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13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建忠，男，1963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州市吴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迎春，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俞苗，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金章，男，196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州市吴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晓虹，浙江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俞建忠因与被上诉人施金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20）浙0502民初28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与调查，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俞建忠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20)浙0502民初281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施金章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理由如下：1、施金章有意隐瞒2008年6月之前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诚石矿”）经营销售收入、自身出资等情况，在双方未经核帐的情形下以欺瞒方式诱使俞建忠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可分配资金协议书》《确认书》《承诺书》等文件，构成欺诈，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康诚石矿销售帐薄是施金章利用实际控制人身份制作的虚假帐薄，该账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施金章将康诚石矿2008年上半年的生产收入款挪为己用并用作自己出资的违法事实，使得俞建忠陷入错误认识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书》及《承诺书》。因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足以认定该行为存在欺诈事实，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公司及其他合伙人的权益，一审法院认为不构成欺诈属于明显事实认定错误。2.《确认书》、《承诺书》并非俞建忠自愿签署，是施金章利用权势、影响力对俞建忠造成心理控制，迫使其签署的不平等协议，意让俞建忠对施金章违规事实“保密”，构成胁迫，一审法院忽略胁迫事实，再次出现事实认定错误。2019年11月1日9点，施金章委托陈海龙、周建荣携带《确认书》、《承诺书》来到俞建忠住处，面对俞建忠不同意签署，二人开始长达数小时的劝说，劝说无果离开后，又在当日下午5点返还俞建忠住处，与俞建忠进行两个小时的“协商”，最终让俞建忠在协议中签字。在“协商”中，长达五个多小时的逼谈，超出了正常人的承受能力，期间俞建忠也表现出对施金章影响力的畏惧，多次提到“坐牢”、“搞死我”等字眼。周建荣、陈海龙的此种行为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软暴力”基本概念、表现形式、客观认定标准一致，已构成胁迫。另外,一审法院认为两份协议是“对全部争议作全部了结”的认定明显错误，协议中多处措辞具有迫使俞建忠放弃行使合法权利维护自身利益的倾向，是俞建忠在施金章施加心理压迫下作出的不真实保证、承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不应产生效力。从协议不合法、不合理的条款中也可推断出，如果协议签订的当下没有胁迫情形存在的话，根据常情常理，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在这样两份承诺放弃行使合法权益的协议上签字的。显然，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已经超过了合理限度。3、俞建忠并非2017年知晓欺诈事由，而是在2019年11月发现了欺诈事由，符合自知道或应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错误。施金章诱使俞建忠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后，并未就股权转让事项处置结束。《股权转让协议》规定对未尽事宜，双方可以继续协商解决。2019年11月，在经由东林镇政府的调解过程中，俞建忠终于获知施金章在《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书》《承诺书》磋商过程中的欺瞒行为，遂于2020年7月向人民法院诉请撤销。俞建忠在法定撤销权行使期间内，向人民法院诉请撤销，依法应当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忽视欺诈、胁迫等关键手段，作出了与事实相违背的判决。故此，俞建忠特提起上诉，恳望二审法院能查清事实，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 施金章辩称：第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书》《承诺书》，均系俞建忠自愿签署，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本不存在施金章及参与协调的中间人欺诈、胁迫利诱俞建忠签署的情况，俞建忠所谓的撤销事由，没有证据支持，且与其行为及其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俞建忠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书》《承诺书》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对于股权转让协议，即使存在俞建忠所谓的撤销事由，其撤销权也因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及其放弃撤销权而消灭。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应予以维持。第二，关于所谓的施金章隐瞒2008年上半年销售收入的问题。施金章一方从未声称2008年6月30号之后才开始生产运行，公司实际自2008年3月开始投产，销售收入公司均已入账。从俞建忠在一审中提供的2008年康诚石矿缴税凭证可以显示，并不存在俞建忠所称的施金章隐瞒和侵占公司2008年6月份之前的销售收入的情况。事实上，自2007年8月1日起至今，施金章并未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施金章是不可能做到隐瞒和侵占销售收入的。