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1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益读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建设一路**中栋国际银座****。 法定代表人：施高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家园、邬亚磊，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创瑞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水务大厦****v> 法定代表人：胡金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德标、邢茜茜,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益读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创瑞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瑞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6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益读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创瑞公司的诉讼请求;2.由创瑞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创瑞公司未履行合同中代理服务内容。在双方《服务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创瑞公司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提供专业咨询、协助撰写申报材料、组织归集资料并完成纸质材料、指派财务专家跟踪指导等等,但是在实际申报过程中，所有的申报材料和流程均系益读公司自主独立完成,包括产权申报、材料组织整理、文本印刷、材料申报、财务审计等等,过程中益读公司在申报网站也多次登录上传材料,并非只有创瑞公司可上传申报。甚至于财务审计,也是益读公司自主联系审计公司进行审计,完全没有创瑞公司进行“财务指导”这一行为。在整个申报过程中,创瑞公司仅仅是告知益读公司需要哪些申报材料,并没有协助撰写申报材料、组织归集材料、提供财务指导等这些行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无权要求益读公司支付代理服务费用。二、代理服务费设置数额过高。综合评价创瑞公司在申报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创瑞公司仅仅是做了告知及点击上传材料这些简单的行为，服务价值与金额完全不匹配。合同订立之初,因益读公司对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流程不熟悉。创瑞公司称其能代理完成所有申报环节,创瑞公司片面夸大申报难度,虚构申报失败的种种可能性,并称如果不经过其代理,申报国家高新企业失败的风险巨大。然而,益读公司系自主研发人工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杭州市“雏鹰计划”企业(重点培育科技型企业),拥有多项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本身就符合申报要求。故而在实际操作中,益读公司发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认定只需根据政府网站的流程要求，按规定逐步上传材料完成申报即可,没有任何需要代理服务的事项。故5万元的代理服务费设置实属过高,明显不合理。三、创瑞公司以“送钱”为由,多次要求益读公司支付额外款项,恐涉嫌刑事犯罪。在益读公司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过程中,创瑞公司工作人员多次提出需要向科技局领导和专家“送钱”要求益读公司给予现金,方便其行贿,并威胁称如不“送钱”,申报评审可能失败。此项不合理要求,被益读公司拒绝。2019年12月份益读公司申报成功后,创瑞公司曾多次到益读公司处索取款项,并称“已给每个专家2000元的好处费”,这些好处费都是创瑞公司垫付的,益读公司应当支付。创瑞公司威胁益读公司如果不支付,其有能力取消益读公司的认定资格。益读公司认为,创瑞公司“送钱”的行为明显不属于合同约定的代理服务内容。并且,如创瑞公司一直声称的向有关人员“送钱”的事实存在,恐涉嫌刑事犯罪。综合以上，益读公司想强调创瑞公司未提供实质的代理服务内容已经构成违约,益读公司有权不支付服务费用。同时,创瑞公司收取高额的代理服务费用,实为送钱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嫌刑事犯罪。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创瑞公司的全部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创瑞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从创瑞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工作人员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可以看出,创瑞公司在协议签订后积极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包括提供咨询、协助撰写、规范完善、指导、协助等服务,益读公司声称,相应材料系其自己撰写,与事实不符,且无法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实际上,相应材料均是创瑞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吴丽芬归集撰写整理。2018年05月—2019年07月期间,创瑞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吴丽芬全面跟进益读公司的国家高企申报资料,组织归集全套附件资料,完成最终纸质材料的定稿及网络申报。高企相应资料通过QQ、微信、邮箱传送的,微信及邮箱来往有截图,一审中也已当庭出示、核实。创瑞公司处的文档均为Word版本,创瑞公司发给益读公司时转换成了PDF版本,故益读公司无法提供Word版本底稿。另外益读公司声称创瑞公司没有协助撰写申报材料、组织归集材料,所有材料系其自己撰写,但这一谎言在一审听证过程中已当庭被戳穿,“自已认为自已编写的最终稿居然与提交的不一致,还不知道更改在哪里!”,而创瑞公司在一审中提交完整的申报材料且与保存的存档文件一致,足以说明一切问题。《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中,除营业执照、发票等必须由益读公司提供外,其他需要编写的材料均系创瑞公司独立完成,益读公司仅仅是配合创瑞公司在相应材料上签字盖章。例如该认定申请材料的第4.2条“研发项目相关材料”,共计十个项目的立项书均系创瑞公司辛苦撰写;该认定申请材料的第4.4条“研究开发组织管理相关说明材料”也均是由创瑞公司撰写;该认定申请材料的第5条“高新产品说明材料”中共计两个产品,也是通过创瑞公司进行制作;创瑞公司于科技信息研究院上提交的科技查新报告,益读公司至今不知道账号密码。在整个服务过程中,创瑞公司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全部服务事项,成功帮助益读公司在2019年12月4日取得申请高新企业技术企业批文并取得高新企业证书,获得了政府60万元的奖励。益读公司实现了合同目的,理应按《高新体系建立全程服务合作协议》中约定支付条件,即“即在益读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政府批文及证书后十日内应向创瑞公司支付剩余部分代理服务费计40000元”。益读公司认为创瑞公司未履行合同中的代理服务内容,完全是歪曲事实,无果抵赖行为,这种有违诚实守信民事原则的行为,法院应坚决予以制止。二、《高新体系建立全程服务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民事法律行为遵循意思自治的原则,双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益读公司与创瑞公司对合同内容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且益读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均到场进行磋商并对创瑞公司及项目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和思量,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隐瞒和保留,合同不存在欺诈或胁迫等可撤销法定情形,合同最后经双方公司盖章,并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因此案涉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协议的内容履行。且代理服务费用5万元并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在行业合理的范围内,不存在代理费用过高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405条规定,益读公司与创瑞公司签订委托合同委托创瑞公司协助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创瑞公司按照约定完成了相应的义务,故益读公司理应支付相应的报酬。