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内0603民初609号 原告：樊某1，公民身份号码：×××，个体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原告：樊某2，公民身份号码：×××，个体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原告：樊某3，公民身份号码：×××，个体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内蒙古鄂尔多斯（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蒋某1，公民身份号码：×××，个体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被告：蒋某2，公民身份号码：×××，个体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被告：王某1，公民身份号码：×××，个体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被告：温某，公民身份号码：×××，个体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1，内蒙古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奇某，内蒙古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某2，公民身份号码：×××，个体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内蒙古蒙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内蒙古蒙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樊某4，公民身份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与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第三人樊某4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康巴什区人民法院审判员白艳、王慧与人民陪审员段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两次审理。2020年10月13日第一次开庭审理，原告樊某1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1、奇某，被告赵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王某2到庭参加诉讼。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追加樊某4为第三人。2020年11月5日第二次开庭审理，原告樊某1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1、奇某，被告赵某2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樊某4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对蒋学武尚欠原告的借款本金2430000元及利息2138400元（以借款本金243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为1%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5月1日，共计2138400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6月20日至2011年8月17日，蒋学武向三原告的父亲樊某4陆续借款2430000元，樊某4履行了出借义务，出借款项是樊某4的征地款。2012年5月1日，经核算与蒋学武及各担保人达成合意，将该债权转让至三原告名下。被告蒋学武重新给三原告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3118300元，约定月利率为2.5%，五担保人签字承担担保责任。 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要求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首先，案涉保证行为是原告使用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的保证，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2013年1月初，樊某4领着原告樊某1和两个东北人将蒋学武控制在东胜区锦绣苑小区对面农机宾馆内一周左右，在原告樊某1和两个东北人的威逼下蒋学武无奈打电话给被告温某、蒋某2和王某1，三人被迫在案涉借条上作为保证人签了字。后原告及其父亲樊某4和两个东北口音的人把蒋学武拉到达旗，按原告的要求将被告蒋某1、赵某2叫来，一起在借条上签了字。故案涉借条上保证人的签字是被原告等人胁迫所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案涉借款的保证人是在原告等人的胁迫下，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的保证，故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其次，案涉借款的出借人为原告父亲樊某4，而非三原告，且该欠款已经刑事诉讼程序作出处理，本案所持借条虽有被告签名，但并未实际发生该借款。2014年8月11日，原告父亲樊某4向公安机关报案并递交了案涉借据。从刑事案卷材料中关于樊某4本息结算表中能够看出，2011年6月20日出借给蒋学武850000元，2011年7月12日出借给蒋学武1150000元，2011年8月17日出借给蒋学武430000元，三笔共计2430000元。案涉借款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2015）东刑二字第91号判决书第5页中有表述，该生效判决书中确认樊某4为集资参与人，借款金额为2430000元，案发前蒋学武已支付樊某4利息174240万元。刑事判决书判令蒋学武用其判决所列资产及追缴犯罪所得发还集资参与人。本案的借款金额在生效刑事判决书中已确认，三原告要求另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应予以驳回。 最后，案涉借款的保证期间已过，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基于上述规定，案涉借款合同的保证方式是连带保证责任，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案涉借条中虽未约定还款时间和保证期间，但出借人持该借据向公安机关报案主张权利之日视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保证期间应从2014年8月11日起算至2015年2月10日届满。因此，即使该保证合同有效，保证期间也已经过，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综上，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不能成立。 被告赵某2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赵某2等人均是在受到原告暴力、胁迫的情况下才被迫提供保证，提供保证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由此可见，本案保证人赵某2等人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其次，本案原告的起诉主体不适格且混乱，法律关系混乱，应予驳回。根据报案材料等证据显示，2014年8月11日，樊某4仍以债权人的身份向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区分局报案，要求蒋学武偿还其借款。但三原告的民事起诉状却载明，从2012年5月1日起，债权人就变更为樊某1、樊某2，樊某3三人。本案的债权人到底是谁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在本案诉争同一笔借款及债务人系同一人的情况下，樊某4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樊某1、樊某2，樊某3又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混乱，应予驳回。 