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03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迟某，男，1950年7月2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琲（迟某之妻），1954年10月14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卞某1，女，1970年9月24日出生。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倩懿，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卞某2，女，1966年8月2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沙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国鹏，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卞某3，女，195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上诉人迟某、卞某1因与被上诉人卞某2、原审被告卞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民初27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迟某、卞某1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二上诉人每人分得继承案涉房屋折价款429246.7元。上诉主要理由：一、代书遗嘱无效，应按法定继承分割。被继承人立遗嘱时已86岁高龄，根据当时的病历可以证明代书遗嘱不是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出庭作证的遗嘱代书人和见证人在出庭时对书写情况陈述不一致。二、遗嘱代书人朱某与遗嘱继承人有利害关系，朱某不符合合法遗嘱代书人的身份规定。三、案涉房屋是由我们父母共同存款、共同工龄优惠购买转化而来，应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应由二被继承人的4位子女平均继承。立遗嘱人李秀珍一人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代书遗嘱应属无效。四、二上诉人对父母尽了更多赡养义务。五、一审法院未能正确分配举证责任。应由持有遗嘱并主张遗嘱真实一方承担对遗嘱真实性的证明责任。现法医鉴定并不能确认被继承人李秀珍在立代书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能认定该代书遗嘱合法有效。卞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迟某、卞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不认可迟某、卞某1尽了较多赡养义务，是我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尽了较多赡养义务。二、朱某不存在继承法规定的不得作为代书人的情形，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三、一审已经完成了鉴定，我方证据已经证明被继承人在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是清醒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四、上诉人计算房屋折价款的数据是其推算出来的，缺乏依据。卞某3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迟某、卞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卞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继承人李秀珍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64号楼1单元16号房屋由卞某2继承所有；2.诉讼费由迟某、卞某1、卞某3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被继承人李秀珍与卞福林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65年登记结婚，婚后共生有子女二人即卞某2、卞某1。卞福林于1998年7月1日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遗产未分割。被继承人李秀珍与前夫生育迟某、卞某3两名子女，后李秀珍之前夫去世。李秀珍与卞福林结婚后，卞某3与李秀珍共同生活，迟某在外上学，生活来源于李秀珍及卞福林。李秀珍于2015年11月9日去世。李秀珍、卞福林之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2015年4月9日，被继承人李秀珍留有《代书遗嘱》（以下简称《遗嘱》）一份，内容为：“本人李秀珍……愿将我名下房产《东城区天坛东路64楼1单元16号二居室，面积57平方米》在我百年之后赠与和我共同居住、生活的二女儿卞某2所有。仅立此唯一遗嘱。”《遗嘱》下方，李秀珍在立遗嘱人处签字并捺印，案外人朱某在代书人处签字并捺印，案外人王某、魏淑梅在见证人处签字并捺印。一审庭审中，卞某2申请证人朱某、王某到庭作证。朱某陈述，其与卞某2系邻居，李秀珍去世两三年前一直为其按摩，听李秀珍说要把房子给卞某2。2015年4月9日，卞某2请证人去李秀珍住处，说李秀珍腿疼，要写遗嘱，问证人能不能帮着写，证人说可以，但是需要见证人，就去楼里又找了两个邻居作见证人，后来证人就按照李秀珍的意思代书写了遗嘱，跟两个邻居和李秀珍都签字按手印；立遗嘱时老人坐在床上，精神清醒，在这之前一段时间还能下楼活动，很明白；立遗嘱时李秀珍的身份证号是卞某2说的。证人王某陈述，其与李秀珍、卞某2系街坊，2015年4月9日，卞某2叫证人过去，李秀珍说朱大夫（朱某）给写，把房子给卞某2，写完后朱大夫又给念了一遍，问还有别的没有，李秀珍说没有了，还有一个姓魏的街坊一起给见证，都签了字；遗嘱是李秀珍的原话，李秀珍的身份证号是自己说的。迟某、卞某3、卞某1对证人证言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二人证言中对遗嘱是否完全按李秀珍口述书写、身份证号由谁陈述等事实差异较大。迟某、卞某3、卞某1主张李秀珍自2013年起患有脑血管疾病，2015年被诊断为重度痴呆，故不认可《遗嘱》的真实性，并申请对李秀珍在2015年4月9日立代书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于2019年11月7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据现有资料不足以对被鉴定人李秀珍2015年4月9日立代书遗嘱的精神状态做出确定诊断。2.目前对被鉴定人李秀珍立代书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无法评定。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天坛东路64号1单元16号房屋登记于被继承人李秀珍名下。1999年12月24日，李秀珍与北京市建筑材料机械制造厂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李秀珍购买诉争房屋。根据《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记载，购房时使用了男方工龄38年，女方工龄28年，成本价为1485元，实际房价23578元。经卞某2申请，法院委托北京北方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诉争房屋进行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2020年1月15日，该评估公司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结果为诉争房屋总价为4292467元，有效期自估价报告完成之日起一年。卞某2预付评估费13231元。卞某1主张其对李秀珍照顾赡养较多，应多分遗产，并申请证人凌书香到庭作证。