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1行再1号原审原告：高波涛，男，196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代理人：王丽萍，女，196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代理人：刘齐，男，196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沈阳万嘉利食品物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住沈阳市苏家屯区。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机关所在地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76号。法定代表人：马原，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柯雨，女，197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沈阳市和平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代理人：张从国，辽宁申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高波涛与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和平区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并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8）辽01行再1号行政判决。宣判后，高波涛、和平区政府均不服，分别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辽行再17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8）辽01行再1号行政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高波涛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丽萍、刘齐，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柯雨、张从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高波涛本次重审诉称：1.请求确认和平区政府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和平区政府向高波涛赔偿房屋、物品、租房费、精神抚慰金等人民币5097325.3元；3.判令和平区政府向高波涛作出书面赔礼道歉。事实和理由：和平区政府发布《征地拆迁公告》沈和拆公（2010）5号，决定对长白街道西夹河地区进行土地整理及房屋拆迁。2011年1月，和平区政府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定拆迁程序情况下对原审原告位于和平区长白西一路7-3号6-4-1房屋实施强制拆迁行政行为，和平区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严重侵害高波涛合法私人财产权利，且由于长时间没有得到赔偿，为了保障高波涛的合法权益，要求按照现在的时点进行评估，并进行异地评估以确定房屋实际价值。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本次重审辩称：1.高波涛的诉请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2.本案涉及的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应适用土地管理法及和平区长白地区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征地补偿标准的有关规定，不适用沈政办发[2010]98号文件，另外高波涛提出的赔偿要求及其数额以及其他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3.对确认违法的问题，和平区政府不予认可。在本院重审期间，原审原告高波涛、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表示对于各自在本院（2018）辽01行再1号案件中已经提供的证据以及对对方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均没有变化，双方均同意在本院本次重审时对于上述证据不再重复举证、质证，并以本院（2018）辽01行再1号案件中笔录记载的证据内容为准。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供的具体证据如下：1.部分物品留存的发票83张、无发票物品图片9张，证明被强制拆迁室内物品的损失；2.房屋租赁协议及租房费收条，证明截至2020年12月31日高波涛租房的费用共计338800元；3.医疗费及诊断书，证明因和平区政府违法强拆造成了高波涛家属身体精神的损害，费用包含在精神损害赔偿中；4.和平区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沈阳市房产局关于高波涛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关于高波涛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证明和平区政府违法拆迁；5.沈和拆公（2010）5号拆迁公告，证明和平区政府存在违法拆迁行为；6.沈政办发[2010]98号政府文件，证明高波涛提出的房屋赔偿的政策依据；7.[2013]沈行初字第12号行政裁定书、（2013）辽行终字第125号行政裁定书、（2013）沈中行初字第105号行政判决书、（2014）辽行终字第00301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行监字第636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和平区政府的拆迁行为是违法的，高波涛的主张是合法的；8.××号高波涛产权人房产证一份、契税证一份，证明高波涛拥有涉案被拆除的房屋；9.沈阳中院进门小票5张，证明高波涛起诉的时间；10.法官助理的录音笔录一份，证明在案件作出判决过程中对物品赔偿确认的问题，该录音能证明原一审作出的关于物品损失的赔偿是不合法的，是违反法定程序的；11.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证明高波涛原房屋和物品的一些情况。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对于高波涛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不能证明该证据是否与本案有关；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要求进行鉴定；对于证据3，因该证据没有原件，不予质证；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对于证据5的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恰恰证明和平区政府没有实施拆除行为，拆迁工作由长白岛管委会负责；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文件中明确说明是以房屋市场评估价格为基础，对于奖励政策由于高波涛没有签订拆迁协议，不应该享有奖励方面的权利，包括评估价上浮20%-30%的政策，高波涛也不应该享有；对于证据7，该证据不能直接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对于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9中的前4张小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是刘齐本人的相关材料，不能证明刘齐具体的行为内容，对证据9的第5张小票，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该小票上什么内容都没有；对于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特别对合法性有异议，法院送达判决文书是审判活动的组成部分，对于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法律有明确规定，禁止录音录像，所以该份证据的合法性有问题；对于证据11，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高波涛因拆除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且证人是高波涛极为亲密的朋友。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提供的具体证据如下：1.2010年9月30日和平区政府发布沈和拆公（2010）5号征地拆迁公告；2.2011年1月1日和平区政府发布的沈和拆公（2010）年101号延长拆迁期限公告。上述两份证据均用以证明和平区政府土地征收行为合法。原审原告高波涛对于和平区政府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和平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以及证据2均有异议，认为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该拆迁公告违法。