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26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夏益辉，男，汉族，1989年9月28日出生，住江苏省高邮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宝龙，男，汉族，1964年4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高邮市。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忠贵，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健生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高邮市菱塘回族乡邮天路。法定代表人：涂娟，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远，江苏琼宇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山，江苏琼宇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益辉、夏宝龙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健生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2020）苏1084民初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益辉、夏宝龙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应当由扬州市仲裁委进行仲裁。在相关订购合同中，讼争双方对争议解决方式进行了约定，且仲裁约定合法有效，故本案应当由扬州市仲裁委进行仲裁。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夏宝龙（安龙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龙公司）与健生公司之间除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外还存在合作合同关系，而本案争议的主要部分系由合作合同关系所产生。夏宝龙与健生公司以江苏金旸太阳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旸公司）的名义与贵州省安龙县财政局（以下简称安龙财政局）签订路灯采购项目合同向贵州省安龙县供应路灯，后因路灯存在质量争议，导致安龙财政局未付清全部货款方才引起本案诉讼。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合作合同与买卖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在同一案件处理。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书对于尚欠款项1979019元系因买卖合同形成欠款的认定，明显违背客观事实。首先，虽然夏宝龙（安龙公司）与健生公司签订了相关合同，但健生公司并未向夏宝龙（安龙公司）履行交货义务，而系直接交付贵州省安龙县并进行了安装，故应视为健生公司向金旸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现一审判决要求夏益辉、夏宝龙承担该相关货款，会由金旸公司或是健生公司获得额外不当利益。2.一审判决书对于相关礼品、物品、税金形成的欠款属于履行买卖合同成本的认定错误。首先，如果夏益辉、夏宝龙是路灯购买方，健生公司是销售方，依据税法基本原理，销售税金均应由销售方承担。其次，合作过程中相关货款由安龙财政局向金旸公司支付，而金旸公司收到货款后直接向健生公司支付，夏益辉、夏宝龙从未获得过任何经济利益、不应承担相关费用。3.从双方合作协议约定及后续履约行为来看，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资质管理费、税金应当是由健生公司与安龙公司各半承担。夏益辉所签承诺书系被迫出具，其签订对账单时对相关款项明细并不清楚，且已明确管理费、后续维护均存有疑义。四、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夏益辉、夏宝龙对安龙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未对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之情形作出认定。一审判决书引用法律规定均为赔偿责任，赔偿责任与连带责任为两种不同的责任类型，其法律后果也不相关。一审判决夏益辉、夏宝龙承担连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违反了法律程序，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健生公司答辩称：一、本案系二审审理，夏益辉、夏宝龙无权在二审程序中就管辖问题提出异议，其已经接受一审法院管辖。二、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既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存在合同关系已经作为争议焦点在一审中予以审理和查明，一审法院基于审理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认定对账单中“上年转来合同欠款1979019元”系健生公司与安龙公司买卖合同所形成欠款事实清楚。