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08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家贤，男，195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4。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雄，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源钟，男，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72。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红生，广东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家贤、曾源钟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家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曾源钟应承担95%的责任即曾源钟应向李家贤赔偿165951.86元；2.二审诉讼费用由曾源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一审判决关于李家贤承担15%的责任，曾源钟承担85%的责任的认定不当。李家贤已达退休年龄，年纪较大，本案事故中其只是疏忽大意，过错很小，最多仅承担5%的责任。而这次事故对李家贤造成严重伤害，至今尚未康复，且身体越来越差，请二审法院考虑李家贤的现状，改判李家贤仅承担5%的责任。曾源钟针对李家贤的上诉辩称，李家贤的上诉不符合事实。一审时已查清曾源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过错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家贤的上诉请求。曾源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李家贤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鉴定费全部由李家贤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应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划分责任，曾源钟不存在过错，一审判决认定曾源钟承担李家贤损失85%的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本案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曾源钟不存在过错，不应担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本案应适用过错原则。1.李家贤并非因提供劳务而受到损害，应自行承担责任。本案属于普通的侵权纠纷，李家贤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中李家贤本人虽然到庭，但拒不向法庭陈述事实经过并接受曾源钟的询问。李家贤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受伤的地点即红星广场一楼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或者受到曾源钟的指派。相反，曾源钟积极举证，申请证人谭某、何某、严某、林某四人出庭作证，一致证实李家贤的工作范围是在红星广场六楼负责种养，而非在一楼打扫卫生。一楼卫生由“阿枝”负责。一审判决仅凭证人谭某称整个红星广场都由曾源钟管理，推定李家贤在一楼打扫卫生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把曾源钟的管理范围等同于李家贤的工作职责范围，不符合逻辑。曾源钟作为老板，管理的范围当然大于李家贤作为低级雇员的职责范围，这是不同的两个范围。一审判决采信严某转述“阿枝”关于李家贤在一楼打扫卫生的说法，但经曾源钟申请，“阿枝”拒绝出庭作证，按照法律规定，没有到庭的证人证言不能被采纳作为定案依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李家贤在红星广场一楼打扫卫生时受伤，缺乏合法有效的证据。对比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曾源钟完全占优。一审判决没有采纳曾源钟申请出庭的四位证人的证言，而采信没有到庭证人的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曾源钟的员工出于人道主义探望李家贤时所说的安慰性质的话，只是员工个人的意思表示，不能代表曾源钟，不能以此作为曾源钟承担责任的依据。2.即使李家贤在一楼打扫卫生时受伤，根据本案具体情况，李家贤应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责任。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李家贤在一楼打扫卫生时摔倒在地板上受伤，在一楼工作并非高空作业，没有任何危险，且李家贤打扫卫生的铺位是空置的铺位，不存在地板湿滑的情况，工作环境完全符合安全要求，不存在任何危险性，李家贤受伤是其疏忽大意摔倒所致，曾源钟不存在管理上的过错，李家贤显然应当自行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责任。