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90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新石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104400105F。 法定代表人：王英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男，198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明杰，河北冀华（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守闽，男，196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江棉，河北来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宗权，男，196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平，男，196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系袁宗权表弟。 上诉人郭守闽、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三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宗权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2民初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石家庄三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明杰、李岩，上诉人郭守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江棉，被上诉人袁宗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2民初48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郭守闽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郭守闽、袁宗权承担。上诉理由：一、被上诉人郭守闽诉讼主体不适格。（一）提货单中涉及的出租方分别为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石家庄冀中钢模板租赁站、石家庄高新区宇晨模板租赁站、李增杰等多个主体，被上诉人郭守闽均无诉求，本案仅能以樊伟克为原告提起诉讼。根据郭守闽提交的《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制式合同，抬头和落款处的甲方均仅为“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郭守敏”仅是作为“签证人”签字，并非出租人。本案出租人仅为个体工商户“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在个体工商户注销的情况下，仅能以经营者樊伟克为原告提起诉讼。郭守闽向一审法院提交《解除合伙协议书》，主张其与樊伟克为个人合伙，但根据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显示，该租赁站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且《解除合伙协议书》中明确记载“合伙经营”“以樊伟克名义注册了个体工商户，字号为石家庄市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条之规定，不能以郭守闽和樊伟克为共同诉讼人。郭守闽提交的《解除合伙协议书》属于郭守闽与樊伟克之间的内部协议，不得对抗其他的善意相对人。在《解除合伙协议书》所称的个人合伙与《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相矛盾，应以公立的、作为行政机关的工商登记部分的登记信息，以及对外的营业执照为准，且樊伟克并未明确向法院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也并未明确放弃，《解除合伙协议书》不是债权转让协议书，更未通知债务人。故，本案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当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在字号注销的情况下，仅能以樊伟克作为原告。（二）石家庄冀中钢模板租赁站、石家庄高新区宇晨模板租赁站与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并非同一主体，该两个租赁站提货单中租赁物数量不能计入本案租赁物数量，亦不能以郭守闽为原告提起诉讼。郭守闽提交第84号《租赁产品提货单》抬头记载为“石家庄高新区宇晨模板租赁站”，第10、12、60号《租赁产品提货单》抬头记载为“石家庄冀中钢模板租赁站”，根据企业工商查询，石家庄高新区宇晨模板租赁站经营者为张立臣，石家庄冀中钢模板租赁站经营者为袁宝国，与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主体，该两个租赁站提货单中租赁物数量不能计入本案租赁物的数量，更不能以郭守闽为原告提起诉讼。（三）李增杰为发货人的《租赁产品提货单》的租赁物数量为已归还的数量。不能计入本案租赁物数量，且与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亦是不同的主体，也不能以郭守闽为原告提起诉讼。郭守闽提交的第5、15、17、30、42、45、63、65、66、67、69、70、73、74、78、81、82、84、93、96、100、104、105、106、109、111、122号《租赁产品提货单》抬头为“石家庄钢模板租赁站”，与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的提货单明显不同，可以证实其与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不是一个主体、该租赁站提货单租赁物的数量不能计入本案租赁物的数量，更不能以郭守闽为原告提起诉讼。