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民终1125-1127号（2020）粤民终112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娟，女，1979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铠燊，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小华，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2020）粤民终112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钟夏强，男，1975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铠燊，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小华，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2020）粤民终112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深圳市三联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李向霖，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铠燊，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小华，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宝深路**国民技术大厦**。法定代表人：孙迎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坦明，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长禄，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罗昭学，男，196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坦明，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长禄，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喻俊杰，男，197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红晶，女，汉族，1979年5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坦明，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长禄，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娟、钟夏强、深圳市三联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技术）、罗昭学、喻俊杰、刘红晶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初2132、2133、2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铠燊，国民技术、罗昭学、喻俊杰、刘红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坦明、杨长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国民技术赔偿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因购买国民技术股票造成的交易损失以及佣金、印花税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国民技术、罗昭学、喻俊杰、刘红晶承担。事实理由：一、一审法院根据已生效的张怀玉诉国民技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张怀玉案）民事判决，认定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的损失与国民技术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适用法律错误，查明事实的程序违法。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应当依法引用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作为裁判依据。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判例仅供参考使用，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一审法院直接引用张怀玉案民事判决作为裁判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一审法院将张怀玉案民事判决作为查明事实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根据该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张怀玉民事判决并非当事人提交，国民技术等也从未主张以该案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庭审也未对张怀玉案所确定的事实进行质证。张怀玉案民事判决不属于按规定需要由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并可使用的证据，且即使是已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当事人仍然有权举证推翻，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在庭审过程中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和理由就先后签订的两份《关于设立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补充协议》（以下分别简称《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属于利空消息进行论证。一审法院并未就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说明，而是将张怀玉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直接作为本案事实的依据，剥夺了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的合法权利，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通过张怀玉案民事判决认定《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为诱空型虚假陈述的认定是错误的，并未就合法性分析两协议对股价造成的实质影响。《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的保本保收益约定显然是违规的，提供的增信措施是非法的，且深圳前海旗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旗隆）不具备担保能力。因此，《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是违法的，不应认定为利好消息。《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存在巨大法律风险，如披露则可为投资者提供警示信号和风险信号，国民技术恰恰把这个信号给隐藏。（二）投资者的损失与国民技术证券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首先，国民技术未披露两协议导致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无法发现国民技术签署了违法保本保收益协议，从而不可能判断前海旗隆失联事件发生的潜在风险，仍旧信赖对国民技术的投资处于正常的可控的风险水平，故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购入国民技术，与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存在交易上的因果关系。其次，国民技术隐瞒了重大不利信息，由此同期股价表现要好于创业板指数，未披露的潜在风险实际发生后才导致其股价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大跌，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蒙受损失。由于没有及时获得《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的警示信号，导致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无法判断前海旗隆卷款失联的风险，并且任由该风险转化为实际损失。最后，公司自身的非系统风险因素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规定的可以排除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不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形。即使《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的违规保本保收益约定是公司自身的非系统风险因素，也与后续失联事件存在紧密联系，正是国民技术采取违规的保本保收益协议作为非法增信措施，将大额资金委托给存在违规行为的基金管理人，而又不向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披露相关风险，才导致包括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在内的众多投资者蒙受损失。