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18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华中农机汽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开州区云枫街道办事处开州大道西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745331648K。法定代表人：谭本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州国，重庆唐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见轩，男，1963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浩，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市开州区华中农机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汽贸）因与唐见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2018）渝0154民初7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中汽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厂牌号为XXXX、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为XXXX、发动机号码为XXXX的车辆买卖合同有效，上诉人不返还被上诉人唐见轩77800元；2．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诉讼费用依法改判，由上诉人承担1745元，被上诉人承担12251元；3．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涉车辆为国2车辆，事实不清。在整个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多达七八次开庭中，都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车辆为国2车。认定上诉人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为被上诉人所购的案涉车辆进行了上户和年检，明显错误。上诉人为案涉车辆代办了上户，但是年检都是由被上诉人本人办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与本案无关，第四十六条规定仅仅是泛指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条是准予登记的机动车应当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而国家安全技术标准与环保之间不存在联系，环境保护部于2011年发布的第92号《关于实施国家第四阶段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公告》不属于法律及行政法规，而是部门规章，并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上法律及规定，都不能直接认定案涉买卖合同无效；三、一审认定案涉车辆为禁止生产和销售的机动车明显错误；渝环（2014）84号文件、工信部产业（2014）473号文件、国家发改委法环资（2014）2368号等多份文件都能反映案涉车辆不是禁止生产和销售的机动车，重庆市的相关文件也未认定变型拖拉机为禁止生产和销售的机动车。四、一审法院在诉讼费的分担上明显错误，本案案涉车辆总购买价为77800元，诉讼费却高达13996元，且违反了《诉讼费用缴纳办法》关于诉讼费分担的规定。唐见轩辩称，一、上诉人主张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不成立。1．案涉车辆是否为国2车有国家的明确规定和车辆实际为证；2.在（2018）渝02民终1156号案件的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已明确承认了案涉车辆为国2车；3．在与本案相关的刑事案件过程中所查明的事实也已经表明案涉车辆的上户、年检均是由上诉人负责；案涉车辆的牌照为套牌。二、上诉人主张的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成立。汽车的制造和销售应该执行何种标准在环境保护法以及环保部的相关规定中已经有了明确规定，环保部2011年发布的第92号文件系法律授权的规范性规章，即具有强制性效力。上诉人以重庆当地的文件来对抗环保法及92号文件已经违背了下位法应遵守上位法的规定；三、原判对给唐见轩造成的损失以证据不足未支持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唐见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原告向被告购买的XXXX拖拉机买卖合同无效；二、判令被告三倍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236400元；三、办汽车年审的差旅费12500元由被告承担；四、拖车费21000元由被告承担；五、本案一审受理费1900元和律师费20000元由被告承担；六、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78800元（含上户费）；七、被告从2017年9月起至被告解决车辆运行问题时止按700元/天向原告支付营运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华中汽贸原名为开县华中农机汽贸有限公司，谭本忠系华中汽贸的法定代表人，谭俊杰系华中汽贸的总经理。被告华中汽贸经营范围为：汽车、特种车辆、专用汽车、专项作业车、半挂车、环卫设备、环卫车辆、越野汽车、自卸汽车、牵引车、载货汽车、农用车、摩托车、工程机械、拖拉机、新能源汽车（纯电动车、油电两用车、油气两用车）、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汽车二类底盘、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农机工程装备机械、公路机械、设备、机电产品、润滑油、五金、建筑材料、建筑设备销售；农用汽车配件批发、零售及售后服务；农业机械组装服务；二手车交易；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车），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货车）；汽车车厢改装、水箱加工、销售；仪器仪表、实验仪器仪表、机械机电设备销售；房屋租赁、汽车租赁、贸易经纪与代理。（依法需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5年8月23日，原告唐见轩在被告华中汽贸购买厂牌型号为XXXX、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XXXX、发动机号码为XXXX的柴油车一辆（该车辆属于国二标准车辆），原告唐见轩向被告华中汽贸支付了裸车价款63943元、上户费用8000元、加高板550元、货厢立柱550元、货厢边沟100元、水箱550元、轮胎2440元、送车费1667元，共计77800元。