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浙09行赔终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舟山市定海绿健果蔬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舟山市定海区双桥街道桥头施村。 法定代表人傅建舟，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何叶敏，浙江丰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盐仓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舟山市定海区盐仓兴舟大道**。 法定代表人余世炯，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何军敏，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刘勇平、倪永达，浙江乾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舟山市定海绿健果蔬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绿健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盐仓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盐仓街道办事处”）其他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2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绿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傅建舟及委托代理人何叶敏，被上诉人盐仓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何军敏及委托代理人刘勇平到庭参加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对本案组织调解，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因双方当事人分歧较大，最终无法达成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绿健合作社系农民互助性经济组织，成立于2006年8月24日。成立之初，成员出资总额为5万元。后，原告于2008年6月及2015年11月经两次变更登记，其中2008年为名称变更登记，由原来的舟山市定海绿健果蔬合作社变更为舟山市定海绿健果蔬专业合作社。2015年为增资和扩员变更登记，出资由原来的5万元变更为12万元，人员由7人扩展成21人，但柴国庆和冯身惠并非该合作社成员。2014年7月起，原告与被告辖区内虹桥社区村民蔡才兴等人签订《浙江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租用该些村民位于盐仓原旧木材市场地块的承包地用于果蔬基地建设。截止同年12月底，原告在该基地上搭建起钢结构大棚若干只（具体数目不详，被告在强制拆除时未制作清单，而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有23只，规格为宽8米、长72米、间距0.80米，三纵四卡，顶高3.3米，肩高1.6米，插土0.4米）。因该地块为定海区盐仓片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电子商务及物流园区重点开发区块，且项目相关报件已上报审批，故被告于同年12月22日发布通告，告知该区域范围面临征收，禁止在该区域范围内进行种植，乱搭乱建，否则所种植的青苗果木一律不予补偿，违章建筑一律予以拆除。2015年1月12日，被告委派辖区内盐仓执法中队对原告搭建在果蔬基地上的钢结构大棚进行了部分拆除，该次拆除数目因被告未制作清单亦是不详。2015年1月19日，被告联合国土部门再次发布征地告知书，明确涉案地块被列入征地范围，禁止抢种抢建等行为。同年4月1日，经被告多次做工作，自称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傅建舟合伙从事虹桥果蔬基地建设的柴国庆、冯身惠两人，“代表”原告（乙方）和被告（甲方）签订《盐仓原旧木材市场地块果蔬大棚搬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乙方于2014年7月与虹桥经济合作社部分村民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取得位于定海区××市场集体土地22亩，并进行草莓、西瓜、葡萄等水果种植，现乙方已在该地块上进行了果蔬大棚及其他农用设施投入。因该地块为《定海区盐仓片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电子商务和物流园区重点开发区块，项目相关报件已上报审批，因此，盐仓街道办事处严禁农户在该区域范围内进行抢种抢建，并于2014年12月22日下发了通知书，2015年1月9日作出了责令停止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现考虑到乙方在下发通知书前已投入了一定的财力、物力、人力，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特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人民币22万元整，详见补偿清单，补偿款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由甲方一次性汇入乙方帐号。二、22亩土地一年租金均由乙方自行支付给农户。三、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自行拆除原旧木材市场地块搭建的所有钢结构大棚，并清理土地上的青苗及其设施、设备。四、本协议一式二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五、本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未尽事项宜可以另行协议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将该22万元款项打入了冯身惠的个人帐户，而没有打入原告帐户。协议约定期限到来后，被告以原告逾期未自觉拆除为由，将该大棚完全拆除，而该22万补偿款事后亦被冯身惠和柴国庆两人瓜分。