本院对双方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交的证据1，因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强制拆迁时室内物品的损失情况，不予采信；对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交的证据2，因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对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交的证据3，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对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交的证据4-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交的证据9和证据10，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高波涛的具体行为内容，且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对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交的证据11，因证人与高波涛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对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以及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两份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和平区政府的强拆行为合法。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原告高波涛于2000年8月8日取得了位于原沈阳市东陵区（现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西路7-3号641房屋一处，建筑面积117平方米。2007年5月24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沈阳市实施市级规划批次用地批复》（辽政地字（2007）181号），将诉争房屋所在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于2010年9月30日发布《征地拆迁公告》（沈和拆公（2010）5号），决定对长白街道西夹河地区进行拆迁。后因原审原告高波涛与拆迁单位未能达成安置补偿协议，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于2011年1月对原审原告高波涛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本院另查明，原审原告高波涛等39人于2013年1月曾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3年2月16日作出[2013]沈行初字第12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审原告高波涛等人起诉。后原审原告高波涛等人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3年6月25日作出[2013]辽行终字第125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一审裁定，指令本院分别立案受理。2016年1月4日，原审原告高波涛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2016）辽01行初3号行政裁定，以原审原告高波涛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原审原告高波涛起诉。原审原告高波涛不服该裁定，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2016）辽行终1287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原告高波涛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6339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再50号行政裁定，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行终1287号行政裁定及本院（2016）辽01行初3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8）辽01行再1号行政判决。宣判后，高波涛及和平区政府均不服，分别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辽行再17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8）辽01行再1号行政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案。在本院（2018）辽01行再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原告高波涛向本院申请对案涉的房屋价值、屋内物品价值进行评估鉴定。因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所提交的物品清单在房屋被拆除时确实存在，故本院对其提出的房屋价值损失鉴定申请予以准许，并委托辽宁华益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此进行鉴定。后辽宁华益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以“此次涉及的委估房地产多年前已被拆除，且没有能够全面反映委估房地产实物状况的照片及影像资料，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等要求，这将导致此次评估无法继续进行”为由退回鉴定。本院再次委托辽宁隆丰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后辽宁隆丰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司法鉴定委托退卷函》，以原审原告高波涛不同意由本地评估公司对标的物进行评估，强烈要求异地评估为由退回鉴定。本院本次重审期间，原审原告高波涛再次申请对案涉的房屋价值、屋内物品价值进行异地评估鉴定。在本院（2018）辽01行再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申请对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交的证据《房屋租赁协议》两份、《收条》八份的真实性（包括：书写人、书写时间等）进行鉴定。本院委托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后因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未按照规定预先缴纳鉴定费用，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终止鉴定告知书》，并将鉴定退回本院。本院认为，关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于2010年9月30日发布《征地拆迁公告》（沈和拆公［2010］5号），其对该地区的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工作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的规定，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在原审原告高波涛对补偿标准有争议且未能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未经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进行裁决，便迳行对原审原告高波涛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属程序违法，故对原审原告高波涛提出的确认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的违法强拆行为已经造成了原审原告高波涛的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的规定，原审原告高波涛有权依法请求国家赔偿。关于房屋损失赔偿的问题。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王佰春与和平区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并行政赔偿一案的行政判决[（2014）辽行终字第00301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对王佰春被拆除的66平方米房屋的价值按照诉讼时的市场价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为561700元，并在该评估价格的基础上上浮了25%确定的房屋赔偿价格。该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李卫东诉和平区政府履行征收补偿职责一案的行政判决[（2020）辽行终187号]也按照上述赔偿价格确定了同类情况的赔偿标准。本案与上述已经生效案件均属于同地块同类被拆除情况，该地区同时期被强制拆迁的居民共涉及39人，因此为了实现同地段同类案情的被拆迁当事人得到公平一致的补偿，避免因起诉时间存在先后而导致补偿标准差异过大以及出现同类案件的裁决结果各不相同的情形，对于原审原告高波涛房屋的赔偿标准，应以上述案件的评估价为基础价格上浮25%确定原审原告高波涛房屋的损失价格，即涉案房屋的赔偿数额为1244676.14元［561700元÷66平方米×117平方米＋（561700元÷66平方米×117平方米×25%）＝1244676.14元］。考虑到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王佰春、李卫东等人的同类诉讼案件作出拆迁行为违法并赔偿的行政判决生效后，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并未积极主动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的价格向原审原告高波涛支付强拆损失，故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应向原审原告高波涛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鉴于原审原告高波涛在2016年1月4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故利息损失应从2016年1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存款利息标准计算。