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1民终107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健，男，196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鹰翔，山东济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清华，女，198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山东海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以宝，山东明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超，男，198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嘉祥县。上诉人张健、丁清华因与被上诉人李超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2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丁清华、李超共同返还本金160万元及利息；3.将丁清华诈骗张健40万元的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丁清华、李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双方对张健向丁清华打款200万元并委托其购买元邦基金5号1期无争议，有争议的是：在张健支付了200万元款项后，受委托人丁清华应尽到受托责任，尽快向元邦公司交款购买，完善手续，在元邦公司层面上确认张健基金持有人的身份及份额，以上事情全部办理完毕后，丁清华的受托事项才算完成。在张健过去已购买的元邦公司的基金产品时，元邦公司均与张健签订了购买协议，并出具了收款凭证，这是正常的流程。张健作为委托人委托丁清华购买基金的委托事项应将收到张健的200万元及时交给公司，并让张健与公司双方签订购买合同，出具收款收据。但丁清华没有这么做，2018年2月起，在陆续收到张健200万元的款项后，丁清华并未转账给元邦公司，更未通知张健办理任何的基金持有手续，亦未给张健出具任何的由第三方出具的已购买基金的证明，只是口头告诉张健他的钱买了元邦5号1期基金了。2018年的交换基金份额的证明，证明了当时丁清华仍旧告诉张健是她本人代张健持有了元邦5号1期基金，这是在撒谎欺骗张健购买基金。2019年1月10号李明霞出具的证明，在一审中张健是不认可其真实性的，作为证人证言，依照法律规定，李明霞应当出庭作证，就其以李兴慧的名义购买元邦基金5号基金的情况进行说明，并就代持丁清华基金的情况着重说明，一审法院也未取得李明霞的报案记录来佐证。一审法院的逻辑：张健委托丁清华购买元邦基金5号1期200万的份额，在收到款项后，丁清华将款项转到了李兴慧帐上，然后以李兴慧的名义购买了元邦5号的产品，这样就完成了张健的委托义务，这显然是认定事实不清。第一，李明霞的证明为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证明李兴慧名下的基金和本案有关。第二，即使这些都是成立的，张健委托丁清华购买的是元邦基金5号1期，同李兴慧名下的基金产品是有区别的，丁清华的受托行为没有实施，即使实施了也是存在重大瑕疵的。本案无法排除的一个合理怀疑：在张健委托丁清华购买元邦基金5号1期并支付了200万元的款项后，丁清华实际上并没有依照张健的委托来做(2018年7月14日双方签字的证明可以佐证)，丁清华欠段皓钱，因此偿还了段皓40万元，至于和李兴慧(李明霞)之间160万元的关系及资金的流向更是禁不起推敲：期间丁清华向李兴慧账上总共转了160万，李明霞的证言却证明810万是丁清华的，自己290万，加起来是1100万，而法院查实的在2018年4月11日至6月20日期间李兴慧名下共计投入了1400万买基金，三个数据，互相矛盾。在元邦公司因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被立案后，大家都明白投入的钱再也拿不回来了，因此丁清华才准确明示了张健的200万元的去向，明显的有用张健的钱来替换自己投入基金的钱的嫌疑。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在一审审理中，丁清华自始至终不承认将张健购买基金的部分款项挪作他用的事实，认为全部款项均购买了基金，但是客观证据否定了丁清华的抗辩，因为她只向李兴慧的账户转账了160万元。丁清华在明知购买基金的钱拿不回来的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编造事实，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依照有关规定，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发现构成犯罪的，应中止审理，移交当地公安机关处理，一审法院对丁清华的犯罪行为当成民事纠纷来直接裁判，显然属于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依法裁决，支持张健的合法请求。丁清华辩称，一、关于张健主张的返还投资款本金160万事宜。丁清华已将张健的160万投资款全部投入到青海万相元邦投资公司，丁清华已履行完委托投资义务，张健的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应依法驳回张健的诉讼请求。张健原来就是元邦集团的投资者，本人清楚知道元邦产品的投资起点限制及风险状况，元邦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有最低500万元投资起点的限制，张健的投资款不足500万元，无法用自己的名字在元邦公司开立投资账户，因此需要多人凑足500万并以其中某个人的名字开立账户。一审法院已查明丁清华已于2018年3月22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将张健的160万元投资款全部转到案外人李兴慧名下，李兴慧也将上述全部投资款160万转到了青海元邦投资集团。综上，丁清华已将张健主张的160万投资款足额投资到元邦集团，张健的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应依法驳回张健的诉讼请求。二、关于张健主张的将40万投资款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事宜。