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29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媛，女，1984年11月11日生，汉族，职业：江西广播电视台员工，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绍英，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开科，男，1982年5月28日生，汉族，职业：野踪进出口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玲，女，1985年3月1日生，汉族，职业：野踪进出口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山西律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灯塔实嘉织造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望水台街道庞夹河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000122382617A。 法定代表人：李振家，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强，辽宁德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喆，该公司副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吴华喜，女，1981年8月28日生，汉族，职业：北京优比客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住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 原审第三人：郭永强，男，1982年2月10日生，汉族，职业:中电建建筑集团承包方，住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 原审第三人：万杨，男，1985年7月4日生，汉族，职业：江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员工，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上诉人范媛因与被上诉人乔开科、王玲、原审第三人灯塔实嘉织造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灯塔公司）、吴华喜、郭永强、万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2020）赣0111民初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范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绍英、被上诉人乔开科、王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原审第三人灯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强、李喆及原审第三人吴华喜、郭永强、万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范媛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被上诉人于一审要求返还货款，但未主张合同解除或无效，故被上诉人一审诉请缺乏请求权基础。不论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既无协议解除合同，被上诉人亦未发出合同解除通知，被上诉人以合同已基础为由主张返还货款，于法无据。解除合同应当具备法律规定的要件并符合合同解除形式的要求，一审判决仅以上诉人退还介绍费为由主观推定合同已解除，系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二、依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交易磋商过程及合同履行的具体内容，充分说明双方并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合意。1、结合双方聊天记录可知，上诉人范媛多次为被上诉人转达与厂家签署合同的版本，促成被上诉人与厂家订立合同，交易相对方为灯塔公司，范媛作为中间人的身份赚取一定的介绍费亦获得被上诉人的认可。2、被上诉人在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提出派人直接与厂家签订合同，并事先与厂家取得联系，就生产标准、数量、物流方式等进行了实质性沟通，与厂家达成了口头交易，厂家也实际交货履行。3、被上诉人与厂家间合同履行方式的确立在被上诉人与工厂取得联系后才确定，被上诉人直接于厂家联系，形成买卖合同合意，且在执行过程中，厂家按照被上诉人要求进行出货与提货。上诉人范媛仅作为中间人，按照被上诉人指示代为收、支货款，但被上诉人验证、验货并提货后，依据其指示将余款代付给厂家。吴华喜是否与工厂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此外，被上诉人直接与厂家联系退货，并未联系上诉人范媛。4、依据双方聊天记录，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中间人身份并认可其应收取一定费用，居间合同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以居间费过高为由否认居间事实，缺乏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一审起诉状自认且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派人提货并在认为货物有问题的情况下向工厂联系退伙事宜，印证被上诉人与工厂直接发生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其应向工厂联系退款。一审错误认定货物未提出且不存在退货，即便范媛为卖方，被上诉人应将货物退回范媛处并举证证明货物存在问题，但被上诉人未提供该证据，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四、被上诉人一审明确主张合同已解除后的货款返还，一审应围绕合同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合同是否具备解除条件、合同是否解除进行审理，一审偏离诉争焦点援引违约责任的法律规定，未能围绕被上诉人一审诉请及上诉人的一审答辩进行有效审查处理。