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8民终2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住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住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五原县汇元种业，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经营者：谈某，1983年12月1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农资大市场****。上诉人（原审被告）：谈某，基本信息同上。原审被告：酒泉联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原审被告：王某，1978年7月10日，住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上诉人许某、上诉人五原县汇元种业（以下简称汇元种业）、谈某因与原审被告酒泉联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众种业）、王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人民法院（2019）内0821民初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联众种业、汇元种业、谈某、王某赔偿许某种植“汇元119”葵花的损失13328元；2.诉讼费由上述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许某为农业生产购买了汇元119向日葵种子，2018年度种植期，葵花出苗后发生了苗情植株高低不齐的问题，为此许某向五原县农牧林水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了投诉。2018年8月24日，在五原县农牧林水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主持下，五原县汇元种业的经营者谈某与六位村民代表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谈某向郑永和、赵三全等六人为代表的汇元119种子种植户承诺：一、谈某向邓永和、赵三全等六人为代表的汇元119种子种植户承诺亩产470斤（以赵三全选机为标准的精选后产量）。如亩产低于470斤，低于部分由谈某按当年市场价格赔付。二、邓永和等六人种子种植户代表同意谈某作出的承诺并同意放弃田间现场鉴定，待收割后与谈某测产结算。三、此协议作出一次性调解解决，双方再发生任何纠纷诉至人民法院解决。四、邓永和等六人可以代表丰裕丰华四、五、六社的村民种植户代表的签字（代表已经签字的投诉户）。”该协议由执法机关两名工作人员、六位村民代表及汇元种业经营者谈某（又名谈某）签字，并加盖执法机关的公章。同日，谈某书写承诺书一份，承诺对于向日葵“汇元119”植株高低不齐农民投诉造成减产事件，现向农民做出承诺：1.以赵三全的向日葵选机为准，亩产470斤、精选。2.如亩产低于470斤，低出部分按当年市场行情做出赔偿。2018年8月29日，汇元种业的雇员师维悦又给17位种植户书写回收合同一份，承诺按市场价回收食葵“汇元119”商品。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汇元119”向日葵种子未按照规定向五原县种子管理部分备案，且包装袋未按照规定打印登记编号，属于销售未按照规定备案及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违法行为。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调查，并于2018年5月23日作行政处罚决定；2018年10月29日，五原县农牧林水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一份情况说明；同日，五原县种子管理站作出一份查询证明，证明联众种业生产的“汇元119”向日葵种子在农业部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品种登记查询没有相关数据；2018年9月21日汇元种业向五原县种子管理站提出测产申请，五原县种子管理站组织专家组对“汇元119”进行了测产，测产结论为平均产量272.46千克。葵花收割后，经调解协议指定，由赵三全选机筛选后，许某平均亩产为320斤。经该院调查，五原县域葵花2018年度亩产为300-400斤之间，价格为2.8元-3.3元之间。本事件中，汇元种业为“汇元119”的授权经销商。联众种业为生产商，王某为销售员。其中联众种业未介入五原县农牧林水行政综合执法局的调解，不是调解主体。许某因未得到调解协议所确定的利益，索要损失，诉至该院，请求赔偿因种植“汇元119”葵花种子产生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汇元119”种子的销售虽有违法之处，但不足以影响合同的效力，该买卖行为合法有效。汇元种业的经营者在执法机关的主持下与种植户签订的调解协议是有效的法律文件。虽然联众种业、汇元种业、谈某对该调解协议提出若干异议，但未实质上推翻调解协议的效力与存在。该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对于由汇元种业申请作出的测产报告，因其程序不符合法律对司法鉴定的要求，未协商、未选定、也未与许某协商一致；且540余斤的亩产有悖于五原县域葵花产量的实际，故对该测产报告不予认可。考虑到气候因素，五原县县域葵花总体的平均亩产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调解协议所确定的平均亩产不低于470斤不客观。根据公平原则，结合实际，确定平均亩产为350斤更为适宜。