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民终19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明水，男，1974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爱清，福建如贤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博成，福建如贤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长贵，男，196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将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清，福建金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延棋，男，196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清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鸿恒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将乐县古镛镇新将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87729327052。 法定代表人：张延棋，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严美芳，女，1960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原审第三人：廖彩宝，女，197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原审第三人：张**，男，198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将乐县。 上诉人黄明水因与被上诉人温长贵、张延棋、福建鸿恒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恒昌公司”）、原审第三人严美芳、廖彩宝、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2019)闽0428民初18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明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爱清、被上诉人温长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清、原审第三人张**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延棋、鸿恒昌公司、原审第三人严美芳、廖彩宝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明水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温长贵对黄明水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审先判，严重违反程序。本案是发回重审的案件。发回重审的理由有三，一是应追加张**参加诉讼，二是有关三明红果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果公司”)股权转让事宜未查清，三是抵债房屋登记在温长贵、喻晓玲、杨采瑛、张**、温伟丽、温伟君、伍相终名下，登记机关所依据的相关手续材料未查清。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除了追加张**为被告外，对其他两个未查清事实仍未查清，甚至对相关证据都没有阅卷。发回重审前，双方当事人均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补充提供了部分证据，本案一审时又补充了部分证据。但一审既未召开庭前会议，也未进行证据交换，甚至开庭前法官都没有看过这些补充证据！在双方对案件事实和各方责任争议很大、主债务人和另一被告、两个第三人均未到庭、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查清的事实根本没有查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在唯一一次庭审后三十分钟即当庭作出宣判！在休庭的30分钟内，主审法官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庭中的电脑上修改宣判笔录，没有充分的时间合议案件。当代理人问及为何当庭宣判时，法官居然说反正你们都要上诉，直接宣判还为你们节省时间!节省时间能作为判决的理由吗？如果要上诉就可以随意判决，法律还要规定一审程序，二审终审的原则做什么？这不是典型的先判后审吗？如此判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何在？司法公正和法院的权威何在？二、一审认定抵债给温长贵的房屋价值仅18个车位247万多元，其余3000多万元房屋全部抵给张**，完全背离事实和证据，是错误的。1.根据原一审时将乐县人民法院调取的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出具的《关于江滨天城项目不良贷款化解处置情况说明》及鸿恒昌公司提供给司法所的《抵债清单》等证据表明，鸿恒昌公司各类债务约3.5亿元，并不是所有债权人都能参与抵债，以房抵债必须以《认购书》及鸿恒昌公司提供的《抵债清单》为依据。黄明水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认购书》复印件，该复印件由将乐县人民法院向司法所核实后由司法所确认该复印件由张延棋姐姐张丽明提供，黄明水代理人还向法院提供了将乐县人民法院向张丽明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该《认购书》确有原件，原件在张延棋的律师处保管。