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7民终32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守德，男，汉族，1956年11月8日生，住晋中市榆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君，山西彬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振鹏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晋中市榆次区迎宾街**。 法定代表人：李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娟，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晓艺，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守德因与被上诉人山西振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鹏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榆次区人民法院（2020）晋0702民初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守德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依法撤销上诉人、被上诉人《拆迁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第（1）项。内容:“房产证登记用途为商铺的158.75ｍ2房屋,其中79.375ｍ2按照20000元／ｍ2折算现金补偿,小计158.75万元”。3、依法撤销上诉人、被上诉人《拆迁补偿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内容:“甲方将乙方现在使用的位于安宁新居,总面积为219.7ｍ2的房产抵顶剩余补偿款142.805,并给予办理相关房产手续”。4、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件事实。2010年被上诉人和晋中市安宁实业有限公司对上诉人位于实施拆迁,因被上诉人和晋中市安宁实业有限公司拒绝对上诉人的有证商铺进行补偿,双方未能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同年,经被上诉人申请,晋中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按《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对上诉人的房屋作出拆迁裁决，裁决中只限定了上诉人的搬离日期,未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作出裁决。2013年9月9日凌晨零点,上诉人在未得到任何补偿和安置的情况下被赶出家园。事后,上诉人直接找被上诉人和晋中市安宁实业有限公司协商安置事宜，但被上诉人总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推脱搪塞,不愿补偿上诉人。直至五年后的2018年,上诉人将情况反映至中央巡视组,被上诉人才勉强与上诉人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当时双方约定:上诉人的被拆迁房屋的住宅部分,在计算置换后，统一按每平方米6500元的单价进行补偿。安宁新居219.7ｍ2的房产双方未协商过平米单价,只是在协议签订时抵顶了剩余的补偿款。对商铺,因土地是集体土地,所以拆半补偿。上诉人在履行协议领取被法院查封的物品而在法院调取被查封物品的清单时,发现当年晋中市住建局在申请榆次区法院强制执行上诉人时,提供给法院的证据中有2003年签订的一份《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完全能证明上诉人房屋所在的土地早已在2003年或更早已经是国有土地,且晋中市人民政府据此给上诉人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而不是被上诉人所称的集体土地。被上诉人作为该土地的开发建设者,对此心知肚明,为少补偿上诉人刻意隐瞒了土地已国有的事实,让上诉人对补偿产生了重大误解，明显对上诉人不公平。同时,上诉人在办理安宁新居的房屋手续时，发现早在2016年12月15日晋中市安宁实业有限公司已经以297936.51元的价格补偿给了上诉人,同时相关的房产手续晋中市安宁实业有限公司早已开始办理,并缴纳了税费。但这一重要事实,被上诉人没有告诉上诉人,欺诈隐瞒了上诉人。为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拆迁补偿协议书》撤销之诉，以求法律保护。以上事实,既是客观事实，也是不可转移的事实。但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向上诉人送达了“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错误判决书,该判决书明显维护了对方利益,倒置了客观事实,上诉人实难接受。二、一审认定事实明显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明显相悖于客观事实:被上诉人补偿了上诉人一半的商铺,证明被上诉人知道且非常清楚,对上诉人的商铺应当进行补偿。但为了少补偿上诉人，专门刻意拖延时间,让上诉人的生活雪上加霜，乘人之危,这样明显的双方获得利益严重失衡的协议书只能是被上诉人一方的目的与手段,而绝不会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遗憾的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判决明显是对客观事实的否定与背离,二审应予纠正。