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黑01民终720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邓建生，男，1972年6月2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欣新，北京市盈科（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哈尔滨市幸福农工商联合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顾新路**。法定代表人：范锡发，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秀梅，女，1963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霞，女，196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诉人邓建生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市幸福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9）黑0102民初456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阅卷、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建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由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同案不同判，给邓建生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1、邓建生在原幸福村出生，因父母属于幸福村社员，邓建生自出生就具有幸福村社员身份。幸福公司在答辩中否认邓建生的社员身份，但并未提供证据对邓建生社员身份形成有效抗辩致使邓建生社员身份存疑，因此，邓建生具有幸福村社员身份。根据户籍底档显示:1972年6月22日，邓建生出生在幸福村，此时邓建生父母二人属于幸福村社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始取得;二是加入取得。原始取得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出生。对基于出生取得成员资格的，在该成员出生时,其父母必须双方或者一方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本案邓建生属基于出生便取得社员身份的情形。要推翻邓建生的社员身份，幸福公司在庭审时必须提交证据形成抗辩,幸福公司仅在答辩中否认邓建生的社员身份,并未提供足以否定邓建生社员身份的证据,因此，本案中邓建生的社员身份不存在任何疑问，无需人民法院对邓建生的社员身份进行审理。且根据邓建生提交的合作医疗证显示，在2008年至2016年间，邓建生每年都是以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乡幸福村村民的身份缴纳哈尔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于邓建生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完全可以确认邓建生具备幸福村社员身份的事实，进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支持邓建生的上诉请求。2、邓建生与另案的王德贵案件属于同类案件，且邓建生的社员身份比王德贵更加稳定。法院受理了王德贵案件，就应当对原一审案件依法受理。原审法院认为，王德贵案件经过了社员身份认定，所以法院予以受理。原审法院的该点认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且两案相比，邓建生的社员身份更加稳定，理由如下:（1）幸福村曾经对王德贵下发了一份撤销社员身份的决定，后由于王德贵维权，乡政府下发了一份撤销村委会决定的决定。从法律效果而言，乡政府仅仅是撤销了村委会的决定，并未直接认定王德贵的社员身份。在王德贵案审理过程中，幸福公司同样对王德贵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提出了否定，从该点而论，王德贵案的情况与本案如出一辙，法院受理了王德贵的案件，却对本案不予受理，邓建生认为,这属于同案不同判。（2）因为乡政府、幸福村自始至终未对王德贵的社员身份出具书面或口头认定,所以法院对王德贵案的支持不是因为王德贵经过了社员身份认定，原审法院驳回邓建生起诉的理由不成立。那么，没有明示的确认，是如何认定王德贵社员身份的呢。从王德贵案件的一审、二审、再审判决分析，法院给予的一致判决认为，王德贵的社员身份系基于原始取得而不具有任何争议，因此法院予以受理，并判决支持了相关的诉讼请求。至此，本案与王德贵案如出一辙，法院认可了王德贵社员身份的原始取得却否认了邓建生社员身份的原始取得,显然属于同案不同判。(3）邓建生的社员身份比王德责更加稳定。如果原审法院认为乡政府撤销了“村委会撤销王德贵社员身份的决定”就是恢复对社员身份的认定，那么邓建生的社员身份自出生后就取得，从未被撤销，邓建生的社员身份无需再次认定。二、邓建生认为本案属于在哈尔滨市具有影响的案件，应当由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在幸福村，类似于邓建生的纠纷有很多，诉讼也很多，影响较大，矛盾尖锐，且涉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问题。邓建生认为本案属于在哈尔滨市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属依法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综上所述，请求贵院依法撤销（2019）黑0102民初4563号民事裁定书，并由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本案。幸福公司辩称，坚持一审裁定。邓建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幸福公司给付2012年至2014年发放的征地补偿款和医疗保险金、养老金235,000元；幸福公司按银行同期同种贷款利率向邓建生支付自2014年8月18日至实际给付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邓建生的诉讼请求系基于村民身份的财产权益之诉，该村民合法权益包含身份权和财产权，包括对邓建生村民身份的认定以及其后由村民身份产生的其他财产权利，幸福公司抗辩邓建生不是幸福村村民，而确认邓建生具有幸福公司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其取得诉争补偿款的前提，但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争议非民事诉讼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纠纷”，该争议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及调整范围，且本案邓建生主张的“相同权利主体王德贵”与邓建生并“不相同”，王德贵的诉讼均是在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身份权已确认后提起的财产权益民事诉讼，故依法驳回邓建生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邓建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4825元退还邓建生。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民事诉讼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发生纠纷，其中一方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依法裁决双方纠纷的民事法律关系，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起诉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邓建生请求幸福公司给付征地补偿款和医疗保险金、养老金等费用的前提条件是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在分配土地补偿款或其他集体经济收益和新一轮土地承包时具有实质意义，在实践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在很多方面涉及农村公共事务管理问题，事关广大农民的基本民事权利和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其他成员的利益，还关系到国家在农村的政策问题，故对带有社会性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普遍问题无法通过法院的裁判来解决。民事判决的裁判结果属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表态和对某一事项的主观判断，不同的法院对同一事项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判断。民事判决对其他案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既判力以及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上。除此之外不可将其中一份民事判决直接作为证据用来证明其他民事判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邓建生上诉提出应适用与案外人王德贵相同的法律规定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主张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本案具有社会普遍性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及调整范围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驳回邓建生的起诉并无不当之处。综上，邓建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庆军审判员  张天翼审判员  石 磊（）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崔馨予书记员赵春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