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41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某，女，汉族，1970年11月29日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男，汉族，2007年6月10日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法定代理人：魏某（马某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爱玲，女，汉族，1970年6月1日生，住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蓓，广东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婷，广东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某因与被上诉人马某、李爱玲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15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魏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2014年1月14日深圳市某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通公司）修改后的章程中魏某签名的真实性存疑，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也未申请进行笔迹鉴定为由对伪造签名的事实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关于上诉人魏某对于股权变更是否知情，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不清的问题。第一，一审法院查明马某1在某通公司2012年1月13日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中存在冒签或授意他人冒签魏某签名的行为，已证实魏某对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不知情。第二，一审法院以魏某与马某1曾系夫妻，推定魏某对股权变更一事知情，没有说服力。3.关于魏某股权被稀释是否存在损害结果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有误。马某1在股东增资会决议中通过冒签或授意他人冒签上诉人魏某的签名，恶意稀释魏某股权的行为，属于通过不正当手段减少其名下的财产，在离婚时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因此应当认定魏某因股权稀释遭受的损害结果与马某1的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一审法院确认马某1在某通公司2012年1月13日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中存在冒签或授意他人冒签签名的行为，且马某及李爱玲是马某1在某通公司所持股权的合法继承人，仍认为马某及李爱玲承担其侵权责任无法律依据，法律适用错误。在某通公司2012年1月13日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中，魏某作为公司股东，未被通知参加会议也未参与表决，马某1通过冒签或授意他人冒签当时大股东魏某的签名，完成其个人在某通公司增资的目标，通过增资稀释魏某在某通公司的股权，侵犯了上诉人魏某认缴增资的合法权益，属于侵权行为，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上诉人请求马某1将其在某通公司股权恢复至40%于法有据。作为马某1的合法继承人，马某及李爱玲应在继承马某1在某通公司股权的同时，承担马某1为取得该股权而进行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侵权责任。被上诉人李爱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魏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承担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配合原告将原告持有某通公司的股权占比恢复至40%；2.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某通公司成立于2001年10月8日，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黄某某（出资比例20%）、魏某（出资比例80%）。2005年2月3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万元，股东变更为魏某（出资比例40%）、程某（出资比例20%）、黄某某（出资比例10%）、马某1（出资比例30%）。2012年1月13日，某通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部分900万元，由股东马某1认缴，变更后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变更后，股东出资情况变更为马某1出资930万元，出资比例93%，魏某出资40万元，出资比例4%，程某出资20万元，出资比例2%，黄某某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1%。魏某否认该股东会决议中“魏某”签名为其本人所签。本案审理过程中，经被告李爱玲申请，一审法院通知证人孙某出庭作证，孙某作证时陈述，证人2012年1月时为某通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1月13日公司增资时，魏某并未参加股东会及签名，公司增资事宜其经手委托他人办理，马某1称其会通知魏某及其他股东公司增资事宜。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2012年1月13日某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中“魏某”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根据本案证据，已足以认定该签名并非原告本人所签，故该笔迹鉴定无必要进行，故未予准许，原、被告对此无异议。2014年1月14日，某通公司又修改章程，变更经营范围等事项，原告提交的工商档案显示，原告曾在公司章程中签名，原告庭审中也否认章程中“魏某”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但未提交证据。原告魏某与马某1于1994年登记结婚，被告马某为其二人婚生子。2012年10月15日，原告与马某1在深圳市南山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双方离婚协议书中约定：1.双方自愿离婚；2.婚生子马某由马某1抚养，随马某1生活，抚养费、教育费由马某1支付；3.夫妻共同财产中，南山区XXX工业区*号XX宿舍及南山区XX华庭XXX房产归魏某所有；惠州市惠阳区XXXX房产归马某1所有；4.其他财产及债务处理：男女双方各自名下财产、债权债务，归各自所有。2017年7月7日，马某1与被告李爱玲结婚，2018年2月21日，马某1因病去世。2018年4月26日，本案被告李爱玲作为原告，以继承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马某，要求分割某通公司股权，包括马某1名下93%的股权和程某、黄某某分别代马某1持有的2%和1%股权。