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98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海龙，男，195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士勇，上海市凯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宏祥，上海兴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康铭，男，1948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存励，江苏智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辰，江苏智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海龙、蒋康铭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8民初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海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何海龙一审中诉讼请求，一、二审费用由蒋康铭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之前，何海龙曾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诉讼，但一、二审均未支持何海龙以合伙关系向蒋康铭主张权利，故何海龙以返还垫付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虽然前案以合伙关系为由主张未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可以说明因合伙形成的具体事实以及相关债权债务是真实存在的。本案事实是，2004年2-7月苏州道路施工初期，工程的发包方、承包方及蒋康铭均没有资金和财力投资，蒋康铭与何海龙磋商后签订了简单的《工程合作协议》，基于该文件，何海龙向施工工地投入大量物力财力、管理成本和精力，使工程能够顺利进行。2004年8月初，发包方与蒋康铭、吴士清确认了后续按照申报工程量支付进度款。但蒋康铭领取了相应进度款、工程款后，一直未能偿还何海龙前期垫付的款项，管理成本也无法找蒋康铭核对报销，工程竣工后蒋康铭刻意回避何海龙追讨工程款，引发本案诉讼。二、“王君宏”（本名王俊宏）是本案关键证人，诉讼中，蒋康铭就涉及“王君宏”的问题都是不实陈述。二审中，“王君宏”将出庭接受法院调查。请求法院对其证言予以高度重视。三、本案自2004年至今，时间跨度很大，何海龙提供的证据看似没有形成完整的闭合，但反映了当时真实情况，希望法院结合当时时代背景、行业因素，进行综合全面地考量。四、一审法院判决错误主要在于：1.遗漏《工程合作协议》、《桥队准时完工承诺书》，把2008年5月3日蒋康铭在《承诺书》上自己书写的何海龙不合作作为依据，认定合作协议不生效。2.根据并未进行对账的两份承诺书认定2008年5月29日至6月3日双方已经进行核对，没有任何依据。对于何海龙的上诉，蒋康铭辩称：一、本案不存在遗漏《工程合作协议》、《桥队准时完工承诺书》的问题。本案不是孤案，之前已有关联案件对该事实予以查明，并进行了判决，二审法院也维持了前案原判。前案已经认定何海龙仅是工程现场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合伙及承包关系，何海龙现在的上诉主张完全不顾生效判决，该主张不负责任。二、对于“王君宏”的身份，在关联案件中，张建峰出庭作证确认他不认识“王君宏”这个人，而且他离职的时间是2004年8月份，不是所谓的3月26日。当时参与庭审的另一个现场负责人吴士清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此外，法院向电信部门调取的资料上面显示“王君宏”与王俊宏根本不是同一人，“王君宏”也没有任何材料反映其身份是案涉工地上材料员，不能仅凭其个人陈述就认定，我方认为何海龙和“王君宏”有串通虚假陈述的嫌疑。三、关于时效的问题，关联案件中已经明确，除了材料款的诉讼时效之外，何海龙主张的其他费用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蒋康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何海龙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海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1.何海龙仅是材料采购中间商，并非材料供应商。