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4民初5802号原告：邢磊，男，1977年1月26日生，蒙古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玫，女，1958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特别授权）。被告：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法定代表人：李庆松，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林，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湖北联投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div>法定代表人：蔡杰善，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林，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张爱红，女，1977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林，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邢磊与被告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世达公司）、湖北联投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公司）、张爱红人格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珂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邢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玫，被告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邢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停止侵犯原告名誉权；２.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通过发函至有关单位与部门，恢复原告名誉，消除影响；３.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在湖北省联投集团官方网站显要位置刊登道歉信；４.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对侵害原告名誉权侵权行为进行赔偿，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赔偿原告其他经济损失四万元；５.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通世达公司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14年至2020年1月份诉讼至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为了掩盖其违法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事实，被告通世达原副总经理张爱红（分管劳资）等人分别向其上级主管单位湖北省联投集团、行业主管部门硚口区总工会、湖北省国资委以及关联单位湖北省谷竹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等单位发函，函件中采用贬低原告品行、诬告的内容，对涉案劳动争议纠纷进行歪曲事实的报告，严重损害了原告名誉，降低了原告的社会评价，在一定范围内给原告的名誉造成恶劣影响。被告张爱红作为另两被告的原副总经理，自2009年以来，采取停发原告工资、克扣工资、停缴原告社保，拒绝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各种违法方式对原告进行侵害，最终导致原告于2014年4月以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被迫离职。在法院诉讼期间，被告竟然诬陷是由于原告拒不签订劳动合同，主动离职，且采取诉讼手段讹取劳动纠纷赔偿金。被告侵害原告的行为不仅践踏了原告的人格尊严，而且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破坏社会道德、危害社会秩序、颠覆社会认知。公司欠薪成为理所当然，员工维权成为讹取赔偿金，员工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成为被告在法庭陈述中的社会负面行为，被告利用其优势将歪曲事实的原告诉讼资料上报给上级部门，并捏造事实与案件结果进行传播，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名誉，造成原告严重失眠，精神痛苦。由此可见，因被告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该侵权行为对原告己造成损害后果。在原、被告双方的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法院作出判决，被告的错误有几点：1.原告邢磊社保费用单位应承担部分，被告从邢磊工资中扣除，导致社保费全部是由原告个人承担。法院认为，通世达公司的这一行为明显有悖于法律规定，存在违法情形；２.原告母亲签名的劳动关系证明书不能代替原告做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提出因“用人单位存在违法情形故解除劳动合同”的意见被法院认定该理由成立，因此法院判令被告通世达公司向原告邢磊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六万三千余元。由此可见，被告的违法情形虽然被法院判决补偿原告经济损失，但是被告的持续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名誉权及精神损害至今未得到赔偿，而且三被告的侵权责任至今未被追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镑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与其他当事人不同的是，由于原告现在是社会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尤为重要，不能容忍被侵害。《民法通则》120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名誉权是否存在被损害事实，除了考虑自身对社会评价的内在感受，还应全面考虑是否对公民的品行、思想、品德、生活、作用、才干等方面的社会性评价发生减损。原告于2014年入职央视微电影频道，策划推出百集系列微电影项目《天下公仆》，其首部作品《焦裕禄在洛矿》于2015年7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首映发布会，新闻联播、新闻直播间等节目多次报道，由原告为作曲的歌曲《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作为《焦裕禄在洛矿》主题音乐，被中宣部列为2016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展示推出。该曲美声版本还于2018年12月16日，在中宣部理论局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节目《改革开放关键一招》第七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播出。由原告策划，任制片人、音乐制作人的建党百年献礼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经原告策划运作，在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电影局备案立项，并于2020年5月13日在河南兰考与河南省、山东省、湖北省三省举办签约仪式。综上所述，名誉权是指公民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而判断是否存在侵害名誉权事实，应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权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并依法追究被告的侵权责任。被告通世达公司、联投公司、张爱红辩称：三被告认为原告起诉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起诉。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证明被告侵权的是两份企业内部文件，按照名誉权纠纷司法解释第四项规定，此类纠纷应该是不予受理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１.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6040号民事判决书，此证据证明法院认定被告通世达公司存在三处严重违法情形，导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证据二《邢磊诉状情况说明》，此证据证明被告发给硚口区总工会《邢磊诉状情况说明》，证明被告将邢磊诉讼的不实之词发给硚口区总工会，造成不良影响，对原告进行名誉权侵害；证据三《对邢磊信访说明》，此证据证明被告联投公司提交省联投集团函件《对邢磊信访说明》给上级主管部门，对原告进行名誉权侵害；证据四《关于解除劳务人员借调合同的函》（2013）16号，此证据证明被告要求原告签订一份明显违法的劳动合同，显然有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虽原告以发送律师函的形式指出其违法之处，但被告采取其他违法手段逼迫原告离职，属于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对原告进行名誉权侵害；证据五被告《答辩书》，此证据证明被告在法院诉讼时提交的《答辩书》，虚假陈述对原告进行名誉权侵害，对原告进行名誉权侵害；证据六邢磊《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此证据证明被告通世达公司克扣原告工资、停交原告社保、其违法行为导致原告被迫提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证据七原告与张爱红电话录音记录（录音文件整理），此证据证明被告张爱红是违法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导致原告名誉权受到侵害。三被告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该判决是处理原告与被告通世达公司的劳动争议的，虽判决支持原告，但不存在被告侵犯原告名誉权；对证据二、三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且两份说明均是公司向原告信访单位的回函，是不对外公开的，两份说明的内容均是一致的，且不能证明被告通世达公司、被告联投公司对原告的侵权行为；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中没有任何诋毁、侮辱原告的言词和行为；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侵犯了原告的权益；对证据六真实性不予认可，这个是原告自己书写的，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七真实性有异议，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通话中没有对原告进行任何攻击、诋毁。