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1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桑卫，男，1970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正伟，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美聪，浙江孚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洁，女，196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良法，男，1968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都尉，浙江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宗邦，浙江法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桑卫、汤洁因与被上诉人张良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9）浙1081民初9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9月23日，张良法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于2020年10月10日提供了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椒江支公司出具的保单保函作为担保，本院经审查后，于2020年10月13日作出（2020）浙10民终2153号民事裁定，查封了桑卫名下的房产（其中12套合同备案房地产为预查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桑卫、汤洁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良法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张良法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两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借款本息的证据严重缺乏，实属主观臆断。1、被上诉人据以主张上诉人尚欠620万元的证据仅为620万元的汇款凭证，但上诉人同样提供了证据证明在被上诉人汇款后，又将620万元款项返还给被上诉人。因此双方之间只是款项往来关系，并不是借贷关系，即使存在借贷关系，也已经完全清偿。2、一审法院认为，“该院向刘会利、赵兴富调查时，两人均佐证了被上诉人的陈述，即其经手的汇款分别系两上诉人的借款。”上述判词对于刘会利、赵兴富证人证言的认定，完全与司法解释的规定相违背。在本案中，刘会利、赵兴富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违法依职权进行取证，剥夺了上诉人对证人质询等权利，程序上严重违法。此外，刘会利是被上诉人的前妻，赵兴富是被上诉人的姐夫，与被上诉人存在亲密或亲属关系，其陈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以及上诉人尚未归还借款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3、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发送给所谓林行长的邮件内容来认定本案借款尚未清偿的事实，亦明显违背事实，且违反证据规则。所谓邮件是被上诉人的单方记录，被上诉人可以对与其不利的不予记录，与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没有差别。从被上诉人与所谓的“林永立”的微信聊天来看，林永立根本没有去看过相关邮件，这也说明邮件内容没有任何意义。本案双方涉及的款项巨大，如果是通过林永立对账，实际上意味着林永立有相关代理权，但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永立代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结算，被上诉人完全可以与上诉人对账，根本没有必要将邮件发送给案外人林永立。被上诉人提交与林永立之间所谓的微信聊天记录，与证人证言的性质一致，其应当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和法庭询问，单凭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林永立之间的未经证实的所谓聊天内容，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4、被上诉人张良法于2015年10月20日在温岭市人民法院询问笔录第二页中的陈述：“…另外上次汤洁（桑卫姐姐）承认还欠我620万元，这620万元，他们一直在付利息的（其中520万元利息是2分；100万元利息是1分）。我要求他们还我，但现在对方提供的账单不全，认为借给他的钱全部还清，这与事实不符”。对此，在双方当事人都存在争议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以所谓向林行长发送邮件来认定并判令两上诉人还款，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5、一审法院认为，“总计被告抗辩归还的借款6301933元中，其中6301933元被上诉人在以上邮件中均有了明确的还款对象，在之后被告均按照邮件上载明的利息金额进行了付款。本院采信张良法提交的证据，对其中邮件反映的借款事实、利息计算、具体金额、还款信息等内容予以认定。”首先，如上所述，被上诉人单方面所发送的邮件内容，无法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其次，一审法院认定两上诉人所汇款的6301933元系归还其他款项。然而，被上诉人对于本案620万元款项之外是否尚存在其他借款并未进行举证，一审法院也没有对本案款项之外存在其他借款进行审理，双方也没有对本案款项之外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实际上将被上诉人自行制作的邮件作为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凭证，这种认定完全背离了证据规则。再次，在本案中张良法再次就上述案件已经认定的事实中，抽取其中4笔汇款凭证，共计620万元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张良法在本案第一次开庭回答上诉人发问时确认本案的620万元与原1700万元案件中的62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然后在上诉人以及法庭的追问下又多次改口说不是同一笔，在第二次庭审时再次回答确认不是同一笔款项。但被上诉人在（2016）浙1081民申1号一案再审审查期间提供给法院的对账清单中就包括了本案的620万元，同时在该清单中张良法将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之间的经济往来金额也纳入其中（包括2012年9月10日叶彩球汇款到刘薇个人账户的200万元、2012年9月21日陈海利汇款到刘薇的个人账户900万元，也包括被上诉人与李峰之间的经济往来），该款项显然与上诉人无关。因此，温岭市人民法院在（2017）浙1081民再5号一案中改判驳回了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认定两上诉人共同借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两上诉人之间是独立民事主体，两上诉人开办的企业也是独立民事主体，两上诉人是否共同开办企业、所借款项是否用于开办企业，与两上诉人是否存在共同借款行为无涉。2、被上诉人张良法2015年10月20日在温岭市人民法院询问笔录中明确，上诉人桑卫不存在未归还被上诉人借款本息的事实，在本案中也不存在向被上诉人借款未归还的事实，更不存在两上诉人共同向被上诉人借款的合意。三、一审法院在接收被上诉人超出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后，没有将上诉人后续提交进一步反驳张良法的证据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和在判决书中进行表述和论证，在程序上严重违法。