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73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贵州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偏坡沙树角物流新城园区工程机械市场贵州开源大夏**西侧**房屋。法定代表人：张延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养琛，山东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山东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刘广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民，山东启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向亮，山东启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延华，男，197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延军，男，1966年2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梁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素兰，女，196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梁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健，男，198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梁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红玉，女，1985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梁山县。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养琛，山东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卡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卡特公司）、张延华、张延军、岳素兰、张健、戴红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9民初7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贵州卡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养琛、被上诉人山东卡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民、秦向亮，被上诉人张延华、张延军、岳素兰、张健、戴红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养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州卡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贵州卡特公司知道山东卡特公司交付的是排放限值为第二阶段的挖掘机，且认可交付的挖掘机符合《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的约定”，违反事实和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纠正。首先，被上诉人没有交付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挖掘机。上诉人在2017年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工程机械买卖合同》中第五条第1款明确约定“质量标准符合生产厂家的企业标准”。《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企业产品标准，应在发布后三十日内办理备案。一般按企业的隶属关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按照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的企业标准应当向上级主管行政部门予以备案，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供备案的企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88版）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企业的产品标准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相应的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企业标准由企业组织制定（农业企业标准制定办法另定），并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备案。对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要求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由此可见，案涉产品存在国家标准的情况下，上诉人的企业标准最低应当与国家标准一致，而不得低于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由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供涉案产品的企业标准，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适用国家标准。2014年5月16日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第1条范围规定“本标准适用于以下（包括但不限于）非道路移动机械装用，在非恒定转速下工作的柴油机的型式核准、生产一致性检查和耐久性要求，如：—工程机械（包括装载机，推土机，压路机，沥青摊铺机，非公路用卡车，挖掘机、叉车等）”；由此可见，该标准适用于涉案的挖掘机。该法第10条规定“标准的实施：自2014年10月1日起，凡进行排气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都必须符合本标准第三阶段要求。在该规定执行日期之前，可以按照本标准的相应要求进行型式核准的申请和批准。对于按本标准批准型式核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其生产一致性检查，自批准之日起执行。自2015年10月1日起，停止制造和销售第二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所有制造和销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其排气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本标准第三阶段要求。自2016年4月1日起，停止制造、进口和销售装用第二阶段柴油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制造、进口和销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应装用符合本标准第三阶段要求的柴油机。”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可知：从2016年4月1日开始全国范围内不能再销售装用国二标准的挖掘机。由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工程机械买卖合同》和履行的时间均是在2017年，因此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应当适用国家标准，即《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也就是说涉案挖掘机因装配的柴油机不符合现阶段污染物排放标准不得再行销售。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出售给上诉人装用国二标准柴油机的挖掘机，属于国家法律法规明令淘汰的产品，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依法应当予以退货。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交付合格挖掘机的义务，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其次，一审判决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明知涉案挖掘机为淘汰产品而予以交易。