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31民终6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瑞丽姐告明哥服装辅料店。经营场所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经营者：谢某明，男，1980年4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陕西省镇巴县，现住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某强，男，198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唐河县，现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正杰，云南欣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瑞丽姐告明哥服装辅料店（以下简称明哥辅料店）因与被上诉人杨某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瑞丽市人民法院（2020）云3102民初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明哥辅料店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被上诉人杨某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正杰到庭参加了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明哥辅料店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云南省瑞丽市人民法院（2020）云3102民初80、36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杨某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定案定性不准确，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和不当，案件事实并未查清。上诉人实际情况是不仅不差欠被上诉人货款反而被上诉人还差欠上诉人多支付的货款22,570.00元一直不归还，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存有很多漏洞和不足，依法应当改判或发回重审。第一、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被上诉人杨某强无法提供上诉人明哥辅料店是否实际收货的签收回执、无法提供物流公司送货后上诉人付款的凭证、物流公司既然作为企业却无法提供收到运费的发票存根联等，根本无法证实上诉人是否签收货物就要求上诉人付款。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上诉人是否实际签收货物，实际情况也是上诉人除第一次当面采购签收货物付款后，并未实际收到被上诉人的货物，相反是被上诉人一直违约在先。如果任何买卖合同只要有口头约定或书面约定，无论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是否签收等都视为签收了货物，那么签收凭证回执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故一审法院主审法官的认定欠缺物流常识和购货常识，明显违背客观规律；第二，存在利害关系，让上诉人不得不怀疑判决存有不公，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物流公司同被上诉人存有利害关系（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所在律所同物流公司系委托关系），但一审法院仅凭物流公司提供的漏洞百出的材料草率的以高度盖然性就错误的判决上诉人差欠被上诉人货款109,578.00元，且从被上诉人起诉时主张的金额为109,886.00元，而判决为109,578.00元，明显可以看出认定草率，以致最终错误认定，在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错误的作出判决；第三，上诉人在民事答辩状、民事反诉状以及代理人庭审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依法发表的庭审质证意见、反诉主张的证据举证意见以及书面代理意见等材料中充分阐述了上诉人不仅不差欠被上诉人杨某强货款，相反可以证实或印证案件的实际情况，希望二审法院查明案情，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并改判或发回重审，依法维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杨某强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合法、合理，应当予以维持；2.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时我方向法庭提交了充分的证据。包括：被答辩人向我方订购货物的送货单以及我方向其发货的物流单。被答辩人向我方支付相应费用的银行流水。该三组证据相互印证，有着充分的内在联系，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有力地证实了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以及我方实际向被答辩人方交付了全部货物。杨某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明哥辅料店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09,586.00元；二、判令被告自2017年8月12日起赔偿给原告逾期付款损失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拖欠款项109,586.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现暂计算至2019年10月28日的逾期付款损失为16,029.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明哥辅料店一审反诉请求：一、驳回被反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被反诉人向反诉人退还反诉人多支付的货款22,570.00元并以此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支付从2017年10月1日起逾期未退还货款的资金占用费2,459.77元（暂计算至2020年1月17日，直至还本付息）；三、本案案件受理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反诉被告）杨某强在广州汕头从事生产服装辅料装饰珠子。2017年3月29日，原告（反诉被告）杨某强与被告（反诉原告）明哥辅料店在广州汕头达成买卖价值12.1万元装饰珠子的合意，谢某明在编号0001741的强胜珠饰送货单上写明其需要购买的装饰珠子的规格、颜色、数量及单价，并在落款的还款处载明“付订金20000.00”。同日，谢某明通过银行转账向杨某强支付2万元。在具体履行该买卖合同的过程中，双方的交易方式为，被告（反诉原告）联系原告（反诉被告）告知其需要的装饰珠子，原告（反诉被告）将珠子的规格、颜色、数量及单价记录在送货单上，然后通过弘达物流公司将货物托运至瑞丽市，被告（反诉原告）支付运费将货物提走后再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货款。原告（反诉被告）具体发货情况及送货单记载的货款为：2017年4月10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8件，货款15,241.00元；2017年4月12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4件，货款8,337.00元；2017年4月14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5件，货款8,419.00元；2017年4月17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7件，货款9,679.00元；2017年4月17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3件，货款4,500.00元；2017年4月27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11件，货款17,455.00元；2017年4月29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19件，货款32,552.00元；2017年5月3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12件，货款21,443.00元；2017年5月6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15件，货款29,228.00元；2017年5月20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10件，货款19,770.00元；2017年6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6件，货款12,588.00元；2017年7月4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6件，货款12,070.00元；2017年7月12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6件，货款11,830.00元；2017年8月3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26件，货款46,195.00元；2017年8月11日，原告（反诉被告）发货2件，货款3,849.00元。