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9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羊军，男，198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代理人：杨松、王雅琴，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云海，男，196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代理人：曾永成，浙江天目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红亮，男，197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代理人：金亮新，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鑫，男，197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临安贝特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杨桥村杨桥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757212232J。 法定代表人：徐鑫。 上诉人羊军、叶云海、赵红亮与被上诉人徐鑫、杭州临安贝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9）浙0185民初3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羊军、叶云海共同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羊军、叶云海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重要证据的审核、认定存在错误,对徐鑫的陈述和徐鑫已经签字认可的对账单、承诺书、确认书这两组证据的认定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审法院认为(判决书第14页)，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徐鑫出具的《承诺书》、《确认书》、《对账单》中所作陈述与徐鑫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陈述前后不一，多次变化，作为会影响保证人责任的证据，未能查证属实，故不予认定。羊军、叶云海认为，原审法院采信徐鑫的陈述，排除此前其本人签字确认的承诺书、确认书、对账单，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75条第一款以及《证据规则》等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1、承诺书、确认书、对账单三份书证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的问题。是出借人和借款人对未清偿债务的确认，都经过徐鑫本人签字确认的，其中对账单上他还摁了指印。徐鑫作为一个正常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又是一个办厂经商的社会人，应当清楚自己在相关文件上签字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也具备这个识别风险和判断风险的能力。对这三份书证上的签名的真实性，本案中徐鑫并未提出异议【他在（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中曾申请对承诺书中“徐鑫”的签字进行司法鉴定，后又撤回了鉴定申请】，仅对记载的内容提出了辩解，但未提供必要的证据来反驳该三份书证。因此，该三份书证真实、合法有效，应该得到确认，并予以采信。2、关于对账单、承诺书。徐鑫认为，借款时其将签好字的空白对账单、承诺书交给黄建忠，对账单、承诺书上的内容是黄建忠自己书写，他本人对对账单、承诺书的内容不知情，故不认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5条第1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徐鑫的该抗辩主张，缺乏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只是他的单方陈述，是一份孤证，自然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原审法院夸大了徐鑫的陈述的证明力，将徐鑫的陈述这份孤证的证明效力置于真实、合法有效的书证之上，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当于变相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3、关于确认书。徐鑫主张该确认书是在振兴担保公司被黄建忠等人胁迫的情况下所签，当时现场有很多人围观。徐鑫主张其受到了胁迫，但是没有提供被胁迫的任何证据来佐证自己的抗辩主张。新证据规则第86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于自己受到胁迫的待证事实，首先徐鑫要提供证据，然后，人民法院才能对徐鑫有没有受到胁迫的待证事实进行证据审核和认定。徐鑫没有向法院提供任何能够证明其受到胁迫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跳过对受到胁迫的证据审核环节，直接采信徐鑫的抗辩主张，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徐鑫的抗辩主张因缺乏证据证明不能成立，徐鑫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确认书应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采纳。原审法院不采纳上述三份书证，公开的判断理由是“作为会影响保证人责任的证据，未能查证属实”。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判断违反了证据认定的基本原则，不能令人信服。《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具体到本案，对账单、承诺书、确认书这三份书证和徐鑫的陈述包括反驳、辩解，是两组对立的证据。在书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能够确定的情况下，在徐鑫的陈述仅有其个人陈述，缺乏其他证据补强的情况下，显然书证是优势证据，应当优先被采纳。