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82民初14187号 原告：浙江鑫业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机场路群星学校南侧。 法定代表人：朱流鑫，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旭海、谢义，浙江东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新民，男，196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王江民，男，1969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王联茂，男，1945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王**光，男，196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王庆民，男，197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厉文立，男，1956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王兴友，男，195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龚惠芳，女，195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王鹏飞，男，197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王凤英，女，197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王方**，男，197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城**。 被告：龚美丰，男，195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刘荷仙，女，196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龚美泉，男，1960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王立新，男，196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龚美丰、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王**光、厉文立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思洋、傅雨晞，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义乌市福田街道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诚信**。 负责人：王樟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刚，浙江元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鑫业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义、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王兴友、龚美丰、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22日作出（2012）金义民初字第2425号民事判决。被告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兴友、王**光、厉文立、龚美丰、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不服该判决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2014）浙金民终字第7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被告龚美丰、王**光、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厉文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6日作出（2019）浙民再1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金华中院及本院的原审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义乌市福田街道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另外，经查实，王联文因死亡于2015年5月21日被注销户口，故本院依法追加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龚惠芳、王鹏飞、王凤英为本案共同被告。2020年7月28日，原告申请撤回对王**义的起诉；2020年8月6日，本院追加王方**为本案共同被告。本院于2020年9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江鑫业建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旭海，被告王兴友，被告龚美丰、王**光、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厉文立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雨晞、钱思洋，第三人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新民、王联茂、王庆民、王江民、龚惠芳、王鹏飞、王凤英、王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江鑫业建设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原审起诉时列为被告王**义）、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王兴友支付建设工程款人民币73208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08年8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被告龚美丰、王**光、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厉文立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追加当事人情况，原告进一步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兴友、王庆民、厉文立、王鹏飞、龚惠芳、王凤英、王方**支付建设工程款人民币73208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08年8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05年11月13日，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原审起诉时被告列为王**义）、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现已去世）、王兴友所在的原义乌市稠城街道殿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殿山村委会）拆迁安置区建设领导小组将本村拆迁安置的一至五标段街区房建设工程公开向社会招标。