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1民终11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乐和，男，196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州市嘉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址：广西贺州市八步区星光路**。 法定代表人：张世和。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绍安，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州市鑫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贺州市八步区太白社区太白西路**。 法定代表人：黄永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海燕，广西灵丰（平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邓锋，男，1945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上诉人张乐和、贺州市嘉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贺州市鑫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融公司”）、原审被告邓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20）桂1102民初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9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乐和、嘉亿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贺州市鑫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的“根据该《确认书》的约定，借款人销售完嘉御苑小区2#、3#楼的商品房须支付贷款人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3500万元，而张乐和并未按照约定履行其义务”,完全是颠倒是非。《确认书》是约定：“销售完……张乐和……支付……3500万元”，但嘉御苑小区2#、3#楼的商品房至今仍有大量房屋未销售。从2013年8月28日至2014年9月11日止，鑫融公司和张乐和、嘉亿公司及邓锋又陆续签订包括本案合同在内的多份《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累计向张乐和发放借款本金1833.2万元（若包括套路贷虚增债权部分616.8万元，总额为2450万元）。因受贺州市政府改变规划的影响，作为担保土地上所建的嘉御苑小区2#、3#楼2014年1月之后长期停工。为尽快解决债务的清偿问题，2019年1月24日，鑫融公司与嘉亿公司签订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1号《在建工程抵押合同》，重新约定并变更抵押事项。同时，为办理该在建工程抵押登记，鑫融公司与张乐和、嘉亿公司签订了仅供抵押登记使用、不作为履行依据的2013贺州鑫融字0022号-1号《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2019年3月26日，鑫融公司与张乐和、嘉亿公司进一步签订《确认书》，2019年4月11日鑫融公司出具同意嘉亿公司办理预售登记有关事宜的《同意函》，嘉亿公司办理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准备出售嘉御苑小区2#、3#楼商品房清偿借款本息。在嘉亿公司急着出售商品房，回拢资金还清借款的关键时间节点上，鑫融公司出尔反尔、乘人之危，忽然又不允许嘉亿公司售房。要求张乐和、嘉亿公司按2450万元（即要求将616.8万元虚增债务确认为借款本金）并认可本金加利息合计欠款6675万元才允许售房。经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贺州市住建局、八步区法院等单位多次主持“嘉御苑销售问题联合协调会”进行调解，未果，鑫融公司提起诉讼，遂引发本案。张乐和、嘉亿公司已 经积极售房还债、履行《确认书》约定的义务，但鑫融公司为一己私利，通过财产保全措施恶意阻挠嘉亿公司正常售房，鑫融公司才是违约方。鑫融公司与张乐和、嘉亿公司在《确认书》中约定用嘉御苑小区2#、3#楼商品房的售房款清偿债务。嘉亿公司预售嘉御苑小区2#、3#楼每平方米3780元的销售均价，是购房人向法院提起商品房预约合同诉讼中，经市住建局协助调解，嘉亿公司在案件审理中根据法院要求向平桂区法院和贺州市中级法院书面承诺的，以缓和购房人因房价争议形成社会矛盾隐患。而且，销售的资金账户由贺州市房地产资金管理中心监管，八步区人民法院查封；资金的使用需经过贺州市房地产资金管理中心、八步区人民法院审批同意，使用于建设工程款、材料款、工人工资等。由于鑫融公司以销售房款可能无法偿还借款本息为由通过法院财产诉讼保全恶意阻挠销售，出现的后果是嘉御苑小区2#、3#楼商品房无法销售，银行无法发放购房户按揭贷款，上诉人张乐和以及嘉亿公司无法正常售房回款尽快履行归还借款和担保还款义务，造成借款期不当延长，高利率利息不断扩大。此种情形，正是“套路贷”惯用的放贷后以各种理由故意制造借贷方逾期还款，以获取出借方得到高息回报的最大化的典型套路。所以，鑫融公司故意阻挠嘉亿公司正常售房的行为，鑫融公司才是恶意违约方。《确认书》是鑫融公司、张乐和、嘉亿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没有损害他人合法利益，一审判决属通过公权力干涉民事主体的民事自主权,违反了民法意思自治原则。根据《确认书》约定，商品房未销售完，还款条件就尚未成就。原审法院对《确认书》中的约定视而不见，违背了民事法律的意思自治原则。从以上事实可得出以下结论：1、本案借款包含在《确认书》确认的总借款内。2、《确认书》中约定张乐和清偿借款的时间在销售完嘉御苑小区2#、3#楼的商品房之后，本案借款的还款期限尚未到期。3、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借款本息自2019年3月26日之后为无息借款，不应计算任何利息或违约金。一审判决支持鑫融公司诉求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二、一审判决违反了公平原则，破坏了司法公正。