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02刑初238号公诉机关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孙利华，男，1955年2月12日出生，原系泰州市鑫某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2020年6月15日因涉嫌受贿罪被泰州市海陵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同年7月6日经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5日经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逮捕。现羁押于泰兴市看守所。辩护人袁桂强，江苏尚学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检察院以泰海检二部刑诉〔2020〕2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孙利华犯受贿罪，于2020年8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步婷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孙利华及其辩护人袁桂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鑫某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便利，和该公司融资部部长、泰州市欣某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融资业务负责人王某商定将相关融资租赁项目信息提供给泰州市文某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甲，由其介入项目，后张某甲表示获利将会给予被告人孙利华及王某好处。2014年至2015年间，张某甲通过上述信息，以文某公司的名义，先后三次介入上海博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邦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鑫某公司、欣某公司洽谈开展的融资租赁项目。其间，被告人孙利华和王某利用负责融资租赁项目洽谈、融资租赁抵押物评估等业务的职务便利为张某甲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先后2次收受张某甲所送的人民币180万元，其中被告人孙利华分得人民币90万元。案发后，被告人孙利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退出赃款人民币10万元。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列举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述及辩解等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孙利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孙利华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孙利华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建议以受贿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被告人孙利华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定性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并签字具结。辩护人袁桂强提出：起诉书指控的第二笔55万元不应计入被告人孙利华的受贿犯罪数额，因为该节发生时孙利华已退休，即便是在返聘期间也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其当时已无职权可以利用，也无法影响王某或者其他人行事，该节受贿指控不能成立；被告人孙利华并非本案犯意提起者，无论是从案件的主导决定性还是从利用职务便利的大小来看，其均处从属地位，应认定其为从犯；本案未给国家造成实际损失，被告人孙利华亦认罪认罚。综上，建议对其作出合理判决。经审理查明：一、主体身体泰州市鑫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某公司）系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经营投资、科技研究、科技信息咨询、厂房租赁、市政工程建设等。被告人孙利华于2011年3月至2015年2月间任鑫某公司办公室主任，在董事长的直接领导下贯彻执行公司规定的各项管理制度，保证公司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负责公司与外部各级组织、机构的业务联系等，在鑫某公司的融资业务中负责资产评估等工作。