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22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维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城新东街。法定代表人：王维银，男，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素琴，山西丰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忠胜，男，1962年6月10日生，汉族，山西省昔阳县人，现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瑶，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晓东，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维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青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昔阳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4民初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维青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昔阳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4民初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所判非所诉,一审法院抛开被上诉人明确的诉讼请求于不顾，违背民事诉讼的基本审理原则,超越当事人诉请，随意而为，没有法律依据，显系错判!1、自原一审至今，被上诉人一直主张诉中款项系借款，但通过几次庭审其均未就“借款关系”提供相应证据。根据民事证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当对因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反之，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被上诉人诉请不能成立，理应予以驳回。2、一审法院既认定“无法确定原、被告间存在借款关系”，便应严格按照法律之规定驳回被上诉人之诉请。然而，一审法院非但不予驳回，反之，以“自我审查、自我主张”的方式，进而自主作判，该明显违反“不告不理”之原则，更有违“审、诉”独立之原则，明显有失人民法院公正严明之立场。3、案由是根据原告的诉请而确定的，本案中，民间借贷的案件定性是明确的，这已经成为诉讼过程中的一个客观状态。该请求是否成立?这才是本案审理的核心内容。人民法院不应再根据自身审理的情况替代当事人变更该事由,更不应在错误事由前提下再行变更当事人的请求事项，进而作出与原诉请南辕北辙的判决结果。4、一审法院自行变更当事人诉请和事实理由，一则司法越权,二则审非所诉，以“民间借贷”纠纷审理了投资款返还纠纷，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法院对涉案款项性质不作认定、浑水摸鱼，肆意作判。同时，一审法院对全案证据采取选择性、目的性、唯我所用的方式进行认定，随意适用，任意裁判，有失公正!三、1、涉案款项系“投资款”，这一基本事实是明确的。通过原昔阳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4民初167号、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晋07民终2355号裁判文书均已对款项性质作出明确认定。但一审法院却不顾原查明和认定事实，脱离基本事实，任意而为，与实不符。2、通过诉中款项所产生的收款收据、《财产转让协议》、《关于王忠胜不接受酒楼的决议》、宋以瑞笔录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均已明确诉中款项系“投资款”这一基本事实。但是一审法院以“未提交证据”予以否定诉中款项性质-一投资款，进而对款项性质不加认定，随意性的以“合同关系”认定双方之间关系,进而作判，明显脱离基础事实,明显有违证据审查原则!显属错误!3、一审法院既对上述证据已不予认定，以“未提供证据”予以否定诉中款项性质。然而，一审法院却又以上述证据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进而以上述证据变相的支持被上诉人不成立的诉讼请求,并作为裁判依据,明显前后矛盾,明显具有偏袒被上诉人之嫌,业已丧失应当的公正立场!三、一审法院无视事实、不顾证据审核的基本要求，完全视案中证据所明确的“投资款”这一基本性质于不顾，随意以“合同关系”这一宽泛之概念，便对诉中款项作出裁判，无理无据!既为合同关系，那么，合同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合同中所涉款项性质是什么?是否存在返还?是否应在本诉中返还?等等。对于核心事实，一审法院明显是有意回避，知而不谈，明显为划定的结果寻找毫不成立的借口，显不公平!四、《关于王忠胜不接受酒楼的决议》问题:1、通过收款收据及其他证据均已明确案中款项系投资款这一基本事实，该决议是对该款项性质系投资款的进一步证实。然而，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不加理睬。2、经过多次庭审，被上诉人均对该决议不予认可，同时，对于宋以瑞为被上诉人委托人身份明确“否认”，被上诉人既不认可宋以瑞作为委托人之身份,一审法院又如何宋以瑞系被上诉人委托人之身份，认定该决议系双方认可的一致意见，进而作判，显然错误。3、仅就该决议本身而言:一则，该决议没有被上诉人签字，本不具有效力;二则，从其内容上看，对于该投资款如何处理解决并未形成实质性、确定性的一致处理意见。然而，一审法院却自主认定，进而判决，明显有违民事合同基本原则。五、诉讼时效问题:被上诉人主张系“借款”，且款项发生时间为2013年，时至2019年，近6年之余，明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之规定。六、一审法院明显混乱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变相加重上诉人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作为主张权利人,应当对其主张事实和法律中所涉时效等问题进行举证，但一审法院变相将其举证责任归咎于上诉人，进而以未能提供证据等予以作判，显然有违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随意扭曲事实的行为,非但不予制止和阐明。反之，变相将被上诉人之义务和责任强加于上诉人，明显有失人民法院应有的公正立场。