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7民终14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丛玉峰，男，196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长岭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丛玉生，男，1967年7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长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春凤，女，196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长岭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丛秀芬，女，197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岭县。上诉人丛玉峰、丛玉生因与被上诉人丛秀芬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岭县人民法院（2020）吉0722民初1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丛玉峰及其丛玉生的委托代理人吕春凤，被上诉人丛秀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丛玉峰、丛玉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丛秀芬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法院没有对长岭县人民政府在2018年颁发的059966号农村土地经营权证进行审查认定，而是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依养老协议、人民调解书和丛秀芬履行养老协议（由于被赡养的老人已经去世，该协议履行完毕，与涉案土地无关）耕种案涉土地一年，直补折又变更在丛秀芬名下的事实，将涉案土地判给了丛秀芬是错误的。第二，第059966号农村土地经营权证的承包方代表是丛玉峰，丛秀芬的父母是丛玉峰的家庭承包成员。丛玉峰和丛秀芬父母的承包土地是共有关系，虽然丛秀芬的父母已经去世，但承包方的农户还存在，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和调整承包地，丛玉峰继续承包经营土地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一审法院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判给丛秀芬，使其继承了父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违反了“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能够继承的法律规定，而人民调解协议调解的结果是把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交给丛秀芬经营，同样违反了该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还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是错误的。第四，关于取得第059966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相关证据。丛玉峰、丛玉生的父亲丛茂林在老伴去世后，于2000年3月份将往来账、土地账和土地承包合同与丛玉峰的往来账、土地台账和承包合同并为一起，从事相关承包费及补贴都由丛玉峰承担和领取，形成了一个家庭承包户的事实。大兴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站颁发的“农民负担监督卡”家庭人口栏中记载的5人中有丛茂林和丛玉峰，承包田面积包含案涉土地，该监督卡证明在2000年5月份，丛玉峰与丛茂林就是同一个家庭承包组织成员。2004年吉林省统一规范的耕地承包合同证明，从家庭承包成员以及承包田面积等方面，证明丛玉峰与丛茂林是同一个家庭承包组织成员。综上，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不审查、不认定、不根据政府颁发的案涉土地权属证书判案，错误的适用法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公正判决。丛秀芬辩称，其父丛茂林生前因为赡养问题，哥哥们研究之后，决定把丛茂林送到丛秀芬处生活，关于丛茂林夫妇的土地，丛茂林生前是有养老协议的，按照养老协议要求，丛茂林归丛秀芬照顾，但土地等由丛秀芬经营收益。至于丛玉峰取得的土地使用证问题，应该由丛秀芬支配，他们哥们研究之后，决定把丛茂林送到丛秀芬这里，按照养老协议支配，没有他们哥们的事。丛玉峰未经丛茂林同意，私自将土地并到一个户内。丛茂林去世后土地被占取得12万元补偿，丛秀芬的大嫂称丛玉峰他们哥三个要平均分。丛秀芬找到大兴镇司法所调解，丛秀芬、丛玉生、丛玉峰以及大嫂在场，调解委员会组织下达成的协议，丛秀芬基于该协议内容要求丛玉峰、丛玉生返还土地。丛秀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丛玉峰、丛玉生返还丛秀芬3.8（大）亩承包经营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丛秀芬、丛玉峰与丛玉生系兄妹关系，丛玉芬父亲丛茂林和母亲姜淑琴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在长岭县大兴镇中兴村各分得5.1亩（小亩）承包地，共10.2亩（小亩），户主是丛茂林，2口人。地块为三块：第一块条田地，一等地1.8亩、4垅，四至为东邻谢殿发，西邻丛玉峰，南是林，北是道；第二块李坟东，二等地2.1亩、5垅，四至为东邻谢殿发，西邻丛玉峰，南是道，北是道；第三块王坟西，三等地6.3亩、21垅，四至为东邻谢殿发，西邻丛玉峰，南是林，北是林。姜淑琴于1999年去世，2015年丛茂林由丛秀芬赡养，2015年8月3日签订一份赡养协议，约定：“一、父亲丛茂林同意归谁家，地和房子就归谁所有。其中树地6亩，耕地8亩。二、安葬费，归谁谁就承担安葬费。三、养老费，三个儿子每年给父亲500元养老费。四、医药费，年医药费超出一千元部分哥三个平均摊。五、此协议从今日起生效，生效后原协议作废。”2016年6月份（阴历）丛茂林去世，安葬事宜由丛秀芬操办。2017年丛秀芬耕种其父母的承包地，2018年修高速公路占其父母的耕地4.5亩（一等地南北垄，北头占一半0.9亩，三等地南北垄，南头占3.6亩），给补偿款12万元。经大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丛玉芬和其哥仨达成调解协议：“1、丛玉芬父母承包地占地款由丛玉峰、丛玉生、丛玉龙、丛玉芬四人平均分配，剩余承包地由丛玉峰经营到2019年末，从2020年剩余的承包地由丛玉芬经营。2.从今年开始，直补款更名到丛秀芬的名下，由丛秀芬领取。3.剩余的承包地确权到丛秀芬名下，由丛秀芬经营。”丛茂林去世后，丛玉峰将购买其父的房款8000元给丛秀芬。2016年冬，丛茂林的直补折更名到丛秀芬名下，从2017年直补由丛秀芬领取。现丛茂林和姜淑琴生前的承包地被确权在丛玉峰名下，征占后剩余的承包地5.7亩（小亩），丛玉峰、丛玉生每人各耕种一半。2020年4月末，丛秀芬去种地，丛玉峰、丛玉生强行阻拦。现丛秀芬诉至法院，要求经营丛茂林和姜淑琴生前留下的5.7亩（大亩3.8亩）承包地。上述事实，有争议双方陈述，丛秀芬提供的养老协议书、房屋界限划分、丛茂林的土地使用证、大兴镇八付村98年分地台账、八付村委会证明、大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协议、录音材料。