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256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余永海，男，1948年1月19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余绍荣，女，1979年1月1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余绍霞，女，1980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伶利，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明，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余永秀，女，1960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北京高文（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帅，北京高文（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一审第三人：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花园路**。 法定代表人：汪宏军，该区政府区长。 上诉人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因与被上诉人余永秀、一审第三人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叶集区政府）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法院（2020）皖1504民初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上诉请求：一、撤销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法院（2020）皖1504民初458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为“不能充分证明房屋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系就其所谓的老房而签订”，是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是对拆迁安置方案规定认知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依据“一户一宅”的产权调换要求，证明了上诉人既是一户，又有一宅，且余永秀占有使用的龍江嘉苑房屋属于上诉人所有。二、上诉人与孙岗乡签订的第031号《孙岗乡新农村建设示范小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认定“2009年，余永秀取得位于龍江嘉苑小区的案涉安置房”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占用的房屋不是“取得”，被上诉人占用的案涉安置房是上诉人名下安置利益。三、一审认定“故其（注：即被上诉人）经与余永海商定后，在拆迁登记时将自己的被拆迁房屋及其他建筑物、附属物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登记在自己名下以获取货币补偿，另一部分登记在余永海名下以获取房屋产权调换，并分别签订安置协议书”，属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并无商定，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未授权的情况下相关处分行为不利后果应当自行承担。四、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而认定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五、一审法院认为从安置协议书内容看，安置房建成后需办理选房交房手续，余永海户未就其主张的安置房提交交接手续，不能证明已取得案涉安置房的所有权，是不顾庭审事实，错误理解拆迁政策。六、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求余永秀返还拆迁补偿款66028元，无证据证明该款已由余永秀领取，该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余永秀庭审中已自认收取了66028元拆迁补偿款。七、根据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政府披露的信息，签订安置协议的主体实际是孙岗乡人民政府。因此，孙岗乡人民政府应当属于第三人，属于错列、漏列当事人，程序错误。 余永秀辩称，一、上诉人并不存在“一宅”，上诉人诉请的房屋是余永秀的拆迁房屋，案涉安置房屋也是拆迁余永秀房屋而安置给余永秀的，只是“借名”登记在上诉人余永海名下。如果上诉人认为其还存在他处的房屋，亦属于另一法律关系，而不是主张被上诉人的拆迁利益。1．一审法院已查明案涉龍江嘉苑小区房屋是拆迁余永秀所有的房屋所进行安置的。另叶集区人民政府及原丈量拆迁房屋人员赵胜华皆明确上诉人在拆迁时并不享有房屋，不符合“一宅”的要求。另叶集开发区孙岗乡的拆迁补偿方案为“拆一补一”，是对房屋拆迁的补偿，既然上诉人不存在“一宅”，那么上诉人就不享有拆迁安置房屋。2．上诉人提交的《房屋及其他建筑物、附着物、拆迁登记表》上无任何相关负责人员的签字认可，其来源不明，且与第三人提交的不符。上诉人据此来认定被上诉人房屋面积应为443.15平米，与实际存在面积差77.7平米，进而推测多出的面积为上诉人老房子的一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只是存在“借名安置”的关系。因案涉房屋本就应归被上诉人所有，故上诉人不存在让渡的基础，更不存在让渡的事实。二、拆迁房屋及其他建筑物、附属物登记表是政府拆迁登记部门依法进行丈量勘测登记的，并非是被上诉人及其子女径行处理的，根本就不存在被上诉人将本该登记的上诉人的老房子按照所谓新房子进行信息登记的行为，且被上诉人及其子女也无任何权力进行登记，也无法左右政府部门进行信息替换。三、拆迁人并没有认为案涉房屋归属上诉人所有。根据上诉人没有参与安置房的选房交房手续，政府也并没有将安置房屋交付给上诉人，反而直接将案涉房屋交付给被上诉人等迹象皆表示，上诉人一户与该房屋安置事宜无任何实质关联，拆迁人及政府一直认为案涉房屋应归实际被拆迁人即被上诉人所享有。四、上诉人所称余永秀庭审中已自认收取66028元拆迁款属于捏造事实。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无论是在上诉人所称的质证环节，还是其他环节，余永秀的代理人都明确表示该笔拆迁补偿款余永秀都没有收到。另庭审上根据余永秀代理人及叶集区人民政府所称，该笔款项费用应直接由政府支付给了上诉人。且直至庭审结束，主审法官一直在向叶集区人民政府追问该笔款项的去向，并要求其庭后查明。另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孙岗工业区二期已结清拆迁补偿款拆迁户统计表》证据表明，该笔款项已在余永海账户上结清。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叶集区政府未发表答辩意见。 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永秀立即将在余永海名下的拆迁安置利益即孙岗村龍江嘉苑小区东南门口右边第一排第一栋安置房屋交付给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叶集区政府予以协助；2．