再者，从常识常理判断，这么大一个矿生产过程，爆破作业、车辆进出、买卖交易，如此嘈杂也无法隐瞒。关于俞建忠何时知晓其所谓的隐瞒撤销事由这个问题。俞建忠在起诉状上自认在签署协议后不久，即发现施金章在股权转让时，隐瞒了公司真实收入，不按照约定缴付出资，以公司销售收入作为自身出资等等，并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其于2016年和2017年即发现施金章有所谓隐瞒的情形。因此俞建忠所谓的2019年11月份在东林镇政府的介入下才发现，根本就是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三，关于《确认书》《承诺书》签署中是否存在所谓的胁迫利诱等情形的问题。根据俞建忠提交的录像显示，其与作为参与协调的中间人陈海龙、周建荣交谈随和，气氛宽松，完全看不出任何“逼谈”的情况。事实上，本次协调后已按照俞建忠的要求，对该稿件进行修改，并重新打印后，由俞建忠自愿签署，俞建忠是完全同意的。《确认书》《承诺书》签订后，施金章按约向俞建忠支付了款项，俞建忠予以受领，该行为本身即为对确认书、承诺书的认可。关于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书》《承诺书》之间的关系。《确认书》是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早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针对俞建忠提出的疑问，在反复查账复核的基础上，对原《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的效力进行再次确认，《确认书》明确上述文件是甲乙双方经充分和反复协商后自愿签订，甲乙双方均对上述文件的全部内容予以认可。自签订之日起，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自上述文件签订后，甲乙双方就股份转让事宜及合伙期间资金结算事宜即已处理完毕，无其他争议。而《承诺书》是双方在股权转让事宜早已处理完毕的情况下，针对俞建忠的胡搅蛮缠等情况，所做的额外处理，并非对《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价款等内容进行变更和补充。所以《确认书》《承诺书》并非是《股权转让协议》的组成部分。综上，本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书》《承诺书》，均系俞建忠自愿签署是其真实意思，俞建忠不具有撤销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俞建忠的全部诉讼请求。 俞建忠向原审法院诉请判令：一、依法撤销案涉签署于2019年11月1日《确认书》《承诺书》及之前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施金章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1日，俞建忠与施金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俞建忠将持有的原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康诚石矿）2140万元股份作价6781万元，将持有的原丰华矿业股份1000万元股份作价2226万元，将持有的原华阳矿业880万元股份作价1841万元，合计作价10848万元，一次性全额转让给施金章，转让后俞建忠所有持有股份全部归施金章所有，所有收益也归施金章所有。同日，俞建忠与施金章签订《关于原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2015年3月底前）结余资金结算分配的协议书》，对原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截止2015年3月前的结余资金进行分配，以该时段原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尚余可分配资金43000万元为基数，确认俞建忠按股权比例可分得8100万元。并约定上述资金分配到位后，双方不再对原康诚石矿截止2015年3月底之前的可分配数持有异议。同日，俞建忠与施金章签订《关于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的可分配资金协议书》，对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的结余资金进行分配，以该时段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尚余可分配资金13000万元为基数，确认俞建忠按股权比例可分得2344万元。并约定上述资金分配到位后，双方不再对原康诚石矿在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底之间的可分配数持有异议。2017年1月1日，双方签订《施金章俞建忠终止结算明细》一份，对之前双方在康诚石矿股份转让、华阳和丰华两矿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结算后，两相抵扣，施金章还应付俞建忠2757万元。双方商定由施金章支付俞建忠3000万元，并约定至此双方在康诚石矿股份转让、华阳和丰华两矿的终止结算全部清算完毕，无资金结欠。2019年11月1日，俞建忠与施金章签订《确认书》一份，确认双方在合伙经营原湖州丰华矿业有限公司、原湖州华阳矿业有限公司、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期间双方在投资、经营账目等方面的全部争议，已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原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2015年3月底前）结余资金结算分配的协议书》《关于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的可分配资金协议书》《施金章、俞建忠关于华阳、丰华两矿终止结算书》《施金章俞建忠终止结算明细》等文件（以下简称上述文件），并商定由施金章额外支付俞建忠3000万元后（见《施金章、俞建忠终止结算明细》）作一次性了结，双方已无其他争议。上述文件中确定的俞建忠的投资金额及占股比例计算正确，资金结算也正确无误且甲方已付清结算款；施金章及管理层不存在俞建忠所谓的“诈骗股权”及“抽取资金”等情况，也不存在“管理层干股”的情况；且上述文件是经双方充分核账、反复协商后自愿签订，双方对上述文件的全部内容予以认可，且上述文件签订后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及合伙期间资金结算事宜已处理完毕，无其他争议。同日，双方还签订《承诺书》一份，分别作出以下承诺：施金章在2018年5月7日已额外支付俞建忠2000万元的基础上，再分二期额外支付俞建忠8000万元，第一期于本承诺书签订后五日内支付4000万元，第二期于2019年年底前支付4000万元；俞建忠承诺除施金章上述承诺支付的一亿元外，不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施金章主张任何权利和要求。双方一致表示双方先前签订的确认书系反复查账、复核的结果，与本承诺书的签订无关，无论本承诺书效力、履行情况如何，均不影响《确认书》的效力。另施金章已于2018年5月7日向俞建忠支付2000万元。该《确认书》《承诺书》签订后，施金章在2018年5月7日先行支付俞建忠2000万元的基础上，又按《承诺书》的约定向俞建忠支付了其余8000万元。