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74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阿祥，男，1979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姜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伟，江苏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州市城南顺达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开发区野徐镇姜高路。法定代表人：张永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凡，江苏强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东望街**。法定代表人：阎秉哲，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玲玉，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梁阿祥因与被上诉人泰州市城南顺达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南顺达汽修）、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控股）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4民初第7207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阿祥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2015年10月20日，因案外人泰州马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泰州马也）不再与被上诉人华晨控股继续签订经销商合作合同，故泰州马也要求华晨控股将泰州马也缴纳的售后保证金、保证金退还给泰州马也，同时要求华晨控股将泰州马也公司在之前的销售过程中因销售华晨控股车辆所形成的销售奖励形成的佣金一并支付给泰州马也，因泰州马也退出了华晨控股的销售网络，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结束，上述三个款项华晨控股应当返还和支付给泰州马也，而且华晨控股也同意将上述款项返还和支付泰州马也，那么在华晨控股与泰州马也之间就上述三笔款项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这也是华晨控股同意签订三方协议的根本原因。二、同样因为案外人泰州马也退出了华晨控股的销售网络，退网手续已经完成，故华晨控股无法直接将上述三个款项直接返还和支付给泰州马也，经案外人泰州马也与华晨控股、城南顺达汽修协商在2015年10月25日就保证金和售后保证金分别签订三方协议，因佣金无法直接以现金方式进行给付，故案外人泰州马也根据华晨控股的要求与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共同出具转佣金申请一份。案外人泰州马也与被上诉人泰州顺达都是华晨控股的销售商，双方之间并无其他业务往来，仅就上述三笔款项由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进行代收达成过合意，且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在答辩时也称已经支付给案外人泰州马也42万元，故城南顺达汽修认可它仅仅是帮助泰州马也代收上述款项，其代收后的款项应当返还给案外人泰州马也，也是认可其与泰州马也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三、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在答辩时表示：因为泰州马也退出对华晨控股产品的经销，为了尽快取得保证金及备件款而将华晨控股应退给泰州马也的保证金备件款转让给城南顺达汽修，同时也将华晨控股应给予泰州马也的销售奖励、利益转让给城南顺达汽修。城南顺达汽修此种陈述也是能够表明保证金、备件款、佣金（即销售奖励）华晨控股应当返还给案外人泰州马也，也是表明华晨控股与案外人泰州马也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在2015年10月25日之后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给付案外人泰州马也42万元的行为也是表明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认可它代收的款项应当返还给案外人泰州马也，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仅仅是抗辩佣金部分不应当返还，并未否认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综合上诉状第一、二段，上诉人认为案外人泰州马也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该种债权债务关系是明确的，并未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梁阿祥提交的证据不能认定案外人泰州马也与两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属于认定事实严重不清。四、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给付案外人42万元超过三方协议约定，实属荒缪。因为该42万元系根据两份三方协议给付的，并未超过城南顺达汽修与案外人泰州马也之间的约定，一审法院这种违背案件基本事实认定就能够表明一审未认真审查证据，可想而知这种判决的不严谨性。五、本案的争议焦点并非案外人泰州马也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结合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的答辩，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对于是否应当返还款项并无争议，只是认为诉争的佣金321954.3元并不属于其应当返还给案外人泰州马也的款项，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围绕在诉争的佣金321954.3元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是否应当返还给案外人泰州马也。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认为诉争佣金实为华晨控股给予经销商的销车奖励，因案外人泰州马也不再销售华晨控股的产品，故就不享有该奖励。