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5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俞鹿玲，女，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慧，广东乐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华，男，197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上诉人俞鹿玲因与被上诉人刘文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粤0404民初9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俞鹿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文华返还俞鹿玲本金150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4月7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4月6日，利息为514500元，以上本息暂计为2014500元）；2.由刘文华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认识不当，进行不当得利纠纷裁判的法律适用明显错误。1.不当得利最核心的要点在于受益人取得的利益“没有合法根据”，一审法院脱离了此核心裁判要点进行主观推定，盲目加重了俞鹿玲的举证责任。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最核心的要点在于受益人取得的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所谓无合法根据，是指缺乏受益的法律上的原因，关于诉辩双方的举证责任，因给付行为欠缺法律依据系消极事实，本质上难以直接证明，故请求人对于他人取得不当利益致其受损的事实已经举证证明，且给付行为欠缺法律依据确实存在一定盖然性的，受益人就其抗辩的原因事实，负有真实、完全和具体的陈述义务，并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以供请求人予以反驳。本案于2020年4月29日第一次开庭，刘文华进行证据突袭，当庭提交了10份证据和答辩状，完全没有给俞鹿玲搜集、提供反驳证据的时间，也因此，才有了2020年5月27日的第二次开庭。刘文华答辩称“原告所支付的150万元，实际上是深圳文华公司为了继续拿更高级别、更高利润的代理权，以共赢公司股东的身份，代高志勇和深圳文华公司按上述《合作协议》约定所支付的合同款，是正常的履约行为”，针对刘文华的这个抗辩理由，俞鹿玲在第一次庭审之后申请证人高志勇出庭作证，高志勇的当庭陈述及证人证言、以及高志勇与刘文华公司会计唐丽萍的微信聊天，多次表明：高志勇从未委托俞鹿玲代表其本人向广州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或刘文华支付课程款或石家庄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款。除了股东高志勇自己入股共赢公司外，深圳文华公司与共赢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俞鹿玲本人更是与共赢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刘文华取得涉案款项没有合法根据，高志勇入股共赢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由高志勇自行支付，与俞鹿玲无关。一审法院完全回避了不当得利纠纷“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这一核心裁判标准，简单粗暴地认为“被告所提交证据显示原告与被告存在业务上的往来，无法排除该款为双方业务款的可能性”，“原告没有提交足够的证据证实，被告因无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对其造成利益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实际上，俞鹿玲向刘文华转账150万元，刘文华事实上也收到了这150万，再针对刘文华的抗辩申请高志勇作证、反驳刘文华的抗辩之后，俞鹿玲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至于广州文华公司、深圳文华公司、石家庄共赢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如刘文华认为其有理由收取款项，是可以依法提供合同等相关证据证明的，而不是单凭口头答辩就能确定其能够合法取得150万元，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和采信明显失误、作出了不公平的判决。2.不当得利可以基于合同或者自然事实产生，不以受损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或者识别能力为前提。一审判决以“原告应该知道自己转错了”为由驳回俞鹿玲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不当得利的本质是一种事件，不以受损人有行为能力或识别能力为前提。构成不当得利后在受益人与受损人之间产生不当得利之债，即受益人应向受损人偿还其无合法根据而获得的利益。一审判决中多次提到原告应该知道自己转错了，或者事后有识别机会，这都不是不当得利不成立的要素，要是以受损人不得作出与自己的行为能力或识别能力不符的行为为构成要件，那不当得利制度就没必要存在了。