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1民初570号 原告：姜国华，男，1956年1月26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仪宏，天津富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远，天津富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张建中，男，1962年5月12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伟，吉林盛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欣，吉林盛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田奕，男，汉族，1952年2月10日生，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宇欣，北京市京师（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梅，北京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杜卫东，男，汉族，1967年11月6日生，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吉林权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邢春艳，女，汉族，1974年2月12日生，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吉林权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市兆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 法定代表人：邢东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吉林权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吉林省宏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 法定代表人：姜仁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伟，吉林盛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欣，吉林盛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姜国华与被告张建中、第三人吉林省宏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佳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在举证期限届满前，被告张建中申请追加田奕、杜卫东、邢春艳、吉林市兆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隆公司）为被告，原告姜国华无异议。本院依被告张建中的申请，追加田奕、杜卫东、邢春艳、兆隆公司为被告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国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仪宏，被告张建中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伟，被告田奕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宇欣、王红梅，被告杜卫东、邢春艳、兆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第三人宏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姜国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张建中立即给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250万元；张建中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事实与理由：兆隆公司于2013年5月14日由原告、刘洋、田奕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田奕出资400万元，原告、刘洋各出资300万元。2016年5月4日兆隆公司（甲方）与第三人宏佳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乙方收购甲方全部股份、资产和负债，收购价款为3500万元（含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付款方式为甲方先行履行完成公司内部董事会和股东会议决议案，即出具出让和变更决议文件后，乙方支付1000万元，即注册资本金到位，甲方可以撤出注册资本金；付款后双方共同办理工商注册变更手续，甲方股东全部变更为乙方指定的股权持有人；剩余款项甲方资产全部转让完成并履行完转到乙方，甲方获取土地证后，乙方7日内支付2500万元，并按比例转至甲方个人账户等条款。2016年5月27日，张建中与原告、刘洋分别签订《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原告、刘洋分别将兆隆公司股权转让给张建中，张树财与田奕签订《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同日，兆隆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原告、刘洋分别将所持有的30%股份转让给张建中，田奕将所持有的40%股份转让给张树财，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由田奕变更为张建中，监事由刘洋变更为张树财，同时修改公司章程并将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2016年6月7日办理上述股东变更手续。2014年7月10日，原告与刘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刘洋将其在兆隆公司30%股权中的20%以500万元价格转让给原告，同日原告将500万元支付给刘洋，原告实际上持有兆隆公司50%股份。