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撤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南雄市雄州街道金竹园小区*************。法定代表人：黄志明，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郴桓，男，1963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南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桂，广东永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雄市雄州大酒店。住所地：广东省南雄市***马鞍山。法定代表人：黄晖，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顺公司）、上诉人何郴桓因与被上诉人南雄市雄州大酒店（以下简称雄州大酒店）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均不服南雄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雄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的（2019）粤0282民初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志明、上诉人何郴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桂、被上诉人雄州大酒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雄州大酒店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雄州大酒店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判决撤销（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根据雄州大酒店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合作协议书》可知，雄州大酒店与黄志明合作投资设立恒顺公司，雄州大酒店以其合法拥有的7000平方米土地面积估价为7000000元（与实际评估无关），投入其中价值3000000元作为合作资本，在该公司股权占比30%,《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及其效力经一审判决确认。但一审判决认为雄州大酒店并非恒顺公司的股东，因恒顺公司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的股东为黄志明及黄晖。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经登记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合作协议书》同时记载了雄州大酒店与黄志明的姓名、出资时间、出资金额、出资方式、股权分配等内容，可知雄州大酒店是实际出资人，工商登记只具有对第三人公示的效力，不具有设立股东权利的作用，故雄州大酒店是否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不影响雄州大酒店作为恒顺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因此，可以确认雄州大酒店系恒顺公司实际股东，其股东资格不因未进行工商登记而被否定。结合本案，本案焦点一为雄州大酒店是否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首先，恒顺公司的法人资格仍然存在，作为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即恒顺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民事主体，具有独立于其成员股东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公司的财产与其成员股东的财产相分离。故在恒顺公司与何郴桓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粤0282民初1944号】中，恒顺公司依法独立行使诉讼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雄州大酒店作为恒顺公司的股东不具备参与恒顺公司诉讼的第三人主体资格。其次，原案的诉讼标的是何郴桓与恒顺公司之间争议的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雄州大酒店对该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原案诉讼结果仅约束恒顺公司，并不会直接导致雄州大酒店承担法律义务或责任，但基于投资关系，原案的处理结果确实与雄州大酒店存在一定的关联，然而并不能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涉及雄州大酒店的利益不应通过第三人及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予以保护。因此，雄州大酒店并非原案适格的第三人。最后，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公报案例（2017）最高法民终63号民事裁定书及（2017）最高法民终640号民事裁定书为例，对公司股东是否满足“第三人”条件提起此类诉讼的观点认为：首先，股东与公司民事诉讼处理结果之间具有的是间接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资产收益权，并且需要承担有限责任，公司的民事诉讼结果一般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资产状况，从而间接影响到股东的权益。其次，鉴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公司对外活动应推定为股东整体意志的体现，公司在诉讼活动中的主张也应认定其代表股东的整体利益。虽然公司诉讼的处理结果会间接影响到股东的利益，但股东的利益和意见已经在诉讼过程中由公司所代表和表达，所以不应再追加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据此，雄州大酒店并不满足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应依法予以撤销。（一）一审判决断章取义，仅以雄州大酒店及恒顺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的内容作为裁判依据，无视该协议第二条的内容。依据该协议第二条之约定：“具体确定置换房产的数量，待倚山花园项目结束后，结算时按照2008年4月20日双方签订的合同原则并参照当时南雄建筑市场造价及销售确定计算为准。”即该房产置换的具体数量，需待该项目清算结束后，才能进行分配，倚山花园项目现因经营失败，已涉及多宗经济纠纷，雄州大酒店作为该公司股东之一，项目是否盈利尚不可知，雄州大酒店置换房产的数量更是无法确定。