同月21日，原告中标了上述街区房工程的第三标段（以下简称：三标）。2006年1月23日，原告与殿山村委会签订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以下主要内容：一、工程名称国际商贸城拆迁安置区稠城街道殿山村街区房工程三标（段）；二、三标合同总价款人民币13279880元；三、合同价让利20.3%，工程让利后价款人民币10584064.36元。在施工过程中，殿山村委会已经支付工程款6867653元，尚未付款3716411元（不包括新增地下室工程款项）。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王兴友私人所有的房产位于三标段9#楼店铺编号10、11、12、13、14、15、16、17、18号，图上轴线7-11/K-C、11-18/J-A，建筑面积为2832.4㎡，根据涉案工程产生的欠款及结合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王兴友私人房屋占有的建房面积按比例分摊计算，被告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王兴友应承担建筑工程款为732089元。原告与殿山村委会因履约保证金退款问题已有过诉讼，该案生效的判决书认定：案涉房屋于2008年8月10日移交给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王兴友使用。原告认为，原告与殿山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系有效合同，该合同约定了建筑单价及总的建筑工程款；原告已依据合同约定完成了该建筑工程，且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王兴友也已于2008年8月10日起开始使用，因此，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龚惠芳、王鹏飞、王凤英）、王兴友理应对剩余的工程款进行支付。 因本案涉及该村的建设领导小组对外代表村民支付工程款的事宜，原告在（2012）金义民初字第2425号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申请追加建设领导小组成员龚美丰、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为被告参加诉讼（起诉所列被告王**光、厉文立也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因殿山村委会已被撤销，也未设立对外承担权利义务的新股份合作社主体，拆迁领导小组又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作为该小组成员的龚美丰、王**光、刘荷仙、龚美泉、王新、厉文立挪用建房款而拖欠申请人的工程款，故原告要求上述被告承担连带偿付工程款的责任。 被告王新民、王联茂、王庆民、王江民、龚惠芳、王鹏飞、王凤英、王方**均未作答辩。 被告王兴友答辩称：我已经把审批来的平方卖给别人了。涉案房子是买平方的人造的，与我没有关系。 被告龚美丰、王**光、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厉文立共同辩称：殿山村拆迁领导小组与原告之间的工程款已经结清。在与本案以及相关的（2016）浙0782民初7869号生效裁定中，义乌法院曾委托浙江金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涉案工程造价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殿山村街区房三标段房屋工程实际造价为9056946元。同时该裁定认定，殿山村拆迁领导小组支付、垫付三标段工程款共计9088176.02元，其中2006年10月13日之前汇款支付502.5万元，2006年12月15日至2012年1月18日期间代偿、垫付工程款、材料款、工人工资、赔偿款共计为4063176.02元。结合上述裁定查明的事实，殿山村拆迁领导小组向原告支付的工程款为9088176.02元，已经超过工程的实际造价。事实上，被告龚美丰、王**光、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厉文立代表殿山村拆迁领导小组共支付工程款及各类款项9763176.02元。因此，殿山村拆迁领导小组与原告之间的工程款已经结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举证证明。此外，邢国、戚学良是代表原告负责具体施工的项目经理，也证实了殿山村拆迁领导小组已经向原告支付了上述款项（具体可参见本案原审一审、二审的笔录）。拆迁领导小组是政府根据相关文件设立的主体，其对外做出的民事行为应当由设立的主体来承担，而非小组成员个人承担。为了使拆迁后重建的房屋有统一的规划，根据义乌国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2005】45号文件设立了殿山村拆迁领导小组，该小组本身就是作为各拆迁户组织代表对外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该领导小组不是适格的民事诉讼主体，其权利义务也应由设立该组织的机构承担，而非由殿山村拆迁领导小组的成员个人承担。因此，原告应向其设立的政府相关主体或殿山村委会主张工程款，被告龚美丰、王**光、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厉文立不是适格的承担法律义务的主体，原告向被告龚美丰、王**光、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厉文立主张工程款没有法律依据。 第三人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辩称：2009年10月27日，义乌市人民政府下文正式撤销殿山村委会。2014年6月10日，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原村民委员会和本案涉及的拆迁领导小组与新设立的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没有进行任何的人员、物资、账目、公章、金钱等方面的交接。因此，对于本案涉及的事实情况，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没有第一手的材料和证据，我们采集的是法院等部门公开的信息。包括本案被告的在内所有建房户已经及时向原拆迁领导小组交足了建房款项，没有少交、不交或者不及时交纳的情况，而且交纳的金额已经足够支付包括本案被告在内的所有建设工程款。根据（2014）金义刑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2007年2月9日开始，本应该存入筹建领导小组开设的银行账户的700万元建房款，被被告龚美丰、王**光等人挪用存入个人账号。被告龚美丰、王**光等人的挪用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因挪用建房款导致的刑事和民事法律后果，应当由挪用者个人承担。本案原告已经收到全部工程款。一是原告自认已收到6867653元，二是在原一审判决后收到的挪用退赃款（其中厉文立50万元、王兴友40万元、案外人王悦180万元），原告共收到9567653元。