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01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1，男，195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侯某，女，1955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兼吴某2、吴某3之法定代理人（原审第三人）：吴某11（吴某2、吴某3之父），198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兼吴某2、吴某3之法定代理人（原审第三人）：杨某（吴某2、吴某3之母），1982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上列四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岳，北京市圆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4，女，195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5，女，195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6，女，196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7，女，1973年7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上列四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立安，北京兴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吴某8，女，196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审第三人兼吴某9之法定代理人：吴某10（吴某9之父），198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审第三人兼吴某9之法定代理人：蓝某（吴某9之母），198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市。原审第三人：吴某9，女，2014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审第三人：吴某2，男，200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审第三人：吴某3，女，2012年1月2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吴某1、上诉人侯某、吴某11、杨某（以下简称吴某1等四人）因与被上诉人吴某4、吴某5、吴某6、吴某7（以下简称吴某4等四人）、原审被告吴某8、原审第三人吴某10、蓝某、吴某9、吴某2、吴某3（以下简称吴某10等五人）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0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某1、上诉人侯某、上诉人兼吴某2、吴某3之法定代理人吴某11及上诉人吴某1等四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岳、被上诉人吴某4等四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立安、原审第三人兼吴某9之法定代理人吴某10、原审第三人兼吴某9之法定代理人蓝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吴某4等四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的诉讼费由吴某4等四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一、北京市大兴区和巷5号（以下简称5号院）内北房4间均为吴某1出资建设，院落宅基地使用权已为吴某1取得，不存在吴某12、刘某1的遗产。5号院拆迁所得宅基地区位补偿款、未建房奖励及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均属吴某1的财产，吴某4等四人无权继承。1.5号院房屋于1982年由吴某1出资拆除翻建为北房4间。建房资金为侯某结婚时的嫁妆3000元及吴某1向本家舅舅借款1000元，用于支付建房材料款和包工费。2.5号院被拆迁时无户籍在册人员，吴某12、刘某1的户籍亦均未在**院，二人去世前居住地均非5号院，5号院宅基地使用权应属于家庭户内人员享有。吴某4等四人均早已迁出涉案西里河村，并非西里河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吴某1家庭为西里河村农民，系西里河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长期居住于此，村镇两级已确认吴某1为5号院宅基地使用人。宅基地不属于公民个人财产，依法不能继承。3.5号院未建房奖励及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补偿对象均为吴某1，根据拆迁政策规定不属于遗产。