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39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管益鹏,男,196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中涛，江苏金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河,男,199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勤根，无锡市惠山区惠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戈根友,男，1944年9月3日出生，男,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匡锡英,女，194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上诉人管益鹏因与被上诉人黄河、戈根友、匡锡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206民初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益鹏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有误。1、关于两份收据，虽款项去向与农行集资无法关联，但戈某确实收取了其款项且写了欠条。2、关于便条和对话录音，吴某就管益鹏向戈某催讨欠款出庭作证，且有戈某出具的四份凭条，可以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3、关于2014年8月1日凭条，一审以被上诉人方提供的证人证言对抗凭条效力，因证人与被上诉人是亲戚关系，故不能否认凭条真实性。4、一审对于转账记录和司法鉴定结论置之不理，有违客观公正。黄河答辩称，二张收据反映的款项无交接转账记录，大额现金操作不合常理，证人证言有作虚假陈述的可能性，凭条虽经鉴定为戈某签字，但所述内容是虚假的，戈某和上诉人均有吸毒行为，不排除形成书据时精神状态不正常或为获得毒品不顾事实，上诉人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请求维持原判。戈根友、匡锡英未作答辩。管益鹏一审诉称：戈某结欠管益鹏借款2912000元，现要求戈某的继承人（即本案三被告）在继承戈某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诉讼中，管益鹏变更诉讼请求，仅要求归还借款60万元。戈根友、黄河一审辩称：戈某与管益鹏之间的资金往来系情人之间相互赠予及用于双方吸毒，并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而是涉嫌犯罪用途，故要求驳回管益鹏的诉讼请求或移送公安处理。匡锡英未予答辩。一审法院查明：一、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戈根友、匡锡英系戈某的父母，黄河系戈某的儿子。管益鹏与戈某系多年男女朋友关系，2017年12月18日戈某在管益鹏家中因吸毒过量死亡，管益鹏本人在2017年12月19日也因吸毒被公安机关处罚。二、管益鹏与戈某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2011年12月至2015年8月之间，管益鹏多次向戈某转账，数额从5000元至790000元不等，共计3186000元。同期，管益鹏也收到戈某数笔转账，合计274000元。上述银行转账往来均未载明款项用途，往来差额即为管益鹏原诉请标的额。诉讼中，管益鹏为证明其与戈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提供如下证据：（一）收据原件2份，欲证明其将借款交给戈某。分别为：（1）落款日期为2011年12月23日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管益鹏，收款方式为现金，金额为1300000元，收款事由为“由无锡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作为入股，年限一年，股份18%”。该收据经办人处由王某盖章确认。对该笔1300000元，管益鹏陈述其中包括其向戈某转账的790000元及其交给戈某的现金210000元，戈某向其陈述自己有300000元，后戈某将上述1300000元存入银行。（2）落款日期为2012年7月25日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管益鹏，收款方式为现金，金额为750000元，收款事由为由无锡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作为入股，年限一年，经办人处由王某盖章确认。管益鹏陈述，戈某告诉其上述1300000元及750000元都已存入银行，这些钱外人不知道，并与其一起到南京农行询问，工作人员称有这笔存款，但收据经办人处盖章的王某称无上述存款。被告戈根友、黄河表示，对上述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收据载明交款人为管益鹏而非戈某，且收据印证管益鹏与戈某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二）凭条4份，分别为：（1）2014年8月1日凭条1份，落款处有“戈某”的签字捺印，内容为：在有戈某借给戈某某的借款120万元，其中60万元是由戈某问管益鹏所借，本人同意此60万元借款由管益鹏直接向戈某某催要。（2）2014年8月1日凭条1份，落款处有“戈某”的签字捺印，内容为：在由戈某借给陈某的借款120万元（其中90万元用于陈某购买玉祁土地5亩×18万元/亩＝90万），在120万元借款中其中50万元是由戈某问管益鹏借的现金，本人同意此50万元借款由管益鹏直接向陈某催要。（3）2014年12月1日凭条1份，落款处有“戈某”的签字捺印，内容为：在由戈某借给陆某的借款40万，其中35万是戈某问管益鹏所借，本人同意此35万由管益鹏直接向陆某催要。