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34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立志，男，1960年1月8日生，汉族，员工，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刚，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又强，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涛，男，1980年9月7日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广元，男，1964年5月1日生，汉族，员工，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合龙，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立志因与被上诉人王海涛、王广元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0）鲁1502民初5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立志及其诉讼代理人王玉刚、李又强，被上诉人王广元及其与王海涛共同的诉讼代理人于合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立志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海涛、王广元支付补偿金13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以《茌平美宇赤泥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赵立志、李景山、王显英退出公司的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无法达成且协议无法履行、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的规定为由驳回赵立志的诉讼请求，并认定赵立志主张的是“股东权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王海涛、王广元未经清算即注销茌平美宇赤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宇公司），并对公司债务作出承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美宇公司无法清算，依法应对美宇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一审认定美宇公司“一直未正常经营”，属于主观臆测，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赵立志从未以与美宇公司存在纠纷为由，阻挠设备进场，反而一直积极配合王海涛、王广元与其他各方主体沟通和协调，以保障美宇公司正常经营。赵立志一审提交的其与王海涛之间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赵立志从未阻挠公司经营，且《补偿协议》系王海涛、王广元起草并提供。王海涛、王广元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补偿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了公司达产时间和向退出股东支付补偿金的数额，说明公司有足够的资产开展正常经营且能够实现盈利。实际上公司在随后也确已实现正常生产和经营。王海涛、王广元无正当理由恶意注销公司既是为了逃避向赵立志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义务，也是为了掩盖其恶意处置公司资产的行为，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在王海涛、王广元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依其单方陈述即认定赵立志阻挠公司正常经营，并认定公司“未正常运行”，系认定事实错误。二、《补偿协议》合法有效，约定的补偿金条款并非附条件支付，且因王海涛、王广元恶意处置公司资产、未经清算即恶意注销公司，《补偿协议》约定的支付补偿金的条件已经成就。《补偿协议》第二条、第三条约定“公司补偿赵立志、李景山、王显英每人人民币130万元”“补偿金在公司达产时间定为2018年7月8日，正常盈利两年内支付完毕，若两年内盈利不足390万元，则支付时间顺延半年，直至还清”。上述条款约定明确，即使公司两年内盈利不足390万元，支付时间顺延半年，直至还清为止；既然约定了顺延期限并约定“直至还清为止”，说明补偿金并非附条件支付，公司已实现正常经营，若有效存续则有能力逐步向赵立志清偿补偿金。但王海涛、王广元明知公司负有向赵立志支付补偿金的义务的前提下，仍恶意处置公司资产，不经清算即恶意注销公司，逃避债务，导致公司无法履行支付补偿金的义务，应认定已达到支付补偿金的条件。《补偿协议》约定的支付补偿金的责任主体（美宇公司）虽已被王海涛、王广元恶意注销，但王海涛、王广元在注销公司时对公司债务作出承诺，应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审关于“补偿协议责任主体已灭失，支付条件无法达成，该协议已无法实际履行”的观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清算责任的相关规定相悖。