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06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法定代表人：王俊玲，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华，男，汉族，1963年9月19日出生，住沈阳市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旺族商贸中心，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投资人：赵惠新，该中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兰，辽宁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旺族商贸中心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3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本院审判员朱闻天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李涛、审判员赵春玲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9）辽0103民初3134号民事判决。二、请求被上诉人支付服务费147万元。三、请求被上诉人支付利息（以30万为本金从2018年8月2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支付，以48万为本金从2018年8月3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支付，以69万为本金从2019年3月1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支付）四、请求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对双方2018年8月23日授权委托书、2018年9月27日补充协议没有采纳，系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对以上文书自已单位的公章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是被上诉人提供空白文书，上诉人填写，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试想作为一个完全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且经商多年的付强应当知道向对方出示空白合同的法律后果。且在2018年1月18日委托执行立案时向法院提供的现保存在执行卷中的2017年9月13日授权委托书中并没有委托期限，证明委托期限至执行结束，且该委托书至今还存放在沈河法院执行卷中，并未撤销，依据《民诉法》第六十条：“诉讼代理人的权限如果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并由人民法院通知对方当事人。”《委托执行协议》一直处于实际履行状态。2020年6月2日，被上诉人为继续执行本案执行款，在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起诉被执行人案件中继续使用上诉人获取的工作成果“张湘蓉与刘晓芳、吴秀霞2017年7月14日和解协议”。被上诉人一边在执行案件中继续享受上诉人取得的工作成果，一边又认为上诉人没有参与执行工作、委托合同已经结束、执行无效。以上行为自相矛盾。另外被上诉人2018年8月24日执行和解当天收取被执行人杨文志100万、2018年8月26日收取执行款160万均在1年执行期限内。且双方约定每到一批执行款3日后，向受托人结算一次。逾期支付，违约金按月2分利计算，回款一次，结算一次，并非被上诉人所言全部执行结束。2、在履行本案委托合同中刘建华系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庭审中，原告单位已经出具了授权、证明。刘建华履行的是君正公司的职务行为而非一审认定的是刘建华个人行为。委托合同签订的主体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具有相对性，刘建华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2018年9月27日补充协议，刘建华名字后面明确注明（沈阳君正），2017年9月13日双方签订的委托执行协议受托方单位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代理人签字：刘建华。委托方沈阳市旺族商贸中心代理人签字：付强。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因此被上诉人对刘建华在履行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沈阳市旺族商贸中心委托执行事务中代理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是明知的。3.一审认定“上诉人没有为被上诉人代理实施了委托执行案件的行为”系对上诉人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出现根本性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对执行卷中大量的上诉人代理执行人申请查封被执行人财产的法律文书视而不见，没有把执行卷中的对原告有用的证据进行调取，法官一人自查自证（上诉人申请调查的证据法官没有调取，法官自己举证、当事人质证）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并且在山东临沂抓杨文志全程刘建华都在配合法院工作，执行法官进行了全程录像光盘保存在执行卷中（包括上诉人主持达成还款协议的过程。），上诉人全程参与并为双方起草达成还款协议法律文本、并组织双方达成“还款协议”。被执行人依据还款协议在当天2018年8月24日、26日分别支付被上诉人100万、160万。后来又支付230万，合计490万（有本案（2018）辽0103执293号终本裁定书证明）。4、本案执行并非一审认定的终结本次执行，判决前2020年6月2日已经恢复执行，案号：（2020）辽0103恢688号。5、上诉人大量的执行工作还反映在付强与刘建华的一年多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沈阳旺族代理人付强与沈阳君正代理人刘建华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完成委托执行工作：（1）执行回款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工作是非常满意的，为此被上诉人还为上诉人介绍南京的客户。被上诉人之所以没有及时付款，不是上诉人工作没到位，而是被上诉人与他人债务纠纷，执行款被其他法院冻结，并非上诉人的原因。（2）被上诉人因欠同学邹颖400万（虚假诉讼），被邹颖在大东法院起诉，双方虚假诉讼，达成调解，至今被上诉人还有大量欠银行案件没有执行完毕（沈河法院大连银行400万、和平法院民生银行200万、农业银行150万、浦发银行100多万、大东法院邹颖400万、138万、广东佛山法院北京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代理费8万，并且还有作为被告的未开庭案件），被上诉人目前居住的住房至今还被银行查封。7个亲属（叔叔等）的房产也因为为被上诉人担保，被和平法院查封。本案执行款被案外人邹颖执行的大东法院冻结、划扣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已经执行回款490万有生效的执行裁定书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得到执行款是因为与他人债务纠纷，被他人查封，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已经涉嫌骗贷、虚假诉讼、拒执罪等多项罪名，这些案件有些正在调查中，不方便透露细节。