原一审、二审判决书虽然判决各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但是各被告没有实际履行，而是由厉文立、王兴友、王悦和原告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了被发回重审的16个民事案件的判决。该三人的行为实质是退赃，该270万元是村民的建房款。理由如下：1、（2014）金义刑初字第48号生效判决书确认了三人退赃的事实并作为判案依据，三人因此获得了法院的从轻处罚；2、王悦是民事案件的案外人，没有个人出钱履行民事判决的义务。正是因为所退赃的款项均是村民的建房款，才会与原告签订和解协议来履行包括本案在内的16件案件的民事判决所确定的付款义务。 原告浙江鑫业建设有限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建设工程合同复印件、招标细则复印件、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1、涉案工程名称；2、定额工程款为人民币13279880元；3、扣除原告的让利20.3%，工程款为10584064.36元。 证据2，6#7#8#9#街区房地层平面图复印件一份，证明：1、被告房产坐落地位及具体建设面积；2、被告主体资格。 证据3，收据复印件一组，证明原告实际收到的工程款为6867653元。 证据4，（2010）浙金民终字第932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证明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王兴友于2008年8月10日起实际使用涉案房产，原告要求从该日起主张利息损失合法有据。 证据5，国际商贸城拆迁安置五小区街区房6#7#8#9#楼分户结算明细表复印件一份，证明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王兴友所涉房屋建筑面积等情况。 证据6，撤诉裁定书打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曾向被告主张权利。 证据7，和解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义乌市殿山村拆迁领导小组成员厉文立、村出纳王兴友以及村监委员王悦主动偿付涉案工程款共计270万元，涉案的案件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并结案；同时证明拆迁领导小组没有垫付除邢国、戚学良签字确认的垫付款1362653元之外其他款项的事实。 证据8，（2017）浙07民终4953号民事裁定书打印件一份，证明本院（2016）浙0782民初786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已付案涉工程款为9088176.02元，被终审裁定予以排除确认的事实。 证据9，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对公账号已收到550.5万元，2006年8月6日、2006年8月23日这两笔款项系同一笔工程款，因三标段工程款当时8月6日67.5万元收据遗失，2006年8月23日向原告重新补办了67.5万元的收据，所以8月6日和8月23日的款项系同一笔的事实。 被告王兴友质证认为：我审批下来的平方其中72个平方已经卖掉了，与我没有关系，本案所涉的房子不是我造的，也不是我使用的。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我没有关系。 被告龚美丰、王**光、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厉文立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合同中所载的工程款只是合同价款，而非实际工程款。 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与六被告无关，不能证明六被告在本案的主体资格。 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收到的工程款仅为6867653元，这只是被告支付的部分工程款。六被告经手、垫付材料款、工程款合计9088176.02元，该付款金额是经（2016）浙0782民初7869号裁定书认定的事实。 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判决与六被告无关。 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不能代表工程最终完工，涉案工程并未最终完工，该结算表也不能证明原告的实际施工工程款金额。 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事实无关。 对证据7，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无论是根据（2014）金义刑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书记载的内容还是和解协议本身记载的内容，三被告人与本案原告签订该和解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履行（2012）金义民初字第2418-243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付款义务，其合法性、有效性均是建立在（2012）金义民初字第2418-2435号民事判决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在上述案件已被浙江省高院发回重审的情况下，和解协议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本身不具有合法性。而且该和解协议只有六被告中的厉文立签字，其余五被告均没有在该和解协议上签字。根据厉文立陈述，其是在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情况下签署该和解协议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该证据的实质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款项不是刑事案件中认定的赃款，因为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是王**光等人挪用村集体资金的事实，系侵犯了村集体的财产权。在此情况下，如果王**光等被告能够仅以支付部分款项，并与非刑事案件受害人的原告达成和解协议，即认为其已经履行了退赃义务，明显与刑事案件中的退赃是不一致的。刑事判决书仅仅是根据（2012）金义民初字第2418-2435号民事判决书对厉文立等与原告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事实予以认定，其基础仍然是民事判决书，在民事判决书被撤销的情况下，该事实也是不存在的。 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该民事裁定书载明的内容，只是认为拆迁领导小组已付款项可在另案中予以处理，在本案中不予认定，但没有直接认定该已付款项本身是不真实的，同时本案被告并不仅仅提供了（2016）浙0782民初7869号民事裁定书，还提供了（2016）浙0782民初7870号民事裁定书，该民事裁定书也可以证明被告付款的事实。两份裁定书是根据法院对项目负责人及实际施工人戚学良的调查笔录作出的，在该调查笔录中，戚学良对于六被告代表的村委会付款908万余元款项的事实是予以认可的。