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1204民初2095号原告：刘扣林，女，197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月，江苏清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越，江苏清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爱萍，女，1966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被告：钱志吉，男，1966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铁龙，江苏指明路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立，男，198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第三人：丁春晖，男，1987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户籍地泰州市姜堰区）。第三人：黄易凡，女，199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上列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江苏伟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扣林与被告曹爱萍、钱志吉及第三人孙立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据两被告申请，依法通知丁春晖、黄易凡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7月9日、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26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扣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月、钱越、被告曹爱萍、钱志吉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铁龙、第三人丁春晖、黄易凡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孙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扣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损失76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两被告向原告返还位于姜堰区商品房，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三人孙立原系两被告之婿，2015年7月28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及关于双方房屋转让的约定协议各一份，协议约定，因原告欠被告（第三人孙立）债务，原告将名下位于姜堰区商品房形式上过户至被告名下，债务还清后，原告有权收回房屋，被告有义务协助过户。同年7月30日，原、被告办理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后被告以案涉房屋作抵押向中国银行贷款430000元，双方约定以所贷款项归还原告所欠被告债务，该贷款由原告负责偿还，后原告一直按约向被告提供还贷款项，直至2019年9月，原告发现被告将案涉房屋转让给第三人丁春晖、黄易凡，原告才停止向被告提供还贷款项。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就案涉房屋所订立的协议名为转让，实为让与担保，被告违反约定将案涉房屋转让他人，严重侵犯了原告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曹爱萍、钱志吉共同辩称，原、被告之间房屋买卖关系不成立，双方虽订立了买卖房屋的合同，但双方之间并没有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买卖房屋的实际行为，原告没有向被告交付房屋，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支付购房款，两被告之所以与原告订立名义上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应两被告原女婿即第三人孙立的请求而为，孙立将案涉房屋过户到被告名下应当是为了保障孙立对原告所享有的债权。案涉房屋过户到两被告名下后以两被告的名义向银行抵押贷款也是应孙立要求而为，所贷款项据了解是出借给原告，该笔银行贷款亦非两被告偿还，相关贷款、还款事项都是孙立具体操作的。2018年10月，第三人孙立与两被告女儿离婚，2019年初，孙立声称其与原告之间经济往来已结清，案涉房屋已实际归其所有，其欲将案涉房屋出售，并已联系了买家，请两被告协助办理房屋转让事宜，后两被告协助孙立将案涉房屋转让给丁春晖、黄易凡，该次交易也是由孙立实际控制，两被告未收取售房款。