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6民申70号申请人（原审被告）：王旭芳，女，汉族，1976年8月2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彬，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佳颖，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黄伟文，男，汉族，1980年11月1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秋娇，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旭芳因与被申请人黄伟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1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再审申请。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1528号民事判决，判令王旭芳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4228000元给黄伟文。该判决已于2019年7月22日生效。王旭芳申请再审称：一、黄伟文曾向王旭芳出具《收条》，该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黄伟文在2018年10月15日出具的《收条》显示，“王旭芳欠黄伟文货款138万（壹佰叁拾捌万）人民币于2018年10月15日已还清”，《收条》有黄伟文的签名，该证据足以证明王旭芳与黄伟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在2018年10月15日结清，2018年1月19日的《还款协议》中1328000元的货款债务已经包含在138万元的结清款项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王旭芳2018年9月21日所支付的15万元，虽附言为“订货款”，但实际上王旭芳最终没有跟黄伟文进行交易，该15万元最终被视为王旭芳的还款，黄伟文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能证明该事实：“等于还我15万”（黄伟文，2018年10月1日凌晨3:47）；“给那个人15万全部是网贷，还还了几万，还欠几万，所以你一定要多帮我啊”（王旭芳，2018年10月1日凌晨3:59）。以上微信聊天记录能证明，最终王旭芳没有和黄伟文进行订货，并且王旭芳一直在筹集资金还款（即《收条》的138万元货款），但原审判决并未尽到充分的审慎义务，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错误。二、违反法律规定，原审管辖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的合同履行地明显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黄伟文的起诉状中陈述非常清楚，货物的交接地就在香港，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原审判决证据中，黄伟文关于管辖的《情况说明》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可以认为是原告所在地，即黄伟文所在地。该法律逻辑牵强附会，于法无据。首先，本案合同履行地非常明确，按交易习惯就可以认定，不存在“履行地点不明确”的前提条件。其次，买卖合同的履行地并不会因为双方签订了《还款协议》就变为收款方所在地，本案的合同标的物明确为不动产，即苹果手机，《还款协议》的签订不可能改变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最后，退一步讲，若黄伟文真要主张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处理，也仅能就已签订还款协议的1328000元货款部分进行起诉，对其所虚构305万元货款部分，也不应在原告所在地法院起诉。三、原审判决所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王旭芳向黄伟文订305万元货物的证据是黄伟文与案外人杨某蓉串通伪造。案外人杨某蓉并非王旭芳的工人。原审判决在没有经过任何调查的情况下，草率认定杨某蓉的代签代收行为属于王旭芳委托，黄伟文甚至没有提供王旭芳的任何委托证明，杨某蓉本人也没有到庭说明情况，对该代收代签的基本事实认定，明显缺乏证据证明。杨某蓉是在口岸代接货物的专业水客，跟王旭芳根本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是黄伟文要求王旭芳找口岸的水客去接收货物，从香港把黄伟文的货带过深圳，因为黄伟文下面有几波水客人员（杨某蓉就是其中一波），黄伟文要求杨某蓉选好后告诉黄伟文，所以才有了2018年1月29日的微信中，王旭芳选了杨某蓉接货的沟通对话。事实上杨某蓉跟黄伟文的关系更紧密，料不到黄伟文会捏造王旭芳与杨某蓉的雇佣关系，甚至还伪造证据，虚构了王旭芳的第二次购货手续。王旭芳之所以敢指出第二次购货手续属于黄伟文和杨某蓉伪造，原因在于据王旭芳了解，2018年12月1日杨某蓉根本没有“开工”，即杨某蓉那天根本没有接货。