张乐和在没有与鑫融公司对账、不明确实际借款本金是多少的情况下，就愿意在2019年3月26日的《确认书》上签字确认，就是希望将嘉御苑小区2#、3#楼的商品房尽快销售出去，以还清债务。现在鑫融公司无视嘉亿公司不是借款人，仅仅只是在2000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内承担责任的担保人，一方面恶意申请财产保全不允许嘉亿公司销售房屋；另一方面又诉请张乐和要求还款，并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其本质是意图非法侵占张乐和合法财产。 三、一审判决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四、一审判决确认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涉案合同及其他合同中，鑫融公司的借款全部不是自有资金出借；出借金额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鑫融公司及股东财产混同；违法放贷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属无效合同。鑫融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16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鑫融公司仅仅向张乐和发放借款本金就达1833.2万元（若包括套路贷虚增部分616.8万元，总额为2450万元）。以上借款全部资金均不是鑫融公司自有资金。鑫融公司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鑫融公司仅仅在八步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借款本金就达几亿元。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桂政发[2009]71号）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内部或者外部集资、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且必须以自有资金和向两个银行的合法融资（融资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0%)发放贷款；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当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鑫融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但其却发放了几个亿的贷款，其中向张乐和贷款的金额都超过其资本净额的50%。而且鑫融公司并不是用其自有资金发放贷款，任何发放和回收的贷款，没有任何一笔是经过公司账户，全部是由其 实际控制人个人在公司外部实施，既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又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还涉嫌借名协助他人非法经营、逃税漏税。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31条的规定，鑫融公司与张乐和、嘉亿公司及邓锋签订的所有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五、一审判决没有说明嘉亿公司只是在2000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数额范围内承担责任，没有将本案与（2020）桂1102民初707号、708号、709号、710号、711号、1982号、1983号、1984号、1985号、1987号、1990号、1991号、1994号等案件（实际是同一案件）依法应并案审判，导致嘉亿公司承担的责任超出2000万元担保数额范围内承担责任，明显错误。鑫融公司将其分案起诉一是规避级别管辖的法律规定；二是增加张乐和、嘉亿公司与邓锋的诉累及诉讼费负担；三是导致张乐和的还款无法在案件中抵扣。因此，上述案件应依法并案审理，并按整体诉讼标的额计算诉讼费，对分案而多交的诉讼费，应由鑫融公司负担。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鑫融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鑫融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关于案涉民间借贷关系是否属于“套路贷”问题。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9]11号）第一条第1款明确了“套路贷”的定义。本案中，被上诉人不存在使用套路贷手段，双方所签订的一系列借款担保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款人的借款用途是投资房地产开发销售项目，协议内容客观、真实，被上诉人在协议签订后也按照约定履行了支付借款金额的义务，因此，被上诉人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关系。2、息转本资金616.8万元是否为套路贷虚增债权问题。2016年12月21日，借款人张乐和、担保人邓锋、嘉亿公司共同盖章确认了《借款本息欠款情况说明》及附件《张乐和借款明细表》，附表中载明了，截至2014年7月1日，借款金额2450万元及余欠利息508元。上诉人对2450万元中包括了1833.2万元的借款本金及616.8万元为利息转本金的性质在一审中也予以了认可。符合法律规定民间借贷中利息转本金的行为合法的条件，息转本只是对前期借款本息的结算，并不属于套路贷虚增债权，至于双方重新确定的债权金额中的利息部分是否可以计入本金是另一法律问题，与套路贷无关。 二、第一、关于案涉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第二、上述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是部门规范性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的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均不是确认合同效力的依据。另，被上诉人的注册资本并不等于被上诉人公司的资金总额。