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初151号原告（反诉被告）：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锦州市科技路**。法定代表人：魏学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鹭，该银行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旭，辽宁民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半岛科技大厦**法定代表人：郎罡，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波，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嵬，上海致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鹭、刘东旭，被告（反诉原告）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波、崔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17日，原、被告签署《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开发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与乙方开发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在该合同签订阶段，原告正面临着流动性风险危机，在合同签订后不久，原告明确表示终止执行该项目的意见。此外，该软件开发项目涉及违反监管要求，亦不具备继续推进的可行性，经会谈磋商无果，为避免双方不必要的损失，在被告尚未进入开发服务实质履行阶段情况下，原告要求解除上述软件开发合同。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辩称，坚决不同意解除双方2019年5月17日签订的《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一、从签订之前双方合意的过程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诉被答辩人2018年初确定与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及本诉答辩人进行合作，又经过多轮的商务洽谈和沟通于2018年5月4日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一份，第一条即明确约定三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科技供应链金融、智慧交通、大数据征信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2.本诉答辩人之后便针对本诉被答辩人的需求定向进行人才和技术的储备，多次地深入沟通、详谈、细节的反复推敲及产品的本地化演示及测试，产生2019年5月17日签订的《锦州银行星云智慧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所以本诉被答辩人是非常慎重地与本诉答辩人签订的《锦州银行星云智慧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3.本诉答辩人在签订《软件开发合同》之前也已经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应随意解除。4.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该《软件开发合同》已依法成立，是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的，《合同法》第八条规定应是双方处理《软件开发合同》解除纠纷的法律准绳。二、从《软件开发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过程中看，本诉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本诉被答辩人至今未履行《软件开发合同》主要义务，其无权提出解除《软件开发合同》。本诉答辩人的主要义务是研发，本诉被答辩人的主要义务是付款。本诉答辩人和本诉被答辩人在履行《软件开发合同》主要义务上存在天壤之别。首先，《软件开发合同》第十四条1款约定：合同签署生效后，乙方（即本诉答辩人）可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的设计变更，本诉答辩人不再需要本诉被答辩人开始设计研发开工的指令，而是约定做的事情即可自发去做。《软件开发合同》签署生效后，本诉答辩人做到了：1.在《软件开发合同》履行期内，本诉答辩人项目组针对本诉被答辩人在架构、安全、部署等方面的问题均在合理时间内答复。2.按《软件开发合同》附件1《锦州银行进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项目工作说明书》第3条约定，组建了20人项目组设计、开发基础平台。本诉答辩人项目组在项目定制化需求软件产品没有上线前，每周召开例会并汇总为原告开发研制软件产品的进度，形成周报，一年来项目组人员的工资及社保金就支付了300多万元，并尽可能完成了大部分定制化设计、开发工作。3.本诉答辩人为了针对性地履行《软件开发合同》义务，于2019年6月19日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腾梭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锦州银行星云网贷平台建设项目合作协议》，向腾讯公司采购了原告项目所需的价款500万元的星云网贷平台系统。4.自《软件开发合同》签订之日起，本诉答辩人星云贷项目经理多次前来锦州进行项目沟通，仅交通费就花去1万余元。其次，反观本诉被答辩人，却全然没有上市公司的应有诚信，至今未履行《软件开发合同》主要义务：1.《软件开发合同》约定，在确定的开发目标下，本诉被答辩人的主要义务是支付价款。可是其至今虽未明确表示不支付价款，但实际上分文未付。《软件开发合同》第十一条2款约定：如本诉被答辩人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付款，每延迟一天，应按照未付相应金额日1‰支付违约金。2019年6月25日本诉答辩人开具第一期672万元的发票，次日提交第一期首付款请求书和发票，本诉被答辩人项目对接人已签收并反馈发票签收单，但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首期款项。按《软件开发合同》约定计算，自2019年7月7日至2020年8月25日止，共计417天，本诉被答辩人应支付迟延付款违约金数额即达280.22万元。2.按照《软件开发合同》约定，本诉被答辩人应提供办公场地和环境，以供本诉答辩人进行设计、开发工作使用，但本诉被答辩人并未提供，本诉答辩人克服困难坚持设计。最后环节是设计、开发成果需要上网调试，但本诉被答辩人未允许本诉答辩人入场，这才导致项目定制化需求设计之后的阶段部分无法正常进行，否则《软件开发合同》中的设计工作早就验收完毕。并且本诉答辩人早已可以从运营中取得不菲的收入。三、从《软件开发合同》约定条款上看，本诉被答辩人更是无权提出解除《软件开发合同》。1.