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15行终2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绪清，男，1981年5月5日出生，住安徽省金寨县。委托代理人吴春龙，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固始县水利局，住所地：固始县蓼城大道与陈**光大道交叉口东南角。法定代表人汪庆勇，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团结、张涛，上海市浩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河南省固始县公安局，住所地：固始县蓼大道与陈功大道交叉口西北角处。负责人曹阳，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张舟、王建，该局民警。上诉人罗绪清、固始县水利局因罗绪清诉固始县水利局及原审第三人固始县公安局行政强制争议一案，不服潢川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6行初5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罗绪清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春龙，上诉人固始县水利局委托代理人刘团结、张涛，原审第三人固始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张舟、王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8年7月16日2时许，固始县公安局石佛派出所接到固始县砂石管理办黎集中队电话，称在石佛店乡龙潭村一队发现非法采砂，请求派出所联合执法，石佛派出所民警到达砂场后发现现场有“日立牌”橘色挖掘机一台，铲车一部，警情处置后，“日立牌”橘色挖掘机被固始县砂石管理办黎集中队带回保管，铲车由固始县公安局石佛派出所带回保管。2018年7月18日0时许，固始县公安局石佛派出所在夜间巡逻期间，发现在石佛店乡龙潭村一队有非法采砂情况，随通知固始县砂石管理办黎集中队到现场联合执法，现场发现有铲车两台，在警情处置后被固始县砂石管理办黎集中队带回。2018年7月23日，固始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接到固始县公安局石佛派出所通报，认为在固始县石佛店乡龙潭村有非法采砂情况，已涉嫌刑事犯罪，同时其单位已与固始县水利局砂石管理站联合进行了两次查处，并查处了一台挖掘机，三台铲车（一台铲车放在石佛派出所，另外两台铲车和一台挖掘机交由县水利局砂石管理站保管）。随后该大队立即组织人员开展调查，并于2018年7月27日正式立案。立案后，前期查处的挖掘机、铲车已为涉案物品，公安局侦查员随即与水利局砂石管理站工作人员、石佛派出所联系，要求将查处的物品移交至固始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同时就两单位带走的物品出具证据扣押清单，以便进行移交，随后石佛派出所出具了一份有固始县砂石管理办黎集中队赵克东、石佛派出所张家海等人签字，意在证明一台铲车放在石佛派出所，另外两台铲车和一台挖掘机交由县水利局砂石管理站保管。石佛派出所带回的挖掘机停放在派出所内，属于在公安机关保管中，在对固始县砂石管理办黎集中队带走的挖掘机、铲车办理移交时，仅发现有两台铲车停放在固始县砂石管理办黎集中队院内，挖掘机不知去向，该局侦查员便与砂石管理站工作人员赵克东多次联系移交事宜，但未果。2018年8月1日，固始县公安局侦查员到黎集砂石管理站要求其移交涉案挖掘机，在砂石管理站内并未发现涉案挖掘机，随后便联系砂石管理站赵克东询问挖掘机去向，赵克东称自己不在中队、涉案的挖掘机移交一事第二天会和公安局联系。第二天水利局工作人员赵克东与办案民警王健联系，称涉案挖掘机已转移至金马集团停车场，公安局侦查人员随后到金马集团停车场核实该情况，在到达金马集团停车场发现仅停放有一台雷沃（FR220）黄色挖掘机（该挖掘机为罗绪清所有），并非前期水利局砂石管理站和石佛派出所现场发现盗采河砂的“日立牌”橘红色挖掘机，侦查人员遂与水利局工作人员赵克东联系询问该情况，赵克东称此台挖掘机即为查处的挖掘机。随后，为核实其中缘由，公安局侦查员就该事专门开展调查工作。经公安机关调查，固始县石佛派出所与砂石管理站前期查处挖掘机为“日立牌”橘红色挖掘机，所有人为李登峰，该挖掘机被查处后由水利局砂石管理站黎集中队工作人员开走保管。在对李登峰进行询问时，李登峰陈述，其在石佛砂场干活时发现有警车巡逻，随后便躲到附近的树林中，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发现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将其挖掘机开走，他便和砂场老板陈世刚联系，陈世刚称“没事，罩得住，你别急”、“机子也没有拉走，就扣在粮站”，当天晚上陈世刚便将其挖掘机送回叶集。之后，公安机关对罗绪清挖掘机司机付广东询问，付广东称其挖掘机是一个叫鲁多（又名刘洋）的人让他到固始县来干活，只需要将挖掘机停放在固始县黎集镇卧龙村粮站门口，不需要干活，每天给1,000元，付广东便把挖掘机托运至固始县黎集镇卧龙村粮站门口停放。2018年8月1日晚上，有一人（后调查该人为水利局工作人员李家龙）让付广东帮挖掘机托运到固始县金马集团院内，并说“没有你什么事情了，等到法律手续走完了之后挖掘机就给你，也就三五天的事情”，付广东把挖掘机的钥匙给了这个人。经对刘洋询问，刘洋称在2018年7月26日通过朋友介绍，将自己的挖掘机停放在固始县黎集镇卧龙村粮站门口，不需要干活，每天给1,000元，随后刘洋便把本人的挖掘机托运到固始县黎集镇卧龙村粮站门口停放，7月28日其因为有活就把挖掘机拉走了，并联系付广东，让他把挖掘机停在固始县黎集镇卧龙村粮站门口，承诺每天给1,000元，2018年8月1日晚，付广东把罗绪清的挖掘机拖放至固始县黎集镇卧龙村粮站门口，随后被水利局人员带走停放到金马集团院内至今。原告罗绪清了解到其挖掘机被扣押后，多次向固始水利局、固始县公安局提出扣押错误要求放车的要求，期间，有多次往返车旅费支出。庭审后的2019年11月13日，一审法院到金马集团院内现场查看车辆情况，当天，罗绪清用拖车取回了其被扣车辆，该台挖掘机实际被扣押长达469天。罗绪清修车支出费用合计40,800元。