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124民初4636号原告：鲍某1，男，1990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守成，庐江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被告：金某1，男，196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被告：金某2，女，1990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守莉，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鲍某1与被告金某1、金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鲍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守成，被告金某1、金某2及两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守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金某1、金某2返还彩礼人民币46800元、购黄金首饰款35058元、支付红包款4880元、置办酒席款15000元，合计人民币100738元；2、金某1、金某2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9年1月中旬，经徐某2介绍，鲍某1与金某2相识，后于××××年××月××日按农村风俗举行订婚仪式，在此期间，鲍某1先后支付给金某1、金某2彩礼人民币46800元、钻石项链1根、项链1根、金手镯1只、金耳环1副（付款35058元），同时支付红包4880元，置办酒席花费人民币15000元。订婚后第二天，金某2便外出浙江义乌打工，鲍某1多次与之商议婚姻事宜，金某2和其家人均借口推辞，双方于××××年××月初产生矛盾，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具状起诉。鲍某1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1、证人徐某1、徐某2、鲍某2三人的证言，证明鲍某1与金某2订婚仪式当天支付给金某1、金某2彩礼款46800元，以及在订婚前购买首饰价值32908元，2020年3月29日购买黄金项链价值2150元；2、购物账单4份，分别证明购买衣服支付559元、1157元，购买黄金首饰支付32908元、2150元；3、取款记录3份，证明鲍某1为支付金某1、金某2彩礼通过银行取款以及向亲友借款情况。金某1、金某2辩称：1、鲍某1与金某2系自由恋爱，是同学关系，不是经媒人介绍，双方于××××年××月××日举行订婚仪式属实，但金某2以及金某1并未收到鲍某1彩礼款46800元，金某2在××××年××月××日前收到一条钻石项链、一只黄金手镯、一副耳钉，并未收到其他物品；2、鲍某1诉称的金某2在订婚第二天就到浙江义乌打工不是事实，事实上双方早已商定结婚事宜，只是因为鲍某1在××××年××月起开始与其他异性存在暧昧关系，导致双方发生矛盾，直至目前金某2及其家人对双方的婚姻仍没有推辞，不能缔结婚姻的原因在于鲍某1；3、鲍某1主张金某1、金某2返还彩礼46800元没有事实依据，要求返还购买黄金款35058元不有法律依据，金某2只收到了32908元的首饰，而且首饰不是在订婚当天给付的，这属于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鲍某1主张红包款4880元，金某2只收到了一此小额的微信转发的节日红包，两个520元、一个99元、一个50元、一个52元，还有一个见面红包1000多元，这些是双方在恋爱期间表达感情，属于赠与。关于鲍某1主张返还酒席款15000元，酒席款属于宴请宾客时消费性支付，金某1、金某2并未取得，不属于彩礼范畴，要求返还无法律依据。金某1、金某2对其辩解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经庭审质证，金某1、金某2对鲍某1所举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证据1中证人徐某1的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徐某1与鲍某1系亲属，有利害关系，故不具有证言效力；证人徐某2的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徐某2与鲍海有亲属关系，不具有证言效力，证言有部分也是听说得来，不具有直接性、客观性，其证人证言可以看出，徐某2不能算作鲍某1与金某2之间的媒人，徐某2只是将金某2的微信推送给鲍某1，后来他们是自己联系，徐某2最多充当介绍人，鲍某1与金某2可以认定为自由恋爱；证人鲍某2证言真实性有异议，根据鲍某2回答，其看到的只是片面的，不具有完整性，不能证明金某1、金某2拿到了彩礼46800元；证据2购物账单4份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其中鲍某1称2150元是为金某2购买黄金项链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账单只能证实鲍某1有这项支出，不能证明是为金某2购买的黄金项链；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便是真实的，也达不到鲍某1的证明目的，其中2份鲍彩云签字的取款记录与本案无关，取款记录当中的鲍彩云以及取款记录中账户户名徐来荣与本案当事人无关联，微信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取款是给付彩礼。