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1502民初6453号原告：郑华，女，193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原告：郑芹，女，1949年5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原告：郑红，女，1955年7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燕，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聊城市光华房屋拆迁服务中心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前许街**。法定代表人：陈勇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刚，男，1966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珂，男，198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工人，，住聊城市东昌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楚红霞，山东鸣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聊城市润源古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老城里古楼北原区委大院内法定代表人：许立军总经理。原告郑华、郑芹、郑红与被告聊城市光华房屋拆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光华拆迁中心）、郑刚、聊城市润源古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润源置业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华、郑芹、郑红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燕，被告光华拆迁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被告郑刚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珂、楚红霞，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润源置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光华拆迁中心、润源置业公司与被告郑刚签署的古棚街44号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光华拆迁中心、润源置业公司与三原告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理由：三原告的父亲郑重、母亲何玉田生前在古棚街44号有老宅一处，1992年9月三原告母亲何玉田去世，三原告及父亲郑重继承母亲留下的遗产。2004年该老宅被三原告父亲翻建，2010年老宅被列入拆迁范围，2010年10月被告郑刚利用与三原告父亲共同居住的有利条件，强迫已满96岁且患有老年痴呆的三原告父亲，进行遗嘱公证，在此之下，被告郑刚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光华拆迁中心、润源置业公司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获取望湖小区4号楼2111室、2112室房产及拆迁补偿款312232.99元。三原告得知后多次找三被告协商未果，无奈三原告曾多次向法院提起诉讼，2020年3月27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20）鲁15民申152号《民事裁定书》确认遗嘱无效，原告系古棚街44号拆迁补偿利益，即望湖小区4号楼2111室、2112室房产及拆迁补偿款312232.99元的共有权人，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鉴于上述事实理由，三原告认为被告郑刚并非古棚街44号拆迁补偿利益权利人，其与光华拆迁中心、润源置业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应属无效，现三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贵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光华拆迁中心辩称：一、原告的起诉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合同的法定条件；二、原告诉求的中心是房屋拆迁权益之争，鉴于本案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如确定拆迁权益不归郑刚所有，原告应当另案要求郑刚返还财产，而不是提起确认之诉，且在原告和各继承人之间没有确定继承份额的情况下，答辩人也无法与其另行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郑刚辩称：一、本案不属民事诉讼范围，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案涉拆迁协议签署于2010年11月6日，拆迁依据的是《山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根据该条例规定拆迁人应属行政机关，虽然协议签署的拆迁人系润源置业公司，但是该公司应属拆迁人委托的拆迁实施机构。拆迁协议的性质为行政补偿协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并不是我国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故该协议所产生的纠纷应属行政诉讼纠纷，不属民事诉讼范围，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二、案涉拆迁协议应属有效，原告诉求案涉拆迁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鉴于案涉拆迁协议签署时，被拆迁的房屋的登记权利人系郑重，当时在此居住的也是我一家人及郑重，同时，原告当时也没有证据证实其系被拆迁房屋的共有权人。故，不论从权利登记还是现居住情况来看，郑重或者经郑重同意由我作为被拆迁人签署案涉拆迁协议都是合法的，而且该协议也系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故，案涉协议合法有效。