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民终8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东宸除尘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龙湾村峡下工业区**之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5683299397Y。 法定代表人：王伟世，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勋，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1201610491272。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锋，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1201710370159。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伟，男，1987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秀，四川昌雄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811062350。 原审被告：张国成，男，197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 原审被告：攀枝花市高晶钒钛汽车板簧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格里坪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3353637744R。 法定代表人：何玲，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广州东宸除尘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伟，原审被告张国成、攀枝花市高晶钒钛汽车板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晶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3民初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宸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胡伟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胡伟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仅凭胡伟一审中提交的除尘设备的安装图纸、物料需求计划表、“未经确认且单方制作”的吨位合计表以及证明力严重存疑的证人证言，轻率地认定胡伟的施工工程量达到194534.0795千克，该事实认定完全超出其实际施工范围及完成的工程量。东宸公司与高晶公司签订合同半年后，东宸公司向高晶公司发送物料需求计划表，在2016年6月25日物料需求计划表中，东宸公司在计划表中详细的进行了备注，实际材料只能在东宸公司自己工厂内用大型机器压制成型，不可能是胡伟的施工队对设备进行加工制作，东宸公司将除尘主体设备的部件发送至高晶公司，辅助设备也是用车运送到项目公司，胡伟真正的工作是对辅助设备按照图纸进行简单焊接及拼接，对于胡伟的拼接、焊接的事实，从李某、孙某在第二次庭审中做的证明，设备拉到现场后进行拼接、焊接和安装，可见胡伟的施工队是自认只是进行设备安装并不负责制作。从物料计划表来看，该表载明的设备及数据未必是最终的实际物料的需求和设备件的重量，更不能代表设备重量直接等同于胡伟完成的工程量，相关设备重量应当按照涉案工程的施工图纸记载的重量更为符合客观事实。胡伟的施工队实际开始施工时间是2016年11月，东宸公司向高晶公司发送计划表实际发送日期早于胡伟进场的时间，胡伟施工队没有进场的情况下就凭着物料计划表就可以向东宸公司确认工程量，物料计划表是为了向高晶公司请款用的，为了表示涉案工程的项目正在按计划进行，所以计划表载明的内容未必是实际发货数据，是为了让客户尽快将款项支付，东宸公司才能尽快安排发货，所以不论是从客观事实推定，物料计划表不能作为胡伟完成工程量的依据。胡伟单方制作的吨位合计，完全是胡伟按照计划表中的总重量相加得出的。胡伟在一审过程中做出虚报工程量，如捕集罩的计算工程量及施工范围的问题，没有想到胡伟自己申请出庭作证的李某，否认捕集罩是他的施工范围，胡伟也认可捕集罩不是他本人施工。2.东宸公司认为即便是参照射洪承揽协议，胡伟的施工范围仅包括了管道、支架的制作安装和除尘罩的制作安装，只是强调如需要进行安装“烟罩、沉降室安装按吨计算（另计）”。根据我方提供的布置图可以看到，管道重量和支架重量是确定的。