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24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商澎，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南沙，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瑶，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侪杰，男。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晓珊，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智宇，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正新，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喻莉，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鹰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科苑西工业区****1B。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64228459。法定代表人：郑智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正新，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喻莉，广东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商澎因与被上诉人段侪杰、郑智宇、原审第三人鹰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驾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4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商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商澎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郑智宇是否实际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段侪杰对鹰驾公司的实际出资额、案外人许某与段侪杰、郑智宇之间经济往来的发生原因、案涉股权转让对价是否系合理对价等事实的认定均存在重大错误。（一）一审法院未查明案外人许某与郑智宇、段侪杰之间的经济往来系何原因，未核实郑智宇、段侪杰提交的《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仅从各方有银行资金往来判定段侪杰投入鹰驾公司的资金中有45万元系许某的投资，没有任何依据。首先，《借款协议》中提及的《股权转让协议》，段侪杰、郑智宇未向一审法院出示，不能认为段侪杰、郑智宇、许某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其次，在未查明许某与段侪杰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的前提下，仅凭许某向段侪杰分两次转账共计45万元（其中15万元转账备注为“鹰驾公司投资款”，30万元转账备注为“投资入股款”），就认定系鹰驾公司的股权投资款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投资有股权投资、项目投资、财务投资等，15万元“鹰驾公司投资款”无法认定是何种投资，30万元“投资入股款”无法确定是对段侪杰名下哪家公司的投资入股。在资金支付方许某未到庭作证、接受双方质询的前提下，以上两笔共计45万元款项无法判定是对鹰驾公司的股权投资。段侪杰名下支付到鹰驾公司的45万元，只能认定为段侪杰的出资行为。由于《借款协议》系段侪杰、郑智宇提交，在商澎对其三性均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段侪杰、郑智宇应主动申请案外人许某出庭作证、说明情况。段侪杰、郑智宇及一审法院均未申请或传唤许某到庭接受调查。一审法院在未核实《借款协议》是否真实合法、《借款协议》中签署主体与银行转账主体是否系同一人的情形下，采纳该份证据并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二）关于郑智宇是否实际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段侪杰在与商澎的离婚诉讼案中，已明确2017年7月12日收到的郑智宇2万元款项系郑智宇偿还的借款，并非股权转让款。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12日期间，段侪杰多次向郑智宇转款，这些款项实际为段侪杰向郑智宇出借的款项。因此，段侪杰才会在离婚诉讼中，陈述其有向郑智宇出借款项，并承认2017年7月12日收到的款项实际系郑智宇的还款。即使认定该笔款项确系股权转让款，根据段侪杰在一审开庭后的陈述称，2017年10月26日，段侪杰向郑智宇汇款2万元。此后，郑智宇并未还款。商澎有合理理由相信，郑智宇在2017年7月12日支付给段侪杰的所谓股权转让款，段侪杰实际上已于2017年10月26日，通过其他银行账户返还给郑智宇。因此，郑智宇实际上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三）一审法院按照股权转让时的所有者权益认定转款价款，未考虑各公司股权的特殊性质与价值，以所有者权益认定转让价款不能体现股权的真实对价。首先，段侪杰、郑智宇单方委托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否真实客观，并未得到证实，报告中所显示的各项数额是否能够反映鹰驾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并不能确定。其次，即使认定该《审计报告》能够反映鹰驾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该《审计报告》中的所有者权益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对应的股权价值。