被上诉人销售给上诉人的挖掘机属于国家禁售的第二阶段排放限值的挖掘机，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禁止生产、进口或销售大气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做为一家生产制造企业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故意欺骗客户、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彰显法律的威严。《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生产者不得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明知涉案挖掘机属于淘汰产品的情况下仍然销售给上诉人，明显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反诉涉及的两台挖掘机的排放限值均标注于发动机铭牌，上诉人公司作为依法成立工程机械及配件销售企业，其在接收挖掘机后对包括发动机在内项目进行了检查，并于检查完成后在工程机械设备交接验收单上盖章确认一切正常。因此可以认定上诉人公司知道被上诉人公司交付的是排放限值为第二阶段的挖掘机，且认可交付的挖掘机符合《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的约定”。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因案涉挖掘机所装用发动机系已被淘汰的产品，虽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对涉案挖掘机进行交接，但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并没有实际验收，而是直接交付给终端用户后，只是在验收单上象征性地加盖了公章。另外，被上诉人作为工程机械生产方，就该挖掘机所掌握的信息与上诉人所了解的信息并不对等，况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上诉人明确告知该挖掘机所装用的发动机系已被淘汰的产品，故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案涉挖掘机进行了验收并在交接验收单上盖章确认一切正常，系明知该挖掘机装用了“国二”排放标准的发动机且认可交付的挖掘机符合《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约定的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再次，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只是维护被上诉人的企业利益而忽视了社会公共利益。一审法院认为“该规范规制的是机动车船和挖掘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市场准入标准，属管理性强制规范，合同行为本身不必然直接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后果”。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地球人都能意识到，生态环境关系到我们每一位公民，而作为国家公务员的法官更应该注重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国家既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颁布了涉案挖掘机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我们就应该执行，而不是寻找任何借口而予以违犯。就本案而言，一审并没有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认识该案判决结果的社会影响后果。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交易，明知是国家禁售的、不符合排放标准的挖掘机而予以销售，必然因为排放不达标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一审判决理由不仅给违法者提供了违法生产交易的理由，而且还鼓励了违法犯罪行为的滋生，导致公众对国家法律效力的怀疑，最后就会形成一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法制败坏局面，影响了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最后，一审判决错解了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和反诉理由且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反诉请求是“判令反诉被告对其售卖给反诉原告合同编号为销20170307CT220-8C-1、销20170706CT220-8C-1《工程机械买卖合同》中价值142.5万元的挖掘机作退货处理并与拖欠货款抵销后，再返还反诉原告货款376465.01元”，反诉理由主要是主张被上诉人交付的挖掘机质量不合格，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并没有主张涉案合同无效，而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认定合同有效且在判决中适用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明显是认定上诉人的退货退款的反诉请求是以合同无效为前提的反诉目的。由此可见，一审判决结果错误理解了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和反诉理由，且适用法律错误，必然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二、被上诉人应当就涉案产品做退货处理并向上诉人返还抵消欠款后的货款376465.01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规定“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一）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说明的；（二）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三）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负责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产品的其他销售者（以下简称供货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约定“质量标准符合生产厂家的企业标准”。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适用销售时的国家标准，即国三标准。因销20170307CT220-8C-1、销20170706CT220-8C-1工程机械买卖合同中的产品为质量不合格产品，且为淘汰产品，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涉案产品只能做退货处理，被上诉人因上述合同已取得上诉人的货款共计1425000元，应当予以全部返还；按照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仅欠其全部销售产品货款中的1048534.99元，扣除上述欠款后，被上诉人还应将剩余的376465.01元款项返还给上诉人。三、张延华等担保人依法不应承担任何担保责任。结合上述理由，由于被上诉人提供的涉案挖掘机质量不合格属于根本违约，且将不合格的产品做退货处理后，上诉人根本不再拖欠被上诉人的货款，故张延华等担保人在本案中对被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山东卡特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交付挖掘机符合合同约定，不构成违约，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不成立。1.