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20民终7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昌金，男，197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安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珂，四川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前富，男，196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安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江（系被告吴前富之子），男，1986年8月3日出生，住四川省安岳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蒋红梅，女，1976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安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昌金、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前富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蒋红梅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2019）川2021民初4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昌金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的不实认定，并对未做出处理的《补充协议》一并依法解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事实及理由：一、该《民事判决书》在事实认定上有一定模糊，认定“李昌金在承包经营的果园内有喂养家禽的行为，相关部门及原告告知了被吉并责令整改”与客观事实不符。客观事实是：没有人在2019年3月12日前通知或告知李昌金该租赁地已经调整为一级饮水源区域，禁止饲养畜禽，更没有机关、组织或个人告知李昌金要进行整改。二、在租赁期限内．李昌金没有给租赁土地及其饮水源造成任何污染或造成了“严重污染”，吴前富要求提前解除《承包协议》、收回土地使用权，属于构成了根本性违约。根据《承包协议》第4条的约定，吴前富除应赔偿李昌金“实际投入的固定资产、设备设施”外，还需按照约定赔偿李昌金“损失3万元／年、5年内的承包费25.5万元”的损失。因此，一审法院未支持赔偿李昌金的“损失3万元／年、5年内的承包费25.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三、李昌金与蒋红梅签订的《补充协议》，是李昌金与吴前富签订的《承包协议》的有效部分，是租赁土地使用权事务中的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贵院在“(2020)川民终740号”《民事裁定书》中也是这样认定的。因此，一审法院对《补充协议》不予处理．不符合法律规定。 吴前富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依法撤销(2019)川2021民初4264号民事判决，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卜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主动违约，请贵陡依法查明客观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愿签订《承包协议》，该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本协议与甲方和康家桥水库签订的原始承包合同的承包内容和日期一致，甲乙双方必须遵守原合同内容。这是本《承包协议》所能继续履行的前提条件，被上诉人必须遵守并履行原始合同是其义务。根据《委托管理协议》第五条“乙方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许可范围内从事生产管理”“乙方在果园经营管理期间，除进行果园、渔业品种改良外，不得擅自改变果园、鱼池生产性质，违背国家相关法规、政策，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协议，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被上诉人所必须遵守的《委托管理协议》在用途方面约定不得擅自改变果园、鱼池生产性质。即果园只能进行种植经营不能够修建养殖场和从事家禽养殖，与《承包协议》“鱼池用于水产养殖、毛沟湾果园用于种植经营”均能证实被上诉人无权改变使用性质并且在经营管理期间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本案的客观事实是：被上诉人未经过任何申请和审批手续在一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修建家禽养殖场，并在禁养区内从事家禽养殖，该行为不但违反r《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同时也违反了合同用途约定（含原始合同约定及承包合同约定）属于违约行为。被上诉人的主动违约行为是本案需要客观认定的事实，请求贵院依法查明并予以认定被上诉人先行违约的事实。发现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后，上诉人与康家桥水库管理所及相关政府部门从2017年就多次通知被上诉人家禽养殖区域属于禁养区，并多次要求被上诉人关闭、搬离养殖场，被上诉人不但不按照合同约定、法律规定进行整改，反而还无理拒交租金。