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02民初5849号 原告：师招洪，男，198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欣，四川三江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 法定代表人：初起鹏，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永胜，上海市汇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师招洪与被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嘉合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师招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欣，被告恒通嘉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永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师招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2月26日签订的《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合同编号：1802-922671）无效；2、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2月26日签订的《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抵押合同》（合同编号：ＤＹ-1802-922671）无效；3、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涉案车辆（车牌号：川ＬＭ××××，车辆识别代号：ＬＪＤＪＡＡ140Ｆ0343469）的解除抵押登记手续；4、判令被告消除原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因《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而产生的不良信用记录；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及理由：2018年2月上旬被告恒通嘉合公司通过随机拨打电话的方式与原告取得联系，询问原告是否有“资金需求”。原告此时正好需要资金周转，原告便回答“考虑一下”。当恒通嘉合公司在当月中旬第二次联系原告时，双方初步达成借款意向。后双方于2018年2月26日签订了《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师招洪将其自有的起亚牌汽车(发动机号：FW401360，车架号：LJDJAA140F0343469)出售给恒通嘉合公司，车辆购车款总额为112000元；融资首付款为22400元；车辆购车款总额112000元扣除融资首付款22400元后的剩余购车款89600元支付至师招洪指定的账户。师招洪将涉案车辆出售给恒通嘉合公司后，再以“售后回租”的方式从恒通嘉合公司处承租涉案车辆；租赁期限为36个月，每月租金为3731.38元；合同还约定，承租人如果连续两期或累计三期未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出租人有权控制车辆，要求承租人即刻付清全部剩余租金及其他合同约定之应付款项；同时，如果承租人未按时支付租金，出租人除采取上述措施外，还有权按应付租金或款项4%/天的标准向承租人收取违约金。同日，恒通嘉合公司与师招洪还签订了《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抵押合同》，合同约定，师招洪将其起亚牌汽车(发动机号：FW401360，车架号：LJDJAA140F034369)抵押给恒通嘉合公司，担保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违约金、赔偿金等。合同签订后，被告实际只向原告支付了88099元的购车款。原告按时向被告支付了20个月的租金，共支付租金74627.6元。 现原告方认为原告与恒通嘉合公司之间应当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且该《汽车租赁合同》应确认无效。其理由如下： 一、根据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就本案中的融资租赁合同，应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即使在融资租赁司法解释规定的承租人和出卖人为同一人的售后回租型法律关系中，也应包括转移资金的融资行为以及租赁的融物行为。而本案恒通嘉合公司虽与师招洪订立《汽车租赁合同》，但从车辆的价值为112000元、实际融资的数额为88099元、三年的租金为3731.38×36=134329.68元进行对比分析，租金已经超过车辆自身价值4万余元，超过融资金额0.52倍，这还不包括车辆三年后的价格贬值因素，双方的融资租赁业务明显超越一般社会认知，有悖常理，也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其次，本案从表象上看，涉案车辆是“售后回租”，但双方并没有办理过户登记，相反该车辆却仍以师招洪为所有人的名义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恒通嘉合公司，由此可见，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仍然是师招洪，合同中约定的“售后回租”是客观不存在的，师招洪作为车辆的所有权人始终没有转移占有。双方仅存在资金转移而未移转案涉车辆物权，并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定义。故师招洪与恒通嘉合公司签订的合同名为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实为民间借贷关系。 二、被告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应认定该合同无效。恒通嘉合公司通过随机拨打电话的方式，以融资租赁为外衣，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案涉《汽车租赁合同》无效。恒通嘉合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而本案中恒通嘉合公司所从事的经常性放贷业务，已经超出其经营范围。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故依照上述规定也应认定案涉《汽车租赁合同》无效。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的规定也应认定案涉《汽车租赁合同》无效。 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名为融资租赁合同，实为民间借贷合同。又因被告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应认定该合同无效。在该主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其从合同《汽车抵押合同》也应认定为无效。在上述两份合同均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因该两份合同导致的涉案车辆的抵押登记及原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产生的不良信用记录，被告应协助原告进行解除及消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恒通嘉合公司辩称，首先，《汽车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融资总额为102571元，融资总额与租赁物价值及租金收益之间并无不合常理的差异，因此不存在以低值高估等方式以融资租赁为名行借贷的事实。其次，根据《汽车租赁合同》第三条第1、3款规定，双方买卖车辆的交付方式为占有改定，在被告支付购车款后即取得了租赁物的所有权，因此双方以转让租赁物所有权的方式达到了融资租赁中融物的法律特征。根据《物权法》第23、24条的规定机动车属于特殊动产，其所有权的转移以交付为准，登记并非所有权转移的要件，同时根据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及最高院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的内容已明确表示，机动车所有权转移以交付为准，因此机动车登记与否不影响所有权转移的事实。