原告不服被告与他人签订补偿协议及拆除大棚行为，与被告多次协商赔偿无果后，于2016年1月4日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强制拆棚行为违法。该院对该案审理后认为，冯身惠、柴国庆既非该合作社成员，也没有得到该合作社授权，亦无证据证明案涉虹桥果蔬基地系他俩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傅建舟三人之间的合伙经营，故并非合同适格相对方，无权就原告虹桥果蔬基地征收补偿事宜与被告签订补偿协议，涉案《盐仓原旧木材市场地块果蔬大棚搬迁补偿协议》应为无效。被告以双方已达成搬迁协议为由进行强制拆除，无事实基础。况且，即使该协议合法有效，在原告未自觉交付被告拆除情况下，被告未依照行政强制法关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相关程序规定，申请人民法院非诉执行，亦属超越职权，违反法定程序。遂于2016年9月16日作出（2016）浙0902行初2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拆除原告虹桥果蔬基地大棚的行为违法。2018年9月12日，原告通过邮寄方式要求被告赔偿拆除虹桥果蔬基地大棚后所造成的一系列损失113万余元，但被告一直未予答复。2019年1月30日，原告向该院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原审法院另查明，一、案涉地块作为仓储建设项目用地审批于2015年5月29日获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批准文号：浙土字（3309）Ａ［2015］-0007。二、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定海分局于同年7月3日公告该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其中第三项“2、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一栏记载，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费29.87万元。第五项规定，征收土地工作由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定海分局会同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管委会）具体实施。三、被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中《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协议》有关“青苗及地面附属物补偿费”一栏中，约定补偿费29.87万元（具体详见乙方清单）。而清单中记载，青苗2.5亩，金额0.75万元；桔子树1.4亩，金额4.48万元；桃子树0.8亩，金额2.64万元；果蔬大棚22亩，金额22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被征地农户（承租人）在拟征土地上涉嫌抢种、抢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被当地政府阻止并被强制拆除地上附着物所引发的行政赔偿争议。虽然被告盐仓街道办事处强拆原告果蔬基地大棚行为的违法性，已经有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但原有的征收补偿问题是否一律可以通过赔偿途径解决，需要结合案情具体分析。鉴于本案实际情况，尚不宜采用赔偿的方式解决原有的征收补偿问题。理由如下：一方面，有关行政首次判断权问题。原告绿健合作社是否存在拟征土地上抢种、抢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情形，直接关系到是否应给予原告补偿问题。本案被告盐仓街道办事处作为涉案土地征收的具体实施单位，其强拆大棚的违法性虽然业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但是裁判确认违法的原因，一是被告先前与不能代表原告的案外人签订补偿搬迁协议，导致协议缺乏双方合意基础而无效；二是在原告未主动交付拆除情况下，被告实施强制执行，系超越职权，违反法定程序。从该生效裁判看，并没有评判原告在案涉虹桥果蔬基地上搭建钢结构大棚行为的合法性，也没有对原告是否在该基地上种植了青苗下过结论。《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238号）第（九）项内容规定，在征地依法报批前，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应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以书面形式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告知后，凡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抢建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本案原告在虹桥果蔬基地上的建设等行为，是否属于抢栽、抢种、抢建，是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未予判断处理事项，应当由行政主体先行处理，如果司法机关过早介入，就会有代替或者干预行政权行使的嫌疑。法院待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后，再对其是否合法以及明显不当进行审理。另一方面，已签征收补偿协议无效后，征收人是否仍负有征收补偿安置义务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关于“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rdquo规定，原告绿健合作社系涉案集体土地的合法承租人，其有权就虹桥果蔬基地主张其应得到的相应补偿。根据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精神，依法取得征地批准是政府组织实施征地活动的法定前提条件。但是，从实践效果看，如能实现公共利益与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基于合同双方自愿性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宜仅以尚未取得征地批准为由否定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的效力。