而根据本案原告在本案以及相关案件中陈述，也可以看出其在本案原审时对于邢国、戚学良是本案的项目管理人及实际施工人的事实是予以确认的，也确认了收款的事实。（2016）浙0782民初7869、7870号裁定书在对戚学良调查取证的基础上，查明本案的付款情况，是合情合法的。 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明中遗失的8月6日8号楼三层主体67.5万元发票其对应的款项是8月6日支付的50万元、8月7日支付的17.5万元，而不是8月22日支付的20万元、23日支付的50万元。8月22日、23日款项对应的收据为0002070号收据，该收据并未遗失，也未申请补开。 第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6的质证意见与原审法官的认证意见一致。 对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协议应当同（2014）金义刑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书共同说明厉文立、王兴友、王悦支付给原告的款项系村民的建房款。在刑事案件中是赃款，并不是他们三人代替龚美丰等六被告履行的连带责任，也说明本案所涉工程款已经履行完毕。 对证据8，真实性没有异议。 对证据9，真实性无法确认。 被告龚美丰、王**光、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厉文立为支持自己的抗辩，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调查笔录复印件一份及（2016）浙0782民初7869号、7870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拆迁领导小组经手支付、垫付材料款、赔偿款合计4063176.02元，支付工程款502.5万元，以上款项合计9088176.02元，原告无权再要求拆迁领导小组或其六人支付工程款。 证据2，《关于公布稠城街道各村村经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组成成员的通知》复印件一份、《关于公布稠城街道各村村经济合作社监督委员会成员的通知书》复印件一份及《关于稠城街道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董、监事会选举结果的批复》复印件一份，证明在原告起诉时，殿山村委会虽然已经被撤销，但殿山村经济合作社仍存续，原告应向殿山村经济合作社而非村委会成员主张工程款。 证据3，（2014）金义刑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因涉嫌挪用村民其他建房资金而被法院认定为挪用资金罪，说明本案的涉案款项属于单位资金，本案相关的付款责任也应由设立殿山村拆迁领导小组的单位承担。 证据4，付款凭证复印件及收款收据复印件一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除（2016）浙0782民初7869、787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工程款502.5万元外，被告还向原告支付工程款67.5万元，被告所支付的工程款总额为570万元。 证据5，原告收款收据确认殿山村拆迁安置领导小组第三标段工程款支付明细复印件一份，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复印件十二份，戚学良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二份，对公账户交易明细复印件一份四页，存款凭条复印件二份，证明：1、除拆迁领导小组经手支付、垫付的材料款、赔偿款4063176.02元外，还支付了工程款570万元，合计9763176.02元；2、以上款项中包括了拆迁领导小组于2006年8月22日、23日支付的67.5万元，该款项已由戚学良确认支付给钢筋材料供应商江国平，和2006年8月6日支付的67.5万元并非同一笔款项。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对调查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戚学良实际上是邢国叫来帮助管理的，邢国才是原告委托的管理人员，戚学良与原告没有关系，其工资也不是原告发放的，所以戚学良无权代表原告进行工程款核实。同时，戚学良在没有任何对账凭证以及与供应商核实的情况下，对时隔十几年的大量白条予以核实无误，显然违背了常理，不应采信。 对两份民事裁定书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涉案款项为9088176.02元有异议。该两份裁定书确认的涉案款项已付数额是建立在戚学良的调查笔录之上，戚学良的陈述不值得采信，所以（2017）浙07民终4953号民事裁定书对9088176.02元支付垫付款项予以排除确认，同时释明拆迁领导小组成员可以对已支付的原告不认可的款项另案处理。所以拆迁领导小组支付的款项应该是原审判决认定的6867653元，而不是9088176.02元，故不能达到六被告的证明目的。 对证据2，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六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三份证据可以证明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的时间为2014年6月10日，原告在原审中主张工程款的时间是2012年8月，原审判决时间是2014年1月，所以原告在股份经济合作社和村委会均不存在的情况下，向六被告追讨是符合程序和事实的，六被告成为被追加的主体于法有据。同时说明一点：经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并不是股份经济合作社，所以，在原审判决书、裁定书中均认定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的时间是2014年6月10日。 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可以证明追加的六被告作为建房款的收集者和支付者，对原告工程款未及时支付可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对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该三份证据的款项都已经包括在已支付的工程款6867653元中，并已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进行过质证。 对证据5，对工程款支付明细和收款收据情况及支付明细中戚学良的说明真实性有异议，理由是：1、戚学良是邢国雇请的工程管理人员，对款项的支付是不知情的；2、在支付明细中8月6日的67.5万元就是六被告以票据遗失为由重新补办的，对应的是8月23日的67.5万元，该两笔款项属于同一笔款项。在收款收据中，8月6日67.5万元票据中没有补办两个字，说明该票据没有遗失。收款收据中的8月23日的款项有补办两个字，明确载明时间是8月6日，可以证明该两笔款项就是同一笔工程款。戚学良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证明支付款项的情况，存在虚假的陈述，不应采信。 对戚学良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性有异议，理由同上。 对存款凭条的真实性有异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其中的内容可以证明是第三人与案外人的业务关系，与原告没有关联。 