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3民初954号 原告：杭州康拜因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野风现代中心****。 法定代表人：喻嫣嫣。 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武军，男。 被告：饶河县金穗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住所地：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大佳河乡桦林村/div> 法定代表人：李锡文。 原告杭州康拜因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拜因公司）与被告饶河县金穗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金穗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拜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喻嫣嫣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需要，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赵楠独任审判，并于2020年10月21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拜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武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金穗合作社经本院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康拜因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217255元。事实与理由：从2016年期间，原告和被告建立了供需合作关系，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收割机，后原告向被告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到2016年11月26日双方对账确认：被告欠原告货款22255元及价值每台300**元的思达收割机两台计60000元、价值每台450**元的春秋收割机三台计135000元，共计217255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但被告却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提起诉讼。 被告金穗合作社在法定答辩期限届满后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状，称：一、被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供需合作关系，亦不存在买卖收割机或代卖收割机的行为，原告主张的货款22255元是任明进、程展卖出的一台思达收割机价款，该款项是任明进、程展跟第三人交易产生的货款，与被告无关，即使该笔货款没有给付，原告也应该向任明进、程展或实际购买人主张权利而不应该向被告主张权利；二、对被告在2016年11月26日单据上签字和盖章的说明，任明进和程展有几台收割机放在被告处存放，二人怕事后被告不认可，为了证明任明进和程展有几台收割机放在被告处存放被告才在单据上签字盖章的，被告签字和盖章的行为只是起到一个证明作用，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供需合作关系，任明进和程展与原告是什么法律关系被告不知晓，也与被告无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原被告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三、对管辖权有异议，原被告之间没有关于发生纠纷管辖法院的约定，假设存在如原告所述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的履行地在饶河县，被告的经营地在饶河县，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经常居住地也在饶河县，故案件应移交饶河县人民法院管辖；四、被告没有义务就任明进和程展存放的收割机进行看护，将来任明进和程展取走存放收割机的时候应该支付给被告相应的保管费用，被告保留向任明进和程展主张收割机保管费的权利。综上，要求法院将案件移交饶河县人民法院管辖或直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第一次庭审后，被告金穗合作社再次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状，称：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被告在饶河县周边地区销售农机，买卖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都在饶河县，本案依法应由饶河县人民法院管辖；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案涉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工作人员在饶河县销售农机，被告在2015年秋购买了春秋台式收割机之后介绍了亲戚朋友又多购买了几台，款项已经全部结清，因此结识了原告的工作人员任明进、程展。2016年秋，任明进和程展称，建三江万鑫的销售点撤了，剩了五台收割机，想把五台收割机运送到被告所在的红卫农场存放，能卖就卖，不能卖存到红卫农场代为保管，到了冬天他俩要回去向公司报账，就让被告代为经管这五台车，并让被告法定代表人李锡文在字条上签字，字条内容大致是有五台车还在，但被告未加盖公章，原告提供的证据上的公章系伪造，后面的字有些是事后填写的，签字的时候没有。被告没有收到齐齐哈尔发过来的车，任明进和程展是如何操作的被告不清楚，且二人曾承诺支付保管费用，但具体数目没说。原告起诉后被告曾电话联系程展，其承认被告代为保管收割机的事实，也答应支付管理费，但称原告拖欠其工资，其与任明进已离职，故无法阻止原告起诉。