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14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邹美玲，女，198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帅，广东冠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金田路**现代国际310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844G90。法定代表人：王俊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智峰，广东财富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美玲，女，1970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力球，广东聚生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凤银，广东聚生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邹美玲、上诉人深圳市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美玲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13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邹美玲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304民初13546号判决；2.改判驳回曾美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判令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曾美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曾美玲与钜融公司签订的《融资服务（居间）合同》已明确约定36万元是作为融资成功后扣除18%的居间酬劳和服务费。《融资服务（居间）合同》是基于双方合意而签订。若曾美玲对该居间酬劳和服务费不予认可，认为该条款是钜融公司事后自行书写，则应当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但在一审过程中，曾美玲并无提供任何证据进行佐证。而一审法院在无法验证曾美玲之说法，且在认为案件存在各种疑点时就作出不利于邹美玲以及钜融公司的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其认定邹美玲和钜融公司没有退还曾美玲的5000元定金，又收取36万元风险管理金，二者有冲突，因而直接否定了36万元的居间服务费。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而枉自推断且没有证据支持就直接认定为邹美玲为曾美玲提供的居间服务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劳动成果，是错误的。再者，曾美玲在一审中计算的金额也明显与其主张不符。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就算邹美玲与钜融公司应当返还36万及利息，那么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中明确规定“要注意到，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降低实体利率水平，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此之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那么邹美玲以及钜融公司应当返还的利息计算应是以36万元为基数，2018年4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而2019年8月20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应当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未查证属实，适用法律错误，邹美玲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适用正确的法律规定，维护邹美玲的合法权益。钜融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1354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曾美玲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曾美玲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损害钜融公司权益。一审判决认定“……在获得贷款后直接留下了36万元作为服务费，对曾美玲预付的5000元订金并没有进行抵扣，同样不符合一般认识……”，该表述与事实相悖。曾美玲在贷款过程中向邹美玲借款30万元并约定利息l.5万元。该事实曾美玲亦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自认。然而该笔借款利息曾美玲仅支付1万元，另有5000元未予以支付，而系以曾美玲预付的5000元订金作抵扣，故该5000元没有转化为服务费的一部分。故钜融公司后续获得贷款后直接留下36万元作为服务费，不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钜融公司已在一审庭审中针对该项内容进行详细说明，但一审判决却对此置若罔闻，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内容前后矛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影响案件正确判决。