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1民初9857号 原告：朱强，男，196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铁梅,原告妻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国。 被告：朱小英，女，194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告：朱勉，男，195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科锋、浙江法校（诸暨）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家斌、浙江法校（诸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励，男，195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告：朱坚，男，1956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毅，同为本案被告，系朱坚兄弟。 被告：朱毅，男，195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告朱强与被告朱小英、朱勉、朱励、朱坚、朱毅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荣震独任审判，于2020年9月3日、11月2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铁梅，被告朱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科峰、施家斌，被告朱小英、被告朱励、被告朱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毅（同为本案被告）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朱勉第二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坐落于和泰家园3栋301室朱某名下的拆迁安置房（156.086）平方米及3栋3号自行车库（5.63平方米）的产权属原告朱强所有。 事实和理由：原、被告是同胞兄弟姐妹。父亲朱九如、母亲朱某生前生育子女6人，分别为：大女儿朱小英、儿子朱勉、朱励、朱坚、朱毅、朱强。父母名下原有老房子3间（大女儿已出嫁），兄弟结婚成家后由朱勉、朱励各住一间半（该幢房子已于2009年拆迁，并由朱勉、朱励户各自安置）。××××年左右又建造了3间2层楼房及附属用房1间（平房）其中土地证登记在朱坚、朱毅名下各一间，原告夫妻与父母同住一间楼房加上附属用房约30平方米，而且4人户口一直登记在该房子内，户主是朱九如，所以土地证一直登记在父亲名下。1997年4月25日父亲病重时，在父亲好友章善耕的见证下，留下了遗言“左侧居住贰间归朱毅、朱强所有，其他兄弟不得过问”，母亲也再父亲遗言上签字确认。父亲的遗言和母亲的确认明确了登记在父亲名下正屋一间楼房（土地使用证面积约42平方米），另有附属房土地证面积约30.53平方米的一半（朱毅占另一半），即15.265平方米归原告所有。父亲去世后，母亲仍一直居住在上述住宅内。2005年9月，诸暨市城市规划进行二环线改造，该处房子进行了拆迁，朱坚、朱毅均各自进行了拆迁安置，附属房15.265平方米由原告的名义易地造连建房100平方米，扣除15.265平方米后，以补价向政府购买。正屋（地号为40-12-291）一间楼房以母亲（父亲已过世）朱某名下进行产权置换，面积为125.59平方米，实际安置房面积为156.086平方米，其中差额部分面积30.496平方米按1474元／平方米计算，层次系数为1.0425，自行车库按756元／平方米计算，合计房子补差款为121328元。2006年1月12日母亲朱某亲笔写下凭证，“本人朱某，现年81岁，长期居住于××街道××村，和小儿子朱强共居，2005年诸暨市城市规划，二环线工程改造，此住房由此拆迁，本人名下150平方米公寓房壹套，全部系小儿子朱强所属，房子面积拆一还一，其差额部分面积，包括这套公寓房的一切所有费用全由朱强负担，因此这套公寓房的产权，纯属小儿朱强所有，口说无凭，特此亲笔留言，授权于朱强收执为据”。