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76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海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亚、范剑波，北京天驰君泰（苏州）律师事务所。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建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亚、范剑波，北京天驰君泰（苏州）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永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志东，江苏润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新才。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志东，江苏润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章彪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茜，江苏漫修（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海艳、袁建锋因与被上诉人陈永强、陈新才、原审第三人章彪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14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海艳、袁建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周海艳一审举证的证据足以证明案涉60万元借款是陈永强向案外人宗卫才所借。在该借款事务中周海艳实际是陈永强的代理人。陈永强借款的通途是归还吴岳兴名下的浦发银行的贷款利息。虽《2015》张民初字第01742号民事判决未采信周海艳的抗辩主张，但周海艳仍有权据此抗辩向陈永强行使追偿权。周海艳仅是该借款名义上的借款人，实际上的借款人是陈永强。陈永强、陈新才辩称，周海艳与邵李华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过一审、二审，相关事实已经查明。本案中周海艳举证的证据已经在前案中提供，前案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周海艳是借款人，由此可见，前案并未采信周海艳的抗辩意见。本案的借款过程中，周海艳并未取得陈永强、陈新才的任何授权，所借款项也没有进入陈永强、陈新才的账户。事后陈永强、陈新才也未对周海艳向邵李华的借款行为进行追认，周海艳不具备行使追偿权的权利基础。综上，请求二审维持原判。章彪峰述称：通过周海艳一审中提交的录音可知，陈永强不但与周海艳之间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而且陈永强还直接向宗卫才偿还邵李华借款中的部分的款项共计7万元。周海艳即使受陈永强的委托经办了与邵李华的借款事宜，此后陈永强的的还款行为从从行为事实上追认了委托代理的关系。在2018年2月2日张家港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中，陈永强亦承认此笔60万由周海艳向邵李华还款之后，其结欠周海艳借款本金60万。故本案事实清楚，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周海艳、袁建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陈永强、陈新才给付周海艳人民币705200元并偿付从2016年12月1日起至归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一审法院（2015）张民初字第01742号民事判决书，可以确认以下事实：2014年4月29日，周海艳出具了一张借条，载明：今借邵李华人民币陆拾万元整，于2014年4月30日归还。逾期不还，利率按日万分之伍计算，由邵李华民生银行卡汇入章彪锋浦发卡，周海艳，2014.4.29。同日，邵李华通过其卡号为62×××20的中国民生银行张家港支行账户向章彪锋卡号为62×××07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支行账户汇款60万元。之后，2015年8月12日，一审法院受理了邵李华起诉周海艳、袁建锋、章彪锋、乔爱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邵李华诉称，2014年4月29日，周海艳向其出具借条，向其借款60万元，章彪锋为收款人，应当共同归还借款本息。另外，袁建锋系周海艳的丈夫，乔爱平系章彪锋的妻子，本案债务发生在夫妻存续期间，袁建锋、乔爱平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周海艳、袁建锋在该案中辩称，周海艳并不认识邵李华，从未与邵李华见过面，没有过任何联系，也没有在2014年4月29日向邵李华借款60万元。周海艳系张家港晶辰电子有限公司的会计，2014年4月29日，该公司总经理陈永强要代吴岳兴偿还银行贷款本息612678元，但当天公司账上没有资金，陈永强就向其外甥女龚媛借款12678元，向其朋友宗卫才借款60万元，并让龚媛和宗卫才将款项转到周海艳的卡上。但周海艳当天没有带自己的银行卡，而公司股东章彪锋的卡在其身上，于是就将款项转到章彪锋的银行卡上。但是宗卫才没有直接将60万元转到章彪锋的卡上，而是先转到其朋友邵李华的银行卡，并将邵李华的身份证、银行卡交给周海艳，让周海艳去柜台再转到章彪锋的卡上，然后再将612678元转账至吴岳兴的账户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故周海艳并没有向邵李华借款，只是作为转账的经办人，应宗卫才的要求才写下借条，请求法院驳回邵李华的起诉。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周海艳向邵李华出具了借条，约定了借款金额、归还日期、逾期利息的计算等事项，明确了其向邵李华借款的事实，双方达成了借贷合意，而邵李华提供的转账凭证证明了邵李华已按照周海艳借条中的约定将借款金额转入了其指定的银行账户，邵李华已完成了款项的交付行为，双方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邵李华主张周海艳归还借款于法有据。关于周海艳认为其不是真正的借款人，其只是作为张家港晶辰电子有限公司的会计，应公司总经理陈永强的要求经办转账事务，且款项到账后立即转入了案外人吴岳兴的银行账户的抗辩意见，法院认为，周海艳作为会计，无论是经办公司借款事宜还是案外人陈永强的个人借款，都应当持有相关的授权手续，借条上的署名也应当是公司或陈永强，但借条上的并未显示这一信息，只有周海艳的签字，故法院认为在借条上署名的应系借款人，至于款项到账后，周海艳将款项又转入其他人的账户，与邵李华无关，对其抗辩均不予采纳。周海艳与袁建锋系夫妻关系，周海艳的60万元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袁建锋应当对该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关于邵李华要求章彪锋、乔爱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据此判决周海艳、袁建锋共同向邵李华归还借款60万元及利息。之后，周海艳、袁建锋不服一审法院（2015）张民初字第01742号民事判决，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6）苏05民终1163号终审判决，驳回了周海艳、袁建锋的上诉，维持了（2015）张民初字第01742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4月29日，周海艳向邵李华出具借条，向邵李华借款人民币60万元的事实，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在生效判决的审理中，周海艳虽然提出抗辩认为其并非实际借款人，没有向邵李华借款，其只是借款的经办人，根据公司总经理陈永强的安排去办理了借款手续，但其抗辩没有得到人民法院的采信。