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3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安东，男，汉族，1970年1月6日出生，住四川省岳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家荣，广东刘志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翠竹，广东刘志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家振，男，汉族，1978年10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敏，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安东与被上诉人徐家振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4民初2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安东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4民初2760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第二项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徐家振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家振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石料码头合作投资运营协议》及《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提及的涉案码头运营项目实为“洗砂”，一审法院以曹安东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为由不予采纳，属认定有误，存在不公。1、首先，在一审庭审中，徐家振向法庭提交了《码头安装合同》，据原告所说，该合同系其与代平合作经营涉案码头时签订的，该合同上提到涉案码头进行了“水洗装船输送设备安装工程”，且该合同附件中的“提沙机”“振动筛”、“电动滚筒”等均系用于洗砂的机器。在徐家振与代平经营渉案码头期间，曾因运营“洗砂”被斗门区富山工业园区环保执法队处罚。且曹安东根据徐家振的要求，与案外人谭胜签订的《中液建富码头合作生产合同》上也显示涉案码头的“洗砂业务”。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在徐家振与代平经营案码头时，码头的项目为“洗砂”。2、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运营前述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方可进行，而曹安东在庭审中亦自认截止至2018年10月27日，涉案码头系未办理相关经营执照、未获相应行政许可，更无证据证明涉案码头已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经审批部门审查获得批准。故涉案的石料码头合作投资运营协议》及《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无效，因此曹安东自然无需根据《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向徐家振支付相应转让款。二、一审法院认定“《曹安东归还明细说明》上手写部分“需扣除码头建设费75万元及清除李俊生费用45万，码头所有收入到账曹安东承诺即时转账付与徐家振”系曹安东未经徐家振同意自行添加的，对徐家振不具有约束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本案中，即便认定《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也理应根据《曹安东归还明细说明》将协议约定的转让款中扣除120万元，转让款也应在答辩人收到码头收入时才予以支付。在庭审中，徐家振已经承认《曹安东归还明细说明》系其打印出给曹安东签字的，该说明上的手写部分“需扣除码头建设费75万元及清除李俊生费用45万，码头所有收入到账曹安东承诺即时转账付与徐家振”系双方达成合意后，曹安东书写并交由徐家振保管的。若徐家振不同意，完全可以当场要求曹安东划掉或重签，而不是直接收起来并作为本案一审证据进行举证。事实上，徐家振当场同意了曹安东的要求，因该说明最终会由徐家振保管，故徐家振就没有签名，但这并不影响该说明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这段手写文字系曹安东单方的意思表示，无法约束徐家振。二、一审法院在未查清徐家振与代平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权务关系就判令曹安东应向徐家振支付债权转让1612388元，缺乏法律依据。债权转让的前提是必须具有有效存在的债权，而在本案中，徐家振无法提供相关转账的支付凭证等证明其与代平存在借贷合意凭证，徐家振与代平之间的借款关系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点。徐家振无法提交相应证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曹安东无需向徐家振支付该笔款项。假设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曹安东向徐家振支付了这笔款项。那么就算代平与曹安东已另行签订《欠条》，但徐家振从未向曹安东提供相关转账的支付凭证等证明其与代平存在借贷合意凭证。曹安东能够仅凭《欠条》对代平实现其债权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徐家振答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当驳回曹安东的上诉，维持原判。