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19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雪玲，女，196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汇洋威尼斯小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晔，男，198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焕元，男，193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省陆川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桂英，女，193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省陆川县**********。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柏智，广东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维光，男，196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金旺楼601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强，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因与被上诉人黄维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204民初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黄维光返还代保管陈炳荣的款项2310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陈炳荣经常向黄维光购买烟酒”不是事实。从魏雪玲翻查陈炳荣与黄维光从2017年7月30日至2019年4月2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陈炳荣有将烟酒放在黄维光经营的商行代卖，但不能证实“陈炳荣经常向黄维光购买烟酒”的事实。二、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从魏雪玲翻查陈炳荣与黄维光从2017年7月30日至2019年4月2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7月30日，黄维光发送消息给陈炳荣“共14”，陈炳荣没有回复；2018年10月9日，陈炳荣转账0000元给黄维光，黄维光收款后回复“共17”，陈炳荣回复“好”；2018年11月23日，陈炳荣转账给黄维光10000元，黄维光回复“共18”；2019年1月28日，陈炳荣转账0000元给黄维光，黄维光回复“收到”；2019年3月9日，陈炳荣转账8500元给黄维光，黄维光回复“共二十三”；2019年4月23日，黄维光向陈炳荣发送一张中国工商银行卡图片，并发送“户名：黄维光，随后确认共23.6”。上述微信聊天纪录可以证实陈炳荣有存放在黄维光处23.6万元的事实，结合陈炳荣的邻居余海权的陈述“是的，我跟他(陈炳荣)来过三次，三次都是你给他钱了，都是星期六星期天来的，有二次我没进来，在门口等他，有一次还买只鸡给我吃，当时我看到你包着一包钱，老陈说是老乡来的”(有录音为证)，陈炳荣存放在黄维光处23.6万元的目的是为了收取利息。一审判决认为“该23.6万并不能排除如黄维光所述的是陈炳荣介绍他人向黄维光购买烟酒的货款金额的可能性”，从而认定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应为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属分配举证责任不当，因陈炳荣心肌梗死“走”得突然，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已穷尽举证责任，提供了手机微信聊天纪录、录音、相关微信截图，足以证实陈炳荣有存放在黄维光处23.6万元的事实，并认为存放在黄维光处的目的是为了收取利息。如黄维光抗辩称该23.6万元是陈炳荣介绍他人向黄维光购买烟酒的货款金额，理应转由黄维光承担举证责任，黄维光完全可以在一审提供例如：手机微信纪录、送货单、原始账册、“陈炳荣介绍的人”向黄维光转烟酒款纪录等证据予以抗辩，但黄维光并不能出示上述等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规定，应由黄维光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者，根据黄维光在录音中陈述“那个人转了6仟给我，我又转了5仟给老陈的侄子老婆，老陈叫我转给谁就转给谁”，结合魏雪玲翻查陈炳荣与黄维光从2017年7月30日至2019年4月2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3月9日，陈炳荣转账8500元给黄维光，黄维光回复“共二十三”；2019年4月23日，黄维光向陈炳荣发送一张中国工商银行卡图片，并发送“户名：黄维光，随后确认共23.6”，如“该23.6”是黄维光所指的“陈炳荣介绍他人向黄维光购买烟酒的货款金额(按黄维光陈述，依此货款金额计回扣给陈炳荣的)”，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及逻辑推理，黄维光不会收到该6000元后，在“共二十三”的基础上再确认为“共23.6”，因此，“该23.6”是陈炳荣存放在黄维光处的真实款项的可信性远远大于黄维光认为“该23.6”是“陈炳荣介绍他人向黄维光购买烟酒的货款金额”的抗辩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一审判决有违常理、缺乏理据。黄维光口头辩称：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一审所提交的证据，主要是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笔录。录音笔录里，黄维光确认收到陈炳荣炒股的款项，帮陈炳荣代持炒股款项，对于自收款项是从来没有确认。