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41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郭放，女，汉族，1986年5月3日出生，住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源，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于乐茹，女，汉族，1988年4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睿，北京市高默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放因与被上诉人于乐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吉0191民初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吉0191民初6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于乐茹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支持郭放的一审反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于乐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郭放向于乐茹出借的4,173,714.44元系商业合作利润分成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且与本案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其一，结合一审庭审情况可知，郭放和于乐茹系朋友关系，且两人私交甚好，在此情况下于乐茹向郭放借款，郭放向于乐茹出借资金完全符合常理，而每次转账金额大小根本不影响借贷关系成立的定性。一审法院以郭放出借的9笔资金中的3笔精确至角分，就认为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进而否认借贷关系的成立既不符合常理，更无法律依据，精确至角分的民间借贷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其二，一审认定郭放同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增钟公司）、北京金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堂公司）存在所谓“密切关系”错误，而据此认定郭放出借资金系利润分成更无法律依据。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瑞恩公司）与北京增钟公司、北京金堂公司共签订6份《投资合作协议书》，其中最早签约时间为2015年9月16日，而一审已查明郭放自2015年6月1日起已经不再担任北京增钟公司股东，并且天津瑞恩公司与北京增钟公司之间系公司与公司之间合作，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证明所谓的演唱会项目同于乐茹本人存在关联，更无法证明同郭放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关联，而据此认定郭放出借资金系利润分成缺乏法律依据。同时，郭放与北京金堂公司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关联关系，一审查明天津瑞恩公司与北京金堂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时间为2015年12月3日，约定演唱会举办时间为2016年1月23日，并根据郭放与北京金堂公司股东之一刘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据此认定郭放与北京金堂公司存在所谓“密切关系”，暂且不论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的“密切关系”是否属于法律上的关联关系，但一审判决明显忽视刘崴自2016年6月8日才成为北京金堂公司的股东这一客观事实，而在此之前郭放与刘崴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显然与北京金堂公司无关，更无法证明郭放与所谓的演唱会项目存在关联，一审判决在没有明确是否存在所谓演唱会合作的情况下直接推测认定郭放出借资金系利润分成，既无客观证据支撑，更无明确法律依据。其三，一审判决明显忽视于乐茹辩称意见存在的自相矛盾，以及同客观事实存在的矛盾，错误将郭放出借资金认定为项目利润分成。首先，于乐茹一方面辩称演唱会项目由其本人一人与天津瑞恩公司进行接洽、处理，并且实际参与、运营演唱会项目，另一方面又称不知晓郭放是否隐瞒利润，明显存在自相矛盾；其次，于乐茹辩称所谓利润分成均与演唱会结束时间相佐证，演唱会结束后由天津瑞恩公司法人张建转入郭放账户，再由郭放转入于乐茹账户，而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所谓的演唱会项目最早举办时间为2015年10月31日，而在此之前郭放已经向于乐茹出借4笔资金共计2,551,029.64元，甚至在最早的《投资合作协议书》签订之前，郭放已经向于乐茹出借2笔资金共计731,016.8元，于乐茹辩称郭放出借资金全部系利润分成明显同客观事实相矛盾；最后，于乐茹虽辩称“郭放按照40％-60％、70％的比例转入其账户”，但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所谓的7场演唱会具体分配比例，更不能与郭放出借的9笔资金一一对应。