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07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洪恩，男，1981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永，男，198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70000697488308Q。主要负责人：王利霞，主任。上诉人朱洪恩因与被上诉人郭永、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京同事务所）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7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洪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郭永向朱洪恩清偿本金601277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6月30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现暂从2018年6月30日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共计144,306.48元）；2.判令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对郭永向朱洪恩清偿的债务及诉讼费用、保全费、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等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郭永、京同事务所承担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0元、保全费4620元、担保费3000元、执行费10366元、律师费45079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理由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改判，理由如下：一、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朱洪恩诉讼请求是判令郭永清偿本金及利息，京同事务所对郭永的债务及诉讼费用、保全费、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等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书22页认定“原告据以起诉的宋金远与郭永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无效。故该约定无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认定合同约定无效的法律依据，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朱洪恩的诉讼请求是判令合同相对人履行合同义务，而一审法院认定朱洪恩依据的协议均无效，却没有法律依据予以认定。显然，朱洪恩所依据的协议书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情形。其次，关于京同事务所作为担保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的认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而一审判决第23页认定担保协议无效既未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第24页判决中适用的法律条文也并未适用正确的法律条文。再次，一审判决第23页认定宋金远与朱洪恩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依据宋金远与朱洪恩的协议约定，朱洪恩当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经支付对价，而认定受让人未取得债权，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可见合同具有约束特定当事人（即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效力，其主体、内容和责任均具有相对性，合同相对性规则作为合同法一般规定成为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宋金远与朱洪恩之间的协议关于合同价款的，合同双方的约定并不存在加重第三人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的情形，仅仅关系到合同双方。债权转让具有无因性，不以支付对价为生效要件。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应对此进行事实和法律审查。债权转让是指在不改变债的内容的前提下，由出让人与受让人签订合同从而将债权移转于受让人的行为。债权转让合同适用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和规则，必须具备权利人的表示，该意思表示可直接向受让人或第三人表示，不需要他人或债务人的行为，同时肯定有偿转让与无偿转让的合同效力。债权转让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转让合同权利应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协议，在转让合同权利的情况下，实际上已将合同权利作为转让的标的。转让合同权利也意味着权利人对其权利实施了处分行为。这种合同的效力与原因关系相分离，债权转让的性质是一种相对的无因契约。具体到本案，宋金远转让给朱洪恩的债权是否合法，即宋金远与朱洪恩债权转让合同的标的物――宋金远对郭永及京同事务所享有的债权能否再构成朱洪恩诉郭永、京同事务所的诉权基础，应审查该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及生效。由于宋金远与郭永之间并未约定该债权不能转让，宋金远转让给朱洪恩的是享有的对郭永、京同事务所的债权，并非宋金远所享有的合伙权益，也不存在依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情形；同时债权转让合同既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因此审查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考虑通知对于债务人的效力）只需按照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即主体具有行为能力，作出真实意思表示，形成合意即可。至于宋金远与朱洪恩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是否存在真实的对价，即宋金远与朱洪恩之间补充协议的约定内容这些事实是否成立，无需进行实质性审查。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债权转让协议效力有问题，也应当追加宋金远为第三人，到庭说明情况。二、判决理由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朱洪恩未取得债权，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从而认定朱洪恩的诉讼请求既无法律依据，又无事实基础，判决理由错误。上诉状第一部分已经阐述了债权转让合同的合同性质以及法院无需对合同双方是否支付交易价款进行实质性审查。并且朱洪恩代理人在人民法院规定的期限内补交了债权转让人宋金远出具的《确认书》明确朱洪恩已经实际取得受让债权，一审判决未予认定，也未予审查，显然属于判决理由错误。2、一审判决对于朱洪恩提交的宋金远与朱洪恩之间的《补充协议》所谓的“自由心证”认定协议效力和真实性的不予认可，纯属于个人的恶意揣测，为其作出错误判决提供错误的理由而已。首先，如前所述，合同具有相对性，债权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具有相对性，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支付对价以及支付对价的多少均不属于债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的依据，也不属于受让人是否取得债权的必要构成要件，也不属于本案法院审查的范围和本案法律焦点问题。其次，法官所谓的“自由心证”是建立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恶意中伤朱洪恩代理律师的基础之上的。