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13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州市荆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州市屈原路**（市燃化协会内）。法定代表人：王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庭玮，湖北天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学苑路**城南春天小区会所法定代表人：易海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才，湖北光谷（江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经营场所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容城大道停车场。经营者：聂忠义，男，1961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迎春，湖南厚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舒，湖南厚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荆州市荆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建公司）、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金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以下简称开茂租赁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2018)鄂1023民初2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荆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庭玮，上诉人金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才，被上诉人开茂租赁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迎春、徐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荆建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2018)鄂1023民初2826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荆建公司并没有参与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施工。根据金隆公司就案涉工程项目编制的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2.2.2投标截止时间明确载明“2012年7月30日18时00分”,3.1投标有效期明确载明“90天”,5.1开标时间和地点明确载明“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而投标有效期的终止时间是从开标时间开始算起的,故案涉工程投标有效期的截止时间是2012年10月28日。根据荆建公司向吴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显示,“委托期限为直至投标有效期截止”,故此《授权委托书》的委托有效期为2012年10月28日。再根据金隆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3《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的签署时间显示,可见吴某明显是超过了《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与金隆公司签订此合同,而金隆公司明知吴某无荆建公司的授权而与之签订合同,且此份合同并没有加盖荆建公司的公章,所以,吴某与金隆公司签订此份合同的行为系吴某的个人行为,与荆建公司无关。金隆公司主张吴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案涉工程荆建公司曾授权吴某参与投标,但荆建公司并没有收到中标通知书,亦没有与金隆公司就案涉工程签订相关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且金隆公司将案涉劳务的款项全部支付给吴某,并非荆建公司指定支付,据此可见,荆建公司并没有参与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施工。二、荆建公司与案涉租赁合同不具有任何因果关系。一方面一审法院认定,“对被告金隆公司提交的证据3中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无关,不予以采信”,即一审法院并没有认可金隆公司主张的荆建公司参与了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施工;而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又认定,“2、从荆建公司对吴某出具《授权委托书》所载明的授权范围分析,吴某有权签署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且荆建公司对出具《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荆建公司与案涉租赁合同具有因果关系”,可见一审法院的此两处认定明显存在前后矛盾。如前所述,荆建公司并没有参与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施工,则荆建公司当然不会授权刘某与开茂租赁部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此情形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四款“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的规定,荆建公司无需举证证明该事实。故荆建公司与案涉租赁合同不具有任何因果关系,当然无需向开茂租赁部就案涉《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承担任何责任。三、造成无法完成鉴定案涉印章真实性的原因系开茂租赁部不同意鉴定所致,一审法院将其不利后果归于荆建公司实属错误。