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39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乡市盖特袜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封丘县鲁岗镇邓寨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27693510811A。法定代表人：刘清伟，任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清伟，女，汉族，1970年12月15日生，住河南省。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浩楠，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婉婉，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振可，男，汉族，1954年3月4日生，住河南省封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树刚，河南风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圆圆，河南风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庆州，男，汉族，1968年8月15日生，住河南省。上诉人新乡市盖特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盖特袜业）、上诉人刘清伟与被上诉人齐振可、刘庆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727民初2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盖特袜业、刘清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浩楠、石婉婉，上诉人刘清伟，被上诉人齐振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树刚、付圆圆，被上诉人刘庆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盖特袜业、刘清伟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7民初240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齐振可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上诉费用均由被上诉人齐振可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基本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依据的刘庆州于2019年6月4日签字的结算单产生于刘庆州与刘清伟离婚诉讼期间，真实性均应存疑，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且齐振可称其多年来一直在为盖特袜业帮忙，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客户之间就盖特袜业销售事宜进行沟通、资金往来等，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为盖特袜业带来经营利润；未标明时间的刘庆州签字的收到条载明的15万元并未得到刘清伟的认可，盖特袜业账目上也未显示收到齐振可的15万元，齐振可亦未提交有效的转账凭证、银行回单证明该15万元时候实际支付。一审法院并未查明齐振可所主张的款项是否实际出借、是否实际出资、款项是否用于盖特袜业经营；一审法院对于齐振可与刘清伟的通话内容断章取义，据以定案的通话录音，均是在齐振可不断威胁、诱导的情况下，刘清伟出于对人基本的信任进行的回答。但并不代表该15万元确实发生并用于盖特袜业的经营管理，也不能代表刘清伟的任何承诺。即使刘清伟在通话录音中称感谢齐振可，可以表达心意，但表达心意与承诺补偿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法律或者法院无法强制性确定心意的大小和多少，也无法确定帮忙的内容和价值。2、本案是被上诉人齐振可与原审被告刘庆州恶意串通，虚构债务而提起的虚假诉讼。综合本案证据来看，从2005年齐振可离开新乡市牧野区盖特分趾袜厂后，就从未与作为盖特袜业法定代表人的刘清伟有过任何联系，反而十余年后，正值刘庆州与刘清伟离婚纠纷审理过程中，持刘庆州个人出具的收条、清单主张权利。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条判决盖特袜业承担15万元本金和利息301500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即使该15万元存在，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刘庆州以自己的名义向齐振可出具的收到条，且只有刘庆州一人知晓该15万元，而盖特袜业成立后，从未对该15万元予以确认，且齐振可和刘庆州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15万元用于盖特袜业的设立和生产经营，在盖特公司未实际使用该15万元且未确认15万元债务的情况下，应由刘庆州个人承担该15万元及利息。被上诉人齐振可答辩称：1、刘清伟与齐振可的电话录音中刘清伟认可知道刘庆州借齐振可15万元及利息301500元，以上共计451500元，且刘清伟在刘庆州向齐振可出具的上诉债务结算单上注明15万元借款交由法院、301500元各自承担一半，足以证明刘清伟对15万元借款及利息均予以认可。2、齐振可的工资、提成、差旅费是经双方协商后参考公司员工标准核算的，且刘清伟仅对其中2017年4个月的工资、提成、差旅费26000元有异议，对其他未提异议并在结算单上注明780650元各自承担一半，足以证明刘清伟对齐振可的工资、提成、差旅费予以认可。被上诉人刘庆州答辩称：刘清伟诉称本案是刘清伟与刘庆州离婚诉讼过程中为了多分财产而与齐振可虚假诉讼不属实。