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05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海英，女，197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有荣，山东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饮冰，山东常春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政儒，男，197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花，山东正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征，山东正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海英因与被上诉人赵政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3民初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海英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13民初91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原被告双方发生借贷关系是常年多次累计，最终计算后由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一审法院武断的以无转账记录为由错误认定未交付显然系错误的。1.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被上诉人亲自书写的借据两张，书写借据的事实在庭审中被上诉人系认可的。但是被上诉人称仅收到25000元，剩余借款并未出借是明显违背常识常理，与客观事实不符。被上诉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受过高等教育，并在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及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与他人及银行存在多件借贷案件，对于借据的出具以及借据如何书写具有专业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方经过结算，出具了两张计息时间不同的借据系真实情况，也是双方结算的依据，若像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据中出现的“已付25000元”系被上诉人收到25000元，那么应当被上诉人先出具借条然后上诉人一方付费、出具一张借条即可、且计息时间应当书写为收到款项之日起算，然而事实却系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无法作出任何合理解释的，同一日出具两张计息时间不同的两张借据，不论是根据常识常理还是交易习惯，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辩解均存在疑点，并无法自圆其说。一审法院对于借据的形成方式、计息时间等未做调查，便武断的作出违背常理和生活习惯的错误认定显然不妥。2.2016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条，其中一张借条中载明今借到现金20万元，已付25000元，被上诉人作为借条出具人，借条中所载明的已付25000元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利息，而不能认为系上诉人一方向其支付的款项。收与付在相同的角度来看系非常明显的反义词，在现实生活中，收款打收条，付款出具付款条，系众所周知的事实，更系生活中的常识常理，案件源于生活且与生活息息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更不应该违背众所周知的事实、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常理及生活习惯。而一审判决中将借据出具人为主体书写的付款25000元的文字理解为收款从而草率的错误认定借款总额上诉人只交付了25000元，并在判决书第四页第四行阐述，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虽然借据数额为20万元及4万元，但是从借据形式来看，并不属于大额的借贷，系多笔小额的借贷发生后双方的结算单据，归根结底属于小额的民间借贷，一审法院未看清案件本质，明显不妥。二、案件受理后，给被上诉人送达应诉等手续，上诉人及一审法院费尽周折，被上诉人大量涉诉，但本案最终以公告送达且公告期满开庭当日被上诉人委托律师出庭应诉，涉嫌故意拖延诉讼时间，扰乱司法秩序。赵政儒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债权人错误，被上诉人不认识刘海英，只认识刘某某，与上诉人没有关系，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偿还2.5万元事实错误，也缺乏证据支持，请求法院依法审查。刘海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政儒偿还刘海英借款本金24万元，并自2016年2月4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照年息6%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赵政儒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4日，赵政儒出具借条两份，其中一份载明，今借到现金4万元，从2013年12月20日计息，一份载明今借到现金20万元，已付25000元，并注明从2013年10月16日开始计息。对上述借款刘海英无转款记录，但赵政儒认可已支付2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1、赵政儒是否向刘海英借款；2、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关于焦点1，赵政儒主张借条是出具给案外人刘某某的，经查明其所出具的借条未写向谁借款，现刘海英持有借条原件，刘海英即为合法的债权人，赵政儒称是向案外人刘某某借款，刘海英不认可，赵政儒此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焦点2，从赵政儒出具的两份借条分析，一份借条载明，借到现金20万元，已付25000元，应理解为赵政儒当时借款20万元，刘海英已经支付了25000元。刘海英虽持有赵政儒出具的借条，但赵政儒主张的全部借款均无转账记录，亦未对交付过程、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作出合理说明，赵政儒仅认可收到了25000元借款。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借款24万已实际交付赵政儒，刘海英要求赵政儒偿还借款24万的主张，仅支持双方无异议的25000元借款。鉴于赵政儒借款给刘海英造成了一定财产损失，赵政儒应以25000元为基数，自立案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刘海英利息。?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十六条、二十五条、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由赵政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海英偿还借款本金25000元；二、由赵政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海英支付利息(以25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刘海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赵政儒负担425元，由刘海英负担447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海英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09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从上诉人刘海英贷款证上提取现金借给赵政儒3年45万元的明细。证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贷款证上借款是45万元。有赵政儒还款15万元。证据二、银行转款流水。2012年5月10日农村信用社，由刘某某通过银行转给被上诉人1万元的事实。