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再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廖勇键，男。委托代理人：张明双，广东敏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蓉，广东敏锐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健康局。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清河东路**东副楼**。法定代表人：边叶兵，局长。委托代理人：龚卫国，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宋剑，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廖勇键因诉被申请人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健康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一案，向原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粤7101行初1315号行政判决。廖勇键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粤71行终3544号行政判决。廖勇键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19）粤行申1344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妙玲与廖勇键于2006年6月1日登记结婚，于2007年4月12日生育一个女孩廖芷颖，于2010年10月23日生育一个女孩廖海琳，于2011年3月离婚。黄妙玲与廖勇键于2017年2月6日复婚，于2017年3月10日生育同性别双胞胎男孩廖柏延及廖柏翔。2017年11月6日，原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原番禺区卫计局）向廖勇键作出《调查询问通知书》，邮寄未妥投。2018年1月4日，原番禺区卫计局向廖勇键作出番卫征公送〔2018〕6号《调查询问通知书送达公告》。2018年2月6日，廖勇键在大石街计生办接受询问。同日，原番禺区卫计局作出番征决字〔2018〕第15001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该决定书称“被征收人廖勇键于2017年3月10日违反计划生育，农村居民超生第一孩，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应缴纳社会抚养费人民币（大写）壹拾叁万柒仟零壹拾伍元。被征收人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社会抚养费交至大石街道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同日，原番禺区卫计局作出番征决字〔2018〕第1500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征收决定）称“被征收人廖勇键于2017年3月10日违反计划生育，农村居民超生第二孩，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应缴纳社会抚养费人民币（大写）贰拾柒万肆仟零叁拾元。被征收人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社会抚养费交至大石街道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2018年2月6日，原番禺区卫计局将上述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直接送达廖勇键。廖勇键不服被诉征收决定，诉至原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主管计划生育工作，在本行政区域内负责本条例的具体实施和监督检查”以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由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以上直属农林场作出征收决定，具体工作由所属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执行，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协助执行”的规定，原番禺区卫计局作为区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并享有对不符合该规定生育子女的情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以及2016年1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不符合法律、法规多生育子女的，属于超生。”第四十六条“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按下列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二）农村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县（市、区）或不设区的地级市上年农村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本人实际上年收入高于当地上年农村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廖勇键在已生育两个子女廖芷颖、廖海琳，且并无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的情况下，又于2017年3月10日生育同性别双胞胎男孩廖柏延及廖柏翔，属于超生2个子女，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原番禺区卫计局据此认为廖勇键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超生2个子女，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廖勇键认为原番禺区卫计局应该按照胎数计算，而不应该按小孩个数计算，其不属于超生二孩的违法行为，廖勇键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番禺区卫计局根据案件调查情况，作出被诉征收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该案中，廖勇键诉请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合法性进行审查，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廖勇键的诉讼请求。廖勇键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经审查，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按下列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二）农村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县（市、区）或不设区的地级市上年农村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的社会抚养费，本人实际上年收入高于当地上年农村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本案中，廖勇键在已生育两个子女且并未依法获得审批可以再生育子女的情况下，于2017年3月10日生育一对双胞胎廖柏延及廖柏翔。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原番禺区卫计局认定廖勇键超生两个子女，并作出被诉征收决定，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廖勇键提出对于其超生一对双胞胎应当按照胎数而不应当按照个数计算的问题，因廖勇键的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且与《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廖勇键提出原番禺区卫计局作出被诉征收决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行政处罚原则的问题，因为征收社会抚养费是法律、法规规定多生育子女者应当给予社会的一种补偿，属于行政性收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调整范围，因此廖勇键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廖勇键提出《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于征收社会抚养费标准已被修改的问题，因本案被诉征收决定系于2018年2月6日即《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之前作出，故廖勇键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廖勇键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申请人廖勇键申请再审称：一、再审申请人是自然生育的双胞胎，无法控制子女个数，应当按照胎数计征社会抚养费。二、即便按照子女数计征社会抚养费，两个孩子的计征标准也应当相同，而不应将其中一个孩子认定为超生第二个子女，擅自提高征收标准。三、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作出两次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属于重复征收。因此，请求：1.撤销被诉征收决定；2.撤销原一、二审判决；3.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被申请人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健康局再审答辩称：一、廖勇键案的二审判决生效时间在先，为统一裁判标准，应依审判监督程序对黄妙玲的二审判决进行再审，并与本案合并审理。二、被诉征收决定是对廖勇键超生二孩客观事实的陈述，不存在将超生双胞胎进行强行区分的情形。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超生子女使用的法律概念均是按“个”计，并非按“胎”计，该法律概念符合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目的。四、广东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于1999年1月22日作出粤人教办函〔1999〕5号答复函明确，双胞胎应视为生育第二、第三个子女，第三个子女按超生子女倍数征收计划外生育费，该答复符合《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立法目的和立法原意。因此，被申请人对地方性法规的条文理解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廖勇键的再审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重审黄妙玲案的二审判决，一并驳回其诉讼请求。经审查，再审查明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1月，因广州市番禺区政府机构改革，组建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健康局，整合原番禺区卫计局的职责，原番禺区卫计局的职责现由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健康局继续行使。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15年修正）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不符合再生育法定条件超生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本案中，廖勇键在已生育两个女孩，且并未依法获得审批可以再生育子女的情况下，于2017年3月10日生育一对双胞胎男孩，属于违法生育行为，依法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关于廖勇键超生的双胞胎应当如何确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的问题。《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6年修正）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农村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县（市、区）或不设区的地级市上年农村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本人实际上年收入高于当地上年农村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本案中，廖勇键夫妻生育的双胞胎男孩属于“一胎二孩”，系自然怀孕生育，被申请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双胞胎男孩系廖勇键夫妻通过人工辅助手段生育。“一胎二孩”是不可分的一次性生育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当有别于“二胎二孩”的生育行为。“一胎二孩”的出生情况一致，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亦应一致，不应区别处理。原番禺区卫计局针对廖勇键生育双胞胎的一次性生育行为，认定为两次超生行为，并将其中一个孩子认定为超生二个子女的情形，按照超生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的基数的两倍计征社会抚养费，据此作出本案被诉征收决定，导致廖勇键的一次性生育行为产生两个明显不同的征收标准，既不合法也不符合常理，属于对上述法规规定的不当理解，依法应予撤销。关于廖勇键主张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属于规范性文件，不应纳入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范畴。因此，廖勇键主张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没有法律依据，原一、二审判决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不当，应予纠正。廖勇键主张撤销被诉征收决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六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粤71行终3544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原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8）粤7101行初1315号行政判决；三、撤销原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8年2月6日作出的番征决字〔2018〕第15002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四、被申请人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健康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再审申请人廖勇键的超生行为重新作出处理；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申请人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健康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谭建军审 判 员 金 霞审 判 员 余树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宗芳书 记 员 何洁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