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12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萍支行，住所地启东市惠萍镇兴惠街**。负责人：沙春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军辉，男，该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飞，北京景淳亦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佳惠服装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启东市惠和镇/div>法定代表人：季光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雷，上海申浩（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惠忠，男，1962年3月19日生，××族，住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烨，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辉，女，1962年5月16日生，××族，住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烨，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萍支行（以下简称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南通佳惠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1民初4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共同偿还我行贷款本金11348839元，支付利息321890元（计算至2011年12月6日)，并承担律师费2000元。2.诉讼费用由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六个月的期限不是保证期间，亦不是对保证期间的延长，而是司法解释设立的、在保证期间内如发生债务人破产时给予债权人的合理实现债权期间，其起到了延长保证期间的作用，但并非突破关于保证期间为不变期间的法律规定。《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这一特别期限与保证期间是并存的。一审法院对此理解错误，导致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在债务人破产这一特别情况时一般保证人丧失先诉抗辩权的进一步明确，此时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第二款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债权人在保证期间遭遇债务人破产时选择先申报债权后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而设立的时间限制条款，该款内容属于对《担保法》保证期间规定的进一步修改、完善和补充。这六个月时间独立于保证期间以外，与保证期间并存，均应结合案件情况予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民二他字第22号《答复》中有明确解读。一审法院适用了该答复，但未理解其本意，反而将其作为衡量在保证期间内、债务人破产时我行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是否存在不便情形的依据。该《答复》不是合法法律依据，一审应直接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该条款无任何前提条件，不应审查我行是否存在不便行使权利的情形。即使需要审查我行是否存在行使权利不便的情形，该不便情形的审查标准也应以保护债权实现为优先原则。二、一审适用《担保法》第三条的公平条款作为本案优先适用原则，系片面理解《担保法》之立法目的。本案应优先适用《担保法》第一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保障债权实现。1.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为债务人提供保证担保时，势必已经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有充分的考量，在我行未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况下，以保护债权实现作为《担保法》适用原则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从实体上不可能造成不公平。我行并未怠于行使自身权利，反而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应予肯定。我行作为金融从业机构，不可能不清楚保证期间为不变期间的法律风险，我行显然可以通过民事行为将保证期间转变为诉讼时效，并可以进一步延长诉讼时效以利于破产终结后进一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正因我行是从事专业金融贷款业务的专业机构，才严格遵循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法定的六个月期限内要求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承担保证责任，我行并无主观过错。张惠忠系债务人南通惠港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王辉与张惠忠系夫妻关系，佳惠公司亦与债务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在签订保证合同，承担保证责任之时，亦得到了相关民事权益，权利和责任对等，否则其不可能承担保证责任。故本案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由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承担保证责任不会造成不公平。2.惠港公司在保证期间发生破产时，我行选择先申报债权，后要求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承担保证责任，的确存在权利行使不便，法院对于该不便行使权利的情形应全面审查且应遵循保护债权实现的原则。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时，必然已经与债务人取得了某种合意以实现其保证责任的对价。当事人对《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六个月期限的理解不一时，应从保护债权实现的立法目的出发，对债权人是否存在行使权利不便的情形不宜过度干涉、否定。案涉《最高额借款合同（流动资金贷款）》履行过程当中，惠港公司发生破产情形，此时借款时间刚刚过去9个月，当时造船行业正处于蒸蒸日上之时，惠港公司无法偿还债务系因流动资金不足而非资不抵债。案涉贷款有惠港公司6、7、8号船台作为抵押，经评估其价值远高于涉案贷款本金及利息。在对抵押物价值己有初步判断、对惠港公司涉及债务是否存在优先于抵押债权的债务无法准确判断时，我行选择先申报债权，期望先通过抵押权完全实现债权，做法合理。在最终破产分配方案作出前，我行对自身能否足额实现债权无法提前判断，而无法判断债权分配数额，就无法确定是否需要向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及承担保证责任的数额。此即为我行不便行使权利的主要体现。至于我行为何不在申报债权的同时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问题，我行作为合法金融机构，一切法律措施的作出既要有法律依据，又需要委托专业律师，本案诉讼标的高达2000万元，需要支付高额维权成本，在可能通过破产完全取得全部债权且《担保法司法解释》又有“六个月特别期限”规定的前提下，委托专业律师以同时主张保证责任完全没有必要。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时，即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对《担保法》关于保证期间为不变期间进行了修改、完善和补充解释，进而扩大了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保护债权实现且避免司法资源浪费。三、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四条第五款内容系双方以约定方式排除《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的适用，系认定事实不清。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四条系“保证期间”约定条款，其中第一款约定内容为“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该条款系当事人约定保证期间的原则性条款，而该条第二至五款，是当事人对当主合同履行期间发生变化时保证期间如何计算的约定条款，既包括当银行承兑汇票发生承兑、商业承兑汇票发生贴现、双方达成展期协议时如何计算保证期间，也包括当债务人破产、注销、解散、终止营业等情形时如何计算保证期间。