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03民终151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远航，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江，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贝贝，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正武，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芳，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德智，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邹远航因与被上诉人钟正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6636号民事决，上诉于本院。本院立案后，组成合议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邹远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者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时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要求出借人在与借款人重新就原有借款汇总后签订新的借款合同时，必须在新借据中详细写明原有借款的每笔形成过程、支付方式等，枉顾签订新的借款合同时双方的亲密关系，完全超出正常人日常生活交易的标准，属于明显脱离实际的，要求过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1月2日至1月18日间，通过微信多次交流，对原有借款的笔数、金额等进行了详尽的核对，将2014年至2017年1月间双方的个人债务对账整理后，被上诉人主动提出要与上诉人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并请求将原有的分散的借款合同收回。但一审法院却认为：“……但从《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的内容表述上无法体现原告的上述主张……上诉人作为债权人必须要把前期借款的形成过程、支付方式、借款本息的计算及债务人己还款的每笔抵扣情况均清楚表述在新《借款合同》里，并要求上诉人应让被上诉人出具符合实际情况的借款收据。否则债权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的观点明显脱离实际情况，要求无法律素养的普通人把几年前的债务每笔都记得分毫不差并写明在借款合同上，这对债权人提出了过高的法律要求，现实中几乎难找到符合一审法院标准的例子。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把前期积累的多笔债务对账后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原有借据由借款人收回，并不会在借款合同写明之前债务的发生原因及支付方式，债务人也不会在收据上写明之前每笔债务的实际情况，只会记总数后写上今己收到现金XX。在本案中，双方重新签订《借款合同》时，正在处于共同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蜜月期，双方又是多年好友，已经在微信聊天上就前期个人借款事项多次进行了仔细核对，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签字的《借款合同》及收据，符合常理，不应采取过于严苛的审查标准来否认借款合同的效力。 二、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因无法证明债务的性质、产生原因及经过，仅能证明被上诉人承认欠上诉人债务”属于对主要事实认定错误，现有的书面证据与客观形成的微信记录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述债务的性质、产生原因及经过。从（2018）深龙证字第10358号公证书正文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在2017年1月21日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前，对双方的债务性质、经过、具体分笔数额、前期借条的处置、新借款数额、利息起算日期等进行了详尽的核对和确认。如2017年1月5日1时32分的微信聊天中，被上诉人表示“不好意思，我一共欠你多少总数？两十万+十万+利息6000+4000+1600，还有多少？”上诉人在同日1时39分回复“之前欠三十万……星期一拿了四十万……算上今天的十二万一千六百……共计83.16”，同年1月16日1时23分被上诉人表示“我先同你对好数在回去……就是没写借条的……借条我写了80万对嘛？……”上诉人回复“无写借条的二十万啊”，被上诉人表示“一共100，然后你现在借我2万，对嘛？102万欠你对嘛？”上诉人回应“我转够两万三给你好哦，共104”，被上诉人回应“好吧”；同年1月18日零时16分，被上诉人表示“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还不了钱给你？难道你兄弟我就值那一百万吗？你还不知道我的为人吗？我根本就不怕欠你钱，如果我怕，我早就会想把房子买啦”（详见2018深龙证字第10358号公证书正文第6页、10页、11-14页）。即使在新借款合同签订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上述人仍然对上述借款予以承认--2017年8月23日16点07分至16点55分的微信聊天记录“我欠你的钱，我钟正武一定会还你的，我不是欠债不还钱的人，私人数两万，利息3.3万。…本人钟正武一共欠你1153000元!”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属于对客观事实的全貌记录，且形成于新借款合同签订前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内容足以反映出双方一致认同债务的性质属于双方的私人借款，与公司股东资金往来是有明显区别的。至于债务的形成经过，微信记录已经极其明确的显示了是被上诉人在之前多次向上诉人私人借款用于周转形成的，分笔数、金额、原来有无借条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而债务的产生原因，被上诉人在新借款合同签订后的2017年3月29日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承认了其向上诉人的前期借款是用于偿还欠别人的欠款“我不是不负责任的人，我也是没有办法，好多数我都被人压着，我也不想这样……我真的被人压了好多数！我真的没有骗你！”，2017年8月23日16点07分至16点55分，被上诉人微信回复“我帮人顶了差不多300万的数……航，我真的不是有钱不还的人，我自己真的被几个人拖下水了，真的顶了好多钱好多钱！我真的不会有钱不还你！我从九月份开始，只要我有多少钱，我就会将本金慢慢退还你！”