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367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超，男，汉族，1969年3月20日出生，住安徽省蒙城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万华玲，女，汉族，1970年4月6日出生，住址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平松，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邵静，女，汉族，1977年3月1日出生，住安徽省蒙城县。 再审申请人刘超、万华玲因不服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6民终1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刘超、万华玲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没有查明案件事实，以推测的方式否定被申请人持有借条的非法性，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具体如下:一、被申请人在一审和二审审理过程中均没有提供支付借款的转款凭证，不能证明其借贷关系成立。1、原一审判决仅以邵静未收回本案90万元借条、邵静也不认可该90万元已经偿还为由，认定其未偿还该90万元借款，依据不足。邵静递交的证据只有两张借条，没有付款凭证，没有申请人的收条，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其借贷关系合法成立。原审判决查明事实的描述出现“应当视为”“也可能”“如果”这样不确定字样，可见法庭对此事实的认定也是疑惑的。二、其向邵静借款90万元的具体借还款的资金往来是:1、邵静于2014年2月12日向刘超的安徽蒙城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卡号为62×××96）存入现金30万元，刘超于2014年2月13日（后改为5月13日）向邵静出具了一份借条，落款人为刘超、万华玲。2、2014年3月6日邵静向刘超的中国银行账户（卡号为62×××19）存入现金20万元，邵静姐姐向刘超的前述中国银行账户存入现金40万元，刘超于2014年3月6日向邵静出具了一份借条，落款人为刘超。3、其清偿90万元本息明细为:（1）2014年5月14日，刘超通过中国银行卡（卡号62×××19）支付利息18000元（30万元本金3个月利息），该还息日期证明30万元借条的确切时间是2014年2月13日，与邵静存现日期吻合。（2）2014年12月8日，刘超通过前述中国银行卡支付利息36000元（60万元本金3个月的利息）。（3）2015年2月16日，刘超通过前述中国银行卡支付18000元（30万元本金3个月的利息）。（4）2015年3月12日，刘超通过前述中国银行卡支付利息36000元（60万元本金3个月的利息）。（5）2015年4月28日，刘超通过前述中国银行卡支付利息36000元（60万元本金3个月的利息）。（6）2015年5月13日，刘超通过前述中国银行卡支付利息18000元（30万元本金3个月的利息）。（7）2015年6月10日，刘超通过前述中国银行卡支付利息36000元（60万元本金3个月的利息）。（8）2015年8月15日，刘超通过前述中国银行卡偿还本金300000元。（9）2015年9月6日，刘超通过前述中国银行卡偿还本金400000元。（10）2016年4月13日，刘超女儿刘如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62×××88）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及90万元本金2个月的利息11万元，合计26万元。（11）2017年7月25日，刘超通过农村信用社卡（卡号62×××86）偿还5万元本金及90万元本金1个月的利息5万元，合计10万元。以上合计清偿125.8万元，其中本金90万元、利息35.8万元，与借条时间完全吻合。至此，邵静所借的90万元本金和35.8万元利息已经全部清偿。由于前述还款均以银行转账支付，不是当面，所以还完本息后没有要回借条。4、原审法院无视其已经还款的客观事实，在邵静仅仅提供借条没有转款凭证相印证的情况下，推测借贷关系成立，实属枉法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其提交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已经清偿借款后，邵静在一审、二审审理中均没有递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借贷关系成立。三、关于原一审判决认定其向邵静所借的90万元是435万元滚动而来，与实际情况不符。第一、既然一审判决认定刘超多次偿还邵静本金及利息侯抽回原借条出具新借条，为何在2014年10月20日向其出借50万元的时候没有抽回邵静据以起诉的2014年3月6日及2014年5月13日的借条？第二、既然邵静在原一审中提到90万元借款是435万元滚动而来，就应当就此提交银行借、还款凭证，来证明尚欠90万元没有偿还。可无论是一审程序还是二审程序，邵静出具的证据自始至终只有二份借条，在其有充足的证据证明90万元与435万元毫无关系，并且90万元已经还清的情况下，邵静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四、关于435万元，事实情况是:其于2013年1月21日与股东李奇、宋军、张汉东、路杰一起创办了蒙城县诺信助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信公司”），其担任董事长。