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民终8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胡兴民，男，土家族，1962年11月30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胡萍家，女，汉族，1950年7月4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北京西路********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北京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01662972482H。法定代表人：胡萍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兴民与被上诉人胡萍家及原审第三人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汽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6民初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兴民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黔26民初49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所有的诉讼请求；3.请求依法改判上诉费以及一审诉讼费全部由胡萍家和平安汽运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及理由：一、胡萍家在一审举证期限后逾期提交了证据，根据规定逾期提交的证据不应当组织质证，一审法院组织对胡萍家逾期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程序违法。二、生效的（2016）黔民终334号判决书认定：“胡兴民认可股权转让给胡萍家，且胡萍家已经支付了10万元股权转让款，还有10万元未支付，并认可胡萍家支付的55万元中有45万元是分红款，1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生效的（2016）黔民终334号判决书存在矛盾，在没有证据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所做的判决是错误的。2014年4月10日胡兴民通过邮箱发送《收入情况表》《股权转让协议书》，胡萍家对此没有异议，且履行了协议的部分约定，并在他案的诉讼中多次作为证据提交。股权转让时间是2014年4月13日，一审法院认定支付2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时间是2014年2月9日不符合逻辑及常理。2014年2月9日支付的30万元实际是分红款，与股权转让款无关。三、贵Ｈ×××**号出租车是股份转让前，由平安汽运公司投标购买所得，后将该车的使用、收益转让给公司股东，平安汽运公司认可上诉人与胡萍家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实、股东承包经营出租车事实、收入情况表的分红事实，且从2014年4月至2015年10月支付贵Ｈ×××**号出租车承包收益是胡萍家支付的，与平安汽运公司无关。一审判决认为经营收益有违双方约定驳回胡萍家请求，又驳回上诉人主张出租车收益的请求，判决内容相互矛盾。四、上诉人承担反诉费用于法无据。股东分红以及股权转让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胡萍家越权行使“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反诉不合法；胡萍家一审反诉请求返还86620.18元分红款的主张被一审法院驳回。因此，上诉人对于该反诉并无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反诉费用。被上诉人胡萍家辩称，一、平安汽运公司逾期举证已依法向一审法院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并非故意为之，也不是胡兴民所述的证据突袭，且逾期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实体审理的贵Ｈ×××**号出租车直接关联，一审法院组织三方质证，质证时胡兴民充分发表意见，程序合法。二、胡萍家已于2014年2月9日向胡兴民付清2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代平安汽运公司预付10万元利润分红款，又于2014年4月13日代平安汽运公司向胡兴民预付25万元利润分红款，不存在欠付1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问题。1.胡萍家总计向胡兴民支付（含预付）了55万元，其中20万元股权转让款，预付了35万元利润分红款。2.胡兴民在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一审称胡萍家欠其2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在该案二审及本案原一审及本案一审又改称胡萍家欠其1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前后自相矛盾。3.胡萍家向胡兴民受让股权，理应仅限于向胡兴民支付转让款，而股权利润分红支付的主体应为平安汽运公司，胡萍家不可能在未付清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先行代平安汽运公司向胡兴民预付股权利润分红款。三、贵Ｈ×××**号出租车属于平安汽运公司的资产，属于胡兴民转让胡萍家的股权价值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2014年2月9日胡兴民将20%股权转让胡萍家后，胡兴民对平安汽运公司不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四、即使一审法院认定胡兴民在案涉股权转让后仍对贵Ｈ×××**号出租车经营收益享有权益依法成立，其享有的权益也仅是该车辆收益额的20%，且享有的权益的截止时间为该车辆报废之日。并且贵Ｈ×××**号出租车经营收益确认与本案股权转让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五、胡萍家及平安汽运公司建议解除涉案股权转让，胡萍家退还胡兴民20%股权，胡兴民退还胡萍家实际支付55万元，至此，胡兴民仍然享有平安汽运公司20%股权及收益，胡萍家自愿放弃主张资金占用费及违约责任，让案涉股权回归转让前状态。原审第三人平安汽运公司与胡萍家的答辩意见一致。胡兴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萍家支付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55500元（10万元×0.0005×1110天）；2.判令胡萍家支付贵Ｈ×××**号出租车股东合资收益金52000元（2015年11月至2019年2月共40个月）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2318元（52000元×0.0005×1205天），从2019年3月起至胡兴民放弃该车投资权时止按每月1400元支付给胡兴民股东合资收益；3.本案诉讼费由胡萍家承担。胡萍家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判决胡兴民返还胡萍家超额预付的86620.18元利润分红款（以审计结果为准）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暂以86620.1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所有款项止，从2014年4月14日至2017年4月26日期间暂计为15805.22元）；2.依法判决胡兴民返还胡萍家向其支付的贵Ｈ×××**号出租车2014年4月10日至2015年10月31日期间的承包收益款24310元；3.判令胡兴民将其在平安汽运公司持有的20%的股权过户登记到胡萍家名下；4.本案反诉的案件受理费、审计费、评估费等费用全部由胡兴民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胡萍家与胡兴民系姐弟关系，李静、李艳系胡萍家的女儿。胡萍家、胡兴民、李静、方春桃四人于2007年7月10日共同成立平安汽运公司，胡萍家持股40%，胡兴民、李静、方春桃各持股20%。