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3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光贵，男，195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洪春，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阳市横店共荣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康庄路**。 法定代表人：周建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君，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光贵因与被上诉人东阳市横店共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荣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0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经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光贵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共荣公司偿还给沈光贵借款本金1200万元、利息528万元（利息计算至该款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未通知汤某参加诉讼，遗漏了诉讼主体，导致案件事实认定和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沈光贵、共荣公司、汤某三方存在循环转账的事实，该转账涉及的三个法律关系由两个借贷和一个清偿构成，即共荣公司为偿还汤某的借款而向沈光贵借款，最终共荣公司与汤某之间的12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与沈光贵之间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汤某作为该事实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法律性质以及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系本案的第三人，一审法院却怠于履行通知沈光贵参加诉讼的义务。2.一审法院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于沈光贵与共荣公司之间发生的借贷基本事实，沈光贵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就借款用途以及是否已归还借款，共荣公司应尽举证责任。共荣公司未对汤某行为的法律关系性质进行举证，但在案证据能证明汤某不代理任何一方，是在处理自己的债权债务。共荣公司作为一家规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对于每一笔款项的进出均有财务记录存档。如共荣公司已归还沈光贵的借款，不可能会拒绝提交已归还的证据。一审法院未要求共荣公司举证，反而采信其说法并要求沈光贵举证证明共荣公司转账给汤某的款项并非是归还给沈光贵的，其做法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导致了事实认定和判决结果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对证据采信不当，错误将共荣公司归还汤某借款的事实认定为归还给沈光贵的借款。1.一审判决关于款项最终回到沈光贵处、沈光贵实际并未向共荣公司交付任何出借款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也与在案的证据矛盾。首先，从沈光贵提交的账户流水和共荣公司制作的资金流向图来看，资金周转最终在汤某处结束。 其次，一审判决仅凭三方之间的资金周转流水就认定为归还沈光贵的借款错误。2016年12月13日、2016年12月14日的两份金额为200万元的领（付）款单，具备形式完整的审批流程，属于记账原始凭证，且从格式上看还经共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建伟签字确认，共荣公司为归还汤某的借款而向沈光贵借款的意思表示十分明确，一审判决认定该款项系对沈光贵的偿还显属错误。再次，沈光贵出借给共荣公司1200万元不仅有合同、收据等书证，还有借款交付的银行流水等证据。浙江瑞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出具的《关于西湖区人民法院调查令回复函》亦明确证实“其他应付款—沈光贵12**万元”至今存在，沈光贵至今未收到共荣公司的还款。2.一审判决以“微信聊天记录的文件及电子邮件的附件所载明的内容未经过共荣公司的确认”为由不采信沈光贵提交的证据公证书，违反了法律规定。3.一审判决认为款项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沈光贵有向共荣公司交付出借款的行为等，与事实不符。第一，两份《借款协议》中加盖的印章真实。第二，《借款协议》、《收款收据》、领（付）款单中的签名均真实。第三，三方交易主体10余人参与了本次借贷过程，三方共同努力才实现了共荣公司偿还汤某借款的目的。第四，沈光贵或共荣公司的银行流水均真实，且共荣公司偿还给汤某的款项经过共荣规定严格审批。第五，汤某、周建伟于2010年合作在横店设立共荣公司开发玫瑰星城项目，沈光贵等亲朋通过汤某、刘宜秀夫妻俩出借投入到该项目的资金量很大，截至2015年汤某及沈光贵等亲朋出借投入的本金有七、八千万元。2016年12月上旬，因共荣公司与浙江后田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双方共管财务，故周建伟、厉福强与汤某、刘宜秀四人商量先偿还部分汤某的借款，换成其他人的借款好处理。对此，浙江后田置业有限公司在与共荣公司交接后也知晓并认可该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沈光贵的上诉请求。 共荣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判决驳回沈光贵的一审诉讼请求正确。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一审法院查明所谓1200万元借款的交付，只是沈光贵用同一笔200万元循环六次制造而成，最终共荣置业公司未收到分文借款，沈光贵也未交付分文借款。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沈光贵本人到庭陈述1200万元借款系于2011年起开始交付给共荣公司，绝大多数是以现金方式交付，但其至今为止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沈光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行为无效并驳回沈光贵的一审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审理的是沈光贵与共荣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沈光贵上诉称一审法院遗漏诉讼主体有违事实与法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沈光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沈光贵、共荣公司签订的两份《借款协议》；2.共荣公司立即归还沈光贵借款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528万元（利息以12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7年1月1日暂计算至2018年11月1日止，实际计算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3.案件受理费由共荣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中上旬，沈光贵（甲方）与共荣公司（乙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乙方因开发横店玫瑰星城项目需要，向甲方借款8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借款利息按年息24%计算，利息按月支付；乙方应按期支付利息，否则应按违约数额和延期天数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借款利息计算，但实行复利。该《借款协议》中借款利息的内容系手写，其余均为打印，且落款处乙方除了加盖共荣公司的公章，还由其法定代表人周建伟签字确认；此外，该《借款协议》落款载明的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同日，沈光贵（甲方）还与共荣公司（乙方）签订另外一份《借款协议》，除了约定借款本金为400万元外，其余内容与借款本金为800万元的《借款协议》一致。