后宏佳公司张建中出具《承诺书》，以每10%股溢价250万元收购兆隆公司全部股份，同意宏佳公司收购兆隆公司后将收购原告50%股份的溢价款共计1250万元（含付给刘洋的500万元）支付给原告。2016年8月3日，张建中将其在兆隆公司股份进行了转让。原告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多次向张建中索要转让款，张建中至今未支付，张建中现已转让兆隆公司股权，开发的房屋已经在建，已构成违约，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张建中支付原告转让款，以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被告张建中申请追加其他被告后，原告姜国华变更其诉讼请求为，一、判令本案各被告立即连带给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250万元；二、本案各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 被告张建中答辩称，一、张建中并非股权收购方，不应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根据《合同书》的约定，张建中为收购方指定的股权持有人，而非收购方，原告对此事明知，故张建中无义务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起诉要求承担责任主体错误。二、原告诉请1250万元股权转让款无合同依据。《合同书》明确载明兆隆公司与宏佳公司系资产转让和股权转让，因此转让价格中注册资本金之外的2500万元不应仅是股权转让价格。三、原告诉称其于2014年受让兆隆公司另一股东刘洋20%股权，其持股比例已为50%，此与2016年5月27日《转让注册资本金协议》中原告只转让30%股权、刘洋转让30%股权内容相悖，因此仍应以工商局公示的股权比例为准。四、原告诉称张建中承诺同意宏佳公司收购兆隆公司后将收购原告50%溢价款共计1250万元给原告，与事实不符。一方面原告出具的《承诺书》存在多个版本，真实性存疑。另一方面，《承诺书》的内容恰恰是由张建中和张树财构成新股东的兆隆公司支付而非张建中个人支付，且兆隆公司也在《承诺书》上盖章确认，因此张建中不是付款义务人。五、付款条件未成就。兆隆公司至今未取得土地证，原因在于政府政策的变更，张建中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且张建中已将股权转让给其他被告。故在兆隆公司取得土地证前，原告无权主张转让款。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田奕答辩称，一、本案原告及田奕均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原告主体不适格。根据《合同书》的约定，收购价款的支付义务人应为宏佳公司，并且该收购行为中并未约定收购价款应支付至兆隆公司原股东姜国华、刘洋及田奕处。因此，依据《合同书》起诉的法律关系中原告并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田奕不应成为本案被告，田奕不是股权转让的相对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一与田奕有关联性，本案涉及的收购价款田奕无任何履行义务，田奕非本案适格被告。二、原告仅持有兆隆公司30%股权。原告主张其持有兆隆公司50%股权，对于其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无法证明。即使该协议为真实的，因二人股权转让未通知其他股东，未经股东会决议通过，未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故仅凭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未产生股权转让的效力。因此原告在宏佳公司收购兆隆公司时仅为持有30%股权的股东。三、股权转让价款不明，根据《合同书》的约定，本次收购为整体收购，收购价款为3500万元，该价款包括兆隆公司全部固定资产、不动产、合理应付款、债权等全部资产，对于各资产价格并未做具体约定。在《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中，仅约定张建中收购原告持有的300万出资额，对收购价款并未约定，故原告主张将其名下30%股权转让给张建中应按每股10%溢价获得股权转让款并无证据证明。四、田奕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田奕未购买原告的股权。原告提交的《承诺书》中承诺人为张建中及兆隆公司，承诺内容为宏佳公司收购兆隆公司后，由兆隆公司在办完一期土地证后7日内将收购原告的股份溢价款支付给原告。该承诺说明，本次收购确为宏佳公司对兆隆公司的整体收购，付款义务人为宏佳公司；兆隆公司在结束本次收购后自愿向原告支付约定价款，该承诺为张建中及兆隆公司做出，对田奕无效力及约束。《债务偿还承诺书》的承诺对象并非本案原告，且该承诺所附条件并未成就，金额亦不明确，不能成为田奕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五、本案付款条件未成就。案涉土地证尚未办理，且未办理是因原告担任股东期间，项目未批先建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原告本身亦应对未获得土地使用权证承担责任。同时，原告未举证证明兆隆公司资产全部转让至宏佳公司，故付款条件未成就。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杜卫东、邢春艳、兆隆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原告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合同书》的主体是兆隆公司和宏佳公司，本案是兆隆公司进行整体转让，宏佳公司支付对价，与原告无关，原告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二、支付转让款的条件未成就，不应向原告支付转让款。三、原告主张支付转让款125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邢春艳并未在《履约承诺及确认函》上签字确认，邢春艳无需对《履约承诺及确认函》承担相应责任。