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东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421民初840号 原告张超，男，1988年2月13日生，住东丰县。 原告徐井坤，女，1968年3月6日生，住东丰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系吉林便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卢成刚，男，1954年2月24日生，住东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书利，系吉林望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顺海，男，1951年6月3日生，住东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兴军，系吉林瑞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秉库，男，1955年9月28日生，住东丰县。 原告张超、徐井坤与被告卢成刚、陈顺海、宋秉库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超、徐井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被告卢成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书利，被告陈顺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兴军，被告宋秉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超、徐井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卢成刚、陈顺海、宋秉库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274,9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丧葬费34,266.50元，共计359,226.50元;2．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20年7月30日，被告宋秉库打电话找原告张超的父亲张志生，到被告陈顺海家扒房子。2020年7月31日干了一天活。2020年8月1日6时许，张志生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房屋山墙倒塌，将张志生砸死。张志生生前曾向原告徐井坤说是被告陈顺海以16万元的价格将建房工程承包给被告卢成刚，卢成刚雇佣张志生等人干活。被告卢成刚在雇员施工中未确保安全，发生坍塌事故，导致张志生死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陈顺海将建房工程，承包给没有资质的被告卢成刚，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宋秉库是工头，张志生是在宋秉库的带领下给陈顺海家扒房子，被告宋秉库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赔偿事宜，双方未达成协议，故二原告依法诉至法院。 卢成刚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卢成刚与被告陈顺海之间不存在承包关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卢成刚承包了被告陈顺海建房工程，所谓16万元“大包”也是子虚乌有之事。（一）“大包”一说出现在张志生死亡之后，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此说；（二）说“大包”的均是陈顺海、宋秉库、张勇、于焕军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之人，谁都存在为了推脱责任而说谎话的嫌疑，且宋秉库、张勇、于焕军在东丰县公安局三合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内容高度一致，不可信；（三）王宝金、吴国栋、郭文德、曲金昌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不存在“大包”一事；（四）被告陈顺海主张“大包”，但没有提供“大包”协议，不能仅凭陈顺海的陈述就认定“大包”成立；（五）被告卢成刚自身并不具备“大包”盖房的能力及资质。二、被告卢成刚与被告宋秉库、张志生、张勇、张富、于焕军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本案二原告为了证明卢成刚与张志生之间雇佣关系成立，提供的证据是事故发生后，宋秉库、张富、于焕军的一面之词，属主观言词证据，系传来证据，证明效力极低。而陈顺海提供劳动报酬1,200.00元，卢成刚则告知宋秉库劳动报酬1,200.00元，由此可以认定卢成刚没有利益可图，卢成刚对宋秉库等人没有任何支配、监督和管理的权利，设备工具等也是宋秉库等人自带，综上，宋秉库等人不受卢成刚控制及支配、双方没有人身依附性，工作时间、劳动工具、承包费涨价等由宋秉库等人自己说了算，卢成刚没有任何决定权，承包费也是由陈顺海支付。三、本案经卢成刚介绍，被告陈顺海与被告宋秉库等人之间是加工承揽法律关系。被告陈顺海与被告宋秉库之间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事实上也不具备雇佣法律关系，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及人身依附关系。从劳动报酬支付的性质上看，扒房报酬是一次性结算。四、本案被告宋秉库作为承揽方带头人，其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张志生等人由宋秉库召集，组成临时承揽方，一起承揽经卢成刚介绍给陈顺海家扒房工作。