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1民再43号 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强，男，1961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闫淑娟，女，195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上述两位申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汝东，河北度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咏梅，女，196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晓兵，安徽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东，安徽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闫淑娟、王强因与刘咏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皖11民终1360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皖检民（行）监[2020]34000000108号民事抗诉书，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皖民抗12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闫其艳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王强、闫淑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汝东，被申诉人刘咏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晓兵、陈晓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2016)皖11民终1360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帐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刘咏梅起诉要求闫淑娟偿还借款,仅有转账凭证,并无相应债权凭证。闫淑娟抗辩主张刘咏梅转账系委托其向振江公司张木子投资的行为,并提供了张木 子向刘咏梅出具的刘咏梅本人签字确认的三张借据、张木子的证明材料以及秦皇岛市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足以支持其主张。对此,刘咏梅仍需就其与闫淑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承担继续证明的责任,刘咏梅提供的录音材料、原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闫淑娟、刘咏梅的询问笔录皆不能直接反映出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刘咏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认定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另外,根据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2017）冀0320刑初761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刘咏梅系张木子集资参与人之一,其参与集资事由与本案属同一事由。因此,本案系刘咏梅向张木子投资,且由于双方约定固定利息,双方之间名为投资,实为民间借贷。闫淑娟作为刘咏梅的受托人,代理刘咏梅处理借贷事务,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 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受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闫淑娟存在过错或者超越委托权限的情形,因此,闫淑娟无需承担相应责任。 王强、闫淑娟称：一、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与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二审期间明知刘咏梅报案在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件中已经被受理、明知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畴仍然继续审理本案，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二、申请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一审、二审判决，证明本案与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审结的张木子、刘林海（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集资诈骗案系同一事实，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及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刘咏梅的起诉，两级法院受理刘咏梅的起诉并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一审、二审判决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系借贷关系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具体如下：1、本案中，刘咏梅起诉要求申请人偿还借款，仅有转账凭证，并无相应债权凭证。申请人闫淑娟抗辩主张刘咏梅转账系委托其向振江公司张木子投资的行为，并举证提供了张木子向刘咏梅出具的刘咏梅本人签字确认的三张借据、张木子的证明材料以及秦皇岛市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足以支持申请人主张。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刘咏梅应当就其与闫淑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承担继续证明的责任。原审判决认定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2、被申请人刘咏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应当清楚地知道自己报案行为的法律后果，其在秦皇岛经侦部门所作报案笔录及其向经侦部门提交的张木子借据均充分说明其与上诉人闫淑娟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委托闫淑娟将钱借给秦皇岛振江公司。原审、二审判决以所谓的刘咏梅系普通民众、对法律术语表述不准确为由对其在经侦报案时陈述的通过闫淑娟将160万借给振江公司的陈述不予采信、继而对申请人主张的委托关系不予认定，明显故意偏袒被申请人刘咏梅，存在明显的枉法裁判。 综上所述，原一审、二审判决未能正确理解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认定再审申请人闫淑娟与被申请人刘咏梅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明显缺乏证据证明，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此外，原一审、二审后出现的新证据秦皇岛市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刘咏梅在本案诉请的160万元与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系同一事实，本案原本就不应该由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法庭审理，两级人民法院均应当驳回刘咏梅的起诉。