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荆建公司在2019年4月22日申请对案涉租赁合同上加盖的其公司印章真伪进行鉴定,而开茂租赁部以案涉印章在案涉项目中另外的《附着升降脚手架分包合同书》上使用过,故其不同意对荆建公司提供的工商、税务部门的样本进行比对,所以,一审法院终结对外委托样本比对事宜,从以上查明的事实来看,导致本案中案涉印章真实性的鉴定无法完成的原因系开茂租赁部不同意鉴定所致,其不同意的理由亦没有证据。因案涉工程中荆建公司存在的另案诉讼亦在一审法院,在另案诉讼过程中,同样存在荆建公司的印章被伪造的情形,即开茂租赁部提及的在《附着升降脚手架分包合同书》中使用过,故荆建公司同样向一审法院提出了对另案合同中公司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开茂租赁部以另案中存疑的印章来印证荆建公司在其他合同中使用,而且未经比对,开茂租赁部也无证据来证明案涉合同中的印章与另案合同中的印章系同一印章。因此,本案中无法完成鉴定案涉印章真实性的原因系开茂租赁部不同意鉴定所致,其不利后果应由开茂租赁部来承担。四、刘某冒用荆建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并非履行荆建公司的职务行为。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刘某并非荆建公司的工作人员,荆建公司亦没有授权刘某签署任何合同。至于案涉合同中加盖有荆建公司字样的印章系刘某等人伪造后加盖的,并非荆建公司实际使用的印章。在庭审过程中,荆建公司申请了对案涉合同中加盖的印章与荆建公司实际使用的印章进行鉴定比对,并提供了比对样本。虽然荆建公司提供的比对样本无法提供公安机关的备案证明,但并不能据此直接判定为不具有唯一性,而且并无法律规定私营企业的印章必须进行备案登记方可使用。荆建公司提供的比对样本均是荆建公司在工商部门、税务部门对公使用过的,且荆建公司向吴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样本亦可作为比对样本,加之如前所述,无法完成鉴定案涉印章真实性的原因系开茂租赁部不同意鉴定所致,在没有经过比对确认荆建公司提供的比对样本与案涉合同中印章的样本是否一致,且开茂租赁部没有证据来证明荆建公司在其他地方使用过案涉印章,则一审法院径直认定案涉印章的真实性、合法性是错误的。因此,在尚无证据来证明案涉印章系荆建公司持有并实际使用,则一审法院认定刘某在案涉《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中系履行荆建公司职务行为的结论亦是错误的。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荆建公司对刘某等人伪造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不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条文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而对照本案看,本案中刘某等人只是伪造了荆建公司的公章,涉嫌犯罪,并不是以开茂租赁部签订案涉《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的方法进行犯罪,且开茂租赁部亦不是犯罪行为中的受害人,而是案涉合同的债权人,并不存在经济损失。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上述条文规定来认定荆建公司向开茂租赁部承担合同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同时,本案中,荆建公司并不存在管理不善的情形。相反,通过荆建公司向吴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载明了具体的有效期来看,荆建公司对外授权严格规范。所以,一审法院以荆建公司管理不善为由认定荆建公司对刘某等人伪造公司印章进行商事活动需对外承担赔偿责任明显不当。六、金隆公司将案涉工程劳务发包给吴某个人,吴某将其中的脚手架及防护设施工程再发包给刘某,刘某等人伪造荆建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系个人行为,与荆建公司无关。荆建公司没有参与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施工。吴某承接案涉工程的劳务后,将案涉劳务于2012年11月14日转包给刘春祥,并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刘春祥于2013年4月4日以伪造的荆建公司印章与武汉市星球建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前文提及的案涉工程中另案中的《附着升降脚手架分包合同书》。后因刘春祥无法正常施工,吴某自行组织施工,并将案涉劳务中的脚手架及防护设施工程分包给刘某,并于2014年8月12日签订了《施工合同》。刘某承接前述工程后,以伪造的荆建公司印章与开茂租赁部签订了案涉《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如上文所述,在本案中刘某并非荆建公司的工作人员,荆建公司亦没有授权刘某签署合同,而开茂租赁部明知刘某无荆建公司的授权而与之签订合同,且没有进一步核实所加盖印章的真伪,故开茂租赁部应该承担过错责任。同时,根据开茂租赁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钢架管扣件收货单》来看,其载明的承租方正是刘某,而非荆建公司,且开茂租赁部庭审中提供的《分户核算表》、《结算表》均由刘某本人签署,并没有荆建公司确认,据此正好可以印证,刘某与开茂租赁部签订此份合同的行为系刘某的个人行为,与荆建公司无关,荆建公司无需承担支付义务。根据上述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裁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开茂租赁部针对荆建公司的上诉辩称：一、荆建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施工方。根据金隆公司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金隆公司已将“监利御景苑商住楼土建工程”劳务分包给荆建公司。同时,金隆公司在上诉状中陈述“荆建公司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影响到金隆公司的工程进度和工期”,金隆公司作为总包施工单位,它将部分工程再分包,其必然会掌握工程的整体情况以及分包单位施工的具体情况,就本案来讲,既然金隆公司认可荆建公司在履行租赁合同,那么荆建公司参与了工程的施工应是事实。