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民终18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市高要区******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上清湾水塘尾）。法定代表人：黄建荣，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炳灿，广东百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兵，广东百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甲全，男，1954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肇庆市高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坚新，广东君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冼嘉华，广东君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肇庆市高要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乐墓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甲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2020）粤1204民初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长乐墓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炳灿、被上诉人邓甲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坚新、冼嘉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乐墓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邓甲全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邓甲全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影响案件公正审理。1.邓甲全提供的证据大部份没有原件，部分证据原件及复印件存在变造、倒签、并有使用假公章嫌疑，双方对合同标的及证据争议极大，案情重大复杂，应当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而没有适用。2.一审法院滥用调查职权，在没有举证责任倒置的客观条件下，违法责令长乐墓园公司为邓甲全举证，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程序规则。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邓甲全没有建筑资质，其与长乐墓园公司的之间的建设施工合同无效，因而在履约过程中约定的利息条款同样无效的事实清楚，一审没有审查认定。2.长乐墓园公司与邓甲全于2016年4月18日签订《工程付款协议书》，截止该日期长乐墓园公司尚欠邓甲全工程款3335355.80元，其后陆续支付工程款400多万元的事实清楚，一审认定《工程付款协议书》系2017年5月31日签订，2017年5月31日止长乐墓园公司尚欠邓甲全工程款3335355.80元未付事实错误。第一、《工程付款协议书》为书面证据，该证据落款的“签订日期2016年4月18日”的内容非常清晰，至少能够证明当事人均认可经核对结算在2016年4月18日尚欠工程款3335355.80元的事实，即使有关签字人员认为他们在2017年5月份才签字确认，不影响尚欠工程款经当事人确认自2016年4月18日起发生的事实。第二、邓甲全没有充分证据推翻《工程付款协议书》确定的尚欠款发生时间为2016年4月18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由于不认可《工程付款协议书》的落款时间，故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一审判决仍以《工程付款协议书》条款内容认定本案事实明显错误。第三、对于高达330多万元的巨额欠款所达成的协议，当事人按常理应对尚欠金额、履行期限、落款日期等敏感内容高度关注及严谨处理。邓甲全主张《工程付款协议书》为2017年5月31日签订且尚欠工程款也是自2017年5月31日起算，该日期与《工程付款协议书》显示的落款日期“2016年4月18日”相距1年多时间，邓甲全、签字人员均没有人提出异议，事后也没有提出变更或补充，完全不符合工程结算的一般交易习惯及常理。第四、《工程付款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甲方必须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17年4月30日前无息支付上述工程款。”第三条约定：“甲方逾期未付款，则从2017年5月1日起计付利息。”履行协议的时间在签订日期2016年4月18日之后，由于履行金额巨大，故履行时间跨度约一年的时间非常合理。若该协议为2017年5月31日所签订，则签订日期反而在约定的最后履行时间2017年4月30日之前，且协议尚未签订即已提前1个月逾期付款，协议形成时间与约定的履行内容存在矛盾也不符合常理。第五、黄建荣已于2017年不再担任长乐墓园公司的任何职务，只是挂名的法人代表尚未变更，其陈述的内容不排除与邓甲全及其他人员恶意串通，且其陈述的内容与书证《工程付款协议书》内容不符，而书证的证明效力高于言词证据，黄建荣等人的陈述不应该采信。第六、邓甲全主张完成工程总价为11364116.40元，其中自认收到2014年4月份前的工程款1630401.90元，2014年5月7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收到工程款639万元并提供收款清单及收据、发票等作为证据作为计算根据，前后合共收到8020401.90元，以证明2017年5月31日长乐墓园公司尚欠工程款3335355.80元未付的事实。