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19338号原告：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逢江区荷塘镇西提一路马山**办公楼**自编208。法定代表人：李湘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文，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俊威，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大通路**/div>法定代表人：孙小华，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栋，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辉伦，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江门市体育运动学校，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永盛路**div>法定代表人：徐克。原告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搏牛公司）诉被告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以下简称二沙训练中心）、第三人江门市体育运动学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罗永娟独任审判，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搏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文、郑俊威，被告二沙训练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栋、叶辉伦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江门市体育运动学校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搏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基本经费合计297404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1月18日，原告与被告、第三人签订《合作共建广东省武术散打队协议书》（以下简称《共建协议》），合作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比赛结束日止。《共建协议》签订后，原告在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塘下镇周郡工业区投入巨资打造了广东省武术散打队训练基地（下称训练基地），并按照《共建协议》的约定租赁土地、办公楼对训练基地进行运营、保养和维护，并配备了管理、后勤服务等工作人员共26人。自《共建协议》签订之日至2019年底，原告为履行《共建协议》已累计投入39122633.03元，其中2015年投入7383444.83元、2016年投入7874796.83元、2017年投入8344389.44元、2018年投入7454525.29元、2019年投入8065476.64元，年均投入7824526.6元。原告已超额完成《共建协议》约定的每年投入不少于300万元补充经费的合同义务，每年投资额达到约定投资额的二倍多。《共建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被告）按政府相关主管单位的规定，负责向乙方（原告）提供广东省武术散打队的编制和基本经费。”根据该约定，被告于2016年分三笔向原告支付了2016年度基本经费1406050元，于2017年分两笔向原告支付了2017年度基本经费共1487020元。在此期间，运动员先后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比赛成绩。但自2018年1月1日起，被告便拒不向原告支付基本经费，截至2019年12月31日，被告共欠原告基本经费2974040元（按照2017年度的基本经费1487020元为标准）。原告分别于2018年8月22日、9月6日、12月25日、2019年2月22日多次催促被告支付《共建协议》约定的基本经费，但被告均拒绝支付。综上所述，原告一直按照《共建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但被告经原告多次催促仍拒不履行其支付基本经费的主要合同义务；《共建协议》仍在约定的合作期限内，被告拒付基本经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被告二沙训练中心辩称，一、本案基本事实。2015年1月18日，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签订了《合作共建广东省武术散打队协议书》。《共建协议》约定：“叁方以整合资源、共同管理为原则，协议合作共建广东省武术散打队；具体任务是‘代表广东参加2017年十三届全运会确保前三，力争一枚金牌；2021年十四届全运会夺取一枚金牌……’;二沙中心将现有广东武术散打队纳入到搏牛公司俱乐部管理体系,合作共建广东搏牛武术散打队(以下简称‘共建队伍’)。其中，运动员编制定为正式队员20人，集训队员9人；共建日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比赛结束日；二沙训练中心按照政府相关主管单位的规定，负责向搏牛公司提供广东省武术散打队的编制和基本经费。具体包括：20名正式运动员的编制和基本费用——二沙训练中心根据省财政厅每年按编制核拨的标准，其中工资、单位负担的住房公积金、住房维修补贴等个人收入支付给运动员后的剩余额度；9名集训队员的编制和基本费用一按每人每天25元的标准。前述两项费用分上、下半年，以转账的方式支付给搏牛公司；搏牛公司负责每年为共建队伍提供补充经费不少于人民币叁佰万元整（搏牛公司设立专用结算账户，补充经费每年分三次，每次一百万人民币于每年前三个季度的第一个月到账）：用于队伍训练、科医、比赛（前述第（二）点）、场馆设施建设维护、引进优秀人才、支持该项建立、完善后备人才体系工作、改善队伍生活条件（食、宿、文娱活动等）、共建队伍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训练补贴、年度比赛奖励等，每年必须向二沙训练中心提供当年度的经费支出报表。”