上述货款共计253,156.00元。被告（反诉原告）于2017年4月13日、5月2日、10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三次支付原告（反诉被告）货款23,570.00元、50,000.00元、50,000.00元，上述货款共计123,570.00元。一审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杨某强与被告（反诉原告）明哥辅料店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货物买卖关系是否成立并不以书面合同为唯一标志，实际交付的标的物也能表明合同的成立。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对编号0001741送货单均不持有异议，说明双方已达成买卖服装辅料装饰珠子的合意，但双方对货物的交付情况有异议。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被告（反诉原告）于2017年3月29日在其送货单写明要定购的装饰珠子并支付2万元订金后，原告（反诉被告）于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8月11日期间，通过弘达物流公司托运分批向被告（反诉原告）交付货物，并提供了送货单、货物托运单、物流表及银行交易明细予以佐证。虽然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送货单为其单方制作，但结合弘达物流公司的货物托运单及物流表载明的内容，与该送货单上记载的货物件数、托运时间一致，部分物流表上载明有被告（反诉原告）的联系电话，同时，被告（反诉原告）三次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货款的行为也表明其已收到原告邮寄的货物，其中，被告（反诉原告）于2017年4月13日转账的23,570.00元与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该款项支付的是编号0001742、0001743送货单记载的货款高度吻合。因此，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一审采信原告（反诉被告）已实际按照被告（反诉原告）的要求交付货物，被告（反诉原告）亦接收了货物，故被告（反诉原告）应支付原告（反诉被告）货款109,578.00元（总货款253,156.00元-已付货款143,570.00元-本诉原告同意优惠8元）。由于原告（反诉被告）未能证明双方已有何时支付所欠货款的约定，也未能证实其向被告（反诉原告）催要货款的具体情况，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支持其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方式计算逾期未付货款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被告（反诉原告）主张其与原告（反诉被告）并不相识，双方系2017年3月29日经朋友介绍认识，并于当日达成购买装饰珠子的合意，双方约定由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2万元预付款，原告（反诉被告）向其交付价值12.1万元的货物，余款在货物使用后没有质量问题再支付，因此之后的付款行为是基于货物没有质量问题以及换货和购买新货支付的货款。首先，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均是经商多年的商事交易主体，若双方并不相识且第一次交易，经营地点又相距千里，在通常情况下，买卖交易主体之间无信任基础，卖家是不会将价值巨大的货物在买受人只支付了少部分款项的情况下直接全部交付买受人。其次，被告（反诉原告）认可编号0001741送货单上“付订金20000.00”为其亲笔书写，亦主张该2万元为预付款，一审认为，订金的性质主要是预付款，预付款是买方在交易合同签订后即向卖方预先支付一定金额的货币，若买方已全部接受货物，该款项就不应为订金或预付款，被告（反诉原告）的主张与买卖合同中订金的惯常用法不符。再次，若双方还约定货物使用后无质量问题再付款，卖家无疑将承担巨大的商业风险，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最后，被告（反诉原告）称2017年10月1日向原告（反诉被告）付款5万元是为了促使其发货，以便完成胞波节订单。2017年中缅胞波节的活动期间为9月15日至10月7日，主要活动集中在10月1日至3日，即便原告（反诉被告）10月1日发货，待货运到瑞丽再加工成被告（反诉原告）的货物订单时，早已过了节日需求，被告（反诉原告）明知即使其付款也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还向原告（反诉被告）多支付货款的行为与常理不符。综上，被告（反诉原告）对双方买卖合同约定内容的陈述及付款行为明显有悖常理。被告（反诉原告）未能证实原告（反诉被告）存在未向其提供货物的违约行为，其要求原告（反诉被告）退还多支付的货款22,570.00元并支付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本诉部分：一、本诉被告瑞丽姐告明哥服装辅料店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本诉原告杨某强货款109,578元，并赔偿本诉原告杨某强实际损失即逾期付款利息（以109,57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本诉原告杨某强其他诉讼请求。反诉部分：驳回反诉原告瑞丽姐告明哥服装辅料店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部分案件受理费2,812.00元，由本诉被告瑞丽姐告明哥服装辅料店负担2,446.00元，本诉原告杨某强负担366.00元。反诉部分案件受理费426.00元，减半收取213.00元，由反诉原告瑞丽姐告明哥服装辅料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明哥辅料店、被上诉人杨某强无新证据提交。上诉人明哥辅料店未到庭参加法庭调查。被上诉人杨某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对一审证据，坚持一审时的举证、质证意见。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当事人一审提交证据的审核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明哥辅料店主张其除第一次当面采购签收货物付款后，并未实际收到被上诉人的货物，是被上诉人一直违约在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多支付了货款22,570.00元，应由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了送货单、货物托运单、物流表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证实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货，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部分货款的事实。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一审证据强胜珠饰送货单、弘达物流公司货物托运单、物流统计明细表、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可证明上诉人明哥辅料店与被上诉人杨某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能证明被上诉人将货物通过弘达物流公司发货，上诉人取走了货物，故上诉人应支付相应的货款。经审查，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至2017年8月间，共向上诉人发货共计253,156.00元，上诉人共分三次支付货款123,570.00元，还应支付余款109,578.00元（一审杨某强同意优惠8元）。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一审以欠付货款109,578.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持自2020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其向被上诉人多支付了货款22,570.00元，应由被上诉人返还，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明哥辅料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25.00元，由上诉人瑞丽姐告明哥服装辅料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学良审判员  高玉荣审判员  孙 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马勇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