综上，一审判决忽视本案审理中的存在的多处矛盾、在缺乏客观证据及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采用推测方式错误地将郭放出借资金认定为利润分成，明显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存在本诉、反诉两个诉讼，双方当事人均应当对各自诉讼请求依法承担举证责任。针对一审争议焦点的190万元款项定性，综合本案全部证据，于乐茹仅依据一份银行流水主张190万元系郭放借款，而郭放也已经的提供银行流水证明该笔190万系于乐茹偿还前期借款，履行了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对此也予以了认定。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郭放提供银行流水证明该笔190万元系还款后，于乐茹依法应当就借贷关系成立继续承担举证责任，而于乐茹却并没有提供任何客观证据，甚至连一份直接催款证据都未提供，在此情况下，于乐茹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所谓的公司之间的演唱会《投资合作协议书》，根本无法证明与郭放、于乐茹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更无法证明该笔190万元还款系郭放借款。而一审判决却在郭放已经举证的情况下，毫无根据地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强加于郭放，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三、针对于乐茹向郭放转款190万元，该笔款项应当认定为于乐茹还款，并与郭放出借的4,173,714.44元资金进行抵销，一审判决严重错误。结合本案已查明事实及上文分析可知，所谓的演唱会最早举办时间为2015年10月31日，在此之前郭放已经向于乐茹出借4笔资金共计2,551,029.64元，于乐茹所谓的全部借款系利润分成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根本不应采纳。于乐茹于2015年12月15日向郭放偿还190万元借款完全符合常理，且该笔款项应当与郭放向其出借的4,173,714.44元资金进行抵销。而一审判决却忽视本案已查明的客观事实，直接依据推测方式作出错误判决，严重损害了郭放的合法权益。为维护郭放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出上诉，望依法支持上诉请求。于乐茹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郭放向于乐茹汇付的4，173，714.44元系双方商业演唱会合作利润分成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1.郭放上诉称“一审法院以郭放出借的9笔资金中的3笔精确至分，就认为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而否认借关系的成立，既不符合常理，更无法律依据”。于乐茹认为，郭放此观点不但曲解了一审判决书中的法律说理，更有恶意诉讼、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之嫌。民间借贷中，大额借款金额精确至分是否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相信不论是法官、于乐茹代理人都会有着非常清楚的逻辑判断及正常认知。郭放认为一审判决据此进而否认借贷关系的成立”，属于对一审判决的曲解。一审判决在裁判说理部分详细列明了4个观点进行论证，各论点相互印证，进而得出判诀结果。而郭放却只列明其中一点用以否认一审判决，是明显的以偏概全、恶意曲解一审判决的公正性。2.一审认定郭放同北京增钟公司、北京金堂公司存在“密切关系”事实认定正确，据此认定郭放历次转付给于乐茹的演唱会利润分成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在一审程序中，双方提供的证据不仅限于上述资料，郭放不能每一个上诉理由都仅针对一审诸多证据中的一个证据发表观点进行说理，这不仅严重的割裂了一审业已形成的完整证据链，也极大的浪费了司法资源及于乐茹的精力。一审判决详细列举了郭放与于乐茹的微信聊天记录，郭放与于乐茹有过多次关于合作演唱会的话题讨论，甚至郭放已然明确说出“演唱会每次你也不少分”这样的自认性质的话语，并且除2015年底-2016年初外，双方再无大额资金往来；郭放与于乐茹合作的7场演唱会中的6场演唱会的合同文本原件均保留在于乐茹手中，郭放、于乐茹与天津瑞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建多年来均有大额商业资金往来，且于乐茹与天津瑞恩公司有着演唱会合作合同。一审法院正是依据这些证据形成的完整的证据链认定的客观事实。北京增钟公司自2015年6月1日将股东由郭放、宋冬梅变更为宋佳、宋冬梅。北京金堂公司自2016年6月8日将股东变更为刘崴等人。刘崴为郭放的生母，宋佳、宋冬梅为与郭放有亲属关系的妹妹，加之宋冬梅、宋佳、刘崴与郭放存在长期、频繁的大额资金往来，足以证明郭放与刘崴、宋冬梅、宋佳存在“密切关系”，从而认定郭放一直实际控制着北京增钟公司、北京金堂公司。