实际上,荆建公司为了履行劳务分包合同,与开茂租赁部签订了《建筑设备租赁合同》,还与武汉市星球建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附着升降脚手架分包合同书》,都加盖了荆建公司的公章,种种行为表明,荆建公司参与了工程的施工。在原审原告的证据《罚款通知单》上抬头注明是荆建公司，并有金隆公司项目部、松滋市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加盖的印章。二、荆建公司是本案租赁合同的主体。2014年3月22日,荆建公司与开茂租赁部签订了租赁合同,租用钢架管、扣件两种器材,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租赁合同约定,乙方授权刘某为委托代理人。签订合同后,开茂租赁部向荆建公司发货,荆建公司向租赁部返还货物,以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某在租赁期间向租赁部支付租金,吴某曾于2016年2月5日、2017年4月18日向开茂租赁部的合伙人汪开展(租赁合同上有汪开展签名)支付租金,两人代表荆建公司共支付租金409000元,因此,荆建公司以履行合同的方式表明其就是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三、一审法院对荆建公司的鉴定不予准许符合法律规定。荆建公司称在案涉合同上的印章并非公司的合法有效印章，并提出印章鉴定的申请,但其提交的鉴定的材料是工商部门的材料,不是公安部门备案的公章材料,且鉴定材料落款时间与签订合同时间间隔较久,根本不符合鉴定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就是说,荆建公司无法提供完整的鉴定材料及可供比对的备案印模,才导致无法鉴定该印章的真实性,应由荆建公司承担不利的后果。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申请鉴定方不能提供比对样本,考虑到鉴定也无实质意义,法院一般不予鉴定。因此,一审法院对荆建公司的鉴定不予准许做法正确，符合法律规定。四、荆建公司所称的刘某伪造公司公章,但没有提供证据,即没有公安机关作出的最终认定,况且刘某伪造公章与否,不影响荆建公司承担责任。五、关于吴某的身份,荆建公司于2012年7月29日向吴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吴某可以代表荆建公司签署御景苑住宅小区土建工程施工投标文件、签订合同，故能够确定吴某的身份即代理荆建公司负责处理涉案工程相关事宜,实际上,吴某也一直在代表荆建公司履行合同,包括付租金、起诉后与租赁部协商还款等事宜。综上，荆建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金隆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监利县人民法院(2018)鄂1023民初2826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工程项目部出具的《证明》,认定刘某代表上诉人金隆公司是错误的。2015年2月14日,上诉人的工程项目部出具了一份《证明》,载明“今有我工地租赁贵公司钢管,具体负责人刘某”。而上诉人的工程项目部出具该证明时,上诉人在2014年3月22日的《建筑器材程赁合同》上没有签字盖章进行任何承诺,也就是上诉人与开茂租赁部之间未成立租赁合同关系，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出具的《证明》中载明的租赁贵公司的钢管,只能是荆建公司与开茂租赁部之间的租赁合同,具体负责人刘某也只能是该租赁合同中的负责人。所以,原审法院凭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就认定刘某系上诉人的负责人,代表上诉人是完全错误的。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工程项目部在租赁合同上加盖印章的行为是对租赁合同的追认是错误的。2014年3月22日,荆建公司与开茂租赁部签订了《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由开茂租赁部向荆建公司出租钢管及扣件,租赁期限为一年。合同签订后,开茂租赁部按照合同约定一直向荆建公司在履行,而非向上诉人在履行合同。上诉人明知自己已经将脚手架专业工程分包给荆建公司的情况之下,不可能再与开茂租赁部成立租赁合同关系;上诉人之所以在租赁合同上加盖其项目部的印章,是在开茂租赁部与荆建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三年后加盖的,也是开茂租赁部与荆建公司在履行租赁合同的过程中存在严重违约,严重影响到上诉人工地的工程进度和工期的情况之下加盖的项目部印章,印章注明的内容更多的是关注工程进度和工期的问题,并特别在印章上注明属实的字样。可见,上诉人加盖印章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是要与开茂租赁部成立租赁合同关系,不能因为上诉人加盖了印章就机械认定上诉人是对租赁合同的追认。所以,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加盖印章的行为是对合同的追认是错误的。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工程项目部构成表见代理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应当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而本案中,开茂租赁部明知与荆建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向其履行,在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存在严重违约的情况下,与上诉人签订合同,主观上并非善意。开茂租赁部明知上诉人的工程项目部没有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是一个临时的内设机构,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的情况之下,与上诉人的项目部签订合同,主观上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同时,开茂租赁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具有善意且无过失,而原审法院就草率地认为上诉人的工程项目部构成表见代理。四、原审法院的判决极为不公平。