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19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景阳，男，197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东洲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薛焕平，女，197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东洲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世诚，男，1999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东洲区。薛焕平、罗世诚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景阳（薛焕平丈夫，罗世诚父亲），男，197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东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景刚，男，1970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东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淑琴，女，197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东洲区。上诉人罗景阳、薛焕平、罗世诚因与被上诉人罗景刚、樊淑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东洲区人民法院（2020）辽0403民初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薛焕平、罗世诚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暨上诉人罗景阳、被上诉人罗景刚、樊淑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景阳、薛焕平、罗世诚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对案涉土地补偿款如何分配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4年分家时只是约定二个老人各随一个儿子生活，因为各领一个老人，因此老人的地也由随其生活的儿子耕种，但这不等于将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重新分配了，并不存在“罗景阳分得的土地面积是3.73亩，罗景刚分得的土地面积是4.07亩”一说。该案涉5亩土地（实际丈量为7.8亩）始终是三上诉人及罗景阳父母以一个农户为单位与村里签订的承包协议，被上诉人并不在该承包户内。2、案涉土地虽由被上诉人罗景刚耕种，但是在分家时，并没有约定案涉土地如果发生征占时土地补偿款就归罗景刚所有。原审判决以分家作为补偿款归属的基础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原审认为“罗景刚得到此款，是有武嘉村同罗景刚的协议作为依据的”，但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该协议，法庭也未出示该协议。既使有该协议，也不能据此改变案涉承包土地的性质，即案涉土地承包权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与父亲罗奎珍在一个农户内。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第16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罗奎珍去世后，发包方之所以没有将其承包地收回，就是因为没有整户消亡，其承包地应由户内其他人员继续耕种。本案案涉土地虽由罗景刚耕种，但并不能据此改变家庭承包这一基本事实，也不能改变二被上诉人不在罗奎珍这一农户内的事实，基于承包地产生的补偿款应由户内人员平均享有。罗景刚签订协议（如果有协议）并领取补偿款只是代签、代领行为，不能以此认为该补偿款属于他所有。4、本案存在同一事实不同判决的情形。基于本案同一事实，东洲区法院曾作出（2019)辽0403民初193号民事判决，该案系上诉人母亲诉上诉人要求返还案涉7.8亩土地补偿款中的20万元，同样罗景阳也与村里签订了《高速公路工程土地补偿协议书》，同样也进行了公示，同样该补偿款也由上诉人罗景阳领取了，但法院却判决罗景阳返还母亲补偿款20万元，该判决也是基于母亲是户内人员，而本案被上诉人却连承包户内人员都不是，原审法院却驳回原告的诉求，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5、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认为“土地补偿费归武嘉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该条规定的是土地补偿款归属问题，它界定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经济组织依法应享有土地补偿款，而本案界定的是土地补偿款在村民之间的分配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本案系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引起的纠纷，且村集体己经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进行了分配，据此产生的纠纷应由人民法院受理。原审认为“在征收补偿费给付武嘉村村集体后，原告认为407000元是自已应得的，原告应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另行解决”于法无据。被上诉人罗景刚、樊淑琴共同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上诉人父母虽和上诉人在同一户籍上，但他们没有在一起生活，他们各种各的地，各自收入。我结婚后和上诉人各自分得了土地，都已经单独耕种单独生活了。直到2014年分家，家庭会议决议父亲和我生活，母亲随上诉人生活，并把家庭财产进行了分割。父母在2014年去世，上诉人没有出过一分钱也没有在医院护理过。土地二轮延包后，2015年的时候父亲的土地是9.8亩，粮食直补我和上诉人一人一半已经分完了。2015年高速征占土地，把征占土地亩数进行了公示，这个期间上诉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上诉人征占了3.73亩，我征占了4.07亩。东洲区法院作出的（2019)辽0403民初193号民事判决不是从7.8亩判的20万，是从上诉人的3.73亩的补偿款中判的20万归母亲。罗景阳、薛焕平、罗世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父亲罗奎珍的征地补偿款40.7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奎珍、翟桂兰夫妇育有二子，即本案被告罗景刚，本案原告罗景阳。罗景刚、罗景阳均是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武嘉村农民。1985年武嘉村第一次分配土地时，罗奎珍家共有四口人，即罗奎珍、翟桂兰、罗景刚、罗景阳。2004年武嘉村二轮土地延包时，分地台账上罗奎珍家共有五口人，即罗奎珍、翟桂兰、罗景阳、薛焕平、罗世诚。