其中第五款并非双方排除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约定。《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与该条第一款内容密不可分，该条第一款“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中的“保证期间”即指当事人约定或法定的保证期间，对应的就是《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四条第五条所述保证期间。由于当事人并未约定排除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应当按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佳惠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在贷款审查及监管方面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查明借款人惠港公司接到一批造船业务，缺少流动资金而申请贷款，而从本案贷款的发生到惠港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仅仅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且贷款数额巨大。惠港公司破产案件中包括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在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数额达到5亿多，第一顺序的债权高达3300多万元。该不能清偿的巨额债务，肯定不是在本案借款事实后发生的，有理由怀疑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违反了应当遵循的贷款审查要求，未承担起风险防范责任，应当向法庭提交相关审查证据。从贷款形式上看，双方签订的是借期为两年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流动资金贷款）》，但在借款之初即一次性全部放款完毕，在放贷过程中，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明显不负责任。从贷后检查来看，在放贷款项汇入惠港公司账户以后，惠港公司即于当日全部转入了南通长江口深海装备贸易有限公司，该行为与缺少流动资金的贷款理由明显不符。南通长江口深海装备贸易有限公司又在当日将款项全部转入了启东市开来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该公司账号也是开设在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该行对于惠港公司没有按照贷款申请完全清楚，也完全有能力去审查惠港公司的行为。2.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理解了《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的理由不能成立。张惠忠、王辉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1.本案保证期间已经届满。一审法院于2011年12月6日裁定受理惠港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涉借款于当日提前到期，故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因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保证期间为2011年12月7日至2013年12月6日，因此保证期限在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一审起诉时已经届满。2.本案不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该条款仅适用于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时保证期间尚未届满，而在债权人申报债权参加清偿破产财产程序期间保证期间届满的情形。即该条款的前提是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时，保证期间已经开始起算，而本案中保证期间为2011年12月7日至2013年12月6日，在受理破产申请之日，案涉担保债权的保证期间尚未开始计算。3.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在向主债务人申报破产债权后，在保证期间内可以同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或者发函或者起诉，并不存在权利实施的障碍。故案涉借款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共同偿还其贷款本金11348839元，支付利息321890元（计算至2011年12月6日），承担律师费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4日，惠港公司与启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惠萍信用社（以下简称惠萍信用社）签订了一份《最高额借款合同（流动资金贷款）》。借款用途约定为：满足借款人生产、经营中的流动资金需要，具体贷款用途以借据为准；未经贷款人书面同意，借款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改变本合同以及借据中确定的借款用途。借款额度为1900万元（在2011年3月4日至2013年3月3日期间可以循环使用上述借款额度）。2011年3月4日，惠港公司与惠萍信用社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以惠港公司自有的6、7、8号船台对上述1900万元最高限额借款（借款期自2011年3月4日至2013年3月3日）提供物的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2011年3月4日，惠港公司作为债务人、佳惠公司作为保证人与作为债权人的惠萍信用社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佳惠公司相关股东（超所持表决权半数）在同意保证意见书中签字、盖章。该合同约定：佳惠公司对惠港公司向惠萍信用社的上述1900万元最高限额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鉴定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括在第一条所述之最高限额内。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债务提前到期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提前履行保证责任，保证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债务人提供了物的担保后，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抵、质押担保合同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在就该担保物权实现债权前要求保证人承担全部债务的保证责任时，保证人不予抗辩。2011年3月4日，惠港公司作为债务人、张惠忠与王辉作为保证人、惠萍信用社作为债权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张惠忠、王辉对惠港公司向惠萍信用社的上述1900万元最高限额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他事项约定同佳惠公司与惠萍信用社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011年3月14日，惠萍信用社向惠港公司发放贷款1900万元，月利率6.565‰，用途为购钢板等，按月结息。惠港公司在相应借款借据上盖章。2011年12月6日，一审法院根据启东市银洲担保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对惠港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2年1月12日，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向惠港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2018年12月24日，一审法院根据惠港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定终结惠港公司破产程序。在该破产程序终结前，未有证据表明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向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主张过相应保证责任。根据一审法院批准的惠港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显示，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就案涉抵押的6、7、8号船台实际优先受偿金额为5320106.8元，其余13679893元（贷款本金）转为普通债权受偿。