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民终7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法定代表人：吴福清，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德东，北京永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中科发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法定代表人：曾宪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世斌，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华，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单祥双，男，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世斌，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华，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中科公司）因与上诉人深圳中科发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20民初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中山中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德东，深圳中科公司和单祥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世斌、吴燕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山中科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深圳中科公司向中山中科公司履行支付股票委托销售基准款（亦称股票回购受让款或股票包销款）人民币9019.18万元；3.依法改判深圳中科公司向中山中科公司支付自2017年9月19日起至股票委托销售款（亦称股票回购受让款或股票包销款）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暂计算至2018年1月18日，违约金为人民币231.07万元）。4.请求依法改判单祥双对深圳中科公司上述第二项、第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本案一审诉讼费、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他性股票委托销售协议》（以下简称《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签署的前提原因及基础事实。第一，在《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签署前的2012年3月，中山中科公司与单祥双实际控制的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名称：广东中科科创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管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委托管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该《委托管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目的是，单祥双实际控制的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托方为委托方中山中科公司的资金通过股权投资和股权退出实现利润，其同时在委托管理期间收取管理费用等。第二,单祥双在《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更正稿）》中出具两份承诺，分别承诺“如因公司[指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招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未能及时备案而导致公司承担罚款等行政处罚责任的，本人同意并承诺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以及承诺“未来如因公司需要履行保本收益事项的，或因该事项使公司受到罚款等法律责任的，本人同意并承诺承担相关的损失及相关责任”。因此，基于单祥双作出的上述股票定向增发的公开承诺及中山中科公司参加股票定向增发后可能存在的风险之考量，中山中科公司经与单祥双友好协商并通过单祥双的安排，与单祥双实际控制的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签订了《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第三，中山中科公司以依法评估价格为9787.20万元的实物出资方式参与单祥双实际控制的中科招商公司股票定向增发，经过一系列合法审核批准程序，获得持有中科招商公司股票543.73万股，合理合法和有效，中山中科公司通过参与股票定向增发，支持了单祥双的融资需求以及中科招商公司的新三板上市。那么，作为私募基金的中山中科公司在需要股权投资退出的时候，单祥双通过安排其实际控制的深圳中科公司作为唯一的排他性的股票销售方，按照低于实物出资评估价9787.20万元的股票销售基准款人民币9019.18万元销售股票，在股票未能售出时则按9019.18万元受让回购股票，实际上就是一种包销的销售方式，合情合理合法，根本不存在法定无效以及显失公平的事由。第四，现中科招商公司因违反监管规定被中国证监会处以终止挂牌的行政处罚，导致标的股票无法公开转让交易且终止挂牌交易前的价格仅为每股0.58元，这对中山中科公司的股票定向增发投资产生了重大损失的风险，单祥双作为中科招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管理过错责任。二、《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错误。第一，本案只是附有股票回购受让、股票包销条款的委托合同纠纷，并不是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根据委托理财合同性质认定本案合同无效明显错误。《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在销售期限内把委托销售的股票销售完毕，否则深圳中科公司按约定价格回购受让未销售的股票并将受让股票款项支付给中山中科公司，与委托包销销售的其他普通标的物并无不同，之所以约定了股票委托销售基准款（亦称股票回购受让款或股票包销款）人民币9019.18万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控中山中科公司的股票定向增发产生风险，而且该价格低于实物出资时的评估价格，该价格只是双方约定的股票销售基准价格，只是股票不能售出时的股票回购受让价格、包销销售价格，该价格不是为了投资而约定的保底条款，《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也不存在委托投资理财性质的投资行为和投资风险，双方也没有理财投资的意思表示。因此也就不存在投资风险中的投资保底条款。第二，单祥双作为股票定向增发的受益方，安排其实际控制的深圳中科公司独家销售股票以及不能售出时按约定价格回购受让、包销销售股票并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一书中第248页“关于保底条款的无效问题”认为：不论是信托合同还是委托理财合同、联营合同，只要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保底条款，就与“投资有风险”的本质是相冲突的，因而构成矛盾条款，应当认定该条款无效。保底条款如果构成合同核心条款的，其无效将导致整个合同无效，当事人将根据各自的过错情况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对因保底条款无效的合同性质限制在了信托合同、委托理财合同、联营合同三种合同内，没有包括委托合同。