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24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嘉亮，男，198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秉超，山东博睿（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宾，山东博睿（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艺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东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21724978194G。 法定代表人：曲学，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唐生，山东环周（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耿嘉亮因与被上诉人山东艺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1民初1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耿嘉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秉超、杨国宾，被上诉人山东艺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苑园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宋唐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耿嘉亮上诉请求：1.撤销淄博市桓台县人民法院2020年5月29日作出的（2019）鲁0321民初1078号判决，依法确认上诉人耿嘉亮、被上诉人艺苑园林公司及山东桓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桓航物业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已解除；艺苑园林公司将持有的桓航物业公司51%的股权返还耿嘉亮并配合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审理清楚协议签订的真实背景，导致事实认识错误。一审法院没有结合合作协议签订时的背景与目的，机械、片面、错误的理解艺苑园林公司与耿嘉亮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书》，导致《合作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被曲解，《补充协议书》的效力被否定，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本案中诉讼标的公司是山东桓航物业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9日，耿嘉亮担任法定代表人至今；2014年3月5日，桓航物业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其中耿嘉亮持股75%，刘翠珍（耿嘉亮之妻）持股25%；桓航物业公司自成立到2014年3月经营状况一直良好。2014年7月艺苑园林公司实际控制人巩向卫与桓航物业公司控制人耿嘉亮协商合作事项，巩向卫以能够为桓航物业公司承接到更多业务为筹码请求与桓航物业公司合作，合作的条件是巩向卫控制的艺苑园林公司享有合作项目51%的利润分配权，为了落实双方达成的合意，双方协商通过“合作期间股份赠与、合作结束股份回赠”的方式来确保“艺苑园林公司享有合作项目51%的利润分配权”，这才有了2014年7月3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这种“赠与、回赠”的股权安排方式实质上是为实现艺苑园林公司享有合作项目51%的利润分配权，是“以股权担保利润分配权”，这种方式安排中的“赠与”、“回赠”是“一揽子”的合作安排，只看“赠与”或者只看“回赠”都是片面的，违背合同的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方法。2017年耿嘉亮的学习法律专业的妹妹发现了耿嘉亮签的《合作协议》存在一定的瑕疵，协议没有全面、真实的表示出合作的安排，才与艺苑园林公司联系希望将原来的合作意思全面、真实的表示出来，经过与艺苑园林公司协商同意，才有了2017年11月12日的《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进一步明确了合作的解散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双方都享有的合作解除权，《补充协议书》并未对《合作协议》进行实质性的改变。二、一审法院错误的将合作协议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关于2014年7月3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错误的将合作协议作为股权转让协议来看待，直接导致本案错判。本案中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并不是转让股权，而是为了给与“艺苑园林公司享有合作项目51%的利润分配权”，由于双方对享有股权利润分配的实现存在“必须通过股权占有来实现”的误解，才有了股份在合作期间赠与艺苑园林公司，合作结束再转赠回来的协议安排。虽然协议安排不是实现协议目的最优的方式，但并不影响协议目的的实现，也不影响违反强制规定。