第三，根据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在融资租赁中出租人可以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因此本案中办理抵押登记的行为不违反《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不能因此而认定为借贷。第四，关于原告要求解除不良信用记录的请求，我方认为对方在履行《汽车租赁合同》中已构成逾期，被告依照法律规定上传相应的征信记录，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的请求无事实以及法律依据。本案双方系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不存在以借贷为业的行为，因此不存无效的情形。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担保合同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根据《汽车抵押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的约定，本合同独立于主合同，因此担保合同亦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2月26日，恒通嘉合公司（甲方、出租人）与师招洪（乙方、承租人）签订《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汽车租赁合同》）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汽车抵押合同》）。《汽车租赁合同》（主要条款）主要约定：承租人为师招洪；租赁车辆的主要信息：起亚牌，智跑2015款2.0L自动两驱DLX，白色，发动机号为FW401360,车架号为LJDJAA140F0343469；车辆购车款总额为112000元；融资总额为102571元；融资首付款为22400元；该车辆将用于本人自用；本合同租赁期限为36个月；租金和付款方式：每期还款租金3731.38元；承租人同意将甲方支付的购车款中的22400元直接转为融资租赁首付款；剩余购车款89600元则由甲方直接支付到承租人如下账户：上海中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账户。《汽车租赁合同》（通用条款）主要约定：租金以甲方购买租赁汽车的全部成本和甲方合理利润为计算基础，租赁汽车的全部成本包括但不限于租赁汽车的价款、税费、装潢费、GPS费用、购买汽车手续费、融资利息、银行费用和管理费用；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向乙方购买车辆，并租给乙方使用，乙方向甲方承租并使用该租赁车辆；甲方在支付乙方租赁车辆购车款后，即取得租赁车辆的所有权；本合同融资租赁属于售后回租模式，车辆在回租前后出租人均不占有、使用租赁车辆，故甲乙双方间不发生车辆的现实交付，出租人按本合同约定支付租赁车辆购车款之时，即甲方向乙方交付租赁车辆之时；乙方租金按月支付；第一期租金支付日为出租人支付购车款日的次月同日；甲方同意在全部应付租金和尾付款、税费、租金利息、银行费用、罚款、利息或延付利息和罚款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所有合同项下乙方应付款项付清后，租赁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并且甲方配合办理车辆抵押解除手续。《汽车抵押合同》条款主要约定：承租人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租金、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实现主债权、抵押权所发生律师费等所有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甲乙双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并且抵押登记机关允许办理抵押登记后5日内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物由承租方占管；本合同独立于主合同，不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如主合同无效或终止，乙方同意自动将抵押物转作因主合同无效或终止而产生乙方对甲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抵押担保。次日，案涉车辆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恒通嘉合公司。 2018年2月27日，恒通嘉合公司向合同约定的上海中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账户支付车款89600元。同日，师招洪银行账户收款88099元。从2018年3月27日起至2019年9月27日，师招洪每月27日支付租金3731.38元，2019年10月28日支付3731.38元。之后师招洪未支付过租金。 审理中，被告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合同，亦明确表示不在本案中提起反诉。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抵押合同》、机动车登记证书、付款回单、师招洪回单明细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汽车租赁合同》的性质是否是融资租赁合同；二、《汽车租赁合同》及《汽车抵押合同》的效力。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本案中，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约定内容来看，恒通嘉合公司既是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也是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原告师招洪既是融资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也是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双方之间实系售后回租模式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汽车租赁合同》符合融资和融物的本质特征。理由如下：首先，虽然双方未单独签订买卖合同，但《汽车租赁合同》中实际包含了买卖合同的内容，约定了租赁汽车购买的条款并约定了车辆购车款的金额、融资额等，符合融资租赁合同融资的特征，购车款金额与融资额也无明显不合理之处；其次，双方对交付、所有权作出了约定，机动车系特殊动产，虽然需要经过权属登记，但其所有权的转移仍以交付为准，登记仅系公示效力，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以占有改定的方式交付，在被告支付车辆购车款之时双方已经完成买卖合同的交付，车辆所有权即发生转移，此时作为承租人的原告对租赁物的继续占有、使用是基于承租人支付的租金及出租人对物权权能的让渡；第三，合同中约定了租赁期满后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至原告并且被告配合办理车辆抵押解除手续，该约定亦符合融资租赁合同融物的特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汽车租赁合同》的性质系融资租赁合同，《汽车租赁合同》与《汽车抵押合同》的内容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同合法有效。 综上，因《汽车租赁合同》及《汽车抵押合同》均合法有效，故对原告师招洪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师招洪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020元，由原告师招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敖 勤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王海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