随后，共建队伍于2016年2月开始在搏牛公司设立、经营、管理的江门武术散打训练基地（以下称“江门基地”）进行队伍训练。由于《共建协议》中关于二沙训练中心应支付的基本经费约定并不明确，在《共建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确定根据共建队伍成员在江门基地训练时实际发生的食宿费，并按照一定的支付标准来确定基本经费的具体数额。2016年度，双方依据包括正式运动员、集训运动员、教练员、干部等人员到搏牛公司江门基地的计划以及按照住宿费（每人每天90元）和伙食费（正式运动员60元/天、集训运动员25元/天）制定基本费用预算，二沙训练中心根据预算以差旅费、外训费形式借支预付，基本经费的最终数额以经由二沙训练中心确认的搏牛公司制作的《散打队至江门训练伙食费用明细表》《散打队至江门训练住宿费用明细表》《外训经费决算明细表》为准。2017年度，二沙训练中心以借支方式预付基本费用后，搏牛公司自始至终没有向二沙训练中心提供伙食、住宿决算明细表及其依据（证明材料、凭证等）给二沙训练中心确认，致使双方始终未能就2017年度的基本经费进行结算。在《共建协议》实际履行期间（自2016年2月至2018年6月），搏牛公司制定了《广东省散打队训练基地日常管理制度》《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食堂就餐管理制度》等制度，以对共建队伍成员在江门基地实际训练期间的签到、就餐等进行管理，并按指纹进行登记；与此同时，搏牛公司和共建队伍的运动员（含集训队员）签订了一系列商业合同，约定运动员须严格遵守搏牛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并以自身的运功技能和身体健康为搏牛公司提供商业服务；搏牛公司多次利用共建队伍成员开展商业运营活动，代表搏牛公司参加商业赛事、商业推介活动、商业散打培训等，为搏牛公司赚取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另需强调：搏牛公司在《共建协议》实际履行期间，从未按照《共建协议》的约定设立专用结算账户为共建队伍提供补充经费，也从未向二沙训练中心提供年度经费支出报表，并且自2016年以来，在江门基地训练的共建队伍运动员普遍反映江门基地存在日常伙食不能保证质量、运动器材设施不符合训练要求、训练场馆缺乏降温设备、田径训练场地毒蛇出没、塑胶跑道气味刺鼻、科医保障极为缺乏等诸多问题。2018年5月30日下午，搏牛公司经纪运动员踪振龙（原共建队伍集训运动员）在江门基地训练后出现中暑症状，随即送基地附近诊所、江门市中心医院和广州军区总医院救治，但不幸于2018年6月8日凌晨医治无效去世。经艰难谈判，二沙训练中心不仅代搏牛公司向踪振龙的父母踪允焕、刘淑芳暂时垫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交通费、伙食补助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300000元以及医疗救助费用191661.45元，而且还先后两次积极组织本单位的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甚至社会爱心人士为踪振龙无偿献血。踪振龙中暑死亡责任赔偿事宜，经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二审生效判决已经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搏牛公司向二沙训练中心返还因踪振龙重度中暑身亡事件垫付的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人道主义抚恤金、医疗救助费用等合计1090334.60元。在上述生效判决中，法院查明：1.在《共建协议》履行期间，二沙训练中心以外训伙食费、住宿费、差旅费等名义向搏牛公司支付训练费用共计2893070元；2.搏牛公司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并与共建队伍的运动员签订了一系列商业合同。与此同时，法院认为：搏牛公司对踪振龙训练后重度中暑并最终死亡存在过错，理应对踪振龙因训练死亡而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018年6月15日，为备战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共建队伍返回二沙训练中心训练。2018年6月29日至7月4日期间，曾先后在搏牛公司江门基地训练的30名运动员（包括已退训运动员）出具反映该基地训练、生活条件恶劣的证言；2018年8月17日，由于江门基地不具备专业散打训练条件且受到踪振龙中暑死亡事件情绪影响，21名共建队伍运动员联名出具《情况说明》向二沙训练中心请愿，拒绝返回搏牛公司江门基地训练。2019年2月26日，在得知搏牛公司要求共建队伍返回江门基地训练的消息后，共建队伍运动员（22名）以《征询意见表》的形式表达了其集体意愿：江门基地存在饮食不健康、生活训练条件差、防护设备措施严重不足、训练设施设备极少且严重老化、医疗科研设施设备欠缺、训练场馆夏如蒸笼冬如寒窖、训练场地气味难闻、毒蛇出没、居住环境嘈杂、无安全保障等诸多问题，不同意到江门基地训练；另有个别运动员建议二沙训练中心督促搏牛公司改善江门基地以达到省队训练标准。2019年3月19日，有鉴于共建队伍运动员的集体意愿，也为了充分保障共建队伍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人身安全及其发展前途，二沙训练中心向搏牛公司出具《复函》：告知搏牛公司共建队伍运动员集体不愿意返回江门基地训练的意愿以及《共建协议》事实上已自2018年6月15日开始处于中止履行状态；敦促搏牛公司尽快就江门基地的伙食质量、科研医疗、训练场馆场地、设备设施进行整改，且整改结果能够满足运动员、教练员对自身健康安全保障的基本愿望后，《共建协议》再继续履行；要求搏牛公司尽快提供2017年度、2018年上半年的决算明细表及其依据以便双方结算及支付2018年上半年的基本经费。但搏牛公司罔顾二沙训练中心的上述催告，迄今为止仍未提交能够证明共建队伍运动员2017年度以及2018年上半年在江门基地训练的决算明细表以及实际（具体）训练天数和人数的相关凭证，更没有就江门基地开展任何整改工作。二、基于以上事实，二沙训练中心认为：（一）踪振龙中暑死亡事件发生后至今，江门基地仍不具备作为专业散打训练基地的条件，共建队伍运动员对返回江门基地训练的抵触情绪仍非常强烈，《共建协议》目前处于中止履行状态；只有当江门基地在训练环境、训练设备设施、日常伙食、科医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体能、康复、理疗、风险防护）等各个方面满足专业散打训练基地的要求，共建队伍运动员集体愿意返回江门基地训练时，《共建协议》才有可能继续履行。