因此，在本案系委托合同性质和纠纷以及没有任何委托投资理财约定条款内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委托理财投资的合同性质认定本案合同无效，明显错误。第四，在股票委托销售的期限内，股票价格一直在定向增发价格每股18元以上，有段期间甚至超过每股100余元的交易价格，但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根本没有任何的股票销售行为，也没有按约定价格回购受让、包销销售股票，同时《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又限制了中山中科公司的自行销售股票行为。如果不约定股票销售基准金额，不约定回购受让、包销及其金额，其实损失风险反而失衡并转嫁给中山中科公司一方。第五，委托销售股票与委托销售其他标的物并无任何不同，受托方在对未来的销售价格预期作出适当合理判断的情况下受托销售标的物，获取约定最低销售价格以外的超额利益，在不能销售售出时按约定价格回购受让、采用包销的方式也是公平合理的正常商业交易。任何商业交易都有风险，单祥双作为一个私募股权投融资和资本市场投资管理的专业人士，不管是作为股票定向增发投资的受益方，还是为了获取股票销售的超额利益报酬，安排其控制的深圳中科公司作为唯一的排他性的销售方受托销售股票并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该对股票销售基准价格、股票回购受让或包销销售价格作出了合理的预期和判断，相信能够以高于股票回购受让、股票包销价格销售出受托股票，而中山中科公司为了防控股票退市交易风险，要求股票不能售出时的股票回购受让、股票包销价格，并让渡超额销售部分利益，因此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不存在双方权利义务和风险失衡的问题。一审法院罔顾事实情况，主观臆断地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配置严重失衡，故意而且明显偏袒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一方。第六，《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的约定条款，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违背公序良俗的背俗无效规则，没有扰乱正常的金融和商业交易秩序，双方更没有滥用意思自治，损害国家和社会核心利益。在深圳中科公司没有因合同条款显示公平提出撤销和抗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职权利用公平原则认定合同无效，于法无据。三、一审判决存在的其他问题。第一，退一步来讲，即使《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存在有违民法中公平的约定情形，在合同条款限制了中山中科公司可以自行股票销售的情况下，深圳中科公司作为唯一的排他性受托销售方没有完成股票销售事务，现中科招商公司被摘牌，股票无法再进行销售转让，且股票被摘牌主要是单祥双的重大管理过错责任造成的，以及单祥双违背了定向增发的公开承诺，因而深圳中科公司过错责任巨大，一审法院酌定深圳中科公司只承担60%的损失，明显偏袒对方,对受到全面被动限制的中山中科公司来讲，一审法院如此判决才是真正的不公平。第二，《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单祥双应对深圳中科公司的全部合同履行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主合同无效的基础上，判令单祥双承担部分连带保证责任亦明显错误，应予纠正。第三，本案一审法院严重超出审理期限，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审限的相关规定。深圳中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改判驳回中山中科公司要求深圳中科公司支付股票委托销售款9019.18万元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3.中山中科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主要事实认定错误，违反证据裁判规则、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第一，中山中科公司至今未能提出任何直接证据证实其与深圳中科公司存在委托销售股票关系。中山中科公司在原审期间提交的十八组证据，除《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复印件含有深圳中科公司印鉴字样外，其他十六组证据并不能直接或间接反映其与深圳中科公司存在股票委托销售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具备任何证明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九十条第五项之规定，本案应认定不存在委托销售股票关系。第二，一审将证实委托销售股票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深圳中科公司，违反法定证据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进一步明确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山中科公司仅能提供《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复印件，直至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尚不能提供原件核对，深圳中科公司亦不予认可，在此情形下，中山中科公司就自己所主张的委托销售股票的举证责任远远尚未完成。但一审仅凭一份加盖深圳中科公司公章的《协议解除通知函》，就将证实中山中科公司与深圳中科公司存在委托销售股票关系的举证责任强行划分给深圳中科公司，但问题关键在于深圳中科公司根本无法举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原件。于是，一审蓄意破坏法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刻意将深圳中科公司置于表面上看来的“举证不能”境地，采用偷梁换柱的障眼法，将中山中科公司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转嫁给深圳中科公司。第三，按照中山中科公司的陈述，其委托深圳中科公司销售的股票价值近亿元，数额特别巨大。即使确实存在委托销售股票协议及补充协议，在长达两年的委托销售期限内，中山中科公司与深圳中科公司之间就委托销售股票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履行（沟通、协调、交涉、发布指令等）应当存在相关证据（信函、短信来往记录、电子邮件来往记录、微信来往记录等），但是中山中科公司对此并未举出任何证据，明显不符合基本常识、常情、常理，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中山中科公司与深圳中科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销售股票协议。至于中山中科公司所提供的加盖有深圳中科公司公章的《协议解除通知函》，即使真实性无疑，但该函所提及的“协议”无法特定化，更无法与本案争议的《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对应一致，一审预设观点、先入为主，无任何论证、无任何依据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纯属主观臆断。另外，原审认定“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德东通过微信向深圳中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晨阳送达该回复函”更是十分荒唐！一是仅凭中山中科公司提供的手机微信截图单一证据，同时深圳中科公司予以否认，未经任何审查即枉法认定；二是司法部《办理保全互联网电子证据公证的指导意见》明文规定，微信截图对话双方真实身份必须能够确定，否则不具有证据效力。