由于该项目至今未进行清算，双方合作亦有诉讼纠纷【案号：（2019）粵0282民初565号】尚未审理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款：“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的规定，本案应中止审理，等待（2019）粵0282民初565号案件审理结束，以该案审理结果为依据方可判决。（二）雄州大酒店本就存在出资违约，恒顺公司保留对雄州大酒店的追究权利。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雄州大酒店以其名下7000平方米土地面积作为合作资本注册恒顺公司。但因其实际出资土地仅为1838平方米土地，恒顺公司经多次催交土地无果，双方亦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雄州大酒店遂向黄志明发出《关于后期合作事实终止的函》，企图终止合作，即雄州大酒店作为股东希望退出公司，其可以选择适用转让出资或者强制公司收购股份的方式。但恒顺公司现尚未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的相关事宜，且因雄州大酒店本身即存在出资瑕疵问题，对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额的股东黄志明应承担违约责任。（三）一审判决认为：“恒顺公司进行了倚山花园项目的开发，而雄州大酒店为使预留房屋使用方便，出资建设了通往雄州大酒店的天桥，安装了电梯，并对预留的ABCDE栋顶层房屋安装铁门上锁，表明‘雄州大酒店’字样，也就是说，双方实际已按协议约定由雄州大酒店接受预留房屋，进行了部分履行。”是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如前所述，雄州大酒店本身存在出资瑕疵的问题，经多次催交仍不履行出资，且雄州大酒店与黄志明签订《补充协议》亦是基于双方共同注资经营恒顺公司，希望从中盈利，但依据现今恒顺公司亏损的情况，致使无法达到预计的盈利状态。投资有风险，雄州大酒店选择注资恒顺公司，应承担相应的风险。依据《补充协议》第二条之约定，对房产分配需经项目结算后，清算盈亏才可分配，而非必然分配，倚山花园项目因经营失败，现呈亏损状态，恒顺公司并不同意履行原《补充协议》内容，将案涉房屋预留给雄州大酒店。其次，雄州大酒店出资建设的天桥及电梯是其未经恒顺公司同意私自搭建，该天桥未经审批报建，该电梯亦未获得合格证，系违章建筑，恒顺公司多次口头催告劝其拆除均遭拒绝。再之，对ABCDE栋顶层房屋安装铁门上锁，并非雄州大酒店所为，是恒顺公司为保安全出资建设，但一审判决却将该情况错误的认定为是雄州大酒店的所为，并以此作为裁判。最后，楼房墙壁上所印“雄州大酒店”相关字样，是雄州大酒店于诉前，私自请人在墙外印刷，难道在不动产上以油漆添置相关字样，即可认为该未经交付、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动产属其所有吗？一审判决无法律依据，难以令人信服。（四）一审判决认为：“恒顺公司在不告知雄州大酒店并与其处理好合作期间达成预留房屋问题的情况下，就将预留房屋销售给他人是不诚信的，显然损害了雄州大酒店的权益……”是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况下，盲目地采纳雄州大酒店的起诉意见，判定恒顺公司与何郴桓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已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属于枉法裁判，并指责恒顺公司不诚信，是对恒顺公司的污蔑，丧失了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恒顺公司的合法权益。庭询过程中，恒顺公司补充理由如下：恒顺公司注册成立时，雄州大酒店违反《合作协议》的约定，不愿成为股东，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导致《合作协议》无法履行，目的不能实现，故应解除。《合作协议》实际是雄州大酒店诈骗黄志明的道具，当黄志明支付了雄州大酒店4020000元，帮其偿还了几百万元债务后，才知道那块地是南雄市政府的地块，导致恒顺公司借高利贷买地、建房。房屋建好后，雄州大酒店提出要预留十六套房屋，恒顺公司同意预留，但需要按照市场价计价，但雄州大酒店称没有钱，恒顺公司遂将房屋卖给何郴桓。恒顺公司出售房屋给何郴桓与雄州大酒店无关。何郴桓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雄州大酒店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雄州大酒店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判决撤销南雄法院（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根据雄州大酒店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合作协议书》可知，雄州大酒店与黄志明合作投资设立恒顺公司，雄州大酒店以其合法拥有的7000平方米土地面积估价为7000000元(与实际评估无关)，投入其中价值3000000元作为合作资本，在该公司股权占比30%，《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及其效力经一审判决确认。但一审判决认为雄州大酒店并非恒顺公司的股东，因恒顺公司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的股东为黄志明及黄晖。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经登记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合作协议书》同时记载了雄州大酒店与黄志明的姓名、出资时间、出资金额、出资方式、股权分配等内容。可知雄州大酒店是实际出资人，且工商登记只具有对第三人公示的效力，不具有设立股东权利的作用，故雄州大酒店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不影响雄州大酒店作为恒顺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因此，可以确认雄州大酒店系恒顺公司的实际股东，其股东资格不因未经工商登记而被否定。结合本案，本案焦点一为雄州大酒店是否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首先，恒顺公司的法人资格仍然存在，作为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即恒顺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民事主体，具有独立于其成员股东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公司的财产与其成员股东的财产相分离。故在恒顺公司与何郴桓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粤0282民初1944号】中，恒顺公司依法独立行使诉讼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雄州大酒店作为恒顺公司的股东不具备参与恒顺公司诉讼的第三人主体资格。