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07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娣，女，194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静（李娣之女），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敏，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新，女，1953年7月9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侠（李新之女婿），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敏，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忠，女，195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慧，北京睦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弓纯玉，北京睦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海北沿**。法定代表人：金卫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红，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娟，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娣、李新因与被上诉人李忠、北京西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都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1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娣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静、上诉人李新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侠、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敏，被上诉人李忠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慧、弓纯玉，被上诉人西都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娣、李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经李忠篡改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和《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无效；2.改判李忠返还西城区×××204号房屋；3.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忠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未对《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仅变更其中一份合同主体的事实进行认定；2.一审判决忽略了合同权利义务概况转移需要经原权利人李×知同意这一前提；3.一审判决对于李忠、西都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未认定，存在重大错误。西都公司对李忠未经李×知授权篡改协议应当明知。李忠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娣、李新的上诉请求。李忠和西都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西都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娣、李新的上诉请求。李娣、李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经李忠篡改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和《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两份协议无效；2.判令李忠返还北京市西城区×××204号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知与张×同系夫妻关系，李×知有五个女儿，为李娣、李新、李×1、李忠、李×2。李×知和张×同于2003年1月、10月先后去世。李娣、李新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1《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载明如下内容：甲方为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乙方为西城区狮子14号东楼3号居民“李×知（被划去）”，在被划去的字样上方为“李忠”（其上加盖“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公章）。协议书约定：根据有关文件批准和批复，甲方在官园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时实行房改，向居民以成本价出售安置住房；乙方住正式房2间，居住面积21.2平方米，正式户口3人；乙方自愿回迁购买安置住房×××2层204号；乙方在签订协议时，一次付清购房款，按成本房价每建筑平方米1165元计；该房屋实际售价57381.9元，公共维修基金为1155元。协议书落款处加盖有“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公章与财务章；尾部乙方署名处加盖有“李×知”印章（被划去），在被划去的印章下方为“李忠（代）”签字（“代”被划去），其上加盖“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公章。协议书落款时间为1994年12月4日。2012年6月11日，西都公司作为甲方与李忠作为乙方签订《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约定：鉴于：1．甲方（以北京市西城区城建开发拆迁服务公司名义）和乙方于1994年12月4日签订了《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乙方购买甲方富国里（官园）×××204号2居1套。原协议房屋建筑面积为66平方米，按当时成本价购房，房屋价款为57381.9元。2.2000年11月20日，甲方委托政府专业测绘部门并依国家有关规定对该房屋进行了测绘，实际测绘面积为64.5平方米，其中含阳台5平方米。3．本协议是对甲乙双方1994年12月4日签订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的补充条款，因原《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所签订的建筑面积与实测建筑面积有误，故特签订本合同。该房屋实际测绘建筑面积与原《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所签订的建筑面积少1.5平方米，乙方应向甲方退购房款3477.68元，公共维修基金26.25元。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应在办证期间到甲方办理退款手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保留一份，办理产权证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X京房权证西字第XX**房屋所有权证书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李忠，房屋坐落为西城区×××204，登记时间为2015年9月24日，房屋性质为房改房（成本价），建筑面积64.50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的约定，西都公司以城建开发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为《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的补充条款，诉讼各方当事人亦认可西都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故西都公司为《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与《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的合同当事人。总结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娣、李新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二、李忠与西都公司变更《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合同主体及签订《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并损害了李娣、李新的利益，从而导致上述合同无效。关于李娣、李新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原为李×知与西都公司（以城建开发公司名义）签订，后由李忠与西都公司在合同上将当事人由“李×知”改为“李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李娣、李新主张李忠未经李×知的同意擅自变更合同主体，侵害了李×知及其继承人的利益，故法院认为李娣、李新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是适格的原告主体。关于李忠与西都公司变更《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合同主体及签订《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问题。