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04民初2465号原告：黄小东，男，197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遂溪县**********。公民身份号码：440************634。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琼，广东敏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詹春霞，女，198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遂溪县**********。公民身份号码：440************922。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雪勤，广东正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剑雄，广东正拓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安乐，男，汉族，1975年11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公民身份号码：440************535。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英，女，汉族，1975年9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公民身份号码：440************527。系李安乐之妻。原告黄小东与被告詹春霞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了第三人李安乐参加诉讼，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小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琼，被告詹春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雪勤、姚剑雄，第三人李安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一、被告詹春霞向原告黄小东返还合伙投资款36万元；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占用合伙投资款36万元的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7年10月10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6月9日为57,600元）；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告詹春霞是原告妻子的堂妹。2017年7月，被告找到原告称其在一家幼儿园工作，现在幼儿园正在扩大经营赶在9月份装修好开学，发展会很好。她跟幼儿园园长争取到了入股合伙经营的机会，她投100万元，问原告要不要投资幼儿园。由于原告对幼儿园的经营不了解，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后来，被告多次找原告说经营幼儿园的前景很好，原告相信被告说的是真实的，想尽办法筹集资金。原告把自己唯一的一套住房低价出售筹得20多万元，原告父亲将家里的牛买掉得近1万元，原告另向亲戚借款10万元，筹集到了35万元。2017年8月21日，原告按被告的要求将34万元投资款分两笔（一笔22万元，一笔12万元）转入被告的银行账户，另外1万元以现金方式交给被告，一共向原告支付了35万元。2018年7月中旬，被告对原告称因幼儿园资金紧张，幼儿园租房租金还差13,720元，让原告先付这个费用，算作入股押金，分红时一并退给原告。原告向被告支付了13,720元，后被告于2018年7月20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收据，注明该款为金太阳幼儿园17.15%入股押金。因此，原告一共向被告支付了363,720元。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于2017年10月10日与原告签订了《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了合作经营幼儿园的名称即金太阳华云亲子园；第二条约定甲方即被告原有经营中幼儿园49%的股份经双方同意约100万元，乙方即原告以35万元的价格购买17.15%的股份；第三条约定了利润分配分担方法。协议中约定原告以35万元的价格向被告购买17.15%的股份，原告已于2017年8月21日实际支付被告。原告出资后，由于被告一直没有按协议约定每月15号前总结一次幼儿园财务状况，亦未按协议约定每年终分红一次。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告知幼儿园的财务状况及要求分红。但被告总是以幼儿园还没办结算，太忙、未进行过分红为由，一直没向原告告知幼儿园的财务状况，也没有向原告进行任何分红。之后，被告介绍原告为幼儿园扩大经营的场所装饰装修工程的水电工作，日常维护。由此，原告认识了幼儿园的园长李红英，及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李安乐。2019年5月，李红英用微信问原告是不是从詹春霞处转让了股份的事。直到2020年5月2日因疫情，房东催交房租影响等各种原因，被告与李园长情绪不好，原告与李园长通电话之中得知被告根本未向幼儿园投资100万元，被告是前后分两次共支付了46万出资款，还不够49万（即49%），并说詹春霞根本无权单方转让其股份。