一审判决对俞鹿玲的要求过于苛刻，既在举证责任上要求俞鹿玲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刘文华无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又在行为上要求俞鹿玲“应当知道错误转账”，而对刘文华仅以其提交的4张极低金额的个人转账记录就认定“存在各方有以私人账户收转资金的情况”、将法人之间的业务合作与私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混为一谈，属于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明力不足的证据推翻了证明力强的俞鹿玲提供的证据，也是对证据的采信和适用错误，以此作出的判决结果明显偏袒刘文华，依法应予改判。二、一审法院裁判逻辑混乱，将与本案关联性不大的林娜芬事宜作为法院查明和认定的重点，将刘文华“无合法依据取得收益”一笔带过，对与诉辩双方都存在密切关系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本末倒置，导致裁判错误。1.一审法院将林娜芬的身份问题、林娜芬借款的用途作为本案重点查明和裁判的依据，偏离了不当得利案由的审查重点，本末倒置。本案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林娜芬向俞鹿玲借款50万元，请俞鹿玲直接转给刘文华，作为加入“文华大系统”的入股款，而俞鹿玲在转账时操作失误，多转了100万元。在林娜芬失联之前，其多次表明会还款，所以俞鹿玲没通过诉讼途径向林娜芬追索；而林娜芬没有还钱而玩失踪，俞鹿玲无奈才想到通过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追偿，民间借贷的诉讼主张需要提供《借条》和转账凭证，俞鹿玲去打转账凭证的时候，才发现其当时转了150万。林娜芬的借款只是一个起因，本案的关键在于俞鹿玲受林娜芬委托转账时多转了100万，而刘文华又拒不承认俞鹿玲是替林娜芬转账的，而是替高志勇付的。不管林娜芬还是高志勇，都不是本案当事人，本案的核心关系在于“俞鹿玲究竟有无义务转这150万给刘文华”，这一点也正是法院需要查明和审理的焦点，而林娜芬的身份问题、林娜芬借款的用途与本案关联性并不大，一审法院却把此作为查明和审理的焦点，对于关键的“刘文华收取这150万无合法依据”视若无睹，导致裁判错误。鉴于一审法院重点审查林娜芬借款的用途，收到一审判决后，俞鹿玲对林娜芬名下与“文华大系统”有关的信息进行了进一步的收集，发现除了一审中收集到的“深圳市前海文华游艇管理有限公司”之外，林娜芬还于2013年11月19日注册了一家“深圳文华金融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除此之外，林娜芬没有在“文华大系统”其他关联公司中担任董监高职务。2013年4月7日，林娜芬以“入股文华分公司使用”为由向俞鹿玲借款50万元，因为“文华大系统”关于分公司设立有其自行设定的特殊游戏规则（有欺诈嫌疑）：拟注册文华关联公司的人员需先在文华系统中进行申请，申请过程中不分地域、只要报个名字就可以，申请通过后设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实际注册地和公司具体名称，林娜芬在文华大系统就是以“文华南宁市级分公司”的名义进行申请的，而林娜芬向俞鹿玲借款时其仅是向“文华大系统”申请设立“文华南宁市级分公司”，还未通过“文华大系统”审核，当然无法确定其实际设立的公司地点和名称，故在《借条》中使用了“以款到文华公司林娜（应为林娜芬）拥有南宁市级分公司50万股份为准”的表述，林娜芬向俞鹿玲借款转给刘文华的资金实际上应为“深圳市前海文华游艇管理有限公司”或“深圳文华金融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入股费用，因林娜芬下落不明、“文华大系统”由刘文华操控，若法院认为林娜芬借款的用途和去向对本案事实的认定至关重要，请法院责令刘文华提供林娜芬入股“深圳市前海文华游艇管理有限公司”及“深圳文华金融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申请设立文件及投资款明细。2.一审法院关于证人高志勇的证言不予采纳的认定错误。刘文华系“文华大系统”的发起人、操盘手和实际控制人，是广州文华公司、文华集团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2011年底至2012年初，刘文华组织《文华大系统之资本兵法》课程推广活动，俞鹿玲参加了该课程学习，认识了证人高志勇。2012年2月23日，深圳文华公司成立，高志勇担任法定代表人，彼时，俞鹿玲仅仅是刘文华的学生、高志勇的同学，高志勇与刘文华存在密切的业务合作关系，后来高志勇又陆续入股了刘文华“文华大系统”的其他关联公司，若说高志勇与俞鹿玲因同是深圳文华公司的股东而存在一定利害关系的话，不如说高志勇与刘文华的关系更为密切，其没有必要为了帮俞鹿玲而冤枉刘文华，故一审认定高志勇与俞鹿玲“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对于证人高志勇的证言，可信度较低”是判断错误。俞鹿玲之所以申请证人高志勇出庭作证，是因为在第一次开庭时刘文华称涉案款项系俞鹿玲为高志勇支付，那么本案的关键节点就在于“俞鹿玲是否代高志勇付款给刘文华”，而是否代付，高志勇无疑最有发言权，一审法院对于高志勇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对证据的认定和采信明显错误。3.一审法院关于“原告与被告除了是师生关系外，还有业务合作关系”的认定错误。本案转账发生在2013年4月7日，俞鹿玲直到2013年8月9日才成为深圳文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除了于2012年7月参加《文华大系统之资本兵法》课程见过刘文华几面之外（俞鹿玲只上了几次课），俞鹿玲与刘文华根本不熟悉，俞鹿玲参加该课程的培训费用也是直接向张念英缴纳，由张念英支付给刘文华，除参加该课程缴纳培训费外，俞鹿玲没有其他任何向刘文华缴纳费用的义务，更不会在成为深圳文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之前就向刘文华进行转账。