合同的解除一般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另一种是符合法定的解除条件。《软件开发合同》第十四条2款约定：“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应经双方协商达成合意，如一方擅自变更、解除、终止合同，应向对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的违约金”。该约定意味着未经双方合意解除，另一方无权擅自解除。另外本条约定违约金为合同价款的30%，是双方都考量到如果《软件开发合同》得以履行，双方均会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因此不希望有一方违约；同时更考量到在签订《软件开发合同》后一方擅自解除、终止软件开发合同，都将给守约方带来巨大损失，因此需对违约方进行惩罚。本诉被答辩人现在擅自要求解除，不符合双方签订《软件开发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和约定。2.《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第（1）种情形是赋予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但本案并未出现不可抗力。第（2）（3）（4）种情形是赋予守约方当事人的权利，在对方违约时可以行使，但不是违约方恶意违约促成解除条件出现从而解除合同的挡箭牌。本诉被答辩人在《软件开发合同》签订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未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义务，其现在提出诉讼，第九十四条的法律规定不能成为其解除《软件开发合同》的法律依据。本诉答辩人认为本诉被答辩人无权提出解除《软件开发合同》。四、从提出解除《软件开发合同》的时间上看，本诉被答辩人是没有商业诚信，毫不负责任的恶意违约，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在今年七月前一年多的履行《软件开发合同》的时间里，本诉被答辩人从未提出过解除或终止要求，只是拖延支付应付款的行为使得本诉答辩人经过一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后感到压力很大，但本诉答辩人还是考虑到本诉被答辩人是金融类的上市公司，尽量不给其带来负面影响，故没有直接起诉，而是在2020年7月委托辽宁仁锦和律师事务所向本诉被答辩人发出催款律师函，提出如再不付款将采取法律行动。本诉被答辩人接到律师函后没有任何回复，却于7月底提起诉讼。送达诉讼材料后本诉答辩人才知道本诉被答辩人要解除《软件开发合同》。五、从本诉被答辩人诉请解除《软件开发合同》的原因上看，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诉被答辩人的诉请解除《软件开发合同》的理由有4个，（1）《软件开发合同》经反复讨论后才签订，不会不考虑资金问题，1000余万资金根本不会影响资金流动，且《软件开发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本诉被答辩人的经营项目，不存在流动性风险，故本诉被答辩人提出的第（1）点解除理由根本就不存在；（2）本诉被答辩人从未表示过终止执行该项目的意见，此节事实并无证据证明；（3）从《软件开发合同》约定的开发内容上看并无违反监管要求之处，现在仍然完全可以正常进行；（4）本诉答辩人已经履行《软件开发合同》的主要义务。3.本诉被答辩人提出解除《软件开发合同》的真正原因是股东及管理层出现了重大调整，新的管理层不想履行合同。六、如果解除《软件开发合同》，既不符合中央扶持民企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也会给双方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本诉被答辩人如果另委托其他公司开发，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结果是两败俱伤，社会效果极差。4.如果解除《软件开发合同》，本诉答辩人也必然会解除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腾梭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锦州银行星云网贷平台建设项目合作协议》。综上所述，本诉被答辩人在《软件开发合同》签订一年多的时间后，在本诉答辩人基本履行合同义务完毕，付出巨额成本后，单方提出要解除《软件开发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反诉被告支付2019年5月17日签订的《锦州银行星云智慧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第一期合同价款672万元；2.反诉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672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7日起至支付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3.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83万元；4.反诉被告赔偿反诉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反诉原、被告在2018年与腾讯公司三家签订《框架协议》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地深入沟通、详谈、细节的反复推敲及产品的本地化演示测试，于2019年5月17日签订《锦州银行星云智慧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一份，约定反诉原告为反诉被告开发定制化软件。反诉被告的主要义务是支付价款。《软件开发合同》第七条第2.1款约定：反诉被告应分三期支付合同价款，（1）合同生效后，在收到《付款申请书》及正式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即人民币672万元；（2）在软件验收通过后，且收到《付款申请书》及正式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即人民币336万元；（3）软件在验收后1个月，双方在《项目工作总结》上确认无质量问题，在收到《付款申请书》及正式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余款，即人民币112万元。《软件开发合同》第十一条第2款又约定：如反诉被告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付款，每延迟一天，应按照未付相应金额日1‰支付违约金。《软件开发合同》第十一条违约与赔偿责任中的第9款约定：本合同所称损失是指因为违约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或仲裁）费、差旅费、律师费。反诉被告不但不按约定支付合同首期款，构成严重违约，反而以解除《软件开发合同》为诉请将反诉原告诉至法院。反诉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得不聘请律师代理诉讼。