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26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佩菊，女，1961年12月28日生，××族，住南通市海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江苏葆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新华，男，1958年2月11日生，××族，住南通市海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林，江苏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佩菊因与被上诉人袁新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原海门市人民法院（2020）苏0684民初1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佩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本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认定款项出借过程事实不清。1.一审中，本人对于案涉15万元借款的组成作出过合理解释，但一审未认真核查并采信本人的陈述。15万元系分三次出借，分别为4万元、8万元及3万元。（1）第一笔4万元借款是因陈某需要购买房屋而出借。本人2015年2月4日当天取了两笔钱，一笔5万元、一笔1万元，共计6万元，均有相应的取款凭证。本人将其中4万元在当晚陈某家的后马路上交给陈某，陈某出具借条一份。（2）第二笔8万元借款是因陈某需做换肝手术而出借。2017年1月3日，本人将原存在江苏海门农商银行的43000元转存到南通农商银行张芝山支行，连同利息一共44000元，有相应的取款凭证和存款凭证。2017年1月19日，本人将该44000元取出来（有取款凭证），加上当时临近过年本人领取的大概4万多一点2016年工资，将其中的8万元在晚上10点左右一并交付陈某。因当天陈某没有带纸笔但其答应补借条，且当时临近过年，年后又因工作较忙本人就没有追要，故没有出具借条。（3）第三笔3万元借款是因陈某换肝费用不够，下跪求本人出借的。2017年5月4日，陈某找到本人，一起到南通农商银行张芝山支行分两次取款15000元、16000元，一共借给陈某3万元(有相应的取款凭证)。当时陈某出具一份借条(即本人一审提交的借条)，本人将2015年2月4日出具的4万元借条退还给了陈某。2.一审认定事实脱离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未仔细核查证据，进而作出了不合常理的判断。（1）一审认定本人“作为一名打工者，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大额的现金”，没有事实根据。实际上，本人经过几十年的打拼，已有一定的积蓄。且本人有将积蓄分散成十万以内的不等金额储存在不同的定期存折上的习惯。因工作繁忙、存折又多，经常出现忘记存期已届满的情形。至于为何在2015年2月4日到4月21日连续取款155000元、存入6万元，是因当时除陈某向本人借了4万元之外，本人还在之后不久向其干儿子出借了6万元，本人之后将余下的5.5万元另加上5000元工资重新存起来。需要说明的是，2015年2月4日当天从江苏海门农商银行取了两笔钱共计6万元，其中一笔5万元（定期到期日为2015年3月6日），而另一笔是1万元（定期到期日为2015年2月7日）。当时是陈某要借钱买房急需资金，本人基于亲情提前将钱取出并出借，也能印证本人出借款项并实际交付款项的合理性。（2）尽管一审调取了存取款记录，但未能反映当时存取款完整、真实的情况。一审判决后，本人向南通农商银行张芝山支行调取了当天的44000元和64000元的存取款凭证。其中64000元是于2017年1月19日9:05:22存入尾号为010的存折里；44000元是在1分钟后，即2017年1月19日9:06:35从尾号为379的存折里取出。本人是先存64000元，之后再取出44000元，这是不同的两笔款项，一审认定有误。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本人是以袁新华与陈某为夫妻关系，主张袁新华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清偿。1.案涉借款一方面是用于袁新华与陈某购房，另一方面是用于陈某治病，该两项支出所付债务应当属于夫妻共同生活所付债务。2.袁新华本人明知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陈某事实上已在第二笔、第三笔借款出借之前即患有肝病，而袁新华不予以承认。陈某2017年的住院记录足可以证明当时袁新华明知陈某已患肝病。