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8民终31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峰，男，196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嘉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郗金庆，山东祥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景莲，女，1962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陕西省合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芳红，山东康桥（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璐璐，山东康桥（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虎，男，198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陕西省合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芳红，山东康桥（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璐璐，山东康桥（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萍，女，1987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巫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芳红，山东康桥（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璐璐，山东康桥（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文峰因与被上诉人张景莲、张建虎、张建萍确认合同不成立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2019）鲁0829民初4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文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认定《宅基地转让合同》有效。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错误。1、张景莲三人的一审诉求与(2017)鲁0829民初576号民事案件中的诉求相同，根据民诉法的解释247条规定，应依法驳回起诉。可以告知张景莲三人依法对(2017)鲁0829民初576号民事案件申请再审。2、一审法院以张景莲三人变更诉讼请求来故意规避法律对重复诉讼的限制是严重错误的。首先，一审在庭审辩论终结前，张景莲三人的诉讼请求一直是要求法院确认《宅基地转让合同》无效，该诉求与(2017)鲁0829民初576号民事案件中的诉求完全一致，此时一审法院就应当直接驳回张景莲三人起诉，但一审法院在案件搁置1年多后，既本案判决前几天却突然以张景莲三人变更诉讼请求为由要求王文峰对变更后的诉求发表意见，但最终判决结果与张景莲三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完全相同。其次，张景莲三人变更后的诉求与变更前的诉求其实质并无不同。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因为合同的效力诉争到人民法院，不管当事人要求确认合同有效、还是确认合同无效、亦或是要求确认合同不成立，对人民法院来讲都是一样的，可以说不管当事人提出什么要求，人民法院都必须对合同的是否成立、有效无效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法院不得因为对合同的评判结果与当事人诉求不一致而拒绝裁判。本案如果法院经审查合同确实没有成立，也根本不需要张景莲三人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可以直接根据自己的判断判决。事实上，根据最高法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对于合同的效力纠纷只有确认合同无效、有效案由，而没有确认合同不成立的案由。一审法院为了规避重复诉讼限制故意杜撰出一个确认合同不成立的案由，对此，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再者，张景莲三人变更诉讼请求是在一审辩论终结后很长时间作出的，其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缺乏法律依据。如一审支持张景莲三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当重新开庭审理。否则一审判决程序的实质就是未审既判，该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二审应当以程序违法直接撤销一审判决。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宅基地转让合同》不能鉴定的原因与一审曾经作出的(2017)鲁0829民初57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完全不同。(2017)鲁0829民初576号判决书认定“至于那份机打的《宅基地转让合同》因原告有异议且无法鉴定，本院亦无法确认合同的效力”，同时根据该案卷宗材料显示，该案中王文峰已经提供了合同原件，不能鉴定是因为王甲奎去世无法提取检材。(2017)鲁0829民初576号判决书认定了两个最基本的案件事实：一是“涉案《宅基地转让合同》存在原件”且王文峰曾经提供给了一审法院；二是“对《宅基地转让合同》不鉴定的原因是因王甲奎死亡不能提取检材所致”，基于这两个案件事实，嘉祥县法院的结论是无法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当然也不能确认合同是否成立。但是本案一审一方面承认王文峰曾经提供过合同原件，但又以本案中不能提供原件认定该合同没有原件。另一方面，本案一审置(2017)鲁0829民初576号判决书认定的不能鉴定的原因于不顾，硬要再次启动鉴定程序。现在是否王甲奎复活了，一审法院可以提取王甲奎的检材了?没有检材，如何启动鉴定，一审法院这次怎么把不能鉴定的原因完全归谬到王文峰一方了，按照一审的逻辑，如果王文峰再找到合同原件，一审法院也应当再受理一次案件，再委托鉴定一次合同真假了。2、一审认定2010年6月王文峰向王甲奎支付的2万元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更是与事实不符。首先、一审及(2017)鲁0829民初576号案件中均已查明，《宅基地转让合同》虽然落款是2006年5月30日，其目的是为了和手写的协议书时间一致，但其实际产生的时间却是2010年6月王甲奎收到王文峰的2万元汇款以后。一审法院以时间不对否认这2万元与本案的关联性是在孤立的看问题。其次，从(2017)鲁0829民初576号案件查明的事实看，本案张景莲三人一直认可从王甲奎结婚不久回到嘉祥一次后，三张景莲三人从来没有到过嘉祥县，王甲奎本人也只回来一、二次，且2010年以后没有回到过嘉祥县。如果不是因为涉案宅基地和涉案的合同，王文峰怎么会平白无故地给王甲奎汇2万元钱，而且这些钱又与合同内容如此吻合!