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27行初95号原告：陈天奇，男，1955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江容，贵州黔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宦，贵州黔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白泥镇府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90098546195。法定代表人：王飞，县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陈瑞祥，副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小浩。第三人：张忠易，男，194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余庆县。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马龙村水井湾组。负责人：张正平，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修华，男，1952年7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德余，男，1942年3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原告陈天奇与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镇马龙村水井湾组及张忠易不服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一案，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3行初411号《行政裁定书》，将该案移交本院审理。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天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江容，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余庆县政府）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陈瑞祥、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小浩，第三人余庆县大乌江马龙村水井湾组（下称马龙村水井湾组）组长张正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修华、田德余，第三人张忠易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天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及律师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82年1月19日林地四固定时，原告取得地名为“风子岩环路”“晏台山”两幅林地。2007年林权制度改革时，余庆县自然资源局（原余庆县林业局）通过勘查将“风子岩马环路”林地分为三幅林地并向原告颁发林权证，其中包括编号为52032905061300405ＭＤＹＭＳＹ007、地名为“石海角”的林地。2019年，第三人马龙村水井湾组以原告的“石海角”林地是集体林为由向被告申请确权。被告受理后，在未听取双方意见的情况下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撤销了原告编号为52032905061300405ＭＤＹＭＳＹ007号的《林权证》，程序违法。故原告诉至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被告自行撤销了其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20号处理决定。2020年7月3日，凤冈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327行初3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违法。但被告确于2020年7月3日依据同样的事实又作出同样的决定，即撤销陈天奇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证中编号为00007的小地名为“石海角”林地的林权证。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没有事实依据，程序违法，且随意作为，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增添了原告的诉累，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余庆县政府辩称，第一，1982年山林下户时组内农户分配山林幅数为2幅，而2007年山林登记时原告的山林为3幅，且都不相连，原告对争议山林的权属来源不明。根据农户提供1982年划分山林时的《自留山林（包括房前屋后）及另星树木登记表》资料显示，当时陈天奇与张忠易两户共同分2幅山林，第一幅为“风子岩马颈”，四至界限为左至马颈，右至木杈，上至风子岩还路，下至河边。第二幅为“晏台山”，四至界限为左至平平（坪坪），右至皮巴树，上至路，下至大队学校。组内农户均按2幅山林分配，原告与张忠易共同分2幅山林，因此原告应获得登记的林地应是2幅。经查，登记给原告的“石海角”林地四至与“风子岩马颈”林地四至无关联，“风子岩马颈”山林不能证明包括争议林地。原告2007年获得登记的是3幅山林，小地名分别为“路边槽”、“木岔沟”、“石海角”，现场调查登记的“路边槽”山林与另2幅山林相距较远，应该是1982年分配到的1幅山林，而“木岔沟”与“石海角”林地相距较近，且中间被张忠易山林隔开，而张忠易陈述从未与原告调换过山林，故不存在原告所说自己的山林变成3幅是与张忠易调换的情况。所以，原告登记的“石海角”山林权属来源不清。第二，2006年6月23日，组织原告、第三人部分村民到现场进行指界、勘界，并绘制林权纠纷位置示意图，并将“风子岩马颈”四至边界和争议地四至边界的地名进行了标注，并阐述了具体重叠情况，但原告指界后未配合在示意图上签字。因此，被告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20）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是重新开展现场调查，补充证据材料后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存在原告诉称依据同样的事实作出同样的处理决定。综上所述，余庆县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20)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马龙村水井湾组述称，对余庆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无意见。第三人张忠易述称，1984年山林下户后，涉案的岩脚林地都是我在耕种、管理。且2007年颁发林权证时将涉案的岩脚林地登记在我的林权证上，因此我对该幅林地有权进行管理。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并当庭出示了下列证据：证据1.土地确权申请书、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案件来源。证据2.《马龙村调解委员会关于水井××、××与本组山林纠纷的处理意见》。以证明马龙村调解委员会对纠纷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过调解的事实。证据3.《大乌江镇关于马龙村水井湾组申请撤销陈天奇、张忠易林权证的调查情况报告》。以证明大乌江镇人民政府对纠纷的实际情况进行详细调查了解，听取了双方意见。证据4.张忠易2007年林权登记申请表及附图。以证明张忠易2007年登记了2幅山林。证据5.陈天奇2007年林权登记申请表及附图。