再审申请人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请求：撤销南谯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一初字第02195号民事判决和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1民终136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刘咏梅的起诉。 刘咏梅辩称：一、本案进行实体审理，程序合法，根据九民纪要第128条，当事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以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分别审理。本案实体审理围绕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的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案件的审理并不冲突。申诉人提供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2017)冀0302刑初761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材料等证据材料，认定闫淑娟与刘咏梅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闫淑娟没有提供所谓“张木子的证明材料”。其次，关于三张借据的来源闫淑娟开庭中多次陈述均不一致，第一次开庭陈述160万元借据是一张，后来又改称借据是三张。而在刘咏梅等要求闫淑娟打借条时，闫淑娟没有提到张木子已出具借据，却称“现在我打可以，这钱都是咏梅打给我的。至少咏梅跟我去做个钱证明，我回来给你们写，真的”。这一录音内容不仅证明当时刘咏梅没有持有张木子的借据，也能够让法庭理解为什么刘咏梅借钱给闫淑娟，却要配合闫淑娟到公安机关做笔录。做笔录时，刘咏梅在公安机关出具的《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上签字，警官在询问前告知刘咏梅，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刘咏梅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有理由相信自己在公安机关的询问是给闫淑娟作证，而不是作为受害人报案。且询问笔录中刘咏梅回答警官的发问时，明确陈述钱是借给闫淑娟的。所有转账给闫淑娟的凭证上均注明借款，该证据形成时间在案发前，具有更高的证明效力。综上，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 其次、（2017）冀0320刑初761号刑事判决内容不影响本案认定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价值取向、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证据认定标准、责任构成要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完全异质的两种法律责任，两者不能相互替代。在刑事案件中，此笔160万元如果构成非法集资，无论是来自于刘咏梅或是闫淑娟，都不影响对张木子案涉金额的认定，故刑事案件证据认定围绕的是被告人的案涉金额，不是认定集资参与人与张木子的民事法律关系。因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不存在所谓“委托合同关系”，闫淑娟借款151.9万元后，使用资金的法律后果当然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抗诉审查应围绕原审判决是否正确进行，至于闫淑娟是否应当承担委托合同的赔偿责任与本案无关，抗诉机关却“以抗代审”，进一步对案件无关事实作出错误分析，已超出抗诉审查必要范围，有失公正。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判决维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1民终1360号民事判决。 刘咏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600000元及支付利息（其中1200000元自2015年9月15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400000元自2015年9月26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刘咏梅与王强、闫淑娟均系多年朋友，王强、闫淑娟系夫妻关系。2015年7月10日，刘咏梅通过银行向闫淑娟账户打款1200000元，2015年7月24日、2015年8月24日又分别从前述账户向闫淑娟打款300000元和91000元，合计1591000元。闫淑娟分别于2015年8月14日、2015年9月14日向刘咏梅通过银行各支付利息36000元，于2015年9月25日向刘咏梅通过银行支付利息12000元，利息合计84000元。 另查明：闫淑娟曾于2015年7月13日起在其投资的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按照法定代表人张木子的安排给部分投资人打利息，其工作至2015年10月初法定代表人张木子失联止。2015年10月8日，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对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2015年10月12日，闫淑娟向秦皇岛市报案，控告张木子犯集资诈骗罪，称以自己名义借给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的700多万元被张木子等诈骗（700万元中有30-40万元系张木子支付的利息转换而来）。2015年10月13日，刘咏梅等四人赶到闫淑娟家，刘咏梅等要求闫淑娟出具160万元的借条，并同意闫淑娟钱可以推迟偿还，闫淑娟称刘咏梅只有到公安部门报案做个证明后才同意打借条给刘咏梅。2015年10月14日，闫淑娟带着刘咏梅到秦皇岛市作了笔录，刘咏梅提交了闫淑娟现场交给的署名张木子的三张借条复印件，刘咏梅在三张借条复印件上签名捺印，留存在公安部门侦查案卷中。刘咏梅做完笔录后，闫淑娟仍拒绝向刘咏梅出具借款凭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是委托投资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 1、刘咏梅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应为该主张成立提供证据，王强、闫淑娟主张的委托投资关系应为该主张成立提供证据，庭审中，王强、闫淑娟认可刘咏梅向其实际打款是159.1万元，并支付刘咏梅利息是8.4万元，故刘咏梅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具有民事上的较高的盖然性；对王强、闫淑娟辩称的双方存在委托投资关系，因其提交的两份证据均系手机截屏，且刘咏梅不认可，王强、闫淑娟经释明在第二次开庭时也没有提交手机载体进行查验，该截屏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虽然有法院出示的刘咏梅在秦皇岛市的笔录材料，但鉴于刘咏梅只是一个普通民众，对法律术语表述不准确，仅就刘咏梅的陈述作为王强、闫淑娟辩称的双方存在委托投资关系的证据，其证明力较低，故王强、闫淑娟辩称双方存在委托投资关系因王强、闫淑娟证据不足，而不予采信。 2、关于刘咏梅报案的性质及所谓张木子三张借条真伪问题。