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93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住所地：贵阳世纪城**团**写字楼商业******。法定代表人：姚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贵州千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得馨，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灵支行，住所地：贵，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飞山街祥源大厦******>负责人：闵君儒。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治刚，贵州信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倩颖，贵州信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营盘路**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帅远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贵州红连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林，贵州红连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水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灵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黔灵支行）、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以下简称工矿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撤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西南水泥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撤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对于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权是否已经消灭、3650万元应收账款是否存在的事实认定错误，对于应收账款质押的性质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对于850万元应收账款是否已经消灭认定错误，质押登记的850万应收账款已经偿付完毕，该应收账款对应的质押权已灭失。首先，案涉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对应的质押合同签署时，相关应收账款已经部分清偿。2013年12月31日，根据上诉人加盖公章的《应收账款确认书》，截至当天上诉人欠工矿公司12,271,394.72元。而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0-上诉人向工矿公司付煤炭款的明细以及全部付款凭证，能够证明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26日，上诉人共计向工矿公司付款7笔，共计11,005,726.64元。然而，一审判决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对应的质押合同系编号为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质贷字01001号《权利质押合同》（以下简称《850质押合同》）。该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1月27日，同日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灵支行（以下简称贵阳农商行黔灵支行）为该笔应收账款办理了质押登记。也就是说，《850质押合同》签署并办理质押登记时，应收账款金额事实上只有1,265,668.08元，并非12,271,394.72元。其次，上诉人与工矿公司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已经结清。自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上诉人与工矿公司一直有原煤供应往来，原煤供应货款共计约为7392.69万元，截止2017年12月31日上诉人已向贵州工矿支付货款7042.69万元，仅欠贵州工矿货款350万元及保证金30万元。上述380万元也于2019年3月，被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2执3570-3号《执行裁定书》及（2018）黔0102执3570-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其作为工矿公司的应收帐款予以划拨，用于清偿工矿公司的其他债务。至此上诉人已不再欠工矿公司任何款项，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也已经全部偿付。综上，一审判决并未采信上诉人已经清偿了850万元应收账款的债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贵阳农商行对工矿公司提供的金额为850万元，质押登记编号为01221347000150363700应收账款不应享有优先受偿权。再次，涉案质押登记的850万元应收账款与工矿公司对贵阳农商行黔灵支行的涉案债务之间无对应担保关系。与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相关的《应收账款确认书》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记载内容为截至当天上诉人欠工矿公司12,271,394.72元。2014年1月27日，工矿公司与贵阳农商行黔灵支行之间签署《综合授信合同》。根据该《综合授信合同》，“本合同项下授信的履行期限由双方在相应的单项合同中予以确定”。同日，工矿公司与贵阳农商行签署了《850质押合同》、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银承字01001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以下简称《2014承兑协议》）。根据上述承兑协议，开具承兑银行汇票为7张金额共计3300万元，该7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工矿公司工矿公司如期还款并未违约。