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08民初10509号 原告：唐永波，男，汉族，1987年9月11日出生，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颖，四川广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双林北支路**。 负责人：喻云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承，四川运逵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原告唐永波诉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成都分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永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颖，被告电信成都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永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三倍赔偿原告财产损失：手机两部（2999元＋2998元）×3＝17991元及话费（183××××1700）：10×8×3＝240元，共计18231元。2.被告将被盗用的号码199××××8798过户至原告名下。事实及理由：2017年12月17日原告因经营需要在中国电信营业厅付费办理99元话费宽带套餐，获得两张电信手机卡，号码分别为×××78，并预交话费2300多元参加预存话费返费活动，此次活动未包含手机。2018年4月11日原告到该营业厅升级原有99元套餐至169元话费宽带套餐，工作人员李红再次推荐参加两个2000多元预存返话费活动（其实是买手机送话费活动），因为2017年5月13日原告在其他电信门店给家里办过电信业务，包含了一部金立手机，所以原告问工作人员怎么没有手机，工作人员回答“没有这个活动了”。原告参加了该活动，并多增加一张手机卡，号码×××94，因原告身份证办理的手机卡名额已满，李红便用自己的身份证为原告办理手机卡，原告基于熟人关系信任了李红，其实李红此行为已经严重违反电信公司规章制度。李红要求原告过几天取卡，原告表示同意。2018年4月12日至2019年4月原告多次询问李红手机卡何时能拿到，李红均以未找到拒绝，原告要求补卡，也被李红拒绝，李红称原告只能每月付费10元办卡。原告只有于2019年6月21日在其他营业厅用朋友身份证办了一张手机卡183××××1700。2019年10月28日原告通过电信ＡＰＰ发现自己电信套餐被人占用，自己一直未取得的×××94号码被李红使用。电信员工的欺诈行为经原告投诉后受到营业厅工作人员的恐吓，经投诉电信成都总经理热线和成都市市长热线均未得到解决。原告在维权的过程中还发现原告于2018年4月11日办理的两个预存返话费活动中还有两部手机未给原告。2019年12月5日被告提出赔偿方案，赠送原告一个价值2000元的净水器和一个价值2000元的空气净化器，原告不予接受。现原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的规定，提出本案诉讼请求。 被告电信四川分公司辩称，原告提交的业务受理单可以证实，原告并没有办理任何预存话费送手机或购买手机返话费的业务，其加入李红的手机号也是经原告主动进行办理的，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7日，原告在电信四川分公司订购《尊享ｅ9光速版_99元2018版（不清零）》（以下简称“99套餐”）电信业务。业务协销人李红。按约定原告享受的电信服务有：1条不限时宽带，1部直播版电视，1部固话月租和来显，手机和固话共享国内通话500分钟，手机共享国内上网流量1Ｇ，套餐成员本地群内通话优惠，手机国内接听免费……套餐内最多可加6部手机（含2部无线通），第4部及以上每月每部1Ｇ省内流量／10元或本地流量不限／30元。套餐构成成员信息约定：原告加入新装手机号码×××78、×××78，加入新装固话6252××××，加入新装宽带0283386772515。原告订购“99套餐”业务后，被告按约定为原告提供电信服务。 2018年4月11日，原告退订“99套餐”电信业务，新订购《尊享ｅ9光速版_169元2018新版（不清零）》（以下简称“169套餐”）电信业务，电信协销人陈倩。按套餐信息约定原告享受的电信服务有：1条不限时宽带，1部尊享版电视，1部固话月租和来显，手机和固话共享国内通话1000分钟，手机共享国内上网流量3Ｇ，套餐成员本地群内通话优惠，手机国内接听免费……套餐内最多可加6部手机／无线通（第4部及以上每部加收10元／月）和6部尊享版电视（第2部及以上加收10元／元），合单收费……套餐内所有手机成员国内上网流量月累计达到40ＧＢ后，所有手机成员上网速率最高1Ｍｂｐｓ，次月恢复正常速率。套餐构成成员信息约定：1.原告加入已有手机成员1号码×××78；2.原告加入已有手机成员2号码×××78，物品信息为ＶＩＶＯ-Ｙ85Ａ（4Ｇ），代理商100081408，销售品／可选包／促销一项增加“融合发了20%”新业务约定为：订购当月立即生效，次月起，每月6-8号返还翼支付金，返还总额为绑捆手机的终端价格，返完为止。翼支付金按月送达手机用户所绑定的翼支付账户内，订购时融合套餐已生效的，返还金额为上月5日至当月4日融合套餐实际销账金额的20%；订购时融合套餐没生效的，返还金额为上月5日至当月4日订购发了标签手机实际销账金额的20%，赠费和优惠不属于销账金额。融合套餐下所有手机成员均办理该业务，先办先返，前一个号码的翼支付金返还完后，再返第二个，以此类推；更换手机终端，按新手机终端价格重新计息翼支付金总额；退订标签或退出活动范围内的融合套餐，剩余翼支付金立即失效，次月起不再返翼支付金。返还的翼支付金有效期2年，不可提现。3.原告加入已有固话成员6252××××；4.原告加入已有宽带0283386772515。2018年4月11日当日原告还为其已有的手机×××78、×××78订购了《融合发了提升10%》电信业务，订购后立即生效，次月起，每月兑现翼支付金的比例由20%提升至30%，其他规则按主套餐约定不变。当天原告还向被告申请成员变更登记，原告基于其与李红是熟人关系，以李红的身份信息，申请加入成员为已有手机号码×××94，物品信息为ＶＩＶＯ-Ｘ20Ａ标配（4Ｇ），代理商100081408，销售品／可选包／促销一项增加“融合发了20%”新业务，付费约定为付费人李红和唐永波，订单上写明“尊敬的客户，您的合同号下存在多个号码共同收费，如需查询详情，请登陆ｓｃ.189.ｃｎ或拨打10000号咨询。”原告本人在成员变更登记单上签名予以确认。 