在本案租赁关系中,上诉人已经按照脚手架专业分包的约定,将部分租金支付给了刘某及其合伙人欧某,原审法院机械的认定事实,不仅没有解决纠纷,反而造成更多的纠纷,而且因为重复支付租金将会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对上诉人极为不公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公正审理,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开茂租赁部针对金隆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关于刘某的身份,金隆公司否认其与刘某的关系,但是根据金隆公司项目部于2015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载明“今有我工地租赁贵公司钢管,具体负责人刘某,据此,我工地保证租金付清至贵公司”,在《证明》中明确了刘某是代表金隆公司,其与开茂租赁部是承租关系并愿意承担租金,金隆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十分清楚，没有争议。二、2017年4月22日,金隆公司在《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尾部乙方(承租方)下方空白处加盖公章的行为,实际上是再次确认了与开茂租赁部形成租赁关系,其加入进来与荆建公司共同承担责任。三、金隆公司作为项目的总施工单位,使用了开茂租赁部的钢架管、扣件等建筑器材,金隆公司取得租赁合同履行的实际利益,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金隆公司应承担责任。四、金隆公司在上诉状中称已将部分租金支付给了刘某及欧某,其行为存在恶意,对开茂租赁部是极为不利的。金隆公司在明知欠付开茂租赁部租金的情况下,仍然将租金支付给案外人,导致开茂租赁部的债权迟迟得不到实现。综上,金隆公司为本案租赁合同的主体之一,其在一审庭审及上诉状中对《证明》、《租赁合同》加盖的项目部公章的真实性都是认可的,一审法院认定金隆公司、荆建公司共同向开茂租赁部承担责任正确。开茂租赁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3月26日至2018年10月31日止欠付的租金2561520.89元；3.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返还钢架管20309.2米、扣件8088套，并支付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上述器材归还之日止的未归还器材的后续租金，每天308.41元；如果两被告无法返还上述器材，应按钢架管13元／米、扣件6元／套的标准向原告支付未归还的器材赔偿费，并支付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上述器材赔偿费全部付清之日止的未归还器材的后续租金；4.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扣件洗油费、扣件缺螺帽费等其它费用共计人民币4728.2元；5.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4年4月5日至2018年10月31日止的违约金人民币1537403.67元，并支付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全部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合同约定日利率3％，原告自愿降为年利率的24％，即日利率0.067％）；6.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00000元；7.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29日，荆州市荆建集团荆深建设劳务有限公司向吴某出具《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递交、撤回、修改监利御景苑住宅小区施工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委托期限为直至投标有效期截止”。2014年3月22日，开茂租赁部（甲方）、荆州市荆建集团荆深建设劳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建筑器材租赁合同》，该合同上首部载明的（乙方）为监利御景苑项目部、荆州市荆建集团荆深建设劳务有限公司。金隆公司监利县御景苑商住楼工程项目部于2017年4月22日在该合同尾部乙方下方空白处加盖公章予以了确认。合同约定：乙方为承建湖北监利县御景苑工程，合同对租用数量、期限、租金、租赁物毁损缺失赔偿、违约责任等事项予以明确约定。其中，合同第一条约定：…租赁期间自2014年3月22日至2015年3月22日，租赁期间届满，乙方未归还租赁物，视同乙方仍承租租赁物，本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合同第五条约定：租金标准：钢架管按每天0.012元／米计算，扣件每天0.008元／每套，钢架管、扣件的成本价为市场价…；合同第六条约定：租金的起止时间自发货之日起至送回之日止，按实际租用天数计算租金…；合同第七条约定：乙方应按月度交付租金，于每月的5号将应交租金交付清结。乙方应按时缴纳租金，未按时缴纳的，每逾期一天，按应缴租金的3％加收滞纳金至缴清之日止，如乙方逾期60天不交付租金，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于租赁物收回前，甲方有权按照租金标准收取该期间的经营损失；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需另外交纳下列费用，扣件洗油费按0.1元／套收取，顶托洗油费按0.5元／套收取…；合同第十条约定：租赁期限届满前，如乙方没有归还租赁物，则甲方可以视为租赁物已被丢失，甲方有权要求赔偿，但在赔偿付清前，因乙方相当于实际占用租赁钢架管、扣件、顶托按成本价值的120％计收其赔偿费，丢失损坏扣件螺杆、螺帽，则按1元／套计收赔偿费…；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任何一方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包括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合同第十二条约定：乙方授权刘某，身份证号码为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权限为：代乙方签订、变更租赁合同，代为乙方履行租赁合同；代为提货；代为指定或变更提货人；代为进行租赁合同项下的结算；代为指定或变更合同结算人…。2015年2月14日，金隆公司监利县御景苑商住楼工程项目部及欧某向原告出具《证明》载明：“今有我工地租赁贵公司钢管，具体负责人刘某，据此，我工地保证租金付清至贵公司”。