且该租赁站提货单上右边明确记载“经办人留存”，既然应由经办人留存的提货单出现在郭守闽手中，说明该租赁站提货单记载的租赁物已经归还，更不应计入本案租赁物数量。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存在两份租赁合同。第一份2009年3月18日的合同。上诉人石家庄三建公司并未盖章，根据提货单的日期可知，袁宗权、郭守闽实际履行的是该合同，与上诉人无关。郭守闽主张袁宗权为独立主体，请求其承担合同责任，袁宗权亦自认履行合同并使用案涉租赁物，且未主张其为上诉人代理人，原判决直接越过袁宗权，仅判令上诉人承担合同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郭守闽提供的提货单中有两份，一份是2009年3月20日，一份是2009年3月26日，这说明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在2009年3月20日就开始供货，再结合被上诉人袁宗权提交的2009年3月18日加盖有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公章的租赁合同，可以知道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与袁宗权之间成立并履行的是2009年3月18日的租赁合同，而且该合同上并无任何上诉人的签章，与上诉人无关。袁宗权也自认在东明苑工地使用了租赁物品，在一审庭审中自认东明苑项目中李洪周代表袁宗权接收租赁物，在整个一审中，袁宗权自认签订、履行了租赁合同并使用了案涉租赁物，也从未主张过其是上诉人的代理人，其提出的异议仅仅是租赁费已经付清。郭守闽也未主张过袁宗权为上诉人的代理人，其自始至终认为袁宗权为独立主体，应单独承担合同责任，原审判决却判令上诉人承担合同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二）上诉人并非东明苑项目的实际承包人，案涉东明苑项目是由定州市开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2018）冀0102民初585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事实的角度确认“定州开元建设有限公司为工程施工总承包方”，并且认定与石家庄三建公司无关。根据已经备案的冀石长审合同备（施工）（2017）019号正阳集团与开元公司签订的《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可知，该合同明确约定由开元公司承建案涉东明苑工程，工期自2009年3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根据郭守闽申请调取的《工程施工合同书》《解除施工合同书》可知，2009年6月9日，双方签订了《解除施工合同书》，既然上诉人石家庄三建公司与正阳集团已经解除了施工合同，故一审认定“三建公司为该东明苑项目的实际承包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从上诉人、开元公司与正阳集团签订施工合同的签订日期可知，虽然上诉人2009年6月9日才与正阳集团解除施工合同，但早在2009年2月18日，正阳集团就与开元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结合王二平询问笔录中陈述的2009年3月承包人进场施工，此时进场的不是上诉人，而是开元公司，根据《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民营资本投资房屋建筑工程直接发包批准单》，王二平是定州开元公司的被授权委托人。即使上诉人与正阳房产公司签订过施工合同，但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且已经解除，案涉东明苑工程并非上诉人承建，而是由开元公司实际承建，原判决认定上诉人为东明苑项目的实际承包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案涉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为郭守闽和袁宗权，郭守闽始终不认为袁宗权有代理权，也未主张过袁宗权构成表见代理，袁宗权自认其为合同当事人履行的第一份合同，原判决径行认定袁宗权构成表见代理，适用法律错误。郭守闽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承租方是石家庄三建公司和袁宗权，从合同可以看出，承租方是两个主体，不存在袁宗权代理三建建业签订合同这一情形。”“原告在签订合同时，两个承租人，一个是袁宗权，不存在袁宗权代理三建公司签订合同。”根据上述自认可知，郭守闽始终不认为袁宗权有代理权，也未主张过袁宗权构成表见代理，原判决径行认定“袁宗权构成表见代理，因合同产生的租赁费等欠款的付款义务应由三建公司承担”，适用法律错误。郭守闽提交的租赁合同为制式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租用单位需持经办人身份证并预付部分租赁费办理租赁合同。”但是上诉人并未支付任何费用，所谓的经办人李洪周亦非上诉人员工，更无上诉人授权。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本合同须乙方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甲方开始送货。”而案涉租赁合同仅加盖了所谓的“东林苑项目部”章，上诉人对此章不予认可。