七、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基本的民事法律原则，当事人双方既然已经设定为投资款，人民法院没有权力对此随意改变，更不应当否定投资款这一基本属性，更不应当在款项性质即未作认定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以所谓“合同关系”便对案中款项作判，明显不符合民事审理基本原则，更有违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之基本原则。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无事实根据,判决无法律依据，且明显违背民事司法原则，任意而为，显不公平。王忠胜向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50万元及自2019年2月27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王忠胜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400万元及自2013年7月19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返还250万元及自2013年10月9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事实和理由：被告维青公司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房地产开发业务，因资金需要分别于2013年7月18日、10月8日向原告借款400万元、250万元，合计借款本金650万元，后原告多次催收未果，故诉至法院。被告维青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原告交给被告的650万元是原告的投资款。返还与借款本身不具有关联性，更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借款不存在此种说法，原告诉请与事实之间明显混乱。不论从借款还是投资款角度讲均不存在利息之说。如是借款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故要求驳回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原告王忠胜就其主张提供了证据：1、被告维青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工商登记信息，证实被告维青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情况。2、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两份及光盘一份，证实原告向被告的汇款情况，以及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银行汇款凭证上并未写明汇款用途，不能证实650万元为借款，不能证明被告同意返还的意思表示。3、被告维青公司就其辩解主张提供了证据：收据两份，会议记录复印件两份、李大清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祁高峰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赵双贵出具的说明一份、王兴文出具的说明一份，证实原告主张的650万元是投资款。经质证，原告提出如下意见：一、对两份收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收据是被告单方出具的，系其单方意思表示，不能证明款项是投资款。二、对赵双贵出具的说明、王兴文出具的说明，第一次开庭时被告称本次开庭只提供收据，没有其他证据，今天被告又提供两份证明，明显超过了举证期限，且仅提供证人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性要件，该两份证言的真实性由于证人未出庭，原告不认可。李大清、祁高峰、赵双贵、王兴文是被告的利害关系人，王兴文是被告的员工，他们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力，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是投资款，更不能证明，被告将收到原告的款项用于投资建设其所述的四通商城快捷酒店。三、对会议记录，未显示制作人、制作单位，是被告后补的证据，该证据是被告自己制作的，会议记录需要有参会人本人签名，对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怀疑其合法性。4、本案在庭审中，出示了原审询问宋以瑞的笔录，财产转让协议一份、关于王忠胜不接受酒楼的决议一份，证实宋以瑞协调处理原、被告间投资和借款、酒楼转让事宜及被告工作会议议定，同意退还原告投资款和借款。宋以瑞称，关于王忠胜不接受酒楼的决议确实存在，上面我本人签了字。王忠胜和王维银有了矛盾后，我受王忠胜委托和王维银进行协调，协调过程是：先协商酒楼给了王忠胜，王忠胜再给王维银60万元，双方之间的款项就结清了，因为这60万元什么时候给没有协商成。之后，王忠胜对我表示不再要酒楼，委托我与王维银商量如何还钱，因为一年还清还是三年还清最终也没有协商成。关于王忠胜不接受酒楼的决议就是确定王忠胜不要酒楼，王维银同意退还投资款和借款，上面有我和王维银的签字。在协调时，他们和我笼统说过是1250万元，王维银和我说过600万元是借款，其余的650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我不清楚。经质证，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财产转让协议，是被告自己制作的，最后签名是王维银和宋以瑞签的，真实性不认可。该协议的内容能证明，转让酒楼的前提是酒楼是被告自己的才存在转让。酒楼不是被告给原告建的。对关于王忠胜不接受酒楼的决议，李小平和王维银是内部股东，内部开会两个股东签字，该决议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他们自己的股东签字，构成了自认，证明被告同意退还案涉款项。被告质证意见为，证实案涉款项是投资款的事实，本案严格按照原告的诉请和主张予以裁判。原告对财产转让协议的质证意见存在断章取义，明显混淆本案事实。从文字表述上对案涉款项双方并没形成最终的实质性意见，与原告所主张的诉请与理由无法律关系，不具有实质性、承诺性、同意性的法律效力和法律意义。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及质证意见，结合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如下：原告王忠胜与被告维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维银素有经济合作关系，双方共同投资开设有小额贷款公司。