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96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恒达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深泽县工业园区（北环路西头）。 法定代表人：杜宝，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铁良，河北燕赵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彦彬，男，196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深泽县。 上诉人石家庄恒达纺织有限公司（简称恒达纺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彦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2020）冀0128民初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达纺织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梁彦彬的诉讼请求。3、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做出的判决是错误的。本判决书单一列举论述了被上诉人梁彦彬所举证据及支持的理由，而对上诉人出示的证据没有列举，对所举证据及证人证言亦没有论理说明不予支持的依据及理由，采取视而不见的处理方法，强行判决上诉人败诉，明显偏袒了被上诉人的错误主张。本案的上诉人恒达纺织公司原为 —2— 深泽县国企纺织厂，2003年国企改制，李亚彬、王玉良、张超义三人入股改组纺织厂为现恒达纺织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亚彬。此后该公司股东除李亚彬外，其他人多次转让，至2013年由李亚彬收购他人股份，转为李亚彬独资经营，2013年8月29日，李亚彬与谷立省、贾海龙、张峰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谷立省、贾海龙、张峰三人，期间贾蓉入股，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3月2日，谷立省、贾海龙、张峰、贾蓉与李某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李某。2019年12月6日，李某与赵菲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赵菲。2020年2月25日，赵菲与杜宝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杜宝。上诉人认为，本案的起因是因为原恒达纺织公司的持有人李亚彬于2016年下半年突然病逝，被上诉人认为死无对证，才造成了本案所谓的纠纷。如同本案之前，本公司原员工赵影等8人到深泽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要求给付工资一样，后经上诉人查询，这些人均与李亚彬所在时的公司签订了“解除劳务合同协议”，协议明确载明无拖欠工资，最后这些人不了了之相同。本案的事实是李亚彬持有恒达纺织公司时，公司根本没有借过被上诉人梁彦彬的款项，假如有借款，也是李亚彬或其他个人所为，与公司无关。1、上诉人从未使用过“现金收讫章”。恒达纺织公司只刻制有公司的公章和公司财务专用章，没有刻制“现金收讫章”更没有使用过“现金收讫章”，李亚彬在将公司转交给谷立省、贾海龙、张峰时亦未移交此印章，证人李某也当庭证实谷立省等人在移交公司时只是移交了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而被上诉人梁彦彬（另有韩周 —3— 群、邸国申二被上诉人，三人同时向法院起诉民间借贷）向法庭提交的主要证据就是一张盖有恒达纺织公司“现金收讫章”的收据，即被上诉人梁彦彬所称的借款条。上诉人查询了公司在深泽县工商局的公章备案（现提交证据一），以及公司对内、对外账目，查看了公司与税务等部门业务往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现金收讫章”，因此，该印章应属他人违法盗用我公司名称刻制的公章。而法院在不能确定被上诉人提交收条上的印章是否系上诉人公司所有，就认定该债权债务关系是完全错误的。2、被上诉人收据中的签名不真实。本次诉讼涉及到了三个被上诉人（形成关联案件），庭审时上诉人单个查看这3个收条时并没注意，后来三个案件的收条放在一起时，上诉人发现这三个条子的收款人姓名两个名字为赵颖，一个名字为赵影，且字迹也不一样，被上诉人均称赵颖（赵影）为收款人，为何一人会写两种字体写成两个名字，法庭对此明显的问题没有查明就予以判决，其错误是明显的。3、被上诉人收据形式明显不符合常理。如果被上诉人向外借款，并且涉及的人员及金额如此之多，被上诉人在有专职的财务室财会人员的情况下，不可能一不签订借款合同，二不给出借人打借据，而是用普通收条当借据使用，且加盖非正式的印章，其借款情况明显不合常规。4、上诉人公司账户流水以及账簿从未显示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包括收款和还款）。为了摸清这三笔债务情况是否真实，上诉人调取了公司在被上诉人提出的借款至还款期间的开户银行账号资金流水情况（已提交法庭），按常理说，多笔借款且数额较大，资金流水账号都应显示，但是公司对外经营的其他所有资金流水都有显示，而三名被上诉人所称的借款及还款情况，账 —4— 号上均没有资金流入和流出显示，庭审中被上诉人对给付公司款项的方式，还款情况等自相矛盾，以此也可以从侧面证实公司并没有借此款项。5、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中均明确约定不包括本案所涉借款，并且经过梁彦彬本人确认和证实。