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08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昀怡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汪魏新巷**。法定代表人：胡茜，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栾印超，男，198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兵涛，河南举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昀怡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昀怡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栾印超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21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昀怡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21489号民事判决；2.改判栾印超与北京昀怡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自2015年4月10日至2019年7月24日不存在劳动关系；3.改判昀怡安公司无需支付栾印超2017年7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未休年假工资6638.9元；4.改判昀怡安公司无需支付栾印超工资差额510元；5.改判昀怡安公司无需支付栾印超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6099元。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支付相关车辆租赁费用，而不是工资。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期间，上诉人已经足额支付车辆的租赁费，不存在拖欠。3.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不应该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一审中上诉人对相关问题作出了合理解释，一审所作认定错误。栾印超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昀怡安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栾印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自2015年4月10日至2019年7月24日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拖欠报销款1000元;3.支付2018年10月25日至2019年1月24日工资差额6379元;4.支付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工资差额24604元;5.支付2017年5月27日至2018年6月28日延时加班工资48793.1元;6.支付2017年5月27日至2018年6月28日休息日加班工资51494.25元;7.支付2015年4月10日至2019年7月24日未休年休假工资20229.88元;8.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栾印超称其2015年4月10日入职昀怡安公司任司机兼行政，主要工作内容为给倪静及其配偶开车并处理倪静的一些杂事，月工资标准1万元。栾印超为证明其所称情况，向法院提交“交通银行对账单”、“民生银行对账单”、完税证明作为证据。“交通银行对账单”显示，2015年7月3日至2016年4月30日昀怡安公司共向栾印超支付了10笔款项，数额1041.84元至5500.4元不等。“民生银行对账单”显示，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昀怡安公司共向栾印超支付了36笔“摘要”为“工资”的款项，数额1610元至9850元不等。栾印超指出，上述款项为昀怡安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栾印超提交2015年至2017年期间数月工资表，均显示其基本工资5606元。栾印超主张2015年到2017年其工资标准是税前5600元，从2018年7月开始其工作量提高，产生了加班费和奖金就变成了税前1万元。栾印超主张系昀怡安公司老板李江与其口头月工资1万元，但没有书面证据，后来2018年底到2019年1月就变成绩效工资，昀怡安公司就开始随意扣除工资。昀怡安公司认可“交通银行对账单”“民生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认可由其为栾印超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庭审中当庭打开栾印超个人所得税APP，任职受雇信息显示为昀怡安公司，任职受雇日期为2015年5月25日），但不认可工资表真实性，称其单位租赁了上海文基汽车租货有限公司的汽车，并将该辆汽车提供给其单位的合作单位领导使用，栾印超为上海文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经理，其单位支付给栾印超的款项为汽车租赁费。为证明其所称情况，昀怡安公司向法院出示“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作为证据，发票共16张，开具发票单位均为“上海文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开票人均为“栾印超”、付款方均为昀怡安公司，开票日期为2016年6月2日至2019年5月24日，“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运输服务、租车费。栾印超认可“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真实性，表示上述发票确为其向昀怡安公司提供，其之所以开具上述发票是由于昀怡安公司告知其要做账。2019年7月24日栾印超分别向昀怡安公司注册地和北京市朝阳区某地址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未依法缴纳社保、未依法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7月25日注册地显示未妥投退回，朝阳区某地址显示他人代收。昀怡安公司不认可朝阳区某地址系其公司办公地。昀怡安公司未为栾印超缴纳社会保险。2015年4月至2016年5月期间栾印超没有社保缴纳记录，2016年6月至2018年7月由上海华东物资再生有限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18年9月至2019年11月其办理了灵活就业缴费。庭审中,栾印超主张关于报销款没有证据，关于加班提交微信记录予以证实，昀怡安公司不认可真实性，栾印超主张在职期间未休年假，主张其1年法定年休假天数为5天。庭审中，鉴于昀怡安公司主张单位支付给栾印超的款项为汽车租赁费，不是工资，法院要求其提供汽车租赁费发票金额与银行流水支付款项是否相对应的统计。庭后，昀怡安公司未按法院要求提交上述统计。栾印超于2019年7月25日持本案相同诉求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2019年10月该仲裁委作出裁决：驳回栾印超的全部仲裁请求。栾印超不同意仲裁结果，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应根据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监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以及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确定。就本案而言，栾印超负有就其所主张的双方存在事实上劳动关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的义务。