从《合作协议》的内容约定中不难看出此协议是合作协议，并非股权转让协议，但一审法院没有看到合作协议的本质，没有从协议的目的和协议的体系上来全面的看待协议安排，导致错判。三、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采信错误情况。补充协议是对合作协议内容的进一步明确，一审法院判定认定补充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完全错误。首先一审法院混淆了“未向股东分配利润”与“无偿回赠股权”的关系。“无偿回赠股权”并不排除艺苑园林公司在合作期间的收益权，桓航物业公司并不否认向艺苑园林公司分配合作期间的收益，一审法院认为艺苑园林公司没有享受到桓航物业公司发展带来的好处是错误的。其次，一审法院以“耿嘉亮在通知解除合作协议后未与艺苑园林公司协商返还股权及退出公司经营进行磋商”否定《补充协议》的效力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耿嘉亮即使不积极的向艺苑园林公司主张权利也并不是排除耿嘉亮拥有权力的理由；一审法院以“桓航物业公司仍然借用艺苑园林公司款项”为由推定桓航物业公司与耿嘉亮没有单方解除权也纯属主观臆断，解除了协议也并不能排除企业之间借用资金的问题，况且双方以往有长期的有偿借贷资金往来和解除合同在双方之间有争议的情况下。第三，一审法院以“停止侵权告知函仍在强调双方基于2014年7月31日合作协议书所确定的合作关系而非其基于解除函发出后所拥有的基于补充协议书要求艺苑园林公司退出公司经营的权利，不合常理”为由认定补充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明显错误。停止侵权告知书中强调不强调补充协议书或者强调不强调合作已解除并不影响对停止侵害的宣告一审法院以停止侵权告知函来推敲补充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纯属吹毛求疵，主观臆断。四、一审法院轻信艺苑园林公司的推断导致事实认识错误。一审法院根据艺苑园林公司相互矛盾的书证与推测，妄加推断《补充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违反了证据规则。一审中艺苑园林公司称“耿嘉亮利用因桓航物业公司和艺苑园林公司作为联合体投标红莲湖项目机会，单方伪造该补充协议书并利用该接触艺苑园林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的机会加盖相应印章。”一审法院认定的根据是2017年11月7日，2017年12月1日耿嘉亮签署的印章使用申请表一份。“耿嘉亮签署的印章使用申请表”表明耿嘉亮只借走了桓航物业公司的公章，事实是耿嘉亮只在申请表以桓航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字，申请表显示实际拿走此章的人员是桓航物业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耿晴，耿嘉亮本人并没有接触公章；另外申请表显示耿嘉亮只是拿走了桓航物业公司的公章，耿嘉亮没有机会接触巩向卫的个人印章，更没有机会接触艺苑园林公司的公章，耿嘉亮个人不具备伪造《补充协议》的客观条件。五、根据《合作协议》即可以解除合作。一审法院枉顾双方合作协议的形成的“通过赠与、回赠股份达到艺苑园林公司与桓航物业公司合作项目51%利润的分配权”这一大前提，而片面的、毫无根据地推定《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是违背了合同的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方法的，进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境地，直接导致错误裁判。另外本案无论《补充协议》的效力如何，都不影响《合作协议》的真实意图的认定，《合作协议》是基于双方充分理解、信任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的，虽然约定了艺苑园林公司合作解除的决定权，但并不排除耿嘉亮与桓航物业公司在合作目的达不到时的法定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9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另一方可解除合同。通过“艺苑园林公司拒绝配合桓航物业公司续约贷款申请”“艺苑园林公司和其实际控制人巩向卫也不可能再为桓航物业公司提供业务资源”均表明艺苑园林公司对桓航物业公司和耿嘉亮构成违约，双方相互信任的合作基础已不复存在，双方达到法定解除协议的条件，亦根据《合作协议》返还耿嘉亮的股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证据采信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一审错判。 艺苑园林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原判。一、合作协议签订目的，旨在通过艺苑园林公司控股桓航物业公司，利用艺苑园林公司有效管理及市场资源提升桓航物业公司，耿嘉亮上诉称合作协议签订背景为“以股权担保利润分配权”认知错误。2014年7月31日，艺苑园林公司与耿嘉亮及桓航物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是因为桓航物业公司经营亏损、资金匮乏，为谋求新的发展与艺苑园林公司合作，赠与给艺苑园林公司耿嘉亮持桓航物业公司股权的68%,同时桓航物业公司接受艺苑园林公司的财务及公章管理。合作协议签订后，耿嘉亮与艺苑园林公司于2014年8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使艺苑园林公司持有桓航物业公司51%股权，成为桓航物业公司的控股股东。