但上诉人认为案外人泰州马也销售华晨控股的产品在前，佣金的形成在后，该佣金已经因案外人泰州马也的销售行为已经存在于泰州马也在华晨控股的账面上，该款项在案外人泰州马也退网时就应当予以返还给泰州马也，对此，被上诉人泰州顺达在答辩时也称该款项华晨控股应给予案外人泰州马也。后因该款项无法以现金形式支付，再加上案外人泰州马也退网其在华晨控股的账户也不存在了，故经三方协商由案外人泰州马也与被上诉人泰州顺达共同出具申请将案外人泰州马也的佣金存入城南顺达汽修在华晨控股的账户上，再由城南顺达汽修支付给案外人泰州马也。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就此进了询问，但并未对华晨控股是否将案外人泰州马也的佣金转到城南顺达汽修账户上进行认真审查实为不妥。六、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答辩其不应当返还佣金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两份三方协议及转佣金申请所载明的内容，虽然未明确说明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在收到上述款项后需要返还给案外人泰州马也，但从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向案外人泰州马也支付款项的行为能够清楚表明被上诉人泰州顺达对于需要返还款项是明知的，上诉人好奇的是如果双方之间未就返还款项达成过合意，那么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为何要将42万元返还给案外人泰州马也，由此上诉人认为案外人泰州马也与城南顺达汽修之间就返还款项达成过一致共同的意思表示是显而易见的，从两份三方协议和转佣金申请上可以看出双方未对城南顺达汽修返还款项设置过任何条件，故不能视为城南顺达汽修返还款项是附条件的，城南顺达汽修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应当立即返还给案外人泰州马也，至于城南顺达汽修是否继续销售华晨控股产品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因此，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的答辩不能成立。上诉人向案外人泰州马也出借款项实为20万元，为何债权转让通知时只向城南顺达汽修主张18万元。正是因为，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除了返还42万元之外，已经同样将部分佣金返还给了案外人泰州马也，这18万元也是经案外人泰州马也查账计算得出的结果。根据上诉人向案外人泰州马也了解得知，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除支付了42万元之外，因资金困难无法及时返还现金给案外人泰州马也，故用一辆车辆进行了抵债，案外人泰州马也公司就此也出具了相应的书面手续给了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但城南顺达汽修将此证据进行了隐瞒，属于严重的不诚信诉讼行为。我们恳请二审法院对此进行认真调查，以还原案件的真是面目。七、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同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也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了三方协议两份、转佣金申请一份，同时还提交了案外人泰州马也人员与被上诉人城南顺达汽修工作人员之间的录音，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印证上诉人的请求。特别是这份录音能够清晰地表明被上诉公司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承认尚有部分款项还未支付给案外人泰州马也，一审法院对此却熟视无睹，直接引用最高院关于证据的相关规定，从而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请明显是在认定事实错误基础上的适用法律的进一步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减少当事人诉累，维护司法正义，将案件依法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城南顺达汽修辩称，华晨控股的佣金是基于特约销售商所购整车而给予的返点奖励，但这种奖励不是由华晨控股给予货币，而是由特约经销商在下一次购车时按车型给予不同的的价格扣减。特约经销商不购车，华晨控股就不给予这种奖励（对此，华晨控股在一审中亦予以证实）。当时，案外人泰州马也退出华晨控股特约经销权，因其急于取回交存给华晨控股的保证金，故，泰州马也在与华晨控股磋商后，由华晨控股将泰州马也在华晨控股的所有权利转让给城南顺达汽修（因为城南顺达汽修也是华晨控股特约经销商）。城南顺达汽修将华晨控股应退还给泰州马也的保证金交付泰州马也。城南顺达汽修之所以同意付款给泰州马也，是因为泰州马也与华晨控股协商后，华晨控股同意将泰州马也享有的佣金奖励转让给城南顺达汽修，城南顺达汽修享有了利益。这也是在“三方协议”没有城南顺达汽修交付泰州马也佣金内容的原因。因而，本案上诉人主张的佣金不是城南顺达汽修对泰州马也存在的债务。上诉人主张这一债务没有事实依据。二、城南顺达汽修与泰州马也之间的债务己终止。城南顺达汽修与泰州马也、华晨控股签订协议后，己按协议约定将华晨控股应退还给泰州马也的保证金退还完毕。故，城南顺达汽修己不存在对泰州马也的债务。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言及城南顺达汽修在42万元外用一辆车抵债及所谓隐瞒证据的观点属于无稽之谈。综上，城南顺达汽修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观点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所作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是正确的判决。城南顺达汽修建议贵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华晨控股辩称，我方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与上诉人无任何法律关系，且无权向我方主张任何款项。