上诉人以反诉案涉挖掘机排放限值为第二阶段、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为由提起反诉要求退货处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上诉状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已被修改)第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详见上诉状，不再赘述)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质量违约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上述规定，在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企业标准，所制订的企业标准应当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但上述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并未规定如果未制订企业标准或者所制订的企业标准未备案将导致所生产的产品当然应当被认定为质量不合格的法律后果，而且反诉涉案《工程机械买卖合同》明确约定质量标准“质量标准符合生产厂家的企业标准”，这表明上诉人对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并无异议。因此，不能得出反诉案涉挖掘机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结论。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没有交付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挖掘机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的陈述，上诉人是从事挖掘机销售的专业公司，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要求提供挖掘第2页共4页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证据证明排放限值为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规格型号不同、价格不同，反诉案涉两份《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约定的规格型号为CT220-8C系排放限值为第二阶段，合同价格低于排放限值为第三阶段CT220-8C，对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多份挖掘机型号为CT220-8C、CT220-8CⅢI《工程机械买卖合同》可以看出。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发动机铭牌照片载明“型式核准达到国家第Ⅱ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放标准”，上诉人在交接验收单上盖章确认验收合格，现上诉人却否认实际验收，交接近三年，也超出了约定的质保期限，且上诉人已实现将案涉挖掘机转售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视为验收合格，上诉人否认实际验收的主张不成立。因此，反诉案涉两份《工程机械买卖合同》双方达成的合意是买卖第二阶段排放限值的挖掘机，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交付反诉案涉挖掘机，上诉人验收合格。2.假设被上诉人违约，上诉人主张用反诉案涉两台挖掘机的合同价值1425000元抵消其拖欠被上诉人货款1048534.99元并请求被上诉人返还剩余的376465.01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没有取得反诉案涉两台挖掘机的货款1425000元。反诉案涉两台挖掘机的合同价值为1425000元，但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被上诉人支付合同价值为1425000元，两份合同欠款包含在本诉货款金额中，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1340784.99元的明细，其中反诉案涉两台挖掘机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367000元。此外，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挖掘机的目的是销售，反诉案涉两台挖掘机已被上诉人向市场终端客户销售达近三年之久，上诉人达成了交易之目的，实现了其与被上诉人订立《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的目的，根据损益相抵原则，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反诉案涉挖掘机使用费(合同约定使用费的计算标准为每月按照标的物货款总额的15%支付)。二、二审法院无需审查一审被告张延华、张延军、岳素兰、张健、戴红玉是否应对本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审查，一审判决担保人(一审被告)张延华、张延军、岳素兰、张健、戴红玉对第一项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前述担保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上诉，系放弃了二审救济的权利。上诉人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无权对前述担保人的权利进行处分，二审法院无需审查上诉人上诉的前述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张延华、张延军、岳素兰、张健、戴红玉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山东卡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贵州卡特公司向山东卡特公司支付货款1048534.99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逾期货款金额为基数，按照年息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请求依法判令张延华、张延军、岳素兰、张健、戴红玉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向山东卡特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庭审中，山东卡特公司将诉讼请求第一项中的违约金明确为2019年6月30日前的违约金为154837.99元，2019年7月1日起的违约金以逾期货款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贵州卡特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山东卡特公司对其售卖给贵州卡特公司合同编号为销20170307CT220-8C-1、销20170706CT220-8C-1《工程机械买卖合同》中价值1425000元的挖掘机作退货处理并与拖欠货款抵销后，再返还贵州卡特公司货款376465.0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山东卡特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3日，经营范围包括工程机械、矿山机械等机械的加工和销售。贵州卡特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9日，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工程机械及配件的销售、租赁及维修服务。2017年1月1日，贵州卡特公司与山东卡特公司签订《产品代理协议书》，约定山东卡特公司（甲方）授权贵州卡特公司（乙方）为其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市两地Ａ级和Ｂ级挖掘机产品的区域代理商。《协议书》第10.1约定，本协议的全部附件以及甲方《2017年销售商务政策》等均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协议书》同时对乙方2017年内应完成的Ａ类和Ｂ类挖掘机销售数量、具体销售时与买受人签订合同的文本格式、乙方应遵守甲方市场管理制度并在该管理框架下开展工作、销售价格幅度限制、销售货款及时汇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根据乙方销售情况进行反利等均作出明确约定。协议签订后，贵州卡特公司向山东卡特公司交纳了30方元市场保证金。山东卡特公司制定的《2017年销售商务政策》2.3.2.1载明，逾期资金占用费：正常开展业务合作的，按6%的年利率收取代理商的逾期资金占用费；非正常合作的，按合同约定执行。该资金占用费从返利中扣除。2.3.2.2载明，逾期样机资金占用费：自超期的第一个月开始，在全款代理价基础上按6%的年利率对代理商收取资金占用费。2018年1月1日，山东卡特公司与贵州卡特公司签订了《产品代理协议书》和《全年批次经营买断协议》，约定由贵州卡特公司继续作为山东卡特公司的代理商，在贵阳市××安顺市和兴义市专营山东卡特公司生产的挖掘机。