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55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月珍，女，1943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洪波、毛倩倩,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路证券营业部（原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路证券营业部），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 负责人：申群。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项晓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月珍为与被上诉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银河证券营业部）融资融券交易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5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月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所作判决，改判支持王月珍的一审全部诉请；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银行证券营业部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9月23日，王月珍向一审法院起诉银河证券营业部，鉴于此前王月珍被其诱导开设了融资融券，并购买了其融资融券池中的绩优股(后被报道严重造假)，导致亏损累累，银河证券营业部应当对王月珍给予赔偿。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后，银河证券营业部即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银河证券营业部主体不合格，理由为合同的首尾标注的都是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公司)，而银河证券营业部只是代银河证券公司盖章，所以，主体应当是银河证券公司(该公司住所地在北京)，而不是银河证券营业部，后被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银河证券营业部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年12月2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1民辖终1516号《民事裁定书》载明认定：“案涉《合同》落款处为银河证券庆春营业部盖章，并与营业部签订合同并开立信用帐户”，故裁定一审法院有管辖权，并驳回银河证券营业部的上诉。2020年5月26日王月珍收到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合同的首部、尾部均明确记载合同乙方为银河证券公司，虽有庆春营业部盖章，但属于“代章”，即认为银河证券营业部的主体不合格，本案适格银河证券营业部应当是银河证券公司，故判决驳回王月珍的诉讼请求。王月珍认为一审法院所作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所作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王月珍起诉后，银河证券营业部就立即提出是代替银河证券公司盖章，主体应当是银河证券公司，而不是银河证券营业部，对同一理由，开始一审法院是裁定驳回的，即认定银河证券营业部的主体主张是错误的，为此，银河证券营业部不服还提出了上诉，最后又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现在对同一件事，同样的理由，却认定银河证券营业部对于主体抗辩是正确的，让王月珍无法理解。因为，该原始合同在王月珍起诉时就已提交一审法院，不是事后提交的，对这个问题是不需要其它佐证才能证明的问题，也不是要审理才能发现的问题，而是从起诉时就存在的客观事实，而且银河证券营业部上诉本身就是针对原始合同说代章问题，为什么当时裁定驳回银河证券营业部提出的适格主体应当是银河证券公司的主张?现在又说适格主体是银河证券公司?二者必有一对一错。如果本案的适格主体真的是银河证券公司，那么当时就可以裁定认定，根本不需要现在再作判决，这样王月珍的诉讼费也不需要全部承担，现在不仅让王月珍全部承担了诉讼费，同时，判决内容却只对程序问题作出了判决，并没有对事实进行任何审明和判决，这样对王月珍是不负责的。第二，案涉《融资融券合同》是银河证券营业部提供的固定格式合同，对于该格式合同的订立主体应当以最后落款和盖章为准，比如有一份借款合同标题写着张三公司，盖章是李四，难道李四不用还款，反而让张三还款，张三能认吗?如果可以，那么所有合同都可以写别人的名称，盖自己的章，最后盖章人反而不需要承担责任，这于理于法都不通。如果银河证券营业部认为是委托和代章，也应当在王月珍签订合同时，明确告知王月珍，并向王月珍出示相关的银河证券公司委托银河证券营业部代其盖章的书面授权委托资料，然本案银河证券营业部至今也未能提供相关的授权委托资料。