且桓航物业公司公章由艺苑园林公司统一管理至2018年10月31日后，由耿嘉亮出具承诺书，保证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使用公章，并保证妥善保管公章，由指定公章专管员管理，每月向艺苑园林公司上报用印台账，将桓航物业公司公章由其自己保管。财务则一直由艺苑园林公司统一管理。二、耿嘉亮提供的补充协议系伪造而成，且桓航物业公司一直接受艺苑园林公司管理，这与协议内容自相矛盾，故耿嘉亮称合作协议已解除不是事实。第一、该协议系耿嘉亮私盖印章伪造，并非艺苑园林公司真实意思表示。2017年11月7日，耿嘉亮以对桓台县红莲湖公园东湖区总承包管理项目联合投标为由，从艺苑园林公司将桓航物业公司印章借走，加盖了艺苑园林公司印章及法人章。时任艺苑园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巩向卫对此并不知情，对于重大事项巩向卫是亲自过目并签字确认，并非加盖私章。第二、2017年属于桓航物业公司业绩提升的重要时期，艺苑园林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三方均有合同解除权，有悖常理。2017年通过招投标桓航物业公司竟得包括红莲湖公园、机关小区等多个优势项目，并对桓航物业公司进行了大量资金的支持，签订该补充协议，显然于常理相悖。第三、耿嘉亮主张2018年9月8日向艺苑园林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对其仍代表桓航物业公司继续接受艺苑园林公司管理的行为自相矛盾。2018年10月31日仍管理桓航物业公司印章，耿嘉亮及桓航物业公司主张为方便管理，要求自己管理桓航物业公司，并向艺苑园林公司承诺管理印章的规程，与2018年9月8日送达了解除函自相矛盾，由此证明解除函并未送达艺苑园林公司。三、根据补充协议内容，只有艺苑园林公司主动解除合作的时候，才需将股权无偿赠与桓航物业公司，其他两方提出解除时，无权要求艺苑园林公司无偿转让股权。退一步讲，仅从补充协议的内容上，耿嘉亮无权要求艺苑园林公司无偿转让股权，协议第一条第二句话，约定解除后，三方需要按照全作协议书的约定处理股权，合作协议约定只有艺苑园林公司决定解除，耿嘉亮赠与艺苑园林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给赠与方，其他两方提出解除时，无权要求艺苑园林公司无偿赠与股权。综上所述，耿嘉亮伪造补充协议，从而获得解除合作协议的权利，达到侵害艺苑园林公司利益的非法目的，一审法院认定该补充协议并非艺苑园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正确，判决驳回耿嘉亮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原判。 耿嘉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耿嘉亮、艺苑园林公司及第三人桓航物业公司于2014年7月3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请求判令艺苑园林公司按合同约定将股权返还耿嘉亮，并配合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3、诉讼费由艺苑园林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桓航物业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9日，耿嘉亮担任法定代表人至今。2014年3月5日，桓航物业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其中耿嘉亮持股75%，刘翠珍（耿嘉亮之妻）持股25%。 2014年7月31日，艺苑园林公司（甲方）与淄博桓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乙方）、耿嘉亮（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为充分发挥甲乙双方公司经营、管理、资质等各方面的有利条件，使双方公司互相依托，做大做强各自公司，达到共赢目的。三方在充分理解、信任、自愿的前提下，达成以下合作议：第一，关于丙方所享有的乙方股权，丙方自愿将其所享有乙方68%的股权赠与甲方，若该赠与与工商登记中的相关转让文件相矛盾，以该协议约定及赠与为准。第二，关于乙方的注册资金与现有资产，乙方应将现有资产与丙方及其他个人资产相互剥离，剥离后乙方的注册资金与现有资金严重不符，现有资产远远低于注册资金，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丙方承担，若甲方为此承担责任，乙、丙双方应赔偿甲方。第三，乙方在合作变更股权前的债权债务由乙、丙负责，若甲方因此承担责任，乙、丙双方应赔偿甲方。第四，甲方接受赠与的股权后，乙方作为甲方的子公司，必须接受甲方管理，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参加甲方的日常会议，集体活动。第五，乙方的日常经营投入、支出、生产安全、劳动争议等因日常经营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第六，乙方作为甲方的子公司，财务由甲方统一管理，办公地点在甲方。第七，乙方所有的印章，按照甲方的管理制度统一由甲方管理。第八，甲方不承担因本协议约定股权所产生的一切股权法律责任（该责任由乙方自负），及合作项目以外的乙方债务，对此丙方需为甲方提供连责任保证。第九，合作的解除由甲方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解除合作协议，如甲方决定解除合作协议，原乙方赠与甲方的股权，甲方无偿转赠乙方。艺苑园林公司在甲方处签章淄博桓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乙方处签章、耿嘉亮在丙方处签章。 