租赁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二被告提供了租赁器材。2017年2月28日，2018年6月25日，刘某二次与开茂租赁部对租赁物进行了结算，其中2018年6月25日的结算（包含了2017年2月28日的结算），该结算表即《长沙市雨花区瑞昌建筑器材租赁部分户核算表》，载明“刘某经手于2014年3月26日至2018年6月25日合计应付长沙市雨花区瑞昌建筑器材租赁部租金2895081元，未返还钢架管51264.64米，扣件27870套”；但对2017年2月28日核算表上注明：“以付409000元”未予扣减，截止于2018年6月25日，实际欠付租金为2486081元（2895081元一409000元）。结算后，刘某于2018年8月24日返还钢架管9351.1米、扣件7400套，2018年8月27日返还钢架管8325.6米、扣件5982套，2018年8月28日二次返还钢架管1237.6米（834.5米＋403.1米），2018年9月11日返还钢架管5930米、扣件1600套，2018年9月12日返还钢架管4637米、扣件4800套，2018年9月14日返还钢架管1169.1米，2018年9月16日返还钢架管305米，合计返还钢架管30955.4米、扣件19782套。截止目前，尚欠钢架管20309米（51264.64米－30955.4米）、扣件8088套（27870套－19782套）。同时查明，长沙市雨花区瑞昌建筑器材租赁部与二被告未发生合同关系与业务往来，刘某与开茂租赁部对租赁物的二次结算，所签订的冠名为《长沙市雨花区瑞昌建筑器材租赁部分户核算表》，其实际租赁人均为开茂租赁部。另查明，2014年5月5日，荆州市荆建集团荆深建设劳务有限公司变更为荆建公司。被告荆建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申请对租赁合同上加盖的其公司印章真伪进行鉴定。因开茂租赁部认为荆建公司在2013年4月4日与案外人武汉市星球建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监利县御景苑项目”签订的《附着升降脚手架分包合同书》上使用过，故不同意其提供的工商、税务部门的样本进行比对。本院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鄂监利法技鉴委字笫59号终结对外委托说明书终结对外委托。一审法院认为：开茂租赁部与荆建公司、金隆公司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告开茂租赁部与被告荆建公司、金隆公司是否应基于《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承担支付租金、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其他款项并返还尚未归还的租赁物的法律责任。争议焦点2.合同解除后的损失如何认定。争议焦点1，被告荆建公司称，其未授权刘某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刘某并非荆建公司工作人员。该租赁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不是其使用的印章。对此本院认为，1、荆建公司虽然提供了比对样本，但未提供印章管理机关的备案证明，而其所提供的比对样本，非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样本，不具有唯一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造成无法完成鉴定该印章真实性的不利后果，应由被告荆建公司承担。本院据此对涉案的印章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涉案租赁合同对刘某的委托代理权限作了明确约定，原告有理由相信刘某核算的行为系该公司行为。2、从荆建公司对吴某出具《授权委托书》所载明的授权范围分析，吴某有权签署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且荆建公司对出具《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荆建公司与案涉租赁合同具有因果关系。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笫五条之规定可知，即使客观存在印章被盗、私刻、私用等情况下，如因公司管理不善导致印章被私刻加盖合同造成损失，公司存在错误且该过错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具有因果关系的，对外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焦点1金隆公司称，其非适格被告，其项目部出具的证明违法、无效。本院认为，租赁合同上加盖的金隆公司监利县御景苑商住楼工程项目部印章的效力应及于金隆公司，理由如下：1、金隆公司在庭审中认可监利县御景苑商住楼工程项目部为其内设机构，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记录。因项目部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开茂租赁部作为善意相对人在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时有理由相信金隆公司监利县御景苑商住楼工程项目部代表的是金隆公司。2、虽然金隆公司监利县御景苑商住楼工程项目部对涉案租赁合同系2017年4月22日加盖印章，但该合同上首部原先载明的（乙方）为监利御景苑项目部、荆州市荆建集团荆深建设劳务有限公司，金隆公司加盖印章的行为系对租赁合同的追认。且2015年2月14日，金隆公司监利县御景苑商住楼工程项目部及欧某出具的《证明》载明：“今有我工地租赁贵公司钢管，具体负责人刘某，据此，我工地保证租金付清至贵公司”。综上，刘某在案涉租赁合同中的代理行为系职务行为，不仅代表荆建公司、同时也代表金隆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涉案租赁合同的主体应为被告荆建公司、金隆公司。二被告应按《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承担支付租金、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其他款项并返还尚未归还的租赁物的法律责任。争议焦点2，虽然租赁合同第七条约定了合同的解除条件，但双方并未解除合同。因二被告迟延履行支付租金义务，原告起诉时提出解除租赁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原、被告的租赁合同解除时间应为起诉状副本送达至二被告之日，即2018年12月12日解除。