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民终94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鲍辉，男，198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祥伟，安徽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钱传喜，男，197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池州市贵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道，安徽天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婕，安徽天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凌继东，女，1976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池州市贵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道，安徽天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婕，安徽天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鲍辉因与被上诉人钱传喜、原审第三人凌继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7民初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鲍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祥伟、被上诉人钱传喜、被上诉人钱传喜与原审第三人凌继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道、汪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鲍辉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7民初60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或查明案件事实改判支持鲍辉原审诉请。3、本案诉讼费及一审诉讼费由钱传喜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认定，“鲍辉找来池州市纵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中介员巩伟华来处置抵债资产”，“鲍辉未能举证证明钱传喜和凌继东私自将荷丰楼121房售卖并收取了房款……”。但是，需要二审法院注意的是，鲍辉与巩伟华并不相识，且钱传喜及其妻子所有的池州市房屋均售给了鲍辉相识之人，鲍辉没有理由需要找来巩伟华处置资产。同时，提请二审法院注意的是，原审中钱传喜提供了何坤的证人证言，何坤系鲍辉与钱传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鲍辉的委托代理律师，同时是案涉房屋的购房者（丹荣楼2Ｂ），与本案有利益关系，其证言证明力较弱，不应被采信。还需要提请二审法院注意的是原审法院查明的几个事实的时间点及内容：1.2016年11月8日，钱传喜仅委托巩伟华将池州市百荷小区丹荣楼**房屋售予案外人，丹荣楼2Ｂ售予何坤，荷丰楼3Ａ是凌继东委托钱莉售卖，并没有委托巩伟华售卖，原审认定为丹荣楼2Ａ、2Ｂ二套房屋均由巩伟华代为出售明显事实不符；2.2017年7月6日，钱传喜、凌继东共同委托巩伟华出售荷丰楼121房屋；3.2017年8月17日，安徽省池州市华公证处对前述委托予以公证；4.2018年1月26日，巩伟华代凌继东与王锐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将荷丰楼121房屋售予王锐，合同成交价10万元；5.2018年2月3日，钱传喜将汇入凌继东账户的5万元房款取出交给巩伟华，巩伟华向钱传喜出具了5万元收条。以上事实可以看出：第一、前三套房屋并非钱传喜均委托了巩伟华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仅有丹荣楼2Ａ房屋委托；第二、前三套房屋售出与第四套房屋售出时间差距1年多；第三、荷丰楼121房合同价为10万元，钱传喜认可仅向巩伟华支付了5万元款项；第四、鲍辉从未委托巩伟华收取房款，除第四套房屋外，巩伟华也从未收到过房款。从以上情况来看，原审法院并没有查明清楚案件事实。巩伟华究竟是受何人委托，第四套房屋是否售予鲍辉指定的第三人，为何第四套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款为10万元，钱传喜仅支付给巩伟华5万元，是否支付给鲍辉，显然原审法院以交易习惯认为第四套房屋也是由鲍辉找到购房者后，由巩伟华代为处理房屋买卖手续的认定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在这些案件关键事实没有查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径自判决认定鲍辉未能举证证明钱传喜和凌继东私自将荷丰楼121房售卖并收取了房款，而驳回鲍辉诉请，显然没有事实依据。在鲍辉看来，本案应当由钱传喜举证证明，其完全履行了双方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将案涉第四套房屋售予了鲍辉或其指定的案外人。但是，钱传喜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其完全履行了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反而因其支付给巩伟华5万元与房屋买卖合同价款10万元存在较大差异致使存在重大疑点。根据现有证据来看，认定钱传喜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更符合客观事实。此外，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钱传喜因认为巩伟华私自售卖案涉房屋，存在诈骗行为，已经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从这方面来说，钱传喜自身也认为，其没有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将第四套房屋售予鲍辉或其指定的案外人。