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11民初10913号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住所地昆明市春城路62号证劵大厦8楼法定代表人钱琍，公司总经理。被告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19号东航投资大厦605室负责人王鹏委托代理人董能新、李俊丽，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范明华，男，1981年1月6日生，彝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以下简称“包机公司”）诉被告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海华永泰律所”）、范明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谈建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包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董能新、李俊丽、被告范明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诉称：2019年1月30日，被告范明华冒用原告包机公司的名义与被告海华永泰律所签订了《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委托代理合同》，并于同年2月14日用盗取的财务印章向被告转账支付法律顾问费及代理费14万元。根据昆明中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被告范明华自2018年7月12日起即非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无权以原告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该合同的签订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海华永泰律所也没有为原告提供过任何的法律服务，非善意第三人。两被告订立的合同不具有《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情形，属无效合同。另，根据上述两份合同约定的内容，被告海华永泰律所的代理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九条关于“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第四十条“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三）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的权益”……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关于“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的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该两份合同自始无效，被告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一、确认被告范明华冒用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名义与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1月30日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委托代理合同》无效；二、由被告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向原告返还法律顾问费、律师代理费14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2月14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海华永泰律所辩称:一、原告将两个委托事项完全独立的合同并在一个案件中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只规定了诉讼主体一方或者双方超过两人以上符合一定条件能按照共同共同诉讼进行审理，这属于诉讼主体的合并，对于诉讼客体的合并《民事诉讼法》尚无规定。本案原告要求确认《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委托代理合同》无效,但上述两个合同委托事项并无关联，依法不能合并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审理，应由原告对两个合同进行选择，然后变更诉讼请求。二、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并已生效，并且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原告主张签订合同时法定代表人范明华无代理权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海华永泰律所在同原告签订合同前，通过查询“企查查”“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系统显示的包机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范明华，范明华有权代表原告对外签订合同。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五十条：“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依法登记为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民法通则》第十三条“企业法人对他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范明华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原告所签订的合同属于有权代理，当然有效。经研读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行终36号行政判决书可知，2018年7月13日之前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是范明华，2018年7月13日之后变更登记为钱琍，后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撤销了变更登记行为，登记系统恢复至钱琍任职前的状态，即显示为范明华。后钱琍不服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做《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一审钱琍败诉，二审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2019）云01行终36号行政判决书，待该判决书生效后登记系统才将法定代表人重新显示为钱琍。被告海华永泰律所与原告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委托代理合同》是2019年1月30日，此时的登记系统显示的法定代表人为范明华，故范明华依法有权代理原告。被告海华永泰律所不能因为原告内部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就否定前任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的合同效力。三、被告海华永泰律所不存在所谓的双方代理行为。被告海华永泰律所同原告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委托事项所约定的内容是“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处理范明华、杨向阳、曹恒起诉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服务的是原告包机公司。原告是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法人，原告当时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范明华，在法律上是两个独立的诉讼主体。之后双方在2019年3月15日签订的《关于委托代理合同服务事项变更的确认》中原告确认了被告海华永泰律所前期所做的工作为“与该四名职工沟通协调，以我公司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而息诉”，并约定服务内容变更为“协助我公司补缴该四名职工社会保险”，此时委托人依旧是服务原告，也不存在双方代理问题，原告关于双方代理导致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告同原告所签订合同生效，并且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不存在任何合同无效的问题，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范明华辩称：一、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目前还处于待定状态，钱琍的意思表示不能代表企业，故本案起诉行为无效。1、钱琍以伪造的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获得的法定代表人的登记行为属于无效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明华已经对此提起了诉讼，目前还在诉讼程序，案件还在昆明中院审理过程中，因此，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目前属于待定状态。2、本次起诉系钱琍个人的行为，并非包机公司的行为。包机公司的企业性质是没有主管部门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现有职工七人。范明华是原告企业登记在册的职工及职工大会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职工大会系集体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钱琍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取得是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基于包机公司2018年7月3日作出的《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职工大会决议》变更而来。包机公司登记在册职工范明华、曹恒、杨向阳、何柔玫、贺新苹均认为上述职工大会并未召开过，两份决议不具备会议决议成立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内容虚假，严中损害公司利益，已经向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确认两份决议不成立，现该案正在审理中。现钱琍利用暂时登记为原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的机会，以企业的名义对范明华进行清算。其作出的所有行为均是基于2018年7月3日及2018年7月13日两份《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职工大会决议》，如果该案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则钱琍不再具有包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民事法律行为将自始无效。因此，原告提起诉讼的主体不适格，恳请法院中止审理本案。二、原告企图通过不实诚述，打压维权职工，侵吞企业集体财产。范明华2014年以来就被包括钱琍在内的包机公司全体职工选举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并于2018年3月8日由昆明市工商局核准登记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信息明示，在2019年4月15日之前，被告范明华一直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多年来，被告范明华一直主持企业的工作。企业与海华永泰律所签订的两份合同，是经过多数职工讨论后签订的。