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73民初3211号原告：刘丹，女，汉族，1992年10月10日出生，住湖南省新宁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30************928。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梅林，广东腾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丽虹，广东腾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东莞市升航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航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何某1。第三人：何某1，女，汉族，1971年11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1*帝雍园帝凯阁401室，公民身份号码为442************029。第三人：邱淳，女，汉族，1979年10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0************228。被告及两个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向阳，广东永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丹诉被告升航公司、第三人何某1、第三人邱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在起诉状上列明的第三人还有东莞市领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先公司）、邱焯华、蔡建华、蔡醒芬。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在起诉状上列明的领先公司、邱焯华、蔡建华、蔡醒芬不是升航公司的股东，原告还申请通知蔡国伟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但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前述各方与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故本院没有通知前述各方作为第三人出庭参加诉讼。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梅林、郑丽虹、被告及两个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向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请如下：1.确认原告系被告升航公司的股东；2.被告升航公司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原告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登记机关的登记手续。事实理由如下：原告与领先公司的实控人邱焯华多年来一直有合作，2014年12月，邱焯华向原告推介被告，询问原告要不要投资被告，原告在邱焯华的引荐下与被告法定代表人何某1见了面，何某1承诺，原告投资1000万就能享有被告50%的股权。原告表示相信邱焯华，但原告和被告的股东不熟，投资款就先交给领先公司，委托领先公司对被告进行投资，邱焯华表示同意。为了让原告放心，邱焯华将领先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蔡建华介绍给原告，蔡建华向原告表示同意领先公司代为投资被告，并指定由领先公司财务人员蔡醒芬收款，并告知了原告蔡醒芬的联系方式。2014年12月4日、5日，原告和蔡醒芬联系确认好收款账户后，委托李凤娇向蔡醒芬指定账户转账800万，蔡醒芬给原告出具了一张加盖领先公司公章的收据，并在经手人处签名。收据内容载明，收到原告投资东莞市升航仓储有限公司投资款800万元整。另外200万元以原告享有的邱焯华的债权相抵。原告的投资款全部给付到位后，收到邱焯华转交的升航公司每个月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明细分类账，资产负债表中有注明实收资本“刘丹1000万”。2016年初，由于被告一直未分红，原告遂向邱焯华提出要求被告按股权比例分红，邱焯华回复，被告已经答应制定分红方案，此后一直拖延。原告为保证自身利益，向邱焯华提出，要求被告按照承诺比例50%确认原告享有的股权份额，变更公司股权登记，至今未得到履行。原告询问邱焯华，委托其投资的1000万是否实际投资于被告，若不是则其与蔡建华、蔡醒芬涉嫌共同诈骗，邱焯华表示已投给被告，并建议原告走诉讼途径维护权益。被告辩称：其成立的时间是2013年6月8日，现在的股东为何某1、邱淳，原告从来不是被告的股东。被告的公司章程没有记载，工商资料也没有备案登记。被告及所有股东从来没有与原告商谈投资和股份转让的事宜，被告也没有委托任何人与原告商谈投资，也没有委托任何人或公司收取投资款，原告所诉称的均不是事实。被告没有收取原告主张的投资款1000万元，原告提供的领先公司的收据与被告无感。此收据不是被告出具的，被告不知情。被告没有委托任何人或公司收取投资款。其他人是否收取原告的钱以及收取多少钱与被告无关。被告没有任何股东将股份转让给原告。综上，被告没有将股份转让给原告，也没有收取原告所谓的投资款，更没有取得被告股东的同意，因此原告不是被告的股东。两个第三人的陈述意见与被告答辩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交了其在2014年12月4日和5日委托案外人李凤姣向蔡醒芬转账800万的业务凭证，并提交了盖有领先公司印章的收据，确认收款金额800万，款项用途是原告投资被告的款项。原告提交了2015年3月-2016年12月的资产负债表，其上加盖了被告的印章，其中2015年10月-12月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实收资本一栏注明其中蔡国伟1000万，刘丹1000万。原告也提交了加盖被告印章的2015年的明细分类账、利润表。被告庭审时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当庭询问其是否对资产负债表上的印章的真实性申请鉴定，被告称其需要庭后回复。本院告知其三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逾期不提交鉴定申请视为其不申请鉴定，自行承担法律后果。被告庭后三个工作日内没有提交鉴定申请。原告提交了其与邱焯华、蔡国伟的录音，称其与此二人针对被告的股权分配进行谈判。原告提交了一份工程承建合同书，其主张实际参与被告的经营和管理，其在被告处任职经理职务。被告确认原告曾任职其总经理。原告庭审时陈述，其股权来源为继受取得，是蔡国伟将被告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其主张蔡国伟是被告的隐名股东。被告庭审时陈述，其成立时注册资本100万元，2014年9月19日增加注册资本到1000万元；其成立时股东为何某1和白欣怡，后变更为现在的股东何某1和邱淳；何某1和邱淳庭审时均陈述不同意原告成为被告的股东。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证据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原告主张其为被告的股东，被告及两个股东均予以否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存在关于原告系被告股东的记载。原告提交的资产负债表上虽然有“实收资本刘丹1000万”的记载，但是实际出资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决定性条件。即使原告主张向被告实际出资1000万的事实成立，仅凭此事实不足以证明原告的股东资格。其次，原告主张其股权系由被告的隐名股东蔡国伟转让而来，蔡国伟并非被告的登记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有关投资权益的合同约定，属于双方内部约定，仅仅在合同双方内部产生法律约束。名义股东应根据其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约定行使股权。根据合同相对性，此种约定仅仅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内部发生法律效果，并不能发生对外效力。鉴于此，即使蔡国伟系被告的隐名股东，但蔡国伟并非被告的登记股东，蔡国伟不具有股东身份，其向原告转让被告的股权不能成为原告继受取得被告股权的合法依据。原告只能以其与蔡国伟之间的约定主张合同权利，而不能以此主张确认其为被告股东。再次，原告提交了一份合同来证明其以股东身份实际参与公司管理。原告曾任职被告处的经理，其代表被告签署合同是正常的职务范围，但该合同不能证明原告是以股东的身份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实际行使了股东的权利。被告的现有股东何某1、邱淳明确表示不同意原告成为被告的股东。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丹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管 燕人民陪审员  莫雪芳人民陪审员  谢灿林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黎珈瑜书 记 员  伍达忠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