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6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克远，男，197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平，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琼英，女，1970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 上诉人冯克远为与被上诉人王琼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浙0104民初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沈斐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冯克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琼英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克远上诉请求：一、判决撤销（2020）浙0104民初82号民事判决；二、判决王琼英支付货款89005元；三、判决王琼英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153元（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89005元为基数，2019年1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年利率4.35计算，共计203天，2153元，2019年8月20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王琼英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依法予以纠正。一、一审判决对于2018年10月4日、2018年10月29日、2018年11月6日、2018年12月17日、2018年12月28日、2018年12月20日、2018年12月24日、2019年1月6日、2019年1月11日、2019年1月15日共计16张销货单及货款总金额认定错误。2018年10月4日、2018年10月29日、2018年11月6日的三张销货单签收人均为孙雯培，孙雯培为王琼英指定的店铺收件人，孙雯培的签收视为王琼英本人的签收。因为在双方合作伊始，2018年9月26日下午徐小芝发送微信“老板娘电话号码发给我”，王琼英回复“157××××3088，好四季四楼5098号，你给我送去店里哈，我在温州有事情”。2018年9月26日下午17点40分徐小芝通过微信发送一张图片，该图片为2018年9月26日的货单（货款3000元），送货地址是好四季四楼5098号，上面的签收人是孙雯培，王琼英回复“好的，我在温州，等我，现在农村信用卡上啊，支付宝和那个微信连不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明天回来的话，拿卡到你那里去，要么我取现金给你”。结合微信聊天记录上下文，说明王琼英认可孙雯培签字的效力。2018年10月29日上午10点35分，王琼英说“嫂子，你这次的单子下次带过来签吧好不好，她还要很久，在公交车上，你们肯定等不住的，她到那边要11点半，我刚打电话”，然后王琼英又说“卡其色好像少了200条”。2018年11月24日下午13点35分徐小芝发给王琼英7张发货单，即2018年9月26日至2018年11月29日的7张发货单，其中包括5张孙雯培签字的发货单，两张王琼英本人签收的发货单，王琼英没有提出异议，由此也说明孙雯培为王琼英指定的店铺收件人。事实上，双方货物交易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交易时间为2018年9月26日至2018年12月6日，收货地址均为王琼英的店铺“好四季四楼5098号”，在此期间一共有9张发货单，3张由王琼英签收，6张由王琼英店里的店员孙雯培签收。第二阶段交易的时间为2018年12月12日至2018年12月24日，送货地址为王琼英指定的加工厂和指定的第三人处。2018年12月11日上午11点12分，王琼英通过微信发了一张图片，上面是“棉衣”，货号“Ｅ11331”，下单日期是12月6日，下单数量是是4630条。后王琼英下单“这款毛领卡其色共3100条，皮粉色的共1500条”。2018年12月15日9点04分，王琼英说“你毛领要快点送过来，我五个大厂出过很快的”。2018年12月17日9点21分王琼英说“今天都17号了，你要抓紧时间，我25号之内全部要把货交完了，还有3000条，你要赶快呀，你这一个礼拜才出1000条，你怎么办呢，这里还有几千条”。2018年12月21日17点53王琼英说“嫂子，你今天又送了384条，你哪里够哦，你明天要全部交完啊”。2018年12月22日11点26分王琼英说“你的毛条要跟我这边的衣服是对起来的，按照订单上面做的是多少条，我这边衣服包完是正好的”。2018年12月22日18点55分，王琼英说“我问你一下，你是不是说是3200条，是不是加上有100条送到仓库那边去，滨江那边送去100条，是不是”。2018年12月23日徐小芝回复“老板娘，我两个颜色穿不起来了，可能卡其色也要多个几十条？3247条。粉色也差不多，也大概是还少几条，少开6条”。王琼英回复“好的，今天那个就说次品，我放到那里叫你外甥到厂里来拿一下”。2018年12月24日10点32分王琼英说“还差100条，昨天晚上送货的时候我跟你侄儿说了，太忙了，忘记跟你说了，你赶快给我改一下”。徐小芝回复说“我一定给你做。那么昨天跟我说就叫我外甥那个刻下来给他做了，也要下午给你吗，我觉得你是不是那天说你那个算进去3200，没有，算进去3100你跟我说了我也很清楚，我知道的，那我就割下来给他做了”。王琼英回复“好的”。以上第二个阶段共有11张发货单，卡其色毛条总共3126条，皮粉色毛条总共1494条，与微信聊天记录能对应上。