本案不知何为“丁律师”，天底下姓丁的律师不知庶几！所称“晨阳”，深圳中科公司从未委托过名字中有“晨阳”或叫做“晨阳”的委托代理人，截图根本不具备关联性。三是该截图存在被篡改的重大嫌疑，不具备证据能力。二、一审在认定《股票委托销售协议》无效基础上，径行判令深圳中科公司承担60%损失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无法律根据和事实依据。第一，《股票委托销售协议》被确认无效，一审不依法行使释明权，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就径行裁判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认定《股票委托销售协议》被确认无效，于是产生了与中山中科公司所主张委托销售股票协议成立生效并要求履行的诉讼主张不一致的情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并可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一审应当履行释明权义务，告知双方当事人可在重新确定的举证期限内就合同无效情况下的过错情况、损失情况等举证。但是，一审完全置上述法定程序于不顾，既未就该问题进行审理，也未经双方当事人充分辩论，就主观擅断、直接判决。第二，原审认定的中山中科公司损失数额完全无事实依据。虽然《合同法》五十八条规定了“因合同取得之财产应返还，不能返还或无必要返还者折价赔偿，有过错者赔偿因此之损失，与有过错者各自承担。”，但是应当明确无效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所应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即使赔偿也是信赖利益损失，仅限于直接、实际发生之损失，不能参照合同约定来确定，不得超过合同有效情况下可得利益的范围。具体到本案，即使深圳中科公司系受中山中科公司委托处置股票，中山中科公司所持有股票并没有发生所有权变动和占有变动，自然不存在返还财产或折价赔偿之情况，本案就必须对损失数额予以审理，那么该问题在未经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认证以及陈述答辩情形下，一审确定中山中科公司损失数额为9019.18万元依据何在？一审居然是依据《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对股票销售收入基准价格的9019.18万元的约定，而该9019.18万元属于委托销售协议得以履行的最低保底收益数额约定，属于典型的合同有效情况下可得利益，一审实际上就是“无效认定，有效处理”。事实上，中山中科公司在《股票委托销售协议》无效情形下并无任何实际损失，其继续持有待销售的股票，在委托销售协议履行期间未曾支付任何费用。第三，一审确定深圳中科公司承担60%损失责任依据不足。一审认为深圳中科公司承担主要损失的理由不成立。理由：一是严格按照委托销售股票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之所以未完成销售股票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山中科公司始终未发出出售指令，而非深圳中科公司的原因。二是中科招商公司虽然被摘牌，但是并不等于其股票不能交易出售，一审认为摘牌即不能出售实属对新三板市场交易规则不了解所致，实际上新三板交易规则区别于主板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场外撮合交易。三、中山中科公司持有（待委托销售）的中科招商公司股票无合法依据，主张损失为无本之木。根据中山中科公司提供证据及其自认，中山中科公司取得中科招商公司543.73万股股票的对价系其转让所持江西江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锂科技）的股权，中山中科公司取得中科招商公司中543.73万股股票的权利依据是双方于2015年2月签订的《中山中山中科公司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中科招商公司受让股权之后发现，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江锂科技处于法院强制执行、资不抵债、完全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状态,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具备实质上的破产原因,其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由江西省分宜县法院审理。中山中科公司以权益实质已归零的破产企业股权取得近亿元的中科招商股份，该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情形。虽人民法院以中科招商公司提起撤销权诉讼过了时效为由驳回，但并不能以此掩盖中山中科公司在订立该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中山中科公司持有中科招商公司股票合法性是客观存疑的。纵使中山中科公司与深圳中科公司存在股票销售委托关系，鉴于中山中科公司委托销售中科招商股票仍客观存在所有权权利基础的争议，其所主张的经济客观存在也缺乏合法性、不能成立。单祥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请求改判并驳回中山中科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中山中科公司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中山中科公司不能证实有深圳中科公司签名的《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真实存在。第一，中山中科公司在原审期间仅提供了有单祥双签名的《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复印件，同时不能提供原件不存在的法律认可的客观原因。其确实与中山中科公司有过商业交往，无可避免的留存有单祥双本人签名的文件，但众所周知，在当今科学技术条件下，进行移花接木、拼接伪造、篡改变造伪造书证复印件实在是轻而易举，中山中科公司为何不能提供原件？为何不能提供也无任何合理解释？第二，即便按照原审所认定，深圳中科公司在2018年6月4日向中山中科公司送达了解除通知函提到了“签署的协议和补充协议”，但此“补充协议”是否就是本案争议的包含单祥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补充协议？深圳中科公司和单祥双均予以否认，一审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径行认定包含单祥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补充协议，违反基本裁判原则。第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九十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进一步明确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中山中科公司毫无疑问应对单祥双与其存在连带保证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其举证不能的情形下，本案应认定包含单祥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补充协议不存在。二、即使委托销售股票协议及补充协议存在的话，一审在认定无效基础上，判令单祥双承担1803.836万元连带清偿责任错误。第一，一审认定连带保证责任的补充协议存在但无效，应当履行释明权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应将中山中科公司、深圳中科公司和单祥双对担保合同无效是否存在过错及各自过错大小作为案件审理焦点，组织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认证和充分辩论。但纵观原审全部程序，自始至终未对此问题进行任何诉讼活动。原审评理认定单祥双“明知补充协议含有保底条款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存在一定过错”既无任何论证论述，也无包括当事人陈述在内的任何证据支持，完全是主观臆断。