根据商澎提交的证据显示，段侪杰转让其持有的50%股权后，仅两个月内，鹰驾公司即获得天使轮融资，其后又获得A轮融资，多家风投机构进入，同时鹰驾公司对外宣称公司估值过亿，获得数千万融资，足可见鹰驾公司的市场前景良好，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鹰驾公司股权的实际价值远超出截至2017年4月30日的所有者权益。即使股权价值可以仅凭所有者权益来衡量，根据该《审计报告》内容，如按段侪杰所转让的50%股权比例计算，其所得的转让款应为202098元；如按其名下实际投入公司的512343元资金计算，对应的所有者权益也应当为119532元，即股权转让价至少为119532元才为合理对价。案涉2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明显低于119532元，明显系不合理低价。退一万步说，即使许某委托段侪杰投资持股，那么也应该是段侪杰从收到的股权转让款中支付相应款项给许某，才符合法律规定。二、段侪杰与郑智宇的《股权转让协议》明显是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下签订的，且该协议严重损害了商澎的权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一）段侪杰转让案涉股权的时间为与商澎分居、准备离婚的期间，转让行为明显存在恶意。商澎与段侪杰自2017年3月起开始分居。之后，段侪杰开始口头要求离婚，段侪杰的父亲也通过微信向商澎发送了财产分割方案对商澎极为不利的离婚协议。2017年4月，对此段婚姻关系彻底绝望的商澎同意离婚，并要求分割二人财产。2017年4月13日，商澎明确要求分割或者出售鹰驾公司股权，段侪杰明确表示同意分割。在双方协商分割鹰驾公司股权两个月时间内，段侪杰在商澎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7年5月24日私下与郑智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鹰驾公司50%的股权，以2万元低价转让给郑智宇。此后，商澎与段侪杰未能就财产分割问题达成一致，商澎于2017年12月开始准备诉讼离婚，经过查询，商澎方才知晓鹰驾公司股权已经转移。（二）郑智宇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案涉股权时明确知晓段侪杰与商澎的婚姻状况，明确知晓二人夫妻关系破裂，已经分居。商澎与段侪杰分居前一直在鹰驾公司工作，与郑智宇共事，两方夫妻还共同组建了鹰驾公司微信群。商澎与段侪杰分居后，商澎即离开鹰驾公司，对此郑智宇亦明确知晓。此外，郑智宇在商澎与段侪杰离婚期间，为了帮助段侪杰曾找人上门威胁商澎，表明郑智宇对商澎与段侪杰夫妻关系恶化一事明确知晓。因此，郑智宇在受让股权时，明确知晓商澎与段侪杰已经分居、该股权转让行为不可能得到商澎的同意或授权，但其仍然以不合理低价受让案涉股权，明显不符合善意取得。（三）段侪杰转让案涉股权后，仍然担任鹰驾公司董事，并以鹰驾公司创始人身份参与鹰驾公司重大经营活动，明显不合常理。段侪杰转让公司股权后，一直在该公司工作，经常与郑智宇一起出席公司重大经营活动，并以鹰驾公司创始人身份与其他机构达成合作，且每月从鹰驾公司领取2-3万元的款项。可以认定段侪杰、郑智宇为了实现商澎在与段侪杰的离婚案中少分财产的目的，互相串通，通过以不合理低价的方式转让了公司50%的股权，双方的主观恶意明显。根据鹰驾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采取认缴制，认缴期限到2035年8月26日才届满。即使公司存在对外债务，也不必然要求作为股东的段侪杰在2017年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作为鹰驾公司创始股东的段侪杰、郑智宇不可能对公司章程的规定不知情，因此段侪杰在此时转让股权不具有任何合理理由。三、一审法院虽然认定案涉股权系商澎与段侪杰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却未适用婚姻法及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拥有平等的处置权，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案涉股权系商澎与段侪杰婚后取得，系夫妻共同财产。段侪杰并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分该股权，应当与商澎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一审法院在已认定案涉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否定作为财产共有人之一的商澎对该财产所享有的平等处置权，适用法律错误。二审调查期间，上诉人商澎补充上诉理由称，一、段侪杰转让股权明显存在恶意。段侪杰转让股权时，明确知晓该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明确知晓商澎对该夫妻共同财产提出分割要求。在此情形下，段侪杰未经商澎同意，私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明显存在恶意。二、郑智宇受让股权并非善意，而是明显存在恶意。段侪杰离婚案一审诉讼过程中，明确称其转让股权是因为郑智宇知晓二人离婚之事，怕商澎会影响公司经营，因此郑智宇要求其退股。郑智宇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也明确承认其知晓商澎与段侪杰的婚姻状况。三、股权转让款明显系不合理低价。案涉股权转让行为发生时，鹰驾公司处于市值增长阶段，有多家风投机构关注准备投资。案涉股权转让行为发生不到1个月时间，鹰驾公司便取得3000万元订单。2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远低于段侪杰的实际投入款项。段侪杰在转让股权后，又出借35万元款项给鹰驾公司，表明段侪杰有随时取得几十万元资金款项的能力，并非其所称的经济困难，其仍向鹰驾公司投资的行为，也说明段侪杰并未实际转让股权。按照段侪杰与郑智宇的说法，段侪杰出资中有45万元系代许某投资。在许某2016年11月入股至2017年5月要求退股期间，其非但可以足额收回全部投资款项，而且还从中获利22万元（郑智宇一审提交证据，证明其共计向许某转款97万元，而许某投入金额为75万元）。即使按照郑智宇一审说法，段侪杰实际投入仅有6万余元，那么段侪杰退股时最少也应获得6万余元的转让款才合理。被上诉人段侪杰辩称，一、段侪杰与郑智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合理对价。1．关于段侪杰对鹰驾公司的实缴出资金额问题。段侪杰的实缴出资金额为62343元。