原告唐见轩与被告华中汽贸约定由被告华中汽贸办理该车辆的上户登记（即办理行驶证、号牌及道路运输证）及年检。2015年9月1日，被告华中汽贸为原告唐见轩购买的车辆办理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和号牌，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上登记的车辆号牌为甘XX**，登记的拖拉机类型为大中型拖拉机。行驶证检验记录显示：临夏州农机监理所2015年9月1日核发，检验合格至2016年9月有效，检验合格至2017年9月有效。原告唐见轩将购买的车辆用于在上海市从事拉渣土等运输业务。2017年9月，原告唐见轩得知所购买的厂牌型号为XXXX的车辆无法进行年审，致使其车辆在上海无法正常上路从事运输业务。网民“汽车车车”通过网络向甘肃相关部门反映其购买的车辆不能年审的问题，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农业机械管理局于2018年4月4日给网民“汽车车车”回复，回复主要内容为：原告唐见轩的甘XX**拖拉机号牌并非康乐县农机局和临夏州农机局核发，属套牌；州农机监理所根据号牌申领存档资料查出甘XX**号牌为康乐县农机局于2013年5月13日核发，机主为康乐县XXXX村民马XX，该机于2013年5月从景泰县金牛农机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型号为奇瑞牌XXXX型轮式拖拉机，其发动机号XXXX，整机底盘号XXXX。2018年4月17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农机监理所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重庆市开州区大进镇泗峡村农民唐见轩所使用的甘XX**拖拉机号牌并非临夏州农机监理所核发，属套用我辖区康乐县XXXX村民马XX购买的奇瑞牌XXXX型轮式拖拉机号牌，因此唐见轩所使用的甘XX**系假牌。”2018年7月13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给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农机监理所发调查函，向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农机监理所咨询上述《证明》的真实性等问题，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农机监理所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临州农机监函字〔2018〕3号函，函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内容为：“1．我单位2018年4月17日出具的2018字第13号《证明》真实有效。2．唐见轩所购买的机型在2015年8月按照正常程序不能在我单位登记上户。3．如唐见轩所购买的机型符合我部门登记管理规定，合法登记上户后，在2016、2017年是可以正常进行年检的。4．我单位是于2005年停止办理如唐见轩购买的这类车型的登记上户及年检工作的。附：《关于做好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档案及驾驶人档案交接工作的通知》甘公（交）发【2005】9号”。环境保护部于2011年12月29日发布2011年第92号《关于实施国家第四阶段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公告》，公告内容为“……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分步实施机动车国四标准。鉴于目前满足国四标准需求的车用柴油供应仍不到位，严重制约国四标准实施进度。为保证标准实施效果，根据车用燃料供应实际，决定分车型、分区域实施国四标准。（一）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严格实施国四标准。所有生产、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必须符合国四标准的要求。（二）……（三）自2013年7月1日起，所有生产、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必须符合国四标准的要求。二、对于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其国三标准型式核准截至时间延长至2012年6月30日；其国四标准型式核准截至时间及国五标准实施日期另行通知。……。对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排放标准要求车辆的，环境保护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罚”。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5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张斌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2018）渝0154刑初239号刑事判决，该判决确认以下事实：2014年初，张斌从原上班的汽车销售公司离职后，结识了自称能办理拖拉机行驶证、道路运输证以及年审相应证件的李阳淑，双方约定购买一套新拖拉机牌证（包括两块车牌、一本行驶证、一本道路运输证）的价格为3000元左右。张斌为从中谋取利益，遂联系华中汽贸的总经理谭俊杰，称自己有渠道办理拖拉机牌证及年审相应证件，双方并约定购买一套拖拉机牌证的价格为4000元左右。2014年初至2017年左右，谭俊杰明知其销售的车辆无法办理拖拉机牌证，为提高销售业绩，仍授意华中汽贸销售人员将车辆合格证更改并向购车人宣传可以代办外地农机牌证。期间，销售人员在车主购车并交纳6000—8000元不等的办证费用后，便收集办理拖拉机牌证需要的资料，并由谭俊杰或销售人员将材料通过快递寄送给重庆市南岸区的张斌。张斌在收到车主资料后，又将资料寄给上家李阳淑，并从李阳淑处购买相应证件后将证件加价卖给谭俊杰，每套从中赚取数百元不等的差价。谭俊杰在收到证件后，便将相应证件交于购车车主。期间，张斌共卖给谭俊杰甘肃、河南、安徽等多地的拖拉机牌证共计44套，共收取办理证件费用约176000元。其中，拖拉机行驶证44本、道路运输证44本。经农机部门查询，该拖拉机行驶证均系假证。上述《刑事判决书》证据部分谭俊杰的证言证实：“我是重庆市开州区俊华货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任华中汽贸的总经理，负责该公司的全部事务，主要负责汽车销售、上户、过户和年审等业务。华中汽贸和俊华是两家独立的公司，但都是同一套人员在工作，当初成立俊华公司就是为办理公安牌照的货运车辆上户、过户和年审业务。2012年初之后，重庆就再没有上拖拉机户了，我们公司就找到经常有业务往来的张斌、邓成祥办理假的外省籍拖拉机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不标明拖拉机这几个字，也不容易被查。