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02民初5943号原告：肃宁县通宇化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26MA09F63459），住所地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齐家庄村**。法定代表人：袁某某，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者严，山东严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宁，山东严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威海新兴保得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75350465X8），住所地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草庙子镇铁路专用线西侧(市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姜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女，系该公司职工。第三人：郑某某。第三人：天津国泰化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749124339L），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南营门街南京路西段南侧瑞竹大厦2-611。法定代表人：史廷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者严，山东严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宁，山东严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肃宁县通宇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宇化工”）与被告威海新兴保得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保得”）、第三人郑某某、天津国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国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通宇化工之法定代表人袁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者严，被告新兴保得法定代表人姜维、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第三人天津国泰法定代表人史廷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者严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郑某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通宇化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新兴保得支付货款249,49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按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计算利息）。事实和理由：2014年年底通宇化工开始给新兴保得供应化工原料，至2017年11月8日新兴保得尚欠249,490元，有对账单可以为证，现经通宇化工多次索要，新兴保得均以各种理由拒不给付。故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新兴保得辩称，其与通宇化工不存在业务往来，双方不存买卖合同关系，从通宇化工所提供证据中涉及人员“施某某、郑某某、徐某某、冀某某”等人，均非其员工，经其落实，施某某系威海亿双裘革制品有限公司发起人、前股东、前法定代表人，郑某某系威海天澜皮草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发起人、前法定代表人、员工，冀某某系威海天澜皮草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王某系威海天澜皮草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对于通宇化工提供的天津国泰向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等，涉嫌非法代开及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不能证实双方业务往来；其已实际超额支付货款，不存在欠款行为，按照通宇化工主张系以天津国泰名义向其开具发票，但针对通宇化工主张的货款发生额，其已实际向天津国泰支付远超通宇化工主张货款发生额的款项，不存在欠款；通宇化工提供的证据均与其无关，综上所述，其认为通宇化工诉请无事实依据，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请求驳回通宇化工诉讼请求。天津国泰述称，认可通宇化工陈述，因实际供应货物，不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况。郑某某未述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新兴保得原法定代表人为田某某，2018年4月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姜维，田某某现因涉嫌严重违法正在接受环翠区监委监察调查。2015年1月1日，新兴保得（合同书中的“甲方”）与郑某某（合同书中的“乙方”，落款处另加盖枣强县鑫威皮草制品有限公司印章）签订《合同书》一份，甲方加工厂基本情况为该厂坐落于威海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专用线西侧，院内有水槽车间、转鼓车间、削匀车间、后期整理车间、服装加工车间、原料库、成品库、污水处理设施、锅炉设施；乙方经前期对工厂实地考察，以充分了解该厂的经营能力，并通过前期试生产已具备生产条件，确保年生产貂皮100万张以上；甲方负责乙方的经营税票的开具和加工数据统计核算，乙方为确保甲方完成经营指标，每年完成100万张貂皮加工，并同意每张皮提取2元给甲方，其他皮另算，并承担人员工资、经营中产生的税金、日常办公费、设备厂房折旧、经营中的水、电维修费用；双方协商确定从2015年1月1日到2020年12月31日止，经营期限为5年；为确保双方利益，每次开发票时，加工费先打到甲方账户，甲方在扣除每张貂皮2元及应交税款后看，甲方财务人员应及时把款打给乙方，甲方负责代发乙方工人工资及其他事项。