总之，案涉东明苑工程不是上诉人承建，与上诉人可能产生关联的仅为上诉人不认可的“东明苑项目部”印章，但盖章行为的效力应以最新的、最高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四十一条确立的“看人不看章”裁判思路确定，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代理的相关规则确定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袁宗权不是上诉人员工，在提货单上签字的李洪周、罗立国、安进国、李凤书等也不是上诉人员工，不构成职务代理，郭守闽自认袁宗权没有代理权，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所以，案涉租赁合同与上诉人无关，原审法院适用在前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第49条、第51条，不顾九民会议纪要的最新规定，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依据郭守闽多处涂改、伪造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郭守闽提交的证据上有多处单独涂改、后期添加的内容，明显为本次诉讼伪造证据，该证据不符合真实性的要求，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郭守闽提交的2009年4月1日《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制式合同，抬头和落款处的甲方均为打印的“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而抬头处的“郭守闽”“石家庄市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皆为手写，明显为后期添加的内容。案涉租赁合同第六条将明确约定的“高新区法院”单独涂改为“长安区法院”，且未经其他当事人签章确认，上诉人据此提出管辖异议。除此之外，案涉租赁合同还有多处单独涂改、伪造之处，且该租赁合同与袁宗权提交的、自认履行的2009年3月18日的租赁合同存在多处涂改和添加，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案涉租赁物由谁占有和使用，原判决未查明。上诉人与正阳集团解除了施工合同，并未实际施工，故没有租赁租赁物。但根据提、退货单，自2009年3月20日第一次提货至2012年1月7日最后一次退货，租赁物的提、退货一直进行，那么案涉租赁物到底由谁占有和使用，原审法院并未查清。本案案由为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合同具有相对性，案涉租赁物由谁占有和使用，关系到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承担，属于对判决、裁定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应予查明。袁宗权在一审答辩状中自认“在东明苑工地使用了租赁物品”，原审判决认定“袁宗权作为违法分包人，同时作为范忠聘请人员”，所以，案涉租赁物应由袁宗权实际占有并使用，应由其承担租赁合同责任。如果袁宗权是范忠聘请人员，案涉租赁物应由范忠实际占有并使用，应由范忠承担租赁合同责任。案涉租赁物到底由谁占有并使用，关系到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的承担，至关重要，原审法院应查明而未查明，认定事实不清。（二）关于王二平的身份，原判未查明。原审法院依据身份不明的、与开元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应出庭作证而未出庭的王二平的询问笔录认定上诉人为案涉东明苑工程的实际承包人，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三）关于郭守闽起诉状中自认收到的租赁费60万元由谁支付，原审法院未查明。上诉人即未从郭守闽处承租，也未向郭守闽支付过租赁费。本案案由为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合同具有相对性，租赁费由谁支付，既能证明合同的相对方，也能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原审法院应查明未查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五、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原审法院依据郭守闽的申请，向长安分局跃进路派出所调取的证据，庭前未向上诉人交换，剥夺了上诉人庭前申请追加共同被告的权利，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二）原判决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共同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庭前未向上诉人交换郭守闽申请调取的证据，上诉人只能当庭申请追加夏邑县豫龙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正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定州开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根据郭守闽调取的《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案涉工程分包形式为包工包料，案涉的租赁物应为该合同的劳务分包人夏邑县豫龙建筑安装劳务有限公司租赁并使用，所以该合同的劳务分包方应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郭守闽调取的《解除施工合同书》明确约定，上诉人与正阳集团所签订工程施工合同解除，上诉人以“东明苑项目部”名义所签的钢筋、水泥、水电暖供货或承包协议原则上由正阳集团接手，由正阳集团直接与其结算，其中就包括上述《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所以，正阳集团应作为共同被告参与本案诉讼。上诉人提交的正阳集团与开元公司签订的《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明确约定案涉的东明苑项目工程是由开元公司承建，如果原审法院认为承包人应承担租赁合同责任的话，定州开元应作为共同被告参与本案诉讼。原审法院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共同被告，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三）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未以书面裁定方式驳回上诉人管辖权异议，剥夺了上诉人管辖权异议的上诉权。案涉租赁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如发生经济纠纷双方协议解决或由石家庄高新区法院判决。”