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16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兴华，男，1976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方蓉，女，197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博铿，广东盛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何昌，男，196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利添，广东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文，广东政丰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原审被告：东莞市浩鸿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MA52XXRMXG。法定代表人：李兴华，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李兴华、杜方蓉因与被上诉人洪何昌，原审被告东莞市浩鸿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鸿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1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洪何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李兴华、杜方蓉与浩鸿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支付洪何昌加工费370111元、2016年2月1日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65%计算，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为79921.87元），并连带负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一审法院依照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限李兴华、杜方蓉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洪何昌支付加工费370111元；二、限李兴华、杜方蓉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洪何昌支付上述加工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37011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2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三、驳回洪何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1250号民事判决。李兴华、杜方蓉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裁定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洪何昌对李兴华、杜方蓉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洪何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杜方蓉是兴华毛织厂的经营者之一，应当对兴华毛织厂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杜方蓉偶尔协助签收货物的行为不等同于经营行为。虽然杜芳蓉与李兴华在兴华毛织厂成立之前是夫妻关系，但兴华毛织厂一直由李兴华独立经营。由于李兴华在开办兴华毛织厂期间经济拮据，生活场所和工作场所不分，杜方蓉作为家庭主妇，在李兴华和其他工作人员不在的情况下，偶尔协助签收送货单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经营行为。（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以李兴华、杜方蓉与洪何昌的之间没有约定履行期限，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适用法律错误。李兴华、杜方蓉与洪何昌未就加工费的付款时间进行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因此，本案的加工费支付期限已经确定。洪何昌应当在交付加工物时要求李兴华、杜方蓉支付加工费。如果洪何昌在交付加工物时没有要求李兴华、杜方蓉交付加工费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本案应当优先适用承揽合同的相关规定。2.一审判决随意解释法律，对李兴华、杜方蓉不公平。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并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该条文的目的是保护债权人，所以才赋予债权人在交付加工物时可以要求债务人立即支付加工费的权利。但是，当法律赋予其权利时，洪何昌没有行使系其自动放弃权利的体现，法律不应保护“躺在权利上的睡眠者”。如果偏袒洪何昌，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将形同虚设，诉讼时效制度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三）本案的证人与洪何昌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首先，汪某某作为洪何昌的职工，其与洪何昌存在利害关系，不排除汪某某为了维护洪何昌的利益作出虚假陈述，即汪某某的证言可信度不高。其次，汪某某的证言大部分是猜测性或推测性证言，真实性存疑。例如：汪某某在陈述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浩鸿公司、李兴华和杜方蓉时的证言，“我只记得在2017年10月份之前打过电话给浩鸿公司、李兴华和杜方蓉，具体时间和内容不记得了。”本案债权债务实际已全部结清。一审期间，李兴华、杜方蓉陈述案涉款项抵销因质量问题导致的赔偿款项，2016年年初，洪何昌与他人前往李兴华、杜方蓉处，双方协商以近150000元的款项结清本案款项。此后，洪何昌从未向李兴华、杜方蓉追过本案款项。依据广东省司法实践，洪何昌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洪何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杜方蓉是兴华毛织厂的经营者之一，应当对兴华毛织厂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该项事实认定正确。1.李兴华与杜方蓉在经营兴华毛织厂期间，生活场所和工作场所不分；2.杜方蓉签收了相当一部分数量的送货单；3.李兴华开办浩鸿公司的过程中，委派杜方蓉作为公司监事。结合上述三点，因杜方蓉与李兴华是夫妻关系，夫妻共同经营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杜方蓉与李兴华实际共同经营毛织厂。（二）洪何昌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理由：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在收货时付款，并非对诉讼期间起算点的规定，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因此，诉讼时效期间不应从李兴华、杜方蓉收货之日起算。3.案涉加工费形成于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证人汪某某出庭作证时陈述：洪何昌曾在2015年12月底至2017年9-10月多次向李兴华催收加工费，构成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7年9-10月起重新计算。