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再11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贵州景顺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黄连村。法定代表人：赵韶光，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北京路**。法定代表人：任仁，该公司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div>法定代表人：杜会民，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贵州景顺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顺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公路公司）、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二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黔01民终70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黔民申279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贵州景顺农业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仁辉，被申请人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永春、简行，被申请人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克李、刘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景顺公司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清镇市人民法院（2016）黔0181民初2221民事判决和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终7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申请人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养殖鱼死亡是施工原因产生的泥浆水、农田水、龙滩坝水、其他水体等多个含悬浮物水体叠加的结果”与事实不符。农田水在中交二公司施工前就已存在。“龙滩坝水”实际上是冒龙井漏出的水，在使用中会有瀑布水混入，但瀑布水出现浑浊时，申请人会有严格的拦截措施，瀑布水不会进入到申请人的渔场内。中交二公司在庭审中提供的9月2日、4日的瀑布水、施工处消水洞、冒龙井照片（照片显示：瀑布水出现浑浊；施工处消水洞的水清澈、冒龙井的水清澈）进一步证实，虽然下雨导致瀑布水变浑，但消水洞没有浑水进入，所以冒龙井的水没有变浑，即排除了其他水体的浑水进入冒水井的可能，冒龙水井水浑的唯一原因是消水洞进了浑水，冒龙井的水才会变浑。2.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5月份开始出现死鱼，至2016年3月，在死鱼原因未能迅速查明的情况下，原告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损害扩大，自己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和“2016年后原告未采取必要措施，也应承担相应责任”与事实不符。自2015年鱼大量死亡以来，申请人所做的工作和采取的措施如下：查找污染源、找寻原因；向相关部门报告，请求做了联通试验、死亡分析报告；与被申请人沟通，寻求协商解决；自购管道从马路边修建引水设施；为防止损失扩大，未再投放新鱼苗，尽快降价处理成鱼。3.被申请人的施工处仍有大片裸露的地面，其施工护坡仍未固化，因此一审判决驳回申请人的第一项、第三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二审法院判决由中交二公司承担15%的责任错误。1.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但没有指出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不应撤销一审判决进行改判。2、二审判决认定“景顺公司的鱼死亡是‘多因一果’与事实不符。3、二审判决认定”一审中认定中交二公司施工原因引起水土流失导致养鱼池悬浮物增加和鱼死亡的关键因素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撑”背离了本案事实。申请人所用冒龙井水源的补给虽然来源多处，但无任何证据证明除被申请人施工处的落水洞有泥浆水进入外，还有其他浑水进入冒龙井，而且此举证责任在被申请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被申请人应当承担减轻其造成2015年、2016年死鱼损失的举证责任，被申请人没有对此进行举证。