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65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骏逸，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吉森，广东琅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赖旭升，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三燕，广东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唐岳兴，男。委托代理人左怀球，广东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骏逸因与被上诉人赖旭升、原审被告唐岳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20676号民事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立案后，组成合议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马骏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认定本案存在担保车辆的事实错误。本案中，上诉人马骏逸同意为原审被告唐岳兴提供借款担保的前提条件是原审被告唐岳兴向被上诉人赖旭升提供了价值为2098000元的路虎车辆担保物。2014年12月30日，上诉人马骏逸陪同原审被告唐岳兴到被上诉人处借款，由原审被告唐岳兴与被上诉人赖旭升签署《借款合同》，约定由被上诉人赖旭升向原审被告唐岳兴出借人民币135万元，原审被告唐岳兴提供路虎车辆为担保物。并现场将该车辆交付给被上诉人赖旭升。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时，经法庭调查，被上诉人赖旭升确认135万元借款有签署《借款合同》和《借条》，并确认原审被告唐岳兴现场向被上诉人赖旭升交付了路虎车辆，又声称是受上诉人马骏逸指定将路虎车辆返还给了原审被告唐岳兴。对于上述经双方确认的存在担保车辆的事实，一审判决却以“上诉人马骏逸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唐岳兴约定将原审被告唐岳兴的车辆作为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担保物，而且被上诉人未对抵押物提出主张”而不予认定，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或错误。具体理由如下：其一、证明本案存在车辆担保的证据《借款合同》由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无法提供。被上诉人法庭调查时已确认135万元借款存在《借款合同》，一审法院已要求被上诉人庭后提交《借款合同》，但被上诉人仅提交了135万元借款的《借条》、50万元借款的《借款合同》及《借条》，故意隐瞒135万元借款的《借款合同》。被上诉人从事民间借款业务，对同一借款人不同时期的借款，其签署的借款文件是一致的，50万元的借款存在《借款合同》，对于金额较大的135万元的借款显然也是存在《借款合同》。但因该《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存在车辆担保物，对其不利，故被上诉人才拒绝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依据该条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采信上诉人的存在担保车辆的主张而认定存在车辆担保的事实。其二、被上诉人在法庭调查时已承认原审被告交付车辆，即存在车辆担保，上诉人对此无须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据此，对于被上诉人已经承认存在交付车辆的事实，上诉人无须进行举证，一审判决归责于上诉人举证不能明显错误。其三、被上诉人未对抵押物提出主张并不证明不存在抵押物。本案中被上诉人未对担保车辆提出主张，是因为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自行放弃物的担保，将车辆归还给原审被告后，该车辆已被原审被告出卖，已不在原审被告名下，已无法主张，而不是不主张。且对抵押物是否主张，不能以此判断抵押物是否存在。因被上诉人放弃担保车辆，该事实对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有直接重大影响，未经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放弃担保车辆的，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放弃物的担保范围免除保证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关于本案担保车辆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导致对上诉人担保责任的债务承担判决错误。二、一审判决对本案借款履行情况的事实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支付借款的证据不充分，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向原审被告支付两笔借款合计人民币185万元的事实认定错误。2014年12月30日，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署了一份借条，约定原审被告唐岳兴向被上诉人借款人民币135万元，借款期限1个月。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被上诉人向案外人连某两次银行转账共130万元，证明已支付了借款。