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5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海鹰，男，198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磊，男，198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文水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建军，男，1984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永旗，男，198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绛县。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权，贵州黔春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310352589。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城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街126江山大厦****。法定代表人：熊绍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娟，女，197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于恒，女，1989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增杰，男，1990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平遥县。原审第三人：息烽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永靖镇育才路/div>法定代表人：欧宇飞，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清，男，1992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程，男，199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上诉人任海鹰、王磊、闫建军、贾永旗与被上诉人城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开公司）、王增杰，原审第三人息烽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息烽城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5民初5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任海鹰、王磊、闫建军、贾永旗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城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退还上诉人的投资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城开公司通过与王增杰签订《工程项目施工责任合同》将息烽县2014年教育建设项目内部承包给王增杰，既是授予王增杰办理该项目的一切事宜的代理权，所以王增杰有权代表城开公司与上诉人签订《股东会协议》并接受上诉人对项目的投资，故《股东会协议》对城开公司具有法律效力；2、即便认定签订《股东会协议》时王增杰没有代理权，但因城开公司将真实公章、法人章交予王增杰全权办理该项目有关事宜，且上诉人协商的投资款也是用到城开公司承包的该项目上，使得上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王增杰具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故应当认定《股东会协议》对城开公司具有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城开公司辩称，1、本案自始至终王增杰都以个人名义与上诉人进行合同签署等，并未以城开公司名义，明显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即以被代理人名义；2、上诉人对王增杰身份是明知的，非善意。首先，上诉人与王增杰形成合伙协议时，项目尚未承接，王杰也就是王增杰怎么成为项目负责人，其次，上诉人庭审提供的授权书出具时间在其与王杰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之后，最后，城开公司系江南南昌一个一级建筑企业，其真实公章、法人章及合同章怎么会交由一个远在贵州的人长期持有并使用，本案经南昌、贵州两次诉讼，城开公司都明确表示项目签约、授权委托等设计项目所有印章都是伪造的，且城开公司就伪造印章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上诉人以事后王增杰与城开公司的相关判决来证明王增杰与其形成合同关系时的身份，显然错误。且上诉人与王增杰个人之间系借贷关系。上诉人如果认为其为挂靠，有权向息烽城投主张工程款是完全错误的。原审第三人息烽城投辩称，和城开公司有协议关系，对于上诉人完全不知晓，情况就是和我方无关，我方不用承担责任。任海鹰、王磊、闫建军、贾永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二被告连带退还原告的投资款127万元，并从2014年9月1日起按24%的年利率支付利息直至本息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7月，被告王增杰持有城开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赵云飞的印章与第三人息烽城投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以城开公司名义在第三人息烽城投境内投资建设息烽县2014年教育建设项目，合作方式为垫资后逐年回购。2014年7月26日，原告任海鹰、王磊、闫建军及案外人任广华与王增杰就上述工程项目“息烽县2014年教育建设项目（共24个子项）”投资事宜签订《股东会协议》，约定：王杰投资200万元（占总股份50%）为大股东方，任海鹰、王磊、贾永旗等共投资200万元（占总股份40%）为小股东方，剩余10%为干股，项目结束后由小股东方代表进行按劳分配。该股东会协议第五条约定“如果项目出现亏损，大股东方按本金加月息2分对小股东方进行赔付”，第9条约定“项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某一位股东主动退出投资股东会同意后退还其本金；如果股东会协商讨论后需要踢出某位股东投资，则按其投资本金加月息2分进行赔付”。合同落款中王增杰的签名为王杰。2014年10月17日，任海鹰、贾永旗、闫建军、王磊与王增杰对各股东出资情况进行了统计，签署了《股东会资金到帐情况统计》，载明截止2014年10月17日众股东资金到帐合计118万元，其中贾永旗45万元（2014年8月1日10万元、8月10日20万元、8月13日10万元、9月28日2万元、10月10日3万元），任海鹰30万元（2014年8月4日25万元），王磊23万元（2014年8月2日支付），闫建军15万元（2014年8月2日支付14万元、8月3日支付1万元），任广华5万元（2014年10月17日），并备注2014年8月1日王磊现金支付王杰4万元，2014年8月3日郭红宇现金支付王杰5万元，总共合计127万元。该统计表落款“证明人”处有原告四人及被告王增杰的签名捺印，王增杰的签名后备注“与王杰为同一人”，另外还有案外人郭红宇的签名捺印。同日，任海鹰、王磊、任广华与王杰对股东会资金支出情况进行了统计，以证明人的身份签署了《股东会资金支出情况统计》，对每笔款项的支出时间、支付对象、支付方式、支付金额、资金用途等进行了详细记录。另查明，2014年9月1日，城开公司向王杰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王杰作为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息烽县2014年教育建设项目的项目事宜，委托期限为90天。2015年10月26日，城开公司向王增杰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委托王增杰代表其公司办理上述建设项目的相关事宜，委托期限为30天。又查明，案外人罗济镕因劳务合同纠纷于2016年将城开公司、王增杰诉至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诉请要求支付劳务费，该院于2017年1月9日作出（2016）黔0122民初69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查明王增杰以城开公司名义与罗济镕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协议书》，将息烽县中小学操场改造工程部分劳务分包给罗济镕，协议中王增杰的签名为王杰，认定涉案建设工程项目系王增杰挂靠城开公司承建，判决王增杰与城开公司连带承担给付劳务费。