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终43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少文，男，196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祖明宇，内蒙古方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艳伟，男，汉族，197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彩云，女，197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被上诉人妻子）上诉人孙少文因与被上诉人王艳伟返还原物纠纷不服巴林左旗人民法院（2020）内0422民初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少文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采信证据、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明显是故意而为之。首先，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向法院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不予以采信”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一审中原告的提交的四组证据全部都是来源于（2018）内0422民初5822号案件之中，相关证据及所要证明的问题均已被生效的判决予以认定。其次，2015年3月19日被上诉人王艳伟代替上诉人孙少文收到251包玉米种子并存放其家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此事实2018年1月25日巴林左旗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一份中被上诉人已经认可，同时被上诉人王艳伟也并非是上诉人所雇佣的人员（一审认定事实部分纯属无中生有），双方形成保管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王艳伟提供的证据均证明涉案玉米种子均在孙少文掌控之中，与被告王艳伟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该论述简直是荒谬，根据《合同法》保管合同的定义，上诉人孙少文是否实际掌控玉米种子与双方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并不矛盾。最后，自2015年3月19日起上诉人孙少文的251包玉米种子确在被上诉人王艳伟处，其中105包玉米种子因被上诉人王艳伟保全错误，已经对上诉人孙少文进行了赔偿，现尚有146包玉米种子在被上诉人王艳伟手中。一审法院片面的对被上诉人王艳伟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完全是故意偏袒被上诉人，证人韩某并非是上诉人所雇佣的人员，其所作的证言根本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上诉人王艳伟提供的收据中仅有2015年4月6日、4月25日两枚收据中有上诉人妻子的签字，除此之外的收据经手人处全部是被上诉人王艳伟及其妻子季彩云经手；按照常理，如果涉案玉米种子与被上诉人王艳伟无关，均在上诉人孙少文掌控之中，那么被上诉人王艳伟手中为何会留有相关销售收据。综上，一审判决采信证据、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撤销（2020）内0422民初42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王艳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收到双辽市利农经营部供应的251包玉米种子，王艳伟仅是帮助上诉人清点种子数目，并不能证明种子的实际去向，王艳伟是否应返还等情况。因上诉人的种子未经审核，依法不能对外销售，上诉人怕被农牧业主管部门没收，暂放至宋树堂家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代为清点种子数目后，按上诉人的指示将其放在宋树堂家中牛圈改装的简易库房里，上诉人妻子王艳凤将其中的146包种子出售给他人，收款人也是上诉人和王凤艳，被上诉人妻子季彩云进行开票或记账，被上诉人一审中已提供账册和证人证言证明。其次，上诉人已认可王凤艳出具收据的90包种子，依然要求返还146包，自相矛盾。最后，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的起因是其发现销售的货款可能收不回来了，想要栽赃陷害，已构成虚假诉讼，应承担刑事责任。孙少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艳伟返还玉米种子146包×25袋／包=3650袋，如不能返还要求按照365000元进行赔偿；2、王艳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少文与王凤艳系夫妻关系。王艳伟是孙少文开办的中国农资合作社门市部的雇员，王艳伟在巴林左旗林东菜市场有库房，孙少文的部分农资产品（包括菌肥）及所经营的部分种子曾存放在王艳伟的家中，并由王艳伟出具一枚收到条，收到条标注“今收到玉米种子251包X25小袋，收到人巴林左旗中国农资新型合作社中新社，收到人：孙少文，代理人：王艳伟”，时间为2015年3月19日。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根据法律规定，保管合同或称寄托合同、寄存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一方将物交付给他方保管的合同，保管物品的一方成为保管人，或称受寄人，其所保管的物品称为保管物，或者称为寄托物，交付物品保管的一方称为寄存人，或者称为寄托人，保管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终止保管合同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结合本案，孙少文主张与王艳伟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其将案争的251包玉米种子寄存在被告王艳伟的家之中，但并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剩余的146包玉米种子还在王艳伟手中，庭审中，王艳伟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案涉玉米种子146包的销售情况完全由孙少文掌握，销售的货款也由孙少文的妻子王凤艳收取，并且王艳伟向法院申请证人韩某出庭作证，证实案涉的玉米种子经孙少文的指派运往大板、白音沟、花加拉噶等地，且王艳伟给孙少文出具的“收到条”明确说明王艳伟系代收人，实际收物人为孙少文自己；在2018年1月25日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庭审中，王艳伟对“收到条”进行质证时表示：“2015年3月15日王艳伟代替孙少文收到的玉米收条原件一份真实性没有异议，写的收到人孙少文，代理人王艳伟，孙少文不在家我们就代收，数量没有异议，因为种子不合法，没蒙审（系指经过内蒙古自治区审核的种子才能够销售），怕被没收才放到我家仓库的，该欠据与王艳伟和本案均没有关系，我只是管理库房，库房出库也是原告（系指孙少文）让的，也是原告（系指孙少文）工人出库的”，以上证据均证明案涉玉米种子均在孙少文掌控之中，与王艳伟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因此孙少文再向法院主张要求王艳伟返还案涉玉米种子146包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少文向法院主张要求王艳伟返还原物主张，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孙少文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宋树林书面证言一份，证明宋树林曾于2015年4月28日、2015年5月6日为孙少文装卸种子。被上诉人质证称，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对该份书面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以其与被上诉人形成保管合同关系为由，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保存在其家中的玉米种子，并提交了收到条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经审查认为，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本案中双方未签订保管合同，亦未对保管期限及费用做出过约定；上诉人提交的收到条中记载被上诉人以代理人人身份对种子进行了代收，但并未约定保管义务，故对于上诉人称双方形成保管合同关系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原物或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种子于2015年3月收到后，上诉人作为种子实际所有权人应积极履行管理义务。诉讼中，上诉人述称其在种子收到后未曾到过现场核实，251包种子取回过，也销售过，但具体数额多少不清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的种子数量及实际占有情况，故对于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75.00元，由上诉人孙少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斯琪审判员 黄树华审判员 姚美竹 二0二0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姜 冉书记员 史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