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39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艳丽，女，198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九台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晓宇，男，198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北京尚公（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旭卓，女，1987年1月3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爱军，吉林开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艳丽、刘晓宇因与被上诉人唐旭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吉0194民初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艳丽、刘晓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吉0194民初2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高艳丽、刘晓宇承担欠款应为52000元或发回重新审理；2.一、二审诉讼费由唐旭卓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唐旭卓的民事起诉状主张的欠付房款50万元仅是高艳丽、刘晓宇欠款的事实之一，按照2018年9月9日的《还款协议书》，高艳丽、刘晓宇的欠款是由购买房屋的欠款50万元、购买迈腾车欠款7.2万元、还银行信用卡钱9万元、名流美容美发店入股款10万元等四项事实构成，而一审法院仅依据2019年10月24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的欠款基本事实为欠付房款50万元，而得出最终欠款系基本事实认定错误。2.2018年9月9日的《还款协议书》中“累计到2018年8月24日乙方在甲方处共计借款玖拾叁万元整”系计算错误。按照协议上的4个欠款事实，可以计算双方欠款应为76.2万元。再加之协议第2页已偿还40万元，实际上剩余欠款仅为36.2万元。而高艳丽后期的转款已经达到了约34万元，所以最终欠款并非《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载明的32万元。3.因2018年9月9日的《还款协议书》约定有利息，但不是固定的利息，所以高艳丽、刘晓宇给付的约34万元中有部分款项应为利息，但无法确定具体数额。如果按照唐旭卓主张的2018年9月9日的《还款协议书》标注的欠款53万元，最后剩余32万元计算，已经偿还了本金21万元；再用前述《还款协议书》的实际欠款36.2万元扣除21万元，剩余本金应为15.2万元。据以上，包括房款在内的总欠款金额因计算错误，致使后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事实和欠款金额错误；另即使按照欠付房款50万来计算，最终偿还完其他款项的剩余借款也并非32万元，所以一审法院应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判决。二、欠款事实中的投资款不应计算在总的欠付款项中。高艳丽、刘晓宇在一审中阐述“所欠付款项中有10万元为名流美容美发店投资款”不应在唐旭卓起诉时主张，因为该10万元并非借款。按照投资款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在任何时候，甲方无法经营或无能力向乙方发放红利。根据届时资产价值按照比例向乙方返还投资本金，本协议终止”，所以对该投资款项的主张，属于另案事宜，不应作为欠款主张。据此，上述的实际欠款款项的15.2万元，扣除投资款10万元，最终高艳丽、刘晓宇欠付款项应为5.2万元，此也是上诉请求主张的款项。3.即使按照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判决的32.5万元的本金中的“5000元”没有事实依据，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最终的欠款为32万，也不是32.5万元。4.本案高艳丽、刘晓宇欠付款项的债权人主体为唐旭卓和薄超，但薄超并未作为原告在本次诉讼中出现，一审法院也未询问其债权或婚姻存续该事宜，即认定唐旭卓有权主张全部债权，实属程序违法。基于上述，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新审理。唐旭卓辩称，原审判决程序合法，实体正确，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全部驳回高艳丽、刘晓宇的上诉请求。一、原审程序合法。唐旭卓与高艳丽之间的借贷关系，都是在双方各自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唐旭卓与薄超系夫妻，对于唐旭卓与薄超来说，本案借款系其夫妻共同债权，夫妻双方均有权要求高艳丽、刘晓宇清偿全部债务，且薄超对唐旭卓的起诉和权利主张早就知晓和认可，薄超的这种意思表示是其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无需通知借款人，故唐旭卓可以单独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二、原审实体正确。1.唐旭卓与高艳丽经自愿协商，于2019年10月24日在长春市南关区诉前人们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形成的长南诉调字2019-1150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唐旭卓与高艳丽对两人之间诸多借贷资金往来金额的最后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唐旭卓为达成该协议主动放弃5000元，才确认还剩320,000元欠款。但在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高艳丽、刘晓宇未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履行其约定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唐旭卓要求高艳丽、刘晓宇按照人民调解协议书实际确认的325,000元偿还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欠款，合情合理合法。