该公司经营期间，各股东以公司名义高息向社会公众吸纳资金，再高息借贷给个人或公司。由各股东出具借条，公司签盖公章提供担保。此部分借款无论是偿还本金还是给付利息，均由公司财务人员或其他员工支付，股东个人不支付。公司经营期间，其通过公司员工朱影认识邵静，后来成为好友。自2013年4月开始，邵静分四次向诺信公司出借435万元，即2013年4月22日的85万元、同年5月27日的200万元、6月14日的100万元和2014年10月20日的50万元。该四笔款项在转入其账户后，由其出具借条，公司签盖公章予以担保。转款证据可以证明该四笔账款到账后，其均以公司的名义出借给客户：（1）2013年4月22日的85万元，其于4月23日转给客户韦风42万元、4月24日转给公司45万元;（2）2013年5月27日的200万元，其于当日转给公司的债权人孙军200万元，用于清偿公司向孙军的借款400万元；（3）2013年6月14日的100万元，其于当日转给公司客户施东正9万元、客户王辉29.1万元、客户倪龙兴10万元、客户任浩4.65万元、韦风45万元；（4）2014年10月20日的50万元，其于2014年10月25日转给公司客户朱敏50万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诺信公司尚欠邵静260万元。根据诺信公司的经营状况，经各投资人及邵静同意，诺信公司决定分期按比例偿还。公司通过员工张岩账户于2015年12月31日向邵静偿还本金31200元、2016年2月2日向邵静偿还本金62400元，邵静分别出具收条。因此，截至2016年2月2日，诺信公司尚欠邵静250.64万元。2016年6月，诺信公司、股东及部分员工被控告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于2016年7月2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8月2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5月3日，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2017）皖1622刑初字18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诺信公司及包括其在内的所有股东、部分员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伍万元。其中申请人退赔了290万元，并以个人价值380万元财产挽回公众损失。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2017）皖1622刑初字188号刑事判决书第17页载明朱影曾介绍邵静、张进……将钱投资到诺信公司，由此证明邵静在原一审、二审庭审中陈述从未向诺信公司投资均属谎言。诺信公司及股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侦查机关委托安徽中鑫会计师事务所对诺信公司作了审计，审计报告书第3页列明，截至2016年3月31日，诺信公司尚欠被申请人邵静250.64万元，与其本案证据证明的完全一致。刑事侦查第3卷第435页对接明细表中列明邵静诺信公司的金额260万元，卷3第501、502页分别是其出具给邵静的借条，两笔各130万元，均有诺信公司担保签章，这才是真正滚动下来的借条。刑事侦查第10卷第2004页贾义华的询问笔录中也载明诺信公司尚欠邵静260万元。上述证明，435万元滚动下来的是尚欠250.64万元而非90万元。435万元投资款清偿均由诺信公司员工转款偿付，出具的借条均由诺信公司提供担保签章，与其出具的90万元借条截然不同，90万元借条其中一张还有家人签字。综上所述，原一审判决和原二审判决没有查清案件事实，违法免除了邵静的举证责任，径行判决支持了被申请人的虚假诉讼，显然错误。为此，为维护申请人的权利，特向贵院提起再审申请，恳请依法予以重审。 邵静辩称，一、刘超、万华玲再审请求第一项错误，依法不应受理。答辩人邵静与刘超、万华玲民间借贷纠纷，一审蒙城县人民法院判决书案号为(2018)皖1622民初5039号，二审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案号为(2019)皖16民终1676号，并不是(2019)皖16民终1697号。所以，刘超、万华玲再审请求第一项要求撤销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6民终1697号判决错误。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错误依法不应受理，请再审法院予以驳回再审。二、原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无误。1.邵静与刘超、万华玲夫妻之间的借贷关系有效成立。从事实上来看，借条仍由债权人持有，本身就能够说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没有了结。刘超夫妻自己也认可双方之间的借贷往来中存在还款抽条的事实和习惯，仅仅就是这两张借条因故没抽显然不符合常理。从证据上看，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刘超夫妻为了说明自己已偿还案涉借款，一直用银行流水记录来拼凑还清借款的假象，但一审、二审以及现在申请书里的本息统计前后矛盾。另外，刘超夫妻自始至终想极力否认案涉借款合同的主体相对性，试图将案涉借款归结于邵静与诺信公司之间的借贷来混淆是非，达到不履行还款义务逃避债务的目的。从法律上讲，司法解释规定很明确，明确了交易习惯在裁判中的适用效力，足以说明一、二审在法律适用及常理认定及判断上的合法性。更何况一审、二审审查时，刘超夫妻对涉案90万元借款均予以认可，且明确说明了借款用于家庭经营投资使用。综上，邵静与刘超夫妻之间的借贷关系有效成立。