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刑终271号原公诉机关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志军，男，1958年6月29日出生于天津市，汉族，中专文化，住天津市河**，户籍地天津市河**。2006年6月26日因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因涉嫌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2月14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职务犯罪于2019年1月11日被留置；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9年2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河北区看守所。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审理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徐志军犯受贿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一案，于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作出（2019）津0105刑初36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徐志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徐志军，听取了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01年至2004年期间，被告人徐志军在天津市河北区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房管局）产权科测绘组工作，负责房管局的测绘和房屋产权档案资料的管理工作。期间，徐志军为谋取非法利益伙同朱某1等人合谋大量伪造“规划许可证”，帮助私建违章建筑的相关人员非法获取“规划许可证”用于办理正式的产权证，其利用保管房屋档案工作的职务便利，从房管局房屋产权档案中调取“规划许可证”原件存根联，提供给朱某1作为样本进行伪造，并根据“规划许可证”载明的违章建筑面积，接受多人的请托，按不同的收费标准多次收受他人钱款。同时，徐志军在明知涉案房屋系违章建筑和“规划许可证”系伪造情况下，在相关人员持伪造“规划许可证”申请办理产权证要求测绘过程中，仍然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进行违规测量，并对所在单位隐瞒测量对象真实情况。经查，2001年5月至2004年4月期间，徐志军利用上述手段先后为缪某、陈某、张德才等人伪造32份“规划许可证”，收受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131714.68元（以下币种同）。具体事实如下：一、被告人徐志军受孙某1所托为张德才等18人伪造18份“规划许可证”并受贿408534元的事实孙某1原系房管局产权科工作人员，与被告人徐志军系同事关系。2003年至2004年间，孙某1请托徐志军先后为袁某、李某2、刘佩佩、张某1、赵某1、李仲莲、张杏林、吴仕正、刘某4、丁某、蔡某1、张某2、田某、周某、孙丽艳、孙来源、孙勇杰、张德才等18人共计伪造18份“规划许可证”并全部取得产权证，涉案面积合计680.89平方米。徐志军按照每平方米600元收费，共计受贿408534元。期间，孙某1作为请托的中间人从中加价收受钱款。二、被告人徐志军为王某1、王某2伪造“规划许可证”并受贿170000元的事实2001年至2004年，被告人徐志军与朱某1、于学忠共谋，先后为崔秀凤、崔景成、谢某、刘某7、王某1、王某2、卞九生、马贵庆、庞玉明、刘子成10人伪造11份“规划许可证”，崔秀凤、崔景成、谢某、刘某7已取得产权证，后被注销，其余人员未能获取产权证，上述事实已为（2005）北刑初字第152号刑事判决书及（2006）一中刑终字第242号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其中，谢某、刘某7现已死亡；王某1、王某2经耿训厂、孙某3介绍与徐志军相识，并请托徐志军办理了产权证，徐志军按照每平方米800元的收费，共计受贿170000元。三、被告人徐志军受时某所托为陈某伪造2份“规划许可证”及为崔秀祥、崔秀凤、崔景成伪造“规划许可证”并受贿140000元的事实被告人徐志军与时某系同事关系，时某系杜某的姐夫，崔某与杜某系朋友关系，尹某（系陈某之子）与杜某系邻居关系。2003年三四月间，崔某、尹某分别经杜某介绍认识了时某，时某请托徐志军为崔某的亲属崔秀祥、崔秀凤、崔景成3人伪造共计3份“规划许可证”，并取得产权证，徐志军按每平方米420元收费，时某作为中间请托人从中加价收受钱款。上述事实已为（2006）北刑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时某请托徐志军为尹某的母亲陈某伪造2份“规划许可证”，并取得产权证。徐志军收受时某钱款共计140000元。四、被告人徐志军受李某1所托为刘某8、缪某、常某、张某54人伪造6份“规划许可证”并受贿38872.68元的事实被告人徐志军与李某1系小学同学关系，李某1时任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民警，李某1与缪某、刘某8均系朋友关系，徐志军与张某5、李某1与常某均系夫妻关系。