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47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加红，男，197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春香，河南日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爱花，女，196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耀玮，男，1983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辉县。原审第三人：辉县市城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辉县市城关镇文昌大道**。法定代表人：刘天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国强，河南百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加红因与被上诉人侯爱花、王耀玮及原审第三人辉县市城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城关镇政府”）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2019）豫0782民初5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加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王加红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侯爱花、王耀玮和城关镇政府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辉县市西大街拆迁补偿结算明细表》及2002年8月8日包户干部刘腊梅、王丽君出具的《证明》与第三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一致。该证据是依据被上诉人向第三人提供的《分单》而签订的。被上诉人既然向第三人提供《分单》，并以此为依据与第三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即视为其双方均认可《分单》的客观真实性。上诉人一审提供的1987年10月5日由执笔人和家族见证人签名见证的《分单》，是依照当时的家族习俗签订的，没有当事人的名并不影响《分单》的效力，亦不违反法律法规。况且，该《分单》已经实际履行，第三人对其无异议。经法院合法传唤被上诉人，他们未到庭行使抗辩权，应认定其对上诉人提供证据及主张没有异议。一审判决以“该分单上没有分家当事人王崇福和王加涛与王加红的签名，王加涛已经死亡，二被告又下落不明，无法证明分单的客观真实性”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及几十年共同出入的“必经之路”等客观事实来证明案涉院落（82.37平方米）、院墙及出路为上诉人和王加涛（已故）共夥；案涉56号街门为上诉人所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所涉及院落、出路、院墙、街门等内容无效，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等事实，证据确实充分，被上诉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也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相同，并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和主张。故此，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改判。侯爱花、王耀玮未提出答辩意见。城关镇政府述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结果正确。第一，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分单没有分家当事人的签名，被上诉人也没有到庭质证。另外根据涉案房屋拆迁档案材料2002年8月8日证明显示按其分单以及所拆房屋的姓名只是王加涛，有分单为证，分单在袁新发处，并且证明上有包户干部刘腊梅和王丽君的签名，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供的分单在自己的手里，且没有相关当事人的签字，该分单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分单与拆迁时提供的分单是否一致，不能认定，由此也可以说明在拆迁时，辉县市城关镇人民政府也已经考虑到王加涛和王加红之间的分家情况，并且有相应的包村干部处签字的证明，可以证明涉案的拆迁协议证明，涉案的协议并未损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协议真实有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第二，本案的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系无权处分。退一步讲，即使属于无权处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的拆迁协议也应属有效。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可以向被上诉人进行追偿。第三，本案上诉人的诉求中既有确认之诉又有确认合同无效的诉求，属于两个不同的案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查。王加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侯爱花、王耀玮的近亲属王加涛(已故)与辉县市城关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所涉及院落(计82.37平方米)、出路、院墙、街门的协议内容无效；2.依法确认位于辉县市城关××大街××号院落(82.37平方米),包括院墙及出路为王加红和王加涛(已故)共夥；3.依法确认位于辉县市城关××大街××街门为王加红所有；4.诉讼费由侯爱花、王耀玮和辉县市城关镇人民政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崇福有两个儿子，长子王加涛、次子王加红。王加涛已病故，侯爱花、王耀玮分别系王加涛的妻子和儿子，现下落不明。1987年10月5日分单载明王加涛分得东屋平房三间，南山墙外的空地基归东屋，王加红分堂屋平房三间，后面的空地基归堂屋。院落和路全部夥用，不得乱争、不能转让，分单上没有分家当事人签名。2002年8月11日王加涛与城关镇政府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载明拆迁人为城关镇政府（乙方），被拆迁人为王加涛（甲方）；甲方被拆迁建筑物和附着物包括房屋建筑面积55.39平方米，作价14081.54元，土地面积137.72平方米，作价25891.36元。《辉县市西大街拆迁补偿结算明细表》载明王加涛房屋实际占地面积137.72平方米，院落门、门框数量4.47个，作价357.6元，围墙作价171.4元，图纸和明细表载明拆迁和补偿范围包括王加涛院落和出路部分。2002年8月8日包户干部刘腊梅、王丽君出具的《证明》载明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表所填姓名郭立英（王加涛）是一种上的策略，按其分担及拆房屋姓名应是王加涛（有分单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加红以分单为据主张王加涛与城关镇政府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权处分了王加红与王加涛共夥的院落和出路，侵犯其共有权利，但分单没有分家当事人王崇福和王加涛与王加红签名，王加涛现已死亡，侯爱花、王耀玮又下落不明，无法证明分单的客观真实性，也就不能证明院落和出路共夥的事实，进而无法证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侵犯了王加红的合法权益，另王加红也没有证据证明门楼是其本人所建，故对王加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王加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加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加红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王崇连、李文军的到庭证人证言，证明案涉《分单》的真实性及案涉街门为王加红所建。城关镇政府该二人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与王加红具有亲属利害关系。因王崇连、李文军与王加红均系亲属关系，且无其他证据对二人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对该二人的证人证言，本院均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案涉房屋现状除分单上的房屋外，紧接分单中的东屋南侧另建有一间东屋，王加红陈述该房屋系王加涛在分家后、签拆迁协议前建造；院落厕所北侧建有平房一间，厕所南侧建有平房一小间，王加红陈述该两房屋及门楼均系其在2014年建造及翻建。一审中，城关镇政府还提交了2002年8月10日其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为“王家红、刘保华”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该协议落款处甲方未签名，甲方经办人处由刘保华签名。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因案涉分单中无王加红等各分家当事人的签名，故对该分单的真实性本院不能予以认定。同时，王加红、王加涛等各方在之后对案涉房屋及院落是否达成有新的协议，现也无法查明。王加红也未提供有效证件证明其系案涉房屋及院落的权利人，故王加红要求确认位于辉县市城关××大街××街门为其所有，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且因王加涛已死亡，故对王加红要求确认位于辉县市城关××大街××号院落(82.37平方米、包括院墙及出路)为王加红和王加涛共夥，亦因证据不足及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也不能予以支持。进而，对王加红要求确认王加涛与辉县市城关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所涉及院落(计82.37平方米)、出路、院墙、街门的协议内容无效的请求，本院也不能予以支持。王加红上诉理由不足，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加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加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荣军审判员  孙莉环审判员  付国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谭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