现有的书面证据与客观形成的微信记录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上述债务的性质、产生原因及经过，一审判决明显没有对公证书中记载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全面、综合的判断分析，属于对主要事实认定错误。 三、被上诉人在新的借款合同签订后，除在微信聊天中继续对合同内容进行了多次确认，并按照借款合同内容进行了实际履行，与两人间的银行转账记录等完全符合，足以认定。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多次显示，原被告双方之间对借款110万元、月息3分的事实在新借款合同签订后进行了多次的确认，被告方在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节点前后，也通过与微信内容一致的银行转账对上述聊天内容进行了确认一微信聊天记录公证书正文第27-28页:2017年4月29日23点18分至23点22分，钟正武转账1万元给邹，并请邹体谅一下。邹表示利息应该是3.3万元，并提醒钟正武双方约定5月底要还总欠款110万元，钟表示利息确实应该是3.3万元，双方关于110万元的还款约定也是准确的，但是别人欠他的钱还没到账;公证书正文第29页:2017年5月18日凌晨1点19分至1点25分，钟正武表示20日110万元借款到期，利息加私人欠款1万元，共计4.3万元，已经转账1.3万元给邹，承诺20日再转账3万给邹，而被告方提供的银行流水也同步显示，被告于2017年5月18日1时18分55秒通过其建设银行尾号1107的银行卡向原告转账13000元，2017年5月20日20时07分06秒，被告通过其建设银行尾号1107的银行卡向原告转账30000元，两者相互印证无误；公证书正文第34页：2017年8月23日16点07分至16点55分，钟正武表示“我欠你的钱，我钟正武一定会还你的，我不是欠债不还钱的人，私人数两万，利息3.3万，一共53000元！不出意外，我今个星期可以还到给你！”而被告方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显示，在此次聊天后的第六天，即2017年8月29日，被告通过其尾号7055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向原告转账53000元，两者相互印证；此外被告方还分别于2017年7月2日、7月19日向原告转账33000元，再次用实际行动正式了其本人已经多次承认的欠款110万元、月息3分的事实。以上微信记录的内容与被上诉人还款转账记录，与借款合同约定的内容完全相互印证，形成了完备的证据锁链，足以认定。 四、双方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借款人收回原有分散的借据等系由被上诉人主动提出，被上诉人对新借款合同内容完全认可并开始实际履行，在开始诉讼后又予以全部否认，属于对自认行为和实践行为的反言，对其主张应当不予认可。正是由于出现了公司股东往来资金与个人借款往来的一定程度的混同，双方才有意愿对前期个人债务进行梳理、汇总、核对和重新确认。从新的借款合同签订前半个月内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借款人收回原有分散的借据等系由被上诉人主动提出，2017年1月5日2时19分被上诉人表示“我明天有事要出去，后天我从新同你签一份合同……之前那些合同就拿回来给我！”表明重新签订借款合同是被上诉人提出的，对与上诉人的前期债务金额是完全认可的，也能证明原有的借款合同已经由其收回，上诉人只保留了新的借款合同和新的收据，上诉人的此做法（总结前期债务重签借款合同，原分散借据归还债务人）符合借款通行做法，若因此使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将损害广大债权人利益，纵容不良债务人借此举逃避债务。上述内容形成于双方签订新的借款合同前15日内，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并无举证证明该《借款合同》违背其真实意思，事后也以实际行动对借款合同内容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履行，现在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全盘否认，属于对前期自认行为和实践行为的反言，对其在一审中主张应当不予认可。 五、一审中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哥哥邹某转账也作为向上诉人的己偿还借款，在时间上明显对应不上，属于将公司股东资金往来与私人借款混同。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哥哥邹某转账的24.9万元也算作向上诉人己偿还的借款，明显是属于将公司股东间业务往来的款项混同于私人借款。从被上诉人方提交的资金流水可以看出，钟正武向邹某转款的时间全部发生在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之间，即大大早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重新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2017年1月21日），该期间正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及案外人李某共同经营有限公司的期间，上诉人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是公司的总经理，李某是公司监事。邹某当时正在公司帮忙，协助处理公司事务，被上诉人向邹某转账是公司股东间的正常资金往来。上述转款事实即使存在，也是被上诉人与邹某之间的问题，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而不能将其扯到本案当中来。综上，一审判决对案件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者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邹远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10万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即年利率19％，自2017年9月21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3月21日为1045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按每年55000元标准，自2017年9月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3月21日为27500元（违约金与借款利息一并计算不超过年利率24%）；3、被告承担本案一审律师费3万元及诉讼费、保全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21日，原告（出借人，甲方）与被告（借款人，乙方）签订1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总额为人民币110万元，款项甲方已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乙方；借款时间为2017年1月21日起至2019年1月20日止，借款用途为乙方生意经营上的资金周转，乙方同意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按月支付给甲方，乙方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或不能按期足额支付本金或任何一期利息及其他费用的，甲方有权提前收回借款或解除本合同；如违约乙方须按每日借款的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还须承担甲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诉讼保全费、执行费等）。