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5民终11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龙，男，1972年6月30日生，汉族，住吉林省辉南县。诉讼代理人：陈丽娟，吉林吉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宝刚，男，1978年4月14日生，汉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原审被告：苏生，男，197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梅河口市。上诉人王龙因与被上诉人石宝刚、原审被告苏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2020）吉0581民初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龙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吉0581民初23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石宝刚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石宝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龙与石宝刚之间的《出租车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情形。一审依照交通部颁发的《巡游出租车管理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协议第四条约定，石宝刚受让出租车后，因经营主体发生变更，应到运管部门办理变更经营权许可，如因王龙的原因，运管部门不予变更，无法营运，王龙承担违约责任。一审认为案涉协议中含有出租车营运证转卖内容，属于对协议条文内容扩大解释，并据此认定协议无效，属于枉法裁判。二、苏生与石宝刚之间签订的协议，取得王龙的授权，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均应产生法律拘束力。上诉人已依法交付出售标的车辆，其物权已经依法转移。案涉协议约定出售标的物为出租车，无买卖营运许可证内容，王龙协助石宝刚办理经营权许可证变更手续，不等同于是转卖营运许可证。三、如果认定案涉协议无效，石宝刚实际接收、使用出租车运营长达9个月，平均每月可得利润不低于5000元，合计利润4.5万元。一审判决石宝刚仅退还出租车而不赔偿可得利益损失，违反公平原则。此外，石宝刚占有、使用案涉出租车辆9个多月，车辆必然贬值，存在违章扣分、罚款、行政处罚、吊销的可能，未按时保养造成不可估量损失无法排除。石宝刚已不能按双方交易时的状况返还出租车，一审判决按协议约定返还出租车，导致王龙承担预期收益和车辆贬值等双重损失，石宝刚不承担任何损失，属于枉法裁判。石宝刚辩称，认可一审判决。苏生二审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石宝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与苏生签订的转让出租车（车号：吉E3TX**）及配套营运证的《出租车买卖协议》；2.确认合同解除后，进行双方返还，石宝刚向苏生、王龙返还出租车（车号：吉E3TX**），苏生、王龙向石宝刚返还车辆款18.5万元；3.苏生、王龙赔偿车辆维修保养费用1480元、交强险2190元、押金500元、精神损失费1.8万元、出租车营运损失1.4万元，合计36170元；4.诉讼费由苏生、王龙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2月9日，石宝刚与苏生签订了《出租车买卖协议》，约定：苏生将出租车（车号：吉E3T1**）及配套营运证件转让给石宝刚，石宝刚先期支付车辆价款18.5万元，待车辆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支付尾款5000元。合同签订当日，苏生向石宝刚交付车辆，石宝刚将车辆价款18.5万元以现金形式交给了苏生，苏生在《出租车买卖协议》上已表示收到相应款项。2019年12月20日，苏生向石宝刚交付车辆《行驶证》及《道路运输证》时，石宝刚发现车辆所有权人是王龙而非苏生，苏生根本就无权处分该车辆。整个交易过程中，石宝刚从未见过车主王龙本人，苏生在缔结《出租车买卖协议》时也并未向石宝刚告知其并非车主，不享有处分权，苏生具有明显的恶意。《出租车买卖协议》第六条约定：“该车未过户期间乙方（石宝刚）必须为该车投保交强险、出租车商业三者一百万不计免赔险、道路运输承运人险，如出现后果与甲方（苏生）无关”。石宝刚在签订《出租车买卖协议》后，在尚未见到车辆《行驶证》及《道路运输证》时，本着对苏生的信任和对合同的尊重，便去往保险公司办理车险的投保事宜，然而保险公司告知，该出租车近些年发生过多起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认为该车出险概率显著高于一般车辆，拒绝为该车承保。随后，石宝刚又前往多家保险公司咨询投保事宜，均得到因车辆此前出险过多，保险公司拒绝承保的答复。苏生在签订《出租车买卖协议》时并未如实告知车辆的真实状况，存在明显的欺诈行为，无法投保商业险的责任完全在被告一方，然而合同却将因车辆无法投保商业险，导致出险产生的不利后果转归石宝刚承担。苏生的行为既存在欺骗，又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石宝刚可以对合同行使撤销权。另外，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王龙出庭作证表示苏生签订《出租车买卖协议》时经过其授权，意图通过追认授权让石宝刚丧失行使解除权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当事人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苏生在出卖出租车时，刻意向石宝刚隐瞒了出租车曾多次发生保险事故，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车辆承保的情况，而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车险与损失之间的关联，即因受让方未办理车险造成损失的，由受让方承担一切损失。既然车险的办理如此重要，苏生在出卖车辆时就应当明确阐明车辆事故状况，以便石宝刚决定是否购买车辆，现在苏生的出卖行为得到了王龙的追认授权，苏生签订合同出卖出租车的相关合同责任自然也要由车辆所有权人王龙承担，石宝刚现主张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追加王龙为被告，对王龙行使合同解除权，并要求赔偿石宝刚的损失。