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可知，王琼英是要把棉衣卖给第三方，而毛条是这批棉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毛条还没有交付完成时，王琼英也无法交付这批棉衣，故每天都在催促徐小芝，后来王琼英收到全部毛条，把这批棉衣全部交给第三方后就不再催促了。第三个阶段交易时间是2019年1月6日到2019年1月15日。2019年1月4日19点33分王琼英说“这次给我做330条”，2019年1月9日17点19分徐小芝说“那上次330条你差不多嘛，差不多给你送过去了没有，你这后面的300条我给你布置下去”。2019年1月11日12点11分王琼英说“另外的300条有没有跟我做好，另外的300条给我做个310条或者320条，前两天我跟你说过的，你有没有做，做下来快点，我这里已经下单了，等这个马上都停了”。2019年1月14日13点15分徐小芝发送了2019年1月6日、2019年1月11日的两张发货单。王琼英说“毛领还差。还差20条，至少20条，你叫他赶紧给我做去，赶紧拿给我”。徐小芝说“老板娘20条就够了是吧”。王琼英说“够了，我已经算进去了，我已经多算了几条在里面，我就怕有次品”。根据以上微信聊天记录，王琼英并未对发货单上的签收人、件数、价款、总货款提出异议。上面说差多少条并不是说实物与货单上的数量有差，而是王琼英的衣服多，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追加20条毛领的订单。2019年1月14日14点12分徐小芝说“（次品）修好了，发这20条给你，一起带过去”。返修后的毛领不会写在货单上，也不会进入总价款。2019年1月15日的发货单记载有20条毛领，货款为270元。以上三个阶段共有23张货单，货款总金额为109005元。二、关于毛领的价格，一审法院按照每条12.5元的价格计算是不准确的。2018年10月12日13点20分的微信聊天记录上，王琼英下单卡其色毛领330条、皮粉色毛领430条，规格为10公分乘以75公分。后王琼英抱怨已经做出的毛领做小了，客户不满意，并询问“做好10公分多少钱一条”，徐小芝回复“做好10公分是13.5元”，王琼英回复说“做好10公分吧，给我弄那个”。2018年11月12日后王琼英要的毛领规格都是11公分乘以80公分的，价格是13.5元／条。2018年10月16日王琼英本人签收的发货单上毛领的价格也是13.5元／条。2018年10月19日的发货单上的单价13元是仓库人员的失误，但是数量不多，且当时双方合作紧密，未进行修改。综上所述，因为毛领是王琼英销售的货物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根据双方的交易惯例来看，王琼英先是根据自己的衣物下单毛条的数量，如果收到毛条，不会主动确认收到，但是如果没有及时收到或者数量不对，会持续不断的通知或者催促徐小芝，双方三个阶段的交易皆是如此。在全部交易完成后，徐小芝把销货单拍照给王琼英，上面记载着数量、价格、货款、签收人等信息，王琼英表示会来店里亲自对账，并且把这些销货单拿走。但是王琼英并未按约来对账，也没有在微信上提出异议，而是一再拖延对账的时间。在徐小芝多次催促下，王琼英支付了2万元货款，并承诺剩下的货款来年支付，该转账行为及微信表达是对以上账单的认可。后来徐小芝连续催促货款时，王琼英以各种理由迟延支付，在一审中更是矢口否认，毫无诚信可言。 被上诉人王琼英在移动微法院上发表答辩意见称：冯克远提交的证据都是其单方制作的单据，既没有与王琼英对账的对账单也没有王琼英写的欠条。冯克远不是只与王琼英做生意，送货单上不是王琼英签名的，不能证明货物卖给王琼英，王琼英不予认可。 冯克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琼英支付冯克远货款人民币89005元；2.判令王琼英支付逾期退还利息3522元（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35%计算，以89005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29日暂算至2019年12月27日，共计332日，实际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费等）由王琼英全部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微信号为×××31的用户通过微信与案外人徐小芝进行毛领订购事宜沟通。其中，2018年10月3日，该微信用户通过微信告知案外人徐小芝，单价12块5有点贵。2018年11月16日销货单载明脂粉毛领445条，金额合计6007.5元，王琼英在该销货单上签字。2018年11月19日的销货单载明毛领212条，金额合计2756元，王琼英在该销货单上签字。2018年12月3日的销货单载明本色貉子毛435条，合计金额5872.5元，王琼英在该销货单上签字。2018年9月26日的销货单载明卡其貉子毛240条，金额合计3000元，签字为“孙雯培”。该销货单在2018年9月26日由徐小芝通过微信发送给微信号为×××31的用户，同日该用户微信回复“好的”。以上销货单累计金额为17636元。另外，2018年10月4日的销货单载明铁锈红180条，金额合计2250元，签字为“孙雯培”。2018年10月29日的销货单载明粉色貉子毛343条，金额合计4287.5元，签字为“孙雯培”。2018年11月6日的销货单载明卡其貉子毛548条、粉色貉子毛211条，金额合计9487.5元，签字为“孙雯培”。2018年11月14日销货单载明卡其貉子毛224条，合计金额2800元，签字为“孙雯培”。2018年12月6日销货单载明毛领本色68条，合计金额918元，签字为“孙雯培”。2018年12月12日销货单载明卡其貉子毛100条，合计金额1350元（该金额有改动），签字无法辨认。2018年12月14日，销货单载明驼色貉子毛500条，合计金额6750元，签字无法辨认。2018年12月17日销货单载明驼色貉子毛300条、粉色貉子毛431条，合计金额9868.5元，签字无法辨认。2018年12月18日销货单载明粉色毛领300条、卡其色毛领200条，合计金额6750元，签字无法辨认。