朱励也以证人身份对母亲亲笔所写的凭证进行签名确认。母亲亲笔书写的凭证进一步证实了母亲名下拆迁安置的公寓房及自行车库应属于原告所有。母亲朱某于2020年2月8日去世后，原、被告之间对母亲名下坐落于和泰家园3幢301室的房子及3幢3号自行车库的产权提出异议。原告认为，父亲朱九如、母亲朱某退休后一直与原告居住，为了使他们安度晚年，虽然一直未将土地使用权证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但父母在世时的意思表示是非常明确的，现登记在母亲名下的坐落于和泰家园3幢301室的房子及3幢3号自行车库等房产是由老房子拆迁安置所得。故现向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 被告朱勉答辩称，一、原告诉称兄弟结婚成家后由朱勉、朱励各住一间半，所称不是事实，朱勉结婚时原仅住半间（17平方米）。70年代中后期分两次分别向父母购买了半间，合计购买一间，前后花费7、800元；原告诉称××××年左右又建造了3建2层楼房及附属用房一间（平房），其中土地证登记在朱坚、朱毅名下各一间，原告夫妻与父母同住一间楼房加上附属房约30平方米，而且4人户口一直登记在该房子内，户主是朱九如，与事实不符。原告朱强夫妻与父母同住，户籍登记在该房子内，与案涉房屋产权（和泰家园3幢301室）无关系。朱强出生于1963年10月，××××年建房时尚未结婚，故房屋建造完成时，其妻子尚未嫁入。根据朱强提供的证据，朱强户已于05年通过异地联户自建联建安置方式，享受了农民宅基地福利，案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产权与其夫妻无关；原告诉称父亲朱九如留下遗言，母亲亦在该遗言上签名不属实。父亲朱九如系高小毕业，算有文化，自己能写字。1997年虽已患病，但并非病重，无需他人代书医嘱。父亲朱九如于2000年4月死亡，至今20余年，答辩人未曾听闻任何人提出过有该份遗嘱存在，从遗嘱内容看，“朱九如”签字非本人签署，“朱某”三字亦非母亲朱某本人签署；原告诉称母亲朱某留下遗嘱，尚不足以证明案涉房屋产权归朱强所有，且从时间上判断，有伪造的嫌疑。原告目前仅提供一张凭证作为朱某的遗言，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遗嘱系朱某本人所写，无法证明系母亲朱某本人的真实意思。从时间上看，以朱某名下与诸暨市房屋拆迁安置所及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签署的《诸暨市私有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合同》时间为2007年4月9日，此时方可确定获得安置面积，之前拆迁安置具体面积尚不确定。原告提供的凭证落款时间为2006年12月1日，不甚合理；原告诉称部分事实不清，遗漏了朱九如、朱某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等不动产信息。原告诉称朱九如名下59.8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系朱毅房屋东面，朱强名下未有不动产登记，但诉状中又陈述登记在父亲名下的正屋一间楼房（土地使用权证面积42平方米），另有附属房约60平方米，但是证据中未有显示，现该部分房屋的拆迁利益未有呈现，去向不明，应当查明后作为遗产予以继承；二、案涉房屋及自行车库5.672平方米为被继承人朱九如、朱某的遗产。原诸集建（93）字第16-223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用地面积59.88平方米上的房屋系朱九如和朱某共有，现该房屋为向阳村私有房屋，砖混83.73＋11.13平方米砖木30.73平方米，合计125.59平方米，与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和诸暨市房屋拆迁安置所通过产权调换的方式，获得案涉的和泰家园3幢301室房屋及自行车库5.672平方米，系原财产形态的转化行驶，该案涉房屋仍属朱九如和朱某的共有财产，朱九如和朱某死亡后，应予继承。三、原告提供的以朱九如名义出具的代书遗嘱非朱九如本人及朱某的意思表示，形式不合法，应为无效。