上诉人才不得己以李昌金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法行力、违约行为起诉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土地。被上诉人的先行违法及违约行为，是上诉人起诉解除合同的根本所在，并不具有协商解除合同的主观意愿。查明本案客观事实以及谁先违约，违约责任在谁，是本案判决的重点所在。二、原审法院认定双方达成解除合议，系明显程序不合法，也严重地违背了案件基本事实。达成合意程序不合法主要表现在：首先，2019年7月22口李昌会向发回重审原案件的法官提交了“撤回部分诉讼请求的申请书”，撤回“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第三人于2016年I月18口签订的《承包协议》、解除原告、第三人于2016年3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发回重审原案件已经确认其撤回部分诉讼请求。其次，在本案件中，李昌金并未提交书面的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即本次审理案件中，李昌金的诉讼请求已无“请求解除…”之事项。再次，在本案件中，李昌金的代理人权限为一般授权，并非特别授权，无权在庭审中表达出增加诉讼请求的意思表示（即宣读起诉状时增加请求解除承包协议等…．．．），也无权代表李昌金接受所谓同意解除的意思表示。在程序上，李昌金本人已经递交撤回解除承包协议的申请，亦无增加或变更申请书，无法认定与李昌金已经达成解除承包协议的合意。而其代理人在一般授权的情况下，更无权代表李昌金达成解除的合意。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达成解除合意程序上违法。 达成合意事实上不客观还表现在：首先，原审法院认定李昌金同意吴前富提出的解除合同诉讼请求，则应理解为李吕金认可吴前富解除合同的全部理山（即认可律师函告内容及起诉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的部分）。李昌金认可吴前富的解除请求，不能只认可对其有利部分而回否认对其不利部分。上诉人在律师解除函告中，明确告知其违约情况，李昌金若认可解除，则应当认定为包含对违约情况的认可。其次，若4243号认定为达成合意解除，则合并审理的4264号李昌金起诉吴前富一案中，李昌金作为违约方就应该承担对应的法律责，而不是要求吴前富赔偿损失。即：合意解除情况下，李昌金在4243案件违反合同约定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相反吴前富在4264案件需要承担对方的各项损失，这种合意公平何在？本案达成合意系明显与事实不符。三、上诉人请求解除合同系基于被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及违反法律法规而行使解除权，系请求法院确认对方违约违法行为而行使法定的合法的解除权，并非征求对方意见式的请求解除权。本案最大的争议是吴前富有无合法的合同解除权，有无合法的合同解除权将决定吴前富是否需要对解除合同承担法律责任。李昌金如果是在不同意吴前富解除合同理山（即不同意要求李昌金承担违约责任的解除理由）的情况下同意解除，并不能证明双方已经达成合意，邡么一审法院在4243，4264案判决中认定双方对解除合同达成合意属于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错误。如果双方对解除合同达成合意，但双方对损失赔偿末达成协商，则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案件事实并综合判断各方过错及责任，在责任划清的情况下根据各自过错就损失进行判定。而本案并未达成合意，原审法院也只字未提责任及过错划分，本案系被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在相关部分多次下发整改通知情况下，仍然没有对被上诉人的过错行为予以认定，而是将4264案件所有的损失全部由上诉人承担，违法违约者不需要自行承担任何责任，原审法院责任划分严重错误。四、4264案需要依据4243案裁判结果，应当予以中止。两案发回重审立案后，吴前富认为4264案需要依据4243的生效裁判结果作为判定依据，但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合议两案可以合并审理，吴前富无奈参加两案合并审理。但本案庭审过程中多次发表，4264案需要依据4243的生效裁判结果，请求4264案需要中止至4243案裁判文书生效。上诉人坚持待生效后审理的主要理山是：若4243案件上诉人系基于被上诉人违约违法而判决的合法解除，则将直接影响4264案件的判决结果，上诉人无需要承担4264案件赔偿责任。五、4264案损失认定严重缺乏事实依据。首先，李昌金主张果树投入34.7万元，吴前富认为即便是应该赔偿损失也是赔偿解除合同后李昌金无法带走果树所产生的损失。但现在果园荒草从生，大量果树已经死亡，具备的经济价值微乎其微，一审法院将李昌金经营不善所导致的损失强加与吴前富显示公平，上诉人认为不能用投入的价值来评估现有的价值。即便原审法院强行认定吴前富应该为李昌金的经营不善买单，那么34.7万元的巨额果树款在没有银行流水，不能证明果树品种、数量的情况下直接进行认定降低了李昌金的举证责任，对吴前富明显不公。其次，工程建设施工协议两份，收条金额与合同标的额严重不能对应，合同巨额资金交付没有银行流水，同时也没有原材料购进明细、工人聘请证据等且工程造价明显不合理，不应该得到采信！同时一审法院明显忽略了李昌金修建的养殖场、房屋属于违章建筑，一审法院判决吴前富进行赔偿属于对违法利益的保护，如果违法修建的建筑能够得到赔偿不但是法律的挑衅还将引发极其恶劣的社会后果。