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09行终1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正伟，男，1951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化州市。委托代理人陈一德，广东法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茂名市生态环境局。法定代表人李康，局长。委托代理人陈雪丹，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正伟诉被上诉人茂名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一案，上诉人陈正伟不服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行初36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告知原告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在当天送达了该决定书给原告，因原告拒绝签收该决定书，被告通过留置送达的方式向原告送达该决定书，并由化州市杨梅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李高学、梁宇在送达回证见证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被告向原告留置送达决定书符合该规定，应视为原告在2019年3月22日已经收到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原告应在2019年9月22日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现原告没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于2019年11月15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对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陈正伟的起诉。上诉人陈正伟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行初363号行政裁定，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依法认定原告起诉不超过法定起诉期限。3、依法撤销被告化州市环境保护局2019年3月22日作出并于2019年5月15日送达给原告的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告化州市环境保护局2019年3月22日作出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2019年5月10日作出化环听告字[2019]20号《行政处罚事前告知及听证告知书》。2019年5月15日，被告将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和化环听告字[2019]20号《行政处罚事前告知及听证告知书》同时送达给原告。2019年5月17日，原告依法申请听证。2019年5月20日，被告给原告发出化环听通字《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通知原告2019年5月30日举行听证活动。由于原告听证代理人案件开庭有冲突，申请改期2019年5月29日举行听证。2019年6月14日，被告作出化环罚字[2019]20号《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罚款7万元的行政处罚。2019年6月18日，被告将化环罚字[2019]20号《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二、2019年11月15日，原告对被告2019年3月22日作出的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向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通过顺丰快递向茂南区法院邮寄行政起诉状，上述事实，有顺丰快递公司母单号：SF1076564637012号顺丰速运单（客户存根）为依据。原告起诉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不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原告2019年5月15日才收到被告送达的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2019年5月17日，原告依法申请听证，被告于2019年5月29日举行了听证活动。上述事实，有原告的听证申请书以及被告的听证通知书和听证笔录为依据。听证之后，被告对听证事项不作出任何决定。原告申请听证，是原告主张权利、否定行政违法行为的依据；被告举行听证，是时效延续的依据。原告在听证程序中，依法请求化州市环保局撤销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以及化环听告字[2019]20号《行政处罚事前告知及听证告知书》。从2019年5月29日听证活动结束，到2019年11月15日原告向法院起诉，根本不存在超过六个月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诉被告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六个月诉讼时效届满的最后期限是2019年11月29日。原告在期限届满前14天即提起行政诉讼。即使按2019年5月15日送达的时间计算，原告在2019年11月15日提起诉讼，也不超过法定的六个月的诉讼期限。三、被告2019年3月22日作出的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严重违反法律程序。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是2019年3月22日作出的，不可能当天送达给原告。被告是2019年5月15日才将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达给原告陈正伟。理由和依据是：(1)根据被告举证，被告是先作出处理决定，然后再立案调查。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2019年3月22日，被告对本案立案并由领导履行审批手续，有《立案审批表》为证；2019年3月22日16时30分至17时30分，被告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并制作了陈正伟的《调查询问笔录》和《化州市环境保护局现场（勘察）笔录》；2019年3月27日11时25分至12时，被告工作人员再次到现场勘察并再次制作了陈正伟的《化州市环境保护局现场（勘察）笔录》；直到2019年3月28日，被告才完成《案件调查报告》并正式立案，立案号：化环监立字(2019)9号。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被告不可能在2019年3月22日作出并送达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给原告。被告先作出处理决定，然后再调查，再勘察，再立案，行政处理行为倒置，严重违反法律程序。被告2019年3月22日违法作出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到2019年5月15日才送达给原告。被告2019年3月22日给原告送达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不可采信。四、被告提供的关于被告2019年3月22日送达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送达回证，是弄虚作假的证据，依法没有证据效力，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否定。《送达回证》备注栏注明：“在场见证人：李高学，经济发展办；在场见证人：梁宇，党政办”。上诉人及诉讼代理人向在场人“李高学”调查，他证明：“他当时根本不在现场，也不知道谁在现场以及给陈正伟送达什么材料。我当时没见到化州市环保局的工作人员，也没见到养殖场的老板陈正伟。我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是杨梅镇政府经济发展办的人员（具体是谁忘记了），直接拿送达回证到我的办公室（党政办）叫我签名的。我当时拒绝签名，但经济发展办人员说，签名不要紧，没问题，只是完善一个程序，于是我在送达回证上签了名。具体什么时候签的名，我忘记了”。一审裁定认定是被告“留置送达”该决定书给原告，并有化州市杨梅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李高学、梁宇两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见证，根本不是事实。被告没有送达现场的照片，更没有两个证人李高学和梁宇两人在现场的照片。原告也从来没有见过所谓的杨梅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李高学、梁宇两人在场见证的事实。李高学和梁宇两人实际上都不在现场。被告工作人员在现场实际上也没有“留置送达”所谓的处理决定书。一审裁定认定的是非法证据。杨梅镇政府在2018年先后两次强行拆毁原告的猪栏，并且与本案被告联手强逼原告搬迁养殖场，与原告有纠纷有矛盾，杨梅镇政府和化州市环保局有利害关系，其工作人员李高学、梁宇没有作证资格，他们所作的留置送达见证，没有法律效力，应依法予以否定。被告2019年3月22日的《送达回证》备注栏同时注明：“当事人陈正伟表达没有违反法律，拒绝签收”，也根本不符合事实。