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29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波波，女，198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永康市，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黄钊，浙江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建吉，男，197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徐翔，浙江润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波波因与被上诉人洪建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7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波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洪建吉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洪建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直接证据，涉案借条直接证明胡波波与洪建吉之间存在700000元的借贷合意，洪建吉主张涉案借条系钢材买卖关系转化而来，洪建吉应当提供胡波波与洪建吉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的证据，以及钢材款转化为借款的证据。纵观本案洪建吉提供的证据、杭州东控物资有限公司（下称东控公司）提供的证据、以及杭州申浙钢铁有限公司（下称申浙公司）的陈述，均不能证明胡波波和洪建吉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更加不能证明涉案借条就是钢材买卖结算形成，且证据之间无法形成证据链，达不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一）洪建吉未能提供买卖合同等直接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钢材买卖的证据，洪建吉提供的主要证据为银行凭证，但该证据仅能证明杭州惠维格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惠维格公司）与申浙公司之间存在钢材买卖，以及杭州丰都机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下称丰都公司）与东控公司之间存在钢材买卖，与胡波波无任何关联。银行凭证所载明的款项往来如下：2013年8月27日，惠维格公司向申浙公司转账615200元；2013年9月13日，惠维格公司向申浙公司转账600000元；2013年9月6日，丰都公司向东控公司的母公司浙江东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浙江东控公司）转账1074577.8元；2013年9月6日，浙江东控公司向丰都公司转账361503.76元；2013年9月6日，丰都公司向东控公司转账361500.2元；2013年9月10日，丰都公司向浙江东控公司转账326717.85元。所以，上述款项除洪建吉主张的2013年9月13日600000元和2013年9月6日361500.2元两笔款项外，惠维格公司与申浙公司之间还存在其他钢材款项往来，丰都公司与浙江东控公司之间同样存在其他钢材款项往来，可以证明涉案600000元也是惠维格公司和申浙公司之间的钢材交易，以及361500.2元是丰都公司和东控公司之间的钢材交易，与胡波波无关，因为两家公司之间存在多笔钢材款项往来的情况下，洪建吉单就主张其中一笔款项系他人委托转账与正常逻辑不符，除非洪建吉能够提供相应委托转账的证据。胡波波甚至有理由怀疑361500.2元款项系丰都公司在浙江东控公司指令下转账，因为浙江东控公司在2013年9月6日向丰都公司转账361503.76元后，丰都公司随即向东控公司转账361500.2元，金额上仅相差3.56元。洪建吉陈述涉案两笔款项合计961500.2元，胡波波已供钢材260000余元，结余700000元，但是洪建吉对已供钢材不仅未能提供相应证据，甚至都无法向法庭说明已供的钢材是在什么时候、由谁、运送什么品种的钢材至什么工地，洪建吉显然为了凑金额存在虚假陈述。再者，如果洪建吉未收到2013年9月6日361500.2元对应的钢材，显然不会在2013年9月13日再次转账600000元，不符合钢材现货交易的习惯。（二）东控公司提供的提货单提货人处的签名并不是胡波波的父亲胡文化的签名，所以涉案361500.2元款项对应的钢材也不是胡波波父亲胡文化提取。因东控公司系当庭提供证据，所以胡波波在庭审后立即与胡文化进行核实，胡文化确认提货单上的签名并非其签名，胡波波通过邮寄情况说明以及与原审法官电话联系，告知原审法官提货单签名不是胡文化的签名，并在情况说明中附有胡文化的联系方式，胡文化也表示同意到法庭进行说明，但是原审法官却告知胡波波其需要再考虑一下，结果胡波波非但没有等到原审法院通知胡文化到法庭作询问笔录，等来的却是一纸败诉判决。