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342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静，女，1966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26。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泉泓，广东百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苏某1，女，2006年6月3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上海市**************，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15*****（3）。法定代理人：江某，女，1973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公民身份号码：310************829，系苏某1的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焱，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苏烨，男，193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公民身份号码：310************055。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苏祺，女，1994年10月28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12*****（3）。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M0******1。上诉人李静、苏某1因与被上诉人苏烨、苏祺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2民初16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位于珠海市香洲区石花东路*号*栋*单元*房（权证号码：粤房地证字第C6*****1）的所有权为李静所有，苏烨、苏祺、苏某1协助李静办理该房产权过户手续；2.判令苏烨、苏祺、苏某1承担一审、二审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为李静所有。1.一审法院以涉案房屋登记在案外人苏某2名下，并认定了其支付了大部分按揭款为由，推定李静与苏某2存在共同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的情形，并判令其享有部分的产权份额，系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案外人苏某2向还款账户转入的款项是其应付的抚养费，不是其支付的按揭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其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出资，并判令其享有部分的产权份额，没有任何证据能予以证实，仅系一种推定结论，该推定不符合一般常理，且也与现有的直接证据（证人证言）不相符。因李静与案外人苏某2共同生育了一女，虽然二人已经分手，但无论是从情理上还是从法理上，案外人苏某2都需向李静支付小孩的抚养费，故双方协商苏某2用其应支付的抚养费折抵为按揭款，代李静支付部分按揭款，因此才存在苏某2向还款账号汇入款项的情形，这符合一般人正常的生活习惯和常理。因为正常情况下，对于抚养费的给付，在双方没有产生矛盾的情况下，一般都不会签订书面协议，因此，对苏某2汇入还款账户的款项应认定为系其用应支付的抚养费折抵为按揭款，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出资款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仅系一种推定结论。且涉案房屋的首付款系李静支付的，在李静已经和苏某2分居并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如果李静不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亦或只是部分的出资人，再帮苏某2支付涉案房屋的首付款和大部分的按揭款，明显不符合一般的常理。而案外人苏某2作为经济条件十分优越的一方，如果双方存在共同出资购房的情况，亦不会让女方一人支付了一大笔的全部首付款，故将其转入还款账户的款项认定为系折抵抚养费，明显更符合事实上的逻辑和一般人正常的生活习惯和常理。证人佟某的证言亦能证实李静与案外人苏某2之间借名买房的事实，不存在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的情形。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其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出资，判令其与李静系按份共有人，并享有部分的产权份额系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案外人苏某2为被借名人，签订购房合同、房屋交接等手续当然是用其名义，符合客观事实。李静借案外人苏某2的名义购买了涉案房产，相关的购房合同、《山海一品居物业交接书》《房屋按揭贷款（抵押）合同》、契税、印花税、登记费、配套设施费、装修押金、广东发展银行贷款还款计划表等自然也是用苏某2的名义，这符合挂名买房的事实特征。且作为实际履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李静提交的）系李静作为授权代理人代“苏某2”签名的，其中亦有“李静”的签名，证明了李静借案外人苏某2的名义购买涉案房产的事实。最后，涉案房屋是毛坯交付的，是李静出资约30万元装修该房屋的，如果不是借苏某2名义买房，李静怎会花30万元装修涉案房屋，如果存在双方共同出资的情形，那涉案房屋的装修亦应存在双方共同出资的情形，因此，将该部分还款认定为抚养费更符合事实上的逻辑，一审法院以此认定苏某2对涉案房产进行了出资没有事实根据，应依法改判李静才是涉案房屋的实际产权人。2.