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92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斌，男，1980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明，浙江金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蕴，浙江金九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江为民诚信织造厂，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铜锣镇开阳村。投资人：陈惠明，经理。原审第三人：嘉兴市博美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新塍镇洛兴村**桥（嘉兴市培达纺织有限公司内）。法定代表人：姚美英。上诉人王斌因与被上诉人吴江为民诚信织造厂（以下简称为民织造厂）、原审第三人嘉兴市博美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12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为民织造厂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责任的分担适用法律不当，免除了为民织造厂对于其与我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举证责任，导致我方举证责任加重。本案中，王斌是博美公司员工，也是博美公司投资人姚美英的女婿，依照日常经验法则，一审将为民织造厂负责人陈惠明与王斌的微信聊天记录视同为民织造厂与王斌的沟通，无可非议。那么按照该种推断，王斌的行为应同样视为姚美英的行为，姚美英的行为应视同博美公司的行为。此外，送货单未冠以博美公司的名称，合乎情理。王斌已举证证明合同标的物领受人并非王斌本人，合同付款方也并不是王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为民织造厂与博美公司还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博美公司用其加工费抵充货款，亦能说明与为民织造厂成立进行货物交易的相对方是博美公司。为民织造厂则表示服从原审判决。为民织造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斌支付为民织造厂货款565218.17元，并按照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延期付款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为民织造厂系个人独资企业，于2001年3月21日成立，陈惠明为投资人，经营范围为：织造：化纤布，销售：化纤面料、针纺织品、化纤原料，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博美公司于2006年9月30日成立，原股东为袁芳、徐琼芳，于2007年12月19日变更为袁芳、徐琼芳、姚美英，截至2010年6月23日，三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4.33%、52.34%、43.33%，原法定代表人为徐琼芳，于2011年4月27日变更为姚美英，2017年3月22日，股东变更为姚美英一人，企业类型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嘉兴市桥（嘉兴市培达纺织有限公司内），经营范围为：化纤织品的生产、化纤经轴的加工、化纤纤维的销售。王斌自认系姚美英的女婿。王斌的养老保险参保记录显示，博美公司自2007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为王斌缴纳养老保险。为民织造厂提交了348份送货单，时间从2016年2月19日至2017年4月2日，其中310份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均为“王兵”，其余38份送货单（时间从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4月2日）上的收货单位均为“王斌”，货物为长丝，并有批号、规格、轴号、长度、单价、总价等信息，大部分的送货单上备注有“不开票、现金价”或“不含税、现金价”的内容。其中王斌在一份送货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的送货单上“签收人”处签字，金额为16605元；姚美英在一份送货时间为2016年4月3日的送货单上“签收人”处签字，金额为20160元，备注内容为“不含税，现金价”；另有2016年4月15日的一份金额为23976元的送货单、2016年4月18日的一份金额为21810元的送货单、2016年6月20日的一份金额为18664.8元的送货单、2016年8月26日的一份金额为23040元的送货单，签收人处未签字，右下角空白处签了“姚”字；其余送货单的签收人分别为唐锡萍、山建勇、邬国利、王亚明、王俊强、杨兴明、陈雅琴等人，其中唐锡萍、山建勇签收了大部分的送货单。山建勇、唐锡萍、王亚明的养老保险参保记录显示，博美公司自2013年2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为山建勇缴纳养老保险，博美公司自2015年5月至2017年1月期间为唐锡萍缴纳养老保险，博美公司自2011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为王亚明缴纳养老保险。为民织造厂提交了对账明细一份，显示客户为“王斌”，具体项目包括日期、原料产地、规格、总经数、轴号、米数、单价、金额、付款、总金额等，显示6月30日结余总金额为2004906元，期间的付款及抵扣情况为：7月7日打卡20万元、拿单面光布折抵18553.5元、以加密遮光布折抵100348.5元，7月9日拿单面光布折抵60839.1元，7月25日拿单面光布折抵6092.1元，8月9日打卡20万元、以加密遮光布折抵154327.5元，8月17日以加密遮光布折抵27303元，8月31日以“至8月底织布加工费”抵扣391715元、扣扒头费800元、扣运费3560元，9月9日以“上海冠华付王斌”的118943.8元以及加密遮光布的104652元抵扣，9月18日打卡10万元，9月30日打卡10万元，10月15日拿单面光布抵扣44508.1元，10月17日以加密遮光布抵扣105431元，10月18日打卡10万元，10月28日以“付桐乡中盈”抵扣154365.1元，11月11日以“付华清纤维”抵扣162000元、拿单面光布抵扣106321.1元，11月22日以“付杭州志海化纤”抵扣89162.96元，11月25日以拿单面光布抵扣81473.7元，12月1日以“付杭州志海化纤”抵扣31723.5元,12月3日打卡10万元，12月5日以“付杭州志海化纤”抵扣32782.7元，12月7日以拿单面光布抵扣29972.8元，12月16日打卡15万元，12月30日以“9-10月底织布加工费”抵扣194070元，以“11-12月底织布加工费”抵扣142724元，1月27日打卡15万元，2月21日打卡15万元，2月28日以“2017年1-2月加工费”抵扣175203元，3月15日打卡5万元，3月16日打卡5万元，3月27日打卡10万元，3月30日以3月份加工费抵扣101369元，还剩货款1783071.17元。