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民再332号抗诉机关：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铭琴，女，198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芳芳，河南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回忆，河南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焦红伟，男，196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申诉人刘铭琴因与被申诉人焦红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2018）豫01民终12393号民事判决，向郑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6月1日作出豫检民（行）监〔2020〕4100000024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2020）豫民抗7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巴**、范金鹏出庭。申诉人刘铭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芳芳、回忆，被申诉人焦红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首先，焦红伟与刘铭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而只是双方实现债权的一种形式。本案中，焦红伟为履行（2017）豫0104号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向刘铭琴偿还借款本金530万元及利息的义务，与刘铭琴分别于2017年11月23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2017年11月28日签订《舞钢市大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虽然该股权转让协议从形式上明确约定了股份转让比例、对价以及变更登记等事项，但从双方先后签订两份协议的原因和实现目的来看，不论是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还是之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焦红伟与刘铭琴的行为均是围绕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实现债权而进行，双方均无以转让焦红伟名下股份,让刘铭琴参与大华公司经营的目的；从两份协议的约定内容和履行情况来看，执行和解协议中明确约定刘铭琴受让上述股权后可自行出让、买卖，如出让买卖费用不足以抵偿执行款，刘铭琴仍可就剩余价值向焦红伟追讨；受让后30日仍无法交易，可继续申请强制执行。而双方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后，刘铭琴即在30日内将受让股份转让给案外人王国福。根据上述事实综合分析，可以看出焦红伟与刘铭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对之前所签执行和解协议的履约行为，实质上是刘铭琴通过代持焦红伟的股份并再次转让，以实现其债权的一种方式，股权转让协议中所约定转让价格1190万元等内容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只是实现债权的形式需要。因此，一审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确认股权转让价格为1190万元显属不当。其次，焦红伟所发出的债务抵销通知不具备债务抵销的要件，不应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本案中，焦红伟虽在刘铭琴转让股权的次日即向刘铭琴发出债务抵销通知，但在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格并未明确约定，双方是否互负债务这一重要事实尚不明晰的情况下,即单方向刘铭琴主张债务抵销，并不符合合同法所规定的债务抵销要件，即使其发出的债务抵销通知到达刘铭琴也不发生债务抵销的效力。且刘铭琴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将持有的舞钢市大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39.66%的股权转让给王国福的实际价格仅为776万元，而另案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认定截止到2017年12月27日焦红伟对刘铭琴所负债务为985.9463万元，因此，焦红伟与刘铭琴双方并不存在互负债务的事实。综上，二审法院（2018）豫01民终12393号民事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确有不当。刘铭琴申诉称，（一）一、二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中所谓的转让款1190万元，并非刘铭琴与焦红伟的真实意思表示。2017年11月28日，刘铭琴、焦红伟递交给工商局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履行双方2017年11月23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根据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刘铭琴与焦红伟二人合意的真实意思是转让39.66%股权的实际价值以刘铭琴实际处分所得价款为准。工商局留存的两次股权变更材料，以及2017年11月23日的执行和解协议能够充分证明，本案根本不存在焦红伟以1190万元的价格将其39.66%的股权转让给刘铭琴的事实。（二）焦红伟身为律师且经商多年，长期担任大华公司股东，其明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形式需要，却为了达到非法目的，故意不提2017年11月23日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进行虚假陈述。一、二审判决断章取义，忽略执行和解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的前后关联性，仅孤立地从形式上以股权转让协议中注明股权价格为1190万元，径行认定为39.66%股权转让的真实价格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并驳回焦红伟的诉讼请求。焦红伟辩称，（一）刘铭琴的申诉理由不成立。执行程序中达成的协议，只是双方对焦红伟股权变现款用于偿还执行款的约定，并未就股权价格进行约定。刘铭琴在抗诉申请书中反复强调“多退少补”，由此可以认定股权转让不是无偿的。股权转让协议对股权转让价格进行了明确约定，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股权登记价格，且转让双方没有股权折价或溢价的约定，刘铭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应对其行为负责。刘铭琴自作主张折价转让股权，不影响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二）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成立。