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再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申请人）：邵树英，女，瑶族，住广东省始兴县*************之一。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申请人）：张祥凎，男，瑶族，住广东省始兴县************。以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育，广东粤北律师事务所律师系韶关市法律援助处指派。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申请人）：李运凤，女，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达文，广东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系韶关市法律援助处指派。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申请人）：邵求发，男，瑶族，住广东省始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申请人）：邵求全，男，瑶族，住广东省始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申请人）：邵连英，女，瑶族，住广东省始兴县**************。上诉人邵树英、张祥凎因与被上诉人李运凤、邵求发、邵求全、邵连英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始兴县人民法院（2019）粤0222民再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邵树英、张祥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育、被上诉人李运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达文、被上诉人邵求发、被上诉人邵求全、被上诉人邵连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树英、张祥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本案移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关于“邵新与邵贵祥、邱武娇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邵树英、张祥凎与邵新之间的生父母关系因此而消除，不享有对邵新遗产继承的权利”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不能将当地民族风俗认定为邵贵祥、邱武娇形成了事实收养关系，更不能以此认定邵树英、张祥凎与邵新之间的生父母关系的消除。二、邵树英、张祥凎只是迫于当地民族习俗，将邵新送到邵树英娘家进行照管，并将户口迁至娘家，其实邵新从小也是由邵树英、张样淦提供抚养的。再审对邵树英、张祥凎抚养邵新的事实证据缺乏深入的审查和调查。三、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邵新与邵贵祥、邱武娇形成事实抚养关系，邵树英、张祥凎与邵新的生父母关系消除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案邵树英是邵新的亲生母亲，邵求发、邵求全、邵连英是邵树英同父异母的兄妹，四兄妹长大后均已分家立业，且邵新所承包的山林事实上由其亲生父母邵树英、张祥凎共同跟管。一审法院没有结合当地民族风俗和实际情况，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本案移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庭询过程中，邵树英、张祥凎撤回第二项上诉请求。李运凤、邵求发、邵求全、邵连英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邵树英、张祥凎向原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邵新名下位于黄麻埂、大坑、苗竹窝的山林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及林木使用权由邵树英、张祥凎继承；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运凤、邵求发、邵求全、邵连英负担。邵树英、张祥凎向一审法院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原一、二审裁定，依法改判支持邵树英、张祥凎原一审诉讼请求及驳回李运凤、邵求发、邵求全、邵连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再审查明，邵树英系始兴县*************民，在1974年与始兴县***********民张祥凎结为夫妻，并以顿岗周所村码头组为经常居住地，于1975年1月生下儿子邵新，在邵新一周多岁时，邵树英、张祥凎便将邵新送回邵树英始兴县*******长梅三组的娘家由邵树英的父母邵贵祥、邱武娇抚养，之后邵新一直跟随邵贵祥、邱武娇生活，并按当地习俗称邵贵祥、邱武娇为“爷爷、奶奶”。2008年11月17日邵新死于意外事故，邵树英、张祥凎与李运凤、邵求发、邵求全、邵连英对邵新名下的位于黄麻埂、大坑的两块山林的经营权及林木所有权发生争执，邵树英、张祥凎认为上述两块山林一直是自己在耕管、种植，邵新死后案涉山林的经营权和林木的使用权就应该归邵树英、张祥凎所有，遂于2018年7月18日起诉到一审法院，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粤0222民初853号之一裁定书，驳回邵树英、张祥凎的起诉，邵树英、张祥凎不服上述裁定，上诉到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9）粤02民终22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邵树英、张祥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裁定，邵树英、张祥凎对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述裁定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2019）粤民再31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2018）粤0222民初853号之一民事裁定和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2民终224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一审法院再审认为，结合邵树英、张祥凎与李运凤、邵求发、邵求全、邵连英的诉、辩、举证、质证及本案的案情，本案应定性为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从法庭查实的情况看，邵新在邵贵祥、邱武娇家成长的十几年里,邵新是由邵贵祥、邱武娇抚养长大至成年，邵树英、张祥凎夫妻只是在逢年过节时去探望，并没有尽抚养