本案中，盐仓街道办事处在征地前与被征收人绿健合作社签订《盐仓原旧木材市场地块果蔬大棚搬迁补偿协议》，该协议因代表绿健合作社的签订主体不合法而被确认无效，但不能因此否认该协议性质系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协议被确认无效后，征收人负有的征收补偿安置义务并不能以此免除，仍需重新与被征收人绿健合作社通过协商或者裁决作出补偿安置。综上，绿健合作社就其虹桥果蔬基地的征收补偿事宜如果不能与征地具体实施单位盐仓街道办事处达成补偿协议，则应向相关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裁决。现原告向该院直接提起行政赔偿之诉，要求针对其赔偿请求判令具体的赔偿内容，无法律依据，难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舟山市定海绿健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赔偿请求。 宣判后，绿健合作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4月1日，经盐仓街道办事处多次做工作，自称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傅建舟合伙从事虹桥果蔬基地建设的柴国庆、冯身惠两人，“代表”上诉人和盐仓街道办事处签订《盐仓原旧木材市场地块果蔬大棚搬迁补偿协议》。但事实并非如此。此前，盐仓街道办事处与上诉人就损失赔偿进行过谈判，但未能达成一致。该份协议属盐仓街道办事处与柴国庆、冯身惠签订的协议，与上诉人无关，也与本案无关。本案不是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而是盐仓街道办事处违法强行拆除上诉人果蔬基地大棚，造成上诉人合法财产损失而提起诉讼的行政赔偿案件，两者性质不同，解决争议的程序也不同，不应混淆。同时，原审判决认定盐仓街道办事处于2014年12月22日发布通告，告知该区域范围面临征收，禁止在该区域范围内进行种植，乱搭乱建，否则所种植的青苗果木一律不予补偿，违章建筑一律予以拆除。不符合法律规定。盐仓街道办事处一审中虽提供照片证明其张贴了署期为2014年12月22日的通告，但实际是否张贴公布没有证据证明。且原审判决影射上诉人存在抢载、抢种、抢建，实质上是认定了该通告的合法性，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和《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四条规定，发布征地公告的时间是“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而本案涉诉土地征用批准时间是2015年5月29日，很明显盐仓街道办事处的通告以及2015年1月12日强行拆除上诉人果蔬基地大棚都是不合法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不宜采用赔偿方式解决原有征收补偿问题的两点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果蔬基地建设、种植早于征地告知、批准和公告的时间，是合法有效的。盐仓街道办事处在未与上诉人协商情况下，于2015年1月12日就强行拆除大棚等设施。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6）浙0902行初2号行政判决，明确载明盐仓街道办事处拆除上诉人大棚的行为无依据，且违反法定程序，因该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性，故确认违法。该判决实际已认定上诉人建设大棚的合法性，而原审判决影射上诉人存在抢载、抢种、抢建，实际上否定了该判决，是没有依据的。且盐仓街道办事处在答辩时都没有讲上诉人存在抢载、抢种、抢建，其与他人签订补偿协议，尽管实际应当签订协议的对象不同，但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盐仓街道办事处也认为上诉人不存在抢载、抢种、抢建，否则怎么可能给予补偿。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索赔经济损失，不是要求征地补偿安置。原审判决却把本案引到土地征收补偿安置上，并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其次，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就虹桥果蔬基地的征收补偿事宜如果不能与征地具体实施单位盐仓街道办事处达成补偿协议，则应向相关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裁决，现直接提起行政赔偿之诉，要求判令具体的赔偿内容，无法律依据，难以支持。这一说法混淆了行政赔偿案件与征地补偿安置争议的界限，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本案是因行政机关违法行政造成损失而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不应适用解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的程序和流程，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请求本院撤销原判，据实判决盐仓街道办事处赔偿经济损失。 被上诉人盐仓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上诉人提出的事实异议不成立。关于柴国庆、冯身惠以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盐仓原旧木材市场地块果蔬大棚搬迁补偿协议》的事实，原审判决已作客观认定。该事实在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6）浙0902行初2号行政强制纠纷一案中也已经查明及认定，且被上诉人提供的柴国庆、冯身惠调查笔录，已清晰反映该节事实。上诉人就该节事实提出的异议，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对于该协议的效力，在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6）浙0902行初2号判决中已有评价，该份协议性质是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明确的。原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于2014年12月22日发布通知等事实，仅是原审判决对事实的描述，并没有对上述通知的合法性作出评价，不存在合不合法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影射上诉人存在抢栽、抢建，实质上是认定该通知的合法性，显然是过多联想。