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民终12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工业大麻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国家经济开发区云麻路**。法定代表人：浦仕波。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江，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蓉，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龙泉办事处桃源村。法定代表人：隋启君。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珈利，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南工业大麻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工业大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简称农科院）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3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工业大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浦仕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江、李晓亚，被上诉人农科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珈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工业大麻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我方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农科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农科院在本案中，没有提交能够证明其已向我方交付《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第四条中约定的研究开发成果的证据，其申请出庭的两名证人，是《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农科院一方的项目负责人杨明的亲戚，其证言具有一定的偏向性，证明效力低，而一审仅仅根据这两名证人证言，就认定农科院已经向我方交付了上述研发成果，是极为草率的，并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农科院辩称：我方已经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向工业大麻公司交付了相关研发成果，不存在违约问题，而且两名出庭证人的证言也证明了这一点，故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工业大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科院立即向我方交付合同约定的研究开发成果；2.诉讼费由农科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23日，工业大麻公司(甲方)与农科院（乙方）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简称涉案合同），约定工业大麻公司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委托农科院研究开发选育出1个籽、纤兼用型工业大麻优质杂交品种和1个高CBD含量的药用工业大麻品种。双方还在该合同第四条约定，农科院应向工业大麻公司交付如下研究开发成果：1.交付形式及数量：上述新品种2个，组织省级专家组进行品种田间鉴评（或新品种登记），每个新品种种子不少于50千克；完整的新品种选育技术资料，配套栽培技术资料；并在新品种选育过程中，就其选育技术、原原种生产技术及杂交种制种技术，对工业大麻公司技术人员进行培训。2.交付的时间和地点：新品种于完成的当年交付；栽培技术及其他研究成果均于完成的当年交付；所有研究成果于2016年12月底以前全部交付完毕。交付地点为昆明，云南工业大麻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8月29日，工业大麻公司承办工业大麻新品种“云麻6号”、“云麻7号”田间鉴评会。同年9月18日，云南省种子管理站对上述二品种颁发云种鉴定2014020、2014021号品种鉴定证书。证人杨某1在2019年3月前系工业大麻公司工作人员，参与涉案合同有关的工作内容，并陈述：其于2014年8月29日参与“云麻6号、7号”的专家鉴定会；2014年9月，其接收了农科院交付的“云麻6号、7号”全套技术资料（包括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繁种技术资料、专家鉴定意见等），并转交工业大麻公司当时的负责人胡光；2015年1月，农科院将2014年扩繁的“云麻6号、7号”原原种各200克交付证人普某，并入公司资源库冰柜；2015年1月，其和证人普某共同接收了农科院交付的新收获“云麻6号”原原种55千克，及“云麻7号”原原种60千克，并放入公司资源库房；2016年12月，其接收了农科院交付的资源鉴定评价技术资料，并转交工业大麻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所跃刚；2017年1月，其与证人普某、工业大麻公司工作人员杨某2接受农科院就进一步完善的“云麻7号”栽培技术进行的培训等。证人普某系工业大麻公司工作人员，参与涉案合同的工作内容，其陈述：其于2014年8月29日参与“云麻6号、7号”的专家鉴定会；2014年9月，其与证人杨某1及工业大麻公司工作人员伍菊仙接收了农科院交付的“云麻6号、7号”全套技术资料（包括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繁种技术资料、专家意见等），并转交工业大麻公司当时的负责人胡光；2015年1月，其接收农科院交付的2014年扩繁的“云麻6号、7号”原原种各200克，其进行真空包装，并入公司资源库冰柜；2015年1月，其和证人杨某1接收了农科院交付的新收获“云麻6号”原原种55千克，及“云麻7号”原原种60千克，并放入公司资源库房；其自从为履行涉案合同进驻农科院以来，农科院即对其进行栽培和繁种技术培训，2017年1月，其与证人杨某1、工业大麻公司工作人员杨某2接受了农科院就进一步完善的“云麻7号”栽培技术进行的培训等。此外，2016年1月19日，案外人卢云贵将实验种植的工业大麻种子13472公斤交售工业大麻公司。2016年3月起，工业大麻公司开始与种植企业签订“云麻7号”的供种协议。2017年11月21日，工业大麻公司与农科院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高CBD含量工业大麻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技术研究），该合同在合作背景部分记载“甲乙双方于2003年6月和2005年9月分别签订了《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和《技术开发（委托）合同补充协议》，2011年又续签合作协议（有效期至2016年12月），由甲方（即工业大麻公司）委托乙方（即农科院）研究开发低毒大麻新品种选育、单性制种及栽培技术研究项目”，先后成功选育了6个工业大麻新品种（云麻2-7号），建立了工业大麻种质资源库，现原合同任务已经完成并结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诉争的问题如下：农科院是否已经履行了涉案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依法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农科院对涉案合同义务的履行，虽不能提交由工业大麻公司签收的交接文件予以证实，但当时参与该合同所涉项目的工业大麻公司工作人员两名，能够提供相互印证的证言，证实农科院的履行情况，并结合工业大麻公司继后的确开展了供种工作（该工作以工业大麻公司获得标的种子和繁种、育种、栽培技术为前提），且在双方当事人的后续合同中，也以书面形式确认了在前合同，包含涉案合同内容的完成，以上证据（证人证言）和事实彼此结合、相互印证，对农科院关于其已完整履约的主张提供了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支持，而对此工业大麻公司并未提供足以动摇上述证据链的反驳证据。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云南工业大麻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云南工业大麻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工业大麻公司认为一审在认定事实部分引用杨某1、普某两名证人的证言不当以外，双方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经本院审查，一审在认定事实部分引述了出庭证人杨某1、普某的部分证言，该引述与两名证人在庭审中的相关陈述一致，并无不当，因此工业大麻公司的这一异议不成立。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农科院是否向工业大麻公司交付了涉案合同中约定的相关研发成果？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虽然农科院未能提交由工业大麻公司签收相关研发成果的交接文件，但在工业大麻公司与农科院签订的涉案合同中，双方也没有对农科院以何种方式向工业大麻公司交付相关研发成果、以及工业大麻公司确认收到相关研发成果的方式进行过约定，因此，确认研发成果交接的文件，并不是能够证明农科院已经向工业大麻公司交付相关研发成果的唯一证据；其次，根据工业大麻公司与农科院于2017年11月21日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高CBD含量工业大麻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技术研究）中“合作背景”部分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在该后续合同中，一致确认包括涉案合同在内的相关合同所约定的任务“已完成并结束”。据此本院认为，该后续合同中的上述内容，可以视为工业大麻公司通过与农科院签订后续合同的方式，确认涉案合同约定的研发任务已经完成并结束，并足以证明农科院已经向工业大麻公司交付了涉案合同约定的研发成果，因为如果农科院没有向工业大麻公司交付相关研发成果，工业大麻公司不可能在该后续合同中，确认涉案合同任务已经完成并结束。至于工业大麻公司关于该后续合同是农科院提供的格式合同，上述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本院认为，即使该合同是农科院提供的格式合同，但工业大麻公司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农科院在签订该合同时，存在利用优势地位对其进行胁迫的情况，换言之，二者在签订该后续合同时，是以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进行协商的，而工业大麻公司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在该后续合同上签字盖章，足以证明该合同及其中的相关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本院对工业大麻公司的这一抗辩不予采纳。由于农科院已经向工业大麻公司交付了涉案合同约定的相关研发成果，因此工业大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工业大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云南工业大麻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杨凌萍审判员任志祥审判员刘小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朱      可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