2019年5月14日，兆隆公司股东已经由杜卫东、邢春艳变为邢东生、邢彤，故兆隆公司已与杜卫东、邢春艳无关，应当驳回原告对杜卫东、邢春艳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宏佳公司意见同张建中答辩意见一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原告姜国华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身份证、工商信息，用以证明原告、张建中及第三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二、兆隆公司工商档案，用以证明兆隆公司于2013年5月14日设立登记，股东为原告、刘洋、田奕，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际出资1000万元，其中田奕出资400万元，原告、刘洋分别出资300万元。 证据三、兆隆公司与第三人于2016年5月4日签订的《合同书》，用以证明合同约定了第三人整体收购兆隆公司，收购价款3500万元，自合同签字之日起，双方开始办理转让及收购手续，履行付款及其他权利义务关系。 证据四、2016年5月4日张建中出具的《承诺书》，用以证明宏佳公司张建中承诺以每10%股溢价250万元收购兆隆公司全部股份，因原告购买刘洋20%股份，原告实际占有兆隆公司50%股份、刘洋占有10%股份（未在工商局办理变更事项）。收购后，由新股东给付原告溢价款共计1250万元。 证据五、股权转让协议书、银行转账凭证，用以证明2014年7月10日原告与刘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刘洋将公司20%股份以500万元价格转让给原告，同日原告通过建设银行转账给刘洋500万元股权转让款。 证据六、《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用以证明2016年5月27日张建中与原告、刘洋，张树财与田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刘洋分别将兆隆公司股份300万元转让给张建中，田奕将400万元股份转让给张树财。 证据七、兆隆公司股东会决议，用以证明兆隆公司对外转让股权经过全体股东通过，同时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监事，并作出股东会决议。 证据八、工商变更材料，用以证明兆隆公司章程修正案、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信息、股东出资情况等已在工商局进行变更。 证据九、《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股东会决议等相关资料，用以证明2016年7月1日张建中与田奕、杜卫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张建中将兆隆公司股份600万元分别转给田奕200万、杜卫东400万，同时召开股东会通过该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在工商局办理了相关变更事项，张建中已退出兆隆公司。 证据十、2016年6月18日腾讯新闻，用以证明兆隆公司开发的兆隆城市广场项目举行培土仪式，已顺利完成地块拆迁工作，具备办理一期国有土地使用证条件，但兆隆公司在具备条件后未办理土地使用证，视为办理土地使用证条件已成就。 证据十一、吉林搜狐焦点网搜索的兆隆公司网站信息，用以证明兆隆公司开发的楼盘已经在售。 证据十二、兆隆公司工商信息，用以证明该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邢东生。 证据十三、诉讼费发票、诉讼保全担保发票、保全费发票，用以证明原告因该诉讼支付诉讼费96800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12700元。 被告张建中对原告姜国华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结合原告出具的证据三，本案被告应为宏佳公司而非张建中。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股权结构没有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3500万元中的1000万元为注册资本金的转让对价，2500万元为附条件的股权转让对价款，条件为合同书第三条第四款，不是股权对价款，为股权溢价款，即出让方获取土地证后，再行支付2500万元，说明双方均认可取得土地证才是股权溢价款的支付条件。如果未取得土地证，则不应支付2500万元溢价款。对证据四，真实性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承诺书》的时间2016年5月4日这个时间应该是原告后填上的去，证据交换提交的没有时间。《承诺书》记载由兆隆公司承担1250万溢价款，条件是在接收后办完一期土地证之后支付，因此和张建中个人没有关联，和宏佳房地产也没有关联。就《承诺书》中姜国华受让刘洋的20%股份和本案无关联性，姜国华无权代替刘洋主张。对证据五，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有异议，一个是双方的签字，现在目测看不出是否是原件笔体的签字，且没有按手印。另外就姜国华和刘洋之间股权转让是否真实以及股权价格如何确定均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真实性无法确认，另外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六、证据七、证据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张建中是股权的代持人，真正的股东是宏佳公司。对证据九，真实性没有异议，转出事实确实存在。对证据十，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有异议，是否举行奠基仪式不是办理土地证的条件，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十一，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有异议，网络新闻存在错误信息，不能具有证明楼盘在售的效力。楼盘是否在售与是否取得土地证没有关联性，而且新闻显示预售许可证暂无。对证据十二，真实性和证明问题没有异议。证据十三与被告无关。 被告田奕对原告姜国华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并不能证明原告及田奕为本案适格原被告；对证据二，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无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份证据说明本案为宏佳公司对兆隆公司的收购行为，并非个人之间的股份转让行为，因此合同价款的付款方应为宏佳公司，收款方为兆隆公司。