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第一，遗嘱中朱九如的签字与代笔人章善耕的笔迹极为相似，应由章善耕代朱九如签字，并未由朱九如本人签字，朱某的名字亦非本人签署，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第二，案涉的中间人不符合见证人的要件。章善耕系朱毅干爹（朱毅奶妈的丈夫），与案涉所属遗嘱中继承人朱毅关系较好，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见证人。第三，不符合代书遗嘱要求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的要件，本案代书遗嘱没有一个见证人。第四，从原告提供代书遗嘱所谓的“左侧居住两间”表述看，应当是附属房两间，并非楼房两间，因为93年时，朱毅已经登记了一间的土地使用权证，该房屋产权已经归朱毅户，并非遗产，无规定的必要。故原告向法院提供的代书遗嘱既非立遗嘱人本人真实意思，亦欠缺代书遗嘱重要的形式要件，所谓处分的遗产亦非原告主张的房屋的产权，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四、原告提供以母亲朱某名义出具的凭证，亦无法律效力，该凭证是否真实，是否出自朱某之手需要法院依法予以查明。即便出自朱某之手，亦属无效。具体理由如下：从内容上看，该凭证建立在错误认知之上的——本人名下150平方米公寓房屋一套，全部系小儿子朱强所属房子面积拆一还一。前已论述，案涉土地证上的房屋在拆迁之间属于朱九如和朱某所有，2006年12月1日，朱九如已经死亡，属于朱九如部分的遗产应当由全体继承人继承，并非属于朱强独有。从性质上看，凭证并非遗嘱，用遗嘱处分属于自己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而仅是一个证明，仅能起到差额部分的费用系朱强负担，并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归朱强所有。从效力上看，凭证证明案涉房屋系朱强所有的房屋拆一还一所得，亦于法有违。根据原告提供的《诸暨市房屋拆迁协议（易地联户自建）》，朱强自有的房屋砖混／砖木结构房屋建筑面积15.265平方米＋30.53平方米，合计45.795平方米，选择易地联户自建，安置宅基地100平方米，在高沿塔拆迁安置规划区。若诸集建（93）字第16-223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的房屋系朱强户所有，那么只能选择产权调换或易地联建方式取得新的宅基地，如此，将使得朱强户重复享受拆迁安置利益，不符合拆迁政策，也违背了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一户一宅制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五、母亲朱某系人民教师，死亡时应有抚恤金尚未分配。抚恤金虽非遗产，但属于继承人之间的纠纷，从节约诉讼成本角度考虑，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综上，原告诉请缺乏法律依据，对于朱九如、朱某名下遗产，包括朱某死亡后的抚恤金，应依法处理。 被告朱励答辩称，其作为本案原告朱强的二哥，在兄弟姐们中排行老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父母生前关于五个兄弟分家析产状况陈述如下：我是××××年结婚成家，原父母家中有老房子三间，其中一间半分给当时已成家的哥哥朱勉。××××年左右，在本村郦家自然村通过大姐朱小英家的土地又建造了3间2楼正屋和1间基头（平房），新房子造好后，父母亲分房子是这样决定的，“由朱励和朱坚、朱毅三兄弟对老房子的一间半、新造好的其中2间（即右边1间、中间1间）进行抽签，左边的1间（东边）正屋分给朱强的（分房时朱强在部队当兵），不得参与抽签，并且父母要与朱强一起居住。”其当时抽到新屋的右边1间，朱坚抽到老房子的1间半，朱毅抽到新屋中间的1间，由于其当时已经结婚，而弟弟朱坚正在谈对象，父母亲做工作叫我把抽到的1间新屋与朱坚抽到的老房子1间半进行了调换，其表示理解和支出，因此，其分到了老房子的1间半。因弟弟朱毅和朱强的走廊是三兄弟公用的，没有厨房等设施，所以父母决定把左边的一间基头，约30多点平方分给朱毅和朱强各一半，作附属厨房用，这个事实其是比较清楚的，由于父母与原告朱强住在一起，做土地证的时候，分给朱强的这间一直做在父亲名下。2005年市政府拆迁前，朱坚、朱毅、朱强三兄弟又把各自的房子翻成了3楼，经拆迁办人员通过调查核实之后，进行了安置。