第二，即便确如一审所认定单祥双作为担保人过错，一审判决单祥双连带承担主债务人应当清偿债务部分的三分之一违反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解释第八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解释第八条规定：“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具体到本案，即：单祥双作为连带保证人，在主合同无效导致作为从合同的连带保证无效且上诉人存在过错情形下，应当在主债务人深圳中科公司不能清偿部分三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责任。该责任系补充赔偿责任，保证人仍享有先诉抗辩权，绝非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乃至全国各地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对此情形均是判决保证人在主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民事判决、（2018）最高法民终169号民事判决〕。故原审判决第二项“单祥双对上述债务在1803836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明显不当，应予以撤销。深圳中科公司辩称，其上诉所述的事实理由构成对中山中科公司的答辩。其不确认委托销售股票协议存在，但为了最大限度维护自身权益，仅在假定委托销售股票协议存在的前提下补充如下意见：一、根据中山中科公司所提供的涉案股票销售委托合同，显示所委托销售的股票约定保底价格达九千余万元，合同所涉价值巨大，应当属于重要的公司商业文件。但作为委托方的中山中科公司却不能出示该涉及其巨大切身利益的合同原件，不合常理。二、证据反映中山中科公司以每股18元持有中科招商股票、且其在上诉状称中科招商股票上市之后有段时间价格一度达到每股100元，也就是说中山中科公司始终知道和掌握所持中科招商股票价值的波动和变化。如果涉案股票销售委托合同存在，从利益驱使角度而言深圳中科公司如作为受托方依约处置股票即可获得巨额报酬，双方也一定会存在有关商议出售股票的往来联系，但本案却无任何形式的有关股票销售的往来联系，这也恰恰说明涉案的股票销售委托合同并不存在。三、涉案股票委托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核心内容和条款，实质上是中山中科公司作为委托人将全部风险转移给受托人而免除自身应承担的投资风险，该约定有悖投资本质、不符合委托代理的法律制度、违背公平原则，一审判决认定合同无效是正确的。四、从涉案股票销售委托合同的内容看，中山中科公司在2015年3月13日取得中科招商公司的股票，按照涉案的股票销售委托合同的约定，委托销售的期限是2年，即截止期限是2017年3月12日。这个期间，中科招商公司仍然在进行正常的股票交易，中科招商公司的股票价值每股超过10元，涉案合同的委托期限截止后，一切股票价格的波动或者其他因素所导致中山中科公司损失的都属于中山中科公司作为股票权利人放任的结果，包括在2017年12月26日中山中科公司终止挂牌所导致的损失，因此，一审法院以涉案合同的保底价格9019.18万元作为损失予以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五、中山中科公司作为登记的股票权利人完全得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处分股票。合同法也规定，委托人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有权就委托事项向受托人发出指示、而受托人则应当根据委托人的指示处理所托事项。但正如前所述，中山中科公司对于中科招商股票在新三板上市之后的价格变动完全知情、也即完全知晓其股票价值的盈亏变化。作为涉及其切身巨大利益的股票处置，中山中科公司如果确实委托了深圳中科公司销售的，但其作为委托人却从未发出过任何销售指令，而任其股票价格变化、被终止挂牌却始终漠视利益的巨大变化而无动于衷、也不采取任何措施任其“损失”的发生或扩大。因此退而言之，纵然涉案股票委托销售合同属实、且中山中科公司确有损失，也当由中山中科公司自行承担。单祥双辩称，一、其上诉所述的事实理由构成对中山中科公司的答辩。二、其不确认委托销售股票协议存在，但为了最大限度维护自身权益，仅在假定委托销售股票协议存在的前提下补充如下意见：一审认定连带保证责任的补充协议存在但无效，应当履行释明权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应将中山中科公司、深圳中科公司和单祥双对担保合同无效是否存在过错及各自过错大小作为案件审理焦点，组织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认证和充分辩论。即便确如原审所认定单祥双作为担保人有过错，原审判决第二项判令单祥双连带承担主债务人应当清偿债务部分的三分之一也与上述司法解释第八条之规定不符。中山中科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真实存在是完全正确的。二、《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委托销售股票以及提供委托销售的顾问咨询不是一种孤立的民事法律行为，该两份协议中有一个大的基础性的前提和基础，就是中山中科公司参与单祥双控制的中科招商公司的定向增发，是单祥双组织安排了这个协议的签署，是单祥双操作控制整个交易行为。在协议引言部分有明确的约定，中科招商公司正在申请新三版挂牌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简称定向增发），中山中科公司准备参与单祥双的中科招商公司的定向增发，然后才有了中山中科公司同意单祥双安排委托深圳中科公司销售股票。本案合同不是委托销售纠纷，是无名的合同纠纷，中山中科公司参与单祥双的定向增发，为了保证中山中科公司的利益，实现定向增发股权投资退出，股票委托销售只是实现股权投资退出的表面形式，这个协议的本质是通过投资对赌保证投资人的利益实现投资人股权退出的协议。第三，关于本案损失问题。本案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中山中科公司参与单祥双的中科招商公司定向增发已投入资金，支持了单祥双的融资需求和新三版上市，从权利义务对等，单祥双应帮中山中科公司实现股权退出。当时中山中科公司投资是每股18元，那么，两年期限届满，最后中科招商公司被中国证监会强制摘牌，它的股票价格每股0.58元（不超过0.61元）。这个损失是单祥双及其控制的中科招商公司违反中国证监会的规定造成的，单祥双在中科招商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明确作出了公开承诺，承诺的内容是如果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造成对定向增发投资人的利益损失或者对保底利益造成损失的，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这个公开的承诺不是针对中山中科公司，是针对参与定向增发的10家投资人作出的承诺。另外，中山中科公司遵守双方签署的协议，不能擅自转让股票，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也不可能让中山中科公司随便卖股票。中科招商公司的股票是在新三版上市，按照公司法规定，不是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涉案股票很难出售，这些损失完全是由单祥双造成的，并且涉诉案件正在审理当中，中山中科公司无法进行出售，况且按照合同约定，深圳中科公司还要回购涉案股票。第四，涉案协议是真实客观存在的，这个协议完全是单祥双欺骗包括中山中科公司在内的定向增发投资人，法院认定涉案协议无效，实际上是支持了单祥双的欺骗行为，真正导致双方权利义务失衡。中山中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深圳中科公司向中山中科公司支付股票委托销售基准款9019.18万元；2.判令深圳中科公司向中山中科公司支付违约金，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自2017年9月19日至全部股票委托销售基准款付清之日止（截至2018年1月18日，违约金共计231.07万元）；3.