1、针对被上诉人后续在举证期限到期后提交的发给林永立的邮件光盘等证据后，上诉人为了进一步证明已经还款的事实，提交了张良法在（2017）浙10民再36号一案中举证的证据（张良法在该系列案中提交的往来清单），在该往来清单中包括了就本案张良法主张的620万元借款，该清单中被上诉人没有将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还款金额在清单中加入的事实。该清单中的内容足以证明张良法主张上诉人在本案中还款的6301933元系归还嘉诚公司1300万元的借款与本案无关的抗辩系虚假陈述的这一事实。同时，上诉人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在原先案件中由公安部门向银行调取的汇款流水。2、为了进一步证明上诉人桑卫与被上诉人之间另行存在纠纷已经处理完毕的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期间向法庭提交了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的（2019）辽0102民初17951民事调解书，拟证明上诉人桑卫与被上诉人之间除了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竞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的沈阳金圣达精细陶瓷有限公司房产及土地使用权退回的保证金外，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以及上诉人桑卫已经将保证金退回给被上诉人，即双方之间现已不存在其他经济纠纷的事实。四、一审法院在本案判决中作出的事实认定与此前该院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不同，实属事实认定错误。1、在前案案号（2017）浙1081民再5号张良法诉桑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温岭市人民法院结合张良法的陈述及证人张某（张某系朝阳嘉诚矿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二审期间所作的证词认定，朝阳嘉诚矿业有限公司（简称“嘉诚公司”）的网上银行Ｕ盾在张良法手中，张良法可以掌控嘉诚公司的资金进出，进而认定了桑卫还款到嘉诚公司账户的款项，为归还张良法的借款。但在本案中，一审判决认为：“证人温某出庭作证中明确表示，其以私人助理的形式帮助汤洁处理个人事务，案涉款项无论是其接受款项还是支出款项均是接受上诉人汤洁的指示办理，本身对款项往来的具体性质与内容不知情。鉴于此，对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关于上诉人汤洁将借款已归还被上诉人的内容，该院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温某作为上诉人汤洁的私人助理，对款项往来的具体性质与内容不知情不但符合常理，更应当以上诉人汤洁本人的陈述款项的性质为准。同理，这与被上诉人主张将320万元款项汇入到温某账户认定为上诉人汤洁向张良法借款的道理一样。因此，在本案中一审判决没有认定由温某汇入到嘉诚公司的200万元为归还张良法的还款，这不但与（2017）浙1081民再5号一案生效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相背，且也与嘉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内容，即“嘉诚公司从成立并开户后就办理了网银业务，因为我不会操作网银，网银的Ｕ盾就交给张良法了，一直保管到2015年10月份销号，密码也给了张良法”的陈述相背。2、然而，一审判决在本案中不但作出与该院原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同的认定，且对被上诉人通过温某于2013年5月30日、5月31日归还到被上诉人账户的85万元、115万元认定为归还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陈金锁借款，毫无事实依据。3、另在本案中，如果按被上诉人所述存在月利率1.5%以及2%给付利息至2014年7月7日，那么被上诉人在2014年7月8日起就已经知道上诉人汤洁没有偿还所谓的借款本金和支付利息。此时，被上诉人就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自此开始起算。而被上诉人对620万元巨款时隔五年之久才提起诉讼，直到本案诉讼期间与林永立之间通过微信谈起6年之前的邮件内容。这不但不符合常理，且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显然无法有合理的解释。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张良法答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案涉的620万元汇款系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借款。为此，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了桑卫的询问笔录、发送给上诉人委托付款人林永立的邮件、桑卫另案中提供的资金往来明细及法院依职权对汇款人刘会利、赵兴富所做的询问笔录等，可以证实案涉的620万元系被上诉人出借给两上诉人的借款，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二、原审判决两上诉人共同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62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关于本案620万元并非借款，且已将620万元款项全部清偿完毕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根据《最高院审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结合本案，被上诉人依据四份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为印证四份转账凭证项下的620万元系被上诉人出借给两上诉人的借款，被上诉人同时向法庭提供了被上诉人发送给林永立的邮件及被上诉人与林永立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前述证据证实林永立系两上诉人指定付款人，被上诉人发送给林永立的多份邮件内容明确载明“借款给桑卫及汤洁”，邮件中的表格也载明案涉620万元款项均有约定利息，且两上诉人也已按邮件中载明的利息足额支付。就此，被上诉人已完成举证责任，证明案涉620万元系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且上诉人在借款后曾如数支付相应利息的事实。现上诉人抗辩该620万元款项已经结清，向法庭提供了合计人民币为6301933元的数份银行转账凭证，并将该6301933元拆解成数笔作为已全部归还案涉620万元借款本息的证据。针对上诉人的6301933元所谓的还款抗辩，被上诉人提供了足够的证据逐一加以了反驳，并且上诉人方申请的证人温某出庭作证时亦陈述“从其银行卡出账的款项用途并不清楚”，进一步说明证人温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具有真实性，其出账的款项并非用以归还案涉借款本息。故上诉人称本案借款已经清偿，缺乏足够的证据加以证实。2、被上诉人为主张原审诉讼请求依法成立，向原审法院出示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案涉620万元借款往来的数份邮件，邮件清晰的记载了案涉620万元借款的发生时间、金额及利息支付等相关事实，且上诉人在收悉邮件后亦如数支付了相对应的利息，说明上诉人已认可尚欠被上诉人就邮件项下记载的620万元借款。故，该邮件属于被上诉人享有上诉人620万元的有效债权凭证。另外，被上诉人又向法院提供了相对应的转账交付凭证，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已如数交付620万元借款给上诉人这一客观事实。3、上诉人关于2012年12月25日被上诉人在邮件中记载的200万元借款系错误记载以及与2012年12月27日的还款存在重复计算的上诉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被上诉人在邮件中记载的2012年12月25日200万元借款，其款项交付时间为2012年9月10日，该200万元系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邮件记载的关于200万元款项备注内容所涉及的主体与款项转账交付主体一致。