被上诉人成立于2012年5月16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被上诉人成立之后，通过运营产生了公司利润，而且没有进行过股东的分红，被上诉人放贷出去的款项是在不断的循环借出、收回、再借出的状态下使用，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在人民法院所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累计金额推定认为被上诉人贷款余额超过净资产的5%没有事实依据。退一步而言，即使被上诉人有超额借贷的行为，亦属由行政监管部门进行行政处理的范畴，而上述规范性文件规定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第三、该合同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情 形。本案中，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是被上诉人从金融机构所套取资金后再高利转贷给上诉人。 三、关于案涉的借款最高额抵押担保数额是否为2000万元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主张仅在2000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数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与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不符,《贺州市鑫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个人/企业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三条担保范围约定：“抵押担保范围包括:贷款人依据第二条约定向借款人发放的所有贷款的本金、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补偿金、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借款人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证明上登记的“债权数额”并不等同于“担保范围”，在办理抵押登记时，记载的抵押金额2000万元实际为《借款抵押合同》的主债权金额，即是借款本金，而非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四、关于《确认书》是否约定还款条件及是否约定无息借贷问题。1、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主张案涉的借款还款期限尚未到期没有事实依据，理由是：被上诉人与借款人、担保人签订额度借款合同后，截止2014年7月1日，上诉人累计借款金额为2450万元及欠利息508元，而上诉人仅还款346.3万元，为了解决还款问题及保障被上诉人出借人的利益，各方在2019年3月26日签订了《确认书》。其中的第三条、第四条包括的内涵是：第一、双方没有对借款本金总金额进行结算，仅约定按实际借款本金计算；第二、清偿所有借款本息是按照先还本后付息的原则实行；第三、上诉人以销售嘉御苑小区2#、3#号楼商品房所得款项的60%-70%清偿所欠借款本息，支付的方式是每销售一套支付一套价款的60%-70%给被上诉人，并不是全部销售完成一次性支付60-70%的价款给被上诉人；第四、销售完须支付借款本息到3500万，确定的只是还款的额度；第五、1.如果支付完3500万元之后，还有剩余未归还款项的，则 在一年半即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10月1日付清，该一年半的期间不再计算利息，如果在一年半以后仍有逾期的利息按月息1.5%计算。由此可见，根据上述的约定，被上诉人认为，销售完支付3500万元，只是确定支付的额度，而不是确定以销售完作为归还借款的前提条件，如果按照上诉人的主张，要销售完毕后才支付借款，双方也无需约定具体的后期剩余款项归还的具体日期，显然，上诉人主张还款时间尚未到期与合同约定不符。2.上诉人主张自2019年3月26日之后为无息借贷系对合同的曲解和断章取义。根据2019年3月26日各方签订的《确认书》第三条“……各方确认上述借款本息自2019年3月26日之后为无息借款[(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1号]不计算任何利息或违约金等等”，由此可见，上诉人主张的无息实际为没有履行0022号-1号合同，并非适用案涉的0005号合同。 原审被告邓锋在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的陈述意见。 鑫融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4年1月2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判令原告对被告嘉亿公司用于抵押担保的位于贺州市平桂区地块土地［土地证号为贺州国用（2011）第&tim**;×号）］，土地上的嘉御苑小区房产2＃楼201-206号房、301-306号房、401-406号房、501-506号房、601-606号房、701-706号房、801-806号房、901-906号房、1001-1006号房、1101-1106号房、1201-1206号房、1301-1306号房、1401-1406号房、1501-1506号房、1601-1606号房、1701-1706号房、1801-1806号房、01号商铺、02号商铺、03号商铺、04号商铺、05号商铺，总建筑面积为12775.50平方米，3＃楼201-206号房、301-306号房、401-406号房、501-506号房、601-606号房、701- 706号房、801-806号房、901-906号房、1001-1006号房、1101-1106号房、1201-1206号房、1301-1306号房、1401-1406号房、1501-1506号房、1601-1606号房、1701-1706号房、1801-1806号房、06号商铺、07号商铺、08号商铺、09号商铺、10号商铺、11号商铺、12号商铺、13号商铺、14号商铺，总建筑面积为14278.59平方米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原告鑫融公司作为贷款人，被告张乐和作为借款人，被告邓锋、嘉亿公司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签订《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合同约定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书面申请同意向其发放贷款2000万元，贷款用途为投资房地产开发销售项目，贷款期限从2013年8月28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借款人可以在2000万元的借款本金额度内向贷款人申请使用借款。