工程初期是蒋康铭垫资，之后是上家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购买材料，按照工地财务制度，何海龙向蒋康铭借支材料款或蒋康铭直接向供应商付款，所有款项都及时结清，不存在何海龙垫资的情况。2.王君宏与王俊宏是两个不同的人，王俊宏与本案无关，蒋康铭不认识王君宏，王君宏也未出庭，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其身份，无法证明签字的王君宏曾受雇于蒋康铭在工地上担任材料员。王俊宏出具的说明中显示其于2004年3月26日接替张建峰，但是后来提供的砂石入库单中有三张日期早于3月26日，当时王君宏还不是材料员，不可能签字。王俊宏时隔多年对接替工作的时间还记得这么清楚，不排除有串供嫌疑。3.张建峰在关联案件中出庭作证，其证言相比王俊宏未到庭的说明更为可信。4.证人任某,4的身份存疑，无法证明其系涉案工地工人，不具备证人资格，且其证言属于间接证据。5.一审法院未查明入库单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入库单的编号并非按照时间递增，签字人王君宏身份存疑，对其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何海龙与王君宏串通在证据原件上补写文字已有先例并被当庭戳穿。入库单一式四联，其中存根联、记账联由购货方也就是工地保管，供货方凭借验收联和结算联和工地结账，结账后验收联、结算联工地收走，现在何海龙提供的都是记账联，所以即使入库单为真，所有款项也均已结算支付。另外，入库单也不能证明材料用于涉案项目工地。二、一审法院将材料款付款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蒋康铭，适用法律错误。2008年6月20日，蒋康铭对何海龙提供的账单进行核对，发现金额并不真实，蒋康铭并不拖欠何海龙材料款，对账结果书面告知何海龙，何海龙当时并未提出异议，但也不肯签字，其后十余年一直未就此事向蒋康铭提出任何主张。时隔多年，蒋康铭已经无法举证。在何海龙证据疑点重重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蒋康铭无法证明付款就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认定结欠款项事实存在，不合理。三、一审法院忽略了诉讼时效的规定。1.关联案件仅确认材料款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本案中小物件费用、人工工资、食堂费用、车辆租赁费、何海龙自身工资、样品试车费以及其他杂项费用的债权均因怠于请求而超过诉讼时效。2.何海龙认为2005年双方就发生了纠纷，但一直未予主张，即便自2008年蒋康铭告知其对账结果及进行诉讼事宜，何海龙并未参加或跟进了解诉讼进展，迄今已超过10年，何海龙一直未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远远超出3年诉讼时效。3.何海龙称蒋康铭失联是谎言，何海龙在2012年还联系蒋康铭并借款1万元。4.蒋康铭与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诉讼并不会妨碍何海龙行使请求权，该案件与本案属于两个法律关系，互不影响，并不会产生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因此，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何海龙已经丧失胜诉权。对于蒋康铭的上诉，何海龙辩称，一、何海龙是材料中间商还是供应商对本案并无影响，但何海龙自2004年3月起向案涉工地上供料未付款有相应证据。二、关于王俊宏的身份，电信局证明是一审法院函调证据，具体原因二审中王俊宏会到庭回答。王俊宏来工地工作时住在的刘金水家，有刘金水出具的说明，在前案中提交法院证明王俊宏的身份。王俊宏3月7日就有签字，是其实际接管日，3月26日是张建峰离开工地的交接日，一审法院只认定部分签字有效没有依据。三、张建峰作证时陈述当时管理的只有四五座桥，但按照蒋康铭实际接管八座桥的情况看，张建峰应当是在2004年3月26日离开工地，没有实际参与案涉工地的材料签收手续。四、蒋康铭自己不参与工地管理，自然不认识工人。证人任某,4钢筋工的身份，在前案中有任某,4在工地领工资的原始单据佐证。五、施工工地的管理当时并不规范，一般材料送到，随手写张条子，原件用于结算，副本给蒋康铭留底。六、2008年6月20日对账是蒋康铭、吴士清、张建锋虚构的事情，没有证据。吴士清有他承包的四座桥，但蒋康铭指定他到项目部按八座桥完工进度结款，蒋康铭收款没及时结款给何海龙，责任在蒋康铭。一审庭审中何海龙就提出张建峰做假证的情况。七、2008年6月3日的函件中，并没有确认结算日期，仅有对账约定。