判决书中关于朱洪恩代理律师的第21、22页、第23页的认定均不符合事实，也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内容，属于对朱洪恩代理律师的恶意中伤。3、宋金远与郭永签订的《协议书》以及庭审查明情况，郭永答辩状及庭审中自认均确定了《协议书》所约定的377212元。郭永的自认与朱洪恩及债权转让人宋金远所述事实，以及协议书约定的377212元得到了相互印证。而郭永所谓的抗辩部分款项是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主张，其抗辩理由与其自认事实相悖，更与书面的《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相违背，而一审判决又再次以朱洪恩未提供出资款过付凭证证明为由认定朱洪恩未提交证据证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郭永具有签订协议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郭永起草并与宋金远签订的《协议书》已经明确载明了2018年5月7日前郭永应一次性偿还宋金远投资款377212元，对于该377212元已经经过了双方的认定，并非协议意向款，朱洪恩在郭永自认377212元金额的情况下无须提供其他证据，然而朱洪恩也提交了其他证据予以相互印证。一审法官拒不认定双方陈述确认的事实，而强加举证责任为其裁判提供理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理由错误。郭永辩称，朱洪恩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朱洪恩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审判决以朱洪恩未取得受让债权驳回其诉讼请求，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和判决理由错误问题。一、朱洪恩在一审中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乙方（朱洪恩）按照‘本协议’第二条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了全部‘交易价款’后，乙方方能取得‘协议债权’。”朱洪恩在一审规定的举证期限及庭审中均未提交“支付对价”的客观证据，朱洪恩在一审庭审中明确陈述无过付款证据，也未提及事后签署过补充协议。二、朱洪恩在2019年12月24日的一审庭审辩论终结结束后的2019年12月26日提交的落款为2019年7月1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明显是事后为掩盖未支付对价仍欲使转让协议生效而事后串通伪造的。1、从该协议提交的时间看，是在一审庭审终结后，朱洪恩得知郭永的抗辩及法庭的审理的争议焦点之后提交的。一审庭审结束后，朱洪恩的代理人也未向法庭表示有证据提交，也未提及存在补充协议。2、从该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协议第一条第一款约定“回收金额低于55万元，乙方不负有支付交易价款的义务”、第二款约定“双方签订本协议视为乙方履行了支付交易价款的义务，乙方取得受让债权相关权益”，此种约定既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与《债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乙方（朱洪恩）按照‘本协议’第二条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了全部‘交易价款’后，乙方方能取得‘协议债权’。”相互矛盾。3、《债权转让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相抵触的，一概以本协议为准”，由此得知，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应为无效。4、《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不仅是一审庭审之后提交，而且约定的内容与《债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相抵触且明显不符合常理，只是为了弥补无法提交具有客观性的支付受让债权价款的证据而串通形成的，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综上所诉，一审法院在朱洪恩无法提交客观证据证明支付了受让债权的交易对价的情况下，认定朱洪恩未取得受让债权，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不存在错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京同事务所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洪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永向朱洪恩清偿本金601277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6月30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现暂从2018年6月30日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共计144306.48元）；2.判令京同事务所对郭永向朱洪恩清偿的债务及诉讼费用、保全费、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等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郭永、京同事务所承担诉讼费11736元、保全费4488元、担保费3000元、执行费10366元、律师费45079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京同事务所系2010年3月15日经山东省司法厅批准成立的合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为郭永、张家雷、刘涛、孙志国。2018年4月8日，宋金远（甲方）与郭永（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因共同出资京同事务所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月内即2018年5月7日前，乙方一次性偿还甲方投资款合计377212.00元。乙方逾期清偿应以377212.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自2016年1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向甲方支付利息。二、甲方同意在收到上述款项后，放弃在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的一切投资权利。三、乙方同意甲方在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期间，所有案件收入提成按照95%提取，所里承担税，免税额以外的部分，甲方以贴票或者纳税方式处理。四、甲方在之前执业中所开发票的提成，乙方自愿承担。另本协议签订前，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的一切债务与甲方无关（包括但不限于律师提成、整卷保证金等），均由乙方承担。五、自本协议签订后，甲方除享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权利外，应遵守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的正常管理规定；乙方应保证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正常运营并积极进行发展（之前所里签订的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管理规定）。在本协议签订后乙方支付甲方所欠投资款及所内律师提成前，乙方不得转让其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份额。并2018年5月7日清偿完所欠贾继安、刘清儒的所有提成。2018年6月20日，宋金远（甲方）与郭永（乙方）、京同事务所（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因甲乙双方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乙方未按期履行，特达成如下还款协议。