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瑞丽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3102民初1392号原告：王某，男，汉族，1992年3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现住瑞丽市。原告：王某某王**，男，汉族，1989年6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现住瑞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源，云南和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天翼，云南和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叶某某，男，汉族，1989年12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南安市，现住瑞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云南春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以宏，云南春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王某、王某某与被告叶某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王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源、张天翼，被告叶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陈以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王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将剩余的合伙直播销售翡翠所得1257665元支付给二原告；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2020年7月28日，原告王某、王某某当庭变更其第1项诉讼请求中“1257665元”为“1193849.41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10月2日，被告发布微信朋友圈招募玩物得志直播平台（以下简称“直播平台”）直播销售翡翠的合伙人，二原告有意与被告合伙，经原告王某某与被告通过微信电话协商，达成如下口头合伙协议：“鉴于二原告有直播销售翡翠的经验、技术、设备，经验，被告有直播平台账号资源。二原告（作为一方）与被告合伙方式为：二原告提供直播时所需要的手机、手机支架等直播设备，负责合伙直播销售翡翠的经营、管理（即直播售卖，用销售所得支付货主货款、员工工资、办公费等成本费用）；被告提供直播时所需要的直播平台账号资源，负责从直播平台提取合伙销售翡翠的销售所得并转款给二原告，再由二原告以瑞丽市赤璋追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追光公司”）的名义支付经营、管理成本费用。二原告（作为一方）与被告双方各承担合伙直播销售翡翠50%的风险、亏损，各享受合伙直播销售翡翠50%的收益、利润。追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原告王某某的妻子王梅梅，原告王某妻子黄茵茵是追光公司股东。达成上述口头合伙协议后，二原告与被告均按照约定的内容履行了口头合伙协议。具体履行情况：二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向直播平台申请开设了“臻品先生家”（2019年10月2日开设）、“圣域唐卡”（2019年10月20日开设）、“文恒翡翠蜜蜡”（2019年11月27日开设）三个直播平台店铺并提供了直播所需的手机、手机支架等直播设备；直播售出翡翠，收到被告转来的直播销售翡翠所得后，使用三个银行账户（具体信息为：1、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户名：叶某某，卡号：62×××72；2、中国银行账户，户名：叶某某，卡号：62×××07；3、云南省农村信用社，户名：叶某某，卡号：62×××75。以下简称“出纳账户”）以追光公司的名义支付了经营、管理成本费用。出纳账户的网上银行由二原告控制，出纳账户的实体银行卡由被告持有。被告提供了直播平台账号资源并使用三个银行账户（具体信息为：1、中国建设银行，户名：叶某某，卡号：62×××40；2、中国建设银行，户名：颜冰妮，卡号：62×××02；3、中国农业银行，户名：王建，卡号：62×××72。以下简称“提现账户”）从直播平台提取了合伙销售翡翠的销售所得并转到二原告实际控制的出纳账户，由二原告支付了经营、管理成本费用。合伙期间已支付的经营管理费用经二原告（作为一方）与被告双方确认后，由二原告以公司的名义支出。截止2019年11月25日，被告从直播平台提取的合伙销售翡翠所得为4774000元，直播销售翡翠已支出的经营、管理成本费用为4146264.89元，提现账户余额为567355元，出纳账户余额为60380.11元，总余额为627735.11元，故二原告与被告决定按口头合伙协议的约定分红560000元，二原告的分红金额为280000元（包含被告支付给申请人王某的妻子黄茵茵的用于刷单的款项余额107976元、被告通过支付宝四次向申请人王某某转款共计172024元），被告的分红金额为280000元。2019年11月27日，二原告计算出纳账户账目时发现分红后余额为67735.11元，应付未付成本为184948元，分红后的余额不足以支付经营管理成本费用，故二原告（作为一方）与被告双方共向出纳账户返还分红10万元（其中原告王某妻子黄茵茵返还25000元，原告王某某返还25000元，被告返还50000元），用于支付应付成本费用。2020年2月24日，被告不再将从提现账户提取的销售所得转到二原告管理使用的出纳账户，并修改了出纳账户银行卡密码，致使二原告无法继续控制出纳账户，无法继续支付经营管理成本。时至今日，被告累计从直播平台提取的合伙销售翡翠所得为10671426元。直播销售翡翠累计已支出的经营、管理成本费用为9477576.59元，其中包括被告从提现账户提取销售额转到出纳账户用于支出的金额为8883835.59元，被告与二原告其他支出的金额为593741元（8883835.59＋593741＝9477576.59）。故被告从直播平台提取的合伙销售翡翠所得余额为1193849.41元（10671426-9477576.59），现仍有未付的成本费用为1406510.36元。直播销售翡翠剩余资产为手机、插座、烧水壶等办公物品以及翡翠成品、翡翠毛料等库存货物。2020年5月18日，瑞丽市人民法院就张泓诉追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下发了（2020）云3102民初1226号《应诉通知书》、林志平诉追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下发了（2020）云3102民初1227号应诉通知书。