租金、租赁器材赔偿款及后续租金、洗油费及其他费用的认定：2018年6月25日，原告与二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某签订的《长沙市雨花区瑞昌建筑器材租赁部分户核算表》，虽然二被告未加盖单位公章，但刘某已签字确认，从本案审理中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分析，原告有理由相信刘某有权代理二被告进行结算，刘某的代理行为有效，应视为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6月25日对租金等进行了结算。该结算表载明刘某经手于2014年3月26日至2018年6月25日合计应付长沙市雨花区瑞昌建筑器材租赁部租金2895081元，未返钢架管51264.64米，扣件27870套。但对2017年2月28日前已付409000元未予扣减，扣减后实际欠付租金为2486081元（2895081元一409000元）。因2018年8月24日至2018年9月16日，二被告分别合计返还钢架管30955.4米、扣件19782套，截止2018年9月16日，二被告尚欠原告钢架管20309米、扣件8088套。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9月16日的租金，按合同约定的钢架管0.012元／天、扣件0.008元／天计算，钢架管租金为44973元、扣件租金为13994元［其中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8月23日共计59天的租金，钢架管租金36295.4元（51264.64米×0.012元／米天×59天）、扣件租金13154.64元（27870套×0.008元／天×59天），2018年8月24日至2018年8月26日共计3天的租金，钢架管租金1508.9元（51264.64米－9351.1米）×0.012元／天×3天、扣件租金491.28元（27870套－7400套）×0.008元／天×3天，2018年8月27日的租金，钢架管租金403.056元（41913.54米－8325.6米）×0.012元／天×1天、扣件租金115.9元（20470套－5982套）×0.008元／天×1天，2018年8月28日至2018年9月10日共计14天的租金，钢架管租金5434.9元（33587.94米－1237.6米）×0.012元／天×14天，2018年9月11日的租金，钢架管租金317元（32350.34米－5930米）×0.012元／天×1天、扣件租金103元（14488套－1600套）×0.008元／天×1天，2018年9月12日至2018年9月13日共计2天的租金，钢架管租金522.8元（26420.4米－4637米）×0.012元／天×2天、扣件租金129.4元（12888套－4800套）×0.008元／天×2天，2018年9月14日至2018年9月15日共计2天的租金，钢架管租金247.4元（21783.4米－1169.1米）×0.012元／天×2天，2018年9月16日的租金，钢架管租金243.7元（20614.3米－305米）×0.012元／天×1天］。2018年9月17日至2018年12月12日的租金，钢架管租金21202.6元（20309米×0.012元／天×87天）、扣件租金5629.2元（8088套元／天×0.008元／天×87天）。对于原告要求二被告对截止于目前未归还的钢架管20309米（51264.64米－30955.4米）、扣件8088套（27870套－19782套）支付器材赔偿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原告有权要求二被告归还上述租赁材料。若二被告不能归还上述租赁材料，根据《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第五条、第十条的约定，原告诉请如被告荆建公司、金隆公司不能返还租赁器材，按钢架管13元／米、扣件6元／套折价赔偿，即钢架管的赔偿费为264017元（20309米×13元／米）、扣件的赔偿费为48528元（8088套×6元／套）。本院参考其他案件认定的钢架管、扣件的价格后，认为原告要求的赔偿标准，符合市场行情，本院照准。原告对租赁合同解除后的租金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洗油费、扣件缺螺帽费等的问题，虽然合同有约定，但双方没有结算，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对二被告归还的租赁器材进行了清洗和对缺损的螺帽开支了维修费。故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违约金的问题。原告诉请二被告向原告支付2014年4月5日至2018年10月31日止的违约金人民币1537403.67元，并支付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全部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合同约定日利率3％，原告自愿降为年利率的24％，即日利率0.067％）。本院认为，涉案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继续发生了租赁行为，按原合同约定，此后的租赁行为为不定期租赁，2018年6月25日双方对前期的租金等进行了结算。审理中原告并未举证证明二被告何时开始违约及催讨租金的事实，故违约金只能从本院确认的原、被告租赁合同解除时间之日起计算，即违约金从2018年12月12日合同解除之日起至租金实际付清之日止，违约金以截止于2018年12月12日拖欠的钢架管、扣件租金2571879.8元为基数（2486081元＋44973元＋13994元＋21202.6元＋5629.2元），按年利率的24％计算。关于律师费。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任何一方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包括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2018年11月2日与湖南首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虽然约定代理费10万元，但其并未提供支付律师费的发票，本院不予支持。2019年12月20日原告又与湖南厚川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费10万元，但其仅提供了支付律师费5万元的发票，因二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与被告荆州市荆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于2018年12月12日解除。二、被告荆州市荆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支付截止于2018年12月12日拖欠的钢架管、扣件租金共计2571879.8元并承担违约金（违约金以租金2571879.