原告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返还给原告雷沃（FR220）履带式液压挖掘机一辆。3、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24,670元。原审认为：（一）关于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庭审中，原告举出的其从安徽福日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购买福田雷沃履带式液压挖掘机产品合格证、公司证明、发票820,800元票据等证据足以证实罗绪清系权利人，被告未举证实质反驳，罗绪清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关于被告辩称其不是适格被告的问题，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务院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国河道的主管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该行政区域的河道主管机关。涉及水利违法行为行政执法及河砂管理均属于被告职权范围，且固始县河砂管理站对外出具的行政处罚均是以固始县水利局名义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四款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固始县水利局应对固始县河砂管理站的行政执法行为承担责任，故固始县水利局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关于原告罗绪清的雷沃（FR220）挖掘机是否系被告违法实施扣押的问题。庭审中，原告出示了相应的证据，结合第三人固始县公安局通过刑事侦查收集的证据，足以认定案涉挖掘机的扣押行为系被告工作人员实施。（三）关于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经查，综合现有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不能认定原告与案涉盗采河砂的刑事被告人形成通谋，故以上辩解意见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纳。（四）原告罗绪清提出的因违法扣押造成损失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能予以支持的问题。经查，经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可认定原告罗绪清的挖掘机被固始县水利局错误扣押，依照由此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包括：1、维修费，因车辆长期停放造成损坏，维修费用40800应予认定；2、拖车费，原告罗绪清将其被扣押的挖掘机托运回去，确有实际支出的拖车费，3,200元并不明显高于一般市场价格，予以认定；3、被扣押期间的停运损失，原告提供了河南省天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天价估字［2019］021号《价格评估意见书》，以罗绪清挖掘机被扣日作为价格评估基准日，从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12日停运期间评估其损失达381,060元，但经了解，挖掘机的收益受市场行情影响较大，且上述证据系当事人自行委托并按全年满勤的标准计算，不符合通常的市场行情，法院酌定对照以上评估价格、参考同行业有资质的公司出具的证言，按照年收益150,000元确定，计算方式为150,000元÷365天×469天≈192,740.24元。4、评估费5,000元，该评估结论作为参考依据，其实际支出的费用应予认定。综上，合计为241,740.24元。但从司机付广东的证言证实该车受人雇佣放至某地不用干活每天可收入1,000元，该行为明显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则和生活常理，原告罗绪清有疏于管理的责任。本案属于行政赔偿，本应适用违法责任的全面赔偿原则，但联系本案实际，车辆因扣押造成的损失后果的产生，既有原告自身的管理责任，也存在第三人的违法或过错行为因素，据此，本案应在违法责任原则下考量各种因素进行责任分担，酌定原告应按照40％的比例承担责任，故应赔偿的经济损失数额为241,740.24元×60％=145,044.14元。原告其他赔偿请求，超过国家赔偿范围，不予支持。原告请求判决被告返还给原告雷沃（FR220）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的诉讼请求，经法院先予执行已经实现，不再理涉。其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第七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固始县水利局于2018年8月1日对原告罗绪清所有的黄色福田雷沃履带式液压挖掘机扣押行为违法；二、被告固始县水利局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罗绪清因违法扣押造成的经济损失145，044.14元；三、驳回原告罗绪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固始县水利局承担。上诉人罗绪清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固始县水利局（工作人员）私自将违法采砂涉案的挖掘机放行，无故故意违法扣押上诉人挖掘机来顶替违法采砂涉案的挖掘机。被上诉人故意违法扣押长达一年之久，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违法扣押期间赔偿停运损失计算、理解、划分违法责任、承担赔偿数额错误，请二审应予以纠正改判。第一，违法扣押停运损失，应从被上诉人违法扣押挖掘机之日起计算到挖掘机修复正常之日止，即2018年8月1日起至挖掘机2019年12月16日修复之日止（2019年11月13日经潢川法院解除扣押）。被上诉人违法扣押挖掘机469天，修复32天，计501天。