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都兰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青2822民再1号   原告：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青海省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   法定代表人：晁明生，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峰，青海长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蓉，青海长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芦花台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000454020209K。   法定代表人：吴龙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延青，男，1971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新南路园林场**居民。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农科院枸杞研究所场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05MA75XL3B0F。   法定代表人：刘彦海，该服务中心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成，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与被告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研究所（以下简称“枸杞研究所”）、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银川服务中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0日立案后，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7）青2822民初634号民事判决，被告银川服务中心不服本判决，向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青28民终551号民事判决，改判本院（2017）青2822民初634号民事判决。被告银川服务中心不服二审判决，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8）青民再85号民事裁定，撤销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青28民终551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7）青2822民初634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村委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峰和邓小蓉，被告枸杞研究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延青，被告银川服务中心总经理刘彦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枸杞研究所、银川服务中心共同退还原告村委会购苗款1040000元（扶贫专项资金）；二、依法判令被告枸杞研究所和银川服务中心共同赔偿销售假冒枸杞苗给原告村委会造成的损失4040727.63元（含2018年损失1346909.21元）；三、案件受理费34352元、鉴定费75741.7元，合计110093.7元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25日和26日，原告在枸杞研究所考察后，于2016年1月26日与二被告签订《枸杞苗木购销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一”），合同一约定二被告向原告供应宁杞7号102000株，等级是0.4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4.5元/株，合计45.9万元；供应宁杞5号102000株，等级是0.4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为5.5元/株，合计56.1万元。两个品种共计204000株，总价102万元。2016年3月20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枸杞苗木购销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合同二约定二被告向原告供应宁杞7号5350株，等级是0.5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5元/株，合计26750元；供应宁杞5号5350株，等级是0.4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5元/株，合计26750元。以上两个品种共10700株，总价53500元，其中价值20000元的枸杞苗木属原告，余，余下属原告村里的部分村民，枸杞苗木由二被告负责运输到指定地点。原告收到被告银川服务中心于2016年3月21日开具的11份价税合计104万元的《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后，分别于2016年3月29日和2016年4月1日向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共计支付购枸杞苗木款104万元。二被告于2016年4月5日将208000株枸杞苗木送到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交给原告。而后，原告在二被告委派的技术人员指导下将该枸杞苗木在本村700亩地种植。2017年7月，按常规上述种植的枸杞苗木应该挂果时，原告发现这些枸杞苗存在严重问题，多数苗木不开花不结果，不是枸杞苗木；有部分虽是枸杞苗木，但不是宁杞5号和宁杞7号。由于二被告供给原告的枸杞苗木不符合《枸杞苗购销合同》的约定，供给原告的苗木多是假冒伪劣的宁杞5号和宁杞7号苗木，使原告这两年种植枸杞苗木全部投入遭到损失。损失购苗款104万元，二年的其他种植收入240万元（化肥、人工、杀虫药、耕地台班等）。故此，原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枸杞研究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枸杞研究所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2016年枸杞研究所未委托任何单位向原告出售过任何苗木，且原告起诉的枸杞研究所名称与被告的实际名称不符，因此枸杞研究所并不是适格主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枸杞研究所的起诉。   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原告与银川服务中心签订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银川服务中心按照合同约定充分履行了合同义务，银川服务中心提供的苗木无任何质量问题，未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任何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予以驳回。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   一、原告村委会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晁明生《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件各一份，拟证实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经被告枸杞研究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经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证据二、《枸杞苗木购销合同》复印件2份，拟证实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为原告及二被告，合同中约定了枸杞苗木的纯度和标准，以及原告购买枸杞苗的总数和总价。   经被告枸杞研究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经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本身无异议，该证据中双方约定若苗木纯度达不到90%以上，来年假一赔二，此约定赔偿的是苗木本身，而非原告诉称的损失。   