庭审中，双方代理人及第三人就《认购书》的问题有大量举证、质证、询问、说明等内容，但一审判决视而不见，只字不提，没有任何回应。最后却只认定了当事人如何抵债自行协商司法所没有介入的内容，明显是断章取义。2.一审认定抵债给温长贵的房屋仅18个车位价值247万多元，认定其余3200多万元房屋全部抵给张**完全悖离事实和证据，是错误的。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实际抵债给张**夫妻的房屋仅七个店面，价值只有449万余元，其他房屋均不是抵债给张**，而是抵债给温长贵及其儿子、儿媳和关系人杨采瑛。（1）古镛镇司法所出具的证明及抵债清单，证明温长贵将涉案的1,000万元申报了债权，温长贵还是鸿恒昌公司委托的七人债权小组的成员之一，说明其具备抵债资格并申报了债权。（2）鸿恒昌公司向司法所提供的《抵债清单》中，抵债的102套房屋，总价值32,612,113.38元，应交解押款7,012,918元，大部分房屋是抵给温长贵。（3）温长贵及其儿子、女儿、关系人杨采瑛交纳了全部解押款。黄明水代理人申请从将乐县人民法院调取的抵债房屋解押款交纳清单显示，温长贵以自己名义交纳的解押款金额为5,077,375元，以其儿子温伟君名义交纳70万元，以其女儿温伟丽名义交纳70万元，温长贵关系人杨采瑛交纳70万元，共计7,177,375元，该解押款金额与《抵债清单》中的金额相当。而张**没有交纳分文解押款。就算温长贵女儿温伟丽名义交的70万元视为张**所交，也仅仅是对应7个店面的解押款，说明只有七个店面抵债价值449万余元的房屋抵给张**，其他的则是抵给温长贵。（4）将乐县城投公司发给温长贵的《律师函》，通知温长贵交纳抵债房屋解押款，证明温长贵才是以房屋抵债的债权人。（5）根据原一审法院向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房屋登记信息证明》以及黄明水代理人从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将乐县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信息表》显示，除七个店面登记在张**及温伟丽夫妻名下外，其他价值2800多万元的房屋均登记在温长贵夫妻及其儿子、关系人杨采瑛名下。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实际抵债给温长贵的房屋达2800多万元。但一审法院却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认为“虽然温长贵及张**从鸿恒昌公司获得了总价值约32,612,113元的102套房产，这些房产大多数网签在温长贵及其亲属名下，但除了18个外车库在将乐司法所的抵偿清单中明确为温长贵外，其余84套房产均无法完全认定系抵温长贵的债权，故对黄明水辩称温长贵已通过房产抵债的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的这一认为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首先，将乐司法所提供的抵债清单根本不止18个车位抵给温长贵，一审判决认定只有18个车位抵给温长贵并交纳了解押款719,550元的说法不知出自何处，没有任何依据。其次，认定房屋究竟抵债给了谁，不是仅凭司法所出具的清单认定，而应根据不动产登记情况及其他相关证据综合认定。原一审时法院调取的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登记清单及黄明水本次一审提交的房屋登记备案表，证明实际抵给张**的房屋只有7个店面价值449万余元，其他都登记在温长贵夫妻及儿子、温长贵关系人杨采瑛名下，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抵给温长贵的只有18个车位，而其他84套房屋抵给张**？第三，如果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登记清单及备案表均“无法完全认定系抵温长贵的债权”，难道就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认定84套房屋抵给张**吗？抵给温长贵的证据优势如此明显、清楚，一审法院为什么还要违背证据认定的基本规则作出如此偏袒的认定？三、一审认定《承诺书》属于附条件的还款责任，认定黄明水应对温长贵出借给张延棋的1,000万元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1.就承诺书内容来看，黄明水仅对红果公司的债务作出承诺，不是对温长贵出借给张延棋个人的债务承诺还款。《承诺书》清楚写道：鉴于温长贵与鸿恒昌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签订了《借款协议》，借给鸿恒昌公司3,000万元用于交纳上河州F地块的土地出让金，该地块将转为红果公司的资产，本人作为红果公司的股东，特向温长贵承诺：……将首先偿还温长贵出借的3,000万元及温长贵之前出借给张延棋的2,000万元。承诺人：张延棋，鸿恒昌公司。签署日期，2014年12月20日；承诺人：黄明水，签署日期，2014年12月25日。可见，黄明水是基于红果公司股东的身份，对购买红果公司的资产上河州F地块所借的3,000万元作出承诺的。至于“之前出借给张延棋的2,000万元”，并非用于购买红果公司的地块，与红果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不在黄明水承诺的范围。“之前出借的2,000万元”是张延棋个人的债务，张延棋是鸿恒昌公司的控股股东，鸿恒昌公司又是红果公司的股东，故张延棋和鸿恒昌公司对“之前出借的2,000万元”作出还款承诺。承诺书的内容是事先打印好的，并由张延棋、鸿恒昌公司先签字盖章。黄明水是在张延棋、鸿恒昌公司已经签字，并在2014年11月的借款协议中的3,000万元用于购买上河州土地并转为红果公司资产的条件下才作出的承诺。