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3民初6714号原告：广州大优广告有限公司，住所为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远东，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伊琳，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东都市丽人实业有限公司，住所为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郑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黄河，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大优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优广告公司）诉被告广东都市丽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市丽人公司）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2日、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两次庭审原告大优广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远东、江伊琳，被告都市丽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黄河到庭。庭审中双向本院申请调解期限，本院予以同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因缔约过失而使原告产生的经济损失160万元(含实际开支费用110万元，关晓彤代言洽谈项目佣金50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是从事广告创意策划和执行的专业公司。原告于2019年2月接受被告的委托，为其提供在微信微博做品牌推广的形象策划及推广方案的创意策划服务，在原告于2月21日和3月2日向被告的项目联络人张珈琳（英文名：Karen）提交《都市丽人双微运营规划方案》初稿和定稿后，被告未与原告签订服务协议。此后，被告就都市丽人品牌的宣传和推广活动的合作与原告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被告方的项目联络人都是张珈琳。2019年2月，被告要求原告为其提供“都市丽人品牌大秀”活动策划方案，原告于2019年2月至4月先后向被告提交了十版《2019都市丽人品牌大秀创意及传播规划》。4月18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的项目联络人张珈琳发送《2019都市丽人秀项目合同模板V6》，合同约定由原告承接被告的都市丽人秀项目活动，本合同标的总金额为1000万元，后被告以活动延期为由未与原告签订该都市丽人秀项目活动服务合同。2019年3月中旬，受被告的委托，原告代理其和都市丽人新品牌代言人关晓彤合作事宜的洽谈，并建立了相关的微信群推进有关工作。3月19日，被告还出具了《委托书》给原告，授予原告独家代理代言人洽谈和商务合作相关事宜。4月底，原告通过多方努力终于促成被告与关晓彤的代言合作，且与被告就该代言项目谈好一系列合作合同，即《都市丽人创意策划合同》（都市丽人&大优）、《都市丽人创意策划合同》（都市丽人&武学英沐）、《都市丽人创意策划合同》（都市丽人&上海如雪）、《都市丽人品牌代言服务协议》(都市丽人&重庆天禾艺仁，约定代言费为壹仟万元)。5月5日，原告将待签署的上述四个清洁版的合同发给被告，然而临到签合同之际，被告却撇开原告擅自与关晓彤签订了代言合同，最后关晓彤为被告做品牌代言也成功实现。原告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居间服务，却未能得到被告任何报酬。2019年4月，被告还要求原告为其新代言人的公布和传播以及平面拍摄提供创意策划方案，原告于2019年4月至5月先后向被告提交了六版《都市丽人新代言人拍摄方案》，于2019年5月8日向被告提交了《都市丽人新代言人传播方案》。5月15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最终版本的《都市丽人新代言人拍摄方案》和《都市丽人新代言人传播推广方案》。同时，应被告的指示，原告为本次新代言人传播推广活动及方案做出了463万元的预算报价，但被告最终也未就该新代言人传播推广活动与原告签订任何服务协议。最后，原告要求被告就新代言人合作洽谈服务给予一定的报酬，并要求被告就组织“都市丽人品牌大秀活动”和“新代言人传播推广活动”以及相应的创意策划所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做出相应的补偿。2019年5月21日、23日，经双方反复磋商，被告只同意支付给原告30万作为经济补偿，原告无奈之下先后两次依被告的要求专门做了合同和报价发给被告，即《都市丽人项目创意策划服务合同》以及《都市丽人项目创意策划报价表》，但被告最后也未支付其承诺的30万元给原告。