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08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振怀，男，196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叶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深圳市东盛荣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五联社区连心路7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94361279M。法定代表人：李振怀，执行董事。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慧，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钊君，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乐哉，男，195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蓝瑞奇，广东创基（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振怀、深圳市东盛荣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乐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7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振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项，改判驳回杜乐哉的第二、三、四项诉讼请求；2.判决杜乐哉承担一、二审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李振怀与杜乐哉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李振怀并非涉案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东盛荣公司才是实际使用人。一审法院判决李振怀向杜乐哉返还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壹楼铺位（即涉案租赁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振怀系东盛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成立公司，李振怀于2014年4月1日与杜乐哉签订《店铺租赁协议》，约定“租赁物为位于龙岗区的铺位，租金为每月3600元，每月电费1.2元／度，每月水费7元／度，租期为自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1日”。2014年4月10日东盛荣公司成立。该《店铺租赁协议》虽为李振怀签订，但实际上由东盛荣公司承租和使用。实践中，在公司正式成立前，法定代表人需要先承租场所作为公司办公地点，再用该地点注册公司。这是成立公司的正常流程。也正因为这样，才会出现涉案的《店铺租赁协议》由李振怀代表东盛荣公司以个人名义与杜乐哉签订的情况。杜乐哉对此完全是知情且认可的。因为涉案租赁物的租金一直是由东盛荣公司向杜乐哉缴纳。租期到期后，李振怀也未提出要东盛荣公司重新签订《店铺租赁协议》的要求。另外，杜乐哉在向开发商申请搬迁费及停产停业等拆迁补偿费用时，向开发商提交的是东盛荣公司的营业执照等主体信息，而非李振怀的主体信息。由此可见，杜乐哉早已认可东盛荣公司为涉案租赁物的承租人，其与东盛荣公司才存在房屋租赁关系。因此，李振怀与杜乐哉不存在房屋租赁关系，而是东盛荣公司与杜乐哉之间就涉案租赁场所存在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判决李振怀向杜乐哉返还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壹楼铺位（即涉案租赁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自2018年11月起，杜乐哉无正当理由对涉案租赁物采取停水、停电措施，导致涉案租赁物无法正常使用。一审法院判决李振怀支付杜乐哉租金18000元以及2019年4月起至涉案店铺退还期间的占有使用费，按每月3600元计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在一审庭审时，杜乐哉已承认自2018年11月起对涉案租赁物采取停水、停电措施，确认李振怀和东盛荣公司未使用涉案租赁物。并且，为驱赶东盛荣公司搬离，强行收回涉案租赁物，杜乐哉多次指使“黑社会”人员强行进入东盛荣公司的办公场所，恐吓东盛荣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振怀和东盛荣公司根本无法靠近涉案租赁物，导致东盛荣公司丧失重要客户，造成巨大损失。自2018年11月1日起，李振怀和东盛荣公司已搬迁新址，有新的租房合同、收据可以证明李振怀和东盛荣公司都未占有、使用涉案租赁物。一审判决李振怀支付杜乐哉租金18000元以及2019年4月起至涉案店铺退还期间的占有使用费，按每月3600元计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李振怀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支持李振怀的全部诉讼请求！东盛荣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杜乐哉支付用东盛荣公司证照获得的经济补偿兑现120000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为杜乐哉返还租房押金3600元；3.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为杜乐哉赔偿停水、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222254.64元；4.