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5民初6698号 原告：王某1，男，1963年4月11日出生，国籍：，住所地：，英属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菲，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2，女，1965年11月23日出生，国籍：美国。住所地：美国，俄勒冈州（Ｏｒｅｇｏｎ），波特兰市（Ｐｏｒｔｌａｎｄ），街道：15158ＮＷＶａｎｃｅＤｒ。 被告：王某3，男，196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原告王某1与被告王某2、王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诉讼代理人林菲，被告王某3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王某2因疫情影响未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依法判令被继承人王君华名下的位于杭州市拱墅区××道××村××号××室的房屋由原告王某1继承。二、判令两被告协助配合原告办理上述房产过户的相关手续。三、判令两被告立即取走遗留在上述房屋内的物品，将房屋腾退给原告。四、本案诉讼费用均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两被告系同胞兄妹，为被继承人王君华（××××年××月××日去世）的亲生子女。王君华生前名下留有一处房产，即：杭州市拱墅区××道××村××号××室。1995年房改期间，被继承人王君华对于该房屋的购买和去世后遗嘱继承安排提出：“哪位子女愿意出资购买该房、购买后其本人和再婚配偶（如果再婚）享有终身使用权，出资购买人将来在被继承人王君华和再婚配偶（如果再婚）去世后继承该房子”。当时全部家庭成员包括：被继承人，本案原告和两被告都就此事宜进行了共同商讨。当时王某2已经出国留学注销户口；被告王某3在1991年父母离婚时按照离婚协议书（约定该住房由父亲王君华分得）随母亲搬出该住房并迁出户口，搬入母亲单位浙江省电力局另行分配的位于上城区××巷××号××室××房，并在母亲1993年去世后继承居住直到现在；原告王某1当时已婚尚无住房住在杭州××宿舍内。以上背景情况从父母亲1991年离婚协议书和浙江省档案局提供的被继承人王君华的《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可证明。经家庭成员间协商，二被告王某2和王某3均表示不愿出资购买。在此情形下被继承人与原告达成协议，双方于1995年9月14日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由乙方（原告王某1）独自出资，以甲方（被继承人王君华）的名义向甲方单位浙江省电力设计院购买此住房。购房后先由甲方（被继承人）独自使用；甲方具有终生独自使用权，但没有处置权（包括出租、赠与、销售、变更继承权）。甲方和配偶（如果再婚）均去逝（世）后，该房屋由乙方（原告）使用及继承”；“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生效，如需变更需经双方同意。”两被告当时对于该《协议书》均无异议，并作为利益相关人也签了字。《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按约于同年10月20日支付了全部房款，以被继承人王君华的名义购得此房改房。为了进一步保障协议的有效性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甲乙双方又于同年11月10日在杭州市公证处对该《协议书》进行了公证。此后，上述房屋一直由被继承人王君华按约独自占有、使用直至去世（被继承人未再婚）。被继承人去世后，原告与两被告多次沟通，要求两被告按约配合原告办理将房产过户至原告名下的手续。考虑到兄妹、兄弟的情谊，当时原告还愿意给予两被告一定金额的钱作为亲情分享。但两位被告均不予配合。原告认为，自己与父亲被继承人王君华签订并经公证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对于上述房产，被继承人王君华对其去世后的继承处置明确清楚，即由原告王某1继承。两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依法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王某2因故未能到庭参加诉讼但书面辩称：本人因所居住地区新冠病毒疫情严重，目前无法回杭州当面出庭，敬请核准以此书代为陈述答辩。