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1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晓如，女，198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腾达、邓健，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匡秋，男，196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三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陈妍、李淮，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晓如因与被上诉人方匡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2020）浙1022民初1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晓如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郑晓如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方匡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的买卖关系主体。本案中，郑晓如主张长期向方匡秋批量销售“古兰”牌女款牛仔裤并存在欠付货款的事实，而方匡秋明确主张其作为常熟市彩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驰公司）的代表与郑晓如进行服装批发买卖而存在欠付货款。因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应在于与郑晓如进行服装批发买卖的对象是方匡秋还是彩驰公司，即本案仅存在郑晓如与方匡秋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或郑晓如与彩驰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这两种情形。但本案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既未认定郑晓如与方匡秋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亦未认定郑晓如与彩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却直接认定郑晓如与方匡秋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明显属于查明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采用“双重标准”对交易对象进行认定，违反了公平、公正原则。如上所述，本案中，虽然方匡秋对郑晓如主张的销售对象存在异议，但是对于存在服装买卖及欠付货款的事实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此未予以认定存有不当。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以郑晓如与其完全不知情的彩驰公司存在买卖关系为由，认定郑晓如与方匡秋的买卖关系不成立，明显系双重标准。首先，原审法院认为郑晓如在沟通过程中曾表述过“贵公司”字样，即代表郑晓如知晓其是与公司之间发生交易。那么，根据双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郑晓如亦曾多次表达要求实际与其发生交易关系的方匡秋个人支付货款，但一审法院对此却完全予以忽略，以结果为导向，采用双重标准对基本事实进行了错误的认定，违反了最基本的公平、公正的原则。其次，郑晓如提供的销售清单、销售单、收款单均记载客户为“方匡秋”个人，其中销售清单系随货发出由方匡秋同时接收，且多年来亦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但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述证据系郑晓如单方制作，不能仅凭该证据即认定方匡秋系涉讼买卖关系的相对方。与此同时，一审法院在对方匡秋提供的由其单方制作的到货单进行认定时，却又依据郑晓如提供的上述真实性未被确认的证据进行确认，并据此认定交易对象为彩驰公司。原审法院采用双重标准对证据以及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直接导致出现本案错误判决。3、一审法院认定郑晓如系与公司之间发生交易属认定事实错误。从一审双方举证及庭审的情况均可确认，郑晓如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方匡秋系交易对象。一审判决亦明确认定郑晓如系与方匡秋进行服装批发买卖交易的沟通。在庭审过程中，方匡秋亦进一步承认，其曾通过其配偶方爱娟向郑晓如支付货款等事实。前述事实进一步印证郑晓如直接与方匡秋进行交易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在郑晓如从未知悉方匡秋主张的彩驰公司存在、郑晓如从未与彩驰公司签署任何文件、彩驰公司从未向郑晓如支付过货款、方匡秋亦从未表达过其系代表彩驰公司与郑晓如进行交易的基础上，仅凭郑晓如此前曾与苏州凯驰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驰公司”）签署过交易合同、与彩驰公司注册地址不同的收货地址以及在沟通中使用过“贵公司”字样的口头表述，就否认郑晓如与方匡秋之间已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依据不足。首先，郑晓如与凯驰公司签署的合同早已履行完毕，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郑晓如此前与公司发生交易的行为，并不等同于之后的所有交易行为都与公司发生；其次，方匡秋向郑晓如提供的收货地址与彩驰公司的注册地址并不一致，郑晓如没有任何理由能够通过该地址知晓收货人系彩驰公司；最后，郑晓如从事服装批发生意，面对的客户包括了自然人（含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团队）、个体工商户、公司等各种组织形式，而日常沟通过程中，各方形成的表达习惯均会使用“公司”一词。因此，一审法院基于上述理由即认为郑晓如系与公司之间产生交易显然依据不足。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在无法认定合同相对方的情况下认定郑晓如与彩驰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明确的当事人双方应是合同成立的构成要件。