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6民终13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运强，男，1957年7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淑英，女，1956年3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 以上两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麟，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伟，安徽泽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乐，女，198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 原审第三人：史玉彬，男，198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 上诉人史运强、陈淑英因与被上诉人杜乐，原审第三人史玉彬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604民初1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史运强及其与陈淑英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麟、程伟，被上诉人杜乐，原审第三人史玉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运强、陈淑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杜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史运强、陈淑英与杜乐、史玉彬之间不存在赠与行为。原审法院认为,“因史玉彬结婚，史运强、陈淑英把西边楼房交给史玉彬结婚、生活使用，应视为将房屋赠与史玉彬。”原审法院混淆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概念，香港街二套相连沿街街北楼房，每套两层、上下各三间的楼房是史运强、陈淑英出资购买，为史运强、陈淑英所有。史运强、陈淑英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史运强、陈淑英将东西二套房屋分别给两个儿子居住、生活，这是给与两个儿子房屋的使用权，不是给与所有权，结婚、居住、生活都不代表存在赠与房屋行为。赠与必须要有赠与人明确赠与的意思表示，如果无其他证据表明父母有赠与房屋的意思表示，仅以同意儿子在父母所有的房屋里面结婚、生活就视为存在赠与，将极大地颠覆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也会导致赠与的扩大解释，损害所有权人的利益。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儿子成家后父母才会开始分家，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会有分家析产的协议，但目前史运强、陈淑英并未对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分家析产。所以，原审法院以在房屋里结婚、生活就视为赠与，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另外，根据《物权法》《合同法》之规定，涉及房屋的赠与应当以所有权变更登记转移作为赠与的生效要件。本案中，香港街的两套房屋从来没有发生过物权转移，也不存在赠与，物权不发生变动，香港街的两套房屋仍属史运强、陈淑英所有，因此而获得的安置房屋应归史运强、陈淑英所有。退一步说，如果存在赠与，因物权未发生变动，赠与人尚享有任意撤销权。二、香港街房屋因旧城改造拆迁由杜乐签约拆迁安置协议书，不能视为安置房屋所有权归杜乐所有。根据拆迁政策，由拆迁房屋的家庭户成员之一作为家庭户的代表来签署拆迁安置协议，不能仅以签约人作为安置房屋的所有权人，不然会损害家庭户其他成员的合法利益。签约时，杜乐作为史玉彬的妻子，可以作为家庭户代表签约。但针对香港街房屋安置的所有权仍应归史运强、陈淑英所有。三、从民法典精神来看，法律充分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兼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避免老年人因儿子结婚购房等行为而丧失自身所有财产，依法保护老年人老有所依的财产权。而以一审裁判之意，仅给与儿子房屋居住权就导致丧失财产所有权，显然违背了法律精神。本案香港街旧城改造后的安置房屋南湖雅苑26栋406室和30栋107室所有权应归属史运强、陈淑英所有。 杜乐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一审认为的涉案房屋是对其与史玉彬结婚时的赠与，涉案房屋应属于其本人所有。 史玉彬述称，涉案房屋应归史运强所有。 史运强、陈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位于淮北市烈山区107号房屋产权为史运强、陈淑英所有；2.诉讼费用由杜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史运强、陈淑英系夫妻关系，杜乐原系史运强、陈淑英的小儿媳。