一审中，李家贤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曾源钟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没有就曾源钟是否存在过错进行法庭调查，一审判决亦没有任何关于曾源钟存在哪方面过错的阐述，仅说明了李家贤的过错，并酌情认定李家贤自负15%的责任，剩下85%的损失推定由曾源钟承担，实际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曾源钟存在过错。因此，一审判决中关于责任比例划分的认定缺乏事实、法律根据。另，法院的部分案例证明在提供劳务关系中，即使雇主有一定过错，亦应适用过错原则，根据类案同判的原则，本案中曾源钟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85%的责任。综上，本案属于一般的侵权纠纷，李家贤对自己的主张有举证责任，不存在所谓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李家贤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曾源钟存在过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一审判决认定李家贤的护理期限、误工期限错误。一审判决以2017年12月14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为依据计算护理期限，而上述司法鉴定意见是李家贤单方委托鉴定的结果，应当以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为依据，即李家贤的护理期限应计算至2017年12月13日。一审判决认定李家贤的误工期限错误。根据2020年6月29日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李家贤的护理期限应计算到评残前一日，2017年12月14日第一次评残，表明李家贤已完全康复，后由法院委托评残只是对第一次评残程序上的纠正，不等于李家贤在第二次鉴定的评残日才康复。因此，李家贤的误工期限应计算至2017年12月13日。且曾源钟在责任不明的情况下，已垫付187400元医疗费。三、一审中曾源钟提交了一份租赁合同，证明在本案事故发生时案外人陈锡权将事故发生铺位租给案外人刘冠石，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没有审查。因事故发生的铺位已租给案外人，曾源钟不应承担过错责任。李家贤针对曾源钟的上诉辩称，曾源钟的上诉主张不符合常理，曾源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诉理由。另，不同案件的情况不同，曾源钟提供给法庭参考的案例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曾源钟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曾源钟的上诉请求。李家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曾源钟赔偿李家贤损失216930.1元;2.曾源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源钟是佛山市禅城区平安水电消防器材服务部（以下简称平安服务部）的经营者。2018年1月16日，平安服务部经登记注销。2016年，李家贤入职平安服务部，后李家贤被曾源钟安排到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的红星广场工作。李家贤2016年6月（实际上班天数12天）工资为1104元、2016年7月工资为2300元、2016年8月工资为2300元、2016年9月工资为2388.46元、2016年10月工资为3300元、2016年11月工资为3300元、2016年12月工资为3300元、2017年1月（实际上班天数18天）工资为2284.62元。2017年1月18日，李家贤在红星广场一楼一商铺内跌倒受伤。后李家贤被送至医院治疗。李家贤在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住院（2017年1月18日至2017年1月20日）治疗，出院诊断为“右侧脑干区脑挫裂伤；左颞叶、双额叶、右枕叶脑挫裂伤；脑内多发出血；右枕区硬膜外血肿；枕骨骨折；颅底骨骨折；左肘部、双手背软组织挫擦伤；高血压2级。”本次发生医疗费5901元（扣除医疗保险核报金额后，个人实际支付金额1904.23元）。李家贤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住院（2017年1月20日至2017年2月17日）治疗，经该院予以“气管插管、镇静、止血、营养神经、预防感染、补充营养等对症支持治疗。治疗期间患者呈昏迷状态，痰液多，咳嗽反射差，痰液不能自行咳出，为更好排痰，保证呼吸道通畅，于2017年1月26日行气管切开术”。出院诊断为“1.双侧额颞叶多发脑挫裂伤；2.创伤性脑内血肿（左侧颞部）；3.创伤性硬膜外血肿（枕部）；4.少量蛛网膜下腔出血；5.左侧侧脑室内少量积血；6.枕骨及前颅窝底骨折；7.左侧额颞部、双侧顶部及枕部皮下软组织肿胀并血肿形成；8.双侧蝶窦及筛窦积血；9.左侧锁骨肩峰端骨折；10.左侧多发肋骨骨折；11.创伤性湿肺；12.左侧少量胸腔积液；13.