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3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小芳，女，198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辉，浙江神仙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锦洲，男，1958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现住仙居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珊娟，女，196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现住仙居县。 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行龙，浙江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应江波，男，196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玲春，女，1966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仙居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仙居星源工艺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仙居县城南工业园区南五路。 法定代表人：应江波，董事长。 上诉人周小芳因与被上诉人胡锦洲、吴珊娟、应江波、王玲春、仙居星源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2018）浙1024民初5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小芳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浙1024民初5533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缺少事实、法律依据。首先，原审判决认定“另查明，星源公司在本院有多起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涉案金额超过五千万元。”该事实与本案无关。事实上，上诉人将款项出借给被上诉人应江波、王玲春、星源公司的2018年8月14日，三被上诉人并没有上述超过五千万元的债务案件或执行标的，该五千万元所涉的债务案件均是本案抵押发生之后。上诉人认为，不能以抵押后的涉讼案件来判断上诉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债务的事实。原审法院基于该错误的事实所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其次，本案所涉的抵押行为不应被撤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胡锦洲、吴珊娟答辩称，一、上诉人与一审三被告办理抵押登记（2018年8月14日）前，星源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双方串通恶意抵押，事实清楚，有下列证据所证实。第一，庭审时，答辩人申请调取一审法院判决或调解的以应江波、王玲春、星源公司为债务人的债权累计数额，共有24只案件，债权额4000多万元（不包括仙居农行的第一次抵押贷款600万元），而且，这些债务早已到了清偿期。上诉人称“该五千万元所涉的债务均是本案抵押发生之后发生的”，违背了事实。第二，2017年12月30日经结算，应江波、王玲春、星源公司尚欠答辩人借款本金1100万元，利息350万元。双方达成还款协议后，仅支付了2018年1-2月二个月的借款利息，就彻底丧失了还本付息的能力。凭借上述事实，应江波、王玲春与上诉人办理抵押登记前，对星源公司已陷入支付危机（即债务人濒临破产）这一事实，是明知的，特别是上诉人对应江波、王玲春、星源公司无力偿还仙居农行一抵贷款本息是明知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其恶意串通，符合本案的事实。二、对“债务清偿时”和“事后抵押”的理解。对“债务清偿时”的理解，要看债务人清偿债务的时间与抵押发生的时间而定，只要抵押行为发生在有多个债权履行期届满，债务人对多个债权均有清偿义务时，就符合“债务清偿时”的规定。本案，应江波、王玲春、星源公司对包括答辩人在内的其他众多债权人的债务，早几年就到了“债务清偿时”，这有生效判决可以证明。所以，一审判决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69条规定。对“事后抵押”的理解，事后抵押，通常发生在债务人已陷入支付危机、濒临破产，其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抵押就是事后抵押，事后抵押就是恶意抵押，是可撤销的抵押，因此，上诉人认为其抵押是新的对外借款，所设定的是新的抵押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三、对上诉人其他二点上诉理由的答辩。第一、一审三被告是否到了丧失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问题。后溪路一座房屋是另一企业的厂房，属于工业用地，不是应江波、王玲春的个人财产，而且，该厂房已经改建成套间出卖，已经资不抵债。一审法院拍卖了星源公司的全部资产，价值2800万元，偿还仙居农行一抵借款630多万元以及工资、社保、税费等优先受偿款后，还剩本案抵押的1370万元，如果不撤销上诉人的抵押权，就意味着5000多万元普通债权人的债权一无所有。事实证明，办理第二次抵押时，上诉人就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第二、上诉人认为，一审三被告与答辩人也签订过抵押借款合同，说明本案不存在恶意串通、虚假抵押。