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33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得贵，男，196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静华，女，196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嗣雨，北京普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湘昀，北京普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岩，男，1984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鸣翔，北京顺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征，北京顺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园区绿生路**。法定代表人：刘雪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军，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宁宁，女，198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李得贵、黄静华与被上诉人周岩、原审第三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都机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0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得贵、黄静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嗣雨，被上诉人周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鸣翔，原审第三人首都机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军、李宁宁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得贵、黄静华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02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即将民事判决第一项李得贵、黄静华向周岩连带给付补偿款一千一百九十二万六千七百元改判为给付八百六十九万四千三百五十三元五角；2.判令周岩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认为“该520万元可以作为分配第二次补偿款时周岩一方的投入成本进行认定”错误，与事实及证据不符。第一、通过周岩提供的有李得贵、黄静华签字的四张字条仅仅能证明李得贵、黄静华、周岩共同投资金额为3735307元。第二、周岩提供的录音不能作为本案确定投资款数额的定案证据。该证据不具合法性，内容不真实，跟本案无关联性。第三、周岩在第一次庭审中明确表示投资款都是转账给李得贵、黄静华进行支付的，并向法院申请调取支付流水。但本案中，周岩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流水证明其投资款的数额，与其他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二、一审法院认为“就该250万元系退还给周庆海投入成本这一事实，李得贵、黄静华一方并未提交证据佐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错误，与事实不符。第一、通过李得贵、黄静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可知，李得贵、黄静华确实在2016年向周庆海支付过250万元费用。且该费用并没有注明是“补偿款”，而是李得贵、黄静华提前退还给周庆海的部分投资款。第二、周岩主张2016年黄静华支付给其的250万元系分配给周岩一方的2016年补偿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且与事实不符。周岩答辩称:不同意李得贵、黄静华的全部上诉请求，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李得贵、黄静华所提供的计算方式与一审案件查明的事实证据反映的是不一样的。关于录音能否当证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212号案件中设立了录音证据的采集规则，上诉状中提到的录音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录音证据真实反映了钱款情况，但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是针对地块上的所有树木，周岩尊重一审判决。