我授意和安排汽车销售部的销售员将车辆的原出厂合格证丢弃不用，然后利用空白的合格证直接打印制作成新的合格证，其他的发动机号和大梁号等信息都不变化，然后将制作的新合格证、车主的身份证复印件、购买的机动车交强险、大梁号及发动机号拓印、车辆照片、车主照片邮寄给张斌、邓成祥，一个多月以后，他们就将制作好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邮寄给我们，我们再交给车主。办理这些证件的费用由我名下尾号为425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卡转账给办证的张斌和邓成祥。收取的拖拉机上户、过户及年审费用是入俊华公司的账目，我再从公司的账户支取办证的成本费，收取费用和支付费用的差额即公司赚取的利润。找张斌办理假的拖拉机行驶证、道路运输证一套4000元”。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渝开州检二部刑不诉〔2019〕74号《不起诉决定书》，该院认为谭俊杰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但鉴于谭俊杰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悔罪表现明显，且自愿认罪认罚；在案发后退缴违法所得10万元，故决定对谭俊杰不起诉。该《不起诉决定书》确认以下事实：2014年初，谭俊杰为提高其经营的华中汽贸销售业绩，与张斌商定让张斌为购车人办理拖拉机行驶证、号牌和道路运输证及拖拉机年审业务。自2014年5月至2016年9月期间，谭俊杰授意公司销售员杨军、刘静、张鑫等人向购车人收集身份证件、照片、车辆合格证和拓印的车辆发动机号、大架号等资料，向购车人收取6000元至8000元不等的办证及购买保险费用。之后，谭俊杰或公司销售员将收集的资料邮寄给张斌，以每套4000元左右的价格从张斌处购买一套新拖拉机牌证（包括一本拖拉机行驶证、两块号牌及一本道路运输证），并交予购车人梁尤枰、杨绍勇、肖盛才等45人使用。除开保险费用，谭俊杰每套证件赚取2000余元的利润。经相关部门查询，谭俊杰向张斌购买的45本拖拉机行驶证均系假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原告于2017年9月才知道其购买车辆不能年检，原告于2018年1月15日就已经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故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辩称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存在以下几个争议焦点：一、原、被告之间关于厂牌型号为XXXX、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XXXX、发动机号码为XXXX的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二、本案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三倍赔偿；三、关于原告主张退还车款78800元（含上户费等费用）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四、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办汽车年审的差旅费12500元、拖车费21000元和律师费20000元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五、关于原告主张营运损失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问题。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对此作出以下分析评判：（一）本案原、被告之间关于厂牌型号为XXXX、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XXXX、发动机号码为XXXX的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原告在被告华中汽贸购买厂牌型号为XXXX的车辆一台，双方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但原告按双方约定的金额支付了价款，被告也将厂牌型号为XXXX的车辆一台交付与原告，双方之间达成了口头买卖合同。被告口头承诺为原告办理上户、年检，且被告也已经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为原告所购买的车辆进行了上户和年检，原告购买车辆后已经使用和运营了两年左右，因此被告为原告所购买的车辆代为上户、年检等事宜属于被告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关于厂牌型号为XXXX的车辆买卖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理由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因此，国家环境保护部先后多次制定的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及2011年第92号《关于实施国家第四阶段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公告》，属于法律授权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具有强制执行力和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实行淘汰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或者转移、使用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禁止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的技术、设备、材料和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条规定：“准予登记的机动车应当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2、环境保护部早于2007年发布关于实施国家第三阶段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时，就规定2008年7月1日起凡达不到国三标准的机动车一律不得销售和注册登记。根据环境保护部于2011年发布的第92号《关于实施国家第四阶段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公告》规定，自2013年7月1日起，所有生产、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必须符合国四标准的要求。本案原告唐见轩于2015年8月23日在被告华中汽贸购买的车辆属于国二标准车辆，原告唐见轩与被告华中汽贸买卖的车辆属于禁止生产和销售的机动车。