综上，蒋康铭上诉观点有诸多疑点和矛盾之处，涉嫌与张建峰串通虚假陈述，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惩戒，并改判支持何海龙的上诉请求。何海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蒋康铭返还垫付材料款795895.7元、工人工资374451.75元（含何海龙本人工资）、车辆使用费108000元、检测样本交通费1524元、食堂开支及租房费用15784元，以上垫付款合计1298655元；2.蒋康铭赔偿逾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3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蒋康铭承担。一审审理中，何海龙将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垫付材料款变更为798857.2元，检测样本交通变更为1526.80元，垫付款总额变更为1298619.75元；将第2项诉讼请求中逾期付款利息明确为以上述主张总额为基数，自2017年3月31日起至蒋康铭实际履行之日止，暂算至2019年6月30日为126258.7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州市工程A1标段共有八座桥梁建设。蒋康铭作为实际施工人于2004年2月分包了该A1标段其中5至7号及新增桥的四座桥梁的施工建设。2004年3月25日，该标段的上家分包人向蒋康铭发通知，称“因原桥梁施工人陈福元决定退场，A1标八座桥梁全部由你们完工”。后蒋康铭亦将陈福元分包的1至4号的另四座桥梁进行了分包并施工建设。2005年12月左右，苏州市主体工程竣工并验收后已交付使用。何海龙在2004年3月之前以材料供应中间商身份向蒋康铭承包的其他工地供应过黄沙、石子材料，后其自2004年3月起向涉案上述桥梁工地供应黄沙、石子，蒋康铭亦在同时期聘请何海龙作为现场管理人员参与到涉案工地的管理中至工程竣工。2008年5月3日，蒋康铭向何海龙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关于桥梁工程，何海龙原与蒋康铭合作，现其提出不合作，要求将他所供材料和收款情况对帐结款，本人因手中资料不全，今特请当时经办人张建峰、吴士清前来交凭证，然后由蒋康铭等叁人确认供货数量和金额包括何海龙已收款情况统计出来，约定在2008年5月25日左右（电话提出通知在苏州碰头）确定应付款。2008年6月3日，蒋康铭向何海龙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关于桥梁工程结标问题，目前由于航空港（注：分包人）至今尚没有给实际施工人一个最终结标，根据近几天资料，桥梁施工人准备着手通过诉讼解决争议以维护实际施工人的合法权益；因在7-10天内吴士清、蒋康铭将组织资料聘请律师进行起诉，故对何海龙对帐事宜须暂搁几天，壹周后再重新通知何海龙前来对帐；2008年5月29日至2008年6月3日双方已进行过核对，尚有些问题要进一步获取资料才能最终确定方案，现双方经协商同意另行确定对帐日期，原则在拾天内再行碰头继续对帐。吴士清作为证明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字。后蒋康铭称各方在2008年6月20日又进行了一次对账，对账结果为不结欠何海龙材料款。但何海龙对该次对账事实予以否认。审理过程中，何海龙陈述：1.“王君宏”是蒋康铭聘请的在涉案工地上的材料员，是顶替原材料员张建峰的，工资是由蒋康铭发放的；张建峰于2004年3月26日离开工地，当日“王君宏”作为材料员开始签收供应的材料，一般来说，材料员签收黄沙、石子后会向供应方开具入库单；2004年3月26日之前，是张建峰签收我供应的材料的，“王君宏”有无签收过现在记不清楚了，因为当时“王君宏”刚来，和他也不熟，到底是谁签收的材料我也不清楚，但签收材料都是蒋康铭安排的；2.我是从2004年3月15日之后参与到涉案工地管理的，为工地垫付了购买五金件等小额物品、检测样本产生的交通费及食堂开支和租房费用的款项，蒋康铭没有向我支付过工资，也没有支付过我的一辆汽车的使用费；3.我购买小额物品后会先找吴士清签字，后再找蒋康铭报销，但吴士清称没有钱报销让我先行垫付，他不签字。蒋康铭陈述：1.工地上关于小额物品报销流程，一般购买人要先向我聘请的工地总负责人吴士清说明需要买什么，经其同意后再去购买，后再向吴士清或我来报销，最终由我全部支付；2.考虑到何海龙有一部汽车可在工地上使用，故确定其每月工资为5000元，工资已全部支付完毕；3.我不认识“王君宏”；4.涉案工地的工人都是自己解决食宿，都是包工包料的。一审另查明：一审法院根据何海龙提供的信息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泰州分公司调查固定电话号码0523-69×****的客户登记信息，该分公司向一审法院回寄一份业务登记单及办理业务时提交的“王俊宏”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业务登记单显示：客户姓名为王君宏，身份证号码为，客户地址为泰州三官村，该登记单上“申请人/办理人签字”处有“王俊宏”字样的签字。