以证明陈天奇2007年登记了3幅山林，且林地不相连，与其只应分得2幅山林的事实相矛盾。2007年颁发给原告的林权证上登记的山林为“路边槽”“木岔沟”“石海角”3幅，而1982年自留山证上登记的山林为“风子岩马颈”“晏台山”2幅山林。证据6.现场示意图。以证明大乌江政府组织双方到现场进行了现场查勘。证据7.自留山林（包括房前屋后）及另星树木登记表。以证明1982年水井湾村民组每户分得2幅山林，以及原告与张忠易共同分得“风子岩马颈”“晏台山”2幅山林的事实。证据8.对张忠易、陈天奇、张修华、张修莲、田德余等人的调查笔录。以证明组内山林分配原则及事实，并印证原告的山林未调换的事实。证据9.人民调解记录。以证明余庆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听取双方意见。证据10.陈天奇、张忠易与水井湾组林权纠纷位置示意图。以证明在前一次行政诉讼中，凤冈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认定的事实不清，判决确认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违法。2020年6月23日，重新组织争议双方到现场勘界，并对“风子岩马颈”林地四至进行标注，查实“风子岩马颈”林地的四至不包含争议林地。证据11.余府行决字（2020）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送达回证。以证明纠纷处理决定合法。对被告的上述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关联性无异议，真实性和合法性请法庭核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对证据5，原告认为争议地与1982年颁发的林权证所记载的林地四至相吻合；对证据6所反映的现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的合法性不予认可，没有登记人、没有加盖相应的印章，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8中陈天奇的陈述无异议，其余调查笔录，因被调查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且该图并没有原告的签名。对图中标注的争议地的四至边界和记载的地名无异议，但余林自字第18207号自留山证中登记的“风子岩马颈”林地的指向与争议地不一致，“风子岩马颈”林地包括争议地；对证据11中处理决定的合法性有异议，对送达回证无异议。第三人马龙村水井湾组、张忠易对上述证据无异议。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证据2.余林自字第18207号自留山证、陈天奇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及林权证。以证明争议山林属原告所有，不属于集体山林的事实。证据3.《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余府行决字（2019）20号]、《余庆县政府关于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决定》、（2020）黔0327行初38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明被告原行政处理决定违法的事实。证据4.《余庆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余府行决字（2020）5号]。以证明被告仅增加了现场图证据后重新作出相同结果的行政处理决定，程序违法；且该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不正确。证据5.《协议书》、公益林面积按小班分户登记表。以证明第三人马龙村水井湾组认可涉案山林属原告所有的事实；被告和第三人马龙村水井湾组并没有对原告的三幅山林提出异议，且2014年协商对公益林和集体山林进行分配时，并没有把争议山林纳入集体山林进行划分的事实，可见第三人水进湾组已经认可争议地属于原告的事实。证据6.照片。以证明涉案山林的现状，以及照片的四至边界和张忠易林权证四至边界完全吻合，即使有纠纷，也系张忠易和原告的纠纷，与村民组无关。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中自留山证无异议，对陈天奇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及林权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协议书是2014年所作，公益林补偿是以已经取得的林权证面积为准，故不能证明石海角林地归属于原告方；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第三人马龙湾村民组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其余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张忠易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2认为“风子岩马颈”林地在1982年系其与原告在共同管理；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为支持自己的主张，第三人马龙村水井湾组当庭向本院提供了余林自字第18207号自留山证复印件，以证明自留山证上记载划分给陈天奇的山林是两幅，第三幅林地“石海角”是人为增添上去，不认可第三幅山林属于原告。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原告方并没有人为添加第三幅林地，且原告持有的自留山证原件上登记的只有两幅林地。被告认为该证据是2017年由原告提供给马龙村委会，第三幅林地“石海角”系人为添加，恰好证明争议地不属于原告方，与原告方林权证不符。第三人张忠易认为余林自字第18207号自留山证登记的“风子岩马颈”、“晏台山”两幅林地是其与原告在共同管理。并且在其1982年的林权证上登记有“风子岩马颈”、“晏台山”两幅林地，但林权证因搬家导致林权证丢失。第三人张忠易未向法庭提供证据。对各方提交的证据，本院作以下认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8、9，能反映第三人马龙村水井湾组与原告、第三人张忠易就本案涉案林地存在争议，相关职能部门对该争议进行调处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4、5，各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6、10，系现场勾绘地形图，可以证明争议地现状，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7中除陈天奇、张忠易的登记表外，其余证据与争议地权属不相关联，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11（原告提供的证据4）系本案所诉行政行为,不予认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6，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系在林权证颁发后形成，不是涉案林地权属来源依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三人马龙村水井湾组提交的证据，经比对原告持有的余林自字第18207号自留山证原件，在第三幅林地记载处，原件上有明显扣挖的痕迹，而原告当庭表示其仅有“风子岩马颈”、“晏台山”两幅林地，该证据能反映“石海角”林地存在争议的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争议林地为陈天奇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地名为“石海角”林地，以及张忠易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地名为“岩脚”的部分林地。四至为：东面与张忠易山林接界（小路为界），南面与毛家沟组山林接界（以小路为界），西面抵石灰窑，与本组集体山林（花土湾）接界，北面与张修华、张修强、张伦山林接界，以风子岩环路为界。