依河南省天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河天价字（2019）021号《价格评估意见书》，每日损失费用870元，停运经济损失：501天×870元=435,870元。第二，上诉人挖掘机停放在修理门市部门口，被被上诉人无故违法扣押，上诉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违法责任，更不应该承担40%的违法经济责任。上诉人挖掘机停放在那地方并不违法。一审判决认识、分析、判决赔偿数额认定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改判，判决被上诉人承担违法扣押期间全部赔偿经济损失责任。（二）一审法院判决遗漏赔偿项目内容，上诉人挖掘机被违法扣押后，直接损失未得到赔偿，应判决被上诉人赔偿评估费、交通费、误工费。第一，评估费用5,000元问题。上诉人挖掘机无故被被上诉人扣押，对损失进行价格评估，被上诉人在庭审质证中对评估价格数额未提出异议，也未提出申请重新价格评估，《价格评估意见书》价格评估具有法律证明力，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价格评估意见书的数额，并应承担价格评估的费用。第二，交通费39,800元问题。上诉人挖掘机无故被被上诉人违法扣押后，上诉人为要回被违法扣押的挖掘机，从安徽到河南，先后到固始县水利局、公安局、信访局、固始法院、信阳中院、潢川法院，租车百余次，其中固始县水利局通知上诉人到固始多次，上诉人实际支出的交通费用，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第三，误工费200,000元问题。上诉人挖掘机无故被被上诉人违法扣押，从安徽到河南确实产生了实际误工损失费用，应予赔偿。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固始县水利局（工作人员）私自将违法采砂涉案的挖掘机放行，无故故意违法扣押上诉人挖掘机来顶替违法采砂涉案的挖掘机。被上诉人故意违法扣押长达一年之久。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违法扣押期间赔偿停运损失计算、理解、划分违法责任、承担赔偿数额错误；一审法院判决遗漏赔偿项目内容，评估费、交通费、误工费。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全部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724,670元。上诉人固始县水利局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四款，认定上诉人对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的行政执法行为承担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等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不得委托，上诉人无权也从未委托扣押案涉挖掘机，与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不存在行政委托关系，上诉人不本案适格被告。《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第二十二条规定“查封、扣押应当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其他任何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不得实施”。上诉人作为水行政机关，仅在依据《水土保持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范围内具有有限的行政强制权，且依据《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规定，不得委托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行使。上诉人无权且从未委托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或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强制权，不应对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的行政执行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以及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从未以上诉人名义向任何人出具任何行政法律文书，未实施相应具体行政行为。原审判定将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受固始县公安局委托代为保管的扣押物品，混淆行政委托和固始县公安局扣押之后代为保管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上诉人对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的行政执行行为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为扣押案涉挖掘机的实施主体，进而认定上诉人扣押行为违法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与固始县公安局之间是委托保管法律关系，其非为“扣押”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上诉人不应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根据固始县公安局出具的《接处警登记表》、《固始县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出警情况说明》、《关于罗绪清反映其挖掘机被扣押一事的调查情况报告》等证据材料足以证明：2018年7月16日，固始县公安局在接到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黎集中队报警后出警，以违反治安、刑事犯罪为由立案查处本案涉诉非法采砂行为，处警过程中扣押一台“日立牌”橘红色挖掘机（李登峰所有）、三台铲车。