证据三、《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11张，拟证实原告购买枸杞苗木价税合计1040000元。   经被告枸杞研究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经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证据四、《电汇凭证》复印件2张，拟证实付款人为村委会。   经被告枸杞研究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经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证据五、刘华名片一张，拟证实刘华系宁夏农林科学研究院枸杞研究所科繁服务中心主任，本案被告枸杞研究所与银川服务中心存在隶属关系。   经被告枸杞研究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证明方向不予认可，枸杞研究所与银川服务中心没有隶属关系。银川服务中心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经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证明方向不予认可，刘华系刘彦海，刘彦海系银川服务中心的主任，与枸杞研究所无任何关系。   证据六、《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实被告认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二被告在2016年1月26日、3月30日签订购销合同，由此证明银川服务中心既是鉴定机构也是销售机构，与本案有利益上的利害关系，不能作为本案的鉴定机构，同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且被告对原告出售的枸杞苗是假苗是明知的。   经被告枸杞研究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经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认为该组证据证明银川服务中心既是鉴定机构也是销售机构，涉案的鉴定机构是新疆的鉴定机构与两被告无任何关系。因原告的代理人没有参加第二次庭审，因此曲解了笔录的意思，购买苗木之前原告方已经购买了第三方的苗木，且鉴定时未通知被告方，被告方并不在场，原告方2015年种植在地里的苗木就是第三方提供的苗木。   证据七、《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拟证实被告承诺若没有提供新的鉴定意见，给原告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枸杞研究所承担。   经被告枸杞研究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经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笔录中被告并未进行承诺，是原告自己所说，笔录是被告申请重新鉴定的前提下所做，但被告申请重新鉴定法院并未同意，因此责任不在被告方。   证据八、《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拟证实村委会购买的208000株宁杞5号与宁杞7号枸杞苗纯度只有35.1%。2016年、2017年种植成本和预期效益为1346909.21元。   经被告枸杞研究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经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法院在委托鉴定时未通知银川服务中心人员到场，鉴定的对象并不真实客观，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鉴定结论依据不足，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证实银川服务中心提供的苗木有质量问题，更不能证明原告方有任何损失及损失的金额，不能证明其目的。   证据九、乔福才与何海州《询问笔录》各一份，拟证实都兰县人民法院及村委会相关人员均通知过被告参加鉴定的事实。   经被告枸杞研究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案所涉枸杞苗木买卖合同中无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的签字，也未加盖我公司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我公司与银川服务中心无任何工作关系，原告起诉我公司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公司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单位关于鉴定的电话通知，且依据法律规定应当发书面通知。该证据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询问，在庭审后提交该无效证据，严重违背法律规定。   经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从该证据的程序、来源和形式上看，该组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不应作为证据采信；该证据的形式是询问笔录，属证人证言，依据法律规定，证人无正当理由必须出庭作证，现并无证据证实该二名证人有正当理由无法到庭。因此，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中对于证人证言形式的要求，不应采信；涉案争议发生时，被询问人乔福才、何海州均系原告所在镇的镇领导，本身系处理涉案诉讼的一方，与原告属于利益共同体，该二人与原告明显有着利益关系，其作出的证言不客观，不应采信；该二份《询问笔录》系打印件，没有制作《询问笔录》的律师签字确认，来源不清，不符合证据规则对证据形式的要求，不应采信。从证据内容上看，二被询问人的陈述均不客观，且与本案实际存在矛盾，二被询问人在事隔多年后均一致陈述晁明生具体通知被告鉴定的时间的鉴定前5日，二人陈述的时间点完全一致，不合常理。从二人陈述内容看，何海州陈述其听晁明生说法院通过座机通知被告到场参与鉴定，但对方不接电话，该表述不能直接证实法院电话通知过被告，乔福才亦是听说法院通知过被告，因此均不能证实法院电话通知过被告。二人陈述的共性问题是法院打电话，对方不接电话，直接说明法院未通知到被告，法院也未通过其他形式通知被告参与鉴定，这与法院确未通知被告的事实相一致，表明法院未履行通知义务，涉案鉴定意见程序违法；该二份证据不能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二份证据本身及内容均不能完成原告方的证明目的，结合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案发回重审的裁定，已明确涉案鉴定意见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二份证据不能否定生效裁定的效力，不能推翻该裁定确认的鉴定意见程序违法的事实。因此，涉案鉴定意见和该二份证据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应作为证据采信。   二、被告枸杞研究所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   三、被告银川服务中心为支持其辩解意见，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枸杞苗木购销合同》复印件2份，拟证实银川服务中心依据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1月26日、3月20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供应了枸杞苗木，履行了合同义务，两份合同合法有效。合同中约定假一赔二指向的是苗木本身，其他的违约责任未作明确约定。   经原告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2016年1月26日签订的合同，被告银川服务中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中签字人是刘华，原告方合同原件与被告方不同，被告的合同属于伪造的合同，依据法律规定应承担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   证据二、《光盘》一份，拟证实银川服务中心为原告供应涉案苗木前，原告村民种植的由第三方提供的苗木中有假苗木，后从银川服务中心购买苗木补种，因此原告所述村民种植苗木均由银川服务中心供应与客观实际不符。此外，鉴定意见所涉对象不排除村民种植的第三方供应的苗木，鉴定意见不客观。   经原告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该组证据的取得方式不合法，原始载体不明，属非法证据，不予认可。银川服务中心取得该证据若无其他证据佐证其合法性，我方将不予质证，请求法庭不予采信。   