后该剩余未受偿金额与利息实际受偿率为17.04%。惠萍信用社系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的前身。惠港公司被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后，原惠萍信用社的相关债权均由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行使权利，申报债权、参与分配。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身义务。在案涉主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下，本案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分别系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与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同样应为合法有效，对各方合同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的保证期间是否届满；三、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四、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及具体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案涉债权人原系惠萍信用社，该社因股份制改革，于2014年2月12日被注销，并成立了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其相应权利义务均由该支行概括承受。事实上，该支行实际亦参与了案涉债务的破产债权申报与财产分配事宜。结合相应工商信息，对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保证期间是否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主债务人惠港公司与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流动资金贷款）》约定，惠港公司使用1900万元循环借款额度的期限为自2011年3月4日起至2013年3月3日止（实际借据上载明的借款期限为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0日）。后一审法院于2011年12月6日裁定受理惠港公司破产清算。故应视为该笔借款于2011年12月6日提前到期。另根据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四条第五款的约定以及《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本案中，因主债务人惠港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导致主债务提前到期，各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应自主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即2011年12月6日起计算两年至2013年12月6日止。由于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已向三位保证人主张过权利。其在2019年5月20日起诉三保证人时，保证期间在形式上应已届满。关于争议焦点三，三保证人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就本案而言，在保证期间形式上届满后，三保证人是否还应承担保证责任，应当进一步分析是否存在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特殊例外情形，即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的保证期间是否在实质上届满以及是否存在所谓的“宽限期”。此系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结合对《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四条第五款之理解，一审法院认为不应支持保证期间“宽限期”一说，且当事人对保证期间存在特殊情形的约定，故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的保证期间在实质上也应视为届满，故而无需在本案中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具体理由如下：1.《担保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担保活动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其中公平原则对于平衡保护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导向和指引作用。设立担保制度，并专门制定担保法律法规及相应司法解释进行规范，一方面是为更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规范担保形式，保护担保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担保制度的普及，促进市场交易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矫正《担保法》适用过程中过分、甚至只注重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观念，应当逐步树立以保护债权人合法利益为主，同时兼顾保护担保人合法利益的理念。具体到本案，保证期间对于债权人及各保证人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利益关联。较长的保证期以及可因相关事由中断、延长保证期显然更有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却不利于公平合理的保护保证人的利益。如果保证期间可以随意延长或者因为非约定及法定的其他事由中断，则保证人对于保证期间的长短无法预测，保证责任的承担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明显加重其担保负担，不符合其作出担保承诺时的真实本意，不利于担保制度的推广和适用。据于此，《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此外，《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亦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应该说法律与司法解释已考虑并注意到了对保证人合法利益的公平保护。《担保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对于保证期间的限制是明确的，且未在相应条款中备有兜底条款或者但书。因而，保证期间为不变期间，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所称的存在保证期间的宽限期、特殊情形的说法，从公平原则考量，于本案中不应支持。2.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如何适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请示的答复（[2003]民二他字第49号）为依据，认为其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可以向保证人就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债权进行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该答复明确了系考虑到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期间不便对保证人行使权利，债权人可以在债务人破产终结后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在案涉主债务提前到期后，向本案三保证人主张权利不存在法律与事实上的不便。首先，对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应当结合该解释内相关规定一并理解，而不能孤立的僵化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其明确了在保证期内，遇主债务人破产情形下，债权人享有的对主债务人申报债权或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选择自由。其实际涵盖了一般保证与连带保证，限制了一般保证人在这一特殊情形下的先诉抗辩权。可以看出，在主债务人破产时，债权人对保证人（包括一般保证人与连带保证人）行使相应权利并不存在法律及其相应解释的条文障碍。因此，不应当再继续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而突破《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损害担保人的担保期间预期利益。