2018年的销售任务为4吨以上挖掘机35台、4吨以下挖掘机5台，其他合同条款与2017年的《产品代理协议书》基本相同。《全年批次经营买断协议》约定，本次经营买断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数量40台。该协议第五条约定，山东卡特公司于买断期限后对完成情况进行落实，对未按照本协议要求完成的，取消本批次买断所有挖掘机的返利。山东卡特公司制定的《2018年销售商务政策》2.3.2.1载明，逾期资金占用费：按8%的年利率收取代理商的逾期资金占用费，该资金占用费优先从返利中扣除。2.3.2.2载明，逾期样机资金占用费：自超期的第一个月开始，在全款代理价基础上按8%的年利率对代理商收取资金占用费，该资金占用费优先从返利中扣除。2017年3月2日、2017年7月1日，山东卡特公司分别就其生产的两台Ｃ××**-8Ｃ挖掘机（其中一台发动机编号6ＢＧ1-346787，整机编号×××02；另一台发动机编号×××60，整机编号×××13）与贵州卡特公司签订了《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约定山东卡特公司以保留所有权的方式将两台挖掘机出卖给贵州卡特公司，价格分别为735000元和690000元。2017年3月2日的买卖合同约定的首付款为200500元，余款514500元由贵州卡特公司自2017年4月5日至2019年9月5日分30个月付清，每月17150元。贵州卡特公司逾期付款的，自逾期之日起，贵州卡特公司每日应按本合同标的物价款总额的千分之五向山东卡特公司支付违约金（至付清款项之日止）；如贵州卡特公司的逾期处于非继续或连续状态的，则逾期期限应累计计算。2017年7月1日的买卖合同约定的首付款为207600元，余款482400由贵州卡特公司自2017年8月10日至2019年7月10日分24个月付清，每月20100元，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同3月2日的买卖合同。上述两份合同还就质量标准、交货地点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买卖合同签订后，山东卡特公司按约定向贵州卡特公司交付了挖掘机，贵州卡特公司验收合格后在山东卡特公司制作的工程机械设备交接验收单上加盖了公章。交接验收单载明了挖掘机的机型、整机编号和发动机号和检查项目，其中检查项目包括产品合格证复印件、保养手册是否齐全等项目。贵州卡特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挖掘机、发动机铭牌照片以及合格证复印件表明，合格证显示上述两台挖掘机均为山东卡特公司于2017年制造，发动机铭牌显示两台挖掘机安装的发动机分别为五十铃汽车公司于2011年2014年生产，型式核准达到国家第ⅡＩ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放标准。2017年3月2日，贵州卡特公司与案外人李亚洲签订《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约定贵州卡特公司将山东卡特公司生产的发动机编号为6BG1-346787的挖掘机作价820000元出售给李亚洲，在李亚洲付清货款之前，山东卡特公司对该机械保留所有权。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山东卡特公司对该合同审查后盖章予以确认。贵州卡特公司将挖掘机交付李亚洲后，李亚洲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2018年1月31日贵州卡特公司将挖掘机取回，随后以其已将挖掘机转售他人，且售价加上李亚洲已付款不足以弥补其损失为由向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李亚洲签订的《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等。李亚洲在该案中反诉要求贵州卡特公司赔偿其损失700000元及利息损失。平坝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解除贵州卡特公司与李亚洲签订的《工程机械买卖合同》，李亚洲支付违约金25273元，贵州卡特公司给付李亚洲已付价款134400元。贵州卡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贵州卡特公司给付李亚洲已付款项129900元，维持其他一审判项。山东卡特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该案诉讼。2017年7月1日，贵州卡特公司与陈兴签订《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约定贵州卡特公司将山东卡特公司生产的发动机编号为×××60的挖掘机作价860000元出售给陈兴。同时约定在陈兴付清货款之前，山东卡特公司对该机械保留所有权。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山东卡特公司对该合同审查后盖章予以确认。贵州卡特公司与李亚洲、陈兴签订的《工程机械买卖合同》均约定，李亚洲或陈兴在合同履行期间不及时、足额偿还货款，贵州卡特公司有权追回全部货款和要求其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同时，贵州卡特公司和山东卡特公司均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有权在不通知购买人的情况下收回标的物。《产品代理协议书》签订的同时，张延军、张延华、岳素兰、张健、戴红玉作为担保人向山东卡特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函，该担保函载明载明：担保人承诺以个人名下的所有资产和家庭财产对两公司相关业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若发生违反本保函涉及事项等违约行为，担保人自愿承担山东卡特公司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及费用，并按照相关合同价款总额的20%向山东卡特公司支付违约金。本保函担保范围：贵州卡特公司或该公司客户与山东卡特公司每笔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以及其他应付费用。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8年1月29日，贵州卡特公司与山东卡特公司又签订了一份《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约定贵州卡特公司向山东卡特公司购买规格型号为CT60-BB111，单价为211600元的挖掘机一台。根据《2018年销售商务政策》及《全年批次经营买断协议》，山东卡特公司在收取该台挖掘机的货款时直接从总价款扣减了6000元返利。2018年1月5日，山东卡特公司与贵州卡特公司对2017年1-12月份的往来账进行了核对，双方一致认可的业务对账单载明，截止2017年12月31日，贵州卡特公司尚欠山东卡特公司整机款4822260元，配件款1750元，山东卡特公司在该对账单中主张贵州卡特公司应支付资金占用罚息12898元，贵州卡特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2019年1月10日，双方对2018年1-12月份的往来账进行了核对，双方一致认可的业务对账单载明，截止2018年12月31日，贵州卡特公司尚欠山东卡特公司整机款2804685元，配件款1750元，另外需支付2018年1-12月份的资金占用罚息90996元，贵州卡特公司申请减免罚息。同年7月4日，双方对2019年1-6月的往来账进行了核对，双方一致认可的业务对账单载明，截止2019年6月30日，贵州卡特公司尚欠山东卡特公司整机款1824685元，配件款1750元，另外需支付2019年1-6月份的资金占用罚息50943.99元，贵州卡特公司申请减免罚息。之后贵州卡特公司又付给山东卡特公司货款483900.01元。山东卡特公司提交的由其单方制作的对账单和整机欠款明细载明，截止2019年12月25日，贵州卡特公司共欠其货款1340784.99元，所欠货款均形成于2017年。贵州卡特公司为证明其反诉主张提交了一份内容为“因挖掘机存在质量问题，客户陈兴将该台挖掘机退回甲方，该台挖掘机所有债权以及债务与后期赔偿金额双方另行协商，赔偿金额协商好以后，乙方不再以其他形式追究甲方责任”的协议书，贵州卡特公司作为合同甲方在协议上盖章，合同乙方处的署名为“陈兴”。山东卡特公司质证认为，该协议没有具体到哪台挖掘机，因什么质量问题退货，也没有载明贵州卡特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另查明，2014年5月16日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第10条第三款载明：自2015年10月1日起，停止制造和销售第二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所有制造和销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其排气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本标准第三阶段要求。