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486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孙彦平，女，196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现居住地为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公民身份号码为231************644。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春德，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海清，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启龙，男，1974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队，公民身份号码为362************036。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俞成春，男，1968年8月12日出生，朝鲜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公民身份号码为230************331。一审第三人：方永波，男，1975年2月27日出生，朝鲜族，住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公民身份号码为231************01X。上诉人孙彦平因与被上诉人王启龙、俞成春、一审第三人方永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47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彦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启龙、俞成春连带偿还孙彦平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1000000元为本金，按月息2.5%计算，从2015年4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1月17日计得851666.67元，减去王启龙已支付利息，共计346666.67元；利息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王启龙和俞成春承担一审诉讼费用。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限王启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彦平返还借款本金107280元；二、限王启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彦平支付利息（以判决第一判项所确定的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7年10月31日起计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三、俞成春对判决第一、二判项所确定的王启龙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俞成春承担了担保责任后，有权向王启龙进行追偿；四、驳回孙彦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16920元，由孙彦平负担15105元，王启龙、俞成春负担1815元。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4795号民事判决书。孙彦平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孙彦平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启龙、俞成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借据》与《撤资协议书》中所涉款项存在直接关联的认定存在错误。（一）孙彦平提交了《借据》及转账记录，而且该借据是双方签订的第二份借据，第一份签订于2013年，并在第二份签订时还给王启龙。双方在第二份借据签订时对利息作出了约定，并将十万元利息转为本金。王启龙在派出所做的询问/讯问笔录中的陈述也证明了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在2013年11月已经产生，且存在两份借据，均为其自愿所写。根据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在2015年4月2日签订《撤资协议书》之前就已经存在9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王启龙和俞成春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偿还该借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借据》系孙彦平与方永波与王启龙、俞成春之间就投资款及借款进行的整体结算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王启龙在派出所做的询问/询问笔录中陈述“方永波入股王启龙开的诚明加工厂，但后来称入股的钱是妻子孙彦平的，故要求王启龙给孙彦平写欠条，并相应地对厂里的股份做出调整”，在一审期间王启龙坚持了该主张。但是，该主张毫无逻辑。根据该陈述，王启龙知道方永波和孙彦平的夫妻关系，其在庭审期间陈述不清楚方永波和孙彦平是夫妻关系明显不可信。方永波根据《共同投资合同书》称向工厂投资的400000元是投资款，王启龙会据此向孙彦平写900000元的欠条不合常理。王启龙作为经商多年的正常成年人，应能区分投资款和借款的区别。就算方永波因入股而要王启龙写借据，那借贷关系的起点也应当是2013年11月。双方在2015年4月签订《撤资协议书》，双方在对合作期间所有账目结算后认定此时的王启龙和俞成春还需支付400000元股份转让款。即无论2013年孙彦平与方永波转给王启龙的900000元是何用途，其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债权，属于民间借贷关系。双方结算后，王启龙和俞成春支付400000元股权转让款，是针对以往的所有投资款的结算，属于投资合作协议关系。但一审法院仅因为借款日期与注资时间为同一天，重新确认借款债权债务总金额日期与撤资日期为同一天就认为《撤资协议书》所涉转让款与孙彦平主张的借款之间存在牵连，全凭推理且没有任何证据佐证。实际上，方永波的投资款已经通过部分现金，部分使用孙彦平的银行账户转账（尾号2058的账户）的形式用于工厂的日常运作，不存在方永波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三）双方在2015年4月2日签订的《借据》中明确写明“付息，还款账号为尾号2921的账户。”俞成春在该借据上签名，是王启龙的担保人，所以他清楚借款应当还到孙彦平尾号2921的账户。但是，俞成春将410000元款项转到孙彦平尾号2058的账户，该账户是投资合作期间，孙彦平用于支付工厂的日常运转费用的账户。所以，将俞成春支付的款项认定为给方永波的投资款而非将其抵作对方欠付的借款有理有据。而且在一审判决书中，明确写明王启龙在庭审过程中陈述“除了上面900000元，方永波称又投入了400000元，方永波入股前工厂的货款由孙彦平收取，后来开发期比较长，方永波失去希望，希望能撤股，王启龙还在答辩状中主张2015年4月在俞成春股东的主持下签署撤资协议，且方永波的股份按原价400000元已由俞成春支付给方永波夫妻，俞成春是工厂的另外一个股东，俞成春给了方永波400000元”。