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3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艳琼，女，汉族，1972年12月23日生，住丘北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季发成，男，汉族，1970年6月22日生，住丘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坤，云南晨羿律师事务所职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皮富芬，女，汉族，1968年10月4日生，住丘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玲，云南尚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原审被告：李艳玲，女，汉族，1986年1月18日生，住丘北县。原审被告：罗树仙，女，汉族，1950年11月30日生，住丘北县。上诉人李艳琼、季发成因与被上诉人皮富芬及原审被告李艳玲、罗树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6民初2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20年4月10日依法组织李艳琼，季发成及其代理人王学坤，皮富芬及其代理人李晓玲,李艳玲到庭进行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艳琼、季发成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并由皮富芬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且无法律依据。首先，一审认定李艳琼与皮富芬存在50万元借贷关系错误。该认定与本案事实不符。本案中，皮富芬与李艳琼没有实际发生任何民间借贷行为，更无任何款项在出借时进入李艳琼账户内，虽然李艳琼、季发成签订有《借条》、《赔款协议》及《还款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纵观整案，皮富芬除借条外未提供任何有效的支付依据证明李艳琼与皮富芬之间曾产生过民间借贷支付完毕的有效证件，且李艳琼与皮富芬的通话录音产生于诉讼前10天左右，不排除李艳琼与皮富芬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证据用以证明借款已支付的事实。其次，皮富芬与李艳琼之间诉争的是50万元本金，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法院认定民间借贷是否存在，应结合当地交易习惯等因素全面考虑，结合出借款项即2013年时社会交易习惯及债务产生地的交易习惯，即便皮富芬已完成其出借款项的行为，至少部分或全部金额应当通过转账方式进行交付，皮富芬在庭审过程中除提交三份《借条》、《赔款协议》、《还款证明》及一份通话录音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已经完成了交付行为或者李艳琼向其赔还部分借款本金或利息的证明，显然本案在没有查清借款合同是否生效及实际履行的情况下，认定借款事实属于证据不足，这一行为与正常民间借贷交易行为是明显不同的。再次，庭审中李艳琼本人及其申请出庭的证人刘某、田某均证明皮富芬明知对方赌博的情况下仍然向赌场放贷从而收取分成，属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借贷关系，并且三份《借条》、《赔款协议》、《还款证明》均产生于同一天，且内容前后矛盾，既证明欠款本金50万元，又证明双方以前的债务已结清，现李艳琼还欠皮富芬10万元整，与正常民间借贷产生的情形严重不符。一审庭审中，皮富芬对借贷事实的陈述更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一审法院仅凭2张借据及收条且没有交付凭证以及出借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判决李艳琼、季发成承担还款责任是错误的。皮富芬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清晰，两个上诉人依法应当承担还款义务。第一,李艳琼、季发成在上诉理由中列举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内容，但仅展示了前半部分，该规定第九条第（五）款还规定：“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作为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本案中借款的形成是长期、多笔借款累计而成，经协商后于2017年6月1日签订《赔款协议》，该协议是对皮富芬与李艳琼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的所有借款作出的结算，而之前李艳琼写给皮富芬的所有借条，也因该结算的产生皮富芬将原来所有借条全部交还李艳琼和季发成。签署该协议的各方当事人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更重要的是，季发成作为在丘北县公安局工作的在职警察，更是明确知晓签署这份《赔款协议》的法律后果以及其应当承担的责任。《赔款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经各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后达成一致而签署的，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二，李艳琼、季发成企图用李艳琼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行为来规避其还款义务，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直“推定”称皮富芬知道李艳琼的借款用途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但从客观事实和所有证据上来看，在借贷关系产生时皮富芬对李艳琼的借款真实用途一无所知。季发成声称其不知道李艳琼从事违法犯罪行为，更不清楚李艳琼所借款项的用途。但季发成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刑事判决书》以及该案的询问笔录，显示李艳琼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亦称季发成是其丈夫，这与季发成声称其不知情是自相矛盾的。