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902民初5020号 原告：陈四林，男，1969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献武，广西纳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旭，女，198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 被告：扈剑锋，男，197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玉林市玉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妮，广西金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越，广西金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丽萍，女，1975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玉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其兰，广西金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四林与被告扈剑锋、黄丽萍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四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献武、曾旭，被告扈剑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妮、被告黄丽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其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四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鸭蛋款413569元（原诉讼请求为支付鸭蛋款35万元，变更诉讼请求为支付鸭蛋款413569元）和违约金10万元。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被告共同经营种鸭、鸭蛋回收、鸭蛋孵化等生意，长期与原告合作。2019年6月19日，由被告起草合同，并与原告签订了《委托饲养种鸭合同书》，合同第二条约定，由被告选定种鸭品种，原告向被告购买种鸭，养殖90天后配合被告技术人员进行挑选，挑选出合格的进行留种产蛋，不合格的由原告自行处理。第三条约定，被告负责回收种蛋，回收种蛋验质量收标准：每枚蛋重量70克以上，无畸形蛋，无沙壳、薄壳蛋，无破蛋、烂蛋。第四条约定，原告负责把种蛋送到被告指定的地点长沙市榔梨高速出口加气站正对面的杨氏物流，受精率达到85%以上，若当日批次回收不达标的按不达标比列扣减应支付给原告的蛋款，被告按每枚1.9元结算给原告，以在收蛋点验收合格的种蛋数量为准，每批蛋款现金结算给原告。第五条第2款约定，甲方需向乙方支付每羽10元押金作为种蛋不回收保证金（押金在种鸭开产2个月后分批次从甲方购种蛋款冲减抵扣）……甲方中途无故不回收种蛋则甲方赔付乙方10万元违约金；第3款约定，甲乙双方如有一方违约的，必须由违约方承担受损方的损失。签订合同后，被告将种鸭苗运送到原告定点养殖的各个农户进行养殖，由原告负责向养殖农户支付相关费用（包括押金、饲料款、回收鸭蛋款等）和提供养殖技术指导，由原告向养殖农户按每枚鸭蛋1.5元价格回收，再供应给被告按每枚鸭蛋1.9元价格回收。原告分两次向被告共支付了种鸭苗款89178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根据约定将从养殖农户回收的鸭蛋陆续分批次供应种鸭蛋给被告回收，原告负责将种蛋运送到长沙市指定的地点，被告负责从长沙运送回玉林。2020年6月10日，经双方核算往来账目，被告出具欠条，确认欠原告2020年4月13日至2020年6月8日的鸭蛋款505109元，被告承诺于2020年9月30日前付清。之后被告也陆陆续续支付了部分鸭蛋款。此后，原告又于2020年6月12日和6月19日供应两批种蛋给被告回收，价款合计87590元。被告分别于2020年6月17日和6月22日从杨氏物流提走了原告供应的两批种蛋。