其次，被上诉人在邮件中记载的2012年12月25日200万元借款与2012年9月10日发生的200万元，金额吻合，且转账交付发生在邮件记载的2012年12月25日之前，债权转让从时间角度存在合理性。再次，2013年5月31日被上诉人发送给上诉人的第一封邮件第一笔记载的借款就是2012年12月25日的200万元，上诉人在收到该封邮件后未提出异议，且在以后的资金往来中仍按邮件所记载的借款本金所计算的利息如数支付。上诉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长期从事资金拆借业务，其雇请的林永立亦系银行工作人员，具有丰富的金融专业知识，如2012年12月25日首封邮件第一笔存在记账错误，作为上诉人与林永立，应及时提出异议方符合日常生活法则。更何况2013年5月31日首封邮件发送系林永立与上诉人前任财物人员账目交接的时间点，更不可能出现所谓的错误记载。鉴于上诉人方后续邮件往来中均未提出异议，视为认可该2012年12月25日邮件记载的内容，故该200万元根本不存在错误记载以及重复计算的问题。4、上诉人关于2013年4月9日300万元汇款在本案中存在漏算，应在本案借款中抵扣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针对该300万元，被上诉人已在庭审中作出充分解释，认为该300万元已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自2013年1月28日至2013年4月25日借款2100万元中扣减，扣减后剩余的200万元作为2013年2月7日的剩余借款记载于2013年5月31日被上诉人第一次发送给上诉人的邮件中，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谓的遗漏一说。5、两上诉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首先，两上诉人在案涉借款发生期间，曾共同开办多家公司。对此，两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中已经自认，且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时均表示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经营。其次，上诉人桑卫于2015年10月20日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所做的询问笔录，足以印证案涉款项系两上诉人因公司经营需要而共同向被上诉人借款。再次，从被上诉人发给林永立的邮件内容，备注“借款给桑卫及汤洁”，也可进一步证明本案系两上诉人共同借款，否则被上诉人不会在双方发生讼争前就先行备注借款的主体为两上诉人。三、一审判决程序合法。1、关于刘会利与赵兴富是否须出庭作证的问题。对此，被上诉人方认为，关于一审法院依职权对刘会利与赵兴富所做的询问笔录，其主要是针对刘会利、赵兴富与被上诉人张良法之间的身份关系以及对300万款项归属的核实，据此，一审法院依职权进行核实并无不当。2、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与林永立的微信聊天记录与邮件往来记录。被上诉人认为，该组证据属于电子数据，并非上诉人诉称的所谓证人证言，且被上诉人也已当庭提交该组电子数据的原始载体，一审法院结合全案证据，最后采信该组电子数据，符合证据规则。四、被上诉人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借款未约定具体还款日期，被上诉人可以随时要求两上诉人履行还款义务，因而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主张权利而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结合本案事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催讨时，上诉人一直口头表示愿意支付，从未明确拒绝履行还款义务，故被上诉人的权利在起诉前从未受到侵害，其于2019年9月6日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良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归还给原告借款620万元，并支付利息（1.从2014年6月25日起以总金额为520万元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从2014年7月8日起以总金额100万元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与事实，该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该院认定如下： 一、原被告之间有无存在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及款项偿付情况 （一）关于原告向两被告汇款的事实：原告张良法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前妻刘会利于2013年2月7日向被告汤洁汇款100万元的凭据、于2013年3月5日向被告桑卫汇款100万元的凭据及刘会利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上述汇款是刘会利受原告张良法委托借款给被告的，对此被告认为无法据此证明原告的主张，且对该证据的三性提出异议。为审核该证据，该院依职权通知刘会利到该院接受询问，刘会利确认上述借款是受张良法指示作为出借款由其分别汇给汤洁、桑卫，且上述借款在其与原告张良法离婚后约定归张良法所有；该院依法将该询问笔录予以出示，经当庭质证，两被告均认为，刘会利未出庭接受质证，其询问笔录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对此该院认为，该院依职权以向刘会利调查的方式审核了原告提交的情况说明及汇款凭据等证据，确认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能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故该院对原告提交的情况说明及汇款凭据予以认定； 2、原告姐夫赵兴富于2013年2月7日汇款100万元给汤洁的汇款凭据及赵兴富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上述汇款是赵兴富受原告张良法委托借款给被告汤洁的，对此被告认为无法据此证明原告的主张，且对该证据的三性提出异议，为审核该证据，该院依职权通知赵兴富到庭接受询问，赵兴富确认上述借款是受张良法指示作为出借款由其汇给汤洁的，该院依法将该询问笔录予以出示，经庭审质证，被告认为：赵兴富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赵兴富汇给汤洁的款项，其实是张良法汇入赵兴富账户，后经由赵兴富汇款给汤洁，不可能存在赵兴富陈述的“事后由张良法归还了赵兴富这一说法”。对此该院认为，对于赵兴富汇款给汤洁的事实，两被告均无异议，作为汇款一方，赵兴富自认该款来源于原告张良法，债权利益归原告张良法所有，且与经查赵兴富所汇之款来源于原告张良法的事实相符，考虑时隔较久，赵兴富所陈述事实有个别出入不影响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故对被告该质证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同时两被告认为，赵兴富未出庭接受质证，其询问笔录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对此该院认为，该院依职权以向赵兴富调查的方式审核了原告提交的情况说明及汇款凭据等证据，确认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能够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故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认定； 3、原告于2013年5月21日汇款320万元给被告指定代收人温某的凭据，被告汤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确认经温某之手收到该笔款项。