1.夏益辉已对上述款项系欠款予以签字确认；且健生公司一审举证的买卖合同标的额远超结欠款项，进一步佐证欠款之性质。对于其现上诉提及，承诺是系受胁迫出具则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2.夏益辉、夏宝龙依据2016年1月26日的协议主张健生公司与其系合作关系依据并不充分。首先，就协议所涉项目，实际系由健生公司与安龙公司签订订购合同；其次，夏益辉、夏宝龙一审中亦已自认安龙公司系借用金旸公司资质承接项目，故相关产品由健生公司直接送至安装地点即为健生公司履行了订购合同之义务。夏益辉、夏宝龙一方面否认健生公司应当获得相应货款，一方面又抗辩认为系因对方未给付剩余款项故而其未能给付，相互矛盾。再次，健生公司在项目中的收益仅为应当收取的产品货款，若为合作关系，项目利润如何分配应有明确约定。健生公司提供产品，理应收取货款，并无所谓不当得利。3.礼品、税金等均为安龙公司履行协议所需成本，夏益辉、夏宝龙上诉认为税金等款项应由健生公司对半负担，依据并不充分。4.夏益辉、夏宝龙二审中提出相关质量异议应当不予审查。四、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正确，一审法院判令夏益辉、夏宝龙对于安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为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规定项下的赔偿责任。健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夏益辉、夏宝龙向健生公司支付欠款本金1327302.35元及利息（以1327302.35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判令夏益辉、夏宝龙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诉讼中，健生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明确为：判令夏益辉、夏宝龙连带赔偿健生公司欠款本金1187302.35元及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查明：案外人安龙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2日，系从事太阳能电池组件等生产、销售业务的企业，注册资本2000万元，夏益辉、夏宝龙系该公司股东，夏益辉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中，夏益辉认缴出资金额1960万元，占注册资金比例98%；夏宝龙认缴出资金额40万元，占注册资金比例2%，最后缴付期限均为2017年12月31日。夏益辉实缴出资125万元，夏宝龙未实缴出资。2018年4月30日，安龙公司经股东会决议：1.同意公司注销；2.同意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夏益辉、夏宝龙，夏益辉为清算组组长；3.同意将上述决定登报公告公司注销情况及公司债权债务人。2018年4月30日，夏益辉、夏宝龙作为出资人在安龙公司《清算报告》中签字，《清算报告》中记载：“公司清算情况：1.公司无欠缴税款；2.公司无欠发员工工资；3.公司债权由投资人收回、不欠债务；4.剩余财产1127785.39元。投资人保证截止2018年5月15日企业已清偿完毕，剩余财产为1127785.39元，由投资人按出资比例分配。所报清算备案材料真实、完整，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公司注销后，如有隐藏、遗留的债务由投资人承担责任”。2018年5月15日，安龙公司经安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登记。安龙公司存续期间，健生公司与安龙公司存有业务往来。夏益辉代表安龙公司在健生公司出具的《安龙光电2016年合同往来明细对账单》中签字，确认截止2017年9月30日未付金额为1327302.35元。同时，该对账单还以手写的形式记载了：“存在问题：①管理费存在疑问；②安装已完毕，存在维护问题（按合同约定履行）。余款无疑问”。庭审中，讼争双方对上述《安龙光电2016年合同往来明细对账单》的欠款项目的意见及举证如下：第一，健生公司提供了与安龙公司（或公司法定代表人夏益辉）于2015年期间签订的《订购合同》11份（合同金额合计5876792元）主张健生公司作为供方、安龙公司作为需方，健生公司至少从2015年起向安龙公司提供灯具等货物，对应《安龙光电2016年合同往来明细对账单》中“2月26日，上年转来合同欠款”（已扣除安龙公司支付款项，尚欠1979019元）。夏益辉、夏宝龙则主张《安龙光电2016年合同往来明细对账单》中的“2月26日，上年转来合同欠款”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合作合同关系，夏益辉、夏宝龙为此提供了2016年1月26日案外人（甲方）金旸公司与健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涂娟、夏宝龙（共同作为乙方）签订的《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2015年10月28日江苏金旸太阳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安龙县财政局2015年度‘美丽乡村•四在农家’小康寨建设太阳能路灯采购项目，中标价为3948980元。后增加615923元，累计4564903元。