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0）内29行终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榆林市文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额济纳旗分公司。   负责人：王毅。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红梅，内蒙古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额济纳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冯秀清。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梅，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冶凤蕊，内蒙古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上诉人榆林市文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额济纳旗分公司（以下简称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因依法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人民法院（2020）内2923行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文成园林绿化额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红梅，被上诉人额济纳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额旗人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梅、冶凤蕊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杨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2018年2月，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招用杨某从事绿化工程。2018年5月27日14时许，杨某与案外人沈某、高某在额济纳旗策克口岸额济纳路与庆华街十字路口附近施工时，案外人敖某（蒙古国国籍）驾驶蒙古国重型半挂货车左转弯将路灯撞倒，路灯杆又将杨某砸伤的事故。本次事故中，杨某不承担责任。2019年1月11日，杨某向额旗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医院诊断证明、社会保险缴纳记录、道路事故认定书、证人证言等材料。2019年1月30日，额旗人社局作出额工受字（2019）第4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向杨某送达，送达回证显示代收人为闫某某。2019年2月11日、25日和3月15日向杨某、闫某某、高某、张某某、赵某某等人作出调查笔录，笔录中存在询问人和记录人同一个人等情况。2019年3月7日，向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其在15个工作日内将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情况及相关证据提交至额旗人社局。2019年3月15日，因需要进一步调查取证为由，作出工伤认定时限中止通知书，并向杨某送达此文书，杨某代收人为闫某某。2019年5月28日，额旗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并向杨某送达此文书，由闫某某代收。2019年6月6日，额旗人社局作出额工决字[2019]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申请人为杨某，用工单位为榆林市文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杨某认定为工伤。2019年6月13日向杨某送达该决定书，代收人为闫某某。2019年6月19日，额旗人社局将该份决定书向榆林市文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留置送达。2019年7月26日，阿拉善盟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劳鉴2019年077号初次（复查）鉴定结论书，认定杨某构成五级伤残，该份鉴定结论书于2019年8月13日向杨某送达，代收人为闫某某，2019年8月22日向榆林市文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但签收人为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职工石某。2019年12月31日，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额旗人社局作出的额工决字（2019）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该决定书中存在：一、本案中，杨某的用工单位为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而该份认定书中认定杨某的用人单位为榆林市文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因此用人单位认定错误。二、根据额旗人社局提交的证据其所作出的法律文书送达程序错误：（一）杨某与代收人闫某某之间没有代收法律文书等权利的授权委托书，将应由杨某签收的法律文书，均由无代理授权的闫某某代收。（二）根据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认定，法律文书应当向榆林市文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但本案中额旗人社局向榆林市文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和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混合送达，导致程序错误。三、根据额旗人社局向法庭提交的调查笔录存在同一人担任询问与记录的职责，违反行政执法程序规定。2019年12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内2923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被告额济纳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额工决字[2019]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被告额济纳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后，额旗人社局对额工决字[2019]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存在的程序性问题采取重新送达相关法律文书、重新调取笔录等措施进行改正后，以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证人高某的录音和其他证人证言为定案依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额工决字[2020]0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向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和杨某送达。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额旗人社局具有在额济纳旗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本案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承建的工程在额济纳旗行政区域内，第三人杨某在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承建工地因事故受伤后向额旗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额旗人社局予以受理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保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二）职工参加……；（四）其他与……，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第三人杨某在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承建额济纳旗策克口岸额济纳路与庆华街十字路口附近施工时，因事故受伤，第三人杨某向额旗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的材料。