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0803民初1692号 原告：广西绍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港市覃塘至三里公路跨桥铁路口西北边（黄鹤村辖区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00310257354H。 法定代表人：吴少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彪，广西万益（来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港市汇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港市江南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00554738437T。 法定代表人：林海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绍欢，广西三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汉虎，男，198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旦龙，贵港市港南区贵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广西绍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丰农牧公司）与被告贵港市汇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海农牧公司）、王汉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 审理了本案。原告绍丰农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彪、被告汇海农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绍欢、被告王汉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旦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绍丰农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补贴款139106.49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以139106.49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7月，原告与被告汇海农牧公司的员工即被告王汉虎达成口头买卖和补贴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汇海农牧公司购买鸭饲料，待原告的养殖户使用被告汇海农牧公司的鸭饲料养殖的鸭子出售后，被告汇海农牧公司给予养殖户每只鸭1元的补贴，同时用料比超过2.15的还进行额外补贴（补贴方式：超过的部分×1.625×出售鸭子斤数）。此后，原告下属的5位养殖户使用了被告汇海农牧公司的鸭饲料，其中：1.傅健喜出售鸭子10484只，斤数共计69730斤，料比为2.53，应得补贴款53542.28元【10484+（2.53-2.15）×1.625×69730】；2.江前朝出售鸭子5634只，斤数共计39837斤，料比为2.49，应得补贴款27643.94元【5634+（2.49-2.15）×1.625×39837】；3.卢怡波出售鸭子3183只，斤数共计22351斤，料比为2.31，应得补贴款8994.26元【3183+（2.31-2.15）×1.625×22351】；4.许文享出售鸭子6483只，斤数共计45257斤，料比为2.386，应得补贴款23839.1元【6483+（2.386-2.15）×1.625×45257】；5.何基贵出售鸭子5688只，斤数共计38509 斤，料比为2.46，应得补贴款25086.91元【5688+（2.46-2.15）×1.625×38509】，上述补贴款共计139106.49元。原告在养殖户的鸭子出售后，均向被告王汉虎微信发送出售的数据，同时也将核算好的每位养殖户应得补贴款数额进行发送，王汉虎对原告核算的数额并未提出异议。但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汇海农牧公司及王汉虎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补贴款，致使原告也未能依约向养殖户支付款项，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汇海农牧公司辩称：1.汇海农牧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仅是与案外人吴少金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吴少金与汇海农牧公司签订销售合同时，并不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二者是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不能视为履行职务行为；2.汇海农牧公司与吴少金签订的《销售合同》第十三条已明确约定如有销售折扣政策，应以双方签订的《客户销售折扣政策确认书》为准，而双方确认的折扣政策是赠送饲料，汇海农牧公司也已履行了赠送的义务，原告并无证据证实双方达成口头补贴协议，且也与合同约定不符，不应予确认；3.被告王汉虎作为汇海农牧公司的业务员无权与原告达成口头补贴协议，汇海农牧公司对协议内容不知情，也不予认可，且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王汉虎也未对原告主张的补贴数额予以确认。王汉虎离职时，其上司刘金料在交接单中也确认了无任何遗留问题；4.原告并无证据证实其与养殖户的隶属关系，也无证据证实养殖户出售鸭子的数量、重量及使用的饲料比，且与王汉虎对接的为傅健喜，傅健喜与原告是何关系无法确认，其又作为养殖户也与常理不符。综上，原告的主张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王汉虎辩称：其曾是汇海农牧公司的特级经理，是其代表公司与吴少金签订的《销售合同》，吴少金是代表原告履行职务行为，双方签订合同时并无汇海农牧 公司提交的合同附件。为开发原告为汇海农牧公司的客户，汇海农牧公司领导才提出的口头补贴方案，王汉虎只是执行领导的指示，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不应由其承担付款责任。原告在养殖户每次出售鸭子时都会向其发送相关数据，其也如实向上级领导汇报，原告主张的补贴数额也属实，且在离职前，王汉虎还依然积极与上级领导沟通养殖户的补贴事宜。综上，应由汇海农牧公司承担付款责任，请求驳回对王汉虎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经本院向绍丰农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少金询问，其表示：1.在成为绍丰农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前，其与丈夫梁绍彬还经营有南宁市绍丰畜禽养殖有限公司；2.傅健喜是负责开拓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养殖户的业务员，也是傅健喜与汇海农牧公司的业务员达成的买卖合同和补贴协议；3.汇海农牧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并非本人所签。经本院查询，广西绍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广西鸿硕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潘雄壮，于2019年10月22日变更为现在的企业名称及法定代表人。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绍丰农牧公司与汇海农牧公司是否达成补贴协议的问题，本院认定如下：根据《离职证明》、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足以证明傅健喜与汇海农牧公司达成了养殖户每出售一只鸭子补贴1元及用料比超过2.15额外补贴的事实。但结合绍丰农牧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时间为2019年10月22日，而向汇海农牧公司购买饲料、协商补贴事宜时间均是在2019年9月份，以及吴少金对经营绍丰畜禽公司、傅健喜作为业务员等的陈述，再结合绍丰农牧公司提交的磅码单名称“绍丰公司肉鸭磅码单”，可以推定傅健喜是作为绍丰畜禽公司的业务员与汇海农牧公 司达成的补贴协议可能性较大。故对绍丰农牧公司主张与汇海农牧公司存在补贴协议，本院不予认定。对于汇海农牧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因绍丰农牧公司与汇海农牧公司不存在补贴协议的事实，该协议是否真实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故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傅健喜同时是南宁市绍丰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广西绍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亦是个体养殖户。王汉虎曾是贵港市汇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于2019年11月9日离职。在任职期间，王汉虎与傅健喜达成口头买卖协议，约定绍丰畜禽公司向汇海农牧公司购买饲料用于下属养殖户饲养鸭子，同时约定养殖户出售鸭子给予补贴1元/只，鸭子用料比超过2.15的进行额外补贴。双方在合作期间，傅健喜不定期通过微信向王汉虎发送养殖户销售鸭子的情况。2019年10月10日，傅健喜向王汉虎发送包括自己在内的五位养殖户销售鸭子后应当补贴数额的统计表，显示傅健喜应得数额为53542元，江前朝为27643元，许文享为23839元，何基贵为25086元，卢怡波为8994元，王汉虎未作否定性回复。因汇海农牧公司未能履行支付补贴款，傅健喜多次向王汉虎及汇海农牧公司的管理人员刘金料、黄惠良催收，王汉虎亦多次向刘金料、黄惠良反映应发补贴款事宜。因催收未果，绍丰农牧公司诉至本院并提出上述请求。 本院认为，傅健喜与汇海农牧公司达成买卖及补贴协议时，广西鸿硕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并未更名为广西绍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傅健喜作为绍丰畜禽公司的业务员，应当履行的是绍丰畜禽公司的职务行为，彼时绍丰农牧公司与汇海农牧公司并无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绍丰农牧公司与本案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故其主张汇海农牧公司支付补贴款及利息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广西绍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加五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冉 圣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杨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