原审法院在审核、判断这两组对立证据的时候，其逻辑的出发点是“对保证人责任的影响”，没有立足于证据本身来依法进行审核，拋弃了证据审核认定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减轻了保证人的责任，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实属有意袒护保证人，有悖于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则。4、关于对账单、承诺书、确认书对保证人责任影响的问题。保证人对涉案债务的担保基于2012年8月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第八条约定：“甲（借款人徐鑫〉、乙（出借人黄建忠）双方办理延期手续的，延期行为视为担保人（丙、丁方〉同意，不再另行签署三方书面文书或协议，视为担保人同意延期，并愿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期限自延期行为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各方当事人的上述约定表明担保人同意借款人和出借人可以不经过担保人同意即可办理借款的延期手续，担保人对延期的债务继续提供连带担保；二、担保人对该《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提供的是无限信赖之担保。徐鑫签字确认的承诺书、对账单、确认书确认了300万的借款没有按时归还，徐鑫承诺在2013年底还清，视为双方对借款做了延期，延期归还款项的约定不违背《借款合同》的约定，也没有加重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借款合同》项下的未清偿债务金额的确认也不需要经过担保人的同意和确认，只要债务人和出借人对账认可即可。承诺书对徐鑫支付给黄建忠的多笔款项归还的是哪一笔借款进行了明确，符合债务清偿顺序的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基于可能会影响担保人责任的理由不采纳三份书证，违反了从证据三性进行审核认定的原则，违反了客观审核证据的法律规定。二、原审法院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存在错误，主要是涉及王小英和章月平两个账户的借款主体的认定存在错误。1、关于2012年11月30日黄建忠通过王小英账户交付给徐鑫的100万元借款，是徐鑫向黄建忠借款，还是徐鑫向王小英借款？为查明该事实，（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依职权对王小英作了询问笔录，王小英明确否认徐鑫向其本人借款的事实，王小英与徐鑫之间不存在100万元的借款合意。在没有证据足以反驳王小英的询问笔录之前，徐鑫主张该100万元其是向王小英借款，不能成立。2、关于徐鑫支付给黄建忠的四笔款项，即2012年12月7日的100万元、2013年1月17日的50万元、2013年1月22日的40万元、2013年3月1日的100万元，该四笔款项归还的是哪笔借款的问题。结合确认书、承诺书、王小英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2012年12月7日徐鑫支付给黄建忠的100万元是归还2012年11月30日他向黄建忠借的款项，而不是归还《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徐鑫分三次转账给黄建忠的190万元款项。2012年12月12日，徐鑫向黄建忠借款200万元，由章月平担保，按照借款人、担保人的要求，黄建忠通过开具银行本票的方式向徐鑫交付了200万元款项。承诺书对该笔借款进行了确认，同时确认徐鑫于2013年1月13日归还了50万元，于1月22日归还了40万元，于3月1日归还了100万元。2015年3月23日，徐鑫出具的确认书再次确认300万元借款没有归还。说明徐鑫自认190万元款项归还的不是《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归还的是2012年12月12日章月平担保、经手的徐鑫向黄建忠的借款。羊军、叶云海也提供章月平（在国外）的情况说明予以佐证，结合徐鑫签字确认的承诺书、确认书，能够证实2012年12月12曰，徐鑫向黄建忠借款200万元的款项，后分三次归还了190万元的事实。该笔借款原来有借款协议，款项基本还清后，双方就没有保留借款的书面凭证。后来找到一份复印件，也提交给原审法院。但原审法院以羊军、叶云海未举证证明黄建忠与徐鑫之间就该笔款项存在借贷合意为由，未采纳羊军、叶云海的主张，认定该190万系归还2012年8月9日《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综上，羊军、叶云海认为，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原审法院在认定案件证据时，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证据审核原则进行审核，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羊军、叶云海的诉讼请求。 赵红亮答辩：一、羊军、叶云海企图以伪造的《承诺书》、《对账单》和胁迫徐鑫签字的《确认书》来推翻原审判决对该组证据的正确认定，企图推翻原审裁判，不应当予以支持。案涉《承诺书》、《对账单》和《确认书》，最早出现于（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第二次开庭，该案由黄建忠提起，历经（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民事判决、（2015）浙杭商终字第3108号民事判决、（2016）浙民申1925号民事裁定、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2018）浙民再271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2018）浙0185民初5437号案重审驳回黄建忠起诉，后转由羊军、叶云海继续提起（2019）浙0185民初3682号案诉讼至今。但是《承诺书》、《对账单》和《确认书》均为虚假证据，且该组证据均被上述我省三级法院的判决裁定所否定，多年来各级法院均否定和排除该《承诺书》、《对账单》和《确认书》的理由，可以进一步分析如下：1、黄建忠在（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中伪造《承诺书》。（1）、（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法院案卷36页《承诺书》上法院收件印章日期为2015年4月21日，此为该案第二次开庭时间，故该案立案和2015年1月19日第一次开庭时均没有该《承诺书》。（2）、（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及该案杭州中院二审均查明：《承诺书》中的文字是黄建忠单方手写，借款人徐鑫陈述按要求预先把签字盖章的空白承诺书给黄建忠的，黄建忠承认《承诺书》落款时间“2013-5-11”是他自己手写，结合《承诺书》的文字、签字盖章、落款时间三者之间存在数行间距等非正常书写情况，该《承诺书》显然为黄建忠为第二次开庭单方伪造。