提货单的签名极其潦草，根本无法辨认签名为“胡文化”三字，且东控公司提供的原件（财务账册）中有其他提货单系胡文化签名，字体正楷，完全可以通过肉眼比对来辨认涉案提货单非胡文化签名。上述情况，胡波波均已告知原审法官，但是原审法官对此却不作任何表态。东控公司提供的是一整套完整买卖流程的证据，交易发生在东控公司与丰都公司之间，相应的发票都已经开具给对方，其中未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该笔款项系在胡波波作为中间商的情况下完成，所以将该笔款项认定为胡波波系丰都公司合同相对方十分牵强，与证据不符。（三）申浙公司陈述涉案600000元钢材交易系由胡波波受惠维格公司委托完成交易，后由“余峰”提走涉案钢材，申浙公司对此不仅未提供任何证据，且其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申浙公司与俞峰之间存在钢材买卖，俞峰欠申浙公司钢材款合计2106868.25元，胡波波提供的（2014）杭滨商初字第330号民事判决书能够证明该事实。所以，即使申浙公司陈述“余峰”提走涉案钢材属实，也只能证明涉案600000元钢材交易系由俞峰作为中间商完成，同样与胡波波无关。（四）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2798号案件的调解，胡波波并未到场，也未向调解法官陈述“作为中间人介绍买材料，后洪建吉打款未收到货，由胡波波写了借条”，胡波波不清楚在其未到场的情况下，调解笔录为什么会记载胡波波的陈述，所以不排除上述陈述系洪建吉在调解现场的自述。胡波波在（2018）浙0103民初2798号案件向审判法官进行说明，审判法官对此也予以了核实，所以洪建吉才会申请撤诉。胡波波向原审法官申请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进行核实调解的具体情况，但是原审法官却未核实，甚至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将调解笔录作为裁判依据。（五）洪建吉陈述胡波波父亲胡文化已经支付其四五千元，事实上胡文化并未支付相应款项，洪建吉也没有提供相应的银行凭证予以证明。洪建吉与东控公司、申浙公司存在多起钢材交易，三方为业务伙伴，洪建吉不可能会让胡波波作为中间商完成交易，因为中间商往往会在交易当中赚取差价。退一步讲，即使胡波波系涉案两笔的中间商，则其余几笔款项作何解释。洪建吉一开始起诉胡波波、东控公司、申浙公司要求共同返还货款，一审庭审后又立即向法庭撤回对东控公司和申浙公司的起诉，所以洪建吉在起诉前早已经与东控公司、申浙公司沟通好诉讼策略，三方存在恶意串通。二、原审法院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严重违法法定程序，应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胡波波根据庭审情况，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补充证据：（2014）杭滨商初字第330号民事判决书、申浙公司企业信息，证明申浙公司与俞峰之间存在钢材交易，俞峰欠申浙公司钢材款2000000余元，如果涉案600000元存在中间商的话，只能证明俞峰为胡波波和申浙公司之间的中间商。但是，原审法院在收到胡波波提交的补充证据后，未组织质证，并且在判决书中未提起胡波波提交的补充证据，严重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另补充意见如下：第一次洪建吉是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胡波波，当时原审法院核实到调解笔录的情况，所以洪建吉选择向法院申请撤诉，之后洪建吉以买卖合同纠纷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起诉，其是有意避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可以核实调解笔录的情况。 洪建吉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理案件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胡波波上诉请求。一、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一，本案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胡波波拖欠洪建吉货款的事实。首先，胡波波本人签字的与洪建吉进行货款结算的借条，结合（2018）浙0103民初2798号庭审笔录中胡波波本人陈述其作为买卖合同的介绍人，因洪建吉控制的公司打款给钢材公司却未收到货，故由胡波波写下借条。因为胡波波只送了洪建吉2600**元的钢材，无法按照总金额960000元供货，最后确认700000元欠款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胡波波与洪建吉对账确认欠款金额的事实。其次，洪建吉出具的与东控公司以及申浙公司之间的转账凭证能够证明洪建吉支付钢材货款的事实。