即便陈某在患病时有不让袁新华知晓病情的可能，但在陈某因车祸住院后检查出患有肝病，袁新华作为家属在出院记录上亲笔签名的情况下，袁新华称不知晓陈某患肝病明显不符合常理。3.本人与袁新华在一审起诉前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袁新华已知晓案涉借款事实，也认可并表达了予以归还的意思表示，当时对本人出借款项的行为是表示感激的。袁新华称不可能向本人借款，明显与事实不符。即便袁新华称其2011年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在2013年卖出是事实，但并不足以反驳本人所称2015年2月4日陈某向本人借款再次买房的主张，将老房子卖掉再凑钱，包括借钱购买新房是绝大多数人通常的做法。袁新华还称其作为公务员有退休工资，还有存款，但根据微信聊天记录，袁新华因多种原因导致家庭实际经济条件并不理想，向本人借钱周转是完全有可能的。4.从聊天记录中还可以看出，本人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已向袁新华主张过债权，但因袁新华一直用各种说辞延缓还款时间，无奈之下在临近诉讼时效届满时提起诉讼。袁新华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本人一审确实承认案涉借条中的签字系陈某所签，但其已去世，且本人在陈某生前对该笔款项完全不知情，更未用于家庭生活。2.关于款项出借过程，陈佩菊有拼凑金额之嫌，其关于借贷过程陈述存在多次反复。事实上，陈佩菊文化程度并不低，系老高中生，且多年在社办厂任会计，其目前状态良好，思路清晰，金钱观念很强，不太可能记错出借过程。况且一审开庭间隔达一个月，其有较长时间整理借贷情况。且陈佩菊称2015年陈某向其出具过借条，2017年因金额变化又重新出具，如果债务真实，2017年出具借条时双方必然会对账，其对借款过程应当记忆深刻。3.从出借过程看，陈佩菊上诉称第一笔为2015年2月4日出借的4万元，与其一审开庭之初提交的2015年12月22日的存款凭条相差甚远。且正常人不会保存存取款凭条数年之久，但陈佩菊称系因为借钱给姐姐，才将单据保存的。既然保存单据，后面为何又改口称是未提供单据的2015年2月4日出借的？陈佩菊称第二笔款项系在2017年1月19日将44000元取出后并加上领取的2016年部分工资，总计8万元给陈某，但其一审第一次开庭称是从银行取现的，都是存折取的，可见之前陈述称是存折取出后出借，现在又称有部分现金出借，说法前后矛盾。如要出借给陈某8万元，陈佩菊除了2017年1月19日取现44000元，身边至少还有36000元现金。假如2017年1月19日其先存入64000元，加上36000元，其身边至少有十万多元现金，完全可以直接出借给陈某。陈佩菊所称的因为害怕陈某知道其有钱的说法不成立，其提供的2017年1月19日存取凭证显示取款时间系当天上午，但其上诉称当晚十点左右将8万元交给陈某。既然并非直接取了钱，在银行或者银行附近就将钱交给陈某，并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完全没有必要反复存取。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1.本人在陈某生前从不知道有该笔债务，而是在陈某去世后第二天，陈佩菊才拿出借条给本人看，其一审也认可此前从未向本人提起该笔债务。但既然借条明确处分了陈某与本人的共同财产，无论陈佩菊文化程度如何，均有必要向本人核实借贷情况及借款用途，以保障其正当权利。相反，陈佩菊在借条到期后两年多，且在陈某去世后才向本人主张该笔债权，不合常理。且陈佩菊称借钱给陈某是用于买房和换肝，均是重大事宜，其更应与本人核实情况，但其从未核实过。2.本人完全没有追认该笔债务。本人系退休公务员，待遇尚可。在陈某去世之前，陈佩菊与本人从未微信聊天和通话，陈某去世后因借款事宜才有微信聊天和通话。本人在微信聊天中明确表示法院会查明事实，依法判定由谁承担。陈佩菊称本人有还款的意思表示，不符合事实。3.所谓陈某借款换肝，不符合客观事实。陈某2017年6月出车祸，此时医生才告知其肝脏有问题。事实上其身体特别强壮，如非因车祸住院检查，根本不知道肝脏有病。且车祸发生于2017年6月，而借条出具时间是在同年5月4日，当时陈某本人都不知道肝脏有问题，更不可能因为换肝而要对外借钱。而换肝手术需要经过医生家属反复论证确定方案、找肝源，需要很长的准备和治疗时间，不可能约定5月份借钱，6月份即还款。且换肝系重大疾病，家人、亲朋好友、邻居都应知晓，不可能仅有陈佩菊一人知晓。4.所谓凑钱买房，亦不符合客观事实。2013年本人将海门房产出售后迁至天补镇，从未打算在海门发展，更谈不上凑钱买新房。本人2013年以来，家庭无重大疾病和重大建设，日常开支根本无需举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佩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袁新华归还本人借款15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新华与陈某系夫妻关系，陈某与陈佩菊系姐妹关系，陈某于2019年9月28日因突发冠心病去世。