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13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敬花，女，197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苑蕾，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其永，男，198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吉雷，男，1978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李敬花因与被上诉人牛其永、付吉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20）鲁0181民初2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由审判员尹逊航独任审理，上诉人李敬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苑蕾，被上诉人牛其永、付吉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敬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牛其永、付吉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完全不顾借条本身，仅认定上诉人微信和银行转账的借款数额错误。被上诉人分三次向上诉人借款共计32万元，从转账上看出，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借款，是基于双方熟识和信任的关系，上诉人同时也是基于这种信任关系的存在，除转账外，给付被上诉人现金，被上诉人如果没有收到现金，没有32万借款时，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会随意为上诉人甚至任何人书具32万元借条，而且是三次、且两个人都签字。对于该借款的数额，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催要时被上诉人从未提出异议，庭审提出的抗辩不能对抗上诉人借据的效力，也未提供证据予以抗辩上诉人的借条。其次，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法律关系的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让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错误，依据该规定，该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而不是上诉人。上诉人依据该规定的第一项已经提交了该法律关系存在的基础证据借条，一审法院依据该条款让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显属错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32万元足以认定。牛其永辩称，李敬花说给我3万元现金，我一次也没有收到过。在一审时李敬花没有说过52000元和92000元现金支付的事情。付吉雷辩称，李敬花与牛其永之间的借款情况我不清楚，我没有收到过涉案款项。李敬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牛其永、付吉雷偿还借款32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12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其中截止2020年3月19日的利息为19200元）；2.诉讼费用由牛其永、付吉雷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李敬花曾干防水工程，牛其永、付吉雷在济南市章丘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工作，双方因业务关系相识。李敬花与牛其永多次发生借贷关系。李敬花向法院起诉提交三份借据，其中两份借据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20日，另一份借据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19日，分别载明：“今借到现金壹拾万元整（￥100000.00）月息贰分借款人：牛其永借款人：付吉雷”；“今借到现金伍万元整（￥50000.00）月息贰分借款人：牛其永付吉雷”；“今借到现金壹拾柒万元整（￥170000.00）月息贰分借款人：牛其永借款人：付吉雷”。付吉雷称其只是担保人，仅签了个名，没见过交付借款，李敬花与牛其永认可付吉雷是担保人，未约定担保方式。2.本案诉讼中，李敬花、牛其永分别向法庭提交了两人借贷往来的微信及银行转账记录，根据双方提交转账记录记载：自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20日前，李敬花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22笔）给付牛其永126，600元；2018年8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付牛其永20，000元；自2018年8月20日以后至2019年5月18日，李敬花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26笔）给付牛其永131，075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7笔）给付牛其永57，850元，以上共计转款335，525元；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20日牛其永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85笔）给付李敬花84，900元；2018年8月20日以后至2019年11月16日牛其永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196笔）给付李敬花182，529元，以上共计转款267，429元。3.关于借款数额及借条的形成。李敬花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牛其永共借了32万元，2018年8月20日双方对前期借款进行结算，共欠10万元，牛其永出具10万元借条，打借条时牛其永说钱不够，还要5万元，又打了5万元的借条，当天给牛其永转账2万元，现金3万元。2018年8月20日以后，牛其永又多次借款，后来平时借的钱利息都给不了，结算后打了17万元的借条，其中有2万元的利息，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李敬花称10万元的借条不含利息，借款除了以微信转账、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外，还多次给付牛其永现金，现金记不清楚多少了。第三次庭审时李敬花称，2018年8月20日之前牛其永多次向其借款，经过结算欠其本息10万元，牛其永出具10万元借条后说还要用5万元，其又给牛其永3万元现金、银行转账2万元。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和支付现金方式一共给牛其永15万元左右，其中现金三、四万元左右。2018年8月20日之后牛其永又多次借款，经结算欠本息17万元左右，利息数额记不清了。李敬花称17万元包含10万元借据和5万元借据的利息。