综上，诉讼时效要么从2017年9-10月发生中断时重新计算，要么从洪何昌提起本案诉讼时起算，两种可能的情况均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关于本案证人证言与洪何昌是否有利害关系的问题。汪某某作为洪何昌的厂长已离职，其仅就事实如实陈述，并没有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的动机，故其证言可作为还原事实、理解真相的依据。（四）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原审被告浩鸿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洪何昌对此也不服，但尊重一审判决不再上诉。浩鸿公司未向本院陈述意见。二审诉讼期间，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李兴华、杜方蓉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洪何昌起诉请求支付案涉加工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杜方蓉是否应当对案涉加工费承担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本案交易双方未约定加工费的支付期限。关于未约定付款期限时如何确定债务人的履行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与分则部分均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是对承揽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付款期限的情况下所作的规定，也是承揽人请求定作人支付款项的依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与分则对付款期限的规定存在差异，在一般情况下，承揽合同纠纷案应当适用上述分则的规定。但是，本案有一关键事实与一般承揽合同纠纷案不同，即在双方结算前，价款（加工费）亦不明确。洪何昌与李兴华于2016年签署了《兴华应付鸿鑫昌印花厂2015年-2016年1月份货款明细》（对于该份证据的形成时间，双方存在争议，根据双方陈述，最早形成时间约为2016年2月），确认从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期间兴华毛织厂尚欠鸿鑫昌印花厂加工费为370111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洪何昌虽然有权要求从交付工作成果之日起支付加工费，但是，由于双方交易过程持续近一年，送货单只列明数量，未明确单价，在双方没有完成对账之前，兴华毛织厂欠付加工费的具体数额尚无法确定。因此，李兴华在《兴华应付鸿鑫昌印花厂2015年-2016年1月份货款明细》签名之日，是案涉债务确定之日。由于李兴华在《兴华应付鸿鑫昌印花厂2015年-2016年1月份货款明细》签名时未承诺支付加工费的具体期限，即在价款确定后仍不能确定履行期限，本案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从李兴华在《兴华应付鸿鑫昌印花厂2015年-2016年1月份货款明细》签名之日起，洪何昌可以随时要求支付加工费。另，根据一审期间汪某某出庭作证的证言，汪某某在2017以前在鸿鑫昌印花厂担任厂长，在2015年12月至2017年底曾向李兴华追收过案涉加工费（作为厂长最后一次催收的时间约为2017年9-10月期间）；2017年底因鸿鑫昌印花厂不再经营了，汪某某从鸿鑫昌印花厂离职（最后一次发工资是2017年10-12月期间）；目前从事印花加工业务，与李兴华有业务往来。本院认为，汪某某于2019年11月15日出庭作证时已不在鸿鑫昌印花厂工作，没有证据表明其与洪何昌仍有业务往来。相反，汪某某陈述其作证时与李兴华存在印花加工交易，而李兴华既未主张、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汪某某之间因交易等事项存在矛盾。因此，证人汪某某作证时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其陈述的证言具有客观性，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发生中断，于2017年开始重新计算。本案中洪何昌于2019年5月24日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向李兴华、杜方蓉等主张案涉加工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故洪何昌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退一步说，如果汪某某的证言不属实，则洪何昌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其起诉前曾向李兴华、杜方蓉等主张权利。于此情形，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由于不能确定履行期限，洪何昌可以随时要求支付加工费，洪何昌提起本案诉讼视为催告李兴华、杜方蓉等支付加工费，从而洪何昌的起诉亦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该见解值得赞同，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洪何昌主张，李兴华、杜方蓉夫妻二人为兴华毛织厂实际经营者，该厂未办理工商登记，因此杜方蓉也应当对案涉加工费承担清偿责任。对此，洪何昌一审期间提供了2015年1月至12月、2016年1月鸿鑫昌印花厂和兴华毛织厂送货单，其中有一部分送货单由杜方蓉签收。杜方蓉确认有其本人签名的送货单的真实性，但主张作为家庭主妇，偶尔协助李兴华签收货物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经营行为。本院认为，由杜方蓉签收的送货单不是只有零星几张，而是占相当一部分数量。而且从时间跨度上看，从2015年1月至12月，几乎每个月杜方蓉都有签收送货单，这表明杜方蓉的签收行为不是偶尔为之。虽然杜方蓉主张李兴华在开办兴华毛织厂期间生活场所和工作场所不分，但从外观上看，杜方蓉签收、清点货物的行为应属于经营行为，因此本院认为李兴华、杜方蓉夫妻共同经营兴华毛织厂，杜方蓉应当对案涉加工费承担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清楚，本院予以维持。虽然李兴华主张其与洪何昌协商一致，将案涉加工费与洪何昌应赔偿其的损失抵销，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且洪何昌也予以否认。因此，李兴华、杜方蓉欠付的案涉加工费金额仍应以双方确认的《兴华应付鸿鑫昌印花厂2015年-2016年1月份货款明细》为准。在双方对账后，李兴华、杜方蓉至今仍未清偿加工费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判决确定李兴华、杜方蓉向洪何昌支付加工费370111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兴华、杜方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第五项、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93.17元，由李兴华、杜方蓉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书红审判员  王 聪审判员  邹 越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肖静茹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五条本解释自2018年7月23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第九十六条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