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申430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荣坤，男，196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思佳，云南耀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书建，男，1967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明，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娥，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乌软，女，1964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再审申请人王荣坤因与被申请人黄书建及原审被告郑乌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14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王荣坤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有关“黄书建向王荣坤出借300万元本金”的基本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判决中黄书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仅有转款凭证，不足以证明被申请人黄书建向申请人王荣坤出借300万元的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申请人在一、二审过程中均未对案涉借款举证过借款借据，而原判决对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借据进行了确认，则需要证据证明转款凭证登载的款项为申请人及被申请人之间的借款，而在原判决出现用以辅助的为“相关生效判决”。相关判决对是否存在该笔民间借贷的债权在双方并未认可，法院也并未通过审理对其进行过查明，甚至二审法院已将相关债权债务的查明排除在所谓“生效判决”的查明范围之外。事实上，双方与在原判决中提到的银诚利通（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诚利通公司）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黄书建于2013年邀请申请人投资银诚利通公司，当时双方议定了股权转让款及投资款合计2000万元，同时，黄书建作为银诚利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经营负责人，做出了投资回报承诺为每年20%，从法律关系的本质上看这一投资行为存在着明显的“借贷法律关系”的特性。在进行投资后，黄书建及银诚利通公司向申请人出具过根据实际经营状况的利润分配方案，但并未支付申请人应当获得的投资回报。与此同时，案涉的资金系由于申请人知道银诚利通的公司的这一资金渠道为案外人提供信息帮助案外人完成的借款。而2015年在申请人未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股权变更登记，其约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记载内容亦并非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黄书建利用银诚利通公司融资的这一系列操作形成了事实上将申请人的投资“借给”申请人，在赚取资金利益的同时将“投资款”变成“股权转让款”使得申请人血本无归，极大地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而原判决未对双方案涉的法律关系的实质进行查明，最终导致黄书建违法利益受到了法律保护。（二）原判决就案涉债权债务是否存在还款事实未予以查明。双方之间存在较多的经济往来，甚至在双方存在其他纠纷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还款行为的认定上均存在较为反复查明过程。在原判决做出的审理过程中，申请人认为该笔案涉借款并非发生在双方之间，故未将是否进行过还款作为主要的案件事实主张，即便如此但仍然表述过存在还款的事实。但就是否发生还款、还款金额、黄书建是否认可收到过还款等一系列问题，在民间借贷作为案由的案件中，原判决仍然应当进行审查，从而查明完整的法律事实。显然，本案过程中申请人主张通过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云南贵峰投资有限公司的账户按照被申请人的指示于2014年5月20日进行过转款，转款金额中包含案涉款项300万元。但原判决未对案涉债权债务是否进行还款予以查明，对于完成借款后至起诉时仍让存300万元的借款事实的确认缺乏证据证明。（三）原判决认定保全的保函费用系由于申请人违约造成的合理必要费用，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中认定申请人承担保函费用的理由是“被告违约引起本案诉讼，黄书建因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黄书建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黄书建的损失部分”。该认定缺乏证据证明。1．即便双方确实存在借款且未还款，在双方并形成书面借款借据更未就借款返还期限进行约定的情况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出借人，应当催告申请人并给予合理的还款期限。被申请人起诉要求还款并未对还款，引起本案诉讼的原因并非申请人违约，因为双方并没有“约定”，本案诉讼亦非申请人“引起”。若查明案涉借款已经偿还，则更不可能所在所谓申请人违约引起本案诉讼。2．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并非合理必要费用。首先，原判决认为黄书建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非必须以自己的财产或他人财产担保。存在多种财产保全措施的担保方式，恰为申请人认为“保函担保费”并非必要费用的理由，而原判决错误理解了何为必要，认可了一审法院在未有法律规定必须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方式进行诉讼保全担保的情况下，仍将该笔可能支出也可能不支出的费用认为是必要费用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及证据证明。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等一系列民事诉讼程序性法律，并未将诉讼保全作为法律规定必须釆取的诉讼措施，故保全担保的费用不可能是“必要费用”。最后，对于10000元的金额是否合理，既未审查也没有进行论证。二、原判决不准予调取的黄书建银行明细系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申请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原审法院调查收集，原审法院未调查收集的。首先，原判决认定“该账户为黄书建个人账户，账户当然为其个人所有”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无须证明的事实，且申请人在原判决的审理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账户流水作为证据的目的，也并非举证证明账户的所有权归属，而是对该账户具体使用权的确认。其次，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原判决作出了“现金为流转物”的认定。“流转物”并非法律概念，而本身案涉款项亦为银行存款并非现金。法律规定上并未“流转物”进行明确的法律定性从而确定其物的特殊属性。