综上该院确认原告张良法共向两被告汇款620万元。 （二）关于汇款性质及利息的问题：原告张良法主张汇款系其向两被告出借借款，两被告均主张系其他经济往来，但又表示即使是借款，原告起诉的620万元两被告也均已分别归还，且出具了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对此该院认为： 1.该院向刘会利、赵兴富调查时，两人均佐证了原告张良法的陈述，即其经手的汇款分别系两被告的借款； 2.两被告虽然否认借款事实，认为上述款项往来仅属经济往来，但对经济往来的具体内容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3.两被告又提交下列相关证据以其已归还了原告诉称的借款予以抗辩：被告汤洁于2013年7月20日汇给原告50万元、于2013年7月21日汇给原告156.4万元、共计206.4万元，以证明该笔款项归还了原告于2013年2月7日汇给被告汤洁的200万元，双方已经结清；2013年5月8日温某通过6216××××2587平安银行大连星海支行转给张良法工行温西分理处18.4万元、2013年5月23日温某通过广发银行6225××××4797转给张良法账号为6229××××3918账户53933元、2013年5月30日温某通过平安银行大连星海支行6216××××2587转账给张良法工行温西分理处85万元、2013年5月31日温某通过平安银行大连星海支行6216××××2587转账给张良法工行温西分理处115万元、2013年6月20日温某通过平安银行大连星海支行6216××××2587转账给张良法所掌控的嘉诚农行朝阳龙城支行0683××××6133账户200万元，上述金额合计4237933元，以证明归还了原告张良法所汇给温某的320万元及刘会利汇给汤洁的100万元，故原被告之间已经不存在债权债务。 针对被告的抗辩，原告反驳认为，其发送给林永立的邮件相关内容及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告抗辩的还款并非归还本案相关借款：被告举证的2013年5月23日汇款53933元系归还2013年5月10日朝阳嘉诚公司借给大连成功拍卖有限公司的1300万元的利息，该借款被告分别于2013年5月15日归还465万元、2013年5月16日归还300万元、2013年5月17日归还480万元、2013年5月21日归还55万元，同时按照月利息2分计算，上述借款利息就是被告抗辩举证的2013年5月23日汇款53933元；对于被告举证陈述的2013年5月8日汇款的184000元，原告认为该款是归还2013年2月1日通过汤洁出借给桑卫的320万元的利息：具体是从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共计三个月的利息，合计19.2万利息，其中4天因汤洁认为汇款时间不予支付利息，所以双方同意减去8533.36元，取整按照18.4万元付利息；被告举证抗辩的2013年6月20日温某通过平安银行大连星海支行6216××××2587转账给张良法所掌控的嘉诚农行朝阳龙城支行0683××××6133账户2000000元的款项，系归还2013年5月23日朝阳公司借款给汤洁1500万元；被告汤洁抗辩所称的温某于2013年5月30日通过平安银行大连星海支行6216××××2587转账给张良法工行温西分理处850000元、2013年5月31日温某通过平安银行大连星海支行6216××××2587转账给张良法工行温西分理处1150000元的两笔款项，系归还2012年12月25日案外人陈金锁（其系出借款项给原告张良法控制的朝阳嘉诚公司，通过朝阳嘉诚公司出借给桑卫，原告张良法在发送给林永立的邮件中已披露该款项来源于陈金锁）出借给桑卫200万元；被告汤洁举证抗辩的于2013年7月20日汇给原告500000元、2013年7月21日汇给原告1564000元，系归还2013年7月8日朝阳嘉诚公司（实际控制人系张良法）借给汤洁的700万元，其中64000元系本案320万元借款的一个月的利息。对其反驳意见，原告提交了其与林永立的邮件为据。 对此，该院分析认为，根据林永立（即林行长）于2016年11月10日向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其陈述通过汤洁认识张良法，居中帮汤洁熟人向张良法借款，并通过汤洁、桑卫账户走账，而原告张良法在本案中提交的其发送给林永立的四封电子邮件，邮件载明了原告张良法及案外人陈金锁出借资金给汤洁以及上述借款的还款付息状况，虽然两被告否认该证据的证明力，认为这是原告与案外人林永立之间的往来，和汤洁并无关系，但从其中原告于2013年7月3日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来看：2013年5月23日朝阳嘉诚公司借款给汤洁1500万元，汤洁分别于2013年6月6日、2013年6月7日、2013年6月14日、2013年6月17日、2013年6月21日（能对应被告汤洁抗辩的于2013年6月20日温某通过平安银行大连星海支行6216××××2587转账给张良法所掌控的嘉诚农行朝阳龙城支行0683××××6133账户2000000元的款项）、2013年6月22日、2013年6月28日、2013年7月2日偿还300万、200万、55万、300万、200万、100万、100万、245万共分8次还清该1500万，共计需要支付利息254067元；2012年12月25日案外人陈金锁出借给桑卫200万元并载明利息按照月息0.015%计算，而2013年5月31日原告张良法收到还款200万元（能对应被告汤洁抗辩所称的温某于2013年5月30日通过平安银行大连星海支行6216××××2587转账给张良法工行温西分理处850000元、2013年5月31日温某通过平安银行大连星海支行6216××××2587转账给张良法工行温西分理处1150000元的两笔款项），原告张良法在该邮件中载明：2013年5月25日收到前期利息、后续利息尚欠6天，计息为6000元；邮件中还载明：2013年5月30日朝阳嘉诚公司借款给汤洁1000万元，汤洁于2013年5月31日还款，借款天数一天，利息为6666元。以上三项相加尚未支付利息总额为266733元，且原告张良法在邮件后面备注“林总！利息按借款当天算息，还款当天不计息，标注红色3项是利息未付的，共合计利息266700.00”，邮件发出后过了五天，原告张良法就于2013年7月8日收到了张丽岩（在林永立的公安调查笔录里反映，该账户一直由汤洁掌控）尾号7070广发银行的汇款266700.00元；在2013年7月24日原告张良法发送给案外人林永立的邮件中，载明2013年7月8日朝阳嘉诚公司借给汤洁700万（刘本正）并载明月息0.02%按天计息，后汤洁于2013年7月17日、2013年7月18日、2013年7月20日（能对应被告汤洁抗辩的于2013年7月20日汇给原告500000元）、2013年7月21日（能对应被告汤洁抗辩的于2013年7月21日汇给原告1564000元，原告陈述其中64000元系利息）、2013年7月22日分别偿还150万、200万、50万、150万、150万共分5次还清该700万元，计息共计53334元。同样的，邮件发出后过了五天，原告张良法就于2013年7月29日收到了张丽岩尾号7070广发银行的汇款53300元，两者金额仅相差尾数34元。上述款项同时也被被告桑卫在前案提交的双方经济往来清单予以佐证。虽被告汤洁在庭审中抗辩其由于卡里余额只有53334元，所以汇款该数额，但因为原告邮件发送在前，其不可能未卜先知、预设被告后续的还款付息事项，更不可能具体精准地预料到被告汤洁的汇款金额，结合上述邮件的发送时间、被告汤洁的汇款时间、具体金额，可以证明原告张良法发送给案外人林永立的邮件实际与被告汤洁的汇款行为对应吻合，并且汤洁对上述原告主张的具体利息金额均予以接受。 总计被告抗辩归还的借款6301933元中，其中的6053933元原告在以上邮件中均有了明确的还款对象，在之后被告均按照邮件上载明的利息金额进行了付款。综上该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该院采信原告张良法提交的证据，对其中邮件反映的借款事实、利息计算、具体金额、还款信息等内容予以认定。 至于借款利息支付问题，因被告对其利息支付情况并无举证，现原告自认其中520万元借款利息被告已经偿付到2014年6月24日，其中100万元借款利息被告已经偿付到2014年7月7日，该院予以认可；且从2013年5月31日原告发送的第一封邮件载明的利息及后续被告有规律的还款记录来看，可以认定520万元的借款系按照月利2%计算，其中100万元的借款系按照月利1.5%计算。 4.证人温某出庭作证中明确表示，其以私人助理的形式帮助被告汤洁处理个人事务，案涉款项无论是其接受款项还是支出款项均是接受被告汤洁的指示办理，本身对款项往来的具体性质与内容均不知情。鉴于此，对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关于被告汤洁将借款已归还原告张良法的内容，该院不予采信。 