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105民初2465号原告：高翔，男，198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旭鹏，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兰州瑞原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西岔镇西岔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0395227356W。法定代表人：慕向南，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卿，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晓玲，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崔永红，男，197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海东，甘肃杰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龙须，甘肃杰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泠汐，女，1976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系被告崔永红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海东，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龙须，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翔诉被告兰州瑞原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瑞原公司）、崔永红、武泠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立案，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8）甘0105民初1573号民事判决。崔永红对该判决不服向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2019）甘01民终2404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5民初1573号民事判决；二、发回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旭鹏，被告兰州瑞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卿、韩晓玲，被告崔永红、武泠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海东、孙龙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瑞原公司偿还原告高翔借款本金200万元及截止2018年6月4日利息1253260.27元，本息合计3253260.27元，并支付自2018年6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崔永红、武泠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案件受理费、保险费、保全费等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27日，高翔与瑞原公司在兰州市安宁区××份借款合同，约定：瑞原公司为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向高翔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即自2015年10月27日起至2016年10月26日止，年利率25%。崔永红作为瑞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向高翔出具借条1份。借款期满至今，瑞原公司未向高翔偿还过任何本金及利息。瑞原公司作为借款人应承担偿还全部借款本息的责任，崔永红、武泠汐作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高翔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兰州瑞原公司辩称：本案系被答辩人崔永红向被答辩人高翔的个人借款，与答辩人瑞原公司无关。首先，瑞原公司提交的《兰州瑞原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证明，瑞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9月18日已经由崔永红变更为慕和平，2016年8月10日崔永红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慕向南。而本案中，被答辩人高翔向法院提交的《借款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10月27日，此时被答辩人崔永红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无权以瑞原公司名义与被答辩人高翔签订借款合同，且企业工商变更登记具有公示效力，高翔在签订合同和出借巨额款项前理应知悉该事实，其有审查判断借款人及经办人主体资格的慎重注意义务。瑞原公司事实上没有与被答辩人高翔形成任何借款的意思合意，且此笔借款系崔永红以个人的名义向被答辩人高翔出具的借条。其次，2016年4月29日，被答辩人崔永红对上述的借款出具说明，内容为：崔永红借裴梓汝130万元，高翔200万元，杨凡140万元，是被答辩人崔永红个人借款，与瑞原公司无关，及在上述合同到期后，被答辩人崔永红在2016年8月10日，退出瑞原公司股东即不再是瑞原公司股东时，于2016年10月27日，崔永红又以自己的名义与被答辩人高翔再次的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崔永红为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向高翔借款250万元等内容。以上事实再次的确认本案系崔永红与高翔的个人借款，与瑞原公司无关。同时即使前述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那么针对此债务，崔永红于2016年4月29日签订《说明》及2016年10月2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行为的符合债务转移的法律特征，即：崔永红自愿承担债务人瑞源公司对债权人高翔的的全部债务，并取得了债权人高翔的同意，并与高翔形成借款法律关系，瑞原公司退出原借款法律关系，因此对于出借人高翔的该笔借款，应由崔永红偿还，瑞原公司不再承担还款责任。最后，2015年10月27日借款合同,系高翔与崔永红以瑞原公司名义签订,约定借款本金200万元,年利率25%,年利息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0月27日起至2016年10月26日止,非瑞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崔永红于同日向高翔出具了借款250万元的借条。