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终15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应亚萍，女，1957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宁波市宁穿路**。法定代表人裘东耀，市长。委托代理人薛翔。委托代理人王小光，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应亚萍因诉宁波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宁波市政府）土地行政批准一案，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2行初15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20年11月4日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应亚萍，被上诉人宁波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薛翔、王小光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应亚萍一审起诉称，应亚萍在宁波市江北区拥有合法房屋一处，现因“槐树路区块旧城区改造项目”建设需要，应亚萍所在地块被挂牌出让。2019年11月26日，应亚萍通过向宁波市政府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获知，宁波市政府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了批准同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5.088公顷和超出红线外地下空间使用权投影面积0.6992公顷的行政行为，并于2019年8月27日在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应亚萍房屋所在地块位于该项目范围内。宁波市政府批准土地出让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请求判决予以撤销。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相关起诉事项应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根据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2019）浙02行审57号行政裁定及应亚萍的陈述，应亚萍所有的房屋已经被依法征收且被依法实施强制腾空，故应亚萍此后与相关房屋及其所占国有土地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行政机关对依法收归国有的土地使用权的处理，亦与应亚萍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亚萍不是涉案宗地出让行为的相对人或者与出让行为相关联的利害关系人，不能对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应亚萍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应亚萍的起诉。应亚萍上诉称：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严重违反行政诉讼法定程序，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法院传票没有按规定时间送达；事先没有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当天下午审理十个当事人诉讼时，只有一审主审法官独任的简易法庭，且未经当事人同意强制合并询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合议庭组成形式严重违法。开庭审理时，因审理案号、当事人是谁，先审谁，是否在三天前收到法院传票，合并审理的是否要经当事人同意方可合并，这些都未按正常程序进行。一审庭审秩序混乱。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人民法院应当以国家财产是否违法成交造成巨额损失展开调查。并不是土地使用权出让合法性来调查。这是两个范畴的行政行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如果确实合法，但成交程序的严重错误造成国家财产损失，作为政府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在土地拍卖结束后两个月才宣布成交更加错误。人民法院接到群众报警，应当以职权实施司法监督，不能一推了之、推诿敷衍。三、上诉人与被诉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行政机关有没有给予涉案地块的被拆迁人合法补偿展开深入调查，不能偏信政府编造的谎言作为本案审结依据。上诉人有相关证据。牵涉本地块对原居民利益哪怕是一丁点也是与我们息息相关。四、一审法院枉法裁判，玩忽职守，剥夺了当事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审以（2019）浙02行审57号行政裁定书作为驳回起诉意见，是打击报复上诉人枉法裁判的依据。五、一审法院没有对上诉人要求提供改建地段的房屋的诉求合法性进行审理和裁决，也没有给上诉人相关权利和机会在法庭上进行陈述和申辩。也没有对行政机关拒不执行国务院全国性棚户区改造重大决策部署行为作出裁决，属于漏审、漏判、错判。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宁波市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对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出批准出让的行政行为，未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就本案而言，答辩人对涉案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方案进行批准的行为，只是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不是该批准行为，而是经政府批准后其他相关部门对外具体实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行政行为。因此，答辩人作出的批准出让行为属于对下级行政机关报送拟出让方案的内部审批，未直接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的影响，该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起诉受理条件，即“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二、上诉人与涉案国有建设用地的出让行为无利害关系，其无权对涉案地块出让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上诉人的房屋及所在国有土地均已经被依法征收，征收决定生效时上诉人对涉案地块已不再享有土地使用权，而且相应征收补偿已经落实。土地征收与土地出让系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上诉人不是涉案宗地出让行为的相对人或者与土地出让行为相关联的利害关系人，答辩人对该地块土地出让方案予以批准的行为，与上诉人不具有利害关系。因此，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受理条件。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应亚萍对宁波市政府审核同意出让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5.088公顷和超出红线外地下空间使用权投影面积0.6992公顷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根据生效的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2行审57号行政裁定及应亚萍的陈述，应亚萍所有的房屋已经被依法征收且被依法实施强制腾空，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同时收回。被诉行为系对依法收归国有的土地使用权的处理，应亚萍在其房屋被依法征收后，与国有土地后续使用行为间没有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据此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该解释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用传票传唤当事人。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到庭。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外地的，应当留有必要的在途时间。”一审法院采用询问而非开庭审理的方式，在询问前已通知当事人，应亚萍也实际到场参加询问，程序并不违法。一审法院合议庭组成人员合法，且于2020年6月22日通过移动微法院告知应亚萍合议庭组成人员，符合法律规定。应亚萍对一审审判程序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综上，应亚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戴文波审判员  夏祖银审判员  董 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亦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