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16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明，女，1961年12月6日生，汉族，住蒙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镇宇、朱娴，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蒙自市民族毛巾厂。住所地：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农贸东巷**。法定代表人：梁建明，系该公司董事长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冰、张倩（实习），云南铭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张明因与上诉人云南省蒙自市民族毛巾厂社会保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3民初2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明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蒙自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3民初2793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第三项判决。二、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垫付、多付的养老保险费用合计人民币40457.96元。三、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红河州困难企业岗位补贴人民币2676.24元。四、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改判。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职工，现已退休。在被上诉人全面停产后，本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单位部分）也由上诉人个人垫付，上诉人按被上诉人的要求将养老保险（个人部分）存入农村信用合作社户名为梁萍、帐号为00×××96的银行账户，养老保险（单位部分）以现金交付的方式向被上诉人的财务人员朱月波支付，养老保险个人部分和单位部分统一存入中国工商银行户名为梁萍、账号为25×××48的银行账户，上诉人完成上述支付行为后由被上诉人代为向社会保险机构交付养老保险费用。自1996年始至2012年止，根据被上诉人关于社会保险费用缴纳的要求，上诉人总计支付了53646.91元，扣除上诉人应缴纳的养老保险（个人部分）本金9165.08元，剩余钱款共计44481.83元被上诉人均应返还给上诉人。（上诉人在一审时仅主张返还40457.96元是计算错误导致，因一审未变更诉讼请求，故上诉时保持原诉请的金额不变。）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应返还给上诉人的金额计算错误。第一，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实际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的养老保险（单位部分）金额作为被上诉人应当返还给上诉人的全部金额，是忽略了除了垫付之外上诉人还向被上诉人多付了钱款的事实，没有将上诉人多付部分一并加以计算。第二，一审判决在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应返还的金额基础上，又错误将被上诉人曾支付给上诉人的6638.40元社会保险补贴作为被上诉人已经返还的部分而予以扣除。因国家政策帮扶困难企业就业人员，故发放该补贴给上诉人，即使上诉人没有代被上诉人垫付养老保险（单位部分），上诉人也同样有资格领取这项补贴，但被上诉人将本属于上诉人享受的补贴待遇，以“偿还上诉人垫付的养老保险”为名返还给上诉人，变相消灭了上诉人的补贴待遇。针对这笔费用，一审判决不应该在计算应返还的金额时予以扣除。为确认支付给被上诉人的钱款详情，上诉人向民族毛巾厂劳资科的现任负责人查询得知：劳资科前任负责人梁萍在账本上登记了历年来上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的钱款金额共计53646.9元，根据负责人口述，上诉人誊录了自1996年至2011年向被上诉人交付钱款的数据。上诉人认为历年交付给被上诉人的钱款总额，在扣除养老保险个人应缴部分外，其他剩余部分包括代为垫付的养老保险（单位部分）共计444481.83元，被上诉人应全部返还给上诉人。前述账本是由被上诉人负责财务管理的工作人员制作形成的，上诉人是经被上诉人的相关负责人告知才清楚账本所记载的内容，该账本是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所交费用的直接凭证，是上诉人提出诉讼主张的根本原因，对查明案件事实有关键作用。由于账本处于被上诉人的保管控制之下，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院申请调取该证据，一审法院通知了被上诉提交该证据，但被上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第（四）项和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控制书证且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上诉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即可以认定被上诉人保管、记载了上诉人支付钱款的账本真实存在，上诉人的主张符合客观事实。二、上诉人从未领取过2010年的困难企业援企稳岗补贴。红河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红河州财政局联合发布红劳社[2010]249号文件，通知对困难企业援企稳岗进行补贴，该笔补贴发放至被上诉人处，本应由被上诉人按规定程序支付给上诉人人民币2676.24元，但上诉人未收到过。被上诉人称委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发放补贴给职工，上诉人向社保机构求证该事实，社保机构通知被上诉人提交由邮政储蓄银行发放补贴的凭据，但被上诉人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其发放了补贴。被上诉人单方面制作《补贴人员名册》，在《名册》中伪造上诉人张明的签名，冒领了本属于上诉人的援企稳岗补贴。