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202刑初242号 公诉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春，女，1973年2月27日出生于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7月24日被乌苏市公安局决定刑事拘留，于2019年8月20日被乌苏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于2020年7月16日被乌苏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许继伟，新疆鼎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检察院以乌苏市检一部刑诉〔2020〕21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春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20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乌苏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高英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春及其辩护人许继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1月，被告人王春经齐放（“乾易通”的服务中心主任级别）推荐注册为“乾易通”的会员，先后投资60000元人民币。在得知“站长”可以获取更多利益后，王春以投资返利为诱饵，通过口头、微信等方式在亲戚、朋友中大力宣传“乾易通”公司的经营模式、返利挣钱模式等，发展他人成为“乾易通”会员并进行投资。2017年8月，王春到哈尔滨市参加第十期“站长培训班”，通过考核后，2017年9月17日王春晋升为“站长”，编号“3030-2”，并建立“3030-2工作群”，在群内宣传“乾易通”运营模式、返利挣钱模式等宣传资料。 2019年7月5日，乌苏市公安局委托湖南省励胜司法鉴定所对王春在“乾易通”传销活动中的涉案数据进行鉴定。经鉴定，王春的会员名称为“王春”，会员ID为“6127”，电话号码为“139XXXX****”，绑定银行卡号为“×××”，注册时间为“2017年1月30日”，会员类型为“服务站会员”，下级会员账号数量为572个，共11层，账号充值记录107条，累计充值金额7486900元。 为认定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交如下证据：物证手机一部；户籍信息、到案经过、情况说明、扣押清单、银行卡交易流水、立案决定书等书证；郭跃生、杨金林、张立军等28人的陈述；被告人王春的供述和辩解；湖南省励胜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网络在线提取工作记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即光盘四张。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春为获得非法利益，以交纳一定费用成为会员后就会返利为由引诱他人加入传销组织，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春具有自首情节，并其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可以从宽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求依法判处。 被告人王春对起诉书指控罪名和犯罪事实不持异议，认罪认罚，请求从宽处理。 辩护人许继伟提出，对乌苏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春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罪名和犯罪事实不持异议，但本案存在部分事实不清情况，且被告人王春的行为应属于情节轻微。认为：一、本案部分事实不清。湘励胜司鉴所【2019】电鉴字第49号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1、侦查机关以及公诉机关均是以湖南励胜司法鉴定所鉴定的意见为主要证据。但是该鉴定意见存在问题。该鉴定是先由公安机关认定了结果，才由鉴定机关根据结果再去进行鉴定的。鉴定书第1页中委托方（乌苏公安局）介绍：“王春发展下层会员11层，直接会员38人，下级会员572人”。委托方乌苏市公安局已经认定了这些情况，又让鉴定所进行数据鉴定，而鉴定所又根据该结果再倒推出数据。这显然错误。2、该鉴定意见不能证实本案事实。证据卷二P179页体现鉴定过程为：“三、检材鉴定过程：‘编号为HNLS[2019]D025’的移动硬盘，容量为500GB，如照片1、照片2所示。通过只读锁将检材连接至电子物证工作站，在根目录中提取出一个压缩文件和数据库文件。”从鉴定意见的鉴定过程中来看，他是机械化的、程序化的。而本案的事实是多样化的，主要体现在鉴定结论中的人员数量是否全部参与、用现金和积分的复投数量等均无法确定。3、本案中存在许多一个人借用其他人的身份证件进行注册会员的情况，例如张力军的笔录叙述、樊莉的笔录叙述等，被借用人不知道情况也没有自己注册也没有投资也没有参与到传销活动中，这部分人不属于会员。在传销案件中，这样的情况很多，在人员数量认定中都应当“剔除”。但侦查笔录对其他人员类似情况没有详查，电子数据鉴定结果对这样的情况没有“剔除”错误。所以起诉书指控王春的下线人员为572人错误。二、关于量刑。1、王春是传唤到案，按最高院解释应当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根据传销案件的特性，本案中王春自己也是受害者，而且针对“乾易通”传销分级过程来看，王春虽然是片区站长，但也是传销案件的从犯，鉴定意见书中也叙述“王春在第三层”，所以应当认定为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3、被告自愿认罪认罚，真心悔过，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表述一致，坦白交待无翻供。并在各阶段自愿签订具结悔过书。4、王春在此之前没有其他违法犯罪前科，本案是初犯、偶犯。另外，本案的传销与传统的欺骗及限制人身自由的传销不同，危害性也远远低于普通传销案件，量刑上可考虑酌情从轻。5、另，被告王春同意交纳罚金。6、根据最高院同类案件检索同判的原则，已经生效的各地法院特别是新疆法院对“乾易通”传销案件的判决（伊宁市人民法院对吴易强、李冬、李净松、邢斌等人，奎屯市人民法院对张新玲、卞景莲等人的类似案件判决），这些被告的下级人数（有的达到上万人或三、四千人，数额2000余万元或1000余万元）、金额都远大于本案被告人，但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只判决了一年六个月以下和一年二个月的刑期，大部分都是一年四个月以下。辩护人的量刑意见，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不能认定为情节严重）以及被告王春自己的自首、从犯、认罚等情节，所以本案建议公诉机关给予王春一年六个月以下的量刑建议，并且王春完全可以适用缓刑，因为王春不再会有其他违法犯罪的行为。 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被告人王春通过案外他人介绍加入“黑龙江乾易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自“黑龙江乾易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易通公司”)网络平台注册成为该公司会员。