李静所举出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其系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应当确认李静才是真正的房屋产权人。李静所举出的证据达到了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足以认定李静为涉案房屋的实际产权人。李静与被借名人苏某2曾经是同居关系，并共同生育了一个女儿，虽然双方已经分手，但双方之间亦是一种亲情关系，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协议实属正常，对于双方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应通过购房票据、实际使用或控制房屋等客观情况来认定。其一，涉案房屋的认购书是李静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的，正式房屋买卖合同附件中“苏某2”、“李静”的签名也是李静亲笔书写；其二，涉案房屋的定金、首付款、按揭贷款(通过李静自己支付和用苏某2应付的抚养费折抵为按揭款支付两种方式)等费用均由李静支付；其三，涉案房屋的认购书、买卖合同附件、契税发票、房屋产权证等均由李静持有；其四，房屋交付后由李静进行装修并占有、使用、支配至今，且无任何人对李静行使上述权利提出过任何异议，物业费、水电费也一直由李静支付至今；其五，证人佟某的证言也证实了李静借用了案外人苏某2的名义购买涉案房屋的事实，以上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李静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是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案外人仅为被借名人，一审法院系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判决错误，应依法改判李静才是真正的房屋产权人。二、退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推定涉案房屋系李静与案外人苏某2共同出资的，双方按出资额确定享有的份额，一审法院判令李静只享有72%的产权份额系计算方法错误，应依法改判李静享有76.37%的份额。对如何计算双方享有的涉案房产的份额，李静认为应按以下方法计算，李静支付的首付款和贷款本息不应直接计算为房款的总份额，因为李静支付的首付款没有计算利息，而贷款的60万元加计了利息，应按两部分来分别计算所占涉案房产的份额，更符合公平原则。（1）涉案房屋总价款为1262828元，其中李静支付首付款为662828元，按揭的房款仅为60万元，首付款占总房款比例为52.5%。（2）涉案房屋向银行贷款本金为600000元（60万本金的利息为244910.56元，本息共计为844910.56元），占总房款比例为47.5%。其中贷款的60万本息中李静占424528.72÷844910.56元×47.5%=23.87%；案外人苏某2占420381.84÷844910.56元×47.5%=23.63%，故李静总共出资占涉案房屋份额为52.5%+23.87%=76.37%，案外人苏某2总共出资占涉案房屋份额为23.63%。综上所述，李静所举出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李静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是涉案房屋的真实购买人，达到了民事证据高度可能性的标准，应当认定李静才是涉案房屋实际的产权人，双方不存在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的情形，一审法院对此系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了判决错误。退一步讲，即使不能认定李静是涉案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双方按出资额确定应享有的份额，亦应认定李静对涉案房屋享有76.37%的份额，一审法院对此系适用计算方法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苏某1辩称，1.李静主张以按揭费来偿还抚养费，苏某1不认同该观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李静应该举证证明该说法。一审法院开庭时，苏某1已经出具了2006年-2008年期间苏某2通过银行汇给李静200多万款项的证据，苏某1认为其中包括了房款，多于的款项可能包含了抚养费，故按揭款项冲抵抚养费的说法是不成立的。2.关于份额，苏某1始终认为这套房子的产权人就是苏某2，不存在共同购买的意思表示，同时也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72%的李静的份额，详见苏某1上诉状对份额的阐述，涉案房屋系苏某2所有。3.关于认购书的附件三，李静认为是证据，但是该附件三是李静擅自制作的，因为该附件上李静的签字和苏某2的签字都是她自己完成的，没有苏某2的委托。一审开庭的时候，苏烨也就是苏某2的父亲是到庭的。他也向法庭确认这个产权证是在苏某2过世以后，李静向苏烨要去的。也就是说，这个房子的重要的书证，合同也好，交接书也好，产权证也好等等，都是在苏某2处的。不存在李静所说的是她持有、占有的。4.物业费、水费等都是由李静支出。苏某1向法庭提交了他们的一些汇款记录。在记录当中苏某2给李静的钱款，从2017年以后也给，要远远大于这些水电费的金额。所以，苏某1认为这个费用实际上也是由苏某2支付的。5.关于佟某的证人证言。实际上一审判决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没有采纳证人证言。因为证人证言就是一个孤证，一般情况下应该要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证人来作证。6.其余答辩意见和苏某1的上诉状意见相同。苏烨在庭后补充提交的《申请书》中辩称，涉案房屋是苏某2本人出资和贷款购买的，而且购房合同及附件、房屋按揭贷款(抵押)合同、购房发票和房屋产权证等文件上的签名人和产权人是苏某2。另苏烨有义务且愿意与其他两位苏某2的继承人共同清偿尚未偿还的银行贷款83340.72元。相信法庭能够依据事实和证据做出公正判决。苏祺庭后补充提交答辩意见称,本案为所有权确认纠纷，苏祺与苏某2系父女关系，在苏某2去世之前，苏祺确实听其提及涉案房产是李静借他名义所购买的，其没有对该房出资，李静才是涉案房产的实际出资人及所有权人，该房也一直由李静使用。