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13民终39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住所地：惠东县吉隆镇东洲，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M。 法定代表人：邹某1。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某1，男，1970年4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公民身份号码442********4084336。 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飞杰，身份证号码：441************052，该公司法务。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英，身份证号码：441************323，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日升昌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89XF。 法定代表人：欧某1。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欧某1，男，196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阳光名邸紫光阁506房，公民身份号码442************516。 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浩聪，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惠州市远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惠东县**************、19、20号。 法定代表人：邹某1。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欣静，身份证号码：441************343，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东鞋材公司）、邹某1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日升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升昌公司）、欧某1及原审第三人惠州市远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实业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5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邹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飞杰，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浩聪，原审第三人远东实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欣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邹某1上诉请求：l、撤销（2019）粤1323民初5988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驳回两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上诉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支持两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且严重违反《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的特别约定。（一）违反《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价协议书》特别约定。2015年1月28日，两被上诉人因与他人产生经济纠纷，害怕他们分别持有上诉人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上诉人）40%和10%股份被人民法院查封或冻结，经与第二上诉人邹某1协商并签订一份《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以下简称代持协议）。协议书特别明确：第一，将两被上诉人持有股份由邹某1代为持有并对外行使两被上诉人的股东权利，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两被上诉人承担（包括代持期间造成的所有相关费用）（见代持协议第三条）。第二，凡对本协议的补充、变更或解除本协议，3方应另行签订书面的补充、变更、解除协议（见代持协议第六条）。现两被上诉人在3方没有达成书面解除代持协议，以及另行签订补充变更、解除协议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两上诉人没有事实依据，且严重违反3方签订的代持协议第三条和第六条规定。构成无效之诉。 （二）代持期间的债务没有处理好，两被上诉人提起实名股东变更之诉缺乏根本性的生效条件。在代持期间，有以下债务没有处理好：第一，税务没有清偿（见国家税务总局惠东县吉隆税务分局送达的惠东吉隆税税通[2019]16003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第二，尚有4300多万元的债务没有处理完。根据代持协议第三条规定，以邹某1的名义行使两被上诉人权利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包括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收益、利润、亏损、费用、税负、风险责任等）均由两被上诉人承担，对此邹某1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债权债务，第一上诉人在2019年10月8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议时已经在全体股东（包括两被上诉人）说明要处理债权债务问题（详见《会议决议》），现两被上诉人面对4300多万元债务没处理好的情况下除前述所讲的违反代持协议第六条规定外，还违反代持协议第三条规定。可见，两被上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被上诉人请求法院判令两上诉人将其变更为第一上诉人实名股东，并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的目的是因为两被上诉人的原存在的风险隐患己经解除，且不想承担债务风险所启动的恶意之诉。根本的目的就是想让邹某1独立承担应当由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全部经济责任。 然而，一审法院却无顾以上事实，有意并偏袒式将代持协议的关键性附条件条款予以回避并作出不能令两上诉人信服的判决。 二、一审法院对其确立的三个争议焦点的审理结论苍白无力且强词夺理，根木不能今人信服 第一，第一个焦点是两被上诉人的实名股东身份的确认问题。两上诉人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的焦点。理由是两上诉人从未否定两被上诉人系实名股东的事实，代持协议更是作了肯定确认。第二，将两被上诉人由暗股东变更为明股东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变更代持协议的约定。而代持协议第六条已经明确约定是一份附条件生效的协议，两被上诉人在没有处理好债权债务和税收，以及书面签订变更协议的情况下起诉两上诉人，并请求法院支持其所请是违反代持协议规定的，而一审法院却对附条件问题避而不审理存有偏袒之嫌。第三个焦点是代持协议是否解除问题。