凌书香陈述，其母住院期间与李秀珍在同一病房，因各自照顾母亲与卞某1相识，证人下班和周六日在病房照顾母亲的时候都能见到卞某1，卞某2见到的比较多，迟某和卞某3也见过。卞某2对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无法证明卞某1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卞某3未发表意见。迟某、卞某1认可证人证言真实性，主张四位子女均尽到了赡养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李秀珍名下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天坛东路64号楼1单元16房屋虽然在卞福林去世后由李秀珍出资购买并取得所有权，但购买时使用了卞福林的工龄，故应系李秀珍、卞福林的夫妻共同财产。现二人均已去世，上述房屋系二人之遗产。卞福林生前未留遗嘱，其在诉争房屋中的产权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予以分割。李秀珍与卞福林1965年登记结婚时，迟某、卞某3均未成年，故应认定其二人与卞福林形成抚养关系，应视为卞福林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故卞福林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为李秀珍、卞某2、迟某、卞某1、卞某3。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因卞某2长期与卞福林共同生活居住，法院认定其存在多分遗产的情形，故本案中卞福林的遗产由卞某2继承24%的遗产份额，李秀珍、迟某、卞某1、卞某3各继承19%的遗产份额。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2015年4月9日《代书遗嘱》由案外人朱某代书，王某、魏淑梅见证，并注明日期，故该遗嘱系李秀珍的代书遗嘱。因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无法对李秀珍2015年4月9日立代书遗嘱的精神状态和民事行为能力作出明确判断，故无法认定李秀珍立遗嘱时处于行为能力受限状态。因迟某、卞某1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卞某2与遗嘱代书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两名证人对订立遗嘱的主要过程陈述仅有细节出入，并不能否认李秀珍订立遗嘱的真实性，故法院对迟某、卞某1的上述主张均不予采信。卞某1、卞某3未能提及充分证据证明其二人对卞福林、李秀珍赡养较多，故法院对该主张亦不予采信。但《代书遗嘱》中处分了卞福林的遗产份额，故其中关于卞福林遗产部分的处分无效，关于李秀珍所有份额的处分有效。故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64号楼1单元16房屋一套由卞某2、迟某、卞某1、卞某3继承并按份共有，卞某2要求向迟某、卞某1、卞某3支付折价款并取得全部所有权的意见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结合《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计算，卞福林的工龄在诉争房屋中对应房屋现值为386322元，故迟某、卞某1、卞某3每人对应份额为73401元（386322元*19%）。则卞某2应向迟某、卞某1、卞某3各支付房屋折价款73401元。一审法院判决：一、李秀珍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64号楼1单元16房屋一套由卞某2继承并所有；二、卞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迟某、卞某1、卞某3每人支付房屋折价款73401元；三、驳回卞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迟某、卞某1、卞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各方无异议之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各方争议焦点为代书遗嘱是否有效以及一审确定的房屋折价款数额是否适当。首先，关于代书遗嘱效力的问题。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曾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对被继承人李秀珍精神状态进行鉴定，因现有资料不足以认定李秀珍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做出确认诊断及民事行为能力无法评定。且结合医疗机构相关诊断材料来看，2015年3月记录有“神清、精神弱”内容，在2015年4月下旬及5月中旬亦有“神清”等记录。虽然上诉人主张李秀珍存在脑部疾病及老年痴呆等症状，但尚无具有充分效力的证据或医疗机构结论等推翻上述记录所证情况。因迟某、卞某1就立遗嘱人李秀珍在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持否定主张，故其应对其所主张的“李秀珍在立遗嘱时精神状态存疑”负继续举证之责任。但在一、二审中其二人均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对此主张加以佐证，故其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遗嘱的效力还涉及形式要件的审查。在案涉代书遗嘱的代书人及见证人已于一审中到庭接受质证且证言主要内容基本能够相互印证无较大出入的情况下，李秀珍订立代书遗嘱过程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迟某、卞某1上诉虽坚持认为代书人朱某与卞某2存在利害关系，从而主张代书遗嘱无效，但其二人关于利害关系之主张系基于所称的朱某与卞某2之间存在感情关系或同居关系等，对此未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且迟某、卞某1在一、二审中均未能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对此加以证明，故本院对此无法采信。其次，关于房屋折价款数额问题。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被继承人卞福林于1998年7月1日去世，案涉房屋系被继承人李秀珍于1999年12月24日（卞福林去世后）购买，购买房屋使用了卞福林38年工龄优惠、李秀珍28年工龄优惠，成本价1485元，实际购房款为23578元。二审中，各方对案涉房屋属于卞福林与李秀珍的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一节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迟某、卞某1上诉主张卞福林应享有案涉房屋50%份额，本院认为，考虑到房屋来源、卞福林工龄之贡献大小、购买时间等情况，一审法院依据《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计算卞福林的工龄在诉争房屋中对应房屋现值为386322元，数额并无明显失当，符合本案证据所证事实，故迟某、卞某1此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最后，关于迟某、卞某1主张二人多尽赡养义务一节，因迟某居住生活于外埠，卞某1之证人证言亦未否定其他继承人尽到赡养照顾义务之事实，鉴于其二人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对此予以证明，本院无法采信。综上所述，迟某、卞某1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45元，由迟某、卞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洋审 判 员  魏曙钊审 判 员  侯晨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海桃书 记 员  刘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