因此，原告与田奕均非适格原被告。该合同中约定了获取土地证为付款成就的条件，该条件一直未满足，关于合同价款的3500万元约定为宏佳对兆隆公司的收购价款，原告姜国华诉讼请求的1250万元应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份承诺为张建中对姜国华作出，虽田奕在此份《承诺书》上签字，但只是作为见证人，不承担任何义务，因此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五，因该份证据为刘洋与姜国华签订，田奕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该份证据为姜国华为刘洋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本案无关。该股权转让未通知其他股东，也未经过股东会决议同意，未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因此不发生股权转让的效力；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份证据仅能看出原告将其占有的3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张建中，对转让价款未做约定，且结合证据三可看出付款义务人并非田奕；对证据七、证据八、证据九，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对证据十，真实性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恰恰证明兆隆公司还未取得土地使用证；对证据十一，真实性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已经在售不能证明取得土地使用证，如取得土地使用证应当到自然资源局调取复印件；对证据十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和本案无关；对证据十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田奕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和担保费。 被告杜卫东、邢春艳、兆隆公司对原告姜国华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无法证明姜国华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对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股权转让款支付条件尚未成就，因此不应当向原告支付；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截止目前《承诺书》中所提到的土地证尚未办理，股权价款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且刘洋持有的20%股权所对应的价款也不应当由原告主张；对证据五，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有异议。原告与刘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股权转让并未生效。即便真实存在也不能对抗第三人；对证据六，与三名被告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七、证据八、证据九无异议；对证据十、证据十一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有异议。无法证明土地证已经办理；证据十二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三，真实性无异议，但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 第三人宏佳公司对原告姜国华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张建中一致。 被告张建中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合同书》，用以证明根据该合同书第三条的约定，出让方并未取得土地证，原告要求付款的条件未成就。 证据二、兆隆公司企业档案，用以证明2013年5月13日，原告持有兆隆公司30%股权，刘洋持有30%股权，田奕持有40%股权；2016年5月27日，原告将30%股权转让给张建中，刘洋将30%股权转让给张建中，田奕将40%股权转让给张树财；2016年7月1日，张建中将40%股权转让给杜卫东，20%股权转让给田奕，张建中自此不再是兆隆公司股东；2017年6月20日，张树财将40%股权转让给邢春艳，田奕将20%股权转让给杜卫东。自此，杜卫东持股60%，邢春艳持股40%。 证据三、《债务偿还承诺书》、《履约承诺及确认函》，用以证明2016年12月19日兆隆公司及时任股东田奕、杜卫东和张树财为张建中出具偿还承诺书。此时，如《合同书》所附条件成就时，支付原告股权对价款的义务人应是兆隆公司及田奕、杜卫东和张树财。根据《履约承诺及确认函》的约定，如《合同书》所附条件成就时，支付原告股权对价款的义务人应是兆隆公司及杜卫东和邢春艳。 证据四、吉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核实棚户区改造未批先建项目情况的函，用以证明政府为确保居民尽早回迁，降低回迁安置成本，避免发生政府违约和超期安置，同意先行开工建设，后补办相关手续，但现在土地证未能取得的原因在于政府，不在张建中。 证据五、守望都市视频，用以证明张建中、兆隆公司及其现任股东均积极办理土地证事宜，但土地证因政策原因尚未取得。 原告姜国华对被告张建中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张建中认为没有取得土地证视为付款条件未成就，原告认为该付款行为不是附条件而是附期限。按照合同书第一条、第二条第二项及第三项的约定，办理土地使用证是兆隆公司的义务。缴纳土地出让金属于行政征收，兆隆公司股东将股权转让给张建中和张树财后，原股东已退出兆隆公司，兆隆公司实际股东为张建中和张树财。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能够进一步证明原告将股权转让给张建中的事实，张建中又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债务转移没有经过姜国华的同意。