反诉原告为此支付的律师费是反诉被告违约行为给反诉原告造成的损失，反诉被告应按约定予以赔偿。2019年6月25日反诉原告开具第一期672万元的发票，并于2019年6月26日提交第一期首付款请求书和发票，但反诉被告一直拖延支付首期款项，应按《软件开发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并应赔偿反诉原告的诉讼费、律师费。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享有特殊法定解除权即任意解除权。2019年5月17日，答辩人与软银公司签订的《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从法律关系性质来看，该合同既属于技术合同，又是委托合同，因此受技术合同和委托合同法律规范的双重调整。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同时依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第2款的规定，如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答辩人享有任意解除权。鉴于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在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软银公司时就产生形成力，发生双方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效果。因此，软银公司只享有赔偿损失请求权，其通过反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无请求权基础。二、答辩人享有一般法定解除权。1.锦州银行事实上履行不能。（1）双方合同签订后的2019年6月开始，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锦州银行发生了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流动性风险危机。面对严峻的形式，锦州银行及其相关政府管理部门采取了严厉的管控措施，同时作为国有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入股锦州银行，实施全面风险管控。在此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锦州银行面临股权结构调整、人员安置调整、经营业务调整等一系列问题，合同履行能力大幅度降低。（2）2019年6月25日大连软银方面开具发票，并于6月26日提交锦州银行收到后，依据合同约定应对在7月6日之前付款，因锦州银行当时面临的问题，故该笔款项没有支付。2019年12月30日，锦州银行将发票邮寄回大连软银，在此用实际行动表明解除合同的意愿。在此期间，大连软银方面没有就锦州银行未按期付款行为提供过任何异议，直到2020年7月15日，才以律师函方式提出付款请求。（3）锦州银行继续履约所需的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应予以解除合同。2.锦州银行就技术合同的履行存在法律上履行不能。双方于2019年5月17日签订的《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约定开发星云贷智慧平台，但双方均没有实际履行合同。如继续履行该合同，则违反了银监会的监管新规。根据最新出台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明确风险管理要求及强化了对消费者信息安全的保护。（1）强调商业银行应当针对互联网贷款业务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全流程进行风险控制，加强风险数据和风险模型管理，同时防范和管控信息科技风险。要求坚持网上业务采取审慎原则的同时，提出商业银行应独立开展业务不能外包他人。案涉星云项目几乎属于将全流程交由银行外第三方管理，明显违反上述规定。（2）该《办法》强化消费者保护，明确商业银行应当建立互联网借款人权益保护机制，对借款人数据来源、使用、保管等问题提出明确要求。本案涉及的星云贷系统在消费者信息保护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风险，严重的背离《办法》相关条款的规定，继续履行合同将违反监管规定，构成经营政策性风险。一旦产生不良后果，将面临银监会的处罚。综上，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条及《九民纪要》第48条的相关规定，锦州银行在履行技术开发合同过程中，面临事实上履行不能和法律上履行不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人民法院应依法判决解除合同。同样基于答辩人一般法定解除权，软银公司有赔偿损失请求权，但其通过反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无请求权基础。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及5个附件。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5月17日签订该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相关合同履行的要求，同时，相关附件约定了双方具体权利义务履行的标志。证据2.顺丰快递单凭证以及签收证明2页，寄件时间是2019年12月30日，签收时间2019年12月31日，签收人高林。证明：2019年12月30日原告方将案涉的发票（软银公司向我行开具）退还被告，被告由高林签收的事实。证据3.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于案涉的互联网业务及相关的风险管控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具体体现的条款在该办法第9、10、33、34、41条。证明：目前涉及的合同履行相关问题违反监管规定。证据4.授权函、4页邮件、技术问题反馈汇总、宽带评估1页、技术方案说明书1份。证明：本案被告所主张的履行合同部分均系原告与腾讯公司及被告在合同签订前磋商的行为，并非合同的实际履行，同时，被告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授权与被授权关系，授权期限从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12月31日，目前该授权期限已明显过期。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原告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原告已超过举证期，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该文件的托寄物的名称为文件，但是原告把其曲解为发票，不能证明其证明事项；证据3不是规范性法律文件，2020年7月12日公布实施，对诉争合同无溯及力，是部门规章，不是法律法规，不构成锦州银行不履行合同的法律依据，不能作为其解除合同的理由；证据4的三性均没有异议，无论邮件的题目还是内容都可以证明被告根据合同约定履行合同，双方进行磋商联络，之后的附件证明我方履行的合同工作成果和进展，诉争合同签订前双方已就软件产品特殊要求和技术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对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反驳理由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支持自己的答辩意见和反诉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合作框架协议》。