本案中张健主张的40万元投资款，实际系张健与案外人段皓转让的元邦投资份额的款项，丁清华只是投资者张健和段皓的牵线人，张健将40万元投资款项转给丁清华后，丁清华当天便转给了投资者段皓，该笔款项投资路线的汇款明细清晰可查，因此，本案被告丁清华同意连同张健主张的40万在内的总共200万的投资款案件，也就是将本案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案涉及的投资理财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19年7月15日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对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私募基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公安局历下分局经侦队在通报中称，经查山东元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青海万相元邦投资管理中心均由张敬伟实际控制，在线上线下向不特定群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款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因公安机关已对元邦投资集团发行的私募基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已属于刑事案件的侦查范围，本案并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应裁定驳回张健的起诉。目前涉及元邦投资的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济南市各区级法院及济南市中级法院大都以元邦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丁清华已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将张健的200万元投资款足额投入到元邦集团，但张健委托丁清华投资到元邦集团的该笔款项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导致投资到元邦的所有投资款均无法赎回，张健在明知转给丁清华的款项是投资到元邦集团，在看到元邦集团的投资款被公安机关侦查后，为减少自己损失，罔顾事实，将损失转嫁给丁清华，该做法有违诚信原则。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张健的诉讼请求。另补充答辩意见：本案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名义上主体是丁清华与张健，但实际丁清华系元邦公司职工、业务员，丁清华的行为应当是职务行为，只是代为接收张健的款项，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元邦公司承担，所以实际上委托理财合同主体为元邦公司并非丁清华。现元邦公司涉刑事犯罪已被立案侦查，本案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二、关于40万元投资款并非一审认定的丁清华偿还对段皓的个人债务，而是段皓之前也购买了基金产品，该资金由张健代丁清华持有，以张健哥哥张铭账户中的400万元资金产品，这一事实在丁清华提交的建行交易明细中可以体现。段皓2018年2月2日分两笔将130万元打入丁清华账户，丁清华于当日凑足390万元后立即转入张铭账户，丁清华提交的农业银行业务凭证显示其于2018年2月5日又转入张铭账户10万元，上述共计400万元，后来段皓急需用钱要求将130万元基金赎回，因为该基金为张健代持，经过协商丁清华于2018年2月28日开始分次向段皓支付上述130万元投资款，丁清华提交的兴业银行流水可以证实，这130万元中虽然包括张健的40万元投资款，但实际是代替张健向段皓支付的赎回的款项，而且丁清华支付了段皓的投资款后，段皓40万元的基金产品仍在张健或张铭的账户中，实际上段皓的40万元基金产品转化成张健的基金产品，一审没有对这一事实进行审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上述情况张健均明知，其事后也未提出任何异议。而且丁清华提交的2018年2月5日张健出具的照片中记载“张健在张铭账户上代持丁清华产品400万元”，到2018年5月段皓赎回130万元后，丁清华与张健又签署了协议，丁清华已提交了协议的照片，内容为“张健在张铭代持丁清华300万元，丁清华代持张健100万元”，张健从400万元变成300万元是因为其中100万元变成了张健自己的基金，再加上丁清华代持的张健的100万元，正好是张健的投资款200万元，上述照片的证据原件均在张健手中，丁清华没有证据意识只是拍照，但是结合整个案件证据材料，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证实丁清华已将张健的200万元投资基金。而且丁清华与张健分别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内容包含200万元基金产品，鉴于双方争议较大，应当由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为宜。丁清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健的所有诉讼请求；2.张健采用威逼利诱胁迫拘禁等黑社会手段要求丁清华替其承担投资损失，现要求将张健移交公安查证；3.对丁清华与张健的微信聊天记录，申请移交公安部门查证，调取腾讯公司后台数据，还原事实真相。事实与理由：张健因资金不足请求丁清华帮助其凑钱购买元邦五号三期基金产品，丁清华资金不够，张健请求丁清华邀请其他客户参与帮其凑够购买金额，后丁清华邀请案外人段皓，但段皓说其与张健不熟，只短期放于其名下，后与张建沟通经张建同意后，丁清华于2018年2月2日打款至张健指定的张铭户下400万元购买元邦五号基金，里面包含段皓的130万元，流水里有清楚的显示。2018年2月28日段皓要求赎回他的基金份额本金加收益共1347625元，与张健沟通后，其陈述只凑了40万元，让丁清华帮忙凑够剩下的基金份额，丁清华让家人帮忙凑够了剩余的947625元，于2018年2月28号和3月1日，连同张健的40万元，一共1347625元全部转款给了客户段皓。丁清华的建设银行流水非常明显，事实清晰，微信聊天记录申请公安部门查证恢复数据，还原事实真相。如果张健不承认凑户的事实，张健与丁清华在2018年7月14日互换了代持的一百万基金份额，里面包含张健2018年2月28日打款的40万元和2018年3月22日打款60万元的基金份额，双方签字按手印，出于对张健的信任，互换份额证明在张健手中，丁清华拍的照片，随后张健打款给丁清华这40万元和60万元换份额的收益差90414元，在2020年1月11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健还在要这个互换份额的收益差，这充分证明了张健是承认互换这一百万的基金份额的事实。无论张健如何狡辩，事实永远是事实。后面的录音里再一次印证了这个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决，支持丁清华的合法请求。张健辩称，丁清华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尽管双方并没有对委托事项进行明确书面约定，但依照双方之前张健委托丁清华理财的步骤及相关内容，张健有理由相信在委托丁清华后，丁清华应代理张健同元邦公司签订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书，并由元邦公司为张健出具收据等证明元邦公司收到张健投资款项凭证。