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10749号原告：袁来弟，1992年9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雷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红，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彦良，男，1996年3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游迪明，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彪，男，1994年8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安徽省临泉县.原告袁来弟诉被告刘彦良、马彪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光华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来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红，被告刘彦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游迪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马彪经本院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来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一、请求法院判决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9年4月至2019年11月共8个月的工资27200元（按照3400元/月计算）；二、请求法院判决两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11个月双倍工资合计50500.06元（按照银行流水显示的工资数额计算，没有发放工资的月份按照3400元/月计算，其中2019年1月、2月工资共计5500元，计算的时间段为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三、请求法院判决两被告支付原告因拖欠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987.5元（按照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3316.67元计算1.5倍）；四、请求法院判决两被告支付原告在职期间共17个月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金37336.6元（按照2020年单位和个人应该缴纳的比例计算，个人和单位应该缴纳的金额作为其主张的依据）；五、请求法院判决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申请撤回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6月13日入职广州初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初源公司）。自入职初源公司开始，原告即遵从初源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接受初源公司的劳动管理，按照初源公司的安排进行工作，并由初源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原告与初源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在原告任职初源公司期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初源公司没有支付给原告自2019年4月至2019年11月共8个月的工资，原告于2019年12月8日起多次与初源公司商讨工资，初源公司均明确表示拒不支付原告上述工资。基于此，原告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解除与初源公司形成的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告就本案申请仲裁，但因初源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注销，故该案被终结审理。原告未曾收到初源公司解散、清算的通知、公告。刘彦良、马彪作为初源公司的出资人，在明知初源公司上述严重违法行为的前提下，仍然成立清算组成员恶意注销，且未将初源公司需要支付给原告的工资、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金等费用予以列出并书面通知原告作为债权人，导致原告未能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本案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刘彦良辩称：原告已经在2019年4月离开初源公司，公司4月份已经解散，所以原告4月份就没有在初源公司上班，不需要支付2019年4月至11月份的工资，即使法院认为需要支付，也应该按照3000元/月的标准计算，因为400元属于福利，不属于基本工资；关于诉讼请求第二项，原告2018年6月份上班的，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已经超过1年，视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该项诉讼请求也超过了仲裁时效，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关于诉讼请求第三项，双方仅存在口头约定，且公司已经解散注销，原告当时也没有提出该项诉讼请求；关于诉讼请求第四项，如果因为没有购买社保，应该向相关社保部门处理，该请求不属于法院审理的范畴，应当驳回原告的该项请求；关于诉讼请求第五项，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被告马彪辩称：无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袁来弟2018年6月13日入职广州初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初源公司），担任广告销售，工资构成为底薪3000元+全勤奖、车补以及房补，共计3400元/月。初源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注销，刘彦良、马彪为初源公司的股东。袁来弟主张其工作至2019年11月30日，由于初源公司没有支付工资，故其投诉后离职；其中初源公司在2019年4月还在经营，其一直做广告开发至7月30日，后由于初源公司需要转型搬迁至湖南，其开始请假；到9月份其才在湖南的公司担任内勤，负责做饭、搞卫生。刘彦良对此不予确认，并表示其在2019年4月2、3日告知袁来弟初源公司要解散，已经停止经营，也告知袁来弟此后不用做广告了；袁来弟的男朋友与其继续合伙做电解质实验，袁来弟只是偶尔去看看，没有实际提供劳动；其配偶也在工厂做饭，做饭不能视为是工作；袁来弟4月至7月没有进行广告开发工作。