郭守闽擅自将高新区改成长安区，但更改处即无郭守闽签字，也没有上诉人和袁宗权签字或盖章签字，所以该改动并未达成合意，故本案仍应由石家庄高新区法院管辖。在收到法院传票后，因在防疫期间，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申请重新给定答辩期、开庭日期，但法院仅仅准许了延期举证与开庭，并未重新给定答辩期，也没有作出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本次出庭不代表对管辖权的无异议的应诉管辖”，并申请原审法院作出书面的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原审法院未以书面裁定方式驳回上诉人管辖权异议，违法剥夺了上诉人管辖权异议的上诉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请求依法改判。 郭守闽答辩称，1、关于主体问题，我方具有起诉的主体资格也享有相关的诉讼权益，郭守闽和樊伟克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解除，双方签有协议书，该协议书的效力也已经被生效判决书予以确认，并且长安区法院也已经依据该解除合伙的协议书驳回了樊伟克曾经的租赁起诉，所以我方具有相关的诉讼权益。2、租赁物的提货数量与退货数量应当依据双方签字确认的提退单为准，并且应当以单据的内容为准，个别抬头不应当作为认定主体的证据。3、打印日期为2009年3月18日的租赁合同并不是一份完整的合同，仅仅是双方洽谈过程中的一份草稿性的文件，所以不具有合同效力，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09年4月1日经各方签字盖章确认的书面合同。4、东明苑虽然是以定州开元公司的名义补办的手续，但是并不能否定三建公司曾经承建过该项目。虽然三建公司否认其各种印章的效力，否认其签署过任何协议，甚至否认袁宗权作为分包人的身份，但是公安机关从该项目开发商正阳公司所调取的相关协议以及对相关负责人的询问，足以证明三建公司就是东明苑项目的承建方，并且曾经刻制过项目部专用章，该项目部专用章也多次对外适用，所以一审法院依据省高院审理指南来认定三建公司是承建人，袁宗权构成表见代理这一结论完全正确。5、一审程序没有任何问题，本案一审中我方收到一审开庭传票就有三次，本案从立案通知被告到开庭，中间经历了非常长的过程，各方的诉讼权益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所以不存在三建公司管辖权异议的情形，另外本案也不存在必须追加的被告，本案的基础证据是租赁合同，租赁合同作为承租方的三建公司以及袁宗权都已经是本案的被告，一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证据恰恰可以证明三建承建的事实，除此之外，公安调取证据所体现的各方主体，包括开发商和其他签订协议的公司都与本案的租赁没有任何关系，不是本案当中应当追加的被告。6、对于本案租赁的事实，包括章和签字，我方曾经起诉过，因为基本证据的缺乏，两个被告否认承建过东明苑的事实，更何况签订合同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法院驳回了我方的起诉，经过公安机关的初步调查，从项目开发商正阳公司调取出了有三建公司公章以及合同章以及项目部章等不同的签字文件，显示三建公司虽然承建东明苑项目时间不长，但确系东明苑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并且开发商经办人在笔录当中也对袁宗权的身份以及三建公司合同当中约定的范忠的身份都做了明确的表示和阐述，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调取的书证效力远高于当事人自己提交的证据，更应当高于没有任何凭证的矢口否认。综上，我方认为除我方上诉状提到的外，一审认定是正确的。 袁宗权答辩称，袁宗权既不是三建公司的法人也不是三建公司的员工，无权代理三建公司，即使合同中签字为袁宗权本人，该合同也应该是袁宗权，更何况该合同中袁宗权的签名也不是本人签署，再者，三建公司认为责任应该由袁宗权个人承担也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建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宗权在东明苑项目中是什么责任和身份，从而草率认定袁宗权承担责任，这项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郭守闽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20）冀0102民初48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租赁费自提货之日起至按物资原值实际赔偿之日止，租赁费单价按合同约定日租赁费双倍计价；二、（2020）冀0102民初48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租赁物维修费、未归还租赁物折价款予以维持；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石家庄三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第二项判决内容错误。判决结果明显不公平，偏袒被上诉人。一、一审判决书计算租赁费的截至期限到最后一次退货时间，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应予改判。本案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上诉人为主张权益，前后波数年。自力追索租赁费未果，无奈之下提起诉讼。但因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违背诚信，矢口否认租赁事实的存在，相互推诿责任，导致上诉人的维权之路困难重重。直至今日，案涉租赁的一部分租赁物还没有退回，上诉人也已经被拖垮关停了租赁站。上诉人是靠出租物品的租金维持运营的，未返还的租赁物继续计算租金，即是租赁合同的特征，也是公平原则的体现。租赁合同第五条也明确约定了“租赁费计算从提货之日起到退货之日止”。所以。上诉人在起诉的诉讼请求中要求支付租赁费到租赁物归还或按物资原值进行赔偿完毕之日。这一诉讼请求完全合法、合理、符合约定。相反，一审判决书对租赁费的计算人为切割至最后一次返还租赁物为止，却并没有依据。