五、一审法院未依法提前三天向上诉人送达开庭传票，也未口头通知上诉人，系程序违法，应当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定居国外，其向委托代理人出具的代理手续属于境外形成的委托手续，未经公证认证不具法律效力，但一审法院未审查，被上诉人一审应视为缺席，做撤诉处理。 被上诉人乔开科、王玲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系买卖合同关系，因履行不能已由双方合意解除，范媛作为买方应当返还货款并赔偿答辩人损失。依据答辩人提供的其与灯塔公司李喆的通话录像视频可知，灯塔公司认可ＣＥ证书为假，答辩人于2020年4月8日才知晓工厂收取范媛支付的40万元，工厂亦认可范媛作为合同履行的相对方，工厂与吴华喜间仅为履行手续做了合同形式，实际上工厂未与答辩人并未形成书面合同。2020年3月31日，答辩人方按照范媛的指示去指定地点验货时，发现货物ＣＥ证书是造假的情况下，就第一时间在群里通知了范媛，并要求货运司机将货物拉回，范媛为了处理此事也已经将17万元货款退回答辩人，双方已经解除了合同。同时根据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截图，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商务部官网的名单中并未有灯塔实嘉公司，根据二部门的规定，自2020年4月1日起未在前述官网中备案不具备出口资格，涉案合同已经实际不能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九十四条规定，案涉合同属于履行不能，买卖双方合意解除，因此不存在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的问题。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所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1、答辩人与灯塔公司均不认可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答辩人与原审第三人在2020年3月30日分群聊天建立之前未有任何沟通交流，被答辩人为居间人身份不成立。范媛与他人的法律关系由其另行处理，与答辩人无关。2、答辩人、被答辩人在微信聊天中对于双方买卖双方的身份进行了多次确认，答辩人不清楚原审第三人收取了多少款项，且收取款项多少均与答辩人无关，系被答辩人与他人另行存在的法律关系。从价款支付来看，答辩人直接向被答辩人支付了共计88万元货款，被答辩人向其余方支付货款的行为，答辩人直至2020年4月8日与灯塔公司的电话录音中才知道灯塔公司收取了40万元货款，至于其他第三人的货款收取情况，是截止被答辩人在举证期内提交了证据材料后，答辩人才得知。3、被答辩人所称的居间合同不符合居间合同设立的立法本意，居间费用多少，居间人是谁，是否有其他居间人，被答辩人未对答辩人有过任何说明。如本案为居间合同，仅居间费用就达到了买卖合同价款的120%之上，系明显不当。4、范媛收取答辩人款项的行为及全程参与协商谈判货物的价款、型号、数量、质量、交货方式的行为实质已完全符合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范媛的聊天记录中，答辩人也多次明确说明其仅找被答辩人范媛，群聊天中并未有吴华喜的存在，被答辩人并未向答辩人提供吴华喜及工厂的证据。被答辩人范媛与万杨、郭永强、吴华喜、灯塔公司另外形成一个或数个独立合同关系，与答辩人无关。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四、一审程序正当，依法应予维持。一审中，被答辩人上诉称其未收到开庭传票，但被答辩人实际参加了庭审，并未实质上影响其权利，因此不应当视为程序违法。答辩人均未移民德国，答辩人均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持有中华人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及护照，因疫情原因暂时无法回国进行诉讼，但答辩人所签署的委托书均系本人签署，真实有效。自2020年4月14日起，德国新冠××疫情蔓延，领事馆暂停对外办公。答辩人亦曾向领事馆申请出具有关授权委托书的证明，被告知要到2020年12月18日才能办理，本案的一、二审庭审工作有庭审时间的法律规定，显然无法等待使领馆的证明。提交本答辩状同时，答辩人提交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馆门口所张贴公告及向答辩人回复邮件截屏作为证据。上诉人对案件事实不持异议，不能以其所谓的程序不当，否定案件事实。 原审第三人灯塔公司述称，一、灯塔公司不应为本案纠纷的诉讼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与乔开科、王玲、范媛没有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应驳回上诉人对灯塔公司的诉讼请求。二、灯塔公司与吴华喜建立了买卖合同。吴华喜与灯塔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通过手机微信就购买1万件防护服合同进行多次磋商，双方通过微信及电话对合同履行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价款为国内出厂价50万元。吴华喜给付灯塔公司合同款项40万元，余款未付。从合同要约主体、签约主体、合同价款给付主体等内容来看，灯塔公司与吴华喜建立了买卖合同。在合同履行中，虽然灯塔公司与乔开科、王玲对验货、送货等事宜进行了联系，但是这些都是灯塔公司依买卖合同相对人吴华喜的要求向第三人直接履行的问题，不能改变本案灯塔公司与吴华喜直接签订买卖合同的基本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灯塔公司按照中国GB19082的标准生产了1万件防护服，按照吴华喜的要求，配合购买人将防护服运输至上海浦东机场，这是典型的合同债务人直接向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方式。即便灯塔公司的货物出现问题，也应该由灯塔公司向吴华喜承担合同责任。四、案涉货物的出口、进口手续办理不是灯塔公司的合同义务，灯塔公司不应就货物未能如期出关承担责任。灯塔公司与吴华喜形成的是国内货物买卖关系，合同价款是国内出厂价。货物的初始买方如何办理货物出口与进口手续与灯塔公司无关，灯塔公司已按吴华喜的要求将样品及相关材料交付吴华喜，其已进行审核确认，并将40万元已支付给灯塔公司，灯塔公司也已进行生产。