该节抢栽、抢建事实虽然真实存在，但原审判决并未对此作出评价，故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不认可。二、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不宜采用行政赔偿方式解决原有征收补偿问题，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请，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案涉纠纷实质是征收补偿问题争议，上诉人大棚虽然被拆，但征收人仍负有安置义务，上诉人通过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程序就能够得到补偿。被上诉人拆除大棚的行为虽然被确认违法，但未对上诉人造成实质损害，上诉人不能另行取得损害赔偿。其次，即使被上诉人应对拆除大棚行为向上诉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那么上诉人的损失也应当按土地征收可取得的补偿收益确定。案涉大棚所在地块已被列入征地范围，被上诉人受托拆除大棚。在大棚被拆除前，被上诉人已与柴国庆、冯身惠代表的上诉人达成补偿协议，后该补偿协议被确认无效。在此情况下，如上诉人未能与土地征收实施单位达成补偿协议，应依法向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裁决，以确定可得补偿数额。另，案争事项涉及上诉人是否存在抢栽、抢种、抢建行为，以及对争议的地上附着物、青苗是否应给予补偿等，这些均为征地补偿安置事项，应按土地征收程序进行处理。综上，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请，合法合理，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中，上诉人绿健合作社认为舟山市定海征地管理所与定海区盐仓街道虹桥村坝桥股份经济合作社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的《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中青苗费补偿是25000元/亩，该协议项下的征收地块与本案案涉地块是同一的，并申请本院向舟山市定海征地管理所或定海区盐仓街道虹桥村坝桥股份经济合作社调取该地块青苗的实际补偿标准，以证明本案案涉地块征地青苗补偿费至少为25000元/亩。本院根据上诉人的申请，经向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海分局依法调取，该局向本院提供了舟山市定海征地管理所与定海区盐仓街道虹桥村坝桥股份经济合作社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的《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协议》。本院同时依职权向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取了《舟山市征收（用）农村集体土地青苗、各类经济作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规定》（舟政办发〔2008〕104号），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绿健合作社经质证，对《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上诉人已在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6）浙0902行初2号绿健合作社诉盐仓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一案中提交，并非新证据，其申请调取的是青苗费的实际补偿证据，前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实际补偿金额，与本案无关联；对《舟山市征收（用）农村集体土地青苗、各类经济作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规定》，认为不是证据，且实际补偿金额与该规定的补偿标准数额不一致。被上诉人盐仓街道办事处经质证，对前述两份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经核对，本院依申请调取的《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与被告在一审中提交的《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一致。本院认为，《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协议》已由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交，且上诉人已经在一审中发表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不作为新证据予以认定；上诉人认为其申请调取的是案涉地块青苗费的实际补偿证据，并非该协议，但本院已按上诉人的申请调取了相关证据，且征收土地过程中的青苗费补偿系按被征收土地上的青苗实际价值进行补偿，被征收土地上不同地块青苗实际补偿金额因种植作物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上诉人主张其向本院申请调取的是本案所涉地块其他农户青苗实际补偿金额，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性，故上诉人在本院依申请调取相关证据后，又提出该主张并不符合证据调取条件。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舟山市征收（用）农村集体土地青苗、各类经济作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规定》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违法行使行政职权造成相对人财产损害的，应当予以赔偿。被上诉人盐仓街道办事处实施的拆除上诉人绿健合作社果蔬基地大棚等设施的行为已经被原审法院（2016）浙0902行初2号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上诉人有权就该违法行为给其造成的财产损失要求赔偿。