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02民初10915号 原告:黄国珍,女,1956年4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现住青岛市李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燕，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岛市市立医院，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胶州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70200427401479C。 法定代表人：宣世英，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守武,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岛市中心医院，住所地青岛市四流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702004274025861。 法定代表人：兰克涛，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守武，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住，住所地青岛市李沧区永平路**一社会信用代码123702004274003375。 法定代表人：刑晓博，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守武，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国珍与被告青岛市市立医院、青岛市中心医院、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国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燕、被告青岛市市立医院、青岛市中心医院、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守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国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青岛市立医院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689931元，其中医疗费59107.18元、误工费16729元、护理费26139元、死亡赔偿金1089680元、丧葬费38164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2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200元、营养费4000元、鉴定费30000元、鉴定交通费1543.50元、鉴定人出庭费5000元，以上合计1279862元，按照50%的责任比例赔偿为639931元，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689931元；2.判令青岛市中心医院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333013元，其中医疗费30137.41元、误工费9410元、护理费18820元、死亡赔偿金1089680元、丧葬费38164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3000元、交通费14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00元、营养费2250元、鉴定费30000元、鉴定交通费1543.50元、鉴定人出庭费5000元，以上合计1232055元，按照25%的责任比例赔偿为308013元，加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合计333013元；3.判令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190221元，其中医疗费756.45元、死亡赔偿金1089680元、丧葬费38164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3000元、鉴定费30000元、鉴定交通费1543.50元、鉴定人出庭费5000元，以上合计1168143元，按照15%的责任比例赔偿为175221元，加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合计190221元。事实和理由：黄国珍之女赵丽佳于2018年3月13日因“咳嗽、咳痰伴胸闷、喘憋10天”入住青岛市立医院东院区，被诊断为“社区获得性××、非重症”。3月21日CT报告单示“双××××变，右肺上叶病变较前进展，右肺下叶病变较前部分吸收，建议继续抗炎治疗后复查，除外其他病变等”。但是医院于3月22日即嘱病人出院，且未告知继续抗炎治疗，也未给予任何出院带药。患者病情迅速恶化，虽然后续患者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青岛市中心医院等多次住院治疗，患者于2018年5月31日出现意识丧失，打120电话，被送至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救治，抢救无效最终死亡。三被告对患者诊疗措施存在诸多过错，最终造成患者死亡。