判决杜乐哉承担一、二审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东盛荣公司与杜乐哉之间存在实际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李振怀并非是涉案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东盛荣公司才是实际使用人。一审法院判决李振怀向杜乐哉返还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壹楼铺位（即涉案租赁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一审法院认定东盛荣公司主张的杜乐哉兑现承诺用东盛荣公司证照获得的经济补偿120000元，不是杜乐哉、李振怀之间租赁法律关系所行使的独立请求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振怀系东盛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成立公司，李振怀于2014年4月1日与杜乐哉签订《店铺租赁协议》，约定“租赁物为位于龙岗区的铺位，租金为每月3600元，每月电费1.2元／度，每月水费7元／度，租期为自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1日”。2014年4月10日东盛荣公司成立。该协议虽为李振怀签订，但实际上由东盛荣公司承租和使用。实践中，在公司正式成立前，法定代表人需要先承租场所作为公司办公地点，再用该地点注册公司，是成立公司的正常流程。也正因为这样，才会出现涉案的《店铺租赁协议》由李振怀代表东盛荣公司以个人名义与杜乐哉签订的情况。而且，涉案租赁物的租金一直是由东盛荣公司向杜乐哉缴纳。杜乐哉对涉案租赁物是东盛荣公司承租和使用是知情、认可的。更重要的是，杜乐哉在向开发商申请搬迁费及停产停业等拆迁补偿费用时，向开发商提交的是东盛荣公司的营业执照等主体信息，而非李振怀的主体信息。由此可见，杜乐哉早已认可东盛荣公司为涉案租赁物的承租人，其与东盛荣公司才存在房屋租赁关系。因此，杜乐哉与李振怀不存在房屋租赁关系，而是东盛荣公司与杜乐哉之间就涉案租赁场所存在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另外，为在开发商那里争取到更大利益和较多赔偿，杜乐哉把东盛荣公司的营业执照交到开发商处，向开发商主张门面补偿，并向东盛荣公司承诺支付120000元。本社区所有拆迁户，开发商同意赔偿门面房100平方米，杜乐哉是唯一一家。所以，杜乐哉应兑现其承诺，向东盛荣公司支付经济补偿120000元。在村委调解时，村主任、开发商领导亲自到现场表示“开发商已把所有赔偿款项支付给杜乐哉”。在一审阶段，东盛荣公司已经把开发商现场调解的录音光盘交给一审法院，证明杜乐哉收到赔偿款项后，未向东盛荣公司支付120000元的事实。开发商与杜乐哉就各商铺的赔偿事宜签订了《房屋赔偿合同》，其中也包含了涉案租赁物的赔偿事宜。东盛荣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该《房屋赔偿合同》，以查明案件真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东盛荣公司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东盛荣公司系涉案租赁物的实际承租人，与本案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东盛荣公司认为杜乐哉的诉讼请求侵害了东盛荣公司的利益。且杜乐哉曾向东盛荣公司承诺支付120000元的拆迁补偿费用，该项承诺其已在庭审时承认。因此，东盛荣公司认为，东盛荣公司对杜乐哉兑现用东盛荣公司证照获得的经济补偿120000元的请求在本案中有独立请求权。杜乐哉理应兑现承诺向东盛荣公司支付120000元。二、一审法院认定自杜乐哉起诉之日起，涉案租赁协议解除，杜乐哉理应向东盛荣公司返还租房押金3600元。根据上述理由，东盛荣公司是涉案租赁物的实际承租人，与杜乐哉存在实际租赁关系。李振怀作为东盛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东盛荣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以及支付租房押金和首月租金，并不能由此认定李振怀是承租人。因此，杜乐哉理应向东盛荣公司返还租房押金3600元。三、自2018年11月起，杜乐哉无正当理由对涉案租赁物采取停水、停电措施，导致涉案租赁物无法正常使用，杜乐哉理应向东盛荣公司赔偿停水、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222254.64元。在一审庭审时，杜乐哉已承认自2018年11月起对涉案租赁物采取停水、停电措施，确认东盛荣公司和李振怀未使用涉案租赁物。并且，为驱赶东盛荣公司搬离，强行收回涉案租赁物，杜乐哉多次指使“黑社会”人员强行进入东盛荣公司的办公场所，恐吓东盛荣公司的工作人员，东盛荣公司和李振怀根本无法靠近涉案租赁物，甚至导致东盛荣公司丧失重要客户，造成巨大损失于2018年11月1日起，东盛荣公司、李振怀已搬迁到新址，有新的租房合同及收据可以证明东盛荣公司、李振怀并未占用涉案租赁物。因此，杜乐哉理应向东盛荣公司赔偿停水、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222254.64元。东盛荣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门锁图片》《断水管图片》《停电损失证明材料》作为该经济损失的依据。综上所述，东盛荣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支持东盛荣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杜乐哉答辩称，杜乐哉在与李振怀签订租赁合同时，杜乐哉已明确声明涉案租赁房屋属于扩路及旧改范围。双方也约定在发生拆迁之时，李振怀应无条件搬离，不存在任何补偿，所有的损失均由李振怀承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李振怀、东盛荣公司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杜乐哉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解除杜乐哉与李振怀签订的《店铺租赁协议》；2.判令李振怀支付杜乐哉租金21600元（每月按3600元计算，自2018年10月1日暂计至2019年3月28日，实际计算至李振怀返还房屋之日止）；3.