2016年4月29日崔永红向瑞原公司出具说明声明高翔的该笔借款为其个人借款后,在上述借款到期且崔永红非瑞原公司股东的情况下,崔永红又与高翔用于2010年10月27日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本金250万元,年利率22%,年利息65万元,借放期限为作为12个月,即自2016年10月26日起至2017年9月20日止,崔永红本人于同日向高翔出具了借款305万元的借条。基于以上事实,对两份借款合间关联性作出如下分析:从内容来看,前一份借款合同到期后,连本带息形成后一份借欺合同,前、后两份借款合同金额均包括了合同约定的本金与一年的年利息,两份借款合同的借款金额及利息衔接紧密;从签订时间来看,前一合同份借款合同到期次日,形成后一份借欺合同,借款期间连续定不间断;从高翔提交两份借款合同的诉讼阶段来看,后一份借款合同提交于诉前保全阶段,但申请保全的事实却以前一份借款合同内容为依据,前一份借欺合同提交于本案诉论阶段,说明两份借款合同是基于同一事实;从高翔本人的经济的实力来看,高翔向第一次法院庭审陈述涉案200万元现金来源于曾在连城铝厂任厂长的姥爷杨玉生遗产,但并无证据予以证明，若按照高翔与崔永红陈述原为两份无关联的借款合同,那么至少可以说明高翔除本案200万元外,还有250万元的经济实力,但从原一审中其充证据来看,无法证明其存在巨额借款的履约能力。综上,2016年10月27日借款合同是2015年10月27日借款合同的转借行为。系被答辩人崔永红个人的借款，与答辩人瑞原公司无关。综上所述，被答辩人高翔关于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一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瑞原公司的诉讼请求。崔永红、武泠汐辩称：本案原告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不能证明借款资金合法来源，本案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崔永红将所收到的借款资金全部用于瑞原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武泠汐对借款不知情亦未签字同意承担责任，崔永红、武泠汐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应依法驳回原告对崔永红、武泠汐的诉讼请求，具体答辩如下：一、原告高翔作为出借人未依法取得放贷人资格，以营利为目与瑞原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以年息25%的高利进行放贷，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十四条之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六）违背公序良俗的。”本案中，原告高翔作为出借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营利为目的与被告瑞原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以年息25%的高利进行放贷，涉案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二、原告高翔生于1983年，根据原一审查明是移动公司员工，其在本案借款于2015年发生时仅32岁，其未能证明本案借款资金是其合法来源资金，不能排除是属于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银行贷款高利转贷等非法资金来源，本案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在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其合法来源的自有资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十四条之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在本案中，原告高翔生于1983年，根据原一审查明是移动公司员工，其在本案借款于2015年发生时仅32岁，其诉称本案借款资金200万元，实际支付187.5万元，其应当证明本案借款资金是其合法来源资金，排除是属于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银行贷款高利转贷等非法资金来源，其在原一审称出借资金的来源于其继承其姥爷杨玉生的遗产，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出借资金187.5万元是合法来源的资金，如高翔不能证明属于合法来源资金，本案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三、本案原告高翔诉称200万元借款资金以现金实际支付187.5万元不符合常理，原告高翔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如不能证明，应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本案中，原告高翔作为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诉称以现金支付200万元（实际187.5万元）借款资金不符合常理，应驳回起诉。四、原告起诉崔永红、武泠汐承担借款偿还责任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之间基础法律关系为借款合同，而本案借款合同的签署主体是原告与瑞原公司，并非原告与答辩人崔永红、武泠汐个人，答辩人并不是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根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因此，答辩人崔永红、武泠汐并非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本案借款合同对答辩人崔永红、武泠汐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起诉答辩人承担借款偿还责任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五、崔永红在《借款合同》中作为瑞原公司代表签字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瑞原公司承担。崔永红作为瑞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借款合同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它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本案原告所诉借款合同的偿还责任应由瑞原公司承担。