再次，东控公司陈述是胡波波与该单位联系购买361500.2元钢材，由胡波波指示的胡文化、胡虎南等人员提货，并提供了胡波波或其父亲胡文华签字的多份提货单。最后，申浙公司陈述是胡波波与该单位联系购买600000元钢材，并且让俞峰从该单位提货的事实。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3民初4304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603执7305号限制消费令证明，胡波波让俞峰提取钢材，胡波波起诉状陈述：俞峰因经营需要向胡波波采购钢材，因俞峰未按约支付货款，经胡波波催讨，俞峰于2014年11月10日向胡波波出具还款协议一份：确认尚欠胡波波货款1810000元，并承诺自2014年11月开始分期还款，俞海根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还款协议担保人处签字。协议签订后，俞峰、俞海根仅按约支付货款至2016年5月25日，合计付款102000元，尚欠1708000元未支付。此后胡波波案件胜诉后对俞峰申请强制执行，俞峰被限制高消费的事实能够印证胡波波让俞峰代其到申浙公司提货的事实。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胡波波对洪建吉7000**元钢材款欠款的事实。第二，胡波波在其上诉状中陈述浙江东控公司在丰都公司指令明显站不住脚的主观臆断，且没有任何证据支持。银行转账凭证的备注很明确：2013年9月6日，丰都公司转给浙江东控公司是货款。2013年9月6日，浙江东控公司转入丰都公司的361503.76元是退余款。同时主体完全不一致，涉案361500.2元的主体是东控公司，与浙江东控公司不一致。而且胡波波与洪建吉之间也不是仅仅一次性买卖，双方此前也有多次合作，故胡波波多次让洪建吉打款给其他钢材企业，并且让其父亲胡文化、兄弟胡虎南提货，符合常理能够相互印证。第三，对于提货事实，是胡波波供货，胡波波与洪建吉进行对账后出具借条就是最好凭证，另外如果没有供货，胡波波也不会在700000元货款未发时写下借条。第四，根据东控公司与申浙公司的陈述，因为钢材买卖都是分批、分次供货，因此仅360000元的货都要分五次提货，都是先支付款项联系厂家再发货的交易，不是现货交易，因此直到9月28日再进行结算符合常理。二、胡波波、胡文化、胡虎南等人从东控公司签字领取提货，并且东控公司提供了胡文化、胡波波签字的提货单。东控公司也陈述胡波波从来没有去提货，都是胡波波指令相关人员提货，也能够证明胡波波已经提货的事实。且东控公司提供的销售及提货单据、增值税发票可以证明胡波波是360000元货款交易的买方经办人，提货人为其父亲，交易发生的时间、提货时间、增值税开票时间与出具借条的时间能够前后对应，完全能够证明洪建吉支付货款后，胡波波提取了该笔货物。因为胡波波系个人，钢铁买卖必须是单位对公打款，故胡波波让洪建吉控制的丰都公司打款明显符合常理。发票并非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凭证。而胡波波指示洪建吉付款，其让父亲提货的行为完全可以证明其已经领走了洪建吉的货物。根据举证责任原则，胡波波否认胡文化签字，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应当由胡波波提供证据证明该签字不是胡文化所签，胡波波未申请鉴定也未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更加能够证明胡波波虚假陈述妄图达到不支付款项的目的。同时胡波波所谓的不是其父亲签字只是为了搪塞事实的虚假陈述，本身上述证据都能够印证胡文化替胡波波提货的事实。三、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3民初4304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603执7305号限制消费令证明，胡波波让俞峰提取钢材，胡波波起诉状陈述：俞峰因经营需要向胡波波采购钢材，因俞峰未按约支付货款，经胡波波催讨，俞峰于2014年11月10日向胡波波出具还款协议一份：确认尚欠胡波波货款1810000元，并承诺自2014年11月开始分期还款，俞海根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还款协议担保人处签字。协议签订后，俞峰、俞海根仅按约支付货款至2016年5月25日，合计付款102000元，尚欠1708000元未付。此后胡波波案件胜诉后对俞峰申请强制执行，俞峰被限制高消费的事实能够印证胡波波让俞峰代其到申浙公司提货的事实。四、胡波波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的陈述是由法院工作人员电话进行确认，洪建吉并不在场，根据禁止反言原则，胡波波的陈述与客观事实能够印证。换言之，胡波波系成年人，其在没有收到款项情况下如何能够写下700000元欠条，明显不合常理。而洪建吉此前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的起诉也能够印证涉案系买卖合同的事实，胡波波的辩解苍白无力。