另查明，2008年6月前，原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存在生产经营的事实。而俞建忠在2017年即已明知该事实。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俞建忠与施金章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书》《承诺书》是否应当撤销。关于《确认书》《承诺书》是否应当撤销。俞建忠主张《确认书》《承诺书》系受胁迫签订，要求撤销《确认书》《承诺书》。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俞建忠提供的《确认书》《承诺书》签订时的录音录像，未发现俞建忠主张的施金章通过案外人周建荣、陈海龙进行胁迫的情形，且该《确认书》《承诺书》签订后，施金章按约向俞建忠支付了款项，俞建忠予以受领，该行为本身即为对《确认书》《承诺书》的认可，现俞建忠又以签订《确认书》《承诺书》时存在欺诈、胁迫情形要求撤销该《确认书》《承诺书》，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7月11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撤销。俞建忠主张施金章隐瞒了原康诚石矿公司2008年6月之前已经生产销售的事实，并有意低估康诚石矿价值等方式，诱使俞建忠作出错误的认知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已构成欺诈行为，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应当撤销。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康诚石矿按照60000万元作价计算转让价格，系双方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行为，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于同日签订《关于原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2015年3月底前）结余资金结算分配的协议书》《关于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的可分配资金协议书》，其中已对原康诚石矿公司2015年的3月底前包括2008年6月底的可分配资金进行了结算分配，之后双方又签订了《施金章、俞建忠终止结算明细》《施金章、俞建忠关于华阳、丰华两矿终止结算书》《确认书》《承诺书》，明确了双方已经反复查账、复核，双方关于合伙经营原湖州丰华矿业有限公司、原湖州华阳矿业有限公司、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期间双方在投资、经营账目等方面的全部争议已经全部了结，施金章按亦约向俞建忠支付了相应款项，俞建忠予以受领。再次在俞建忠在起诉状及庭审中自认在协议签署后不久即2017年已知晓2008年6月前原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存在生产经营的事实，但俞建忠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其撤销权已消灭。同时，俞建忠在2019年11月1日与施金章签订《确认书》《承诺书》，现俞建忠又以《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时施金章存在欺诈行为主张撤销《股份转让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俞建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100元，由俞建忠负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书》《承诺书》应否予以撤销。俞建忠以《确认书》《承诺书》系受胁迫签订为由主张撤销。受胁迫的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是因为该种情形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并非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若让此种非出于真意的表达产生法律约束力，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故法律赋予当事人就该种情形下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行为救济的机会。因此，受胁迫须是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作出了与其真实意思不一致的表示行为，而本案审理中，俞建忠代理人表示：“关于欺诈胁迫的问题是律师认为，俞建忠本人实际是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据此，俞建忠在签订《确认书》《承诺书》时并不存在因胁迫而陷于恐惧，进而因意思表示不自由而作出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俞建忠主张《确认书》《承诺书》是因受胁迫签订应当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确认书》《承诺书》是俞建忠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俞建忠在《承诺书》中确认：针对合伙经营期间施金章及俞建忠双方在投资、经营账目等方面的全部争议，在签订上述文件时，双方商定由施金章额外支付俞建忠3000万元作一次性了结，上述文件签订后双方已无其他争议。同时还确认：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是其与施金章充分核账、反复协商后自愿签订，双方就股份转让事宜及合伙期间资金结算事宜即已处理完毕，无其他争议。《承诺书》所涉的投资、经营账目等方面的争议即是俞建忠据以主张施金章进行欺诈的事项，上述承诺是在双方产生争议后由俞建忠出具，承诺表明《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充分核账、反复协商后自愿签订的，俞建忠在《承诺书》出具后再行主张施金章存在欺诈行为本院不予采信。且俞建忠一审中明确表示在2017年已经知道上述事项，故其在《承诺书》中明确“双方作一次性了解、无其他争议”应视为其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撤销权，即使上述行为不能视为俞建忠放弃撤销权，俞建忠在2020年行使撤销权也已经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撤销权业已消灭。因此，俞建忠以施金章存在欺诈行为为由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俞建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俞建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敏 审判员  周晓 审判员  郑扬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樊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