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1民终317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敬元,男,195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 上诉人（一审原告）:安永梅,女,195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系杨敬元妻子。 上述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男，1983年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明光市，经常居住地江苏省昆山市，系两上诉人之子。 上述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兆伟，安徽马玉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苏炳流,男,196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 上诉人（一审被告）:梁永利,女,1970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系苏炳流妻子。 上述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安徽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正廷,男,1953年9月7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吉明，安徽皖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敬元、安永梅因与上诉人苏炳流、梁永利、张正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2020)皖1182民初2010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敬元、安永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兆伟，上诉人苏炳流、梁永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上诉人张正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吉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敬元、安永梅上诉请求：依法判令三名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的相关损失(损失以一审法院认定为准);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应当依法判令由三名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的相关损失,原审判决仅由被上诉人梁永利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张正廷明知自己无驾驶资质,仍然驾驶机动车从事雇佣活动,最终造成上诉人的损害,被上诉人张正廷显然存在重大过失,依法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张正廷是为被上诉人梁永利家拉花生和花生秧的,被上诉人苏炳流、梁永利系夫妻关系,种植的花生是家庭共同经营的,为收花生雇人是二人共同决定的,雇员的劳务费是家庭共有财产支付的,实际雇主应为被上诉人苏炳流、梁永利两个人,而不能片面的仅认定被上诉人梁永利一人为雇主。被上诉人苏炳流、梁永利均为雇主,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苏炳流、梁永利辩称：张正廷系梁永利、苏炳流的帮工，假如张正廷在帮工中与他人发生损害事故依法应承担责任的话，作为雇主应当作为责任主体，明光法院对此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上诉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其他意见同意张正廷代理人的答辩。 张正廷辩称：上诉人要求张正廷承担连带法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上诉人引用的人身损害解释是2003年的，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生效后，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25条的规定，所以依照该规定，作为提供劳务者，张正廷不应该承担责任。 苏炳流、梁永利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认定张正延驾驶四轮拖拉机上的花生秧,与被上诉人杨敬元驾驶的摩托车没有发生“刮擦”。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所举“交通事故证明”,不能证明张正延驾驶四轮机上的花生秧与被上诉人驾驶的摩托车发生“刮擦”。(1)交通管理大队,不是痕迹鉴定机构。其作为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或证明机关,对事故中专门性技术问题,无论鉴定有效无效,其只能按《鉴定结论》原文原句进行表述。但,一审中,被上诉人仅出示了交警管理大队的“事故证明”,没有出示足以证明“事故证明”已经合法鉴定的证据。即“事故证明”刮擦的内容、无事实依据。(2)被上诉人作为原告没有履行必要的举证义务。被上诉人主张其与张正延驾驶四轮机上的花生秧发生“刮擦”。但始终没有举出明确发生“刮擦”的证据。即没有向法庭举出任何《鉴定结论》。对此,作为原告应承担不如实举证的责任。法庭调查活动中,也没有查明本案发生了摩托车与四轮车装载的花生秧发生了“刮擦”的重要事实。(《鉴定结论》没有“刮擦”的结论)“刮擦”,是特定物与特定物之间在双向或单向移动中发生的侧面冲撞或摩擦,对本案具有关键证明作用。但被上诉人没有对此重要事实举证。2、原审张正延作为被告关于“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的举证,相反证明摩托车与四轮机装载的花生秧没有发生“刮擦”。该《鉴定结论》,依法也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应举证“刮擦”事实的证据。(1)该鉴定活动程序不合法。如鉴定活动的见证人除姓名之外,没有性别、年龄、文化、职业及身份证号码等重要身份记录。对这样所谓“见证人”见证的鉴定活动,依法不具有证明力。(2)鉴定机构于事发后两天,又在四轮机早已卸载了花生秧之后,将四轮机、摩托车装载到明光车辆修车厂,在没有四轮机原装载花生秧作为参照物的前提下,对摩托车前部饰板左侧所谓刮擦痕迹进行鉴定,显然失去客观性、真实性。(3)所谓“枝叶附着刮擦痕”,多长?多宽?多深?刮擦痕迹状态是条状?片状?散发状等均无说明。(4)所谓“枝叶附着伴刮擦”的枝叶,是什么植物枝叶没有说明?因为这是痕迹鉴定中非常重要的特定物。鉴定机构对这一重要内容不查明不认定,鉴定意见还有什么法律意义。(5)“枝叶附着伴刮擦痕”,能证明“刮擦痕”就是附着的“枝叶”刮擦造成的吗?也没有分析认定。(6)“枝叶附着伴刮擦痕”中的枝叶,是哪一方的枝叶?是摩托车驾驶人自家的或其他人的与张正延四轮机装载的花生秧有联系吗?没有答案。本案,涉案的“枝叶”是鉴定的特定物。这一特定物不能证明是张正延四轮装载的花生秧,又如何证明是四轮机上装载花生秧的存留物?对这一重要事实,鉴定意见也没有鉴定。3、鉴定意见关于两轮摩托车与四轮拖拉机运输机组装载的“货物发生接触”的结论,不仅含糊,且与被上诉的主张不一致。(1)鉴定机构在鉴定中,否认了其检查过程中表述的“见枝叶附着伴刮擦痕”中的枝叶而是货物。