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再80号抗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六合区中山科技园中新路**，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夏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志明，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森，江苏森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城市天地广场Ⅰ，Ⅲ区**组织机构代码。负责人：张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亭武，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竞博，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申诉人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货运公司）因与被申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深圳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5811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深检民（行）监[2019]4403000027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20）粤03民抗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郑莉、书记员赵德艺出庭参加诉讼。申诉人南京货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志明、杨森，被申诉人人保深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亭武、黄竞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在可以用其他有效方式向南京货运公司送达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径行适用公告送达确有不当，未能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南京货运公司未能参加诉讼，导致未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无法行使辩论权利，其他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亦未参加诉讼。理由如下：送达是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重要程序事项，是保障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民事案件、及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本案中，虽然南京货运公司的工商登记住所地和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但并非毫无办法可以联系到南京货运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人民法院依据原告起诉时所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应当要求原告补充材料。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补充或者依据原告补充的材料仍不能确定被告住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诉讼文书。而南山区人民法院根据人保深圳公司起诉时提供的南京货运公司的住所地址送达不成后，并未进一步向人保深圳公司要求补充材料，人保深圳公司也未主动补充材料。在人保深圳公司客观上是否能够提供有关南京货运公司的联系方式、实际经营地址等补充材料问题上，该院认为深圳南港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港公司）既然与南京货运公司有多次业务往来，其应当知道南京货运公司的联系方式，且南港公司既然认定张占钢是南京货运公司员工，也完全可以通过张占钢联系南京货运公司，而人保深圳公司作为代位求偿权人，也是完全可以通过南港公司获得南京货运公司的联系方式，在对张占钢的询问笔录中也证实人保深圳公司曾联系过张占钢，并做了笔录，其并不存在因客观原因不能补充材料的情况。关于委托送达的问题。首先，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复函并不规范，如不能送达，应当以法院名义出具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其次，南京货运公司一直持续营运状态，且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同时期的（2016）苏0803民初4269号民事判决和（2015）淮法民初字第03448号民事判决中，都可查得南京货运公司的实际地址信息，只需与相关法院核实，就能与南京货运公司取得联系，亦可根据实际地址信息委托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公告送达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只有穷尽其他一切送达方式后才能适用。南京货运公司工商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固然存在一定过错，南山区人民法院在对同一地址邮寄开庭传票、委托送达未果的情况下就采用了公告方式送达明显不当。本案系涉及千万元的代位求偿权纠纷，南京货运公司作为被告，有可能被判决承担上述赔偿，故其参与法庭调查、辩论对法院查清案件事实较为重要，对南京货运公司自身的权利义务也有重大影响。尤其本案还具有标的额较大、被告非实际承运人、托运人和实际承运人都未参加诉讼的情形，法官是否应该考虑从本案的其他当事人处或从金陵公司在其他诉讼案件的送达地址信息中获取南京货运公司的实际地址与具体联系方式以有效送达文书，而非直接采取公告方式送达，致使南京货运公司未能到庭应诉，未能保证南京货运公司的诉讼权利。原审中，人保深圳公司提交了一份单据（抬头为“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编号为002362）、《国内货物运输保险（通用版）保险单》等证据证明南京货运公司为涉案货物的承运人。南京货运公司对案涉002362号单据提出异议，认为货物运输关系不存在，主张系张占钢利用金陵公司遗留空白单据为个人牟取利益。南京货运公司未参加诉讼，因此未能在庭审中提出相应的答辩。