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64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伯荣，男，1945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伯庆，男，195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景祥，男，194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伯惠，女，194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侯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伯英，女，195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伯珠，女，1956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上列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雅彬，福建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福屿路**房地产综合大楼**。 法定代表人：金晖辉，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心宇，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住所地福，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杜园路**海峡西岸国际物流商贸城4号楼15层05办公。 法定代表人：郑展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晓颖，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友棋，男，194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现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煜，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伯荣、刘伯庆、刘景祥、刘伯惠、刘伯英、刘伯珠（以下简称“刘伯荣等6人”）因与被上诉人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刘友棋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4民初2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伯荣等6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伯荣等6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原《土地房产所有证》所注明的“刘修予等5人”应为刘修予、陈雪玉、刘伯荣、刘伯庆、刘景祥五人不予认定错误。1.根据原内务部1950年12月11日《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六条，“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当时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姓名，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具体到本案,《土地房地产所有权证》内容显示案涉房产及土地登记时间是1952年。当时刘修予已结婚生子并从其原生家庭分家立户，结合福州市公安局户簿部门出具的档案资料显示,刘景祥、刘伯荣、刘伯庆三人均于1952年前出生,刘修予夫妇及已出生子女共同居住在原房屋内,刘修予作为五口之家的一家之主，土地改革时以其作为户主进行确权登记。1952年2月政府部门颁发的闽陆字第贰伍陆号《土地房地产所有权证》记载的五人即为户主刘修予、妻陈雪玉、长子刘景祥、次子刘伯荣、三子刘伯庆五人。2.由于历史久远及其他客观原因，记载有该户男女老幼成员具体身份信息的书证已丢失，故才需要借助司法力量对刘伯荣等6人的合法权利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无法确定权利人范围，对刘伯荣等6人举证责任过于苛刻。在实施拆迁工作的过程中尚有大量无产权证明房屋都得到妥善安置，而自档案局调出原始档案的权利人却无法得到保护，司法过于机械。3.一审法院对刘伯荣等6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未采信，也未说明不予采信的理由，回避本案争议焦点及客观事实，严重损害了刘伯荣等6人的合法权益。二、刘友棋与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情形，应认定无效。刘友棋明知刘修予仍然在世，却向其本人及其子女隐瞒房屋拆迁的事实，企图冒用刘修予名义侵占案涉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征迁单位仅为顺利完成拆迁安置工作，在未作任何调查、审查的情况下即与刘友棋签订协议。尽管刘友棋仅作为“代理人”，但其在一审时主张享有拆迁权益，可以认定其目的是侵占刘伯荣等6人的权益而非为了“刘修予等5人”的利益。三、本案中，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及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不得免责，刘伯荣等6人诉请重新签订协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具结书》效力及于“刘修予等5人”，该五人并不在“提出异议的他人”之列，故因真正权利人提出异议引起的纠纷不属于《具结书》所声明的免责范围。2.一审法院以“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畴”为由，对刘伯荣等6人与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请求不予支持，属适用法律错误。在2015年5月1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前，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根据“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纠纷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属实体问题，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没有溯及力。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签订于2006年，刘伯荣等6人对该协议的效力持有异议并要求重新签订的，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审理范畴。3.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存在互相矛盾和逻辑不明。首先，“刘伯荣等6人诉请的相关安置权益”并非来自于“讼争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而是来自原房屋所有权基于拆迁安置的天然权利。其次，刘伯荣等6人所诉的安置补偿权益并非专指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项下条款本身。刘伯荣等6人在庭审时主张，如法院认可“刘修予等5人”即为刘修予夫妇及三位出生于1952年前的子女，那么作为权利人可以对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效力予以追认。刘伯荣等6人的根本目的是取得“刘修予等5人”名下原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而非“刘友棋未经授权所擅自签订的安置协议”项下包括已查明的安置房屋在内的安置权益。该协议书是否有效或者效力是否及于刘伯荣等6人，均不能成为落实刘伯荣等6人拆迁安置补偿权益的障碍。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与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既可以与权利人协商就原安置补偿条款达成协议，也可以按照原安置标准重新商定安置补偿条款。