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2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杰，男，198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文，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得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园九路********。 法定代表人：单鑫。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焕、程达群，浙江群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杰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得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龙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8民初2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秦海龙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9月23日，得龙公司、王杰签订装修合同书，约定发包人为王杰，承包人为得龙公司；工程名称为GT酒吧；工期50天，竣工日期为2019年11月12日；工程总价款为38万元，合同签订后一日内支付40%（152000元），完工后一日内支付10%（38000元），完工后一月内支付25%（95000元），完工后两个月内支付25%（95000元）；并约定了违约责任等内容。 之后得龙公司、王杰签署三张工程联系单，即填报日期分别为2019年12月2日、2019年12月9日的工程联系单以及第三张事由为工程项目延迟交付的工程联系单（下称第三张工程联系单）。其中第三张工程联系单载明“因甲方（王杰）延迟支付工程进度款……，完工时间推迟至2019年12月12日前，完工即付19000元整，2020年1月12日前支付总款项的百分之二十五（95000元整），2020年2月12日号前支付剩余款项95000元（其中30000元整）可用酒水消费卡抵工程款。合同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工期推迟，并互不追究对方延迟的违约责任及相关后果。” 2019年12月30日，得龙公司、王杰签署工程竣工单。 另查明，从2019年9月23日至2020年1月6日，王杰共向得龙公司转账支付185000元。 还查明，垃圾清理费抵扣工程款4000元，其他项抵扣工程款1000元。 得龙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王杰支付得龙公司应付未付的到期工程款209000元；二、王杰支付得龙公司延期付款违约金12000元；三、王杰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四、王杰承担得龙公司因多次上门讨要工程款的人工费、路费等费用3000元。诉讼中，得龙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金额变更为191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得龙公司、王杰签订的装修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王杰认为得龙公司没有装修资质，装修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认可。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以下几方面。一、诉争法律关系的主体。得龙公司认为主体双方为得龙公司、王杰。王杰认为主体双方为得龙公司、杭州吉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他公司）。原审法院认为主体双方为本案得龙公司、王杰，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案涉装修合同书由得龙公司、王杰签订。其次，案涉工程竣工单及三张工程联系单，均由得龙公司、王杰签署。第三，案涉已付工程款185000元由王杰予以支付。第四，王杰陈述其系受吉他公司的委托，实施履职行为，得龙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庭审中，就王杰提及的该问题向得龙公司进行了释明，得龙公司坚持认为不认可王杰所谓的履职行为，其仅与王杰存在合同关系，与吉他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第五，王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履职行为，涉及的吉他公司、曹军师亦未出庭作证。综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诉争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为本案得龙公司、王杰。得龙公司有权根据双方的相关约定要求王杰支付工程款。二、工程款的认定。首先，案涉合同工程款38万元，王杰已付185000元，双方对此无异议，予以确认。其次，根据王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结合双方庭审陈述，可以认定垃圾清理费4000元，其他项1000元抵扣工程款。第三，第三张工程联系单载明2020年2月12日前支付剩余款95000元，其中30000元可用酒水消费卡抵工程款，但截至该时间点，王杰并未付款，也未交付该卡。王杰在庭审中作为证据拟当庭移交一张GT酒吧VIP卡给得龙公司，得龙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王杰在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内未交付酒水消费卡，其在庭审中提交的该卡是否可作为酒水消费卡，卡内有无金额，能否使用均不明，故不予确认。