证明：1.本诉原告几年前就为了迅速提高自己的金融科技能力开始寻找合作伙伴。经过多轮的市场筛选，2018年初确定与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及本诉被告进行合作。又经过多轮的商务洽谈和沟通达成共识，三方2018年5月4日签订《合作框架协议》。2.《合作框架协议》第一条约定三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科技供应链金融、智慧交通、大数据征信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3.基于《合作框架协议》，本诉原、被告都认识到将会缔约《软件开发合同》，故《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后本诉被告即开始针对本诉原告的需求定向进行人才和技术的储备及软件产品的开发研制。证据二：1.《锦州银行POC测试文档说明》；2.《锦州银行POC非功能性测试文档》；3.《锦州银行星云智慧贷验证性测试（POC）手册》；4.《锦州银行星云智慧贷验证性测试（POC）计划》；5.《软件产品沟通答复汇总》。证明：1.《软件开发合同》签订之前就与本诉被告进行了产品特殊要求和技术上的充分沟通。2.本诉被告就开发设计的软件产品给本诉原告进行了充分的演示和呈现。3.本诉原告已经对本诉被告将为其定制化需求制作的软件产品给予了充分的了解和肯定，并通过了双方的初步测试。4.从《合作框架协议》到《软件开发合同》这是一个长达一年多的多次地对软件产品开发设计及性能的深入沟通、详谈、细节的反复推敲过程。5.在签订《软件开发合同》之前本诉被告即已经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签订《软件开发合同》是双方共同合作的必需环节，而不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能随意解除《软件开发合同》。证据三：《软件开发合同》。证明：1.《软件开发合同》长达22页、附件6份长达50余页内容证明本诉原告是对本诉被告的研制、开发能力、企业诚信及软件产品性能的充分认可。2.《软件开发合同》的设计内容非常详实，具有可操作性，可以证明是本诉原、被告长时间的沟通，多次酝酿之后，非常慎重地签订的。3.对双方权利义务的详细约定。证据四:《开发设计答复汇总》。证明：1.《软件开发合同》已经进入履行状态，本诉原、被告在架构、安全、部署等方面又进行沟通。2.本诉被告积极履行《软件开发合同》义务，在《软件开发合同》履行期内，本诉被告项目组针对本诉原告提出的问题均在合理时间内答复。证据五：1.《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项目业务需求说明书》；2.《项目进展文档》；3.《概要设计说明书》；4.《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项目集成测试报告》；5.《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项目测试用例》。证明：1.《软件开发合同》完全进入履行状态，本诉被告积极履行《软件开发合同》义务，按《软件开发合同》附件1《锦州银行进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项目工作说明书》第3条约定，本诉原告组建了20人以上的项目组设计、开发基础平台；2.本诉被告项目组在项目定制化需求产品没有上线前，每周召开例会并汇总为本诉原告开发研制的软件产品进展周报；3.本诉被告积极履行《软件开发合同》义务，尽可能完成了大部分定制化设计、开发工作；4.这些软件设计技术人员都是高薪行业人员，其工资、五险一金等，不需精细统计即达300多万。如果解除《软件开发合同》,本诉被告的经济损失巨大。证据六：《关于锦州银行星云网贷平台建设项目合作协议》。证明:1.《软件开发合同》从2019年6月即进入深入履行状态。2.本诉被告积极履行《软件开发合同》义务，于2019年6月19日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腾梭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锦州银行星云网贷平台建设项目合作协议》，向腾讯公司采购了项目所需的价款500万元的锦州银行星云网贷平台系统。3.如果解除《软件开发合同》，本诉被告需要承担500万元的重大损失及对腾讯公司和上海腾梭公司的违约责任。证据七：《付款请求、发票、本诉原告收到的签收单》。证明：1.《软件开发合同》约定本诉原告的主要义务是支付价款，可是其至今虽未明确表示不支付价款，实际上分文未付。2.《软件开发合同》第七条第2.1款约定本诉原告应分三期支付合同价款。3.2019年6月25日本诉被告开具第一期672万元的发票，并于2019年6月26日提交第一期首付款请求书和发票，本诉原告项目对接人已签收并反馈发票签收单。4.《软件开发合同》第十一条2款又约定延迟支付违约金。《软件开发合同》第十四条2款约定，如果本诉原告擅自解除《软件开发合同》，仅违约金就应当支付336万元。证据八：《律师函》。证明：1.《软件开发合同》履行过程中，本诉原告拖延支付应付款的行为使被告经过一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后感到压力很大，考虑到本诉原告是金融类的上市公司，尽量不给其带来负面影响，故本诉被告没有直接在大连法院起诉本诉原告。2.本诉被告委托辽宁仁锦和律师事务所向本诉原告发出催款律师函，提出如再不付款将采取法律行动。这应当是本诉原告诉讼的直接原因，但也充分证明本诉原告在2020年7月前从未提过解除《软件开发合同》的请求。3.在律师函催促前不声不响，任由本诉被告每天投入人力、物力的进行消耗，却在接到律师函催促后直接起诉，没有商业道德，完全是不负责任、恶意违约后的“恶人先告状”。证据九:《星云零售信贷解决方案与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新规）监管合规性分析》，来源于腾讯公司对监管办法进行的分析，通过PDF给我方。证明：1.《软件开发合同》约定的开发内容并无违反监管新规要求之处，本诉原告如果想继续推行，现在仍然完全可以正常进行定制开发；2.本诉原告提出的“该软件开发项目涉及违反监管要求，亦已不具备继续推进的可行性”这一观点是没有新的监管法律依据的。证据十：委托代理合同、上海市增值税专用发票（共9张18联，每张是2联，共人民币83万元）、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证明：由于反诉被告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违约行为，致使反诉原告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得不聘请律师代理诉讼，这是反诉被告给反诉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反诉被告应按《软件开发合同》第十一条9款的约定予以赔偿。