因为痕迹鉴定必须查明造成痕迹的物是什么特定的物。而货物却是运输工具中装载物的最大概念。所以不能主观认为,“货物”就等于枝叶。更不能就此主观推断该“枝叶”,就是张正延四轮上装载的花生秧。(2)鉴定意见摩托车与四轮机货物发生“接触”的表述混乱,不能作为证据。如前所述,四轮机上的货物是什么,鉴定结论没有明确认定。又如“接触”与“刮擦”在本案特定意义不同。“接触”可以是轻柔的,可以是运动中撞击的,可以是人为放置的,可以是自然或意外坠落所致的等。本案特点是:是否发生“刮擦”?因为“接触”并不等于刮擦不一定会留下“刮擦”痕。但《鉴定结论》对此重要事实又故不明确表述,所以该鉴定意见依法不具有证明效力。综上理由,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仅举“交通事故证明”不能证明发生“刮擦”事实;张正延举证的《鉴定结论》违反规定、结论混乱矛盾,依法不具有证明力。 杨敬元、安永梅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上诉人并无证据能够推翻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事故所出具的证明和鉴定意见书，关于事故发生的事实，我们认可一审法院的认定。 张正廷称辩：苏炳流、梁永利就该案交警队认定的事实存有疑义，我也认为原审就刮擦的认定依据不足。 张正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明光市人民法院（2020）皖1182民初2010号民事判决书关于二轮摩托车与四轮拖拉机运输机组所载货物发生接触的事故证明的认定，依法判决确认上诉人驾驶车辆的货物没有接触被上诉人车辆。事实和理由：1、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出具交通事故证明的依据。（1）鉴定意见书在检查结果第二页倒数5行描述“前部饰板左侧离地74CM见枝叶附着伴刮擦痕”不符合实际情况。该车辆2019年9月27日18时50分许摔倒，被运送到明光市区还能有枝叶附着物在饰板上，饰板没有开裂，也夹不住枝叶，有枝叶应该早就滑落了。(2)鉴定意见书陈述是枝叶，到底是什么枝叶没有讲明，而事发路段属于农村乡道，过往车辆较多，而且路上各种枝叶散落也较多，不能证明是被告车辆上的枝叶。(3)“前部饰板左侧离地74CM见枝叶附着伴刮擦痕”，该刮擦痕试车就行的刮痕，还是新的刮痕没有说明，通过照片也不能证明是新的刮痕。(4)鉴定意见书在检查结果第二页倒数第四行、第三行描述“左侧前部护杠离地36cm-45cm见红色物质加层痕；后备箱盖左侧离地90cm-100cm见红色物质加层痕”由此可见该车辆与其他红色物体发生过刮擦，而事故证明中的四轮拖拉机前后均没有接触痕迹，鉴定意见书也已明确，由此可见摩托车在该起事故发生前就发生过事故，枝叶附着伴刮擦痕是该起事故之前就有的痕迹，而不是该起事故造成的痕迹。（5）事发路段农户都在收获庄稼，到处都有与被告车辆一样散落的货物，而原告车辆与被告车辆相距二里路远，过往大货车都能超过被告的车辆，何况较窄的摩托车。办案单位没有丈量二车的距离明显违反法律程序。同时也没有现场访问、勘验、摄影，只是简单的拍照，现场勘查没有做到依法、及时、全面、准确。仅凭几张昏暗的照片就得出鉴定结论，是不客观的。原告车辆摔倒的原因是前面放个板凳让小孩坐，后面又带人，同时又饮酒造成的，与四轮拖拉机没有关联性。2、程序方面：（1）鉴定时，见证人只有姓名，没有职业及其他信息，也没有在场的照片，无法证明鉴定的公正性；（2）依据鉴定规则，鉴定时原被告都应当在场，鉴定材料应当让双方签字确认，而鉴定机构没有充分证据，主观臆断，凭空推测，做出摩托车与四轮车货物接触的鉴定意见，该意见不能作为事故证明的依据，不应当采纳。同时，事发路段同样转载同样货物的车辆有多量，鉴定与上诉人车辆接触是主观推断不是鉴定必然的结果。正确的鉴定程序应当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应自交通事故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3天内委托鉴定，鉴定中心受理委托后，应与办案单位在24小时内查勘相关痕迹；办案单位提前通知交通事故当事人或代理人到场见证，并在检验记录上签名，拒绝签名或通知后未到场见证的办案单位要做好记录。同时鉴定机构应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质证签字，而该意见明显违反法程序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事故证明依据该意见作出，该证明也不具有证据的作用，二车接触的证据不足。相关法律规定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因污染不具备鉴定条件的，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交通事故需要鉴定的，应当在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5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或证明。天正司法所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鉴定，而明光市事故中队于2019年11月8日才作出事故证明，也明显违反法定程序，该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该意见书把最重要的资料摘要省略掉，明显错误。鉴定意见作出的依据就得依据资料，没有资料怎么能够做出鉴定结论，唯一的可能就是主观臆断，凭空捏造，任意想象，没有资料为依据作出的鉴定结论是不客观不公正的，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由此可见，安徽天正司法鉴定因素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出具交通事故证明的依据，该鉴定意见错误百出，交通管理部门直接依据该鉴定意见，证明车与货物发生接触明显错误，同时接触的紧密程度与是否能够导致车辆摔倒也没有认定。真实情况是二轮摩托车前后带人，而且前方人员坐着板凳，摩托车拐弯幅度较大自己摔倒，梁永利主动施救，却被诬陷发生碰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直接会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杨敬元、安永梅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上诉人并无证据能够推翻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事故所出具的证明和鉴定意见书，关于事故发生的事实，我们认可一审法院的认定。 苏炳流、梁永利辩称：同意张正廷的上诉意见，明光市交通管理大队出示的交通事故证明已经属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证明，但他把该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明，失去了该事故认定书的作用。 杨敬元、安永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苏炳流、梁永利、张正廷连带赔偿杨敬元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53686.87元；2、判令苏炳流、梁永利、张正廷连带赔偿安永梅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131538.42元；3、依法判令苏炳流、梁永利、张正廷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27日18时50分，杨敬元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前方载着杨名,后方载着安永梅,沿潘太路由西向东行驶,行至Ｍ处,与沿潘太路由东向西行驶的张正廷驾驶的无号牌四轮拖拉机装载的货物发生刮擦后杨敬元驾驶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摔倒,造成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损坏、杨敬元及安永梅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因事故现场变动,导致事故成因无法查清。