再次，本案被告赵某2的保证期间已过，保证诉讼时效已过，依法不需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涉案权利凭证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应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根据樊某4在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询问笔录及相关权利凭证可以认定，从2011年6月份开始，樊某4就与蒋学武发生借贷行为，在债权人的催促下，债务人蒋学武在2011年6月份至2013年1月份陆续偿还了部分借款利息。故应认定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至2013年1月届满，开始计算保证期间。本案债权人于2020年5月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保证期间，本案的保证诉讼时效已经经过。 最后，本案与东胜区法院（2015）东刑二初字第91号刑事强制执行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及同一法律关系，应当依法移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29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和2019年1月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所涉人数众多、当事人分布地域广、标的额特别巨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对于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正在审理该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本案应当依法驳回起诉并移送至东胜区人民法院。根据樊某4报案材料以及询问笔录显示，樊某4报案时提到的保证人并没有赵某2，由此可见赵某2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 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并出示以下证据：2012年5月1日，蒋学武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一份，打款凭证4份（中国工商银行转帐凭证2份，中国建设银行转帐凭证1份，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回单1份），证实2011年6月20日至2011年8月17日，蒋学武向三原告的父亲樊某4陆续借款2430000元，樊某4履行出借义务，按照蒋学武的要求将款项汇款至蒋改丽账户中，其中2011年6月20日转账汇款850000元，2011年7月12日转帐汇款692950元和429000元，2011年8月16日转账汇款430000元。大约在2011年6月，支付现金28050元。2012年5月1日，经核算与蒋学武及各担保人达成合意，将债权转让给三原告。被告蒋学武向三原告重新出具借条，借款金额为3118300元，约定月利率为2.5%，五被告在借条中签字，应承担担保责任。 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质证称：对银行转款凭证的真实性认可，对借条的真实性以及四被告的签字认可，但四被告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字，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的实际出借人是樊某4，蒋学武并未与三原告发生借贷关系，三原告未将借款3118300元交付给借款人蒋学武。 被告赵某2质证称：对借条及转帐凭证均持有异议，借条上赵某2签字没有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其签字行为是受到原告的暴力胁迫，不得已而为之。借条与转帐凭证无法对应，无法证明借条中的三原告向蒋学武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事实，三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三原告并没有提供相关款项的银行流水，仅提供银行转帐凭证无法证明涉案款项实际发生的事实。事实上只有樊某4与蒋学武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该借贷关系已经通过刑事程序处理，不应重复起诉。原告出示的4张转帐凭证中收款人均是蒋改丽，三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樊某4是受到蒋学武的指示将款项打入蒋改丽的账户，转帐款项的合计金额不是2430000元。 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供并出示以下证据： 出示证据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2015）东刑二字第91号刑事判决书1份，报案材料1份、询问笔录1份、借条1支、利息结算表1份（均是复印件）。证明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案涉借款的出借人樊某4于2014年8月11日已向东胜区公安机关报案。报案材料中，原告父亲樊某4认可分三次向蒋学武出借本金2430000元，已收取利息174240元，下欠借款本金2255760元，生效刑事判决书中也予以确认。案涉借款的出借人为原告父亲樊某4，而非本案三原告。该判决书判令蒋学武用其判决所列资产和追缴犯罪所得返还集资参与人，包括案涉借款。本案借款涉嫌刑事犯罪，原告主张利息不受法律保护。案涉借款保证期间应从2014年8月11日起算六个月至2015年2月10日届满，保证期间已过。 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2012年5月1日，本案所涉债权由樊某4转让给三原告，债权转让后，樊某4就不是债权人，樊某4到公安机关做笔录的行为不能否定三原告的债权人资格。往息抵本是刑事判决的内容，在借条和担保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各被告应承担借款本息的担保责任，该组证据同时证明蒋学武收到2430000元借款本金。 被告赵某2质证称：对刑事判决书、报案材料、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借条上赵某2的签字系受到原告的胁迫所签，不是赵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借款的债权人是樊某4，债权并未转让，三原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赵某2的保证期间已过，依法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与东胜区法院（2015）东刑二初字第91号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及同一法律关系，应当依法将本案移送东胜区人民法院，通过刑事强制执行程序（责令退赔维护债权人的权益）。根据樊某4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知，樊某4明确表示涉案的借款凭证上保证人没有赵某2，赵某2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出示证据二，张家伟、雷明亮、乔军提供的书面证明3份（原件），其中雷明亮出庭作证，乔军的证言证明案涉借条中保证人的签名是被胁迫所签，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质证称：关于乔军和张家伟证人证言的形式不予认可，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二位证人的证言互相矛盾，对于签字时的人数表述不一。张家伟称当时有五六个陌生人，而乔军称只有樊某4和其儿子，且乔军的证言恰恰证实当时并没有任何胁迫行为。雷明亮的证人证言待其出庭作证后一并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赵某2质证称：对张家伟的证言予以认可，对乔军的证言不认可，雷明亮的证人证言待其出庭作证后一并发表质证意见。 证人雷明亮出庭作证证实：2013年新年左右，雷明亮到奇火锅接蒋学武，蒋学武和樊某4上了雷明亮的车，通过二人之间的谈话和争吵，雷明亮确定他们之间有债务关系。一起吃晚饭期间也有过关于债务的争吵，吃完晚饭后，樊某4叫来两个东北人，恐吓、胁迫蒋学武和雷明亮，樊某4及东北人要求雷明亮开车出城，雷明亮不同意，两个东北人就在雷明亮头上和肩膀上攻击和敲打。