此外，一审时乔开科、王玲也未提供货物不能办理出口、进口的政府部门的证实材料。 原审第三人吴华喜述称，灯塔公司给了我相关的资质，由我代表灯塔公司将资质给郭永强用于联系被上诉人，在获得其认可后才转款确定了订单，我已经提供资质，后期货物的出口问题与我无关。我仅负责国内工厂交货，而不是出口交付。案涉合同本由被上诉人盖章之后传给灯塔公司盖章，也讨论过合同细节，在被上诉人看完给我们转款，虽然合同最后没有签字盖章，但是合同版本来回网传都有记录。相关材料在转款之前我都已经提交给灯塔公司，被上诉人是认可产品图片后才付款的。 原审第三人万杨述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同学，被上诉人乔开科、王玲将第一手资料给上诉人范媛，由范媛帮忙找厂家，范媛就将把他们的需求发给我，我第一时间发给郭永强。被上诉人在期间跟我们有过沟通，因为有时候传达内容不是很清楚，我就帮范媛解释一下。在此期间，灯塔公司发给我的东西，都是直接原样打包发给上诉人。二、被上诉人并非与我们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开始被上诉人就已同厂家有过沟通，会直接派人去灯塔公司拿货，也知道交易的具体情况。 原审第三人郭永强述称，当时由我们将灯塔公司的资料转发给被上诉人后，由被上诉人确定订单，然后被上诉人再跟灯塔公司自行协商解决供货与出货的问题。我们将供货协议发给被上诉人，要求其签字盖章然后扫描发给我们，然后再转发给灯塔公司签字盖章，最后将灯塔公司也签字盖章的合同转发给被上诉人。此外，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有一段聊天记录里曾提到被上诉人已直接跟灯塔公司取得了联系，被上诉人会派人跟灯塔公司直接签合同，我们只是代为传送双方信息，没有修改信息。 乔开科、王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媛返回乔开科、王玲款项710000元；2.判令范媛赔偿乔开科、王玲损失53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均由范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乔开科与王玲系夫妻关系，王玲与范媛系同学关系，乔开科与王玲在德国生活。2020年3月20日，范媛通过微信找到王玲询问是否需要防护用品。双方通过反复沟通，王玲确认向范媛采购防护服10000件，约定防护服的CE证书必须符合德国质量标准，国内交货方式为原告自行去厂家验货并提货。乔开科与王玲在2020年3月24日至3月30日期间分多次共向范媛支付防护服货款880000元整。范媛扣除了80000元后将剩余的800000元转给万杨，万杨扣除了70000元后又将剩余的730000元转给郭永强，郭永强扣除了130000元后将剩余的600000元转给了吴华喜，吴华喜扣除了200000元后将剩余的400000元转给灯塔公司用以支付上述10000件防护服的货款。后灯塔公司将上述防护服运至海关交给乔开科与王玲，乔开科与王玲提货时发现灯塔公司出具的CE证书不符合德国质量标准，乔开科与王玲遂将防护服运回灯塔公司，并将情况告诉范媛。乔开科与王玲、范媛为退款事宜协商未果，该批货物现仍在灯塔公司仓库内。另查明：2020年4月5日，范媛向乔开科、王玲退回17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乔开科、王玲与范媛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居间合同关系。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范媛主张其作为居间人，已促使乔开科、王玲作为买方与灯塔公司作为卖方订立了买卖合同，乔开科、王玲与灯塔公司对此观点均不予认可，且范媛未提供证据证实乔开科、王玲与灯塔公司之间签订了买卖合同。其次，从现有证据可看出乔开科、王玲向范媛支付的880000元全部为货款，未有证据显示乔开科、王玲有向范媛支付居间报酬的行为。第三，如范媛所称居间合同属实，则居间费用高达480000元，甚至高于买卖合同的总价款，明显与常理不符。故该院对范媛所称双方系居间合同关系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买卖合同双方为乔开科、王玲与范媛，至于范媛如何向原审第三人采购涉案货物，并不足以变更诉争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现因涉案货物附属证书未达成双方约定的标准，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范媛退还170000元货款的行为也表明双方达成了解除合同的合意，故现乔开科、王玲要求返还剩余货款，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双方约定的交货方式为乔开科、王玲自行到工厂提货，现货物未提出，不存在退货的情形，故对范媛要求乔开科、王玲退货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乔开科、王玲要求范媛赔偿损失5300元，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乔开科、王玲的诉讼请求中合法有据的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范媛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乔开科、王玲货款710000元；二、驳回乔开科、王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953元，保全费4124元，合计15077元，由乔开科、王玲负担107元，由范媛负担14970元。 二审中，上诉人范媛提交四本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第一本聊天记录，实质与本案无关，最早期是范媛主动向远在德国的王玲夫妇提供和报告国内关于口罩的交易机会，未果。第二本至第四本聊天记录显示从2020年3月23日开始，被上诉人王玲提出要求上诉人范媛帮她找寻防护服的厂家，此后范媛与朋友找到了原审第三人灯塔公司，并向被上诉人报告了交易机会，在被上诉人的指令下，将厂家的有关资质材料转交给被上诉人王玲，经过被上诉人的比对核实确认无误后支付了交易定金。被上诉人王玲后面提出需要补签合同，上诉人范媛也主动建议被上诉人尽快与厂家签合同。自2020年3月24日起，上诉人作为中间人，为被上诉人和厂家来回转达、回传协议版本三份，并明确自己仅是中间人。后被上诉人自己为了报关便利，在磋商的后期阶段，又补充明确要求合同的买方是被上诉人提供的香港公司，合同的卖方是灯塔公司。