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5民终17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信喜，男，199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蒲城县桥陵镇日光村**,身份证号码:6105261991********。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文涛，陕西省蒲城县党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琪，男，199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科技七路**,身份证:6105261992********。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利萍，陕西弘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璐，陕西弘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代理。上诉人李信喜因与被上诉人谭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蒲城县人民法院(2020)陕0526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信喜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法院(2020)陕0526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认定“20000元为借款”，没有事实根据及证据支持。该20000系被上诉人因委托上诉人为其收账而支付的报酬，其中5000元上诉人立即给了另一收账人计兵。上诉人并未给被上诉人书写20000元“借条”，一审法院只凭转账记录就此认定为借款，没有事实根据及证据支持。（二）50000元借贷关系完全不成立。该借条系被上诉人为方便从他人处周转资金，利用上诉人对其的信任而让上诉人给其出具的虚假“借条”。双方并无借贷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亦未实际出借50000元，双方借贷关系不成立。被上诉人自2016年5月份至今亦从未向上诉人催款。故一审法院仅凭所谓“借条”就认定其借贷关系成立缺乏事实根据及证据支持。被上诉人谭琪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2万元和5万元借款的事实清楚，双方就上述债权，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故被上诉人有权随时要求上诉人偿还债务。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3月21日至2018年7月2日，原告谭琪通过微信转款分27次陆续给付被告李信喜94553.32元；2016年4月24日至2018年5月16日，被告李信喜通过微信转款分20次陆续给付原告48250元。2016年3月20日，原告分两次通过支付宝方式向被告转款共计20000元。另原告主张被告于2016年5月29日从其借款50000元，原告从其母亲账户取款50000元现金交付被告，被告向其出具借条一份。被告辩称其与原告之间的交易流水系双方合伙做生意期间的经济往来，另其虽向原告出具50000元借条，但实际未收到该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转款往来系被告从其陆续借款并陆续还款，但其提供的双方之间的转款记录次数频繁、金额不等且有零有整，其中原告向被告于2017年12月29日转款10元、2016年11月27日转款268.66元、2018年7月2日（该日期为被告生日）转款666.66元等，故原审法院根据原、被告之间的转款频次、金额、时间等，认定双方之间的经济来往并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日常交易习惯，对原告主张的微信转款为被告从其借款的意见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通过支付宝给其转款20000元系双方合伙做生意的经济往来，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原告主张的该款为被告从其所借的意见，予以认定。被告李信喜辩称其并未收到原告50000元款项，但其既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在法定除斥期间内就该份借条行使撤销权。另原告主张该笔借款系其以现金方式交付，并提供其母亲银行流水为证，结合双方借贷金额、当事人经济能力等事实和因素，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定。综上，被告应当清偿原告借款7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逾期利息。因借贷关系发生时，双方未明确约定期限及利息，对原告主张的利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按照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5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李信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清偿原告谭琪借款7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自2020年5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谭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72元，减半收取1486元，由被告李信喜负担786元，由原告谭琪负担700元。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陕西省蒲城县公证处作出的(2020)蒲证民字第547号公证书及证人刘涛证言，其中公证书拟证明上诉人通过支付宝收取的20000元系被上诉人向其支付的索债报酬；从被上诉人之母银行卡上支取的50000元用于被上诉人谭琪与党萌的旅游消费。该公证书载明，“兹证明党萌于2020年7月22日来到陕西省蒲城县公证处，在公证员面前，在前面的《证明》上签名、按指印，本公证书仅证明党萌的签名、按指印属实，对《证明》的内容不予证明”。证人刘涛拟证明上诉人李信喜与谭琪之间存在经济往来，谭琪从李信喜处借了1万元去泰国旅游。被上诉人谭琪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公证书实质为党萌的证人证言，该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刘涛证言对本案案件事实无关联性，亦不应认定。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谭琪向上诉人李信喜以支付宝转账方式转款20000元的事实及李信喜向谭琪出具的50000元借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应予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7万元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虽通过支付宝方式转款2万元，但该款系被上诉人给其的劳务报酬；上诉人所书写的5万元借条是由于被上诉人哄骗所写，被上诉人并未将5万元实际给付给上诉人。为支持该主张，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了公证书及证人刘涛证言。首先，该公证书明确说明仅证明党萌在《证明》上的签名、按指印属实，对《证明》的内容不予证明。故该《证明》虽以公证书的形式展示，实质应属党萌签名按印的书面证言材料，属证人证言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三款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九十条（三）项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党萌因在外地打工，无法出庭作证。但该未出庭的理由未得到党萌的认可和说明。同时，党萌与谭琪为曾经的恋爱关系，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并且该份证据属孤证，缺乏其他证据的印证。而证人刘涛证言内容语焉不详，且所陈述内容与本案事实无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上诉人对其上诉主张，举证不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上诉人主张其向被上诉人书写的5万元借条是在受哄骗的情况下所写，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向其出借款项。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道向他人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且其未在法定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故该主张违背生活常理，不能令人信服。第三、被上诉人主张5万元民间借贷真实存在。除提供了上诉人书写的借条外，还提供了从其母银行账户上支取相同金额的银行记录，该两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达到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李信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豪玲审 判 员 晏 海审 判 员 徐新卫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雷新渭书 记 员 张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