按银河证券营业部反复强调其无权签订《融资融券合同》，即银河证券营业部只能是银河证券公司的理由来说，根据《融资融券合同》第80条(王月珍提供的合同是第80条，而银河证券营业部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合同却是79条第二款)都明确规定：“书面签名方式：甲方为个人投资者的，本合同自甲方本人签字，乙方加盖印章之日起生效。”虽然《合同》落款中有营业部代章字，但又专门规定还要加盖乙方印章。所谓“加”字当然是要加盖乙方的印章，否则不叫“加”字，如果不是加盖，那么完全没有必要专门规定：“乙方加盖印章”，仅需直接规定由营业部代章即可，如果按一审法院认定乙方应当是银河证券公司，那么乙方没有加盖印章，不是明显属于没有生效的合同?由于本合同并没有乙方加盖的印章，应当认定本《融资融券合同》为无效合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因合同中没有银河证券公司加盖公章，因此，王月珍认为银河证券营业部是本案适格主体是理所应当的。第三，本合同的签约地、履行地都在杭州庆春营业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适格银河证券营业部应当是银河证券营业部的上级(省和华东区)的上级总公司即银河证券公司，王月珍认为该认定系完全错误的认定。王月珍与银河证券公司自始至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银河证券公司工作人员也没有与王月珍联系过，王月珍的所有股票开户、资金开户，买卖交易等都设在银河证券营业部处。根据2011年10月2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的决定》修订)第四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健全业务隔离制度，确保融资融券业务与证券资产管理、证券自营、投资银行等业务在机构、人员、信息、账户等方面相互分离。以及第五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对融资融券业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融资融券业务的决策和主要管理职责应当由证券公司总部承担。”来看，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是承担“融资融券业务的决策和主要管理职责”，不应当是办理融资融券的业务单位，所以，与王月珍签订的融资融券合同的主体只能是银河证券营业部，而不可能是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再从合同条文的内容来看，众所周知，签订《融资融券合同》的前提必须先与证券公司签订《开户合同》，《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这是签订《融资融券合同》的前提条件，没有前者合同就不能签订《融资融证券合同》，这是签订《融资融券合同》的法定前提条件，而且从王月珍与银河证券营业部签订的《融资融券合同》第八十七条规定：“本合同未作规定，适用甲方与乙方签订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合同为准。”的内容来看，《开户合同》，《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与《融资融券合同》是相关联的合同，其中一个是主合同，一个附属于主合同的从属合同，从属合同是对主合同内容的进一步补充，虽然主合同与从属合同条款内容不一致时，应当以从属的补充条款为准，但这都不会影响主体的一致性，因为，王月珍与银河证券营业部签订的上述主合同都明确约定其签署主体是庆春营业部，即银河证券营业部，所以，王月珍与银河证券营业部签订的从属《融资融券合同》的乙方应当是银河证券营业部才符合实际，一审判决认定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是《合同》的乙方显然是不对的。第四，本案本身是《融资融券合同》纠纷，所以，审理的事实基础和依据就是《合同》本身，而恰恰被一审法院认定的银河证券营业部的《合同》却是一份假《合同》，因为该《合同》与王月珍提供给一审法院的《合同》，虽然名称一样，但内容不仅条款不一样，文字表述也不一样的，因银河证券营业部提供的合同不是当时双方签订的合同，而是银河证券营业部自行修改过的合同(事先王月珍不知情)，银河证券营业部以此假的《融资融券合同》为基础证据向一审法院提出的所有主张，实际已违反了《合同》的事实根据，《合同》的真实性基础条件已不存在，但一审法院不但没有在判决书中指明，更没有判决银河证券营业部假《融资融券合同》的错误之处，而是在判决书中认可了银河证券营业部依据这一假《融资融券合同》提出的所有权利主张，对银河证券营业部的辩称认定也是建立在银河证券营业部提供的假《融资融券合同》基础上作出的判决认定，由于判决书认定的《合同》事实基础存在重大错误，以此作出的判决事实势必也是错误的，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理应被依法撤销。第五，从全国各地的融资融券审判案例来看，也存在以证券营业部作为被告的融资融券案件，因此，本案银河证券营业部完全具备独立的作为被告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王月珍应当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说法不成立，与司法实践严重不符，且缺乏法律依据。按一审判决理由类推，在杭州辖区内银行与储户发生纠纷，储户都不能本地起诉银行，全部都要跑到北京银行总部起诉?