同时，鑫融公司与嘉亿公司签订《贺州市鑫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个人／企业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双方约定嘉亿公司以其位于贺州市平桂区地块土地［土地证号为贺州国用（2011）第&tim**;×号）］，为上述期间和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该土地已办理抵押登记［不动产登记证明号：桂（2016）贺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6576号］。2014年1月23日，鑫融公司与张乐和签订《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4年贺州鑫融字0005号），约定鑫融公司向张乐和发放贷款200万元，月利率为2%，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按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加收三倍执行，贷款期限从2014年1月23日起，未载明到期还款日。邓锋、嘉亿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该合同中签字，并分别出具《借款担保承诺书》，承诺“……在贷款本息未还清之前，我担保人仍然有保证担保责任，直至全部贷款本息还清为止……”。合同签订当日，鑫融公司按约发放贷款200万元，张乐和在《贺州市鑫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借据》中签字确认已借到上述款项。因张乐和 除本案借款外还有其他多笔借款，由于其资金紧张不能按期归还，遂向鑫融公司申请借款展期。2016年12月21日，鑫融公司作为甲方与张乐和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展期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就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借款／担保合同办理借款展期手续，原借款期限自2013年8月28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现展期两年，从2016年12月3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在展期内乙方应主动偿还甲方借款，到期不还不再重新展期，甲方按逾期贷款处理。邓锋、嘉亿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中签字。2019年1月24日，原告鑫融公司作为贷款人，被告张乐和作为借款人，被告邓锋、嘉亿公司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签订《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1号）。合同约定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书面申请，同意向其发放贷款，金额为3500万元（其中3500万元为借款合同编号为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借款中的部分金额，以借款合同编号为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借款为准），贷款期限从2019年1月17日起至2020年1月16日止。同时，鑫融公司与嘉亿公司签订《在建工程抵押合同》，合同载明为确保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借款合同的履行，嘉亿公司以其位于贺州市（原土地坐落贺州市平桂区地块）的房屋作抵押担保，所对应借款数额为3500万元，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履约情况说明债权项下的金额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和实现抵押权的一切费用。该抵押担保物已办理抵押登记［不动产登记证明号：桂（2019）贺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4814号］。2019年3月26日，鑫融公司、张乐和、嘉亿公司签订《确认书》，确认合同编号为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1号的《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不予实际履行，仅仅为办理相关证件需要而制定，实际履行合同编号为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的《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借款人销售完嘉御苑小区2＃楼、3＃楼的商品房须支付贷款人借款本息合计 3500万元，该借款本息自2019年3月26日之后为无息借款，不计算任何利息或违约金。后张乐和未按约归还完毕所欠鑫融公司借款（包含本案借款200万元），原告鑫融公司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该院。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纠纷的案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本案原告鑫融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的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从事发放贷款业务所形成的纠纷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予以调整。