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黔27民终30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帮友，男，1967年8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罗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丽，贵州知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顺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长顺县人民政府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李友军，该县县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鸿，男，1980年4月5日生，布依族，住麻江县，现羁押于贵州省白云监狱。 上诉人何帮友因与被上诉人长顺县人民政府、刘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1民初1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帮友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885354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长顺县2018年举行旅发大会，需要大量装饰布置等，上诉人在旅发大会上摆放花卉，且得到多方认可。被上诉人说花卉是刘鸿赠送，该赠送合同无效，因为受赠方与捐赠方主体均不适格，违反法律规定；刘鸿的行为属于对他人财产的无权处分且财产人并未追认该行为的效力，然而被上诉人没有在明显位置将刘鸿的这一赠送行为进行公示，在摆放的花卉数量金额明显已超过一个公民个人的能力范围下不可能是赠与或者可能存在损失时仍继续保持缄默直到旅发大会结束，且县领导到摆花现场亲临指导花卉的摆放，以上行为让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欲与其签订合同，一直在为履行合同作准备。二、本案更应适用下列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六条：“捐赠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合同法》第四十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第一百八十五条：“定义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被上诉人长顺县人民政府、刘鸿二审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何帮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其在2018年第十二届黔南州旅游发展大会期间布置花卉展的花草费用和人工费用共计885354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5日在长顺县届旅游发展大会，第三人刘鸿安排原告在部分场地摆放花草，原告未收到摆放花草的相关款项，2019年3月20日原告何帮友以被告长顺县人民政府为受益者，第三人刘鸿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为由诉至长顺县人民法院，该院受理案件后，报请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日作出（2019）黔27民辖11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惠水县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另查明：第三人刘鸿为贵州一恒物业管理公司长顺县政府大楼物管经理，因犯合同诈骗罪，2019年7月2日长顺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2729刑初32号刑事判决，判处刘鸿有限徒刑十二年。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合同关系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未就旅游发展大会相关场地摆放花草的事宜进行协商，未签订书面协议，原告在相关场地摆放花草是受第三人刘鸿的安排，花草摆放结束后，原告与第三人刘鸿之间未进行结算，也没有被告长顺县人民政府的相关人员与原告结算确认。一审庭审中，被告长顺县人民政府否认其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第三人刘鸿称原告不应起诉被告长顺县人民政府，应当起诉文体旅游局、政协委员会、城管局，原告未能提供其与被告长顺县人民政府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相关证据，导致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的事实无法查清。二、关于涉案花草价值、摆放花草及养护工人工资金额的认定问题，本案中，原告何帮友认为被告长顺县人民政府为受益人，故主张被告支付原告摆放花草支付购买花草的款项、人工工资等8853542元，庭审中，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主张的金额不予认可，从原告提交图片、报价表、费用明细、收款收据等证据来看，上述证据均不能确定原告摆放花草的价值及人工工资的金额。庭审中，原告称其摆放花草后对该花草养护了一个多月，后因花草基本死亡且已被清除处理，现无法对涉案的花草价值进行核实或进行司法评估，该院依职权调取的询问笔录及刑事判决书也未能证实涉案花草的价值及原告为摆放花草及养护人工工资的具体金额，在花草价值、摆放及养护人工工资无法确定的前提下，对原告要求被告长顺县人民政府支付花草费用、人工工资8853542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帮友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七万三千七百七十四元，由原告何帮友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1、长顺县人民政府与文体旅游局的方案；2、调查文体局、城管局、政协相关人员证人证言；3、调查广顺东收费站工作两年以上员工对当时旅发大会摆花位置的陈述，并提供如下材料：1、旅发大会照片和县长在旅发大会献礼照片，拟证明长顺县人民政府是旅发大会主办单位；2、苦干大干108天向贵州旅发大会献礼照片，拟证明何帮友与长顺县人民政府未签订合同是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先行摆放，欲根据惯例事后补签；3、何帮贤、何帮福、周桃妹、罗水芬证言材料，拟证明花卉摆放时间为5月3日到5月23日结束24日起开始洒水补花到8月底，地点在广顺东收费站、收费站出口、凤凰坝、广顺州府、广顺园区旁；4、购买花卉单据及统计表，拟证明截止5月23日旅发大会开幕时共计摆放3903830，补花292780，共计4196610，与摆放数量一致；5、摆花位置航拍图及一览表。 经本院询问长顺县人民政府，其表示不清楚上诉人要求调取什么方案，且据其所知从未见过有关何帮友摆花一事的任何方案。另外，对于上诉人二审要求调取或者提供的有关何帮友摆花损失的材料，其在一审已经提供了相关图片或者费用明细、报价表、收据等，其二审所提交的材料并非新证据，且基本属于重复材料，本院二审不再组织双方质证。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长顺县人民政府因旅发大会需要进行花卉摆放，由刘鸿安排其摆放花草并有县领导亲临指导，使其误认为政府欲与其签订合同，布置花展的费用及人工费用应当由长顺县人民政府承担。对此，首先，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长顺县人民政府因召开旅发大会安排刘鸿或者安排上诉人进行花卉摆放的事实，且据长顺县人民政府所称，如果需要采购几百万元的花卉进行布置，根据相关规定必须经过招投标，其无权在之前作出任何允诺；其次，刘鸿并非长顺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上诉人在未与长顺县人民政府有任何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受刘鸿安排进行花草摆放，这并不必然推导出系长顺县人民政府的意思表示，或者刘鸿构成表见代理，故上诉人向长顺县人民政府主张权利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在长顺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9刑初32号刑事判决一案的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刘鸿自认杜撰了一家公司“长顺县国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并伪造该公司公章与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贵州第三分公司签订了《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将包括长顺县旅游发展大会相关绿化项目在内的三个项目承包给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贵州第三分公司，摆花地点包括凤凰坝、长顺城区、广顺镇、威远工业园区、高速公路进出口等，而上诉人主张的为长顺县旅发大会需要摆花地点也包括凤凰坝、广顺镇、收费站出口等，刘鸿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付过200多万元给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贵州第三分公司，该公司与何帮友为合伙关系”，而在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贵州第三分公司诉请长顺县人民政府支付花卉款等3000余万元一案中，本院（2019）黔27民初42号民事裁定已以刘鸿的行为涉嫌犯罪为由驳回了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贵州第三分公司的起诉，上诉人的摆花地点与该公司主张的摆花地点有重复，上诉人所主张的费用是否包含在中晨路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贵州第三分公司另案诉请的款项中，二者之间是否有清算，上诉人均未举证证明，故为统一裁判尺度，在上诉人仅能证明摆花是受刘鸿安排，没有证据证明与长顺县人民政府存在合同关系或者预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因刘鸿的该行为涉嫌经济犯罪，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依法裁定驳回何帮友的起诉，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1民初126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何帮友的本案起诉。 上诉人何帮友申请缓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73774元和申请免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3774元，免予收取。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 军 审 判 员  彭 浩 审 判 员  王 锦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法官助理  吴 奕 书 记 员  肖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