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1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校庭，男，194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笙楠、袁法群，北京东卫（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华天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临半路****。 法定代表人：华福根，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明萱，杭州市西湖区转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潘士贵（曾用名潘万龙），男，196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北京东卫（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校庭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华天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公司）、原审被告潘士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9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校庭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华天公司对徐校庭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华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应为杭州伟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伟公司），华天公司应向伟伟公司主张权利。2011年，因拱康路公铁立交工程需要，施工单位即伟伟公司向华天公司购买沥青。徐校庭在一审中提交的《分包工程决算单中》明确案涉工程的现场负责人为曹梅生，分包单位为伟伟公司。徐校庭既非伟伟公司的员工，也非工程负责人，仅应曹梅生邀请看管工地。因此，案涉合同应当发生于华天公司与伟伟公司、曹梅生之间。2.徐校庭在《混凝土结算书》中签字，仅是对“小票已收”这一事实的确认。铺设沥青期间，徐校庭、潘士贵（曾用名潘万龙）作为工地现场的工作人员，在沥青分批到达现场后于每份送货单上签收确认。待后期结算时，曹梅生让徐校庭、潘士贵对送货单进行核实，徐校庭、潘士贵核实后便在《混凝土结算书》中签字并标注“小票（指送货单）已收”。如徐校庭为工程负责人，则没有必要让潘万龙再签字。3.一审法院对徐校庭帮曹梅生垫付货款的事实存在多处认识错误。首先，徐校庭本身便与曹梅生认识，且曹梅生为伟伟公司的项目经理，主要负责案涉工程，出于对曹梅生、伟伟公司的信任，徐校庭垫付了部分款项。其次，徐校庭直接转账给华天公司三笔款项总计430000元，华天公司主张另有三笔款项的实际付款人为徐校庭，但其中一笔为没有存款人信息的现金进账单，一笔为曹梅生的转账，一笔为承兑汇票，徐校庭在一审中均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无理由地为徐校庭加设了100000元的转账。此外，徐校庭如今已78岁，身体状况也较差，本案发生距今已有近10年的时间，徐校庭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早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是应曹梅生请求帮伟伟公司支付款项，一审第一次开庭后寻回当时的银行卡并拉出转账记录，才明确是先垫付、曹梅生后还款的事实。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系合同纠纷，但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合同的主要内容。据徐校庭了解，华天公司与伟伟公司之间有签订书面合同。且华天公司涉及的多起买卖合同纠纷案均有签订书面合同，合同相对方均为承包单位。华天公司企图通过故意隐匿本案合同，将合同义务强行转移给徐校庭承担，侵害徐校庭的权益。2.一审法院未对工程承包方予以明确，将合同相对方与工程承包方之间的联系相脱离。案涉沥青买卖及铺设系用于伟伟公司项下的拱康路公铁立交工程，故工程承包方应为沥青买受人。《分包工程决算书》、《混凝土结算书》中明确显示伟伟公司为该工程的分包单位，但一审法院未结合此事实，单列出沥青买卖合同关系，认定徐校庭为买方。如案涉合同仅发生于徐校庭与华天公司之间，则华天公司在向徐校庭出具结算书时，就没有必要再列明施工单位为伟伟公司。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追加潘士贵为被告无法律依据。潘士贵仅在《混凝土结算书》中签字，一审法院主动依职权认定其为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被告，让其承担作为被告的不利后果，显然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2.本案并非买卖合同纠纷，而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关法律。华天公司在一审中自认其不仅提供沥青，还负责铺设沥青，即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了拱康路公铁立交工程沥青路面的施工，故案涉合同的款项实际应当为工程款。华天公司于2011年提供沥青并进行铺设，于2012年应已完成并交付，此后华天公司未向徐校庭主张过任何权利，故本案早已过诉讼时效。3.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倒置，让徐校庭承担本应由华天公司承担的不能举证的不利后果。华天公司诉称徐校庭系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支持。而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徐校庭承担，要求徐校庭举证证明自己不是工程的承包人与合同的相对人。徐校庭作为一个看管工地的普通工作人员，已穷尽方法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能证明现场负责人为曹梅生、分包单位为伟伟公司的《分包工程决算书》以及曹梅生的转账记录，而华天公司作为直接发生合同关系的一方，仅能提供《混凝土结算书》与转账记录，显然不合理。 四、一审法院未结合证据认定本案事实，且对当事人的陈述断章取义，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首先，一审法院对徐校庭、华天公司提供的证据未进行任何认定，且即使结合证据，也仅采纳了华天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从而作出了其主观判断。其次，一审法院对潘士贵的陈述断章取义。潘万龙在一审中对其为何从徐校庭处取得工作报酬进行了解释，即曹梅生让徐校庭再找一个人一起看管，潘士贵让徐校庭帮其向曹梅生索要报酬后再转交。但一审法院仅截取了潘士贵的部分言语，使其产生歧义，从而作出有利于华天公司的推断。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徐校庭的上诉请求。 华天公司辩称，一、关于本案买卖关系。案涉《混凝土结算书》均有徐校庭亲笔具签，欠款事实清楚明确。且2011年9月13日、2011年12月16日、2012年1月29日、2012年5月23日的银行转账凭证均证明货款直接由徐校庭支付给华天公司。此后，徐校庭又于2013年2月16日委托曹梅生在建行余杭良渚分理处向华天公司转账180000元，于2015年2月13日向华天公司交付杭州西景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100000元，合计付款810000元。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华天公司与徐校庭之间的买卖关系清楚明确。徐校庭原辩称其只是工地代表，现又复称其仅为曹梅生的代表，前后矛盾，也与本案事实不符。如徐校庭履行职务行为，多笔货款不可能由其个人向华天公司履行。另外，徐校庭以曹梅生曾支付过一笔货款为由主张华天公司应向曹梅生催要货款，更不符合常理。自货物买卖开始，一直由徐校庭亲自与华天公司联系购买，华天公司从未与他人建立过任何买卖关系。曹梅生的转款行为系受徐校庭指示代为支付，与华天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同理，徐校庭也曾使用杭州西景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向华天公司支付货款，华天公司不可能因此而要向该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徐校庭、曹士贵的陈述，认定华天公司与徐校庭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属正确。