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78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卫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国兰。上诉人朱卫东因与被上诉人吴国兰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2民初6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卫东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吴国兰承担保证责任，向朱卫东支付本金和受益款合计516349.3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本金50万元基础，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吴国兰和朱卫东之间没有形成承担保证责任的合意，吴国兰签字的《承诺函》不应认定构成保证担保”系事实认定错误。一、没有吴国兰在《承诺书》上签字，朱卫东不会与贯隆公司签订协议。吴国兰系上海贯隆股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贯隆公司)的业务员，经其介绍朱卫东才知道贯隆公司的所谓业务。吴国兰为了完成业绩，和贯隆公司张家港区域负责人施卫明自愿共同出具了《承诺书》，鉴此朱卫东才签订了《贯隆私募证券基金份额代持协议》，并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50万元投资本金付给贯隆公司。施卫明、吴国兰向上诉人还出具了《贯隆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认购确认函》。协议及函中约定，朱卫东向贯隆公司支付投资本金50万元用于购买贯隆2号基金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为年化收益14%，协议期限为2018年7月30日至2019年7月29日。其中，本金50万元吴国兰向朱卫东到期一次性返还，投资收益为每月的5日支付。吴国兰出具的《承诺函》，就本金50万元及其全部收益保证到期后由吴国兰及施卫明负责收回。签约前后，吴国兰在发给朱卫东的微信上对此宣称该基金是张家港市唯一一家安全可靠的基金公司，国家政府保证本息的等内容，不断消除朱卫东对该产品的疑虑。综上，如果没有吴国兰虚假宣传并作出承诺，朱卫东也绝不会和贯隆公司签订协议。二、《承诺书》完全符合担保法关于保证的规定。承诺书载明“今由朱卫东于2018年7月30日存入贯隆公司2号证券基金产品的人民币50万元，时间一年，受益年化14%，保证承诺到期一切由吴国兰、施为明负责收回”，吴国兰、施为明在承诺书右下方承诺人一栏签署姓名和身份证号码。1.吴国兰在《承诺书》上签字，且写上了自己的身份证号号码，显然其对承诺书的内容已经充分了解，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从内容来看，吴国兰保证意思明确。吴国兰本人是贯隆公司的业务员，对于产品的名称、债务的期限、收益率等都是确知的，其在承诺书上的签字可以朱卫东更加确信产品的真实性。3.《承诺书》上载明“保证到期负责收回”，不仅保证“收”，还保证“收回”，显然是对结果的保证，而不是仅对行为过程的保证。综上，吴国兰在承诺书上签名，已经表明其就贯隆公司对于朱卫东的债务提供了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符合法律关于保证担保的规定，应当依法承担保证责任。三、吴国兰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且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在连带责任保证的情况下，一旦主债务人到期不履行主合同债务，债权人既可以要求主债务人清偿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朱卫东依法可要求吴国兰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吴国兰负有全部债务的清偿责任。综上，吴国兰不仅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且应当对全部债务进行清偿，一审法院片面理解“保证”的含义，对“保证”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必然导致使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依法判决。吴国兰辩称，1.贯隆私募证券基金协议是2018年7月30日由朱卫东打电话给吴国兰，要求公司经理施为明和会计陆旭一起去朱卫东家办理存款的。会计刷卡签合同时，朱卫东要求公司经理施为明写一份承诺函，在公司经理签完名之后，作为职务行为叫吴国兰(业务员)也签了名。2.因贯隆公司涉嫌违规，当时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当时签署的承诺函是在公司主合同有效的情况下签订的。3.“保证负责收回”的承诺，在未明确约定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不应该认定构成保证担保。承诺函所涉债务并未达成保证担保，不能在双方之间形成保证合同关系。综上，本案朱卫东的《贯隆私募证券基金份额代持协议》因违法犯罪无效，主合同无效，吴国兰出具的合同承诺函也应无效，同时吴国兰作为职务行为，相关责任也应由贯隆公司承担，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朱卫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国兰支付本金、收益款合计516349.3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并负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30日，朱卫东与上海贯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贯隆公司）签订《私募证券基金份额代持协议》，约定朱卫东投资基金产品5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为14%。此后朱卫东收到9个月该产品的分红利润。一审另查明，吴国兰和施为明出具承诺函1份，内容为：“今由朱卫东于2018年7月30日存入贯隆公司2号证券基金产品的人民币50万元，时间一年，收益年化14%，保证承诺到期一切由吴国兰、施为明负责收回”，承诺函下方由吴国兰、施为明签字并加注了身份证号码。朱卫东曾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贯隆公司、吴国兰、施为明支付本金5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收益款、违约金等损失，因贯隆公司、施为明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犯罪，分别被苏州市公安局苏州高新区分局、张家港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20日裁定驳回朱卫东的起诉。以上事实，有贯隆私募证券基金份额代持协议、承诺函、（2019）苏0582民初9606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朱卫东与吴国兰之间是否形成保证合同关系，吴国兰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我国《担保法》所规定的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本案中，吴国兰在承诺函中约定“承诺到期负责收回”，并没有对债务作出代为清偿的意思表示，不足以说明吴国兰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本案中“负责收回”的用语，不能理解为吴国兰就本案债务向朱卫东提供了保证担保，吴国兰与朱卫东之间没有形成承担保证责任的合意，吴国兰签字的《承诺函》不应认定构成保证担保。综上，《承诺函》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有关“保证”的规定，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保证，《承诺函》所涉债务并未达成保证担保的合意，不能在双方之间形成保证合同关系，朱卫东要求吴国兰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卫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82元，由朱卫东负担。二审中朱卫东举证2018年3月18日、7月24日、7月30日、10月8日朱卫东与吴国兰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一份，证明吴国兰对朱卫东进行了虚假宣传。吴国兰质证认为：1.微信聊天记录不完全，有断章取义之嫌。2.吴国兰当时作为贯隆基金公司的业务员，上岗培训时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凛，公司经理施为明均是如此陈述，且当时公司各项手续齐全，贯隆基金公司于当时是合法存在的。3.正是出于对公司的信任，吴国兰把自己的全部存款都存在了贯隆基金公司，吴国兰将此理财方式向朱卫东进行了分享，并非虚假宣传。4.朱卫东诉请的是保证合同纠纷，该微信聊天记录跟保证合同纠纷所涉及的承诺函无直接联系。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朱卫东以其与吴国兰之间存在保证合同关系为由，向吴国兰主张权利，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吴国兰向朱卫东出具的承诺函是否具有保证的意思表示。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人的该种行为为自身设定了相应的债务，是对自身权利的重大处分，其作出的意思表示应当清晰、明确。然承诺函中仅约定“承诺到期负责收回”，语义上存在多种理解方式，语义不清晰、不明确。本院认为案涉承诺函中的表述不能明确体现出保证合同的特征，不应视为具备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一审认为该承诺函不足以表明吴国兰与朱卫东之间形成保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审中朱卫东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吴国兰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聊天记录仅能体现吴国兰向朱卫东介绍案涉基金的相关情况，亦无法说明吴国兰向朱卫东作出了保证的意思表示。综上，朱卫东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64元，由上诉人朱卫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孙楚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闵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