（4）2014年5月凭条1份，落款处有“戈某”的签字捺印，内容为：2014年戈某向管益鹏借款30万元现金，是由戈根友一起用于投资，本人同意此30万元借款由管益鹏直接向戈根友催讨，月息5分。上述4份凭条中涉及的案外人戈某某、陈某、陆某到庭作证，均陈述其与戈某之间没有任何的经济往来。戈根友、黄河质证表示，无法确认4份凭条上的签字是否为戈某本人所签。对此，管益鹏申请对2014年8月1日凭条（所涉案外人为戈某某）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论为：该凭条上落款处签名字迹“戈某”是戈某所写。（三）便条1份，落款时间为2017年2月27日，落款处为“戈某”签名，内容为：星期三钱不到管益鹏手里，全家死光（姓戈全家）。戈根友、黄河表示，无法确认该便条是何人书写的，更没法证明戈某向管益鹏借款的意思表示。（四）对话录音3份，欲证明管益鹏与戈某之间的借贷关系。但戈根友、黄河表示，根本无法确定录音中的对话人身份。针对管益鹏提供的上述证据，对照银行交易记录和收据、凭条，收据、凭条上载明的金额与同期银行交易记录金额并不吻合，虽然管益鹏作出了部分解释，但未能补充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以上事实，由派出所证明、死亡医学证明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收据、凭条、便条、对话录音、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管益鹏与戈某之间的银行往来记录，可以证明双方确实存在款项往来及差额，但因双方银行往来未注明款项交付的用途和性质，故需进一步查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针对这一争议，结合现有证据已查明的事实，认定如下：一、收据2份。收据上载明的缴款人均为管益鹏，仅凭管益鹏单方陈述的经过，无法证明收据上的款项是管益鹏交付给戈某的借款。二、便条和对话录音。戈根友、黄河对便条出具人和对话录音中的对话人是否为戈某提出异议，管益鹏对此异议未提供证据佐证，故对该两组证据不予采纳。三、凭条4份。其中2014年8月1日凭条（所涉案外人为戈某某）已经司法鉴定确认为戈某签字，此凭条具有证明效力，能初步证明戈某与管益鹏之间存在60万元的借贷关系。但4份凭条所涉的案外人均出庭作证，明确表示未与戈某有任何经济往来，证人证言与凭条载明的内容显然冲突，对凭条的证明效力产生极大对抗。综上，管益鹏提供的证据在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上存在很大瑕疵。而根据查明的事实：1、戈某与管益鹏之间长期存在男女朋友关系，且均有吸毒事实，这足以让人对双方大额往来的用途产生合理怀疑。2、管益鹏作为债权凭证提供的收据和凭条，所记载的金额与同期银行往来金额不吻合。3、双方款项往来数年，在戈某前债未清偿时，管益鹏继续出借大额借款，且在款项交付时未即时出具借条等债权凭证，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正常借贷行为不符。综合上述证据判定和事实分析，在管益鹏与戈某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这一争议上，管益鹏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管益鹏主张的借贷关系不予认定，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管益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48元，鉴定费6000元，由管益鹏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仅依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诉讼，数额巨大且主张以现金形式交付，被告又否认借贷事实发生的，如果人民法院仅根据债权凭证及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不能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应由原告就资金的来源、走向、付款凭据、支付细节等事项继续举证，原告提供的证据仍不能达到证明借贷事实高度盖然性的，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管益鹏提交了二份收据、四份凭条以证明其与戈某款项往来，收据即使为真实，亦仅能表明收据权利人为管益鹏，无法证明戈某收取管益鹏相关款项，而凭证中虽系戈某本人签字，但无法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仅凭现有证据无法查证债权是否成立、后续有无归还、有无清结。戈某与管益鹏长期存在男女朋友关系，且均有吸毒事实。综合上述因素，原审法院不予认定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债权且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管益鹏提供的证据，一不能证明就其主张的金额存在借贷合意，二不能证明款项的交付、归还等详细细节，上诉人对于涉案款项的具体事由、前因后果的解释无法使本院确信其主张成立，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管益鹏认为其持有收据、凭条等证据足以证明借款事实的观点，无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管益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管益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作化审判员  陈丽芳审判员  郭继光二○二○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金晓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