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申请对本案被强拆房屋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进行异地价格评估的问题，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5日做出[2013]辽行终字第125号行政裁定后，高波涛就应当积极行使主张权利，其于2016年1月4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其怠于行使权利导致的损失不应由和平区政府承担，且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的行政判决已经确定了对同地段同类案情的赔偿标准，基于同地段同情况的被拆迁人应获得公平一致的待遇的原则，参照已经及时提起诉讼来保护自己权益的王佰春案件确定高波涛的被拆除房屋的补偿标准亦符合公平合理原则，故本院对高波涛提出的评估申请，不予支持。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提出的物品损失赔偿问题。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在实施行政强制拆除的行为过程中并未采取证据保全措施，亦未按照正当程序原则妥善保管原审原告高波涛的室内物品，对此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应对原审原告高波涛室内物品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物品损失的赔偿数额，虽然高波涛提供了购买相关物品的票据及物品的照片等证据，但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其曾经购买过相关物品，不能证明在房屋被拆除时相关物品的实际存在及毁损情况，故本院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考虑物品折旧等因素，酌定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赔偿原审原告高波涛物品损失5万元。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提出的租房损失赔偿问题。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后，并未向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供周转用房和临时安置补助费，因此原审原告高波涛无论是租房还是自行解决住房都会产生实际损失，该损失属于违法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故对于原审原告高波涛提出赔偿该部分损失的主张，应予支持。关于具体损失数额。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供了三份租房合同，用以证明其租房损失，但其提供的2010年12月25日至2015年12月25日的租房合同的租金价格明显高于一般市场价，故对该份租房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而对于高波涛提供的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租房合同，在原审审理期间，其委托代理人王丽萍曾陈述该合同及收款收条中出租人的签名为其代签，虽然高波涛庭后提供了出租人出具的证明，但此举明显不符合房屋租赁的交易习惯，故对于该份租房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本次审理中高波涛提供了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租房合同，该合同与其提供的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租房合同系同一房屋、同一出租人、以及同一中介且租赁时间延续，在之前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情况下，本院对于该合同的真实性亦不予以采信。综合上述情况，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沈政办发（2010）98号）规定，拆迁住宅房屋，临时安置补助费18元/平方米，按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户每月最低600元，最高不超过1000元。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租房损失为每月1000元。因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已经向高波涛赔偿自2016年1月4日起的利息损失，该利息计算期间与高波涛主张赔偿租房损失的计算期间存在重合，故从有利于保护被征收人的角度考虑，在和平区政府赔偿高波涛自2016年1月4日起的利息损失的情况下，租金损失应当自拆除时（2011年1月）起算至高波涛提起本案诉讼时（2016年1月）止，即60个月的租金，共计6万元。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提出的精神损失、拆迁奖励、有线电视、电话、宽带费等其他赔偿请求。本院认为，关于拆迁奖励问题，因原审原告高波涛与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并未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亦非主动搬迁，不符合拆迁奖励的要求，且本院在酌定房屋价格时已经予以适当的上浮，故对其该项赔偿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主张的有线电视、电话、宽带费，因其未提供已实际支出的证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主张的精神损失费，因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提出的误工费、车辆费、住宿费等损失，因没有证据佐证，亦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提出高波涛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50号行政裁定对此已经予以阐述，高波涛虽于2016年1月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但属于非自身原因导致超过起诉期限应予扣除的情形，故高波涛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本院对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关于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提出的其并非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主体，应追加沈阳长白岛管理委员会、沈阳市和平新城征地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本院认为，因同地块、同类情况的拆除行为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和平区政府系涉案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主体，故本院对和平区政府提出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关于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提出的本案涉及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应适用土地管理法及和平区长白地区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征地补偿标准的有关规定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王佰春与和平区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并行政赔偿一案中作出的（2015）行监字第636号行政裁定书中已经予以阐述，案涉房屋所在集体土地已被征为国有，但征地时并未对地上房屋进行征收补偿，至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发布征地拆迁公告并将房屋强制拆除时，案涉房屋坐落在已被征收的国有土地上，且所在区域已经纳入城市规划区，基本实现城镇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答复和司法解释的适用条件，而该案涉案房屋与本案涉案房屋属于同地块同类被拆除房屋，故对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的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原审原告高波涛的部分赔偿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对原审原告高波涛的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二、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审原告高波涛房屋损失1244676.14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1244676.14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存款利息标准计算）；三、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审原告高波涛租房损失6万元；四、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审原告高波涛物品损失5万元；五、驳回原审原告高波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韩 鹏审判员 安一凌审判员 石 兴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陆政贤书记员韩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人民法院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可以作出确认其合法或者有效的判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