由于被告拖欠原告蛋款数额巨大，原告的养殖户又天天催债,原告无奈之下，在2020年6月19日发完货后，来到玉林向被告追讨货款，被告拒不支付蛋款，还玩失踪拒不与原告会面，原告被迫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求助，现被告为了逃避债务，正在转移财产，将售卖所得的鸭苗款全部转移，至今分文不还原告，且躲避原告。同时，拒绝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回收原告的种蛋，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的行为己构成严重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2020年4月13日之前，原告与扈剑锋之间的蛋款已经结清。欠条所确认的金额是2020年4月13日以后的欠款金额，且在欠条中，扈剑锋已经明确了欠款的事实。对于是否未烤受精不考虑在欠款金额内了。为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向提起诉讼，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扈剑锋辩称，答辩人于2019年6月19日与被答辩人签订《委托饲养种鸭合同书》,合同约定由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提供鸭苗,并由被答辩人将种鸭饲养至成熟,种鸭产蛋后由被答辩人挑选并送达到答辩人指定地点,双方约定如被答辩人交付的蛋受精率在85%及以上,则答辩人给付这一批次全额的鸭蛋款,如果该批次鸭蛋受精率不达85%,则按照实际受精的鸭蛋数目给付蛋款。合同签订后双方即展开合作,由答辩人出售部分鸭苗给被答辩人,由被答辩人给答辩人运送鸭蛋,双方各有款项未结清,后因疫情及市场价格波动,被答辩人无法承受亏损,将答辩人诉至法院。因答辩人考虑到与被答辩人长期合作,且双方各有款项未结,故答辩人确有部分尚欠被答辩人的款项尚未给付,但其数目与被答辩人所主张的并不一致。1、被答辩人本次诉讼主张就2020年6月12日与2020年6月19日所交付的鸭蛋答辩人应给付87590元蛋款的款项数额不准确。上述两批次鸭蛋蛋款全额应为88274元,在扣除掉坏蛋、废蛋的费用后为86195.3元,而实际上机检测鸭蛋受精率后,由于该两批鸭蛋受精率未达85%,故以实际受精鸭蛋计算出的蛋款应该为73786.5元,答辩人主张的87590元款项不知如何计算得出。且该73786.5元未对答辩人垫付的运费、答辩人于2020年6月13日向被答辩人交付种鸭8200羽所应得的款项、答辩人在2020年6月12日后向被答辩人支付的鸭蛋款等款项进行抵扣。抵扣项目具体列出如下:(1)答辩人为发货方即被答辩人陈四林所垫付的从长沙运到玉林杨姓物流的长途运费2500元(2020年6月19日批次运费43件×20元/件=860元,2020年6月12日批次运费为82×20=1640元),合计2500元。(2)答辩人向被答辩人交付种鸭8200羽,该批次种鸭价款为9580元。(3)答辩人在2020年6月12日后通过微信支付转账方式向被答辩人交付了蛋款50000元。具体罗列如下:6月25日给付1000元、6月29日给付5000元、7月13日给付6000元、7月16日给付10000元、7月20日给付10000元、7月21日给付8000元、7月26日给付10000元。上述3项费用合计为62080元。答辩人应支付的鸭蛋款为73786.5元,已付蛋款和被答辩人应承担的运费、种鸭价款共为62080元,相互冲减抵扣之后,答辩人实际所欠的鸭蛋款为11706.5元。2、被答辩人本次诉讼主张的505109元蛋款数额不准确。被答辩人主张的所谓答辩人尚欠蛋款505109元是2020年4月16日至2020年6月8日间实际来蛋扣除烂蛋的蛋数,即是能上机验证受精率的鸭蛋蛋款。上述鸭蛋总数为265847个,合计总价为265847×1.9=505109.9元。该505109元蛋款仅是由实际上机验证受精率的鸭蛋数目计算得出，未扣除受精不合格的鸭蛋数目及其应扣款项,且2020年6月8日批次计入的29820枚鸭蛋是被答辩人自己写上去的,并没有挑拣坏蛋、臭蛋,更未实际上机接受受精率验证。经过答辩人挑除坏蛋后可上机验证的总蛋数实际为265576个。遂,2020年4月16日至2020年6月8日相应的款项为504594.4元(没有扣减受精率未达标数额)。在考核受精率后答辩人应付蛋款为423992.125元。在2020年4月16日至2020年6月8日间,答辩人代被答辩人垫付运费为23575元,同时向被答辩人支付过蛋款91540元。