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7民终34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中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启航嘉园6-202。 法定代表人：刘永辉，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金，天津正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明，男，198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定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萍，天津卓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巨野易达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巨野县麒麟镇工业园区出港路南段路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245578711960。 法定代表人：杨玉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涛，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淑宁，山东众翊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中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运公司）、王明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巨野易达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野易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2019）鲁1724民初3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津中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金、王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萍，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淑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中运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鲁1724民初376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对上诉人天津中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巨野易达公司、王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是以王明为其出具的欠条作为起诉依据，该欠条上没有上诉人公司的签章。其行为是王明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其次，王明声称只交易了12台车辆，其他为虚开票据，没有真实交易，且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自始致终没有提交发车单、合格证等交车凭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故此一审法院不能仅以此发票就证明双方交易车辆为19台的事实。第三、既然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已为上诉人开具发票，这就证明上诉人已将车款全部支付给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否则其也不可能为上诉人出具发票。二、天津中运公司转让时间是2019年3月5日，此时股东与法定代表人均为他人而不再是王明，而上述债务发生时间是在2018年5月，不是在转让后发生的，故此债务亦与上诉人无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鲁1724民初37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王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2019）鲁1724民初376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对上诉人王明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所作出的判决证据不足。一、上诉人王明原是天津中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王明任职期间天津中运公司确实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并没有签署过任何书面购销合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合同是复印件且没有上诉人签字或者公司公章，一审法院在上诉人不认可的情况下，还将该购销合同作为定案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二、上诉人在天津中运公司任职期间，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一直是委托其业务员陶先民与上诉人沟通接洽。购车流程是先付款后提车，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查看了与被上诉人的交易往来，自2017年4月开始至今上诉人代表天津中运公司从被上诉人公司接车19台，其中包括本案争议的两台翻新车，如果将这两台翻新车按照新车价计算，一共产生交易款项1053600元，而上诉人和天津中运公司截至目前已经支付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1038000元，故假设上诉人已经按照新车价格买了两台翻新车，那么上诉人只差15600元未付，而事实上是这两台翻新车上诉人并没有购买。所以上诉人并不欠被上诉人车款。三、上诉人没有购买本案争议的两台翻新车，“欠条”的真实意思非被上诉人陈述事实。2018年年初，上诉人天津中运公司帮天津开发区玉才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从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购买挂车，玉才公司收到车后不久发现其中两台是旧车翻新的，要追究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的销售欺诈行为，上诉人为了不影响巨野易达公司的声誉，从中调和，最后玉才公司同意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换两台新车了事。玉才公司于是将两台翻新车交给上诉人天津中运公司，停在天津中运公司院内。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的业务员陶先民说先将翻新车入在天津中运公司，发新车后再取回，如果期间上诉人找到买家，可以将两台翻新车卖掉。但是要求上诉人按照他的意思写一份欠条交给公司财务才能发新车，上诉人出于对巨野易达公司的信任，出具了“欠条”，但并不代表上诉人王明对该车有购买的意思表示，否则上诉人不会在“欠条”中标明“因为两台易达车是翻新的，具体卖多少钱以最终买卖双方销售价格为准”的字样。一审法院在庭审中不听上诉人的陈述，不愿通过两面现象分析实际的法律关系，偏听偏信所作判决难以令人信服。综上，上诉人王明和天津中运公司不仅不欠被上诉人车款，被上诉人还应该将翻新车提走并退还上诉人多支付的车款。 巨野易达公司针对二上诉人的上诉一并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得当，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能够综合证明二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141200元的事实。1、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购销合同、欠条、往来交易的回单及截图、增值税发票等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交易车辆共计19辆，总价款1053600元，且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可，其中，17辆车总价款为955200元，后两辆车王明出具的欠条标明价款为98400元。但是，在17辆车中，上诉人王明及天津中运公司只支付给被上诉人912000元，其余43200元没有支付。庭后，一审法院调取的欠条中两台车的销售发票，可以看出，每台车的价格为49000元，二上诉人共欠上诉人141200元（43200元+98000元）。2、上诉人王明在购买前17辆车时，时任上诉人天津中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被上诉人开具发票的相对方也是上诉人天津中运公司，因此，可以看出，上诉人王明就是代表上诉人天津中运公司购买，一审法院判决下欠的43200元由上诉人天津中运公司承担是正确的。3、最后2辆车，该车辆已经由上诉人售出，一审法院依据开具发票的价格结合上诉人王明出具的欠条，认定每辆车的单价为49000元，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认定事实：巨野易达公司系专用车制造企业，自2018年3月，二被告从原告处购买车辆19台，其中17台为天津中运公司购买车辆，双方约定购车款共计102万元，因2018年3月10日购销合同中的六台车没有轮胎（轮胎款共计64800元），17台车实际购车款为合同价款扣除轮胎款共计955200元，原告为被告天津中运公司开具了955200元的发票，被告天津中运公司支付原告购车款912000元，尚欠43200元购车款未支付。另外两台车为被告王明购买车辆，王明未支付购车款，并为原告出具了欠条一张，欠条中记载：“今欠易达2台挂车车款肆万玖仟贰佰元×2台，共欠巨野易达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玖万捌仟肆佰元整，因为以上两台易达车是翻新的，具体卖多少钱以最终买卖双方销售价格为准。欠款人：王明，2018年5月16日。”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欠条中两台车的销售发票，显示销售价格每台49000元，两台共计98000元。