这种说法不符合逻辑。签订抵押合同后，答辩人认识到，一审三被告将星源公司财产抵押给答辩人一人，明显让自己丧失了履行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利益，所以，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凡恶意串通，设定的抵押，是可撤销的抵押。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五、上诉人与一审三被告不但具有一审判决认定的恶意串通情形，还具有通过循环转帐，制造虚假银行流水，虚构抵押借款的事实。本案1370万元抵押借款中，有680万元经过封闭循环转帐在18分钟转回出借人（上诉人），另外690万元没有合法去向。办理抵押登记当天，上诉人向多人筹款1345万元。请法庭注意的是，一，上诉人筹款总额1345万元本身就不够支付本案抵押借款1370万元；二，本案关联人季军伟向上诉人事先转帐三笔计183万元，李汉华一笔转帐150万元，合计333万元。当天15时17分，上诉人从农行尾号为7179的账户将第一笔款项680万转帐到孔金洪尾号为7975的账户，孔金洪马上将其中的340万元转账到季军伟尾号为2111的账户，将另外的340万元转账到李汉华尾号为3595的账户，李汉华立即将这340万元通过转账还给上诉人，季军伟分四次（三次100万，一次40万）也将这340万元通过转账还给上诉人，上诉人收回这680万元后，于15时35分，将第二笔款项690万转帐到孔金洪账户，整个过程只用了18分钟，而且，孔金洪账户的690万元资金，分成120万元、150万元和420万元转出去，不能说明合法去向。在此之后，上诉人再将6328450.58元转帐到仙居农行，归还星源公司在该行的第一次抵押贷款。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一审被告与上诉人制造虚假给付痕迹，虚构抵押借款的事实，也足以认定一审被告与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进行恶意抵押。六、一审被告与第三人在一审诉讼中，对这680万元借款封闭循环转回出借人的说明违背事实，相互矛盾，具体表现在：一审被告王玲春辩称：王玲春欠李汉华400万元，因此，有340万元由孔金洪汇给李汉华，还有汇给季军伟340万元是让还李耿的借款。而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辩称“对1370万元款项的交付，周小芳原已准备了1300多万元，因为农业银行直接冻结了星源公司第一次抵押贷款630多万元，周小芳只能再向李汉华、季军伟等筹资680多万元，借给王玲春，再由王玲春还给李汉华。他们在一审中的陈述，存在下列问题：（1）虚假陈述：周小芳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周小芳将第一笔款项680万元转帐到孔金洪帐户，孔金洪将这680万元款项分别转帐给李汉华、季军伟各340万元，李汉华、季军伟立即将各自收到的340万元转还给周小芳，周小芳将第二笔借款690万元转帐给孔金洪，再转帐支付农行的抵押贷款630多万元。上诉人在一审陈述的“周小芳原已准备了1300多万元，因为农业银行直接冻结了星源公司抵押贷款630多万元，周小芳只能再向李汉华、季军伟等筹资680多万元”明显是虚假陈述。(2）相互矛盾：一审被告王玲春讲，让孔金洪汇给季军伟的340万元是还她向李耿的借款，而上诉人讲，因为农业银行冻结了星源公司抵押贷款630多万元，周小芳只能再向李汉华、季军伟等筹资680多万元。（3）一审被告为了说明转帐给李汉华的340万元和季军伟的340万元，曾提供了李耿、王伟金、李汉华出具的证明和部分银行转帐凭证，但始终没有证人出庭作证，对其真实性有异议的同时，其借款的交付、款项性质、借款利息的计算都暴露出很多的虚假痕迹，不能证明其要证明的内容。正因为存在上述问题，一审法院已将上诉人与一审三被告抵押借款一案移送至仙居县公安局，该案还在侦查之中。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护原判决，并由上诉人和一审三被告承担答辩人二审律师代理费。 王玲春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应江波、星源公司未作答辩。 胡锦洲、吴珊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被告与第三人于2018年8月14日签订的不动产（二次）抵押借款合同（抵押额137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和律师代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应江波与被告王玲春共同经营星源公司。2013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应江波与王玲春因经营或还贷需要，向两原告借款共计1100万元。2017年12月30日，两原告、被告王玲春、应江波经过结算后签订借款结算协议书。协议书载明：至2017年12月30日尚欠借款本金1100万元、利息350万元，协议还约定每月支付利息。由被告星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之后，被告王玲春、应江波按结算协议书支付了2018年1、2月份的利息。2018年7月13日，被告应江波、王玲春与原告胡锦洲签订抵押借款合同，被告星源公司作为抵押担保人。后该合同未履行。星源公司名下位于仙居县城南工业园区南五路的不动产权，已于2018年4月10日设定抵押并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居县支行，抵押物担保债权为1060万元，该借款于2020年4月3日到期。2018年8月14日，被告应江波、王玲春、星源公司与第三人周小芳协商，将星源公司上述不动产二次抵押给第三人周小芳。双方为此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应江波、王玲春为借款人，星源公司为抵押人，第三人周小芳为出借人，借款本金为1370万元。