2012年胡萍家将其持有40%股权中的20%股权转让给李艳，平安汽运公司于2012年12月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后的股东为胡萍家、胡兴民、李静、方春桃、李艳，每人持股20%。因股东对平安汽运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产生分歧，胡兴民拟将其持有平安汽运公司20%股权转让，经协商，胡兴民与胡萍家达成股权转让意向。2014年4月10日，胡兴民将其草拟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收入情况表通过ＱＱ邮箱发给胡春（胡兴民、胡萍家的五妹），胡春于2014年4月11日通过ＱＱ邮箱将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收入情况表发送给李艳，李艳收到后将《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收入情况表打印后交给胡萍家。《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甲方愿意将其占有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经公司股东会议通过，并征得他方股东的同意，现甲乙双方协商，就转让股权一事，达成协议如下：一、股权转让的价格、期限及方式1.……现甲方将其占公司20%的股权以人民币20万元转让给乙方……2.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日内按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货币和金额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付清给甲方……三、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按股权比例分享公司的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含转让前该股权应享有和分担公司的债权债务）。四、贵Ｈ×××**号出租车属股权转让前的股东间共同合资收益，因其余四股东无资金将其收购，转让方将继续享有任何情况下不可取代的20%所有权、收益权、及继续投资合作权（除该车的经营期届满后经营权被凯里市人民政府无偿收回或凯里市所有的出租车经营权持有人发生实质性改变外）。从2014年5月9日起按月支付给转让方……；逾期未付，转让方有权从该车的12000元保证金中扣除；逾期3个月未付视为违约的，押金全部扣除，并诉讼追偿……七、违约责任：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股权价款，应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千分之五的逾期违约金。如违约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违约金不能补偿的部分，还应支付赔偿金……十、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应于5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胡萍家于2014年2月9日通过高应华的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至胡兴民的妻子杨莉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4月13日通过其本人的银行账户转账25万元到胡兴民的账户。2014年4月至2015年10月平安汽运公司仍将贵Ｈ×××**号出租车的经营收益按月分配给胡兴民。贵Ｈ×××**号出租车于2018年6月27日报废，并办理注销登记。2015年10月10日，胡兴民以平安汽运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8日作出（2015）黔东民商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驳回胡兴民的诉讼请求。胡兴民不服，上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8日作出（2016）黔民终33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二审中，胡兴民认可股权转让给胡萍家，且胡萍家已经支付了10万元股权转让款，还有10万元未支付，并认可在胡萍家支付的55万元中有45万元是分红，1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由于胡萍家亦主张其受让了胡兴民持有的公司20%的股权，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胡兴民持有的平安汽运公司的股权已经转让给胡萍家这一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胡兴民所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完毕的事实，因系另一法律关系，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不予审理。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确认。”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胡兴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故作出（2016）黔民终33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被本院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新立案并追加平安汽运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在庭审中，经询问，胡兴民明确表示，本案与平安汽运公司没有关系，其不要求平安汽运公司承担责任，只要求胡萍家承担相应的责任。平安汽运公司、胡萍家于2019年5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公司财务审计申请书》申请对平安汽运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一审法院认为，平安汽运公司、胡萍家申请审计的事项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胡萍家是否还应向胡兴民支付1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胡兴民是否应返还胡萍家利润分红款86620.18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3.胡萍家是否应向胡兴民支付贵Ｈ×××**号出租车股东合资收益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胡兴民是否应向胡萍家返还贵Ｈ×××**号出租车的承包收益款；4.胡兴民是否应将其在平安汽运公司持有的20%股权过户登记到胡萍家名下。一、胡萍家是否还应向胡兴民支付1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胡兴民、胡萍家对股权转让及价款20万元、胡萍家已支付的55万元的事实无争议，但是对55万元款项的性质存在争议。胡兴民认为，55万元中45万元是公司利润分红款、1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胡萍家则认为，55万元中35万元是公司利润分红款、2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胡兴民、胡萍家均诉称，一审法院（2015）黔东民商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334号民事判决书已对股权转让款和公司利润分红款作了认定。虽然，一审法院（2015）黔东民商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55万元款项中股权转让款20万元、公司利润分红35万元。