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民申391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少芬，女，壮族，1986年8月18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耀欣，广西金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隆萍雄，广西金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雄光，男，壮族，1974年6月7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冬梅，广西华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黄津才，男，壮族，1979年2月10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 再审申请人黄少芬因与被申请人何雄光、一审被告黄津才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1民终9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黄少芬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黄少芬与黄津才为何雄光的共同受托人系认定事实错误。黄少芬仅与何雄光之间形成一个委托关系,并且该委托关系已经终止,不存在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委托关系的区分。1.何雄光对黄少芬与黄津才于2017年8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及次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的内容无异议,此两份协议直接约束何雄光和黄少芬。协议是附期限的协议,协议届期后黄少芬未能办结,黄少芬、黄津才与何雄光终止了委托协议。办证无果后,黄少芬依约已通过黄津才退回95000元,履行了退款义务。2.委托关系终止后,黄少芬与何雄光之间未签订委托合同,就本案委托代理事项,双方没有重新达成过任何合意。2018年3月份,黄津才、何雄光虽然曾与黄少芬联系,希望黄少芬继续按之前的协议帮助办理开采许可证事务,黄少芬对重新委托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这仅是对新的代理关系所进行的协商,不能以此当然解读黄少芬即具有接受委托再次办理采矿证事宜的意思表示。（二）黄少芬除在委托关系存续期间收取10万元定金外,再未收取黄津才及何雄光其他的任何费用。黄津才于2017年8月22日书写的《协议书》是黄津才收取何雄光费用的权利基础,因此，黄津才对何张宝受何雄光委托分别于2018年3月26日、3月27日交付的30万元现金、15万元合计45万元出具了收据。黄津才未曾将这些款项交给黄少芬,黄少芬没有收到任何一分钱,当然也不曾写收据。何雄光通过微信告知黄少芬何雄光向黄津才给付15万元,黄少芬才知道这一事实。在何张宝未经黄少芬同意而私自录制的谈话内容中,何雄光刻意混淆黄少芬收到的10万元和没有收到的45万元的事实,要求黄少芬退还70万元,黄少芬也仅表示将收到的10万元退回。庭审中,黄津才和何张宝均称黄少芬收到30万元现金,但既不能出示黄少芬写的收据也无其他任何证据,二审判决认定“何张宝于3月26日将300000元现金当面交付黄津才和黄少芬”显属事实推定,违反了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导致本案法律关系的定性错误。（三）黄少芬转发何张宝发送采石场申请资料的行为是好意施惠的行为。黄少芬没有接受何雄光委托的意愿,没有为何雄光提供办证帮助的法定义务,该好意施惠行为并不构成民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不能据此证明两人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在双方的微信记录中黄少芬多次提到“尽量帮你”,字面意思是“帮”,解读不出委托的意思表示。因此,微信记录不能证明黄少芬与何雄光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二审法院判决认定“黄少芬处理办证事务,并将进展情况报告给何张宝”“何雄光委托黄津才和黄少芬两人为其办理办证事务,黄津才和黄少芬两人作为共同受托人,依法应对受事项承担连带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现有证据不足以产生高度可能的确信,但二审法院却在既无委托合同,也无收款收据的情况下,仅结合与黄少芬有利害关系的何雄光和黄津才的陈述,认定黄少芬、黄津才是何雄光共同受托人的错误事实,显属适用法律错误。黄少芬在接受黄津才委托后,应当依约完成委托事项,未能完成委托事项,应当按照约定向黄津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应按《协议书》退还9万元费用,二审判决“黄少芬与黄津才连带退还何雄光委托费用365000元”，违背法律规定与本案客观事实。综上所述,黄少芬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再审本案。 