除了本案转账之外，双方之间并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除了是师生关系外，还有业务合作关系”与事实不符，就算因俞鹿玲在2013年8月9日后成为深圳文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而与刘文华产生了所谓的“业务合作关系”，那也是2013年8月9日之后的事情（事实上，在俞鹿玲成为深圳文华公司的股东之后，与刘文华也根本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三、俞鹿玲变更诉讼请求的主张有事实依据，该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以超过时效驳回俞鹿玲诉讼请求属于主观臆断。1.俞鹿玲将诉讼请求由本金100万元变更为150万元的原因。如前所述，俞鹿玲接受林娜芬的委托转账给刘文华，在转账时因操作失误多转了100万元，是本案的起因。后林娜芬玩失踪，俞鹿玲去打转账出借给林娜芬的凭证时，才发现其当时转了150万。俞鹿玲的本意是遵照事实，该向谁主张就向谁主张，所以提起本案诉讼时只主张刘文华返还其多收的100万元，另外50万元哪怕拿不回来也是向林娜芬主张。但没想到，从第一次开庭答辩，到后续的对接，刘文华都坚决不承认林娜芬在“文华大系统”中的身份，坚持认为这笔钱是俞鹿玲代高志勇支付的。那么，俞鹿玲接下来将面临的困境是：通过诉讼途径向林娜芬主张债权，仅有林娜芬手写的《借条》，缺乏转账凭证及收款人刘文华的确认，这笔债务将很难得到法院支持。而俞鹿玲转账给刘文华是有银行流水证实的事实，在刘文华坚持这笔转账与林娜芬无关的情况下，俞鹿玲只好在第二次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刘文华返还不当得利150万元。2.俞鹿玲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在出借50万给林娜芬之后的开始几年，林娜芬还经常与俞鹿玲联系并多次承诺还款，直到2019年，林娜芬不再接听俞鹿玲电话、不再回复俞鹿玲信息，俞鹿玲方准备通过诉讼途径向林娜芬追索，在2019年底到银行打印向林娜芬借款的流水时，才发现多转了100万给刘文华。而俞鹿玲与刘文华之间除了上课见过几次面之外，并无其他交往，只能向与刘文华还存在联系的高志勇了解情况，此举并无不当。诉讼时效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何时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受到侵害或损失，本案中俞鹿玲直到2019年林娜芬失联去打银行流水时才知道自己因多转了钱而受损；二是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侵害人或者受益人是谁，俞鹿玲除知道刘文华账户名称外，既没有刘文华的联系方式也不知道其住址或办公地点，无法仅凭账号名称就将其作为刘文华，根本谈不上怠于行使权利，所以直至通过高志勇获知具体信息后，俞鹿玲才能提起诉讼。一审居然以俞鹿玲“发现多转账给被告，但未直接向被告提出要求返还，却向高志勇说明”为由认定“不足以证实原告此时才发现”，明显不尊重事实，系不依法采信证据。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自俞鹿玲发现自身权利被侵犯之日即2019年12月10日起计算，并未超过，一审法院对于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依法应予纠正。3.刘文华应当支付占用资金的利息。不当得利纠纷处理中，受益人应返还所获利的全部财产(包括原受利益及孳息)，利息系法定孳息，不需要当事人对此进行专门约定，俞鹿玲可以依据法律规定直接主张并取得，本案中，刘文华收到俞鹿玲的转账后不主动告知并持续多年占用资金，没有合法依据，造成了俞鹿玲的损失，其应当向俞鹿玲支付占有款项期间的利息损失。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改判。刘文华答辩称：1.俞鹿玲与刘文华之间不是普通朋友关系，而是有长期、多次、频繁的生意业务往来，有正常的业务往来款，非常正常。证据如下:俞鹿玲作为核心股东的深圳文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多次和刘文华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俞鹿玲代表深圳文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与刘文华签订的合同上亲笔签名、俞鹿玲亲笔签名的《股份确权书》、俞鹿玲行使石家庄共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权力在《参会卡》上的亲笔签名等证据，都明确的说明俞鹿玲与刘文华有频繁、多次、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有业务往来款非常正常。俞鹿玲所称与刘文华“仅仅是普通朋友关系，从未存在过其他经济往来”是在撒谎。2.高志勇不仅与俞鹿玲是多家公司的股东关系，更加是林娜芬借款50万的担保人，林娜芬欠款不还，俞鹿玲既没有对林娜芬采取法律措施，也没有向担保人高志勇采取法律措施，却让高志勇出庭作证来向刘文华要钱，显然不合常理，高志勇作为林娜芬借款的担保人，是俞鹿玲的利益相关方，身份很特殊，在本案中的证词，不足以采信。3.俞鹿玲所称的深圳文华金融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刘文华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完全与刘文华风马牛不相及。4.林娜或林娜芬的借款是事件的起因，一审判决将林娜芬借款事件作为重要审判内容之一，完全正确。