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青岛市立医院辩称，本案已经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了医疗过错鉴定,青岛市立医院的损害后果明确为被鉴定人赵丽佳后续费用加重增加住院次数及延长治疗时间,死亡并非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有关,对于原告主张其死亡相关后果的赔偿没有事实依据。 青岛市中心医院辩称，同意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依法赔偿。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辩称，本案经过司法鉴定,鉴定结论已经明确患者到被告处就诊已经处于濒临死亡状态,因患者入院是急诊入院,并非是住院,有关医疗过程治疗方案均在门诊病历记载,患方也是在第一时间获得了相关诊疗结果,家属并未对被告的拒绝抢救的诊疗事实提出异议,患者死亡是患者自身疾病造成的,不应该由被告承担责任。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赵丽佳在青岛市立医院的出院记录。黄国珍认为医院交给患方的出院记录与院方存档的出院记录更改严重，青岛市立医院篡改病历。青岛市立医院则认为医院给患方的出院记录对化验结果未进行精简，出院诊断记录不全，出院情况及宣教记录不精确，在患者出院后，主管医生对该出院记录进行更为精确的修改。两份出院记录部分记载内容不一致，与医嘱单中记录对患者执行的诊疗措施不相关，系对病历文书的记录修改，不属于篡改病历，也不影响对患者诊疗措施是否得当的评价，同意以患方提交的出院记录为司法鉴定依据。本院认为，青岛市立医院对赵丽佳的出院记录进行了更改是客观事实，该更改虽因原告及时发现未减轻院方应承担的责任，但更改病历是不被法律允许的，故本院对患方持有的出院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青岛市立医院的该行为在确定其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时予以考虑。当事人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对证明事项进行综合认定。 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本院确认及认定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8年3月13日，患者赵丽佳因“咳嗽、咳痰伴胸闷、喘憋10天”入住青岛市立医院，初步诊断为1.社区获得性××,非重症；2.鼻咽癌术后。经住院治疗后，于3月21日出院，共住院9天。出院诊断为：社区获得性××,非重症，贫血，血小板增多，低蛋白血症，心包积液，自发性气胸，支气管扩张伴感染，胸腔积液，荨××，鼻咽癌术后。出院记录中诊疗经过最后一句为：病情好转要求出院。出院病情评估为：青年女性，社区获得性××，近两年反复××，体质较差，预后一般。出院宣教有继续治疗，不适复诊等，但未有出院带药记载。黄国珍认为系其发现护士用护士服的衣角拧开注液口后提出异议，医生对其有意见，其不得不出院，并不是其主动提出出院。 2018年3月30日，赵丽佳因“咳嗽、喘憋20余天，加重伴发热8天”，入住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住院治疗，入院记录显示，患者入住青岛市立医院治疗后有好转，患者自行要求出院。出院后第2天出现发热，病情加重。自服扑热息痛、头孢克洛未见好转。患者近年来逐渐出现吞咽困难、饮水偶有呛咳，反复多次因咳嗽、咳痰、发热，就诊于当地医院，考虑××，给予抗感染治疗好转后出院。后以“重症××”收住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入院诊断为：肺部感染、左侧气胸、鼻咽癌放疗后、低蛋白血症、中度贫血、血小板增多、心包积液（少量）。经治疗后于同年4月6日出院，共住院7天。出院记录显示，医院建议继续静脉用药，患者要求出院口服药物治疗，准予出院。出院诊断为：重症××、肺部感染、左侧气胸、鼻咽癌放疗后、低蛋白血症、中度贫血、血小板增多、心包积液（少量）、肺动脉高压、抑郁症。出院医嘱有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出院后继续应用抗生素治疗，不适随诊等，并有出院带药。 2018年4月18日，赵丽佳因“咳嗽伴喘息1天”入住青岛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双××、鼻咽癌放疗后、左颈部恶性肿瘤手术及放疗。经治疗后于同月26日出院，共住院8天。出院诊断同入院诊断。 2018年5月6日，赵丽佳以“咳嗽、咳痰、喘憋10余天，加重2天”再次入住青岛市中心医院，入院诊断同前一次入院诊断。经治疗后于同月16日出院，共住院10天。出院诊断为：重症××、Ⅱ型呼吸衰竭、鼻咽癌放疗后、左颈部恶性肿瘤手术及放疗、电解质紊乱、低钠低氯血症、低蛋白血症。 2018年5月16日，赵丽佳以“咳嗽、咳痰、喘憋10余天，加重1天”第三次入住青岛市中心医院。入院诊断同前一次入院诊断。经治疗后于同月24日出院，共住院8天。出院诊断同入院诊断。 2018年5月31日，赵丽佳因意识不清1小时余被120急救车送往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治疗。院前急救病历显示，患者2小时前出现意识丧失、呼之不应，医护到达时窦性心律过速，血压测不到，瞳孔对光反射迟钝，呼吸深漫、不规律。初步诊断××、呼吸衰竭，病情危重。给予0.9%氯化钠+多巴胺60mg静滴，血压仍测不到，呼吸逐渐变浅慢，心率逐渐下降，到医院时已下降至60次/分左右。到医院时间为17时44分55秒。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病历显示，患者入科后给予心肺复苏，家属拒绝，同时拒绝气管插管等处置，给予阿托品、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尼可刹米等药物抗休克治疗后，患者心跳、呼吸抑制未能恢复，于18时21分心电图仍呈直线，宣布抢救无效，临床死亡。