肺部感染；14.气管切口术后。”本次发生医疗费231350.3元（扣除医疗保险核报金额后，个人实际支付金额123280.78元），支出外购药（人血白蛋白）7250元，支出护理费（2017年2月9日至17日雇请护工）1350元。出院医嘱为“1.加强营养，加强护理和反射拍背，促进痰液排出；2.继续抗感染、营养神经等对症治疗；3.左侧锁骨肩峰端骨折尽快行手术治疗；4.随诊”。李家贤在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2017年2月17日至2017年4月5日）治疗，发生医疗费68665.33元（扣除医疗保险核报金额后，个人实际支付金额18443.39元），支出护理费（2017年2月17日至3月31日雇请护工）3870元。期间，李家贤购物（护理垫等）支出165元。李家贤在佛山市中医院住院（2017年4月5日至2017年4月22日）治疗，发生医疗费11114.9元（扣除医疗保险核报金额后，个人实际支付金额4477.83元），支出护理费（2017年4月5日至4月22日雇请护工）1440元。出院医嘱“1.门诊复诊；遵医嘱行适当功能锻炼，住院期间留陪1人等”李家贤在佛山市中医院门诊（2017年5月至2018年9月）治疗，支出医疗费用11088.5元。期间，李家贤在佛山市中医院停车支出费用115元。2017年12月，李家贤经家属委托鉴定。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李家贤的右下肢单瘫（肌力4级）评八级伤残，左肩关节功能部分丧失评十级伤残；2.李家贤的后续治疗费建议以12000元为宜；3.李家贤的护理期限建议住院期间予以全部支持，出院后再予支持两个月为宜。李家贤为此支出鉴定费3500元。李家贤在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住院（2019年3月30日至2019年4月23日）治疗，发生医疗费8010.35元（扣除医疗保核报金额后，个人实际支付金额2226.41元）。事发后，曾源钟多次向李家贤支付（垫付）款项合共187400元。曾源钟曾向李家贤交付了一份平安服务部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经骑盖平安服务部的印章并备注“此证件只限用于李家贤工伤认定申请用，用其他用途无效”）。诉讼期间，经曾源钟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李家贤左颞叶脑软化灶形成构成十级伤残；左锁骨骨折致左肩关节活动障碍未构成伤残等级。曾源钟为此支出鉴定费1956元，李家贤因需提交鉴定单位要求的资料（鉴定一个月内的相关医疗报告）而支出检查费用886.3元。经曾源钟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广东经纬司法鉴定所鉴定。该鉴定所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李家贤的后续治疗费用约需8000元；2.李家贤的护理期限为评残前一日止；3.李家贤的误工期限为评残前一日止；4.李家贤的本次事故所产生医疗费用（343380.7元），与本次无明显直接关系的治疗费用总计为23388.65元。曾源钟为此支出鉴定费15412元。2019年1月7日，李家贤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李家贤是否在工作过程中受伤的问题。（一）根据证人证言，曾源钟运营管理整个红星广场。曾源钟指派李家贤工作的处所在红星广场。李家贤倒地受伤的地点在红星广场一楼的商铺内。李家贤发生事故地与李家贤工作场所关联。（二）根据李家贤举证的视频资料，严钟恩受曾源钟（或平安服务部）委托到医院探望、交付现金，曾向家属陈述其如何发现李家贤受伤的过程[严钟恩称，当日电话联系贤叔（即李家贤）但手机关机，后电话联系“阿枝”，“阿枝”知道贤叔去“井冈山”（商铺名称）搞卫生，随后到铺内发现倒地受伤的李家贤]，严钟恩通过“阿枝”获知李家贤到事故发生地清洁商铺。视频拍录时，距事故发生仅数日且各方正积极应对李家贤医治问题。因此，严钟恩的陈述可信性较高。（三）李家贤、曾源钟均举证了“阿枝”的语音资料。曾源钟举证的语音陈述先于李家贤举证的语音陈述；曾源钟录取“阿枝”语音陈述时未向“阿枝”明示其行为，李家贤录取“阿枝”语音陈述时表明身份及调查内容并经“阿枝”同意；曾源钟举证的语音仅部分内容，未能确定在场人员谈话陈述时的背景、前提；“阿枝”在后语音（李家贤举证）陈述否定了前语音（曾源钟举证）的陈述（李家贤到事故发生商铺是为自己取不锈钢锅），而且“阿枝”在后语音陈述了关于前语音陈述时的谈话目的（“阿枝”被邀商谈其儿子找工作的问题）。（四）根据庭审调查，李家贤、曾源钟及出庭作证的证人均确认“阿枝”在红星广场负责清洁（打扫卫生）。因此，“阿枝”关于自己在红星广场的清洁职责范围的陈述可信性极高。根据李家贤举证的语音资料[问：“2017年1月18日上午，李家贤在干什么？”“阿枝”答：“他搞卫生”；问：“搞哪里的卫生？”“阿枝”答：“搞一楼铺面的卫生，全部搞一次，因为春节放假”，并确认事发当日在打扫“井冈山”的铺面卫生；问：“李家贤在平时搞不搞铺面卫生”“阿枝”答：“他在空闲时间也有搞，平时他搞广场的卫生……他（李家贤）和我一人搞一边（广场），铺面卫生是集中一起搞”，并陈述李家贤与其因清洁范围发生过矛盾],“阿枝”确认在事故发生的商铺打扫卫生属于李家贤的工作范围。（五）曾源钟向李家贤提供平安服务部的营业执照（备注了“用于李家贤工伤认定申请用”字样）的行为，表明曾源钟确认李家贤在红星广场商铺内跌倒受伤是李家贤在工作时发生。