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19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文凯，男，1968年9月16日生，××族，住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晓燕，江苏江海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琳，女，1975年12月4日生，××族，住启东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帝华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启东市汇龙镇江海中路**。法定代表人：黄燕。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天辉，男，该公司股东。上诉人高文凯、张琳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帝华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1民初8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文凯、张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帝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案涉借款合同为新借款合同，却在借款未实际发生的情况下对双方原经济往来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违反不告不理基本原则。帝华公司依据案涉借款合同主张权利，并非仅对原借款的结算，而是对原债权债务中的900万进行变更，将张琳加入其中。此外，因双方原借款对利息无明确约定，案涉借款应视为不支付利息，一审将借款利息按年利息24%标准计算违反相关法律规定。2.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合同上的“续借”、“已”等字样为帝华公司事后手写添加，并以此作为其要求高文凯、张琳共同偿还900万的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该事后添加行为符合虚假诉讼情形，应将本案移送公安进行审查。3.帝华公司在本案中存在高利转贷情形，依据相关规定，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帝华公司提交的资产负债表反映该公司近年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且该公司长期向启东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启东农商行）进行贷款。结合帝华公司提供的录音资料来看，帝华公司前期出借款项亦是从其他人借来后再出借给高文凯，一审法院未对此进行严格审查，仅从贷款金额低于帝华公司出借给高文凯的金额推定该公司出借资金充足，属事实认定不清。即使帝华公司出借资金充足，因案涉借款利息存在月息6分的情形，也应认定相应借贷为高利转贷从而无效。4.张琳对高文凯的前期借款不知情，其在2019年2月才得知高文凯与帝华公司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且未对高文凯债务进行追认。高文凯前期借款金额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借款项也并非用于购置房产，而是用于归还他人借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为高文凯与张琳夫妻共同债务系事实认定错误，加重了张琳的责任。帝华公司辩称，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帝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文凯、张琳归还借款900万元及自2019年1月13日起至判决还款之日按月息二分计算的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文凯、张琳原系夫妻，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离婚。帝华公司原企业名称为江苏帝华能源物资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黄燕。2019年6月25日变更为现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天辉。高文凯自2017年起多次向帝华公司借款。借款明细如下：2017年6月5日350万元；2017年7月12日400万元；2017年7月28日135万元；2017年9月22日130万元；2017年10月25日300万元；2018年1月16日300万元；2018年3月16日200万元；2018年4月24日90万元；2018年5月17日300万元；2018年5月24日300万元；2018年7月20日300万元；2018年7月26日280万元，合计3085万元。上述借款均有汇款凭证证明，高文凯对金额无异议。高文凯还款情况：2017年7月4日371万元；2017年9月5日94500元；2017年9月15日30万元；2017年10月12日348000元；2017年10月30日104400元；2017年11月8日248000元；2017年11月9日164300元；2017年12月12日399000元；2017年12月13日222000元；2018年1月4日598300元；2018年2月5日2007300元；2018年3月5日299600元；2018年3月9日336000元；2018年3月30日150万元；2018年4月3日50万元；2018年4月12日767700元；2018年5月8日18万元；2018年5月9日16万元；2018年5月15日1270600元；2018年5月18日3012000元；2018年6月12日703700元；2018年6月22日18万元；2018年7月10日281000元；2018年7月16日40万元；2018年7月23日300万元；2018年7月24日24000元；2018年7月27日18万元；2018年8月10日353700元；2018年8月16日35万元；2018年9月4日8万元；2018年9月7日10万元；2018年9月14日877300元；2018年9月30日353600元；2018年10月29日681000元；2018年11月22日348000元；2018年11月28日35万元；2018年12月3日153700元；2018年12月4日10万元；2018年12月6日10万元；2018年12月26日20万元；2018年12月27日148000元。