被上诉人伪造职工签名、无证据佐证其通过银行发放补贴，一审判决无视上述事实，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已领取了补贴，是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所作判决第一、三项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针对张明上诉毛巾厂答辩称：一、上诉人张明要求返还40457.96元的第二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关于垫付金额。该上诉状在事实与理由部分称“上诉人总计支付了53646.91元”，请求答辩人返还40457.91元。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时提供的《张明养老金缴费情况表》，应代缴单位部分合计26632.02元，而答辩人在一审时补充证据中的《职工张明代单位缴养老金统计表》，合计缴费金额为26510.52元，原被告的举证仅相差121.55元，两个数据比较接近。原告称己实际缴纳53646.91元，没有证据支撑，其在一审提供的若干收据中，把养老金中个人缴费部分与单位缴费部分混同，再有将失业保险金的个人缴费部分混入养老保险金中。因此，上诉人不能提供自己主张的、准确无误的代垫金额，其诉请属于举证不能。（二）关于社保补贴的性质。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称：一审判决错误将被上诉人曾支付给上诉人的6638.40元社会保险补贴予以扣除。“变相消灭了上诉人的补贴待遇”，这个观点是上诉人不清楚有关政策规定所导致。被告在一审时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即市工信局、市人社局《关于毛巾厂退休职工张明信访问题的报告》中己经明确答复张明本人：“吸纳企业社会保险补贴按企业为被吸纳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单位缴费部分给予补贴，不包括本人应缴纳部分，社保补贴资金应补贴给企业。社保补贴资金是支付给企业的，至于企业发多发少给职工由企业决定，故蒙自毛巾厂不欠张明2006年、2007年、2008年社保补贴。”2002年毛巾厂全面停产后，因企业不景气，原本属于单位承担的养老保险费，由职工个人垫付。2006-2008年，政府社保补贴下达后，答辩人转付给已经代垫资金的职工顺理成章，表明企业执行政府的政策。这部分金额从垫付资金总额中扣除天经地义，没有垫付资金的职工（如退休、退职人员）不存在发放社保补贴。站在个人角度，原来你垫付了10000元，当时社保补贴了4000元，现在返还你6000元，你所垫付的资金已全额收回。按照上诉人的逻辑，原来支付你的4000元社保补贴不算，企业还应该再支付10000元，那么你就盈利4000元，这不符合有关社保补贴的政策，困难企业也没有这个能力。一审判决第一项由答辩人支付上诉人19872.12元，与企业于2018年在厂内公布的《毛巾厂职工垫付社保费发还表》中张明的发还金额一致，几百名职工已经领取完毕，目前只有个别职工拒绝领取（包括张明在内）。二、岗位补贴2676.24元已经支付。2010年答辩人获得的困难企业稳岗补贴总计438903.36元，己于2010年11月30日转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蒙自支行统一代发，答辩人的支付义务己经履行完毕。市工信局、市人社局《关于毛巾厂退休职工张明信访问题的报告》第二条第（三）项证实以上事实。综上，上诉人张明的全部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政策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书的第一、第三项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毛巾厂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书的第二项判决；二、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遗漏部分事实。蒙自市劳动就业中心于当期分别向上诉人发放了2006、2007、2008年的红河州下岗失业人员社保补贴，补贴对象是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补贴范围是针对单位缴费部分给予补贴，不包括个人缴费部分；补贴项目是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单列。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原告三年应获得的红河州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社保补贴为6997.20元（其中：2006年2034元，2007年2359.20元，2008年2604元），但被告实际发给原告的该补贴为6638.40元（其中：2006年1936.80元，2007年2244元，2008年2457.60元），少发358.80元。”上诉人对上述事实无异议，但对于没有发给被上诉人358.80元的原因及事实，一审法院没有进一步查明。至于没有发给358.80元的原因：其一，该补贴性质上属于失业保险费中的单位缴费部分，一审判决将养老与失业两个险种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其二，实际返还给被上诉人的补贴6638.40元属于养老保险费中单位缴费部分，即被上诉人已经代单位垫付养老保险费，故而当时就将补贴返还给个人；被上诉人（包括厂内类似的其他职工）没有代垫过失业保险，所以不存在返还问题。其三，按照蒙自市工信局、人社局2019年5月21日的答复：“社保补贴资金是支付给企业的，至于企业发多发少给职工由企业决定，故毛巾厂不欠张明2006年、2007年、2008年社保补贴。”事实上，上诉人已在当期全额缴纳了失业保险费（单位承担的部分），个人缴费部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仍然由个人承担。企业当时决定三年每人358.80元的失业保险补贴留在企业使用，符合政策规定。二、第二项判决于法无据。本案诉争的社保补贴属于政府帮困扶弱的行政行为，不涉及社会保险的个人法定待遇，属于地方性政策调控的领域，不属于法院审查的范围。企业对社保补贴的再分配是当地政府授权的合法行为，一审法院的判决从司法的角度干预了企业内部事务，否定了有关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全部事实，依法支持上诉请求。针对毛巾厂上诉张明答辩称：张明答辩称：第一，因答辩人垫付社会保险费用，被答辩人才获批2006年、2007年、2008年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补贴。