2014年8月1日，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需要，耿嘉亮与艺苑园林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约定耿嘉亮将其持有的淄博桓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75%股权中的68%共153万元以153万元价格转让给艺苑园林公司。同日，淄博桓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耿嘉亮将其持有的淄博桓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75%的股权中的68%即淄博桓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51%股权（75%×68%）变更登记至艺苑园林公司名下。艺苑园林公司实际并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2014年9月28日，淄博桓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桓航物业公司。 合作协议签订后，桓航物业公司按协议约定将公司财务部门设立在艺苑园林公司处，公司印章按照艺苑园林公司的管理制度由艺苑园林公司统一管理。 2017年10月26日，桓台县红莲湖公园管理办公室和桓台县公共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发出招标公告，就桓台县红莲湖东湖区总承包管理项目公开招标。其后，艺苑园林公司和桓航物业公司作为联合体投标该项目。2017年12月11日，艺苑园林公司和桓航物业公司中标，中标价16957511.42元。上述项目投标期间，耿嘉亮以投标为由向艺苑园林公司申请使用桓航物业公司公章。 2018年10月31日，为方便桓航物业公司使用，经艺苑园林公司同意，桓航物业公司印章交由桓航物业公司保管，耿嘉亮为此向艺苑园林公司出具承诺书，保证按公司章程规定使用该公章，并保证妥善保管公章，由指定公章专管员管理，并于每月向艺苑园林公司上报用印台账。 另查明，2016年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桓航物业公司多次向艺苑园林公司借款，并按年利率8%支付利息，三年期间共支付利息468991元。为此，艺苑园林公司与桓航物业公司共同出具利息明细表一份，详细载明自2016年2月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桓航物业公司向艺苑园林公司借款金额及利息计算方式。该利息表载明，截至2016年12月20日，桓航物业公司尚欠艺苑园林公司借款本金1530000元，自2016年12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该借款本金总额多次增加，但均不低于1530000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欠借款本金1850918元。2019年1月25日，艺苑园林公司就该三年期间利息收入468991元向桓航物业公司出具相应发票。 2016年12月19日，艺苑园林公司向桓航物业公司转账1530000元，转账用途载明系“投资款”。2019年1月25日，艺苑园林公司向桓航物业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回借款1530000元。2019年1月31日，桓航物业公司向艺苑园林公司转账支付1998991元，转账用途载明系“还借款（投资款）及利息”。 2019年2月12日，艺苑园林公司出具的艺苑字（2019）第02号公司文件载明，截至2019年1月31日，桓航物业公司已归还全部欠款。 2018年2月12日，受艺苑园林公司委托，山东仲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桓航物业公司2016年至2017年经营收益情况作了专项审计，审计结论为桓航物业公司2016年净利润3632900元、2017年净利润4070600元。 桓航物业公司未就2014年至2019年期间的公司收益向各股东分红。 还查明，2019年2月16日，桓航物业公司和耿嘉亮、刘翠珍以及桓航物业公司相应管理人员共同向艺苑园林公司提出续约贷款申请。内容载明，桓航物业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桓台县支行办理低息抵押贷款3000000元（基准利率5折，抵押耿嘉亮房产2套），本贷款已于2018年3月20日续贷一次，本次贷款于2019年3月初到期，需提前申请办理续约贷款手续（相关抵押房产不变），因续约贷款需全体股东同意，加盖公章或签字，请协助办理续约贷款申请手续。2019年2月21日，艺苑园林公司就该续约贷款申请作出回复，称该事项属于公司经营重大事项，根据公司章程规定需由执行董事提请并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续约贷款事项可行性、合理性和必要性，根据双方合作协议书约定，桓航物业公司作为艺苑园林公司子公司，接受管理，遵守其规章制度，重大事项需先报艺苑园林公司审批，望严格遵守约定。同日，桓航物业公司和耿嘉亮、刘翠珍及桓航物业公司相应管理人员共同向艺苑园林公司作出回复说明，称此次贷款为续约贷款，且属于低息贷款，时间紧迫，抵押物也无变动，公司认为该事项非重大事项，属于公司执行董事和经理职责范畴，无需召开股东会，请配合完善续贷手续。其后，因艺苑园林公司未予同意，桓航物业公司分别于2019年2月15日、2月21日偿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县支行贷款本息合计3000271.88元。 2019年2月21日下午，艺苑园林公司以审计为由派公司员工将桓航物业公司财务室门锁更换并张贴封条。桓航物业公司员工遂报警。桓台县公安局少海派出所处警后，以该纠纷系单位内部事情为由，告知双方内部协调处理。 