其实，原告若认为郑重的行为侵犯了其权益，其可以通过其他的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现原告按照民事诉讼案由提起本案诉讼，诉求确认案涉拆迁协议无效，在民事诉讼领域评判一个民事合同系无效合同时，一般均依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但原告诉求理由并不符合该法条的规定。所以，原告诉求案涉拆迁协议无效无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现有生效裁判认定原告系本案拆迁补偿权益的共有权人，但我对此判决不服现处于抗诉中。同时，因拆迁协议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但拆迁协议一般约定由拆迁人取得被拆迁人的房产等财物，并对被拆迁人进行经济补偿或产权调换，因此，拆迁协议亦属于有偿合同，可以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买卖合同是物权变动的原因，所有权转移是物权变动之结果。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并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买卖合同的效力，但能否发生所有权转移的物权变动效果，则取决于出卖人嗣后能否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物权变动属于效力待定状态。本案中，即便按照原来的生效裁判认定郑重将案涉被拆迁房屋及拆迁补偿利益赠予给我属于无权处分，但对拆迁协议本身的效力并不产生影响，拆迁协议应属有效。综上，即便贵院认定本案系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因原告诉求案涉拆迁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请贵院驳回其第一项诉求。虽然现原告有法院的生效裁判认定其系拆迁补偿权益的共有权人，但为便于贵院在本案中了解相关事实的始末，在此，我对相关事实进行以下四点简单分述。首先，证号为古字第1398号所载的房屋与案涉被拆迁房屋并非同一处房产，1988年7月26日，爷爷郑重与奶奶何玉田二人对其夫妻共同财产古棚街44号房屋，以爷爷郑重的名义办理了城镇私房所有权证，证号为古字第1398号，建造结构为：前院两间北屋、后院两间北屋，中间两间坐西朝东的土坯房，总计六间，房产建筑面积总计为108.81平方米。1992年奶奶何玉田去世，爷爷郑重及父亲郑时、叔叔郑月、大姑母郑华、二姑母郑芹、三姑母郑红未对此房产中属于奶奶何玉田的遗产份额进行分割，1999年叔叔郑月去世，除爷爷郑重外，无其他继承人，前述房产的共有人为爷爷郑重、父亲郑时及三个姑母（即三原告）共同享有。所以，自1992年奶奶去世至2004年“翻建”前，“古字第1398号”房产证所载房屋中有三原告的遗产份额未析出，这是事实。其次，生效裁判以“被拆迁房屋中有原告未析出的属于奶奶何玉田的遗产份额”为由认定“被拆迁房屋属于共有财产而非爷爷郑重的个人财产”是完全错误的。因原“古字第1398号”房产证所载的房屋坍塌，无法住人，2004年进行了“翻建”，建造结构为北屋六间，东西屋各一间，总计八间，房产建筑面积总计为196.6平方米，当时原有坍塌房屋的残垣断壁已无法继续使用，作为建筑垃圾已被全部清理。故，虽称“翻建”，实际应为“新建”，对于2004年翻建房屋时未使用原有建筑材料应属“新建”一事，原来庭审开庭时，我申请出庭的工头许士宪和购买建筑材料、施工的参与人员程秀峰均给予了证实，但二审判决未对许士宪、程秀峰的证言效力给予任何评价。所以，2004年新建的案涉被拆迁房屋与“古字第××号”所载房屋无论是结构还是面积均完全不同，虽然占有的系原来的土地且未办理房产证，但其与“古字第1398号”房屋并非同一处房产，该2004年新建的房屋（即被拆迁房屋）中并没有奶奶何玉田的遗产份额，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及再审判决均以“被拆迁房屋占有的系原来的土地且未重新办理房产证”为由，认定“被拆迁房屋系爷爷郑重及原告等人作为奶奶何玉田法定继承人的共有财产”是完全错误的。再次，生效裁判以“案涉被拆迁房屋为共有财产，爷爷郑重通过公证遗嘱将整个房屋赠予给我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为由，认定公证遗嘱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案涉被拆迁房屋其实系爷爷郑重的个人财产，其通过手写条、公证遗嘱、让我签署拆迁协议及自书的日记、给法官写的信件等多种方式表达了我非常孝顺，将被拆迁房屋赠予给我的意思。即使被拆迁房屋系爷爷郑重与原告等人的共有财产，爷爷将该房屋赠与给我的行为，并不属于《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生效裁判以此规定认定“爷爷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将被拆迁房屋遗赠给我”属于无权处分，从而进一步认定公证遗嘱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51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之规定，“无权处分”适用前提系“无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即便案涉被拆迁房屋属于共有财产，其中绝大部分份额也系爷爷个人所有，爷爷处分其他继承人份额的部分可以说是无权处分，但对于自己所属的份额应当属于有权处分。所以，即便案涉被拆迁房屋属于共有财产，爷爷通过公证遗嘱及其他方式将房屋及拆迁补偿权益赠予给我的行为也应属于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并非完全无效。其实，生效裁判一刀切的方式将爷爷赠予给我案涉房屋及拆迁补偿权益的行为认定为完全无效，不仅违背了爷爷郑重将案涉房屋赠予给我的自始至终的个人意愿，而且在我对爷爷尽了主要赡养扶助义务及案涉被拆迁房屋系我完全出资建造的情况下，否定我对整个房屋或者大部分房屋份额的受赠权，转由各法定继承人依法进行法定继承是不公平的，也是错误的。最后，虽然涉案公证遗嘱的标的“房屋”因政府的拆迁行为不存在了，但因政府的拆迁行为并非爷爷郑重的个人行为，而且房屋被拆除并非完全“灭失”，而是有替代价值“拆迁补偿权益”存在。再结合爷爷郑重让我签署产权调换协议的行为和意愿，遗嘱标的应从“房屋”转化为了“拆迁补偿权益”，这样不仅尊重了遗赠人爷爷的真实意思，而且维护了我作为受赠人的合法权益。