因此，“之前出借给张延棋的“2000”万元是由张延棋和鸿恒昌公司承诺还款，应由他们承担还款责任。2.《承诺书》中“之前出借的2,000万元”，并不能确定就是本案中起诉的1,000万元。第一，承诺书中对“之前出借的2,000万元”并没有明确就是本案起诉的1,000万元借款。第二，承诺书中的“之前出借的2,000万元”，与本案中原告出借的金额完全不符，整整相差1,000万元。第三，至于一审法院认为“温长贵之前出借给张延棋的2,000万元，与本案600万元及400万元的借条所约定及张延棋于2016年3月2日在借条上注明的1,200万元及800万元内容可以相互印证”的问题，这仅仅是法院的推定而已。承诺书是2014年12月签署的，而温长贵与张延棋到2016年3月2日才进行结算确认以2,000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如何“相互印证”？债务的承担或加入必须要有明确的约定，而不适用推定，何况，凭什么认定黄明水在2014年签署承诺书时就预见到2016年3月他们会进行结算产生2,000万元借款？第四、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向张延棋进行调查时，张延棋称好像借了500万元，加上利息可能1000万，具体还款情况不清楚。可见，本案起诉的1,000万元是否还款根本不能确定。根本不能确认《承诺书》中的2,000万元就是本案起诉的1,000万元。综上，温长贵主张的借款，并不能确定就是承诺书中的2,000万元。一审法院凭推断认定这是同一笔款项并判决黄明水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对案件、对黄明水是极端不负责任的。3.承诺书性质应属于债务加入，不属于附条件的还款责任。我国法律所规定的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是指对法律关系生效或失效所附的条件。生效条件成就时，法律关系生效，失效条件成就时，法律关系失效。本案承诺书显然不是如此，一审认定是附条件的还款行为是不成立的。承诺书应属于债务加入。对于债务加入，仅对承诺加入的合法债务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黄明水对全部债务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4.如前所述，温长贵在本案中债务已通过以房抵债获得清偿。温长贵实际获得了2,800多万元的房屋，其债务已经得到全部清偿。无权再主张还款。四、本案温长贵、张延棋及鸿恒昌公司涉嫌恶意串通，虚假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明察。温长贵与其女婿张**和张延棋、鸿恒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之嫌。如，涂改认购协议，拒不提供认购协议原件，出具虚假收条、有关说法互相矛盾、违反常理等等，有明显的恶意串通、虚假诉讼之嫌。对此，请求二审法院明察，并对其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理。 温长贵辩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一、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不存在先判后审事宜。黄明水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自2019年8月27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并追加张**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依法通知了所有诉讼参与人，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庭前准备、庭审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所有程序，并经合议作出判决。根本不存在上诉状所列的先判决后审、程序违法事宜。二、一审认定鸿恒昌公司抵债网签至张**及张**指定的温长贵、喻晓玲、温伟丽、温伟君、伍相冬、杨采瑛等人名下的房产冲抵的是张**的债权，而不是冲抵温长贵债权的认定有充分的证据，与客观事实相符。第一，鸿恒昌公司欠张**的债务近4,000万元的情况属实，鸿恒昌公司提供的房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不可能再冲抵温长贵债务；第二、张**在第一次作为证人出庭时提供给原审法院的三张《收条》将除了18个车库外的其余84套房产全部认定系鸿恒昌公司向张**抵债清偿债务，并在三张《收条》上盖章确认；第三、张**系温长贵女婿，其自己及其亲属为了张**能获得房产抵债帮助缴纳解押款完全符合常理，根本不能成为否定清偿张**债权的理由。原审及重审一审判决书中对此认定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温长贵就不在此赘述。三、关于黄明水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和还款条件是否成就问题。还款承诺书已明确载明了黄明水及鸿恒昌公司的还款责任和付款条件，红果公司仅购买土地款近2个亿，温长贵出借给鸿恒昌公司（黄明水担保）的款项也是用于支付国有土地转让款，原审查明的事实是黄明水已将红果公司的股权及土地以1.9亿多万元转让给严美芳，付款条件成就。一审判决已对此进行充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综上，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闽0428民初1879号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明水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张延棋、鸿恒昌公司未作答辩。 