三、一审错误地认定“包括赵立志在内的股东均未按照《合伙协议书》及《茌平美宇赤泥科技有限公司今后工作推进决议》（以下简称推进决议）履行出资义务导致美宇公司一直未能正常运转，公司根本不会盈利”，并以此为由认定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的规定，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亦无任何法律依据。1.2016年11月23日的《推进决议》明确记载了各股东实缴出资的情况，协议经公司盖章，说明公司认可该事实。一审的上述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2.王海涛作为美宇公司的登记股东，在申请公司简易注销登记时签署了《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明确对公司债务作出承诺，故其应对美宇公司向赵立志支付130万元补偿款的义务承担清偿责任。王海涛并非仅是挂名股东，《补偿协议》签订后，赵立志与王显英、李景山即丧失股东身份，王海涛则成为公司的实际股东，与王广元共同享有美宇公司的股权和经营权。3.王广元虽未被登记为公司股东，但《补偿协议》的条款足以证明其从未退出美宇公司股权，且与王海涛共同经营美宇公司，其股权由王海涛代持。王海涛在《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签字不仅代表其个人对公司债务作出承诺，也是代表王广元对公司债务作出承诺，王海涛的签字和公司盖章也说明王广元对公司未经清算并简易注销一事完全知情和同意。一审中，王海涛称“仅仅是挂名股东”，也说明其在《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签字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代表王广元对该承诺书同意和知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因王海涛、王广元均对公司债务作出承诺，故二人应代公司支付130万元的补偿款。四、一审认为赵立志在本案中主张的是“股东权益”，且认为“对于股东权益问题，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清算侵权的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人的清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即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清算侵权的相关规定，王海涛、王广元亦也应对美宇公司支付130万元补偿金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赵立志基于《补偿协议》享有对美宇公司的债权，并非股东权益。赵立志在2016年9月22日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后未再参与公司经营，在2018年3月15日签订《补偿协议》之后即丧失了股东身份，不再是美宇公司股东，而是基于《补偿协议》的约定享有对美宇公司的债权。一审中，王海涛、王广元虽谎称公司可以进行清算，但又明确承认美宇公司的主要资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美宇公司无法进行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王海涛、王广元作为美宇公司的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对于美宇公司向赵立志支付130万元补偿金的义务，依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即使根据公司清算侵权的相关规定，王海涛、王广元也应对美宇公司向赵立志支付130万元补偿款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王海涛辩称，一、美宇公司注销前，注册资金490万元，包括赵立志在内的原股东出资不到位，公司经营困难，一直处于停产状态，为此，各方于2016年11月23日签订了《推进决议》，但签订该《推进决议》后，包括赵立志在内的公司原始股东并未按照该决议履行出资义务，因此公司一直处于停产状态。为了使公司恢复经营，王海涛想法引来合作人李国彦，由李国彦提供机器设备。2018年3月14日，李国彦运来机器设备，美宇公司原始股东、法定代表人李景山带领多人在公司门口阻挡运输机器设备的车辆进厂，王海涛报警后也没用。2018年3月15日，赵立志制作了涉案《补偿协议》，王海涛、王广元在李景山、赵立志的胁迫和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该《补偿协议》上签字，加盖公司印章。但直到2018年3月16日，李景山也没有让引来的合作人李国彦运来的机器设备进厂，李国彦为此将机器设备拉走。由于李景山阻拦机器设备进厂，导致与李国彦的合作流产，公司继续停产，无法经营，在此情况下注销了公司。2016年11月23日签订的《推进决议》及所谓的《补偿协议》，以及之前的几次庭审笔录，足以证明美宇公司一直未正常经营。二、涉案《补偿协议》没有实际股东之一刘志学的签字确认，严重侵犯了刘志学的权益，因此涉案《补偿协议》应为无效协议。虽然刘志学仅以技术入股，不负责公司经营，但根据2013年12月1日各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笫七条的约定，刘志学作为股东按占股比例对利润进行分成。签订的《补偿协议》内容涉及公司补偿赵立志款项，涉及处分公司财产、利润，势必影响刘志学在公司的利润分成，严重侵害了刘志学的权益,应为无效协议。三、从《补偿协议》内容看，只有在公司投产、正常运转、盈利达390万元的前提下，公司才支付补偿金。该补偿协议约定了补偿金支付系附条件支付，即达产盈利两年内支付。