（3）、《承诺书》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写的，黄建忠所写的我意指借款人徐鑫，逻辑上显然不需要加盖临安贝特电子公司印章，但是下方却有贝特公司印章，可见《承诺书》上的印章和签名是事先预留的，是黄建忠诉讼过程中根据空白《承诺书》伪造而成。（4）、借款人徐鑫本人在（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的两审和本案中均陈述该《承诺书》是假的，他未见过、没签过《承诺书》，对《承诺书》的内容不知情。2、黄建忠在（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中伪造《对账单》。（1）、（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法院案卷44页《对账单》上法院收件印章日期为第二次开庭的2015年4月21日，故该案立案和2015年1月19日第一次开庭中并没有这份《对账单》，假定存在这份《对账单》，立案和第一次开庭黄建忠不提供，不符合常识、常理。（2）、（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及该案中院二审判决书记载查明：《对账单》中横线上的文字包括姓名、金额、时间等均是黄建忠自己手写，本案一审临安区法院又查明,《对账单》填写金额上的手印是黄建忠自己所按，结合《对账单》落款时间为空白，显然《对账单》是黄建忠在预先打印好的空白《对账单》自行手写制作的，为了应付（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第二次开庭所伪造。（3）、借款人徐鑫本人在（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及此后的历次所涉案件审理中均陈述没见过这份《对账单》，没有签过《对账单》，对《对账单》的内容不知情。3、（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第一次开庭后借款人徐鑫遭受殴打被迫在《确认书》上签字。（1）、（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法院案卷45页《确认书》上法院收件印章日期为该案第二次开庭的2015年4月21日，但是该案第一次开庭时间是2015年1月19日，《确认书》落款时间是2015年3月23日，即落款时间在该案第一次开庭之后且在第二次开庭之前，查庭审笔录，（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第一次开庭和第二次开庭中，借款人徐鑫一方均陈述《借款合同》的借款已经还清，在两次庭开庭之间的2015年3月23日，徐鑫又签字确认“向黄建忠所借300万元至今未还”，严重违背常识、常理和逻辑，并且在徐鑫客观上已经归还了数百万元巨额款项，私下签字确认300万元合同借款一分未还，同样也是违背基本常识、常理和逻辑。如此双重逻辑背离的情形，只有在徐鑫受到胁迫殴打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2）、徐鑫在（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的两审中均不认可该《确认书》，在本案中也徐鑫陈述《确认书》是受原告和黄建忠等人殴打胁迫所签，徐鑫在前案抗诉和再审过程中曾向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书面反映被黄建忠、叶云海、羊军等人殴打胁迫签字的情况，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徐鑫也向法庭书面反映了被殴打胁迫而被迫签字的情况。基于上述事实，（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民事判决书第12页认为，承诺书、对账单、确认书等材料可能损害保证人赵红亮的利益，且前后矛盾，不能查证属实，均不予认定。（2015）浙杭商终字第3108号民事判决、（2016）浙民申1925号民事裁定、（2018）浙民再271号民事裁定、（2019）浙0185民初3682号民事判决，对该组证据均坚持否定、排除立场，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二、黄建忠汇给王小英和章月平的钱款，不构成徐鑫向黄建忠的借款，不存在以徐鑫的还款进行抵偿的问题。1、黄建忠与王小英、黄建忠与章月平之间的借款或往来款，说成是徐鑫与黄建忠之间的借款，不仅没有合同依据，也混淆了不同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2、黄建忠给王小英汇款100万元，没有借据证明是徐鑫向黄建忠借款，章月平是黄建忠的同学，王小英是章月平老婆，章月平、王小英夫妻二人自然会配合黄建忠诉讼，但（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民事判决、（2015）浙杭商终字第3108号民事判决均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否定了该款项是徐鑫的借款，且省高院（2018）浙民再271号民事裁定就此认为原两审并无不当，再次确认了黄建忠给王小英汇款100万元不是徐鑫向黄建忠借款。3、黄建忠给章月平汇款200万元，银行备注为借款即章月平的借款，没有借据证明是徐鑫向黄建忠借款，且章月平收到黄建忠200万元汇款后资金去向不明。以所谓章月平的微信聊天作证，同样被前案判决以合同相对性原则予以否定，章月平将自用的借款说成是徐鑫的借款，显然不能成立。4、徐鑫本人在历年多次案件审理中，均明确否认黄建忠汇给王小英、章月平的款项是他的借款。5、假定将黄建忠与王小英、黄建忠与章月平之间的借款或往来款认定为徐鑫向黄建忠的借款，但是，案涉《借款合同》的借款2012年11月7日到期，徐鑫的所有还款依法应当优先抵充到期借款，即便在后徐鑫存在新借款，也与本案无关、与赵红亮无关。综上所述，羊军、叶云海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赵红亮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项；2、判令羊军、叶云海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一、本案《借款合同》的出借人黄建忠及叶云海均为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合同》依法应认定无效，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进行利息计算和保证责任认定，均不能成立。