根据李园长的说法，证明了被告投资到幼儿园的45万元，其中的36.372万元（35万元+13,720元）是原告给的，另外还有9万是被告的小姨出资。因此，被告其实只出资非常少，且没有出资到位。詹春霞转让给原告的所谓“股份”是虚高了一倍以上的股权价值转让给原告的，由于詹春霞是违反他们之间的合作协议约定转让股权，同时詹春霞还存在私自收费等问题，詹春霞的合作协议及在幼儿园的职务已于2019年5月9日已被解除，詹春霞签字同意了解除合同协议。李安乐向原告出示了其与詹春霞2017年9月1日签订的《幼儿园股份转让合作协议》及2019年5月9日双方签署的《解除协议通知》。此时，原告才知道被告2017年7、8月鼓动原告进行的投资是场骗局，2017年8月被告收取原告股权转让款时，被告对幼儿园根本就不享有股权，事后被告与李安乐签订了《幼儿园股份转让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幼儿园评估价为100万元，被告以49万元购买幼儿园49%的经营权（不是股权），即被告对幼儿园从始自终就不享有股份。被告于2017年10月10日与原告签订的《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却约定被告经营中的幼儿园49%的股份按100万作价，原告以35万元价格购买17.15%的股份（不是经营权）。且根据被告与李安乐签订了《幼儿园股份转让合作协议》第三章第一条第1点、第5点、第6点的约定。即转让个人股份必须经共同投资人另一方同意，双方不得私自转让或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如双方需要转让其股份时，在同等条件下，另一方有优先受让权的权利。两份合作协议签订时间只相差40天，被告却把经营权的评估价在其向原告转让所谓的股份时虚高一倍收取原告的投资款，被告在明知不能单方转让股份的情况下，在签订协议40天后未经其原合作另一方的同意私自转让股份，并且被告也未将其17.15%的股份转让给了原告的事实告知李安乐，这使得原告事实上根本成不了幼儿园的股东，更不可能享有作为股权应有权利。被告根本无法享有投资后应有的权利，且在被告的合作协议被解除后也没有告知原告，一直欺骗原告。由于被告在收取原告投资款时其尚未取得幼儿园股权或经营权，事实上其取得经营权，由于其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若转让股份必须经另一方投资人同意，另一方投资人享有优先购买权，被告未另一方投资人的同意，其单方私自转让股份，被另一方投资人以违反合作协议为由解除了合作协议。被告还虚构49%的股份价值100万元的事实与原告签订股份转让的合作协议。被告的行为属于严重的欺诈行为，导致原告的投资购买幼儿园被告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被告的行为严重地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由于被告与原告签认的《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依法属于无效合同。由此，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投资款36万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由于原告跟被告就退还款项的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被告仅向原告退还了所谓入股押金中的3720元，原告只好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其诉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2.《幼儿园股份转让合作协议》；3.原告向被告付款的银行转账记录；4.《收据》；5.《解除协议通知》。被告詹春霞提出如下答辩意见：（一）事实方面。原告自入伙亲子园以来知悉和清楚亲子园的经营状况，因不想承担亲子园受疫情影响而产生亏损的商业风险，遂提起本案诉讼。金太阳华云亲子园是珠海市金太阳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经营的经济实体，珠海市金太阳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是第三人李安乐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8月初，李安乐向被告推介入伙金太阳华云亲子园项目，即以49万元的对价受让李安乐持有的49%份额。同段时间，被告向原告介绍了该投资项目，原告也表示有兴趣，并同意以35万元受让17.15%的份额，但原告不愿意直接参与亲子园的任何经营，遂同意挂在被告名下。同年8月21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4万元，现金支付1万元，合计支付35万元。8月25日，被告向李安乐的妻子李红英转账30万元。9月1日，被告和李安乐签订《幼儿园股份转让合作协议》，约定被告以49万元购买李安乐持有的亲子园49%份额。合同第二条第4点约定幼儿园现在扩大经营，需要投入的资金按股权比例进行投资。签订合同后，被告于9月13日再次向李红英转账13万元、现金支付3万元，合计支付对价46万元。剩余3万元，被告和李安乐双方同意在日后的分红中抵扣补足。10月1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以35万元购买被告持有的亲子园17.15%份额。合同第二条第3点约定幼儿园现在扩大经营，需要投入的资金按股权比例进行投资。