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01民终39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翟昌伟，男，1985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单莉莉，吉林中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乃新，男，195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岩，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翟昌伟因与被上诉人杨乃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4民初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昌伟上诉请求：一、撤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4民初365号民事判决；杨乃新偿还借款本金592,000元及利息、逾期违约金和罚息214,873元（自2018年1月13日计算至2019年10月25日），并从2019年10月2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总计806,873元。二、判令翟昌伟对杨乃新名下位于长春市朝阳区崇智路35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长房权字第XX**）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款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由杨乃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超范围审理案件，审理重点偏离争议焦点，错误认定事实真相。1.本案是出借人翟昌伟起诉杨乃新偿还借款74万元及利息的民间借贷纠纷，原审判决中列明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包括：翟昌伟与杨乃新之间签订的借款74万元的借款协议、房地产抵押合同（已办理抵押登记，担保主债权74万元），翟昌伟向杨乃新光大银行卡转款60万元凭证及杨乃新同卡同日通过广东华兴银行提现14万元的凭证，杨乃新收到翟昌伟借款74万元的收条。杨乃新庭审中也提供了其光大银行的交易记录，与翟昌伟提供的提现14万元的证据相互印证，杨乃新答辩时自认向北京中普立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普公司）借款，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偿还欠款而故意不承认是向翟昌伟借款。原审认定的上述双方无争议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形成贷款的合意，翟昌伟已通过银行转账将借款74万元交付给杨乃新，借贷事实确已发生，原审判决怎么能认为翟昌伟无法证明双方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呢。2.原审法院审理杨乃新收到翟昌伟转款后又如何使用此笔款项属超范围审理案件。原审第一次开庭时，杨乃新称：“翟昌伟给他转款后，他的光大银行卡由提供服务的中普公司工作人员徐某把钱给取出去了”。法官问其是否报案，他说没有报案。原审中翟昌伟提出徐某与杨乃新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如有纠纷可通过另案解决，与本案翟昌伟起诉的借款无关。但原审法官责令翟昌伟联系徐某，让其到法院说明情况。徐某本人于2020年4月8日自行到法院向法官说明了2017年末杨乃新无法偿还贷款向其倒贷53万元的情况，并向法官提交了2017年12月13日向杨乃新邮政银行卡转款53万元的凭证。原审法官因杨乃新与徐某之间有资金往来再次组织开庭，是把根本就不相关的法律关系混在一起调查，超出审查范围。原审判决中认为徐某是翟昌伟提供的证人，与实际情况不符，徐某不是翟昌伟提供的证人，是原审法官要求其出庭作证的。即便对徐某与杨乃新之间的资金进行调查，徐某提供的转款凭证和法官自行到银行调取的杨乃新银行交易记录均能证明徐某给杨乃新转款53万元的真实情况。庭审中杨乃新对徐某陈述质证时，对其所述杨乃新向其借款53万元并在还款时把银行卡、身份证、取款密码给他的事实并没有提出异议，更没有其他辩解，原审判决对徐某的证言不予采信违反证据规则。徐某出借给杨乃新53万元有杨乃新出具的借条（原审时法官没有让徐某提供）。原审法官不应把徐某与杨乃新之间的纠纷在本案件中审查，更不应该成为重点核查事实，以至于影响本案借贷关系的认定。二、原审法官无视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以其推断事实判案，属适用法律错误。翟昌伟与杨乃新之间的借贷是通过居间服务的中普公司完成的，徐某是中普公司工作人员，帮助翟昌伟与杨乃新之间完成借贷信息匹配，协助签订合同，交纳各项费用等。原审判决以翟昌伟与徐某有共同的资金往来人及杨乃新不认识翟昌伟为由推定翟昌伟无法证明本案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属法律适用错误。杨乃新在原审中自述因为与高嵩一起答应给多人办工作，收了委托人的钱，高嵩把钱骗走了，他给委托人返钱，就还不上借翟昌伟的钱了。杨乃新无法偿还借款也是因为其自身不安分守己，贪图非法利益造成的，在庭审中又以年老体弱多病的状态骗取法官的同情，蒙蔽法官的判断。但无论如何法官也不能以案件当事人及证人之间关系无法确认否定杨乃新签订借款协议、出具收条、银行卡中收到上诉人转款的借贷事实。原审法院在上诉人证据如此充分证明借贷事实的情况下驳回诉讼请求，明显在掩盖事实真相，颠倒黑白，偏袒杨乃新。三、翟昌伟主张减少杨乃新偿还借款本金的数额。依据借款协议约定，借款人在收到借款后需向出借人交纳20％的还款保证金，由居间服务的中普公司代为收取。杨乃新收到借款后交纳了14.8万元的保证金，中普公司同意将此笔资金归还杨乃新，故翟昌伟主张杨乃新偿还的借款本金数额为59.2万元，利息以此为基数计算。综上，原审法院审判重点偏颇，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颠倒事实真相，请贵院依法予以纠正，还翟昌伟公平、公正。杨乃新辩称，应驳回翟昌伟的上诉请求，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应维持原审判决。