清镇市法院环保法庭是专门审理环境案件的专业法庭，本案经过庭前证据交换、质证及三次开庭审理，并由相关专家做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才作出由被申请人承担2015年损失的60%、2016年损失的30%的判决。二审法院在没有新的事实的基础上，没有经过开庭审理，仅由一名法官进行了询问便进行改判。（三）植被的恢复和水土治理，该公司没有尽到管理责任。公路施工处至今都没有进行植被的恢复和水土治理，该公司没有尽到管理责任。（四）本案中景顺公司的诉求和本案中的损害与水中大肠杆菌的多少是无关的，我方主张的是由于悬浮物造成的鱼的死亡，水质检测报告是2017年5月2日取水，而我方的诉求并不是这个时候。检测报告中的取水点位是在同一天进行的，但是施工地的水流到我方的养殖场是需要40个小时左右的，同一天同一时间所取的水是不能做对比的。做检测时，我方已经不再养鱼，这个时候我方已经不再关心进入养鱼场水源的问题，是没有可比性的。落水洞的水占到了冒龙井的水量的11.4%，根据水量不用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造成鱼死亡的是水的浑浊程度，与水量的多少是无关的。根据我方提供的照片和视频，充分证明施工地进入了一些浑水，在两天左右之后冒龙井就有浑水冒出，而被申请人方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还有其他地方的水源可以连通冒龙井。因此被申请人方面应该承担我方的全部损失和其他诉求要求。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中交二公司辩称，景顺公司主张养殖的鳟鲑鱼在2015年持续7个月、2016年又持续9个月不断“死亡”证据不确定、不充分的，而且就算出现这样的结果，那也是因为其使用的多个水源，冒龙井的地下水已经严重污染（不是水变浑浊了，而是粪大肠杆菌严重超标），而景顺公司对主要水源落水潭瀑布和马路河水没有沉淀、清污设备，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欠缺，一遇降雨鱼池用水自然变得浑浊，与远在3.2公里外在2015年底建成通车的遵贵高速公路羊昌互通区工程根本不存在因果关系。具体意见详述如下：1、至今看不到任何证据可以直接证明冒龙井涌出的水参进泥沙变成浑浊的，相反的有充分证据证明冒龙井无论下雨与否，其涌出的水体没有明显的浑浊变化。2、景顺公司养殖鳟鲑鱼所使用的三个水源中，冒龙井涌水仅占总用水量的27.8%，显然属于辅助性用水，根本不是原告声称的是唯一的、持续不断地养鱼水源。根据《检测报告》，落水潭瀑布流水的粪大肠菌群指标是1300个/L，冒龙井涌水是9200个/L，养鱼池水是3500个/L。假设景顺公司提交的连通实验数据是可信的，对家寨1#桥下靠北的那个落水洞的来水占冒龙井涌水的11%，那么这个北落水洞来水仅占养鱼池总用水量的3%。11%/(1+2.6)X100%=3%，3、景顺公司提交的连通实验报告是一份孤证，其得出对家寨1#桥下北落水洞与冒龙井在地下连通结论不合情理、不合逻辑，与景顺公司的说法自相矛盾。一是北落水洞平时并没有水，冒龙井若自2015年雨季以来常年持续涌出浑浊的泥水，则肯定与北落水洞无关。该连通实验是原告诉前单方委托进行的，在法庭组织各方到现场查勘时，原告代理人赵韶光当众指认做连通实验的是对家寨1%桥下靠北的那个落水洞，而北落水洞平时是干枯的。实际上对家寨1#桥下有两个落水洞，在这个北落水洞的南边大约150米的地方还有一个较小的落水洞。平时桥下汇集的地表流水通过渠道（中交二公局修建）流入南落水洞，呈现一小片水塘的样子。只有在大雨、持续性强降雨时，南落水洞不足以容纳渗入地下，致使水位抬升，南落水洞的积水才会通过两个落水洞连接的渠道（中交二公局修建）流入北落水洞。而景顺公司一再声称冒龙井从2015年雨季开始就参入泥水，浑浊不断至今，那么，在北落水洞全年绝大多数时间没有水的情况下，怎么会和北落水洞有关系呢（如果浑浊不正好证明浑浊的水源是从其它89%水源地参入的）？二是两处水质差别巨大。即使北落水洞在大雨、持续强降雨时容纳的流水也会很快渗入地下，说明这些水并没有流向冒龙井。不可能在地下通过地下复杂的结构裂隙被夹带流到冒龙井。4、客观方面，完全是由于乌当地区地下水已经呈现重污染状态和加重趋势，再加上没有充分的水体净化设施难以解决遭遇当地大暴雨和持续强降雨时，水体参入泥沙而浑浊的难题所致。可以说这两大养鱼用水水源的污染问题都是不可抗力，不应脱离实际，将所谓的水污染责任推向我们。5、本案所有的合法证据证明景顺公司主张的下列主要事实不成立：景顺公司养殖鳟鲑鱼使用的主要水源明明是落水潭瀑布和马路河（落水潭瀑布断流或不足时使用），以保证活水养殖的交换量，却说成是只使用冒龙井涌水；明明落水潭瀑布流水、马路河水、冒龙井涌水平时都是比较清澈的，一旦遇到大雨或持续性强降雨，露天的落水潭瀑布、马路河就参入泥沙变得浑浊，雨过天晴后会逐渐恢复清澈，而冒龙井涌水没有泥水混入，浑浊状态与下雨关系不大，却说成相反：下雨时，冒龙井涌水就变成了泥水（诉状语。而无视落水潭瀑布、马路河水也同时变成泥水），庭审中又变成自2105年雨季以来一直成为泥水；明明是景顺公司对下雨时河水变得浑浊后没有相应的沉淀、净化设施，导致鱼池用水相应变成浑浊的，却声称可以阻断河水，只是用冒龙井涌水，难道冒龙井的出水量可以维系5000平米鱼池的交换量吗？而且，景顺公司不是反复强调冒龙井涌水自2105年雨季以来就浑浊成泥水了，为什么不阻断？羊昌互通区建设破坏了大量植被。羊昌互通区建设用地不过0.3平方公里，原地表是农田，并没有大面积植被减少，更不要说破坏。互通区的主桥、匝道桥和路基虽然不得不替代或覆盖了更小面积的原地表，但各项绿化、防护工程已经有效防范了水土流失。