额旗人社局依法受理第三人杨某的申请后，在审查申请材料、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作出额工决字［2020］0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额旗人社局作出的上述行政行为遵循了受理、审批、调查核实、作出结论、送达等程序，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认定办法》中有关工伤认定程序的规定。对于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认为，额旗人社局所作出的额工决字[2020]0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与事实不符，无任何新的补充和完善定案依据的内容，且第三人杨某是在午休时间陪他人练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并不是在工作时间受伤，不应当认定工伤，额旗人社局作出的额工决字[2019]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时程序等方面存在问题，但在作出额工决字[2020]0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时已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并补充了证据。对于杨某在午休期间陪他人练车的事实，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并未向法庭提交有力证据加以证实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要求撤销额旗人社局作出的额工决字[2020]0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主张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榆林市文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额济纳旗分公司请求撤销额济纳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额工决字[2020]0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榆林市文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额济纳旗分公司负担。   上诉人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不服，上诉称：请求依法改判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人民法院(2020)内2923行初1号行政判决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内容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对案件判决错误。一、本案被上诉人并没有按照(2019)内2923行初2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内容“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审法院却盲目裁判，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结合(2019)内2923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内容来分析,对提出的问题前两项,在开庭审理时就要求额旗人社局做出了变更，上诉人也当庭认同,但第三项的认定，在(2020)内2923行初1号案件审理中,被上诉人未能向法庭出具新的调查笔录、重新对上诉人进行实地调查和走访，也没有对上诉人工人做实际与本案相关事宜的了解和询间笔录。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木相同的行政行为。如果是以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行政行为时，应当做出新的调查，搜集新的证据，补充认定相关事实,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二、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书所认定上诉人与杨某为劳动关系有误。上诉人与杨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仅是劳务关系,杨某只是上诉人公司临时雇用的人员,不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不能适用《劳动法》调整。劳务关系中不存在工伤问题,所以被上诉人也不能依据劳务关系认定工伤。一审法院并未就该事项进行查明,导致认定的基本事实存在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额旗人社局所作工伤认定正确不予撤销，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该工伤认定对于工作时间及工作场地的认定明显证据不足，该工伤认定所有采信的都是证人证言,但这些证人证言,并没有去对上诉人公司的大部分员工做了解和调查,这些证人都是由杨某提供的,根据杨某提供的名字去调查,没有对其他员工做任何调查,而这些调查的员工中一部分证人证言相互矛盾,还有些证人根本不在现场,有些证人还与杨某有一定关系。关于工作地点认定也是错误的，发生事故的地点当时所做绿化工程已经完工，并不是正在施工的地方，但被上诉人对这一事实也没有认真调查,而是仅凭证人证言来断定,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核实。事故现场仅有两个人,高某和沈某,其中沈某是未成年人，其所做的证人证言可信度较低,而高某在各个部门调查时,他所讲述的相关情况并不一致，法院也对其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笔录,应当以法院调查的结果为准,高淑常在法院的笔录确认当时事发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工作时间,而是出去练车了,而且不在工作场地。但是一审法院却没有对自己所做笔录采信。判决书中作为定案依据的证人证言,在庭审中上诉人自始未见到,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送达的材料中是有一部分证人证言，但该证人证言并没有在法庭中依法进行质证，没有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四、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多次引导和提示被上诉人举证方向及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在举证阶段并没有做好足够的举证材料的准备,法庭通过引导和提示等方式,完成举证阶段的环节，导致上诉人受到不公平的裁判。五、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八组证据,其中“会议记录本”作为上诉人工作安排及重要事宜记载留痕的依据，明确载明作息时间调整,自5月1日起作息时间调整为上午6点-12点，下午15点-8点。另外还载明，杨某发生事故后，上诉人又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现场经理石某、张某汇报杨某发生事故的经过。证人石某、张某的证言，再次把上诉人当时的作息时间、工作安排等事项做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与上诉人出具的各组证据相互印证,达到了证明事实的目的。一审法院对《工伤保险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过于保守、片面，全部采纳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出具的证据,而忽略上诉人出具的证据。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固然重要，但要在重事实,讲证据的前提下进行。   额旗人社局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重新作出的额工决字[2020]0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已对程序性错误予以纠正,认定依据及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一、额济纳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2923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答辩人作出的额工决字[2019]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查明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指的是答辩人对用人单位认定错误,送达程序违法及行政执法程序错误。