第三人丁春晖、黄易凡共同述称，孙立欠丁春晖借款220000元，2018年年底至2019年初，丁春晖因购房需要资金向孙立追要借款，孙立称案涉房屋为其实际所有，愿意出售给丁春晖，双方通过南苑房产进行评估，确定转让价940000元，付款方式：以孙立所欠丁春晖借款220000元抵算房款220000元，孙立将其对陆晓龙和汤建新所负债务计290000元转归丁春晖，由丁负责偿还，抵算相应房款，剩余部分由中介出面办理房屋抵押贷款。该房屋买卖时仍欠部分房贷未还，也是由中介公司进行垫付，另外孙立和丁春晖协商，若所贷金额超出房款，多余部分由孙立暂时借用，也由其负责偿还，后通过南京银行贷款750000元，按约定孙立应当偿还贷款320000元，其余430000元应当由丁春晖偿还，但孙立只偿还了8个月贷款。第三人取得房屋是合法、等价、善意取得。第三人孙立未到庭陈述，亦未举证。孙立之父孙玉明庭前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并作相关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28日，原、被告订立房屋转让协议书1份，约定原告将其位于姜堰区商品房转让给两被告，转让价650000元，付款方式：被告代原告偿还案涉房屋按揭贷款约260000元、扣除原告欠被告借款120000元，其余房款由被告一次性支付给原告等。同日，双方订立关于房屋转让的约定协议1份，该协议约定，对原告转让给被告的姜堰区商品房只是在名义上办理转让过户，原告在十年内有权收回该房屋，被告在十年内无该房屋的转让权、抵押权（不超过450000元），原告收回该房屋时须与被告结清账目，账目结清后，被告按原转让价650000元无条件将该房屋过户到原告名下，否则被告补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00元。第三人孙立作为两被告履行协议的保证人在该协议担保人栏签名。同日，被告钱志吉向原告出具承诺书1份，承诺十年内其不享有案涉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及转租权。同年7月30日，原、被告双方至不动产登记部门依法办理了的所有权转移登记，两被告成为案涉商品房的共有权人。同日，孙立向原告出具证明1份，主要内容为：刘扣林与孙立之间2015年7月30日之前的债务已于2015年7月30日全部结清。同日，原告与两被告就案涉房屋订立房屋租赁协议1份，约定案涉房屋由原告租赁使用，租期十年，月租金3000元，原告于每月30日前向被告交付，并约定如原告有两个月不交房租，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自动解除，双方之间的特别约定、其他约定和承诺书同时失效。2015年8月5日，被告钱志吉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姜堰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姜堰支行）订立个人二手住房贷款合同，向中国银行姜堰支行借款430000元，借款期限180个月，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按月还款。对该笔借款被告钱志吉及曹爱萍以案涉商品房向中国银行姜堰支行提供了抵押担保。该贷款合同约定的放款账户户名为：刘扣林，开户行为：中行，账号为：50×××95，还款账户的户名：钱志吉，账号：47×××33。同年8月6日，贷款人中国银行姜堰支行按合同约定发放贷款430000元，该款进入刘扣林前述尾号为1095的银行账户后，当日分别取现400000元和30000元，经查，两份银行取现凭证上均有原告刘扣林的签名。自2015年9月起至2018年12月止，中国银行姜堰支行自还款账户上自动扣还贷款40期，前11期每期扣还数额为3369.14元，后29期扣还数额为3277.85元或3278.44元、3278.45元、3279.61元。2019年1月3日，借款人一次性还款358340.97元，该笔贷款提前结清。原、被告在庭审中一致确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在双方房屋转让协议订立前无债权债务关系，房屋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原告欠被告借款120000元的事项不属实。原告在庭审中陈述称，其实际欠第三人孙立借款本金60000到70000元，双方结算本息120000元，转让协议上所说的欠被告的借款实际是欠孙立的借款，转让前所欠银行贷款也是孙立代还的，案涉房屋抵押向中国银行姜堰支行贷得的430000元虽然打入原告的银行卡，但原告实际未取得该款，当时原告应孙立的要求在银行签了名，具体情况记不清。经查询，2015年7月30日，刘扣林还款账户上一次性偿还银行贷款131195.79元，故孙立实际代刘扣林偿还的房屋抵押贷款数额应为131195.79元。另查明：1.2019年1月4日，案涉房屋的登记的权利人由两被告共有变更为丁春晖、黄易凡共同共有，同日，该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登记的他项权人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姜堰支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姜堰支行），被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为750000元，债务的履行期限自2018年12月31日起至2042年12月30日止。不动产登记中心存档的不动产交易协议显示，两被告与丁春晖、黄易凡于2019年1月3日订立有关案涉房屋的转让协议，双方约定的转让价为940000元。