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91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铭康，男，196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东顺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凌志，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东盛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法定代表人：凌志，总经理。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渊，广东九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瑞琴，广东九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铭康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东顺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顺行公司）、佛山市东盛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7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铭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案涉车辆退回东盛行公司、东顺行公司自行处理；2.东顺行公司向吴铭康返还购车款333300元、购买车船税1035元、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金1482元；3.东盛行公司按吴铭康所购买商品发票价款的三倍向吴铭康赔偿915000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东盛行公司、东顺行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吴铭康全部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69元、司法鉴定费61386.14元，合共64555.14元，由吴铭康负担。吴铭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吴铭康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东盛行公司、东顺行公司全额退回购车款，即335817元予吴铭康；3.判令东盛行公司、东顺行公司属欺诈的方式销售事故车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赔偿吴铭康915000元；4.判令东盛行公司、东顺行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司法鉴定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和判决错误（一）吴铭康与东顺行公司签订的协议《佛山市东顺行汽车有限公司购车协议》约定：购车方（甲方）吴铭康，销售方（乙方）东顺行公司，双方已确立购车与销售汽车买卖关系。而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属于未端销售类，且吴铭康去东顺行公司购买汽车付款方式是以个人银行卡支付。因此，吴铭康完全是一名消费者，应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东顺行公司隐瞒更换原厂轮胎和左前车轮轮毂凹陷以及前挡风玻璃破损的事实，出售涉案车。法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73号公布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审理本案。（二）一审法院认定东盛行公司在本案中属代开发票行为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认定错误。东顺行公司和吴铭康签订购车协议之前明确告知其集团分公司库存一辆同一型号新车，如果可以接受就签订协议交30000元定金，另行约时间去看车。2018年6月17日吴铭康与东顺行公司员工陈石到东盛行公司看车，确定之后从东盛行公司仓库提车上牌，并由东盛行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吴铭康凭东盛行公司开具的发票到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理注册登记。机动车注册登记表中填写机动车获得方式是“购买”，来历凭证“销售发票”。发票是货物合法来源和完税凭证，受法律保护。东盛行公司完成整体销售环节，以上事实证明东盛行公司参与《佛山市东顺行汽车有限公司购车协议》的操作和实施。而东盛行公司为独立法人企业，独立核算，独立向税务部门申报营业额、申报库存表，凭发票的销售金额报送税务机关申报缴税，确立开具发票是真实的销售主体。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东盛行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连带法律责任。二、一审法院采纳东顺行公司的两份证据来证明涉案车在2018年11月17日前是完好无损的，以及凭《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鉴定意见书》判决吴铭康败诉，该认定采纳证据和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7月2日吴铭康到东顺行公司办理提车手续并在《长安福特经销商新车交车确认表》中客户对新车及交车感受满意度选项中选择“非常满意”，是认可车辆质量。同时，一审法院认定该确认表是一份产品质量确认书，认定事实错误。《长安福特经销商新车交车确认表》为汽车与相关文件移交确认表、售后服务告知书以及对销售人员的服务态度评价。吴铭康在确认表中的顾客评价只是对新车销售及交车过程的感受选择了“非常满意”的选项。