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198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吕庆昌，男，196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杰，贵州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市南明区花溪大道北段******［太慈社区］。负责人：李鑫，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瑛，贵州科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倩，贵州科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路西侧腾祥?迈德国际**/div>法定代表人：陈兵，该公司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州诚维伟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阳开发区金阳科技产业园大学生创业园****div>法定代表人：郑伟。再审申请人吕庆昌因与被申请人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以下简称出租汽车分公司）、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贵州诚维伟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诚维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终3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吕庆昌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吕庆昌在诉讼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公交公司在双方劳动合同期满后降低劳动合同条件要求续签劳动合同的情况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公交公司上涨台班费实质是降低了劳动者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其次，公交公司制作的《续签合同告知书》中“我们拟为您提供新出租车和停运代发包出租车的岗位安排”，该条款“停运待发包”即是让劳动者暂停工作，其已经包含了降低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的内容。证人蒙某1被选择“停运”，待岗三个多月后不得以被迫辞职，公交公司对此也承认蒙某1劳动合同到期后公交公司未给其安排其他工作的事实，证人被降低劳动条件不是体现在提高台班费上，而是体现在公司不签订合同、不提供出租车给劳动者。蒙某1的劳动条件的降低与本案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其证人能够达到证明目的。同时，本案申请人因害怕出现蒙某1的情况，才要求公交公司明示新的劳动条件，才有了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二审判决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要求劳动者证明用人单位“降低劳动条件，方可取得经济补偿金”，属于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错误。该法条的立法本意是用人单位在“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用一续订”的前提下，可免于支付经济补偿金，即以支付经济补偿金为原则，不支付为例外。原审凭空臆造“降低劳动条件”理解显然错误。且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的举证责任。申请人提交了二审法院判决的（2018）黔01民终3346号、7316号、6978号等类案，此类案均判决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本案属于类案不类判的情形。综上，吕庆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吕庆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审查，应当围绕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之规定，本院围绕吕庆昌提出的申请事由进行了审查。关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正确的问题。申请人吕庆昌再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无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公交公司降低了劳动条件与其续签合同，判决驳回了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连带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经审查，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公交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原因及劳动合同终止后被申请人是否应当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的问题。首先，关于公交公司是否上涨台班费及是否实际降低了劳动者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台班费作为公交公司的经营管理成本，其因车辆的品牌不一样导致其管理成本不一样，公交公司2010年承租给申请人的车型是大众捷达，2018年拟承租给申请人的车型是吉利帝豪。双方2010年所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及公交公司承租给申请人的车型的月租金来看，看似有所增加，但2010年承租人需另缴纳各类税费、保险费、头套清洗费、车厢消毒费等共计1205.50元及在每月缴纳租金时，每人每月应另行缴纳由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企业制度考核金300元，实行月缴月考核，多退少补，另公交公司为每位驾驶员缴纳社保1495.78元。公交公司2018拟为每位驾驶员缴纳社保3538.5元／月，驾驶员除了按月缴纳租金外，无需缴纳其他费用。福利发放方面，2010年每月发放80元／月／台车，2018年每月发放福利费153.77元／月／台车，新增节假日慰问费700元／年。另外，车辆保险方面，公交公司将车辆三责险从原来的15万元增加到50万元，平均每月车辆保险费及车船税增加了909.35元。综合以上费用比较下来，公交公司2018年拟承租给申请人的车辆每年的管理成本支出比2010年承租给申请人的车辆增加7000余元。公交公司2018年拟发包的车辆租金表面上看似增加了，但驾驶员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明显大幅度增加及增加了生日、节假日慰问福利，总体来看公交公司并未降低劳动者的报酬。另台班费作为公交公司的经营管理成本，其因车辆的品牌不一样导致其管理成本不一样，台班费的变动并不必然导致劳动条件的下降。劳动者认为劳动条件下降，其理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关于公交公司制作的《续签合同告知书》中“我们拟为您提供新出租车和停运代发包出租车的岗位安排”，该条款是否已经包含了降低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的内容。经查，公交公司对到达报废条件的车辆要依法进行报废，并提前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向申请人下达《续签合同告知书》，对是否进行续租的人员数量进行统计后做好后续购买车辆及办理相关证件的工作，公交公司给需要续租的人员提供了新出租车及现有的停运待发包的车辆两种岗位。而申请人认为“停运代发包”就是待业的认识有失偏颇。同时，按照新车报废的程序及公交公司提供两种岗位给申请人进行选择的情况，合同终止后在合理期限内申请人是可以再就业的，若申请人选择承租新的车辆，岗位衔接的时间会略长一些，这也是公交公司在管理中进行的合理风险预测。根据公交公司提供的行驶证看，新一批出租车办证的时间是2018年1月9日，由此可以看出，申请人在与公交公司的合同终止后在合理的期限即可以进行在续租车辆。另查，申请人承租的车辆报废回收时间是2018年2月6日、注销时间是2018年2月9日，申请人在合同期内并未处于停运状态，申请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合同期内车辆已经处于停运状态。另，申请人认为证人蒙某2的证言能证明劳动条件下降的事实，但蒙某1是因其租赁的车辆达到报废条件，虽向公司申请了续签租赁合同，但经公交公司向其送达了《续签合同告知书》，其因自身原因而提出了辞职报告后与公交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与本案申请人因合同期满后不申请续签劳动合同的情况不一样，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案申请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收到《续签合同告知书》后车辆处于停运状态。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的……”之规定可见，在用人单位没有降低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的情况下，若劳动者不同意续订劳动合同，则用人单位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之规定，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而本案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故本院对吕庆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事由提出的再审申请不予支持。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再审申请人认为，本案二审判决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要求劳动者证明用人单位“降低劳动条件，方可取得经济补偿金”，属于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错误。经审查，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之一是被申请人公交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的问题。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前提条件是用人单位降低劳动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本案申请人称是因被申请人公交公司上涨台班费导致劳动条件下降，自愿不要求续签劳动合同。台班费包括折旧费、保险费、头套费、税费、清洗费等多项费用组成，车辆品牌不同其所产生的各项费用也不一样，且被申请人公交公司2018年预提供给申请人的车型与2010年提供给申请人的车型不一致，其所产生的税费、折旧费等各项费用亦不相同，管理成本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劳动条件的下降，且申请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劳动条件下降。故二审判决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依法作出判决并无不妥。另，申请人提交（2018）黔01民终3346号、7316号、6978号等案判决书，认为此类案均判决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本案属于类案不类判的情形。经查，以上案件虽然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但与本案不具相似性，不属于类案不类判的情形。同时，经审查，原判决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故对吕庆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事由提出的再审申请不予支持。综上，吕庆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吕庆昌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常礼贵审判员  虞 斌审判员  尚东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罗洁书记员麻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