六、崔永红将借款资金全部用于瑞原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瑞原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因崔永红时任瑞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借款合同证明借款也是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本案借款合同所借资金由原告支付至崔永红个人账户，崔永红完全可以证明将借款资金全部用于瑞原公司的前期筹建和生产经营活动，并未用于个人支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二十三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单位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有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系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此项举证责任由原告和瑞原公司承担，反之，如原告和瑞原公司不能证明崔永红将借款资金归于个人使用的情况下，崔永红不承担偿还责任。七、本案原告在诉状中要求崔永红和武泠汐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由的侵权纠纷主张，并非合同纠纷主张，该主张与本案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不能竞合，法院不能迳自判决崔永红承担连带责任，在原告未能提供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证据下，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在诉状中以要求崔永红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崔永红、武泠汐作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此可见，原告要求崔永红对瑞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是崔永红、武泠汐作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该主张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2011〕42号）的“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由的侵权主张，并非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审查的诉请。并且，原告亦没有以借款资金支付至崔永红个人账户要求承担连带责任。因此，由于原告并没有提供崔永红作为瑞原公司原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侵权证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八、由崔永红签字承担本案借款的《说明》并非原告提供，而是瑞原公司向法庭提供，该《说明》系瑞原公司对崔永红存在胁迫和乘人之危的情形下签字，原告并未依据该《说明》要求崔永红承担连带责任，该《说明》仅是瑞原公司与崔永红的内部约定，不属于债务转移和债务加入，该《说明》不能否定和对抗本案借款合同，法院不能混淆本案原被告身份，不能依据该《说明》判决崔永红承担还款责任。1、本案中瑞原公司提供一份《说明》证明借款应由崔永红承担，该《说明》是瑞原公司在崔永红离开公司后，瑞原公司以崔永红涉嫌职务侵占向公安局报案（最终公安查证不予受理），在此期间导致崔永红精神压力大患抑郁症在医院治疗期间，瑞原公司拟定打印好后胁迫崔永红所抄，崔永红就此已向扫黑除恶工作办公室报案，该《说明》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退一步讲，该《说明》属于瑞原公司股东之间关于债务承担的内部约定，本案原告主张的借款合同独立于股东内部约定，股东内部约定不能对抗本案借款合同中瑞原公司责任的承担。2、本案的原告并未提供该《说明》，亦未依据该《说明》要求崔永红承担连带责任，而是瑞原公司为证明其不承担还款责任而提供，本案崔永红是否承担责任应当审查原告的诉请和证据，而不能将同是被告的瑞原公司提供的证据作为认定其他被告承担责任的依据。该《说明》不构成法律上的债务转移或者债务加入，更不能对抗和否定原告提供的借款人是瑞原公司的借款合同。至于该《说明》的作用，可以是瑞原公司在承担还款责任后选择是否向崔永红进行追偿时使用，该《说明》不属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审查的范围。3、在本案中瑞原公司属于被告，并非原告，在原告未据此主张的情况下，瑞原公司作为被告不能提供《说明》要求崔永红承担责任。因此，本案不能混淆原被告身份，不能将瑞原公司提供的《说明》作为认定崔永红承担还款责任的证据。九、原告高翔并未将该2016年10月27日的借款合同复印件作为保全事实和起诉事实，高翔在诉前保全阶段错误提供的2016年10月27日高翔与崔永红签订的金额为250万元的借款合同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2016年250万元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贷资金未能实际支付，该借款合同与本案200万元借款合同无关，法院不能审查原告未起诉的事实和未提供的证据。在本案中，瑞原公司从诉前保全卷中复印的一份2016年10月27日高翔与崔永红签订的金额为250万元的借款合同作为证据提供，据此要求崔永红承担还款责任。实际上，高翔在诉前保全申请及民事起诉状中均未依据该2016年10月27日的借款合同，原告起诉本案的事实陈述和权利主张均是依据2015年10月27日的借款合同。因此，该2016年10月27日的借款合同与本案无关，该借款合同约定的250万元的借贷资金实际未支付，借款关系不能成立。在本案审理中，高翔多次《说明》该2016年借款合同是诉前保全阶段代理人提供失误且要求撤回，亦明确表示其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合同关系是2015年10月27日其与瑞原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两份借款合同的借款主体、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均不同，2016年借款合同的借贷资金实际未支付，因此2016年借款合同与本案无关，并且2016年的借款合同仅是瑞原公司提供的复印件，未能与原件核对一致，因此两份合同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法院不应依据该无法核实真实性和无关联的合同作出案件事实认定。十、因本案借款合同无效，借款合同利率约定条款亦无效，实际支付借款资金187.5万元，崔永红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因此，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实际支付的借款资金为187.5万元，在本案借款合同存在无效情形下，应仅返还187.5万元本金，合同约定利率不应保护。因原告不具备放贷资格和不能证明资金来源合法亦存在过错，亦不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0年9月21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LPR3.85%来支付资金占用费。