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82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铭锋，男，汉族，1991年4月2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资芑，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嘉慧，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辉忠，男，1964年2月9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夏明，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惠波，男，汉族，1975年7月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文晖，广东华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铭锋、梁辉忠因与被上诉人李惠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23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铭锋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惠波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惠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发回重审或由二审重新鉴定并改判。一审委托鉴定的鉴定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客观事实的依据，依法应重新鉴定。一审法院根据梁铭锋的申请，对案涉的《委托凭据》进行鉴定，但因鉴定部门专业水平、专业设备原因，鉴定结论只是主观分析推测出倾向意见，该结论不明确，依据不充分，也完全违背客观事实。梁铭锋在一审中曾书面申请重新鉴定，但一审法院却不予理会，直接按不客观、不明确的鉴定结论认定，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判决错误。很明显，一审法院是故意偏袒李惠波，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应发回重审或由二审重新鉴定，查清相关事实并依法改判。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判决。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主观臆断李惠波有理由相信梁铭锋取得了梁辉忠的授权后，以梁铭锋的名义向其出具《委托凭据》。事实上，梁铭锋没有任何权限代梁辉忠与李惠波签订任何形式的委托手续，李惠波没有证据证明梁铭锋取得了梁辉忠的授权。案涉的物业是梁辉忠的，不是梁铭锋的。2015年，梁铭锋与梁辉忠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只是认识而已。李惠波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梁辉忠委托了梁铭锋与其签订委托协议等。且该委托凭据形式上也不符合协议的要件。如果是协议，也不可能是只有一份原件，在李惠波手中，对方没有原件。再者，案涉的《委托凭据》上显示的时间2015年9月5日之后，梁辉忠和李惠波于2015年9月17日签署了《授权委托书》，11月18日签署了《关于变更授权委托权限的通知》。这说明李惠波经常能接触到梁辉忠，如果真存在这份《委托凭据》上的约定，这关乎李惠波切身利益的依据，李惠波为何不让梁辉忠确认？这显然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因此，一审法院明显是故意错误认定相关事实，偏袒李惠波。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但本案中，首先，《委托凭据》是否梁铭锋签署没有客观充分证据证实；其次，李惠波没有证据证明梁铭锋与梁辉忠之间存在授权委托关系，委托人梁辉忠授权梁铭锋的授权范围具体是什么？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上述规定明显不当，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终导致错误判决。上诉人梁辉忠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李惠波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惠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梁辉忠与李惠波存在有偿的委托关系，属于事实认定有误。(一）梁辉忠从未与李惠波签订任何有偿的协议，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均未作出过支付费用给李惠波的承诺，因此双方不存在有偿的委托关系，不存在梁辉忠需要向其支付劳务费的事实。事实上，梁辉忠是出于情谊关系与信任关系才授权李惠波对相关拆迁补偿事宜进行洽谈，但从未约定过有任何劳务报酬。(二）梁铭锋与李惠波于2015年9月5日签订的《委托凭据》，梁辉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持异议，梁辉忠认为该凭据上的“梁铭锋”签字是伪造的，并非梁铭锋本人所写。