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56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投资人：温水新。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汉良。上诉人（原审被告）：温水新，男。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汉良。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余汉良，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保，广东伟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以下简称新坪收购站）、温水新、余汉良因与被上诉人杨某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10民初1063号民事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新坪收购站和温水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是实际侵权人，而上诉人以及上诉人的员工并非本案实际侵权人，该认定符合事实情况，对此上诉人予以认可。但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且认定上诉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判令上诉人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此外，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事实认定错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深圳市居住一年以上，也不能证明其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一）被上诉人作为一名成年人，明知道他人切割金属存在一定危险，而走过去查看导致自己受到伤害，其对其自身所受伤害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被上诉人员工陈某于2018年5月26日在宝山派出所所做的笔录证实被上诉人“就走到正在拆分废品的那人身边看着他拆废品，在那名男子观看的过程中，那些被拆分的废品里面有一个弹簧弹出来，然后打中了这名正在观看拆废品的男子眼珠子......”该证据也就证实了正是因为上诉人自行走到切割废品场地近距离观看他人切割废品才导致其受伤。而上诉人废品收购站的场地中，称重的场地与切割废品的场地相距约有十米远，被上诉人前来卖废品称重，却自行走到切割废品的场地凑近观看他人切割废品导致自己受伤害，如被上诉人不走到切割废品的场地或者虽然走到切割废品的场地但不近距离观看，其也就不可能受到该人身损害，也不可能伤得如此之重，而且其当时完全没有走过去近距离查看的合理正当事由。被上诉人作为一名成年人，应当预见到他人切割金属存在一定危险性，而这种危险性并不因为操作手磨机人员能够熟练操作手磨机而消失，是客观存在的危险。而被上诉人应当预见上述危险，却没有预见到，反而在没有正当合理事由的情况下，自行走过去近距离查看导致自己受到伤害，其对其自身所受伤害明显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杨某没有任何过错，事实认定错误。（二）被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用来称重废品的场地（在室外）距离切割废品的场地（在室内）相距约有十米，是相对独立的场地，正常情况下，他人来称重卖废品不可能遭受伤害，更不可能遭受来自切割废品引起的伤害，而上诉人余汉良经营该废品站至今也从未有其他人发生安全事故。也就是说，上诉人的经营场所是很安全的，因此，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被上诉人遭受的伤害，是第三人在切割金属时操作不当以及被上诉人自行过去观看所导致，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而应当由实际侵权的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三）即使上诉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也明显判令责任畸重。即使上诉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上诉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本案中也仅起到次要作用。本案被上诉人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是实际侵权人所导致的，实际侵权人应当对被上诉人的损害承担主要责任。而被上诉人对其受伤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也应当自行承担一定责任。但一审法院却判令上诉人承担与实际侵权人同等的责任，明显判令责任畸重，应当予以改判上诉人承担30%以下的补充赔偿责任。（四）上诉人温水新仅是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登记的投资人,自始至终没有实际经营管理该收购站也从未取得任何收益，不应当由温水新承担本案侵权责任。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一开始是由温水新的妹夫温景龙投资设立，而后温某在2015年将经营者变更为温水新，但温水新并未实际经营而仍由温某经营，到了2016年，余汉良通过向温某租赁的方式取得了该废品收购站的实际经营权，成为了该废品收购站的实际经营者。也就是说，从2016年开始，该废品收购站完全由余汉良负责经营管理并自负盈亏，而温水新自始至终均未实际经营管理该废品收购站，也从未从该废品收购站取得任何收益，因此，本案侵权纠纷与温水新完全无关，不应当由温水新承担本案侵权责任。