其次，原案的诉讼标的是何郴桓与恒顺公司之间争议的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雄州大酒店对该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原案裁判结果仅约束恒顺公司，并不会直接导致雄州大酒店承担某种法律义务或责任，但基于投资关系，原案的处理结果确实与雄州大酒店存在一定的关联，然而并不能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涉及雄州大酒店的利益不应通过第三人及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予以保护。因此，雄州大酒店并非原案适格的第三人。最后，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公报案例（2017）最高法民终63号民事裁定书及（2017）最高法民终640号民事裁定书为例，对公司股东是否满足“第三人”条件提起此类诉讼的观点认为。首先，股东与公司民事诉讼处理结果之间具有的是间接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资产收益权，并且需要承担有限责任，公司民事诉讼的胜败结果一般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资产状况，从而间接影响到股东的权益。其次，鉴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公司对外活动应推定为股东整体意志的体现，公司在诉讼活动中的主张也应认定其代表股东的整体利益。虽然公司诉讼的处理结果会间接影响到股东的利益，但股东的利益和意见已经在诉讼过程中由公司所代表和表达，所以不应再追加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据此，雄州大酒店并不满足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应依法予以撒销。（一）恒顺公司与雄州大酒店于2014年8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一条是无效条款。首先，该协议第一条可视为是对该部分房屋的内部分配(转让)，参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5条:“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之规定，该《补充协议》签订日期为2014年8月7日，而恒顺公司于2014年10月22日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此时，恒顺公司尚未就该批房屋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其对该批房屋尚不具有处分权，该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协议。其次，该条款载明:“根据2014年6月6日恒顺公司的通知预留给雄州大酒店，倚山花园第二栋顶层八套和电梯间由下至上五套，及电梯大堂左右两间店面的房产……预留商品房楼号、楼层、房号等具体信息。参照《广东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商品房预购销合同应当附有预购商品房及楼层具体信息及平面图，但由于该条款约定不明确，因此，无法得知其具体约定的预留楼层信息是否与何郴桓向雄州大酒店购买的楼层一致。（二）一审判决断章取义，仅以《补充协议》第一条的内容作为裁判依据，无视该协议第二条的内容。退一步说，即使认为《补充协议》第一条有效，但依据该协议第二条之约定:“具体确定置换房产的数量，待倚山花园项目结束后，结算时按照2008年4月20日双方签订的合同原则并参照当时南雄建筑市场造价及销售确定计算为准。”即该房产置换的具体数量，需待该项目清算结束后，才能进行分配，但由于该项目至今未进行清算，恒顺公司与雄州大酒店就其合作亦有诉讼纠纷【案号:（2019）粤0282民初565号】尚未审理完毕。倚山花园项目现因经营失败，已涉及多宗经济纠纷，雄州大酒店作为恒顺公司的股东，项目是否盈利尚不可知，雄州大酒店置换房产的数量更是无法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款之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本案应中止审理，等待（2019）粤0282民初565号案件审理结束，以该案审理结果为依据方可判决。（三）一审判决认为“恒顺公司进行了倚山花园项目的开发，而雄州大酒店为使预留房屋使用方便，出资建设了通往雄州大酒店的天桥，安装了电梯，并对预留的ABCDE栋顶层房屋安装铁门上锁，表明‘雄州大酒店’字样，也就是说，双方实际已按协议约定由雄州大酒店接受预留房屋，进行了部分履行。”是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雄州大酒店出资建设的天桥及电梯是其未经过恒顺公司同意私自搭建，该天桥未经审批报建，该电梯亦未获得合格证，系违章建筑，恒顺公司经多次口头催告劝其拆除均遭拒绝。其次，对ABCDE栋顶层房屋安装铁门上锁，并非雄州大酒店所为，而是恒顺公司为保安全出资建设，但一审判决却将该事实错误的认定为是雄州大酒店的所为，并以此作为裁判。最后，楼房墙壁上所印“雄州大酒店”的相关字样，系雄州大酒店于诉前，私自请人在墙外印刷，难道在不动产上以油漆添置相关字样，即可认为该未经交付、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动产属其所有吗?一审判决无法律依据，难以令人信服。（四）何郴桓与恒顺公司签订了《买卖协议》，且已经对案涉房屋进行网上备案，并交付使用，双方行为合法有效。事实上，何郴桓于2014年10月以400万元价格向恒顺公司购买了倚山花园恒顺苑ABC幢1-7号、9-13号门店及DE幢1-11座，但由于该部分房屋有他人出高价购买，恒顺公司与何郴桓协商置换为案涉房屋。2015年2月，何郴桓对案涉房屋办理了网签及备案登记手续，于2016年3月11日补签了《买卖协议》，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了《商品房交付使用书》，案涉房屋此时已交付给何郴桓，何郴桓已对大部分房屋开展通水通电并进行装修。何郴桓对于恒顺公司与雄州大酒店的内部协议并不知情，即使恒顺公司与雄州大酒店之间存在纠纷，但何郴桓是善意取得的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及审理一房数卖纠纷案件相关司法意见，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按照如下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优先于未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按照合法占有房屋、付款先后、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案涉房屋至今未办理产权登记，但何郴桓已实际支付所有购房款且优先占有房屋，雄州大酒店也无法举证何郴桓与恒顺公司是恶意串通。据此，案涉房屋所有权应属何郴桓所有。而雄州大酒店与黄志明间若存在纠纷，雄州大酒店可依法追究黄志明的违约责任，与何郴桓无任何法律关系。三、恒顺公司与雄州大酒店可能存在恶意诉讼，损害何郴桓的合法利益。如前所述，倚山花园项目因经营失败，亏损巨大，恒顺公司与雄州大酒店就是恒顺公司的股东。现无法核实其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即不排除恒顺公司与雄州大酒店可能存在为逃避债务、转移资产，恶意串通侵害何郴桓合法利益的合理怀疑。一审法官徇私枉法，未审查核实雄州大酒店诉讼行为的本质是否合法、实施诉讼的动机是否端正，即支持雄州大酒店诉求，一审判决难以令人信服。