而季发成与皮富芬签署《赔款协议》是在2017年，这个期间李艳琼正处于缓刑考验期，他明知李艳琼与皮富芬有借贷关系，且知道李艳琼的借款用途而故意自欺、隐瞒，最终依旧自愿承诺作为还款义务人来偿还皮富芬的借款。第三，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6月1日同一天产生借条、《赔款协议》、还款证明虽然相互矛盾，但结合其他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李艳琼、季发成欠款的事实。在此需要说明，2017年6月1日李艳琼还签署了一张欠皮福芬10万元的借条，借款期3年，该借条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并不存在李艳琼、季发成认为的证据不足情形。第四，按照《赔款协议》的约定，季发成承诺的还款日期是2019年10月31日，还款期将至皮富芬找季发成协商还款事宜时季发成恼羞成怒，因此李艳琼才会在还款届满后立即打电话给皮富芬商量还款事宜。皮富芬处于对自身的保护进行通话录音，这段通话客观、真实的反映了李艳琼自认欠款的事实。综上，李艳琼、季发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当承担还款义务，向皮富芬返还5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皮富芬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李艳琼、季发成、李艳玲及罗树仙连带偿还皮富芬借款5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艳琼与季发成原系夫妻关系，李艳琼因资金周转需要陆续向皮富芬借款，经双方于2017年5月31日结算，李艳琼共欠皮富芬50万元，并由李艳琼签署借条交由皮富芬收执。2017年6月1日李艳琼前夫季发成与皮富芬签订了《赔款协议》，季发成承诺于2019年10月31日赔还皮富芬现金人民币50万元，并由季发成承诺若2019年10月31日前没有赔还欠款，将其德锦苑房屋抵作50万元赔给皮富芬等，并由协议双方在赔款协议上亲笔签名，在场人罗树仙、李艳玲也在协议上签名。同日李艳琼又书写一张借条交由皮富芬收执，借条记载李艳琼向皮富芬借款10万元，借期三年。李艳琼又于同日向皮富芬签署还款证明，该还款证明记载：李艳琼与皮富芬以前的债务已经结清，现在李艳琼还欠皮富芬10万元整。季发成于2019年12月3日起诉皮富芬请求本院确认双方签订的《赔款协议》合同无效，认为其受到皮富芬和李艳琼的欺骗签订了该协议。现因皮富芬认为李艳琼、季发成应当归还欠款，且李艳玲、罗树仙在协议上签名并用其父亲房产证提供抵押，故应当承担担保责任，遂起诉至本院提出上列诉讼请求。在诉讼过程中，经皮富芬申请并提供担保，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对季发成位于丘北县房产进行了查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艳琼主张皮富芬是通过拿钱给其向赌场放贷（俗称“放水”），从而双方收取高额利息（俗称“水钱”）进行分成，属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借贷关系，但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观点，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关于具体借贷金额，在2017年6月1日同一天发生了一张借条、一份《赔款协议》和一张还款证明，该三份证据分别由原、被告举证且相互矛盾，不能仅凭单独一份证据认定借贷事实，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李艳琼主张2017年6月1日以前的债务已经与皮富芬结清，但根据皮富芬提供的证据显示，在2019年11月1日，李艳琼认可其欠皮富芬50万元的事实，结合季发成在《赔款协议》上签署认可的金额，本院认定，李艳琼、季发成尚欠皮富芬50万元的事实。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的，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担保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为保证人的，出借人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且皮富芬与季发成签订《赔款协议》时提及的房产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故李艳玲、罗树仙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季发成位于其德锦苑小区的房屋并不是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抵押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判决：1.李艳琼、季发成自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皮富芬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2.驳回皮富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计4400元，保全费3020元由李艳琼、季发成负担。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在庭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的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意见，皮富芬对一审认定事实没有异议。李艳琼、季发成对一审认定事实提出如下异议：一审认定“李艳琼因资金周转需要陆续向皮富芬借款”错误，事实是不存在借款关系，款项性质是合伙赌资。对其异议，本院将结合案件争议焦点作综合评述。除一审查明的事实外，本院还查明如下事实，并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表述如下：李艳琼与季发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5年2月3日离婚，季发成系丘北县公安局在职干警。李艳琼与皮富芬于2013年6月起开始产生经济往来，2017年5月31日李艳琼出具50万元借条一份交由皮富芬收执。2017年6月1日季发成与皮富芬签订了《赔款协议》一份，季发成承诺于2019年10月31日赔还皮富芬现金人民币50万元，在场人罗树仙、李艳玲也在该协议上签名。同日李艳琼又书写一张借条交由皮富芬收执，借条记载李艳琼向皮富芬借款10万元，借期三年。