首先刘咏梅没有主动要求报案的动机和需求，只是她在向闫淑娟要求其出具借据的过程中，经过双方协商争论达成的妥协的选项，即刘咏梅只有向经侦部门报案，闫淑娟才出具借据，是刘咏梅向闫淑娟妥协的结果；其次，刘咏梅在闫淑娟的引导下到公安经侦部门报案，且提交了闫淑娟临时转交的张木子三张借据复印件，对于该三份借条的真实性，因刘咏梅不认识张木子，也不知晓所谓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而闫淑娟在事发前系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受张木子委托，履行给其他投资人打利息职责，相比刘咏梅而言，闫淑娟对张木子及振江公司更为了解和清楚，且闫淑娟在要求刘咏梅报案前也只字未提张木子已经出具借条的事情，同时闫淑娟在自己报案材料中也认可张木子的借条都是打给自己的，现在如果刘咏梅拿着张木子的所谓借条报案，则属重复计算。故对闫淑娟辩称的其在2015年9月到滁州探亲其丈夫王强时将三张张木子借据原件交给刘咏梅的事实不予认定。 3、关于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的利息结算及闫淑娟与张木子利息结算是否基于同一事实问题。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结算利息是基于刘咏梅打入闫淑娟账户的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而来，庭审中闫淑娟也认可按月利率3%向刘咏梅支付8.4万元利息。闫淑娟与张木子的利息结算，庭审中，闫淑娟认可其投入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张木子700万元中包括刘咏梅的160万元，但是闫淑娟与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和张木子之间的结算，（按照闫淑娟在经侦部门的陈述）是利滚利，本金里包含利息，其认可这种利滚利的利息有30-40万元，可见张木子或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只认可闫淑娟的借款本金，根本不知道刘咏梅这个人，同时闫淑娟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张木子或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直接将利息支付给刘咏梅。就是说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的利息结算和闫淑娟与张木子之间的利息结算，无论在基数方面还是在利率方面都是不同的，故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的借贷关系和闫淑娟与张木子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法律上关系。 4、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2015年7月10日、2015年7月24日、2015年8月24日，刘咏梅分三次向闫淑娟借款1591000元，双方行为合法有效，虽然双方没有约定明确的付款期限，但当权利人主张时，义务人闫淑娟应当及时偿付借款本息。涉案借款债务发生在闫淑娟、王强婚姻存续期间，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故王强对闫淑娟的举债负有共同清偿义务。现刘咏梅在催要无果情况下提起诉讼，要求王强、闫淑娟偿还借款本金160万元，因实际交付为159.1万元，故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的159.1万元部分，予以支持。对刘咏梅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的诉求，因虽然双方之间按照年利率36%结算利息，闫淑娟也认可按照此利率已经支付了8.4万元利息，但这不能代表王强、闫淑娟对未来利息仍同意按照年利率36%或年利率24%继续计算，故双方间未付借款本金的利息，确定按年利率6%计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闫淑娟、王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咏梅借款本金159.1万元及利息（其中12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5年9月15日起计算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39.1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5年9月26日起计算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前述利率均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二、驳回原告刘咏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闫淑娟、王强负担。 闫淑娟、王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裁定驳回刘咏梅的起诉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闫淑娟与刘咏梅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投资关系。 虽然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对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已立案侦查，但公安机关立案涉及的是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与刘咏梅、闫淑娟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无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虽然刘咏梅向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报案，但刘咏梅在报案的笔录中陈述,其是将钱借给闫淑娟的,至于闫淑娟往哪投资，其不知道，也不知道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也未向其出具任何手续，直到与闫淑娟一起去报案时，闫淑娟才拿出张木子给打的三张借条，其才知道闫淑娟是以其名义将钱投到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刘咏梅报案的性质及所谓张木子三张借条真伪问题。从刘咏梅提交的2015年10月13日与闫淑娟通话录音看，刘咏梅在向闫淑娟要求其出具借据的过程中，经过双方协商，刘咏梅只有向公安机关报案，闫淑娟才出具借据，是刘咏梅向闫淑娟妥协的结果。刘咏梅在闫淑娟的引导下到公安机关报案，且提交了闫淑娟转交的张木子三张借据复印件，对于该三份借条的真实性，因刘咏梅不认识张木子，也不知晓所谓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而闫淑娟在事发前系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相比刘咏梅而言，闫淑娟对张木子及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更为了解，且闫淑娟在要求刘咏梅报案前也只字未提张木子已经出具借条的事情，同时闫淑娟在自己的报案材料中也认可张木子的借条都是打给自己的。故原审判决对闫淑娟称的其在2015年9月到滁州探亲其丈夫王强时将三张张木子借据原件交给刘咏梅的事实不予认定有事实依据。