综上，一审法官徇私枉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雄州大酒店的诉讼请求，维护何郴桓的合法权益。针对恒顺公司和何郴桓的上诉，雄州大酒店一并辩称，一、恒顺公司和何郴桓恶意串通,虚假诉讼，以房抵债，转移财产，一审判决审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第一，在（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案审理过程中，恒顺公司和何郴桓恶意串通，隐瞒真实情况，误导法官，最终作出民事调解书。在该案庭审笔录中，对案涉房产是否存在权属争议问题上，恒顺公司和何郴桓恶意串通，做了如下虚假陈述：“审(法)：继续法庭调查，房屋与门店与第三方有无争议?原(何郴桓):原被告对购买十三套房屋及门店的事实予以确认，房屋及门店与第三方没有争议；被(恒顺公司）:认可。”实际上早在2017年，在（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案还未立案审理前，恒顺公司已经确认将案涉房屋交付给雄州大酒店，后何郴桓于2019年3月31日恶意侵占案涉已交付给雄州大酒店的房产，为了维权，雄州大酒店在发现何郴桓非法侵占行为后第一时间向南雄市公安局报案，才制止了当时何郴桓的非法侵占行为。第二，在（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案庭审中，恒顺公司和何郴桓就案涉房屋是否已支付对价问题上，同样恶意串通做了如下虚假陈述:“审（法):原告有无支付购房款?原(何郴桓）:原告支付了5410000元给被告，其中一笔3200000元有南雄法院（2017）粤0282民初698号民事调解书予以证实，一笔2210000元有收款收据予以证实。被（恒顺公司）:认可。”实际上，何郴桓出借给恒顺公司的借款流水仅为1900000元。第三，恒顺公司和何郴桓自2014年以来，是先借贷，再网签（实为借贷抵押担保)，再补签买卖合同（实际还是借贷抵押担保)，接着借贷调解结案，再接着买卖合同（实为以房抵债）调解结案，这一连串的操作配合，将价值高达900多万元的房产抵债给了3200000元的借款（事实上甚至更低），最终误导法庭作出民事调解书达到以房抵债，转移财产的目的，这就是双方恶意串通的表现。第四，恒顺公司和何郴桓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7）粤0282民初698号】申请执行中，已经约定恒顺公司向何郴桓偿还借款的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但后来双方因雄州大酒店及其他债权人向恒顺公司主张权利的原因，双方马上在2018年12月又联手操作了买卖合同的民事调解【案号：（2018）粤0282民初1944号】，企图将案涉的房产从其他几个诉讼中分离出来，并转移财产占为己有，存在明显的恶意串通。第五，恒顺公司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也已承认，网签与买卖合同的签订，皆是为借贷提供抵押担保的形式，至少在（2017）粤0282民初698号民间借贷案民事调解书作出之前双方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所以在（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案中，双方如果没有恶意串通虚构买卖事实，就不会导致法庭受蒙蔽作出民事调解书。综上，无论是关于权属争议、支付对价，还是买卖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如果恒顺公司和何郴桓没有恶意串通，就不会炮制出案涉的买卖合同纠纷的民事调解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法发【2016】13号）：1.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2）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的合法权益。所以，恒顺公司、何郴桓在（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案中，已构成虚假诉讼，现一审判决根据该指导意见及时予以纠正，保护案外人诉权和实体权利，作出撤销（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的判决，希望二审法院在审理查明本案同时，也按照该指导意见，对涉及虚假诉讼参与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司法措施，将涉嫌虚假诉讼罪的嫌疑人和相关线索移送侦查机关。二、何郴桓与恒顺公司买卖合同无效，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判决正确。第一，何郴桓与恒顺公司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买卖协议，双方在2016年所签订的《买卖协议》是虚构的事实。何郴桓与恒顺公司于2015年的网签与2016年签订的《买卖协议》，是名为买卖，实为2014年的借贷提供抵押担保，是与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的阴阳合同，恒顺公司于一审庭审中对该问题做出了自认：“被告公司:没有异议。对证据二是真实的，因为网签的房子作为担保，后因我公司无力偿还借款，就把房子卖了。被告公司:网签是作为抵押。”第二，退一步讲，即使何郴桓与恒顺公司双方于2017年关于民间借贷的（2017）粤0282民初698号民事调解书真实，而后双方基于该调解书所做的（2018）粤0282民初1944号调解书中约定的以房抵债条款，即便视为2017年之后附期限及附条件生效的买卖合同，也因违反法律规定的效力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被查封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本案中恒顺公司与何郴桓的以房抵债调解协议是在案涉房产均被司法机关查封后所作出的，属于上述不得转让的情形，该调解书【案号：（2018）粤0282民初1944号】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何郴桓主张其已经进行网签，但根据（2019)最高法民申3875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判要旨，所谓网签只是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物权期待权的法律效力，也不发生物权变动。且该以房抵债协议严重损害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属于调解协议无效的情形。第三，恒顺公司于2014年向何郴桓借款2000000元，何郴桓于2015年对案涉房屋进行了网签，但当时双方并无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也没有相应的转账记录证明何郴桓向恒顺公司支付了购房款。