本院对此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在于，被告出具的部分材料与法院认定的事实不符，属于捏造、扭曲事实进而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本院认为其中关于劳动争议相关情况的证明目的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相关事实已经由生效法律文书所明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材料中的所谓不实言辞，就表现形式而言，系单位间的内部说明、函告，或下发给原告的内部文件，或提交给法院的答辩书，或原被告之间的私人通话，并没有向社会公众公开或不特定的相对人公开，不足以达到致使原告社会评价降低的效果；就内容而言，并没有侮辱、攻击、诋毁性言辞，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２.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八、烈士证明书，此证据证明原告系烈士邢福湧子女，享受烈士子女个税减半优惠政策，原告在两单位工作的个税缴纳均是按照劳动全部收入具体数额减半收取，但是被告却混淆事实，降低原告工资基数，侵害原告合法权益；证据九、大河报报道《焦裕禄》主创人员采风纪实网络截图、原告监制及作曲的《焦裕禄在洛矿》碟片，此证据证明焦裕禄电影的作曲家邢磊系社会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尤为重要，不容被侵害。被告对证据八、九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本院对此认定如下：前述证据足以证实原告与普通公民所不同的特殊身份，足以证实其名誉权保护的相关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并不足以证实其名誉权遭受侵害之待证事实。３.经原告申请，证人童某、曹某出庭作证，并提供了证人证言，证人所证实的主要内容包括：１.原告邢磊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２.原告邢磊受到了单位领导的打压；３.原告邢磊被迫从单位离职；４.原告的名誉权遭受了重大损失。本院对此认定如下：结合证人证言及证人出庭时的发问情况，证人所证明的内容，或为主观判断，或为听旁人所说，在缺乏其它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实原告邢磊名誉权受损这一待证事实。经审理查明，原告邢磊于1998年4月入职被告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原湖北省公路物资设备供应公司）。2008年1月，双方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2009年1月，双方签订了期限至2010年12月31日的书面劳动合同。2010年2月，应被告湖北省谷竹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的要求，在取得原告同意后，将邢磊派往被告湖北省谷竹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工作并签订《劳务人员借调合同》，对劳务费用、工资、社会保险、福利等有关费用进行了约定。原告遂于2010年2月开始在被告湖北省谷竹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工作。2010年12月劳动合同期满后，被告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通知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原告邢磊以部分合同条款不能接受为由，反复交涉未果，双方始终未能续签书面劳动合同。2014年4月1日，被告湖北省谷竹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向被告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关于结束借调原告的商退函。2014年4月20日，原告母亲在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上代原告签字，其中写明“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同日，原告向被告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克扣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承担单位部分的社保费用为由，解除了劳动关系。2014年1月13日，原告向湖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因原告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该委于2014年3月26日做出鄂劳人仲定字（2014）14号仲裁决定书，决定视为撤回仲裁申请。2014年7月10日，原告再次向该委提起仲裁申请，该委以邢磊曾于2014年3月26日被视为撤回仲裁申请，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八条，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该决定，诉至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04民初84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邢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2045.03元。二、被告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邢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3192.16元。三、被告湖北通世达交通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邢磊支付工资8250元。四、驳回原告邢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7）鄂01民终604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2019年4月12日，原告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以原告的仲裁请求系基于同一事实、理由又申请仲裁为由作出武劳人仲不字（2019）第12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该决定，诉至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104民初254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9)鄂01民终1234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4民初254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邢磊的起诉。在上述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告通世达公司向硚口区总工会出具《关于邢磊诉状事项的情况说明》，并作为证据于庭审时提交；被告联投公司于2013年7月25日向省联投集团出具的《关于邢磊信访事项的说明》亦作为证据于庭审时提交；被告联投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向湖北省谷竹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出具的《关于解除劳务人员借调合同的函》也作为证据提交；此外被告还在上述案件中还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邢磊《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原告邢磊认为上述材料与人民法院最终认定的事实严重不符，被告发函的行为及在法院提交上述材料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其名誉权，造成了原告的社会评价的降低；原告同时认为，三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及诉讼前尚有其它侵犯其名誉权的行为，并对外散步对原告不利的严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但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支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１.原告的诉讼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项所规定，应当不予受理的情形。被告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项之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对其管理的人员作出的结论或者处理决定，当事人以其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经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其诉状中的事实理由，并非单纯基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对其管理的人员作出的结论或者处理决定提起的诉讼，故本案并不符合前述法律所规定的情形，被告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支持。２.被告在人民法院的答辩及举证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被告在其它案件中，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发表答辩意见，并举证的行为，是一种诉讼行为，其在特定的场所进行，属于被告的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主观上，被告并没有贬损原告人格的故意；客观上，基于该行为的场合性、特定性，也不足以造成当事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同进，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也会对相关事实依法予以认定。故此，被告的前述行为并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３.被告的发函及其它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现有证据，在本案中，就行为而言，原告所出具的证据二至七，均属于单位间的内部说明、人事函件、答辩材料及私人通话，并不具有公开性，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内容被公开于社会公众或其它不特定主体；就内容而言，上述证据中并没有贬损、侮辱等导致原告人格权受损的言论；就结果而言，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因上述形为而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侵犯其名誉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邢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自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路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珂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瞿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