2004年，缪某和刘某8共同承租天津市威威皮鞋厂（系街办企业），期间，二人对原厂房违规私建了六套违章房屋，缪某经李某1请托徐志军为上述违章房屋办理产权证，并答应将其中一套违章房屋赠送给徐志军作为感谢，徐志军分别以缪某、刘某8、常某、张某5名字伪造了6份“规划许可证”，并利用职务便利违规进行测绘，后上述违章房屋全部取得产权证。经天津市河北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登记在张某5名下的河北区正义道13号大院3号违章房屋，面积21.56平方米，鉴定价格为38872.68元。五、被告人徐志军为刘某9、宫某2人伪造2份“规划许可证”并受贿87324元和受梁某1所托为赵某2、李玉兴、梁某2、吴某24人伪造4份“规划许可证”并受贿286990元的事实2003年至2004年，刘某9、宫某分别通过房屋中介张树勋（已死亡）找到冯某办理产权证，经冯某请托被告人徐志军为刘某9、宫某各伪造1份“规划许可证”，刘某9、宫某违章房屋的涉案面积分别为95.54平方米、50.64平方米，徐志军按每平方米600元收费，分别收受刘某957324元、宫某30000元，合计受贿87324元。被告人徐志军与向某1、梁某1均相识，李玉兴系赵某2的舅舅，梁某2系向某1的父亲，吴某2系梁某1的母亲。2003年，赵某2经向某1介绍找到梁某1为本人和李玉兴的违章房屋办理产权证，并答应赠给向某1和梁某1各一处违章房屋作为感谢，梁某1请托徐志军为赵某2、李玉兴各伪造1份“规划许可证”，并以梁某2、吴某2的名字各伪造2份“规划许可证”，合计伪造4份“规划许可证”，上述房屋全部取得产权证。徐志军按每平方米1000元的收费，涉案面积合计286.99平方米（赵某276.04平方米、李玉兴85.55平方米、梁某225平方米、吴某2125.4平方米），徐志军合计受贿286990元。综上，被告人徐志军伪造“规划许可证”合计32份，收受贿赂合计1131720.68元。另查明，涉案的杨某、周某、李某3、王某5、刘某9、刘某10、朱某、常某、张某、常某、李某、杨某、杨某、孙某、刘某11、白某、杨某、翟某18人的“规划许可证”均系伪造，上述人员与徐志军素不相识，未直接给付徐志军钱款，“规划许可证”均系产权证登记人本人经房屋中介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办理，现产权证登记人本人已死亡或否认支付钱款，经办中介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已死亡或未能查找到案。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房屋登记档案、银行存取款流水等书证，证人孙某1、朱某1、于学忠、时某、李某1等人的证言，文件检验鉴定书，刑事判决书，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等证据。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徐志军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徐志军多次为多人伪造多份国家机关证件，并导致多人骗领产权证，严重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分别构成受贿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并应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徐志军犯受贿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系共同犯罪，徐志军积极参与，与他人分工协作，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可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犯罪情节予以处罚。依法判决：一、被告人徐志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六万元；二、被告人徐志军受贿赃款人民币1131720.68元，依法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徐志军不服，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原审认定其受贿，与事实不符；2.原审认定其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已过追诉期。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在法定幅度之内，上诉人徐志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建议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04年期间，上诉人徐志军在房管局产权科测绘组工作，负责房管局的测绘和房屋产权档案资料的管理工作。期间，徐志军为谋取非法利益伙同朱某1等人合谋大量伪造“规划许可证”，帮助私建违章建筑的相关人员非法获取“规划许可证”用于办理正式的产权证，其利用保管房屋档案工作的职务便利，从房管局房屋产权档案中调取“规划许可证”原件存根联，提供给朱某1作为样本进行伪造，并根据“规划许可证”载明的违章建筑面积，接受多人的请托，按不同的收费标准多次收受他人钱款。