1、浙高法〔2018〕192号文件即浙《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规定，“职业放贷人”认定条件包括：“3、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涉及民间借贷案件3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仅根据公开可查的黄建忠、叶云海所涉裁判文书，2014年度内在临安区法院的放贷纠纷案件有：（2014）杭临商初字第150号案，叶云海、黄建忠放贷金额10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息3%；（2014）杭临商初字第2026号案，黄建忠起诉放贷本金40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息3%；（2014）杭临商初字第2028号案，叶云海起诉放贷金额7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息3%；（2014）杭临商初字第2095号案，黄建忠起诉放贷本金30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息3%；（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黄建忠起诉放贷本金30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息3%；（2014）杭临商初字第555号案，黄建忠、叶云海起诉放贷金额200万元，借款月利息8%等等。显然，黄建忠、叶云海在2014年度临安区法院的纠纷数量和放贷金额己经超出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2、根据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53条，“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从己公开的裁判文书可查实数十起黄建忠、叶云海、羊军因民间高息借贷起诉他人的案件，故黄建忠、叶云海符合最高法院确认的职业放贷人认定条件。3、根据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53条，……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基于黄建忠、叶云海均为职业放贷人的客观事实，且本案（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发回重审，故依据《九民纪要》规定，徐鑫与黄建忠签订的《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利息及保证责任的约定也均为无效。原一审在赵红亮已经提供证据证明黄建忠、叶云海为职业放贷人的情况下，仍不履行认定职业放贷人的法定职责，以公安机关未立案侦查为由〔实际并未移交公安机关侦查〕，拒不认定职业放贷人，拒不认定款合同无效，存在明显错误。二、撇开合同无效不论，仅根据徐鑫与黄建忠之间的借款还款客观事实，徐鑫已清偿完毕《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原审判决认定还有部分欠款未清偿及存在连带清偿责任均不能成立。1、因黄建忠在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起诉时手写借款金额300万元，又将2012年8月14日叶云海交付徐鑫的200万元本票作为自己的交付凭证，才导致出现所谓《借款合同》借款为300万元。既便认定合同借款是300万元，但是2012年12月7日徐鑫转叶云海200万元，按徐鑫“原路返还借款”的还款意思，该200万元是归还在先的2012年8月14日叶云海交付徐鑫的200万元，所以《借款合同》的借款此时已经还清（叶云海自认现金付息）。2、原审判决书第15页第1-4行关于“2012年11月29日徐鑫向叶云海借款200万元，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有权随时主张。叶云海主张前述还款优先抵充前述无担保的借款，而不是本案借款，具有法律依据”等认定是错误的，因为：“未约定还款期限”，不能认定借款已到期，不能产生优先抵充效力，且叶云海自称2012年8月14日给徐鑫的200万元本票是黄建忠与徐鑫所签《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与2012年11月29日叶云海转徐鑫的200万元相比，两笔款项不是同一债权人，无法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认定优先抵充。另外，结合《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12年11月7日，以及2012年12月7日徐鑫同时支付黄建忠100万元、支付叶云海200万元的事实，可知《借款合同》的300万元债务，在11月7日到期后一个月的12月7日，徐鑫归还了《借款合同》的全部借款。3、既便认定“2012年12月7日徐鑫转叶云海200万元”，不是归还《借款合同》所涉“2012年8月14日叶云海本票交付徐鑫的200万元”，但是，根据徐鑫支付黄建忠合计390万元（包括2012年12月7日100万元、2013年1月15日100万元、2013年1月17日50万元、2013年1月22日40万元、2013年3月1日100万元），2012年11月7日在先到期的《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息也依法全部优先抵充完毕，赵红亮仍不存在担保还款责任。4、原审判决所称欠款本金及利息的由来不清，但是赵红亮可提供最简化、最简明、最有利于出借人的算法（即不考虑分时段交付借款和分时段还款，忽略现金支付利息），足以证明徐鑫已经全部清偿合同借款：假定2012年8月10日黄建忠交付徐鑫300万元借款，再将截止2013年3月1日徐鑫多次合计支付黄建忠的390万元全部推延至2013年3月1日一次性支付390万元，那么，自2012年8月10日至2013年3月1日，按原审主张的月息2%计算，300万元合同借款利息是39.8万元，借款本息合计339.8万元，但是徐鑫实际支付给黄建忠的款项为390万元，完全覆盖了借款合同项下的2012年11月7日在先到期的300万元合同借款本息（至于是否能覆盖2012年12月7日黄建忠再次转账给徐鑫的100万元则与本案合同借款无关），故徐鑫已清偿完毕合同借款，赵红亮不存在担保还款责任。三、原审判决错误理解与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错误地将2013年1月15日徐鑫支付黄建忠的100万元，认定为归还2012年12月7日黄建忠转账给徐鑫的100万元（本应认定为优先清偿本案借款合同的在先到期债务）。1、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己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清偿抵充首先以债务是否到期为标准，如第一笔债务已到期，则第二笔债务未约定期限，虽然债权人可随时要求返还，但不能视为己到期。本案2013年1月15日徐鑫支付黄建忠的100万元，没有约定清偿的债务，应当优先抵充2012年11月7日在先到期的《借款合同》债务本息，不能优先抵充“2012年12月7日黄建忠转账给徐鑫的100万元”，因此，原审判决书第15页第10-13行关于“徐鑫在2012年12月7日曾向黄建忠借款1000000元，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有权随时主张。