但是，双方不服一审法院（2015）黔东民商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上诉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6）黔民终334号案中仅围绕胡兴民持有的平安汽运公司的股权是否已经转让给胡萍家这一事实进行审理，并明确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不予审理。故，一审法院（2015）黔东民商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民终334号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公司利润分红款的具体数额，不能证明双方约定的公司利润分红款总额。胡兴民、胡萍家均无直接的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利润分红款的具体数额，无直接证据证明胡萍家已支付的55万元中股权转让款、公司利润分红款各是多少。胡萍家已向胡兴民支付55万元的事实存在。依照胡兴民的陈述，双方是在姐妹们的协调下于2014年2月15日就股权转让及转让价款20万元达成合意的，因双方对胡萍家另行支付公司分红款的具体金额未形成一致意见，故而确定由胡兴民拟定股权转让协议、列出公司分红款的具体清单，然后交由胡春转达和协调。根据交易习惯，胡萍家支付胡兴民另行支付公司利润分红款应以胡萍家受让胡兴民的股权为前提。依照胡兴民的陈述，双方在2014年2月15日之前并未就股权转让及转让价款达成合意。胡兴民称胡萍家于2014年2月9日向胡兴民的妻子杨莉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是胡萍家支付胡兴民的公司利润分红款的理由，不符合交易习惯，有悖生活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合胡兴民、胡萍家的陈述、《股权转让协议书》“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付清股权转让款”的约定、胡萍家于2014年2月9日有一次性银行转账30万元的事实、以及结合正常交易习惯等事实和因素考虑，一审法院认为，胡萍家称“双方于2014年2月8日达成20万元价款的股权转让合意，胡萍家于2014年2月9日向胡兴民的妻子杨莉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中有2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符合交易习惯，具有高度的可能性，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认定胡萍家已于2014年2月9日支付胡兴民股权转让款20万元。胡兴民要求胡萍家支付股权转让余款1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请，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胡兴民是否应返还胡萍家利润分红款86620.18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胡兴民、胡萍家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磋商时虽就胡萍家支付胡兴民公司利润分红款形成合意，但是对支付公司利润分红款的具体金额未达成协议。胡兴民提交的《收入情况表》系胡兴民单方制作，无相关公司财务资料佐证，且胡萍家不认可。胡萍家提供平安汽运公司制作的《平安汽运公司股份分红表》，同样无相关财务资料佐证，无证据证明平安汽运公司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形成的公司利润分红方案《平安汽运公司股份分红表》，且胡兴民不认可。胡萍家已向胡兴民支付了公司利润分红款35万元是事实。胡萍家称其多付了利润分红款，但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胡萍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依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分配利润应履行交付税款、弥补亏损、提起公积金、召开股东会等程序，并依法形成分配方案后方可进行。胡萍家申请法院拟通过公司财务审计等强制措施来确定分司股东利润分配额，有违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胡萍家要求胡兴民返还超付利润分红款86620.18元及资金占用费，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胡萍家是否应向胡兴民支付贵Ｈ×××**号出租车股东合资收益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胡兴民是否应向胡萍家返还贵Ｈ×××**号出租车的承包收益款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贵Ｈ×××**号出租车是用平安汽运公司的资产购买，贵Ｈ×××**号出租车的经营权亦属平安汽运公司。胡兴民股权转让之前，贵Ｈ×××**号出租车的经营收益平安汽运公司按各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配，经营收益分配支付的义务人为平安汽运公司。股权转让时，胡兴民与胡萍家专门就贵Ｈ×××**号出租车的经营收益分配作了特别的约定，贵Ｈ×××**号出租车的经营收益仍属胡兴民享受。股权转让后，平安汽运公司亦按之前收益分配方案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胡兴民支付了贵Ｈ×××**号出租车2014年4月至2015年10月的经营收益款。股权转让后，贵Ｈ×××**号出租车经营收益的支付义务人仍是平安汽运公司。因贵Ｈ×××**号出租车经营收益的支付义务人是平安汽运公司，胡兴民要求平安汽运公司的另一股东胡萍家支付贵Ｈ×××**号出租车2015年11月之后的经营收益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贵Ｈ×××**号出租车的经营收益仍属胡兴民享受，且已实际履行。胡萍家要求胡兴民退还贵Ｈ×××**号出租车2014年4月至2015年10月的经营收益款有违双方的约定，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胡兴民是否应将其在平安汽运公司持有的20%股权过户登记到胡萍家名下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胡兴民与胡萍家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生效，胡萍家已支付了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依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十条：“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应于5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之约定，胡萍家要求胡兴民协助胡萍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胡兴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胡萍家的反诉请求中除要求胡兴民应将其在平安汽运公司持有的20%的股权协助过户到自己名下的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外，其余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和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和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胡兴民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胡萍家将胡兴民在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20%股权过户登记至胡萍家名下；二、驳回胡兴民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胡萍家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4007元，由胡兴民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68元，由胡萍家负担400元，胡兴民负担68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归纳如下：1.