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终5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杨利华，女，195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年，四川新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四川新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刘坤华，男，1972年9月13日出生，回族，住四川省金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宏，四川新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杨，四川新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江邦福，男，1961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贤利，男，195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洪雅县鑫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洪雅县洪川镇青衣路（西城家园）。 法定代表人：李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贤利，男，195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上诉人杨利华因与被上诉人刘坤华、原审第三人江邦福、洪雅县鑫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顺房产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4民初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利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彬,被上诉人刘坤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宏、雷杨，原审第三人江邦福、鑫顺房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贤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利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杨利华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坤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杨利华对案涉标的物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2006年11月30日，辜长明与鑫顺房产公司签订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成交价为221150元，签订合同当日，辜长明付清购房款，鑫顺房产公司为其出具收款收据；2008年5月11日，辜长明将案涉房屋转让给许明坦并到鑫顺房产公司办理更名手续，鑫顺房产公司与许明坦重新签订合同，并向其出具收据；2010年11月23日，许明坦又将案涉房屋转让给杨利华，并到鑫顺房产公司办理更名手续，由于是更名，合同签订时间即沿用了最初鑫顺房产公司与辜长明签订合同的时间和金额；杨利华从许明坦处购买案涉房屋时该楼盘已取得销售许可证，且没有房屋销售许可证与房屋买卖合同并无必然关联。2.杨利华与鑫顺房产公司签订的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且在刘坤华办理案涉房屋抵押登记和一审法院查封之前。3.鑫顺房产公司开发案涉楼盘均未办理备案，故杨利华不可能有相关机构的备案合同，原审法院要求杨利华提供案涉房屋的备案合同，明显不当。4.杨利华提供的证据证明，杨利华早于2011年11月6日即与案涉房屋的物业公司办理了房屋交接手续，并占有该房屋至今，法律并不以是否实际居住使用作为认定占有房屋的标准，物权的占有，强调的是“交付”，原审法院认定杨利华在案涉房屋查封前未占有使用该房屋系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案涉房屋是杨利华晚年生活的归属和保障，且本案情形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却错误适用该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利华的诉请有失公允。三、本案中，刘坤华是基于放贷获取高利为目的行为，而杨利华购买案涉房屋系养老所需，且该房屋是其唯一的住房，在本案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优先保护其生成权，以体现公平正义。庭审结束后，杨利华向本院申请撤回其要求确认案涉房屋归杨利华所有的上诉请求。 刘坤华辩称:1.杨利华在其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其原审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有重大出入，即便杨利华与鑫顺房产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也是合同之债，应该另行向鑫顺房产公司主张，其享有的合同之债不能对抗刘坤华的抵押权；2.杨利华并非案涉房屋的真实买受人，其主张的购房时间、金额均与合同载明的内容不一致，杨利华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排除执行的相关权益；3.鑫顺房产公司在本案中所处的地位特殊，其陈述和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其提供的证据与其陈述不吻合；4.刘坤华与江帮福、鑫顺房产公司的债权是经仲裁裁决确认的合法债权，刘坤华本人在成都经商多年有自己合法收入来源，并非职业放贷人，其债权也是合法债权；5.杨利华在购买案涉房屋过程中存在过错，未办理备案登记，应承担相应的风险，不能以牺牲刘坤华的利益来保护杨利华的利益。总之，杨利华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邦福和鑫顺房产公司述称：1.鑫顺房产公司因欠付辜长明的劳务费35万余元，鑫顺房产公司将案涉房屋抵偿给了辜长明，作价22万余元，双方签订了第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收据显示转账，实为抵债。辜长明又因欠付许明坦材料款无钱支付，即用该房屋抵偿其欠付许明坦的债务，辜知明与许明坦为此到鑫顺房产公司办理了购房手续，将购房人变更为许明坦，双方在鑫顺房产公司签订了第二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许明坦因系外地人，将该房屋出售给了杨利华，杨利华支付了购房款后同样办理了购房人变更手续，杨利华是该房屋的真实买受人。2.鑫顺房产公司支持杨利华的上诉请求。3.刘坤华债权确实存在，但杨利华的住房也确实是唯一住房。 杨利华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中止对位于四川省洪雅县××街××号××层××号住房（眉山中院（2014）眉执字第109-2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作价23.9万元）的执行；2.依法确认位于四川省洪雅县××街××号××层××号住房属于杨利华所有。