而一审判决故意省略“销售、过程的”五个字完全扭曲整段话的内容。原句“对新车销售及交车过程的感受”是指吴铭康对销售工作人员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服务评价和自我感受，并非指向产品质量。（二）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11月17日吴铭康将车辆开到东顺行公司进行首保检测保养，由东顺行公司维修保养人员对该车进行检测后出具车辆检测报告，该报告反映涉案车辆所有检测项目结果均正常（在绿色栏打勾）。而《佛山东顺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维修工单》上技师维修报告：根据长安汽车福特标准工艺完成首次常规保养，更换机油、机滤，添加新车磨合剂及全车36项常规检查无异常，吴铭康在维修工单上签名确认。但一审错误采纳该证据。因为全车36项常规检查中没有包括四个胎龄检测和车身外观以及轮毂的检测。一审采纳的2018年11月17日的车辆检测报告书显示，在车身外观、左前轮胎龄、右前轮胎龄、左后轮胎龄、右后轮胎龄等检测处均为空白，对汽车轮胎生产日期更是没有检测。如果维修人员当天对四条轮胎的胎龄检测，就会发现前左轮胎是2018年生产而其余三条轮胎是2016年生产的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鉴定意见书》在2018年7月2日（即购车交易日）之前之后皆不是事故车，而吴铭康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交车前是事故车为由，认定吴铭康举证缺乏依据。一审的该认定欠缺综合证据分析，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本末倒置。吴铭康对鉴定意见书有诸多异议，很多问题使用不确定词语，如“可能、不排除、可能性大”。法院应谨慎审理，从证据关联性、证据链连贯性、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综合各方证据科学分析。而事实上吴铭康在2018年7月2日傍晚接收车，2018年7月3日上午10时26分发现涉案车安全气囊有故障，即时用微信向东顺行公司投诉“安全气囊有故障”“这标示安全气囊有故障，已经失效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2018年7月15日首次维修未成功排除故障，至2018年7月25日首次上工作台检测。东顺行公司一审提供的《关于粤E*****号金牛座小轿车左前门螺丝拆卸维修说明》中“在2018年7月25日，吴铭康先生驾驶粤E*****号金牛座小轿车到我司报修车辆亮灯气囊故障灯，针对客户反映的问题，我司维修部技术人员首先使用长安福特专用工具IDS（入侵检测系统）对车辆进行故障码读取，读取故障码为：左侧碰撞传感器与电瓶短路或者开路。根据故障码分析有三种情况可能导致该故障：1.左侧碰撞传感器故障；2.左侧碰撞传感器与气囊模块之间的线束；3.气囊模块故障”。由此可见，东顺行公司已经承认以上的故障存在。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涉案车在提车之前已经存在左侧碰撞传感器故障和气囊模块故障以及玻璃破损的事实。而《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鉴定意见书》第五项分析说明之3分析认为，左前车门所有螺丝曾经松解过的拆卸目的与安全气囊故障维修项目相符合，足以认定曾经维修过车辆左侧碰撞传感器的事实。此外，鉴定意见书第五项分析说明之2“检查底盘发现，底盘护板左侧面有约2米长的碰擦痕迹，间隔不等的存在月牙状、三角状、块状等形态的痕迹，形成痕迹的力的方向为从头向车尾，分析认为，整体呈现从前向后碰擦表面不平的硬质物（如石块等）形成”。从而印证涉案车曾经碰撞过高于汽车底盘的硬物质（如石块等），所以留下2米长的碰擦痕迹。一审法院没有审慎考虑两者的因果关系、证据链的连贯性，并综合吴铭康和东顺行公司以及鉴定方提供的证据科学地分析推断涉案车的碰撞时间。实际上，涉案车在交车前发生过猛烈碰撞而留下来以下故障隐患：1.安全气囊故障；2.左前轮毂凹陷；3.左前轮胎报废；4.前挡风玻璃破损；5.发动机底盘漏油。以上的故障都跟汽车碰撞有关联性，并非生产厂家的生产缺陷。吴铭康在2018年12月22日下午送涉案车辆（里程数7537km）到东顺行公司维修发动机底盘漏油。维修人员明确告诉吴铭康“发动机底盘漏油、左前轮毂凹陷”两项故障。随即维修人员问车间主管徐某如何处理，徐某再知会售后服务部经理冼某认定。两位主管认定左前轮毂凹陷故障是曾经受过猛烈撞击造成，而左前轮胎曾经拆卸维修过，已经留下维修记号，明确告知吴铭康是属于人为造成不属于三包范围。吴铭康当即提出异议“这故障绝对不是吴铭康撞击造成的，车匙只有吴铭康拥有，从未给予其它人单独开过，也从未去其它维修厂修理过”。吴铭康强烈要求再次检查，重新开上工作台升起。吴铭康在徐某、冼某共同见证下，经核查发现左前轮轮胎更换过非原厂轮胎批次（生产日期2018年）。当即吴铭康要求追查责任，并要求更换一个新轮毂，但最后双方商谈无结果，吴铭康自行将车取回。吴铭康从2018年7月2日交接车日起到2018年12月22日发现碰撞故障日止共5个月20天。在2018年12月26日吴铭康电话投诉到消费者委员会（1231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案涉车辆为全新车，只行驶公里数7815km，短暂使用5个多月，新车磨合期未过，但花费维修费用却高达5124.04元，并且还有维修轮毂费用没有纳入，表明涉案车非常不正常。三、一审法院审理不公正。本案原来是由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南庄法庭审理，后转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年4月10日立案当天顺德区法院即时分配了承办法官及书记员。但之后4月12日又更换了另一法官和书记员。这种更换法官承办的行为，欠缺公平公开原则。在2019年5月7日第一次法庭审理途中，吴铭康提出要第三方司法鉴定，休庭之后一审法官单独拉开吴铭康到法庭的走廊私聊说“最好不要申请第三方鉴定，鉴定结果可能会对你不利”。吴铭康感觉非常诧异，吴铭康与法官一点都不熟悉，法官怎么突然会为吴铭康的利益着想起来，而站在吴铭康这边利益考虑。吴铭康更加认为应当需要第三方鉴定。