综上，该院认定原告主张的上述款项性质为民间借贷借款，两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息的事实成立。 二、原告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虽然根据业已生效的该院（2017）浙1081民再5号、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10民再36号张良法与桑卫民间借贷纠纷民事判决书认定，张良法在2015年10月20日向该院陈述，其在上述案件中主张1700万元，是因为其汇给李峰公司880万元、汇给李峰个人320万元以及桑卫姐姐汤洁欠款620万元，共计1820万元，但因其手头只有桑卫的1700万元的借条，故起诉1700万元。而上述案件的生效判决最终认定被告桑卫已经全部偿还了原告借条所对应的款项1700万元，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但上述生效判决同时认定，在上述案件中，张良法主张的该1700万元债权的基础依据不是该案借款合同中载明的1700万元；上述案件也认定了款项系2012年8月2日，张良法利用其控制的朝阳嘉诚公司银行账户U盾亲自将2500万元借款汇入桑卫指定的威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大连渤海支行开设的账户，该款于2012年8月14日由该案被告桑卫返还了800万元，故桑卫出具案涉的1700万元欠条。上述判决同时认定桑卫归还的1700万元，由2012年9月26日、10月17日，大连实方公司向朝阳嘉诚公司上述6133帐户汇入1000万元、330万元，以及同年10月16日，桑卫从其本人银行卡帐户向朝阳嘉诚公司上述6133帐户汇入370万元组成。故原告在该案中主张的1700万云与本案原告前妻刘会利、原告姐夫赵兴富及原告合计汇款的620万元无关。综上，无论从借款的组成还是还款的明细来看，原告起诉的借款并非上述生效判决已经处理的借款。原告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 三、两被告是否应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对于两被告的借款，两被告在庭审中承认借款期间共同开办了多家公司，并均在公司中占有股份的事实；桑卫前案中于2015年10月20日向该院陈述，其与原告张良法有一亿三千多万的资金往来，其中借款用于汤洁的公司，并提供了其资金往来款清单一份，其中也载明“2013.2.7兴富和会利各100万——汤洁”、“2013.3.5会利——桑卫100万”、“2013.5.21张良法6222081207000611985工行浙江省台州分行——温某广发大连渤海320万”，即本案三笔争议款项。综上对原告张良法要求两被告共同对本案借款承担偿还责任的主张该院予以采纳。 四、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 对于两被告提出的本案诉讼时效问题，该院认为，1.两被告向原告所借之款，没有约定还款日期；2.如前所述，原告张良法之前起诉桑卫主张1700万元，含汇给李峰公司880万元、汇给李峰个人320万元以及桑卫姐姐汤洁欠款620万元，共计1820万元，但其手头只有桑卫的1700万元的借条，故起诉1700万元，但之后的生效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018年2月7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10民再36号民事判决书最终认定桑卫已经归还1700万元，也确定该桑卫归还的1700万元不含汤洁的借款620万元，在该院（2017）浙1081民再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对于该款该院已告知双方可另行解决。故就本案的诉讼时效而言，最早也应当从（2017）浙10民再36号判决生效后开始计算，即原告向两被告主张620万元的权利最终确定被拒绝之日开始计算；3.本案系两被告的共同借款，故无论对被告汤洁还是桑卫，原告的起诉均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该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原告主张的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内容合法，且原告已按约提供款项，故依法应认定有效。鉴于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原告可以催告被告在合理期限内还本付息。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汤洁、桑卫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原告张良法借款本金620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5200000元从2014年6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其中1000000元从2014年7月8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494元，由被告汤洁、桑卫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为了查清本案事实，本院调取并查阅了被上诉人张良法与上诉人桑卫历次诉讼相关案件即（2014）台温商初字第3020号、（2016）浙1081民申1号、（2016）浙1081民再1号、（2016）浙10民再18号、（2017）浙1081民再5号、（2017）浙10民再36号的案卷材料，结合本案一、二审及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所作的相关陈述等，本院综合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上诉人桑卫与汤洁系兄弟姐妹关系，两人均系大连实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实方公司）的股东。被上诉人张良法系朝阳嘉诚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嘉诚公司）的监事，其持有该公司尾号6133银行账户的U盾，自该账户设立直到注销期间，张良法可自由使用该账户收、付款项。实方公司与嘉诚公司除了因上诉人方与被上诉人资金往来需要而使用公司账户进行相互转账外，两公司之间并无其他任何实体上的交易行为。自2012年8月份开始，上诉人方与被上诉人之间以自己或公司或其他人的名义存在着约1.5亿元的资金往来。 2012年8月1日，桑卫与张良法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分别约定桑卫向张良法借款800万元和1700万元。后张良法认为桑卫仅归还了800万元，另外一笔借款1700万元尚未归还，故于2014年11月13日向温岭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桑卫归还借款本金17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温岭法院于2015年4月7日作出（2014）台温商初字第3020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张良法的诉讼请求即判决桑卫偿还张良法17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桑卫不服该判决，向温岭法院申请再审，温岭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浙1081民申1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后温岭法院于2016年7月7日作出（2016）浙1081民再字1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14）台温商初字第3020号民事判决。桑卫不服，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查后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6）浙10民再18号民事裁定，以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了（2014）台温商初字第3020号、（2016）浙1081民再字1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温岭法院重审。