因挖掘机体积较大，固始县公安局要求将该挖掘机停放在石佛粮管所门口，并委托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保管”。据此，固始县公安局作为治安、刑事案件的执法机构，是查处和扣押本案非法采砂涉案挖掘机的实施主体。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仅为受固始县公安局委托代为“保管”，仅是固始县公安局将其采取“扣押”强制措施之后固始县砂石管理站代为保管的行为，属于民事委托关系，与将扣押物品委托停车场保管并无二至，此委托行为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委托。在查处非法采砂行为的联合执法过程中，扣押实施违法采砂行为的工具挖掘机、铲车等物品，均为固始县公安局出具的法律文书。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从未以自身或上诉人名义向任何人出具过任何法律文书，未实施具体行政行为。通过上述证据材料也足以证明，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仅为受托保管部分扣押物品，非为实施扣押案涉挖掘机的实施主体，该扣押案涉挖掘机的具体行政行为系由固始县公安局实施。故原审判决认定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为案涉挖掘机的扣押实施主体，进而认定上诉人扣押行为违法以及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做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以及《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四款“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可知固始县砂石管理站仅是受固始县公安局委托代为“保管”被其扣押的挖掘机，原判决对该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将自然人实施的“调包”被扣押挖掘机的系列行为，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进而判决由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错误。固始县公安局扣押案涉挖掘机等物品并委托砂石管理站保管，在此期间被两次“调包”，明显系相关自然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实施的违法行为。根据固始县公安局出具的《关于罗绪清反映其挖掘机被扣押一事的调查情况报告》，以及其对涉案证人做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可见，在固始县公安局委托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代为“保管”期间，因陈世刚、刘洋、付广东等自然人的行为，导致被扣押的“日立牌”挖掘机先后被“调包”为“柳工牌”挖掘机、“雷沃牌”挖掘机，且均系为实现一个共同的非法目的而实施的逃避法律追究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应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调查、认定。2018年8月1日，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工作人员将已被他人“调包”的“雷沃牌”挖掘机引导拖运至金马集团停车场。被扣押的“日立牌”挖掘机停放地点是固始县公安局指定的，其应负有相应监管责任。该“调包”行为是陈世刚、李登峰等自然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利用扣押人对扣押物品的监管疏忽，而实施的涉嫌犯罪的个人行为。即便有相关行政工作人员参与，也均为与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之规定，无论有无行政工作人员个人参与，对被扣押的挖掘机被“调包”的行为，上诉人均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需要说明的是，在固始县砂石管理站受托代为“保管”期间，假设介入了行政工作人员个人行为导致挖掘机被调包的因素，但该介入因素并不能改变固始县公安局与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之间的委托保管法律关系的性质。（四）原审判决认定罗绪清的案涉挖掘机被错误扣押，对因此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应予赔偿，并“折衷”判定赔偿责任是错误的。罗绪清及其雇员付广东以案涉挖掘机参与其明知或应知的违法“调包”行为，对因其违法行为而导致的经济损失不应予以赔偿。本案中，实施违法采砂的挖掘机，被固始县公安局作为非法采砂的作案工具予以扣押，属于涉案证据。结合陈世刚、刘洋、付广东等人的供述或证言可知，在涉案挖掘机被扣押期间，被上诉人罗绪清因利益驱动，明知或应知其雇佣司机付广东将案涉挖掘机停放至案涉地点不干活却可每天收入1,000元，仍指示付广东按照要求将挖掘机停放在指定位置，该行为明显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则和常理。结合刘洋、李登峰、陈世刚、付广东等人的供述或证言，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罗绪清涉嫌配合和参与了挖掘机的系列“调包”行为，并实际谋取了不正当利益。罗绪清因违法参与系列“调包”行为，对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法律对因非法行为而获得的利益或遭受的损失，不应予以保护。原审判决既然认定罗绪清及付广东的行为不合市场交易规则和生活常理，罗绪清存在疏于管理的责任，而对罗绪清及付广东配合参与“调包”的违法行为，未予进一步调查，而作出“折衷”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五）原审判决未依法审查罗绪清的起诉期间，且对应中止审理的事实未予处理，而未依法中止审理，系程序违法，依法应予纠正。