三、益读公司声称创瑞公司涉嫌行贿并非事实,益读公司也没有相应证据进行证明,正如一审判决如述,行贿与本案基本事实缺乏关联。且益读公司只支付了10000元的预付款,按一般常理,创瑞公司没有必要为益读公司的利益去给相关人员送钱。现益读公司以这一点作为上诉理由,无非为抵赖支付相应服务费用。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世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益读公司立即支付创瑞公司服务费4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1月14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益读公司履行义务之日止按日千分之一计算的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1日，创瑞公司作为乙方、益读公司（原名杭州益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变更企业名称为益读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高新体系建立全程服务合作协议》1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全程代理《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认定工作；乙方的权利义务包括：1.乙方应按高企申报要求及时为甲方提供相关的政策咨询、项目指导、技术提炼、规范完善、财务指导等服务；2.乙方为甲方指定专职项目负责人，协助撰写申报材料，组织归集全套附件资料，完成最终纸质材料的定稿及网络申报；及时向甲方告知申报项目的评审进展情况，掌握总体进度；3.对申报相关的技术材料细节方面提出具体解决方案，推动申报工作有序进行；4.乙方应按时尽责完成双方约定的委托代理服务事项，掌握总体进度要求，保障甲方权益；5.协议过程中额外包含乙方为甲方提供以下科技咨询服务：①提供财务咨询，指派财务专家进行年度跟踪指导，指导企业研发经费的合理性核算，协助企业开展研发经费加计扣除工作；②协商策划并制订企业年度新产品研发项目，完成浙江省级工业新产品新技术备案；③协助企业整理布局年度专利规划及申请工作；④根据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情况合理策划各类科技项目及研发载体（技术中心、研发中心、研究院等），另经协商后进行代理申报工作；6.乙方应严格为服务中知悉的甲方商业与技术秘密以及双方合作事宜保密；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代理服务费共计人民币伍万元整，其中：前期咨询服务费为人民币壹万元整，后期代理服务费为人民币肆万元整；甲方承诺，双方签订协议之日起的十日内支付人民币壹万元整给乙方作为前期费用；在甲方获得高新技术企业政府批文及证书后十日内向乙方支付剩余部分代理服务费共计人民币肆万元整；如确认在协议周期内《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未能获得政府认定批准，则乙方在未获得认定确切结果出来后十日内将前期费用归还甲方；从签订协议之日起至甲方获得《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政府批文及证书，并且甲方向乙方付清代理服务费余款之日，协议自行终止；甲方应按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及时支付乙方服务费，逾期支付代理服务费超过30日的，自第31日开始，每逾期一日，按应付未付部分的千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承担违约责任；等等。上述协议签订后，益读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支付前期费用10000元。此后，创瑞公司为益读公司申报工作提供了相应服务。2019年9月27日，创瑞公司向益读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0000元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2019年12月4日，益读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取得相应证书。2020年3月2日，创瑞公司向益读公司开具了金额为40000元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但剩余40000元代理服务费，益读公司至今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高新体系建立全程服务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益读公司辩称该协议系受创瑞公司欺诈签订，但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法院对其该项抗辩不予采信。至于创瑞公司是否履行了案涉《高新体系建立全程服务合作协议》项下的义务问题。从协议内容来看，创瑞公司的义务主要在于提供咨询、指导、协助等服务，结合听证情况，特别是创瑞公司工作人员与益读公司工作人员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创瑞公司在协议签订后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且益读公司已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故法院据此认定创瑞公司完成了其合同义务。基于此，益读公司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费用40000元。益读公司主张合同约定的费用过高，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同时，鉴于益读公司对创瑞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方式及计算标准没有异议，故法院对创瑞公司的违约金主张亦予支持。综上，创瑞公司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益读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创瑞公司杭州创瑞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报酬4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1月14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日千分之一计算的违约金。如益读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0元，减半收取450元，由益读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益读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益读公司员工任芬与创瑞公司员工的聊天记录，欲证明创瑞公司存在行贿等犯罪行为，且未履行约定的义务。 被上诉人创瑞公司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因益读公司未提供该证据的原始载体无法确认证据的来源，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且该组证据无法反映聊天者的身份，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是打印件，无法确认该组证据的来源，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益读公司与创瑞公司之间签订的《高新体系建立全程服务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拘束力。原审法院认定创瑞公司已经依约履行了相应义务，且益读公司已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故益读公司应依约在支付剩余40000元代理服务费，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益读公司认为创瑞公司未充分履行合同项下约定的协助撰写申报材料、组织归集材料、提供财务指导等义务，但其对该节事实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益读公司认为创瑞公司在案涉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过程中存在行贿等犯罪行为，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益读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0元，由上诉人益读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赵 魁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吴 桐 书 记 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