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民申785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鸿润支行，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青年路**。 负责人：常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继强，男。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池德隆，男，198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广权，男，1975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田秀华，女，198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巨野县。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朱高中，男，1974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巨野县。 再审申请人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鸿润支行因与被申请人池德隆，二审上诉人黄广权，二审被上诉人田秀华、朱高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7民终2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鸿润支行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首先，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债务人田秀华、朱高中欠甲方（袁鸿堃）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未还，担保人黄广权。现甲方将对田秀华、朱高中及黄广权享有以上债权及从权利转让给乙方（池德隆），乙方同意授让”，据此，申请人并不是适格被告。其次，黄广权向从事民间借贷或高利贷人员出具承诺函的行为，已经超出其职务范围，违反《银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和申请人出台的《关于严肃信贷纪律、防控信贷风险的“八条禁令”》，原审认定黄广权出具承诺函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缺乏证据证明。再次，二审判令申请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未查明申请人的行为是否有过错，对方是否有直接的经济损失，两者之间有无因果联系等问题。第四，二审判决否定了承诺函的担保性质，认定申请人与袁鸿堃之间形成合同关系，如该合同关系成立，而该合同关系同袁鸿堃与朱高中、田秀华之间的借贷合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审理。第五，田秀华、朱高中同袁鸿堃签订借款合同，申请人根本不知情，而原审判决直接将他们双方约定的利率直接强加给申请人承担，是完全错误的。（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首先，黄广权和袁鸿堃之间均没有就申请人保证发放贷款来偿还其民间借贷资金的意思表示。黄广权出具承诺函只是根据申请人同田秀华、王志忠签定的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授信期限未到期的现状，对该笔贷款的一个事实性描述，只要田秀华和其共同还款人王志忠申请，申请人可以按照原借款合同发放该笔贷款，但田秀华的共同借款人王志忠在贷款归还后，已明确表示该笔贷款不再申请并要求撤回抵押物，在无人申请的情况下，申请人根本不能发放贷款。通过债权转让协议和本案一、二审查明的客观事实足可以证明，袁鸿堃要求黄广权出具承诺函的本意也不是以此要求申请人为其借贷资金提供担保，而是要求黄广权个人对该笔资金提供担保。即使黄广权的承诺“打消了袁鸿堃的某方面的顾虑”，但这也仅是袁鸿堃一方面的考虑，任何人和任何司法机关不能将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而二审判决在无任何客观依据的情况下，刻意歪曲黄广权及袁鸿堃的本意，对承诺函作出歪曲解释，违背了合同法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规定。其次，要求申请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三）二审判决超出了原审诉讼请求。被申请人的诉求是判令申请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但二审直接改判申请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两种责任完全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二审判决超出了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案涉承诺函的性质及承诺主体如何认定；二审判令申请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否适当。 关于案涉承诺函的性质及承诺主体的认定问题。首先，原审中黄广权对案涉承诺函中记载的“我本人承担该笔过桥借款的连带担保责任”提出异议，称该句话是袁鸿堃事后私自添加。原审法院依据黄广权的申请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上述内容及承诺函第一句“袁鸿堃：朱高中和田秀华在我行贷款壹佰捌拾万元整，我行保证于2018年7月12日上午将此笔贷款放至田秀华账户”、落款“保证人：黄广权，2018年7月11日”的形成时间及是否同一支笔书写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作出的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虽未能对前述字句的形成时间作出鉴定，但指出承诺函第一句（杠改字迹除外）与“我本人承担该笔过桥借款的连带担保责任”不是一次性连续书写形成，二审结合袁鸿堃关于承诺函书写过程所作前后不一致的陈述，认定袁鸿堃对承诺函形成过程的陈述不具有可信性，进而否定了承诺函中“我本人承担该笔过桥借款的连带担保责任”是黄广权的真实意思表示，有证据支持，并无不当。其次，从承诺函第一句的表述看，接受承诺的主体是袁鸿堃，作出该承诺的事实依据是朱高中和田秀华在申请人处贷款壹佰捌拾万元，履行承诺的义务主体是申请人，承诺的主要内容是在2018年7月12日上午发放贷款。原审亦查明，田秀华是黄广权的客户，黄广权是申请人的时任行长，申请人是收回贷款的受益主体，原审认定黄广权签署承诺函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并无不当。申请人所述的《银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及禁止员工参与民间借贷行为的禁令，是对银行内部工作人员的管理规定，无证据显示袁鸿堃对此明知，且申请人主张的黄广权超出职权行为参与民间借贷应以认定承诺函中“我本人承担该笔过桥借款的连带担保责任”是黄广权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但申请人并无相关证据对此予以证明。最后，因案涉承诺函中并无田秀华、朱高中不能偿还袁鸿堃借款时由申请人履行偿还义务或者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原审认定承诺函并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或担保是正确的，黄广权代表申请人作出承诺后，袁鸿堃予以接受，双方已形成合同关系，原审对此认定符合合同法规定，亦不存在认定事实前后矛盾之处，申请人关于另诉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审判令申请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否适当的问题。首先，依据债权转让协议第二条，被申请人受让的是袁鸿堃对朱高中、田秀华、黄广权享有的与案涉180万元相关的主债权及从权利，从协议内容看，袁鸿堃并未对案涉180万元相关的主债权及从权利作出保留，至于袁鸿堃如何认识和表述其对黄广权的权利，不影响其对与黄广权有关的权利已转让给被申请人的事实，在当事人对该权利所指向的义务主体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依据当事人的诉请依法进行审理，申请人关于其不是适格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案涉承诺函作出日期为2018年7月11日，承诺贷款发放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上午；袁鸿堃与朱高中、田秀华签订借款协议书是在2018年7月11日，借款期限为2日，7月12日到期，借款协议书签订当日袁鸿堃即把180万元转入田秀华账户；原审根据以上事实认定黄广权出具承诺函，增强了袁鸿堃对申请人向田秀华发放贷款的信赖，打消了袁鸿堃向田秀华、朱高中提供过桥资金的顾虑，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认定。申请人称案涉贷款未进行续贷系因王志忠于2018年7月12日告知申请人拒绝提供抵押物所致，但经查阅原审卷宗，申请人与王志忠在2017年4月13日已订立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债权期间为2017年4月13日至2019年4月12日，申请人于2018年7月12日接受王志忠的请求，无合同依据亦未作出合理解释，申请人关于案涉贷款不能发放原因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再次，袁鸿堃基于申请人的承诺，向朱高中、田秀华发放过桥资金，因申请人违反承诺导致袁鸿堃不能收回资金，对此造成的损失应由申请人承担相应责任，该损失包括不能收回的本金及依法应予保护的利息，申请人主张利息损失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计算，无法律依据，原审对当事人约定的过高利息予以调整，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赔偿损失是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方式，其与被申请人主张的连带担保责任均是基于本案合同纠纷，原审在对争议承诺函的法律性质作出认定后，依法确定责任性质和责任分担，并无不当。对申请人关于原审判决超出被申请人诉讼请求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鸿润支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鸿润支行的再审申请。 审 判 员 范翠真 审 判 员 李金明 审 判 员 杜 磊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肖 俊 书 记 员 王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