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96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卜标，男，198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公民身份号码341************115。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翔，广东百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云风，男，1971年7月23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19。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韶，广东卓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家祺，广东卓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吕祐成，男，196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30。上诉人邓卜标、周云风因与原审第三人吕祐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民初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邓卜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邓卜标与周云风于2017年9月1日签订的《投资项目》于2019年12月19日解除；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周云风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卜标返还投资款120000元并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7年9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本案受理费由周云风承担。事实和理由：1.邓卜标与周云风的合伙关系解除时间应以邓卜标提出本案诉讼的时间为准，即网上立案时间2019年12月19日。一审法院认定合伙关系解除时间为最后一次开庭时即2020年6月17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实际上，自邓卜标提起本案诉讼后，邓卜标与周云风已无可能就店铺的日常经营进行任何沟通，若认定邓卜标起诉后至最后一次庭审时仍存在合伙关系显然不符合事实以及常理。本案因周云风多次举证以及现场调查导致审理时间较长，若邓卜标因周云风未能及时、充分举证而承受实际上的不利后果，有违公平原则。2.邓卜标不应承担疫情停工期间的损失。邓卜标承认发票反映的支出的真实性，但撇开合伙期间总体实际收入而认定该部分支出应由双方共同承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有违公平原则。周云风从未提交真实、充分的原始会计凭证，合伙期间实际总体收入、支出从未查清，周云风承认曾使用店铺员工陈杰的微信、支付宝账户进行收款却拒绝提交相应记录。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周云风称店铺经营是电脑统一记账，而现场调查时店铺已无电脑，最后一次庭审时周云风又称电脑坏了用手写记账。结合多次庭审中周云风主张自己手写的记录及电脑小票记录即为原始凭证，明显看出周云风一直隐瞒店铺的实际收入，违反如实陈述的诉讼义务。周云风主导店铺经营，一直隐瞒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记录等法定原始会计凭证，仅凭单方记账就一直告知邓卜标店铺处于亏损状态，长期不予分红，对待前任合伙人吕祐成也是如此。一个店铺经营五年均处于亏损状态却仍继续经营，显然与常理不符，而邓卜标也提出由其主导经营却被周云风拒绝，也反映周云风为霸占利润恶意隐瞒事实。另，本案因周云风多次举证及现场调查导致审理时间较长，若邓卜标因周云风未能及时、充分举证导致审理期间延长，恰逢疫情而需要邓卜标共担疫情期间亏损，显然有违公平原则。合伙关系中，各合伙人应共负盈亏。邓卜标一审时已提交调查申请，请求一审法院查清陈杰的微信、支付宝收支记录，但一审法院未予处理。一审法院撇开实际总盈亏以及周云风诉讼期间的过错，要求邓卜标承担亏损，等于鼓励此类行为，且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妥，应予以改判。3.邓卜标主张周云风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合法、合理、合情。涉案店铺是一家饮品店，前期投入仅需几万元购买设备，吕祐成是前任合伙人，投资了206000元，周云风从未出示过任何自己出资的记录，可据此推断周云风是零资金投入，属于“空手套白狼”。邓卜标接手时，投资本金仅余156000元，其中一家店铺转让后，投资本金仅剩余120000元（邓卜标对一审法院认定剩余投资款本金为120000元没有异议，故未对此提出上诉）。