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一、二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有口头合伙协议，实际也是按照口头合伙协议的约定（各承担50%亏损，各享受50%利润）履行各自的义务；二、二原告与被告合伙出资情况为：二原告提供了手机、手机支架等实物；被告提供了直播平台账号资源；二原告与被告均没有提供资金。三、经营、管理成本费用支付流程为：被告从直播平台提取合伙销售翡翠的销售所得并转到二原告实际控制的出纳账户，由二原告以追光公司名义支付经营、管理成本费用。四、被告拒不履行口头合伙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拒绝将从平台提取的销售所得转到出纳账户，并修改了出纳账户密码，二原告无法支付合伙期间应付未付的经营管理费用1406510.36元，导致张泓、林志平到瑞丽市人民法院起诉追光公司追讨货款。基于上述事实，法院应依法判令被告将其与二原告合伙直播销售翡翠所得1257665元支付给二原告，由二原告以追光公司的名义支付尚欠货款。口头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经营、管理成本费用支付流程为被告从直播平台提取合伙销售翡翠的销售所得并转到二原告实际控制的出纳账户，由二原告支付经营、管理成本费用。被告从直播平台提取的合伙销售翡翠所得余额为1193849.41元，应付未付的成本费用为1406510.36元，被告拒不履行口头合伙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拒绝将从平台提取的销售所得转到出纳账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被告应支付给二原告1257665元，由二原告支付应付未付成本费用。被告叶某某辩称，一、其与原告间不是合伙关系，是合作关系，理由如：2019年10月1日王某某看见其发朋友圈找直播合作，便与其联系，提出一起合作。经双方商议确定合作之后，王某某又邀约了王某参与合作事宜。2019年10月18日，王某、王某某分别以妻子黄茵茵和王梅梅的名义合伙设立了追光公司，王某担任该公司的监事、王某某为总经理。王某、王某某在起诉书中自认其二人以追光公司的名义支出与其合作期间的“经营、管理成本费”。2020年2月28日，王某、王某某以追光公司的名义在“玩物得志助理工作日志发送群”内发出《通告》明确了二人与其为合作关系，并非合伙关系。二、双方对合作分工约定如下：其负责提供“玩物得志ａｐｐ”的账号资源，将平台三个直播店铺账号交给王某、王某某管理使用，分别为臻品先生家（即1号店铺）、圣域唐卡（即2号店铺）、文恒翡翠蜜蜡（即3号店铺）三个直播店铺，同时负责将平台开展的相关活动对接到三个直播店铺。根据王某、王某某告知的核算成本费用（如货款、工资、主播提成、服务商佣金、办公用品等费用），将直播平台提现款中的部分款项转到由王某、王某某持有并管理的三个银行账户内（1号店铺使用账号为62×××72的农业银行卡、2号店铺使用账号为61×××07的中国银行卡、3号店铺使用账号为62×××75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卡）让王某、王某某用于支付成本费用。直播平台提现收入在扣除经双方核算无异议的应支付的成本费用后剩余款项由其保管。王某、王某某负责组建直播团队自找货源进行直播销售，负责发货、处理退换货、将退货款转入对应直播间的银行账户；核算合作期间的成本费用（如货款、工资、主播提成、服务商佣金、办公用品等费用）并如实告知其；在合作直播期间发生退货，且该货物的货款已支付给货主的，消费者退寄的货物直接寄给王某、王某某，王某、王某某收到消费者退回的货物后，将货物退还给已经收取货款的货主，该货主收到退货后，应当将已经收取的货款退还到对应直播间的银行账户。分配方式：直播平台提现收入在扣除经双方核算无异议的应支付的成本费用后剩下的利润按其50%、王某某50%分配（至于王某某与王某之间如何分配其并不清楚），每次分取合作收益都是经双方协商后直接从其保管的款项中支取。三、2019年10月2日至2019年12月5日，王某、王某某实际支付的货款比应当支付的货款多815119.75元。提现款项构成：平台提现总金额＝平台翡翠销售总额×85%（平台抽取15%的佣金）；平台翡翠销售总额＝平台提现总金额÷85%；平台翡翠销售总额＝货物成本（应付货主货款）÷45.454545%；货物成本（应付货主货款）＝平台翡翠销售总额×45.454545%。从开始合作到2019年12月7日，其从平台总共提现金额为5920645元。根据上述计算方式，在此期间王某、王某某在平台销售的翡翠总额为5920645÷0.85＝6965464.7元（平台翡翠销售总额＝平台提现总金额÷85%）；王某、王某某翡翠拿货成本价（即应付货款）为6965464.7元×45.454545%＝3166120（货物成本＝平台翡翠销售总额×45.454545%），但王某、王某某实际支付的货款为3981239.75元，超额支付货款815119.75元（3981239.75－3166120）。四、由于王某、王某某没有查清为何多付货款，为防止合作财产损失扩大，其暂停向王某、王某某转账。2019年12月7日，其发现王某、王某某实际支出的货款比应支出的货款多支付了80多万元，便在“玩物财务群”向王某、王某某反映该情况，并将货款收支计算方式发送到群里并询问王某、王某某“＠鲸落＠王晓我这样算对吗”，王某某在群里回复“对的”，认可了其收支计算方式。之后王某、王某某要求当时的财务尽快核对查找差额原因。王某向其解释多付货款产生差额的原因是王某、王某某把货退给货主后，应当退货款的货主没有把款退回来，包括货主刘洋和吴金莲等。其找到货主刘洋和吴金莲了解情况，得知王某、王某某的财务翁美婷两次跟刘洋私自收取了退货款共计6675元（分别是4755元、1920元）。之后货主吴金莲向其反映，翁美婷曾在2019年12月份分四次向其收取了退货款共计12173元（分别是12月6日收取9461元、12月17日收取了603元、12月20日收取了669元、12月26日收取了1440元）。两位货主均向其提交了退款给翁美婷的转账证据。由于翁美婷收取的上述款项均没有存到三个直播间使用的银行账户，其要求翁美婷将收取的退款退回，但至今未果。2020年1月20日，其向王某反映翁美婷存在私自向货主收取退货款的情况，并将相关证据发给王某，但他却并未在意，之后其又打电话给王某再次说明这件事情时，王某才表明已知情。直到2020年2月19日，由于王某、王某某超支货款问题一直没有查清，且翁美婷一直没有返还私自收取的退货款，为尽快查清多付货款是否被非法占用或挪用，其在“玩物财务群”里跟王某说“翁美婷过来了，就先报警立案”，之后王某却打电话给其让其去报警，其于2020年2月19日向瑞丽市姐告国门派出所报警。综上，由于王某、王某某对出现巨额货款支出不明怠于调查说明，其担心在这种情形下继续向王某、王某某转账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为防止合作损失继续扩大，无奈之下才暂停向王某、王某某转账。