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再211号抗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余蒂妮，女，汉族，1972年7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被申诉人（一审原告）：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龙井二路科技馆**。负责人：李鲲，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林锐，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学斌，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珠海市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日荣大厦****构代码：55169522－4。法定代表人：余蒂妮。一审被告：李晓明，男，汉族，1968年8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蒂妮，系李晓明的妻子。一审被告：江苏中信安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南港管理**67899810-X。法定代表人：任昌建。申诉人余蒂妮因与被申诉人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一审被告珠海市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信泰公司）、李晓明、江苏中信安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安泰公司）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284号民事判决，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深检民（行）监[2018]4403000058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粤03民抗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钟娴君、助理赵一一出庭。申诉人、一审被告珠海华信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一审被告李晓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蒂妮，被申诉人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林锐、吴学斌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江苏安泰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一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理由如下：第一，协议明确约定，计算代理费截止时间以收到裁决书的时间为准。确定余蒂妮等人向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的依据应该是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一审判决认定“关于减少罚金计算代理费的起止时间，仲裁裁决书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应按照仲裁裁决书所确定的时间来计算减少部分的代理费”，是将委托代理关系不恰当地代入到仲裁案件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关系中。《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约定：“上述费用在甲方中任一方收到仲裁裁决书或撤诉方面通知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逾期按照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显然，计算上述代理费的时间标准应以“收到仲裁裁决书”为准，故罚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计算的截止时间应该是余蒂妮方收到仲裁裁决的时间，且依据该《委托代理协议》，双方也并未明确约定罚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要计算到余蒂妮全部偿还仲裁申请人债务为止。而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定“罚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暂计算至2014年5月18日，继续计算至余蒂妮、李晓明、珠海华信泰公司、江苏安泰公司支付全部借款本息、罚金给仲裁申请人为止”，明显与《委托代理协议》上述约定不符。依照该判决，若余蒂妮方在收到仲裁裁决书或撤诉方面通知之日起五日内支付了代理费，显然不用支付违约金，说明余蒂妮方完全履行了《委托代理协议》的合同义务，此时代理方的仲裁案件代理义务也已履行完毕，双方的权利义务均已实现，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终结，那么原代理方此后再依据余蒂妮方新产生的罚金支付义务向余蒂妮方主张代理费的根据何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一审判决确定的代理费支付义务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内容明显不符，在委托代理关系已经终结的情况下，强行拟定毫无法律关系基础的代理费之债，违反了上述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二，按收到裁决书时间计算代理费符合委托代理服务的本质。律师有偿代理仲裁业务的本质，是针对案件当事人争议事项而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即服务的标的是未决事项。因此裁决下达之日即是定分止争之时，合同目的既达，此时结算因委托代理服务而产生的代理费，符合情理，也与该法律关系设置的目的相吻合。第三，风险已过，收益应停止。本案的代理关系属于风险代理，这种代理关系的特点是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在裁决书下达以前，代理人的收益与风险都存在高低并存的可能性，但裁决书下达后，委托人偿还仲裁申请人的债务计算方式确定，代理人若仍以此后产生的罚金按比例收取代理费，则风险为零，收益只增或持平，但绝不减少，显然与风险代理关系的特点相矛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申诉人余蒂妮称，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另补充如下意见：一、对一审判决中律师费减少部分收取50%有不同意见，根据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最高收费标准不得高于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二、对一审判决中罚金的计算方法有不同意见，将罚金视同银行逾期利息按减少部分8%收取律师费，计算方法严重错误，一审判决的计算方法是按5.2倍-4倍=1.2倍，6倍-1.2倍=4.8倍，但6倍和5.2倍以及4倍都是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所以6倍里包含了4倍，类似于减法的交换率，故该认定有误。