该工程中出现产品质量、施工安全、合同变更、税务等一系列与该工程有关的问题，全部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经济、法律责任。该工程乙方必须提供甲方228.24万元的17%增值税票（含组件增票），税票必须有效，且得到甲方财务部门认可。另乙方须交甲方资质管理费用为9.1万元及合同应交各项税费款为468097.5元，其中应交增值税331640.20元，教加及城建税39796.82元，印花税1095.58元，防保费4564.9元。合计乙方须交甲方468097.5万元。此款在乙方工程款到账时甲方有权直接一次性扣除（具体以实交为准，原洽谈的管理费用税金除外）”。夏益辉、夏宝龙对上述《协议》补充解释为：“《安龙光电2016年合同往来明细对账单》中的‘2月26日，上年转来合同欠款’是基于上述《协议》产生的欠款，该《协议》项目早在2015年10月28日就中标了，在签订《协议》时，中标项目已经履行完毕，该《协议》是合作合同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对于上述举证和陈述，健生公司指出2015年11份《订购合同》中的货物名称为6.3米太阳能路灯的3份《订购合同》（分别为2015年11月8日合同、2015年12月18日合同、2015年12月25日合同，合同金额合计3668520元）是讼争双方为订立和履行《协议》内容早在2015年签订的健生公司应从《协议》中取得的货款，该3份合同显示健生公司作为供方、安龙公司作为需方和付款方。第二，健生公司提供了与安龙公司于2016年期间签订的《订购合同》6份并主张该6份合同分别对应《安龙光电2016年合同往来明细对账单》中的2月6日、3月1日、3月11日和3月21日以及4月12日、8月14日、9月8日、10月20日的六大项目款项，夏益辉、夏宝龙无异议。第三，对于《安龙光电2016年合同往来明细对账单》中的“2月27日出差安龙礼品风鹅、双黄蛋2180元”、“6月22日金旸暂扣税金13万元、人工税金6847.35元”、“5月3日代购化妆品+海参9000元”，健生公司解释为向夏益辉、夏宝龙提供货物时应要求一并向其提供相关礼品用于其使用，夏益辉、夏宝龙解释是为了履行2016年1月26日《协议》产生的。第四、对于《安龙光电2016年合同往来明细对账单》中“5月3日借用现金何德生经办”的5万元，夏益辉、夏宝龙认为是借款关系。2018年2月14日，夏益辉出具《承诺书》，记载：“本人夏益辉自2015年与江苏健生灯业合作路灯项目，现因政府拖欠工程款，未给全健生公司货钱，本人现承诺于2019年春节前与江苏健生灯业结清所有货款，如有失信，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庭审中，夏益辉、夏宝龙提出上述《承诺书》中的“货款”仅指2016年1月26日《协议》项目的货款。另查明，《安龙光电2016年合同往来明细对账单》形成后，夏益辉向健生公司法定代表人涂娟还款合计1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以及夏益辉出具的对账单、承诺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夏益辉系安龙公司存续期间的法定代表人，夏益辉在该公司存续期间代表公司在对账单上签字，讼争双方对该事实无异议，故夏益辉在对账单上的签字行为应视为系安龙公司的确认行为，即尚欠款金额为1327302.35元。具体到对账单上的各欠款项目，当中2月6日、3月1日、3月11日和3月21日以及4月12日、8月14日、9月8日、10月20日的六大欠款项目有2016年双方签订的《订购合同》予以对应，讼争双方对此亦无异议，一审法院对上述六大欠款项目予以确认。对于有争议的其他欠款项目，一审法院结合双方陈述及举证，认定如下：（1）对账单中“2月26日上年转来合同欠款”项目中的尚欠款项1979019元。夏益辉、夏宝龙提供2016年1月26日《协议》主张该项欠款系合作合同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健生公司不得基于买卖合同关系主张权利的抗辩主张。健生公司提供于2015年11月8日、2015年12月18日、2015年12月25日签订的货物名称为6.3米太阳能路灯的3份《订购合同》，合同金额合计3668520元，证实为订立和履行上述《协议》内容，健生公司与安龙公司早在2015年就签订了《订购合同》，《订购合同》约定健生公司系供方、安龙公司作为需方（交货地点发货前需方指定）和付款方，上述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买卖合同法律特征；加上健生公司提供的健生公司与安龙公司之间于2015期间签订的其他多份《订购合同》，累计金额达五百多万，远超于安龙公司已确认的该项欠款金额。夏益辉、夏宝龙未提供其他相反证据证实该欠款项目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形成。基于健生公司举证优势，一审法院确认对账单中的“2月26日上年转来合同”的尚欠款项1979019元系双方因买卖合同关系形成的欠款，健生公司基于买卖合同关系主张该欠款并无不妥，一审法院对夏益辉、夏宝龙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2）对账单中“2月27日出差安龙礼品风鹅、双黄蛋2180元”、“6月22日金旸暂扣税金13万元、金旸人工税金6847.35元”、“5月3日代购化妆品+海参9000元”。夏益辉、夏宝龙提出上述欠款项目不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其他债务关系，健生公司亦不得基于买卖合同关系主张支付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夏益辉、夏宝龙庭审陈述，上述欠款是为了履行2016年1月26日《协议》产生的，前面已经查明，健生公司与安龙公司之间就该《协议》项目早于2015年已签订《订购合同》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欠款属于履行买卖合同的成本，现安龙公司在对账单中确认由该公司承担上述成本费用，故一审法院认为健生公司可一并在本案主张支付权利。