（2018）黔01民初441号判决认定出现违约的承兑汇票开立时间为2015年2月12日（金额1700万），2015年3月18日（金额3300万），开票依据的协议为签署于2015年2月11日的筑农商（黔灵支）行2015年银承字02003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以下简称《2015承兑协议》）。涉案债务的产生、违约均发生于850万应收账款质押1年之后。《850质押合同》为针对特定债权的普通质押，仅针对质押合同签署时已经存在的特定债务提供担保，并非最高额质押合同，不能及于未来发生的债务。故《2015承兑协议》项下的涉案债务不在《850质押合同》的担保范围，（2018）黔01民初441号判决认定该笔应收账款为《2015承兑协议》项下两张银行承兑汇票承担保证责任，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的36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真实存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农商行黔灵支行无权对工矿公司提供的3650万元应收账款在（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首先，质押登记记载的应收账款并未得到上诉人的确认，该质权并未设立。根据案涉3650万元质押登记证（上诉人一审证据5）记载，工矿公司公司提供基于其与上诉人签订的涉及3650万元的应收账款的合同编号为ZGSXS2015000，而（2018）黔01民初441号案件中的《应收账款确认书》中《销售合同》编号为ZGSXS20150001，与前述质押登记证上的记载并不相同。因此，案涉3650万元质押登记证上的ZGSXS2015000号煤炭买卖合同对应的应收款上诉人未做任何形式确认，对应的质押登记错误，质押权无效。其次，盖有上诉人印章的案涉3650万元《应收账款确认书》中记载的ZGSXS20150001《销售合同》并不存在，相关应收账款自始不存在。上诉人与工矿公司公司签署的全部合同编号前面的英文均为GZXNGY，此系“贵州西南贵阳”的拼音首字母简写，并双方从来未签署过编号为ZGSXS20150001的煤炭买卖合同。且上诉人与工矿公司公司对账的《询证函》（贵州西南一审证据7）显示，2015年2月1日，上诉人共欠工矿公司公司13,101,631.28元，可见《应收账款确认书》所述在2015年2月3日在所谓“ZGSXS20150001煤炭买卖合同”项下欠工矿公司公司3650万。三、法院的生效裁定已认定（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三项已无法执行，本案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将导致生效裁判相互矛盾，审判与执行相互割裂，损害司法的权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黔执复229号案件中在执行异议复议程序中支持了上诉人的复议理由，裁定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执异347号执行裁定、（2019）黔01执295号执行裁定和（2019）黔01执295号告知书。这说明（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三项已无法执行。若本案置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权已消灭、3650万元应收赃款质押并不存在的事实于不顾，最终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将导致生效裁判相互矛盾，审判与执行相互割裂，极大地损害司法的权威。被上诉人农商行黔灵支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原告与被告相互之间法律关系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关于850万元应收账款优先受偿权是否成立及是否消灭问题。鉴于庭审中，双方对850万元应收账款设立并无争议。现仅针对850万元应收账款是否继续存续问题产生争议。（一）根据双方签订的关于850万元《权利质押合同》前言部分明确约定：“为确保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与乙方签订的「编号为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综字01002号《综合授信合同》」的履行，保障乙方的债权实现，甲方愿意为乙方与债务人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照执行。”因此，该850万元质押担保的主合同为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综字01002号《综合授信合同》。（二）《权利质押合同》第三条质押担保范围明确约定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人民币85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质物保管费、乙方垫付的有关费用以及乙方实现债权和质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质权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因此该850万元应收账款的质押担保债权为主合同项下产生的850万元借款，并未指定特定债权。（三）《权利质押合同》对应的主合同即《综合授信合同》中明确约定，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使用方式为循环使用、余额控制。该《权利质押合同》并未约定850万元质押担保系针对特定的一笔债权。而2014年1月27日农商行黔灵支行与工矿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工矿公司可在授信期间（2014年1月27日至2017年1月26日）,循环使用相应的授信额度。因此,工矿公司清偿2014年开具的承兑汇票后,仍可循环使用授信额度。故农商行黔灵支行2015年向工矿公司开具的承兑汇票属于《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额度范围,一审法院认为黔灵支行对850万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对应的债务仍为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综字01002号《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并无不当。双方于2014年设立的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仍应作为2015年承兑汇票所产生债权的担保。（四）《权利质押合同》后附由西南水泥公司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书》,载明:＂……现我公司欠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款项12271394.72元,该笔款项不存在权属争议等限制情况。