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822民初1434号 原告：巫某，女，199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厚成，浙江三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杰，浙江三衢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邹某，男，1959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华，浙江嘉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毅，浙江嘉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汪某，男，197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原告巫某与被告邹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在审理过程中，被告邹某申请追加汪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2020年10月15日本院依法适合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2020年11月30日，本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巫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厚成、刘建杰，被告邹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华、杨毅，第三人汪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巫某诉称，2019年11月13日，原告巫某与被告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邹某将其所持有的常山县常红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红公司)的12.5%股份以35万元转让给原告巫某。2020年12月3日原告付清转让款，但因被告转让其股权未经常红公司股东决议，致不能办理股权转让过户登记，且原告要求召开股东会，其他股东也不予理睬。2020年6月19日，原告致函被告，要求2020年6月25日前提交常红公司股东会同意股权转让决议并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如未能履行，原告将依法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但被告仍未能提供股东决议，不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20年6月30日，原告致函被告，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退还股权转让款35万元。但被告未退还转让款。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因被告股权转让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经原告书面通知，在合理期限内，被告仍不能提供股东会决议，原告书面通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应返还原告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为此，诉至法院，诉求：1.依法判令被告邹某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350000元，支付利息24500元(自2019年12月3日起按月利率10%计算至2020年7月3日止，其余利息按10%0计付至款清之日)；2.依法判令被告邹某支付违约金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邹某承担。 被告邹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一，不同意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被告将其所持有的常红公司12.5%的股份以35万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已履行了转让款的给付义务并得到了公司的分红，已实际享受了股东的权利。只是未在工商管理局办理股东身份变更而已。其二，不同意支付违约金。被告未存在违约，股权转让后股东身份未办理变更的原因是原告自己不提供必要的办理材料，如身份证复印件等而造成的，责任在原告。事实上，被告非常愿意也积极履行配合义务，其他股东也都同意转让一事。第三，原告只是代持人，实际持股人是第三人汪明有，分红由汪明有取走，股权转让的所有的事务也均由第三人汪某在操作且汪当初明确表示股权转让变更事宜他会全权办理的，被告只是需要配合而已。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汪某辩称，原告说的是事实，其同意原告的意见。当初股权转让没有经过股东会决议，没有法律效力，办不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告理应将股权转让款退还给原告，并赔偿原告的损失。 原告巫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股份转让协议书》和银行转账凭证各1份，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1月13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约定了违约责任，且原告已将35万元给付被告的事实；2.《函》和EMS物流凭证各2份，证明原告书面通知被告限期提交股东会决议，因被告提交不了而又书面通知被告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3.《复函》1份，该函是2020年7月15日被告与其他3名股东共同出具的，证明股权转让前、后均未召开过股东会、未形成过股东会决议及未办理过相应的变更手续的事实；4.《常山县农村客运线路改造协议书》1份，该协议是在2020年8月7日由常红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济代表常红公司与常山县交通运输局、常山县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签订的，证明常红公司的所有经营车辆已被政府收购，公司现已停业，原告对此不知情且亦无人告知，原告受让股权的目的是为了经营公司，现已实现不了这一目的事实；5.常红公司企业登记注册情况1份，证明常红公司的股东名册未变更的事实。经质证，被告邹某对证据1没有异议，但辩解2019年12月1日之后的所有分红已归乙方（原告）享有；对证据2，称函已收到，收到后被告就积极与第三人及其他股东联系着手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事宜；对证据3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复函证明不了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因常红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是第三人汪明有且其是一直在常红公司的，理应清楚改造事宜，其是原告股权转让的被委托人及实际控制人，有理由相信原告方知晓该事，且虽然该份改造协议是在2020年8月7日签订的，但是线路改造这消息在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大家都已知晓了，现原告以实现不了经营目的为由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对证据5没有异议，但是认为工商登记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的要件。第三人汪明有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没有异议。 被告邹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电话通话清单2份，证明积极与原告及第三人联系股权变更事宜的事实；2.借记卡账户明细若干，证明被告曾每月有8519元的分红，但在2019年12月之后该分红已由第三人汪明有妻子黄芳取走，即实际分红已由原告方享有的事实；3.通话录音若干，证明被告收函后积极与原告及第三人汪明有沟通办理转让事宜，但原告方拒不提供办理材料导致工商登记未能办理成功的事实；4.答复函4份和通话录音（刘国平、王国济）2份，证明股权转让经过并数以上的股东同意的事实。