而被答辩人于2020年1月14日至2020年4月9日间交付的鸭蛋,答辩人应付蛋款140518.82元,实际付款143514元,溢出的2996元被答辩人应予退还,扣减上述费用后答辩人实际应给付蛋款应为305881.125元。具体蛋款计算和抵扣项目如下(1)鸭蛋数列明(详见证据统计表):2020年4月16日上机的养户进蛋26684个,实际受精个数22876个,本批次杨照平(84%)、张才进(84%)供蛋受精率不合格,扣减费用1939.216+2174.816=4114.032元。2020年4月20日上机的养户进蛋22081个,实际受精个数19045个,本批次李庆桂供蛋受精率不合格(84%),扣减费用645.392元。2020年4月29日上机的养户进蛋2866个,实际受精个数19224个,本批次李庆桂(84%)、张才进(79%)供蛋受精率不合格,应扣减费用2474.199+404.928=2879.127元。2020年5月5日上机的养户进蛋34165个,实际受精个数28110个，本批次张才进(83%)、杨千法(80%)、李龙(73%)和张运良(79%)供蛋受精率不合格,应扣减费用2682.192+2348.02+2897.424+97.356=8024.992元。2020年5月13日上机的养户进蛋23977个,实际受精个数18935个,本批次杨照平(72%)、李庆桂(8%)和杨千法(81%)供蛋受精率不合格,应扣减费用5488.644+959.633+1898.86=8347.137元。2020年5月21日上机的养户进蛋39900个,实际受精个数31486个,总体受精率都为79%,应扣减费用10573.5+5346.6=15920.1元。 2020年5月28日上机的养户进蛋36610个,实际受精个数26800个,本批次杨照平(70%)、张才进(66%)、李庆桂(78%)、杨千法(81%)李龙(64%)和张运良(76%)供蛋受精率不合格,应扣减费用2845.44+5967.102+1391.104+2506.423+4134.78+1057.92=17902.769元。2020年6月5日上机的养户进蛋29744个,实际受精个数22597个，本批次张运良(84%)、张才进(7%)、杨千法(79%)、李庆桂(71%)李龙(60%)和刘桃英(82%)供蛋受精率不合格,应扣1212.048+2266.282+2773.05+2290.507+3769.6+1540.368=13851.85元。2020年6月13日上机的养户进蛋29549个,实际受精个数2357个,本批次杨千法(82%)、李庆桂(83%)、李龙(57%)和张才进(79%)供蛋受精率不合格,应扣减费用2173.752+1950.597+3505.747+1286.775=8916.871元。本项费用合计扣减:80602.275元。(2)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支付鸭蛋款列明:2019年11月26日答辩人通过银行转账向被答辩人支付50000元、2020年5月9日答辩人通过微信转账向被答辩人支付10000元蛋款、2020年5月15日答辩人通过微信转账向被答辩人支付9200元蛋款、2020年5月19日答辩人以7120羽鸭苗购苗款9640元折抵蛋款、2020年5月26日答辩人通过微信转账向被答辩人支付5000元蛋款、2020年6月4日答辩人以5000羽鸭苗购苗款4700元折抵蛋款、2020年6月9日答辩人通过微信转账向被答辩人支付3000元蛋款。本项费用合计扣减:91540元。(3)答辩人代被答辩人垫付湖南至玉林运费列明如下：2020年1月14日垫付运费75元、2020年2月19日垫付运费675元、2020年2月23日垫付运费700元、2020年3月2日垫付运费400元、2020年3月11日垫付运费400元、2020年3月22日垫付运费500元、2020年3月27日垫付运费500元、2020年4月2日垫付运费700元、2020年4月9日垫付运费2225元、2020年4月16日垫付运费1875元、2020年4月20日垫付运费1550元、2020年4月29日垫付运费1625元、2020年5月5日垫付运费2425元、2020年5月13日垫付运费1725元、2020年5月21日垫付运费2800元、2020年5月28日垫付运费2040元、2020年6月5日垫付运费1700元、2020年6月13日垫付运费1660元。本项费用合计扣减23575元。故被答辩人诉讼主张的505109元蛋款数目不准确,未经受精率考核的蛋款(仅扣除烂蛋)为504594.4元,扣除受精率不达标所应减扣的蛋款80602.275元、答辩人已经给付的蛋款91540元、答辩人代被答辩人垫付的运费23575元和答辩人于2020年1月14日至2020年4月9日多交付的蛋款2996元后,答辩人仅余305881.125元蛋款未交付。