高速公路公司辩称，我方认为二审判决书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们请求维持二审判决。我方认为在原审的认定事实清楚，也通过了场勘验和鉴定，建设方的建设是符合国家法律要求的，如果申请人认为我们的建设行为是违法的，应该行使的是行政诉讼权利，而不是民事权利，公路公司不应是民事案件侵权纠纷的被告，我方也不是施工单位，不论是在行政主体上还是施工行为上看，都是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本案的相关事实中，原告陈述鱼的死亡是因为施工行为导致，也是通过鉴定的方式来确认的，且在施工行为结束之后鱼还在死亡。乌当区的地下水源复杂，当地人口众多，地下水，地下水已经受到污染身就已经不适合养鱼。原审做出的对公路公司的责任划分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没有任何侵权行为，希望法院维持原判。景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停止对原告养殖场的侵害；排除对原告养殖的妨碍，使水质恢复至适宜养殖鲑鳟鱼的状态；2、赔偿对原告养殖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015年5月17日--2015年11月30日计182.2万元；2016年1--9月计124.068万元；3、后期至水源水质恢复到适宜养殖鲑鳟鱼的状态前的损失由被告承担；4.本案的诉讼费和评估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景顺公司成立于2011年4月，同年7月，该公司向相关部门申请，在乌当区羊昌镇黄连村建设冷水鱼养殖基地，利用冒龙井及龙滩坝水养殖鲑鳟鱼（其中冒龙井水为地下涌出水，龙滩坝水为冒龙井水与相邻瀑布水混合水），养殖面积为5000平方米。2013年，原告获得水域滩涂养殖证，同年11月，获贵州省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并获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2013年，被告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拟建设贵遵复线，并向环保部和水利部分别报送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水土保持方案并获得批复。该工程标段位于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由第二被告中交二公司施工，在该处有一羊昌互通。按照经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施工的桥梁工程区、互通工程区主要防治措施为：施工前剥离表土，集中堆放，并采取撒播草籽、编织袋装土拦挡、排水和沉沙等临时防护措施。施工过程中布设泥浆沉淀池。两侧设土质排水沟，出口设沉沙池。桥台设急流槽。施工结束后施工场地进行土地整治，回覆表土，植草绿化。但在2015年的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剥离表土后并未完全做好水土保持，有部分泥土露天堆放在施工区。根据原告提交的视频资料，至2016年6月，施工区仍有泥土裸露。2015年5月以来，贵阳地区连下暴雨，贵州养殖企业遭受一定损失（其他冷水鱼养殖场意外天灾的损失情况与本案损失比例？），省市及乌当区政府相关部门发文做好灾情统计（卷内有无材料？）。本案原告景顺公司养殖场也遭受不明浑水影响导致大量冷水鱼死亡。景顺公司向乌当区羊昌镇农业服务中心报告，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从2015年5月至6月，多次到养殖基地查看，均发现养鱼池内仍有浑水，鱼陆续死亡。经黄连村委会核实，从2015年5月至11月期间，企业共死亡各种规格鲑鳟鱼50088斤，鱼苗29.6万尾，企业自己核算价值为182.2万元（核算价值依据？死鱼处理价值？）。从2016年1月至9月，景顺公司养殖的鲑鳟鱼又陆续死亡41356斤，原告自行核算损失为1240680元。在此期间的2016年3月，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会同区农业局相关人员到养殖场检查，发现养殖场鱼池内还有浑水。由于养殖场使用的冒龙井水质浑浊，而当地村民反映冒龙井地下水与甲岗村新店子消水洞相连，故原告到该地调查，发现被告中交二公司正在此处进行贵遵复线羊昌立交互通施工，施工造成植被破坏，下雨时形成泥浆水流入施工处附近的消水洞。原告向政府反映情况后，乌当区水务局委托贵州聚龙水利科技有限公司对被告施工处的马路河落水洞与黄连山龙滩出露口进行了连通实验，证明：1、马路河落水洞与黄连山龙滩出露口连通；2、地下水、地下水流速为71米每小时，流速极缓，初步考虑为断层影响了流速；3、落水洞水量（0.08立方米每秒）占龙滩出露流量（0.7立方米每秒）11.4%，且水质分析两处水样11项指标差距超过10%，同时水文地质图中也可见其他落水洞，证明实验落水洞为龙滩出露口补给来源之一（证明提交时间？）。