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第4条明确规定该协议具有了指导意义，业务应以相关单向义务或者协议明确权利义务，该协议签订时间2018年5月4日，案涉的技术开发合同是2019年5月17日签订，因此该证据体现的合同对案涉合同没有指导意义，该证据第30条明确，本案涉及到的三方合作框架协议与本案无关；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以上证据均作为履行框架协议内容的相关部分，与本案合同没有关系，同时，该组内容系软件开发企业正常的商业开发模式范畴，是在真正签订合同之前供委托方选择、适用准备材料的内容，不是履行合同的内容；证据三合同及附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同中涉及的关键名词：第2页交付和里程碑、合同附件一涉及的每个阶段的工作完成标志以及工作交付等相关内容，以此明确本案的被告在本合同应该在每阶段履行哪些相关义务；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上述所有答复内容均属于此前原告提供的第4组内容的重复，均属于原有框架协议履行的内容，同时，该答复涉及的系该软件的风险管控问题，并不涉及软件的实体开发和实质履行；证据五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于业务需求报告是延续框架协议，初次版本是2018年12月28日，之后的历次修改没有得到我方的授权以及技术支持，所谓的进展文档部分相关的周报均是被告单方制作完成的，其具体工作内容没有相应的技术成果或标志性检验标注，而且结合之前被告第四组证据提及的双方的交流及截至2019年7月18日（仅限风险评估交流，非实质业务交流），所谓的进展文档内容不具有真实性，鉴于本合同系委托开发合同，需要由我方提供专属数据及相关信息配合才能完成项目测试，在我行没有提供上述材料的情况下，被告单方作出的测试及形成的报告并不应视为合同的履行，且该测试的结果无法真正用于我行相关的业务活动；证据六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涉及到被告与腾讯公司的合同，结合原告证据4的授权函，说明在该合同签订过程中，合同的双方主体之间即腾讯公司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因此，基于利益原则，该合同的真实性，我方不予认可，同时，该合同涉及的合同履行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实际付款，该合同涉及的标的系腾讯公司的基础类平台，并不是履行本合同的必要的条件，对于本合同履行而言，该平台不具有唯一性，可用于其他相关或者类似软件开发；证据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八收到该函属实，时间是在原告起诉之前，在此之前被告从未就付款向我方主张过权利；证据九不予认可，是单方的解读，通过该证据可以进一步认证腾讯公司与被告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进一步佐证证据六不具有真实性；证据十合同及相关发票的真实性有异议，我方查阅了被告从2020年1月至今的11起案件的相关材料，被告均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而本案直接委托上海的律师事务所作为诉讼代理人，且在合同已经明确解除的情况下其签订的委托合同属于损失的扩大，对于其故意扩大的损失部分不应主张权利，同时，该律师费约定明显过高，根据其提供的上海市律师费收费指导标准参照合同中确定的诉讼标的，其合理收费标准应在43万元-84万元之间，本案涉及的合同强调按照中等标准计价，但金额高达83万元，因此对于上述高额律师费用我方不予认可。对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七、证据八的真实性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五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反驳理由成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六、证据十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虽否认合同的真实性，但无证据佐证，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九系案外人的单方解读，不具有效力，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甲方）、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乙方）、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丙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协议各方同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科技供应链金融、智慧交通、大数据征信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本协议是指导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开展具体业务时应签订相关的单项业务合同或协议，明确具体的权利义务。2019年5月17日，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乙方）签订“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合同附件6个，分别为：附件1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项目工作说明书、附件2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项目技术支持与维护服务方案；附件3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项目培训计划、附件4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开发保密协议；附件5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开发服务说明、附件6风控服务数据包明细数据清单。“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中约定：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就甲方委托乙方开发星云智慧信贷平台事宜，订立本合同，以兹双方共同遵守。合同中“软件”、“交付物”等词语含义、软件描述、软件开发工作均按照附件1的规定。甲、乙双方指派代表组成开发管理小组。甲、乙双方应根据附件1的规定共同进行需求分析。甲方在提交有关需求说明、资料和信息后，乙方应当就本软件所涉及的功能、目标、需求构成及相关技术问题进行分析，并应及时完成需求规格说明书。该需求规格说明书经甲方认可后，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确认。