张**述称，张延棋欠其本息还有1000多万未还，其有向将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债权是合情合理符合法律，其从张延棋的公司抵房产是合法的，请黄明水不要侵犯张**的权益。 严美芳、廖彩宝未作陈述。 温长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延棋归还欠款1,200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6年3月2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扣除已付利息33.6万元）；2.鸿恒昌公司、黄明水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张延棋、鸿恒昌公司、黄明水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一审审理期间，温长贵变更诉讼请求为：1.张延棋归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7月28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2.鸿恒昌公司、黄明水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张延棋于2011年7月14日及同月28日向温长贵分别借款600万元及400万元，合计1,000万元，并出具借据两份，借条写明均用于将乐上河洲地块项目开发周转资金，三年分别偿还本息合计1,200万元及800万元，两笔借款合计2,000万元。鸿恒昌公司与福建鸿恒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担保单位身份在借据上盖章，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限。2016年3月2日，张延棋与鸿恒昌公司在两张借据上备注，以1,200万元及8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3%计息。 二、鸿恒昌公司（2014年12月20日签字盖章）与黄明水（2014年12月25日签字）出具《承诺书》，载明：“鉴于温长贵与鸿恒昌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温长贵出借人民币叁仟万元给鸿恒昌公司用于缴纳将乐上河洲F地块土地出让金，该地块将转为红果公司资产。本人作为红果公司的股东，特向温长贵先生承诺：如红果公司向银行贷款到位后，将首先偿还温长贵先生出借的人民币叁仟万元本金及利息以及温长贵之前出借给张延棋的人民币贰仟万元，在偿还温长贵以上款项后，剩余贷款由公司股东协商支配。如承诺人通过土地、股权转让，或其他方式取得款项时应首先偿还向温长贵的以上借款”。 三、2015年1月21日，红果公司的股东鸿恒昌公司及黄明水作出如下决议：一致同意将公司所有的将乐上河洲F地块以楼面地价每平方米1,700元的单价，实际土地转让款人民币壹亿玖仟壹佰柒拾叁万叁仟肆佰捌拾元（￥191,733,480）、契税及印花税人民币柒佰贰拾贰万叁仟捌佰肆拾壹元（￥7,223,841），其他费用壹拾壹万捌仟贰佰柒拾壹元（￥118,271），合计转让款壹亿玖仟玖佰零柒万伍仟伍佰玖拾贰元（199,075,592）的价格转让给严美芳女士。次日，红果公司（甲方）与严美芳（乙方）签订《红果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红果公司100%的股权共壹亿玖仟玖佰零柒万伍仟伍佰玖拾贰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该股权（股权价格同土地款及相关费用）；甲方的原有股东股权工商登记变更至乙方名下后当日支付转让款。黄明水也在该协议上签字。 另外，鸿恒昌公司及黄明水也于2015年1月22日与严美芳、廖彩宝共签订三份《红果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二人持有的红果公司股权以合计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严美芳及廖彩宝，并以此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召开股东会及重新修订公司章程。 四、2017年6月20日，温长贵以前述《借款协议》《承诺书》等证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鸿恒昌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张延棋、黄明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温长贵于2017年10月25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作出（2017）闽0428民初852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 2018年1月4日，温长贵又以前述借据、《借款协议》《承诺书》等证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鸿恒昌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00万元及利息，黄明水承担连带保证及共同清偿责任；张延棋偿还借款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鸿恒昌公司及黄明水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后该案于2018年3月22日被一审法院（2018）闽0428民初45号民事裁定：驳回起诉。 五、2013年10月21日，鸿恒昌公司向张**借款2,000万元，约定借款月利率2.3%，张**于当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2,000万元借款。 