但长乐墓园公司在邓甲全所列收款清单内容及其提供的收据之外，另行举证证实：2016年5月27日转账支付工程款30万元、2017年2月20日转账支付工程款16万元、2017年5月25日转账支付工程款10万元(三笔合共56万元)，而邓甲全举示发票等证据自认于2017年5月31日收到工程款48.347477万元，但收款清单及收据仅显示10万元，差额部份的38.347477万元应计入已付工程款，由此可见，邓甲全在2016年5月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另有收到的工程款65+38.347477=103.347477万元未计算在其已收工程款当中。即邓甲全在2014年5月7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最少已收到工程款6390000+300000+160000+100000+383474.77=7333474.77元，故在2017年5月31日前，长乐墓园公司根本不可能尚欠工程款3335355.80元未付，一审判决认定长乐墓园公司尚欠工程款3335355.80元未付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从而更一步证实黄建荣与邓甲全等人恶意串通、虚假陈述。3.认定长乐墓园公司主张收取2017年6月份工程款利息的事实与邓甲全所举举证及客观事实存在矛盾，一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错误。第一、2016年4月18日确定工程尚欠款后，长乐墓园公司按约陆续付清工程款，不应存在可付利息的客观事实，对错付款项应由邓甲全返还。第二、按《工程付款协议书》第三条约定，2017年5月1日起应付利息，但邓甲全未举证其已收到2017年5月份的利息，而唯一举证收到2017年6月份的利息，此不符合协议约定，也不符合交易习惯，除非有关人员恶意串通、有意而为。第三、按《工程付款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工程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经查2017年6月份的银行贷款年利率4.3%，而按邓甲全主张当月收到利息额计算的贷款利率却高达6.1%，邓甲全主张的事实与约定不符，不足以认定。4.邓甲全对工程量及工程结算举证不足事实清楚，一审判决认定尚欠工程款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第一、邓甲全对工程量及工程结算所举证据大部分没有原件，对没有原件的部分工程量不应当采信。第二、邓甲全所举的部份证据有明显的变造痕迹，不应当采信。其中第6页证据《建筑工程结算表》显示的日期为2016年6月20日，但结算内容第十七至二十项居然显示2017年1至4月份发生的工程项目。第三、邓甲全提供的部份《工程结算表》所盖公章尚未启用，公章启用日期与《工程结算表》显示的结算日期不符。第四、邓甲全举证2017年1至4月份的《建筑工程结算表》既没有原件，复印件文件显示的公章没有防伪标志、为假公章。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驳回邓甲全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实体处理及适用法律均错误。为此，长乐墓园公司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提出上述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邓甲全书面答辩称，请求法院驳回长乐墓园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一、一审法院根据邓甲全的申请搜集本案证据符合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兵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十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人民法院进行收集。在本案中邓甲全的证据原件已经上交至长乐墓园公司的上级机关（高要区南岸街道办事处），而且即使《工程付款协议书》第五条中明确写明“本协议一式两份，甲（长乐墓园公司）乙（邓甲全）双方各执一份”，长乐墓园公司亦恶意隐瞒，不予配合提交原件予以核对。因此本案的情况已经属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搜集证据”的情形，一审法院为查清本案事实，依照邓甲全的申请搜集本案证据符合法律法规。第二、本案的建设施工合同有效，利息条款亦有效。首先，因为本案的工程内容为割山草、砌台阶、砌排水渠、砌土墙、安装广告牌等，上述工程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及《合同法》中关于建设工程合同所规定的建筑内容不同。此类工程与传统工程相比，有着工程内容、施工条件、施工规模更为简单的特点，施工主体并不需要相应的资质亦可以履行该类工程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该类工程的施工工作。因此，在本案中的合同并不因为邓甲全没有相应资质而无效。黄建荣是长乐墓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询问笔录》中明确说明，对邓甲全的资质无异议，而且墓园除了石头方面的工程，其他工程基本都是邓甲全在做的；证人黎志斌是高要区人民政府南岸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其在《询问笔录》中明确说明：“我们没有对（邓甲全工程施工队）资质问题提出异议”；证人梁肇文是长乐墓园公司的副经理及出纳，其在《询问笔录》中亦明确说明：“我司认为邓甲全工程队具有施工资质，所以没有对其资质提出异议”。另外，即使施工工程合同无效发包人拖欠工程款而产生的利息在性质上属于法定孳息，与工程价款具有附随性，是施工人履行建设工程施工义务后应得的利益，也是发包方拖欠工程款应当支付的对价，因此发包方应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向施工人支付拖欠工程价款期间的利息。第三、本案证人除了认可在2017年5月份签订《工程付款协议书》以外，更是承认在2017年5月份长乐墓园公司尚欠邓甲全工程款3335355.80元的事实。《工程付款协议书》上落款的“签订日期为2016年4月18日”已经被多位证人证实是笔误，该合同的真正签订时间应该为2017年5月份。另外除了认定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5月份外，黄建荣、梁肇文亦在庭审或询问笔录中承认“截止至2017年5月份，尚欠邓甲全工程款3335355.80元”的事实。