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罗田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123民初596号原告：吴浩，男，197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玉林，湖北神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孟献和，男，1969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罗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念文，湖北巴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袁发武，男，1987年2月8日出生，汉族，职工，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洪清，湖北文赤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汪玉婵，女，198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职工，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被告：何霜，男，198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被告：张波，男，1989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被告：黄斌林，男，195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欣，湖北京中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崔小庆，男，1972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老河口市。被告：河南万通鑫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嵩山路与南四环交叉口向西200米路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40731394N。法定代表人：李仁俊，该公司经理。原告吴浩与被告孟献和、袁发武、汪玉婵、何霜、张波、黄斌林、崔小庆、河南万通鑫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汽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吴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玉林，被告孟献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念文，被告袁发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洪清，被告汪玉婵，被告黄斌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何霜、被告张波、被告崔小庆、被告河南万通鑫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仁俊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浩诉讼请求：1、判令八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65万元，按揭手续费、保险费、车辆使用保证金15万元，共计80万元；2、判令八被告按原告支付的购车款的三倍195万元承担赔偿责任；3、判令八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原告经人介绍认识被告袁发武，在其处购买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双方约定购车总价为人民币800000.00元，其中裸车价为650000.00元，另150000.00元作为车辆办理按揭、保险、车辆贷款担保等费用，车辆所有手续由被告孟献和与被告袁发武负责办理完毕。被告袁发武经与被告孟献和协商，让原告与中国银行硚口支行签订车辆分期付款合同，并由湖北国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分期购车保证担保。合同签订后，原告在被告袁发武处提了一台保时捷凯宴越野车，被告袁发武向原告提供了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被告河南万通鑫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车辆销售发票。同时被告袁发武还提供了《车辆一致性证书》、《货物进口证明书》复印件。中国银行硚口支行将信用卡800000.00元的透支款划拨至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公司的账户。2016年8月31日，被告孟献和与被告袁发武带领原告前往黄冈市车管所办理上牌手续时，车管所审核发现车辆文件造假，黄冈经济开发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将车辆及随车手续一并扣押。经公安机关初步查证，孟献和与被告袁发武卖给原告的汽车的《车辆一致性证书》等手续存在造假。天津海关认定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的“货名及规格”、“发动机号和车架号”与"汽车进口证明书管理系统”中的电子数据不相符，车辆不能上牌。被告孟献和、被告袁发武、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公司、被告河南万通鑫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给原告的车辆不能合法上牌，且来源不明，四被告的行为构成销售欺诈，依法应承担退还购车款及三倍赔偿的责任。故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孟献和辩称：1、我没有同吴浩签订过汽车销售合同，没有收到吴浩一分钱的资金，没有同吴浩有什么业务往来；2、袁发武与我江门胜鑫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是当时袁发武要融资叫我帮他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签订后就注销了合同（有注销证明为证）；3、我与袁发武写的押车欠条是袁发武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当时不止一张欠条有当时的报警记录、报警回执为证；4、袁发武提供的转账记录是他当时要将资金转到公司法人账户配合汽车销售合同去融资的，并且马上转到他指定的账户；5、由于我私人借了袁发武18万元的原因，我就对他口头承诺帮他找关系上他购买的车牌，所以他就要我承担他的损失。被告袁发武辩称：1、该车买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双方之间没有签订汽车买卖合同，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起诉与我之间没有关系；2、该车辆实际所有人为被告孟献和，该车辆系被告孟献和向我个人借钱的抵押物，原告看上此车，向我要求购买，我告诉原告该车系别人借钱的抵押物，且该车的车辆一次性证书、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均为被告孟献和所提供，此车辆为被告孟献和的车辆；3、原告诉讼请求提到的65万元卖车款系被告孟献和还给我的个人借款，我不存在退还其购车款，另15万元按揭手续费、保险费、车辆使用保证金系原告使用车辆向其它单位缴纳费用，与我没有关联性；4、原告要求按照消法的规定三倍赔偿195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该车辆系走私车，不是法律规定可以在中国境内可以流通的货物，不适用消法，因此要求赔偿195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汪玉婵辩称：跟我没有关系，被告孟献和欠我的钱应当还钱。