在罚金计算方法里如果按照委托代理协议，超过4倍不能收取罚金的提成，如果按照一审判决书上5.2倍计算已经远远超过了4倍，所以不能获得罚金减少部分的提成。三、对一审判决中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有不同意见，违约金计算是对第四被告的违约金计算，和余蒂妮没有利益关系，在仲裁裁决书上已经明确说明属于重复计算，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法律规定不能支持，更不能作为律师的风险提成，该部分不应由余蒂妮承担。四、对30万元前期代理费用，当时是直接支付给了吴学斌个人，根据委托代理协议应该让仲裁裁决延迟6个月下达，但实际上仲裁裁决3个月就下达了，所以没有完成协议约定，应该按照协议约定归还。综上，余蒂妮再审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委托代理协议是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通过诱骗、欺诈手段签订，应视为无效合同；3、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应按银行同期利率5.2倍计算归还30万元的前期律师费；4、由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承担一审全部诉讼费用；5、按照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计算仲裁案委托律师的律师费。被申诉人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辩称，对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答辩如下：律师费的计算应以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为依据，因为该《委托代理协议》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一、本案焦点问题是罚金减少部分该如何计算律师费的问题，《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第3款第3项明确约定“仲裁裁决确定的违约金、罚金第一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部分的8%支付给乙方”，该约定属于风险代理，风险代理的本质是的律师的收费与委托人获取的利益（包括积极利益的增加和消极利益的增加）相关联，委托人获取的利益越多，支付的律师费就越高。罚金减少的计算依据是根据仲裁申请书的请求与仲裁裁决书确定的金额的差额来确定的，所以用仲裁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中的请求金额减去仲裁裁决书中的确定金额，即为罚金减少的部分。罚金减少的部分按照8%支付律师费。《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是罚金这一项，仲裁裁决书相对于仲裁申请书减少的部分，而不是某一个时间段罚金减少的部分。所以，争议焦点的解决是根据仲裁申请书以及仲裁裁决书确定罚金这一部分到底减少了多少。二、《仲裁申请书》“仲裁请求”第3条“请求裁决被申请人以借款本金总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6倍的标准向申请人支付罚金直至全部借款本息、违约金等款项清偿之日。”1、仲裁申请人请求罚金的金额不是一个具体数字，而是一个计算方式，即本金×利息×时间。2、仲裁申请人要求罚金的利息是按照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6倍计算，时间是直至全部借款本息、违约金等款偿之日。也就是说仲裁申请人要求按照同类贷款利率6倍计算罚金一直到余蒂妮等人清偿本息为止。仲裁申请人所主张的罚金的计算可以用公示表示：申请罚金：1240万×6倍×还清本金、利息为止（时间）。三、仲裁裁决书关于罚金金额的计算，也只是根据仲裁申请书相应地确定了一个计算方式，没有具体的数字。《仲裁裁决书》第（二）项“逾期利息和罚金的计算方式为：以第一、二、三被申请人应付未付的本金人民币124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5.2倍（裁决书将逾期利息和罚金一并计算，逾期利息按照4倍计算，罚金按照1.2倍计算，对此双方没有争议），自2011年6月19日起计至所有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仲裁裁决书关于罚金的计算是根据仲裁申请书的仲裁请求来确定的。根据仲裁裁决书上述内容，仲裁裁决关于罚金的计算也可以用公示来表示：裁决罚金：1240万×1.2倍×还清本金、利息为止（时间）。四、罚金到底减少了多少，应该如何计算？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的上述约定，罚金减少的部分是仲裁裁决确定的罚金低于仲裁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的请求数额，即仲裁申请主张的罚金：1240万×6倍×还清本息为止（时间）-仲裁裁决的罚金：1240万×1.2倍×还清本息为止（时间），罚金减少的部分=1240万×4.8倍×还清本息为止（时间）。这种计算方法完全是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内容既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违反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其约定当然应该依法成立。本案的一个特殊在于委托人余蒂妮等人在本案中并没有获得积极的利益增加，而在于消极利益的增加。所谓消极利益增加是指应该减少的利益因为某种事实而没有减少。按照仲裁申请人的请求，余蒂妮等人在付清本息之前都应该按照银行规定的利率的6倍支付罚金，但是仲裁裁决书只确定余蒂妮等人按照1.2倍支付罚金，但是时间也是到本息付清为止，那么到余蒂妮等人本息付清之前，其罚金的部分相对于仲裁请求难道不是一直在减少吗？难道余蒂妮等人不是罚金减少部分的收益者吗？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被申诉人帮助余蒂妮等人每个月都有积极利益的增加，按照增加部分的8%支付律师费可能会让人更容易理解，同样其消极利益的增加也是其利益的表现。五、抗诉理由对《委托代理协议》做了明显歪曲的理解。（一）第一个抗诉理由：“协议明确约定，计算代理费截止时间以收到裁决书的时间为准。”纵观整个《委托代理协议》并没有约定“计算代理费截止时间以收到裁决书的时间为准。”抗诉机关认为的“明确约定计算代理费截止时间以收到裁决书的时间为准”在哪里？