原告主张前述还款优先抵充前述无担保的借款，而不是本案借款，具有法律依据”等认定显然是错误的。2、2012年12月7日黄建忠转账给徐鑫的100万元，既便算是徐鑫向黄建忠的无担保无期限的借款，虽然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但没有证据证明黄建忠在“2013年1月15日徐鑫支付黄建忠的100万元”时存在主张，羊军、叶云海在诉讼过程中既便有主张，也不构成黄建忠在2013年1月15日徐鑫付款时主张。同时，对于“2012年12月7日黄建忠转账给徐鑫的100万元”，羊军、叶云海并不是债权人，也无权主张，故原审判决所称“债权人有权随时主张，原告主张前述还款优先抵充前述无担保的借款”根本不成立。四、原审判决的其他问题举例。1、《债权转让补充协议》是事后伪造本不应采信。2019年7月的原审《民事起诉状》依据的是《债权转让协议》，9月开庭后出现了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17日补充协议，由于在先起诉时并没有该补充协议，故该落款2019年3月17日的补充协议是伪造的。2、原审判决对《承诺书》、《对账单》、《确认书》不予认定与多年来的历次裁判相一致，但原审判决未对《承诺书》、《对账单》、《确认书》的来历和性质作出正确认定，现有证据证明，《承诺书》和《对账单》是黄建忠在前案诉讼过程中自行制作，《确认书》是胁迫徐鑫所签，《承诺书》、《对账单》、《确认书》均为虚假诉讼证据材料，本案己涉嫌虚假诉讼犯罪和套路贷犯罪。综上，本案《借款合同》因黄建忠等人为职业放贷人应认定无效，既便撇开合同无效和案涉犯罪不论，依据徐鑫与黄建忠之间的借款还款事实，《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己抵充清偿完毕。综上，请求判如所请。 羊军答辩称：一、羊军、叶云海、案涉《借款合同》的出借人黄建忠不是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合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赵红亮在上诉状中所提有关职业放贷人的相关规定的发布时间是在2018年及以后，案涉《借款合同》的借款发生时间在2013年，叶云海、黄建忠因民间借贷所发生的诉讼大多发生在2014年，赵红亮主张用几年之后发布的治理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适用于本案当事人，不符合司法溯及力的基本原则。而且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羊军、叶云海并非案涉《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其是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获得了对徐鑫的债权，在法律适用上，不能直接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况且徐鑫与黄建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经过三级法院审理，并未认定黄建忠系职业放贷人。同时，本案原审法院曾移送过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未予立案侦查，说明认定叶云海、黄建忠系职业放贷人的依据是不足的。二、赵红亮认为徐鑫已经清偿完毕《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徐鑫对债务的清偿，本人很清楚，徐鑫本人不仅签名确认了《承诺书》、《确认书》、《对账单》，还在《对账单》上摁了手印，确认截至2013年11月25日尚欠黄建忠300万元未归还，三份书证是债权人黄建忠与债务人徐鑫对清偿债务的特别约定。徐鑫、赵红亮虽然否认该三份书证的法律效力，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三份书证并非徐鑫本人出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三份书证存在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为有效，法院应当采信。 叶云海答辩称：黄建忠是否符合职业放贷人的问题已经被临安法院及临安的公安机关否定和排除，本案中不存在非法行为。叶云海同意羊军的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徐鑫在二审期间答辩称：一、同意赵红亮的上诉意见。1、黄建忠、叶云海确实是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借款利息约定也是无效的。2、退一步而言，计算不考虑利息无效，案涉《借款合同》的全部借款已经全部还清，截至2013年3月1日，徐鑫直接支付给黄建忠390万，完全覆盖了2012年11月7日到期的合同借款本息。二、不同意羊军、叶云海的上诉意见。1、承诺书是黄建忠在（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件第二次开庭时提交的，徐鑫未写过该承诺书，承诺书的内容黄建忠承认是自己手写的，徐鑫对承诺书内容不知情。2、对账单是黄建忠在（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件第二次开庭时提交的，对账单横线上的文字是黄建忠承认自己手写的，手印是黄建忠自己摁的，对账单是黄建忠利用预留空白《对账单》制作的。3、确认书是黄建忠在（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件第二次开庭时提交的，该案第一次开庭时徐鑫已经说明借款全部还清，但是开庭后黄建忠、叶云海、羊军等人殴打胁迫徐鑫签署确认书，对此徐鑫历年来已经向各级检察院及法院反映过。4、多份判决书对案涉承诺书、对账单及确认书都不不予认定，充分说明该三份材料都是虚假的。5、黄建忠打款给王小英、章月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是黄建忠与王小英、章月平之间的借款，不能算到徐鑫身上，徐鑫借王小英的款项已经还清，章月平与黄建忠之间的借款，与徐鑫没有任何关系。 被上诉人贝特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羊军、叶云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徐鑫归还羊军、叶云海借款本金3000000元，并支付利息4920000元（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2年8月14日至2019年6月14日，之后按此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贝特公司、赵红亮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诉讼费由徐鑫、贝特公司、赵红亮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9日，黄建忠与徐鑫、贝特公司、赵红亮签订《借款合同》1份，约定：徐鑫向黄建忠借款3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8月9日起至2012年11月7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按月支付利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贝特电子、赵红亮提供连带清偿责任的担保，担保期限为借款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签订合同后，黄建忠通过以下方式向徐鑫交付借款：2012年8月10日交付尾号为5679的银行本票1张，金额1000000元；2012年8月14日，指令叶云海交付尾号为5775的银行本票1张，金额2000000元。