3、答辩人与前妻黄丽萍在2019年5月7日已签订《离婚协议书》,对夫妻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作出了处理,并于2019年5月9日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离婚后各自独立经营,不存在共同经营的事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20年6月12日和2020年6月19日发生的交易属于答辩人个人行为,由上述交易产生的债务属于答辩人的个人债务,被答辩人起诉要求黄丽萍对上述债务承担责任属明显不合理,被答辩人将黄丽萍列为被告,明显主体不适格,也无相应法律依据。被答辩人起诉称答辩人与黄丽萍共同经营种鸭、鸭蛋回收、鸭蛋孵化等生意不符合事实。答辩人与黄丽萍离婚之后,只是与黄丽萍于2020年1月签订有《种蛋代孵协议》,约定由黄丽萍代答辩人孵化种蛋,并由答辩人给付相应加工费,费用为出苗后每苗0.56元,但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之间的交易无关。 黄丽萍与答辩人早已离婚,双方仅存在合作关系,其也不是本案所涉合同的相对方,没有承担还款责任的法理基础。另外,答辩人与被答辩入签订《委托饲养种鸭合同书》时,黄丽萍并不知情,也不在场,而种鸭苗、种鸭蛋及款项往来,也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及其委托人曾旭进行对接,黄丽萍从未参与,而且,黄丽萍在2020年6月28日之前,并不知道该份《委托饲养种鸭合同书》的存在,也不认识被答辩人,直到2020年6月28日,因答辩人有紧急的事情要出差几天,而被答辩人在次日又要去看这些种鸭蛋的受精率,考虑到这些种鸭蛋答辩人已拉到了黄丽萍在仁厚的孵化房,委托黄丽萍代为孵化,黄丽萍比较清楚这些种鸭蛋的受精情况,而且被答辩人要对受精率也要去到黄丽萍的孵化房,基于以上原因,答辩人找到黄丽萍,将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所签的《委托饲养种鸭合同书》复印件及答辩人付款给被答辩人的截图交给黄丽萍,委托她以答辩人财务的身份,于2020年6月29日带着上述资料和答辩人的会计去她的孵化房,去问清楚孵化师傅这些鸭蛋的受精情况,并且与被答辩人对清楚受精率,对好数之后将不合格的种鸭蛋扣掉,之后再由答辩人减去运费将尚欠的货款结账付款给被答辩人。直到这时,黄丽萍才见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这份《委托饲养种鸭合同书》,而且直到黄丽萍受答辩人之托去与被答辩人对数之后,才认识被答辩人和被答辩人的代理人曾旭,以上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因此,被答辩人诉请黄丽萍对答辩人所欠之债务承担还款责任着实是无理的,依法不应支持。4、被答辩人主张违约金无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理由是(1)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所签订的合同并非民间借贷合同,也非纯粹的买卖合同,双方之间存在紧密的合作情形,故应视为合作协议,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民间借贷、买卖合同中关于违约金的约定,而且,双方所签合同并无此违约金约定。(2)合同约定答辩人要按每枚种鸭蛋以1.9元价格回收已远远高于被答辩人向答辩人购买种鸭苗的价格,已明显显失公平。但是,被答辩人却在种鸭苗市场价格高的时候自己擅自出卖种鸭蛋,没有依合同约定将种鸭蛋供货给答辩人,已经构成先行严重违约。而且,被答辩人在疫情期间,明知种鸭苗没有人要却将受精率不达85%以上且伴有很多次蛋、坏蛋,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种鸭蛋发货给答辩人,答辩人已通过微信多次向被答辩人提出质量异议,但被答辩人不仅没有改正,而且百般推卸责任,再次构成严重违约在先。同时,被答辩人未经答辩人同意,竟私自出售合同约定之种鸭,同样构成严重违约在先。(3)因被答辩人先行违约在先,依照合同法第67条的规定,答辩人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被答辩人相应的履行要求而且不构成违约。