2.2019年1月3日，丁春晖与南京银行姜堰支行订立个人购房借款合同1份，丁春晖以案涉房屋作抵押向南京银行借款750000元，黄易凡作为共同债务人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名。同年1月7日，南京银行姜堰支行按约发放贷款75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将贷款汇入钱志吉在南京银行开设的尾号为3119的银行卡中，同日，孙立持该银行卡在赵华永信息咨询服务部的POS机上先后消费支出483000元和267000元，合计750000元。银行交易信息显示上述750000元进入赵华永在长江银行尾号为3832的银行卡，同日，赵华永分5笔将其中的267000元转入孙立尾号为2020的中国银行卡中。赵华永夫妇述称，其二人从事房屋中介业务，孙立称自己在姜堰区商品房，登记在其岳父母名下，自己是实际所有人，孙想将该房屋出售给表弟，请其协助办理房屋转让相关事宜，其先是按照孙立要求向孙立出借了30多万元帮孙立偿还了转让房屋在中国银行姜堰支行的贷款，后又协助孙立的岳父母办理了房屋转让手续，并垫付了过户费用，后为转让房屋办理抵押贷款，孙立借用其POS机过账，其将267000元当即转给了孙立,另483000元系孙立偿还其借款、垫付款及中介费用。3.2019年11月4日，丁春晖、黄易凡与孙立就案涉房屋订立房屋转让协议1份，约定：孙立须在2021年2月10日前还清银行贷款，丁春晖、黄易凡将案涉房屋转让给孙立，转让产生的费用全部由孙立承担，孙立须按月偿还银行贷款，在此期间丁、黄无权抵押、转让案涉房屋等。4.案涉房屋至今一直由刘扣林实际居住使用。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关于房屋转让的约定协议、承诺书、泰州市姜堰区房产买卖协议个人购房、证明、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房屋租赁合同、银行交易手续、借款合同、本院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经审查，本案存在以下可疑之处：1.原、被告房屋转让价款约定的是650000元，若按双方转让协议约定计算，被告代原告偿还房贷260000元（实际欠农行抵押贷款只有130000多元），以原告所欠借款本息120000元抵算相应房款，后以案涉房屋向中国银行抵押贷款430000元汇入原告刘扣林账户内，则总价款已达810000元，此不符常理。若按银行交易计，协议订立当日，即2015年7月28日，钱志吉在中国银行尾号为6033的银行卡当日分三次向刘扣林在中国银行尾号为1095的银行卡分别转账190000元、50000元、70000元，同年7月30日被告钱志吉银行卡再次向原告转款132000元，上列款项合计442000元，再加上欠款抵算房款的120000元，向中国银行姜堰支行贷得的430000元，被告实际支付的房款高达992000元，此更不符常理。2.刘扣林因债务方以让与担保的方式将房屋过户到被告名下以向孙立筹款偿还银行贷款并偿还孙立借款，在以案涉房屋向中国银行姜堰支行抵押贷款前，刘扣林应当是缺少资金的，中国银行姜堰支行发放的贷款430000元是在2015年8月6日才进入刘扣林账户，为何在此前的同年7月30日孙立即向刘扣林出具证明，说明双方之间此前的债务已结清，若已结清，为何银行贷款430000元仍归刘扣林所有？而刘扣林陈述其实际未得到430000元贷款，但银行取款凭证却显示是贷款到账当日刘扣林在柜面取现430000元。且前述7月28日和7月30日钱志吉汇入原告中国银行卡中的442000元均在入账当日或次日除转账汇出的110000元外全部以现金方式取出，转账汇出的110000元实际系案外人陈珮方在7月28日持刘扣林的中国银行卡向陈珮方自己转账，而刘扣林陈述称其曾向泰州某小贷公司借款150000元，小贷公司以陈珮方的名义向其交付出借款，后其将借款利息打入陈珮方账户，与被告订立房屋转让协议时也约定所欠小贷公司剩余债务由孙立代偿，实际也是由孙立代偿了该债务。故在该时间段，谁是刘扣林中国银行卡的实际控制人，其银行卡中的款项实际去向存在疑问，若孙立是该银行卡的实际控制人，其未经权利人知悉或同意，则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3.在房屋转让特别约定外，孙立又安排被告与原告订立房屋租赁协议，且租房协议约定若原告两个月不交房租，特别约定即失效，其即可处分房屋，此行为存在套路嫌疑，且合同约定的租金为3000元，而原告每月实际向被告支付的却是3700元左右，若此款为房租，显然不合情理，哪有人愿意每月多交数百元房租，显然原告陈述的其支付的款项为偿还中国银行姜堰支行的贷款，该笔贷款由原告偿还，原告偿还贷款后，被告及孙立将房屋重新过户到原告名下这一表述具有相当可信度。第三人孙立在让与担保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故意设置违约陷进，造成原告违约，并恶意将原告刘扣林用于担保的财产转让给他人，套取资金，属于“套路贷”的常见手段。综上，第三人孙立的行为涉嫌犯罪，应当驳回起诉，依法将案件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扣林的起诉，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钱 进人民陪审员  邱爱武人民陪审员  王玉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钱 昀书 记 员  刘诗璐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四）保全和先予执行；（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