后，黄建忠以前述借款未清偿为由，于2014年11月5日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徐鑫、贝特公司、赵红亮承担归还借款3000000元及支付利息的责任。经审理，原审法院于2015年10月10日作出（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徐鑫返还黄建忠借款本金2226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贝特公司、赵红亮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后，黄建忠、赵红亮因均有异议，各自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2月25日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31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后，赵红亮不服二审判决，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该案，于2018年9月7日作出（2018）浙民再2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前述一、二审判决；二、该案发回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重审。原审法院于2018年9月29日受理后，审理中查明，2017年3月10日，黄建忠与羊军、叶云海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黄建忠对徐鑫享有并由贝特公司、赵红亮承担连带责任的债权（包括借款本金2226000元、利息等）一并转让给羊军、叶云海，并通知债务人。故原审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以黄建忠在本案受理前转让债权，无法作为该案诉讼主体为由，作出（2018）浙0185民初5437号裁定驳回黄建忠的起诉。对此，黄建忠、徐鑫、贝特公司、赵红亮均未提起上诉。后，羊军、叶云海作为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与黄建忠签订的《债权转让补充协议》1份：1、约定双方就原《债权转让协议》内容进行补充，黄建忠将案涉借款合同项下所享有债权，转让给羊军、叶云海，转让债权标的为本金和约定利息之和（2012年8月10日交付1000000元、2012年8月14日交付2000000元）；2、黄建忠向羊军、叶云海借款4000000元本金和利息用于抵付上述债权转让对价，其中黄建忠于2012年8月14日向叶云海借款2000000元，于2013年1月10日向羊军借款1000000元，2013年3月20日向羊军借款500000元、2013年4月10日向羊军借款500000元。 另查明，黄建忠、叶云海、王小英与徐鑫之间款项往来如下：（一）黄建忠、叶云海交付徐鑫款项：1、2012年8月10日1000000元、2012年8月14日2000000元（即案涉借款合同交付款项）；2、2012年11月29日，叶云海向徐鑫转账2000000元（借款，有无还款有待认定）；3、2012年11月30日，黄建忠转账王小英1000000元，王小英交付徐鑫本票1000000元（前述转账能否认定徐鑫直接向黄建忠借款事实，有待认定）；4、2012年12月7日，黄建忠向徐鑫转账1000000元（借款，有无还款有待认定）。（二）徐鑫交付黄建忠、叶云海款项：1、2012年12月7日，徐鑫向叶云海转账2000000元；2、2012年12月7日，徐鑫向黄建忠转账1000000元；3、2013年1月15日，徐鑫向黄建忠转账1000000元；4、2013年1月17日，徐鑫向黄建忠转账500000元；5、2013年1月22日，徐鑫向黄建忠转账400000元；6、2013年3月1日，徐鑫向黄建忠转账10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黄建忠与徐鑫、贝特公司、赵红亮签订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对担保的借款金额问题，赵红亮在（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件中，已自认其为徐鑫向黄建忠借款3000000元提供担保的事实，现又反悔的，缺乏证据支持，故对其抗辩仅担保1000000元的意见，不予采纳。结合已查明事实和各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羊军、叶云海是否有权主张本案债权；二、徐鑫在其出具的《承诺书》、《确认书》、《对账单》中作出自认的事实能否被采纳。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可以不经债务人同意，但应当通知债务人。2017年3月10日，羊军、叶云海与黄建忠达成《债权转让协议》，从黄建忠处受让取得（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黄建忠对徐鑫享有的债权。但后由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民再271号民事裁定：撤销前述判决，令前述转让债权处于待确定的状态，需转让双方进一步明确转让债权内容。故原审法院作出（2018）浙0185民初5437号裁定驳回黄建忠的起诉，并无不当，且双方也未提起上诉。现转让双方重新签订《债权转让补充协议》对转让债权的内容进行明确，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经起诉通知债务人后，羊军、叶云海据此取得对案涉借款合同的债权。因此，对徐鑫、贝特公司、赵红亮抗辩羊军、叶云海主体不适格的意见，不予采纳，羊军、叶云海有权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徐鑫在其出具的《承诺书》、《确认书》、《对账单》中所作陈述与徐鑫在原审审理过程中的陈述前后不一、多次变化，作为会影响保证人责任的证据，未能查证属实，应不予认定。而对于徐鑫、赵红亮所抗辩的还款事实能否成立的问题，应结合客观证据作如下分析：1、2012年12月7日徐鑫转账叶云海的2000000元。