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2018）粤0307民初7469号民事判决，判决李爱玲继承马某1持有某通公司42%股权，马某继承马某1持有某通公司51%股权。后马某不服该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2019）粤03民终770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关于被继承人马某1实际持有某通公司股权的数额，根据某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马某1持有股权于2012年1月13日已变更为93%，魏某作为该公司享有4%股权的股东，理应知晓上述股权变更事宜，但其在马某1生前的七年内均未对此提出异议，其在该案中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马某1伪造签名的事实，故二审法院对马某上诉主张马某1实际持有某通公司30%股权的意见不予采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起诉，本案争议焦点为马某1是否侵犯原告股权及两被告作为继承人，应否承担马某1侵犯原告股权所产生的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2012年1月13日，某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中原告魏某的签名，魏某陈述并非其本人所签，被告李爱玲的答辩中对该事实未予否认，且证人孙某出庭作证时也明确表示该股东会决议中签名并非原告本人签名，故对于某通公司2012年1月13日股东会决议中原告魏某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的事实予以确认。无论该签名系马某1代签还是授意他人代签，但此后，某通公司还曾于2014年1月14日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后的章程中有原告签名，原告虽否认该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也未申请进行笔迹鉴定，故对原告否认章程中其签名为其本人所签的意见，不予采纳，应认定2014年1月14日某通公司章程中原告签名为其本人所签。各股东出资比例已约定在章程内容中，故对于某通公司2012年1月13日增资后其股权发生变化，原告在此时应当知道，原告知道其股权发生变动后在4年多时间内未提出异议，明显不合常理，故应当推定其知道并同意或追认2012年1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中由他人代其签名行为。其次，即使2012年1月13日某通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原告不知晓，马某1或马某1授意他人冒其签名并依据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章程、降低了原告的持股比例，但此时，尚处于原告与马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及马某1所持有的某通公司股权性质上均属于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在本次某通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后，原告与马某1共持有某通公司97%股权，相较此前二人持股比例70%有所增加，故马某1的行为，并未减少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客观上不存在损害结果，故即使马某1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签或授意他人冒签原告签名对某通公司进行增资、稀释原告股权比例，因缺少损害结果要件而不构成侵权。同时，在原告与马某1离婚时，离婚协议中虽未明确提及某通公司股权，但已明确约定双方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离婚时，应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全面了解和掌握，特别是股权类财产，因有明确对外公示的商事登记可供查询，故原告更容易知悉，据此推定，离婚协议中“各自名下财产”，应包含原告与马某1各自持有的某通公司股权。原告与马某1在离婚时已对各自持有的某通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分割，如原告认为马某1在财产分割时存在欺诈或胁迫，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在离婚协议签订后一年内申请撤销离婚协议，该“一年”为除斥期间，原告未在离婚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其与马某1持有某通公司的股权比例已处于确定状态，在马某1所持股份已由继承诉讼确定各继承人继承比例的情况下，原告不能再以马某1侵权为由改变双方持有股权的现状。再次，本案两被告并非在2012年1月13日股东会决议中冒签原告签名的行为人，即两被告并非侵权人，即使马某1冒签或授意他人冒签原告签名，侵犯原告股权，但我国现行继承法仅规定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对被继承人所负金钱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本案所涉行为给付义务未做规制，故本案原告主张两被告作为马某1的继承人，承担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无法律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魏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司股东按其对公司的投资额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2001年某通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50万元，上诉人出资额为40万元，出资比例为80%；2005年，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万元，上诉人出资额维持为40万元，出资比例降为40%；2012年，某通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上诉人的出资比例为4%，但其出资额仍为40万元。上诉人对某通公司享有的股东权利始终与其出资额相一致。某通公司的注册资本现已增加至1000万元，上诉人在未对某通公司增加出资的情况下请求将其股权占比恢复至40%，即在其仅出资40万元的情况下要求享有出资400万元的股东权利，显然与法律规定相悖，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012年1月某通公司增资扩股时，马某1与上诉人仍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马某1认缴900万元注册资本的行为并未减少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不存在损害上诉人权益的情形，上诉人主张其权益被损害，亦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袁劲秋审判员 吴 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何明辉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