对于对公账户交易明细，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六被告的所谓两笔67.5万元的款项并非同一笔的事实。 被告王兴友质证认为：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我没有关系。但是说明一点，当时我是村里的出纳，关于8月22日支付江国平20万元、8月23日支付江国平50万元，该70万元是戚学良让我们支付给江国平，其中包括了67.5万元的问题。当时该标段是有钱付的，所以就直接根据戚学良的指示支付了70万元。 第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应该按照中院（2017）浙07民终495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予以确定。（2016）浙0782民初7869号、7870号民事裁定书中，龚美丰等六被告提供的证据B1-B12绝大部分已经在（2014）金义刑初字第48号刑事案件庭审中提供过了，六被告的证明目的也已在刑事案件中被法院否定，不然法院不可能再叫厉文立等三人退赃270万元。同时，结合原告提供的和解协议书，我方认为这是对270万元系村民建房款的加强说明。 对证据2，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挪用了建房款，把建房款归还就可以了。挪用建房款的责任不能由集体来承担。从法律关系说有可能让原告向单位主张责任，但是实际上最终还是由挪用者承担责任。 对证据3，恰恰证明厉文立等三人退赃270万元的事实在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本案审理过程中，龚美丰等六被告认为已经支付908万元的事实在刑事案件已经进行了审理。厉文立等三人因退赃获得了从轻处罚，与本案的其他五个被告是否同意没有关系，本案原告主张的全部建房款已经履行完毕。 对证据4，三性无法认定。 对证据5，所有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有些证据在原审中已经出示过，以原审法官的意见为准；有些证据在（2014）金义刑初字第48号刑事案件中提交过，以刑事案件的认定为准。 证据6，要求对经被告申请由本院向义乌市公安局调取的被询问人分别为朱国兵、施亨城、周旭锦、王**光、戚学良的询问笔录共计五份进行质证，其中：朱国兵的询问笔录，证明拆迁小组付款给朱国兵的事实；施亨城的询问笔录，证明拆迁小组付款给施亨城的事实，也印证了戚学良是案涉工程的管理人员；周旭锦的询问笔录，证明拆迁小组付款给周旭锦的事实；王**光的询问笔录，证明案涉工程的整个事实情况以及说明本案争议的67.5万元实际与原告方认可的并非是同一笔；戚学良的询问笔录，证明戚学良在调查笔录中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另外，上述五份询问笔录共同证明被告所主张的970余万元款项是实际支付过的。 原告质证认为：关于朱国兵、施亨城、周旭锦的询问笔录，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该三份证据不能证明六被告垫付相应工程款的事实，特别是朱国兵陈述供应的货所对应的为第1、2、3、5标段，而不仅仅是第3标段，所以不能以朱国兵的陈述及供货单来证明已经垫付的事实。对施亨城、周旭锦的质证意见和朱国兵一致。 关于王**光、戚学良的询问笔录，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两份证据同样不能证明六被告已垫付相应工程款的事实。根据工程合同约定，所有的工程款支付均按进度进行，并且必须打入原告的对公账号，王**光、戚学良的陈述垫付款项显然已经违背了合同约定，所以不具有正当性，特别是戚学良的陈述，原告认为，戚学良仅作为工程管理员，未经邢国的授权，也没有原告方的参与，进行所谓的事后核实签字确认，显然超越了其职权，不具有真实性，同时戚学良在2020年4月16日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中认为原告对公账号有收到12笔工程款，但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不知道工程款的具体收款和收款收据重开的情况，前后相互矛盾，不可采信。 被告王兴友质证认为：和我本人无关。 第三人质证认为：因为询问笔录内容带有主观性，第三人与被询问人不认识，具体情况由法院审查认定。 被告王新民、王联茂、王兴友、王庆民、王江民、龚惠芳、王鹏飞、王凤英、王方**及第三人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在本案中均未提供证据。 本院认为，被告王新民、王联茂、王庆民、王江民、龚惠芳、王鹏飞、王凤英、王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结合到庭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一、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 1、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定，合同中虽对工程价款作了定额，但这个只是一个合同价款，根据原审委托的鉴定结论可以认定，原告实际完工的工程造价为9056946元，所有当事人对该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认定原告实际完工的工程造价为9056946元。 2、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3、对证据4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4、证据5系原告单方制作的表格，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各建房户的面积和工程款应以鉴定报告书为准。 5、对证据6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定。 6、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7、对证据8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8、对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可以确认原殿山村委会曾要求原告补开过收款收据的事实。 二、关于被告龚美丰、王**光、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厉文立提供的证据。 1、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8及（2017）民终4959号民事裁定书可以认定，该两份裁定书及调查笔录所载明关于已付工程款为9088176.02元的事实已被终审裁定予以排除，故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2、对证据2，原告、第三人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经本院核实，上述3份文件确实存在。稠城街工委〔2009〕25号《关于公布稠城街道各村村经济合作社监督委员会成员的通知书》，以及稠城街工委〔2009〕26号《关于公布稠城街道各村村经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组成成员的通知》的发布时间均为2009年4月2日，稠城街工委〔2014〕69号《关于稠城街道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董、监事会选举结果的批复》发布时间为2014年6月10日。