责任，且邵贵祥、邱武娇夫妻在分家时，将邵新与自己的子女邵求全、邵求发、邵连英一起分配家里的财产，邵新由此取得了位于黄麻埂、大坑的两块山林的经营权，邵树英、张祥凎认为案涉山林的树木是自己种植的，却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其证人证言在本案属于间接证据，并不能证实其主张；退一步分析，如果邵新从小是由邵树英、张祥凎夫妻抚养长大，张祥凎不是始兴县************民，作为其儿子的邵新，也不可能分得位于黄麻埂、大坑的两块山林的经营权，由此可认定，邵新与邵贵祥、邱武娇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据此规定，邵树英、张祥凎与邵新之间的生父母关系因此而消除，不享有对邵新遗产继承的权利，故邵树英、张祥凎请求继承邵新名下位于始兴县*******长梅组黄麻埂、大坑的山林，理由不充分、证据不充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2019）粤0222民再2号民事判决：驳回邵树英、张祥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邵树英、张祥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当事人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双方举证情况，在本院认定部分进行论述。本院另查明，邵树英与邵求发、邵求全、邵连英是同父异母的姐弟妹关系。邵树英与张祥凎结婚后于1975年1月14日生育邵新，邵新与李运凤于2006年11月14日登记结婚。邵新于2008年1月17日死亡，邵贵祥先于邵新死亡，邵新死亡后，邱武娇于2011年12月因病死亡。2012年4月26日，始兴县**********民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记载：兹有我长梅村、长梅组（三组）邵新男于1975年出生，1976年入户我长梅村长梅组（**）邵贵祥家即其爷爷家，当时邵贵祥及妻邱武娇和其三个子女，邵求发男，邵求全男，邵连英女等五个把邵新抚养成人直至2006年与李运凤结婚成了家（对邵新的抚养其父母未负担）。2013年12月25日始兴县**********民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记载：兹有我村长梅组（三组）原村民邵新是本组村民邵树英的亲生儿子，邵树英于1973年结婚出稼到顿岗周所上张村（组），当时结婚生育第一胎儿子邵新分回长梅三组其爸爸邵贵祥家入户，入户后邵树英带回周所上张家中抚养了三年后又带回其爸爸邵贵祥长期居住，连同邵树英双方家庭付出一直抚养成人。2018年9月26日，原一审承办人就始兴县**********民委员会于2012年4月26日与2013年12月25日出具的《证明》存在矛盾的情况向时任始兴县**********民委员会的主任及书记邓艳华进行询问，其明确2013年的《证明》是其出具的，2012年的《证明》是村上的文书出具的，当时其出具《证明》时写到关于“双方家庭付出一直抚养成人”的意思是“我个人能看到的情况，邵树英在其弟弟妹妹小的时候逢年过节和农忙时都会回来看望亲人，回来的时候肯定会带东西，因此，视为对小孩的一种付出，我才会这么写情况说明。”另外，其明确“邵树英结婚后即在顿岗居住，到现在为止都未在长梅村居住，但户口确实在前几年迁回长梅村。迁回户口后耕过一年田，山林我就不清楚。”同日，原一审承办人及书记员到达始兴县*********，就本案的相关案情走访了当地的村民了解情况，并作出《情况说明》如下：邵新是在始兴县*********长大的，由其外公（邵贵祥）外婆（邱武娇）抚养长大，其母亲邵树英婚后在始兴县*******住生活，极少见其回始兴县*********。邵树英在始兴县*********没有房屋，婚后也没有在始兴县**********住。2018年7月4日，邓艳华出具一份《亲属关系证明》并加盖了始兴县**********民委员会的公章，记载：兹证明我村村民邵新，性别男，身份证号码：440************817，与邵树英，性别女，身份证号码：440************520，两人是母子关系。邵新是在两岁多后在其外公家抚养长大成人。另邵新已于2008年因意外事件而身故。2018年9月3日，始兴县**********民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并有19人在上面签名按捺指模，记载：我村瑶族村民，自古以来就有女方结婚后，该夫妇生育的子女中一定要有一个随母姓，以示男女平等，女方后继有人的代代相传，信守约成的风俗习惯。2019年11月3日，晁某保出具一份《证明》并有9人在上面签名按捺指模，始兴县**********民委员会及始兴县*********第三经济合作社均在《证明》下方注明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该《证明》记载：兹有我长梅三组村民邵树英女于1974年结婚并同年迁出户口入男方又同年冬生有一男孩起名为邵新同时其小孩邵新的户口入户于我长梅村**其爷爷邵贵祥家抚养，按我们瑶族的风俗习惯，家女外嫁汉族生小孩时，要分一小孩回娘家抚养，并为娘家传宗接代的人。因此，邵新出生入户于其爷爷家，一直是其爷爷和奶奶抚养长大成人，事实邵树英对其子邵新的抚养没有尽到责任。再查明，邵树英、张祥凎除生育邵新外，另外生育了三名子女。2018年11月16日，邵树英在原一审庭审时称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时，其带着邵新在始兴县**********住，后来又带关邵新去始兴县*******住，之后又带着邵新回始兴县**********住，生育邵新之后，其另外生育了三个小孩，其长期带着邵新在始兴县**********住，另外三名子女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不用其照顾。2016年3月25日，始兴县**********民委员会长梅民小组出具一份《证明》并加盖公章，记载：兹有我村邵新于1975年由邵树英从周所送到我村长梅三组，当时邵新不到1周岁，即1975年1月14日出生，同年九月份送到养父邵贵祥、养母邱武娇家抚养，他们家也有子女，大儿子邵求发，二儿子邵求全，女儿邵莲英，当时生活非常困难，邵树英把邵新送到我村后，邵树英生下第二个儿子张邵全，从此以后邵树英再也没有看过邵新，更没有抚养，送到瑶民后，邵新是生还是死邵树英也不知道，至80年代分田到户，分田地分山都是分给邵贵祥一家六口人的，及至儿女长大成家后，由邵贵祥、邱武娇各分开田、地、山，邵新的责任山是大坑、黄麻埂，都由养父、养母分割的，与邵树英无任何关系。邵树英在70年代已嫁出顿岗周所，户口一并迁出，八十年代才分田、分山，证明两山是养父、养母分割出来的。2018年7月13日，始兴县******民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记载邵树英与张祥凎于1974年登记结婚，张祥凎是始兴县**************民等内容。2009年邵树英将户籍迁回始兴县**********民小组。针对邵树英为何将其户籍迁入案涉集体经济组织的问题，邵树英在二审庭询时明确表示：因李运凤、邵求发、邵求全、邵连英谋杀了邵新，其抚养邵新长大，要把邵新的林地争取至其名下。2018年8月14日，始兴县**********民委员会长梅村民小组出具两份《证明》，分别记载深渡水乡长梅村长梅三组村民邵新原集体分有大坑、黄麻埂各一块山及四至范围等内容，始兴县**********民委员会在两份《证明》下方签注“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2009年邵树英将户籍迁回始兴县*********。