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97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德运贸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新毛区新港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768259765M。法定代表人：谢美秀，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必谦，江苏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钰翎，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菁，女，1972年11月9日生，汉族，，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全红，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州德运贸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运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邵菁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5民初7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德运贸公司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支持德运贸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下列事实没有依据：1.邵菁系日本大河株式会社公司（以下简称大河公司）雇员；2.大河公司订单下发给有进出口资质的外贸公司，外贸公司再将订单下发给上海黎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黎智公司），黎智公司再将订单发给德运贸公司。二、本案基本事实是，邵菁自2012年开始即以黎智公司的名义与德运贸公司交易，当时黎智公司认可邵菁的行为代表公司，2014年9月开始深圳市一达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达通公司）介入交易。2012年至2017年上述交易期间，所有交易都是邵菁以黎智公司订单形式发送给德运贸公司，即使通过一达通平台期间，交易也是根据邵菁指令进行，故在德运贸公司认知中，邵菁一直代表黎智公司进行交易，并不知道上海佳兰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兰公司），邵菁也从未以大河公司员工身份与德运贸公司进行洽谈。邵菁作为交易环节实际行为人，一直以黎智公司的名义和德运贸公司交易，当黎智公司不认可其行为代表公司时，就应当由实际行为人邵菁承担责任。而且黎智公司、佳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河公司社长均系邵菁近亲属，交易的真实操作人正是邵菁。三、返修清单系针对产品中生锈部分双方进行费用分摊，事实上均已经维修完毕并由朱杏云的水泥厂出货（朱杏云有交货证据但不愿提供），该资料可以证明我方有送货事实。四、德运贸公司在一达通平台系统中作为佳兰公司的供应商是邵菁操作的结果，但德运贸公司与佳兰公司没有任何口头、书面协议，也不知道这家公司。邵菁向德运贸公司订购货物，德运贸公司完成送货，至于最终货物如何出货是邵菁安排，不能因邵菁不具备注册用户资格而否定其应承担的责任。邵菁辩称，邵菁个人从未与德运贸公司进行任何业务往来，邵菁都是代表大河公司或黎智公司与德运贸公司联系，德运贸公司产品的最终客户是大河公司。之前因国际贸易的问题，由大河公司发订单给国内具有外贸出口权的外贸公司，外贸公司再发订单给黎智公司，黎智公司再发订单给加工单位即德运贸公司。因为邵菁对流程熟悉，所以有时会直接跟德运贸公司沟通，但在此过程中邵菁从来没有收货、付款行为，相应行为都是直接发生在黎智公司和德运贸公司之间；从2014年9月份开始，黎智公司就不再参与该业务，而是由一达通公司承担了原来外贸公司的业务范畴，因为佳兰公司跟一达通公司签了外贸出口服务协议书，佳兰公司在一达通公司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中注册为客户，通过该交易平台进行国际贸易。邵菁把该情况告知德运贸公司经办人刘志强，因为德运贸公司没有成为一达通交易平台的注册客户，所以跟邵菁商量取得佳兰公司的同意，利用佳兰公司的注册账号直接进行国际贸易。通过一达通贸易平台进行交易时，德运贸公司和一达通公司签了委托代理确认书，委托一达通公司代理进行外贸服务，之后德运贸公司仍使用佳兰公司注册账号进行贸易，德运贸公司将海运提单交给一达通公司，一达通公司收到后结算将货款直接支付给德运贸公司，德运贸公司向一达通公司直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口退税的款项也是从一达通公司直接支付给德运贸公司。大河公司收到提货单后会付款给一达通公司，一达通公司收到大河公司货款后再转付给德运贸公司，一达通公司向大河公司开票。