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01民初1514号原告：胡松谋，男，1954年7月2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勇明、周明利，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被告：刘剑，男，1952年3月29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长，云南恒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胡松谋与被告刘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松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勇明、周明利，被告刘剑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海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松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解除合同通知无效暨《关于解除等委托性文件的通知函》无效；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1.云南云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河药业）是一家主营药品生产、销售和研发的非上市股份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云河药业总股本为8730万股，原、被告均为创始人及股东，原告持有云河药业股份1754.45万股、占总股本的20.10%，被告持有云河药业股份2865.93万股、占总股本的32.83%。2015年10月13日，原、被告从公司长远发展和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协议期限从签订之日起至云河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或与相关上市公司合作，进行股份重组后三十六个月届满之日止；一致行动协议不得为任何一方单方解除或撤销，协议所述与一致行动关系相关的所有条款均为不可撤销条款；若需变更，需双方达成一致，并签订书面的补充协议；双方在对其所持有的云河药业的股权进行任何卖出、质押等处分行为时，应通过相互协商以保持一致意见和行动；本协议一经签订即不可撤销，除非本协议所规定的期限届满等。2017年7月31日，原、被告又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凡涉及公司重大经营管理决策事项、需要有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的事项时，被告均与原告意见保持一致，以原告意见作为双方共同决定；在协议有效期内被告授权原告行使其全部股东权利，原告认可并愿意承担该代为行使的法律后果；未经原告同意，被告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其对外转让股份时，原告享有优先受让权；协议在被告作为公司股东期间持续有效。在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应完全履行各自义务，非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单方变更或解除本协议等。2019年1月12日，原、被告再次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内容与2017年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基本一致。同日被告还向原告出具《股东表决权委托书》（以下简称《委托书》），将被告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原告行使，并明确委托期限自签订之日至被告不持有股份之日止，有效期内被告不可撤销委托书。2.为壮大地方产业发展，红河州人民政府于2019年上半年安排国资委旗下的红河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河集团）对云河药业进行国有与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红河集团在对云河药业调查后，于2019年6月以债转股方式投入资金5000万元，原、被告将各自持有的股份全部质押给红河集团。2020年4月，红河集团组建的投资基金与云河药业签订了《投资合作意向书》，目前双方正处于云河药业混改方案谈判的关键时期。3.2020年5月20日，原告突然收到被告寄来的《关于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等委托性文件的通知函》（以下简称《通知函》），通知解除双方2017年7月31日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2019年1月12日签订的《一致行动人协议》和《委托书》等文件，并声称凡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均归其本人行使。原告于2020年6月11日回函表示不同意解除。4.原告认为，《一致行动人协议》等文件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合法有效，应当继续履行。三份协议及《委托书》均未约定合同解除权，相反均约定非经双方协商一致不得单方解除或变更，被告不能行使任意解除权。原、被告的股权现处于质押状态，云河药业处于混改期间，被告解除协议会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综上所述，本案迄今未发生任何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不存在法定解除事由和约定解除的情形，请求确认被告作出的《通知函》无效。刘剑辩称，1.原、被告签订的三份协议均系以授予股东权利为主的无偿委托合同，掺杂大量对被告不利的条款。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典型的一致行动是指双方协商共同扩大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核心规则是一致行动人当中的一部分股东通过让渡表决权数量的方式，将表决权集中至一致行动人的其中之一。2.原告通过一致行动协议剥夺了被告的股东权利，并设置了股份公司自由转让股份的障碍，剥夺了被告将股东权利授予第三方的可能性。2019年1月12日的《一致行动人协议》及《委托书》签订后，被告卸任云河药业董事长职务，亦不担任公司董事，直至被告发《通知函》期间，原告没有向被告报告办理受托事项、云河药业财务会计报表等公司经营情况，也没有报告召开临时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的重大事件。原告不当行使被告的授权，使被告无法知悉云河药业的经营情况，双方矛盾激化，已经丧失继续授权的信任基础。3.被告解除三份协议及《委托书》的行为于法有据。《公司法》规定表决权是股东固有的权利，可以自行行使或委托行使。委托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权不能被约定排除，被告作为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4.2020年5月20日，被告通过公证送达方式向原告送达《通知函》，解除范围包括了2015年10月13日的《一致行动协议》。