尽管一审中对该签名做了司法鉴定，且报告中指出“在运笔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点”,但该鉴定报告仍以“倾向认为”的表述认定该签名是梁铭锋本人所写，由此可见该鉴定部门的专业水平不高，所得结论不严谨，不真实，法院依法不应当釆用该报告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但是一审法院却仍直接采信该报告所出具的意见，体现了审判的不严谨与不公平性。(三）即使《委托凭据》上的“梁铭锋”是梁铭锋本人所书写，也是梁铭锋的个人行为，与梁辉忠无关。1.梁辉忠从没有授权梁铭锋去委托李惠波代办任何事务，梁铭锋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就梁辉忠的物业和李惠波签署这份《委托凭据》。该材料签署时2015年9月梁辉忠与梁铭锋之间并不熟,非亲属关系，仅仅是相识而已，试问牵扯到梁辉忠自身实体利益的事情，怎么会通过一个关系不熟的人去委托他人办理，而不是亲自去与他人协商并签订相关的协议？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李惠波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梁辉忠委托梁铭锋同其签署该《委托凭据》。2.梁辉忠也没必要通过梁铭锋去委托李惠波。《委托凭据》显示签署时间是2015年9月5日，而梁辉忠与李惠波在2015年9月17日签署了《授权委托书》，相隔仅十几天时间，梁辉忠就与李惠波见面了。2015年11月18日又再次签署《关于变更授权委托权限的通知》给李惠波。由此可见，梁辉忠与李惠波有密切联系，并不需要通过中间人去签署委托协议，特别是涉及委托费用这么重要权利义务的协议。如果梁辉忠与李惠波存在有偿委托的约定，那双方见面时既然都签了《授权委托书》《关于变更授权委托权限的通知》，为何事关双方切身利益的报酬事情，不直接签订相关协议？李惠波持有《委托凭据》为何不在见面时向梁辉忠追认？这一切显然也完全不符合常理。而一审法院以李惠波已经履行了受托义务，且以“因被告梁辉忠未向其支付委托报酬，故其暂时未与被告梁辉忠办理相关文件材料的交接手续，未向被告梁辉忠交付其与陈村镇弼教村委会签订的六份《协议》《厂房租赁合同》的陈述内容，与其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更为可信”为由不予采信梁辉忠的抗辩，并以此来主观推断直接认定了梁辉忠与李惠波之间存在有偿的委托关系，这明显事实不清且理据不足。事实上，本案所涉及的拆迁补偿事宜，基本上都是梁辉忠亲自与拆迁单位沟通协商，洽谈有关的事宜并亲自签署拆迁补偿协议，不存在李惠波已履行相关的受托义务的事实。因此，在证据明显不足以支持李惠波观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主观地认定梁辉忠与李惠波存在有偿的委托关系，并认为李惠波己履行义务，梁辉忠应当向其支付报酬，这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事实审查不清，导致梁辉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纠正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维护梁辉忠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没有依法重新鉴定，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对《委托凭据》中“梁铭锋”的签字进行了鉴定，鉴定报告中报告中指出“在运笔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点”，但仍以“倾向认为”的表述认定该签名是梁铭锋本人所写，该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因此一审法院在梁铭锋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却没有理会，程序明显不合法。被上诉人李惠波答辩称：梁辉忠与梁铭锋的岳父何某系表兄弟关系，何某与梁辉忠是实际厂房的权属人，两人存在亲属关系及经营关系。梁辉忠与梁铭锋共同委托李惠波办理涉案厂房的拆迁事宜，并以梁铭锋的名义出具了《委托凭据》，约定报酬。委托凭据是梁铭锋亲笔签订，梁辉忠与梁铭锋称没有约定报酬不合常理，李惠波已为拆迁事宜前后支付了十多万的费用。委托凭据、授权委托书签订后三人多次一起前往陈村镇拆迁办就拆迁补偿问题进行协商，拆迁办现场录像证据可以证明三人在拆迁事宜上联系紧密，可以推断出梁辉忠与梁铭锋委托李惠波办理拆迁事宜，并以梁铭锋的名义签订委托合同。梁辉忠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之后，无故拒绝向李惠波支付相关费用，李惠波与梁辉忠于2015年12月27日前往陈村镇拆迁办进行协商，陈村镇拆迁办主任叶某、工作人员何某主持调解，梁辉忠当面承诺愿意向李惠波支付123万，并出具欠条，李惠波未同意，陈村镇的拆迁办主任及工作人在现场可以证明该事实。李惠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铭锋向李惠波支付合同报酬1666500元及逾期支付利息197617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2月2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1月8日为197617元）；2.