当天李艳琼与皮富芬还签署了一份还款证明，载明：“李艳琼与皮富芬以前的债务已经结清，现在李艳琼还欠皮富芬10万元整。”季发成于2019年12月3日起诉皮富芬请求确认双方签订前述《赔款协议》无效，认为其受到皮富芬和李艳琼的欺骗签订了该协议，未获支持后上诉，该案现由本院陆启慧同志审理。2019年11月18日，皮富芬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李艳琼、季发成、李艳玲及罗树仙偿还前述《借条》和《赔款协议》中的50万元款项。同时查明：1.李艳琼于2017年6月1日出具的10万元借条，双方均认可不存在真实交易。皮富芬主张该借条是因为李艳琼认为季发成承诺还款50万元给皮富芬太少，李艳琼自愿再补偿皮富芬10万元而出具；李艳琼主张因当天双方协商好只欠皮富芬10万元款项并签订还款证明后才出具10万元借条，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观点；2.双方均认可之前款项往来是现金交易。李艳琼主张双方仅存在2013年9月底的一次10万元真实现金交付，且是双方合伙向赌场放贷，借条、赔款协议中的50万元是高利计算得来；3.本案二审开庭后，李艳琼以其自己与皮富芬合伙从事高利贷为由向本院扫黑办及州扫黑办进行自首和举报，11月23日经承办人向州扫黑办了解，州扫黑办对该条线索已经核查完毕，经核查认为该举报线索未涉黑涉恶。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李艳琼与皮富芬之间是否存在5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季发成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中皮富芬主张其与李艳琼存在借贷关系的依据是李艳琼于2017年5月31日出具的50万元借条及2017年6月1日与季发成签订的《赔款协议》。本院经审查就双方是否存在50万元的借贷关系综合分析评判如下：1.如前，皮富芬自己认可之前的交易均为现金交付，现李艳琼不认可收到96万元款项，亦不认可收到皮富芬诉讼请求中主张的50万元，皮富芬在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向皮富芬交付过96万元或50万元的现金。在此需特别说明：皮富芬在一审提交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交易信息明细》，仅能证明其母亲吴云巧账户上曾经发生过交易，但交易对象及流水去向均不明，不能证明皮富芬曾经借给李艳琼96万元款项的事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皮富芬主张50万元借条及《赔款协议》系其与李艳琼结算2013年6月以来的96万元借款而形成，经审查，出具该借条及《赔款协议》时并未发生真实交易，且该借条及《赔款协议》亦不能反映出是对之前借款的结算后形成；3.已查明50万元借条和赔款协议系同一天（2017年6月1日）出具，当天李艳琼与皮富芬还签署了《还款证明》“以前的债务已经结清，现在李艳琼还欠皮富芬10万元。”在签署《还款证明》后，李艳琼又出具10万元的借条交由皮富芬收持。结合前述事实，一方面李艳琼与皮富芬的借贷事实、借贷金额不能明确；另一方面双方在同一天前后形成了多份借条等书面材料，而这些条子之间载明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甚至是相反的，皮富芬对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释；4.对于皮富芬在一审提交的2019年11月1日与李艳琼的通话记录内容本身并不能反映出李艳琼认可其尚欠皮富芬50万元的观点；5.皮富芬主张2017年6月1日前的借贷均有借条，在李艳琼出具50万元借条时将所有条子交给李艳琼和季发成，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导致法庭不能查明该50万元的形成过程及款项是否发生；6.按皮富芬的主张，前述96万元款项系多次多笔形成，时间长达4年多，但在李艳琼多笔前款未还情况下其仍继续多次出借大额款项给李艳琼有违常识和逻辑。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第一条：“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综上，结合已查明案件事实、前述法律规定及李艳琼、皮富芬的相关陈述，本院不能确认李艳琼与皮富芬之间存在5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另，2017年6月1日皮富芬与季发成签订了《赔款协议》，季发成承诺代李艳琼向皮富芬偿还50万元款项，该承诺本身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但经审查该协议事由一栏载明：“因家人李艳琼欠皮富芬现金人民币50万元”，即季发成履行该承诺的前提条件是李艳琼确实欠皮富芬借款，但如前经审查李艳琼与皮富芬之间并不存在5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故皮富芬以民间借贷起诉要求季发成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判决李艳琼、季发成向皮富芬连带偿还50万元款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李艳琼、季发成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主要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处理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6民初220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即“1.李艳琼、季发成自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皮富芬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2.驳回皮富芬的其他诉讼请求。”。二、驳回皮富芬的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保全费3020元均由皮富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皮富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永兴审判员  陈登荣审判员  沈昌效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侬诗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