为尽快达成协议，被上诉人乔开科直接与灯塔公司取得了联系，对交易标的的各项内容直接进行电话磋商，与工厂确定了交易内容，对交易主体也无异议，并以实际行动前往工厂提货，该过程通过聊天记录能够充分反映。上诉人范媛从未以卖方自居，也未曾有过卖方的意思表示，自始自终都是鼓励和建议被上诉人王玲尽快和灯塔公司签署协议明确责任。最终，因疫情期间，防疫物资非常紧缺且价格飞涨，被上诉人自身等不及，在此背景下明确将自行前往灯塔公司签合同，并急促派人前往工厂现场提取了货物，以实际行为成交了该笔买卖。综上，从原始的磋商的过程、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充分表明，被上诉人寄希望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对象是灯塔公司，并非范媛。范媛仅仅是其信任的同学，并且在她的指示下开展工作，范媛在磋商过程中也一直明确自己仅是中间人的转达角色，尽力促成被上诉人（香港公司）与灯塔工厂的该笔交易，王玲与范媛间并未达成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乔开科、王玲质证称，一、上诉人当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当予以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系上诉人与王玲之间的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形成时间为2020年3月20日至4月8日之间，均在一审开庭之前，一审前具备提交证据的可能性，范媛拒不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二、从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经足以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提交的二审证据亦能与一审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合同相对方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即本案的合同当事方为范媛和王玲。结合2020年3月20日、22日、23日、24日、27日、28日、31日、4月3日、4月4日王玲与范媛的聊天记录内容，证明本案不存在所谓的居间合同，合同价格、数量、质量、交付方式、验货均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范媛直接协商确定，范媛也要求将定金及全部款项支付给本人，其从未向王玲披露居间人是谁，王玲也从未与第三人有过任何交易往来。 原审第三人灯塔公司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是范媛与乔开科、王玲买卖合同所涉事宜，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灯塔公司与乔开科、王玲及范媛没有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该组证据与灯塔公司无任何关联性。 原审第三人郭永强、吴华喜、万杨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被上诉人乔开科、王玲提交以下新证据：授权委托书、户籍证明、常住人口信息表、结婚证复印件、护照复印件（当庭视频连线出示护照原件），关于领事证件大厅暂停对外办公的通知和被上诉人的邮件（均系复印件和打印件），证明：王玲与乔开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以及做出的委托代理授权是合法的。上诉人范媛质证称，一、被上诉人提供的公文证书系域外形成，必须经所在国的公证机关或者履行相关国间签署的公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如果涉及身份的证据，必须要经过公证认证的程序，一审中上诉人没有看到授权委托书的公证认证手续。二审中，被上诉人当庭提交的文书应附有中文译本。外文文书的落款时间是在2020年9月的23号、9月24日和10月13日，而2020年8月份已做出一审判决，证明在一审判决之前委托手续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即便二审提供的外文文书有翻译件，也是在一审已判决的情况下事后做出的认证公证手续，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和程序，所以应认定一审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未经授权，被上诉人一审应视为缺席。二、户籍证明已经失效，上诉人不予认可。三、常住人口信息表显示变动时间为2016年的11月31日，也未显示盖章时间，在2016年到现在至今是否存在变动，并不清楚，反映不了最新情况。四、结婚证如果作为证据提交且原件在境外，根据相关规定，应当履行公证合认证程序，所以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最终认定由法庭核实。五、依据护照情况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二人在2019年7月份之前已在德国，其经常居住地在国外，委托代理手续系境外形成，应补充相关公证认证程序，否则委托手续视为不存在。六、对于没有原件的关于领事证件大厅暂停对外办公的通知和被上诉人的邮件均不质证。原审第三人灯塔公司、吴华喜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原审第三人万杨、郭永强质证称，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三性由法院进行核实。 原审第三人灯塔公司提交广检集团检验检测报告两份（编码分别是：200018157ＭＯ、200018157），证明：灯塔的产品符合国内资质，符合国内检验标准。上诉人范媛质证称，对检验报告的三性均有异议。报告显示的检测地址为在广州市番禺区，报告出具的时间、签发日期为2020年的4月16日，在此时间已出现纠纷，实际上提货时间为2020年3月31日，无法核实检测报告中的检测对象是不是本案标的物，无法确认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性。被上诉人质证称，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货物符合我们所要求的欧盟的ＣＥ认证的标准，自2020年4月1日起，灯塔公司不在商务部备案的具备出口资质的名单内，故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原审第三人万杨、郭永强质证称，同意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原审第三人吴华喜质证称，对灯塔公司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但是灯塔提交的作为证据的检验报告和灯塔给我的两份检验报告上的时间不一致。 