二审中，于乐茹向法院两次补充提交证据，根据二审补充提供的证据，于乐茹与郭放的2018年微信聊天记录，于乐茹想获取增钟公司的财务报表都需要郭放授权许可方能取得、郭放委托于乐茹以增钟的名义借款等事实，足以证明，截至2015年底，郭放仍为增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郭放试图证明其自身与北京增钟公司、北京金堂公司无任何关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根据于乐茹补充提交的新证据，即天津瑞恩公司与北京菁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署《项目合作协议书》第1.1条约定：“甲方承办的所有演唱会及其他演出活动均需与乙方共同承办而北京菁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即于乐茹。足以证明于乐茹与郭放合作的七场演唱会，为于乐茹实际接洽、促成、参与、管理、落实。3、关于郭放在上诉状中提出的第一条第三点称于乐茹辩护意见存在自相矛盾，于乐茹对该说法予以否认，于乐茹在一审中的任何陈述、意见均不存在自相矛盾。郭放与于乐茹合作过的演唱会项目，均是由于乐茹一人与天津瑞恩接洽、处理，并且实际参与运营演唱会由于张建给郭放转付演唱会回款的方式是极其不规范的滚动方式，造成每笔回款的金额、时间难以与合同约定的金额、时间一一对应，因此于乐茹并不清楚郭放是否在转付利润时隐瞒了于乐茹应得的利润。现于乐茹通过查阅一审中的郭放的银行流水，已能够确认郭放在2015年-2016年间，多次私扣了张建转付的于乐茹应分得的演唱会回款。因此，于乐茹才声称虽然实际参与、运营演唱会，但确实在一审开庭时并不知晓郭放是否隐瞒了利润。4.郭放在上诉状中声称演唱会最早举办时间为2015年10月31日，系明显的恶意隐瞒事实，混淆视听。郭放与于乐茹合作的七场演唱会中，最早的举办时间为2015年8月15日，2015年9月1日-2015年10月22日郭放向于乐茹转付的利润款项即为2015年8月15日该场演唱会的利润分成。于乐茹在一审庭审中曾向法庭及郭放代理人提供《七场演唱会合同内容明细》，并且明确向法官说明2015年8月15日演唱会的合同原件在郭放手中，一审判决第三页可印证此事实。郭放在一审庭审中对于乐茹提出的此事实予以认可，并未提出任何质疑或反驳，足已认证双方合作的2015年8月15日举办的演唱会的合同原件在郭放手中。现二审程序却又矢口否认该事实，其虚假陈述、恶意诉讼意图明显。在一审中，于乐茹提交的证据第34页，于乐茹已提交了2015年8月15日演唱会的项目对账单，该对账单上清晰地记载者该演唱会的纯利润为6,837,570元。于乐茹在一审中已向法院提出，要求郭放提交该合同原件，但郭放至今不予提供，甚至刻意回避。根据“书证提出命令”制度，郭放无理由刻意隐瞒不提供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二审法院应当认可于乐茹主张的事实。5.郭放故意忽略一审中于乐茹提出的证据。一审中，于乐茹向法院提交其与郭放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郭放于2017年12月12日、2018年4月22日、2019年3月8日分别向于乐茹借款，数额从5万、10万至几百万不等，于乐茹未出借。按照郭放的主张，郭放已向于乐茹出借4,173,714.44元，那么郭放完全有理由有依据向于乐茹主张要求还款，而不是在资金短缺时不向于乐茹主张还款，反而连续三年多次向于乐茹大额借款，这一事实既不符合常理，郭放自始至终也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始终对该部分事实避而不谈。在长达3、4年的时间，郭放始终未向于乐茹主张过还款，甚至在2019年于乐茹起诉郭放后至2020年5月25日一审开庭前，郭放亦未在任何场合、任何途径向于乐茹主张还款，仅在2020年5月25日一审开庭前夕向一审法院递交反诉状，主张其所谓的借款事实，郭放恶意诉讼的意图过于明显。二审庭审中，郭放更是事实陈述前后多次矛盾。郭放认为，于乐茹在2015年12月15日向郭放借款190万元，却在2015年-2019年从未主张过还款，且未主张利息，与民间借贷交易逻辑不符。郭放主张2015-2016年间共出借4,173,714.44元给于乐茹，但其自2015年至2020年一审开庭前也从未向于乐茹主张还款，根据郭放的论证观点，其反诉主张亦不合乎民间借贷的交易逻辑，其诉求与庭审主张完全矛盾。至于从未主张利息问题，民间借贷，未约定利息视为无息。二审庭审中，郭放认为“于乐茹一直没有还款能力”(询问笔录第4页)，但其却于2017年-2019年连续三年大额向于乐茹请求借款，其内在逻辑极为矛盾且混乱。其一审、二审的事实陈述明显矛盾，二、一审判决对于郭放与于乐茹举证责任的分配法律适用正确。1.郭放仅提供双方自2015年底-2016年初的银行转款往来凭证，无法得出2015年12月15号于乐茹给郭放的190万元转款性质是还款，因此，在一审本诉部分，郭放未能有效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本诉部分的举证责任仍然在郭放。该条规定：“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是指被告的该举证行为应当有足够的证明力，足以证明被告的抗辩观点，而不是只要被告举证试图证明其抗辩观点，举证责任就转移至原告处。郭放现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即“2015年12月15号于乐茹给郭放的190万元转款性质是还款”，则该争议的举证责任仍然在郭放，如郭放不能进一步举证，则其应当承担该争议的举证不能法律后果，一审判决法律适用正确。2.在一审庭审中，郭放曾主张“于乐茹向其转人的190万元系于乐茹给郭放的演唱会分成，并不是借款”，在一审判决书第12页也己清楚的写明此一审庭审事实。