1.江门基地目前仍不具备作为专业散打训练基地的条件专业散打运动员日常食用的肉类、奶类、粮油、水果、蔬菜、辅料等不仅要求品类齐全、食材新鲜、营养均衡，还有严格的质量控制及兴奋剂检测要求；除日常饮食外，运动员尚需补充多种营养素，包括但不限于维生素C、氨基酸、人参、虫草等等。供专业散打运动员训练使用的武术散打器械（包括但不限于手套、护裆、服装、护具、沙包、地毯、、地毯备、器材等）不仅品类繁多、价值不菲，而且质量要求非常高。同时，围绕专业运动员的训练，需要配备多种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康体器械耗材、体能训练器械等多种医疗康复设施设备，需要专业的体能训练、康复、风险防护、物理治疗方面的专家提供专业科学的服务。广东省财政厅于2018年度、2019年度，向二沙训练中心的专业训练运动员就日常伙食、营养品、医疗、训练器材、体能、康复、风险防护、物理治疗等方面投入的财政资金已超过5亿元，而搏牛公司所谓投入的疑似补充经费仅仅为散打擂台、搏牛擂台两项器材支出32.4万元。2.共建队伍运动员对返回江门训练抵触情绪仍非常强烈，《共建协议》目前暂不具备履行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共建队伍运动员的集体意愿是《共建协议》履行的基础和前提，共建队伍运动员并非任何一方的履行辅助人。专业、安全的训练基地不仅关系到运动员的人身健康安全、比赛成绩，也关系到广东乃至国家散打事业的发展。在共建队伍运动员普遍对于返回搏牛公司江门基地训练抱有强烈反对意愿时，《共建协议》已经失去了履行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二）在搏牛公司提交能够证明共建队伍运动员2017年度以及2018年上半年在江门基地训练的实际（具体）训练天数和人数的相关凭证以及各类决算明细表，且经二沙训练中心核实确认的前提下，二沙训练中心同意据实结算2017年度以及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4日期间的基本经费。据二沙训练中心不完全统计：2017年度的部分期间，共建队伍部分运动员未在江门基地训练；2018年4月1日至5月16日期间，共建队伍全体运动员未在原告江门基地训练；2018年1月1日至6月14日的部分期间（除4月1日至5月16日期间以外），共建队伍部分运动员未在江门基地训练；2018年6月15日至今，共建队伍全体运动员未在江门基地训练。由此可见，2017年度的基本经费和2018年1月1日至6月14日期间的基本经费的实际发生（结算）额，均分别远低于二沙训练中心已向搏牛公司以借支方式预付的2017年度基本经费以及搏牛公司向二沙训练中心主张的2018年1月1日至6月14日期间的基本费用数额。（三）由于搏牛公司江门基地不具备作为专业散打训练基地；共建队伍运动员集体反对返回江门基地训练，因此为了切实保障运动员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运动生涯、运动成绩以及广东省乃至中国散打事业的持续发展，《共建协议》自2018年6月15日以来至今，均处于中止履行的状态，二沙训练中心无需向搏牛公司支付任何并未发生的基本经费。结合《共建协议》的相关约定内容以及2016年度、2017年度《共建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基本经费实质上就是共建队伍运动员在江门基地实际训练期间所实际发生的伙食费和住宿费。而自2018年6月15日共建队伍返回二沙训练中心训练以来至今，共建队伍成员一直在二沙训练中心训练，故搏牛公司无权向二沙训练中心主张2018年6月15日至12月31日期间以及2019年全年度共建队伍运动员没有在江门基地训练因而也未曾发生的基本费用（即伙食费和住宿费）。综上所述，在搏牛公司提交能够证明共建队伍运动员2017年度以及2018年上半年（2018年1月1日至6月14日）在江门基地实际（具体）训练的天数和人数的相关凭证以及各类决算明细表且经二沙训练中心核实确认之前，二沙训练中心无需支付前述期间的基本费用（即伙食费和住宿费）；二沙训练中心更无需支付任何未曾实际发生的2018年下半年（2018年6月15日至12月31日）、2019年全年度的基本费用（即伙食费和住宿费）。据此，二沙训练中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搏牛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江门市体育运动学校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月18日，二沙训练中心（甲方）、搏牛公司（乙方）、江门体育运动学校（丙方）三方签订《合作共建广东省武术散打队协议书》，约定：第一条共建目标通过发挥叁方优势，做强做大广东武术散打项目，争创国内一流、国际优异的运动成绩，积极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和体育产业的发展。具体任务是：代表广东参加2017年十三届全运会确保前三，力争一枚金牌；2021年十四届全运会夺取一枚金牌；代表广东搏牛武术俱乐部参加中国职业武术比赛和各项相关比赛；逐步将共建队伍向职业俱乐部过渡。第二条共建方式甲方将现有广东武术散打队纳入到乙方俱乐部管理体系，合作共建广东搏牛武术散打队（以下简称共建队伍）。其中，运动员编制定为正式队员20人，集训队员9人。共建队伍由双方实行共同管理。第三条共建期限2015年1月1日-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比赛结束日止。第四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一）甲方按照政府相关主管单位的规定，负责向乙方提供广东省武术散打队的编制和基本经费。具体包括：20名正式运动员的编制和基本费用-甲方根据省财厅每年按编制核拨的标准，其中工资、单位负担的住房公积金、住房维修补贴等个人收入支付给运动员后剩余额度；9名集训队员的编制和基本费用-按每人每天25元的标准。前述两项费用分上、下半年，以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乙方。……(三)甲方负责一名医务人员随共建队伍工作；将共建队伍纳入甲方的备战体系，指导和管理其备战工作。……(五)共建队伍因调整或赛前训练的需要到甲方基地训练时，甲方应提供基地原有的散打训练场馆、宿舍、医疗康复、科研等后勤保障设施给共建队伍使用。