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8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燕飞，男，1961年3月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祥英，女，1978年3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嘉定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祥生，男，1970年5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上诉人徐燕飞因与被上诉人徐祥英、徐祥生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5民初2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燕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徐燕飞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但从《卖房契约》看，房屋买卖合同双方为徐家兴与徐家骏（均于2017年5月去世），与徐燕飞无关。徐燕飞领取拆迁款时徐家骏尚在世，且该拆迁款是给徐家骏户下所有被拆迁安置人的，之后也是按照徐家骏意思进行支配。徐家骏去世后，由于徐家骏生前签订的《卖房契约》引起的诉讼应由继承徐家骏遗产的全部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二、2010年4月21日的协议书并非徐家骏所签，徐家骏也未授权徐燕飞代其签字，徐燕飞没有权利私自处分徐家骏户拆迁所得权益。且该协议上徐燕飞的签字明显与徐燕飞的日常签名存在差异，该签名并非徐燕飞所签。请求法院对该签名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以查明案件事实。徐燕飞确实给了徐家兴10000元，本意是赎回被徐家骏私自出卖的房屋，约定补偿13500元也是基于赎回房屋时给徐家兴的补偿。三、徐家骏出售给徐家兴的房屋没有产证，徐祥英、徐祥生主张的不应是徐家骏及其家庭成员作为涉案房屋的被拆迁安置人所享有的拆迁权益，而应是徐家兴作为涉案房屋的被拆迁安置人所享有的拆迁权益。徐燕飞领取329243.84元拆迁款是基于徐家骏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在拆迁办按照拆迁政策对徐家骏及其家庭成员进行补偿后，徐祥英、徐祥生不能以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给徐家兴就要求享有徐家骏及其家庭成员所获得的全部拆迁权益，因为即使涉案房屋归徐家兴所有，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徐家兴名下已有宅基地，加之涉案房屋没有产证，徐家兴就涉案房屋无法获得30余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四、徐家兴向徐家骏购买涉案房屋时在太仓市陆渡镇陆东村已有一处宅基地和住房，根据一户一宅的规定，徐家兴已经不具备受让另一处农村宅基地的条件，且徐家骏与徐家兴签订《卖房契约》后并没有向村里再申请其他宅基地，因此即使《卖房契约》有效，徐家骏卖给徐家兴的也只是房屋，涉案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仍然归属于徐家骏，《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的区位补偿金是对征收的宅基地作出的补偿，不应归徐家兴所有。五、本案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如果2010年4月21日协议内容真实，那么徐家兴在2010年4月21日就应当知道与涉案房屋拆迁相关的权益归徐家兴所有，应当由徐家兴与拆迁办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徐家兴也有房屋拆迁，其应当知道相应政策。所以徐家兴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至少应该是在徐家兴与拆迁办签订自己名下房屋的拆迁补偿协议之时，因为拆迁办与评估公司对涉案房屋和徐家兴房屋是同时进行现场测量的，徐家兴不可能不知道涉案房屋已在拆迁过程中。如果徐家兴与拆迁办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那么徐家兴领取自己房屋拆迁补偿款时也应知道权利受损。其直至2014年12月26日才向法院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徐家兴在（2015）太浏民初字第00030号案件中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2013年才获知徐燕飞领取拆迁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徐祥英、徐祥生未作答辩。徐祥英、徐祥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徐家兴与徐家骏签订的《卖房契约》（一审审理中申请撤回该项诉讼请求）；2.徐燕飞向徐祥英、徐祥生支付安置补偿款329243.84元；3.本案诉讼费由徐燕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家兴与徐家骏系堂兄弟关系，位于原太仓县开间房屋原系徐家兴、徐家骏及徐家隆的祖传房屋。