吴铭康申请第三方司法鉴定的内容中包括交接车当日2018年7月2日吴铭康与东顺行公司员工交车仪式合影照，照片显示涉案车发动机盖左前角翘起与前保险杠已出现不吻合的现象作认定，目的证明交车前己经存在的事实，但是一审法官不予准许这项请求。鉴定意见书中也认定尾发动机盖左前角翘起与前保险杠出现微小不吻合不是事故原因造成，这也说明鉴定机构也确认不吻合现象的确是存在。到今天为止涉案车仍然保留原状，足以证明吴铭康在使用涉案车的时段内未发生事故而改变车辆的外型的行为。2020年5月9日第二次开庭又更换了另一书记员，从而了解本案全部情况的只有法官一人，由一人操作承办。第二次庭审完毕休庭一审法官叹气说“怎么这个案件由我来审？”吴铭康用手指着东顺行公司说“要问他们”，吴铭康直觉一审法官很无奈审理此案，存在不公平因素。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吴铭康对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请求二审法庭传唤鉴定方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派鉴定专家（张某、钟某、叶某）出庭接受质询。鉴定意见书欠缺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和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五、东顺行公司一审提交的2018年11月17日车辆检测报告中，右上角图形标注处增加了车辆四个碰刮，这是东顺行公司后来才增加上去的。该份车辆检测报告一开始并没有这个标注，是东顺行公司后来私自增加用以证明吴铭康的车曾经在2019年1月2号前维修过吴铭康在二审补充上诉请求及理由：请求判令撤销《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鉴定意见书》和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事实和理由：《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鉴定意见书完全没有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没有对鉴定过程的说明；没有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发〔2017〕68号》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内容规定：国家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将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实行清单式管理，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各地区、各部门未经批准不得在目录之外自行设置国家职业资格，严禁在目录之外开展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工作，坚决防止已取消的职业资格“死灰复燃”；对违法违规设置实施的职业资格事项，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专家钟某、叶某所持的广东省专业技术资格证“刑事技术实验师”在上述目录清单之外，在2017年9月12日之后已取消作废，张某所持的广东省专业技术资格证“刑事技术副教授”亦在上述目录清单之外，也在2017年9月12日之后已取消作废。因此，要求二审法院判令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退还鉴定费用共62000元予吴铭康。东顺行公司、东盛行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吴铭康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吴铭康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期间，吴铭康向本院提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险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打印件一份，以证明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的三位专家所持的资格已经失效，并不包括在该通知所列的资格目录中。东顺行公司、东盛行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这份证据无法支持吴铭康所主张的证明内容，而且案涉鉴定意见书在一审时已经送达给吴铭康，吴铭康对鉴定的资质问题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因此应视为认可该鉴定意见书。经审查，本院将在下文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对证据进行综合认证。二审期间，东顺行公司、东盛行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诉讼中，根据吴铭康的申请，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张某出庭作证，并对吴铭康就鉴定意见书的异议进行了回答。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吴铭康主张东顺行公司、东盛行公司销售案涉车辆存在欺诈，并要求返还购车款、车船税、保险金及三倍赔偿车款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与吴铭康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经审查，吴铭康与东顺行公司签订《佛山市东顺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车协议》，明确约定了合同双方当事人为东顺行公司及吴铭康。同时，吴铭康购车款全部支付给东顺行公司，并由东顺行公司代办了车辆保险，结合之后吴铭康将案涉车辆交由东顺行公司进行保养、维修等事实，与吴铭康之间订立及履行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认定为东顺行公司。