（六）协助乙方为共建队伍的运动员（含集训队员）联系购买伤残互助保险。……第五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一）负责俱乐部管理团队人员（包括领队、教练）的聘任、管理和共建队伍的日常训练、管理、考核等工作。……（三）负责每年为共建队伍提供补充经费不少于人民币叁佰万元整（乙方设立专用结算账户，补充经费每年分三次，每次一佰万人民币于每年前三个季度的第一个月到账）：用于队伍训练、科医、比赛（前述第（二）点）、场馆设施建设维护、引进优秀人才、支持该项目建立、完善后备人才体系工作、改善队伍生活条件（食、宿、文娱活动等）、共建队伍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训练补贴、年度比赛奖励等，每年必须向甲方提供当年度的经费支出报表。……（八）乙方在充分尊重运动员个人意愿的基础上，可对运动员、团队进行价值培育和实行市场化管理，开展体育经纪业务，提升运动员、团队和俱乐部的价值。……第七条其他事宜（一）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1号令和20号令的有关规定。……(三)共建队伍广东籍运动员的转会、离队、退役和俱乐部引进优秀运动员注册广东的有关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商决定。（四）乙方提供的补充经费，由甲、乙双方计划、监督使用，经费开支直接在乙方专用结算账户核销。……第八条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二)本协议生效后，如遇不可抗拒因素，由叁方协商解决。如任一方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因各种情况（如政策、经营管理等）而解除本协议，经叁方协商不可解决，应追究违法解除本协议之一方当事人的经济或法律责任。（三）本协议未尽事宜，叁方可协商签订补充协议予以明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因本协议产生任何争议，叁方应尽可能友好协商解决，如确实无法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应向甲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协议签订后，共建队伍在搏牛公司江门基地进行训练。各方确认2018年6月15日后，共建队伍无再返回搏牛公司江门基地训练。搏牛公司为证明其履行了每年为共建队伍提供补充经费不少于人民币叁佰万元整的合同义务，提交了：1.《场地、建筑物租赁合同》、租金收据、交易回单、发票，拟证明其为履行案涉协议每年投入租金4751991.24元；2.广东省2015年至2018年城镇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表、岗位分配表，拟证明为履行案涉协议支付2015年至2019年的员工工资共计7767136元；3.运动员、教练员训练补贴统计表（单方制作，无二沙训练中心人员签名确认），拟证明其已支付二沙训练中心的运动员、教练员补贴共计1698885.01元；4.固定资产及低值易耗品支出统计表及凭证、网络费用支出统计表及凭证、肉类、调味料支出统计表（包括石油气支出统计表）、水电支出统计表、办公杂费等统计表及凭证，拟证明其为履行案涉协议在上述方面分别投入2145756.61元、105638.8元、1738309.14元、455107.35元、458054.16元；5.踪振龙医药费等各项支出统计表及凭证，拟证明其为处理踪振龙事件共支付1338560.35元；6.场地、设备、宿舍环境相片，拟证明其为履行案涉协议租赁的训练场地、宿舍等必要场所的现场情况；7.运动员比赛成绩证明、《广东搏牛大事记》新闻报道、相片、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成绩统计表，拟证明搏牛公司的训练场地各方面足以满足训练队的训练需求，共建队伍在在训练期间获得优异成绩，吸引了其他省份散打队、相关的领导到搏牛公司的训练基地训练、交流、视察，而共建队伍在2018年6月离开搏牛公司的训练基地训练后，成绩一落千丈。二沙训练中心为证明在案涉共建协议履行期间，搏牛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制度，与共建队伍的运动员（含集训队员）签订了一系列合同，提交了《广东省散打队训练基地日常管理制度》《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食堂就餐管理制度》《运动员经纪合同》《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动员训练、经纪合同》等证据。搏牛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广东省散打队训练基地日常管理制度》中规定，进入基地进行集训的运动员，必须与我司签约，属于二沙训练中心编制内的运动员或签训练合同但未转正的运动员，需向我司提供合同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文件；领队、教练员、工作人员与运动员每天（国家法定节假日、因公外出参加种类比赛、会议等活动除外）都要在公司指定的指纹打卡机上按指纹签到。《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食堂就餐管理制度》中规定，严格实行报餐制度，每个教练、运动员以及公司员工进入基地用餐的，都需要提前一天向办公室申报……就餐实行登记制度：食堂用餐实行个人打指纹制度，进入食堂内进食前，须在食堂门口的打卡机上打指纹后，才能进入食堂内取食，若发现不打指纹而又进入食堂用餐的人员，处罚50元/次。2018年5月30日，原集训队员踪振龙在搏牛公司的江门基地出现中暑症状，随后经医院救治无效去世。就二沙训练中心、搏牛公司踪振龙身亡责任赔偿的纠纷，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的（2018）粤0104民初32375号民事判决，后搏牛公司不服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粤01民终22095号民事判决，认定：踪振龙于2016年3月30日后不再是共建队伍队员，而与搏牛公司有经纪合同关系。