即便双方在2016年签订了“买卖协议”，约定将借款转换为购房款，案涉房屋归何郴桓所有,但2017年双方进行的民间借贷调解结案，可以看出，2015年的网签买卖及买卖协议签订行为是为了给2014年恒顺公司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恒顺公司在一审阶段对该事实已自认；履行期届满后如恒顺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则案涉房屋归何郴桓所有，借款转为购房款，那么在民间借贷调解结案后，再以买卖合同调解结案的以房抵债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何郴桓与恒顺公司的约定属于法定的流押条款情形，因违反法律的效力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第四，即使恒顺公司和何郴桓在因借款无法清偿而有意将借款转为购房款建立买卖关系，但何郴桓未就所受让房屋支付合理对价，不是法律规定的善意第三人，其主张善意取得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权：（1）受让人受让该动产或不动产时为善意；（2）以合理价格转让……”本案中，何郴桓以320万的债权换得价值900多万元的房屋，用以抵债的房屋价值远超恒顺公司所负债务。何郴桓不能提供相应的第三方银行流水或转账记录，仅靠恒顺公司所出具的收据显然不具有足够的证明力证明何郴桓已支付合理对价，况且何郴桓主张其已补交200多万元的购房款，虽有收据但没有银行流水，明显是违背常理，故何郴桓应为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其主张是善意第三人，进而构成善意取得，买卖合同调解书有效，没有充分证据予以支持。第五，恒顺公司将已经预留并实际交付给雄州大酒店的房产，在恶意串通何郴桓后，将案涉房产抵债给了何郴桓，严重违反了民法的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所以该名为买卖实为抵债和转移财产的买卖调解协议当然无效。综上几点，何郴桓与恒顺公司之间无论是买卖协议或是以房抵债的调解协议，均属于法定的合同情形，一审判决基于清楚确凿的证据判决撤销（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是正确的。三、雄州大酒店是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主体,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准确。雄州大酒店因何郴桓与恒顺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调解协议而受到损害，且非因本人原因未参加诉讼，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亦未超过法定期限，雄州大酒店是本案的适格主体。雄州大酒店与恒顺公司是合作关系，雄州大酒店并不是恒顺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也未实际参与恒顺公司的日常管理，不是名义股东也非实际股东，所以雄州大酒店是适格主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何郴桓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护雄州大酒店的合法权益。针对恒顺公司的上诉，何郴桓无异议。针对何郴桓的上诉，恒顺公司辩称，恒顺公司出让案涉房屋给何郴桓与雄州大酒店无关。《合作协议书》是恒顺公司成立前黄志明与雄州大酒店签订的，该协议书约定：“1.以投资方为主，设立……”。2008年5月22日注册成立恒顺公司，当时雄州大酒店就不参加了，签订的合同目的就无法实现了。雄州大酒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南雄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8）粤0282民初1944号”；2.认定座落在南雄市雄州街道金竹园小区*************、702号、C栋301号、401号、501号、601号、701号、门店ABC栋112号、113号房屋归雄州大酒店所有；3.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恒顺公司、何郴桓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20日雄州大酒店与恒顺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2014年8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由雄州大酒店提供属其所有的位于南雄市*******雄府国用（2003）第1272号酒店综合用地给黄志明成立恒顺公司，用以开发建设房地产。恒顺公司成立后，进行了倚山花园项目的开发，在开发过程中，双方在《补充协议》中达成“预留给雄州大酒店倚山花园第二栋顶层共八套、电梯间由下至上共5套及电梯大堂左右两间门店的房产，待倚山花园项目结束后，结算按照2008年4月20日双方签订的合同原则，并参照当时南雄建筑市场造价及销售价确定计算为准”的约定给雄州大酒店预留的房屋房号是：7楼顶层A栋701号、702号、B栋701号、702号、E栋701号、702号、D栋701号、702号、C栋301号、401号、501号、601号、701号共13间房屋，以及大堂门店ABC栋112号、113号及大堂（在不动产登记机关未查得大堂的房号）在内的3间门店。倚山花园的开发，双方合作开始比较顺利，雄州大酒店就依双方约定在项目建设到一定的时期，开始对预留给自己的房子出资建设了通往酒店的天桥，安装了电梯并安装铁门，上锁标明“雄州大酒店”字样。后恒顺公司资金困难，出现许多债务，雄州大酒店提出终止合作，双方对前期合作未作清算。何郴桓于2014年10月10日借给恒顺公司本金2000000元，经一审法院（2017）粤0282民初698号民事调解书达成协议：“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愿在2018年1月30日前偿还借款本息320万元给何郴桓”。调解书生效后，何郴桓申请强制执行，后何郴桓于2018年7月31日与恒顺公司达成协议：何郴桓同意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2019年6月30日前还清所有款项，执行费由恒顺公司负担，并在还清款项后缴纳，现何郴桓撤回执行申请，并同意该案终结执行。经一审法院（2018）粤0282执15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作出裁定：终结（2017）粤0282民初698号民事调解书偿还内容的执行。之后，何郴桓再将恒顺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双方于2016年3月11日签订的《门店买卖协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在事实和理由中，何郴桓请求（2017）粤0282民初698号民事调解书已生效，调解书中的债权用来抵扣房款，经该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便形成了本案雄州大酒店主张撤销的（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内容为：“何郴桓与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双方确认何郴桓购买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座落在倚山花园恒顺苑A栋301号、402号、601号、701号、702号、B栋602号、701号、702号、C栋301号、401号、501号、601号、701号共十三套房屋，门店ABC栋102号、112号、113号共三间门店。