被告何霜未到庭答辩。被告张波未到庭答辩。被告黄斌林辩称，原告诉被告黄斌林要求赔偿没有基本事实和相应的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对黄斌林的诉讼请求。原告基于汽车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赔偿，黄斌林作为原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一方面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并非本案争议车辆的实际销售人，另一方面原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已经于2019年2月25日依法合规的注销，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已消失。其三，原告认为黄斌林作为原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东应当对已注销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事实不存在，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对黄斌林的诉讼请求。被告崔小庆未到庭答辩。被告河南万通鑫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未到庭答辩。原告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原、被告身份信息。拟证明原、被告双方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证据二、被告袁发武、汪玉婵结婚证、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原告信用卡分期付款账单、临时行驶车号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副本），用以证明被告袁发武与汪玉婵系夫妻关系，原告通过王艳红向汪玉婵支付了80万元用于购车，同时证明原告偿还了购车贷款，同时证明了被告袁发武为销售给原告的车辆办理了临时号牌及交强险，办理费用系原告支付。证据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专期分期付款合同（担保抵押类）、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承诺书、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发票一份（4200162320，金额110万元），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孟献和、袁发武、汪玉婵购买的车辆，被告孟献和、袁发武、汪玉婵并以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原告开具了销售发票。证据四、湖北国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0011529、0011530、0011531的收据三张，用以证明湖北国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原告购车贷款提供担保，原告支付了担保费55200元。证据五、1、货物进口证明书一份；2、车辆一致性证书一份；3、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一份；4、天津海关《关于反馈协助黄冈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核查情况的函》；5、《黄冈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移送案件通知书》开公（刑）移字【2017】001号；6、《黄冈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扣押决定书》黄开公（新）刑扣字【2016】79号；7、黄冈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案卷材料33页。该案卷材料中2016年8月31日黄冈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民警在询问原告的笔录上载明原告陈述内容有：吴浩告知袁发武欲购一辆能办按揭、手续办得快的好车的想法；同年4月份袁发武称有一辆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吴浩看了该车后与袁发武讲好裸车65万成交，另15万元作为办按揭的手续费、保险、车辆使用保证金等。该案卷材料中2016年8月31日黄冈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民警在询问被告袁发武的笔录上载明了被告袁发武陈述的内容有：2016年4月份，孟献和因做汽车生意资金困难向其借款58万元，承诺待车卖出后向其还款64万元，并给其打了64万元的借条，借条上注明保时捷凯宴越野车作抵押；后孟献和通过物流将车发到武汉，袁发武将车开回鄂州；过了大概一个月，被告袁发武通过电话向被告孟献和催收借款，被告孟献和说他现在没钱还款让被告袁发武把那辆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卖了，不管卖多少钱都当还被告袁发武的借款；2016年6月份，吴浩来袁发武处看中孟献和作抵押的保时捷凯宴越野车，袁发武告诉了吴浩该车情况和购车款要65万元，吴浩提供了一些资料，袁发武到银行将吴浩按揭买车的手续办了下来；袁发武还告诉吴浩车辆上牌需要孟献和回来；袁发武将车卖给吴浩后就给孟献和打了电话，让他回来帮车子上牌照。该案卷材料中2017年6月5日黄冈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民警在询问原告的笔录上载明了原告陈述的内容有：该局于2016年8月31日在其处扣押的一辆保时捷凯宴越野车是与袁发武口头约定以65万元购买的，15万元作为办理保险、车辆上牌等，在武汉的担保公司签订贷款协议后，是从其信用卡上刷卡80万元，此款直接打到袁发武之妻汪玉婵个人账户上。该案卷材料中2017年6月5日黄冈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民警在询问袁发武的笔录上载明了袁发武的陈述，其中的内容有：被告袁发武将被告孟献和抵押给其的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卖给原告后，要去给车辆上牌其才发现被告孟献和随车发给其的车辆手续中差了《车辆一致性证书》。该案卷材料中2017年6月5日黄冈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民警在询问被告孟献和的笔录上载明被告孟献和陈述的内容有：孟献和与吴浩是袁发武带他到武汉给保时捷凯宴越野车上牌照时认识的；孟献和将保时捷凯宴越野车抵押给袁发武来借款，金额以袁发武手上的借条为准；车是从东莞陈利娟处购得的，购车时有一套手续，后来上牌时才知道手续有问题；8、罗田县公安局2018年5月23日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一份。