涉案拆除行为作出时，相关土地尚未被批准征收，拆除行为并无法律依据，故本案所涉赔偿问题与土地征收补偿无关。被上诉人盐仓街道办事处关于上诉人大棚虽然被拆，但征收人仍负有安置义务，上诉人通过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程序即能够得到补偿，被上诉人拆除大棚的行为虽然被确认违法，但未对上诉人造成实质损害，上诉人不能另行取得损害赔偿的主张不能成立。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本案中，上诉人绿健合作社在提起本案原审诉讼时要求被上诉人盐仓街道办事处赔偿其经济损失共计1362983元，赔偿的项目包括：1.土建投资（挖沟、复耕）24600元；2.设施设备投入（钢架大棚、管理用工棚、工棚内物品、东风151旋耕机连开沟）366573元；3.人工工资30500元；4.已付土地租金48360元；5.支付利息财务成本124950元；6.青苗费768000元。根据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盐仓街道办事处因违法拆除行为造成上诉人果蔬大棚及地上附着物损失，故对上诉人此部分的损失，被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果蔬大棚被拆除的损失，上诉人在诉讼中虽然未提供购买大棚的会记账目或有效发票，但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宁波市江北江庆大棚加工厂的手写收款收据、GP622/625热镀锌钢管塑料大棚明细表等证据，可以反映出宁波市江北江庆大棚加工厂收到绿健合作社购买钢管大棚款348473元，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陈述指向被上诉人拆除大棚后，上诉人未取得大棚材料的事实，本院认定该部分损失金额为348473元。对于上诉人提出的管理用工棚及工棚内其他生产生活物品的损失，虽然上诉人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因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种植基地土地上的大棚等附着设施的拆除行为，客观上已导致上诉人无法对此进行举证。故该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情况等，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使得上述设施及物品情况无法准确查清，客观上也已不具备价值鉴定的条件，但上述设施及物品应属拆除过程中造成的合理损失，故根据上诉人主张的赔偿金额，本院酌情确定该部分损失为5000元，由被上诉人予以赔偿。 关于案涉土地上农作物的损失，上诉人绿健合作社提交了种子销货清单、“矮抗青”说明书、定海区“菜篮子”价格监测表及农作物照片，并据此主张其在案涉土地上种植农作物为“矮抗青”，产量为每亩4000公斤，按每公斤4元市场价计算，24亩土地共损失768000元。而被上诉人盐仓街道办事处主张，被上诉人实施拆除行为时，案涉土地上并没有播种迹象，且农作物产量随着天气等原因都不一样，亩产4000公斤仅是厂家说明书上写的，并无依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矮抗青”说明书，仅是生产厂家对农作物种子的介绍，亩产量也仅是理论上的数值，实际是否能达到亩产4000公斤，还受土壤、种植工艺、天气等其他因素影响。上诉人提供的农作物照片，拍摄时间和地点不明，无法证明系拍摄于被上诉人拆除大棚时的案涉土地。退一步讲，即使拍摄于被上诉人拆除大棚时的案涉土地，也仅为农作物局部特写，并不能证明案涉土地全貌，包括上诉人土地上的农作物种类、播种面积等。现因大棚被拆除，案涉土地上农作物种类、播种面积、长势等，均已无法查明，损失价值无法评估。而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损失不存在。根据《舟山市征收（用）农村集体土地青苗、各类经济作物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规定》（舟政办发〔2008〕104号），青苗补偿标准为按被征收土地上的青苗实际价值进行补偿，不足3000元/亩的按3000元/亩标准予以补偿。而根据舟山市定海征地管理所与舟山市定海区盐仓街道虹桥村坝桥股份经济合作社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的《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协议》，其中所附的补偿清单中确定的青苗补偿费为3000元/亩，原舟山市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7月3日公告的案涉土地所在区域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青苗及地面附属物补偿标准与该协议中约定的青苗及地面附属物补偿金额亦为一致。故参照上述征收补偿标准，本院酌情按3000元/亩确定上诉人农作物损失，涉案24.18亩土地大棚内农作物损失共计72540元。 关于上诉人绿健合作社主张的第一项土建投资损失、第二项损失中的旋耕机和手扶拖拉机闲置损失、第三项人工工资损失、第四项土地租金损失和第五项贷款利息财务成本损失，均非因被上诉人盐仓街道办事处实施强制拆除果蔬大棚行为所产生的直接损失，且翻耕土地费用、人工工资等已转化为相应青苗的价值，故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所规定的赔偿范围，上诉人的上述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2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 二、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盐仓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舟山市定海绿健果蔬专业合作社果蔬大棚损失348473元、管理用工棚及生产生活物品损失5000元及大棚内农作物损失72540元，合计426013元。 三、驳回舟山市定海绿健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赔偿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卫东 审 判 员 周 杰 审 判 员 岑锦山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方 园 代书记员 斯洲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