第三条第1点约定幼儿园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股份比例进行。被告入伙金太阳华云亲子园项目后，李安乐是亲子园园长，李红英担任出纳，被告担任辅导老师。原告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亲子园的经营，但通过李安乐和被告，也清楚知道亲子园的状况。2017年台风“天鸽”过后，李安乐决定对亲子园进行扩大经营，为此需要资金对亲子园进行扩建装修。2018年3月经装修工程结算，装修总投入347,757元。根据合同约定，该装修款应当由李安乐、原告和被告另行出资。但经三人协商一致，该装修款由李安乐先行垫付，在日后的分红中优先抵扣补足。因此，李安乐没有向被告收取装修款，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收取装修款。2018年11月29日，李红英向被告出示年度结算状况，装修总投入347,757元由李安乐垫付。被告按比例应负担170,400元，加上尚欠李安乐的转让款3万元，共欠200,400元。2017年9月至2018年10月亲子园总利润71,471元，被告按比例应分配35,021元，分红款先用于抵扣欠款部分。即截至2018年11月29日，被告尚欠装修款165,379元（未出资金额）。2019年11月27日，李红英向被告出示年度结算情况，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总利润40,889元，被告按比例应分配20,036元，分红款先用于抵扣欠款部分。即截止2019年11月27日被告尚欠装修款145,343元（未出资金额）。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亲子园没有招生，没有经济收入，经营陷入困难。3月份，李安乐提出将幼儿园整体转让出去，但至今没有人接手。4月底，李红英告知被告，亲子园承租房屋的业主催缴房租，资金需求为20万元，因李安乐已垫付了装修款且资金紧张，遂要求被告先行筹资20万元用于交房租。被告为此四处奔波筹资，但始终没有筹到款。同时段，原告也在和李安乐、李红英协商将被告的全部份额转让给原告，并让原告介入亲子园经营。2020年5月7日，李红英向被告发来通知函，要求被告再次融资34.3万元，补足尚欠的145,343元，合计488,343元。同日，原告自行和李安乐、李红英对账，并将结算情况发给被告。结算情况显示，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合计亏损417,783元，原告按比例分担应负担150,402元，装修欠款145,343元，原告按比例负担106,783元。2020年5月9日，李安乐、李红英、原告和其配偶约被告到亲子园协商份额转让事宜。协商的结果是，被告和李安乐解除合同，原告和李安乐另行签订协议，由原告接手被告全部份额。李安乐和原告拿出事先拟好的《解除协议通知》让被告签字，落款时间实际上是2020年5月9日，而非2019年5月9日。2020年5月28日，原告告知被告，李安乐反悔不愿意和原告签订新的入伙合同，又不想承担亲子园的亏损，遂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36万元。综上，从亲子园的实际经营情况看，自原、被告入伙亲子园后，亲子园2018、2019年度是有盈利的，但不足以收回装修投入成本。2020年因受疫情影响，更是亏损严重。自入伙以来，被告也从来没有领取过亲子园的分红，只是一味地听李安乐、李红英说亲子园亏损，并一再被要求追加投资。原告自入伙亲子园以来知悉和清楚亲子园的经营状况，并在2020年5月9日接手被告的全部份额，但后因不想承担亲子园受疫情影响而产生亏损的商业风险，遂提起本案诉讼。（二）《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不存在欺诈等可撤销情形，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原告主张返还合伙投资款，不符合合同约定，无法律和事实依据。首先，《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是原、被告双方充分协商一致的结果，至于原告对被告享有的亲子园份额的估值存在溢价，是基于原告自身对亲子园巿场价值的预估。现实商业生活中，股权转让存在溢价转让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足以认定签订合同过程中被告存在欺诈行为。而且，被告和李安乐签订《幼儿园股份转让合作协议》时，对亲子园整体估值约100万元，也是在李安乐没有向被告提供任何财务报表的情况下所作的价值预估。如果说，原、被告对亲子园的估值是被告欺诈原告，那么，被告也是因为受李安乐欺诈。其次，《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约定幼儿园利润分配、亏损分担均按照股份比例进行，没有约定原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不承担任何商业风险将全部转让款返还给原告。至于原告所称被告未经李安乐同意将份额转让给被告，《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为无效合同。被告认为和李安乐签订的《幼儿园股份转让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仅约束被告和李安乐，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也不会产生溢出效力，影响到其他合同的效力。如果李安乐认为被告转让合伙份额的行为损害其优先购买权，也应当是李安乐主张权利而非原告。