烟罩的重量目前找到的发货单据，烟罩配件重量是18吨，按照7月25日计划表推定烟罩重量为43.013吨，管道支架烟罩的合计重量为84吨多，另外东宸公司提供的布置图、请车申请单及出库清单都可以看到主体设备重量为32吨，而除尘器的沉降室主体设备配件都是东宸公司在厂内加工完成后请车运到工地自行安装，与胡伟没有关联，因此这个工程量不能计算在胡伟完成的工程量中，另外，烟罩和支架等辅助材料的制作安装，即便参照射洪工地的1750元每吨计算，烟罩和支架应付的工程款也只有几万，而根据东宸公司提供的同时期施工承包合同，合同中载明仅仅是负责安装是900元每吨计算，东宸公司根据安装费用确认800-900元每吨，即便是主体设备的工程量全部算给胡伟，按照800元每吨计算主体设备总重量45吨，应支付给胡伟工程款3万余元，不可能是一审的34万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3.本案中，由于案涉工程是在胡伟承揽射洪工地期间所同时成立的，胡伟与东宸公司实际仅在射洪工地中签订了《承揽协议书》，而在案涉工程中，双方基本以口头约定的方式进行协商沟通，对于工程款的结算问题，东宸公司实际上在结算射洪工地工程款之时，也同时向胡伟足额支付涉案工地的工程款。一审中，东宸公司也明确表示向胡伟支付的900050元工程款里面，其中110050元是东宸公司向胡伟支付的涉案工程款和其他费用（包括为胡伟代付的工程队工人伙食费、工人工资等）。一审提交清单中2016年9月21日3000元、10月13日20000元、10月25日60000元，向胡伟三笔转款，共83000元是支付本案的款项。2016年11月12日向逯元奎转款3000元、2016年11月22日向王清华转款2000元，共两笔是代胡伟支付工人工资。2017年4月17日11840元、2017年5月15日3330元、5月31日2120元、7月11日2000元、6月19日2760元，前述向高晶公司承包食堂负责人陈坤明转款五笔，是代胡伟支付胡伟施工队施工队在高晶公司食堂用餐伙食费，应当在本案工程量中扣除，本案共计支付的款项是110050元。因此对于涉案工程款已全部结清的事实，胡伟实际对此十分清楚。 胡伟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施工范围。在承揽协议中明确施工项目为除尘系统，在射洪也是针对沉降室和除尘设备进行安装。现场施工人员李某，他们也均能证实明确我方施工范围。对方提出除尘器和沉降室是他方安装，我方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是我方按照，对方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2.工程量。我方提供图纸和物料需求表，这两份证据均是来源于东宸公司，并且在一审中证人李某对图纸和物料需求表予以确认。在与高晶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在与东宸公司签订的承揽协议中，也说到甲方应当提供施工图纸等。要求乙方按照图纸施工，证明图纸和物料需求表真实存在，刚才对方是认可图纸和物料需求表的存在的。同样我方已经提供的基础证据，对方不认可，举证责任应在对方，依据证据的就近原则，东宸公司既然持有证据更好查明案件事实应当提交证据。3.计价方式。在东宸公司向西区人社局复函中，对方认可2016年10月26日与胡伟签订了承揽协议书后与胡伟安装队口头约定高晶公司项目的安装，双方是有协议的，口头约定且时间以及工程量和范围都是差不多的，那么我方认为依照承揽协议1750元一吨没有问题，如果对方认为双方还有其他的议价方式，应当提供。对方所说既不是东宸公司也不是胡伟的所签订的协议，其所参照的计价800-900元一吨没有参照价值。4.结算问题胡伟多次找公司办理结算，但公司迟迟不结算，在本案中不依据物料需求表和图纸进行重量计算，不可能将设备称重进行结算，物料需求表是根据图纸通过专业人士进行计算的。东宸公司未支付本案工程款项，张国栋向胡伟的3笔转款是支付广州高要、揭阳工地的除尘设备工程款，是胡伟帮东宸公司做的，付款时本案的工程尚未开工，不是付本案的钱。攀枝花工地没有逯元奎和王清华这两个人，陈坤明我不认识，工人是按天结算，工人有本地的也有从重庆过来的，工人回家吃饭还是吃馆子我们不能干预，我们不负责工人的餐费问题。 胡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东宸公司、张国成支付安装费362969元，并按照年息6%从2017年10月起直至付清之日止计算利息；2.要求高晶公司对以上债务在欠付东宸公司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3.诉讼费由东宸公司、张国成、高晶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0日，高晶公司作为甲方，东宸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除尘系统购销合同书-最终结算合同》。该合同协议书记载：“1.1甲方委托乙方设计制造安装20吨中频感应炉2套、25TLF炉一套的除尘系统一套（设备清单及技术参数详见技术协议）。2.1交货时间：乙方收到预付款后四个月内供货。2.2交货地点：甲方工厂内。2.3交货方式：乙方负责运输并承担运费、装卸费用。7.1合同总额1880000元（含增值税）。甲方向乙方支付总设备款的30%作为预付款。乙方收到预付款之日起该合同生效。7.2设备生产制造完成，提货时甲方向乙方支付总设备款的50%。7.3设备安装调试完成经环保部门检测合格后，乙方向甲方开具合同金额100%的发票，甲方向乙方支付总设备款的10%。7.4剩余总设备款的10%作为质保金，质保期满后，设备无质量问题，甲方无息一次性支付给乙方。