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13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兆海,男,1967年3月25日生,汉族，住湖北省当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春，湖北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顺荣,男，1969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青，湖北荆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住所地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郢都路**。法定代表人：张守雄，该分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军，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兆海、上诉人刘顺荣与被上诉人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3民初2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兆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春，上诉人刘顺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青，被上诉人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兆海的上诉请求：撤销荆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3民初216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将两个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有隶属关系的内部管理《责任书》认定成平等主体之间的承揽合同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责任书》开宗明义释明:“根据水管单位体制改革的有关要求，结合荆州分局管养分局实施办法”的规定，而签订《责任书》，据此不难看出它所依据的是行政主管部门的内部管理文件，并且在结尾还强行“解释权归甲方”。这就说明它是一个内部管理的责任制文书，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其次，被上诉人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下称“河道局”)于2019年1月21日签发给上诉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称:“经调查，2018年8月12日我局枣林岗管理段安排刘顺荣(工头，跟该段签订一年的劳动合同)对辖区段面进行杂物除杂。刘顺荣随即安排3名工人(包括王兆海)在荆江大堤桩号798+700外堤坡进行杂物除杂。当时，王兆海擅自驾驶工头刘顺荣装满药水的三轮摩托车。因处理不当，冲下堤坡，导致腿部受伤。”该《意见》不仅对两被上诉人的《责任书》依“解释权”将其定性为“劳务合同”，而且还强调了“安排”刘顺荣从事劳务组织劳力的具体内容。据此可见，两被上诉人之间是有隶属关系的内部行政管理行为，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所谓承揽关系。一审对这一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二、上诉人受伤时所从事的劳务活动，不是在为刘顺荣帮工，而是在为河管局“药物除杂”，故一审认定上诉人与刘顺荣形成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同样是错误的。第一，正如被上诉人在《意见书》中所叙述的是河管局“安排刘顺荣对辖区段进行药物除杂，刘顺荣随即安排了3名工人(包括王兆海)。进行药物除杂。”也就是说，是河道局要对自己辖区段面进行药物除杂，而其也明知这种药物除杂一个人是操作不了的，因而安排“工头”找工友来完成这一工作。所以刘顺荣在此之中只起了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因此，河道局对“安排”刘顺荣之后的“安排”，不说是一种直接安排，也是种默许与追认。第二，2019年11月6日一审庭审中，审判长问:“刘（刘顺荣）与长江（河道局）是什么关系?”刘顺荣回答:“长江（河道局）叫我请人搞事，他们说工资多少，我就发多少，我不是河道管理局的职工。具体是管理段段长陈磊跟我联系的，每天工资多少钱是他的河道管理局安排。我也是搞事的，工资和原告一样的。”这进一步证明上诉人提供劳务是在为河道局“药物除杂”，不是在为刘顺荣加工。因为工资都是相同的，150元一天。第三，上诉人从事劳务活动的场所是在河道局的“辖区段”，不是在刘顺荣的工厂里。所以一审认定上诉人与刘顺荣之间“形成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是无据的，错误的。三、上诉人受伤虽然自己有一定的过错，但不应承担主要责任，河管局应承担主要责任。第一，严格地讲，上诉人受伤是发生在河道局的一起安全事故。如果河道局对上岗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育或者在现场进行安全管理，这一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从这个层面讲，河道局是失职的。假设上诉人不是伤腿而是当场死亡，河道局不可能如此安逸。第二，从《责任书》的约定看:只有“堤身保洁”与“草皮除杂”。所使用的工具只有“锄头、镰刀和打草机”。河道局临时安排“药物除杂”显然超出《责任书》范围。暂且不讲“药物除杂”是否违规、违法的问题，至少是超出《责任书》管理范围的。因超范围施工导致的事故，河道局应承担责任。第三，刘顺荣因接受“药物除杂”的任务，随意改装三轮车，将只能装三百多斤的农业三轮改成一千多斤的药物装载工具，这就使得刹车根本刹不住，加之该车没有年审。所以非法使用超载工具车，不仅刘顺荣应承担责任，而且河道局之责也不可推卸。第四，上诉人今年52岁，不是一个顽童，刘顺荣不安排，上诉人是不会去挪动车的，只是目击证人不凭良心出庭作证而已。一审法院仅以上诉人无驾驶证而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是极不公平的。因为此次受伤毕竟不是交通事故，也并未发生在公路上，而是河道局的安全管理不完善而导致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60%的责任，是不公平的，这让上诉人难以接受。总之，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其判决结果实令上诉人难得信服。为此上诉人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不公判决，并据实依法改判，以维护作为农民工的一份子的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让上诉人过一个安逸祥和的春节。又补充的上诉意见:一、从程序上看，一审将上诉人主张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定性为劳务合同纠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在民事诉讼状中强调的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的伤害，两被告依法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所适用的法条也应该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事实上一审也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条款。