后原审被告唐岳兴于2019年5月7日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条，“今从赖旭升处收到借款人民币135万元，其中现金5万元，转账130万元，本人同意将该借款转到指定的银行账户（案外人连某账户）”。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于2014年12月30日和2014年12月31日向案外人转账130万元，不能证明是其履行向原审被告支付的借款，其2014年12月30日出具的借条并无约定该收款账户，也无其他指示收款的证明。2019年5月7日出具的收条，时隔时间4年半，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已向原审被告返还了担保车辆，即双方存在结算或解除借款合同的情形，且该收条明确表示是“今从赖旭升处收到借款”，即是2019年5月7日的借款，与本案2014年12月30日135万元的借款不属于同一笔借款，也不是上诉人愿意提供担保的借款。一审法院不能以该收条认定被上诉人已向原审被告履行了支付2014年12月30日借款135万元的事实。2015年5月16日，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署了一份借款合同和借条,约定由原审被告唐岳兴向被上诉人借款人民币50万元，借款期限16天。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5年5月8日向账户为55×××75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20万元，于2015年5月16日向上述同一账户转账15万元，共计人民币35万元。但该账户并未显示收款人名称。后原审被告唐岳兴于2019年5月7日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条，“今从赖旭升处收到借款人民币50万元，其中现金15万元，转账35万元，本人同意将该借款转到指定的银行账户（开户银行：建行广州南沙开发区支行；银行账户55×××75；开户名称唐岳兴）”。上诉人认为，首先，对于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于2015年5月16日签署的借款合同及借条涉及的借款50万元的事实不知情，也不同意提供担保。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5年5月16日由上诉人签署的《担保书》,是上诉人针对2014年12月30日借款135万出具担保书时多签署给被上诉人的空白担保书，这一点从该担保书的书面打印内容一致，空白位置一致，仅是手填部分内容不一样可以证明，是同一时间出具的两份空白担保书，后由被上诉人再填写，该50万元借款上诉人不知情。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无账户收款人名称的银行流水，不能证明其是向原审被告支付的借款。而2019年5月7日出具的收条，同上一份2019年5月7日的收条情形一致，原审被告确认的是，2019年5月7日的借款，而不是2015年5月16日的借款，与本案不是同一笔借款。一审法院同样不能以该收条认定被上诉人已向原审被告履行了支付2015年5月16日借款50万元的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人民币185万元的事实错误。从上述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被上诉人证明支付借款的银行流水，其中135万借款的银行流水为130万元，50万元借款的银行流水为35万元，实际有银行转账支付的总金额为165万元。至于被上诉人出具收条确认的现金支付，并没有实际支付，而是抵扣或先扣的利息，不应计入借款本金，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185万元的事实认定错误。因此，一审判决关于本案借款已实际支付履行及借款本金的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对上诉人的责任承担的判决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还款保证书》中的保证为债务加入没有法律依据，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错误。1、上诉人2018年1月24日签署的《还款保证书》是在受胁迫情况下签署，不具有法律效力。2018年1月24日，被上诉人带领20余名社会人士到上诉人公司围堵、胁迫上诉人签署《还款保证书》，此前，被上诉人又到上诉人家庭住处骚扰。上诉人被迫签署，并非出于自愿，对于还款保证书中的内容亦无从考证，其空白处更是由被上诉人事后自行填写或涂改，该《还款保证书》对上诉人无效。2、即便《还款保证书》有效，上诉人亦是原审被告向被上诉人借款的保证人，承担的是保证人责任，而非债务人。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和2015年保证书，上诉人在本案借款中均是保证人，即便重新出具《还款保证书》已是延续成立新的保证，承担的是担保保证责任，而非其他责任。3、一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出具《还款保证书》为债务加入，是债务人而非保证人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关于“债务加入”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没有相应的评判标准和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后果、救济途径等的相关规定。一审判决不应以不存在的法律关系或概念对本案进行评判，这不仅与法律相悖，亦显失公平、公正。因此，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出具《还款保证书》属于加入了涉案债务，应和原审被告唐岳兴一起向被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属于错误认定，导致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错误。