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6民终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忠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宁市任城区二十里铺街道办事处后屯村驻地。 法定代表人：臧秀霞，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传伟,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秀霞，济宁任城古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元鹏，男，1981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武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仙洲，甘肃汇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济宁忠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忠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元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602民初9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济宁忠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传伟、董秀霞，被上诉人李元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仙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济宁忠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李元鹏不是本案诉讼当事人，诉讼主体不适格。上诉人不认识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生意往来，更没有购买过被上诉人的玉米，与上诉人在武威有生意往来的人是李某2，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李某2是代表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发货无据证实。被上诉人当庭陈述所植的郑单958、先玉335玉米种子母本是济宁忠诚公司臧秀霞提供，为济宁忠诚公司植种这一陈述与一审判决认定的李元鹏受武威利隆种业公司委托植种相互矛盾，一审依据未经质证的武威利隆种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植种协议书来认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植种，进而确定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错误。从上诉人出具的货物运输单显示托运人、发货人是李某2，本案当事人应当是李某2或利隆公司，不是被上诉人李元鹏。2、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主张销售给上诉人的玉米是玉米种子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从2012年11月至12月，上诉人与李某2的往来货物运输单显示的是玉米而非玉米种子，也无据证实是被上诉人主张的郑单958、先玉335及其总吨位。上诉人与李某2的经济往来在2013年9月24日已全部结算完毕，从上诉人支付给李某2的43万元来看，上诉人与李某2之间实际上是包含运费的商品玉米关系，已全部结算完毕。从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货物运输单看，部分货物运输单托运人、发货人、货物名称与上诉人持有的明显不同，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货物运输单上有臧秀霞的签字，上诉人持有的货物运输单上无臧秀霞签字，部分货物运输单上诉人从未见过，明显存在造假。一、二审庭审中均未有任何证据证明李元鹏与上诉人在2012年11月的合同中约定的是郑单958、先玉335玉米种子，上诉人收到的是商品玉米，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玉米买卖合同关系,也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销售给上诉人的是被上诉人主张的郑单958、先玉335玉米种子，也无据证实被上诉人主张150.5吨玉米种子是发给上诉人的，李某2的证言证明了上诉人与李某2之间的玉米购销总数是113.5吨而且是李某2向上诉人发的货。对被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从武威中院调取的二审庭审笔录，上诉人认为二审法院未对此作出结论，该庭审笔录不能作为上诉人认可收到150.5吨玉米的证据，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证人李某2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发生玉米种子购销，玉米是李某2发给上诉人的，数量是113.5吨。被上诉人向法庭陈述虚假并提供了虚假的货运单，货物运输部门的运输单保管期限是一年，而被上诉人在原一审中出具的货物运输单货运部签字形成的时间是2017年，且被上诉人提交的货物运输单已被鉴定机构认定是伪造的。3、被上诉人在诉状中陈述的2012年11月至12月开始业务往来至2013年9月24日付43万元，其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7年5月2日，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时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所作证言与原一、二审所作证言前后矛盾，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被上诉人也未出具索要过欠款的证据，其在2015年7月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的事实不存在。