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41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瑞中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5761519286。法定代表人：周月灶，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劲松，重庆言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三联现代包装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璧山区奥康工业园区****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203187653G。法定代表人：黄开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祯洪，重庆渝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净，重庆渝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宜信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MA5UNR926R。法定代表人：洪付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祯洪，重庆渝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净，重庆渝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林友义，男，197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成志，重庆芊羽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瑞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三联现代包装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公司）、重庆宜信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信公司）、原审第三人林友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0民初9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瑞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劲松，被上诉人三联公司和宜信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祯洪、黄净，原审第三人林友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成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瑞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解除上诉人与三联公司于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并由二被上诉人将厂房腾空交还给上诉人。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按每平方米每月6元向上诉人交纳房屋租金，2020年3月1日起按每平方米每月7元向上诉人交纳房屋租金。2.改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房屋租金731700元，并按月息2%支付利息，至一审起诉时欠付利息为190242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依法改判。1.被上诉人三联公司支付了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的租金共计135540元后，未再向上诉人支付租金，三联公司违约事实清楚、明确，应当判决解除上诉人与三联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2林友义与黄开串股权转让合同仲裁案中，林友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就转账凭证发表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因该质证意见就认定被上诉人不欠付房屋租金，于法无据；3.一审法院凭被上诉人三联公司的一份《补充协议》的复印件，就认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三联公司欠付租金，于法无据；4.宜信公司的股东也是三联公司的股东或股东的子女，宜信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中，也有一份与案涉《厂房租赁合同》一样的租赁合同，在本案庭审过程中，三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开串明确表示，三联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目的是为了注销三联公司，宜信公司成立后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其应该支付后续的房屋租金；5.黄开串与林友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黄开串及其委托代理人共计支付股权转让款155万元，租赁合同签订后，三联公司仅向上诉人支付过一次房屋租金，一审法院认为林友义与上诉人瑞中公司身份混同、财产混同，于法无据。6.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另二公司即重庆航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墙公司）、重庆中冠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冠公司）均没有收到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要求将租金支付给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且该租金均是前述二公司直接支付给瑞中公司及其指定的相应人员，二被上诉人一审陈述不属实。