（3）对账单中“5月3日借用现金，何德生经办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欠款属于借贷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事实法律关系，健生公司应另行主张。综上，安龙公司在对账单中确认的尚欠金额为1327302.35元，扣除借贷关系（“5月3日借用现金，何德生经办”）的5万元，以及夏益辉、夏宝龙已归还14万元，安龙公司在本案应向健生公司支付的金额为1137302.35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第二十三条规定：“清算组成员从事清算事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公司或者债权人主张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夏益辉、夏宝龙作为安龙公司的股东及清算组成员，未向健生公司履行书面通知义务，导致健生公司未能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夏益辉、夏宝龙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系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现安龙公司已注销，故夏益辉、夏宝龙应当依法对安龙公司对健生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健生公司要求夏益辉、夏宝龙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承担从起诉之日（2020年1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诉求，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健生公司要求夏益辉、夏宝龙承担保全保险费1500元的诉求，本案系因安龙公司违约支付尚欠货款引起的诉讼，健生公司为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健生公司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健生公司的损失部分，与安龙公司的违约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夏益辉、夏宝龙应予以承担。一审法院在处理诉讼费用分担时考虑健生公司实际获得支持的诉讼标的份额将上述保全保险费酌情在讼争双方之间分配。对于健生公司要求夏益辉、夏宝龙承担律师费的诉求，因讼争双方之间没有对承担律师费用的特别约定，健生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发生金额，故一审法院对健生公司该诉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健生公司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夏益辉、夏宝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支付健生公司货款1137302.35元及其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1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健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44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500元，合计23244元，由健生公司负担3346元、由夏益辉、夏宝龙连带负担1989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夏益辉、夏宝龙提供以下证据：1.金旸公司与安龙财政局于2015年10月29日签订的订购合同以及2016年2月17日签订的两份补充合同，证明：安龙公司与健生公司所签订的3668520元的采购合同是履行金旸公司中标安龙财政局项目所对应的采购合同，而健生公司对于该份合同获取的利益是对应的3668520元。2016年1月26日金旸公司与涂娟、夏宝龙所签署的协议明确约定，运营该项目的合作成本是由涂娟、夏宝龙即健生公司与安龙公司提供相应的增值税票并且向金旸公司缴纳管理费用以及46万余元税款。2.健生公司制作的其与安龙公司之间账目的两份对账单，证明：健生公司将本应由其与安龙公司共同承担的税金等费用记载由安龙公司单方承担。3.夏益辉与涂娟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夏益辉与健生公司牛瑞明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健生公司未对其产品提供维修服务，也没有发送相应的配件，导致相应项目质保金无法收回。健生公司不应当获得所对应的质保金款项。4.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外出经营活动情况申报表、发票8张，证明：对帐单中金旸公司要求承担的相应税金以及管理费，不应当由安龙公司单方承担。