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7民终15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兆会，男，1954年1月13日生，汉族，现住扶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章，吉林迅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凤良，男，1969年4月13日生，汉族，现住扶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峰，松原市宁江区法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宋兆会因与被上诉人宋凤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2020）吉0781民初1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兆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章，被上诉人宋凤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兆会上诉请求：撤销扶余市人民法院（2020）吉0781民初134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宋凤良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一、本人于2012年承包了宋凤良在村分得的承包地约2.7垧，承包费价款14万元，并于2012年2月26日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自2013年起，宋凤良的承包地整体由宋兆会经营，合同约定“国家粮食直补”归发包方。该项补贴款是指当时国家补贴给农民的综合补贴，统称为粮食直补。此项补贴款（每垧地每年约2000元左右）自2013年至今一直由宋凤良本人领取，并非判决书中所说宋凤良只领取到2015年，所以本人不存在违反合同约定问题。二、一审原告宋凤良所诉2016年至2019年粮食补贴一事，事实是自2016年起国家取消玉米收储最低保护价后，玉米收储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政策，“为稳妥推进玉米收储制改革，保障农民合理收益，促进种植结构调整”，所建立的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并明确规定了补贴对象原则为玉米生产者，并规定通过转包等形式流转土地的“补贴资金应发给实际玉米生产者”。2018年和2019年又增加了水稻生产者补贴，依据生产者补贴规定，2016年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由土地流转的第三方，实际玉米种植户李克印申领，2017年至2019年比照当地大多数土地流转户的做法，经与土地流转第三方商定，依据扶余市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相关规定认定宋凤良已将所承包土地整体流转给宋兆会经营，故已无权申领该项补贴款。据此确定生产者补贴款宋兆会申领。2018年至2019年的水稻生产者补贴款均由水田流转的第三方（即：水稻生产者）周利申领。三、宋凤良依据与本人2012年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中的粮食直补归其所有的约定，在已经支取粮食直补款的前提下，又要求申领玉米生产者补贴的行为源于对政策误读，扶余法院未对此项政策深入解读，草率判决。宋凤良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依据的吉林省财政厅文件，该文件不是法律法规，只有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才能认为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无效，本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签订的，依法有效。宋凤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宋兆会立即给付宋凤良（2016年至2019年）粮食直补款22,054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由宋兆会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同村村民，2012年12月26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土地流转合同》，合同约定：“一、甲方将在集体承包地共2.7垧转包给乙方（面积按实际丈量数计算，少于数减除承包费），其中：水田，东大排0.75垧，东大排现李克印经营的0.12垧，旱田：后大排0.30垧，24垅，老王头窝卜1.20垧，47垅，老王头窝卜坡上0.04垧，3根，山弯子0.25垧3.5根。二、承包期限为壹拾年（即：自2013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共计价款为壹拾肆万元整，以现金形式交付，先付给13万元，留下1万元丈量完地付齐。三、其它事宜：1．国家粮食直补款归甲方所有；……”。双方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后，原告将土地交予被告经营，粮食直补款由原告支取至2015年。2016至2019年被告将案涉土地转包给他人经营，其中2016年的土地补贴款6276元、2017年的土地补贴款5565元由实际耕种者领取，2018年的土地补贴款包括玉米2725元、水稻2423元、2019年土地补贴款包括玉米2930元、水稻2135元由被告实际领取。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土地流转合同、村委会证明信，被告提交的土地流转合同、土地流转协议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粮食直补全称粮食直接补贴，是为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增加农民收入，国家财政按一定补贴标准和粮食实际种植面积，对农户直接给予的补贴。2016年起，在全国全面积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吉林省原则上按种粮农户的实际种植面积补贴。所以说粮食直补还是存在的，但合并到“三项补贴”中了。三项补贴在改革后，侧重点其实是在保护耕地，也就是说只要有土地登记在册，就有资格拿这份补贴。目的是不让土地荒芜，自己不耕种，可以流转出去，流转之后补贴给谁则要看流转合同的约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土地流转合同中约定粮食直补款归原告所有，2013年至2015年亦是按此执行，但自2016年起，因粮食直补款等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并不是粮食补贴不存在。对于农业支持补贴应由谁支取，双方并未重新达成合意，故应从合同签订的本意考虑。这点从被告提交的其与李克印、李克范等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或协议可以看出，如果该补贴归实际耕种者所有，则土地承包费的价格相对较高，反之则相对较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亦是如此，如果三项补贴归被告所有，则合同约定的土地承包费价格就远低于同期的市场价格，就有违公平原则，对原告的权利产生损害，所以双方签订合同中虽约定的是粮食直补，应作广义的解释，即使是现在，仍有大部分农民仍将三项补贴称为粮食补贴。故案涉土地的三项补贴即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应归原告所有，被告应予返还。被告对此的理解虽有偏差，但并不是其主观故意，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宋兆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宋凤良土地补贴款22,054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宋兆会提供李克印和张凤琴的书面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宋凤良认为证人未出庭，且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上诉人宋兆会提供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宋凤良领取了土地综合直补费用。被上诉人宋凤良对此证据不予认可。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双方诉争的2016-2019年玉米、水稻补贴款22,054元应否归宋凤良所有。2016年以前种地农民享有的国家补贴叫粮食直补，2016年起，在全国实行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即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吉林省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和吉林省水稻生产者补贴制度，均是按照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国家决定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建立的玉米补贴制度和稻谷生产区实施的补贴政策，补贴对象原则是对种植玉米和水稻的农民直接补贴，其性质均属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亦是国家补贴。根据吉财粮（2016）522号、（2017）375号文件精神，“补贴资金原则上兑现给现种粮户，但流转双方另有商定的，按经流转双方共同确认的商定意见办理。”本案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约定了“国家粮食直补款归甲方所有……”故原审认定双方诉争补贴款22,054元归宋凤良所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宋兆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2.00元，由宋兆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 巍审 判 员  牟凤桐审 判 员  张 蕊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 丽书 记 员  宁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