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27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薛茗，女，195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威圻，北京润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海红，女，1974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美春，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薛茗因与被上诉人刘海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6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蒙瑞独任审判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海红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海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薛茗与刘海红系合作关系，双方共同投资某生产设备项目，薛茗承担大部分出资，刘海红于2013年12月2日、2014年1月20日、2014年2月28日、2016年3月22日向薛茗转账共计370万元作为投资款。后投资项目经营低于预期，刘海红向薛茗主张退还相应投资款，因此薛茗于2017年1月16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共向刘海红转账745万元。因双方系合作关系，经济往来较为频繁，多笔款项错综复杂，每笔款项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且时间跨度长，无法准确厘清每笔款项的性质，但薛茗向刘海红转账的总额是确定的，共计745万元，该数额远远大于刘海红与薛茗在本案中的标的款，并且薛茗已经提供了确实的证据证明745万元转账的存在。因此应当认为薛茗与刘海红之间就投资款一项并无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单以“薛茗虽主张已将《欠条》中约定的270万元投资款全部返还，但提交的还款记录均发生在《欠条》出具之前，且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在《欠条》出具之后仍转账给刘海红70万元”为由，否定薛茗的还款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对于薛茗与刘海红之间签订的《欠条》的事实认定错误。因双方合作的项目经济效益低于预期，所以刘海红要求薛茗返还之前转账的370万元投资款，在薛茗向其归还投资款后，因经营效益恶化，刘海红担心薛茗会主张已返还的370万元投资款，便要求薛茗事后倒签《欠条》，企图将合作关系转为借贷关系。事后倒签的目的是为了规避共担项目损失的风险，同时延长诉讼时效，薛茗念及刘海红过往的信誉才签订该欠条。刘海红在起诉状中对该事实进行了自认，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此足以证明薛茗与刘海红签订《欠条》与还款事件无关，薛茗已经返还刘海红曾经出资的370万元投资款。一审判决中“除了薛茗转账给刘海红的70万元发生在《欠条》出具之后，其他资金往来均发生在《欠条》出具之前，本院认为，学名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之前向刘海红的转款是偿还《欠条》约定的投资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并且由于薛茗已经提供了相关的转账证据，所以一审法院的判定不当加重了薛茗的举证责任。刘海红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薛茗的上诉请求。刘海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薛茗向刘海红清偿欠款200万元；2.薛茗向刘海红支付欠款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计算至薛茗实际支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薛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海红分别于2013年12月2日通过刘福山（刘海红之弟）账户向薛茗账户转账100万元，于2014年1月20日向薛茗账户转账100万元，于2014年2月28日向薛茗账户转账150万元，于2016年3月22日向薛茗账户转账20万元，共计370万元。刘海红称上述370万元是薛茗从其处的借款，后薛茗已陆续偿还了100万元，2018年双方进行对账，薛茗针对未还的270万元向其出具《欠条》。《欠条》内容为：“刘海红投资设备（小生产线）贰佰柒拾万尚未还（2700000元）库房因设备安装进行改造肆拾伍万元（450000元）尚未支付，共计叁佰壹拾伍万元（3150000元）。上述欠款预计2018年底前全部归还。欠条经手人：薛茗负责处理。2018年1月30日。”薛茗认可从刘海红处收到了370万元，也认可《欠条》的真实性，称当时自己以股东身份邀请刘海红投资设备，刘海红转账的370万元也均用于北京德重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重公司）购买生产设备，后因经营不善导致亏损，刘海红提出想要回一部分投资款的利息，迫于威胁恐吓，其给刘海红出具了《欠条》，该《欠条》写的也是投资设备款，不是借款，且投资设备款都已返还给了刘海红。