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2民初10297号原告：时满意，男，198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蔡县*******委后寨六组，公民身份号码为412************912。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秋剑，广东凡立（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博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966T。法定代表人：邬耀红，该公司经理，亦系本案被告。被告：邬耀红，男，1977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29************016。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耀武，河南五色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耿慧娜，女，198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蔡县*********委宋坟庄村，公民身份号码为412************340。原告时满意与被告东莞市博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川公司”）、邬耀红、耿慧娜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时满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秋剑，被告博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邬耀红（亦是本案被告之一）、被告博川公司与被告邬耀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耀武、被告耿慧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时满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中介费65000元及自2020年6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支付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2.三被告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邬耀红系老乡关系，双方的配偶系同学关系。被告博川公司系经营环保工程业务的公司，被告邬耀红系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被告耿慧娜系邬耀红的配偶，也是博川公司的监事。2018年9月，原告为被告介绍了宝联木器制品（中山）有限公司的环保工程项目，该工程价款135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被告按工程价款10%向原告支付中介费，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中介费135000元，但截至项目完成，被告仍未向原告支付该笔中介费。经协商，被告邬耀红出具欠条一张，承诺其欠原告返点费（中介费）135000元，分两笔支付，2020年1月支付70000元，2020年5月支付65000元。2020年1月15日，被告通过耿慧娜的账户向原告支付了70000元，余款65000元，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拒不支付。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博川公司口头约定，原告向被告博川公司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被告博川公司承诺按10%的工程款向原告支付报酬，双方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被告邬耀红出具欠条承诺还款，属于债的加入，且被告邬耀红系博川公司的唯一股东，依法应就中介费及违约损失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被告耿慧娜系被告邬耀红的配偶，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同时，耿慧娜也是公司监事，对案涉债务明知，且利用私人账号收取、支付公司账款，其私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不能区分，依法也应就中介费及违约损失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被告博川公司、邬耀红辩称，一、欠条是原告非法获取的，并非是被告邬耀红个人的真实意思，况且被告邬耀红是以被告博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出具欠条，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二、依据原告向法庭起诉的事实以及从中山公安机关调查的具体情况以及被告向法庭提交的报价单和合同等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在2018年9月为被告博川公司介绍了中山市宝联厂总工程价款为134800元的工程，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10000元的中介费，双方再无其他居间合同关系。后来中山市丽星装饰有限公司与被告博川公司之间的业务以及后期宝联厂的业务均与原告无关，是两家公司认可被告博川公司的工程质量主动联系博川公司，双方签订了合同以及实施了具体的工程，这些与原告无关。三、关于欠条，是原告及其携带的二人胁迫被告邬耀红到原告的废品收购点书写欠条，被告邬耀红不同意书写原告就指使他人进行威胁，并手写一份欠条逼迫被告邬耀红照抄。出具欠条后，原告多次与被告邬耀红、耿慧娜联系，被告邬耀红、耿慧娜为了息事宁人就转账了70000元给原告，但后来原告仍继续追讨欠条上剩余的65000元。被告认为，被告邬耀红为原告出具135000元的欠条本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属于违法情形，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被告向公安机关报警要求调查处理，所以本案欠条是原告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不是被告邬耀红的真实意思，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1月14日，被告邬耀红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确认其欠原告宝联工程返点135000元，并保证2020年1月支付70000元，余款于2020年5月支付。被告邬耀红主张该欠条系受原告胁迫而出具，并申请本院向中山市公安局南头分局升辉派出所调取其就该胁迫事实向公安机关报警的材料以及该派出所对此进行调查所收集和制作的材料。其中，邬耀红在笔录中陈述称：2018年9月份，邬耀红通过时满意介绍拿到了中山市宝联木器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联公司”）的治理项目工程，工程于2018年10月完工之后，邬耀红按其与时满意的约定向时满意支付了10%的介绍费。2018年12月，宝联公司和中山市丽星装饰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星公司”）主动找邬耀红做宝联喷油废气处理工程（工程总价为588270元）和粉尘治理工程（工程总价为979110元），上述两个工程与时满意无关。2019年12月，时满意约被告邬耀红外出用餐，期间其提出邬耀红需按工程项目总价1300000元的10%支付居间介绍费，并要求邬耀红马上出具欠条。其后，邬耀红被时满意等人带至一间简易废品站内，并按照时满意的要求出具了案涉欠条。出具欠条后，邬耀红于2020年1月通过其配偶耿慧娜的账户向时满意转账70000元，2020年5月底，时满意再次打电话催促被告邬耀红支付剩余的65000元，被告邬耀红以疫情原因导致工程未做完为由予以拒绝，时满意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询问笔录中，当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问邬耀红“与对方交谈过程中有没有威胁到你”时，邬回答“没有直接威胁到我”；当问到“从上对方车到写欠条，对方有没有强制不让你离开或上车之类”时，邬回答“没有”；当问到“对方有没有对你身体上或家庭上做成威胁时”，邬回答“没有”；当问到“那你在吃饭的时候答应给他介绍费是否心甘情愿的”，邬回答“不是心甘情愿的，但考虑到不想搞那么复杂，十多万也就算了。