再次，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是作为受让被告享有的亲子园17.15%份额的对价，该款项被告已全部支付给李安乐。实际上，被告和原告一样，自从入伙亲子园以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分红，只是被李安乐一再地要求追加投资。2020年5月9日李安乐、原告和被告均协商一致，由原告和李安乐另行签订合同接手被告的全部份额，那么，原告应当向李安乐主张返还对价，而非向被告主张。最后，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合伙协议纠纷，而非民间借贷，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金额和年利率6%没有任何法律或合同依据。本案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且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已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变更为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2张；2.李红英和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3.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4.李红英提供的亲子园账目图片。第三人提出如下答辩意见：（一）事实方面。被告詹春霞私下高价转让股份给原告黄小东是在李安乐不知情的情况下转让，并且没有经过李安乐的同意而私自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第二十五条规定：“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其行为无效，由此给善意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由行为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在合作协议期间，私自开拼音班收取学生学费、租赁员工宿舍骗取每月租金差额300元、骗取老师们的水电费，以上行为，已严重违法股东协议、侵害股东利益以及违反一名教师的职业道德操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七条规定：“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请求认定詹春霞与黄小东私下签署的合约与李安乐无关，詹春霞所有行为应当由她自己负责承担。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解除协议通知》。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李安乐系珠海市金太阳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一人股东，由李安乐负责经营该公司在本市金湾区运营金太阳华云亲子园，李安乐任园长，其妻李红英任会计。2017年8月初，李安乐经与被告詹春霞协商，同意詹春霞出资49万元受让李安乐持有的该亲子园49%股份，合伙经营金太阳华云亲子园。詹春霞向原告黄小东推介亲子园项目，吸引黄小东参与投资，双方约定由黄小东出资35万元受让詹春霞所持有的亲子园17.15%的股份，但黄小东并不参与亲子园经营活动。同年8月21日，黄小东将筹集到的资金通过银行向詹春霞转账34万元，用现金支付1万元，合计支付35万元。8月25日，詹春霞将从黄小东处获得的资金向李红英转账30万元，并于9月1日和李安乐签订了《幼儿园股份转让合作协议》，约定：1.双方同意李安乐经营的该亲子园评估价值100万元，詹春霞以49万元购买亲子园49%的经营权，李安乐占51%股权，詹春霞占49%股权；2.扩大经营所需资金按比例进行投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股份比例进行；3.双方有权随时查看账目了解亲子园财务状况，每年年终分红一次；4.双方有下列事务须经另一方同意：转让个人股份；双方不得私自转让或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双方需要转让股份时，同等条件下，另一方有优先受让的权利；严禁借用幼儿园名誉从事个人经营或有损幼儿园名誉的事情；等等。签订合同后，詹春霞又筹集部分资金，连同黄小东出资剩余部分，于9月13日又向李红英转账13万元、现金支付3万元，合计支付46万元。剩余3万元，詹春霞和李安乐同意在日后的分红中抵扣补足。詹春霞作为该亲子园老师共同参与经营活动。2017年10月10日，原告黄小东与被告詹春霞签订了《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约定：詹春霞原有经营的金太阳华云亲子园49%的股份双方同意约为100万元，黄小东以35万元购买17.15%的股份；幼儿园现在扩大经营，需要投入的资金按股权比例进行投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股份比例进行；幼儿园账目对股东公开透明，每月15号前总结一次幼儿园财务状况，每年终分红一次；双方不得私自转让或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等等。此后，第三人李安乐决定对亲子园进行扩大经营，至2018年3月装修工程经结算，总投入资金为347,757元。