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行终3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凤，女，汉族，1976年11月3日生，住贵州省余庆县。委托代理人张振华，贵州久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袁佳，贵州久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红，女，197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菊英，女，汉族，1952年11月12日生，住贵州省余庆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刚，男，汉族，1983年7月12日生，住贵州省余庆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容，女，汉族，1981年10月8日生，住所地贵州省余庆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住址：余庆县白泥镇府西路**。法定代表人王飞，县长。委托代理人金超。委托代理人蒙小浩。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址：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建投大厦法定代表人黄伟，市长。委托代理人李长勇，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廖方圆，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天喜，男，汉族，1957年11月15日生，，住余庆县原审第三人余庆县龙溪镇红军村新联村民组。负责人涂润强，组长。上诉人李国凤、李国红、刘菊英、李国刚、李国容因林业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凤冈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7行初5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刘菊英系李天寿（已去世）之妻，原告李国刚、李国容、李国凤、李国红系李天寿子女；第三人李天喜与李天寿系同胞兄弟关系。1981年至1983年期间，余庆县开展林业“三定”政策，实行山林下户，1983年2月6日，登记的余林自字第11899号《自留山林证》载明李天寿户分得三幅林地，分别是：漆树林、消洞、本人屋后，无林地四至记载。1996年12月4日，李天喜办理了《集体（个人）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在本人自留山林地采伐林木，其自留山林地的四至：东至路，西至李天寿边界，南至路，北至路。2007年林权确权登记颁证中，颁发给李天寿余府林证字（2007）第080410013号载明：“石爪爪”林地、7.8亩、四至界限为“东至李天喜山林（砍界）、南至抵路（山顶路）为界、西至抵宾明书家房屋旁边老路为界、北至抵路（开石山路至李天喜家环边）”；颁发给李天喜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载明：“石爪爪”林地、6.5亩、四至界限为“东至抵路（革斗寨）、南至抵路（开石山至革斗寨）、西至抵李天寿山林砍界、北至抵路（山顶路）”。2018年年初，因遵余公路建设征收土地，原告方与第三人就李天喜户登记的“石爪爪”林地权属发生纠纷。2018年，因遵余高速公路建设征地，原告与第三人就争议林地权属发生纠纷，原告向余庆县龙溪镇申请确权，龙溪镇政府经组织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将该案移送余庆县政府处理。原告提出将李天喜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石爪爪”的林地使用权确定给申请人，以余林自字第11899号《自留山林证》中记载的“消洞”林地主张权属。余庆县政府受理后并依法进行调查，调查中，收集了李天寿、罗国忠1983年的自留山证存根、争议现场勘界图、李天寿、李天贵、李天喜2007年的林权登记申请表、李天喜1996年办理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石阡县河坝镇坪中村出具李天喜婚姻证明材料，以及罗国忠、匡正方、涂润书、涂润国、段仕忠、李祖明、刘昌友、刘恩平、刘菊英、瞿文华等人调查笔录等材料，查明双方争议林地为“石爪爪”林地，又称为“石瓜瓜”林地，2007年确权登记时登记为“石爪爪”。李天喜所持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小地名为“石爪爪”林地全部为争议地。经余庆县政府调查，认为原告方提供的自留山证存根没有记载林地四至，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对争议地有管理的事实；李天喜户虽未提供1983年的林权依据，但李天喜于1996年办理采伐证可佐证拥有“石爪爪”林地使用权，林木采伐许可证登记四至为：“东至路，西至李天寿边界，南至路，北至路”，该四至与李天寿林地相邻，与现记载争议林地四至相互吻合，且有刘恩平、匡正方曾因超越李天寿林界，在争议林地范围内堆放废渣和采伐林木均与李天喜进行了补偿或赔偿的事实，证明李天喜对争议林地长期进行管护。且从1996年至原告2018年提出争议，该纠纷已达21年，在此期间及以前原告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认为原告的主张无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而对其主张不予支持。2019年6月18日，余庆县政府根据收集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及《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争议林地所有权属于余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新联村民组所有，其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属于李天喜所有。原告方不服该决定，于2019年9月3日向遵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9月12日，遵义市政府受理原告方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履行了复议程序。2019年9月16日，余庆县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遵义市政府审查后认为，余庆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在2019年12月10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2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上述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如前诉请。另查明，本案中，争议林地四至界线为“东至抵路（革斗寨）、南至抵路（开石山至革斗寨）、西至抵李天寿山林砍界、北至抵路（山顶路）”。刘菊英、李国刚不服余庆县政府颁发给李天喜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小地名为“石爪爪”林权登记，2018年曾提起撤销林权颁证的行政纠纷，原审法院以（2018）黔0327行初125号裁定驳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遵义中院提出上诉，后自愿撤回上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与第三人李天喜均系余庆县村民，因个人之间的林地权属发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余庆县政府有权就双方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庆县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2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处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项、第（四）项：“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以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的规定，林权登记需提供相应的权属证明材料。