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41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顾某1，女，1966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无锡市南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明君，江苏云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某2，女，1961年12月21日生，汉族，住宜兴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某3，男，1970年2月3日生，汉族，住宜兴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某，女，1972年4月5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利君，女，1970年1月6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正男，男，1967年7月26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原审第三人：宜兴市荆溪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2714928804P，住所地宜兴市宜城街道龙潭东路**。法定代表人：陈某，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顾某1因与被上诉人顾某2、顾某3、雷某以及原审第三人宜兴市荆溪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拆迁公司）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2民初1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顾某2、顾某3、雷某承担。事实和理由：房屋登记事项以买卖、赠与、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如果作为基础行为的民事法律关系有错误，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撤销的，法院应当依法判决。纵观本案，除了《宜兴市房屋拆迁置换（货币）补偿协议书》是拆迁户顾连生签字认可以外，其余材料均非顾连生签字或授权签字，不能代表顾连生的真实意愿。根据当事人陈述，顾连生的真实意愿是将诉争房产赠与孙子顾文涛，而非赠与顾某3和雷某。顾某3在整个房屋拆迁及安置过程中是主导者，其所作陈述的证明力最强。综上，顾连生生前没有处分自己的遗产，顾某1作为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其遗产。另外，第三人拆迁公司没有出庭，提供的书面证据也没有当庭举证、质证，剥夺了顾某1的诉讼权利，应当发回重审。顾某2、顾某3均同意顾某1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雷某辩称：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不动产产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受法律保护。顾某1没有理由撤销不动产登记。一审法院经严密调查、秉公执法，作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顾某1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拆迁公司未发表意见。顾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顾某1对已故父亲顾连生的原红塔乡谈家干村双中组的楼房享有三分之一的继承权；2、判令对上述房产拆迁安置后的宜城街道xx花园20幢41号706室、宜城街道xx花园15幢29号401室房屋享有三分之一的继承份额；3、诉讼费由顾某2、顾某3、雷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顾连生（2017年8月16日已故）与妻子陈义凤（1976年8月13日已故）系夫妻二人，共育有二女一子，其中大女儿顾某2、二女儿顾某1、三子顾某3。顾连生名下有坐落于宜兴市红塔乡谈家干村双中组房屋一套，房屋产权证号ＡＧ××54，建筑面积215.92平方米。2011年8月谈家干村部分地块实施城中村改造，2011年9月4日顾某3代其父顾连生与拆迁公司签订《宜兴市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置换（货币）补偿协议书》及《拆迁补偿结算单》，确认了拆迁补偿面积及各项货币补偿款。2012年6月6日顾某3代顾连生签订了《宜兴市城中村改造定购房协议书》，选定确认了拆迁安置三套房屋及车库，分别是20幢706室、14幢103室、15幢401室，以及配购车库4只（15幢2＃、8＃、10＃、20幢27＃）。2016年4月13日，上述拆迁安置房已具备办证条件，顾连生、顾某3、顾某2、顾某1、雷某一同至拆迁公司办理领取安置房凭证的相关手续。