城开公司不服上诉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于2017年5月20日作出（2017）黔01民终2586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案外人贵州世银贸易有限公司与城开公司因涉案工程项目的买卖合同纠纷于2016年将城开公司诉至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11月29日做出（2016）黔0102民初3643号民事判决，认定：王增杰与城开公司就息烽县2014年教育建设项目签订了《工程项目施工责任合同》，王增杰2014年11月8日以城开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向贵州世银贸易有限公司购买钢材，构成表见代理，判决城开公司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城开公司上诉后，中院作出的（2017）黔01民终2043号民事判决书亦认定王增杰以城开公司名义采购钢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原告现以上述证据要求被告王增杰系代表城开公司，要求二被告按照《股东会协议》的约定连带承担退还投资款127万元以及相应利息的责任。被告城开公司现以其未参与该涉案工程项目的建设，相关资料中其公司的公章均系伪造，亦未参与上述案件的诉讼，系因案外人谭银华伪造其公司公章导致进行抗辩。城开公司向息烽县公安局控告谭银华伪造公司印章，息烽县公安局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息公刑复字［2019］01号《复议决定书》，认定没有犯罪事实，维持其作出的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任广华、郭红宇到一审法院说明其二人各投资5万元的权利已经全部转给了原告任海鹰，由原告任海鹰享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王增杰与原告等人之间签订的《股东会协议》、《股东会资金到帐情况统计》等是否代表城开公司，对城开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从原告陈述的上述协议的签署情况过程来看，原告四人是明知王增杰系挂靠城开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在该协议约定需要全额垫资建设，王增杰才找到原告等投资入股，双方据此签订《股东会协议》，因此原告明知其是与王增杰个人之间建立的合同关系。从《股东会协议》的内容来看，约定的是原告及王增杰对王增杰挂靠城开公司承接的“息烽县2014年教育建设项目”进行投资，约定王增杰及原告等人的投资金额、股份比例以及盈余分配，该协议书中只字未提城开公司，仅仅针对该项目投资，并且约定如果出现亏损是由大股东也就是王增杰个人对原告等小股东按本金加月息2分进行赔付，实际上原告通过与王增杰签订《股东会协议》共同投资入股涉案工程项目，共同挂靠城开公司承建涉案工程项目。虽然王增杰持有城开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但是委托书出具的时间是《股东会协议》签订之后，且原告对被告王增杰与城开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明知的，原告以此来主张王增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要求被告城开公司承担股东会协议中的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责任承担，原告与被告王增杰虽然签订了《股东会协议》，但是从协议第五条“如果项目出现亏损，大股东方按本金加月息2分对小股东方进行赔付”的约定来看，双方名为投资入股，但小股东不承担项目投资风险，原告等小股东与大股东方即王增杰之间实为借贷关系。原告现诉请要求被告王增杰按其投资金额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任海鹰、王磊、闫建军、贾永旗四人的投资金额，根据被告王增杰签字确认的《股东会资金到帐情况统计》来看，贾永旗共支付45万元，任海鹰支付30万元，王磊共支付27万元，闫建军支付15万元，案外人任广华、郭红宇各支付了5万元。任广华、郭红宇到一审法院说明其支付五万元的投资权利均转让给了原告任海鹰，由任海鹰来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从其自愿。四原告诉请退还投资款127万元，被告王增杰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其抗辩权，依法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因双方没有约定利息起算时间，且原告的出资存在分期的情形，故一审法院统一按2014年10日17日即双方对股东出资情况进行确认时起算利息，双方约定利息标准为月息2%，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按此标准计算支持至上述款项付清时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增杰向原告任海鹰、王磊、闫建军、贾永旗退还投资款共计127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27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7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至上述款项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任海鹰、王磊、闫建军、贾永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6,230元，由被告王增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城开公司对案涉款项是否应承担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城开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为《股东会协议》系被上诉人王增杰代表被上诉人城开公司签订，即使被上诉人王增杰未取得授权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王增杰是否有代理权问题，案涉《股东会协议》未将被上诉人城开公司列为合同主体，协议内容未提及被上诉人城开公司，《股东会协议》、《股东会资金到账情况统计》、《股东会资金支出情况统计》及明细均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增杰签订，均未加盖被上诉人城开公司印章，且上诉人提交的两份《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具时间为2014年9月1日、2015年10月26日，均在案涉《股东会协议》签订之后，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王增杰系取得被上诉人城开公司授权，代表被上诉人城开公司与上诉人签订案涉《股东会协议》。关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案涉《股东会协议》、《股东会资金到账情况统计》、《股东会资金支出情况统计》及明细均未以被上诉人城开公司名义订立，未加盖被上诉人城开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印章，不具备表见代理的外观，且王增杰取得城开公司授权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王增杰与城开公司之间的关系亦是明知的，故其上诉认为王增杰构成表见代理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仅判决被上诉人王增杰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任海鹰、王磊、闫建军、贾永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38元，由上诉人任海鹰、王磊、闫建军、贾永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杨审判员  刘佳审判员  庞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徐贞兰书记员彭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