2017年5月4日，陈某曾向陈佩菊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借陈佩菊十五万钱到2017、六月30日还清，如不清我陈某和袁新华的房产全部给陈佩菊所有房产证一切全部”，陈某签字并附上日期、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陈佩菊认为陈某现已去世，袁新华及袁某分别系陈某丈夫、女儿，为陈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故诉讼至一审法院要求两人在遗产继承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后在审理中，陈佩菊申请撤回了对袁某的起诉，认为陈某向陈佩菊的借款是陈某与袁新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借，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要求袁新华承担偿还义务。庭审中，陈佩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5年12月22日交易金额为43000元的海门农商行存款凭条，2017年1月3日、1月19日本金分别为43000元、44000元的2张南通农村商业银行取款客户回单，2017年5月4日本金分别为15000元、16000元的2张南通农村商业银行取款客户回单。陈佩菊陈述，其在2015年12月22日取款43000元借给陈某4万元，在2017年1月3日、1月19日分别取款43000元、44000元，于2017年1月19日借给陈某8万元，2017年5月4日取款15000元、16000元，当日借给陈某3万元，后在其老板家的小屋里陈某向其出具了15万元的借条。并陈述陈某三次向其借款的用途分别为买房、肝硬化、要换肝钱不够。陈佩菊解释为何在同日取了一笔又存了一笔差不多金额的钱款，称陈某随其去银行取钱的，其怕陈某知道其有钱，所以没有把身上的钱给陈某，等陈某走了后又去存的。关于陈佩菊的收入来源，陈佩菊陈述其自2015年开始在老板家做拷边，每月有四、五千元的收入，2007年前做水果生意，一年有二、三万元的收入。关于陈某借款用途情况，陈佩菊陈述其从未向袁新华核实过陈某所说的买房、患病等事实，也没有去医院看过陈某。一审法院向陈佩菊释明，陈佩菊提交的2015年12月22日银行回单，是存款凭条，要求陈佩菊提供当天的取款凭条。庭后陈佩菊向法庭提交了1张2015年2月4日的客户回单，认为其不是在2015年12月22日借给陈某4万元，是在2015年2月4日。陈佩菊在谈话笔录中陈述，2015年春节，陈某说买了房子，向其借款还房贷，其就取了6万元，借给陈某4万元现金，当时在马路上交付的，陈某出了借条。2017年陈某说肝硬化要借钱，后其在2017年1月3日、1月19日分别取了两笔钱，后在1月19日当晚10点下班后其将8万元送到天补镇后面的马路边上给陈某的，当时没有写借条。2017年5月4日，陈某说要换肝但钱不够，后其与陈某到银行取了两笔钱，借给陈某3万元，后回到其宿舍，陈某说将原来借条撕掉，重新给其写了一张借条。袁新华对陈佩菊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2015年12月22日43000元的凭条是存款凭条，不是取款凭条，2017年1月3日取款凭条显示存款时间为2015年12月22日、金额为43000元，2017年1月19日取款凭条显示存款时间为2017年1月3日、金额为44000元，均是同一笔钱，是陈佩菊转存的，并未实际取款。陈佩菊陈述前后不一，不能证明交付钱款情况。袁新华是2011年在海门买了一套商品房，后于2013年卖出去，卖了40万元，该钱款存在陈某银行卡上的。袁新华是国家公务员，于2018年退休，退休前每年有20多万元的收入，根本不需要向外借款，且陈某根本没有患肝硬化，陈某是因车祸受伤住院，花了1万多元医药费，对方全责。陈某是因冠心病死亡，陈佩菊所说的都不是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陈佩菊自2013年至今的海门农商行和南通农商行的存取款记录。从记录上看，陈佩菊在2015年12月22日、2017年1月3日、1月19日均是在同天存在转存情况，且在2017年1月19日取了44000元后又存了64000元，该笔存款于2018年2月7日取出。并在2017年1月19日存了16000元，于2017年5月4日取出，2017年1月26日存了30000元，于2018年2月7日取出。陈佩菊在2018年2月7日分别存款5万元、5万元、4万元。海门农商行和南通农商行是通存通取的。