陈天奇与张忠易（张忠意）系余庆县大乌江镇马龙村水井湾组村民。2007年，原告陈天奇、第三人张忠意分别向林权登记机关提出林权登记申请，其中陈天奇申请了“石海脚”“木岔沟”“路边槽”林地，张忠意申请了“岩脚”“燕台山坳土”林地。林权登记机关分别向陈天奇、张忠易颁发了《林权证》。后因香树坪至通木坪公路扩建占用涉案林地进行补偿，马龙村水井湾组与陈天奇、张忠意在林地丈量时发生纠纷，马龙村水井湾组认为争议地系集体林。该纠纷经大乌江镇马龙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争议双方调解未果。2017年10月12日，马龙村水井湾组向被告申请确权，并要求撤销陈天奇、张忠意2007年取得的马龙村水井湾组“石海角”林地的《林权证》。被告受理后，经调查并收集相关材料后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撤销陈天奇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证中编号为00007的小地名为“石海角”林地的林权证、张中意（实为张忠易）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证中编号为00008的小地名为“岩角”林地的林权证。陈天奇不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20号处理决定。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移交本院处理。本院受理后，在诉讼中，被告于2020年6月10日作出《关于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决定》，自行撤销了其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将该决定书送达争议各方。因原告陈天奇坚持诉讼,要求本院确认被告作出的（2019）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违法，故本院审理后于2020年7月3日作出（2020）黔0327行初38号行政判决，认为被告在调查中，对余林自字第18207号社员自留山证中记载的林地四至与争议地四至是否存在重叠、交叉或包含等情形未查实清楚，且作出的处理决定也未指明所依据的法律依据，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确认被告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违法。另，被告重新勘查现场后于2020年7月3日作出（2020）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现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2020）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故诉至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移交本院审理。另查明：户主姓名为陈天奇的1982年余林自字第18207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中记载自留山两幅，面积五亩，第一幅地名“风子岩马”，四至为上风子岩还路，下天星桥河沟，左马胫子，右木杈。第二幅地名“晏台山”，四至为上路，下大队学校，左四段坪坪，右柀巴树。被告提供的自留山林（包括房前屋后）及另星树木登记表中记载有上述林地的户主为陈天奇和张忠易。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被告作出的（2020）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是否合法、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林权登记职责。林权登记包括初始、变更和注销登记。以及《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林资发〔2007〕33号)规定:对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登记并发放林权证的,要依法予以撤销。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有对案涉林权登记作出行政处理的法定职权，被告主体适格。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林权权利人应当根据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以下文件:(三)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明文件。第十一条规定:对经审查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登记:(一)申请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位置、四至界限、林种、面积或者株数等数据准确;(二)林权证明材料合法有效;(三)无权属争议;(四)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相符合。本案中，原告陈述争议地的权属来源为余林证字18207号自留山证中登记的林地“风子岩马颈”。且原告对被告提交的“陈天奇、张忠易与水井湾组林权纠纷位置示意图”中所标注的地名及界限也无异议。经查，林权证登记的涉案林地四至界畔与余林自字第18207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登记的“风子岩马颈”林地四至界畔不符。除余林自字第18207号《余庆县社员自留山证》外，原告以及第三人张忠易也未提供涉案林地权属来源的其他证据。因此，涉案林地的林权证登记依据不足。在被告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中，涉及撤销颁证行为的法律虽然适用不当，但本案被撤销林地的颁证行为，明显与实际林地的四至不相符合，即使人民法院因适用法律不当撤销被告作出的决定而责令其重新作出，并不改变争议地权属来源不清的事实，反而增加当事人诉累，影响法律关系稳定。因此，对行政机关所作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不当，本院在此予以指出。但被告余庆县政府作出撤销林权证的决定，实体上并无不当。原告提出,被告所作涉案处理决定是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做出同样的结果,违反法律规定。但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与原行政行为余府行决字(2019)20号行政处理决定在处理结果上虽基本相同,但在涉案处理决定中，被告对争议现场重新进行指界、勘察，对余林证字18207号自留山证中登记的林地“风子岩马颈”的具体位置予以明确，经与争议地四至进行比对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因此不属于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故,对于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20)5号《行政处理决定》证据确实充分,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予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陈天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陈天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王小华审 判 员  安雪琴人民陪审员  黄克伦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朱艳书记员杨苏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