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3民终15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静，女，197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章，福建乐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清忠，男，196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光忠，福建九雍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审被告：邓永晓，男，197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上诉人曾静与被上诉人杨清忠、原审被告邓永晓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5）仙民初字第3667号民事判决，曾静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作出（2017）闽03民终30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30日作出（2018）闽0322民初11号民事判决，曾静亦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章与被上诉人杨清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光忠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邓永晓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清忠对曾静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等多个诉讼程序，在每次庭审中，杨清忠反复强调《借条》是其当面看着曾静签字的。然而，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曾静相关签字笔迹所作鉴定结果显示，《借条》中借款人处“曾静”签名并非曾静所签，如此可以清楚判定杨清忠所述并不属实。既然签字不是曾静所签，《借条》上的手印更不会是曾静当面自己加盖上去的，如果曾静能够当面盖手印，就不会存在签字并非曾静所签的情况，显然，《借条》上的手印并非曾静自己加盖上去，而是在曾静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盖的，或是他人利用曾静在别处留有的手印拓印上去的。曾静并不认识杨清忠，也没有与其商谈过任何借款事宜，故《借条》上不会有曾静的本人签字及主动盖手印。杨清忠所述《借条》形成过程显然与相关司法鉴定结果不符，一审依据并非曾静所签的瑕疵《借条》认定曾静存在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事实认定错误。2.在曾静提供邓永晓归还款项至杨力银行账户的证据之前，杨清忠在诉讼中多次明确是经由其妻子刘育兰于2014年8月1日交付《借条》项下的100万元借款，相关陈述在该案之前的一审、二审中均已清楚记录在案，杨清忠从未提及过有通过两个人出借款项的情况，杨清忠关于借款由其妻子刘育兰交付的陈述已构成自认，其之后因曾静提供对其不利证据而编造出重复出借款项的说法，依法不应予以采信。而且，任何人不可能就同一笔借款，特别是金额高达100万元的借款，重复安排两个人转账给借款人，这是常识。从亲疏关系来判断，杨清忠出借款项使用其妻子银行卡账户或安排其妻子向邓永晓转款100万元，才符合正常及真实情况。一审判决仅以杨清忠串通仙游县榜头镇炳辉古典家俬厂（以下简称炳辉家俬厂）负责人所出的不实陈述，即认定杨清忠重复安排出借款项，显然与常识相悖，应予纠正。3.本案不可能存在重复出借款项的情况，邓永晓收取炳辉家俬厂100万元，应是邓永晓与该工厂之间的债权债务，不能认定为邓永晓多收取杨清忠100万元。既然不存在多收取的前提，一审判决再适用所谓的证据优势规则，将邓永晓归还至杨力银行账户的100万元认定为是归还邓永晓多收取的10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而且，如果就债务人支付的某笔款项的用途发生争议的，从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出发，亦应按照债务人的主张予以认定。邓永晓支付至杨力账户的100万元，应认定为归还借款，并不存在返还多收取款项的问题。4.邓永晓经由其妻子刘育兰出借给邓永晓100万元，邓永晓已于次日归还至杨清忠儿子杨力账户中，案涉《借条》上所记载的100万元借款实际已于次日还清，故该《借条》曾经所形成的债权债务自邓永晓将款项归还至杨力的银行账户后即应认定为归于消灭。至于炳辉家俬厂同一天转账给邓永晓的100万元，不论是否是杨清忠安排该工厂转账给邓永晓的，均应认定为在案涉《借条》之外由杨清忠或该工厂与邓永晓个人之间新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邓永晓在之后支付给杨清忠的109000元属于偿还该笔100万元债务的行为，剩余债务应由炳辉家俬厂或杨清忠在案涉《借条》之外另行向邓永晓主张。曾静对杨清忠另行通过炳辉家俬厂向邓永晓转账100万元并不知情，也没有就此向邓永晓或炳辉家俬厂出具过任何债权凭证，更没有证据证明该100万元已用于曾静家庭生活或共同经营活动中，因此，如果邓永晓就收取炳辉家俬厂转账的100万元而对炳辉家俬厂或杨清忠产生新的债务，则该债务也应认定为邓永晓的个人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曾静不承担还款责任。 杨清忠辩称，1.曾静主张其未在借条上签名，但其在身份证号码上加盖指印，应视为其对该笔借款是明知的，其与邓永晓有共同借款合意，其与邓永晓是夫妻关系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2.杨清忠并没有否认借款款项是从刘育兰账户转到邓永晓的账户，邓永晓没有串通炳辉家俬厂负责人林炳辉做虚假陈述，林炳辉的证人证言、银行的转账记录，以及邓永晓2014年9月4日至2015年2月5日多次偿还涉案借款利息给杨清忠，这一系列证据足以证实杨清忠重复安排出借款项的事实。3.若按曾静所述，涉案借款邓永晓已于次日归还杨清忠儿子杨力的账户，已经还清，为何邓永晓会在2014年9月4日至2015年2月5日期间分六次偿还利息给杨清忠。4.