对于查清案件事实较为重要的以下问题在原审中亦未经质证和辩论：第一，张占钢代表南京货运公司签署案涉002362号单据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未经质证和辩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张占钢作为南京货运公司或金陵集团已退休人员，没有代理权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南港公司如果有理由相信张占钢有代理权的，则构成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否则不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本案中张占钢代表南京货运公司与南港公司签订了案涉002362号单据，并加盖了南京货运公司深圳办事处业务专用章，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但对于南港公司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问题，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即南京货运公司因送达问题未能到庭予以质证，张占钢作为合同实际签订者，其证言也未予质证，导致该事实在原审中未予查明。第二，张占钢与深圳市华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公司）在2014年2月24日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未予质证。张占钢以个人名义与华发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中约定：张占钢作为委托方，华发公司作为受托方，将涉案货物从深圳运送至苏州，运费2000元，并约定在张占钢未申明货物价值时，出现货损及意外事故，华发公司只赔付运费的3倍，即不超过6000元，备注栏注明未声明货物价值。南京货运公司因未能到庭参与庭审，未能提交该份证据，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进行质证。该合同的委托方是张占钢，合同签字盖章处仅有张占钢的个人签名，而没有南京货运公司的盖章，张占钢是以个人名义、南京货运公司名义还是南港公司的名义委托华发公司实际承运涉案货物，原审未予查明。承上所述，由于南京货运公司否认其为案涉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张占钢作为受托办理货物运输手续的参与人、南港公司作为货物的托运方、华发公司作为业务的运输方，都属于运输关系中重要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应追加上述主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清案涉货物运输的相关事实。综上，一审判决存在送达程序不当导致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未参加诉讼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第八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申诉人南京货运公司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并补充如下意见：关于张占钢的身份，张占钢不是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在案外人江苏金陵交运集团有限公司办理的退休手续，且根据检察院的调查笔录，张占钢自称1997年就被派驻到深圳，在深圳办事处工作，直到退休，但南京货运公司在2007年11月12日才成立，故张占钢并非该公司工作人员。此外，根据检察院对张占钢以及南港公司总经理周静的询问笔录，南港公司并未在2014年2月24日与南京货运公司订立货运合同，且南港公司在调查笔录中不能确认合同签订的形式是运输合同的方式还是只签货运单的方式，且至今未能提供案涉2014年2月24日的合同。根据检察院对张占钢的调查笔录，案涉002362号单是在运输事故发生后补签的。补签的过程是涉案事故发生后华发公司第一时间告知张占钢，张占钢随即通知了南港公司，然后南港公司找张占钢补签了002362号单，用于保险理赔。结合南京货运公司从张占钢处事后获取的002362号整本单据，该单据除了包括案涉事故在内的3笔南港公司委托张占钢联系托运的业务内容有填写，其他部分均为空白。这也从另外一方面印证了002362号单据为事后补签。从002362号单据形式和所填内容上看，并非运单，而是委托运输业务手续的业务联系单。因此002362号单据不可能是2014年2月24日订立的货运合同。且002362号单据是在事故发生以后签订的，此时案涉事故已存在超过1000万元的损失赔偿问题。南港公司找到张占钢以修改签订日期，补填部分内容的形式伪造理赔的相关单据，把南京货运公司至于承运人乃至赔偿义务人的角度，给该公司带来了巨大风险。并且南港公司明知进行理赔需要向南京货运公司，也就是其认为的承运人发送索赔请求，但南港公司始终未向南京货运公司索赔，甚至在案涉仲裁、诉讼中均隐瞒了该事实。2014年3月6日，南京货运公司曾专门到南港公司说明情况，并到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3月24日，南京货运公司向南港公司出具书面声明，明确表示002362号单是补签的，该单据不是案涉货运合同，同时南京货运公司也不是案涉货物的承运人，并将该声明通过EMS邮寄给南港公司，但南港公司在理赔、仲裁和诉讼中均隐瞒了相关事实，且未将南京货运公司的信息告知人保深圳公司，导致南京货运公司被缺席判决，因此南港公司具有与张占钢恶意串通伪造证据侵害南京货运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该伪造的证据002362号单据不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南京货运公司根本不是案涉货运合同的第一承运人，案涉货运合同与其无关。被申诉人人保深圳公司辩称，一、关于程序方面。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所规定的再审条件，未达到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度。公告送达也是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即便存在一些小的瑕疵也不构成违法。本案导致无法邮寄送达的主要原因是南京货运公司未如实登记真实的营业地址，人保深圳公司在判决生效后曾向南京工商部门调取南京货运公司相关工商登记档案，在档案中未发现南京货运公司所登记的住所地的所有权证书或者租赁合同，经人保深圳公司实地察看也未找到该地址，可见南京货运公司提供了虚假的登记住所，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也未尽到诚信诉讼最起码的义务。