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2民初8774号原告：何金城，男，196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赤岗南坊新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42************692。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雨雷，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蔡隆雄，男，197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32************99X。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贵青，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金城诉被告蔡隆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金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雨雷到庭。被告蔡隆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贵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金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施工款项32807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在东莞市虎门镇承包长城项目工地，原告在被告的安排下在项目工地进行挖机操作及土石方内外运。后根据原告的工作量，被告向原告出具款项对账单，在对账单每一页均记载施工数量及对账金额等信息并经过本人签名对账确认，截至2018年2月8日项目竣工完毕，被告仍拖欠原告328070元未予以支付。被告蔡隆雄辩称，一、被告并非涉案工程的承包人，承包人应为颜启军。被告仅系受雇于颜启军的雇员，在涉案工程中对涉案工程的数量进行核对，再由承包人颜启军支付工程款给原告。在原告起诉本案前，原告曾打电话联系被告，要求被告出庭作证证明颜启军才是真正的承包人，但原告却将被告起诉至法院。被告已申请挖机工程吴元耀、工程监理夏长清等人出庭作证，证明原告所称并非事实。二、本案实际情况是中国电子东莞产业园有限公司作为开发商，将其全部的室外工程由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上述三家承建公司对前述工程进行分包，其中涉案工程由颜启军作为承建人，颜启军再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原告。由于2016年年底，颜启军突然无法联系，导致了该工程拖欠被告蔡隆雄、吴元耀等人的工资及材料供应商等款项未付。后前述人（包括被告在内）及材料供应商等债权人上访，经政府协调派人处理，2017年9月14日，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部向蔡隆雄、吴元耀等人发放了工人工资及材料款。因此，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为颜启军。同时，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刘自兵也在现场处理。目前，涉案工程已全部竣工，经被告联系，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书记余小晨及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刘自兵均愿意配合法院的电话询问以查清案件事实。三、原告提交的证据并非对账单。原告提交的证据部分单价、金额均未填上，且右下角总额的笔迹均非被告书写。因此，原告有涂改证据之嫌。另，以原告目前提交的证据显示，也未能表明是原、被告之间存在对账的行为。按照常理，对账单应详细列举工程名称、已收款、未收款等项目，原告也应在对账单上签章确认，但从原告目前提交的证据中并未看到存在对账的意思表示。被告作为颜启军的雇员，并无权对涉案工程进行对账。实际是，被告作为颜启军涉案工程的施工员，受颜启军的指示，对涉案工程量进行核对。前述证据的单价、金额均未填上的原因是，原告与颜启军就涉案工程的价格未达成一致所形成。综上，被告不是涉案工程的适格主体，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提交了十二页打印的表格。该十二页表格尾部均有蔡隆雄的签名，并写明了日期。具体如下：名称为“土方工程”的表格一共五页，每页均有序号、日期、工作地点、单号、工作内容、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单价、金额、备注等栏目。该五页中有两页的单价和金额进行了载明。这两页载明单价和金额的“土方工程”的表格落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7月19日和2016年8月3日，合计金额分别为41760元和25990元。其他三页的单价和金额栏目的具体内容未填，日期分别为2016年7月19日、2016年8月3日及2016年9月1日，原告主张金额分别为105570元、46800元、15600元。