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李家贤在为曾源钟（平安服务部）工作过程中受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曾源钟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对李家贤所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前，李家贤已在红星广场工作一段时间，应熟知工作环境，且清洁商铺也不是高难度的工作。李家贤在工作过程中跌倒受伤，可见李家贤疏忽大意。因此，李家贤对此造成的损害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李家贤自负15%的责任，曾源钟承担85%的责任。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李家贤从受伤后至本案诉讼期间仍就受伤部位不间断进行住院及门诊治疗，致李家贤损害赔偿请求所涉赔付金额处于持续变动中；而且，曾源钟在事发后亦多次向李家贤支付（赔付），曾协助李家贤拟申请工伤认定事项。因此，李家贤现提起涉讼损害赔偿请求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曾源钟认为本案已超诉讼时效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结合双方主张，核定损失范围。1.本案发生医疗费共336130.38元（按5901元+231350.3元+68665.33元+11114.9元+11088.5元+8010.35元计），扣除医疗保险核报额度174709.24元，李家贤个人支出161421.14元。根据本案责任比例，李家贤需自行承担的医疗费额度为50419.56元（按336130.38元×15%计），在经医保统筹报销额度范围内。因此，曾源钟应赔偿李家贤本项医疗费额度为161421.14元。2020年6月29日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李家贤的本次事故所产生医疗费用（343380.7元），与本次无明显直接关系的治疗费用总计为23388.65元”。该23388.65元费用所涉项目是李家贤因本次事故诱发（导致）自身患有的基础性疾病需关联医治而产生，是医院对李家贤医治方案内容之一；该费用就本案发生的医疗费用总额占比不足7%，即李家贤个人体质状况对事故导致的医疗费用损失范围影响甚少（亦在李家贤医疗保险核报额度范围内），且个人体质状况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受害人过错原因。因此，曾源钟要求从医疗费中剔除该费用23388.65元，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李家贤外购药（人血白蛋白）发生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住院期间(事故发生后的救治前期)，结合李家贤受伤后的危急状况（脑颅受伤,治疗期间呈昏迷状态）及医院对症支持治疗(气管插管、镇静、止血、营养神经、预防感染、补充营养等),一审法院将外购药（人血白蛋白）费用7250元计入本案损失范围。3.李家贤于2017年12月委托鉴定，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后，李家贤于2018年、2019年期间仍不间断进行门诊、住院治疗。在上述2017年12月确定的鉴定结论之后，李家贤因急需治疗而实际发生了医疗费用且伤情亦随着治疗而发生了变化。李家贤2018年、2019年期间实际发生的医疗费已于本案主张并被一审法院采纳计入本案损失范围。因此，李家贤以上述2017年12月《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主张损失之一后续治疗费12000元，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以2020年6月29日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依据，核定后续治疗费为8000元。4.其他物品（如护理垫等）是李家贤住院期间必要的辅助物品，一审法院对该费用165元计入本案损失范围。5.住院伙食补助费11800元(按100元/天×住院118天计）。6.根据李家贤的病情，李家贤在住院期间生活自理能力确实受限制，确有人员陪护的需要；部分医院的医嘱亦有“住院期间留陪1人”的记载。李家贤主张住院的部分期间陪护人员2人（雇请护工及家属陪护），但医嘱没有明确李家贤需陪护人员2人，故一审法院核定住院期间陪护人员1人并核定住院期间护理费为17700元（按150元/天×118天计）。根据2017年12月14日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护理期建议住院期间予以全部支持，出院后再予支持两个月为宜），结合李家贤经家属照料及后续就医治疗，逐步康复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对李家贤主张出院后的两个月（60天）护理期予以采纳并核定出院后护理费为6000元（按100元/天×60天计）。因此，本案护理费共计23700元（按17700元+6000元计）。7.根据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李家贤左颞叶脑软化灶形成构成十级伤残。该定残之日，李家贤已年满66周岁，故残疾赔偿金为58892.4元(按42066元/年×14年×10%计)。8.李家贤受伤致残，其误工期从事故发生之日起计至定残前一日。