4、甘肃汇通信诚价格认证中心作出价格认证报告书，鉴定报告违法。被上诉人在申请鉴定时，未依法提供必要的鉴定参照的标的物；鉴定机构的函中说明鉴定是组织人员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2012年11月合同中的郑单958、先玉335玉米批发价进行价格评估；但该案从起诉至今均未有任何一份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在2012年11月签订过合同，并约定过是郑单958、先玉335玉米种子，该鉴定结论实体违法。鉴定时委托人未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报告与价格认定的事实和市场规律不符，价格悬殊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5、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玉米合同是玉米种子买卖合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本案中即使被上诉人是适格原告，仅凭一份无法律依据的委托植种合同，在未依据法律强制及效力性规定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前提下，无法证明其生产经营玉米种子合法。该案中也无任何证据证明2012年3月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臧秀霞找到被上诉人要求其为上诉人种植郑单958、先玉335玉米种子，并确定种子单价的事，从被上诉人起诉的玉米种子销售数额，足以确定被上诉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非法经营玉米种子的事实，其行为已超出法院受理范围，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6、一审判决违反禁止反言原则，被上诉人在其提交的起诉状、原一审及原二审庭审中均主张与臧秀霞之间是种子买卖合同，不到十二天的时间，被上诉人就把150.5吨玉米种子备齐，该种子从何而来无据证实。被上诉人在重审一审时的陈述与原来的陈述前后矛盾，完全推翻了原来的陈述，在起诉状、原一审庭审、原二审庭审中陈述臧秀霞购买其种子，在重审一审庭审中变更为臧秀霞要求他为上诉人种植玉米种子郑单958、先玉335，一审判决完全按照被上诉人变更后的陈述进行了确认，证人孔某的证言也证实其从未陪臧秀霞与被上诉人协调过购买玉米种子的事，也从未陪被上诉人从武威向上诉人发货，一审直接认定被上诉人变更后的陈述，认定事实错误。7、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错误。根据一审认定的臧秀霞要求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种植玉米种子，由上诉人回购的事实，双方之间应该是承揽合同或者委托种植合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种子买卖合同错误。8、不论本案法律关系是种子买卖合同还是委托种植合同、承揽合同均属无效合同。本案实质上是普通玉米买卖合同，且货款已履行完毕。2012年4月2日被上诉人与武威利隆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委托植种协议书是无效协议，从协议内容看，该协议名为委托种子生产和销售协议，实质上是被上诉人挂靠、租借武威利隆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资质承包经营合同，该协议违反了《种子法》的规定，属无效协议。被上诉人没有生产种子的条件，其陈述上诉人委托其种植或承揽种子，无上诉人的书面委托，属于虚假陈述，又将该业务委托第三人种植也属于无效转委托关系。一审认定本案是种子买卖合同，即使是种子买卖合同也是无效合同。因上诉人没有种子种植、经营许可证，也没有委托被上诉人种植、承揽种子，即使委托被上诉人种植种子，违反了《种子法》的禁止性规定，也是无效委托。9、本院争议的标的物是普通玉米而不是玉米种子。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原一审庭审中的陈述虚假，其提供的货运单上注明的是玉米籽、玉米，没有注明是玉米种子，种植户的证词不是直接证据，不能证实与李元鹏之间的种植关系，不能证实发送给上诉人的是玉米种子，上诉人在管辖权申请及管辖权上诉状中的陈述是从程序上针对被上诉人主张的种子买卖合同的一种对应陈述，不是实体上的陈述和认可。10、根据刑法规定，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自己伪造的运输单，涉嫌虚假诉讼，应移交公安部门处理。11、上诉人对标的物有异议，对合同性质有异议，对被上诉人在起诉状及庭审中主张的种子价格没有异议，假如李元鹏主张的种子成立，按照李元鹏主张的价格计算货款就行，一审判决违反诉讼程序主动委托第三方对没有争议的物品鉴定价格，程序违法。 李元鹏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严谨，说理清楚，逻辑严密，判决结果公平公正。二、李元鹏是本案适格原告。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其与李元鹏从无生意往来，与证据不相符，更与自己“双方虽未签订合同，但事实上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济宁忠诚公司支付43万元种子款，货款已全部付清”的陈述相矛盾，严重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客观上，在达成口头协议时，上诉人明知李元鹏为受武威利隆种业公司委托种植玉米种子这一事实，否则作为玉米种子经营者的上诉人不会也不敢与没有资格的李某2达成玉米种子种植协议。至于李某2发货和上诉人将货款打到李某2账户，根本不能说明合同一方当事人就是李某2。因为李某2与李元鹏本就是一家人，父子之间相互委托代理一些事务非常正常，符合常理，更不违反任何法律。因此，上诉人认为李元鹏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具有原告资格的说法不能成立。三、李元鹏父子发给上诉人的150.5吨货，应当认定为玉米种子而不是商品玉米。首先，根据被上诉人在原审时提交并经双方质证的发货单记载，货物为玉米种子。其次，在双方对货物价格进行鉴定时，上诉人同意按玉米种子进行价格鉴定，从而充分说明上诉人已承认该150.5吨货为玉米种子而非商品玉米。