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民终17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柳某，女，汉族，1975年3月24日出生，现住普洱市思茅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回族，2004年10月1日出生，现住普洱市思茅区。法定代理人：柳某，身份信息同上，系杨某的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某，女，1946年1月30日出生，回族，现住普洱市思茅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娟，云南谏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纪某某，男，1976年12月5日出生，傣族，现住普洱市思茅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某，女，197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普洱市思茅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云南聚哲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柳某、杨某、马某某与上诉人纪某某、李某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19）云0802民初4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柳某、杨某、马某某与上诉人纪某某、李某某及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纪某某、李某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撤销思茅区人民法院（2019）云0802民初428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判令由柳某、杨某、马某某承担一审、二审所产生的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原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认定事实错误，裁判不公。一、一审按《思茅区一起家庭聚餐引起急性甲醇中毒事件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认定的有误。其调查结论存在诸多疑点：《调查报告》显示当天食用的“橄榄甘草泡酒中甲醇含量超出国家标准的1053倍，但《调查报告》并未提供甲醇含量检测的专业报告，酒精甲醇含量的检测应当以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专业《检测报告》为准。《调查报告》记载了宴席饮酒的有19人，且多人饮酒但报告中却未详细记载饮酒后每一位人员的身体状况，不具有证明效力。若食用的泡酒甲醇含量严重超标，当天饮酒的人都会出现急性中毒的症状，死亡结果也不会潜伏66小时之久。此报告结论不客观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一审事实认定有误。1、杨春的死亡与家宴的时间相隔66小时，不能证明死亡原因系饮酒的行为所致。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杨春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再饮酒或进食其他任何可能造成急性中毒的食物，因此不能当然的认定死亡原因系在上诉人家中饮酒的行为所致，上述事实的举证责任属于被上诉人，而原审直接将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强加到上诉人身上。2、死者杨春及家属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由其承担主要责任。杨春当天饮酒量不少于440毫升，在明知自己患有高血压史、痛风病以及冠心病不能饮酒的情况下，不顾自己个人身体状况大量饮酒的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其家属在明知杨春身体不适的情况下迟迟不就医治疗，在杨春出现头昏、呕吐43小时，呼之不应之后才送往医院救治。其家属没有尽到照顾及注意义务，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已经完全阻断了之前的饮酒行为。自身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3、家宴的实际邀约人系马庆华、额刚夫妇，当时马庆华提议邀约亲戚朋友到上诉人家中聚餐，马便在家庭微信群内邀约。此二人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4、当天饮用的酒是上诉人在宁洱富发畜禽养殖基地购买的，若该酒甲醇含量不符合标准，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宁洱富发畜禽养殖基地，其营业执照中载明是白酒销售未包含白酒酿造，所出售白酒属于自己酿造，其在经营范围之外从事经营活动，作为出售方应承担责任。一审将其责任强加到上诉人的身上错误。5、上诉人仅提供了场地，本身并无过错，受马庆华、额刚夫妇邀约，提供自己场地举行家宴属于善意之举，宴席中没有对杨春进行劝酒，事后已补偿杨春家属损失共计112240元尽到了义务，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定承担70%的赔偿责任属于裁判不公，请求二审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柳某、杨某、马某某上诉人请求：撤销（2019）云0802民初428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进行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受害者杨春对死亡的发生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饮用橄榄甘草泡酒甲醇含量超出国家标准1053倍，死亡的全部原因系甲醇中毒。《思茅区以其家庭聚餐引起急性甲醇中毒事件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已经确认证实，纪某某、李某某所提供的酒质发生变化，饮用的泡酒超出工业酒精甲醇含量，不能再以饮酒量多少来进行衡量，无论喝多喝少均存在致死的危险。虽然《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杨春系在冠心病的基础上因甲醇中毒死亡，但入院记录显示，杨春为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并采取了多种抢救措施和透析等医疗手段，尸检报告中亦作了明确，甲醇中毒死亡是不可否认的。（二）杨春无过错，《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检出受害者杨春体内的乙醇含量为33.47ｍｇ／100ｍｌ，而根据临床医学，血液中乙醇含量为30ｍｇ／100ｍｌ以上的仅为饮酒，达到80ｍｇ／100ｍｌ以上才属于醉酒，案发当日杨春并非多量饮酒。同时从纪某某、李某某的公安机关笔录显示，在其家中一起饮酒的19名人员中，有11人出现中毒反应，5人进行了抢救，2人死亡的情况，除死者外其余人员在饮酒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呕吐的事实，不论饮酒量多少都存在甲醇中毒反应，并非原审认定的“喝得越多症状越严重”，杨春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30%的责任。原审以冠心病以及饮酒量来认定承担30%责任错误。二、原审确定部分赔偿金额认定错误。2019年6月10日李刚出具的《收款收据》中的“和谐”烟不属于办理丧事期间开支。