2016年8月7日，受乌当区农业局委托，贵州省水产技术推广站组织省内相关专家对景顺公司死鱼情况进行调查，专家经调查形成如下意见：因养殖技术、严重病害、饲料营养、人为投毒等原因以及鱼类处于繁殖等特殊生理期抗应激能力下降等原因造成该养殖场鲑鳟鱼异常大量死亡的可能性基本可能排除，初步推断死亡根本原因是由于养殖水体中泥沙等悬浮物严重异常升高所致。受理案件后，一审法院2016年12月28日到养殖现场进行了踏勘。从观察到的现状看，二被告施工已经完毕，公路周边护坡、绿化已经完成，但在立交桥下仍散落、裸露有泥土；施工点旁消水洞口无明显流水；冒龙井有相当流量的水涌出，且水潭表面有油污，生长了部分浮萍；原告使用的水混合了冒龙井、龙滩坝（瀑布水与冒龙井水的混合）的水，混合池长满了绿色浮萍。根据被告申请，一审法院委托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对冒龙井、龙滩坝、马路河、落水洞等处的水质进行了取样分析。根据检测结果，雨水冲刷公路进入路桥下水塘前、农田水进入路桥下水塘前、路桥下水塘出水口、水流进入暗河前、冒龙井、瀑布流水处、景顺公司养鱼场内、备用水源取水处8个点的悬浮物、溶解氧、粪大肠菌群指标分别为：12、7.34、790，15、7.02、790，11、6.45、790，8、7.1、1700，10、6.8、9200,15、6.73、1300，9、6.60、3500,10、6.80、1100。按照环境保护部《渔业水质标准》,悬浮物质人为增加的量不得超过10,而且悬浮物质沉积于底部后,不得对鱼、虾、贝类产生有害的影响;溶解氧连续24h中，16h以上必须大于5，其余任何时候不得低于3，对于鲑科鱼类栖息水域冰封期其余任何时侯不得低于4。同时，在采样时也发现，施工点附近农田有水流进入消水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景顺公司的鲑鳟鱼死亡与二被告的施工是否存在关联？二、二被告是否应当对原告养殖的鱼死亡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大小？三、原告损失的价值？四、二原告是否应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的责任？是否应承担水质恢复期间原告的损失？原告在2015年5月发现养殖的鲑鳟鱼开始死亡后，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报告，统计了养殖鱼死亡的数量；到二被告施工点进行了调查，发现施工点有大量泥浆水流入消水洞并拍摄了相关视频，固定了证据；通过水务部门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连通实验，证明了二被告施工地点的消水洞与冒龙井连通；后又经农业部门委托水产站专家对鲑鳟鱼死亡的原因进行了解剖分析，得出鲑鳟鱼死鱼悬浮物异常升高的结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之规定，原告证明了损害后果，证明了二被告施工区因雨水冲刷产生了泥浆水（悬浮物），证明了二被告施工产生的泥浆水通过地下溶洞流入原告使用的冒龙井水，证明了养殖鱼死于悬浮物异常升高，已经完成其证明责任。二被告辩称其照图施工，行为合法，没有排放任何污染物。但二被告仅提交了其施工方案并未提供其完全按照方案施工的证据，而从原告提交的照片、视频等证据看，至2016年6月，被告施工工地仍有泥土裸露、散乱堆放，并未固化，下雨时有大量泥浆水流入旁边消水洞，被告虽没有直接排放污染物，但泥浆水的产生确与其施工未做好水土保持密不可分，故二被告认为其没有排放污染物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二被告所称下雨也会导致其他河流水质变浑浊，以及附近可能存在其他破坏生态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施工期间，下雨时有泥浆水流入消水洞，经地下溶洞流入冒龙井，这是客观事实，是否还存在其他污染源，并不能完全阻断被告施工原因造成水体悬浮物增加这一原因力，故二被告所提原告养殖鱼死亡与其施工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二被告认为消水洞水流极缓，即便有悬浮物流入也会自然沉降，的确，一般情况下，悬浮物在流速缓慢的情况下容易沉降，但连通实验是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进行的，此时的流速与下暴雨时的流速显然不能相比，悬浮物的沉降也会不同。二被告施工对原告养殖鱼死亡会产生多大影响？或者说原告养殖鱼死亡二被告应当承担多大责任？从连通实验结论看，落水洞水量（0.08立方米每秒）占龙滩出露流量（0.7立方米每秒）11.4%，且水质分析两处水样11项指标差距超过10%，同时水文地质图中也可见其他落水洞，证明实验落水洞为龙滩出露口补给来源之一；经现场踏勘发现，当时施工点消水洞并无水流入，而原告取水点冒龙井却有相当流量的水流出，即除施工点消水洞流水外，冒龙井还存在其他水源。结合现场踏勘发现冒龙井漂浮的油污及检测结果，可以推断冒龙井的其他水源也存在受到污染的情况。在一审法院会同分析机构采样时发现，施工点消水洞有农田水流入。同时，经现场踏勘也发现，原告养鱼除用冒龙井水外，还部分使用了龙滩坝水（冒龙井水与相邻瀑布水混合水），而常识让我们知道，山区河流、农田在下雨时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浑浊情况，原告申请的证人出庭时也证实了瀑布水在下雨时浑浊的这一情况。