判令单祥双对深圳中科公司上述付款义务及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认定事实：2015年2月，中山中科公司以其原持有的江锂科技504.27万元注册资本（占江锂科技1.78%股权）作价9787.20万元转让给中科招商公司。2015年3月，中山中科公司以上述中科招商公司应付中山中科公司的股权转让对价所形成的债权作为出资，以每股18元的价格参与定向增发股票。2015年3月13日，中山中科公司以实物认缴出资的方式获得中科招商公司股票543.73万股，持股比例为0.41%，并于2015年3月19日公示。中山中科公司提交协议及补充协议复印件各一份，主张其与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签订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深圳中科公司接受中山中科公司委托，作为唯一排他性的销售顾问在中山中科公司登记为中科招商公司股东之日起算两年期限内销售中山中科公司持有的上述全部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股票）。当标的股票销售累计收入达到委托销售报酬提取基准金额后，深圳中科公司开始收取委托销售报酬，委托销售报酬提取基准金额=（甲方对江锂科技项目的原始投资总额-中山中科公司成为中科招商公司股东前中山中科公司已从江锂科技收回的各项金额）×（1+8%×项目投资年数），项目投资年数自2012年1月18日（即中山中科公司对江锂科技项目投资工商变更核准之日，以工商变更核准通知书日期为准，下同）起至中山中科公司工商变更核准为中科招商股东之日（暂定2015年2月28日，以中山中科公司工商变更为中科招商股东的实际核准之日为准）止。即：委托销售报酬提取基准金额=[7200万元×（1+8%×3.1583年）=9019.18万元]（基准金额暂计算到2015年2月28日），当标的股票销售累计收入达到委托销售报酬提取基准金额后，深圳中科公司需于收到委托销售报酬提取基准金额对应的转让价款后的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中山中科公司支付委托销售报酬提取基准金额。当标的股票销售累计收入超过委托销售报酬提取基准金额后，深圳中科公司需每次销售标的股票且收到当次股权转让的全部转让价款后的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中山中科公司支付中山中科公司应得的标的股票销售分成。中山中科公司应得的标的股票销售分成=（标的股票销售累计收入-委托销售报酬提取基准金额）×50%（条件：中山中科公司收到的标的股票销售累计收入超过委托销售报酬提取基准金额）。深圳中科公司按如下标准收取委托销售报酬：报酬=（标的股票销售累计收入-委托销售报酬提取基准金额）×50%。标的股票销售或转让价款低于基准金额的，深圳中科公司以人民币现金补偿（补偿款=委托销售报酬提取基准金额-转让价款），并于委托销售期满后六个月内一次性支付给中山中科公司。委托销售期届满之日前，深圳中科公司应将中山中科公司全部标的股票销售完毕，到期未能销售完毕的，深圳中科公司按照协议补偿后，中山中科公司将剩余标的股票转让给深圳中科公司，补偿款视为受让剩余标的股票的转让款。单祥双对深圳中科公司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协议及补充协议各方当事人各执一份，其余各份用于中科招商公司存档。协议及补充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中山中科公司主张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原件存放于广东中科科创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中科公司）内，广东中科公司由单祥双实际控制，故其无法提供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原件。深圳中科公司于2018年6月4日向中山中科公司送达协议解除通知函，认为中山中科公司以持有的江锂科技股份估值作价认购中科招商公司股票存在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瑕疵，中山中科公司与深圳中科公司签署的协议及补充协议中，中山中科公司委托深圳中科公司的股权转让属于瑕疵出资股权的对外转让，导致协议赖以成立的基础丧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深圳中科公司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主张立即解除协议。中山中科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回复函，认为深圳中科公司无权单方面私自解除协议，并两次通过快递邮寄给深圳中科公司均无法送达，后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德东通过微信向深圳中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晨阳送达该回复函。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深圳中科公司于庭后7日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协议解除通知函中提及的协议和补充协议原件，深圳中科公司没有提交。2017年12月25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出“中科招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公告”，中科招商公司因管理费和业绩报酬之和的收入占比不达标，于2017年12月26日起终止挂牌。2018年1月16日，中山中科公司以深圳中科公司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股票转让销售义务为由，向第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主张上述诉求。另查明，中科招商公司于2019年3月向第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其与中山中科公司于2015年2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赔偿其损失156万元。第二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9）粤2072民初3536号。深圳中科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以中山中科公司持有的中科招商公司股票是否具有合法性需待另案处理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中止本案诉讼申请。2018年1月16日，中山中科公司向第二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申请查封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名下价值9250.25万元的财产，第二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3日作出（2018）粤2072民初953号民事裁定，裁定对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价值9250.25万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2018年12月26日，深圳中科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管辖异议书，认为其已向中山中科公司发送协议解除通知函，案涉委托理财协议已解除，且协议解除后，双方进行了多轮面商，有新的争议解决约定和方案，原案涉委托理财协议的争议解决条款并不适用，本案应移送至深圳市人民法院审理。2019年1月22日，一审法院告知深圳中科公司，因一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已由（2018）粤20民辖终284号民事裁定予以确定，故其无权就管辖权再提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2.