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拒绝对违约行为进行整改，上诉人为维护数万居民饮水安全的公共利益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导致裁判结论不当，同时一审法院判决遵纪守法的守约方赔向违法一方、违约一方赔偿损失，保护违法利益存在程序和实体方面的错误和违法行为，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撤销原判，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 蒋红梅未作答辩。 原告李昌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第三人于2016年3月18日签订的《承包协议》、解除原告与第三人2016年3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支付给第三人的果树款、土地承包费50万元及原告自身直接投入的损失50万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逾期损失57万元{3万元×19年（2019年5月1日至2038年12月31日）}及5年内承包费25.5万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将第2项中原告自身直接投入的损失50万元变更为43.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系安岳县康家桥水库管理所职工。2012年1月1日，安岳县康家桥水库管理所与吴前富就果园（鱼池）、取水口以上三口鱼池、大坝以下鱼池共计210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事项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协议主要内容：管理期限为27年，从2012年1月起至2038年12月31日止。管理范围为属康家桥水库国有产权范围内的果园（鱼池）、取水口以上三口鱼池、大坝以下鱼池共计210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被告在签协议时一次性交纳果园、水产管理收益费22.2万元；取水口以上三口鱼池不准从事饲料水产养殖，可实行淡水养殖，如违反则立即终止协议，一切损失由被告承担；被告履行管理期满，一切资产无条件归还管理所；被告在委托管理期内应处理好生产经营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不得乱开发，如影响饮用水源安全，按照“谁造成、谁承担”原则，一切责任由被告承担；被告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许可范围内从事生产管理，除进行果园、渔业品种改良外，不得擅自改变果园、鱼池生产性质，违背国家相关法规、政策，否则立即终止协议，一切损失由被告承担。 2014年3月3日，被告与第三人蒋红梅签订《转包协议》，约定被告将前述管理事项转包给第三人蒋红梅经营。第三人蒋红梅向被告交纳了2019年3月3日前的承包费用，并在果园内栽种了核桃树。 2016年3月18日，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三方协商解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转包协议》，涉及第三人蒋红梅投入的补偿，由原告李昌金与第三人另行协商，原、被告即签订《承包协议》，第三人蒋红梅作为第三方在该协议上签名。协议约定被告将康家桥水库现有鱼池13口、库区现有土地（含鱼池）共计200余亩承包给被告，鱼池用于水产养殖、毛沟湾果园用于种植经营，经营项目不得对康家桥水库水体构成污染；承包时间从2016年3月18日起至2038年12月31日止，原告终止协议应提前3个月告知被告，原告未经被告同意不得再次转让；承包费5.1万元/年，5年承包费合计25.5万元（含每年付库区失地农民土地补偿费1.56万元，原告直接付给被告，由被告支付给农民）；承包费每5年付1次，即前5年届满的次日再付清后5年承包费；承包费不得任意调高、降低，原告应付承包费的开始时间为2019年3月4日；原有鱼池及水、电、房屋、机器等设备设施双方签字后即属原告所有，并由原告管理、维护、使用，被告不得拖占、延期退还和干涉；如被告提前收回，须赔偿原告：承包期内按3万元/年计算的损失，以及5年内承包费25.5万元和被告实际投入固定资产、设备设施的费用；如原告自行放弃承包经营权，所交未到期承包费被告不作退赔；若政策性收回，双方共同向有关部门索赔；本协议与被告和康家桥水库管理所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承包内容和日期一致，双方必须遵守原合同条款，水由水库无条件提供，原告不付费用，电力设备设施由被告提供，原告按实际消费付费；承包到期后，原告投资建设的设备设施能拿走的自愿拿走，不能拿走的被告不给赔付，被告也不要求原告恢复原样。原、被告签订《承包协议》后，同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告给予第三人项目转让费50万元（含2016年3月4日至2019年3月3日第三人所交承包费），原告在协议签订之日支付第三人定金5万元，余款45万元在2016年6月15日前一次性交付给第三人，否则视为违约，前述原、被所签《承包协议》无效，水库承包经营权继续归第三人所有；第三人在协议签订后1日内负责清场并确保原告顺利入驻，现有场地内财产未经原告同意不得处置、转卖、拆除、带离。次日，原告付给第三人定金5万元。2016年6月20日，原告付给第三人尾款45万元。 2016年3月26日、4月20日，原告李昌金为翻修原有房屋、修建养猪、养鸡栏舍、硬化院坝、修建沼气池及鱼池堵漏等工程与案外人李洪才分别签订《工程建设施工承包协议》。协议签订后，李洪才依约完成工程建设，李昌金为此付给李洪才工程款43.2万元（其中养猪、养鸡栏舍及工人用房工程款31.2万元，果园鱼池堵漏工程款12万元）。改扩建后养猪、养鸡栏舍房及住房面积约200平方米，栏舍建成后，李昌金即喂养了猪、鸡、鸭；现已未养猪。 