2018年12月19日销货单载明线驼仿貉子毛领554条，合计金额为7479元，签字无法辨认。其中，同日，微信号为×××31的用户在微信上确认收到粉色64条。2018年12月20日销货单载明粉色貉子毛208条、卡其貉子毛100条，合计金额为4158元，签字无法辨认。2018年12月21日销货单载明粉色毛领115条、卡其色毛领384条，合计金额为6736.5元，无签字。同日，微信号为×××31的用户在微信上提到送了384条。2018年12月22日销货单共有3张：其中，载明卡其毛领192条、粉色毛领376条的销货单，合计金额为7668元，签字无法确认；载明卡其毛领200条的销货单，合计金额2700元，签字无法辨认。其中，同日微信号为×××31的用户微信告知徐小芝，卡其色送来200条；载明卡其毛领557条的销货单，合计金额7519.5元，签字为“王进”。2018年12月24日销货单载明卡其毛领103条，合计金额1390.5元，签字无法辨认。2019年1月6日销货单载明本色貉子毛250条，合计金额3375元，签字为“杨发付”。2019年1月11日销货单载明本色貉子毛386条、卡其毛领32条，合计金额5611元，签字为“杨发付”。2019年1月15日的销货单载明本色貉子毛20条，合计金额270元，无签字确认。2019年1月16日，案外人徐小芝通过微信将案涉的销货单（除2019年1月15日合计金额为270元的销货单外）22张发送给微信号为×××31的用户，该用户回复不要发送销货单，需要现场对账。2019年1月28日，王琼英向案外人徐小芝银行转账20000元。冯克远与案外人徐小芝于1994年11月28日登记结婚。2020年1月19日，一审法院在浙江移动微法院的掌上法庭中询问王琼英，微信号为×××31的微信是否为其在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期间使用的微信账户，并告知七日内在该移动微法院上回复，逾期不回复的将做不利于其的推定。后王琼英未就该询问进行任何回复。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冯克远主张王琼英尚欠货款金额为89005元，但其提交的23张销货单上有王琼英签字的仅为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1月19日、2018年12月3日三张。王琼英在移动微法院中对该三张销货单进行认可，对其余20张销货单均不予认可。故该院对有王琼英签字的三张销货单予以确认。另外，2018年9月26日的销货单（货款金额为3000元），案外人徐小芝通过微信发送给微信号为×××31的微信用户，该用户回复“好的”。冯克远主张王琼英系微信号为×××31的用户，王琼英既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又未在指定的时间内回复其是否为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微信号为×××31的实际用户，故该院推定其为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微信号为×××31的用户。微信聊天记录中，该用户未就2018年9月26日销货单的载明的金额3000元提出异议，故该院对该张销货单亦予以确认。2018年12月19日销货单，王琼英在微信中确认收到皮粉色64条。关于单价，王琼英认可的销货单中有载明粉色毛领每条12.5元，也有载明脂粉毛领每条13.5元，价格并不一致，但王琼英曾在微信中提出12.5元价格太贵，故应参照每条12.5元的价格，经计算货款为800元。2018年12月21日销货单，王琼英在微信中确认收到384条，但未明确货物色号，该院按照每条12.5元的价格计算，货款为4800元。2018年12月22日中卡其毛领200条的销货单，王琼英微信上确认收到200条。因王琼英微信确认的2018年9月26日的销货单载明卡其毛领的单价为12.5元，按此价格计算，货款为2500元。以上销货单的货款金额合计25736元。关于2018年10月4日、2018年10月29日、2018年11月6日、2018年12月6日、2018年12月17日、2018年12月18日、2018年12月20日、2018年12月24日、2019年1月6日、2019年1月11日、2019年1月15日的销货单，均无王琼英的签字确认，冯克远也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与王琼英就上述销货单的实际送货数量、货款金额进行核对确认。2018年11月14日的销货单，王琼英在微信上就送货数量提出异议，微信内容也未反映出最终确认的送货量。2018年12月12日销货单，冯克远按照王琼英指定的地址发送货物，但未提交证据证明签收人与王琼英之间存在关联性，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销货单上的载明的货物王琼英均已收到，且销货单上单价有改动痕迹，冯克远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该货款金额进行确认。2018年12月14日的销货单，签字无法辨认，销货单上载明的毛领色号与2019年12月17日王琼英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色号并不完全一致，且双方也未就该销货单的实际送货数量及单价或者货款金额就行确认。2018年12月22日的销货单，其中卡其毛领557条的销货单，签收人并非王琼英，冯克远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王琼英就实际送货量进行确认。卡其毛领192条、粉色毛领376条的销货单，案外人徐小芝微信告知王琼英皮粉已经送齐，但双方未就毛领的具体数量进行确认。上述16张销货单，结合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货款金额。故冯克远基于该16张销货单向王琼英主张的货款，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确认。