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41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1，男，侗族，住贵州省黎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2，男，侗族，住贵州省黎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3，女，汉族，住贵州省黎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4，女，侗族，住贵州省榕江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5，女，侗族，住贵州省黎平县。上诉人袁某1与被上诉人袁某2、袁某3、袁某4、袁某5赡养费纠纷一案，不服黎平县人民法院（2020）黔2631民初10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某1上诉请求：请求对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依法改判，1、对袁某3、袁某4、袁某5三个上诉人女儿，维持一审判决每人每月负担308元的标准。2、对上诉人儿子袁某2改判为每月负担800.00元。事实与理由：1、1200元／月的标准，实难应对物价上涨，难以保持基本生活水平，至少应给付1700元。2、判决袁某2与三个女儿平均负担上诉人赡养费不符合权利与义务一致的原则，有失公平。因为袁某2享受父亲袁某1给付的现实利益最多。袁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ｌ、判决被告袁某2、袁某3、袁某4、袁某5每人每月向原告支付赡养费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为：原告袁某1婚后生育有被告袁某2、袁某3、袁某4、袁某5四个子女，现四被告均已各自成家。其中被告袁某4在榕江县镇卫生院工作，其余三被告均无固定职业和收入。原告袁某1与四被告的母亲离婚后，因不肯回户籍地黎平县居住生活，也不肯和四被告居住生活，从2017年起就独自一人在黎平县城关租房居住和生活。2017年8月17日原告曾起诉四被告，要求四被告每人每月支付其500元的赡养费。结合四被告意愿，法院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2017）黔2631民初12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袁某2、袁某3、袁某5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200元；袁某4每月支付赡养费260元，合计：860元。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黔26民终240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6月，原告以自己年老、体弱、多病，部分疾病在加重，看病吃药次数增多，物价上涨、房租上涨等原因，认为四被告原支付的赡养费，已不能维持现在正常的生活水平开支，故要求四被告每人每月应按500元的标准支付赡养费。庭审中，四被告对赡养原告没有任何异议，但认为原告在黎平县有自己的房屋和田地，相应的生活设施齐全，水、电、路三通。原告也应当考虑子女的实际困难，不要在县城租房居住，以减轻子女当前的经济负担。四被告每月支付的赡养费共计860元，原告每月获得国家养老保险金是93元，在农村生活是足足有余。同时查明，原告因治疗疾病产生的费用，四被告在赡养费判决的数额之外另行支付。四被告除了赡养原告之外，同时还要赡养他们自己的母亲。综上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对原告要求的赡养费是应当按照城镇人均消费标准支付，还是应当按照农村人均消费标准支付。黎平县法律援助中心对本案原告提供了法律援助，虽经一审法院调解，因原、被告争议太大，故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一审法院认为：赡养老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不赡养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所以原告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有依法要求四被告支付赡养费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故子女赡养老人既是人伦道德义务，亦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本案四被告均认真履行（2017）黔2631民初1292号民事判决书，按时支付赡养费，且原告因治病产生的费用四被告也按实际支付，这应予以积极的肯定。对于原告应否到乡下农村居住生活或是在县城居住生活的问题，因人人都有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且原告从2017年就一直在县城居住生活并且形成固定的生活习惯，所以原告在县城生活虽然给四被告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且要求有点过高，有这样的家长虽然无奈，但作为子女的四被告亦应予以理解。对原告起诉四被告每人每月支付500元的赡养费的问题，因原告未能提供并说明支付的合理性，故一审法院不予全部支持。就支付标准，如果参照上一年（即2019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222元标准计算，四被告每人每月应当支付赡养费的数额为：10222元÷12月÷4人≈213元，与2017年判决的200元相差仅13元，这与当前的物价水平和人均消费支出的事实有明显差距。如果参照上一年（即2019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402元标准计算，四被告每人每月应当支付赡养费的数额为：21402元÷12月÷4人≈446元，除了有固定工资收入的袁某4本人外，其他三被告（袁某2、袁某3、袁某5）可能无力承担。故一审法院认为，对原告要求的赡养费应当结合其现在实际的居住情况和当地正常的生活开支并酌情考虑子女的收入状况决定，一审法院亦决定采取折衷的办法，即按上一年（2019年）贵州省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780元的标准支付，即四被告每人每月应当支付赡养费的金额为：14780元÷12月÷4人≈308元，故四被告按此标准从2020年9月起开始向原告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袁某2、袁某3、袁某4、袁某5从2020年9月起，每人每月向原告袁某1支付赡养费人民币308元；并定于每月的25日前支付。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元，由被告袁某2、袁某3、袁某4、袁某5每人负担15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新的证据提交，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袁某1对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黔2631民初1047号民事判决中：“袁某3、袁某4、袁某5三个上诉人女儿，每人每月负担308元的标准”并无异议，并申请维持，系当事人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合理合法。故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是否应当增加被上诉人袁某2赡养费的支付标准。赡养老人是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但是赡养的标准如何计算因人而异，因地而异，一审法院认为：“人人都有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且上诉人从2017年就一直在县城居住生活并且形成固定的生活习惯，所以上诉人在县城生活虽然给四被上诉人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且要求有点过高，有这样的家长虽然无奈，但作为子女的四被告亦应予以理解。”对此本院持不同意见，如何理解美好生活？一家团圆，儿孙绕膝也是一种更加符合国情的美好生活。且就生活习惯而言从2017年至今也才3年时间，上诉人之前49年均在户籍地生活，不存在生活习惯难以更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三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也就是说老年人应当以居家为基础，儿女在身边方便照顾，人至老年身体难免有些大病小痛，长期一人在外独居不仅增加了子女的负担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而且四个子女也并非不孝之人，经一审法院查明四个子女就2017年起诉判决的（2017）黔2631民初1292号民事判决均认真履行，按时支付赡养费，且上诉人因治病产生的费用四被告也按实际支付。就此次起诉一审法院经过多方衡量并结合实际情况及当地生活水平制定的标准每个子女承担赡养费308元，四个子女也均表示认可，并未提出上诉请求。足以证明子女的尽孝之心。关于上诉人诉请单独提高儿子袁某2的赡养费标准的问题，本院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多的应当以亲情作为牵系，而不是你给与对方多少利益就应当得到多少回报，也不符合法律作为坚守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的立法之本。且上诉人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以当前赡养费标准，生活无以为继的证据。故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袁某1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得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袁某1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欧阳平审判员  王大梅审判员  吴竹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孙瑜书记员田仁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