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辖终1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金林嘉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琉璃乡琉璃村**成仁公路旁二公里处。法定代表人：罗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萍萍，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碧贵，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西藏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路金凯新能源大厦****。法定代表人：刘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国，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欣珂，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支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负责人：高峰，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婷婷，女，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支行员工。上诉人成都金林嘉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林置业）与被上诉人西藏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投资）及原审第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支行（以下简称成都平安银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京04民初512号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中信投资诉称，1.判令金林置业向中信投资返还借款本金384000000元；2.判令金林置业向中信投资支付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93018641.33元（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5%从每笔借款发放之日起计算至借款到期之日止，减去金林置业已偿还利息）；3.判令金林置业向中信投资支付逾期借款本金的罚息（以逾期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8.75%，从借款本金逾期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27日为139200000元）；4.判令金林置业向中信投资支付逾期未偿还利息的复利（以逾期未偿还利息，按照年利率18.75%，从利息逾期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27日为33719576.62元）；5.判令金林置业向中信投资支付中信投资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等（以实际发生的为准）；6.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金林置业负担；7.判令中信投资有权以金林置业名下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经天路一号、面积为6615.26平方米的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XXXX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行使抵押权，有权就前述抵押物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在上述第1至6项诉讼请求的范围内优先受偿。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24日，中信投资（作为委托贷款人）与金林置业以及第三人（作为受托贷款人）成都平安银行签订了平银蓉二委贷字20160624第001号《委托贷款合同》，其中第1.1条至1.5条约定，贷款金额为3.9亿元，贷款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实际贷款金额和起止日期在合同约定范围内以借款借据为准。贷款利率执行固定年利率12.5%，并按照借款的实际天数计息，人民币日利率=年利率/360，到期一并还本付息。《委托贷款合同》第7.5条约定：“乙方（即金林置业）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甲方（即成都平安银行）从逾期之日起对逾期金额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加50%计收罚息；……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第7.6条约定：“乙方（即金林置业）承担甲方（即成都平安银行）和丙方（即中信投资）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过户费、差旅费）”。第10.5条约定：“合同三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由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本合同签署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2016年9月7日签订的平银蓉二委贷补字20160820第001号《委托贷款补充协议》，贷款期限自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委托贷款合同》第1.7条约定：“丙方（即中信投资）委托甲方（即成都平安银行）以自身名义签订担保合同。担保需要办理登记的，经成都平安银行同意，成都平安银行代为办理担保登记手续。”第1.8条约定：“即使担保合同以甲方（即成都平安银行）名义订立，即使担保登记将甲方（即成都平安银行）作为担保权益人，甲方（即成都平安银行）均仅作为代理人……担保权益及其相关责任、风险均归属丙方（即中信投资）。”为担保《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债权的实现，2016年9月22日，成都平安银行与金林置业签订了平银蓉二额抵字20160820第001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金林置业将其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经天路**、面积为7878.03平方米的成国用（2013）第15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给成都平安银行。抵押担保的范围为《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此后，成都平安银行与金林置业签订了平银蓉二额抵补字20170209第001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将抵押物由“7878.03平方米的成国用（2013）第15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为“6615.26平方米的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XXXX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7年3月，金林置业与成都平安银行按照上述约定，就川（2017）成都市不动产权第XXXX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了抵押登记。中信投资通过成都平安银行于2016年7月1日、2016年7月15日、2017年2月7日分别向金林置业发放贷款340000000元、4000000元、40000000元，累计发放贷款3.84亿元。中信投资曾于2018年6月至2020年3月多次向金林置业发出催款通知。但截至目前，金林置业仅于2018年7月1日、2018年8月15日、2018年9月21日分别偿还利息1345619.38元、13396.32元、120.74元。除此之外，中信投资并未收到金林置业支付的任何款项。《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收取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支付利息。”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担保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第五十三条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金林置业自2018年7月1日贷款期限到期至今，未履行其合同项下的归还本金、支付利息、罚息、复利等义务，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请求法院支持中信投资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中信投资的合法权益。金林置业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24日，中信投资作为委托贷款人，与成都平安银行、金林置业签署了合同编号为平银蓉二委贷字20160624第001号的《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委托贷款金额为3.9亿元，实际发放贷款3.84亿元，约定管辖地为“合同签署地”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年9月22日，成都平安银行与金林置业签署《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平银蓉二额抵字20160820第001号），约定以金林置业所有成国用（2013）第15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7878.03平方米的）用于担保上述3.84亿元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违约金等相关费用。