判令李振怀腾退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壹楼铺位给杜乐哉；4.判令李振怀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1日，李振怀与杜乐哉签订了《店铺租赁合同》，约定：一、声明在先：由于路边该房屋铺位是扩大道路和旧城改造项目在其范围内，故出租人要告知承租人，什么时候要拆迁我本人不知道，承租人如果要承租，以后如果要拆迁，乙方（李振怀，下同）无条件搬离，一切损失，乙方负责，甲方（杜乐哉，下同）不负责任何责任和赔偿；二、甲方提供龙岗区铺位约壹佰平方左右给乙方使用；三、时间从签订协议之日起，甲方不负责办理营业执照和合同。在不拆迁的情况下两年内租给乙方使用；四、从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1日止，租金暂定每月3600元；……；七、水电费由乙方负责，电每度1.2元，水7月／方……，乙方向甲方交付当月租金，并同时交押金3600元。合同签订后，李振怀用上述铺面开办经营深圳市东盛荣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合同期满后，李振怀仍使用该店铺，但未续签书面合同，支付租金至2018年9月。一审庭审时，杜乐哉、李振怀及东盛荣公司确认，在租赁协议过程中，系因涉案店铺旧改、拆迁方面的原因产生纠纷，2018年10月起租金未支付，杜乐哉自2018年11月、12月分别对涉案店铺采取停水、停电措施。杜乐哉已与案外人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但店铺尚未拆迁，李振怀亦未使用该店铺，店铺的门现被锁着。纠纷发生后，经五联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因对补偿金额分歧较大，未达成一致意见，杜乐哉遂诉至法院。另查，涉案房屋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放线证明》等。一审法院认为，杜乐哉提供的《店铺租赁协议》签字的双方分别是杜乐哉与李振怀。一审庭审时，东盛荣公司亦承认签订该租赁协议时东盛荣公司尚未成立。因此，法院确认该租赁协议的双方当事人系杜乐哉、李振怀，而非东盛荣公司。李振怀承租该铺面的用途为办理营业执照开办公司；在承租过程中，虽有部分租金由东盛荣公司支付给杜乐哉，但考虑到李振怀系东盛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述因素不能成为合同相对方系东盛荣公司的依据，故对东盛荣公司主张其系租赁合同当事人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是否解除《店铺租赁协议》。法院认为，杜乐哉、李振怀之间签订的《店铺租赁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据，双方应按约履行。《店铺租赁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1日。租赁期届满，李振怀继续占有使用涉案店铺并继续向杜乐哉缴纳租金，杜乐哉没有提出异议，故《店铺租赁协议》继续有效，租赁期限为不定期。《店铺租赁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涉案房屋铺位系扩大道路和旧城改造项目范围内，以后如果要拆迁，乙方（承租人）无条件搬离。该约定应系双方关于解除合同的约定。现涉案店铺已启动拆迁项目，杜乐哉已经签订拆迁协议，双方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已成就，杜乐哉请求解除合同，要求李振怀腾退涉案店铺给杜乐哉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杜乐哉称其于2018年10月1日在涉案店铺门口粘贴《通告》，向李振怀提出终止租赁合同关系。李振怀、东盛荣公司不认可收到该《通告》。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法院确认双方租赁合同自杜乐哉于2019年4月1日向法院起诉之日起解除。关于押金及租金。法院认为，本案租赁协议是由于旧改拆迁的原因解除，各方当事人对于店铺租赁协议的解除均不存在过错。因此，杜乐哉应返还李振怀押金3600元。东盛荣公司不是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其请求杜乐哉返还押金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法院不予支持。李振怀自2018年10月起未支付租金，应支付自上述时间起至法院确定的解除合同时间，即2019年4月1日期间六个月的租金21600元，扣抵杜乐哉应返还3600元押金，李振怀还应支付杜乐哉18000元，并支付2019年4月起至涉案店铺退还期间的占有使用费，标准参照上述租金标准，即每月3600元。关于东盛荣公司请求的停水、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东盛荣公司主张杜乐哉在2018年11月中旬开始对涉案店铺采取停水停电的措施，导致其丧失重要客户，造成经济损失，杜乐哉需赔偿其222254.64元。东盛荣公司提交电子邮件截图、2018年度总分类账簿、2018年度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活期对账单证明其主张。电子邮件内容显示2018年12月5日富X公司深圳分公司通知东盛荣公司参加竞标《2019年度》验品资格。法院认为，东盛荣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能确认，不能证明其因停水停电而造成上述损失，对该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东盛荣公司请求杜乐哉支付使用其营业执照获得的经济补偿兑现120000元的问题。东盛荣公司主张杜乐哉在拆迁补偿时使用其营业执照到开发商处申请搬迁费及停产停业等补偿费用360000余元，杜乐哉曾口头承诺给其120000元。一审庭审时，杜乐哉陈述，给开发商看营业执照是让开发商确认涉案商铺是可以做生意的商铺。一审庭审时，杜乐哉陈述当时承诺给9000元，要东盛荣公司搬走。