三联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林友义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多次自认三联公司分两次转账支付的82万元系支付给林友义的租金，林友义在一审庭审中亦认可《补充协议》的签名是他本人的签名，三联公司是因为和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达成了《补充协议》才没有另行支付租金。黄开串支付给林友义的155万元股权转让款已转换为被上诉人三联公司支付给上诉人的租金，上诉人要求解除租赁合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合同应该继续履行。本案中股权收款人是林友义，租金约定的收款指定人也是林友义，补充协议上加盖了印章，林友义认可把股权转让款转为租金，即股权转让款转为租金得到了上诉人的追认、确认。航墙公司、中冠公司支付租金的问题，一审中被诉人举示了法院张贴了公告，要求租金支付给执行局的证据。案涉房屋租金没有支付的原因是补充协议，故法院没有向被上诉人提取租金。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宜信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宜信公司与上诉人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不是适格被告；宜信公司使用上诉人交付的厂房系合法占用使用，未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黄开串支付的155万元股权转让款已转换为租金，上诉人与三联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应当继续履行。林友义辩称，补充协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理由如下：1.补充协议系复印件，且林友义否认签署过任何补充协议，在没有原件核实的情况下，不应将其作为本案裁判的主要证据；2.2017年2月20日补充协议签定后，三联公司并未收取另外两个厂房租金，另外两厂房的租金一直由上诉人收取至今，三联公司并未提出异议。3.证人叶宗权系被上诉人三联公司股东，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不应采纳其证言。4.股权转让纠纷与本案房屋租赁纠纷无关，不应将黄开串支付的155万元股权转让款抵扣本案的租金；5.本案并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形，一审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而应适用普通程序。瑞中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告瑞中公司与被告三联公司于2017年1月11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二被告将该厂房腾空交还给原告，在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按每平方米每月6元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从2020年3月1日起按每平方米每月7元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2.判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731700元，并按月息2%的标准支付利息，即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至今二被告欠付的利息为190242元；3.判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3月1日起至二被告腾退房屋时止按每月1000元的标准计算的门卫工资，至今未支付的门卫工资为27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瑞中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三联公司（作为乙方）于2017年1月11日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重庆市綦江区桥河工业园区的1号厂房（建筑面积为3765平方米）出租给乙方，租赁期限为5年，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22年2月28日止。该租赁合同第四条约定，租金实行先付后用的方式支付，第一年到第三年租金单价为每平方米每月6元，第四年和第五年租金单价为每平方米每月7元，乙方入场时向甲方支付30000元作为租赁保证金（延期至2018年1月交），租金支付方式为6个月为一期支付，乙方提前7天向甲方支付下一期租金，租金支付至林友义在中信银行重庆营业部的账户（账号：XXX），如乙方不按时交纳租金，甲方有权立即终止租赁合同，在签订合同三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首期厂房租金共计135540元整，消防器材1号厂房收取8000元押金，到期退还，门卫工资每月支付1000元。《厂房租赁合同》还约定乙方在租赁期内实际使用而产生的水、电、通讯等公用事业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园区对企业的清洁费，乙方应按时交纳。该租赁合同第八条约定了合同的变更和解除：“1.本合同条款的变更须经双方协商后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2.双方同意在租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即予终止，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A.该物业因社会公共利益被依法征用；B.该物业因城市建设，列入动迁范围的；C.该物业因自然灾害而损毁、灭失或被鉴定为危险房屋的；D.甲、乙双方如有一方因故不能履行本合同，并征得对方书面同意的。”合同第九条约定了违约责任：“1.乙方逾期支付租金的，除应当及时付清该部分租金外，还须以每天1%向甲方支付该部分租金的滞纳金，如乙方逾期超过10天且在甲方书面催告后2天内仍未支付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该合同由甲方的法定代表人林友义和乙方的股东叶宗权签字并加盖双方公司公章确认。