经查，载明单价和金额的两页“土方工程”的表格载明的工作内容分别为“土方运出”和“外运”，单位为车，单价分别为100元/车和230元/车。未载明单价和金额栏目的三页中，有一页的工作内容为“土方运出”，数量载明为459车，原告主张该页合计金额为105570元，单价为230元/车。另外两页载明的工作内容均为“内运”，一页载明数量为780车，原告主张该页金额为46800元，一页载明数量为260车，原告主张该页金额为15600元。另外，土方工程表格每一个单号的备注栏载明有对应的人名，包括被告蔡隆雄、王建中、颜启伟等。原告主张内运的单价是以60元/车计算，单价是最小的。名称为“挖机台班清单”的表格一共四页，每页均有序号、日期、工作地点、单号、工作内容、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单价、金额、备注等栏目。该四页载明的工作内容均为挖土机，均对单价和金额进行了载明。该四页落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7月19日、2016年8月3日、2016年9月1日、2016年9月4日，合计金额分别为25600元、31200元、18800元及3700元。另外，“挖机台班清单”每一个单号的备注栏载明有对应的人名，包括被告蔡隆雄、王建中、颜启伟等。名称为“长城二期”的表格一共三页，每页均有序号、日期、工作地点、单号、工作内容、数量（车）、单价、合计、备注等栏目。该三页载明的工作内容均为砖渣，均对单价和金额进行了载明。该三页落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7月19日、2016年8月3日、2016年9月1日、合计金额分别为9900元、2250元、900元。另外，“长城二期”每一个单号的备注栏载明有对应的人名，包括被告蔡隆雄、王建宗、颜启伟、颜柒建等。原告主张落款日期为2016年7月19日的四页相加总额为182830元，该182830元即为落款日期为2016年7月19日的名称“长城二期”尾部手写的金额，该金额为被告所写，被告予以否认。原告主张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3日的四页相加总额为106240元，该金额即为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3日的名称“土方工程”尾部手写的金额，该金额为被告手写，被告予以否认。原告主张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日的三页相加总额为35300元，该35300元即为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日的名称“土方工程”尾部手写的金额，该金额为被告所写，被告予以否认。原告主张上述2016年7月19日的四页相加总额为182830元、与2016年8月3日的四页相加总额为106240元、2016年9月1日的三页相加总额为35300元，再加上2016年9月4日的3700元即为原告诉求的金额328070元。被告对于原告陈述的前述手写的“182830元”、“106240元”及“35300元”，均主张并非本人书写，并请求笔迹鉴定，被告主张除了其本人签名及日期，其他内容均非其书写，被告称其签名完后，交给了原告，由原告交给老板。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称，需在庭后与原告本人确认后，再回复上述内容是谁书写。原告代理人在庭审后书面回复称，因时间久远，原告现在不能明确上述表格下方手写的“182830元”、“106240元”及“35300元”是否为被告蔡隆雄所写。原告称第一页没有单价金额的合计为105570元的内容与载明单价金额的工作内容完全一致，故单价应为相同，即230元/车。其余两页没有载明单价金额的，因为是内运，故按最低价60元/车。二、被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提交了一份建工工程款项分配表、录音录像，该建工工程款项分配表载明被告蔡隆雄与案外人李权、宋亿春等人领取了款项，其中蔡隆雄与案外人李权分别领取了6万元和5万元工资，宋亿春等15人领取了机械设备、材料款，刘振中、谌世远等2人领取了人工款，振惠通的材料款为15万，钢结构为41万，李家忠领取了垫资款68.3万元。该录音录像为录下当时领取款项的情况。被告主张该证据可以证明其与颜启军之间存在雇佣的法律关系，涉案工程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应由颜启军享有和承担，因此，被告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原告主张被告提交的建工工程款项分配表并非案涉工程的款项分配表，案涉工程是中国新兴所承建的长城第二期工地以及长城第一期工地的收尾。而被告举证的建工工程款项分配表是中铁建工的工地，是中铁建工的爱华工地，而并非本案的新兴所承建的长城工地。因为颜启军拖欠很多人款项导致无法收款，所以在长城新兴工地2016年第一期收尾、第二期的工地中，就没有颜启军进行实际施工，而是由被告直接顶替了颜启军，被告所提供证据并非案涉工地，与案涉款项无关。就是因为发生了建工工地的情况，工人闹事的情况，所以原告现在起诉的工地没有颜启军承建而是由被告独自领导人施工的。另被告申请了夏长清、伍志军、谌世远、刘振中、刘毅欣等五人出庭作证，拟证明被告不是案涉工程项目的承包人，承包人应为颜启军的事实。经向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律师调查令，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了一份“中国电子东莞长城开发B区电子产品生产及配套项目（二期）”的承接工程项目情况记录表（包含人员信息记录）的打印件，该复函显示夏长清为前述工程的机电安装工程的项目专业监理工程师。