当晚五个人在东胜区公安局户政大厅一楼待了一晚上，第二天蒋学武和雷明亮被带到宾馆住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期间在东胜区速8酒店内温某、蒋某2、王某1在借条中签字。之后将蒋学武和雷明亮带到达拉特旗的一个宾馆内，叫来蒋某1和赵某2，让他们二人在借条中签字。当时也让雷明亮签字，雷明亮没同意。这两次签字过程中那两个东北人都在现场。 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对证人雷明亮的证言质证称：对证人的资格和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证人与被告蒋学武存在上下级关系及远亲关系，在臆测故事，证人的书面证言和当庭陈述的证言前后矛盾，存在逻辑性错误。 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对证人雷明亮的证言质证称：对证人证言认可，证人证言所述内容存在被告被胁迫的事实。 被告赵某2对证人雷明亮的证言质证称：对证人的证言予以认可，证明相关保证人是在受到暴力胁迫下签的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被告赵某2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赵振平出庭作证。 证人赵振平出庭作证证实：大概2013年年初，赵某2给赵振平打电话说其舅舅蒋学武被讨债公司的人控制了，让赵振平和赵某2去趟达旗，去了之后，看见有很多人，有讨债的还有几个外地人，让赵某2去给担保签字，赵某2不同意签，先写了假的身份证号码，被几个外地人辱骂、揉打之后出具了真实的身份信息并签字。 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对证人赵振平的证言质证称：对证人的资格和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证人与被告赵某2存在亲属关系，在臆测故事。 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对证人赵振平的证言质证称：对证人证言认可，证人证言所述内容存在被告被胁迫的事实。二位证人并不认识，描述的事实相符，能够互相印证暴力讨债的情景。保证人蒋某1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签字。 被告赵某2对证人赵振平的证言质证称：证明了保证人赵某2是在受到暴力胁迫下签的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证据: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2015）东刑二字第91号刑事判决书1份，开庭笔录1份。 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发表意见：对调取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均认可，能够证实蒋学武收到案涉借款本金2430000元。 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发表意见：对调取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均认可，能够证明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债权人为樊某4。 被告赵某2发表意见：对调取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均认可，证明了本案与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且蒋学武的涉案资产众多，均已被相关权利机关查封，目前该刑事案件正处在刑事强制执行中，相关资产完全可以覆盖包括樊某4在内的众多债务人的债务。欠樊某4的债务应当通过刑事退赔的方式解决。 本院依职权向第三人樊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原告对第三人的询问笔录发表意见：对于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能够证实本案债权的来源以及履行出借义务的事实。 被告蒋某1等4人对第三人的询问笔录发表意见：第三人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案涉借条根据蒋学武在答辩状中所称，是在第三人的胁迫下签写而不是协商。根据证人雷明亮和赵振平的证言，保证人的签字时间是2013年的1月份，而不是2012年5月1日。第三人的陈述与其在2014年8月11日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和询问笔录的陈述相矛盾。在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及询问笔录中第三人自认该笔借款的债权人为其本人，而不是三原告。第三人分三次出借给蒋学武2430000元本金，而不是四次。下欠借款本金为2255760元，而不是2430000元。东胜区法院（2015）东刑二初字第91号刑事判决书确认樊某4为案涉借款的债权人，并认定第三人为集资参与人，而不是三原告。第三人报案所持借条就是案涉借条，该借条的出具时间为2012年5月1日，而报案时间为2014年8月11日，报案时第三人还自认其为该借款的债权人，该笔债权未转移给三原告。第三人称报案情况、对蒋学武的刑事判决结果不知情不是事实，原告及第三人清楚的记得蒋学武刑满释放的日期，对判决结果不知情，不符合常理。第三人不到庭，有些事实还是查不清楚。 被告赵某2对第三人的询问笔录发表意见：在樊某4未能出庭的情况下，其相关的陈述是片面的，被告等人也无法对其进行反复的质询。因此，被告赵某2对此不予认可。本案的债权人系樊某4，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樊某1、樊某3、樊某2的起诉主体不适格，应予驳回。 经审查，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出示的证据，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认可其真实性，被告赵某2虽对借条及转帐凭证均持有异议，但其认可借条中的签名，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出示的证据一，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证人雷明亮、赵振平的证言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答辩、举证、质证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6月20日至2011年8月17日，蒋学武陆续向樊某4借款本金2430000元，其中2011年7月12日转账汇款429000元，2011年6月20日转账汇款850000元，2011年8月16日转账汇款430000元，2011年7月12转账汇款692950元。2012年5月1日，该债权转让给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樊某4系樊某1、樊某2、樊某3的父亲。蒋学武向三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中签名捺印，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3118300元，该金额包含借款本金2430000元及结算的利息，约定利息为2.5%，未约定还款期限和保证方式。借款后，蒋学武向樊某4支付利息174240元。2014年8月11日，樊某4就本案所涉借款向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区分局申报债权。2016年5月20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东刑二初字第9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蒋学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以已查封资产及追缴其犯罪所得发还各集资参与人。 本院认为，原告将主债务人蒋学武与担保人一并起诉，立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针对蒋学武提起的诉讼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应裁定驳回对蒋学武的起诉。针对各担保人的诉讼，应为保证合同纠纷，故本案案由应变更为保证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樊某1、樊某2、樊某3是否为适格原告？2.