（五）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深圳市居住一年以上，也不能证明其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应当根据其农村户口参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1、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本案事故发生时，其已经在深圳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也无法证明其主要收入来自于深圳城镇，因此，其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而不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参照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会议纪要》之规定“16、事人提供下列证据之一的，可以认为交通事故受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深圳市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一）两张以上时间相继且其中一张尚在有效期内的深圳市暂住证；（二）深圳市居住地公安机关派出所出具的书面证明；（三）深圳市居住地居民委员会出具书面证明且有相应房屋租赁登记手续证明材料的；（四）受害人为产权人的深圳市城镇房屋产权证明文件且实际入住此房一年以上的相关证明材料；（五）其他可以证明受害人已在深圳市城镇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据。17、当事人提供下列证据之一的，可以认为交通事故受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在深圳市有固定收入：（一）与深圳市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工资领取证明文件；（二）受害人在深圳市从事合法经营的登记文件及相应的完税证明文件；（三）受害人依法取得孳息且足以维持本人生活的证明文件；（四）受害人在一年以上的时间内较为有规律地为数额稳定的储蓄存入交易的记录；（五）其他可以证明受害人在深圳市有固定收入的证据。”而被上诉人户籍属于农村户籍，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己经在深圳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要收入来自于城镇。其提供的证据保安全上岗证仅能证明其曾做过保安工作，但无法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己经在深圳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也不能证明其主要收入来自于城镇。而被上诉人提交的内地居民信息采集表，也仅能证明其在该两张表的录入时间与注销时间段这期间曾向政府部门登记其信息为在深圳居住，但并无法证明该登记信息是否属实以及是否事实上是在深圳居住，更无法证明在以上时间段之外是否在深圳居住，因此，该证明并无法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在深圳城镇居住一年以上。此外，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该银行卡从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有账户名为郑某的账户每月给其打入一定的款项，但并不能证明郑某的身份以及郑某本人是否在深圳还是在外地工作生活，更无法证明该款项的性质以及取得于深圳还是外地，不能证明其收入来自于深圳城镇。此外其提供的工作证最多证明其曾从事保安执业，但不能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在深圳居住一年以上主要收入来自于深圳城镇。因此，被上诉人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没有事实依据，应当不予支持，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2、本案伤残司法鉴定意见存在重大瑕疵，不能证明其伤残程度为七级，因此被上诉人按照伤残程度七级计算残疾赔偿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本案中对被上诉人进行伤残程度鉴定的意见书认为，“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7.2.4条之规定，其残疾程度构成七级”，但是《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7.2.4的规定为“一眼球缺失或者萎缩”，也就是说眼球萎缩要达到与眼球缺失同样严重的程度，才属于七级伤残，而本案鉴定意见同时认为上诉人眼球是“稍萎缩”，也就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眼球萎缩程度达到了眼球缺失同样严重的程度，因此，该鉴定结论是明显存疑的，应当不予采信，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伤残程度。余汉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案外人是实际侵权人,而上诉人以及上诉人的员工并非本案实际侵权人，该认定符合事实情况，对此上诉人予以认可。但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且认定上诉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判令上诉人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此外，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事实认定错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深圳市居住一年以上，也不能证明其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一）被上诉人作为一名成年人，明知道他人切割金属存在一定危险，而走过去查看导致自己受到伤害，其对其自身所受伤害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被上诉人员工陈某于2018年5月26日在宝山派出所所做的笔录证实被上诉人“就走到正在拆分废品的那人身边看着他拆废品，在那名男子观看的过程中，那些被拆分的废品里面有一个弹簧弹出来，然后打中了这名正在观看拆废品的男子眼珠子......”该证据也就证实了正是因为上诉人自行走到切割废品场地近距离观看他人切割废品才导致其受伤。而上诉人废品收购站的场地中，称重的场地与切割废品的场地相距约有十米远，被上诉人前来卖废品称重，却自行走到切割废品的场地凑近观看他人切割废品导致自己受伤害，如被上诉人不走到切割废品的场地或者虽然走到切割废品的场地但不近距离观看，其也就不可能受到该人身损害，也不可能伤得如此之重，而且其当时完全没有走过去近距离查看的合理正当事由。被上诉人作为一名成年人，应当预见到他人切割金属存在一定危险性，而这种危险性并不因为操作手磨机人员能够熟练操作手磨机而消失，是客观存在的危险。而被上诉人应当预见上述危险，却没有预见到，反而在没有正当合理事由的情况下，自行走过去近距离察看导致自己受到伤害，其对其自身所受伤害明显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杨某没有任何过错，事实认定错误。