该合同还载明：本借款合同也是付款之凭证，一旦借款人在本借款合同上签名，即视为借款人已如数收到本借款合同所述借款金额。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1张《借款收据》，内容为：本人收到出借人邹远航借款现金人民币110万元整，借款期限从2017年1月21日至2019年1月20日。原告主张，《借款合同》记载的110万元借款并非2017年1月21日当日现金交付的，而是对双方自2014年起的多笔借款的结算。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单显示，2014年6月5日至2016年2月11日期间，原告向被告的转账流水金额共计1306554元，被告向原告的转账流水金额共计231800元，之间差额为1074754元。原告主张，从2014年开始，被告以做生意为由多次向原告借款，大部分为银行转账，少量为现金交付。上述借款被告都曾向原告出具过借据。2016年4月，原、被告及案外人李某作为股东设立了深圳市XX投资有限公司，之后三人分别招揽业务。2017年1月，原告发现被告有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即与被告对前期个人债务进行对账，双方确认从2014年至2017年1月被告欠原告人民币110万元，并重新签订了新的借款合同。被告同时向原告出具了借款收据，原告则将原有的分散借据原件交还给被告。 原告还提交1份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整理说明及深圳市龙岗区公证处就原告手机微信记录出具的公证书，具体内容为原、被告从2017年1月2日至2018年6月12日期间就案涉款项的利息、还款情况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确认欠款、双方利息约定及还款情况等事实，并据此主张被告所称的赌债是不存在的，与原告完全没有关系。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表示双方往来有银行流水冲抵后形成的数据证明，作为多付款方的被告想赢回本钱故一直在赌博，但后来被告输光了实在没钱赌博了，原告所谓后面的借款实际是赌债，并没有真实的支付记录。原告为了获得被告多付款项将来不用偿还给被告，且对新产生的赌债要进行索要，故产生了案涉的《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 被告提交了如下证据： 1、被告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的流水明细（2014年6月5日至2018年8月29日），发生的主体是原、被告，显示该期间原告向被告转款金额为60万元，被告向原告转款金额为776833元，相互冲抵后被告多付给原告176833元。 2、被告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的流水明细（2014年10月30日至2016年2月12日），发生的主体是被告和邹某，显示该期间邹某向被告转款金额为0元，被告向邹某转款金额为877801元。原告主张，其转款均是应原告的要求，其与邹某之间并无其他业务往来。 3、被告交通银行账户转帐流水（2015年9月29日至2017年10月12日），发生的主体是原、被告，期间原告向被告转款金额为1952605元，被告向原告转款金额为2697200元，相互冲抵后被告多付给原告744595元。 4、被告交通银行账户转帐流水（2015年5月29日至2016年2月18日），发生的主体是被告和邹某，该期间邹某向被告转款金额为0元，被告向邹某转款金额为249000元。原告主张，其转款均是应原告的要求，其与邹某之间并无其他业务往来。 5、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的转帐流水（2014年4月4日至2017年12月19日），发生的主体是原、被告，期间原告向被告转款金额为3026276元，被告向原告转款金额为3389166元，相互冲抵后被告多付给原告362890元。 6、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的转帐流水（2015年3月30日-2016年12月31日），发生的主体是被告和邹某，该期间邹某向被告转款金额为467335元，被告向邹某转款金额为25600元，相互冲抵后邹某多付给被告441735元。 被告主张，以上1、3、5项流水可以证明被告多付原告款项为1284318元，如果加上2、4、6项流水，则被告多付原告款项为1999384元。 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可，理由如下：1、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恰恰证明了我方主张的欠款及利息存在着事实基础，并且与我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细节完全吻合，被告一直称欠原告的钱是所谓的赌债，但在2017年8月23日微信聊天记录中其明确表示“我帮人家顶了差不多300万的数”、“我自己真的被几个人拖下水，真的顶了好多好多钱！”，说明被告所谓欠赌债与原告无关。2、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绝大部分发生在2016年至2017年间，2016年之前的流水则主要是原告转款给被告，而原、被告及案外人李某作为股东于2016年4月设立了深圳市XX投资有限公司，上述三人从2016年开始发生了数百笔银行流水往来，金额达上千万元。而2017年1月21日案涉《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出具之后原、被告之间往来流水急剧减少，且集中在被告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由此可以看出，被告将公司存续期间大量的股东往来资金流水混入到其个人与原告的私人欠款中，明显是在混淆视听。如果被告没有真实的欠原告私人借款的话，以当时双方共同经营公司的紧密合作关系，被告是不可能向原告重新出具借款合同的。3、将2017年1月21日双方重新签订借款合同之后的银行往来流水进行汇总，显示被告交通银行账户只有一笔转款3400元给原告，被告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只有两笔转款合计86000元给原告，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流水中被告向原告转款金额为643666元，原告向被告转款金额为198932元。故即使按照上述还款情况进行结算，被告仍然尚欠原告借款，根本无从还清。