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15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黎振宜，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玲懿（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波，系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维鹏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法定代表人：申鹏，系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博，住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健，住址：沈阳市铁**。原审第三人：朱振魁，住址：沈阳市东陵区。上诉人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阳维鹏商贸有限公司、刘博、于健、原审第三人朱振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辽0191民初4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关宇宁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李妍、审判员林红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确认上诉人不承担15万元欠款的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二审法院正确使用法律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和第一百零九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2017年10月1日生效实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一审判决书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博和于健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2017年10月1日生效实施《民法总则》。《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而1999年10月1日生效实施的《合同法》对法人或非法人的工作人员及相对人是否普意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依据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本案应当适用2017年10月1日生效实施《民法总则》。二、维鹏公司与刘博、于建成立欠条的行为,不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善意相对人。1.2015年1月10日,顶益公司与维鹏公司双方共同盖章签订的“客户与业务人员往来需知”的书证显示:“我公司与贵公司的业务往来时,请注意应与本公司而非业务人员个人进行书面往来,除公司盖章的书面通知有效外,业务口头或书面通知无效。我公司业务员一律不得收取现金,所有货款由贵公司直接汇入我公司账户。业务员所打白条或业务员个人允诺,均与我公司无关。”该书证足以反映出双方对业务往来必须经双方公司共同的书面盖章有效,公司业务员的口头或书面通知无效。而维鹏公司明知顶益公司不允许业务员对外打白条,而私下与刘博、于建打白条,维鹏公司的行为不属于善意相对。2.维鹏公司与顶益公司每月都进行对账,但是维鹏公司每个月都不对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提出业务员刘博、于健打白条欠款15万元的事实,亦不要求顶益公司付款,其行为不符合维鹏公司作为债权人想快速回款的常理。3.法律实体上维鹏公司在要求刘博、于健出具欠条时,没有任何对账明细支持,欠条的形成缺乏基础和来源,案件争议的欠条不能证明顶益公司拖欠维鹏公司的款项。4.2016年2月13日,维鹏公司又违反与顶益公司的双方约定,向于健私下打款10880元。足以反映出维鹏公司和于健、刘博严重的利害关系。亦可以反映出维鹏公司的非善意行为。三、刘博、于健对外出具白条的行为不是代表顶益公司的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二人自己承担。顶益公司的员工培训手册上的刘博、于健的签字,可以反映出顶益公司教育员工“不得对外出具白条”。刘博、于健无权代表顶益公司对外出具欠据。出具欠据不是两人的正常职务范围,亦不是法律上的职务行为。员工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定:(1)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义实施。(2)行为人的行为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授权。这种授权可以基于法律获得,也可以基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章程获得,还可以基于合法任命等事项获得。(3)行为人的行为应与授权的内容或者章程、合法任命等书面文件的规定有关,即行为人是在执行其所在法人或组织授予的职务,并且与该职务在客观存上具有密不可分关系的事务行为。(4)行为人的行为后果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试想如果任何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外出具个人签字的欠据,公司就承担责任的话,工作人员可以恶意出具大额欠据,公司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因此,本案中的刘博、于健与维鹏公司之间签订的各种手续均属无效行为,更不能代表公司行使对外的出具欠据权利。四、一审法院对欠条形成的过程、形成的基础不予认真审理,属于事实不清。