分给朱强的1间正屋包括走廊因产权登记在老爸名下，老爸走了，拆迁时就登记在老妈名下，所以以老妈的名义安置取得了和泰家园3幢301室的住宅一套及自行车库一间的房产。房产中不足部分由朱强向市政府购买，所有费用由朱强自负。左侧的一间基头，朱毅和朱强各一半，大约每人15.2平方米（以拆迁丈量确权为准的），朱毅的一半安置了公寓房，朱强的一半安置了易地建造。上述情况答辩人非常清楚，父母的确没有其他老房子了，所有的房子都是生前分配好的。作为大哥，朱勉想从涉案房屋中分得利益，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被告朱毅、朱坚答辩称，答辩人系原告朱强的哥哥，答辩人朱毅××××年结婚成家，我们原有老房子3间，大哥朱勉成家后分开，拥有老房子一间半，因兄弟已到成家年龄。××××年左右，在原白阳头村上郦家自然村又建造了三间正屋（2楼）和一间基头（平房），造好后，父母决定：左边（即东边）的一间正屋分给朱强，因为当时朱强在部队当兵，父母要跟朱强一起住，所以这间房子不参与抽签。老屋的一间半、新屋的中间一间及右边一间，由二答辩人与朱励三兄弟进行抽签，答辩人朱毅抽到了新房中间1间，答辩人朱坚抽到了老房子的1间半，朱励抽到了新房子右边（即西面）的一间。由于朱坚尚未成家，父母做工作，朱励与朱坚互相调换了房屋。因朱坚的走廊包廊后可作为厨房使用，答辩人朱毅和朱强的走廊为通道和扶梯通道，父母又决定：把左边（东边）的一间基头分给答辩人朱毅和朱强各一半作为附属房。后来做土地证时，二答辩人和朱励将房子各自做在自己的名下，分给朱强的房子及基头做在父亲的名下，一直没有变更。后来答辩人朱毅多次向父母提出要他们给子女写点凭证，免得以后三兄弟发生矛盾。××××年，老父亲病重，在气急手抖的情况下，委托了他的老友章善耕代笔写下了凭证依据，老妈签字见证，当时答辩人朱毅也在场。2000年父亲去世，2005年市政府拆迁（收到拆迁通知时，三兄弟又把各自的房子翻成了三楼），经拆迁办和政府有关人员通过调查核实之后，进行了安置。分给朱强的一间正屋包括走廊产权登记到老妈名下（老妈是居民户口，可以拆一还一的，面积以拆迁丈量确权为准），以老妈的名义安置取得了和泰家园3幢301室的住宅一套及自行车库一间的房产，房产中不足部分由朱强出钱向政府购买，所有费用由朱强自负。左侧的一间基头，答辩人朱毅和朱强各一半，大约每人15.2平方米（以拆迁丈量确权为准的）。答辩人朱毅的一半安置了公寓房，朱强了一半安置了易地建造。上述情况二答辩人事非常清楚的，作为大哥，被告朱勉想从涉案房屋中获取利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还要说起的是，母亲朱某从2015年10月中风后一病不起，不会说话，到2020年去世前的4年半时间里，都是五姐弟护理的（朱小英、朱励、朱坚、朱毅、朱强），朱勉作为大儿子只在2019年初来过一次，但不是来探望，而是在母亲床前破口大骂（当时有保姆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他又对老妈做了天理不容的事情，边骂边把盖在老妈脸上的丝绵、棉被抓掉。 被告朱小英答辩称，其作为原、被告的大姐，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父母生前关于五个兄弟分家析产状况陈述如下，答辩人1970年出嫁在同村，下面有弟弟5人。原父母家中有老房子三间，老二朱勉结婚后分家，分得老房子一间半，朱勉贴出250元。××××年左右，弟弟们都已到了成家的年龄，没有住房，答辩人把自己的自留地留给了四兄弟建造房屋，三间二楼正屋加上左边一间基头，造好后，父母明确分房：左侧（东边）一间正屋分给朱强，因为朱强在部队参军，而且父母要跟朱强居住在一起，所以这间不参与抽签，由父母直接决定。右边（西边）一间、中间的意见及老房子的一间半由朱励、朱坚、朱毅三兄弟进行抽签，朱坚抽到了老房子的一间半，朱励抽到了新房子右边（西边）的一间，由于朱坚尚未成家，父母做工作要朱励和朱坚调换了房子，朱毅抽到中间的一间。后来朱励、朱坚、朱毅的土地证做到了各自名下。基头是分给朱毅和朱强做附属用房的，分给朱强的房子（包括基头）土地证坐在了父亲名下，后来也一直没有去变更。老父于2000年去世了，2005年政府拆迁时，因老妈是居民户口，可以拆一还一，所以当时把分给朱强的老房子包括走廊的面积产权登记到老妈名下（实际建筑面积是以拆迁丈量为准的），也就是说老妈名下坐落在和泰家园3幢301室的房产是分给朱强的老房子产权置换的，不足部分是朱强向政府购买的，这套房产的所有费用都是朱强自己承担，这套拆迁安置房是属于原告朱强的，事实非常清楚。