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47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在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长江贸易大楼**。负责人：胡先龙，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金兰，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庆章，女，197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嘉翊，男，199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北京观韬中茂（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鞠连刚，男，1975年11月3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原审被告：南京汇豪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玉兰路******/div>法定代表人：金建荣。原审被告：金建荣，男，196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原审被告：王廷政，男，1965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上诉人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隆安律所）与上诉人曹庆章、杨嘉翊，被上诉人鞠连刚，原审被告南京汇豪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豪公司）、金建荣、王廷政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初1869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隆安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许金兰，上诉人曹庆章、杨嘉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鞠连刚及原审被告汇豪公司、金建荣、王廷政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隆安律所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3.判决鞠连刚支付隆安律所代理费249337.5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判令上诉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由鞠连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原告与第三人鞠连刚之间并无委托代理合同或口头约定对代理费报酬曾进行协商确定，故本院对原告主张鞠连刚支付代理费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显属不当。首先，在2013年宗建仁诉汇豪公司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中，隆安律所代理汇豪公司应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追加第三人鞠连刚，因情况紧急且汇豪公司与鞠连刚在该案中利益一致，为了推动案件的进展，鞠连刚出具授权委托书要求隆安律所委派的律师代理该案件。根据案件卷宗中的授权委托书、判决书及其他法律文书可知，隆安律所委派的律师在案件一审、二审及再审阶段均作为鞠连刚的代理人完成大量的代理工作，隆安律所已经实际履行了代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之规定，本案隆安律所与鞠连刚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成立。其次，关于双方有无约定代理费问题，鞠连刚曾与隆安律所委派的律师口头约定在债权合法有效转让后支付30万元律师费，后隆安律所要求其签订书面代理合同时鞠连刚反悔，因此书面合同迟迟没有签订。当时隆安律所考虑到诉讼案件已经在进行过程中，且鞠连刚也已经签订了授权委托书，所以继续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工作，但代理律师一直在与鞠连刚沟通签订书面合同事宜，只是鞠连刚迟迟不愿意。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及第六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规定，隆安律所与鞠连刚虽然没有书面约定报酬，但双方并没有免费代理的合意且案件也不符合法律援助标准，基于隆安律所已经实际完成了大量的代理工作，鞠连刚应当支付相应报酬，因此隆安律所现根据代理行为发生时的《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司法厅〈关于调整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苏价费[2013]421号）附件一中规定的民事案件涉及财产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收费标准即合同法中规定的政府指导价。就隆安律所代理的鞠连刚案件而言，案件标的额为509万元，一审阶段代理费为166225元，二审因对方未交上诉费而撤诉，不收取代理费，再审阶段代理费减半收取为83112.5元，鞠连刚合计应支付代理费249337.5元。鞠连刚未作答辩。曹庆章、杨嘉翊述称，隆安律所是针对鞠连刚提起的上诉，其没有答辩意见。汇豪公司、金建荣、王廷政未作陈述。曹庆章、杨嘉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隆安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曹庆章、杨嘉翊不应在继承杨洪高遗产范围内以杨洪高未出资的64万元为限对汇豪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隆安律所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隆安律所主张支付代理费的权利基础是其认为与汇豪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且是一般代理，故主张按照律师收费标准支付其代理费。在曹庆章、杨嘉翊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双方存在的是风险代理关系而非一般代理关系，不能以合同原件遗失为由主张存在一般代理关系按照收费标准主张代理费后，一审法院应就隆安律所诉请所依据的权利基础，审查合同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一般代理关系，或在查明双方存在风险代理关系时应向隆安律所释明，对其以一般代理关系主张按照收费标准支付代理费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如何处分，否则应驳回隆安律所的诉请，而不能直接引用《委托代理合同》中的约定作出裁判。