根据国家帮扶困难企业就业人员的政策，被答辩人蒙自市民族毛巾厂需要向社保经办机构交纳2006年、2007年、2008年的社会保险费（单位部分）才能获批该项补贴。因被答辩人没有资金，故要求包括答辩人在内的企业职工替被答辩人垫付社会保险费用，后承诺在获得批准后将补贴发放给职工。第二，被答辩人获批补贴后没有按约履行。被答辩人报请批准的张明2006年、2007年、2008年三年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社保补贴总计为6997.2元，被答辩人获批补贴后，本应当发放补贴6997.2元给答辩人，同时返还答辩人为此垫付的社会保险费用。但被答辩人没有按约履行，只支付了6638.4元给答辩人，剩余358.8元没有给付，也没有返还答辩人垫付的社保费用。第三，被答辩人留存358.8元补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答辩人称，因张明尚未交纳2006年、2007年、2008年的失业保险费（个人部分），故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补贴中余下的358.8元不予支付给答辩人，改由企业留存用作失业保险金，这一陈述违背了客观事实。答辩人每年都按照规定向被答辩人交纳失业保险费（个人部分），2006年交纳了49.2元；2007年交纳了49.2元；2008年交纳了73.2元，被答辩人财务专员出具了收款收据给答辩人，故被答辩人截留该项补贴中的358.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四，被答辩人获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补贴是建立在交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基础上，区别于其他获批该项补贴的企业，被答辩人并不是以自身财产交纳社会保险费用（单位部分），而是付出零成本，完全由包括答辩人在内的职工来垫付，由此获批的补贴所作的再分配直接影响到了为此垫付社保费用的劳动者利益，在这一特殊情况下，该项补贴属于包括答辩人在内的职工享有，被答辩人对该项补贴再分配，没有脱离国家有关规定给付劳动者福利待遇的范畴，由于社保补贴有明确的用途和对象，补贴给职工的，企业只是一个代发代办的角色，无权克扣。由此引发的的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劳动争议范围，法院对此有审查和裁判的权力。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付出成本为零，通过包括答辩人在内的职工垫付社会保险费（单位部分）而获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补贴，应当将获批的补贴6997.2元发放给答辩人，同时返还答辩人为此垫付的社会保险费用（单位部分）。被答辩人提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清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对一审判决错误部分一并纠正。张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垫付、多付养老保险费（单位部分）合计人民币40457.96元；二、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红河州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社保补贴人民币358.8元；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红河州困难企业岗位补贴人民币2676.24元；四、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被告的职工，原告于2011年12月退休。被告是1956年成立的公私合营的集体表所有制企业，1997年改制成股份合作制。1998年以来，被告生产经营困难，单位应为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未缴纳。2003年，被告作出《蒙自县毛由厂全面停厂后有关福利待遇及生活管理生活费暂停执行，养老统筹金由个人按期缴纳的决定》，并通知职工个人按该文件执行。根据该决定，本应由被告单位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费也由职工个人垫付。此后原告张明按单位和个人的缴费比率缴纳了2003年1月至2009年12月个人及单位部分的养老保险费。2012年1月19日，原告补缴了1998年4月至2002年12月，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被告单位及其本人欠缴的养老保险费用共计12338.7元（其中，代被告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为11686.50元，原告个人应缴纳保险费为652.20元）。原告张明至2012年1月，共代被告蒙自市民族毛巾厂垫付了养老保险费26164.02元（其中：1998年为886.95，1999年为1080元，2000年为1182.60元，2001年为985.50元，2002年为689.85元，2003年1350元，2004年为1854.72元，2005年为1749.60元，2006年为1936.80元，2007年为2244元，2008年为2457元，2009年为2884.80元，2010年3240元，2011年3621.60元）。原告代被告交纳上述养老保险费用后，被告用享受吸纳困难企业就业人员企业社会保险补贴先后退还了原告6638.40元，其中2006年12月27日退还1936.80元，2007年8月退还2244元，2008年11月及2009年3月9日退还2457.60元。原告代被告垫交的其余养老保险费，2018年6月作出《蒙自市民族毛巾厂资产处置和职工安置方案》，在方案中清还企业负债所需资金中的职工个人垫交的养老保险费4055500元，原告对该方案是签字同意。被告经核实，应发还原告的余养老保险费为19872.12元。蒙自市劳动就业中心分别于2006年、2007年、2008年通过被告向原告发放红河州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社保补贴总计6997.20元（其中：2006年2034元，2007年2359.20元元，2008年2604元），但原告从被告处实际只领取6638.40元（其中：2006年1936.80元，2007年2244元，2008年2457.60元），被告方少发放了258.80元。根据政策规定，被告获得2008年、2009年及2010年三年的困难企业援企稳岗补贴，2008年的2675.64元及2009年的2675.84元该项补贴被告转入原告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帐户，2010年的补贴被告制作《2010年红河州困难企业岗位补贴人员名册》后进行了发放。