另依“王俊宏”的居民身份证显示“王俊宏”生于1954年11月23日，身份证号码为，住址为江苏省泰兴市口岸街道城南村****。2019年6月6日，何海龙至“王俊宏”的江苏省泰兴市老家，“王俊宏”在证人任某,4在场的情况下向何海龙出具说明一份：本人经扬州路桥公司王鸣介绍给蒋康铭参加苏州市吴中区1标桥梁施工，2004年3月26日接收张建峰材料员职务；当时我签证的材料数据证明一式两份，一份给蒋康铭，一份给何海龙，以实事求是办事；本人签证的“王君宏”名字是我签证一个突式。“王俊宏”同时称其将名字中的“俊”写成“君”只是不同方式的签名。审理过程中，何海龙申请证人任某,4出庭作证，任某,4陈述：我在涉案工地从事钢筋工工作，记得何海龙给过我工资，但记不清楚蒋康铭或吴士清给我发过没，“王君宏”在工地签收材料，他是泰州人，我在2019年6月6日与何海龙一起去的“王君宏”的老家，他在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手术，“王君宏”之前在外面写的都是“王君宏”，但实际上他叫“王俊宏”。一审再查明：何海龙于2017年3月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蒋康铭、吴士清合伙协议纠纷（2017）苏0508民初1488号一案，其认为与蒋康铭、吴士清在涉案工地上存在合伙关系，要求蒋康铭、吴士清支付合伙期间支出的材料款795895.7元、工人工资374451.75元（含何海龙工资）、车辆使用费108000元、检测样本产生的交通费1524元、食堂开支及租房费用15784元，以上合计1295655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30日以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为由判决驳回何海龙的全部诉讼请求。后何海龙不服上述民事判决，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就相关事实提起的基于不同民事法律关系提出的复数请求，都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且适用同一诉讼程序审理的，可以进行合并审理。诉的合并对于践行司法为民、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省司法资源、尽量一次性解决纠纷、避免出现矛盾裁判有重要意义，这一作法为审判实践所允许。本案中，何海龙就在涉案桥梁的施工建设中与蒋康铭产生的买卖合同关系、劳务合同关系、车辆租赁合同关系、追偿权关系向蒋康铭提出多项债权请求，并要求法院合并审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何海龙主张的黄沙、石子等货款。何海龙称其作为材料供应中间商多次向涉案工地供应了黄沙、石子，但蒋康铭未支付货款，其提供了部分货物入库单、相关所进材料统计单（表）等证据。一审法院根据“王俊宏”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结合何海龙的陈述、任某,4的证人证言可知，“王俊宏”对外有时签名“王君宏”，其自2004年3月26日开始接手涉案工地材料员一职，签收了何海龙向工地供应的多笔货物并向何海龙出具了有“王君宏”字样签名的入库单，经审查，何海龙提供的自2004年3月26日之后有“王君宏”字样签名的入库单共8份，金额合计为113730元，蒋康铭称何海龙供应货物的货款已全部结清，但是其分别在2008年5月3日和6月3日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双方还要对何海龙所供材料进行对账，现其并无证据证明已支付了该部分货款，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故一审法院认定该部分未付货款为113730元；2004年3月26日之前有“王君宏”签名的入库单，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关于何海龙主张的2003年9月30日的货款，因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原件，且其亦无证据证明该部分货物是用在涉案工地上的，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何海龙提供的三张“所进材料统计单（表）”或“汇总表”载明的货物，因均无相应入库单等证据佐证，且部分“统计表”或“汇总表”上显示的证明人或经手人“王君宏”亦未到庭进行说明，依据不足，相关货款一审法院碍难支持。