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29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生龙，男，1994年6月13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秀，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200111538804。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学滨，男，1975年12月18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秀，山西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200111538804。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亮，女，1979年10月2日生，汉族，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芳，山西中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199811250353。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拴根，男，1971年6月20日生，汉族，晋中市开发区村民，住晋中市榆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骁宇，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407201710250967。原审被告:晋中市泰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晋中市榆次区中都路**，注册号140700200043359。法定代表人:高建民，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被告:高建民，男，1979年8月16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榆次区，现被关押于山东省监狱。上诉人张生龙、王学滨、赵亮因与被上诉人刘拴根、原审被告晋中市泰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庆公司）、高建民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2017)晋0702民初763号民事判决，张生龙、王学滨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9)晋07民终102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还重审，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晋0702民初1894号民事判决，张生龙、王学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9）晋07民终102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榆次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晋0702民初1894号民事判决，张生龙、王学滨、赵亮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生龙、王学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拴根对上诉人提起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定上诉人张生龙系泰庆公司股东，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庭审中，高建民明确陈述泰庆公司2015年3月17日《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泰庆公司2015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上的“张生龙”并非上诉人张生龙本人签署,张生龙从未出具过授权他人签字的文书，也从未参与过泰庆公司的任何经营行为,至今也未对上述文书上的代签名行为进行过追认。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该文书依法对张生龙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张生龙依法并非泰庆公司股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在未依法对刘拴根提供证据的效力进行审查认定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张生龙系泰庆公司股东，认定程序违法。2.上诉人王学滨于2015年3月成为泰庆公司的股东后，已经按时足额缴纳出资款。该事实已经由泰庆公司的法人高建民当庭确认，王学滨向法庭提供的泰庆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也有明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因此，一审认定王学滨未出资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王学滨在未出资范围内对泰庆公司债务承担补偿赔偿责任缺乏有效事实依据,请予撤销。3.刘拴根主张的涉案款80万元，系其个人与高建民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泰庆公司及王学滨等其余自然人均无关。一审认定该款系刘拴根投资款，认定事实错误。《合作协议书》约定刘拴根需支付的投资款为60万元，虽然王学滨收到刘拴根支付的20万元，但该款是按照高建民指示代收的高建民向泰庆公司的出资款，并非《合作协议书》下投资款，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王学滨按照高建民指示代收取雷玉静支付的40万元，同样是高建民向泰庆公司的出资款，与刘拴根无关，与《合作协议书》无关。因此，刘拴根并未依据《合作协议书》约定支付60万元投资款，主张明显缺乏有效事实依据支持。4.刘拴根直接向高建民支付的20万元，王学滨完全不知情，该款也并非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方式支付，该款系高建民个人借款行为，与泰庆公司无关，一审认定该笔款项系刘拴根依据《合作协议书》支付的投资款，认定事实再次错误。