扒房工作是极其危险的工作，而宋秉库主观上疏忽大意，存在重大过失，导致扒房过程中出现了重大事故，给张志生造成侵害，依法应承担责任。五、本案张志生明知扒房需要安全防护，且在被告陈顺海提示用木棍支顶的情况下，仍然冒险作业；同时，在出现危险时，选择错误的逃生方向，从而导致自己命丧墙下，自己负有主要责任。 陈顺海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陈顺海与现场施工人宋秉库、于焕军、张勇及张志生之间并没有建立劳务雇佣关系，现场施工人员并不受陈顺海所支配和约束。现场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的具体施工也不受陈顺海控制、指挥和监督。二、陈顺海将翻建房屋施工活完全外包给卢成刚，至于卢成刚等人如何组织施工以及施工中造成的后果，陈顺海对此不承担责任。三、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没有做出应有的安全防护，完全是危险违规施工操作，结果造成了施工事故，导致事故人员张志生死亡的后果，施工人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宋秉库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2020年7月30日17时许，卢成刚给我打电话说给陈顺海家扒房子，让我召集几个人，说好给1,200.00元，并约定扒到“窗台”。于是，我联系了于焕军、张勇、张富及张志生，并告知是卢成刚找大家干活，大家平分1,200.00元，大家同意了。2020年7月31日5时许，我们到陈顺海家开始干活，干到当日下午时，陈顺海提出要扒到房屋“底座”，因卢成刚告诉我们扒到“窗台”，我便给卢成刚打电话，卢成刚赶到了现场，并就增加工程的报酬问题，与陈顺海进行了商议，最后决定由陈顺海直接支付给我们500.00元，我们继续干活。2020年8月1日，张富没有去干活，我、张志生、张勇及于焕军去陈顺海家继续扒房子，我和于焕军一伙，张勇和张志生一伙，当时想抠一个砖条，好用绳子往下拽墙，这样就可以将剩下的房屋大山墙给拽倒。但在砖条没有抠完的时候，于焕军发现房屋大山墙有松动迹象，于焕军就喊不好，我说赶紧跑，于焕军就往南侧跑，我就往北侧跑，张志生就往东侧跑，这时，房屋大山墙就往东侧倒下了，将张志生砸在下面，后不幸死亡。我在这个事故中不多挣一分钱，这个活是大家一起干的，我个人不同意赔偿。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本案的基本事实问题，徐井坤是张志生的妻子，张超是张志生的儿子。被告陈顺海需要翻建房屋，便找到做建材生意的被告卢成刚。2020年7月30日17时许，卢成刚给宋秉库打电话，说给陈顺海家扒房子，让宋秉库召集几个人，劳动报酬为1,200.00元，约定扒到“窗台”，并告诉宋秉库施工时将房梁留着备用，房梁瓦扔了。宋秉库随即联系了于焕军、张勇、张富及张志生，并告知是卢成刚找人给陈顺海家扒房子，劳动报酬为1,200.00元，于焕军等人均表示同意。2020年7月31日5时许，宋秉库、于焕军、张勇、张富及张志生到陈顺海家开始干活，干到当日下午时，陈顺海提出要扒到房屋“底座”，宋秉库等人均提出了异议，称卢成刚之前告诉只扒到房屋“窗台”，随即，宋秉库给卢成刚打电话，卢成刚赶到现场，且就增加工程的报酬问题，卢成刚和陈顺海进行了商议，最后决定就增加工程量的报酬500.00元由陈顺海直接支付给宋秉库等人。2020年8月1日，张富没有去干活，宋秉库、张志生、张勇及于焕军去陈顺海家继续扒房子，宋秉库和于焕军一伙，张勇和张志生一伙，当时想抠一个砖条，好用绳子往下拽墙，这样就可以将剩下的房屋大山墙给拽倒。但在砖条没有抠完的时候，于焕军发现房屋大山墙有松动迹象，于焕军就喊不好，宋秉库说赶紧跑，于焕军就往南侧跑，宋秉库就往北侧跑，张志生就往东侧跑，这时，房屋大山墙就往东侧倒下了，将张志生砸在下面，后不幸死亡。现因赔偿事宜，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二原告诉至法院；2.关于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二原告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死亡证明、宋秉库电话录音光碟、陈顺海电话录音光碟、东丰县公安局三合派出所的四份询问笔录；被告卢成刚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证人吴国栋、王宝全的出庭证言、卢成刚与郭文德及曲金昌的电话录音材料；陈顺海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东丰县公安局三合派出所的四份询问笔录；被告宋秉库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东丰县公安局三合派出所的四份询问笔录，通过庭审调查及本院依职权对于焕军、张勇作出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东丰县公安局三合派出所对宋秉库、于焕军、张勇、张富的询问笔录的内容高度一致，询问笔录的部分内容得到被询问人对宋秉库、于焕军、张勇的否认，导致东丰县公安局三合派出所对宋秉库、于焕军、张勇、张富的询问笔录的可信度降低，对东丰县公安局三合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本院酌情予以采信。至于二原告提供的其它证据，系对本案被告陈顺海及宋秉库的电话录音，卢成刚提供的证据系证人出庭证言及电话录音，对以上证据，本院酌情予以考虑。