本案中，刘咏梅是将159.1万元汇入闫淑娟的个人账户，利息8.4万元也是闫淑娟从其个人账户汇入刘咏梅的账户，刘咏梅与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或张木子之间没有直接的经济往来，刘咏梅与闫淑娟没有签订书面的委托投资协议，闫淑娟所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屏照片不能直接证明刘咏梅是委托闫淑娟将款项投资予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或张木子，故王强、闫淑娟上诉称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系委托投资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按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闫淑娟、王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闫淑娟、王强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再审期间，申诉人王强、闫淑娟举证如下： 证据1、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人员登记表复印件一份，来源于张汝东律师在刑事案件中阅卷时拍摄打印。证明目的：闫淑娟报案的７００万元包括梅林、靳淑君、于少龙、王雅容、熊强，该700万元的报案不包括再审被申请人刘咏梅，刘咏梅的报案登记在该登记表的第110号，投资人登记表将刘咏梅单列，单独享有对振江公司的160万元债权。 证据2、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2017）冀0302刑初761号刑事判决及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3刑终418号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目的：本案争议的160万元款项与秦皇岛振江公司张木子非法集资案系同一事由。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被申请人刘咏梅系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人，刘咏梅在本案中诉请的160万元经人民法院认定为向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款，与闫淑娟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 刘咏梅发表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人员登记表复印件一份。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申诉人应当提供证据原件或加盖办案机关公章的复印件，证据来源如果合法，应当是可以提供加盖印章的复印件。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只是登记表，不是人民法院对登记内容的认定。申诉人提出刘咏梅的报案，但刘咏梅在公安机关做的是证人询问笔录，作证原因是在闫淑娟的欺骗下，作证目的是帮助闫淑娟证明其160万元的来源，对此事实一、二审已查明。对于证据2、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2017）冀0302刑初761号刑事判决书及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3刑终418号刑事裁定书各一份，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判决书中没有认定张木子案涉非法集资金额，无法确定160万元借款是否计入非法集资金额中。在刑事案件中，此笔160万元如果构成非法集资，无论是来自于刘咏梅或是闫淑娟，都不影响对张木子案涉金额的认定，故刑事案件证据认定围绕的是确认被告人的案涉金额，不能据此否定刘咏梅与闫淑娟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张木子庭审的辩护意见为120名投资人，有很多与张木子并无任何投资关系，不属于张木子的投资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要看成立时双方的意思表示，刘咏梅不认识张木子，也没有借钱给张木子的意思表示，张木子认为有很多投资人与其无关。综上，申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 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证据1没有提供该材料有关人员的签名或有关单位有公章，对其证明效力暂不作认定。证据2中载明：“集资参与人刘咏梅的陈述及借款凭证证实：我和闫淑娟是多年的朋友关系，今年6月份我们从安徽过来玩，他给我们讲了这种投资方式，当时我们不认可。我们不会从安徽过来投资，他们只认你，如果你要用钱的话，我可以将钱借给你。就这样我将钱分两次打给了闫淑娟共160万。至于闫淑娟往哪投资，我就不知道了，共收到两个月的利息9.6万元。”(见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3刑终418号刑事裁定书第24页至25页)，从刘咏梅的陈述中看不出其与闫淑娟之间存在委托投资的合意。对此，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同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是：1、申诉人闫淑娟与被申诉人刘咏梅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本案是否应当驳回刘咏梅的起诉。 针对焦点1、原审一、二审判决认定申诉人闫淑娟和刘咏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有：1、2015年7月10日分三次通过银行向闫淑娟打款1200000元，在网上转账汇款电子回单“用途”一栏中均注明“借款”；2014年7月24日刘咏梅通过银行向闫淑娟打款300000元，在网上转账汇款电子回单“用途”一栏中亦注明“借款”；2、闫淑娟分别于2015年8月14日、2015年9月14日通过银行向刘咏梅各支付利息36000元，于2015年9月25日向刘咏梅通过银行支付利息12000元，利息合计84000元；3、聊天记录载明闫淑娟表示明天将打过去给刘咏梅。4、2015年10月13日刘咏梅等人和闫淑娟等人谈话的录音材料，其中闫淑娟表示（原卷42页）：“我现在我打可以（条子），这钱都是咏梅打给我的，至少咏梅跟我去做个钱证明，我回来给你们写，真的；等。”原一、二审判决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当。 针对焦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申诉人闫淑娟、王强主张其与刘咏梅是委托投资关系，对此其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所举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如前所述，闫淑娟和刘咏梅之间是借贷关系，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2017）冀0302刑初761号刑事判决及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3刑终418号刑事裁定书所要解决的是秦皇岛振江投资有限公司、张木子和刘林海犯集资诈骗罪的问题，两者之间的主体不同，也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同一行为或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刘咏梅和闫淑娟之间的借贷行为本身并不涉及非法集资犯罪，并不需要裁定驳回起诉。 综上，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申诉人闫淑娟、王强的申诉理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皖11民终136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贺建国 审判员  司武山 审判员  朱 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许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