而是通过协议书实现的，合作项目的投资比例由协议书确定，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也应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执行。关于本案的合作项目，衣福利称，三方在协议书约定的通胡大街×二层的地址上共同经营范思青少科技俱乐部运河广场校区，该校区由衣福利负责日常运营，包括于洋在内的全体投资人共同监管财务。校区设有财务群，每位投资人都在群里，财务群每月上传财务报表供投资人审核，校区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有显示。衣福利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群名称为“范思科教运河广场校区财务群”，成员包括衣福利、李玉胜、于洋、孙忠凯、孙莉娜、杨建涛、蒋小春7人。2018年11月19日，衣福利说“于总，李总，孙老师是校区临时财务人员。”2018年11月26日，李玉胜说“我这边目前需要了解一下资料：1.装修设计的CAD图吗；2.哪些区域要新风；3.层高？4.每个房间经常活动的人数？新风系统这边需要一些资料”，衣福利说“于洋，这个后边有停车场，物业能给个车位吗，停车不太方便。新风报价出来了，我觉得很便宜，跟他们做的排风差不多，两套设备一万多一点，安装六千，李总朋友建议咱们跟装修队商量一下让他们装，他们派人指导，这样应该能省下不少。”于洋说“OK”。2018年12月4日，衣福利在群里发送合同和报价单，说“两位抓紧看一下，已经拖了工期了”，李玉胜说“没问题，咱们下午晚点万达广场房间碰面啊，反正我都在，你们随意”，于洋说“我还没回，定吧”。2018年12月6日，于洋说向孙莉娜账户转账5万元，孙莉娜说收到了，衣福利说“每周发一次现金日记账”，孙莉娜说“好的”。2018年12月13日-23日，衣福利在群里发送文件《申办培训机构（试用）》《器材预算》《平板互动一体机报价单》，说“上边是机器人教具，下边是英语用教学一体机，两位老总，记得月底前投资款到账，我的钱也会到，器材要提前采购，还有家具，装修完成还有部分尾款。别忘了这两天打款两位老总，器材都采办齐了，两个礼拜能到就算快了，咱都一次到位吧，推广也得加大点力度了，下月按计划开业”，李玉胜说“收到”，于洋说“协议咋样了”。衣福利说“周一开始办照，先把照办了，教委的消息，一月份大检查，据说这次最严，执照上股份写清楚，协议就按上次那个吧，我没意见”。2019年1月16日-17日，孙莉娜在群里发送《运河广场校区现金明细账》，于洋说，“我们这个账都得有纸质账的吧，交易票据或流水记录，固定资产硬件记录型号利于以后人员资产管理，工资记录明细，可能你们就是这么做的，只是现在还没有，这也便于衣老师查阅和管理，我不太了解啊，衣老师，咱分公司注册的咋样了？”孙莉娜说“于总账本现在没有，以后可以记一个，剩下的都有。”于洋说“有账还是好的，一方面我们得叫员工挣自己该挣的钱，我们财务管理规范清晰了，也避免出现个别员工三观不正的问题，衣老师得多放点精力啊，我们都相信你，跟着你能发财。”于洋对李玉胜说，“咱这见面时间比较少，李总时间可以的话，指导指导”。此后，于洋、衣福利因财务账目管理问题产生意见分歧，李玉胜说“这个流水账我理解是现在给股东们看的，真正的账肯定是根据这个流水账都有相对应的票据，这个财务做账下面肯定是要非常正规的。股东有对财务监管的权利，如果对财务制度或支出费用不理解的也会提出来一起沟通，这个是正常的。”同日，孙莉娜在群里发送《运河广场校区12月工资表》。2019年4月4日，杨建涛在群里发送《三月运河广场校区收支记录》。2019年5月19日，杨建涛在群里发送《四月份收支流水表运河广场校区》。2019年5月30日，衣福利在群里说：“最近检查来了好多次了，商量的结果是最后给一个月时间，现在不能营业”。于洋说“够闹心的”，李玉胜说“整改什么啊”，衣福利说“主要是没有执照，消防有点小问题，昨天来的是派出所的，集中检查都要查执照，所有部门都要求”，于洋说“老姚还没给弄好啊”，衣福利说“说是快了”，于洋说“哪次都那么说”。2019年7月3日，杨建涛在群里发送《五月最终版运河广场校区工资表前台汇总》，于洋回复“同志们好，有一阵没动静啦，衣哥”，衣福利说“小杨月报别忘了发，于总有空去检查检查”。2019年8月25日，杨建涛在群里发送《六月版运河广场校区工资表前台最终版》和《七月版运河广场校区》，于洋回复“衣哥，加油，开学在即，坚信你可以的，跟你吃肉”。2019年10月31日，蒋小春在群里发送《2019年范思运河广场校区8月月报最终版2》《2019年范思运河广场校区9月月报最终版1》。2019年11月8日，蒋小春在群里发送《2019年范思运河广场校区10月月报最终版》，于洋说“把之前的每个月的月报，按月份整理到一个文档里面吧”。2019年11月24日，衣福利说“两件事：1.