本案中，原告方提供的权属依据并不能直接证明争议地权属原告方，原告方认为“消洞”即“石爪爪”林地，但自留山证并无林地的四至记载，没有证据证明“消洞”林地的四至范围，提供的证人证言也仅能证明原告方在“石爪爪”处有林地，但不能证明该林地四至范围包含争议地，原告方也未提供其他相应的权属证明，现原告方也在“石爪爪”处实际存在一幅林地。根据原告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以及余庆县政府在作处理决定过程中对被调查人的调查笔录，可确定在2000年前后，因李天寿将其“石爪爪”的林木出售给案外人匡正方，因在采伐中越界至李天喜林地采伐，李天喜之妻就提出异议，匡正方并进行赔偿的事实；结合2014年案外人刘恩平在李天寿林中开办白石洗选厂，越界至李天喜林地（现争议林地）堆放废渣发生争议后，刘恩平也是向李天喜支付补偿费用的事实，以及第三人李天喜1996年12月4日申请采伐林木，林业部门核发的（1996）采字第45号集体（个人）林木采伐许可证，该证中记载的林地四至范围，可确认李天喜对争议地“石爪爪”有长期管理使用的事实。本案中，原告虽然提供了其1983年自留山证，但其不能证明争议地在其自留山证的范围内，按原告主张的该林地系与案外人罗国忠互换得来，经查，罗国忠1983年的自留山证中并无原告所称的“大田坳”或“马道子”林地，李天寿1983年的自留山证上也无“石爪爪”林地，故其主张林地下户时就互换林地并各自登记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在2007年林权登记过程中，李天寿进行了林权登记申请，且在申请登记的“石爪爪”林地申请表上权利人栏签字认可，也在当时李天喜申请的“石爪爪”林地申请表上接界人处签字认可。现双方就“石爪爪”林地发生权属争议，在均无具体权属来源依据的情况下，余庆县政府依据能确定相关管护事实的依据，以及颁证中各方认可的事实，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及十二条的规定，将争议地所有权确权确定给余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新联村民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确定李天喜的处理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遵义市政府在受理原告方的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了复议程序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对原告称遵义市政府未对其复议申请中提出的撤销第三人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的请求进行处理，属遗漏申请人请求、程序违法的主张。原审法院认为，因原告方主张撤销第三人的林权证在（2018）黔0327行初125号行政诉讼中已进行过处理，且在其提出的行政确权申请中并未提及该项请求，余府行决字（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也未涉及该项内容的处理，系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中追加的请求，遵义市政府在复议决定中未对其作出回应并无不当。综上，原告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菊英、李国刚、李国凤、李国红、李国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菊英、李国刚、李国凤、李国红、李国容负担。上诉人李国红、刘菊英、李国刚、李国容、李国凤不服，上诉称：请求依法发回重审或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余府决字第［2019］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依法撤销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25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撤销余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依法判令余庆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确认争议林地权属的具体行政行为。理由：1.一审判决否认李天寿与案外人罗国忠互换山林的事实，并认为第三人李天喜对争议地有管护事实并以此认为第三人李天喜对争议林地有使用权系事实认定错误。2.原审第三人持有的余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在异议，不应当作为争议林权的权属依据，《复议决定书》以该林权证为权属依据系事实认定错误。3.《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条不适用于本案纠纷，被诉处理决定书和被诉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4.《复议决定书》遗漏原告关于申请撤销余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的复议请求，程序错误。综上，请求判如所请。被上诉人余庆县人民政府辩称，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调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上诉人请求撤销的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上诉人提供的1983年自留山证，无四至界限，不能证明争议地在其自留山证的范围内。在上诉人和第三人李天喜均无具体权属来源依据的情况下，余庆县政府根据能确定相关管护事实的依据，以及颁证中各方认可的事实，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及十二条的规定，将争议地所有权确权确定给原审第三人余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新联相民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确定给原审第三人李天喜的处理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结果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李天喜、余庆县龙溪镇红军村新联村民组未作陈述意见。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因“石爪爪”林地发生争议，双方均主张系争议地权利人。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的主要证据为余林自字第11899号《自留山证存根》，以其中载明的“消洞”主张争议地“石爪爪”的权属，但该证上的“消洞”无林地四至记载，不能证明包含本案争议地。而根据2000年前后，案外人匡正方在采伐中越界至争议林地采伐，2017年案外人刘恩平越界至争议林地堆放废渣，二人向原审第三人李天喜进行赔偿和支付补偿费用的事实，以及李天喜1996年的《集体（个人）林木采伐许可证》载明的采伐四至，能够证明李天喜对争议林地进行管理使用的事实。在争议双方均无直接凭证证明争议地权属来源的情况下，余庆县人民政府进行调查后，根据核实情况将争议林地所有权确权给原审第三人余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新联村民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确权给李天喜并无不当。被上诉人遵义市人民政府在复议过程中履行法定程序，维持了被诉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结果正确，亦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所称遵义市人民政府遗漏其要求撤销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请求的主张，因其提交的确权申请并未涉及该项内容，且被诉处理决定亦未对该内容进行处理，故遵义市人民政府未予回应并无不当。上诉人要求撤销被诉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国凤、李国红、刘菊英、李国刚、李国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光勇审判员  方 兵审判员  吴梦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袁瑾书记员任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