第一次庭审时牛其永称，其先打借条后付款，2018年8月20日两张借据一共收到2万元，8月20日以后陆续又转了四次款计19，350元，17万元借条是前期借款利滚利形成。第三次庭审时牛其永称，10万借条是按1万元一天100元计算利息，若欠付好几天利息就计入本金，本金加利息共计10万元。5万元借条，牛其永仅认可收到银行转账2万元。17万元借条，牛其永称是按原来的15万元一天1500元的利息算过来的，2018年11月3开始按1万元一天50元计算利息，利息叠加计算本金，本金及利息共计17万元。付吉雷称一直没见过钱，仅签了字，只是担保人，2018年8月20日借据是在李敬花家里签的，当时李敬花不在家，其女儿在家，2019年12月19日的借据是在永大明珠永和豆浆门口李敬花车中写的。李敬花主张多次给付牛其永现金，牛其永不认可，李敬花对其主张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李敬花为本案诉讼支付财产保全保险费720元。一审法院认为，李敬花与牛其永存在借贷关系，付吉雷为双方借贷提供担保，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实际借款数额。本案中，李敬花与牛其永之间资金往来频繁，双方有借有还，李敬花与牛其永均认可10万借据和17万借据系双方对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进行结算后将利息计入本金重新出具借据，但双方对借据记载的数额具体构成明细主张不一致，且均不能提供具体构成明细的相关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李敬花主张被告欠其借款本金32万元，其应就借贷发生的基本事实即款项交付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除了双方认可的微信转账、银行转账所涉款项外，李敬花对其主张的现金交付事实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关于借条形成及款项交付，李敬花在起诉书中、庭审中的陈述不一致，其在庭审后两次提交的借款构成明细也不一致，且提交的构成明细与其陈述也不一致，李敬花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综合分析双方陈述、款项交付方式、交易习惯等，一审法院认为李敬花提交的三份借据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实际发生借贷事实的证据，双方的借贷事实以转账记录认定为宜。因双方资金往来频繁，双方对于结算前利息主张不一致，且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根据双方转账记录及结算时间，一审法院认定：自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20日前，李敬花通过微信转账方式给付牛其永126600元，牛其永通过微信转账方式给付李敬花84900元，故截止2018年8月20日前牛其永欠李敬花借款41700元；2018年8月20日李敬花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付牛其永20000元，故2018年8月20日牛其永向李敬花借款2万元；自2018年8月20日以后至2019年5月18日，李敬花通过微信及银行转账方式给付牛其永188925元，2018年8月20日以后至2019年11月16日，牛其永通过微信转账方式给付李敬花182529元，故截止2019年12月19日牛其永尚欠李敬花借款6396元。综上，牛其永尚欠李敬花借款本金共计68096元。关于利息，因双方结算后在借据中明确约定月息2分，故利息自出具借据之日按月息2分计算。关于担保，李敬花与牛其永均认可付吉雷系担保人，但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付吉雷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李敬花要求付吉雷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牛其永应偿还李敬花借款本金68096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出具借据之日按月息2分计算，李敬花主张超出的本金和利息部分，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付吉雷作为担保人应对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牛其永追偿。另，李敬花因本案诉讼支出财产保全保险费720元，该费用系其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李敬花要求牛其永、付吉雷承担，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牛其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李敬花借款本金68096元及利息（其中以617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6396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月息2分计算）；二、被告牛其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李敬花财产保全保险费720元；三、被告付吉雷对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牛其永追偿。案件受理费30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320元，以上合计5370元，由原告李敬花负担3598元，被告牛其永、付吉雷负担1772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李敬花实际出借款项数额如何认定。李敬花与牛其永存在借贷关系，付吉雷为双方借贷提供担保，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案中，李敬花与牛其永之间资金往来频繁，双方有借有还，李敬花与牛其永均认可10万借据和17万借据系双方对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进行结算后将利息计入本金重新出具借据，但双方对借据记载的数额具体构成明细各执己见，且均未能提供具体构成明细的有效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李敬花主张牛其永欠其借款本金32万元，其应就借贷关系的基本事实即款项交付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除了双方认可的微信转账、银行转账所涉款项外，李敬花对其主张的现金交付事实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借条形成过程及款项组成的陈述前后不一，对借款如何计算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综合分析双方陈述、款项交付方式、交易习惯等，以转账记录为依据认定双方借贷事实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敬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李敬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尹逊航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张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