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1民终122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顾国涛，男，汉族，1982年XX月XX日出生，现住西安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毅，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登飞，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刚，男，汉族，1979年XX月XX日出生，住西安市雁塔区。上诉人顾国涛因与被上诉人宋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3民初11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顾国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登飞、付毅，被上诉人宋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国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宋刚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宋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顾国涛虽与宋刚签订过车辆买卖协议，但这完全是基于双方前期有合作，宋刚欲追加投资100000元，却又担心无法收回款项，要求有所抵押，并将15000元利润计算在内，顾国涛才将车辆抵押作为其保障，本案实际上是借贷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查明事实错误。二、协议约定了出卖人有权将回购车辆以及买受人在一定时间内不得转卖，上述约定不符合正常的买卖关系的常理。且案涉车辆市场价值高于115000元，顾国涛以该价格出售车辆也有悖常理。一审认定车辆买卖协议有效，导致错误判决。三、一审法院将顾国涛已经支付的25000元认定为归还其他借款，没有事实依据。四、《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的，且在实践中，除非条款或者交易习惯有特别要求外，在落款处签字或盖章即视为有效签署行为的完成，“逐页手签”并非常规要求。该协议是真实存在的，宋刚也认可第一页和第六页的内容，宋刚也没有举证证明该协议存在重大问题，一审应认定该协议有效。双方签的协议已经就《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签署之前的协议效力进行了约定，即此之前的借款协议、买卖协议一律作废视为无效，但一审法院未予认可，造成错误判决。宋刚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宋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2018年3月14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2.顾国涛立即返还购车款11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顾国涛承担。一审经审理查明：顾国涛、宋刚于2018年3月14日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顾国涛将其合法所有的车牌号为陕AXXXXX的黑色奥迪A6L出售给宋刚，车辆发动机号码为001756，车架号为LFV5A24F983071326。双方协商价格为115000元。宋刚一次性付给顾国涛购车款115000元，如宋刚未能按期付清购车款，顾国涛将车辆收回。协议签订当日，宋刚向顾国涛银行转账100000元，顾国涛向宋刚出具收条，收条内容载明顾国涛收到宋刚购车款115000元，车辆归宋刚所有，宋刚自即日起三个月内不得将车辆转卖，顾国涛有权在三个月内按照原价115000元回购车辆。顾国涛、宋刚于2018年3月30 日签订《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顾国涛、宋刚及顾国银三人共同投资设立C&S INC.（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第六款约定“甲乙丙三方各以其注册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条第一款第七项约定“除此协议之外甲、乙、丙股东三方之前所产生的个人借款协议、买卖协议一律作废视为无效（甲乙丙三方自行销毁借据和协议），最终投资款数额以甲方银行转收账记录和本协议为准。……如乙方三年后投资成本损失超过约定最高损失，超出部分由甲、丙双方再次承担……”。第三条第一款约定“公司开张后由甲方负责公司运营、管理、销售。乙方出资陆拾万元人民币不参与公司经营。丙方负责产品的货源、质量、售后服务。”第三条第二款约定“甲方占80%股权，乙方占10%股权，丙方占10%股权。”第七条第一款约定“利润和亏损，甲乙丙三方按照股权比例分享和承担。”第七条第二款约定“乙方最多承担总投资股本的百分之十，超出部分由甲丙方分配承担。”第十一条第三款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协议共6页，协议第1页和第6页有甲乙丙三方签字并按有手印，第2页至第5页均无任何签字和印记。协议日期表明顾国涛和宋刚于2018年3月30日签字并按有手印，第三方顾国银于2018年4月7日签字并按有手印。宋刚于2018年3月30日向顾国涛账户转账35000元，顾国涛向宋刚出具《入股和作收款条》载明收到宋刚人民币35000元整收款用于双方合作公司初期入股注册运作资金。《入股和作收款条》签名处为：借款人顾国涛。顾国涛于2018年6月10日向宋刚银行转账5000元，于同年9月30日向宋刚银行转账5000元，于同年10月27日向宋刚银行转账15000元，上述三笔转账共计2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包括：一、宋刚、顾国涛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二、宋刚、顾国涛签订的《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条第1款第7项约定的内容是否真实有效；三、宋刚支付的购车款是115000元还是100000元；四、顾国涛向宋刚三次转账共计25000元是否是向宋刚退还购车款，《车辆买卖协议书》是否因此解除。一、关于宋刚、顾国涛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宋刚、顾国涛于2018年3月14日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具有法律所规定无效的其他情形。顾国涛辩称与宋刚签订协议是为了担保宋刚向顾国涛出资10万的资金安全，但顾国涛未就此答辩提交任何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顾国涛对其提出的主张未提交任何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虽宋刚、顾国涛之前签订有《房屋买卖协议》被审理查明是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实为借款担保合同，但之前宋刚、顾国涛之间的交易习惯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件事实的直接依据。顾国涛认为《车辆买卖协议书》是出资担保协议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宋刚、顾国涛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真实有效。二、关于宋刚、顾国涛双方签订的《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条第1款第7项约定的内容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条第1款第7条约定“除此协议之外甲、乙、丙股东三方之前所产生的个人借款协议、买卖协议一律作废视为无效（甲乙丙三方自行销毁借据和协议），最终投资款数额以甲方银行转收账记录和本协议为准。”宋刚称顾国涛更改了《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内容，对第2页至第5页内容不认可。