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30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国伟，男，汉族，1985年4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星，广东纬韬（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凤平，广东纬韬（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玉荣，男，汉族，1963年9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彩容，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国伟、黄玉荣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3民初1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3日对本案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郭国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吕星、周凤平，上诉人黄玉荣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彩容到庭参加二审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国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黄玉荣应当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郭国伟支付2019年年度的土地承包金人民币42200元以及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土地之日止的土地承包租金（土地承包租金按每天95.89元计算）；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黄玉荣承担。事实和理由：郭国伟诉黄玉荣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经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作出了（2020）粤0403民初1277号民事判决。郭国伟对于原审查明的大部分事实予以确认，因为西埔村提升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租金，郭国伟未能与黄玉荣对涉案土地租金上升后的履行事宜重新达成书面协议。而且黄玉荣逾期支付涉案土地承包租金，故一审法院判决双方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予以解除符合法律规定和郭国伟一审的部分诉讼请求。但是郭国伟认为一审法院关于黄玉荣实际拖欠郭国伟涉案土地承包款的金额并未查清。黄玉荣在一审庭审中，通过证人曾某甲提交了一份2018年12月31日的《收据》，收据上载明的金额为42000元，黄玉荣以此证据抗辩2019年度的土地承包租金已经支付与事实不符。依据郭国伟和黄玉荣的约定，首先，因为郭国伟和涉案土地村委会的租金支付方式是于每年的12月31日前支付下一年度的土地承包租金，故黄玉荣与郭国伟关于涉案土地承包租金的支付时间为每年的12月31日前支付下一年的租金，而且黄玉荣向郭国伟支付租金均是通过现金支付且无需开具《收据》，郭国伟从未开出过任何关于涉案土地租金的《收据》。黄玉荣在一审庭审时已经确认了涉案土地租金支付的支付方式和时间。其次，黄玉荣提交的《收据》中，租金金额是人民币42000元，与实际应付租金的数额不符。按照郭国伟与黄玉荣的合同约定，黄玉荣每年的应付租金金额为人民币42200元，黄玉荣的证人曾某甲声称郭国伟给予其租金优惠的说法违背客观事实，郭国伟从未承诺给予黄玉荣任何租金优惠。由于郭国伟转租给黄玉荣的土地租金标准完全依据郭国伟和土地所有人西埔村民委员会的标准一致，郭国伟不可能自己垫付租金差额支付给西埔村民委员会。同时，《收据》没有原件，而且根本没有郭国伟的签名，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根本无法核实，一审法院应当不予采信。最后，黄玉荣一审中声称没有郭国伟账号，导致无法按时支付租金的说法不属实。涉案土地的水电费每月都是从郭国伟的账户中进行扣费，为了保障涉案土地的水电供给正常，黄玉荣需要将水电费转账到郭国伟账户，才能由水电部门进行扣费。因此，黄玉荣实际上一直都有郭国伟的银行账户，若黄玉荣欲缴纳租金，完全可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郭国伟进行支付。但事实上，郭国伟针对黄玉荣拖欠租金的行为已经进行过多次催讨，黄玉荣从未依约履行。上诉人黄玉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郭国伟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郭国伟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平正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具体分述如下：一、一审判决已经确认案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并认定郭国伟以黄玉荣未支付土地承包租金为由解除合同没有依据，但却擅自替代当事人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显失公平为由判决解除合同。然而一审判决根本没有查明郭国伟土地承包租金是否客观实际发生了调整，没有审查郭国伟与珠海市斗门区******经济联社之间承包租金的实际履行情况，而仅凭一份单方通知即草率作出事实认定，认定结果错误，与事实不符。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经济联社与郭国伟之间土地承包合同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没有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在合同履行期内，西埔村经济联社单方发出提高土地承包租金的通知，仅是单方意向，承包人并没有作出认可的承诺，未经双方合意，合同条款未产生变更的法律效力。客观实际上，西埔村经济联社与郭国伟也是继续按照原合同履行，而并没有按照通知所述的每亩600元支付土地承包金，合同情况没有发生变化。西埔村其他租户也均是按照原合同承包金标准继续履行。一审判决认定西埔村经济联社已将土地承包租金调整、合同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事实基础并不存在，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基础。二、郭国伟在一审庭审中没有提出继续履行合同显失公平，也没有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一审判决擅自替代当事人作出权利行为的意思表示，违反法律规定并违背公正，侵犯黄玉荣合法诉讼权益。三、郭国伟依据2018年西埔村经济联社调租主张显失公平的解除权撤销权已经超出法定除斥期限，权利实体灭失。一审判决所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所述权利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撤销权解除权，适用合同法规定的除斥期间，应当在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经济联社的《关于提高土地承包租金的通知》于2018年作出。