2017年12月14日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评定的残级（一个八级伤残、一个十级伤残）未被一审法院采纳作为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依据；一审法院核定残疾赔偿金是以2019年6月14日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计算依据（一个十级伤残，以该定残日界定李家贤年龄而确定赔付年限14年）。因此，本案应以2019年6月14日为定残日确定误工期，即误工期从2017年1月18日起至2019年6月13日止（共28个月又27日）。2016年6月是李家贤入职工作首月（实际上班天数12天、工资为1104元）、2017年1月是李家贤发生事故当月（实际上班天数18天、工资为2284.62元），其对应的工资额未能体现正常自然月的工资水平，故一审法院以李家贤于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工资收入确定李家贤月平均收入为2814.74元[按（2300元+2300元+2388.46元+3300元+3300元+3300元）÷6个月计]。因此，误工费为81345.99元（按2814.74元/月×28个月+2814.74元/月÷30日×27日计）。9.李家贤因事故受伤致残，结合李家贤的伤情及就医情况，其请求适当的营养费合理，一审法院酌定为2500元。10.根据李家贤的伤情及就医情况需要，李家贤请求交通费合理，一审法院酌定为1500元。11.一审法院根据鉴定项目对本案计算各项损失的必要性，结合本案的实情，确定李家贤支出的鉴定费4386.3元（按3500元+886.3元计）中纳入本案损失范围为1800元、曾源钟支出的鉴定费17368元（按1956元+15412元计）中纳入本案损失范围为3500元，超出一审法院核定范围的部分由当事人自行负担。综上分析，曾源钟应向李家贤赔偿331806.52元[按161421.14元+（7250元+8000元+165元+11800元+23700元+58892.4元+81345.99元+2500元+1500元+1800元+3500元）×85%计]。鉴于李家贤因本起事故造成伤残，确实给李家贤造成精神伤害，应当给予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考虑李家贤的精神痛苦程度、过错及本案案情、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扣减曾源钟已赔付187400元及一审法院核定支出的鉴定费3500元，曾源钟尚应向李家贤赔偿145906.52元（按331806.52元+5000元-187400元-3500元计）。李家贤主张曾源钟赔偿损失216930.1元，超出一审法院核定范围的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判决：一、曾源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45906.52元予李家贤；二、驳回李家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92.33元，由李家贤负担177.56元，曾源钟负担614.77元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逾期交纳的，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二审围绕李家贤、曾源钟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李家贤是否在工作中受伤；二、一审法院关于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正确；三、一审法院关于李家贤部分损失的认定是否正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李家贤是否在工作中受伤。首先，诉讼中，曾源钟确认系严钟恩发现李家贤受伤。而根据李家贤提供的事故发生后平安服务部的工作人员到医院探望李家贤时的视频可见，严钟恩于2017年1月21日到医院探望李家贤时称，其在事发当天致电李家贤，发现李家贤手机关机，遂打电话问“阿枝”李家贤在哪里，“阿枝”遂到“井冈山”商铺找李家贤，因为“阿枝”知道李家贤在那里打扫卫生，“阿枝”找到李家贤发现其晕倒后致电严钟恩，告知其李家贤受伤，严钟恩赶至“井冈山”商铺，发现李家贤倒地受伤，遂拍照留存证据后将李家贤送医治疗。李家贤提供的2019年7月1日杨见枝（即严钟恩所称的“阿枝”）关于事发经过陈述的录音中，杨见枝称李家贤是在“井冈山”商铺打扫卫生时受伤。结合上述情况可见，严钟恩作出上述陈述时，距离李家贤受伤才几天，此时劳务双方未开始协商赔偿事宜，更未发生本案诉讼，其此时的陈述应更能反映案件事实。杨见枝虽未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其在李家贤提供的录音中的陈述与严钟恩在视频中的陈述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其次，虽然曾源钟申请严钟恩等四名证人出庭作证，但该四名证人作证时为曾源钟的员工或曾在曾源钟经营的平安服务部工作，与曾源钟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四名证人中，谭某、何某作证时述称在事发时不在场，对李家贤发生意外的情况并不清楚，其证言仅反映李家贤平时的工作内容及范围，并不足以对上述视频、录音所反映的李家贤事发时在打扫卫生的情况予以反驳；严钟恩作证时关于事发时是杨见枝首先发现李家贤，并告知其李家贤晕倒在铺位内，其赶过去后送李家贤就医的陈述，与严钟恩在上述视频中的陈述相符，至于视频中严钟恩在探望李家贤时称“阿枝”知道李家贤当时在商铺打扫卫生的事情，严钟恩作证时并未提及，更未明确否定其上述说法并给予合理解释，可见严钟恩的证言亦不足以对上述证据所反映的李家贤事发时在打扫卫生的情况予以反驳；林某作证时，虽然否认事发当日曾安排李家贤到一楼工作，但表示当日其并未上班，可见林某的证言亦不足以对上述证据所反映的李家贤事发时在打扫卫生的情况予以反驳。