（3）被上诉人在微信中反复、多次明确承诺他们会按合同履行支付我方报酬，不会欠上诉人代理费，并答应先给付上诉人20-30万，如果上诉人没有履行代理完成合同的义务，与本次执行毫不相干，被上诉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同意、保证支付上诉人报酬，不可能承认欠上诉人服务费。并同意支付20-30万。被上诉人代理人在第二次庭审质证笔录（第4页第4行）对上诉人举证的付强与刘建华聊天记录，质证意见是“（被上诉人）：原告提供的纸制的微信记录并不完整，在2018年9月13日之前的行为（合同期内），应该说是刘建华参与执行的行为（此时间段正是本案执行协议履行期间）。）依据《证据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第五条：“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被上诉人代理人的行为构成自认。承认上诉人员工刘建华参与了本案的执行。（4）一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是“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为被告代理实施了委托执行案件的行为”。其判决理由是原告没有履行合同。众所周知，合同的履行是依法成立的合同所必然发生的法律效果，履行内容构成合同合法有效的内容。一个无效的合同不存在履行的问题，因为违法的合同不需要履行，一审既然探究原告是否按合同履行，其前提是承认了合同的有效性，否则没必要探究合同是否履行。因此一审已经认定涉案2017年9月1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执行协议”的有效性。但被上诉人律师一直抗辫的是合同无效，并没有主张合同没有履行的问题，并且主张合同是受欺诈签订，属于可撤销合同，这与其主张合同无效相矛盾，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不能同时并存。可撤销合同在未撤销前是有效的，这与无效合同自始至终无效有着本质的区别。被上诉人抗辩主张充满了矛盾。且被上诉人没有举证欺诈的事实，也未在一年期限向人民法院起诉撤销合同，因此合同至今仍然成立。合同中关于结算的条款应该履行。（5）一审没有调取执行卷、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由于被告阻挠，上诉人不能查阅执行卷，上诉人已经申请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执行卷，但法官只是自己单独阅卷，并没有调取上诉人需要的执行人申请执行的全部法律文书。因原告的执行成果除了放映在付强与刘建华聊天记录中，还有大部分反映在执行卷中，被上诉人获得执行款收据也在执行卷中，上诉人手中提交的执行法律文书均为复印件，被上诉人又不认可，由于一审没有全部调取、只调取了一张授权委托书，组织双方质证，一审很多重要事实没有查清。二审，上诉人对一审法官认为执行卷只有一份上诉人提供的法律文书发表强烈质疑，执行中上诉人提供了大量的法律文书，证据应该公开质证，不能仅凭法官一家之言说卷里有什么、没什么。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强烈申请二审法官调取（2018）辽0103执293号执行卷。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使用已经修改失效的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2、一审认定委托行为无效是错误的，双方在一年多执行中从来没有对委托授权行为提出过异议，法官也一直在直接与刘建华接触，接受刘建华代理被上诉人提出的各种申请法律文书，并且授权行为是被上诉人自己单方行为，没有任何人胁迫，现在又反过来推翻自己对刘建华的授权行为。委托合同是基于信赖关系，授权是基于委托合同。被上诉人授权刘建华是被上诉人单方行为，与上诉人指派何人无关，被上诉人指派非律师人员过错在授权委托人沈阳旺族，不能把责任推给受托人上诉人，并且被执行人一直在接受上诉人的工作成果带来的利益，委托人也自认刘建华有经验（微信记录），刘建华非律师身份并没有给委托人的执行工作带来损失，相反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真的带来损失，委托人可主张损失，并非不支付报酬（《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现被上诉人并没有举证刘建华无律师证给其执行工作带来任何损失的证据。受托人一年多时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多次奔赴数千公里之外，多次往返于山东临沂和沈阳之间，为委托人提供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和被执行人杨文志住所信息，追加案外人刘晓芳、吴秀霞，最后为法院在山东临沂抓获被执行人杨文志、在临沂开发区法院当场达成还款协议、当天履行货款义务100万、之后继续支付执行款起到了根本的作用，委托人的合同目的是获得执行款，委托人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反过把自己选定的代理人认为没有代理资格而拒付报酬，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案执行成果是上诉人单位集体合作的结果，并非单单刘建华一人行为，而且上诉人也有其他律师合作团队。不能单单因为刘建华的律师资格否认整个团队的工作。另外上诉人的报酬并非依据具体承办人的身份、资格、工作内容、工作量来判断，被上诉人获取执行款的多少是上诉人获得报酬的直接依据。3、委托合同与授权委托行为是不同的两个法律概念。授权委托是基于委托合同基础法律关系产生，委托合同是双务合同，约定委托方与受托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授权委托是单务行为，是委托方当方向代理人出具的代理资格的书面证明，约束委托方、受托方、第三人（法院），授权委托的基础是基于委托合同。授权委托手续的瑕疵不影响导致双方委托合同的履行。4、本案执行委托立案程序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是执行工作的专门法律。执行立案程序是这样规定的：第20条：“申请执行，应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文件和证件:(1)申请执行书。申请执行书中应当写明申请执行的理由、事项、执行标的，以及申请执行人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2)生效法律文书副本。(3)申请执行人的身份证明。公民个人申请的，应当出示居民身份证;法人申请的，应当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其他组织申请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和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4)继承人或权利承受人申请执行的，应当提交继承或承受权利的证明文件。(5)其他应当提交的文件或证件。”第22条；“申请执行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执行。委托代理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经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事项和代理人的权限。委托代理人代为放弃、变更民事权利，或代为进行执行和解，或代为收取执行款项的，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这些规定中的材料中并没有什么单位的公函。