丛玉峰提供的二轮土地确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2012年11月15日丛茂林处理房屋的决定等其他证据材料在卷为凭，属实无异。一审法院认为，丛秀芬已按赡养协议约定赡养老人，老人去世后为其办理了丧事，已按协议履行义务。丛玉峰也将老人的房款交给丛秀芬，2017年丛秀芬已实际耕种一年，直补折已变更到丛秀芬名下，并且还有大兴镇人民调解协议，以上内容说明争议双方对协议认可且履行，丛秀芬要求继续履行养老协议，即耕种丛茂林和姜淑琴生前承包地被占用后剩余5.7亩的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判决：丛玉峰、丛玉生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丛秀芬其父母承包地被占后剩余的5.7亩，具体地块按1998年丛茂林的土地使用证和村委会的土地台账执行。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丛玉峰、丛玉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丛玉峰、丛玉生提交新证据。证据一，中兴村委会《证明材料》。证实：丛秀芬不是本村村民，不能享受土地待遇。当前正在三资清理，村集体资产不能无偿占用，如果认定丛茂林夫妇生前分得土地为整户销亡，中兴村将收回二人承包地另行发包。证据二，家庭成员《证明材料》。证实：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家庭成员七人并未全部同意，不具有法律效力。丛秀芬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此案不涉及丛秀芬的户籍，应该按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协议履行。证据二，调解委员会程序合法，当时丛秀芬找的韩乡长，韩乡长派蔡勇、刘景峰主持调解的，当时没有人胁迫，建议法庭听一下调解时的现场录音资料。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丛玉生、丛玉峰、丛秀芬父亲丛茂林、母亲姜淑琴均去世，丛茂林、姜淑琴生前的承包地与丛玉峰在同一户内。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本质特征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因此，这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可能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个人财产，故不发生继承。丛玉峰作为该户的其他家庭成员理应继续承包经营，但本案有其特殊性。丛玉峰的兄弟姐妹因丛茂林生前的赡养问题达成协议，兄弟几人同意由丛秀芬赡养丛茂林，丛秀芬尽到了赡养义务直至丛茂林去世。丛茂林夫妇生前的承包地因被占产生利益，按照赡养协议约定应由丛秀芬继承，但丛玉峰等家庭成员反对，发生纠纷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本案争议焦点为：该《调解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人民调解协议是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纹，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第三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二）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三）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第七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第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解。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不得调解。”第十九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可以指定一名或者数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也可以由当事人选择一名或者数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人民调解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一）选择或者接受人民调解员；（二）接受调解、拒绝调解或者要求终止调解；（三）要求调解公开进行或者不公开进行；（四）自主表达意愿、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第三十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的义务。”第三十二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丛秀芬因丛玉峰等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提起诉讼，案由的确定应当按照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审理该类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本调解协议书具有无名合同的属性，合同的效力、订立受合同法的一般规定约束，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是否成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它与一般合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对已经发生的争议，达成的如何解决该争议的协议。人民调解协议的履行，主要靠双方当事人互相承诺，社会舆论和道德的力量来保障协议执行。协议达成后一方不履行，应当督促履行，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可以起诉，通过诉讼的途径实现协议内容。调解不成以民事合同为由提起诉讼，通过诉讼予以确认。就本案，依据丛秀芬提供的录音资料可知，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调解该纠纷时，反复释明丛玉峰等人，丛玉峰认可调解协议内容，并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确认，视为丛玉峰将其享有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丛秀芬，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丛玉峰未提供证据证明调解程序违法。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争议双方应按照协议内容享有各自权利、承担各自义务。综上所述，丛玉峰、丛玉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丛玉峰、丛玉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福桐审判员  邰伟莉审判员  王丽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邹仕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