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对开庭传票等首先进行了公告送达，之后对一审判决也进行了公告送达，作为谨慎的民事主体，应当注意到相关的公告信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民事诉讼法设立公告送达的初衷。而南京货运公司不仅进行了虚假的登记，且对于自己的权利漠视，只是在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南京货运公司才申请再审。可见南京货运公司主张权利的目的不是为了程序公正，而是为了免予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实体方面。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人保深圳公司提供了南京货运公司深圳办事处盖章的一张单据，单据上明确表明了发货的单位及地址、收货的单位及地址以及货物名称、数量、货物价值、运费、保险费，可见这份单据已经具备运输合同当中的所有构成要件，并且货物已实际交付，因此人保深圳公司认为这是一份运输合同的凭证，具备运输合同的效力。三、关于检察机关提出的表见代理的意见，人保深圳公司无法认可。理由是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要基于合同相对方在当时情况下是否知道代理人无代理权限，法律并不要求也没有规定在事后知道的可以否认表见代理的效力，这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和原则是不一致的。人保深圳公司出具的保险单上载明的运单号码就是本案中的002362号运单，并且也列明了起运地、目的地、货物名称和件数，与上述运单的记载一致。因此，无论是事先填写的运单，还是事后补填的运单，均不影响运输合同当事人缔结运输合同的意思表示，人保深圳公司认为该份运单真实有效，人保深圳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保险人，基于对运单的信赖，承保了涉案货物，并在保险合同纠纷仲裁裁决后依法支付了保险赔款，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即便是张占钢本人刚刚办理退休，也不影响代理行为的有效性，或者职务行为的有效性。因为退休并不属于依法应当予以公示的行为，作为合同相对人无法判断张占钢什么时候退休，有无退休，是否返聘。南港公司基于对张占钢代表南京货运公司开展业务的信任，而与之缔结运输合同。并且南京货运公司也承认除涉案运单外还有另外两单，由此可以证明南港公司系基于对南京货运公司本身的运输资质以及能力的信任而委托南京货运公司运输，不存在与张占钢个人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至于是否存在挂靠经营等，不是合同相对人能够了解的。因此，本案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成立有效。如果说张占钢的行为导致南京货运公司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也是内部责任追究或代理行为过错的责任问题，不影响对外承担合同责任的认定。四、南京货运公司所称运单与实际存在重大不一致，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是按照运单中客观记载的内容对相关事实进行的认定。南京货运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深圳办事处所签发的运单是虚假的。对于运单本身的真实性南京货运公司是认可的，并且南京货运公司在事后还调取了整本的运单。可见南京货运公司与其深圳办事处之间存在某种管理或者所有关系。南京货运公司现在主张运单虚假，不能成立，更不能推翻仲裁裁决和一审判决。另外，南京货运公司称张占钢是1997年7月参加工作，而南京货运公司是2007年注册成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南京货运公司的全称是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南京货运公司是江苏金陵交运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公司，这个在相关网站上可以查到。张占钢是否是集团内部人员调派或者是其他的任职安排均不能否认张占钢代表南京货运公司开展业务的事实。综上，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人保深圳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南京货运公司赔偿其损失11127639.12元；2、南京货运公司赔偿其从2015年8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由南京货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2月24日，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向南港公司出具运单（编号：002362），载明：发货单位为南港公司，收货单位地址为苏州市工业园杨福路88号；货物名称为发电机组及配件；包装：木；件数：14；货物价值1000万元；保险费1500元，合计3500元；委托须知：1、货物运输手续委托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办理；2、托运人必须按现行有关运输法规、规章制度办事；3、托运货物的货名、重量保证准确，严禁装载夹带危险品和禁运物品；4、发生事故，货物有损，由投保方负责向保险公司索赔。2014年2月24日，南港公司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与人保深圳公司签订了《国内货物运输保险（通用版）保险单》（保单号：809112014440375000013），约定：启运地自深圳到苏州；启运日期2014年2月24日；货物名称发电机组及配件；运单/货票号码002362；件数/重量：14个木箱；运输方式公路；车型：货车；险别：主险国内货物运输保险（通用版）条款，保险金额1000万元，保险费率0.15‰，保险费1500元，免赔额（元）/率（%）1000.00/5.00；附加险盗窃扩展条款，保险金额1000万元，保险费率0‰，保险费0元，免赔额（元）/率（%）0/0。总保险金额1000万元；总保险费1500元。保险合同争议解决方式：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2014年2月25日，因货物运输中起火，南港公司以保险合同纠纷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5年7月3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就该案作出深仲裁字（2015）第854号裁决书，载明：申请人南港公司的仲裁请求如下：一、被申请人人保深圳公司立即给付申请人保险赔款1000万元，并自2014年4月10日起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金融机构计收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向申请人支付逾期赔付期间损失至给付保险赔款之日止（暂计至申请仲裁之日约为38万元）；二、被申请人人保深圳公司支付申请人律师费30万元；三、被申请人人保深圳公司承担该案仲裁费用。