钱琍在公司仅为普通职工，并且已达到退休年龄，对这件事自然是不了解情况的。海华永泰律所依据合同开展的工作，企业是认可的。包机公司与律所之间不存在钱琍认为的情形，钱琍在起诉状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三、本案原告构成滥用诉权。就本案提及的合同事宜，钱琍之前为达到不可告人的非正当目的，操控司法资源，强行将公司经办的职工杨向阳列为被告，利用杨向阳身份住所地为盘龙区辖区的事实，以不当得利纠纷立案到盘龙区人民法院，规避其在西山区人民法院滥用诉权的风险。盘龙区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审判过程中钱琍觉得阴谋不能得逞，撤回了起诉。现住钱琍又故枝重演，通过不实陈述，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至贵院，钱琍针对同一诉讼标的，重复起诉，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诉权主观目的明确。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包机公司针对其诉讼主张及诉讼请求提交下列证据：一、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钱琍身份证、全国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范华明身份证，欲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被告海华永泰律所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被告范明华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二、说明、接待报警案件三联单、受理案件通知书，欲证明被告范华明于2018年11月19日非法获取原告的公章、财务印章和网银U盾，至今未归还，原告已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海华永泰律所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被告范明华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三、接待报警案件三联单、付款回单、委托代理合同、发票、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发票，欲证明1、被告范华明用非法获取的原告印章与被告海华永泰律所签订合同、支付款项非原告的真实意思；2、两被告存在双方代理、恶意串通的非法行为。被告海华永泰律所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范明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四、关于《委托代理合同》服务事项变更的确认、社稽知字（2020）1号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生活保险稽核情况告之书、官劳监字（2020）2-10号劳动监察队劳动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告之书、关于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工作成果的确认、（2019）01行终36号行政判决书，欲证明两份确认函所认可的所谓完成委托代理事项的内容是虚构的，与事实完全相悖。被告海华永泰律所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范明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五、2018年7月12日《职工大会决议》、2018年7月18日报纸公告、被告范明华收到原告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的回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社会保险稽核情况告之书、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欲证明1、2018年7月12日原告依法与被告范明华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2、第三方行政机关的文件也已证明范明华与包机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被告海华永泰律所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被告范明华质证对2018年7月12日《职工大会决议》、2018年7月18日报纸公告的三性不予认可。对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社会保险稽核情况告之书、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海华永泰律所针对其答辩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一、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律师代理费发票、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关于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工作成果的确认。欲证明1、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月30日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对服务内容、期限、费用等进行了约定，原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范明华签订确认并加盖公章，被告收取10万元的法律服务费，合同成立并已生效。2、原告支付法律服务费是通过其对公账户转入，被告出具了正规发票，原告公司员工意见收到该发票。3、原告对于被告已经履行合同的情况及开展的工作表示满意，进行了确认，不存在未履行合同的情况。原告包机公司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关联性予以认可。被告范明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二、委托代理合同、律师代理费发票、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关于委托代理合同服务事项变更的确认。欲证明1、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月30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对委托事项、收费金额、双方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原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范明华签订确认并加盖公章，合同成立并已生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委托事项发生变更，原告认可被告已开展工作，所涉律师费仍然以支付数额为准，不予增减，不存在未履行合同的情况。2、原告支付法律服务费是通过其对公账户转入，被告出具了正规发票，原告公司员工意见收到该发票。原告包机公司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但关联性无异议。被告范明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三、加盖由原告公章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范明华身份证、（2019）云01行终36号行政判决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明1、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审核了原告公司的主体资料，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为范明华，被告由理由相信范明华有权代表原告公司对外签订合同。2、在2019年3月29日昆明中元判决书上确认的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范明华，被告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在原被告签订好的2019年1月30日范明华有权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外签订合同。3、2019年3月4日查询时显示原告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范明华。原告包机公司质证对加盖由原告公章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范明华身份证的三性均不认可。对（2019）云01行终36号行政判决书的三性无异议。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范明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在审理过程中，被告范明华针对其答辩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一、（2020）云0111民初2020号案件受理通知书、传票、起诉状、（2020）云01行终172号行政裁定书。欲证明本案系钱琍以包机公司名义提起的诉讼，不是包机公司的意思表示，包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处于待定状态，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依法应中止本案诉讼。原告包机公司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发表质证意见。二、2018年3月8日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职工大会决议、2018年7月3日、2018年7月13日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职工大会决议。欲证明范明华是包机公司全体职工一致选举并由工商局核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钱琍伪造包机公司职工大会决议，违法骗取了包机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范明华、杨向阳等职工已提起诉讼维权，法院正在审理中。原告包机公司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海华永泰律所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发表质证意见。三、（2019）云昆明信证经字第8705号公证书。欲证明钱琍已64岁，其身份为包机公司退休人员，我司早已与其中止劳动合同关系，其身份已经不是公司的在职职工。原告包机公司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被告海华永泰律所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欲证明2019年4月15日之前，范明华一直是包机公司在工商局核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其与海华律所签订的合同为履行职务行为，真实、合法有效。原告包机公司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海华永泰律所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五、（2020）云0103民初2463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开庭传票。欲证明钱琍针对同一案由，重复起诉，违反民诉法规定，构成滥诉。原告包机公司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海华永泰律所质证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综上原、被告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运用证据规则综合分析后认为，对原、被告双方在质证过程中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收录在卷佐证。