梁阿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城南顺达汽修、华晨控股立即偿还18万元并支付延迟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3月5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0日华晨控股（甲方）与案外人泰州马也（乙方）、城南顺达汽修（丙方）签署《三方协议》，约定：经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乙方将拟将在甲方账面的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车款等（下称“权利转让内容”），全部转让给丙方；权利转让内容基本情况为金额40万（保证金），履行时间为2015年10月20日，履行方式为由甲方直接向丙方履行；如需要转让权利转让内容，根据乙丙双方要求，在乙方向甲方提供甲方出具的合法收据后，甲方可向丙方直接履行权利转让内容。2015年10月20日案外人泰州马也向华晨控股提出《转佣金申请》，因泰州马也退网手续已办完，现申请将佣金帐上的佣金321954.30元，转到城南顺达汽修佣金帐上，落款加盖案外人泰州马也和城南顺达汽修公章。2018年2月27日案外人泰州马也向被告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因其欠梁阿祥债务一事，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将所享有的债权18万元转让给梁阿祥，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接到通知后10日内向梁阿祥履行还款义务。城南顺达汽修接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回复泰州马也，因双方无到期债权债务往来，债权转让不成立。一审法院认为，债权转让，是在不改变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下，合同权利方将其依据合同享有的债权通过协议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转让的前提必须有明确具体的债权，即债权人债务人对其性质、数额等没有争议且不损害社会、集体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债权，或经过审判、仲裁等法定程序确定的债权。本案中，梁阿祥提供《三方协议》，系华晨控股、城南顺达汽修及案外人泰州马也之间拟在账面的款项转让的约定，结合梁阿祥、城南顺达汽修、华晨控股庭审陈述，城南顺达汽修与案外人泰州马也均与华晨控股之间有合作关系，无法认定该转让行为前提是基于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还是建立了新的债权债务。另外，从城南顺达汽修提供的付款凭证，其已向案外人泰州马也返还42万元，超过《三方协议》约定内容，该协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明确具体的债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梁阿祥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债权转让通知书》中其所享有的债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要求城南顺达汽修、华晨控股偿还18万元、延迟还款利息的诉请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阿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梁阿祥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1份证据，视听资料一份,用于证明：1.城南顺达汽维认可其应向案外人返还佣金，双方在谈话涉及佣金约为十几万元；2.该证据的发生于城南顺达汽修偿还42万元之后，可以证明城南顺达汽修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3.可以证明在录音发生前城南顺达汽修将一辆汽车抵押给案外人；4.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就佣金的返还协商出城南顺达汽修提出过要求案外人帮助其销售车辆，以车辆销售款偿还佣金。城南顺达汽修、华晨控股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具体认定如下：结合三方当事人的陈述，依据该证据可以认定，案外人泰州马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将其对华晨控股的佣金321954.3元权利转让至城南顺达汽修，但并不能确认转让价款的具体数额。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城南顺达汽修、华晨控股应否偿还梁阿祥180000元。本案中，泰州马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将其对华晨控股的佣金321954.3元权利转让至城南顺达汽修，转让价款数额不明。后泰州马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将其对城南顺达汽修的转让价款债权中的180000元转让至梁阿祥。基于此梁阿祥请求城南顺达汽修、华晨控股给付180000元。由于泰州马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转让的债权的债务人并非华晨控股，故，梁阿祥请求华晨控股给付案涉18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城南顺达汽修、华晨控股均认可泰州马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对华晨控股享有的佣金321954.3元权利系优惠券，并非现金权利，且泰州马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将该权利转让至城南顺达汽修时，转让价款数额不明，梁阿祥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受让的转让价款债权数额事实，故，其请求城南顺达汽修给付180000元，本院不予支持。待其有证据证明其受让的转让价款债权具体数额事实时，可以另行诉讼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梁阿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梁阿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涛审判员 赵春玲审判员 朱闻天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白欣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