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宁03民终9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系吴忠市利通区金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系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上诉人杨某因与被上诉人顾某、张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2020）宁0302民初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被上诉人顾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2013年6月2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顾某、张某签订《购车协议书》，上诉人支付77000元车款后，被上诉人将沃尔沃S80轿车（×××）交付给上诉人，该车辆识别代号为YV1TR92K541363430，车主为赵建刚。按照协议约定，被上诉人要确保车辆来路明确安全，车辆每年的审验手续由被上诉人负责办理，被上诉人协调车户转回宁夏，但经上诉人多次催告，被上诉人却将车牌号由×××变更为×××，车主为任宝禄，并将该车的行驶证、检验标志和保险标志交给上诉人，但行驶证上显示车辆识别代号为YV1TS92K541369766，与上诉人购买车辆的识别代号不同。二、自被上诉人交付车辆后，上诉人一直未上线检验过车辆，一直由被上诉人将检验标志和保险标志交给上诉人，明显存在造假的嫌疑。上诉人向公安机关举报，经查证，两个牌照的车辆依然在当地正常行驶，可以断定案涉车辆是套牌车；三、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应当审查合同效力，判断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一审判决未对案涉合同进行认定，明显错误。被上诉人顾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事实确实发生过，但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案涉协议系复印件，不具备真实性，可能够构成上诉人自认，上诉人购买的案涉车辆系被上诉人张某的车，且购买的是车辆的使用权，并未约定过户的行为。上诉人未能证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更换过车牌号、打磨并重新刻制过大架号，按照协议约定，被上诉人也没必要这样做，不排除上诉人已将原车辆及车户于2014年一同转让出去。被上诉人张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的权利。一审时，杨某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签订的《购车协议》无效；2.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车款77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24日，原告杨某（乙方）与被告顾某、张某（甲方）签订《购车协议书》，约定：一、经甲乙双方达成购买甲方张某二手沃尔沃S80轿车一辆，价值7.7万元。甲方确保车辆来路明确安全，不是被盗被抢组装翻新车户×××的真实性，以上情况如甲方不如实提供给乙方，被公安执法部门查扣，甲方负责全部的法律责任，与乙方无关；二、自2013年6月24日车辆违章罚款由甲方负责处理，6月24日以后的违章罚款与甲方无关，每年车辆审验有关手续由甲方负责办理，乙方负责安全行车遵章守法。以上条款甲乙双方自觉遵守，不得违约，如有一方违约负责法律责任；三、本车户只能长期使用，如情况允许下，甲方协调车户转回宁夏。《购车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购车款7.7万元并由被告顾某出具收条一张，二被告将车牌号为×××号沃尔沃S80轿车交付原告并向原告交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行驶证中载明×××号沃尔沃轿车车主为刘建刚。原告陈述，2014年7月，案涉车辆车牌号变更为×××，车辆车架号也被更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原告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被告提供的×××号手续都是假手续无法上路行驶，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向其提供的×××号车辆行驶证是虚假伪造，亦不能证明被告向其交付的×××号沃尔沃S80轿车系违法车辆。原告主张被告在2014年7月将案涉车辆车牌号从×××号变更为×××、车辆车架号也进行了相应改动，被告不认可系其改动，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系被告改动。故原告请求确认《购车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6元，由原告杨某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杨某提交机动车信息查询单两份（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张家口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各出具一份），显示原车牌号为×××，车辆原所有人为刘建刚，现案涉车辆车牌号为×××，所有人为任宝禄。证明被上诉人顾某、张某给上诉人出具的年审检验及保险标志存在造假行为。被上诉人顾某质证称，对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出具机动车查询信息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信息单证明×××号车于2014年9月17日变更了所有人，即发生了买卖行为，车号发生了变化，不能排除是上诉人将车辆于2014年9月17日转卖的可能，上诉人于2013年6月24日从被上诉人张某处购买了案涉车辆，车辆交付和价款支付于当日完成。对张家口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机动车查询信息单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顾某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上诉人杨某提交的两份机动车信息查询单，仅能显示出机动车的基本信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被上诉人顾某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被上诉人张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经审查卷宗材料、询问上诉人杨某与被上诉人顾某，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依据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上诉人杨某与被上诉人顾某、张某于2013年6月24日签订《购车协议书》后，被上诉人已依约交付车辆，上诉人杨某也支付了价款，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履行案涉《购车协议书》过程中，存在造假行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购车协议书》无效，其对该项主张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按照上诉人杨某一审时陈述，案涉车辆车牌号于2014年7月发生了更换，且大架号也被改动，但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且案涉车辆已于2013年6月交付上诉人杨某使用，因此案涉车辆车牌号发生更换以及大架号被改动是否系被上诉人所为，以及被上诉人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造假行为，因上诉人杨某是提出诉讼主张的一方，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在双方所签订的《购车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本车户只能长期使用，如情况允许下，甲方协调车户转回宁夏”，可证实上诉人对买卖车辆可能存在的交易风险是明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上诉人杨某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案涉《购车协议书》存在上述无效情形，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杨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杨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6元，由上诉人杨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坤审判员 满丽娟审判员 王祺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彭 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