1999年6月2日，史运强、陈淑英出资6万元，在香港街购置了二套沿街街北相连楼房，每套两层、上下各三间。2003年，史运强、陈淑英的大儿子史玉林结婚，史运强、陈淑英与史玉林住东边楼。2004年1月12日，史运强、陈淑英的小儿子史玉彬与杜乐结婚，住西边楼。2009年12月31日，史玉林与烈山区香港街综合改造指挥部签订杨庄居委会旧城改造拆迁安置第83号协议，取得淮北市烈山区香港街南湖雅苑26栋403室和23栋108室两套住房。2009年12月31日，杜乐与烈山区香港街综合改造指挥部签订杨庄居委会旧城改造拆迁安置第84号协议，取得淮北市烈山区和23栋（现为30栋）107室两套住房。后杜乐与史玉彬一家搬到淮北市烈山区居住。2016年2月2日，杜乐与史玉彬在淮北市相山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协议约定夫妻共同财产、位于淮北市烈山区房屋产权归儿子史言旭所有。 一审法院认为，史运强、陈淑英购买香港街二套相连沿街街北楼房，每套两层、上下各三间的楼房。后因史玉彬结婚，史运强、陈淑英把西边楼房，交给史玉彬结婚、生活使用，应视为将房屋赠与史玉彬。该房屋因旧城改造拆迁，取得香港街南湖雅苑26栋406室和涉案23栋（现为30栋)107室两套房屋，赠与已经完成，史运强、陈淑英要求确认其对该房屋有所有权不予支持；对杜乐辩称，史运强、陈淑英应提起行政诉讼，因该案属所有权确认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因此对杜乐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判决：驳回史运强、陈淑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0元，由史运强、陈淑英负担。 史运强、陈淑英二审申请其大儿子史玉林出庭作证，拟证明香港街房屋拆迁前的居住情况，家庭对于拆迁房屋的分配情况。杜乐质证认为，史玉林与史运强、陈淑英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应采信。史玉彬质证认为，史玉林陈述基本属实。本院经审查认为，史玉林证言中关于香港街房屋拆迁前的居住情况，与各方当事人陈述基本一致，予以采信，证言的其他部分无其他证据印证，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史玉林签订拆迁安置第83号协议分得的安置房屋南湖雅苑住房两套，经家庭协商确认史玉林和史玉仙（系史运强与陈淑英之女）各享有一套。史玉彬与杜乐的离婚协议书关于财产分割内容为，1.住房位于烈山区，住房产权归儿子史言旭所有；2.无其它财产分割。 除上述事实外，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涉案南湖雅苑23栋（现为30栋)107室房屋应否确认为史运强、陈淑英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史运强、陈淑英与杜乐关于涉案房屋的权属发生争议，史运强、陈淑英据此提起本案诉讼。杜乐主张史运强、陈淑英让其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属于赠与，而史运强、陈淑英主张杜乐仅是作为家庭代表去签署协议，并无赠与的意思表示。首先，拆迁安置工作以户为单位进行，某一家庭成员签订拆迁安置协议通常是代表全体家庭成员，故本案中不能简单以杜乐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就推定涉案房屋经家庭协商赠与给史玉彬和杜乐所有。退一步讲，即便史运强、陈淑英当时表示将涉案房屋赠与史玉彬和杜乐，由于涉案房屋并未完成产权过户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史运强、陈淑英也有权撤销赠与。其次，根据史玉彬和杜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来看，二人仅约定26栋406室房屋归儿子史言旭所有，未约定23栋（现为30栋)107室房屋权属问题，并在协议上注明双方无其它财产分割，据此可以推定二人并不认为涉案23栋（现为30栋)107室房屋属于二人财产。再者，史运强、陈淑英出资购买的香港街两套房屋共分得四套安置房，目前权属无争议的部分是，史玉林、史玉仙、史言旭各享有一套，其中史言旭的房屋来源于史玉彬和杜乐的赠与。“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史运强、陈淑英将四套房屋中的三套都分给了三个子女，足以体现父母对于儿女的无私付出。剩余的一套房屋目前还处在诉讼争议之中，如果驳回史运强、陈淑英的诉讼请求，那么将导致二位老人住无所居、老无所依，同时与中华民族的孝道传统相违背。综上，无论从本案事实和证据出发，还是从公平原则考虑，涉案房屋都应确认给史运强、陈淑英所有。 综上所述，史运强、陈淑英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604民初1079号民事判决； 二、位于淮北市烈山区**房屋归史运强、陈淑英所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380元，均由史运强、陈淑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冬宁 审判员  化启武 审判员  王 晖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周文锦书记员刘培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