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22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才高鑫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张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梁林，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小利，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飞，男，197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儒，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景瑞，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才高鑫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才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戴飞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2民初7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才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中，原告与才高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不包括视为交付房屋的情形）并在买受人结清房款、交清办证全部资料及税、费后的73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该约定以原告结清房款并交纳办证资料及税、费作为才高公司履行向产权登记机关提交备案资料义务的条件，明显加重了原告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约定无效。”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才高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上述约定无效。才高公司依据该条款主张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不能成立”。上诉人认为，上述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具体如下：首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15条并未加重被上诉人任何责任，办证前提交办证所需全部资料和缴纳税费是办理不动产登记过程中作为买房人的被上诉人应尽的义务，即便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做如此约定，被上诉人也应提交相关资料和缴纳税费，否则不符合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房产登记的基本要求，被上诉人按涉案合同约定提交办证所需全部资料和缴纳税费既是不动产登记机关的办证程序要求，也符合全国《商品房买卖合同》均做如此约定的现状实践。一审判决将买房人提交资料和缴纳税费的合同义务条款认定为加重买房人责任的无效格式条款，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其次，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达成的（合同第2页也有此记载），从合同内容上看，无论上诉人作为开发商在交房、办证、面积差异处理、违约责任等核心义务上，还是被上诉人作为买房人相应权利约定上，均公平合理，甚至倾向于保护作为被上诉人等购房人，在现有房地产市场很难找到如此一份保护买房人利益的合同。但一审判决却认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加重购房人责任”的格式合同，并依据《合同法》第四十条认定被上诉人提交资料和缴纳税费的合同义务条款无效，如果诚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加重买房人责任的格式合同，应认定整个合同自始无效，被上诉人应当退房给上诉人，上诉人也同意返还相应购房款，但被上诉人能否接受房价从6500元/平方米已上涨到2.6万多元/平方米而原价返还房屋的结果不得而知。一审判决在错误认定买房人提交资料和缴纳税费的合同条款为加重被上诉人责任基础上，依据《合同法》第四十条认定合同约定无效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应整体无效，被上诉人应返还上诉人涉案房产。二、原审判决基于上述被上诉人提交办证资料和缴纳税费等合同约定无效的错误认定，依据上诉人实际交房时间，并根据该交房时间为基准，以上诉人未在房屋交付后730日内将权属登记资料提交登记机关备案构成违约为由，判令上诉人依据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15条约定按照已付房款日万分之一标准向被上诉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且自相矛盾。具体如下：首先，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15条约定的730天办证期限尚未届满，也未开始起算，上诉人不构成逾期办证违约，没有义务支付违约金。涉案房产办证期限的起算按合同约定应当同时具备“出卖人将商品房交付使用后（不包括视为交付房屋的情形）”及“买受人结清房款、交清办证全部资料及税、费后”两方面条件，但如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被上诉人2019年8月2日前并未提交办证资料及缴纳税费，属于购房人应完成的办证条件尚未成就，依据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第五条第1款“买受人未能提供、签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所需的所有资料、文件和缴纳所有相关费用的，出卖人不承担任何延期办证的责任”约定，上诉人亦不应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原审判决确定上诉人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双方的合同约定，应当认定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另外，上诉人虽已按时实际交付了房产，但未按照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交付取得《综合验收备案证明》的房产，应属于上述合同第15条约定的“视为交付房屋的情形”，不被包括在办证期限起算条件之内，因此上述两方面办证期限起算条件均不具备，一审判决直接以实际交房日期起算730天，且在被上诉人拒不提供资料和缴纳税费导致无法办证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支付违约金，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其次，如上所述，原审判决已经认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15条属于加重被上诉人责任的格式合同而无效，被上诉人可以不提供资料和缴纳税费，则上诉人同样无需为被上诉人办证，更不需要向被上诉人支付所谓逾期办证违约金，原审判决自相矛盾。再次，既然该15条约定无效，则被上诉人主张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了合同依据。故，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再退一步讲，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补充协议》，买卖合同第十五条之“取得”的理解是指已经具备了办理产权登记备案的条件。故，2019年7月3日，涉案房产办理完毕综合验收备案，即已经具备了合同约定的办理产权登记备案条件。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8月2日，为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三、在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受有损失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截至2019年8月2日，被上诉人尚未履行完毕结清房款、交清办证全部资料及税费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七条之规定，被上诉人系先履行义务一方，在其未履行时，上诉人有权拒绝履行。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为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因迟延办证而受有损失的证据。但是，截止目前，本案所涉房屋增值较大，被上诉人并未因迟延办证而受有损失。同时，被上诉人亦无证据可以证明存在因迟延办证而致使其利益受损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为认定事实错误，且，违约金数额过高。四、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律师费5000元，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中被上诉人系为自身的权益而聘请的律师，系被上诉人自身原因扩大损失，该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自行负担，故，要求上诉人承担该费用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国不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委托律师诉讼并非实现债权之必须。守约方支出律师费获得了法律服务，违约方并未从此种法律服务中获益，故被上诉人恶意支付高额律师费，并要求上诉人支付，实属恶意，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依法从事相关的行为，不能侵害第三人的利益，特别是不能侵害国有资产。本案中被上诉人系为自身的权益而聘请的律师，系被上诉人自身原因扩大损失，该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自行负担。基于上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该全部的律师费用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2.根据合同约定及补充协议的约定，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但是，本案尚未经二审法院审理，在未有生效判决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上诉人为败诉方，也无法认定被上诉人为胜诉方，故一审法院直接认定由上诉人承担该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被上诉人的部分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该认为该抗辩理由不成立，为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参照《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条第1款规定，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从合同约定或者法定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于2020年6月1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的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3年，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明显违背双方当事人约定，应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戴飞未作答辩。