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67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汇诚防水涂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城南街道东吴南路******。法定代表人：柯红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汉甫，江苏庖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潍坊京九防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台头工业园v>法定代表人：郑德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守东，寿光凤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苏州汇诚防水涂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潍坊京九防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九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6民初1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京九公司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京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一)汇票背书行为事实认定不清。1、本案背书行为应属无效。虽然汇诚公司将汇票背书给京九公司，但该背书不是基于京九公司与汇诚公司之间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而是汇诚公司通过案外人郑汝义帮忙找京九公司做的“贴现交易”。该背书是京九公司与汇诚公司通谋虚伪表示的结果，应属无效。2、原审认定本案背书行为系指示付款而实施的，该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背书行为与立兴公司不存在关联性。因为背书时郑汝义已经离开立兴公司，郑汝义也没有涉及指示付款方面的任何书面授权作佐证。首先，没有证据证明背书时汇诚公司、京九公司以及立兴公司之间进行过清账结算。其次，没有证据证明汇诚公司背书给京九公司是根据立兴公司的指示或要求实施且为立兴公司抵还欠付京九公司的货款的。第三，即使汇诚公司欠付立兴公司货款且立兴公司欠付京九公司货款，立兴公司需抵销欠付京九公司的货款，也应当是汇诚公司背书给立兴公司，然后立兴公司再背书给京九公司。第四，从汇票作为支付结算工具的性质来看，这种“指示付款”式的背书抵债方式，不仅在各方公司财务上无法记账，而且，相互之间欠付货款的法律关系也不能因此消灭。同时，还直接违反了票据法关于前后手转让票据必须具有真实交易并支付对价的规定。3、京九公司就背书基础关系所作的辩解是虚假陈述，提交的证明材料是虚假证据。（1）立兴公司出具的2020年4月14日《证明》、2020年4月14日《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2020年3月4日《营业执照》加盖的“寿光市立兴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印章与2016年12月31日《潍坊京九防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对账函》中加盖的印章一致，但立兴公司在同期实际使用的印章都不是这枚印章。特别是《证明》的内容，没有相应的证据及财务账册予以佐证，应为伪造。（2）2016年12月31日《潍坊京九防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对账函》是本案诉讼时伪造的。（a）该函中没有加盖京九公司公司印章，因为京九公司的公司印章已经变更，无法与2016年12月31日时使用的公司印章一致。（b)该函中虽加盖了“寿光市立兴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印章，但印章痕迹新艳，应为本案诉讼时加盖。（c）该《对账函》内容没有相应的证据及财务账册予以佐证，汇诚公司有理由认为该《对账函》内容系捏造。（3）2020年4月14日《关于京九公司与苏州汇诚防水涂装工程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也涉嫌造假。（a）京九公司出具《说明》并附有三份附件予以证实。而三份附件中的2015年5月8日的《客户对账单》应是用于相互抵销账款的基础材料。既然2018年10月份背书汇票是用于抵销账款，说明到了2018年10月份的这个时段，汇诚公司仍应欠立兴公司50多万元货款。但2015年5月8日的《客户对账单》中的欠款，已经汇诚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证实在2018年2月份之前就还清了。京九公司在《说明》中用2015年5月8日的《客户对账单》证明汇诚公司在2018年10月份仍然欠2015年5月8日的《客户对账单》中的货款，只能证明这份《说明》内容是不真实的，涉嫌造假。（b）京九公司补充提交《还款协议书》无证明效力。《还款协议书》中数额不确定，“乙方”签章处“寿光市立兴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印章应是在本案第一次开庭结束之后加盖上去的，涉嫌虚假盖章。在京九公司出具的《说明》中，并不包括该《还款协议书》。（二)返还票据事实认定不清。本案存在返还票据事实，原审没有查清。由于汇诚公司与京九公司之间的背书转让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京九公司并不享有真实的票据权利。这才有了协商票据返还一事。2019年9月19日柯红兵与郑汝义微信联系协商通过再背书方式返还票据，但没想到京九公司当日作了提示付款。由于电子汇票一旦作了提示付款，就不可能通过再背书方式返还票据。后来，为落实返还票据一事，柯红兵于2019年9月28日添加京九公司会计郑永生为微信好友。从2019年9月28日起至2019年11月1日期间，因返还票据事宜，汇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柯红兵与郑汝义以及京九公司会计郑永生通过微信聊天方式进行了具体沟通。