我公司保证自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承诺将该笔应付账款支付到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在贵行开立的应收账款收回专户内,账号为20×××55。不得支付到其他账户。如支付到其他账户内，我单位全权承担赔偿责任。”截止本次庭审，西南水泥公司均未证明上述款项已经全部支付到指定账户中。故其关于850万元应收账款已经支付完毕的辩解不能成立。关于36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是否真实有效，农商行黔灵支行认为该36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双方签订有书面《权利质押合同》且已经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在该质押登记手续未被注销之前，该质押当然有效，农商行黔灵支行当然对该3650万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西南水泥公司的辩解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一）2015年2月11日工矿公司与黔灵支行签订筑农商（黔灵支）行2015年质贷字02001号《权利质押合同》,约定工矿公司以3650万元的应收账款对工矿公司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250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质权的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同日双方就3500万元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编号为:0192995900234343097）。（二）西南水泥公司于2015年2月3日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书》中明确确认其与工矿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编号ＺＧＳＸＳ20150001号）,合同金额每月2200万元,合同标的为原煤，该合同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且该合同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合法、有效、没有争议。该合同采用赊销方式进行，销售方已按照签订的《购销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并已形成应收账款，现我公司尚欠工矿公司款项36500000元,该笔款项不存在权属争议等限制情况，我公司承诺自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将该笔款项支付到工矿公司账号20×××55，不得支付到其他账户。如支付到其他账户，我单位全权承担赔偿责任。该确认书上盖有西南水泥公司公章，西南水泥公司经法庭明示后不对公章真实性申请鉴定，可以认定该《应收账款确认书》的真实性，该《应收账款确认书》系西南水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即，西南水泥公司与工矿公司存在3650万元真实交易，也应视为西南水泥公司认可其与工矿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真实成立。（三）根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西南水泥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书》上已经可以清晰反映出其与工矿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工矿公司以西南水泥公司盖章确认的《应收账款确认书》记载的应收账款出质完全符合《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应属有效。（四）关于ＺＧＳＸＳ20150001《购销合同》与ＺＧＳＸＳ2015000《购销合同》中是否为同一份合同问题，通过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工矿公司均有上述两份合同复印件，且从该两份合同签订的主体、约定的内容、合同形式等来看，两份合同除编号不一致外（多了一个“1”），其余内容完全一致，足以认定两份合同系同一笔交易项下产生的合同，也即用于质押登记的应收账款系同一笔应收账款，至于合同编号的不同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五）西南水泥公司抗辩ＺＧＳＸＳ2015000《购销合同》原件系空白内容合同，所以该交易不真实的意见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仅仅出示了一份空白合同原件，不能以此即推定没有填写完整内容的其他合同原件，即使原件合同是空白合同的也不能否定有完整内容复印件合同的真实性（现实中完全可能准备多份原件合同做修改备份使用），其次，即使合同内容是空白的，西南水泥公司将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交付他人，本身就是一种授权行为，授权他人在空白合同上随意添加内容，对于这种授权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当然由西南水泥公司承担。（六）另，西南水泥公司辩称ＺＧＳＸＳ2015000《购销合同》原件上的签章及签字系ｐｓ形成，但并未举证证明，亦未申请鉴定，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七）二审诉讼过程中，通过本律师向贵阳市南明区税务局调取的发票开具信息足以证实工矿公司在贷款时向农商行黔灵支行提交的其与西南水泥公司之间交易的发票的真实性。而该发票形成于用于质押的3650万元应收账款《销售合同》约定的期间内，足以证实工矿公司与西南水泥公司之间交易的真实性。农商行黔灵支行尽到了合理审慎义务，并无过错。西南水泥公司抗辩该合同形式与西南水泥公司其他合同形式不一致问题，不具备可比性更不能进行类推，其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西南水泥公司抗辩3650万元应收账款不存在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工矿公司同意被上诉人农商银行黔灵支行的答辩意见。