夏长清在作证中称，案涉工程属于其所在公司的监理范围，蔡隆雄系施工管理人员,蔡隆雄工资是一个姓颜的一个老板发放。伍志军称其与蔡隆雄系同事，均受雇于颜启军，二人均是施工员。伍志军称自己负责科研楼那块，蔡隆雄负责其他。对于蔡隆雄提交的建工工程款项分配表所载明的事项，是铁建的工地，自己不清楚，因为那个地块自己没有参与。伍志军另称，原告提交的十二页打印的表格的备注所载明的“王建中、颜启伟”都是施工员。备注的名字是现场记录人员，谁负责的，备注上就是谁。对于表格中的单价、金额，如果老板与原告有签订好的话，单价可以计算在表单中，施工员签字只能是工程量及单价，说明工程量是多少。施工员确认的是工程量。如果有合同单价，也是可以确认合同单价。如果要付工程款，还会有另外的结算单，老板签字的。施工员签字拿不到钱。谌世远称其是从颜启军处承接了伸缩缝工程，以个人的身份，是做人工的，按天计算。我方请了十几个员工，做了两三个月，其在建工工程款项分配表领取的7万元人工费包括长城及爱华工地的人工。刘振中称颜启军是老板，其在案涉工程从事维修事宜，蔡隆雄是管理员，自己受蔡隆雄管理。刘毅欣称其在案涉工程从事劳务，老板是颜启军，工资是颜启军发放，蔡隆雄负责现场施工管理，刘毅欣也受其管理。刘毅欣称颜启军2016年过年前发了工资后，再回来没有找到他了。原告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第一，只有案涉的每一个单据中备注的人员才与案涉工地有关，而出庭的证人只能说明其在整个大工业园项目中做过工地，不能证明其在原告提供的二期D区工地中做过土地平整项目。第二，这五位证人的身份无法核实。五位证人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能证明其证明内容。第三，关于案涉工地私下里在颜启军走后，蔡隆雄私下里是否有向其他人员承包，证人均不清楚。第四，案涉证人证言只能证明在爱华工地中，证人谌世远、刘振中有颜启军拖欠该两位证人的情况。并不能证明我方所主张的案涉工地是由颜启军挂靠的。并且证人刘毅欣也明确提及2016年过年时颜启军便失联。所以在2016年发生建工工地拖欠工资的情况，颜启军在2016年离开工地，与我方所陈述的由蔡隆雄私下进行承包相吻合。综上所述，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被告所反驳事项。同时，证人证言因为身份无法核实，又没有参与案涉工地的土地平整建设，所以证人证言存在重大瑕疵，对待证事实，无法进行核实。原告另称，其之前联系被告蔡隆雄向其讨要款项，被告给我方颜启军的身份证照片，让我方起诉颜启军，声称当时颜启军和被告一起合伙，相关的欠款应当由颜启军承担。我方当时因为找不到蔡隆雄的身份证号码，所以只能依据蔡隆雄提供的身份证号起诉颜启军。法院受理后，原告要求蔡隆雄出庭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证明其是合伙关系。蔡隆雄其后便失去联系。蔡隆雄称其从与原告对完工程量后，其手机没有关过机，也没有收到过原告的任何电话，有两个电话是要求蔡隆雄出庭作证的。其他的没有任何联系，蔡隆雄与原告并不熟。蔡隆雄也没有向原告提供任何颜启军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号码。三、另案认定的相关事实原告何金城曾起诉颜启军、广东粤晟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晟公司）、北京新兴建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宇公司）、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中国电子东莞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产业园公司）以及第三人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新兴东莞分公司），要求颜启军、粤晟公司、建宇公司、新兴公司、长城公司、电子产业园公司等六主体连带支付工程款661730元，案号为（2019）粤1972民初8627号。经查，何金城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主张的661730元工程款包括本案所主张的328070元。何金城在本案中作为证据提交的十二页打印的表格，也是何金城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提交的证据。何金城称，（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主张的661730元，除了被告蔡隆雄签名的328070元，其余的30多万元是只有被告的财务叶彩萍签名，因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与被告蔡隆雄有关，故在本案中没有主张。经查，何金城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主张的661730元工程款减掉其主张的被告蔡隆雄的，剩余333660元，何金城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提交的清单显示日期在2016年4月至5月，签名人处为“制表人：叶彩萍”。