关于何海龙主张的垫付款项。其中关于垫付购买小五金等小额物品款项，何海龙提供的证据均是收据或发货清单，部分收据出具人不明确，上面均没有吴士清或蒋康铭签字确认，购买物品是否用于涉案工地上也无法证实，蒋康铭对该部分证据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垫付工人工资，何海龙提供多个案外人出具的多份收条、领条等证据，但是其未能证明出具人的身份及与涉案工地的关系，蒋康铭亦否认出具人为工地工人，同时部分领条未列明款项支付性质，该项费用碍难支持；关于垫付食堂开支及租房费用，依据不足，该项费用不予支持；关于垫付检测样本产生的交通费，何海龙提供多张汽车加油发票，但未能证明相关费用的支出与检测样本之间的关联性，该项费用不予支持；关于垫付钢材货款，何海龙提供开具日期分别2005年4月8日、4月13日、4月29日三张物资调拨单客户联原件及相应商业发票复印件，但是上述材料上注明的购货单位为中国航空港建设第二工程总队苏州市A1标而并非何海龙，且何海龙也未能提供实际支付相应款项的相关凭证并进一步举证，故该部分货款不予支持。关于何海龙主张其本人在2004年1月至2006年12月期间的劳务费（工资）和车辆使用费。首先，何海龙自认于2004年3月15日起参与至涉案工地的管理，该工地于2005年12月竣工，超出其提供劳务期间的费用不予支持。其次，何海龙提出双方口头约定其劳务费为5000元/月，使用其车辆的使用费为3000元/月，但蒋康铭予以否认并自认因当时考虑到何海龙有一辆汽车可在工地上使用，故才决定给其劳务费5000元/月，对此双方各执一词，何海龙作为原告负有对其陈述进一步举证的义务，但其并未予以举证，不利后果自行承担，一审法院根据当前证据，认定蒋康铭支付给何海龙的5000元/月是包含劳务费和车辆使用费两项费用的。最后，蒋康铭有无向何海龙支付其提供劳务期间的上述两项费用。蒋康铭提出其已按5000元/月的标准向何海龙支付了全部款项，但何海龙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如蒋康铭存在拖欠何海龙劳务费、车辆使用费或垫付费用的事实，何海龙至少应该在2008年5月3日蒋康铭向其出具承诺书时对上述三项费用提出对账要求或主张权利，但是该承诺书中仅明确对其供应材料和收款情况进行对账，后双方在2008年6月3日再次协商对账并由蒋康铭再次出具承诺书时，也未提及对上述三项费用进行对账，且何海龙收到该两份承诺书后从未对蒋康铭的承诺内容提出过异议，考虑到涉案工程竣工结束至今已十三余年，当时劳务费以现金支付为主的社会大环境下，在双方当事人均无充分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蒋康铭在2008年书写的的上述两份承诺书的内容，认为蒋康铭关于5000元/月的款项已全部支付给何海龙的陈述更具有可信度，更符合一般常理。综上，何海龙提出的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未付货款的逾期付款利息。何海龙此前就同一事实于2017年3月7日通过一审法院向蒋康铭主张过权利，现其提出自2017年3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应以未付货款11373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蒋康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何海龙支付货款113730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113730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何海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24元，减半收取8812元，由何海龙负担8032元，蒋康铭负担780元。蒋康铭应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直接支付给何海龙。二审中，何海龙申请王俊宏出庭作证，王俊宏到庭陈述：我原来在扬州五建做工程，老板王鸣介绍我去蒋康铭的工地上做管理，当时在造桥，工地上具体负责的是吴士清，蒋康铭是大老板，不怎么去工地。我总共管理了四座桥，接手张建峰的工作，大概是2004年3月初到工地上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说明上写2004年3月26日接手张建峰，是因为当时租房子算水电费的时间就是这个日期，我按照这个日期推定的交接时间。入库单上“王君宏”是我签的，我认为做人要诚实，所以签名的时候用了君子的君，我在施工材料上签的都是“王君宏”三个字，是平时的习惯。在工地上，如果有材料来，会填三联的单子，一联给材料供应商，剩下两联给吴士清，单子上有我签字老板就认。何海龙是投资商，我也叫他老板。