长乐墓园公司在本案中多次认为“截止至2016年4月18日尚欠邓甲全工程款3335355.80元”，但是能证明该主张的，除了已经被证实为笔误的签订时间外，再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长乐墓园公司有关“书证的证明效力大于证人证言”的观点是错误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77条只是规定“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本案《工程付款协议书》未经过公证其证明力不一定大于本案的证人证言。第四、本案工程结算时间为2017年5月份，该事实除了有证人证言外，还有工程结算单、利息清单、工程付款协议书等证据予以佐证。长乐墓园公司所称“邓甲全没有充分证据推翻《工程付款协议书》确定的尚欠款发生时间为2016年4月18日”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邓甲全举证一系列工程表以及单据，用以证明截止至2017年5月份，长乐墓园公司尚欠工程款3335355.80元的事实；其次，邓甲全举证了2017年6月份的利息清单，该清单显示在2017年6月份计算利息的本金亦为3335355.80元；最后，本案中的三位证人，都明确表示本案的结算时间为2017年5月份。上述证据足以形成严密的证据链，证明本案结算时间为2017年5月份，证明长乐墓园公司截止至2017年5月份尚欠工程款3335355.80元的事实，亦能够证明《工程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另外，长乐墓园公司一方面想凭借《工程付款协议书》主张结算时间为“2016年4月18日”，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种做法是自相矛盾的。第五、邓甲全由始至终都只是承认收到长乐墓园公司的工程款8020401.90元，庭审中长乐墓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多次确认尚欠邓甲全工程款3335355.80元的事实，长乐墓园公司不存在超付工程款的事实。邓甲全由始至终都只是承认收到长乐墓园公司的工程款8020401.90元，除此之外，邓甲全并未自认收到其他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明确表示承认对己不利的事实”才构成自认。我国法律法规对自认的标准是必须达到“明确表示承认”的程度，但是长乐墓园公司从证据以及起诉状等材料中断章取义，片面截取部分不利于邓甲全的事实，然后认定邓甲全已经构成“超付工程款”的自认，这种做法和观点是错误的。邓甲全举证“2016年5月27转账支付工程款30万元、2017年2月20日转账支付工程款16万元、2017年5月25日转账支付工程款10万元只是为了证明邓甲全己经为该三笔转账开具了3张单据，只是因为笔误才造成了单据上的日期与实际转账的日期不符。若长乐墓园公司主张超付56万元工程款，请提供其曾在单据上的日期向邓甲全支付工程款的汇款凭证或银行流水。邓甲全提供的483474.77元发票，只是说明长乐墓园公司为2013年的工程开具了相应发票，以证明2013年的工程造价，另外在庭审中审判员问黄建荣：“在原告举证的第37页证据里，邓甲全开具了一张48多万元发票给肇庆市高要区******有限公司是否包含在结算3335355.8元里”黄建荣回答：“不包含在这里，我任期内（即2014年5月份至2017年7月份）只支付了20万元及2万元的利息。”若长乐墓园公司坚持认为己经于2017年5月31日向邓甲全支付过一笔483474.77元的工程款，就应该向法庭提供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或支付凭证。本案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都已经多次证明截止至2017年5月，长乐墓园公司尚欠工程款3335355.80元的事实。长乐墓园公司不顾本案证人证言，随意曲解邓甲全证据的证明内容，孤立地看证据，从而导致其片面地认为存在超付工程款的事实。如果按长乐墓园公司所说，长乐墓园公司已经超付将近100多万元的工程款，但在3年期间，长乐墓园公司无提起诉讼甚至未曾进行过任何催告，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常理的。第六、工程结算总表上的日期为笔误，对此本案中多位证人已经承认。证据第六页上的制表时间为错误的，此处多位证人证言都能证实。证人黄建荣在《询问笔录》中明确说明：“这份结算表的签名是我签名及盖章，公司该份结算表的落款时间是错了，实际结算时间为2017年5月”；证人黎志斌在《询问笔录》中明确说明：“该份结算表在2017年村委会换届交接前时候签的，大概在2017年4月29日前后才签名的，落款日期2016年6月20日的日期是错误的”；证人梁肇文在《询问笔录》中明确说明：“《建筑工程（结）算表》上面我的名字是我本人签名的，被告的公章也是属实，这也是我与村委会交接时结算的，但该份结算表的落款时间不是实际的签订时间，签订时没有及时更改。”另外该张表只是各年工程计算表的汇总反映，邓甲全在庭审时亦提交了各年的工程结算表作为证据，各年的工程结算表能证明工程计算总表上的内容为真实的。长乐墓园公司如果坚持认为本案中存在伪造证据以及证人恶意串通的情形，就应该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明。关于公章启用日期与计算日期不符的问题，证人梁肇文在询问笔录中已经说明原因：“2014年8月20日至2016年4月3日的结算表当时是没有加盖公章的，公章是后来补盖上去的，所以才会有该变更名称后的公章。”综上所述，本案三位证人证言以及建筑工程计算表、计息清单、工程付款协议书等证据已经形成一条严密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截止至2017年5月，长乐墓园公司尚欠工程款3335355.80元的事实。如果长乐墓园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全部都是伪造的，请另行举证予以佐证，如果长乐墓园公司无其他证据，法院应驳回长乐墓园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邓甲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长乐墓园公司支付邓甲全所拖欠的工程款共3135355.80元及利息188706.61元（以拖欠工程款为基数，按月利率0.61%从2017年7月10日计至2018年5月1日）；2018年5月2日至2020年1月2日的利息584289.23元（以拖欠工程款为基数，按月利率0.915%从2018年5月2日起计至2020年1月2日止）；以上合计：3908351.64元；2.