再结合一审法院2017年5月与检测机构采样时分析结果看，当时虽未下雨，但农田水、瀑布水悬浮物指标均为15毫克/升，悬浮物指标已超过《渔业养殖标准》，故一审法院认为，在原告养殖鱼因悬浮物升高出现死亡时，悬浮物除来源于二被告施工产生的泥浆水外，还有可能来自于瀑布水和冒龙井的其他地下补充水源，以及施工点附近的农田溢流出来的水，由于这些水在下雨时都含有泥沙而呈浑浊，故原告养殖鱼死亡是施工原因产生的泥浆水、农田水、龙滩坝水、其他水体等多个含悬浮物水体叠加的结果。二被告认为原告养殖用水受到污染的主张有一定数据支撑，也与勘察结果相符。而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看，尽管原告使用的冒龙井水、龙滩坝水等养殖水源本身有一定悬浮物含量，但在被告施工前，原告养殖场均正常生产，未出现大规模死鱼事件，说明这些水体的悬浮物尚不足以造成死鱼的结果。正是在被告施工开始后，由于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大量悬浮物通过消水洞进入冒龙井，增加了原告养殖用水的悬浮物含量，引起了鱼的死亡，因此，被告施工原因引起水土流失导致水体悬浮物增加是原告养殖鱼死亡的关键因素。原告自述养殖场在2017年未再死鱼，一审法院认为，这反过来也说明被告施工完毕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水土保持工程开始发挥作用，减少了水土流失。二被告认为施工点的流水进入消水洞后，还可能会流向其他地方，或即便全部从冒龙井流出，水量也只占原告用水量的3%。一审法院认为，连通实验表明施工点的水是从冒龙井流出来，至于是否还流到其他地方，对本案并无影响。而被告中交二公司以冒龙井大肠杆菌数与混合池大肠杆菌数变化进行计算，得出原告仅使用了3%冒龙井水的结论，一审法院认为这种计算只是一种理论值，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从现场情况看，冒龙井水确属原告使用的主要水源。由于原告养殖鱼死亡是施工原因产生的泥浆水、农田水、龙滩坝水、其他水体等多个含悬浮物水体叠加的结果，而目前并无证据表明仅是被告施工原因产生的泥浆水就足以造成原告养殖鱼的死亡，故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二被告对原告总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应当参照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决定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作为专业养殖公司，2015年5月份开始出现死鱼，至2016年3月，在死鱼原因未能迅速查明的情况下，原告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损害扩大，自己也应承担部分责任。综合本案悬浮物增加系施工原因及自然因素导致的客观事实，并考虑到被告施工原因引发水土流失导致水体悬浮物增加是原告养殖鱼死亡的关键因素，再考虑原告自身的责任，酌情判决二被告承担原告2015年养殖鱼死亡损失60%的责任，原告认为其损失全部由二被告施工所造成的理由不充分，也没有证据支撑，不予支持；二被告认为原告损失与其施工无关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也不予采纳。对于原告2016年的死鱼，二被告认为自己已按照设计、环评及水土保持方案完成施工，基本消除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现象，且认为在本案诉讼期间水质检测结果表明施工点水质满足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没有污染。一审法院认为，从原告提交的视频资料看，2016年上半年，施工点仍散乱堆放有裸露的泥土，并非如被告所称已按水土保持方案施工完毕，且下雨时仍产生泥浆水。一审法院现场踏勘时看到，护坡地方已固化、绿化，桥下尚散堆有部分泥土。现有证据表明在2016年，由于雨水冲刷，二被告施工点仍产生了部分泥浆水并流入消水洞，即施工点水土流失仍是冒龙井悬浮物升高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影响已明显减小。至于水质检测结果，一审法院认为，该结果系2017年水样检测，此时施工区所做的水土保持已开始发挥作用，且从法律规定而言，是否达到地表水标准与是否会造成损害并不是同一概念。一审法院因此认为，2016年被告施工已经完成，水土流失情况与施工期间相比较显然更小（具体月份时间？2015年死鱼及2016年死鱼比例及投放情况），2016年后原告养殖池内悬浮物增加受被告施工影响也就更小，且原告仍未采取必要措施减损，也应自担相应责任。综合本案情况，确定二被告对原告2016年养殖鱼死亡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告要求判决二被告承担其2016年养殖鱼死亡的全部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二被告认为2016年其施工完成，不再产生水土流失、不可能造成原告养殖鱼死亡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其一，从查明事实而言，至2016年，施工区仍有水土流失现象。