翟昌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杨乃新偿还翟昌伟借款本金74万元及利息、逾期违约金和罚息214,873元（自2018年1月13日计算至2019年10月25日），并从2019年10月2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总计954,87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4日原、杨乃新签订借款协议：“借款金额616,440元、借款期限180天，还款日2018年6月12日。”2017年12月14日翟昌伟、杨乃新签订借款协议：“借款金额143836元、借款期限180天，还款日2018年6月12日。”2017年12月14日翟昌伟、杨乃新签订主债权及房地产抵押合同：“主债权金额抵押合同74万元整。债务履行期限2017年12月14日至2018年7月30日。抵押房屋位于朝阳区崇智路35号。。长房权字第XX**”2017年12月14日翟昌伟、杨乃新签订房屋抵押担保合同：“抵押财产房产。抵押人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在2017年12月14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陆拾肆万陆仟肆佰肆拾元整。”2018年1月8日翟昌伟、杨乃新对位于朝阳区崇智路35号的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2017年12月14日杨乃新出具收条二份：“本人今收到从翟昌伟处的借款人民币陆拾万元整。以银行转账方式收到人民币叁拾万元整。”2017年12月14日杨乃新出具收条：“本人今收到从翟昌伟处的借款人民币壹拾肆万元整。以银行转账方式收到人民币壹拾肆万元整。”翟昌伟支付律师费57,000元。2020年3月23日北京中普利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杨乃新于2017年12月14日向翟昌伟借款60万元和14万元，由我公司负责贷后管理，每月定期扣划还款。其中14万元的借款于2018年1月13日扣划失败，60万元借款于2018年4月13日起扣划失败，杨乃新自扣划失败日之后再无还款。”2017年12月14日翟昌伟给杨乃新转款30万元。2017年12月15日翟昌伟给杨乃新转款30万元。2017年12月15日杨乃新光大银行卡用户提现用户提现广东华兴银行提出14万元。2017年12月15日徐某操作杨乃新光大银行卡给自己账户转款499900元。2017年12月16日徐某操作杨乃新光大银行卡给自己账户转款240100元。有借款协议、主债权及房地产抵押合同、房屋抵押担保合同、不动产证、收条、银行流水、庭审笔录等为凭，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翟昌伟主张杨乃新向其借款74万元，但其只提供6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其虽主张另14万元是通过中普金服平台操作后转给杨乃新的，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的出借人是自己，故其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杨乃新收到60万元后，翟昌伟的证人徐某操作其银行卡给自己转款了74万元。徐某出庭作证称这74万元是还杨乃新之前借的53万元，并承认多出的21万元包括借款74万元的保证金14.8万元、首月利息9546元、咨询费、实地费、公证费、平台费、好处费等共计52,454元，但徐某和翟昌伟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杨乃新曾向徐某借过款和实际借款数额，无法证明这笔借款真实存在，因此证人所述转款是为了偿还之前53万元借款的证言，法院不予采信。证人徐某称其与翟昌伟不存在经济往来，且双方之间并不熟识，但根据翟昌伟和徐某提供的银行流水，和他二人有共同的资金往来的人包括张鲲、阮舰、陈昌，这与证人陈述矛盾，另杨乃新陈述其74万元的借款操作全是由徐某完成的，其从来就不认识翟昌伟，翟昌伟是徐某找来的，鉴于翟昌伟和证人对他们之间的真正关系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且翟昌伟转出的钱又被徐某转走了，杨乃新并未使用，翟昌伟无法证明双方借贷关系真实存在，故对翟昌伟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翟昌伟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674元，由翟昌伟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翟昌伟与被上诉人杨乃新签订的两份《借款协议》上，均有“中普”字样，翟昌伟为中普公司的员工。中普公司与翟昌伟签订代持协议，公司以翟昌伟名义开立账户，并将其自有资金划转到该账户，并通过该账户向借款人发放贷款，获取利息、居间费、服务费等，中普公司对该账户进行操作，翟昌伟不掌握该账户的收支情况，只负责签订《借款协议》、《房地产抵押合同》，借款人到期无法偿还借款，就其抵押房屋受偿所得价款亦归属于中普公司。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杨乃新因需要偿还借款，经案外人徐某介绍，向中普公司贷款，中普公司委派其员工翟昌伟与杨乃新签订《借款协议》，并通过翟昌伟名下账户将贷款发放至杨乃新账户，虽然该借款协议系由翟昌伟所签，但翟昌伟自认该出借款项并非其自有资金，而系中普公司资金，《借款协议》是制式的，其只是在合同上盖名章。二审期间，其对于是否认识杨乃新的回答为：“发生案涉借款时认识的”；对于是否知晓合同具体内容的回答为：“合同上都有体现”。以上事实可以认定，翟昌伟与杨乃新此前并不认识，翟昌伟并不了解合同内容，亦不清楚其名下账户的借贷情况，其与杨乃新无借贷合意，其并非实际出借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翟昌伟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翟昌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4民初36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翟昌伟的起诉。一、二案件审受理费共计18,543元，全部退回上诉人翟昌伟。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梁欣华审判员  姜晓健审判员  杨 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何佳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