因此，苏祺同意李静的诉讼请求。苏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驳回李静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李静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理由如下：一、一审裁判变更、超出李静诉讼请求的范围人民法院依当事人起诉主张以及提交的相应证据对案件进行审理，不能违反处分原则对当事人未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进行认定，对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本案中，李静起诉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系其所有，李静与苏某2就涉案房屋系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一审裁判则认为“李静与苏某2有共同购买的真实情形”。李静主张的其与苏某2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与一审裁判确认的其与苏某2共同购买的法律关系为两种不同法律关系，本案无任何当事人或裁判人员于庭审中主张李静与苏某2就涉案房屋系共同购买的法律关系。根据处分原则，一审裁判应在李静主张李静与苏某2就涉案房屋是否构成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进行裁判，而非变更、超出李静的诉讼请求，径行认定李静与苏某2就涉案房屋构成共同购买的法律关系。据此，一审裁判变更、超出李静诉讼请求的范围，未对李静与苏某2就涉案房屋是否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判定，依法应予撤销。二、一审裁判认定李静为代苏某2签名，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裁判认定“另原告提供的一份合同附件上，买受人显示为‘苏某2’，授权代理人为李静”。李静承认“苏某2”为其代签名，一审裁判进而以“合同补充协议由李静代苏某2签订”作为理由之一认定李静与苏某2对涉案房屋有共同购买的真实情形。苏某1认为，根据苏某1于庭审中提供的证据《珠海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其中附件三第七页仅有苏某2签名，无任何授权代理人签名或代签名。然而，李静提供的《珠海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三第七页同时存在李静仿冒苏某2签名以及李静自己作为授权代理人的签名。李静在苏某1代理人于一审中表示申请笔迹鉴定后，始承认附件三第七页苏某2签名系其冒签。现《珠海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三同时存在两个版本，一是苏某2本人签字版本，二是李静自认其冒名签字版本。根据一般社会常识，既然苏某2本人可亲自签署该文件，则苏某2无需授权他人代为签署同一份文件。李静在苏某2本人签字版本已经存在的前提下，提出所谓“李静签字版本”，其应提供证据证明该等签字行为得到苏某2授权，否则所谓冒名签字合同版本的证明效力应予排除。此外，苏某1认为，李静于庭审中提供其冒签苏某2签字的虚假合同附件，系严重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依法应予制裁。据此，一审裁判认定“苏某2”签字系李静代签，并进而仅援引该等冒名签字的虚假合同版本作为认定本案关键事实的证据，显属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裁判认定李静具有购买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裁判认为：“原告与房屋出卖方签订认购书并支付定金，可以证实原告购买涉案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苏某1认为，李静签订认购书是否即具有购买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应结合本案证据综合判定。本案中，《珠海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房屋按揭贷款（抵押）合同》等均由苏某2本人签署，无李静签署，相关房地产权证亦仅记载苏某2为权利人，且涉案房屋权证及部分票据、银行汇款凭证、文件（如房屋交接验收表、山海一品居物业交接书、山海一品居物业费用缴款通知书、山海一品居房产费用缴款通知书、珠海市佳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收据、珠海市一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收款收据等），在苏某2去世前，一直由苏某2本人签收并持有。以上证据足以表明，苏某2与涉案房屋出卖人就房屋买卖达成合意并最终交易，李静仅签订认购书而无后续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等行为,应视为其未就涉案房屋买卖与出卖人达成最终合意。四、一审裁判认定李静支付购房款662828元及部分按揭还款，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裁判认为：“且由李静向出卖方支付购房款652828元，加上已付定金10000元，李静实向出卖方支付购房款662828元。”苏某1认为，首付款的付款凭证备注信息记载“代苏某2付款缴纳”，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即该等款项来源于苏某2，李静仅是代为支付。涉案房屋购买于2007年，截至2012年的按揭还款均由苏某2本人完成，李静仅于2012年起开始通过其账户不连续地向按揭还款账户转入钱款，且其转入金额与按揭还款数额不一致，李静不能证明其转入金额系用于按揭还款。且即便李静曾代苏某2支付部分钱款，根据李静提供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苏某2于2006年-2008年期间先后向李静转账200余万元，涉案房屋购买于2007年，故该等钱款中包含苏某2委托李静支付的涉案房屋款项具备高度盖然性。据此，一审裁判认为李静支付部分涉案房屋购房款，系事实认定错误。