本人的父亲王君华和母亲金岳珍都已离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关于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论述，父母留下的遗产应由三位子女共同继承。目前三位子女王某1，王某2，王某3对其他财产并无争议，唯一请求法庭审理解决杭州半道红小河东村2号403室（房权证第0××7房屋所有权人：王君华）的房产继承权。杭州半道红小河东村2号403室的住房是在1984年按照父亲（浙江省电力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和母亲（当时是浙江省电力局高级会计师）职务，三十多年工龄和家庭5位成员的情况下由浙江省电力设计院与浙江省电力局协商后，在要求母亲放弃浙江省××住房的权利的情况下由浙江省电力设计院分配给我们家的。我于1991年9月离开杭州赴美留学，长期卧床住院患有免疫类疾病的母亲于1993年离世。我在1995年10月中收到在杭州的王某1的一封普通信函，他电话告知信中的协议书需要我签字后寄回给他，如果不签的话，他就不愿出钱买房，父亲就会在房改后失去半道红这套房子的主权。收到这封信的日子我记得是将近10月中旬了，因为学校是9月初开学，那时学生们都已经在准备期中考试。当时这份协议书上已经有父亲和王某1的签名和他们的签名日期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四日。因为这封协议书来得很突然，我事先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经过打听，了解到原来是电力设计院正在进行房改福利卖房，按照父亲的年龄（当时已经72岁），工龄（退休前39年），职称，和退休工资等条件计算出来半道红的房子折扣福利价是21262.64元人民币，折合当时美元大约是$2660美元。我觉得这个房价特别优惠，因为当时武林门地段的房价已经至少是4000人民币／平方米了，即便是按照4000／平方米计算，这套房子的价格也在4000＊75.25＝301000元，也就是说价值30.1万的房子，电力设计院给予父母的福利优惠是28万，我们自己只需要付出剩下的2.1万。这2.1万元大约只是实际房价的7%。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曾电话劝父亲赶紧买下来，但是父亲说自己手头上拿不出那么多钱，我当时还问父亲，是不是需要我赶快寄一些美元回来，父亲说时间来不及了（当时美元支票托收兑换大约需要一个月），而买房款需要在十月底之前要交给设计院。父亲说王某1有钱，可以问他借，而且王某1也已经表示他愿意出这笔钱帮助父亲买下。我觉得这张协议书有恶意剥夺父亲，我，和当时经济情况还很困难的学徒工弟弟王某3对这套房子的权利。所以我表示不愿意签这样的协议，但是王某1说如果不签字，他就不出这笔钱，而我的钱即便马上寄出，时间上也来不及了。无奈之下，为了保住父母亲辛劳一生所得的福利房产，考虑到还是先签字，先把房子买下来再说，毕竟是一家人今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商量。尽管我签了字，但是心中实在是不安，于是在文件的一角写了批注，希望今后如果小弟王某3有能力买房时，可以优先考虑。父亲去世后，王某1拿出一份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公证书（95）杭证民字第6374号，伪称我自愿与其签订这份协议签字日期是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四日。我当时人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读书，公证处的这位冯公证员在没有见到本人，没有验证任何身份证件，连我的出生月份都写错的情况下，何以证明我的签名和日期属实？这份签名公证本身就已经违背了公证书中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这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条（公证是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第十一条第十款（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三条第五款（不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第二十八条（审查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充分）等等条款的公证书是否具备法律效应？这种乘人之危胁迫剥夺他人财产的行为是否合法？敬请法庭明鉴。