从化解矛盾和纠纷来说、让已近80岁老人去北京起诉，这不是在为难老人，现在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并没有真正化解矛盾和纠纷，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老人解决好问顺，因此，无论从理从情讲，让老人去北京起诉不是一种最佳解决问题的方法，况且一审法院判决回王月珍的诉讼请求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也是错误的，再从本案审理事实来看，还存在一些判决书事实不清的问题：第一、虽然银河证券公司在合同中没有盖章，但从有利于王月珍化解纠纷，王月珍也希望让银河证券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来参加诉讼，但未被一审法院允许，2020年3月31日上午组织的开庭结束后，根据庭审情况，王月珍担心一审法院将直接以本案被告主体不合格为由驳回王月珍起诉，所以，当即以口头形式表示希望一审法院追加银河证券公司为本案的第二被告，第二天又以书面形式向一审法院提出追加银河证券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但一审法院收到王月珍提交的该追加被告的文书后，既未依王月珍提交的该申请文书追加银河证券公司为本案的共同被告，也未就该书面请求对王月珍作出任何回复，同时在其所作出的判决书上亦没有对该情况进行阐述和说明，一审法院的做法显然有违《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第二，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2011年)第十一条第一款：“证券公司在向客户融资、融券前，应当办理客户征信，了解客户的身份、财产与收入状况、证券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并以书面和电子方式予以记载、保存。”的规定，银河证券营业部应当在为王月珍办理融资融券业务之前，为王月珍办理客户征信。然本案中根据银河证券营业部提供的2014年王月珍在开户时的王月珍征信调查情况可明显看出，银河证券营业部为王月珍开户时的未尽到法定的风险测评，所进行的风险告知、投资者教育实为虚同，未尽到应尽的认真调查核实与教育培训义务，对明显不符合开通两融账户条件的王月珍办理开户，行为严重违法。银河证券营业部在王月珍开通两融账户时并未依法为王月珍进行风险测评，根据资料显示，银河证券营业部最早一次为王月珍进行风险测评是在2016年7月14日，显示的风险测评问卷名称为“新个人风险问卷测试”，此时已经距离王月珍开通两融账户有两年之久。且根据银河证券营业部提供的《融资融券业务中请表》及《自然人信用账户开户申请表》显示，王月珍在2014年11月5日开通两融账户时的年龄为71岁，职业为无业，学历为大专，但在银河证券营业部于2017年9月21日为王月珍所做的风险测评系统中却记载王月珍的年龄是41-50岁，学历为本科，家庭就业状况为与配偶均有稳定收入的工作，该信息明显与王月珍申报的年龄差距20岁以上及职业状态、学历等信息存在矛盾，说明银河证券营业部风险测评严重错误。此外从王月珍的《融资融券业务申请表》及《自然人信用账户开户申请表》可看出王月珍的风险承受等级为稳健性，按银河证券营业部提供的风险测评分值才50分，是不符合融资融券条件，因为按照融资融券准入条件规定，风险测评结果必须是积极型和进取型，才能开设融资融券，而王月珍的风险测评结果是稳健型，是不符合融资融券开设条件的，但银河证券营业部仍违规开设了融资融券业务。同时，根据银河证券营业部提交的王月珍的三份风险测评报告所载的“当您进行投资时，您的期望收益是”，王月珍的回答均为“尽可能保证本金安全，不在乎收益率比较低”，王月珍投资的风险是能够保本的，说明承受能力较低，根本不适合融资融券此类高风险产品，银河证券营业部在明知上述情况的情形下，仍违反法律规定诱引王月珍开设融资融券，导致王月珍血本无归，银河证券营业部的这种做法不仅违法，而且银河证券营业部在风险测评中误导王月珍以为还可以实现少利润，但能保本的意思，实际是银河证券营业部的一种欺骗手法。第三，银河证券营业部提交一审法院的所谓双方的《融资融券合同》，与实际双方签订的原始《融资融券合同》是不一致的，例如：原始合同规定，乙方强平需在第一时间强平，即在结合竞价的9：15分前挂单，而实际乙方强平挂单时间全部违约，强平挂单时间基本在10点后，甚至11点后，导致强平了40多天仍未被强平，如果乙方能按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的强平时间来强平，那么王月珍还有近百万的结余款，不会现在血本无归，甚至还倒欠银河证券营业部80余万。对此，导致王月珍血本无归，与银河证券营业部违反双方签订的《融资融券合同》的强平规定也有关联。但银河证券营业部认为没有按原签订的双方合同规定的强平时间来操作，是因为银河证券营业部已单方面修改过了该原始合同条款，理由是其修改虽然没通知过王月珍，但其已在自己的网站上公示过，所以合法有效。这种说法显然不对，因为根据双方签订的《融资融券合同》第82条规定来看，甲、乙任何一方面要修订合同应当符合“本合同相关条款与其中强制性规定发生冲突”，除此之外是不允许单方面修改的，这是修改的前提条件，除非双方都自愿修订，而乙方单方面修订和变更的强平时间，严重不符合上述修订的前提条例，根本不存在因法律法规强制性冲突要求修改的条件，所以，银河证券营业部单方面修改合同规定，显然违反民法典的契约精神，因此，银河证券营业部实际也违反了《合同》的有关强平的规定，已经属于违约。第四，王月珍购买的融资融券股票信威集团是银河证券营业部指定的融资融券池中的股票(银河证券营业部要求王月珍必须在其指定的池中购买)，银河证券营业部对外宣称其融资融券池中的股票，都是经过其严格调查审核过，属于绩优股票，事实是被报道业绩造假，创国内股票连续跌停之最，显然银河证券营业部存有推荐和指定购买其池中投票的尽责调查失职，均因承担相应责任。