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9月15日，成都仲裁委员会作出（2014）成仲案字第221号裁决书，查明：鑫顺房产公司将其名下位于洪雅县××镇××街××号××栋××层××平方米房产（洪雅房权证监证字第0××8号，权0007680）为江邦福借款本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向刘坤华提供抵押担保，并在洪雅县房管局办理了房屋他项权证登记。该裁决书第（三）项裁决内容为：如江邦福不能履行本裁决第（一）项付款义务，则刘坤华可以就依法拍卖、变卖鑫顺房产公司位于洪雅县××镇××街××号××栋××层××平方米房产（洪雅房权证监证字第0××8号，权0007680）所得的价款，在本裁决第（一）项付款义务范围之内优先受偿。 原审法院在执行刘坤华与江邦福、鑫顺房产公司借款合同纠纷和四川省蜀新建筑工程公司与鑫顺房产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两案中，查封了鑫顺房产公司36套房产，并对其中已具备处置条件的20套房产依法进行了公开拍卖，并在两次拍卖流拍后对其中19套房产按照两案申请执行人达成的协议分别抵偿债务（剩余的1套房产因有案外人提出异议而暂未处置）。2015年11月3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4）眉执字第109-2号、（2013）眉执字第50-6号执行裁定，将鑫顺房产公司位于洪雅县××镇××街××号，监证号为0010758下包括10楼4号在内的15套房产抵偿给刘坤华，并向洪雅县房管局发出了执行通知书。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和该规定第二十九条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杨利华主张其享有的案涉标的物即位于洪雅县××镇××街××楼××号房屋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必须符合上述规定。首先，杨利华应对案涉标的物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本案中，杨利华虽提供了与鑫顺房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据，拟证明杨利华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就签订了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协议。但从杨利华提供的证据来看，虽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人民法院查封之前，但由于鑫顺房产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杨利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与鑫顺房产公司留存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致，也未提供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我国相关机构所备案的合同一致，故不能证明杨利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其次，杨利华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06年11月30日，而该合同第二条明确载明案涉房屋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间为2009年6月10日。在未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前提下，鑫顺房产公司将不具备出售条件的房屋卖与杨利华或许明坦不符合常理。第三，杨利华应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已支付了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本案中，杨利华虽提供了收据证明其已支付完案涉标的物的全部价款，但从杨利华提供的证据来看，收据中虽载明了杨利华支付了案涉标的物的购房款，但该收据载明的收款方式系转帐，而杨利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转帐支付了案涉购房款。第四，杨利华虽陈述案涉标的物系向许明坦购买，许明坦支付了鑫顺房产公司全部房款。但杨利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杨利华向许明坦支付过购房款，以及许明坦向鑫顺房产公司支付过购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应由杨利华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五、杨利华是否已在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杨利华虽提供了楼宇交接书、物业管理费收据、闭路电视户头费收据、雅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雨物业公司）住宅小区分户移交记录卡、消防安全管理公约、雅雨物业公司小区消防安全责任书、雅雨物业公司装饰装修管理协议等欲证明案涉标的物在查封前就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但从原审法院2016年1月7日执行笔录证明案涉标的物在查封之前并无人占有使用，故杨利华在人民法院对案涉标的物查封之前未合法占有使用案涉标的物。第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关于“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刘坤华对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并已办理了抵押登记，其抵押优先受偿权已为生效的仲裁裁决所确认，且人民法院已依据仲裁裁决确认的事实对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抵押资产依法进行了处置，并在流拍后根据申请人刘坤华的申请裁定以物抵债。 综上，杨利华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利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885元，由杨利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杨利华向本院举示如下三组新证据： 第一组证据：1.杨利华丈夫简江林与舒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雅支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洪雅支行营业部）三份存取款凭证；3.舒某向许明坦转账的交易明细；4.舒某于2010年11月23日出具的277000元购房款的收条；5.舒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1.因许明坦欠舒某材料款，委托舒某代为销售案涉房屋,2010年11月16日，舒某代许明坦与杨利华丈夫简江林就案涉房屋签订买卖合同，双方约定案涉房屋成交价为277000元；2.杨利华、简江林与舒某于2010年11月23日到鑫顺房产公司办理更名手续后，向舒某支付了277000元，同日，舒某出具了277000元的购房款收条；3.舒某在收到杨利华支付的购房款后，扣除许明坦所欠舒某的款项，即将剩余款项158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许明坦等相关事实，进而证明其购房的真实性。 