一、根据甲乙双方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截至2018年6月20日乙方欠付甲方款项金额为596750元，乙方应于2018年6月30日前按照2018年4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偿还义务；鉴于乙方已经超期两个多月支付款项，如再次违反本还款约定，乙方应当以601277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30日起按照月息3分向甲方偿还款项，直至清偿完毕。二、本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如有违反，违约方应当赔偿因此造成守约方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用等）。三、丙方对乙方履行甲乙双方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及本协议项下乙方应履行的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2018年4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和本协议书第一、第二条。2019年7月1日，宋金远（甲方、出让人）与朱洪恩（乙方、受让人）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一条甲方根据“本协议”转让给乙方的债权为：甲方于2018年6月20日与郭永、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所拥有的债权及该债权项下的所有从权利及/或利益（简称“协议债权”）。第二条乙方为受让“本协议”约定的“协议债权”应支付给甲方的约定对价（简称“交易价款”）及其支付方式由双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三条乙方按照“本协议”第二条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了全部“交易价款”后，乙方方能取得“协议债权”。甲方在收到“交易价款”之当日将其依法持有的与“本协议”、“协议债权”相关的协议书证明“协议债权”存在（简称“文件”）和甲方向债务人发送《债权转让通知》的相关资料交付给乙方。甲方完成上述交接行为后，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即视为完全履行。第四条双方同意，不得披露“本协议”的条款和尚未公开的“协议债权”的资产情况、资料以及未来资产处置的信息，为执行“本协议”条款或使“本协议”条款生效而必需做出的披露以及法律或法律程序强迫披露的情况除外。第五条因“本协议”产生的任何协议，应提交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第六条“本协议”一式两份，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各持一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的构件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无论如何若发生与本协议相抵触的，一概以本协议为准。2019年7月2日，宋金远与朱洪恩在郭永办公地点张贴了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另，因2019年12月24日本案开庭时郭永当庭提出朱洪恩未支付转让款的情况下未取得涉案债权，朱洪恩代理人王瑞琦回答称“无向宋金远支付交易价款的证据”。2019年12月26日，朱洪恩代理人王瑞琦提交落款为2019年7月1日由宋金远与朱洪恩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王瑞琦在将该协议投递进本案承办人信箱的同时拍摄视频。王瑞琦关闭视频后又将该协议自信箱内秘密取出，向一审法院称已提交证据。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取件时发现信箱内并无王瑞琦所提交的证据后。经向王瑞琦反复核实，并宣讲法律政策后，王瑞琦迫于压力安排他人秘密将协议再次投入信箱。对于王瑞琦的该行为，一审法院予以斥责。郭永对于朱洪恩代理人王瑞琦庭后提交的证据拒绝质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朱洪恩据以起诉的宋金远与郭永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其涉及多种法律关系。包括宋金远与京同事务所、宋金远与京同事务所全部合伙人、宋金远与郭永、京同事务所其他执业律师与京同事务所、与京同事务所可能建立法律关系的不特定第三人等多个法律主体之间不同的权利义务。在未取得所涉及的全部法律主体同意或者授权的情况下，该协议约定无效。郭永在该协议签订时系以自然人身份签订，故其无权代表事务所、事务所全体合伙人做出承诺。根据朱洪恩、郭永陈述，双方约定出资欲购买律师事务所。但律师事务所不属于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故该约定无效。关于郭永对于2018年4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的返还款项，提出该款项为事务所合伙事务支出，未经清算，合伙已亏损40余万元的答辩意见。因该协议中的内容为双方对账结算数据，并非双方口头协议本身，又非协议履行的证据。在郭永否认并提出抗辩的情况下，朱洪恩应就其主张的口头协议的具体内容、宋金远依照协议约定出资款项的过付凭证、合作事务费用的支出凭证、377212元的计算来源依据提交证据以兹证明。但朱洪恩对于以上基础法律事实未提交证据证明。关于2018年6月24日的协议，因协议中京同事务所所做出的担保意思表示未经合伙人会议讨论通过。故郭永凭借其掌握京同事务所公章所做出的事务所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对京同事务所不产生效力。关于2019年7月1日宋金远与朱洪恩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第三条中乙方按照“本协议”第二条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了全部“交易价款”后，乙方方能取得“协议债权”的约定，受让人即本案朱洪恩必须支付对价后才能取得债权。但朱洪恩当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经支付对价。因此，对于郭永提出的受让人未取得债权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朱洪恩代理人王瑞琦提交落款为2019年7月1日由宋金远与朱洪恩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及效力问题。首先，朱洪恩当庭未陈述双方事后签署过补充协议，而是明确说并无过付款证据；其次，协议中约定的“回收价款低于55万元，受让方不负有交付价款的义务”和“双方签订本协议视为受让方履行了交付价款的义务”条款与常理不符，约定的两项内容相互矛盾。岂有签署合同即为合同履行的道理？第三，原转让协议中明确“本协议的附件若发生与本协议相抵触的，一概以本协议为准”。因此，补充协议的签署即履行与原协议不符的情况下，应为无效。同时，结合朱洪恩代理人的提交补充协议的异常过程来看，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系朱洪恩与宋金远之间为掩盖未支付对价仍欲使转让协议生效而串通伪造形成。故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及效力，一审法院均不予认可。综上，朱洪恩的诉讼请求既无法律依据，又无事实基础。故对于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驳回朱洪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00元，案件保全费4620元，均由朱洪恩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朱洪恩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宋金远同朱洪恩于《债权转让协议》签订的当天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宋金远出具的《确认书》，拟证明《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同《债权转让协议》同一天签订，不存在为掩盖未支付对价，串通伪造而事后形成的情形，补充协议以及确认书均为有效协议；朱洪恩已经实际取得受让债权。