首都机场述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周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得贵、黄静华连带给付周岩拆迁物补偿款1万元（最终金额以调取的拆迁档案确认补偿部分为准）；2.首都机场对上述第一项补偿款的给付予以配合；3.本案诉讼费由李得贵、黄静华承担。此后，周岩于一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1.李得贵、黄静华连带给付周岩拆迁补偿款18949515元；2.首都机场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所涉补偿款的给付予以配合；3.诉讼费由李得贵、黄静华负担，后周岩于一审中申请撤回要求首都机场配合给付补偿款的诉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李得贵与黄静华系夫妻关系。2010年3月26日，李得贵（甲方）与周岩（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并约定：“双方当事人出于内心真实意愿，经过原出租人二十里堡村委会民主程序议定，签订协议如下：一、1998年1月1日甲方与二十里堡村委会签订《合同文》，为了更好的履行合同文中努力提高产量效益的义务，甲方决定吸引资金投入，故将《合同文》中承包的土地面积160亩，委托乙方共同经营。二、合作经营范围包括全部土地面积160亩，乙方出资购买新树苗、建设阳光大棚等，乙方出资必须全部及时到位，不得延误农时。双方共同组织栽种、施工等工作。乙方出资额经双方签订确认的资金数额为准。三、合作经营期限自2010年3月26日至2023年1月1日。四、乙方收回全部投资成本后，树木、阳光大棚的经营利润双方平均分配。风险共同承担。五、包括不论本协议效力如何，如遇国家拆迁占地，甲方确保乙方收回投资成本后，乙方出资栽种的树木、阳光大棚的拆迁补偿利益甲乙平均。”诉讼中，针对上述《合作经营协议书》，李得贵、黄静华虽认可真实性，但辩称周岩未进行出资，与李得贵、黄静华一方合作经营的是其父亲周庆海。对此，李得贵、黄静华提交2010年3月26日李得贵与周庆海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复印件，法院注意到该份《合作经营协议书》复印件内容与周岩提交的其与李得贵签订的协议内容一致。对此，法院询问周庆海。周庆海表示，其是代其子周岩与李得贵签订协议、代周岩履行协议，其认可与李得贵、黄静华合作经营的主体是周岩，同意周岩作为本案原告起诉主张补偿款。周庆海称，其与李得贵签订的协议已经撕毁，其亲眼见到李得贵在协议上书写“废”字，故李得贵、黄静华无法向法院递交协议书原件。诉讼中，黄静华本人认可《合作经营协议书》的主体后期由周庆海改为周岩，周庆海与李得贵签订的协议原件被周庆海拿走。另外，针对《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五条的解释，双方存在争议。周岩认为应以拆迁补偿协议列明的补偿款总额为基数计算其应分得利益。李得贵、黄静华则认为应当以周岩一方实际投入项目对应的补偿款金额作为基数进行分配，并非以补偿款总额为基数分配。另查，2016年法院针对首都机场诉李得贵相邻损害防免关系纠纷一案作出（2016）京0113民初194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李得贵同意首都机场将位于二十里堡村机场跑道外评估范围内的树木砍除；二、李得贵今后不得在评估范围内的地块再种植高度超过0.3米的作物；三、首都机场给付李得贵补偿款5687027元。2016年1月30日北京中恒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估价报告显示，该5687027元系针对树木进行的补偿价值，其中樱桃树497棵，对应补偿价值为213710元。2016年4月5日，首都机场给付李得贵56870**元。2016年4月14日，黄静华向周庆海转款250万元。汇款凭据中未备注该款项的用途。2019年4月20日，北京中恒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北京市集体土地地上物估价报告》，对涉诉土地上地上物补偿价值（包括地上房屋、装修、设备附属物重置成新价值）进行评估。估价结果显示，补偿价值总额为31200321元。《估价结果通知单》载明，房屋价款（不含装修）总计2659667元、设备及附属物补偿款总计28540654元，其中樱桃树补偿价值为18653400元。2019年7月5日，首都机场与黄静华签订《首都机场36L/18R跑道外围土地地上物移除补充协议》，约定首都机场就移除土地地上物给予黄静华一次性补偿共计31200321元。庭审中，黄静华确认已经收到上述补偿款。庭审中，周岩最终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金额为19431154元。理由是涉诉土地分别于2016年、2019年发生2次拆迁补偿。两次拆迁总累加的拆迁补偿款是37163599元。（37163599元-周岩投入6698709元）÷2+6698709元-250万元2016年已分得拆迁款=19431154元。针对该重新明确的诉讼请求，李得贵、黄静华补充答辩意见为：1.周岩对涉诉土地的投资总额约为300万元，周岩与李得贵、黄静华共同投资金额为3735307元，周岩的具体投资金额待双方对账清算后才能确定。2.周岩仅能对涉诉土地中的部分樱桃树的拆迁补偿款主张部分款项。周岩的投资仅用于樱桃树的种植。2015年以后周岩拒绝继续投资，李得贵、黄静华一方补种了近一半樱桃树，李得贵、黄静华已于2016年偿还了周岩250万元投资本金。