对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缴纳土地出让金是兆隆公司的义务，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不能进行开工建设。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田奕对被告张建中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付款条件未成就的收款方是兆隆公司，并非原告；对证据二，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没有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债务偿还承诺书》证明事项有异议。这份承诺书和本案无关，是向原股东张建中作出的承诺，且第三点约定现有股东承认承接原有股东所有债权债务，该约定不明确有瑕疵，所承接的应为合理合法的债权债务，并且绝非个人债务，姜国华的诉讼请求与田奕无关，因此田奕没有向姜国华付款的义务。履约承诺和确认函与田奕无关；对证据四、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土地证尚未办理，收购的付款条件也未成就。 被告杜卫东、邢春艳、兆隆公司对被告张建中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无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四、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土地证尚未取得，不应支付股权转让款。 第三人宏佳公司对被告张建中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田奕提交证据：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用以证明第三人委托法定代表人任万军依据合同书约定的付款义务向被收购方兆隆公司支付了100万元收购款，说明收购的双方主体为兆隆公司和宏佳公司，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失格，被告田奕也非适格诉讼主体。 原告姜国华对被告田奕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出具的时间为2016年5月26日，任万军当时并不是兆隆公司的股东，证明不了该笔款项是宏佳公司汇给兆隆公司的，另外股权转让签订的主体为张建中与姜国华，出具《承诺书》的也为张建中，并不是宏佳公司，故原告认为原告向张建中主张权利没有异议。该份证明并不能证明该款项是股权转让款。 被告张建中对被告田奕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该转款时间恰恰是兆隆公司和宏佳公司签订合同书之后，且任万军是当时宏佳公司法定代表人，收款人也明确记载为兆隆公司，因此可以证明本案被告张建中主体不适格，原告姜国华的主体也不适格。 被告杜卫东、邢春艳、兆隆公司对被告田奕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宏佳公司对被告田奕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张建中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杜卫东、邢春艳、兆隆公司提交证据：2020年6月研究中心街改造项目棚改逾期未安置问题会议备忘录，用以证明《合同书》中的土地证目前仍未办理，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故不应当支付转让款。 原告姜国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恰恰证明兆隆公司涉案房屋于2020年底务必解决回迁居民安置问题，证明该楼2020年即应施工完毕，交付使用。但是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杜卫东、邢春艳、兆隆公司所主张的问题。我方认为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应该属于将来的不确定的事实，而办理土地证是确定的事实，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义务，缴纳土地出让金属于行政征收，按其性质不得附有条件，办理土地证的条件不符合附民事法律行为的条件，附民事法律行为的条件决定整个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否则不属于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被告张建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没有异议，恰能证明办理土地证需要相关土地规划和龙潭区政府共同配合方能办理，因此未能办理土地证是事实且多方原因，因此付款条件未成就。 被告田奕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问题均没有异议，能够证明未取得土地使用证，付款条件未成就。 第三人宏佳公司的质证意见同张建中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宏佳公司未提交证据。 庭审时，被告张建中提交2016年5月26日转款凭证一张，用以证明宏佳公司向兆隆公司支付了部分资产转让款100万元。 原告姜国华认为付款人为自然人任万军，并非被告张建中所陈述的宏佳公司，该笔款项是否为2016年5月4日合同的履行款项不清楚。 被告田奕认为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宏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万军代宏佳公司履行了收购兆隆公司资产的部分付款义务。 被告杜卫东、邢春艳、兆隆公司同被告田奕意见一致。 第三人宏佳公司同张建中意见一致，任万军是当时宏佳公司法定代表人，虽是个人账户但是是财务公用、以个人名义开的网银。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兆隆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14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原股东刘洋（持股30%）、田奕（持股40%）和姜国华（持股30%）。