一方面，只要法院调查杨某蓉的出入境记录即可发现，当天杨某蓉没有入境内地的记录；另一方面，当日有大量的水客同伙均可证实杨某蓉当天没“开工”，如果能调取当天深圳湾口岸的监控录像，则可发现杨某蓉没有出入记录；最后，黄伟文2018年12月1日去深圳湾派出所报警，若能调取该报警记录，黄伟文的口供应该能证明不存在杨某蓉代为接货的事实。因为杨某蓉代接305万货物的事实，是黄伟文为起诉王旭芳后刻意伪造的，与事实不符。四、王旭芳身份证上记载的地址，王旭芳已经在2006年搬离，黄伟文提供的电话号码王旭芳也早已没有使用，因此才会出现王旭芳被缺席判决的情形,导致原审判决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严重错误。希望法院充分考虑该客观情况，还王旭芳一个公道。综上，原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严重错误，第一部分的1328000元货款王旭芳早已还清，有《收条》为证；第二部分的305万元货款根本与王旭芳无关。据说，黄伟文2018年12月1日当天的货物是被其下面运货的司机卷走，或者是黄伟文下面带货的水客被海关查处扣押，具体情况王旭芳不清楚。总之，黄伟文声称当天有305万元的货损，当晚黄伟文就到深圳湾派出所报案，想嫁祸给王旭芳，但王旭芳确实与该货损无关。黄伟文提交意见称：一、本案事实为：1.2017年12月30日王旭芳向黄伟文借款1374000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分12期归还，于2018年12月29日还清。2.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王旭芳向黄伟文订购一批手机，货款为287.5万元，王旭芳以该批货物实际由其和孙家晓共同订购为由只同意承担自认份额内的部分货款132.8万元，并就该款项与黄伟文签订书面《还款协议》，王旭芳称另154.7万元货款由孙家晓承担与其无关，同时向黄伟文出具书面《欠款承诺函》明确如孙家晓称154.7万元款项与王旭芳有关，王旭芳即应承担此部分货款并向黄伟文偿还。3.2018年12月1日，王旭芳再次向黄伟文订购一批手机，货款为3050202.87元，王旭芳只预付货款15万元，提走全部货物后失去联系，黄伟文不得已报警控告王旭芳诈骗，但被答复属于民事纠纷，黄伟文向原审法院起诉。二、王旭芳在《再审申请书》所陈述的138万元款项，并不包含在黄伟文诉请王旭芳支付两笔货款内，理由如下：1.王旭芳所称的138万元款项为借款，借款金额为137.4万元，本案黄伟文诉请两笔款项均为手机货款，第一笔手机款实际为287.5万元，王旭芳只同意承担132.8万元，第二笔手机款为305万元。2.王旭芳与黄伟文就137.4万元借款于2017年12月30日签订书面《借条》，双方就黄伟文诉请的第一笔手机款于2018年1月19日签订书面的《还款协议》及《欠款承诺函》。双方已就双方之间借款及欠货物事宜以文件形式进行明确划分。三、黄伟文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王旭芳欠黄伟文货款422.8万元。1.关于黄伟文诉请的第一笔货款，黄伟文提交了《现估单/发票》以及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欠款承诺函》，用以证明王旭芳拖欠黄伟文货款的事实。2.关于黄伟文诉请的第二笔货款，黄伟文提交了《现估单/发票》以及双方往来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旭芳向黄伟文订购手机及提货的事实，王旭芳提货后立即失去联系。3.关于案外人杨某蓉，是王旭芳通过微信将杨某蓉的身份证号发送给黄伟文，并告知由杨某蓉负责接货，黄伟文所提交的两份《现估单/发票》足以证明杨某蓉已代王旭芳提货。4.黄伟文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两份《现估单/发票》均经过公证认证，证据真实、合法、有效。四、王旭芳在《再审申请书》上存在多处虚假陈述。1.王旭芳2018年9月21日分两次向黄伟文支付1.5万元及13.5万元，两次付款的截图均附言“订货款”，该附言为王旭芳自己输入的附言，也为王旭芳自己所确认，王旭芳竟在再审申请里推翻其附言及其所确认的事实。2.黄伟文发信息称“等于还我15万”，是因为此前王旭芳尚欠黄伟文132.8万元，15万元可以用于偿还132.8万元的欠款也可以用于抵扣2018年12月1日的货款。事实上，黄伟文诉请王旭芳支付货款时已经扣减15万元，即132.8万元+305万元-15万元=422.8万元。3.从王旭芳与黄伟文往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王旭芳想从黄伟文处订购手机，一直催问黄伟文手机数量。2018年12月1日，黄伟文告诉王旭芳大的手机20部、X手机30部、新机大M手机240部、小S手机30部、XR手机50部，共计370部苹果手机，王旭芳回复“好”，并安排杨某蓉提货，黄伟文告诉王旭芳“全部给你了，370个”，王旭芳回“我催一下她，可能在点数”。之后黄伟文一直联系王旭芳却再也联系不上，黄伟文向王旭芳留言“是你跑了还是司机跑了？”次日，黄伟文向深圳市公安局深圳湾派出所报案，获得报警回执后拍照发给王旭芳，要求王旭芳立即向黄伟文结清货物，但黄伟文始终无法联系上王旭芳。无奈之下，黄伟文只得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因此，王旭芳在《再审申请书》中否认欠305万元货款是虚假陈述。