五、本案胡波波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最后陈述后提交的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同时是与本案无关的其他材料，不存在剥夺辩论权利的事实，同时，胡波波该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综上，本案事实就是2010年-2013年期间胡波波与父亲胡文化、兄弟胡虎南都是在杭州市××带从事钢铁倒卖业务，胡波波以有渠道可以买卖钢铁赚钱为由，赚取中间差价，让洪建吉打款给其认识的东控公司和申浙公司购买钢铁，其负责提货上门，洪建吉按照胡波波要求已经完成了钢材付款义务，胡波波委托父亲胡文化以及胡波波的生意伙伴（债务人）俞峰代胡波波从东控公司和申浙公司处提取钢材，此后胡波波将钢材又卖给其他人，导致无法拿回货及货款，最后胡波波仅运输给洪建吉部分钢材，2013年9月28日洪建吉与胡波波对账后，因为洪建吉与胡波波文化较低，故双方以借条形式对买卖合同欠款进行确认。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胡波波通过钢材倒卖空手套白狼形式赚取差价，一方面其已经赚取钢材款，并且通过起诉俞峰将债权确认，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混淆视听方式赖掉款项，这种行为性质非常恶劣，其律师又当庭虚假陈述。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各个证据之间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胡波波就买卖钢材未支付洪建吉款项695000元的事实，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胡波波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另补充如下意见：之前洪建吉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原告住所地和被告住所地法院均能审理，后洪建吉以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由于合同没有约定管辖，只能由胡波波户籍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所以洪建吉被迫去了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起诉，并不存在规避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的情形。 洪建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胡波波返还洪建吉7000**元、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全额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洪建吉系惠维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洪建吉妻子洪瑞宝系丰都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2013年9月6日，丰都公司向东控公司账户汇款361500.20元（款项支付记录备注为“货款”；东控公司提供管辖权异议证据显示胡文化于同日持有东控公司开具提货单提取前述金额对应钢材；同月23日，东控公司开具等额增值税发票给丰都公司）；2013年9月13日，惠维格公司向申浙公司账户汇款600000元。以上共计支付货款961500.20元。2013年9月28日，胡波波向洪建吉出具借条1份，该借条载明：“胡波波今向洪建吉借700000元，大写柒拾万元正”。2018年4月26日，洪建吉以胡波波未归还前述借条项下款项为由，诉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胡波波返还借款本金700000元。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编立（2018）浙0103民初2798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予以审理。2018年6月5日在该案庭审过程中，胡波波代理人陈述：胡波波确实向洪建吉提出借款700000元并出具借条，但是洪建吉并未交付借款；洪建吉与胡波波弟弟胡虎南之间存在生意往来，胡波波通过胡虎南认识洪建吉并因资金困难而提出借款；对于此案之前调解过程中胡波波称“她作为中间人介绍买材料，后洪建吉打款未收到货，由胡波波写了借条，胡波波认为不应由其还款”，胡波波代理人表示不清楚。而洪建吉则阐述：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洪建吉即向胡波波购买钢材，货款均按照相应指示打给供货单位，2013年9月之前均正常发货，此后并未收到货，洪建吉遂要求胡波波出具借条；经结算未收到货物计金额为700000元，胡波波称转为借款，故形成案涉借条。2018年6月8日，在前述案件询问笔录中，胡波波本人陈述：其在石祥路运河钢材市场做销售，其通过胡虎南认识洪建吉，因为工资有限而需要做生意，所以向洪建吉借款700000元；胡波波在其弟弟胡虎南经营公司记账。