《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诉争行政行为发生于2018年8月1日，但被上诉人罗绪清于2019年6月27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间，依法应当驳回起诉。罗绪清在知道其挖掘机被行政机关扣押后，选择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解决问题，未走法院诉讼途径，说明罗绪清在诉讼与上访之间已经作出了选择，上访系罗绪清真实意思表示，因上访而耽误的时间应当属于罗绪清自身的原因，不影响对其是否超过起诉期间的审查认定。本案涉案挖掘机作为非法采砂的作案工具，被固始县公安局扣押，属于涉案证据。无论被上诉人罗绪清是否参与“调包”行为，被扣押的涉案工具被“调包”的行为（其他人的参与行为）本身就属于涉嫌毁灭证据。在原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在答辩和庭审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1条“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六）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之规定，已明确提出并请求中止本案审理，将案件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侦查，而原审判决对此未予处理，属于程序违法。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固始县公安局述称，2018年7月16日联合执法发现现场有“日立牌”橘色挖掘机一台，警情处置后，该橘色挖掘机被固始县砂石管理办黎集中队带回保管。后因涉嫌刑事犯罪，于2018年7月27日正式立案，我局要求将前其查处的挖掘机等涉案物品移交。我局工作人员与水利局工作人员（黎集砂石管理站）赵克东多次沟通无果后，于2018年8月1日到该站要求移交保管的挖掘机，但在该站内未发现，随后联系赵克东询问挖掘机去向，赵克东称其不在中单位，次日会与我局工作人员联系。第二天赵克东与我局工作人员王健联系，称涉案挖掘机已转移至金马集团停车场，我局工作人员随后到金马集团停车场核实该情况，发现该停车场仅停放有一台雷沃（FR220）黄色挖掘机，并非前期查处的“日立牌”橘红色挖掘机，我局工作人员随与赵克东联系许多询问该情况，赵克东坚称此台挖掘机即为查处的挖掘机。我局就该事专门展开调查，并进行了告知，且并未扣押该雷沃黄色挖掘机，该挖掘机被调包完全是固始县水利局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造成，与第三人没有直接关系。请求依法判决。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被诉行政行为发生于2018年8月1日，因查扣时并未告知上诉人罗绪清诉权和起诉期限，罗绪清于2019年6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一年的起诉期限。因本案查扣罗绪清的雷沃黄色挖掘机的行为，事实上是一个事实行为，与非法采砂的刑事案件没有关联，不符合中止审理条件。上诉人固始县水利局关于罗绪清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及本案应中止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二）上诉人固始县水利局亦认可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办系其设立的事业单位，属于其内设机构，该机构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依法应由固始县水利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第三人固始县公安局石佛派出所与固始县砂石管理办黎集中队联合执法时，查扣的“日立牌”橘色挖掘机，交由固始县砂石管理办黎集中队保管，但经刑事立案后，固始县公安局要求移交该查扣的“日立牌”橘色挖掘机，但固始县公安局在移交时发现不是先前查扣的“日立牌”橘色挖掘机，即时与上诉人固始县水利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交涉，并没有实际查扣上诉人罗绪清的雷沃黄色挖掘机。固始县水利局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导致了罗绪清的雷沃黄色挖掘机被实际扣留，该实际扣留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应由固始县水利局承担。（三）上诉人罗绪清上诉主张的评估费、交通费、误工费问题。罗绪清主张的评估费，是因罗绪清单方委托评估发生的费用，不是双方共同委托评估发生的费用，评估亦未经另一方当事人同意，且法院并未采纳该评估结论，因此发生的评估费不应由另一方当事人承担。罗绪清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不是其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四）从上诉人罗绪清司机付广东的证言证实该车受人雇佣放至某地不用干活每天可收入1,000元，该行为明显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则和生活常理，罗绪清有疏于管理的责任。原审根据罗绪清本人的过错情形，考量各种因素进行责任分担，酌定罗绪清按照40％的比例承担责任，并无不当。二上诉人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不应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各承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阮晓强审判员  李洪宇审判员  张 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樊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