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华天公司与徐校庭结算的是沥青混凝土货款，并不涉及道路工程其他施工，且在结算时并未约定最终的付款期限。一审判决认定华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法律正确。徐校庭提交的七份判决文书虽涉及华天公司相似的买卖纠纷，但六例均为买卖合同纠纷，仅一件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且系华天公司唯一订立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故徐校庭以该组书证主张本案应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处理，于法无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徐校庭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潘士贵述称，1.徐校庭与潘士贵在《混凝土结算书》中签字均系因二人为工地上的看管人员，徐校庭与潘士贵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是一致的。2.一审法院不应将潘士贵追加为原审被告，而应追加为第三人，因为华天公司对潘士贵并无诉讼请求。 华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校庭支付华天公司沥青砼款237422.7元；2.诉讼费由徐校庭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天公司分别于2011年9月16日和2011年12月7日制作《混凝土结算书》各一份，载明：施工单位为“伟伟公司”，工程名称为“拱康路公铁立交”，2011年9月13日、9月14日、9月15日、11月22日、11月23日和12月3日，华天公司共计供应沥青拌和料和乳化沥青款总计1047422.7元，已收100000元（即2011年9月13日徐校庭通过银行转账向华天公司支付100000元），尚欠款947422.7元。徐校庭和潘士贵（曾用名潘万龙）在该结算书“施工单位核实签证”处签字确认，并载明“小票已收”。其后，徐校庭分别于2011年12月16日、2012年1月22日和2012年5月23日各向华天公司支付250000元、100000元和80000元货款。华天公司陈述，徐校庭于2013年2月8日通过案外人曹梅生向其转账支付180000元，于2015年2月17日用承兑汇票支付100000元，加上徐校庭2011年9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华天公司支付的100000元，已付货款总计810000元，尚欠货款237422.7元。 另查明，案外人曹梅生分别于2012年1月21日、2012年8月18日、2013年4月10日各向徐校庭转账支付200000元、50000元和8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华天公司与徐校庭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当事人订阅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天公司提交了由徐校庭、潘士贵签字确认的结算单及徐校庭支付部分款项的转账凭证主张其与徐校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徐校庭辩称案涉道路工程系案外人曹梅生承建，其系“帮曹梅生看工地的”。但根据结算单和转账凭证，不能体现其系受曹梅生委托结算和付款的内容。关于徐校庭向华天公司支付的货款，其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为“是曹梅生转我卡上，我再转给华天公司的”、“都是曹梅生转给我的……他很忙的，他把钱打给我，让我转一下”，即认为其在收到曹梅生的款项后为曹梅生向华天公司转付案涉货款；而在第二次庭审中，徐校庭则陈述为其不清楚共从曹梅生处收到货款的金额，其为曹梅生向华天公司支付的货款，曹梅生“基本还清了。有现金和转账，那两三年陆陆续续还掉了”，即认为其为曹梅生向华天公司垫付了部分货款。该院认为，首先，徐校庭在两次开庭中关于货款支付的陈述相互矛盾。其次，徐校庭直接转账支付给华天公司的货款共四笔，总金额为530000元。但在此期间曹梅生向其转账三笔，总金额仅为258000元，与徐校庭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的货款“是曹梅生转我卡上，我再转给华天公司的”、“都是曹梅生转给我的……他很忙的，他把钱打给我，让我转一下”的陈述明显矛盾。且据徐校庭所述，其系经他人介绍为曹梅生看管工地，其为曹梅生垫付大额货款显然与常理不符。结合潘士贵陈述其未见过曹梅生、其在案涉工地上工作的相应报酬由徐校庭支付的陈述，该院认定华天公司与徐校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根据该规定，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价款是法律为买受人设定的履行义务的时间。在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付款时间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该规定只是消灭了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权利时的合法抗辩事由，即债务人不能在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时拒绝履行。而没有规定债权人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应当主张债权。结合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徐校庭收货后，华天公司可随时要求其履行付款义务。故华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其要求徐校庭支付剩余货款的诉请，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该院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如下判决：徐校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华天公司货款237422.7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62元，由徐校庭负担。 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徐校庭提交的民事判决书，尚不足以证明其待证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在审理过程中，徐校庭申请本院向江苏雷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调查收集与杭州市拱康路公铁立交工程相关的《分包协议书》、会议纪要、竣工验收报告等材料。 本院经审查认为，徐校庭申请调查收集的材料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结果，故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华天公司陈述于2012年1月22日收到徐校庭以现金存入华天公司银行账户的100000元。除该节事实外，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华天公司所提供的现有证据能相互印证，证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华天公司与徐校庭。徐校庭上诉称案涉合同的相对方系伟伟公司，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华天公司与伟伟公司之间签订过书面合同，以及徐校庭仅系受案外人曹梅生委托在案涉《混凝土结算书》中签字确认并为伟伟公司垫付货款的事实，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徐校庭以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主张华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徐校庭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61元，由徐校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雪原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周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