与齐振可的债务是多年形成的事实，对于债务结算形成的结算单也是依据刘清伟的口头要求书写的。上诉人齐振可一审诉讼请求：1、刘清伟、刘庆州、盖特袜业连带支付齐振可1259150元。2、诉讼费由刘清伟、刘庆州、盖特袜业承担。原审法院查明：刘清伟、刘庆州于1992年5月20日登记结婚，刘清伟曾于2004年12月份注册成立新乡市牧野区盖特分趾袜厂（个人工商户，组织形式家庭经营，2009年7、8月份注销），2004年7月份左右（袜厂正式工商注册登记之前）齐振可受刘庆州介绍曾在该分趾袜厂担任业务员（销售），2006年年底齐振可离开分趾袜厂后不再领取工资，但依然参与分趾袜厂及之后成立的新乡盖特袜业的销售工作（同时还参与其它袜厂的销售工作）。新乡盖特袜业于2009年8月10日注册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清伟，现股东为刘清伟、刘静雯（系刘清伟、刘庆州女儿），刘清伟认可公司成立后货品销售、维护客户、催要货款等工作均由刘庆州负责。2008年至2009年，刘庆州数次收到齐振可款项共计150000元，期间齐振可曾与刘清伟、刘庆州协商入股新乡盖特袜业公司，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刘庆州曾向齐振可出具内容为“收到条2008年至2009年，共四次收到齐振可交来现金壹拾伍万元（￥150000），占新乡市盖特袜业有限公司40%的股份”的收到条一份，刘庆州另在该收到条下部备注有“其中两次用于购买原料和工人工资，两次用于购买设备”字样。2019年6月份，刘庆州为齐振可出具结算单据一份，结算单内容为：一、工资加提成：参考常运义2015年的标准①工资25200元/年②提成：44865元/年③差旅费：2000元×4次＝8000元/年④合计应得：25200元+44865元+8000元＝78065元/年⑤时间为：2007年—2017年4月计10年4个月⑥共计应得：78065×10+6500元×4＝806650元二、股金+利息（按月息0.015/元）①2008年入股100000元应得利息100000×0.015×12＝18000元②2009年再续股金50000元，共计入股金150000元年应得利息：150000×0.015×12＝27000元③2009年—2019年6月共计10年6个月应得利息：27000×10.5＝283500元④利息共计18000+283500元＝301500元⑤本金+利息合计150000+301500元＝451500元三、工资+提成+本金+利息合计应得806650元+150000元+301500元＝1285150元（壹佰贰拾捌万伍仟壹佰伍拾元正）刘庆州2019、6、4。经齐振可向刘清伟出示该结算单据，刘清伟在分别在“806650元”下侧、“451500元”下侧及右侧标注“780650、（各承担一半390325元）”、“301500、（各承担一半150750、）”、“其中15万元借款交由法院”字样。刘清伟认可结算单第一项显示的常运义曾系新乡盖特袜业职工，于2014—2017年在公司担任业务员，工资大概每月2100元，提成1—4万多元不等、差旅费大概5000—6000元每年。齐振可、刘清伟2019年5月21日的录音通话中显示，齐振可曾陈述“这个钱不管是给你也好，刘庆州也好，这个钱反正是给你俩的，如果只是刘庆州花了，那我不会当着咱三个面在办公室说这个事情，因为这十五万是你认可的”，刘清伟陈述“我知道这个十五万，但是后来2013年这十万一，他签字了，我不知道剩下的这五万是他还给你了，还是怎么回事。”（详见刘清伟的提交的该日录音约14分08秒处）。齐振可、刘清伟2019年5月25日的录音通话中显示，刘清伟曾陈述“我的建议啊，因为财产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刘庆州那方面，到法院里我一方面说了他不承认也没有办法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我只是一个建议，用你的钱我当时确实给你说高利息的，因为当时刘庆州给我说过他说给股份，我说股份不中，我说哪怕给齐哥高利息呢……，我贷人家的当时是一分，至于你说多少呢，你说个标准吧，不管高与低，也就这样了，不管高一点还是低一点都无所谓了……”（详见刘清伟的提交的该日录音约42分27秒处）、“我个人是同意的，你跟刘庆州商量吧，你统计个数吧，中不中？我觉得这样简单好算易操作，大家都觉得合理，你说那个股份没法算了，用你的钱是高利息，我当时我也承认的，我说过的话我是承认的，然后说的你一直帮忙，也没有拿什么工资、提成了，那这个也没办法算了，账他说他那没有了，我这也没有了，咱只能粗略的比照一下，参照一下小常的，对吧……”（详见刘清伟的提交的该日录音约53分50秒处）、“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我个人认为的是2018年以后的我就不认了，因为2018年以后刘庆州就不让我进厂了，我就不再认了，2017年底以前的你们该怎么算，我是认的，2018年以后不让我进厂把我打伤了，那我为什么还要认呢……”（详见刘清伟的提交的该日录音约56分42秒处）。另查明：刘庆州曾于2018年7月26日向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红旗区法院2020年4月20日作出（2018）豫0702民初43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显示有“原、被告还称存在债务情况，但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可由债权人另行向原、被告主张”之内容，判决第二项显示有“新乡市盖特袜业有限公司中60%的股权归刘清伟所有”之内容，判决第三项显示有“新乡市盖特袜业有限公司中40%的股权归刘庆州所有”之内容，后刘清伟不服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对于刘庆州为齐振可出具的结算单据，因刘清伟明确标注有“780650、（各承担一半390325元）”、“301500、（各承担一半150750、）”、“其中15万元借款交由法院”之内容，结合齐振可、刘清伟的录音通话，可以印证刘清伟对其标注数额的认可，同时根据新乡盖特袜业员工常运义的工资及提成数额、150000元的形成时间，亦足以认定上述工资提成780650元、利息301500元的合理性。其次，关于案涉债务的承担问题。