二、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31号（以下简称31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吴某11，31号院原北房5间整体已经翻建成新，不应认定为遗产。1.吴某11于2008年对31号院原北房5间进行建设，墙体改为红砖，吊顶、修葺地面，前侧外墙重做窗户，贴砖粉刷墙柱。2.31号院北房5间均为吴某11出资装修，拆迁所得房屋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应归吴某11所有。三、吴某4等四人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赡养义务，未探望过瘫痪在床的刘某1。吴某12、刘某1生前一直与吴某1共同生活，二人去世后，吴某1为二人办理了丧葬事宜，对二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四、一审判决吴某1等四人各自承担的给付责任有误。31号院拆迁补偿款均由吴某11领取，该院落中遗产份额的给付责任应由吴某11负担。5号院拆迁补偿款均由吴某1领取，该院落中遗产份额的给付责任应由吴某1负担。五、吴某12于1990年5月19日去世，截止到吴某4等四人起诉的日期，已经超过20年诉讼时效。侯某、吴某11、杨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与吴某1一致。吴某4等四人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认可吴某1等四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对本案争议焦点确认准确，事实认定清楚。5号院在拆除老房翻建4间北房时，被继承人吴某12、刘某1与吴某1、侯某并未分家，处于共同生活状态，一审法院认定上述4间北房为共同建造正确。一审中，双方均认可吴某12、刘某1建成31号院北房5间的事实，吴某11、杨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由其重建，一审法院认定上述5间北房属于吴某12、刘某1遗产正确。一审法院依据法律及拆迁政策规定，对遗产对应的拆迁利益所作认定及处理均是妥当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某4等四人是在拆迁后分割拆迁利益时才知道继承权遭受侵害的，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吴某8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对一审判决有意见，同意吴某1等四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放弃对二审新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吴某10等五人辩称：对一审判决有意见，但未提起上诉。同意吴某1等四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吴某4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31号院被搬迁腾退所获得的三套定向安置房（房号为噪2-1102、噪2-1101、噪2-102）；2.依法分割31号院及5号院被搬迁腾退所获得的搬迁腾退补偿款3080631元；3.依法分割被继承人刘某1名下由北京市大兴区里河村发放的劳务费9500元；4.本案诉讼费由吴某1、吴某8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某12（1924年6月4日生人）与刘某1（1931年10月26日生人）系夫妻，二人共育有六个子女，分别为长女吴某4、次女吴某5、长子吴某1、三女吴某6、四女吴某8、五女吴某7。侯某系吴某1之妻，吴某11、吴某10系二人所生之子。杨某系吴某11之妻，吴某2、吴某3系二人之女。蓝某系吴某10之妻，吴某9系二人之女。吴某12于1990年5月19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刘某1于2016年3月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吴某12家原在北京市大兴区里河村有一处祖宅（后被编排为5号院，房屋四至为东至李某、西至张某、北至程某、南至村委会）。上世纪六十年代，吴某12家新申请一处宅基地，并在此建造北正房3间，七十年代，该处房屋进行翻建，建成北正房5间，该处房屋后被编排为31号院，院落四至为东至杜某、西至孙某、北至丁某、南至徐某、许某。吴某4、吴某5、吴某6、吴某8、吴某7陆续结婚迁往婆家生活，户籍亦均已迁出礼贤镇里河村。1980年，吴某1与侯某在31号院内结婚。1982年，5号院内原有老北房被拆除翻建，新建成北正房4间。吴某1、吴某12等陆续搬往5号院内居住生活。1996年，吴某1另申请一处新的宅基地，其与侯某在此陆续新盖、加盖了多处房屋，吴某1携妻、子及母亲刘某1陆续搬至该院落居住生活，吴某1、刘某1等人的户籍均一同迁至该院落。此后，吴某11、吴某10先后在该院结婚。2008年，吴某11对31号院内老北房进行了修缮，并在该院落内先后加盖西厢房3间、南侧一排正房5间。