但由于公司原始股东李景山阻拦引来的合作人李国彦运来的机器设备进厂，导致公司继续停产、无法经营，更不存在盈利。且该公司现已注销，故付款条件已无法达成。现该补偿协议责任主体已灭失，支付条件也无法达成，该协议已无法实际履行，因此，赵立志上诉主张该协议已达到付款条件，无事实依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不适用本案。该条的立法本意是防止公司股东借解散之机逃废债务，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债务的认定及债务不能履行的原因应是该法条应用的前提和基础，且该法条中的“债务”承担应系公司注销时，处理对外债务时应用。本案补偿款即公司债务是公司回购股东股份及预期收益补偿两部分组成，均系公司与股东之间债务，协议明确载明补偿金从公司盈利中支付，该债务的责任承担者应仅仅是公司，不应包括股东。且包括赵立志在内的股东均未按《合伙协议书》及《推进决议》履行出资义务，导致美宇公司一直未能正常运转，公司根本不会盈利，补偿款中的预期收益部分不可能实现。因此，即使公司不注销也不会存在预期收益这一补偿，且付款条件将一直无法达成。因此，简单粗暴地运用“股东未经清算即承担责任”这一规定，有失偏颇，加重了股东的责任，亦不符合该法条立法本意，因此，赵立志以该法条要求王海涛承担支付补偿款的主张不应支持。五、美宇公司在王海涛代持股以前，法定代表人系李景山，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均由李景山掌握，在王海涛代持股后，李景山并未向王海涛移交，因此，不存在因为王海涛原因导致灭失的情况，王海涛对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王广元辩称，一、王广元已放弃股权退出美宇公司，已不再是美宇公司股东。二、王广元不是美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签订《推进决议》后便未再参与公司经营。王广元没有注销公司，也没有在《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签字。王广元没有将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赵立志的诉称与事实不符，其要求王广元支付补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他意见同王海涛的答辩意见。 赵立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王海涛、王广元支付补偿金13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日，赵立志与李景山、刘志学、王显英、王广元签订《合伙协议书》，主要约定成立美宇公司，进行处理赤泥生产保温防火耐高温绝缘材料；其中刘志学以专利技术入股，其他股东各出资60万元，五名股东各占公司20％股份；股东按占股比例分成及承担风险（刘志学不参与经营，不承担风险）等内容。 2016年9月22日，刘志学、王显英、赵立志、王广元（甲方）与王海涛（乙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刘志学20％股权、王显英16％股权、赵立志16％股权、王广元16％股权）在美宇公司的股权委托乙方（王海涛）代持，委托期限自2016年9月23日至2018年9月22日等内容。2016年10月24日，美宇公司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景山变更为王海涛，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海涛一人。 2016年11月23日，为使公司正常运转，李景山、赵立志、王显英、王广元、王海涛召开出资股东的全体股东会，并签订《推进决议》，主要约定原股东李景山、赵立志、王显英、王广元需再出资120万元即每位股东各出资30万元于2016年12月30日前汇入公司账户。若过期则视为放弃股权，并承担公司债务中应承担份额等。后各股东均未按决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该公司一直未正常运转。 为使公司正常运行，王海涛与案外人李国彦达成合作，李国彦提供设备进厂，但赵立志以与美宇公司存在纠纷为由，未让设备入厂，后李国彦将设备运走。在此情况下，甲方（美宇公司、王海涛、王广元）与乙方（赵立志、李景山、王显英）于2018年3月15日签订《补偿协议》，协议主要约定：……二、公司补偿赵立志、李景山、王显英每人人民币130万元；三、补偿金在公司达产时间定为2018年7月8日，正常盈利两年内支付完毕，若两年内盈利不足390万元，则支付时间顺延半年，直至还清，2018年10月8日首先支付李景山20万元……五、废除现公司法人王海涛与赵立志、王显英于2016年9月22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原协议自本协议双方签字之日起作废。六、2016年11月23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自公司支付清乙方全部补偿金后自动终止，在此期间如有股东会决议上应由乙方承担债务导致公司被追偿，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从补偿金中扣除……。签订协议后，公司仍未正常运行，且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2019年4月26日，王海涛在美宇公司未经清算情况下，出具了《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进行了工商简易注销登记，王海涛在承诺书上签字捺印，并加盖美宇公司公章。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否成立生效并达到支付条件。