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2013年8月29日原公司独资法人李亚彬与谷立省、贾海龙、张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这份合同是本案最核心的证据，是本案能否认定被上诉人所诉的债务是否存在的关键，如该债务在合同中明确了，移交给了接受方，才能证明该债务的真实性，否则当初李亚彬瞒报债务，岂不构成了合同诈骗。该合同的第一条对公司现有债权债务中明确标明没有此债务，而且，该条1.5还明确载明：“甲方（李亚彬）保证对目标公司的情况披露是真实的，全面的，除上述情况外，（指121.31.4条内容），目标公司不存在其他任何债务，应付款，担保（或有债务）拖欠税款，行政责任，法律纠纷，司法强制措施，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协议等情况，保证标的股权无其他权利人，无担保，也不存在查封及其他权属纠纷或者权利限制的状态”。为了保证该协议的真实性，李亚彬找了作为三个关联案件中的被上诉人梁彦彬作为见证人签了字。该合同本条内容之详细、全面，充分说明订立合同时双方考虑之周全，不可能有遗漏。合同第一条明确了公司移交债务中没有三被上诉人所诉的债务，同时被上诉人之一梁彦彬自己证实了公司没有该合同载明之外的其他债务。庭审后，被上诉人梁彦彬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当时公司偿还他借款的银行转账记录，上诉人请求法庭查明该还款账户的开户人是谁，但是法庭未作查实就匆忙做出了判决，上诉人认为，如果真有借款的话，该账户的开户人或许 —5— 是真正的借款人。梁彦彬自己先证明公司除合同载明的外债已经没有其他外债，现又主张公司欠自己的债务，本人主张都自相矛盾，纯属虚假诉讼，如此明显的问题法庭未做分析，实属不该。在此后公司多次转让，所立的合同中，均没有显示三被上诉人所诉的债务。6、被上诉人长期未向上诉人主张，本身就不合常理。如果双方之间有债务纠纷，被上诉人必定会及时催要，特别是李亚彬去世后公司多次转让，就更应该及时催要，然而被上诉人梁彦彬自李亚彬将公司转让他人后始终未向各收受人催要该款项，而是拖到公司转让到杜宝后才起诉至法院（梁彦彬在诉状中自己承认诉前从未要过账）这期间李某接受公司后拆除了公司厂房，变卖了设备，平整了厂区，公司占用小贾庄土地的原户主闻讯公司土地要搞开发盖楼房，组织起来到县政府上访，要求补偿土地款，闹得整个县城里的人都知道公司的土地要搞开发，后李某补偿了小贾庄村民的土地款项，偿还了李亚彬将公司转让给谷立省等人所立合同标明的贷款一千多万及其他债务，当时在县城造成的影响很大，但是为什么被上诉人闻讯而不起诉，分析下来，李亚彬虽然不在了，但是李某对公司的各种情况很清楚，所以不好起诉，现在公司由不知情的杜宝承接了，时机成熟了，就可以浑水摸鱼起诉了。7、被上诉人未完成借款实际出借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对于如此大额的借款不能提供转账记录，并以现金方式出借作为解释，但又不能出示当时现金出借的任何证据，而且不能提供现金出借的合理解释，从举证责任上来讲，被上诉人没有完成举证责任和义务。8、被上诉人庭后补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庭审后，被上诉人梁彦彬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当时公司偿还他借款的 —6— 银行转账记录，上诉人请求法庭查明该还款账户的开户人是谁，但是法庭未作查实就匆忙做出了判决，上诉人认为，如果真有借款的话，该账户的开户人或许是真正的借款人。9、被上诉人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退一万步讲，按照被上诉人的描述，即使双方存在债权债务纠纷，但是被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远远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的时效抗辩，驳回理由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仅凭被上诉人一张盖有不知来自何处冒用我公司印章的收据，且收款人不清，公司账目不显资金流向，特别是原公司所有人根本就没有向下移交所谓债务的情况下，就判决我公司付款，是完全错误的。故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梁彦彬的诉讼请求。 梁彦彬答辩称，恒达纺织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梁彦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恒达纺织公司给付梁彦彬10万元及利息8万元共计18万元（利息自2013年9月4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5月4日，以后利息计算至恒达纺织公司实际还清之日止，按月息1分计算）；2、诉讼费由恒达纺织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5月1日的收据显示今收到梁彦彬借款（利率0.01元）40万元，收款人为赵颖，交款人为梁彦彬。2013年9月4日支30万元余10万元。该收据上加盖了恒达纺织公司现金收讫章。庭审中，梁彦彬称收据上的借款金额不是一次性给付的，是累计的。由恒达纺织公司的出纳 —7— 赵颖出具的收据。每月按照一分的标准支付利息，银行流水显示2013年9月4日恒达纺织公司偿还本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4，000元。现恒达纺织公司尚欠梁彦彬借款10万。恒达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进行了变更，公司名称未进行变更。