2013年10月17日刘某某通过信用社转给被上诉人5万元。同时也证明被上诉人通过信用社还刘某某15万元借款，还款是2012年5月4日转了3.7万元，2012年5月4日又转了11.3万元，合计转款15万元，2013年5月15日刘海英15万元，一共还款30万元。第125条2012年5月10日和第195条2013年10月17日的转款信息，其中125条刘某某转给被上诉人1万元，195条是刘某某转给被上诉人5万元，这两笔可以推翻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陈述只收到了2.5万元的借款是与事实不符的，属于虚假陈述。当时赵政儒给上诉人出具了借条写的借款多少钱，已付多少钱，被上诉人当时的解释是已付是实际收到2.5万元，因为借条的出具主体是被上诉人，付和收在同一角度来讲是非常明确的词语，付指明钱是往外支出，收是收取，被上诉人给我方出具的借条明确表示是已付2.5万元，我们当时收到了被上诉人2.5万元的利息，而且当时计息点是2013年10月16日开始算息，借条的出具时间是2016年2月4日，这个条明显是结算凭证。证据三、上诉人的工作证明。证明上诉人在长清区孝里镇人民政府上班，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证据四、2016年12月7日上诉人和刘某某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证一份。证明离婚时债权50万元归女方所有，故上诉人具备起诉主体资格。赵政儒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银行交易流水中仅能看出济南农商银行多次向刘海英的账户发放贷款的记录，完全看不出该贷款支取后借给了被上诉人赵政儒，该份证据无法证实贷款的流向。对证据二两次刘某某转账给赵政儒的转账记录真实性有异议，首先代理人并不清楚该份证据的取得方式，据证据内容显示系刘某某的账户，上诉人如何取得。该份交易明细是不完整的，缺少了证据的真实性。该账户卡号也无法看出完整的账号。因此对真实性不予以认可。2012年5月10日转账1万元的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诉人在一审中就已经陈述其在2013年10月份到12月份向赵政儒支付借款共计24万元，第125条的借款是发生在2012年5月10日，无法证明这1万元的转账是包含在这24万元当中的，也无法证明这是借款。对195条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结合上述质证意见，从证据上来看赵政儒确实收到5万元转款。对30万元还款，对该3笔转入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从证据上来看，2012年5月4日赵政儒转给刘某某的3.7万元并不包括在上诉人陈述的2013年10月份到12月份的借款中，剩下2笔转入记录分别是唐静和王超分别转给刘某某和刘海英。代理人对这两人并不清楚，也无法证实是被上诉人方的人员转给刘某某和刘海英的，也无法证实是受赵政儒指派转给刘某某和刘海英。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不符合民诉法当中关于单位出具证明需有经办人或法人签字及留取电话的相关规定，而且也没有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人民政府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予以证实。而且根据工作内容当中记录，刘海英工作单位系长清区孝里镇人民政府，但职务为副站长，明显与政府机关中的职务名称不一致。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明内容财产有债权50万元归女方，但无法看出就是赵政儒欠刘某某的这笔债务归刘海英所有，无法证明刘海英系本笔债务的债权人。另外，证据一、二、四均不是法律规定的二审当中的新证据，因为上述证据不是新取得的，二审也不应予以认可。刘海英申请证人韩斌出庭作证，韩斌陈述：我和刘某某是朋友关系，关系很好，刘某某说拉着我要份账，是要找赵政儒，我之前听说过这个事，刘某某说是电话联系的，2015年春节前，在长清区归德镇凤鸣庄路口与赵政儒见的面，当时赵政儒、刘某某、刘海英都在场。借条是在赵政儒的车上打的，当时我没有在车上。打条用的笔和纸是用的我的，刘海英拿着2.5万元现金回到我车上。2012年5、6月份，我见过一次刘海英给赵政儒钱，我刚买了新车，在信用社里刘海英去取钱。在孝里镇东风信用社门口给的，我看到刘某某把钱放到车上了。关于钱数，我每次都是听说的，我没有数。刘海英质证认为，通过对证人的询问，足以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发生借贷关系的事实，以及打该两份借条的真实情况和相关细节，该借条和银行转账记录时间和金额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借上诉人借款的事实。赵政儒质证认为，证人并没有见过借款的真实交付情况，都是听别人说交付了多少钱，均为传来证据，无法证实借款交付情况，证人也没有亲眼看到赵政儒书写借条，更无法证实借款24万元的真实性。另外证人陈述借条是在2015年春节前写，与借条落款2016年2月4日不一致，应当是说证人陈述才是真实性的，该借条的真实性就有待可证。上诉人起诉的依据也就不复存在。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2月4日，赵政儒出具借条两份，内容分别是：“今借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从2013年10月16日开始算息）已付贰万伍仟元整。赵政儒2016.2.4”、“今借现金肆元整（40000）（从2013年12月20日计息）赵政儒2016.2.4”。另查明：刘某某和刘海英原是夫妻关系，2005年生一子。2016年12月7日，刘某某和刘海英在济南市长清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书约定：债权50万元归刘海英。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涉案借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2016年2月4日赵政儒出具的20万元借条的内容是：“今借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从2013年10月16日开始算息）已付贰万伍仟元整”，从该借条书写的内容分析，“从2013年10月16日开始算息”的内容书写在“今借现金贰拾万元整”和“已付贰万伍仟元整”的中间，因此，该“从2013年10月16日开始算息”是指20万元款项应从2013年10月16日开始算息，结合2013年10月16日前赵政儒和刘某某确有转账往来和证人证言的内容，可以认定赵政儒于2013年10月16日之前已经收到20万元借款。“已付贰万伍仟元整”的内容书写在“从2013年10月16日开始算息”之后，结合借条是2016年2月4日出具、证人韩斌关于韩斌曾陪同刘某某从赵政儒处要回2.5万元借款和打借条的陈述，可以认定“已付贰万伍仟元整”是指赵政儒于2016年2月4日向刘某某、刘海英还款2.5万元。对于4万元的借条，综合考虑借款数额、双方约定从2013年12月20日计息、证人证言内容等因素，该4万元借款依法亦可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属于约定不明确，依法视为不支付利息；借条也未约定借款期限，因此应从赵政儒提起本案一审诉讼之日即2020年3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根据上述分析认定，赵政儒实际收到的借款应认定为24万元，赵政儒于2016年2月4日还款2.5万元，因借贷双方对利息约定不明确，该2.5万元应认定为偿还借款本金，赵政儒尚欠付的借款金额应认定为215000元。综上所述，刘海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3民初911号民事判决；二、赵政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海英借款本金215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215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刘海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赵政儒负担4525元，由刘海英负担3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赵政儒负担4525元，由刘海英负担3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振华审 判 员 亓雪飞审 判 员 尹逊航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敬星书 记 员 李宜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