郑智宇提交的《审计报告》显示段侪杰的实缴出资金额为512343元，该实缴出资包括了许某的45万元投资款。许某将其用于投资鹰驾公司的75万元投资款分别转给了段侪杰及郑智宇，其中通过段侪杰转入的投资款为45万元。段侪杰在收到许某支付的45万元投资款后，已将该45万元投资款全额转到了鹰驾公司及郑智宇的账户。因许某在支付投资款后尚未变更为鹰驾公司股东，故《审计报告》出具时，许某转给段侪杰的45万元投资款记录在了段侪杰名下。2.关于许某45万元款项性质问题。本案证据已经证明许某45万元款项系许某对鹰驾公司的股权投资款，后转化为借款，该45万元款项与段侪杰无关。首先，2018年1月13日的《借款协议》第一、二条约定，《借款协议》签署后，段侪杰与郑智宇及许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自行作废，许某转给段侪杰及郑智宇原用于购买鹰驾公司股权的75万元转为段侪杰与郑智宇向许某的借款，同时《借款协议》就该75万元款项的偿还时间及利息支付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其次，从郑智宇提交的银行《客户交易详细信息》《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及许某出具的《收条》可见，郑智宇已经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本金与利息的偿还义务，印证了《借款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再次，从段侪杰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及电子回单可见，许某分2笔将45万元款项转给段侪杰。2016年9月29日转款15万元，备注“鹰驾科技公司投资款”；2016年11月1日转款30万元，明确备注“投资入股款”。段侪杰在收到许某支付的45万元投资款后，已全额将45万元款项转给鹰驾公司及郑智宇。3.段侪杰与郑智宇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合理对价。首先，根据以上论述，段侪杰对鹰驾公司的实缴出资为62343元。根据《审计报告》记载，至本案股权转让时，鹰驾公司的股东权益为404197.18元，实收资本为1732486元，则段侪杰实缴出资所对应的股东权益为14544.92元（62343元÷1732486元×404197.18元=14544.92元）。段侪杰与郑智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为2万元，已高于段侪杰在股权转让时所享有的股东权益，该转让款合理合法。其次，段侪杰的认缴出资款为250万元，以段侪杰名义实缴的出资款项为512343元（包括段侪杰实缴的出资62343元和许某的投资款45万元），即郑智宇受让段侪杰股权，郑智宇还需承担1987657元的出资义务。再次，许某的75万元投资款已经于2018年1月13日全额转化为借款并由郑智宇偿还了全部本息共97万元（包括本金75万元和利息22万元）。该97万元款项中，段侪杰本应承担45万元本金及13.2万元利息共58.2万元，但因段侪杰将股权转让给郑智宇，故该58.2万元的债务全部由郑智宇承担并已实际履行。故郑智宇受让段侪杰的股权，所承担的实际股权对价远不止《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2万元，而是2589657元（20000+1987657+582000=2589658元）。段侪杰与郑智宇就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股权转让价格为合理对价，不存在商澎主张的不合理低价问题。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万元股权转让款段侪杰已经实际支付。根据2017年7月12日的银行交易明细可见，转账凭证上备注“股权转让款”，足以表明该款项的支付用途，也足以证明案涉股权转让款已实际支付，段侪杰也确实已经收到郑智宇支付的2万元股权转让款。商澎认为2017年10月26日郑智宇又将2万元偿还给了段侪杰，纯属商澎的单方陈述，2017年10月26日段侪杰支付给郑智宇的款项备注为“借款”，而非还款。三、段侪杰不存在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1.案涉股权转让款为合理对价，且已实际支付，并办理股权转让登记。2.若不发生本案股权转让，段侪杰还需承担不少于198万元的出资义务及58.2万元的还款责任。因本案股权转让，段侪杰不再承担出资义务也不承担对许某的还款责任，对段侪杰和商澎均为有利。3.从鹰驾公司的工商登记可见，目前鹰驾公司已经是7个股东，段侪杰已经不再享有对所转股权的控制权，由此也可看出，段侪杰没有要通过转让股权来谋取利益的目的及初衷，不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情形。4.段侪杰股权转让后，在公司担任董事并无不妥。段侪杰系留美物理学博士，段侪杰以鹰驾公司创始人的身份参与鹰驾公司的经营活动，作为公司的经营及营销策划也无不妥。四、商澎确认股权转让的事宜并对股权转让的价款并无异议。在段侪杰与商澎的离婚诉讼中[案号（2018）粤0305民初6040号]，虽然商澎在离婚案件审理过程中撤回要求分割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诉求，但商澎最初在离婚诉讼中提起分割股权转让款的诉求，是对本案股权转让事宜以及股权转让价款的确认，商澎提起本案诉讼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五、基于股权的特殊法律性质，公司股东未经配偶同意转让股权，不构成股权转让合同的无效。股权不仅包括资产收益权，还包括了与人身属性有关的决策权和任命权，股权为综合性的民事权利。股权的合法转让主体为股东，不涉及股东所在家庭。股东转让股权须征得过半数股东的同意，而不是必须征得股东配偶的同意。夫妻共同所有的是依附于股权的财产价值，而非股权本身。自然人股东有权独立转让股权而不受他人干涉，本案股权转让无须征得商澎同意，未经商澎同意，也不构成无权处分。商澎在提起离婚诉讼时，要求分割股权转让款，也表明商澎对股权转让事宜的认可，商澎应当为自己的确认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郑智宇辩称，一、郑智宇以合理对价受让段侪杰转让的股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郑智宇向段侪杰实际支付的对价合理。鹰驾公司设立时，其注册资本为500万元，郑智宇与段侪杰均认缴出资250万元。