9.5乙方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13.1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设备总图、基础设计图纸、质保卡、使用说明书、出厂检验报告、质量合格证、随机配件表等。”2015年12月25日，高晶公司转账支付东宸公司864000元。 2016年10月26日，张国成作为甲方（定作人），胡伟作为乙方（承揽人），签订了承揽协议书。该承揽协议书记载：“根据甲方工作的需要，经甲、乙双方互相协商，乙方决定承揽甲方工作，为明确双方各自职责，特立此协议，以便甲、乙双方共同遵守执行，乙方必须以公司名义承包。一、施工项目：射洪县圣和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和公司）除尘系统。二、施工范围：1.材料、设备、工具清点与装卸；2.施工场地进、退场清理；3.管道制作、安装；4.除尘罩制作、安装；5.材料的退还。三、单价：甲方按甲方、乙方与建设方认可的管道，支架重量1750元/吨计算（含除锈，涂刷油漆两遍，低值易耗品：手套、电焊眼睛、电焊镜片、磨片、割咀、焊条）。烟罩、沉降室安装按吨计算（另计）。四、施工地点：结算方法：1.进场后正常工作一周后预支2万元。2.管道制作安装正常工作一个月后可预支生活费。3.春节前夕按管道制作、安装完成的工程进度结算60%。4.工程完成验收合格并经客户签字确认后15个工作日内付总工程的80%。5.客户验收合格后3个月内付清工程款。6.中途退场不予结算。六、甲方责任：1.编写施工组织计划，制定工作进度计划，提供施工图纸及有关工作方面的变更及技术交底资料。2.及时做好工作施工的质量检验、复查工作，发现不符合图纸及技术要求的部位有权责令返工，其费用不另增加。七、乙方责任：1.听从甲方施工管理人员的一切行政安排，精心组织施工，按图纸及施工规范进行操作。4.要严格按照图纸规定及施工规范进行用料，如发现乱用、弃用一经发现按原价赔偿。”张国成在该承揽协议书尾部的甲方栏签名，并加盖了东宸公司的印章。之后，东宸公司的职工张国成与胡伟就高晶公司的除尘系统的制作、安装等事宜进行协商，口头约定由胡伟承揽高晶公司的该工程安装。2016年11月初，胡伟组织人员进场开始施工。2016年11月8日，高晶公司转账支付东宸公司500000元。在施工过程中，东宸公司提供原材料，胡伟组织人员对该除尘系统的烟罩、支架等进行了制作、安装。2017年1月3日，高晶公司转账支付东宸公司200000元。 2017年3月30日，高晶公司作为甲方，东宸公司作为乙方，攀枝花市城投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了《三方协议》。该三方协议记载：“鉴于：1.甲乙双方2015年12月10日签订了《除尘系统购销合同》，并于2017年1月3日依据上述合同签订补充合同《除尘系统购销合同补充协议》。2.截止目前甲方向乙方共计支付设备预付款156.4万元。经自愿友好协商，甲乙丙三方达成如下协议遵照执行：一、甲乙双方依据《除尘系统购销合同》、《除尘系统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继续有效。二、甲方将《除尘系统购销合同》、《除尘系统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中甲方剩余的全部权利义务概况转让给丙方，乙丙双方表示同意。甲丙双方按照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继续执行，即丙方向乙方支付剩余的货款；乙方向丙方（丙方指定丙方代为收货）交付剩余货物等。三、丙方将设备提货款84.8万元全额付至乙方指定账户。四、乙方于收到货物后三日内，向丙方开具17%的专用增值税发票，并将剩余货物一次性送至合同指定交货地点。五、甲丙依据《购销合同》债权债务转让的事实，友好协商另行签订相关协议。”2017年4月21日，城投公司向东宸公司支付银行承兑汇票848000元。之后，高晶公司的该除尘系统已投入使用。 2018年4月3日，东宸公司向攀枝花市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对攀枝花市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攀西人社监询[2018]4号）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以及相应的附件。该《复函》记载：“我司接到贵局的《调查询问通知书》后，迅速安排人员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了解的情况回复如下：一、我司于2015年12月10日与高晶公司签订了《合同协议书》，约定由我公司提供除尘系统，合同总造价约188万元，目前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二、我司于2016年10月17日与射洪县圣和铸造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协议书》，目前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但由于负责安装施工的胡伟安装队未完成施工就撤场，且施工粗糙，导致该工地存在较大质量问题。三、我司在与射洪县圣和铸造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协议书》后，于2016年10月26日签订了《承揽协议书》，约定由胡伟的安装队负责射洪县的工程安装。