因崔永红将该借款资金全部用于瑞原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崔永红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十一、本案借款发生时武泠汐不是瑞原公司股东，武泠汐对本案借款不知情亦未签字更未追认同意承担责任。武泠汐作为瑞原公司2015年8月3日至2015年9月18日期间的股东，也是崔永红的配偶，其担任股东是因为慕和平不愿为公司银行贷款担保，故慕和平将其股权转让给武泠汐，在贷款办结后武泠汐将股权又转回慕和平。本案借款发生时武泠汐不是瑞原公司股东，对本案借款武泠汐不知情亦未签字更未追认同意承担责任，本案借款亦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依据《公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武泠汐不承担责任。对此，在原一审判决认定武泠汐不承担责任后，原告亦未提起上诉，武泠汐不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实各方实际已认可。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崔永红、武泠汐不是本案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本案借款资金全部用于瑞原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本案借款合同因出借人不具备放贷资格和不能证明资金来源合法而无效，崔永红、武泠汐不应承担本案还款责任，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对崔永红、武泠汐的诉讼。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结合庭审中双方的质证意见和庭审发言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5年10月27日，高翔与瑞原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瑞原公司为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向高翔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即自2015年10月27日起至2016年10月26日止，年利率25%，按年收取利息。并约定，瑞原公司应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3日内将借款年利息50万元一次性支付给高翔,借款年利息逾期除限期追收外,从逾期之日起每日加收借款利息1‰;瑞原公司应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3日内一次性向高翔偿还本金,借款逾期除限期追收外,从逾期之日起每日加收借款利息2‰。合同签订后，瑞原公司在借款人处加盖单位印章，崔永红在法定代表处签名并捺印，高翔在出借人处签名并捺印。2015年5月1日，崔永红向高翔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高翔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整（250万元）。”在上述借款合同签订后的当日，崔永红卡号为6217********的浦发银行账户内发生了资金变动，即：2015年10月27日续存187.5万元。崔永红认可是其收到高翔现金187.5万元后存入的。2016年4月29日，崔永红向瑞原公司出具说明，内容如下：崔永红借裴梓汝130万元、高翔200万元、杨凡140万元，是崔永红个人借款，与瑞原公司无关。上述2015年10月27日借款合同于2016年10月26日到期后，崔永红与高翔于2016年10月27日又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崔永红为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向高翔借款25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即自2016年10月27日起至2017年10月26日止，年利率22%，按年收取利息。并约定，瑞原公司应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3日内将借款年利息55万元一次性支付给高翔。合同其余内容与2015年10月27日借款合同相同。合同签订后，瑞原公司在借款人处加盖单位印章，崔永红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捺印，高翔在出借人处签名并捺印。2016年10月27日，崔永红向高翔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高翔人民币叁佰零万元整（305万元）。”另查明，瑞原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8日，2015年9月18日法定代表人由崔永红变更为慕和平，2016年8月10日投资人由慕和平、崔永红变更为慕向南、慕和平。再查明：慕向南向兰州新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报案，2019年7月11日兰州新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受案登记表，新公（刑）受案字[2019]468号载明：“2019年7月11日，兰州瑞原混凝土有限公司法人慕向南来我队报称，该公司前法人兼董事长，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贷款260万元，要求查处。经了解，2015年8月，崔永红任兰州瑞原混凝土有限公司法人兼董事长期间，以公司名义向西岔镇信用社申请贷款260万元，经公司核实，该笔贷款未用于公司经营，崔永红涉嫌职务侵占。”2019年8月6日，甘肃省兰州新区公安局作出新公（刑）立字[2019]255号《立案决定书》。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高翔分别与瑞原公司、崔永红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崔永红向瑞原公司出具的说明一份，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对于兰州瑞原公司举证的2016年10月27日借款合同与高翔举证的2015年10月27日借款合同关联性认定。高翔与崔永红认为兰州瑞原公司举证的2016年10月27日借款合同属于另一个借款关系，与2015年10月27日借款合同无关，且双方签订后未予履行。经本院审查，2015年10月27日的借款合同，系高翔与兰州瑞原公司签订，约定借款本金200万元，年利率25%，年利息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0月27日起至2016年10月26日止，时任兰州瑞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崔永红于同日向高翔出具了借款250万元的借条。