2016年9月6日，原告李昌金修建养猪、养鸡栏舍区域升级划定为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2017年12月21日至2018年8月14日，安岳县镇子镇环保办、安岳县镇子畜牧兽医管理组分别向康家桥水库管理所、张英（系李昌金的弟媳）养殖场（李昌金投资修建的）多次送达限期整改通知书，指出康家桥水库果园承包给私人，在饮用水区喂养鸡、鸭、猪的问题，要求立即整改，立即关停在饮用水资源保护区养殖猪、鸡、鸭等畜禽养殖。 2017年12月21日至2018年12月25日期间，安岳县康家桥水库管理所向被告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被告对承包果园内养殖的畜禽进行限期关停或搬迁。2019年3月1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告知原告已逾期交纳承包费，要求在当月15日前交纳，否则将视为自动放弃承包经营权而终止承包合同；同时还告知承包果园地为一级饮水源保护区，原告在果园内进行养殖违反协议规定及水资源保护规定，要求原告关停或搬迁果园内养殖的畜禽。原告于2019年3月18日书面回复被告，一、若终止合同，退赔原告的损失；二、若继续履行合同，被告明确告知原告可从事哪些种、养殖业，并出具相关部门的证明。为此，双方就承包协议履行发生纠纷。2019年4月3日，被告委托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发出律师函，指出原告欠付承包费；违规私建养殖圈舍、养殖生猪和鸡鸭，违反承包协议中只能进行水产养殖、果园种植经营的用途约定；养殖的猪和鸡鸭对水库水体造成了严重污染，违反了不得对水体构成污染的协议约定。要求原告在3日内交纳承包费，5日内拆除养殖圈舍并处置养殖的畜禽。对污染区域完成消毒。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所签《承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部分，当属有效；协议约定承包期限自2016年3月18日至2038年12月31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租赁期限超过了二十年，超过部分无效；在有效租赁期限内双方均应依约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合同签订后，康家桥水库升级划定为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双方就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原告起诉要求解除《承包协议》及《补充协议》，解除《承包协议》已在吴前富起诉李昌金、第三人蒋红梅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基于双方解除合同合意，已依法判决解除，本案不重复处理，《补充协议》系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被告不是该协议的相对人，本案不作处理。原、被双方合意解除合同后，就合同解除发生的损失双方未能协商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支付给第三人果树款、土地承包费50万元，因原告自2016年3月起对果园、鱼池及设施占有、使用、收益，其应当给付承包费，该款项中扣除三年承包费（5.1万元/年3年=15.3万元）后的34.7万元系原告的投入损失，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在合同履行期间，按照房屋外型设计在原有房屋地基基础上修建了养猪、养鸡栏舍及住房和鱼池堵漏投入资金43.2万元，其建设项目不宜搬迁拆除，合同解除后，被告占有、使用，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的该投入损失；对于原告按照《承包协议》第四项主张逾期损失57万元、5年内承包费25.5万，根据本合同的履行情况及双方解除合同的合意，其请求缺乏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支付给第三人蒋红梅的果树投资补偿款34.7万元、投资修建养猪、养鸡栏舍、住房和鱼池堵漏资金43.2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要求被告赔偿逾期损失57万元、5年内承包费25.5万，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吴前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昌金果树赔偿款34.7万元、直接投入损失43.2万元，以上共计77.9万元；二、驳回原告李昌金的其他诉讼请求；三、第三人蒋红梅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昌金认为应当依据补充协议由吴前富承担相应“损失3万元/年、5年内的承包费25.5万元”。一审法院以不是合同相对人不予处理是恰当的，本院虽然认定补充协议和合同的一个部分，但并不改变合同相对人的认定，合同的义务约定只能够对合同当事人有约束力，不能够及于合同以外的人员。本案一审法院判决的款项，实质是合同解除后的资产返还，是对价的体现，不存在赔偿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认定相关证据，符合日常事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90元，由上诉人吴前富负担7500元，李昌金负担40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柯 劲 审判员 苏振宇 审判员 张 慧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