聊天内容可以证实京九公司并没有行使追索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其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走“拒付追索”流程，目的是为了实现票据返还。京九公司虽然在系统上发起的“拒付追索”，但拒付追索只是双方协商票据返还的一种手段，故而，才有了后来的汇诚公司“同意清偿”和京九公司的“同意清偿已签收”的操作，从而实现了票据返还。京九公司返还票据之后，汇诚公司与京九公司之间的票据关系就此了结。京九公司本身并不享有票款权利，无权提起追索权诉讼并获取票款。（三）原审判决支持京九公司追索权诉请，证据不足。1、根据《票据法》第61条规定，本案票据返还后，汇诚公司与京九公司票据关系已经了结，京九公司已经不是持票人，其不应享有票据追索权。2、根据《票据法》第62条规定，京九公司在诉请行使追索权时没有提供相应证明。二、原审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一）原审因指示付款事实而支持京九公司的追索权，而汇诚公司与立兴公司以及立兴公司与京九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及相关款项结算又被排除在本案票据法律关系审理范围之外。假如汇诚公司与立兴公司或立兴公司与京九公司在是否欠付货款以及欠付数额发生争议情况下，针对票款的归属，依据《票据法》规定，票据债务人依法享有的抗辩就剥夺了。因此，原审认定指示付款情况下的背书也取得票据权利，是适用法律不当。（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汇诚公司与京九公司是直接前后手。原审中汇诚公司提出票据基础关系抗辩，原审没有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适用法律不当。三，本案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直接影响汇诚公司对立兴公司欠付货款的抗辩权的行使。原审未通知立兴公司参加原审审理，是程序不当。京九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第一，汇诚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与京九公司约定此承兑汇票是贴现交易，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贴现的时间、贴现数额。汇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柯红兵与京九公司会计郑永生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提到可以由汇诚公司先行垫付汇票款，然后要求京九公司将汇票再背书给汇诚公司，在确定无法背书给汇诚公司后，汇诚公司又称可以由京九公司向承兑人行使追索权，由汇诚公司先行垫付汇票款给京九公司，足以证实汇诚公司背书给京九公司的汇票是正常的背书转让。第二，汇诚公司与京九公司之间虽无直接的交易基础，但汇诚公司却与案外人立兴公司有直接的交易基础及债权债务关系，而立兴公司与京九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为减少中间环节，尽快解决三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立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郑汝义要求汇诚公司直接将涉案承兑汇票以背书的方式给京九公司，这种支付方式属于指示付款，不仅符合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也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理合法。就立兴公司尚欠京九公司货款未支付，京九公司提供的对账函足以认定，且立兴公司亦承认欠款事实。汇诚公司与立兴公司也认可双方存在基础交易及债权债务关系。京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汇诚公司支付京九公司票据款20万元及该款自2019年9月19日起(提示付款日)按照LPR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9日，中新房国创（江苏）企业信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房公司）向汇诚公司出具票号为230530502601720180919257514271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据金额20万元，到期日2019年9月18日，同日中新房公司予以承兑。2018年10月23日，汇诚公司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京九公司。2019年9月19日，京九公司提示付款，2019年9月24日因承兑人账户余额不足被拒付。2019年10月16日，京九公司向汇诚公司提起拒付追索，同日汇诚公司同意清偿并签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京九公司有无权利向汇诚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京九公司称，其与汇诚公司确实无货物买卖关系，系因寿光市立兴防水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兴公司）欠付其货款，汇诚公司又欠付立兴公司的货款，经立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郑汝义介绍，由汇诚公司直接将案涉汇票背书给其。为此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实：1、2015年5月8日立兴公司客户对账单，证实截止2015年4月30日汇诚公司结欠立兴公司货款507150元。2、2016年12月31日京九公司对账函，证实截止2016年12月31日，立兴公司欠付其货款367300元。