第二组证据：朱洪恩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琦提交的补充协议及确认书的录像，拟证明代理人按照一审要求在开庭后3日内提交，郭永在原审中拒绝质证视为对其自身权利的放弃。一审关于王瑞琦私自取出的认定无任何证据予以支持。第三组证据：宋金远出庭作证，证明其与郭永及京同律所之间的债权，朱洪恩已实际取得该债权。郭永、京同事务所认为，第一组证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一审判决就上述证据进行了相关的认定，不属于本案二审中的新证据，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第二组证据播放的手机录像并非在原始载体上，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录像中显示的内容补充协议及确认书的原件，朱洪恩已提交一审法院，朱洪恩只持有一份，朱洪恩再次提交上述证据的原件不符合常理。视频的内容应当以一审判决认定的不予采信为准。对证人陈述的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不予认可。证人与朱洪恩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再次，该证人陈述在债权转让协议的当天签署一份与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约定相抵触的补充协议明显不符合常理。结合一审中朱洪恩提交证据时并未提交债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及确认书应当以一审法院认定的系双方为使债权受让生效而事后串通形成，不具有客观性。经审查，本院认为，朱洪恩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为原件，证人到庭确认，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是为印证第一组证据在一审期间的提交时间，未提交原始载体，本院不予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时，宋金远出庭作证，证明其已将对郭永的债权转让给朱洪恩。《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及确认书提交时间的视频，朱洪恩未提交原始载体，依法不予采信，故对一审法院的斥责，本院不作评判。另查明，宋金远为职业律师。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债权转让是否成立的问题。郭永主张其与宋金远的口头合伙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伙关系，《协议书》约定由郭永将出资全部退还，违反了合伙关系的本质要求。本院认为，《协议书》经郭永与宋金远签字，双方对债权债务数额约定明确。2018年6月20日，针对《协议书》第一条的款项如何归还问题，双方又另行签订书面的还款协议，进一步对还款数额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确认，因此《协议书》及《还款协议书》，均系郭永与宋金远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019年7月1日，宋金远与朱洪恩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2018年6月20日《还款协议书》涉及的债权转让。2019年12月25日，宋金远出具确认书，认可将债权转让给了朱洪恩。二审中宋金远又出庭作证，再次确认将债权进行了转让，一审开庭及二审调查时郭永本人均出庭应诉，因此可以视为债权转让的通知已经到达债务人，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朱洪恩向郭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二、违约金是否应予调整的问题。郭永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予以适当减少。《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为：在2018年5月7日前，郭永应偿还投资款377212元，并且自2016年1月22起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2018年6月20的《还款协议书》又确认，至2018年6月20日欠付的金额为596750元。其中在6月30日之前按2018年4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偿还义务。如再次违约，则自2018年6月30日以601275元为基数偿还。根据上述约定，以377212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2日至2018年6月30日以月息2%计算，利息为221046.23元，本息合计应为598258.23元。《还款协议书》中约定2018年6月30日后以601277元为基数计算利息，超出法律规定，且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还款协议书》还约定，自2018年6月30日之后的利息按月息3%计算，该约定明显过高，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调整为月息2%，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三、关于京同事务所是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债权人宋金远作为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在京同事务所为他人提供担保时，有义务审查京同事务所为进行担保活动的相关章程及会议记录即需要有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资料，宋金远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尽到了该注意义务，履行了相关审查程序，故京同事务所出具的担保应属无效。京同事务所主张其对外担保未经合伙人同意，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主合同有效，担保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仍需按各自过错程度承担民事责任。鉴于京同事务所系合伙事务所，合伙企业法对于合伙企业对外承担责任的规定较公司法更为严格，因此债权人应当尽到更为审慎的审查义务，故本院酌定京同事务所应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朱洪恩主张的担保费及财产保全费已实际支出，但财产保全费发票金额为4620元，朱洪恩只主张4488元，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支持；执行费及律师代理费未提交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洪恩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同》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7501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郭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朱洪恩支付377212元及利息（利息以377212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22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三、被上诉人郭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朱洪恩支付担保费3000元、财产保全费4488元；四、被上诉人郭永不能清偿上述债务时，被上诉人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就不能清偿部分向上诉人朱洪恩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五、驳回上诉人朱宏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2000元，由上诉人朱洪恩各负担2200元，被上诉人郭永各负担9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潇审判员  张伟审判员  高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