以上事实在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均没给予查清和释明，所以，一审法院所作的判决存在事实不清的情形。综上所述，王月珍认为本案银河证券营业部主体适格，一审法院所作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所作判决有违案件基本事实与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支持王月珍的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银河证券营业部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融资融券合同》的缔约和履约主体是银河证券公司，原审法院认定银行证券营业部非合同乙方，法律关系正确。首先，2014年11月5日，王月珍申请开办融资融券业务，同日与银河证券公司签订了《中国银河证券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合同》，该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落款系王月珍本人亲笔签字，合同合法有效。王月珍称是假合同，否定客观事实，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次，银河证券营业部在一审审理阶段提交的书面答辩状和庭审时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已清晰阐述《融资融券合同》的签订主体系银河证券公司的法律依据及理由，简言之：第一、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必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银河证券公司经证监会批准，依法取得融资融券业务经营行政许可，具有从事融资融券业务的资格。据此银河证券公司才能有主体资格与客户签订《融资融券合同》并依约向客户提供融资融券业务服务。第二、根据本案涉《融资融券合同》签订时有效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2011修订)》《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内部控制指引》的相关规定，融资融券业务的决策、管理职责和责任主体为证券公司而非营业部，合同制定主体也是证券公司，分支机构只是在公司总部的统一管理下，推进客户征信、授信、开户等工作，严禁证券营业部自行决定签约、开户等应当由总部决定的事项或越权办理其它事项。第三，《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内部控制指引》规定强制平仓指令应当由证券公司总部发出，证券公司应当建立由总部集中管理的融资融券业务技术系统。这也证明了融资融券业务为证券公司总部业务，系《融资融券合同》的签订主体和履约主体。第四，根据本案涉《融资融券合同》签订时有效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08)》第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本条第一款所称证券公司分支机构，是指从事业务经营活动的分公司、证券营业部等证券公司下属的非法人单位。”即证券营业部的主体性质为非法人单位。根据我国《民法总则》关于法人和分支机构的规范，分支机构由法人设立，不具有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在法人的授权范围内从事民事活动。银河证券营业部获得银河证券公司的授权，负责客户的签约和开户，但《融资融券合同》的签订主体仍然是银河证券公司。再次，《融资融券合同》的落款记载“乙方(营业部代章)：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公司”，落款主体是银河证券公司，盖章主体是营业部章代章，如按王月珍“对于该格式合同的订立主体应当以最后落款和盖章为准”的上诉理由，则可清晰判断盖章主体是代落款主体进行盖章，显然、王月珍忽略了落款主体，从管辖便利的角度，选择了代章主体来认定合同主体，从而确定诉讼主体提起诉讼.银河证券营业部认为双方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融资融券合同》的首部和尾部均明确记载合同乙方为银河证券公司，落款处亦明确载明系“营业部代章”，《融资融券合同》中乙方的地址、官方网站、证监会的批文对象均指向银河证券公司.故原告在签订该《融资融券合同》时应知晓相对方为银河证券公司。最后，王月珍误读、拆解杭州中院(2019)浙01民辖终1516号民事裁定书的内容。在这份关于管辖权异议的终审裁定中，法院关于事实认定部分只有一句话：“案涉《融资融券合同》的合同落款处为银河证券公司庆春营业部盖章。”从而接着认为：“王月珍主张与银河证券公司庆春营业部签订合同并开立信用账户，将其作为被告起诉，因银河证券公司庆春营业部的住所地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即“与银河证券公司庆春营业部签订合同并开立信用账户”是王月珍的主张，并非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王月珍却断章取义将此作为法院的认定内容，故意混淆视听。法院只是从形式上判定，合同出现了原杭州庆春路营业部的章，王月珍可以以此主张起诉，法院可以受理，故从程序审理角度确定了管辖法院。但紧接着，裁定书阐明：“至于银河证券公司庆春营业部主张在合同上代章以及其不是合同主体的问题，属于案件实体审查范畴，应确定管辖法院后再行审查。”