故此,被答辩人要求支付违约金显属无理,依法不应支持。综上所述,为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答辩人特作出如上答辩,恳请综合考虑事实情节,依法公正判决。 被告黄丽萍辩称，请求驳回原告陈四林对被告黄丽萍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被告黄丽萍与扈剑锋已于2019年5月9日离婚,两人早已不是夫妻关系,原告在起诉状备注被告黄丽萍“与扈剑锋系夫妻关系”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以此为由起诉被告黄丽萍向其支付所谓的鸭蛋款35万元和违约金10万元依法无据。二、被告黄丽萍与扈剑锋在离婚前巳于2019年5月7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协议分清了夫妻共同财产,明确双方无夫妻共同债务,故双方于2019年5月9日在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时所签的《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婚后无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及债务,个人的债权债务安谁的名下,由谁承担。离婚后,两人各自独立经营,不存在所谓共同经营的事实。原告称“两被告共同经营种鸭、鸭蛋回收、鸭蛋孵化等生意,长期与原告合作”等等既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三、被告黄丽萍与原告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更不存在任何合作关系，被告黄丽萍没有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合同,也没有收取过原告的任何货物,更没有向原告立写过任何欠条,被告黄丽萍没有欠原告任何款项,原告起诉所称完全是捏造事实。四、本案的《委托饲养种鸭合同书》与黄丽萍没有任何关系,黄丽萍不是该合同的相对人,该合同的权利义务与黄丽萍根本无关,黄丽萍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更不是本案和(2020)桂0902民初4244号民事案适格的被告,原告在本案要求黄丽萍支付鸭蛋款35万元、违约金10万元和在(2020)桂0902民初4244号民事一案要求黄丽萍支付鸭蛋款87590元、违约金500元均是无理的,原告的上述两案诉讼请求均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均应予驳回。理由如下：1、被告黄丽萍在2020年6月29日之前根本不认识原告,没有与原告签订合同的任何合意,与原告也不存在任何货物和款项往来,更不存在所谓的结算立写欠条之事实。2、原告所诉的《委托饲养种鸭合同书》是黄丽萍与扈剑锋于2019年5月9日离婚之后,由原告陈四林与被告扈剑锋于2019年6月19日签订的,两被告离婚在前,原告与扈剑锋签订《委托饲养种鸭合同书》在后,而且,原告的种鸭是向扈剑锋购买,种蛋是送货给扈剑锋,由扈剑锋接货,种鸭和种蛋货款也是由扈剑锋与原告各自向对方支付,原告起诉所谓的“欠条”是扈剑锋所立,与黄丽萍完全无关。根据合同相对性的法则,该合同的权利义务依法应由原告陈四林与被告扈剑锋承担。原告所诉的是合同之债,被告黄丽萍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原告要求其承担该合同的责任和义务显然是无理的。因此,扈剑锋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所产生的债务依法属于扈剑锋的个人债务,与黄丽萍没有任何关联,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所诉之债务属两被告的共同之债,其要求黄丽萍承担共同付款和违约责任显然是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故对其诉讼请求,依法应全部予以驳回。五、被告黄丽萍与扈剑锋之间存在的只是委托代孵种蛋的关系,不存在所谓的共同经营之事实。