仲裁庭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25日19时50分左右，承运涉案货物的车辆在行至樟吉高速峡江往南昌方向22公里处起火，火灾事故导致涉案货物整体过火。2014年2月28日，新余市渝水区公安消防大队出具《证明》认定：“我中队在2014年2月25日19时51分接警，地点为樟吉高速峡，地点为樟吉高速峡江往南昌方向22公里处发生火灾为皖Ｓ×××**、皖Ｓ×××**，车上的货物为设备、床垫等各种货物，起火部位为左后轮，起火原因可排除放火、生活用火不慎、生产作业、雷击导致火灾发生，不排除汽车电器线路故障、轮胎与轮毂接触摩擦生热引起火灾的可能。”2014年2月26日申请人通知被申请人保险事故发生的事实。被申请人于次日与泛华公估签订《公估业务委托书》，委托泛华公估代表被申请人完整处理全案。该委托书并无申请人的签字盖章。2014年2月28日，泛华公估派员赶往事故现场查勘。在查勘定损过程中，申请人向泛华公估提交了保险单（副本）、托运单、进口货物报送单等资料，并向泛华公估出借了若过火的涉案货物。2014年3月20日，被申请人（甲方）与东莞市大朗力亚通用机械厂、吴享忠（乙方）签订《ＰＧ9171Ｅ型燃气轮机发电组燃烧室配件清理、检测协议书》，委托乙方对涉案货物进行清理、检测。乙方签章处盖有“东莞市大朗力亚通用机械厂”的公章，代表乙方签字的为吴享忠。经查，东莞市大朗力亚通用机械厂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企业类型为“个体户”，注册资本为5万元。而吴享忠则没有任何权威部门出具的技术鉴定资质证明。该协议书并无申请人的签名。2014年6月20日，在由吴享忠领衔组织对部分出险涉案货物进行检测后，东莞大朗力亚通用机械厂出具了《火险受损燃气轮机配件的清理和检测情况报告》，该报告上并无吴享忠的签字和捺印。2014年7月10日，泛华公估根据该清理和检测情况报告出具了《保险公估报告》，认为过火涉案货物多数可以修复，据此认定本案损失金额为1799744.67元，理赔金额为1310050.00元。2014年8月14日，申请人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组织鉴定申请》，请求重新对事故损失进行鉴定。仲裁委员会因此向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燃气轮机发电专业委员会发出《咨询函》。2014年9月4日，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燃气轮机发电专业委员会向仲裁委员会发回《关于咨询函的回复》，答复称：“一、咨询所涉燃气轮机备件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出品的9Ｅ型燃气轮机低氮燃烧器通道部件；二、针对9Ｅ型燃气轮机低氮燃烧器通道部件的检测及修复，国内较为权威的单位为通用电气-哈动力-南汽轮能源服务（秦皇岛）有限公司。”经查，通用电气-哈动力-南汽轮能源服务（秦皇岛）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美元6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向重型燃气轮机、蒸汽轮机和发电机的拥有者、营运者提供维修、安装和现场服务，及上述经营活动所涉及的配件及附件的进出口业务；股东包括：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是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在国内的唯一指定维修机构，该公司并无进行保险公估和鉴定的资质。仲裁委员会就重新鉴定事宜询问双方当事人，被申请人表示反对，故未能达成共同委托鉴定的协议。申请人于是单方面委托通用电气-哈动力-南汽轮能源服务（秦皇岛）有限公司对涉案货物的损失情况进行检测。2015年2月5日，通用电气-哈动力-南汽轮能源服务（秦皇岛）有限公司出具《9Ｅ燃料喷嘴入厂检查报告》，认定：一次燃料喷嘴、二次燃料喷嘴、火焰筒和过渡段皆无法修复。仲裁委员会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该份检查报告后，及时将该证据的副本转交给被申请人进行质证，被申请人在规定的质证期限内提出了延期质证申请并获得仲裁委员会的批准，后被申请人于2015年5月7日对该项证据提交了质证意见。2014年8月19日，江苏工业园区北部燃机热电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发来《关于燃机备件退货的复函》，称：“我司对贵司备件遭遇火灾事件深感遗憾，但为确保公司生产安全，我司实在无法接受这批火灾焚烧过的设备。”2014年6月4日，申请人与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签《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所代理该案。2014年6月6日，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向申请人开具了金额为5万元的律师费发票；2014年8月14日，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向申请人开具了金额为25万元的律师费发票。经查，申请人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燃气轮机备件经销商；在我国，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燃汽轮机备件经销商除了申请人外，还有上海通华燃气轮机服务有限公司、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根据以上已查明的事实，仲裁庭认为：一、无论是申请人与南京货运公司订立的货物运输合同还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订立的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皆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属于合法有效合同，且各当事人对此并无争议，仲裁庭予以确认。二、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火灾，使涉案货物整体过火这一事实有公安消防部门的证明，仲裁庭予以确认。事故原因依照公安消防部门的证明属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范围，并且双方当事人对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争议，故对保险事故已经发生这一事实仲裁庭亦予以确认。