5.2015年3月18日、3月21日安龙公司与健生公司签订的安装协议、2015年4月8日夏益辉与余洪权签订的施工协议、余洪权收款证明、余洪权的书面证言，证明：两份安装协议中健生公司均应承担安装义务，但其未承担，健生公司对安龙公司已经垫付的相关安装费用应予返还。健生公司质证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关联性有异议。协议所涉项目系由安龙公司借金旸公司资质承接，而非安龙公司、健生公司共同承接。2.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恰能证明安龙公司、健生公司并非合作关系，相关费用也不应由健生公司负担。3.对证据3中与涂娟聊天记录之真实性无法核实，与牛瑞明聊天记录之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有异议。双方间并无相关费用各自承担一半的约定，安龙公司提出的所谓质量问题亦无证据证实且健生公司亦不予认可。4.对证据4中除路灯施工工程合同书外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关联性亦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安龙公司、健生公司系属合作关系，相关费用应由两家分担。结合讼争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以及本院对于微信聊天内容的核查，对于讼争双方对真实性不持异议的证据均予以确认，对于夏益辉与涂娟微信聊天内容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对于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基于此，对当事人二审中补充及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2015年3月，安龙公司、健生公司签订路灯施工合同书，约定由健生公司承包“安龙大道、桅风达街道管线敷设、灯具底座、灯具安装”工程中设备材料供应、管线安装、附件安装和管井砌筑、灯光照明调试；同期，双方签订订购合同，约定安龙公司向健生公司采购路灯，总价为748462元（不含灯杆内部电线及安装），采购合同与施工合同路灯型号及数量一致。2015年10月，金旸公司与安龙财政局签订订购合同，约定安龙财政局向金旸公司采购产品总金额为3948980元（其中灯杆1038596元、施工2910384元），夏益辉代表金旸公司在合同中签字，同时约定金旸公司需向安龙财政局缴纳20万元履约保证金，合同履行到30%时退还履约保证金。2016年2月17日，金旸公司与安龙财政局又分别签订两份补充合同，对前述合同的数量进行了增补。健生公司曾向安龙公司出具编号为“201602”对账单，其中记载：“2016年1月26日费用100000元、夏益辉”、“2016年1月27日开票税金50000元、夏益辉”、“2016年1月27日履约保证金退回100000元、退回20万其中10万健生”、“2016年1月28日金旸开票进项176000元、总进项230万：（135万×6%＋金旸代开95万×10%＝176000元）”、“2016年2月4日金旸扣税金100000元”、“2016年2月4日金旸扣管理费91000元”，该对账单最终结算余额为1979019元。另查明：夏益辉与涂娟间有微信聊天往来，其中：2016年1月26日，夏益辉发“涂总，今天有20万元到金旸，下午注意查收”，此后涂娟发“这都是没有打点的结果吧！赶紧去活动！我马上回家给你转账、晚上就去办”，后涂娟转账5万元给夏益辉，转账用途注明为“安龙费用”。2016年3月26日，夏益辉向涂娟发送了部分路灯损坏的照片，涂娟回复“这是山顶上风大吹坏了吧，本来我们准备50个备用，这次带过去”，夏益辉回复“三年维护期50个估计不够用……”。2016年10月25日，夏益辉发“还有就是，去年金旸的管理费是不是我们一方承受一半？税收这么高，再加上管理费，我觉得太高了”，涂娟回复“金旸的账你爸爸接手对接的，怎么好问我呢，当时小牛给你报价就是不含税价格吧！”，夏益辉回复“我知道的，没有怪你，我下次回去再去金旸商讨下”。2019年7月24日，夏益辉发“涂总，最后一年维修的事何德生撒手不管了，跟他沟通这么久无效果，他让我跟公司沟通，说他已经不在公司了，您看如何解决好？之前两年都是何德生维护的，今年他维护的工人也跟他谈好了，说是42000元”，涂娟回复“按合同约定履行”。2017年-2019年间，健生公司牛瑞明与夏益辉就路灯维护问题进行了多次沟通，健生公司补发了部分配件。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夏益辉、夏宝龙二审中提出的本案应由仲裁管辖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健生公司要求夏益辉、夏宝龙给付欠款应否予以支持，如应支持金额如何确定。3.夏益辉、夏宝龙作为安龙公司的股东其对本案所涉安龙公司的合同义务应否承担责任；如应承担，承担何种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夏益辉、夏宝龙二审中提出的本案应由仲裁管辖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予以采纳。理由：夏益辉、夏宝龙一审中对于本案由人民法院管辖并无异议，且依其所述，本案涉及买卖合同及合作合同两类法律关系，虽讼争所涉部分买卖合同中约定了仲裁管辖，但其主张成立合作关系的协议并未约定仲裁管辖。现其在二审中提及本案应由仲裁管辖，既无事实依据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审查认定安龙公司欠付健生公司货款1137302.35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夏益辉、夏宝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提出的款项应予调整的抗辩主张，具体理由分述如下：第一，关于管理费、税费问题。