2016年9月24日，郑智宇、段侪杰与许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许某向前者支付75万元，购买鹰驾公司股权。2016年9月29日，许某向段侪杰转账15万元（备注为“鹰驾科技公司投资款”）；2016年9月29日至10月7日，段侪杰向鹰驾公司转账合计15万元（备注均为“投资款、许部长投资款”等）。2016年11月1日，许某向段侪杰转账30万元（备注为“投资入股款”）；2016年11月7日，段侪杰向鹰驾公司转账30万元（备注为“投资款”）。另，许某于2016年11月18日向郑智宇转账30万元。至本案股权转让前，许某要求退还出资款本息，段侪杰当时并无能力退款，且亦无法或不愿履行继续出资的义务，其决定向郑智宇转让股权。根据深圳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17年4月30日，鹰驾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328288.82元，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404197.18元，实收资本为1732486元（其中，郑智宇实缴出资额122143元，段侪杰实缴出资额512343元）。因以段侪杰名义实缴出资额中的45万元系许某的出资，段侪杰实际出资额为62343元，故其享有的股东权益应为14544.92元（实际出资额62343元÷公司实收资本1732486元×股东权益合计404197.18元）。基于前述情况，段侪杰与郑智宇于2017年5月2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段侪杰将其占公司50%股的股权以2万元转让给郑智宇。2017年7月12日，郑智宇向段侪杰转账2万元（备注为“股权转让款”）。此外，郑智宇自2017年7月3日至2018年8月13日向许某合计转账97万元（备注分别为：“退还鹰驾科技投资款、还借款、退还投资款、返还全部投资款和利息”）。2018年1月13日，郑智宇、段侪杰与许某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解除三方于2016年9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许某转给郑智宇、段侪杰原用于购买鹰驾公司股权75万元转为借款，签订协议时郑智宇已还款10万元，剩余65万元应按该协议约定还本付息。2018年8月13日，许某出具《收条》，确认其与郑智宇、段侪杰的借款与利息已经全部结清。如前所述，因段侪杰名义实缴出资额512343元中的45万元系许某出资，故段侪杰实际出资额为62343元。郑智宇与段侪杰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2万元，高于经审计后计算的段侪杰实际出资对应的股东权益价值。同时，郑智宇承担了向许某归还45万元出资款及高额利息的责任。郑智宇因本次股权转让向段侪杰支付的对价是远超过后者实际出资享有的股东权益价值。作为受让方，郑智宇还应承担继续实缴受让的转让股权中应缴而未实际出资的义务。故，郑智宇实际支付的对价合理。（二）郑智宇系善意受让段侪杰转让的股权，且无损商澎利益。郑智宇作为受让方，其关心的应为股权转让的对价是否合理、受让股权于其个人及公司是否有利，其并不知晓也无法定义务了解段侪杰的实际出资是否系与商澎共同财产出资及转让股权是否应经配偶同意的情况，其以较高代价受让段侪杰转让的股权系善意有偿受让。本次股权转让时，鹰驾公司经营困难，亏损严重，未分配利润为-1328288.82元，郑智宇受让股权承担了巨大代价与压力，而段侪杰不但获得了合理的对价，且得以消除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于商澎并无不利。商澎在与段侪杰离婚纠纷案的民事起诉状中称段侪杰对鹰驾公司“实际缴纳5万元”，前述实际实缴金额与段侪杰实际出资金额极为接近，可见商澎了解段侪杰对鹰驾公司的实际出资情况，其在本案中又主张许某的45万元“只能认定为段侪杰的出资行为”与事实不符，亦与其之前的说法明显矛盾。（三）商澎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的说法不能成立。郑智宇以合理价格受让段侪杰转让的股权，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商澎利益的行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股东转让股权应由股东本人决定，不受他人干涉。（二）《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三、商澎此前已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法有效。商澎在与段侪杰离婚纠纷案的民事起诉状中确认了段侪杰将占公司50%股权转让给郑智宇的事实，要求分割股权转让款，其行为实质上是对股权转让作出追认的意思表示，说明其对股权转让的有效性并无异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鹰驾公司述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和形成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已经实际履行，并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价款合理，未损害商澎利益，不存在商澎主张的合同无效情形。商澎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具备可操作性。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商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段侪杰与郑智宇之间于2017年5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转让价格为2万元，案涉股权金额约为250万元）；2.判令段侪杰、郑智宇到工商登记部门将郑智宇持有的鹰驾公司42.3%的股权登记至段侪杰名下，鹰驾公司协助办理股权转让事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商澎与段侪杰于2014年3月26日登记结婚。鹰驾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郑智宇，成立时认缴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成立时的股东为郑智宇（认缴出资额250万元，占股50%）、段侪杰（认缴出资额250万元，占股50%）。