故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套路贷”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本案中，张乐和与鑫融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用于投资房地产开发销售项目，鑫融公司已实际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的义务，出借了款项，其借款目的是为了收回借款本金并获取利息，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亦无诱使或迫使张乐和签订相关协议的行为。被告张乐和、嘉亿公司主张本案借款属于套路贷，理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三、关于借款金额及利息的问题。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并不意味着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及相关协议无效。本案《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贺州市鑫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个人/企业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4年贺州鑫融字0 005号）《借款展期协议书》《在建工程抵押合同》均有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各方应在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遵照合同和相关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原告、被告双方陈述及所提交的证据，对2014年1月23日被告张乐和向原告鑫融公司借款200万元并约定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付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被告张乐和、嘉亿公司主张2019年3月26日的《确认书》中约定了借款本息自2019年3月26日之后为无息借款，不计算任何利息或违约金。但根据该《确认书》的约定，借款人销售完嘉御苑小区2#楼、3#楼的商品房须支付贷款人借款本息合计3500万元，而张乐和并未按照约定履行其义务。故被告张乐和、嘉亿公司请求自2019年3月26日之后不计算借款利息，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被告提出本案借款支付过部分本金和利息，但由于双方除本案借款外还有其他多笔借款，双方无法确认支付本案借款的本金和利息的具体数额，亦无相应证据证明支付本案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情况，故已支付的本金和利息部分该院在本案不予处理，待双方结算清楚再另案主张予以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之规定，被告张乐和应向原告鑫融公司归还借款2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23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四、关于担保人保证责任的问题。被告邓锋、嘉亿公司系本案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其辩称已过保证期限，但有其签字确认的《借款展期协议书》已将借款期限展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止，而《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4年贺州鑫融字00 05号）中第16.3条均载明了“保证期限为贷款到期之日起两年内”，故原告鑫融公司请求被告邓锋、嘉亿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超过双方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被告邓锋、嘉亿公司应对被告张乐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关于抵押物优先受偿权的问题。被告嘉亿公司以其位于贺州市平桂区交叉处东北侧3号楼14号商铺等218处），对包括本案借款在内的张乐和所借鑫融公司款项作抵押担保，双方签订了相应的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一款“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之规定，原告鑫融公司对位于贺州市光明大道与八达西路交叉处东北侧3号楼14号商铺等218处房地产［土地证号为贺州国用（2011）第&tim**;×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在抵押担保债权数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综上所述，该院判决：一、被告张乐和偿还原告贺州市鑫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2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23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二、被告邓锋、贺州市嘉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判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原告贺州市鑫融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对位于贺州市光明大道与八达西路交叉处东北侧3号楼14号商铺等218处房地产［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贺州国用（2011）第××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在抵押担保债权数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29840元（原告已预交14920元），由被告张乐和、邓锋、贺州市嘉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对一审查明的“张乐和未按约归还完毕所欠鑫融公司借款（包含本案借款200万元）”有异议，认为张乐和未按约归还所欠的借款是因为被上诉人违约。 