合同签订后，三联公司于2017年2月15日向瑞中公司支付了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的租金共135540元，款项支付至林友义的银行账户（账号：XXX）。从2017年9月1日起至2020年4月24日恢复法庭辩论终结前，关于本案租赁房屋，应支付的2017年9月1日起至2020年4月24日止的全部租金为725139元。瑞中公司于2017年3月便将案涉租赁房屋即厂区内1号厂房（3765平方米）交付三联公司使用，三联公司又将租赁房屋交给宜信公司使用，宜信公司正常使用经营至今。庭审中，二被告自称，宜信公司成立的时间在三联公司成立之后，三联公司的股东叶宗权亦是宜信公司的股东（叶宗权于2019年1月起不再是宜信公司的股东），宜信公司的大股东为三联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开串的子女，基于这样的关系，2017年3月至2018年8月期间，三联公司未向宜信公司收取租金，宜信公司从2018年9月起即按瑞中公司与三联公司之间的《厂房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和期限向三联公司转账支付了此后的租金至今。原告瑞中公司于2011年5月25日成立，注册资本101万元，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为林友义，林友义持股50.5%，周朝先持股24.75%，周月灶持股24.75%；2016年1月12日，林友义将其持有的50.5%的股份转让给陈锡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锡林；2016年10月13日，陈锡林将其10%的股权转让给林友义，同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林友义；2019年7月，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林友义变更为周月灶。2016年12月29日，瑞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友义与三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开串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书》，约定鉴于林友义承诺收购瑞中公司的所有股权，待林友义持股100%之后，就林友义向黄开串转让瑞中公司50%股权的事项达成本协议，林友义将其持有的瑞中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黄开串，转让价格为675万元整，转让款分三期支付，在工商部门办理完50%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黄开串支付剩余第三期转让款，双方如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可将争议提交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股权转让意向书》签订后，2016年12月30日，三联公司通过其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账号为：XXX）向林友义的账户（林友义账户的账号：XXX）转账两笔，金额分别为50万元和32万元：2017年1月16日，黄开串通过银行转账23万元给三联公司的股东叶宗权，再由叶宗权将该23万元转账汇款给林友义（林友义账户的账号：XXX）；2017年1月18日和1月23日，黄开串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林友义指定的收款人林如分别转账30万元和20万元；以上五笔款项系黄开串向林友义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共计155万元。2018年，林友义与黄开串因《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履行发生争议，黄开串作为申请人向重庆仲裁委员会提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要求解除二人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书》，并要求林友义返还股权转让款155万元和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该案于2018年4月23日开庭，当时林友义仍为瑞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友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即本案原告瑞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劲松）出庭参加该案庭审并答辩称申请人黄开串未按合同约定（指《股权转让意向书》）履行，在仲裁庭审笔录第4页第22、23行和第5页第1、2行，林友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对黄开串举示的证据质证时称：“对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客户对账单（XXX）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确实是三联公司支付给被申请人的，对关联性有异议，实际上是三联公司支付给瑞中公司的租金，双方有签订租赁协议。”在仲裁庭审笔录第8页第12、13、14行举示证据时林友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第三组证据：《厂房租赁合同》，拟证明重庆瑞中科技有限公司与重庆三联现代工业包装有限公司是租赁关系。瑞中将厂房租给三联公司，三联公司需要支付租金。因此三联公司支付的款项是租金。”在仲裁庭审笔录第12页第21行、22行，仲裁员问：“实际支付的款项，申请人认为支付了155万元，被申请人认为除了82万元即支付了73万元转让款？”笔录第13页第1行林友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是的，支付了73万元。”