袁来弟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袁来弟私人微信号、工作微信号、工作QQ号与刘彦良及客户的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7月、8月、9月、10月、12月、2019年1月，袁来弟与刘彦良关于工作汇报以及工资、业绩的聊天记录；2019年3月、4月、6月、8月、9月、10月、11月，“一点互动开朝元老”微信群聊天记录，其中没有显示袁来弟关于工作情况的汇报；2019年3月、4月、5月、7月其向客户发出的聊天信息；2.工资条；3.工资发放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记录；4.其向刘彦良追讨工资微信聊天记录，日期为2019年12月；5.初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显示刘彦良、马彪为初源公司的股东；6.群众来访登记表，显示袁来弟反映其在职期间从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被拖欠工资27000元，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未给予缴纳社保；7.其与刘彦良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2月17日，袁来弟要求刘彦良结清工资和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等，刘彦良表示一开始大家来这边做实验说是一起合作，大家都是以股东的身份做事；此后刘彦良表示广州那边漏发的3-4个月工资，会找借钱发给袁来弟等内容；8.其与林**鹏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大致为其做饭叫对方回来吃饭等；9.其与同事林**鹏前往湖南的车票，显示下单日期为2019年9月18日；10.初源公司清算报告，内容为根据2019年12月10日股东会决议，初源公司停止经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于当日进行清算，现已清算完毕，报告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2月24日；11.袁来弟工资和社保明细表，拟证实其2018年6月至2019年3月的实发工资分别为5423.32元、9659.79元、7112.28元、4010.75元、3517.24元、3300元、3300元、5500元（2019年1月和2月共计5500元）、3900元，此后未发放工资。经庭审质证，刘彦良认为对证据1、2、3真实性无异议，但不确认证明内容；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确认证明内容，袁来弟与另案的林**鹏是男女朋友，林**鹏后期与其、马彪在湖南郴州有合伙，初源公司实际在4月份已经解散，但厂房还在，因此林**鹏与其、马彪合伙，前期在初源公司的工厂进行试验到2019年7月份，8月份搬到湖南郴州，袁来弟作为林**鹏女朋友有到工厂看，但没有实际提供劳动；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8、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不能证明袁来弟的主张，因为林**鹏的实验失败，双方存在矛盾，才要求其支付工资，之前双方是合伙关系，也没有要求支付工资；对证据10没有异议；对证据11，确认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但2019年4月开始，袁来弟没有再提供劳动，无需再支付工资。刘彦良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企业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显示初源公司在2020年2月24日已经注销；2.合同终止协议、结算清单，拟证明在2019年7月30日初源公司租赁的场地退回给业主；3.袁来弟与刘艳（袁来弟和刘彦良均陈述刘艳是刘彦良的配偶）的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8月27日，袁来弟表示其赚到盘缠就去找对方玩；4.林**鹏与刘彦良的聊天记录，显示双方产生分歧。经庭审质证，袁来弟认为对证据1不予确认，公司清算的程序不合法，且拖欠工资在前，注销在后，该份证据证明了恶意注销的事实；对证据2不予认可，其从未看过该文件，初源公司是在2020年2月24日注销的，其与初源公司并未签订劳动合同，按照劳动法规定应该视为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18年6月13日至2019年11月30日，双方未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在此期间始终存在劳动关系，另外刘彦良与林**鹏也从未签订合伙协议，从未就合伙项目设立公司等行为达成合议，林**鹏与袁来弟也并没有参与公司的经验决策，没有分红等，因此其与初源公司始终存在劳动关系；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该时间点是去湖南玩，不能证明后期都是去湖南玩；对证据4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林**鹏与刘彦良等人是合作关系，与本案无关。另查，袁来弟于2019年12月24日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白云区仲裁委）提交仲裁申请，要求初源公司支付2019年3月1日至11月30日的工资29700元；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600元；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1个月共计50200.06元。白云区仲裁委于2019年1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20）1090号仲裁决定书，认定因初源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注销，决定终结本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并于2020年4月2日向袁来弟送达该决定书，袁来弟不服该决定遂提起本案诉讼。再查，诉讼中，袁来弟申请财产保全，查封刘彦良名下价值98239.33元的财产，因此支付保全费1002.39元。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袁来弟主张的拖欠工资问题。本案中袁来弟、刘彦良均确认袁来弟为初源公司的员工，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袁来弟的最后工作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袁来弟主张其在初源公司做广告开发直至2019年7月30日，并提交了工作微信聊天记录。刘彦良虽主张袁来弟2019年4月开始没有提供实际的劳动，但其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原经营地址的租赁合同于2019年7月30日终止，且本案并无证据显示初源公司在2019年4月已经停止经营，同时刘彦良在2019年12月17日也确认拖欠袁来弟在广州3至4个月的工资。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和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袁来弟实际工作至2019年7月30日。