现在王某1拿出一张以欺骗，胁迫手段得到的签名协议书和一份违规办出的签名公证书，要求把父亲名下（房权证第0××7房屋所有权人：王君华）的这套房产100%归为其一人所有。这种行为于情于理所都不为常人所容。更何况这件事一开始就是一个恶意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所赋予我和王某3合法遗产继承权的阴谋。从一九九五年十月到父亲去世的二○一八年二月近二十三年中，父亲几次提到当年买这套房子是向王某1借款，而且始终拒绝将房产证上的名字改为王某1。相反父亲多次叮嘱王某3要把房产证藏好，不要交给王某1。综上所述，本人希望法庭声张正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判决此案。王某1当年借给父亲的2.1万元约占当时房价的7%，其余93%属于父母亲的遗产，理应按照继承法三位子女每位1／3，每人31%。总分配比例为王某131%＋7%＝38%，王某231%，王某331%。希望法庭判决后由杭州市公证处监督出售此房以保证此判决得以顺利执行。 被告王某3辩称：1995年父亲的工作单位，浙江省电力设计院进行房改，将此房改房（半道红小河东村2号403室）按照单位福利房出售。此房是在80年代初按照父亲，母亲（当时是浙江省电力局的员工）的高级工程师和高级会计师职务，三十多年的工龄，和家庭5位成员的情况下由浙江省电力设计院与浙江省电力局协商后，在母亲放弃要求浙江省××房的权利的情况下由浙江省电力设计院分配给我们家的。记得当时是9月，王某1拿出一张协议书告诉我，父亲当时一时拿不出两万多购房款，如果不在上面签字，父亲就无法买下这个房改房。如果不买下这个房子，父亲就会失去这次买房的机会，以后住房就会有问题。所以作为1985年就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已经有一些积蓄的王某1表示愿意为父亲支付这笔购房款。王某1跟我说这文件中提到的条款以后还可以商量修改，现在签的只是一份意向书。当时我（王某3）刚参加工作，还是热电厂的一名学徒工，我没钱购买。诉状中所诉的“王某3不愿出资购买”是不真实的。我姐1992年赴美读书。我对于整个购房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点都不了解。父亲王君华没有与我商量过此事。我的这个签名也不是在1995年9月14日在杭州公证处签署的。我的记忆中，王某1与我谈及这件事的时间是9月14日之后。关于协议上我的签字，当时王某1告知这是一份草签的协议，之后将会有正式的协议书，届时需要我们四人在公证处当着公证人员的面签字生效。由于涉及的四方当事人均不在同一处，需要有份草签的协议作为资料之一这样才能去申请公证，这样公证处才能受理，公证处才能走申请公证流程。我当时看到的那份协议书上，王君华，王某1已签字，王某2处留得是空白。考虑到在正式公证时需要四个人都到场签字，我签一下问题也不大。以后四人见面后会有商讨的空间，这个拟定的签字也不是正式的，只是为了配合公证处申请公证流程。故我签了字。之后王某1再也没有与我商量过这份协议的进展情况。当时王某2在美国读书，根据她的回忆，在签字前没有收到父亲关于此事的任何意见，而且记忆中签字的时间是9月底或者10月初。当时是王某1把其他三个人的签名都做好后把文本寄到美国。王某2看到文中不妥之处，因为当时她认为这是一份征求意见的草稿，她还特地添加了一条意见后才签的字。以便在接下来的协商和正式文件上列入。我姐的备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协议书左下角的一段文字。一般正式公证书上是不会有这样的草稿文字的。因此，我认为这一切都在王某1的刻意操纵之下，以不同的欺瞒手法，让父亲和我们两个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签了字。我对原告提供的有关材料有如下疑问：公证书上的签字日期：我签字的时候没看到父亲和姐姐，肯定不是9月14日同一天一起签的。为何公证书会有“我们四人于1995年9年14日签订了协议书”的表述？公证书上的“自愿”：公证人员是如何在我和姐姐缺席，未见证我们签字的情况下做出“我们四人自愿签订，签名属实这样的公证？公证书上的我姐的出生月份：我有一份同一个公证处作出的我姐的父母关系公证书，上面的日期是：1965年11月23日。而此份公证书我姐的日期是1965年12月。公证员怎么会写这个日期？公证书上的关键表述缺乏：这份公证书是1995年出具的，我这里有一份1991年的父母离婚公证书，也是原告提供的10号材料。上面有“来到我处，在我面前，亲自签名”的表述。作为一份4年后的公证书却无此体现公证流程的表述，让人不解。同一天的购房协议书和收据（原告提供的15和17号材料）。父亲的签名不一致，购房协议书不是父亲的签名笔迹，父亲为什么不签字，什么原因？协议书上提及的我的住房问题：当时这套房子是电力局借给母亲住的，母亲过世后我继续借住在此处至今。房子是直管公房，房卡户名是电力局。