四、案涉房屋被拆除后的现状为，刘友棋仅是“代理人”，无权取得安置房屋的所有权，刘伯荣等6人作为原房屋的所有权人以及继承人也无法取得安置补偿权益。如一审法院所判，安置权益的归属将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既损害刘伯荣等6人的合法权益，也造成更多遗留问题。五、本案为确权案件，应当按照“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的标准收取，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刘伯荣、刘伯庆、刘景祥、刘伯惠、刘伯英、刘伯珠承担”，不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 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辩称，一、《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本案中，刘友棋仅系代理人，基于案涉合同产生的拆迁安置权益仍归属于房屋权利人“刘修予等5人”，其利益在客观上未受到损害，刘伯荣等6人认为案涉合同无效应承担举证责任。二、刘友棋提供了《土地房屋所有证》等相关信息，并称其有权代理刘修予等五人办理拆迁补偿安置手续。拆迁单位在未能联系到刘修予本人的情况下，为顺利完成拆迁安置工作，在可以确认其为刘修予胞弟并自愿签署《具结书》后，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无不妥。根据《具结书》，如因该房屋拆迁如有他人提出异议引起纠纷，由刘友棋承担责任。这里的“他人”应当理解为《具结书》当事人以外的人。故案涉的拆迁安置权益权属纠纷与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以及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无关。三、刘伯荣等6人关于与其重新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在民事法律规范中缺少请求权基础，故一审法院认为“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畴”合法有据，并无不妥。 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辩称，一、刘友棋提供了《土地房屋所有证》，称其有权代理刘修予等办理拆迁补偿安置手续，并出具《具结书》。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作为拆迁实施单位，在尽到注意义务后按照规定完成拆迁安置前期工作，本案纠纷与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无关。二、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的拆迁工作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拆迁工作流程的规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明确拆迁权益由刘修予等五人享有，刘友棋仅作为代理人签订协议，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与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并未将该拆迁权益安置于刘友棋名下，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拆迁工作流程的规定。案涉安置房屋目前尚未交房，其所有权属“刘修予等5人”。三、刘伯荣等6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刘修予等5人”为刘修予、陈雪玉、刘伯荣、刘伯庆、刘景祥。若法院最终确认刘修予等五人系上述五人，则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将根据法院的生效判决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刘友棋辩称，一、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方面虽然未对刘修予、刘友棋等兄弟的《分房契约》进行认定，但对其它事实认定清楚，判决正确，应维持一审判决。二、刘伯荣等6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刘修予等五人”具体是谁，举证责任应归于刘伯荣等6人，从本案一审证据情况看，无法认定“刘修予等五人”的具体信息。且无论“刘修予等五人”是否能够具体，与本案刘伯荣等的一审诉讼请求都无直接关系。2.关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刘修予在世时，已知道案涉房屋被拆迁，其子女也不可能无人发现案涉房屋被拆迁。事实上，刘修予是知情的，只是因为兄弟之间有《分房契约》，才未提任何异议。刘伯荣等6人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提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另，刘伯荣等6人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确认合同无效与第二项确认所有权之间是矛盾的，两者为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同一诉讼中一并提起。3.拆迁安置补偿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刘伯荣等6人一审中提起民事诉讼本身就是错误的。其认为2015年5月1日之前属于民事纠纷，而本案发生在2015年之前，应属民事诉讼范畴，并无依据。适用法律的问题应看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受理立案的时间为认定标准，在法律实施之后立案受理的，应适用新的法律。4.关于案涉房屋是否属于刘友棋，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能与本案并案审理。案涉房屋已被拆迁，安置协议也已由刘友棋根据《分房契约》的约定来签署，本案与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也已没有关系。刘伯荣等6人一审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刘伯荣等6人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刘友棋于2006年8月28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2.确认原仓山区刘宅村（所有权人：刘修予等五人）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权益（拆迁安置房坐落于仓山区××小区××期××段××,60㎡户型，48-904，60㎡两套安置房，安置补助费从2006年至交房之日止，暂按120㎡、10000元／㎡计算为1200000元，具体由法院计算核实）归刘伯荣等6人共同所有及继承；3.依法责令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与刘伯荣等6人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52年1月，福建省闽侯县土地房产所有证（闽陆字第贰伍陆号）记载“六区建新镇刘宅村平房伍间，主户刘修予，人口伍口”。2006年8月28日，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甲方、拆迁人）、刘修予等5人（乙方、被拆迁人）、福州市仓山区房屋拆迁工程公司（丙方、拆迁实施单位，现名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委托丙方拆迁乙方坐落仓山区刘宅村，属私产（所有权人：刘修予等5人）的房屋；乙方被拆除房屋总建筑面积125.69㎡；甲方同意在金建小区安置乙方住宅120×1户型计一单元（套），建筑面积约120㎡等等。刘友棋以乙方代理人的身份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签字。 2014年1月8日，仓山区金山街道办事处向仓山区房屋拆迁工程公司出具《金山街道关于刘修予等5人安置房调整的通知》（金安调字第064号），内容为：经研究，同意金山街道生活**刘宅村拆迁户刘修予等5人，原选房金建二期A标段23-803（120户型）调整为拆分安置金建二期B标段44-1105（60户型）、48-904（60户型）。 