西南水泥公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原告农商行黔灵支行对被告工矿公司提供的两笔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8500000元、36500000元权利质押编号分别为:01221347000150363700、010929959000234343097)在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2、被告承担本案以及原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7日，工矿公司与农商行黔灵支行签订编号为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综字01002号《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农商行黔灵支行向工矿公司综合授信5000万元，授信期限为2014年1月27日至2017年1月26日。授信种类为开设银行承兑汇票，差额部分额度为2500万元，使用方式为循环使用、余额控制。（一）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的相关情况2014年1月27日工矿公司依据《综合授信合同》与农商行黔灵支行签订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承字01001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同日双方签订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质贷字01001号《权利质押合同》，约定工矿公司以850万元的应收账款对原告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85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质权的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之前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该《权利质押合同》后附由西南水泥公司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书》，载明：“我单位于2013年11月1日至2013年12月1日与贵阳工矿物资总公司（销售方）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编号ＧＺＸＮＧＹ2013036、ＧＺＸＮＧＹ2013093，贰份合同合计金额为5376万元，合同标的为无烟煤。该合同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且该合同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合法、有效，贸易争议。该合同采用赊销的方式进行，销售方已按照签订《购销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并已形成应收账款，现我公司欠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款项12271394.72元，该笔款项不存在权属争议等限制情况。我公司保证自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承诺将该笔应付账款支付到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在贵行开立的应收账款收回专户内，账号为20×××55，不得支付到其他账户。如支付到其他账户内，我单位全权承担赔偿责任。”同日双方就850万元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编号为：01221347000150363700）载明：工矿公司与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交易合同编号ＧＺＸＮＧＹ2013036、ＧＺＸＮＧＹ2013093形成的应收账款12271394.72元的应收账款作质押。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承诺上述合同确认书签订后将该笔款项支付到工矿公司在农商行黔灵支行开立的应收账款回款专户20×××55。若支付到其他账户西南水泥公司全权承担赔偿责任。工矿公司与西南水泥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GZXNGY2013036）约定，工矿公司为西南水泥成员企业瓮安县玉山水泥（厂）有限公司生产所需供煤，收货人名称为瓮安县玉山水泥（厂）有限公司。供货数量为5000吨/月（其中11月份4000吨，12月6000吨，具体以需方实际书面通知为准）。付款方式为先货后款，每月月底供需双方结算确认后开具相应发票，需方收到供方开具的发票验收合格后需方办理结算手续以转账、汇款、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该合同加盖了西南水泥公司合同专用章、工矿公司合同专用章。工矿公司与西南水泥公司盖章确认的合同签订清单载明，GZXNGY2013036合同供货时间为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合同总金额为3960万元。工矿公司与西南水泥公司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GZXNGY2013093）约定，工矿公司为西南水泥成员惠水西南水泥有限公司生产所需供煤，收货人名称为惠水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供货数量为2000吨/月（具体以需方实际书面通知为准）。付款方式为先货后款，每月月底供需双方结算确认后开具相应发票，需方收到供方开具的发票验收合格后需方办理结算手续以转账、汇款、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该合同加盖了西南水泥公司合同专用章、工矿公司合同专用章。工矿公司与西南水泥公司盖章确认的合同签订清单载明，GZXNGY2013093合同供货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合同总金额为1416万元。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及工矿公司未提交上述二份煤炭购销合同原件，原告西南水泥公司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表示，认可850万元质押登记对应的合同的真实性。对于850万元质押对应的应收账款债务，原告西南水泥公司主张其已于2014年1月26日（质押登记前）支付11005726.64元，并在此后陆续支付结清了所欠工矿公司的全部债务。对此，原告提交了其向工矿公司的支付煤矿的凭证，其中以下三笔为支付至工矿公司在农商行黔灵支行开立的20×××55账户中：1、2016年3月30日转账支付50万元；2、2016年12月22日转账支付936987.94元；3、2017年12月20日转账支付50万元。其余款项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其余款项均未支付至上述20×××55账户。