关于这处房产，前面已经提到，此房是在80年代初按照父亲的高级工程师和母亲的高级会计师的职务，三十多年的工龄，和家庭5位人口的情况下由浙江省电力设计院与浙江省电力局协商后，浙江省电力设计院分配给我们家。上述要数缺少一项就会影响到面积，地段，楼层，户型等。在1995年的房改过程中，这个福利房的房价也是按照父母的职位工龄计算出的优惠价格。当时这样的房子，在市场上也不是区区两万多人民币可以买下。这份协议书只注明了王某1的权益，只以区区两万多人民币而将父亲和母亲一辈子的工龄和福利的房改房由其一人继承享受，这合理吗？难道就可以剥夺了我的房产继承权吗？父亲多年来一直对此事有心结，告诉我说当时的购房款是向王某1借的。这也是为什么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把房产证上的名字换成王某1的根本原因。按常理理解，在公证后的二十年里，王某1也曾回过国三次。父亲完全可以将房产证交于王某1保管或直接办理过户。这是自愿执行协议最常理的操作。但父亲没有，他从来没说过房子是王某1的。反而父亲住院期间，他很多次嘱咐我要把房产证放在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拿给王某1。父亲住院有近5年半时间，特别是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出院，在多次提及后事的时候，在王某1回国，在医院里哪怕我不在场，也未将房产证交给王某1。事后也未提及。因那笔房款一直未还，所以父亲提出自己过世后的售房款中的一部分归还王某1的借款。父亲留下的录音和遗嘱提到过世后希望将此房产由三个子女共同继承，如果最终房产出售，售房款平均分为4份，其中一份支付王某1当年的借款。另外三份，三位子女分别继承。王某1自1998年12月出国后至今近二十年间只回来看过父亲三次，每次时间也非常短。平时父亲的起居，餐饮，治病，住院，各种照顾都由我一人承担。按照法律常规，父亲病重期间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留在国内的我是父亲的第一监护人。2018年2月王某1回国，在他二月十七日单独见过父亲的第二天晚上（二月十八日晚上，二月十九日凌晨），父亲出现病危症状。医院在父亲出现病危症状后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我告知了王某1。待我5点多钟我赶到医院，当时王某1已在现场。医生全力抢救一夜之后，父亲的症状平稳下来，我和医护人员暂时松一口气。当时我和王某1商量轮流陪护。考虑到晚上出现意外的情况比较常见，觉得父亲现在情况平稳，可以让王某1暂时陪护，我回家休息。就这样约好下午一点我过来陪晚班。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在上午九点左右再次出现呼吸困难心跳减缓的症状。此时王某1在场，在没有通知我这个监护人的情况下擅自做出请医生停止抢救的决定!等我接到王某1打我的手机通知我说“父亲情况不太好”赶到医院，看到的是父亲的遗体。想问一句，王某1，你是临时回国的，你有什么权力在故意不通知我的情况下阻止医生抢救父亲？二十多年来可都是我在照顾父亲。需要说明的是，父亲年事已高，但是生存愿望是强烈的。住院期间曾经出现几次病危，最终他都以顽强的求生欲配合医生积极抢救，转危为安。我请求法庭在审理此案中就王某1以欺瞒方式骗取我签字，肆意践踏父亲求生权力等一系列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给与考量。父亲去世后，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录音和遗嘱）骨灰撒钱塘江，我和我姐带着她的女儿清明节前赶回来在钱塘江上送了父亲最后一程。在此期间，我姐也表达她的意见，同意父亲关于房产分配的遗愿，将房子出售，售房款平均分为四份，其中一份支付王某1当年的借款。另外三份，三位子女分别继承。之后的事情，就是这个法庭受理的案件。我和我姐本着父亲的意愿，希望能合法出售此房。期间我和我姐同意由公证处公证人员出面一起完成过户，出售，和款项的转账。可是这个合理建议遭到王某1的拒绝。王某1拿出这份公证书要求把房产独自过户给他一个人。由此剥夺我和我姐的继承权。对此我们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无理要求。我请求法庭就上述情况，尤其是王某1欺骗行为，以及在父亲最后的时间里违背道德伦理和公序良俗的情况，依法判定这处房产的归属。 庭审中，被告王某3补充辩称：一、该房改房为单位福利分房。其面积、地段、楼层是充分考虑父亲、母亲的工龄、职称、职务和家庭5位成员人口的情况下分配的。实际上也体现了该房改房的福利性。现父母亲均已过世，其房改福利性应该由子女共同继承。而王某1当时不考虑我参加工作不久，想买但拿不出购房款的实际困难，借机用2万多元费用（购买过程详见前答辩状）剥夺了我对这块房改房福利的继承权。