2019年6月10日，原告再次催问被告，被告的项目联络人张珈琳通过微信向原告方表示“关于这个创意的事情，上层有其他的安排”，从而证实了被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几次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以委托原告策划主办都市丽人品牌大秀活动和新代言人的拍摄传播推广活动为诱饵，以达到获得原告创意策划方案和促成关晓彤代言的目的，给原告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上述委托项目，原告成立了人数为9人的团队自2019年2月至6月五个月来负责全程跟进被告的品牌大秀宣传和创意策划项目和关晓彤代言洽谈以及相关商务合作项目，并承担了创意设计、勘察场地、联系模特、联系摄影工作室等工作，与被告负责人反复沟通和修改策划方案，为缔约和准备履行合同付出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和经费开支。在为期五个月的磋商与合作中，被告一次次在认可原告交付的最终版本策划方案后，又以合作新项目为由使原告继续为其定制创意策划方案，最后都没有与原告签订任何服务协议，也没有给到原告未能签署服务协议的合理理由，因此，原告基于此情形产生的信赖利益和前期投入是非常合理的。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先合同义务，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和信赖利益的损失。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二条，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诉请的经济损失。被告辩称：被告不构成缔约过失，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没有假借订立合同名义，进行恶意磋商，双方未能订立合同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达成合意，不构成缔约过失。原告没有产生信赖利益的合理基础，没有促成代言合同成立。被告从未答应给予原告任何补偿。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19日，都市丽人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大优广告公司独家负责其公司代言人洽谈及相关商务合作事宜。都市丽人公司认可该《委托书》的真实性，但该《委托书》系其员工张莹违规出具。大优广告公司主张其接到委托后为都市丽人公司作出以下工作：1.提供创意和策划，并出具了10版的方案，提供多版拍摄方案及传播推广方案；2.为活动选择地点并进行沟通；3.促成关晓彤代言都市丽人公司。2019年3月30日，大优广告公司通过邮箱向都市丽人公司发出《2019都市丽人品牌大秀方案》。4月18日，大优广告公司通过微信将《都市丽人秀项目合同模板V6》发送给都市丽人公司的员工张伽琳（微信号为Karenzhch）。该合同的名称为《2019都市丽人秀项目活动服务合同书》，内容为大优广告公司为都市丽人公司提供活动方案及内容创意（规划及执行）包括但不限于活动现场制作及安装、演艺人员的服饰搭配、现场活动的制作和剪辑、演义设备的购置或租赁、现场活动组织、舞台搭配、现场演艺人员的就餐、车辆安排。合同金额为1000万元。张伽琳收到前述合同后反问：“什么来的？”大优广告公司的员工称该合同是都市丽人公司给其的合同模板，其调整和填充了内容后发回。张伽琳遂要求大优广告公司将该合同发到工作微信群众让大家一起给意见。4月8日，张伽琳在微信中称：“整个活动安排在7月下旬吧。代言人，老板以及我们的时间点，都适合在7月底”。大优广告公司的人员回复：“7.23-7.24可以吗？”张伽琳回复：“我觉得7月24日后会妥当点，25-26，刚好是周四和周五”。大优广告公司的人员回复：“好的，我会全力去沟通”。4月13日，大优广告公司的人员回复：“我们已经在细化方案了，目前，主管和connie已经沟通，最终还是选择太古仓。”张伽琳回复：“当然，那个安全。”另外，在“代言人律师客户群”微信群里，大优广告公司的员工曾多次与都市丽人公司员工进行方案的沟通，并提及到关晓彤经纪公司的部分要求，大优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发出多份“清洁版都市丽人品牌代言服务协议”。都市丽人公司员工张莹在该群里提及PARTY主题时提出一些观点，并称：“麻烦沟通一下”。2019年3月2日至6月底，大优广告公司的员工还在微信上多次与都市丽人公司的张伽琳关于活动创意事宜进行多次沟通，其中3月17日大优广告公司说：“方案还在规划，主要是场地和实现的技术问题，主题以及创意也在草拟”。3月30日，大优广告公司通过邮箱发送《2019都市丽人品牌大秀方案》给都市丽人公司。4月2日、4月3日、4月22日，大优广告公司三次通过邮箱向都市丽人公司发送《都市丽人品牌大秀方案》。5月5日，大优广告公司将“清洁版都市丽人品牌代言服务协议、清洁版都市丽人创意策划合同”等多份合同转发至“代言人律师客户群”内，都市丽人公司的员工张莹对此回复：“董事局拿绿灯了，明天签署就可以了。”5月16日，大优广告公司在微信中提到“梳理一下策划工作，整理一下整体服务，然后给你一个价格”。张伽琳回复：“可以，同时给到张莹总”。后大优广告公司询问张伽琳是否收到合同时，5月30日，张伽琳回复：“整体三十万”。大优广告公司回复：“对”。张伽琳继续说：“你写33”。大优广告公司回复：“额，你是指含税30？”。后大优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发了一份《都市丽人项目创意策划报价表》给张伽琳，张伽琳回复：“明天定”。之后张伽琳回称其公司内部看了一下，目前情况不太明朗，要求大优广告公司等待。2019年5月20日，都市丽人公司与现代传播（珠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现代传播公司）签订《都市丽人COSMOLADYXINSTYLE全新代言人项目服务合同》，约定由现代传播公司为都市丽人公司提供全新代言人项目服务合作，合作费用为150万元。都市丽人公司分三次向现代传播公司支付了前述费用。