2019年2月22日，桓航物业公司向艺苑园林公司发出停止侵权告知函，内容载明，贵公司（艺苑园林公司）与我公司（桓航物业公司）于2014年7月31日达成合作协议书，目的是使双方公司相互依托，做大做强，达到共赢，我公司为表达与贵公司合作诚意，达到合作目的，由我公司发起人耿嘉亮将其持有的公司75%股份中的68%的股份无偿转给贵公司代为持有，并将我公司财务室置于贵公司办公区，但贵公司于2019年2月21日下午四时在无任何征兆情况下安排工作人员刘庆、牛剑如将桓航物业公司财务室门锁撬换致使桓航物业公司财务人员无法正常办公，严重阻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已无法实现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合作目的，故请贵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恢复设施原样。 庭审中，耿嘉亮提交签订日期为2017年11月12日的补充协议书一份。该协议载明，甲方艺苑园林公司、乙方桓航物业公司、丙方耿嘉亮，经三方友好协商，现对三方于2014年7月3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补充以下条款：第一，甲、乙、丙三方任何一方在今后的合作中提出关于解除合作协议书的意见，均视为有效，另外两方需无条件认可并配合提议方进入合作协议书的解除程序，三方需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由甲方无偿将股权转赠丙方，并积极配合办理股权转赠手续，股权转让需缴纳的税和所需支付的费用及因解除合作关系发生的权利义务，由双方按照国家及有关部门规定各自承担；第二，甲、乙、丙三方进入合同解除程序后，甲方除将股权全部无偿转赠给丙方外，不再享有乙方和丙方的任何权利，三方权利义务归于消灭；第三，本补充协议书作为合作协议书的补充条款，具有同等效力，自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方处加盖有艺苑园林公司印章及实际控制人巩向卫的法人签章，桓航物业公司在乙方处加盖公司印章及耿嘉亮的法人签章，耿嘉亮在丙方处签字捺印。关于该补充协议书的签订过程，耿嘉亮述称2014年7月31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后，其感觉合同是陷阱且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故一直与艺苑园林公司实际控制人巩向卫协商，后达成新的补充协议书，且该补充协议书是在桓航物业公司与艺苑园林公司共同投标红莲湖二期物业项目时因艺苑园林公司需要桓航物业公司资质而作出的让步，该补充协议书的签订地点是在艺苑园林公司实际控制人巩向卫的办公室签订。艺苑园林公司对该补充协议书中公司印章及巩向卫签章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耿嘉亮借红莲湖项目投标时接触艺苑园林公司印章机会，私自加盖相应印章，该协议内容非艺苑园林公司真实意思表示。 2018年9月7日，桓航物业公司和耿嘉亮向艺苑园林公司邮寄解除合作协议通知函一份，通知解除三方于2014年7月3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并要求艺苑园林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2018年9月8日，艺苑园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曲学签收该邮件。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2017年11月12日的补充协议书是否系艺苑园林公司真实意思表示。 首先，根据2014年7月31日合作协议书可以看出，双方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双方市场资源获得共赢，客观上艺苑园林公司入股桓航物业公司后，桓航物业公司的市场获得了较快发展并获得较高的利润，桓航物业公司的资产价值也获得较大提升，但桓航物业公司并未向股东分配利润。在此背景下，桓航物业公司称艺苑园林公司同意授予其单方解除合作协议的权利并且无偿退还相应股份，且艺苑园林公司不再享有桓航物业公司任何权利，而耿嘉亮未就艺苑园林公司退出公司经营给予其他任何补偿，不合常理。其次，对于补充协议书的协商及签订过程，耿嘉亮述称系2014年7月31日签订协议后其感觉合同是陷阱且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故一直与艺苑园林公司实际控制人巩向卫协商后才达成新的补充协议书，且该补充协议书是在桓航物业公司与艺苑园林公司共同投标红莲湖二期物业项目时因艺苑园林公司需要桓航物业公司资质而作出的让步。该陈述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根据已查明情况，2014年7月31日合作协议签订后，双方均认真履行协议内容，且红莲湖项目中标后，桓航物业公司亦将获得相应的利益和收益。而耿嘉亮提交的补充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7年11月，解除函的通知时间是2018年9月，直至2019年2月双方发生冲突，耿嘉亮未举证证明该期间其就艺苑园林公司返还股权及退出公司经营进行过磋商，相反，该期间桓航物业公司仍以艺苑园林公司子公司的名义接受艺苑园林公司管理，艺苑园林公司在此期间亦以借款方式向桓航物业公司持续提供借贷资金支持，这与耿嘉亮主张的艺苑园林公司同意其拥有单方解除合作协议权利及其以解除函的方式要求解除合作协议的意思表示相矛盾。最后，2019年2月双方发生矛盾时耿嘉亮向艺苑园林公司发出的停止侵权告知函仍在强调双方基于2014年7月31日合作协议书所确定的合作关系而非其基于解除函发出后所拥有的基于补充协议书要求艺苑园林公司退出公司经营的权利，不合常理。