何雄光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其与黄少芬之间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黄津才是代何雄光与黄少芬签订2017年8月20日《协议书》，并非如黄少芬在一、二审中所称的黄津才转委托给黄少芬。（二）其与黄少芬的委托合同并未因三个月的期限届满而终止。《协议书》约定的三个月办证期限至2017年11月已经届满，但直到2018年3月，黄少芬未将前期费用10万元退回给何雄光或者黄津才。何雄光于2018年3月提出继续推进办证，并根据黄少芬的要求追加后续费用45万元，全额支付70万元，黄少芬继续为何雄光办证事项提供服务，因此，双方并未终止委托合同，而是达成变更委托期限的合意，通过继续支付费用、继续办证等行为选择继续履行原合同。（三）70万元的后续费用是黄少芬要求追加，其辩称没有拿到，仅收到10万元定金，不符常理，也与已查清的事实不符。（四）黄少芬不存在好意施惠行为。综上，请求驳回黄少芬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2017年8月22日《协议书》中“本人何雄光....委托黄津才....帮忙办理疏通大新县雷平镇采石场办证一个名额事宜。要收取费用、辛苦费、定金壹拾万元整（100000元），如办不得证的，将如数退还定金”的记载，何雄光委托黄津才办理采石场开采证，将定金100000元预付给黄津才，此时何雄光与黄津才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2017年8月20日《协议书》约定“黄少芬承诺为黄津才和何雄光办理石场开采证，并收取费用柒拾万元人民币”“黄津才代表何雄光签协议书”、2017年8月21日《补充协议书》约定“黄少芬收取黄津才预付壹拾万元人民币定金后，即开展疏通关系，以何雄光在大新县收到通知去检查石场现场为标准”，证明黄少芬在签订《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时知道黄津才与何雄光之间的代理关系，办证事务是为何雄光办理，二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直接约束何雄光与黄少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在《补充协议书》约定的三个月办证期限内，除何雄光于2017年8月22日支付给黄津才的上述100000元以外，何雄光还于2017年9月29日委托其大哥何张宝向黄津才转账支付150000元，总计支付250000元。三个月届满后，何雄光没有要求黄津才退回上述款项。何雄光的大哥何张宝还按照黄少芬的要求分别于2018年3月26日、27日支付300000元、150000元，总计450000元。至此，何雄光支付款项共计700000元，正是2017年8月20日《协议书》约定的费用金额。关于上述款项的支付，何张宝在二审庭审中述称其于3月26日将300000元现金送至黄津才开办的公司交给黄少芬，并由黄津才出具收据。次日何张宝转账150000元给黄津才，将转款一事通过微信告知黄少芬，黄少芬回复“好的”。何张宝和黄少芬于2018年3月26日互加微信后，黄少芬于同年3月28日、29日至4月11日通过微信要求何张宝发送采石场的申请表等资料，并将其与他人联系办证的聊天记录截图发送给何张宝，同时叮嘱何张宝不得外传。4月26日，何张宝再次催促黄少芬抓紧办理采石证。何张宝发现其采石场不在公布的发证名单之内后，于2019年6月4日要求黄津才、黄少芬退款，根据谈话录音记载，黄少芬的回复表明其承认钱交给了其他中间联系人，黄少芬并且当场打电话给其中间联系人询问费用去向。综上，从何张宝要求黄少芬继续办理开采许可证事务、按黄少芬要求支付尾款、黄津才出具收据、黄少芬向何张宝报告办证进展情况、何张宝向黄津才、黄少芬共同催索退款等一系列事件发生过程来看，自何张宝与黄少芬直接联系之后，黄津才与黄少芬系为何雄光继续共同办理2017年8月20日《协议书》约定的委托事项，何雄光亦是依据该《协议书》的约定付款并向黄津才、黄少芬主张退款。黄少芬再审申请主张其与何雄光之间的委托关系已经终止、其之后转发何张宝发送采石场申请资料的行为是好意施惠与上述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黄津才、黄少芬二人作为共同受托人，在委托事务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应当共同对委托人何雄光承担连带责任。二审判决判令黄少芬、黄津才连带退还何雄光委托费用365000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九条“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黄少芬以未出具收据为由主张其未收到上述两笔款项、不承担退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黄少芬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少芬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黄文臻 审判员  宿 薇 审判员  黄滔滔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谭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