在本案中，原告瑞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仲裁案林友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同一人，其对在仲裁庭审中的陈述辩解到：“因为我当时不好判断该82万元的性质……在该82万元款项性质存疑的时候，由于申请人的仲裁案由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申请人认为该82万元是股权转让款，我方当时为了对抗申请人，才抗辩82万元是租金，在仲裁的时候确实我没有认真分析该82万元真实的款项性质，但是今天我还是坚持该82万元是股权转让款。”仲裁过程中，三联公司向重庆仲裁委员会提交了《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兹有黄开串（身份证号XXX）是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开串于2016年12月30日委托公司分两次向林友义转款50万元、32万元，以上合计82万元款项全部是我公司代黄开串向林友义支付。”在仲裁庭审笔录第8页第22行、第23行、第9页第1行黄开串一方称：“协议签订在2016年12月29日，转款时间是2016年12月30日，金额也恰好是50万元。所以，该两笔款项是股权转让款，并非租金。”在仲裁庭审笔录第12页第23行，当仲裁员询问黄开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时，黄开串一方称：“是的，支付了155万元。”在本案中，三联公司辩解称：“首先2016年12月30日转的两笔共计82万元，根据《股权转让意向书》以及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反映，款项的性质确实是股权转让款，所以黄开串作为申请人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为由提起仲裁，并在2018年4月23日仲裁庭审中坚持款项的性质是股权转让款，后来黄开串知道有叶宗权与林友义在2017年2月达成了补充协议，款项性质发生变化，黄开串就撤回了仲裁的申请。”黄开串本人辩解称：“当时仲裁开庭我没有参加，我仲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么还给我股权转让款，要么抵扣租金，后来仲裁结束后我在证人（指叶宗权）这里了解到有补充协议后，我就撤回仲裁申请了。”在黄开串撤回仲裁申请后，林友义至今未就《股权转让意向书》提起仲裁。一审庭审中，三联公司为证明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55万元已转化为厂房租金的事实，举示了《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补充协议》复印件上甲方为瑞中公司，乙方为三联公司，内容为：“1.因甲方未履行股权变更，乙方支付给甲方155万元；2.原合同中的重庆市綦江区桥河工业园区47.02亩（建筑物约12454平米）的租赁权转交给乙方，期限为两年还清155万为止；3.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4.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本协议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一式贰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补充协议》复印件甲方法定代表人处显示有签名为“林友义”的字样（复印件），公章处显示盖有瑞中公司的公章（复印件），乙方公章处显示有签名为“叶宗权”的字样（复印件）和盖有三联公司的公章（复印件）。对于这一份《补充协议》复印件，三联公司在庭审中称：瑞中公司与三联公司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而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书》，双方在此之前无其他合同，为解决两个合同一揽子的问题，瑞中公司与三联公司进行了协商，由林友义起草了前述《补充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各执一份，三联公司的原件遗失了；《补充协议》中的“原合同”应该是指《厂房租赁合同》和《股权转让意向书》的总体内容，按《厂房租赁合同》的约定，三联公司实际只承租了瑞中公司1号厂房共3765平方米的建筑物，瑞中公司厂区内的合法建筑物只有1号、2号、3号厂房，2号和3号厂房由瑞中公司出租给了另外两个公司并交付承租人使用，三联公司在发现《补充协议》中的面积无法兑现时，叶宗权便向2号、3号厂房的承租人收取租金，但却被2号、3号厂房的承租人告知因瑞中公司作为相关案件的被执行人，2号、3号厂房的租金已被人民法院执行局提取；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人员曾要求向三联公司提取租金，三联公司向法院工作人员出示了《股权转让意向书》后，人民法院便没有向三联公司提取租金；三联公司了解到案涉土地已经抵押给银行，而瑞中公司有大量债务，银行也准备提起拍卖，三联公司觉得就《补充协议》中的面积无法兑现一事起诉至法院可能也于事无补，三联公司的想法就是使用股权转让款冲抵租金，最后根据租赁的期限予以清偿。原告为证明《补充协议》复印件的真实性，申请了证人叶宗权出庭作证，证人作证称：“自己是三联公司的股东，因林友义无法履行转让瑞中公司50%的股权给黄开串，林友义就应退155万元给黄开串，但林友义资金困难，双方商量由三联公司收取瑞中公司的厂房两年的租金，作为股权退款；林友义与黄开串、证人多次协商了这一事宜，林友义起草了《补充协议》，因黄开串在璧山，证人在綦江，林友义将起草好的《补充协议》交给证人，证人便去三联公司在璧山的住所地拿公章办理了《补充协议》并交给了林友义，协议约定整个厂区的租金由三联公司收取两年，但三联公司去向2号、3号厂房的承租人收取租金时却被告知租金已交给了人民法院，瑞中公司从未向三联公司催收租金，《补充协议》原件不知怎么遗失了；证人与黄开串是亲戚关系，与林友义是浙江老乡，三联公司的事务由证人主管对外销售，黄开串主管经营，两人均可使用公司公章，无需征得对方批准，中途协商时黄开串有参与，但最终由证人经办，证人在办理好《补充协议》后因企业搬家工作繁忙，未将签订《补充协议》一事告知黄开串，黄开串在2018年提起仲裁，证人得知后便将《补充协议》立即告知黄开串，黄开串便撤回了仲裁申请。”原告瑞中公司对该《补充协议》复印件和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如果《补充协议》复印件属实，黄开串就不可能提起仲裁，并且证人证言对细节的陈述不清楚，自相矛盾。经一审法院依法询问，林友义对《补充协议》复印件发表意见称：“《补充协议》复印件上甲方法定代表人“林友义”的字迹是我本人的字迹，但《补充协议》复印件怎么来的不清楚，三联公司和黄开串曾提出过用股权转让款冲抵租金，但我不同意，我口头上吩咐工作人员向三联公司收取租金，但三联公司不给，为方便办事，我在2017年3月、4月将瑞中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交给了叶宗权保管了两个月，后来我才收回，林如是我的妹妹，也是我的财务，被告举示的《补充协议》复印件是无中生有。”