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04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城，男，196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源县**************，公民身份号码442************032。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炳汶，广东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旖婷，广东品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木养，男，1967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2************415。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志强，广东卓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焱，广东卓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伟城因与被上诉人朱木养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25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伟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木养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木养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双方于2017年12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以叁佰玖拾万元本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收取三年利息”是指李伟城未按时付款时应支付的违约金标准，并非朱木养向李伟城所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首先，李伟城与朱木养于2013年10月1日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双方各出资10000000元合作经营纺织品贸易企业。后经双方协商一致，于2014年8月23日签署《清算协议》，约定朱木养退股，由李伟城受让朱木养的全部股份。之后，李伟城一直按照约定向朱木养支付款项。截至2017年12月7日，李伟城仅剩3900000元尚未支付给李伟城。双方就剩余款项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签署《协议书》。在履行《协议书》过程中，李伟城实际按约定向朱木养支付了款项，至朱木养提起一审诉讼前，李伟城已将10000000元全部偿还给朱木养。其次，本案的《清算协议》《协议书》均是双方在平等协商情况下签订，是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协议书》约定李伟城自愿于签订本合同当天起每月均摊300000元，年内还清，李伟城应每月5日前还款。任何一期逾期还款，朱木养可以提前一次性全额收回，并主张以39000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收取三年利息。由此可知，李伟城只需向朱木养归还本金3900000元，并无约定任何利息，所谓的“三年利息”实际是高额违约金，但一审法院并未严格审查“三年利息”的性质属违约金还是利息。结合双方合作的背景可明确知悉“三年利息”属违约金性质。最后，李伟城与朱木养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可反映，双方一直以来均未明确提及要求李伟城支付利息，即朱木养并无要求李伟城支付“三年利息”的意思表示。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可知，李伟城还款态度良好，并无拖欠款项的主观恶意。李伟城在自身资金周转允许的情况下便第一时间归还款项。事实上，至约定最后还款时间（2019年1月5日），李伟城仅有1200000元款项尚未支付给朱木养，随后在2019年9月30日前便如数归还。但是，一审法院认为李伟城只要逾期还款，就需支付全额三年利息的高额违约金，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三年期利息”实为违约金，且违约金过高，应调整为符合朱木养的实际损失。李伟城造成朱木养的实际损失是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且李伟城并无恶意违约，二审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本案违约金标准。首先，从李伟城的还款记录可知，《协议书》约定的最后期限（2019年1月5日），李伟城已依约偿还2700000元，尚欠1200000元。此后，李伟城分别于2019年1月25日、2019年4月1日、2019年6月2日、2019年9月30日各支付300000元。由此可见，李伟城并无任何恶意违约的可能，在资金周转方便时第一时间归还投资款。然而，朱木养在收到最后一笔款后（2019年9月30日），且未与李伟城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主张高额的违约金。李伟城已竭尽全力地归还朱木养投资款，并无恶意违约之心。其次，李伟城已在朱木养起诉前就归还全部款项，朱木养的实际损失为《协议书》约定期限届满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在计算实际损失数额时,应以因违约方未能履行双方争议的、含有违约金条款的合同，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进行计算，将合同以外的其他损失排除在外。本案中，李伟城在最后还款日尚欠1200000元，故应以此作为实际损失的基数，自2019年1月5日至李伟城实际偿清1200000元之日即2019年9月30日止按LPR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作为实际损失。再者，纵观本案事实，李伟城属过错程度较低。李伟城一直与朱木养沟通，且积极履行还款义务，在起诉前就已经归还全部款项，故并无任何恶意拖欠的意思表示。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朱木养主张违约金数额高达633266.25元，明显高于损失的30%标准，属于违约金过高，二审法院应予以降低违约金标准。三、一审判决认为李伟城应支付“三年期利息”以及“300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6月6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21330元”。李伟城认为朱木养主张资金占用利息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退一万步而言，若李伟城应支付三年期利息及资金占用利息属双重处罚，于情于理不合。朱木养答辩称：一、朱木养与李伟城于2017年12月7日签订《协议书》的背景是李伟城未按2014年8月23日《清算协议》约定履行支付10000000元及利息的义务，故双方才在2017年12月7日《协议书》第二条确认：截止2017年12月7日，李伟城仍欠朱木养3900000元及三年期银行利息。因此，此三年期银行利息实际指的是2017年12月7日《协议书》之前，李伟城本应按3900000元为本金计算的银行利息，本属于李伟城依2014年8月23日《清算协议》应履行的付款义务，并非2017年12月7日《协议书》另行约定的违约金。二、根据2017年12月7日《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只要李伟城按期足额每月支付300000元，则免除3900000元的三年期银行利息，否则，朱木养可提前一次性全额收回本金，并继续主张3900000元的三年期银行利息，属于双方约定用来约束李伟城积极履行分期付款义务的附条件条款。三、根据2017年12月7日《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只要李伟城任何一期逾期还款，则朱木养可提前一次性全额收回本金，并继续主张3900000元的三年期银行利息，故一审法院认定资金占用费以到期款项为本金自到期之次日开始计算，并认定占用费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6月6日起到2019年9月3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四、李伟城未按2014年8月23日《清算协议》约定履行支付10000000元及利息的义务，故李伟城对《清算协议》构成严重违约，已造成朱木养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李伟城的违约责任自其未按《清算协议》支付款项之时已形成。即使以3900000元的三年期银行利息作为违约金，也不足以弥补朱木养的实际经济损失。五、朱木养与李伟城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朱木养在多次催促李伟城履行付款义务时，李伟城均以诸多理由（比如拒绝接听电话、答应月底支付却未付、手机无资料等等）拖延或拒绝支付，恶意拖欠款项。