以上事实，被告人孙利华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常住人口信息表、《关于给予孙利华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的批复》《关于给予孙利华同志党纪处分的批复》《干部履历表》《年度考核登记表》《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务员登记表》《工作人员退休审批表》等书证，同案犯王某的供述，证人张某甲等人的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二、受贿事实2014年，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泰州市鑫某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便利，与该公司融资部部长、泰州市欣某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某公司）融资业务负责人王某商定将相关融资租赁项目信息提供给泰州市文某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甲，由其介入项目，张某甲表示获利后将会给予被告人孙利华及王某好处。2014年至2015年间，张某甲通过被告人孙利华及王爱华所提供的上述信息，以文某公司的名义，先后三次介入上海博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某公司）、江苏邦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某公司）与鑫某公司、欣某公司洽谈开展的融资租赁项目。其间，被告人孙利华和王某利用负责融资租赁项目洽谈、融资租赁抵押物评估等业务的职务便利为张某甲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2次收受张某甲所送的人民币180万元，其中被告人孙利华分得人民币90万元。具体分述如下：（一）2014年12月31日，被告人孙利华和王某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为张某甲在介入博某公司、邦某公司融资租赁项目获取竞争优势等方面谋取利益，在泰州市海陵区某饭店非法收受张某甲所送人民币70万元，其中被告人孙利华分得人民币35万元。（二）2015年7月28日，被告人孙利华和王某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为张某甲在介入博某公司融资租赁项目获取竞争优势等方面谋取利益，在泰州市海陵区某饭店非法收受张某甲所送人民币110万元，其中被告人孙利华分得人民币55万元。被告人孙利华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退出赃款人民币10万元，另查明，王某在调查期间，退出赃款人民币70万元，以上共计人民币80万元现扣押于泰州市海陵区监察委员会。以上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出示、宣读、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证人张某甲证言，证实2014年上半年的一天，王某和孙利华来到泰州某旅行社其办公室，王某说想邀请其一起参加一个项目，因为她和孙利华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其出面比较合适。过了几天，王某约其吃饭，当时就其与王某、孙利华三个人。王某说，她们公司手上正好有一笔融资生意在洽谈，估计成功的概率很大，可以找对方拿点钱，具体她和孙利华会教其如何把这笔钱拿到，明天她会把一个人的联系方式给其，由其来跟这个人联系，但是交谈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她和孙利华给暴露了。并且王某还告诉其，这笔业务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其只要去跟投资方的人联系一下，其他融资方面的事情由她和孙利华来做，事成之后，扣除一些相关费用，剩下的钱以现金的方式三三分成。第二天，王某将一个叫周某的人的电话给其，说明这个人就是这笔融资项目投资方的负责人，让其跟她联系，问问她融资“佣金”的问题，并且把事情确定下来。其便打电话给周某，告诉她其是泰州一个做政府融资的中介，知道她和海陵鑫某公司有一笔融资业务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其在政府里有朋友是主管鑫某公司的，他们的融资合同最后要经过他审批才能生效，并让周某来跟其签订一份合作代理合同。周某说懂的，其就问她，这一次可以拿到多少钱。周某算了一下告诉其可以给55万元，但是她们公司比较严格，必须开具正规的服务费发票。后来，其将这个情况告诉了王某，并向她建议成立一家公司来专门收取融资业务的钱，王某当时也答应了。2014年11月24日，博某公司转账55万元到文某公司的农行账上，这笔钱就是周某给其的钱，2014年11月27日、11月29日，其分别转账20万、30万元到其尾号9278的农行卡上。2014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和周某交易过程中，王某给其一张名片，让其联系一个叫王某的人到鑫某公司商谈融资业务。其在之后与王某面谈过程中表示其认识海陵政府负责鑫某公司融资的人，让王某去鑫某公司谈融资业务。过了一段时间，王某和王某分别告诉其融资业务已经谈得差不多了，王某让其跟王某谈谈“佣金”方面的事情，其联系了王某，王某说大概可以有70、80万元给其。又过了几天，王某和王某都告诉其融资合同已经签好了，王某告诉其可以税前给其80万元，其将这个事情告诉了王某。后来，其通过邮寄的方式和王某签订了80万元咨询费的协议，并且与王某商量不开发票给她，由王某扣除10%的税金费用，直接给其72万元现金。后其告诉王某，王某扣除了15%的税金，到手的只有68万元现金，实际上扣下的4万元被其放在文某公司用。2014年12月29日，现存的这笔72万元就是王某给其的钱。上述两笔钱到账后，其算了一下，扣除公司的一些费用，第一笔55万元净剩40万元；第二笔72万元净剩64万元（实际68万元）。其将这104万分成了三份，王某35万元、孙利华35万元、其34万元，在王某把现金送给其之后的天把天（2014年12月31日），其从农行卡中取了70万元现金，并从旅行社拿了两只旅行包，将这70万元分成两份，每份35万元，用旅行包分别装好，放到其汽车的后备箱。当天晚上，其约王某和孙利华到某饭店吃饭，吃完饭后其将事先准备好的各装有35万元的旅行包给了他们二人。