合计25185700元。帝华公司对于高文凯的还款金额无异议。但双方对于还款所含的本金与利息的各自金额存有异议。帝华公司提供的结算表显示利率为每日千分之一，折算年利率36%，债务余额本息合计1236.39万元；高文凯在庭审中对利息的约定陈述不一，但其认可利息按6%的月利率计算。根据高文凯每次还款时间及金额，如果按年利率24%计算，截止高文凯最后一次还款日即2018年12月27日，高文凯已归还的25185700元中，应分别计算归还本金22758999元、利息2426701元。帝华公司（原海复棉厂）的实际控制人为黄天辉。2015年12月1日，帝华公司与启东市土地储备中心、启东市城投公司、启东市海复镇政府签订回购协议书，帝华公司将海复棉厂交由启东市土地储备中心回购，回购价格3380万元，由启东市城投公司支付。2015年12月，回购方分两次将3380万元汇付帝华公司账户。帝华公司长期向启东农商银行贷款1070万元，每年还贷结息，至2017年7月4日还清。同年10月7日，帝华公司又向启东农商行贷款945万元。2019年1月13日，高文凯、张琳在帝华公司处签订了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借款金额900万元，汇入高文凯、张琳指定的庄伟华的农商银行账户。高文凯、张琳均在借款合同上签名。同日，高文凯、张琳向帝华公司出具了金额为900万元的借据，该借据载明凭银行汇款凭证和实际到账为准。借款合同有多处手书添加内容，其中借款合同名称后添加“（续借）”字样，另有两处添加“已”字样。帝华公司认为添加内容系签订合同时形成，高文凯、张琳则认为系帝华公司事后单方添加。借款合同签订后，帝华公司未向高文凯、张琳或其指定的收款账户交付资金。高文凯除向帝华公司借款外，还向他人借入巨额款项。部分向他人借款，张琳知悉并以个人或双方共有的房屋作抵押。开设人为张琳的中国银行尾号为00464的银行卡，有较频繁的大额资金往来，其中亦有少量资金转入张琳名下的其他2张银行卡。高文凯、张琳陈述，00464中行卡由高文凯实际使用，绑定的电话号码系张琳单位所发由高文凯使用。张琳名下被转入资金的广发银行卡也是高文凯在使用。高文凯、张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曾购买多套房产。张琳另继承了其父母生前所有的房产。高文凯、张琳出具900万元借据后，曾于2019年2月22日与黄天辉协商。黄天辉此时已发现高文凯、张琳转让房产的事，所以将谈话内容进行了录音。谈话过程中，张琳未要求黄天辉交付借款900万元，并谈及黄天辉答应向其提供资金是为了解决向他人所借的210万及480万元债务，其处理房产是为了减轻黄天辉的资金压力等。张琳与黄天辉的其他谈话内容，主要是解释为何自行处置房产及如何用房产来清偿债务。审理中，张琳申请对借款合同上争议的手书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存在多个争议，分述如下：一、借款合同与借据的真实意思。在借款合同与借据形成之前，帝华公司即与高文凯多次发生借贷关系。帝华公司强调借款是对原借款的部分结算，而高文凯、张琳则认为是成立新的借款关系。从借款合同内容看，双方明确约定借款金额为900万元，借款时间为2019年1月13日至同年2月13日，资金汇入高文凯、张琳指定的案外人庄伟华的账户，利息为每月2%，按月结息付息至还清为止（以实际到账银行汇款凭证为准）违约金为借款总额的10%。借据除重复借款合同主要内容外，还载明“凭银行汇款凭证和实际到账为准”。在帝华公司提供的电话录音中，有关谈话也显示高文凯、张琳向帝华公司借款是为了处理其他480万与210万元两笔借款。据此分析，首先，如果是对于原债务的部分结算，因不会发生资金交付，故借款合同中无须约定汇款至指定账户，结息时间以实际到账银行汇款凭证为准；借据也同样不必载明“凭银行汇款凭证和实际到账为准”。其次，如果是对原有债务的结算，正常情况下（无法结算的除外）应是对全部而非部分债务进行结算，案涉债务无结算困难，帝华公司只就部分债权予以结算并重新与对方签订借款合同与借据，既无必要，亦有违常理。由此可判断，案涉借款合同应是新的借款合同，但帝华公司因情况变化而未实际交付资金，致双方并未履行该份借款合同。故高文凯、张琳辩称借款合同与借据是为了发生新的借款的意见，应予以采信。鉴于该认定与张琳答辩意见相同，一审法院认为张琳申请的鉴定事项已无鉴定必要。二、应否审理帝华公司的实际债权？帝华公司虽然以900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据作为主要证据提起本案诉讼。但其在起诉事实和理由中提出，该借款合同是对原借款的结算。因此，帝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并不针对是否真正存在900万元新的借款，而是立足于原有借贷事实。否定900万元借款合同是对原借款的结算，只是否定该份借款合同的证明力，并非否定高文凯、张琳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故高文凯、张琳间若确实存在已经发生的债权债务，仍应就帝华公司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三、帝华公司债权的认定。帝华公司、高文凯对于双方间资金往来的数额及其为民间借贷的性质并无争议。所争议的是双方有无约定利率及其认定。从早期资金往来情形分析，高文凯还款金额明显高于帝华公司出借的金额，若无利息约定，则不可能存在该种情况，因此，可以确认双方间有较高利率的约定。庭审中，帝华公司陈述利率约定为月息6%，高文凯则陈述利息没有明确约定，“算利息的都是6%”。据此可以根据双方交易习惯认定借款利率约定为月息6%。但该利率约定明显高于法定利率的上限，且帝华公司已同意按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确认利率标准，故本案借款利率应按法定利率的上限即年利率24%予以调整。按照年利率24%、每次借款金额、高文凯实际占用资金的时间、先息后本来计算，至高文凯最后一次还款日即2018年12月27日，高文凯已归还的25185700元中，应计算本金22758999元、利息2426701元，尚欠帝华公司本金8091001元、利息607500元。至2019年1月12日，尚欠利息合计692243元。结合帝华公司的诉请，其主张的债权虽仅为本金900万元，不涉及2019年1月12日前的利息，但因一审法院对借款利率、还款本金与利息金额作出了异于帝华公司诉请的认定，进而影响到对本金数额的确认，故虽然认定本金数额为8091001元，但对于连同本金未超出900万元总额的利息692243元，应视为帝华公司已提出主张，一并予以处理。