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的24％计算，自2018年12月13日起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三、被告荆州市荆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返还钢架管20309米、扣件8088套或按未返还钢架管、扣件材料的实际数量折价赔偿（按钢架管13元／米、扣件6元／套计算）。四、被告荆州市荆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0元。五、驳回原告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042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开茂租赁部负担15000元，被告荆建公司、金隆公司共同负担30429元。二审中，上诉人荆建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招标文件，拟证明吴某的授权委托书已经超过有效期，其在有效期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并不代表荆建公司。证据2、施工合同，拟证明刘某是案涉脚手架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方式为包工包料，与荆建公司无关。证据3、监利县御景苑商住楼用笺，拟证明案涉脚手架工程的费用由吴某直接支付给刘某，荆建公司并没有参与监利县御景苑商住楼项目。证据4、结算单，拟证明案涉脚手架工程的费用结算由吴某与刘某的直接进行，刘某系案涉脚手架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与荆建公司无关，吴某是案涉劳务工程的总承包人。证据5、劳务工资协议书，拟证明刘某是案涉脚手架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吴某是案涉监利县御景苑商住楼项目的劳务总承包人，荆建公司并没有参与。上诉人荆建公司还申请证人吴某、刘某、欧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荆建公司并没有参与项目工程，该项目工程系吴某个人所承包并独立组织施工，同时吴某又将工程的钢管脚手架分包给刘某个人，与荆建公司无关；钢管脚手架系刘某个人承包，其业务洽谈与结算均由刘某个人完成；同时案涉合同中的公章系刘某个人私自加盖的伪造印章，荆建公司并没有授权刻制印章，没有多枚印章。因欧某在一审中旁听过本案庭审，本院对荆建公司申请欧某出庭作证不予准许，对其申请吴某、刘某出庭作证予以准许。被上诉人开茂租赁部的质证意见：证据1没有盖章不予认可，对三性不予认可，内容多数是空白，对文件来源有疑问，不是正式的招标文件，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请法庭对真实性进行核实，对该份合同不知情。证据3没有原件，对三性均不予认可，从书写内容看，不清楚是谁手写的，没有其他人确认，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该证据虽然有原件，但对该份证据不知情，从结算单内容看，仅是对账，不能确认施工主体，结算单落款是对账人。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落款有吴某、欧某的签字，他们的身份是劳务公司代理人；该份协议恰好说明吴某在涉案项目中是有代理权限的，并且签了与项目部有关的处理劳务工资的协议，有理由相信吴某有代理权；证据5与证据1相矛盾。关于证人证言，证人刘某的陈述，开茂租赁部与荆建公司形成租赁关系；吴某陈述与刘某陈述有不一致，证言中有关合同盖章的部分不应采信。上诉人金隆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没有招标单位和投标单位的盖章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与劳务分包没有关联性；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有投标的截止日期，但因实际的投标行为变更了投标时间，招投标是签订合同的前提，涉及到合同效力，招投标是否有效与本案租赁合同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只有欧某和刘某的签名，没有金隆公司的签章予以认可，欧某和刘某既不能代表金隆公司，也不能证明两人是金隆公司的职工，他们签订的合同是个人行为，与金隆公司无关；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金隆公司已经将辅助脚手架施工以包工包料方式分包出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分包单位是确定的，见一审我方提交的证据3。对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金隆公司将工程分包后，只有支付劳务费义务，没有支付租金的义务，支付的款项即便是租金，也是代为支付，不能以此认定金隆公司是合同的主体。对证据4关联性有异议，金隆公司没有授权两个对账人对账，该两对账人也不是金隆公司的职工，对账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与金隆公司无关；结算单恰恰证明金隆公司已经将脚手架分包出去。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是租赁合同，支付劳务工资与本案租赁关系无关；该协议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对吴某是荆建公司的代理人不持异议，但吴某既不是金隆公司代理人也不是金隆公司职工。关于证人证言，两个证人均证实是金隆公司将工程分包给吴某，对此无异议；吴某将施工交给刘某，对此也没有异议；刘某租赁被上诉人钢管的事实无异议，刘某陈述监利御景苑项目部就是监利县御景苑商住楼工程项目部是虚假陈述，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金隆公司、被上诉人开茂租赁部未提交新证据。结合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荆建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审查认为：证据1招标文件上未盖章签名，证据3为复印件，故对其均不予采信；证据2载明发包方荆深劳务公司监利御景苑项目部、证据4载明施工项目监利县御景园住宅楼1#、2#、6#楼脚手架、证据5载明乙方荆深劳务公司御景苑项目承包人吴某，故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关于证人证言，综合相关证据,其亦不能达到荆建公司的证明目的。