由此可见，案涉纠纷是“侵权责任纠纷”不是“合同纠纷”。故一审认定劳务合同纠纷是错误的。二、从实体上讲，《责任书》的内容从开头和结尾的表述，都证明它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责任制格式文本。《责任书》除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讲到的开头和结果的内容外，文中也提到“甲方向乙方提供劳动工具(8)台打草机”“如达不到的段面，将按分局扣取工资的标准扣除乙方工资”等。这就说明《责任书》不具有“承揽合同性质”。因为承揽人不仅要具备承揽合法资质，而且一定是用“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根本用不着河道局“提供劳动工具”、依约“扣发工资”等。三、被上诉人河道局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河道局将“堤段管理工作交由乙方负责”。假设是交刘顺荣承揽，那么刘顺荣就应当具备合法的资质和安全生产的条件。事实上刘顺荣对此根本不具备，刘顺荣所提供的只是劳务，所以其与河道局所形成的也是一种雇佣关系。上诉人正是因为对刘顺荣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安全(改装车辆，未年审），而发生的雇员受伤的安全事故。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上诉人的请求是既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刘顺荣辩称，认可王兆海的第一点上诉理由和第二点上诉理由。对第三点上诉理由持有异议，刘顺荣不应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王兆海是河道局要求和安排进行养护工作，是受河道局的指示和管理，同时，王兆海的工资也是统一由河道局发放。而且王兆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在没有驾驶证和任何安全意识的前提下发生的事故。综上，应由河道局承担全部责任。刘顺荣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荆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3民初21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由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向王兆海赔偿各项损失;王兆海应将刘顺荣垫付的￥11000元退还给刘顺荣。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对刘顺荣、王兆海及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以称“河道分局”）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河道分局应对王兆海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并向王兆海赔偿各项损失。1.根据河道分局与刘顺荣签订的《枣林岗段堤防管养责任书》中乙方责任:“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堤防管理规定，做好承包断面的除杂和保洁工作。乙方必须在甲方每月月检中达到92分以上，如达不到的段面，将按分局扣罚工资的标准扣除乙方工资”之约定，河道分局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刘顺荣，刘顺荣受河道分局的劳动管理，从事河道分局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且河道分局和刘顺荣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刘顺荣提供的劳动是河道分局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刘顺荣与河道分局的劳动关系成立。而在同一劳动地点，与刘顺荣一起为河道分局提供劳动的王兆海，无法与作为河道分局劳动者的刘顺荣建立劳务关系，这不符合日常逻辑，刘顺荣和王兆海均为河道分局的劳动者。2.即便按原审法院认定的河道分局与刘顺荣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根据通知第四条:“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之规定，也应由河道分局对王兆海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综上，河道分局应对王兆海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并向王兆海赔偿各项损失。二、原审未对刘顺荣为王兆海垫付的11000元医药费做出认定。河道分局前期承诺会赔偿王兆海的各项损失，故在王兆海住院期间，刘顺荣代河道分局通过现金方式为王兆海垫付了11000元的医药费。后河道分局未按承诺向王兆海赔偿损失，刘顺荣将垫付费用的票据交给了王兆海，以便王兆海向河道分局主张损失。但原审法院对该部分费用未做出认定，王兆海应向河道分局主张该部分费用，并将11000元退还给刘顺荣。三、原审对损害发生的过错责任认定错误。王兆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自己驾驶技术不过关且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私自驾驶他人三轮摩托车撞上大树受伤，这突破了他人安全保障义务的范畴，王兆海应对自身损害的发生承担100%的责任。刘顺荣和王兆海均为河道分局的劳动者，刘顺荣和王兆海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对王兆海没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并且对王兆海驾驶三轮摩托车，刘顺荣未给与任何指示、指导或协助。故对王兆海损害的发生，刘顺荣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四、原审对王兆海的损失认定错误。1.误工费。原审法院按150元每天的标准计算王兆海的损失错误。王兆海为孙台队村民，且王兆海未提供其工作证明，应按农、林、牧、渔业标准34280元/年计算，故误工费为150天×34280元/年÷365天=14087.67元。2.残疾赔偿金。王兆海为农村户口，且王兆海未提供其在城市工作、定居城市的证据，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14978元/年计算，故残疾赔偿金为14978元/年×20年×10%＝29956元。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不公，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兆海辩称，刘顺荣自认河道局应承担主要责任，我方认可，说明刘顺荣和河道局应共同承担责任。刘顺荣上诉状中称王兆海应承担100%责任，与其上诉理由第一点存在矛盾。一审认定的赔偿计算无过错，王兆海是草埠湖农场职工，一审认定合法有据。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针对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辩称，1、被上诉人与王兆海没有劳务关系，与刘顺荣签订责任书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王兆海发生意外事故的责任。