时隔五年，根据一审判决的认定，邓卜标接手后仅余10万余元，等于周云风不仅霸占了所有分红，还“获利”原始投资本金10万余元。双方的合作模式是邓卜标将出资交付给周云风，由周云风经营管理并给予邓卜标相应的合伙人权益，但邓卜标从未实际获得任何权益。双方虽约定由周云风实际经营管理，但邓卜标作为合伙人，有权对财务状况进行了解，但周云风从未提交过充分的原始凭证。因此，周云风对资金的占用实际上是无支付对价、无偿的，邓卜标已实际产生资金被无偿占用的损失，故邓卜标主张资金占用期间的法定利息合法、合情、合理。周云风针对邓卜标的上诉辩称，1.邓卜标要求以2019年12月19日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周云风无从知晓邓卜标在何时立案，即邓卜标提出的诉讼请求无法在立案时送达给周云风，一审开庭时双方就各自的诉讼主张展开辩论，因此一审法院以最后一次庭审时间作为解除合同的时间合理。2.合同尚未解除前，基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由双方各自承担亏损符合公平原则及法律规定，邓卜标要求周云风承担不可抗力期间所有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3.本案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用于风险性经营的款项，以此达到投资效益，周云风不可能对款项最终是否获得回报作出承诺，甚至存在全额亏损的可能，因此邓卜标要求周云风向其支付利息与涉案款项的性质不相符。另，邓卜标称周云风从未出示出资凭证，属于空手套白狼，但周云风在一审时已提交《投资项目》，各投资人已明确各自的投资金额，可见邓卜标的上述主张是其主观臆断。4.从周云风提交的证据可见，经营期间周云风基本上每天都将当日的实际收入及经营情况发送到合伙人微信群，邓卜标对店铺的经营情况是知情的，亦未提出异议，邓卜标称对店铺经营情况不清楚，并据此要求周云风退还全部投资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邓卜标的全部上诉请求。周云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周云风无需向邓卜标退还投资款；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邓卜标负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店铺总体存在亏损，邓卜标对店铺经营情况知情。周云风在一审已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店铺自2017年9月至2020年5月期间的收入、支出情况，且证据反映周云风将每日经营收入统计单拍照发至微信群向包括邓卜标在内的相关人员告知店铺每日收入情况。纠纷发生前，邓卜标从未通过微信、电话、书面或当面沟通等形式向周云风就店铺的经营情况提出过任何异议。由此可见，邓卜标对店铺的收入等经营情况完全是知情并同意的，在此情况下，邓卜标以周云风隐瞒经营情况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周云风向其全额退还120000元投资款，缺乏事实依据。2.邓卜标并未对店铺实际注资，即便退还投资款项也不可能是120000元。邓卜标从吕祐成手中受让合伙份额，双方签订的《投资项目》中虽明确邓卜标或吕祐成对店铺投资120000元，然而投资款项需要用于设备采购、店面装修等固定资产投入，并非作为店铺流动资金使用，且一审法院已认定在2017年9月1日前店铺已存在100000元巨额亏损，根本不可能再有可供店铺使用的流动资金。因此，邓卜标即便退伙并由周云风收购其合伙份额，在计算合伙份额价款时也应当考虑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对原始投资金额予以合理扣减再确定收购合伙份额的价款。一审法院直接按120000元原始投资金额作为计算基数确定退还的投资款缺乏依据。3.涉案店铺经营至今亏损早已超过各合伙人的投资金额，周云风无需再向邓卜标承担退还投资款的义务。首先，一审时周云风已向法院提供相关财务账簿，证明自2017年9月至2020年3月，店铺共亏损高达177515.93元，而周云风及邓卜标名义上对店铺的投资款合计也仅170000元，亏损已超出合伙投资金额。另，从吕祐成一审时提供的《证明》及邓卜标提供的《投资项目》等证据可见，2014年至2017年9月1日期间，店铺一直存在亏损，从常理判断也不可能在2017年9月后便一直营利而不存在亏损，即便周云风需要向邓卜标退还投资款，也应考虑2017年9月后的亏损情况，在扣除相关亏损后仅退还剩余部分。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仍认定按邓卜标的总投资额扣减2020年1月至3月期间的部分水电费、租金、电信费用后，由周云风向邓卜标退还剩余投资款缺乏事实、法律依据。4.涉案店铺属于小规模经营实体，不可能如正规企业一样具备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及高水平的财务人员，保留充分、完备的原始财务凭证。周云风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与财务账簿中的店铺每日收入情况一一对应，自2017年9月以来，店铺每月租金、电信费用的支出一直没有发生变化，邓卜标也完全知情。