法院从以下3点分析认定《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条第1款第7条约定内容的真实性。1．从《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形式要件上看，宋刚、顾国涛及第三方签订的《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共6页，协议第1页和第6页有甲乙丙三方签字并按有手印，第2页至第5页均无任何签字和印记，宋刚认为顾国涛更换了《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页至第5页内容，对《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页至第5页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顾国涛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页至第5页的真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顾国涛不能证明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从《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内容要件上看，第一条第六款、第七条第一款约定的责任承担方式和第七条第二款约定责任承担方式相互矛盾，存在疑点。《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约定“公司开张后由甲方负责公司运营、管理、销售。乙方出资陆拾万元人民币不参与公司经营。丙方负责产品的货源、质量、售后服务。”第三条第二款约定“甲方占80%股权，乙方占10%股权，丙方占10%股权。”甲乙丙三方投资的公司并非需要高技术投入而顾国涛掌握该技术，也非必须依靠专有资源宋刚必须依附于顾国涛，宋刚投资大部分资金，却仅占有10%的股权，并且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符合宋刚的投资利益，存在疑点。《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将之前的借款协议和买卖协议全部约定无效，却没有回收销毁相应的借款协议和买卖协议，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并且《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并未约定借款协议、买卖协议无效后相应已支付的钱款如何处理的问题，存在疑点。综上，《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页至第5页中多处内容相互矛盾，约定内容不符合宋刚投资利益，存在诸多疑点。3．从《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持有情况来看，《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十一条第3款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但《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原件仅有一份，由顾国涛持有保管。且从签署日期上看，顾国涛和宋刚于2018年3月30 签字，而第三方顾国银2018年4月7日签字，顾国涛也承认3月30 日与宋刚签字完毕后自己拿着《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原件找第三方顾国银签字，表明这份《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原件是由顾国涛持有保管。顾国涛有更改《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页至第5页内容的客观条件。从以上3点来看，《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页至第5页的内容约定不符合宋刚的投资利益，顾国涛也有改变《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的客观条件，从一般交易习惯上看《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页至第5页疑点诸多，宋刚提出对《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页至第5页内容真实性的质疑合情合理，顾国涛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页至第5页的真实性，因此法院对《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页至第5页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对《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条第1款第7条约定的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顾国涛基于《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条第1款第7条约定的内容认为《车辆买卖协议书》双方已合意废除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三、关于宋刚支付给顾国涛的购车款是115000元还是100000元的问题。双方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书》约定购车款115000元，宋刚向顾国涛银行转账了100000元，虽宋刚银行账户内还有30000余元，但宋刚称银行卡每日转账限额为100000元，因此不能继续向顾国涛转账支付剩余的15000元，才使用现金向顾国涛支付15000元，合情合理，符合交易规律。顾国涛向宋刚开具了收到购车款115000元的收条，顾国涛应当意识到收条中载明数额为115000元，应对自己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责任。顾国涛辩称未收到宋刚给付的15000元现金，但无法提交证据佐证，法院不予采纳。因此法院认为宋刚支付给顾国涛的购车款应是115000元。四、关于顾国涛向宋刚三次转账共计25000元是否是向宋刚退还购车款，《车辆买卖协议书》是否因此解除的问题。顾国涛辩称其向宋刚转账25000元是返还宋刚购车款，但银行转账记录中并未备注转账目的，也没有证据证明顾国涛转账25000元是归还宋刚的购车款。宋刚、顾国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宋刚称顾国涛此款项是顾国涛归还宋刚借款本金和利息的说法合情合理。并且宋刚、顾国涛在顾国涛出具的收条中约定，宋刚在3个月内不得将此车辆变卖，顾国涛有权在3个月内按115000元回购此车辆。如果顾国涛认为之前向宋刚转账25000元是归还宋刚的购车款，双方《车辆买卖协议书》解除，那理应归还宋刚全部购车款115000元，而并非仅仅归还25000元。顾国涛给宋刚转账的25000元应被认定为顾国涛向宋刚归还借款。顾国涛辩称向宋刚转账25000元是返还宋刚购车款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车辆买卖协议书》并未解除。综上所述，顾国涛、宋刚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真实有效，该合同对宋刚、顾国涛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宋刚、顾国涛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宋刚已履行支付购车款义务，顾国涛一直未履行交付车辆的义务，宋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宋刚因顾国涛不交付车辆迟延履行主要债务，因而拥有《车辆买卖协议书》解除权，宋刚向法院诉请判令解除与顾国涛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宋刚基于《车辆买卖协议书》支付给顾国涛的115000购车款，顾国涛应返还宋刚，宋刚诉请判令顾国涛立即向宋刚返还购车款115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宋刚与被告顾国涛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依法解除。