甲方拆迁公司与乙方顾连生签订了《宜兴市房屋拆迁置换（货币）补偿协议书》，其中乙方抬头处为顾连生、顾某3、顾某2三人，落款处乙方由顾连生签字。根据拆迁公司办理拆迁安置房中户主析产、分房手续的要求，顾连生、顾某2、顾某1、顾某3按要求签字递交了《宜兴市乡镇街道拆迁安置房契税审核申请表》二张，一张为申请人顾某3，调入面积174.37平方米，原被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顾连生名下谈家干王家房屋269.6平方米，拆迁安置新房xx花园20幢706（124.8平方米）、15幢401（113.91平方米）合计238.71平方米，属父母、子女间分房；另一张申请人为顾某2，调入面积95.23平方米，原被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顾连生名下谈家干王家房屋269.6平方米，拆迁安置新房xx花园14幢103室（95.23平方米），属父母、子女间分房。2016年4月21日，顾某3、雷某办理了宜城街道xx花园15幢29号401室、20幢41号706室的房屋产权证，登记为共同共有，产权证号分别为宜房权证宜城字第**、宜房房权证宜城字第**。/div>另查明：顾某3、雷某系夫妻关系，××××年××月××日登记结婚，后又于2016年4月13日补办结婚证。雷某曾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法院于2018年12月判决不准离婚。再查明：顾连生于2017年8月16日过世，未有作出书面遗嘱。审理中，第三人拆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11年9月4日、2016年4月13日的《拆迁置换（货币）补偿协议书》、《拆迁补偿结算单》、《定购房协议书》、申请人为顾某3的《拆迁安置房契税审核申请表》，并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主要写明：2011年8月谈家干村部分地块实施城中村改造，按拆迁程序其公司与顾连生先签订《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安置（货币）补偿协议书》，对原房产证（ＡＧ××54）面积进行确认，后续对该户各类补偿进行汇总并签订拆迁补偿结算单（用于选房结算过渡依据）；安置房交付后办证时，2016年4月13日签订《宜兴市房屋拆迁置换（货币）补偿协议书》，用于办理安置房凭证；该户按政策安置了xx花园20幢706室、14幢103室、15幢401室，配购车库3只（15幢2＃汽库、15幢8＃、10＃自行车库）、20幢27＃储藏室一只；该户在办理安置房房产手续时各利害继承人顾某3、顾某2、顾某1到场签字认可，其中二套20幢706室、15幢401室析产给顾某3户。雷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除从拆迁公司调取的2011年9月4日、2016年4月13日《拆迁置换（货币）补偿协议书》、《定购房协议书》、申请人为顾某3的《拆迁安置房契税审核申请表》外，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于同日递交的申请人为顾某2的《拆迁安置房契税审核申请表》。雷某称，2016年4月13日为办理领取房产房产证一事连生、顾某2、顾某1、顾某3及其共五人一并至拆迁公司，因为当时与拆迁公司经办人核实过必须要顾连生本人签字才可，当时加上顾某2和顾某3的名字，是为了将三套房屋分户析产至顾某2、顾某3名下，审核申请表上的签名与经办人核实后确认除了顾连生的签名外均为本人签字，而顾连生由于年纪大、签字困难，审核申请表需要一式五份都要签字，是由其中一名子女代为签名，但当时顾连生是在场的。对上述证据，顾某1质证表示2011年的《拆迁置换（货币）补偿协议》系顾某3代签，对2016年的补偿协议书无异议，对两张申请表没有注明签订的日期，且上面均为拆迁公司工作人员填写，都不是本人签字，包括顾连生、顾某1的签名，并称“当天我是去的，他们跟我说是去拿补偿款，所以要我父亲顾连生到场，我就去的，因为上面没有我的名字，不需要我签字，我就在外面等，他们签订的内容我不清楚”。顾某2质证表示“当时拆迁后即与父亲顾连生商量好将103房屋卖予我，为领证办税方便，就按照分房的手续来办理，所以加上了我的名字，审核申请表是2016年4月13日填写，我本人签字，顾某1也是在场的，但签名是不是顾某1本人签的不清楚”。顾某3质证表示“2016年4月13日签了审核申请表，上面字都是我自己签字的，顾连生的字是我帮他签的，顾连生当时在场，至于顾某1是不是自己签字的记不清了”。审理中，顾某3表示“为拿到拆迁安置房，我支付了拆迁公司19万多，我父亲本来想把房屋领到我儿子顾文涛名下，后来办证中心的人说不能直接领到我儿子名下，我就办理了房产证，在我们夫妻二人名下，办好后房产证一直在家中，我告诉了父亲房产证领在我与雷某名下，父亲说让我们先保管，到时候给孙子”。对此，顾某1表示“顾某3夫妻出资19万多拿房是事实，顾连生也说过房子是给孙子，我表示不同意，顾连生说总归给我住的，车库也可以住，我一直以为房屋是在孙子名下，2019年才知道在他们夫妻二人名下”。顾某2表示“对顾某3夫妻出资19万多拿房无异议，顾连生曾说过两套给孙子，2017年3月顾连生知道领证在顾某3、雷某名下后曾表示过要把证领在自己名下，不给儿媳了，当时顾某3、雷某还没闹离婚”。