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8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锋，男，198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怀，浙江大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英奇，男，1977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甫政，河北庶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苗，河北庶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杭州云淘赛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法定代表人：崔丽君，系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周锋因与被上诉人张英奇、原审第三人杭州云淘赛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淘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初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英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云淘公司办理的减资手续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未予认定，属事实认定错误。1.云淘公司于2015年12月4日向杭州市滨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册资本减少并登报公告，后于2016年1月21日经该局核准通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减资手续完备、合法，已经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的义务。2.云淘公司在《钱江晚报》上公告减资事宜，依法履行了减资公告义务。张英奇在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未向云淘公司提出请求，是自行放弃权利。（二）周锋的减资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违法抽逃出资行为。云淘公司进行减资，是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通过减资再增资，2016年3月起公司又陆续增资至656万元，足以证明不是恶意减资。周锋根据公司决策减资的行为，没有获利和欺诈，不应被类比为抽逃出资。（三）张英奇是合作商，所缴纳的是权利义务待定的履约保证金，由于合作期限未满，合作合同到期后应予给付和退还的金额需根据实际履约情况确定，其尚不能成为公司法规定的减资程序中应当通知的债权人。张英奇辩称：1.法律规定周锋持股的云淘公司及其本人减资时应当通知债权人，作为债权人的张英奇具有被通知的便利条件，而周锋等无视法律规定拒不通知张英奇，减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2.尽管减资时的通知义务人为公司，但公司是否减资及如何减资系股东会决议决定，取决于股东意志，股东对减资程序及后果明知，对公司通知义务的履行，股东应尽合理注意义务。周锋等未经通知债权人的法定程序，减资行为本质上与抽逃出资相同。3.张英奇与云淘公司所签的《“云淘红包”推广合作合同》第四条约定“上述履约保证金在本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15日内，由甲方无息退还乙方”。该协议中明确约定“退还”，可见双方在签订协议之时，均认可该10万元的保证金权属张英奇。因此，张英奇属于云淘公司的债权人。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周锋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云淘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周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执异77号执行裁定；2.不追加周锋为（2018）浙01执1110号案的被执行人，周锋对云淘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张英奇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一、关于本案执行情况。张英奇与云淘公司商事仲裁案，杭州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7）杭仲（萧）裁字第44号裁决，裁决：云淘公司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英奇履行保证金、技术服务费（软件费）合计18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向张英奇支付该款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暂计至2018年4月28日为11447.5元）。因云淘公司未履行生效裁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张英奇于2018年12月2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该院依法立案执行，案号为（2018）浙01执1110号，执行标的为人民币205908元及债务利息、执行费为人民币2989元。在执行过程中，该院扣划了云淘公司存款52241.12元，扣除本案执行费后，剩余49252.12元已发还给张英奇，尚欠债务156655.88元及相应利息。因云淘公司名下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8）浙01执1110号之一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同年9月20日，张英奇向一审法院提出追加云淘公司的股东周锋为被执行人的申请，该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2019）浙01执异77号执行裁定，裁定：一、追加周锋为本案被执行人；二、周锋对云淘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在公司减资数额609万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周锋不服该裁定，于2020年4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二、关于云淘公司减资的情况。云淘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16日。根据该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2015年6月17日，依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经杭州市滨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云淘公司将原注册资本100万元增资为认缴注册资本3000万元，公司股东由原4人增加为6人。其中，股东之一周峰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6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1%，原货币认缴出资21万元，已足额缴纳，本次以货币认缴增资609万元，将于2020年12月31日前足额缴纳。2016年1月21日，杭州市滨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又根据云淘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核准云淘公司由原认缴注册资本3000万元，减资为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股东之一周峰减少认缴资本609万元，以货币认缴出资21万元，已足额缴纳，占注册资本的21%。2015年12月4日，云淘公司在《钱江晚报》上刊登减资公告，公告载明“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整减至1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三、2015年11月28日，张英奇与云淘公司签订《“云淘红包”推广合作合同》一份，约定云淘公司授权张英奇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开展云淘公司开发的“云淘红包”APP的推广业务。