因解除权系形成权，原告于2020年5月22日收到函件后，双方签订的三份协议及《委托书》于当日解除。5.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鉴于三份协议及《委托书》均系无偿委托性法律文件，被告依照《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依法行使任意解除权后，原告只有主张赔偿损失的诉权。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享有“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限制性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被告依法行使任意解除权不属于该条的规制范围。6.原告所述“原、被告的股份一并质押给红河集团”属实，但是质押合同及质押登记文件均由被告本人签署，与本案所涉委托性合同的解除无关，被告行使任意解除权不影响股份质押合同的履行及效力。依照《公司法》及云河药业的公司章程，涉及云河药业股本及股东变更事宜属于股东大会的决策范围，与原告个人无关。被告作为云河药业的大股东，将“全部股东权利”委托给原告，而原告擅自进行“云河药业混改”，不当行使被告授权，极有可能损害被告的股东权益。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三份协议及《委托书》是否已经解除？2.如尚未解除，被告行使的解除合同通知是否有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原告提交的《委托书》、被告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针对有争议的事实，胡松谋提交如下证据：1.云河药业企业信息报告一份，欲证明原、被告的股东身份、持股情况及2019年3月6日前云河药业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系被告。2.2015年10月13日《一致行动协议》一份，欲证明原、被告签订该协议，约定不得为任何一方单方解除或撤销，违反协议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等；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遵守履行；该协议并非委托合同且内容远超出表决权委托的范畴，属于无名合同。3.2017年7月31日《一致行动协议》一份，欲证明原、被告再次重申一致行动的意思，明确约定非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变更或解除协议，且转让时另一方享有优先受让权；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协议并支付违约金500万元；如出现争议协商不成，可向公司所在地法院起诉；该协议并非委托合同。4.2019年1月12日《一致行动人协议》一份，欲证明的内容同上。5.付款凭证、借款申请各一份、董事会决议三份，欲证明红河集团因与云河药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向云河药业投入资金5000万元，且同意将投入的5000万资金的还款期限延期一年。6.股权质押合同、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合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各一份，欲证明原、被告所持股份已全部质押给红河集团作为投资款5000万元的履约担保，不得再作其他处置，被告单方解除协议不仅违约，且损害公司、股东及投资人利益。7.《投资合作意向书》一份，欲证明云河药业与红河集团明确约定，云河药业及其股东在排他期内不得再与其他投资者洽谈股份转让相关事宜，目前双方仍就云河药业股权混改进行谈判，被告单方解除协议的行为不仅违约，且损害一致行动（人）的利益。8.云河药业企业信用报告一份，欲证明红河集团为继续推动云河药业的股权混改，同意将投给云河药业的5000万资金的还款期限延期一年，目前股权混改事宜正在推进当中，被告单方解除协议不仅违约，且损害公司、股东及投资人利益。9.《通知函》一份，欲证明2020年5月20日，被告在无合同依据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协议，构成违约，《通知函》无效。10.《复函》一份，欲证明原告于2020年6月10日表示不同意被告单方解除协议的行为，复函已送达被告。11.2016年1月15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形成的《云河药业第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云河药业第二届董事会决议》《投资决议》《云河药业董事会决议》《云河药业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云河药业同意向个旧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的董事会决议》《董事会同意抵押的决议》《云河药业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各一份，欲证明2019年3月6日前，被告一直担任云河药业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运营情况知情。经质证，被告刘剑对原告胡松谋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被告辞去法定代表人的时间是2019年1月12日，双方于当日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及《委托书》，只是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推迟了将近一个月。对证据2、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证据2界定了协议的法律性质是委托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的协议，被告享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证据3中协议有效期内被告授权原告行使全部股东权利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切法律权利包括了分红权，对被告不公平；云河药业在2017年已经是股份公司，约定限制了被告自由转让股权，也剥夺了第三方的受让权；证据4的名称加了（人），已经不是一致行动协议，该协议是授权委托性文件。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证据5中云河药业向红河集团临时贷款不是原告所述的投资款，且该行为属于公司层面，与股东无关；证据6系被告本人签署，已经违背了《一致行动协议》中被告将全部股东权利授予原告行使的约定，且该行为属于公司层面，股东为公司融通资金提供担保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根据公司章程，进行股改需召开股东大会决定而非由董事会或董事长决定，被告对此事不知情，原告不当行使授权损害了包括被告在内的全部股东的权利。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5000万元是临时借款，不是投资款。