梁辉忠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梁铭锋、李惠波承担一审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惠波提供的《委托凭据》载明：梁铭锋委托李惠波就弼教工业园区梁辉忠所属之物业因征收拆迁及补偿方面代理人，双方协定补偿金额只要超出人民币肆佰万元以上，按总金额百分之三十为李惠波劳务费。此据。“双方确认签名”处有李惠波及梁铭锋的签名，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5日。2015年9月17日，梁辉忠与李惠波向陈村镇城乡房屋拆迁办公室提交其二人签订的《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陈村镇城乡房屋拆迁办公室：本人梁辉忠澳门户籍，本人租用弼教村委2号、1号、2号、5号的土地承建厂房，承建人梁辉忠。因广佛线建设需要，征收拆迁上述厂房。为方便洽谈拆迁补偿事务（如洽谈拆迁补偿事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等），承建人梁辉忠、委托李惠波为代理人，代理人所签订的有关书面协议、约定的行为愿意负法律责任。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因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纠纷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与陈村镇城乡房屋拆迁办公室无关。上述两份委托协议签订后，李惠波委托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测绘院对案涉拆迁厂房进行测绘，测绘院于2015年10月25日向李惠波出具测绘报告；李惠波安排工作人员对案涉拆迁厂房进行日夜看管。2015年10月13日，因拆迁部门与李惠波就厂房的拆迁问题未能协商一致，李惠波向公关机关报警。2015年11月18日，梁辉忠与李惠波向陈村镇城乡房屋拆迁办公室提交其二人签订的《关于变更授权委托权限的通知》一份，内容为：陈村镇城乡房屋拆迁办公室：本人曾于2015年9月17日委托李惠波代为处理陈村镇弼教2号、弼教1号、弼教2号、弼教5号的土地承建厂房拆迁补偿事宜，现就具体的授权的内容变更如下：李惠波仅能代理本人就相关补偿事宜进行洽谈，相关的协议必须由本人亲自签名后才能生效。李惠波的授权权限以本通知为准。2015年12月25日，梁辉忠与佛山市顺德区委会签订六份《协议》，确认弼教花园路以东的土地、弼教1号厂房、弼教5号厂房的一个车间因政府征收，原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同意于2015年9月16日终止上述租赁合同。因弼教立新路2号厂房不在征收范围内，双方按照原合同条款重新签订新的合同。同日佛山市顺德区委会与梁辉忠就2号厂房重新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现上述《协议》《厂房租赁合同》的原件在李惠波处。2015年12月25日，梁辉忠与陈村镇城乡房屋拆迁办公室签订《广佛环线弼教段厂房征收补偿协议书》，双方同意按广东三瑞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估报告的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绿化树木估价报告为补偿依据，由陈村镇城乡房屋拆迁办公室补偿给梁辉忠5552542元。陈村镇城乡房屋拆迁办公室与梁辉忠签约时，李惠波亦在现场，并对签约当时的情形进行了拍照。2016年2月6日，梁辉忠收到拆迁补偿款5552542元。另查，广东三瑞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28日出具的粤三瑞《估价报告书》显示，经估价师测算分析等，确定案涉拆迁厂房在价值时间为2015年8月15日符合本报告假设和限制条例状况下的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征收补偿价值合计为3011107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因梁辉忠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该案系涉澳商事案件。因《委托凭据》未约定法律适用，但李惠波及梁铭锋、梁辉忠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故该案适用内地的法律解决该案纠纷。该案中，李惠波与梁辉忠对双方之间签订《授权委托书》，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无异议，该案审查的重点是：梁铭锋是否为共同的委托方？李惠波主张梁铭锋、梁辉忠依据《委托凭据》的约定向其支付报酬是否有据？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李惠波主张梁铭锋向其出具了《委托凭据》，此后梁辉忠又与其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主张梁铭锋、梁辉忠共同委托其处理案涉厂房的征地拆迁事宜，要求梁铭锋、梁辉忠向其支付委托报酬。针对李惠波的该项主张，梁铭锋抗辩认为，其并未在《委托凭据》上签名，并申请对该《委托凭据》上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如前文所述，鉴定机构认为检材上“梁铭锋”签名笔迹特征与样本上“梁铭锋”签名笔迹特征符合点多，差异点是由于样本数量限制没有得到反映的表现，并得出鉴定意见为：送检日期为2015年9月5日《委托凭据》中“梁铭锋”签名笔迹倾向认为是梁铭锋本人书写。