一审法院将存取记录交陈佩菊质证后，陈佩菊又向法院提交了1张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凭证上显示开户日期为2016年7月21日，销户日期为2017年7月24日，金额为45000元。陈佩菊认为在2017年1月19日借给陈某的另一笔4万元，是从农业银行取的45000元。一审法院向陈佩菊释明该笔存单取款时间是在陈某出具借条之后，陈佩菊解释称记错了，8万元是2017年1月3日、1月19日取出来借给陈某的。关于2015年的4万元，陈佩菊称其只记得在2015年借给陈某4万元，具体借款时间记不清了，在2015年还借给其干儿子6万元，2019年还的。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陈佩菊认为案涉债务系陈某与袁新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系袁新华夫妻共同债务，但未举证相应的证据证明该大额的借款系陈某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且陈佩菊所陈述的借款取款时间、金额，在定期账号查询明细显示，所取钱款当日或之后进行了转存，钱款并未减少。陈佩菊作为一名打工者，不可能在短期内连续存有大额的现金。陈佩菊保留了存取凭证，如果借款，对借款时间及过程通过回忆是能陈述清楚的，但陈佩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前后矛盾，且不能自圆其说，也不符合常理。故对陈佩菊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陈佩菊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佩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50元（陈佩菊已预交），由陈佩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陈佩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陈某在海门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入院记录、出院记录各一份，证明袁新华知晓陈某患有肝病的事实，记录中载明陈某患有××和肝硬化，进一步证明案涉借款有事实依据。证据2：2017年1月19日当天44000元和64000元的存取款凭证各一份，证明这是两笔不同的钱款，并非一审认定的同一笔款项。证据3：现场交谈录音一份，对话双方系陈某的闺蜜（小名叫三毛）和陈佩菊两人，证明袁新华知道陈某患有肝病。证据4：顾某2020年10月8日的书面证言及手机银行转账明细一份，证明其在二审出庭作证后经与其妻子回忆并查询手机银行，唯一一次通过转账支付工资是在2018年2月6日。2017年1月份，陈佩菊结算工资时，顾某提出通过手机转账支付，但陈佩菊说麻烦，顾某前两天（2017年1月16日、1月18日）均有取现金的记录和营业款，就在2017年1月19日现金支付了。袁新华质证认为：对证据1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出院记录仅写明“考虑××后肝硬化”，并非确诊更未进行专门的治疗，其中还载明“肝功能正常以观察为主”，表明陈某病情并不严重，不能据此证明陈某确诊肝硬化而需借款。对证据2存取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陈佩菊一审陈述的关于借款金额构成前后矛盾，且存取款凭证并不能证明实际上的交付。对证据3中双方的身份认可，但三毛只是一般的邻居，不是陈某的闺蜜。对该录音的合法性不予认可，无法核实是否系偷录或者窃录。对关联性也不认可，只能证明别人听袁新华说的。且三毛在陈某去世后，因陈某借款也向本人主张过2万元的债权，但无借条无凭证，故本案结果与其存在一定利益关系。对证据4中手机银行明细的真实性不认可，因无银行盖章，关联性亦不认可，其中既有支出又有转存，无法核实是否真实支出，更无法证明交付给陈佩菊，所谓2017年1月19日现金支付与陈佩菊、顾某二审谈话及作证时称是转账支付相矛盾。二审中，陈佩菊申请证人顾某出庭作证，本院经审查予以准许。顾某陈述：其从事床上用品加工生意。陈佩菊于2016年至2019年期间为其打工，从事拷边等工作，一年工资5.5万元左右，一般年底腊月二十四、二十五左右结算工资。2017年1月份，农历腊月二十一、二十二左右，陈佩菊称要结算工资，因她姐姐需要借钱，其是将工资打到陈佩菊银行卡上的。陈佩菊是出借的现金，放在一个黑色的包里。当天工作到九点半左右，陈佩菊要把钱送给姐姐，听陈佩菊说是她姐姐看病用的救命钱。陈佩菊在老家那边租房子，她姐姐也在那边，其就送陈佩菊到她老家的娘家的后马路上，未看到陈某，也未看到陈佩菊将钱交付出去。当天陈佩菊来上班的，但不清楚她中途有没有出去。2017年5月份，陈佩菊姐姐又来借过钱，那天下着大雨，下午陈佩菊没有干活，去银行取钱了。