王杰主张以该卡用于抵扣30000元工程款，不能成立，不予认可。根据上述认定，王杰尚需支付得龙公司工程款190000元。另外，案涉第三张工程联系单载明完工时间推迟至2019年12月12日前，又载明同意工期推迟，互不追究对方延迟的违约责任等内容，结合工程竣工单填报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等案情，得龙公司诉请主张12000元的迟延付款违约金，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同时，得龙公司诉请主张人工费、路费3000元，依据不足，亦不予支持。综上，得龙公司诉请与事实，部分有据，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判决：一、王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得龙公司19万元；二、驳回得龙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90元，减半收取2195元，由得龙公司负担171元，由王杰负担2024元。 宣判后，王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事实部分。（一）一审法院认为“诉争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为本案原、被告”及其相应理由，均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并非一审适格被告。1.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装修合同书由原、被告签订”，“案涉已付工程款185000元由被告予以支付”系事实认识错误。首先，一审中王杰提交了由吉他公司盖章、吉他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军师签字的《情况说明》一份，足以证明吉他公司系案涉工程GT酒吧的经营主体、实际使用人。王杰仅系吉他公司关于案涉工程的授权代表，全程负责该项目的接洽、沟通等事宜，直至项目验收完毕。其次，一审证据中有多张曹军师的转账记录以及吉他公司备注有“装修款”的转账记录，该款项均打入王杰账户，由王杰代为支付给得龙公司，并非王杰自主支出，王杰不享有案涉工程款的财务决定权。最后，王杰在签订案涉装修合同前，已经曹军师授权同意其代为签订案涉合同（见本次提交的证据“聊天记录”第3页），并在得龙公司催促签合同时，要求等待法定代表人来签合同，并表示“老K（曹军师）还没赶回来……要么等一会儿看吧”，后再表示如果着急“要不我先给你签好了”，得龙公司表示认可。综上，王杰经吉他公司授权、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的签字行为，仅系履行公司指派的职务行为，而非王杰的个人行为，实际的合同主体及相应合同权利义务应直接约束得龙公司和吉他公司。2.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工程竣工单及三张工程联系单，均由原、被告签署”，系事实认识错误。首先，本次提交的证据“聊天记录”第4-8页，得龙公司确认“小林”被任命为该公司项目的项目经理，并将其拉入工程相关微信群。而王杰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聊天记录”第8页中，小林在装修合同书签订当天，即要求王杰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王杰再次明确陈述“这是法人的身份证”、“公;公司地址还没有核下来&rdquo且一并提交了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得龙公司回复“好的”，可见得龙公司自始知晓吉他公司是案涉装修合同的签订主体。其次，一审证据“聊天记录”第16页、第17页中得龙公司陈述“和股东说下今天记得帮忙打下款”、“股东们今天给我们打一些款”，得龙公司多次催促王杰，要求王杰告知吉他公司尽快安排支付工程款，而并非向王杰本人催款。再次，本次提交的证据“聊天记录”第9-12页，得龙公司多次陈述“跟财务说一声，还有那个股东什么的”、“你催一下财务啊”、“你跟股东讲12号啊……让他们都准备一下钱”，并在第9页中要求王杰“你们个人先垫一下呗”，可见得龙公司催款时也明确在向吉他公司催款，王杰作为吉他公司的授权代理，仅系吉他公司与得龙公司之间的信息传递媒介。最后，一审中得龙公司提供的证据“浙江得龙装饰公司工程联系单”及“工程竣工单”中明确写明“建设单位：王杰（杭州吉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更进一步说明得龙公司自始明确知晓且实际催款的对象都是吉他公司。得龙公司一面在与发包人对接的正式书面文件中主动、多次标明吉他公司作为建设单位的主体资格，一面又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吉他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明显有违常理，前后反言。综上，得龙公司自签订合同之初即知晓王杰仅系代理吉他公司签订案涉装修合同，并且直至最后也一直通过由王杰转达的方式，要求吉他公司还款。（二）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内未交付酒水消费卡”，系事实认识错误。得龙公司一审证据“工程联系单”中确认：2020年2月12日前其有权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95000元整（其中30000元整可用酒水消费卡抵工程款）。本次提交证据“聊天记录”第13—14页，王杰已经按照得龙公司要求为其开通了VIP卡并足额充值成功，王杰在一审庭审中也积极要求交付，但得龙公司截至今日亦未领取。王杰认为，得龙公司怠于行使权利应自行承担后果，一审法院认定王杰未交付消费卡系事实认识不清。并且一审法院未经查证、核实，即作出“其（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该卡是否可作为酒水消费卡，卡内有无金额，能否使用均不明确，故本院不予认可”的判断，有扩大法官自由裁量范围之嫌，对王杰极其不公。二、法律适用部分。