一审庭审中，三联公司举示了群名为“瑞中发展共赢”的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该微信群系林友义管理厂区出租事宜的交流平台，在2018年和2019年，瑞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友义向其厂区内的三个承租户按期催收了2018年3月至2018年12月的水费、保洁工资，宜信公司作为次承租人将自己应承担的部分支付给了林友义个人微信账户，三联公司举示的聊天记录中无任何关于林友义或瑞中公司向三联公司催交租金的内容。对于三联公司举示的“瑞中发展共赢”的微信群聊天记录，瑞中公司未举示相反证据证明其向二被告催收过租金。三联公司认为，保洁工资就是《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的门卫工资，每月由三家公司固定分摊，三联公司自认其已支付保洁费至2019年7月，因原、被告发生纠纷后，原告便没有在微信群收取水费和保洁费，二被告愿意支付之后的水费和保洁费，但需要原告方出示具体数据。三联公司还提出，黄开串在2017年代瑞中公司支付了约11.3万元款项，其中8万元用于购置变压器，另向赵立滨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的3.3万元系挖厂区变压器电缆沟的劳务费和材料费，赵立滨是施工方，这11.3万元是三联公司借给瑞中公司的款项，如果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就应该在本案中抵扣这些款项；瑞中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瑞中公司认为如果这是借款，三联公司应将变压器户头变更给瑞中公司，如果变压器是三联公司所有，则该款项与瑞中公司无关。瑞中公司称，三联公司在最初租赁厂房时便搭建了300平方米的工棚，侵犯了瑞中公司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请的租金包含了这300平方米工棚的租金，被告迟延支付的每期租金所产生的违约金应分别计算。原告在诉前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冻结三联公司、宜信公司的银行存款100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30日冻结了宜信公司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相关账户。经一审法院多次调解，二被告同意以下调解方案：用三联公司2016年12月30日向林友义支付的82万元冲抵2017年9月至2020年2月的租金，多退少补，从2020年3月起《厂房租赁合同》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由宜信公司承担，黄开串与林友义就股权转让的剩余款项及违约责任由双方另行解决。但瑞中公司坚决要求解除案涉租赁合同和支付相应租金及违约金，致调解不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是否存在约定或法定的解除《厂房租赁合同》的情形。本案中，瑞中公司提出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三联公司从2017年9月1日起未按约定支付租金等费用，按《厂房租赁合同》第四条和第九条约定，三联公司逾期支付租金的，瑞中公司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对于原告该理由能否成立，评析如下：第一，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二被告欠付原告租金。黄开串通过自己账户或三联公司账户共计向林友义支付的155万元款项的最初性质为股权转让款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此予以确认；其中有82万元是由三联公司支付到林友义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号为XXX的账户中，还有23万元由叶宗权的账户转账至林友义中信银行账号为XXX的账户中，而这一账户是《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瑞中公司收取租金的银行账户。案涉租赁合同系公司之间的合同，瑞中公司本应将公司的账户约定为收取租金的账户，但租赁合同约定的收款账户是林友义的个人账户，三联公司于2017年2月15日支付给瑞中公司的首期租金135540元是支付至林友义另一账号为XXX的个人账户中，而林友义也通过这一个人账户收取了82万元股权转让款，本案中三联公司应付的租金既未支付至瑞中公司银行账户，也未支付至《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林友义个人银行账户。瑞中公司收款账户系由瑞中公司指定或其法定代表人指定，而通过前述收款账户的安排可见瑞中公司或林友义在财务管理上的随意性。《厂房租赁合同》的双方为瑞中公司和三联公司，《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双方为林友义和黄开串，而林友义在签订前述两份合同时，身份为瑞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友义既是《厂房租赁合同》中瑞中公司租金的收款人，也是《股权转让意向书》中股权转让款的收款人，事实上林友义收取租金是使用的其收取股权转让款的账户，而其应收取的部分股权转让款又支付至《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瑞中公司收取租金的账户，林友义收取自己的股权转让款和收取瑞中公司租金的账户均为林友义的私人账户，且收款账户的安排随意，相关款项的支付缺乏公私界限，又无任何规范，由此可见，林友义的个人银行账户既为个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使用，亦被单位的经营行为所使用，故林友义的个人财务管理与单位经营活动的财务管理已经混同。仲裁案中被申请人林友义系本案原告瑞中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作为当时瑞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林友义可代表瑞中公司对外就租金问题进行表态，作为自然人的林友义可决定其已收到的股权转让款的相关用途。