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的行为符合《合同法》行使解除权的规定。对证据10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原告收到《通知函》后解除通知已经生效。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被告虽然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担任云河药业的董事长，但2019年1月12日辞去董事长后，多次向原告索要财务报表遭到拒绝。被告刘剑围绕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10月13日《一致行动协议》、2017年7月31日《一致行动协议》、2019年1月12日《一致行动人协议》各一份，欲证明三份协议均系以授予股东权利为主的委托性合同，且掺杂大量对被告不利的条款。2.《委托书》、（2020）云昆国正证字第10812号及第10813号《公证书》《通知函》各一份，公证送达文件EMS投递记录二份，欲证明三份协议及《委权书》已于2020年5月22日解除。3.2020年5月26日《春城晚报》《都市时报》的《声明》各一份，欲证明被告行使解除权后通过报纸进行通报。4.2020年6月1日《告全体股东书》一份，欲证明原、被告的矛盾激化，缺乏信任基础。5.2020年7月15日《通知书》一份，欲证明事实同上。6.2020年2月13日《云河药业会议纪要》一份，欲证明原告不当行使被告授权，使被告无法知悉云河药业的情况，被告于2020年7月查询档案时才获悉此会议纪要。7.2019年3月8日《云南省收回药品GMP证书公告》（2019第2号）一份，并申请法院调取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药品GMP飞行（有因）检查意见》，国家税务总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出具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税务文书送达回证、《税务行政变更决定书》及税务文书送达回证各一份，欲证明原告担任云河药业董事长期间，公司多次被处罚，已经损害被告的股东利益。8.证人陈某出庭作证，欲证明原告于2015年10月回到云河药业担任总经理，被告在公司不参与管理，对公司情况不清楚；2019年7月听公司其他员工说原、被告发生矛盾，双方关系破裂。经质证，原告胡松谋对被告刘剑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协议经原、被告特别约定排除任意解除权，约定合法有效，“协议掺杂大量对被告不利条款”是被告理解错误，被告依据三份协议不享有《合同法》的任意解除权。对证据2、3、4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被告不享有解除权，通知无效，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证据5产生于被告发出《通知函》之后，且被告辞职后仍然有专职司机，不能证明双方矛盾激化、失去信任；证据6所涉会议有几十人参加，不可能隐瞒被告，会议召开前原告已经与被告商量，原告代被告签字符合协议约定。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处罚发生在被告任董事长期间，不能证明原告损害被告的股东利益。对证据8不予认可，认为证人所述内容均系传来证据。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交的证据1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以证明云河药业的企业信息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情况，予以采信。证据2、3、4与被告提交的证据1均系双方签订的三份协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6、7具有真实性，证据5、6可以证明原、被告用所持股权为云河药业向案外人红河集团设立担保的情况，证据7系云河药业进行股改的情况，予以采信。证据8仅能证明云河药业的企业信息、信贷记录等情况，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9、10与被告提交的证据2、3可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通知并登报声明，以及原告复函不同意解除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11可以证明原、被告在签订三份协议期间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况，予以采信。（二）被告提交的证据4、5具有真实性、关联性，但因均发生在被告发函之后，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6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能证实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7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处罚均发生于被告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8系证人证言，证人陈述均系听说，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胡松谋、被告刘剑均系云河药业的股东。2019年3月6日，云河药业的法定代表人由被告变更为原告，现原告持有云河药业1754.45万股，占总股本的20.10%，被告持有云河药业2865.9309万股，占总股本的32.83%。2015年10月13日，原、被告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双方为实现对云河药业的共同控制达成本协议，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且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均采取一致行动”。其中协议第一条约定，协议期限“自双方签署之日起至云河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或与相关上市公司合作，进行股份重组后三十六个月届满之日止。”第二条第5款约定，“一致行动关系不得为协议的任何一方单方解除或撤销；协议所述与一致行动关系相关的所有条款均为不可撤销条款。如需变更，需双方达成一致，并签署书面的补充协议。”第五条第2款约定，“本协议已经签订即不可撤销，除非本协议所规定的期限届满。”2017年7月31日，原、被告又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决策的效力，双方拟在公司重大经营、管理决策等事项上采取一致的意思表示和行动。”其中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在刘剑作为公司股东期间持续有效。”第七条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应完全履行各自义务，非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单方变更或解除本协议。”