（二）关于36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的相关情况2015年2月11日工矿公司依据《综合授信合同》与农商行黔灵支行签订筑农商（黔灵支）行2015年承字02003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同日双方签订筑农商（黔灵支）行2015年质贷字02001号《权利质押合同》，约定工矿公司以3650万元的应收账款对农商行黔灵支行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250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何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质权的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该《权利质押合同》后附由西南水泥公司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书》，载明：“我单位于2015年1月1日与贵阳工矿物资总公司（销售方）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编号ＺＧＳＸＳ20150001，合同金额为每月2200万元，合同标的为原煤。该合同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且该合同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合法、有效，贸易争议。该合同采用赊销的方式进行，销售方已按照签订《购销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并已形成应收账款，现我公司欠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款项3650万元，该笔款项不存在权属争议等限制情况。我公司保证自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承诺将该笔应付账款支付到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在贵行开立的应收账款收回专户内，账号为20×××55，不得支付到其他账户。如支付到其他账户内，我单位全权承担赔偿责任。同日双方就3650万元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编号为：0192995900234343097）载明：工矿公司提供基于其与西南水泥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ＺＧＳＸＳ2015000号的煤炭买卖合同所形成的价值3650万元的应收账款作为履行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01002号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的质押担保。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提交的编号为ZGSXS2015000号的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载明工矿公司作为供方，西南水泥公司作为购方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供方将货送达购方指定货场，按购方通知每月40000吨，未约定煤炭单价。该合同复印件显示工矿公司在出卖人处加盖合同专用章，西南水泥公司在买受人处加盖公章，并有“赵静涧”签字。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及工矿公司均未能提交该合同原件，原告西南水泥公司主张该合同中西南水泥公司的印章及签字均为伪造。在被告未能提供原件的情况下不申请对公章司法鉴定。农商行黔灵支行诉工矿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工矿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农商行黔灵支行承兑汇票垫付本金15315455.48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0月22日为8655320.07元，之后的逾期利息以汇票垫付本金15315455.48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二、工矿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起十五日内偿还农商行黔灵支行承兑汇票垫付本金4005564.55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0月22日为2517629.05元，之后的逾期利息以汇票垫付本金4005564.55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三、原告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灵支行对被告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提供的两笔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8500000元、36500000元；权利质押编号分别为01221347000150363700,01929959000234343097)在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灵支行的其余诉讼请求。（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认定：2015年2月11日，工矿公司向农商行黔灵支行提交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申请，申请承兑金额1700万元，2015年2月12日农商行黔灵支行向工矿公司开立承兑汇票18张，金额合计1700万元。2015年3月18日，工矿公司向农商行黔灵支行提交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申请，申请承兑金额3300万元，同日农商行黔灵支行向工矿公司开立承兑汇票7张，金额合计3300万元。该案中，工矿公司作为被告答辩称，因质押权在设立时质权对应的金额不确定，因此农商行黔灵支行对应收账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对此，法院认为虽然被告称应收账款金额不确定，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两笔应收账款金额在办理质押登记之前有所变动，故对其该抗辩，不予采信。该判决生效后，农商行黔灵支行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4月2日向西南水泥公司发出告知书，通知西南水泥公司：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7日将西南水泥公司账户内7597491.08元划至本案专用账户。