但在郭放与于乐茹的聊天记录中，郭放曾主张该190万元为“大家一起投演唱会的”；二审中又主张190万元性质是”还款”。郭放在庭前、庭审中、庭后及二审程序中对于该190万元的性质前后陈述多次矛盾且无法给予合理解释，一审法院对于郭放的主张不予采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另外，郭放在一审中己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已向于乐茹催要款项(原审于乐茹提供的证据第3页)，但郭放却在二审上诉状中声称“于乐茹甚至连一份直接催款证据都未提供”，可见郭放从未认真研读一审证据材料及判决书，对业已在卷的证据视而不见，恶意诉讼意图明显。三、郭放提供的反诉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郭放一审提供的银行流水并无单位负责人或经办人签名或盖章，其证据形式不合法。根据于乐茹一审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两则案例：(2016)最高法民再109号、(2017)最高法民申2001号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类证据的裁判尺度及意见即为：此类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此种证据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待决案件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经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案件，应当进行类案检索，统一法律适用。现既然已有最高院的生效判决作为类案参考，于乐茹认为郭放在一审庭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属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于乐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郭放立即偿还于乐茹借款本金190万元；2.依法判令郭放支付于乐茹上述借款本金的利息（注：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现暂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利率4.35％计算）；3、判令郭放承担于乐茹支付的律师费用15,000元；4、诉讼费用由郭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6日，天津瑞恩公司（甲方）与北京增钟公司（乙方）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同意就2015年10月31日在南宁举办的《2015蔡依林巡演南宁站》投资事项达成协议。甲方特别承诺，自乙方投资款支付到位的六十日内全额返还乙方投资本金225万元及整场百分之六十利润，上述款项支付每逾期一天，则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比例承担违约金……合同尾部有天津瑞恩公司签章，法定代表人张建签字，北京增钟公司签章，时任法定代表人宋冬梅签字。2015年9月30日，天津瑞恩公司（甲方）与北京增钟公司（乙方）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同意就2015年11月7日在贵阳举办的《2015张惠妹巡演贵阳站》投资事项达成协议。甲方特别承诺，自乙方投资款支付到位的六十日内全额返还乙方投资本金187.5万元及整场百分之三十利润，上述款项支付每逾期一天，则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比例承担违约金……合同尾部有天津瑞恩公司签章，法定代表人张建签字，北京增钟公司签章。2015年10月19日，天津瑞恩公司（甲方）与北京增钟公司（乙方）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同意就2015年11月28日在深圳举办的《2015张惠妹巡演深圳站》投资事项达成协议。甲方特别承诺，自乙方投资款支付到位的六十日内全额返还乙方投资本金375万元及整场百分之六十利润，上述款项支付每逾期一天，则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比例承担违约金……合同尾部有天津瑞恩公司签章，法定代表人张建签字，北京增钟公司签章。2015年10月21日，天津瑞恩公司（甲方）与北京增钟公司（乙方）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同意就2015年12月19日在北京举办的《2015杨宗纬巡演北京站》投资事项达成协议。协议（C）条约定：甲方特别承诺，自乙方投资款支付到位的六十日内全额返还乙方投资本金225万元，并同时支付前期利润100万元，后期利润分成甲方在演唱会结束后十五日内按本协议第（D）款第（E）项约定的数额及比例向乙方支付。上述款项支付每逾期一天，则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比例承担违约金……（D）条约定：鉴于本次巡演目前的售票现状和现有收益，甲方承诺乙方的投资本金及前期100万的投资收益的风险保障，合作项目若后期无盈利，则前期支付本金及利润100万甲方不再要求乙方返还。合同尾部有天津瑞恩公司签章，法定代表人张建签字，北京增钟公司签章。