吉林正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吉林市分所出具的兆隆公司验资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5月13日，兆隆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1000万元。 2016年5月4日，兆隆公司为出让方、宏佳公司为收购方签署《合同书》，由宏佳公司收购兆隆公司全部股份及资产和负债。双方约定基本收购价格为3500万元（含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合同书》第三条约定：（一）在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后，出让方先行履行完成公司内部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议案；（二）在收购方收到上述出让和变更决议文件后，开始支付第一笔款项1000万元至出让方，即注册资本金到位，出让方可以撤出注册资本金；（三）付款后双方共同到工商局办理工商注册变更手续，出让方股东全部变更为收购方指定的股权持有人；（四）剩余款项收购方壹次支付出让方，出让方资产全部转让完成并且履行完转到收购方，出让方获取《土地证》后，收购方七日内支付2500万元并按比例转至出让方个人账户。 2016年5月27日，姜国华、田奕、刘洋分别与张建中、张树财签署《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姜国华将其持有的兆隆公司出资额300万元转让给张建中，刘洋将其持有的兆隆公司出资额300万元转让给张建中，田奕将其持有的兆隆公司出资额400万元转让给张树财，兆隆公司股东变更为张建中（持股60%）、张树财（持股40%）。2016年7月1日，张建中分别与田奕、杜卫东签署《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张建中将其持有的兆隆公司出资额中的200万元转让给田奕、400万转让给杜卫东，兆隆公司股东变更为田奕（持股20%）、杜卫东（持股40%）和张树财（持股40%）。2017年6月20日，田奕、张树财分别与杜卫东、邢春艳签署《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田奕将其持有的兆隆公司出资额200万元转让给杜卫东，张树财将其持有的兆隆公司出资额400万元转让给邢春艳，兆隆公司股东变更为杜卫东（持股60%）、邢春艳（持股40%）。上述一系列《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均未约定转让价格。 另查明，2016年5月4日，张建中、兆隆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宏佳公司张建中以每10%股溢价250万元收购兆隆公司全部股份，因兆隆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姜国华在兆隆公司股份为30%、刘洋占30%，而实际上姜国华已于2014年7月10日按每10%股份溢价250万元已支付500万元给刘洋，从刘洋手中购买了20%股份，实际上姜国华已占有50%公司股份，刘洋实际上只占10%公司股份（未去工商局办理变更手续），因此宏佳公司收购兆隆公司后，由张建中和张树财构成新股东的兆隆公司，在接收后按合约办完一期土地证后7日内将收购姜国华50%股份的溢价款共计1250万元（含已支付给刘洋的500万元）支付给姜国华。另支付给刘洋的10%股份的溢价款250万元。” 被告张建中提交的2016年12月19日《债务偿还承诺书》第3条约定：鉴于张建中的股份已经转让给现有股东，兆隆公司现任股东郑重承诺，承认承接原有股东的所有债权债务，并承认原股东签订的协议条件，待原协议拟定条件成就时，由现任股东如约给付前任股东股份溢价金额款，保证不会出现任何差错。《承诺书》加盖兆隆公司公章，现任股东签名处有“杜卫东”、“田奕”、“张树财”字样签名。兆隆公司、杜卫东、田奕认可该《承诺书》的真实性。 被告张建中提交的《履约承诺及确认函》载明：兆隆公司及前任股东田奕、姜国华、刘洋将其持有的公司共计100%股份于2016年5月5日转让给宏佳公司，实际股权转让款2500万元。双方于2016年5月27日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由原股东刘洋、姜国华、田奕分别与宏佳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截止本函件出具时，公司实际股东为杜卫东持股60%，邢春艳持股40%。现兆隆公司以及现任股东杜卫东、邢春艳郑重承诺并确认：承认并承接宏佳公司（张建中）与兆隆公司于2016年5月5日所签订的《合同书》以及工商变更登记中《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中宏佳公司及张建中所有权利和义务，并同意按该合同的约定向兆隆公司原股东田奕、姜国华、刘洋依约履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合同书第三条第四项约定，出让方获取《土地证》后7日内支付2500万元并按比例转至出让方个人账户）。承诺方处加盖兆隆公司公章及“杜卫东”字样签名，无邢春艳签名，兆隆公司及杜卫东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 本院认为，《合同书》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据合同约定承担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张建中等五被告应否连带承担向原告支付1250万元的义务，以及上述款项的支付条件是否已经成就。 关于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公司是依法成立并具备一定组织形式，以营利为目的，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有独立法律主体地位的经济组织。公司虽然是独立法人，但其独立人格系法律拟制，其早期资产来源于股东投入，对外经营活动亦需股东（大）会授权。股东按持股比例对公司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故公司的转让归根结底是股权的对外转让。案涉《合同书》虽约定宏佳公司整体收购兆隆公司，但同时约定在宏佳公司向兆隆公司支付第一笔1000万元后，兆隆公司可以撤出注册资本金，并将兆隆公司股东全部变更为宏佳公司指定的人员。结合姜国华、田奕、刘洋在《合同书》出让方处签名，《合同书》签订后兆隆公司原股东姜国华、刘洋、田奕又分别与张建中、张树财签署《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将持有的兆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张建中、张树财等事实，可以确认案涉合同的实际出让方应当是兆隆公司股东姜国华、田奕和刘洋，而非兆隆公司。