林友义在仲裁案中已表达了2016年12月30日三联公司支付的82万元为瑞中公司收取的三联公司的租金，林友义作为法定代表人这一特殊身份在仲裁案中对瑞中公司的与本案有关联的事务进行的表态对其本人和瑞中公司均有约束力，并且两案中林友义和瑞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同一人，林友义在仲裁案中是被申请人，但作为瑞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这一身份仍然存在，而且相关财务严重混同，虽然仲裁案与本案诉讼主体有差异，瑞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对其前后不一致的陈述进行了解释，但其并未证明其在仲裁案中是因胁迫或重大误解作出的自认，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仲裁案和本案中作出相反的陈述，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厂房租赁合同》、《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各方当事人具有牵连关系，现被告三联公司举示了《补充协议》复印件，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上面甲方瑞中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笔迹确实为林友义的笔迹，林友义在仲裁案的陈述和三联公司提交的《补充协议》复印件使得二被告是否欠付瑞中公司租金存疑。在“瑞中发展共赢”的微信群中，林友义在2018年、2019年均不间断地催收三联公司当期应支付的水电费和保洁费，可见林友义在积极地行使催款的权利，若瑞中公司所述的三联公司从2017年9月1日起拖欠租金属实，那么租金的金额巨大，林友义必定会更加积极行使催款的权利，但该微信群中未见林友义催收租金的记录，瑞中公司也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期间其向三联公司催收租金，在金额较小的水电费和保洁费都多次催收并对账的情况下，对金额巨大的租金不闻不问明显不符合情理，可见林友义不催收租金与收取股权转让款存在关联，从相反角度印证了被告抗辩理由的真实性。黄开串共向林友义支付了155万元的款项，这一金额超过了本案恢复法庭辩论终结前产生的租金金额，三联公司举示了相应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原告股权转让纠纷未经裁决，原告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被告现欠付原告租金和被告严重违约，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原告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二，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案涉《厂房租赁合同》亦不应解除。被告黄开串曾提起仲裁要求解除《股权转让意向书》，说明林友义与黄开串之间在2018年4月之前就《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履行已经发生了纠纷，林友义认为是黄开串未按《股权转让意向书》履行义务，那么在黄开串撤回仲裁申请后，林友义也应当及时提起仲裁要求解决股权转让的争议，但林友义至今未提起仲裁要求解决该纠纷，同时其又一直控制黄开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55万元，林友义既不提起仲裁也不退还黄开串款项，而是控制155万元款项至今，三联公司现抗辩双方已使用股权转让款冲抵了相应租金，在股权转让纠纷没有最终仲裁结果的情况下，如判决解除案涉租赁合同并由被告支付租金，有违公平正义原则。第三，本案原、被告的相关法定代表人之间由于存在纠纷，林友义和瑞中公司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未向二被告主张厂房租金，林友义也未就《股权转让意向书》行使相关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判断三联公司是否违约和违约程度的严重性时应慎重对待，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三联公司存在严重过错和违约，审理中二被告提出了相应的可行的调解方案，故瑞中公司的合同目的并非完全不能实现，宜信公司使用租赁的厂房正常经营至今，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从保护企业稳定生产，维护当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案涉租赁合同也不宜解除。第四，关于门卫工资，根据查明的事实，门卫工资即“瑞中发展共赢”微信群中的保洁费，被告已举示相关证据证明门卫工资已由相关承租人根据林友义的提示实际进行了分摊，因此该项诉讼请求的举证责任再次转移至原告，在原告未能进一步举示新的证据之前，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黄开串在仲裁案中称155万元均为股权转让款，而在本案中坚持称款项性质为租金的相反陈述，瑞中公司及黄开串本人已在本案中作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称黄开串此前不知道瑞中公司与三联公司曾达成了《补充协议》，故坚持要求林友义返还股权转让款155万元。从《补充协议》复印件上经办人不是黄开串和黄开串撤回仲裁的事实来看，黄开串的辩解符合情理。综上所述，对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重庆瑞中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644元、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11644元，由原告重庆瑞中科技有限公司自行承担（已交纳）。”