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25民终17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和富，男，1970年1月25日生，彝族，农民，住弥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娜，云南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国仙，女，1996年6月24日生，彝族，农民，住弥勒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应锋，男，1957年3月4日生，彝族，农民，住弥勒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文仙，女，1956年4月24日生，彝族，农民，住弥勒市。被上诉人暨以上3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祥，男，1983年4月24日生，彝族，农民，住弥勒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李红，男，1989年10月17日生，汉族，农民，住建水县。上诉人杨和富与被上诉人李应锋、赵文仙、赵国仙、李金祥、原审第三人李红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20）云2504民初194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杨和富上诉请求：一、请求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争议的土地来源和使用权属清晰明确，上诉人就是诉争“平行栽租”的土地合法的使用权人。（一）关于土地来源。上诉人的父亲杨永祥（杨有祥）在1981年至1983年“林业三定”时期，根据当时的政策经村小组划分取得位于“平行栽租”的自留山在先，按照自留山承包到户、分户经营管理的原则，上诉人的父亲杨永祥（杨有祥）在自己的自留山范围内开荒种地一段时间以后，因经济窘迫、交通条件不便的原因造成土地的部分荒置。被上诉人李应锋一家见诉争土地荒置便擅自对土地进行管理使用，上诉人家发现以后及时提出异议，经双方商议，出于邻里情谊，上诉人便同意暂将土地交由被上诉人一家管理耕种一段时间。随后2007、2008年，我国实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以“林业三定”时期划分得的自留山证为基础，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核换了新版《林权证》给上诉人的父亲杨永祥（杨有祥）。至2018年我国实行第三次土地调查工作，因栽种于诉争土地上的桉树已于2017年被霜冻致死，且被上诉人已将诉争土地出租给案外人栽种三七，故有关部门经实地调查诉争土地的现状、面积和权属，通过卫星定位确认土地的空间坐标，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调查结果进行公示，在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才向上诉人核发了代码532504202203020047J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诉争“平行栽租”的土地编号5325042022030200587登记确权给上诉人，并记载土地的用途为林业。此后，2019年向被上诉人承租诉争土地栽种三七的案外人便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依法逮捕并予以追究刑事责任。（二）关于诉争土地的使用权属。本案中，虽然未能查到杨永祥户的自留山证登记情况，但从一审其他几个案件的原告及其家属持有的“平行栽租”自留山证和林权证、以及杨永祥2008年取得的林权证书可知，上诉人的父亲杨永祥自1983年便已取得对诉争“平行栽租”土地的管理使用权，并且杨永祥林权证上记载的“平行栽租”的林地四至界限与现在上诉人及其弟弟杨和友2018年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平行栽租”的承包地界线相一致，与上诉人主张诉争土地系父亲杨永祥分给自己的事实陈述相吻合。加之，弥勒市人民政府据以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工作成果，于2018年5月28日向上诉人颁发代码为532504202203020047J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国家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之规定，上诉人即为诉争“平行栽租”土地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人。（三）本案被上诉人长期持续管理耕种诉争土地不能构成被上诉人合法享有诉争土地管理使用权的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同一村集体组织成员，自1981年至今的期间，被上诉人李应峰还曾担任过该村小组村长一职；但是，自1983年上诉人的父亲杨永祥取得“平行栽租”的自留山到2008年取得“平行栽租”的《林权证》，再到2018年上诉人取得“平行栽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五山乡乌衣村委会石万村小组始终坚持将“平行栽租”的土地承包给上诉人家。反之，被上诉人主张诉争“木去本勒”的土地系经其开荒后于1999年正式取得土地承包证，被上诉人找来的证人却某被上诉人“木去本勒”的承包地是1981年就经分配取得的，都无法改变五山乡乌衣村委会石万村小组从未将诉争土地承包给被上诉人的事实。加之，被上诉人管理诉争土地之初系经过上诉人父亲杨永祥的同意，但在被上诉人管理使用诉争土地以后，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提出返还土地，但被上诉人均予拒绝才造成被上诉人长期持续管理耕种诉争土地的事实。该点，被上诉人也当庭承认上诉人找过自己要土地。因此，本案被上诉人因强占造成长期持续管理耕种诉争土地的事实不是被上诉人享有诉争土地管理使用权的合法依据，被上诉人不得侵犯上诉人对涉案土地的管理使用权。二、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平行栽租”的土地与被上诉人“木去本勒”的土地混为一谈，将地处两个不同地方的土地认定为同一地块上存在管理使用权争议是本案最大的错误。上诉人以其父亲1983年取得位于“平行栽租”的自留山在先，经2007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换发取得“平行栽租”的林地《林权证》，再到2018年因家庭内部已经分家分地，据于土地现状的改变经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政府相关部门向上诉人颁发了位于“平行栽租”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主张自己对“平行栽租”的土地享有合法的经营管理使用权，要求无权占有和使用“平行栽租”土地的被上诉人返还土地。