因徐鑫曾于2012年11月29日向叶云海借款2000000元，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有权随时主张。叶云海主张前述还款优先抵充前述无担保的借款，而不是本案借款，具有法律依据，应予采纳。2、2012年12月7日徐鑫转账黄建忠1000000元。羊军、叶云海主张前述还款系归还黄建忠通过王小英出借给徐鑫的1000000元借款，但羊军、叶云海未举证黄建忠与徐鑫就该笔转账（黄建忠转给王小英10000000元，王小英转给徐鑫1000000元）存在借贷合意，徐鑫主张系直接向王小英借款的事实存在一定的可能性，故对该项主张，不予采纳。3、2013年1月15日徐鑫转账黄建忠的1000000元，因徐鑫在2012年12月7日曾向黄建忠借款1000000元，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有权随时主张。羊军、叶云海主张前述还款优先抵充前述无担保的借款，而不是本案借款，具有法律依据，应予采纳。4、2013年1月17日、1月22日、3月1日，徐鑫分别转账黄建忠500000元、400000元、1000000元，合计1900000元。羊军、叶云海主张前述还款系归还章月平为徐鑫提供担保的2000000元借款，但未举证黄建忠与徐鑫之间就该笔款项存在借贷合意，故对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徐鑫所主张的以下四笔还款事实应予以确认：2012年12月7日1000000元、2013年1月17日500000元、2013年1月22日400000元、2013年3月1日1000000元，合计2900000元。以上还款，因不足以抵充案涉的全部借款本息债务，应按照法定的债务抵充顺序进行抵扣。另羊军、叶云海曾自认于2014年9月28日收到利息200000元，该款项也应作相应抵扣。经抵扣，截止2014年9月28日，尚余借款本金392909.46元。因此，徐鑫应对前述尚欠本金及此后相应利息承担还款责任。贝特公司、赵红亮自愿对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依法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黄建忠、羊军、叶云海及其控股法人（临安开源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否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的问题，因原审法院已将相关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公安机关至今未予立案侦查，其职业放贷人身份以及借贷行为无效的依据不足，故不予采纳徐鑫、贝特公司、赵红亮的该项抗辩意见。关于赵红亮辩称本案涉嫌虚假诉讼、高利放贷的意见，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徐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羊军、叶云海借款本金392909.46元，并支付利息450274.24元（暂计至2019年6月14日，此后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贝特公司、赵红亮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羊军、叶云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徐鑫、贝特公司、赵红亮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240元，由羊军、叶云海负担55008元，徐鑫、贝特公司、赵红亮共同负担12232元。羊军、叶云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徐鑫、贝特公司、赵红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二审中，羊军、叶云海、徐鑫、贝特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赵红亮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1、叶云海、黄建忠所涉民间放贷诉讼案件的民事判决书十三份；2、浙高法[2018]192号《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的通知》一份；3、法〔2019〕254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摘录）。证明根据规定，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涉及民间借贷案件3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构成职业放贷人；仅根据公开可查的黄建忠、叶云海所涉放贷裁判文书，2014年度内在临安区法院的放贷诉讼案件不少于6起，起诉借款本金不少于1570万元（不含高额利息），数量和放贷金额已经大大超出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本案《借款合同》的出借人黄建忠及被上诉人叶云海均为职业放贷人，结合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53条，案涉《借款合同》依法应认定无效，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进行利息计算抵扣和保证责任认定，均不能成立。黄建忠、叶云海的行为与最高院2020年8月10号颁布的民间借贷审理规定第十四条的第一款和第三款也是符合的。 证据二：（2019）浙0481民初10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同类民间借贷纠纷的判例均表明没有约定债务清偿顺序的，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的适用规则，应坚持以债务是否到期为首要标准。第一期债务已到期，对于第二期债务未约定还款期限的，虽然债权人可随时要求返还，债务人可随时清偿，但是不能视为第二期债务已到期，第二期债务不能优先清偿，第一期到期债务应当优先清偿。2013年1月15日徐鑫支付黄建忠的100万元，应优先清偿本案借款合同的在先已到期债务，而不能认定归还在后的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债务（即2012年12月7日黄建忠转账给徐鑫的100万元的新借款）。 证据三：（2014）杭临商初字第202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案被告俞伟平、绿岛能源公司反映存在羊军等人恐吓和威胁下以现金方式归还借款的事实。本案中借款人徐鑫也反映，（2014）杭临商初字第2317号案第一次开庭后、第二次开庭前，也被黄建忠、叶云海、羊军等人威胁、殴打而被迫签署《确认书》。