四、一审按2%月利息与现行司法解释不符，应作相应调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予以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赖旭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偿付欠款人民币2,500,000元；2、判令两被告支付欠款利息（按月息2%从2018年7月30日开始计算至付清之日）；3、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事实：原告主张被告马骏逸因2014年12月30日及2015年5月16日为被告唐岳兴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850,000元提供担保，故被告于2018年1月24日向原告出具还款保证书，保证于2018年7月30日前还款人民币500,000元，以后每月还款人民币500,000元，分五期共计人民币2,500,000元。被告马骏逸并未能偿付借款及利息，原告迫于无奈特提起诉讼。原告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还款保证书，拟证明被告马骏逸和原告协商，愿意分期还款人民币2,500,000元，每次还款人民币500,000元，分别于2018年还清。2.收条，拟证明被告唐岳兴收到了原告出借的人民币500,000元、人民币1,350,000元的借款，其中一笔借款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人民币1,300,000元，另外人民币50,000元是现金支付；另外一笔借款中的人民币350,000元是转账支付，另外人民币150,000元是现金支付。3.交通银行深圳前海分行银行流水，拟证明原告分别于2014年12月30日、2014年12月31日转账支付人民币800,000元、人民币500,000元，共计人民币1,300,000元，该款项支付到案外人连某的银行账户。第二笔借款人民币500,000元分7笔、每笔人民币50,000元，分别转至被告唐岳兴的账户。4.借条（2014年12月30日）、担保书（2014年12月30日）、借款合同（2015年5月16日）、借条（2015年5月16日）、担保书（2015年5月16日），拟证明被告唐岳兴分别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350,000元及人民币500,000元的事实，且被告马骏逸对被告唐岳兴的上述借款进行担保，2018年1月，被告马骏逸出具了还款保证书。被告马骏逸辩称，一、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没有依据，原告主张向被告唐岳兴出借人民币1,850,000元，但并没有提交借款合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原告实际向被告唐岳兴支付了借款，未证明借款事实的真实发生。二、原告主张欠款人民币2,500,000元没有依据，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该人民币2,500,000元发生的依据，也未举证证明被告唐岳兴实际还款的金额及事实。三、原告主张被告马骏逸承担担保责任，但并未举证证明被告马骏逸向原告出具签署担保合同。四、被告唐岳兴向原告借款时，已提供了价值约人民币2,000,000元的陆虎车提供担保，未超过担保物的担保范围被告马骏逸无须承担担保责任。五、本案涉案的还款保证书是被告马骏逸在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被告马骏逸无须承担保证责任。2018年原告带着十几、二十人到被告马骏逸的公司找被告马骏逸，围堵在被告马骏逸的公司，被告马骏逸无奈情况下才签署涉案的还款保证书，该保证书无效。六、本案已过保证期间，保证人无须承担保证责任。七、本案原告主张以人民币2,500,000元为基数按2%利率计算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借款本金是人民币2,500,000元，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有约定利息。八、本案应追加实际借款人唐岳兴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中，对于是否存在借款、实际出借金额、还款金额、利息利率、物的担保处置等情况，都是本案所述债权债务的关键事实，实际的借款人唐岳兴应出庭参加诉讼，被告马骏逸申请追加唐岳兴出庭参加诉讼。九、本案涉嫌套路贷，请法院移交司法机关处置。本案原告虚增借款金额，隐匿还款证据，胁迫被告签署还款保证书，还找社会人员骚扰被告亲属，涉嫌构成刑事犯罪，恳请法院移交司法机关处置。被告马骏逸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个人消费类汽车贷款合同、车辆信息单、借据，拟证明被告唐岳兴在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350,000元时提供了担保物，担保物为被告唐岳兴名下价值人民币2,098,000元的小型汽车。2.深圳法院网诉讼平台信息，拟证明本案的立案时间为2019年7月17日，即原告向被告马骏逸主张履行保证责任的时间为2019年7月17日，已过保证期间。被告马骏逸签署第一份保证书的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由于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其保证期应为六个月。第二份保证书于2018年1月24日签署，即便该保证书成立，其保证期为六个月，截至2019年7月17日也已过保证期间。