此外，苏某1曾于一审中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李静与苏某2于2006年-2008年期间的多家银行流水往来，一审法院未采纳苏某1的调查申请，最终导致一审裁判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认定。五、一审裁判认为李静与苏某2有共同购买的真实情形，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裁判认为：“鉴于李静与苏某2的同居并生育子女的特殊关系……可见，李静与苏某2对涉案房屋有共同购买的真实情形。”苏某1认为，李静是否曾与苏某2具备同居关系，应由李静举证证明，生育子女并非必然由同居关系导致。且所谓苏祺系李静与苏某2非婚生子女并非确定事实，根据苏某1近期掌握之证据，苏祺生父并非苏某2。且即便李静曾与苏某2同居，鉴于苏祺出生于1994年，李静于1998年与案外人何某缔结婚姻关系，“李静与苏某2的同居并生育子女的特殊关系”不足以作为认定“李静与苏某2对涉案房屋有共同购买的真实情形”的适格理由。是否具有共同购买的真实情形，应视双方意思表示而定。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表明李静与苏某2就涉案房屋具有共同购买的意思表示合意，且李静亦否定其与苏某2具有共同购买的意思表示。李静声称其借用苏某2名义购房的原因系为获得澳珠两地双牌车，然而，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涉案澳珠两地双牌登记权利人为苏某2而非李静，李静并未取得该等车辆的所有权。同时，李静并未实际掌控该等车辆，该等车辆一直由苏某2本人支配、使用，李静并不了解该等车辆的具体情况、现状，李静主张的借名购房理由不成立。据此，不能得出“李静与苏某2对涉案房屋有共同购买的真实情形”。六、一审裁判认为李静实际支付房款为1087356.72元，应占有涉案房屋份额72%,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裁判认为：“首期款662828元由李静支付，房屋按揭款截至2020年4月17日，李静支付金额232310元+108878元（租金形式支付），苏某2出资420381.84元，尚未偿还银行贷款金额为83340.72元（此款原告李静同意清偿）。可见，李静实际支付房款为62828元+232310元+108878元+83340.72元=1087356.72元。而房屋总款计为662828元+761569.84元+83340.72元=1507738.56元，李静实际支付购房款占总房款的72%。”苏某1认为，苏某2先后向李静转账200余万元，该等钱款中包含苏某2委托李静支付的涉案房屋款项，具备高度盖然性，已如前述。惟租金与李静同意清偿部分需另行说明如下：涉案房屋产权人为苏某2，租金亦应视为苏某2本人收益，以租金形式支付的按揭还款亦应当视为苏某2本人支付。即便按照一审裁判逻辑，按照一审裁判划分比例份额，租金中亦应有部分属于苏某2，应作为苏某2本人以租金形式支付的按揭还款，而不应当将全部租金视为李静支付的按揭还款。一审裁判一方面认可苏某2持有涉案房屋部分份额，另一方面又将涉案房屋全部收益视为李静支付的按揭还款并据以确定相应房产份额。据此，一审裁判逻辑前后矛盾，不应予以采纳。一审裁判仅因李静同意清偿尚未偿还的银行贷款金额83340.72元，即认定李静享有相应产权份额，无任何法律及逻辑基础。苏某1与原审其他两个被告作为苏某2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应当在遗产继承范围内，代为清偿苏某2债务，其中即包含本案以苏某2为还款人的按揭还款。据此，该等未偿还的银行贷款依法应由苏某1及原审其他两个被告清偿，李静同意清偿无合法缘由，一审裁判认可李静同意清偿行为，导致苏某1等苏某2继承人法定清偿义务的丧失，并进而导致苏某1等继承人不能根据清偿行为获得涉案房产相应份额，严重侵犯了苏某1等继承人的继承权利。据此，一审裁判根据李静同意清偿部分按揭贷款的意思表示即认定李静享有涉案房屋相应产权份额，显系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驳回李静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李静辩称，苏某1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李静和苏某2当时是男女朋友关系，而且共同生育女儿苏祺，李静以苏某2的名义购买房产，是为了多取得一个两地车牌的特殊政策优惠，符合常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符合一般生活逻辑。该房的认购书是李静签订的，一万元定金是李静缴纳的，首付66万元也是李静通过自己银行卡号向开发商转账支付的。按照正常生活逻辑，男方的条件明显优于女方，不可能让女方出资为其购房。更重要的是，该房后来的装修、占有、使用、包括处分出租都是李静一个人决定的，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苏某2和李静因为是男女朋友同居关系，相互有资金往来与本案的房款及按揭款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从数额和支付时间可以看出，而对方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说法。证人证言虽然一审在判决时没有进行表述，但是证人证言并非孤证，它和李静一审期间提交的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一审的证人证言并没有对方所说的矛盾、逻辑错误的地方，完全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进行的正常的客观的描述。该证人证言形式内容完全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要求，应当予以采信。该证据和其他证据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涉案房屋仅是李静以苏某2的名义购买。强调一点，对方的所有理由都是该房屋的交接书、合同都是苏某2签订的，这一事实恰好证明苏某2是代李静持有该房屋，因为苏某2是挂名的产权人，所有程序签字只能以苏某2的名义，这才符合代持的特征。如果不需要两地车牌的政策优惠，李静根本无需用苏某2的名义购房，包括69万元的转账都在转账凭证中记明是代苏某2支付，这才符合挂名买房的形式要件、程序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因想得到政策优惠而以其他人名义购买房屋的，而且两个人是比较特殊的关系的，没有签订书面代持协议，只要有支付房款的证据及实际占有使用的证据，就能确定代持关系。