综合以上几点,结合一审庭审中,高建民已经明确表示事情与王学滨等人无关，其个人愿意向刘拴根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因此，刘拴根主张的80万元并非其所称的“资本金”，完全是其个人与高建民个人之间产生的款项往来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与泰庆公司无关。一审认定该款全部为投资款，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泰庆公司股东是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首先，本案不存在适用该条规定的事实基础;其次，刘拴根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泰庆公司对其主张的所谓全部债权均无清偿能力,而一审法院既未依法审查泰庆公司的债务清偿能力以确定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更未审查公司各股东的实际出资情况以确定股东未出资范围。因此,一审判决未全面客观适用该规定。2.一审认定《合作协议书》中撤资条款系保底条款，但仍认定该约定有效，系完全错误的法律适用。《合作协议书》是刘拴根与泰庆公司为了共同合作开展发煤业务而签订。刘拴根作为合作一方，应当与泰庆公司共享利润共担亏损。第四条约定的“在合作期内，乙方（刘拴根）要求撤资，需提前三个月向甲方（泰庆公司)说明，甲方并向乙方返还全部投入资金及应付利润分红，本合同终止。”明显系保底条款，并经一审认定，该条款明显违反民事活动公平原则,对泰庆公司显失公平，应当属于无效约定，并且刘拴根参与的双方合作业务亏损严重，刘拴根要求泰庆公司返还其投资款的主张本不应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了该条款系保底条款，却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有效的规定判决泰庆公司返还刘拴根投资款，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本案,撤销一审第二项错误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刘拴根对上诉人提起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赵亮称同意张生龙、王学滨上诉意见。上诉人赵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不应当对被上诉人与泰庆公司之间的合作纠纷承担责任。首先，上诉人已经完成注册资本认缴金额的缴纳义务。上诉人与高建民本系夫妻，在公司成立之前，上诉人就已经将自已应当承担的注册资本认缴金额交付高建民。其二,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与泰庆公司投资合作之前已经将自己的股份全部转让到王学滨和张生龙名下。被上诉人交付投资款时上诉人已不再是泰庆公司股东,而且被上诉人交付投资款的对象也是接受上诉人股份转让的新任股东，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与泰庆公司的合作完全没有决策权和股东权,上诉人不应当对被上诉人与泰庆公司的合作纠纷承担任何责任。（二）“保底条款”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规定: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确认无效。本案中，一审判决认定了被上诉人与泰庆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当中约定了“保底条款”这一事实，但却认为“保底条款”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上诉人认为这一理由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立法原则也同样说明依照公平原则,作为合伙人的任何一方都应当与其他合伙人共担风险，共负盈亏。被上诉人作为一方合伙人，与其他几名合伙人共同分享公司利润，共同承担公司风险方为公平、合法。因此，被上诉人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保底条款”应属无效条款，被上诉人据此提出的诉求应当予以驳回。（三）一审判决结果不清晰，没有明确的可执行性。一审判决泰庆公司返还被上诉人投资款80万元，且由上诉人及其他几名一审被告在各自未出资本息金额范围内对泰庆公司不能清偿部分向被上诉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一判决结果没有明确的可执行性。首先泰庆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建民现正在监狱服刑，对于该公司的资产及可供执行的财产无法清点，上诉人及其他几名一审被告到底应当对多少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上诉人及其他几名一审被告应当承担的比例是否应当由法院的执行部门确定?法院执行部门确定的比例上诉人等被告如果不服如何寻求法律救济?所以，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结果没有明确的可执行性，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不清晰，不明确。因此，一审判决应当予以撤销。（四）应当按照正常的解除合伙程序办理被上诉人与泰庆公司及各股东之间的合伙纠纷,而不应简单地判决泰庆公司返还被上诉人投资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也没有可执行性，故上诉人在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张生龙、王学滨称同意赵亮上诉意见。被上诉人刘拴根辩称，第一，《合作协议》合法有效，保底条款不是无效条款。《合作协议书》经刘拴根与泰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合法有效成立，形成合同关系。《合作协议书》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也不违反民法总则第153条之规定，故协议为有效合同，关于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三条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施行后，应当按照合同法及相关规定认定合同效力，因此，联营合同司法解释中关于无效的规定早已不再适用。第二，张生龙、王学滨、赵亮并未实缴，应当承担责任。通过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高建民、赵亮作为发起股东未缴纳出资，王学滨、张生龙作为承继股东也没有完全履行出资义务，虽有年报公示信息显示股东实缴，但经询问晋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答复为年报信息的真实性由企业负责，市场监督管理局不负责审查，尤其是2013年注册资本放开之后，相应信息由企业自主选择公示，并对真实性负责。