何海龙没有向工地卖过材料，我有从何海龙手中接收过材料，具体什么材料记不清了，我在入库单上签字交给何海龙。我到工地上工作没有聘书、合同等书面材料或工资转账凭证，蒋康铭还欠我工资。我在工地上工作到2004年11月，当时工程尚未结束，我没有和老板确认具体工资和结算的问题，当时蒋康铭、吴士清、何海龙几个老板之间也有矛盾产生，我觉得这个工程没什么指望，就离开了。6915224是我老家的电话，村里有一个和我名字一模一样的王俊宏，我在三组，他在六组，为什么电话登记的人身份证号与我不同我也不知道。王俊宏在本院调查笔录上签名为“王君宏”。何海龙认为王俊宏的证人证言基本符合事实，可以证明：一、证人到岗时间是2004年3月初，先认识蒋康铭，随后认识何海龙，2004年3月26日仅是与张建峰交接的时间，所以该时间点之前证人签字的材料也应被认可。二、张建峰说其2004年8月份离开工地是谎言。三、不管何海龙的身份是工地的承包方还是施工方，其垫资的行为是客观真实、有目共睹的，证人也认可了何海龙是投资人、老板的身份。蒋康铭对王俊宏的证人证言质证认为：一、出庭作证的人身份证显示为王俊宏，并非书面材料上签字的王君宏，故对证人身份存疑。一审法院调取电信部门的登记单上很清楚，王俊宏认可该电话是其老家电话，但是登记的却是他人的名字，自相矛盾。证人证言不具备证明力。二、证人没有任何书面材料证明其身份，不能仅凭其自述就认定其是案涉工地上的施工员或材料员。综上，我方认为王俊宏不具备证人身份，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也无从核实。二审另查明，在何海龙起诉蒋康铭、吴士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何海龙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与蒋康铭作为投资人签订的工程合作协议一份，载明：2004年3月15日经两人商定共同投资建设，苏州市吴中区、承建（A标段）桥梁1至7号桥及新增桥共八座；目前工程即将完工；为了更好地合作下去，因此决定签订协议。在该案中，何海龙、蒋康铭对工程合作协议的内容及履行存在争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何海龙认为其在蒋康铭承包的苏州市吴中区1标桥梁工程上提供材料、垫资并进行管理，要求与蒋康铭就相关费用进行结算引发的纠纷。何海龙诉请主张的款项包含垫付的材料款、工人工资、车辆使用费、检测样本交通费、食堂开支及租房费用以及其本人进行管理的工资。针对何海龙主张的费用，本院分析如下：对于材料款，蒋康铭出具的两份承诺中载明双方就何海龙所供材料及收款进行对账结算，蒋康铭上诉认为何海龙仅是材料中间商，材料款由其或发包方与供应商直接结算，该主张与承诺内容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承诺，案涉工程完工后双方约定时间进行结算，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蒋康铭认为出具承诺后双方已经择日结算完毕，应由蒋康铭举证证明。鉴于蒋康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结算完毕，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及付款时间尚不明确，故蒋康铭认为何海龙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何海龙向蒋康铭主张材料款，应由何海龙举证证明其就案涉工程供应的材料及价值。何海龙主张的材料款包括：1.2003年9月20日张建峰确认的黄沙、石子明细账，何海龙认为该款系蒋康铭认可的合作投入款，但前案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该部分材料也并非用于案涉工程，故对该笔材料款不予支持。2.2004年3月7日至2004年5月18日期间材料款313207元，对此，何海龙提供了“王君宏”签字的2004年3月12日至2004年4月29日入库单予以佐证。双方当事人对“王君宏”的身份存在争议，何海龙一审中提交了王俊宏出具的说明，二审中王俊宏出庭作证，王俊宏当庭陈述与其书面说明内容基本吻合，对于案涉工程情况陈述也较清楚，其陈述签名“王君宏”系其习惯，而王俊宏在本院调查笔录中签名也为“王君宏”，书写方式与入库单上“王君宏”的书写方式相似，结合何海龙提供的入库单格式与蒋康铭主张使用的四联入库单格式一致，本院对王俊宏的身份及陈述予以采信。但王俊宏一审出具的说明中明确于2004年3月26日接手材料员职务；何海龙一审中也陈述“王君宏”是2004年3月26日来的，此前“王君宏”没有在涉案工地，二审中王俊宏陈述2004年3月初到工地与之前陈述不符，也没有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工作时间，故对何海龙关于王俊宏2004年3月份即开始工作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证据及陈述，对有“王君宏”签名的2004年3月26日之后的入库单予以采纳并无不当。