所以大河公司、佳兰公司、邵菁均认为一达通公司相当于原来的外贸公司，该交易实际上和佳兰公司无关。整个交易涉及出口，邵菁个人不可能采购货物。因为德运贸公司提供的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无法出口，才推到邵菁个人身上。黎智公司从2014年9月份开始就没有对外经营的行为，不可能和德运贸公司发生任何业务往来。德运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邵菁向德运贸公司支付货款517508.54元，并自2017年7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承担逾期付款利息；2.邵菁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审理中，德运贸公司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邵菁向德运贸公司支付货款504508.54元，并自2017年7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菁是黎智公司的股东，同时也是大河公司的雇员。佳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晶晶是邵菁的母亲。大河公司所订的产品中需要螺丝、螺母，经邵菁介绍，起初大河公司需要产品下发订单给国内一家有进出口资质的外贸公司，外贸公司将订单再下发给黎智公司，黎智公司再给德运贸公司，德运贸公司一般在收到30%的预付款后安排生产，德运贸公司生产完成后的螺丝、螺母送货到水泥厂，由水泥厂将螺丝、螺母镶嵌到水泥中制成产品出口，出货后德运贸公司和黎智公司之间对账并进行货款结算。自2014年9月左右开始，大河公司所需的产品通过一达通公司和国内厂商进行贸易往来，因佳兰公司与一达通公司签订了《外贸出口服务协议书》，经邵菁介绍，大河公司所需订单由邵菁发给德运贸公司，德运贸公司将所需要的螺丝、螺母送货到水泥厂进行加工，之后通过一达通公司平台出口。因一达通公司与佳兰公司签有《外贸出口服务协议书》，所以佳兰公司是一达通公司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注册客户，在一达通公司平台所显示的供方为佳兰公司。2014年9月至2016年8月交易流程都是德运贸公司交货后进行对账、与一达通公司签订合同、开具发票、付款。因有货款250340元未付给德运贸公司，德运贸公司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一达通公司支付该货款，仲裁委认定德运贸公司与佳兰公司发生买卖关系，于2018年5月7日作出裁决书，裁决驳回了德运贸公司的仲裁请求。自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德运贸公司称继续供应螺丝、螺母，德运贸公司供货的金额为504508.54元，上述款项因订单均是邵菁向德运贸公司发送，德运贸公司原认为邵菁代表黎智公司，故德运贸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黎智公司支付货款，但黎智公司否认邵菁代表其公司，为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2月13日作出（2017）苏0585民初403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德运贸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自2014年之后德运贸公司与黎智公司还存在业务往来，没有支持德运贸公司要求黎智公司支付货款504508.54元的诉讼请求，于是德运贸公司再次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邵菁支付货款504508.54元及自2017年7月17日起（该日为一审法院受理德运贸公司诉黎智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立案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上事实，有德运贸公司提供的一审法院（2017）苏0585民初4033号民事判决书和一审法院调取的深圳仲裁委员会的（2017）深仲裁字第2237号裁决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期间德运贸公司与邵菁之间是否存在业务往来？如有金额是多少？德运贸公司认为供给邵菁货物的货款是504508.54元，德运贸公司提供的证据有：1.订购单8份和购销合同1份（购销合同上无其他相关人员签字），订购单德运贸公司称部分是传真给德运贸公司，部分是通过QQ发给德运贸公司，但均无法提供原件。另外，订购单的复印件均签有邵菁的名字,部分订单载明送货地点为浦东。2.送货单和每月对账单，送货单上的签收人朱杏云等，德运贸公司陈述是上海龙文模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文公司）的老板，其他签收人是该公司的相关人员（其中2016年7月15日计货款9441.9元、2016年11月3日计货款3100元、2016年12月27日计货款1419元的送货单上客户签收一栏中没有人员签字），而对账单均由德运贸公司制作（没有其他相关人员签字），504508.54元货款是根据送货单上的数量与订购单上的单价计算出来。