代持协议第六条对解除协议设置了特别约定，即必须由3方签订书面的解除协议，既然没有签订书面解除补充协议或没有提请召开股东会表决，如何能够解除代持协议。值得一提的是，对两上诉人的以上抗辩主张，上诉人邹某1曾在一审开庭结束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一份《庭审后补充意见》，补充意见已经将两上诉人以上观点淋漓尽致地说的明明白白，但一审法院根木不理睬邹某1的上诉补充意见，在判决书上一字不提邹某1提交的《庭审后补充意见》，这不能不让两上诉人感受为到公平正义。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依据存在断章取义行为。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共适用了3部法律（公司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和1部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其中《公司法》适用了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合同法》适用了第四百一十条；《民事诉讼法》适用了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司法解释）适用了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对照本案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的上述法律依据是曲解不当的。理由是： 第一，《公司法》第三十一条是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第三十二条是置备股东名册，因本案受代持协议的特别约定，在代持协议附条件没有实现时不能签发出资证明书和置备股东名册；第二，因代持协议约定的变更、解除是附条件才生效的，这种情形受《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约束而不受第四百一十条普通条款约束。第三，《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是谁主张谁举证，两被上诉人主张解除代持协议，但却没有举证符合变更、解除代持协议的法定条件，属于举证不能，但一审将这条作为其支持两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显然适用法律依据错误。第四，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不适用本案情形，基于本案的实际情形，应当适用司法解释的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即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依据支持两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是错误的。 四、一审判决解除代持协议依法无据。两被上诉人与邹某13方签订的代持协议系3方的真实意愿，该协议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有效民事法律行为和《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附解除合同条件的合法代持协议。对此，一审法院在其判决书第一焦点问题上也确认了代持协议的合法性，既然代持协议合法有效，3方就必须无条件执行代持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在代持协议的解除条件未成就时判决解除代持协议除违反上述规定外，还存在滥用司法审判职权的行为。 五、两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诉讼所求的证据充分性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两被上诉人主张的是将隐股东变回明股东，并解除代持协议等，既然如此，两被上诉人就必须举证证明他们已经按照代持协议的第三条规定处理好债权债务和税务清偿工作已经处理完毕，以及根据代持协议第六条规定签订了书面解除协议等。然而，从两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25份证据并没有提交上述的关键证据。为此，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责任。此外，值得提醒的是，一审法院虽适用了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但实际上是将举证责任倒置责任归咎于两上诉人，审判天秤偏袒两被上诉人。 六、驳回两被上诉人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两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向一审法院主张的诉求含财产保全费共有7项，这7项诉求一审已经全部支持两被上诉人的全部诉求，而判决书上驳回两被上诉人其他起诉是何意思，是否两被上诉人还有其他诉讼请求。须知，原告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是必须告知被告，并征询被告是否就增加的诉讼请求择时补充答辩意见或举证抗辩。但两上诉人并不清楚两被上诉人还有哪些诉讼请求。此外，解除代持协议是两被上诉人在庭审时才补充的，但一审并没有征询被告是否就增加的解除代持协议诉讼请求择时补充答辩意见和提交抗辩证据，剥夺两上诉人的补充抗辩权利。 综上所述，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罔顾事实，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为此，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依法作出支持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当庭补充上诉理由：两被上诉人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构成起诉程序违法。两被上诉人起诉两上诉人的焦点是恢复其明股东身份，并记载于上诉人公司章程内，但两被上诉人却没有依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申请变更，公司是自治行为。他的依据是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两被上诉人要恢复明股东身份，除必须证明符合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规定的成就条件外，必须依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主张股东变更登记，具体第一，由隐名股东向粤东鞋材公司股东会书面申请，由股东会依章程第34条规定决定股东申请事项，并在召开股东会15日前通知全体股东参加。第二，做成股东会协议，本案两被上诉人并未向公司提起召开股东会的申请，自然就没有作出股东会决议，两被上诉人在未经股东会作出的股东会协议情况下，径行向人民法院起诉并请求通过法院的司法判决、规避公司自治所必须召开股东会解决的程序。第三、两被上诉人诉请涉及股东变更登记和修改公司章程，就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根据两被上诉人的诉求，股东会决议涉及两个法律问题，一是是否多数通过问题，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假设已经召开股东会，但因为表决过不了半数，而没有法律效力。二是因涉及修改公司章程问题，根据公司法第43条和粤东鞋材公司章程第39条，修改章程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因两被上诉人目前要求恢复明股东身份不符合代持协议规定的条件，两上诉人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恢复。