戴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才高公司支付戴飞逾期办证违约金75809.92元（以975674.7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5日止，按日万分之一标准计算）；2.本案律师费8000元由才高公司承担;3.本案诉讼费用由才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3日，戴飞（买受人）与才高公司（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戴飞购买位于济南市历下区鑫源山庄小区4号楼1单元401室（3区6号楼1单元401号）房屋及地下室，房屋价款为927281.7元，地下室价款为48393元。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不包括视为交付房屋的情形）并在买受人结清房款、交清办证全部资料及税、费后的73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买受人不退房，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备案之日止，出卖人按日支付已交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才高公司为戴飞出具收据二份，载明住宅927281.7元、地下室48393元。戴飞已交清全部房款。2014年10月1日，才高公司交付涉案房屋。2019年8月2日，才高公司向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首次登记材料。《补充协议》第五条第三款约定，对于买卖合同第十五条“取得”的理解：此处的“取得”是指具备了办理房产登记备案的条件，并不是指买受人领取房产权属证书。关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争议解决，双方约定：若双方发生纠纷诉诸法院时，败诉方除向胜诉方承担责任外，还应承担胜诉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费用。2020年6月18日，戴飞与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戴飞与才高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约定以戴飞结清房款并交纳办证资料及税、费作为才高公司履行向产权登记机关提交备案资料义务的条件，明显加重了戴飞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才高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上述约定无效。才高公司依据该条款主张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不能成立。才高公司应当在房屋交付后的730日内将权属登记资料提交登记机关备案，才高公司于2014年10月1日将涉案房屋交付戴飞，应在2016年10月2日之前将权属登记资料提交登记机关备案，才高公司直至2019年8月2日才提交相关材料。才高公司构成违约。因此，戴飞有权要求才高公司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才高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8月2日。才高公司辩称戴飞所主张的违约金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以日或月为单位累计计算违约金数额的，属于继续性债权，债权具有可分割性，每个个别的债权系独立存在的部分，故违约金应当以每个个别债权分别适用诉讼时效。戴飞于2020年6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主张才高公司支付违约金，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新规定，戴飞主张的2017年6月18日及此前的违约金要求，已经超过了三年诉讼时效，且戴飞未能提交证据证实诉讼时效存在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故戴飞主张的逾期办证违约金应自2017年6月19日起计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戴飞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要求才高公司按照日万分之一的标准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才高公司关于违约金过高的主张不能成立。戴飞主张律师费8000元，并提供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参照同类案件，一审法院酌情支持律师费5000元。综上，违约金数额，以975674.7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9日至2019年8月2日止，共计774天，按照日万分之一计算，违约金共计75517.2元。判决：一、被告山东才高鑫源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戴飞逾期办证违约金75517.2元；二、被告山东才高鑫源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戴飞律师费5000元；三、驳回原告戴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6元，减半收取848元，由原告戴飞负担31元，被告山东才高鑫源置业有限公司负担817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不包括视为交付房屋的情形）并在买受人结清房款、交清办证全部资料及税、费后的73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上诉人依据该条款主张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其不应承担逾期办证违约金。一方面，《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五合同补充协议第五条产权登记的办理事宜部分第一款约定了上诉人具有通知被上诉人交纳办理房屋所有权所需的所有资料、文件及交纳相关费用的义务，但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其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约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第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本案中，买受人缴纳税、费及提交办证资料，系买受人为办理房产转移登记应向相关行政部门履行的义务，非买受人应履行商品房屋买卖合同的义务，出卖人向产权登记机关提交办理权属登记备案资料，不以买受人是否缴纳税、费及提交办证资料为前提，但《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的约定以被上诉人结清房款并交纳办证资料及税、费作为上诉人履行向产权登记机关提交备案资料义务的条件，且不包括视为交付房屋的情形，明显加重了被上诉人的责任。另外，该条款虽然划有下划线，但纵观整个合同文本，带有下划线的条款较多，无法在合同文本中体现该条款的特殊性，在才高公司无证据证实其另行向戴飞进行说明和提示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才高公司履行了说明和提示的义务。因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述约定无效。综上，上诉人依据该条款主张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不能成立。因上诉人未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将权属登记资料提交登记机关备案，构成违约，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逾期办证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本案中，双方约定的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为出卖人按日支付已交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该约定未超过上述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按照此标准计算逾期办证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实施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逾期办证违约金系以日计付的继续性债权，每个个别债权应分别单独适用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于2020年6月18日将起诉状提交至一审法院，故可认定被上诉人系于该日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据此，戴飞主张的2017年6月18日及此前的违约金要求，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新规定，已经超过了三年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戴飞主张的逾期办证违约金应自2017年6月19日起计算，并无不当。关于违约金的截止日期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第5条中虽约定“对于买卖合同第十五条‘取得’的理解：此处的‘取得’是指具备了办理房产登记备案的条件，并不是指买受人领取房产权属证书”，但才高公司作为涉案房屋的开发商在完成涉案房屋交付后，协助办理房产转移登记成为了其主要义务，即才高公司在房屋交付后的73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为其主要义务，不应以《补充协议》第5条中“取得”的解释否定才高公司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的主要义务，故应以才高公司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其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的时间即2019年8月2日作为逾期办证违约金的截止时间。一审法院对违约金截止日期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律师费的负担问题。戴飞为实现涉案债权支出律师费8000元，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败诉方承担胜诉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费。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参照同类案件，酌情支持律师费5000元，并无不当，应予支持。综上所述，才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6元，由上诉人山东才高鑫源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褚 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赵雪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