因此，在无其他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委托凭据》予以采信，并确认《委托凭据》上“梁铭锋”的签名为梁铭锋本人所签，即梁铭锋以其名义与李惠波签订委托合同，委托李惠波处理梁辉忠所属物业的拆迁补偿事宜。针对李惠波的上述主张，梁辉忠则抗辩认为其并未委托梁铭锋与任何人签署该《委托凭据》，李惠波系出于朋友关系进行的帮忙，双方之间并未谈及报酬的问题。但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梁铭锋出具的《委托凭据》中明确载明就弼教工业园区梁辉忠所属物业因征收拆迁及补偿方面委托李惠波作为代理人。在该《委托凭据》出具后，李惠波与梁辉忠于2015年9月17日向陈村镇城乡房屋拆迁办公室出具二人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梁辉忠明确，为方便洽谈拆迁补偿事务（如洽谈拆迁补偿事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等）委托李惠波为其代理人；其次，梁铭锋在庭审中陈述，其与李惠波存在花场项目的合作，二人之间较为熟悉，且当时其与梁辉忠表兄的女儿处于恋爱关系，因此，李惠波是基于朋友之间的帮忙，未提及劳务费的问题；梁辉忠亦陈述，其于2015年9月17日与李惠波签订《授权委托书》，是基于朋友之间的帮忙，双方未谈及劳务费，且案涉所有的拆迁事宜均是其本人亲自处理，其并未要求李惠波陪同和参与。但从李惠波提供的证据看，此前梁辉忠案涉的征收拆迁厂房、经陈村镇土地储备发展中心委托评估的征收补偿价值为3011107元，李惠波在接受委托后建议对拆迁厂房进行重新测绘，组织人员看守征收的厂房，在发现拆迁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及时报警处理，多次前往陈村镇城乡房屋拆迁办公室办理相关拆迁事务，且陪同梁辉忠与陈村镇城乡房屋拆迁办公室签署《厂房征收补偿协议书》，并持有梁辉忠与陈村镇弼教村委会重新签订的六份《协议》、《厂房租赁合同》的原件。即李惠波提供的上述证据证实其履行了受托的义务，梁辉忠称其并未要求李惠波陪同与参与，李惠波持有六份《协议》原件系当时在拆迁办碰到了李惠波，李惠波称需要看《协议》就把《协议》给其查看，导致其取走原件的陈述明显有违常理。并且从李惠波在庭审中的陈述来看，李惠波称鉴于其与梁铭锋系朋友，以及梁铭锋与梁辉忠之间的亲戚关系，李惠波在梁铭锋的介绍下认识了梁辉忠，在当时的拆迁补偿价值不高的情形下，梁辉忠通过梁铭锋委托其处理拆迁事宜，并向陈村镇城乡房屋拆迁办公室出具《授权委托书》，因梁辉忠未向其支付委托报酬，故其暂时未与梁辉忠办理相关文件材料的交接手续，未向梁辉忠交付其与陈村镇弼教村委会签订的六份《协议》《厂房租赁合同》的陈述内容，与其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更为可信。即李惠波有理由相信梁铭锋取得了梁辉忠的授权后，以梁铭锋的名义向其出具《委托凭据》，且梁辉忠在此后亦与李惠波签订《授权委托书》，委托李惠波处理拆迁补偿的相关事宜，因此，梁辉忠称其并未委托梁铭锋与李惠波签订《委托凭据》，李惠波系出于朋友帮助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虽然《委托凭据》系梁铭锋以其个人名义委托李惠波，但该《委托凭据》上同时也清晰告知所征收厂房系归属梁辉忠，且李惠波此后亦与梁辉忠签订了《授权委托书》，陪同梁辉忠与陈村镇城乡房屋拆迁办公室签订《厂房征地补偿协议书》等，上述行为足以表明李惠波清楚知晓梁铭锋系受梁辉忠的委托向其出具《委托凭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因此，该《委托凭据》应直接约束李惠波及梁辉忠，李惠波认为梁铭锋系共同委托方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委托凭据》约定只要补偿金额超出4000000元以上，按总金额百分之三十支付李惠波劳务费，该案中，梁辉忠最终于2016年2月6日收到拆迁补偿款5552542元，故梁辉忠应按照上述约定向李惠波支付1665762.6元。李惠波主张梁辉忠从2016年2月23日起向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因《委托凭据》中并未约定委托报酬的支付时间，李惠波主张应在梁辉忠取得拆迁补偿款之日向其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酌定梁辉忠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12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李惠波计付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梁辉忠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惠波支付报酬1665762.6元及利息（以1665762.6元为本金，从2018年12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李惠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77.0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6577.06元，由梁辉忠负担。