其次，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以申报债权后能否受偿及受偿比例处于不确定状态，对保证人行使权利存在不便，且为避免双重受偿，认为在破产程序终结（保证期间已过）后六个月内可继续向连带保证人主张未受清偿部分债权。一审法院认为，在债权人向主债务人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后，在保证期内，其亦可同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或者发函催要，或者电话、短信、微信、邮件等方式催要，亦或者直接提起诉讼，使保证期间转为诉讼时效，并且可重复上述举措，中断诉讼时效，成本不可谓不低，方式不可谓不简单，尤其是对于本案属于金融企业的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而言，更是驾轻就熟。且当前司法审判实践中，对于债权人申报债权后，继续提起对连带保证人的诉讼均予以受理几无异议，后续或者裁定中止审理，或者判决保证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终结后再履行债权人未受清偿的部分债权，或者直接判决保证人承担责任，并在判决书中明确保证人履行清偿义务后，可以依法向受理破产的法院在清偿范围内申报债权。而对于避免所谓双重受偿问题更是在实践中很难发生，即便发生亦可以通过相应诉讼、执行、破产债权分配等手段协调解决。最后，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与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分别于2011年3月4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在性质上属于连带保证没有疑问。但该合同第五条第七款明确约定“债务人提供了物的担保后，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抵、质押担保合同中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在就该担保物实现债权前要求保证人承担全部债务的保证责任时，保证人不予抗辩”。该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系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提供的格式条款，其自身对于该条约定的目的不可谓不清楚。虽然本案债权存在主债务人提供的相应抵押物（船台）进行担保，但双方已明确约定债权人无需先就物的担保进行受偿，而可径行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亦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显然，在有合同明确约定的情形下，案涉主债务人虽以自身6、7、8号船台向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提供物的担保，但该担保物权的实现，不会成为向本案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主张担保责任的障碍。3.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与三保证人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四条第五款规定，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债务提前到期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提前履行保证责任，保证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本案主债务履行期间，因主债务人惠港公司被一审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而提前到期。应当说，作为从事存贷款业务的金融企业，对于主债务人今后可能破产的风险是有一定预期的。因此，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与各保证人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对该情形下的保证期间亦专门予以了约定。该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视为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该约定应当视为当事人对《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排除适用。即，债权人与保证人均明确了发生主债务提前到期下，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提前履行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仍为两年，系当事人对各种例外法律规定的排除适用。该约定较好的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反映了保证人作出保证意思表示时对发生保证期间“延长”、“宽限”、“例外”等法律规定情形的限制需求。因此，必须对当事人的该约定予以必要的尊重。综上，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保证期间在实质上也已届满，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在此之前行使权利不存在任何法律与事实上的不便，继续给予所谓的保证期间的“宽限期”有违公平原则。对于债权人而言，现行《担保法》及相应司法解释对其权利保护不可谓不周全，但不应过度延伸其权利行使的边界，尤其是不能助长怠于行使自身权利的习性。因此，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不应再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的诉请不应获得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四，因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故已无评述必要。判决：驳回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对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836元（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已预交），由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的保证期间是否已届满；如未届满，则保证责任的范围及金额应当如何认定？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本案中，惠港公司向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所借1900万元借款本应于2012年3月10日到期，但因一审法院于2011年12月6日裁定受理了惠港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故该笔借款应于破产申请受理时即2011年12月6日视为到期。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与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四条第五款约定，发生法律规定事项导致主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因此，佳惠公司、张惠忠、王辉对上述1900万元借款的保证期间自2011年12月7日起计算两年至2013年12月6日届满。保证期间是法律规定的当事人可以约定的期间，而案涉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系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提供的制式合同中的约定，并经债权人及保证人双方确认，表明对于主债务提前到期以及保证期间随之提前届满的事由及情形，应在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可预期范围内，该约定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已向各保证人主张过权利，且该行在客观上不存在不便对各保证人行使权利的情形，该行在本案一审起诉各保证人时，各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应已届满，保证责任依法应予免除。对保证责任的范围及金额，本院已无论述必要。综上所述，启东农商行惠萍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836元，由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萍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晓春审判员  刘 琰审判员  张 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许笔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