为证明已将370万元全部返还给了刘海红，薛茗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中国农业银行客户回执等。上述银行转账凭证显示，薛茗2017年1月16日转账给刘海红100万元，2017年3月14日转账给刘海红270万元，另，薛茗分别于2014年7月17日转账给刘海红40万元、2014年10月17日转账给刘海红100万元、2015年4月30日转账给刘海红20万元、2015年10月10日转账给刘海红10万元、2016年1月31日转账给刘海红15万元、2016年6月21日转账给刘海红100万元、2016年6月22日转账给刘海红20万元、2018年7月19日转账给刘海红10万元、2018年8月8日转账给刘海红20万元、2019年2月3日转账给刘海红4万元、2019年2月5日转账给刘海红16万元、2019年4月30日转账给刘海红20万元，上述金额共计745万元。薛茗称与刘海红之间还有买卖关系、房屋租赁关系，转账刘海红的款项分别对应哪部分业务没有具体说明，但刘海红投资的370万元都已经向其返还。刘海红认可与薛茗之间还存在家具买卖关系，认可截至2019年4月30日，薛茗共给其转款745万，一开始未明确这些转账都是何款项，但双方在2018年6月30日进行了对账，确认薛茗已经支付家具款四百九十余万元，返还投资款一百万元，尚欠投资款二百七十万元未返还，另外八十余万元是刘海红在薛茗改造厂房过程中垫付的款项。为证明薛茗向其转账的款项中有四百九十余万元为家具款，刘海红提交了薛茗从其处购买家具的清单。家具清单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标注有“第一项”的家具清单共16页，部分家具标注有对勾，最后一页写有“注：共计16页，大小63件，按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结算，收到人：薛茗。2013年12月10日”；第二部分标注有“第二项”，内容为“壹佰零肆万贰仟柒佰元，1042700元刘海红家具37套”，共1页；第三部分标注有“第三项A1-15页（拉邢台√）”，共计15页，部分家具标注有对勾；第四部分标注有“A1-6页第四项”共计6页，家具处分别标注有“已送邢台”、“已送田各庄”、“已送四合院”、“准备送四合院”、“已送公司”、“准备送公司”等标注；第五部分共10页，首页写有“1-9页4页：5.18万（5套），5页：2.79万（5套），6页20.34万（5套），合计：28.31万”，家具清单共计9页，家具处有打勾或圆圈，其中第1页写有“注：√拉走，〇留下”。刘海红称上述家具清单中打钩和打圈都是薛茗要购买，只是目的地不一样。薛茗认可家具清单中手写部分为其本人所写，但只有170万元部分有其签字，其他的家具都没有交付。薛茗称因与刘海红长期合作，会帮刘海红介绍客户购买家具，标注“拉走”就是让刘海红带走，因为没人要，“留下”就是可能会成交。经一审法院询问，刘海红表示因与薛茗相熟，双方之间的家具买卖没有出具过收据或合同，通常是双方在家具清单上做标注，但双方在2018年对账时，已就双方之间的合作和交易往来进行了梳理，最终确定薛茗应退还其270万元投资款以及部分垫付款，并由薛茗出具了《欠条》。对于《欠条》中所写的“薛茗负责处理”是何意思，薛茗称由其负责推进公司偿还刘海红投资设备款产生的利息，因为自己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如果公司到期不偿还，其就用自己的钱偿还，其实际也是这样做的。刘海红不认可薛茗的上述意见，称欠条载明的款项就是投资款而非利息，而“薛茗负责处理”的意思就是薛茗个人承担欠款清偿义务，且欠条出具后薛茗也是用其个人账户在偿还。为证明受到威胁恐吓，薛茗提交了刘海红在2019年5月6日向其发送的短信。短信有如下内容：“您现在在哪儿，在海口哪儿？我去找您”、“今天晚上我见到你”、“我海口有人”、“见到你就成，否则明天我就拆你家”等。刘海红认可短信真实性，主张短信内容不存在威胁恐吓，且时间为《欠条》签署一年之后，不能证明薛茗出具《欠条》时受到威胁。一审审理中，为证明刘海红转账的37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薛茗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证、《专用设备设计制造合同及技术协议》《非标设备加工合同及技术协议》《系统设计与加工合同及技术协议》（以下均简称《合同及技术协议》）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中国建设银行建转账凭证显示薛茗曾于2017年1月9日、2017年2月2日分别向德重公司转账460万元、500万元，薛茗称其中包含刘海红提供的370万元；上述协议显示2015年6月至2015年8月德重公司与多个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购买设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5年8月、9月期间德重公司支付了多笔设备款。刘海红不认可薛茗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及关联性，称截至2014年2月28日，刘海红已经向薛茗转账350万元，薛茗提交的其向德重公司的转账记录发生在2017年，从时间上看与刘海红的转账无关，从用途上看也仅是薛茗向公司转账，不能证明将刘海红支付的款项用于购买设备款，且薛茗是否将刘海红支付的款项用于购买设备不是本案审理焦点，与薛茗是否应当返还欠款无关。刘海红也无法核实德重公司是否真的签署过设备购买合同、是否真的支付了设备款，除了另案审理的双方租赁合同纠纷涉及的设备外，刘海红也没有见过其他设备。