2、一审判决只字不提上诉人少得158.75万元补偿款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晋中市房产证字第××号房权证、工商营业执照，完全能证明上诉人名下的房产中，商铺面积为158.75ｍ2,但《拆迁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第（1）项中协议中却写为79.375ｍ2,少计算了一半的面积,按照20000元／ｍ2折算，上诉人少得158.75万元补偿,这么一大笔补偿款不翼而飞,是不可否定也无法转移的客观事实,但遗憾的是，一审在已经查明这一事实的情况下,只字不提上诉人少得158.75万元补偿款之事实，该判决明显是在维护一方利益,是错误认定与判决，二审应予纠正。3、一审判决回避了被上诉隐瞒置换房屋价格的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了山西省增值税发票,完全能够证明上诉人当时的房屋价格,一套按1324.965元×109.32ｍ2＝145467.907元,一套按1394.7元×109.32ｍ2＝152468.604元,共计297936.504元，但《拆迁补偿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中,被上诉人虚构价格，瞒天过海，是以6500元×219.7＝1428050元计算并支付上诉人补偿的，差额高达1130113.496元，上诉人又一笔巨额补偿款被变相剥夺，但遗憾的是一审在已经查明这一事实的情况下，依然将上诉人少得1130113.496元巨额补偿款一笔勾销,该判决明显是在侵害一方利益，是错误认定与判决，二审应予纠正。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拆迁补偿协议书》应当依法撤销,一审判决草率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失公正，二审应予纠正。以上事实说明,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的弱势地位，欺瞒上诉人在《拆迁补偿协议书》上签名捺印，该协议中的部分条款，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中部分条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明显违反公平与等价有偿原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极不对等，经济利益极不平衡，明显违反了协议公平合理的原则，最终导致了双方获得的利益严重失衡。因此，《拆迁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第（1）项不仅存在重大误解，同时构成显失公平。《拆迁补偿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不仅存在重大误解，同时存在欺诈，同样构成显失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7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据此,上诉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中部分条款,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也是合理合法的。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草率而有失公正的,二审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振鹏公司答辩称：1、《拆迁补偿协议书》是经双方充分协商后达成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2、本案不存在上诉人少得158.75万元补偿款的事实。3、本案并不存在故意隐瞒“土地已经国有”“置换房屋价格”等事实。 杨守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被告《拆迁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第（1）项，（其中79.375㎡按照20000元/㎡折算现金补偿，小计158.75万元，实际应为158.75按照20000元/㎡折算现金补偿，小计3175000元）；依法撤销原被告《拆迁补偿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总面积为219.7㎡的房产抵顶剩余补偿款1428050元”，（实际应为总面积219.11的房产抵顶剩余补偿款297936.51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全部承担。 原审查明：2018年10月30日，原告杨守德与被告山西振鹏公司在晋中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的见证下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书》。该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被告）：山西振鹏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乙方(原告)：杨守德、李秀英（乙方二人为夫妻关系，房产证登记人为杨守德）。 因城市建设项目需要，乙方位于榆次区安宁大街143号（房产证号：晋中市房权证字第××号）房屋于2013年被依法拆迁，后因补偿事宜发生诉讼纠纷，现已全部终结。甲、乙双方就乙方房屋拆迁补偿事宜，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确认乙方房屋面积共计270.88㎡，其中有证254.15㎡（证载158.75㎡登记用途为商铺），无证16.73㎡，该房屋占用土地面积303.94㎡（土地证号：集建第**）,性质为集体土地，类别为宅基地）。 二、按照2009年2月12日《晋中市榆次区安宁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方案》，杨守德、李秀英的房屋应置换住宅316.4㎡（有证房屋折旧0.98后按照1:1.2比例置换、无证房屋折旧0.95后按照1:1.1比例置换），另外补偿18.3万元现金（一证商铺补偿15.875万元、搬家过渡等2.425万元）。 三、2013年9月，榆次区法院强制执行时，拆迁人甲方和晋中市榆次安宁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了位于新建路东侧（原财贸学校）过渡房2套，面积约219.7㎡。