陈正伟在被告2019年3月22日到现场调查时，均在《调查询问笔录》和《化州市环境保护局现场（勘察）笔录》上签名；2019年3月27日，被告工作人员再次到现场勘察时，陈正伟也在《化州市环境保护局现场（勘察）笔录》上签名。被告陈正伟不可能拒绝签收被告的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特此具状上诉，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裁决。被上诉人茂名市生态环境局答辩称：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本案中，答辩人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告知被答辩人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答辩人在当天送达了该决定书给被答辩人，因被答辩人拒绝签收该决定书，答辩人通过留置送达的方式向被答辩人送达该决定书，并由化州市杨梅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李高学、梁宇在送达回证见证处签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应视为被答辩人于2019年3月22日已经收到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因此，被答辩人于2019年11月15日才针对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一审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综上，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被答辩人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陈正伟在化州市******委会下山坡处建有七幢猪舍进行生猪养殖。2018年5月22日，原化州市环境保护局收到化州市杨梅镇人民政府《关于申请依法查处辖区内陈正伟养殖场的函》，化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5月30日进行立案查处。化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6月8日对陈正伟经营的生猪养殖场进行现场检查及现场取证。原化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6月24日作出化环责改字[2018]71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原告立即采取截污措施，并在7日内清栏退养。该决定书于2018年6月29日送达给陈正伟。化州市环境保护局分别于2018年7月20日、2018年9月26日、2018年10月31日对陈正伟经营的生猪养殖场进行现场检查及现场取证。化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11月8日对案件进行了集体讨论，经讨论决定，拟对陈正伟处以罚款70000元，并报化州市人民政府责令关闭或者拆除。化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化环听告[2018]101号《行政处罚事前告知及听证告知书》，告知陈正伟拟处罚事项、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该告知书于2018年11月21日送达给陈正伟。陈正伟于2018年11月23日向化州市环境保护局申请听证。化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12月5日召开听证会。化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12月14日对案件再次进行了集体讨论，经讨论决定，本案程序违反了《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不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重新立案进行处罚。2019年3月22日，化州市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会同化州市杨梅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陈正伟在化州市******委会下山坡处的生猪养殖场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陈正伟经营的生猪养殖场涉嫌违反《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于当天再次进行立案查处，并当场作出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原告立即采取截污措施，停止排放污染物，并在3日内清栏退养。因陈正伟拒绝签收该决定书，化州市环境保护局于当日在养殖场留置送达该决定书给陈正伟，并拍摄有照片，送达回证备注有见证人“李高学”“梁宇”签名及附注“当事人陈正伟表达没有违反法律，拒绝签收”。2019年3月27日，化州市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对陈正伟的违法行为进行复查，发现陈正伟仍未改正其违法行为，并于2019年3月28日形成《化州市环境保护局案件调查报告表》，建议处以罚款七万元整，并报化州市人民政府责令关闭或拆除。化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9年5月6日对案件进行了集体讨论，经讨论决定，拟对陈正伟处以罚款70000元。化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化环听告[2019]20《行政处罚事前告知及听证告知书》，告知陈正伟拟处罚事项、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该告知书于2019年5月10日送达给陈正伟。陈正伟于2019年5月17日向化州市环境保护局申请听证。化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9年5月29日召开听证会。化州市环境保护局认为陈正伟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及理由不成立，对陈正伟的陈述、申辩意见及理由不予采纳。化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9年6月9日对案件再次进行了集体讨论，经集体讨论后，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化环罚字[2019]20号《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陈正伟经营的生猪养殖场位于******委会下山坡杨梅河边，猪舍距离杨梅河最近处约55米，属于化州市人民政府划定畜禽禁养区范围内。场内未配套建设有污染治理设施，部分养殖废水排入化粪池再排入沟渠，部分养殖废水直排鱼塘，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决定对陈正伟处理罚款人民币柒万元，并报化州市人民政府责令关闭（或者拆除）。该决定书于2019年6月18日送达给陈正伟。陈正伟不服，遂于2019年11月1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原化州市环境保护局2019年3月22日作出的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本院另查明，2019年12月29日，因机构改革，原化州市环境保护局整合并入茂名市生态环境局，改为市生态环境局化州分局，系茂名市生态环境局的派出机构，并于2020年4月8日启用茂名市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专用章（化州分局）。本院认为，本院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是否合法送达、陈正伟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由于陈正伟拒绝接收化环责改字[2019]14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机关应参照民事诉讼的合法送达方式进行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虽然本案二审中，上诉人陈正伟提供了送达回证上见证人梁宇的书面证言，意图证明留置送达当时梁宇并未在场见证、系事后补签，但由于行政机关在原审举证已提供送达过程照片，而陈正伟在原审质证亦未否认、二审亦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否认照片真实性。因此，即使见证人之一的梁宇签名确属事后补签，亦不影响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已产生视为送达的效力。由于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已告知陈正伟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其在2019年11月15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先作出处理决定、后调查立案等程序违法，均缺乏相应证据和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陈正伟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叶 滢审判员 张国平审判员 封桢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古博宇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