被上诉人鑫融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在二审期间提交证据： 证据一黄永平提交的（2020）桂1102民初1982号案、1985号案《民事诉状》，2020年7月29日鑫融公司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拟证明：一是黄永平在2020桂11**民初1982号案、1985号案《民事诉状》中是以原告身份，主张是黄永平分别向张乐和“发放贷款510万、300万元”；二是鑫融公司与股东财产是混同的，鑫融公司是非法集资放贷行为，黄永平等人是以鑫融公司名义非法放贷，甚至高利转贷。 证据二（2020）桂1102民初1982、1985号案《证据目录2》，鑫融公司提交的1983、1984、1987、1990、1991、1994号案《证据目录2》。拟证明：一是黄永平、鑫融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是一致的，贷款人是鑫融公司，嘉亿公司仅是最高贷款额度2000万元的担保人，不是黄永平个人的担保人，嘉亿公司无须向黄永平个人承担担保责任；二是鑫融公司与股东财产是混同的，鑫融公司以非法集资放贷，黄永平等人以鑫融公司名义非法放贷，甚至高利转贷，是职业放贷人；三是2019年3月26日《确认书》是鑫融公司、张乐和、嘉亿公司都确认的。 证据三黄永平等人贷款情况《查询结果汇总表》。拟证明:鑫融公司股东黄永平、黄琪日、彭建军、彭奕其、黄琪运，董事吴泽光，关联人黄永华、黎玉华仅仅在广西贺州桂东农村合作银行一家银行就存在大量的银行贷款，且至今还欠有519万多元的贷款，证明鑫融公司及股东、关联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再转贷的事实。 证据四鑫融公司诉张乐和、嘉亿公司2020桂11**民初408、707-711、1983、1984、1987、1990、1991、1994号案，黄永平诉张乐和、嘉亿公司（2020）桂1102民初1982、1985号借款本息汇总表。拟证明：黄永平、鑫融公司诉请的借款本金为2450万元[其中616.8万元是虚假债务]，利息为3310.72万元，合计5760.72万元。黄永平、鑫融公司为规避法院级别管辖，将其拆分为14件单案起诉，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张乐和、嘉亿公司的诉累，增加的诉讼费应由鑫融公司承担。 证据五2020桂11**民保初408-2号，707-711号之一，1982、198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拟证明：黄永平、鑫融公司诉请财产保全，无理阻挠嘉亿公司销售嘉御苑小区2#、3#楼商品房，此行为是“套路贷”惯用的放贷后以各种理由故意制造借贷方逾期还款的表现形式。 证据六黄永平、黄琪日、彭建军等人在广西贺州桂东农村合作银行贷款情况。拟证明：鑫融公司黄永平借款给张乐和时存在大量银行贷款未清偿，所出借的资金系鑫融公司股东黄永平等人从金融机构贷款后再转贷给张乐和的。 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本院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如下：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二审提交的六组证据均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且不能证明拟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采纳。根据鑫融公司、张乐和、嘉亿公司2019年3月26日签订的《确认书》约定“销售嘉御苑小区2#楼、3#楼的商品房所得款项的60%－70%清偿借款本息，30%－40%由担保人、借款人自行处理。销售完嘉御苑小区2#楼、3#楼的商品房须支付贷款人借款本息合计3500万元”，鑫融公司向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同意函》后，嘉亿公司销售嘉御苑小区2#楼、3#楼的商品房所得款项，张乐和未按《确认书》约定归还 鑫融公司，因此，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的异议意见不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经案外人申请，本院经审查后作出（2020）桂11民终1196、1260-1264号之二裁定：解除位于贺州市；3＃楼202房、205房、404房、606房、802房、803房、905房、1002房、1102房、1106房、1206房、1504房、1705房的查封。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套路贷”的问题。“套路贷”是以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为目的实施的放贷行为，通过使用“套路”，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进而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本案中，2013年，鑫融公司作为贷款人，张乐和作为借款人，邓锋、嘉亿公司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签订《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合同约定张乐和在最高额2000万元借款本金额度内向鑫融公司申请借款，借款用于投资房地产开发销售项目。张乐和、嘉亿公司认可鑫融公司有实际出借款项的能力和行为，累计向张乐和发放借款本金1833.2万元。鑫融公司向张乐和发放借款的目的是为了收回借款本金并获取利息，且利息约定符合当时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对利息上限的规定，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亦未举证证明鑫融公司存在诱使或迫使张乐和签订相关协议的行为。综上，本案事实不构成“套路贷”情形，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主张本案借款属于套路贷应认定本案借款合同无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主张鑫融公司出借给张乐和的借款没有经过公司账户、鑫融公司对外发放贷款总额超过注册资本3000万元存在高利转贷进而应认定本案借款合同无效的意见。