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322民初3818号原告：张立国，男，1979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岩，内蒙古蒙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达（原告父亲），男，195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建平县。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平县中心支行（以下简称：邮政储蓄支行），住所地建平县红山街道办事处文化街**。负责人：曹宇，支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青，辽宁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樊晓奇，女，1987年5月3日出生，汉族，银行职员，住建平县。原告张立国与被告邮政储蓄支行、樊晓奇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立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岩、张维达，被告邮政储蓄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青，被告樊晓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立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二被告返还存款1万元及自2017年5月10日起至返还之日止的按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2017年5月10日，原告委托其父亲张维达到被告处办理业务，原告的尾号为0102的卡里原有存款23，005.75元，想取出10，000元，柜台营业员被告樊晓奇因操作失误，将取款10，000元错误的操作为存款10，000元，而后又将原告尾号为0102的卡里的33,005.75全部取出，又重新给原告的父亲张维达开了一张卡（尾号8319），存期三个月，张维达当即核对存款数额时发现少了10，000元，被告樊晓奇解释说其余10，000元存入张维达的另一张银行卡里，双方因此发生纠纷，原告曾多次找被告单位，2020年4月原告又去被告单位要求给予处理，但至今未得到解决。庭审中原告表示“想取出10，000元”变更为“想取出23，000元”。被告邮政储蓄支行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案事实过程如下：2017年5月10日，原告父亲张维达到答辩人处办理业务，欲从原告的银行卡（卡号：62×××58）里取出23，000元存入自己的存折账户里（存折账号：60×××04），而后再统一转存为定期。当时张维达存折内实际存款余额为73,285.25元，其中存折上面显示的只有柜台交易结果48,842.51元、还有24,442.74元存款非柜台交易没有打印在存折上。答辩人工作人员樊晓奇先将存折上显示的存款48,842.51元为张维达支取，而后将补登的24,442.74元余剩存款继续支取，合计支取73,285.25元，连同从张立国银行卡上支取的10，000元现金合并一起为张维达转存活期存款83,285.25元。嗣后，樊晓奇从张维达存折上支取83,000元为张维达办理了三个月存款（账号：03×××89），张维达存折余额还有285.25元，而张立国的银行卡（卡号：62×××58）此时还应剩余存款余额为13,005.75元。樊晓奇在办理支取张立国银行卡（卡上现金余额为23,005.75元）上10,000元现金时，但因樊晓奇操作失误，误将取款10,000元操作成存入10,000元。这样本来余额应当变为13,005.75元（23005.75-10000=13,005.75）的银行卡余额却变成了33,005.75元（23,005.75+10,000=33,005.75），支取10,000元操作成了存入10,000元，余额结果实际相差20,000元，张立国银行卡上余额比实际结果多了20,000元。即实际存款余额在支取一万后本应为13,005.75元，而银行卡上此时实际显示余额却是33,005.75元。发现操作失误后，樊晓奇进行操作纠正，将张立国银行卡上显示余额33,00.75元全部取出，20,000元用于纠正先前操作错误、冲减多出的金额，其余13,005.75元为张维达转存为三个月定期存款（账号：03×××19），张立国银行卡（卡号：62×××58）余额清零。至此，本次业务操作完毕。张维达本次申请办理的业务系“活转定”，即活期存款转为定期存款，只是存款方式和期限的变化，不改变实际存款的总额。张维达银行存折原有实际存款金额73,285.25元，张立国银行卡原有存款金额23,005.75元，二人存款金额总计96,291元。张维达从张立国银行卡上支取10,000元加上自己存折原有存款73,265.25元合计83,285.25元（比原来多了10,000元），其中83,000元转存为三个月定期存款、存折余额285.25元。张立国银行卡原有23,005.75元转存为张维达三个月定期存款，余额清零。张维达实际将父子二人原有银行卡和存折上的存款转存为三个月定期存款83,000元、13,005.75元，合计转存为定期存款金额96,005.75元，张维达存款余额还有285.25元，加上定期存款96,005.75元，合计总额96,291元。转存业务办理完毕后实际存款余额与办理前完全相同，账、数相符，不存在“存款数额少了10,000元”的情况。原告银行内原有存款23,005.75元分两笔（10,000元一笔、13,005.75元一笔）全部转存到张维达定期存款账户里，利息也分别计算在原告和张维达自己账户里，没有少算、漏算或被答辩人错误扣除。因而也不存在“返还”的问题。综上，原告银行卡中原有存款已经全部按照原告父子的要求和操作转存至原告父亲张维达分别开立的两笔三个月定期存单中，业务操作结果和金额完全符合原告自身要求，原告父子也已经在答辩人存取款业务凭单上签字确认。且存款始终由原告父子自己控制，不存在“返还”的法定事由。原告父子为强行占有业务办理过程中曾经因误操作而多显示的存款余额而向答辩人错误主张权利。答辩人已经多次向原告父子释明并反复帮助计算、核对，确认无误。但原告父子不肯接受事实、反复提出无理要求，直至本次起诉。