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78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融供应链管理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解放路**。法定代表人：黄欣仪。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育峰，江苏佳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融供应链管理扬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邗江中路**实际经营地在江苏省扬州市开发区八里镇平安物流园A-3库。法定代表人：袁秋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君，江苏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江苏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秋梅，女，198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在广东省遂溪县，现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君，江苏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江苏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融供应链管理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南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融供应链管理扬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扬州公司）、袁秋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2民初4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融南京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改判中融扬州公司从2018年8月2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每月每辆车3000元标准向中融南京公司支付4辆车租金并支付违约金129600元，袁秋梅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融扬州公司、袁秋梅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中融南京公司与中融扬州公司之间没有租车合同关系。中融南京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31日、4月1日、6月12日、7月6日与中融扬州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一》《租赁合同二》《租赁合同三》《租赁合同四》，并于签订合同当日交接了合计28辆不同品牌、型号的车辆。上述四份租赁合同中均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及义务，对不同型号车辆租金作出了约定。中融南京公司于2018年8月1日第五次向中融扬州公司交付了案涉车牌为苏Ａ×××**、苏Ａ×××**、苏Ａ×××**、苏Ａ×××**陕汽通家新能源汽车4辆，中融南京公司基于与中融扬州公司长期租赁合同关系及对中融扬州公司的信任，未及时催促中融扬州公司将《物流车扬州区域租赁合同（五）》（以下简称《租赁合同五》）盖章确认，但是双方均明确知晓应按照此前签订的《租赁合同一》至《租赁合同四》中相同品牌的车型有偿使用车辆。二、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调查中均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只是对租赁价格和租赁车辆的质量问题进行抗辩。中融扬州公司法定代表人袁秋梅在一审2019年5月27日庭审中说第五份合同只租了四辆车，说明其认可是租赁关系。根据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两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认可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故上诉人无需向法庭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已成立并生效，中融扬州公司应按照《租赁合同五》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租金。中融扬州公司、袁秋梅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涉4辆车双方不存在租赁关系，亦没有签订租赁合同。中融南京公司由于准备清盘新能源汽车，车辆无处放置，才将案涉4辆车放到了中融扬州公司停车场，双方是保管关系。中融南京公司告知中融扬州公司想用就用，不用就放在那里。中融南京公司只要指定停车场地，中融扬州公司可以随时还车。4辆车中中融扬州公司只实际使用了两辆，一辆行驶了3000多公里，一辆行驶了2.4万公里，剩余两辆一辆是坏的不能发动，一辆没有使用。案涉车辆应当免费由中融扬州公司使用，且中融南京公司也曾经表示过可免费使用无需支付租金。因无需支付租金，便不存在违约责任。关于连带责任，双方之间没有签订租赁合同，袁秋梅亦未在担保协议上签字，袁秋梅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中融南京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中融南京公司与中融扬州公司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五》；2.中融扬州公司归还车牌号为苏Ａ×××**、苏Ａ×××**、苏Ａ×××**、苏Ａ×××**陕汽通家新能源汽车4辆；3.判令中融扬州公司从交付后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月租金每辆3000元支付租金；4.判令中融扬州公司支付违约金129600元；5.判令袁秋梅对中融扬州公司的上述应承担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融南京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2日，注册资金100万元(成立时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2019年7月15日变更至100万元)，黄欣仪持股51%，郑旗生持股49%，法定代表人为黄欣仪。中融扬州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22日，注册资金500万元，袁秋梅持股99%，余真萍持股1%，法定代表人为袁秋梅。2018年8月1日，中融南京公司将车牌号为苏Ａ×××**、苏Ａ×××**、苏Ａ×××**、苏Ａ×××**的4辆陕汽通家新能源汽车交给中融扬州公司，中融扬州公司授权代表程某出具了提车单一份，主要内容为：2018年8月1日下午14时30分，从总装车辆提取4辆陕汽通家封闭式货车，车辆车内包含4台充电器，4张充电卡，4本维修手册及随车工具，车况良好。中融扬州公司提车后，未向中融南京公司支付过任何费用。2019年4月22日，中融南京公司依据空白的《租赁合同五》提起诉讼。一审另查明：1.2018年8月6日，中融南京公司（甲方）与中融扬州公司（乙方）签订《物流车扬州区域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1)》（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载明：鉴于双方于2018年1月31日、4月1日、6月12日、7月6日分别签订了《租赁合同一》至《租赁合同四》，为了更好的促进新能源物流车在扬州地区的推广，为体现对乙方的重大支持与扶持，甲方对扬州地区新能源物流车市场及租赁价格进行了调研，双方经友好协商，在上述4份合同约定的租车价格的基础上再优惠。2.中融南京公司、中融扬州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4月1日、6月12日、7月6日分别签订了四份租赁合同，承租的车辆数分别为10辆、3辆、10辆、5辆。在案涉4辆车交付前，中融南京公司共计向中融扬州公司交付了28辆车，2018年11月22日，中融扬州公司返还3辆车。目前，尚在中融扬州公司处的29辆车的保险均在2019年底前到期后未续保。根据租赁合同约定，每份租赁合同均应按车辆购买价的10%支付履约保证金，但《租赁合同一》仅支付了5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其余租赁合同未支付履约保证金。