郭国伟于2020年提出解约请求，郭国伟该解除权利的行使已经超出法定一年期的除斥期间，权利实体灭失。一审判决违反除斥期间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四、西埔村经济联社与郭国伟之间土地承包金是否发生调整，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不属于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情形，而且调整与否也属于商业风险范围，郭国伟不能以此为由解除承包合同。五、黄玉荣与郭国伟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期限至2033年3月30日止。黄玉荣按长期合同计划对上述承包土地进行投资建设，并已经将上述土地用于种植莲藕，莲藕长势良好，正处成长期，尚未收成。郭国伟拒绝收取黄玉荣支付的租金，并伪称黄玉荣不交租而解除合同。郭国伟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并企图非法占有黄玉荣多年的投资经营成果以及辛苦劳作尚待收成的莲藕作物。一审判决解除合同收回土地，将致使一直诚信履约的承包人的合法权益被非法侵吞，切断承包人的生活经济来源，而郭国伟违信解约却能轻松坐享他人成果。一审判决结果明显违背公平正义。针对黄玉荣的上诉，郭国伟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解除黄玉荣与郭国伟之间的合同依法有据，且符合本案事实，应当予以维持。黄玉荣的上诉请求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合同是符合本案事实，依法有据。且事实上至西埔村经济联社提升承包费后，郭国伟是予以认可，且实际按照每亩600元都履行完毕。一审开完庭后，我方收到西埔村的催告，如果再不补交2019年的承包费，村委就要收回土地，因此我方也已经替对方交了2019年的承包费每亩每年600元，共138000元，其中帮黄玉荣垫付6万。二、黄玉荣主张一审郭国伟没有提出继续履行合同，显示公平并请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因为一审判决认定郭国伟在提起诉讼时已经明确主张西埔村提升承包费后与黄玉荣进行协商，但黄玉荣不同意按照提升后的价格履行合同。因为我方在一审就提出订立合同时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继续履行将严重损害郭国伟的利益，要求解除承包合同。三、关于撤销权问题，因为本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并不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且情势变更属于法定合同解除权，并不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据事实及法律解除合同依法有据。针对郭国伟的上诉，黄玉荣答辩称，一、案涉土地2019年度的承包租金已经支付，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客观实际。根据郭国伟本人于2018年12月21日开立的《收据》，郭国伟本人已经确认“收到108亩地租42000元”。该收据由郭国伟本人书写并在经手人处签名。该收据有原件，并已经在一审中提交和通过双方质证。郭国伟称该证据没有原件，并否认签名，均与事实不符。《收据》上“郭国伟”的签名与郭国伟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及法律文书中“郭国伟”的签名一致，如若一致仍否认签名，完全可以申请笔迹鉴定。根据证人曾某甲《确认书》、曾某甲一审当庭作证、郭国伟《收款收据》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条，证明黄玉荣已经委托曾某甲以现金方式向郭国伟缴纳了2019年度土地承包租金，郭国伟所开立的《收据》已经包含案涉土地承包租金。郭国伟再行主张2019年度租金违背事实，违背证据。另外，郭国伟在本案起诉之前、起诉状中、开庭前，都从来没有主张黄玉荣拖欠2019年度承包租金，直至一审开庭时才突然主张2019年度承包金，有违常理，且违背客观事实，此主张完全是郭国伟为达解除合同目的而进行的虚假陈述。郭国伟请求支付2019年年度土地承包金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违背事实违背诚信，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二、黄玉荣一直诚信履行合同，不存在违约，不存在逾期支付土地承包金的情形。双方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一条第3款约定“承包款上交时间及方式：每年月日前上交全年承包款”，据此，双方合同并没有约定土地承包租金的具体支付时间。合同第二条第2款约定“若逾期不缴纳当年承包款……”由此可见，双方虽没有明确约定具体支付时间，但已经明确是当年缴纳当年承包款，而不是郭国伟现主张的提前缴纳下一年承包款。合同履行方面，黄玉荣一直主动诚信履约，从未曾拖延，不存在违约情形。2020年年度承包金，黄玉荣一直愿意随时支付，此前也积极联系郭国伟交付，但由于郭国伟原因而未能缴付。一审判决认定黄玉荣不存在逾期支付，并认定郭国伟以未按约定支付土地承包租金为由解除涉案合同没有依据，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及客观事实。三、契约严守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涉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郭国伟与黄玉荣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自2013年4月1日至2033年3月30日止，承包金额为每年每亩350元，每五年递增20元/亩。合同约定了承包金递增条款，说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承包金的上涨趋势是有预见的，而且承包金的调整及其调整幅度是正常的商业风险。人民法院应遵循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之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不应干预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达成的协议。原审判决主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判决解除涉案合同，违背法律规定，且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8年《关于提高土地承包租金的通知》证实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经济联社已将土地承包租金调整为每亩600元，是事实认定的重大错误。《关于提高土地承包租金的通知》只是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经济联社的邀约，并不具有变更合同条款或合同基础的法律效力。同样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规定的“…重大变化…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一审法院单凭郭国伟提交的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经济联社的邀约就认定为合同情势发生变更而判决解除合同，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郭国伟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解除合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郭国伟上诉，昭彰法律的公平正义。