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5967号原告：胡光辉，男，198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创和物流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洲大道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3661836809J。法定代表人：朱敬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丽，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光辉诉被告广州创和物流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和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光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被告创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光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50373.33元，以及拖欠经济补偿金所产生的赔偿金50000元；三、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018年11月、2018年12月少发放工资的差额合计1925.55元，赔偿金1925.55元；并支付2014年至2017年的工龄工资7000元（每满一年增加50元）；以及2009年3月12日至2010年3月12日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共33600元；四、被告立即向原告并补偿原告因2009年3月至2015年9月期间未购买失业保险而少领取的失业金27931.02元；并为原告补缴2009年3月至2015年9月的社会保险；五、被告赔偿原告因未缴纳住房公积金造成个人住房无法以公积金贷款导致的利息损失113384.69元；六、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胡光辉于2009年3月12日入职被告创和公司，任职电工岗位，当时未签订劳动合同，直至2013年8月17日，被告才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要求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签领确认书，但未发放劳动合同原件给原告。2018年10月13日，被告将原告的工作部门从制造部调动至行政人事部，职务仍为电工，但劳动报酬降低，2018年期间，原告劳动报酬平均为6000元/月，调岗后原告的月工资降低至11月发放工资（10月份工资）4194.11元，12月发放工资（11月份工资）3955.00元。被告公司通过降低劳动报酬方式变相逼迫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后原告于2018年12月8日提出辞职，创和物流于2018年12月10日要求原告签订《协议书》，通过补偿35000元给原告要求其在辞职申请单上填写因个人原因辞职，原告因经济困难、走投无路，又不懂法，无奈只能在协议上签名。2018年12月31日，被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给原告，确认双方于2018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后原告欲申请劳动仲裁追索经济补偿金及社会保险事宜，因没有劳动合同，故于2019年12月2日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1811号裁决书，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于同日再次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仲裁委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穗增（2020）243号裁决书，以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应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综上，被告通过降低工资方式迫使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未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2009年3月至2015年9月期间未依法为原告购买社会保险，严重侵害了原告作为劳动者应享有的劳动福利待遇。同时原告认为其请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时效期间并未超过，同时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应为无效协议，被告拒不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并拖欠原告经济补偿金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被告创和公司辩称：一、原告自己主动申请离职，无权要求经济补偿金。根据原告离职时填写的《离职申请单》可知，原告是因其自身“个人原因”申请离职，并非被告要求其离职。其提出的调岗问题，调岗是因为其在原工作岗位上不服从工作安排，同时在外接私活，违反公司竞业禁止的相关规定。原告调岗其本人并无异议，也去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班，并且其底薪并没有降低调整前的工资底新为2100元，为计件工资，多劳多得。调整后底薪为3000元，绩效工资，其他待遇不变。因此，其调岗后工资待遇并没有降低，只是计件工资与绩效工资的计算方法不同而已。同时，调岗原告并无反对意见，也没有去相关劳动部门如劳监反映，表明其对调岗是同意的。二、原告的诉请要求经济补偿金已过仲裁时效。根据我方的提的穗增劳人仲案（2019）1811号裁决书显示，原告于2018年12月10日已离职，而本案申请经济补偿金的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根据《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原告应当在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一年内就经济补偿金提起劳动仲裁，但直到2019年12月31日，原告才申请仲裁，已过仲裁时效。三、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没有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第一项主张双方协议无效，属于民事合同纠纷，不属劳动争议，并且在仲裁中未提出，未经前置程序，应另行提起诉讼。第三项诉讼请求：被告并不拖欠原告工资，该请求已过仲裁时效，其在仲裁过程并未提起该请求，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无权在法院阶段直接提起，法院应驳回。第四项第五项诉讼请求，属于行政机关管理范围，应向社保或公积金管理部门提起，而不是向法院进行诉讼，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综上，法院应驳回其各项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创和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4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通用设备制造业。原告于2009年3月12日入职被告处，任电工一职，入职后，双方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被告就职期间，被告有为原告参加社会保险。2018年12月8日，原告填写《辞职申请单》，提出因个人原因辞职，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10日解除。2018年12月10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为：被告未能及时为原告购买2009年4月至2015年9月的社保。从2015年10月起至2018年12月止，被告已为原告足额购买广州市社保。双方同意被告向原告一次性支付35000元，原、被告正式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及社保终止。被告已付清原告所有劳动报酬，原告承诺不再因此劳动合同的履行、解除要求被告支付补偿、赔偿及其他费用。自原告收到上述款项之日，原告就被告应缴社保问题，不再向被告提出任何要求，否则原告应承担违约责任。2018年12月10日，原告立具《收据》交由被告收执，《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广州创和物流产业有限公司社会保险等补偿金计人民币35000元。”。