此外，对于工资支出，社会上与涉案店铺类似的饮品店大部分未与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工作人员购买社保，而对于每月工资支出情况，周云风已提供工资签收表予以证明，且从常理判断，涉案店铺必然需要聘请工作人员开展经营活动，由此可见涉案店铺的经营必然涉及工资、租金、水电费及电信费用等成本支出，一审法院在计算退还投资款金额时仅扣减2020年1月至3月期间的部分水电费、租金、电信费缺乏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并未考虑本案实际情况，一味苛求周云风提供完备证据以证明费用支出情况，在周云风竭尽所能提供相关凭证的情况下，仍以证据证明力不足、无法进行清算为由，要求周云风向邓卜标返还投资款，一审法院的处理有违商业活动运营规则、惯例，缺乏依据。邓卜标针对周云风的上诉辩称，请求驳回周云风的上诉请求，支持邓卜标的诉讼请求。时至今日周云风仍未向法院提供充分、合法的原始会计凭证，一审法院已多次要求周云风补充证据，并已对案件进行充分调查，周云风未对店铺全额亏损进行举证，可推断周云风存在隐瞒店铺实际经营情况、霸占利润、损害合伙人利益的行为。其他意见与邓卜标的上诉状意见一致。吕祐成未针对邓卜标、周云风的上诉请求作出陈述。邓卜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邓卜标、周云风签订的《投资项目》；2.周云风向邓卜标返还投资款156000元及赔偿占用利息（自2019年9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12月18日为15070.03元）；3.本案受理费由周云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方一致确认，2014年8月吕祐成与周云风合伙经营的合伙体为佛山市捌号风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东方店）、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慧宝冰淇淋店（以下简称大润发店）。东方店的类型为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为佛山市禅城区******的金山街组团外首层4号铺（经营场所须经审批机关审批），法定代表人为周云风，经营范围为“服务：餐饮企业管理；持有效审批证件从事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周云风与吕祐成合伙时，收到吕祐成206000元投资款，一致确认至2017年9月1日前亏损100000元，周云风与吕祐成各按亏损50000元计。邓卜标、周云风一致确认，大润发店刚开始时经营者是周云风，后来是吕健波，东方店经营者一直是周云风。邓卜标、周云风一致确认2020年2月东方店的铺租25000元、水费197.1元、电费204.5元、电信费107.5元。2017年9月1日，周云风为甲方与邓卜标为乙方签订一份《投资项目》，内容为：“甲乙双方投资8号风球东方店和大润发店共计人民币贰拾肆万贰仟元（￥242000元）。其中甲方东方投5万元（伍万元）；大润发叁万陆仟元；乙方东方投拾贰万元（￥120000元），大润发叁万陆仟元。投资股份按5:5计算。详细合作协议为准。特此为证，本证明一式两份。”周云风在甲方处签字、按指纹，邓卜标在乙方处签字、按指纹。该《投资项目》全文除邓卜标签名及指纹为邓卜标书写并按捺外，其余内容均为周云风书写、按捺。2019年10月，吕祐成先后出具给邓卜标两份《证明》，主要内容为：“本人吕祐成，曾于2014年8月30日与周云风合伙经营8号风球东方店、8号风球宏大广场大润发店，出资合计206000元。2017年9月1日，本人将上述合伙份额转让给邓卜标，三方就合伙份额转让一事达成一致，调整确认邓卜标出资额为156000元，邓卜标已向我支付完毕合伙份额转让款。另，上述合伙店铺主要由周云风负责经营，周云风一直表示亏损，本人与周云风合伙期间从未获得过任何分红。”“8号风球东方店”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2月26日20时56分，周云风说：“@邓卜标，关于大润发店转让事宜，我想从下月起免费过给佑哥（包括押金）。你的意见如何？”2018年12月26日21时25分，邓卜标说：“@周云风，你的意思从下月起，你我每人一半的股份就没有了，全部过给佑哥是吗？”2018年12月26日23时33分，周云风说：“@邓卜标，是的，一分不要。以后由他独立经营，盈亏自负。”2018年12月26日23时55分，邓卜标说：“@周云风，过给佑哥是不错，不管怎么样，芒果一直免费的供应着，也算对人家有点回报。周生说真的我不欠佑什么，你们之前合作那是你们的事，也不关我的事，去年我接手的时间刚好赶上佑哥建房急用钱，我才帮佑哥的忙，拿十五万给他，买下他这个店铺的股份，换成别人，说真的我不会买的，一句话说完，人都要知恩图报才不往来到世上一回，以前佑哥也帮过我，做人不能忘恩。”2018年12月27日00时23分，周云风说：“@邓卜标，那行，我明天就跟阿健仔办手续。”诉讼中，三方一致确认该群聊天记录所称的“佑哥”即为吕祐成，“阿健”即吕祐成的儿子吕健波，后大润发店确实转给了吕健波。