综上，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将案件移送饶河县人民法院管辖。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金穗合作社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权利。经本院审核，原告康拜因公司提交的结算单、中国农业银行个人交易明细、社保缴费记录、台州银行对账单等证据具备有效形式，客观真实，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金穗合作社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回单与前述个人交易明细相吻合，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确认，有关该些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将结合后文阐述。原告康拜因公司提交的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清单、工商变更登记信息、章程等证据超出举证期限，故本院不予确认。 综上有效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康拜因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0日，其法定代表人为喻嫣嫣，其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农业机械设备及配件。2016年，康拜因公司业务员程展、任明进在黑龙江省饶河县等地区推广销售春秋、思达等品牌的农业收割机。2016年11月，金穗合作社签署一份《红卫农场2016年结算》，该结算单载明“销思达1台300**元”、“费用：修动力：配件1470元、维修费1000元……合计费用：7700元”、“计：30000－7700＝22255元”、“库：春秋叁台，思达贰台”等内容，金穗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李锡文在上述内容下方签名并加盖金穗合作社印章。该结算单下方载明“备注：第一台春秋销售已付齐齐哈尔场地费及运费，后两台春秋款已汇喻嫣嫣帐上”，该备注内容经康拜因公司签章确认。该结算单落款日期为2016年11月26日。 对程展等人已经销售的收割机，康拜因公司陆续收到货款如下：2016年9月17日收款45000元、2016年9月26日收款40000元、2016年11月5日收款22000元，款项均支付至康拜因公司法定代表人喻嫣嫣个人银行账户。嗣后，康拜因公司持上述结算单以金穗合作社欠付收割机货款217255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康拜因公司在庭审中确认，程展等人共计销售春秋牌收割机三台、思达牌收割机一台，第一台春秋收割机销售款已用于支付运费和场地费；另，康拜因公司确认程展、任明进系受其委托与金穗合作社协商处理涉案六台收割机的后续事宜。 再查明，程展、任明进在接受本院调查询问时称：结算单载明的库存五台车是从其他销售点调过来放在李锡文处保管，不是卖给李锡文；一台思达收割机（结算金额22255元）也不是卖给李锡文的，款项已付清，支付至喻嫣嫣账户。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康拜因公司主张与被告金穗合作社之间就涉案的六台收割机成立买卖关系，但是根据结算单所载“销思达1台”和“库：春秋叁台，思达贰台”等内容可知，库存的五台收割机与销售的一台思达收割机，两者所体现的交易类型并不相同；且在庭审中，原告康拜因公司自认每一台春秋收割机的售价可能存在差异，而就库存的五台收割机，结算单上并未明确记载单价这一货物买卖关系中的重要因素，此举与买卖合同结算目的亦不相符。另结合被告金穗合作社的答辩主张以及原告方业务员程展、任明进的陈述，本院认为，仅以结算单不足以认定原告已将库存的五台收割机销售给被告，其主张被告支付该五台收割机的对应货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已销售一台思达收割机的结算货款22255元的主张。根据结算单备注内容以及原告康拜因公司的陈述可知，已销售的三台春秋牌收割机，除第一台货款用于抵付场地费及运费之外，第二、第三台货款均已支付给原告。现被告金穗合作社向本院提交证据，旨在证明已销售的一台思达收割机货款已由买方于2016年11月6日支付给原告，而原告康拜因公司则称该付款实为第二、三台收割机货款的一部分。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扣除已抵减场地费、运费的第一笔货款之后，原告康拜因公司实际收到的货款为107000元，超出其所主张的第二、第三台春秋牌收割机的货款总和，而原告康拜因公司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在两次庭审中关于春秋牌收割机单价的陈述亦存在矛盾，故本院对其主张难以采信；另一方面，被告主张的付款行为虽发生于结算单落款日期（2016年11月26日）之前，但是根据原告所述结算单的形成经过可知，整个结算过程并非在2016年11月26日当天完成，故思达收割机货款的结算时间与结算单落款时间可能存在出入，另结合程展等人关于思达收割机货款已付清的陈述以及原告自认其授权任明进、程展与被告协商处理涉案收割机的后续事宜等情形，本院认为被告关于思达收割机货款已支付的主张具体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对于原告康拜因公司要求被告金穗合作社支付思达收割机货款22255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金穗合作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康拜因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559元（原告杭州康拜因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已预交23738元），由原告杭州康拜因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赵 楠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冯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