何金城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提交了一份“致：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我司与贵司签订了《中国电子东莞中电熊猫B区电子产品生产及配套项目、中国电子东莞中电熊猫C区电子产品研发及宿舍配套项目室外管网安装分包合同》及《中国电子东莞中电熊猫B区电子产品生产及配套项目、中国电子东莞中电熊猫C区电子产品研发及宿舍配套项目一期室外道路及周围配套分包合同》、现我司在中国电子东莞中电熊猫B区电子产品及配套项目、中国电子东莞中电熊猫C区电子产品研发及宿舍配套项目的农民工工资已付清，拖欠的材料费及机械费情况如下：……4、颜启伟，拖欠费用明细为工资，拖欠金额为104000元；……7、蔡隆雄，拖欠费用明细为工资，拖欠金额为150000元；8、吴元耀，拖欠费用明细为挖机费用，拖欠金额为10000元……我司承诺在收到贵司支付的本项目工程款后，3天内支付清本项目的拖欠款，不足部分由我司承担……”。下方“承诺书”处加盖了该“广东粤晟建设有限公司”字样印章，“承诺方委托代理人”处显示有“颜启军”字样签名。颜启军、粤晟公司对《承诺书》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何金城称，《承诺书》系从（2017）粤1972民初11019号、11021号案件中调取所得，这两个案件涉及的是另一个工程即“熊猫工地”，“熊猫工地”与本案所涉“长城工地”相邻，是两个不同的项目。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审判员问原告，为什么承诺书中没有原告的名字，原告则回答称，原告所经营的生意较多，其在当时发生欠款的情况下，有很多工人及施工人员都在粤晟公司处及工地处拉横幅、静坐，要求相关人员及相关部门负责，因原告怕相关人员将事情闹大，所以原告当时并未敢参与该行为，参与该行为的部分人员在粤晟公司的财务当场制作表格，要求相关人员签名，粤晟公司声称向发包方主张。何金城称，在涉案签证清单上签名的人分别为“蔡隆雄”、“叶彩萍”，其中“蔡隆雄”系颜启军聘请的涉案工地的总工，“叶彩萍”系颜启军及蔡隆雄聘请的财务。颜启军及粤晟公司均否认“蔡隆雄”、“叶彩萍”系其聘请的工作人员。原告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曾联系蔡隆雄，请求蔡隆雄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出庭作证，但蔡隆雄未出庭。对于原告提交的清单的备注的人名，原告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解释为，因为案涉工地有不同的监工及负责人员，且有时候存在着轮流监工的情况。当时每份清单都有相应的机械施工表，施工表都有对应的监工签名。叶彩萍、蔡隆雄收取了原告的机械施工表制作成了清单，并根据施工表的签名在备注部分进行备注，方便内部工作人员核对，总的工程是由蔡隆雄作为总工核对，中间叶彩萍在其任职期间也确认过。（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的庭前会议笔录中记录何金城关于回答审判员“原告是如何取得案涉工程”的问题时，称是由颜启军介绍原告进行，由颜启军进行挂靠管理，双方未就案涉工程签订书面合同。对于案涉工程的总工程款的问题，原告回答称，因为已经做完并且支付完毕的工程清单，已经被颜启军、李权或蔡隆雄收走了，故不清楚，已经支付的工程款是颜启军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也没有相应收据。（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何金城关于回答审判员“是谁找的原告做的案涉工程”的问题时，何金城称是由颜启军介绍何金城入驻该工程并进行机械施工，何金城主张颜启军当时自称是工地的项目经理。审判员进一步询问何金城，颜启军是以个人还是以哪个公司的项目经理的名义找其施工，何金城称，在其入驻工地前，颜启军自称是粤晟公司的项目经理。因为当时案涉工地已经开工很久，何金城在2016年入驻，也是基于对工地一直以来都有正常向其他工人或施工人员正常结算，基于对所谓的项目公司、项目经理的信赖，才入驻工地。何金城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主张涉案工程的合同相对方为颜启军和粤晟公司，主张颜启军挂靠在粤晟公司名下。另原告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主张其工程款对应的范围包括C区、D区的长城工程的砖渣挖运、拖车、土方运输、包括一期、二期都有。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颜启军称其从粤晟公司处承接了一期B区、C区的部分工程，施工期间为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在2015年上半年已经全部竣工。粤晟公司称其是在2014年10月从新兴公司处承接了长城B区、C区的部分室外工程，施工期间是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建宇公司称从长城公司承包了二期长城B区1号研发楼、4号厂房，长城D区生产及配套项目1、2号宿舍和7号地下车库，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了宇浩公司。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原告和颜启军、粤晟公司及建宇公司对于一期与二期工程的关系，都主张是根据时间先后划分，做完一期再做二期。