故，生效裁判以“因遗嘱标的物房屋在遗赠开始前被征收拆除灭失导致遗嘱无法履行为由，认定遗嘱视为被撤销”不仅错误，而且与前述的遗嘱无效的理由相互矛盾。爷爷所作的公证遗嘱和让我签署产权调换协议的行为均具有将拆迁补偿权益赠予给我的意思，只是我基于受赠开始享有拆迁补偿权益的时间不同而已，但无论从哪一角度讲，爷爷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在其生前已将案涉被拆迁房屋及拆迁补偿权益赠予给我。除此之外，通过爷爷2010年10月15日的日记及写给孙法官信件内容（原一审宗卷编码为28/29页），均可显示爷爷郑重的上述心愿一直未变过。所以，案涉房屋或拆迁补偿权益并不属于遗产。即便退一步讲案涉被拆迁房屋属于共有财产，那么，爷爷自己所持有的份额应当视为已赠予给我，不能作为遗产处理。故，生效裁判认定“三原告系案涉房整个房屋或拆迁补偿权益的共有权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生效裁判虽然已认定三原告系案涉被拆迁房屋补偿权益的共有权人，但是存在多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地方，即便案涉被拆迁房屋属于共有财产，爷爷在被拆迁房屋中的份额已经赠予给我，爷爷享有的房产或拆迁补偿权益的份额也不属于遗产，生效裁判将整个房屋及拆迁补偿权益作为遗产处理是错误的。同时，该认定发生于拆迁协议签署及拆迁权益补偿完毕之后，三原告应当通过其他方式诉求解决其权益，而非通过确认拆迁协议无效的方式。生效裁判虽然确认三原告系案涉被拆迁房屋补偿权益的共有权人，但三原告并非占有100%的份额，三原告所享有的具体份额并未给予明确认定，故，其诉求拆迁人与其三人重新签订拆迁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其该项诉求。原告诉称我强迫爷爷郑重进行公证遗嘱纯属捏造事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在此，我保留对三原告污蔑我人格的诉讼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1月6日，聊城市润源古城保护与改造有限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光华拆迁中心作为委托代理人（乙方），郑刚作为被拆迁人（丙方），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甲方因建设需要，需拆迁丙方房屋，委托乙方持聊拆许字（2010）第09号《拆迁许可证》，根据《山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规、政策有关规定，经协商就丙方房屋拆迁产权调换签订协议如下：丙方产权人姓名郑刚，，住址古棚街**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196.6平方米，补偿687413.23元，附属物面积9.15平方米，补偿1801.7元，附属设施补偿34915.66元，树木移植费600元，搬迁补助费1572.8元，临时安置补助费按过渡期20个月计19660元，经营性补助费7864.2元，总计补偿款753827.59元。丙方自愿选择望湖（二区）4号楼2111、2112号房，建筑面积92.85平方米、92.85平方米，总价款为441594.6元。丙方在规定时间交验合格空房时，甲方一次性将产权调换差价款付给丙方，共计312232.99元。三方在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后郑刚置换了本市东昌府区昌润南路望湖小区4号楼2111室、2112室房产，领取了312232.99元拆迁补偿款。2014年9月23日，郑华、郑芹、郑红将郑刚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2014）聊东民初字第1446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提起的另案诉讼与本案系重复起诉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31日裁定撤销（2014）聊东民初字第144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2018）鲁1502民初2144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查明：郑华、郑芹、郑红系郑刚的姑母，郑刚系郑华、郑芹、郑红之兄郑时之子。被继承人和玉田、郑重系郑华、郑芹、郑红的父母，生前育有两男三女，即长女郑华、次女郑芹、三女郑红、长子郑时、次子郑月，次子郑月生前未婚无子女，于1999年因意外死亡。被继承人何玉田于1992年正月初十去世，被继承人郑重于2012年农历三月初四去世。被告郑刚之父郑时于2014年农历八月十一日去世。被继承人何玉田、郑重生前在本市东昌府区古棚街44号有院落一处，登记面积108.81平方米，何玉田去世后涉案房产未分割，2004年前由被继承人郑重居住。涉案房产于2004年翻建，原告主张系被继承人郑重出资翻建，被告主张系自己出资翻建，并提交了被继承人郑重生前的遗嘱公证书。涉案房产至2012年拆迁时，登记在被继承人郑重名下。2010年10月19日，被继承人郑重立有遗嘱，遗嘱载明：“立遗嘱人：郑重，男，1914年5月20日出生，住，住址：山东省聊城市古棚街**份证编号：3725011405200311.我叫郑重，现年九十六岁，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为避免产生家庭矛盾，特对我的财产做如下处分：一、位于山东省聊城市古棚街**的房产**是二00四年重建的，是我个人的财产，我的老伴郑何氏于1992年去世，我至今单身一人，没有再婚。二、我有四个子女，年龄都很大了，现在我与孙子郑刚生活在一起，由他照顾我的衣食住行。三、我虽然有子女，但郑刚是长孙，平时一直很照顾我，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而且这套房子是郑刚出资翻建的，所以在我去世后，我要把这套房子留给郑刚所有。由郑刚在我生前负责我的衣食住行，在我去世后负责我的丧事。四、本遗嘱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我自愿订立的。五、本遗嘱一式两份，我执一份，公证处存档一份。立遗嘱人郑重二0一0年十月十九日”。2010年10月25日，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出具了（2010）聊鲁西证民字第1866号遗嘱公证书。原告为证明遗嘱公证书无效，提交了被继承人郑重于2009年9月19日的住院病历，病历显示郑重患有脑梗死、血管性痴呆。入院时，郑重表现为：躁动、意识模糊，烦躁不安、自言自语，大喊大叫。