可见王启龙对俞成春向孙彦平支付400000元股权转让款是知情，而且该陈述中王启龙也承认了900000元的借款是与投资款完全独立。但一审法院仅凭推理和王启龙前后不一的陈述就认定投资款与借款不独立，从而认为俞成春支付的410000元是偿还借款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综上，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真实存在，且与投资款完全独立。一审法院关于《借据》与《撤资协议书》中所涉款项存在直接关联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二、关于王启龙还款部分计算的认定，一审存在错误。孙彦平提交的《借据》背面载有手写内容为：“截止3月30日尚有利息85000元未付，计划付款时间4月10日付50000元”，有王启龙签名，落款日期为2015年4月2日。因此，2015年4月2日后，王启龙支付的还款应当优先支付该85000元利息。王启龙2015年4月10日支付的50000元及2015年6月30日支付的36000元即为支付该利息、一审将这两笔还款计入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中，计算错误。王启龙、俞成春均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方永波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意见。二审期间，孙彦平提交：诚明鞋材加工厂2013年11月至2014年5月会计报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孙彦平已实际向诚名加工厂出资40万元，投资款通过孙彦平代为支付货款、购买工人社保、现金支出等方式支付给工厂。俞成春质证认为，孙彦平负责诚明鞋材加工的财务，其账户支出的款项可能是诚明鞋材加工自有资金，会计报表只能证明诚明鞋材加工运营情况，无法证明方永波已经实际出资。方永波质证称，其已将40万元投资款支付给了孙彦平，孙彦平将这些款项部分通过孙彦平尾号2058账户、大部分通过现金支付工人工资、购买材料等方式向诚明鞋材加工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判决已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仅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撤资协议书》与《借据》所涉款项是否存在关联性；二、王启龙尚欠孙彦平的案涉借款本息应当如何认定。关于焦点一。首先，方永波主张其已实际向诚明鞋材加工厂履行了出资义务，并提供会计报表及孙彦平尾号2058号的借记卡账户明细清单为证。但会计报表仅能表明诚明鞋材加工厂的运营状况，孙彦平在二审中称其作为诚明鞋材加工厂的出纳，加工厂的收支款项均由经其账户，故孙彦平的银行流水亦不足以证实方永波实际已向诚明鞋材加工厂履行了出资义务，方永波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从出借款项及承诺出资的时间上看。方永波2013年10月31日向王启龙转账80万元作为案涉《借据》中的借款，同日，方永波与王启龙、俞成春签署《共同投资合同书》约定方永波出资40万元。从出具借据及撤资的时间上看，孙彦平、王启龙、俞成春于2015年4月2日签订案涉《借据》确认欠款本金并约定利息，同日，方永波与王启龙、俞成春签订《撤资协议书》约定王启龙、俞成春以40万元的价格受让方永波持有的诚明鞋材加工厂的全部股份。再次，从权利义务主体上看。《借据》中孙彦平为出借人、王启龙为借款人、俞成春为担保人；《撤资协议书》中方永波为股权转让方，王启龙、俞成春为受让方。虽然孙彦平与方永波为不同的民事主体，但案涉90万元借款由方永波支付给王启龙，最终确认为孙彦平出借的借款；且方永波主张其向诚明鞋材加工厂的部分出资系通过孙彦平的账户进行转账出资，结合孙彦平、方永波关于双方是夫妻关系的陈述，一审认定孙彦平与方永波在款项的交接上存在密切联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承上，孙彦平通过方永波转账出借案涉款项的时间与方永波承诺出资的时间相吻合，各方签署协议确定方永波撤资的时间与各方重新确认案涉借款债权债务的时间相吻合，案涉《借据》与《撤资协议书》在时间、权利义务主体、款项交付等方面存在高度重合，结合方永波未举证证实其已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一审认定《借据》与《撤资协议书》中所涉款项存在直接关联，《借据》系孙彦平、方永波与王启龙、俞成春之间就投资款及借款进行的整体结算，40万元投资款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借款、并确认债权人为孙彦平，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二。孙彦平主张王启龙2015年4月10日支付的50000元及2015年6月30日支付的36000元系归还《借据》背面确定的85000元利息而非《借据》正面的本息。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借据》正面与背面王启龙签字落款日期均为2015年4月2日，且均是对截止2015年3月30日前双方借款本息的确认，没有证据显示100万元包含了85000元利息，一审认定背面确定的85000元利息转化为本金10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孙彦平与王启龙均确认：孙彦平实际出借的本金为90万元，案涉《借据》中有10万元属于前期未归还的利息计入本金之中。根据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王启龙在整个借款期限内的应付本息和不能超过90万元与以9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本案中，双方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本院以2013年10月31日（借款转账交付之日）至2018年2月1日（本案首次立案收件日期）作为案涉借款期间。经核算，即使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实际约定利率为月息2.5%），王启龙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为1986000[90万×（17月÷12月/年）×24%/年+100万×（34月÷12月/年）×24%/年]；而王启龙应当支付的借款期限内本息上限为1818000元[90万+90×（51月÷12月/年）×24%/年]。即，一审认定的王启龙在借款期限内应当支付的本息金额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上限，且该超出部分大于一审错误遗漏的85000元利息，但由于王启龙对此未提起上诉，故本院对一审判决的结果予以维持。综上，孙彦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不当，但王启龙对此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20元，由孙彦平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佳阳审判员  雷德强审判员  杨洁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明明赵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