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在借条中签字时是否受到胁迫，是否已过保证期间，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针对争议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所涉借款的原债权人是第三人樊某4，已向蒋学武履行出借义务，该债权不存在不得转让的情形，其有权将该借款合同的权利全部转让给其子女。三原告提交的《借条》中明确载明，从2012年5月1日起，债权人为本案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故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五被告主张，2014年8月11日，第三人樊某4仍以债权人的身份就本案所涉借款向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区分局报案，且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东刑二初字第91号刑事判决书也确认樊某4为集资参与人，说明债权未转让，三原告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本院认为，樊某4报案时提供的借条与本案诉讼中的借条一致，该借条能够认定该债权已于2012年5月1日转移至樊某1、樊某2、樊某3名下，本案所涉债权转让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故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纳。 针对争议焦点2.首先关于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在借条中签字时是否受到胁迫的问题。被告主张，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是否存在胁迫行为，被告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被告为证明签字时存在胁迫行为，提供的主要证据系证人证言，因证人证言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被告的主张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是否已过保证期间的问题。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主张，案涉借条中虽未约定还款时间和保证期间，但出借人持该借条向公安机关报案主张权利之日视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即案涉保证期间应从2014年8月11日起算至2015年2月10日届满。被告赵某2主张，从2011年6月开始，樊某4就与蒋学武发生了借贷行为，在樊某4的催促下，债务人蒋学武在2011年6月至2013年1月陆续偿还了部分借款利息。故应认定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至2013年1月届满。因此，即使该保证合同有效，保证期间也已经过，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针对被告的上述主张，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借条中未约定履行期限，樊某4向公安机关申报债权，是为配合公安机关办理蒋学武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提供证据，并没有主张还款，不应当认定为向主债务人的履行要求。即使将该申报债权的行为理解为履行要求，也无证据证明债权人提出履行要求后，曾就宽限期主动予以明示，现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共同意思表示的履行宽限期届满之日，那么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应视为案涉借款履行期限宽限期届满之日。综上，樊某1、樊某2、樊某3名要求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承担保证责任未经过保证期间。 最后，关于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本案主债务人蒋学武虽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人民法院判刑，但其与樊某1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符合无效合同的情形。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与借款人蒋学武及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签订的借条，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原告和借款人蒋学武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及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对该笔借款担保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担保的范围，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是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借款本金，借条中载明借款本金为3118300元，实际发生借款金额为2430000元；对于借款利息，因原、被告在借条中对利息的计算方式有约定，现原告要求从2013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以借款本金243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为1%至计算至2020年5月1日，利息为2168370元，原告主张支付利息2138400元，是原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准许。 综上所述，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要求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一条、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借款本金2430000元； 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利息2138400元（以借款本金243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为1%至计算至2020年5月1日）； 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樊某1、樊某2、樊某3后期利息（以借款本金243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5月2日起按月利率1%至计算至给付之日止）； 四、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蒋学武追偿。 案件受理费50147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蒋某1、蒋某2、王某1、温某、赵某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白 艳 审 判 员 王 慧 人民陪审员 段 鹏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乔凯懋 书 记 员 李 双 附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一条当事人对由民事关系产生的债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以担保法规定的方式设定担保的，可以认定为有效。 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条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 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借款人涉嫌犯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