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13行终3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潘诚，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定代表人陈惠忠，局长。诉讼负责人曾雪浩，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邓远通，该局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邓耀文，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惠州市****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放鸣，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彭大礼，惠州市****用品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潘诚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称惠阳区人社局）、原审第三人惠州市****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称鸣颢公司）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行初123号行政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潘诚，被上诉人惠阳区人社局诉讼负责人曾雪浩、委托代理人邓远通、邓耀文，原审第三人鸣颢公司委托代理人彭大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潘诚与第三人惠州市****用品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全盘负责第三人的后勤、杂务、人事行政工作，期限从2019年10月14日至2020年10月13日。原告的工作职责包括外出公司采购物品。第三人为原告购买了工伤保险。2019年11月21日下午15时59分，原告在上班时间驾驶同事的摩托车，搭载案外人岑某某去摩托车维修店取岑某某的摩托车，岑某某取到摩托车后与原告各自驾驶摩托车离开维修店。约16时06分，原告驾驶摩托车途径G205道路山深线段处时摔倒受伤，后前往深圳市龙岗区第六人民医院治疗，诊断结果为左胫骨平台骨折（schatzkerV型）。第三人于2019年12月19日向被告惠州市惠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被告受理后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编号：5682026《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原告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另查明，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材料有：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合同、疾病证明书及相关病历、路线图、第三人调查笔录、工伤认定询问笔录等。原告在接受被告调查询问时称，因公司需要采购窗帘，其于13点40分至14点30分之间去尚优窗帘店看窗帘，因窗帘店老板杨某某需等其老公回店后才能去厂里测量尺寸，他便去购买其他物品后大概于15时30分左右回到公司，约16时左右，他陪同岑某某取到摩托车后，在骑摩托车去接窗帘店老板回公司量尺寸的路上受伤。岑某某在接受被告调查询问时称取到摩托车后原告说和其一起回公司，原告摔倒的时候叮嘱其回到公司后不要跟别人说是原告带其出去取摩托车。杨某某在接受被告调查询问时称，原告离开店里时未告知其会再回来店里带他们去测量尺寸，一般是客人告知地址，他们自动上门测量。从路线图可以看出，从维修店出发，往同一方向行使一段距离后，到达分岔路口，分叉路口通往第三人公司和尚优窗帘店的路线不一致，原告从维修店出发骑行一段距离后就摔倒，还未到达分岔路口。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属于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认为其陪同岑某某取到摩托车后是去接窗帘店老板回公司量尺寸，而根据岑某某陈述，取到摩托车后双方是各自骑摩托车返回公司，又根据杨某某陈述，原告离店里时未告知其会回店里带他们去测量窗帘尺寸。且结合路线图可知，原告从维修店出发骑行一段距离后摔倒，还未到达通往第三人公司或尚优窗帘店的分叉路口，无法确认原告要去的目的地是第三人公司还是去尚优窗帘店。综合上述事实，对于原告提出的其在取到岑某某摩托车后是去尚优窗帘店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合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原告受伤系因履行工作职责所致，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诉请撤销涉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潘诚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潘诚负担。上诉人潘诚上诉称，1．本案真相事实是上诉人第二次去窗帘店购置公司窗帘属于第一次放行条所规定全部购到物品的工作延伸，因岑某某需去取在维修店维修好自己的摩托车，再加同路，由岑某某驾驶摩托车带上诉人一起外出。