同时，徐志军在明知涉案房屋系违章建筑和“规划许可证”系伪造情况下，在相关人员持伪造“规划许可证”申请办理产权证要求测绘过程中，仍然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进行违规测量，并对所在单位隐瞒测量对象真实情况。经查，2001年5月至2004年4月期间，徐志军利用上述手段先后为缪某、陈某、张德才等人伪造33份“规划许可证”，收受贿赂款共计1156720.68元。具体事实如下：一、上诉人徐志军受孙某1所托为张德才等18人伪造18份“规划许可证”并受贿408534元的事实孙某1原系房管局产权科工作人员，与上诉人徐志军系同事关系。2003年至2004年间，孙某1请托徐志军先后为袁某、李某2、刘佩佩、张某1、赵某1、李仲莲、张杏林、吴仕正、刘某4、丁某、蔡某1、张某2、田某、周某、孙丽艳、孙来源、孙勇杰、张德才等18人共计伪造18份“规划许可证”并全部取得产权证，涉案面积合计680.89平方米。徐志军按照每平方米600元收费，共计受贿408534元。期间，孙某1作为请托的中间人从中加价收受钱款。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1.上诉人徐志军供述：其与孙某1是房管局产权科的同事，2003年至2004年，孙某1找其多次办过“规划许可证”，其按每平方米600元收钱，具体收了多少钱记不清了。2.证人孙某1（原系房管局产权科资料组组长）的证言证明：其找徐志军办过多份“规划许可证”，徐志军按每平方米600元收“走后门”的钱，其先将违章房屋的户名、地址、面积告知徐志军，徐志军办理“规划许可证”后，其再将“规划许可证”转交给房主，房主自己到房管局正常进件办理产权证。其记不清具体有多少户，能够回忆起来的有袁某、刘佩佩、李某2、张某1、赵某1、蔡某1、张某2、田某、周某、刘某4、丁某、张杏林、吴仕正、孙丽艳、孙来源等人。3.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其找孙某1办了四次产权证，其中一次未成。第一次是朋友刘某2，房本名字是刘佩佩，孙某1说按每平方米700元收费，其向孙某1提出按每平方米1000元，多出的钱由二人平分；第二次是朋友袁某，按每平方米1000元收费；第三次是其妻姐李某2，是亲戚就未多收钱，仍按每平方米700元；第四次是其同事刘某10的公公姜长顺，按每平方米1000元收费，刘某10给其20000元，房本没办成，孙某1说退钱但没退。4.证人袁某、李某2、刘某2（系刘佩佩的父亲）、刘某10的证言均对证人刘某1证言的内容予以佐证。5.证人杨某（原系天津众诚置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明：其找房管局孙某1办理过违章平房的产权证，包括赵某1的2个产权证，产权证的名字是分别是赵某1、李仲莲；董某的1个产权证，产权证的名字是董某的爱人张某1；付某的1个产权证，产权证的名字是他姨的名字，名字记不清了；许蕴山可能是2个产权证，是为他亲戚办理的，名字记不清了；吴仕正的1个产权证。赵某1按每平方米850元，董某按每平方米800元或900元，董某直接给孙某1的存折，董某说给了10000多元，后几户都是其引见给孙某1，是他们自己谈的，付某和吴仕正2户孙某1退还了几千元，但付某和吴仕正没要。6.证人董某、张某1的证言证明：其二人是夫妻关系，曾经杨某介绍找孙某1办了河北区育婴里143号平房的产权证，房本的名字是张某1，董某将14553元的存折给了孙某1。7.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2003年，其通过杨某认识孙某1，孙某1按每平方米700元收费，以其和李仲莲的名字办理了河北区吕纬路115号二间平房的2个产权证，其给了孙某121000元。8.证人付某的证言证明：其经杨某介绍找孙某1办了河北区宜白路一间平房的房本，孙某1按每平方米900元收费。9.证人由庆新的证言证明：其找孙某1办了2个产权证，一个是朋友刘某4名字，一个是朋友刘某3的老丈人丁某名字，孙某1按每平方米900元收费。10.证人刘某4、刘某3、丁某的证言均对证人由庆新证言的内容予以佐证。11.证人蔡某1的证言证明：其找孙某1为其和田某、周某、张某2办理过产权证，孙某1按每平方米900元收费，张某2是按每平方米680元收费，其和周某、张某2分别给了孙某12000元、5000元、4000元的好处费，田某没给好处费。12.证人张某2、蔡某2（系蔡某1姐姐）、张某3（系周某妻子）证言均对证人蔡某1证言的内容予以佐证。13.证人张某4的证言证明：其和孙某1原系同事。其找孙某1办了2个产权证，房本的名字是丈夫孙来源和女儿孙丽艳，孙某1按每平方米900元收费。14.证人孙某2、刘某5的证言证明：资料组是办理产权证的审查部门，孙某1是产权科资料组的负责人，孙某1在办理产权证流程中具有重要作用。15.证人朱某2、吴某1的证言证明：朱某2从2003年起负责各区补办产权证平房的测量工作，这些平房都是房管局产权科通知他们才去测量，不对个人，测量后由房管局产权科告诉他们地号，配上地号后出具测量成果交给房管局，房管局根据该测量成果办理产权证。吴某1负责市内六区企业户、私产房产权变更的测量工作，房管局产权科的孙某1负责与测量队联系测量工作。16.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表、“规划许可证”、房屋所有权证及房产档案证明：袁某、李某2、刘佩佩、张某1、赵某1、李仲莲、张杏林、吴仕正、刘某4、丁某、蔡某1、张某2、田某、周某、孙丽艳、孙来源、孙勇杰、张德才等18人经孙某1办理虚假“规划许可证”并领取所有权证及房产档案登记情况。