顶益公司与维鹏公司在2014年10月1日-2016年5月31日经过盖章的对账单是双方公司共同形成的书证,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证据。证据显示在2016年5月31日双方最终对账,确认了顶益公司只欠维鹏公司12元欠款。维鹏公司诉讼请求15万元的欠款形成无充分证据支持。顶益公司法律实体上无义务支付上述款项。1.维鹏公司陈述15万元的形成出现多种自相矛盾说法。(1)在诉状中陈述是所欠货款是2015年7月13日-2015年8月4日期间形成的179503.9元,形成数额与15万元不符。(2)、维鹏公司在原庭审第1次开庭笔录第6页:陈述欠款系4月对账单对上月供货及打款形成的176000元(799940-623994=17600元)。(3)第1次开庭笔录第5页陈述欠款系2015年2月形成。(4)庭审过程中又说是垫付款,判决书上又提到是前一任经销商曾经垫付5万元费用。(5)二审中陈述是律师搞错了15万元欠款的形成过程。维鹏公司在原审二审诉讼过程中多次变更欠款形成过程,说法自相矛盾,足以反映出欠据形成的虚假情況。因此,欠据中的欠款如何形成无充分合法的证据支持。2.从现有证据表明,顶益公司无论是货款还是垫付费用均不存在欠款的事实基础。2014年12月1日-2016年5月31日经过盖章的对账结论反映出,双方在合作期间双方每月均进行对账盖章结算。在2016年5月31日双方最终对账,确认了顶益公司只欠维鹏公司12元欠款。在合作期间,双方每月进行对账时,维鹏公司从来没有提出过15万元欠款的事实。在合作终结时,另外提出15万元的欠款,根本不符合维鹏公司作为债权人想快速回款的常理,更反映出维鹏公司恶意诉讼的违法情況。顶益公司保留对维鹏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虚假诉讼罪的权利。3.顶益公司与维鹏公司的上一经销商景哲食杂店朱振魁在2015年1月31日已经对账结清全部款项。双方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综上所述,顶益公司与维鹏公司的书证对账单具有最高的证据效力,刘博、于健无权代表公司给非善意相对人维鹏公司出具的欠条无效。故申请法院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维护正常的营商环境,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顶益公司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在上诉状的事实及理由部分增加以下内容：一、一审判决认定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提出的公司业务人员不能擅自与经销商打白条是格式内容，我们认为不是格式内容，因为格式内容不是法律术语，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来规定格式内容的相关法律规定。格式条款和内容需要白条内容重复使用，所有证据来看，该证据并不是重复使用。二、业务不得打白条告知函，该内容是对沈阳维鹏商贸有限公司作为经销商的正常的善意的提示，沈阳维鹏商贸有限公司签收回执之后才与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签署正式的经销商合同，经销商合同中也有关于经销商须知明确公司业务人员不得自行与客户进行对账的相关规定，之后沈阳维鹏商贸有限公司也与我们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每个月对账和盖章进行了账目确认，所以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和沈阳维鹏商贸有限公司是合同相对的双方，而不是刘博作为合同的一方主体与沈阳维鹏商贸有限公司之间进行的业务往来，因此刘博作为打条的一方，法律责任应由其自己承担。沈阳维鹏商贸有限公司辩称，被上诉人认为是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欠的，被上诉人接触的所有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这件事当时全是认可，包括业务员、主任、所长。被上诉人刘博辩称，我是从于健接手，当时于健已经给沈阳维鹏商贸有限公司打过白条，我只是交接工作，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被上诉人于健未答辩。原审第三人朱振魁辩称，没有意见。沈阳维鹏商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15万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原系被告顶益公司的经销商，被告于健、刘博均为被告顶益公司的业务人员，负责原告与被告顶益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原告陈述第三人朱振魁曾是被告顶益公司的经销商，原告在2014年12月中旬接替朱振魁作为被告顶益公司新的经销商，因当时原告还没有在被告处开户，原告就借用朱振魁在被告顶益公司的户头用于支付货款。原告在做被告顶益公司的经销商期间，一般将货款预先转入被告顶益公司账户中，原告再向业务人员提出配货的需求，货品通过物流公司送到原告处。2015年1月10日，原告填写了客户基本资料表等材料，作为被告顶益公司在沈河区的区批发客户。同日，原告在被告顶益公司出具的“客户与业务人员往来需知”上盖章，该份需知的主要内容为：“我司与贵司业务往来时，请注意应与本公司而非业务人员个人进行书面往来，除公司盖章的书面通知有效外，业务口头或书面通知无效，所有货款需由贵司直接汇入我司相应的货款账户。我司业务员不得以任何形式从贵司处领取货物，业务人员所打白条或业务人员个人承诺，均与我司无关。”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当时盖章时对该份需知的内容并不知晓。庭审中被告刘博、于健陈述在职期间，被告顶益公司没有告知过业务人员不准向经销商打条。2015年2月17日，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收取原告2万元保证金。2015年1月26日，朱振魁向原告出具一份收条，内容为：“收到维鹏商贸为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垫付费用5万元。”