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四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本案中，钜融公司与曾美玲签订的《融资服务(居间)合同》约定，居间酬劳及服务费为贷款总额的18%。居间酬劳及服务费均系居间报酬，其对居间报酬的负担约定明确。曾美玲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居间报酬。其次，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中最重要、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其中核心内容为“约定优先原则”。本案中，居间报酬的确定系钜融公司与曾美玲协商、合意的结果。从涉案《融资服务(居间)合同》的形式与内容来看，钜融公司与曾美玲关于居间费用如何负担的约定是各方选定且手书填写居间报酬的具体比例。该合同内容亦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应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一审判决已审理查明“由乙方所促成本次融资成功，甲方将一次性按成功发放的贷款金额或金融机构所成功批给甲方实际使用额度的18%作为居问酬劳及服务费……”。同时一审法院也已认定“曾美玲与钜融公司签订的《融资服务(居间)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由此说明，一审判决已对双方约定的该居间酬劳及服务费加以肯定，但后文却又以邹美玲和钜融公司“收取该费用没有合理的依据，曾美玲主张退还该部分费用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等对此予以质疑和否认，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置契约精神于不顾，严重损害了钜融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并未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而是凭借一审法官的主观臆断认定本案事实，严重违反了当代的法治精神。三、一审判决诸多地方有失严谨、易引争议。即便钜融公司败诉，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并未说明邹美玲、钜融公司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各自具体应承担多少，究竟是按份承担还是连带承担等。这将使得一审判决执行困难从而引发新的纠纷，违背诉讼定纷止争的目的。此外，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计算表述为“利息以36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一审判决未对利息计算方式进行分段表述的做法有失精准，且极有可能会损害钜融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擅自否认《融资服务（居间)合同》约定的居间报酬，从而支持曾美玲的诉讼请求于客观不符，于法无据，且损害钜融公司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交易秩序。钜融公司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钜融公司的上诉请求。曾美玲答辩称，邹美玲、钜融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第一，曾美玲贷款是200万元，约定的服务费也是1%，即2万元。并且贷款服务行业收费标准也就是在1%到1.5%之间。曾美玲一审提供的《贷款资金走向说明》也是邹美玲提供给曾美玲的。该说明载明的中介费用是2万元，因为原来曾美玲已经支付了0.5万元，后面再支付1.5万元，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第二，邹美玲一审提供的《融资服务（居间）合同》第二页是伪造的。因为当时邹美玲需要曾美玲签订两三份《融资服务（居间）合同》，中间内容全部是空白的。而邹美玲提供给一审法院的《融资服务（居间）合同》中间明显没有骑缝章。很明显，该证据中间涉及到居间服务费约定是邹美玲伪造的。同时，居间费高达18%，相当于贷款的五分之一，也是前所未闻的。第三，按照《融资服务（居间）合同》提供的赎楼款，每天是千分之一的利息。但赎楼公司究竟垫资了多少天，支付了多少费用，曾美玲至今不知道。按照千分之一的标准，利息应该很少，因为赎楼款只有58万元。而借款30万元有1.5万利息，相当于5分的利息，这也是存疑的地方。第四，邹美玲向曾美玲出具的贷款方案中明显36万元是风险管理金，而不是居间服务费用。居间服务费只是2万元。而且当时邹美玲、钜融公司欺骗曾美玲说“36万是银行收取的费用，在最后的还款中每个月少还几千元，把它扣下来”，所以曾美玲才同意这个方案。但是贷款下来以后，曾美玲将这个情况和银行的朋友说了，银行的朋友明确告诉曾美玲“你是拿自己的房子进行抵押贷款的，银行是不收取任何保证金的”。所以，曾美玲立即找邹美玲、钜融公司要求返还36万元，并且还向公安机关报案，只是公安机关没有立案。后来曾美玲才提起本案诉讼。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但是对关键事实曾美玲也是存疑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邹美玲、钜融公司的上诉请求。曾美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判令钜融公司、邹美玲返还36万元“风险管理金”及利息(以36万元为基数，按贷款年利率5.88%计算利息，自2018年4月3日起直至款项付清为止)；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钜融公司、邹美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6日，曾美玲（甲方）与钜融公司（乙方）签订《融资服务（居间）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办理房产抵押融资业务，拟融资贷款额度约160-200万元；由乙方所促成本次融资成功，甲方将一次性按成功发放的贷款金额或金融机构所成功批给甲方实际使用额度的18%作为居间酬劳及服务费；经过乙方预审，同意接手该融资业务后，则签订本合同。