微信聊天记录对于转款以及陈炳荣的给付的款项是何性质是未明确，鉴于黄维光是买卖烟酒的客观事实，其陈述的是比较清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维光返还代保管陈炳荣的款项231000元；2、黄维光返还代持有陈炳荣的股票600784鲁银投资5000股(可折合现金返还)；3、本案诉讼费用由黄维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维光是韶关市浈江区金长隆贸易商行的经营者，主要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食品、土特产、日用百货、零售烟酒。陈炳荣与黄维光是朋友关系，陈炳荣经常向黄维光购买烟酒和将烟酒放在黄维光经营的商行代卖。2019年5月7日，陈炳荣因心肌梗死死亡。陈炳荣去世后，其妻子即魏雪玲翻查陈炳荣与黄维光从2017年7月30日至2019年4月2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载明：2018年7月30日，黄维光发送消息给陈炳荣“共14”，陈炳荣没有回复，2018年8月26日，黄维光发送“硬中华3条*380元=1140元；软中华2条*580元=1160共2300元”并转账2300元给陈炳荣，陈炳荣收钱后回复“谢了”。2018年9月22日，黄维光转账4300元的烟款给陈炳荣，陈炳荣收款后回复“谢谢”。2018年10月9日，陈炳荣转账20000元给黄维光，黄维光收款后回复“共17”陈炳荣回复“好”。2018年11月7日，黄维光发消息给陈炳荣“有两条不行”，陈炳荣回复“不行的两条，我下次拿给别人抽”，黄维光回复“好”，并转账3540元给陈炳荣。2018年11月23日，陈炳荣转账给黄维光10000元，黄维光回复“共18”。2019年1月28日，陈炳荣转账30000元给黄维光，黄维光回复“收到”。2019年3月9日，陈炳荣转账8500元给黄维光，黄维光回复“共二十三”。2019年4月23日，黄维光向陈炳荣发送一张中国工商银行卡图片，并发送“户名：黄维光，共23.6”。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认为该聊天记录载明的23.6，应是黄维光替陈炳荣代为保管的236000元款项，扣除黄维光转账给陈炳荣的侄媳妇的5000元后，还剩231000元，该款应由黄维光返还给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黄维光辩称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陈炳荣有转款231000元给黄维光，该款不是陈炳荣让黄维光代为保管的款项，而是陈炳荣介绍客户到黄维光处购买烟酒的提成总数，而且至今陈炳荣尚欠黄维光烟酒款。另，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还提供黄维光手写的纸条一张，该纸条载有“66784已成交，2017年1月12日，10元买3000股；1月13日，9.8元买2000股已成交”，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认为陈炳荣委托黄维光炒股，要求黄维光返还代持的600784鲁银投资股票5000股（或折合为现金）。一审诉讼过程中，双方确认黄维光代为持有的600784鲁银投资股票已卖掉，所卖价款为22000元。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将诉讼请求二也相应变更为黄维光返还卖出陈炳荣的股票600784鲁银投资5000股股票款22000元。黄维光同意将该22000元款项返还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另查明，魏雪玲系陈炳荣的妻子，陈晔系陈炳荣的儿子，陈焕元系陈炳荣的父亲，伍桂英系陈炳荣的母亲。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以陈炳荣的法定继承人身份向该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提交的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村民委员会证明、干部履历表、人口登记查询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黄维光的手抄件、录音、微信转账记录等，黄维光提交的身份证、营业执照、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本案一审法庭笔录在卷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陈炳荣委托黄维光炒股，共代持600784鲁银投资股票5000股。该股票卖掉后所得价款为22000元。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以陈炳荣的法定继承人身份请求黄维光返还该款项，黄维光同意将该22000元款项返还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该院予以照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维光应否支付231000元给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对此，该院分析认定如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三：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三、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认为其所提交的聊天记录载明的“23.6”，是黄维光替陈炳荣代为保管的236000元款项，扣除黄维光转账给陈炳荣的侄媳妇的5000元后，还剩231000元，因此要求黄维光予以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23.6”可以代表236000元，但该236000元并不能排除如黄维光所述的是陈炳荣介绍他人向黄维光购买烟酒的货款金额的可能性，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也未提供其他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其为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主张黄维光返还231000元的诉请，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一、黄维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22000元；二、驳回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820元，合计7020元，由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负担6426元，黄维光负担594元。