因被告黄丽萍于2019年9月1日与广西三高孵化有限公司签订有《种鸭孵化代加工销售协议书》,广西三高孵化有限公司在仁厚提供有场地和种鸭化机设备给黄丽萍,并为黄丽萍配备有相应的人员,故2020年1月1日,被告扈剑锋也与黄丽萍签订了一份《种蛋代孵协议》,约定:由扈剑锋委托黄丽萍代孵玉土种蛋,加工费按出苗数量计算,每羽鸭茁按0.56元收取加工费。2020年2月份,扈剑锋告知黄丽萍其从湖南进了几批鸭子的种蛋回玉林,要放在黄丽萍在仁厚的孵化房,让黄丽萍帮安排孵化。黄丽萍表示同意,故这些种蛋到达玉林由扈剑锋提货之后,其便拉到了黄丽萍的孵化房,委托黄丽萍代为孵化。由于从湖南所进的这几批种蛋是扈剑锋委托黄丽萍槨孵化的,黄丽萍对这几批种蛋的受精情况比较了解,为此,2020年6月28日,扈剑锋找到黄丽萍,跟黄丽萍说明天有两个湖南人要到黄丽萍的孵化房去看这几批鸭蛋的受精率,他自己有急事要出差几天,并将他进这些鸭蛋的合同复印件和他向湖南人付款的截图交给黄丽萍,委托黄丽萍作为他的财务带着合同复印件还有他向这两个湖南人付款的截图和他的会计去询问孵化师傅这几批蛋的受精情况,与这两个湖南人对数,对数之后把不合格的种蛋的钱从货款里扣掉再由扈剑锋结数付款给这两个湖南人。至此,黄丽萍才得知原告陈四林与被告扈剑锋签订本案《委托饲养种鸭合同书》的事实,在此之前,被告黄丽萍从未见过该合同,对该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更毫不知情。2020年6月29日上午,黄丽萍因没有时间去孵化房,故让扈剑锋的会计先到黄丽萍的孵化房与那两个湖南人对数,但因两个湖南人不愿意与扈剑锋的会计对数,且对她威胁恐吓说如果她算这个账,他们就要找她要钱,为此,扈剑锋的会计打电话让黄丽萍过来,黄丽萍来到孵化房,这才认识这两个湖南人,才得知这两个湖南人叫陈四林和曾旭。在此之前,被告黄丽萍根本不认识原告。何来与其“长期合作、签订合同、回收种蛋、结算欠其货款”一说?而且,从原告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与扈剑锋之间所谓的种蛋回收实际上是一种买卖关系,交货地点是在玉林市新发停车场的杨氏物流,不是在被告黄丽萍位于仁厚的孵化房。依照合同法第133的规定,买卖标的物的所有权自交付时转移。因此,原告的种蛋到达交货地点之后,自被告扈剑锋提货时起,这些种蛋的所有权巳经转移给了扈剑锋。至于扈剑锋将收到的种蛋拉到黄丽萍的孵化房委托被告黄丽萍代为孵化,这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与原告无关。至于扈剑锋委托黄丽萍作为他的财务去与原告对数,所形成的仅仅是委托代理的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与原告委托曾旭(详见扈剑锋证据4《委托书》)代表其与扈剑锋对数、收款、签收鸭苗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一样的,依照法律规定,委托代理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委托人承担,原告以此要求黄丽萍对扈剑锋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同样是无理的,更是违法的。综上所述,原告对被告黄丽萍的诉请是无理的,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综合全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9年6月19日，被告扈剑锋与原告陈四林签订了《委托饲养种鸭合同书》，合同第二条约定，由甲方（被告扈剑锋）选定种鸭品种，乙方（原告陈四林）养殖90天后配合甲方技术人员进行挑选，挑选出合格的进行留种产蛋，不合格的由乙方自行处理。第三条约定，回收种蛋验质量收标准：每枚蛋重量70克以上，无畸形蛋，无沙壳、薄壳蛋，无破蛋、烂蛋。第四条约定，乙方负责把种蛋送到甲方指定的地点。验收标准：受精率达到85%以上，若当日批次回收不达标的按不达标比列扣减应支付给原告的蛋款。甲方按每枚1.9元结算给乙方，以在收蛋点验收合格的种蛋数量为准，每批蛋款现金结算给乙方。第五条约定：甲方的其他权利义务：1、种鸭开产日龄在180-200天左右放产，产蛋在120枚左右称为正常产蛋期。如因行情需要提前或推迟淘汰种鸭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处理。2、甲方需向乙方支付每羽10元押金作为种蛋不回收保证金（押金在种鸭开产2个月后分批从甲方购种蛋款冲减抵扣）乙方不得私自卖蛋和淘汰种鸭（如有违约乙方须赔付违约金伍拾万元给甲方），甲方中途无故不收种蛋则甲方赔付乙方十万违约金。