所以，一审判决书中关于租赁费计算的截止时间错误，应当改判。二、一审判决书计算租赁费的租金计算标准，明显不符合合同约定，且显著低于当时的市场价，计算标准没有依据。本案租赁开始于2009年，当时的钢铁价格较贵，建筑设备租赁的租金普遍较高，普通钢管的租赁价格约为每天每米2.5分至3分。因案涉租赁的承租人承诺用量大、租期长，欺骗原告以接近市场价1/3的价格签订合同。即便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未按期结付租赁费，日租赁费双倍计价”其标准也依然低于市场价。所以，上诉人认为，这只是双方关于租赁费计价的约定。并非违约金条款，真正的违约金条款是“另加收租赁费总额的日百分之三违约金并累计计费”。双方关于租赁费计价的约定并未高于市场价，一审判决以约定过高、显失公平为由予以下调明显没有依据。本案法律关系比较简单，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也很充分。对于本案的租赁事实，虽然被上诉人极力否认，但通过公安系统调取的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承建案涉工程、向上诉人租赁建设工程材料等事实。但一审判决书确定的计算标准及期限却极大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求。 石家庄三建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租赁费应当计算到退货之日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的合同明确约定，如果造成租赁物没有退还的话是变为赔偿租赁物的损失，在赔偿损失的情况下仍要继续计算租赁费显失公平，是否高于市场价，双方明确约定了租赁费的价款，不存在高于市场价的情形，并且双方自甘承担商业风险，不应当予以调整。关于双倍支付租赁费的约定在该合同第三条，显然该约定的性质属于违约金条款，另外还约定另加收日3%的违约金，并再累计计算租赁费，这三点均属于违约金条款，那么合计的违约金高于合同法第114条规定的不超过30%的标准。 袁宗权答辩称，同一审意见。 郭守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所租赁施工工具的租赁费3513889元（其中未归还租赁物计算至2016年10月31日）；2、请求判决上述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损坏租赁物的维修费37851.9元（详见维修费表）；3、请求判决上述二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未归还的租赁物或按照物资原价进行赔偿（详见租赁物资赔偿表）；4、请求判决上述二被告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向原告支付未归还工具的租赁费用（每日租赁费1019.8元），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全部归还或赔偿完毕为止（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1日为1116681元）上述费用合计4668421.9元；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4月1日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及其经营者郭守闽（敏）与被告三建公司及被告袁宗权签订租赁合同，合同中显示，出租方为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签证人为郭守闽，承租方为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证人为袁宗权。施工地点为东明苑1、2号楼。经办人为李洪周，收货人为李洪周。合同约定，“所有租赁物品乙方须提前5天把材料计划报给甲方，由甲方按规格、型号、数量、负责运送到乙方的施工地点……”“租赁费结算：所租赁物品该项主体到地上八层10日内将以前所有租赁费全部结清，如未按期结付租赁费（不论任何原因包括基建单位未按期给乙方拨付工程款等等），日租赁费双倍计价，另加收租赁费总额的日百分之三违约金，并累计计费。”“退还租赁物品时，乙方负责送到甲方指定的租赁站……所有租赁物品如有报废、缺失、按产品原值赔偿，其租赁费照收。”“租赁费计算从提货之日起到退货之日止（以提货单为准），租期不足40天按40天计算。”租赁合同签订前，自2009年3月20日开始郭守闽已经送货，郭守闽提交的提货单中显示提货人处均为李洪周签字，自2009年3月20日至2011年4月26日郭守闽累计向东明苑工地供货128次，自2009年4月26日开始至2012年1月7日，退货累计94次，提货单中部分提货单抬头为石家庄冀中钢模板租赁站，但其内容均与其他租赁单一致，且由李洪周签字确认。郭守闽通过核减送货数量与退货数量得出截止2016年10月31日拖欠租赁费为3513889元，租赁期间造成租赁物损坏产生维修费为37851.9元，至今未归还部分租赁物的价值为591573.2元，租赁费按照合同约定双倍计价自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1日按照每日1019.8元计算为1116681元。另查，东明苑项目工地，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开发商为河北正阳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承包方为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12月1日双方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书》，三建公司合同中签字人为范忠，河北正阳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中签字人为王二平，但三建公司对合同中的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有异议，2009年6月9日河北正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三建公司签订《解除施工合同书》，三建公司合同签字人为范忠，合同约定解除此前曾于2008年12月1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书》，三建公司对该合同书中的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对印章加盖过程不清楚，没有进行过施工，没有派人与正阳房地产公司接触过，不认识范忠，范忠也不是公司员工。