本案客观事实有大量的原始凭证、录像等证据佐证，足以证明答辩人辩称事实，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被告樊晓奇辩称，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和请求均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一、答辩人系本案另一被告邮政储蓄支行员工，案发当时正在上班，为原告办理业务属于职务行为，无论结果对错，应由单位承担责任，答辩人自身不能成为本案被告，原告对答辩人起诉主体错误，应当依法驳回。二、答辩人当日为原告父子办理活转定业务时，张维达存折内共有存款73,285.25元，张立国银行卡内共有存款23,005.75元，答辩人先从张立国银行卡中支取10,000元存入张维达的存折中，张维达存款金额变更为83,285.25元、张立国银行卡存款余额应当变更为13,005.75元，但答辩人操作出现错误，将张立国银行卡存款余额变成了33,005.75元，比较实际存款金额多了20,000元。答辩人当即发现错误，予以纠正，将张立国银行卡上全部存款取出（取出金额为33,005.75元，但实际应该只有13,005.75元，其余20000元为错误记录）。嗣后，答辩人将张维达存款折上83,285.25元存款（已现从张立国银行卡支取的10，000元）取出83,000元，为张维达办理了三个月定期存款存单，存折存款余额285.25元。后来从张立国银行卡上取出的13,005.75元，另外办理了一张3个月定期存款存单，张立国银行卡存款余额清零，至此本次业务办理完毕。答辩人办理业务结果并无错误，也没有占有张立国或张维达任何存款。张立国和张维达办理业务前银行卡和存折分别存款金额为23,005.75元、73,285.25元，合计96,291元，业务办理完毕后，张维达两张3个月定期存单金额分别为83,000元、13,005.75元，合计96,005.75元，加上张维达存折存款余额285.25元，总计96,291元，与业务办理前银行存折和银行卡存款总额相同，并无缺少。因此原告诉称的事实不存在，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017年5月10日，原告及其父亲张维达到被告邮政储蓄支行处办理活期存款转存为定期存款业务，即原告和张维达欲将原告的银行卡内存款及张维达本人的存折上的存款合并存为定期存款。被告邮政储蓄支行的营业员被告樊晓奇为原告及其父亲张维达办理上述业务。在被告樊晓奇办理业务过程中，原告及其父亲张维达与被告樊晓奇三人之间没有相互递交现金的事实。办理业务前，原告的银行卡（卡号：62×××58）存款为23，005.75元；原告父亲张维达的存折账户里（存折账号：60×××04）存款（加上“赎回”24,442.74元）为73,285.25元。原告及其父亲合计存款为：96,291元。被告樊晓奇将原告银行卡中的款项全部支取清零，加到张维达的定期存款中，加之张维达的存款，共为张维达办理了两张定期为三个月的存款，一张为83,000元，一张为13，005.75元，张维达的存折上余额为285.25元，上述三项合计为96,291元。原告双方争议的是：原告称张维达的存折上多出的10，000元是自己从家里拿来的，由于被告樊晓奇操作错误被被告占有，应予返还。被告质证意见为：张维达的存折上原来是73，285.25元，存入的10，000元是从原告银行卡取的10，000元存到张维达的存折上了，原告说的拿来10，000元是虚假的，交易时有监控录像证明。另查明，被告樊晓奇在操作过程中，误将自原告银行卡中取10，000元操作成存入原告银行卡10，000元。当时被告樊晓奇发现出现错误予以纠正。因原告的银行卡系二类卡，被告樊晓奇将原告的银行卡升级后，将原告银行卡中显示的33，005.75元取出清零，为张维达办理了13,005.75元的定期三个月的存单。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原告银行卡的交易明细、张维达存折取款业务凭单、存取款凭单、个人账户申请书、存款记录、张维达存款记录；被告邮政储蓄支行提供的张维达存折复印件2页、原告张立国银行卡交易明细1页、存取款业务凭单6枚、个人账户申请书2份，监控录像光盘一份，对张维达录像及张维达办理业务时的对话摘录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认证，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自己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焦点是原告的父亲张维达存折上的10,000元是否是张维达存入的现金。如果是其存入的现金，则被告邮政储蓄支行应予返还；如果不是其存入的现金则被告邮政储蓄支行没有返还义务。通过原告的陈述“原告委托其父亲张维达到被告处办理业务，原告的尾号为0102的卡里原有存款23，005.75元，想取出10，000元（庭审中变更为想取23,000元），柜台营业员被告樊晓奇因操作失误，将取款10，000元错误的操作为存款10，000元，而后又将原告尾号为0102的卡里的33,005.75全部取出，又重新给原告的父亲张维达开了一张存单（尾号8319），存期三个月”，及原被告提供的原告的银行卡及张维达的存折记录均能证明原告银行卡及张维达存折上的款项，办理业务前后并未增加亦未减少，只是被告樊晓奇错误操作将原告的银行卡错存10,000元，而后纠正将原告的银行卡存款全部清零，转移到张维达的两张定期存款中。原告及张维达办理活期转定期业务，从原告及张维达的银行卡、存折流水记录记载，办理该笔业务前后总额没有变化。通过被告邮政储蓄支行提供的原告及张维达到被告处办理业务的监控录像，结合张维达的庭审陈述“在樊晓奇柜台办理业务的时候，我没给樊晓奇钱，她也没给我现金”，应认定原告及张维达在被告邮政储蓄支行办理该笔业务时并未自带10,000元现金存入的事实。故，被告不应承担返还原告10,000元的义务。原告混淆事实，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立国要求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平县中心支行、被告樊晓奇返还存款1万元及自2017年5月10日起至返还之日止的按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房孝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于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