原告西南水泥公司认为上述判决第三人存在错误，损害其合法权利，故提起本案撤销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之规定，（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判令农商行黔灵支行对工矿公司提供质押的两笔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而西南水泥公司作为该两笔应收账款的付款义务人，与该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西南水泥公司在2019年4月17日一审法院向其发出告知书后六个月内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权是否已消灭；二、36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是否真实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西南水泥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发出《应收账款确认书》，确认西南水泥公司与工矿公司签订二份购销合同后已形成应收账款12271394.72元，并承诺将该笔款项支付至工矿公司在农商行黔灵支行开立应收账款收回专户，账号为：20×××55。该《应收账款确认书》加盖了西南水泥公司印章。原告西南水泥公司对该《应收账款确认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主张不能确定该《应收账款确认书》中的公章是否是公司真实印章，但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原告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该公章进行鉴定，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印章系伪造，故一审法院认定《应收账款确认书》属于西南水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原告主张其已陆续将欠付工矿公司货款支付完毕，由于西南水泥公司已于2013年12月31日确认尚欠工矿公司货款并承诺将该货款支付至农商行黔灵支行专用账户20×××55中，但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在煤炭购销合同确定的供货期（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并未将欠付货款支付至上述应收账款回收专户中，且原告西南水泥公司亦未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反馈其向工矿公司付款的情况。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备注的款项用途并非全部用于支付《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的瓮安玉山、惠水西南公司的煤款，故无法认定原告向工矿公司支付的款项属于《应收账款确认书》中确认的应收账款。原告主张其已清偿了850万元应收账款的债务不能成立。再次，原告主张农商行黔灵支行已于2014年向工矿公司开具承兑汇票，且工矿公司已全部清偿，并主张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不能用于担保2015年2月11日农商行开具的1700万元承兑汇票所产生的债权。对此，工矿公司与农商行黔灵支行2014年1月24日签订的《权利质押合同》约定，质押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850万元，质权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该《权利质押合同》并未约定850万元质押担保系针对特定的一笔债权。而2014年1月27日农商行黔灵支行与工矿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工矿公司可在授信期间（2014年1月27日至2017年1月26日），循环使用相应的授信额度。因此，工矿公司清偿2014年开具的承兑汇票后，仍可循环使用授信额度。故农商行黔灵支行2015年向工矿公司开具的承兑汇票属于《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额度范围，双方于2014年设立的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仍应作为2015年承兑汇票所产生债权的担保。原告称850万元质押权利已消灭的主张不能成立。（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判令农商行黔灵支行对工矿公司提供的850万元应收账款（对应权利质押编号：01221347000150363700）在该判决确认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错误。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3日的《应收账款确认书》中载明的3650万元应收账款自始不存在，3650万元应收账款对应的交易关系亦不存在。首先，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3日的《应收账款确认书》有原告西南水泥公司盖章，且被告已提供该证据原件，原告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并未申请对该印章进行真伪鉴定，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该《应收账款确认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认为ZGSXS20150001《购销合同》中的公章并非西南水泥公司的真实印章，并主张该合同系虚假合同。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被告未能提供ZGSXS20150001《购销合同》原件，但结合西南水泥公司作出《应收账款确认书》的内容，西南水泥公司已确认基于ZGSXS20150001《购销合同》，西南水泥公司欠付工矿公司3650万元货款，并承诺将该款项支付至应收账款回收专户中。应视为西南水泥公司认可其与工矿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真实成立。工矿公司以西南水泥公司《应收账款确认书》盖章确认的应收账款出质应属有效。原告主张36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不具有真实性不能成立。（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判令农商行黔灵支行对工矿公司提供的3650万元应收账款在该判决确认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错误。