关于曹安东的三点理由，徐家振简要回应如下：1、针对曹安东所称的“洗沙”一说，徐家振转让的仅为码头财产份额，曹安东购买后，用于何种用途是曹安东自己的事，与徐家振无涉。更何况，在原转让合同中早已载明系就码头现状予以转让，相关审批手续曹安东可自行办理。然而，实际情况是，曹安东在占有标的物后，自己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将标的物再次转让给他人，且已实际取得二次转让款，曹安东无任何理由拒付首次转让款的尾款。2、《曹安东归还明细》手写部分所载明的扣款事项，一审判决书早已查明，系曹安东在事发当时以赖账为目的强行添加，该“归还明细”本身就只是用于明确曹安东已还款的金额及性质，签字当时的情况一中早已明确陈述，事发当时徐家振一人前往曹安东处，曹安东在对账完成后强行要求添加扣款事项，徐家振担心人身安全，无力也无必要在事发当时夺回该对账单以阻止其添加行为，徐家振对曹安东自言自语的扣款一说自始至终不予认可。3、关于1612388元代还款，该钱款本系曹安东受让码头的条件之一，该钱款已经由“欠条”、《曹安东归还明细》、还款事实、曹安东一审当庭陈述等予以证明，足以证实，徐家振更无必要重复举证。更何况，该钱款曹安东已履行完毕，曹安东自己签字承认的《曹安东归还明细》已载明其已归还完毕该部分代还款，一审对该钱款的认定及处理合法有据。综上，二审法院应驳回曹安东的全部上诉请求。徐家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曹安东偿付徐家振转让款3,762,388元，并支付该钱款自2018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8月12日为190,343元；2.曹安东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31日，案外人代平（甲方）和徐家振（乙方）签订《石料码头合作投资运营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合作开发位于珠海市斗门区*******大桥西南处石料码头，甲乙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基本情况：本码头目前为原生态空地，需平整土地、打桩及建造专用码头设施、河道清淤、场地及专用道路硬化、桥梁加固及新架、接驳配套市电、购置专用设备、添置人员办公及生活用房等生产生活必需设施设备；二、甲方以租赁取得合同所涉码头及相应道路的使用权作为投资入股，本码头的租赁期为2017年5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甲方保证租期内的一切承租费用已由甲方支付完成，租赁期内无需乙方缴纳租金等一切相关租赁费用；三、乙方以现金方式入股，投资金额为人民币250万元，资金在不影响码头施工进度的前提下分批到位，若所需投入资金超出该限额10%，双方协商一致后就超过部分按照股权比例分别增加投资；四、甲乙双方以自然人合作形式共同开发经营，甲乙双方约定股权结构为甲方占股40%、乙方占股60%；五、乙方首批投资款50万元到位后立即开工，全部施工期约为两个月（雨天除外），乙方必须保证资金不影响施工进度，甲方负责统筹主导施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庭审中，曹安东称该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因徐家振个人资金困难需要转让股份，双方于2018年10月27日签订《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曹安东已充分知晓并认可该码头现场现状、土地租赁情况、经营现状、徐家振已签合同等内容，码头现无任何对外负债；二、徐家振将其在该码头的全部股份权益（60%股权，且已全部投资到位）转让给曹安东，曹安东于协议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给徐家振400万元转让款，原合伙人已知悉并同意此转让交易；三、曹安东在付清本协议所涉全部转让款后，始正式取得该码头股权，徐家振收到全部转让款后，应于1天内搬离码头现场；四、曹安东付清转让款前，徐家振有权向曹安东索取剩余转让款，并继续经营管理及支配该码头的一切收入直至曹安东应支付的转让款付清为止；五、徐家振离场时不得带走本属码头所有的生产工具，并应将原本由其保管的对外业务合同书面资料等移交给丙方，由曹安东全面取代徐家振在码头的股东权。2018年10月28日，案外人代平在协议下方空白处加注：“同意徐家振转让”。庭审中，曹安东称该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徐家振提交《欠条》一张，内容为：曹安东今欠徐家振人民币5,612,388元，此笔借款含原代平从徐家振处分4笔借得1,612,388元债权转让和徐家振将中濠建富码头50%股权转让给曹安东所得转让费400万元，曹安东同意全部欠款于4个月内偿还给徐家振。特立此据。注：曹安东签署此据时已确认此批欠款并同意按约定期限偿还。曹安东在欠款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签署日期为2018年10月27日。在庭审的调查阶段，曹安东确认双方签订《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后，徐家振将对代平享有的1,612,388元债权转让给曹安东，曹安东与代平已另行签订欠条，该债权转让已经告知代平，曹安东已取代徐家振成为代平的债权人。2018年10月28日，双方共同作出一份《说明》，内容为：2018年徐家振与代平合伙投资建设位于珠海斗门区南门大桥附近的中濠建富码头，代平以租赁土地作为出资占有合伙财产份额40%，徐家振以现金出资建设占合伙份额60%，后案外人谭胜军出资从徐家振处购买10%合伙股份，此部分股份由徐家振代持。2018年10月27日，徐家振因资金困难与曹安东签订的《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其本人全部合伙份额作价400万元及对代平的1,612,388元个人债权一并转让给曹安东，其中徐家振转让协议中的60%股权中包括代谭胜军持有的10%，曹安东实际受让的股权为50%，转让后变更为曹安东代谭胜军持有10%，后经协商，谭胜军所有的10%股权于2018年12月1日单独另签合作协议独立出来，特此说明。