协议签订后，郑某某等相关人员在新兴保得上述加工厂处经营办公，包括施某某（威海亿双裘革制品有限公司前法定代表人）、王某（原系工商登记威海天澜皮草股份有限公司联络员）等，郑某某亦系威海天澜皮草股份有限公司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发起人，威海天澜皮草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设立，登记住所地为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威海市花果山园艺场内），后于2016年变更登记住所地为威海市文登经济技术开发区，2017年间变更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冀某某。案外人乔学礼因与郑某某之间存在貂皮仓储合同纠纷，相应入库单加盖新兴保得硝染部印章，遂将郑某某及新兴保得共同起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作出（2019）鲁1002民初388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新兴保得与郑某某系合作经营，乔学礼有理由相信新兴保得系仓储合同相对方，故判决新兴保得与郑某某共同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该判决现已生效。通宇化工以其与新兴保得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本院提起诉讼后，庭审中先主张其与施某某（以新兴保得硝染部厂长名义）协商购买货物，新兴保得向天津国泰付款，经本院依职权追加二第三人后，通宇化工对于各方的业务往来陈述为从2014年底通宇化工向新兴保得供货共计827965元，已付款583600元，因其法定代表人袁某某亦系天津国泰员工，为了方便在肃宁县经营因此自行注册成立通宇化工，后自天津国泰处进货供应给新兴保得，天津国泰向新兴保得开具发票，新兴保得向天津国泰付款，而其诉请的款项由于其已实际向天津国泰支付，因此无论法院认定买卖关系存在于通宇化工与新兴保得之间还是天津国泰与新兴保得之间，均可由其向新兴保得主张货款。对于该诉讼主张，通宇化工提供证据一、对账单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其中原件中仅加盖通宇化工财务专用章及袁某某签字确认，标注日期为2017年12月8日，另曾有铅笔书写内容“2018.11.16，2万，冀某某”，后该部分内容被擦掉，复印件中则显示加盖“威海新兴保得物流有限公司硝染部”印章，对账单内容载明“截止2017年11月8日山东威海新兴保得物流有限公司总共欠肃宁县通宇化工有限公司化工原料款人民币249490元”。证据二、通宇化工出库单复印件6张、原件3张及托运单三张，其中出库单复印件分别载明2014年11月21日货品四氯乙烯，金额153600元；2015年4月6日货品红矾钾等，金额59000元；2015年4月12日货品四氯乙烯等，金额184580元；2015年4月18日货品草酸等，金额22050元；2015年5月11日货品红矾钾等，金额80000元；2015年5月22日货品素佰酶A等，金额45500元，上述复印件下方加盖威海亿双裘革制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并有笔书内容“以上单据发票已收到，王某，2015.6.5”；出库单及托运单原件分别载明2016年9月8日货品酒石酸氢钾，金额26000元，收货单位为威海新兴保得物流有限公司施某某及电话，收货人处有施某某签字确认；2016年4月18日货品酒石酸氢钾等，金额共计243050元，收货单位为威海新兴保得物流有限公司王某及电话，收货人处有王某签字确认；2017年9月6日货品司马-PF等，金额14185元，收货单位为威海新兴保得物流有限公司施某某及电话，收货人处有施某某签字确认，以上出库单金额共计827965元，即通宇化工主张业务发生额。通宇化工称其曾询问王某上述出库单复印件加盖威海亿双裘革制品有限公司印章的原因，王某称威海亿双裘革制品有限公司与威海新兴保得物流有限公司硝染部主体一致。证据三、天津国泰银行入账通知复印件6张（加盖天津国泰印章），载明新兴保得于2015年7月21日向天津国泰转账付款153600元，2015年11月13日转账付款100000元；2015年11月19日转账付款50000元；2016年2月6日转账付款100000元；2016年5月30日转账付款50000元；2016年9月23日转账付款130000元，以上合计583600元（通宇化工自认已付款金额）。通宇化工主张证据二、三之间的差额即为证据一中对账金额的由来。证据四、天津国泰出具证明一份，载明通宇化工系其公司员工袁某某为方便在肃宁县经营而独立注册的公司，通宇化工从天津国泰进货后对外销售，一般由天津国泰对外出具增值税发票，通宇化工销售给新兴保得的货物系天津国泰货源并由其开具发票，货款直接付给通宇化工。证据五、天津国泰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电子查询打印件九张，发票记载金额共计674050元，证实天津国泰与新兴保得的业务往来；证据六、对话录音二份，通宇化工称对话人分别为袁某某与施某某、徐某某（音），载录有袁某某询问施某某及徐某某对账经过，并加盖新兴保得硝染部印章的过程，另袁某某在录音中询问施某某：郑某某是否是承包了新兴保得，施某某答复称是承包的，另外施某某认为发票系向新兴保得开具，因此应向新兴保得索要款项。新兴保得对于上述证据均有异议，认为无法证实通宇化工的主张，并在质证过程中询问通宇化工对于证据一中涂擦掉的内容在诉前调过程中陈述为新兴保得员工冀某某签字确认，庭审举证将该部分涂擦掉的原因，通宇化工在该次质证过程中解释为该铅笔书写内容系袁某某配偶书写，并非冀某某书写，仅系记录了冀某某付款情况，因此应自通宇化工诉请金额中扣减冀某某支付的2万元。天津国泰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后新兴保得提供其自2014年至2016年9月与天津国泰部分银行交易记录，付款金额超出通宇化工主张的业务发生额，通宇化工法定代表人及通宇化工、天津国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遂表示因仅向天津国泰落实了2015-2016年间涉及通宇化工与新兴保得之间的业务往来，未涉及其他业务，至于天津国泰除涉案经由通宇化工与新兴保得之间的业务往来之外是否另行有其他往来需要再行落实，鉴于上述情况，本院要求天津国泰法定代表人史廷泰本人出庭并提供天津国泰与新兴保得之间全部往来账目以供核对，后天津国泰法定代表人史廷泰通过互联网参与案件庭审，其称通宇化工法定代表人袁某某系其公司员工，其自2013年至2017年底经由袁某某向新兴保得供货，由袁某某告知其货物名称、数量，其将货物发送给袁某某，再由袁某某发送给新兴保得，供货后由其按照袁某某所称供货情况开具发票，货款结算由新兴保得见票后直接支付与天津国泰，或由冀某某付至袁某某个人账户，其与袁某某则每年结算，所有与新兴保得的业务往来均系由袁某某经手，其不存在与新兴保得其他的业务往来。