五、其了解的合作期间款项收支情况：其与王某、王某某合作开展直播期间总共从“玩物得志ａｐｐ”直播平台提现收入金额为10648912元（其中臻品先生家账号提现为6513000元；圣域唐卡账号提现3859645元；文恒翡翠蜜蜡账号提现276267元），除此之外，其与王某、王某某之间并没有其他合作收入。经核对银行流水，其向王某、王某某持有的前述三个银行账户共计转账8874367元（其中向1号店铺使用的账号为62×××72的农业银行卡转账5685996元；向2号店铺使用的账号为61×××07的中国银行卡转账2912204元；向3号店铺使用的账号为62×××75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卡转账276167元），其与王某、王某某在合作期间分取了合作款460000元。2020年1月16日，王某某单独向其预支30000元，该笔款项通过账号为61×××07的中国银行卡转到王某某妻子王梅梅账号为62×××75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020年1月26日，王某某单独向其预支50000，该笔款项通过现金交付给王某某。合作期间应当向货主支付的货款为5694605元，计算方式如下：平台提现总金额÷85%＝平台翡翠销售总额，10648912元（平台提现总金额）÷85%＝12528131.764705（平台翡翠销售总额），平台翡翠销售总额×45.454545%＝货物成本（应付货主货款），12528131.764705（平台翡翠销售总额）×45.454545%＝5694605元（货物成本／应付货主货款）。六、王某、王某某应当对提出合作期间的其他收入246421元与还未支出项金额1406510.36元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举证原则，王某、王某某应当对其提出在合作期间还有其他收入246421元承担举证责任。王某、王某某在合作期间的合作义务就是负责各项支出，因此对于支出项的相关证据负有举证责任且能够举证，二人应当对其提出已经支出的经营、管理成本费金额及未付成本费用金额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提交能够证实其他合作收入金额与未付支出金额属实的相关证据。综上，王某、王某某提出的诉求无证据证明，请求依法驳回其无理诉求。另，其实际支付的货款金额为6392312.4元，而根据提现金额计算应当付的货款为5694605元，故被告实际支付的货款比应付货款多付了697707.4元，但原告在合作期间没有勤勉尽职的履行自己的合作义务，最终原告出现了实际付款超过应当支付货款多达697707.4元。其对于多付货款没有责任，原告应将多付货款返还到合作的收益总额中，其保留多付货款追偿的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王某、王某某提交的其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被告叶某某提交的《直播间合作协议》复印件2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王某、王某某提交的证据为：1、通话录音光盘1张及通话录音笔录复印件1份、支付宝转账记录、原告王某妻子黄茵茵支付宝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各1份（当庭核对手机载体），欲证明被告与二原告（作为一方）有口头合伙协议，双方各自承担50%的亏损，享受50%的利润；叶某某向王某某转款172024元，黄茵茵通过支付宝向叶某某返还用于刷单的42024元，剩余13万元属于分红，双方履行也是按照口头合伙协议履行的，合伙期间已支付的经营管理费用经二原告与被告双方确认后，由二原告以追光公司名义支出；2、瑞丽市人民法院《传票》、《应诉通知书》复印件各2份，欲证明2020年5月18日，瑞丽市人民法院就张泓诉追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下发了（2020）云3102民初1226号《应诉通知书》；林志平诉追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下发了案号（2020）云3102民初1227号应诉通知书，货主张泓、林志平已就合伙期间原、被告欠其二人的货款约17万提起了诉讼；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1份，欲证明王某、王某某和叶某某合伙支出的每一笔款项都在微信群中经叶某某确认，确认方式为在支出下回复“1”；王某、王某某和叶某某是合伙经营，叶某某自称“老板”，并指导财务工作、人事工作、领导业务，并指示不给货主结算货款；4、《从“玩物得志”直播平台使用提现账户收入、其它收入明细表》、《2019.10.18-2020.02.27出纳账户（3张卡）收入、支出、余额汇总表》、《叶某某使用提现账户向原告使用的出纳账户转款明细表》、《叶某某使用提现账户的其它支出明细》、《账号62×××72农业卡支出明细》、《账号62×××07中行卡支出明细》、账号62×××75的农村信用社银行卡详细支出汇总表、《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国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账户流水明细表》；1号店“臻品先生家”货款凭证、2号店“圣域唐卡”货款凭证、3号店“文恒翡翠蜜蜡”货款凭证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王某、王某某和叶某某合伙期间已实现总收入为10917847元，已经完成的总支出为9589762.59元（8853997.59＋735765）元。应结余1328084.41元（10917847-9589762.59）；2019年10月18日-2020年2月27日合伙期间，王某、王某某控制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共支出成本5982143.28元、中国银行卡共支出成本2638364.21元、农村信用社卡共支出成本263328.1元；二原告与被告合伙期间，二原告支付的每一笔经营管理费用都与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相对应；二原告支付的货款费用与二原告与被告合伙期间共同向翡翠货主们开具的《送销货单》、《支付凭证》相对应；5、《应付未付成本费用汇总表》、姐告国门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及情况说明、“玩物得志”直播基地登记表、未支付送销货单、支付证明单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王某、王某某和叶某某合伙期间，应付未付的成本费用为1406510.36元，应付未付的货款为1036646.36元。《接处警登记表》及情况说明原件在姐告国门派出所，“玩物得志”直播基地登记表、未支付送销货单、支付证明单在“玩物得志”直播基地，《应付未付费用汇总表》系原告制作；6、支付宝转账截图复印件1份，欲证明王某妻子黄茵茵支付宝返还刷单余额42024元到叶某某账户;王某某、王某支付宝返还分红超出部分50000元到叶某某账户;追回员工大猫偷货款项至叶某某支付宝账户29700元；胡壮多结货款退回进账叶某某提现银行卡10822元；货主刘洋退回到会计翁美婷转账到叶某某提现银行卡26774元；王某、王某某和叶某某合伙期间，其他收入（不是通过平台提现的收入）为246421元。