抢救时其家属在场，对抢救无异议，并拒绝尸检。黄国珍认为其仅拒绝按压和气管插管，并未拒绝简易气囊辅助呼吸，医方并未告知拒绝治疗的后果，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 因原被告双方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等产生争议，经黄国珍申请，本院委托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天津市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因无法得出明确鉴定结论，予以退卷。本院再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一）关于青岛市立医院的诊疗行为。该院初步诊断社区获得性××(非重症)、鼻咽癌术后具有依据,制定的诊疗计划符合临床规范要求。在患者躯干四肢出现风团,伴瘙痒时,考虑为荨××,停静脉输液,给予地塞米松抗炎治疗。停静脉输液符合一般临床诊疗思维。但此前持续应用比阿培南抗感染治疗,患者未见异常反应情况,而医院在未明确××是否控制情况下停止比阿培南抗生素应用存在一定不足。患者虽经治疗咳嗽、喘憋等临床症状有所好转,但复查影像学及化验检查显示患者××病情未得到良好控制,医院停用抗生素对患者××控制具有一定不利因素影响。此外,就患者××病情特点而言,其具有继续临床治疗干预的必要性。就本案患者××病情及出院情况而言,其不符合出院标准。若非患者要求出院,医院此时准予办理出院存在不足且出院医嘱宣教、告知内容不充分,对患者后期病情发展具有不利影响;若系患者要求出院,因送检材料中未见自动出院告知书,提示医院存在出院工作程序瑕疵,但该瑕疵与患者出院后病情发展无必然关系。（二）关于青岛市中心医院的诊疗行为。患者入院时双肺感染重,恶病质,医院制定的诊疗计划符合患者病情需要。2018年4月20日的病程记录显示患者喘憋阵发性加重,伴咳嗽咳黄色脓痰,量多。但医院对此未引起足够重视,未进一步完善检查以针对病情加重原因进一步明确,鉴定认为医院在对患者病情认识方面存在不足。患者于2018年4月26日出院,但出院前关于血常规、血生化等相关指标未予复查,患者临床状态稳定性未予评估,鉴定认为仅依据复查影像学情况作为出院指征依据不足。故医院在出院前检查方面存在不足,且就患者出院情况而言,其不符合出院标准,医院此时准办理出院存在不足。患者再次入院××症状明显加重,入院后医院完善相关检查,予以美罗培南抗感染、加用倍他米松抗炎平喘及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符合患者病情需要。患者营养状况极差,医院建议行插胃管或胃造瘘术或深静脉置管给予加强营养支持符合患者病情治疗需要,但患者家属拒绝,对患者病情进一步治疗及病情发展具有一定不利影响。患者系重症××、Ⅱ型呼吸衰竭等诊断可以明确,其病情危重,临床治疗难度极大,预后差。医院予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无创指脉血氧饱和度监测、持续呼吸功能监测吸痰、抗感染、抗炎、平喘等符合患者病情治疗需要。需说明的是,患方签署拒绝或放弃心电监护测血压医学治疗告知书,其对患者后期病情观察具有一定不利影响。患者于2018年5月24日出院,但就患者病情特点而言,其不具有出院指征。医院病历记载存在前后不一致情况,病历送检材料之中“患者为肿瘤晚期”之说法依据不充分。若为家属要求出院,因送检材料中未见自动出院告知书,提示医院存在出院工作程序瑕疵,该瑕疵与患者出院后病情发展无必然关系;若为医院建议出院,则医院此时准予办理出院存在不足,对患者病情发展具有一定不利影响。但需指出的是,就患者当时病情特点而言,即使继续住院治疗,其仍具有治疗难度大、病死率高的特点,预后极差。（三）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患者因意识不清被120送入院,入院时呼之不应、面色苍白、未及呼吸音及心音,血压测不出,未及大动脉搏动。入科后给予心肺复苏,家属拒绝,同时拒绝气管插管等处置,给予阿托品、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尼可刹米等药物抗休克治疗后,患者心跳、呼吸一直未能恢复,心电图仍呈直线,宣布抢救无效,临床死亡。结合患者入院临床症状体征及复阅患者心电图,提示其入院时已呈濒死状态,心肺复苏是针对呼吸和心搏骤停所采取的紧急医疗措施。送检门诊病历载患者“入科后给予心肺复苏,家属拒绝,同时拒绝气管插管等处置”,但未见家属书面签字材料。若家属确拒绝以上抢救措施,则医院以上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若家属未拒绝以上抢救措施,则医院在对患者抢救过程中存在过错,与患者死亡具有一定因果关系,但需指出的是,就患者入院时情况而言,即使予以积极抢救,其抢救成功几率渺茫。此外,依据送检材料,医院门诊初步诊断“鼻咽癌晚期”依据不足。本案患者死亡后未行尸检,不能从病理学层面对患者死亡原因进行准确判断,只能依据现有送检材料进行分析,鉴定认为本案患者死亡符合重症××继发呼吸衰竭及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特点。综上所述，鉴定意见认为：1.青岛市立医院在对被鉴定人赵丽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与被鉴定人后续××加重、增加住院次数及延长治疗时间具有一定因果关系;(1)若非患方主动提出出院,则医院医疗过错与被鉴定人后续××加重、增加住院次数及延长治疗时间损害结果的原因力程度,从技术鉴定立场分析建议为次要程度范围。(2)若系患方主动提出出院,医院医疗过错与被鉴定人后续××加重、增加住院次数及延长治疗时间损害结果的原因力程度,从技术鉴定立场分析建议为轻微程度范围。