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吉24行初49号 原告崔兆臣，男,197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红丰村。 委托代理人季明霞（系崔兆臣之妻），197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红丰村。 被告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九龙街龙安路**。 法定代表人马云骥，该县县长。 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张玉良，该政府党组成员。 委托代理人王蕴婷，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 法定代表人刘建臣，该镇镇长。 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李振刚，该镇党委副书记。 委托代理人韩万欣，吉林华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红丰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红丰村 法定代表人逄焕海，该村村长。 委托代理人王强，吉林言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崔兆臣诉被告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安图县政府）、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二道白河镇政府），第三人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红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丰村村委会）履行土地安置补偿协议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兆臣及其委托代理人季明霞，被告安图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蕴婷，被告二道白河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韩万欣，第三人红丰村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王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安图县政府党组成员张玉良，被告二道白河镇政府党委副书记李振刚分别以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身份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二道白河镇红丰村征地安置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安置补偿协议》）。 原告崔兆臣诉称：因崔兆臣家的土地被征收，于2011年12月26日，崔兆臣代表全家与红丰村村委会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二道白河镇政府直接参与。双方约定被告安排崔兆臣及家庭成员终身享受城镇低保生活待遇标准，按年发放。协议签订后，被告将崔兆臣及家庭成员变为城镇户口，发放了三年。2015年5月5日，二道白河镇政府到村里组织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改变后续保障约定，一次性发放103000元/每人,扣除2012年至2014年发放的金额(其中还包括养老保险500元/15年终生的合作医疗费)，并于2015年5月7日-10日通过了方案。我们于2015年7月中旬以红丰村村委会为被告提起诉讼，安图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图县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安白民初字344号民事裁定书，确定本案是行政争议。2012年至2014年，被告在3年期间共少支付3045.5元/每人。崔兆臣以签订土地征收协议的甲方红丰村村委会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以红丰村村委会主体不适格驳回。2017年7月31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延边州法院）作出（2017)吉24行初1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崔兆臣所诉的被告变更行政补偿协议违法,按照签订的原安置补偿协议城镇低保标准合理计算，向崔兆臣及家庭成员一次性支付安置保障金的诉讼请求。崔兆臣等五人提起上诉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吉林省高院）。吉林省高院作出(2017)吉行终334号行政裁定书，维持一审裁定。2019年9月25日，安图县政府做出答复，以2016年7月13日安图县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安政信复查字〔2016〕11号《关于毕俊武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作为安图县政府的最终答复,拒不履行原协议，崔兆臣的安置保障按照2015年5月29日另行公告的补偿协议标准执行(即补充协议)。崔兆臣认为，被告在法庭上承认与崔兆臣签订的原安置保障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崔兆臣可以不签订补充协议，并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原协议，两审法院也认定安图县政府、二道白河镇政府，红丰村村委会愿意继续履行原安置保障补偿协议,除崔兆臣之外，其他村民签订的安置保障补充协议对崔兆臣的权利义务亦不产生实际影响。因双方对安置补偿方面无法达成协议，为维护崔兆臣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一、责令被告履行和崔兆臣于2011年12月25日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终身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标准，向崔兆臣及家庭成员支付2015年-2019年未支付的生活保障金和违约利息（利息按照银行同年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二、被告向崔兆臣支付2012-2014年未按协议标准少支付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费3045.5元/每人和利息；三、由于被告未履行协议标准，变更协议和拒绝履行原协议而造成的上访复议、起诉、上诉所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由被告承担；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安图县政府辩称：一、崔兆臣在领取2012年至2014年期间的生活保障金时，就应当知道《安置补偿协议》的具体内容。崔兆臣于2019年9月26日提起（2019）吉24行初112号行政案件时，就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即便以崔兆臣接到延边州法院提起（2017）吉24行初1号行政裁定书之日起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崔兆臣的部分诉请也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在红丰村村委会及红丰村村民已通过村民自治的方式将《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安置保障金的发放标准和发放方式予以变更的情况下，崔兆臣仍要求履行《安置补偿协议》，实质是否定村民自治，否定全村村民户代表大会通过的《红丰村被征地村民安置保障金发放方案》（以下简称《发放方案》），违背了绝大多数村民的意愿。另外，二道白河镇政府已将《发放方案》中确定的应支付给崔兆臣安置保障金转账至二道白河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账户，崔兆臣可随时按照《发放方案》确定的发放标准领取剩余安置保障金。因此，崔兆臣关于履行《安置补偿协议》向崔兆臣及其家庭成员支付2015年至2019年期间生活保障金及违约利息的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三、崔兆臣在延边州法院（2017）吉24行初1号案件中，已提出支付2012年至2014年所欠补偿款3045元/人和利息的诉讼请求，对此延边州法院及吉林省高院已作出生效裁定，现崔兆臣又以该项诉讼请求提起诉讼，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予驳回起诉。另外，崔兆臣尚有土地可以耕种，有一定的生活来源，不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条件。