根据栾印超所提供的银行流水、完税证明等证据综合判断并结合本案的事实，栾印超所提供的上述证据表现出了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能够相互印证，故可以认定栾印超与昀怡安公司于2015年4月10日至2019年7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昀怡安公司认为双方系合作关系的理由，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也未提供汽车租赁费发票金额与银行流水支付款项是否相对应的统计，故法院不予采纳。关于2018年10月25日至2019年1月24日工资差额6379元及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工资差额24604元一节，劳动者应对其主张的工资标准承担基础的举证责任，劳动者完成该举证责任后，如果存在工资减少发放情形的，则由用人单位对减少劳动报酬决定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栾印超主张从2018年7月开始其工作量提高，产生了加班费和奖金，工资就变成了税前1万元，对此栾印超没有提交证据，且从其自述内容看，其工资内容包含了浮动部分，无法证明其月工资标准为1万元。法院通过核对银行对账单，其中2019年6月30日昀怡安公司支付工资金额为1610元，低于当年最低工资标准，昀怡安公司应予补足。关于2015年4月10日至2019年7月24日未休年休假工资20229.88元一节，《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栾印超于2019年7月25日提起劳动仲裁申请，从提出劳动仲裁申请之日起算，栾印超主张2015年至2017年7月24日未休年假，已超过用人单位对工资支付记录表至少保存二年的规定，栾印超对其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昀怡安公司不予认可，栾印超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7年7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未休年假，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栾印超属于在上述期间每年享受法定5天年休假的情形。昀怡安公司应自栾印超提起仲裁之日起至2017年7月25日栾印超的年休假情况承担举证责任，昀怡安公司不能证明栾印超上述期间已休年休假，故昀怡安公司应按《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规定，支付栾印超2017年7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未休年假工资。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5000元。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前一年内，存在因用人单位过错未为劳动者建立社保账户或虽建立了社保账户但缴纳险种不全情形的，劳动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的，一般应予支持。现昀怡安公司未为栾印超建立社保账户缴纳社会保险，且栾印超入职时并无其他单位为其缴纳社保，说明因昀怡安公司存在过错未为栾印超缴纳社保；栾印超向昀怡安公司注册地邮寄了解除通知，昀怡安公司虽不认可朝阳区某地址系其公司办公地址，但确有人签收，法院综合考虑认定栾印超已按照法律规定将其解除意思表示送达给昀怡安公司，故昀怡安公司应支付栾印超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具体数额法院依法核算。关于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拖欠报销款1000元、2017年5月27日至2018年6月28日延时加班工资48793.1元、2017年5月27日至2018年6月28日休息日加班工资51494.25元一节，上述事实应由劳动者承担初步举证责任，鉴于栾印超未提供充分证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确认栾印超与北京昀怡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自2015年4月10日至2019年7月24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昀怡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栾印超2017年7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未休年假工资6638.9元；三、北京昀怡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栾印超工资差额510元；四、北京昀怡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栾印超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6099元；五、驳回栾印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栾印超与昀怡安公司均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栾印超需要接受昀怡安公司的管理。根据栾印超提交的交通银行对账单、中国民生银行对账单显示，2015年7月3日至2016年4月30日昀怡安公司共向栾印超支付了10笔款项，数额1041.84元至5500.4元不等；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昀怡安公司按月向栾印超支付工资，其中，2016年8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每月固定发放5500.4元，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发放工资的数额从1610元到9850元不等，昀怡安公司认可栾印超提交的提交的对账单，且认可由其公司为栾印超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综合上述事实，昀怡安公司与栾印超符合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的条件，昀怡安公司虽主张双方系合作关系，但是昀怡安公司未就其向栾印超发放工资及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事实作出合理说明，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作的事实，一审法院未予采信昀怡安公司的主张，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根据栾印超提交的银行对账单，昀怡安公司向栾印超发放的工资低于当年最低工资标准，昀怡安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足额发放工资，一审法院认为昀怡安公司应该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补足工资差额，并无不当。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栾印超于2019年7月25日提起劳动仲裁申请，昀怡安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安排栾印超休2017年7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期间年休假。一审法院认定昀怡安公司应支付栾印超2017年7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6638.9元，并无不当。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昀怡安公司未依法为栾印超缴纳社会保险，栾印超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所作认定及核算的数额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昀怡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昀怡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施 忆审 判 员  许 英审 判 员  朱 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周 珍书 记 员  赵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