基于两上诉人实际拥有代表二分之一表决权，即使召开股东会，修改股东变更登记和修改章程，因不符合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和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规定的法定表决数额而不能通过。 两被上诉人无法、无据、无权径行起诉两上诉人。两被上诉人虽不是明股东，但两被上诉人是隐名股东，是得到两上诉人认可的。因此，两被上诉人以股东名义起诉公司，就必须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起诉公司。根据公司法第22条、第33条、第75条、第152条、第153条和第182条规定，股东可以起诉公司的情形只有五种。两被上诉人以公司名义起诉两上诉人违反公司法规定。最后，两被上诉人在其民事起诉状第二观点上是认可代持协议的，但是两被上诉人却不依法执行代持协议和依法主张权益。 综上所述，两被上诉人除违法代持协议和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两被上诉人的诉求违反公司法起诉公司，以及没有依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情形下，径行股东变更登记及向法院起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一审所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是粤东鞋材公司的股东，合计有50%的股权，根据合同法第410条关于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日升昌公司、欧某1有权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委托代持股关系后，应当恢复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因此，一审判决解除代持股协议并恢复股东登记身份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远东实业公司答辩称，两被上诉人不符合起诉的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明确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两被上诉人起诉两上诉的诉求大休三类：一是是请求法院确认其是分别持有粤东鞋材公司40%和10%股权的隐形股东；二是要求法院判令两上诉人变更两被上诉人系粤东鞋材公司40%和10%股权的实名股东；三是将两被上诉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记载在公司章程上。 从两被上诉人的请求不难看出，两被上诉人实际的诉求就是要求变更股东和修改公司章程。因此，两被上诉人应当一是向人民法院提交两被上诉人已经向粤东鞋材公司股东会提请召开股东变更登记和修改公司章程的临时股东会书面材料；二是提交已经召开过股东变更和修改粤东鞋材公司章程的股东会材料；三是提交已经过半数股东同意变更实名股东，以及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同意修改粤东鞋材公司章程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四是提供两被上诉人拒绝两被上诉人提请召开变更实名股东和修改粤东鞋材公司章程的证据材料等。 从两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看，显然没有上述材料。两被上诉人的起诉显然属于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据此，一审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公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驳回两被上诉人的起诉。 二、两被上诉人起诉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和公司的自治行为。因两被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主张属于股东变更登记、记载股东名册和修改公司章程。这些主张从商事层面看属于公司自治行为。因此，两被上诉人如果要实现上述诉求，就必须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主张，不能越位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代替”公司的自治程序行为。具体主张程序：第一，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和公司章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书面向粤东鞋材公司股东会提请召开股东变更登记和修改公司章程的临时股东会申请。第二，粤东鞋材公司股东会收到两被上诉人提请召开临时股东会申请后，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和公司章程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决定召开临时股东会，并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和公司章程第三十六条规定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第三，召开股东会，并作出生效的《股东会决议》，其中对作出实名股东的变更登记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会决议》，应当符合粤东鞋材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因将股东记载于公司章程属于修改公司章程范畴，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还必须符合《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和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因两被上诉人在没有走上述程序的情况下径行向人民法院起诉，并企图通过诉讼方式规避《公司法》和粤东鞋材公司章程的程序规定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公司法》、粤东鞋材公司章程规定和公司的自治行为，已经构成无效之诉，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三、违反《合同法》和《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规定。20l5年I月28日，两被上诉人因与他人产生经济纠纷，害怕他们分别持有粤东鞋材公司40%和l0%股份被人民法院查封或冻结，经与被答辩人邹某1协商并签订一份《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以下简称代持协议书）。因签订《代持协议书》均系3方的真实意愿并征得邹某1同意，且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此，答辩人与两被答辩人一样认为这份协议书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3个有效法律条件，并依法受法律保护。 《代持协议书》附变更、解除条件同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此外，对《代持协议书》的合法性，两被上诉人在其《民事起诉状》第二大观点中明确协议书的合法性；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上也确认协议书的合法性。既然《代持协议书》签订系3方真实意愿，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且两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也确认合法各方就必须遵守。