二、在美宇公司未经清算情况下即办理注销登记王海涛、王广元是否应承担责任。 一、《补偿协议》效力问题。该补偿协议上虽没有另一股东刘志学的签名，但该股东仅以技术入股，不负责公司运营，且根据协议内容可知，涉案补偿款实际由公司回购赵立志等三人股权以及公司预期收益对赵立志等人的补偿两部分构成，该协议的签订应属公司经营行为，刘志学对该补偿协议也未提出过异议，因此该协议并不因缺少刘志学签名而无效。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亦不禁止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后以公司回购股权方式退出公司，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也规定了允许公司与股东在公司解散诉讼案件中协商由公司回购股东股权，那么在部分股东和其他股东及公司发生纠纷之初，也应当允许公司回购股东股权的方式打破公司僵局，这也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人合性的特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立法本意。本案中即是在公司一直未正常运营的背景下，公司与股东之间通过签订该协议以达到公司后期正常运转盈利的目的。王海涛、王广元称受胁迫签订，但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且各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名捺印、盖章均属实，故该协议应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虽然该协议有效，但根据协议第三条“补偿金在公司达产盈利两年内支付完毕，若两年盈利不足390万元，则支付时间顺延半年，直至还清”，该条款约定了补偿金支付系附条件支付，即达产盈利两年内支付。但该公司一直未正常生产经营，且现已注销，故付款条件已无法达成。现该补偿协议责任主体已灭失、支付条件也已无法达成，该协议已无法实际履行，因此赵立志主张该协议已达到付款条件，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二、本案中赵立志主张的涉案补偿款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规定。该法条立法本意是防止公司股东借解散之机逃废债务，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债务的认定及债务不能履行的原因应是该法条应用的前提和基础，且该法条中的“债务”承担应系公司注销时，处理对外债务时的应用。本案补偿款即公司债务由公司回购股东股份及预期收益补偿两部分组成，均系公司与股东之间债务，协议明确载明补偿金从公司盈利中支付，该债务的责任承担者应仅仅是公司，不应包括股东。且包括赵立志在内股东均未按《合伙协议书》及《推进决议》履行出资义务，导致美宇公司一直未能正常运转，公司根本不会盈利，补偿款中的预期收益部分不可能实现。因此，即使公司未注销，也不会存在预期收益这一补偿，且付款条件将一直无法达成。如在此情况下，简单粗暴运用“股东未经清算即承担责任”这一规定，未免有失偏颇，增大了股东的责任，亦不符合该法条立法本意，故赵立志要求股东王海涛承担支付补偿款的诉求，不予支持。另，根据工商登记信息上显示王广元并不是公司股东，《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也没有其签字，其并未参与公司注销登记，赵立志要求王广元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对于赵立志要求王海涛、王广元支付补偿金的诉求，不予支持。对于赵立志股东权益问题，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清算侵权的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人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立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赵立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赵立志提交：1.证据一，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执异65号案件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该笔录可以充分证实即使按照一审认定的，李景山有阻挠设备进厂的行为，但并未影响王海涛和李国彦的合作，李国彦的设备不仅进厂而且进行了生产。即使按照一审认定的未正常经营，但未正常经营的原因是与原股东出资情况无关。赵立志不但没有实施任何影响王海涛和李国彦合作的行为，并且做出了有利于公司发展的行为。2.证据二，茌平农商行出具的借款借据二份、贷款还款通知单三份、银行账户尾号为4422的交易明细一份（均为复印件），表示借款借据是王广元在茌平农商行贷款2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贷款还款通知单是赵立志直接向茌平农商行偿还30万元本息的凭证，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是赵立志借他人款项后直接转给王广元，王广元用该款偿还了贷款本息，为证明是用赵立志所借款项偿还的贷款，王广元打印了还款明细交给赵立志。 王海涛、王广元质证认为：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公司正常经营，李国彦所说的设备送进厂区是在李景山阻拦之前，李国彦拉进的是制球设备，李景山阻拦的是岩棉设备，李国彦的证言可证实李景山确实进行了阻拦。