踪振龙在接受搏牛公司的管理进行训练及比赛过程中，搏牛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为踪振龙提供的训练条件和安排的训练计划科学合理，故对踪振龙训练后严重中暑并最终死亡存在过错，应对踪振龙因训练死亡而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二沙训练中心代搏牛公司向踪振龙家属垫付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交通费、伙食补助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300000元以及医疗救助费用191661.45元，搏牛公司应当对合理部分予以返还。进而判令，搏牛公司向二沙训练中心返还因踪振龙身亡垫付的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人道主义抚恤金、医疗救助费用等合计1090334.60元及相应利息。二沙训练中心提交了踪振龙重度中暑就诊抢救无效死亡相关病案、费用凭证、共建队伍队员对搏牛公司江门基地的情况反映、情况说明、征询意见表、二沙训练中心的若干份《政府采购合同》，拟证明在二沙训练中心的运动员及教练的食宿、医疗等方面需要得到较高水平的保障，而运动员及教练普遍反映搏牛公司的江门基地存在饮食不能保证质量、运动器材设施不符合训练要求、训练场馆缺乏降温设备、田径训练场地毒蛇出没、塑胶跑道气味刺鼻等诸多问题，导致踪振龙训练期间重度中暑身亡，共建队伍队员于2018年8月17日联名拒绝返回搏牛公司的江门基地训练，而在2019年2月26日征询共建队伍队员意见，队员再次表示不同意到搏牛公司的江门基地训练。庭审中，二沙训练中心申请其中的三位在编的运动员赵帅、钟震威、薛海潮出庭作证，其证言均反映搏牛公司江门基地的食宿、训练、医疗条件恶劣，与二沙训练中心相差很大，其不愿意再到搏牛公司江门基地训练等问题。搏牛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情况反映等都是共建队伍队员的单方陈述，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共建队伍队员所作的证言是在二沙训练中心威逼利诱之下作出的，与二沙训练中心有利害关系，不具备证明力，而且共建队伍队员所述内容高度一致，存在伪造证据、虚假证据的重大嫌疑；另外，搏牛散打训练基地经过二沙训练中心、国家体育中心武术训练中心的领导专家多次现场视察，均对训练基地的环境给予了肯定，在协议履行期间，二沙训练中心亦未提出过异议。庭审中，二沙训练中心称，其提交上述证据的目的是拟证明搏牛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但其并无要求解除合同，合同目前处于中止状态，等到案涉协议中的标的运动员们认为搏牛公司的训练基地的食宿条件、医疗条件等满足了专业散打训练的条件，能够充分保障运动员的生命健康安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继续履行。搏牛公司则认为，案涉合同处于履行中，继续有效，二沙训练中心单方不支付经费，在其数次书面要求二沙训练中心回江门基地训练时多次被拒绝，二沙训练中心属于违约，根据案涉协议第一条的共建目标，2015年至2017年期间，搏牛公司已完全实现2017年前三的合同阶段性目的，搏牛公司希望继续履行合同。二沙训练中心为证明在案涉共建协议履行期间，其2016年、2017年期间向搏牛公司支付外训伙食费、住宿费、差旅费等共计2893070元，提交了银行业务回章、借款单等证据。其中：2016年3月30日，二沙训练中心向搏牛公司银行转账564825元，用途记载旅差费。二沙训练中心在该转账凭证后附2016年2月20日至2016年6月30日散打队名单、散打队到江门训练伙食费用明细表、散打队到江门训练住宿费用明细表、训练费用决算明细表。其中，伙食费用明细表、住宿费用明细表记载2016年2月20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正式运动员（伙食65元/天，住宿90元/天）、集训运动员（伙食25元/天，住宿90元/天）、教练员（伙食45元/天，住宿90元/天）、干部科医人员（伙食30元/天，住宿90元/天）食宿的具体天数、人数，伙食费用为194835元、住宿费用为369990元；训练费用决算明细表记载：2016年2月20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集训人数36人，包括正式运动员16人、集训运动员10人、教练员2人、干部科医人员4人，收入合计564825元，支出合计564825元，其中住宿费369990元、伙食费191835元，落款填表单位盖有搏牛公司的公章，落款日期2017年1月16日。2016年8月31日，二沙训练中心向搏牛公司银行转账270715元，用途记载伙食费；2016年9月2日，银行转账570510元，用途记载旅差费。二沙训练中心在转账凭证后附2016年8月30日的借款单、201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散打队名单、散打队到江门训练伙食费用明细表、散打队到江门训练住宿费用明细表、外训经费决算明细表。其中，2016年8月30日借款单上记载单位或个人：武术散打，借款用途：到江门训练住宿费，借款金额：570510元，借款人签名：梁嘉辉，队部门负责人签名：郭健鸿；伙食费用明细表、住宿费用明细表上有郭健鸿的签名（落款日期2016年8月17日）以及搏牛公司的盖章，并记载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正式运动员（伙食60元/天，住宿90元/天）、集训运动员（伙食25元/天，住宿90元/天）、教练员（伙食40元/天，住宿90元/天）、干部科医人员（伙食30元/天，住宿90元/天）食宿的具体天数、人数，伙食费用为270715元、住宿费用为570510元，两项合计841225元；外训经费决算明细表记载：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集训人数36人，包括正式运动员16人、集训运动员14人、教练员2人、干部科医人员4人，收入合计841225元，支出合计841225元，其中住宿费570510元、伙食费270715元，落款填表单位盖有搏牛公司的公章，落款日期2017年1月。2017年3月10日，二沙训练中心向搏牛公司银行转账783350元，用途记载食宿费；2017年8月15日，银行转账703670元，用途记载武术散打。二沙训练中心提交中国工商银行的广东财政支付补录交易凭证则显示：2017年3月13日，广东省财政授权支付中心向二沙训练中心（预算单位）支付570150元及213200元，共计783350元，用途记载差旅费；2017年8月6日，广东省财政授权支付中心向二沙训练中心（预算单位）支付703670元，用途外训费。