综上，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耿嘉亮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就补充协议书的签订进行过磋商且该补充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无法证明其截至2019年2月双方发生冲突前实际履行过补充协议书约定内容，故耿嘉亮主张补充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达不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对耿嘉亮主张基于补充协议书约定解除2014年7月31日合作协议书并要求艺苑园林公司返还股权，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主张，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耿嘉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耿嘉亮负担。 二审中，耿嘉亮提供员工离职申请表、竞业限制保密申请、国家企业公示系统公示报告、桓台县机关第二办公区物业采购公告各一份及合同书两份。该组证据证明王玉香2019年9月30日申请离职于桓航物业公司，2019年11月5日成为被上诉人成立的北方物业管理（淄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参与投标活动。两份合同证明原桓台县机关第二办公区物业服务管理项目系桓航物业公司服务，到期后由北方物业中标。被上诉人质证认为，首先，对上述证据均有异议，均为复印件，也不属新证据；其次，王玉香的离职是2019年10月16日，本案一审第二次开庭时间为2020年4月16日是，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且北方物业与桓航物业公开竞标属合法的商业投标关系。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及上诉人要证明的问题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属于新证据，且被上诉人均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上述事实，有员工离职申请表、竞业限制保密申请、国家企业公示系统公示报告、桓台县机头第二办公局物业采购公告各一份、合同书两份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耿嘉亮的上诉及被上诉人艺苑园林公司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2017年11月12日的补充协议是否是被上诉人艺苑园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艺苑园林公司对2017年11月12日补充协议书中的公章及巩向卫的个人私章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被上诉人艺苑园林公司虽否认2017年11月12日三方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认为并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补充协议书的公章及巩向卫的私章系耿嘉亮伪造及私自加盖，其提供的反驳证据并未达到使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证明标准，且艺苑园林公司认可该公章是真实的，因此，依据上述规定，艺苑园林公司对补充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补充协议并非是艺苑园林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当，上诉人耿嘉亮主张涉案补充协议是艺苑园林公司的事实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虽然三方合作协议没有赋予上诉人耿嘉亮及桓航物业公司对该协议的解除权，但涉案的补充协议书赋予了三方均具有对合作协议的解除权。上诉人耿嘉亮在2018年9月8日向艺苑园林公司送达了解除函，并于2019年4月3日向一审法院请求解除合作协议，应当依据补充协议约定及双方亦无合作可能这一事实，解除双方合作协议。合作协议解除后，依据公平原则，艺苑园林公司所持桓航物业公司的股份系耿嘉亮无偿赠与给艺苑园林公司，并未支付对价。因此，艺苑园林公司亦应当依据协议约定予以返还。至于双方在合作期间的权利义务，可另行主张。 综上，上诉人耿嘉亮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1民初1078号民事判决； 二、解除山东艺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淄博桓航物业有限公司、耿嘉亮三方于2014年7月3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 三、被上诉人山东艺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受赠淄博桓航物业有限公司68%的股份回赠给上诉人耿嘉亮，并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00元，均由被上诉人山东艺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禚慧聪 审 判 员 孙德啟 审 判 员 苏晓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宋 戈 书 记 员 尹衍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