2018年度五原县域葵花商品价格低迷，总体售价为2.8元-3.3元；取平均值3.0元为宜。综上所述，许某的亩产低于350斤的，其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经核算许某亩产偏低30斤乘以3.0元'bd铮谰菘úブ窒肮撸匆淮肿涌梢圆ブ志拍兜刈笥遥梢匀隙ㄕ匀锹嫉羌堑哪妒菊罚俪艘孕碛朗ぶ种材妒渌鹗2340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联众种业未参与介入本事件的调处，对调解协议所确定的义务无法定履行义务。王某为“汇元119”的销售人员无主观过错，亦不应当承担损失赔偿义务。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汇元种业赔偿许某的损失234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谈某承担上述赔偿的连带责任；三、驳回许某对联众种业的诉讼请求；四、驳回许某对王某的诉讼请求；五、驳回许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元，减半收取67元，由许某负担17元，由汇元种业负担50元。许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汇元种业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损害了许某等广大种植户的合法权益，变相保护了不法经销商的利益，没有体现司法为民的执法理念。1.汇元种业、谈某经销的“汇元119”向日葵种子是假劣种子。2.一审法院主动依职权调查，依靠几份询问笔录估计平均亩产350斤，缺乏依据，更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即使要重新核定亩产，也应通过司法鉴定，按照专业人员的鉴定评估结论认定。据五原县农业部门2016年、2017年度的统计数据，“汇元119”亩产在450-460斤之间，2018年度不可能低到350斤。3.本案所涉调解协议是在执法机关主持下，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义务的处分行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亦确认其合法效力，那么，汇元种业和谈某就应当按照协议履行义务。4.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后，未经双方当事人协调一致，不得变更或解除。合同内容显失公平的，当事人可以要求撤销或变更。本案中，汇元种业和谈某并没有提出撤销或变更之诉，法院超越当事人诉求范围，对调解协议确定的亩产进行变更，一是不符合规定程序，二是自相矛盾，既确认调解协议的合法效力，又否定其中的内容，其用意无非是为汇元种业减少赔偿，为汇元种业的利益着想，从而损害包括许某在内的广大农户的利益。5.一审法院确定的单价也与市场价格有出入，确定为3元明显偏低，许某主张按市场价每斤3.4元计算。汇元种业、谈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汇元种业、谈某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许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许某在一审中将种子生产者联众种业、销售者汇元种业、王某列为共同被告来看，许某是基于产品质量损害而要求汇元种业、谈某承担赔偿责任，其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的规定。但在本案中，因联众种业有足够证据证明其生产的“汇元119”种子不存在质量缺陷而免责，那么要求作为销售者的汇元种业承担赔偿责任的标准就是因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纵观本案，无任何证据能证明汇元种业存在过错，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判令汇元种业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2.既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不足以认定汇元种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汇元种业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是2018年8月24日在执法局主持下与许某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此处需注意一个时间节点，就是2018年8月24日，联众种业及汇元种业在庭审中提交过气象证明，从2018年8月27日降水36.3毫米，日风速8.9米每秒;2018年9月1日口降水71.1毫米，风速9.9米每秒；一直到2018年9月27日，许某所在地一直有大雨侵袭。降水71.1毫米是气象部门的专业术语，换成直观的比喻就是在一平方米地上浇了l4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葵花种子本就不耐水，又遭逢连续数日的特大降水，对于葵花种子的良莠不齐应视为不可抗力。《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目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结合木案来看，虽然双方在调解书中未约定对于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但不可抗力是一种法定免责事由，即使当事人没有约定，仍然可以直接援用法律规定予以免责。