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11民初1963号原告：刘长恩，男，1963年11月30日生，汉族，住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飞，系大连中桓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职员。被告：于永志，男，1973年7月24日生，汉族，住址大连市旅顺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旭，系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红锋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2311548137A，住所地大连市旅顺口区矿泉街**。法定代表人：刘美红，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旭，系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晓柱，系辽宁甘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大连湾橡塑机配件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11185776494，住，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毛营子村/div>投资人：王兆发，系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权儒，系该公司职员。被告：大连鼎鹏砼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26870816783，住，住所地大连市旅顺口区长城街道钟家村/div>法定代表人：刘凯，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静，系该公司职员。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515728351，住，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116—**/div>负责人：张建发，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男，系该公司职员。原告刘长恩与被告于永志、被告大连红锋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红锋公司）、被告大连大连湾橡塑机配件厂（以下简称被告配件厂）、被告大连鼎鹏砼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鹏公司）、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辽0211民初361号民事判决书，后被告大连红锋运输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院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9）辽02民终76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9）辽0211民初361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收到市中院裁定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长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飞、被告于永志及被告红锋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旭、被告配件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权儒、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鼎鹏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连带赔偿伤残赔偿金38220元×20年×20%=1528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护理费100元×60天=6000元、误工费38220元÷365天×120天=12565元、营养费100元×60天=6000元、医疗费57993元、伙食补助费100元×25天=2500元、鉴定费2440元，共计260378.83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18日12时，被告驾驶辽Ｂ×××**号重型自卸货车（车辆栏板加高且超载81.7％），沿锦双线由东向西行驶至锦双线17公里处路口时闯红灯进入路口并操作不当驶入对向车道，与沿锦双线由西向东刘长恩驾驶的SS15403号小型客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及信号灯、电子警察、路灯、配电箱、绿化带受损，于永志及SS15403号军牌小型客车内刘长恩、陈增辉受伤。经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甘井子大队事故认定书确定于永志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刘长恩、陈增辉无责，事故发生后，各被告不能与原告达成赔偿意向，据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判如所请。被告于永志辩称，其属于职务行为，应该由红锋公司承担责任。被告红锋公司辩称，本案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第一，本案涉及不到“营业”车辆投保“非营业”性质保险是否理赔的问题，因为事故发生时车辆从事的为非营业性质的工作，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的涉案车辆发生事故时，运输的货物是公司内部安排的运输业务，拉石头是公司建厂房用，是公司内部行为，虽然车辆保险投保的为非营业性质，但事故时货车的运输行为是非营运行为，因此即便投保的为非营业性质，保险公司也应该赔付商业三者险。因此，对于本案并没有保险公司所述的使用性质改变的情形，其不能提供涉案车辆事故发生时从事营业性运输的证据，主观臆断事故发生时车辆处于运营状态，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二，事故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司机闯红灯操作不当驶入对向车道导致的，不能构成保险公司保险合同中第18条拒赔商业险的理由。根据事故认定书记载，被告驾驶人的过错，一是改型超载，二是闯红灯，三是行驶到反向车道，分析这三项过错，超载改型的行为并非行驶过错，不可能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本起事故的最直接原因是闯红灯行驶到了反向车道，发生了碰撞。本案事故并非因改装、加装而使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才导致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司机闯红灯操作不当驶入对向车道导致的，保险公司不能以此理由拒赔商业三者险。第三，涉案车辆加高栏板投保时就是存在的，不属于“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因为保险公司订立合同时就预见或者应当预见该情形。对于涉案车辆改装加高栏板目的是多装货，此为行业通行做法，具体说红锋公司购买车辆时就是存在的，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是明知的，在两个保险年度，配件厂是较大保户，同时期与涉案车辆同类型同情形，在保险公司承保了16台同类车辆。