法院认为，东盛荣公司的该项请求并不是基于杜乐哉和李振怀之间租赁法律关系所行使的独立请求权，而是其与杜乐哉之间因借用营业执照而产生的另一法律关系，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处理，东盛荣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东盛荣公司请求的杜乐哉自2014年5月份至2018年10月，按每月500元的标准，支付其房屋看管劳务费的问题。东盛荣公司主张自2014年5月份开始，杜乐哉委托其看管涉案店铺后面一栋四层楼房，口头约定每月费用为500元。东盛荣公司工作人员按期整理院内卫生及灭鼠、雨天排水等事宜，但杜乐哉至今未支付相关费用。法院认为，东盛荣公司的该项请求亦属其和杜乐哉的另一个法律关系，并不是基于杜乐哉和李振怀之间租赁法律关系的独立请求权，法院对此亦不予处理，东盛荣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杜乐哉与李振怀签订的《店铺租赁协议》于2019年4月1日解除；二、李振怀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杜乐哉返还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壹楼铺位；三、李振怀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杜乐哉租金18000元；四、李振怀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杜乐哉2019年4月起至涉案店铺退还期间的占有使用费，按每月3600元计付；五、驳回东盛荣公司要求杜乐哉支付3600押金及赔偿222254.64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583.91元（其中杜乐哉预交340元，东盛荣公司预交3243.91元），由李振怀负担340元，东盛荣公司负担543.91元，法院退还东盛荣公司2700元。二审期间，李振怀、东盛荣公司提交了李振怀、东盛荣公司与案外人肖红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和填表人分别为案外人陈某、肖某的《收款收据》，以证明李振怀、东盛荣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已搬离涉案店铺，重新承租了新的地址办公，未再占用涉案店铺；且杜乐哉于2018年11月起对涉案店铺停水停电，并与开发商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涉案店铺已被开发商接管。杜乐哉质证称：1.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系李振怀、东盛荣公司与案外人签订，杜乐哉无法确定该合同的真实性，对该证据不予认可；2.李振怀、东盛荣公司提供的多份《收款收据》所显示的收款人不一致，对该《收款收据》不予认可；3.李振怀、东盛荣公司一直占用涉案店铺未归还杜乐哉，涉案店铺的钥匙及门锁均由李振怀、东盛荣公司管控，涉案店铺也没有由开发商接管。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李振怀、东盛荣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和《收款收据》在本案起诉前就已存在，但李振怀、东盛荣公司在一审期间并未提供上述证据，且未说明其未提供的合理理由，该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亦无直接关联，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期间，李振怀向本院申请调取涉案店铺与深圳市保XX公司、深圳市勤X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资料。但该资料与本案并不存在直接关联，对本案处理并不产生重要影响，故本院对李振怀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杜乐哉在一审期间提交了涉案店铺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放线证明》。李振怀、东盛荣公司在一审期间认可杜乐哉提供的上述证据，并未对杜乐哉出租涉案店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其在二审期间又否认上述证据，但未说明合理理由，亦未提供相反证据，故本院认定杜乐哉系涉案店铺的权利人，其出租涉案店铺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存在以下争议焦点：第一，与杜乐哉形成租赁关系的承租人是李振怀还是东盛荣公司。李振怀、东盛荣公司主张实际承租涉案店铺的是东盛荣公司。而杜乐哉则主张与其建立租赁关系的是李振怀个人。对此，本院认为，与杜乐哉签订《店铺租赁协议》的是李振怀，向杜乐哉交纳租赁押金的也是李振怀，杜乐哉也是向李振怀交付涉案店铺。且上述行为均发生在东盛荣公司登记注册成立之前。由此可以认定李振怀系以个人名义与杜乐哉签订《店铺租赁协议》，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李振怀、东盛荣公司主张涉案店铺实际使用人是东盛荣公司，但李振怀、东盛荣公司并未与杜乐哉协商变更合同主体。因此，李振怀从杜乐哉处承租涉案店铺后的用途并不影响双方之间租赁合同关系的建立。一审认定涉案《店铺租赁协议》的承租人系李振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东盛荣公司并非本案所涉租赁关系的当事人，其上诉提出的要求杜乐哉退还押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涉案《店铺租赁协议》的解除情况。一方面，李振怀与杜乐哉签订的《店铺租赁协议》第一条已约定在涉案店铺拆迁时李振怀需无条件搬离。而双方对于涉案店铺已进入拆迁程序均无异议，由此双方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已成就。另一方面，在杜乐哉与李振怀签订的《店铺租赁协议》在2016年4月1日到期后，李振怀仍然使用涉案店铺并缴纳租金，杜乐哉也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双方协商延续了租赁关系。