丁清华在委托中并没有告知其怎样处理200万元投资的事情，丁清华对此也没有证据证明，丁清华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仍旧欺骗张健，已经构成诈骗，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李超对张健及丁清华的上诉状均辩称，一、张健诉请李超对本案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1、丁清华与张健之间因工作关系产生的经济往来，李超并不知情。李超既不认识张健，也没有与丁清华向张健共同举债或共同还款的合意。2、李超和丁清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丁清华工作中的资金流向，李超不知情。丁清华与其客户之间的往来金钱不仅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等，反而李超的工资、收入都是交给丁清华保管和支配。3、李超和丁清华离婚是真实的，丁清华在李超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家里的钱都买了她公司的理财，在其公司出事后，还不听李超的劝阻，将夫妻共同财产用于投资理财，导致无法收回，为此，李超与丁清华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更不存在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的情况。二、张健诉请李超对本案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涉案资金并非系丁清华个人举债，而是丁清华因工作原因产生的；涉案巨大资金已完全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该资金没有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等。李超对本案争议标的没有共同意思表示。综上，张健诉请李超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对李超的诉讼请求。张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责令丁清华、李超立即返还人民币200万元整；2.丁清华、李超承担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0万元；3.丁清华、李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张健维权造成的实际损失。庭审中，张健明确损失计算方式：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7日至起诉之日止，按照年利率5%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健系元邦公司客户，自2017年开始购买元邦公司的基金。丁清华于2017年3月入职元邦公司，此后成为张健的客户经理。2018年，张健通过丁清华购买元邦五号一期基金，并向丁清华转账200万元，分别为2018年2月28日转账40万元，2018年3月22日分两次转账50万元、10万元，2018年4月26日分两次转账50万元、185,700元，2018年4月29日转账10,000元，2018年5月4日转账30万元，2018年4月26日通过微信转账4300元。丁清华于2018年2月28日将张健转款至其账户中的40万元转至案外人段皓名下，并在2018年3月22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分多笔将剩余的160万元汇至案外人李兴慧名下。2019年12月2日，丁清华向张健出具证明一份，载明：丁清华代为张健购买元邦五号一期基金200万元（贰佰万元整）在客户李兴慧名下，自2018年2月27日至4月27日开始购买等内容。2019年12月13日，张健与丁清华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张健：“你打给李阿姨李兴慧买的几月几号的呀一期产品？”丁清华：“五号一期，4月初到6月份都有。”张健：“你五月七日转给李兴慧还能买进去吗？”丁清华：“肯定能买进去啊，我六月二十还打款给李兴慧了。”据查明，李兴慧于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共计投入1400万元购买元邦五号基金，其名下投资项目系李明霞借用李兴慧名义进行投资的。另查明，2019年7月15日，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就元邦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出历公（经侦）立字（2019）2278号《立案决定书》。2020年5月13日，丁清华报案称其在元邦公司投资890万元无法返还，其中包含张健的160万元。另，丁清华与李超于2012年10月29日登记结婚，并于2019年12月6日协议离婚。一审法院认为，张健与丁清华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即张健委托丁清华为其购买元邦五号的基金产品，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丁清华辩称将张健委托其理财的200万元中的160万元转账支付给了案外人李兴慧，用于购买上述理财产品，并提交转账明细予以证实，同时，根据丁清华出具的证明及双方2019年12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张健对委托丁清华购买基金代持在他人名下的事实明确知晓，故应当认定丁清华在160万元金额内完成了张健的委托事项。至于该基金后期出现问题不能回收，原因不在丁清华，该风险应当由委托人张健予以承担，且元邦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此，张健要求丁清华在160万元范围内返还款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张健向丁清华转账的剩余40万元，丁清华承认该笔款项用于偿还案外人段皓，并未用来为张健购买双方约定的理财产品，故张健有权要求丁清华返还40万元及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损失即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计息方式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利息计算应分段计取，并予以支持。