3、甲乙双方如有一方违约的，必须由违约方承担受损方的损失。如有天灾、种鸭有大的疫情无法产蛋留种，双方协商确认可修改或终止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根据约定，分批次向被告扈剑锋购买种鸭饲养并陆续分批次向被告供应种蛋回收，每次均是由原告将种蛋送到长沙市杨氏物流货运有限公司，由长沙杨氏物流货运有限公司运送回玉林给被告扈剑锋。在双方履行合同过程，双方各有款项未结清。2020年6月10日，在原告的追讨下，被告扈剑锋书写了欠条给原告收执，欠条内容为：“今欠陈四林蛋款505109元，蛋数总共265847个。未考受精。从2020年4月13日至2020年6月8日止。些款应于2020年9月30日前付清。”因被告扈剑锋未按约定时间付款，原告为此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原告于2020年4月16日至2020年6月8日提供给被告扈剑锋的种蛋中，经挑拣坏蛋、臭蛋后，实际蛋款为265576个。经受精考核，其中：2020年4月16日上机的养户进蛋26684个,实际受精个数22876个,本批次杨照平(84%)、张才进(84%)供蛋受精率不合格,应扣减费用4114.032元。2020年4月20日上机的养户进蛋22081个,实际受精个数19045个,本批次李庆桂供蛋受精率不合格(84%),扣减费用645.392元。2020年4月29日上机的养户进蛋2866个,实际受精个数19224个,本批次李庆桂(84%)、张才进(79%)供蛋受精率不合格,应扣减费用2879.127元。2020年5月5日上机的养户进蛋34165个,实际受精个数28110个，本批次张才进(83%)、杨千法(80%)、李龙(73%)、张运良(79%)供蛋受精率不合格,应扣减费用8024.992元。2020年5月13日上机的养户进蛋23977个,实际受精个数18935个,本批次杨照平(72%)、李庆桂(8%)和杨千法(81%)供蛋受精率不合格,应扣减费用8347.137元。2020年5月21日上机的养户进蛋39900个,实际受精个数31486个,总体受精率都为79%,应扣减费用15920.1元。2020年5月28日上机的养户进蛋36610个,实际受精个数26800个,本批次杨照平(70%)、张才进(66%)、李庆桂(78%)、杨千法(81%)李龙(64%)和张运良(76%)供蛋受精率不合格,应扣减费用17902.769元。2020年6月5日上机的养户进蛋29744个,实际受精个数22597个，本批次张运良(84%)、张才进(7%)、杨千法(79%)、李庆桂(71%)李龙(60%)和刘桃英(82%)供蛋受精率不合格,应扣减费用13851.85元。2020年6月13日上机的养户进蛋29549个,实际受精个数2357个,本批次杨千法(82%)、李庆桂(83%)、李龙(57%)和张才进(79%)供蛋受精率不合格,应扣减费用8916.871元。本项费用合计扣减80602.275元。上述各批次种蛋的受精率，被告扈剑锋已告知原告。 扈剑锋于2019年11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蛋款50000元、2020年5月9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10000元蛋款、2020年5月15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9200元蛋款、2020年5月19日以7120羽鸭苗购苗款9640元折抵蛋款、2020年5月26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5000元蛋款、2020年6月4日以5000羽鸭苗购苗款4700元折抵蛋款、2020年6月9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3000元蛋款。合计已支付蛋款91540元。 被告扈剑锋自2020年1月14日至2020年6月13日共支出原告的种蛋从湖南运至玉林的运费共23575元。此外，被告扈剑锋在2020年1月14日至2020年4月9日批次的蛋款中，多支付了2996元。 还查明，被告扈剑锋与被告黄丽萍原系夫妻，2019年5月7日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对夫妻共同财产及债权债务进行处理，并于2019年5月9日办理了离婚登记。2020年1月1日，黄丽萍与扈剑锋签订了《种蛋代孵化协议》，约定由扈剑锋委托黄丽萍代孵种蛋，加工费按出苗数量计算，每羽鸭苗按0.56元收取加工费。