17.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文件检验鉴定书证明：上述袁某等18人的“规划许可证”均系伪造。18.孙某1的银行存取款流水、收条证明：孙某1收取张某114553元存折后支取钱款的银行明细；孙某1于2003年7月17日收取赵某1、李仲莲办房款21000元。二、上诉人徐志军为王某1、王某2伪造“规划许可证”并受贿170000元的事实2001年至2004年，上诉人徐志军与朱某1、于学忠共谋，先后为崔秀凤、崔景成、谢某、刘某7、王某1、王某2、卞九生、马贵庆、庞玉明、刘子成10人伪造11份“规划许可证”，崔秀凤、崔景成、谢某、刘某7已取得产权证，后被注销，其余人员未能获取产权证。上述事实已为（2005）北刑初字第152号刑事判决书及（2006）一中刑终字第242号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徐志军因实施上述行为被以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刑罚。其中，谢某、刘某7现已死亡；王某1、王某2经耿训厂、孙某3介绍与徐志军相识，并请托徐志军办理了产权证，徐志军按照每平方米800元的收费，共计受贿170000元。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1.上诉人徐志军及同案犯朱某1、于学忠供述：其三人合谋通过共同伪造“规划许可证”手段赚钱，徐志军利用在房管局产权科负责档案管理的职务便利，调取“规划许可证”原件作为样本，朱某1进行伪造，于学忠负责填写相关内容。2001年至2002年5月间，于学忠为谢某和刘某7伪造了2份“规划许可证”，并收受4000元，徐志军、朱某1未参与分赃。2003年底至2004年，徐志军、朱某1为王某1、王某2等8人伪造9份“规划许可证”，并收受钱款。2.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其在本市河北区思源路57号有约700平方米（应为100多平方米）的违章建筑没有产权证，经朋友耿训厂介绍与孙某3相识，孙某3又介绍其找到徐志军帮忙办证，徐志军按每平方米800元收费，其给了徐志军177150元的一个存折作为好处费。3.证人王某2、王某3的证言证明：王某1是其两人的弟弟，其等在本市河北区思源路有约100平方米的违章房屋，王某1有个朋友叫耿训厂，他们经耿训厂介绍认识了孙某3，通过孙某3办理产权证，产权证最终未能办成，他们听王某1说给负责办产权证的徐志军236000元。4.证人孙某3的证言证明：2004年，其经耿训厂介绍认识王某2，其开始找到房管局的刘局长为王某2违章房屋办证，刘局长讲已经停办了，后其又找到徐志军，徐志军讲能够办理，按800元每平方米收费，事后得知王某1给了徐志军187000元或178000元，王某1曾给其看过“准建证”（即“规划许可证”）。5.证人宋某、谢某的证言证明：其二人是夫妻关系，谢某的产权证是找陈姓邻居办的，谢某已死亡。6.证人刘某6的证言及刘某7的死亡证明书证明：刘某6系刘某7之女，刘某7已过世，其对母亲刘某7办理房产证的情况不清楚。7.房产登记、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表、“规划许可证”证明：王某1、王某2、谢某、刘某7办理产权证所提交的相关书证材料及骗领产权证的情况。8.天津市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书证明：王某1、王某2、谢某、刘某7使用的“规划许可证”均系伪造。9.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05）北刑初字第152号刑事判决书及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刑终字第242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徐志军、朱某1、于学忠为崔秀凤、崔景成、谢某、刘某7、王某1、王某2、卞九生、马贵庆、庞玉明、刘子成等10人伪造共计11份“规划许可证”，三人均以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刑罚。三、上诉人徐志军受时某所托为陈某伪造2份“规划许可证”及为崔秀祥、崔秀凤、崔景成伪造“规划许可证”并受贿140000元的事实上诉人徐志军与时某系同事关系，时某系杜某的姐夫，崔某与杜某系朋友关系，尹某（系陈某之子）与杜某系邻居关系。2003年三四月间，崔某、尹某分别经杜某介绍认识了时某，时某请托徐志军为崔某的亲属崔秀祥、崔秀凤、崔景成3人伪造共计3份“规划许可证”，并取得产权证，徐志军按每平方米420元收费，时某作为中间请托人从中加价收受钱款。上述事实已为（2006）北刑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时某请托徐志军为尹某的母亲陈某伪造2份“规划许可证”，并取得产权证。徐志军收受时某钱款共计140000元。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1.上诉人徐志军供述：房管局的同事孙某1、时某找其办理过假的“规划许可证”，至少有几十套，其一般按每平方米600元收费。2003年，时某找其办过两次证，一次是时某丈母娘那边亲戚，房主姓陈，按每平方米420元收钱，钱数是整数，多少钱记不清了；一次是时某亲戚，房主姓崔，因面积太大，分成了三个“规划许可证”，均按每平方米420元收钱，时某第二次办证给了其140000元。