故不同意周岩的上述诉讼请求。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存在以下争议：一是周岩一方在涉诉土地上的投入项目及投入金额如何认定？二是2016年4月14日黄静华给付周庆海的250万元到底是分配给周岩一方的2016年补偿款，还是返还周岩一方的投入成本？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双方展开举证质证和辩论。诉讼中，周岩提交以下证据佐证其对涉诉土地投入6698709元：1.周岩提交2010年12月1日周庆海与李得贵签订的额《证明》一份，载明“现有周庆海在二十里堡李得贵承包的果园里种树管理，自2010年3月至2010年12月1日截止，共投资2561502元。”李得贵、黄静华认可该《证明》的真实性。2.周岩提交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28日的书面凭条一张，载明：“2010年至2014年1月1日止共计3217907元整+5万元”黄静华在该行文字捺印，并在落款日期旁签名捺印。法院注意到，该落款日期下方备注“2014年1月1日22600元；2014年2月1日22600元；2014年3月1日22600元；2014年3月1日农药和其他5万元整；2014年4月1日22600元；2014年5月1日22600元；2014年6月1日22600元；2014年7月1日22600元。”黄静华认可该凭条的真实性，但称当时书写该凭条的背景是，周庆海称先把双方的投入写上，等将来拆迁再算账。黄静华辩称该凭条中载明的投入金额已经包含了2010年12月1日《证明》中确认的投入款2561502元。至于凭条中黄静华签名以下备注的内容系双方列明了接下来大概会投入多少，并非对涉诉土地投入的确认。3.周岩提交落款日期为2015年3月19日的书面凭条一张，载明：“2014年果园工资12个月271200元、农药费5万元、其他材料费2万元、电费6000元、地租7.5万元，合计422200元。特此证明。黄静华，2015年1月1日。备注：周庆海欠黄静华2014年2月工资。欠款人：周庆海。2015年3月19日。”黄静华认可该凭条的真实性，其解释称该凭条中除欠款人处是周庆海签名，其他内容均为黄静华书写。2015年1月1日双方对账，422200元是对黄静华在2014年全年投入的确认，周庆海没有投入，周庆海称没钱所以写了该凭条。大约在2014年3月份，周庆海给付黄静华30多万元，未付金额正好是2个月工资，故周庆海在2015年3月19日签名确认欠黄静华2月工资。4.周岩提交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14日凭条一张，载明：“2015年周庆海5月1日下午最后一笔22600元（4月工资），2015年1-4月由周庆海支付，2015年5月1日-12月30日工资（用樱桃款支付），447135元。2016年4月14日签订。黄静华。”黄静华认可该凭条的真实性，但辩称该凭条并非对周庆海投入的确认，而是在2016年种植的樱桃结果可以卖钱了，合伙人之间并非对卖樱桃的款项进行分配，周庆海称没钱了，所以双方商议拿卖樱桃的钱运转经营涉诉土地。5.周岩提交2019年5月18日周庆海与黄静华之间的对话录音。在该录音中，周庆海称：“你先确认我这520万已经投了，是不是？”黄静华称：“是啊。”周庆海称：“现在欠我520万是我投入的钱。”黄静华称：“这钱你肯定拿走，这个你上哪打官司去这都不用说。”周庆海问：“剩下的？”黄静华称：“剩下的半儿劈。”对于该份录音，黄静华认可录音的真实性，但主张是周庆海在黄静华醉酒状态下诱导黄静华说的，周庆海实际投入并没有520万元，周庆海在涉诉土地上投入的具体金额没有计算。诉讼中，黄静华并未提交证据佐证上述录音系在其意识不清醒情况下形成。6.周岩提交67张票据，拟证明双方合作期间前往山东购买树苗花费的差旅费、伙食费、吊装费等费用1720558.83元。周岩解释其在涉诉土地上的投入方式：一是将钱款汇给李得贵或者黄静华，由李得贵、黄静华二人负责采购，周岩派司机刘某跟着李得贵、黄静华采购，司机刘某会在采购的票据背面签名；二是李得贵、黄静华先行购买相应物品，然后拿着票据找周岩报销，周岩通过现金或转账方式给付。李得贵、黄静华认可周岩对涉诉土地的投入方式主要是将钱回执汇至李得贵、黄静华账户中，由李得贵、黄静华二人采购。但李得贵、黄静华不认可该组票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其二人认为上述票据载明内容难以反映出与涉诉果园经营的关联性。法院注意到，该组票据体现为手记账，支出项目为交通费车票、运送工人车费、工人工资、住宿费、水费、油费、油锯修理费、焊车轮、馒头款、厨具费、挖机拖车费、挖机工时费、吊车费、吊树款、购买食材支出，未见购买树苗种类和数量，部分票据记载内容模糊难以确认。诉讼中，周岩一方改变其有关投入方式的陈述，其称除了转账，剩余零散花费均系现金支出，自2015年5月基本停止投入，靠销售樱桃的款项填补开支。7.周岩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周岩一方2011年在山东买树苗期间的付款情况。刘某称：“（1）我与周岩系朋友关系。2011年周岩称家里要种树，我就去帮忙。周岩买了樱桃树、银杏树大约1万多棵，花费180万元左右。当时购买树苗是刘某和李得贵去山东买的。李得贵当时是从山东的银行取钱再以现金给付方式支付的购苗款。树苗是我们自己找车招司机从山东运回北京。我当时负责点数并在票据上签字。签完字的票据由李得贵拿回北京。