原告称其提交的证据上有一期的工程，是因为一期工程后期存在很多施工、返工，故在2016年的时候一期仍在开挖，C区原告是同时施工了一期和二期。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颜启军问原告，你方是如何及何时找到颜启军承接案涉工程，在案涉工地所有承接的项目是否只是通过颜启军接触？原告陈述称在案涉工地所有承接的项目均是通过颜启军接触。粤晟公司询问原告，有无就案涉工程与粤晟公司接洽或商谈，原告称，颜启军向原告出示了颜启军与粤晟公司的挂靠合同，但没有向原告提供挂靠合同的原件和复印件。（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判决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确不足以证明颜启军挂靠粤晟公司与其建立了涉案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至于原告提及，颜启军可能挂靠“江苏宇浩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承建“长城项目”C、D区工程，该判决认为，原告先是主张颜启军挂靠粤晟公司与之成立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后又主张颜启军可能也挂靠“江苏宇浩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实施涉案工程，但现无充足证据证明“江苏宇浩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与粤晟公司、颜启军之间具体是何种关联，其非（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的必要共同被告，（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不予审查“江苏宇浩建筑工程安装有限公司”所涉工程范围。故判决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关于颜启军挂靠粤晟公司与其订立涉案建设工程合同关系的主张属实，认定原告主张颜启军、粤晟公司拖欠其工程款661730元的事实依据不足，驳回原告何金城的全部诉讼请求。现（2019）粤1972民初8627号判决已生效。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如存在，被告应付的工程款数额为多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故原告对其该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理由如下：首先，原告提交的十二页清单形式上部分为工程量核对单，部分载明了工程量及工程单价，被告在工程量或工程款核对单上签名并不意味着被告一定是发包该工程给原告的发包人。相反，原告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多次主张被告蔡隆雄系管理涉案工程的总工，是以施工管理人员的身份在清单上签名，并非以发包人的身份签名。原告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也多次陈述，原告是由颜启军介绍入驻该工程并进行机械施工，原告并进一步陈述，颜启军当时自称是工地的项目经理，并自称是粤晟公司的项目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原告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的相关陈述，明显与原告在本案中的主张相矛盾。原告对于同一事实在不同案件中进行完全不同的陈述，违背了诉讼诚信原则，故本院对原告在本案中的陈述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故对于原告陈述是从颜启军处承接的案涉工程的事实，被告无需举证证明。现原告欲推翻自己在（2019）粤1972民初8627号一案中的陈述，主张是被告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原告，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但原告对此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本案中，被告亦提交了建工工程款项分配表载明被告也从涉案工地领取工资，被告申请的证人也证明被告并非发包人，而是工地的管理员。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工程款，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本案无需对涉案工程款的数额进行认定，本院就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金城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110.5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阳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何思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