其二，从科学角度而言，鱼吸入悬浮物后，在体内有一个逐渐累积过程，不一定造成立即死亡的结果，一旦此后再吸入一定量悬浮物，则有可能发生死亡结果，即养殖鱼可能会出现一个持续死亡过程（依据？）。所以二被告认为2016年原告养殖鱼与施工没有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原告2015年的损失计算，根据原告景顺公司提交的证据，2015年5月至11月期间，原告共死亡各种规格鲑鳟鱼50088斤（平时自然死亡情况），鱼苗29.6万尾，一审法院认为该数据经黄连村委会和当地农业部门核实，二被告虽不认可，但未提出有力证据反驳，故确认此数量的真实、客观性。关于鱼的价格，原告自己主张按成鱼30元/斤、鱼苗2-2.5元/尾计算，经了解贵阳地区鲑鳟鱼的交易价格（养殖场当地价还是批发价），与原告计算价格接近。二被告对该价格亦未提出相反证据，故按成鱼30元/斤，鱼苗2元/尾进行计算。原告自认2015年损失为182.2万元（50088斤×30元/斤=1502640元+鱼苗29.6万尾×2元/尾=592000元=2094640，182.2万元占比0.87，打折0.13），从其自愿。第二被告作为具体施工人，应承担60%的责任，第一被告作为发包单位，未尽管理职责，对第二被告施工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二被告应承担60%的赔偿（182.2万元×0.6=109.32万）金额为109.32万元。对原告2016年的损失，二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计算数量依据），故二被告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37.2204万元，共计应承担146.5404万元。关于原告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停止对原告养殖场的侵害；排除对原告养殖的妨碍，使水质恢复至适宜养殖鲑鳟鱼的状态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养殖鱼死亡是水体悬浮物升高，二被告是在施工期间未完全做好水土保持导致雨水冲刷泥土，泥浆水进入消水洞。在被告施工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并非任何时候都有泥浆水进入消水洞，经现场踏勘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并未看见施工处消水洞有泥浆水流入。从委托检测机构采样分析的结果看，原告自己养鱼池内、备用水源取水处的悬浮物都超过渔业养殖标准，流入消水洞的农田水的悬浮物为15，瀑布水的悬浮物为15，而流入消水洞的水最后从冒龙井流出成为原告的取水，瀑布水与冒龙井水混合后也成为原告的取水，这两股水的悬浮物都超过渔业养殖标准，而采样时互通区并无泥浆水流入消水洞。故原告认为其养殖用水悬浮物偏高完全是被告前期施工所致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施工点在不下雨的情况下并无流水进入消水洞，且原告使用多股水源，其他水源也存在悬浮物超标故原告要求判决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养殖水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曾提出先予执行申请，请求裁定被告停止侵害，恢复水质，也正是基于同样理由，未予同意。关于原告请求判决二被告承担后期至水源水质恢复到适宜养殖鲑鳟鱼的状态前的损失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目前原告认可其养殖鱼并未死亡，其也自认无新增投入，即并无直接损失。且如前所述，在原告使用的其他水源存在污染的情况下，让二被告恢复原告养殖水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让二被告承担原告停止养殖期间的损失也没有法律依据。故原告此诉讼请求也不予支持。至于本案诉讼期间委托检测机构对水质进行检测发生的费用，确定由二被告自行负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六）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连带赔偿原告贵州景顺农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46.5404万元；二、驳回原告贵州景顺农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景顺公司和中交二公司不服，景顺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6）黔0181民初222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高速公路公司、中交二公司承担。中交二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6）黔0181民初222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改判驳回景顺公司对中交二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和司法鉴定费由景顺公司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中交二公司和高速公路公司在本案中是否要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大小。