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304民初4597号原告：王丹，男，汉族，1979年7月24日出生，住址：辽阳市弓长岭区。委托代理人：王新颖，系福建博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高妍（系王丹妻子），女，汉族，1985年7月23日生，住址。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鞍山工务段，住址：鞍山市立山区站南街**。法定代表人：张成东，系该工务段段长。委托代理人：程文秀，系该工务段职员。委托代理人：齐东文，系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丹与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鞍山工务段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盈洁独任审判，于2020年10月21日、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不服鞍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的鞍劳人仲[2020]92号仲裁裁决书，请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具体理由如下：原告王丹原系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鞍山工务段（以下简称：中铁鞍山工务段）职工。2006年8月10日，原告王丹曾因左小腿骨折被认定为工伤。2009年5月20日，王丹因交通肇事罪被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原告被判处缓刑后，仍在中铁鞍山工务段工作。直至2019年11月29曰，被告中铁鞍山工务段作出了鞍工劳人字（2019)1027号《关于解除王丹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以2009年5月20日王丹犯交通肇事罪为由，单方解除与原告王丹之间的劳动合同。一、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2019年9月30日鞍山工务段纪委接到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关于公安反馈23件违法人员信息，其中一件是鞍山工务段王丹交通肇事一案。该事实仅有被告自己出具的一个自述的情况说明，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019年10月10日，鞍山工务段纪委到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调取了（2009)辽阳弓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书。该文件盖章上面的2019年10月10日是在盖章之上形成的文字，并不能证明是10月10日调取的。二、被告出具的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被告至今未提供合法有效劳动合同书，该解除通知不产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原告于2003年入职，但被告在仲裁程序中拒绝提供与原告之间签订劳动合同书，并向仲裁委提供1999年原告与本溪工务段签订的虚假劳动合同书。根据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单位负有举证责任，被告至今未提供与原告之间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故其作出的鞍工劳人字（2019)1027号《关于解除王丹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不产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三、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依法应予以撤销，并应继续履行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被告中铁鞍山工务段在十年后才以原告犯交通肇事罪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明显已超过其行使单方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根据《辽宁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职工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行为之日起一年内作出处理决定。逾期未处理的，不得再追究其责任。”原告在发生交通肇事时，向公检法均如实告知了其工作单位信息，并在刑事判决书中己经载明，证明原告并未隐瞒犯罪事实；且原告在被判处交通肇事罪之后，并未故意隐瞒被其被判处缓刑的事实，工作单位中的同事单位领导也都知晓此情况，向单位报送了刑事判决书，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判决生效后，还应当送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或者原户籍地的公安派出所，或者被告人单位的注册登记机关”，故原告有理由认为被告中铁鞍山工务段在法院作出判决后，就应当知道原告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缓刑一事，但被告在合理期限之内并未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故其解除权因其未行使而归于消灭，中铁鞍山工务段无权再以王丹犯交通肇事罪为由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用人单位必须在一定期限内行使此权利。对于劳动者而言，不能因一次错误便永远陷入等待解雇的困境中，时时承受被解雇的风险，超过一定合理期限而用人单位仍未做出解除决定的，劳动者有权认为用人单位不会再行解雇。综上所述，原告王丹在被判处缓刑后十年间，被告中铁鞍山工务段知道且应当知道该事由，其从未提出任何异议，现在10年后又以原告王丹被判处刑罚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这一行为明显超出合理期限，严重损害原告王丹的合法权益。因此，为维护原告王丹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答辩：一、鞍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决结果应予以支持。原告在2009年因刑事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其存在违法犯罪事实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四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六款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七条第2款第（5）项约定“被除名、开除、劳动教养、判刑的，劳动合同自行解除。”