2019年11月5日明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第3411822201900025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当事人对本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有异议的，可以送达之日起三日内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复核申请应当载明复核请求及其理由和主要证据。同一事故的复核以一次为限。”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向杨敬元、杨名、安永梅、张正廷送达后，张正廷对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有异议，并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后张正廷又撤回复核申请。2019年9月27日至2020年1月18日杨敬元在明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13天，杨敬元共支付医疗费82754.79元。2019年9月27日至2020年1月3日安永梅在明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98天，2020年1月3日至2020年1月20日安永梅医嘱转入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住院治疗17天，安永梅共支付医疗费212107.36元。另查明，无号牌四轮拖拉机实际所有人为梁永利。张正廷是梁永利姑爷。2019年9月27日下午张正廷驾驶无号牌四轮拖拉机为梁永利家拉花生和花生秧时发生本次道路交通事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无号牌四轮拖拉机未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张正廷无四轮拖拉机驾驶资质。庭审中，梁永利与张正廷均认可，梁永利每年农忙都找张正廷帮工，每天工钱一百多元。2019年9月27日下午张正廷驾驶无号牌四轮拖拉机为梁永利家拉花生和花生秧双方也讲好给钱的，因发生本次道路交通事故未付。庭审中还查明，2019年9月29日明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委托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二轮摩托车与四轮拖拉机运输机组是否发生接触进行鉴定。2019年10月15日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意见为：两二轮摩托车与四轮拖拉机运输机组的载体未发生接触（但两二轮摩托车与四轮拖拉机运输机组所装载的货物发生接触。）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的认定及承担。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各方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损失；机动车一方或各方未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应在其应当投保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损失超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有事故责任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事故责任的，按照各自事故责任的比例分担赔偿责任。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杨敬元与张正廷的民事赔偿责任如何认定。本案是机动车之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因事故现场变动，造成事故成因无法查清，未对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予以认定。庭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难以认定本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及各方当事人过错，故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杨敬元与张正廷承担同等赔偿责任。2.在本案中梁永利与张正廷的民事赔偿责任如何承担。本案中，张正廷在为梁永利有偿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梁永利与张正廷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故张正廷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由梁永利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二、关于本案赔偿的标准和具体赔偿数额。对杨敬元本次主张的各项损失金额依法核定为：1.医疗费82754.79元。苏炳流、梁永利辩称，真实性无异议，与苏炳流、梁永利无因果关系。张正廷辩称，真实性无异议，与张正廷没有关联性，治疗癫痫病和糖尿病的费用应当扣除。该院认为，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庭审中，张正廷未举证证明治疗癫痫病和糖尿病的与杨敬元、安永梅的治疗的没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也未举证证明治疗癫痫病和糖尿病的费用的范围，该辩称理由不成立。杨敬元主张医疗费82754.79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3390元（30元/天×113天）。苏炳流、梁永利辩称，真实性无异议，与苏炳流、梁永利无因果关系。张正廷辩称，真实性无异议，与张正廷没有关联性。该院认为，杨敬元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339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对安永梅本次主张的各项损失金额依法核定为：1.医疗费212107.36元。苏炳流、梁永利辩称，真实性无异议，与苏炳流、梁永利无因果关系。张正廷辩称，真实性无异议，与张正廷没有关联性。治疗癫痫病和糖尿病的费用应当扣除。该院认为，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庭审中，张正廷未举证证明治疗癫痫病和糖尿病的与杨敬元、安永梅的治疗的没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也未举证证明治疗癫痫病和糖尿病的费用的范围，该辩称理由不成立。安永梅主张医疗费212107.36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3790元（50元/天×17天+30元/天×98天）。苏炳流、梁永利辩称，真实性无异议，与苏炳流、梁永利无因果关系。张正廷辩称，真实性无异议，与张正廷没有关联性。