（二）被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用来称重废品的场地（在室外）距离切割废品的场地（在室内）相距约有十米，是相对独立的场地，正常情况下，他人来称重卖废品不可能遭受伤害，更不可能遭受来自切割废品引起的伤害，而上诉人余汉良经营该废品站至今也从未有其他人发生安全事故。也就是说，上诉人的经营场所是很安全的，因此，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被上诉人遭受的伤害，是第三人在切割金属时操作不当以及被上诉人自行过去观看所导致，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而应当由实际侵权的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三）即使上诉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也明显判令责任畸重。即使上诉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上诉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本案中也仅起到次要作用。本案被上诉人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是实际侵权人所导致的，实际侵权人应当对被上诉人的损害承担主要责任。而被上诉人对其受伤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也应当自行承担一定责任。但一审法院却判令上诉人承担与实际侵权人同等的责任，明显判令责任畸重，应当予以改判上诉人承担30%以下的补充赔偿责任。（四）上诉人温水新仅是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登记的投资人，自始至终没有实际经营管理该收购站也从未取得任何收益，不应当由温水新承担本案侵权责任。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一开始是由温水新的妹夫温景龙投资设立，而后温某在2015年将经营者变更为温水新，但温水新并未实际经营而仍由温某经营，到了2016年，余汉良通过向温某租赁的方式取得了该废品收购站的实际经营权，成为了该废品收购站的实际经营者。也就是说，从2016年开始，该废品收购站完全由余汉良负责经营管理并自负盈亏，而温水新自始至终均未实标经营管理该废品收购站，也从未从该废品收购站取得任何收益，因此，本案侵权纠纷与温水新完全无关，不应当由温水新承担本案侵权责任。（五）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深圳市居住一年以上，也不能证明其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应当根据其农村户口参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1、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本案事故发生时，其已经在深圳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也无法证明其主要收入来自于深圳城镇，因此，其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而不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参照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会议纪要》之规定“16、当事人提供下列证据之一的，可以认为交通事故受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深圳市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一）两张以上时间相继且其中一张尚在有效期内的深圳市暂住证；（二）深圳市居住地公安机关派出所出具的书面证明；（三）深圳市居住地居民委员会出具，面证明且有相应房屋租赁登记手续证明材料的；（四）受害人为产权人的深圳市城镇房屋产权证明文件且实际入住此房一年以上的相关证明材料；（五）其他可以证明受害人已在深圳市城镇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据。17、当事人提供下列证据之一的，＇可以认为交通事故受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在深圳市有固定收入：（一）与深圳市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工资领取证明文件；（二）受害人在深圳市从事合法经营的登记文件及相应的完税证明文件；（三）受害人依法取得孳息且足以维持本人生活的证明文件；（四）受害人在一年以上的时间内较为有规律地为数额稳定的储蓄存入交易的记录；（五）其他可以证明受害人在深圳市有固定收入的证据。”而被上诉人户籍属于农村户籍，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在深圳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要收入来自于城镇。其提供的证据保安全上岗证仅能证明其曾做过保安工作，但无法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在深圳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也不能证明其主要收入来自于城镇。而被上诉人提交的内地居民信息采集表，也仅能证明其在该两张表的录入时间与注销时间段这期间曾向政府部门登记其信息为在深圳居住，但并无法证明该登记信息是否属实以及是否事实上是在深圳居住，更无法证明在以上时间段之外是否在深圳居住，因此，该证明并无法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在深圳城镇居住一年以上。此外，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该银行卡从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有账户名为郑某的账户每月给其打入一定的款项，但并不能证明郑某的身份以及郑某木人是否在深圳还是在外地工作生活，更无法证明该款项的性质以及取得于深圳还是外地，不能证明其收入来自于深圳城镇。此外其提供的工作证最多证明其曾从事保安执业，但不能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在深圳居住一年以上主要收入来自于深圳城镇。