通过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跃进路派出所对王二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可知，范忠为三建公司在东明苑项目的项目经理，袁宗权为范忠聘请的人员。在施工过程中该项目部印章亦被多次使用，其中包括与郭守闽签订的租赁合同。三建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民营资本投资房屋建筑工程直接发包审批单》，合同中合同编号为冀石长审合同备（施工）（2017）019号，审批单中注明：整治项目，补办施工，另，该审批单由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于2017年12月13日出具，其中载明东明苑新世纪钻石广场项目已于2011年交付入住。2014年10月15日袁宗权出具证明，载明：孙村工地8#地用吊篮及钢管租赁费叁拾肆万捌仟元整，同意盛邦房地产公司支付。证明左侧郭守闽注明：以上租赁费为三建建业袁宗权东明苑工地所用，含孙村工地租赁费三万元。2016年樊伟克以三建公司、袁宗权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认定樊伟克与郭守闽合伙经营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后二人解除合伙协议，并签署了解除合伙协议书，约定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由郭守闽一人承担，以此为由认定樊伟克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驳回了樊伟克的起诉。2018年1月11日郭守闽以三建公司、袁宗权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三建公司否认施工，二被告对合同中印章、签名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一审法院以案件涉嫌经济犯罪为由，驳回了郭守闽的起诉。后郭守闽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以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在2010年确实承建过河北正阳集团开发的石家庄市长安区东明苑项目为由，未予立案，并建议走司法途径，通过诉讼解决。2019年11月12日，郭守闽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再查，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为个体工商户，设立时间为2007年12月8日，经营者为本案原告郭守闽与樊伟克，后于2008年5月11日被撤销设立登记，2016年9月6日樊伟克与郭守闽签订解除合伙协议书，约定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概由郭守闽一人承担。以上事实有相关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系樊伟克与郭守闽合伙经营，后二人解除合伙协议，并签署了解除合伙协议书，约定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由郭守闽一人承担，在樊伟克提起诉讼的案件中，一审法院亦认定樊伟克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驳回了樊伟克的起诉，故郭守闽有权作为合同权利人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的通知第51条的意见，施工企业认可的项目部印章对外订立合同的，该印章具有缔约或结算的效力，施工企业应对加盖该项目部印章的合同承担责任。施工企业对项目部印章不认可的，若权利人举证证明在其他对外经济往来或具有公示效力的场合使用过该印章，则该印章具有缔约或结算的效力。三建公司在与河北正阳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书》时加盖的为工程合同专用章，三建公司虽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不认可，并否认使用过该印章，但三建公司对《解除施工合同书》中三建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认可，且该《解除施工合同书》签订的目的为解除此前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书》，且两份合同中的签字人员均为范忠，结合石家庄市公安局跃进路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跃进路派出所对《工程施工合同书》中河北正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字人王二平所做的询问笔录，应当认定与河北正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书是三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建公司实际上为该东明苑项目的实际承包人，并进行了施工，且由范忠担任该项目的项目经理。通过公安机关调查，还可以得知袁宗权为三建公司在该工程中的分包人，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的通知第49条第二款的意见，非法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未经施工企业授权，以施工企业项目部名义对外签订买卖、租赁等合同，施工企业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有证据证实合同标的用于工程或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施工企业对项目部的行为进行过认可的，可以认定债权人有理由相信非法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有代理权。