因此，曾源钟提供的证人证言，均不足以反驳上述证据所反映的李家贤事发时在打扫卫生的情况。再次，虽然曾源钟提供了2019年3月28日对杨见枝的录音拟证明事发时李家贤到“井冈山”商铺取东西而受伤，但该录音未经得杨见枝同意且仅截取了对话中的一分多钟，未能反映双方当时对话的全貌以及杨见枝关于事故发生经过的陈述。而李家贤提供的2019年7月1日录音反映，李家贤的代理人在表明身份并征得杨见枝同意的情况下向其询问事发经过，录音能反映整个谈话过程，时长约十二分钟，杨见枝详细说明了整个事发经过，其陈述与严钟恩在上述视频中的陈述相互印证，且杨见枝在录音中明确表示其陈述是真实的，并表示2019年3月28日曾源钟的员工对其录音其并不知情，当时谈及的是帮杨见枝儿子找工作的事情。对比双方提供的对杨见枝的录音内容，显然李家贤提供的录音更为客观、完整，且与严钟恩在视频中的陈述相互印证。最后，李家贤在工作时间、在其工作所在的红星广场受伤，且如上所述，曾源钟关于李家贤并非因工作受伤的主张缺乏充分证据证明，而李家贤提供了备注“此证件只限用于李家贤工伤认定申请用”并加盖平安服务部公章的平安服务部营业执照，可见平安服务部曾配合李家贤就本案事故办理工伤赔偿事宜，现又主张李家贤并非因工作受伤，缺乏理据。综上，本院对曾源钟关于李家贤并非在工作中受伤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责任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李家贤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伤害，根据上述规定，应结合劳务双方各自的过错确定责任的承担。曾源钟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李家贤在其安排、管理及监督下从事工作，接受劳务一方负有对工作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予以提示、教育、培训的义务，以保障提供劳务一方的人身安全，曾源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通过对员工进行教育、培训、考核等方式履行上述义务，明显具有过错。李家贤在工作过程中，应注意自身安全，尤其是打扫卫生时应注意防范，以免发生滑倒、跌倒等意外，可见其自身亦具有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结合双方的义务以及过错程度，酌定曾源钟对李家贤的损失承担85%的责任，李家贤自行承担15%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损失。1.护理费。结合病历材料可见，本案事故造成李家贤身体多处受伤，且李家贤年事已高，受伤后需要护理符合常理，一审法院结合李家贤的伤情以及治疗情况、出院医嘱，以李家贤住院期间以及出院后两个月作为护理期间计算护理费并无不当。曾源钟上诉主张护理期限应计算到2017年12月13日，然而结合李家贤的住院时间以及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护理期间不足6个月，即至2017年8月前，并未超出曾源钟的上述主张。2.误工费。李家贤在受伤前本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但如上所述，本案事故导致其身体多处受伤，且伤情较重，而李家贤年事已高，本案事故导致其不能继续从事受伤前所从事的工作，产生相应的误工损失。一审法院结合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的司法鉴定意见结果，以及李家贤的伤情、治疗及恢复情况，确认误工期计算至2019年6月14日，即经法院委托进行伤残程度鉴定的鉴定意见出具之日，并无不当。李家贤自行委托鉴定的鉴定意见未被法院采纳，且结合其自行委托鉴定的伤残程度与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的伤残程度的对比可见，其自行委托鉴定时伤情并未完全恢复，评残时机并未达到，因此出现了伤残程度明显偏高的情形，显然不能结合李家贤自行委托鉴定的鉴定意见出具之日确认其误工期间，本院对曾源钟关于误工期间应计算至2017年12月13日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家贤、曾源钟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9.54元，由上诉人李家贤负担500元，上诉人曾源钟负担1229.5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美健审 判 员 黄春英审 判 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孟 波书 记 员 汤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