算是我妥协的”；当问到“你是否自愿跟他去废品站写欠条的”，邬回答“自愿的，他没有威胁我，强迫我。”当问道“你在集装箱办公室写欠条，是否自愿的”，邬回答“也是自愿的，因为在饭店时已经答应了”；当问到“你是不是跟他说不想给那笔钱”，邬回答“不是不想给。是我的工程款还没收回来，资金周转紧张拖着而已”。时满意在询问笔录中称，其为邬耀红介绍了宝联公司的环保工程，双方口头约定邬耀红需要向其支付10%的介绍费，其后由于邬耀红未能及时支付介绍费，故其于2019年11月14日向时满意出具了一张欠条，确认尚欠时满意135000元，其后邬耀红支付了70000元，尚欠65000元。庭审中，双方均承认居间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时满意与博川公司，且双方未签订居间服务合同。时满意主张双方约定由时满意为博川公司报告与宝联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签订工程合作项目的机会，博川公司按工程款的10%向时满意支付居间服务费。博川公司则主张双方仅就2018年9月的工程项目存在居间服务的约定，其后的工程项目系宝联公司和丽星公司自行联系博川公司，与时满意无关，故无需向时满意支付居间服务费。再查明，博川公司为一人公司，其唯一股东为邬耀红，耿慧娜为博川公司的监事，且邬耀红与耿慧娜二人为夫妻关系。诉讼过程中，时满意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扣押或冻结三被告价值65000元的财产，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并裁定予以执行。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欠条、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被告提交的举报材料、报警回执、案件进度查询通知书、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照片、报价单、环保工程施工合同、光盘及文字资料、中国移动通信客户通话详单，当事人陈述，中山市公安局南头分局升辉派出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居间合同纠纷。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欠条是否合法有效；二、三被告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焦点一。第一，原、被告双方均承认居间合同的相对方为博川公司，且博川公司亦答辩称邬耀红出具欠条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故本院认定案涉居间合同的主体为时满意与博川公司。第二，邬耀红对于出具欠条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邬耀红主张其遭遇胁迫出具案涉欠条，但根据其申请调取的公安机关笔录可知，虽然邬耀红主动报警，但是其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时明确陈述没有遭到强迫和威胁，出具欠条是“自愿的”，之所以未及时付款是因为“资金周转紧张拖着而已”，由此可见截至报案时邬耀红本人主观上亦不认为其受到胁迫，而胁迫需要相对方的内心产生恐惧的心理并因此作出不符合真意的行为，故邬耀红出具欠条的过程不符合胁迫的特点。本案中，邬耀红亦未能进一步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受到时满意的胁迫。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对于邬耀红主张的胁迫事实不予认可。第三，根据各方的陈述可知，时满意与博川公司自2018年9月开始存在居间服务合同关系，当时时满意为博川公司介绍了宝联公司的业务，双方已完成该次交易且博川公司按项目价款10%的标准向时满意支付了居间费用。案涉交易发生在2018年12月，与上一次交易的时间相近，博川公司承接的工程项目亦是来自宝联公司或其关联企业，再结合邬耀红出具欠条的事实以及欠条中载明的款项金额与后续工程价款的10%相对应的事实，时满意主张该次交易仍属于居间服务的范畴，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综合上述三点，本院认定案涉欠条合法有效。该欠条由博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邬耀红出具，且博川公司亦承认邬耀红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故该欠条对博川公司发生法律上的约束力，现欠条上载明的付款期限已经届满，博川公司理应依约向时满意支付剩余的居间费用65000元。博川公司未按时付款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由于双方对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或其计算标准未作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以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结合时满意的诉请，博川公司应向时满意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如下：以65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关于被告邬耀红的责任问题。邬耀红是一人公司博川公司的唯一股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博川公司的财产相互独立，而且根据本案的付款经过、出具欠条的情况以及邬耀红个人的陈述，案涉交易中邬耀红与博川公司存在一定程度的混同，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被告邬耀红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被告耿慧娜的责任问题。耿慧娜与邬耀红系夫妻关系，邬耀红是博川公司的唯一股东，耿慧娜是该公司的监事，而且案涉交易中本应由博川公司支付的居间费用系通过耿慧娜的个人账户支付，由此可以推定博川公司系邬耀红与耿慧娜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企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被告耿慧娜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以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东莞市博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时满意支付中介费6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65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之款项付清之日止）；二、被告邬耀红、耿慧娜对上述第一判项中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13元、保全费670元（原告已预付），由三被告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 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  黄婉欣强制执行风险提示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一、信用惩戒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信用惩戒。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二、损失扩大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三、强制措施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