三、张景莲三人无权对《宅基地转让合同》提起诉讼。首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张景莲三人不是《宅基地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无权对该合同指手画脚。其次，由于2006年5月王文峰购买王甲奎老房产后既对其进行了拆除并重新建造。也就是说王甲奎在2014年死亡时，其在嘉祥县早已没有任何财产可以继承。根据我国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权是不允许继承的，本案张景莲三人一直争执的就是宅基地的使用权。由于张景莲三人不能继承涉案宅基地，因此也无权对《宅基地转让合同》提出异议。总之，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王文峰的上诉请求。 张景莲、张建虎、张建萍答辩称，一、一审程序公正合法、并无不当首先，(2017)鲁0829民初576号判决书并未对机打的《宅基地转让合同》的合同效力作出认定，未从实体上解决涉案打印版合同的效力问题，无论张景莲三人一审是否变更诉求均不属于民诉法解释247条规定的重复诉讼，一审判决已经对此作了清晰的阐述，不存在故意规避情形。其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规定了关于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将合同不成立单独列出，表明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系对合同效力的不同认定，尽管司法实践中，民事案由只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无“确认合同不成立纠纷”，且二者在法律效果或法律后果上是相同的，但在理论上对其区分是有必要的。合同是否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而合同无效是价值判断，涉及意思自治和国家强制的关系问题，也可能是基于系双方签订但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二者在理论上存在本质区别。结合本案，王文峰持有涉案合同原件却拒不提供，致使张景莲三人提出的对于现存涉案相关文件笔迹一致性鉴定的申请无法进行，王文峰既不能举证证明涉案合同中的签名系王甲奎本人书写，亦无法证明该合同的签订系王甲奎真实的意思表示，依据《合同法》三十二条规定认定为合同不成立更为妥当，遂提出变更诉求，但并不会实质上影响王文峰的诉讼地位和权益，也不会影响涉案法律关系的后果。再次，张景莲三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后一审判决前变更诉求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8年)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无论是张景莲三人主动变更诉求，抑或王文峰怀疑是法院沟通后变更，都不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且王文峰承认在张景莲三人变更诉求后，法院及时通知其发表答辩意见，并未剥夺其相应诉权，其诉称的一审程序违法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纯属其主观臆断。因此，张景莲三人在本案一审中先提出确认涉案合同无效，后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涉案合同不成立，既不属于规避重复诉讼，在程序上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首先，一审中，张景莲三人无论主张涉案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王文峰坚持主张涉案合同成立或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王文峰应承担提供涉案合同原件，经鉴定后方能确定是否是王甲奎所签，即使王甲奎已经过世，但根据现有的证据资料，张景莲三人提出了对涉案合同与576号判决书中双方确认的手写版宅基地转让协议书、2016年5月王甲奎出具的收条中的“王甲奎”的签名及手印的一致性进行鉴定的申请，同时申请对涉案合同中“王甲奎”签名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在提出申请同时，张景莲三人已经申请法院调取上述相关原件。根据王文峰已经依据涉案合同与嘉祥县政府签署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及其在历次庭审中的自认，其持有涉案合同原件但却拒不提供，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2020年5月1日已生效)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九十五条规定，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结合本案，涉案合同原件在王文峰手中控制，其无正当理由不提供，法院可以认定张景莲三人主张该证据内容不利于证据控制人即王文峰的观点成立，即涉案合同非王甲奎签订，依据合同法三十二条规定，涉案合同不成立。再次，一审判决认定王文峰2010年6月3日向张景莲三人汇款2万元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并无不当。王文峰于2010年6月3日向张景莲三人汇款2万元，打印版合同的落款日期为2006年5月30日，明显有违常理。576号判决也只是确认了王文峰曾经汇款的事实，并未明确认定该款项性质，王文峰始终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汇款与打印版合同存在任何关联性，一审判决对此事实的认定清楚。因此，一审法院基于王文峰持有涉案合同原件却拒不提供，致使张景莲三人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无法进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三、张景莲三人系涉案合同的利益相关者，利害关系人，有权对涉案合同提起诉讼，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张景莲三人系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王甲奎的直系亲属且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其有权继承王甲奎基于其宅基地上房屋享有的拆迁安置补偿等财产性权益。根据《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物权法》第六十四条、六十五条、《物权法解释一》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私人对其合法收入、房屋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房屋及其他合法财产，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私人的继承权及其他权益。