杨清忠与邓永晓除了涉案借款之外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因此曾静辩解案涉借款全部还清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曾静的上诉请求，驳回原判。 邓永晓未作陈述。 杨清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邓永晓、曾静归还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的问题有：1.案涉借条上的借款曾静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2.借条上的借款是否已经偿还？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案涉借条上的借款曾静是否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问题 1.案涉借款形成在邓永晓与曾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鉴定意见书鉴定借条上“曾静”签名不是曾静本人所为，但借条上曾静的身份证号码处“10201”数字上指印是曾静右手拇指所留。尽管曾静辩解该指印是在曾静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盖，但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据此可认定，曾静对本案的借款明知并与邓永晓有共同借款合意。案涉借条上的借款系邓永晓、曾静共同所借。 二、关于借条上的借条是否已经偿还问题 诉讼中曾静认为从借条上的借款100万元，邓永晓在借款第二天即在2014年8月2日即已汇款给杨清忠之子杨力100万元予以偿还。而杨清忠认为在邓永晓借款当日，因其账号没有那么多钱，即指令其妻林育兰汇款，而后又指令林炳辉汇款。因此邓永晓在第二天将多收的100万元款项汇返至杨力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1.双方对借条上的借款金额100万元没有异议，故一审法院对邓永晓、曾静于2014年8月1日向杨清忠借款100万元之事实予以确认；2.对邓永晓于2014年8月2日汇给杨清忠之子的100万元的性质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从杨清忠提供的上述证据体现，邓永晓、曾静在借款当日即2014年8月1日，邓永晓账号收到两笔款项，即杨清忠之妻刘育兰汇款100万元和炳辉家俬厂汇款100万元。而炳辉家俬厂汇款100万元，该家具厂的经营者林炳辉出庭作证时证明其汇给邓永晓的款项系受杨清忠指令，该款项系杨清忠存放在其处的，同时证明其与邓永晓不存在其他经济或业务上的来往，因该证言与杨清忠的陈述基本吻合。而曾静认为邓永晓收取炳辉家俬厂汇款，系邓永晓与炳辉家俬厂的关系，与本案无关，但在诉讼中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邓永晓与炳辉家俬厂存在其他经济或业务来往。显然，对邓永晓汇给杨清忠之子杨力的款项100万元，杨清忠所提供的证据证明该款项系邓永晓将多收取的100万元予以返还的证据证明力，明显优于曾静主张邓永晓汇给杨力的款项100万元是偿还2014年8月1日邓永晓向杨清忠借款，故依据上述司法解释，一审法院可认定邓永晓在借款次日汇给杨清忠之子杨力的100万元款项系邓永晓返还其多收取的100万元；3.从杨清忠另提供的银行流水体现，邓永晓分别于2014年9月4日、2014年11月4日、2014年11月12日、2014年12月9日、2015年1月7日、2015年2月5日各汇给杨清忠2万元、2万元、9000元、2万元、2万元、2万元共计109000元。显然，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邓永晓尚与杨清忠存在除本案外的其他经济往来、而邓永晓所汇的款项金额与其出具的借条上所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相吻合的情况下，也可认定邓永晓向杨清忠所借的款项尚未偿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邓永晓、曾静于2014年8月1日向杨清忠所借的款项100万元尚未偿还。 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永晓、曾静系夫妻关系。2014年8月1日，邓永晓、曾静共同出具借条一张给杨清忠，载明向杨清忠借款100万元整，按月利率2%计息。当日，因杨清忠账号没有款项，即先后指令其妻子刘育兰和炳辉家俬厂向邓永晓银行账号汇款100万元，邓永晓的银行账号也在当天收取上述汇款。2014年8月2日即借款次日，邓永晓将其多收取的款项1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返还给杨清忠之子杨力的银行账号上。借款后，邓永晓分别于2014年9月4日、2014年11月4日、2014年11月12日、2014年12月9日、2015年1月7日、2015年2月5日各汇给杨清忠利息款2万元、2万元、9000元、2万元、2万元、2万元共计109000元。而后因邓永晓、曾静没有还款付息，杨清忠2015年6月8日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2015）仙民初字第3667号民事判决后，曾静不服该判决而提起上诉。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2日受理本案。杨清忠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曾静则作出上述答辩。在诉讼中，曾静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借条上“曾静”的签名是否是曾静本人所签及借条上的所写的身份证号码上的指模是否是曾静本人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移送鉴定。福建正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两份。字迹鉴定和指模鉴定分开进行）鉴定意见：1.借条上“曾静”名字的签名与曾静本人字迹不是同一个人所写；2.2014年8月1日《借条》中曾静身份证号码处“10201”数字上指印是曾静右手拇指所留。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受法律保护。邓永晓、曾静共同向杨清忠借款100万元，根据一审法院的上述分析认定，可予认定。