恒达纺织公司称银行流水显示的是他人向梁彦彬转款不是恒达纺织公司，具体是谁恒达纺织公司不清楚，该笔转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以上有梁彦彬提交的证据和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恒达纺织公司陆续向梁彦彬借款共计40万元，恒达纺织公司给梁彦彬出具了加盖恒达纺织公司现金收讫章的收据，收据中显示2013年还本金30万元，说明恒达纺织公司向梁彦彬借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借贷关系成立。收据上载明利率0.01元，2013年9月4日恒达纺织公司支付梁彦彬4，000元，说明认可借款利率为月利率，以上有梁彦彬提交的恒达纺织公司盖章的收据和转账凭证为证，恒达纺织公司虽持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故对恒达纺织公司借款及利息的约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恒达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虽然进行了变更，债权债务的转移协议对外并不影响债权债务的承担，恒达纺织公司应偿还借款及利息，故对梁彦彬要求恒达纺织公司偿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恒达纺织公司支付利息至2013年9月4日，故恒达纺织公司应自2013年10月4日起开始支付梁彦彬利息至款项付清日止。借款未约定期限，故梁彦彬可随时要求恒达纺织公司还款，故对恒达纺织公司称梁彦彬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 —8— 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判决：恒达纺织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梁彦彬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1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0月4日起按照月利率1%支付至款项付清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50元，由恒达纺织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中，上诉人恒达纺织公司提交赵影向深泽县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的申请书以及深泽县劳动仲裁委出具的应诉通知书，这组证据可以证实赵影本人的签字，他的真实的名字“影”字应该是阴影的影，不是新颖的颖，予以反证。本案与关联案件的被上诉人韩周群所出具的收据关于收款人赵影的签名不一致，最起码可以证实至少其中一个收据是不真实的，甚至是两个收据都是不真实的。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梁彦彬质证称：以上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恒达纺织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尽管书写名称不一，但无法否认收据的真实性。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冀0128民初70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生效）显示，本案“现金收讫章”系恒达纺织公司所有，恒达纺织公司出具本案收据时，赵颖（影）系恒达纺织公司会计。 本院认为，一、关于恒达纺织公司是否尚欠梁彦彬本案款项的问题。2008年5月1日恒达纺织公司为梁彦彬出具收到梁 —9— 彦彬借款40万元（利率0.01元）的收据，收款人为赵颖，交款人为梁彦彬，该收据中盖有恒达纺织公司现金收讫章。因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恒达纺织公司应及时归还。恒达纺织公司主张其股权转让均不包括本案借款。恒达纺织公司股权、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对外不影响债权债务的承担，股东之间的承诺，对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收据中显示2013年9月4日支30万元余10万，故恒达纺织应偿还剩余借款本金10万元。虽然恒达纺织公司对梁彦彬的证据及陈述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于恒达纺织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收据显示利率0.01元，综合交易习惯，再结合2013年9月4日恒达纺织支付了梁彦彬4000元的事实，说明上述约定的借款利率为月息1%。故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依据上述规定，由于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梁彦彬可随时向恒达纺织公司主张权利。恒达纺织公司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恒达纺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恒达纺织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明军 审判员  李 某 审判员  杨义秀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赵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