至于袁来弟认为最后工作至2019年11月30日的主张，本案现有证据显示初源公司在2019年7月30日之后已经没有在原经营地址继续经营，且双方均确认初源公司的原经营业务也没有再继续。而袁来弟也自认2019年7月30日之后请假，且到9月份才在湖南的公司担任内勤，负责做饭、搞卫生。即使其陈述属实，也不能证明其9月份开始所提供的做饭、搞卫生等仍属于初源公司安排的工作内容，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2019年7月30日之后其继续与初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袁来弟最后为初源公司工作至2019年7月30日。初源公司应支付袁来弟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30日期间的工资。关于袁来弟的工资标准，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二年。本案中，袁来弟要求按照基本工资3400元/月的标准计算上述期间的工资，并提交了工资发放记录证实其工资水平，而刘彦良、马彪并未提交初源公司的工资台账，且根据袁来弟的工资发放情况，其主张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经计算，上述期间工资数额应为13443.68元（3400元/月×4个月-3400元/月÷21.75天×1天）（因2019年7月31日，袁来弟已经没有持续提供劳动）。因前文已经认定袁来弟在初源公司的最后工作时间为2019年7月30日，其主张此后至2019年11月期间的工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根据上述规定，袁来弟2018年6月13日入职初源公司至2019年7月30日，期间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初源公司理应向袁来弟支付2018年7月13日至2019年6月12日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自2019年6月13日起视为双方已经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袁来弟于2019年12月24日申请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其要求支付2018年12月24日前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已过仲裁时效，故初源公司应支付袁来弟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袁来弟主张按照上述期间每月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计算（未发放的按照3400元/月的标准）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经计算，上述期间的工资数额为18517.24元（3300元÷21.75天×6天+5500元+3900元+3400元×2+3400元÷21.75天×9天）。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初源公司在2019年7月30日之后没有继续为袁来弟提供劳动条件，且初源公司存在拖欠袁来弟工资的情况，袁来弟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合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袁来弟实际的工资标准和工作年限，其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987.5元没有超出法定计算数额，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实际的责任承担主体，初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刘彦良、马彪是该公司股东，由于无证据显示刘彦良、马彪已按照公司登记信息实缴注册资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之规定，刘彦良、马彪本应在其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初源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初源公司在诉讼期间申请注销，并已经核准注销，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解散应当在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现无证据证实初源公司已将本案债权债务纳入清算范围情况下注销登记，即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刘彦良、马彪已经依法履行公司清算义务，且刘彦良、马彪已经作为该公司的承继者继续参加诉讼，刘彦良、马彪对初源公司的本案债务应承担清偿责任。即刘彦良、马彪需共同支付袁来弟上述拖欠的工资13443.68元、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合理18517.24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987.5元。关于应缴未缴社会保险金问题。关于社保补缴的问题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袁来弟应当向社保部门主张其权利，其要求刘彦良、马彪支付应缴未缴社会保险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调处。马彪经本院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刘彦良、马彪共同支付原告袁来弟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3443.68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刘彦良、马彪共同支付原告袁来弟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6月13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8517.24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刘彦良、马彪共同支付原告袁来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987.5元；四、驳回原告袁来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保全费1002.39元，由被告刘彦良、马彪共同负担（其中保全费1002.39元已由原告袁来弟缴纳，被告刘彦良、马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受理费10元，并在履行本判决义务时将其应负担的保全费1002.39元直接支付给原告袁来弟）。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光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陈婉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