被告维青公司的股东为王维银、李小平。2013年7月18日，原告王忠胜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以汇款方式将400万元给付被告维青公司。2013年10月8日，原告王忠胜再次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以汇款方式将250万元给付被告维青公司。两笔款项共计650万元。被告维青公司在记账凭证中对两笔款项共计650万元作了记载。在诉前，原告委托案外人宋以瑞就此650万元和另一笔600万元款（另案）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王维银进行过协商处理，2018年11月14日被告工作会议议定关于王忠胜不接受酒楼的决议，该决议有王维银、李小平、宋以瑞签名，但无原告本人签字。原审认为，原、被告对原告两次以汇款方式给付被告共计650万元及被告收到650万元的事实，陈述一致，且有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光盘、收据相印证，应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向被告转账付款的事实，均没有关于双方缔结借款协议的记载内容，被告也否认与原告间存在借款关系，故无法确认原、被告间存在借款关系。被告主张案涉的650万元为投资款，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原告间有投资双方风险承担、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约定，不符合投资法律关系中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法律性质，故对被告主张的案涉款项为投资款，不予支持。经查，原告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银间确实在近十余年来存在经济合作关系，双方间经济交往密切，有财产转让协议、关于王忠胜不接受酒楼的决议、询问宋以瑞的笔录、李大清等人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原、被告间为合同关系。关于王忠胜不接受酒楼的决议和宋以瑞证言能证实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维银及股东同意原告不要酒楼，退还原告的投资款和借款，且原告违约造成的损失不予追究的约定。该书面决议既有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维银和股东的签字，又有原告委托的宋以瑞签字，因此关于王忠胜不接受酒楼的决议应视为双方解除合同关系及处理相关事宜的意见，该意见双方认可且未违反我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应予以采纳。故被告应向原告退还650万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之请求，因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原告的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因原、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案涉的650万元的使用期限，且案外人宋以瑞曾对包括案涉的650万元在内的款项进行过处理协调，所以，原告2019年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其案涉的650万元，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对被告的此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山西维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王忠胜返还款项650万元。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王忠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300元、申请费5000元，共计62300元，由被告山西维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向本院缴纳。二审期间双方均无新的证据提供。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王忠胜系一审原告，该主张与被上诉人维青公司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诉争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本案王忠胜应对其主张的就案涉款项与维青公司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依法承担举证责任。上述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经对王忠胜一审提供的证据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和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王忠胜主张的待证事实即：双方当事人之间就案涉款项650万元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该事实的存在，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对此待证事实，本院不予确认。而由于该待证事实不成立，王忠胜要求维青公司返还诉涉款项650万元的诉讼请求也就无法支持。王忠胜可待证据充分后再行解决。至于案涉款项是否涉及王忠胜向维青公司的投资事项、如是投资款应如何处理，在王忠胜未对诉求作相应变更、维青公司未反诉的情况下，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综上，上诉人维青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昔阳县人民法院（2020）晋0724民初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忠胜的诉讼请求。一案件受理费57300元、申请费5000元，共计6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7300元，均由王忠胜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晓明审判员  韩 敏审判员  张晓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