综上，原告西南水泥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653.4元，由原告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上诉人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向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调取案涉的合同编号为ZGSXS2015000号、ZGSXS20150001两份煤炭买卖合同原件。该局相关侦查人员称：ZGSXS2015000号有原件、ZGSXS20150001号合同无原件，上述两份合同已经发还给工矿公司现负责人张旭光。经本院通知，工矿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上述两份合同。ZGSXS2015000号原件为空白合同，在出卖人处加盖工矿公司印章，买受人处加盖西南公司印章，且有赵静涧的签名。经目测，出卖人处加盖工矿公司合同专用章下黑体字能够辨认，而买受人处加盖西南公司印章下的黑体字的相对应笔画被完全覆盖，且“赵静涧”字样并非签上去的，西南公司印章与“赵静涧”字样疑是PS的。ZGSXS20150001号合同是复印件，该合同编号处的“ZGSXS20150001”中的“1”疑是后面添加。该合同除了在质量要求、交货时间、数量等处的空白处填写了相应的数字之外，其余的合同内容与ZGSXS2015000号的内容一致。2、被上诉人农商行黔灵支行称，办理应收账款权利质押过程中在，一般情况下要求贷款方提供买卖合同、销售发票、2015年2月3日的《应收账款确认书》。3、2015年2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作出的3097号质权登记，载明：“债务履行期限2014年1月27日至2017年1月26日；质押合同号码：筑农商（黔灵支）行2015质贷字02001号；质押财产价值3650万元；质押财产描述：为确保工矿公司以农商行黔灵支行签订的编号为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综字01002号的《综合授信合同》的履行。保障农商行黔灵支行债权的实现，工矿公司提供基于其与西南水泥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ZGSXS2015000号的煤炭买卖合同，所形成的价值3650万元的应收账款作为履行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综字01002号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的质押担保”。4、3097号质权登记所附的ZGSXS2015000号复印件与ZGSXS20150001号合同（只有复印件）内容一致。为了证明被上诉人农商行黔灵支行为了办理3097号质权登记所附的十份增值税发票并非是ZGSXS2015000号或者是ZGSXS20150001号合同项下发生的交易,上诉人提交了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编号为GZXNGY2013050的《煤炭购销合同》及合同项下全套交易资料，包括(月度煤炭价格确认书、过磅单、月度结算表、发票编号为01066251、01066252、01066253、01066254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第二组证据：编号为GZXNGY14373的《煤炭购销合同》及合同项下全套交易资料，包括(月度煤炭价格确认书、过磅单、月度结算表、发票编号为01066249、0106625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第三组证据：编号为GZXNGY15063的《煤炭购销合同》及合同项下全套交易资料，包括(过磅单、月度结算表、发票编号为00903599、009036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第四组证据：编号为GZXNGY15049的《煤炭购销合同》及合同项下全套交易资料，包括(过磅单、月度结算表、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编号为00903601、00903602、记账凭证）。证明目的：1、证明我方与工矿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均为制式合同，与编号为ZGSXS2015000、ZGSXS20150001的“煤炭买卖合同”截然不同；2、上诉人与工矿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中上诉人的签章均为编号为1号的合同专用章，并非编号为ZGSXS2015000、ZGSXS20150001的“煤炭买卖合同”上显示的公司“公章”；3、发票编号为01066251、01066252、01066253、01066254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产生于编号为GZXNGY2013050的《煤炭购销合同》项下交易中；发票编号为01066249、0106625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产生于编号为GZXNGY14373的《煤炭购销合同》项下交易中；发票编号为00903599、009036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产生于编号为GZXNGY15063的《煤炭购销合同》项下交易中；发票编号为00903601、00903602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产生于编号为GZXNGY15049的《煤炭购销合同》项下交易中。上述发票与权利质押登记中的编号为ZGSXS2015000及ZGSXS20150001的“煤炭买卖合同”均无关联。被上诉人农商行黔灵支行认可上诉人提交的上述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其用于3097号质权登记所附的十份增值税发票，并认可上述十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工矿公司认可上诉人提交的四组证据中四份月度结算表、编号为GZXNGY14373的《煤炭购销合同》、编号为GZXNGY15063的《煤炭购销合同》、编号为GZXNGY15049的《煤炭购销合同》上的印章的真实性。并称：经我公司根据现有资料的查询，未查询到关于案涉ZGSXS2015000号、ZGSXS20150001号号用于贷款的合同涉及的磅单、价格确认书、发票、结算单等。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经查，编号为GZXNGY2013050的《煤炭购销合同》为复印件。但是，该组证据中的月度结算表加盖了被上诉人工矿公司的印章，且发票编号为01066251、01066252、01066253、01066254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总金额与月度结算表一致。