本合同签订时，甲方支付给乙方5000元作为订金。乙方开具收据（如果贷款没有成功则原款返还）。曾美玲确认其曾签署该合同，但签署时合同大部分条款属空白，该服务费的约定系钜融公司后添加进去，曾美玲未曾对该服务费标准与钜融公司达成过一致意见。而后曾美玲在钜融公司、邹美玲的协助之下，在工商银行办理了房屋抵押贷款，贷款金额为200万元，借款期限为10年。同时曾美玲指示银行将上述贷款支付至邹美玲名下账户。钜融公司称其与邹美玲在曾美玲的此笔贷款中为合同关系，由钜融公司主导，邹美玲协办。2018年4月4日，邹美玲的平安银行账户收到了曾美玲所申请的200万元贷款，其于2018年4月8日将706836元支付至曾美玲账户。曾美玲称邹美玲系将本次贷款中发生的费用如赎楼费、短期利息等以及其与钜融公司之间的其他债务用该贷款结清，并收取了曾美玲36万元“风险管理金”后将剩余的70多万元款项支付回曾美玲。曾美玲称邹美玲扣款时已经将剩余的贷款服务费1.5万元一并扣除，曾美玲已经按照约定向邹美玲支付了共2万元服务费。邹美玲确认曾美玲的贷款用于支付本次贷款所发生的其他必要费用及清偿曾美玲与钜融公司之间的债务，但曾美玲在一审庭审中就资金走向的描述有误，比如对曾美玲前述表示的服务费2万元不予认可，其只承认按合同收取了5000元定金。同时表示该36万元就是合同约定的居间服务费。而钜融公司的代理人则表示，钜融公司收取该36万元服务费有合同依据，对曾美玲陈述已支付的2万元服务费代理人不清楚。经一审法院询问，邹美玲表示36万元服务费由钜融公司收取了其中20万元，其收取了10万元，剩余6万元由介绍曾美玲办理本次贷款的介绍人收取。另查明，曾美玲在贷款前曾于邹美玲处进行咨询了解，邹美玲就曾美玲贷款的意向书写了两个方案，若贷款200万时，五年期及十年期每月还款数额的区别。该手写的两个方案中邹美玲均在该方案的后面书写了“扣除所有风险管理金36万元”。邹美玲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与本案无关，不代表合同签署双方。再查明，贷款发放后，曾美玲因该36万元与邹美玲、钜融公司发生纠纷，于2018年5月7日前往钜融公司处进行协商。钜融公司员工陈某接待曾美玲。沟通过程中，曾美玲对该36万元的收费提出质疑，陈某表示“但是就是有一些费用，确实当时可能没有说明一部分”，同时该对话中称36万元的收费稍微高了一点。陈某作为证人出庭接受了质询，其称该36万元系贷款服务费，该比例是曾美玲与客户经理之间商定的。一审法院认为，曾美玲与钜融公司签订的《融资服务（居间）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由邹美玲收取的36万元，属什么性质，双方是否对该费用达成过合意。钜融公司称该36万元即为合同约定的服务费。一审庭审时曾美玲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没有质疑，但称该合同在签订时对服务费的约定一栏并未填写，是钜融公司、邹美玲事发后自行书写。曾美玲对此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无法验证曾美玲之说法。但考虑到该合同的原件仅保留在钜融公司手中，服务费的条款是否为双方的意思表示，须结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断。首先，曾美玲在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涉案的贷款服务，邹美玲作为钜融公司的合作方，共同为曾美玲提供贷款服务。邹美玲作为具体操办人员，势必对涉案贷款的服务费有所提及，但邹美玲却在书写贷款方案时将36万元备注为“风险管理金”，该备注做何目的，无从得知。邹美玲并未作具体解释，仅称与本案无关。同时，邹美玲称该“风险管理金”的字样系应曾美玲的要求书写。邹美玲作为中介方，有责任向曾美玲展示贷款过程中的各项收费或者可能发生的支出。常理而言，必然系提供服务的一方，即邹美玲，主动向曾美玲说明并展示。但邹美玲却表述该手写字样非其自己的意思表示，是按曾美玲的要求书写，有违常理，该说法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其次，根据双方的确认，曾美玲已经先行支付了5000元的订金。根据合同的约定，在成功获得贷款后该费用理应转化为服务费的一部分。但经钜融公司、邹美玲确认，在获得贷款后直接留下了36万元作为服务费，对曾美玲预付的5000元订金并没有进行抵扣，同样不符合一般认识。钜融公司、邹美玲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若该遗漏只是“失误”，钜融公司作为专业从事贷款服务的机构，该错误亦未免“低级”。若不存在前述所称的计算错误，钜融公司和邹美玲在收取36万元时未将5000元订金计算在内，那么这两笔款项，哪笔才算是约定的服务费？再者，证人钜融公司主管陈某出庭作证时表示该36万元系服务费，但表示该费用系客户经理与客户之间商定，其对该合同设定18%的收费标准不了解。曾美玲提供的与陈某在事后进行沟通的电话录音显示，陈某表示公司对一些费用没有做好说明，同时其个人认为该收费比正常要高。结合证人的陈述以及曾美玲的证据，陈某作为公司的主管参与了公司与曾美玲发生纠纷后相互沟通的过程。但至一审庭审时证人作为公司的一名主管对本案收费的标准依然不置可否，仅回应收费比例系曾美玲与客户经理之间的约定。但该约定如何得来，业务员的行为是否代表公司的意志等等，目前仍无法厘清。以上，钜融公司、邹美玲收取的36万元属何种性质，目前而言存在不止一种说法，是否即为合同条款中的居间服务费，尚存一定的疑问。且从履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疑点，甚至前后矛盾的情况。该36万元是否为双方所协商一致的服务费，无法得出清晰的结论。最后，若该款项确实系贷款服务费，钜融公司、邹美玲作为居间方，为曾美玲提供贷款咨询等服务。钜融公司、邹美玲提供了哪些居间服务，且如何协助曾美玲取得贷款等应合理呈现给法庭。曾美玲支付贷款金额近五分之一作为居间服务的酬劳，其合理性，钜融公司、邹美玲应列证阐述。即便该服务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钜融公司、邹美玲同样需要举证对其履行义务的情况进行说明。钜融公司、邹美玲对此仅简单口头陈述曾美玲贷款存在困难，但对其说法未辅以证据说明。