二审期间，梁辉忠在本院的要求下提交了尾号为71的农业银行账户明细，该明细记载梁辉忠于2016年2月6日收取拆迁补偿款5552542元，同日即向梁铭锋转账100万元。梁辉忠称上述100万元系向何某出借的款项，因何某银行账号被冻结，故借用梁铭锋的银行账户收取。李惠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主张该证据能证明梁辉忠与梁铭锋在拆迁问题上存在紧密往来和利益关系，可进一步印证梁辉忠通过梁铭锋委托李惠波处理拆迁事宜。梁铭锋对该证据未发表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梁辉忠自述于2013年自何某处受让涉案土地的承租权和土地上加盖厂房的使用权，并以抵扣借款的方式向何某支付转让费；涉案厂房部分由何某继续承租，部分由何某代为出租，何某以现金的方式每月向梁辉忠支付十几万租金。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因梁辉忠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涉澳民事案件。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二审争议焦点为：1.《委托凭据》中梁铭锋的签名是否真实；2.《委托凭据》约定的报酬对梁辉忠是否具有约束力。梁辉忠称其2013年自何某处受让涉案土地承租权后，未在土地上承建房屋，故可推定涉案厂房由何某承建。梁辉忠自述其自何某处受让土地承租权和厂房使用权，但既未能提供合同亦未能提供转让款支付记录，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梁辉忠还称其受让的涉案厂房，部分由何某经营的公司承租，部分由何某代为出租，何某每月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十多万租金，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亦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一审期间，李惠波质疑涉案厂房由梁辉忠与梁铭锋的岳父何某共同所有，梁辉忠收取的拆迁补偿款部分转至梁铭锋或梁铭锋配偶的账户，梁铭锋对此不置可否，梁辉忠在一审法院的要求下亦未提供相关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以供核查。二审期间，梁辉忠在本院的要求下提供了相关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根据已查明事实，梁辉忠在收取拆迁款的当天即向梁铭锋转账100万元。梁辉忠辩上款转账称系向何某出借款项，但何某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梁辉忠仍向其提供大额借款，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根据梁辉忠的陈述，其与李惠波仅系普通朋友，李惠波委托第三方机构重新评估、组织人员看管拆迁场地、与拆迁人员发生争执时报警的行为，明显超出了“为朋友帮忙”的范围，梁辉忠的该部分陈述亦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此外，对于李惠波持有梁辉忠与陈村镇弼教村委会签订的六份《协议》《厂房租赁合同》原件的原因，梁辉忠提供的解释难以让人信服。综上，鉴于梁辉忠多处陈述无证据印证，且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一审法院认定梁辉忠通过梁铭锋委托李惠波处理拆迁赔偿事宜，进而受《委托凭据》的约束，处理妥当。梁铭锋虽对《委托凭据》上签名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但一审法院已委托鉴定机构对争议笔迹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作出了“倾向认为是梁铭锋本人书写”的鉴定意见，并分析其作出上述鉴定意见的理由是“检材上梁铭锋签名笔迹特征与样本上梁铭锋签名笔迹特征符合点多，差异点分析是由于样本数量限制没有得到反映的表现”。倾向性意见是鉴定机构在有限的样本基础上，对检材与样本字迹符合特征的数量和质量综合分析后作出的判断，其虽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亦不能当然地成为否定其证明力或重新鉴定的理由。其是否能够证明待证事实，仍应结合在案证据及其他事实予以认定。如前所述，在李惠波与梁辉忠仅系普通朋友的关系下，李惠波采取的行为已明显超出了“为朋友帮忙”的范围，再结合梁辉忠在收取拆迁款当天即向梁铭锋转账的事实，以及梁铭锋与何某、何某与梁辉忠之间的特殊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委托凭据》中梁铭锋的签名真实，处理妥当，本院对其重新鉴定申请不予接纳。综上所述，梁辉忠、梁铭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154.12元，由上诉人梁辉忠、梁铭锋分别负担21577.0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凯原审 判 员 梁亦民审 判 员 尹宇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任小青书 记 员 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