2017年5月24日，段侪杰（转让方，甲方）与郑智宇（受让方，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鹰驾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甲方出资（认缴）250万元（实缴2万元），占公司50%的股权，甲方将其占公司50%的股权以2万元转让给乙方，现甲乙双方协商，就转让股权一事，达成协议如下：一、股权转让的价格、期限及方式：1.甲方占公司50%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甲方出资（认缴）250万元（截止股权转让日，实缴2万元），现甲方将其占公司50%的股权以2万元转让给乙方。2.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按第一点第1款规定的金额以现金一次性付清给甲方。3.甲方保证对其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设置质押，并免遭受鹰驾公司追索。否则应由甲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有关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的分担：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按股权比例分享利润及分担风险及亏损（含转让前该股权应享有和分担公司的债权债务）。2017年6月9日，鹰驾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潘天茂（占股5%）、郑智宇（占股95%）。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显示，2017年9月18日、2018年1月16日、2018年6月27日、2018年9月18日鹰驾公司的股权发生了多次变动，根据留存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形成于2018年9月14日的鹰驾公司章程显示，公司的全体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总额为591.0222万元，股东现为7人，其中郑智宇的认缴出资额为329.78万元，出资比例为55.80%，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认缴的出资额2035年8月26日全部缴付到位。根据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7月12日，郑智宇向段侪杰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2万元，备注为股权转让款。段侪杰、郑智宇称该2万元系郑智宇向段侪杰支付的案涉股权转让款。商澎对此不予确认，称段侪杰对该笔款的性质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其在（2018）粤0305民初6040号案件庭审陈述不一致，对此段侪杰称（2018）粤0305民初6040号案件中因案涉款项较多，其在该案的陈述系口误，与客观事实和银行流水不符，且在该案中涉及的2万元借款发生在2017年10月26日，不可能在2017年7月12日还款。根据郑智宇提交形成于2017年5月17日由深圳普瑞华会计事务所（普通合伙）做出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4月30日，鹰驾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328288.82元，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404197.18元，实收资本为郑智宇实缴出资额1220143元，段侪杰实缴出资额512343元。另根据郑智宇提交形成2018年1月13日的《借款协议》显示，甲方一郑智宇、甲方二段侪杰、乙方许某，经甲方一、甲方二、与乙方友好协商，现就借款一事，达成协议如下：一、解除甲方一、甲方二与乙方于2016年9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自三方签署本协议后，前述《股权转让协议》自行作废，鹰驾公司因经营管理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均与乙方无关。二、乙方转给甲方一、甲方二原用于购买鹰驾公司股权的共计75万元，现转为甲方一、甲方二向乙方借款。甲方一已还乙方10万元，现甲方一、甲方二尚欠借款共计65万元，承诺定于2018年6月1日前全部还清。三、关于利息的约定。如果甲方一、甲方二能按前述约定于2018年6月1日前全部还清乙方款项65万元，那么每月利息为1.5%，否则每月利息为3%。计息时间从2016年9月2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上面相应款项到账日期为准。甲方一、甲方二须于2018年4月1日前，将以前所借款项利息打入乙方指定账户，2018年4月1日之后应付利息，于2018年6月1日前随本金一起还清。根据银行交易流水显示：许某于2016年11月18日向郑智宇转账30万元。2016年9月29日，许某向段侪杰转账15万元，备注为鹰驾科技公司投资款，同日段侪杰向鹰驾公司转账1万元，备注为投资款，2016年10月1日，段侪杰向鹰驾公司转账1万元，备注为许部长投资款；2016年10月7日，段侪杰向鹰驾公司转账3万元，备注为投资款，同日段侪杰向鹰驾公司转账10万元，备注为投资款；2016年11月1日，许某向段侪杰转账30万元，备注为投资入股款；2016年11月7日，段侪杰向鹰驾公司转账30万元，备注为投资款。2017年7月3日、2018年4月19日、2018年4月28日、2018年7月27日、2018年8月13日，郑智宇分别向向许某转账10万元、10万元、15万元、20万元、42万元，备注分别为退还鹰驾科技投资款、还借款、退还投资款、返还全部投资款和利息。在收到上述款项后，许某于收款当日分别向郑智宇出具了收款金额相对应的收条，形成于2018年8月13日的收条显示，兹收到郑智宇、段侪杰还款42万元，已含全部利息。特写此收条证明借款及利息已经全部结清，郑智宇、段侪杰与本人与2018年1月所签订《借款协议》自行作废。一审庭审中，段侪杰、郑智宇称因与许某于2018年1月13日签订了《借款协议》解除了原《股权转让协议》，已将原《股权转让协议》销毁，故无法提供原《股权转让协议》。