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412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龚国梁，男，196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乐安县人，户籍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小英，女，195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乐安县人，户籍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省锦屏县华达木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28580658684P，住所地：贵州省锦屏县敦寨镇敦寨村。法定代表人：游根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游根茂，男，1967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广东省佛山市人，户籍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现住贵州省锦屏县。上诉人龚国梁、杨小英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锦屏县华达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木业公司）、游根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2628民初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11月9日公开庭询，上诉人龚国梁，被上诉人华达木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游根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国梁、杨小英上诉称: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2628民初887号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达木业公司、游根茂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审理查明中遗漏重要事实。首先，一审法院仅列明涉案《合同终止协议书》的内容，事实上龚国梁、杨小英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系被胁迫，有报案笔录等证据证实，但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其次，一审认定“于2018年8月开始一直向公安部门举报和反映游根茂存在强迫交易情况”，但事实上公安机关直到2020年5月12日才作出书面回复，此期间龚国梁一直在配合公安机关对游根茂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侦查，也说明龚国梁一直在向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一审认为龚国梁、杨小英行使撤销权的时间为2019年8月与事实和法律规定程序相悖，属于认定错误。龚国梁一直在向公安、法院等公权力机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要界定撤销权行使时间，也应当是自2020年5月12日公安机关回复龚国梁后起算，因此龚国梁、杨小英的撤销权并未消灭。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游根茂存在强迫交易的违法犯罪嫌疑，公安机关虽然出具了“没有证据证实游根茂有涉黑涉恶行为”，但并不意味着游根茂没有强迫交易的违反犯罪行为。涉嫌违法犯罪签订的合同应当自始无效，当然无效，不存在要求合同一方通过民事诉讼行使撤销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事实上，游根茂采取胁迫手段逼龚国梁、杨小英签下《合同终止协议》的事实是存在的，且凭此终止协议，吞掉了龚国梁、杨小英价值五十五万元的机械设备及现金15万元，共计65万元，严重损害了龚国梁、杨小英的合法权益。3.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存在误导龚国梁、杨小英维权的情形。龚国梁、杨小英在2019年7月16日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游根茂赔偿损失，承担违约责任，但一审法院主审法官却动员龚国梁、杨小英撤诉，理由是要求龚国梁、杨小英必须先起诉撤销《合同终止协议书》及《结算清单》，龚国梁、杨小英并不懂法，当然听从法官的要求，故于2019年9月16日撤回了诉讼，并立马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撤销权之诉，但等到的却是撤销权消灭的判决，导致龚国梁、杨小英损失巨大。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明显有违公平原则，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华达木业公司、游根茂二审答辩意见，1.依法驳回龚国梁、杨小英的全部上诉请求；2.龚国梁、杨小英支付欠付租金34万元；3.龚国梁、杨小英支付名誉损失费1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2016年7月份开始，龚国梁、杨小英所经营的车间资金链断裂，开始拖欠工人工资，不能按时发放，10月份工人就领不到工资了，一直拖到12月份，累计拖欠工资近30万元；到了12月中旬，龚国梁、杨小英场地原材料也加工完了，产品也全部出来了，仓库仅剩两车半货，后龚国梁、杨小英准备把存货全部拉走，游根茂发现要二人跑路，便要求其将工人工资结清才能发车，但龚国梁、杨小英不予理睬，游根茂迫于无奈，便报了警，但派出所以属于经济纠纷为由不予出警，游根茂只好设置了路障，一道是车间大门用皮卡车拦住，另一道是公司大门口横放一辆叉车，因对方当晚人多势众，游根茂只好外出请车间员工帮忙，但当游根茂回来时，龚国梁已把拦在车间门口的皮卡车叉开了，大门处的叉车也被挪到了路边。第一辆装好货的拖车已经上了高速，第二辆货车正在装货，游根茂阻止未果后，只好又叫员工把面包车横在大门库，并叫人在车上守住。与此同时，游根茂便驱车上高速追赶第一辆货车，后经锦屏、天柱、三穗交警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岑巩高速出口成功拦截，另一辆车也在派出所的帮助下，没能发车成功。以上事实有2018年8月8日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2016年12月15日上午，龚国梁、杨小英终于把拖欠近三个月的员工工资全部发放完毕，并支付了部分的林农的木材款，到了下午，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在龚国梁急切要求结算下，双方把《合同终止协议书》签订好了，随后，龚国梁立刻随第二辆大货车上高速走了，由于龚国梁、杨小英还有几件存货在车间，杨小英便留了下来，12月17日上午，把结算清单做好后，杨小英才离开了公司。在此期间，双方都是有礼有节，相互包容下处理完事情，不存在胁迫交易的行为。2020年5月12日，锦屏县扫黑办出示的回复文件，也进一步说明了游根茂无任何不法行为，《合同终止协议》合法有效。相反龚国梁近两年多次对游根茂进行诬告，给游根茂造成了极大的名誉损失，其应当就此赔偿10万元。综上所述，龚国梁、杨小英完全是捏造事实，颠倒黑白，以期达到个人非法目的。