1月29日，吴某11、杨某、吴某2户籍一同迁**院，吴某3出生时户籍亦落入**院内，户籍户籍性质均为农业。div>另查，5号院内此后陆续建造了西厢房及南侧一排正房，此加盖房屋均系吴某1、侯某出资加盖。2009年，刘某1以赡养费纠纷为由将吴某4、吴某5、吴某1、吴某6、吴某8、吴某7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出具（2009）大民初字第6224号民事调解书：6人每人每月给付刘某1赡养费240元，刘某1的医疗费用凭票据6人各负担六分之一。2018年，北京市大兴区里河村被拆迁腾退，5号院产权人确认为吴某1，宅基地面积为499.15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为204.92平方米（其中北侧正房建筑面积为73.28平方米）。该处院落采取仅货币补偿不享受安置房的方式进行拆迁，2018年8月，吴某1与搬迁腾退人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补偿协议，宅基地区位补偿价1018338元、房屋重置成新价213123元、房屋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194920元、拆迁补助和奖励464624元（含未建房奖励225437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117692元、工程配合奖100000元、搬家补助费14975元、设备迁移补助1520元、其他5000元）。搬迁腾退补偿总额1891005元由吴某1实际领取。31号院产权人确认为吴某11，户内人口为吴某11、杨某、吴某2、吴某3，宅基地面积为550.85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为231.43平方米（其中北侧正房建筑面积为76.14平方米）。2018年，吴某11与搬迁腾退人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宅基地区位补偿价1018338元、房屋重置成新价211408元、房屋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221430元、拆迁补助和奖励909728元（含未建房奖励224273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127768元、创业补助10000元、工程配合奖100000元、房屋周转费424116元、搬家补助费16526元、设备迁移补助2045元、其他5000元）。该处院落按照人均50平方米确定选房指标，共计4人即吴某11、杨某、吴某2、吴某3，以吴某11名义选购了回迁安置房三套，房号分别为噪125-9-2-1102、噪125-9-2-1101、噪125-8-2-102，购房款共计1171278元，扣除购房款之后剩余搬迁腾退补偿款共计1189626元，以吴某11的名义领取。另查，吴某1家另一处院落确定产权人为吴某10，并由吴某1参与分院，共分两户进行拆迁。拆迁后，里河村发放刘某1的工龄款9500元，由吴某1统一领取。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吴某8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了当庭答辩及质证的权利。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5号院、31号院内北侧正房中是否存在吴某12、刘某1的遗产。关于5号院，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北侧正房4间翻建于1982年，双方对该房屋系由吴某12、刘某1夫妇建造还是吴某1、侯某夫妇建造存有分歧。吴某12、刘某1在家务农，1982年年龄介于50-60岁之间，吴某1、侯某于1980年结婚，结婚后收入亦来源于务农，吴某1、侯某结婚后并未明确与吴某12、刘某1分家另过，双方组成新的大家庭共同生活，在此共同生活期间，翻建了上述4间房屋，此后亦陆续搬至此处共同生活，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宜认定上述房屋系吴某12、刘某1与吴某1、侯某共同建造而成，现并无证据表明其中一方对于该房屋建造的贡献明显高于对方，故两方应平均享有该4间房屋，即5号院北侧4间正房中的一半应属于吴某12、刘某1的遗产。关于31号院，庭审中，双方确认吴某12、刘某1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翻建成了北侧正房5间，双方就该房屋是否于2008年拆除新建存有分歧，吴某11等主张老房屋早已坍塌，其于2008年新建成了北侧正房5间，并于2010年新建了南侧正房，但从拆迁档案中可知，照片显示两排正房结构、材料等明显不同，北侧正房门窗、屋顶均系老房状况，吴某11等就此所作陈述与事实不符，法院对其该陈述意见不予采纳。即31号院北侧5间正房应属于吴某12、刘某1的遗产。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在上述房屋权属认定基础上，5号院、31号院因拆迁所转化为的拆迁利益中属于吴某12、刘某1的遗产所对应的部分。对拆迁利益的分割，应依据我国宅基地管理制度、院落内房屋权属、实际拆迁补偿项目等因素，对各项补偿予以公平处理。