商澎对许某与段侪杰、郑智宇之间《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段侪杰、郑智宇未提交《借款协议》中所说的2016年9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核实段侪杰、郑智宇与许某之间系何关系，三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因何原因发生，与本案没有关联。一审庭审中，商澎与段侪杰共同确认，2018年3月，一审法院受理了商澎起诉段侪杰离婚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粤0305民初6040号，商澎在该离婚案件起诉时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民事起诉状中有要求分割段侪杰名下鹰驾公司50%股权转让款5万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部分商澎称与他人共同出资设立鹰驾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实际缴纳5万元，占50%股权，2017年6月9日，私自转让案涉股权。在该离婚案件中，商澎撤回了要求分割段侪杰名下鹰驾公司50%股权转让款5万元的诉讼请求。截至一审庭审时，商澎与段侪杰的离婚诉讼仍处于一审审理阶段。另查明，根据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个人）显示，商澎于2016年7月-2017年3月在鹰驾公司购买社保，郑智宇在庭审中确认其知道商澎与段侪杰系夫妻关系。段侪杰、郑智宇及鹰驾公司在庭审中亦确认，段侪杰在转让案涉股权后仍在鹰驾公司负责研发工作，担任董事职务，但未以股东身份参与鹰驾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商澎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是案涉鹰驾公司50%股权是否属于商澎与段侪杰的夫妻共同财产；三是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关于争议焦点一，商澎与段侪杰在庭审中均确认，商澎在（2018）粤0305民初6040号案件中已撤回要求分割段侪杰名下鹰驾公司50%股权转让款5万元的诉讼请求，故对郑智宇及鹰驾公司关于商澎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中，商澎与段侪杰于2014年3月26日结婚，鹰驾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成立，段侪杰占有鹰驾公司50%的股权，且无证据表明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对夫妻财产进行书面约定或进行分割，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应属夫妻共同所有，即段侪杰持有的鹰驾公司50%的股权应为商澎与段侪杰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之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故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除其具有的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权流转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故对商澎认为案涉股权转让未经其同意而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综合考虑段侪杰、郑智宇签订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时间为2017年5月24日，根据形成于2017年5月17日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4月30日，鹰驾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328288.82元，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404197.18元，实收资本为郑智宇实缴出资额1220143元，段侪杰实缴出资额512343元。段侪杰、郑智宇主张段侪杰的实缴出资额应扣除代许某支付的45万元，即为62343元，股权转让时段侪杰所有享有的股东权益为14544.92元（实际出资额62343元÷公司实收资本1732486元×股东权益404197.18元），案涉股权价格2万元系合理对价，并提供了《借款协议》、银行流水、收据、《审计报告》等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段侪杰、郑智宇的上述主张。商澎主张案涉股权以2万元的价格转让系低价转让，段侪杰、郑智宇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了商澎的合法权益，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7月12日，郑智宇已向段侪杰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2万元股权转让款，案涉股权亦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另，本案中鹰驾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段侪杰、郑智宇均系鹰驾公司的股东，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商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商澎负担，商澎多预缴的案件受理费13250元，一审法院予以退还。