由于龚国梁、杨小英经营不但，原合同无法按期履行，到2016年12月15日合同终止，龚国梁、杨小英尚欠游根茂34万元租金未付，龚国梁、杨小英应对尚欠租金承担支付责任。以上事实是全部经过，请二审法院支持华达木业公司、游根茂的请求。龚国梁、杨小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2016年12月15日华达木业公司与龚国梁、杨小英所签的《合同终止协议书》及2016年12月17日的《结算清单》；2.本案诉讼费由龚国梁、杨小英负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16年12月15日，龚国梁、杨小英（乙方）与华达木业公司（甲方）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因甲、乙双方以前的合作需要，甲、乙双方于2012年8月起至2016年3月后签署了四份合同，现因乙方经营不善导致以上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现双方协商同意，以上所有合同于2016年12月15日终止，终止合同双方结算清单（附清单）互不相欠。”2016年12月17日，龚国梁、杨小英（乙方）与贵州省锦屏县华达木业有限公司（甲方）签订《结算清单》一份，主要内容为：“经甲、乙双方清算和协议，现所有经济往来已算清，（一）乙方在本月所产生税费26940元，乙方需支付甲方；（二）乙方欠杨发奎5184元，支付给甲方共计5184元；（三）电费本月费用抵押金；（四）乙方如在最后一车办证必须现场交清税费，否则不办证；（五）除以上账务，其余所有账务全部结清冲抵，彻底结算；（六）以上费用没交清最后一车不得发货，冲抵以上费用。”另查明，龚国梁、杨小英在签订上述《合同终止协议书》、《结算清单》后，于2018年8月开始一直向公安部门举报和反映游根茂存在强迫交易等情况，公安部门也多次对其反映的问题予以书面和口头答复。现龚国梁、杨小英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终止协议书》、《结算清单》存在胁迫和显失公平等情形，遂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撤销上述协议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结合本案，龚国梁、杨小英在与华达木业公司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结算清单》后，龚国梁曾于2018年8月左右向公安部门举报和反映游根茂存在强迫交易等情况，公安部门也多次对龚国梁反映的问题予以书面和口头答复，由此可见龚国梁应当在2018年8月已经知晓其与华达木业公司签订的合同存在撤销的事由，但龚国梁、杨小英并未在一年（2019年8月）内向法院起诉或仲裁机构申请撤销上述合同，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撤销权已经消灭，因此，对于龚国梁、杨小英提出撤销《合同终止协议书》、《结算清单》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判决：驳回龚国梁、杨小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龚国梁、杨小英负担。二审中，华达木业公司、游根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通知书》，拟证实：2016年7月30日，龚国梁、杨小英的生产经营状况出现问题，游根茂不存在强迫龚国梁、杨小英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的行为。经本院组织质证，龚国梁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因龚国梁对上述证据不认可，又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份《通知书》不予认可。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20年5月12日锦屏县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向龚国梁出具书面回复，内容为：“关于你举报游根茂涉黑涉恶一案，我局核查后，曾于2019年4月28日以笔录形式向你答复。2020年5月12日，你要求我局以书面形式答复你，现我局将核查结果书面答复于你。经我局核查，没有证据证实游根茂有涉黑涉恶行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综合龚国梁、杨小英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游根茂是否有胁迫行为；2.龚国梁、杨小英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是否经过。关于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当事人主张存在胁迫事由的，其提供的证据能够让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胁迫事由的存在。本案中，龚国梁、杨小英主张其系受华达木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游根茂胁迫，与华达木业公司签订了《合同终止协议书》及《结算清单》，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锦屏县公安局也向龚国梁书面回复，没有证据证实游根茂有涉黑涉恶的行为，因此，龚国梁、杨小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龚国梁、杨小英主张其系受华达木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游根茂胁迫，与华达木业公司签订了《合同终止协议书》及《结算清单》，其应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撤销《合同终止协议书》及《结算清单》，否则撤销权消灭。涉案《合同终止协议书》于2016年12月15日签订，《结算清单》于2016年12月17日签订，龚国梁、杨小英主张系受胁迫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及《结算清单》，但二人并未举证证实自己受胁迫的行为处于持续状态，导致二人无法行使撤销权，因此，龚国梁、杨小英应在《合同终止协议书》及《结算清单》签订后，即2016年12月18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而龚国梁、杨小英直至2020年6月才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其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间已经经过，撤销权消灭，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华达木业公司、游根茂在上诉答辩中提出要求龚国梁、杨小英支付欠付租金34万元及名誉损失费10万元的请求，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也未经过一审审理，本院对此不予审理。综上所述，龚国梁、杨小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龚国梁、杨小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琴审判员 刘志红审判员 欧阳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马浩菱书记员赵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