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与被告扈剑锋签订的《委托饲养种鸭合同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对被告扈剑锋所欠蛋款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坏蛋、次蛋应否扣减。按照合同约定，回收的种蛋应达到每枚蛋重量70克经上，无畸形蛋、无沙壳、薄壳蛋、无破蛋、烂蛋等，而在原告提供给被告扈剑锋的各批次种蛋中，有部分烂蛋，符合标准的种蛋为265847个，不符合标准的蛋款应从中扣减；第二、应否考核受精率，被告扈剑锋虽于2020年6月10日书写欠条给原告收执，但该欠条中明确写明未考受精。而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受精率未达到85%的该批次种蛋要按不达标比例扣减应支付的蛋款。因此在实际蛋款中应扣减不达到受精率标准的相应蛋款80602.275元；第三、被告已支付的蛋款应否扣减，被告扈剑锋已支付及以鸭苗抵蛋款，共支付蛋款91540元给原告，该款项在欠条中未抵扣，被告扈剑锋在本案中提出抵扣，因此该款项应在欠条的欠款中予以扣减；第四、对被告扈剑锋支付的原告的种蛋从湖南运至玉林的运费共23575元应否扣减的问题。本案双方未约定种蛋的交付地，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的规定，应以被告扈剑锋接收种蛋的地点为交付地，即交付地为玉林市。同时双方未就委托物流运输的费用进行约定，在种蛋未交付前所产生的运输费应由原告承担，被告扈剑锋已支付的原告的种蛋从湖南运至玉林的运费共23575元，应从扈剑锋应支付给原告的鸭蛋款中扣减。第五、被告扈剑锋在2020年1月14日至2020年4月9日批次的蛋款中，多支付了2996元，该款应在本次欠款中予以扣减。综上，对被告扈剑锋所欠原告的蛋款，扣减烂蛋、受精率不达标、已支付蛋款及运费、前批次多支付的款项后，被告扈剑锋实际所欠蛋款应为305881.125元，扈剑锋依法应予清偿给原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鸭蛋款413569元，其中没有扣减烂蛋、受精率不达标、已支付蛋款及运费、前批次多支付的款项后等有关款项。本院对其超出实际欠款的部分不予支持，被告扈剑锋仅应支付实际所欠款项给原告。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的请求。本院认为，双方的合同没有约定被告未按时支付种蛋款应支付违约金，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扈剑锋中途无故不收种蛋，因此原告要求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对被告黄丽萍应否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黄丽萍与被告扈剑锋原虽为夫妻，但双方已于2019年5月9日办理离婚手续。离婚后，两人各自独立经营，原告与被告扈剑锋签订的《委托饲养种鸭合同书》是被告扈剑锋与黄丽萍离婚后所签订，被告黄丽萍不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被告扈剑锋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所产生的债务不是其与被告黄丽萍的共同债务，原告要求被告黄丽萍共同承担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扈剑锋支付鸭蛋款305881.125元给原告陈四林； 二、驳回原告陈四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判决，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050元，减半收取4025元，财产保全费2770元，合计6795元，由被告扈剑锋负担4619元，由原告陈四林负担217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梁代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周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