经质证，被告叶某某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通话实际发生在2020年2月份，并不是发生在2019年11月29日，证明在被告与翁美婷聊天过程中，虽然翁美婷多次对其进行诱导发问和故意曲解其意思，但其一直坚持自己只按口头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承担一半的责任，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与王某某之间是合伙关系；《通话录音笔录》第4页记载“叶总：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你们的账多付了八十几万出去，多付给了谁？”“翁美婷：叶总，没有八十几万，你要扣了库存的只有60万。”证明原告自认的确存在多付货款的情况，且多付了60多万的货款。对于支付宝转账记录及三张转账记录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只认可“合伙期间已支付的经营管理费用经二原告（作为一方）与被告双方确认后，由二原告以瑞丽市赤璋追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出”、“被告叶某某向原告王某某转款172024元，黄茵茵通过支付宝向被告叶某某返还用于刷单的42024元，剩余13万元属于分红”，但双方不是合伙，是合作。对“被告与二原告（作为一方），双方有口头合伙协议，双方各自承担50%的亏损，享受50%的利润；双方实际履行也是按照口头合伙协议履行的”的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认可，证据并不是张泓诉原被告，而是单独起诉原告的公司，被告不是该公司股东，且在诉讼法律文书中也没有将被告列作该案的诉讼参与人，故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在微信聊天截图里并没有完整反映票据核实情况。证据108页，其作为合作的一方有权了解合作项目的财务支出情况，且其在合作项目中负责根据原告提供的票据向原告转账用于支付货款，在本页“玩物财务群”的聊天记录也显示其仅根据原告提交的单据转账，其做的审批只是对票据形式的审核，对款项是否真实支付无法审核，也没有参与实际向货主付款的行为，并不存在指导财务工作的行为。证据109页聊天记录里的“老板”称呼只是一个代名词，在瑞丽自己做事的商人之间相互称呼“老板”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并不能证明其是“合伙人”；109页背面左下的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原告与其在没有进行利润结算的情况下提前预支分取了合作收益款。证据110页左上的聊天记录截图（第三行）显示2019年12月28日，其已发现原告多付货款的情况。右上的聊天记录截图（第三行）显示其因原告存在多付货款的情况后，被告向律师进行咨询后在群聊中将咨询结果告诉原告，证明原告确实存在多付货款的情况。证据111页右下的聊天记录截图（第一行、第三段）显示被告并不知道实际真实应当支付的货款，而是需要根据原告给的数字来确定；原告的会计翁美婷在群聊中承认合作过程中存在退货的情况。证据第112页上方两张聊天记录截图只能证明被告与原告曾经对主播工资提点的事情进行过讨论。下方一张截图证明其提出的按提现款推算销售款的方式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因此三张截图无法证明被告计算方式错误。证据113页到117页的聊天截图无法证明被告存在领导财务工作，从全部聊天记录可见，其与财务人员的对话都是询问财务应当向原告转多少钱用于合作开支，财务发错群聊、财务人员记账有误进行提醒等与自己合作责任相关的事宜，并非是领导财务工作，而是履行合作义务。证据114页右上（第二段）、右下（第三段），背面左上（第五段）、右上（第一段），证据115页左下（前三段）、右下（第一段）都证明其根据原告财务的要求进行转账，转账的金额由原告财务进行核算后告知其，其实际并不参与核算。证据114页背面左下第一段证明原告的财务要求被告“扣下一”（回复数字一）表示核对单据，所以其回复数字一并不是对每一单据进行实质审查而只是进行形式回复。证据117页右上（第三、四、五段）证明合作期间货主冯超强返还退货款到一号店账户后，其收到银行提示信息并将信息发送到“玩物财务群”告知原告收到退货款的事实。对证据4中原告自行制作用于统计的表格，不具备民事诉讼法证据要件的规定，但说明：《从“玩物得志”平台提现明细表》不认可，证据形式不合法，不具证据的形式要件；内容不真实，以下款项不属于其他收入：该明细表第21项，2019年10月28日，1号农行转入叶某某账户15000元，该笔费用是原被告合作之后，原告王某某的管理人员李龙俊向其预支款项，其用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合作有收益后其垫付的款项由提现款进行报销，属于报销项目，并不是除了提现款以外的其他收入。该明细表第65、66项，2019年11月19日，王某妻子黄茵茵支付宝返还刷单余额到叶某某账户，22024元、20000元。2019年11月7日、11月13日其分两次从提现账户向王某妻子黄茵茵转账15万元用于刷单，刷单后黄茵茵将剩余的部分刷单款项返回其账户，该过程并没有增加合作收入，因此该款项不能作为除提现款之外的其他收入。该明细表第78、79、80项，王某妻子黄茵茵支付宝返还分红超出部分25000元、王某某支付宝返还分红超出部分25000元、其支付宝返还分红超出部分50000元，以上三笔款项均是从被告提现账户转出用于预支分取合作款，之后由于提现款不够支付货款，王某某方和叶某某分别向提现账户返还的款项，该过程并没有增加合作收入，因此不能作为除提现款之外的其他收入。明细表第91项，胡壮多结货款退回进账叶某某提现银行10822元，胡壮的货款是从总提现款中支出的项目，由于货主胡壮多收取了货款而退还到提现帐10822元，该退还款项的过程并没有增加合作收入，因此该款项不能作为除提现款之外的其他收入。明细表第87项，追回员工大猫偷货款项进叶某某支付宝账户29700元，该笔款项并不属于其他收入，员工大猫偷走货物后，最后按货物向货主实际支付的拿货价进行返还，员工大猫并没有返还超过成本的金额，且该费用已由其转入一号店铺对应的银行账户（详见原告提交的证据第165页背面标注为第634笔的款项）。明细表第98项，货主刘洋退回到会计翁美婷账户转到叶某某提现银行26774元，该笔款项是从提现账户向货主刘洋支付货款后，原告将退货返还给刘洋后，刘洋根据退还的货将退货款返还给原、被告，该款项由原告的会计翁美婷收取后转给其，其收到翁美婷转的该笔退货款后于2019年1月20日已经将26774元转到一号店对应的农行账户（62×××72，详见原告提交的证据第178页背面标注为第1144笔的款项）。