岑某某认定是自己驾驶的摩托车，保安也指定是岑某某驾驶的摩托车。而被上诉人在对岑某某进行调查时，询问笔录记载是上诉人驾驶摩托车带岑某某外出的。原判决以上诉人在上班时间，驾驶摩托车搭载案外人岑某某去摩托车维修店取岑某某的摩托车为判决的事实依据，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事实不符；2.在原审判过程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所有证据、证词证言等等在庭审中，法庭没有在庭上出示，也没有经过质证，更谈不上对质辩论了，审判过程的全部经过，参加全程旁听的潘某某可以作证(证言附后)，原判程序已经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所指的法定程序；3．原审判决以发生伤害事故场地还未到达通往第三人公司或尚优窗帘店的分叉路口，因上诉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要去尚优窗帘店，仅凭岑某某和杨某某的证言证词判定上诉人要回公司。上诉人在原审法庭已经提交东莞市木乐实业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公司有亲属和其他密切关系，其司的法定代表人苏晓冰，工厂负责人陈石是第三人公司股东者苏斌的亲弟弟和亲妹夫，岑某某是东莞市木乐实业有限公司的木工主管。原判决记载岑某某在接受被上诉人调查询问时称取到摩托车后上诉人和其一起回公司，上诉人摔倒的时候叮嘱其回到公司后不要跟别人说是上诉人带其出去取摩托车，在提交法庭的询问笔录记载是上诉人驾驶的摩托车。被上诉人提交到法庭(第三人提供)的岑某某在接受第三人2019年11月22日对其调查笔录记载驾驶摩托车是自己、取摩托车后自己回公司，又在2019年11月23日对其调查记载其把上诉人扶到冷机配气店，上诉人对其说不要说是取摩托车摔的，说是买东西摔伤的。从两份证言来看，何是正确、何为依据，两份证据牛头不对马嘴，而原审判决却用被上诉人的来作为定案依据，其程序已经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五十七、七十一条所指的法定程序；4．原审判决又以杨某某陈述上诉人离开她店时未告知再回其店带他们去测量窗帘尺寸作为定案依据，杨某某在接受被上诉人调查询问时称其丈夫对新圩镇很熟。试问是否再回杨某某的窗帘店决定权是上诉人还是杨某某，何以为据，杨某某丈夫打给上诉人的3个电话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足以证明无据可证，上诉人认为原审程序已经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所指的法定程序；5．本案事实是岑某某驾驶摩托车带上诉人外出的，众所周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管驾驶汽车或摩托车，经过检查关卡时，执行人员只有问驾驶员要手续和证件，谁能见问旁人要手续和证件呢?再加上保安吴文生不知道上诉人外出的真正目的，会开启公司大门吗?此推理己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所指的法定程序，而确遭到原审判决程序的违背；6．原审判决以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证言证词等等作为定案依据，而被上诉人在本案件调查询问中，对被调查询问的人员所有询问笔录都没有记载其工作人员的证件号码，足以说明其工作人员在案件进行调查时，不出示任何工作证件，其行为违反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0年12月31日公布，自2011年1月1日施行的《工伤认定办法》第十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并出示执行公务的证件之规定，原审判决程序已经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所指的法定程序。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不以事实为依据。故向贵院提请上诉，请求依法公正，望判如请。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行初123号行政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2020年01月21日作出的编号为5682026《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所有的受理费用。被上诉人惠阳区人社局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答辩人查明，被答辩人潘诚与第三人惠州市****用品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11月21日下午15时59分，潘诚未向公司领导请示批准和取得外出放行条的情况下，陪同外厂员工岑某某驾驶同事的摩托车到公司外的摩托车维修店取岑某某维修好的摩托车，岑某某取到摩托车后，潘诚与岑某某各自驾驶摩托车返回公司途中，约16时06分途经G205道路山深线段处时，潘诚驾驶摩托车不慎摔倒导致受伤，后前往深圳市龙岗区第六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潘诚左胫骨平台骨折(schatzkerV型)。