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63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相宽，男，汉族，1995年5月4日出生，住贵州省正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栋才，男，汉族，1972年11月22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男，汉族，1962年2月7日，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系遵义遵沪创业商会推荐。上诉人汪相宽与被上诉人胡栋才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2民初3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相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7份书面证据，证明了双方订立合同情况，被上诉人将网约车违规预设目的地等事实，《遵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八规定：“网约定车不得以预设目的地等方式从事定线运输。”被上诉人所主张的网约车经营模式就是“遵义至正安城际网约车”定线运输和预设目的地的班线经营模式，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本案双方签订的《遵义绿行网约车隐名入股协议书》应为无效合同。二、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补充辩论意见对《路单》证明效力作了说明，并进一步表达了上诉人的观点，一审判决未作出说明。被上诉人胡栋才辩称：一、本案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拼车等事宜恰好能够证明是上诉人非法经营行为，与合伙协议无关。三、一审判决已经确认上诉人是网络车驾驶员，通过了网络车驾驶员培训学习，上诉人违反了网络车经营相关规定，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汪相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汪相宽和胡栋才签订的《遵义绿行网约车隐名入股协议书》属无效合同；2．判令胡栋才返还汪相宽入股金贰万元（20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胡栋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栋才于2019年5月30日与案外人贵州绿行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胡栋才在遵义市正安县独立运行遵义至正安网约车业务，胡栋才在经营期间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规定，仅限于网络预约出租客运业务，其营运资质与贵州绿行客运有限公司同步。2019年6月7日，贵州绿行客运有限公司贵绿行任（2019）11号文件载明，任命胡栋才为贵州绿行客运有限公司正安车队队长，本任命自下发日起生效。由胡栋才自行组建正安车队，对正安车队车辆进行日常管理，车队车辆共计12台，分别为：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贵Ｃ×××**。汪相宽与胡栋才于2019年9月25日签订《遵义绿行网约车隐名入股协议书》，约定汪相宽隐名入股胡栋才在遵义绿行客运有限公司承包经营的遵义至正安城际网约车车辆股份。同时约定现车队12台车，柴油车10台，电动车2台，共24股。汪相宽向胡栋才交纳20000元，即在车队股份占比为壹股。车队所有车辆均采用按揭贷款购买，原、被告共同承担车队经营和债务风险，如遇车队经营中出现需增加出资运营的情况，各股东按股分摊，如未按时追加出资，则按比减持相应股份份额。同时约定汪相宽享有车队壹股的净利润，每月利润分成按80%进行分成，提留20%利润作为风险预备金，总计提留20万，超出后不再提留。利润分成方式按月结算，时间为次月15日以前。后汪相宽依约向胡栋才支付了入股金20000元。另，1．汪相宽在庭审中陈述，除了我们五原告（汪相宽、叶磊、邓宁、代克胜、骆乐进）分别和胡栋才签订了《遵义绿行网约车隐名入股协议书》，其余具体多少人我们都不清楚。我们从入股之后，没有进行结算，从来没有分配过利润。2．胡栋才在庭审中陈述，除了本案五原告（汪相宽、叶磊、邓宁、代克胜、骆乐进）之外，还有本案的证人王某也分别和我签订了《遵义绿行网约车隐名入股协议书》，只是王某暂时还没有缴纳入股金。五原告、证人王某加上我，我们一共是7人合伙。没有进行结算，从来没有分配过利润，没有分配过利润的原因是我们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一审法院认为，汪相宽诉称线下喊客拼客，线下现金交易，胡栋才的经营模式属于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道路班线客运属违法行为等，胡栋才予以否认，并辩称合同并无约定，系汪相宽私人行为。汪相宽亦未充分举证证明。对汪相宽的前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汪相宽诉请确认其与胡栋才签订的《遵义绿行网约车隐名入股协议书》属无效合同，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在庭审中均陈述，双方并未进行结算，亦未分配过利润。原、被告双方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明确，汪相宽诉请判令胡栋才返还汪相宽入股20000元，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汪相宽可待证据充分后，另案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汪相宽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汪相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汪相宽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汪相宽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遵义市交通运输局隐患整改通知书。内容：2020年8月4日，遵义市交通运输局因蓝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分公司平台服纳车辆长期线下揽客，向其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证明：网约车存在违规线下揽客行为，胡栋才所选择经营的“帮邦行网络约定车平台公司”被整改。第二组：微信收款截屏。证明：被上诉人胡栋才指示上诉人线下收取现金的事实。第三组证据：app截屏。内容：上诉人使用APP蓝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帮邦行平台开展业务。证明：上诉人使用蓝海科技及帮邦行平台的事实。被上诉人胡栋才质证意见：第一组，三性不持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线下揽客指网络车驾驶员未按照网络车管理条例不通过后台和客户端APP上线，恰好证明上诉人在驾驶网约车过程存在线下揽客行为。第二组，三性不持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第三组：三性不持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帮邦行平台是否被整改，被上诉人不清楚，但是并未被非法取缔，该软件在继续被使用。经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对第一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采信；第二组，三性予认定，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第三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采信。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二审另查明：贵州绿行客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11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巡游出租客运；网络预约出租客运；汽车租赁等。还查明，2019年7月14日，蓝海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贵州绿行客运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联合运营合作协议》载明：一、合作项目。甲、乙双方基于“帮邦行95170”平台，共同经营遵义市正安网络预约定出租汽车和定制客运业务。二、合作模式及内容。二、甲、乙双方基于双全国统一的“帮邦行95170”品牌上运营，乙方作为甲方在遵义市正安县线路帮邦行平台业务授权合作人。2019年5月30日，贵州绿行客运有限公司（甲方）与胡栋才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载明：第二条，合作方式。1．合作业务范围：网约车业务。（1）乙方在遵义市正安独立运行遵义至正安网约车业务，乙方在经营期间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和各项政策规定，只限于网络预约出租客运业务，其营运资质与甲方同步。本院认为，贵州绿行客运有限公司经营业务范围包括巡游出租客运、网络预约出租客运等出租客运业务，贵州绿行客运有限公司与胡栋才于2019年5月30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胡栋才在遵义市正安县独立运行遵义至正安网约车业务，其营运资质与贵州绿行客运有限公司同步，并任命胡栋才为贵州绿行客运有限公司正安车队队长，胡栋才就其独立运行的网约车业务，经与上诉人汪相宽协商双方签订《遵义绿行网约车隐名入股协议书》，协议对入股金额及业务开展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上述双方签订的《入股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入股协议书》约定预设目的地，违反了《遵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八规定的网约车不得以预设目的地等方式从事定线运输的规定，故双方签订的《入股协议书》无效，被上诉人应退还其入股金。本院认为，首先，从双方签订的《入股协议书》内容看，合作经营为遵义至正安城际网约车业务，并非预设目的地的定线运输业务。其次，即使存在该情形，因上述暂行办法并非行政法规，也非地方性法规，协议约定并非当然无效。故其上诉的该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若双方已无继续合伙意愿，双方均可另案主张合伙清算。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汪相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滔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胡晓波审判员 陈 娜审判员 杨 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邹波书记员钟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