二审庭审过程中，由杨利华申请，经本院审查同意，案外人舒某作为证人出庭。舒某陈述：因许明坦欠付其材料款，故将案涉房屋交由其代为出售并收款，并证实，2010年11月23日，舒某从杨利华和简江林处收到的购房款中扣除许明坦的欠款后，将余款158000元全额转账支付给了许明坦，于当日在鑫顺房产公司处办理了案涉房屋买受人的更名手续，将案涉房屋的买受人由许明坦变更为杨利华，杨利华与鑫顺房产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 第二组证据：《前期物业管理协议》。拟证明：案涉房屋已于2011年11月6日交付杨利华合法占有。 第三组证据：洪雅县城市房地产开发中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作出的《关于城市房地产开发中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的处置方案》文件一份，拟证明不能办理产权登记系鑫顺房产公司的原因，杨利华并无过错。 刘坤华质证意见：对杨利华提交的以上三组证据，总的质证意见是认为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具体而言，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在简江林与舒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的双方均非合同买卖的当事人，也未见许明坦相应授权；农行洪雅支行营业部打印的取款凭条，不是转账凭证，不能证明杨利华及其丈夫简江林向舒某支付款项；另一份涉及舒某的银行转账存款凭条不能证明该款系杨利华及其丈夫支付；另就舒某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其向许明坦转款158000元的凭据，因舒某与许明坦之间有业务关系，二人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因此二者之间的银行转账不能够达到杨利华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前期物业管理协议》的乙方是由许明坦改成杨利华的，且合同的正文部分物业管理服务费的收费标准全是空白，故我方有理由相信该《前期物业管理协议》是上诉人为了诉讼的需要与他人串通而形成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认可，认为杨利华不是真实的购房人，其无权提出异议。 江邦福、鑫顺房产公司质证意见：对杨利华提交的二审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杨利华二审提交的以上证据因能与鑫顺房产公司及证人舒某的证词相印证，且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在刘坤华无任何否定杨利华提交的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情况下，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原审第三人江邦福、鑫顺房产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鑫顺房产公司先后与辜长明、许明坦、杨利华签订的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2.鑫顺房产公司出具的4份收据和1份支（借）款凭证。拟证明：鑫顺房产公司将案涉房屋用于抵偿其欠付辜长明的工程款，辜长明将该房屋用于抵偿其欠付许明坦的债务，许明坦最终将该房屋出售给杨利华，杨利华系案涉房屋的真实购房人等相关事实。 杨利华质证意见：对鑫顺房产公司二审中提交的以上证据均表示认可。 刘坤华质证意见：对鑫顺房产公司二审提供的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核实，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鑫顺房产公司提供的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据从形式上审查是完备的，且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在对方当事人无证据证明该部分证据虚假的情况下，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应当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应结合本案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杨利华为洪雅县的退休职工，现无证据证明其在当地有除案涉房屋之外的其他住房。 案涉住房为鑫顺房产公司开发建设。鑫顺房产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显示，鑫顺房产公司与辜长明于2006年11月30日签订了第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价221150元。与此同时，鑫顺房产公司向辜长明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其支付的房款221150元，付款方式为“转账”。鑫顺房产公司主张，因鑫顺房产公司欠付辜长明工程款未付，将该房屋抵偿给辜长明，用于支付其欠付的工程款。辜长明又因欠付许明坦债务，遂于2008年5月11日将案涉房屋抵偿给许明坦，并到鑫顺房产公司办理房屋购买人更名手续。鑫顺房产公司应辜、许二人的要求将案涉房屋的购房人更名为许明坦，并与许明坦重新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因为该房屋为购买人更名，故购房时间、金额即沿用之前与辜长明所签合同的时间。鑫顺房产公司称因公司资金困难，鑫顺房产公司将已出售的部分房屋用于对外融资抵押，造成购房人至今未能办理产权登记。 杨利华主张，许明坦为外省人，因欠洪雅县当地经销商舒某的材料款，便委托舒某将案涉房屋转让，以抵偿其欠舒某和材料款。2010年11月16日，舒某代许明坦与杨利华的丈夫简江林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许明坦将案涉房屋以277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杨利华，首款于2010年11月17日支付2万元定金，此房屋所有权证交产权监理处受理同时（或办理更名、产权公证的同时），杨利华一次性支付余款257000元，付款以银行转账为依据。2010年11月23日，杨利华向鑫顺房产公司交纳2000元更名费，鑫顺房产公司给杨利华出具收据一张，鑫顺房产公司以同样方式为杨利华办理了更名手续。当日，杨利华和简江林分别提取存款57000元和20万元，通过存入农行洪雅支行营业部的过渡账户，由该行营业部将257000元购房款转账支付给舒某。以上付款事实得到了农行洪雅支行营业部工作人员的证实。舒某收讫杨利华支付的购房款后，向杨利华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今收到杨利华付三万英尺Ｃ型拾层肆号房款257000元（贰拾伍万柒仟元整）。（银行转款）。（全款277000元，2010.11.16号付定金20000元整）”。舒某将许明坦欠付的材料款扣减后，于当日将多余的158000元转账支付给许明坦。 2017年9月25日，洪雅县国土资源局公布的《洪雅县城市房地产开发中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文件中载明：“2000年以来，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城市规划区内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因用地及建设管理不规范，开发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加之受整体经济下行的影响，造成广大购房户善意取得的不动产权利得不到保障。