根据合同约定，该装修款应当由李安乐、詹春霞出资，但詹春霞因没有资金，双方协商该装修款先由李安乐垫付，詹春霞出资部分在日后的分红中优先抵扣补足。2018年7月，被告对原告称亲子园资金紧张，尚欠房租款，让原告先付部分作入股押金，分红时一并退给原告。原告便向被告又支付了13,720元，被告于7月20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收据，注明该款为17.15%入股押金。2018年11月29日，李红英曾向被告出示当年年度结算状况，显示：1.装修资金347,757元，詹春霞按比例应负担170,400元，加上尚欠股份转让款3万元，共欠200,400元；2.2017年9月至2018年10月亲子园总利润71,471元，詹春霞按比例应分配35,021元，但应用于抵扣欠款部分3.经抵扣后，詹春霞尚欠应出资金额165,379元。2019年11月27日，李红英又向被告出示当年年度结算情况，显示：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总利润40,889元，被告按比例应分配20,036元，但应先用于抵扣欠款部分；经抵扣后，詹春霞尚欠应出资款145,343元。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亲子园没有招生，经营陷入困难。到5月7日，李红英向詹春霞发出《金太阳股东通知函》，列明当年已亏损51万余元，筹资70万元，要求詹春霞按其份额筹集343,000元，要求詹春霞补足尚欠的145,343元，并继续融资。同时，李红英从原告黄小东处获知詹春霞擅自对外转让股份，黄小东才知道詹春霞无权单方对外转让股份。原告黄小东和李安乐、李红英进行对账，并将结算情况发给被告，结算情况显示：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亲子园共亏损417,783元；被告此前经抵扣后的装修欠款为145,343元。此时，原、被告曾有与第三人李安乐协商由原告承接被告股份，参与亲子园经营，但未能达成协议。2020年5月9日，李安乐向詹春霞发出《解除协议通知》，当中声称：你（詹春霞）私自将股份高价转让，严重违反合作协议；经营过程中私自拼音班收取学费；私自收取员工宿舍租金差价；骗取教师宿舍水电费。现正式发函解除你的合作协议和解除一切职位。被告詹春霞签名并签署意见“同意解除合同”。事后，被告向原告退还了入股押金中的3720元。对于原告黄小东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亲子园的事实，原告和第三人均予否认，只是称詹春霞介绍原告为亲子园做过一些水电维修。但被告詹春霞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曾在2020年1月要求带小孩去亲子园；4月30日，詹春霞曾告知原告被李红英催筹资，黄小东还询问“她准备把幼儿园顶出去？”到5月初，黄小东也知晓幼儿园资金困难之事，并因此与李红英核对过账目。5月15日，詹春霞称“那天在办公室是你们自己答应接手这49股的所有事情的啊，还让我立刻和李生解除合同，你们重新跟李生签合同的”，黄小东回复“还未签”。5月28日，黄小东称“她们现在不肯跟我签合同？”詹春霞称：“当初就是说为了保证你利益我才签那份协议”。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当庭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被告詹春霞与第三人李安乐之间通过签订《幼儿园股份转让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合伙经营涉案亲子园，属于自然人合伙关系。本案原告黄小东与被告詹春霞之间的争议主要在于二人之间及二人与第三人李安乐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及处理。据此，根据现已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本案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原告黄小东是否属于被告詹春霞与第三人李安乐构成共同合伙的的问题。根据詹春霞与李安乐签订的《幼儿园股份转让合作协议》中约定：双方有下列事务须经另一方同意：转让个人股份；双方不得私自转让或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双方需要转让股份时，同等条件下，另一方有优先受让的权利。而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詹春霞向黄小东转让该股份一事从未向李安乐予以告知。直至2020年5月，第三人才知悉原、被告转让股权一事，但并未予以追认，相反却以此为由解除了与被告詹春霞的《幼儿园股份转让合作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因此，原、被告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是未经第三人同意或追认的，该股份转让不能对第三人李安乐产生法律效力，即原告黄小东并非属于被告詹春霞与第三人李安乐涉案亲子园合伙事务中的共同合伙人。（二）原告黄小东与被告詹春霞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虽然原告黄小东不属于詹春霞与李安乐涉案亲子园合伙事务中的共同合伙人，但其与詹春霞签订了《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约定黄小东出资购买詹春霞在该亲子园所占49%股份中的17.15%股份，此系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此种情形属于原告对被告所参与经营的亲子园合伙事务进行出资，分享其经营所产生利益，但不在有关合伙协议、登记中记明自己为合伙人的特种合伙。