2019年12月2日，原告作为申请人以被告作为被申请人就涉案纠纷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09年3月12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庭审中，双方对“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10日解除”的事实无争议。2019年12月31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181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本案的仲裁请求。仲裁裁决后，原、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2019年12月31日，原告作为申请人以被告作为被申请人就涉案纠纷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69500元。仲裁庭审中，双方对“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12月10日解除”的事实无争议。2020年5月11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20]243号终局《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本案的仲裁请求。仲裁裁决后，原告不服，遂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为证明起诉主张，原告提供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领确认书。2、调职单、辞职申请单、协议书、《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其中《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主要内容为：“兹证明员工胡光辉，我单位与其自2018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已经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落款处载有被告的公章。3、穗增劳人仲案[2019]1811号和穗增劳人仲案[2020]243号《仲裁裁决书》、EMS快递回单、EMS快递单号查询详细。4、工作收入证明、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5、广发银行、广州账户交易明细。6、失业保险待遇申请表、就业创业证。7、广州市人才引进申报表。8、关于胡光辉引进入户的批复。经质证，被告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被告认为《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是原告离职约20天后，被告为了配合原告办理相关手续而后补的，并非原告真实的离职时间。为证明抗辩主张，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辞职申请单。2、穗增劳人仲案[2019]1811号和穗增劳人仲案[2020]243号《仲裁裁决书》、协议书、收据。3、成K外发合作协议、微信聊天截屏（本组证据为复印件）。4、劳动合同签领确认书。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1、2、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认为未能提供原件核对，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庭审后，原告补充了以下证据：1、薪资异动单，2、微信截图，3、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4、购房发票，5、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6、贷款合同，7、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8、粤省事查询的实业待遇明细，9、关于胡光辉引进入户的批复，10、广州市人才引进申报表，11、答辩书。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1-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11，认为是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本案是劳动争议纠纷。原告请求被告补缴其在职期间社会保险费，不属劳动争议处理范围，故对于该项诉求，本院不予处理。原告关于确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要求被告支付工资差额、失业金损失、未缴纳住房公积金造成个人住房无法以公积金贷款导致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故对原告的上述请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理。本院在本案中仅对原告已申请仲裁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申请仲裁是否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原告认为，从被告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可见，原告的离职时间是2018年12月31日，故申请仲裁没有超过仲裁时效的。即使2018年12月31日离职不被认可，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经济补偿以及原告于2019年12月2日申请劳动仲裁，产生仲裁时效的中断的效力，虽然该仲裁请求是确认劳动关系，但确认劳动关系是申请经济补偿的前置必经阶段，故原告申请仲裁没有超过仲裁时效。被告确认《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真实性，但认为该证明是为了配合原告办理相关手续而后补的，并非原告真实的离职时间，故抗辩原告申请仲裁已经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本院认为，被告对于《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首先，原告先后在2019年12月2日、2019年12月31日的劳动仲裁中，事实查明部分均显示双方对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10日解除的事实无争议。其次，《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于2018年12月31日出具，原告未举证证明之前没提交该证据存在举证困难。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原告在两次仲裁程序中，自认“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12月10日解除”，在本案庭审中又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31日解除，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对于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原告在仲裁庭审的该项自认属于对原告不利的事实的承认。综上，本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12月10日解除。原告主张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是申请仲裁请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必经前置程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的仲裁时效应从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之日，即2018年12月10日的次日起计算，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即于2019年12月10日止届满。现原告于2019年12月31日才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显然已超过仲裁时效。故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及拖欠经济补偿金所产生的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光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胡光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院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涂玉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关韵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