现乙方居住其中一套，另一套存放其被执行财产。 基于上述情况，三方同意按照以下办法解决其遗留问题: （1）房产证登记用途为商铺的158.75㎡房屋，其中79.375㎡按照20000元／㎡折算现金补偿，小计158.75万元。 （2）剩余的登记用途为商铺的79.375㎡房屋和其他112.13㎡住宅，按照1:1.3比例置换住宅，置换面积为248.96㎡。按6500元／㎡补偿，小计161.824万元。 （3）搬迁费、过渡费、装潢费及其它共计补偿18.016万元（含乙方因生活困难向甲方借款的15万元）。 以上（1）、（2）、（3）项合计补偿金额共计338.59万元（含乙方因生活困难向甲方借款的15万元）。 四、综合以上三条，甲乙双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补偿： （1）甲方给予乙方一次性现金补偿195.785万元（含乙方因生活困难向甲方借款的15万元，在甲方向乙方付现金补偿款时将借款扣回）。 （2）甲方将乙方现在使用的位于安宁新居，总面积为219.7㎡的房产抵顶剩余补偿款142.805万元，并给予办理相关房产手续。 五、在协议签订后十日内甲方将补偿款一次性支付乙方，乙方在收到补偿款后十日内将被执行财产接收并不再提出任何补偿要求。 六、本协议签字盖章后生效，如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给另一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七、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方及见证方各持一份”。 协议签订后，被告依约履行了合同。原告在协议履行完毕后于2019年7月10日以被告隐瞒真相、协议内容不公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变更合同内容、补齐拆迁补偿款2050729.74元，原审法院开庭审理后，原告于2019年10月29日撤回起诉。原告于2019年10月29日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以重大误解、被告隐瞒真相、显失公平等为由要求撤销《拆迁补偿协议书》部分条款，形成本次诉讼。 原审认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守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原告杨守德与被告振鹏公司所签《拆迁补偿协议书》是在晋中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见证下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 被告在协议签订后已经按约向原告支付了补偿款，双方对此并无异议。原告在协议履行完毕后于2019年7月以被告隐瞒真相、协议内容不公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变更合同内容、补齐拆迁补偿款2050729.74元，于2019年9月29日撤诉。之后原告于同日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以重大误解、被告隐瞒真相、显示公平等为由要求撤销《拆迁补偿协议书》部分条款。原告认为对其持有房产证的登记面积为158.75㎡、登记用途为商铺的房产，应当按照登记的面积及商铺的价格计算补偿款，对协议书第三条（1）项约定的按照一半的房产面积即79.375㎡计算补偿存在重大误解。对于原告在签订协议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应当从《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签订过程是否违法、协议书约定是否明确、签约主体签约状态等情况综合判断。 本案所涉被拆迁的房屋早在2009年即被列入拆迁范围，由于当时原告要求按照商铺性质进行补偿，被告以该房屋所占有土地为集体用地，不同意按照商铺进行补偿，双方未达成一致的拆迁补偿协议。2013年经晋中市住建局申请原审法院强制拆除房屋后，多年来双方未能就拆迁补偿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10月30日，在晋中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的见证下，双方达成了《拆迁补偿协议书》。从该协议书签订的背景及过程来看，该协议书的签订并非协议主体一方即兴所签，是在政府拆迁办的协调下双方经过认真、充分磋商后所达成的。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该协议第一条确认了原告被拆迁房屋的面积、土地性质、并区分了有证、无证的情况；第二条明确了按照2009年的拆迁补偿方案原告房屋应置换住宅316.4㎡（置换比例分为1：1.2、1：1.1不等），另外补偿现金18.3万元；第三条确认了2013年强拆时已经给原告提供了2套住房，面积约219.7㎡，同时确认基于上述情况，三方同意按照以下办法解决遗留问题，即房产证登记用途为商铺的158.75㎡房屋，其中一半按照20000元/㎡折算现金补偿，剩余一半和其他住宅按照1：1.3比例置换住宅，置换面积为248.96㎡，计161.824万元，搬迁费、过渡费、装潢费及其他共计补偿18.016万元，合计补偿金额共计338.59万元。第六条、第七条约定了补偿的方式及履行等事宜。案涉协议内容清楚明确、完整清晰，可以看出是原、被告双方互相妥协让步的结果，即原告不再坚持按照商铺登记面积及商铺性质进行补偿，被告也不再坚持按照住宅性质进行补偿，而是采取折中的方式，其中一半按照商铺面积并结合2018年的市场价值确定补偿金额，另外一半按照住宅面积确定补偿，并按高于拆迁补偿方案的置换比例即1：1.3来置换房屋。该协议补偿的结果显然远高于按照拆迁补偿方案的补偿结果。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的当事人，对协议内容应当知悉，现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告主张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明显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隐瞒了置换房屋的面积、协议显失公平一节。