2.证人时某（原系房管局保卫科干部）的证言证明：2003年，小舅子杜某找其给他邻居的违章平房办产权证，其找到徐志军，徐志军说有“规划许可证”就能办产权证，按每平方米420元收费，第一次其将杜某给其的115000元中的94000元给了徐志军，房主的名字忘了，第二次其将杜某给其的295000元中的170000元给了徐志军，按每平方米700元收钱，房主姓崔。3.证人杜某的证言证明：2003年，其找姐夫时某办过三次产权证，第一次为邻居尹某，第二、三次都为崔某。第一次、第二次办成了，第三次未办成。其第一次给时某钱数记不清了，第二次时某说每平方米700元，其将崔某的20多万元给了时某，共办理三个房本。4.证人崔某的证言证明：时某是杜某姐夫，其经杜某介绍认识时某，时某为其亲属办了三个产权证，房本名字分别是崔秀祥、崔秀凤、崔景成，时某收取其295000元。5.证人尹某（系陈某之子）证言证明：2003年，其经杜某介绍认识时某，办了2个产权证，产权证登记的名字是陈某，按每平方米620元收的钱，其分2次给的杜某140000元，一次40000元现金，一次100000元的存折。6.证人孙某2（原系房管局产权科科长）的证言证明：时某找其为崔景成等三人办理了3个产权证，其在审查中发现崔景成一个人的“规划许可证”涉及面积400多平方米，用一个门牌号，办理面积过大，就将进件退回，未审批，后时某改用三个人的“规划许可证”，并改为三个门牌号，才批准通过，其称系按正常程序办理。7.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崔秀祥、崔秀凤、崔景成、陈某的涉案房产档案证明：崔秀祥、崔秀凤、崔景成、陈某涉案房产登记情况。8.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河北分局出具的回复函证明：经核对，崔秀祥、崔秀凤、崔景成、陈某4人的5套涉案房屋未在该局办理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手续，编号信息不存在。9.崔秀祥、崔秀凤、崔景成、陈某的房产登记档案、“规划许可证”、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时某为崔秀祥、崔秀凤、崔景成、陈某办理“规划许可证”并领取所有权证及房产档案登记情况。10.时某银行存折证明：时某收取钱款的银行明细。11.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证明：时某因犯受贿罪被判处刑罚。12.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文件检验鉴定书证明：崔秀祥、崔秀凤、崔景成、陈某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均系伪造。四、上诉人徐志军受李某1所托为刘某8、缪某、常某、张某54人伪造6份“规划许可证”并受贿38872.68元的事实上诉人徐志军与李某1系小学同学关系，李某1时任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民警，李某1与缪某、刘某8均系朋友关系，徐志军与张某5、李某1与常某均系夫妻关系。2004年，缪某和刘某8共同承租天津市威威皮鞋厂（系街办企业），其间，二人对原厂房违规私建了六套违章房屋，缪某经李某1请托徐志军为上述违章房屋办理产权证，并答应将其中一套违章房屋赠送给徐志军作为感谢，徐志军分别以缪某、刘某8、常某、张某5名字伪造了6份“规划许可证”，并利用职务便利违规进行测绘，后上述违章房屋全部取得产权证。经天津市河北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登记在张某5名下的河北区正义道13号大院3号违章房屋，面积21.56平方米，鉴定价格为38872.68元。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1.上诉人徐志军供述：2004年，其在房管局产权科当测绘员，负责私产的测绘档案资料、产权登记、房产证发放等工作。其与李某1是小学同学，李某1是河北分局的民警，缪某通过李某1找到其，说他有几间违章房屋想办理产权证，缪某还答应给其一套房子作为酬谢。其测量面积后让朱某1以缪某、常某、刘某8、张某5的名字伪造了6份“规划许可证”（缪某的2份、刘某8的1份、常某的2份、张某5的1份）。其将“规划许可证”交给缪某，让缪某自己到房管局进件并领取房产证，其妻张某5名下的产权证是其办理的。其与朱某1曾商量按照每平方米600元收钱，但因考虑是“发小”关系和好朋友就没有收钱，且缪某也给其一间房，朱某1当时也同意。2.证人朱某1、于学忠的证言证明：2001年，其二人与徐志军共谋通过“顺契”赚钱，“顺契”就是到房管局给违章房屋办理产权证。由徐志军提供空白的“规划许可证”和示意图，并联系需要“顺契”的人，朱某1负责伪造许可证，并保管徐志军拿来的假公章和空白的“规划许可证”，于学忠负责填表、跑腿，徐志军一般按每平方米600元收取费用，钱款三人均分。朱某1供认缪某、张某5、常某、刘某84人名下的6套房屋的办证时间为2004年，但当时是否收费记不清了，徐志军曾说过有几个有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没有收钱，朱某1也同意了。3.证人缪某的证言证明：2004年，其经民警李某1介绍认识徐志军，徐志军是房管局的，徐志军和李某1是“发小”，常某是李某1的妻子，张某5是徐志军的妻子，其让徐志军帮忙为其和刘某8在天津市威威皮鞋厂所盖的六间违章房屋办理产权证，徐志军共办理6个产权证，包括其和常某名下各2个产权证，刘某8和张某5名下各1个产权证，张某5名下的一处房屋是其为感谢徐志军帮忙给他的好处，徐志军将办好的“规划许可证”交给其，徐志军按每平方米600多元收费，其拿“规划许可证”到房管局办理相关手续并领取6个房本，房管局窗口按每平方米80元收费，有票据。