二沙训练中心还提交了两张支付凭单，2017年3月8日的支付凭单上记载借款事项：付武术中心梁嘉辉借款，金额783350元，收款人/单位：搏牛公司，经办人处有梁嘉辉的签名；2017年8月14日的支付凭单上记载借款事项：武术散打梁嘉辉借款，金额703670元，收款人/单位：搏牛公司，经办人处有梁嘉辉的签名。经查，上述单据中签名的梁嘉辉、郭健鸿为散打名单中列明的工作人员。二沙训练中心为财政补助一类的事业单位。原告对于付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其认为案涉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结算方式并无任何限制条件，被告亦无直接或间接证据证明双方最终发生费用的结算方式为被告所主张的“原告制作明细表，并加盖公章或财务专用章提交被告予以确认”，被告在梁嘉辉、郭健鸿签署借款单后再付款是被告的内部财务付款流程，并非双方之间的结算方式，更非被告向原告借支基本经费。2018年5月14日，搏牛公司出具《关于广东省散打队返回江门基地集中训练的通知》，内容为通知省散打队各教练、队员：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已于5月14日结束，请省散打队全体教练及队员于2018年5月17日前返到省散打队江门基地进行封闭式训练等。2018年8月20日，搏牛公司出具《关于划付基本经费的函》，内容为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根据《合作共建广东省武术散打队协议》第四条（一）约定，贵单位需每年分上、下半年以转账方式向我公司支付基本经费。直至今天，贵单位仍未向我公司支付2018年上半年（2018年1月至6月）的基本经费。现特致函催促，恳请贵方收到本函10个工作日内依照合同约定向我公司支付2018年上半年（2018年1月至6月）的基本经费。2018年9月6日，搏牛公司出具《违约通知书》，内容为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进入今年以来，贵中心以下多个行为已属违约：一、……然而，直至今日，贵中心仍未向我司支付广东省武术散打队2018年上半年（1月至6月）的基本经费。二、……共建队伍领队的聘任应由我司负责物色、考察与任命。但是，贵中心辖下的省武管中心在未征得我司同意的情况下，于2018年初擅自任命了黄光源同志为共建队伍的新领队，之后也没有正式书面通知我司。由于该领队上任后未能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存在缺位、错位现象，给共建队伍造成了系列的不良后果……三、共建队伍今年4月、5月、7月参加的2018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2018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以下简称“超武联赛”）均是贵中心辖下的省武管中心单方面决定、选拔、组织、委派队伍参赛的，我司作为合同约定负责方，事前既无收到书面通知，也没有受邀参与、研究和洽商。……贵中心以上行为，已明显违反了《共建协议》，严重影响到我司对共建队伍日常训练、管理、考核等工作的开展……为此，我司希望贵中心恪守《共建协议》精神，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加强与我司沟通、联系与合作，共同为圆满完成双方约定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2018年12月25日，搏牛公司出具《关于划拨基本经费的函》，内容为恳请二沙训练中心向其支付2018年下半年（2018年7月至12月）的基本经费，另外，2018年上半年（2018年1月至6月）的基本经费至今未付，请一并拨付。2019年2月22日，搏牛公司出具《关于履行的函》，内容为：《共建协议》签订后，搏牛公司一直认真履行义务……但二沙训练中心至今仍未划付2018年度《共建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的两项费用给搏牛公司，因此特再次致函二沙训练中心，恳请其《履行协议》，划付2018年度《共建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的两项费用给搏牛公司。2019年3月19日，二沙训练中心出具《复函》，内容为搏牛公司：已收悉贵司向本单位出具的《关于划付基本经费的函》和《关于履行的函》。现函复如下：鉴于2018年5月30日在贵司的江门武术散打训练基地俱乐部（以下简称江门基地）发生运动员踪振龙训练中暑身亡事件，和踪振龙同在江门基地训练的20多名运动员均要求返回本单位训练，不愿意继续留在江门基地训练。为了充分保障、维护自身的人身健康和合法权益，前述广东省武术散打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自2018年6月15日以来，自愿停止在江门基地进行训练。故《协议》自2018年6月15日以来一直处于暂停履行状态，本单位无相关义务和责任向贵司支付2018年下半年（2018年7月至12月）的基本经费。本单位于2019年2月23日收悉贵司出具的《关于履行的函》之后，立即广泛征询相关运动员、教练员的意见：是否愿意返回江门基地训练。前述运动员、教练员均要求本单位敦促贵司尽快就江门基地的伙食质量、科研医疗、训练场馆场地、设备设施进行整改，从而满足这些运动员、教练员对自身健康安全的保障，以及训练效果稳步提高的基本愿望。因此，待贵司的各项整改工作完成并且能够满足广东省武术散打队运动员、教练员的前述要求（愿望）后，贵我双方再继续履行《协议》。另需说明：本单位已向贵司支付的2017年度基本经费，虽经本单位多次催告，贵司至今没有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提供广东省武术散打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在江门基地训练的相关凭证，并开具真实、合法、有效的发票。此外，贵司也未按照以前的做法向本单位提供证明广东省武术散打队运动员、教练员于2018年上半年在江门基地训练的具体天数和人数的相关凭证。故本单位再次敦促贵司，敬请贵司尽速履行前述义务。本案中，搏牛公司诉请二沙训练中心向其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两年的基本经费2974040元，该金额是按照2017年度的基本经费1487020元*2为标准计算出来的。对此，二沙训练中心不予认可，其认为财政拨款给编制人员的（经费）都是转入到编制人员的工资、公积金等，不存在剩余额度，因此2015年没有支付过经费，所以双方才在2016年变更了经费的计算方式，以实际（到江门基地训练）的人数和天数来计算经费，搏牛公司要提供明确的结算依据给二沙训练中心进行结算，才符合双方的结算习惯。