原告以本组证据用以证明：1、被告孟献和、袁发武、汪玉婵、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给原告的车辆的《货物进口证明书》的“货名及规格”、“发动机号和车架号”与“汽车进口证明书管理系统”中的电子数据不相符，被告孟献和、袁发武、汪玉婵、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车辆进口手续不真实，系虚假手续；2、证明被告孟献和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一案由罗田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并由罗田县公安局管辖，2018年5月23日罗田县公安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本案转为民事诉讼的事实；3、证明被告孟献和、袁发武、汪玉婵、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给原告的车辆及车辆文件因进口车辆手续不真实且来源不明被黄冈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扣押；4、证明被告孟献和、袁发武、汪玉婵、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共同销售给原告的进口保时捷越野车因手续不真实无法办理车辆登记，被告孟献和、袁发武、汪玉婵、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销售行为属于销售欺诈行为。被告孟献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四无异议；对证据三中销售发票有异议，车辆销售发票是河南万通鑫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同时不能证明孟献和向原告销售了车辆；对证据五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孟献和同意向原告销售该车辆，只能证明原告向被告袁发武、汪玉婵所在的公司购买该车辆，不能证明孟献和有意的欺诈原告，将该车辆卖给原告的事实。被告袁发武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袁发武不应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因证据里出现了销售矛盾；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主要是原告通过王艳红支付80万元用于购车与事实不符，原告支付汪玉婵的80万元只收到65万元，此钱是被告孟献和还袁发武、汪玉婵的借款，另外15万元转给原告指定的车辆费用；对证据三中发票不发表质证意见，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所购买的车辆既然在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了发票，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其应向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向其它人主张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因此证据与袁发武、汪玉婵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五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足以证实该车辆系孟献和的所有车辆，跟袁发武无关，也不存在对原告有销售欺诈的行为。被汪玉婵的质证意见与袁发武的质证意见相同。被告黄斌林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证据三中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具的销售发票一份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今天没有看到发票，复印件一个人都看不清楚不能作为证据，即使有该证据的证明力也不够，开具发票的人不一定是销售人，本案争议的车辆不属于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对证据四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争议的原告的诉请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五有异议，1.原告该组证据与诉请中要求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东承担责任的关联性不够；2.原告的证据证明力不够，举证只是证明公安机关办案的流程问题，但都不能证明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争议车辆的销售人，相反公安机关的笔录对该车辆所有人已经有明确记载，不属于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原告证据证明力不够达不到原告对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诉请的目的。被告孟献和向法庭提出其有袁发武强制扣押汽车的出警记录，开庭时没带来，七日内提交法院，但被告孟献和至今未提交，视为被告孟献和放弃举证的权利。被告袁发武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1.借条；2.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一张；3.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四张。拟证明：1、2016年4月28日，被告孟献和向被告袁发武借款64万元并用凯宴车做抵押；2、原告转账80万元给袁发武，其中65万元是被告孟献和偿还被告袁发武借款，15万元是办理车辆担保费、手续费等费用。证据二、1.车辆一致性证书；2.货物进口证明书；3.车辆合格证查询结果。拟证明：1.被告袁发武在借款给被告孟献和时，已对车辆进行了合法性查询，有理由相信该车辆系被告孟献和所有的合法车辆，非走私车辆，被告袁发武没有欺诈故意。证据三、1.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六张；2.孟胜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1.被告袁发武将64万元转账给被告孟献和的儿子孟胜，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合法；2.被告袁发武没有欺诈销售的故意。证据四、1.承诺书；2.借条。拟证明：被告孟献和承诺2016年11月30日前办理好吴浩的车辆登记手续，该车是原告与被告孟献和电话协商一致后由被告孟献和卖给原告，被告袁发武不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没有欺诈销售的行为。证据五、1.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2.车辆一致性证书；3.车辆照片、车辆发动机编号；4.借据；5.收条；6.借条三张；7.进出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8.货物进出口证明书；9.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拟证明：1.被告孟献和多次向被告袁发武借款，累计金额上百万元，每次借款都是被告孟献和将相关车辆抵押给被告袁发武，并向被告袁发武提供车辆进出口证明书等材料证明车辆的合法性；2.被告袁发武通过被告孟献和提供的通过网上查询车辆合格证有理由相信抵押车辆是合法车辆；3.被告袁发武和被告孟献和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合法，被告孟献和向被告袁发武隐瞒车辆真实情况，被告袁发武也是受害者。证据六、1.拘留通知书；2.谅解书；3.监视居住决定书。拟证明因被告孟献和下欠被告袁发武数百万元借款一直拖欠未予偿还，被告袁发武被逼无奈曾将其非法拘禁要求偿还借款，现被监视居住，被告袁发武也是受害者，没有欺诈原告的故意。