原告订购“169套餐”电信业务后，被告电信成都分公司按套餐信息的约定向被告提供电信服务。电信发了套餐返费明细显示：电信对第一个手机号码×××78，按30%返费比例进行返费，返费协议总额为2999元，剩余额为1653.19元；第二个手机号码×××94，返费比例30%，返费协议总额为2998元，剩余额为2998元。 原告以其所订购的“169套餐”实质为买手机送话费活动，被告未交付手机，且新加入的手机号码×××94也被电信工作人员李红盗用为由，主张电信四川分公司构成欺诈。原告遂于2019年11月26日向成都市人民政府进行投诉，电信成都分公司于2019年12月5日对投诉答复如下：经调查，×××94为营业厅员办理该号码在用户宽带内，可根据用户提出要求（计费查询累积量）处理费用，3000分钟450元，再赠送用户一个价值2千元的净水器（2）赠送用户价值2000元左右的空气净化器，赠送用户3个月套餐费用，对于用户套餐中第4部手机卡的10元／月功能使用全额退费，用户根据要求选择注销或过户，对于原话补申请为其恢复继续使用，上门道歉。用户要求赔偿6000元高额赔偿，并赔偿1000元精神损失费，对于高额赔偿无法满足。2019年12月13日原告再次投诉成都市人民政府，原告称其接受被告于2019年12月5日提出的处理办法，但由于被告以权欺客和不作为的态度，这样的运营商让其得不到安全放心的使用，遂要求被告协助原告携号转网，并退还其套餐内所有费用。被告针对原告的第二次投诉于2019年12月26日答复如下：用户本次投诉对原处理方案认可，但再次联系用户时又不认可了，称只拿到1个手机，另1个手机没拿到，按用户要求被告可赔偿用户1部手机或2000元现金。再次联系用户时又称2部手机都未拿到，要求赔偿2个手机或者2个手机上没返完的费用。因用户多次反悔，前后说法不一致，被告联系用户预约到工商局协商处理，但用户拒绝，用户要求按其提出的金额直接把费用打到用户账户中，用户要求无法满足。 对于原告的投诉，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的解决意见，原告遂诉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身份信息、“99套餐”订购单及消费支付凭据、“169套餐”订购单、融合发了订购单、成员变更登记单、电信发了套餐返费明细、成都市人民政府网络理政社会诉求平台信息，以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庭审笔录等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原告主张“169套餐”电信业务，实质上买手机送话费活动问题。对此本院认为，电信服务合同是电信运营公司向电信用户提供语音和文字通讯、网络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服务，用户向电信运营公司支付费用的双务有偿合同。本案中依据双方的约定，原告订购的“169套餐”是在退订“99套餐”的基础上的新订购的电信业务，套餐费169元／月，按套餐信息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提供宽带、电视、固话、通话分钟、上网流量等电信服务。套餐成员号码×××78中有一款ＶＩＶＯ-Ｙ85Ａ（4Ｇ）手机，套餐成员号码×××94中有一款ＶＩＶＯ-Ｘ20Ａ标配（4Ｇ）手机，按套餐可选促销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每月返还翼支付金，返还总额为绑捆手机的终端价格（分别为2999元和2998元）。从双方在“169套餐”中的前述约定可以证实，被告作为电信运营公司是向原告提供通讯、网络服务，由原告向被告支付相应费用，双方属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尽管服务项目中含有相关绑捆手机的约定，但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系买卖手机的合同关系。故本院对原告主张“169套餐”是买手机送话费活动的主张不予认定。 第二、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欺诈行为的问题，本院认为：1.×××94号码是原告基于其与李红系熟人关系，以李红的身份信息向被告电信四川分公司申请增加套餐成员，付费约定一栏也明确付费人是李红和唐永波，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申请人处签名确认增加套餐成员，是原告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的合同约定，不能基于李红系电信四川分公司的员工而认定被告存在欺诈行为。2.被告作为电信运营公司已按“169套餐”中套餐信息的约定向原告提供了通讯、网络等服务，也按约每月向原告返还绑捆手机终端价格30%比例的翼支付金，足以证实被告已按约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即便存在被告未向原告交付绑捆手机的事实，也仅构成被告违约而非欺诈。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提供电信服务时存在欺诈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原告在被告处订购“169套餐”电信业务，证实双方建立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原告按约支付服务费后，被告电信成都分公司应提供相对应的电信服务。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被告构成欺诈的情况下，原告可以在取得被告违约的相关事实证据后，向被告追究违约责任。但原告在本案中要求被告承担因欺诈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并无事实依据，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唐永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6元，减半收取128元，由原告唐永波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袁跃成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纪朝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