在2015年报信息页也显示，企业年报信息由该企业提供，企业对其年报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庭审中，我方提供的泰庆公司的工商底档中，并没有股东缴纳出资的信息，显示赵亮在公司成立直至转让股权期间并未缴纳出资，王学滨、张生龙受让后也没有缴纳出资。在法庭调查中，各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自己缴纳出资的证据，且各上诉人之间的陈述存在重大矛盾之处，高建民声称“赵亮给了他300多万元，王学滨、张生龙也给了他钱，具体数目记不清了，但是他们都已经缴足了资本”。众所周知，公司资本是一次性义务，只要缴足了就已经完成的出资义务，再次进行转让时，新股东不必向公司缴纳，只需向转让股东交付股权转让款就可以，如果按照高建民所称，在赵亮已经缴纳出资后，王学滨、张生龙作为受让股东又何必缴纳出资呢？且赵亮所占股权比例为40%，认缴出资额为200万元，那么何来“赵亮给我300多万”之说呢？更为重要的是，高建民的该种陈述与工商底档相矛盾，应该以工商底档为准，即设立股东高建民、赵亮和受让股东王学滨、张生龙均没有缴纳出资，应当在未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各股东认缴金额均大于本案涉及的债务金额，故各股东均应当对本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九条之规定，上述四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三，张生龙是泰庆公司股东，至于其隐名与显名问题，应当另案主张。张生龙声称其并不是公司股东的说法是错误的，且毫无法律根据。本案是经过发还重审案件，在原一审中，张生龙声称其不是股东，要求对笔迹进行鉴定，但因其不能提供鉴定材料而无法鉴定。因此，张生龙自己应当对不能鉴定承担责任，也即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应当认定张生龙为公司股东。在本次一审中，张生龙称其是显名股东，隐名股东是其父亲。即使张生龙真的是显名股东，但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张生龙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隐名股东追偿，那是另案解决的问题。本案中，根据工商信息认定张生龙是泰庆公司的股东，并无错误。第四，一审判决认定上述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是正确的，应予维持。刘拴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生龙等返还其投入资本金80万元;2.判令张生龙等据实结算，支付其合作期间（2015年3月29日至2017年1月31日）的利润分红;3.本案诉讼费用由张生龙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泰庆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14日，发起股东为本案高建民和赵亮，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高建民认缴300万元，占比60%;赵亮认缴200万元，占比40%，认缴出资期限为2016年11月30日。公司成立后，股东一直没有实缴出资。2015年3月17日，泰庆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赵亮将其持有的泰庆公司的30%股权转让于张生龙，将10%股权转让于王学滨;高建民将其持有的泰庆公司的25%股权转让于王学滨。同时决议:股权转让后全体股东于2016年11月30日前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此次转让后，泰庆公司股权结构如下:高建民、王学滨各认缴出资175万元，各占比35%;张生龙认缴150万元，占比30%。2015年3月29日，泰庆公司与刘拴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经营，刘拴根向泰庆公司投入资金60万元，用于该公司向山东及其他电厂发运煤炭，此资金由泰庆公司自主支配，刘拴根不干涉公司的经营但享有项目财务知情权，泰庆公司愿向刘拴根按年支付该项目净利润的13%;合作期内,如撤资，需要提前3个月向泰庆公司说明,泰庆公司向刘拴根返还全部投入资本金及应付利润分红。并约定刘拴根将资金打入公司指定账户即王学滨在中国银行晋中东城支行尾号为4273的个人账户。上述协议签订后，刘拴根于2015年3月31日先是向《协议书》中指定的王学滨在中国银行晋中东城支行尾号为4273的账户汇款2元，并给王学滨留言要求王学滨确认账户信息，在王学滨确认后分四笔(每笔五万元)向王学滨汇款共20万元;刘拴根于2015年4月1日委托时任榆次农村商业银行客户经理雷玉静通过其账号分两笔（每笔20万元）向王学滨前述账户支付刘拴根的投资款40万元。以上，共支付60万元。双方合作过程中，泰庆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建民提出希望刘拴根追加20万元投资款。于是，刘拴根于2016年2月18日，通过银行自助柜台转账给泰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建民20万元。泰庆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高建民共计收到刘拴根投入的资金80万元。之后，泰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建民承诺由泰庆公司及其本人偿还刘拴根投入的资金80万元。以上事实，均有在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书》经刘拴根与泰庆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建民签署，并加盖公章，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刘拴根依照该协议向泰庆公司投资80万元，后刘拴根向泰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即本案高建民提出撤资，刘拴根已经履行了提前告知的义务，故此，泰庆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定返还刘拴根全部的投资款80万元。