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根据“房地一体”原则，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但宅基地上的房屋及其财产性权益可以合法继承。王文峰在历次庭审中及上诉状中均承认对王甲奎的房屋进行了拆除并重建，正说明该被继承房屋的存在，当事人本已针对重建房屋的对拆迁补偿有约定，但王文峰却依据真伪不明的涉案打印版《宅基地转让合同》获得拆迁利益，侵犯了张景莲三人的合法权益，故张景莲三人有权对涉案合同提起诉讼。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王文峰的上诉请求。 张景莲、张建虎、张建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2006年5月30日落款签名为王文峰与王甲奎的《宅基地转让合同》无效。庭审后，因被告不配合司法鉴定，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合同不成立。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嘉祥县嘉祥镇南石庄村已故村民王甲奎（又名王家奎、张甲奎），系原告张景莲的丈夫、原告张建虎和张建萍的父亲。王甲奎生前在本村有老宅基地一处，位置为南石庄老街北，东邻王家立，北邻李纯金，西邻吴庆民，南邻大街，南北长23米，东西长10.3米。2006年5月30日，王甲奎与被告王文峰签订了一份手写《宅基地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本着双方互惠互利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将南石庄老街北，东邻王家立，北邻李纯金，西邻吴庆民，南邻大街，东、西两边各存胡同，南北长23米，东西长10.3米，有偿转让给乙方永久性使用，并且负责为乙方建房时看守到建齐为止。乙方愿首次支付给甲方贰万元土地款，建房时所有费用有乙方出资5万元。如果南石庄开发，土地补偿费超过2万元部分归甲方所有，房屋所占平方补偿费归乙方所有。”2006年5月31日，王甲奎收到被告王文峰给付土地转让款2万元整，并出具了收据。2010年6月3日，被告王文峰又从邮局向王甲奎的账号汇入2万元，并提供了汇款凭证。2015年11月份，南石庄村委会依法开发。原告方得知后，经向村委会了解，原告方又发现了一份2006年5月30日打印版的《宅基地转让合同》复印件，虽然落款是同一天，但内容却与手写的协议书不同。原告张景莲、张建虎、张建萍起诉来院，要求法院依法确认该打印版的《宅基地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后变更诉讼请求为合同不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由此可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主张合同成立、有效，被告应承担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举证责任。因被告不能提供合同原件，致使原告提出的司法鉴定无法进行，应认定为被告举证不能，不能认定涉案合同中王甲奎的签名系王甲奎本人所签，也就是说该份合同不能认定是王甲奎的本人意思表示,应认定打印版合同并未成立。另外，被告王文峰于2010年6月3日从邮局向王甲奎的账号汇入2万元后，并在此基础上签订的打印版合同的落款日期却为2006年5月30日，有违常理，对于该款与涉案事实的关联性及打印版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综上，原告要求确认打印版合同不成立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原告诉求为合同不成立，在原来的多次诉讼中，原告一直没有该诉求，不存在诉讼请求相同的问题；且嘉祥县人民法院（2017）鲁0829民初576号判决书未从实体上解决涉案打印版合同的效力问题，亦不存在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问题。因此被告辩解本案属重复诉讼的观点，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落款签名为王甲奎、王文峰的于2006年5月30日签订的打印版《宅基地转让合同》不成立。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王文峰承担。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就涉案的打印版的《宅基地转让合同》，张景莲、张建虎、张建萍曾向嘉祥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机打协议无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张景莲、张建虎、张建萍认为王文峰提交的机打协议的原件系伪造，申请对协议中的“王甲奎”是否王甲奎本人书写进行鉴定，嘉祥县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鉴定机构认为无法鉴定将检材退回。本案中，张景莲、张建虎、张建萍再次申请对机打协议中“王甲奎”是否王甲奎本人书写进行鉴定，王文峰在本案中无法提供机打协议原件，但鉴定机构在有机打协议原件的情况下已经作出无法鉴定的结论，可见不能鉴定与王文峰是否提交机打协议原件无关。在鉴定的客观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因王文峰未提供机打协议原件致司法鉴定无法进行、由王文峰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不当。王文峰主张机打协议的出具时间是2010年，落款为2006年5月30日是为了和手写协议的时间一致，因机打协议的约定改变了原手写协议的约定，将机打协议落款到最初协议的时间以取代手写协议，王文峰的该主张并不违反常理；且王文峰于2010年6月向王甲奎转账2万元，如果按照原手写协议的约定，王文峰在已经支付2万元后并无再支付款项的义务，王甲奎收取了王文峰再次支付的2万元，也说明王文峰和王甲奎已就原来的手写协议的约定进行了变更并已履行，与机打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格4万元相符。综上分析，根据民事证据的盖然性规则，本院认定王文峰和王甲奎在2010年就涉案宅基地转让达成了新的协议，张景莲、张建虎、张建萍主张机打协议不成立，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文峰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不当，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2019）鲁0829民初439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景莲、张建虎、张建萍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景莲、张建虎、张建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壮男 审判员  史宝磊 审判员  张 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金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