该《借款协议》中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系手写，其余均为打印，但落款处乙方只加盖共荣公司的公章，其法定代表人周建伟未在落款处签字；此外，该《借款协议》落款载明的时间亦为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13日，汤某向沈光贵转账50万元，刘宜秀向沈光贵转账213000元，加上沈光贵通过“理财赎回”的1287356.71元，其账户余额为2000832.51元。同日，沈光贵向共荣公司转账200万元，共荣公司收到该200万元后即将款项转给汤某，汤某收到该200万元后又将款项转给沈光贵。沈光贵以该“循环”转账方式，分别于2016年12月13日、14日各向共荣公司转账两次，共计800万元。共荣公司收到款项后，分别于2016年12月13日、14日各出具金额为400万元的收款收据。 2016年12月19日，沈光贵向共荣公司转账200万元，共荣公司收到该200万元后即将款项转给朱江爱，朱江爱收到款项后即将款项转给汤某，汤某收到款项后又将款项转回给沈光贵。该日，沈光贵以该“循环”转账方式，又转给共荣公司400万元。共荣公司收到款项后，于同日出具两份金额各为200万元的收款收据。 另查明，汤某原系共荣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5月25日，经工商变更登记，共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周建伟，但汤某仍在共荣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此外，刘宜秀系共荣公司监事。 还查明，共荣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13日、14日出具两份金额各为200万元，领款人为汤某的领（付）款单，并由共荣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伟签字确认，载明“此笔借款由沈光贵处借入，归还汤某2014年7月23日、24日各500万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沈光贵主张其自2011年起通过汤某陆续向共荣公司出借1200万元，其应当提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及出借款实际交付的证据。从借款合意角度分析，沈光贵提交的两份《借款协议》其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但真实的签订时间为该月中上旬，并非2011年起的借款凭证。即便该两份协议系后补，既然双方已经进行结算，为何在同一天需要出具两份《借款协议》。且借款金额为800万元的《借款协议》，借款金额系打印，而借款金额为400万元的《借款协议》，借款金额系手写，格式不一致。既然双方已经进行结算，为何不统一打印，而需另行将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进行手写。此外，既然案涉的两份《借款协议》系同一天签订，为何借款金额为400万元的《借款协议》落款没有周建伟的签字。上述疑问，沈光贵均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综上，该两份《借款协议》虽然形式上签章完整，但并非双方真实借贷的意思表示，沈光贵亦确认，该《借款协议》系赶在共荣公司与案外人合作开发横店玫瑰星城项目并对共荣公司的公章进行交接前补签而形成，且存在落款时间倒签的情形。此外，沈光贵在起诉时主张的事实为，共荣公司因开发项目需要，于2016年12月向其借款，其于同月支付出借款。后在共荣公司庭前提出书面抗辩并经该院要求沈光贵本人亲自到庭应诉后，沈光贵方在第一次庭审时对本案事实进行说明，其诉讼诚信度较低。故案涉的该两份《借款协议》并不能证明沈光贵、共荣公司之间已形成借款合意。从出借款实际交付角度分析，沈光贵提交的转账凭证均形成于2016年12月，并未提交其自2011年起的付款凭证，且该转账凭证系利用同一笔200万元“循环”转账形成，款项最终回到沈光贵处，沈光贵实际并未向共荣公司支付任何出借款。庭审中，沈光贵陈述，其出借的款项绝大多数以现金方式通过汤某交付给共荣公司。如此巨大金额的出借款，以现金交付不符合常理，且经庭审释明，沈光贵至今未向该院提交任何其向汤某转账的凭证。沈光贵庭审还陈述，其出借款项为自有资金，但现无证据证明其经济状况，且从2016年12月的转账凭证看，其用以“循环”转账的200万元款项也并非全部系其自有，而是由汤某向其转账50万元、由刘宜秀向其转账213000元，加上其通过“理财赎回”的1287356.71元拼凑而来。即从现有证据看，沈光贵是否具有出借1200万元的经济能力，尚不能确定。而沈光贵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并非初始出借的原始凭证。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沈光贵有向共荣公司交付出借款的行为。综合上述情况，并纵观沈光贵主张的借贷关系中各方人员的关系，沈光贵与汤某、刘宜秀关系亲密；在共荣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汤某变更为周建伟后，汤某仍在共荣公司处担任董事，刘宜秀担任监事，即汤某、刘宜秀与共荣公司及共荣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伟的身份关亦非常特殊。而案涉《借款协议》及银行流水的形成时间恰好赶在共荣公司与案外人合作发开项目及公章交接前几天，时间节点亦非常敏感。该院认定，沈光贵、共荣公司之间签订案涉两份《借款协议》并据此进行“循环”转账，系为了从形式上达到各方之间的某种目的，借款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沈光贵要求解除《借款协议》并由共荣公司归还其借款本息，该院不予支持。沈光贵、共荣公司及汤某、周建伟之间因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纠纷，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该院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沈光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4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30480元，由沈光贵负担。 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沈光贵提交的《借款协议》、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收款收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明细账、对账单、共荣公司股东信息情况及证人证言，尚不足以证明沈光贵的待证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两份《借款协议》系在共荣公司与案外人因合作开发横店玫瑰星城项目而就共荣公司的公章进行交接前补签形成，且并无真实借款交付事实。沈光贵上诉称其自2011年起通过汤某陆续向共荣公司出借1200万元，但沈光贵所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节事实，且证人汤某亦陈述其不清楚自己投入共荣公司的投资款、借款中来源于沈光贵所付款项的具体金额。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沈光贵与共荣公司存在借款合意且沈光贵有交付借款的行为并无不当。结合目前证人汤某与共荣公司就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尚未进行过结算的事实，本院对沈光贵关于以汤某减持其对共荣公司享有的1200万元债权的形式确立沈光贵与共荣公司之间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意见不予采信。至于汤某与共荣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沈光贵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本案遗漏诉讼主体、违反法定程序的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沈光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480元，由沈光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雪原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周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