深圳中科公司是否须向中山中科公司支付9019.18万元及相应的违约金，单祥双是否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一。关于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中山中科公司持有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复印件，主张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原件由广东中科公司持有，其无法提供。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不确认协议及补充协议复印件的真实性，不确认与中山中科公司存在委托合同的事实。但深圳中科公司在其向中山中科公司发出的协议解除通知函中，确认其与中山中科公司签署了协议及补充协议，并认为中山中科公司委托转让的股权属于瑕疵出资股权，故要求解除协议及补充协议。上述协议解除通知函的内容与中山中科公司的主张能够相互印证，且深圳中科公司在一审法院限期其提交协议解除通知函中所指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原件时，其并没有提交。故一审法院采信中山中科公司的陈述，确认中山中科公司提交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复印件的真实性。深圳中科公司在协议及补充协议上签章，为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当事人。根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深圳中科公司接受中山中科公司委托，在两年期限内销售中山中科公司持有的标的股票，符合《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中山中科公司与深圳中科公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根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标的股票销售累计收入达到委托销售报酬提取基准金额后，深圳中科公司开始收取委托销售报酬；标的股票销售或转让价款低于基准金额的，深圳中科公司以人民币现金补偿。该有关委托销售报酬的约定具有保底条款的性质，尽管该条款是协议双方以意思自治的形式对受托行为所设定的一种激励和制约机制，但该条款免除了委托人应承担的投资风险，与投资的本质相悖。同时，保底条款将投资风险全部转移至受托人，导致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权利义务的配置严重失衡，既不符合民法上委托代理的法律制度构建，也违背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因此，涉案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有关委托销售报酬的条款应属无效。又因保底条款系本案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核心条款和目的条款，与其他内容条款具有不可分性，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保底条款无效将导致协议及补充协议整体无效。综上，中山中科公司与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签订的关于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他性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属于无效合同。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到本案中，中山中科公司与深圳中科公司对于本案协议无效均有过错，双方应当共同分担9019.18万元的损失。至于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受托人深圳中科公司而言，在签订协议及补充协议后，没有按双方约定完成股票销售事务，现中科招商公司被摘牌，股票无法再进行转让销售，导致中山中科公司损失，是主要过错。对于委托人中山中科公司而言，其明知投资存在风险，仍与深圳中科公司签订含有保底条款的协议，规避自己应承担的投资风险，应承担次要过错责任。综合考虑本案情况，一审法院依法酌定深圳中科公司承担60%的损失，即应赔偿中山中科公司损失54115080元（90191800×60%）。关于单祥双的连带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中，单祥双作为保证人，明知补充协议含有保底条款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责任，故其在深圳中科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即18038360元（54115080元×1/3）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至于中山中科公司所持中科招商公司543.73万股股票是否存在重大瑕疵出资的问题。根据已查明事实，2015年3月13日，中山中科公司以实物认缴出资的方式获得中科招商公司股票543.73万股，持股比例为0.41%，并于2015年3月19日公示。中山中科公司已合法取得中科招商公司标的股票且进行了公示，其出资是否存在重大瑕疵不是本案审查范围，也不影响本案审理，故深圳中科公司以此为由提出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中山中科公司的起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依法予以支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深圳中科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中山中科公司赔偿损失54115080元；二、单祥双对上述债务在1803836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中山中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431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509313元，由中山中科公司负担203725元，由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负担30558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中山中科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深圳中科公司企业信用信息（下载打印）,拟证明单祥双是深圳中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2.中山中科新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签署的《关于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他性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复印件）,拟证明中山中科新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山中科公司一样参与单祥双安排的定向增发,股票委托销售及未售出的股票回购受让只是保障定向增发投资人实现股权投资退出，证明整个定向增发是由单祥双操作控制完成。证据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20民终738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其没有隐瞒江锂科技股权转让交易情况，证明中科招商公司已经经过除斥期间。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发表质证意见称,1.这些证据不是新证据，应不予采纳。2.