后我司又与胡伟安装队口头约定，由其承揽与高晶公司的工程安装。四、我司与胡伟安装队约定的结算方式是，按安装的重量乘以单价计算。截止目前为止，我司共向胡伟安装队支付了工程款70万元，代付伙食费等费用2.5万元，厂方代付工程款约20万元，根据我司的结算，我司已经超付了胡伟安装队工程款，且胡伟安装队至今没有向我方提供过结算依据。”胡伟与东宸公司、张国成就结算事宜不能协商一致，遂提起诉讼。 另查明：2019年1月25日，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19）川0922民初308号原告胡伟与被告张国成、东宸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胡伟起诉要求张国成、东宸公司支付在圣和公司施工的承揽费用535881.5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019年7月19日，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922民初3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胡伟的诉讼请求。胡伟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在该案二审期间，胡伟与东宸公司认可从2016年11月9日至2017年7月28日东宸公司支付胡伟款项79万元（包含川中建材代付款20万元）。2019年12月12日，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9民终9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目前，该案正在审理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关于东宸公司与高晶公司的关系问题。东宸公司与高晶公司签订了除尘系统购销合同书，高晶公司委托东宸公司设计制造安装除尘系统，这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有效。依据高晶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等证据，结合东宸公司的陈述，双方约定的除尘系统已安装完毕，并已结清款项，高晶公司不欠东宸公司的款项。胡伟要求高晶公司在欠付东宸公司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其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于该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东宸公司与胡伟的关系问题。依据胡伟提供的《复函》的记载，结合东宸公司、张国成的陈述，可以认定东宸公司的职工张国成与胡伟就圣和公司的除尘系统的制作、安装等事宜签订承揽协议书后，又口头约定由胡伟承揽高晶公司的该除尘系统的制作、安装等事宜。东宸公司认可张国成的该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民事责任由东宸公司承担。张国成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该除尘系统包括管道、支架等设备的制作与安装。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涉案工程属于建设工程。胡伟系自然人，无相应的资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东宸公司与胡伟之间的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关于施工范围和工程量问题。胡伟起诉时主张施工的范围包括除尘器63675千克、沉降室13604千克、精炼炉捕集罩12877千克、2台烟罩43013千克、风管及支架74242.0795千克。胡伟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图纸、物料需求计划表、吨位合计清单，并申请证人李某、孙某、倪某1出庭作证。东宸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仅认可胡伟施工了烟罩和支架，并且不认可胡伟主张的该部分工程量。东宸公司主张除尘器、沉降室等主体部分属于自行派人实施制作安装，胡伟也不予认可。东宸公司与胡伟就高晶公司的该除尘系统的制作、安装等事宜未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施工范围、单价等内容。胡伟陈述参照2016年10月26日的承揽协议书。东宸公司在审理中陈述要求胡伟安装队全部负责制作并安装烟罩、支架，因工作量不同，因此张国成与胡伟才口头约定按每吨1750元计算费用。胡伟与张国成于2016年10月26日签订承揽协议书，2016年11月初胡伟进入高晶公司进行施工，前后相差几天，所涉两个工地的施工内容相似，高晶公司的相关事宜参照该承揽协议书的约定符合实际。该承揽协议书明确约定的施工范围包括管道、除尘罩的制作、安装，单价的约定中包括管道、支架、烟罩、沉降室等内容。