综上所述，鲍辉坚持认为，钱传喜没有按照双方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如约将全部四套房屋交付给鲍辉或鲍辉指定的第三人。故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钱传喜应继续偿还欠款，并支付利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鲍辉的诉请。 钱传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钱传喜严格执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已全面履行约定的义务，钱传喜已根据鲍辉的要求，协助将抵债房产全部过户至案外人。1、根据鲍辉与钱传喜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钱传喜将池州市百荷小区丹荣楼2Ａ、2Ｂ;荷丰楼3Ａ、121房屋作价230万元抵偿给鲍辉。协议第一条第二款明确约定：如申请人（鲍辉）将以上房屋抵偿给申请人（鲍辉）指定的第三人的，被申请人（钱传喜）予以同意。同时由被申请人（钱传喜）直接与该第三人签订相关房屋买卖合同。该协议签订后，鲍辉找到房屋中介处理上述抵债房屋，钱传喜按鲍辉的指示及《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在鲍辉执行代理律师何坤的陪同下，在池州市华公证处办理了授权委托书公证，由鲍辉找来的中介工作人员巩伟华作为受托人和第三人（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2、巩伟华在表面上看是钱传喜的受托人，其实是鲍辉的受托人。从这两个方面足以证明。一是鲍辉的执行代理律师何坤的证言，其证言表述的非常清楚，巩伟华是按鲍辉的指示在办事，作为钱传喜的受托人是为了过户的需要，是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需要，不能因为巩伟华收款后未能将房款交付鲍辉，就否认该事实的存在。其次，鲍辉在《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为及早处分121房产，曾和钱传喜一道向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过一份申请书，申请书中明确记载有委托纵横房产处置121房产的表述。然而，鲍辉在上诉状中居然称其和巩伟华并不相识，就是典型的虚假陈述，二审法院应在查明事实后对该行为予以制裁。3、鲍辉称其委托律师何坤系上述房产中的购房者，是利害关系人，其证人证言证明力弱的观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完全是鲍辉单方臆想。何坤作为当时诉争房产处理的直接参与人，更系鲍辉的代理人，对整个事件的发生是最清楚的，他的行为代表的是鲍辉，其证言更是公平公正的。至于报案问题，首先鲍辉不清楚报案内容就作出假设推断；其次，案件在诉讼时，一审主审法官建议双方当事人就巩伟华的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当时我方提出应由鲍辉提出报案更适合，一审法官则告知，双方皆可报案，任何一方的提出都不代表对己方不利，只是为了更清楚的查明案件事实需要。综上，钱传喜已全面履行了《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义务。钱传喜配合将《执行和解协议》上约定的房屋按鲍辉的指示过户至第三人名下，并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就交付了房屋，钱传喜的义务是配合过户义务，不能因为鲍辉未能收到最后一笔尾款，就认定钱传喜未能全面履行了《执行和解协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鲍辉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凌继东陈述意见与钱传喜一致。 鲍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钱传喜立即向鲍辉支付939100元及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利息为614094元，本息和1553194元），庭审变更为：判令钱传喜立即向鲍辉支付929100元及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利息为626315.22元，本息和1555415.22元）；本案诉讼费用由钱传喜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7日鲍辉与钱传喜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经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了（2015）池民二初字第00002号《民事调解书》后，因钱传喜未按民事调解书约定全面履行付款义务，后鲍辉向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过程中，双方经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主持调解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协，协议第一条约定：钱传喜将登记在其名下及其妻子凌继东名下的位于池州市房屋抵偿给鲍辉或鲍辉指定的第三人，确定以上房产价值为人民币230万元，抵偿行为以到池州市房产交易中心过户形式办理，房屋过户到鲍辉或鲍辉指定的第三人名下抵偿行为生效，抵偿行为生效即表示双方债务减少了本条确定的数额。如鲍辉将以上房屋抵偿给鲍辉指定的第三人的，钱传喜予以同意，同时由钱传喜直接与该第三人签订相关房屋买卖合同，但第三人支付的购房款由鲍辉领取，第三人支付的购房款具体金额由鲍辉与第三方协商确定，与钱传喜无关。如房屋过户过程中为办理房屋过户需要签订相关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上注明的房屋买卖金额双方承诺仅仅为办理过户需要所填写，最终以上房屋抵偿价值以本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为准。钱传喜的妻子凌继东亦在该协议上签字。 