综上所述，本案所呈现的客观事实无法充分地解释曾美玲与钜融公司在合同中关于服务费的约定是否经双方的合意。钜融公司、邹美玲收取的36万元费用性质存疑，钜融公司、邹美玲未能合理证明该费用系彼此一致确认的服务费，亦未能从履行合同的角度阐述该费用的合理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已查证的事实，曾美玲的主张具备高度盖然性，法院依法采信曾美玲的说法。钜融公司、邹美玲收取该费用没有合理的依据，曾美玲主张退还该部分费用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法院予以支持。由于曾美玲的资金被钜融公司、邹美玲无理占有，其损失应以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钜融公司、邹美玲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曾美玲退还3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6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邹美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938元（已由曾美玲预交），由钜融公司、邹美玲负担。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曾美玲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一份《贷款资金走向说明》，载明曾美玲贷款200万元包括以下款项：1.58万元用于偿还赎楼垫付款；2.2.3164万元用于赎楼利息；3.36万元用于中介贷款公司说的银行要收的所谓“风险金”；4.1.5万元用于中介贷款公司的贷款手续费（另加开始交付的0.5万元现金押金，实收2万元）；5.30万元用于偿还2017年年底向此中介公司借的款；6.1.5万元用于2017年年底借了中介公司的30万元借款的利息（月利率5%）；其余70.6836万元为曾美玲实收贷款金额。该说明系打印件，无任何签名或盖章。曾美玲主张该说明系邹美玲向其出具的，邹美玲对此予以否认。邹美玲在二审期间主张曾美玲的贷款200万元包括以下款项：1.30万元系2018年2月2日曾美玲向钜融公司拆借的款项；2.58万元系2018年3月6日曾美玲向钜融公司所借的赎楼资金；3.36万元系居间服务合同约定的18%居间服务费；4.曾美玲58万元赎楼资金34天的利息38164元（34天赎楼利息为43164元，与曾美玲在2018年1月6日微信转账支付的5000元订金相抵扣，实收38164元）；5.1.5万元系曾美玲拆借30万元的利息；6.剩余返还给曾美玲706836元。曾美玲对此不予认可。邹美玲为此提供了平安银行《个人收付款业务回单》，以证明其向案外人邹某支付的赎楼利息金额。但该《个人收款业务回单》显示，邹美玲所主张的其向案外人邹某所支付的赎楼款58万元34天的利息仅为9860元。邹美玲主张其向曾美玲收取的利息43164元与其向案外人邹某支付的利息9860元之间的差额系其作为居间方收取的利息差。邹美玲还主张其与曾美玲协商同意按照日千分之二点一九的标准计算赎楼款58万元的利息。曾美玲否认其曾同意该利息标准，主张其仅是同意按照其与钜融公司签订的《融资服务（居间）合同》中约定的日千分之一的标准支付赎楼款利息。钜融公司认可邹美玲所主张的涉案贷款200万元的资金走向说明。再查明，经核查钜融公司与曾美玲签订的《融资服务（居间）合同》原件，双方关于居间酬劳及服务费标准的约定系合同第四条第（三）项，该内容与合同首页系同一页的正反两面；且与该项内容在同一面的第四条第（二）项第5点预付金栏及第四条第（四）项订金金额栏的修改处均有曾美玲签名及捺指印；第四条空白处均有“/”,而有关居间酬劳及服务费标准的条款处并无涂改痕迹。曾美玲在二审庭审调查时认为该《融资服务（居间）合同》有关居间酬劳及服务费标准的合同页系钜融公司事后伪造偷换，申请对该合同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曾美玲与钜融公司签订的《融资服务（居间）合同》中关于居间酬劳和服务费标准的条款与合同首页系同一页纸的正反两面，在该条款的同面亦有曾美玲签名捺印的内容，故该合同相关内容存在伪造偷换的可能性极低，且该条款内容并无涂改痕迹。因此，曾美玲申请对该合同进行鉴定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在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存在以下争议焦点：第一，曾美玲与钜融公司、邹美玲之间的法律关系。曾美玲与钜融公司签订了《融资服务（居间）合同》，约定由曾美玲委托钜融公司办理房产抵押融资业务。根据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钜融公司仅是为曾美玲设计贷款方案、协助办理贷款手续、跟踪审批流程、促成贷款工作；且双方约定的居间酬劳及服务费也是以钜融公司促成融资成功为前提。因此，曾美玲与钜融公司之间基于该合同建立的是居间合同关系。一审认定本案是委托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曾美玲与邹美玲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各方当事人都认可邹美玲实际参与了为曾美玲提供融资服务的过程，且为曾美玲书写贷款方案的是邹美玲，所贷款项亦发放至邹美玲名下账户，就相关贷款款项走向进行说明的也是邹美玲，邹美玲亦依据曾美玲与钜融公司签订的《融资服务（居间）合同》，分得了部分居间酬劳和服务费。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邹美玲系履行职务行为的情况下，应认定邹美玲亦加入了曾美玲与钜融公司建立的居间合同关系之中。邹美玲与钜融公司系共同居间人，其应共同对曾美玲承担居间人的相应责任。第二，曾美玲是否有权要求钜融公司、邹美玲退还36万元并支付利息。曾美玲虽主张钜融公司提交的《融资服务（居间）合同》中有关居间酬劳及服务费的约定系钜融公司事后伪造替换的，但经本院核查该合同原件，该条款存在伪造替换的可能性极低。曾美玲又主张其在签署该合同时有关居间酬劳及服务费的约定内容系空白的，系钜融公司事后添加。但该合同有关费用的条款中空白之处均以“／”删除，而有关居间酬劳及服务费内容并无“／”,亦无涂改痕迹。