而洪建吉陈述该笔700000元并非借款，实系未交付钢材货款，在此后催讨过程中，胡波波父亲胡文化陆续支付四五千元，故洪建吉要求变更诉请为695000元。2018年7月24日，洪建吉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本案诉讼中，东控公司陈述：东控公司与洪建吉并不存在买卖关系；胡波波自称系丰都公司业务员，胡波波联系东控公司并谈妥交易型号、价格后，胡波波通知丰都公司按约支付361500.20元，东控公司按照双方确定钢材型号供货，并向胡波波开具5份提货单；后经办人胡文化持提货单提走全部货物；东控公司仅知道胡文化、胡波波，从不认识洪建吉。申浙公司陈述：案涉600000元钢材交易由胡波波受惠维格公司委托，约定由惠维格公司支付货款，申浙公司开具提货单；2013年9月6日，俞峰持有申浙公司开具提货单提走全部货物，但该提货单签名信息显示为“余锋”（而俞峰向申浙公司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显示为“俞峰”）；申浙公司已按约开具增值税发票。另查：1、胡波波与俞峰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胡波波在一审庭审中对此事实予以确认，且该事实亦经（2018）浙0603民初4304号生效裁判文书确定。2、胡波波明确其与胡文化系父女关系、其与胡虎南系姐弟关系。3、洪建吉陈述其共计向胡波波购买961500.20元的钢材，胡波波仅供货260000余元，故而经结算胡波波出具金额为700000元的借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洪建吉主张的洪建吉、胡波波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即钢材买卖关系是否成立。1、关于东控公司361500.20元钢材买卖中胡波波否认其作为中间人或业务员身份的存在，但东控公司已提供明确的销售及提货单据、增值税发票予以证明，结合东控公司已明确表明胡波波系实际交易的买方经办人、提货人为胡波波父亲胡文化（并提供由胡文化签名的提货单为凭），胡波波庭审中亦未对此提出有效反驳证据，以及该交易关系的发生期间、提货时间、增值税开票时间与胡波波出具借条的时间能够前后对应的事实，故对胡波波直接处理该笔钢材交易及通过其父亲胡文化提取货物的事实予以确认。2、关于申浙公司600000元钢材买卖胡波波亦予以否认，但申浙公司在庭审答辩中已明确陈述胡波波作为惠维格公司的委托人处理买卖事宜，结合实际提货人俞峰与胡波波之间存在长期的钢材买卖关系的事实，不排除胡波波指定俞峰提货的可能性。综合以上两点论述，洪建吉举证与东控公司、申浙公司陈述或举证能够相互印证，符合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故洪建吉主张胡波波因剩余700000元钢材未予供货而向洪建吉出具700000元借条具备合理性，丰都公司、惠维格公司的两份声明亦应符合实际情形。3、胡波波是否为案涉买卖关系的相对方。通过以上论述可知胡波波作为中间人参与案涉961500.20元钢材买卖及提货，此亦符合（2018）浙0103民初2798号案件庭审笔录中关于胡波波“作为中间人介绍买材料，后洪建吉打款未收到货，由胡波波写了借条”的陈述。但如胡波波系案涉961500.20元钢材买卖关系的中间人，上述钢材买卖关系应与其无关，其再向洪建吉出具欠条确认700000元款项显然有违常理，结合胡波波本人在（2018）浙0103民初2798号案件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与其弟弟胡虎南均从事钢材销售、其与洪建吉通过钢材销售生意结识、案涉961500.20元钢材提货人为胡波波亲属或利害关系人的事实，故确认胡波波作为中间商从钢材批发商如申浙公司、东控公司处购买钢材并提货再出售给洪建吉所属公司更符合实际事实。故胡波波与丰都公司、惠维格公司之间买卖关系成立的事实，依法应予确认。4、洪建吉是否有权向胡波波主张款项返还。洪建吉及其妻子洪瑞宝作为丰都公司、惠维格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胡波波与洪建吉进行协商、结算并向洪建吉个人出具欠款凭证，也即洪建吉所属公司债权转由洪建吉个人承继，符合交易常理，亦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洪建吉据此要求胡波波返还相应款项于法有据。另，胡波波否认“余锋”签名的真实性，但申浙公司已作出合理说明；退一步讲，即使2018年9月6日俞峰提货与胡波波无关，胡波波理应在2013年9月28日借条中就600000元货款提出明确异议，而非就总金额在结算的基础上出具700000元借条，结合胡波波亦未在庭审中有效举证的事实，故对胡波波该项抗辩不予采信。至于胡波波抗辩案涉钢材买卖关系与其无关，洪建吉尚与胡虎南等人之间还存在其他买卖关系、资金往来，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就关联性予以反驳，反而出具有效的欠款凭证予以确认，故亦不予采信。综上，胡波波未按约交付货物已构成违约，洪建吉据此要求胡波波返还剩余已支付货款，理由充分，依法应予支持。