因此，被上诉人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没有事实依据，应当不予支持，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2、本案伤残司法鉴定意见存在重大瑕疵，不能证明其伤残程度为七级，因此被上诉人按照伤残程度七级计算残疾赔偿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本案中对被上诉人进行伤残程度鉴定的意见书认为，“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7.2.4条之规定，其残疾程度构成七级”，但是《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7,2.4的规定为“一眼球缺失或者萎缩”，也就是说眼球萎缩要达到与眼球缺失同样严重的程度，才属于七级伤残，而本案鉴定意见同时认为上诉人眼球是“稍萎缩”，也就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眼球萎缩程度达到了眼球缺失同样严重的程度，因此，该鉴定结论是明显存疑的，应当不予采信，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伤残程度。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向原告支付人身损害赔偿款499730.97元（包括：医疗费4886.97元、后续医疗费18000元、误工费2252元、护理费2548元、营养费3000元、交通费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残疾赔偿金423504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鉴定费3140元）；二、判令被告温水新与被告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对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5日下午，原告杨某在被告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处卖废品时，因收购站处正在进行切割金属作业的一人（身份不明）在切割过程中弹出切割物，造成杨某右眼及右脸受伤的事实。事发后，该侵权人和收购站另一工作人员陈某将杨某送至深圳市坪山区人民医院急诊中心进行救治，后转移至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门诊初诊病例》记载如下：“就诊时间：2018年5月25日20时06分；主诉：右眼、颜面部被弹簧弹伤2小时；现病史：患者诉工作时右眼、颜面不慎被弹簧弹伤，当即眼痛伴视物不见，无昏迷，无呕吐，遂由陪护人员急诊；既往史：体健；体格检查：右眼睑痉挛，眼睑及颜面部可见多处伤口，球结膜充血、水肿，角膜水肿混浊，可见眼内组织脱出，余窥不进......初步诊断：西医：1.右眼破裂伤；2.右眼睑挫裂伤；3.颜面部挫裂伤；处理意见：1．口腔科会诊；2.急诊入院手术。原告随即进行手术，《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入院记录》显示，最后诊断：1.右眼球破裂伤；2.右眼球异物待排；3.右眼睑挫裂伤；4.右眼眶骨折；5.下唇穿通伤清创缝合术后；6.下前牙牙脱位拔除术后；7.鼻骨骨折。2018年6月8日，原告杨某出院。出院医嘱：门诊复查；看耳鼻喉科。原告杨某为此支付了手术费及医疗费，合计10886.97元，扣除被告垫付的6000元，自行支付4886.97元。庭审中，被告称在事故发生后已为杨某垫付了医疗费总计8538.7元。原告则称其主张的医疗费已经扣除了被告所垫付的住院费用6000元。对比被告提交的多张收据票据，可以看出与原告主张医疗费所提交的票据并无重叠部分。关于本案的加害人，即进行切割金属作业时弹出切割物导致原告受伤的人员。据宝山派出所对案发时在场人陈某（废品站工作人员）作出的《询问笔录》，记载了以下内容：问：何时何地发生的？陈某：2018年5月25日17时30分许，在深圳市坪山区沙湖废品站发生的；问：事情的经过？陈：2018年5月25日17时30分许，有两个男子到我们废品站卖废品，先来的那名男子在废品站拆分废品，在他拆分废品的过程中，又来了一个卖废品的男子，于是后来的这名男子就走到正在拆分废品的那人身边看着他拆废品，在那名男子观看的过程中，那些被拆分的废品里面有一个弹簧弹出来，然后打中了这名正在观看拆废品的男子的眼珠子，然后就在流血，我看见他流血了，我就打电话给我们废品站的老板让他过来，我们老板来了以后，就让我赶快叫出租车把受伤的这名男子和那个拆废品的男子一起送到坪山医院去，然后那名拆废品的男子跟着我们一起进了坪山医院，然后趁我们不注意他就走了。问：那名男子拆废品的时候那名受伤的男子为什么要凑上去看？陈：他自己凑过去看的，没有人叫他过去；问：那名男子拆废品的时候是否故意把弹簧弹伤那名受伤的男子的？陈：不是故意的，是拆卸废品的时候，废品里面自己弹出弹簧的。此外，宝山派出所也对受害人杨某记录了《询问笔录》，关于事情发生的经过，杨某说：“2018年5月25日17时30分许，我去沙湖废品站准备卖废品，然后我进去发现废品站的工人在使用工具割废铁，我走过去叫他称我的废品，在我回到我的废品位置的时候割废铁的工人不小心把他正在割的废铁弹到我嘴上跟眼睛上，当时我就倒在地上了，工人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医院。”对此，原告主张加害人叫温某系废品收购站处的员工；被告则主张系其他卖废品的人员，理由是因为很多废品是几种金属或者材料混合，许多来卖废品的人员会将相应的废品进行切割分离，如此可以将不同种类废品分开来卖获取更多利益，因此在被告废品收购站场地一处摆放有用于分离的工具手磨机，前来卖废品的人员可以自行使用该手磨机处理废品，因此不能简单认定使用手磨机的人就系废品收购站的员工。被告还称，废品收购站处用来称重的场地（在室外）距离切割废品的场地（在室内）相距约十米，是相对独立的场地，正常情况下，他人来称重卖废品不可能遭受伤害，更不可能遭受来自切割废品引起的伤害，而被告余汉良经营的该废品站至今也从未有其他人发生过安全事故，因此，被告的经营场所是很安全的，被告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杨某为证明上述主张，向法院提交了照片7张、录音2段及录音文本、视频2段及杨某妻子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被告也向法院提交了废品收费站现场照片支持其主张。另查，原告杨某于2018年12月19日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并于2018年12月30日作出粤中一鉴[2018]（坪）临鉴字第089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杨某于2018年5月25日被金属弹伤致右侧眼球破裂伤：右侧眼球形态失常，眼球变形、变小，眼环不完整，晶状体移位；右侧额突、鼻骨、右侧眼眶及上额窦内外侧壁、眼眶变小，眼球萎缩，角膜混浊，右眼在强光下有光感；CT示右眼球塌陷，形态失常，稍萎缩；右眼视觉诱发电位提示右侧视觉通路重度损害电生理表现，依据《人体损伤致残分级》5.7.2.4条规定其残疾程度构成七级；2、被鉴定人杨某后续医疗费为人民币壹万捌仟元。杨某为此支付了3140元的鉴定费。