二、关于公证书我有如下疑问：1.公证书上的签字日期：我签字的时候没看到父亲和姐姐，肯定不是9月14日同一天一起签的。为何公证书会有“我们四人于1995年9年14日签订了协议书”的表述？2.公证书上的“自愿”：公证人员是如何在我和姐姐缺席，未见证我们签字的情况下做出“我们四人自愿签订，签名属实”这样的公证？3.公证书上的我姐的出生月份：我有一份同一个公证处作出的我姐的父母关系公证书，上面的日期是：1965年11月23日。而此份公证书我姐的日期是1965年12月。公证员怎么会写这个日期？4.公证书上的关键表述缺乏：这份公证书是1995年出具的，我这里有一份1991年的父母离婚公证书，也是原告提供的10号材料。上面有“来到我处，在我面前，亲自签名”的表述。作为一份4年后的公证书却无此体现公证流程的表述，让人不解。请原告解释上述问题。如前答辩状所述，该公证书是王某1以欺瞒方式骗取我签字，我恳请法院调查该公证书的上述疑点。三、父母1991年离婚后，王某1和王某2二人未和母亲一起居住，由我照顾母亲，我们二人一起生活。之后王某21991年出国。王某11998年出国。他们回国次数有限。王某1自1998年12月出国后至今近二十年间只回来看过父亲三次。每次时间只有十来天，并且重点也不是照顾父亲，因为每次回国去医院探视的时间也屈指可数3、4次，呆在医院的时间也不长。母亲去世后我继续照顾父亲二十多年。父母亲晚年，近27年的起居，饮食，看病，住院，都是由我一人在负担。父亲是在2012年10月在客厅摔倒的，他站不起来，挣扎着爬到电话机旁边给我打电话说他摔倒了。当时我在上班，请假赶到时，发现父亲躺在地上，头皮裂开，满脸是血，地上也是一摊血，大小便拉在裤子上。这天我没去上班，就在安排抢救住院事宜。没想到，后来上班时间从单位出来赶到医院，成了常态。在父亲住院直至过世的五年半时间里，我几乎天天提心吊胆。上班和休息中。医院经常会突然打电话告知病情变化甚至病危通知。父亲的同龄人基本上都不在了，他没有朋友和亲戚来往，只有我一个儿子在身边。父亲经常会抱怨医院照顾他的阿姨，抱怨医院的各项所见所闻，甚至因为某些时候性情变化，而不停的给我打电话，让阿姨给我打电话，要我去医院去陪他。我也只能赶过去安慰他，陪伴他。这五年半时间都是我在医院、单位、自己的家三处跑来跑去。现在每每想到每次陪伴到最后离开的时候，父亲期望我不要走的依依不舍黯然的眼神，不忍回忆。至今我还居住在父母离婚时单位借给我母亲的老旧破小房子里面。并且该房还是电力局借给母亲住的，房卡是电力局的户名，母亲实际上没有得到房子分配（这点与离婚协议不一致）。王某1现在要求把房产独自继承给他一个人。由此剥夺我福利房改房的继承权。对此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无理要求。父亲前期对该房产的归属立有文字遗嘱和录音，虽然医院的出院记录写明了父亲患有“混合型痴呆”“脑梗塞后遗症”。但其立遗嘱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其病症并没有影响到其辨认和控制的能力。原告提供的三份出院记录恰恰证实了这一点，三份出院记录全部非常清晰的记录着父亲出院时”精神软、神志清、言语啰嗦。对答切题”。从文字遗嘱及录音的内容看也是符合逻辑，符合父亲所考虑的子女各方实际情况的。是父亲真实的意愿表达。最后恳请法院考虑到我独自一人照顾陪伴父母亲晚年生活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对我适当照顾，依法判定这处房产的归属。 到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到庭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到庭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其所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王某2、王某3对王某1诉称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身份上的关系和其父亲即被继承人王君华于2018年2月去世并遗留了坐落于本市××道××村××号××单元××室房屋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另查明：1995年9月14日，以王君华（简称甲方），王某1（甲方之长子、简称乙方）为订立人，双方订立《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经双方协商，就在房改中购买本市××道××村××号××室住房及今后使用，处置等有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1.由乙方独自出资，以甲方的名义向甲方单位购买此住房。