2015年7月份，其在依照上述方式做成业务并拿到钱后，分别送给王某和孙利华人民币各55万元。张某甲当庭供称送出55万元时孙利华仍在鑫某公司留用，且听王某提及孙利华在其该笔业务促成中做了工作，否则该笔钱不会带他分。这之后的某天，王某告诉其孙利华正式离职回家了。2.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与父亲成立了江苏邦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的一天，其刚好在问鑫某公司有没有融资业务可以做的时候，泰州一个叫张某甲的人打电话给其，说他政府方面认识不少人，知道其和当地平台公司在接洽融资业务，他有人脉资源，可以促成融资业务的成功。张某甲说与鑫某公司的领导已经打好招呼了，让其和鑫某公司对接，开展融资方面的工作，其记得具体对接是鑫某公司的王某等人，由他们提供相应的资料给其。2014年下半年，其和鑫某公司签订了咨询服务协议，协议里面确定了服务手续费的给付比例。其也和张某甲签了一份合作代理协议，确定支付给张某甲税前80万元。2014年底，其为鑫某公司引进资方悦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业务做成之后鑫某公司按照约定将服务手续费打给邦某公司，收到钱后，其扣掉8万元税金，将共计72万元给了张某甲。3.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3年至2018年间先后在上海博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主要是做融资租赁居间服务业务。2014年左右，公司的项目经理到鑫某公司洽谈融资业务，其也去对接过，期间认识了鑫某公司融资部门的负责人王某。2014年，博某公司与鑫某洽谈融资业务，其接到张某甲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做融资中介，还知道其公司和鑫某公司正在谈融资业务，并说他跟海陵区相关领导关系很好，可以帮其促成项目落地，其公司同意业务完成后给他55万元佣金，还要求他提供正规的发票，2014年下半年其公司和鑫某公司成功签订了融资租赁的服务协议，后为鑫某引进资方浙江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并成功放款，鑫某公司也把管理费支付给其公司。张某甲打电话给其，其让他把发票和账号给其，抬头是文某公司，其公司将55万打给了他。张某甲他们做的也只是帮助打电话催催材料什么的。欣某公司是鑫某的下属子公司，工作人员一样。2015年上半年，其到泰州出差时约张某甲，问他能不能找鑫某做融资业务。第二天，张某甲打电话给其说已与鑫某公司谈好了，其就到鑫某找王某洽谈。过了段时间，张某甲打电话告诉其事情要成了，几天后，鑫某公司的王某1、王某到其公司考察，张某甲打电话问其佣金是多少。又过了几天，其公司与鑫某签订融资服务协议，其告诉张某甲可以给他270万元佣金，他表示会给其50万元表示感谢。后来又过了几天，张某甲打电话告诉其管理费已经到了，让其给佣金，并以文某公司的名义开了270万元的发票，其就将270万元转给文某公司，张某甲将税金扣除后，转了35万元给其。4.证人张某乙的证言，证实其于2012年左右注册成立了上海博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融资租赁居间服务业务。其公司做过两笔与鑫某公司的业务，都是由周某负责的。周某说泰州地区有其他人参与进来，其公司支付给对方两笔费用，一笔55万元，一笔270万元，由于税收优惠的原因，是以上海春某投资管理中心和上海侠某投资管理中心名义签的。这些都是其个人的公司。5.同案犯王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与孙利华共同商量后达成了找张某甲出面赚钱的一致意见。孙利华当时担任鑫某公司办公室主任，其是办公室副主任兼融资部部长，融资业务主要是其负责，但是与孙利华之间分工不分家，在融资业务上需要找园区配合，比如说要盖章、出具文件之类的，其都是请孙利华出面找园区领导。另外，在融资过程中，需要评估事务所出具评估报告，偶尔还要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这些都是孙利华负责联系的。在融资评估上，因为海陵工业园区的厂房、路道管网就这么些，价值也就是这么多，在融资的时候都是要将这些厂房、路道管网等重复评估，且评估的价格都是远远高于实际价格的，不然是融不到这么多钱。因此，在这一块上就需要孙利华来与评估事务所联系，确保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投资方的要求。其先后将王某、周某的联系方式给了张某甲，让张某甲与王某、周某联系。过了一段时间，张某甲先后打电话告诉了其和孙利华，说他已经分别和王某、周某联系上了，王某、周某都愿意和他合作。其知道，王某、周某答应与张某甲合作的意思就是如果项目谈成了，肯定会给张某甲好处，当然，张某甲也肯定会分给其和孙利华。在其和孙利华得知张某甲已经接触了王某、周某，并且他们达成了合作意向后，其就着手包装两家融资租赁公司所需要的各类材料、洽谈具体的融资架构，与王某、周某及相关融资租赁人员洽谈，积极推动项目，孙利华则积极配合其协调融资标的物的包装、评估以及一些合规性文件的对接。在上述项目快要落地时，张某甲跟其讲，他已经跟王某、周某谈好了怎么给好处费，其三人商议好处费三人平分。后来在一家饭店里，张某甲又告诉其与孙利华王某答应给80万好处费、周某答应给55万元好处费，两人加起来135万元，扣除掉税收，还有100多万元。张某甲还告诉其二人，他成立了泰州文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这两个项目落地后，其公司将中介费打给了王某和周某，王某、周某按照事先约定，将好处费给了张某甲，张某甲约其和孙利华到泰州城西的一个农庄吃饭，席间张某甲分别送给其和孙利华各35万元，其二人都收下了。2015年1月4日其将收到的这笔35万元存进了银行。