2016年的经费是先预付然后再结算，最终预支金额和结算金额一致，而2017年是搏牛公司参照2016年的经费计算出来向二沙训练中心借支的，不是二沙训练中心主动支付的。2018年6月15日前，并非全部共建队伍的队员均在搏牛公司处训练，该期间的经费要据实结算，2018年6月15日后没有共建队员在搏牛公司处训练，没有产生实际的费用，二沙训练中心无需支付。为此，二沙训练中心提交《关于散打队到内蒙古外训费用的请示》及其呈批表、《关于参加2017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费用的请示》及其呈批表、《关于张腾参加第一届亚洲杯武术散打比赛集训费用的请示》及其呈批表、《关于踪振龙、汪明港参加2017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的说明》《关于广东省散打队返回江门基地集中训练的通知》《散打队2018年1月1日至6月15日相关人员每天消费明细》，拟证明在2017年期间、2018年1月1日至6月14日期间，共建队伍部分队员、部分时间未在搏牛公司江门基地训练，而2018年6月15日至今，共建队伍全部队员均未在搏牛公司江门基地训练；2017年度的基本经费和2018年1月1日至6月14日期间的基本经费的实际发生（结算额），均远低于二沙训练中心以借支方式向搏牛公司预付的2017年基本经费以及搏牛公司主张的2018年1月1日至6月14日期间的基本费用。搏牛公司则认为，案涉协议确实有不明确、不清晰的地方，但根据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约定，在编运动员有国家专项拨款，集训运动员也有专项额度，但二沙训练中心未向搏牛公司披露过；至于二沙训练中心所述在2016年变更了协议约定的经费的标准是按照天数、人数等来计算，是二沙训练中心内部走账流程的一种方式，搏牛公司只是配合作确认，并没有改变协议原本的经费支付的约定，无论共建队伍到何处训练或者比赛，搏牛公司均需为共建队伍提供场地、设施设备以及配备工作人员，二沙训练中心均应根据共建协议的约定支付基本经费；二沙训练中心一再强调要出示报表等，虽案涉协议有约定，但在2016、2017年，搏牛公司有当面与二沙训练中心交流过该问题，而为了履行共建协议，搏牛公司也确实将支出的费用向二沙训练中心口头汇报过，把报表给领队看，二沙训练中心也没有提出过异议，也没有签字确认；案涉共建协议没有约定搏牛公司向二沙训练中心出提供经费报表是二沙训练中心支付基本经费的前提，提供报表是附随义务，不是主要义务。对于二沙训练中心方有无剩余额度，搏牛公司是不知道的，但共建协议明确约定是有剩余额度的，对方是专业的体育训练单位，不可能在明知没有剩余额度的情况下与其签订协议。对于剩余额度具体是多少，搏牛公司并不知晓，二沙训练中心给多少搏牛公司就直接拿多少，故搏牛公司才主张二沙训练中心按照2017年经费的标准向搏牛公司支付2018年、2019年的基本经费。诉讼过程中，搏牛公司提交了一份其自行统计的2016年至2018年期间的二沙训练队员在基地人员名单，但并无附其余凭证予以证明。对此，二沙训练中心不予认可，但对2018年的共建队伍人员名单中有6名教练、干部医科人员予以确认，有13名正式运动员予以确认，但认为仅有12名集训运动员，而非搏牛公司认为的有17名集训运动员，其中的差异在于：正式运动员范昕在2018年前已退役了，不是正式运动员，原集训运动员卢梓哲转为正式运动员；集训运动员周龙鑫2018年在搏牛公司训练基地训练的时间仅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5日、集训运动员江新原2018年在搏牛公司训练基地训练的时间仅为2018年2月3日至2018年3月3日，时间均很短暂，不应计算；而集训运动员韦志聪的集训时间是2018年4月26日至2018年5月26日，其训练地点是在二沙训练中心，也不应计算。二沙训练中心称，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其愿意参照2016年度向博牛公司所实际支付的训练伙食住宿费作为2018年1月1日至6月14日期间的支付基数即671550元（具体计算标准为：正式在编运动员13人*165天*150元/人/天+集训运动员12人*165天*115元/人/天+教练员2人*165天*130元/人/天+干部科医人员4人*165天*120元/人/天），减去二沙训练中心统计的共建队伍队员于2018年1月1日至6月14日期间部分人员部分时间在二沙训练中心训练、赴外地参加比赛而未在搏牛公司训练基地训练所对应的食宿费用分别62395元及191290元，共计253685元，则二沙训练中心同意向搏牛公司支付417865元（671550元-253685元）作为2018年1月1日至6月14日期间的基本经费；2017年度，因搏牛公司为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共建队伍在此期间在搏牛公司训练基地训练的实际人员和天数，但基于公平原则，其愿意参照2017年度二沙训练中心向搏牛公司所预付的食宿费作为2017年度的支付基数即1487020元，减去二沙训练中心统计的共建队伍队员在该期间部分人员部分时间赴外地训练而未在搏牛公司训练基地训练所对应的食宿费用95990元，减去2017年度在搏牛公司训练基地的正式运动员实际人数仅为13人与二沙训练中心已预付搏牛公司的食宿费所预算的正式运动员人数16人之间的差额费用164250元，共计260240元。本院认为，搏牛公司、二沙训练中心、第三人签订的《合作共建广东省武术散打队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各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搏牛公司向二沙训练中心主张2018年、2019年的基本经费。关于基本经费的支付，上述协议的第四条第一款约定，二沙训练中心按照政府相关主管单位的规定，负责向搏牛公司提供广东省武术散打队的编制和基本经费，具体包括：20名正式运动员的编制和基本费用-二沙训练中心根据省财厅每年按编制核拨的标准，其中工资、单位负担的住房公积金、住房维修补贴等个人收入支付给运动员后剩余额度；9名集训队员的编制和基本费用-按每人每天25元的标准，前述两项费用分上、下半年，以转账的方式支付给搏牛公司。对此，搏牛公司称其不清楚上述条款约定的正式运动员剩余额度的金额，二沙训练中心从未披露过，此前二沙训练中心给多少就拿多少，而其诉请2018年、2019年的基本经费是按照2017年的标准来计算；而二沙训练中心则认为并不存在该剩余额度，故双方变更了上述的基本经费的支付方式为搏牛公司根据实际到其训练基地训练的人数和天数制作明细表、结算单据给二沙训练中心确认后支付。