明细表第115项，2020年1月1日，3号店农村信用社转入叶某某提现账户22101元，该笔款项不属于收入项，2019年12月28日其告知原告财务3号店（对应账户为尾号为5875农村信用社卡）需要向第三方支付佣金22101元，原告财务了解情况后，一直没有向第三方支付佣金，于是其于2019年12月31日通过提现账户（即尾号为2840的建行卡）向第三方垫付了三号店应支付的22101元佣金。因此，2020年1月1日，原告从3号店（对应账户为尾号为5875农村信用社卡）向被告提现账户转入的22101元，并没有增加合作收入，不属于收入项。明细表第125项，2020年1月16日，3号店销售苗总转入15159元，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3号店从2019年11月27日开始营业直播，到2019年12月27日停止直播，实际开播时间只是1个月。2019年12月27日王某某团队在3号店停播以后，3号直播间就由叶某某和龙辉重新进行合作开播，因此2020年1月16日转入叶某某账户3号店的销售款15159元，与王某某和其的合作没有关系，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综上，在合作期间没有任何其他合作收入。对《出纳账户（3张卡）收入、支出、余额汇总表》部分内容真实性不认可，对合法性、证明内容不认可，认可真实性的部分为：三个店铺已支出的货款金额合计为6342647.4元；被告向1号店尾号为7672的农行卡账户转入的胡壮多结货款退回进账叶某某提现银行10822元、货主刘洋退回到会计翁美婷账转到叶某某提现银行26774元、追回员工大猫偷货款项进叶某某支付宝账户的29700元的三笔款项，在该表中均没有被计入；该表中统计的三张出纳账户共计支出为8853997.59元，但在三份支出汇总表合计的三张出纳账户共计支出额为8883835.59元，原告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支出中没有计入王某某向其预支的30000元，不符合实际。对《提现账户向出纳账户转款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内容不认可，其从提现账户向出纳账户共计转账以银行转账明细为准，共计转入金额为8874367元（其中有三笔分别为50000、50000、10822元是由提现账户转入被告建行尾号为4106的个人账户，再由该账户转入1号店使用的尾号为7672的农行账户）。对《叶某某直接支出明细表》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证明内容不认可，原告在该《明细表》中记录的被告支出的每一笔款项数额正确，但漏记了两笔支出，分别是王某某于2020年2月26日向被告预支的现金人民币50000元，以及被告于2020年3月6日向“苗总”垫付的佣金100000元。对农行、中行、农村信用社三个账户《详细支出汇总表》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内容不认可，该三份《银行详细支出汇总表》统计的三张出纳账户的合计支出为8883835.59元，与《出纳账户（3张卡）收入、支出、余额汇总表》统计的三张出纳账户支出金额不一致，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且三份证据的形式不合法，三个银行账户的实际支出应当以银行流水明细为准。对《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国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账户流水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被告以自己名义开设了三个银行账户，该三个账户由原告持有，且仅仅用于支付合作期间产生的货款、运费、工资、佣金、办公用品等费用，并没有分红支出；被告向三个银行账户打款共计8874367元；银行流水中的货款和大额运费证明二原告负责自找货源并与货主结算货款（其中刘洋、吴金莲是向二原告供货的货主），且销售的翡翠由原告负责邮寄及退货等；三个银行账户收到退货款的情况；翁美婷向刘洋、吴金莲收取的退货款没有存入这三个账户。对1号店、2号店、3号店货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5中《应付未付费用汇总表》、未支付送销货单、支付证明单中确认应当支付给苗总佣金288727元认可，对其他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认可，原告提交的《应付未付费用汇总表》不具备证据要件，仅系原告对后续证据的说明和整理，理由：认可应当支付给“苗总”佣金288727元，但其中的10万元已由被告于2020年3月6日支付给苗总，剩余188727元佣金还未支付；未支付送销货单、支付证明单没有经过其确认，且其向原告支付的货款已超出应付货款648042.4元，无需再向原告支付任何货款；未付货款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法核实；《应付未付费用汇总表》系原告自己制作的，形式不合法；《玩物得志基地登记表》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国门派出所报警记录》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6的三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证据中转给叶某某的款项均不是合伙期间除提现以外的其他收入，质证意见同第12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后两组支付宝账户截图显示的三笔款项，其已转到1号店对应的尾号为7672的农行卡账户，其中员工大猫偷货款，详见原告提交的证据第165页背面标注为第634笔的款项；胡壮多结货款，详见原告提交的证据第167页背面标注为第690笔的款项；货主刘洋的退货款，详见原告提交的证据第178页背面标注为第1144笔的款项。叶某某、王某某共同退还的10万元分红款，详见原告提交的证据第165页背面标注为第614、615笔的款项。