2015年年中的一天，张某甲打电话跟其讲周某想到其公司继续做融资租赁业务，其跟张某甲表示让周某按照正常程序先找董事长谈，其他的还是和以前一样，其和孙利华这边负责包装相应材料、积极推动洽谈融资进度等，确保项目能够成功落地。在项目快要落地前，张某甲告诉其和孙利华，他和周某谈好了，他这个项目上可以得到不到200万元的好处，扣掉税金等相关费用，可以给其与孙利华每人55万元。张某甲得到好处后，在泰州城西的一家饭店送给其和孙利华每人55万元。其拿到这笔钱后于2015年7月28日、7月29日存进54万元，剩余1万元被其放在身上零用了。6.被告人孙利华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自2011年3月任鑫某公司办公室主任，2015年2月办理退休手续，后留用至2016年上半年（亲笔供词中称留用一年），期间与王某一直是同事且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2013年、2014年间，其和王某发现融资中介基本不做什么事，就能拿高额的服务费、中介费，其二人商量也找个中间人来做融资中介角色，从中弄点好处。后来就找到张某甲，张某甲表示愿意做，并说赚到钱与其和王某三人平分。之后张某甲就开始做鑫某的融资业务，他是和王某对接的，当时王某是鑫某的融资部部长，具体负责鑫某公司的融资业务工作。王某先从一帮到鑫某公司洽谈融资业务的中介中选择一家，将信息告诉张某甲，由张某甲去联系这家中介，向对方表示能够牵线搭桥，促成对方与鑫某的业务。其当时是鑫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在鑫某公司的融资业务中负责资产评估工作，对张某甲做鑫某公司的融资业务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生意做成后，张某甲可以向对方拿钱，为这事张某甲还成立了一家公司，以咨询服务费的名义向对方拿钱。张某甲赚钱后，先后送给其2次钱，其中一次是2014年底、2015年初，张某甲约其和王某到鑫农庄吃饭，各给其和王某一只包，分别装着35万元现金。2015年下半年的一天，张某甲还是在鑫龙庄，各给其和王某一只包，包里各有55万元。其收的两次钱都给了其老婆，其中40万元用于炒原油期货。张某甲做鑫某公司融资业务生意过程中，王某起到决定性作用。她选中一家融资中介给张某甲，那么这家融资中介对应的业务基本上就能够成功了。因为一个时间段，鑫某公司的融资量是一定的，给一家做了，其他公司就没有做的可能，而且融资业务中需要抵押物，抵押物具有唯一性，这笔融资业务中的抵押物抵押出去了，也就没有可能再给其他融资业务做抵押物了。业务过程中张某甲没有直接打过电给其，但王某催过其。曾经有笔融资业务的抵押物评估值达不到要求，业务迟迟不能落地，王某就催其想想办法，其就找到一家评估公司，要求多评估些，大概是超过正常值30%、40%的样子，这家公司没敢做，后来其又找了家公司，这家公司按照其要求做的，最终使抵押物评估值达到了对方的要求，融资业务也顺利达成了。7.相关书证《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保证合同》，证实2014年11月12日出租人浙江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承租人泰州欣某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其中附表《租金偿还计划》、《概算表》、《回租转让物品明细表》，同日，浙江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作为债权人、鑫某公司作为保证人、欣某公司作为债务人共同签订了《保证合同》。《协议及附件》，证实2014年11月14日欣某公司委托上海春某投资管理中心从事融资租赁事宜，其中附《泰州海陵管网项目参考融资方案》《泰州海陵管网项目方案确认书》。《记账凭证》、《结算业务申请书》《上海国税局通用机打发票》，证实2014年11月，欣某公司向上海春某投资管理中心打款330万元整，项目为管理费，开具发票33张；2015年7月鑫某公司向上海侠某投资管理中心打款1300万元，开具发票130张，每张金额为10万元，项目为管理费。上述发票有王某1签字同意，王某签字经办。《融资租赁合同》《抵押合同》，证实2014年12月16日，出租人悦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承租人鑫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其中附《转让租赁物件清单》、《租赁物件接收确认书》、《租赁要件表》。同日，抵押权人悦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抵押人泰州市鑫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由泰州市鑫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鑫某公司的全部债务提供担保。2015年7月10日，出租人苏兴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承租人泰州鑫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保证人为泰州市海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附《租赁物明细表》《租金计划表》。《记账凭证》、《电汇凭证》，证实2014年12月26日，鑫某公司向邦某公司打款310万元整。《江苏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证实2015年1月7日，鑫某公司向邦某公司打款308万元，王某1签字同意，王某签字经办。《协议》《确认书》，证实欣某公司委托上海春某投资管理中心从事融资租赁事宜，其中附《泰州海陵管网项目参考融资方案》《泰州海陵管网项目方案确认书》。2014年10月20日，鑫某公司与邦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协议。