即便是按照原判决的含义，资金可以自由流通，其所有权的权利外观为所有权人“持有”，但本案诉争涉及的是账户的使用权问题，账户的使用权将确定与上述权利外观不同的所有权归属，原判决作出过程中对此不予查明必然得出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结论。在市场经济的日常交易过程中，“个人名义的账户”到底是所有人的权利表征还是仅为“资金存放的工具”与其账户使用情况、走款内容密切相关。特别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即被申请人账户的状况涉及到其关联公司行为性质。在本案中，此系证明案涉借款主体这一主要事实的证据。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准许调查收集的证据系“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即法律规定“不予准许”调查收集证据申请系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存疑的问题。而原判决不予准许的理由，是在未经庭审质证的情况下，原判决直接对于证据需要证明的事实进行了否定的法律评价及认定。这使得原审判决对于双方存在不一致意见均未查明，有违民间借贷案件全面事实查明的审理原则。故，申请人认为原判决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三、原判决适用《最髙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认为申请人未提供任何证据对被申请人向其转账该300万元款项做出合理说明，故认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转账300万元系借款的事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最髙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系“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系被申请人作为案外人银诚利通（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运营人对其负有利润分配义务的证据，对存在其他债务做出了合理说明，一审法院应当对这一说明进行法律认定；若原审法院认为有必要，则应适用该规定第十五条对申请人抗辩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否则应当由被申请人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得出与原判决相反的举证责任判断。其次，本案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在合理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故对申请人代理人提交于庭后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的申请不予准许，另一方又适用第十七条规定，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此外，在申请人提出此笔款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其他债务之外，亦提出该笔借款为案外人林体育的借款的抗辩。对于这一抗辩，原判决在审理过程中并未对这一事实进行过查明，对于黄书建与案外人林体育之间是否存在该借款关系、是否进行过还款亦未查明，导致最终判决发生错误，极大地损害了申请人的权益。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五、六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黄书建提交意见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原判决关于王荣坤向被申请人借款300万元的事实认定正确。二、被申请人个人银行账户为个人所有、使用，再审申请人申请调取被申请人个人银行账户明细，与本案无关，不应予支持。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被申请人已经提交有效的借款证明，再审申请人未能提供还款证明，再审申请人借款目的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黄书建于2014年5月16日通过名下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12）向王荣坤账户（账号：41×××01）分两次转账100万元、200万元，共计转账300万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年朝民（商）初字第27102号卷宗中的2016年11月22日证据交换笔录及2016年12月7日谈话笔录显示，本案黄书建将案涉300万元及另案（2018）辽0102民初1450号案涉1000万元转账记录向该院作为“证据九”提交，王荣坤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双方存在一千三百万的经济往来，是林体育和银城利通公司的黄书建的借款往来，没有协议，通过王荣坤的账户转账……”。本案中，王荣坤主张其与黄书建不存在借款借据，但依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原审法院适用《最髙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认定本案借款事实并无不当。王荣坤在一、二审及本次申请再审中，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借款已经偿还或者存在其他能有效改变双方借贷关系的情形。虽然王荣坤在本次申请再审中再次主张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其他债务之外，亦提出该笔借款为案外人林体育的借款的抗辩，但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有效证明其主张，故对其再审申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保函担保费问题。经审查，黄书建提起本案诉讼，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促使提供担保的形式。因此，黄书建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其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损失部分，故原审对该项诉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关于王荣坤提出其与银诚利通（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黄书建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因本案系黄书建作为原告起诉，其诉讼请求针对案涉300万元借款问题，即使王荣坤与银诚利通（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黄书建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之间系股权、投资及收益回报问题，应通过另案解决，且本案确定的300万元借款问题，在其另行解决中亦能作为双方之间清晰明确的往来的证据。而不能作为针对本案是否应当再审的证据来进行审查。因此，其此项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综上，王荣坤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荣坤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丁海审判员  刘冰审判员  钟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郭宁宁书记员丁威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