二、隆安律所第三项诉请主张曹庆章、杨嘉翊对汇豪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在64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曹庆章、杨嘉翊并非汇豪公司股东，也未继承杨洪高在汇豪公司的股东资格，客观上根本也无法承担股东义务。一审法院作出的第四项判决内容尽管限定了“在继承杨洪高遗产范围内以杨洪高未出资的64万元为限对汇豪公司前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这并非是隆安律所的诉讼请求，应在审理过程中向隆安律所予以释明，告知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否则法院只能按照隆安律所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其次，即便判决曹庆章、杨嘉翊在继承杨洪高遗产范围内以杨洪高未出资的64万元为限对汇豪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于曹庆章、杨嘉翊继承杨洪高遗产的范围也未予以审查，故而不能直接作出前述判决。三、《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于2013年8月9日，且合同第六条第1项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甲方立即支付2万元前期费用”，对于隆安律所而言，此2万元的前期费用早己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且隆安律所也从未就此2万元向合同委托方提出支付请求，反证委托方早已支付该款项，否则不符合常理，因为按照律师行业惯常做法，除按照案件处理结果的风险比例支付代理费的情况外，约定支付的代理费如果委托方未按期支付，律师通常不会出庭开展工作。隆安律所对合同主体之间实际存在风险代理关系且根据约定并未达到支付风险代理费的条件一定是明知的，在知晓汇豪公司股东有的已病逝，有的高位截瘫重病待医治，公司已停业多年无人管理的状况，作为律师事务所故意以遗失合同原件为由主张一般代理要求按照收费标准支付代理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诚信原则，故其单方否认收到合同委托方支付的2万元也应不予采信。隆安律所辩称，对一审法院依据代理合同约定判令曹庆章、杨嘉翊支付2万元代理费的连带责任没有异议。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隆安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汇豪公司支付隆安律所代理费249337.5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金建荣对汇豪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48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曹庆章、杨嘉翊、王廷政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三、曹庆章、杨嘉翊对汇豪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64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金建荣、王廷政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四、王廷政对汇豪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48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金建荣、曹庆章、杨嘉翊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五、鞠连刚支付隆安律所代理费249337.5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六、汇豪公司、曹庆章、杨嘉翊、金建荣、王廷政、鞠连刚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9日，杨洪高、汇豪公司与隆安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杨洪高、汇豪公司）在与宗建仁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委托乙方（隆安律所）代理，经双方协议，订立下列条款，共同遵照履行：“六、律师代理费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以下列方式计取乙方律师代理费：1.本案采取风险代理计费方式，合同签订后甲方立即支付2万元（大写：贰万元）前期费用；2.如在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的顾长明、汇豪公司诉明发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乙方代理原告取得赔偿超过贰仟万元的，除按照双方就该纠纷签订的《代理合同》的计费方式计算律师代理费用外，委托人另行支付叁拾万元作为本债权转让纠纷的代理费。该费用自甲方实际取得该权益的当日立即支付，乙方有权将律师代理费直接在执行款项中予以扣除；3.如甲方未委托乙方代理顾长明、汇豪公司诉明发公司租赁合同纠纷，则本债权转让纠纷根据江苏省律师收费标准应收律师费拾壹万元，剩余玖万元律师费应在一审判决前支付给乙方。”一审另查明，隆安律所在顾长明诉明发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担任顾长明的诉讼代理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4）宁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顾长明与明发公司2011年7月12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于2013年6月22日解除，二、明发公司支付顾长明装修损失及专用设备损失10258981.64元，返还顾长明装修保证金30000元，共计10288981.64元，三、驳回顾长明其他诉讼请求。顾长明与明发公司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7年4月2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作出（2016）苏民终475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南京中院（2014）宁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南京中院（2014）宁民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明发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顾长明装修损失及专用设备损失6411863.5元，返还顾长明装修保证金3万元，共计6441863.5元；四、驳回顾长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再查明，汇豪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29日。