证据三、（2018）青民再85号《民事裁定书》原件一份，拟证实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已明确原告提供的涉案鉴定意见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经原告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证明方向有异议。该证据指明鉴定的程序违法，并未阐述违反的是什么。所谓程序违法，原告方认为鉴定意见书是原告出示的证据，高院裁定实属不当，被告的证明方向原告持怀疑态度。   证据四、《植物检疫证书》，《苗木出苗质量合格证》、《苗木产地标签》、《苗木标签》、《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林木重描质量检验员证》一组，证明为原告提供的苗木是符合合同要求的。   原告质证认为，各证据均为复印件，《植物检疫证书》复印地方时间无法显示。时间与涉案苗木不吻合。《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时间是2019年与涉案苗木时间不相符，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   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查认为，原告村委会提交的九组证据与被告银川服务中心提交的四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6年1月26日，原告与被告银川服务中心签订《枸杞苗木购销合同》，被告向原告供应宁杞7号枸杞苗102000株，等级是0.4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4.5元/株，合计459000元；供应宁杞5号枸杞苗102000株，等级是0.4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为5.5元/株，合计561000元。两者共计204000株，总价1020000元。2016年3月20日，原告与被告银川服务中心签订《枸杞苗木购销合同》，被告向原告供应宁杞7号枸杞苗5350株，等级是0.5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5元/株，合计26750元；供应宁杞5号枸杞苗5350株，等级是0.4cm以上，纯度90%以上，价格5元/株，合计26750元。两者共计10700株，总价53500元。上述枸杞苗木由被告银川服务中心负责运输到指定地点。被告于银川服务中心2016年3月21日开具了11张《宁夏增值税普通发票》，价税合计1040000元，原告向被告共支付购枸杞苗木款1040000元。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将208000株枸杞苗木送到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交给原告。后原告在被告委派的技术人员指导下将该枸杞苗木在本村种植。   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新疆臻冠达鉴定中心对被告出售给原告的枸杞苗木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认为村委会购买的208000株宁杞5号与宁杞7号枸杞苗平均纯度为35.1%，2016年、2017年种植成本及预期收益为1346909.21元。   本案争议的焦点：1.新疆臻冠达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能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签订《枸杞苗木购销合同》，该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将208000株枸杞苗木交付于原告，原告向被告支付购苗款1040000元，双方形成了枸杞苗木买卖的法律事实。   关于原告村委会主张被告枸杞研究所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枸杞苗木购销合同》的主体为村委会与银川服务中心，银川服务中心为村委会提供合同约定的枸杞苗木及开具增值税发票，村委会向银川服务中心支付购销合同相应价款，在此合同履行过程中，枸杞研究所并未参与其中，无实际的合同权利与义务，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银川服务中心辩称本院在委托鉴定时未通知其工作人员到场，鉴定的对象并不客观真实，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鉴定结论依据不足，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抗辩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的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对外委托的案件需要看验现场的，监督、协调员应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专业机构和当事人。任何一方当事人无故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工作的进行。”   鉴定前，我院电话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场取样，银川服务中心和枸杞研究所工作人员均未到场参加，随后晁明生又电话通知银川服务中心和枸杞研究所工作人员到场，但均拒绝到场。在此之下，受我院委托的鉴定机构新疆臻冠达鉴定中心依法作出鉴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作出鉴定意见后，银川服务中心提出鉴定取样取值偏低，鉴定不科学、结论不合法，但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未提出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虽鉴定取样时银川服务中心与枸杞研究所未到场参与，但根据该规定第二十八条“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之规定，被告银川服务中心在庭审中并未提供足以反驳鉴定意见的相关证据，故新疆臻冠达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合法，并无不妥。银川服务中心第四组证据抗辩认为为原告提供的苗木符合合同的约定，不存在质量问题。但该证据形式上是复印件，时间上与涉案苗木不吻合。并不能证明涉案苗木为合格苗木，故被告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村委会主张被告赔偿其购苗款1040000元及经济损失4040727.63元（含2018年损失1346909.21元）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协商购买枸杞苗木纯度应达到90%，参照新疆臻冠达鉴定中心鉴定意见，原告村委会购买种植的宁杞5号与宁杞7号枸杞苗木平均纯度为35.1%，杂株率为64.9%。因此，原告2016年与2017年种植成本及预期收益损失计算为：（枸杞苗木数量×单价+面积×亩成本+预期收益）×（杂株率-10%）=（208000株×5元/株+611.71亩×1110.55元+734052元）×（64.9%-10%）=1346909.21元，故本院对原告的经济损失在1346909.21元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2018年的经济损失1346909.21元，因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该主张，故本院对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村委会主张被告承担鉴定费75741.7元的诉讼请求，因本案中新疆臻冠达鉴定中心鉴定意见科学合理，银川服务中心向原告村委会提供的枸杞苗木违反合同约定，因此鉴定费75741.7元应由被告银川服务中心承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支付原告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村民委员会经济损失1346909.21元，鉴定费75741.7元，以上合计1422650.9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二、驳回原告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西河滩下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352元，由被告银川市西夏区科繁农林产品服务中心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海泉   人民陪审员 袁 瑛   人民陪审员 王 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王彩忠   书记员 马心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