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102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解某，女，193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然，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某1，男，193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然，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某2，女，197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系樊某2之夫），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1959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 委托诉讼代理人：习荣增，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悦，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解某、樊某1、杨某、樊某2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4民初3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原审原告）解某和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然，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习荣增、邓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樊某2上诉请求：1、请依法认定樊信贞2018年11月1日所立本人意愿无效。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父亲樊信贞已不能表达真实意思，其所立本人意愿应认定为无效。父亲樊信贞因患肝癌肿瘤住院治疗，在2018年10月30日已发现而出现言语混乱等患肝性脑病的症状，并开始让服用治疗肝性脑病的药物门冬氨酸鸟氨酸。在此情况下，杨某说11月1日父亲立的本人意愿，是不可能的。当时我在陪床，父亲已出现嗜睡和前言不搭后语的症状。樊某2提供了相关病历、以及病历上记载的冯景见副主任医师谈话笔录和相关医疗专家均称，在当时的情况下，父亲樊信贞脑子已经不清楚了，无法正常表达意识。这在杨某提交的录像中也证实是杨某一直在引导父亲写遗嘱，其当时已不能正常表达真实意思了。所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其所立遗嘱应无效。二、母亲任秀英是被拆迁房屋的共有权人，母亲遗留的房产份额应由继承人樊信贞、解某、樊某2等继承人依法继承。被拆迁房屋是父母樊信贞、任秀英夫妇二人婚后所盖。任秀英是该房屋的所有人之一，依法其去世时的房屋中的一半份额应为其财产由继承人继承。母亲任秀英去世后，其所有的房屋份额应当依法继承，该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也应有继承人依法使用，对于该房屋被拆迁所得利益，其继承人均依法享有权利主张。一审认定任秀英去世，从而剥夺其继承人权利是错误的。三、杨某不是争议房屋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一审错误认定杨某为宅基地使用权人是错误的。根据宅基地使用证和委会证明已证实杨某并不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一审认定其有该村户口即当然享有该宅基地使用权没有任何证据和法律依据。依一审逻辑，那该户樊某2丈夫早于杨某迁来户口，且儿子也是本村户口，也应享有宅基地使用权，成为该补偿的权利人之一。综合以上，一审认定以上部分事实错误，请贵院依法重新认定和判决。 杨某上诉请求：1、撤销本案一审判决。改判樊信贞所立遗嘱有效或发还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樊信贞所立遗嘱处分了他人共有财产，因此所立遗嘱无效。上诉人认为，樊信贞所立遗嘱并未处分他人共有财产，因此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是错误的。一、樊信贞所立遗嘱涉及的内容：在樊信贞的遗嘱中，处分财产的内容有两项，一是拆迁补偿中宅基地置换的三套房屋（在建中），二是可领取的过渡费，而这两项均是以户为单位发放，本案中不涉及过渡费的问题。二、“户”的确定和户中家庭人员的确定应当依法来确定。人民法院对此不具有自由裁量权。我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该规定中“户”是个法律概念。我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四条明文规定：“设有公安派出所的镇，应当每户发给一本户口簿，户口登记簿和户口登记簿上登记的事项，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效力”第五条规定：“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同主管人共同居住一处的立为一户，以主管人为户主”；第六条规定：“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根据以上法律、法规规定，如何确定为一户及户中人员的范围应以户口登记为准。三、一审法院将樊某2和樊某1夫妇列为2011年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樊信贞户中人员。即户中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是错误的。