原告对被告袁发武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借条是孟献和出具给袁发武的，与原告没有关联性，原告转账80万元给被告袁发武、汪玉婵是购车款，不是帮孟献和还借款；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袁发武、汪玉婵将该车销售给原告时没有说明该车辆一致性证书、货物进口证明书是虚假的，袁发武、汪玉婵说他们没有欺诈的故意不能成立；对证据三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也有异议，不能证明袁发武没有欺诈销售的故意；对证据四承诺书真实性有孟献和质证，同意其质证意见，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袁发武没有欺诈销售的故意；对证据五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一致性证书、车辆照片、车辆发动机编号、进出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货物进出口证明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经过天津海关查询该资料都是虚假的，不能达到袁发武所要证明的目的；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对共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袁发武是受害者，也不能欺骗原告，向原告销售不能在大陆销售车辆，也不能证明其没有欺诈原告的故意。被告袁发武说15万元是我叫他转账给别人的，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被告孟献和对被告袁发武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四中借条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借条和承诺书都是在强迫下书写的，同时该原始欠条仍在被告袁发武手中持有，说明他们之间的经济来往还客观存在，并没有用购车款抵偿该债务；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孟献和也是受别人的欺骗，其不知道车辆是走私车辆；对证据三有异议，孟献和并没有指示被告袁发武将借款转给他人，没有提供其它证据予以证实；对证据五、六均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与被告袁发武没经过被告孟献和的同意，私自将该车辆以武汉万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名义卖给原告的行为没有任何关联性。被告汪玉婵、黄斌林对被告袁发武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汪玉婵提交了下列证据：转账凭证四张，拟证明实际收款601156元。原告对被告汪玉婵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2016年5月18日的2万元、2016年5月22日43644元，共计63644元转给原告的无异议，但具体钱转给原告目的是什么要查一下，其它是转给王艳红的135200元与原告无关。王艳红转款80万元给汪玉婵已经注明了是代吴浩付购车款，而汪玉婵转给王艳红的转账是什么原因，没有注明，我们不清楚，我们也不知情。被告孟献和对被告汪玉婵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袁发武对被告汪玉婵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王艳红就是转账80万元给汪玉婵的人，这80万元转给汪玉婵后其马上就转给吴浩63644元，回转给王艳红135200元。黄斌林对被告汪玉婵提交的证据不知情，无异议。被告黄斌林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2019年2月25日《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拟证明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已依法注销，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消失；证据二、2018年12月12日楚天都市报刊登的注销公告。拟证明：1、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注销的程序合法；2、已合法清算，且清算期已按法律规定公告通知了债权人，股东不应再对原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原告对被告黄斌林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注销后公司存在纠纷的，原股东并没有法律规定不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孟献和对被告黄斌林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原告。被告袁发武、汪玉婵对黄斌林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何霜、张波、崔小庆、河南万通鑫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未到庭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亦未到庭对上述质证，视为放弃质证权利。对原、被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核后作出如下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五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袁发武提交的证据一、三、六与本案无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确认。被告袁发武提交的证据二、四、五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汪玉婵提交的证据转账凭证四张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黄斌林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经举证、质证、认证，本院查明下列事实：2016年4月，被告孟献和因向被告袁发武借款未还将一台二手进口黑色保时捷凯宴越野车放在被告袁发武处抵押。同年，原告与被告袁发武口头约定原告向其购买该进口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双方购车总价为人民币80万元，其中裸车价为65万元，另15万元作为车辆办理按揭、保险、车辆贷款担保等费用，车辆所有手续由被告袁发武负责办理完毕。同年5月13日，原告使用被告被告河南万通鑫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车辆销售发票与中国银行硚口支行签订信用卡专向分期付款合同，并由湖北国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分期购车保证担保。该信用卡专向分期付款合同约定中国银行硚口支行将交易金额划至原告所购商品的经销商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公司的专用账户。合同签订后，中国银行硚口支行向原告发放了额度为80万元的信用卡。同年5月18日，原告刷卡后通过案外人王艳红的卡（账）号6222083202013655515经由电子银行向被告袁发武之妻被告汪玉婵卡（账）号6222081811000462974汇款80万元，汇款单附言栏内注明“代垫吴浩车款”。