具体李得贵和周庆海之间怎么算账我不清楚。（2）周岩向法院提交的票据我见过，是我签的字。（3）我和李得贵买树苗的钱到底是周庆海先转给李得贵的，还是李得贵自己出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从山东买树苗的180万元由周岩一方负担。”8.周岩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拟证明2010年、2011年种树时，李某帮忙看果园，见证了清理160亩果园的过程。李某称：“（1）我于2009年认识周岩、周庆海。当时二十里堡村有一片果园栽树，我在果园帮忙管理工人、机械。果园清场之前就是一些死树，除了2棵活着的樱桃树之外没有活的树。当时拿机械把地上果园原有的树全部推平，留下空地，栽上银杏树、樱桃树。当时清理果园的时候也没有房屋。（2）种植期间一直有车来运树苗，每天来的车数量不固定，我清点之后由我来付钱。我付的钱都是周岩给我的。给钱之后会形成一个单据交给周岩。”9.周岩提交2011年种树车辆记录（周岩本人的手记账）、流水单3张（周岩母亲吴志凤的手记账），拟证明周岩的部分支出情况。李得贵、黄静华对上述手记账的真实性不认可。10.周岩提交周庆海的银行回单，拟证明周庆海在合伙期间有大量的款项支出，进而证明周岩一方具备给付能力。李得贵、黄静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针对周岩一方在涉诉土地上的投入项目，周岩称《估价结果通知单》中载明的项目全部是周岩投入的，没有李得贵、黄静华单独投入的内容。李得贵、黄静华则称，周岩一方只投入了樱桃树，其他项目全是李得贵、黄静华的投入，周岩在起诉状中已经自认其先后投入700余万元用于樱桃树种植，双方合作期间从未盖过阳光棚，评估明细中亦无阳光棚。李得贵、黄静华同时提交以下证据：1.李得贵、黄静华提交1998年1月1日二十里堡村委会（甲方）与李得贵（乙方）签订《果园承包合同书》。该合同载明李得贵承包该村160亩果园，承包期限自1998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1日，承包期为25年。果园内果树株数为4618棵，具体果树明细黄静华未提交附表。2.李得贵、黄静华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果园的基本情况。王某称：“我从1999年至今一直在机场旁边的二十里堡村的果园工作，我负责在果园浇地。果园的老板是李得贵。1999年时，果园里有桃树、核桃树、银杏树、杨树、松树、樱桃树。1999年果园就有100多间房屋，房屋是砖混结构的平房，总共4、5排，房屋均建在果园北边。李得贵从村里承包果园后补栽了果树、没有盖房。我见过周岩、周庆海，但不知道他们与李得贵合伙经营果园的事。2010年以后果园里栽种了三、四十亩樱桃树，没有栽种其他树，没有盖大棚，没有房子等建筑物。”3.李得贵、黄静华申请证人韩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果园的情况。韩某称：“我住在二十里堡果园对面，负责打零工。我从2008年开始给李得贵的果园打零工。我2008年来果园时，果园有很多果树，有樱桃树、核桃树、银杏树、杨树、梨树、枣树、柳树、国槐、松树、西梅，地上还有很大一片房子，大概100多间，是红砖的平房。我2008年来果园的时候地上没有大棚，地上还有化粪池、鸡兔狗窝、机井等。2010年在果园干活时，地上有死树，但是没有大片的死树。2010年果园里砍了苹果树，新种植了樱桃树，除了樱桃没有种别的树。2010年以后果园没有新盖大棚和房屋。庭审中，周岩称其没有在涉诉土地上盖大棚，而是盖的房屋，其盖了不到500平米的平房，有砖混结构的还有土坯的，有一部分进行了简单装修，房屋盖在果园北边，自2010年起其一边种树一边盖房。黄静华则称，地上房屋均盖在西北、正西、北边，房屋一部分是二十里堡村交付的，一部分是其1998年至2000年期间新建的，2010年之后未再建房。诉讼中，周岩并未提交其投入盖房的证据。诉讼中，针对2016年黄静华给付周庆海的250万元的定性，周岩一方主张该250万元系分配给周岩一方的2016年补偿款，但周岩认为该金额分配少了，故要求将两次补偿款纳入本案重新计算周岩一方的补偿金额。李得贵、黄静华一方则辩称该250万元系提前退还给周庆海的投入成本款，因为2016年补偿款所涉树木全部是李得贵、黄静华一方的投入，没有周岩一方的投入，故无需向周岩一方分配补偿款。黄静华表示，2016年给付周庆海的250万元投入成本与通话录音中提及的520万元投入成本是两回事。经法院询问，双方均表示，给付该250万元前后，双方没有就2016年补偿款分配达成一致意见，周岩一方在收到该250万元后亦未提出异议。庭审中，鉴于黄静华认可已收到补偿款，周岩申请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再要求首都机场履行配合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周岩与李得贵于2010年3月26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李得贵与黄静华系夫妻关系，且从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可知，涉诉160亩土地系周岩一方与李得贵、黄静华夫妻合伙经营，故周岩起诉李得贵、黄静华夫妻二人，被告主体适格。