都市丽人公司仅确认大优广告公司在案涉事项中作出以下准备工作：创意和策划，具体为制作10版的方案；选择合作地点，和花都的融创雪场、太古仓进行地点商谈，与活动的各方主体进行商谈。都市丽人公司确认其员工张伽琳收到大优广告公司发出的前述合同，但称张伽琳没有回复，不代表张伽琳认可该文件，且张伽琳没有前述该合同的权限。另外，都市丽人公司否认系大优广告公司促成其与关晓彤的代言事项，并就此提交由重庆天禾艺仁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艺仁公司）出具的《说明》，禾艺仁公司称关晓彤是其公司的艺人，该公司与都市丽人公司订立的《都市丽人品牌代言服务协议》系因北京华太星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丁绪远）的居间作用促成了关晓彤作为都市丽人品牌的代言。大优广告公司主张其针对案涉活动支出大量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并主张损失为160万元，其中110万元为其团队于2019年2月至6月产生了参与人员的工资，以及产生交通费、住宿费、接待费等费用；另外50万元为促成关晓彤代言事宜应当提取的佣金（关晓彤的代言费1000万元的5%，计算方式为行业惯例）。但大优广告公司仅提交部分交通费、住宿费、公证费票据，团队人员的工资表、社保、住房公积金缴纳记录等票据。都市丽人公司对前述主张的损失不予确认。以上事实，有《委托书》、(2019)粤广广州第079318号、第079316号、第172427号、第079317号、第079319号、第110830号公证书，都市丽人项目费用表、报销凭证、团队成本表、2019年2月至6月的工资表、社会保险费申报个人明细表、社会保险分险种申报汇总表、社保费银行扣款回单、住房公积金银行扣款回单、原告2019年度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广州公证处发票、律师费发票、《都市丽人COSMOLADYXINSTYLE全新代言人项目服务合同》、《说明》、付款凭证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都市丽人公司是否存在缔约过失行为并承担责任。本案中都市丽人公司曾向大优广告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其独家负责都市丽人公司代言人洽谈及相关商务合作事宜。该《委托书》上盖有都市丽人公司的公章，都市丽人公司对该《委托书》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都市丽人公司虽称该《委托书》系其员工私自出具，并非该公司的意思表示，但并未就此提交反证，故本院对此抗辩不予采纳，认定盖有公章的《委托书》系都市丽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委托书》载明的内容以及双方多次进行协商、沟通的过程可知，都市丽人公司委托大优广告公司就该品牌的推广活动已开展诸如定制方案、与活动方沟通协调、联系及安排场地、安排参与活动的人员等多项事宜。都市丽人公司长期保持与大优广告公司联系并提出多项要求并承诺相关方案等待公司过会等行为，已让大优广告公司产生信赖利益，且大优广告公司也为上述事项已实际产生了人力、物力的支出，而都市丽人公司最终并未与大优广告公司签订合同，有悖诚实信用原则，故都市丽人公司应当向大优广告公司因此产生的损失进行补偿。结合大优广告公司从事的具体工作、内容、参与人数、时间、双方就费用的协商意向等，本院认定都市丽人公司应向大优广告公司补偿31万元，对大优广告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大优广告公司主张关晓彤代言都市丽人公司系由其促成，其依据的证据仅有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的部分内容，且在相关对话内容中都市丽人公司并未明确承认关晓彤系由大优广告公司所促成。而都市丽人公司则否认大优广告公司促成了前述代言行为。另外，都市丽人公司最终是与现代传播公司签订针对关晓彤包含代言、拍摄等事项的合同，关晓彤所在的禾艺仁公司也称关晓彤与都市丽人公司订立的《都市丽人品牌代言服务协议》系因北京华太星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丁绪远）的居间作用所促成，这进一步印证了关晓彤代言都市丽人公司并非由大优广告公司所促成。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大优广告公司促成了关晓彤代言都市丽人公司的事项，大优广告公司不能就此主张都市丽人公司向其支付佣金，对大优广告公司该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东都市丽人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广州大优广告有限公司赔偿损失310000元；二、驳回原告广州大优广告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9200元，由原告广州大优广告有限公司负担10000元，由被告广东都市丽人实业有限公司负担9200元。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 冠审判员 吉海燕审判员 刘先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杨婉娟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金；（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