苏生一审辩称，该出租车车主是王龙，车辆平时由苏生管理，苏生卖车得到了王龙的授权，《出租车买卖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买卖时双方都清楚车辆暂时过不了户，待能过户时苏生和王龙保证协助过户，如果到时还不能过户，苏生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石宝刚现在以上不了商业保险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因该车辆是二手出租车，以往运营过程中发生过几起小事故，赔偿额只有几千元，这是正常的，并未发生重大事故有意隐瞒，石宝刚上不了商业险的原因是不肯多交保险费，不是保险公司不给承保。石宝刚现在要求苏生赔偿经济损失36170元，没有任何依据，法院应依法驳回石宝刚的诉讼请求。王龙一审辩称，石宝刚对相关法律适用存在重大错误认知，本案相关买卖合同有效，出租车标的物的所有权已经转移，本案不存在法定撤销理由，应依法驳回石宝刚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首先，苏生的行为取得了王龙的合法授权，属于有权处分，本案不存在石宝刚所说的代理权瑕疵、事后追认等方面的事实，石宝刚所诉与事实严重不符；其次，本案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物权已发生转移；再次，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明显违背合同法定解除的立法本意和具体法律适用情形。本案涉及的出租车转让事宜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出租车本身物权变动法律关系，如前所述，所有权已转移；二是所谓的营运手续办理，该法律关系属于行政营运许可变更的行政法律关系，案涉出租车经营权系从第三方取得，王龙有相关公证等法律文书，当时的转让营运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得到了公证机关的确认，营运许可的办理也经过了梅河口市管理部门的批准。可见，不能转让、禁止转让的事由并不存在。因此，行政手续的变更系出于管理需求，不涉及公共利益，其办理结果同合同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石宝刚将两者混为一谈，视为一体，并进一步混淆法律关系，存在对法律的误解，不能作为石宝刚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不能办理保险的事实不存在，不会发生。对于交强险，保险公司有强制缔约义务，商业险乐于承保的机构众多，石宝刚此事实的陈述存在伪造证据、编造诉讼理由和案件事实的重大嫌疑，建议人民法院适当予以训诫。王龙认为，石宝刚的原因在于本年出租车行业遭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其本人不想承受相关营运停运损失，试图找理由将损失推脱由他人承担，对于石宝刚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其诉讼意图、恶意诉讼的责任，打击其乱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石宝刚与苏生于2019年12月9日签订《出租车买卖协议》，苏生将王龙名下的吉E3TX**号出租车连同营运证以19万元的价格出卖给石宝刚，石宝刚当日交付给苏生18.5万元，另有5000元车款约定待车辆能够过户时一次性付清。协议签订后，苏生将该出租车连同营运的相关手续均交付给石宝刚，石宝刚接收车辆后，于2019年12月30日在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梅河口支公司为吉E3TX**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9年12月31日零时起至2020年12月30日24时止，支出保费2190元。石宝刚还交付给苏生计价器押金500元。另查明，该出租车的实际所有权人是王龙，出租车经营权证上的权利人是王龙，运营许可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庭审中王龙表示其已授权苏生出售该车辆，其已收到卖车款18.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石宝刚与苏生签订的《出租车买卖协议》，协议中含有出租车营运证转卖的内容，而经营权转让涉及行政许可问题，石宝刚若想从事该行业，应当取得出租车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和出租车从业资格证，但双方明知未取得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仍私下转让出租车经营权，双方的行为违反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七条“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因故不能继续经营的，授予车辆经营权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可优先收回。在车辆经营权有效期限内，需要变更车辆经营权经营主体的，应当到原许可机关办理变更许可手续。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车辆经营权变更许可手续时，应当按照第八条的规定，审查新的车辆经营权经营主体的条件，提示车辆经营权期限等相关风险，并重新签订经营协议，经营期限为该车辆经营权的剩余期限。”和第十八条“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在车辆经营权期限内，不得擅自暂停或者终止经营。需要变更许可事项或者暂停、终止经营的，应当提前30日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终止经营的，应当将相关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道路运输证》等交回原许可机关”的规定，故石宝刚与苏生签订的《出租车买卖协议》因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双方明知现阶段不能过户，双方仍签订买卖协议，双方的过错程度相当，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石宝刚要求苏生、王龙赔偿其精神损失费1.8万元、车辆运营损失1.4万元，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对于石宝刚要求苏生、王龙补偿车辆维修费1480元，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对于石宝刚要求苏生、王龙返还计价器押金500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对于石宝刚要求苏生、王龙返还交强险保费2190元，因该车石宝刚接手后已运营一段时间，且车辆现仍在石宝刚手中，双方对车辆买卖无效均有过错，该费用可酌定返还一半。