近年来，广大购房户要求办理不动产产权证的要求和呼声越来越高，由此引发的上访、信访不断，政府和部门承受了巨大压力。经清查核实，我县有鑫顺房产公司、远兴公司、第元公司等1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约26个开发项目存在土地抵押查封、房屋抵押查封、工程项目未竣工验收、未完税、建设项目超面积用地、超容积率等问题，严重影响不动产权的依法登记”。 二审还查明，案涉房屋所在楼盘于2009年6月10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0年2月4日该项目竣工验收。江邦福为鑫顺房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成都仲裁委（2014）成仲案字第221号裁决书载明：刘坤华与江邦福、鑫顺房产公司于2013年10月9日签订《借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保证合同》，约定：江邦福向刘坤华借款15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3年10月9日起至2014年1月9日止，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鑫顺房产公司对江邦福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鑫顺房产公司将其名下位于洪雅县××镇××街××号××栋××层××平方米房产（洪雅房权证监证字第0××8号权0007680）为江邦福借款本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向刘坤华提供抵押担保。当日，双方在洪雅县房管局办理了《房他证》登记。2013年10月10日，刘坤华向江邦福转账支付借款1425万元，借款到期后，江邦福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鑫顺房产公司未履行担保义务。 本院认为，杨利华在二中申请撤回其要求确认案涉房屋为其所有的上诉请求，为其权利的自愿处分，本院予以准许，对该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不再予以审查。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即是：杨利华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是否能阻却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 现有证据证明，江邦福为鑫顺房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鑫顺房产公司用其开发的房屋为江邦福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其中涉及鑫顺房产公司之前对外销售的房屋，案涉房屋也在其中。刘坤华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抵押权设立于2013年10月9日。从鑫顺房产公司及杨利华提供的证据显示，杨利华购买案涉房屋的时间为2010年11月23日，在刘坤华抵押权设立之前。虽然刘坤华否认杨利华为案涉房屋的真实购房人，但其未提供否认对方主张的依据。从杨利华和鑫顺房产公司提供的证据看，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2006年11月30日鑫顺房产公司将案涉房屋用于抵偿辜长明的工程款，以及2008年5月11日辜长明又将该房屋抵偿给其债权人许明坦，许明坦委托其债权人舒某将该房屋转让给杨利华的相关事实。杨利华为证明其为真实的购房人，向本院提供了与鑫顺房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房合同》，以及鑫顺房产公司向其出具的收取购房人姓名更名费的收据，以及杨利华向舒某支付购房款的银行转账凭据，均能证实杨利华为案涉房屋的真实购房人。其购房款虽未直接支付鑫顺房产公司，但鑫顺房产公司通过更名的方式确认杨利华的购房人身份，并与之签订了书面合同。虽然该合同的签订时间与杨利华支付价款的时间不一致，因鑫顺房产公司沿用辜长明以房抵债的时间有其合理性，本院予以确认。以上事实表明，鑫顺房产公司对杨利华以向其债权人结清债务的方式支付购房款的行为予以认可，双方签订的案涉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其购房行为发生在案涉房屋的抵押权设立前。再从洪雅县国资源局的文件可证实，由于鑫顺房产公司的原因案涉房屋所在楼盘的大部分房屋产权备案及登记至今未完成，且造成包括杨利华在内的购房户长期上访。该事实表明，杨利华在购房后一直向房屋开发商积极主张权利，以期实现其权利。因此杨利华在案涉房屋的登记问题上并无明显过错。加之，现有证据表明杨利华在洪雅县境内仅有该一套房屋，其购买此房屋为满足其退休生活，为其养老房。由于鑫顺房产公司将已销售给杨利华的案涉房屋用于融资抵押的不诚信行为，造成该房屋目前尚未完成产权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杨利华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已与开发商签订了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书面合同，且杨利华购买该房屋系用于养老居住，其名下无其他住房，并已支付全部购房款，故对案涉房屋依法享有物权期待权，杨利华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权益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对刘坤华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的规定，杨利华诉请中止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眉执字第109-2号执行裁定中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实际上即是不得将案涉房屋作为鑫顺房产公司的财产予以执行，其该部分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其该部分诉讼欠妥。杨利华关于中止执行案涉房屋的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杨利华的上诉理由成立，其要求中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够准确，判决驳回杨利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欠妥，依法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4民初47号民事判决； 二、不得将位于四川省洪雅县××街××号××层××号××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予以执行； 三、驳回杨利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885元，均由洪雅县鑫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红亚 审 判 员 段 玲 审 判 员 邓长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彭晓瑞 书 记 员 王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