六、2017年，鸿恒昌公司在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以房抵债方式清偿债务。鸿恒昌公司委托黄名合、黄有胜、温长贵等七名债权人组成债权人小组办理抵债事宜。该债权人小组形成统一意见，在抵债过程中，利息最高支持年利率24%，利息计算的最后时限为2017年8月止，且利息合计金额不得超过本金；若房产价值同本息相差在5%之间的，双方均不予以计算；债权人为获得房产还应按照一定比例缴纳解押款；抵债房产全部先办理网签至将乐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名下，若债权人借条、转款凭证等手续齐全，由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协调将乐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销网签合同，将相关房产办理至债权人指定人名下。 温长贵向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提供了三份借条用于参与抵债，三份借条分别为：张延棋向温长贵借款400万元和600万元的两张借条以及鸿恒昌公司向张**借款2,000万元的借款协议。根据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提供的抵款清单显示，温长贵及张**共获得了总价值约为32,612,113元的102套房产【其中，31个店面及32个单身公寓登记的抵款人为“温长贵（张**）”，21个商铺及18个外车库登记的抵款人为“温长贵”】。温长贵为前述18个外车库价值合计3,198,000元，缴纳了719,550元的解押款。 经向将乐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前述102套房产的网签情况如下：31个店面全部网签至温长贵、喻晓玲名下；32个单身公寓全部网签至温长贵名下；21个商铺中，7个商铺网签至张**、温伟丽名下，8个商铺网签至温伟君、伍相冬名下，6个商铺网签至杨采瑛名下；18个外车库至今仍在将乐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七、2018年12月27日，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前述102套房产具体偿还哪一笔债权由债权债务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其并未介入。 一审法院另查明，张**系温长贵女婿。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根据《承诺书》的内容，鸿恒昌公司及黄明水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二、本案债权是否已通过以房抵债方式从鸿恒昌公司获得清偿。一、关于鸿恒昌公司及黄明水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承诺书》中黄明水、鸿恒昌公司有明确偿还借款的意思表示且列明了还款的成就条件，对借款有承担共同清偿的责任。其次，《承诺书》中提及两笔债务，一笔是2014年11月17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的3,000万元，另一笔是温长贵之前出借给张延棋的2,000万元。2000万元与本案600万元及400万元的借条所约定及张延棋于2016年3月2日在借条上注明的1,200万元及800万元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认定承诺书中写的之前2,000万元系本案借款本金1,000万元的结算金额。第三，《承诺书》中首段并不能认定为还款的前提条件，反而可以认定系作出承诺的起因行为，而承诺书后两段内容才系承诺的主文，即承诺的是3,000万元及之前出借的2,000万元，并且附上还款的成就条件。黄明水、鸿恒昌公司签字时并未明确承诺的是哪一笔借款，且其当时系红果公司股东，符合承诺人的身份条件，故对黄明水辩称本案借款与其无关的意见不予采纳。最后，根据《承诺书》的内容，鸿恒昌公司及黄明水的还款责任属于附条件的责任，即鸿恒昌公司和黄明水只有通过土地、股权转让或者其他方式取得款项时才需要向温长贵还款。虽然当时红果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价款与实际据以办理变更登记的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款差距悬殊，但黄明水、鸿恒昌公司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可以认定鸿恒昌公司及黄明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股权以规避其应承担的还款责任，可视为本案还款条件已成就。综上，鸿恒昌公司及黄明水应向温长贵承担本案借款本金1,000万元的共同清偿责任。二、关于本案债权是否已通过以房抵债方式从鸿恒昌公司获得清偿的问题。虽然温长贵及张**从鸿恒昌公司获得了总价值约为32,612,113元的102套房产，这些房产大多数网签在温长贵及其亲属名下，但除了18个外车库在将乐县古镛镇司法所的抵偿清单明确为温长贵外，其余84套房产均无法完全认定系抵温长贵的债权，故对黄明水辩称温长贵已通过房产抵债的意见不予采纳。另因张**与温长贵的特殊关系，在抵偿时存有可能先考虑张**的债权，但不能因此推定为温长贵已放弃其自身债权，故对黄明水辩称温长贵不可能先考虑他人而不考虑自己从而推定温长贵放弃债权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应当认定温长贵以18个外车库抵偿，故本案温长贵实际获得的清偿金额为2,478,450元（按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出具的抵偿清单中18个外车库的合同总价3,198,000元扣除温长贵缴纳的解押款719,550元）。