根据义乌市委办【2011】25号《中共义乌市委办公室、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系由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而来。因此，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系殿山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而来，两者之间系承续关系。所以，稠城街道在撤销殿山村委会的时候，殿山村经济合作社并未撤销，而是继续存在，并于2014年6月10日改制为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 3、对证据3，系本院生效裁判文书，本院予以确认。 4、对证据4中付款凭证及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根据庭审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双方存在补开收款收据的情况，且六被告所提供的付款凭证的金额并未超过原告自认的金额，故本院采信原告陈述的67.5万元已包含在其自认的已收工程款6867653元中的主张，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4中的证明，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确认。 5、对证据5，工程款的具体支付情况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及相应的付款凭证来综合认定，故对支付明细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戚学良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的内容与其在其他类案出庭作证过程中的陈述并不一致，故本院对其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收款收据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存在部分收据补开的情况。对对公账户交易明细及存款凭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这两份材料可以认定王兴友分别于2006年8月22日、23日从原殿山村委会账户取款20万元、50万元存入了案外人江国平的账户。本院认为，龚美丰等六被告提供的尾号分别为2070、18968的两份收款收据载明的开票日期均为2006年8月6日，金额均为67.5万元，摘要内容为工程款，其中尾号为18968的收款收据注明了“补开”，无论是付款时间、付款金额、款项性质都是一致的，再结合庭审查明的曾存在补开收款收据的事实，应当认定该两份收款收据所对应的系同一笔款项。龚美丰等六被告关于其中一张收款收据对应的系存入案外人江国平账户的7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 6、对本院向义乌市公安局调取的被询问人分别为朱国兵、施亨城、周旭锦、王**光、戚学良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王联文因去世于2015年5月21日被注销户口，龚惠芳系其配偶，王鹏飞、王凤英系其子女。王联文父母均先于王联文去世。 2005年10月21日，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商指（2005）45号文件，同意成立殿山村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龚美丰、副组长王**光，成员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厉文立。龚美丰系当时殿山村党支部书记，王**光系当时殿山村村委会主任，其他成员均系当时殿山村的村两委成员。殿山村拆迁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殿山村旧村改造（包括殿山村拆迁安置区建设工程）过程中的具体事宜。 2005年11月3日，义乌市稠城街道殿山村拆迁安置区建设领导小组将本村拆迁安置的一至五标段的街区房建设工程公开向社会招标。同年11月21日，原告中标上述街区房工程的第三标段。三标段为：步行广场北侧，6#、7#、8#、9#楼，建筑面积13279.880㎡，概算投资约13279880元，概算投资最终以施工图预算为准。合同约定：本工程不支付预付备料款，完成基础部分施工及地下车库到±00支付合同价的20%；二层结构完成付至合同价的35%；四层完成付至合同价的50%；主体结顶经中间验收以后付至合同价的60%；内外粉刷完成付至合同价的7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付至合同价的80%；余款待工程结算审核后付至结算价的97%；留结算价的3%作为工程保修金，待保修期满后付清，保修金不计息。2006年1月23日，原告与义乌市稠城殿山村村民拆迁安置区建设小组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第六条约定：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招标书及其附件，合同价款为13279880元。后原告对涉案工程进行了施工，邢国系原告公司的项目经理，邢国又雇请戚学良来管理工地。原殿山村委会于2006年6月至10月间共计向原告支付工程进度款502.5万元，于2007年2月4日支付48万元，共计付款550.5万元。另原告认可经邢国及戚学良签字同意村里代付的材料款等款项为1362653元。上述两项合计金额为6867653元。 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现已去世）、王兴友的房屋坐落于义乌市稠城街道殿山村拆迁安××段。2008年8月10日起，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现已去世）、王兴友等三标段的村民陆续入住涉案房屋。 2010年间，原告以殿山村委会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其支付三段标所欠的工程款。因殿山村委会已被撤销，未设立其他组织，同年12月16日，本院以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 2012年8月29日，原告就本案工程款诉来本院，因原、被告涉案的三标段工程造价未作结算，本院委托浙江金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一）1、义乌市稠城街道殿山村街区房第三标段房屋工程造价11293329元。（1）按（2012）金义民初字第2418号案卷中剥离清单工程造价406145元。（2）2013年7月15日被告提供了未完成项目，该清单未经原告签字认可，据清单内容工程未完工项目鉴定造价为2236383元。（二）应法院要求，根据第三标段房屋工程造价（11293329元）扣减被告提供的剥离清单造价（2236383元）对该房屋工程进行分户。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原审起诉时被告误为王**义）、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本案中因王联文已去世，故追加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为被告）、王兴友的分户造价为1781534元。