房屋买卖合同已网签，网签编号分别是：雄201421034526、雄201421034532、雄201421034541、雄201421034546、雄201421034547、雄201421034544、雄201421034548、雄201421034549、雄201421034530、雄201421034535、雄201421034540、雄201421034545、雄201421034550、雄201421034496、雄201421034507、雄201421034508。上述房屋及门店何郴桓已全额付清房款给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何郴桓、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双方同意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30日前向房产登记部门提交竣工备案资料，并协助何郴桓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焦点为：雄州大酒店是否具备提起该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是否损害了雄州大酒店的民事权益，是否应予撤销。雄州大酒店与恒顺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恒顺公司进行了倚山花园项目的开发，而雄州大酒店为使预留房屋使用方便，出资建设了通往雄州大酒店的天桥，安装了电梯，并对预留ABCD栋顶层房屋安装铁门上锁，标明“雄州大酒店”字样，也就是说，双方实际已按协议约定由雄州大酒店接收预留房屋，进行了部分履行。而恒顺公司与何郴桓达成的调解协议，违背了其与雄州大酒店达成由雄州大酒店提供土地资源与恒顺公司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恒顺公司将项目所建的案涉房产预留销售给雄州大酒店的约定，（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将预留给雄州大酒店的大部分房屋，即A栋701号、702号、B栋701号、702号、C栋301号、401号、501号、601号、701号房屋及门店ABC栋112号、113号确认由何郴桓交清房款购得，并确认恒顺公司在2019年12月30日前履行协助何郴桓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这就阻止了雄州大酒店获得案涉房产，恒顺公司在不告知雄州大酒店并与其处理好合作期间达成预留房屋问题的情况下，就将预留房屋销售给他人是不诚信的，显然损害了雄州大酒店的权益，属于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应依法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雄州大酒店因与恒顺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对案涉房产存在民事权益，其非因本人原因未参加诉讼，且向本院提起撤销之诉亦未超过法定期限。故雄州大酒店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条件，是该案的适格原告。至于雄州大酒店诉求认定案涉房产归其所有，因该案是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属该案处理的范围，其应另寻途迳解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粤0282民初367号民事判决：撤销南雄市人民法院（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恒顺公司提交了拍卖成交通知书及护坡建设用地的请示（均无原件），欲证明恒顺公司向政府购买土地，该地不是雄州大酒店提供的事实。何郴桓向本院提交了收据、广东电网公司韶关供电局统建楼房住宅用电申请表及照片，欲证明案涉房屋何郴桓已实际占有使用。雄州大酒店质证认为，拍卖成交通知书及护坡建设用地的请示与本案无关，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对于收据、广东电网公司韶关供电局统建楼房住宅用电申请表及照片并不属于新证据，2019年3月何郴桓非法侵占雄州大酒店的时候，雄州大酒店就已经报警制止其侵权行为。对于恒顺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恒顺公司提交的拍卖成交通知书及护坡建设用地的请示因未能出示原件，本院无法与原件核对，因此，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于恒顺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其拟证明的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对于何郴桓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何郴桓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雄州大酒店在本案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恒顺公司、何郴桓对一审判决书第7页关于“雄州大酒店就依双方约定在项目建设到一定的时期，开始对给自己的房子出资建设了通往酒店的天桥，安装了电梯并安装铁门，上锁标明‘雄州大酒店’字样。”的事实有异议。对该争议事实，本院认为，何郴桓在一审提交的补充答辩意见已经认可案涉房屋的铁门系雄州大酒店安装，现又予以推翻当初的自认，在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未有证据证明该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各方当事人亦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4年8月7日，黄志明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雄州大酒店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以投资方为主设立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合作经营开发南雄雄州街道林荫西路南雄市雄州大酒店内占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5000平方米的山庄花园（用地范围及面积以市规划办批准规划为准）；合作启动资本为10000000元，出资方式为甲方负责资金投放7000000元（其中包含注册资金），乙方以其合法拥有的位于南雄市*******雄府国用（2003）第1272号酒店综合用地，其中规划批准为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计约7000平方米土地面积估价为7000000元（与实际评估价无关），投入其中价值为3000000元作为合作资本注册南雄市雄州大酒店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双方股权比例为黄志明占70%，雄州大酒店占30%，各方按股权比例进行合作、利润分配和承担责任，甲方为主，乙方为辅等权利义务。