一审在审理中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2.胡萍家是否已履行支付2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3.胡兴民要求胡萍家支付贵Ｈ×××**号出租车收益能否支持。一、关于一审在审理中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关于胡萍家是否已履行支付2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股权转让协议》是胡兴民拟定后通过QQ邮箱发给胡萍家，胡萍家也确认收到《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虽未经当事人签字，但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关系不存在异议。其中，《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2项约定：“胡萍家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日内按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货币和金额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付清给胡兴民。”胡兴民主张仅支付了1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另外10万元作为担保与协议约定并不一致。第二，2014年2月，胡萍家与胡兴民协商转让平安汽运公司股权，双方在此协商已确认股权转让款为20万元，以及平安汽运公司从未对其他股东进行利润分配，且在公司资料多次被盗取，其他股东对利润分配未形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2014年2月9日，胡萍家转让30万元包含20万元股权转让款更符合商业交易习惯，更合乎常理。且平安汽运公司股东李静、李艳、方春桃的陈述，均认为2014年2月支付的30万元中有20万元是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亦可以印证30万元有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第三，在（2015）黔东民商初字56号案件中，胡兴民陈述，通过银行转账55万元是事实，该款是红利分配，不是股权转让款。但在涉及本案纠纷时，胡兴民又陈述银行转账55万元中45万元是平安汽运公司利润分配，1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胡兴民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第四，结合本案的案件事实，胡萍家已转给胡兴民55万元，胡萍家认为55万元中2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且20万元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价格。现胡兴民主张20万元中只有1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该事实应由胡兴民承担举证责任，胡兴民举证的证据，仅是由其单方制作并提供的《收入情况表》，且胡萍家对此不予认可，应当由胡兴民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分析，本院认为胡萍家支付的55万元中包含20万元股权转让款，2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经实际支付存在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胡兴民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4年4月10日才转发给胡萍家的，说明股权转让时间至少是该时间以后，2014年2月9日转账的30万元不是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胡兴民主张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黔民终334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二审中胡兴民认可股权转让给胡萍家，且胡萍家已经支付了10万元股权转让款，还有10万元未支付，并认可胡萍家支付的55万元中有45万元是分红款，1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争议的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胡萍家没有证据推翻该事实，应予以确认。经查，第一，本院（2016）黔民终334号案件是胡兴民与平安汽车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事实认定如下：“二审中，胡兴民认可股权转让给胡萍家，且胡萍家已经支付了10万元股权转让款，还有10万元未支付，并认可在胡萍家支付的55万元中有45万元是分红，1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由于胡萍家亦主张其受理胡兴民持有的公司20%的股权，本院对胡兴民持有的平安汽车公司的股权已经转让给胡萍家这一事实予以确认。关于胡兴民所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完毕的事实，因系另一法律关系，对此不予审理。”根据上述事实认定，本院仅就胡兴民陈述的事实予以罗列，明确股权转让款支付的事实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在该案不予审理，并未对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完毕的事实予以确认。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基本事实是指在裁判中对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民事权利义务等对裁判、裁定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上述基本事实才能成为预决事实，对后行诉讼具有预决效力。（2016）黔民终334号案件审理的是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的基本事实是胡兴民在起诉时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资格，股东知情权的内容，查阅相关资料的目的等，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完毕不是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审查的基本事实，该事实对本案不具有预决效力。因此，对于胡兴民认为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胡兴民要求胡萍家支付贵Ｈ×××**号出租车收益能否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贵Ｈ×××**号出租车是登记在公司的名下，是由平安汽运公司进行经营收益。在2014年4月至2015年10月是平安汽运公司向胡兴民支付了收益款，但该项2015年以后支付收益款的义务仍是平安汽运公司。胡兴民要求胡萍家支付收益款不予支持。胡兴民主张贵Ｈ×××**号出租车自2012年3月起，平安汽运公司在不变更车辆所有权登记的前提下，已经将该车的使用和收益权转让给了公司股东，是股东间的共同承包并没有证据予以佐证，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兴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7元，由胡兴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荣审判员 贾鸿雁审判员 伍 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龙龑书记员沈颢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