泰庆公司的代理人提出的协议的性质问题，认为《合作协议书》约定“按年支付该项目净利润13%支付”的内容违反了合伙、合营的性质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商业合作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合作协议书》中约定，泰庆公司愿向刘拴根按年支付该项目净利润的13%;合作期内，如撤资，需要提前3个月向泰庆公司说明，系保底条款，但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双方均应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在《合作协议书》签署后，泰庆公司履行了《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并应泰庆公司的请求又追加了20万元的投资款，共计80万元。该事实有泰庆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予以证实,泰庆公司及高建民当庭予以认可。王学滨虽辩称其只收到20万元，但此说法与在案证据相矛盾，该院不予采信。此后，泰庆公司与刘拴根达成一致，由泰庆公司退还泰庆公司80万元款项，为合法有效。关于泰庆公司主张的合作期间的利润分红一节,因其未能举证证明合作期间确实产生了利润以及利润的数额，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泰庆公司的发起股东高建民、赵亮及受让股东王学滨、张生龙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述张生龙等均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张生龙陈述的签字不实一节，根据工商登记显示，张生龙为泰庆公司股东，该信息具有公示性，该虽然提出鉴定申请，但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形成鉴定结论，其本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判决:（一）晋中市泰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拴根投资款80万元；（二）高建民、王学滨、张生龙、赵亮在各自未出资本息金额范围内对晋中市泰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前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向刘拴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刘拴根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法律关系性质；2.刘拴根一审主张的款项应否由上诉人承担原审确定的补充赔偿责任及应该承担怎样的补充赔偿责任？针对争议焦点，上诉人赵亮提供提供三组新的证据，证明其出过资了，被上诉人和公司之间是合伙经营关系。第一组是出资记录和历史信息，是由赵亮母亲账户上打款给高建民的，金额是300万元；第二组证据是赵亮和高建民离婚证明，证明离婚在转账之前；第三组证据是报销汇总单，是在被上诉人和泰庆公司合伙经营中，被上诉人报销饭费、过路费、日杂费的4张汇总单，证明当时他们是合伙经营状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张生龙、王学滨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第三组证据可以证明张生龙没有参与本案的任何事项，只有王学滨和高建民的。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1.对于转账手续不认可关联性，转账日期是发生在2012年6月7日，与公司成立时间相距3年，金额300万元，与赵亮在公司占的股权比例200万元数量不同，无论是从转账日期还是出资金额都不能认为300万元是赵亮公司的出资；2.离婚证明真实性认可，但是他们是假离婚，直到高建民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他们都一直生活在一起，从赵亮可以拿到公司材料就可以看出；3.报销单上的签字不是刘拴根的签字。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本案刘拴根与泰庆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刘拴根向泰庆公司投入资金，刘拴根可享受固定比例的利润，合作期内刘拴根可全额撤回投资。该种约定与合伙“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特征不同，原审将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妥。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案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一审认定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护。据此，刘拴根主张收回投资款，符合协议约定，且不违背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护。第二，关于上诉人应否承担原审确定的补充赔偿责任问题。首先，从本案证据来看，与刘拴根建立法律关系的是泰庆公司，而非上诉人所述高建民。存在争议的20万元，高建民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取并自认用于公司经营，同样应认定为公司债务。其次，张生龙应否承担相应还款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张生龙为泰庆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其主张不承担责任，依法无据。第三，王学滨、赵亮应否承担相应还款责任及何种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本案中，王学滨在原一审中曾自认未足额出资，而赵亮提供的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其作为公司发起人履行了相应出资义务，且其提供的证据与泰庆公司决议要求受让股权股东按时认缴出资矛盾，原审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判令二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张生龙、王学滨、赵亮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上诉人张生龙、王学滨负担11800元，由赵亮负担11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俊审判员 段 锋审判员 胡庆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白书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