双方于同日向仙居县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不动产证明号为浙（2018）仙居县不动产证明第0××5号。8月14日当天，第三人周小芳分别向其朋友季军伟、李汉华以及黄东海、李瑜等人共筹资2020万元。此后，其中1370万元在当日分两次汇至王玲春指定的孔金洪账户。季军伟、李汉华当日共向周小芳汇款1013万元，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此后两人于当日分别收到孔金洪上述收款账户汇出的两笔340万元款项，合计680万元。另查明，星源公司在该院有多起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涉案金额超过五千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胡锦洲、吴珊娟系被告应江波、王玲春以及星源公司的普通债权人，其有权向三被告主张权利。被告应江波、王玲春向第三人周小芳借款后，以星源公司的房屋所有权及不动产国有土地使用权二次抵押给第三人，双方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该抵押合同成立。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原告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要件是否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的债权早于第三人债权成立时间。同时，本案设定二次抵押的借款金额为1370万元，在星源公司作为被告身份尚有多起诉讼案件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各诉讼标的金额巨大的情况下，被告应明知抵押不动产的行为将减损自身财产价值，可能直接导致其他债权人利益无法实现，主观上具有恶意。其次，本案借款当天，周小芳先向季军伟、李汉华等筹措巨额资金，又在当天根据王玲春指示通过孔金洪账户将该笔资金支付给季军伟、李汉华。周小芳应明知借款系季军伟、李汉华实际收取，故应认定周小芳和被告的上述行为存在恶意串通以谋取利益的情形。不论季军伟、李汉华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均不影响被告方和第三人之间有恶意串通情形的成立。综上，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抵押借款合同》时，应认定被告和第三人之间恶意串通，三被告共同将被告星源公司财产抵押给第三人，使三被告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故原告及其他债权人均可以行使撤销权。原告主张由被告承担律师费，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合法，该院予以支持。判决：一、撤销被告应江波、王玲春、仙居星源工艺品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周小芳基于2018年8月14日双方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所作的将被告仙居星源工艺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仙居县城南工业园区南五路的不动产［浙（2018）仙居县不动产证明第0××5号］抵押给第三人周小芳的行为。二、被告应江波、王玲春、仙居星源工艺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锦洲、吴珊娟为实现撤销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00000元。案件受理费104000元，由被告应江波、王玲春、仙居星源工艺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胡锦洲、吴珊娟提供了仙居县人民法院（2018）浙1024民初533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被上诉人胡锦洲、吴珊娟对应江波、王玲春、星源公司享有债权。 上诉人周小芳质证认为，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不存在恶意的情形。 被上诉人王玲春质证认为，这个判决很不公平， 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系法院生效判决书，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定。 本院依法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和仙居农村商业银行调取了：一、孔金红2018年8月14日的农业银行尾号为7975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二、季军伟2018年8月14日的农业银行尾号为2111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三、2018年8月14日，申请人为孔金洪，收款人为季军伟的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四、2018年8月14日，申请人为孔金洪，收款人为孔金红的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五、季军伟2018年8月份的仙居农商银行尾号为6466的账户交易明细清单。 上诉人周小芳质证认为，对法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其内容与周小芳陈述的基本一致。因630万已经被银行冻结，所以必须先转给王玲春指定的账户，再由孔金洪转给李汉华、季军伟等人，然后临时借款，第二笔再转给孔金洪，总共是1370万。 