根据天津国泰另行提供发票及银行交易明细，天津国泰于2013年12月5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57000元；于2014年4月8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110430元；于2014年6月24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42725元；于2014年9月9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二张，金额分别为92500元、73850元；于2014年10月13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71350元；于2014年11月21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二张，金额分别为84400元、69200元；于2014年12月17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二张，金额为90080元、89920元；于2015年4月6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59000元；于2015年4月14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二张，金额分别为83660元、100920元；于2015年4月21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22050元；于2015年5月11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80000元；于2015年5月25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45500元；于2015年7月18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二张，金额为20700元、59406元；于2015年9月8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三张，金额分别为87600元、73525元、83075元；于2015年12月2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二张，金额为61694元、60306元；于2015年12月14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19500元；于2016年4月20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100000元；于2016年5月10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45300元；于2016年7月27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100000元；于2016年10月12日向新兴保得开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为96175元，以上发票金额共计1979866元。新兴保得于2014年1月15日向天津国泰付款57000元，7月18日付款110430元，11月20日付款42725元，2015年1月23日分别付款71350元、163500元，7月21日付款153600元，11月13日付款100000元，11月19日付款50000元，2016年2月6日付款100000元，4月14日付款300000元，5月30日付款50000元，6月30日付款100000元，9月23日付款130000元，2017年9月4日付款50000元，另有2016年8月通过银行承兑付款200000元。2017年9月29日冀某某向袁某某付款50000元，以上金额共计1728605元。对于上述开票金额与已付款金额之间的差额亦与通宇化工诉请金额（对账单所载金额）不一致，通宇化工及天津国泰称系因对账时新兴保得提出供货中四氯乙烯有破漏，扣减1771元所致，但对此未提供证据，对于其他供货单据天津国泰表示未留存，通宇化工则表示除庭审中提供的证据二外亦无其他供货单据可以提供，对于其此后所主张对账金额的由来存在变更的情况，通宇化工主张其提供证据二、三仅证实此前提供过货物，对于货款支付情况其主张依据系证据一对账单，证据二、三与其诉请金额不直接具有关联性。而对于通宇化工及天津国泰此后主张先供货后开具发票与通宇化工提供供货单据记载时间及自述业务结束时间均不相符情况，通宇化工主张2017年所发生的业务往来是否开票均不清楚，对账仅系根据天津国泰所开具发票而计算的欠款金额。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己方提出的诉讼主张，有义务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事实及新兴保得的庭审陈述，可以认定新兴保得确曾与郑某某（及其经营的相应主体）存在合作经营关系，郑某某及其相应员工以新兴保得硝染部名义对外经营，相对方有理由相信系与新兴保得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但通宇化工作为相对方需对业务往来及欠款等事实提供相应证据，从通宇化工所提供证据显示，其最初诉请主张的欠款金额（即对账单所载欠款金额）系其提供的出库单所载货品金额及其提供的部分天津国泰收款数额之间的差额，但在新兴保得提供证据证实其向天津国泰付款数额超出通宇化工提供的证据二出库单所载金额及证据三所载天津国泰收款数额后，反言上述证据与其诉请金额无直接关联，系依据对账单主张权利；而对于其就此主张的对账单，因存在涂改内容，且并无原件以供核对，虽然另提供与其称的对话人施某某及徐某某相应录音材料予以佐证，但一方面对于对话人身份并无其他证据证实，另一方面其所称的对账时间为2017年11月8日，而其此后主张对账欠款金额系以天津国泰开具增值税发票所载金额与新兴保得、冀某某付款另扣减1771元后所得，而天津国泰最后一次开具发票时间为2016年10月12日，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7年9月，与通宇化工及天津国泰所述的送货后开具发票的交易习惯不符，亦缺少交付标的物的证据予以佐证，扣减数额亦无证据佐证，通宇化工所述欠款金额的由来反复变更，所提供证据亦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证实其主张，故无法认定通宇化工及或天津国泰向新兴保得实际交付标的物、标的物价值及相应欠款数额，通宇化工现要求新兴保得向其支付相应货款及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通宇化工要求新兴保得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1元，由通宇化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博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曹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