属于纪某某、李某某的私人开支不能作为代付的费用进行抵扣。《司法鉴定书》已明确杨春死亡原因，纪某某、李某某在无鉴定必要的情况下，仍然数次提出鉴定申请，鉴定中心要求申请人或委托代理人必须到场参加鉴定前会议，导致额外支出1300元交通费应当由纪某某、李某某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认定过低。杨春去世时年仅44岁，给一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认定的2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过低。且纪某某、李某某之前已经存在提供甲醇超标的白酒供人饮用致他人失明，但其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反而一再放任提供白酒供人饮用，导致两个家庭失去家庭经济支柱，为此，请求二审能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柳某、杨某、马某某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纪某某、李某某赔偿以下费用：（1）医疗费10239.61元；（2）死亡赔偿金669760元（即33488元×20年）；（3）被扶养人生活费118943元（其中杨某的扶养费计算4年为43252元，马某某的扶养费计算7年为75691元）；（4）鉴定费13416元（另外的10000元鉴定费已包含在纪某某、李某某支付给柳某、杨某、马某某的费用里）；（5）精神损害赔偿金60000元；（6）柳某、杨某、马某某因参与鉴定支出的差旅费1300元；（7）丧葬费52038.50元（即104077元／年÷12个月×6个月）。以上费用共计925697.11元，扣除纪某某、李某某已支付的95000元，被告应支付830697.11元。2、判令纪某某、李某某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认定事实：杨春生前系城镇户口，其母亲马某某系思茅区幼儿园的退休教师，杨春与其妻子柳某于2004年10月1日共同生育一女杨某，现在思茅实验中学上学。2019年6月7日下午18时许，杨春及柳某等人到被告纪某某、李某某家参加家庭聚餐，包含纪某某、李某某家人在内共计46人就餐。纪某某、李某某将家中自己泡制的橄榄甘草泡酒提供给部分就餐人员饮用，杨春饮用了该泡酒。餐后杨春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于2019年6月9日早晨6时左右被家人送至普洱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因病情危重，于当日13时许转入重症医学科监护治疗，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6月10日13时40分死亡。死亡诊断为：1.急性食物中毒；2.药酒中毒（乌头碱类？）；3.多器官功能衰竭（呼吸、循环、肝、肾、心、凝血、脑）；4.电解质紊乱（高钾、低钙、低氯）；5.代谢性酸中毒；6.高乳酸血症；7.高血压病；8.低蛋白血症；9.临时起搏器安装术后；10.肺部感染；11.高尿酸血症。为进行治疗，杨春的家属支付了住院费7738.36元、门诊费2501.25元，合计10239.61元。另查明，2019年6月9日，思茅区疾控中心接到普洱市人民医院报告，称急诊科接诊3例患者，死亡1例，仍在抢救2例，怀疑为中毒事件，可能与食用药根有关，还有其他病例在门诊救治。接报后，市、区卫健行政部门组织专业队伍进行了调查。经调查，在该次聚餐后，聚餐过程中饮用橄榄甘草泡酒的多人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症状。经对饮用橄榄甘草泡酒的19人进行分析，饮酒量110ml及以下的7人未出现严重症状；饮酒量约220ml的4人，出现症状3人，症状较重2人；饮酒量330mL左右的4人，出现症状3人，症状较重2人；饮酒量约440ml的2人，2人均出现严重症状，其中一人死亡；饮酒量550ml的2人，2人均出现严重症状，其中一人死亡。经实验室检测，当日橄榄甘草泡酒中甲醇含量为现行国家标准的1053倍。调查结论为，该起事件系一起家庭聚餐引起的急性甲醇中毒事件，中毒餐次为6月7日晚餐，引起中毒的食物为橄榄甘草泡酒。为进一步明确杨春的死亡原因，普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及杨春家属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8月1日，该鉴定中心出具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9]（病理）鉴字第17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被鉴定人检见冠心病的病理形态学改变，被鉴定人生前有多量饮酒的情况，被鉴定人生前摄入了过多量甲醇等内容，鉴定意见为：杨春的死亡原因系在冠心病的基础上，因甲醇急性中毒死亡；本例乙醇的摄入对死亡的发生起到了促进和加速作用。为进行鉴定，原告支付了鉴定费22000元及鉴定人员的交通费1416元。纪某某、李某某在杨春死亡后，支付了105000元（其中10000元系用于支付鉴定费），并代支付办丧事的餐费4000元及买烟、酒的费用3240元，合计112240元。诉讼过程中，纪某某、李某某申请对杨春冠心病基础上，因甲醇中毒死亡与其在纪某某、李某某家中参加家宴的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及参与度比例进行鉴定。2019年12月10日，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鉴定要求超出该机构技术条件为由不予受理。此后，原审法院委托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20年1月14日，纪某某、李某某向该鉴定机构撤销申请，并于2020年2月26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变更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的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市、区卫健行政部门组织专业队伍进行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双方无异议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均能证明，致使杨春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到二被告家聚餐时，喝了纪某某、李某某提供的甲醇严重超标的橄榄甘草泡酒，即纪某某、李某某是导致杨春死亡的侵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纪某某、李某某应承担侵权责任。前述调查报告显示，甲醇中毒症状的严重程度和饮用橄榄甘草泡酒多少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即喝得越多症状越严重，鉴定意见亦能证明杨春生前曾多量饮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杨春在自身患有冠心病及明知过量饮酒有害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过量饮用了橄榄甘草泡酒，对其因甲醇急性中毒死亡结果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综合考虑纪某某、李某某招待杨春就餐系基于善意，且杨春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的因素，原审法院确认由二被告对杨春死亡承担百分之七十赔偿责任。2020年2月26日被告向原审法院申请鉴定的事项，并无鉴定的必要性，故原审法院不准予继续鉴定。关于纪某某、李某某提出的未及时治疗的问题，并无证据证明与杨春死亡之间存在关联，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原审法院对杨春死亡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柳某等人为对杨春进行治疗，花费了医疗费共10239.61元，该费用原审法院予以确认。