2.青岛市中心医院在对被鉴定人赵丽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结果具有一定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从技术鉴定立场分析建议为轻微程度范围。3.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赵丽佳的诊疗过程中:(1)若家属确拒绝相应抢救措施,则医院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2)若家属未拒绝相应抢救措施,则医院在对患者抢救过程中存在过错,与患者死亡结果具有一定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从技术鉴定立场分析建议为轻微程度范围。黄国珍支出鉴定费30000元。 黄国珍对该鉴定报告有异议，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鉴定人书面答复。1.《鉴定意见书》对补充证据《事情经过》相关内容未做评价，青岛市立医院是否违反诊疗规范？此事件是否有可能影响患者此时甚至此后就医的积极性、医从性和对医生的信任度？患者入院精神评估正常，此事件是否与患者此后精神压力大，被诊断为抑郁症相关？2.患者于青岛市立医院住院期间痰细菌培养，虽然系××克雷伯菌，但并非多重耐菌药。出院时《鉴定意见书》已认定不符合出院标准，停用抗生素未给予相关出院带药，也未告知患者转院继续治疗，而是告知病情好转。这是否是错误的？是否为误导患者？因医院原因，患者出院后发热只得自行服用自己的抗生素，之后患者由轻症转重症××，普通××克雷伯菌亦转变为多重耐药的××克雷伯菌，医学上细菌的耐药程度是否与治疗的难度直接相关，且关系重大？轻症××与重症××是否在治疗难度和死亡率上有重大差异？青岛市立医院作为一家三甲医院，对患者的最终死亡是否应当承担更多责任？3.《鉴定意见书》已明确，患者为肿瘤晚期之说依据不足。青岛市中心医院住院病历既往病例病史记载“左颈部恶性肿瘤手术及放疗”却未注明是十年前，这是否是错误的？诊断“左颈部恶性肿瘤手术及放疗”是属于诊断错误？虽然鼻咽癌已经痊愈并无复发，医生却给患者和家属甚至其他医务人员造成所患疾病为“癌症”的假象，是否会影响到患者求医的积极性和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是否会影响医务人员对患者救治的积极性？4、根据青岛市中心医院2018年4月18日呼吸会诊：胸部CT示双肺团影及多发“枝芽征”，建议血常规、反复查痰涂片找真菌甲药敏，必要时加氟康唑抗真菌…，但是同日住院后青岛市中心医院并未执行此建议。4月24日唯一一次痰涂片查到真菌，当时对××治疗效果不佳也未给予加用抗真菌药物。医院反而于4月26日让患者出院，且《鉴定意见书》已认定不符合出院标准。最后在青岛市中心医院住院两次均未行痰涂片检查，也未给予抗真菌治疗，尽管患者的疾病日渐加重。医院是否因未反复查痰涂片和抗真菌治疗而存在根本错误？是否漏诊漏治肺真菌病？对患者最终死亡是否应当承担更多责任？5.根据青岛市中心医院2018年4月18日住院病历。患者4月20日及21日发热，医院在4月22日至4月25日应用倍他米松10.52mg每日2次，用药后体温正常，4月25日，应用倍他米松10.52mg每日一次，4月26日患者出院。根据该药物说明书，“一日2-20mg，分次给药”。用量21.04mg每日,尤其是患者极度消瘦，是否属于超剂量应用？用药后至患者死亡炎症加重却未再发热。该院5月6日住院病历中也曾用倍他米松，剂量只是5.26mg每日2次。根据国家药监局编制的《药学专业知识（二）》第217页，肾上腺皮质激素的禁忌症包括：“未能控制的结核、细菌和病毒感染者”，结合倍他米松说明书，此药属于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此用药是否符合此禁忌症？该药物抑制免疫，在感染未有效控制时大剂量应用是否与其后病情加重甚至导致患者最后死亡相关？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书面答复认为，1.关于患方所指的“事情经过”相关内容，需法庭就该客观事实部分内容予以明确，若实习生确存在用护士服衣角拧开注液口行为，提示该实习生医疗行为不规范。但关于患方提出的该行为与患者此后就医的积极性、依从性、对医生的信任度问题超出司法鉴定技术评价范畴。此外，关于患方提出的抑郁症问题，属于精神专科范畴，超出司法鉴定评价范畴。2.《鉴定意见书》中：“五、分析说明（一）第三部分”内容已考虑到患方指出的出院医嘱（宣教）告知内容不充分问题。关于当时患者出院原因，此客观事实部分问题需法庭进一步调查确认，并请法庭结合审理情况综合确定民事过错程度和民事赔偿程度。3.病例送检材料之中“患者为肿瘤晚期”之说依据不充分，但该诊断与患方所指出的“是否会影响到患者求医积极性和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以及医院救治积极性”关系评价，超出司法鉴定技术评价范畴，依据送检材料无法明确。4.复阅送检青岛市中心医院住院病历，医院分别于2018年4月19日、4月21日临时医嘱为细菌培养+鉴定+药敏+涂片计数。2018年4月24日临时医嘱涂片、刮片找真菌。医院以上医疗行为符合患者病情诊疗需要。关于青岛市中心医院诊疗行为相应过错，鉴定意见书中已明确，在此不再赘述。5.就患者在青岛市中心医院住院时病情特点而言，其××病情重，具有治疗难度大、预后差特点，医院应用倍他米松具有适应症，且该药物应用剂量符合患者当时病情治疗需要。 黄国珍对《鉴定意见书》仍有异议，申请鉴定人出庭质询。鉴定人出庭质询时认为：（一）就青岛市立医院部分，1.重症××容易导致死亡；2.患者出院不符合出院标准，医方的观点是患者符合出院标准，鉴定人认为未达到出院标准。鉴定书已经做了说明。（二）就青岛市中心医院部分，1.医院2018年4月24日痰涂片查到真菌系（偶见）酵母样真菌，该真菌不需要进行抗真菌药物治疗；2.