同时，这五人的户口均在罗奎珍为户主的同一个户口簿内。2014年罗奎珍、翟桂兰夫妇分家生活，约定：罗奎珍随罗景刚生活，翟桂兰随罗景阳生活，罗奎珍、翟桂兰的财产及承包的土地平均分给两个儿子。当时罗奎珍、翟桂兰夫妇位于古石沟的土地，按垄数（未分长短垄）均分给了罗景刚、罗景阳。2014年罗奎珍去世后，二兄弟仍按分家协议各自耕种分得的位于古石沟的土地。2015年因修建中环高速公路，古石沟的上述土地被征占。征占时确认罗景阳分得的土地面积是3.73亩，罗景刚分得的土地面积是4.07亩。2016年东洲区碾盘乡武嘉村分别同罗景阳、罗景刚签订了《高速公路工程土地补偿协议书》，征地补偿标准是10万元／亩。罗景阳被征占土地3.73亩，补偿款373000元。罗景刚被征占土地4.07亩，补偿款407000元。上述补偿款均已实际给付罗景阳、罗景刚。武嘉村在发放上述补偿款之前，在村内进行了公示，本案原、被告均未提异议。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上述款项是土地补偿费。本案在审理期间，虽经一审法院多次调解，双方当事人意见不一，调解未能达成协议。一审法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户口簿、1985年《土地承包协议书》，2004年《武嘉联社第一小队土地延包明表》，2020年3月24日武嘉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2019年3月4日武嘉村村委会的《证明》，《武嘉村高速路动迁土地补偿款发放明细表（古石沟）》，一审法院（2019）辽0403民初193号民事判决，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答辩在卷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当事人质证和一审法院审查，可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均确认武嘉村分给被告的407000元是土地补偿费，武嘉村同罗景阳、罗景刚签订的《高速公路工程土地补偿协议书》和《武嘉村高速路动迁土地补偿款发放明细表（古石沟）》也已经表明是“土地补偿”，据此应当认定本案诉争的407000元是土地补偿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综上可知，土地补偿费归武嘉村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武嘉村认为该土地补偿费“分不分”、“分给谁”由武嘉村决定。本案原、被告都是武嘉村的成员，作为同一村集体的成员，都应执行武嘉村的决定。武嘉村已经分别同罗景阳、罗景刚签订了土地补偿协议并据此分别给付罗景阳、罗景刚相应的土地补偿费。本案诉争的407000元是武嘉村分给罗景刚的，罗景刚得到此款，是有武嘉村同罗景刚的协议作为依据的。现在三原告直接向二被告主张返还，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能支持。原告认为二轮土地延包时，承包方是罗奎珍、翟桂兰、罗景阳、薛焕平、罗世诚这一具体的“户”，本案407000元是发给罗奎珍、翟桂兰、罗景阳、薛焕平、罗世诚这一具体的“户”的共同财产的诉称理由，属于村集体民主议定范畴，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在征收补偿费用给付武嘉村村集体后，原告认为407000元是自己应得的，原告应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罗景阳、薛焕平、罗世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3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的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罗景阳、薛焕平、罗世诚主张2014年分家时只是约定两个老人各随一个儿子生活并没有将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重新分配。但一审法院已生效的（2019）辽0403民初193号判决中已经查明，2014年3月翟桂兰与丈夫罗奎珍分家生活，罗奎珍随长子罗景刚生活。翟桂兰随次子罗景阳生活，分家时约定罗奎珍和翟桂兰的财产及承包的土地平分给两个儿子。罗景阳对该案件并未提起上诉。故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分家时已经对家庭财产及土地分割达成协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在农户内的成员分家析产时或离异时，单独成户的成员可以对原家庭（户）承包的土地进行分配。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承包经营户家庭内部就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割自行协商达成的协议，应当具有拘束力。罗景阳二审中陈述2002年将其父亲其1.1亩土地分给罗景阳由其自行耕种，单独从村里领取粮食直补款。2014年分家后罗景阳和罗景刚已实际耕种分得的土地，并各自领取分得土地的粮食直补款。2015年因修建中环高速公路征用土地时，双方也按各自耕种的土地签订了《高速公路补偿协议书》，在公示期间双方均没有提出异议，并按照分家时各自分得土地领取了征地补偿款。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父亲罗奎珍的征地补偿款40.7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9)辽0403民初193号案件是罗景阳母亲翟桂兰起诉罗景阳、薛焕平要求其返还被征收的3.73亩土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中属于翟桂兰的20万元土地征地补偿款，属共有纠纷，与本案情况并不一致。故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同案不同判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407000元是发给罗奎珍、翟桂兰、罗景阳、薛焕平、罗世诚这一具体的“户”的共同财产的诉称理由，属于村集体民主议定范畴，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在征收补偿费用给付武嘉村村集体后，原告认为407000元是自己应得的，原告应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另行解决的裁判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裁判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罗景阳、薛焕平、罗世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可以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05元，由上诉人罗景阳、薛焕平、罗世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向军审 判 员 田 丰审 判 员 秦 梦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杨茜怡代书记员 孙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