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八条（合同相对性）、第六十条（严格履行与诚实信用）等判决由王杰个人向得龙公司承担项目工程款的付款义务，系法律适用错误。首先，本案证据完全可以体现合同签订主体系得龙公司与吉他公司，王杰与得龙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得龙公司无权对王杰提出诉请。一审法院对于《合同法》第八条中“当事人”的法律概念理解不清，系法律适用错误。其次，案涉装修合同书系得龙公司与吉他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王杰作为吉他公司授权代理人不存在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恰恰是得龙公司恶意掩盖合同真实签订主体，企图混淆法律关系，严重违反了严格履行与诚信原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均存在错误，故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得龙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由得龙公司承担。 针对王杰的上诉，得龙公司答辩称：王杰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王杰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王杰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聊天记录1份，用以证明王杰系吉他公司的授权代理，经授权委托与得龙公司签订案涉装修合同书，合同实际签订主体为吉他公司与得龙公司。得龙公司自始知晓其系与吉他公司成立合同关系，并在施工过程中、最终验收、催款等环节中均要求王杰及时转达吉他公司处理相关事宜，王杰已经按照得龙公司要求将VIP卡充值完成。 二审期间，得龙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吉他公司章程、公司登记基本情况各1份（均盖章确认件），用以证明王杰在签订装修合同之前已经是吉他公司的股东和发起人，吉他公司已经注销，王杰有故意躲避债务的嫌疑。 王杰提供的证据经得龙公司质证：真实性存疑，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待证事实；得龙公司自始至终动都认为系与王杰签订合同，原约定的消费卡抵扣因王杰已经违约逾期付款而失效，不同意以抵扣方式支付工程款。得龙公司提供的证据经王杰质证：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王杰是否是吉他公司的股东与本案没有关联，是否是股东不影响授权代理身份的确定，吉他公司是否营业注销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因为吉他公司注销就要求授权代表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与在案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相互印证部分，可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根据王杰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院将对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进行分析认定。关于合同主体的认定。王杰认为，其仅为吉他公司的授权代表，合同主体应为吉他公司与得龙公司。对此，得龙公司不予认可，认为合同主体应为王杰与得龙公司。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关于合同主体即法律关系相对方的认定，应综合形式外观及实质履行等因素予以衡量。本案中，首先，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装修合同书，抬头处载明的发包人（甲方）为王杰、承包人（乙方）为得龙公司。而该装修合同书落款处的甲方由王杰签字，乙方由得龙公司加盖印章。同时，纵观整个合同内容也未有任何关于王杰系吉他公司授权代表的文字表述。其次，在该装修合同履行过程中，工程联系单及竣工单均由王杰与得龙公司签署，且得龙公司已经收到的工程款亦均由王杰支付。综前所述，从合同的形式外观到合同的实质履行来看，均足以认定涉案装修合同的相对方分别为王杰、得龙公司。因此，王杰对此的相关主张，依据不足，无法予以采信。原审法院认定涉案装修合同所对应的法律关系主体为王杰、得龙公司，并无不当。关于剩余工程款的支付。在前述关于法律关系主体认定的基础上，得龙公司有权要求王杰支付剩余工程款。关于工程款的支付，双方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消费卡的抵扣。王杰认为，其已为得龙公司开通并充值成功消费卡，应抵扣工程款。对此，得龙公司认为，王杰未按照约定期限支付工程款、提供消费卡，且酒吧现已停业，故不再同意消费卡抵扣工程款。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工程总价款及已支付工程款均无异议，在王杰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得龙公司有权选择不再同意消费卡抵扣工程款，符合公平原则，应属合理。在扣减已支付工程款及可以认定的垃圾清理费、其他项费用的基础上，原审法院所判定的王杰尚应向得龙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在合理范围内，应予以确认。综上，王杰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无法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妥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王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董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