所以答辩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及劳动合同约定。且答辩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工会同意，送达到了原告，程序合法。二、原告在2009年处于工伤休假期，其刑事立案后取保候审，判刑后缓期执行，公安机关和法院并未向单位送达原告的刑事判决书，原告也从未向单位汇报过其违法犯罪情况，因此原告犯罪时单位并不掌握情况。2019年9月，答辩人上级纪委对党员职工违法情况进行清查，在清查中发现了原告的犯罪问题并反馈给鞍山工务段纪委，鞍山工务段纪委于2019年10月10日到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调取了原告的《刑事判决书》，至此才知道原告的违法犯罪，答辩人依此于2019年11月29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称其在被判处交通肇事罪之后并未隐瞒与事实不符，《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但原告从未向单位汇报过其犯罪情况。原告在2011年8月15日填写《劳动合同制职工登记表》时，“受过何种奖励与处分”、“何时何地因何问题经何部门审查结论如何”两项均填写无，对其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事实进行了隐瞒。《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了党员向党组织报告个人事项的义务，但原告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从未将犯罪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过。原告称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超过行使单方解除权的合理期限是错误的。法律没有对用人单位因劳动者被追究刑事责任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期限作出明确规定，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本人或相关部门向向单位送达过（2009）辽阳弓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书，单位在2019年10月之前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辽宁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职工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行为之日起一年内作出处理决定。逾期未处理的，不得再追究其责任。”该条一年处理期适用于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而原告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该条规定与本案不符，且单位2019年10月知道原告被追究刑事责任，2019年11月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超过一年。三、原告在被原告处的工作情况原告在沈阳铁路局本溪工务段参加工作，工作地点为安平线路车间，2006年3月24日因生产力布局调整，原告工作单位变更为沈阳铁路局辽阳，工作地点、工资待遇、职名等均不变。2017年11月29日沈阳铁路局辽阳名称变更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鞍山工务段，即答辩人。原告自参加工作以来，与铁路建立劳动关系，本溪工务段受沈阳铁路局授权委托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因沈阳铁路局内部生产力布局调整，本溪工务段撤销，王丹所在的安平车间划归辽阳，本溪工务段和辽阳均是沈阳铁路局的分支机构，原告与本溪工务段的劳动关系由辽阳承继。原告于2001年到铁路工作，与本溪工务段建立劳动关系，这是原被告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劳动合同书》落款日期的错误并不影响原被告之前的劳动关系，也不是本案的争议的焦点。法律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单位负有的举证责任，是对解除劳动合同原因的举证，答辩人已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和举证。原告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违法犯罪行为违反了《党章》等党内法规，作为一名铁路职工，其违法犯罪行为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企业用工办法的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其隐瞒犯罪事实，行为性质恶劣，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用人单位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合规。综上，原告王丹诉讼请求不成立，请求法院对王丹的诉讼申请不予支持。审理查明：自2001年起原告在沈阳铁路局本溪工务段参加工作，2006年因生产力布局调整，沈阳铁路局本溪工务段变更为沈阳铁路局辽阳，原告的工作地点、工资待遇、职名等不变。2017年沈阳铁路局辽阳名称变更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鞍山工务段，即被告单位。庭审中被告提供一份1999年1月1日由原告王丹与沈阳铁路局本溪工务段签订的一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书》。本院询问被告为什么原告2001年入职，而劳动合同于1999年签署，被告称因为当时批量签署合同，存在不认真的笔误情形，导致时间书写错误；庭审中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己方曾经与被告签署三份劳动合同，2003年、2011、2016都签署了合同书，被告没有真实提供劳动合同；被告认为己方只在2001年与原告签订一份劳动合同，2011年原告只是填写了一份在职职工登记表。原告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2006年8月10日原告王丹左小腿骨折，被认定为工伤。原告在工伤休假期间2009年2月27日发生交通事故，王丹被处以交通肇事罪，于2009年5月20日被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原告被判处缓刑后，仍在中铁鞍山工务段工作。直至2019年11月29曰，被告中铁鞍山工务段以2009年5月20日王丹犯交通肇事罪为由，作出了鞍工劳人字（2019)1027号《关于解除王丹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解除了与原告王丹之间的劳动合同。原告对此不服至鞍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作出鞍劳人仲字（2020）92号仲裁裁决书，以“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或相关人已向被申请人送达了刑事判决书或告知此事，被申请人依据相关法律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为由，驳回了原告全部仲裁请求。