5.俞鹿玲不对林娜芬采取法律措施去追回所借的50万，也不向担保人采取法律措施，却要求刘文华承担林娜芬借款50万的还款责任，将诉求提高到150万，不仅毫无道理，也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最重要的是，一审判决对诉讼时效的判定是完全正确的，对本案的其他事实判定，也是完全正确的，一审判决的所有内容，都是完全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俞鹿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刘文华向俞鹿玲偿还本金1000000元;二、判令刘文华向俞鹿玲支付上述本金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4月7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1月6日，利息为33075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文华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文华是广州文华公司、文华集团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2011年底至2012年初，刘文华组织《文华大系统之资本兵法》课程推广活动，俞鹿玲参加了该课程学习。广州文华公司在全国多处设立有分公司。俞鹿玲与刘文华除了是师生关系外，还有业务合作关系。2012年2月23日，深圳文华公司成立，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高志勇。2012年4月5日，广州文华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深圳文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努力开拓文华资产公司各项投资业务；乙方独自出资注册深圳文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乙方在其所注册的上述公司中拥有90%股权，10%的股权由甲方持有，100%的注册资金由乙方投入。2013年8月9日，深圳文华公司股东成员从高志勇、李东洋变更为高志勇、俞鹿玲、王其栋及广州文华公司。2014年2月8日，广州文华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深圳文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努力开拓文华资产公司各项业务；乙方独自出资注册深圳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乙方在其所注册的上述公司中拥有90%股权，10%的股权由甲方持有，100%的注册资金由乙方投入。该份协议落款处还有俞鹿玲、王其栋、肖冬平等人的签名确认。2013年4月5日，甲方广州文华公司与乙方陈绳旭、苏志敬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努力开拓文华资产公司各项业务；乙方独自出资注册河北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乙方在其所注册的上述公司中拥有90%股权，10%的股权由甲方持有，100%的注册资金由乙方投入；甲方各类投资咨询业务，并协助乙方达成交易所得收益，由甲方支付乙方相应的业务佣金；省级分公司交100万元作为业绩保证金，在完成当年实际业绩500万元后，甲方全额退回乙方。2013年9月24日，上述协议中约定注册的河北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即石家庄共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马宪垒，股东有陈绳旭、苏志敬、马宪垒、余鸿；2014年6月6日，高志勇、广州文华公司加入该公司成为股东。俞鹿玲述称，2013年4月7日，林娜芬向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本人林娜芬向俞鹿玲借款人民币50万元整（伍拾万元整）入股文华分公司使用，期限从2013年4月7日至2013年10月7日为期六个月。本人愿意以名下房产，汽车抵押作为连带责任抵押担保。（以款到文华公司林娜拥有南宁市级分公司50万股份为准，并用该股份做抵押担保。）”但以上林娜芬姓名的“芬”是手写添加。当日，俞鹿玲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刘文华银行账户转账款项150万元。2013年9月18日，深圳市前海文华游艇管理有限公司登记成立，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均是“林娜芬”，监事为“林娜”。俞鹿玲提交了其与高志勇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9年12月9日的记录显示俞鹿玲在打听刘文华下落；10日俞鹿玲发送内容有：“我借款给林娜时50万元汇成了150万，才刚发现，要跟他拿回来”、“还有借钱给林娜的钱至今没有收回”。俞鹿玲提交的高志勇与广州文华公司会计唐丽萍于2020年3月25日、4月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高志勇向唐丽萍表明，从未要求俞鹿玲代其向刘文华支付河北分公司即共嬴公司的股东投资款。刘文华提交了2012年4月9日至2013年8月7日期间，其与高志勇之间以及高志勇与广州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账户往来明细，用以证实深圳文华公司与广州文华公司的资金往来，存在以个人账户转账及收取的情况。