2、丧葬费。《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参照《2019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2018年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04077元，丧葬费计算为104077元／年÷12个月×6个月＝52038.5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根据查明的事实，杨春的母亲马某某系退休教师，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因此，柳某等人主张其生活费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杨春生前需扶养其女儿杨某，庭审中，纪某某、李某某对柳某等人主张的扶养年限即4年无异议，参照《2019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2018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62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21626元／年÷2人×4年＝43252元。4、死亡赔偿金。《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杨春生前为城镇户口，柳某等人请求参照《2019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中2018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即33488元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将死亡赔偿金确定为669760元（即33488元／年×20年）。5、鉴定费用。杨春死亡后，为进行死因鉴定，产生鉴定费22000元（其中10000元系由纪某某、李某某支付，已包含在上述纪某某、李某某支付的105000元费用内）、鉴定人员交通费1416元，合计23416元。至于柳某等人主张的诉讼代理人参加鉴定产生的1300元差旅费，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确认。6、精神损害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杨春因被侵权死亡后，其母亲、妻子、女儿精神上确实会受到伤害，结合杨春与二被告的过错情节，原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综上，杨春死亡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10239.61元、丧葬费52038.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3252元、死亡赔偿金669760元、鉴定费用23416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合计818706.11元。前述费用除精神损害赔偿金不进行责任划分，其他几项费用二被告应根据其责任进行赔偿，赔偿金额为20000元＋（818706.11元-20000元）×70%＝579094.28元。由于杨春死亡后，纪某某、李某某向柳某等人支付了112240元，该款项双方均同意在本案中进行抵扣，故原审法院予以抵扣，经抵扣，纪某某、李某某尚应向柳某等人赔偿466854.28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纪某某、李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柳某、杨某、马某某466854.28元；二、驳回柳某、杨某、马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62元，由柳某、马某某承担2260元，由纪某某、李某某承担2602元。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双方对一审认定2019年6月7日下午18时，杨春等人到纪某某、李某某家聚餐，饮用纪某某泡制的橄榄甘草泡酒后，6月10日死亡事实、一审确认医疗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费用及纪某某垫付的费用无异议，对无异议事实二审予以确认。双方主要对杨春饮用泡酒导致死亡有无因果关系、赔偿责任划分及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用等有争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对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及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均作了明确规定。承担侵权责任必须以侵权人存在过错为前提。请客吃饭喝酒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而非法律禁止的行为。饮酒人应当预料到饮酒过量的潜在危险和严重后果，并自主控制饮酒行为，防止自身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本案2019年6月7日下午18时，杨春等人到纪某某、李某某家聚餐，饮用纪某某泡制的橄榄甘草泡酒后，导致聚餐部分人员甲醇中毒住院并造成死亡事实，死亡原因有市、区卫健行政部门调查报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证明，致使杨春死亡的是饮用甲醇严重超标泡酒所致。死亡后果与之前的共同喝泡酒行为之间的联系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饮用甲醇严重超标泡酒与杨春死亡结果具有必然因果联系，纪某某、李某某反驳认为从聚餐吃饭至杨春死亡时间间隔长不排除有再次饮酒或进食可能，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依据事后公安派出所对纪某某、李某某及聚餐人员询问记录证实邀约聚餐、场所及橄榄甘草泡酒均系纪某某、李某某提供，纪某某、李某某陈述泡制白酒系宁洱富发畜禽养殖基地提供，依据普洱市质量技术监督中心对宁洱富发畜禽养殖基地的库存白酒检测甲醇含量均符合国家标准，其主张马某为邀约人、白酒出售方分担责任依据不足。一审确定纪某某、李某某为侵权人符合法律规定。杨春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过量饮酒的危害，其在患有冠心病的基础上，当天未采取合理措施保护其身体免受侵害，导致死亡结果发生其对损害有过错。依据侵权责任法过失相抵的原则，确定其自身承担30%责任，纪某某、李某某承担70%责任正确，经二审审查精神损害抚慰金支付标准、鉴定费用及纪某某、李某某垫付费用均符合相关规定。上诉人纪某某、李某某认为饮用泡酒与死亡结果无因果关系，其承担70%的赔偿责任过重、邀约人马某、白酒出售方分担责任理由，柳某、杨某、马某某上诉认为死者杨春无过错不承担责任等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上诉理由不予以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62元，由上诉人纪某某、李某某承担3403.4元、由上诉人柳某、杨某、马某某承担145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勇审判员 张相云审判员 曾 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章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