2014年10月30日，上海春某投资管理中心代表欣某公司与浙江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就融资租赁事宜进行磋商。鑫某公司委托上海侠某投资管理中心从事融资租赁事宜，其中附《泰州海陵管网项目参考融资方案》，王某代表鑫某公司签字。《合作代理协议》《代理协议》，证实邦某公司与鑫某公司于2014年11月1日签订合作协议。2014年11月19日，博某公司与文某公司分别签订了两份代理协议，协议规定若文某公司向博某公司推荐的单位与博某公司签订协议，博某公司需支付咨询费给文某公司，张某甲代表文某公司签字。2014年12月29日，邦某公司与文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协议规定当邦某公司与鑫某公司签订融资协议后，文某公司配合邦某公司促成融资成功，邦某公司支付给文某公司咨询费80万元，张某甲代表文某公司签字。2015年7月1日，博某公司与文某公司分别签订了两份代理协议，协议规定若文某公司向博某公司推荐的单位与博某公司签订协议，博某公司需支付咨询费给文某公司，张某甲代表文某公司签字。《转让协议》，证实2015年7月10日，鑫某公司与某金融租赁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张某甲的农行账户于2014年12月29日现存72万元，于2015年7月22日支取20万元、7月28日支取90万元、12月31日支取70万元；王某的建行卡于2015年1月4日存入35万元、2015年7月28日存入4万元、2015年7月29日存入50万元。《案发经过情况说明》《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等，证实被告人孙利华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退出人民币10万元、王某退出人民币70万元。以上证据，均经法庭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且相互能够印证，本院均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孙利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辩护人袁桂强所提“被告人孙利华系从犯”之意见，经查，本案犯意系由被告人孙利华与王某共同商议产生，犯罪行为由二人利用职务之便共同实施，所得赃款平均分配，被告人孙利华在其中所起作用积极，虽较之王某略小，但也并非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依法不能认定为从犯。故对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袁桂强所提“起诉书指控的第二笔55万元受贿事实发生时，被告人孙利华已经退休，不再具有职务便利，亦对王某等人的行为不具有影响力，该节指控不能成立”之意见，经查，早在2014年，被告人孙利华与王某、张某甲便共同谋划将鑫某公司的融资业务信息透露给张某甲，使得张某甲有机会与相关资产管理公司洽谈合作事宜，由张某甲以咨询费等名目从中获利，且三人商议，张某甲通过上述方式所得钱款三人均分。在其后具体实施过程中，被告人孙利华亦利用其负责融资中资产委托评估等职责积极推动融资项目的落地。虽有书证显示被告人孙利华于2015年2月办理退休手续，但其本人的两次供述中均详细供称其退休后仍然留用至2016年上半年，期间，虽不再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但仍与王某同办公室共事，正因为此，张某甲第二笔获利分给其55万元。其上述供述得到了张某甲及王某供述的印证，亦符合常理。综上，现有证据确实无法证实起诉指控的第二笔受贿犯罪事实发生时被告人孙利华有鑫某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便利，但其主观上与王某事先有受贿共谋，客观上其与王某共同利用王某的职务便利，为张某甲谋取利益，事后共同非法收受张某甲给予的钱款，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该笔55万元应当计入其受贿犯罪总额。故对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袁桂强所提“被告人孙利华认罪认罚”等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被告人孙利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孙利华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孙利华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孙利华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对较小，归案后退出部分赃款，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综上，对被告人孙利华予以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孙利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四万元。二、被告人孙利华所退赃款人民币十万元由扣押机关依法予以没收，被告人孙利华及其同案犯王某退赃不足部分继续予以追缴并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花 艳审 判 员  蒋 晶人民陪审员  蔡志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 记 员  丁 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