1951年7月当地政府对各户房产土地情况进行登记，其中徐家兴家的县土地房产人口申请登记表中记载：业主姓名徐世禄，出外人口徐家兴，人口合计7人。涉案房产情况登记为：坐落于间半，地基亩数为0.5亩；四至范围分别是：东面徐名才，西面徐家骏，南面天井，北面自田；备考栏记载客堂、天井、墙门公共出入。徐家骏家的县土地房产人口申请登记表中记载：业主姓名徐二大，出外人口徐家骏，人口合计2人。涉案房产情况登记为：坐落于间半，地基亩数为0.2亩；四至范围分别是：东面徐世禄，西面冯姓術，南面徐世和，北面冯文祺。徐家隆家的县土地房产人口申请登记表中记载：业主姓名徐世和，出外人口徐家隆，人口合计4人。涉案房产情况登记为：坐落于间，地基亩数为0.2亩；四至范围分别是：东面客堂，西面冯文祺，南面徐颢楷，北面徐家骏。1992年7月20日徐家兴与徐家骏签署《卖房契约》一份，载明：“今有徐家骏为了介（解）决兄弟徐家兴在原有屋基上，反（翻）建新房之需要，经多次协商，现本人同意将租（祖）产“客堂的1/4及西房间的1/2”（属于我个人产权范围）卖给兄弟徐家兴。房价定为1000元，但考虑到兄弟之经济情况，本人愿减去200元，实为800元，为了使房屋转让合法化，除办理有关手续外，从今日起产权属徐家兴所有，并立此为证。立据人徐家骏。”同时在该买卖契约上还注明800元房金已收。同年7月31日徐家兴与徐家隆也签署《房屋转让契约》一份，载明：“本人家中正在建造楼房，有关宅基地政府已按规定批给，本人祖产“客堂的1/4及西房间的1/2”（属本人产权）转让给堂兄徐家兴，房价定为1200元（其中包括木质结构阁楼半间），因考虑到徐家兴之经济情况，本人自愿减去100元，实为壹仟壹佰元整（1100元），为使房屋转让合法化，除办理有关手续外，从今日起房屋产权属徐家兴所有。特立此据为证。立据人：徐家隆，1992年7月31日。”该契约下方还注明：房屋转让费壹仟壹佰元已收讫，不另立单据。同年8月3日徐家兴向原太仓县陆渡乡财政所缴纳房屋买卖契税114元。1998年9月26日当地政府对村镇房屋产权现场进行查勘登记，对于坐落于太仓市陆渡镇陆东村陆东组的涉案房屋进行查勘登记时，徐家兴家的房屋红线图所确定的房屋建筑面积仅为54.88平方米，在紧挨着徐家兴户红线图边界西面标注为徐家骏宅基。一审另查明：1.2010年因涉案房屋涉及拆迁，当地政府协同村民委员会委托太仓市众信房地产评估土地评估测绘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评估，评估时点为2010年4月15日。根据当时拆迁房屋重置价分户评估表中记载：房屋坐落为，房屋所有权人徐家骏，建筑总面积为56.79平方米。该评估公司在评估当时手绘的房屋平面图中显示，徐家兴户评估编号为765号，涉案房屋列为徐家兴户的评估范围为东房间及客堂的东边一部分。徐家骏户评估编号为766号，涉案房屋列为徐家骏户的评估范围为西房间及客堂的西边部分，其中对于徐家骏户的评估图中注明“无红线图，老居民”。2.2011年5月5日徐家骏与太仓市陆渡镇人民政府拆迁办公室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一份，该协议被拆迁人载明为位于徐家骏户，拆迁房屋位置为的房屋，拆迁办公室确认徐家骏合法建筑面积为56.79平方米，并对徐家骏户选择货币安置方式。2011年5月28日太仓市陆渡镇人民政府拆迁办公室将拆迁安置补偿款329243.84元发放给徐家骏户，由徐燕飞签字领取。3.依据太仓市公安局陆渡派出所户籍底册显示，徐家骏的户籍于1972年11月12日由原陆渡镇陆东村迁往县（太仓县）公检法军管会。一审再查明，2010年4月21日徐家兴与徐家骏签订协议一份，载明：“根据太仓市新区对于城乡一体化陆渡新区的试点，陆渡镇列为拆迁，鉴于历史遗留问题，当时在1992年时，徐家骏照顾徐家兴，将其位于产（一共三间，徐家兴东一间半，徐家骏西一间半的一半）卖于徐家兴，有前据为证。现遇到拆迁，徐家骏自愿将其名下评估所列各项所得，均按原协议归徐家兴所有。另，考虑到徐家兴拆迁，目前政策规定产权置换，以后徐家兴出宅宅基地规定面积150平方米，现仅有145平方米，故应出款项补足标准宅基地，因此徐家骏自愿将补足款项估计约13500元，另行支付给徐家兴。另外徐家骏补贴徐家兴一万元现金作为支助徐家兴。”该协议有徐家兴签字，徐燕飞代替其父亲徐家骏在该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徐燕飞支付徐家兴一万元。2014年12月26日，徐家兴向一审法院起诉徐家骏、徐燕飞，案号为（2015）太浏民初字第00030号，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坐落于太仓市西侧两间半主平房40.62平方米归徐家兴所有。徐家骏、徐燕飞在该案中辩称：双方间的买卖行为无效；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2010年4月21日双方的协议内容，系在物权始终未能按照1992年协议作相应登记的现实下，并在涉案房屋拆迁补偿总额最大化的利益考量下，自愿维持涉案房屋独立物权主体状态而达成的协议。双方在涉案房屋同时评估时均不提出房屋曾经发生买卖应当按照一户评估的事实，可以充分反映出双方的真实意思，即涉案房屋对外仍由两家各自享有物权，至于曾经签订过房屋买卖合同而涉及的利益平衡问题则由双方根据内部约定自行再作分配。故，无论是基于涉案物权登记及其背后的权利完整性，还是基于双方的意思表示及相应行为，徐家兴在拆迁部门已对涉案房屋分别评估和签订协议并发放补偿后再行起诉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系其一人所有，系权利行使不当且缺乏证据证明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26日作出判决，驳回徐家兴的诉讼请求。