本案中，仅存在两种买卖关系的主张。在郑晓如从未知悉彩驰公司的情况下，方匡秋主张郑晓如与彩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显然不能成立。而在没有明确合同对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更是认定郑晓如系与方匡秋代表的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未能明确该公司的具体名称，显然违反了前述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认定方匡秋与郑晓如的沟通行为系职务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若公司员工代表公司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应以其公司的名义实施，但本案中，方匡秋从未向郑晓如提供名片、工作证、委托书等证明其代表公司的文件，亦从未向郑晓如告知。在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无限扩大郑晓如的义务，并据此认定方匡秋系以公司名义实施交易，显然违反了前述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第三人，程序违法。本案中，仅存在郑晓如与方匡秋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或者郑晓如与彩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两种主张，现一审法院在认定郑晓如与方匡秋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实际上相当于在彩驰公司未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认定了郑晓如与彩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应当追加彩驰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未依法通知彩驰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属于程序违法。 方匡秋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方匡秋并非涉讼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首先，方匡秋自始至终是以彩驰公司工作人员身份与郑晓如进行业务沟通，郑晓如与方匡秋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次，彩驰公司自认其与郑晓如之间存在涉讼服装买卖合同关系。再次，从实际交易惯例及交易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来看，与郑晓如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也应为彩驰公司。（1）郑晓如与方匡秋任职公司的合作最早开始于2014年。2014年6月，凯驰公司与郑晓如签订供货协议，当时该公司的股东有方匡秋、方卫省、方君、叶金良、陆育根、钱学通等多人，方匡秋在该公司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刚开始合作时，凯驰公司与郑晓如之间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后来随着交往时间较久，供货频次较多，彼此信任且为了交易方便，就没有再继续签订书面合同，期间，方匡秋一直代表凯驰公司与郑晓如联络沟通，郑晓如一直知道是与公司在进行服装买卖。此后，凯驰公司注销。（2）2018年4月，彩驰公司成立，公司股东为方式信、方匡勇。凯驰公司大部分员工到彩驰公司工作，方匡秋又在该公司任总经理，方匡秋继续按照之前凯驰公司的交易习惯代表彩驰公司与郑晓如进行服装买卖业务。郑晓如也从未提出过异议。（3）本案中，涉讼货物实际也是交付给彩驰公司，快递单中记载的收货地址与彩驰公司注册地址实际系同一地址，仅因工商登记的叫法与快递寄送的叫法不同存在出入。彩驰公司收取货物后，均安排仓管人员入库。（4）从交易过程看，除了方匡秋外，彩驰公司其他财务、销售、仓管等多个工作人员一直也在与郑晓如就服装买卖相关事项进行沟通，其行为均系代表彩驰公司的职务行为，郑晓如从未提出异议。（5）沟通过程中，郑晓如也一直向彩驰公司催讨货款，彩驰公司安排其工作人员方爱娟及加盟商邹猛等支付货款，付款方式符合服装销售行业惯例。最后，从郑晓如提供的证据来看，也并没有有效证据证明涉案买卖合同的交易对象是方匡秋个人。相反，方匡秋提交的证据可证明，郑晓如事实上系与彩驰公司发生买卖关系，即便存在债务，郑晓如也应向彩驰公司主张，由彩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情况，已查明郑晓如与方匡秋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不需要再对郑晓如与彩驰公司之间是否存买卖关系予以认定。2、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符合公平、公正原则。虽然方匡秋认为与郑晓如的交易对象系彩驰公司，但在原审过程中也未确认郑晓如与彩驰公司的欠款事实，在彩驰公司未参与本案庭审的情形下，无法核实货款结算的实际情况，因此，郑晓如与彩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并无必要确认郑晓如与彩驰公司之间的欠款情况。而从郑晓如与彩驰公司多名工作人员的沟通记录、样品寄送、对账、催款等事实看，涉讼买卖交易对象为彩驰公司。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认定的事实客观公正。