可见，两被上诉人主张将两被上诉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记载在公司章程上，以及解除《代持协议书》除必须按本答辩状第二大观点的走完以上程序外，还必须按《代持协议书》第三条、第六条规定走完解除协议的附条件问题。 两被上诉人在拒不履行《代持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强行要求实现两被上诉人的以上诉求还违反《合同法》和《代持协议书》第三条和第六条规定。 四、一审判决显失公平正义，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审法院支持两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所表述的3大观点（焦点）和适用的法律依据有误。理由：第一，不熟悉公司自治行为规则。两被上诉人起诉主张的是要求法院责令两上诉人将两被上诉要求将其隐形股东身份变更为实名股东身份，以及粤东鞋材公司章程的修改和办理公司登记问题，而两上诉人的上述诉求是由《公司法》和《粤东鞋材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实现，非由法院代位实现。为此，除非两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其已经走完依《公司法》和《粤东鞋材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而仍实现不了主张时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才会依《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审理本案。而一审法院在两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按《公司法》、《粤东鞋材公司章程》和《代持协议书》规定走完所有程序的情况下，认为两被上诉人的起诉条件成就并支持两被上诉人的全部诉求有误。第二，本案一审法院支持两被上诉人的法律依据适用了3部法律和1部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有误。具体理由与上诉人一致。 五、两被上诉人不履行《代持协议书》第三条规定还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因两被上诉人拒不履行《代持协议书》第三条规定，邹某1代持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及税务清偿必然涉及答辩人的利益。因此，邹某1要求两被上诉人履行《代持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条规定合情、合理、合法。 综上所述，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罔顾事实，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为此，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依法作出支持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日升昌公司系被告粤东鞋材公司的股东，持有被告粤东鞋材公司40%股权；2.确认原告欧某1是被告粤东鞋材公司的股东，持有被告粤东鞋材公司10%股权；3.判令被告粤东鞋材公司、邹某1将登记在被告邹某1名下粤东鞋材公司的40%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日升昌公司名下；4.判令被告粤东鞋材公司、邹某1将登记在被告邹某1名下粤东鞋材公司的10%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欧某1名下；5.判令被告粤东鞋材公司向原告日升昌公司、欧某1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原告日升昌公司、欧某1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6.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以及财产保全担保费。诉讼期间，两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为：解除两原告与被告邹某1签订的《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以下简称代持股协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日升昌公司系成立于1996年8月1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是原告欧某1（同时是占股65%的股东），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技术咨询；房产租赁，物业管理等。 第三人远东实业公司系成立于1999年2月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被告邹某1（同时为占股60%的股东）经营范围为销售：皮革工业机械、皮革制品、鞋料、化工产品等。 被告粤东鞋材公司系成立于2003年12月23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被告邹某1，经营范围为销售鞋材、鞋，中介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电子商务，园林绿化工程，鞋类产品、皮革的检测认证以及产品标准咨询、技术服务，物业管理，房产销售、租赁。 被告粤东鞋材公司成立时，发起人股东为原告欧某1（占股50%）及被告邹某1（占股50%），原注册资本为328万元。2009年5月4日，粤东鞋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日升昌公司及远东实业公司为该公司股东，并增加注册资本3352万元。2009年5月11日，被告粤东鞋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载：该公司注册资本为3680万元人民币，其中：日升昌公司实缴出资1472万元，占股比例为40%；远东实业公司实缴出资1472万元，占股比例为40%；欧某1实缴出资368万元，占股比例为10%；邹某1实缴出资368万元，占股比例为10%。同年5月14日，惠州市正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经粤东鞋材公司委托出具《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2009年度验资报告》，各股东的出资已缴足。 2014年5月26日，惠州市正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经被告粤东鞋材公司的委托，出具了编号为惠正会验字（2014）第082号的《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2014年度验资报告》。该报告载：根据粤东鞋材公司2014年5月10日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申请增加注册资本600万元，由欧某1、邹某1、日升昌公司、远东实业公司于2016年5月14日前一次缴足，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4280万元。经审验，截至2014年5月16日止，粤东鞋材公司已收到欧某1、邹某1、日升昌公司、远东实业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600万元（货币资金）。变更后各股东的资本实缴情况如下：日升昌公司实缴1712万元，占注册资本总比例40%；远东实业公司实缴1712万元，占注册资本总比例40%；欧某1实缴428万元，占注册资本总比例10%；邹某1实缴428万元，占注册资本总比例10%。 