2014年8月7日，恒顺公司与雄州大酒店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一、根据2014年6月6日恒顺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通知预留给雄州大酒店，倚山花园第二栋顶层共八套和电梯间由下至上五套，及电梯大堂左右两间门面的房产，如产生各种交易等税费，由雄州大酒店负责缴交。二、具体确定转换房产的数量，待倚山花园项目结束后，结算时按照2008年4月20日双方签订的合同原则并参照当时南雄建筑市场造价及销售价确定计算为准。”2008年5月22日，恒顺公司最终在南雄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的发起人为黄志明、黄晖，名称为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止至2019年12月16日，恒顺公司的投资者仍为黄志明、黄晖。2015年2月6日及2月10日恒顺公司与何郴桓就案涉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2015年2月10日进行网签。2016年3月11日，恒顺公司与何郴桓签订一份《买卖协议》，约定：“甲方投资建筑倚山花园恒顺苑工程资金紧缺，在2014年10月11日向乙方借款，乙方以现金的方式给付两百二十一万元，因甲方资金链断裂，觉得完全无力偿还乙方的本息，经甲乙双方协商，今日起即2016年3月11日（2016年3月11日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用在2015年2月6日和10日网签在乙方名下的13套商品房和3间门店作抵扣借款，两百二十一万元借款将终止收取利息，转为购房款，此借款前期利息已算清完毕，甲方将逐步分期补还以上欠下的利息，双方约定在1年内交房使用。房号分别是为A幢：301、402、601、701、702，B幢：602、701、702，C幢：301、401、501、601、701，门店分别为ABC幢：102、112、113。商品房售价为每平方3000元，门店平均售价为每平方10000元。13间商品房面积是1791.87平方米，共计售价5375610元。3间门店面积分别是102铺面积为44.2平方米，售价是12000元每平方，售价为530400元，112铺面积为48.77平方米，113铺面积为35.11平方米，两间门店面积共为83.88平方米，每平方售价为8000元，售价为671040元，3间门店共计售价1201440元。13间商品房和3间门店售价共计6577050元，此款项二百一十万元为前期购房款，待甲方在一年内交付房屋并协助乙方办理好房屋权属登记手续后，剩余购房款乙方将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给甲方，如不能按约定付清余款，将视为违约，甲方将按规定收取乙方的违约金。如果甲方在一年内不能交付房屋给乙方，乙方将收取违约金，此协议双方凭着公平自愿的原则订立。”恒顺公司出具一份《收款收据》给何郴桓，《收款收据》记载：“交款人何郴桓借款转购房款2210000元。”一审庭审期间，恒顺公司表示网签时间早于《买卖协议》签订的时间是因为网签实际是作为借款的担保，后因无力偿还借款，所以就把案涉房屋出售给何郴桓，何郴桓亦予以认可。2017年3月6日，雄州大酒店出具一份《函》给恒顺公司，恒顺公司亦在下面加盖公章予以确认，该《函》载明：“雄州大酒店作为双方合作倚山花园的土地投资方经与恒顺公司经理黄志明于2014年6月协商，在倚山花园东楼没有任何结算分配的情况下，恒顺公司黄经理明确同意，预留倚山花园恒顺苑顶层全部和电梯间通道大堂及左右二间门面、电梯间由下至上共五套住房给雄州大酒店。现该楼已验收竣工，雄州大酒店根据2014年的规划，马上要投入装修使用。请恒顺公司按原双方决议将上述房产等交付雄州大酒店。七楼（顶层）ABDE栋，A701-702，B701-702,D701-702,E701-702,C栋一楼电梯间由下至上5套，C栋301、401、501、601、701，电梯间左右两间门面C栋112#、113#。”再查明，2019年3月17日，雄州大酒店起诉要求黄志明、恒顺公司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给付倚山花园项目30%的利润【案号：（2019）粤0282民初565号】，该案尚未审结。还查明，倚山花园恒顺苑A、B、C栋112铺、113铺、C301、C401、C501、C601、C701、A701、A702、B701、B702未作产权登记。已作预查封登记，(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案调解时，案涉房屋因涉其他纠纷均被案外人申请查封，查封文号：（2015）韶雄法民二初字第257号、（2017）粤0282执515号。何郴桓明确对案涉房屋已被查封的事实是知晓的。本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将围绕恒顺公司、何郴桓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雄州大酒店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二、（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存在错误；三、何郴桓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四、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五、是否存在虚假诉讼；六、一审判决关于雄州大酒店所提第二项诉讼请求应另循途径解决的处理是否适当。一、关于雄州大酒店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雄州大酒店与恒顺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虽然《补充协议》表述为“预留”，但纵观《补充协议》的全文，预留实际是一种处分行为，结合2017年3月6日的《函》可以认定雄州大酒店与恒顺公司对案涉房屋已作出分配，而在之后的（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中，何郴桓与恒顺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却确认案涉房屋为何郴桓购买，恒顺公司限期协助何郴桓办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手续，因此，（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案的处理结果与雄州大酒店有利害关系，其应作为1944号案第三人参与诉讼，雄州大酒店未参加（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案的诉讼也并非因自身过错所致，因此，雄州大酒店是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主体。对于恒顺公司、何郴桓认为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雄州大酒店系恒顺公司的实际股东，无权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认为若恒顺公司、何郴桓认为恒顺公司的股东情况与南雄市市*监督管理局登记的股东情况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恒顺公司、何郴桓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仅凭《合作协议》无法推翻在南雄市市*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的股东协议，因此，无法证明雄州大酒店系恒顺公司的实际股东。