2、本案不适用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11条，两上诉人从事的是堤防保洁工作和草皮除杂，不需要相应的资质，因此也不应由河道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他意见同一审答辩意见。王兆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人身损害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138617.00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查明事实：原告受被告刘顺荣雇佣在荆江大堤从事护堤除草工作，2018年8月12日，原告在荆荆江大堤××号（××区马山镇内）从事护堤除草工作时，因原告无证驾驶三轮摩托车下滑控制不住致使车辆撞上大树，导致原告受伤住院。2019年2月15日原告委托当阳市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鉴定，2019年2月18日，当阳市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1.原告的伤残程度为十级；2.误工时间180日、护理时间90天。另查明，2018年5月1日，被告刘顺荣与被告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签订《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枣林岗段堤防管养责任书》（以下简称责任书），《责任书》中约定：“第一部分:基本情况。责任堤段:位于(堤别)荆江大堤起始桩号:796+000,终止桩号:810+350。共计14.35公里堤段管理工作交由乙方负责。第二部分:管理工作内容.1、堤身保洁:及时清除责任堤段范围内的废弃物,做到堤面、堤坡无牛粪、砖瓦石块、白色垃圾及生活垃圾等杂物,平台无堆弃物和垃圾。2、草皮除杂:及时铲除堤坡、堤肩杂草,做到堤身堤坡无明显杂草,平坦美观。除杂工作一般采用手拨和锄头挖的方式,遇特殊情况可适当用镰刀和打草机。第三部分:甲乙双方责任。甲方责任:1、甲方向乙方提供劳动工具8台打草机,其中国产打草机8台,进口打草机口0台。2、甲方按6000元每公里每年包干给乙方,总金额捌万陆仟元整(半年付款一次)。乙方责任:1、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堤防管理规定,做好承包段面的除杂和保洁的工作。2、乙方必须在甲方每月月检中达到92分以上,如达不到的段面,将按分局扣发工资的标准扣除乙方工资。3、打草机维修及用油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4、乙方要注意安全生产,在施工中出现任何的意外事故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概不负责”。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兆海受被告刘顺荣雇请在荆江大堤从事护堤除草工作，二人之间形成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王兆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自己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仍驾驶三轮摩托车，致使车辆撞上大树受伤，原告对其自身遭受的损害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刘顺荣作为雇主，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本院认为，原告王兆海对损害的发生具体承担60%的责任、被告刘顺荣对损害的发生具体承担40%的责任为宜。关于被告刘顺荣与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法律关系的认定，本院认为，刘顺荣与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签订的《责任书》应为承揽合同性质。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责任书》对承揽的标的（荆江大堤堤身保洁、草皮除杂）、数量（14.35公里荆江堤段）、质量（达到月检标准）、报酬（6000元每公里每年，总金额86000元）、承揽方式（按承揽内容每年包干）、材料提供（定作人提供工具，但机器维修及油费由承揽人承担）、履行期限（每月月检、每年包干）、验收标准（月检达92分以上）等均有具体规定，应当认定为承揽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对原告要求并无选任、指示过错的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承担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损失，本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原告诉请医疗费18298元。但原告向本院提供的医疗费票据数额为17845.6元，故对原告的医疗费，本院认定为17845.6元；2.误工费：原告按150元每天计算180天误工费共计27000元，本院认为该项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3.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68910元，本院认为该项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4.护理费：原告按照150元每天的标准计算90天护理费共计13500元。本院认为，原告并未就护理费计算标准举证，故护理费应当按照本地区相近行业居民服务业标准38897元/年计算；护理期限结合医嘱本院认定为90天。故护理费为：90天×38897元/年÷365天=9591元；5.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1639元，结合本案实际，考虑原告就诊地点、人数等因素，本院酌情支持交通费500元；6.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诉请住院伙食补助费700元，本院认为该项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7.营养费：原告主张营养费2000元。本院认为，营养费应当结合原告伤情及医嘱确定，本案中，出院医嘱中并无相关加强营养的医嘱，故对于原告主张的营养费本院不予支持；8.残疾辅助器具费：原告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170元，但原告并未就该项主张提供任何证据，故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9.鉴定费14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10.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诉请精神抚慰金5000元，结合当事人责任及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本院酌情认定精神抚慰金1500元。综上，原告的损失共计127446.6元。被告刘顺荣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50978.64元（127446.6元×4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顺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王兆海赔偿各项损失共计50978.64元；二、驳回原告王兆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36元，由原告王兆海承担922元，被告刘顺荣承担614元。