因王龙是该出租车的实际所有权人，其承认收到了卖车款，因此，应由王龙承担返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遂判决：一、石宝刚与苏生签订的《出租车买卖协议》无效；二、石宝刚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王龙吉E3TX**号出租车及营运证等相关手续；王龙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石宝刚购车款18.5万元、计价器押金500元、交强险保费1095元，合计186595元；三、驳回石宝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石宝刚、王龙各负担2000元，王龙应负担的部分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给石宝刚。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二审认定如下事实：王龙系吉E3TX**号出租车所有权人，苏生系王龙雇佣的出租车司机，该出租车运营许可期限至2021年12月31日。王龙委托苏生办理案涉出租车出售事宜，2019年12月9日，苏生与石宝刚签订《出租车买卖协议》，协议约定：苏生将梅河口市出租车连同营运证卖给石宝刚，出租车牌号为吉E3T1**号，交易价19万元，石宝刚一次性付款18.5万元，余款5000元待过户时付清。油补归石宝刚所有。该车未过户期间，石宝刚须为该车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承运人险，如出现一切后果与苏生无关。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协议签订后，石宝刚向苏生支付18.5万元并交纳计价器押金500元，苏生将案涉出租车及相关营运手续均交付给石宝刚。2019年12月30日，石宝刚在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梅河口支公司为案涉出租车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9年12月31日零时起至2020年12月30日24时止，支出保费2190元。石宝刚没有为案涉出租车投保商业险。王龙对苏生出售案涉出租车的行为进行了追认并于2019年12月18日为苏生出具了书面授权委托书。王龙自认其已收到车款18.5万元及计价器押金500元。现案涉出租车仍在石宝刚手中。另查明，2013年8月27日，王龙与案外人康国忠签订《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协议》，康国忠将梅字第0626号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给王龙，并在梅河口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经王龙申请，2018年12月20日，梅河口市运输管理所为王龙下发《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准许王龙在梅河口市区域内进行巡游出租汽车客运（车辆数量为1台）。本院认为，一、关于《出租车买卖协议》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变更出租车经营权经营主体，需要到原许可机关办理变更许可，经许可机关审查后重新签订经营协议即可。双方签订的《出租车买卖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出租车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系交通运输部于2016年8月26日制定的部门规章，属于管理性规定，该规定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一审法院依据该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二、关于《出租车买卖协议》应否解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出租车买卖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应恪守承诺。王龙履行了交付出租车及相关营运手续义务，石宝刚履行了支付车款义务，《出租车买卖协议》既不存在约定解除情形，亦不存在法定解除情形。现石宝刚占有、使用案涉出租车已超过10个月，案涉出租车已不能回到双方交易时的状态，根据出租车交易特点，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石宝刚主张解除《出租车买卖协议》，本院不予支持。石宝刚提出协议签订时不知道案涉出租车所有人为王龙，苏生存在欺诈行为，案涉协议应予解除。双方交易的标的物为出租车，王龙对交易行为进行了确认。苏生是否及时向石宝刚进行披露并不影响案涉协议的履行。石宝刚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石宝刚提出案涉出租车无法投保商业险，合同应予解除。案涉出租车能否投保商业险不是《出租车买卖协议》解除的约定要件，石宝刚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出租车不能投保商业险。石宝刚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石宝刚主张的相关费用应否保护问题。《出租车买卖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在该协议没有依法解除的情形下，石宝刚主张返还车辆款18.5万元、计价器押金5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石宝刚主张的车辆维修保养费用1480元、交强险2190元，是石宝刚使用案涉出租车所产生的费用，与王龙、苏生无关，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王龙、苏生不存在违约行为，石宝刚主张的出租车营运损失1.4万元、精神损失费1.8万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龙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2020）吉0581民初2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石宝刚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00元，合计8000元，由石宝刚负担。（王龙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石宝刚支付给王龙）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兴彦审判员 修 勇审判员 王立武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