就31号院而言，关于宅基地补偿，区位补偿价是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给予的一次性补偿，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资格是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而户内人口由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情况，处于流变之中，吴某11、杨某等人户籍户籍早已迁入**院，业在册人口，因而31号院所对应的宅基地补偿应由现有宅基地使用权人继续享有，该部分补偿并无吴某12、刘某1的遗产所对应的部分；关于房屋补偿，此项补偿款系对房屋、附属物等地上物进行的补偿，该部分利益的分配应主要考虑共有人对地上物的贡献大小，基于上述31号院北侧5间正房权属的认定，该房屋所对应的房屋重置成新价和房屋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应属于吴某12、刘某1的遗产所对应的部分，数额为（211408＋221430）÷231.43×76.14＝142402.82元；关于拆迁补助和奖励部分（不包含房屋周转费），该类下的各项系对31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及实际居住人的补助和奖励，均无吴某12、刘某1的遗产所对应的部分；关于回迁安置房指标，31号院拆迁时系根据在册人口人均50平方米予以确定，并无吴某12、刘某1的遗产所对应的部分，相应地，回迁安置房所对应的房屋周转费亦无吴某12、刘某1的遗产所对应的部分。综上，在31号院的拆迁利益中，吴某12、刘某1的遗产所对应的部分共计142402.82元。就5号院而言，关于宅基地补偿，吴某1、刘某1等人户籍均户籍均已迁出该院落，拆迁时并无户籍在户籍在册人员，承人刘某1拆迁之前业已去世，在此状况之下，唯一与宅基地使用权相关联的因素即为宅基地之上的房屋权属，对宅基地区位补偿价的划分以宅基地之上的房屋权属比率予以核算更为公平，基于上述5号院北侧4间正房权属的认定，属于吴某12、刘某1的遗产所对应的部分应为73.28÷2÷204.92×1018338＝182080.35元；关于房屋补偿，此项补偿款系对房屋、附属物等地上物进行的补偿，基于同样道理，属于吴某12、刘某1遗产所对应的部分为（213123＋194920）÷204.92×（73.28÷2）＝72958.69元；关于拆迁补助和奖励部分，未建房奖励及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宜根据上述方式予以划分，即属于吴某12、刘某1遗产所对应的部分为（225437＋117692）×（73.28÷2÷204.92）＝61351.97元，至于其余的工程配合奖、搬家补助费等，应属于对实际居住人的补偿，并无吴某12、刘某1遗产所对应的部分。综上所述，在5号院的拆迁利益中，属于吴某12、刘某1遗产所对应的部分共计316391.01元。此外，根据庭审中双方当事人陈述，由吴某1实际领取的9500元系村集体发放给刘某1的财产，此亦应属于被继承人刘某1的遗产范围。关于上述遗产的具体继承方式，因吴某12、刘某1均不存在留有遗嘱等情形，上述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方式进行，第一顺位继承人分别为吴某4、吴某5、吴某1、吴某6、吴某8、吴某7，考虑到刘某1曾以诉讼方式解决赡养问题，法院亦确认各子女就赡养义务平均分担，故上述遗产宜由该六名子女平均继承，即每人可继承的数额为（142402.82＋316391.01＋9500）÷6＝78048.97元，上述财产实际由吴某1、侯某、吴某11、杨某占有，该四人负有向吴某4、吴某5、吴某6、吴某8、吴某7分别支付78048.97元的义务。判决：一、吴某1、侯某、吴某11、杨某共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支付吴某4、吴某5、吴某6、吴某8、吴某7各78048.97元；二、驳回吴某4、吴某5、吴某6、吴某7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审理期间，吴某1等四人称，5号院为祖宅，吴某1、侯某于1982年在5号院翻建北房4间并在该院居住，吴某12、刘某1未曾在5号院居住，吴某12去世后，吴某1将刘某1接来共同生活。吴某11于2008年对31号院内老北房所做修缮，只是未更换原屋顶，其他部分均已翻新，应属于对老北房的翻建。吴某4等四人对此不予认可。认为5号院为老宅院，1982年吴某1年仅24岁，其作为大家庭之子结婚，吴某12、刘某1对翻建5号院北房4间亦有出资，该房屋应为共同建造。根据31号院拆迁档案中照片显示，31号院北房门窗屋顶均系老房状况，吴某11未对该房屋进行翻建。吴某10等五人认可吴某1等四人所述。二审中，吴某1等四人提交载有候某2，李某、刘某2签名（无签字时间）的关于5号院北房的建造说明打印件一份，欲证明5号院北房4间是吴某1出资建设，所得拆迁利益不属于遗产。吴某1等四人称，上述签字人刘某2是被继承人刘某1的弟弟，吴某1夫妇曾共同去找刘某2借款，还款也是吴某1夫妇二人还的，借钱、还钱时，刘某2的妻子周某1也在场；签字人李某是同村的木匠，李某的父亲是5号院北房4间建造现场的监工，李某曾帮忙借施工工具，采买施工用料，吴某1也向李某借款500元；侯某2在大队的村办企业上班，比较了解吴某1家建房的情况。吴某4等四人对该说明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说明是单方制作且签字人身份无法核实。