同时，于健作为经办人在收条上签字确认。原告陈述朱振魁不做经销商后，被告顶益公司需要退还朱振魁5万元垫付费用，原告作为新的经销商就替被告顶益公司支付给朱振魁。后朱振魁书写了收条，当时被告顶益公司的业务人员于健作为经办人也在收条上签字确认。庭审中，被告于键对原告的陈述予以认可。2015年3月6日，于健向原告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沈阳维鹏商贸有限公司为康师傅（沈阳顶益）垫付126000元，于2015年7月31日前返还。”于健在经办人处签字确认。原告陈述2015年2月于健将被告顶益公司应当交给原告的价值12.6万元的货物给了朱振魁，后于健出具了该份欠条。被告于健在庭审中陈述，该条中的款项是如何产生的记不清了，自己只是作为经办人签字，代表的是被告顶益公司所从事的行为。2015年3月10日，原告在被告顶益公司出具的经销商TP费用垫付对账单上盖章，确认2015年2月份原告垫付的促销、陈列费用为29520.25元。被告顶益公司陈述该垫付费用已经给付了原告。2016年5月28日，被告刘博为原告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欠沈阳维鹏商贸有限公司在做区批发期间垫付货款15万元”。刘博作为业务人员在欠条上签字确认。庭审中刘博陈述自己在2015年4月接替了原业务人员于健的工作，原告和于健告知其被告顶益公司欠原告17.6万元，刘博就在被告顶益公司给原告配货的过程中，通过货物的形式冲抵了2.6万元的欠款，所以之后刘博又给原告出具一张15万元的欠条。从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6月3日，被告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每月均与原告进行对账，确认截止到上一个月月底原告账面货款余额情况。根据最后一张双方签订的对账单，截止2016年5月31日，原告在被告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的账面余额为1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博和于健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本案原告与被告顶益公司之间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于健负责原告与被告顶益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其作为经办人签字确认了原告为被告顶益公司垫付款项共计17.6万元（5万元+12.6万元）；后刘博接替了于健的工作，被告顶益公司通过货物的形式偿还了原告2.6万元，可见被告刘博、于健的行为属于代表顶益公司职务行为。被告顶益公司基于经营需要，在每个区域只允许设立一个代理商。原告要成为被告顶益公司的代理商，只有经过被告顶益公司批准才能实现，原告即是通过顶益公司经办人于健指示的方法，取代之前朱振魁负责的代理商，而成为新的代理商。原告是按照于健的要求向朱振魁支付的货款，于健并签字确认了原告为被告顶益公司垫付款项共计17.6万元。倘若被告顶益公司事后向朱振魁偿还了货款，亦属于重复还款，与原告无关，不影响原告向被告顶益公司主张偿还垫付的货款权利。对于被告顶益公司提出的业务人员不能擅自与经销商打白条的抗辩，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往来需知为被告顶益公司出具的格式内容，因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已向原告作出了明确说明或提示；其次，被告工作人员违反其单位规章制度打白条的责任，不能由原告来承担；再次，被告顶益公司亦无法证明原告对此恶意。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刘博、于健给付欠款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刘博、于健出具欠条的行为应属于代表被告顶益公司的职务行为，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原告依据欠条要求被告顶益公司偿还欠款15万元，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维鹏商贸有限公司欠款15万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被告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被上诉人垫付款项的对象均为上诉人的原代理商，与上诉人存在或曾经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上诉人当时的在职人员于健、刘博均以书面形式对被上诉人垫付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虽上诉人单位在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客户与业务员往来需知》中约定了业务员所打白条或业务员个人承诺与上诉人无关的内容，但根据上诉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被上诉人要成为上诉人的代理商（每个区域只能设立一名代理商）必须经过上诉人批准才能实现，因此，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工作人员要求为上诉人向原经销商垫付款项从而避免在成为经销商过程中被设置障碍亦符合常理，不宜认定被上诉人主观存在恶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承担偿还欠款的义务。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沈阳顶益食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宇宁审判员  李 妍审判员  林 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强文清书记员钟雨含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