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张英奇向云淘公司一次性支付10万元技术服务费，并向云淘公司汇付10万元履约保证金，该履约保证金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十五日内由云淘公司无息退还给张英奇，合同有效期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五年内有效。合同签订后，张英奇已向云淘公司支付合同项下的技术服务费和履约保证金合计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资本维持原则是公司制度的重要基石，公司注册资本既是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也是公司交易方判断公司财产责任能力的重要依据，公司股东负有诚信出资以保证公司债权人交易安全的责任，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亦严格规定了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时的相应程序，尤其是对债权人的通知义务应及时有效的履行。本案中，张英奇与云淘公司签订合作合同时间为2015年11月28日，此时云淘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且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云淘公司有到期返还履约保证金的义务，故云淘公司在减资时应依法及时有效地通知张英奇一方。现云淘公司虽就公司减资事项形成股东会决议且在报纸上进行公告，但并未提供就减资事项及时书面通知张英奇的证据，故不应认定云淘公司已经依法履行了法定的减资程序。周锋作为减资股东，其不当减资的行为违反了资本维持原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云淘公司的减资行为未及时有效通知债权人，该情形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实质以及对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影响，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作为被执行人的云淘公司其财产已不足以清偿（2018）浙01执1110号执行案的债务，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股东周锋的减资行为应视为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申请人张英奇请求追加其为被执行人，要求在其减资范围内承担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故执行裁定将周锋追加为本案被执行人且要求其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周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2020）浙01民初76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周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33元，由原告周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周锋作为云淘公司股东的减资行为是否因云淘公司未依法履行法定的减资程序而应视为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获取独立人格的必备条件，正如一审所言，它既是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也是公司交易方判断公司财产责任能力的重要依据。对于公司债权人而言，注册资本是公司债务的总担保，也是债权人利益的最低财产担保。为了保证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和交易安全，公司注册资本在确定后非依法定程序不得任意变动。增资与减资是公司资本变动的两种最基本形式，其中减资因注册资本削减，导致公司偿债能力下降，严重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故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首先，债是特定人之间请求为特定行为或不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按照合同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张英奇与云淘公司于2015年11月28日签订的《“云淘红包”推广合作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张英奇向云淘公司支付10万元技术服务费，汇付10万元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15日内，由云淘公司无息退还张英奇，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五年内有效。云淘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张英奇信赖其财产责任能力与其签订合同的重要依据，云淘公司的注册资本维持也是张英奇信赖其履行能力继续按约履行的重要依据。虽然2015年12月4日云淘公司在《钱江晚报》上刊登减资公告时，其与张英奇的合作才开始一周，当事人之间最终的债权债务金额因应根据双方实际履约情况确定而尚不明确，但这不影响其与张英奇之间按照《“云淘红包”推广合作合同》约定已经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张英奇在合同签订后，按约交付履约保证金、技术服务费，已成为云淘公司的债权人。为避免公司减资损害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对债权人的未到期债权亦应设定相应的保护，债权尚未到期不影响张英奇仍系云淘公司减资程序中应当通知的债权人。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通知债权人，是公司在减资过程中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直接通知和公告通知，两种方式并非择一适用而属并用。为了有效保障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公司应尽其所能保证通知的有效性。公告作为一种拟制通知方式，是对直接通知的补充，应当适用于无法直接通知的债权人。对能够直接通知的债权人未经直接通知而径行公告通知，因通知的有效性无法保证，有违债权人利益保护原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交易安全的本义。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债权人存在无法直接送达的情况下，不能豁免公司的直接通知义务。《“云淘红包”推广合作合同》中明确记载了张英奇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云淘公司决定减资的时间距离该合同的签订时间只有一周，故云淘公司及其股东可以根据其掌握的联系方式依法及时有效地通知张英奇并留存相应的通知证据。因此，云淘公司以已在《钱江晚报》上公告减资事项为由主张其已经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的义务，于法不符。一审法院在云淘公司和周锋不能就减资事项提供直接通知张英奇的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云淘公司未依法履行法定减资程序，并无不当。再则，虽然公司法规定公司减资时的通知义务人是公司，但公司的减资系股东会决议决定，是否减资以及如何减资取决于股东意志。股东依法负有按公司章程全面出资以及维持公司注册资本充实的责任，对减资的法定程序及后果应当明知，故其在配合公司办理减资手续时，就公司对债权人通知义务的履行，应尽合理的注意，督促公司严格依法定程序履行。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认定周锋作为云淘公司股东的减资行为，因云淘公司未依法履行法定的减资程序而应视为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亦无不当。周锋以云淘公司后又陆续增资至656万元，故公司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减为100万元不属恶意减资为由，主张其根据公司决策减资的行为不应被视为抽逃出资的上诉理由，显然不符资本维持与资本不变原则，有违股东的法定义务，不能成立。综上，周锋的上诉理由与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33元，由上诉人周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黎明审判员  谢静华审判员  沈 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程丽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