另（2018）浙0103民初2798号案件中洪建吉已明确胡波波父亲胡文化已经支付洪建吉四五千元，故其诉请变更为695000元，此时洪建吉再行主张700000元与其自认事实不符，故仅对695000元及相应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请予以支持；至于洪建吉主张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故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予以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胡波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洪建吉货款695000元；二、胡波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洪建吉自2019年9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以未返还货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洪建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00元（已减半收取），由洪建吉负担25元、胡波波负担5375元。 二审期间，胡波波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证明一份，证明胡文化本人确认东控公司提货单上的签名不是胡文化签署，以及胡文化没有向洪建吉付过5000元，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错误。2、浙江西城工贸有限公司提货单、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经与东控公司提货单签名进行比对，证明东控公司提货单上签名不是胡文化签署。3、东控公司企业公示信息，证明东控公司系浙江东控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结合洪建吉一审提供的银行凭证，能够进一步证明案涉361500.2元款项系洪建吉与东控公司、浙江东控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与胡波波无关。4、胡波波存款分户明细查询表、资金流水及李艳参保证明，欲证明胡波波账户资金往来情况。洪建吉未提交新的证据。胡波波另申请胡文化出庭作证以及进行笔迹鉴定，洪建吉申请东控公司吴坚、丰都公司洪瑞宝出庭作证。 经质证，洪建吉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胡文化与胡波波系父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其真实性不能采信。同时胡文化所谓的其没有替胡波波取过货也与事实不符，胡文化在浙江东控公司的提货单上签字，也多次替胡波波提货都是事实，其在公然撒谎。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证明系胡文化签字，胡文化在涉案证据上潦草的签字，事后再以正楷签字来否认真实性，完全是不真实、不合法的，同时证据2也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胡文化完全可以故意用非本人此前签字方式进行签字，而且该份签字无法证明案件事实。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不属于二审新发现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同时东控公司与浙江东控公司都是独立法人，都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且与本案没有法律关系，其本身经济都是独立核算，都是胡波波要求洪建吉打款，更加能够证明胡波波是买受人的事实。对证据4中胡波波1010××××1729账户2013年9月2日-2013年9月12日的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但胡波波未提供2013年6月-10月的完整流水，因为其从2013年7月份开始就与洪建吉进行钢材买卖交易。同时根据该10日的银行流水也能够证明胡波波欠洪建吉钢材买卖款项的事实：俞峰于2013年9月2日转入胡波波账户147891元，俞峰于2013年9月3日转入胡波波账户467154元，2013年9月3日胡波波银行账户收到上述款项后余额为831927.67元，胡波波立即将830000元打给李艳账户。胡波波账户剩余1927.67元。俞峰于2013年9月5日转入胡波波账户156676元，俞峰于2013年9月5日转入胡波波账户418元，俞峰于2013年9月6日转入胡波波账户120000元后，胡波波账户余额为279021.67元。胡波波立即于2013年9月6日将279000元整数转账给李艳账户。转出后账户余额为21.67元。俞峰于2013年9月6日转入胡波波账户212872元，胡波波账户余额为212893.67元，胡波波于2013年9月6日立即转给应烈211386元，转出后胡波波账户余额为1507.67元。