3.在《租赁合同二》中，中融南京公司、中融扬州公司约定了车辆租赁价格为陕汽通家的电牛二号运输车的月租金为每月3000元。在《补充协议》中，双方约定该车的优惠价第一年到第三年每月租金分别为800元、900元和1000元。4.中融南京公司称其于2019年1月3日发律师函给中融扬州公司袁秋梅，称中融南京公司与中融扬州公司签订了五份租赁合同及一份补充协议，合同签订后中融南京公司已按照约定交付车辆，合同约定的义务均已履行完毕，但是中融扬州公司至今仍拖欠履约保证金及车辆租金，且合同项下车辆保险期已过。因此：1.请中融扬州公司将五份合同所涉车辆移送中融南京公司交由高家鼎办理保险，并由中融扬州公司承担保险费用，否则由于车辆过保发生的一切不利后果将由中融扬州公司承担。2.请中融扬州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履约保证金及租金。律师函要求中融扬州公司收到函件后一周内及时办理上述事宜，逾期将提起诉讼。EMS快递查询显示邮件于1月4日由同事签收。1月28日，中融南京公司再次发函催收相关费用。1月31日，EMS快递查询显示邮件于1月31日由同事签收。但袁秋梅否认收到上述律师函。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从双方公司名称及之前的合同履行情况看，双方之间存在着关联关系。中融南京公司主张双方存在租赁关系，但中融扬州公司并未在合同上签字或盖章，加之中融扬州公司又提出了保管关系的抗辩，从车辆使用情况看，似乎又印证了中融扬州公司的观点。且案涉车辆交付后5天内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未对本案的车辆是否要支付租金作出约定，中融南京公司不能证明双方达成过书面协议，故中融南京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同时判令中融扬州公司按租赁合同支付租金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融南京公司要求中融扬州公司返还车辆，中融扬州公司同意返还，故对中融南京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关于租金问题，中融南京公司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关系，中融扬州公司也不能证明双方达成过使用车辆可以不用付费的协议，故一审法院考虑该4辆车的整体使用情况以及之前4份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参照《租赁合同二》和《补充协议》对同类车型租金的约定，由中融扬州公司按优惠价向中融南京公司支付车辆使用费。酌情确定每辆车的车辆使用费按每月900元的标准支付。因袁秋梅未在合同上签字，故中融南京公司要求袁秋梅承担担保责任，无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因双方之间未签订合同，故中融南京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判令中融扬州公司支付租金、违约金以及要求袁秋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无合同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判令中融扬州公司支付车辆使用费。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中融扬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车牌号为苏Ａ×××**、苏Ａ×××**、苏Ａ×××**、苏Ａ×××**的4辆陕汽通家新能源汽车返还给中融南京公司；二、中融扬州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从2018年8月2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每月每辆车900元的标准向中融南京公司支付4辆车的车辆使用费；三、驳回中融南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84元，由中融南京公司负担4164元，中融扬州公司负担520元。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融南京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将《租赁合同五》称为空白合同不妥，《租赁合同五》不是空白合同，具有合同内容，仅是双方未签字盖章，对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中融扬州公司、袁秋梅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一审查明的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部分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2019年5月27日庭审中法官问“补充协议管哪一辆车？”袁秋梅回答“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租赁合同一二三四。第五份合同我们没有签订合同，双方都没有盖章，都不认可，我签订了四份合同。第五份合同只租了4辆车，提车的是坏的，总部说让我放在扬州修。”上述事实，有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经各方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就案涉4辆车中融南京公司与中融扬州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事实上的租赁合同关系；如成立，租金标准及违约金应当如何认定；袁秋梅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中融南京公司主张《租赁合同五》已经成立并生效，但中融扬州公司与袁秋梅并未在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亦未对《租赁合同五》进行事后追认，案涉车辆交付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未涉及《租赁合同五》项下的车辆，中融南京公司不能证明双方已就《租赁合同五》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因此，无法认定《租赁合同五》成立。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鉴于在《租赁合同五》签订之前，中融南京公司与中融扬州公司之间已经陆续签订了四份租赁合同，双方已经建立了长期的租车合作，《租赁合同五》项下的车辆已被中融扬州公司实际占有并使用，故应认定双方之间就案涉车辆存在事实上的租赁关系。中融南京公司主张两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均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租赁关系，但从袁秋梅2019年5月27日庭审陈述内容看，不能认定袁秋梅明确认可双方之间签订了《租赁合同五》。中融扬州公司与袁秋梅主张其与中融南京公司之间就案涉车辆系保管合同关系并可以免费使用，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租金的支付标准，一审法院综合案涉4辆车的整体使用情况，参照《补充协议》对同类车型租金的约定，确定每辆车的使用费按每月900元标准支付，并无明显不当。由于《租赁合同五》未成立生效，中融南京公司要求解除《租赁合同五》，并要求中融扬州公司按《租赁合同五》支付租金和违约金，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保证责任必须以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并通过书面形式才能成就。本案中，就案涉车辆租赁中融南京公司与中融扬州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袁秋梅亦未在《租赁合同五》上签字或以其他方式明确同意承担担保责任，故中融南京公司要求袁秋梅承担担保责任，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融南京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亦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4元，由中融南京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阿珍审 判 员 董岩松审 判 员 王方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李文达书 记 员 唐姮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