2015年1月22日，被告粤东鞋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日升昌公司将其所占粤东鞋材公司注册资本40%股权以171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邹某1，同意欧某1将其所占粤东鞋材公司注册资本10%股权以42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邹某1。两原告称，该决议虽然形式上是股权转让，但实质上是两原告与被告邹某1之间的委托代持股权关系。 2015年1月28日，原告日升昌公司（甲方、委托方）、欧某1（乙方、委托方）与被告邹某1（丙方、受托方）共同签订了《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以下简称代持股协议），约定如下：甲方、乙方、丙方三方就甲方、乙方二方委托丙方对外代为持有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股权股份事宜，订立委托协议如下：第一、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为欧某1、邹某1、惠州市日升昌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远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四方股东于2003年12月23日在广东省惠州市依法设立、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限自2003年12月23日至2021年6月15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肆仟贰佰捌拾万元整（42800000.00元）；其中：股东欧某1出资人民币428万元整；股东邹某1出资人民币428万元整；股东日升昌公司出资人民币1712万元整；股东远东实业公司出资人民币1712万元整。第二、甲方、乙方二方委托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代为持有甲方、乙方二方在粤东鞋材市场的股权股份。甲方、乙方二方作为粤东鞋材市场的隐名股东，不对外登记、显示粤东鞋材市场股东的身份，不对外行使粤东鞋材市场股东的权利义务。第三、丙方接受甲方、乙方二方的委托，对外以丙方的名义行使粤东鞋材市场甲方、乙方二方的股东权利。以丙方的名义行使粤东鞋材市场甲方、乙方二方股东权利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包括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收益、利润、亏损、费用、税负、风险责任等）均由甲方、乙方二方承受承担，对此丙方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第四、甲方、乙方委托丙方代为持股股权变更后，远东实业公司在粤东鞋材市场的注册资本出资（公司股权）保持不变。甲方、乙方、丙方叁方之前各自在粤东鞋材市场所拥有的权利、义务、股权股份不变。第五、因本次代持股造成的所有相关费用由甲方、乙方共同承担。第六、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乙方二方股东对外名义上退出粤东鞋材市场经营，不登记、不显示甲方、乙方二方为粤东鞋材市场股东，粤东鞋材市场对外工商登记只显示丙方和远东实业公司为粤东鞋材市场股东。丙方不可恶意经营，否则造成粤东鞋材市场重大亏损，丙方需承担相应责任。第六、凡对本协议的补充、变更或解除本协议，叁方应另行签订书面的补充、变更、解除协议。第七、本协议自甲方、乙方、丙方叁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一式叁份，甲方、乙方、丙方叁方各持壹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基于上述代持股协议，2015年1月28日，原告日升昌公司、欧某1分别与被告邹某1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日升昌公司、欧某1所占有的粤东鞋材公司股权转让给邹某1。2015年1月29日，惠东县**监督管理局向粤东鞋材公司下发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惠核变通内字【2015】第1500037745号），变更登记内容为，股东由日升昌公司、远东实业公司、欧某1、邹某1变更为股东远东实业公司（占股40%）、邹某1（占股60%）。 2019年9月11日，原告日升昌公司、欧某1委托广东惠宏信律师事务所通过EMS快递向被告邹某1发出律师函，明确其两人依法享有登记在邹某1名下的粤东鞋材公司50%的股权，其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受法律保护，要求邹某1作为股权代持人，未经日升昌公司、欧某1一致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私自处分粤东鞋材公司的任何资产。 2019年9月24日，原告日升昌公司、欧某1诉至原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2019年10月8日，被告粤东鞋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被告邹某1、第三人远东实业公司（均作为登记股东）与原告日升昌公司、欧某1（均作为隐名股东）参加该会议。该会议主要对粤东鞋材公司经营项目、对外借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原告日升昌公司、欧某1在会议中提出要恢复显名股东身份，但造成被告邹某1的拒绝。同日，被告邹某1、第三人远东实业公司形成上述临时股东会议的会议决议，其中一项为：由公司股东在2019年10月30日前按照比例份额注入应急资金款1000万元，未注入应急资金款到位的公司股东承担逾期付款责任，并每月需按未注入应急资金款数额的4%来计提违约金给守约股东，如各股东均不注入应急资金款，则授权公司执行董事邹某1有权先行处置以本公司资产来偿还这一笔500万元的对外借款。该会议决议未经原告日升昌公司、欧某1的签名或盖章确认。 2019年10月16日，被告邹某1向原告日升昌公司、欧某1发送《通知》，要求两原告需依照代持股协议及《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2019年10月8日临时股东会议决议》，于2019年10月30日前按代持股的比例注入应急资金款500万元。次日，原告日升昌公司、欧某1就上述《通知》向被告邹某1作出回复，称按代持股的比例注入应急资金款50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 2019年11月5日，被告邹某1、第三人远东实业公司召开粤东鞋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经粤东鞋材公司通知，原告日升昌公司、欧某1未参加该临时股东会议。 另查一，2012年6月25日，被告粤东鞋材公司与案外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城支行共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由被告粤东鞋材公司提供其名下位于惠东县********洲地段JL-H-01-03地块粤东鞋材市场中44套房屋（产权证号：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10018476等44套）为54054000元最高余额内作抵押担保。2017年8月16日，被告粤东鞋材公司就其向案外人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岸支行借款1000万元的债权，双方共同签订了《抵押担保合同》（编号为河南岸抵字2017第062号），约定由被告粤东鞋材公司提供其名下位于惠东县********洲地段JL-H-01-03地块粤东鞋材市场B2栋12号等18套房屋作抵押担保。 