雷某表示“2016年4月13日当天大家都去了，也都知道是为了办证一事，当时为了领房产证夫妻二人还去补领了结婚证，顾连生是同意把房子给我们的，顾连生没有提过要把证领回来，2017年顾连生肺癌病重一直是由我歇下来亲自照料的，尽心尽力，顾连生一直叫我女儿，至其死后因顾某3的过错，我与顾某3闹离婚，顾某1才提出诉讼”。上述事实，有《拆迁置换（货币）补偿协议书》、《拆迁补偿结算单》、《定购房协议书》、《拆迁安置房契税审核申请表》、情况说明、房产证复印件、结婚证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本案中，争议的宜城街道xx花园20幢41号706室、宜城街道xx花园15幢29号401室房屋原系顾连生名下房屋拆迁安置而来，根据拆迁公司提供的拆迁安置协议、契税审核申请表、情况说明结合各当事人的陈述，足以认定2016年4月13日顾连生本人携本案双方当事人共同至拆迁公司办理涉案房屋的相关手续，虽然在涉及有析产性质的拆迁安置房契税审核申请表中顾连生的签名系由他人代签，但顾连生本人在场，且由拆迁公司工作人员在旁确认，该拆迁安置房契税审核申请表的内容应认定系顾连生的真实意思表示。顾某1诉称顾孟生、雷某将争议的二套房屋在顾连生不知情且事后没有追认的情况下登记于自己名下，从而要求对争议的两套房屋依法定继承享有继承份额，但根据当事人的当庭陈述，顾连生在顾某3、雷某于2016年4月21日办理房产证后已经知晓了权证登记情况，然直至其于2017年8月16日死亡的期间里顾连生并未作任何的书面异议要求撤销雷某房产权属登记，也未作出将房产仅赠与儿子顾某3一人或他人的补充书面意思表示，应视为顾连生对两套房产的权属登记情况不持异议。因此，原顾连生名下红塔乡谈家干村双中组的楼房已被拆迁，而对应拆迁安置后的三套房产于顾连生死亡前均已作权属登记至顾某3、雷某、顾某2名下，故原顾连生名下红塔乡谈家干村双中组的楼房及其对应的拆迁安置房产均不宜认定为顾连生的遗产，顾某1诉请要求对已故父亲顾连生的原红塔乡谈家干村双中组的楼房享有三分之一的继承权，并要求对上述房产拆迁安置后的宜城街道xx花园20幢41号706室、宜城街道xx花园15幢29号401室房屋享有三分之一的继承份额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顾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元，由顾某1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但一审判决书中所载“对此，顾某1表示……，顾连生也说过房子是给孙子，我表示不同意，……”与庭审笔录不符，顾某1原话为“说给了孙子我也没有意见，但是给顾某3一个人我不同意”。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诉争的两套拆迁安置房产权登记在顾某3、雷某夫妻名下，是否出于原产权人顾连生的真实意愿。本院认为：顾连生名下原有坐落于宜兴市红塔乡谈家干村双中组的房屋在城中村改造中被拆迁，2011年9月4日《宜兴市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置换（货币）补偿协议书》、《拆迁补偿结算单》以及2012年6月6日《宜兴市城中村改造定购房协议书》虽系顾某3代签，但协议乙方均按原产权登记列明顾连生一人为被拆迁户，而2016年4月13日办理拆迁安置房凭证过程中形成的各份材料中的乙方主体发生了变化，此种变化可以体现顾连生同意将拆迁安置房析产登记至子女名下。首先，2016年4月13日《宜兴市房屋拆迁置换（货币）补偿协议书》的乙方载明“顾连生、顾某3、顾某2”三人，并非如以往协议仅列顾连生一人为乙方，且该份协议由顾连生本人签字认可，明确体现了顾连生的真实意愿；其次，与之相配套的两份《宜兴市乡镇街道拆迁安置房契税审核申请表》，申请类型均为“父母、子女间分房”，载明原产权人顾连生，拆迁安置房中两套的申请人为顾某3、一套的申请人为顾某2，同时顾连生、顾某2、顾某1、顾某3均作为利害关系人到场确认。结合以上事实可以反映，包括原产权人顾连生及其所有子女在内，对案涉拆迁安置房在家庭内部进行分配的方案均予以同意。因此，诉争的两套拆迁安置房根据上述析产手续将产权登记到顾某3、雷某名下作为夫妻共有财产，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违背原产权人顾连生的真实意愿。房屋产权登记完成于2016年4月21日，而顾连生于2017年8月16日过世，故诉争的两套拆迁安置房不宜认定为顾连生的遗产，顾某1要求作为遗产确认其继承份额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拆迁公司系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实际等同于第三人发表的述称意见，所提交的证据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重合，无需重复质证，故一审程序并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顾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元，由顾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利娜审判员  潘晓峰审判员  仓 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蒋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