因没有在案证据证明该借贷关系系非法，则邓永晓、曾静应依法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按借条上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杨清忠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支持。曾静的上述辩称主张，同样根据一审法院的上述分析认定，因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邓永晓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邓永晓、曾静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杨清忠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借款1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１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邓永晓、曾静已偿付的利息款109000元予以扣减）。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邓永晓、曾静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期间，本院调取邓永晓在中国建设银行厦门湖里支行卡号尾号为“5832”的账户明细信息。 曾静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杨清忠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014年8月1日有两笔100万元重复出借的情况，在银行流水中可以看出来。 本院结合二审调取的证据补充查明以下事实：邓永晓收取刘育兰、炳辉家俬厂转来的款项后，向案外人曾容转账15万元，另外现金取款6笔2500元；第二天即2014年8月2日转给杨清忠的儿子杨力100万元，同日，向案外人转账500元备注“买菜”，向林文跃（另案债权人）转账20万元，之后的流水备注中有“钢琴学费”、“花草”、“代付JASON货款”、“第一季度业务提成”、“装修款”、“家具款”、“工资”等等，另外还有“给曾静现金壹万元”等等。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曾静提出如下异议：1.对认定其与邓永晓共同出具借条有异议，认为不是共同出具的；2.对认定“因杨清忠账号没有款项，即先后指令其妻子刘育兰和仙游县榜头炳辉古典家俬厂向邓永晓银行账号汇款100万元”有异议，涉案借款系通过刘育兰转账，炳辉家俬厂转账的100万元是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3.对认定“邓永晓分别于2014年9月4日、2014年11月4日、2014年11月12日、2014年12月9日、2015年1月7日、2015年2月5日各汇给杨清忠利息款2万元、2万元、9000元、2万元、2万元、2万元共计109000元”有异议，不能证明是利息，是其他经济往来。曾静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杨清忠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曾静的异议涉及案件争议焦点，本院将结合判决理由予以综合分析认定。 本院认为，一审依据鉴定结论推定邓永晓、曾静夫妻二人对本案借款有共同举债的合意，曾静是本案债务的共同借款人，该认定并无不当。曾静虽认为该指印为被偷盖或拓印盖上去的，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也不符合客观常理，且即使确存在如此情况，鉴于该情况的发生离不开关系亲密之人的操作，在曾静无证据证实邓永晓与杨清忠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情况下，其以此抗辩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邓永晓卡号尾号为“5832”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在2014年8月1日下午先后收到杨清忠配偶刘育兰转来的100万元，和炳辉家俬厂转来的100万元，炳辉家俬厂的经营者林炳辉一审已出庭证实该款项受杨清忠指示付款，在曾静未提供证据证实炳辉家俬厂与邓永晓或其之间有其他经济或业务往来情况下，依据证据盖然性原则，一审认定该200万元均系杨清忠出借，且其中100万元系杨清忠重复支付的借款并无不当，该认定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的第十七条规定，本院予以采纳。现曾静主张邓永晓于2014年8月2日转回杨力的100万元款项系偿还借条上的借款，但因货币系种类物而非特定物，而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和举证责任看，杨清忠仍持有涉案《借条》原件，且邓永晓有陆续四五次汇2万元给杨清忠，金额与《借条》约定的利息相吻合，显然杨清忠主张涉案借款尚未偿还更具有证据优势，一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曾静关于涉案《借条》上的借款已经偿还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另外，根据涉嫌借款款项去向来看，其中一笔款项20万元系用于偿还给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债权人林文跃，结合其他款项取向，在曾静无法提供证据证实邓永晓的各项开支与家庭生活、共同经营均无关联的情形下，也应当认定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曾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邓永晓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曾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志健 审判员  陈 凡 审判员  吴伟凡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郑超凡 附：本案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