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1102行初199号 原告：席海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满兰。 被告：东安县卫生健康局。 法定代表人：廖祝春。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劲松。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峰。 原告席海鸿不服被告东安县卫生健康局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一案，于2020年10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10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康明正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王亚兵、阳志鸿参加的合议庭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席海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满兰，被告东安县卫生健康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劲松、毛晓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东安县卫生健康局的行政负责人经本院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不能到庭参加诉讼的书面情况说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依法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东安县征决[2019]X22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作出的东安县征决[2019]X22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被告认定案外人唐娟生育席子洋(户籍登记名)系与原告共同生育的事实是错误的。1.依据被告提供案外人唐娟住院分娩时间往前推算，案外人唐娟受孕时，原告因工作原因与外界处于隔离状态，没有与案外人唐娟共同孕育小孩的时间；2.被告对原告作出征收抚养费决定书过程中，案外人唐娟的询问笔录及案外人向原告提供的“情况说明”均表示其所生育的儿子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3.原告前妻王林纯向被告提供书面“报告”中也阐述案外人唐娟认识原告时已怀孕。综上，原告依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6版)第40条规定，向被告书面申请作生物学技术鉴定，被告未经鉴定，仅依据桂林市中医结合医院有关案外人唐娟住院分娩资料，就直接认定原告是席子洋生物学父亲的事实系错误的，事实上席子洋并非原告生育。二、被告作出东安县征决[2019]X22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主要证据不足。原告对被告仅有的3份书面材料(案外人唐娟的就医资料）提出异议，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被告直接认定原告是席子洋的亲生父亲，进而认定原告违法生育的事实成立，很显然证据是不足的。综上所述，依据《行政诉讼法》之相关规定，被告作出东安县征决[2019]X22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事实不清(错误)、主要证据不足。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东安县征决[2019]X22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原告起诉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2.王林纯“报告”，拟证明原告的前妻在被告调查原告违法生育一事过程中，向被告所做的书面说明，原告并不是席子洋的亲生父亲；3.案外人唐娟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案外人唐娟澄清原告不是席子洋的亲生父亲的事实。 被告辩称：1.被告作出的东安县征决[2019]X22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认定原告计划外生育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被告作出的东安县征决[2019]X22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程序正当、处理合法，应当予以支持。为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及依据：1.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拟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拟证明原告违法生育的事实、处罚的法律依据及交待的权利和义务；3.中共东安县纪委检查委员会关于国家公职人员涉嫌婚外生育线索移送函，拟证明案件的线索来源；4.席海鸿、王林纯、唐娟三人的调查笔录，拟证明三人关系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三人否认席子洋系原告亲生的事实；5.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存根及附页三张，拟证明席子洋的父亲为原告的事实；6.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病案，拟证明唐娟分娩的病例资料中患者亲属代表上的签名系原告本人签名，原告认可与小孩是亲子关系；7.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拟证明原告与唐娟计划外生育的事实及原告的亲笔签名与医院病历资料上的签名系同一人的事实；8.进行DNA技术鉴定通知书，拟证明被告依法要求原告及唐娟配合做亲子鉴定的事实；9.征收社会抚养费告知书及原告的工资证明等，拟证明原告违法生育的事实及处罚的法律依据及权利和义务告知等；10.听证会议记录，拟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的申请举行了听证，在听证之后作出的决定。 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一、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但原告对决定书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对证据3、4无异议，调查笔录恰恰可以看出席子洋不是本案原告所生育；对证据5的关联性有异议，因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办理出生证明很随意，没有要求提供唐娟与席海鸿的结婚证和准生证，因原告与唐娟在这个时间不是夫妻关系，因此该份证据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对证据6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唐娟在询问笔录上已经表明原告只是出于朋友帮忙，原告并不是唐娟所生育小孩的亲生父亲；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同证据6的质证意见；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同意并要求被告对唐娟生育的小孩与原告做亲子鉴定；对证据9、10无异议。 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3的三性有异议，理由是：1.王林纯与唐娟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2.王林纯与唐娟的陈述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综上，建议法院不予采信。 经本院审查，依法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三性，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但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6、7、8的证明目的，因缺乏关键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四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5日，中共东安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向被告东安县卫生健康局发出《关于国家公职人员涉嫌婚外生育线索移送函》，将东安县公安局干警席海鸿涉嫌在与前妻婚姻存续期间婚外与他人生育一子的问题线索移交给东安县卫生健康局，要求东安县卫生健康局对该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处理，并将调查处理结果于2019年7月5日前报该委。被告东安县卫生健康局接到该移送函后，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分别对相关当事人席海鸿、席海鸿的前妻王林纯和新生儿席子洋（2019年4月25日出生）的母亲唐娟进行了询问，到广西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调取了唐娟在该院生育小孩席子洋时的病历资料和该院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存根。