即管辖权异议审理程序问题，审判程序审理实体问题。王月珍混淆二者3的审理范围与裁判结果，逻辑混乱，结论荒谬。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是投资者委托证券经营机构代理证券交易而达成的协议，投资者开立资金账户后可以进行证券投资交易活动，但不可进行融资融券交易。申请融资融券业务需要签订《融资融券合同》并开立信用账户。两协议不是主从合同关系。综上，杭州凤起路营业部作为两融业务的具体经办机构，系非法人机构，在银河证券公司的集中统一管理和授权下负责具体业务操作。在银河证券公司与其他投资者之间的融资融券交易纠纷案中，已生效判决均认定银河证券公司系《融资融券合同》的签约主体。原审判决对合同主体的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正确。二、王月珍系两融适格投资者，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银河证券营业部对王月珍就融资融券的风险进行了充分揭示.结合本案事实发生时间，判断是否是融资融券适格投资者的依据，应当是《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2011修订)》第十一条的规定。王月珍在杭州凤起路营业部申请开通融资融券业务时，其证券资产超过300万元，有7年证券投资经验，且没有上述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向其融资融券之情形，属于两融适格投资者.王月珍也签署了《融资融券客户承诺书》，承诺其身体状况良好，思路清晰，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已经知晓、理解并愿意自行承担参与融资融券交易的风险及造成的后果。营业部的工作人员于王月珍申请开通两融业务时，就对其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了投资者教育，向其讲解两融相关规章制度、业务规则和业务流程；讲解两融合同条款；明确告知客户权利、义务及风险，特别是关于违约处置的风险控制安排，宣读《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并交由客户书面确认。至于王月珍主张的风险承受能力测评有关问题。首先，风险承受能力测评的结果不是评价投资者是否适格的标准，仅是考量对投资者给予最大授信额度的影响因素之一；其次，王月珍在2014年11月5日开通两融业务时，其于2014年1月29日做的测评结果仍然在有效期内、故在有效期内无需重复接受测评；再次，2014年1月29日的风险承受能力测评评分50分，是系统根据原告自行答题结果所计算的评分、仅是风险承受能力的测评评分，与客户征信评估总体评价不是同一概念，客户征信评估总体评价是结合客户的年龄、婚姻、投资年数、收入状况、资产状况、交易属性等指标进行的加权综合评分，不单一仅仅考虑风险承受能力。王月珍实际上是混淆了不同评价标准的概念与内涵。王月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地谎称银河证券营业部诱导开户，欺骗投资者，实际上是不愿意承担融资融券亏损，恶意转嫁风险。三、银河证券营业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两融合同的约定进行平仓处置，上述请求赔偿经济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融资融券合同》第五条、第四十八条约定了乙方银河证券公司有权在出现一定情形下对甲方信用账户进行强制平仓。同时，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五条和第五十六条约定，出现强制平仓情形时，银河证券公司有权选择其认为最有利于成交的时间、证券、价格、数量进行申报。因此，银河证券公司按照有利于成交原则处置担保物的操作符合合同约定，对于因融资购买证券所出现的停牌、股价下跌、上市公司退市风险警示等属于证券市场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另外，王月珍故意误读《融资融券合同》第八十二条的约定。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约定，本合同如需修改或增补，银河证券公司将修改或增补内容在公司网站以公告形式通知，王月珍在公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不提出异议，则公告内容即成为本合同组成部分，公告、异议程序的安排恰恰体现了这并非甲方的单方修订。2015年10月14日，银河证券公司对《融资融券合同》部分条款或内容进行修订，并公告在公司官网、将“乙方在平仓日9点15分开始对甲方的担保物进行强制平仓操作”修订为“乙方有权自平仓日起对甲方的担保物进行强制平仓操作”'、故王月珍诉称的应当在9点15分平仓的理由没有合同依据。而且，银河证券公司进行平仓处置操作和对合同条款的修订，也再次印证了《融资融券合同》的乙方是银河证券公司，而非杭州凤起路营业部。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维护法律权威和公平正义。 王月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银河证券营业部赔偿王月珍经济损失263681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银河证券营业部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5日，王月珍在银河证券营业部，签订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合同》，该合同的首部、尾部均注明了合同乙方为银河证券公司，合同落款处的盖章为银河证券营业部业务专用章，并注明：营业部代章。