父母生前把全部房子作了处理，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房产。另外，母亲2007年前一直住在朱强家，为便于照顾母亲，从2018年1月至2015年8月，在答辩人家中居住了约8年，2015年6、7月老妈因身体不好，提出要住在儿子家中，万一死了总不能死在女儿家中。2015年9月朱强把老妈接到自己造好的新房二楼整层供老妈居住，一直居住到2020年2月去世为止，朱强也尽到了孝道。2015年10月老妈中风后一病不起，不会说话，答辩人和朱坚一同前去跟朱勉商量照顾老妈事宜，朱勉发脾气说他是不来照料的，所以到2020年去世前的4年半时间里，前期二长年是五姐弟（朱小英、朱励、朱坚、朱毅、朱强）轮流护理的。 经审理，本院查明：原、被告系同胞兄妹。父亲朱九如、母亲朱某共生育子女6人，分别为：大女儿朱小英，大儿子朱勉，二儿子朱励，三儿子朱坚、四儿子朱毅，小儿子朱强。朱小英于1970年出嫁，夫家在同村。朱九如户原有老房子三间，1975年左右朱勉结婚分家时陆续分得老房子一间半。××××年左右，经原诸暨县三都公社白阳头生产大队批准，在朱小英的自留地上，朱九如户获得宅基地两间，但实际建造了房屋三间及基头一间。1982年10月10日，朱九如向朱家大队管委会及三都人民公社出具检讨书，内容为“我因法制观念不强，于××××年五月自上级批准修建房屋二间，而在实际建造时，造了三间壹基头，违反宅基地审批规定，没有认识到节省每一寸土地是国策，因此犯了错误，现除接受经济制裁外，特再作书面检讨”。同日，朱九如向生产大队及公社出具报告，内容为“我是多子女户，五户孩子均已长大成人，现有住屋，实无法为孩子成家，故于××××年开始修建新屋三间一基头，除已报请批准宅基二间外，其余一间一基头，特再补报审批，请予批准为祷”。三都公社于1982年10月30日同意了朱九如的补报审批申请。在父亲朱九如、母亲朱某的主持下，在留下新建三间房屋中东面一间给正在部队服役的小儿子朱强后，朱励、朱坚、朱毅就老房子的一间半、新建房屋中的剩余两间以抽签形式分家析产，朱励抽到新建房屋中西面一间，朱坚抽到老房子一间半，朱毅抽到新建房屋中间一间。因朱坚当时正在谈婚论嫁，朱九如、朱某给朱励做工作，两兄弟调换了所抽到的房屋。房屋析产后，各兄弟分别将所分得房屋的土地权证登记在了各自名下朱强分得房屋因与父母亲共同居住，登记在朱九如名下，土地使用权证号为诸集建（93）字第16-2237号。因新建房屋西边一间的走廊可以包作厨房，其余两间做饭不便，故朱九如、朱某将基头分给朱强、朱毅各一半所有，后分得新建房屋的三兄弟分别将房屋加盖至三层。1997年4月25日，在章善耕、朱某的见证下，朱九如留下遗嘱：“余常年负病，随时有谢世可能，所以作出以下决定，作五、六两子遗产依据，右侧居住贰间归朱毅、朱强所有，其他兄弟不得过问，特此留言”。2000年，朱九如去世，其名下一间房屋变更登记至朱某名下。2005年9月11日，涉案房屋三间及基头全部拆迁，朱某作为乙方与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诸暨市房屋拆迁安置所作为甲方签订了产权调换合同，朱强所分得的房屋建筑面积125.59平方米乙方要求产权调换，甲方同意在和泰家园住宅小区3幢301室建筑面积156.086平方米，3幢3号自行车库5.673平方米予以产权调换。产权调换合同中俞铁梅（朱强妻子）作为乙方代表与朱某共同签字，安置房屋超出面积部分及自行车库实际由乙方自行出资购买。2007年4月9日，朱某作为涉案房屋的承受方缴纳契税后，诸暨市财政局向朱某颁发了契证。2006年12月1日，朱某亲笔书写了凭证，内容为：“本人朱某，现年81岁，长期居住在××街道××村，和小儿子朱强共住。2005年诸暨市城市规划，二环线工程改造，所住房子由此拆迁，本人名下150平方米公寓房壹套，全部系小儿子朱强所属房子面积拆一还一，其差额部分面积，包括这套公寓房的一切费用，全由朱强负担，因此这套公寓房的产权，纯属于小儿子朱强所有，口说无凭，特此亲笔留言，授权于朱强收执为据”。朱励作为见证人在该凭证上签字并捺印确认。2007年9月1日，朱某在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胡迪锋、王佳囡的见证下立下遗嘱，“本人将本人名下位于诸暨市××街道××幢××室的拆迁补偿安置房产（该房产契证号××）遗赠给本人的儿子朱强承受及享用（注：该房屋现在还未取得房屋产权证，办理该房屋产权证的权利同时转让给受遗赠人朱强）”。 