对被申请人委托泛华公估出具的《保险公估报告》仲裁庭不予采纳。因为：第一，该公估报告系依据东莞大朗力亚通用机械厂出具《火险受损燃气轮机配件的清理和检测情况报告》所制，但东莞市大朗力亚通用机械厂的企业类型为“个体户”，且注册资本仅为5万元，第二，承担鉴定任务的专家吴享忠缺乏权威部门的资格认证，不能证明其在本案涉案货物的损失鉴定上具有相应的技术水平。第三，最为重要的是，东莞大朗力亚通用机械厂出具的《火险受损燃气轮机配件的清理和检测情况报告》上并无专家吴享忠的签字和捺印。综上，仲裁庭认为泛华公估出具的公估报告不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不予采纳。对申请人委托通用电气-哈动力-南汽轮能源服务（秦皇岛）有限公司出具的《9Ｅ燃料喷嘴入厂检查报告》，仲裁庭予以采纳。因为：第一，按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燃气轮机发电专业委员会的推荐，通用电气-哈动力-南汽轮能源服务（秦皇岛）有限公司系目前国内对9Ｅ型燃气轮机低氮燃烧器通通道部件的检测及修复较权威的机构。从其注册资本和股东构成来看，其物质技术水平也远远超过东莞大朗力亚通用机械厂，故其权威性能够得到保障。第二，通用电气-哈动力-南汽轮能源服务（秦皇岛）有限公司与申请人并无关联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的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可见，关联关系是某一主体对另一主体的实际控制关系。本案中，申请人不过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气轮机备件的经销商而已，且在我国经销通用电气公司燃气轮机备件的企业不仅有申请人一家，所以申请人不可能对通用电气公司形成控制关系；而通用电气-哈动力-南汽轮能源服务（秦皇岛）有限公司也不过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作为股东之一与其他企业合作在国内设立的检测维修企业，而并非通用电气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所以申请人与通用电气-哈动力-南汽轮能源服务（秦皇岛）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一方控制另一方或相互控制的关联关系，后者对涉案货物进行检测、鉴定的公正性能够得到保证。第三，虽然通用电气-哈动力-南汽轮能源服务（秦皇岛）有限公司不具备司法鉴定资格，但考虑到其在涉案货物检测方面的权威水平，且其出具的《9Ｅ燃料喷嘴入厂检查报告》从形式到内容均符合专业机构鉴定意见的要求，故仲裁庭对这份报告的证明力予以肯定。根据通用电气-哈动力-南汽轮能源服务（秦皇岛）有限公司出具的《9Ｅ燃料喷嘴入厂检查报告》的鉴定结论：一次燃料喷嘴、二次燃料喷嘴、火焰筒和过渡段皆无法修复。故仲裁庭认为涉案货物火灾损失程度为全部损失。因为涉案货物的保险价值为美元2138612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折合ｌ3357771元；而保险金额为1000万元，所以该案的保险为不足额保险。不足额保险在保险标的全损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应当以保险金额为限承担赔偿责任。对被申请人主张的5%免赔率，仲裁庭不予支持。因为：第一，无论是在答辩状中，还是在当庭答辩过程中，被申请人皆未以免赔率为由提出抗辩。第二，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皆提交了单号为809112014440375000013的保险单（副本）。其中，申请人提交的没有包含免赔额（率）条款，而被申请人提交的则有免赔额（率）条款。鉴于二者皆为副本，保单内容又是保险人控制和提供的格式条款，所以出于公平起见，仲裁庭认为，应当采纳申请人提交的版本。被申请人应当赔偿申请人的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该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出险通知和索赔请求是在2014年2月26日，且双方并未在保险合同中对核赔期限作出特别约定，所以即使情形复杂，被申请人亦应在2014年3月末之前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申请人，但直到2014年7月10日，被申请人委托的泛华公估才出具《保险公估报告》，并通知申请人损失核定金额。很明显，被申请人并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核赔和通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而申请人主张的自2014年4月10日起至给付保险赔偿金之日止，以应赔保险金额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损失亦无法律和合同依据，仲裁庭对此不予支持。所以仲裁庭认为，被申请人应当自2014年4月10日起至给付保险赔偿金之日止，以应赔保险金额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赔偿申请人的损失。关于申请人的律师费。鉴于仲裁庭支持了申请人的主要仲裁请求，所以被申请人应当承担申请人的律师费。但申请人主张30万元律师费偏高，仲裁庭认为调整为20万元较为适当。关于仲裁费。因为仲裁庭支持了申请人的主要仲裁请求，所以仲裁费94444元应当由被申请人承担。根据上述意见，仲裁庭作出如下裁决：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给付保险赔偿金1000万元整；二、被申请人自2014年4月10日起至给付保险赔偿金之日止，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申请人支付逾期赔付期间的损失；三、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20万元；四、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94444元。鉴于申请人已经预交了仲裁费，被申请人应当将仲裁费径付申请人；五、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裁决书规定的各项义务。逾期，则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8月13日，人保深圳公司向南港公司汇款1000万元，摘要：20140225。2015年8与27日，人保深圳公司向南港公司汇款1127639.12元，摘要：20140225。2015年8月27日，南港公司向人保深圳公司出具函件，载明：“关于我司在贵司投保的保单号为809112014440375000013项下货物于2014年2月25日运输途中出险一案，我司已确认收到贵司支付的全部赔款总额为11127639.12元，因此，贵司对本案的赔偿责任已终止。