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所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二审调查期间，商澎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鹰驾公司融资的新闻报道，新闻主要内容是2017年7月鹰驾公司取得3000万元的采购订单，拟证明段侪杰转让案涉股权时，鹰驾公司处于市值增长阶段，段侪杰此时转让股权明显不符合常理；证据二，段侪杰及其父亲与商澎的聊天记录，拟证明商澎于2017年4月13日在双方协商离婚期间要求分割段侪杰名下鹰驾公司50%的股权，段侪杰当时同意进行分割，但在双方就分割股权协商不到两个月时间，段侪杰就将股权转让给郑智宇，其转让行为系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证据三，段侪杰在离婚诉讼中的一审答辩状，拟证明段侪杰在离婚诉讼中陈述转让股权的原因系郑智宇担心商澎与段侪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即股权）影响公司经营，因此与段侪杰串通转移了商澎与段侪杰的夫妻共同财产；证据四，南京鹰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2016年5月10日至2018年3月29日期间，段侪杰除鹰驾公司外，还有一家公司，许某与段侪杰之间的资金往来，无法确认系向哪家公司进行投资；证据五，段侪杰向鹰驾公司投资情况统计，拟证明段侪杰实际向鹰驾公司投入的资金接近70万元，并非郑智宇所称的51万余元；证据六，段侪杰与商澎离婚案二审调查询问笔录，拟证明段侪杰在以2万元低价转让案涉股权后，又通过银行贷款、信用卡套现等方式，取得35万元款项支付给鹰驾公司，其以2万元低价转让公司股权的行为无合理解释。段侪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二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三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五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六的关联性不予认可。郑智宇、鹰驾公司对商澎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二审庭后，商澎提交了《鹰驾公司股东决定》（2017年5月24日），以及郑智宇、潘天茂于2017年5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段侪杰与郑智宇之间的股权转让对价明显系不合理低价。段侪杰、郑智宇、鹰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证明段侪杰与郑智宇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合理。本院认为，关于段侪杰是否有权转让案涉股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依据上述法条规定，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只规定收益属于夫妻共同共有，配偶一方可以享受对方所得的收益，但未规定其可分享收益的权利基础或身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依据该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离婚时夫妻双方分割的并非股权，而是“出资额”，且此处的“出资额”并非原始的出资款的数额，因为其转让价格需另行确定，故其实际为该出资额对应股权所代表的财产价值。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配偶转变为股东应当经其他股东的同意，这与公司法对股权外部转让的规定亦是一致的。故段侪杰出资设立鹰驾公司，系商澎与段侪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在夫妻间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该出资款项应属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出资行为转化为股权形态时，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股东转让股权需经配偶同意。故未经商澎同意，段侪杰转让鹰驾公司股权，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关于段侪杰与郑智宇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商澎利益，从而应确认段侪杰与郑智宇之间转让案涉股权行为无效的问题。本院从恶意串通行为的构成要件与证明标准、双方所提供证据达到的证明程度以及股东配偶财产权的保护与公司经营稳定性之间的利益平衡三个方面评析如下：首先，从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与证明标准来看。合同法规定的恶意串通，一般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互相勾结，为谋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构成要件包括三方面：一是双方当事人都出于恶意，该“恶意”的含义是明知且具有损害他人的意图，即行为人不仅明知其行为客观上会损害他人利益，而且主观上有损害他人的故意；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即双方存在意思联络或沟通，并共同配合或共同实施了非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三是损害的必须是特定的第三人合法权益。对于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也就是说，司法解释对恶意串通事实采取了较高的证明标准，即必须高于民事诉讼证据通常适用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只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才能认定恶意串通行为的存在。根据上述分析，本案商澎主张段侪杰与郑智宇恶意串通转让股权、损害其合法权益，则必须证明段侪杰与郑智宇不仅明知股权转让行为会损害其合法权益且主观上有此故意，同时实施了串通行为，并达到排除其他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其次，从双方所提供证据达到的证明程度来看。纵观商澎提交的证据材料，主要包括段侪杰与郑智宇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工商信息资料、银行流水、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个人）、微信聊天记录、新闻报道等，以及二审庭后提交的郑智宇与潘天茂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其目的在于说明段侪杰与郑智宇恶意低价处置鹰驾公司50%股权。