该部分材料款经核算为113730元。其他款项无证据佐证，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3.2004年4月16日至2004年4月29日材料款21180元、2004年8月17日至2004年11月1日材料款152152元，为此，何海龙提供有“王君宏”签字的《何老板所进材料统计表》、《周老板所进砂、石材料汇总表》佐证。根据王俊宏陈述，对于工地材料其会出具入库单交给供应商，上述统计表、汇总表虽有签字，但均无具体单据加以印证，“周老板”与何海龙及建设工程有何关系也没有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费用未予支持并无不当。4.2005年4月8日、13日、29日钢材款185025.6元，何海龙提供了上海润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物资调拨单及发票佐证，但上述证据上购货单位为中国航空港建设第二工程总队苏州市A1标，无法证明与案涉桥梁工程的关联性，蒋康铭对此也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5.小五金费用，对此何海龙提供的证据多为收据、送货单、发货清单等，一方面，上述材料上无法体现与案涉工程的关联性；另一方面，蒋康铭陈述工地上使用小额物品的流程是经吴士清同意购买后找吴士清或其报销，何海龙也认可该流程，但何海龙认为吴士清让其垫付并拒绝签字与上述流程不符，也没有证据证明。蒋康铭对何海龙主张的小五金杂项费用均不认可，何海龙主张该费用依据不足，不应支持。对于何海龙主张垫付的工人工资，何海龙提供的证据系结账单、收条、领条、借条等材料，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相关人员的身份及款项发生原因、性质；对于垫付检测样本交通费，何海龙提供的证据为加油发票，无法体现与案涉工程之间的关联性；对于垫付食堂开支及租房费用，何海龙提供的是金素芳、浦胜利出具的书面证明，但证明人身份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也未到庭佐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费用主张依据不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对于何海龙自己管理的工资及车辆使用费，何海龙认为双方口头约定其管理的劳务费为5000元/月，使用其车辆的使用费为3000元/月，蒋康铭仅认可约定劳务费5000元/月，包含车辆使用费在内，对车辆使用费没有另行约定。鉴于何海龙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一审法院根据蒋康铭的自认认定何海龙的管理工资标准并无不当。案涉工程在2005年12月左右完工，双方2008年约定对账时并未提及何海龙工资的问题，何海龙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在提起前案起诉之前曾向蒋康铭主张过工资。一审法院综合本案情况及十多年前劳务费以现金支付为主的大环境，认定何海龙的工资已经支付完毕可信度更高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蒋康铭应支付何海龙材料款113730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按照何海龙前案诉讼主张的时间开始计算利息并无不当。鉴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取消，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已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故蒋康铭应承担的逾期还款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上诉人何海龙、蒋康铭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4元，由何海龙负担17624元，由蒋康铭负担15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军芳审判员  孙楚楚审判员  郭 锐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袁丽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