另查明：朱九如、朱某生前与小儿子朱强长期共同居住生活，2008年-2015年中下旬，朱某居住在大女儿朱某家。 上述事实，除原被告的庭审陈述、被告的答辩外，还有原告提供的户口簿、土地使用权证、朱九如遗嘱、朱某书写的凭证、诸暨市房屋拆迁协议、诸暨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合同、朱某遗嘱、土地共有使用分摊协议、取款凭证、缴款单，被告朱勉提供的批复存根、检讨、报告、审批表、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权属证明书、房屋拆迁经费补偿单、诸暨市房屋拆迁协议等证据予以证实。经质证，被告朱勉对朱九如遗嘱、朱某书写的凭证、朱某遗嘱、土地共有使用分摊协议等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其余被告均无异议；被告朱勉提供的证据原告与其余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遗嘱及凭证等证据的效力问题本院下文中再作分析。 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登记在朱九如名下的位于原诸暨市××镇××村的房屋［诸集建（93）字第16-2237号］是否在朱九如、朱某生前已分家析产为原告朱强所有，由此获得的位于诸暨市××幢××室的拆迁安置房及3幢3号自行车库是否属于朱九如、朱某遗产利益范围。朱九如户原有老房三间，上世纪××××年代建造新房三间二层、基头一间，朱九如、朱某共生育女儿一人，儿子五人。大儿子朱勉在儿子中成家最早，且当时新房并未建造，分得老房一间半，被告朱勉虽陈述支付了部分价款，但作为大儿子，对家庭有贡献亦符合常理。二儿子朱励分得老房一间半，三儿子朱坚分得新房一间，四儿子朱毅、小儿子朱强各分得新房一间及基头半间，除朱强外，其余兄弟已各自办理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父母亲因随小儿子朱强生活，故朱强所分得房屋产权登记在父母亲名下符合传统习惯，朱九如、朱某处置房产也较为公正合理。被告朱勉认为登记在父母亲名下的新房一间及基头半间并未分配给朱强，应作为遗产继承，但从庭审查明事实来看，朱九如于1997年4月25日病时立下遗言，左侧居住贰间归朱毅、朱强所有。该遗嘱由章善耕代书，章善耕系朱毅干爹，另一见证人朱某系原、被告母亲，该代书遗嘱虽在形式要件上有瑕疵，但结合朱某亲笔书写的凭证、遗嘱及原、被告除朱勉外其余兄弟姐妹对房屋析产经过、结果等高度一致的陈述，并不能因此否认其作为证据印证分家析产事实的证明力。从涉案白阳头大队三间二层房屋的审批过程来看，××××年朱九如户审批三间宅基地使用权时包括了朱勉户三口人共九人，但只获批两间宅基地，朱九如户实际建造了三间一基头，1982年最终获政府审批通过其余一间一基头时人口为五人，显然已不包括朱勉户三口，故结合现有证据及庭审查明事实，朱勉也难以证明土地权证号为诸集建（93）字第16-2237号的房屋其为共有人。综上，诸暨市三都镇白阳头村的房屋［诸集建（93）字第16-2237号］虽未登记在原告朱强名下，但实际在朱九如、朱某生前即已分家析产给原告朱强，并由朱强居住30余年，该房屋拆迁所得利益当然应归原告朱强享有。故白阳头村的房屋拆迁所调换的位于诸暨市××幢××室的拆迁安置房及自行车库并非为朱九如、朱某的遗产。现原告朱强要求确认坐落于诸暨市××幢××室朱某名下的拆迁安置房（156.086平方米）及3幢3号自行车库（5.673平方米）的产权属原告朱强所有，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朱勉要求朱某去世后的抚恤金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因与本案系不同法律关系，朱勉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坐落于诸暨市××栋××室的拆迁安置房及3栋3号自行车库归原告朱强所有。 案件受理费10800元，依法减半收取5400元，由原告朱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荣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孙茵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