本案中李静完全符合以苏某2的名义代持挂名买房的特征。苏烨未作陈述。苏祺未作陈述。李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山海一品居）*栋*单元*房（权证号码：粤房地证字第C6*****1）房屋的所有权为李静所有；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苏烨、苏祺、苏某1协助李静办理该房产权过户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李静与苏某2原为同居关系，于1994年10月生育一女名苏祺。2007年1月26日，李静与珠海市佳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美房产公司）签订《山海一品居认购书》，李静认购该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珠海市***********************，建筑面积169.53㎡，认购成交价为1262828元，建筑的面积单价7449元∕㎡，买受方在本认购书签订时支付定金10000元，且在认购书签订之日起7日内付清总房款的60%即762828元（含定金），并与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办理相关按揭手续。李静在买受人一栏中签名并支付定金10000元。2007年3月16日，就案涉房屋佳美房产公司作为出卖人，苏某2作为买受人，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该房建筑面积169.53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35.40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单价9326.65元，总金额1262828元。同日，双方签订珠海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附件三、四、五），约定本合同签署时，买受人应向出卖人支付首期款662828元，其中已含定金10000元，买受人应于签署《珠海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后60天内向出卖人支付余款60万元，该余款由买受人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支付给出卖人。上述合同及附件由苏某2签字并加捺指印。另李静提供的一份合同附件上，买受人显示为“苏某2”，授权代理人为李静。李静承认“苏某2”为其代签名。2007年2月15日，李静通过其农业银行帐户向佳美房产公司的广东发展银行账户转账汇款人民币652828元。农业银行进账单备注显示“付首期房款”，发展银行补充核单上显示“代苏某2付房款”。同日，佳美房产公司开具广东省珠海市转让（销售）房地产专用收款收据，该收据载明购房地址为吉大石花东路56号山海一品居2-2-202房，客户名称为苏某2，项目为首期房款662828元。2007年4月5日，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与苏某2、佳美房产公司签订《房屋按揭贷款（抵押）合同》，由苏某2向银行贷款60万元，贷款期限180个月，贷款利率为月5.03625‰，苏某2应从贷款发放日起，按月分期偿还贷款本息，还款日为每月20日，供款总期数为180期，以等额本金偿还法按月分期偿还贷款本息。苏某2以其名下的案涉房屋作为贷款抵押物。合同签订后，自2007年5月起至2022年4月，银行从苏某2名下账户扣除款项用于抵押贷款的每月本息，本金等额每月为3333.33元，利息每月不等。2007年11月13日，佳美房产公司将案涉房屋交付给苏某2，苏某2在《房屋交接验收表》上签收。同日，苏某2向佳美房产公司支付案涉房屋契税、印花税、登记费，配套设施费、装修押金、车位定金等。自2008年8月起，李静入住使用案涉房屋，每月支付电费等物业费用。从抵押贷款相关银行账户的交易历史显示，自2007年5月起，基本由苏某2的其他银行账户向该按揭银行账户汇入款项，用于偿还贷款。自2013年4月起，李静不定期向该按揭银行账户汇入款项，同时苏某2也向该账户汇入款项。另查，苏祺为苏某2与李静所生女儿，苏某1为苏某2与江某所生女儿。苏某2于2019年9月10日去世。一审法院认为，李静与房屋出卖方签订认购书并支付定金，可以证实李静购买涉案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后就涉案房屋的出卖方与苏某2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合同补充协议由李静代苏某2签订，且由李静支付首期房款652828元，加上已付定金10000元，李静实向出卖方支付购房款662828元。自涉案房屋交付使用后，也一直由李静实际居住使用或出租管理，且由李静支付水电费及物业管理费，可见李静实际占有使用了涉案房屋。现涉案房屋登记于苏某2名下，但李静主张借苏某2之名购买涉案房屋，鉴于李静与苏某2的同居并生育子女的特殊关系，且涉案房屋首期房款由李静支付，房屋由李静实际占有，其后的涉案房屋按揭款的支付，大部分由苏某2支付，其余部分由李静实际支付，可见，李静与苏某2对涉案房屋有共同购买的真实情形。综合上述认定的事实，可以认定房屋虽登记于苏某2名下，但涉案房屋的部分份额应由苏某2代李静持有，李静与苏某2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屋，但未就各自占有份额作出明确约定，因此应推定为李静与苏某2按份共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本案对房屋的出资额情况，有相关的证据予以确定。涉案房屋总价为1262828元，首期款662828元由李静支付，房屋按揭款截至2020年4月17日，李静支付金额232310元+108878元（租金形式支付），苏某2出资420381.84元，尚未偿还银行贷款金额为83340.72元（此款李静同意清偿）。可见，李静实际支付房款为662828元+232310元+108878元+83340.72元=1087356.72元。而房屋总款计为662828元+761569.84元+83340.72元=1507738.56元，李静实际支付购房款占总房款的72%。因此李静应占有涉案房屋的份额为72%。