2016年4月29日崔永红向兰州瑞原公司出具说明声明高翔的该笔借款为其个人借款后，在上述借款到期且崔永红不再担任瑞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情况下，崔永红又与高翔于2016年10月27日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本金250万元，年利率22%，年利息55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但在注明具体期限时误写为11个月，即自2016年10月26日起至2017年9月26日止，崔永红本人于同日向高翔出具了借款305万元的借条。本院基于以上事实，对两份借款合同关联性作出如下分析：从内容来看，前一份借款合同到期后，连本带息形成后一份借款合同，前、后两份借条金额均包括了合同约定的本金与一年的年利息，两份借款合同的借款金额及利息衔接紧密；从签订时间来看，前一份借款合同到期次日，形成后一份借款合同，借款期间连续不间断；从高翔提交两份借款合同的诉讼阶段来看，后一份借款合同提交于诉前保全阶段，但申请保全的事实却以前一份借款合同内容为依据，前一份借款合同提交于本案诉讼阶段，说明两份借款合同是基于同一事实；从高翔本人的经济实力来看，高翔向本院举证涉案200万元现金来源于曾在连城铝厂任厂长的姥爷杨玉生遗产，若按照高翔与崔永红陈述为两份无关联的借款合同，那么至少可以说明高翔除本案200万元外，还有250万元的经济实力，但从其补充举证来看，无法证明其存在巨额借款的履约能力。综上，本院认为，2016年10月27日借款合同是2015年10月27日借款合同重新计算利息后签订的合同。高翔与兰州瑞原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200万元借款合同后，高翔向兰州瑞原公司履行了出借义务。2015年9月18日崔永红不再担任兰州瑞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4月29日崔永红向兰州瑞原公司出具说明声明崔永红借高翔200万元是其个人借款，同年8月10日崔永红不再担任兰州瑞原公司股东，同年10月27日，崔永红又与高翔将前一份借款合同利息计入本金后签订了一份本金为250万元的借款合同。因高翔与兰州瑞原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200万元借款合同，该合同的相对方为高翔与兰州瑞原公司，在此之后，崔永红以个人名义又与高翔签订借款合同，但均为第一份借款合同的延续，该行为应为债务加入行为，即崔永红自愿对高翔与兰州瑞原公司之间的债务关系承担偿还责任。对于2016年4月29日崔永红向兰州瑞原公司出具说明声明崔永红借高翔200万元是其个人借款的行为，在此时，崔永红仍为兰州瑞原公司股东，该行为应为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对于债务的内部约定，不能突破高翔与兰州瑞原公司借款合同的相对性，故对高翔请求兰州瑞原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高翔以借款时武泠汐是兰州瑞原公司股东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无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更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借款本金的认定。高翔认为其向兰州瑞原公司支付了现金200万元，崔永红作为当时借款的法定代表人兼经办人只承认收到187.5万元，且有其入账的银行流水为证。经审查，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年利息为50万元，崔永红向高翔出具的借条表明其收到的款项为250万元，对此，高翔与崔永红均认可借条中包含了一年期利息50万元，经审查认为出借人高翔与借款人瑞原公司经办人崔永红认可的借款年利息与合同约定的金额相符，崔永红借款后其银行流水反映确有187.5万元存入，高翔对其出借200万元差额部分不能举证，因此应当按崔永红认可并进帐的187.5万元来确定双方借款本金。关于本案还款金额的认定。经查，借款后兰州瑞原公司、崔永红未向高翔偿还过本息，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借款利息的认定。第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年利率为25%，因兰州瑞原公司与崔永红从未偿还过借款本息，高翔以年利率24%作为该份合同期内利息的计算标准，并无不当；第二份借款合同约定年利率为22%，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按双方约定作为该份合同期内利息的计算标准；上述两份借款合同均约定，逾期则每日利息除加收借款利息的1‰外，逾期本金每日加收借款利息的2‰，因利息与违约金总和不得高于年利率24%，高翔对逾期利息按年利率24%作为利息计算标准并无不当，经本院核算，截止2018年6月4日，兰州瑞原公司尚欠高翔借款本金187.5万元、利息1137431.51元，本息合计3012431.51元。关于兰州瑞原混凝土有限公司向甘肃省兰州新区公安局报案一事，在2019年7月11日兰州新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受案登记表中明确载明“经了解，2015年8月，崔永红任兰州瑞原混凝土有限公司法人兼董事长期间，以公司名义向西岔镇信用社申请贷款260万元，经公司核实，该笔贷款未用于公司经营，崔永红涉嫌职务侵占。”兰州瑞原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款项从以上材料载明的陈述与本案所涉及的借款并非同一款项，兰州瑞原混凝土有限公司报案的款项与本案涉及的借款不存在重合的问题，故从目前证据来看，无证据证明本案中的借款涉及刑事犯罪。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兰州瑞原混凝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高翔偿还借款本金1875000元及截止2018年6月4日的利息1137431.51元，本息合计3012431.51元。并支付自2018年6月5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自2020年8月20日起，以借款本金1875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利随本清;二、崔永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高翔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2826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诉前保全保险费5763.55元，合计43589.55元，由高翔负担3589.55元，由兰州瑞原混凝土有限公司负担40000元。兰州瑞原混凝土有限公司应负担部分已由高翔向本院预缴，兰州瑞原混凝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并向高翔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光临审 判 员  师 磊人民陪审员  任国庆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 助理  李芬芬书 记 员  王凤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