二审中，上诉人举示了其与案外人重庆航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中冠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16日和2018年7月70日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两份，案外人重庆中冠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另举示了网上银行的电子回单、银行交易明细、常住户口登记复印件，拟证明重庆航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中冠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将另外两个厂房的租金支付给上诉人指定的林友义及其母亲，三联公司陈述曾向另外两个承租上诉人厂房的公司收取租金，后因为租金被法院提存才未收到租金并不属实，《补充协议》根本不存在。三联公司、宜信公司质证认为，上诉人举示的以上证据不属新证据，且未参与合同签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如证据属实，重庆航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中冠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将另外两个厂房的租金支付给林友义及其母亲，证明瑞中公司所有财产控制人是林友义；证明上诉人、林友义与案外人重庆航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中冠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相互串通，逃避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原审第三人林友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本院对瑞中公司二审举示的证据在后文综合评析。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经二审多次调解未果。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对以下事实无争，为基本客观事实：1.三联公司与瑞中公司之间2017年1月11日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之后仅于2017年2月15日支付了至2017年8月31日的首期租金135540元。2.三联公司与瑞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开串与林友义之间于2016年12月29日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2016年12月30日至2017年1月23日，黄开串共向林友义支付155万元。3.黄开串诉林友义股权转让仲裁案中，林友义不承认155万元中的82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而认为是租金。黄开串撤回仲裁申请后，林友义未退还黄开串该155万元。4.三联公司向瑞中公司支付的租金支付至林友义的个人账户，黄开串向林友义支付的部分“股权转让款”亦支付至该个人账户。5.没有证据证明瑞中公司和林友义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向三联公司或宜信公司主张过厂房租金。由以上基本事实结合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可知，三联公司与瑞中公司之间存在厂房租赁合同关系，几乎同时三联公司与瑞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开串与林友义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虽然二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与二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且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但从全案来看，本案纠纷引起，实与主体之间的严重关联及两个法律关系处理时的纠缠相关。本案纠纷中，虽然涉及两个法人民事主体及两个自然人民事主体，如前所述及一审法院分析所述，三联公司与瑞中公司及两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并非严格按公司法的规定在进行，存在随意性。本案中，无论是履行《厂房租赁合同》或是履行《股权转让意向书》，收款方均系林有义或其指定收款人。二审中，瑞中公司举示的向其他公司收取租金的证据亦表明即使在林有义未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租金仍由林有义或其亲属收取，可见瑞中公司财务未严格按公司法的规定进行，亦可见瑞中公司与林有义之间存在严重的财务混同。如严格区分两个法律关系来分析判断两个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显然不符事实的客观性及民间交易习惯、解决纠纷的习惯，将产生不公并导致纠纷复杂化。黄开串向林有义支付了155万元股权转让款，林有义并未退还；林有义还称在2017年3、4月份曾将公司印章和营业执照交由叶宗权保管了几个月，双方还就股权转让款抵租金问题进行过协商；瑞中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在近两年时间内向三联公司催交过租金。基于两公司与两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财务混同，当然出现互负金钱债务抵销之可能。从仲裁案及本案一、二审庭审及调解经过看，或仅因抵销多少存在分歧而产生纠纷。综合当事人陈述等全案事实，足以证明三联公司、黄开串、宜信公司有履行租赁合同之诚意。一审法院和本院二审庭审及调解中，三联公司、黄开串、宜信公司的当庭陈述和调解方案中均明确表明继续履行合同的态度。相反，瑞中公司及林有义调解中坚持上调本合同期内租金标准及索求高额股权转让违约金，以致调解不成。瑞中公司及林有义撇开二者财务混同之事实，意图以两个法律关系以及对方未交租金的抗辩理由依据不足为由，谋求解除合同、获取利益，有违诚信，本院对其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瑞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88元，由上诉人重庆瑞中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倪洪杰审判员  周海燕审判员  秦 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院印书记员黄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