另查，2019年9月30日被告鞍山公务段纪委接到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关于公安反馈23件违法人员信息后，于2019年10月10日到辽阳市弓长岭人民法院调取了原告的《刑事判决书》。庭审中，原告称己方没有隐瞒犯罪事实，被告单位一直知晓此事，且己方已将判决书送交至单位车间主任黄某、或者武成山。为此原告提供证人杨某（原告工友，原被告处工作人员，2020年7月办理了退休）与杨中国（原告工友，原被告处工作人员，2019年3退休）出庭作证，二人当庭陈述，对原告的交通肇事罪在发生时便知情，单位工友对此事有议论。本院询问二证人，是否将此事件汇报至单位管理层，单位管理层是否知道此事件，二证人表示不知情。针对原告的当庭陈述，本院要求被告提供证人黄某、武成山作证。本院对黄某、武成山做了询问调查。黄某表示其于2006年10月到辽阳安平车间做车间主任，2009年3月份离开该车间，并不认识原告，亦没有看到原告的判决书；武成山表示其是2009年到辽阳辽阳线路车间担任主任，其亦不认识原告，没有看到原告的判决书。上述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有：企业信息查询、仲裁裁决、工作证、任免通知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书、认定工伤决定书、判决书等；被告提供证据材料有：劳动合同书、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判决书、劳动合同制职工登记表、工务段纪委情况说明、解除劳动合同备案登记表、关于解除原告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书等。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认为，被告于2019年11月29日年以其2009年5月20日被判处交通肇事罪为由，解除与其劳动关系，被告行为已超出行使解除权的合理期限，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双方的劳动合同，至此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理由是否正当，被告涉案行为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六款规定：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另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书》第七条二款五项约定：被除名、开除、劳动教养、判刑的，劳动合同自行解除。故无论从法律规定亦或双方合同约定，原告触犯刑法的行为，已然产生了被告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事由。原告于2009年5月20日被处以交通肇事罪，被告于2019年9月通过公安机关反馈的违法人员信息得知原告犯罪事实，2019年11月29日被告作出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决定，被告系在知道原告受到刑事处罚事实一年内行使的解除权，被告的解除行为并无不当，故本院对鞍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鞍劳人仲字（2020）92号裁决意见予以认可，确认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理由正当，符合法律规定，对原告要求撤销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出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称，己方已将判决书送交至本单位车间主任黄某、武成山，且单位同事均知道己方受到刑事处罚的事实，被告知晓本人受到刑事处罚后，时隔多年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解除期限一节，针对上述辩解，原告提供现已退休的工友杨某、杨中国出庭作证，二人当庭陈述，对原告的交通肇事罪在案发时便知情，但对单位管理层是否知道此事件不清楚；本院询问了车间主任黄某、武成山，二人均表示没有收到原告送交的判决书，也没有见到过原告本人。至此，通过上述证人证言，本院无法认定原告已经将己方判决书送交至被告处，同时本院认为，即使坊间如何对原告交通肇事罪予以议论，并不能当然确认被告单位的管理及决策层知晓原告犯罪事实。另原告于2006年8月10日受伤后开始了常年的休假，其触犯刑法时，系工伤休假期间，被告不经常在工作岗位，导致单位失察亦在情理之中。关于原告提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判决生效后，应当送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或者原户籍地的公安派出所，或者被告人单位的注册登记机关”规定，原告有理由认为被告在法院作出判决后，就应当知道原告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缓刑一节。本院认为，此项法律规定虽载明应当将判决书送达至被告人所在单位，但并非能产生一定会、必须送达的结果，且原告并未提供已经送达法律文书的相关证据，本院对原告上述理由均不予采信。本院确认被告于2019年9月30日接到公安机关反馈的23件违法人员信息后，2019年10月10日调取了原告（2009)辽阳弓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书后，方知晓涉案原告被处以刑罚的事实。关于原告提出，被告并未提供其它的真实的劳动合同书一节，因被告否认存在与原告签署过其它劳动合同，原告对此节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认为，无论被告是否提供劳动合同书、提供何时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均无法否认原被告间曾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也无法确认被告明知原告存在违法犯罪事实后，再次续签了劳动合同的事实。另原告在2011年填写在职职工登记表时，在“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处分”、“何时何地因何问题经何部门审查结论如何”栏中填写“无”，故原告没有真实将己方的曾经受过刑事处罚的事实如实填写，本院对原告此诉不予认可。关于原告提出，己方为享受工伤待遇人员，被告解除与其劳动关系，违反了《劳动法》29条、《劳动合同法》42条规定一节，虽《劳动法》29条、《劳动合同法》42条中均提及用人单位不得解除本单位工伤人员的劳动合同，但该条款并未排除《劳动法》25条、《劳动合同法》39条中规定的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故本院对原告此诉不予认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盈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高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