长乐墓园公司从2020年1月2日起按月利率0.915%向邓甲全支付利息，直至工程款还清之日；3.长乐墓园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甲全（乙方）与长乐墓园公司（甲方）于2017年5月31日签订《工程付款协议书》，约定“一、经双方核实剩余未结算工程款为3335355.80元。……三、如甲方逾期未付，视为甲方违约。甲方应从2017年5月1日起向乙方按实欠工程款为本金计付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至工程款支付完成为止。（注：甲方必须每月结付当月利息）。四、甲方如在2018年4月30日前仍未能付清欠款的，甲方必须从2018年5月1日起向乙方按实欠工程款为本金计付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工程款支付完成为止。（注：甲方必须每月结付当月利息）。……”2017年6月28日，长乐墓园公司向邓甲全支付工程款20万元。同年7月10日，长乐墓园公司以转账的方式向邓甲全支付2017年6月利息20345.67元（3335355.80元×0.61%）。邓甲全遂于2020年1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17年的人民币一至五年贷款基准利率为4.75%（年利率）。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邓甲全与长乐墓园公司签订的《工程付款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依约履行。邓甲全提出于2017年5月31日签订《工程付款协议书》，长乐墓园公司尚拖欠邓甲全工程款3335355.80元，同年6月28日长乐墓园公司向邓甲全支付工程款20万元，同年7月10日长乐墓园公司以转账的方式向邓甲全支付2017年6月利息20345.67元（3335355.80元×0.61%）的事实，长乐墓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时公司的实际管理者）黄建荣当庭予以认可，依法应予以认定。之后，双方均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长乐墓园公司向邓甲全支付过工程款和利息。因此，长乐墓园公司仍拖欠邓甲全工程款3135355.80元。根据《工程付款协议书》第三、四条的规定，长乐墓园公司逾期未付，视为长乐墓园公司违约，应从2017年6月1日开始按实欠工程款为本金计付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2018年5月1日起按实欠工程款为本金计付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工程款支付完成为止。其中，2017年6月的利息长乐墓园公司已于2017年7月10日支付。邓甲全提出以拖欠工程款为基数，从2017年7月10日至工程款还清之日止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应予以支持；但按月利率0.61%和0.915%计算利息过高，利息应以实欠工程款3135355.80元为本金，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1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75%计算，2018年5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即7.125%）计算，利息合计为410356.55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利息以实欠工程款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付至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长乐墓园公司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天内支付工程款3135355.80元给邓甲全；二、长乐墓园公司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天内支付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410356.55元（该利息暂计算自2017年7月10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起，利息以实欠工程款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付至还清之日止）给邓甲全；三、驳回邓甲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903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邓甲全已经预交），由邓甲全负担1766元，长乐墓园公司负担22267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提供新证据证实其主张。二审查明，长乐墓园公司法定代表人企业登记资料显示为黄建荣，该公司从2017年7月22日开始由何尚重掌控，黄建荣与何尚重之间有公章及财务移交手续，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企业登记资料至今尚未变更。长乐墓园公司登记法定代表人黄建荣一审期间陈述：长乐墓园公司是村委会与南岸街道办共同合作经营的，黄建荣在2014年5月至2017年6、7月期间担任村长，2016年高要撤市设区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何肇芳变更为黄建荣，至今公司登记法定代表人仍然是黄建荣。担任村长时由黄建荣负责公司的日常事务，2017年6、7月黄建荣卸任村长后不再负责公司的日常事务。由于2016年4月18日时（案涉工程款）未结算清楚，在2017年5月份签订了工程付款协议书，上面3335355.80元结算至2017年5月份，“黄建荣”的签名是在2017年5月份签下的。