金建荣、王廷政、杨洪高三人为汇豪公司股东，也是发起人。三人分别认缴出资60万元、60万元、80万元，承诺于2011年12月29日出资12万元、12万元、16万元，三人首次出资到位，另承诺于2013年12月28日前出资48万元、48万元、64万元，但2011年12月29日后三人均未再出资。一审又查明，杨洪高于2017年2月22日去世。曹庆章、杨嘉翊系杨洪高的妻子、儿子。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曹庆章、杨嘉翊提供了甲方（杨洪高、汇豪公司）与乙方（隆安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原件，隆安律所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隆安律所担任汇豪公司与宗建仁债权转让纠纷案中汇豪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该事实在（2015）鼓商初字第1234号民事判决书、（2017）苏01民申12号民事裁定书中均有体现。故隆安律所主张汇豪公司与其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委托代理的费用，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隆安律所在与杨洪高、汇豪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案件采用风险代理计费方式，前期费用为2万元，现无证据证明该款已付，故隆安律所主张汇豪公司支付代理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代理费金额应为2万元。汇豪公司未及时支付代理费，存在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隆安律所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起诉之日起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确认汇豪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隆安律所利息（以2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3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委托代理合同》另约定在顾长明、汇豪公司诉明发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中隆安律所代理顾长明、汇豪公司取得赔偿超过2000万元的，除就该租赁合同纠纷签订的《代理合同》计费方式计算律师代理费外，杨洪高与汇豪公司另行支付30万元作为宗建仁债权转让纠纷案隆安律所的代理费；如杨洪高、汇豪公司未委托隆安律所代理顾长明、汇豪公司诉明发公司租赁合同纠纷，则本债权转让纠纷根据江苏省律师收费标准应收律师费10万元，剩余9万元律师费应在一审判决前支付给乙方。（2016）苏民终475号民事判决书证实，顾长明诉明发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中顾长明委托了隆安律所作为代理人，该案历经南京中院、江苏高院审理，但顾长明取得的赔偿款未达2000万元，因此，隆安律所主张汇豪公司按照江苏省律师行业收费标准收取律师费，不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金建荣、王廷政、杨洪高作为汇豪公司股东，认缴期满后未足额出资，金建荣、王廷政应当在各自未出资的48万元范围内对汇豪公司前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汇豪公司股东之一杨洪高已于2017年2月22日去世。曹庆章、杨嘉翊作为杨洪高的法定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法应视为接受继承。曹庆章、杨嘉翊应在继承杨洪高遗产范围内以杨洪高未出资的64万元为限对汇豪公司前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隆安律所主张金建荣、王廷政及曹庆章、杨嘉翊作为公司发起人及发起人的继承人，与其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就前述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的观点，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本案中，汇豪公司在发起设立时其股东已按时履行首批出资义务，故汇豪公司发起人、发起人的继承人无需与未出资股东承担前述连带责任。关于鞠连刚的责任，虽然（2015）鼓商初字第1234号民事判决书、（2017）苏01民申12号民事裁定书显示隆安律所在宗建仁诉汇豪公司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纠纷案中担任第三人鞠连刚的代理人，但汇豪公司已就该案与隆安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风险代理，隆安律所代理费报酬与其他案件的诉讼结果挂钩，至于隆安律所与鞠连刚之间并无委托代理合同或口头约定对代理费报酬曾进行协商确定，故对隆安律所主张鞠连刚支付代理费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汇豪公司、金建荣、鞠连刚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汇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隆安律所代理费2万元及利息（以2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1月3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金建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的48万元范围内对汇豪公司前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王廷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的48万元范围内对汇豪公司前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曹庆章、杨嘉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继承杨洪高遗产范围内以杨洪高未出资的64万元为限对汇豪公司前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五、驳回隆安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保全费307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2570元，由隆安律所负担11564元，汇豪公司、金建荣、王廷政、曹庆章、杨嘉翊负担1006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5年2月3日，宗建仁将汇豪公司诉至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雨花法院），请求判令汇豪公司向其支付欠南京天都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款509万元。