2019年11月12日，邓卜标、周云风的电话录音显示，邓卜标称自己为大股东，周云风亦称大股东是刚开始的时候，邓卜标说“我想下我们的股份怎么算？先把店转出去。”周云风回答“先把账算清楚了”等等。2020年5月26日，一审法院到东方店进行现场勘察并对该店店长陈杰进行询问，陈杰称周云风曾将邓卜标介绍给她并称邓卜标为该店老板之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合伙协议纠纷。关于邓卜标主体资格问题。周云风辩称其仅与吕祐成存在合伙关系，与邓卜标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邓卜标仅代吕祐成过问，邓卜标并非本案适格的主体。一审法院认为，邓卜标、周云风的录音记录显示，周云风未否认邓卜标的股东身份及占有股份的事实；微信群聊天记录可以反映，在大润发店无偿转让给吕祐成儿子吕健波时需双方协商一致才办理相关转让手续；周云风在本案中虽辩称邓卜标非适格的原告，但同时又提起反诉，请求邓卜标承担本案合伙体的共同亏损（后周云风因逾期未缴纳反诉诉讼费被一审法院依法按撤回反诉处理）；其后的诉讼中，周云风已将邓卜标作为合伙人在实体中与邓卜标进行抗辩；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6日至东方店现场对该店店长陈杰进行询问时，陈杰亦称邓卜标经周云风介绍确为该店老板之一；结合邓卜标提交的《投资项目》，一审法院确认，邓卜标已于2017年9月1日起对东方店、大润发店与周云风进行合伙经营，故邓卜标作为合伙人之一有权起诉周云风，邓卜标系本案适格的原告。关于解除邓卜标、周云风签订的《投资项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投资项目》实质是邓卜标、周云风对于合伙经营东方店及大润发店的合伙协议，该协议未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邓卜标请求解除该《投资项目》实质是退伙，《投资项目》约定合伙体有东方店及大润发店，因双方已于2018年12月26日协商一致将大润发店转让给吕健波经营，邓卜标明确不再与周云风共同合伙经营东方店，故一审法院确认该《投资项目》于本案最后一次庭审之日即2020年6月17日解除。至于周云风辩称其系在胁迫下签订《投资项目》，一审法院认为，周云风确认收到吕祐成合伙投资款206000元，2017年9月1日前亏损100000元，当初与吕祐成约定各按亏损50000元计，故吕祐成尚有156000元投资款份额的股份与《投资项目》确认邓卜标的总投资款金额相符；该《投资项目》全文除邓卜标签名按指纹外，均为周云风书写；周云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周云风系被迫签订该《投资项目》，周云风在签订后未报警或采取其他救济措施，且将邓卜标介绍给东方店的店长称系老板之一，在大润发店转让给吕健波时还与邓卜标协商，足见无论邓卜标的事实投资金额还是投资比例均与吕祐成之前的相互对应，且签订后周云风的一系列行为足以证实周云风已确认邓卜标的合伙人身份，故对于周云风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邓卜标请求周云风向邓卜标返还投资款的问题。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可知，对于大润发店，双方合伙期间从2017年9月1日开始，并已于2018年12月26日协商一致无偿转让给吕健波，且大润发店也已实际转让给吕健波。因此，对于大润发店，邓卜标主张周云风返还投资款依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邓卜标主张双方在“8号风球东方店”微信群的聊天记录仅能证实邓卜标同意将大润发店转让给吕健波，不能证明邓卜标同意无偿转让，因大润发店为周云风经营管理，转让也是周云风办理相关手续，故周云风仍然应退还邓卜标大润发店对应的投资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在“8号风球东方店”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2月26日，周云风先征询邓卜标意见从下月起大润发店免费转让给吕祐成，邓卜标重申周云风的意思是否为双方对于大润发店各一半的股份均没有了，全部给吕祐成，周云风给予肯定答复，邓卜标回复“过给祐哥是不错”，并肯定吕祐成对双方均有恩惠，周云风再回复邓卜标其次日就与吕健波办手续。由此可见，对于大润发店双方协商一致无偿转让给吕健波，故对于邓卜标上述未同意无偿转让大润发店给吕健波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东方店，双方合伙期间为2017年9月1日至2020年6月17日，且双方一致确认该店为周云风经营管理，现因周云风仅提供了部分电脑小票且无对应收款凭证作为该店收入情况；考勤表、工作表为周云风单方制作且无相关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发放工资的相关银行流水等证据予以佐证；原材料收据无相关支付凭证或发票予以佐证等等，导致无法查清东方店的实际收支情况，进而无法对该店进行清算，故对于邓卜标主张退还投资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周云风主张该店亏损，因周云风的证据不足无法查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退还东方店投资款的金额，周云风辩称该店为餐饮店，疫情期间并未经营，但仍然有实际支付铺租、水电费、电信费等固定支出。