其将钱款都给了徐志军，不包括常某的费用，刘某8也按相同标准将钱给了徐志军，但是否经其的手交给徐志军记不清了，其和刘某8一共花了将近18000元。4.证人刘某8的证言证明：2004年，其通过缪某将天津市威威皮鞋厂的违章房屋办理了一个产权证，其不清楚房本办理的具体过程及手续，都由缪某操作。其将90000元手续费交给缪某，缪某给谁其不知道，是按每平方米680元收费，其中600元是“规划许可证”的费用，无票据，房管局收取80元，有票据。缪某为了感谢徐志军、李某1帮忙，分别以徐志军妻子（张某5）和李某1妻子（常某）的名字给徐志军办了1套，给李某1办了2套，缪某自己办了2套。5.证人李某1、常某、张某5的证言证明：李某1与常某系夫妻关系，张某5系徐志军前妻。缪某经李某1找到徐志军帮忙办理违章房屋的6个产权证，其中，缪某将二处违章房屋产权证登记在常某名下，用于抵偿缪某向常某的借款，常某称办房本花了50000元、交房管局5000元，还给徐志军40000元。张某5称徐志军以其名义购买一处涉案违章房屋，但对徐志军购房的过程不知情，离婚时该房屋已归徐志军所有。6.证人白某、黄某的证言证明：2004年，涉案房屋办理产权证是按照每平方米80元收取的咨询费用。7.证人刘三妹（原系天津市市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副部长）、孙某2（原系房管局原产权科科长）、刘某5（原系房管局副局长）、吴某1（原系房管局产权科测量队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徐志军当时在房管局产权科的测绘资料组工作，徐志军明知许可证系本人伪造，仍利用职务的便利，联系市局测绘组人员及本局同事吴某1对涉案六处房屋进行测绘。8.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文件检验鉴定书证明：缪某、刘某8、常某、张某5的6份“规划许可证”均系伪造。9.天津市规划局河北区规划分局出具的说明证明：未查询到缪某、刘某8、常某、张某54人在河北区××道××号××道××号等处的规划审批信息。10.天津市房地产经纪学会河北区咨询服务部承接任务书、专业发票证明：该服务部收取刘某8、缪某、常某、张某5咨询费具体数额及涉案房屋具体面积情况。11.刘某8、缪某、常某、张某5涉案房地产权属登记材料证明：徐志军伪造6份“规划许可证”的主要内容，包括许可证编号、房主姓名、房屋地址、面积、补发日期、申请登记日期等。12.天津市河北区价格认证中心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涉案6套房屋的估价及产权人姓名、地址、面积等内容，合计面积为391.93平方米，价格合计717467.79元。其中，地址：河**××道××号××道××号××：张某5、面积：21.56平方米，评估价为38872.68元。五、上诉人徐志军为刘某9、宫某2人伪造2份“规划许可证”并受贿87324元和受梁某1所托为赵某2、李玉兴、梁某2、吴某24人伪造4份“规划许可证”并受贿311990元的事实2003年至2004年，刘某9、宫某分别通过房屋中介张树勋（已死亡）找到冯某办理产权证，经冯某请托上诉人徐志军为刘某9、宫某各伪造1份“规划许可证”，刘某9、宫某违章房屋的涉案面积分别为95.54平方米、50.64平方米，徐志军按每平方米600元收费，分别收受刘某957324元、宫某30000元，合计受贿87324元。上诉人徐志军与向某1、梁某1均相识，李玉兴系赵某2的舅舅，梁某2系向某1的父亲，吴某2系梁某1的母亲。2003年，赵某2经向某1介绍找到梁某1为本人和李玉兴的违章房屋办理产权证，并答应赠给向某1和梁某1各一处违章房屋作为感谢，梁某1请托徐志军为赵某2、李玉兴各伪造1份“规划许可证”，并以梁某2、吴某2的名字各伪造2份“规划许可证”，合计伪造4份“规划许可证”，上述房屋全部取得产权证。徐志军按每平方米1000元的收费，涉案面积合计311.99平方米（赵某276.04平方米、李玉兴85.55平方米、梁某225平方米、吴某2125.4平方米），徐志军合计受贿311990元。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1.上诉人徐志军供述：其供认河北区监察委员会所提供的47套房屋的虚假“规划许可证”是2000年以后办理的，但记不清房主名字及办理的具体过程，仅记得是通过孙某1、时某和朋友找过其办理的，一般按每平方米600元的标准收钱，中间人从中收多少钱不清楚，后其供述对刘某9等24人根本无印象，也记不清梁某1是否找过其办过证。2.证人刘某9的证言证明：2003年，其通过房产中介张树勋办理的产权证，不清楚张树勋办产权证的具体过程，花费110000元，张树勋已死亡。3.证人宫某的证言证明：2004年，其通过姓张的邻居（张树勋）找房管局冯某办理的产权证，面积50.64平方米，花了30000元，不清楚办证的具体过程，其不认识徐志军。4.证人冯某的证言证明：2003年至2004年间，张树勋找其为朋友刘某9、刘会金在河北区思源路的违章房屋办理产权证，面积分别是90平方米和120平方米，为此，其请托徐志军帮忙办“规划许可证”，徐志军按每平方米600元收费，其将张树勋给的12万多元给了徐志军，将徐志军拿来2份“规划许可证”交给张树勋。2003年底，宫某找其为河北区思源路的违章房屋办理产权证，面积50多平方米。其又找到徐志军，徐志军还按每平方米600元收费，其将宫某给的30000元交给徐志军。