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2015年2月6日单祥双已不是深圳中科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中山中科公司说单祥双系深圳中科公司实际控制人缺乏理据。3.证据2没有原件，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也未能查找到该资料的原始文件，无法核实真实性，故不认可真实性、关联性，也不认可中山中科公司主张的证明内容。4.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反映出中山中科公司将其持有的江锂科技的股权转让给中科招商公司，以此取得的股权转让款置换取得了中科招商公司的股票，从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看，2015年中山中科公司与中科招商公司交易江锂科技的股份之后不到半年时间，江锂科技即被人民法院裁定破产重整，说明中山中科公司取得中科招商公司的股票属于瑕疵出资股权。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二审无提交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对中山中科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没有原件，本院不采信其证明力。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一审法院（2019）粤20民终7386号民事判决认定：中科招商公司是广东中科公司的股东，占股92%。中科招商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部分内容如下：单祥双是中科招商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山中科公司股份数为543.73万，持股比例为0.41%，出资方式为债权出资。中山中科公司为中科招商公司子公司广东中科公司管理的基金公司。2015年2月，中山中科公司与中科招商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江锂科技1.78%的股权作价9787.20万元转让给中科招商公司。后中科招商公司起诉请求撤销该《股权转让协议》等。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中科招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中科招商公司不服，向本案的一审法院提出上诉，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深圳中科公司向中山中科公司发出的《协议解除通知函》载明:“贵司和我司签署的《排他性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和《排他性股票委托销售协议之补充协议》（下称《销售协议》）中，贵司委托我司的股权转让，属于瑕疵出资股权的对外转让，这导致《销售协议》赖以成立的基础丧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中科招商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载明：股票发行价格为18元/股。单祥双承诺：“未来如因公司需要履行保本收益事项的，或因该事项使公司受到罚款等法律责任的，本人同意并承诺承担相关的损失及相关责任。”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提交《情况说明》称，单祥双在2015年1至2月份期间，持有深圳中科公司99.8%的股权，2015年2月6日单祥双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单小雅，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单小雅。单祥双与单小雅系亲属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本案不予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二是本案的定性问题，三是《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及双方的责任承担问题。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山中科公司持《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复印件，主张与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存在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并主张《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原件由广东中科公司持有，其无法提供。而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不确认该协议及补充协议复印件的真实性，不确认与中山中科公司之间存在本案争议法律关系的事实。但深圳中科公司在其向中山中科公司发出的《协议解除通知函》中已确认中山中科公司以其持有的江锂科技股权作价认购中科招商公司股票，同时确认其与中山中科公司签署了《排他性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上述《协议解除通知函》的内容与中山中科公司主张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签订了《排他性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事实。中山中科公司主张《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原件存放于广东中科公司，广东中科公司由单祥双实际控制，其无法提供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原件。但据案件事实反映，中山中科公司是单祥双实际控制的广东中科公司管理的基金公司。单祥双在2015年1至2月份期间，持有深圳中科公司99.8%的股权，后转让给单小雅，而单小雅与单祥双存在亲属关系。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限期深圳中科公司提交《协议解除通知函》中所指的《排他性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原件，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深圳中科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深圳中科公司在法院指定期限内没有提交《协议解除通知函》中所指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原件，依法应承担拒不提交证据的法律后果。单祥双是中科招商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在中科招商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承诺如因公司需要履行保本收益事项，其同意承担相关损失及相关责任，该承诺与中山中科公司提交的《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内容能相互印证。综合全案情况，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采信中山中科公司的陈述，确认中山中科公司提交的《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复印件的真实性，认定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与中山中科公司存在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二、关于本案定性问题。