曾美玲对其该项主张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但本院综合考虑下列因素，认定曾美玲在签署该合同时对于居间酬劳及服务费标准为成功发放贷款金额18%的条款存在重大误解：首先，邹美玲在为曾美玲讲解贷款方案时将贷款200万元的18%，即36万元明确为风险管理金，而未明确系向邹美玲或钜融公司支付的居间酬金及服务费。邹美玲在一审期间主张其将36万元作为风险管理金系按照曾美玲的要求所为，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邹美玲和钜融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与曾美玲签署《融资服务（居间）合同》时或向曾美玲转付706836元时，曾明确告知曾美玲其获得的贷款200万元的资金走向，也无证据显示曾美玲曾认可邹美玲所主张的资金走向。再次，在邹美玲主张的涉案200万元贷款资金走向中，其对于曾美玲所借赎楼款58万元34天的利息说明，既不符合曾美玲与钜融公司所签订的《融资服务（居间）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也没有证据证明曾美玲曾同意按其主张的利息标准支付利息，更超出了民间借贷可约定利息标准的最高限度。故邹美玲对于该利息部分的说明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邹美玲和钜融公司均未能进行合理解释。最后，邹美玲和钜融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曾美玲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存在不同寻常的困难或障碍，也未说明其为曾美玲获取涉案贷款作出了哪些特殊的努力或劳动。在此情形下，钜融公司和邹美玲向曾美玲收取贷款总额近五分之一金额的居间酬劳和服务费，明显高于同行业一般标准。钜融公司的主管陈某在与曾美玲沟通中也承认该收费标准高了一点。而无论是钜融公司及其主管陈某，还是邹美玲，均未能就其收取如此高额居间酬劳和服务费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说明。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为，曾美玲关于其在签署《融资服务（居间）合同》时对于该合同中关于贷款总额18%即36万元的约定错误理解为是银行收取的风险管理金的主张较为可信。由此，本院认为，曾美玲对于《融资服务（居间）合同》中关于居间酬劳和服务费的条款存在重大误解，其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要求变更或撤销。曾美玲于2018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钜融公司和邹美玲退还依据该条款所收取的居间酬劳和服务费，应视为其要求行使撤销变更权，且未超出法定的撤销变更权行使期限，本院予以支持。曾美玲认可其同意向钜融公司和邹美玲支付居间酬劳和服务费2万元，钜融公司和邹美玲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标准明显低于行业标准或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故本院认定曾美玲要求将《融资服务（居间）合同》第四条第（三）项变更为2万元。而邹美玲所扣取的曾美玲所借58万元赎楼款利息明显超出年利率36%的法定最高限额。本院根据法定标准核算后，抵扣曾美玲应向钜融公司和邹美玲支付的借款、利息及居间酬劳和服务费，邹美玲和钜融公司实际应向曾美玲退还的金额超过了曾美玲所主张的36万元，故本院对曾美玲要求退还36万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因邹美玲与钜融公司占有曾美玲的36万元没有合法依据，其还应支付相应的利息。一审确定的利息起算日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由于201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故此后邹美玲和钜融公司应支付的利息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未予分段确定存在不精确之处，本院对该点予以纠正。第三，邹美玲与钜融公司之间的责任分担问题。据本院前述认定，邹美玲与钜融公司作为共同居间人与曾美玲建立了居间服务合同关系。邹美玲和钜融公司应当共同承担向曾美玲退还36万元及支付利息的义务。但邹美玲与钜融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应处理。邹美玲与钜融公司如对此存在争议，可另行法律途径解决。综上，钜融公司和邹美玲的上诉理由中均有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部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135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135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深圳市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邹美玲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曾美玲退还36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以3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4月4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400元，由上诉人邹美玲承担670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担6700元（上述费用上诉人邹美玲和深圳市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曾牧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