目前受损货物在我司仓库存放，我司将积极配合贵司对残值的处理工作。鉴于贵司赔偿后已获得代位追偿权，因此，对于贵司后续追偿中需要我司支持的工作，我司将积极予以配合。”2016年2月18日，南港公司出具《关于编号为002362运单的说明》，载明：“2014年2月24日，我司委托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运输一批发电机组及配件，运单号为：002362，始发地为深圳市南山区，目的地为苏州市工业园杨福路88号，货物价值为人民币10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损毁、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损毁、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南港公司与南京货运公司构成运输合同关系，南京货运公司应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损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余市渝水区公安消防大队出具《证明》已确认装载涉案货物的货车起火原因可排除放火、生活用火不慎、生产作业、雷击导致火灾发生，不排除汽车电器线路故障、轮胎与轮毂接触摩擦生热引起火灾的可能，据此，南京货运公司在货物运输过程中因火灾事故造成了货物损失，南京货运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人保深圳公司已经按照深圳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向南港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依法取得代位追偿权，有权就其赔款部分在南京货运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内向南京货运公司进行追偿。故人保深圳公司请求南京货运公司支付保险货物损失赔偿金100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人保深圳公司诉请南京货运公司自其赔偿保险金之日即2015年8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深圳仲裁委员会裁决人保深圳公司承担逾期赔付期间的损失赔偿金及律师费、仲裁费，由于上述损失赔偿金及费用系人保深圳公司违反其与南港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约定而产生的费用，与南京货运公司无关，故对于人保深圳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南京货运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南京货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人保深圳公司支付赔偿款1000万元及利息（以100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8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驳回人保深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南京货运公司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0677元，由人保深圳公司负担9189元，由南京货运公司负担81488元。本院再审查明，一、本案一审时，一审法院将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材料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南京货运公司的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中山科技园中新路98号”进行了送达，但该邮件因“无此单位，无联系方式”被退回。一审法院又委托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向南京货运公司送达相关诉讼文书，该院立案庭回函称未找到南京货运公司，无法完成委托送达。之后，一审法院对南京货运公司进行了公告送达。再审庭审时，南京货运公司称其并不清楚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中山科技园中新路98号”是否存在，当时注册在该地址是因为六合区有招商优惠政策，该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在南京市栖霞区实际办公和经营。二、本案一审时，人保深圳公司提交了一张抬头为“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编号为002362、日期为2014年2月24日的单据（第二联：客户），内容包括：发货单位为南港公司，收货单位地址为苏州市工业园区杨富路88号；货物名称为发电机组及配件；包装：木；件数：14；货物价值1000万元；运费2000元，保险费1500元，合计3500元；委托须知：1、货物运输手续委托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办理；2、托运人必须按现行有关运输法规、规章制度办事；3、托运货物的货名、重量保证准确，严禁装载夹带危险品和禁运物品；4、发生事故，货物有损，由投保方负责向保险公司索赔。该单据上受托人处有“张占钢”签字，在备注栏盖有“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业务专用章”。再审庭审时，南京货运公司对该单据上加盖的“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业务专用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内容不全，并提交了第一联单据，即存根联，该第一联单据的格式和内容与第二联基本一致，区别在于第一联单据的备注栏未加盖“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业务专用章”，而是手写了一段话“预收运保费叁仟伍佰元正，余款运费肆仟元正回单付清”。人保深圳公司对南京货运公司提交的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称该证据可以证明2014年2月24日南港公司委托南京货运公司承运涉案货物的事实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三、再审庭审时，南京货运公司确认其有深圳办事处，但没有工商登记，且其曾将深圳办事处的业务专用章交给张占钢使用，但在涉案事故发生后收回。