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苏01行赔终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希唐，男，1970年10月4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公路运输管理处，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 法定代表人钱成林，南京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处长。 委托代理人孙波。 委托代理人何丽丽，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希唐因诉被上诉人南京市公路运输管理处（以下称南京市运管处）公路交通行政管理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92行赔初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2日，徐希唐向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南京市运管处于2017年4月11日为苏Ａ×××××号车辆办理道路运输证报停的行政行为。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18年2月2日作出判决，撤销了南京市运管处于2017年4月11日针对苏Ａ×××××号车辆作出的道路运输证报停决定。南京市运管处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2018）苏01行终225号行政判决，驳回南京市运管处的上诉，维持原判。另该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认为“因荃友公司与徐希唐之间就涉案车辆签订的挂靠合同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徐希唐依法已不能经营涉案车辆”。 原审法院另查明，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苏0113民初57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南京荃友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称荃友公司）与徐希唐于2011年9月19日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书》无效，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1民终93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南京荃友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徐希唐377400元回购苏Ａ×××××车辆”。 原审法院再查明，徐希唐于2018年10月15日向南京市运管处提出赔偿申请，南京市运管处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关于徐希唐申请行政赔偿的回复》（宁运管赔回字〔2018〕01号），决定对徐希唐的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同时，苏Ａ×××××号车辆的道路运输证（编号01203545）业户名称为南京荃友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案涉道路运输证的业户名称为荃友公司且生效判决已认定荃友公司与徐希唐之间的车辆挂靠协议无效，徐希唐依法已不能经营案涉车辆。同时，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判决荃友公司回购案涉车辆，故徐希唐要求南京市运管处就案涉报停行为予以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南京市运管处作出的案涉回复对徐希唐的权利和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徐希唐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八）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徐希唐的起诉。 上诉人徐希唐上诉称：一、上诉人就与被上诉人南京市运管处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月8日向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1月14日受理，案号为（2019)苏8602行赔初10号案。上诉人于2019年7月12日收到短信，通知（2019)苏8602行赔初10号案经批准延长审限至2019年10月15日。2020年6月30日短信通知上诉人“徐希唐与南京市公路运输管理处行政管理行政赔偿一案，案号为（2019)苏8602行赔初10号，已于2020年6月30日结案，法律文书正在送达中…”故原审法院以（2020）苏0192行赔初7号案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二、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错误。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南京市运管处因案涉车辆报停行为予以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与事实不符。1.上诉人起诉时向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交了10项证据以证明事实理由与主张，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承认上诉人的证据客观、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性。2.当事人权益保护由行政行为是否被撤销来实现，撤销判决的法律后果是行政机关承担败诉责任。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是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前提。（2017)苏8602行初1283号行政判决撤销了南京市运管处对案涉道路运输证的报停行为，上诉人根据该判决结果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的理由与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南京市运管处对案涉车辆道路运输证作出的报停行为的结果相悖。3.原审裁定认为案涉车辆道路运输证的业户名称为荃友公司、以生效判决认定荃友公司与徐希唐之间的车辆挂靠协议无效为由认定徐希唐不能经营该车辆的理由不成立。南京市运管处明知荃友公司与徐希唐之间的车辆挂靠协议被判决确认为无效，却对案涉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实施报停，侵犯了上诉人持有使用该车辆的运营权。三、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主要体现在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八）项之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上诉人提起行政赔偿之诉的法律依据是被上诉人针对案涉车辆实施报停的行政行为被以行政行为违法为由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对案涉车辆道路运输证报停的违法行政行为给持有使用该车辆的上诉人造成了财产损失，故上诉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被上诉人针对案涉车辆实施报停的违法行为给持有使用该车辆的上诉人造成实际影响并产生损失，故原审裁定适用该条款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系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还体现在原审裁定说理与查明事实不符。原审裁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起诉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10组证据以证明自己陈述的事实理由与主张。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认为上诉人的证据客观、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故原审裁定说理与查明事实不符。《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当事人获得行政赔偿需要具备行政行为违法、造成了实际损失、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于直接损失等前提条件。事实上，无论是现有财产还是可得利益，只要损失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就是必然可得利益，就属于直接损失。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奠定了上诉人请求行政赔偿的法律基础，故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四、原审法院拖延办案，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中，上诉人于2019年1月8日向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9)苏8602行赔初10号。原审法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原审裁定，原审法院拖延办案程序违法，导致司法不公。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或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南京市运管处辩称：一、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充分保障了各方当事人发表意见的权利。因案件复杂经批准延长审限，后因法院机构调整及××的影响，转由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原审裁定，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且程序上的延迟并没有影响上诉人的实体权利。二、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徐希唐与荃友公司所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合同被确认无效的后果是自始无效。自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作出后，上诉人即丧失了使用荃友公司道路运输证的合法依据，上诉人客观上也无法经营案涉车辆。其次，并非所有行政行为被撤销后，都会产生行政赔偿的法律后果。行政赔偿的前提是存在利益受损的事实。就本案而言，因上诉人已无法继续经营案涉车辆，故不存在其利益受损的事实。且案涉道路运输证的所有人为荃友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荃友公司有权对其道路运输证提出行政许可相关事项的变更申请。被上诉人对荃友公司作出的相关处理对上诉人不构成侵权。再次，根据相关规定，上诉人通过挂靠的方式从事客运经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所得利益并非合法利益，其所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的合法利益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由此可见，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也即行政行为违法）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存在损害等均是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与本案相关的（2017）苏8602行初1283号、(2018)苏01行终225号案件虽然判决撤销了南京市运管处作出的道路运输证报停行为，但该道路运输证的业户名称为荃友公司而非徐希唐。《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公安厅等部门关于实施交通安全生命保障工程切实加强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意见的通知》（苏政办发〔2012〕50号）规定，所有营运客车包括旅游客车必须由客运企业出资购置，公安部门办理确认登记后，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办理营运证牌。新增的旅游包车必须全部实行公司化经营，非公司化经营的，公安部门不发车辆行驶证，交通运输部门不办理行政许可。荃友公司于2015年向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解除徐希唐与其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书》，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0作出（2017）苏0113民初573号民事判决，确认荃友公司与徐希唐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书》无效，本院作出（2017）苏01民终5828号民事判决予以维持。根据上述规定，徐希唐于2017年4月时已经不能以荃友公司名义、亦不能以个人名义运营案涉车辆，徐希唐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南京市道路旅游团队运输合同》的车辆出租方均系荃友公司，亦不足以证明南京市运管处实施的道路运输证报停行为给徐希唐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失。因徐希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南京市运管处报停案涉车辆道路运输证的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徐希唐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据此，徐希唐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徐希唐提出的本案的办理程序问题，上诉人于2019年1月8日向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1月14日受理，案号为（2019)苏8602行赔初10号案。因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日起依法履职，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20年7月1日起停止履职。原由南京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由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故本案由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立（2020)苏0192行赔初7号案继续进行审理。本案因案件复杂，经上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了审限，且因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依法中止审理。其他案件审结后，原审法院恢复审理并作出裁定，本案办理程序并不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徐希唐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洪 途 审判员 王玉刚 审判员 付 双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曹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