《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最后一款“上述费用在甲方中任一方收到仲裁裁决书或者撤诉方面通知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逾期按照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明显是关于支付代理费的时间以及逾期支付代理费后果的约定，是为了督促委托人按照《委托代理协议》及时支付代理费的条款，并不是关于代理费的结算依据。从逻辑上而言，代理费的具体结算方式由前面4款明文规定，不然又如何理解这一款与前面4款的关系呢？抗诉机关认为《委托代理协议》并未明确约定罚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要计算到余蒂妮全部偿还仲裁申请人债务为止，并认为一审判决与《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不符，这是再次故意对《委托代理协议》明文约定的内容视为不见。《委托代理协议》虽然没有明确约定罚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的截止时间，但是《委托代理协议》第3条第3款第3项明确约定仲裁裁决确定的违约金、罚金低于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部分的8%支付给乙方。《委托代理协议》关于罚金减少的是指罚金的整体减少，这一项的减少，而不是罚金部分的某一阶段的减少。且本案属于风险代理，代理费的收取与委托人的收益是挂钩的，仲裁申请人要求罚金的计算时间是本金利息还清为止，仲裁裁决裁定罚金的减少也是计算至本金、利息还清为止，抗诉机关认为该部分的代理费应该截止到收到仲裁裁决送达为止没有法律和事实根据。（二）抗诉的二个理由认为“按收到裁决书时间计算代理费符合委托代理的本质”，这种说法违背了司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委托人与代理人按照什么标准来约定代理费，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费规定的范围，就应该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抗诉机关认为应该按收到裁决书的时间计算代理费没有事实依据，也混淆了风险收费与固定收费的关系。风险收费不是以代理结束为收费依据的，在律师委托代理合同中代理行为结束后收费不一定就停止，应该看双方的合同约定。被申诉人只是主张按照原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并没有额外增加代理费。如果认为代理行为结束，原先签订的风险代理都应该终止，是不符合风险代理的本质与双方约定的。（三）抗诉的第三个理由认为“风险已过，收益应停止”，这是对风险代理的误解。风险代理的实质是将律师收费与委托人的收益挂钩，这里的“风险”，如果一定要从字面含义来理解的话，是指律师能否收到律师费的风险，委托人收益越大，律师收费越多，即使仲裁裁决送达，但是仲裁裁决所确定的罚金计算方式仍然可能会使委托人受益，按照委托人受益的部分支付一定的代理费，正是风险代理的实质。六、抗诉机关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也没有指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到底哪里有误，事实上，抗诉机关所言及的就是一个合同条款的解释问题，即应当如何理解《委托代理协议》第3条关于代理费收取的时间点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同条款的解释不属于应当提起抗诉的理由。七、从程序上而言，余蒂妮在一审后不上诉，再审申请被法院驳回，在仲裁案件中不停地提出不予执行、申请撤裁，明显是在浪费司法资源。八、关于实质公平的问题，被申诉人通过代理行为就本案罚金减少的部分，到目前为止比仲裁申请少了4000多万元，在同时代理的委托人的另一起仲裁案中（标的比本案还要大），被申诉人一分钱律师费都没有收到。这两个仲裁案件，被申诉人为委托人争取到的利益至少在9000万元左右，而律师费仅收到200万多一点。另外，对余蒂妮当庭补充的意见答辩如下：1、罚息减少部分不是无期限的主张，而是根据仲裁裁决书罚金部分减少的收益停止以后风险代理费就会停止。2、关于律师费减少部分按50%支付并没有违反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律师收费的规定，因为广东省司法厅规定的律师风险代理收费最高不得超过30%是按照合同标的总额的30%来计算，而不是只计算某一项。3、关于罚金的计算部分，在仲裁裁决书第22页、23页已经说明非常清楚。4、违约金减少部分不是抗诉机关的抗诉内容，而且违约金减少部分与余蒂妮也是有关系的，余蒂妮是涉案借款的担保人，也是仲裁被申请人，所以仲裁裁决裁定其对违约金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5、关于30万元前期代理费的问题，属于被申诉人的合理收费，应不予退还。6、关于律师费以及违约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计算，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余蒂妮的委托代理人曾当庭明确表示对这两部分计算没有异议，一审判决对此也有明确记载。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审被告珠海华信泰公司及李晓明的答辩意见与余蒂妮的意见一致。一审被告江苏安泰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珠海华信泰公司、余蒂妮、李晓明、江苏安泰公司（以下简称四被告）向其支付律师费732410元，违约金151609元共计884019元（违约金暂计算至2014年5月18日），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诉讼过程中，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增加诉讼请求为，四被告向其支付律师费1046128元（暂计算至2014年5月18日，直至支付全部借款本息、罚金给仲裁申请人为止）；支付违约金111935.7元（暂计算至2014年5月18日，直至支付全部律师费为止），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7月，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与四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由其代理四被告处理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借款纠纷仲裁案。该仲裁案中，四被告作为被申请人，被要求偿还申请人：（1）借款本金1240万元；（2）以本金124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6%的标准向申请人支付全部借款利息直至全部借款本息、违约金等款项还清之日（从2011年3月18日暂计至2013年5月28日的利息为497.86万元，此后利息计算至借款全部还清为止）；（3）以借款本金总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6倍的标准向申请人支付罚金直至全部借款本息、违约金等款项还清之日（自2011年6月19日暂计至2013年5月28日的罚金，以1240万元为基数计算，为926.74万元，此后罚金计至借款全部还清之日止）；（4）支付124万元的违约金；（5）支付律师费46万元等，共计2958.6万元。