另查二，2019年10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惠东县税务局吉隆税务分局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被告粤东鞋材公司提供工商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不动产档案馆复函、评估报告、清算报告、股权转让合同等相关资料到该局办理税务变更登记。 诉讼期间，根据两原告的保全申请，原审法院以（2019）粤1323民初598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被告粤东鞋材公司名下70套房屋。2019年12月25日，被告粤东鞋材公司申请变更部分保全财产，原审法院以(2019)粤1323民初5988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了被告粤东鞋材公司名下8套房屋，并解除对（2019）粤1323民初598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已查封的其中8套房屋，详见查封清单。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本案的处理涉及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请求公司变更登记、代持股协议等法律关系。故本案争议焦点为：1.两原告是否为被告粤东鞋材公司的实际股东；2.两原告诉请两被告将其相应股权变更登记至两原告名下的条件是否成就；3.涉案代持股协议应否予以解除。 关于焦点1，两原告是否为被告粤东鞋材公司实际股东的问题。两原告与被告邹某1于2015年1月28日签订的代持股协议，是合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涉案代持股协议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告欧某1系被告粤东鞋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之一，原告日升昌公司于2009年通过注资成为粤东鞋材公司的股东，该事实有粤东鞋材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即原告日升昌公司占有被告粤东鞋材公司的股份比例为40%，原告欧某1占有被告粤东鞋材公司的股份比例为10%。至于两被告提交的股东决议及股权转让合同，其实质系为代持股协议而订立，目前为了名义上的股权变更，而无股权转让之实，不能以此对抗两原告的股东身份。 关于焦点2，两原告诉请两被告将其相应股权变更登记至两原告名下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被告邹某1、第三人远东实业公司对两原告的出资情况是知悉并予以认可的。其次，涉案代持股协议约定原告日升昌公司、欧某1及被告邹某1在股权变更登记后，其各自在被告粤东鞋材公司所拥有的权利、义务、股权股份不变。代持股协议签订后，两原告也以隐名股东身份参加被告粤东鞋材公司召开的股东会议，参与粤东鞋材公司的经营管理，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作为另外股东的被告欧某1、第三人远东实业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因此，被告邹某1、第三人远东实业公司不同意两原告变更为显名股东的辩解与其实际行为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原告日升昌公司、欧某1诉请被告粤东鞋材公司、邹某1将其相应股权变更登记至两原告名下，被告粤东鞋材公司向两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依据充足，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3，涉案代持股协议应否予以解除的问题。被告邹某1辩称代持股协议是否解除与本案股东资格确认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一并处理。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之所以产生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系基于两原告与被告邹某1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产生，两原告诉请恢复显名股东身份，故其三方的该持股协议亦应一并处理为宜。如前所述,两原告与被告邹某1形成合法有效的委托代持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两原告诉请解除其与被告邹某1签订的涉案代持股协议，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因该代持股协议解除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双方当事人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 关于财产保全担保费的问题。财产保全担保费系两原告为申请诉讼保全支付给案外人即担保人的保险费用，双方对该费用的承担无相关约定，亦非必然产生的诉讼费用。两原告诉请两被告支付财产保全担保费的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惠州市日升昌集团有限公司系被告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被告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40%股权； 二、确认原告欧某1是被告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被告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10%股权； 三、被告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邹某1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将登记在被告邹某1名下的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惠州市日升昌集团有限公司名下； 四、被告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邹某1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将登记在被告邹某1名下的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10%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欧某1名下； 五、被告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惠州市日升昌集团有限公司、欧某1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原告惠州市日升昌集团有限公司、欧某1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章程； 六、解除原告惠州市日升昌集团有限公司、欧某1与被告邹某1于2015年1月28日签订的《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 七、驳回原告惠州市日升昌集团有限公司、欧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邹某1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邹某1陈述，上诉所称4300万债务属于粤东鞋材公司债务，邹某1个人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二、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能否解除《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三、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提起本案诉讼，是否需要诉前按照《粤东鞋材公司章程》申请召开股东会决议；四、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是否符合登记为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的条件。 