2.对于证据二，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赵立志出资到位。 二审另查明：李国彦在（2019）鲁1502执异65号案件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我和王海涛谈的赤泥加工的业务，在茌平加工赤泥，我设备现在进去了，什么时间进去的我记不清了，但因手续不全也就是环评手续不全，只是试生产，没有正常经营”“有人阻挡，但是谁我不认识，我也没有见到人，是我的司机和工人说的，阻挡了半个多月，有几人阻挡我不清楚，阻挡的理由我也不清楚，后来我找到王海涛，才把设备送进厂区，设备是送到茌平温陈美宇赤泥公司，王海涛和阻挡的人怎么解决的我不清楚”。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 本院认为，涉案《合伙协议书》显示美宇公司的原股东为赵立志、李景山、刘志学、王显英、王广元五人，后刘志学、王显英、赵立志、王广元与王海涛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由王海涛代持上述四人在美宇公司的股份，美宇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景山变更为王海涛，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海涛一人。2018年3月15日，王海涛、王广元与赵立志、李景山、王显英签订的《补偿协议》明确约定，赵立志三人退出公司、公司补偿三人每人130万元、《股权代持协议》作废等。本院认为，从该《补偿协议》约定的内容看，虽然名称为《补偿协议》，但实质上具有股权转让的性质，即原由《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的由王海涛代持的股权，全部转由王海涛、王广元实际享有，赵立志、李景山、王显英退出公司经营。该《补偿协议》对于付款期限约定，“补偿金在公司达产时间定为2018年7月8日，正常盈利两年内支付完毕，若两年内盈利不足390万元，则支付时间顺延半年，直至还清”，该约定明确，即“正常盈利，两年内支付完毕，如两年盈利不足390万元，则两年的付款期限再顺延半年”，则如“公司不盈利”或“两年盈利不足390万元”时，该约定并未免除补偿金支付义务人应承担的义务，仅是付款期限予以顺延。涉案《补偿协议》签订后，美宇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王海涛于2019年4月26日在未支付补偿金和未经清算的情况下将美宇公司进行了注销，导致《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金义务无法履行，从而赵立志对美宇公司原享有的股权灭失，即补偿金和股权全无。鉴于王海涛在明知尚有补偿款未支付的情况下，滥用公司股东身份，且在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将公司注销，其行为严重损害了赵立志的权益，故王海涛应对赵立志承担支付补偿金的责任，本院对于赵立志要求王海涛承担给付补偿金责任的诉求，予以支持。 王海涛虽主张因美宇公司原股东李景山阻碍其引进的合伙人李国彦的设备进厂，导致公司无法经营，无奈注销公司，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因果关系。即便存在李景山曾阻碍李国彦的设备进厂的情形，但根据王海涛所述，2018年3月14日阻碍至3月16日，妨碍行为并非一直持续，且据李国彦所述，后来设备送进了厂区，李景山的行为并非是导致公司不能经营的根本原因，亦不能成为注销公司的理由，故本院对于王海涛以此抗辩不应支付补偿金的主张，不予采纳。 虽然美宇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未有王广元，但王广元曾与王海涛签订过《股权代持协议》，该协议签订后，将原美宇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含王广元），变更为王海涛一人，《补偿协议》中亦仅是表述与赵立志、王显英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作废，而并未对王广元的股权作出约定，且王广元与王海涛共同作为甲方在《补偿协议》上进行了签字，王海涛在一审庭审时（王广元参加了庭审）亦表示自己“只是挂名股东”，故王广元应与王海涛共同承担给付责任，本院对于赵立志要求王广元承担给付补偿金责任的诉求，亦予支持，对于王广元关于其不是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应承担责任的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赵立志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一审认定部分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0）鲁1502民初5342号民事判决； 二、王海涛、王广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赵立志补偿金130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均由王海涛、王广元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家勇 审判员  闫 红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朱瑞云 书记员冉凡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