故姜国华与案涉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有权依据《合同书》的约定要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张建中在《合同书》受让方处签字确认，按照《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的约定受让了姜国华持有的兆隆公司30%股权，并进行了工商登记。虽2016年5月4日《承诺书》约定在条件成就时由兆隆公司向姜国华支付溢价款1250万元，但2016年12月19日兆隆公司、杜卫东、田奕出具的《债务偿还承诺书》中明确张建中将兆隆公司股份转让给了田奕、杜卫东，田奕、杜卫东承诺待原协议拟定条件成就时由现任股东如约给付前任股东股份溢价金额款。张建中辩称其仅为股权持有人、而非付款义务人，与《债务偿还承诺书》的约定明显自相矛盾，加之张建中未提交相关证据，故其关于代宏佳公司持有兆隆公司股权的辩论意见，本院难以支持，姜国华有权要求其承担相应合同义务。本案现有证据虽不能证明杜卫东、田奕出具《债务偿还承诺书》时曾征得姜国华同意，但在张建中申请追加田奕等人为本案被告时，姜国华无异议，并相应变更了诉讼请求，应视为姜国华对《债务偿还承诺书》内容的认可，故田奕、杜卫东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起诉时被告明确即可，并未要求被告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至于被告应否承担相应责任，则属于实体审理的范畴。因兆隆公司在《承诺书》“承诺人”处中加盖公章确认，故兆隆公司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而邢春艳虽未在《履约承诺及确认函》上签字，但因《履约承诺及确认函》中提及其与杜卫东共同承认并承接《合同书》中宏佳公司及张建中所有权利义务，从形式上看邢春艳与本案具有关联，故邢春艳辩称其未在《履约承诺及确认函》上签字、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张建中等五被告应否连带承担向原告支付1250万元义务问题。虽案涉《合同书》约定由宏佳公司收购兆隆公司，但兆隆公司原股东姜国华将其持有的兆隆公司30%股权转让给了张建中，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且张建中于《合同书》签订当日又在《承诺函》“承诺人”处签字，随后出具的《债务偿还承诺书》《履约承诺及确认函》中亦明确张建中受让姜国华股权后，又将股权转让给他人。张建中虽辩称系代宏佳公司持有股权，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张建中应当向姜国华依约履行给付义务。而田奕、杜卫东在成为兆隆公司股东后，曾出具《债务偿还承诺书》和《履约承诺及确认函》，承认承接兆隆公司原股东张建中等人的所有债权债务，并承认原股东签订的《合同书》中约定的义务，故田奕、杜卫东应当向姜国华履行相应义务。因邢春艳未在《履约承诺及确认函》上签字，且主张该函件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又无其他证据证明邢春艳向张建中就案涉《合同书》的履行作出相应承诺，故姜国华主张邢春艳承担相应责任，依据不足。至于兆隆公司应否承担相应给付义务，本院认为，《承诺书》虽约定由兆隆公司向姜国华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款，但兆隆公司并非回购本公司股权，由兆隆公司向原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有侵害兆隆公司资本充实之虞，恐危及兆隆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且后续签订的《债务偿还承诺书》《履约承诺及确认函》明确由时任股东向原股东履行给付义务，故由兆隆公司履行给付义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如上所述，张建中、田奕、杜卫东虽应当履行合同义务，但姜国华在本案中主张的股权转让款1250万元对应的股权比例为50%，其中除姜国华原先持有的30%股权外，其余20%股权姜国华称系2014年7月10日从原股东刘洋处受让而来。本院认为，姜国华所谓的受让刘洋20%股权，未进行相应工商变更，加之《合同书》签署后刘洋又与张建中签署了《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与姜国华的前述主张相矛盾，故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姜国华曾持有兆隆公司50%股权。综上，姜国华主张由张建中、田奕、杜卫东、邢春艳、兆隆公司立即连带给付其股权转让款125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张建中辩称转让价格中注册资本金之外的2500万元不应仅是股权转让价格。本院认为，股权价值即所有者权益是由公司资产减去负债计算得出，故股权价值与公司资产状况紧密相关，股权价值直接反映了资产体量，脱离公司资产单独计算股权价值既无法实现，也无现实意义，故张建中辩称案涉合同是将股权与资产分别计算转让价格，有违常理，亦缺乏事实基础。 关于案涉1250万元支付条件是否已经成就问题。《合同书》约定：出让方资产全部转让完成并且履行完转到收购方，出让方获取《土地证》后，收购方七日内支付2500万元并按比例转至出让方个人账户。经庭审调查，各方均确认兆隆公司尚未取得土地证，故诉争款项支付条件并未成就。至于姜国华主张1250万元所涉付款条件约定应为无效条款的主张，本院认为，该条款系合同当事人基于商业判断对自身权利作出的安排，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姜国华的上述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立。 综上，姜国华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姜国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6800元，由原告姜国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周立新 审判员  冯 曲 审判员  徐 俊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