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确认持有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40%、10%股权，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欧某1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到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名下，由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为本案适格被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 2015年1月28日，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委托方）与上诉人邹某1（受托方）签订《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委托上诉人邹某1对外代为持有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股权股份事宜，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双方之间委托合同关系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作为委托人，具有合同解除权。《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以上诉人邹某1的名义行使粤东鞋材市场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二方股东权利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包括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收益、利润、亏损、费用、税负、风险责任等）均由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二方承受承担，对此上诉人邹某1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此为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履行合同的义务，不是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第六条约定，凡对本协议的补充、变更或解除本协议，叁方应另行签订书面的补充、变更、解除协议。即三方可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解除合同。事实履行中，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已经向上诉人邹某1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要求恢复股东登记，三方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各方之间因财产关系产生了民事争议，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具有相应的诉权，可就此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因《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解除，如造成的损失，或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需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邹某1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诉请主张确认持有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40%、10%股权，属于隐名股东，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邹某1对此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解除，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诉请办理变更登记及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将隐名股东向公司申请办理变更登记作为诉讼前置程序或条件，故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邹某1补充上诉称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应驳回本案起诉，没有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委托代为持有股权股份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上诉人邹某1、原审第三人远东实业公司，上诉人邹某1担任原审第三人远东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现有全部登记的名义股东，对于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实际出资，属于隐名股东的事实知情。在日常经营过程中，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作为隐名股东，参加了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的股东会议，行使了股东权利，上诉人邹某1、原审第三人远东实业公司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人合性的条件，应当认定符合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 经本院核查，原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日升昌公司、欧某1的诉请全部予以支持，故第七判项驳回其他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粤东鞋材公司、邹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59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 二、撤销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5988号民事判决第七项； 三、驳回上诉人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邹某1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负担，按照一审判决处理。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惠州市粤东鞋材市*有限公司、邹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 巍 审 判 员  黄**锋 审 判 员  刘艳妹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李嘉伊 书 记 员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