徐家兴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后申请撤回上诉。2015年11月26日，二审法院作出（2015）苏中民终字第04791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徐家兴撤回上诉。2017年5月25日，徐家兴因病去世，其第一程序继承人有妻子庄彩娣，儿子徐祥生，女儿徐林华（后改名为徐祥英，即本案第一原告）。庄彩娣亦于2018年10月31日死亡，其第一程序继承人即徐祥生、徐祥英。徐家骏亦于2017年去世，徐燕飞系徐家骏之子。2018年11月26日，徐祥英、徐祥生为与徐燕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接受诉状后诉前调解不成，于2019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并向徐燕飞发出了应诉材料，后因徐祥英、徐祥生未按要求交纳诉讼费，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裁定：按徐祥英、徐祥生撤诉处理。后徐祥英、徐祥生于2019年5月再次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1992年7月20日徐家兴与徐家骏签订的《卖房契约》及2010年4月21日徐家兴与徐家骏签订的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另外，该两份协议已被生效的（2015）太浏民初字第00030号判决作为定案依据，且法院审理中亦未采纳徐家骏、徐燕飞所称的买卖行为无效的意见，故该两份协议实际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有效。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为法律事实，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徐燕飞在本案中再次提出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生效判决已经明确权利人以房屋所有权纠纷主张权利属权利行使不当，徐祥英、徐祥生以该判决作为依据，要求徐燕飞返还安置补偿款，系以完全不同的诉讼请求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不属重复起诉。徐燕飞辩称本案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是对该法律原则的曲解，一审法院对徐燕飞该意见不予采纳。根据2010年4月21日徐家兴与徐家骏签订的协议的内容，诉争房产已卖于徐家兴，现遇到拆迁，徐家骏自愿将其名下评估所列各项所得，均按原协议归徐家兴所有。故徐家兴有权主张该笔安置补偿款。前案权利人徐家兴已死亡，现徐祥英、徐祥生为其权利继承人；徐家骏已死亡，徐燕飞系徐家骏之子且诉争的安置补偿款329243.84元为徐燕飞领取并由其占有及支配，故徐祥英、徐祥生起诉徐燕飞，主体均适格。关于双方主要争议的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照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徐燕飞在领取诉争款项后并未告知徐祥英、徐祥生何时领取该笔安置补偿款，徐祥英、徐祥生也不知晓徐燕飞领取款项的具体金额，另外，徐燕飞领取该款后也未向权利人表示过拒绝支付该笔款项，故应以权利人向徐燕飞催要该款项的时间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节点。徐祥英、徐祥生主张权利人到2013年后才知道权利受侵害，截止其2014年12月起诉，并未超过当时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徐燕飞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后徐祥英、徐祥生在前案败诉后实际仍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对安置补偿款进行起诉，因徐燕飞未就此抗辩，一审法院就此不再详述。综上，徐燕飞应当将领取的安置补偿款329243.84元返还给徐祥英、徐祥生。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徐燕飞应向徐祥英、徐祥生支付安置补偿款329243.84元，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6238元，由徐燕飞负担。二审中，徐燕飞向本院提交：1.自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调取的徐家骏户籍信息，以证明徐家骏家庭情况，徐家骏去世后第一顺位继承人包括配偶李蝶英、女儿徐燕秋及儿子徐燕飞、李向东。2.自农业银行越溪分理处调取的银行卡存款凭条，以证明2010年4月21日协议及2010年4月22日的全权委托中徐燕飞签字与凭条上签字对比有明显差异。此外，徐燕飞申请就协议及委托材料上“徐燕飞”是否为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对此，徐祥英、徐祥生质证认为：一、徐燕飞一审中并未提出鉴定申请，现在提出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其申请涉及的协议及委托材料我方在前案中即已经提交，徐燕飞从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二、协议及委托材料上徐燕飞签名的真实性并不影响本案关键事实认定。