购房后先由甲方独自使用；甲方及以后再婚配偶具有终生独自使用权，但没有处置权（包括出租、赠与、销售、变更继承权）。甲方和配偶均去逝后，该房由乙方使用及继承。2.房屋使用中发生的房屋修善、管理费、市政费，水电费及国家规定的以年、月（季）收取的税费由使用人支付。属基建改造性质经双方协商后进行。3.如甲方及再婚配偶去逝后，由配偶带入的非甲方所生子女仍住该房，应立即搬出；确无处搬迁，由乙方代租过渡房搬迁（人均≥6ｍ？使用面积），并最多支付6个月过渡房租，以后由其自行支付居住。4.鉴于现甲方女儿王某2在外留学，如她完成学业后回国定居（10年内），无房居住，乙方可将其有关权益及义务转给王某2。即由王某2支付给乙方购房款及同期银行利息（含保值补贴）。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生效，如需变更需经双方同意。”该《协议书》为打印件。协议书尾部甲方、乙方栏目内分别有王君华、王某1的签名；利害关系人（对此协议无异议）甲方的女儿签名栏目内、甲方的次子（本市另有住房）签名栏目内则分别有王某2、王某3的签名；左下角有王某2手写“另附，如乙方今后有意出售此房，甲方次子王某3具有购此房的优先权。”的备注。同年10月20日，王君华向王某1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王某1所付半道红小河东村二号设计院宿舍403室购房款共计贰万壹仟柒百玖拾元玖角正（21790.90）”。当日，王君华（乙方）与其任职单位浙江省电力设计院（甲方）签订了《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同意将坐落于××道××村××号××的住房一套出售给乙方；该套住房建筑面积为75.25平方米；经省直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核定的总售价为人民币贰万陆仟伍佰柒拾捌元叁角零分；乙方以现金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甲方给乙方应付全部房款的20%的房价折扣，乙方必须于1995年10月26日之前一次性付清全部购房款。10月25日，王君华向浙江省电力设计院缴纳了房改购房款21790.90元。同年11月10日，浙江省杭州市公证处在王某2、王某3未到场的情况下对前述早已签好的《协议书》进行了公证。 2015年3月8日，经王君华口述（除王某3外无其他人在场），由王某3记录并打印了一份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王君华，1923年07月20日出生，身份证：330105192307××××。现住杭州市拱墅区××道××村××号××室。我年事已高，由于担心本人去世之后，子女因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争执，现于我头脑清醒之时，就相关身后之事及杭州市拱墅区××道××村××号××室的共（壹）处房产及本人的现金、银行存款和股票财产，立下遗嘱如下：一、本人过世后，着自己选择的由儿子取来的寿衣。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式，追悼会。将火化之后的骨灰择时洒在钱塘江。二、我自愿将杭房权证拱换字第0××7号（杭拱改字第0××9号）房产（该房产位于杭州市拱墅区××道××村××号××室，建筑面积75平方米。（土地使用证号杭拱房改国用（96）字第2454号）做如下继承分配：考虑到长子王某1曾在房改房时的出资，现由长子王某1继承二分之一，另剩下的二分之一由次子王某3和女儿王某2各继承二分之一。三、银行存款、现金、股票全部动产及半道红房内物品由次子王某3一人继承。四、本遗嘱一式贰份，立遗嘱人壹份，壹留存一份。本人在此明确，订立本遗嘱期间本人神智清醒且就订立该遗嘱时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诱导，上述所立遗嘱为我的真实意愿。”王君华在该打印的遗嘱尾部立遗嘱人栏目内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 又查明：被继承人王君华生前最后6年左右的时间里，年老体弱又多病，王某3对其生活上的照料尽了主要的义务。期间，自2012年王君华跌倒生病住院起，王某1、王某2因身在国外，每人各给予了王君华每月1250元的经济上的帮助，直至王君华去世。王君华去世后，三兄妹为继承和分割案涉房屋进行了沟通协商，并达成了由王某1、王某2、王某3分别享有该房50%、25%、25%权利份额的口头协议。嗣后，王某1要求将该房予以出售并分配相应价款，但未能得到王某2、王某3积极响应。王某2起先不同意出售房屋并主张该房由王某3居住使用或者由王某3负责管理并对外出租。为此，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遂成诉讼。 