国民技术、罗昭学、喻俊杰、刘红晶辩称：一、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的投资决定没有受国民技术未及时披露《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的影响，两者不存在交易上的因果关系。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的投资决定之间存在交易上的因果关系，是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主张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的前提。虚假陈述包括诱多型和诱空型,两者在交易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存在本质差别。《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属于一般性利好信息,未及时披露构成诱空型虚假陈述。国民技术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国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投资）不会因上述协议承担任何义务或风险，根据理性投资者的判断不可能属于利空信息。证券监管部门认定《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对国民技术2015-2016年的经营业绩具有积极影响，应当属于利好消息。尽管《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属于利好信息,根据国民技术披露的与之内容相似、趋势相同的历史投资信息对其股价和成交量影响有限的事实,不会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属于一般利好信息。国民技术未及时披露作为利好消息的《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不会诱使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作出积极买入国民技术股票的投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仅适用于诱多型虚假陈述纠纷，不能直接适用于诱空型虚假陈述纠纷，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依据该规定主张赔偿适用法律错误。二、国民技术股价在揭露日至基准日下跌系由失联事件造成。自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国民技术的股价与所属的创业板指数、网格安全板块指数、电子支付板块指数在涨跌幅均势上基本一致，国民技术公告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的股价走势等，均可证明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的损失与国民技术未披露补充协议之间不具有关联性和因果关系。三、罗昭学、喻俊杰、刘红晶作为国民技术时任董事长、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均积极履行各自职责，做到了勤勉尽责，不存在过错，对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的损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国民技术赔偿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损失85278.13元、91633.23元、70723.8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查明：国民技术于2010年4月30日在深交所上市，证券代码为300077.SZ。2015年11月23日，国民技术全资子公司国民投资与北京旗隆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旗隆）签订《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国民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3亿元，北京旗隆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50万元，共同投资成立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泰旗兴），约定了收益分配及亏损分摊机制。2015年11月27日，国民投资与前海旗隆签订《补充协议1》，协议内容为：经双方友好协商，就国民投资与北京旗隆依其签订的《合伙协议》而合作设立国泰旗兴合作事宜达成以下补充共识：在合伙企业有效期限内，前海旗隆为国泰旗兴的有限合伙人国民投资资金本金安全提供担保，前海旗隆承诺在合伙企业到期或者合伙人一致同意退伙时，若国民投资认购出资的本金出现亏损，则由前海旗隆对相应亏损进行等额补偿；在合伙企业有效期限内，前海旗隆承诺，保障国民投资资金自缴纳之日起每年5%的固定收益，如合伙企业未能实现上述收益，则由前海旗隆补足，且按年支付。2016年3月，国民投资、北京旗隆和国泰旗兴签署《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追加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追加投资协议》），约定国民投资向国泰旗兴追加投资2亿元。针对《追加投资协议》，国民投资和前海旗隆签订《补充协议2》，就国民投资的2亿元追加资金进行了补充约定，协议内容基本与《补充协议1》相同。国民技术分别于2015年11月9日、2016年3月2日将《合伙协议》《追加投资协议》事项公告披露，但未披露《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相关事项。2017年11月29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称前海旗隆、北京旗隆的相关人员失去联系，国民技术于2017年11月28日晚间已紧急安排向公安机关报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时，公司尚未收到公安机关是否予以立案的通知。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11月29日上午开市起停牌。2017年12月15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暨股票存在被实施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称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深圳证监局立案调查，并收到了相关《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通字〔2017〕140号）。国民技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1.11.3条的要求，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和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2017年12月19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大事项的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17年12月20日上午开市起复牌；如前海旗隆、北京旗隆相关人员的失联事件进一步明确并且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后，可能导致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将对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并致使2017年度业绩亏损。2017年12月20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暨全资子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称国民投资向国泰旗兴的出资5亿元，均来源于向国民技术的借款。国民技术预计未来无法收回国民投资对国民技术的5亿元借款，根据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国民技术拟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5亿元。经测算，本次对国民投资上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对国民技术上述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经合并抵销后，将减少2017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5亿元。2018年4月22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公告》。2018年5月2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公告》。深圳证监局（20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国民技术未披露《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相关事项，直到2018年1月30日，才通过深交所官网“监管信息公开”栏目，以《国民技术：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对上述两份补充协议相关事项进行说明。