其中一部分车辆多次出险，从保险公司查勘的现场照片看，出事车辆均有加高改装情形，为此曾受到交警部门的行政处罚，但保险公司均现场勘察都并予以理赔，其行为已经默认了该类型的车辆即便有改装超载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赔的，给投保人的心理预期是这批车辆这样投保是没有问题的。因此保险公司一直知道涉案车辆的状态和危险程度。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第四，庭审时，对于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配件厂在庭审时表示并没有收到该条款，不能受该条款约束，而且该条款为格式条款，保险公司未做明确说明、告知义务，免责条款无效。从配件厂陈述事实可见，保险公司在承保车辆时，橡塑机配件厂并不清楚也没有收到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也没有当庭举证证明其对投保人免责条款概念、内容及法律效果，以口头或者书面作出解释，履行告知义务，庭审中举证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均是打印的，颜色、字体大小、粗细没有与其他条款很明确的区别开，根本不能引人注意。应当定性为保险公司违反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未对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和告知义务，免责条款无效。第五，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没有非医保用药不予赔付的规定，即便有该条款规定也属格式条款，未做明确说明、告知义务，免责条款无效，而且《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9条已被各法院适用，认定非医保用药部分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伤者的非医保用药部分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综上，案涉车辆事故时拉着我公司的货物并没有从事营运行为，保险公司也不能证明事故时为营运行为，并一直是明知几个被告的营运方式，车辆用途，该类车辆的危险程度是怎么样，而不是像保险公司现如今所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其拒绝赔付商业三者险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配件厂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第一，关于车辆的保险经过，2015年杨小辉（中华保险业务员）找到我，说中华保险大货车有保费价格优惠，比人保、平安便宜一半，而且保的内容都一样，让我帮联系业务。我按杨小辉要求用配件厂名义保了十六台车，连续保了两年。杨小辉没给我讲保险条款，责任免除，也从没给过我保险条款。保单中的经办人杨小强我没见过也不认识。第二投保年度（2016-2017），我把行驶证等承保资料交给杨小辉，但中华保险仍将案涉车辆车主登记为鼎鹏砼业，责任不在我们。第二，配件厂不应当承担该起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因为配件厂不是机动车的所有人，仅是机动车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没有责任，故原告无权要求承担责任。原告的损失全部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主要理由为：案涉机动车在保险公司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承担责任；保险公司以案涉车辆属于非营运并认为车辆已经进行了改装，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辩解意见与承保过程不符。在办理车辆保险时，车辆的行驶证登记的使用性质就是货运，保险公司办理保险的业务员为了降低保费，达到承揽业务的目的，单方在车辆的保单上填上非营业车辆，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事实上，在车辆登记在大连鼎鹏砼业有限公司名下时，车辆就是营运车辆，该公司具有从事普通货运的资质，对此，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是明知的；变更登记在红锋公司名下时，车辆本身的货运性质并未改变，该公司也同样有从事普通货运的资质，这些事实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是明知的，故保险公司以车辆使用性质改变，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抗辩不能成立。事实上，在2015-2016保险年度，保险公司以配件厂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名义承保的与案涉车辆同类的大货车多达16台，这部分车辆在承保期间均进行了改装（该类车改装是行业通行做法，即车厢栏板加高0.5米，重量750千克），部分车辆在两年间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均现场查勘，均承担了保险责任并予以赔偿，并未以车辆系非营业和改装为理由拒赔。并在2016-2017保险年度依然对相关车辆给予续保，充分说明保险公司对车辆改装的事实是明知的，并且同意按照车辆现状承保。保险公司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与过去对已经进行改装的承保车辆进行理赔的事实相悖，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保险公司以车辆改装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在保险公司已经明知车辆为营运车辆且在承保时已经明知车辆改装的情况下，仍同意为车辆办理商业保险，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承担包括非医保用药在内的全部损失。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同意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商业险拒绝赔偿。一、承保车辆使用性质改变，未通知保险公司，导致承保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辽Ｂ×××**承保时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业运输，被保险人为被告配件厂，行驶证车主为鼎鹏公司。事故发生时，辽Ｂ×××**载明的车辆所有人已经更改为红锋公司，行驶证的车辆使用性质为货运，且是在运输货物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显然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没有通知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同时根据保险单载明特别约定第3条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承保车辆擅自改型改装，导致承保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故发生经过和成因分析，“辽Ｂ×××**重型自卸货车车辆改型，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其行为过错及所起的作用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根本原因”。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结合本案，保险标的在上述情形中均发生了变化，且都没有通知保险公司。