恶意串通的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法院认为，变更合同主体系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应由原合同当事人或其代理人作出意思表示，并与合同相对方达成合意。李忠主张其变更合同的行为发生于1997至1998年，并经过了李×知的同意，李忠为此申请证人李×2出庭作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且李×2为与本案有关联的（2018）京0102民初44065号案件当事人，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法院对李×2的证言不予采信。故李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该项事实成立，法院对李忠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李娣、李新主张李忠与西都公司之间就变更《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合同主体及签订《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李娣、李新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李忠与西都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证明标准。根据《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记载，原《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为李忠代李×知签署，且西都公司作为拆迁单位认可李忠系被拆迁安置人之一；根据《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回迁后，凭有关证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约定，2012年李忠持《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原件要求西都公司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证书时，西都公司同意变更《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为李忠，并与李忠签署《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的行为，亦属西都公司向被拆迁安置户履行结算购房款、办理回迁房屋产权证义务的行为，虽然西都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变更合同主体系经过李×知同意进行了审查，其确有失于周密审查之处，但该情形尚不足以说明西都公司明知或应当明知李忠有牟取不法利益的主观心态，不能证明西都公司与李忠之间有牟取不法利益的串通行为，李娣、李新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西都公司在此过程中为其自身牟取了不法私利。综上，李娣、李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李忠与西都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故李娣、李新要求确认经李忠篡改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和《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两份协议无效，并要求李忠基于上述合同无效返还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法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李娣、李新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判决，驳回李娣、李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娣、李新提交证据1、冯静的爱人向10086打电话查询李忠的手机号的办理时间的视频，拟证明《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上李忠的手机号系2005年办理，李忠所称《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系1997年、1998年篡改时间错误；证据2、张某证言，拟证明李×知未授权李忠变更《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对此，被上诉人李忠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2不属于新证据，证人张某证言属于推测，且证人张某与李娣、李新存在利害关系，不认可证据2证明目的。被上诉人西都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另查，二审期间，经询，李娣、李新表示其主张的要求李忠返还西城区×××204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是指，李忠向李×知的全体继承人返还涉案房屋。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忠与西都公司变更《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合同主体及签订《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的行为是否因恶意串通损害李娣、李新的利益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上述规定，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与沟通，都希望通过签订合同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共同的目的可以表现为当事人事先达成一致的协议，也可以是一方当事人作出某种意思表示，对方当事人明知实施该行为所达到的目的，而不表示反对并与之签订、履行合同。对于恶意串通的判断，需要综合考量当事人的缔约目的、缔约过程、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至于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人民法院确信该事实存在并排除合理怀疑的，方可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李娣、李新主张变更合同主体为李忠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及《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无效，因此应由其承担相应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系拆迁安置而来，李忠又系拆迁安置人之一，在其曾代父亲李×知签署《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的前提下，西都公司同意变更《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合同主体为李忠，具有一定合理性。尽管李忠、西都公司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变更合同主体前李忠获得了李×知同意，但上述情形尚不足以证明缔约时，李忠具有损害李娣、李新等人利益，谋取不法利益的目的，亦不足以证明西都公司明知李忠具有损害他人利益的目的而同意变更合同主体并与其订立《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二审期间，李娣、李新虽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但张某对待证事实的陈述均系推断或基于其本人评价，故本院对其证言难以采信。因此，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及在案证据，本院认为李娣、李新提供证据尚未达到使本院确信李忠与西都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并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故，本院对李娣、李新请求确认经李忠篡改的《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书》和《居民回迁安置购房协议》无效，并要求李忠基于上述合同无效返还涉案房屋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李娣、李新所称，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需经原权利人同意，李忠变更合同主体缺乏前提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待证事实为李忠、西都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形。该待证事实与李娣、李新所称变更合同主体是否有李×知授权并非同一事实，证明标准亦不相同。此外，变更合同主体是否有相关授权亦非法定的合同无效事由，因此，李娣、李新的该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需指出，诉讼中，西都公司亦认可李×知为被安置人，李×知死亡后，应由其享有的拆迁安置利益可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李娣、李新对此如有争议，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李娣、李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娣、李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蒋春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一洲书 记 员 孙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