本院认为，王君华、王某1于1995年9月14日订立的《协议书》是否为王君华遗嘱及效力问题，和2015年3月8日王君华所立《遗嘱》的效力等问题，构成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关于《协议书》是否为王君华遗嘱和效力问题以及《遗嘱》的效力问题。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协议书》由王君华、王某1订立，为打印件。《协议书》中“甲方（王君华）和配偶均去逝后，该房由乙方（王某1）使用及继承”之内容，具有遗嘱的性质。鉴于该协议书为打印件，而打印遗嘱就其性质来说亦为代书遗嘱，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打印遗嘱时依法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但该协议书签订时并无其他见证人在场，且公证处也只是在事隔近一个月后在王某2、王某3未在场的情况下对该签好的《协议书》进行了公证。因此，从《协议书》订立的形式上来看，该协议书之相关内容即使可以认定为遗嘱，也因欠缺遗嘱的形式要件，而难以被认定为有效。至于2015年3月8日《遗嘱》的效力问题，也因《遗嘱》为打印件，且系由利害关系人即继承人身份的王某3记录并打印，同前所述，该《遗嘱》依法亦不能认定为有效。关于王某1、王某2、王某3于被继承人王君华去世后达成的口头协议能否作为其继承遗产份额依据的问题。本案中，在上述《协议书》及《遗嘱》均不能认定有效的情况下，案涉房屋原本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但是继承开始后，三兄妹为继承和分割案涉房屋进行了沟通协商，并达成了王某1（50%）、王某2（25%）、王某3（25%）各自享有权利份额的口头协议。本院认为，该口头协议是继承人之间各自对个人利益进行处分的结果，协议虽然没有形成书面形式，但也是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其意思表示明确、真实，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尽管继承人之间后为房屋的出售与否产生争议并终成诉讼，但其并没有变更前述口头协议关于各自享有案涉房屋权利份额的约定，也没有解除该口头协议。故王某1现要求由其一人继承案涉房屋并要求王某2、王某3协助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及将房屋腾退给其等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而王某2、王某3要求依法继承案涉房屋遗产之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综上，王某1、王某2、王某3达成的前述口头协议系三兄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并受法律保护。根据该协议，本院确定被继承人王君华遗留的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道××村××号××单元××室房屋的产权由其继承人王某1、王某2、王某3分别享有50%、25%、25%的权利份额。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款、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继承人王君华遗留的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道××村××号××单元××室房屋，由王某1、王某2、王某3继承并按份共有；王某1享有该房50%的所有权；王某2、王某3各享有该房25%的所有权。 二、驳回王某1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王某1负担15400元（已预缴），王某2、王某3各负担7700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王某1、王某2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王某3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金林 人民陪审员  杜颖伟 人民陪审员  谈海鸥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法官 助理  韩瑞功 书 记 员  张 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