同时，该行为亦违反了保险公司与配件厂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十八条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等，导致被保险人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综上，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三、非医保用药不在保险公司赔偿范围内，原告主张的医疗费与我司审核数额不符，我司审核的医疗费数额为50040.16元，其中非医保用药为14105.84元，该费用不在保险公司赔付范围内。四、保险公司对于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庭审中，我司提供了《商业险投保单》和《保险条款》，其中《保险条款》对于责任免除部分的条款加黑加粗，尽到了提示义务；《商业险投保单》中投保人配件厂在投保人声明中盖章确认，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综上，保险公司已经按照《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要求履行了义务，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二条规定“保险人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标的受让人以保险标的转让后未向其提示或明确说明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保险公司按照《保险条款》对车辆的受让人红锋公司拒赔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诉讼费、鉴定费不再保险公司赔偿范围内。被告鼎鹏公司未到庭，但在原审中提交答辩状中辩称，2012年于元水个人出资购买的自卸辽Ｂ××××**，车辆登记在鼎鹏公司名下，但车辆所有权归于元水所有，由于元水负责自主经营，承担该车辆各项责任。2016年1月，鼎鹏公司接到旅顺口区交通大队管片民警王春财警官的电话通知，说队里开会要求凡是成立交通安全组的车队里不允许有外挂车辆，限在2016年2月之前全部转出，若不转出将不予检车。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了于元水，于2016年1月20日辽Ｂ××××**过户到红锋公司，法人刘美红，为于元水妻子。2016年11月18日发生的交通事故，此时该车辆的行驶证登记所有人已是红锋公司，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已认定。至于商业险保单中行驶证车主是鼎鹏公司，是因为过户后红锋公司未告知保险公司行驶证所有人已变更，所以保险公司还按照之前数据信息给续保了。综上所述，原告要求鼎鹏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认为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望贵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维护鼎鹏公司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18日12时许，被告于永志驾辽Ｂ××××**号重型自卸货车（车辆栏板加高且超载81.7％）沿锦双线由东向西行驶至锦双线17公里处路口时闯红灯进入路口并操作不当驶入对向车道，与沿锦双线由西向东原告刘长恩驾驶的SS15403号小型客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及信号灯、电子警察、路灯、配电箱、垃圾箱、绿化带受损，于永志及SS15403号军牌小型客车内原告刘长恩、陈增辉（系夫妻）受伤。事故发生后，原告于2016年11月18日到大连市中心医院住院救治，住院12天后于2016年11月30日出院。2016年12月19日原告又入住该院，住院5天后于2016年12月24日出院，原告又于2017年2月27日到该院住院，住院8天后于2017年3月7日出院，期间共产生医疗费50138.16元。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甘井子大队于2016年12月13日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于永志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刘长恩、陈增辉无责任。另查，经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委托，大连中山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1、被鉴定人刘长恩车祸致左侧第2—8肋骨骨折、右侧第5—7肋骨骨折，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标准，构成IX级伤残；2、参照《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GA／T1193-2014）标准，建议误工时限为伤后120日；建议护理时限为伤后60日1人陪护；建议营养时限为伤后60日；3、目前暂无后续治疗指征。原告预付司法鉴定费2440元。再查辽Ｂ××××**号机动车所有人系红锋公司，该车辆曾挂靠于鼎鹏公司名下，后于2016年1月29日登记至被告红锋公司名下，车辆使用性质一直为货运，被告红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普通货运。肇事时于永志驾驶该车辆，被告红锋公司与于永志均认可于永志受雇于红锋公司，事故发生时于永志系履行职务行为。被告红锋公司庭后提交说明称其与被告配件厂系合作联运关系。又查辽Ｂ××××**号机动车于2016年5月在被告保险公司处续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第三者保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特约险，被保险人系被告配件厂，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车辆续保时被告保险公司未重新审验车辆行驶证。被告保险公司提供《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约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下列免赔率免赔：……（二）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内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该条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被保险家庭自用汽车、非营业用汽车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最后查，原告户籍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本次事故另一伤者陈增辉已向本院提起诉讼，结合两个伤者基本情况，本院为另案当事人陈增辉预留交强险医疗费限额5000元，预留死亡、伤残限额55000元。