综上，该院确认的货款金额总计为25736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冯克远认可王琼英因案涉货款已于2019年1月28日向其支付20000元。抵扣后，王琼英尚欠冯克远货款人民币5736元。现王琼英未全面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冯克远主张王琼英应自2019年1月29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关于计算基数，该院调整为货款5736元中的未付部分金额。 综上，一审法院对冯克远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王琼英支付冯克远货款人民币5736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王琼英支付冯克远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人民币5736元中的未付部分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冯克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13元，减半收取人民币1056.5元，由冯克远负担人民币988.5元，由王琼英负担人民币6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945元，由王琼英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根据一、二审中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冯克远基于买卖合同提起诉讼主张货款，其应当举证证明买卖合同的存在与成立以及履行。在当事人没有订立书面合同的情况下，虽然可以通过提交一方已经履行交付标的物并为对方所接受的证据来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但仅凭送货单也不能独立证明买卖合同成立，需结合其他证据判定，若一方仅提供由其自己签发的送货单而无对方的签收，只能证明自己已经发送了货物而不能证明所送货物已为对方所接收。冯克远主张与王琼英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并要求王琼英支付货款，但不能提交书面合同，其提交的销货单中只有三张经王琼英签字确认，另有一张虽未经王琼英签名但通过微信方式得到过王琼英的确认，还有部分货物因王琼英在微信上认可过收到及相应的数量，故上述几部分货物可以认定为王琼英实际接受，其应当支付相应的对价，而其余的销货单均非王琼英签名也没有得到王琼英的确认，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这些销货单上的签署人与王琼英之间的关系或者送货地址与王琼英之间的关系，纵观案外人徐小芝与王琼英的微信聊天记录，虽有协商、沟通的内容，但并无明确达成买卖合意以及对货物交付情况、对账情况的确认，不能证明该等货物系王琼英购买和实际收取。鉴于冯克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有效证据认定本案中双方交易的货物数量、单价以及货款金额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冯克远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81.7元，由冯克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沈 斐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程静静 附：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将对其予以正向激励；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与该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一、自动履行可获得正向激励 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也可联系审理法官履行。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的，审理法官应及时告知收款账号，并在收款后及时发还对方当事人。 对自动履行完毕、不需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可通过出具自动履行证明、发布诚信履行名单等方式进行正向激励。 二、拒不履行的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对于符合执前督促条件的，人民法院可先行执前督促其履行，通过自动发送短信、语音智能外呼、人工干预介入等方式执前督促履行。执前督促不履行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查封、扣押、冻结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三）根据情节轻重，实施拘传、罚款、拘留措施； （四）联合信用惩戒。包括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参团旅游，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作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 人民法院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五）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诚实守信是最好的通行证，失信违法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