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第十一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争议焦点之一，本案雇主的认定问题，庭审中，被告卢成刚及被告陈顺海均认为对方是雇主，并要求由对方对雇员张志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卢成刚和陈顺海对自己的该主张均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通过庭审调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卢成刚首先联系了宋秉库，在向宋秉库交代了劳动报酬、工作内容及工作地点后，由宋秉库组织了包括张志生在内的五个人，到陈顺海家扒房子，在施工过程中，陈顺海提出要扒到“底座”时，作为召集人的宋秉库就增加工程量的报酬问题联系了卢成刚，卢成刚赶到了现场，并由卢成刚与陈顺海沟通该劳动报酬问题，在现场施工人员的参与下，最后达成增加工程量的报酬由陈顺海负责支付的口头协议，该事实有宋秉库的陈述及于焕军的询问笔录为凭，综上，卢成刚及陈顺海的行为具备雇佣关系成立的基本要件，即宋秉库等人扒房至“窗台”的工作受雇于卢成刚，而宋秉库等人扒房至“底座”的工作受雇于陈顺海，且扒房至“窗台”及扒房至“底座”的工作，构成了整个工作的施工内容，无法独立分割开来，故本院认定卢成刚与陈顺海构成了共同雇主；争议焦点之二，应如何认定卢成刚与陈顺海之间的关系问题，陈顺海辩称与卢成刚之间系发包关系，其将扒倒旧房屋及建设新房屋工程发包给卢成刚，价款为16万元，对于陈顺海的该主张，卢成刚并不认可，辩称其与陈顺海之间系帮忙，不存在承包关系。二原告根据东丰县公安局三合乡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及陈顺海、宋秉库的电话录音而认为陈顺海与卢成刚之间系发包关系，通过庭审调查及本院依职权对于焕军、张勇的询问笔录，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陈顺海与卢成刚之间存在发包关系，二原告及被告陈顺海对陈顺海与卢成刚之间是否为发包关系均没有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属举证不能；争议焦点之三，张志生在此次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问题，众所周知，在农村扒房子工作极具危险性，而很多现场施工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本来此次事故完全可以避免，但张志生对于极具危险性的作业没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而此次事故中所有施工人员均没有安全保障措施，且在施工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尤其是明知需要扒倒的山墙只能向东侧倒塌的情况下，在危险来临时，张志生却选择了向东侧逃生的错误方向，对损害后果的发生，自身存在一定过错，故针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其本人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争议焦点之四，卢成刚及陈顺海作为共同雇主，如何承担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卢成刚与陈顺海作为共同雇主，对雇员在雇佣过程中遭受的人身损害，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双方的责任比例，故按照以上法律规定，卢成刚与陈顺海应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争议焦点之五，被告宋秉库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二原告要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但宋秉库作为雇员，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张超、徐井坤要求被告卢成刚、陈顺海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张超、徐井坤要求被告宋秉库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卢成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张超、徐井坤合理经济损失107,768.00元（死亡赔偿金274,9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丧葬费34,266.50元，共计359,226.50元,由被告卢成刚承担30%，即107,768.00元）； 二、被告陈顺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张超、徐井坤合理经济损失107,768.00元（死亡赔偿金274,9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丧葬费34,266.50元，共计359,226.50元,由被告陈顺海承担30%，即107,768.00元）； 三、原告张超、徐井坤自行承担143,690.00元（死亡赔偿金274,9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丧葬费34,266.50元，共计359,226.50元，由二原告承担40%，即143,690.00元）； 四、驳回原告张超、徐井坤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421.00元，由原告张超、徐井坤负担2,168.40元，由被告卢成刚负担1，626.30元，由被告陈顺海负担1，626.30元，二被告于前款时间一并给付二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永吉 审 判 员  尹宝明 人民陪审员  白大海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欣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