综上，二被告共欠原告购车款1412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庭审中提交的购销合同、发票及欠条，能够证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明确，原告共向二被告销售车辆19台，其中，向天津中运公司销售17台，向王明销售2台，天津中运公司欠原告货款43200元，王明欠原告货款98000元，二被告共欠原告购车款141200元，事实清楚，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原告按照约定将车辆交付给被告，二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因此，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购车款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予以支持。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购车款141600元，因实际二被告欠原告购车款141200元，因此，二被告应支付原告购车款141200元，其中天津中运公司支付43200元，王明支付购车款98000元。被告天津中运公司辩称其不是适格主体，欠条是王明个人出具，应由王明承担偿还责任，上述债务不是在天津中运公司法人变更后发生的，故此债务与天津中运公司无关，因天津中运公司只是法定代表人变更，不影响公司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被告天津中运公司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被告王明辩称欠条中的两台车是翻新车辆，未实际销售，但其未提供证据，而一审法院已经调取该两台车的销售发票，对该辩称，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双方虽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二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购车款，已经构成违约，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原告要求被告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付清购车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次开庭，被告天津中运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故本案可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王明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巨野易达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购车款98000元及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以98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货款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由被告天津中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巨野易达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购车款43200元及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以432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货款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32元，减半收取1566元，由原告山东巨野易达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负担4元，被告天津中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084元、被告王明负担478元。 二审中，上诉人王明提交王明车款收款明细及转账记录，证明自2017年10月29日至2018年5月30日，王明（包括天津中运公司、天津开发区玉才公司）共计转账给巨野易达公司车款1032000元。按照一审查明的车款共计1053600元，因其中有车无法上京牌，答应退给王明5000元，另加上车辆改装费1000元，尚欠15600元未付。天津中运公司质证称：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从转账记录及一审中王明与陶先民的聊天记录，能够说明这些款项应计入王明向巨野易达公司交付的车款内。巨野易达公司质证称：1、这些证据在一审时已存在而上诉人未提交，不应采信；2、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的与被上诉人交易的车辆数额为23台，即使交易明细中显示的定金的数额的明细也有20台。其次，上诉人王明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的时间是2018年5月16日，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钱款后，至于双方间的交易数额，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已提交了交易往来的回单截图及增值税发票予以证明，可以看出上诉人方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7辆车的总价款为912000元，尚欠43200元未付。最后两辆车的价款有王明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及一审法院调取的增值税发票证明每辆车价格是49000元，共98000元。 庭后，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又提交了2017-11-3-4两辆车的购销合同及银行转账回单，且开具了12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证明：认可王明支付车款共计1032000元（912000元+120000元），但该次举证的两辆车因无争议，在一审中未提交此2辆车的证据。加上这两辆车的价款，总计交易了19辆车（除王明出具欠条的2辆车外）。共计车款为955200+120000＝1075200元。扣除王明支付的1032000元，尚欠43200元（1075200元－1032000元）。上诉人王明质证称：1、结清车款明细表是巨野易达公司自制表，等同于自己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2、购销合同，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王明及当时的天津中运公司没有和巨野易达公司签订过书面合同。3、转账记录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都认可。4、两张发票的真实性认可。天津中运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开票时间看为2017年12月10日，是在天津中运公司转让前发生的业务，与转让后的天津中运公司无关。对上诉人王明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天津中运公司与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巨野易达公司提交的17-11-3-4两辆车的合同及转账明细、增值税发票，对于转账明细和增值税发票，上诉人王明、天津中运公司均未提出异议，因此，应予认定其证据效力。上诉人王明虽对购销合同提出异议，但在其提交的王明收款明细表中，也载明了2017年10月29日收17-11-3-4车定金王明转杨总农行4911卡10000元、2017年收17-11-3-4车款天津中运公司转易达公司公户242卡110000元。巨野易达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也是2017-11-3-4号购销合同，与王明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因此，对于巨野易达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采信。 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天津中运公司与巨野易达公司之间还存在另外2辆车的买卖关系，2辆车的车款为120000元，天津中运公司已经将车款支付完毕。此两辆车的车款加上一审中17辆车的车款，共计1075200元（955200元+120000元），天津中运公司共支付车款1032000元，尚欠43200元未付。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王明、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王明、天津中运公司与被上诉人巨野易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天津中运公司出售19台，向王明出售2台车辆。天津中运公司欠款43200元，王明欠98000元，事实清楚，应予确认。天津中运公司上诉称，涉案业务都发生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前，该业务与现在的天津中运公司无关，其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因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天津中运公司只是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不影响公司对外承担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天津中运公司对欠款43200元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对于王明个人出具的欠条，是其个人所欠车款，应由王明个人偿还。 综上，上诉人王明、天津中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32元，由上诉人王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32元，由上诉人天津中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淑梅 审 判 员 王媛媛 审 判 员 姜 健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田 源 书 记 员 刘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