经对鲍某1所举证据进行审查，对本案证据认定如下：鲍某1所举证据1，证人徐某1系鲍某1舅舅，证人徐某2系鲍某1表妹，证人鲍某2系鲍某1同族长辈，三人在庭审中对彩礼交付过程的陈述并不一致，其中徐某1陈述：“鲍某1母亲交给了我46800元，我将这笔钱交给了金某1，金某1当场交给了金某2，金某2就放在了她家客厅的保险柜里”，徐某2陈述：“钱在鲍某1母亲的包里，由我从鲍某1家背到金某2家，到了金某2家，我将包直接交给了徐某1，徐某1从包里拿了钱交给金某2父亲金某1，金某1交给了金某2，金某2家里客厅有一个保险柜，金某2直接把钱放进了保险柜中”，鲍某2陈述：“我看到的是鲍某1的舅舅把钱给了女方父亲金某1，是一个红包包着的，具体金额没看到，听鲍某1母亲说是46000多”，而对彩礼数额徐某2陈述其本人没数，鲍某2陈述是听鲍某1母亲说是46000多，除此之外，三位证人均是听说买了手镯、项链、耳环，故本院对证人徐某1、徐某2、鲍某2三人的证言均不予采信；证据2购物账单4份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能够证明鲍某1为金某2购买衣服支付559元、1157元，购买黄金首饰支付32908元，但其中2150元的购物账单不足以证明系为金某2购买黄金首饰；证据3取款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通过微信以及银行所取款项系为支付金某1、金某2彩礼。本案经举证、质证、认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鲍某1与金某2是初中校友，双方通过徐某2添加微信取得联系后相恋，并于××××年××月××日按农村风俗举行订婚仪式。2019年2月10日，双方订婚前夕，鲍某1为金某2购买服饰向合肥联晟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支付599元、向黄山市屯溪区爱美谷服装店支付1157元，以及购买金饰（钻石项链一条、黄金手镯一只、耳钉一副）向庐江县金凤呈祥饰品店支付32908元。鲍某1与金某2恋爱期间，金某2认可收到鲍某1微信红包有：2个520元、1个99元、1个50元、1个52元，以及见面红包1000多元。鲍某1与金某2于××××年××月产生矛盾，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本院认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对鲍某1与金某2在按农村习俗举行订婚仪式前夕，鲍某1为金某2购买了价值32908元的金饰（钻石项链一条、黄金手镯一只、耳钉一副），系鲍某1以与金某2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而购买，明显具有彩礼性质。对金某1、金某2辩称金饰不是在订婚当天给付的，属于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不予采纳。鲍某1与金某2在按农村习俗举行订婚仪式后未共同生活，双方于××××年××月产生矛盾且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金某2理应返还鲍某1为其购买的价值32908元的金饰（钻石项链一条、黄金手镯一只、耳钉一副），如果金某2无法向鲍某1返还金饰原物，则应向鲍某1返还购买金饰支付的价款32908元。金某1未收取金饰，对鲍某1要求金某1返还金饰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鲍某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金某1、金某2支付了彩礼46800元，以及为金某2购买了价值2150元的金饰，故本院对鲍某1要求金某1、金某2返还彩礼46800元，金饰款215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鲍某1发给金某2的微信小额红包和见面红包以及购买服饰支出的费用，均系鲍某1在恋爱中表达心意的行为，与婚约的缔结与否无直接关系，不属于彩礼的范畴；而鲍某1因按农村习俗与金某2订婚置办酒席宴请宾客消耗的花费，亦不属于彩礼性质，故对鲍某1要求金某1、金某2支付红包款4880元、置办酒席款15000元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金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鲍某1价值32908元的金饰（钻石项链一条、黄金手镯一只、耳钉一副），如果被告金某2无法向原告鲍某1返还上述金饰原物，则应向原告鲍某1返还金饰价款32908元；二、驳回原告鲍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14元，减半收取1157元，由原告鲍某1负担600元，被告金某2负担51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灿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孙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