但双方未明确续租的期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应视为双方之间在2016年4月1日之后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对于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租赁合同。综合上述两方面理由，杜乐哉有权解除与李振怀的《店铺租赁协议》并要求李振怀交还涉案店铺。一审此项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第三，李振怀是否应支付2018年10月之后涉案店铺的租金。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李振怀自2018年10月起未再支付涉案店铺租金。李振怀主张其已将涉案店铺交还杜乐哉，但未提供交接记录等证据证明，杜乐哉对此不予认可，本院对李振怀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但杜乐哉认可其对涉案店铺在2018年11月中旬停水，在2018年12月停电，客观上李振怀已无法使用涉案店铺。杜乐哉主张李振怀一直使用涉案店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在一审期间，杜乐哉也认可李振怀并未再在涉案店铺经营。因此，在李振怀自2018年10月起已未交纳涉案店铺租金，也未实际使用涉案店铺的情况下，杜乐哉未采取合法手段及时收回涉案店铺，故对于由此扩大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本院酌情认定李振怀应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涉案店铺的租金，此后的租金损失属于杜乐哉未采取适当措施而扩大的损失，李振怀无需支付。一审折抵杜乐哉应退还的押金3600元后，确定李振怀还应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租金18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一审对于此后租金的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第四，杜乐哉是否应赔偿李振怀、东盛荣公司因停水停电造成的损失。李振怀、东盛荣公司主张因杜乐哉将涉案店铺停水停电，导致其错过客户电子邮件，丧失重要客户。但李振怀、东盛荣公司提供的客户向其发送电子邮件系在2018年12月5日。而李振怀、东盛荣公司主张其在2018年11月就已搬离涉案店铺，在其他地址经营。因此，李振怀、东盛荣公司主张的其未能收到客户发送的电子邮件与涉案店铺停水停电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不能认定系杜乐哉的行为所致。且李振怀、东盛荣公司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失的具体金额，本院对李振怀、东盛荣公司要求杜乐哉赔偿损失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第五，杜乐哉是否应支付使用东盛荣公司营业证照而获得的经济补偿。东盛荣公司主张的该项经济补偿系基于杜乐哉使用其营业证照所产生，与本案所涉房屋租赁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对此未予审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东盛荣公司可另行法律途径救济。综上，东盛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李振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部分处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73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732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驳回被上诉人杜乐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上诉人李振怀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杜乐哉起诉一审案件费340元，由上诉人李振怀承担240元，由被上诉人杜乐哉承担100元（上述费用被上诉人杜乐哉已预交，由一审法院向被上诉人杜乐哉退还240元，上诉人李振怀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240元，逾期未缴，法院强制执行）。一审第三人起诉案件受理费4687.81元，由上诉人深圳市东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承担（上诉人深圳市东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仅预交3243.91元，其还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一审法院补缴1443.9元，逾期未缴，法院强制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5027.81元，由上诉人李振怀承担25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东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承担4687.81元，被上诉人杜乐哉承担90元。（上述费用，上诉人李振怀已预交250元、上诉人深圳市东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已预交6703元，本院向上诉人深圳市东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退还2015.19元，杜乐哉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缴纳90元，逾期未缴，法院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曾牧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