二道白河镇政府结合上述条例规定的差额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方式，经与红丰村村委会研究后决定参照安图县民政局核定的每年的城镇低保人均补助水平标准给予崔兆臣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该补偿标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亦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四）项规定，对于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四、崔兆臣因上访复议、起诉、上诉所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崔兆臣该项主张缺乏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综上，崔兆臣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限，且诉讼请求缺乏依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崔兆臣的起诉。 被告二道白河镇政府的答辩意见和第三人红丰村村委会陈述意见同被告安图县政府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红丰村村委会（甲方）与崔兆臣（乙方）于2011年12月25日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主要内容有:“甲方自签订协议后......将安排乙方家庭成员（户口在红丰村）终身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标准;或终身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待遇......”该协议中，明确写明的甲方仅为“二道白河镇红丰村村委会”，但又约定“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二道白河镇政府一份”。协议签订后，二道白河镇政府参考安图县民政部门当年的低保发放平均值，根据每年的变动情况，来确定红丰村被征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标准。针对协议中规定的红丰村被征地农民享有的低保补助金额，2012年的城镇户口的标准被确定为2400元，农村户口为1000元;2013年的城镇户口的标准为3420元，农村户口为2400元;2014年的城镇户口的标准为3734.5元，农村户口为2400元。《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后，崔兆臣将土地交出，并将户口变更为非农户口。2013年3月6日，崔兆臣的妻子季明霞在二道白河镇政府制作的关于“发放红丰村征地农民2012年非农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表格中签字。崔兆臣表示已经收到2012年至2014年政府发放的低保补助费。 另查明，2015年5月29日，红丰村村委会公告了《发放方案》,其中规定“无论是选择城镇低保补助标准，还是选择农村低保补助标准，均以人均总额为103000的标准，减去已经发放的‘安置保障’资金总和，余额在签订补充协议后2015年9月3日前分两次发放结束”。随后，二道白河镇政府依据上述《发放方案》与部分红丰村被征地农民针对安置保障重新签订了《补充协议》。崔兆臣未签订《补充协议》。安图县政府、二道白河镇政府及红丰村村委会在本院（2017）吉24行初1号案件庭审中均表示崔兆臣可以不签订补充协议，并同意与崔兆臣继续履行原来签订的协议即本案被诉《安置补偿协议》。 再查明，2015年6月24日，二道白河镇政府作出安二政答[2015]71号《关于崔兆臣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认定《发放方案》确定无论选择城镇低保补助标准的，还是选择农村低保补助标准的，均按照人均总额为103000元的标准，减去2012年至2014年度村民已经领取的安置保障资金总和，余额在签订补充协议后2015年9月3日前分两次发放结束。崔兆臣提出的整户人员的安置保障资金要高于《发放方案》标准的要求，不符合《发放方案》中所规定的条件。 2015年7月17日，安图县法院受理了崔兆臣就承包地征收补偿分配纠纷起诉红丰村村委会的民事案件。此案中,崔兆臣请求法院确认其与红丰村村委会于2013年4月8日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有效，崔兆臣家庭成员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红丰村向崔兆臣家庭成员支付所欠的安置保障款9302元;红丰村按照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标准向崔兆臣家庭成员一次性支付安置保障款。安图县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安白民初字第344号民事裁定书，主要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故该纠纷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崔兆臣的起诉。 崔兆臣等10人诉被告安图县政府、二道白河镇政府，第三人红丰村村委会土地安置补偿协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7）吉24行初1号行政裁定，认为崔兆臣等10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其与二道白河镇政府及红丰村村委会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效力，并按照低保全额标准履行协议。本案诉讼的实质系否认原安置补偿协议确定的补偿标准，要求被告改变该行政行为的内容。崔兆臣等10人针对案涉纠纷第一次提起民事诉讼为2015年7月，即使按照司法解释规定的最长两年的起诉期限，崔兆臣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并作出裁定驳回崔兆臣等10人的起诉。崔兆臣等5人不服，向吉林省高院提起上诉。吉林省高院于2018年7月2日作出（2017）吉行终334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崔兆臣诉被告安图县政府、二道白河镇政府，第三人红丰村村委会履行土地安置补偿协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吉24行初112号行政裁定，认为在被诉补偿协议上盖章的部门是二道白河镇政府，故可视为安图县政府将案涉区域的土地管理部门的征地补偿职责调整给了二道白河镇政府，故应由二道白河镇政府作为被告，崔兆臣起诉安图县政府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崔兆臣对二道白河镇政府提起的行政诉讼，不属于本院管辖范围，对此部分不予审查，并作出裁定对崔兆臣的起诉不予立案。崔兆臣不服该裁定，向吉林省高院提起上诉。吉林省高院作出（2020）吉行终79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9)吉24行初112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予以立案。 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本院（2017）吉24行初1号行政裁定书、吉林省高院（2017）吉行终334号行政裁定书、本院（2019）吉24行初112号行政裁定书、吉林省高院（2020）吉行终79号行政裁定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经批准后，由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本案中，二道白河镇政府对崔兆臣与红丰村村委会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予以确认，且二道白河镇政府参考安图县民政部门当年的低保发放平均值，根据每年的变动情况确定红丰村被征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标准。故本案中应认定安图县政府将土地管理部门的征地补偿职责调整到二道白河镇政府。因此，本案中，安图县政府主体资格不适格，本案的被告应为二道白河镇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二）海关处理的案件；（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四）其他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对《安置补偿协议》确认的是二道白河镇政府，但其并不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故本案不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崔兆臣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预交），退回给原告崔兆臣。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丽英 审判员  李彩莲 审判员  晏丽丽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 琳 附相关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二）海关处理的案件；（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四）其他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3.《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十一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经批准后，由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