2004年初，张树勋再次找其为刘某9、刘建新在××路××附近两处违章办产权证，徐志军还按每平方米600元收费，其将张树勋给6万多元给了徐志军，但产权证没办成，徐志军仅退回40000元，其余的钱是其垫付退给张树勋。5.证人赵某2的证言证明：李玉兴是其舅舅，其找房管局向某1办过其和李玉兴两套违章房屋的产权证，面积分别是76.04平方米、85.55平方米，向某1说按每平方米1000元收费，共花了30余万元，有现金和存折，记不清将钱给到梁某1还是向某1谁手里，也不知道办证的人具体是谁。另外连在一起的还有六间房，向某1说不能全以其和李玉兴的名字办房本，其中四间100多平方米归其和李玉兴，另外二间分别给梁某1、向某1办了二个房本，一个是吴某2名字，一个是梁某2的名字，就算给他们的好处。其不认识徐志军。6.证人向某1（系天津市河北区房地产开发公司工程部部长）的证言证明：2003年，赵某2找其为违章建筑办产权证，其将赵某2介绍给梁某1，赵某2答应给其和梁某1各一套20多平方米的房子。其以母亲吴某2、梁某1以他父亲（梁某2）名字办理的产权证。其不清楚赵某2和梁某1办理“准建证”（即“规划许可证”）具体过程，后赵某2拿着已办好的“准建证”让其帮忙办房本时给予优惠，其又找了黄某给赵某2优惠了点钱。其未直接找过徐志军办“准建证”。7.证人梁某1（系天津市华海房产公司租赁经营服务部党支部书记）的证言证明：其与向某1是房管局的同事。其通过向某1与赵某2相识，赵某2请其为违章建筑办产权证，并答应能办成就给其和向某1各一套25平方米的房子，其遂请托徐志军为赵某2办了4份“规划许可证”，后产权证也办成了。其将赵某2给的30多万元费用全给了徐志军，其和向某1未出钱。后其用父亲梁某2名字办的产权证，向某2的是他母亲吴某2的名字，房子后来拆迁了。8.刘某9、宫某、赵某2、李玉兴、梁某2、吴某2的房产档案证明：刘某9、宫某、赵某2、李玉兴、梁某2、吴某2的涉案房产登记情况。9.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文件检验鉴定书证明：刘某9、宫某、赵某2、李玉兴、梁某2、吴某2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均系伪造。此外，下列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本院亦予以确认：1.受立案文书、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证明：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在侦查一起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件中发现徐志军涉案，遂于2018年12月13日将徐志军抓获，后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和寻衅滋事罪于同年12月14日将徐志军刑事拘留。侦查期间，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发现徐志军涉嫌受贿，遂将线索移交天津市河北区监察委员会。同年12月19日，天津市河北区监察委员会对徐志军立案调查，并于2019年1月11日对徐志军采取留置措施。2.户籍信息及主体身份、职责证明材料证明：上诉人徐志军于1977年至2005年期间，在房管局产权科工作。其作为测绘管理员的职责是入户调查、填写测绘堪丈调查报告等。3.刑事判决书证明：2006年6月26日，徐志军因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综上，上诉人徐志军伪造“规划许可证”合计33份，收受贿赂合计1156720.68元。另查明，2005年4月至5月，上诉人徐志军在接受调查期间，向办案机关退缴为崔某1、崔某2、王某1等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所得赃款198053元。本院认为，上诉人徐志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徐志军伪造应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规划许可证，其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徐志军受贿1156720.68元，属于数额巨大；与他人共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33份，导致多处违章建筑得以办理产权证，社会影响恶劣，是主犯，且属于情节严重。对于徐志军所犯受贿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均应依法惩处，并实行数罪并罚。关于上诉人徐志军所提原审认定其受贿，与事实不符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审认定徐志军受梁某1所托为赵某2、李玉兴、梁某2、吴某24人伪造4份“规划许可证”，涉案面积合计286.99平方米，徐志军以每平方米1000元收费，受贿共计286990元，因计算涉案面积有误，应为311.99平米，遗漏25平方米，本院予以更正，认定该起受贿数额为311990元。除上述计算错误之外，原审认定徐志军受贿的事实，均有相关请托人、中间人的证言，房屋登记档案等证据证明，徐志军亦有供述在案，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明体系，足以认定。