该院认为，安永梅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379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综上，经该院核定，杨敬元本次主张的各项损失金额合计为86144.79元（医疗费82754.7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390元）；安永梅本次主张的各项损失金额合计为215897.36元（医疗费212107.3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790元）。由梁永利在其应当投保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限额内赔偿杨敬元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5000元；赔偿安永梅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5000元。超过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限额部分的损失由梁永利承担50%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梁永利应赔偿杨敬元各项损失45572.39元[5000元＋（86144.79元﹣5000元）×50%]，应赔偿安永梅各项损失110448.68元[5000元＋（215897.36元﹣5000元）×5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第二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梁永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敬元损失45572.39元。二、被告梁永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安永梅损失110448.68元。三、驳回原告杨敬元、安永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5元，减半收取2002.50元，由原告杨敬元、安永梅负担316.50元，由被告梁永利负担1686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苏炳流、梁永利、张正廷主张张正廷驾驶的四轮拖拉机上的花生秧与杨敬元驾驶的摩托车没有发生接触以及梁永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2、杨敬元、安永梅主张苏炳流、梁永利、张正廷连带赔偿其相关损失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 针对焦点1、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虽仅为交通事故案件中的证据之一，但因其出具机关的权威性、制作程序的严格性以及公文书证的性质，故其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如果当事人无足以推翻其结论的相反证据及理由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应当是人民法院定案的重要依据。本案中，明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因事故现场变动，导致事故成因无法查清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不仅对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时间、地点、当事人为杨敬元、张正廷、安永梅、杨名的基本情况和道路状况进行了记录，而且对调查事故得到的事实进行了记载。张正廷虽有异议提出过复核申请，但又撤回了复核申请。据此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9月27日18时50分，杨敬元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前方载着杨名,后方载着安永梅,沿潘太路由西向东行驶,行至Ｍ处,与沿潘太路由东向西行驶的张正廷驾驶的无号牌四轮拖拉机装载的货物发生刮擦后杨敬元驾驶的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摔倒,造成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损坏、杨敬元及安永梅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的事实存在。张正廷在一审中举证的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是公安机关在处理本起道路交通事故过程中形成的相应证据材料，也是公安机关作出本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的依据。苏炳流、梁永利、张正廷对鉴定意见书虽有异议，但无足以推翻鉴定意见的相反证据。苏炳流、梁永利、张正廷上诉主张张正廷驾驶的四轮拖拉机上的花生秧与杨敬元驾驶的摩托车没有发生接触，因无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作为定案的依据，认定杨敬元与张正廷承担同等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因张正廷与梁永利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本起道路交通事故是张正廷驾驶无号牌四轮拖拉机为梁永利拉花生和花生秧时发生的，故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判决梁永利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亦无不当。苏炳流、梁永利、张正廷上诉主张梁永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焦点2、苏炳流、梁永利虽系夫妻关系，但各方当事人在本院审理中对一审法院查明“无号牌四轮拖拉机实际所有人为梁永利。张正廷是梁永利姑爷。2019年9月27日下午张正廷驾驶无号牌四轮拖拉机为梁永利家拉花生和花生秧时发生本次道路交通事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无号牌四轮拖拉机未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张正廷无四轮拖拉机驾驶资质”的事实均无异议。因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张正廷与梁永利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不足以证明张正廷对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杨敬元、安永梅主张苏炳流、梁永利、张正廷连带赔偿其相关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苏炳流、梁永利、张正廷、杨敬元、安永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20元，由上诉人苏炳流、梁永利负担1140元，上诉人张正廷负担1140元，上诉人杨敬元、安永梅负担11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贺建国 审判员  司武山 审判员  朱 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韦梦妮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