李洪周作为实际收货人，租赁合同中亦有李洪周签字，且合同也已实际履行，同时合同中加盖了三建公司的项目部章，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审理指南》第51条的意见，三建公司在对外经济往来中使用过该印章，足以证明三建公司承租人的身份，至于袁宗权签名的真实性问题，已无进行司法鉴定的必要。袁宗权作为违法分包人，同时作为范忠聘请人员，其使用项目部印章与郭守闽签订租赁合同，郭守闽完全有理由相信袁宗权有代理权，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合同产生的租赁费等欠款的付款义务亦应由三建公司承担。因案涉工程现已竣工，工程竣工后，三建公司应当将租赁物在合理期限内如数返还，郭守闽对此亦应当明知，被告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返还义务，未返还部分，应视为毁损灭失，应当进行等值赔偿，如继续按照合同约定计算租金至租赁物退还之日止，显失公平，应予调整，该工程竣工时间为2010年12月31日，被告最后一次退货时间为2012年1月7日，截止该日产生租赁费1109686.89元，之后郭守闽主张继续计算租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郭守闽主张拖欠租赁费按照合同约定以双倍计算问题，合同中约定未按期结付租赁费，日租赁费双倍计价，该约定属于违约金性质，但该违约金的约定过高，显失公平，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但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可以请求适当减少，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无证据证明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违约金应以不超过其损失的30%为宜，故三建公司应支付违约金332906元。三建公司仍不能将租赁物归还的，应视为租赁物已毁损灭失，被告应当照价赔偿，根据双方所签署的租赁合同中对于单价的约定，以及提货单、退货单中租赁物的数量，未归还租赁物的原值为591573.2元，三建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租赁物在使用过程中，造成损坏的，根据合同约定三建公司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合同中对损坏的情况约定了维修费用，退货单中对损坏的情况作了具体的记录，故三建公司应当对37851.9元的维修费用承担付款义务。袁宗权于2014年10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中，确认孙村工地使用原告吊篮及钢管产生租赁费348000元，同意盛邦房地产公司支付，该证明内容表意清楚，并未提及东明苑项目欠款，只是原告在证明空白处注明“以上租赁费为三建建业袁宗权东明苑工地所用，含孙村工地租赁费三万元”的内容，原告以此主张该款系本案涉案工程中产生的租赁费缺少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关于报停费用，原告自认发生报停费用为47535.08元，该款应当予以扣减，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东明苑项目工程于2010年12月31日竣工，三建公司应当在合理期间内返还全部租赁物，按照合同约定，被告未能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继续计算租金至实际返还之日，该约定属于持续履行状态，至2016年樊伟克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二被告支付租赁费用，郭守闽申请参加该案诉讼，至2018年1月樊伟克被驳回起诉，后郭守闽于2018年8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该案涉嫌经济犯罪为由驳回原告起诉，公安机关调查认定该案属于民事纠纷，郭守闽于2019年11月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郭守闽租赁费1062151.81元及违约金332906元，给付原告郭守闽租赁物维修费37851.9元，赔偿原告郭守闽未归还的租赁物折价款591573.2元。二、驳回原告郭守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郭守闽提交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09）长民二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石民四终字第00369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2民初6311号民事判决书、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民终704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09年石家庄市区租赁的市场价是二分五到三分。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石家庄三建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租赁费并不存在欺诈，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为复印件不是原件。袁宗权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具体的价格应该以实物为准。 