王斌签字确认，时间为2017年3月30日。2018年2月14日，王斌向陈惠明的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关于对账单签署后的付款情况，为民织造厂陈述称：部分货款由王斌使用博美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转账支付，部分是王斌做为民织造厂的加工业务，以为民织造厂应付的加工费抵扣，还有王斌的债权人直接向为民织造厂支付。关于上述付款方式的具体金额，为民织造厂主张，为民织造厂的客户是王斌，王斌告诉为民织造厂有款项进入，为民织造厂核实后进行记录。王斌陈述称，据其所知，博美公司还欠为民织造厂货款56万余元，其自始至终都是博美公司的管理人员，因博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跑路，故为民织造厂就起诉了其；关于货款的支付情况，博美公司为为民织造厂加工布料，从为民织造厂应付给博美公司的加工款中抵扣博美公司应付给为民织造厂的货款，2018年2月14日，其转账支付给为民织造厂的10万元货款系按博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美英的要求向为民织造厂支付货款，且来源于博美公司的应收款。关于交易经过，为民织造厂陈述称：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自2016年至2017年4月，王斌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向为民织造厂负责人陈惠明询价后下单购买丝，为民织造厂将货送到王斌的指定地点，运费由王斌支付；为民织造厂并不清楚王斌是代表博美公司与为民织造厂发生交易的。王斌陈述称：其向陈惠明下单均系其作为博美公司员工履行职务行为，所有货物都是博美公司接收的，部分送货单中也有博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美英的签字。为民织造厂委托加工的货物也是博美公司完成的，为民织造厂应付给博美公司的加工费与博美公司应付给为民织造厂的货款相抵销。庭审中，王斌提交了以下证据：1、博美公司于2019年10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嘉兴市博美纺织有限公司于2016、17年间与吴江为民织造厂发生买卖和加工业务关系，其中2016年8月28日，由其开具加工费增票两份。2、国家税务总局嘉兴市秀洲区税务局出具的博美公司名下增值税发票的认证结果清单，显示2016年8月28日由销货方税号为“320584727265149”为其开具的两份金额分别为57031.37元、71196.58元的增值税发票。3、王斌与陈惠明的部分短信记录，时间从2016年2月至2017年4月，主要是陈惠明告知王斌相关经轴丝的型号、不开票价格等信息；2016年9月18日，王斌告知陈惠明已汇给陈惠明农业银行卡上10万元，陈惠明确认已收到。王斌据此主张与为民织造厂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博美公司。庭审中，王斌认可博美公司的公章在其处，其所提交的情况说明上博美公司的公章由其加盖。为民织造厂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主张该厂的税号为913205097272651498，并不确定是否曾为王斌开过发票。庭审中，王斌陈述称：博美公司因政府环保原因于2017年年底暂停经营，2018年被政府拆迁，之后姚美英携款消失了。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2日受理了为民织造厂诉王斌、姚美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苏0509民初7333号），为民织造厂起诉要求王斌给付货款565218.17元，并按照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支付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迟延给付利息，事实和理由中，为民织造厂主张“为民织造厂自2016年2月与两王斌开始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截止到2017年3月30日王斌确认结欠为民织造厂货款1783071.17元，后双方持续交易至2017年4月份双方结朿了供货关系，总的欠款为1862676.17元，后两王斌通过转账方式支付了342900元货款，后经为民织造厂多次催讨，王斌一直拖延履行给付义务”。在该案中，姚美英辩称：为民织造厂的送货对象及联系交接的人都是王斌；2017年姚美英的账户向陈惠明转账的两笔各5万元，系王斌让会计转账的，且款项来源于王斌的客户杨彩芬，姚美英的该银行卡由王斌掌握，2016年起王斌系博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部分送货单上姚美英的签字系因当时公司员工在忙，其就代签了。王斌提交了与徐琼芳的结婚证，显示双方的结婚时间为2007年8月7日。以上事实，由为民织造厂提交的送货单、对账单、银行账户流水，王斌提交的参保证明、情况说明、认证结果清单、短信记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的争议焦点为：本案的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谁？