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查明涉讼买卖关系发生在郑晓如与彩驰公司之间，据此作出驳回郑晓如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一审过程中，郑晓如并未申请追加彩驰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原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能够查明方匡秋并非涉讼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郑晓如可以另案起诉彩驰公司主张权利，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程序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郑晓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方匡秋支付货款502170元；2、判令方匡秋向郑晓如支付逾期利息，支付至方匡秋实际付清所有货款之日止（逾期利息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的标准加收50%，从拖欠货款次月1日起计算），暂计至2020年5月10日的逾期利息共计6512.72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方匡秋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晓如从事服装销售，2014年6月，郑晓如曾与凯驰公司签订《供货协议》，2019年凯驰公司被注销。2018年4月17日，彩驰公司经工商注册成立。方匡秋系凯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1月与彩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担任总经理一职，并在该公司缴纳社会保险。从之前的凯驰公司到之后的彩驰公司，方匡秋一直参与涉讼牛仔裤批发买卖。2020年6月24日，彩驰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我公司自2018年4月成立至今，一直从郑晓如处购买服装等产品，所购产品均归我公司所有。期间，我公司员工方匡秋、冯磊、谢婷、徐群欢、梁修营等人均根据公司安排参与了郑晓如服装买卖相关的沟通、对账、销售、入库等事项，上述人员的行为为我公司的职务行为，我公司均予以认可，特此说明。案外人冯猛、方爱娟等有向郑晓如支付过涉案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系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郑晓如主张方匡秋系买受人，但是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郑晓如主张方匡秋没有在其与郑晓如进行买卖服装业务往来时出示过其是代表公司的相关手续，方匡秋也没有告知郑晓如其是代表公司的，对方匡秋的行为是代表公司并不知情，但是方匡秋与郑晓如长期就买卖业务进行沟通，郑晓如自己也负有审查义务，且郑晓如在2014年就与法定代表人为方匡秋的凯驰公司签有书面买卖合同，并在利用微信催讨债务的过程中，均有出现“贵公司”、“你们公司”等字样，这说明郑晓如对方匡秋系代表公司与其进行交易的情况并非不知情。对于郑晓如主张的彩驰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系债务转移的问题，债务转移的前提必须要有债务存在，郑晓如不能证明其与方匡秋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即不能证明其与方匡秋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郑晓如有关债务转移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因郑晓如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应驳回郑晓如的诉讼请求。判决：驳回郑晓如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887元，减半收取4443.5元，由郑晓如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凯驰公司于2019年6月9日注销。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是方匡秋是否应当作为货物买方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虽然郑晓如提供的销售清单记载“客户方匡秋”字样，但该销售清单系郑晓如单方制作，并未经方匡秋个人确认，仅凭该销售清单无法认定涉讼货物买方系方匡秋。相反，根据销售清单记载，涉讼买卖关系发生于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期间，而方匡秋在2019年6月9日凯驰公司注销前，一直担任凯驰公司法定代表人，曾于2014年以凯驰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与郑晓如签订供货协议，开展业务往来；方匡秋还在2019年1月与彩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担任彩驰公司总经理职务。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看，方匡秋曾多次向郑晓如陈述“我们公司跟你合作”的内容，郑晓如在2020年1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还以“凯驰服饰：K5K6：方匡秋”的称谓联系方匡秋；与郑晓如进行对账的财务人员与方匡秋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郑晓如在与财务人员沟通时，亦多次使用“你们公司”、“贵公司”等字样，表明郑晓如在交易过程中对于货物买方系公司，而非方匡秋个人应当明知，现郑晓如以方匡秋系货物买方为由，要求方匡秋承担付款责任，缺乏依据，不能成立。若郑晓如认为其不知晓彩驰公司的存在，方匡秋在业务往来过程中未披露其所代表的公司由凯驰公司变更为彩驰公司，方匡秋应当据此承担相应责任的，因凯驰公司系在涉讼业务往来过程中被注销，则郑晓如可以实际情况另行主张权利。至于涉讼货物的买方是否系彩驰公司，并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原审法院在能够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对此不予认定并无不当；本案亦无追加彩驰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必要，原审程序合法。综上所述，郑晓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87元，由上诉人郑晓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汤坚强 审 判 员 王晓婷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