2019年1月12日，原、被告再次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决策的效率，双方拟在公司所有重大决策等事项上采取一致的意思表示和行动。”其中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起生效，且在刘剑作为公司股东期间持续有效。在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应完全履行各自义务，非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单方变更或解除本协议。”同日，被告还向原告出具《委托书》，将被告持有的云河药业2865.93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32.83%）所对应的股东表决权委托给原告行使，授权范围为公司章程规定需由股东表决的事项，委托期限为“自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委托人不持有股份之日止。在有效期内委托人不可撤销本委托书项下的委托事项”。2019年5月15日，云河药业作出董事会决议，同意向红河集团借款5000万元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以原、被告所持云河药业股权作为担保。2019年6月26日，云河药业与红河集团签订《借款合同》，原、被告及云河药业与红河集团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及《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由云河药业向红河集团借款5000万元，以原、被告所持云河药业全部股权作为质押担保，原、被告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同日，原、被告在红河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手续。2020年5月20日，被告作出《通知函》，载明“自通知函送达原告之日起，解除与原告曾签署的2017年7月31日《一致行动协议》、2019年1月12日《一致行动人协议》、2019年1月12日《委托书》等与被告所持云河药业32.83%股份相关的全部委托性文件，今后凡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均收归被告行使。该《通知函》通过邮寄于2020年5月22日送达原告”。2020年5月26日，被告在《春城晚报》《都市时报》上分别刊登《声明》，称其已致函解除与原告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一致行动人协议》《表决权委托书》等与其持有云河药业32.83%股份的委托性文件并将股东权利收归本人行使。2020年6月10日，原告作出《复函》，不同意被告解除三份协议及《委托书》，要求被告撤销《通知函》。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被告2015年、2017年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2019年签订的《一致行动人协议》及《委托书》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被告虽然认为原告不当行使授权，公司多次被行政处罚，但是其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云河药业在被告担任董事长期间两次受到行政处罚，故被告的答辩无事实依据；被告虽然认为三份协议中掺杂了大量对其不利条款、剥夺了其股东权利，但是协议内容系被告自愿作出的授权，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被告的答辩意见无法律依据。因本案不存在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故被告发出的《通知函》不因原告收悉而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本案中，原、被告在2015年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时，具有将云河药业上市交易或与相关上市公司合作的目的；虽然云河药业后未能上市，但是双方在该协议基础上，于2017年第二次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于2019年再次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且被告出具《委托书》，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对云河药业经营管理决策的一致性，解决实际控制人的问题，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该条规定的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来排除对该条款的适用。本案中，原、被告均系云河药业的大股东，被告与原告签订三份协议及出具《委托书》时，不只是考虑双方关系良好，而是更多地考虑双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和原告的经营管理能力；被告虽然主张三份协议系授予股东权利为主的无偿委托合同，但是双方“在公司经理管理决策、在股东大会上需行动一致”等约定，已超出无偿委托合同的范畴，具有较强的商业属性。被告在五年间与原告签订三份协议并出具《委托书》，说明其对约定内容有明确、清楚的认知，三份协议中“本协议在刘剑作为公司股东期间持续有效”“非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单方变更或解除本协议”的约定和《委托书》中“委托期限至刘剑不持有股份之日止”的承诺，正是为了防止单方行使任意解除权给履行合同带来的风险，体现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不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规定，在双方对合同解除条件进行特别约定时，即已表明用约定排除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适用。被告提交的证据既不能证明三份协议及《委托书》存在法定或约定解除的情形，也不能证明发生了双方在签订协议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和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故被告作出的《通知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刘剑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的《关于解除等委托性文件的通知函》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刘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普 艳审 判 员 董 亭人民陪审员 邹 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舒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