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语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王月珍认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合同》的签订主体为银河证券营业部并要求其承担责任，银河证券营业部辩称合同的乙方主体为银河证券公司。对此，法院认为，案涉合同的首部、尾部均明确记载合同乙方为银河证券公司，虽合同尾部所盖的印章为银河证券营业部的业务专用章，但该处已经载明系“营业部代章”，因此，案涉的合同乙方为银河证券公司，王月珍主张银河证券营业部为合同乙方并要求其承担责任，缺乏合同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月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894元，由王月珍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并予以记录在卷。 王月珍提交的证据有：1.短信提示，证明：案涉合同签订后，有关合同约定的两融业务的开展及沟通也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进行对接的，被上诉人是本案案涉合同的相对方的事实。证据2、3，裁定书，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裁判文书，本案被上诉人是案涉合同的义务人及本案适格被告，上诉人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事实。证据4，王月珍融资融券买卖股票成交清单，证明王月珍在诱导情况下开通两融账户导致损失。王月珍购买银河证券营业部推荐的信威集团股票造成亏损，目前仅对因购买信威集团股票所致损失提起诉讼。 银河证券营业部提交的证据有：1.录音一份及拨打电话时间的截图。证明：是银河证券公司的回访员在2014年的11月6号就王月珍开立融资融券账户之后的一个回访录音。在这个录音中，王月珍承认是本人到营业部办理的。两融业务开立的信用账户，而且是本人进行的操作，而且也反馈在办理的时候，营业部已经介绍了两融交易存在的投资风险，并且对公司提供的服务，其选择的是满意一项。王月珍在开户的时候证券营业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就两融的风险进行了充分的解释，不存在推销个股诱导开户的情形。 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评判认为，另案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对应的被告是银河证券公司、相应的营业部及其他证券公司，和本案主体不同，案情也并非完全一致，且有关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代表实体审查相关内容已确定，不能以此认定本案银河证券营业部系涉案合同主体一方。相关股票成交清单与王月珍是否被诱骗开通融资融券账户无关。对于相关短信、录音，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就涉案合同的主体予以综合认定，并在本院认为中一并阐述。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涉案融资融券合同的抬头、落款处记载的乙方均为银河证券公司，落款处盖章注明“营业部代章”，王月珍签名确认其充分理解合同内容，愿意自行承担风险和损失。自合同签订至本案诉讼提起有近五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王月珍的账户存在多笔股票买卖交易，未见王月珍在本案诉讼前就被诱导订立融资融券合同提出异议。以上已能表明王月珍认可融资融券合同的内容，合同的乙方系银河证券公司，银河证券营业部系代表银河证券公司与王月珍签订合同；其次，从合同内容来看，其中记载有“乙方任何分支机构”、“甲方持有乙方上市流通股份超过5%”等内容，银河证券营业部显然不符合上述乙方的条件；再次，就本案所涉的管辖权异议裁定，生效裁定书认定被告主体争议属于实体审查范畴，应确定管辖法院后再行审查的相关内容，不能以有关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书确定银行证券营业部系涉案合同主体。由上，结合有关融资融券业务交易的规定和权限资格，涉案合同的乙方应认定为银河证券公司。王月珍主张银河证券营业部为合同乙方并要求其承担责任并无依据。此外，一审期间，王月珍以银河证券营业部为被告，且经过释明仍不变更诉讼请求，在辩论终结后才申请追加银河证券公司，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及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王月珍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894元，由王月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魁 审判员 张  蕊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张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