为此，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平行栽租”的土地系其1999年登记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名为“木去本勒”的土地，其管理自己的承包地不存返回为由进行抗辩。综上，一审法庭围绕争议焦点之一“诉争土地应归谁所有”，对上诉人“平行栽租”的土地与被上诉人“木去本勒”的土地是否为同一地块展开了详细的调查；但是，被上诉人非常明确及肯定“木去本勒”与“平行栽租”是不同的两个地方，强调诉争土地的地块名称实为“木去本勒”，而“平行栽租”在另外的其他地方。既为两个不同的地方，一审法院却在未查明诉争土地地名的情况下，错误的认定上诉人“平行栽租”的土地与被上诉人“木去本勒”的土地存在管理使用权的争议，实在过于荒诞。三、本案诉争土地的地块名称就叫“平行栽租”，该地块与被上诉人所述地名“木去本勒”毫无关联。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诉争土地的地块位置均没有争议，并且一致认同在争议地块旁边存在案外人“李成文”的土地；但是，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交的“李成文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薄》”，李成文户在诉争地块位置的土地地名为“平行栽租”，而且，李成文户两块“平行栽租”承包地的四至界限相邻、相接处并没有被上诉人户的土地，该证据足以证明诉争土地的地名为“平行栽租”，而不是被上诉人主张的“木去本勒”。相反，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诉争的“平行栽租”的土地系其1999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名为“木去本勒”的承包地，其主张存在以下几点问题：第一、合法性上：一方面，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其户199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与“农业承包土地四至界限表”、以及《农业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的“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三者的内容相互矛盾，其名为“木去本勒”的地块在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根本没有记载，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和“农业承包土地四至界限表”上则是登记的地块名称、亩积、四至界限等内容不相一致，其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办法》第9条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记载的事项应一致”的规定；1999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人工手写填上去的，无法排除土地承包人在拿到证书以后自己添加内容的情形发生。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被上诉人1999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还是从“农业承包土地四至界限表”，都无法反映出被上诉人“木去本勒”的土地位于何地、相邻权属人有哪些，也不能反映出其“木去本勒”的土地与诉争的“平行栽租”系同一地块、同一四至界限；加之被上诉人坚称享有“木去本勒”的承包地，只是在2018年换发新的土地承包证时被政府登记漏了，其已提出异议，但是被上诉人所谓的异议至今没有任何受理的凭据。根据上述两点，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办法》第2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之规定，被上诉人户1999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上根本没有“木去本勒”地块的内容信息，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其享有“木去本勒”的承包地不具有合法性，更不能说明“木去本勒”的位置就是诉争土地的位置。第二、合理性上：1、综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一审提交的证据，从上诉人提交的“李成武（另案上诉人杨自文继父）”1983年取得的位于“平行栽租”土地的《自留山证》，到上诉人父亲杨永祥2008在取得的“平行栽租”土地的《林权证》，再到上诉人2018年取得的“平行栽租”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及被上诉人提交的“李光付”1981年位于“平行栽租”的承包地登记册，足以说明“平行栽租”这个地块名称自始存在。因此，被上诉人辩称诉争土地的实际名称应为“木去本勒”的说法完全不具备合理性；何况2018年在诉争土地区域，不只是登记了上诉人一户的土地，因此政府部门不可能登记错误。2、按照政府职能部门办证、换证的工作原则和工作习惯，1999年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至今，期间2007年曾实施过一次补换发土地证的情况，当时已经对1999年颁发的老证进行过回收；而到2018年又再次核发新证，也对之前的土地证进行过一次回收，上诉人以及另案上诉人等人1999年的证书均已交还政府，但被上诉人至今还持有1999年的土地承包证书有违常理。3、针对被上诉人一审坚称其享有“木去本勒”的承包地，只是在2018年换发新的土地承包证时被政府登记漏了，其已提出异议这一情况，从被上诉人提交的《异议申请书》和《遗漏承包土地申请书》两组证据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本次2018年换发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实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欲登记确权的土地进行过公开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的承包地最终才予以登记发证；另一方面，被上诉人一直向政府反映的问题均只限于其“木去本勒”的承包地被登记漏了，而不是登记错了。如若像被上诉人所述其“木去本勒”的承包地被错误地登记为“平行栽租”，并确权给上诉人，那么被上诉人在当时向政府反映的问题就不可能只是承包地被登记漏了！4、本案经一审法庭调查可知，无论是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多年来在诉争土地上都是以栽种桉树为主，在1999年颁发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诉争土地系林地，故诉争土地不可能出现在上诉人或是被上诉人的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证上，也排除了被上诉人主张诉争土地系其1999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地名为“木去本勒”的土地的说法。