五、2018年初王旭芳欠黄伟文手机款不还，在黄伟文面前哭诉生活艰难经济困难，求着向黄伟文再次订购手机，称苹果新手机上市可以赚一笔钱，黄伟文如果向其供货，她可以很快卖掉，就可以还清2018年初所欠的手机货款132.8万元和抵扣所订手机的部分货款。王旭芳巧舌如簧骗取黄伟文的同情和信任向其供货，没想到不仅货没了，钱没给，王旭芳也跑路了。黄伟文报警无果，只能提起民事诉讼。2018年初王旭芳应付货款金额为287.5万元，王旭芳已经骗黄伟文称另154.7万元由孙家晓承担，但黄伟文根本不认识孙家晓，王旭芳称如果孙家晓不认她再来承担，王旭芳已经赖掉154.7万元，如今又故技重演否认基础事实，意图将其欠黄伟文400多万债务一揭而过。黄伟文至今未获得分文货款，实际货款损失为577.5万元。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王旭芳抗辩称其是与黄伟文达成劳务或承揽合同关系，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该类约定。因王旭芳向黄伟文出具的《还款协议》《欠款承诺函》中均表明系因王旭芳欠黄伟文手机货款而出具，故本案应根据买卖合同纠纷确定案由。本案主要法律事实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故本案属于涉港商事纠纷。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再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判决查明的欠款事实是否有误；二、原审判决是否采用伪造证据；三、原审是否程序违法。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王旭芳共向黄伟文出具三份文件，其中2017年12月30日出具的《借条》确认借到黄伟文137.4万元，于2018年12月29日前还清；2018年1月19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确认欠黄伟文手机货款132.8万元，每月还款金额为5万元至10万元不等；《欠款承诺书》确认其与孙家晓欠黄伟文手机货款154.7万元，若孙家晓对欠款不确认则由王旭芳偿还。另，王旭芳于2018年9月21日向黄伟文支付15万元定金，用于订购价值3050202.87元（黄伟文折为305万元）的手机。其中，黄伟文仅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王旭芳返还《还款协议》项下欠款及尚欠290万元（305万元-15万元）货款，共422.8万元。王旭芳称其已向黄伟文归还138万元，黄伟文称该还款系用于归还上述《借条》项下借款。结合《借条》《还款协议》各自约定的借款数额及还款日期，本院认定王旭芳的还款系用于归还《借条》项下借款。因黄伟文在原审中对《借条》项下借款未作主张，故此原审查明事实无误。至于王旭芳主张的黄伟文2018年10月1日在微信聊天中的自述“等于还我15万”，因王旭芳在2018年9月21日向黄伟文转账15万元并备注“订货款”，黄伟文已在尚欠货款中扣除，故该15万元黄伟文并未主张，王旭芳的权利并未受到影响。故本院认定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王旭芳称杨某蓉并非受王旭芳委托在黄伟文处提取货物。因王旭芳于2018年1月29日在微信中向黄伟文发送案外人杨某蓉香港居民身份证照片并告知由杨某蓉接货，可知此前双方存在由杨某蓉代王旭芳在黄伟文处接收货物的交易行为。2018年12月1日，黄伟文于18：26左右向王旭芳发送总共370台手机的清单，王旭芳称“好”，随后黄伟文称“全部给你了”“370个”，王旭芳在当日19:23回复“我催一下她”、“可能在点数”。结合《现估单/发票》中杨某蓉签名写明“代王旭芳已收（杨某蓉）”以及总共签收370台手机等事实，可以认定杨某蓉系代王旭芳提取货物，王旭芳与黄伟文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王旭芳应向黄伟文支付剩余货款。故王旭芳称黄伟文与杨某蓉伪造证据的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关于原审法院是否有权管辖本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王旭芳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案亦不存在级别管辖与专属管辖有误情形，故本院对王旭芳提出的管辖异议不予审查。关于原审法院对王旭芳采取的送达是否违法，原审法院向王旭芳身份证上记载的住所地寄送应诉材料，并且留有尾数为9265及6023的手机号码，该住所地与王旭芳身份证以及其在2017年12月30日出具的《借条》中所留个人地址一致，该两号码与王旭芳2018年1月19日出具的《还款协议》《欠款承诺书》中所留个人手机号码一致，故原审法院向王旭芳送达并未违法，王旭芳所述理由纯属无理。综上所述，王旭芳申请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其再审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旭芳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罗凯原审 判 员 谢达辉审 判 员 梁亦民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巫江禺书 记 员 任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