3.邵菁与德运贸公司业务员魏文凤的QQ聊天记录，说明双方的合作流程，且部分订单是通过QQ向德运贸公司下发。4.邵菁与刘自强的邮件往来，说明邵菁发送订单及双方交易的事实。5.邵菁与魏文凤的对账邮件，说明德运贸公司诉请的金额与对账单载明的是一致，邵菁并未就对账单金额提出异议，仅就之前的产品质量提出质量异议。6.邵菁与德运贸公司业务助理的邮件，说明产品的合作流程，德运贸公司出货给龙文公司，再由龙文公司加工后出口。7.邵菁与魏文凤在2017年2月14日的邮件，说明产品的合作流程，德运贸公司的产品是送货给水泥厂的事实。邵菁则认为其从未与德运贸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自2014年开始一达通公司参与之后德运贸公司直接与一达通公司发生往来，对于德运贸公司所提供的证据，邵菁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不予认可，是德运贸公司单方制作，并没有邵菁签字或盖章。对于证据2，因对账单是德运贸公司单方制作，送货单上没有客户名称，反映不出是代邵菁签收，部分送货单上也没有客户签字。对于证据3，德运贸公司所提供证据证明的内容和证据的内容不相符，开票信息可以反映出不是开具给邵菁，是开具给和德运贸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单位，汇款给德运贸公司20万元同样不是邵菁所汇，邵菁仅是大河公司的雇员，代表大河公司和德运贸公司联系沟通，因德运贸公司和大河公司也没有直接的买卖关系，所以订单也是以送给有外贸出口权的公司，然后再发给德运贸公司，之前是黎智公司，后来是一达通公司。对于证据4，刘志强的邮件同时抄送给大河公司，涉及内容有质量和合作的问题，这是公司之间的沟通，和邵菁本人无关。对于证据5，从内容看是公司之间的往来，与邵菁本人无关。对于证据6，德运贸公司产品到龙文公司进行加工和大河公司并无关系，所以不存在出货给龙文公司，龙文公司和邵菁也没有关系。对于证据7，往来邮件均抄送给大河公司，这说明了不是邵菁个人的事情。邵菁认为其与德运贸公司没有发生业务往来，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有：1.2014年9月至2016年8月德运贸公司制作的客户明细表和开票信息，说明该三年德运贸公司一直与一达通公司进行业务往来。2.2016年5月11日和8月8日德运贸公司与一达通公司签订的两份供货合作合同及相应的发票、出货海运单、报关单及一达通公司开具给大河公司的发票，证明德运贸公司与一达通公司发生购货关系、德运贸公司向大河公司出货和一达通公司与大河公司之间发生外贸关系。3.2016年期间德运贸公司开给一达通公司的发票和一达通公司给德运贸公司的汇款记录，证明德运贸公司与一达通公司发生购货关系。4.2016年的海运单、海关报关单，证明德运贸公司与一达通公司发生买卖关系，向大河公司出货。5.苏州立德会计事务所为德运贸公司进行审计时于2017年2月16日开具给一达通公司的询证函，同样证明德运贸公司是直接与一达通公司发生买卖关系。6.德运贸公司委托朱杏云为其排查、返修德运贸公司产品的清单，证明德运贸公司的产品是镶嵌在水泥之中，存在质量问题按照每箱32元返修费用的标准委托朱杏云修理，德运贸公司的刘志强、叶良伟在清单上签字确认，而朱杏云签收的是德运贸公司委托其维修的货物。7.叶良伟的名片及德运贸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叶良伟是德运贸公司单位的副总经理。对于邵菁提供的证据，德运贸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真实性认可，也是德运贸公司制作的，开票给一达通公司的交易德运贸公司已另案起诉邵菁及佳兰公司，而本案的交易，与一达通公司未有开票和签订合同，系受邵菁的订货及相关指令进行的。对于证据2-4，对于供货合作合同及德运贸公司开具给一达通公司发票真实性认可，对海运单、海关单及一达通公司开具给大河公司的发票，因德运贸公司未参与，对其真伪无法确认，且德运贸公司与大河公司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对于证据5，真实性认可，德运贸公司当时根据与一达通公司的发票、合同予以主张，但经过仲裁程序后德运贸公司才知道德运贸公司仅是佳兰公司的供应商身份，并不与一达通公司发生直接的业务关系。对于证据6，从证据的内容看，第一、二部分显示的是上海水泥厂目前产品的存在，第三、四、五部分反映的是出货返修部分。该单据有朱杏云签名，也印证了之前送货单中朱杏云签名的真实性。从内容上看，叶副总同意返还费用32元每箱，只能证实德运贸公司同意每箱产生32元返修费用（需返修的为2001箱）。后所有的产品均由朱杏云返修完成并出货。另外，返修费用是德运贸公司与朱杏云之间的关系，与邵菁应付货款没有关系。返修的原因主要是水泥厂配方改变造成的，德运贸公司只是考虑业务合作及解决问题的立场出发，配合承担了返修费用，所有的返修品也都在邵菁指定的朱杏云水泥厂，由朱杏云返修，返修完成后邵菁进行了出货。对于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另，一审庭审中邵菁陈述龙文公司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而朱杏云的水泥厂在上海市嘉定区，是两个水泥厂。