2015年11月4日，天津瑞恩公司（甲方）与北京增钟公司（乙方）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同意就2016年1月23日在天津举办的“2016Bigbang巡演天津站”投资事项达成协议。双方确认支出预算表执行本演唱会所需之现金需求，乙方投入400万元，其余款项由甲方全部承担。甲方承诺在2015年12月31日前，返还给乙方本场演出利润400万元。甲方总计回款至乙方账户800万元，其中包括本金400万元和利润400万元。合同尾部有天津瑞恩公司签章，法定代表人张建签字，北京增钟公司签章。2015年12月3日，天津瑞恩公司（甲方）与北京金堂公司（乙方）签订《梁静茹世界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同意于2016年1月23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联合投资“2016梁静茹世界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双方同意依下列比例分摊保证投资款以支付依双方确认之预算表执行本演唱会所需之现金需求：甲方占百分之五十人民币250万元，乙方占百分之五十人民币250万元。甲方承诺并确保乙方享有石家庄演出总利润百分之五十权益，并承诺在2016年2月1日前将乙方投资本金及所得利润汇至乙方指定账户。合同尾部有天津瑞恩公司签章，法定代表人张建签字，北京金堂公司签章。另查明：北京增钟公司前身系北京互得国际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4日，2014年2月17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宋冬梅，投资人变更为郭放自然人股东。2014年3月24日投资人新增宋冬梅。2015年6月1日，郭放退出自然人股东。2016年6月2日，新增宋佳为自然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清演。北京金堂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10日，2016年6月8日法定代表人张艳杰变更为李一鑫，张艳杰、张艳秋退出自然人股东，新增刘崴、李一鑫、陈海航、宋殿发、贺胜龙为自然人股东，此后出现多次法定代表人、投资人、董事的变更。2015年-2016年间，郭放与张建、刘崴、宋冬梅、于乐茹等人存在多笔银行转账，其中郭放主张曾向于乐茹转款9笔，分别为2015年9月1日转款681,016.80元，2015年9月15日转款50,000元，2015年10月19日转款1,115,777元，2015年10月22日转款704,235.84元，2015年11月14日转款300,000元，2015年11月20日转款460,000.00元，2015年12月1日转款562,684.80元，2016年2月15日转款100,000元，2016年8月10日转款200,000元。再查明：2015年12月15日，于乐茹向郭放转账190万元，用途备注为：借款。2018年至2019年间郭放与于乐茹的聊天记录可知，2018年于乐茹问：“郭老板，要不我们把演唱会接着做起来啊”，郭放问“演唱会咋做啊”，于乐茹回答：“这个就得哪天你有时间咱们当面聊了，一句两句说不清，不会像原来那么赚钱”。2019年5月6日，于乐茹问：“张杰演唱会接不接，保守利润翻倍，合同保本协议，你有兴趣吗？”郭放回复：“用投钱吗？”于乐茹回复：“当然，张杰现在都火爆了，天津站能开4万多个座，演唱会我啥时候让你亏过钱，一定赚”。2019年5月10日，于乐茹问:“就算把增钟的尾款350万结清了，你要给我560万，因为后期我的居间你一直说对方逾期就没再给过我钱”，郭放回复：“天津那边我也有很多钱没回来，你每次分的也不少”。于乐茹称二人合作办演唱会期间，均系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按照协议约定，将演唱会的回款按照分成比例转入郭放账户，再由郭放按照40%-60%、70%的比例转入于乐茹账户。2015年-2016年间二人存在多笔大额转款，此后并无大额资金往来。其中2015年10月19日张建分两笔向郭放转款278,944.30元、2,510,498.90元，两笔合计2,789,443.20元，郭放于同日向于乐茹账户转入1,115,777元（2,789,443.20元*40%）。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190万元的性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于乐茹在提供向郭放转账的凭证后，郭放反诉称该款系于乐茹向其归还的借款，按照法律规定对于该项主张郭放应承担举证责任。故此郭放提供银行流水，主张2015年-2016年间于乐茹向其借款9笔合计4,173,714.44元。2015年12月15日的转款1,900,000元系归还上述借款，尚欠2,273,714.44元借款未还。综合庭审调查可知，1.天津市瑞恩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与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北京金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了多份演唱会项目投资协议书，郭放曾为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宋冬梅曾为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崴曾为北京金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且郭放与宋冬梅、刘崴存在多笔银行转账，由此可以看出郭放与北京增钟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北京金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存在密切关系。