因此，依据前述规定，原告唐见轩与被告华中汽贸之间的购车合同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二）本案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倍赔偿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通过原告在一审法院及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陈述，原告承认所购买的车辆用于在上海市从事拉渣土等运输业务，用于经营，原告所购车辆并非属于生活消费商品，故原被告之间关于案涉车辆的买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畴，故对原告主张的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主张退还车款78800元（含上户费等费用）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对第一个争议焦点的分析可知，被告为原告所购买的车辆代为上户、年检等事宜属于被告的合同义务，原被告之间的关于厂牌型号为X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原告购买车辆之时，被告明知其销售的车辆无法办理拖拉机牌证，为提高销售业绩，仍授意销售人员将车辆合格证更改并向购车人宣传并承诺为购车人代办外地农机牌证，且根据一审法院（2018）渝0154刑初239号刑事判决和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检察院渝开州检二部刑不诉〔2019〕74号不起诉决定查明的事实，被告为原告提供的车辆行驶证系假证，但被告华中汽贸均没有将上述情况告知原告，由此说明本案合同无效被告存在重大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原、被告之间成立的关于厂牌型号为XXXX的车辆买卖合同属于双务合同，双务合同无效，原、被告应当将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相互返还。原告虽然诉称其向被告总共交付了78800元，但被告只认可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77800元，而原告只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有发票联的金额为63943元，故对被告认可的77800元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应当将77800元返还给原告。另外，原告也应当将厂牌型号为XXXX、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XXXX、发动机号码为XXXX的车辆返还给被告。被告辩称按车辆现价值返还与法律规定不符，对被告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四）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办汽车年审的差旅费12500元、拖车费21000元和律师费20000元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本案合同无效被告存在重大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原告可以向被告主张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但原告没有提交相应的票据予以佐证其主张的办理汽车年审的差旅费12500元和拖车费21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20000元，原告虽聘请了律师，但原告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的票据或其他证据证明律师费的金额，同样根据上述规定，对原告主张的律师费也不予支持。（五）关于原告主张营运损失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问题。首先，原告主张营运损失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其次，根据对第一个争议焦点的分析可知，原被告之间的关于厂牌型号为X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的情形下产生的是缔约过失责任，而非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的对象为信赖利益，原告主张的营运损失应当属于合同有效情形下的履行利益，即当事人履行合同而产生的利益，故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原告的该项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唐见轩与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华中农机汽贸有限公司之间关于厂牌型号为XXXX、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XXXX、发动机号码为XXXX的车辆买卖合同无效；二、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华中农机汽贸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唐见轩77800元；三、原告唐见轩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厂牌型号为XXXX、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XXXX、发动机号码为XXXX的车辆返还给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华中农机汽贸有限公司；四、驳回原告唐见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96元，由原告唐见轩负担1900元，由被告重庆市开州区华中农机汽贸有限公司负担12096元。二审中，华中汽贸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发改环资（2014）2368号文件一份，拟证明低速货车从2017年起开始实施国三排放标准，2016年12月底前执行国二排放标准的事实成立；第二组证据：工信部产业（2014）473号文件一份，拟证明汽车生产企业在2017年1月1日前是可以生产销售低速货车，公安车管部门是可以上牌且2015年购买案涉车辆是能够正常挂牌上户的事实成立；第三组证据：渝环（2014）84号文件，拟证明在2017年前油品升级过渡阶段，低速货车仍然执行国二标准的事实成立；第四组证据：渝农发（2017）261号文件一份，拟证明《重庆市变型拖拉机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第十七条专门对假牌、假证车辆，明确了妥善处理办法的事实成立；第五组证据：开州府办发（2017）219号文一份，证明目的同证据四。