被告对鉴定结论不认可，庭审中，法庭告知其如需申请重新鉴定，须在庭审后三日内回复，否则视为不申请，被告未在该期限内提交，应视为认可该鉴定结论。且法庭认为，该鉴定鉴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具有鉴定资质，鉴定结论科学，理当予以采信。再查，原告杨某受伤前已在深圳工作，从原告提交法院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可以表明：从2017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账户名为“郑某”固定每月转账2000余元至杨某账户内。对此，原告解释称：“郑某为深圳市机场保安服务公司的会计人员，原告的每月工资由其发放。由于该公司没有为原告购买社保，故在职签署过一份合同，但是原告离职后，该公司就不愿意提交该合同了。”原告提交的“保安员上岗证”显示原告担任深圳市机场保安服务公司保安员，该上岗证上记载有效日期至2018年2月5日（原告主张实际上班至2018年5月10日）。原告向法院提交了两份《内地居民信息采集表》，其中：第一份采集表显示，首次来深时间2007年12月24日，服务单位：862车队保安，入住时间2017年4月15日，注销时间为2017年5月17日；第二份采集表显示，首次来深时间2007年12月24日，服务单位：中集，入住时间2017年5月13日，注销时间2018年6月13日。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原告受伤前在深圳居住，工作的事实。审理过程中，余汉良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理由是温水新仅是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登记经营者，而余汉良为实际经营者。被告亦承认，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系个人独资企业，登记投资人系温水新，但由余汉良实际经营，余汉良是以租赁的方式取得废品收购站的经营权的，在此之前，废品收购站是由被告温水新的妹夫，即案外人温某设立登记，后因温某去外地做生意，就将该收购站的投资人变更为被告温水新，根据工商登记显示系2015年3月变更为温水新的，但温水新本人始终没有实际经营，2016年开始余汉良取得废品收购站经营权，也是将租金直接支付给温某的。庭审中，被告及第三人表示，余汉良与温某之间存在一份书面的租赁合同，但由于无法找到，所以没有提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健康权纠纷，原告杨某到被告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进行废品交易时，因案外人自行操作放置在收购站内的切割机切割废品，切割时不慎弹出弹簧，致使杨某受伤。显然，该案外人是实际侵权人，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该案外人属于废品收购站的员工，被告又坚决予以否认，因此实际侵权人与废品收购站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无法查明，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作为实际侵权人的案外人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由于该案外人已经逃匿，原、被告及第三人三方均未能提供其有效身份信息，故本案无法对该案外人应承担的责任作出裁判。因而，本案的焦点问题为被告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废品收购站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宝山派出所对现场目击者陈某所作的《询问笔录》。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收购站放置的手磨机是由收购站所提供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前来卖废品的人对废品进行切割，通过切割分离废品以达到分类和回收利益最大化的效果；2、实际侵权人和原告杨某一样，都是前来卖废品的人士，但因其操作时未加留意，没有观察到附近的杨某，导致切割时飞出的弹簧致使杨某受伤；3、事发之时，废品收购站工作人员陈某在回收站现场；4、废品收购站内称重的场地距离切割废品的场地存在一定的距离，杨某靠近正在使用手磨机进行切割的侵权人，缩短了这一距离；5、废品收购站没有贴示安全使用手磨机的标语或警示，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又无有效提醒使用手磨机的人应小心或注意。诚然，事发时杨某前往的目的地收购站称重处与致害源切割废品处、即放置手磨机的位置，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没有任何人能够计算得出事发之时、切割物飞出弹簧之时，有效的安全距离是多少。原告杨某也的确往危险源靠近了，缩短了与危险源的安全距离，但不能因此就认定其存在过错，因为根据常识判断，其无法预知接下来会有一颗弹簧飞出，就算如被告所述系杨某凑近观看切割废品才导致受伤，但被告收购站的工作人员也应当及时劝阻远离或应当意识到要劝阻远离，可是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并未予以提醒。而放置手磨机处也未存在小心使用或使用时注意周围等相关警示标语或标志，因此，原告凑近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其有过错，不应当加大原告的注意义务。综上，尽管废品收购站并非正常的公共场所，不特定的多数人也不会进入，但是，相对于买卖废品的人士而言，收购站内就是公共场所，因为他们要在这里进行买卖、交易、搬运。被告废品收购站摆放手磨机让前来卖废品的人士使用以达到分类及利益最大化的这个初衷是很好的，但是手磨机作为特殊的切割工具，普通人尚不能熟练运用，若没有专人指点或稍加教导，都难以做到正规操作，而废品收购站既没有专人指导操作，又没有放置或贴示相关的安全使用标语或警示，收购站内工作人员也没有履行到提醒注意的义务。因此，法院认定被告废品收购站未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的发生，在加害人使用手磨机切割废品的过程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未能保证监控设备在营业期间正常运行，导致加害人身份不明，原告无法向其主张权利，故废品收购站作为经营者应当对杨某的人身伤害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结合案发经过的实际情况以及加害人与被告废品收购站的过错对损害结果产生的原因大小，法院酌情判令废品收购站在原告所受损失50%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于被告废品回收站的实际经营者为第三人余汉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已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因而，第三人余汉良作为实际经营者应与被告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被告温水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经核算，原告所受损失如下：1.