因双方未明确该抵款性质，根据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先用于支付本案借款利息。综上所述，张延棋于2011年7月14日及同月28日向温长贵分别借款600万元及4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温长贵要求按年利率24%计算支付利息未超出法律规定范围，故对其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应扣除温长贵通过抵偿形式已获得的清偿款2,478,450元。因鸿恒昌公司和黄明水应对《承诺书》所约定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而本案借款包含于《承诺书》中，故对温长贵要求鸿恒昌公司及黄明水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张延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温长贵借款本金1,000万元；二、张延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温长贵借款本金1,000万元自2011年7月28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已支付的2,478,450元利息予以抵扣）；三、福建鸿恒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明水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四、驳回温长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816元，由张延棋、福建鸿恒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明水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温长贵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温长贵提交证据一、江滨天城商住小区已网签名单及《证明》（由黄名合和鸿恒昌公司提供给温长贵），拟证明2017年鸿恒昌公司以房产冲抵债权，各债权人将房产登记到本人或其指定的他人名下系普遍现象。鸿恒昌公司将房产冲抵张**的债权，并办理到包括温长贵在内的亲属名下符合实际情况。证据二、严美芳身份证、《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三页、《收据》四张（均由第三人严美芳提供给温长贵），拟证明严美芳身份情况，黄明水于2015年1月8日与严美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黄明水持有的在红果公司的30%的股权以76,031,000元转让给严美芳，严美芳分别于2015年3月29日和5月5日将股权转让款七千多万元支付给黄明水的事实。黄明水质证认为，对证据一黄名合这份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认可，是不真实的，没有证据能证明温长贵有隐名投资人。证据材料里有一份文件加盖鸿恒昌公司的印章，对其提供的证据不予确认。房屋的网签证明应以不动产登记信息为准。黄名合的身份信息由法庭查明。对证据二内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因为当时是交不出土地出让金，把债权转为股权而签订的。对该协议的合法性没有异议，由于严美芳要入驻公司管理，合作理念不一致，最后这个协议终止了，通过厦门仲裁委仲裁后严美芳退股了。对《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债权转股权，有出具收条。证据二该组证据不是真实的原件，是通过打印出来的。张**对温长贵提交的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1.温长贵提交的由黄名合出具的《证明》属证人证言，因黄名合未到庭接受质询且黄明水对该《证明》不予认可，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该《证明》所附江滨天城商住小区已网签名单的内容与本案当事人认可的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出具的抵款情况表不一致，前述江滨天城商住小区已网签名单本院不予采信。2.因黄明水、张**对前述《股权转让协议》《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但相关事实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二审中，黄明水对一审法院认定“一致同意将公司所有的将乐上河洲F地块以楼面地价每平方米1,700元的单价，实际土地转让款人民币壹亿玖仟壹佰柒拾叁万叁仟肆佰捌拾元（￥191,733,480）、契税及印花税人民币柒佰贰拾贰万叁仟捌佰肆拾壹元（￥7,223,841），其他费用壹拾壹万捌仟贰佰柒拾壹元（￥118,271），合计转让款壹亿玖仟玖佰零柒万伍仟伍佰玖拾贰元（199,075,592）的价格转让给严美芳女士。次日，红果公司（甲方）与严美芳（乙方）签订《红果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红果公司100%的股权共壹亿玖仟玖佰零柒万伍仟伍佰玖拾贰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该股权（股权价格同土地款及相关费用）；甲方的原有股东股权工商登记变更至乙方名下后当日支付转让款。黄明水也在该协议上签字”的事实有异议，认为该转让协议不是真实的，没有该协议，也没有履行；黄明水对一审法院认定“温长贵为前述18个外车库价值合计3,198,000元，缴纳了719,550元的解押款”的事实有异议，认为不是事实。