但分析上述证据材料，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段侪杰与郑智宇之间实施恶意串通股权转让行为从而损害商澎合法权益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说，商澎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并无直接证明段侪杰与郑智宇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证据，其结论源自段侪杰与郑智宇之间股权转让价格不合理的推论。具体而言，商澎是通过举证证明段侪杰低价转让鹰驾公司股权来证明段侪杰与郑智宇的行为系恶意串通。但由于缺少段侪杰与郑智宇之间实施恶意串通行为的直接证据，且结合段侪杰、郑智宇所提供的证据，商澎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显然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主要理由是：第一，段侪杰与郑智宇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于2017年5月24日。根据郑智宇提交的形成于2017年5月17日由深圳普瑞华会计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4月30日，鹰驾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328288.82元，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404197.18元，实收资本为郑智宇实缴出资额1220143元，段侪杰实缴出资额512343元。虽然该《审计报告》为鹰驾公司单方委托出具，但出具时间在段侪杰与郑智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其理论上具有客观性，且具有可依据的会计准则和原始凭证作为基础，在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对该《审计报告》予以采信。段侪杰、郑智宇主张段侪杰的实缴出资额应扣除代许某支付的45万元，即为62343元，股权转让时段侪杰所有享有的股东权益为14544.92元（实际出资额62343元÷公司实收资本1732486元×股东权益404197.18元）。段侪杰、郑智宇的上述主张有其提供的《借款协议》、银行流水、收据等予以佐证。第二，商澎起诉段侪杰的（2018）粤0305民初6040号离婚纠纷案中，商澎曾诉请分割段侪杰名下鹰驾公司的50%股权转让款5万元，事实和理由部分商澎称段侪杰与他人共同出资设立鹰驾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实际缴纳5万元。虽然在（2018）粤0305民初6040号案中，商澎撤回了要求分割段侪杰名下鹰驾公司50%股权转让款5万元的诉讼请求，但商澎在该案民事起诉状中所称的段侪杰在鹰驾公司实际缴纳5万元出资的内容与段侪杰、郑智宇在本案中主张的段侪杰的实缴出资额较为接近。第三，商澎于二审庭后提交的《鹰驾公司股东决定》（2017年5月24日）以及郑智宇、潘天茂于2017年5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正当理由已超过举证期限。退而言之，即使根据郑智宇、潘天茂于2017年5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郑智宇以8.4万元的对价向潘天茂转让5%的股权，按照深圳普瑞华会计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郑智宇向潘天茂转让5%股权的价格并不明显高于段侪杰按照其实际出资额转让股权的价格。最后，从维护公司经营稳定性和债权人利益角度来看。公司股权转让不仅涉及股权转让和受让双方的利益，还关系到公司自身治理的稳定性及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等多方利益平衡。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对恶意串通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为并未简单规定一律无效，其具体规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本案同属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情形，其对象虽非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是股东配偶的财产权益，但股东家庭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同样应以不影响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两者保护的限度在法理上是相同的。自鹰驾公司案涉股权变更登记之日，到商澎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一年。比照上述司法解释精神，其请求同样不宜获得支持。鉴此，本院认为，商澎作为本案原告，应当对其主张的“恶意串通”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商澎主张段侪杰与郑智宇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证据不足，对其主张本院难以支持。商澎与段侪杰之间的婚姻纠纷属家庭内部关系，段侪杰对外转让鹰驾公司股权如果确属私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商澎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依法主张权利，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商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商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曾慧清（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