从《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约定来看，双方在签订协商时，明确知悉置换房屋面积并非准确面积，所以约定了“约219.7㎡”，该面积与房屋的实际面积219.11㎡仅相差0.4㎡，不足以造成“显失公平”的后果。且协议第三条已经明确了原告应得的补偿款总额为338.59万元，第四条实际是对补偿款支付方式的约定，按照该约定，一部分是现金补偿195.785万元，剩余142.805万元用219.7㎡房产抵顶，房屋抵顶单价与第三条约定的置换房屋按6500元/㎡标准相一致，不存在房屋差价的问题，如果按照实际房屋面积219.11㎡抵顶补偿款，则被告给原告支付的现金补偿必然相应减少，而由于预估的房屋面积比实际面积少了0.4㎡造成的结果是被告多支付了相应部分的补偿款，原告的合法利益并未受到损害，原告主张协议显失公平的理由亦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原告杨守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时，杨守德提交了两份山西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作废），证明回迁房的价格是按照每平米1324.965元计算的，补偿协议虚构了价格6500元。振鹏公司质证认为增值税票已经作废，达不到他的证明目的。振鹏公司则提交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和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证明公司名称变更情况。杨守德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 其余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第（1）项内容:“房产证登记用途为商铺的158.75m2房屋,其中79.375m2按照20000元/m2折算现金补偿,小计158.75万元”应否予以撤销。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内容:“甲方将乙方现在使用的位于安宁新居,总面积为219.7m2的房产抵顶剩余补偿款142.805万元,并给予办理相关房产手续”应否予以撤销。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第一条双方确认杨守德证载158.75m2登记用途为商铺，并明确了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在第三条约定了“房产证登记用途为商铺的158.75m2房屋,其中79.375m2按照20000元/m2折算现金补偿,小计158.75万元”，振鹏公司解释之所以约定79.375m2按照20000元/m2折算现金补偿，是因为杨守德的房屋占用的土地为农村宅基地。现杨守德上诉认为其曾见过一份2003年签订的《国有土地出让合同》，能够证明其房屋所占用土地在2003年或更早已经是国有土地，但其并未举证证实，且该上诉意见与《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确认的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的事实并不一致。上诉人杨守德在本案一、二审诉讼中所举证据不足，难以认定双方签订该协议的相关条文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可撤销情形，其主张撤销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第（1）项内容的理由不成立，原审不予支持无误。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拆迁补偿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约定:“甲方将乙方现在使用的位于安宁新居,总面积为219.7m2的房产抵顶剩余补偿款142.805万元,并给予办理相关房产手续”，双方约定上述房屋的单价按照6500元/m2计算。杨守德认为以6500元/m2计算房屋价格太高，并提供两份山西省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回迁房的价格是按照1324.965元/m2计算的，补偿协议虚构了价格65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涉案房屋为回迁房，回迁房价格的计算与平常的商品房买卖价格并不完全一致，且在《拆迁补偿协议书》第三条第（2）项双方约定置换房屋价格按照6500元/m2补偿，加上杨守德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时对于房屋的价格应有全面的认知，现无证据证明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时振鹏公司有欺诈隐瞒行为。且房屋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是2016年12月15日出具的，双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的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因此案涉房屋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单价与本案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时的单价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杨守德主张撤销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的内容证据不足，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杨守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杨守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晓明 审判员  韩 敏 审判员  张晓峰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