吴某10等五人认可该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吴某1等四人另提交北京市公安局礼贤派出所于2020年9月29日出具的关于刘某1户籍的户籍的证明信一份，5号院内并没有户籍，该院为祖宅，吴某12、刘某1的户口均户口均不在**院。等四人、吴某10等五人均认可该证明信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二审中，吴某1等四人申请证人李某、周某1出庭作证，欲证明5号院房屋为吴某1、侯某出资建造，后吴某1一家居住在5号院。周某1作证称：吴某1盖房，向我借1000元钱，盖房的日子我记不清了，借钱的时间记不清了，借钱时吴某1一个人去我家了，当时就我一个人在，我爱人刘某2不在家，借钱的事我和他说了，他同意。我说我也没多少，有多少算多少吧，我就凑齐了给他了。借钱没有借条，当时就给吴某1钱了，过了不多日子就还我了。吴某12是我姐夫，他没找过我。吴某1说要建平房，后院是老房，是吴某1爷爷奶奶居住，在这个院子前面盖几间正房，没拆老房。我去过建房现场，也帮不上忙，我外甥在操持这件事情，建房包出去了，不用吴某12帮忙，盖完房之后没人住，他们在西头住的，还有一块地。李某作证称：吴某1盖房期间，我去帮忙。吴某1盖房期间钱不够了，上我家借的钱，钱我妈管着，我从我妈那里拿了500元钱，后来吴某1还钱了。吴某1在大队后头盖房，吴某1在现场操持，我有时候去，没有注意到吴某1的父亲去没去，谁操持盖房我不知道。建房时间记不清了，不了解建房由谁出资，不清楚吴某1是否向别人借过钱，建房位置不知道，在村东边的宅基地上挨着村委会。建房是在院子里翻建4间正房，还有厢房。吴某1父亲家不算富裕，房子建成后吴某1居住，不知道吴某12是否住过。刘某1晚年时和吴某1生活，吴某1在照顾。吴某1等四人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明5号院北房是由吴某1夫妇出资建设，期间曾向证人借款，房屋建成后也是由吴某1夫妇居住。吴某4等四人认为，两位证人的证言对待证事实阐述都是模糊不清，对吴某12、刘某1在5号院居住的情况陈述前后矛盾。即使周某1所证明的借款一事存在，也是基于出借人与刘某1是亲属关系，是对吴某12、刘某1及吴某1整个大家庭的借款。建房时吴某12、吴某1父子并未分家，家庭经济仍处于共有状态，因此所翻建4间北房应认定为吴某12、刘某1及吴某1大家庭共同建造。吴某10等五人对证人证言无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二审证人对所证明的建房借款事实发生的时间均表示记不清了，对建房实际全部出资情况亦不了解，证人周某2的陈述与此前吴某1在法庭陈述的借款过程存在多处不一致。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吴某1、侯某是5号院北房的全部出资人，亦不足以证明5号院北房建房出资部分来源于侯某的嫁妆。关于5号院北房建造说明的打印件，无签字时间且部分签字人身份无法核实，所载内容亦不能直接证明5号院北房4间为吴某1全部出资建设。关于北京市公安局礼贤派出所出具的关于刘某1户籍的户籍的证明信，法有效，吴某4等四人、吴某10等五人均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无异，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对5号院、31号院内吴某12、刘某1的遗产范围所作认定是否适当。2.一审法院认定5号院、31号院的拆迁利益中属于吴某12、刘某1的遗产所对应的部分是否适当。3.吴某4等四人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一、二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5号院北房4间翻建于1982年。一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在1982年的年龄、婚姻及家庭经济状况，考虑当时吴某12、刘某1与吴某1、侯某并未明确分家，5号院北房4间是在大家庭共同生活期间翻建，认定该房屋系吴某12、刘某1与吴某1、侯某共同建造而成，其中一半属于吴某12、刘某1的遗产，并无不当。吴某1等四人上诉主张5号院房屋于1982年由吴某1出资拆除翻建为北房4间，建房资金来源于侯某结婚时的嫁妆3000元及吴某1向本家舅舅借款1000元，无吴某12、刘某1的财产份额，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31号院北房5间，一、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吴某12、刘某1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将31号院内原有老北房翻建为北房5间。一审中，吴某11主张31号院北房早已坍塌，其于2008年新建北房5间，未提供相应证据。二审中，吴某11称其于2008年对31号院内北房所做修缮，未更换原屋顶，其他部分均已翻新，应属于对该北房的翻建，吴某4等四人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举证情况，结合拆迁档案中房屋照片等证据，对吴某11该主张未予采信，认定31号院北房5间属于吴某12、刘某1的遗产并无不妥。