黄明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但同时认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张丽明是1000万借款的担保人、400万借条有写购买房产的有优先权。温长贵、张**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对一审法院认定且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出具的抵款人姓名表格、将乐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房屋登记信息证明、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以及二审中各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书中关于抵债数额计算方法(合同总价减去解押总价为抵偿金额)的认可，本院另查明：1.店面1-14、16-32的合同总价为8,958,754元，解押总价为2,418,865元，抵债金额为6,539,889元(8958754-2418865=6539889)，抵款人为“温长贵（张**）”，备案的预告预抵权利人为“温长贵、喻晓玲”。2.单身公寓401-416、421-436的合同总价为7,775,058元，解押总价为2,099,296元，抵债金额为5,675,762元(7775058-2099296=5675762)，抵款人为“温长贵（张**）”，备案的所有权人为“温长贵”，预告预抵权利人为“温长贵、喻晓玲”。3.商铺8-11、17-20、22-28、26-31的合同总价为12,680,298元，解押总价为1,775,239元，抵债金额为10,905,059元(12680298-1775239=10905059)，抵款人为“温长贵”。其中：⑴商铺8-11、17-20的合同总价为4,592,780元，解押总价为642,988元，抵债金额为3,949,792元(4592780-642988=3949792)，备案的预告预抵权利人为“温伟君、伍相冬”。⑵商铺22-28的合同总价为4,490,238元，解押总价为628,633元，抵债金额为3,861,605元(4490238-628633=3861605)，备案的预告预抵权利人为“温伟丽、张**”。⑶商铺26-31的合同总价为3,597,280元，解押总价为503,618元，抵债金额为3,093,662元(3597280-503618=3093662)，备案的预告预抵权利人为“杨采瑛”。4.外车库45-62的合同总价为3,198,000元，解押总价为719,550元，抵债金额为2,478,450元(3198000-719550=2478450)，抵款人为“温长贵”。 本院认为： 一、关于一审法院是否未审先判、是否严重违反程序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可当庭宣判。本案一审在庭审结束、休庭三十分钟后恢复开庭并当庭作出宣判，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本案一审并不存在上述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黄明水关于一审严重违反程序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二、关于黄明水在《承诺书》签字是构成附条件的还款责任还是属于债务加入的问题。黄明水在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25日的《承诺书》上以“承诺人”的身份签名，就应视为黄明水对《承诺书》中的全部内容(即：对购买红果公司的资产上河州F地块所借的3,000万元及“之前出借给张延棋的2,000万元”的还款)一并承诺，而非仅对前述3,000万元的还款作出承诺。在黄明水未举证证明温长贵另外还出借2,000万元给张延棋的情况下，结合“张延棋于2011年7月14日及同月28日向温长贵分别借款600万元及400万元，合计1,000万元，并出具借据两份，借条写明均用于将乐上河洲地块项目开发周转资金，三年分别偿还本息合计1,200万元及800万元，两笔借款合计2,000万元”之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承诺书》中“之前出借给张延棋的2,000万元”即为“张延棋于2011年7月14日及同月28日向温长贵分别借款600万元及400万元”的认定合理，本院予以确认。黄明水上诉认为，承诺书性质应属于债务加入，本院予以采纳，鸿恒昌公司及黄明水应就本案张延棋所欠温长贵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温长贵、张延棋及鸿恒公司涉嫌恶意串通，虚假诉讼。 三、关于温长贵债权已抵偿数额的问题。基于“张延棋于2011年7月14日及同月28日向温长贵分别借款600万元及400万元，合计1,000万元，并出具借据两份，借条写明均用于将乐上河洲地块项目开发周转资金，三年分别偿还本息合计1,200万元及800万元，两笔借款合计2,000万元。鸿恒昌公司与福建鸿恒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担保单位身份在借据上盖章，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限。2016年3月2日，张延棋与鸿恒昌公司在两张借据上备注，以1,200万元及8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3%计息”之事实，根据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张延棋于2011年7月14日及同月28日向温长贵分别借款600万元及400万元，截止2017年8月，利息约为1,240万元(1000×24%÷12×62=1240)。