《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分别作为《合伙协议》《追加投资协议》的补充，与《合伙协议》《追加投资协议》为一揽子协议。根据两份补充协议约定，公司2015年、2016年分别至少享有125万元、1991.78万元的固定收益，分别占公司2014年、2015年经审计净利润的12.32%、23.16%。补充协议约定事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应当及时披露的重大事件，但公司未依法披露。国民技术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行为。罗昭学作为公司董事长，筹划并主导上述投资事项，授权喻俊杰签署案涉两份补充协议；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喻俊杰负责投资事项的具体实施，签署案涉两份补充协议，二人均未依法及时报告董事会并督促公司披露，系对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会秘书刘红晶负责组织协调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其知悉、参与了案涉补充协议的签订，却未依法及时报告董事会并督促公司披露，系上述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一、对国民技术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二、对罗昭学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三、对喻俊杰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罚款；四、对刘红晶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另查明：根据已生效的张怀玉诉国民技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判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2018）粤03民初1519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2019）粤民终1786号]认定，案涉国民技术未及时披露的《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属于利好消息，国民技术延迟公布利好消息的行为，属于诱空型虚假陈述，不属于《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规定应予赔偿的虚假陈述行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非受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影响；国民技术股价的下跌主要归结于失联事件而非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故投资者的损失与国民技术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投资者起诉要求国民技术赔偿投资损失，不应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生效的张怀玉诉国民技术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判决[一审法院一审（2018）粤03民初1519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2019）粤民终1786号]认定，案涉国民技术虚假陈述行为属于诱空型，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非受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影响，国民技术股价的下跌主要归结于失联事件而非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故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的损失与国民技术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起诉要求国民技术赔偿投资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31.95元、2090.83元、1568.09元，分别由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为国民技术、罗昭学、喻俊杰、刘红晶是否应当赔偿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的投资损失。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的投资损失与国民技术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要求国民技术赔偿投资损失不应支持，理由如下：首先，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属于诱空型。根据对证券市场和投资行为作用的不同，证券虚假陈述分为诱多型和诱空型。诱多型虚假陈述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发布虚假的利多消息或隐瞒、延迟公布利空消息，引诱投资者买入。诱空型虚假陈述则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发布利空消息，或者隐瞒、延迟公布利好消息，诱使投资者在价格低位时因投资信息受损而减少投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规定的是诱多型虚假陈述行为，而本案虚假陈述属诱空型。根据《补充协议1》，前海旗隆为国民投资依《合伙协议》而出资的资金本金安全提供担保，前海旗隆承诺在合伙企业到期或者合伙人一致同意退伙时，若国民投资认购出资的本金出现亏损，则由前海旗隆对相应亏损进行等额补偿；在合伙企业有效期限内，前海旗隆承诺保障国民投资资金自缴纳之日起每年5%的固定收益，如合伙企业未能实现上述收益，则由前海旗隆补足，且按年支付。《补充协议2》就国民投资的2亿元追加资金进行了补充约定，协议内容基本与《补充协议1》相同。两份补充协议主要是由前海旗隆对国民投资投入国泰旗兴的本金和每年5%的固定收益提供担保。依据《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的约定，国民技术2015年、2016年分别至少享有125万元、1991.78万元的固定收益，分别占国民技术2014年、2015年经审计净利润的12.32%、23.16%。显然国民技术未及时披露的两份协议属于利好消息，国民技术延迟公布利好消息的行为，属于诱空型虚假陈述，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规定应予赔偿的虚假陈述行为。其次，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非受涉案虚假陈述行为影响。国民技术未及时披露两份补充协议的行为并没有让投资者产生合理信赖从而成为影响投资决策。国民技术虽未披露《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但在2015年11月9日、2016年3月2日国民技术已披露过《合伙协议》《追加投资协议》，投资者在投资买入国民技术股票时已了解国民投资的5亿元一事。国民技术未披露的协议是对已经披露的协议内容的补充，未披露两份补充协议的行为不会增加投资者对国民技术股票的合理信赖并且诱使投资者追加对国民技术股票的投资，换而言之，投资者系基于对市场既有信息的研判继而作出投资决策，并非受未披露信息行为的影响而积极买入国民技术股票。投资者上诉称未及时披露的协议并非利好消息，相反会影响投资信心。本院认为该主张不符合本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最后，国民技术股价的下跌主要归结于失联事件而非证券虚假陈述行为。2015年11月27日至2017年11月28日期间，国民技术股票虽有下跌但走势与其所属的创业板指数的整体走势基本一致，跌幅还小于创业板指数跌幅。2017年11月29日，国民技术发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称前海旗隆、北京旗隆的相关人员失去联系，国民技术于2017年11月28日晚间已紧急安排向公安机关报案。国民技术股票于2017年11月29日起停牌，至2017年12月20日起复牌，复牌后出现大幅下跌。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1月5日期间，国民技术股票价格下跌。这主要归结于失联事件引起的公司自身的非系统风险因素，并非由涉案虚假陈述行为所导致。因此，一审判决对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处理正确。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查明事实程序违法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周娟、钟夏强、三联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931.95元、2090.83元、1568.09元，分别由周娟、钟夏强、深圳市三联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 旺审判员 肖 薇审判员 郑华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梁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