庭审中，曹安东对该《说明》予以认可。2019年6月5日，曹安东签署《曹安东归还明细说明》，确认截至2019年5月31日，曹安东共向徐家振转款165万元，尚欠徐家振关于中濠建富码头转让款共计3,962,388元。该说明的内容系打印的，说明空白处曹安东另手写以下内容：“应扣除码头洗沙建设费75万以及清除李俊生费用45万元正，码头所有收入到账曹安东承诺即时付与徐家振！”庭审中，曹安东主张手写内容是经双方协商同意备注的，视为双方达成新的合意。徐家振则称是曹安东未经徐家振同意自行加上去的。徐家振自制的曹安东还款进度表显示，2019年6月30日，曹安东向徐家振支付20万元。双方在庭审中共同确认，码头转让后曹安东共向徐家振支付185万元。庭审中，徐家振称，涉案码头的经营范围主要是用于运输土方和下石料等物料码头运输业务，2018年4月1日开工进行建造，2018年9月1日投入使用，于2018年10月27日交付给曹安东，转让码头时尚未取得相关的经营使用证。曹安东称，确认徐家振陈述的涉案码头开工以及投入使用时间，码头主要经营洗砂业务。徐家振在2018年10月27日将涉案码头相关股份转让给曹安东后，徐家振找了案外人李俊生和曹安东合作，按照徐家振的安排，曹安东将受让的50%股份中的40%转让给李俊生。2018年11月16日，曹安东的客户进场正式开始业务，11月底李俊生赚了30多万元后双方产生矛盾，曹安东将李俊生赶走重新取得50%的股份，并通过代平介绍将40%的股份转让给姓蒋的，转让款共320万元。姓蒋的已经向曹安东支付了300万元，目前尚欠20万元。现在码头由姓蒋的和代平实际经营，曹安东已经未实际经营，只留存其中10%的股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一、关于协议的效力问题。双方签订的《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徐家振将其在该码头的全部股份权益转让给曹安东，曹安东向徐家振支付转让款400万元。曹安东主张，该转让协议的签订基础是徐家振与案外人代平签订的《石料码头合作投资运营协议》，该运营协议主要是从事洗砂经营活动，因涉案码头未取得洗砂许可，故《石料码头合作投资运营协议》为无效合同，双方的《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亦当然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曹安东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涉案两份协议均属无效，应举证证明徐家振与代平签订的《石料码头合作投资运营协议》的运营项目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1、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2、爆破、钻探、挖筑鱼塘；3、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4、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徐家振与代平签订的《石料码头合作投资运营协议》以及双方签订的《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均没有约定合作项目或码头的经营范围，曹安东亦未举证证明涉案码头用于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的活动，故曹安东主张徐家振与代平签订的《石料码头合作投资运营协议》无效，进而双方签订的《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双方签订的《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经合伙人代平同意，内容无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关于曹安东应支付徐家振的款项金额及利息问题。双方签订的《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款为400万元，双方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徐家振主张其将对代平享有的债权1,612,388元转让给曹安东，提供了《欠条》、《说明》及《曹安东归还明细说明》予以佐证，曹安东在庭审中对此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曹安东辩称应扣除码头洗砂建设费75万以及清除李俊生费用45万元，且待码头所有收入到账后才需向徐家振支付，提交了《曹安东归还明细说明》予以佐证，徐家振称《曹安东归还明细说明》中的手写部分是曹安东未经其同意自行添加上去的，徐家振不予认可。首先，曹安东在答辩状中称，洗砂建设费75万元系双方签订《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前曹安东对码头的投入款，用于购置传送带等设备，后徐家振将该75万元转为投资款并答应给予曹安东10%的股权，曹安东实际也只受让了10%的股权。