双方就代理上述仲裁案件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就风险代理的委托代理费进行了约定：（1）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后，四被告向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一次性支付30万元前期代理费，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应根据法律的规定，使案件的裁决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后做出，否则退还前期代理费，四被告不及时提供法律文书导致延误的除外；（2）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中主张律师费减少的部分，四被告按照仲裁裁决确定减少部分的50%支付给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3）仲裁裁决确定的本金和利息低于申请人在仲裁裁决中主张本金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四倍的，四被告按照仲裁裁决确定减少部分的50%支付给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利息部分如果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四倍的，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不就超出部分主张代理费；（4）仲裁裁决确定的违约金、罚金低于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部分的8%支付给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5）如果四被告反诉，反诉请求得到支持的，按照得到支持部分的50%支付给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协议还约定，上述费用在四被告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逾期按照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2013年10月18日，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书，裁定：（1）四被告向申请人偿还本金1240万元以及借款合同期间的利息59.52万元；（2）四被告向申请人支付逾期利息和罚金，逾期利息和罚金的计算方式为：以四被告应付未付的本金124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5.2倍，自2011年6月19日起计至所有借款本息偿清之日止；（3）四被告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32万元；等等。双方确认，2014年1月底，四被告收到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书。一审法院认为，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与四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约定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如何计算委托代理费中罚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双方对如下委托代理费无争议：1、律师费减少部分，四被告按照仲裁裁决确定减少部分的50%支付给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四被告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32万元，比申请人请求的46万元律师费少了14万元，四被告应就此部分支付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7万元；2、违约金减少部分，四被告按照仲裁裁决确定减少部分的8%支付给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没有支持四被告向申请人支付248万元违约金的仲裁请求，四被告应就此部分支付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8%，即支付248万×8%=19.84万元。双方对于委托代理费争议部分为：罚金减少倍数与该部分代理费的计算。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主张，根据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四被告借款纠纷仲裁案的逾期利息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4倍来计算的，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按照5.2倍来计算逾期利息和罚金，因此罚金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1.2倍来计算的，故罚金减少部分为6倍减去1.2倍，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通过仲裁为四被告减少的罚金的利率计算标准为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4.8倍。四被告主张，罚金部分的减少没有4.8倍，而是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3.96倍。四被告主张逾期利息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超过约定利息的部分为罚金。仲裁文书确定逾期利息与罚金总额为同期贷款利率的5.2倍，逾期利率即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为月息1.6%，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5.2倍换算成月息为2.64%，相减后则罚金部分为月息1.04%。该1.04%再换算回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倍数，为2.04倍，故罚金减少部分为6倍减去2.04倍，即减少部分利率计算标准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3.96倍。双方上述主张，分歧点实质在于逾期利息的计算。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认为逾期利息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则罚金相应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2倍；四被告认为逾期利息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即月息1.6%计算，经过两次换算，罚金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04倍。