由此证明，羊军、叶云海、黄建忠等人采取暴力胁迫殴打方式高利放贷，不是个案和个别情况，本案所谓《确认书》等证据，历年来均各级法院排除是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的。仅该案已证实羊军、叶云海、黄建忠与俞伟平、绿岛能源公司之间有多笔高利借贷关系，借贷金额特别巨大，借贷利息严重超标，结合羊军、叶云海、黄建忠在2014年同一年度的大量高利贷纠纷诉讼，黄建忠等人显然为职业放贷人，本案借款合同及所涉利息、担保等均依法无效。 对于赵红亮的证据，羊军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真正涉及到民间借贷诉讼的是7个案件，借款发生时间均是在2012年和2013年间，结合第二组证据即省高院2018后颁布的司法解释，这7个民间借贷事实均发生在司法解释发布的五、六年之前，不应适用该解释。对第三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 对于赵红亮的证据，叶云海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同意羊军的质证意见，并认为第三组证据涉及的恐吓事实不能必然的推导出羊军、叶云海对徐鑫有威胁和恐吓的行为，该证据不能达到赵红亮所要证明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查后对赵红亮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加以阐述。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系叶云海与案外人黄建忠能否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及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根据赵红亮所提供的证据显示，叶云海、黄建忠涉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多发生于2014年及之前，而关于职业放贷人认定的相关规定的出台时间为2018年，以借贷行为发生多年后出台的相关规定来认定叶云海、黄建忠系职业放贷人，依据不足。同时，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曾就本案是否涉及职业放贷人或套路贷等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公安机关至今未予立案侦查，故赵红亮主张叶云海、黄建忠系职业放贷人，涉嫌套路贷，案涉《借款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原审法院未予采纳，并无不当。本案争议焦点之二系徐鑫出具的《承诺书》、《确认书》及《对账单》的证明效力认定问题。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虽然从三份书面材料的表面形式分析，系由徐鑫出具，亦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徐鑫在出具上述材料的过程中存在被胁迫的情形，但根据审理查明，徐鑫与黄建忠、叶云海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往来，各方之间款项往来频繁，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对于各笔款项往来所指向的借、还款主体争议巨大。而在诉讼过程中，徐鑫多次陈述其已经还清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对上述三份证据形成过程的描述也存在前后不一、多次变化的情形。故在无证据证明赵红亮在诉前对上述三份证据知情的情况下，作为关系到赵红亮承担担保责任范围的主要证据，原审法院基于本案的实际情况，未认定该三份材料的证明效力，并无不当。羊军、叶云海基于该三份证据材料提出的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焦点之三系徐鑫与叶云海、黄建忠之间具体款项往来的性质认定问题。1、关于2012年12月7日徐鑫转账给叶云海的200万元。根据审理查明，徐鑫曾于2012年11月29日另向叶云海借款200万元，虽然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200万元借款系黄建忠通过叶云海以银行本票的方式交付，但两笔款项的出借主体不同，在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叶云海主张徐鑫于2012年12月7日转账给其的200万元系归还双方之间的借款，并非本案所涉借款，理由正当。故徐鑫、赵红亮在诉讼过程中认为该笔还款系用于本案所涉借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徐鑫于2012年12月7日转账给黄建忠的100万元，羊军、叶云海主张该笔款项系徐鑫归还黄建忠于2012年11月30日通过王小英出借的100万元款项，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黄建忠与徐鑫之间款项往来频繁，说明在本案纠纷发生前，双方关系良好，黄建忠若在本案所涉借款之外另行出借给徐鑫100万元，完全可以直接交付，黄建忠通过王小英出借给徐鑫100万元的方式与常理不符，也与双方之前的交易模式不符，故原审法院综合认定徐鑫于2012年12月7日向黄建忠转账支付的100万元系用于归还本案所涉款项，并无不当。3、关于徐鑫于2013年1月15日向黄建忠转账的100万元，经审理查明，徐鑫曾于2012年12月7日向黄建忠借款100万元，因未约定还款期限，且该100万元无担保，故羊军、叶云海主张徐鑫2013年1月15日转账给黄建忠的该100万元系用于归还黄建忠与徐鑫之间的另一笔100万元借款，并非本案所涉借款，具有法律依据。徐鑫、赵红亮主张该笔还款系用于本案所涉借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4、关于徐鑫于2013年1月17日、1月22日、3月1日分别转账给黄建忠的50万元、40万元、100万元的问题，羊军、叶云海主张该合计190万元系徐鑫归还章月平为徐鑫提供担保的200万元借款，但无证据证明该事实，故原审法院认定该190万元系徐鑫用于归还本案所涉借款，并无不当。综合上述分析，原审法院关于徐鑫与叶云海、黄建忠之间往来款项的性质认定正确，羊军、叶云海及赵红亮关于上述几笔款项各自提出的上诉意见，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240元（羊军预缴67240元、赵红亮预缴12232元），由羊军、叶云海负担60113元，由赵红亮负担7127元（羊军、赵红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至本院退回多缴纳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丹 审判员 祖 辉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