另，根据规定，1998年至2001年7月被告单位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缴纳比例为45%，2001年8月至2002年3月为27%，2002年4月至12月为26%，2003年为25%，2004年为24%，2005年为22%，2006年至2012年为20%。原告的缴费基数，1998年为219元，1999年为200元，2000年为至2002年为219元，2003年为600元，2004年644元，2005年为729元，2006年807元，2007年为935元，2008年为1024元，2009年为1202元，2010年为1350元，2011年为1509元。上述认定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单复印件、《通知》复印件、云南省蒙自市民族毛巾厂内部收据复印件、云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储蓄存款凭条复印件、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存款单复印件、蒙自市补缴养老保险费清册复印件、蒙自企业职工养老金欠费计算表复印件、补缴养老保险完费证复印件、蒙自市毛巾厂内部收据复印件、原告养老保险费付款统计表、2006年、2007年、2008年红河州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发票及补贴明细表、红劳社（2010）249号文件复印件、红河州失业保险援企稳岗2010年度岗位补贴发票复印件、红河州失业保险援企业岗位2010年度岗位补贴证明明细复印件、红河州失业险援企岗位2010年度岗位补贴人员名册复印件，原告邮政储蓄银行账户明细复印件、张明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表，有被告提交的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2018年6月27日《蒙自市民族毛巾厂资产处置和职工安置方案（草案）》复印件、2018年6月27日《毛巾厂资产处置及职工安置资金测算》《资产处置安置方案》签字备案一份、《毛巾厂关于实施资产处置和职工安置方案的报告》一份、2018年10月31日毛巾厂职工垫付社会保险费发还表一份、2018年11月2日蒙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张明反映蒙自民族毛巾厂截留、挪用职工困难补贴、养老伯贤问题的信访答复一份、2019年5月10日张明向领导信箱提交的《关于对53252019314110176信访信答复的不同意见》、2019年5月24日蒙自市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蒙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信访局作出的《关于毛巾厂退休职工张明信访问题的报告》、毛巾厂职工张明代单位缴纳统计表、工资结算表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属民事案件案范围的问题。原告在退休前是被告的职工，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单位为原告办理了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统筹的手续，被告因经营困难停厂，本应由被告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决定由职工个人暂时垫付，原告由此为被告代交了社会养老保险费用。现因原告主张由被告返还其垫付和超额支付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以及未足额支付的补贴而引起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四）项因工作时间、认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的规定，本案因劳动关系而引发，本质上仍属劳动争议，劳动争议在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之内。二、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虽然2012年1月就代被告垫付完毕应付的养老保险费，但在2018年时被告还在对原告等职工的养老保险等费用的清偿作出决定，原告又向包括被告在内的相关部门主张和信访养老保险等费用，故其2019年提起诉讼在诉讼时效内。三、关于应退还多少的社会养老保险等费用给原告的问题。本院认为：（一）社会养老保险费。原告对主张由被告返还40457.96的请求，从其提供的被告出具的收据、储蓄存款凭条等证据看，不能证明其为被告代交了40457.96的社会养老保险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缴费比例和原告的缴费基数，被告提供的证据证实被告应为原告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历年来共计26164.02元，扣除已退还给原告的6638.40元后，被告还应退还原告19872.12元，故本院确认原告代被告垫付的社会养老保险费为19872.12元。（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社保补贴。本案证据证实，被告领取的2006年、2007年、2008年三年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社保补贴总计为6997.20元，但原告从被告实际只领取6638.40元，被告方少发的258.80元无会议决议等相关证据证明是应由被告单位留存而不予发放到职工个人，故被告应将少发的258.80元发给原告。（三）困难企业援企稳岗补贴。虽然被告制作的《2010年红河州困难企业岗位补贴人员名册》中原告的签名栏处的“张明”的签字，不是原告本人所签，但被告辩解的因为事情紧急，而原告等相当部份职工离开单位后一时通知不到，才由财务人员代签，款项转入原告帐户，但事后原告及其他职工已另写收条给被告的理由成立，该费用虽未在原告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中反映，但该费用全厂职工均享有，其他职工未提出异议，且原告已收到过前二次的费用，不可能多年后才知道被告向全厂职工发放过该款，其事后书写的收条更能确定原告已收到该款项，故原告的该请求不成立。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份成立。