二审中，上诉人王兆海提交了下列新的证据：证据1、2019年1月21日被上诉人河道局送达给上诉人王兆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复印件,拟证明其一、河道局确认刘顺荣是药物除杂施工承包合同的工头,其二、事发当日的药物除杂是《责任书》之外的施工事项，由河道局出面直接安排，并承担施工工资,其三、河道局未派员就安全事项进行管理,故其应承担过错责任。证据2、《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复印件、草埠湖管理区农业职工养老缴费通知书，拟证明王兆海属农场职工应按城镇户口计算标准计费。刘顺荣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第一项有异议，处理意见书只是说施工承包合同中刘顺荣是工头，没有证据也没有写明王兆海是刘顺荣叫来的；证明目的第二项也可以说明王兆海的工资由河道局直接承担，工作直接由河道局安排；证据1可以说明出事后刘顺荣为王兆海垫付12000元的事实。证据2保险手册无异议，对养老保险缴费通知书的三性均有异议，没有证据佐证通知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一个证明目的证明刘顺荣与河道局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同时王兆海是刘顺荣聘请的工人；对第二个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在处理意见书中没有阐述王兆海工资由河道局发放；对第三个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刘顺荣与河道局之间是承揽关系，安全管理由刘顺荣个人进行。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请法院依法进行认定。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王兆海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证据1《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2保险手册，刘顺荣及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养老保险缴费通知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焦点一，本案案由是否为劳务合同纠纷；焦点二，一审认定王兆海、刘顺荣、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错误，刘顺荣、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具体责任比例；焦点三，一审对王兆海的损失认定是否正确。关于焦点一，本案案由是否为劳务合同纠纷。本案系王兆海向刘顺荣提供劳务，双方形成劳务关系，王兆海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损害所引发的纠纷，其诉请刘顺荣、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赔偿其因人身损害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审认定案由为劳务合同纠纷不当。关于焦点二，一审认定王兆海、刘顺荣、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错误，刘顺荣、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具体责任比例。其一，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枣林岗管理段与刘顺荣签订《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枣林岗段堤防管养责任书》，该责任书约定：“甲方按6000元每公里每年包干给乙方，总金额86000元整（半年付款一次）。”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仅对刘顺荣承揽的堤身保洁、草皮除杂等工作进行检查，双方之间并非隶属的内部管理关系，一审认定刘顺荣与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为承揽合同关系符合本案事实，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二，王兆海与刘顺荣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二十七条、三十五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自己受到伤害，则可以免除或者减轻接受劳务一方的赔偿责任，如果提供劳务一方只是存在一般过失，不减轻接受劳务一方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一审认定王兆海在从事护堤除草工作时无证驾驶三轮摩托车下滑控制不住致使车辆撞上大树，王兆海称是刘顺荣喊他挪车导致，案涉王兆海的行为并非一般的道路驾驶行为，其无证驾驶三轮摩托车是为了完成护堤除草工作，三轮摩托车系刘顺荣提供，在无证据证明损害是王兆海故意造成的情况下，本案宜由刘顺荣对损害的发生承担60％的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三，一审对王兆海的损失认定是否正确。根据本案王兆海受雇从事护堤除草工作的事实及其二审提交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一审按城镇居民标准支持其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对于误工费，一审按150元每天的标准计算依据不足，本院按居民服务业标准计算即38897元／年÷365天×180天=19182元，故王兆海的损失共计119629.6元。另刘顺荣称一审未对其为王兆海垫付的11000元医药费作出认定，王兆海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垫了，具体多少不知道，是刘顺荣带我去看病的。”结合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荆州分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载明刘顺荣带王兆海到医院看病花费一万多元，本院对刘顺荣为王兆海垫付1万元予以认定，故刘顺荣应当赔偿王兆海损失61777.76元（119629.6元×60％-10000元）。综上所述,王兆海、刘顺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3民初2166号民事判决；二、刘顺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兆海赔偿各项损失共计61777.76元；三、驳回王兆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36元，由王兆海承担851元，由刘顺荣承担6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90元，由王兆海承担992元，由刘顺荣承担7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元亮审判员  陶齐学审判员  全 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江媛书记员邱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