俞鹿玲以为查明本案事实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高志勇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予以准许。证人高志勇述称：其与俞鹿玲系文华资本兵法课程第五期的会员，是同学关系，刘文华是该课程的授课老师；俞鹿玲与广州文华公司均是深圳文华公司的股东；其于2014年6月6日成为共嬴公司的股东，入股资金为100万左右，其没有委托俞鹿玲向该公司支付股东款及向刘文华、广州文华公司支付课程款；其与俞鹿玲认识的林娜，也叫林娜芬，应该是同一个人，也是报班成员，因林娜芬要投资广州文华分公司，所以向俞鹿玲借款50万元，让其做担保，双方是在其办公室写的《借条》，但俞鹿玲如何支付此50万元，其不清楚；其不知道共嬴公司与广州文华公司是否结清有关款项，但认为如果没有结清，是无法拿到代理权。以上事实，有俞鹿玲、刘文华提交的证据以及开庭笔录等在卷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俞鹿玲先是起诉主张刘文华收取了因其操作失误而多余支付的款项100万元，要求刘文华返还不当利益，后又当庭变更为150万元，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争议焦点，一审法院综合评判如下：一、本案是否存在不当得利问题。（一）关于林娜芬《借条》的认定问题。俞鹿玲所持有林娜芬于2013年4月7日出具的《借条》载明，其向俞鹿玲借款50万元用于入股文华分公司使用，以其名下房产、车辆作抵押担保，并注明“以款到文华公司林娜拥有南宁市级分公司50万股份为准，并用该股份做抵押担保”，证据显示林娜芬系同年9月18日成立的深圳市前海文华游艇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俞鹿玲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林娜芬委托其将此50万元转入刘文华账户，及2013年4月7日后林娜芬确以该50万元入股“文华南宁分公司”。且如系入股款，俞鹿玲理应将此50万元汇入“文华南宁分公司”账户。俞鹿玲不能清楚证实其向刘文华转账的涉案款项与林娜芬上述借款有关。故，对该《借条》与本案关系，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二）关于林娜芬的身份问题。在涉案《借条》以及俞鹿玲与证人高志勇的聊天记录中均出现了“林娜芬”、“林娜”的名字。俞鹿玲与高志勇均表示“林娜芬”与“林娜”就是同一人，但对此未能举证证实。又根据文华游艇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所载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为“林娜芬”，监事则为“林娜”，此是不同的两人，与俞鹿玲述称系同为一人的说法不符，且相互矛盾。而《借条》显示该借款早于2013年10月7日到期，俞鹿玲却不能提交证据证实曾向林娜芬主张债权，与常理不符。对于俞鹿玲述称“林娜芬”与“林娜”系同一人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三）对于证人高志勇的证言是否采纳的问题。俞鹿玲与证人高志勇均系深圳文华公司的股东，二人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对于证人高志勇的证言，可信度较低，不足以证实俞鹿玲与林娜芬存在真实借款事实。而俞鹿玲述称2019年12月10日在微信聊天中称发现多转款给刘文华，但未直接向刘文华提出要求返还，却向高志勇说明。故，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亦存有疑问，不足以证实俞鹿玲此时才发现。结合以上分析，再根据双方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资金转账明细等证据，可以证明俞鹿玲、刘文华及证人高志勇之间存在经济合作关系，且存在各方有以私人账户收转资金的情况。俞鹿玲在其向刘文华转账涉案款项后的一定期间内，未发现多余支付款项，缺乏合理解释。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有四点：一方受有利益；致他方受到损失；受有利益与受损害之间须有因果关系；无法律上的原因。本案中，俞鹿玲没有提交足够的证据证实，刘文华因无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对其造成利益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刘文华所提交证据显示俞鹿玲与刘文华存在业务上的往来，无法排除该款为双方业务款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俞鹿玲要求刘文华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不当得利之诉，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本案中，俞鹿玲于2013年4月7日向刘文华转账涉案款项，其主张于2019年12月9日才发现转账事实，遂提起本案诉讼，并提交其与证人高志勇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本案前述已分析，俞鹿玲与高志勇之存在利害关系，故该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效力同样较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即使真实存在错转款的事实，俞鹿玲在其与林娜芬的债务到期即2013年11月7日时，应当知道错误转账。俞鹿玲转账款项150万元，数额较大，在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起，经过近七年时间才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常理。