该合同约定争议管辖地为甲方（成都平安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成都平安银行所在地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99号新天府国际中心B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中信投资既依据《委托贷款合同》起诉要求金林置业偿还本金及利息费用，又依据《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要求对抵押物实现优先受偿权，而前者约定管辖地为北京市西城区，后者约定管辖地为成都市高新区。可见，其诉请依据的管辖约定相互冲突，属于管辖约定不明的情形，本案应仍然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告金林置业所在地为成都市锦江区，合同履行地即货币接受方成都平安银行的所在地为成都市高新区，故考虑级别管辖后，本案应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中信投资、金林置业与成都平安银行之间基于委托贷款合同关系及相应担保关系而发生的纠纷。证据显示，三方当事人于2016年6月24日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第10.5条约定，合同三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本合同签署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后当事人共同签订的《委托贷款补充协议》未改变争议解决方式。此外，本案所涉由成都平安银行与金林置业于2016年9月22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第9.5条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即成都平安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后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补充协议》未改变争议解决方式。根据上述事实，本案所涉两份合同中关于争议管辖法院约定不一致，故应先审核判断确定本案管辖的合同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中约定担保范围为本案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因此本案中《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签订目的系为《委托贷款合同》提供担保，属于《委托贷款合同》的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故依据上述规定，本案中应当依据《委托贷款合同》的约定确定案件管辖法院。如前所述，《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发生争议由合同签署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注意到，《委托贷款合同》三方当事人住所地或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或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均与北京市无关，本案中仅有合同载明的签订地与北京市相关。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反复向中信投资核实合同签订情况，中信投资回复称“三方通过面签方式签署委托贷款合同，签约日期均为6月24日”，但因该公司人员流动较大，“经办负责人已离职，目前无法准确核实具体签约地点”。此外，中信投资还向一审法院表示，“已向成都平安银行尽力核实委托贷款合同具体签约情况，但无法联系到当时银行经办人，成都平安银行回复表示其无法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假如中信投资所述三方通过面签方式签署涉案委托贷款合同一节属实，根据一审法院对银行印章管理制度的常识认知，有充分理由怀疑当事人在《委托贷款合同》中杜撰了合同签署地，该合同并非真实在北京市西城区签署。因此，《委托贷款合同》第10.5条关于争议解决管辖法院的约定，并不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之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前半段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该规定强制拟制了合同签订地，故依据该规定无论北京市西城区是否为涉案《委托贷款合同》的真实签订地点，一审法院均必须认定该地为合同签订地。综合以上分析，最终结论为本案应以北京市西城区为连接点，结合级别管辖最终判断管辖法院。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18年修订）》，一审法院按照现有级别管辖规定受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第一审民事案件。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一审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上限为50亿元。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5000万元但不足50亿元，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一审法院对金林置业关于案件管辖权的异议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金林置业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金林置业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裁定将本案移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事实和理由：1.本案约定管辖地“北京西城区”并非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本案当事人，涉案合同的签署、形成、履行均与北京市西城区无关，该约定管辖无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2.在约定管辖无效的情形下，应由被告所在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结合级别管辖规定，本案应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3.中信投资提出诉请中所涉及合同约定的管辖地不一致，应当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约定管辖地作为本案管辖地。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系中信投资依据《委托贷款合同》，以金林置业为被告，成都平安银行为第三人诉至一审法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中约定担保范围为本案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签订目的系为《委托贷款合同》提供担保，属于《委托贷款合同》的从合同，依据前述规定，本案应当依据《委托贷款合同》确定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三方当事人于2016年6月24日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第10.5条约定，合同三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本合同签署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后当事人共同签订的《委托贷款补充协议》未改变争议解决方式。上述协议管辖条款未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相关规定，属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以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为准，体现了约定优先和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符合合同法的自愿原则。合同是当事人协议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签订地作为与合同有密切联系的连结点，既然双方当事人约定了合同签订地条款，该条款就应当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委托贷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签订合同时确定的管辖连接点（合同签订地北京西城区）应得到尊重。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另根据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一审法院按照现有级别管辖规定集中审理本市辖区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第一审民事案件，北京市西城区属于本市辖区，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5000万元但不足50亿元，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综上，上诉人金林置业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诉人成都金林嘉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史晓亮审 判 员 谷 升审 判 员 曹玉乾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范 琳书 记 员 张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