金额应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7日至起诉之日止即2020年4月14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但不超过张健主张的年利率5%的部分计算。关于张健主张李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张健未就此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故张健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丁清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健返还40万元及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7日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起诉之日止即2020年4月14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但均不超过年利率5%计算）；二、驳回原告张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400元，减半收取计12,200元，由原告张健负担8550元，被告丁清华负担36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张健负担4000元，被告丁清华负担1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健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投资人张锋（张健的哥哥）名下的元邦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书，证明：在前期张健委托丁清华投资理财过程中，丁清华尽到委托义务后所形成的合同，证明在此前的委托事项中，丁清华履行委托义务的相关情况；证据二，元邦公司为张锋出具的收据，证明：在元邦公司收到张锋的投资款后为张锋出具的正式收据；证据三，申购书一份，证明：元邦公司在与投资人签订管理计划投资书后，就具体的申请人购买基金的具体名称及数额进行进一步的明确；证据四，张健对涉案的事项进行报案的内容，证明：张健的报案是针对丁清华诈骗行为的报案，而不是对元邦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报案。丁清华经质证，认为证据一至三与本案无关，而且恰证明实际上的委托理财主体是元邦公司而非丁清华，丁清华只是客户经理。只是后期因为基金形式变动，具体投资以银行转账为准，不需出具收据。对证据四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同时张健应明确公安机关因诈骗进行刑事处理还是坚持本案作为民事诉讼处理，两者只能选其一。既然张健已至公安机关报案，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丁清华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19年12月31日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发出的警方通告，证明：山东元邦集团及青海万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证据二，段皓出具的元邦资金转款说明一份及相应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丁清华向段皓转账的40万元是代张健赎回的基金，相应的段皓的基金转化为张健的40万元基金产品，因为段皓已知元邦公司被刑事立案，所以其本人表示只接受公安的传讯，不接受出庭质证，丁清华认为本案刑事处理较为合理。张健经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本案审理的是丁清华作为受委托人的案件与警方立案的刑事案件没有关系；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证人证明在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其证明无效。通过证明恰说明丁清华在作为受委托人代理张健向元邦公司购买基金产品的同时，自己也购买了相应的产品，在元邦公司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后，丁清华为了降低自己的损失，将完全没有以张健的委托而购买的基金，嫁接到自己购买的基金中，以此降低自己的损失，在一审庭审中，丁清华均没有明确向张健说明受托事项的处理情况，并解释其委托处理是合法的及符合交易习惯的。李超对张健、丁清华证据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张健与丁清华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丁清华是否完成张健的委托事项，将该200万元购买了元邦基金产品。从丁清华提交的银行流水看，其中的160万元转账支付给了案外人李兴慧名下，用于购买上述理财产品，并提交转账明细予以证实。剩余40万元，将案外人段皓的40万元基金产品替换为张健的基金产品，因此，40万元已为张健购买元邦产品，丁清华完成了张健的委托事项。结合2018年7月14日张健书写的证明，张健虽陈述对证明中载明的替换份额不知情，但承认证明内容是其本人书写。同时，根据丁清华出具的证明及双方2019年12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张健对委托丁清华购买基金代持在他人名下的事实明确知晓，本院予以认定。购买该基金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委托人张健承担，且元邦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综上，张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丁清华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224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健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减半收取12200元，由张健预交，退还张健。张健一审交纳的保全费5000元，不予退还。二审案件受理费张健预交24400元，退还张健；丁清华预交7300元，退还丁清华。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王农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 王 哲书 记 员 韩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