后被告袁发武向原告交付了该台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同时被告袁发武还提供了《车辆一致性证书》、《货物进口证明书》复印件。2016年5月18日，被告汪玉婵从其卡（账）号6222081811000462974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向原告卡（账）号6222081811000299806汇款2万元。2016年5月22日，被告汪玉婵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向原告卡（账）号6222081811000299806汇款43644元。2016年5月18日17时许，被告汪玉婵从其卡（账）号6222081811000462974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向案外人王艳红的卡（账）号6222083202013655515分两笔分别汇款55200元和8万元。2016年8月31日，被告孟献和与被告袁发武带领原告前往黄冈市公安局车管所办理上牌手续时，车管所审核发现车辆文件造假，黄冈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将车辆及随车手续一并扣押。经公安机关初步查证孟献和与被告袁发武卖给原告的汽车的《车辆一致性证书》等手续存在造假。被告孟献和于2016年10月31日向被告袁发武出具承诺书一份，其中第二项内容为“在2016年11约0日前办好吴浩车手续”。天津海关于2016年11月24日向黄冈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出具《关于反馈协助黄冈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核查情况的函》认定，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的“货名及规格”、“发动机号和车架号”与"汽车进口证明书管理系统”中的电子数据不相符。2017年，黄冈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以孟献和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和孟献和系罗田县辖区人为由，将该案移送罗田县公安局管辖。2017年8月23日，原告从罗田县公安局领回原黄冈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扣押的黑色保时捷凯宴越野车。现该车在原告处存放。2018年5月23日，罗田县公安局向原告送达不予立案通知书。原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公司于2015年注册登记设立，2019年2月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原告提起诉讼时在起诉状中将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公司列为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发现该公司注销后，原告申请将原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公司公司股东何霜、张波、黄斌林、崔小庆变更为本案被告。2020年5月30日，本院依法裁定何霜、张波、黄斌林、崔小庆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原告提起诉讼时在起诉状中将中国银行硚口支行湖北国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列为第三人，应视为其申请人民法院追加上述二单位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6月10日，原告提交撤回追加上述二单位为第三人的申请，本院依法审查后，通知上述二单位不参加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与哪些当事人之间成立汽车买卖合同？二、本案诉争的汽车买卖合同的效力及其法律后果；三、被告汪玉婵于2016年5月18日汇款135200元给案外人王艳红是否应认定为返还给原告的款项？四、八被告是否应按原告支付的购车款的三倍195万元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原告与哪位被告之间成立汽车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的，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认定合同成立。”从原告与被告袁发武在公安机关调查询问时的笔录上可以确定双方之间就其购买进口保时捷凯宴越野车一辆、购车款及费用等合同必备条款经口头协商后形成了合意。此后，原告通过向被告袁发武之妻被告汪玉婵汇款的方式履行了给付款价款和费用的义务，被告袁发武向原告交付了进口保时捷凯宴越野车一辆。故应认定原告与被告袁发武之间的汽车买卖合同成立，原告为买受人，被告袁发武为出卖人。关于被告袁发武称该车买卖与其没有任何关系，双方之间没有签订汽车买卖合同，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起诉与其之间没有关系的辩述，与其在公安机关调查询问时其所作的陈述不符，其在本案质证阶段对该陈述未提出异议。因此，对被告袁发武的此项辨述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袁发武称该车实际所有人为被告孟献和，该车辆系被告孟献和向我个人借钱的抵押物。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内涵看，无权处分不影响买卖关系的成立，且即使该车是抵押物亦不影响买卖关系的成立，被告袁发武的此项辩述不能否定原告与被告袁发武之间汽车买卖合同的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袁发武在举证阶段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孟献和为案涉汽车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亦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进口保时捷凯宴越野车系被告孟献和委托其向原告变卖的。被告孟献和未与原告就买卖该辆进口保时捷凯宴越野车的事宜进行过磋商，未与原告就此形成合意，其不应认定为本案讼争汽车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被告汪玉婵未与原告就买卖该辆进口保时捷凯宴越野车的事宜进行过磋商，亦未与原告就此事形成合意，仅代理其夫被告袁发武收取了原告的购车款和费用及向原告返还部分款项，其不应认定为本案讼争汽车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原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原告与中国银行硚口支行签订的信用卡专向分期付款合同约定该支行将交易金额划至原告所购商品的经销商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公司的专用账户，被告河南万通鑫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仅开具虚假销售汽车的发票，二公司未参与本起汽车买卖的其它诸项事宜，故不应认定为本案讼争的汽车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二，本案诉争的汽车买卖合同的效力及其法律后果。