根据本案一审中徐燕飞当庭做出的确认，本案所涉拆迁安置补偿款确由徐燕飞本人全部收取，且取得过程未涉及第三方，所以徐燕飞作为被告主体适格。二审另查明，在（2015）太浏民初字第00030号徐家兴与徐家骏、徐燕飞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2015年6月15日庭审中，徐家骏、徐燕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徐燕飞本人均到庭。徐家兴提供2010年4月21日徐燕飞与徐家兴签订的协议、2010年4月22日徐燕飞出具的全权委托书（内容为徐燕飞为徐家骏儿子，因在外工作，全权委托徐祥生负责拆迁）作为证据，徐家骏、徐燕飞质证认为：对于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当时徐燕飞代表徐家骏与徐家兴对于老房子赎回及拆迁后补偿事宜进行约定；全权委托书中徐燕飞签名不是其本人签订，真实性不认可。徐燕飞庭审中陈述：签订4月21日的协议就是想用1万元把老房子赎回，拆迁的时候把地上物的评估价值都给原告（徐家兴）。本案一审中，对于2010年4月21日协议，徐燕飞质证认为涉案财产产权属于徐家骏、李蝶英、徐燕飞，其他共有人未授权徐燕飞，故该协议不生效，协议内容明显是笔误。二审经审查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徐家兴与徐家骏、徐燕飞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双方对徐家骏将其享有权利的老宅出售给徐家兴的事实并无争议，但因老宅拆迁时徐家兴、徐家骏分别与拆迁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导致双方对房屋的权属以及拆迁安置费用的归属产生争议，引发诉讼。徐燕飞现上诉主张2010年4月21日协议上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并要求就2010年4月21日协议及2010年4月22日全权委托书上徐燕飞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2010年4月22日全权委托书在本案中未作为证据提交，一审判决对该材料也未作出认定，故对全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本案不予理涉。至于2010年4月21日协议，在徐家兴与徐家骏、徐燕飞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审理中，徐家兴作为证据提交，当时徐家骏、徐燕飞一方对该协议真实性并无异议，该案生效判决亦对2010年4月21日协议予以采信；徐燕飞在本案一审时也未对2010年4月21日协议上其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二审中提出与其之前的陈述以及生效判决的认定均矛盾，本院不予采信，对徐燕飞的笔迹鉴定申请也不予准许。对于2010年4月21日协议的效力，徐燕飞在前案中陈述当时其代表徐家骏与徐家兴对老房子赎回及拆迁后补偿事宜进行约定，故其家人对于徐家骏将老宅出售多年的事情应当清楚，前案中法院已经根据徐家骏、徐燕飞的认可对2010年4月21日协议效力予以确认。徐家兴与徐燕飞2010年4月21日签订上述协议后，双方因此产生纠纷多次诉讼，期间并无他人主张撤销该协议或确认协议无效。因此，本院对徐燕飞关于2010年4月21日协议效力的异议不予支持。徐燕飞认为其签订2010年4月21日协议是要赎回老宅，但协议内容中无法反映该意思，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前案生效判决认为，双方就老宅处理的真实意思是房屋对外仍由两家各自享有物权，至于曾经签订过房屋买卖合同而涉及的利益平衡问题则由双方根据内部约定自行再作分配。双方2010年4月21日协议中明确徐家骏自愿将其名下评估所列各项所得均按原协议归徐家兴所有，现徐家兴的继承人按照该协议主张全部拆迁安置补偿并无不当。鉴于徐燕飞领取了拆迁安置补偿款，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后续流转、使用情况，本案以徐燕飞为被告主体身份并无不当。对于徐祥英、徐祥生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双方在2010年4月21日协议中并未约定徐家骏一方支付拆迁安置补偿的时间，徐家兴之前提起诉讼，欲通过确认老宅所有权的方式解决双方间的纠纷，属于行使物权请求权；其主张未得到法院支持后再依据卖房契约及2010年4月21日协议主张拆迁安置补偿，诉讼时效应当自前案二审裁定时间起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徐祥英、徐祥生提起本案诉讼尚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徐燕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38元，由上诉人徐燕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军芳审判员  孙楚楚审判员  郭 锐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袁丽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