第一，对于工资加提成部分显示的780650元，该部分债务形成的时间跨度为2007年—2016年，因新乡盖特袜业于2009年8月9日注册成立，对于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8月9日之间的债务203396.75元（78065÷365×951），因该项债务形成于刘清伟、刘庆州夫妻存续期间且系二人共同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债务（新乡市牧野区盖特分趾袜厂已于2009年7、8月份注销），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刘庆州、刘清伟向齐振可连带偿还。对于2009年8月10日至2016年12月30日之间的债务577253.25元（780650—203396.75），因该部分债务形成于新乡盖特袜业成立之后且因公司的销售利益而产生，此时刘清伟已具备新乡盖特袜业法定代表人身份，故该部分债务应视为新乡盖特袜业的债务。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案涉150000元借款形成于2008年、2009年左右，但因刘庆州为齐振可出具的收到条明确显示案涉150000元（占新乡市盖特袜业有限责任公司40%的股份）两次用于购买原料和工人工资，两次用于购买设备，因新乡盖特袜业的前期筹备工作主要由刘庆州负责，即公司已实际获得了使用该款项的权利，该150000元及利息应视为公司发起设立过程中所负债务，故该债务亦应由新乡盖特袜业承担。再次，齐振可要求刘庆州、刘清伟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因其并未举证证明本案存在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故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最后，刘清伟辩称本案存在虚假诉讼问题，但结合齐振可、齐清伟提交录音等证据材料及庭审陈述，可以证实案涉债务的形成来源及经过，故对刘清伟该项辩述亦不予采信。对于刘清伟所述新乡市新风袜业有限公司与新乡盖特袜业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不予处理。同时因齐振可实际并非新乡盖特袜业的正式职工，只是由于齐振可长期参与该公司及之前分趾袜厂的销售工作而且入股一事又未协商一致，所以由齐振可与刘清伟、刘庆州协商参照公司业务员常运义的工资提成标准向齐振可作出经济补偿，故对刘清伟、新乡盖特袜业辩称案涉的工资、提成、差旅费属于劳动法范畴应适用仲裁前置的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刘庆州、刘清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支付齐振可203396.75元。二、新乡市盖特袜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齐振可577253.25元及借款150000元、利息301500元。三、驳回齐振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32元，由齐振可负担322.64元，刘庆州、刘清伟负担2742.44元，由新乡市盖特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3066.92元。二审中，上诉人盖特袜业、刘清伟当庭提交六组证据：证据1：刘庆州、刘清伟共同签字确认的盖特袜业公司资产情况一份；刘庆州统计的借款、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应付账款明细各一份。证明目的：刘庆州统计并书写的借款、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应付账款明细与2013年3月刘庆州、刘清伟共同签字确认的资产情况清单能够相互对应。借款明细表中，盖特袜业共十笔借款合计66.1万元，其中刘庆州借10.1万元，不存在齐振可的借款。证据2：2010年明细账一本。证明目的：2010年盖特袜业公司明细账本中，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均未显示有向齐振可的借款，也未显示收到齐振可15万元其他性质的款项；如果2008年、2009年收到齐振可的款项，应在上年结转项中显示，但上年结转中也未显示收到齐振可的任何款项。齐振可及刘庆州应提交转账凭证、存取款记录、购买设备凭证等证据证明实际支出了15万元并用于了盖特袜业公司的生产经营。证据3：考勤表、工资表各一组。证明目的：在齐振可主张的2007年至2017年4月期间，齐振可并未向盖特袜业提供过任何劳动，也未给盖特袜业带来任何业务。盖特袜业的工人领取工资均会在工资表中签字，齐振可自离开盖特袜业后一直未与公司存在联系，更未从盖特袜业领取过工资。证据4：证明一份。证明目的：刘庆州作为公务员，一直在河南省××乡监狱正常上班，不存在长期休假、旷工等现象，不可能作为盖特袜业总经理参与决策，同时，刘庆州也不是盖特袜业的股东，无权代表盖特袜业出具收条和承诺给予齐振可股权，相应的责任不应由盖特袜业和刘清伟承担。证据5：（2020）豫07民终244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目的：刘庆州向齐振可出具收到条和计算清单时，正在与刘清伟进行离婚诉讼，并对财产分割有较大争议。刘庆州此时出具的债务凭证内容在无其他转款凭证、业务往来函等有效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真实性不应予以确认。证据6：新乡市盖特袜业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一份。