郭国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郭国伟与黄玉荣于2015年3月1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2.判决黄玉荣支付郭国伟2020年度的土地租金35000元；3.判决黄玉荣承担案件的诉讼费。郭国伟当庭将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决黄玉荣支付郭国伟2019年度和2020年度的土地租金70000元。郭国伟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黄玉荣将涉案土地返还给郭国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6日，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经济联社（甲方）与郭国伟（乙方）签订《广东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甲方将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坐落在西埔村中仁围25亩、福瑞围205亩土地，共230亩以出租流转方式从2013年4月1日起至2033年3月30日止，流转给乙方用于种养业，以鱼塘养殖为主；每年每亩350元，年租金80500元；第一年流转价款为80500元，以后递增方式及比例为每五年递增每亩20元；本合同生效后10天内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本年度的流转价款，每年4月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下一年度的流转价款；如乙方转租给第三方种养，则由第三方必须与甲方另外签订缴交租金协议书。2015年3月1日，郭国伟（甲方）与黄玉荣（乙方）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乙方承包西埔村中仁围100亩，承包期由2013年4月1日至2033年3月30日止，每年每亩350元，每五年递增每亩20元；乙方必须按规定依时上交承包款，若逾期不缴交当年承包款，便作违反合同处理，甲方有权一个月内收回乙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重新另行发包，并所欠承包金额继续追缴，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承包期内，乙方转包所承包的土地，不得变更土地使用用途，否则按违反合同处理；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甲方有权收回土地经营权：……不按时交纳地租。同日，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经济联社签署意见“同意转租”。2018年，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经济联社发出《关于提高土地承包租金的通知》，称由于大部分租户的土地承包租金远低于当前市场正常价格，每亩1200元，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为保证村集体利益，现决定将租金统一调整为每亩600元，租金计算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起。2020年3月19日，郭国伟向黄玉荣发出通知函，称因西埔村委会将涉案土地租金由每年每亩350元提高至每年每亩950元，导致原来履行合同的基础丧失，经双方协商未能解决，故函告黄玉荣自收到通知函之日起解除涉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等。曾某甲出庭作证称其从黄玉荣处承包了100亩土地，土地的承包款为每年每亩900元，其每年按每亩350元向郭国伟支付承包款，每年按每亩550元向黄玉荣支付承包款。其从郭国伟处承包了8亩土地，每年每亩租金900元。由于其承包的上述土地实际不足108亩，每年承包款的总额优惠了200元，故其提供的向郭国伟支付2019年度承包款的金额为42000元。曾某甲向法院提供了郭国伟出具于2018年12月21日出具的收据一份，收据记载的金额为4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郭国伟从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经济联社承包了位于西埔村中仁围、福瑞围的土地后，将其中的部分土地转包给了黄玉荣。郭国伟与黄玉荣之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经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经济联社同意，合法有效。郭国伟以黄玉荣没有支付2019年度及2020年度的土地承包租金为由，要求解除涉案合同。但是根据证人曾某甲提供的收据及其提供的证言，可以证实郭国伟已在2018年底收取了2019年度的土地承包租金。根据黄玉荣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原件，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支付土地承包租金的时间。黄玉荣在答辩中表示可以随时支付2020年度的土地承包租金。据此，郭国伟以黄玉荣未按约定支付土地承包租金为理由解除涉案合同没有依据。但是，郭国伟提供的证据《关于提高土地承包租金的通知》，证实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经济联社已将土地承包租金调整为每亩600元。郭国伟提供的证据通知函，证实郭国伟曾于2020年3月告知黄玉荣土地承包租金调整的情况，并在双方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由于黄玉荣与郭国伟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每年每亩的土地承包租金为350元，双方继续按约定的土地承包款履行，对郭国伟明显不公平，由于双方对变更合同条款无法协商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解除郭国伟与黄玉荣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解除后黄玉荣应当将涉案土地返还给郭国伟。郭国伟主张黄玉荣拖欠2019年度土地承包租金，但是黄玉荣申请的证人曾某甲提供的证言及证据，可以证明郭国伟已经收取了2019年度的土地承包租金，郭国伟该请求，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黄玉荣庭审确认还未支付2020年度的土地承包款租金，并表示可以随时支付，由于涉案合同已经确认解除，故黄玉荣应当向郭国伟支付2020年1月1日起至返还土地之日止的土地承包租金，按每天租金95.89元计算（35，000元÷365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郭国伟与黄玉荣于2015年3月1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黄玉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上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位于西埔村中仁围的100亩土地返还给郭国伟；三、黄玉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郭国伟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土地之日止的土地承包租金（土地承包租金按每天95.89元计算）；四、驳回郭国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326元，减半收取4663元（郭国伟已预付），由郭国伟负担311元，由黄玉荣负担4352元。