原告为鉴定支付鉴定费用78351元。原告实际收到工程款6867653元，三标段原告实际施工的工程造价9056946元。按百分比计算，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原审起诉时被告误为王**义）、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王兴友等十八户只支付了75.827%工程款，尚欠24.173%工程款未付。即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原审起诉时被告误为王**义）、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王兴友应付工程款为：1781534元×0.24173=430650.21元。鉴定费用78351元，应由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原审起诉时被告误为王**义）、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王兴友等十八户建房户分担，即每户分担4352.8元。本院判决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原审时被告误为王**义）、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王兴友支付原告浙江鑫业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430650.21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龚美丰、王**光、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厉文立对上述款项及诉讼费用、鉴定费用承担连带偿付责任。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兴友、王**光、厉文立、龚美丰、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不服该判决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2013年12月23日，义乌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光、龚美丰、龚美泉、王兴友、厉文立、王悦、王月刚犯挪用资金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2014）金义刑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07年2月9日至2008年9月24日，被告人王**光、龚美丰、龚美泉、王兴友、厉文立、王悦、王月刚等人利用担任义乌市稠城街道殿山村村干部职务之便，经事先预谋，私自挪用旧村改造建房集体资金，借给被告人王**光、王月刚及王天军、方关平、陈法林、赵寿虎、龚群英等人使用。2014年11月10日，被告人厉文立、王悦、王兴友与原告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被告人厉文立、王悦、王兴友支付工程款270万元，现已全部履行完毕并结案，其中被告人厉文立支付50万元、被告人王悦支付180万元、被告人王兴友支付40万元。法院判决厉文立等被告人犯挪用资金罪，判处王**光有期徒刑六年、龚美丰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龚美泉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王兴友、厉文立、王悦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王月刚有期徒刑三年。 另查明，2009年4月2日，稠城街工委下文〔2009〕25号《关于公布稠城街道各村村经济合作社监督委员会成员的通知书》，以及稠城街工委〔2009〕26号《关于公布稠城街道各村村经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组成成员的通知》，公布了殿山村经济合作社监督委员会成员和管理委员会成员。2009年10月27日，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义政发（2009）107号文件批复同意撤销畈田王、殿山、草塘沿村民委员会，成立诚信社区居民委员会。2014年6月10日，殿山村经济合作社变更为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 本院认为，涉案工程系义乌市稠城街道殿山村拆迁安置区建设领导小组向社会公开招标，原告中标后，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于该领导小组系殿山村委会根据上级文件设立的临时机构，对建房户的待建房屋实施统一招标、建设、管理、付款等，系代表村委会行使旧村改造过程中的公共服务管理职能。因义乌市稠城街道殿山村拆迁安置区建设领导小组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其行为应由设立该领导小组的单位即殿山村委会及集体财产的管理单位殿山村经济合作社承担。殿山村委会已于2009年10月27日被撤销，但殿山村经济合作社在殿山村委会撤销之前已设立，且在殿山村委会被撤销时并未撤销，并于2014年6月10日变更为义乌市福田街道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故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原告与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不能依据涉案合同向建房户王新民、王江民、王联茂、王**光、王方**、王庆民、厉文立、王联文（本案中因王联文已去世，故追加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为被告）、王兴友主张权利。义乌市稠城街道殿山村拆迁安置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龚美丰、王**光、刘荷仙、龚美泉、王立新、厉文立系履行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担。综上，原告要求各被告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2014）金义刑初字第4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厉文立和王兴友、王悦向原告支付共计270万元款项，该款项应当作为原告已收到的工程款和损失。涉案工程经鉴定造价为9056946元，原告已收到9567653元（6867653元+270万元），故可认定原告已收到涉案工程的全部工程款。 被告王新民、王联茂、王庆民、王江民、龚惠芳、王鹏飞、王凤英、王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鑫业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229元、鉴定费4352.8元，由原告浙江鑫业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楼宇栋 人民陪审员  楼忠民 人民陪审员  毛国新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张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