被上诉人胡锦洲、吴珊娟质证认为，对法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于关联性发表意见，借款本身是虚假的，通过孔金洪账户又回到了季军伟这里，偿还了以前的借款，表面是借款当天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实际上将财产抵押给了以前的债权人，使得自己丧失了偿还能力，是变相的事后抵押。 被上诉人应江波质证认为，对法院调取的证据没有异议。那时候公司经营不好，季军伟要求我抵押给他。李汉华的欠款也是事实的。至于账户转来转去这个事情，都是王玲春和他们在办这个事情，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本院认证认为，本院向2家银行调取的交易明细单据，能够反映案涉出借款项的资金流向，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应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周小芳与案外人季军伟之间存在特殊利益关系。2018年8月14日，上诉人周小芳（季军伟）分别向李汉华、黄东海、李瑜、张海永、郑灵勇等人筹资1300余万元。当天15时17分，周小芳（季军伟）从农行尾号为7179的账户将第一笔款项680万元款项转入案外人孔金洪农行尾号为7975的账户，随即由孔金洪该账户又将该680万元转回给季军伟340万元和转给案外人李汉华340万元，季军伟和李汉华在收到款项后又分别转回到周小芳农行尾号为7179的账户各340万元;周小芳（季军伟）在收到680万元款项后，随即从该账户中将第二笔690万元再次转到孔金洪农行尾号为7975的账户，再由孔金洪该账户转给郑灵勇120万元、转入孔金洪仙居农村信用社尾号为6199账户150万元、转入季军伟仙居农村信用社尾号为6466账户420万元。8月15日，季军伟将420万元中的280万元转给了张海永。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应江波、王玲春于2018年8月14日将其名下的星源公司的不动产（二次）抵押给上诉人周小芳的行为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 首先，上诉人周小芳所谓的1370万元出借款，通过内部循环周转的方式，最终大多回到了周小芳及其特殊利益关系人季军伟的账户，或直接归还给了周小芳筹资的案外人。根据双方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应江波、王玲春为借款人、星源公司为抵押人，周小芳为出借人，借款本金为1370万元。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周小芳所谓的1370万元出借款分别由一笔680万元、一笔690万元组成。本院向银行调取的交易明细清单载明:（1）2018年8月14日15时17分，周小芳（季军伟）将第一笔680万元款项转入案外人孔金洪账户，随即由孔金洪账户又将该680万元转回给季军伟340万元和转给案外人李汉华340万元，季军伟和李汉华在收到款项后又分别转回到周小芳账户各340万元;（2）周小芳（季军伟）在收到680万元款项后，随即从账户中将第二笔690万元再次转到孔金洪账户，再由孔金洪账户转给郑灵勇120万元（郑灵勇在当天曾将120万元转给季军伟，然后季军伟转给周小芳125万元，作为周小芳出借款项的一部分）、转入孔金洪另一账户150万元、转入季军伟账户420万元。8月15日，季军伟将420万元中的280万元转给了张海永（张海永曾于8月14日中午转给周小芳280万元，作为周小芳出借款项的一部分）。以上资金流向非常清晰，可以反映出所谓的借款1370万元，存在虚假情形。一审法院在审理周小芳诉应江波、王玲春、星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后，也以涉嫌犯罪为由，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上诉人周小芳辩称已经将款项转至王玲春指定的账户，履行了合同的全部义务，转给季军伟的340万元系归还王玲春欠李耿（王伟金）的借款，转给李汉华的340万元系归还王玲春欠李汉华的借款，转给季军伟的420万元是归还王玲春欠案外人王卫平及李荷女的借款，但该辩称内容与资金流向不符，季军伟在收到340万元和420万元两笔款项后，并未替王玲春归还所谓的案外人的借款，故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即使上诉人周小芳的辩解属实，转给季军伟的340万元系归还王玲春欠李耿（王伟金）的借款，转给李汉华的340万元系归还王玲春欠李汉华的借款，转给季军伟的420万元系归还王玲春欠其哥哥王卫平及李荷女的借款，则该抵押行为也属于“变相”的事后抵押。因为，本案设定二次抵押时，被上诉人应江波、王玲春及星源公司对外有多笔到期债务，金额巨大，其已没有偿债能力。案外人季军伟与周小芳明知被上诉人应江波、王玲春负有巨额债务，却仍与其二人以及相关债权人协商串通，将上述不具有优先受偿权的到期普通债权，由周小芳（季军伟）负责受让偿还，并作为周小芳（季军伟）1370万元出借款的一部分，通过星源公司的不动产抵押，从而取得抵押权。这实质上仍属于事后抵押，且恶意明显，使得包括被上诉人胡锦洲、吴珊娟在内的其他债权人无法实现债权，损害了这些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依法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周小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00元，由上诉人周小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阮丹军 审判员  王安安 审判员  胡精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张 跃 14-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