四、帝华公司出借资金行为是否属于高利转贷？高文凯、张琳辩称根据最高法院《九民会纪要》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帝华公司套取金融机构的借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他人，应认定为无效借贷行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帝华公司虽长期向启东农商行贷款，但其一直正常办理结息续贷手续，且新的借款是基于正常的经营需要。帝华公司出借给高文凯的资金，每次数额均远低于贷款金额，发生时间、金额与贷款不存在对应关系。帝华公司在向高文凯出借资金时，自有资金充足。帝华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属于正常的融资经营行为，并非为赚取利差而套取金融机构资金。故高文凯提出的帝华公司实施高利转贷行为的辩论意见，无事实依据，亦与《九民会纪要》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不相一致，不予采纳。五、高文凯向帝华公司借款是否构成其与张琳的夫妻共同债务？高文凯对外所借的资金，用于从事营利活动而非违法活动。高文凯、张琳虽在帝华公司提起诉讼后数日即离婚，但未有证据证明高文凯、张琳此前夫妻关系不正常且财产独立，相反，高文凯、张琳曾共同购置多套房产。高文凯经营中使用的银行卡，以张琳的名义开户，接收账户信息的电话卡，也是张琳所在单位发放由张琳交高文凯使用。高文凯向他人借款时，张琳共同办理了不动产抵押手续。2019年2月22日三人谈话录音显示，张琳并未否认债务，且表示愿意通过处置房产清偿债务。综合以上因素判断，案涉债务应属高文凯、张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帝华公司与高文凯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利率约定外，合法有效。高文凯负有偿本付息的义务。案涉债务依法应认定为高文凯、张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高文凯、张琳虽已离婚，仍应负共同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二百二十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高文凯、张琳归还帝华公司借款8091001元，并按年利率24%偿付该款自2019年1月1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高文凯、张琳给付帝华公司至2019年1月12日止的利息692243元。以上两项，限高文凯、张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高文凯、张琳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帝华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黄天瑜，于2020年9月1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黄燕。高文凯、张琳分别为原某银行行长和某税务局干部。另查明，2018年8月29日，帝华公司工作人员黄天辉发微信给高文凯:“目前在您处1130万+300万+280万临时过桥款，合计1710万元，对吗请确认一下，有误来对账。”高文凯回复“OK”。还查明，2019年1月9日，高文凯向帝华公司出具承诺书，内容为：“2019年1月11日之前付70万费用，2019年1月15日之前付100万费用，15号之前把年底需付工程款计划报来1000万元左右，××庭××幢××室我夫妇名下的住宅不得向任何办理抵押和过户，如办理由此产生后果自负。”再查明，2019年1月13日，案涉900万元借款合同出具时，高文凯、张琳签署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贵处人民币玖佰万元，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付息。借款时间30天，归还时本金利息全部结清，汇至贵处账户。凭银行汇款凭证和实际到账为准……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同日，高文凯向帝华公司出具承诺书，其中提到除将房产置换过户给黄天辉，注明剩余全部归黄天辉退款1710万款。又查明，2019年2月21日，帝华公司起诉高文凯、张琳要求归还借款。同日，张琳主动发短信给黄天辉商量还款，约定第二天商谈。次日，黄天辉与高文凯、张琳三人谈话录音中提到1700多万只写900万，高文凯、张琳未提出抗辩。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900万元借款合同的性质应如何认定。二、案涉债务是否属于高文凯、张琳的共同债务。三、本案是否属于虚假诉讼。四、帝华公司在案涉借款中是否存在高利转贷情形。本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既要防止未履行出借义务的出借人通过虚假诉讼获得非法利益，又要避免已获得借款的借款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逃废债务。因此，本案对于帝华公司与高文凯、张琳在2019年1月13日签署900万元借款合同性质等相关情况的认定，应结合上述因素进行综合评判。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900万元借款合同的性质应属帝华公司与高文凯对部分债务的续借。具体理由分述如下：首先，案涉900万元借款合同的形成具有特殊背景。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黄天辉与高文凯就前期借款金额于2018年8月29日进行微信对账后，高文凯因帝华公司索要欠款，于2019年1月9日出具承诺书表明同意分期履行债务。由于该份承诺未按期履行，帝华公司与高文凯进行协商，就欠款中的900万进行续借，并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本院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债务未结清，债务人一方无法及时偿还债务时，由双方达成对部分债务的续借合意符合常理。因此，关于借款合同上“续借、已”等字样的书写时间，对本案债务性质的认定无实质影响。本案债权请求权的产生与帝华公司与高文凯原借款法律关系属同一法律关系，并未产生新的借款法律关系，帝华公司可据此主张借款人还本付息。