判令余永秀向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支付占有使用安置房期间的租金（自2009年1月份起，按照520.8元/月计算）；3．判令余永秀立即将叶集区政府发放拆迁补偿款66028元返还给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4．诉讼费用由余永秀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余永海与余绍荣、余绍霞为父女关系，与余永秀为兄妹关系。余永秀的户口原在叶集区，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婚嫁而迁至叶集区。2007年，余永秀在取得一处160㎡的宅基地使用权，并自建一座上下各四间的两层房屋。2008年，因叶集开发区孙岗工业区二期建设暨310省道拓宽工程，被划为拆迁范围。根据拆迁政策，此次拆迁补偿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不符合拆迁政策规定的房屋，实行货币补偿。违法、违章建筑一律不予补偿。房屋产权调换适用对象为此次拆迁中符合一户一宅条件的本村农业人口住户。因余永秀不是孙岗村户口，不符合房屋产权调换条件，只能进行货币补偿，故其经与余永海商定后，在拆迁登记时将自己的被拆迁房屋及其他建筑物、附属物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登记在自己名下以获取货币补偿，另一部分登记在余永海名下以获取房屋产权调换，并分别签订安置协议书。余永秀的被拆迁房屋面积为520.8㎡，其中登记在余永秀自己名下的260.4㎡房屋及附属物对应的补偿款为228327.2元，登记在余永海名下的260.4㎡房屋及附属物对应的补偿款为192996元。余永秀使用余永海的户名置换了一套215.2㎡的安置房，价款126968元，与余永海名下的补偿款192996元相抵，仍剩余补偿款66028元。2009年，余永秀取得位于龍江嘉苑小区的案涉安置房。2019年，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就其房屋拆迁问题向孙岗乡人民政府进行信访，后于2020年4月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余绍荣、余绍霞的户籍在拆迁公告发布时，均登记在余永海户下，同属，故余绍荣、余绍霞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明确表明行使物权请求权，要求余永秀交付房屋，故应当举证证明其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虽然房屋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以余永海名义签订，但从拆迁登记表内容看，其中包括混合结构房屋、全钢防盗门、卷闸门，此显然不符合余永海户主张的老房特征；从叶集区政府的陈述以及负责余永秀户拆迁登记工作的赵胜华证言看，均否定了该协议书系就余永海户所谓的老房而签订；从安置协议书内容看，安置房建成后需办理选房、交房手续，余永海户未就其主张的安置房提交交接手续。因此，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所举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房屋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系就其所谓的老房而签订，也不能充分证明其已取得案涉安置房的所有权。由于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不能证明其对案涉安置房具有所有权，故其要求余永秀交付房屋并支付租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要求余永秀返还拆迁补偿款66028元，无证据证明该款已由余永秀领取，且对应领条记载的领款人为余永海，因此该项诉请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2元，减半收取计726元，由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上诉人所举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系因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引起的纠纷。二审期间，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案涉争议安置房的权属如何认定，上诉人基于该安置房的权属主张的房屋租金及拆迁补偿款有无事实依据。根据物权保护原则，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应当系对房屋的所有人进行补偿，补偿的对象只能是被征收房屋的所有人。根据叶集区政府制定的《叶集开发区孙岗工业区二期建设暨310省道拓宽工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规定，此次集体房屋拆迁采取统建方式，实行产权调换。安置对象为本次拆迁的，且符合一户一宅条件的本村农业人口住户。本案中，上诉人认为案涉安置房系对其所有房屋征收的安置，应当归其所有；被上诉人认为，案涉安置房系其借用上诉人余永海的户名而进行的回迁安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首先，上诉人需证实案涉安置房是对其老房子的拆迁安置。结合登记为余永海户的《房屋及其他建筑物、附着物拆迁登记表》及一、二审的证据分析，该登记表上记载的被拆迁房屋系砖混结构，而根据上诉人二审所举《证明》反映，余永海户2008年拆迁时拥有的是土坯房。因此，上诉人主张的老房子与该登记表上记载的房屋结构明显不相同。其次，从一审中拆迁经办人赵胜华的证言看，赵胜华确认当时余永秀户拆迁现场丈量时，登记的房屋面积大概是520平方米。而被上诉人余永秀声称其520平方米的房屋分成两部分补偿，一部分260.4平方米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另一部分260.4平方米借用余永海的户名采取回迁安置的补偿方式。再结合登记为余永秀户及余永海户的《房屋及其他建筑物、附着物拆迁登记表》来看，两份登记表记载的被拆迁面积均为260.4平方米，与余永秀陈述的面积相吻合，且登记房屋的结构亦与余永秀的被拆迁房屋结构相吻合。同时，余永秀户的被拆迁房屋，在当初建房时，依法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农宅建设用地审批。再次，从整个拆迁安置过程看，余永海并未参与案涉争议房屋拆迁安置手续的办理，所有手续均由余永秀户代办，且余永秀户于2009年回迁安置并实际占有案涉安置房至今。同时，亦无证据证实上诉人2019年之前向被上诉人主张过要求返还案涉安置房，如果上诉人的拆迁安置房由被上诉人非法占有，上诉人不可能一直不向余永秀主张权利。综合分析一、二审的证据，上诉人关于案涉争议安置房归其所有，并要求支付房屋租金及返还拆迁补偿款的上诉请求，无充分的证据证实。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27元，由上诉人余永海、余绍荣、余绍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世如 审判员  高 华 审判员  魏 晋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耿广玉 书记员陈佳慧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