2.郭放与于乐茹的微信聊天多次提到“天津”、“增钟”、“合作办演唱会”等，且郭放在微信中称因双方合作办理演唱会，于乐茹也分配大量利润。可见，于乐茹主张的其2015-2016年间与郭放存在开办演唱会的商业合作事宜，并约定分配利润的情况属实。3、郭放向于乐茹9笔转款中，多笔交易金额精确至角分，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亦不符合生活常理。4.郭放反诉称向于乐茹转入的9笔款项系借款，然庭审中又称“于乐茹向其转入的190万元系于乐茹给郭放的演唱会分成，并不是借款”，前后表述矛盾。综上，从现有银行转账附言备注、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等在案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来看，郭放所提供证据证明力较弱，尚不足以充分、有效地证明其提出的反驳性事实主张，郭放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故于乐茹主张的其向郭放出借190万元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合法有效，于乐茹要求郭放偿还借款本金19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诉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对律师费并无约定，故对于该部分费用，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郭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偿还于乐茹借款本金1,9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900,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6月10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上述利息计算以年利率4.35%为限）；二、驳回于乐茹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郭放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1,017.50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2,495元，由郭放承担。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于乐茹主张郭放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其借款，其于2015年12月15日向郭放银行账户转款190万元，并备注为借款，郭放应对此承担还款责任。郭放抗辩该款项为双方资金往来，并在原审反诉称于乐茹向其借款4,173,714.44元，扣除190万元后，于乐茹尚欠2,273,714.44元应偿还。郭放提交了其向于乐茹多笔转款记录共计4,173,714.44元，于乐茹举证天津瑞恩公司与北京增钟公司多份投资协议，称该多笔转款系天津瑞恩公司与郭放作为股东的北京增钟公司合办演唱会后，天津瑞恩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建将所获利润转给郭放账户，而后郭放将利润按比例作为居间费转给于乐茹。经查，郭放与于乐茹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郭放向于乐茹的多笔转账均与张建向郭放的转转账在时间和金额上具有对应性和关联性，而于乐茹对郭放的转账仅有备注为借款的190万元一笔转账，借款的备注应在转款时显示于转账记录中，郭放称其未看到于乐茹转账190万元的备注为借款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于乐茹与郭放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印证双方之间确有投资演唱会的事实，以及于乐茹关于居间介绍的主张。而郭放反诉其向于乐茹转款4,173,714.44元是借款，每笔都不是整数，而是精确至角分的金额，确实不符合一般的借款习惯。而郭放称其于2015年6月即退出北京增钟公司股东身份，不存在与张建任法定代表人的天津瑞恩公司合作的情况，但其是否为北京增钟公司股东与是否投资演唱会并无关联性。因郭放对其抗辩及反诉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郭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190元，由上诉人郭放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欣华审判员  姜晓健审判员  杨 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于斯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