其次，案涉900万元借款合同从形式上看似新的借款合同，本质仍是对原债务的部分结算。虽案涉借款合同、借据载明借款以实际到账银行汇款凭证为准，但高文凯、张琳在出借方帝华公司未实际汇款的情形下未及时提出异议，反而在黄天辉就本案提起诉讼后主动与帝华公司商谈，当黄天辉提到将1700多万只写900万并重新书写借条时，高文凯、张琳亦未提出反驳和否认。故结合微信对账截图、高文凯出具的承诺书以及款项确认的谈话录音，以及探究该借款合同及借据签订本意及形成背景，本案可综合认定案涉900万元借款系对原1710万元债务的部分续借，一审法院审理实际债权并无不当，但对一审法院就案涉债务性质作出异于本院认定的理由，本院予以纠正。再者，案涉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但借款方乙方高文凯、张琳称不持有另一份合同文本，而主张合同上有多处事后人为添加的字样。对此，本院认为，高文凯、张琳分别作为原某银行行长和税务局干部，应具有比常人更高的判断能力，其辩称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据时大部分为空白，但其应当知晓在该类合同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完全有能力也有义务预见相应不确定性后果，相应签字行为视为对自身权利的放任，应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及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能凭对借款性质的错误认识拒绝对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即案涉债务是否属于高文凯、张琳的共同债务，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高文凯在与帝华公司的前期往来中，高文凯明确使用过张琳开户的银行卡，并且绑定张琳的手机号码，张琳也陈述其知悉银行卡被高文凯使用。案涉银行凭证的详细交易往来反映出有大额的资金往来与案涉资金发生交集，高文凯曾帮张琳名下银行卡还款，张琳也曾将名下房产用于帮助高文凯办理抵押借款。据此，结合案涉录音谈话及上述分析，足以认定张琳对高文凯与帝华公司之间的借款不仅知情，而且参与其中。案涉债务属于高文凯、张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张琳应对该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张琳以案涉借款合同有手写添加“续借”等字样为由，认为借款合同被篡改，本案属于虚假诉讼，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对此，本院认为，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通过采取恶意串通，捏造事实、伪造变造证据、虚构法律关系等方式提起诉讼，意图使人民法院作出错误裁决，侵害第三人、集体或者国家利益的行为。本案中，从帝华公司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来看，帝华公司主张高文凯和张琳还款具有一定事实依据。对于案涉借款合同签订形式及借款性质，当事人双方存在实质性民事权益争议。帝华公司已就添加内容作出合理解释，本案也不存在当事人双方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张琳仅以案涉借款合同存在手写添加字迹认为本案属于虚假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四，即帝华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存在高利转贷行为，本院认为，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的，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根据帝华公司的陈述，案涉出借资金来源于转让海复棉厂所得资金3300万及每年经营资金，但因生产经营所需，公司每年也固定向银行贷款并还款。2017年至2018年间，帝华公司向高文凯出借总金额远大于其从银行贷款金额，所出借资金不排除为原自有资金或来源于生产经营收益，故本案现不足以认定帝华公司套取金融机构资金直接转贷给高文凯，也不存在证明帝华公司有高利转贷行为的其他事实。同时，结合帝华公司与高文凯在2017年至2018年间的资金出借、还款时间、笔数及金额，与帝华公司的银行贷款均不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本案高文凯、张琳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帝华公司出借资金系从银行所贷，故一审法院认定帝华公司出借资金行为不属于高利转贷行为并无不当。关于本案应偿还本金及利息的数额，《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高文凯上诉主张对利息进行下调，按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20年民间借贷规定》）中规定的利率上限重新进行计算。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已根据高文凯每次借款金额及实际占用资金的时间，按照《民间借贷规定》的利率上限年利率24%予以调整，采取先息后本的方式，认定本金数额8091001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依据《2020年民间借贷规定》第三十二条“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因本案不属于该规定施行后新受理案件范围，故本院对高文凯就利息进行下调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高文凯、张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上诉人高文凯、张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马晓春审 判 员 韩兴娟审 判 员 张 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牟森琳书 记 员 杨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