以上事实，有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合同、初诊门诊病历、疾病(住院)证明书、出院记录、关于公司员工潘诚私自外出致伤的调查报告、调查笔录、工伤认定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五)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本案中，被答辩人潘诚于2019年11月21日曾外出两次，而其在《工伤认定询问笔录》中也承认其第二次外出时未告知他人外出原因，出厂时也未有放行条；另外，根据案外人岑某某、江某某的《工伤认定询问笔录》、《调查笔录》，可知被答辩人潘诚于2019年11月21日下午第二次外出的原因是为了帮助案外人岑某某取已经维修好的摩托车，并不是因工外出；最后，根据案外人曾某某、杨某某的《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可知被答辩人潘诚于2019年11月21日下午第一次外出到窗帘店，仅要求窗帘店老板到厂里测量尺寸，并没有告诉窗帘店老板其会回到店里，接窗帘店老板前往厂里测量尺寸。综上可知，被答辩人于2019年11月21日下午第二次外出不慎摔伤，系非因工作原因外出导致的人身伤害，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故，答辩人认定被答辩人所受人身伤害不为工伤，适用法律正确。三、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答辩人于2019年l2月24日受理第三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综合所有证据材料，经分析研究，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5682026)并依法进行了送达。答辩人做出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综上，答辩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5682026)，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原审第三人鸣颢公司述称，一、被答辩人的上述理由主观意识强烈，逻辑错误，陈述事实有误。被答辩人潘诚作为本公司行政主管，负有建立、完善公司规章制度，监督制度执行之责，熟知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事发当日下午第一次外出时，其依公司规章制度流程要求办理了相关于续并获取了人员外出放行条，可知其非常清楚公司规章制度中对人员外的工作流程要求。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要求员工每次外出都需走相关审批流程和获得人员外出放行条。破答辩人声称当日第二次外出是第一次开放行条规定所需完成的工作延伸，因而未开具放行条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潘诚是当值保安吴文生的直接领导，所以吴文生未严格执行公司的规章制度，在潘诚没有提供外出放行条的情况下，让潘诚出厂。被答辩人驾驶摩托车还是外厂人员岑某某驾驶摩托年一起外出并不是判定被答辩人是否因公外出的证据，不影响被告做出被答辩人不予认定工伤的正确性。根据案外人员江某某、岑某某的《工伤认定询问笔录》、《调查笔录》，可知潘诚外出的目的是帮助外厂人员岑某某取其己维修好的摩托车，并叮嘱岑某某对外说其外出的目的是采购物品而被答辨人提供的事后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被答辩人只提供了岑某某的记录，而未提供自己的记录)正好能佐证这一结论。根据《工伤认定申请表》可知，潘诚宣称第二次外出是去接窗帘店老板来工厂量窗帘尺寸，但事发前却未告知窗帘老板。根据案外人员杨某某、曾某某的《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可知，窗帘店老板熟知工厂所在区域，知晓工厂的位置，并有自己的私家车，又有潘诚的联系电话，潘诚有什么理由和必要，骑着摩托车去接窗帘店老板二人!当日下午，窗帘店老板曾某某打给潘诚的3个电话的目的只是想询问潘诚是否在工厂，如在工厂，他们就开车去工厂量尺寸。答辩人公司内部调查期间，潘诚一直不告知其要去的窗帘店是哪一家，答辩人通过一家家窗帘店走访询问，才确定具体的涉事窗帘店。以上事实，有工伤认定申请丧、一伤认定询问笔录、调查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二、被上诉人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2019年12月24日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分别于2020年1月6日、1月7日到我公司就潘诚受伤一事进行调查。工作人员均配戴工作证，调查过程中调阅了相关视频、听取了相关录音，并对涉事人员一一进行了单独询问，并形成工伤认定询问笔录。2020年1月7日，对我司人员进行询问调查后，两位工作人员直接在我司人员的带路下，去涉事窗帘店对曾某某和杨某某夫妇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形成了工伤认定询问笔录。答辨人认为被告通过合法的行政行为，并通过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合同、初诊门诊病历、疾病(住院)证明书、出院记录、关于公司员工潘诚私自外出致伤的调查报告、调查笔录、工伤认定询问笔录等证据认定潘诚2019年l1月21日下午第二次外出的原因是为了帮助案外人岑某某取摩托车，并不是因工外出的结论，并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5682026)，事实清楚、证据确定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且被答辩人并未提供新的证据。