另，刘海红提起本案诉讼时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询问刘海红是否坚持主张本案中与薛茗之间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海红表示无论本案属于何种法律关系，薛茗出具欠条就应当偿还欠款，具体何种法律关系由法院认定，如果法院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债务纠纷，则诉讼请求中的借款均变更为欠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陈述及《欠条》载明内容可知，刘海红在2016年3月22日之前转账给薛茗的37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双方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现刘海红依据《欠条》要求薛茗还款，一审法院依职权变更本案案由为债务纠纷。本案中，薛茗虽主张《欠条》是在受到刘海红胁迫的情况下所写，但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薛茗虽主张已将《欠条》中约定的270万元投资款全部返还，但提交的还款记录均发生在《欠条》出具之前，且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在《欠条》出具之后仍转账给刘海红70万元，故一审法院对薛茗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刘海红提交的家具清单及双方陈述，薛茗与刘海红之间尚有其他经济往来。除了薛茗转账给刘海红的70万元发生在《欠条》出具之后，其他资金往来均发生在《欠条》出具之前，一审法院认为，薛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之前向刘海红的转款是偿还《欠条》约定的投资款。鉴于刘海红自认薛茗在出具《欠条》后向其转账的70万元是偿还投资款，且薛茗表示返还投资款由其负责，故薛茗仍应返还刘海红投资款200万元。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根据《欠条》内容，薛茗仅表示预计于2018年底前将投资款返还完毕，属于对还款期限约定不明确。结合欠款的性质及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确定薛茗应偿还欠款的时间为明确拒绝还款之日即2020年6月9日作出答辩意见之日。刘海红要求薛茗返还剩余投资款20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薛茗拒绝还款，现刘海红要求薛茗支付利息损失，具有法律依据。因《欠条》未约定逾期还款的损失计算标准，故刘海红主张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将利息起算时间调整为2020年6月9日，将利息的计算标准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薛茗偿还刘海红欠款20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薛茗支付刘海红欠款利息（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三、驳回刘海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陈述及《欠条》载明内容可知，刘海红在2016年3月22日之前转账给薛茗的37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一审认定双方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但一审法院变更本案案由为债务纠纷表述有误，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故予以纠正。刘海红依据《欠条》要求薛茗还款，薛茗虽主张《欠条》是在受到刘海红胁迫的情况下所写，但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采纳。薛茗上诉主张已将《欠条》中约定的270万元投资款全部返还，但提交的还款记录均发生在《欠条》出具之前，且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在《欠条》出具之后仍转账给刘海红70万元，故一审法院对薛茗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并无不当。鉴于刘海红自认薛茗在出具《欠条》后向其转账的70万元是偿还投资款，且薛茗表示返还投资款由其负责，故薛茗仍应返还刘海红投资款200万元。一审法院依法将利息起算时间调整为2020年6月9日，将利息的计算标准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薛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并无明显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薛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蒙 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唐大利书 记 员  张 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