青岛市中心医院系三级医院，对他们的评价不是按照县级医院和卫生院考量。（三）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部分，1.患者死亡后是否尸检严格来说应当有尸体解剖告知书，有患者家属签字，在形式上更完善；2.患者心电图共30分钟以上，以直线为主，偶见心肌电活动波形，说明患者做心电图时已经处于心脏停跳状态，经抢救用药仍然无法恢复正常心率，持续30分钟，符合临床死亡特点。由于心肌细胞还具有活性，以及抢救药物的刺激影响，可以出现偶发的心肌电活动，不能证明患者没有死亡；3.关于电极脱落的问题，抢救时判断有无心跳，肢体导联就够了，患方所述胸电极脱落不影响判断；4.是否观察瞳孔反射，常规是需要记载，但结合本案的急救记录，入院的抢救记录和心电图记录，判断患者临床死亡没有疑问。医院对瞳孔观察未描述，存在书写上的瑕疵，但对判断结果没有影响。（四）综合部分，1.需法庭查明的内容与医院过错及赔偿有关系，鉴定意见书上已明确；2.医院存在书面形式上告知不足的问题，鉴定意见书都进行了说明；3.本次鉴定不对精神科进行评价，超出鉴定范围；4.隐匿病历的问题不是鉴定评价范围。黄国珍为此支出鉴定人出庭费5000元。 赵丽佳在青岛市立医院住院花费医疗费14262.68元，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住院及门诊共花费医疗费14707.09元，在青岛市中心医院门诊及住院共花费医疗费29380.96元，在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花费医疗费756.45元。 另查明，黄国珍及其代理人到北京参加听证共支出交通费1543.50元。 再查明，赵丽佳父亲已先于其去世，赵丽佳生前无婚配。黄国珍为赵丽佳的唯一第一顺序继承人。 本院认为，医疗机构担负着救死扶伤的重大社会责任，应尽最大努力对患者进行治疗。若因过错给患者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赵丽佳从青岛市立医院出院是否系其主动提出出院；2.青岛市立医院的过错与赵丽佳的死亡之间有无因果关系；3.赵丽佳在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时其家属是否拒绝心肺复苏、气管插管抢救措施。就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从查明的事实看，可以认定系患方主动提出出院，理由是：一方面原告认为因其发现医院护士用护士服衣角拧开注液口提出异议后，医生对其有意见，其不得不出院，另一方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入院记录显示，患者入住青岛市立医院治疗后有好转，患者自行要求出院（该部分内容系患者自述）。也就是说，患者出院系其主动提出的，不是医院要求其出院。就第二个焦点问题，《鉴定意见书》已经确认青岛市立医院医疗过错行为与被鉴定人后续××加重、增加住院次数及延长治疗时间具有一定因果关系，并未说明与赵丽佳的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没有证据证明该《鉴定意见书》存在错误，对鉴定专家的意见应给予尊重，故本院认定青岛市立医院与赵丽佳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就第三个焦点问题，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病历明确记载了患方拒绝心肺复苏、气管插管抢救措施，黄国珍庭审中亦认可其拒绝按压和气管插管，只是主张其并未拒绝简易气囊辅助呼吸，医方并未告知拒绝治疗的后果。故本院认定赵丽佳在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时其家属拒绝心肺复苏、气管插管抢救措施。 医院因其过错行为给患方造成损失应承担的赔偿比例应结合《鉴定意见书》的意见和本案查明的事实予以确定。（一）青岛市立医院应承担的责任。因本院认定赵丽佳从青岛市立医院出院系其主动提出，故依据鉴定意见，青岛市立医院的过错行为与对赵丽佳后续××加重、增加住院次数及延长治疗时间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为轻微程度。但是，一方面，赵丽佳在从青岛市立医院出院时并不具备出院条件，在患方要求出院时，医方应告知患方此时出院存在的风险并应有出院带药，而青岛市立医院在该方面存在不足，特别是没有出院带药，存在过错。另一方面，青岛市立医院护士用护士服衣角拧开注液口的行为无疑对患方是否选择出院具有一定影响，而该行为鉴定人认为不规范。再加上青岛市立医院存在两份内容不一致的出院记录，亦存在过错。故应在鉴定意见的基础上增加青岛市立医院应承担的责任。但黄国珍主张青岛市立医院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明显过高。本院酌定青岛市立医院对赵丽佳后续××加重、增加住院次数及延长治疗时间损害结果承担30%的赔偿责任。（二）青岛市中心医院应承担的责任。对青岛市中心医院应承担的责任，当事人争议不大。依据鉴定意见，青岛市中心医院的过错行为与赵丽佳死亡之间的原因力为轻微程度。但黄国珍主张青岛市中心医院应承担25%的赔偿责任明显过高，已经接近或达到原因力为次要程度的责任承担比例。本院酌定青岛市中心医院对赵丽佳的死亡后果承担15%的赔偿责任。（三）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因本院认定其家属拒绝相应抢救措施，依据鉴定意见，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故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具体到赔偿数额：（一）青岛市立医院的赔偿数额。