本院查明，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异议：1、对“陈炳荣经常向黄维光购买烟酒”有异议，陈炳荣是拿烟酒让黄维光代卖；2、对“并发送‘户名：黄维光，共23.6’”有异议，该微信的内容顺序记录不对，其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证明有6000元转账至黄维光银行卡上，再由黄维光转给陈炳荣的侄媳妇转款5000元，这个可以辅助证明“23.6”中的“0.6”的形成；黄维光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异议。故本院对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当事人无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二审庭询后，本院向黄维光征询，微信聊天记录中所载共14、17、18的含义，黄维光称陈炳荣生前将烟酒放置其商行代卖，亦会介绍朋友到其商行购买土特产和烟酒，上述数字代表陈炳荣介绍朋友到其商行购买商品后收取款项数额，其会在销售数额中进行返点。另查明，从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提交的2019年1月28日，陈炳荣转账30000元给黄维光，黄维光回复“收到”的证据看，该款项是陈炳荣收取微信名为“Zib”（案外人）的款项后转给陈炳荣，该转账说明为“粤韶钢铁”，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用以证明上述款项为陈炳荣放置黄维光处的代持款项，黄维光则认为属货款。黄维光提交了多张收化单位为陈炳荣的送货单，用以证明其主张，但上述单据没有陈炳荣签名。再查明，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主张的23.6万元款项部分由陈炳荣通过微信支付方式转账给黄维光，部分款项是案外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到黄维光银行卡上。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诉请黄维光返还代管陈炳荣的231000元是否成立。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凭陈炳荣与黄维光的微信聊天记录所载内容主张黄维光代持陈炳荣款项231000元。黄维光否认所指事实，主张微信聊天记录所载数字确为款项，但该数字记载是陈炳荣帮其推销烟酒返点总金额。从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看，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主张黄维光代持陈炳荣款项源自于陈炳荣与黄维光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记载：2018年7月30日，黄维光发送消息给陈炳荣“共14”，陈炳荣没有回复；2018年8月26日，黄维光发送“硬中华3条*380元=1140元；软中华2条*580元=1160共2300元”并转账2300元给陈炳荣，陈炳荣收钱后回复“谢了”。2018年9月22日，黄维光转账4300元的烟款给陈炳荣，陈炳荣收款后回复“谢谢”。2018年10月9日，陈炳荣转账20000元给黄维光，黄维光收款后回复“共17”陈炳荣回复“好”。2018年11月7日，黄维光发消息给陈炳荣“有两条不行”，陈炳荣回复“不行的两条，我下次拿给别人抽”，黄维光回复“好”，并转账3540元给陈炳荣。2018年11月23日，陈炳荣转账给黄维光10000元，黄维光回复“共18”。2019年1月28日，陈炳荣转账30000元给黄维光，黄维光回复“收到”。2019年3月9日，陈炳荣转账8500元给黄维光，黄维光回复“共二十三”。2019年4月23日，黄维光向陈炳荣发送一张中国工商银行卡图片，并发送“户名：黄维光，共23.6”。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认为该聊天记录载明的23.6，应是黄维光替陈炳荣代为保管的236000元。结合黄维光在2019年7月5日与魏雪玲及案外人余海权、成海巍、吴崇敏的谈话中自认陈炳荣的侄媳妇转账5000元，黄维光代持金额为231000元。黄维光确认上述所载数字代表收款金额，但其主张是陈炳荣介绍他人向其买烟酒收取货款的金额，否认其代持陈炳荣款项。从上述黄维光与陈炳荣的微信聊天看，可以得出陈炳荣将烟酒放至黄维光处由其代卖并收取款项的事实，但并不能直接推断出待证事实。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主张的款项部分由案外人转到黄维光银行帐号上。因此，黄维光的抗辩亦有一定合理性，在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本院对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65元，由魏雪玲、陈晔、陈焕元、伍桂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文锋审  判  员  赖凯文审  判  员  彭志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代）书记员  张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