参照该承揽协议书的约定，在高晶公司的工地，胡伟除了施工烟罩和支架以外，继续施工管道、沉降室、除尘罩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东宸公司在明知胡伟进行施工的情况下，应当遵循诚信原则，通过适当的方式对不同主体的不同施工内容进行区分，避免二者混同，导致不能准确进行结算的情况发生。东宸公司对此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此外，结合《复函》的记载，东宸公司应当明知胡伟施工的内容。胡伟和东宸公司均未提供施工过程中就施工的内容、原材料的重量、施工进度等形成的阶段性材料，也未提供双方人员签字认可的书面凭证。在审理中，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时陈述没有做精炼炉捕集罩，胡伟认可精炼炉捕集罩并非本人施工，属于自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结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可胡伟是涉案除尘器、沉降室、2台烟罩、风管及支架的制作与安装的实际施工人。高晶公司的该除尘系统已施工完毕，并已投入使用，不可能通过拆除相关设备的方式进行精确称重计量。胡伟提供了图纸、物料需求计划表，物料需求计划表记载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6月25日、2016年7月15日、2016年7月25日、2016年11月5日，东宸公司不予认可。依据东宸公司与高晶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书的约定，高晶公司委托东宸公司设计制造安装除尘系统，设备清单及技术参数详见技术协议，东宸公司应向高晶公司提供设备总图、基础设计图纸、质保卡、使用说明书、出厂检验报告、质量合格证、随机配件表等技术资料。胡伟按移交的相应的图纸等资料进行施工是必然要求。胡伟提供的图纸和物料需求计划表详细记载了材料、规格、型号、数量、重量等内容。东宸公司应持有相关的图纸和材料采购清单等证据，其在审理中并未提供与胡伟提供的图纸、物料需求计划表记载内容不一致的证据，该除尘系统已投入使用，相应的设备应符合图纸要求，综合本案相关证据等情况，一审法院对于物料需求计划表记载的重量予以采信，确认胡伟施工的工程量为194534.0795千克。 关于工程的单价问题。对于涉案工程的单价，胡伟与张国成只有口头约定。依据东宸公司提供的《复函》的记载，结算方式按安装的重量乘以单价计算。参照胡伟与张国成之前签订的承揽协议书的记载，管道、支架按每吨1750元计算，烟罩、沉降室的安装按吨计算（另计）。胡伟与东宸公司均未举证证明对于烟罩、沉降室的单价计算标准另有具体约定。东宸公司未举证证明烟罩、沉降室的施工难度明显低于管道、支架的施工难度，应降低相应的价格，也未举证证明管道、支架与其他工程的计量是分开进行的，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此外，东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答辩意见记载，辅助工程的烟罩、支架则要求胡伟安装队全部负责制作并安装，因工作量不同，因此张国成与胡伟才口头约定按每吨1750元计算费用。烟罩和管道、支架的单价应按照每吨1750元计算。胡伟主张按每吨1750元计算价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价款问题。结合上述分析，胡伟施工的工程量为194534.0795千克，按每吨1750元计算，价款为340434.64元。东宸公司辩称已结清工程款，并提供了相应的付款凭证。依据东宸公司提供的（2019）川0922民初308号民事判决书，胡伟与东宸公司就圣和公司的除尘系统的承揽事宜有纠纷，已提起诉讼，在该案审理中，东宸公司已将已付款项作为该案的付款依据，胡伟也认可2016年11月9日之后收到了该案工程款79万元。除双方明确约定以外，东宸公司的同一付款行为不能同时作为圣和公司和高晶公司这两个项目的付款，相关已付款79万元已在另案中抵扣，故本案应视为东宸公司未支付胡伟款项，东宸公司应支付胡伟价款340434.64元。胡伟要求从2017年10月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属于主张逾期付款损失。因胡伟与东宸公司之间的合同无效，东宸公司早已收到涉案除尘系统的款项，胡伟与东宸公司之间并未进行结算，故一审法院认可从起诉之日起计算相应的利息。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受理本案。