对与本案无关联性的证据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所述，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9年1月30日被告范明华以原告包机公司的名义与被告海华永泰律所签订一份（2019）昆海律非字第0010号《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合同约定：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聘请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在劳动法律方面协助其理顺公司现有劳动用工关系的咨询、协助公司理顺与钱琍的用工关系并协助公司通过办理钱琍退休手续以及终止钱琍劳动关系手续，以及后期可能发生的钱琍对公司提起的劳动用工方面的仲裁或者诉讼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期限自2019年1月30日至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提起的对钱琍终止关系事宜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止；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指定李俊丽律师负责业务联系合服务协调；法律服务费用为160,000元，自本合同生效日起十日内，由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支付100,000元到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账上，在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提起对钱琍终止劳动关系事宜法律文书生效之日后三日内支付剩余60000元至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银行账户。合同并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通过建设银行于2019年2月14日向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律师代理费140,000元，2月20日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并出具100,000元发票由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员工杨向阳收执。2019年3月30日，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向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工作成果的确认》载明：我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与贵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贵所基于合同提供了劳动用工关系理顺专项法律服务，所涉工作方案及咨询意见已经提交我公司；关于职工退休手续办理事宜贵所开展了调研并出具了工作方案；向我公司社保部门了解退休手续办理流程及所需材料；根据我公司委托启动了劳动仲裁程序，后因客观原因导致劳动仲裁程序无法进行。我公司对贵所履行合同情况及开展工作情况均表示满意，特予确认。2019年1月30日被告范明华以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的名义与被告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2019）昆海民第0034号《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委托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代为处理范明华、杨向阳、何柔枚、曹恒起诉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指派李俊丽、王丹丹作为经办律师；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先向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40000元；合同并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通过建设银行于2019年2月20日向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律师代理费40000元，2月20日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并出具40000元发票由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员工杨向阳收执。2019年3月15日，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向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委托代理合同服务事项变更的确认》载明：我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与贵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贵所处理4名职工与我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通过贵所与该4名职工协调沟通，以我公司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而息诉。我公司确认《委托代理合同》房屋内容因与中国达成协商而变更为协助我公司补缴该4名职工社会保险，认可贵所已开展的工作，所涉律师费仍以我公司支付数额为准，不予增减。又查明：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系集体所有制企业。2018年3月8日，经职工大会会议决议：免去康建川的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聘用范明华为新的法定代表人。并且原告进行了法定代表人信息变更登记。2018年7月3日，经职工大会决议，免去范明华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经2018年7月13日职工大会决议，免去范明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钱琍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授权委托钱琍前往昆明市工商局办理以上变更事宜。变更登记后钱琍为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7月13日包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后，登记机关于2018年8月23日下达《撤销行政许可告知书》后，登记系统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恢复为范明华，后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月19日终审判决撤销了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8）16号《撤销行政许可告知书》，登记系统将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恢复为钱琍。2018年11月19日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办公室因公司专用章及财务专用章各一枚被盗,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昆明市公安局官渡份局太和派出所报案。2018年11月21日范明华出具的《说明》一份载明：包机公司财务专用章、公章在我手上由我保管。本院认为：原告包机公司与被告海华永泰律所系委托代理民事法律关系。本案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告范明华以原告包机公司的名义与被告海华永泰律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及《委托代理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本案中，被告范明华于2019年1月30日以原告包机公司的名义与被告海华永泰律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及《委托代理合同》是在被告范明华于2018年7月13日被免去法定代表人职务之后，其因工商登记系统为包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这一法律状态亦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终审法律文书予以撤销，则自2018年7月13日起，其以包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所为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凡未获包机公司追认的行为，均应无权处分而无效。本案中，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海华永泰律所签订的合同因此亦自自始无效。被告海华永泰律所与被告范明华以包机公司的名义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及《委托代理合同》，并且损害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的利益，使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因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及《委托代理合同》所支付给被告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费及律师代理费140000元的财产损失，故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本案中，由于被告范明华以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的名义与被告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及《委托代理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被告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依法应返还所收取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的法律顾问费、律师代理费14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2月14日起至清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之后的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明华以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的名义与被告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及《委托代理合同》为无效合同；二、被告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云南航空旅游包机公司法律顾问费、律师代理费140000元及自2019年2月14日起至清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2019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清款止的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90元，由被告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谈建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马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