一审法院认为，东方店在疫情期间不能经营系事实，邓卜标作为东方店的合伙人之一对于疫情期间的铺租、水电费、电信费应当承担合伙盈亏相应的份额即一半。至于疫情期间的铺租、水电费、电信费，周云风称因疫情未经营的期间为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3月6日，邓卜标表示因该店一直由周云风经营管理其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东方店疫情期间不能经营系事实，故对于未经营期间，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2020年1月及3月分别未经营4天、6天，合计10天，且2020年1月及3月的其他时间经营时间居多，一审法院酌定以2020年2月铺租、水电费、电信费为基数，按4/3月折算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3月6日的铺租、水电费、电信费，经计算为34012.13元[（铺租25000元+水费197.1元+电费204.5元+电信费107.5元）×4/3]。综上，周云风应退还邓卜标的投资款为102993.94元（120000元-34012.13元÷2），邓卜标诉请中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邓卜标诉请利息依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邓卜标与周云风于2017年9月1日签订的《投资项目》于2020年6月17日解除；二、周云风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卜标退还投资款102993.94元；三、驳回邓卜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21元，由邓卜标负担1361元，周云风负担2360元。二审期间，周云风提交“8号风球东方店”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截屏照片一组，拟证明东方店开业至今，周云风基本每天都将店铺每日经营情况发送到合伙人微信群，不存在周云风隐瞒店铺实际经营情况、霸占利润的情况。邓卜标、吕祐成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本院审查认为，邓卜标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凭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不足以证实周云风将店铺所有经营收入、开支情况与邓卜标进行对账并经双方确认，因此，本院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周云风拟证明的内容不予采纳。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8号风球东方店”微信群、邓卜标与周云风之间的聊天记录显示，邓卜标与周云风合伙经营东方店之初，邓卜标通过参与部分原材料进货、店铺设备的供应及维修等方式参与经营，2018年9月之后，双方因利润分配、大润发店经营事宜逐渐产生分歧，自2018年12月转让大润发店之后，未再反映邓卜标以上述方式参与东方店经营。另查二，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于2019年10月3日出具《治安调解协议书》，载明2019年10月2日因邓卜标到东方店拿东西而与工作人员发生争吵，东方店工作人员报警后双方到派出所处理。另查三，2019年11月12日，邓卜标与周云风在电话中协商东方店事宜，邓卜标认为周云风一方面称店铺亏损，一方面却阻止其对外出让东方店，并认为周云风与东方店店长串通隐瞒真实收支情况，要求周云风通过将邓卜标拉入微信收款助手等方式向其透露店铺真实收入情况，但周云风以邓卜标不是管理者等原因为由予以拒绝。另查四，邓卜标于2019年12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日立案受理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二审围绕邓卜标、周云风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周云风是否应向邓卜标返还合伙出资款，如需返还，返还的金额如何认定。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本案中，邓卜标起诉主张解除其与周云风于2017年9月1日签订的《投资项目》，即邓卜标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伙协议并退伙，因双方当事人均未对一审法院关于大润发店合伙财产分割的处理提出异议，本案二审主要审查东方店合伙财产的处理。