温岭法院经重审后，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浙1081民再5号民事判决，撤销了该院（2014）台温商初字第3020号民事判决，并驳回张良法的诉讼请求。张良法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7日作出（2017）浙10民再36号民事判决，认定该1700万元已由桑卫2012年9月26日的1000万元、2012年10月16日的370万元及2012年10月17日的330万元作了归还，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张良法仍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8）浙民申2464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审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驳回张良法的再审申请（上述整个诉讼过程下称“1700万元案件”）。 2012年，张良法与案外人生芳等人拟竞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拍卖的沈阳金圣达精细陶瓷有限公司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共同商量委托桑卫出面参加竞拍。2012年10月9日，桑卫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垫付交纳了拍卖保证金300万元并竞拍成功，但后因仅支付了150万元拍卖款而余款未付，上述房地产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拍卖。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将上述450万元退还给桑卫。2019年8月21日，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张良法起诉桑卫、生芳等人合伙协议纠纷，张良法要求桑卫返还竞拍款300万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张良法认为并举证证明桑卫在垫付了上述300万元保证金后，其即向桑卫分别于2012年10月17日转款50万元、2012年12月27日转款200万元（该笔下称拍卖款200万元）、2014年6月5日转款20万元、2014年6月6日转款25万元、2014年6月9日转款5万元，共计300万元，桑卫对此亦予以认可。后经调解各方达成协议，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出具了（2019）辽0102民初17951号民事调解书，由桑卫返还张良法、生芳等人拍卖款共计300万元，该款项桑卫已于2020年1月份全部履行完毕。 在本案双方当事人巨额资金往来过程中，除了上述1700万元案件中有两份借款合同以外，其余款项往来双方均仅是通过银行走账而没有相应的直接确认借、还款的凭据。自2013年5月31日开始，张良法先后向案外人林永立发送了多封电子邮件，该电子邮件载明了张良法与桑卫、汤洁的款项往来明细及利息计息天数、利率或利息金额等。根据电子邮件的记载，除了2013年5月31日张良法发送的第一封电子邮件记载的2012年12月25日陈金锁出借给桑卫的200万元这一笔（以下称陈金锁200万元）是发生在2013年2月7日之前，邮件中涉及的其他所有款项往来都是发生在2013年2月7日之后，桑卫、汤洁均是按该电子邮件载明的数额进行还款及支付利息。张良法认为根据其提供的汇款凭证及邮件反映的内容，有如下三笔合计620万元两上诉人尚未清偿：即2013年2月7日通过赵兴富（张良法姐夫）与刘会利（张良法前妻）的账户汇给汤洁的200万元（约定月息2%）、2013年3月5日通过刘会利账户汇给桑卫的100万元（约定月息1.5%）以及2013年5月20日通过赵兴富汇给汤洁的320万元（约定月息2%，该笔320万元实际上是2013年5月21日张良法通过其自己工商银行账户汇至温某账户），故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上诉人方清偿上述620万元借款本息。 在（2016）浙1081民申1号案件审查过程中，张良法提供了共28页的双方资金往来清单及利息计算、支付等明细（该案卷宗第二卷Ｐ1—Ｐ28，以下简称张良法清单），桑卫提供了共7页资金往来清单及明细（该案卷宗第二卷Ｐ29—Ｐ35，以下简称桑卫清单），双方在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对各自提供的上述清单也予以认可。结合双方提供的上述清单，比对张良法发送的电子邮件及二审期间上诉人方提供的“汤洁和张良法全部往来本金（2013.2.7—2014.2.7）”（以下简称桑卫二审明细），双方对邮件中除了“陈金锁200万元”目前存在着争议外，对邮件中记载的其他款项往来均无异议。另外，对发生在第一封邮件发送时间即2013年5月31日之前且在邮件中没有记载的主要款项往来，具体情况如下：（1）、2012年8月1日，桑卫出具两份借款合同共计2500万元，张良法认可已经归还800万元，另外1700万元经生效的（2017）浙10民再36号民事判决确认，桑卫已经分三笔作了清偿；（2）、2013年2月5日，张良法转款700万元给汤洁（张良法清单中记载为刘会利转款），上诉人方对此认可；（3）、上诉人方从2013年3月28日至2013年4月25日先后共分9笔转款给张良法这一方共计1900万元，其中2013年4月9日的300万元在双方清单中均没有记载，在本院二审期间张良法对此300万元作了认可；（4）、根据张良法清单，2012年9月10日叶彩球转款200万元至刘薇（下称叶彩球200万元）、2012年9月21日陈海利转款900万元至刘薇（下称陈海利900万元）、2013年1月28日张良法转款320万元至李锋及嘉诚公司转款880万元至李锋开办的三和消防公司（该两笔下称李锋1200万元），上述叶彩球200万元、陈海利900万元及李锋1200万元，张良法认为实际都是上诉人方的借款，并认为叶彩球200万元与邮件中陈金锁200万元系同一笔，该200万元上诉人方已作了清偿，即2013年5月30日温某转款85万元、2013年5月31日温某转款115万元至张良法（该两笔下称温某200万元）。上诉人方认为上述叶彩球200万元、陈海利900万元及李锋1200万元与其无关而不予认可，且邮件中陈金锁200万元与拍卖款200万元系同一笔，而拍卖款200万元已根据生效的（2019）辽0102民初17951号民事调解书桑卫已履行完毕；（5）、根据上诉人方陈述，温某200万元系归还本案争议的620万元中的2013年5月21日张良法转款至温某账户320万元中的200万元，并认为这样总的计算下来，上诉人方已经全部清偿了本案争议的620万元，多余的780万元系代替李锋清偿欠张良法的借款，因为上诉人方与李锋之间存在着其他公司的股权收购关系而代替李锋支付。 在上述1700万元案件诉讼过程中，桑卫于2016年11月2日向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报案，称其与张良法原先存在着借款2500万元，后自己陆续将借款作了清偿，但张良法又向法院起诉，法院在桑卫缺席的情况下判决归还1700万元，而认为张良法已涉嫌合同诈骗，大东分局对此作了受理。该局受理后，对张良法及嘉诚公司等银行账户资金明细等进行了调查，同时也对相关人员作了核实。1、根据林永立（即林行长）于2016年11月10日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其陈述通过汤洁认识了张良法，居中帮助汤洁熟人向张良法借款，并通过汤洁、桑卫在其任职银行开设的账户走账。2、根据公安机关调取的张良法尾号1985的银行账户明细，在2012年12月27日从陈金锁尾号9401账户转款至张良法200万元，当天张良法即有200万元从尾号1985的银行账户转款至桑卫尾号0077的银行账户。另外，温岭法院在（2016）浙1081民申1号案件审查过程中，于2015年10月20日分别对张良法、桑卫做了一份询问笔录，其中张良法在笔录中陈述，其起诉桑卫的1700万元，是由李锋1200万元加上汤洁承认的620万元共计1820万元组成，由于只有桑卫出具的借条1700万元，所以就起诉了1700万元，并认为该款项是出具的两份借款合同2500万元借款的延续。桑卫在笔录中陈述，其与张良法经济往来共有1.3亿多元，认为借款大都是汤洁开办的公司所用，由其帮汤洁联系、签字，并表示其提交的清单都是承认的。 本院认为，在从2012年8月开始近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张良法与桑卫、汤洁之间存在着1亿多元的资金往来。