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在前，发生连日暴雨的不可抗力在后，连日暴雨是不可控的且发生原因不存在汇元种业的疏忽或过失等主观因素，故此，在不考虑综合因素的情况下，仅以《调解协议书》确定双方履行义务，以《合同法》第五条为法律依据就认定汇元种业承担赔偿责任是极其错误的。3.本案关键证据《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因违反法定程序而无效。许某曾向种子执法机关进行投诉，但是最终处理的结果是调解，该调解协议不符合因种子质量问题应当进行的法定程序，正常的程序应该是由相关专家组及生产者、经销商和具体种植户参与的田间鉴定，具体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生长环境问题应以鉴定报告为准。但本案中许某虽然进行了投诉，但没有按照法定程序继续进行下去，对汇元种业也不具有约束力。4.《调解协议书》中约定以赵三全选机为标准的精选后产量，这一约定不明确，精选的标准是什么，精选后算大籽还是小籽这个标准也不明确，筛选记录没有联众种业和汇元种业指定的人参与，也没有谈某的参与，更没有执法机关或是其他第三方的参与，对于许某实际有无达到约定标准无法证实。二审中，王某向法庭提交了由管理站（执法局）委托、山西省农作物种子质量检测中心于2019年3月12日出具的《检测报告》（NO：SXJY2019-004），该报告载明：送检品种为“汇元119”，检验项目为“品种纯度”，检验方法为“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检验结果为“该送检样品经检验，品种纯度鉴定值为100%”。王某陈述：“这是我从五原农牧林水综合执法局复印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看不懂”；41户农民代表质证称：“对真实性不知道，没有通知我们，也不认可”。许某等人在一审中认可当年葵花籽的市场价格为3.4元左右。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种子质量是否合格？案涉种子质量与许某损失之间的关系？一是，关于本案客观事实的问题。由于本案案情决定，二审中再调取新的证据已经失去基础，查清案件的全部客观事实已成为不可能：其一，对葵花种子质量进行鉴定，由于种子12个月保质期已过，鉴定条件已经丧失；其二，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双方均未对相关证据采取保全性措施，许某当年葵花的真实产量已经无法查清。因此，二审中只能依据现有证据进行分析认定，尽力探求案件客观事实，并尽可能追求审判的法律效果最大化。二是，关于案涉葵花种子质量的问题。许某认为案涉葵花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减产；汇元种业、谈某认为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根据现有证据，案涉葵花种子出芽率正常，但生长后期苗株高低不齐，出现“三层楼”现象；虽然葵花苗株不齐现象与种子本身有关，但是否会影响到葵花产量、抑或影响产量的幅度，根据现有证据不能确认；同时，案涉葵花种子出现“三层楼”现象后，是否完全不影响葵花产量，汇元种业、谈某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从正常认知看，既然不能排除案涉葵花种子质量对葵花产量的影响，从保护产品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应当认定案涉葵花种子质量影响葵花产量。三是，关于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问题。汇元种业、谈某认为，一审法院未经当事人申请，直接依职权调取证据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二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的规定，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四是，关于一审法院根据调取的证据确定本案葵花产量、价格参照数据的问题。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通过公开走访种子经销商、葵花收购商调取当年五原县域葵花产量及葵花籽销售价格，并经庭审质证，且当事人认可的当年葵花产量与葵花籽销售价格与一审法院调取的相关数据基本吻合；一审法院考虑到本案基本案情，酌情折中取值，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五是，关于许某实际产量的问题。汇元种业、谈某认为许某在葵花种子收获过程中未通知其监产，其对许某提供的葵花产量不认可。根据本案实际，许某在葵花收获后将葵花籽交到赵三全、王某的收购点过磅计数，符合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的约定；汇元种业、谈某尽管认为该产量数据不真实，但其既未派员进行监产，又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该产量数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可许某向法庭提交的葵花籽产量数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许某、汇元种业、谈某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许某预交的134元由许某负担，上诉人谈某预交的134元由五原县汇元种业、谈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明强审判员 邬忠良审判员 徐文军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李晓权书记员 刘全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