签订工程付款协议书后，黄建荣在任期间支付了工程款20万元及20345.67元利息（当时应该是按银行利息计算的）。2017年6、7月后，黄建荣不再负责公司的日常事务，公司欠邓甲全工程款3135355.8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同意邓甲全诉讼请求的计算方式）。长乐墓园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实提出代理意见认为：工程付款协议书是在2016年4月18日签订的，明确约定结算至2016年4月18日工程款为3335355.80元，2017年4月30日前付清。2017年7月10日收据的20345.67元不是支付利息，而是支付工程款。2016年5月16日至2017年7月10日期间，长乐墓园公司支付邓甲全工程款是4403820.44元，对于多支付部分我方保留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权。长乐墓园公司已经清偿了款项，不存在利息计算及逾期利息的问题。黄建荣村委会干部的任期已经结束，长乐墓园公司工商登记还没有变更，黄建荣已经没有参加公司的实际经营，对于黄建荣不利于公司的发言不予确认。另查明，高要区人民政府南岸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黎志斌在一审《询问笔录》中陈述，《建筑工程（结）算表》在2017年村委会换届交接前时签的，大概在2017年4月29日前后才签名的，落款日期2016年6月20日的日期是错误的。长乐墓园公司时任副经理及出纳梁肇文在一审《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在《建筑工程（结）算表》上签名，长乐墓园公司公章属实，这是其与村委会交接时结算的，但该份结算表的落款时间不是实际的签订时间，签订时没有及时更改，另工程付款协议书不是2016年4月18日签订的，工程付款协议书上3335355.80元工程款结算至2017年7月。再查明，邓甲全从2012年至2017年期间，陆续为长乐墓园公司做割草、挖土、挡土、批荡等零散的墓园修复工程，期间部分工程有结算，至2017年5月对前期所有工程双方进行汇总结算并签订工程付款协议书。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针对当事人上诉、答辩意见和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违法；2.案涉付款协议效力应该如何认定；3.《工程付款协议书》签订时间及工程款计算截止时间如何认定；4.案涉工程欠款金额及应否支付欠款本息。关于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所规定的除外情形，且长乐墓园公司在一审期间并未对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本院对长乐墓园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依法予以驳回。关于案涉付款协议效力应该如何认定的问题。案涉工程属于长乐墓园公司简单零散的墓园修复工程，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工程，长乐墓园公司与邓甲全未就案涉工程具体事宜签订书面合同，在交付已完成的案涉工程后双方对之前的工程价款进行汇总结算并签订《工程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对《工程付款协议书》效力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工程付款协议书》签订时间及工程款计算截止时间如何认定的问题。邓甲全主张案涉《工程付款协议书》实际是于2017年5月31日签订，协议书上落款时间2016年4月18日是由于笔误造成，该主张有长乐墓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建荣以及时任长乐墓园公司财务人员梁肇文在一审中予以确认。长乐墓园公司认为《工程付款协议书》是2016年4月18日签订，但邓甲全及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均予以否认，且结合长乐墓园公司提交的2016年4月18日至2017年7月10日的付款清单，该段时间的付款金额高达570多万，明显与案涉付款协议书约定的欠付金额不一致，与其陈述矛盾，结合各方证据以及相关证言，本院认定邓甲全的主张更具有高度盖然性，对邓甲全主张《工程付款协议书》实际是于2017年5月31日签订予以采信，本案的工程款计算截止时间应为2017年5月。长乐墓园公司对其主张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长乐墓园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案涉工程欠款金额及应否支付欠款本息的问题。根据《工程付款协议书》约定以及长乐墓园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长乐墓园公司至2017年5月31日尚拖欠邓甲全工程款3335355.80元，同年6月28日长乐墓园公司向邓甲全支付工程款20万元，同年7月10日长乐墓园公司以转账的方式向邓甲全支付2017年6月利息20345.67元，故一审法院认定长乐墓园公司仍拖欠邓甲全工程款3135355.8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利息问题，长乐墓园公司逾期未付工程款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并结合《工程付款协议书》第三、四条约定予以认定的计付利息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及客观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长乐墓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8066.81元，由上诉人肇庆市高要区******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碧媛审 判 员 何 桑审 判 员 苏振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林诗勉书 记 员 何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