双方亦应受该协议内容所约束，不能因该协议对第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而否定原、被告之间内部合伙关系的认定。因此，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签订的该《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内容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原、被告之间特种合伙关系的处理后果。首先，原、被告双方约定黄小东出资购买的是詹春霞在亲子园所占49%股份中的17.15%股份，而詹春霞事实上与第三人签订《幼儿园股份转让合作协议》中约定该亲子园评估价值为100万元，詹春霞的49%股权实际出资为49万元。由于詹春霞并未实际出资，其隐瞒亲子园评估价值，并利用信息的不对称骗取原告信任，错误地认为亲子园评估价值200万元及被告49%股权价值为100万元，从而让原告认为参股出资为35万元。可以认定，被告詹春霞存在欺诈行为，事实上也达到其个人实际上并未向第三人实际出资的目的。因此，不能以原、被告双方系自愿协商而认定詹春霞所持49%的股份价值为100万元。按照该亲子园评估价值为100万元计算，原告出资参与被告49%股份的17.15%则应认定为171,500元（17.15%×100万元），即原告对被告在亲子园股份价值49万元应分担的盈亏分配比例为171,500元÷49万元=35%。（四）原告是否应承担亲子园亏损后果责任的问题。由于原、被告双方在《幼儿园股份合作协议》中约定“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股份比例进行”。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原告对于亲子园合伙过程中的亏损仍应承担相应的分担义务。对于亲子园亏损的事实，由于被告詹春霞参与经营活动，并与第三人之妻李红英逐月逐年核对账目，对参与亲子园合伙经营的盈亏情况完全知情；也有证据显示原告完全具备了解亲子园经营情况的条件，并于2020年5月也曾与第三人一方进行对账。根据对账结果，显示至2020年5月9日被告与第三人之间解除合伙关系时：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亲子园共亏损417,783元；被告此前经抵扣后的装修欠款为145,343元。由于原、被告都查看过第三人提供的相关记账凭证，该对账结果真实有效。被告詹春霞对其与第三人合伙期间产生的亏损理应共同承担，故，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亲子园共亏损417,783元，按詹春霞所占份额比例49%计算，其应承担的损失金额为417,783元×49%=204,713.67元，连同其此前应承担的亏损金额145,343元，共计350,056.67元（204,713.67元+145,343元）。按原告应承担的分配比例计算，原告应承担亏损金额为：35%×350,056.67元=122,519.83元。连同原告入股时已出资的金额171,500元，共计294,019.83元。现因原告已向被告实际支付36万元，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多收取的360,000-294,019.83元=65,980.17元。对于该款被被告无故占有，其理应向原告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但因2020年5月9日之前，原、被告属在共同合伙期间，并未对合伙事务进行过清算。从2020年5月9日被告与第三人协商同意解除了《幼儿园股份转让合作协议》，此时间应认定为被告与第三人退伙的时间。在此时间后的2020年5月10日起，被告应向原告返还以上多收取的合伙款65,980.17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的1.5倍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原告请求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詹春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黄小东返还合伙款65,980.17元；二、被告詹春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黄小东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以欠款65,980.17元为本金，从2020年5月1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的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黄小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782元、保全费2320元，共计6102元，原告黄小东负担5114元，被告詹春霞负担98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曾 剑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 帆书 记 员  袁嘉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