另查，刘修予（生于1923年11月23日，2013年12月1日死亡）与陈雪玉（生于1919年9月1日，2013年2月5日死亡）系夫妻关系，二人生前生育长子刘景祥、次子刘伯荣、三子刘伯庆、长女刘伯惠、次女刘伯英、三女刘伯珠。 一审法院认为，讼争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被拆迁人为“刘修予等5人”，刘友棋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虽无相应的委托授权材料可以证实其系合法有效的受托人代为签订讼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且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刘友棋亦未取得“刘修予等5人（含继承人）”的追认，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的情形，刘友棋在未取得授权委托且事后未取得权利人追认而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也仅能导致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刘修予等5人（含继承人）”不发生效力，而不能以此认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刘伯荣等6人要求确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的诉请，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伯荣等6人要求确认原仓山区刘宅村（所有权人：刘修予等五人）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权益归刘伯荣等6人共同所有及继承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刘伯荣等6人诉请的相关拆迁安置权益来源于讼争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相关的安置房及安置补助费的取得系依据讼争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然刘伯荣等6人却在本案中又诉请确认讼争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因无效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自始无效，如按刘伯荣等6人所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则依据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取得的拆迁安置权益亦不存在，而刘伯荣等6人不得依据无效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主张拆迁安置权益。如刘伯荣等6人以要求取得《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安置权益的行为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予以追认，则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目前并不存在无效的情况下，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被拆迁人为“刘修予等五人”，而刘伯荣等6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5人的具体身份信息，无法确定权利人范围，刘伯荣等6人仅为刘修予的法定继承人，根据现有的证据，刘伯荣等6人仅享有继承刘修予享有的拆迁安置权益，并不享有全部的拆迁安置权益，综上，刘伯荣等6人要求上述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权益全部归刘伯荣等6人共同所有及继承，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伯荣等6人要求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诉请，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畴，对刘伯荣等6人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判决：驳回刘伯荣、刘伯庆、刘景祥、刘伯惠、刘伯英、刘伯珠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刘伯荣、刘伯庆、刘景祥、刘伯惠、刘伯英、刘伯珠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伯荣等6人以福建省闽侯县土地房产所有证（闽陆字第贰伍陆号）记载的“刘修予等5人”系刘修予、陈雪玉、刘伯荣、刘伯庆、刘景祥为由提起本案诉请，但上述土地房产所有证并未对权利人“刘修予等5人”进行明确，刘伯荣等6人主张根据当时“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相关规定、结合刘修予在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及刘景祥、刘伯荣、刘伯庆的出生时间，可以认定“刘修予等5人”系刘修予、陈雪玉、刘伯荣、刘伯庆、刘景祥。本院认为，“刘修予等5人”的认定涉及到本案权利主体的确定，且刘伯荣等6人确认案涉被拆迁的房产系祖上房产，在刘伯荣等6人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刘修予等5人”即刘修予、陈雪玉、刘伯荣、刘伯庆、刘景祥的情况下，仅依据当时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一份规定、刘修予的婚姻状况及刘伯荣、刘伯庆、刘景祥等人的出生时间，达不到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无法推定“刘修予等5人”系刘修予、陈雪玉、刘伯荣、刘伯庆、刘景祥。结合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虽然由刘友棋签字，但刘友棋系以“刘修予等5人”代理人的身份签字，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权利人仍为“刘修予等5人”等，故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无效情形，刘伯荣等6人诉请确认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鉴于刘伯荣等6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修予等5人”即刘修予、陈雪玉、刘伯荣、刘伯庆、刘景祥，刘伯荣等6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伯荣等6人诉请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权益全部归其共同共有及继承，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福州市仓山区房屋征收工程公司与刘伯荣等6人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等，均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本案属于财产案件，一审法院根据刘伯荣等6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收取案件受理费，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刘伯荣等6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刘伯荣、刘伯庆、刘景祥、刘伯惠、刘伯英、刘伯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筱洲 审 判 员 符海燕 审 判 员 陈雁兰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陈 玥 书 记 员 林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