股权转让及转让价格与受让人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的目的无关，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及定价需要以受让人参与经营为前提。刘铭琴享有继续追偿权和股权再转让王国福，否定不了焦红伟与刘铭琴股权转让的事实。刘铭琴有权转让受让的股权，进一步印证了股权转让的合法性、有效性，但刘铭琴受让股权后再转让价格也决定不了焦红伟与刘铭琴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抗诉机关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实质是刘铭琴通过代持焦红伟的股份并再次转让，以实现其债权的一种方式”与事实不符，且没有法律依据。更何况，假如刘铭琴受让股权是“代持”性质，刘铭琴更应该为其“私自”低价转让“代持”股权承担责任。抗诉机关引用刘铭琴将持有的大华公司39.66%股权转让给王国福的实际价格仅为776万元，论证焦红伟与刘铭琴并不存在互负债务的事实，将刘铭琴私自低价转让股权的股价强加于焦红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2018年5月29日，焦红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刘铭琴支付股权转让款266.2597万元，逾期付款利息（以年利率6％自2017年12月27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暂计至2018年5月28日为66564.94元；2.诉讼费由刘铭琴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焦红伟与刘铭琴因借款发生纠纷，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13日作出（2017）豫0104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1.焦红伟偿还刘铭琴借款本金530万元和截至2015年10月30日的利息160.94万元及2015年10月31日后的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付）；2.刘铭琴对焦红伟在大华公司拥有的47％股份中的1190万元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该判决生效后刘铭琴申请执行。2017年11月23日，双方达成协议如下：1.焦红伟将其在大华公司股权39.66％（1190万元）转让到刘铭琴名下；2.刘铭琴受让上述股权后可自行出让、买卖，如出让买卖费用不足以抵偿执行款，刘铭琴仍可就剩余价值向焦红伟追讨；3.刘铭琴在受让上述股权后30天内仍无法交易，则可依据（2017）豫0104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书继续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11月28日，焦红伟与刘铭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主要约定焦红伟将其持有的大华公司39.66％的股权共1190万元出资额，以1190万元转让给刘铭琴，刘铭琴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当日，工商局完成股权变更登记。2017年12月27日，焦红伟发出债务抵销通知，载明以刘铭琴应付股权购买款1190万元即日抵销刘铭琴依据（2017）豫0104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书对焦红伟申请执行款695.917元及利息、诉讼费、执行费等，余款请7日内交付焦红伟。该通知当日到达刘铭琴处。审理中，刘铭琴称其受让的股权在2017年12月26日以77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王国福。另，截止到2017年12月27日，（2017）豫0104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焦红伟应承担的债务数额为：借款本金530万元，截至2015年10月30日的利息160.94万元，截至2017年12月27日的利息274.54万元，诉讼费用49770元，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15.4893万元，以上共计985.946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焦红伟、刘铭琴于2017年11月23日达成的协议和当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017年11月23日的协议虽约定刘铭琴“受让股权后可自行出让、买卖，如出让、买卖费用不足以抵偿执行款，刘铭琴仍可就剩余价值向焦红伟追讨”，但该协议未对股权转让价格予以明确约定；当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则对股权转让的价格进行了明确约定，刘铭琴在审理中虽然对股权转让的价格1190万元不予认可，但鉴于目前现有证据，依据2017年11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确认股权转让价格为1190万元。刘铭琴称其将受让的股权以77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王国福，不能影响对双方签订的两份协议效力的认定。截止到债务抵销之日即2017年12月27日，焦红伟依据生效判决应承担的债务为985.9463万元。刘铭琴应将抵销剩余的款项204.0537万元支付焦红伟，焦红伟主张的过高部分，不予支持。焦红伟主张的利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8）豫0104民初5246号民事判决：一、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刘铭琴支付焦红伟股权转让款204.0537万元；二、驳回焦红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633元，减半收取14317元，由焦红伟负担2800元，由刘铭琴负担11517元。刘铭琴、焦红伟均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刘铭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费由焦红伟承担。焦红伟上诉请求：1.释明“截止到债务抵销之日即2017年12月27日，焦红伟依据生效判决应承担的债务为985.9463万元”内容，暂时保留一审诉讼主张；2.核减一审判决书认定“焦红伟依据生效判决应承担的债务为985.9463万元”中超过法定年利率24%的50.25万元利息；3.支持焦红伟逾期付款利息，以年利率6%自2017年12月27日暂计至2018年5月28日为6.6565万元，实际计算至清偿之日止；4.上诉费由刘铭琴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刘铭琴主张其与焦红伟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买卖关系，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二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焦红伟已按约将其持有的大华公司39.66％股权以119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刘铭琴，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其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因此，在本案没有足够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对刘铭琴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焦红伟向刘铭琴发出债务抵销通知，刘铭琴未按期支付抵销剩余的款项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判令刘铭琴支付焦红伟抵销剩余股权转让款204.0537万元，有据可依。