案涉进口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已经天津海关于2016年11月24日向黄冈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出具《关于反馈协助黄冈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核查情况的函》认定为走私车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的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不得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及《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下列车辆禁止经销、买卖、拍卖和经纪：……(六)走私、非法拼（组）装的车辆。”无论被告袁发武是否知道该车不能上号牌，其将该车出售给原告，后该车被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定不能进行登记，且被天津海关认定为走私车辆，走私车系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明令禁止买卖的车辆，双方买卖的标的不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应认定原告与被告袁发武之间买卖黑色进口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合同无效,自始没有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的规定，被告袁发武因该合同取得的购车款65万元应予以返还给原告。被告袁发武于2016年5月18日与2016年5月22日通过其妻被告汪玉婵经银行汇款向原告分两笔返还的2万元和43644元，合计63644元可从中折抵。故被告袁发武还应返还原告的购车款为586356元。通过对原告、被告袁发武、被告孟献和举证的情况可以确定被告孟献和在合同履行中负有为讼争黑色进口保时捷凯宴越野车办理上牌号的义务，被告孟献和未履行此项义务，导致案涉车辆未登记上牌号，具有相应的过错和责任，因前文已阐明被告孟献和与原告之间不成立黑色进口保时捷凯宴越野车买卖合同关系，故被告孟献和不承担返还原告的购车款为586356元的义务。被告汪玉婵不是本案讼争汽车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依法不应承担返还原告的购车款为586356元的义务。原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原告与中国银行硚口支行签订信用卡专向分期付款合同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但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具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该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返还购车款的责任。故该公司在办理注销登记后，其原股东即被告何霜、被告张波、被告黄斌林、被告崔小庆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河南万通鑫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原告与中国银行硚口支行签订信用卡专向分期付款合同和原告、被告袁发武、车辆上号牌过程中提供虚假销售发票，属于违反发票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应由有关机关依法处理。该公司不是案涉合同的相对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返还购车款的责任。案涉黑色进口保时捷凯宴越野车被天津海关认定为走私车辆，应由有关执法机关依法处理。原告同时提出返还车辆办理按揭、保险、车辆贷款担保等费用15万元的诉讼请求，该15万元不属于购车款，是合同履行中造成的损失，依法应由合同当事人按过错分担，但本案中原告主张案涉合同无效时未提出此项诉讼请求，且其他当事人亦主张案涉合同无效，依照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和权利自由的原则，本院对原告同时提出的返还车辆办理按揭、保险、车辆贷款担保等费用1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三，被告汪玉婵于2016年5月18日汇款135200元给案外人王艳红是否应认定为返还给原告的款项？2016年5月18日17时许，被告汪玉婵从其卡（账）号6222081811000462974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向案外人王艳红的卡（账）号6222083202013655515分两笔分别汇款55200元和8万元。原告不认可其收到了上述两笔汇款。从2016年5月18日与2016年5月22日被告汪玉婵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分两笔向原告卡（账）号6222081811000299806合计汇款63644元来看，被告汪玉婵是知晓原告银行卡（账）号的，无需通过向案外人王艳红银行卡（账）号6222083202013655515汇款的方式向原告返还相关款项，且被告袁发武及其妻被告汪玉婵未提供证据证实案外人王艳红是案涉合同约定返还相关款项的履行受领人，亦无法律依据确定案外人王艳红属于法定履行受领人。原告事后对此亦未追认。因此，对被告袁发武及其妻被告汪玉婵关于2016年5月18日给案外人王艳红汇款135200元应认定为返还给原告款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四，八被告是否应按原告支付的购车款的三倍195万元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五条是关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规定。该规定的经营者是指从事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的民事主体，其经营活动应具有持续性，偶尔、零星地售出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不宜认定为经营者。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袁发武、被告孟献和被告汪玉婵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三条、第五十五条规定的经营者。被告孟献和被告汪玉婵不是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原武汉万润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南万通鑫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从事汽车销售的经营者，原告明知该两公司在整过事情过程中的作用，两公司对原告亦无销售欺诈行为。故原告请求判令八被告按原告已支付购车款80万元的三倍195万元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三条、第五十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袁发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返还购车款586356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800元，由原告负担19137元，由被告袁发武负担966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彭 鹏审 判 员  张七林审 判 员  熊光烈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方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