故本院对于恒顺公司、何郴桓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二、关于（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案调解时，调解书所涉的房屋均已被查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的规定，调解书所涉房屋调解时已被另案查封，属于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即使何郴桓真实购买了调解书所涉房屋，其也不能要求继续履行，原案当时并不具备恒顺公司协助何郴桓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的客观条件。但该案仍以调解方式确认恒顺公司协助何郴桓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属于调解书实体内容错误。而该案中，涉及雄州大酒店民事权益的仅有倚山花园恒顺苑A栋701号、A栋702号、B栋701号、B栋702号、C栋301号、C栋401号、C栋501号、C栋601号、C栋701号、ABC栋112号、ABC栋113号房屋，故，雄州大酒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要求撤销（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有关“倚山花园恒顺苑A栋701号、A栋702号、B栋701号、B栋702号、C栋301号、C栋401号、C栋501号、C栋601号、C栋701号、ABC栋112号、ABC栋113号房屋”的内容，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所涉的其余房屋（倚山花园恒顺苑A栋301号、402号、601号、B栋602号、门店ABC栋102号），因不涉及雄州大酒店的权益，虽存在错误，但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应另行通过相关程序予以纠正。三、关于何郴桓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问题。首先，不动产以登记为交付，案涉房屋所有权尚未变更登记在何郴桓名下，何郴桓尚未取得案涉房屋。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一款：“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不动产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无权处分：......(三)登记薄上已经记载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不动产权利有有关事项”的规定，何郴桓与恒顺公司在签订买卖协议的时候，案涉房屋已被另案查封，但何郴桓仍受让案涉房屋，故其不应被认定为善意受让人。综上，何郴桓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四、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的问题。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审查的是原案是否存在错误且影响雄州大酒店的民事权益，依据现有证据能够查明案件事实，雄州大酒店与黄志明、恒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结果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情形。恒顺公司、何郴桓关于本案应中止审理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对于恒顺公司与雄州大酒店之间就《合作协议》的履行情况、是否违约等问题，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循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五、关于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条：“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1）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雄州大酒店主张恒顺公司与何郴桓涉嫌虚假诉讼的问题，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恒顺公司与何郴桓存在上述虚假诉讼的要素，故本院对于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六、关于一审判决关于雄州大酒店所提判令认定座落在南雄市雄州街道金竹园小区*************、702号、C栋301号、401号、501号、601号、701号、门店ABC栋112号、113号房屋归雄州大酒店所有的诉讼请求应另循途径解决的处理是否妥当的问题。本案所涉房产均已被查封，鉴于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成立，但未直接针对已被查封的标的物进行实体处理，且告知第三人就相应主张可另诉解决，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恒顺公司、何郴桓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雄市人民法院（2019）粤0282民367号民事判决；二、撤销南雄市人民法院（2018）粤0282民初1944号民事调解书第一项涉及倚山花园恒顺苑A栋701号、A栋702号、B栋701号、B栋702号、C栋301号、C栋401号、C栋501号、C栋601号、C栋701号、ABC栋112号、ABC栋113号房的内容；三、驳回南雄市雄州大酒店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南雄市雄州大酒店负担30元，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0元，何郴桓负担30元；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向一审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40元，何郴桓应向一审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30元；南雄市雄州大酒店向一审法院多预交的70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70元，何郴桓负担70元，南雄市雄州大酒店负担60元。南雄市雄州大酒店应向本院交纳案件受理费60元；南雄市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何郴桓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茜审判员 李 罡审判员 梁晓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