随后,被告人王春在乌苏市地区通过口头宣传或建立微信群、朋友圈宣传等方式通过网络向他人积极宣传乾易通公司传销模式,不断发展下线会员,收取会员报单款后以银行卡转账的方式交给上线,并按发展人头计酬模式获得返利。期间，因发展会员人数较多，王春被晋升为站长级别。 经湖南省励胜司法鉴定所鉴定:王春会员类型为服务站会员,该会员ID为“6127”，下线会员账号数量为572个,下级层数共11层，累计充值金额人民币7486900。 经查明,涉及本案被告人王春所宣传的乾易通公司的经营模式为：不以实体经营为运营基础,利用乾易通网络服务平台,以推销商品的经营活动为名,虚构、夸大经营、投资项目及盈利前景，要求加入会员必须由已加入的会员推荐，并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购买商品获得加入资格,同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拉人头的数量晋升等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自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中非法获取利益,并宣称实行静态奖励和动态奖励的计酬模式,引诱下线会员继续发展会员以赚取利润。 另查明，1、公诉机关认可被告人王春具有自首、坦白、认罪认罚情节，对其辩解为从犯的意见以“本案被告人仅一人不存在主从犯之区分”为由，不予认可。 2、被告人王春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3、扣押在案的VIVO玫瑰金色手机一部，为王春用于作案的工具。 上述事实,被告人王春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王春作案手机一部、南岗分局网安大队电子数据取证实验室网络在线提取工作记录、银行交易明细、情况说明（四份）、常口信息登记表、到案经过、扣押清单、乾易通传销组织层级图、电子检查工作记录、认罪认罚从宽建议书等书证,传销活动参与人杨金林、郭跃生、张立军、武荣荣、孙杰、杨浩然、李勇卫、杨国梅、侯继斌、孙国庆、王建功、王玉芬、王义艳、王家龙、杜长春、高德江、张丹丹、刘兵、吴惠忠、翟刚、王保华、景环、李秀芳、魏丽兰、王建利、吴惠军、郭建军、马祖布代等人的证言,被告人王春的供述和辩解，湖南励胜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湘励胜司鉴所［2019］电鉴字第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春利用乾易通网络服务平台,以推销商品的经营活动为名,虚构、夸大经营、投资项目及盈利前景，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购买商品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并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取利益,进行传销活动,其行为已经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王春在该传销组织中承担一定区域内站长的管理及宣传职责,对于传销活动在该区域建立、发展、壮大起了一定的关键作用。被告人王春的行为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参与人数众多,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人王春是否从犯，对此本院认为，因本案指控罪名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该罪的典型特征之一即为各上下层级会员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因此，对辩护人称“被告人王春系从犯”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信。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春具有自首、坦白、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王春系从犯，故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王春具有自首情节，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王春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可酌定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春在该传销组织中承担一定区域内站长的管理及宣传职责,其宣传传销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发展下线的过程,一发展十,十发展百,会员人数随之倍增,故王春辩称不认识其下几个层级的会员,亦在情理之中,其不可能全都认识。被告人通过网络平台自建微信群，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发送传销活动的模式与传统的拉人头洗脑的传销模式一样具有迷惑性和诱惑性,属于新型传销,其不限制会员人身自由、不上课(洗脑),而是打着分享消费经济模式的名义,利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进行转发讲课洗脑,吸纳众多人员参与，只是采取了与传统的传销方式不同的模式而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的,可以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本案中，公诉机关的指控并未仅以鉴定意见就直接认定为传销组织的成员,而是根据王春所使用的手机信息、王春及相关人员银行卡内银行流水、返款凭证以及询问、讯问笔录、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认定。因此，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称的“部分下线人员系借用他人身份证注册，指控发展下线会员人数有误”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根据被告人王春的犯罪、量刑情节，结合被告人王春的犯罪地位、犯罪情节及当庭表现,可依法对被告人王春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春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以内交纳。) 二、对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VIVO玫瑰金色手机一部予以没收,并由本院上缴国库； 三、在本案缓刑考验期内，禁止被告人王春通过任何渠道、采取任何方式向社会公众个人或群体进行任何有关于正宇集团、“乾易通”讯息的宣传、转发以及资金账务的管理活动。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六份。 审  判  长 甄  红 人民陪审员 徐  生  德 人民陪审员 戴  宝  昌 二 〇 二 〇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书  记  员 刘  晓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