本院认为，鑫融公司出借给张乐和的借款没 有经过公司账户，而是从鑫融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永平或其他股东个人账户转出，仅能说明鑫融公司自然人与法人财务发生了混同，属于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范畴，应由有关行政监管部门监管，且对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的形式，我国法律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认为案涉借款不是鑫融公司的自有资金，而是鑫融公司股东从金融机构套取后再高利转贷，但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且公司注册资本不能等同于企业可以运营的资金限额。综上，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本案的利息问题，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借款月利率为2.5%，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主张2019年3月26日的《确认书》中约定了借款本息自2019年3月26日之后为无息借款，不计算任何利息或违约金。根据鑫融公司、张乐和、嘉亿公司2019年3月26日签订的《确认书》约定，销售嘉御苑小区2#楼、3#楼的商品房所得款项的60%－70%清偿借款本息，30%－40%由担保人、借款人自行处理。销售完嘉御苑小区2#楼、3#楼的商品房须支付贷款人借款本息合计3500万元，该借款本息自2019年3月26日之后为无息借款，不计算任何利息或违约金。鑫融公司向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同意函》后，嘉亿公司销售嘉御苑小区2#楼、3#楼的商品房所得款项并未按《确认书》约定归还鑫融公司，故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提出鑫融公司违反《确认书》约定，对所欠借款自2019年3月26日之后不应再计算借款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主张本案借款支付过部分本金和利息问题。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在一审提交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张乐和于2013年10月17日、2014年9月10日分别转入黄永平账户12.4万元、100万元，合计112.4万元，提交有被上诉人鑫融公司有关财务人员及法定代表人黄永平签字确认的三份《入账单》，确认张乐和于2015年2月27日、9月10日、9月21日支付利息为18万元、100万元、30万元，合计148万元。张乐和已归还的款 项合计260.4万元（112.4万元+148万元）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由于双方除本案借款外还有其他多笔借款，张乐和归还上述款项时并未注明归还哪一笔借款的本金或利息，现鑫融公司均已起诉，14件案件在审理中，将由一审法院统一在已立案、尚未审结的一审案件中对260.4万元予以抵扣，故在本案不予处理。对于鑫融公司辩驳上述款项中112.4万元是归还已起诉14个案件以外其他债务利息、148万元是息转本的主张，经本院释明后，鑫融公司仍未提交任何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且如前所述，现关联借款案均从发放借款之日起算利息，不存在需额外支付利息的情形，也就不存在息转本，对该辩驳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张乐和2013年7月16日转入吴小云账户的28.9万元，因发生在《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2013年8月28日发放第一笔借款之前，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张乐和主张陈荣平为鑫融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于2015年6月30日、7月2日、2017年9月15日、11月20日转入陈荣平账户20万元、10万元、7万元、20万元，合计57万元也是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因现无充分证据证明陈荣平与鑫融公司之间的关系，且鑫融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对张乐和转入陈荣平账户合计57万元款项，需由一审法院进一步核查后再一并处理，本案不作具体认定。 五、关于上诉人张乐和、嘉亿公司主张嘉亿公司只是在2000万元最高额抵押担保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问题。根据鑫融公司作为贷款人，张乐和作为借款人，邓锋、嘉亿公司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签订《人民币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贺州鑫融字0022号）第16.2条约定“保证范围：为本合同项下到期的贷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补偿金、质物保管费、罚息、复利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所有其他债务人应付费用”，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与合同约定不符，在办理抵押登记时，记载的抵押金额2000万元实际为《借款抵押合同》的主债权金额，而非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乐和、贺州市嘉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29840元，由上诉人张乐和、贺州市嘉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 文 审 判 员  陈立峰 审 判 员  陈小坤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蒙晓华 书 记 员  王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