景顺公司因养鱼池水体受到悬浮物增高污染导致其养殖的鱼大量死亡，要求中交二公司和高速公路公司赔偿，本案系因水污染引发的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之规定，景顺公司应当举证本案存在该条规定中的三个要件事实。首先，景顺公司从2015年5月发现养殖的鲑鳟鱼开始死亡后，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报告，统计了养殖鱼死亡的数量，景顺公司遭受损害系客观事实。其次，本案鲑鳟鱼死亡的原因，经农业部门委托水产站专家对鲑鳟鱼死亡的原因进行了解剖分析，作出：“因养殖技术、严重病害、饲料营养、人为投毒等原因以及鱼类处于繁殖等特殊生理期抗应激能力下降等原因造成该养殖场鲑鳟鱼异常大量死亡的可能性基本可能排除”的意见，并且初步推断出鲑鳟鱼死亡系鱼池水体泥沙等悬浮物异常升高的原因所致。经景顺公司到中交二公司施工地点进行调查，并拍摄了相关视频，发现中交二公司施工点在遇大雨天会产生大量浑水进入施工点的消水洞，施工点产生的浑水系高悬浮物水体，与造成鱼死亡的水体高悬浮物情况相同。故可以认定中交二公司施工过程中遇到大雨时会对水体产生一定污染。第三，就景顺公司鱼的死亡与中交二公司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浑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通过连通实验发现，中交公司施工地点的消水洞与景顺公司鱼池取水点之一的冒龙井连通，证明了施工点产生的高悬浮物水体可以进入本案养殖鱼池。尽管景顺公司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施工点产生的高悬浮物水体足以造成景顺公司的鱼死亡，但中交二公司也没有充足的证据排除二者之间的关联性。综上，应当认定景顺公司完成了初步证明责任。中交二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赔偿责任。中交二公司称其施工的项目有国家机关批复的环评方案，施工也有完备的环保施工方案，施工过程中符合技术规范，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因中交二公司提交的施工方案和环评报告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后续施工是与其施工方案完全一致，且景顺公司提交的照片、视频等证据，与一审法院经现场踏勘也明显可以看出，至2016年6月，施工工地仍有泥土裸露、散乱堆放，并未固化，下雨时仍可以产生浑水流入消水洞。另外，即使中交二公司施工符合相关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是不以行为人是否有过错作为要件，故上诉人中交二公司以其施工符合相关规范而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二审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中交二公司提出其施工点落水洞的水量只占鱼池水3%，且泥沙会在42小时后沉淀，也没有证据证明对鱼池水产生浑浊度，故不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二审认为，但在下大雨时，落水洞水的流量增大，悬浮物增高，流速显然与未下雨时的小流量的流速不同，悬浮物的沉淀效果和水的流速相关，流速越大，沉淀效果也越差，因此，在遇大雨时落水洞的浑水是可以达到冒龙井的，也可以使冒龙井水体的悬浮物增高，故中交二公司的理由具有局限性，也不能否认本案因果关联性，故二审对该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不予采纳。高速公路公司作为高速公路施工工程的发包方，承包方中交二公司具备涉案工程的资质，高速公路公司选任承包方没有过错，其也没有具体实施施工行为，其并非共同侵权主体，高速公路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责任。二审对高速公路公司不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予以采纳。关于中交二公司责任大小的问题，虽然中交二公司在施工过程中遇大雨会产生浑水到达景顺公司的养鱼池，可以使养鱼池泥沙等悬浮物增高，但从查明事实以及一审法院现场踏勘发现情况看，景顺公司鱼池引用的水体除冒龙井外，还混合引用了龙滩坝瀑布水。而冒龙井的水源又来源于多处落水洞以及其它地下水源。因此在遇大雨时，景顺公司使用的其他水体也会浑浊，从而导致其鱼池水体悬浮物增高。显然，导致景顺公司鱼池悬浮物增高，是多个含悬浮物水体叠加结果，应当认定景顺公司的鱼死亡是“多因一果”。中交二公司施工点产生浑水对致使鱼池悬浮物增高的贡献大小，是本案确定中交二公司承担责任大小的关键。本案中，并没有直接证据对该因素予以量化，而一审判决仅凭2015年以前，中交二公司未施工，景顺公司的鱼未出现死亡，便据以认定中交二公司施工原因引起水土流失导致养鱼池悬浮物增加和鱼死亡的关键因素有失客观。