根据双方的陈述，双方或双方的相关公司之间并无其他实质性的商品交易行为发生，相关公司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实际上均是张良法与桑卫、汤结个人之间的借、还款。同时，在双方发生巨额资金往来的过程中，双方均有指定其他人或通过其他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款项收付。由于这些资金往来，除了2500万元有借款合同之外，其余款项包括该2500万元的还款均没有相应的如借条、收据等借、还款确认手续，故本案双方资金往来的认定在整体上（叶彩球200万元、陈海利900万元及李锋1200万元下面另作分析）只能遵循凡是与张良法有关的公司、人员收付款行为均应视为张良法的行为，与桑卫、汤洁有关的公司、人员收付款行为均应视为桑卫、汤洁的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即由张良法与桑卫、汤洁各自承担。根据本案一、二审的审理情况，本案双方争议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上诉人方是否仍有拖欠被上诉人借款尚未清偿及拖欠的金额、利息等如何认定 在（2016）浙1081民申1号案件审查过程中，双方各自提供了资金往来清单明细，比对本案一审过程中张良法提供的电子邮件及二审期间上诉人方提供的桑卫二审明细，可以认定，双方对于电子邮件当中涉及的款项除了陈金锁200万元存在争议之外，对其他款项的进出双方已不持异议。而该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发送时间是在2013年5月31日，其上载明的款项除了陈金锁200万元外（根据邮件记载，该笔200万元张良法已收取了15万元利息，尚有5天利息未收取），其余均是发生在2013年2月7日之后。此表明，对于2013年2月7日之前双方发生的款项往来除了上述200万元外，张良法在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并未主张上诉人方仍有欠款存在。从上诉人方而言，由于双方部分借款是通过林永立联系，张良法将电子邮件发送给林永立之后，上诉人方均是按照该邮件确定的利息数额付款给张良法，且上诉人方付款时间与邮件上记载的利息计算时间也能吻合。另外，在桑卫清单的最后几笔款项备注中，也有记载“从林行长提供资料查出此笔交易，银行账号不清需要向林行长核实”等内容，这也足以说明林永立当时是参与了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因此可以认定上诉人方在当时对该邮件的内容也是认可的。故根据邮件记载的款项往来情况，可以反映出在邮件往来时，上诉人方尚欠张良法借款本金620万元。上诉人上诉认为该邮件不能作为认定欠款的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方认为即使认定了上述邮件，其主张在2013年2月5日至2013年5月31日的时间段内，上诉人方向张良法实际借款数额是1320万元（有借款合同的2500万元发生在2013年2月5日之前且已经解决），而其从2013年3月28日至2013年4月25日先后共分9笔转款给张良法这一方1900万元（已包括双方在清单中均没有记载的2013年4月9日300万元这一笔），加上之后温某归还的200万元共计2100万元，不但本案争议的620万元欠款已经清偿，多余支付的780万元是代替李锋归还张良法的欠款。而张良法认为，对于2013年4月25日之前双方发生的款项往来，叶彩球200万元、陈海利900万元以及李锋1200万元，实际上均是上诉人方的借款，因此上诉人方实际未清偿的借款不止本案争议的620万元。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在（2017）浙10民再3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张良法提供了叶彩球、陈海利情况说明，该两人均明确相应的200万元、900万元是受嘉诚公司委托，代嘉诚公司向刘薇所汇。而根据双方提供的清单，刘薇除了这两笔是作为收款方外，其余涉及刘薇的五笔，刘薇均是作为付款方，且这五笔的还款在张良法清单及邮件、桑卫二审明细中均可对应其他相应的借款；其次，叶彩球200万元、陈海利900万元以及李锋1200万元，张良法在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均没有明确涉及（张良法认为叶彩球200万元即是后来转为邮件中陈金锁的200万元，下面再分析），而张良法对此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同时，对于李锋1200万元，张良法在1700万元案件法院的询问笔录中也明确，如桑卫不承认，其可以向李锋主张；再次，上诉人方认为其多还的780万元系替李锋支付欠张良法的借款，但上诉人方没有就此提供相关证据，且其所谓代替支付的行为都发生在张良法发送电子邮件之前，而电子邮件仍反映出上诉人方对张良法负有欠款620万元。而上诉人方对此大额的欠款一直没有提出异议，相反却仍按邮件记载的欠款数额支付相应的利息。因此，对于电子邮件发送之前且在电子邮件中没有记载的款项往来，由于双方均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且可能涉及案外人刘薇、李锋等权利义务，本院对此不作进一步的认定，故解决本案争议的620万元仍应当以电子邮件为基础来进行。 对于电子邮件中记载的款项，本案争议的即是陈金锁200万元，与张良法2012年12月27日支付给桑卫的拍卖款200万元是否为同一笔。张良法认为，邮件中记载的2012年12月25日陈金琐200万元系叶彩球200万元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形成，而上诉人方认为该200万元系2012年12月27日张良法支付给桑卫的拍卖垫付款，系邮件记载时间错误，而与叶彩球200万元无关。对此，本院分析并认定如下：首先，叶彩球200万元发生在2012年9月10日，而邮件中记载陈金琐200万元的日期为2012年12月25日，这两笔200万元如何发生转化，张良法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其次，从双方每笔资金往来的利息计算来看，均是精确到天，而张良法对该笔200万元从2012年9月10日至12月25日期间的利息计算及收取，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其陈述该笔款项转过来之后就从2012年12月25日开始计息，不符合双方的利息计算习惯；再次，根据公安机关调取的张良法尾号1985的银行账户明细，在2012年12月27日陈金琐有200万元转款至张良法，张良法当天亦有200万元转款给桑卫，而陈金琐与上诉人方之间除了这一笔200万元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以外，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别无其他款项能够对应；第四，张良法在本案二审中认可、在（2019）辽0102民初1795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也举证，其清单上记载的2012年12月27日200万元是支付给桑卫垫付的拍卖款。如在制作清单时就明确将其作为拍卖款的话，则该200万元不存在着利息计算的问题，因为桑卫在此之前为张良法等作为实际竞买人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垫付了300万元保证金。但从张良法清单中可以看出，其一直是将该拍卖款200万元作为基数进行利息的计算，这在张良法清单即（2016）浙1081民申1号案卷第二宗Ｐ1、Ｐ14、Ｐ26处均能反映。另外，对于同样为拍卖款的2012年10月17日50万元的这一笔（双方并无争议），张良法在清单即上述卷宗Ｐ3处备注了“桑卫法院”的字样，且也没有纳入计算利息的范围。因此，张良法在（2016）浙1081民申1号案件提交清单时，便是将2012年12月27日拍卖款200万元误记载为双方之间的借款往来；第五，由于双方资金往来巨大且笔数较多，发生记载错误或个别漏记等情形亦属正常，如张良法在邮件中将2013年5月21日汇至温某账户的320万元，日期记载为5月20日、在针对上诉人方二审期间提交的2013年4月9日转款给张良法300万元证据所作出的说明及后附当时制作的利息清单中，明显遗漏了本案争议620万元中的2013年3月5日的一笔即刘会利转款给桑卫的100万元。综上分析，从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来看，张良法主张陈金琐200万元与叶彩球200万元系同一笔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而系2012年12月27日拍卖款200万元的日期误记、性质混淆可能性较大，故本院认定邮件中的陈金琐200万元即为2012年12月27日拍卖款的200万元。 