根据本案《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再结合中科招商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定向增发股票的相关内容，可见《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实质上是对中山中科公司以其对中科招商公司拥有的债权，参与中科招商公司定向增发以实现债权所作的安排，协议约定的委托系排他性委托，该约定有别于一般的委托合同，且其内容既涉及排他性委托销售问题，也涉及参与定向增发投资者股权投资退出问题，实际上是无名合同，定性为委托合同纠纷，不能准确反映双方之间的纠纷实质，故应定性为合同纠纷。三、关于《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及双方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山中科公司主张《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有效，一审法院根据委托理财合同认定本案协议无效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本案《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实际上是中科招商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祥双为中科招商公司定向增发股票所作的安排。单祥双在中科招商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承诺未来如因公司需要履行保本收益事项，或因该事项使公司受到罚款等法律责任，其本人同意并承诺承担相关的损失及相关责任。单祥双该承诺，并非针对中山中科公司一家，而是对参与定向增发的所有投资者所作出的承诺。虽然《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了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在一定条件下为中山中科公司的投资收益提供保证,但该约定仅是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与中山中科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并非针对不特定多数人所作,而且保底承诺的主体是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不是目标公司中科招商公司。该约定实质上是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祥双和参与定向增发的投资者之间对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的判断与分配,且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对投资者的补偿承诺是为其自身利益和目标公司经营发展考虑，吸引投资者参与公司经营的激励措施,属于当事人对私权利的处分行为，未损害目标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也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合同各方当事人应依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依《股票委托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深圳中科公司应于委托销售期满后受让中山中科公司持有的中科招商公司543.73万股股票，并于委托销售期满后六个月内（即2017年9月18日前）一次性支付中山中科公司转让款9091.18万元。深圳中科公司未依约履行，构成违约，故中山中科公司诉请深圳中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理据充分，可予采纳。但其诉请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付违约金，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深圳中科公司因其违约造成中山中科公司的损失,应向中山中科公司偿付转让款逾期支付期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即以9091.18万元为基数分段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9月19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转让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依双方协议约定，单祥双应对深圳中科公司在本案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单祥双应对深圳中科公司偿还中山中科公司9091.18万元及该款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根据公平原则及合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本案在判决深圳中科公司偿还中山中科公司股票转让款的同时，对涉案股票过户问题一并予以处理。中山中科公司在收到深圳中科公司偿还的转让款及利息后，应将其持有的中科招商公司543.73万股股票过户到深圳中科公司名下。综上所述，中山中科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深圳中科公司、单祥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20民初47号民事判决；二、深圳中科发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股票转让款9019.18万元；三、深圳中科发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偿付股票转让款9019.18万元的利息（以9091.18万元为基数分段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9月19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转让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四、单祥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应在收到深圳中科发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述款项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其持有的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43.73万股股票过户到深圳中科发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六、驳回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431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509313元，由深圳中科发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单祥双负担499313元，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4313元，由深圳中科发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单祥双负担494313元，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0000元。本院退回给中山中科南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2373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红梅审判员  郑捷夫审判员  黄湘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钟阳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