本案依法申请执行，已经立案执行，也向立案窗口递交了上述材料及被上诉人的授权委托，已经通过执行立案窗口的审查，立案已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中执行法官从来也没有口头或书面要求代理人补充单位公函等代理手续。如果申请人代理手续不合法，这一年多执行法官难道不知道？偏偏是上诉人需要得到报酬时开始强调刘建华律师资格问题，早干嘛去了？众所周知，程序不可逆转，而本案一审审判法官在执行已经3年多后，认为立案手续不合法，越权审查立案手续，另行认定授权委托无效，破坏了程序的安定性。《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委托分为单独委托与概况委托双方合同代理权限约定“乙方只负责追缴本案执行款，无权决定金额减免或债务、债权转让事宜、无权代收本案执行款”，授权委托书的权限也是“代为执行|”并无具体的约定。依据合同目的性解释，委托方只要收取执行款，合同的目的就已经实现，纠结合同实施过程的程序瑕疵没有任何意义。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支付服务费147万元；2、请求被告支付利息（以30万为本金从2018年8月2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支付；以48万为本金，从2018年8月3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支付；以69万为本金从2019年3月1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支付）；3、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3日，原告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乙方与被告沈阳市旺族商贸中心作为甲方签订了委托执行协议，协议约定，在甲方执行（2016）辽0103民初13036号案件判决，追缴被告辽宁佰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杨文志、张湘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执行。代理费：按实际执行到账至甲方账户的金额的30%收取（每次代理费按此标准支付）。代理期间：自合同签订日起一年内有效若乙方未能在有效期内执行完毕，该协议自动解除。代理权限：乙方只负责追缴本案执行欠款，无权决定金额减免或债务、债权转让事宜、无权代收本案执行款。特别约定：乙方承诺在合同签订日起5个月内，一手查封被告本案等值财产，超出5个月未能查封，该协议自动解除。该委托执行协议签订后原告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并未委派本公司具有律师执业资格或法律工作者执业资格的人员代理被告办理执行案件，而在本院（2018）辽0103执293号执行案卷中，唯一能查找到的只有一份2017年9月13日委托单位为沈阳市旺族商贸中心受委托人为刘建华个人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内容为现委托刘建华在我单位与辽宁佰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杨文志、张湘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作为我方参加诉讼的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如下：代为执行。在该执行卷中，未查到原告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供的任何公函。本院的该起执行案件现已终结本次执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纵观本案，原告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虽与被告签订了《委托执行协议》，但并未委派本公司具有律师职业资格或法律工作者职业资格的人员代理被告办理执行案件，在本院的执行案件中，未查到原告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供的任何法律文书。虽有一份2017年9月13日委托单位为沈阳市旺族商贸中心受委托人为刘建华个人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但从该复印件上所体现的是刘建华作为公民个人接受委托代理执行案件，找不到其代理行为与原告单位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且刘建华本人既不是律师，又非法律工作者，并不具备公民代理人的资格，该委托书应视为无效。因此从本案的客观情况看，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为被告代理实施了委托执行案件的行为。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实难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给付代理费的依据系双方签订委托执行协议中“代理费：按实际执行到账至甲方账户的金额的30%收取（每次代理费按此标准支付）”这一约定，而上诉人作为前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外，实际代理执行案件的主体，其是否有权收取代理费用系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前提，即如上诉人不具备收取代理费资格，则本案中上诉人无权依据双方协议约定，收取案涉款项。就此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9月16日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可知我国现行法律虽未完全禁止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外的普通民事主体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但为了规范法律服务市场和促进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亦对公民代理行为作了相应规制。公民代理旨在鼓励互助行为，但不能以此营利，我国就此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显然不鼓励公民代理的职业化倾向。对于法律服务市场而言，实行执业资格准入，有利于净化法律服务市场，规范诉讼秩序。在律师诉讼代理收费已被规范的情况下，公民代理的收费亦应受到相应的规范和必要的限制。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代理人刘建华自称系实际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其职业化特征明显，实质即为公民代理，其要代理费，不符合对诉讼代理业务进行规范化管理的要求。现其二审审理中明确提出系主张代理费而非补偿费用，故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可就补偿费用，另案起诉。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沈阳君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闻天审判员  李 涛审判员  赵春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刘鹏书记员张冲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