医疗费：4886.97元。原告共产生医疗费10886．97元（含被告预缴的住院费6000元），另被告还支付检查费2537.8元，合计13424.77元。原告仅主张自己实际支出的医疗费4886.97元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垫付的检查费及住院费，可另案按责任比例向实际侵权人主张分担。2.后续医疗费：16000元。根据粤中一鉴[2018]（坪）临鉴字第089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二条“被鉴定人杨某后续医疗费为人民币壹万捌仟元”，结合原告的伤情，该医疗费为必然支出的费用，为减少诉累，法院酌情支持后续医疗费16000元；3.误工费:1371元。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原告在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住院14天，法院参照深圳市2018年同期最低工资标准2130元计算为：2130元÷21.75天×14天＝1372元，对超过部分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4.护理费：2548元。由于杨某住院期间由其妻子周成香护理，但原告未提供周成香的收入情况，因此参照实际发生护理费时的2018度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6426元予以计算，原告杨某主张的护理费符合该标准，法院予以支持；5.营养费：2000元。原告提交的《出院记录》中医嘱虽未写明加强营养，但因原告构成七级伤残，损害严重，参照《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法院酌情支持5000元×0.4(伤残赔偿系数）＝2000元的营养费；6.交通费：420元。原告虽没有提交关于交通费的凭证票据，参照《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法院酌情支持市内就医30元/天×14天＝420元；7.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该数额符合法定标准，予以支持；8.残疾赔偿金：423504元。原告伤残等级七级，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原告在深圳市居住一年以上，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应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9.鉴定费：3140元。《深圳增值税普通发票》显示，原告支出鉴定费3140元，法院予以支持；10.精神抚慰金：40000元。原告构成七级伤残，故原告此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上述原告的损失合计为495269.97元，被告及第三人应当对247634.98元（495269.97元×50%）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被告温水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杨某损失247634.98元；二、第三人余汉良对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99元，由原告杨某负担655元，由被告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被告温水新、第三人余汉良负担644元。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健康权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新坪收购站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一审认定50%责任是否合适，温水新和余汉良是否应承担责任、伤残鉴定是否可以采信，是否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关于新坪收购站的责任，新坪收购站提供切割废品的工具，并允许他人在收购站内切割废品，而切割废品可能产生废品碎片等飞溅伤人，但新坪收购站并未将切割区域与向他人收购废品的区域隔离，因此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考虑其过错程度和受害人的过错程度，一审认定新坪收购站应承担50%责任，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故温水新为个人独资企业新坪收购站的登记投资人，应当承担责任；余汉良作实际经营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伤残鉴定意见是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或者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其在一审未提出重审鉴定的申请，故一审采信伤残鉴定意见，并无不当。关于是否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杨某在向位于深圳的新坪收购站出售废品中受伤，在城镇收集和出售废品是其工作和收入来源之一，结合杨某的银行流水、上岗证、内地居民信息采集表，一审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综上，三上诉人的上诉均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支持其上诉请求。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76.34元，由上诉人深圳市新坪废品收购站、温水新负担1738.17元，由余汉良负担1738.17元，上述费用已分别由上诉人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审判员  陈俊松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陈 嘉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