答辩人自收到额济纳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2923行初2号行政判决书后,认真对待,积极纠错。对第三人杨某申请认定工伤一案再次进行了梳理调查,对存在程序违法的行为一一予以纠正:一是将用人单位更正为文成园林绿化公司额旗分公司,并重新向其送达了《认定工伤决定书》，上诉人公司的负责人也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捺印;二是由答辩人的两名工作人员重新对第三人杨某作了调查笔录,并将有关文书重新向其本人送达;三是对《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工伤认定时限中止及恢复时间的书写笔误做出更改。二、上诉人与杨某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杨某于2018年2月底进入上诉人公司工作,主要负责安排、监督绿化工人干活。这在证人高某、沈某及工人杨在武的证言中都可以证实。证人高某、沈某是事发当时在场与杨某共同工作的目击证人,也是第一时间在公安部门做笔录的证人,她们的证言最能真实反映事发当时原始的状况。杨某在上诉人处工作期间,上诉人一直按月向杨某支付工资,并在事故发生后为其缴纳了2018年9月至11月的社保,符合《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15)12号》的规定,足以认定杨某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而非上诉人所说的劳务关系。况且,事发后,2018年11月16日,上诉人出具证明证实杨某在其单位从事绿化工作,每月工资4500元，以现金形式发放。2019年3月7日,在答辩人向上诉人送达举证通知书后，上诉人及上诉人公司负责人于2019年3月13日、3月19日向答辩人出具的说明中,均认可杨某系其公司入职工人,均认为杨某不属于工伤事故的理由只是发生事故的时间不在上班时间,而不是因为杨某与公司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作为不是工伤的理由。三、当时在事故现场的证人高某、沈某二人均承认事发时杨某正带领二人在绿化带内作业,通过向上诉人公司的其他工人求证,也可以证明杨某确实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的伤。在答辩人受理了杨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后,要求上诉人提交相关证据时,上诉人并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杨某系工作时间以外受伤的证据。且在答辩人工作人员前往上诉人处实地调查时,上诉人公司的负责人也说单位规章制度并没有明确规定上下班时间,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临时通知的。故上诉人关于公司作息时间调整的会议记录并不能证明杨某事发时不在工作时间内。四、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均为其公司内部管理人员,与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不排除作出有利于上诉人证言的可能,因此该证人证言证明力较弱,且证言中关于上诉人公司上下班工作时间的表述与答辩人查明的事实不符。而证人高某、沈某系杨某发生事故时就在现场的日击证人,清楚事发时的详细经过，在上诉人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杨某受到伤害系非工作原因导致的情况下,答辩人作出认定杨某属于工伤的决定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额旗人社局具有作出被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   关于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首先额旗人社局认定杨某与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是否正确的问题。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己经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了判断，进入到行政诉讼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以对社会保险部门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进行审查，职工或者用人单位无需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另行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额旗人社局根据杨某在上诉人处工作期间,上诉人一直按月向杨某支付工资,接受上诉人管理，并在事故发生后为其出具证明、缴纳了2018年9月至11月的社保等事实确认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杨某受伤是否系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工作原因所致的问题。杨某申请工伤认定后，额旗人社局对杨某本人、发生事故在场人高某、沈某进行了现场及电话调查询问,调取了杨某发生交通事故后交警部门于2018年6月4日对沈某、2018年6月6日对杨某、高某所做询问笔录，及其他上诉人工作人员证人证言，核实了杨某受伤经过,作出了额工决字[2020]0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上诉人主张应采信高某于2019年9月9日在一审法院所做笔录内容为准。高某向交警部门及额旗人社局工作人员的陈述与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9日询问笔录陈述不一致。对此，交警部门调取的询问笔录及额旗人社局电话笔录中高某陈述可互相印证，可认定证明力较高，之后在一审法院的陈述与之前两次陈述截然相反，可信度较低，因此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对其主张杨某系陪沈某练车时遭受交通事故的事实既未提交相应证据，也未提供充分证据否定额旗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所依据的证据。而额旗人社局认定事实的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额旗人社局认定杨某2018年5月27日所受伤害系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工作原因所致并无不当。   关于认定工伤的程序。额旗人社局收到杨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后,调查核实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向杨某送达了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向上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经补正额工决字[2019]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存在的问题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额工决字[2020]0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了上诉人和杨某,额旗人社局履行了工伤认定的相关程序,程序合法。   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采信未经质证的证人证言作为定案依据。根据额旗人社局出示的证据及一审法院庭审笔录,额旗人社局出示了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及程序证据，并在法庭主持下出示并由上诉人与第三人杨某进行质证，一审法院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额旗人社局作出的额工决字[2020]0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榆林市文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额济纳旗分公司负担。预收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上诉人榆林市文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额济纳旗分公司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卫 国   审 判 员 道 日 娜   审 判 员 哈斯塔娜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策丽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