俞峰于2013年9月9日转入胡波波账户800000元，胡波波账户余额为801507.67元，胡波波于2013年9月9日立即转账给应烈110000元，2013年9月9日立即转账给李艳129669元，2013年9月9日立即电汇给洪建吉5600**元，并支付手续费8元。胡波波账户余额为1830.67元。应胡宁于2013年9月11日转入胡波波账户×××15.56元，胡波波账户余额为236346.23元，胡波波于2013年9月12日立即将230000元电汇给洪建吉，并支付手续费7元。胡波波账户余额6339.23元。俞峰于2013年9月12日转入胡波波账户500000元，胡波波账户余额为506339.23元，胡波波于2013年9月12日立即将251757.39元转入李艳账户。上述流水完全可以证明胡波波本人购买钢材是没有本金的，都是通过赊账形式，先通过买方洪建吉、李艳、应烈等人打款给胡波波指定的东控公司、申浙公司这样的钢材销售公司，其拿走提货单，再由其指定人员胡文化、俞峰等人提走货，俞峰送到工地或下家进行销售，俞峰从需要钢材的工地或下家获得款项后，再将钢材款销售款支付给胡波波，胡波波再把钢材款支付给洪建吉、李艳、应烈等人。同时上述资金流水也能够验证胡波波与俞峰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验证申浙公司关于胡波波自称是惠维格公司业务员，其让惠维格公司打款给申浙公司后，申浙公司把600000元钢材的提货单给胡波波，再由胡波波指定的人员俞峰持有提货单提货，俞峰等人将钢材运到工地或者指定下家卖掉后，把钢材款打给胡波波。胡波波应当再把款项转给洪建吉。也能够验证东控公司关于胡波波自称是丰都公司业务员，让丰都公司打款360000元后，胡波波以及其指派的人员从东控公司拿到提货单后再由俞峰去仓库提货。俞峰将钢材卖掉后，再把钢材款打给胡波波。胡波波再把款项转给洪建吉。也能够验证胡波波与俞峰之间的（2018）浙0603民初4304号判决书认定事实，因为俞峰未将1810000元钢材款支付给胡波波，导致胡波波无法将货款支付给洪建吉，最后形成了洪建吉欠款700000元的事实。故该证据能够证明因为胡波波与洪建吉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胡波波欠洪建吉款项，因此结算后写下700000元借条的事实。胡波波6228××××0611银行账户（半山石祥路支行）并没有显示全部的交易流水，请求法院调取胡波波该银行账户2013年6月-10月全部往来流水进出款情况，可以证明胡波波在法庭陈述其从2013年9月份才开始做生意是虚假的，该证据结合洪建吉提供的胡波波转账给洪建吉的流水记录完全可以证明胡波波是收到俞峰、曾丽钢材款后马上把款项打给洪建吉的事实。胡波波6228××××0611银行账户与李艳的转账记录也是节选的，并没有显示全部的交易流水，上述款项也都是胡波波从钢材提货人获得的款项后再支付给李艳的货款。对参保证明截图三性均有异议，是复印件无法证明待证事实。退一步说也能够证明杭州钢材市场钢材交易极不规范，都是通过公司名义转账给钢材零售企业，通过私人账户收取钢材买卖款项。洪建吉对胡波波提出的申请表示不予同意，胡波波对洪建吉提出的申请表示不予同意。 本院认证认为，洪建吉对胡波波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及证据2、3、4关联性所提异议成立，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对双方在二审中提出的证人出庭申请及笔迹鉴定申请本院均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二审中胡波波对于与洪建吉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予以自认，故其上诉状中关于双方间不存在买卖关系的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其次，关于借条的形成过程，胡波波的陈述有违常理，而作为商人，胡波波在出具借条却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既未向洪建吉主张交付，也未要求洪建吉返还借条，亦与其应有的认知水平不符。故在洪建吉持有借条而胡波波无法对上述有违常理之处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洪建吉关于借条项下款项系基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由胡波波所欠货款转化而来的主张具有合理性，在胡波波未能提交有效证据推翻借条的证据效力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洪建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胡波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祖 辉 审判员 朱晓阳 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韩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