一审法院认为，确定双方代理费的依据是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该裁决书裁定了逾期利息和罚金之和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5.2倍。尽管裁决书并未分列逾期利息和罚金分别为多少，但该5.2倍作出的依据，是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为基准上浮30%。而裁决书中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只有在确定逾期利息时才具有意义。另外，裁决书第一项明确裁定以月息1.6%支付合同期间的利息，第二项裁决内容为逾期利息，显然合同利息并不对逾期期间的逾期利息具有约束力。四被告混淆了裁决书中合同利息与逾期利息的概念，其主张不能得到支持。因此，裁决书确定的逾期利息，即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据此，则罚金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2倍，减少的罚金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8倍。关于减少罚金计算代理费的起止时间，该院认为，仲裁裁决书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应按照仲裁裁决书所确定的时间来计算减少部分的代理费。该裁决书裁决四被告支付罚金期间为：自2011年6月19日起计至所有借款本息偿清之日止。在四被告未付清所有本息和罚金前，罚金一直在发生，其减少罚金部分的代理费也应相应计算至四被告付清仲裁案件申请人所有本息、罚金之日。仲裁文书确定罚金自2011年6月19日起计算，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主张暂计至2014年5月18日，此期间共为35个月。2011年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年利率6.1%，但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主张为年利率5.6%，故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主张暂计期间的减少罚金部分的代理费为：12400000×5.6%/12×35×4.8×8%=777728元。上述三部分的代理费相加，即70000+198400+777728=1046128元。根据委托代理协议，上述代理费应在四被告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逾期按照日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四被告主张该违约金过高，应予以调整，该院予以支持。该违约金实为迟延履行利息，不应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合同约定日千分之一属约定过高，该院予以调整。2015年短期银行贷款年利率为5.1%，4倍即为20.4%，月息即为1.7%。该院酌定按月利率1.7%支付违约金。四被告2014年1月底收到仲裁裁决书，则自2014年2月6日起按照月利率1.7%计算，暂计至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主张的2014年5月18日，共102天，3.4个月，违约金为1046128×1.7%×3.4=60466元，计算至四被告付清全部代理费为止。关于四被告主张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应退还前期代理费30万元，因四被告并未提起反诉，本案不予处理。关于四被告主张已对仲裁案件提起不予执行申请，如仲裁裁决被撤销，则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无权主张代理费，该院认为，四被告委托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的是其在仲裁阶段的代理事宜，委托代理事项完成后，其应该依照双方的合同支付委托代理费。即使仲裁裁决被依法撤销，并不影响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对代理费的主张。该院对四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珠海华信泰公司、余蒂妮、李晓明、江苏安泰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连带支付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费1046128元（罚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暂计算至2014年5月18日，继续计算至四被告支付全部借款本息、罚金给仲裁案申请人为止）；二、珠海华信泰公司、余蒂妮、李晓明、江苏安泰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连带支付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未支付委托代理费违约金60466元（违约金以104612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暂计至2014年5月18日，继续计算至四被告支付完全部委托代理费为止）；三、驳回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222元、保全费4940元，由四被告承担。本院再审查明，一、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10月18日作出的仲裁裁决书，在关于逾期利息和罚金的分析认定部分载明，“考虑到逾期利息和罚金具有违约惩罚的性质，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但亦不能过高。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结合国家相关部门关于贷款利率上限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关于违约金过高的认定标准，仲裁庭认为，本案逾期利息和罚金之和，以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上浮30%为宜。因此，珠海华信泰公司、余蒂妮、李晓明应按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上浮30%，即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5.2倍，向申请人支付逾期利息和罚金，从2011年6月19日起计至所有借款本息偿清之日。”二、本案一审时，珠海华信泰公司、余蒂妮、李晓明、江苏安泰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琳君出庭参加庭审，其明确表示对律师费减少部分及违约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没有异议。