二审期间，郭国伟当庭提交一组证据，《斗门区村级内部往来结算凭证》、《短信记录》，证明我方缴纳了2019年的承包费且短信显示已经扣款13.8万元。村委开了两张单。土地一共是230亩，每亩地600元，共交了138000元。其中租给黄玉荣的是100亩，因此在其中有6万元是替黄玉荣交的。黄玉荣质证称，对结算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证明郭国伟与经济联社的承包经营合同依然按照原来2013年签订的合同进行，郭国伟直至一审开庭后2020年6月9日才与经济联社作出同意提价的意思表示，且经济联社记账上依然按照2019年的数额，没有确定提价的数额。2018年我方已经将2019年的承包费交给对方了。黄玉荣当庭提交一组证据，《申请书》、《收款专用票据》、《往来结算凭证》，证明郭国伟每年年底向经济联社缴纳当年租金，且2018年度都是按照之前的承包费用缴纳租金的。经济联社的记账登记2019年对方应交的款也是按照之前合同缴纳租金的。郭国伟质证称，对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关于合同，村委会当时发地租调整每亩600元通知给我方，我方已签名确认认可，我方收到后就跟黄玉荣沟通过，但黄玉荣不同意按照调整后的600元履行合同。一审黄玉荣明确双方交易从来没有收据，因此一审对方提交的收据我方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且金额也不准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郭国伟于2020年6月9日向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经济联社按照每亩600元补缴了2019年其承包的230亩土地的承包费138000元，其中包括承包给黄玉荣的是100亩。本院认为，本案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根据郭国伟、黄玉荣的上诉与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郭国伟、黄玉荣于2013年2月6日签订的《广东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应否解除。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根据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埔村经济联社的《关于提高土地承包租金的通知》，已将土地承包租金调整为每亩600元。黄玉荣与郭国伟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每年每亩的土地承包租金为350元，双方继续按约定的土地承包款履行，对郭国伟明显不公平。更为关键的是，二审期间，黄玉荣提交的《斗门区村级内部往来结算凭证》证实西埔村经济联社已经按照每亩600元收取了2019年的土地承包费，郭国伟共缴纳230亩的承包费13800元，其中包括黄玉荣承包的100亩的60000元。且双方对变更合同条款无法协商一致，一审法院确认解除郭国伟与黄玉荣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判决黄玉荣将涉案土地返还给郭国伟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玉荣的该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黄玉荣上诉提出郭国伟解除权利的行使已经超出法定一年的除斥期间。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本条规定的撤销权的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以及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本案是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黄玉荣的该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黄玉荣是否已经缴纳2019年的100亩土地承包费。郭国伟上诉提出黄玉荣没有缴纳2019年100亩土地承包费。经查，一审时，证人曾某甲出庭作证称其从黄玉荣处承包了100亩土地，土地的承包款为每年每亩900元，其每年按每亩350元向郭国伟支付承包款，每年按每亩550元向黄玉荣支付承包款。其从郭国伟处承包了8亩土地，每年每亩租金900元。由于其承包的上述土地实际不足108亩，每年承包款的总额优惠了200元，故其提供的向郭国伟支付2019年度承包款的金额为42000元。曾某甲向法院提供了郭国伟出具于2018年12月21日出具的收据一份，收据记载的金额为42000元。郭国伟虽抗辩收据上的名字不是其所签，但没有提交相关证据对于抗辩予以佐证，其在一审诉状中只要求对方支付2020年的土地租金。且在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每年年尾交下一年的承包费。因此，一审认定黄玉荣已经按照每亩350元缴纳了2019年的100亩承包费并无不当。鉴于郭国伟已经按照每亩600元缴纳了2019年的承包费，其中代黄玉荣缴纳了60000元，扣除黄玉荣已经缴纳的35000元，黄玉荣还应支付给郭国伟25000元。郭国伟的该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黄玉荣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郭国伟的部分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3民初1277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变更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3民初127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黄玉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郭国伟支付尚欠2019年土地承包租金25000元及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土地之日止的土地承包租金（土地承包租金按每天95.89元计算）；三、驳回黄玉荣的上诉请求；四、驳回郭国伟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26元，减半收取4663元，由郭国伟负担311元，黄玉荣负担43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181元（其中郭国伟已预交855元，黄玉荣已预交9326元），由郭国伟负担500元，黄玉荣负担968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庆锋审判员  孙 志审判员  马 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黄晓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