吴某1等四人上诉主张31号院北房5间已经吴某11翻建成新，不应认定为吴某12、刘某1的遗产，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本案中，根据吴某1等四人二审提交北京市公安局礼贤派出所出具的关于刘某1户籍的户籍的证明信所载内容，2、刘某1的户口均户口均不在**院。事人均确认，5号院为祖宅，拆迁时并无户籍在户籍在册人员，人吴某12、刘某1于拆迁之前均已去世。一审法院根据5号院中被拆迁房屋的权属及涉案拆迁协议，认定5号院拆迁所获房屋补偿中属于吴某12、刘某1房屋所对应的部分为二人的遗产是正确的；根据我国宅基地管理制度，综合考虑5号院内无户籍在户籍在册人员，属系唯一与宅基地使用权相关联的因素，以及未建房奖励及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系为避免拆迁中抢建房屋造成资源浪费及影响环境的情形发生而给予的奖励，认定5号院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未建房奖励及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均以宅基地上的房屋权属比率予以核算，应属适当；据此计算5号院拆迁利益中属于吴某12、刘某1的遗产对应的拆迁款数额均是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根据查明的事实，吴某1家庭、吴某11家庭均在西里河村另有宅基地，户籍亦户籍亦登记于相应宅基地上。拆迁形成的文件不足以认定吴某1为5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吴某1等四人上诉主张5号院被拆迁时无户籍在户籍在册人员，家庭为西里河村农民并长期居住于此，村镇两级已确认吴某1为5号院宅基地使用人，吴某4等四人均非西里河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应分得上述拆迁利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31号院中被拆迁房屋的权属、涉案拆迁政策及协议，认定31号院拆迁所获房屋补偿中属于吴某12、刘某1房屋所对应的部分为二人的遗产，据此计算31号院拆迁利益中属于吴某12、刘某1的遗产对应的拆迁款数额均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被继承人吴某12、刘某1死亡后，二人在5号院、31号院遗留的房屋在继承人依法分割前属于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不发生诉讼时效的起算。2018年拆迁后，上述遗产转化为涉案拆迁利益。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院落拆迁协议均签订于2018年8月，涉案拆迁补偿款项由吴某1、吴某11领取。后各继承人之间因分割遗产对应的拆迁利益发生纠纷，吴某4等四人于2020年7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吴某1等四人上诉认为吴某4等四人起诉的日期已经超过20年诉讼时效，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陈述，认定吴某1实际领取的村集体发放给刘某1的工龄款9500元亦属于被继承人刘某1的遗产范围，以及对5号院、31号院除吴某12、刘某1遗产外的拆迁利益所作认定均属适当，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考虑刘某1生前赡养诉讼的情况，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涉案吴某12、刘某1的遗产宜由吴某1、吴某4、吴某5、吴某6、吴某8、吴某7六人平均继承，据此确认每人应继承的遗产数额是正确的；综合考虑剩余拆迁款及遗产的实际情况，认定吴某1、侯某、吴某11、杨某负有向吴某4、吴某5、吴某6、吴某8、吴某7分别支付所得遗产对应拆迁款的义务，并无不当。关于吴某1等四人上诉认为吴某4等四人未尽赡养义务，吴某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多分得遗产，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吴某1等四人上诉认为5号院、31号院拆迁补偿款分别由吴某1、吴某11领取，相应院落中遗产份额的给付责任应由二人分别负担，因本案为继承纠纷，被继承人吴某12、刘某1的遗产分处于两个院落，本案对被继承人遗产以外的拆迁利益并未进行析分，一审法院对此所作处理并无不妥，吴某1等四人坚持该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吴某8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某1、上诉人侯某、吴某11、杨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54元，由吴某1负担1788.5元，侯某、吴某11、杨某负担5365.5元（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春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薛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