第三，根据上诉人在原审时的答辩，认为被上诉人所出售的货物单价为1.43元每斤，货款共计430000元，小学生都可以算出货物为150.5吨，显然，上诉人已经自认了货物的数量为150.5吨种子这一事实。第四，上诉人以自己只支付货款43万元的违约行为，强词夺理说成是货款就是43万元，从而推定被上诉人发的玉米是商品玉米而非玉米种子，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四、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签订合同，付款期限没有约定，也不能确定履行期限，同时，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于何时明确拒绝不履行付款义务，因此，被上诉人起诉可视为第一次主张权利，被上诉人的起诉不会超过诉讼时效。五、甘肃汇通信诚价格认证中心的价格认证报告应当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在原审质证过程中，上诉人虽然对该价格认证报告提出了异议，但并未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判决书不可能存在违反禁止反言原则的说法。禁止反言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禁止违反先前的言论。在法律原则上指人们在进行民事活动、民事诉讼等行为时，在表示出相应的言词后，要对自己的言词负责，不得为己利而作出否定先前言词的言论，也称“禁止否诺”、“不得自食其言”、“禁止反供”等，由此看，禁止反言原则是对当事人而言的，并非是对法庭而言的。禁止反言原则约束的是当事人，而不是法庭，更不可能是判决书，原审判决是综合了全案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与答辩，从而达到内心确信得出的结论。正是因上诉人在提出管辖权异议及原二审过程中，承认了“双方虽未签订合同，但事实上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济宁忠诚公司支付43万元种子款，货款已全部付清”的事实，以及“每斤1.43元”的事实，结合相关证据得出了双方交易的玉米为玉米种子而非商品玉米，数量为150.5吨的事实。本案的案由应当定为种子买卖合同纠纷而不应当是加工承揽合同纠纷或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上诉人在原审时否定了自己向被上诉人提供亲本种子的事实，认为是武威利隆公司提供的亲本种子，那么就不存在加工承揽或种植回收的情形，只有种子买卖的情形。如果上诉人提供了亲本种子，说是加工承揽或种植回收，才有可能成立。双方达成的种子买卖合同是有效合同。作为种子买卖合同，其要求与种子代繁合同对合同当事人资格的要求不一样，要求相对较低。被上诉人李元鹏作为利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按委托协议约定有种子生产销售的权利。因此，被上诉人销售种子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退一万步讲，即使合同无效，也不影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价款的结果。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当折价补偿。 李元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济宁忠诚公司支付原告玉米种子款397000元及利息，并承担鉴定费17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济宁忠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臧秀霞找到李元鹏，双方进行了协商，臧秀霞要求李元鹏为其公司种植郑单958和先玉335玉米种子，李元鹏种植的种子由其公司收购，先玉335单价为6400元/吨，郑单958单价为5200元/吨。因双方合作制种多年，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和信任，协议达成后，未签订书面合同。2012年4月2日，李元鹏和武威利隆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商后签订了委托植种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武威利隆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从2012年4月至2014年4月委托我生产玉米种子及销售工作，委托期间，我必须遵守种子法相关规定，随时接受监督检查，在经营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等，并对委托的其他事项也进行了约定。此后，李元鹏动员本村组和其他村组的种植户为被告种植玉米种子。2012年11月，济宁忠诚公司派员在李元鹏所在的村组收购玉米种子，李元鹏将种植户的玉米种子果穗集中收购后，经晾晒加工成玉米籽粒，由济宁忠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臧秀霞及其工作人员对种子进行了鉴定验收，由李元鹏装成100斤的运输周转袋等待发货。同年11月13日、14日、16日，李某2受李元鹏指派向被告济宁忠诚公司三次分别发送先玉335玉米种子37吨、郑单958玉米种子38吨、37.5吨三车。同年12月9日，李元鹏向被告济宁忠诚公司发送郑单958玉米种子38吨一车，以上共计150.5吨。上述四车货物均通过武威的货运部发往济宁忠诚公司指定的地点。济宁忠诚公司收到玉米种子后，于2012年11月19日至2013年9月23日先后六次支付给李元鹏种子款43万元。剩余种子款经原告多次催要推诿拒付。2015年7月，李元鹏和赵长录、王战堂三人前往济宁忠诚公司要钱，但济宁忠诚公司分文未付。原告遂于2017年4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在答辩期限内，被告济宁忠诚公司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管辖权异议上诉状中均认可双方虽未签订买卖合同，但双方存在种子买卖关系，认为原告出售的种子交货地点在被告所在地，应视为合同履行地在被告处，应将本案移送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经审查，本院驳回了济宁忠诚公司的管辖权申请，济宁忠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经二审审查，维持原裁定。