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3、4中《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国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账户流水明细表》；1号店“臻品先生家”货款凭证、2号店“圣域唐卡”货款凭证、3号店“文恒翡翠蜜蜡”货款凭证、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告叶某某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证据4中《叶某某使用提现账户的其它支出明细》的真实性，被告叶某某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4中《从“玩物得志”直播平台使用提现账户收入、其它收入明细表》、《叶某某使用提现账户向原告使用的出纳账户转款明细表》、《账号62×××72农业卡支出明细》、《账号62×××07中行卡支出明细》、《账号62×××75的农村信用社银行卡详细支出汇总表》，被告叶某某不认可，因该系原告王某、王某某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对《2019.10.18-2020.02.27出纳账户（3张卡）收入、支出、余额汇总表》中被告叶某某认可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对其不认可的部分，因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5中《应付未付成本费用汇总表》、未支付送销货单、支付证明单中确认应当支付给苗总佣金288727元，被告叶某某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对《应付未付成本费用汇总表》其余部分，被告叶某某不认可，因该系原告王某、王某某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对姐告国门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玩物得志”直播基地登记表及其余的未支付送销货单、支付证明单，被告叶某某不认可，因该系复印件，原告王某、王某某未提交原件核对，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叶某某提交的证据为：1、追光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玩物得志助理工作日志发送群”微信聊天记录（关于发出《通告》）、发《通告》人员微信用户信息和王某微信用户信息、《通告》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确定原、被告两方合作之后，二原告于2019年10月18日合伙在瑞丽成立了追光公司（股东为原告王某某妻子王梅梅和王某妻子黄茵茵）；2020年2月28日两原告以追光公司的名义在“玩物得志助理工作日志发送群”内发出《通告》明确两原告与其之间为合作关系，并非合伙关系；原告在《通告》中的被告“自2020年开始就拒不支付履行结算事宜”的陈述及合作收入金额与客观事实不符；2、账号为62×××72的《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账号为61×××07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2019年10月13日—2020年4月25日）、账号为62×××75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流水明细表》（2019年11月27日—2020年2月27日）打印件各1份，欲证明被告以自己名义开设了三个银行账户，该三个账户由原告持有，且仅用于支付合作期间产生的货款、运费、工资、佣金、办公用品等费用，并没有分红支出；被告向三个银行账户打款共计8874367元；银行流水中的货款和大额运费证明二原告负责自找货源并与货主结算货款（其中刘洋、吴金莲是向二原告供货的货主），且销售的翡翠由原告负责邮寄及退货等；三个银行账户收到退货款的情况；翁美婷向刘洋、吴金莲收取的退货款没有存入这三个账户；2020年1月16日，王某某单独向被告预支3万元，该笔款项通过中行转到王某某妻子王梅梅的建行账户，转款明细详见中国银行流水清单；3、与翁美婷微信聊天截图（告知被告转货款）、玩物财务群微信聊天截图（关于要求被告转货款）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被告都是在原告核算出需要支出的成本金额后，在原告工作人员要求下根据核算结果向原告转账，并不是每次提现后都要把全部提现款转给原告；4、直播平台导出的“臻品先生家”2019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退货订单明细、张有宜与被告的微信聊天截图、《货物明细表》截图、玩物财务群微信聊天截图（关于货主冯超强将退货款退回到1号直播间使用的农行卡）复印件各1份（当庭核对手机载体），欲证明货主的退货款应当退回到与直播间对应的银行账户；平台为“臻品先生家”的直播账号从2019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共有4137单退货，退款金额为6271472.81元，但退款到对应银行卡的货款与实际退款数有巨大差距。只有2019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的数据系因三个直播间被平台暂停营业，所以其他的退货数据没有办法导出，只有上述期间1号店的退货表；5、玩物财务群的聊天记录截图（关于多付货款）、翁美婷关于承认多付货款的聊天记录复印件各1份（当庭核对手机原始载体退还），欲证明从开始合作到2019年12月5日，其从平台总共提现金额为5920645元，二原告实际支付的货款为3981239.75元，多付货款815119.75元；被告在“玩物财务群”里向二原告反映该情况，并将货款收支计算方式发送到群里并询问二原告“＠鲸落＠王晓我这样算对吗”，原告王某某在群里回复“对的”认可了被告的收支计算方式；原告在合作期间存在多付货款的情况，具有客观事实加以佐证，多付货款的行为损害了合作双方的利益，原告在合作期间的义务是组织直播团队自己找货源在平台销售，多付货款违背了原告的合作义务，该合作义务是原告在其起诉状中自认的义务；6、货主刘洋的微信个人信息截图、货主刘洋向被告提供翁美婷私自收取退货款的聊天记录截图、货主刘洋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转账截图、货主吴金莲的微信个人信息截图、吴金莲向被告提供翁美婷私自收取退货款的聊天记录截图、吴金莲给翁美婷转账截图复印件各1份（当庭核对手机载体），欲证明翁美婷两次跟刘洋私自收取退货款共计6675元（4755元、1920元）。翁美婷曾在2019年12月份分四次向吴金莲收取退货款共计12173元（12月6日收取9461元、12月17日收取603元、12月20日收取669元、12月26日收取1440元）；7、1号、3号店翡翠界面群聊天记录复印件2份、玩物财务群聊天记录复印件1份、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一份复印件1份（当庭核对手机载体），欲证明2019年10月28日，1号农行转入叶某某账户15000元是合作之后王某某的管理人员李龙俊向其预支款项，其用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合作有收益后用提现款进行报销，属报销项目，并非除提现款以外的其他收入；2019年12月28日被告告知原告财务3号店（对应账户为尾号为5875农村信用社卡）需向第三方支付佣金22101元，原告财务了解情况后，一直没有向第三方支付佣金。其遂于2019年12月31日通过提现账户（即尾号为2840的建行卡）向第三方垫付了三号店应支付的22101元佣金。