当事人席海鸿、唐娟及利害关系人王林纯均否认新生儿席子洋系原告席海鸿亲生。但病历资料中的患者家属签字中有席海鸿的签名，出生医学证明存根上记载新生儿席子洋的父亲为席海鸿。2019年7月1日，被告东安县卫生健康局分别向席海鸿、唐娟发出东卫技鉴通字[2019]01号、02号《进行DNA技术鉴定通知书》，原告席海鸿接到该通知书后，同意进行DNA技术鉴定（即亲子鉴定），而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唐娟已经签收该通知书。2019年12月6日，被告向原告席海鸿发出东安县征告[2019]X22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告知书》，原告席海鸿接到该告知书后要求听证。被告于2020年9月4日举行了听证会，原告席海鸿出席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席海鸿否认新生儿席子洋系其亲生，否认病历资料中的患者家属“席海鸿”签字系其本人所签，提出其在新生儿席子洋出生前10个月的时间自己正在永州市委党校办理专案，而且是封闭式管理，没有和唐娟接触，应当以亲子鉴定结论作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证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应草率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等申辩理由。2020年9月8日，被告东安县卫生健康局对原告席海鸿作出东安县征决[2019]X22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认定席海鸿在东安县白牙市镇茶亭社区居委会违法生育（非法收养）第2个孩子，属重婚生育或者与配偶之外的人生育子女（第一个小孩）的违法生育。根据2016年《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按照男方上年度实际收入76,584元的8倍，决定对男方席海鸿征收社会抚养费612,672元。原告席海鸿收到该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后不服，于2020年10月12日直接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一、原告席海鸿于1994年2月与王林纯结婚，婚后于1995年8月26日生育一子，取名席子健。2019年5月7日原告席海鸿与王林纯在东安县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二、原告席海鸿于2019年5月13日与户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朝阳路**秀峰苑******的唐娟在桂林市七星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又于2019年6月20日与唐娟在桂林市七星区民政局登记离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作出的被诉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是否合法，是否应当予以撤销。现评析如下： 一、被诉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程序违法。《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与行政行为的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利害关系人，行政机关应当通知其参与行政程序。”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执法程序由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或者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启动。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程序，应当由行政执法人员填写统一编号的程序启动审批表，报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情况紧急的，可以事后补报。”第七十五条规定：“一般行政执法决定应当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决定。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应当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影响公共利益以及专业性、技术性强的重大行政执法事项，应当经专家论证或评审以后，作出决定。”第八十一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执法事项以及非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事项没有规定办理期限的，实现限时办结：……（四）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的行政执法行为，应当自程序启动之日起60日内办结；60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当事人”。根据上述程序规定，本案被诉行政决定程序违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唐娟是新生儿席子洋的亲生母亲，属于本案的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王林纯是原告的前妻，属于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但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决定前，没有告知当事人唐娟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在原告申请听证后，被告应当通知唐娟和王林纯参与听证而没有通知其参与；2.本案是由中共东安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交办的事项，属于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的行政执法程序，应当有行政执法人员填写并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的有统一编号的程序启动审批表，但是，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的证据中没有程序启动审批表；3.本案被诉行政决定，决定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多达人民币612,672元，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应当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但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的笔录和决定。同时，新生儿席子洋是否是原告席海鸿亲生属于涉及专业性、技术性强的重大行政执法事项，应当经专家作出DNA技术鉴定结论后，才能作出决定，而本案未经专家作出DNA技术鉴定结论即作出了决定；4.本案在2019年6月5日就由中共东安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线索移送函给被告，被告的行政执法人员于2019年6月21日就启动了调查程序，而被告直到2020年9月8日才作出被诉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期间长达一年零两个多月之久，违反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八十一条规定最长90日内办结的具体规定，属于未在法定期限内办结。 二、被诉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主要证据不足。被告在本案相关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零口供以及行政相对人席海鸿愿意配合做DNA亲子医学技术鉴定的前提下，仅依据行政执法人员从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调取的唐娟生育小孩的病历资料和出生医学证明存根中的相关签字和记载，即认定原告席海鸿就是新生儿席子洋的亲生父亲，并对原告席海鸿作出被诉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属于主要证据不足。根据被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新生儿席子洋并非原告席海鸿亲生的可能。 综上所述，被诉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原告要求撤销被诉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东安县卫生健康局对原告席海鸿作出的东安县征决[2019]X22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东安县卫生健康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康明正 人民陪审员  王亚兵 人民陪审员  阳志鸿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熊文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