首先，从一审法院委托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对毛龙井、龙滩坝、马路河、落水洞的水质进行分析检测的结果显示，在未下雨时，即中交二公司施工点不会产生浑水时，农田水、瀑布水（龙滩坝水）的悬浮物指标就达到了15毫克/升，该指标就已超过《渔业养殖标准》对悬浮物最高指标的规定。而冒龙井处的粪大肠菌群指标也明显超过《渔业养殖标准》规定的养殖要求。虽然在2015年前景顺公司的鱼未出现死亡，但就中交二公司施工完毕后，在没有施工点的浑水进入冒龙井时，景顺公司的现有引水点的水体指标均已不适合养殖鲑鳟鱼，说明了本案的引水点的水体指标因其他因素的污染而下降。其次，从气象资料显示，2015年5月以来，贵阳地区出现连下暴雨情况，而中交二公司施工点落水洞（消水洞）仅是冒龙井的补给来源之一，冒龙井的其它补给水源，其它落水洞、农田水所来水源，龙滩坝瀑布水源等，均会受到暴雨影响，也可能形成高悬浮物水体。从连通实验表明，施工点落水洞的水量所占冒龙井出水量11.4%。也显然无法得出施工点落水洞在遇大雨时进入的浑水就是导致冒龙井水体悬浮物增高和鱼池水体悬浮物增高的关键原因。综上分析，二审认为，景顺公司鱼池引用的水源源于多处，而除中交二公司施工点的落水洞外，其他补给水源在受大雨时同样产生不符合养殖要求的悬浮物，在没有确充分证据表明中交二公司施工的落水洞浑水是导致鱼池水体悬浮物增加的关键因素时，综合考虑到其他水源指标在下降，暴雨对各水源悬浮物的影响以及施工点落水洞水量占整个鱼池水源比例等因素，酌定由中交二公司承担15%的责任为宜。即由中交二公司赔偿上诉人景顺公司459402元【（1822000元+1240680元）×15%=459402元】。上诉人景顺公司仅凭中交二公司没有施工时，其鱼池未出现鱼死亡，进而认定中交二公司施工是造成其鱼死亡的唯一原因，要求中交二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二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中交二公司施工原因引起水土流失导致养鱼池悬浮物增加和鱼死亡的关键因素没有充分证据支撑，处理结果不当，二审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6）黔0181民初2221号民事判决；二、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贵州景顺农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459402元；三、驳回贵州景顺农业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再审中，申请人提交证据：2019年5月13日拍摄的案涉施工处照片。证明目的：施工单位（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至今仍未完成高速路护坡的植被恢复，业主单位（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履行监督职责，大雨时仍然会有泥水流入落水洞，对贵州景顺农业有限公司的渔场水源（冒龙井）造成污染。高速公路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的三性不认可，检测报告已说明落水洞的水质是高于出水洞的水质，这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达不到证明目的，也没有任何专业机构对此进行鉴定，且从照片来看植被覆盖已经达到了要求。中交二公司质证意见：三性均不予认可，这些照片不是案涉地的照片。再审查明事实与原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再审予以确认。再审认为，经过农业部门委托水产站专家对鲑鳟鱼死鱼的原因进行解剖解析，得出鲑鳟鱼悬浮物异常升高的结论。并且二被申请人仅提交了施工方案并未提交完全按照方案实施的证据，而从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来看，施工工地仍有泥土裸露、散乱堆放，并未固化，下雨时便会有大量泥浆水流入水洞。虽然二被申请人没有直接排放污染物，但泥浆水的产生确与其实施未做号水土保持密不可分。因此，鲑鳟鱼的死亡与二被申请人的施工有因果关系。综合本案悬浮物增加系施工原因及自然因素导致的客观事实，并考虑到二被申请人施工原因引发水土流失导致水体悬浮物增加是原告养殖鱼死亡的关键因素，再考虑申请人自身的责任，酌情判决二被申请人承担原告2015年养殖鱼死亡损失60%的责任，申请人认为其损失全部由二被告施工所造成的理由不充分，也没有证据支撑，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景顺公司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2018）黔01民终70号民事判决；二、维持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6)黔0181民初2221号。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艳审判员 陈 红审判员 刘 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王元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