证明目的：盖特袜业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0日，即使如齐振可所称2008年、2009年向刘庆州支付了15万元用于出资，在2009年8月10日盖特袜业公司注册成立时，齐振可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无法实现成为股东的目的，诉讼时效应从2009年8月10日开始计算，至齐振可起诉时，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被上诉人齐振可经质证认为：针对证据1，属于刘清伟和刘庆州签订的，齐振可不知情，且与本案无关联性，齐振可所主张的15万元借款当初是以投资入股形式交给刘庆州的，当时刘清伟和刘庆州答应给齐振可40%的股份，2015或2016年在签正式入股协议时刘清伟要求齐振可再出资80万元，入股一事暂时搁置，2017或2018年刘清伟告知齐振可入股一事不再谈了，愿意给齐振可按照借款支付高息。2019年5月25日齐振可与刘清伟电话沟通，刘清伟认可借款及利息，并让齐振可与刘庆州具体核算，这也是为什么2013年刘清伟、刘庆州签订资产情况时未列齐振可借款的原因。针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是刘清伟单方形成的，没有刘庆州签字确认，其真实性无法确定，至于为什么不显示齐振可的出资，与齐振可无关。齐振可的证据证实15万元出资款属实。针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也是刘清伟单方形成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齐振可与刘庆州、刘清伟当初是以股东的形式参与经营，并没有为齐振可发放任何工资报酬，在盖特袜业筹建时，所有的基建都是齐振可负责，刘清伟主张齐振可未为公司提供任何劳务也未带来任何业务不属实。针对证据4，齐振可认为来源不合法。刘庆州本人是在监狱工作，正是因为在监狱工作的特殊性，每周刘庆州有3-4天的休息时间，刘庆州利用休息时间在封丘县经营盖特袜业，因为这个事刘庆州还于2020年4月份被单位给予纪律处分并降低工资标准。刘庆州与刘清伟是夫妻关系，刘清伟是名义上的法人，但不负责具体经营，刘庆州是该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刘庆州与刘清伟也均认可齐振可出资转化为借款的情况。针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刘庆州与刘清伟离婚纠纷一案解决的是二人内部财产纠纷，与公司是否欠齐振可借款本金利息、工资报酬无关。针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齐振可被告知不能参股盖特公司是在2017或2018年，刘清伟答应支付高息给齐振可但并没有与齐振可约定具体还本付息的日期，刘清伟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刘庆州经质证认为：1、当时建盖特袜业时是齐振可在具体负责，这一事实法庭可以调查。2、成立盖特袜业时齐振可说拿来15万另外再帮忙跑业务，占50%的股份，但是刘清伟不同意，最终股份没有谈成。2014或2015年齐振可过来市开发区再次商谈股份事宜，刘清伟说给50%的股份可以，但是需要再拿80万元，最终又没有谈成。最后刘清伟同意该15万元转为借款并支付高息。3、结算单是齐振可和刘庆州按照刘清伟的意思书写的，刘清伟认为不合适的地方她自己已做标记改动。4、关于出具的刘庆州的身份证明来源不合法，当时单位是向市场管理局公对公出具的证明，不知道怎么出现在上诉人的证据里面。盖特袜业用了齐振可的钱是事实，齐振可为盖特袜业跑业务也是事实，以上事实均可以调查取证。5、对于证据1，是当年刘庆州和刘清伟盘点厂里盈收情况时写的东西，与本案无关联。上面记载的10.1万元因为时间太长了想不起来是借谁的了，记不清是不是借齐振可的钱。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齐振可以刘庆州向其出具的收到条、结算单和刘清伟与齐振可的6次通话录音为据要求刘清伟、盖特袜业、刘庆州对借款及工资、提成、差旅费共计1259150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刘庆州出具的收到条所载明的15万元及利息，刘清伟与齐振可2019年5月25日的通话录音中刘清伟自认齐振可曾出资15万元拟取得盖特袜业40%的股份，因刘清伟与刘庆州未达成一致意见遂转为借贷并承诺给予高利息，且负责盖特袜业前期筹备工作的刘庆州亦认可该15万元用于公司筹建，再结合刘清伟在结算单上标注“301500、（各承担一半150750）”可以认定15万元借款及利息真实存在并用于盖特袜业的设立，刘清伟、刘庆州亦不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该15万元借款及利息应由盖特袜业承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刘清伟主张盖特袜业并未收到该15万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齐振可关于依据结算单所载明的金额支付工资、提成、差旅费的诉讼请求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已超出本案民间借贷纠纷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一并审理，可另行起诉。综上，刘清伟、盖特袜业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7民初240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改判新乡市盖特袜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齐振可借款150000元及利息3015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132元由齐振可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889元，由新乡市盖特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1607元，由齐振可负担428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玉光审判员  杜丹丹审判员  韩国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王晓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