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邓卜标退伙时应分割的合伙财产，应结合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予以认定。结合《投资项目》的内容以及吕祐成的陈述可确认邓卜标对东方店出资120000元，而结合双方当事人以及东方店店长的陈述可见，东方店由周云风负责经营管理，周云风负责收取店铺的经营收入、负责各项开支，因此，应由掌握合伙体经营情况的周云风提供证据对邓卜标退伙时合伙体的财产以及债权债务的情况进行举证，以确定邓卜标退伙时应分割的合伙财产，但周云风仅提供店铺电脑小票，而未能提供对应的收款凭证以证明店铺的实际收入情况，仅提供工资表、收据，而未能提供工资支付凭证、原材料货款支付凭证或发票等证明成本支出情况，且微信聊天记录、《治安调解协议书》、电话录音反映邓卜标在合伙期间多次对东方店的收支情况提出质疑并因此产生纠纷，在周云风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对东方店经营期间的收支情况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应由周云风向邓卜标返还合伙出资款120000元。关于是否应扣减东方店因疫情未能正常经营期间产生的成本支出问题。结合微信聊天记录、《治安调解协议书》以及电话录音的内容可见，2018年9月之后，邓卜标、周云风因利润分配、大润发店经营事宜逐渐产生分歧，自2018年12月后，邓卜标已很少参与东方店的经营并多次提出对外转让东方店，直至2019年10月双方发生纠纷而报警处理，可见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2019年11月12日双方再次在电话中协商不成不欢而散，邓卜标遂于2019年12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日立案受理本案诉讼。考虑到邓卜标在起诉前实际上已很少参与东方店经营并多次提出转让店铺，且双方之间的分歧于2019年10月因矛盾激化而进一步扩大，至2019年11月12日协商时亦未能缓和，加之东方店的经营管理一直由周云风负责，而合伙协议具有人合性质，结合上述情况，即使邓卜标在起诉前未明确表示退伙，双方的合伙关系实际上已难以继续，且邓卜标起诉后，因疫情对送达以及开庭时间的影响，以及案件审理难度导致案件于2020年6月17日才完成最后一次开庭，而在此期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产生的亏损，由久未参与经营的邓卜标分担不妥，本院结合上述情况，确认《投资项目》于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本案之日即2020年1月1日解除，且邓卜标不需要承担2020年1月至3月期间因疫情影响而未能正常经营产生的亏损。至于邓卜标主张的利息问题。本案基于周云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要求其返还合伙出资款，该款项的性质并非借款，《投资项目》亦未有关于返还利息的约定，邓卜标主张款项利息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卜标关于周云风应向其返还合伙出资款120000元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对邓卜标的其他上诉请求以及周云风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关于合伙协议的解除时间以及周云风应返还合伙出资款金额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二审系根据新的证据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民初5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民初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邓卜标与周云风于2017年9月1日签订的《投资项目》于2020年1月1日解除；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民初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周云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卜标返还合伙投资款120000元；三、驳回邓卜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21元，由邓卜标负担1111元，周云风负担26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81.8元，由邓卜标负担215.8元，周云风负担26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美健审 判 员 黄春英审 判 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孟 波书 记 员 汤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