二、被告顾国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宋刚购车款115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宋刚承担50元，被告顾国涛承担50元。案件受理费鉴于原告已预交，故被告顾国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50元直接支付给原告。”二审经审理查明，除《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页至第5页均无任何签字和印记”外，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各方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庭审中，顾国涛称在《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第2页至第5页，有其骑缝按捺的指印，并辩称该协议签订后，此前的借款、买卖协议一律作废，含本案的115000元内宋刚共计投资了248000元。另查明，宋刚曾以顾国涛未按期偿还借款为由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形成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3民初11772号民事判决，该案查明了如下事实：1.2018年3月14日双方签订了《车辆买卖协议书》，宋刚于当日向顾国涛银行转账100000元、现金支付15000元；2.2018年4月26日宋刚向顾国涛银行转账40000元，4月27日宋刚向顾国涛银行转账25000元，5月19日宋刚向顾国涛银行转账10000元，7月24日宋刚向顾国涛银行转账50000元，8月3日宋刚向顾国涛银行转账20000元，5月19日宋刚使用微信向顾国涛转账10000元。上述宋刚向顾国涛转账共计155000元数额。庭审中顾国涛对上述155000元借款金额认可；3.顾国涛分别于2018年6月10日向宋刚转账5000元，于2018年9月30 日向宋刚转账5000元，于2018年10月27日向宋刚转账15000元，共计25000元；4.2018年7月24日向宋刚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到宋刚248000元，本人须在2018年10月28日前将此笔借款归还宋刚，如未按时归还宋刚，宋刚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时按照国家利息赔付宋刚。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顾国涛辩称其未收到宋刚所列举的全部的303000元借款，在庭审中顾国涛对宋刚向其转账155000元予以认可，但顾国涛书写的《借条》中明确显示顾国涛于2018年7月24日借到宋刚人民币现金248000元，同时顾国涛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为何只借款宋刚155000元却于2018年7月24日向宋刚出具248000元的借条之间的矛盾没有合理解释，顾国涛所提供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在签订《借条》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即使顾国涛在在签订《借条》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顾国涛也未在2018年7月24日签订《借条》时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该院对于《借条》中载明的248000元进行了认定，并认为顾国涛在出具《借条》后分两次共计向宋刚转账20000元，最终认定欠款金额为228000元，遂判令顾国涛偿还228000元并承担相应利息，驳回了宋刚其余诉讼请求。顾国涛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以（2020）陕01民终11652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上述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顾国涛二审中称《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签订后，此前的借款、买卖协议一律作废。但宋刚并不认可上述协议内容之真实性。协议中约定的投资数额、占启动资金的比例、占股比例明显权利、义务不对等，存在矛盾，一审对《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不予认定并无不当。顾国涛上诉认为因双方前期有合作，宋刚想追加投资100000元，因又担心无法收回款项，要求有所抵押，并将15000元利润计算在内，顾国涛才将车辆抵押作为其保障，签订了车辆买卖的协议，但该协议形成于2018年3月14日，《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形成于同年3月30日，顾国涛关于《车辆买卖协议书》形成背景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同时，从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可知，案涉购车款115000元并未包含在248000元中，顾国涛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115000元已经转化为投资款，故其关于含本案的115000元在内宋刚共计投资了248000元，双方实际上是借贷关系的主张，缺乏依据。《车辆买卖协议书》签订后，顾国涛未能按照约定交付车辆，根本违约，一审判令解除协议并退还款项正确。关于退款数额，争讼之《车辆买卖协议书》约定的车辆总价款为115000元，顾国涛向宋刚开具的收据也表明收到购车款115000元，顾国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明确知晓其所书内容，在未能提交证据推翻上述收条的效力的情况下，顾国涛应对其自书的收条承担法律责任，购车款总额应为115000元。顾国涛称2018年6月10日向宋刚银行转账5000元，于同年9月30日向宋刚银行转账5000元，于同年10月27日向宋刚银行转账15000元，上述三笔转账共计25000元，均已经用于偿还购车款。一审法院对此未予采信，认为上述款项均是用于归还借款。而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顾国涛在出具《借条》后分两次向宋刚转账20000元属于归还借款，对于剩余5000元未予认定。考虑到该笔5000元发生在《车辆买卖协议书》签订后至协议约定的回购期期间，且宋刚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此笔5000元系用于归还其他借款，故本院认定顾国涛应返还购车款11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3民初117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3民初117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顾国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宋刚购车款110000元”；三、驳回宋刚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宋刚已预交），由宋刚承担50元，顾国涛承担50元，顾国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50元直接支付给宋刚。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元（顾国涛已预交），由顾国涛负担2487元，宋刚负担1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雪 晴审 判 员  姬    钊审 判 员  蒋   瑜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