经质证，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被告证据1，认为只能与第三人汪明有有积极联系，与原告仅在在7月份才联系，且未有履行义务的表示。对证据2，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并指出即使是分红，原告得利后，解除合同也只是存在返还与否的问题，不影响合同解除的效力。对证据3的通话内容无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聊天记录及时间节点恰恰说明被告未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且刘某不能代表被告。认为证据4的答复函是虚假证据，因为答复函的落款时间是在2019年11月10日，但是纸张很清鲜，明显是被告提供的假证据，结合被告上次庭审陈述及其他证据，足以认定其为虚假证据，并口头提出对时间进行鉴定；对证据4中的通话录音，认为是第一次庭审之后形成的，转让之时该两股东根本不知情也未征询其意见，而且王国济至始至终是不同意转让一事的。第三人汪明有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证据1，有电话联系，但证明不了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对流水无异议，但是不清楚黄芳所得是何种性质的钱；对证据3，认为身份证已经给过的，是股东不同意签字才导致办不了工商登记变更；对证据4，认为之前都没有的，股东他们也是不同意的，是虚假的证据。 第三人汪某未提交证据。 本院依被告邹某申请，准许证人刘某、严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陈述，其与被告之前是同事，被告将股权转让给原告，实际持股人是第三人汪明有，她是知情的，因为她自己也在去年将其持有的常红公司的12.5%股份以35万元转让给原告。转让当时是没有开过股东会，未形成决议，但是在去年12月22日的时候有股东决议，同意转让各方转让股份的事。原告在今年6月份先后发了两份函，收函后被告口头委托其办理股权转让一事，自己也积极跟原告和第三人汪明有及其汪妻联系，其他股东也都同意转让一事的，只需原告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他们就会去签字办理的，到目前还没有办理好，是因为原告一直不提供所需材料。其本人的分红只享受到协议当月，19年12月之后的分红根据协议约定由原告享有。证人严某陈述，其知道被告将股权转让给原告一事，因为2019年11月13日签合同的时候其也在场的，是第三人汪明有代原告办理一切事务的，原告只是挂个名而已，实际转让人是第三人汪明有。证人严某还称，自己也是常红公司原股东，也跟被告一样将自己所持有的常红公司12.5%的股份以35万元转给了原告，当时第三人汪明有声称股权转让一事他都会去办理妥当的，只要转让人到时签签字、配合一下就可以。去年12月过半数以上的股东还曾在一起讨论过的，应该有形成有书面的决议。经质证，原告认为两证人的证言不可信，因为两证人也与原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原告目前保留对该两人的起诉，但下一步估计也会要求他们返还的。被告对两证人的证言没有异议。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原告相同，同时指出去年12月份股东会讨论的是承包的事情，并不是讨论股权转让一事。 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合议庭综合评判如下：原告的证据3可以证明至2020年7月15日止常红公司未对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形成过股东会决议。原告的证据6只能证明常红公司被县农村客运线路改造的事实。被告的证据1只能证明收函后与原告及第三人汪明有有过电话联系。被告的证据2可以证明在股权转让协议签定月及以前被告每月享有常红公司分红8519元，签定协议的次月起其不再享有分红；另黄芳入账的34076元，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可以认定该款系含被告在内的共4名股权转让股东2019年12月的分红，故该证据亦可以证明原告依约享受了常红公司的分红。被告的证据3可以证明另一转让股东刘某在收到原告的函后积极与原告及第三人联系股东工商登记变更所需材料的事实。被告的证据4答复函不属于虚假证据，被告已对形成时间作了合理的解释，原告对签名未提出异议，故对原告仅因时间提出鉴定不予准许并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被告证据4中与王国济的聊天内容较为闲散，内容也不是很明确，故对被告的该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人陈某和证人严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与被告一样也将属于自己的12.5%的常红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原告，且由第三人汪明有代原告具体操作转让事宜的事实。 根据以上证据，结合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原告巫某与第三人汪某系亲戚。在第三人汪某的具体操作下，2019年11月13日，被告邹钱福将其所持有的常红公司的12.5%的股份以35万元转让给原告巫某，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明确：常红公司2019年11月份的收入分红归被告所有，自2019年12月1日之后的所有收入分红归原告享有。2019年12月3日原告付清转让款。协议签订当月及之前被告邹某每月享有常红公司分红各8519元，2019年12月份属于被告份额的分红由原告享有。2019年6月20日，原告向被告发函，要求其在当月25日前提交常红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并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及逾期未能履行则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2019年6月30日，原告向被告发送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函，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35万元。收函后，由刘某与原告巫某及第三人汪某联系股东工商登记变更所需材料。另查明，常红公司于2013年12月5日成立，由被告邹某与郑水生、陈准星、李智、严某、刘某、郑琴琴、刘国平、王国济等等9人任股东，其中刘国平、王国济各占股份6.25%，其余7人各占股权12.5%。2019年11月13日，除被告外，原告另从股东陈准星、严某、刘某处各受让了12.5%的股份。又查明，2019年12月31日前，常红公司由股东王国济承包经营，股东每月分红通过王国济儿媳妇陈英在次月以其账户向各股东账户转账。2020年1月1日起，常红公司由第三人汪某承包经营。还查明，2020年8月7日，常红公司与常山县交通运输局、常山县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签署三方协议就常山县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中所涉的奖励及车辆处置等事项达成共识。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原告巫俊祺与被告邹钱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合法，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股权转让虽未经过股东会会议决议，但事后过半数以上的股东对此表示同意，其他股东也未主张侵害其优先购买权，且原告已履行了股权转让款的给付义务并实际享受了股东的权益，现其仅以未办理股权转让过户登记为由，要求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要求退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利息损失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巫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418元，由原告巫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玉英 人民陪审员  周文娟 人民陪审员  徐伟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代书 记员  邱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