根据授权委托书，唐琳君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代为承认、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提起反诉、上诉等。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代理合同纠纷，珠海华信泰公司、余蒂妮、李晓明、江苏安泰公司与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合法有效。余蒂妮主张该《委托代理协议》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已依据该《委托代理协议》完成委托代理事项，珠海华信泰公司、余蒂妮、李晓明、江苏安泰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结合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代理费应如何计算。根据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的主张，代理费分为律师费减少部分、违约金减少部分和罚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三部分。对此，本院分述如下：首先，关于律师费减少部分及违约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一审庭审时，珠海华信泰公司、余蒂妮、李晓明、江苏安泰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已明确表示对律师费减少部分及违约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没有异议。一审判决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确认认定律师费减少部分的代理费为7万元，违约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为19.84万元，符合《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也不违反相关规定。余蒂妮再审时对律师费减少部分及违约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提出异议，既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有违民事诉讼的禁止反言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罚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仲裁裁决确定的罚金低于仲裁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部分的8%支付代理费。仲裁申请人申请仲裁时是要求以本金124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6倍的标准支付罚金（自2011年6月19日起计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但仲裁裁决并未将罚金单列，而是将逾期利息和罚金写在一起，认定逾期利息和罚金之和，以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上浮30%为宜，得出逾期利息和罚金的计算方式为：以本金124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5.2倍，自2011年6月19日起计至所有借款本息偿清之日止。一审判决认为尽管仲裁裁决并未明确逾期利息和罚金分别为多少，但上述5.2倍作出的依据，是以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为基准上浮30%，而仲裁裁决中该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只有在确定逾期利息时才具有意义，故推断出仲裁裁决确定的逾期利息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则罚金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1.2倍，减少的罚金利率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8倍。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符合常理及一般的裁判规则，余蒂妮主张罚金减少部分的计算标准有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罚金减少部分计算代理费的截止时间。抗诉机关认为，协议明确约定计算代理费的截止时间以收到仲裁裁决书的时间为准，且按收到仲裁裁决书的时间计算代理费符合本案风险代理服务的本质。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珠海华信泰公司、余蒂妮、李晓明、江苏安泰公司应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五日内支付代理费，该约定仅是明确支付代理费的期限，并非约定代理费的截止时间以收到仲裁裁决书的时间为准。另一方面，仲裁裁决认定珠海华信泰公司、余蒂妮、李晓明、江苏安泰公司支付罚金的期间为自2011年6月19日起至所有借款本息偿清之日止，故在上述借款本息未全部清偿前，罚金需一直计算，但由于罚金计算标准已经调低，故珠海华信泰公司、余蒂妮、李晓明、江苏安泰公司需承担的罚金数额也一直处于低于仲裁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中请求数额的状态。而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珠海华信泰公司、余蒂妮、李晓明、江苏安泰公司应就该部分减少的罚金按8%的比例向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因此，一审判决判令罚金减少部分的代理费应计算至珠海华信泰公司、余蒂妮、李晓明、江苏安泰公司支付全部款项给仲裁申请人为止，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维持。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余蒂妮主张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应退还前期代理费30万元的问题，因本案一审时余蒂妮并未就上述主张提出反诉，一审判决认为该主张在本案中不应予以处理，并无不当，余蒂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申诉人的申诉请求，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再审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284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力审判员 蔡劲峰审判员 刘 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王同心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