出院情况：患者病情稳定，神志清楚，言语流利，问答切题，血压平稳，食及睡眠可，改善心脑供血等药物治疗，医嘱为：避免劳累及精神刺激；加强锻炼，继续服药，门诊随诊。原告指出公证书存在多出违反公证法和公证细则之处：1、郑重患有股骨头坏死，不能亲自申办公证，公证书无郑重的书面申请或口头申请；2、多处签名非郑重本人所签，与郑重本人多年的读书看报书写习惯不符；3、申请表由他人代书违背公证细则的规定；5、办理公证时未出示房产证，却出具第三方产权证明；6、记载的郑重的身份证号码有误，郑重本人的身份证号码是，不是3725011405200311；5、公证细则规定对年迈的老人作遗嘱公证应当制作录音录像，而该公证书没有；6、公证书与事实不符，郑重有五个子女，且郑重自幼丧母，由养母抚养。原告主张即使公证书有效，该遗嘱亦属于遗赠遗嘱，按照继承法的规定，遗赠继承需要继承人在知道遗赠的情况下两个月内明确表示继承，公证遗嘱不能作为遗赠受益人领取财产的凭证。（2018）鲁1502民初214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三原告系被继承人郑重、何玉田的法定继承人。被继承人郑重、何玉田位于古棚街的房产系被继承人的合法财产，何玉田于1992年去世后，原告与被继承人郑重即可继承何玉田的遗产，基于郑重生活需要，原告未主张继承分割遗产，并非原告放弃继承。关于涉案房产于2004年翻建，虽然被告提交的遗嘱公证书中，郑重称系被告郑刚出资翻建，郑重的这一陈述系孤证，无任何旁证作证，无法确认涉案房产系被告出资翻建，且被继承人郑重在遗嘱第一条中明确表明“位于山东省聊城市古棚街44号的房产一套是二00四年重建的，是我个人的财产。”古棚街44号的房产应认定为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关于（2010）聊鲁西证民字第1866号遗嘱公证书的效力问题。该遗嘱实质是附条件的遗赠，即被告郑刚负责郑重在世期间的衣食住行和丧事料理。按照遗嘱，待郑重去世后，房产才能归郑刚所有。郑刚与拆迁管理部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郑刚并未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无权以自己的名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涉案房产虽于2004年翻建，但是原告应分得的遗产并未析出，虽因翻建，原遗产发生形态改变，但不影响翻建后仍有原告应得遗产的事实。被继承人郑重在立遗嘱时，无权处分原告应得的财产；被继承人郑重2009年9月因患有脑梗死、血管性痴呆，至2010年10月立遗嘱时已经96岁，行为能力受限，《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无效。”故基于被继承人郑重无权处分共有财产及其行为能力受限的事实，郑重所立遗嘱应归于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9条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者所有权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者部分被撤销。”即使被继承人郑重所立遗嘱有效，在继承开始之前涉案房屋被拆迁并置换而灭失，郑重所立遗嘱亦应视为被撤销。置换的房屋形态变化，未改变其仍属于遗产的属性。原告是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被告作为被继承人之孙，其父亲在遗产分割前去世，郑刚等有权继承继承人郑时应得份额，故原告主张各自应得全部遗产三分之一份额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在遗产价值未确定的情况下，只能确定原告系合法继承人，系遗产被拆迁补偿权益的共有权人。判决如下：确认原告郑华、郑芹、郑红系古棚街44号房屋拆迁补偿权益的共有权人。郑刚对该民事判决书不服，上诉至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鲁15民终212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刚对（2019）鲁15民终2121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2020）鲁15民申15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郑刚的再审申请。另查明，聊城市润源古城保护与改造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润源置业公司。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提起的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二）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三）行政指导行为；（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五）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八）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本案被告光华拆迁中心委托被告润源置业公司依据《山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被告郑刚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虽然协议签署的拆迁人系润源置业公司，但该公司应属光华拆迁中心委托的拆迁实施机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带有公权性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并不是我国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不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故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郑华、郑芹、郑红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席守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陈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