一审期间，李伟城在明知《协议书》已明确约定管辖法院为合同签订地法院的情况下，仍恶意提起管辖权异议，并在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后继续上诉，拖延本案的诉讼进程，证明李伟城恶意拖欠，主观过错明显，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朱木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伟城支付朱木养资金占用利息26204.17元（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2月7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李伟城向朱木养支付以3900000元为本金产生的三年期银行利息607062.08元（按照2014年8月23日起至2017年8月22日期间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伟城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日，李伟城与朱木养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经营纺织品贸易。协议约定“双方按照经营需要各投入50%的资产，各占50%的股份，投资款由李伟城指定账户保管，李伟城于收到投资款的当天出具收据。朱木养已出资10000000元。”同年12月10日，朱木养向李伟城支付投资款10000000元。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于2014年8月23日签订《清算协议》约定李伟城同意朱木养退股并收回全部投资款，李伟城按10000000元的价格受让朱木养的全部股份，李伟城承诺自签订协议之日起三年内向朱木养付清10000000元受让款及利息。另查明，朱木养（甲方）与李伟城（乙方）于2017年12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还约定：1.乙方没有按照2014年8月23日签订的清算协议履行三年清偿款项的义务；2.截止2017年12月7日，乙方仍欠甲方3900000元及三年期银行利息未还；3.乙方自愿于协议签订当日起每月5日前向甲方还款300000元，如任何一期逾期还款的，甲方可以提前一次性全额收回，并主张3900000元本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收取三年利息。签订协议后，李伟城自2018年1月8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期间，每月还款300000元，之后在同年7月、8月、10月、11月和2019年1月、4月、6月各归还300000元，2019年9月30日归还余下3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朱木养与李伟城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清算协议》《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案争议焦点一，李伟城应否支付以390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8月23日起至2017年8月22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争议焦点二，李伟城应否支付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2月7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经审查，根据《协议书》内容反映，李伟城确认签订协议时欠朱木养3900000元及三年期银行利息未还，该三年期银行利息实际上指的是2017年12月7日签订《协议书》之前以所欠390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根据《协议书》约定，如果李伟城按照协议还款，无需再支付上述三年期银行利息，如果不按照协议还款，则应支付。本案中，李伟城未按照约定按时还款，朱木养主张李伟城支付上述三年期银行利息符合合同约定，法院予以支持。经核，朱木养主张607062.08元未超出根据约定计算的数额，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经审查，李伟城未按照约定返还款项，朱木养可根据协议约定在还款期届满前主张李伟城一次性归还未归还的全部款项，但朱木养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李伟城主张过，视为朱木养仍同意李伟城分期还款，资金占用费应以到期款项为本金自到期之次日开始计算。本案中，朱木养只主张300000元作为计算资金占用费的本金，该主张未超出实际逾期的金额，法院予以支持。经核，李伟城自2018年6月开始未按月还款，故法院酌定占用费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6月6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经计算为21330元。综上，对朱木养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李伟城相关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李伟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利息607062.08元予朱木养；二、李伟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资金占用费21330元予朱木养；三、驳回朱木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66.33元、财产保全费3686.33元，合计8752.66元（朱木养已预交），由朱木养负担52.66元，李伟城负担8700元并应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迳付予朱木养，法院不另收退。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李伟城的上诉主张，本院作如下分析：关于李伟城应否支付以390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8月23日起至2017年8月22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根据《协议书》以及《清算协议》的内容可知，双方于2017年12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对双方于2014年8月23日签订的《清算协议》的补充。李伟城确认截止2017年12月7日，仍欠朱木养3900000元及三年期银行利息未还。该三年期银行利息实际上是指李伟城未按《清算协议》履行三年期清偿款项义务应付的利息，即自2014年8月23日起至2017年8月22日止以所欠390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李伟城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分期还款，则无需再支付上述三年期银行利息，如任何一起逾期还款，则应支付上述三年期银行利息。由于李伟城存在逾期还款的情况，故朱木养主张李伟城支付上述三年期银行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李伟城主张该3900000元的三年期银行利息属违约金，且高于朱木养的实际损失，应予以降低，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李伟城应否支付300000元自2018年6月6日至2019年9月30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由于李伟城未按照《协议书》的约定自2017年12月7日起每月5日前偿还300000元给朱木养，存在逾期还款的情况，故朱木养可根据协议约定在还款期届满前主张李伟城一次性归还未归还的全部款项。由于李伟城自2018年6月开始未按期还款，故一审法院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6月6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最后一期300000元偿还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由于该300000元与3900000元计算利息的期间并不相同，故李伟城主张一审法院双重处罚，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伟城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83.92元（已预交），由上诉人李伟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美健审判员  黄春英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崔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