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0868号 上诉人（原审三人）：刘明顺，男，1967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昱，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中强，男，196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无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兆辉，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无极县大通皮革购销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无极县武家庄村。 法定代表人：袁晓飞，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刘明顺因与被上诉人耿中强、原审被告无极县大通皮革购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无极县人民法院（2020）冀0130民初1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明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协议是本案最根本的诉争焦点。而一审法院却恰恰忽视这一点，在未经法庭调查及要求被上诉人举证的情况下就自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口头股权代持协议，继而确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是否应予解除。出此可见，一审法院完全未能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在此基础上出具判决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也必然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严重不足且存在明显瑕疵。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的规定确立了公司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与名义出资人（显名股东）之间股权代持协议的有效性以及实际出资人以该股权代持协议向法院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权利。在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认为自己是无极县大通皮革购销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同时被上诉人又诉称与第三人之间所谓的股权代持协议为口头协议，公司成立时各股东是通过投资获得的股权，因此被上诉人应当向法院提交其实际出资的凭证，但纵观一审庭审，被上诉人未向法院提交任何关于实际出资的凭证。2、在庭审中，被上诉人称自己为无极县大通皮革购销有限公司的原始股东，但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能够证明其原始股东身份的证据。3、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关于大通皮革公司股份构成的协议》明确显示该协议为股份调整协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代持了被上诉人股份，另外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称“公司在成立了登记的时候，（股份）与实际部分不相符，以协议为准”，而该协议订立的时间为2019年7月，而无极县大通皮革购销有限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09年11月25日，这两个时间上有着十年的差距，被上诉人在十年时间里未确认股权维护自身的权利，即使不说本案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就算从常理上说都是与大众一般认知不符。4、在本案中出庭证人袁某是公司原始股东之一，其所述证言也是虚假证言，前后矛盾。庭审中证人第一次出庭称“公司注册的时候，当时股份没有写协议，实际股东原来使（是）我们三个人（刘明顺、袁某、耿中强）”，但是庭审中第二次出庭又称“初始股是我们四个人。后来我把窦增良的股份买了，我就成了大股东”，作为公司原始股东也是大股东的证人自己都无法说清公司成立时原始股东有几个人，都有谁，这足以说明其证言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毫无真实可信性。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的证据严重不足且存在明显瑕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依法裁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耿中强答辩称，刘明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无极县大通皮革购销有限公司答辩称，刘明顺名义持股49%，实际股权为13.3%，其代持其他股东35.7%股权，其中代持刘立军股权10%，剩余25.7的股权为代持耿中强的股权。支持一审判决。 耿中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耿中强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2、依法判决大通公司及第三人协助耿中强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将第三人名下25.7%的股份变更登记在耿中强名下；3、因本案产生的诉讼费用由大通公司及第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通公司登记之初，实际股东袁某、耿中强、刘明顺口头委托袁晓飞、刘明顺办理工商登记，并代持实际股东的股份，为此，大通公司的登记股东及股份为袁晓飞持有公司股份51%，第三人刘明顺持有公司股份49%，二人代持实际股东袁某43%的股份、耿中强33.7%的股份、刘明顺23.3%的股份。后第三人刘明顺将其名下10%的股份转给刘立军。2019年7月，大通公司的实际股东四人签署《关于大通皮革公司股份构成的协议》协议载明“二、本协议股东股份构成如下：袁某43%、耿中强33.7%、刘明顺13.3%、刘立军10%。三、大通皮革公司在工商登记时，全体股东委托袁晓飞和刘明顺2人全权代理，并代表全体股东在工商登记，大通皮革公司的实际股东及所占股份以本协议为依据”，另查，袁晓飞、刘明顺具体代持情况如下：袁晓飞代持耿中强8%、刘明顺代持耿中强25.7%、刘明顺代持刘立军10%。 一审法院认为，一、耿中强与第三人间的股权代持协议是否解除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认定有效。本案中，大通公司登记之初，实际股东口头委托袁晓飞和第三人刘明顺办理工商登记，并代持实际股东的股份，该代持行为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口头协议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代持协议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本案中，第三人刘明顺对其持有耿中强的股份予以否认，其行为致使耿中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耿中强请求解除代持协议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关于耿中强要求大通公司及第三人协助办理股东变更手续问题。公司股东名册是股权形式认定层面，是法律从形式上对股东资格作出的推断，这与股权实质认定并不矛盾，实际出资人可以根据协议等证据证明自己的股东身份，从而要求法院对自己的股东身份作出实质认定，推翻法律形式的推断，变更股东名册。从本案耿中强提交的《关于大通皮革公司股份构成的协议》及袁某的证人证言，足以证实大通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的股东虽为袁晓飞、刘明顺，但实际股东为袁某、耿中强、刘明顺、刘立军，耿中强系大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真实股东，故耿中强请求大通公司将第三人代持耿中强股份25.7%变更至耿中强名下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第三人刘明顺述称不持有耿中强的股份，但对其签名的《关于大通皮革公司股份构成的协议》无异议，该协议对代持情况以及对现股东人员及其现股东持有的实际股份予以记载，且第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第三人的述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耿中强与第三人刘明顺之间的代持协议；二、无极县大通皮革购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本案第三人刘明顺名下25.7%股权变更至耿中强名下。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无极县大通皮革购销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2020年1月7日甲方刘明顺、袁某，乙方耿中强、刘立军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刘明顺没有代耿中强持有股权。被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协议亦证明大通公司现有股东袁某、刘明顺、耿中强和刘立军四个股东，耿中强是实际股东。被上诉人提交2011年1月19日刘明顺、窦增良、耿中强、李峰确权签名一份，证明耿中强投资300万元，占股38.33%。刘明顺投入资金13.33%，与2019年7月签订的股份构成协议即刘明顺持13.3%的事实是一致的。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明只是对大通皮革公司名下土地份额进行分配，而非大通公司的股权，上诉人持有大通公司49%的股权，未替他人代持股权。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双方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该两份证据与一审中《关于大通皮革公司股份构成的协议》明显不能证明上诉人刘明顺主张现在持有大通公司49%的股权。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耿中强与上诉人刘明顺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协议。根据耿中强提交的《关于大通皮革公司股份构成的协议》、2011年1月19日刘明顺、耿中强等签字的股东确权《证明》，袁某的证人证言，大通公司二审认可的股权份额，以及二审期间上诉人对工商登记股份与《关于大通皮革公司股份构成的协议》的差额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所提供证据亦无法证明其主张，综上可以证实，大通公司登记之初，实际股东委托袁晓飞和刘明顺办理工商登记，并约定由其二人代持实际股东的股份。大通公司工商登记中显示袁晓飞持有公司股份51%，刘明顺持有49%股份。2019年7月大通公司的实际股东签署的《关于大通皮革公司股份构成的协议》载明：“本协议股东股份构成如下：袁某43%、耿中强33.7%、刘明顺13.3%、刘立军10%”，刘明顺对此协议无异议，大通公司亦表示对此协议无异议，故可以认定刘明顺实际所持大通公司股份与工商登记不符，工商登记49%股份中35.7%为代人所持。结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刘明顺代持35.7%股份中有25.7%为代耿中强所持，故刘明顺主张其与耿中强间不存在代持股协议与证据和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因刘明顺对其持有耿中强的股份予以否认，拒绝将股份过户，其行为致使代持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一审法院支持耿中强解除代持协议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刘明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刘明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明军 审判员  李 超 审判员  杨义秀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赵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