关于原告主体资格的适格性问题，虽然李得贵在2010年3月26日分别与周岩、周庆海二人签订内容一致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但周庆海明确表示是代周岩与李得贵、黄静华夫妻签订并履行协议。黄静华在庭审中亦陈述，在周庆海与黄静华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合同主体改为周岩并签订了一份内容一致的协议，周庆海与李得贵签订的协议书原件被周庆海拿走。故可以认定，双方已就《合作经营协议书》的主体由周庆海改为周岩，对于周岩与李得贵、黄静华之间的合伙关系，法院予以确认。通过双方庭审陈述以及现有证据可知，涉诉160亩土地在双方合伙经营期间发生过2次地上物移除补偿，一次为2016年，补偿金额为5687027元，一次为2019年，补偿金额为31200321元。周岩在诉讼中两次明确其诉讼请求，第一次要求李得贵、黄静华给付其补偿款18949515元，该金额是涉诉土地第二次补偿款（即2019年7月5日地上物移除补偿款）31200321元为基数计算得出。其第二次明确诉讼请求时主张分得补偿款金额变为19431154元，该金额是以两次补偿款总金额作为待分配金额计算得出。周岩主张2016年4月14日黄静华转给周庆海的250万元系李得贵、黄静华分配给周岩一方的2016年补偿款，但认为该金额给周岩分少了，故要求将两次补偿款累加重新计算。李得贵、黄静华一方辩称2016年4月14日转给周庆海的250万元并非2016年补偿款，而是提前退还给周庆海的投入成本。就该250万元系退还给周庆海投入成本这一事实，李得贵、黄静华一方并未提交证据佐证，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周岩一方自认该250万元系对第一次补偿款的分配，并表示该金额分少了，但自2016年4月14日领受该款后其并未向李得贵、黄静华一方提出异议，时隔三年后周岩再次要求对2016年补偿款重新计算分配，法院不予支持。不论该250万元分配是否合理，均应视为双方对于2016年补偿款分配事宜已经解决完毕。故本案关于补偿款的分配，仅就2019年地上物移除补偿款进行处理。根据双方《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五条之约定：“如遇国家拆迁占地，甲方确保乙方收回投资成本后，乙方出资栽种的树木、阳光大棚的拆迁补偿利益甲乙平均”。在周岩没有证据佐证双方就补偿款分配及计算方式进行变更的情况下，补偿款的分配方式应以协议该第五条约定为准。根据条款文义解释，双方待分配的补偿款项指的应是周岩一方在涉诉土地上出资栽种的树木、阳光大棚所对应的补偿款项。该待分配款项并不能等同于《地上物移除补偿协议》中的总金额。因此，待分配款项金额是多少首先应由周岩举证合伙期间其在涉诉土地上投入了哪些项目、投入成本的金额是多少。周岩在诉状中自认其投入金额用于涉诉土地的樱桃树种植。黄静华、李得贵一方亦辩称周岩只投入了樱桃树，对于2019年地上物估价结果通知单中所列的其他地上物，周岩并未投入。周岩主张除樱桃树以外，地上物估价结果通知单中所列的其他地上物周岩均有投入，合伙中没有盖阳光大棚而是盖的房子，但周岩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佐证，故法院确认双方待分配的补偿款仅针对樱桃树补偿款18653400元。关于周岩投入成本金额，周岩提交其银行流水拟证明其有大额款项支出，但据此难以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周岩提交2011年种树车辆记录、流水单，该记录为周岩一方手记账散页，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均难以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周岩提交的总计金额为1720558.83元的支出票据，该票据中显示内容为交通费、吊车费、伙食支出、工人工资等，票据内容并未反映与地上物补偿项目相关，且部分票据内容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周岩主张其总投入金额为6698709元，其举证的主要依据是带有李得贵、黄静华签名的4张凭条。其中，2010年12月1日《证明》明确载明周庆海在涉诉土地自2010年3月至2010年12月1日共投资2561502元。2013年12月28日由黄静华签名确认的凭条载明“2010年至2014年1月1日止共计3217907元整+5万元”黄静华辩称该凭条记载金额实际已经包含了2010年12月1日《证明》中投资金额2561502元，根据凭条所载内容，从时间跨度上，存在2013年12月28日凭条载明金额吸收2010年12月1日《证明》中投资金额的可能。对于周岩提交的另两张凭条，黄静华一方否认记载内容系对周岩一方投入成本的确认。从该两张凭条所载内容，确难以反映所载金额系周岩一方的投入成本金额。综上，根据周岩提交的以上证据难以认定其对涉诉土地有6698709元的投入成本。周岩提交周庆海与黄静华之间的对话录音拟证明双方就周岩一方的投入成本及补偿款分配达成一致意见。黄静华认可该对话录音的真实性，但辩称该录音是在黄静华醉酒状态下所录，周岩一方并没有520万元的投入成本，但黄静华并未提交证据佐证其通话处于醉酒这一意识不清醒状态，法院对黄静华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在该份对话录音中，黄静华对周岩一方有520万元投入多次确认，并未对该金额提出异议。且庭审中，黄静华、李得贵一方亦表示该520万元与2016年转给周庆海的所谓的250万元投入成本是两回事。