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5民初4272号原告：黄国桂，男，1983年1月26日出生，住福建省惠安县。委托代理人：黎桂花，广东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彭婉菲，广东港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刘载晴，男，1967年6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五华县。被告：刘利省，男，1995年3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五华县。原告黄国桂诉被告刘载晴、刘利省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国桂及其委托代理人黎桂花、彭婉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载晴、刘利省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国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息偿还义务，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700000元及利息（以7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8年9月5日起算至全部本金还清之日止）；二、请求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主要是做大理石工程，两被告（两被告为父子关系）主要做道路工程、污水管道工程。2018年9月3日，黄国桂与刘载晴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向刘载晴出借1500000元，协商争议解决由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原告主张被告此后购买茶叶、红木椅子花费114690元，从上述款项中扣除。此后，又通过现金形式出借700000元给两被告，刘载晴提供支票作为抵押。此后，经过多次催讨，原被告在2018年12月29日进行对账，确认尚拖欠原告本金850000元，并由刘利省出具《借条》。后因被告未偿还款项，原告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委仅处理《借款合同》合计的部分款项，未处理《借条》中涉及的款项以及购买红木椅子和茶叶款项。被告刘载晴、刘利省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黄国桂与刘载晴于2018年9月3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向刘载晴出借1500000元，收款账户的户名为刘利省。后发生争议经过广州仲裁委员会审理，在广州仲裁委员会开庭时，刘载晴、刘利省均到庭参加仲裁。经审理查明实际出借转账金额为1235310元，并对两被告的还款情况制作表格予以明确。2018年12月29日，刘利省向黄国桂出具《借条》，内容为“借款人刘利省于2018年12月29日向出借人黄国桂借款人民币（大写）捌拾伍万元，小写850000元，于2018年2月1日前归还本息。不能按时归还，每天按千分之五日利率计算，愿承担所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刘利省在仲裁时主张“是黄国桂采取了非法手段迫使其签下欠条。退一步说，即便两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也与刘载晴无关”。被告刘载晴、刘利省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均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对于黄国桂主张向刘载晴、刘利省出借款项的事实有银行转账记录和《借条》予以证实。但本案存在涉及与《借款合同》仲裁案件中部分借款金额混同的情况，因刘载晴、刘利省在本案中对黄国桂的起诉主张要求其偿还欠款金额的情况未抗辩亦未提供证据材料予以反驳，未到庭参加诉讼，故本院结合仲裁查明的相关事实进行分析：首先，关于借款金额及还款的情况。广州仲裁委员会在审理《借款合同》涉及的1500000元款项时，最终认定该案中黄国桂实际向刘载晴出借金额为1235310元，而刘载晴提供的证据证明已经在仲裁庭审前偿还了1295000元（含利息），其中截止2018年12月28日，共偿还1167000元，扣除利息后剩余金额99838.35元。而黄国桂与刘利省在2018年12月29日进行核算后，刘利省出借《借条》，记载“借款人刘利省于2018年12月29日向出借人黄国桂借款人民币（大写）捌拾伍万元”，刘利省仲裁时当庭表示“是黄国桂采取了非法手段迫使其签下欠条”。而本案中，刘利省未到庭对相关情况进行说明，也没有举证证明黄国桂采取了非法手段迫使其签订《借条》。结合黄国桂的经济状况和其主张的出借现金700000元给两被告、此前向刘载晴出借的款项转账到刘利省名下银行账户、仲裁截至2018年12月28日认定的剩余欠款情况以及刘利省仲裁时的陈述，可以判断《借条》为刘利省出具，其中的金额850000元与黄国桂主张的现金出借700000元、购买红木椅子和茶叶的114690元加上《借款合同》中剩余未还99838.35元款项总和914528.35元接近。即便无法认定购买红木椅子和茶叶的情况，根据出借款项需要计算利息的正常逻辑，参考黄国桂与刘载晴签订《借款合同》时约定的利息标准计算，黄国桂主张的2018年9月4日至2018年12月28日期间利息为53666.67元，总金额合计853505.02元，更加接近《借条》中的数额。两种计算方式的金额均超过《借条》中载明的金额。此外，刘利省在签订《借条》后多次同银行和微信转账方式向黄国桂偿还部分款项。在黄国桂提交的与刘利省2019年2月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黄国桂称“欠725000元”，刘利省回复“欠725000元未还，在2019年5月1号之前还清，另外加五万费用，如未在2019年5月1号前还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人刘利省承担”。如果刘利省主张黄国桂采取了非法手段迫使其签订《借条》，则其在签订《借条》后主动还款以及在微信中再次明确剩余欠款金额的情况不符合正常逻辑。因此，本院合理采信黄国桂与刘利省在2018年12月29日签订的《借条》的真实性。黄国桂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等自认刘载晴、刘利省在2019年2月3日之后陆续偿还部分款项，主张剩余本金为700000元属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采信。其次，关于借款债务人的认定情况。刘利省仲裁时当庭表示“退一步说，即便两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也与刘载晴无关”，该前提是刘利省对《借条》予以认可。根据前述分析，既然成立，且刘利省在仲裁时否认购买茶叶的情况，则《借条》的构成中所载金额应为包含现金出借款项700000元及利息以及黄国桂与刘载晴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未偿还的部分本金99838.35元。此外，本案两笔借款存在时间上的重叠，在广州仲裁委员会核算的2018年12月29日之后刘载晴向黄国桂偿还《借款合同》欠款的五笔共计128000元中，刘利省通过银行转账偿还三笔共计100000元，另通过微信转账五笔共计28000元。其中截止2019年2月3日的转账共计125000元，与黄国桂提交的与刘利省2019年2月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核对的剩余未还款项725000元完全吻合。虽然仲裁委认定《借款合同》中因“刘利省并未在该合同上签字，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其是合同缔约方和履行方，其无需承担偿还本息的义务”。但就刘载晴剩余未偿还的款项刘利省通过于2018年12月29日签订《借条》的形式对此予以认可，且无法证明刘利省在此后向黄国桂偿还的128000元全部为首先偿还刘载晴在《借款合同》中剩余未还款项还是偿还700000元借款的款项。因此，广州仲裁委员会将刘利省在审理刘载晴的《借款合同》案件中没有考虑到刘利省于黄国桂重新签订《借条》的情况，将刘利省于2018年12月29日之后偿还的128000元全部计算为刘载晴归还《借款合同》的款项。如果认定刘利省偿还的128000元全部为替刘载晴偿还《借款合同》的款项，则刘利省构成两次借款在还款人上的混同，而刘载晴为实际受益人。结合本案刘载晴、刘利省先后与黄国桂签订《借款合同》、《借条》以及两笔借贷之间存在的关联性等情况，刘载晴应当对《借条》所欠金额中的128000元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最后，关于利息的计算情况。黄国桂主张从2018年9月5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所欠款项的利息，但其提供的《借条》形成时间为2018年12月29日，其中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间利率，而约定逾期利息为日利率千分之五，超过法律规定标准，视为约定不明。且还款时间记载“2018年2月1日”明显属于笔误，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等情况，实际应为2019年2月1日。故，刘利省、刘载晴应当支付逾期后占用该款项期间的孳息给黄国桂。结合案件情况，本院酌情调整利息以7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其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刘载晴、刘利省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答辩、未到庭，应视为放弃对黄国桂提交的证据、陈述进行质证及抗辩的权利，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利省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黄国桂7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7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其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刘载晴就本判决第一项中被告刘利省应向原告黄国桂偿还款项中的128000元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黄国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742元，由被告刘利省、刘载晴负担（直接支付给原告黄国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羿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刘迪雯书记员蔡颖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