对于顾某的证人证言，陈佩菊质证认为：证人证言符合法定的证据要求、证明目的，符合法律规定，与本人上诉理由一致，符合本人出借款项给陈某的目的，应依法采纳。可证明：一是本人在款项出借期间有稳定收入，年薪55000元，完全有出借能力。二是证人2017年1月份给本人结算了工资，用于出借给陈某治病，当天还送本人去陈某住处，看到了本人将借款存放于包内，可印证将款项出借并实际交付陈某的事实。三是证人也能印证2017年5月陈某又向本人借款的事实，还说明当天本人是从银行取款给陈某的，与取款凭证相印证。袁新华质证认为：陈佩菊事实上是打工的。证人未现场看到陈某与陈佩菊的款项交付过程，证人称记不清2016年腊月那天上午陈佩菊是否去银行，但却对四个月之后的5月份那天陈佩菊的请假记得非常清楚，存在矛盾。且从身份证地址可以看出，陈佩菊的娘家和袁新华的老宅离得很近，顾某腊月那天晚上完全有可能只是送陈佩菊回去。本院认证认为：双方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3中对话双方身份予以确认，但谈话内容的真实性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碍难确认，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4手机银行明细与案涉借款的关联性碍难认定，且与证人出庭作证时的证言存在矛盾之处。对于证人的身份予以确认，对于其证言的内容待后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陈某2017年6月2日因车祸住进海门市第二人民医院，入院记录中初步诊断其患有肝囊肿，出院记录中载明“传染科会诊后考虑××后肝硬化……，肝功能正常，予观察为主”。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陈佩菊所主张的借款事实是否成立；2.陈佩菊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袁新华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陈佩菊主张陈某生前向其先后借款15万元用于换肝手术、购买房产，应属夫妻共同债务，袁新华应对此承担还款责任。从借款事实方面来看，陈佩菊提供了陈某出具的借条予以佐证。但对于款项交付情况，其中第一笔4万元，陈佩菊开始称于2015年12月22日出借，后又称于同年2月4日出借，一审中先后作了两次不同的陈述。对于第二笔8万元，陈佩菊一审称是于2017年1月3日、1月19日分别取款43000元、44000元，于同年1月19日下班后送至陈某处的。其二审称2017年1月3日将原存在江苏海门农商银行的43000元转存至南通农商银行张芝山支行，1月19日取出，连同利息共44000元，再加上其老板给的2016年工资，将其中的8万元出借给陈某。陈佩菊及其老板顾某二审谈话中均称工资系通过转账形式支付，而庭后顾某又出具书面说明及手机明细称当时工资是现金支付，前后说法又存在出入。只有关于第三笔3万元借款前后陈述一致，但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将款项交给陈某。故因陈佩菊相关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与银行存取款记录亦不尽一致，其所主张的款项交付事实碍难确认，一审对陈佩菊的陈述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即使陈某以个人名义向陈佩菊借款的事实成立，但陈佩菊在陈某生前从未向其配偶袁新华主张过权利，且陈某去世后袁新华对该债务未予追认的情况下，陈佩菊仍应举证证明相关款项系用于其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所谓的买房、换肝手术等均属重大事项，这些事项事实上均未实际发生，即相关款项未实际用于买房、手术等用途。陈佩菊所称的袁新华知晓陈某患有肝病，依据亦不充分，何况陈某生前相关病历中仅载明患有肝硬化而肝功能正常，未达到需做换肝手术的严重程度。故陈佩菊主张陈某生前向其出借的相关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要求袁新华承担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佩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陈佩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丽云审判员  张 敏审判员  王作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周文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