请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潘诚的诉讼请求，维持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维持一审判决。潘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一、微信记录（原告与第三人保安聊天记录）；证据二、微信支付记录（林记）；证据三、微信支付记录（百通商城、兰宗利）；证据四、微信支付记录（雅品轩蛋糕店）；证据五、微信支付记录（兰宗利、美天实业）；证据六、微信支付记录（顺合厨具、时鲜旅鲜果同城配送）。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经庭审质证，针对潘诚提供的证据，惠阳区人社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主要的理由：1.被询问一方的身份是谁无法确认，而且询问一方的身份也无法确认。2.询问一方假设是上诉人本人，因其采取隐瞒自己身份，虚构他人身份，采取欺诈的方式，诱骗对方作出陈述，不具有证据法上的合法性。3.微信的被询问一方所陈述的事实，也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而且没有经过本案当事人的质证，或者经过有权国家机关进行询问，所以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证据二至六、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部分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履行其职务，支付款项，也不能证明其未经向单位主管请假，便可自由出入厂区，所以并不能证明他的主张，其关联性有异议。针对潘诚提供的证据，鸣颢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与人社局发表的意见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一系微信记录，因没有提交聊天双方的身份信息，该微信聊天的双方真实身份不能辨别，且聊天内容亦不能直接完整地证明潘诚当天第二次外出是履行工作职责。证据二至证据六，能够证明潘诚有履行过公司采购的实际行为。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上述条文可知，职工外出期间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需满足其外出和受伤均是因为工作原因才能认定为工伤。本院对潘诚此次外出和受伤是否系工作原因具体阐述如下：首先，潘诚发生事故当天有两次外出，其发生事故系在第二次外出期间。潘诚在《惠州市工伤认定询问笔录》中陈述“11月初公司出了规定，员工在上班期间有事离开公司外出的需要放行条给保安，放行条需要我或者营运经理签字同意。”由此说明该公司对员工每次外出是有制度约束的，而非随意进出。潘诚亦认可其第一次外出时有公司放行条，第二次外出没有公司放行条。潘诚上诉称“第二次去窗帘店购置公司窗帘属于第一次放行条所规定全部购到物品的工作延伸”，理据不足。其次，窗帘店老板娘杨某某在《惠州市工伤认定询问笔录》中陈述，潘诚在离开窗帘店时并未告知其会回店里带他们去测量窗帘尺寸，而且潘诚留了手机号码，一般是客人告知地址，窗帘店自动上门测量的。窗帘店老板曾某某（辉）亦在《惠州市工伤认定询问笔录》中陈述，潘诚留了联系电话给窗帘店，曾某某（辉）准备开车去测量尺寸之前联系了潘诚，潘诚称其摔倒了，便没再联系了。岑某某亦在《惠州市工伤认定询问笔录》中陈述，潘诚此次外出是帮其取摩托车，然后双方再各自骑摩托车返回公司。结合上述陈述及日常经验，对潘诚提出第二次外出的目的是用摩托车去接窗帘店老板来公司测量窗帘尺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再次，由路线图可知，从公司出发去窗帘店是不需要经过修理店的。潘诚与岑某某从公司出发后，是直接去了维修店。潘诚从维修店返回途中摔倒，摔倒的地点还未到达通往鸣颢公司或窗帘店的分叉路口，亦不能直接表明潘诚在帮助岑某某取得已经修好的摩托车后有再去窗帘店的意思表示。第四，潘诚二审当庭提交的部分证据仅能证明其在鸣颢公司有采购的工作任务，但并不能直接证明其在当天的第二次外出行为仍然是在履行购买窗帘的工作职责。故，综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均无法证明潘诚此次外出受伤系因工作原因所致。惠阳区人社局经过调查后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原审判决驳回潘诚的诉讼请求，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潘诚二审当庭陈述“不是上诉人驾驶的摩托车，是案外人（岑某某）驾驶的摩托车，案外人（岑某某）承认是他自己驾驶的摩托车，我是坐在案外人（岑某某）的摩托车。”本院认为，不论是潘诚搭载岑某某，还是岑某某搭载潘诚，均不影响潘诚是否构成工伤的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潘诚上诉理由不够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潘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覃毅华审 判 员 邱炜炜审 判 员 陈龚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 陈少棉书 记 员 吴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