审理中，因双方对种子价格的口头约定发生争议。原告李元鹏于2017年10月30日向我院申请对双方交易的玉米种了单价进行评估。本院在委托甘肃泰华开元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种子价格时，未组织双方协商确定鉴定机构，开庭审理时，济宁忠诚公司对评估报告不予认可，李元鹏支付评估费2000元。审理时，济宁忠诚公司辩解，双方虽未签订合同，但事实上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济宁忠诚公司支付43万元种子款后，货款已全部付清。自2013年9月24日起，原告未主张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同时，李元鹏出售的种子经检验为不合格产品，要求其赔偿。本院依据双方的诉辩称及双方提交的证据作出（2017）甘0602民初34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济宁忠诚公司偿付李元鹏拖欠种子款403900元及占用货款期间的利息，利息自2013年9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济宁忠诚公司支付李元鹏评估费2000元。以上支付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7344元，由济宁忠诚公司负担。济宁忠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经二审审理，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8）甘06民终4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2017）甘0602民初347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重审。本案于2018年7月30日重新立案。审理中，原告申请对涉案的种子单价进行评估，被告申请对四份货运单上“臧秀霞收”的签名进行字迹鉴定。依据原、被告的申请，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分别选择了鉴定机构，对争议的种子单价和货运单上的签名字迹分别进行了评估、鉴定。经甘肃中科司法物证技术鉴定中心鉴定，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四份货运单上“臧秀霞收”的签字不是臧秀霞本人所签，济宁忠诚公司支付鉴定费8000元。经甘肃汇通信诚价格认证中心评估，出具了价格认证报告书，结论为：2012年11月的郑单958的市场交易价格为每斤4.8元、先玉335的市场的交易价格为每斤6.6元，李元鹏支付鉴定费17000元。依此单价计算，双方交易的价款为：郑单958的种子价款是（113.5吨×2000斤×4.8元/斤）108.96万元，先玉335的种子价款是（37吨×2000斤×6.6元/斤）48.84万元，合计种子价款为157.8万元，已支付43万元，尚欠114.8万元。法庭辩论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种子款114.8万元，但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诉讼费用。另查明，李某2系李元鹏父亲。一审法院认为，李元鹏、济宁忠诚公司之间虽未订立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种子买卖关系。李元鹏按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故济宁忠诚公司理应履行给付种子款的义务，济宁忠诚公司在支付部分货款后，对剩余种子款拒绝付款的行为侵害了李元鹏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济宁忠诚公司提出的李元鹏作为本案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证人证实的李元鹏在2012年11月将本村组农户种植的玉米种子果穗集中收购后出售给济宁忠诚公司的事实、济宁忠诚公司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管辖权异议上诉状中，均认可双方虽未签订买卖合同，但双方存在种子买卖关系的事实及原、被告提供的货运单等证据，均证明发生买卖关系的双方是李元鹏和济宁忠诚公司，李某2作为李元鹏的父亲，代表李元鹏给济宁忠诚公司发货也符合常理，无可非议，故李元鹏是本案的原告，济宁忠诚公司主张李元鹏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的辩解不能成立。对于济宁忠诚公司提出的李元鹏出售给济宁忠诚公司的玉米是玉米种子无事实依据的问题。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货物运输单、济宁忠诚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管辖权异议上诉状、（2017）甘0602民初3472号民事裁定书和（2017）甘06民辖终25号民事裁定书、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调取的二审开庭笔录、依据济宁忠诚公司的申请在货运部所做的调查笔录等证据综合证实了济宁忠诚公司收到李元鹏150.5吨玉米的事实；证人证实，2012年3月，李元鹏为种植户提供了亲本种子让其种植玉米，种植的玉米代号为郑单958和先玉335号。同年11月玉米成熟后，李元鹏将其种植的玉米果穗收购后集中，出售给了济宁忠诚公司，故可认定李元鹏出售给济宁忠诚公司的玉米种子是郑单958和先玉335号。对于济宁忠诚公司主张的原告的起诉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证人的证言2015年7月，原告带领其他两名种植户去济宁忠诚公司要款，但济宁忠诚公司分文未给。故可认定李元鹏在一直主张自己的权利，诉讼时效存在中断的情形，济宁忠诚公司辩解李元鹏的起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的意见，不能成立。对于济宁忠诚公司提出的甘肃汇通信诚认证中心作出的价格认证鉴定报告书程序和实体违法的问题。