那么，综合案件审理情况，法院认为该520万元可以作为分配第二次补偿款时周岩一方的投入成本进行认定。但是该对话录音中“周庆海拿走520万元，剩下的对半儿劈”这一节内容仍然属于约定不明，双方对于“剩下的”到底针对的补偿款总金额减去成本，还是周岩一方投入项目对应的补偿款金额减去成本，双方并未言明。因此，关于补偿款的分配及计算方式仍然应回归至《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五条，即（樱桃树补偿款18653400元-520万元投资成本）÷2+520万元=11926700元即为周岩一方应分得补偿款金额。庭审中，黄静华确认第二次地上物移除补偿款已经收到，周岩要求李得贵、黄静华连带给付该款项，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周岩申请撤回要求首都机场配合给付补偿款的诉求，法院予以准许。对于周岩主张的不合理诉求，法院依法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得贵、黄静华连带给付周岩补偿款一千一百九十二万六千七百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驳回周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李得贵、黄静华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周岩提交的合作经营协议书、证明、凭条、通话录音、票据、手记账、银行回单、证人证言，李得贵、黄静华提交的证人证言、汇款凭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周岩与李得贵于2010年3月26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认定《合作经营协议书》的主体由周庆海改为周岩，周岩与李得贵、黄静华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确认双方待分配的补偿款仅针对樱桃树补偿款18653400元，各方未对上述事实提起上诉，本院亦不持异议。涉诉土地在双方合伙经营期间发生过2次地上物移除补偿，一次为2016年，一次为2019年。2016年4月14日黄静华转给周庆海250万元，周岩主张该款项系李得贵、黄静华分配给周岩一方的2016年补偿款。李得贵、黄静华辩称该款项是提前退还给周庆海的投入成本，但并未提交证据佐证，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周岩自2016年4月14日领受该款后已三年有余，其并未向李得贵、黄静华一方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对于2016年补偿款分配事宜已经解决完毕，本案关于补偿款的分配仅就2019年地上物移除补偿款进行处理，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岩投入的成本金额。周岩提交其银行流水、2011年种树车辆记录、流水单、支出票据以及带有李得贵、黄静华签名的4张凭条，证明其存在大额款项支出，且其总投入金额为6698709元，但周岩提交的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能够认定其对涉诉土地有6698709元的投入成本。周岩提交周庆海与黄静华之间的对话录音证明双方就周岩一方的投入成本及补偿款分配达成一致意见。对此，本院认为，在该份对话录音中，黄静华对周岩一方有520万元投入成本进行了多次确认，并未对该金额提出异议。李得贵、黄静华认可该对话录音的真实性，其虽主张该录音是在黄静华醉酒状态下所录，否认周岩有520万元的投入成本，但并未提交证据佐证其通话时处于意识不清醒的醉酒状态，本院对李得贵、黄静华的该意见不予采信。李得贵、黄静华主张2016年4月14日转给周庆海的250万元并非2016年补偿款，而是提前退还给周庆海的投入成本，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对此予以证明，且一审庭审中，黄静华、李得贵亦表示确定2016年转给周庆海的250万元和周庆海录音中的520万投资成本是两回事。一审法院认定该520万元可以作为分配第二次补偿款时周岩一方的投入成本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通话录音对李得贵、黄静华应返还周岩的补偿款并无明确约定，应依据《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合同条款进行认定，一审庭审中，黄静华确认第二次地上物移除补偿款已经收到，一审法院认定周岩一方应分得补偿款金额11926700元，李得贵、黄静华连带给付该款项，于法有据，本院亦予以确认。综上，李得贵、黄静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659元，由李得贵、黄静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全奕颖审 判 员 王 黎审 判 员 潘 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赵 纳法官助理 张日广法官助理 林家诚书 记 员 刘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