2017年9月1日，始兴县*****************民小组向农田土地确权有关单位出具一份《证明》，记载：由于本深渡水乡瑶族村长梅三组村民邵求全反映，原邵新农户的田是邵求全家里划开的，现不知谁改为邵武华所有，经我村小组调查情况和邵求全反映一致，请有关单位补回邵求全所为证确。（2块田合0.36亩）。始兴县**********民委员会在该《证明》下方注明“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2018年8月31日，始兴县**********民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记载：我村三组原村民邵新集体分田到户的责任田约0.3亩，在本次土地确权时确权在邵树英名下，户主是邵树英女婿邵武华。关于苗竹窝的林地，邵树英、张祥凎未能提交邵新承包经营苗竹窝林地的相关证据。还查明，2018年6月5日，广东省韶关市人民检察院向邵树英作出韶检群函告字［2018］14号《信访告知书》，记载：你因你儿子邵新于2008年1月17日在始兴县太平镇东湖坪“屙尿坪”山头砍树突然身亡，死因嫌疑凶杀，但公安机关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不予立案，向始兴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申请。始兴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作出始检控告复字［2018］1号答复函，认为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你不服务始兴县人民检察院答复，向我院递交申诉材料。根据《人民检察院受理控告申诉依法导入法律程序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案件终结办法》第六条第一项之规定，你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我院决定不予受理。本院认为，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将围绕邵树英、张祥凎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大坑、黄麻埂两块林地使用权能否继承；二、邵新与邵贵祥、邱武娇是否形成事实收养关系。一、关于大坑、黄麻埂两块林地使用权能否继承的问题。邵贵祥、邱武娇上诉要求继承黄麻埂、大坑两块山林的林地使用权，对此，本院认为，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农户,农户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承包地仍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案涉的大坑、黄麻埂属于林地家庭承包中的林地，依据2016年3月25日始兴县**********民委员会长梅民小组出具的《证明》，大坑及黄麻埂是80年代分给邵贵祥一家六口，至邵新成年，邵贵祥、邱武娇将田、地、山分给邵新，大坑、黄麻埂系由邵贵祥、邱武娇分割给邵新的。邵树英、张祥凎并非承包地家庭成员之一，现邵树英、张祥凎要求继承大坑、黄麻埂两块林地的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林地家庭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即使邵树英、张祥凎系邵新的继承人，其亦只能要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故其要求继承邵新在大坑、黄麻埂两块林地使用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邵新与邵贵祥、邱武娇是否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的问题。邵树英、张祥凎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关于邵新与邵贵祥、邱武娇形成事实收养关系，邵新与邵树英、张祥凎的生父母关系消除的认定存在错误。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对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的代际关系未作明文规定,对隔代收养既未明文支持,亦未明文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是1992年4月1日起施行的,1998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第二条指出“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本案的收养关系发生在1992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对本案收养关系的认定应适用1984年8月3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条:“收养人收养他人为孙子女,确已形成养祖父母与养孙子女关系的,应予承认,解决收养纠纷或有关权益纠纷时,可依照婚姻法关于养父母与养子女的有关规定,合情合理地处理。”第28条：“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的规定，本案中,邵新与邵贵祥、邱武娇虽未办理收养登记手续,邵新与邵贵祥、邱武娇之间的养祖父母与养孙子女关系得到了亲友、群众和当地组织的公认,应予承认。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现邵新与邵贵祥、邱武娇的收养关系得到了法律确认,其与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消除,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条“养祖父母与养孙子女的关系，视为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的，可互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规定，邵树英、张祥凎再要求继承邵新的遗产于法无据，一审法院认定邵新与邵贵祥、邱武娇形成事实收养关系，邵新与邵树英、张祥凎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邵树英、张祥凎不享有对邵新遗产的继承权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苗竹窝的林地。根据现有证据并无法证明邵新名下承包了苗竹窝的林地，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所述，邵树英、张祥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邵树英、张祥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茜审判员 毛文芳审判员 梁晓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林子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