青岛市立医院应对赵丽佳所有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等不承担赔偿责任。黄国珍主张医疗费59107.18元，系其实际支出，本院予以支持。黄国珍主张误工费16729元，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黄国珍主张护理费26139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支出了该笔费用，本院参照其身体状况酌情支持其护理费16729元。黄国珍主张交通费230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支出了该笔费用，本院酌情支持其交通费460元，按住院42天加门诊4天，每日10元计算，另黄国珍到北京鉴定支出交通费1543.50元，本院予以支持，即本院共支持其交通费2003.50元。黄国珍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4200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黄国珍主张营养费4000元，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黄国珍主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等，因鉴定意见不认为青岛市立医院的过错行为与赵丽佳的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不予支持。本院支持的以上费用合计102768.68元，按照责任承担比例，青岛市立医院应赔偿给黄国珍30830.60元。黄国珍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明显过高。本院酌情支持其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综上，青岛市立医院应赔偿黄国珍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50830.60元。（二）青岛市中心医院的赔偿数额。黄国珍主张医疗费30137.41元，系其实际支出，予以支持。黄国珍主张误工费9410元，较为合理，予以支持。黄国珍主张护理费1882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支出了该笔费用，本院参照其身体状况酌情支持其护理费9410元。黄国珍主张死亡赔偿金1089680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黄国珍主张丧葬费38164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黄国珍主张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等合计3000元，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黄国珍主张交通费145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支出了该笔费用，本院酌情支持其交通费290元，按住院26天加门诊3天，每日10元计算，另黄国珍到北京鉴定支出交通费1543.50元，本院予以支持，即本院共支持其交通费1833.50元。黄国珍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2600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黄国珍主张营养费2250元，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本院支持的以上费用合计1186484.91元，按照责任承担比例，青岛市中心医院应赔偿给黄国珍177972.74元。黄国珍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明显过高。本院酌情支持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综上，青岛市中心医院应赔偿黄国珍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87972.74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青岛市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黄国珍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50830.60元； 二、青岛市中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黄国珍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87972.74元； 三、驳回黄国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718元，减半收取7859元，由黄国珍负担6312元，青岛市立医院负担329元，青岛市中心医院负担1218元。鉴定费30000元，由黄国珍负担16500元、青岛市立医院负担9000元、青岛市中心医院负担45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质询费5000元，由黄国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曹恩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刘晗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