（一）樊某2不应列入樊信贞户中人员，更不能享有樊信贞户中人员才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理由有三：第一，樊某2系樊信贞与亡妻所生女儿，1979年出生，××××年结婚，樊某2结婚后将自己的户口从樊信贞处迁走，而同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立为一户，有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为证。而“户口登记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效力”，也就是说樊某2将户口从樊信贞户中迁出之时，已不再是樊信贞户中人员。第二，庭审时，上诉人向法庭出示了2007年2月1日樊某2与樊信贞签订的“分居协议”，该协议载明：“樊信贞住平房（即涉案被拆迁房屋）一切财产归己，今后一切变卖，樊某2不得干涉。樊某2住楼房，一切财产归樊某2，今后变卖一切事物樊信贞无权干涉。该协议证明，樊某2自2007年1月起已同樊信贞分家另过，同时，樊信贞将自己购买的良东新区9-3-601室，面积131.5平方米，地下室23.154平方米，由樊信贞名下过户给了樊某2，有良东新区开发单位委会“证明”为证。也就是说樊某2与樊信贞所签的分居协议己实际履行完毕，自此樊某2已不与樊信贞同住，二人的生产、生活也不在一起，经济上相互独立，是名副其实的两户，而不是一户。一审法院以樊某2与樊信贞的关系后来又和好了，樊某2为樊信贞养老送终为由，否认分家协议的效力没有法律依据。女儿对父亲尽孝，这是女儿的法定义务，也是对女儿的道德要求。第三、从樊信贞遗嘱的内容看，樊信贞处分的是分家后归其自己的平房拆迁安置的房屋和过渡费，并无处分樊某2所有楼房。第四，一审法院认为，1988年樊信贞宅基地确权时户中人员有樊某2，之后虽然樊某2将户口从樊信贞家庭迁出另过，并搬入自己的住房，但其户口还在，该村并未给樊某2发放新的宅基地，据此推定樊某2应作为樊信贞户中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上述观点是错误的。宅基地使用权是以户为单位确权的。樊某2既然从樊信贞户中已实际迁出，并在公安机关进行户籍变更登记，就应认定其已不属樊信贞户中人员。至于樊某2的户口还在，村里没有为樊某2发放新的宅基地一节，上诉人认为，一是樊某2居住的楼房（村开发××村××房）仍然××着××村宅基地的公共使用权，二是根据的《民自治章程》第六章、第三节、第八条、第三款规定：“户口迁不走的围女户。确实在农村居住。小孩满15周岁，且男方不能解决住房。无房居住的。可按限额标准有偿安排宅基地。可见，对樊某2该不该发放宅基地是有政策规定的，如果樊某2孩子满15周岁时，会按政策给樊某2安排宅基地的，且这是樊某2与委会之间的事，不能因为暂时未安排给樊某2宅基地，樊某2就返回樊信贞家去主张宅基地使用权。以上四点证明，樊信贞遗嘱并未处分樊某2的财产，一审法院认定樊信贞所立遗嘱处分了家庭共同财产是错误的。（二）樊信贞的遗嘱也未处分樊某1夫妇的财产，理由有三：第一、樊某1夫妇的户口并未和樊信贞户口登记在一起，而是另立一户，而“户口登记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效力”，也就是说，樊信贞与樊某1夫妇是两户而不是一户。此次拆迁是以户为单位置换的房屋，樊信贞本户不包括樊某1夫妇。第二，根据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石家庄市人民政府郊政《1997）49号文18条规定：“子女已成家立业且已分开居住的，住宅用地使用权确定在子女名下，但须注明父母居住房屋。按该文件规定，樊信贞是经过政府确权的宅基地的使用权人，而樊信贞的父母樊某1夫妇仅享有拆迁房屋的居住权，其不是宅基地使用权的共有人。关于樊某1夫妇的房屋居住权，在樊信贞遗嘱中并不涉及，在开庭时上诉人明确表示愿按政府规定和社会道德要求为樊某1保留房屋居住权。第三，在以往的日常生活中，樊某1夫妇单独居住、独立生活，并未与樊信贞形成共同生活的户中人。以上三点充分说明，樊信贞的遗嘱并未处分樊某1夫妇的财产。四、樊信贞遗嘱处分了上诉人的财产，但樊信贞所立遗嘱时事先已与上诉人商量一致，事后上诉人也认可遗嘱对财产的分割，上诉人充分尊重樊信贞的遗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樊信贞的遗嘱处分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并以此为由判决遗嘱无效是错误的。现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樊某1、解某上诉请求：1、请依法认定樊信贞2018年11月1日所立本人意愿无效。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樊信贞所立本人意愿中处分三套楼房和过渡费的内容无效”无异议。但是对于认定任秀英应享有的补偿份额被剥夺、樊信贞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等认定错误。一、任秀英在共有房屋中的权益不应被依法剥夺，一审依据其已去世丧失了宅基地使用权，认为其法定继承人对任秀英房屋及拆迁补偿没有权利继承是错误的。依据《继承法》第三条，涉案被拆迁房屋是樊信贞、任秀英夫妇二人婚后所盖，并使用了父母樊某1夫妇部分物料，任秀英作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之一，依法其去世时的房屋应为其财产由继承人继承。一审割裂了我国“地随房走”房地一体的原则，遗漏了任秀英对宅基地上房屋可以依法由继承人继承。任秀英去世后，其所有的房屋份额应当依法继承，该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也应又继承人依法享有，对于该房屋被拆迁所得利益，解某及其他继承人樊信货、樊某2均依法享有权利主张。一审认定这一事实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二、樊信贞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所立本人意愿应认定为无效。