自2016年4月1日起，停止制造、进口和销售装用第二阶段柴油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制造、进口和销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应装用符合本标准第三阶段要求的柴油机。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3月2日、7月1日山东卡特公司与贵州卡特公司签订的两份《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两份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反诉涉及的两台挖掘机的排放限值均标注于发动机铭牌，贵州卡特公司作为依法成立工程机械及配件销售企业，其在接收挖掘机后对包括发动机在内项目进行了检查，并于检查完成后在工程机械设备交接验收单上盖章确认一切正常。因此可以认定贵州卡特公司知道山东卡特公司交付的是排放限值为第二阶段的挖掘机，且认可交付的挖掘机符合《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的约定。2014年5月16日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明确自2016年4月1日起，停止制造、进口和销售装用第二阶段柴油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山东卡特公司和贵州卡特公司签订《工程机械买卖合同》，买卖第二阶段排放限值的挖掘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禁止生产、进口或销售大气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强制性规定。该规范规制的是机动车船和挖掘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市场准入标准，属管理性强制规范，合同行为本身不必然直接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后果，应为有效。山东卡特公司和贵州卡特公司应按上述买卖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贵州卡特公司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截至2019年6月30日，贵州卡特公司尚欠山东卡特公司挖掘机及配件款共计1342534.99元、资金占用费154837.99元（对账单中的罚息），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予以确认。贵州卡特公司未完成2018年的《全年批次经营买断协议》约定销售任务，按该协议第五条的约定，贵州卡特公司应将2018年1月29日的6000元返利返还山东卡特公司。上述挖掘机及配件款加上贵州卡特公司应返还的6000元返利，扣除山东卡特公司收取贵州卡特公司的300000市场保证金后，贵州卡特公司还应付给山东卡特公司货款1048534.99元。贵州卡特公司未按约定及时支付货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于2019年6月30日以前贵州卡特公司应承担的违约金，双方已在对账单中以资金占用费的形式予以确认，予以认定。贵州卡特公司虽然在对账单中提出减免部分资金占用费的申请，但没有证据表明山东卡特公司同意其申请，故不能免除2019年6月30日以前贵州卡特公司的违约责任。山东卡特公司制定的2017年和2018年销售商务政策属于《产品代理协议书》的附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销售政策约定2017年的资金占用费按6%的年利率收取，山东卡特公司要求贵州卡特公司按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违反了上述约定，不予支持。张延华、张延军、岳素兰、张健、戴红玉向山东卡特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担保函，就山东卡特公司与贵州卡特公司每笔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为贵州卡特公司向山东卡特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按约定的保证范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山东卡特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贵州卡特公司的反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贵州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山东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货款1048534.99元及违约金（2019年6月30日以前的违约金为154837.99元；2019年7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违约金以1048534.9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二、张延华、张延军、岳素兰、张健、戴红玉对判决第一项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贵州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山东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贵州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446.07（本诉受理费17633.57元，反诉受理费8812.50元），由贵州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张延华、张延军、岳素兰、张健、戴红玉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本院围绕贵州卡特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山东卡特公司于2017年3月2日、7月1日分别与贵州卡特公司签订的两份《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均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均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和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作出一、二审生效判决均认定贵州卡特公司与案外人李亚洲于2017年3月2日签订的关于涉案其中一台发动机编号为6BG1-346787挖掘的《工程机械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涉案的两台挖掘机的排放限值均标注于发动机铭牌之上，贵州卡特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工程机械及配件销售企业，其在接收挖掘机后对包括发动机在内项目进行了检查，并于检查完成后在工程机械设备交接验收单上盖章确认一切正常，贵州卡特公司亦未在质量保证期内提出相关的质量异议，且涉案两台挖掘机已由贵州卡特公司出售给终端用户使用近三年的时间。故，一审法院认定贵州卡特公司知道山东卡特公司交付的是排放限值为第二阶段的挖掘机，且认可交付的挖掘机符合《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的约定的质量标准，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此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张延华等担保人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因张延华等担保人并未对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故此理由不属于本院二审的审理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446.07元，由上诉人贵州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怀峰审判员  李兴波审判员  杨敬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晴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