对此，本院分析认为：首先，在本案中搏牛公司、二沙训练中心均无法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协议约定的20名正式运动员剩余额度具体的金额。搏牛公司称其不清楚剩余额度为多少，此前二沙训练中心给多少就拿多少，而二沙训练中心则称没有剩余额度。因此，本案中无法从现有证据确认2018年、2019年度剩余额度的金额，进而认定基本经费的金额。其次，结合双方2016年、2017年的基本经费支付情况：1.2016年，两次转账均附有散打队名单、散打队食宿费用明细表、费用决算明细表，其中食宿费用明细表中就罗列了正式运动员、集训运动员、教练员、干部科医人员食宿费用的不同标准，进而计算出住宿费、伙食费的金额后，二沙训练中心按照该金额向搏牛公司转账，转账凭证上记载的用途为伙食费、差旅费；且2016年下半年的款项于2016年9月2日转账前共建队伍的工作人员梁嘉辉于2016年8月30日签名确认了一张借款单，2017年1月搏牛公司再向二沙训练中心提交了费用决算明细表分别统计住宿费和伙食费的总金额，决算明细表上的金额与食宿费用明细表的金额一致。2.2016年支付的款项主要依据为食宿费用明细表和费用决算单，该单据是按照共建队员的实际到搏牛公司江门基地训练的人数和天数来计算费用，与案涉协议约定的费用计算方式并不一致：人数上，正式运动员、集训运动员的人数与案涉协议约定的20名正式运动员、9名集训运动员是不一致的；人员类别上，该单据上的统计除了案涉协议约定正式运动员、集训运动员的费用外，还将案涉协议没有约定的教练员、干部科医人员的费用予以计算；在费用标准上，案涉协议约定集训运动员为25元/天，但事实上集训运动员的费用标准为115元/天，远高于25元/天。3.2017年，两次转账凭证记载的用途分别记载为食宿费、武术散打，而于2017年3月10日、2017年8月15日转账前共建队伍的工作人员梁嘉辉分别于2017年3月6日、2017年8月14日签名确认了两张借款单；转账之后于2017年3月13日、2017年8月6日，广东省财政授权支付中心再以预算差旅费、外训费的方式向二沙训练中心支付上述款项。被告称上述的预算单、结算单等单据只是配合二沙训练中心作账才出具的，并无提交证据证明。因此，从上述2016年、2017年两年的费用支付情况来看，二沙训练中心关于基本经费的支付方式的陈述更符合实际的履行情况，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况且，案涉合同第五条第三款亦约定了搏牛公司必须每年向二沙训练中心提供当年度的经费支出报表。而根据《广东省散打队训练基地日常管理制度》及《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食堂就餐管理制度》的规定，搏牛公司实行了严格的人员签约、备案、人员每日打卡签到及就餐打卡登记等制度，其亦应当掌握共建队伍队员到其基地训练的具体人员及天数的实际情况。现搏牛公司在本案中主张2018年-2019年的基本经费，但其并无提交实际到其江门基地训练的共建队伍队员的具体人数和天数的凭证，亦无提交相关二沙训练中心认可的明细表、结算表等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搏牛公司应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者，搏牛公司主张依据案涉共建协议取得二沙训练中心的基本经费，其应当提供共建协议约定的如共建队伍教练的聘任、共建队伍日常训练、管理、考核等工作、组织共建队伍参加专业、职业比赛、负责共建队伍反兴奋剂、赛风赛纪的监督和管理工作等相应的服务，但搏牛公司与二沙训练中心均确认在2018年6月15日后共建队伍没有到搏牛公司的江门基地训练，则搏牛公司在2018年6月15日后并无为共建队伍提供上述的服务，则其主张2018年6月15日后的基本经费，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搏牛公司要求依据2017年的标准主张二沙训练中心向其支付2018年、2019年的基本经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但鉴于在诉讼过程中，二沙训练中心自愿向博牛公司支付417865元作为2018年1月1日至6月14日期间的基本经费，视为其对其权利的自行处分，本院予以确认。而在该金额的基础上，二沙训练中心自认集训运动员周龙鑫2018年在搏牛公司训练基地的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5日共计64天、集训运动员江新原2018年在搏牛公司训练基地的时间为2018年2月3日至2018年3月3日共计29天，时间虽短，但该两名集训运动员的食宿费用亦应计算在内，按照二沙训练中心认可的参照2016年的集训运动员的食宿标准，为：集训运动员1人*64天*115元/人/天+集训运动员1人*29天*115元/人/天=10695元。则二沙训练中心应共向搏牛公司支付428560元（417865元+10695元）。至于二沙训练中心要求在其向搏牛公司支付的2017年的款项中扣减260240元的问题，一则，本案中，搏牛公司仅诉请2018年、2019年的基本经费，而二沙训练中心并无对2017年的经费返还的问题提起反诉；二则，二沙训练中心向搏牛公司支付的2017年的款项如何计算出来在本案中并无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进而不能确定是否存在多支付可扣减的情形。故对该笔款项，本案不予处理。本案中，搏牛公司的诉请为二沙训练中心向其支付2018年、2019年的基本经费，原被告双方虽均认为对方存在违约行为，但在本案中并无要求解除合同或者主张对方的违约责任，故对于双方所称的违约问题，本案亦不作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向原告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428560元；二、驳回原告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0592元，由原告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6184元，被告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负担440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永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黄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