对于俞鹿玲认为其于2019年12月9日才知道权利受损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俞鹿玲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俞鹿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2788元，由俞鹿玲负担。二审时，俞鹿玲向本院提交一份中国光大银行华丽支行的对账单，户名是高志勇，证明高志勇于2013年4月15日转账20万元给郭秋玲，于2013年4月16日转账783333元给苏志敬，郭秋玲是苏志敬的配偶，这两笔转账是高志勇向石家庄共赢公司的股东苏志敬支付共赢公司股权转让款的费用。刘文华称涉案150万元是俞鹿玲代高志勇支付的共赢公司股权转让款，但共赢公司股权转让款是由高志勇亲自支付的，涉案150万元与共赢公司股权转让款无关。刘文华质证称，对账单真实性不确认，如果是真的，刘文华质证如下：苏志敬总共转账金额和其持股比例不相符，股权总金额是54万，份额是18%，共赢公司2013年9月24日才成立，转账记录发生在2013年4月，那时公司尚未成立，谈何收购股权，不认可俞鹿玲的证明目的，俞鹿玲与苏志敬之间有无其他往来刘文华不清楚。刘文华向本院提交一份其从网站企查查打印的深圳文华金融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登记信息，证明该公司与刘文华没有任何关系。俞鹿玲质证称，对该证据予以认可，该证据恰好说明林娜芬是文华公司的学员及下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文华大系统有自设的规则，注册文华关联公司的学员需先在文华系统中申请，申请过程中不区分地域，只需报名字即可，申请通过后设立人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实际注册地和公司具体名称，林娜芬在文华大系统中就是以“文华南宁市级分公司”名义申请的，故在借条中使用了“以款到文华公司林娜芬拥有南宁市级分公司50万股份为准”的表述，林娜芬的申请获准批准后，实际设立的公司就是深圳市前海文华游艇管理有限公司或者深圳文华金融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另外，刘文华说不认识林娜芬是假话，深圳文华金融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都是刘文华的学生，刘文华是认识林娜芬的，深圳文华金融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是广州文华公司的分公司。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经审查后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俞鹿玲提交的尾号为621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3年4月7日该卡转出150万元，其中摘要栏显示为跨行汇款，渠道栏显示为柜面；该笔汇款之后，该卡于当天又转出7万元，摘要栏同样显示为跨行汇款，渠道栏显示为柜面；该笔汇款之后，该卡又于当日转出10万元，摘要栏显示为网转，渠道栏显示为网银。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俞鹿玲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该问题，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俞鹿玲于2013年7月4日向刘文华转账150万元，其主张于2019年12月9日才发现当时因操作失误多转100万元的事实，遂提起本案诉讼。但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的150万元转账为跨行汇款，系通过银行柜面的形式转出。本院认为，通常情况下，在银行柜面进行大额转账时，银行柜面工作人员均会与客户反复确认转账金额，且出具转账凭证，说明转账金额和账户余额，并由当事人签名确认。本案中，俞鹿玲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能力识别和辨认自己的行为，在银行柜面转账时经由工作人员反复提示确认金额，出现操作失误的可能性本就极低，即使出现如俞鹿玲所述多转100万元的情况，则其在当天晚些时候继续在银行柜面转出7万元时，通常会确认账户余额，随即就能查实其所称的操作失误，加之其随后又在网银操作汇款，也就是说，俞鹿玲在转账当天，既有柜面工作人员的反复提示确认金额，又有随后两次转账操作，其都未能发现存在100万元操作失误的可能性极低。故俞鹿玲主张其直到2019年方才知晓多转100万元的事实，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2013年4月7日转账当天应当视为俞鹿玲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但其直到2020年3月20日方才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驳回俞鹿玲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俞鹿玲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16元，由俞鹿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炜杰审判员  贺 心审判员  黄汉源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黄瑞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