同时，南京货运公司称张占钢并非其员工，双方之间是业务合作关系；张占钢是江苏金陵交运集团有限公司的托管人员，江苏金陵交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南京货运公司的股东的一部分股权。南京货运公司主张涉案单据系张占钢自行印制并私自加盖了“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业务专用章”，其并不知情，在知晓本案后，其曾在深圳和南京报警，但因为章是真实的，不是伪造的，且涉及到经济纠纷，故公安机关没有立案。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结合抗诉意见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一审送达程序是否合法；二、南港公司与南京货运公司之间是否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南京货运公司是否应对涉案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本案一审送达程序是否合法问题。经查，一审法院向南京货运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中山科技园中新路98号”邮寄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在邮件被退回后，一审法院还通过委托当地法院送达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在通过上述方式均未能送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通过公告方式进行送达，不违反法律规定。何况，再审时南京货运公司确认其并未在工商注册地址实际办公和经营，当时注册在该地址是为了享受招商优惠政策，南京货运公司的上述行为有违诚信，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抗诉机关主张一审送达程序明显不当，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再审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南港公司与南京货运公司之间是否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南京货运公司是否应对涉案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第三百零四条规定，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本案中，南港公司与南京货运公司深圳办事处签订的002362号单据上，详细载明了发货单位、收货单位地址、货物名称、件数、货物价值、运费、保险费及其他内容，已经具备了货物运输合同的基本要素，故双方之间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其次，再审庭审时，南京货运公司对002362号单据上加盖的“江苏金陵交运集团南京货运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业务专用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确认该公司有深圳办事处，但没有工商登记，因此，南京货运公司应对其设立的无独立法人资格的深圳办事处所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承担合同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南京货运公司主张002362号单据系事后补签，依据不足，且该单据是否补签，不影响合同成立。南京货运公司主张其与张占钢之间是合作关系，002362号单据是张占钢自行印制并私自加盖深圳办事处的业务专用章。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南京货运公司的上述主张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另一方面，再审时，南京货运公司认可其曾将深圳办事处的业务专用章交给张占钢使用，在涉案事故发生后收回，由此可见南京货运公司在涉案事故发生前同意张占钢以该公司深圳办事处的名义对外洽谈业务及签订合同，因此，不管张占钢与南京货运公司之间是何法律关系，南京货运公司都应对涉案货物运输合同承担法律责任。至于南京货运公司与张占钢之间的法律关系和责任承担问题，南京货运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另外，南京货运公司主张涉案货物的实际承运人并非该公司，而是华发公司。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南京货运公司深圳办事处在签订涉案货物运输合同后，是否另行委托他人运输货物以及相应的责任承担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南京货运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最后，对于涉案货物在运输过程中起火造成货物损失的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损毁、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损毁、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南京货运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货物的损毁、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故南京货运公司依法应对涉案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由于人保深圳公司已向南港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故人保深圳公司在保险赔偿金范围内取得代南港公司向南京货运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一审判决判令南京货运公司应向人保深圳公司支付赔偿款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处理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再审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5811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力审判员 蔡劲峰审判员 刘 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同心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