昨天二房东老姚来了，刚好于总也在，一起聊了会，他不同意减租金，月付应该没问题，他说物业是按1.6收他，他收我们2.6，前期有免租期还有拆除费用，也没赚什么钱，其实我们可以单独接触房东，但是谈续租需要老姚配合，2.谁能联系上装修公司……于总、馨宝，咱们下午四点碰吧，行不？”于洋说“好”。蒋小春随后在群里发送《范思科技教育运河广场校区现金日记账年度报表》，2019年11月28日衣福利在群里发送2019年薪酬体系。2019年11月29日，蒋小春在群里发送《范思运河广场校区11月现金日记收支流水账》及《范思运河广场校区经盘点未计支出》，衣福利在群里发送《器材报价总表》。衣福利表示，群里每一个月的报表都包括了年度分月报表、每月收支流水账、流水总账、备用金支出明细，并提交了具体的财务报表。于洋表示，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看到群里发送的报表，但于洋也不是每个文件都看过，对报表内容不认可。于洋一开始认为范思运河广场店就是合作的项目，因为衣福利告诉于洋这就是合作的项目，范思运河广场校区的经营场地是于洋找的，大家一起装修。但是在2019年8、9月的时候看了现场，觉得该店不是合作的项目，当时衣福利说新公司营业执照没有办下来，现有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也没有于洋，所以衣福利是拿着投资的钱去经营自己的公司。假设法院认定范思运河广场校区就是合作项目，于洋不同意对项目进行审计和清算。此外，孙忠凯是通过于洋参与合作，本案与孙忠凯没有关系，以于洋的意见为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李玉胜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因李玉胜通过电话联系一审法院表示，其本人的意见以衣福利的意见为准，故一审法院认定李玉胜与衣福利在本案中持相同意见。《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现于洋要求解除《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其关键在于判断《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合作项目是否已经开展。第一，根据已查明事实，《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合作项目就是指范思青少科技俱乐部运河广场校区。按照协议书第二条，三方合作内容和经营项目为共同成立股份制公司，开办北京市范思青少科技俱乐部运河广场旗舰店，共同开展少儿教育培训项目，地址为，地址为通胡大街×**运河广场校区就设立在协议书约定的地址，校区名称、经营范围也均符合协议书的约定，可见，范思运河广场校区与协议书约定具有形式上的一致性，其设立和运营均符合《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的合同目的。第二，于洋实际参与了范思运河广场校区的经营管理。根据已查明事实，范思运河广场校区设有财务群，于洋、衣福利、李玉胜等7人均在微信群中。从微信聊天记录可见，衣福利、李玉胜等对设备采购、校区装修、合同签订、房租交纳、工资发放等事项，均在微信群中报告并征求于洋的意见，孙莉娜、杨建涛、蒋小春等在微信群中定期发送2019年3月至11月的财务报表，于洋也在微信群中就校区财务管理制度提出意见。此外，于洋认可其参与到确认经营场地和校区装修的事项中。可见，于洋全面参与了范思运河广场校区的经营管理，行使了协议书中投资人的监督管理权，于洋的行为也能看出其认可三方合作项目就是范思运河广场校区。一审庭审中，于洋表示其看到了微信群发送的财务报表，但没有逐一查看，对内容也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于洋对校区财务报表内容存在的异议，属于投资人之间就合作项目财务管理产生的争议，其并不能据此否认三方存在共同合作项目的事实，且于洋在微信群中从未表示过该校区运营与合作无关，反而积极行使财务监管权，可见于洋实际参与了范思运河广场校区的经营管理。第三，未成立新公司并不代表合作项目未开展。于洋认为，按照协议书第二条，三方应要求共同成立股份制公司，且各投资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多次表示要成立新公司，现新公司没有成立，所以各方合作项目实际并未开展。对此，衣福利表示，投资人最初希望成立新公司，但此后因无法解决注册地址和培训资质问题，最后使用了范思教育公司的营业执照，该公司在2019年7月10日迁入北京市通州区通胡大街×号院×号楼×层×号的地址，但各方均不同意登记为公司股东。