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双方应根据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总结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郭守闽是否有权提起本次诉讼；二、三建公司是否应承担租赁合同约定的相关责任；三、一审认定相关责任数额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根据一审查明事实，石家庄高新区中兴钢模板租赁站系樊伟克与郭守闽共同经营，后二人解除合伙关系，并明确约定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由郭守闽一人承担。2016年9月28日樊伟克曾以三建公司、袁宗权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17）冀0102民初8977号民事裁定书，以樊伟克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为由驳回了樊伟克的起诉，现郭守闽作为利害关系人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主体适格。 关于焦点二，三建公司主张自己并非东明苑项目的实际承包人，但根据一审调取的《工程施工合同书》、《解除施工合同书》、公安机关对王二平的询问笔录等相关证据显示，三建公司确实承建过河北正阳集团开发的石家庄市长安区东明苑项目，其代表人为范忠。三建公司主张不认可本案租赁合同上所盖的“东明苑项目部”印章，但根据其认可的《解除施工合同书》第二条明确表明三建公司曾以“东明苑项目部”印章对外签订其他合同，一审法院认定该印章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并无不妥。结合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相关证据，显示袁宗权系该东明苑项目的违法分包人，同时也是范忠聘请人员，其在租赁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东明苑项目部”印章的行为，足以使郭守闽相信其有代理权，一审认定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三建公司应承担该租赁合同相关责任。 关于焦点三，一审法院根据郭守闽提交的各项证据认定的截止最后一次退货之日欠付的租赁费1109686.89元、报停费47535.08元、维修费37851.9元、未归还租赁物原值591573.2元、郭守闽自认已收到租赁费600000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未归还租赁物的计费截止期限，郭守闽主张一审以最后一次退货之日作为时间节点计算显失公平，本院认为，本案系分批分次进行租赁的租赁合同，合同第五条约定的“租赁费计算从提货之日起至退货之日止”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虽然最后一次退货之日为2012年1月7日，但此时承租人并未明确表示不再退货，且在2014年10月15日各方还曾就相关租赁费情况进行协商，故一审认定最后一次退货之日后出租人就应当认为未归还租赁物毁损灭失，不再计算租赁费，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认为应计算至被上诉人全部归还或赔偿完毕之日比较妥当。未归还租赁物的日租赁费为：0.01元×20474.5件+0.007元×36459件+0.003元×16000件+0.03元×65件=509.9元，暂计算截至本判决作出之日为509.9元×3237天=1650546.3元，其余部分郭守闽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违约金的计算，郭守闽主张租赁合同第三条写明的“日租赁费双倍计价，另加收租赁费总额的日百分之三违约金，并累计计费”中的“日租赁费双倍计价”应当视为对租赁费分档计算的约定，并非违约金条款，本院不予认可，纵观第三条整个条款，该条系对承租人未按约支付租赁费的情况下如何计费进行的约定，应视为对违约金的一个整体约定，并非对租赁费的分档计算。郭守闽虽提交同时间相关判决证明即使按照双倍计价方式也未显失公平，但租赁费的高低系双方当事人综合各种情况达成的一致意见，与其他案件无关，一审认定该违约金条款明显高于造成的损失，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予以下调，并无不当，违约金数额应为：（截至2012年1月7日欠付租赁费1109686.89元+截至2020年11月17日未归还租赁物租赁费1650546.3元-报停费47535.08元-郭守闽自认已收到租赁费600000元）*30%=633809.43元。综上所述，三建公司应支付郭守闽租赁费为2112698.11元（截至2012年1月7日欠付租赁费1109686.89元+截至2020年11月17日未归还租赁物租赁费1650546.3元-报停费47535.08元-郭守闽自认已收到租赁费600000元），维修费为37851.9元，未归还租赁物原值为591573.2元，违约金为633809.43元。 综上所述，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郭守闽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2民初481号民事判决； 二、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郭守闽租赁费2112698.11元及违约金633809.43元，给付郭守闽租赁物维修费37851.9元，赔偿郭守闽未归还的租赁物折价款591573.2元。 三、驳回郭守闽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4147元，由郭守闽负担12229元，由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19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294元，由郭守闽负担12229元，由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76065元；保全费5000元，由石家庄三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林 审 判 员  刘立虹 审 判 员  李 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李广杰 书 记 员  谈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