夏益辉、夏宝龙上诉主张安龙公司与健生公司既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亦存在合作合同关系，因承接讼争路灯项目而支出的管理费、税费应由安龙公司、健生公司各半负担。对此，本院认为：1.夏益辉、夏宝龙主张安龙公司、健生公司存在合作合同关系的主要依据为其一审中提供的2016年1月26日协议（虽健生公司一审中对于协议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其在二审答辩时对该协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从协议内容可见，健生公司法定代表人涂娟与夏益辉共同作为乙方与金旸公司签订该协议，并对于项目中的相关增值税票、管理费用等的负担与金旸公司作出了约定，但该协议并不当然得出健生公司、安龙公司合作承接前述项目之结论，更不能得出项目中发生的税费、管理费用应由安龙公司、健生公司各半负担之结论。2.二审中，夏益辉、夏宝龙亦确认安龙公司、健生公司之间签订了若干份采购合同，结合二审查明的，涂娟与夏益辉聊天记录中的“‘还有就是，去年金旸的管理费是不是我们一方承受一半？税收这么高，再加上管理费，我觉得太高了’，涂娟回复‘金旸的账你爸爸接手对接的，怎么好问我呢，当时小牛给你报价就是不含税价格吧！’，夏益辉回复‘我知道的，没有怪你，我下次回去再去金旸商讨下’”该部分内容明确可见，健生公司供应的产品系为不含税价格、管理费用各负担一半的约定亦为协议履行过程中安龙公司的单方提议且健生公司并未认可；该段内容更能说明健生公司、安龙公司此前并无管理费用、税费各半负担之约定。3.虽涂娟、夏益辉聊天记录中亦存在涂娟向夏益辉转账5万元用于夏益辉“打点”之事实，但仅依据转账行为即认定健生公司、安龙公司应为共担相关费用之关系依据亦不充分。4.夏益辉签字确认的对账单中，健生公司明确将金旸公司所扣税金、管理费等均作为安龙公司自行负担之费用，夏益辉在签字确认过程中对于该部分并未提出异议，而系再次确认“余款无疑问”、“安装已完毕，存在维护问题，按合同约定履行”。综上所述，现夏益辉、夏宝龙上诉认为，以金旸公司名义承接项目中发生的管理费、税费应由健生公司、安龙公司各半负担的主张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第二，关于礼品、化妆品等费用。夏益辉、夏宝龙主张礼品、化妆品费用亦为履行以金旸公司名义承接项目中发生的成本，如前述，因其未能证明相关费用由应由安龙公司、健生公司各半共担，相反夏益辉签字确认的对账单中亦把该部分费用记载为由安龙公司负担，故夏益辉、夏宝龙的该项上诉主张亦不能得到支持。第三，关于产品质量及维保问题。夏益辉、夏宝龙上诉提出，健生公司供应的路灯存在质量问题以及健生公司未能依约履行维保义务，健生公司仍应扣减该部分费用。本院认为，诉讼中健生公司提供的其与安龙公司所签订购合同基本均约定了“按双方确认图纸和合同约定要求验收”、“整机保修3年”，从二审查明的涂娟、牛瑞明与夏益辉之间的聊天记录内容来看，健生公司亦确在履行后续的维保义务。因夏益辉、夏宝龙系二审方才提出维保问题，故对于健生公司是否完全依约履行该项义务，本案不予理涉；且维保义务的履行与安龙公司及时给付货款的义务并无关联。对于夏益辉、夏宝龙上诉提及的路灯质量问题，首先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质量问题的存在，其次相关路灯早于2016年即送货安装，其现提出质量异议要求扣减价款，亦明显超出法定质量异议期。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夏益辉、夏宝龙作为安龙公司的股东其对于讼争所涉安龙公司欠付款项之义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1.夏益辉、夏宝龙系安龙公司股东，股权占比分别为98%、2%。从一审查明的夏益辉于2018年2月14日出具的《承诺书》内容来看，其对于安龙公司欠付健生公司款项明知，亦承诺欠付的款项于2019年春节前结清。然其后，夏益辉、夏宝龙又于2018年4月30日决定解散安龙公司，其向工商部门提供的清算报告中明确“公司不欠债务”、“投资人保证截止2018年5月15日企业（债务）已清偿完毕，剩余财产为1127785.39元，由投资人按出资比例分配。所报清算备案材料真实完整，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公司注销后，如有隐藏、遗留的债务由投资人承担责任”。可见，夏益辉、夏宝龙二人在对安龙公司进行注销时，向主管机关提供了虚假的清算报告，在明知安龙公司欠付债务情形下将安龙公司剩余财产进行了分配，且其二人在注销安龙公司时亦作出了“遗留债务由投资人承担责任”的承诺，现一审法院判令夏益辉、夏宝龙向健生公司承担欠款连带给付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况且，夏益辉本人对对账单予以签字确认、亦出具承诺书，并在承诺书出具后给付了部分款项，其个人对于责任的承担亦作出了明确承诺。至于夏益辉、夏宝龙上诉认为，承诺书系被迫出具则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夏益辉、夏宝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44元，由夏益辉、夏宝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莉莉审判员  韩 凯审判员  袁海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蒋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