现在，周海艳、袁建锋又以同样的抗辩理由作为本次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陈永强、陈新才承担民事责任，但其未能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周海艳、袁建锋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海艳、袁建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52元、保全费4520元，合计15372元，由周海艳、袁建锋负担。二审中周海艳、袁建锋举证如下：证据一，2018年2月28日陈永强在张家港市公安局所作的讯问笔录，来源于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2刑初1428号案件的案卷，由该案中章彪锋的辩护人从案卷中复制后交给周海艳、袁建锋；证据二，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8苏05**刑初1428号刑事判决书；证据三，周海艳在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5）张民初字第01742号案件中提交过的周海艳与案外人宗卫才的电话录音文字稿。上述证据证明陈永强与案外人宗卫才是朋友关系。案涉补充协议中，“陈永强朋友汇入60万中”的“陈永强朋友”即指案外人宗卫才，宗卫才是该60万元借款的真正出借人，邵李华是该借款名义上的出借人，陈永强是该60万元借款真正的借款人，周海艳是该借款名义上的借款人，是陈永强办理借款事务的代理人。周海艳受陈永强的委派办理借款事务，并根据案外人宗卫才的口述书写的借条。上诉人周海艳依据（2015）张民初字第01742号民事判决所支付的执行款705200元，是其处理委托事务所受到的损失。陈永强、陈新才质证认为：证据一讯问笔录的证据的来源不合法，该笔录上也没有加盖制作单位或者是保管单位的印章，故该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从讯问内容来看，陈永强只是提到“我们二人向章彪锋公司的会计借了60多万元”，可见相关主体是“我们二人”，并不是陈永强一个人。“章彪锋公司的会计”与周海艳是否存在关联性，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同时该份证据也更加说明了周海艳与陈永强之间不存在委托办理借款的代理关系，按照陈永强表述来看，只是借贷关系。周海艳向陈永强主张权利不应当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而是基于借贷关系来主张。对于证据二的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陈永强涉嫌刑事犯罪，目前尚在二审审理中，该刑事判决尚未生效。未经生效的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显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刑事判决书上虽提及陈永强欠朋友60万元，但该60万元与周海艳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也不得而知。所以该刑事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周海艳的证明目的。且该份证据在周海艳提起本案诉讼时就已经存在，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三早在2015年就已经形成，而且也在另案当中已经提交，本次诉讼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周海艳在一审当中并未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录音内容是周海艳与案外人之间的通话，陈永强、陈新才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该份证据在其他案件当中出示，但并没有得到生效判决的认定和支持，故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周海艳、袁建锋的证明目的。章彪峰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讯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根据讯问笔录中陈永强的陈述，可知在陈永强的概念中，案涉的60万元是结欠章彪锋公司会计周海艳的款项。陈永强称“借”是因为在普通老百姓的观念当中，欠他人钱款，与借他人钱款，表述上是一致的。周海艳自2003年起就在章彪峰的公司中担任主办会计，还曾经兼任过张家港晶辰电子有限公司的会计。陈永强认为该笔60万是用于偿还陈永强与章彪峰共同经营的资金生意，所以陈永强认为是其与章彪峰需要共同归还这笔款项。但是综合来看陈永强是承认结欠周海艳借款本金60万元的。对于证据二刑事判决书的三性均予以认可。证据三，周海艳与宗卫才的录音调取自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5）张民初字第01742号案件中，真实性予以认可。双方的该次对话还原了整个案情的背景，即宗卫才出面帮助陈永强归还浦发银行的60万元利息，所以宗卫才是案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另外，在该录音中宗卫才还承认，2013年3月底，陈永强通过龚媛的账号还了7万元，故陈永强从行为上也在事后予以了追认。该节事实在一审中周海艳提交的与陈永强的录音中再次得到了确认，与补充协议中“陈永强朋友汇入60万”也相互印证。二审中周海艳、袁建锋明确的放弃向陈新才主张权利。二审审理中，本院要求周海艳、袁建锋明确其向陈永强、陈新才主张权利的基础法律关系。周海艳、袁建锋表示是基于陈永强与周海艳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本院认定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周海艳、袁建锋向陈永强主张权利，系基于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为证明双方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成立，周海艳、袁建锋举证了周海艳与案外人宗卫才之间的录音、周海艳与陈永强之间的录音、陈永强在公安机关形成的讯问笔录以及（2018）苏0582刑初1428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认为在邵李华与周海艳的借款事务中，宗卫才、陈永强是实际出借人和借款人，邵李华与周海艳是名义出借人和借款人，周海艳是陈永强在该借款事务中的代理人。但周海艳与陈永强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意见已经被（2015）张民初字第01742号民事判决、（2016）苏05民终1163号民事判决否定。陈永强与周海艳的通话录音中，陈永强并未对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予以确认，陈永强向公安机关的陈述中也仅认可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故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周海艳与陈永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周海艳、袁建锋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础向陈永强主张权利，本院难以支持。关于本案中陈新才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因周海艳缺乏与陈新才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相关证据，二审中周海艳、袁建锋亦明确表示放弃向陈新才主张权利，故本案中周海艳、袁建锋向陈新才的相关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52元，由上诉人周海艳、袁建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军芳审判员  郭 锐审判员  孙楚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闵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