因本院委托评估的是买卖双方发生交易时种子的价格，并非鉴定种子本身，种子买卖时的交易价格，与种子本身是否存在没有关系，济宁忠诚公司认为没有鉴定标的物属于鉴定程序违法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济宁忠诚公司抗辩本案原审时所作出的评估报告书在程序上虽有瑕疵，但基本的市场价格是客观的，本次价格认证报告书作出的价格与原审评估报告书作出的价格悬殊过大，与市场价格不符，属于实体违法的意见，因济宁忠诚公司对本次价格认证报告书与原审时不认可的无效的评估报告进行对比，认为实体违法的理由不成立，同时济宁忠诚公司也再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证明本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程序违法、实体违法，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济宁忠诚公司提出的李元鹏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非法经营玉米种子，应依法确认买卖玉米种子的合同无效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委托植种协议，可以证明李元鹏植种和销售种子的行为不存在违法行为。根据价格认证报告书评估的单价计算，济宁忠诚公司尚欠原告种子款114.8万元，李元鹏支付鉴定费17000元。因李元鹏起诉时要求济宁忠诚公司按约定支付拖欠的种子款397000元及利息，在法庭辩论阶段增加了诉讼请求，要求济宁忠诚公司支付拖欠的种子款114.8万元，但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缴纳诉讼费用，系李元鹏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愿处分，对李元鹏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故对李元鹏要求济宁忠诚公司支付拖欠种子款397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李元鹏要求济宁忠诚公司承担货款占用期间的利息，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李元鹏可随时要求济宁忠诚公司履行偿付义务，但应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从济宁忠诚公司付款的情况看，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2013年9月23日，此后再未付款，故利息应从2013年9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李元鹏要求济宁忠诚公司承担鉴定费17000元的请求，因该鉴定费用系济宁忠诚公司拒付种子款后造成的损失，理应由济宁忠诚公司承担，对李元鹏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济宁忠诚公司主张字迹鉴定费8000元由李元鹏承担，因济宁忠诚公司申请笔迹鉴定的目的是证明其未收到李元鹏发出的玉米种子，但根据济宁忠诚公司在审理时的陈述、答辩等证据已经证实济宁忠诚公司收到150.5吨玉米种子的事实，故济宁忠诚公司要求李元鹏承担鉴定费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济宁忠诚公司偿付李元鹏拖欠种子款397000元及占用货款期间的利息，利息自2013年9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李元鹏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支付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44元，由济宁忠诚公司负担。李元鹏已支付的种子价格鉴定费17000元和济宁忠诚公司支付的字迹鉴定费8000元，均由济宁忠诚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庭审中本院出示经上诉人申请向甘肃省种子管理局调取的2011年9月23日甘肃省农牧厅发放给武威利隆种业公司的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等。经双方质证，上诉人济宁忠诚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利隆公司对涉案的种子有生产经营许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李元鹏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这个申请表是2011年9月23日的，虽然涉案的种子不在经营范围内，但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结合本案其它证据与当事人陈述综合予以认证。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李元鹏是否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问题，济宁忠诚公司主张依据其出具的三张货物运输单显示托运人、发货人是李某2，认为本案的当事人应为李某2或利隆公司。对于货物运输单上托运人、发货人是李某2，李元鹏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李某2系父子关系，李某2当庭作证陈述对外业务是李元鹏牵头，济宁忠诚公司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管辖权异议上诉状中，均认可与李元鹏虽未签订买卖合同，但双方存在种子买卖关系，李某2系李元鹏父亲，故李某2替李元鹏在买卖行为中代办托运等事项亦符合常理，且济宁忠诚公司也未提供其与李某2或利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故其主张李元鹏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具有诉讼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李元鹏销售给济宁忠诚公司的是商品玉米还是玉米种子及数量问题。济宁忠诚公司上诉称李元鹏销售给其的不是郑单958和先玉335玉米种子，而是商品玉米，且已全部结算完毕，李元鹏主张买卖的是玉米种子、数量是150.5吨，对此主张，李元鹏提交了2012年11月13日、2012年11月14日、2012年11月16日、2012年12月9日的货物运输单；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依据证人证实，2012年3月，李元鹏为种植户提供了亲本种子让其种植玉米，种植的玉米代号为郑单958和先玉335号，同年玉米成熟后，李元鹏将其种植的玉米果穗收购后集中出售给了济宁忠诚公司。