该案案号为（2015）雨商初字第90号。在该案中汇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隆安律所李紫艳、张欣悦律师。审理中张丽萍要求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汇豪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雨花法院于2015年5月24日裁定汇豪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将该案移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鼓楼法院）审理。2015年鼓楼法院审理的原告宗建仁与被告汇豪公司、第三人张丽萍、鞠连刚、南京天都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5）鼓商初字第1234号。在该案中宗建仁的诉请为判令汇豪公司向宗建仁支付工程款509万元。鼓楼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2月23日判决：1.驳回宗建仁的诉讼请求；2.驳回第三人张丽萍的诉讼请求。在该案中，被告汇豪公司及第三人鞠连刚的委托代理人均为隆安律所的包俊、张欣悦律师。该案宣判后，第三人张丽萍不服，向南京中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6）苏01民终10090号。因张丽萍未缴纳上诉费，南京中院于2016年12月21日裁定按张丽萍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在该裁定书中未显示汇豪公司、鞠连刚有委托代理人。之后，张丽萍向南京中院申请再审，南京中院经审理后，驳回了张丽萍的再审申请，案号为（2017）苏01民申12号。在该裁定书中载明汇豪公司、鞠连刚的委托代理人均为隆安律所包俊、张欣悦律师。一审中，隆安律所未提供代理合同，曹庆章、杨嘉翊提供了2013年8月9日杨洪高、汇豪公司与隆安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对此隆安律所质证称：对该合同真实性无异议，是2013年本所律师李紫艳签订的，代理案件是宗建仁向雨花法院起诉汇豪公司、张丽萍的案件。本案主张的律师费是2015年包俊和张欣悦律师代理应诉的2015年鼓楼法院的案件。2015年李紫艳已经离开隆安律所。该合同和本案主张的律师费没有关联性。根据该合同第六项第1条，没有收到付款。一审中，隆安律所陈述：其诉鞠连刚等代理合同案，应该没有签订过合同，但实际帮他代理，所以其按照江苏省律所行业协会收费标准主张律师代理费；其和鞠连刚之间没有口头约定代理费。其诉请组成为：依据2013年江苏省律师服务费的计算标准，标的额是509万元，一审律师费为111950元至220500元，其取了中间值166225元，二审因为撤诉，其没有收取律师费，第三人申请再审，按一审减半收取为83112.5元，合计249337.5元。以上事实，有鼓楼法院（2015）鼓商初字第123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6）苏01民终10090号民事裁定书及（2017）苏01民申12号民事裁定书、一审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一、隆安律所要求鞠连刚支付249337.5元代理费依据是否充分；二、一审判决汇豪公司向隆安律所支付2万元前期律师费有无超出隆安律所的诉请，如未超出，隆安律所的该项诉请有无超过诉讼时效；三、曹庆章、杨嘉翊应否在继承杨洪高遗产范围内，以杨洪高未出资64万元为限，对案涉代理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关于隆安律所要求鞠连刚支付249337.5元代理费依据是否充分问题。本案中，隆安律所向鞠连刚主张的249337.5元代理费，系宗建仁起诉被告汇豪公司及鞠连刚等第三人债权转让纠纷一案，即鼓楼法院审理的（2015）鼓商初字第1234号案件及本院审理的（2017）苏01民申12号案件律师代理费，该案代理隆安律所与鞠连刚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隆安律所在一审中也陈述和鞠连刚之间没有口头约定代理费。隆安律所主张鞠连刚曾与其口头约定在债权合法有效转让后支付30万元律师费，对此隆安律所未提供相应证据。隆安律所亦称其要求鞠连刚签订书面代理合同时鞠连刚反悔，由此可见，鞠连刚虽委托其代理诉讼，但并未就代理费与其达成过合意，故隆安律所要求鞠连刚支付249337.5元代理费，没有合同依据。在上述案件隆安律所已与他人签订代理合同的情况下，仅凭鞠连刚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隆安律所律师代理出庭诉讼的行为，不能当然认定鞠连刚应向其支付249337.5元代理费。关于一审判决的2万元前期律师费有无超出隆安律所诉请范围问题。2013年8月9日杨洪高、汇豪公司与隆安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甲方立即支付2万元前期费用”。一审中隆安律所明确，该合同与本案隆安律所向汇豪公司主张的249337.5元律师费无关，其本案诉请由鼓楼法院审理的（2015）鼓商初字第1234号一审案件律师代理费166225元和本院再审的（2017）苏01民申12号案件代理费83112.5元组成。隆安律所在本案中并未依据2013年8月9日的《委托代理合同》主张2万元前期费用，即一审判决的2万元前期律师费不在隆安律所诉请组成范围，且《委托代理合同》约定2万元前期费用应在合同签订后立即支付，即便隆安律所诉请金额中包含了该2万元费用，亦已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判决汇豪公司支付2万元前期律师代理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基于一审判决汇豪公司向隆安律所支付2万元前期律师代理费已超过诉讼时效，且隆安律所对一审未支持其对汇豪公司其他部分律师代理费的诉请也未上诉，故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即曹庆章、杨嘉翊应否在继承杨洪高遗产范围内，以杨洪高未出资64万元为限，对案涉代理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已无审查之必要。综上所述，上诉人隆安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曹庆章、杨嘉翊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4民初186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保全费307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25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24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024元，均由隆安律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阿珍审 判 员 徐岩岩审 判 员 陈宏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冯丽源书 记 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