2018年10月30日樊信贞因患肝癌肿瘤、已患肝性脑病而出现言语混乱等淀状，并开始使用相关药物；同年11月1日其立本人意愿，11月2日患者嗜睡、言语混乱、意识障碍等症状，肝性脑病加重；11月6日樊信贞去世。主治医生和相关医疗专家均认定立本人意愿时，樊信贞已经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依继承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其所立遗嘱应为无效。此情况下一审认为上述不能达到证明标准，显然不符合事实和常理。三、杨某无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一审错误认定杨某为宅基地使用权人是错误的。根据宅基地使用证和委会证明已证实杨某并不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一审认定其有该村户口即当然享有该宅基地使用权没有任何证据和法律依据。依一审逻辑，那该户樊某2丈夫和儿子均是该村村民是否也应享有宅基地使用权而成为该补偿的权利人之一。综合以上，一审认定以上部分事实错误，请贵院依法重新认定和判决。。 杨某答辩称，三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对此依法驳回。樊某2答辩称，杨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父亲樊信贞的遗嘱是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所立，且所立遗嘱处分了我的财产，应为无效，请贵院依法予以驳回其上诉。樊某1答辩称。杨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人请求。 解某、樊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樊信贞所立本人意愿是无效的；2、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樊信贞于2018年11月6日去世，樊某1系其之父，解某系其原配之妻任秀英之母，杨某系其再婚之妻，樊某2系其与原配之妻任秀英之女。任秀英2004年去世，2007年樊信贞与杨某再婚，任秀英及樊信贞去世后未进行遗产处理。2011年9月樊信贞与任秀英所在村进行城中村改造，二人所有房屋及其所使用宅基地被拆迁安置，分得房屋三套；得补偿款等近四十万元。原告得知樊信贞给二被告立有遗嘱，但该遗嘱是无效的，樊信贞不具有立遗嘱的行为能力，该遗嘱从内容上来说也处分了其他共有人的财产且未给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也是无效的。为此，根据继承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诉至贵院，请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立遗嘱人樊信贞系樊某1之子，樊信贞之母吴凤为于2018年4月13日去世。樊信贞与前妻任秀英生育一女樊某2，任秀英于2004年8月26日去世。2007年4月30日，樊信贞与杨某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任秀英之父任皂保于2015年12月2日去世，任秀英之母即原告解某。樊信贞于2018年11月6日去世。2011年，樊信贞与委会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委会补偿樊信贞被拆迁房屋重置评估价值43464元、附着物及其他补偿费14204元，补偿385平方米楼房，樊信贞选择置换120平方米楼房一套、90平方米楼房两套，差额面积85平方米由委会补偿34万元。2018年11月1日，樊信贞书写一份“本人意愿”，内容主要是：樊信贞是村民，丧偶后与杨某再婚。樊信贞现有城中村改造房300平方米，与妻、女协商一致，同意将300平方米住房三套分别给予妻子杨某120平方米住房一套和90平方米住房一套、女儿樊某290平方米住房一套，另外还有地下室一套、地下车位一个。今年发放过渡费时，由樊信贞与杨某两人所有，明年发放过渡费时，杨某占三分之二、樊某2占三分之一。樊信贞与杨某现所居住的房屋是樊某2所有，在回迁房没入住前，樊某2不得用各种理由不让樊信贞、杨某居住，因为在和大队立拆迁协议时就卖掉一套85平方米的房子，钱全部给了樊某2。樊信贞在百年之后，一切丧葬费用由樊某2一人承担。再查明，在1988年宅基地申请审批清理表中，樊信贞名下宅基地登记的人口为三又二分之一，原、被告均认可当时登记的人口为樊信贞、任秀英、樊某2和樊某1夫妇，樊某1夫妇共占二分之一。樊某1自认每月有1803.81元的养老退休金收入，原定口粮补助每年4000元，但自2018年至今已三年未发放。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一，樊信贞在立遗嘱时是否系无民事行为能力。原告樊某1、被告樊某2对此事实负有举证责任。通过樊信贞的住院病案，可以证实樊信贞自住院至死亡共计21天，其本身患肝癌晚期，病情发展迅速。根据病程记录的记载，在10月30日上午医生查房时发现樊信贞出现了偶有言语混乱的肝性脑病前兆，11月2日上午出现嗜睡、偶有言语混乱、意识障碍的肝性脑病症状。以上事实能够证实樊信贞在立遗嘱时出现了肝性脑病的症状，但出现肝性脑病症状并不能充分证明樊信贞丧失了立遗嘱的行为能力。对原告樊某1、被告樊某2主张樊信贞在2018年11月1日立遗嘱即“个人意愿”时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事实，因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该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二，樊信贞在遗嘱中是否处分了与他人共有的财产。樊信贞的遗嘱中，处分了其与委会签订拆迁补偿置换协议置换的三套房屋及按照协议可领取的过渡费。而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地上房屋按照货币补偿，宅基地使用权置换楼房，过渡费以户为单位发放。