同时根据邮件的记载，上述陈金琐200万元上诉人方已由温某200万元（2013年5月30日85万元、2013年5月31日115万元）作了清偿，而在（2019）辽0102民初17951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桑卫又在2020年1月份返还给张良法及案外人生芳等拍卖款共计300万元，因此，上述2012年12月27日拍卖款200万元上诉人方已作重复清偿。虽然本案的解决限于邮件中所涉款项，从邮件中可以得出上诉人方尚有620万元尚未偿还，但拍卖款200万元因张良法在邮件中的错误记载，导致上诉人方重复支付，为节约诉讼资源，上诉人方重复支付的200万元应当在本案邮件涉及的欠款总额620万元中予以扣除。张良法抗辩认为陈金琐200万元记载在第一封邮件中的第一笔，上诉人一直没有提出异议而应当视为认可，其理由不能成立。毕竟双方之间存在着巨额资金往来，对其中某笔存在记忆错误或未曾注意等实属正常。由于本案争议的620万元是由2013年2月7日的200万元、2013年3月5日的100万元及2013年5月21日的320万元构成，而上诉人方通过温某是在2013年5月30日及31日分两次归还了邮件中记载的陈金琐200万元，故从数额对应及债务清偿先后顺序考虑，涉案重复支付的200万元应先抵充邮件中记载的2013年2月7日“温岭赵兴富借给汤洁”的200万元这一笔。此外，对于利息问题，邮件中记载的陈金琐200万元上诉人方已支付了5个月利息计15万元，而桑卫在2019年6月份收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退还的拍卖款之后，其也一直实际占用着该笔资金，直至张良法起诉、法院调解书生效后才于2020年1月份返还给张良法。鉴于拍卖款纠纷系法院调解结案，且张良法已收取的上述15万元利息与桑卫拍卖款实际占用期间产生的孳息亦基本相当，对此双方可不再予以找补。但是，根据张良法在一审期间的陈述，对于本案2013年2月7日200万元及2013年5月21日320万元这两笔，上诉人方已按月利2%支付至2014年6月24日（从桑卫清单最后两笔记载来看，也能对应张良法陈述的付息时间与金额），鉴于本院已认定2013年2月7日这一笔200万元已由温某200万元在2013年5月31日作了抵充，故对2013年2月7日这一笔200万元上诉人方从2013年5月31日至2014年6月24日期间按月利2%已经支付的利息51.86万元应当扣除。由于2013年5月21日320万元双方约定月利率也是2%，故上诉人方已多支付的利息51.86万元应当作为支付该笔320万元2014年6月25日之后的利息，故上诉人方尚欠的该笔320万元的利息应当从2015年2月23日开始计算。 综上所述，本院认定上诉人方尚欠被上诉人借款本金420万元未作清偿，其中320万元应从2015年2月2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100万元应从2014年7月8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上诉人上诉认为其已清偿了全部借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采信张良法发送的电子邮件作为判断本案借款是否清偿在整体的裁判思路上并无不当。本案二审由于上诉人方提供了200万元系重复支付的相关材料，且其在二审中也完全推翻了一审期间所作的相关还款陈述，故本案二审改判不属于一审法院的责任。 二、关于本案债权债务的主体问题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之间除了以自己名义进行款项往来之外，还有大量的资金往来系通过相关公司或他人名义进行，故本案的债权债务主体确定，如上所述原则上应遵循凡是与张良法有关的公司、人员收付款行为均应视为张良法的行为，与桑卫、汤洁有关的公司、人员收付款行为均应视为桑卫、汤洁的行为。本案争议的三笔款项中有以与张良法存在特定关系的赵兴富、刘会利名义进行，一审法院也已向赵兴富、刘会利进行了询问，其两人均表示涉案款项系受张良法指示所汇，故张良法应属涉赵兴富、刘会利相关款项的权利人，其有权在本案当中主张。一审法院依职权向赵兴富、刘会利进行询问，符合程序，上诉人上诉认为一审此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本案债务人主体的认定，本案中刘会利2013年3月5日100万元系直接汇给桑卫，桑卫与汤洁均是实方公司的股东，其与张良法的资金往来有大量也是通过实方公司进行，且桑卫在原1700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也陈述到借款大都是汤洁开办的公司所用，由其帮汤洁联系、签字，故一审认定桑卫与汤洁属于本案共同债务人并无不当。桑卫上诉认为其并非涉案借款620万元的债务人，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本案争议的620万元是否属重复起诉的问题 上诉人方上诉认为，张良法在原先1700万元案件诉讼中，承认该1700万元是由本案620万元与李锋1200万元组成，该1700万元案件已经驳回了张良法的诉讼请求，故本案已构成重复起诉。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上述生效的1700万元案件判决驳回了张良法的诉讼请求，但在同时也对上诉人桑卫已经归还的1700万元的组成作了认定，其中并不包括本案争议的620万元，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相反，张良法在当时的笔录中陈述因为只有桑卫的借条1700万元，所以对欠款1820万元就起诉了1700万元，这恰恰也说明了本案争议的620万元在当时张良法即是认为上诉人尚未清偿，这也与本案一审过程中张良法提交的邮件内容相互印证。 四、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 由于本案双方就借款并无约定还款期限，上诉人方对案涉的款项利息也支付到2014年6、7月份，张良法在2014年11月13日提起（2014）台温商初字第3020号1700万元的诉讼之后，直到最终生效判决确认张良法提起的1700万元中并不包括本案争议的620万元，并告知双方可另行解决，此期间均应当认定为诉讼时效中断。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8年2月7日作出的（2017）浙10民再36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开始重新计算，故张良法于2019年9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方关于张良法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明显缺乏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桑卫、汤洁的上诉理由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温岭市人民法院（2019）浙1081民初9118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桑卫、汤洁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被上诉人张良法借款本金420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3200000元从2015年2月2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1000000元从2014年7月8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3494元，由上诉人桑卫、汤洁负担67988元，被上诉人张良法负担355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349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08494元，由上诉人桑卫、汤洁71272元，由被上诉人张良法负担3722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矫健 审 判 员 郭晓明 审 判 员 王安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王 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