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终7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作君，女，1994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委托代理人李水林，北京浩天信和（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街道东马社区。法定代表人唐波，该大队队长。参加诉讼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李钢，该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彭检。委托代理人宋孟丽，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郭旭辉，男，1987年11月10日出生，住湖南省冷水江市。上诉人龙作君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望城交警大队）、原审第三人郭旭辉道路行政管理一案，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88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20年4月29日，郭旭辉持办理补证业务的授权委托书、龙作君的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到望城交警大队内设的车辆管理所办理了所有权人为龙作君的湘ＡＺ××**东风日产牌小轿车的行驶证补领业务。望城交警大队对比公安专网上龙作君的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信息对郭旭辉提交的龙作君身份证复印件进行核查后，于当日办理了湘ＡＺ××**东风日产牌小轿车的行驶证，并交给郭旭辉。后案外人黄曦持郭旭辉补领的行驶证和其他材料，到长沙市××队车辆管理所办理了涉案车辆的转移登记。龙作君认为望城交警大队在未经龙作君授权的情况下为郭旭辉办理行驶证补领导致车辆被转移登记，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郭旭辉办理涉案行驶证提交的龙作君的身份证复印件并非龙作君在用身份证，龙作君虽2018年6月25日将户口迁至长沙市岳麓区石岭塘社区茶子山中路**，但并未更换身份证件，故郭旭辉提交的龙作君身份证复印件虽与公安专网上龙作君的信息一致，但与龙作君在用身份证上的信息并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望城交警大队作为望城区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其内设的车辆管理所具有为机动车办理行驶证的职责。《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灭失、丢失或者损毁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补领、换领。申请时,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身份证明。”该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理申请各项机动车登记和业务,但申请补领机动车登记证书的除外。对机动车所有人因死亡、出境、重病、伤残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不能到场申请补领机动车登记证书的,可以凭相关证明委托代理人代理申领。代理人申请机动车登记和业务时,应当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所有人的书面委托。”故行驶证补领业务可以委托他人办理，代理人办理行驶证补领业务时应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所有人的书面委托。本案中，郭旭辉持本人的身份证及龙作君的书面委托和身份证复印件到望城交警大队处办理涉案车辆的行驶证补领业务，望城交警大队对照公安专网中的信息对郭旭辉提交的龙作君身份证复印件进行核实后，依郭旭辉申请办理所有权人为龙作君的湘ＡＺ××**东风日产牌小轿车行驶证的行为符合相关规定，且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代理人申请机动车登记和业务，应当如实向车辆管理所提交规定的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故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应由申请补领行驶证的郭旭辉负责。在望城交警大队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的前提下，其按照规定依郭旭辉申请补发涉案行驶证的行为，予以维持。至于郭旭辉提供虚假授权委托及身份信息，属另外的法律关系，龙作君可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龙作君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龙作君上诉称：1.一审判决中已经查明了郭旭辉向被上诉人提供了虚假的材料,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没有申请、没有书面委托郭旭辉、没有亲自到场、郭旭辉也没有提供上诉人身份证明原件的情况下，就为郭旭辉办理了名字为“龙作君”的机动车行驶证，此行为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依据，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上诉人认为该事实认定明显错误。若按一审的裁判思路和理念，将导致不良的社会价值指引。众所周知，机动车属于特殊的动产，公民购买车辆后须依法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行驶证，车辆管理部门出具的行驶证是一个具有物权确认性质的凭证（类似于房产证），且该行驶证具有对抗的效力，作为被上诉人的车管部门，在车主外任何人都可以拿着虚假的材料竟然可以办到车主的机动车行驶证，车管部门的此办证行为还合法，上诉人实在是难以理解和接受。而本案中，依据郭旭辉陈述，郭旭辉是受案外人黄曦的委托到被上诉人处办理了“龙作君”的机动车行驶证后交给了黄曦，黄曦拿着该机动车行驶证将上诉人的湘ＡＺ××**东风日产牌小型轿车就在2020年4月30日转移登记到了自己名下，而湘ＡＺ××**东风日产牌小型轿车行驶证至今一直是在上诉人手中持有，黄曦在办理车辆过户时正是缺少了行驶证，由于被上诉人的补办行为“帮助”了黄曦，导致了上诉人财产权益受到了损害，被上诉人的办证行为还合法，令人难以理解。2.此外，上诉人提交的黄曦的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有这样的记录:“我联系了长沙市公安局望城交警大队二中队的辅警管旺，和他说没有原车主能不能帮补行驶证，管旺就说没有车主到场的话，要提供车主的照片，补办行驶证要1700元，到时找个人到望城交警大队车管所窗口去办就可以了，我就要他优惠点，管旺就说要我给他1500元，我同意了,我拿到补办的行驶证就通过微信付了1500元钱给管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辅警管旺收取1500元费用后，通作“运作、给钱”郭旭辉向被上诉人提供了虚假的材料，补办名字为“龙作君”的机动车行驶证就给办出来了，这也足以印证了被上诉人的行为违法。3.一审判决认为郭旭辉向被上诉人提供了虚假的材料应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在系统内部比对了“系统之外的人依法是根本无法查询和获取的”，上诉人均没有办理和使用过的身份证复印件（但此身份证复印件姓名、性别、民族、公民身份证号码又与上诉人的信息是一致），这并不能因此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合法的，否则，可能会让被上诉人懒政和不担责，助长不法分子实施不法行为，郭旭辉擅自办证中向被上诉人的相关承诺担责不能约束和对抗上诉人。据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被上诉人于2020年4月29日依第三人的申请为湘ＡＺ××**东风日产牌小车之补办名字为“龙作君”的机动车行驶证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望城交警大队的答辩意见与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郭旭辉未予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机动车业务委托书》这一主要材料以及上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属虚假材料，不能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因此，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应予撤销。但应予说明，根据本案证据，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已尽到审慎注意义务，程序合法。造成被诉行政行为结果错误的原因是原审第三人提交虚假材料，责任不在于行政机关。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883号行政判决；二、撤销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的为湘ＡＺ××**东风日产牌小型轿车补办行驶证的行政行为。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各50元，共100元，由被上诉人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文莉审判员  周 永审判员  傅美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彭凤琴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