原审第三人吴华喜提交其与李喆的聊天记录截图六张，证明：其所转发的资料均经过灯塔公司同意后才转发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经过审核后才确认付款，被上诉人也曾到灯塔公司验货。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原审第三人郭永强质证称，对该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原审第三人万杨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我一直从郭永强手上拿到资料然后转发给范媛，跟厂家沟通的具体情况都是吴华喜直接和李喆联系，具体的聊天内容我不清楚。原审第三人灯塔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证明灯塔公司与吴华喜建立了买卖法律关系，将资料直接发给吴华喜，直接向吴华喜履行合同义务，而不是通过吴华喜转交给乔开科、王玲，吴华喜将资料交给乔开科、王玲与灯塔公司无关。与从双方合同内容来看，灯塔公司已对吴华喜明确了该批货物办理出口、进口手续不是灯塔公司的合同义务，不应对货物未能如期出关承担责任。该份证据同时证明了灯塔公司已按吴华喜的要求将样品及相关材料交付了吴华喜，吴华喜已经进行审核确认的事实。 关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对其三性在本院认为部分再做阐述。对原审第三人灯塔公司提供的证据，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可。关于原审第三人吴华喜提供的证据，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与被上诉人乔开科、王玲达成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人的确定。自2020年3月起上诉人范媛与身处德国的被上诉人乔开科、王玲夫妇就案涉货物的购买事宜进行沟通，2020年3月24日至3月30日期间被上诉人分多次共向范媛支付货款880000元，上诉人范媛与原审第三人万杨、郭永强、吴华喜在各自扣除一定金额后最终向生产厂家灯塔公司支付货款400000元，2020年4月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退回170000元。现双方就剩余货款710000元的退还问题发生纠纷，上诉人范媛提出其实际为居间人，并非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相对人，故不应承担退还剩余货款的责任。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上诉人就案涉货物的数量、质量标准、货款支付等细节均与被上诉人进行了沟通协商，货款也是直接由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多次向上诉人表示其只认识上诉人，也只认可上诉人，如果案涉货物或货款出现问题，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负责，上诉人也表示同意。另，灯塔公司亦否认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灯塔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本案第三人吴华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关于居间合同的规定可知，居间人仅对交易双方起到沟通桥梁作用，对于交易的实质性内容的确定及合同履行不做干涉，而本案中，上诉人的行为已明显超过居间人的作用。再者，在案涉合同履行不能之后，上诉人范媛不仅在其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承诺会负责将货款返还给被上诉人，也以实际行动实施了该退款行为，即向被上诉人退回了部分货款。综上所述，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聊天记录等，一审认定与被上诉人建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系上诉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在被上诉人因货物质量问题拒收货物后，被上诉人即向上诉人主张退回货款，上诉人也予以认可，并实际退回了部分货款，故双方就解除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已经达成一致，案涉买卖合同已经解除，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退回剩余货款710000元。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存在程序违法，首先，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未依法提前三天向范媛送达开庭传票，经本院查明，上诉人实际参加了一审庭审、进行了答辩、举证、质证和辩论，其在一审庭审时也未对一审程序提出异议，故即使一审法院存在该程序瑕疵，也并未对其诉讼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上诉人还提出被上诉人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委托手续存在问题，经本院当庭向二被上诉人核实，其认可一审对其诉讼代理人的授权，并对一审诉讼代理人的各项诉讼活动予以确认，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所述，范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0元，由范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朋 审 判 员  李 扬 审 判 员  谢 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阮焱焱 书 记 员  万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