焦红伟提出的160.94万元利息中有50.25万元，因超过国家法定利率的利息应予核减的上诉主张，由于160.94万元利息已经生效的（2017）豫0104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所确认，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不予支持。焦红伟关于依法释明985.9463万元内容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已经就该问题作出释明，不予采纳。焦红伟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二审法院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8）豫01民终1239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233元，由刘铭琴负担28633元，焦红伟负担9600元。再审中，刘铭琴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8年9月13日刘铭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芳芳与回忆对王国福的调查笔录、王国福的身份证复印件，大华公司出具的王国福身份证明；2.股权转让协议、欠条、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3.2017年12月26日大华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用以证明：王国福与刘铭琴转让大华公司股权时签订了专门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向工商局提交的大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工商局提供的格式协议，为了避免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化，该协议上的股权转让价格是按照股权比例对应的股权资本金与对应价款填写的即1190万元，并非王国福与刘铭琴实际履行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这种做法是公司转让股权时的惯例，股权转让时均是按照注册资金的金额填写，股权不发生溢价或减值。第二组证据：1.2018年9月13日闫芳芳与回忆对袁巧玲的调查笔录、袁巧玲的身份证复印件、大华公司出具的袁巧玲身份证明。用以证明：袁巧玲是焦红伟与刘铭琴股权转让时大华公司的经办人，一手准备的股权转让材料，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上面标注的转让价格是其按照公司股权转让惯例自行填写的，焦红伟与刘铭琴均没有告知其真实的股权转让情况。刘铭琴与焦红伟转让股权时在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二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三组证据：1.执行和解协议；2.执行笔录；3.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7）豫0104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书；4.2017年11月28日大华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用以证明：1.焦红伟与刘铭琴在2017年11月23日就股权过户事宜达成协议，协议明确约定焦红伟将其持有的大华公司股权过户给刘铭琴后，刘铭琴自行买卖，以刘铭琴实际出卖的价格抵扣焦红伟欠款，多退少补。2.2017年11月28日，刘铭琴与焦红伟在工商局备案的大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履行2017年11月23日双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而向工商局提供的格式文书。3.焦红伟在刘铭琴申请执行一案的执行笔录中提到的也是双方于2017年11月23日签订的协议，不是在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佐证了上述证明目的。刘铭琴与焦红伟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为2017年11月23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按照该协议约定，刘铭琴将案涉股权以776万元转让给王国福，焦红伟尚欠刘铭琴借款200余万元，而非焦红伟主张的债权债务已抵销，刘铭琴倒欠焦红伟200余万。焦红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其认为刘铭琴已经在（2018）豫01民申1290号案件中提交法庭，再审裁定已评析没有认定，不属于新证据。对刘铭琴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焦红伟提交证据：刘坤峰与焦红伟民间借贷纠纷案的起诉状、保全裁定、民事调解书、执行和解协议。用以证明：焦红伟在与刘铭琴2017年11月23日、28日签订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其以230万元股权抵偿刘坤峰240万元债务的事实，焦红伟持有股权价格为工商登记价格。刘铭琴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另案中，刘坤峰与焦红伟签订的和解协议已明确约定了股权抵偿的具体金额，而刘铭琴与焦红伟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没有此约定，故没有可比性。对焦红伟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结合上述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本院再审除对一、二审法院认定刘铭琴与焦红伟之间39.66%股权转让价格为1190万元以外的其他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2017年12月26日，刘铭琴将其名下大华公司39.66%的股权转让给该公司股东王国福，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订立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其一，用以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显示：刘铭琴将其持有的大华公司39.66%的股权共1190万元出资额，以1190万元转让给王国福，王国福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其二，双方实际履行的协议显示：刘铭琴将其持有大华公司39.66%的股权共776万元转让给王国福。该协议中双方声明：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转让登记时提交的股权转让登记协议仅作为变更登记手续使用，不作为双方的实际权利义务的依据，双方权利义务以本协议为准。