2.唐旭卓并没有所谓投资10万元到名流美容美发店的意思表示，即使有过这样的意思表示，也并未实际履行，且唐旭卓也从未分享过该店的任何利益，也一直没有参与该店经营，甚至该店现状如何，唐旭卓根本不知道、也根本没必要知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全部驳回高艳丽、刘晓宇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唐旭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艳丽、刘晓宇偿还借款本金320,000元，借款期限内利息15,000，并支付逾期部分利息（以335,000元为基数，月利率0.5%，自2018年4月18日起计算值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高艳丽、刘晓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旭卓与高艳丽、刘晓宇系朋友关系，高艳丽、刘晓宇原系夫妻关系，于2019年9月份协议离婚。2017年10月18日高艳丽与唐旭卓签订借款协议，高艳丽向唐旭卓借款500,000元用于购置长春市二道区远达大街香水湾小区的一套房屋，高艳丽承诺用款时限至2018年4月18日，约定半年利息为15,000元，到期一次性支付借款本息共计515,000元，到期后如果不按期归还借款逾期部分加收0.5%利率。到期后，高艳丽没能按约定偿还借款。2019年4月4日，刘晓宇、高艳丽二人与唐旭卓和案外人薄超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双方再次确认了借款金额为375,000元，高艳丽、刘晓宇在还款协议书上签字、捺印。2019年10月24日，高艳丽与唐旭卓自愿协商，长春市南关区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编号为长南诉调字2019-1150号人民调解协议书：高艳丽共欠唐旭卓人民币320,000元于2019年11月24日前还清，高艳丽给付完毕后，双方此次纠纷一次性解决。唐旭卓为达成此协议而放弃了5000元。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高艳丽没有按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期限履行。唐旭卓诉来本院，要求高艳丽、刘晓宇偿还欠款325,000元。以上事实，有唐旭卓与高艳丽、刘晓宇双方的陈述及唐旭卓提供的借款协议书、还款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书、交易明细清单、委托代理合同、转账凭证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足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高艳丽与唐旭卓签订的借款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019年4月4日的还款协议书中刘晓宇、高艳丽二人在还款协议书中签字、捺印，二人应承担清偿责任，故对唐旭卓要求高艳丽、刘晓宇偿还借款325,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唐旭卓要求给付借款期限内利息15,000元，因双方在最后一次确认的还款协议中已经确定了欠款金额，故不予支持；对刘晓宇主张其中10万元系投资款的主张，因其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刘晓宇关于人民调解协议系离婚后出具而不予认可之主张，因该笔债务系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形成，故对其该主张亦不予支持；其主张已支付6000元利息因无证据证实，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一、高艳丽、刘晓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唐旭卓借款32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2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24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唐旭卓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25元，减半收取3162.5元，由高艳丽、刘晓宇负担3087.5元，由唐旭卓负担75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高艳丽、刘晓宇向本院提交高艳丽名下中国建设银行2018年9月22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银行转账共计19笔，金额为342,744元。微信转账4笔，合计为18,000元，两项共计360,744元，证明在2018年9月9日双方签署和解协议后，高艳丽、刘晓宇实际还款360,744元，最终高艳丽、刘晓宇尚欠5.2万元。唐旭卓质证认为，该份证据的转账时间起止时间与高艳丽、刘晓宇所称的2018年9月22日-2019年9月30日不符。2019年10月24日，唐旭卓与高艳丽在南关区诉前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形成了长南诉调字2019-1150号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的时间在2019年9月30日后，系双方诸多借款资金往来金额的最后的确认，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唐旭卓为达成该协议主动放弃5000元的赔偿，所以该协议书确认还剩32万元欠款，但在该协议书的履行期限内，高艳丽、刘晓宇并没有按协议书还款，所以唐旭卓原审要求按照325,000元主张还款，合情合理，对高艳丽、刘晓宇的这份证据，人民调解书已经进行了充分地确认，高艳丽、刘晓宇的这份证据所显示的转款记录不是对本案的还款，不能证明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高艳丽、刘晓宇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起始日实际为2018年11月20日，最后一次微信转账记录的时间为2019年9月30日，且高艳丽、刘晓宇在二审庭审中称，2019年10月24日，唐旭卓与高艳丽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后，高艳丽、刘晓宇没有还款行为，应认定其提交的转款记录为对调解书确认的欠款金额之前的还款，与本案唐旭卓在原审时主张的应还借款没有关联性。