但根据鸿恒昌公司债权人小组形成“在抵债过程中，利息最高支持年利率24%，利息计算的最后时限为2017年8月止，且利息合计金额不得超过本金”的统一意见，张延棋向温长贵借款600万元及400万元的利息合计应限定于1,000万元，也即张延棋向温长贵借款600万元及400万元的本、息合计为2,000万元。温长贵一审诉讼请求就其债权总额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鸿恒昌公司于2017年在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以房抵债方式清偿该公司债务。鸿恒昌公司委托黄名合、黄有胜、温长贵等七名债权人组成债权人小组办理抵债事宜。因此，案涉债权抵债结果应以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出具的相关证据材料为准。张**分别于2017年12月24日，2017年12月30日，2018年5月27日向鸿恒昌公司(张延棋)出具的房产抵偿借款的收条所体现的内容与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出具的抵款人姓名表格的内容不一致，张**以向鸿恒昌公司(张延棋)出具的前述三张收条主张本案的抵债数额，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出具的抵款人姓名表格中“抵款人姓名”一列所载明的内容，可确定相关房产所对应抵债的债权人姓名及抵债金额，至于相关房产备案、预告预抵登记在“抵款人姓名”所载明姓名以外的人员名下，应视为“抵款人姓名”一列所载明债权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因此，店面1-14、16-32抵偿温长贵（张**）债权6,539,889元，单身公寓401-416、421-436抵偿温长贵（张**）债权5,675,762元，也即店面1-14、16-32及单身公寓401-416、421-436合计抵偿温长贵（张**）债权数额为12,215,651元(6539889+5675762=12215651)；商铺8-11、17-20、22-28、26-31抵偿温长贵债权10,905,059元，外车库45-62抵偿温长贵债权2,478,450元。也即商铺8-11、17-20、22-28、26-31以及外车库45-62合计抵偿温长贵债权数额为13,383,509元(10905059+2478450=13383509)。将乐县司法局古镛司法所出具的抵款人姓名表格中，就店面1-14、16-32及单身公寓401-416、421-436载明“抵款人姓名”为“温长贵（张**）”，应视为既可抵偿温长贵的债权，也可抵偿张**的债权。由于该表格未确定温长贵、张**各自抵债的具体数额，在本案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案涉店面1-14、16-32以及单身公寓401-416、421-436系根据债权人温长贵或张**中哪一位债权人的指示而备案登记在温长贵等相关人员名下的情况下，宜以温长贵申报债权本金1,000万元及张**申报债权本金2,000万元的比例(即1：2)确定温长贵及张**各自的受偿金额，也即温长贵在店面1-14、16-32及单身公寓401-416、421-436的受偿金额为4,071,883.67元(12215651÷3×1=4071883.67)。综上，温长贵受偿的债权总额为17,455,392.67元(13383509+4071883.67=17455392.67)。温长贵尚未受偿的债权数额为2,544,607.33元(20000000-17455392.67=2544607.33)。张延棋还应向温长贵偿还借款2,544,607.33元，鸿恒昌公司、黄明水对上述借款2,544,607.33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温长贵诉讼请求超过2,544,607.33元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关于“应当认定温长贵以18个外车库抵偿，故本案温长贵实际获得的清偿金额为2478450元”及张延棋、鸿恒昌公司、黄明水还应支付相应利息的处理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黄明水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被上诉人张延棋、鸿恒昌公司、原审第三人严美芳、廖彩宝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2019)闽0428民初1879号民事判决； 二、张延棋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温长贵借款2,544,607.33元； 三、福建鸿恒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明水对张延棋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四、驳回温长贵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5,816元，由温长贵负担68,659元，张延棋、福建鸿恒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明水共同负担27,1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816元，由温长贵负担68,659元，黄明水负担27,15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朝生 审判员  彭贵良 审判员  廖 春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朱 艳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申请执行提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 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