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买卖合同指的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出卖人的基本义务是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的基本义务是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本案中，与为民织造厂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向对方为王斌，理由如下：第一，因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为民织造厂的投资人陈惠明与王斌的短信记录显示，陈惠明告知王斌相关货物的单价、送货时间、型号等，即陈惠明代表为民织造厂向王斌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或作出同意订立合同的承诺，双方的买卖合同因王斌作出承诺或陈惠明的上述承诺而成立，王斌并未表示其系代表博美公司，相关买卖合同的主体应为为民织造厂与王斌。第二，为民织造厂作为出卖人履行交付货物义务的凭证348份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均为“王斌”或“王兵”，并未显示博美公司的信息；即便送货单上相关的签收人员系博美公司的员工，为民织造厂对此并不明知，故不能因此确认货物的收货人为博美公司，且即便货物实际由博美公司接收，为民织造厂亦是按照合同相对方即王斌的指示向第三人交货，并不导致买卖合同的买受方变更为博美公司。第三，关于本案买卖合同中买方的付款情况，在王斌签字确认对账单后，王斌于2018年2月14日向陈惠明转账支付货款10万元，王斌虽主张系受姚美英的指令以及款项来源于博美公司的应收款，但未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系王斌作为买受人在履行付款义务；关于王斌辩称的结欠为民织造厂的货款部分系由为民织造厂结欠博美公司的加工款相抵扣，一方面，王斌未能举证证明相关的加工合同系为民织造厂与博美公司之间，另一方面，即便系为民织造厂结欠博美公司加工费，因王斌作为博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美英的女婿暨前股东徐琼芳的丈夫，各方协商以为民织造厂对博美公司的债务与王斌对为民织造厂的债务相抵销，亦不违反常理。第四，2017年3月30日王斌签字确认的对账单亦显示“客户：王斌”，王斌签字时亦未注明其系博美公司员工的身份或代表博美公司进行对账，结合庭审中，王斌称博美公司的印章由其保管，如其系代表博美公司与为民织造厂进行交易，但却未在对账单上加盖博美公司的印章，显然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认为，王斌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为民织造厂与王斌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为民织造厂按约交付货物后，王斌应按约支付货款，逾期不付，显属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对为民织造厂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三人博美公司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无需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第三人博美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六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王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江为民诚信织造厂货款565218.17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565218.17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1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义务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52元、公告费300元，均由王斌负担。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王斌向本院申请调取发票号码为13884830、13884831的增值税发票，以证明博美公司与为民织造厂就涉案部分货款曾达成相互抵销的合意，博美公司与为民织造厂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首先，为民织造厂在一审中提供了交易所涉的送货单，送货单中的签收人虽然不一，但其载明的“收货单位”均为王斌，未出现过博美公司的字样；其次，为民织造厂提供的结算单载明了相关交易详细记录及货款金额，结算单首部显示“客户：王斌139××××****”，王斌本人亦在该结算单尾部签名，且结算单形成后，王斌个人向为民织造厂支付了100000元货款；再次，为民织造厂负责人陈惠明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均是与王斌联系，双方的短信往来内容中从未提及博美公司。综上分析，为民织造厂本意是与王斌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即便王斌所述其系博美公司员工、代表博美公司与为民织造厂进行交易属实，但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其未向为民织造厂披露该事实，为民织造厂仍有权向王斌主张权利。此外，送货地点、增值税发票开具形式并非认定买卖合同主体的依据，王斌申请法院调取增值税发票亦证明与为民织造厂成立合同关系的是博美公司，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在王斌未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王斌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52元，由上诉人王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恩乾审 判 员 徐 辉审 判 员 杨 兵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赵 俊书 记 员 杨舒静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