原告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之后提交的代理词中据此进行结算，主张截止至2017年12月19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为925866元。因发生本案纠纷，原告于2018年4月9日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另查明，深圳市XX投资有限公司设立于2016年4月14日，股东为：钟正武（出资额66万元，出资比例33%）、邹远航（出资额68万元，出资比例34%）、李某（出资额66万元，出资比例33%）。2018年6月5日，该公司发生股东变更，变更后的股东为：邹远航（出资额102万元，出资比例51%）、李某（出资额98万元，出资比例49%）。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作为实践合同，出借人交付给借款人款项时合同生效，出借人交付借出款项的行为是合同生效的要件，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借款是否真实发生。虽然原告提交了2017年1月21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和被告出具的《借款收据》，但又确认《借款合同》上“款项甲方已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乙方”和《借款收据》上“收到出借人邹远航借款现金人民币110万元整”的表述是不真实的，即该110万元并不是《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出具时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被告的。原告主张从2014年开始，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至2017年1月21日双方对前期债务进行对账，被告确认欠原告人民币110万元，双方重新签订了新的借款合同，被告同时向原告出具了借款收据，原告则将原有的分散借据原件交还给被告，但从《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据》的内容表述上无法体现原告的上述主张。而根据《借款合同》载明的“本借款合同也是付款之凭证，一旦借款人在本借款合同上签名，即视为借款人已如数收到本借款合同所述借款金额”内容，可知《借款合同》系由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原告作为借款过程的亲历者，如其所述还掌握着之前被告出具的分散借据，其完全可以在自己提供的借款合同中将借款的形成过程、支付方式进行清楚表述并要求被告出具符合实际情况的借款收据，且若果如原告主张，2017年1月21日之前原、被告双方的私人欠款是混杂在公司股东往来资金流水里的，则原告就更应该在重新出具的借款凭证中对双方之间的私人欠款与公司股东往来资金流水进行区分与说明。故原告提交的上述书证显然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借款交付事实，且原告应对此承担责任。虽然原告提交了其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从微信聊天记录中仅能看出被告承认欠原告债务，并无法证明债务的性质、产生的原因及经过，且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范围为2017年1月2日至2018年6月12日，距原告主张的借款发生时间较长，亦无法直接证明原告主张的借款经过。根据原告主张，其向被告的借款交付完成时间为2016年2月11日，双方于2017年1月21日结算借款金额为110万元，但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2014年4月4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被告多付原告本人款项为1284318元，加上原告不持异议的被告向原告哥哥邹某付款，则被告多付款项为1999384元，即使扣除2017年1月21日之后的被告付款534134元，仍有1465250元，而原告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借款合同》是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进行的合法结算以及被告还款的抵扣情况，依法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法院认定原告主张作为出借人已交付借出款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答辩意见中的合理部分，法院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邹远航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158元（原告已预交）、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负担。 本案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借款是否真实。 借款包括双方达成真实的借款合意和依据该合意真实地交付约定的款项两方面不可缺少的要素。本案双方虽然签订借款合同，并且被上诉人出具了收据，但上诉人确认并非新发生的借款约定，收据记载的款项也并非达成借款合同后依据该合同在借款人出具收据的时间收到的款项。故可以认定在2017年1月21日，双方并没有约定一份出借人邹远航负有支付约定的出借款项的义务、而借款人钟正武有权利收取款项并负有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的借款合同，邹远航也没有依据该合同支付了约定的款项。故邹远航主张钟正武拖欠其借款，负有另行证明双方达成借款合意和支付了款项的举证责任。邹远航主张2014年6月5日至2016年2月11日之前双方的银行转账往来显示邹远航多支付钟正武款项约100万元；但邹远航并无证据证明这些往来是双方相互借款，或者借款与还款的关系；2017年1月21日的合同并没有确认借款金额是双方针对哪一段时间哪几个账户进行对账的余额，并没有确认这些往来款是借款关系；况且双方在2017年1月21日签订合同，但邹远航只是截取了2014年6月5日至2016年2月11日的银行转账，而非就2017年1月21日之前的所有往来进行核对；相反，钟正武提交的银行往来流水记载钟正武多支付了邹远航的款项。故邹远航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钟正武达成借款合意，并支付了其所主张的款项。一审不支持其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本院不支持其上诉请求。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58元，由上诉人邹远航负担，上诉人已预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康养 审判员  李东慧 审判员  陈俊松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陈 嘉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