对此事实，德运贸公司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观德运贸公司最终向大河公司供应货物过程，是将德运贸公司的螺丝等货物镶嵌在水泥制品后出口到大河公司，并且都通过有外贸出口权的公司与大河公司发生外贸关系。在2014年9月前德运贸公司作为黎智公司的供应商，黎智公司再通过有外贸出口权的外贸公司与大河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货款是通过外贸公司支付给黎智公司再支付给德运贸公司。自2014年9月至2016年8月，德运贸公司作为佳兰公司的供应商通过一达通公司向大河公司出口货物，货款由大河公司支付给一达通公司，一达通公司根据佳兰公司的指示直接支付给德运贸公司。而在上述期间，业务往来均有邵菁参与，但邵菁有时代表大河公司的雇员参与协调、沟通，有时又以黎智公司或佳兰公司的代表参与其中，但其均不是货物的买受人。对于自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期间，德运贸公司认为其出售给邵菁货物的主张证据是送货单及订购单复印件，因送货单的签收人均为朱杏云及其相关人员，而朱杏云出具的清单载明的是对存在质量问题时进行返修，返修费用由德运贸公司承担，因此朱杏云签字的送货单不能证明是德运贸公司正常供货的数量，德运贸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朱杏云受邵菁委托进行收货，所以由朱杏云及相关人员签收的送货单不能证明是德运贸公司供应给邵菁的货物。相反，根据之前的交易习惯，一般均向德运贸公司支付30%的预付款后进行发货，案涉供应的货物在长达一年时间内德运贸公司称从未收到过任何款项，且在2014年9月至2016年8月最终向大河公司出口的货物均是通过一达通公司，德运贸公司是佳兰公司的供应商，而邵菁不是一达通公司的注册用户，如邵菁向德运贸公司购买货物其无法通过一达通公司向大河公司进行出口，因此，德运贸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在该期间向邵菁供应了货物，故对德运贸公司要求邵菁支付货款504508.5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无相应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苏州德运贸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45元，由德运贸公司负担。二审中，德运贸公司向本院提交：1.黎智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以证明大河公司的胡兆奇社长是黎智公司原股东、法定代表人，后变更为邵菁的父亲邵贻钧。2.佳兰公司与龙文公司的定购合同二份，以证明在整个交易流程中，德运贸公司只负责提供螺丝、螺母，最终产品是由佳兰公司（最早是黎智公司）和水泥件加工厂签订合同，德运贸公司将螺丝、螺母送至水泥件加工厂后就完成了供货义务，水泥件加工厂完成后续加工后在购买方的指令下出口。邵菁一审中陈述水泥件加工环节由德运贸公司负责不是事实，水泥件加工厂最早是龙文公司，2016年之后变成由朱杏云经营的水泥厂。3.德运贸公司的刘志强与大河公司的胡兆奇2016年5月11日到2016年12月27日的QQ聊天记录，以证明有批货到日本后出现锈蚀双方讨论进行返工的情况，最终结果是德运贸公司对该批货物进口进行除锈后再出口，但锈蚀原因双方争议很大，德运贸公司考虑到后续合作依然承担了除锈费用，这批货物已经按照该方式处理完毕，最终处理是在朱杏云的水泥厂进行的，费用德运贸公司承担部分、朱杏云承担部分，出口仍然按照原来的方法由邵菁组织出口。4.德运贸公司起诉黎智公司的案件中一审庭审笔录及德运贸公司举证目录，以证明案涉订购单部分是传真给德运贸公司、部分通过QQ发给德运贸公司，均无法提供原件，前案庭审中曾当庭打开QQ聊天的原始载体，在双方在场的情况下，由书记员进行核对，书记员在德运贸公司证据目录中注明此件与原件核对无异，所以德运贸公司提供给法院的QQ聊天记录以及聊天记录中所发图片真实性已经核对。5.证人陶某,4出庭作证，以证明案涉交易流程。陶某,4出庭陈述：在龙文公司2016年停业之前我一直是龙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龙文公司自2005年开始就与邵菁、胡兆奇夫妇合作生产E孔制品，胡兆奇是大河公司的社长。在2010年之前，生产产品需要的螺丝、螺母是另一家公司供应的，后来因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由邵菁联系，找了德运贸公司来提供。螺丝、螺母提供到龙文公司后，由龙文公司浇筑水泥，邵菁安排集装箱到龙文公司出货，龙文公司和德运贸公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往来。产品出货后大概一个月到日本没有质量问题，邵菁会通知龙文公司到一达通公司，由一达通公司进行付款，发票也是开给一达通公司的。之前的外贸公司不是一达通公司，具体的出货由邵菁安排我也不清楚，最早是和黎智公司、佳兰公司签订订购合同，费用由邵菁安排支付，龙文公司把发票开给合同的相对方，由一达通公司进行付款是之后几年的事情，大概付了两三年。龙文公司和佳兰公司的订购合同中还包含有塑料盖子的价格，塑料盖子不是龙文公司生产的，是龙文公司找其他公司生产的，龙文公司最终发货的是包含塑料盖子、包装纸箱在内的成品，邵菁与我们结算整个成品除了螺丝、螺母的价格。