高艳丽、刘晓宇还提交了2019年3月20日的还款协议书原件，称3月21日协议书表明欠款43.5万元，扣除偿还的20万元，剩余23.5万元，在4月4日又签署了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欠款37.5万元，差额部分14万元没有依据。唐旭卓质证认为，2019年3月20日的还款协议是薄超签署的，唐旭卓对此不知情，而事实上，唐旭卓与高艳丽之间的资金往来，只有唐旭卓和高艳丽最清楚，所以在2019年4月4日的还款协议中，由唐旭卓亲自与高艳丽共同确认的欠款数额。本院经审查认为，2019年3月20日，薄超、刘晓宇签订的还款协议中载明，“乙方（刘晓宇）于2019年3月31日还款甲方（薄超）200,000元整……”显然，双方约定的是刘晓宇于2019年3月31日还款20万元，并非如高艳丽、刘晓宇在二审庭审中所称已经还了20万元，根据一审时唐旭卓所提交的其名下建设银行转账记录，2019年3月29日，高艳丽向其转款6万元，因此，唐旭卓与刘晓宇在2019年4月4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确认刘晓宇尚欠借款37.5万元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故高艳丽、刘晓宇所举两份还款协议所要证明的问题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唐旭卓向本院提交其与薄超的结婚证书，证明二人系夫妻关系，并且存续至今。高艳丽、刘晓宇对该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唐旭卓作为本案债权人起诉高艳丽、刘晓宇符合法律规定。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唐旭卓银行转账及其与高艳丽的微信记录显示，高艳丽分别于2019年6月3日、2019年6月4日、2019年7月17日向唐旭卓微信转账1万元、1万元和0.5万元，并于2019年8月31日向其银行账户转账3.3万元，附言中标注：“利息3000，欠款30,000”。本院认为，高艳丽因购置房屋向唐旭卓借款50万元，高艳丽于2017年10月18日为唐旭卓出具借条，约定了还款日期及利息，双方签名，后唐旭卓用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高艳丽的账户分四次转款共计50万元。2018年9月9日，经唐旭卓、薄超夫妻二人与高艳丽、刘晓宇夫妻二人共同确认，双方债务累计至2018年8月24日的金额为93万元，因高艳丽、刘晓宇已偿还40万元，尚欠金额为53万元，双方重新约定了还款日期及利息，形成了《还款协议书》，四人签名，唐旭卓、薄超和高艳丽捺印。高艳丽、刘晓宇上诉称该还款协议的金额计算有误，所列借款项目数额相加少于93万元，应以所列款项相加的数额为准，并提出，其中1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唐旭卓、薄超与高艳丽、刘晓宇经营美发店的投资款。唐旭卓称该协议没有将所欠款项列全，但是金额是准确的。该协议内容及借贷金额由双方确认后签名并捺印，应认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2018年7月24日高艳丽与唐旭卓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高艳丽对唐旭卓说：“我借你房款50万元，车7万，还荣旺天下的房子剩余贷款17万，兴业行用卡3万，民生信用卡5万，交行1万，店股份里10万，一共93万，现在还首付15万，贷款20万，剩余58万—转5万”，可以佐证该还款协议内容的真实性，且高艳丽自认将10万元列入借款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美发店实际经营，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签订该还款协议后，因高艳丽、刘晓宇有还款事实，在2019年3月20日，薄超与刘晓宇、高艳丽，2019年4月4日，唐旭卓、薄超与高艳丽、刘晓宇又重新签订《还款协议》并确认应还款数额为37.5万元。直至2019年10月24日，双方经长春市南关区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并制作调解协议书，结果为高艳丽应还款32万元。该调解协议书应认为是高艳丽真实意思表示，其对欠款金额予以认可，应对唐旭卓负还款责任。唐旭卓称其为促成调解，自愿放弃5000元借款，实际欠款金额为32.5万元，其称在2019年4月4日双方确认欠款37.5万元后，高艳丽、刘晓宇又还款5万元，但依据本院前述查明的事实，高艳丽、刘晓宇实际还款5.5万元，而非5万元。截至2019年10月24日签订调解协议时，高艳丽、刘晓宇欠款32万元，该调解协议所确认的欠款金额符合客观事实，高艳丽、刘晓宇应向唐旭卓偿还本金32万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高艳丽、刘晓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春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吉0194民初2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长春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吉0194民初2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高艳丽、刘晓宇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被上诉人唐旭卓借款32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24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被上诉人唐旭卓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325元，减半收取3162.5元，由高艳丽、刘晓宇负担2972.5元，由唐旭卓负担1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95元，由上诉人高艳丽、刘晓宇负担5312元，由被上诉人唐旭卓负担8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欣华审判员  姜晓健审判员  杨 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于斯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