第六组证据：开州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2020-1）号会议纪要，拟证明开州区本着解决历史遗留，对现有外籍号牌变型拖拉机制定了具体解决办法；第七组证据：开州区给本辖区外籍变型拖拉机号牌车主的告知书及检测年检时间安排表，拟证明对外籍变型拖拉机明确了检测流程及年检步骤时间安排，案涉车辆自始至终未影响使用的事实成立；第八组证据，开州区公安局关于唐见轩汽车驾照吊销凭证一份，拟证明唐见轩2005年办理汽车驾驶证，于2007年注销（吊销），说明2015年唐见轩购车时根本无汽车驾驶资格；第九组证据：唐见轩拖拉机驾驶登记证查询结果证明，拟证明唐见轩于2015年4月办理拖拉机驾驶证，唐见轩在2015年8月购车时只有拖拉机驾驶资质的事实成立；第十组证据：唐见轩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登记凭证，拟证明唐见轩于2020年1月6日向公安交巡警支队申请登记办理汽车驾驶证的事实成立；第十一组证据：积石山县农机监理站给原开县农机监理站关于跨区入户牌号申明作废协查通知函一份，拟证明案涉车辆号牌在此次注销作废号段范围内，证明案涉车辆属于积石山县农机监理站已登记入户的事实成立。第十二组证据：中国《农机监理》杂志关于甘肃省农机监理部门2013年至2018年时间段注销外籍农机号牌的声明，拟证明开州的外籍农机户至少2000至3000台的事实成立。唐见轩质证认为，1-3号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不予质证。对证据4有异议，因该告知书无原件，且该告知书是2020年4月28日出台，即便告知，对之前的行为也没有约束力。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8、9无原件核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即使真实，也不能否定案涉车辆系套牌的事实。对其提交的检察建议书及检察建议的回复均无原件核对，不予认可。本院审查认为，华中汽贸所提交的第一组至第三组证据，均系客观存在的规范性文件，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其他证据，本院将结合案件其他事实及证据予以审查后综合认定。唐见轩为了证明案涉车辆不是拖拉机，向本院提交了案涉车辆的照片一张，拟证明案涉车辆是汽车，不是拖拉机的事实成立。华中汽贸质证认为，照片中的车辆是案涉车辆，但无法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审查认为，唐见轩所提交的车辆照片，华中汽贸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将结合案件其他事实及证据予以审查后综合认定。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根据华中汽贸的申请，本院向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发出了（2020）渝02民终1180号律师调查令。华中汽贸向本院提供了由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工信部产业（2014）473号文件一份。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唐见轩质证认为，以上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案涉车辆符合出厂规格，并不能证明该案涉车辆已经符合环保部下发的92号文件的规定。华中汽贸对以上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以上证据系一审庭审后发现的证据，且系经当事人的申请并经本院准许后依法收集的证据，证据的取得合法，形式合法，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2014年10月24日，国家发改委等十二部委（局）下发了《关于印发加强“车油路”统筹加快推进机动车污染综合防治方案的通知》，该方案第二条加强机动车环保管理（三）严格新生产车辆管理载明：“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要求。2016年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内重点城市全面实施第五阶段汽、柴油车排放标准。从2017年起，新生产的低速货车实施第三阶段轻型载货柴油车排放标准”。2014年11月1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工信部产业（2014）473号文件，决定自2017年1月1日起，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管理中取消低速货车产品类别，相关企业应停止生产、销售低速货车产品。2014年3月26日，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发出渝环（2014）84号《关于我市执行国家第四阶段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第三条载明：“摩托车、低速货车暂不执行国四排放标准，其中摩托车执行国三排放标准，低速货车执行国二排放标准”。2020年4月28日，重庆市开州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向各市外变型拖拉机机主发出《告知书》，决定对辖区内所有登记造册的变型拖拉机从5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进行安全技术性能检测。逾期未到规定部门办理检测登记的视为违法。2020年10月30日，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证明一份，其证明内容为：“经查，涉案车辆（底盘车架号码XXXX，发动机号码为XXXX）车型为：低速货车，车辆型号为：XXXX，该车经出厂检验合格，合格证已随车交付经销商。车辆公告是第247批次，公告生效日期是2013年4月10日，停止销售日期是2017年1月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产业（2014）473号文件的规定，该型号车辆在2017年1月1日前允许生产和销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车辆的型号及排放标准的问题；2．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3、唐见轩基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4、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费用的分担是否恰当。针对华中汽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唐见轩的答辩请求及理由，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评析如下：一、关于案涉车辆型号及排放标准的问题。唐见轩向一审法院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向被告购买的XXXX拖拉机买卖合同无效”，为证明案涉车辆为拖拉机，举示了案涉车辆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该发票载明：车辆类型为拖拉机，厂牌型号为XXXX，发动机号码为XXXX，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为XXXX。