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经查，编号为GZXNGY14373的《煤炭购销合同》有上诉人的合同专用章与被上诉人工矿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但是，该组证据中的月度结算表加盖了被上诉人工矿公司的印章，且发票编号为01066249、0106625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总金额与月度结算表一致。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经查，编号为GZXNGY15063的《煤炭购销合同》有上诉人的合同专用章与被上诉人工矿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该组证据中的月度结算表加盖了被上诉人工矿公司的印章，且发票编号为00903599、009036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总金额与月度结算表一致。对于上诉人提交的第四组证据，经查，编号为GZXNGY15049的《煤炭购销合同》有上诉人的合同专用章与被上诉人工矿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该组证据中的月度结算表加盖了被上诉人工矿公司的印章，且发票编号为00903601、00903602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总金额与月度结算表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农商行黔灵支行是否对3650万元应收账款享有质权；2、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权是否已消灭。关于焦点1。根据被上诉人农商行黔灵支行的陈述，在办理应收账款权利质押过程中，一般情况下要求贷款方提供买卖合同、销售发票、应收账款确认书。本案中，工矿公司为了获得贷款向农商行黔灵支行提供了ZGSXS2015000号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案涉的十份增值税销售发票复印件、2015年2月3日的《应收账款确认书》原件。农商行黔灵支行依据工矿公司提供的上述资料办理了3097号质权登记。经查，用于办理3097号质权登记的ZGSXS2015000号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与原件不一致，ZGSXS2015000号煤炭买卖合同原件为空白合同，且在买受人处的签章疑是PS的；用于办理3097号质权登记的案涉的十份增值税销售发票的原件均已经提交给上诉人用于上诉人财务抵扣，且均不是3097号质权登记中的ZGSXS2015000号煤炭买卖合同或者2015年2月3日的《应收账款确认书》中的ZGSXS20150001的煤炭买卖合同项下产生的；此外，工矿公司也自认“经我公司根据现有资料的查询，未查询到关于案涉ZGSXS2015000号、ZGSXS20150001号用于贷款的合同涉及的磅单、价格确认书、发票、结算单等”，因此，现有证据尚不能充分证明2015年2月3日的《应收账款确认书》中载明的3650万元应收账款真实存在。上诉人在明知其与工矿公司之间并未签订ZGSXS20150001号煤炭买卖合同、工矿公司也未依据ZGSXS2015000号煤炭买卖合同向其供货导致其享有对上诉人3650万元的应收账款的情况下，仍然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出具了2015年2月3日的《应收账款确认书》致使工矿公司获得了农商行黔灵支行的贷款，上诉人与工矿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其本身存在过错；而农商行黔灵支行依据上诉人出具的2015年2月3日的《应收账款确认书》及ZGSXS2015000号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十份增值税销售发票复印件（发票均形成用于质押的3650万元应收账款的ZGSXS2015000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有权机关申请办理了3097号质权登记，被上诉人农商行黔灵支行已经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其本身并无过错。因此，本案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工矿公司与债务人即上诉人以虚构的应收账款出质，农商行黔灵支行作为质权人请求应收账款债务人即上诉人履行债务的，应该获得法律的支持。上诉人以其与工矿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3560万元应收账款为由主张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原告农商行黔灵支行对被告工矿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金额为36500000元权利质押编号为010929959000234343097）在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2。对于该焦点，一审判决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本院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此外，（1）因上诉人并未按照其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书》约定的付款账户向工矿公司支付应收账款、事后也未及时向质权人通报付款事宜从而让质权人履行监管权，上诉人单方向工矿公司的付款行为不能引起质权人质押权的丧失；（2）因工矿公司其他债务纠纷导致上诉人被人民法院强制扣划工矿公司对上诉人的应收账款，人民法院的强制扣款行为并非是执行一审法院（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原告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灵支行对被告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金额为：850万元、权利质押编号分别为01221347000150363700）在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执行行为，该行为也不能导致质权人的权利丧失。上诉人以其已不再欠工矿公司任何款项，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也已经全部偿付，农商行黔灵支行已经丧失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6653.4元，由上诉人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丽审判员 邹 慧审判员 李道鸿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常诗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