2020年2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4.05%，一审法院确认东宸公司从2020年3月5日起按年利率4.05%支付价款340434.64元的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对于胡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一、广州东宸除尘设备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胡伟价款340434.64元及其利息（以本金340434.64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5日始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年利率4.05%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胡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34元，由胡伟负担1363元，广州东宸除尘设备有限公司负担6171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东宸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除尘系统立面布置图、平面布置图各1页，证明布置图显示除尘器总重量是32吨，管道总重量是29.4吨，总支架是12吨，证明主体设备包括辅助设备的重量。2.请车申请单（装车时间是2016年12月15日）、出库清单（2016年12月14日、2016年1月6日）、付款凭证（2016年12月26日）、转款记录2016年12月22日转给张健康的21500元、张健康的行驶证及驾驶证复印件，拟证明在2016年12月东宸公司发货主体设备的重量是30吨，30吨由东宸公司厂内制作完成后运到攀枝花工地。3.出库清单（2016年12月18日）、2017年5月14日的请车申请单、2017年5月14日的发货清单及运输合同单，证明沉降室和部分烟罩配件是东宸公司制作好发到涉案工地。4.《除尘设备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一份，合同签订主体是佛山市东宸环保节能设备有限公司和娄底市文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证明根据承包合同第3条约定，把材料送到现场制作并安装的费用是1800元/吨，如果是半成品送到现场安装是900元/吨。如果仅是安装就比制作安装少一半的费用。本案中胡伟只是负责辅助工程的制作安装及管道安装，按照惯例费用来算安装费用是800-900元每吨才是合理的。5.付款凭证、转账凭证各4份，证明东宸公司代付的餐费5笔。 胡伟质证意见为，证据1图纸主图是真实的，但是立面布置图当中所标记的吨位，比如说除尘器的重量32吨，和胡伟所提供的图纸是不一致的，标记的重量不予认可，也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因为物流物料需求表所计算的重量，它也是来自于主图，根据主图拆解了之后的一个重量的计算。对证据2、证据3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没有胡伟方的签字确认，而且也不能证明完整性，也不能证明东宸公司提交了所有的请车申请单。所以也达不到对方的一个证明目的，不能依据此来证明安装重量。证据4合同的甲方、乙方都不是本案当事人，其真实性无法核实，没有可参照的价值。证据5的三性不予认可，餐费是工人自己负责的，我不负责工人的餐费问题。只是一个付款凭证，没有工人的确认，也没有收款人的作证。 本院对证据审核认为，一审中胡伟也提交了除尘系统立面布置图、平面布置图，其中胡伟提交的立面图中相同位置没有标注“除尘器总重32T”的内容；两份立面图上关于管道、支架的标注内容各不相同，东宸公司提交的立面图上标注“管道总重29.4T，总支架12T”，胡伟提交的立面图上相同位置则标注“管道31米9.4T，支架1.2T，灰载按32T考虑”，是否依据立面图确认相关设备的重量，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高晶公司与东宸公司在合同中约定，设备运至高晶公司指定地点，由高晶公司会同有关人员共同验收，证据2、3不是胡伟或高晶公司清点、验收所形成，不足以证明东宸公司主张的事实。证据4的合同双方均不是本案当事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5中没有胡伟签字，胡伟又不予认可，收款人陈坤明与胡伟的关系缺乏证据证明，证据之间未形成证据锁链。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一审中胡伟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李某陈述“高晶公司除尘设备的安装，是胡伟带人过来安装的设备明，施工安装中，胡伟让我在现场负责，2016年11月左右开始进行安装，2017年9月离场，完工时间是2017年7月19日……是东宸公司购买材料……大多数在西区购买的板材，我依据图纸下料……材料的交接只是口头交接，都是高晶公司的陈强、郑德勇他们负责，所有的单据都在他们手里，东宸公司都没有人在场……材料到现场第一次过磅我参与了，其他的过磅我就没有参与了，第一次过磅有30多吨，后面我们催一点，他们就补给一点，我要么向胡伟催，要么向东宸公司的张总催……我们制作烟罩、轨道、管道、沉降室。除了除尘器压型外，除尘系统的其他部分都是我们制作安装……除尘器压型是东宸公司制作好后，运输到现场，我们还要进行拼接、焊接、安装……精炼炉捕集罩不是我做的，当时没有材料，这是高晶公司做的……除尘设备只有胡伟队伍安装，没有其他人……攀枝花工程的基本单价、结算方式我都不知道”。证人孙某陈述“2016年11月进场，2017年6、7月离场，施工期间我都在，中途过年我不在，我主要焊接……工资是胡伟给我发，我是点工，按时间算钱……除了胡伟的队伍外，没有其他的队伍进行安装”。