乙方应以书面形式定期向甲方提供项目进度报告及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其他事项。合同系统建设总金额1120万元，分三期向乙方支付。合同生效后，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交的《付款申请书》及正式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总金额的60%，即672万元；甲方在软件验收通过后支付30%，即336万元；甲方验收后1个月，甲乙双方在《项目工作总结》上确认无质量问题支付余款112万元。如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付款，每延期1天，甲方应按未付相应金额日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本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应经双方协商达成合意，如一方擅自变更、解除、终止合同，应向对方支付合同总价款30%的违约金。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在2019年5月17日的合同签订前及签订后，双方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多次进行沟通、协商。双方电子邮件最后一次就软件开发合同进行沟通联系的时间是2019年7月18日。2019年6月25日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具第一期672万元的发票，并于2019年6月26日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第一期首付款请求书和发票。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付款请求书和发票后未实际付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签订的“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应该解除还是应该继续履行。2019年5月17日，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及附件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已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故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已经生效。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关于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出的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因此合同不能解除的主张，根据双方合同附件1约定：“甲、乙双方应根据附件1的规定共同进行需求分析。甲方在提交有关需求说明、资料和信息后，乙方应当就本软件所涉及的功能、目标、需求构成及相关技术问题进行分析，并应及时完成需求规格说明书。该需求规格说明书经甲方认可后，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确认。乙方应以书面形式定期向甲方提供项目进度报告及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其他事项”。可见，双方合同的履行应当是甲、乙双方就需求共同分析，并出具有双方代表签字确认的说明书，现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未提交双方签字确认的说明书。同时，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合同的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以书面形式定期向甲方提供项目进度报告及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其他事项，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仅提供了自己单方制作的工作记录，并未提交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甲方）报告进度及项目实施情况的书面材料。因此，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张已经履行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的主张在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实不予认可，且未提交合同约定项目实施书面报告佐证的情况下，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双方合同是否应该解除问题，合同约定：“本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应经双方协商达成合意，如一方擅自变更、解除、终止合同，应向对方支付合同总价款30%的违约金”。按照此约定，诉争合同的解除有两种情况，一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二是一方擅自解除合同，但应支付违约金。因此，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未与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单方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亦不违反双方合同约定，故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解除双方2019年5月17日签订的“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出反诉请求的事实和理由主要是其已经实际履行合同并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解除合同将受到损失，此种理由仅是合同解除后损失的赔偿问题，而非合同不能解除的依据。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2019年5月17日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锦州银行星云智慧信贷平台软件开发合同”；二、驳回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反诉费32325元，合计32425元，由大连软银安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梅审判员 姜 岩审判员 王争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赵薇书记员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