因苏某2已去世，其占有份额为28%，应依据相关法定继承的法律规定，由法定继承人苏烨、苏祺、苏某1予以继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李静对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山海一品居）*栋*单元*房（权证号码：粤房地证字第C6*****1）享有72%的产权份额；二、苏烨、苏祺、苏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李静办理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山海一品居）*栋*单元*房（权证号码：粤房地证字第C6*****1）产权份额72%过户至李静名下的过户手续；三、驳回李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038元，由李静负担14586元，苏烨、苏祺、苏某1负担6452元。本院二审期间，苏某1当庭提交以下材料作为证据：1.李静和案外人何某的结婚证复印件；2.苏某2和李静的往来书信。拟证明苏祺可能不是苏某2的亲生女儿。李静质证称，这两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不是一审庭审结束前形成的，一审的时候该证据已经存在，如果法院要采纳该证据，请法庭按民诉法规则对对方进行惩戒。针对结婚证复印件，对三性均不认可，结婚日期是1998年4月，苏某2和李静的女儿苏祺是1994年出生，证明对方所主张的事实是不成立的。相反，苏祺出生有经过公证的出生证，上面明确列明了父亲为苏某2、母亲为李静。针对书信，三性均不认可，书写人无法确认，如果是苏某2写给李静的，应该是李静保管才对，如何现在会在苏某2的遗物中？而且现在也无法确定该书信的来源是否真实。苏烨、苏祺未发表质证意见。李静、苏烨、苏祺在本院二审期间无新证据提交。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苏祺、苏某1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民事关系涉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应参照涉外民事关系确定法律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本案是所有权确认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本案中，涉案房屋位于我国内地，故本案物权确认应适用内地法律。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应否确认涉案房屋归李静所有并由苏烨、苏祺、苏某1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的规定,我国对不动产采取的是登记制度,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不能取得物权。本案中,涉案房屋登记在苏某2名下,苏某2系涉案房屋的权利人,李静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有错误。即便李静和苏某2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约定,该约定也仅仅是在双方内部之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而不能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李静不能未经登记就直接根据约定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据此，李静请求苏烨、苏祺、苏某1协助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主张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规定,当事人有权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根据不告不理的诉讼基本原则,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应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约束，不得对当事人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事项进行审判。李静在本案中提起的是所有权确认之诉,即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并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并未提出对涉案房屋享有具体份额的请求,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系李静和苏某2共同购买并以此为据对涉案房屋产权份额进行分割超出了李静的诉讼请求范围,混淆了所有权确认之诉与合同之诉的区别，违反了不告不理的诉讼基本原则,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李静若有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具体份额，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李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苏某1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民初1604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0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037.84元，均由李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建勇审 判 员 唐育萍审 判 员 王文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韦政敏书 记 员 黎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