被告唐岳兴辩称，被告唐岳兴有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850,000元的事实，由于自身经济困难没有及时向原告偿还本息，请求法庭依法判决。被告唐岳兴未提交任何证据。另，被告马骏逸申请调取被告唐岳兴向银行贷款购车的贷款合同的原件以核实被告马骏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已提交了借条、借款合同、收条及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初步证明了原告与被告唐岳兴之间的借贷关系及原告已向被告唐岳兴实际出借了款项的事实，被告唐岳兴亦予以确认。虽然被告马骏逸对原告与被告唐岳兴之间借款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是被告马骏逸也确认在原告向被告唐岳兴出借第一笔款项人民币1,350,000元时，其也在现场，并签订了担保书。虽然被告马骏逸主张其系受原告的胁迫才签订的担保书，且涉案借款涉嫌“套路贷”，但被告马骏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故对被告马骏逸所提出的上述异议，法院均不予以采纳。综上，法院认为故原告与被告唐岳兴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关于借款情况。原告与被告唐岳兴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了一份借条，约定被告唐岳兴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350000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利息为2%。原告于签订借条当天向案外人连某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800000元，于签订借条次日向案外人连某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500000元。被告唐岳兴于2019年5月7日向原告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了原告转账至案外人连某银行账户的两笔款项共计人民币1300000元，收到原告现金款项人民币50000元。原告与被告唐岳兴于2015年5月16日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和借条，约定被告唐岳兴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00000元，借款期限为16天，利息为2%。原告于2015年5月8日向账号为55×××75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200000元，于2015年5月16日向账号为55×××75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150000元。被告唐岳兴于2019年5月7日向原告出具收条，确认账号为55×××75的银行账户为被告唐岳兴名下银行账户，开户行为建设银行广州南沙开发区支行，并确认收到了原告转账至该银行账户的款项共计人民币350000元，收到原告现金款项人民币150000元。综上，原告所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及收条显示被告唐岳兴已收到原告出借的人民币1850000元，被告唐岳兴在庭审时亦确认该事实，故法院认定涉案两笔借款合计借款本金为人民币1850000元，利息为月利率2%。被告唐岳兴主张其仅仅支付了截至2015年7月10日的借款利息，未偿还过借款本金；原告对被告唐岳兴的利息还款情况两次庭审陈述不一致，第一次庭审时主张被告唐岳兴偿还过利息，第二次庭审时主张被告唐岳兴未偿还过利息，但主张借款本金尚未偿还。法院认为，对于被告唐岳兴的还款情况，虽然原告两次庭审时的陈述不一致，但是对于还款情况的举证责任应在于被告唐岳兴。被告唐岳兴主张其偿还了截至2015年7月10日的借款利息，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被告唐岳兴的该主张，法院不予采纳。法院采信原告第二次庭审时的主张，认定被告唐岳兴并未偿还过任何本金或利息。关于被告马骏逸是否应对被告唐岳兴的涉案借款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认为，被告马骏逸主张其签订还款保证书系受原告的胁迫才签订的，但是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被告马骏逸在被告唐岳兴借涉案借款时已自愿为其向原告提供担保，故对被告马骏逸的该主张，法院不予采信。由于被告马骏逸在担保书和还款保证书中均未约定其保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被告马骏逸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至于被告马骏逸所提出的涉案借款已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由于被告马骏逸于2014年12月30日、2015年5月16日签订的担保书中并未约定担保期限，故该两份担保书的担保期间均为6个月，现该两份担保书的担保期间确实早已届满，故被告马骏逸无需就2014年12月30日、2015年5月16日签订的担保书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至于被告马骏逸所提出的担保车辆的问题。被告马骏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唐岳兴约定将被告唐岳兴的车辆作为向原告借款的担保物，而且原告并未对抵押物提出主张，被告唐岳兴亦对此予以否认。即使被告马骏逸所提交的个人消费类汽车贷款合同、车辆信息单、借据等证据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被告马骏逸的上述主张，因此，对被告马骏逸所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法院不予准许。