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道路交通事认定书、急诊病历、住院病案、费用清单、医疗费收据、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收据、户口薄，被告红锋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保单、行驶证，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保险条款、信息公示报告、现场照片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据已经开庭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按照道路交通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经交警部门认定，于永志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对原告损失应首先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因于永志受雇于被告红锋公司，且事故发生时正在履行职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应由被告红锋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配件厂系车辆保险的被保险人，原告要求其承担责任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鼎鹏公司系车辆发生事故前的登记车主，与本次事故并无关联，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保险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关于保险利益问题，被告配件厂系案涉车辆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庭后经红锋公司核实并提交书面材料称配件厂与其系联运关系，应当认为配件厂对案涉车辆具有保险利益，原告主张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其次，被告保险公司辩称，根据保险条款约定，被告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同时对车辆进行加装、改装，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除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该辩称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第一，关于车辆使用性质变化的问题，一方面，案涉车辆登记为“货运”，保险公司对车辆行驶证记载的“货运”使用性质已经知晓，但仍同意其以非营运车辆投保商业险，无法认定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车辆使用性质；另一方面，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车辆在事故发生时正在从事营业运输，而仅因红锋公司为运输公司便认为车辆在事故发生时从事营运活动，该意见无事实依据，案涉车辆于2016年1月已进行变更登记，2016年5月被告继续对车辆进行投保，投保过程中保险公司应核验车辆行驶证，也应知晓车辆已变更登记至红锋公司名下，但保险公司在受理保险过程中并未核验行驶证，现又以红锋公司名称中带有“运输公司”字样为由主张车辆营运而不承担赔付责任，也无法律依据，故本院对被告保险公司以案涉车辆从事营业运输为由要求免除赔偿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第二，关于车辆加装、改装增加危险程度的问题。案涉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存在加高情形，且车辆超载达81.7%，栏板加高与超载之间存在关联，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超载势必影响车辆的制动功能，应属保险条款约定的“加装”并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但保险公司以此为由免除赔偿责任的前提应为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上述情况，本案中红锋公司主张车辆投保前便已加高，该主张与其提供的红锋公司名下其他车辆的投保及理赔情况能够相互印证，保险公司应当对车辆加高情形及风险有所预见，且在车辆投保时保险公司未对车辆当前状况进行询问，亦未对上述免责事宜是否包括车辆投保前状态进行明确说明，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合上述理由，被告保险公司作为案涉车辆商业三者险保险人应当对原告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同时，为车辆投保保险的目的在于转嫁交通事故带来的风险，对于弥补被侵权人损失或降低侵权人的赔偿成本有着重要意义，而红锋公司作为运输公司，本身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却为追求经济利益对名下车辆进行加装，又为了转嫁加装车辆的事故风险投保保险，加装行为本身具有极大危险性，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不应予以肯定，而在此前提下转嫁风险的目的也应当予以限制。且在投保过程中，虽然保险公司未对车辆现状进行询问，但本着诚信原则被保险人或红锋公司均应将车辆现状告知保险公司，尤其在车辆确有加装的前提下，更应如实告知。综上，依据诚信原则及公平原则，结合保险价值理念，本院认为应相应减轻被告保险公司的赔偿义务，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80%比例赔偿原告较为适宜，另外，保险条款中明确约定车辆超载应扣除10%免赔，本院对此予以支持，故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72%的赔偿责任，剩余28%赔偿责任由被告红锋公司承担。本院结合原、被告意见，参照鉴定结论，对以下赔偿项目及数额予以支持：残疾赔偿金152200元、护理费6000元、误工费参照38050元/年标准支持为12509.59元、营养费6000元、医疗费50138.1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500元，因原告的身体受到伤害，给其精神带来了痛苦，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18000元。上述金额合计247347.75元，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5000元，在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55000元，剩余187347.75元由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72%比例赔偿原告134890.38元，由被告红锋公司按28%比例赔偿原告52457.37元。司法鉴定费2440元由被告红锋公司承担。被告保险公司主张非医保费用不予赔付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刘长恩医疗费5000元。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刘长恩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损失55000元。三、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刘长恩134890.38元。四、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大连红锋运输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刘长恩残疾赔偿金、医疗费等损失52457.37元。五、驳回原告刘长恩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0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长恩承担260元，由被告大连红锋运输有限公司承担4945元。原审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大连红锋运输有限公司承担。司法鉴定费2440元，由被告大连红锋运输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期限二年。审 判 长  王 菲人民陪审员  王少安人民陪审员  王 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曹秀玲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第六十五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