因此，2020年1月1日原告从3号店（对应账户尾号为5875的农村信用社卡）向被告提现账户转入的22101元并没有增加合作收入，不属收入项；8、被告与货主刘洋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1份（当庭核对手机载体），欲证明货主刘洋通过微信告诉被告其向原告支付退货款时，需与原告在货物清单进行核对退给原告的退货款金额。但被告请求法院责令原告提交收取退货款的证据后，原告并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明收取退货款的证据，隐瞒事实；9、被告与王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1份，欲证明2020年2月26日，王某某向被告预支50000元，其于当天将50000元预支款现金交给了王某某；10、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复印件2份（当庭核对其转账给李昭琪的手机原始载体），欲证明2020年3月6日，被告从提现账户向“苗总”垫付了10万元佣金，李昭琪转给苗祥锋的银行回单系李昭琪发给被告的，无法提供手机原件核对；11、叶某某微信朋友圈截图复印件1份（当庭核对手机载体），欲证明被告一开始要找的就是合作对象，原被告之间一开始就是合作经营直播平台。经质证，原告王某、王某某对证据1的三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二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二原告（作为一方）与被告双方各承担50%亏损，各享受50%的收益；货款、人员工资、物流费用、运营费用等相关支出费用由直播间经营收入共同支出。对证据2的三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二原告与被告合伙期间，第一次分红金额为560000元，被告按照口头合伙协议的约定即二原告（作为一方）与被告双方各承担50%亏损，各享受50%的收益，被告向二原告支付了280000元的分红，分红后出纳卡余额不足以支付应付未付成本费用，双方各自通过支付宝的方式向出纳卡返还了50000元，双方实际分红金额为460000元;被告使用提现卡向二原告使用的出纳卡实际转款的金额为8707071元；翁美婷向货主刘洋、吴金莲收取的退货款已经存入三张出纳卡。对证据3的三性认可，证明内容不认可，二原告与被告合伙关系存续期间，财务工作由被告主持、领导，而并非被告所述的在原告工作人员要求下转账。对证据4中退货订单明细不认可，被告提交的退货订单明细不符合证据要件，可能是被告自己整理的，对真实性不认可；对张有宜与被告的微信聊天截图、《货物明细表》截图、玩物财务群微信聊天截图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证明内容不认可，对于退货的真实金额，应以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货主的退货款不是当然退到与直播间相对应的出纳卡。买家发起退货、退款售后处理的一般流程为：第一部分买家收到后货物后不满意货品发起退货、退款要求；买家寄回货物到直播间，直播平台向买家退款；直播间向货主退货，货主向直播间退款。货主收到货款之日起15天后就视为货物已售出（即15天内退货，货主退货款；超过15天货主不退货款），货主不再向直播间退货款、直播间也不向货主退货，剩余货物变为库存，这部分货物不存在货主退货款。第二部分是刷单部分，为完成平台销售任务，作为经营者需要自己去完成实际交易的流程，因为平台真实成交会有扣点，也就是提成，所以刷单会选择退款，这部分钱直接从平台退给刷单人，不产生提成。第一部分退款被告举证的退款金额实际上并没有到共同管理的所有的银行账户上，这一部分钱在买家支付后，实际在平台上，客户确定交易后才会由平台转到直播间账户，再由二原告提现到相应的卡。如果客户在平台上点击退货退款，实际上相应的款项是由平台直接退给买家，此款项并不打到银行账户，也不存在此退款金额差异巨大的问题。对证据5不认可，二原告实际支出的货款为二原告及被告在微信群内认可的实际支出额，不存在多付货款的情况，因为被告已经确认过；被告的收支计算方式只是理论上的估算方式，而实际收支金额要以实际发生的为准，不能以理论估算的金额为准。对证据6不认可，刘洋的退货款已转到农行出纳卡，在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有该笔流水记录。对证据7不认可，原告只是将合伙期间提现卡的流水中除从平台提现的收入以外的收入流水计入其他收入，而不是将该其他收入视为真实的收入；被告向第三方支付佣金22101元未经原告确认，原告不认可；被告称其只是在原告工作人员的要求下，根据核算金额转账给原告，该组证据与被告上述陈述前后矛盾。该证明在原被告合伙事务中，被告主持、领导财务工作。对证据8不认可，货主刘洋的退款没有退回到出纳账户，故原告无法提交收到退款的记录。被告提交的证据中的所谓“结算表”只是货主刘洋单方面拟制的汇总表，并没有原告的确认签字或盖章。且处理货主退货款事宜的人是经原被告双方同意聘用的财务翁美婷，翁美婷收到货款后确有部分没退回到出纳账户，但翁美婷收款后未将多付的货款退回到出纳账户是其个人的行为，属于其他法律关系，应另行处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内容不认可，2020年2月10日，被告在财务群中说要拿出40万元分红，但并未实际分红。2020年2月26日，由于原告王某某妻子王梅梅面临生小孩，急需用钱，便提出向被告拿5万元来用，原告收到了被告支付的5万元现金。但上述事实与本案无关，属于原告王某某与被告之间的个人借款行为。对证据10不认可，正是因为从2020年2月24日起，被告不再向原告支付提现款，才导致原告无法支付管理费用（包括佣金），故不存在被告垫付佣金的说法；被告向苗总支付佣金100000元未经过原告确认，原告不认可；被告称其只是在原告工作人员的要求下，根据核算金额转账给原告，与被告上述陈述前后矛盾。该也恰恰证明在原被告合伙事务中，被告主持、领导财务工作。对证据8、10认为，被告伪造过聊天记录；电子回单不是与原告发生的，不认可真实性，苗祥锋、李昭琪与叶某某之间有个人借款，不清楚被告是否归还过。按原、被告间对合伙的约定，佣金应当由原告支出，而不是由被告支出。对证据11的三性认可，但合伙是合作的一种，双方最后建立的是合伙关系。本院认为，对于被告叶某某提交的证据1、2、3、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告王某、王某某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5、7、8，经与手机原始载体核对，内容真实，原告王某、王某某不认可，但未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4中退货订单明细，原告王某、王某某不认可，因无原件核对，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4中张有宜与被告的微信聊天截图、《货物明细表》截图、玩物财务群微信聊天截图、证据9的真实性，原告王某、王某某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6中货主刘洋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转账截图，原告王某、王某某不认可，因无原件核对，本院不予采信；对其余证据，经与手机原始载体核对，内容真实，原告王某、王某某不认可，但未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10的真实性，结合《直播间合作协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9月28日，叶某某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流量大号，寻求主播团队合作”。