另外，若被上诉人在1999年时便对诉争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那么2008年上诉人的父亲杨永祥就绝不可能取得诉争土地的《林权证》；上诉人父亲杨永祥2008年取得“平行栽租”的《林权证》也足以排除上诉人在1999年就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并取得承包经营权证的说法。综合上述几点，上诉人已向一审法庭提交了合法、有效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系诉争“平行栽租”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但是，被上诉人却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诉争的“平行栽租”土地系其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名为“木去本勒”的承包地。上诉人在持有弥勒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依然认定诉争土地权属不清，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确属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求。李应锋、赵文仙、赵国仙、李金祥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作出的裁定书符合法律的规定，特向被答辩人作出如下答辩：第一坐落于“木去本勒”的承包地是答辩人自土地承包开始之日就合法耕种至今，已有30多年历史。证据有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弥勒市档案馆调取的原始证据，与被答辩人诉争的土地“平行载租”无任何关系。第二，被答辩人诉争土地使用权属“平行栽租”与答辩人耕种的“木去本勒”是两座山头，被答辩人从未在答辩人坐落于“木去本勒”承包土地上载种过任何庄稼。证据有本村80岁高龄的村民李会珍出庭的证言。第三，被答辩人虽然持有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证书，但被答辩人出示不了第一，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的原始凭据；（1）指认的地名把“木去本勒”说成“平行载租”，与石万村的原始地名严重不符合。（2）被答辩人（四家上诉农户）把答辩人实有土地40多亩任意扩大到70多亩，是捏造事实的手段。（3）答辩人发现本人的承包土地没有被确权，曾两次向乌衣村委会和五山乡农经站书面反映，要求将土地确权的错误给以更正，因村小组长李建华故意不执行土地确权的相关政策规定，造成被答辩人至今还持有地名不准确的“土地确权证书”。综上所述，本案中引发的土地争议纠纷是一种人为因素造成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李红未陈述二审意见。杨和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四被告停止占用原告位于“平行栽租”东至李成文、西至杨自文、南至杨和友、北至地埂（面积6.31亩）承包地的侵权行为，将土地退还原告管理耕种；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自2017年10月起至起诉之日止的经济损失12620元（800元/亩/年×6.31亩×2.5年）；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诉争土地实际为四被告长期持续耕种管理使用，原、被告双方对争议土地的管理使用权已争执多年，原告取得201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前，被告李应锋对于诉争土地已向所在有关土地确权组织明确提出异议，四被告于诉讼中辩解诉争土地系其享有管理使用权，并提供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登记薄等证据为证，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原告以持有201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主张享有“平行栽租”土地即四被告实际持续耕种管理土地的管理使用权，对于诉争土地的取得来源，双方所持理由不同，均无相应的土地来源事实依据，双方主张的土地使用权来源不清，原告持有的201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登记薄明显存在矛盾，存在一地二证争议的管理使用权权属不清问题。综上，原、被告就诉争土地的使用权存在争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诉争土地的使用权应归谁享有，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由相关部门处理，故本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杨和富的起诉。本案二审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中，双方诉争土地实际为李应锋、赵文仙、赵国仙、李金祥长期持续耕种管理使用，双方对争议土地的管理使用权已争执多年，2018年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李应锋、赵文仙、赵国仙、李金祥对争议土地确权问题已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经一审法院向有关部门查询，有关部门答复称既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又涉及林权证无法仲裁。本案二审中，李应锋对于诉争土地管理使用权问题又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申请撤销颁发给杨和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要求对双方诉争土地重新确权。综上，双方当事人就诉争土地的使用权存在争议，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由相关部门处理，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杨和富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杨和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魏 伟审判员 何玉琼审判员 陆 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思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