2.刘超、万华玲对本案涉案90万元借款未清偿完毕。邵静与刘超夫妻之间的借贷存在稳定的交易习惯:刘超将借款清偿完毕后，借条由刘超夫妻抽回。刘超夫妻一、二审抗辩借款已经清偿，借条忘记抽回不符合双方的借贷交易习惯，更不符合生活常理。原一、二审庭审中，刘超夫妻向法庭举证共向邵静账户还款349.8万元，而邵静向刘超账户汇款有485万元，足以证明刘超夫妻对此借款并未清偿完毕。另外，按照民事案件的举证规则，刘超夫妻对其清偿借款应负有举证责任。申请再审中，刘超列举的还款明细是从其三百多万的流水中抽出一百多万用来证明其已经清偿借款，存在多处明显不合理之处。其中，2014年3月6日借款60万在2014年5月13借款30万之前，还款付息理应先还60万这笔借款，而实际偿还却是30万这笔借款，不符合正常还款习惯。还有，2015年8月15日还款及付息的时间均不符合常理及借条上约定的结息方式，其举证的还息时间、金额与借条的约定均不对应，明显存在拼凑的行为。再有2017年7月25日10万元还款，按照刘超申请书中列举的还款方式计算，此时借款仅剩5万元本金，而结算利息时又按照90万元本金计算一个月的利息5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所以，刘超夫妻提供的还款明细与本案应还款时间、本息数额等均不一致，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邵静与刘超、万华玲夫妻之间借贷关系与诺信公司涉及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件无关。首先，本案争议的借款系刘超夫妻个人借款，与诺信公司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无关。原一、二审几次庭审中，刘超夫妻均认可此本案涉案借款是用于家庭投资玖隆驾校所用，未做其他使用。另外，借条均使用庄周驾校信笺纸书写，可看出借款是刘超夫妻因家庭投资而向邵静所借。其中，2014年5月13日30万元借款系刘超夫妻共同签字所借，2014年3月6日60万元借款无论事前还是事后万华玲都认可，足以说明本案涉案借款与诺信公司无关联，纯属家庭投资行为。其次，原一审、二审中刘超夫妻的举证一直认可其与邵静个人之间存在借贷往来。其中，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刘超向法庭举证125.8万银行流水用于证明其已经偿还清借款。第二次又向法庭提供224万元银行流水，用于证明其向邵静还款。二审时，刘超又向法庭举证邵静的现金存单俩张计50万元(2014年2月12日30万，2014年3月6日20万元)，这几次的举证均能证实刘超夫妻与邵静之间存在长期、频繁的借贷关系。最后，再审中刘超夫妻提供的435万元账目可以看出都是其个人的再投资行为。虽然刘超提供的账目记载的投资人为邵静，但是该投资均没有邵静的签字认可，邵静也不知情，账目也是刘超单方制作，没有得到邵静的认可。而且从刘超提供的第四笔130万元账目看，该笔钱诺信公司于2014年10月19日入账，而邵静向刘超转款50万(130万账目中的50万)则是2014年10月20日，这足以说明刘超提供的账目虚假不可信。所以，邵静与刘超夫妻之间的借贷均系个人行为，与诺信公司无关联。三、本案是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原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之上，准确适用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判决，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之处。 本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举证不能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为证明刘超夫妻未清偿涉案90万元欠款，邵静提供了两张借条。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刘超夫妇多次向邵静借款，亦多次还款，且偿还借款本息后有抽回借条的交易习惯，故该90万元借款未予偿还的可能性较大。为证明涉案借款本息已经清偿，刘超夫妇提交了清偿90万元借款本金和支付35.8万元利息的银行流水，但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涉案借条约定月利率2分、三月结息，虽然银行流水记载的多次还款金额与借条约定的利息一致，但是多数汇款时间与借条约定的结息日期差距较大；其次，如果刘超夫妇在再审申请书中列举的还款方式属实，在三次共计已经偿还本金85万元的情况下，至2016年4月13日刘超夫妇仅欠邵静5万元本金，此后的利息应按照5万元本金计算。但是刘超夫妇2017年7月25日还款结算利息时仍按照90万元本金计算利息，明显不符合常理，故该部分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存疑，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本息已经清偿；再次，虽然刘超提供的信诺公司账目记载的投资人为邵静，但账目是信诺公司制作，该投资均没有邵静的签字认可。 综上，刘超、万华玲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超、万华玲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樊 坤 审判员 徐旭红 审判员 张玉芹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卢慎 书记员洪贤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