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四）项、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云南省蒙自市民族毛巾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明社会养老保险费19872.12元；二、由被告云南省蒙自市民族毛巾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社保补贴358.80元；三、驳回原告张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件受理费925元，由被告云南省蒙自市民族毛巾厂负担463元，由原告张明负担462元。二审期间，张明提交蒙自市工信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的回复意见一份，欲证明是张明替单位垫交了358.80元，这笔款项应该由毛巾厂返还给张明。毛巾厂经质证认为：张明个人垫交了6997元，毛巾厂认为358.80元是补贴给单位的失业补贴，不是补贴给个人的，剩余6638.4元中应返还张明的费用已在一审判决第一项中予以确认。毛巾厂向本院提交下列新证据：1.《失业保险完费证》，欲证明毛巾厂已缴纳2006-2008年当期失业保险费（单位应该缴纳的部分）；2.《收款专用发票》，欲证明社保补贴按险种拨付；3.《情况说明》，欲证明发放社保补贴时，企业自主决定：三年的失业保险每人358.80元留在企业使用；4.《社保补贴汇总表》，欲证明358.80元属于失业保险费中的单位缴费金额。证人张某（原系该厂副厂长）、岳某出庭作证上述证据证明358.80元是政府拨下来的，毛巾厂作为困难企业，多年来一直未欠缴过职工的失业保险，单位和个人应缴纳的失业保险金都由单位缴纳，然后再向个人收取个人应缴纳的部分，钱是就业局拨下来的社保补贴，只是补贴单位应承担的部分，不补贴个人应缴部分，企业代职工缴纳了三年社保费后（单位承担部分），决定三年每人358.80元留作企业使用等事实。张明经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3.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形成的时间是在一审庭审之后，该证据不真实也不客观；4.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审认证为，毛巾厂提交的上述证据客观真实，能与原审相关证据相互印证，二审予以采信。张明提交的蒙自市工信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的回复意见不能证明其主张事实，二审不予采信。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二审经审理确认原审判决对相关证据的采信合法、有效，可与原审开庭审理笔录相印证，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据此，二审对案件事实确认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还另查明：蒙自市劳动就业中心分别于2006年、2007年、2008年向毛巾厂发放红河州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社保补贴总计6997.20元（其中：2006年2034元，2007年2359.20元，2008年2604元），补贴单位应承担的部分，不补贴个人应缴部分，不补贴职工个人，失业金358.80元由企业缴纳。本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张明在退休前是毛巾厂的职工，与毛巾厂存在劳动关系。毛巾厂作为用人单位为张明办理了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统筹的手续，毛巾厂因经营困难停厂，本应由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决定由职工个人暂时垫付，张明由此为毛巾厂代交了社会养老保险费用。现因张明主张由毛巾厂返还其垫付和超额支付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以及未足额支付的补贴而引起争议。张明提供的收据（包括停班收款收据）、储蓄存款凭条等证据不能证明其为用人单位代交了40457.96元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的事实，原审认定张明代毛巾厂垫付的社会养老保险费为19872.12元，本院予以确认。张明主张的由毛巾厂返还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社保补贴、困难企业援企稳岗补贴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上诉人张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毛巾厂的上诉请求符合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其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份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不当，本院应予纠正并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3民初27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由被告云南省蒙自市民族毛巾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明社会养老保险费19872.12元”；二、撤销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3民初279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二、由被告云南省蒙自市民族毛巾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社保补贴358.80元；三、驳回原告张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张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925元，由云南省蒙自市民族毛巾厂负担463元，由张明负担46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伟审判员 何玉琼审判员 陆 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李思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