故认定樊信贞是否在遗嘱中处分了与他人共有的财产，关键在认定被拆迁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范围。根据分单，可以证实樊信贞是通过分家取得宅基地。后在1988年确权登记在樊信贞名下，确权时家庭人口为樊信贞、任秀英、樊某2和樊某1夫妇，樊某1夫妇有四个儿子，故樊某1夫妇在樊信贞宅基地确权时登记的是二分之一的人口数。任秀英去世后，丧失了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宅基地拆迁置换的财产权益与任秀英无关。任秀英的继承人解某无权主张樊信贞遗嘱无效。杨某与樊信贞结婚后，户口迁入，成为樊信贞的家庭成员，成为宅基地使用权人之一。故在樊信贞与委会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为樊信贞、杨某、樊某2、樊某1夫妇。樊信贞作为宅基地登记使用权人与拆迁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代表行为，拆迁方依协议补偿樊信贞的货币和置换的楼房，均属于家庭成员共同所有。而，在樊信贞去世前，其与家庭成员之间并未达成协议对共有的房屋和过渡费进行分割，故其在遗嘱中直接处分共同财产的内容，应属无效。杨某主张，樊某2与樊信贞签订分居协议后已经分家，但根据双方陈述，樊某2在樊信贞生病住院及办理丧葬事宜上均履行了做女儿的义务，与分居协议中约定今后樊信贞养老送终，樊某2不再承担的内容不符，证人樊某3作为分居协议的见证人亦出庭证实，樊某2和樊信贞在签订分居协议后又和好了。故被告杨某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樊信贞与樊某2已经分家，樊某2不再是樊信贞的家庭成员。樊某2、樊某1的户口与樊信贞不在一起，不能单独作为樊某2、樊某1不是樊信贞家庭成员和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的依据。故杨某主张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在签订拆迁协议时只是樊信贞和杨某的事实，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三，樊某1是否属于遗嘱应当保留必要份额的继承人。樊某1已满80周岁，属于缺乏劳动能力，但樊某1自认每月有1803.81元的养老退休金收入，不属于无生活来源，故樊某1不属于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继承人。综上，樊信贞所立遗嘱即本人意愿中处分三套置换楼房和过渡费的部分，应属无效。判决：樊信贞所立本人意愿中处分三套楼房和过渡费的内容无效。本案受理费8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杨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樊某2提交证据：1、肝脏疾病临床诊治红宝书。2、2012年民自治章程。3、独生子女证。4、樊某2与赵丈夫张宏以及父母的户口页。用以证明父亲樊信贞的遗嘱是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书立且所立遗嘱处分了我的财产，应为无效。杨某质证称：该三份证据均不能证明樊信贞所立遗嘱无效。因此这三份证据在本案中不具有遗嘱是否有效证明力。遗嘱是自书的，很长，说明他有能力书写遗嘱。樊文歧、解某均没有质证意见。杨某提交证据：樊文歧、解某、樊某2的户口，用于证明他们三个不是一个户口。樊某2质证称：证据上写的很明白仅证明2020年，我方有一份××××年我们结婚以后户口就迁到樊信贞名下，杨某来了以后把我们撵出来以后才把户口迁出来，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签订拆迁协议时户口是不是迁出来了记不清了。杨某提交了一个村民自治章程是不对的，他提供的是针对多子女的，并不是根据独生子女的，对方提交的文件是过期的。良东新区的楼房是我出钱买的，不是分家分的。为什么要过户，是因为原来登记在樊信贞名下，在他们结婚之前就已经过到樊某2名下了，交钱的票据我们都有。票据是樊信贞的名字，但是交钱都是我交的，大概是8万多元。我方有原始票据。根据宅基地登记，我认为杨某在老家有宅基地，所以在东良乡村是没有宅基地使用权的。 本院认为，关于樊信贞在立遗嘱时是否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问题。樊某1、谢桂枝、樊某2均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樊信贞在2018年11月1日立遗嘱即“个人意愿”时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一审法院根据樊信贞的住院病案对病程记录的记载情况认定樊信贞出现肝性脑病症状并不能充分证明樊信贞丧失了立遗嘱的行为能力，并无不当。 在樊信贞与委会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为樊信贞、杨某、樊某2、樊某1夫妇。樊信贞作为宅基地登记使用权人与拆迁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代表家庭成员行为，拆迁方依协议补偿樊信贞的货币和置换的楼房，均属于家庭成员共同所有。樊信贞与家庭成员之间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在遗嘱中对共有的房屋和过渡费进行分割，应属无效。综上所述，解某、樊某1、杨某、樊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元，由解某、樊某1负担80元，杨某负担80元,樊某2负担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靳建军 审判员  陈爱民 审判员  张 洁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苏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