因此案涉《佛山市东顺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车协议》的权利义务亦应由东顺行公司承担。至于吴铭康主张所购案涉车辆的机动车销售发票由东盛行公司开具，东盛行公司应与东顺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节。经审查，东盛行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发票的行为并不影响与吴铭康订立、履行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为东顺行公司的事实，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吴铭康仅凭东盛行公司开具发票的行为而要求东盛行公司对案涉买卖合同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吴铭康对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所作鉴定意见书的异议。一方面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名册内的司法鉴定机构，一审法院委托该机构进行司法鉴定符合法律程序。另一方面，案涉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均具有刑事技术的专业技术资格证，具有法定的鉴定资质。对于吴铭康上诉主张鉴定人的资格不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的职业资格。经审查，鉴定意见的鉴定人的资质为专业技术资格，并非吴铭康举示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规范的职业资格范畴，故吴铭康以该目录主张鉴定人不具备鉴定人资质缺乏依据。综上，吴铭康虽对该鉴定意见书持有异议，但未有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书的证据，故该鉴定意见书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三、东顺行公司向吴铭康销售案涉车辆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的问题。首先，吴铭康收取案涉车辆后已经对车辆进行了验收并在《长安车辆经销商新车交车确认表》签名确认。同时，东顺行公司向吴铭康交付了《车辆一致性证书》，该证书中明确载明了车辆的CCC证书号（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证书号），可予证明案涉车辆经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合格评定。吴铭康可通过对该证书号的查询了解车辆的质量检验情况。此外，吴铭康亦清楚知道并接受东顺行公司没有现车而从其集团公司属下的分公司东盛行公司调取车辆的事实。因此，从吴铭康购买案涉车辆的过程来看，东顺行公司并不存在隐瞒车辆情况的事实。其次，关于吴铭康主张案涉车辆存在发动机底盘漏油、左前轮毂凹陷，东顺行公司销售的案涉车辆为事故车辆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吴铭康在2018年7月2日验车、提车后，同年11月17日至4S店对车辆进行了首保检测保养，检测保养的结果为对全车的36项常规检查无异常，对此吴铭康签名予以确认。以上事实显示吴铭康使用车辆4个月未发现存在发动机底盘漏油、左前轮毂凹陷的情形。最后，一审法院依据吴铭康的申请，对案涉车辆左前车轮是否原厂配置、左前车门所有螺丝曾经松解过的拆卸目的和具体维修项目、左翼子板与顶盖左前支柱是否偏差错位、发动机盖左前角翘起与前保险杠出现不吻合是否偏差错位、案涉车辆在2018年7月2日之前是否为事故车进行了鉴定。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广州市科技咨询中心对案涉车辆作出的鉴定意见，案涉车辆的左前轮为非同批次原厂配置；左前车门所有螺丝曾经松解过的拆卸目的与安全气囊故障维修项目相符合；左翼子板与顶盖左前支柱的微小偏差不是事故原因造成；发动机盖左前角翘起与前保险杠出现微小不吻合不是事故原因造成；无依据支持该车在2018年7月2日之前属于事故车。是故，依据上述鉴定意见，吴铭康主张东顺行公司向其出售的案涉车辆为事故车缺乏理据。对于吴铭康提出车辆的左前轮批次问题，虽经鉴定车辆的左前轮为非同批次原厂配置，但从吴铭康收取车辆至其提出质量异议其已使用车辆4个月，未有证据显示该非同批次原厂配置的左前轮为东顺行公司安装，且该左前轮批次问题亦不足以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或导致吴铭康购买车辆的目的无法实现。在无证据有效证实案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情况下，难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作出认定处理，因此，吴铭康诉请东顺行公司向其返还购买款、车船税、保险金及东盛行公司按照发票价款进行三倍赔偿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吴铭康有关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此外，吴铭康二审请求东盛行公司退回购车款、东顺行公司三倍赔偿购车款为其在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二审不予审理。至于吴铭康二审诉请撤销案涉鉴定意见书及要求返还鉴定费的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吴铭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37.25元，由上诉人吴铭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儒峰审判员  刘金玲审判员  李 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