王某某看到该微信朋友圈信息后与叶某某联系，经协商，二人口头约定：由叶某某提供“玩物得志”平台直播账号资源，王某某提供直播销售翡翠的经验、技术、设备，双方风险、利润各占50%。达成协议后，双方于2019年10月2日开始做直播销售翡翠，之后王某作为王某某一方共占50%参与合作。在此期间，王某、王某某管理使用该平台的三个直播账号“臻品先生家”、“圣域唐卡”、“文恒翡翠蜜蜡”，并垫款购买了直播所用的手机、手机支架等直播设备。王某、王某某购买直播设备所垫的费用已用经营所得支付。在双方核算后，叶某某通过三个银行账户（户名：叶某某，账号为62×××40的中国建设银行卡；户名：颜冰妮，账号为62×××02的中国建设银行卡；户名：王建，账号为62×××72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从直播平台提取直播平台销售款，并将部分款项提现到叶某某名下的三个银行账户（账号为62×××72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为62×××07的中国银行账户、账号为62×××75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由王某、王某某管理三个银行账户用于支付经营管理费用。后双方发生纠纷，叶某某更改了其名下账号为62×××72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密码，从平台提现的营业收入均由叶某某持有。另查明，2019年10月18日，王某、王某某分别以黄茵茵、王梅梅名义设立了追光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梅梅，股东为黄茵茵、王梅梅。王某、王某某与叶某某直播期间的经营费用在经过双方确认后，由王某、王某某以追光公司名义支出。双方进行过分红，后经协商，王某、王某某分别返还了分红2.5万元、叶某某返还了分红5万元。2020年1月16日，叶某某通过账号为61×××07的中国银行卡转到王某某妻子王梅梅账号为62×××75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3万元预支款，王某某认可。王某、王某某、叶某某认可平台翡翠销售总额不包括刷单销售额，平台刷单的货款会在向平台申请后进行全部退款；案涉三个直播平台已由苗祥锋收回。除争议的营业收入外，双方合作期间剩余的其他财产还有直播设备、办公用品、玉石等。庭审中，王某、王某某表示双方2020年2月25日左右就不一起做直播了，叶某某表示双方于2020年2月5日后就没有一起做直播了，王某、王某某、叶某某均不主张解除双方间的合同关系。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及证据交换的情况，在征求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原告王某、王某某与被告叶某某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二）被告叶某某应否向原告王某、王某某支付营业收入，金额如何确定。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王某、王某某与被告叶某某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从现有证据材料和查明的事实看，原告王某某与被告叶某某达成口头协议共同直播销售翡翠，原告王某某提供直播销售翡翠的经验、技术、设备，被告叶某某提供直播账号资源，双方风险、利润各占50%，之后原告王某加入原告王某某，与叶某某共同做直播销售翡翠，双方风险、利润为原告王某、王某某占50%，叶某某占50%。合作期间，由被告叶某某将平台经营收入提现后转至原告王某、王某某管理的被告叶某某名下的三个银行账户，对于经营费用在双方确认后由被告叶某某提现转入原告王某、王某某管理的银行账户进行支出，期间双方亦按50%的比例进行过分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和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的规定，原告王某、王某某与被告叶某某达成的口头约定及合作直播销售翡翠期间的实际履行情况，均体现了合伙合同所具有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的特点，故原告王某、王某某与被告叶某某间系合伙关系，双方间的口头合伙合同成立并生效，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被告叶某某主张双方间系合作而非合伙，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被告叶某某应否向原告王某、王某某支付营业收入，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的规定，由被告叶某某持有的直播销售翡翠经营收入系合伙财产，为合伙各方共同共有。庭审中，原告王某、王某某表示双方已于2020年2月25日停止直播合作，被告叶某某则表示已于2020年2月5日停止直播合作，且被告叶某某现已不再享有案涉直播账户资源，双方已实际停止合伙。经释明，原告王某、王某某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主张解除合伙关系，被告叶某某亦不主张在本案中解除合伙关系。本院认为，双方均不主张解除合伙关系，原告王某、王某某也不主张对双方合伙财产及合伙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仅要求被告叶某某将其持有的直播销售翡翠经营收入支付给其，但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双方在合伙期间对此有约定，其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王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119元，由原告王某、王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严淑云审 判 员  黄国倩人民陪审员  王 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康宁娜书记员翁美丽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