于洋不认可衣福利的意见，认为新公司完全可以设立，不存在不同意登记为公司股东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于洋、衣福利、李玉胜签订的协议书，是对各方投入资金、持股比例、权利义务、利润分配等事项达成的共同约定，各方按照约定投入资金，共同经营范思运河广场校区，属于共同履行协议书中约定的合同义务。从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各投资人一直就成立新公司的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最终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形成现有合作模式，于洋对该项目合作模式和未成立新公司的客观事实也一直知晓，现于洋在现有合作模式下，长期持续参与校区的经营管理，应视为对项目合作模式现状的确认，一审法院不宜以各方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未成立新公司为由，否认各方已实际开展项目合作的事实。综上，于洋、衣福利、李玉胜通过共同经营范思运河广场校区，开展了《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合作项目，合同目的并非不能实现，各投资人虽未成立新公司，但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各方均通过行为对现有经营模式予以确认，各方均不构成根本违约，故于洋不具备合同的法定解除权。现衣福利、李玉胜认为，范思运河广场校区的尚有未结算的债权债务及诉讼，不具备清算的条件，不同意解除合同，于洋亦表示，不同意就合作项目进行清算，各合同主体未能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故于洋也不具备合同的约定解除权。一审法院认为，范思运河广场校区作为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受疫情影响，无法正常营业，于洋作为投资人之一，在合作项目陷入经营困难的特殊时期，理应同舟共济、共渡难关。退一步说，即便合作项目难以为继，也应对项目进行清算，共担损益。现于洋径行要求解除《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全额退还投资款3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缺乏和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于洋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于洋要求解除《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并要求返还投资款及利息，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以及二审庭审中核实的情况，三方虽然未按照约定成立股份制公司，但为履行《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已经选定经营地址，即通胡大街×二层，对经营场所进行装修并挂牌“范思青少科技俱乐部”对外营业，同时范思运河广场校区设有财务群，于洋、衣福利、李玉胜等人，该微信群中对设备采购、校区装修、财务情况等均有沟通，由此可见《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已经实际进行，于洋亦参与了该项目的经营管理，合同目的并非不能实现，于洋所主张的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尚未达到。同时各方系基于《范思直营校股份合作协议书》进行合作，各方投资已经用于项目开展，如要解除合同需要进行清算以确定共有资产、共同债务，现于洋仅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投资款，但又明确表示不同意就合作项目进行清算，故现亦不具备解除合作进行清算的条件，因此于洋的主张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并对其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于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于洋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 慧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思齐法官助理  杨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