故对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徐志军伪造“规划许可证”的数量，经查，原审认定徐志军伪造“规划许可证”32份，其中，对于起诉指控徐志军为崔秀祥伪造1份“规划许可证”，原审认为在时某受贿罪刑事判决书已予以认定，故不再重复认定。但该刑事判决书并未涉及徐志军的刑事责任，而徐志军的前罪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中，亦未涉及徐志军为崔秀祥伪造“规划许可证”一节。因此，对于起诉指控徐志军为崔秀祥伪造1份“规划许可证”，应予认定，故徐志军伪造“规划许可证”的数量应为33份。关于上诉人徐志军所提原审认定其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已过追诉期的上诉理由，经查，在案证据证实，徐志军在2001年至2004年间，多次实施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犯罪行为，导致多处违章建筑得以办理产权证，社会影响恶劣，属于犯罪情节严重。根据刑法规定，徐志军所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罪行对应的法定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追诉期限应为十五年，且因徐志军系连续实施该项罪行，追诉时效应从其最后一个伪造行为施行完毕时开始计算。现公安机关于2018年12月对徐志军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行为进行追诉，并未超过法定追诉期限。故对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量刑及违法所得追缴，本院认为，虽然原审认定的徐志军受贿数额及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数量稍有误差，但原审综合考虑徐志军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对徐志军所犯受贿罪判处的主刑、附加刑，所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的主刑以及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主刑，均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且与徐志军所犯罪行及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并无不当。惟关于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的罚金刑，系在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而徐志军实施伪造行为的时间为2001年至2014年，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相关规定，不应对徐志军所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罚金刑，本院依法予以更正。此外，徐志军在因前罪被调查期间，向办案机关退缴为崔秀凤、崔景成、王某1等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所得赃款198053元。本案中，徐志军上述收受财物的行为已被认定为受贿，故在追缴其受贿犯罪所得时，应将前案中退缴的198053元扣除，本院一并予以更正。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及罚金刑的适用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更正，对于检察机关所提意见中合理部分，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5刑初362号刑事判决；二、上诉人徐志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留置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14日起至2026年12月13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三、继续追缴上诉人徐志军受贿所得人民币958667.68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亦武审判员  贺 柯审判员  黄杨周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宝晶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款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第二十六条第四款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第六十九条第三款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十九条第一款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