此后，王国福将转让款776万元支付给刘铭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是焦红伟请求刘铭琴支付股权转让款266.2597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关于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的关系问题。从2017年11月23日刘铭琴与焦红伟签订协议的背景及内容看，该协议实际是双方为执行（2017）豫0104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而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该协议约定内容有：“1.焦红伟将其在大华公司股权39.66％（1190万元）转让到刘铭琴名下；2.刘铭琴受让上述股权后可自行出让、买卖，如出让买卖费用不足以抵偿执行款，刘铭琴仍可就剩余价值向焦红伟追讨；3.刘铭琴在受让上述股权后30天内仍无法交易，则可依据（2017）豫0104民初2443号民事判决书继续申请强制执行”。据此，2017年11月28日双方为履行上述执行和解协议内容，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当日焦红伟将其在大华公司39.66%的股权过户到刘铭琴名下。从上述约定内容及履行行为看，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实际是为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形式需要，其主要目的是将焦红伟名下39.66%的股权过户到刘铭琴名下，再由刘铭琴自行转让。因此，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执行和解协议内容而签订，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其次，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中显示39.66%股权转让价格1190万元是否为焦红伟用于抵偿执行款的真实价格。刘铭琴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显示焦红伟将其持有大华公司39.66％的股权共1190万元出资额，以1190万元价格转让给刘铭琴，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形式需要而签订。焦红伟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对股权转让价格进行了明确约定，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股权登记价格，且转让双方没有股权折价或溢价的约定，刘铭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应对其行为负责。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民事主体之间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外观法律行为，因欠缺法律拘束的真实意思而当然无效。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不应仅从条款的形式上理解，更重要的是结合合同目的、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等综合因素确定争议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刘铭琴与焦红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双方为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中的相关内容，是围绕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实现刘铭琴债权之目的，并不存在刘铭琴通过受让股权参与大华公司经营或行使股东权利的目的。虽然刘铭琴与焦红伟在执行和解协议中未明确约定转让39.66%股权的价格，但从协议内容看，双方以刘铭琴自行出让买卖股权的费用抵偿执行款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并非是以股权转协议中显示的1190万元抵偿焦红伟所负的债务或执行款。焦红伟将39.66%股权过户到刘铭琴名下后，刘铭琴实际转让该股权所获得的价款为776万元。根据刘铭琴再行转让39.66%股权与王国福所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事实看，进一步佐证了刘铭琴再审主张其与焦红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所用，并非双方真实履行的协议。因此，一、二审仅从股权转让协议形式上显示的1190万元，径行认定为39.66%股权的最终真实转让价格，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再次，焦红伟提交另案中其与刘坤峰签订的和解协议，已明确约定了焦红伟以230万元股权抵偿刘坤峰240万元债务的事实。本案刘铭琴与焦红伟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39.66%股权抵偿执行款的具体金额，而是约定了由刘铭琴自行出让股权并以买卖费用抵偿执行款，同时约定如买卖费用不足以抵偿执行款的，刘铭琴仍可就剩余价值向焦红伟追讨。据此，焦红伟对刘铭琴自行出让股权的价格实际可能低于其所负债务金额是有一定预期的。两份和解协议在以多少股权金额抵偿债务存在不同的约定。焦红伟与刘坤峰签订的和解协议不能证明本案39.66%股权的真实转让价格为1190万元的事实。最后，根据已认定的事实，截止到2017年12月27日焦红伟对刘铭琴所负债务为985.9463万元。如果焦红伟是以其持有股份出资额的同等价值转让给刘铭琴并用以抵偿其债务，那么焦红伟只需转让与其所负债务等额的股权份额即可，无需向刘铭琴转让39.66%（出资额1190万元）的股权。然而焦红伟提出将39.66%股权（出资额1190万元）是以119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铭琴的诉讼主张，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另，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中关于刘铭琴自行买卖并以买卖费用抵偿执行款的约定，刘铭琴自行买卖39.66%股权，以实际获得的776万元价款用于抵偿执行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现无证据证明刘铭琴存在恶意低价转让39.66%股权的情形。综上所述，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及刘铭琴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民终12393号民事判决及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4民初524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焦红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633元，减半收取143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233元，均由焦红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 童审判员 邵 炜审判员 卞亚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