按曹安东在答辩状中的陈述内容，曹安东只需支付转让款75万元且已经支付完毕，该陈述与曹安东签订的《欠条》、《说明》及《曹安东归还明细说明》中描写的欠款数额共计5,612,388元不符，与曹安东在签订《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后向徐家振支付了185万元的款项亦相互矛盾；其次，曹安东主张应扣除的75万元是洗砂建设费，45万元是李俊生退出合伙前因经营对外的欠款，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最后，曹安东主张其手写的“应扣除码头洗沙建设费75万以及清除李俊生费用45万元正，码头所有收入到账曹安东承诺即时付与徐家振”，系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才填写上去的，按照一般交易习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新协议，应由双方共同签字确认，而该手写内容仅有曹安东一人签名，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综上，徐家振主张《曹安东归还明细说明》空白处曹安东手写的“应扣除码头洗沙建设费75万以及清除李俊生费用45万元正，码头所有收入到账曹安东承诺即时付与徐家振”，系曹安东未经徐家振同意自行添加，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因该手写内容并非双方协商一致的内容，对徐家振不具有约束力，曹安东应当向徐家振支付的款项为码头股份转让款400万元及徐家振转让的对代平享有的债权1,612,388元合计5,612,388元，曹安东已经支付了185万元，仍应向徐家振支付3,762,388元。徐家振主张按曹安东于2018年10月27日出具的《欠条》约定曹安东于4个月内偿还，即2019年2月26日前偿还，现付款期限已经届满，徐家振请求曹安东支付3,762,388元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之规定，曹安东逾期付款造成徐家振利息损失，故徐家振请求曹安东支付以3,762,388元为基数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标准。徐家振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利息，是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该标准合理恰当，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曹安东应支付的逾期利息，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8月19日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第52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曹安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家振人民币3,762,388元；二、曹安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家振逾期付款利息（以人民币3,762,388元为基数，2019年2月27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徐家振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19,211元，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24,211元，由徐家振负担人民币411元，曹安东负担人民币23,800元。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曹安东提交了七份证据材料。以证明涉案码头用于洗砂。1.环保局关于珠海市富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无效的公告；2.协议书；3.法院公告；4.合作生产合同；5.收据；6.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7.照片。徐家振认为上述材料都超过了举证期。且证据1.3.6都是发生在转让之后，与本案无关联性。对2.4.5.7真实合法关联性皆不予确认。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曹安东主张自2018年10月1日，其承包合作经营了涉案码头下船和洗砂业务。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石料码头股权转让协议》系石料码头经营合伙财产份额的转让，且经过了其他合伙人代平的同意，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的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上诉人主张码头涉嫌非法洗砂，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在签订转让协议前已经在涉案码头承包合作经营，对于码头是否已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应该清楚知晓，且双方明确是按照码头现状进行的转让，也未约定转让项目用于洗砂且具有合法经营权，对于上诉人受让后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而被处罚后果应由经营人员自行承担。本案上诉人在受让合伙份额后又将其再次转让并收取了转让款，上诉人现称此前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有违诚信，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转让款项问题。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转让价格，且确认了转让价格的组成。上诉人仅以徐家振未举证借贷债权形成过程而否定转让价格总额，不能成立。至今上诉人也未举证徐家振与代平之间的债权系虚假债权，损害了其权益。至于上诉人手写扣款部分，因不能证明已获得徐家振的认可，单方扣除部分金额的主张也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940元，由曹安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翠平审判员  孙永红审判员  徐烽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张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