关于被告马骏逸是否应对被告唐岳兴的涉案借款向原告承担还款责任。被告马骏逸于2018年1月24日向原告出具的《还款保证书》，载明被告马骏逸为履行之前签订的保证书的保证责任，愿意承担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1,850,000元和利息人民币1,580,000元，减免利息后欠款金额共计人民币2,500,000元，并保证分五期将款项偿还给原告，第一期款项应于2018年7月30日前还款，最后一期的还款时间为2018年11月30日前。原告于庭后提交书面代理意见，主张被告马骏逸在该《还款保证书》中所承诺的内容实际已非保证责任而是债务加入，故被告马骏逸在本案中应承担的是还款责任而非连带责任。法院认为，被告马骏逸在《还款保证书》中的关于对还款金额及还款期限的承诺，确实是对债务清偿的承诺而非保证责任的承诺，故对原告关于被告马骏逸系加入债务的债务人的主张，法院予以采纳。关于原告所诉请的还款金额。原告系按照《还款保证书》所载明的借款本金人民币1,850,000元及利息人民币1,580,000元减免为人民币2,500,000元主张的，但是由于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应区分开来，且原告要求将借款利息纳入本金中重新计算利息并未得到原债务人被告唐岳兴的同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原告所诉请的欠款人民币2,500,000元中除借款本金人民币1,850,000元外的人民币650,000元应视为截至2018年1月24日止的利息。而原告诉请的利息应以借款本金人民币1,850,000元为计算基数，至于原告诉请的利息仅从2018年7月30日起计算，是原告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自由处分，法院予以支持。综上，由于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早已届满，原告要求被告唐岳兴偿还借款本息，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唐岳兴应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1,850,000元、截至2018年1月24日止的利息人民币650,000元，及从2018年7月30日起的利息（以人民币1,850,0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8年7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原告诉请超出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被告马骏逸出具《还款保证书》加入了涉案债务，应和被告唐岳兴一起向原告承担上述还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唐岳兴、被告马骏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赖旭升借款本金人民币1,850,000元、截至2018年1月24日止的利息人民币650,000元及从2018年7月30日起的利息（以人民币1,850,0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8年7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赖旭升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判项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200元，由原告负担人民币603元，由被告唐岳兴、被告马骏逸负担人民币14,597元。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是否存在车辆担保、借款的本金是否为185万元、《还款保证书》是否构成债务加入、利息是否应按2%的月利息计。关于是否存在车辆担保，50万元的借款合同没有约定车辆抵押，135万元的借款没有书面合同，唐岳兴出具的135万元的借条也未记载有车辆抵押，上诉人于2018年1月24日出具的《还款保证书》也未记载有车辆抵押，故上诉人主张有车辆抵押，与现有证据不符，其又未能提交抵押合同、车辆管理部门抵押登记的信息，故其主张，证据不足，一审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关于借款的本金是否为185万元，借款人唐岳兴出具了135万元的借条和50万元的借条，50万元的借款也有借款合同，此外，被上诉人也提交了大部分借款的转账凭证，借款人唐岳兴对借款的本金并无异议，而上诉人在《还款保证书》中也确认上述135万元和50万元的借款本金，故一审认定借款本金为185万元，并无不当。关于《还款保证书》是否构成债务加入，上诉人虽然曾出具过两笔借款的担保书，但担保期间已过，担保责任已消灭。故上诉人在《还款保证书》中的承诺，并非担保责任的延续。《还款保证书》中明确记载上诉人愿意承担上述两笔借款的还款责任，属债务的加入，一审的认定正确。上诉人主张受胁迫签订《还款保证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利息是否应按2%的月利息计，2%的月息并未违反借款时、债务加入时以及一审受理案件时的民间借贷利息保护上限，故一审支持2%的月利息，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802元，由上诉人马逡逸负担，该款已由上诉人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审判员  陈俊松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 嘉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