龙文公司与邵菁合作到2015年底结束加工，2016年6月19日最后一批库存出货。邵菁不给龙文公司发订单，龙文公司就按照螺丝、螺母送来的情况直接加工作为库存，邵菁需要产品的时候再来跟龙文公司签订订购合同，龙文公司再按照合同对外出货。朱杏云不是龙文公司的人，听说是之后的合作加工商。对于上述证据，邵菁质证认为均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对于交易流程，德运贸公司陈述：我方和黎智公司的合作开始于2012年，一直是邵菁代表黎智公司与我方沟通，发出螺丝、螺母的订单，我方按照订单要求生产完后将螺丝、螺母交给邵菁指定的水泥件加工厂即龙文公司。之后我方和黎智公司对账，黎智公司向我方支付货款，我方向黎智公司开具发票。我方在接受订单时知道螺丝、螺母要加工成水泥件出口，但对于如何出口、出口对象是谁我方均不关心。这样的交易模式持续到2014年，后来邵菁通知我方开发票给一达通公司，我方和邵菁、黎智公司对完账后，邵菁、黎智公司会通知一达通公司向我方付款，一达通公司会就已经出口的产品向我方补发订单、补签合同，然后再支付货款。这样的交易流程持续到2016年下半年，后来双方发生纠纷。一达通公司就本案所涉交易没有任何确认的资料，我方是根据邵菁的指令生产、交货，所以之前仲裁时没有向一达通公司主张。整个交易过程中我方一直不知道佳兰公司，是仲裁中出现了我方、佳兰公司以及一达通公司三方所签订的外贸出口服务协议书，但这份协议书上并没有我方盖章。在这份协议中，佳兰公司作为一达通公司平台中的出口方，我公司是佳兰公司的供货方。但我方在交易中一直不知道佳兰公司的存在，邵菁也从来没有向我方披露过佳兰公司的身份。邵菁陈述：无论是最初的黎智公司还是之后的一达通公司或佳兰公司，在通知德运贸公司做出口货物时，都会先付30%预付款，并非如德运贸公司所述在成品完成装箱后再补签合同、补充结算再付款，德运贸公司基本都是拿到预付款之后再进行生产加工。邵菁认为，大河公司是德运贸公司产品的最终客户，邵菁因为熟悉流程，代表大河公司与德运贸公司沟通协商，传达大河公司对产品规格和质量的要求。德运贸公司的交易对象之前是黎智公司、之后是一达通公司，因为开发票及付款都是和黎智公司、一达通公司进行的。邵菁从来就不是德运贸公司的交易对象，且大河公司、黎智公司、佳兰公司从来没有收到本案争议所涉及的货物。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深圳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认定及一审法院（2017）苏0585民初4033号生效民事判决查明事实，可以认定大河公司从我国进口E孔水泥制品，德运贸公司是产品加工需要的螺丝、螺母的供货商。德运贸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是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交易款项，并认为邵菁作为交易的实际操作人应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方面，本案所涉的E孔水泥制品在2014年以后通过一达通公司的交易平台进行出口，根据深圳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在相关交易中，德运贸公司是佳兰公司的供应商，与佳兰公司之间形成交易关系。德运贸公司知道其提供的螺丝、螺母在加工后要进行出口，虽然德运贸公司认为其并不关心出口的过程，但根据德运贸公司的陈述，其一直认为是与黎智公司进行交易。故无论是裁决认定还是德运贸公司自己的认识，德运贸公司均是与公司进行交易，而非与邵菁个人交易。另一方面，根据德运贸公司陈述的交易流程，其就送货情况会制作对账单与邵菁、黎智公司进行对账，之后与一达通公司补签合同、结算付款。德运贸公司提供的邮件往来证据中有邵菁签字的对账单复印件，对2016年1-3月的送货的规格、数量、单价、金额进行确认。现德运贸公司主张货款504508.54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应由德运贸公司举证证明实际订货、送货情况。德运贸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并无邵菁的签字，从邵菁2017年的邮件内容看，邵菁认为货物质量有问题需要退回，需等返修后再行对账，故不能视为邵菁对德运贸公司发送的对账单的确认。德运贸公司提供的订购单没有原件，邵菁不予认可，德运贸公司提供的QQ聊天记录也无法体现邵菁发送案涉订购单的情况；送货单上签收人员的身份邵菁不予认可，部分送货单上无收货人员签字，故德运贸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货款情况。综上，上诉人德运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45元，由上诉人苏州德运贸精密工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军芳审判员  孙楚楚审判员  郭 锐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袁丽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