二审中，唐见轩为证明案涉车辆为汽车，举示了案涉车辆照片。华中汽贸为了证明案涉车辆的类型，向本院提交了该车的生产厂家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涉案车辆（底盘车架号码XXXX，发动机号码为XXXX）车型为：低速货车，车辆型号为：XXXX。关于涉案车辆型号的问题。本院认为，因能够证明车辆型号及排放标准的直接证据即车辆合格证，已被华中汽贸丢弃。而车架号即车辆识别代码，它系根据国家车辆管理标准确定，包含了车辆的生产厂家、年代、车辆型号、车身型式、发动机代码及组装地点等信息，该代码对车辆进行识别具有唯一性。结合华中汽贸以厂牌型号为XXXX拖拉机给唐见轩办理了假拖拉机牌照的事实，故案涉车辆的车型应当以生产厂家根据车辆识别代码查询后查明的车型为准，即本案的车辆型号应当认定为：XXXX低速货车。关于案涉车辆排放标准的问题。本院认为，经审查本案（2018）渝02民终1156号案件庭审笔录第42页，华中汽贸的法定代表人谭本忠陈述“我们卖的车，都是根据政策规定生产出来才能销售。我们卖的是国二车，在2015年以前都是可以销售”，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车辆系国二排放标准并无不当。华中汽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但没有提供证据否定其自认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案涉车辆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理由如下：虽然环境保护部2011年第92号公告《关于实施国家第四阶段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公告》第一条第（三）项作了“自2013年7月1日起，所有生产、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必须符合国四标准的要求”的规定，但该公告第一条作了“分步实施机动车国四标准。鉴于目前满足国四标准需求的车用柴油供应仍不到位，严重制约国四标准实施进度。为保证标准实施效果，根据车用燃料供应实际，决定分车型、分区域实施国四标准”及第二条作了“对于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其国三标准型式核准截至时间延长至2012年6月30日；其国四标准型式核准截至时间及国五标准实施日期另行通知”的规定，结合2014年10月24日，国家发改委等十二部委（局）（其中含环保部、工信部）下发的《关于印发加强“车油路”统筹加快推进机动车污染综合防治方案的通知》（三）严格新生产车辆管理关于“从2017年起，新生产的低速货车实施第三阶段轻型载货柴油车排放标准”的要求，且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发出渝环（2014）84号《关于我市执行国家第四阶段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三条作了“摩托车、低速货车暂不执行国四排放标准，其中摩托车执行国三排放标准，低速货车执行国二排放标准”的规定。依上述规定，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分车型、分区域、分步实施的，重庆市关于低速货车排放标准在2017年1月1日前执行的是国二标准。涉案车辆的生产厂家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已证明涉案车辆的车型为低速货车，车辆公告是第247批次，该公告的生效时间是2013年4月10日，停止销售时间是2017年1月1日，也与工信部产业（2014）473号文件规定的停止生产、销售的期限相符。因案涉车辆车型为低速货车，其虽为国二排放标准，但在2015年双方当事人建立车辆买卖合同期间并不是国家禁止生产和销售的车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三、关于唐见轩基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在重审本案中，于2018年12月19日第三次开庭时已向唐见轩释明“你方主张的合同无效的请求，是有可能得不到法律支持的，你方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但唐见轩表示“不变更第一条诉讼请求，坚持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在华中汽贸抗辩合同有效，一审法院将案涉合同效力已经作为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并作出判决合同无效的情况下，由于唐见轩在法院对合同效力进行释明后仍未变更诉讼请求，且本案已发回重审一次，故在本院基于新的事实认定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应当驳回唐见轩基于合同无效而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唐见轩可以基于合同有效另行主张权利。四、关于诉讼费的负担问题。本院认为，虽然诉讼费用的分担的基本原则是由败诉方负担，但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负担诉讼费用数额。本案系华中汽贸在政策及法律允许的时间段内能够为案涉车辆办理汽车号牌、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的情况下，在收取了唐见轩的上户费用后却为案涉车辆办理了假的号牌、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引起本案诉讼存在重大过错。华中汽贸故意将案涉车辆的合格证丢弃，直到本院庭审结束后才向本院提交向生产厂商调取的该车有效信息，方才证明案涉车辆的车型，导致本案一审裁判结果并提起上诉。故一审法院对案件诉讼费用的分担，并无不当。华中汽贸认为一审法院分担诉讼费用不当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案件受理费也应由上诉人承担。综上，由于二审中出现新的证据和事实，华中汽贸关于合同有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2018）渝0154民初770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唐见轩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996元，由唐见轩负担1900元，由重庆市开州区华中农机汽贸有限公司负担120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4元，由重庆市开州区华中农机汽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柯 言审 判 员  李 斌审 判 员  胡玉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陈俊颖书 记 员  唐 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