协议签订后，鲍辉找来池州市纵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中介员巩伟华来处置抵债资产。2016年11月8日，钱传喜向巩伟华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巩伟华代其出售池州市贵池区百牙路百荷小区丹荣楼2Ａ、2Ｂ两套房屋并办理相关手续。2016年11月17日，巩伟华代理钱传喜对上述两套房屋分别进行了售卖。2017年7月6日，钱传喜和凌继东共同向巩伟华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巩伟华代其二人出售凌继东名下位于池州市贵池区（房屋权证：池字第××）商业用房，并代为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一切手续。2017年8月17日安徽省池州市华公证处对该委托行为予以公证。2018年1月26日，巩伟华代理凌继东与王锐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将贵池区建设中路百荷小区荷丰楼121商业用房出售给王锐，合同成交价款10万元。2018年2月3日，钱传喜将汇入其妻凌继东账户的5万元房款（荷丰楼121商业用房）取出交给巩伟华，巩伟华向钱传喜出具了收条，注明“凌继东百荷小区荷丰楼121室门面购房款已结清，房款总价五万圆（50000元）”。 庭审中，鲍辉自述池州市贵池区建设中路百荷小区丹荣楼2A室、2B室、荷丰楼3A室房屋均已过户至其指定的买方名下，并领取了三套房屋的售卖款。 诉讼期间，一审法院多次联系巩伟华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的约定，钱传喜将登记在其名下及其妻子凌继东名下的位于池州市房屋作价230万元抵偿给鲍辉或鲍辉指定的第三方，至于上述四套房屋卖给何人、售房款项多少均由鲍辉决定，第三方支付的购房款亦由鲍辉领取。鲍辉诉称百荷小区丹荣楼2Ａ室、2Ｂ室、荷丰楼3Ａ室房屋均已过户至其指定的买方名下，并领取了三套房屋的售卖款，但其认为钱传喜未将荷丰楼121商业用房过户至其指定的第三方名下，亦未收到相应房款。经查，在《执行和解协议》签订之后，鲍辉找来纵横房地产经纪公司中介员巩伟华来处理上述抵债资产，为配合鲍辉及时将上述四套房屋售卖，钱传喜和凌继东便委托巩伟华代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等相关手续，从表面上看巩伟华代理钱传喜和凌继东进行房屋售卖行为，但实际上四套房屋的售卖行为均在鲍辉的控制之下，钱传喜和凌继东委托巩伟华代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协助办理产权过户等行为，即在积极配合鲍辉处理上述抵债资产。现鲍辉未能举证证明钱传喜和凌继东私自将荷丰楼121房售卖并收取了房款，故鲍辉认为钱传喜违反了《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对其要求钱传喜偿还929100元欠款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鲍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779元，由鲍辉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钱传喜是否履行了《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义务。分析如下：根据鲍辉与钱传喜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双方用于抵偿债务的房屋共四处，其中池州市百荷小区丹荣楼2Ａ、2Ｂ房屋、池州市百荷小区荷丰楼3Ａ房屋均按约定办理的相关手续，鲍辉予以认可。本案中争议的房屋为登记在钱传喜、凌继东名下，位于池州市房屋，是否按鲍辉要求销售予鲍辉指定的第三人。判断钱传喜是否完成了《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义务，应对照双方约定的内容加以界定，根据《执行和解协议》第一条的规定：……房屋过户到鲍辉或鲍辉指定的第三人名下抵偿行为生效，抵偿行为生效即表示双方债务减少了本条确定的数额。如申请人（鲍辉）将以上房屋抵偿给申请人（鲍辉）指定的第三人的，被申请人（钱传喜）予以同意，同时由被申请人（钱传喜）直接与该第三人签订相关房屋买卖合同，但第三人支付的购房款由申请人（鲍辉）领取，第三人支付的购房款具体金额由申请人（鲍辉）与第三方协商确定，与被申请人（钱传喜）无关。……。据此可见，抵偿房屋的处置全部由鲍辉掌控，房屋卖与何人、价格多少均由鲍辉决定，钱传喜完全处于协助配合的地位。本案中，荷丰楼121房屋已经过户第三人，依约抵偿行为已经生效，钱传喜已经完成了约定义务。关于鲍辉上诉提出的一审认定巩伟华系其所找，该认定有误的意见。经查，一审法院结合钱传喜的陈述和何坤证言认定巩伟华系鲍辉找来处理抵债资产具有事实依据。首先，何坤是鲍辉与钱传喜股权转让纠纷执行案件中鲍辉的代理人，其代理参与了具体事务的经办过程，所陈述内容与钱传喜能够印证。其次，虽然委托书上的委托方为钱传喜，但因为钱传喜系案涉抵偿房屋的所有权人，基于配合办理抵偿房屋签约过户的要求，钱传喜的委托仅是形式上委托，是为了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促成鲍辉权利顺利实现。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巩伟华系鲍辉所找具有事实依据。关于荷丰楼121房款的领取，在案证据证明房款已有巩伟华领取，钱传喜经手后并未截留款项，协议中约定购房款由鲍辉本人收取，其收款未果的责任不能归咎于钱传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鲍辉主张钱传喜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缺乏事实依据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鲍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779元，由鲍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浩 审判员 郑 霞 审判员 马士鹏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吴先雄 书记员杨弯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