证人倪某2陈述“我是小工，2017年5月到7月参与了烟罩、沉降室、烟囱的一小部分，期间沙坝安装只有一个施工队伍，工资是李某转给我”。 还查明，2015年12月10日，高晶公司作为甲方，东宸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的《除尘系统购销合同书-最终结算合同》还约定：“六、验收。6.1出厂前的检验和验收：乙方应在生产、加工或制造地点按本合同要求的标注进行质量检验。在发货前，乙方对设备的有关内在和外观颜色、质量、规格、性能、数量和重量进行准确、全面的检查，并交与甲方出厂检验合格证和交货检验记录，但不能作为有关质量、规格、性能、数量或重量的最终检验。6.2到场后的验收：……设备运至甲方指定地点后，由甲方会同有关人员共同验收，验收方式为随机抽样检查或全面检查。”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胡伟的施工范围、工程量、工程的单价问题。2.已付工程款的数额。 本院认为，一、关于胡伟所施工的范围和工程量。1.关于施工范围。一审中，胡伟提交了东宸公司向攀枝花市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复函》，其中载明：“后我司又与胡伟安装队口头约定，由其承揽与高晶公司的工程安装”，一审中证人的陈述与《复函》内容相互印证，能够证明除尘器、沉降室是由胡伟施工安装的事实。东宸公司上诉称除尘器、沉降室主体设备都是东宸公司自行安装，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工程量。双方当事人均陈述，未在施工现场对设备、物料重量进行确认，人民法院将依据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按东宸公司与高晶公司的合同约定，东宸公司在设备出厂前，应在生产、加工或制造地点对设备的质量、规格、性能、数量和重量进行准确、全面的检查，东宸公司向高晶公司发出的物料需求表能够准确、客观的反映胡伟的工程量，胡伟已尽到了合理的举证义务。相应的，东宸公司上诉称物料需求计划表与施工实际使用的物料重量不同，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二审中东宸公司提交证据不足以推翻物料需求表的证明力，东宸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工程单价。本案中，东宸公司、胡伟未就案涉工程签订书面合同，但东宸公司的《复函》是其对双方之间口头约定的书面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参照射洪工程的单价，而射洪工程合同约定的单价为1750元/吨，一审判决综合全案证据和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确定本案工程量均适用1750元/吨，并无不当。东宸公司上诉称除尘器、沉降室主体设备安装价款应按800元/吨计算，虽然提交了案外人签订的合同一份，尚不足以证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相应的口头约定或交易习惯，其上诉理由难以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已付工程款的问题。东宸公司主张本案中已支付工程款110050元，东宸公司对其主张的事实应举证加以证明。1.一审中，东宸公司提交了向胡伟的三笔转款凭证，其中2016年9月21日3000元、10月13日20000元、10月25日60000元，共83000元。胡伟陈述三笔款项其他工程的工程款，付款时间在胡伟进场之前，不可能是本案工程款。本院认为，东宸公司《复函》中载明，与胡伟就本案工程进行口头约定是在2016年10月26日签订射洪工程合同之后，该承揽协议书中也约定进场后正常工作一周后预支2万元，胡伟的辩解意见有《复函》和承揽协议书印证。东宸公司主张在双方口头约定前，就支付了工程款830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2.一审中，东宸公司提交了2016年11月12日向逯元奎转款3000元、2016年11月22日向王清华转款2000元的转款凭证，主张代胡伟支付了两笔工人工资；还提交了向陈坤明转款5笔的转款凭证，拟证明代胡伟支付施工队在高晶公司食堂用餐伙食费。本院认为，东宸公司仅提交了向案外人转款的凭证，转款的原因、收款人与案涉工程的关系等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未形成证据锁链，东宸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不利的后果。 综上所述，东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34元，由广州东宸除尘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鲜 林 审 判 员  冯明钢 审 判 员  刘 立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许 那 书 记 员  何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