在2018年5月24日的开庭笔录中济宁忠诚公司陈述“李某2于2009年没有种子经营资格被抓了，2010年7月份保外就医。2012年总共是150吨，单价1.43，一次处理完了，总共付了43万。之后没有发生任何业务”、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称“李元鹏与原济宁忠诚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存在种子买卖关系，但没有订立买卖合同，李元鹏出卖给申请人的种子交货地点在申请人所在地”、管辖权异议上诉状中称“本案是种子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交付的合同标的物是种子”，均自认与李元鹏存在种子买卖关系，并自认2012年的数量是150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现济宁忠诚公司称李元鹏出售给其的系商品玉米不是玉米种子，属于对自认的反悔和撤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撤销自认的，应当作出口头或者书面裁定”，济宁忠诚公司对自认的反悔不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的情形，故对其反悔不予支持，可以认定李元鹏出售给济宁忠诚公司的是玉米种子。对玉米种子是否李元鹏诉请的郑单958和先玉335，根据济宁忠诚公司在开庭笔录、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和管辖权异议上诉状中自认与李元鹏存在种子买卖关系，在确认买卖的是种子的情况下，结合证人证言，济宁忠诚公司对否认玉米种子是郑单958和先玉335未作出合理说明亦未提供相反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综合李元鹏本人陈述、证人证言，并结合济宁忠诚公司在开庭笔录、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和管辖权异议上诉状中自认与李元鹏存在种子买卖关系的情况，可以认定李元鹏主张出售给济宁忠诚公司的玉米种子是郑单958和先玉335的事实存在。对种子的数量问题，济宁忠诚公司在开庭笔录中自认2012年数量总共是150吨，与李元鹏提交的货运单载明的150.5吨相接近，故可以认定玉米种子的数量是150.5吨，济宁忠诚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并无不当。关于济宁忠诚公司所持李元鹏的起诉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问题。济宁忠诚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2013年9月24日，2015年7月李元鹏曾带领种植户去济宁忠诚公司要过款，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发生了中断，可认定李元鹏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故济宁忠诚公司所持李元鹏的起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甘肃汇通信诚价格认证中心作出的价格认证报告书，其缘由是李元鹏申请对涉案的种子单价进行评估，济宁忠诚公司上诉主张该价格认证报告书鉴定程序违法，报告与价格认定的事实和市场规律不符，与甘肃泰华开元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的鉴定价格悬殊过大，并认为甘肃泰华开元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的鉴定虽程序上有瑕疵，但基本的市场价格应是客观的。本院认为，济宁忠诚公司上诉主张甘肃汇通信诚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报告违法的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认为甘肃汇通信诚价格认证中心作出的价格认证报告书中的鉴定价格与市场规律不符，经查，李元鹏主张的种子价格与甘肃泰华开元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的价格认定相接近，济宁忠诚公司也认为甘肃泰华开元资产评估事务所的价格更符合市场规律，故李元鹏主张的种子价格符合市场价格，一审认定李元鹏种子款397000元及占用货款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裁判结果支持的还是李元鹏起诉主张的种子款397000元及占用货款期间的利息，甘肃汇通信诚价格认证中心作出的价格认证并未影响本案的裁判结果。关于济宁忠诚公司所持2012年4月2日李元鹏与武威利隆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委托植种协议书实质上是李元鹏挂靠、租借武威利隆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资质的承包经营合同，该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属无效协议，不论本案法律关系是种子买卖合同还是委托种植合同、承揽合同均属无效合同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的行为的后果，根据该法第七十七条规定，是对该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根据本案实际，一审认定亦无不当，济宁忠诚公司所持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济宁忠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44元，由上诉人济宁忠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雪梅 审判员  周小鹰 审判员  宋明霞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伏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