3、2020年4月14日立兴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立兴公司称截止2016年12月31日立兴公司欠京九公司货款367300元，2018年10月汇诚公司要以2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偿还立兴公司货款，为减少中间环节，立兴公司让汇诚公司直接将汇票背书给京九公司，但汇票到期后因承兑人余额不足被拒付。4、京九公司会计郑永生和汇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柯红兵的微信聊天记录，经查，聊天中柯红兵称“我可以将钱先垫出来支付，但问题是票回不到我这里”、“实在不行就追索我公司，然后我付款，票就回到我账上了”，欲证实汇诚公司承诺向其支付票据款项。汇诚公司经质证称，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于2017、2018年向立兴公司转账付款70万，其法定代表人柯红兵向郑汝义或郑汝义女儿转账共30多万。证据2、3真实性不认可。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其系为了能给承兑人中新房公司压力以让中新房公司付款才这样说的。为此提交如下证据：1、转账凭证，经查，凭证显示2017年5月5日汇诚公司向立兴公司转账10万元、2017年10月24日汇诚公司向立兴公司转账30万元、2018年2月24日汇诚公司向立兴公司转账30万元、2015年7月17日柯红兵向郑汝义转账10万元、2015年10月16日柯红兵向郑淑英转账15万元、2016年2月1日柯红兵向郑汝义转账10万元、2018年2月14日柯红兵向郑汝义转账24000元。2、京九公司出具给中新房公司的“商票证明文件”，载明京九公司告知中新房公司案涉汇票其已经申请付款，不能再背书给汇诚公司，其准备追索汇诚公司，请中新房公司妥善处理，欲证实京九公司仅系为了将票据归还给其。京九公司经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系柯红兵通过微信发给其会计郑永生的，要求其盖章。京九公司另提交：1、2016年3月3日汇诚公司与立兴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书，证实截止该日汇诚公司欠付立兴公司货款909089.75元。2、2020年4月9日汇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柯红兵在本案审理中同郑汝义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汇诚公司承认欠付立兴公司21万元，经查，聊天中柯红兵称“…款子拖太久了，是我对不起你…”。汇诚公司经质证称，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系喝酒时签的，且注明“约数，以财务对账为准”，具体钱款金额应以之前对账单为准，即使其欠付立兴公司货款，也与京九公司无关。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实其欠立兴公司21万元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行使追索权。本案中，中新房公司向汇诚公司签发案涉汇票并予以承兑，汇诚公司背书转让给京九公司，京九公司为最终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票据到期后京九公司提示付款，但因承兑人余额不足被拒付。京九公司有权向背书人汇诚公司行使追索权，要求支付汇票金额及自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的利息。故对京九公司诉请予以支持。汇诚公司承担了清偿义务后可向承兑人中新房公司行使再追索权。关于汇诚公司的抗辩意见，经查，根据双方举证质证，可认定汇诚公司欠付立兴公司货款、立兴公司欠付京九公司货款，京九公司、汇诚公司根据立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郑汝义协调，由汇诚公司直接将汇票背书转让给京九公司应系指示付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汇诚公司该抗辩不予采纳。汇诚公司辩称系票据贴现，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汇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京九公司汇票金额20万元及该款自2019年9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652元，保全费1854元，合计4506元，由汇诚公司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汇票到期日前,汇票被拒绝承兑的,汇票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本案中,京九公司提供了由银行盖章的打印件,案涉票据的背书前后连续,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显示京九公司于汇票到期后向承兑人提示付款被拒绝签收，该信息表明京九公司是该票据的被背书人,故一审认定京九公司是案涉票据的最后持有人有事实依据。汇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京九公司取得案涉票据存在重大过失，京九公司作为商业承兑汇票的持票人在票据到期被拒付后行使追索权符合票据法的规定。且汇诚公司在京九公司发起追索清偿后也未提出异议，并于2019年10月16日同意清偿已签收。综上，一审判令汇诚公司支付京九公司汇票金额20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于法有据。综上所述，汇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04元，由苏州汇诚防水涂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一   鸣审 判 员  柏   宏   忠审 判 员  丁       兵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沈可尧书记员马歆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