二审查明：2018年6月25日的《长沙市雨花区瑞昌建筑器材租赁部分户核算表》载明，2014年3月26日至2018年6月25日，长沙市雨花区瑞昌建筑器材租赁部应收租金2895081元，钢架管发与收之差合计51264.64米，扣件发与收之差合计27870套，“以上数据核对无误刘某2018.6.25”。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荆建公司、金隆公司是否是案涉租赁合同的相对人。本案2014年3月22日《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的首部载明，甲方（出租方）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乙方（承租方）监利御景苑项目部荆州市荆建集团荆深建设劳务有限公司，其尾部甲方处加盖了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合同专用章、乙方处加盖了荆州市荆建集团荆深建设劳务有限公司印章，荆建公司认为案涉合同中使用的印章并非其备案印章，系他人私自刻制，于2019年4月22日提出书面的鉴定申请。开茂租赁部认为荆建公司提供的样本印文为工商、税务部门档案内的印章而非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样本，无法证明其提供的样本印文具有真实性、唯一性，不具有可比性，不能排除其存在使用多枚印章的情形，荆建公司在2013年4月4日与案外人武汉市星球建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监利县御景苑项目”签订的《附着升降脚手架分包合同书》上使用过该印章，故不同意以荆建公司提供的工商、税务部门的印文样本进行比对，请求对荆建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一审基于上述情形，终结了相关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其无法对该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的不利后果应由荆建公司承担。另一方面，荆建公司认可向吴某出具了有关监利御景苑住宅小区土建工程的《授权委托书》，吴某也以荆建公司的名义从事与监利御景苑项目相关的施工，金隆公司的项目部2015年2月14日出具《证明》、2017年4月20日在案涉合同上加盖印章，能够佐证开茂租赁部有理由相信荆建公司租赁其建筑器材。综上，荆建公司主张与本案无关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金隆公司认可在2015年2月14日“今有我工地租赁贵公司钢管，具体负责人刘某，据此，我工地保证租金付清至贵公司”《证明》上加盖的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监利县御景苑商住楼工程项目部的真实性，也认可2017年4月20日在《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加盖的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监利县御景苑商住楼工程项目部印章的真实性，一审由此认定本案租赁合同约束金隆公司具有事实依据，金隆公司认为一审对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荆建公司、金隆公司在案涉合同于2018年12月12日解除后，对拖欠的租金2571879.8元承担违约金不当，鉴于荆建公司、金隆公司都上诉请求驳回开茂租赁部的全部诉讼请求，对此，本院纠正为支付相应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2018）鄂1023民初28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一、原告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与被告荆州市荆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于2018年12月12日解除。三、被告荆州市荆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返还钢架管20309米、扣件8088套或按未返还钢架管、扣件材料的实际数量折价赔偿（按钢架管13元／米、扣件6元／套计算）。四、被告荆州市荆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0元。]；二、撤销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2018）鄂1023民初282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五项[二、被告荆州市荆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支付截止于2018年12月12日拖欠的钢架管、扣件租金共计2571879.8元并承担违约金（违约金以租金2571879.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的24％计算，自2018年12月13日起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五、驳回原告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的其他诉讼请求。]；三、荆州市荆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支付截止于2018年12月12日拖欠的钢架管、扣件租金共计2571879.8元并承担相应利息（利息以租金2571879.8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42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负担16000元，由被告荆州市荆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各负担1471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275元，由被上诉人监利县开茂钢管扣件租赁部负担9000元，由上诉人荆州市荆建建设劳务有限公司、荆州市金隆建设工程公司各负担1063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元亮审判员  陶齐学审判员  全 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邱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