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13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威，男，1984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茂，湖北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成绩，男，1966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志，男，195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系被上诉人兄弟。上诉人王威因与被上诉人李成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2020）鄂1083民初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威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茂，被上诉人李成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威的上诉请求：1.撤销洪湖市人民法院(2020)鄂1083民初462号民事判决,依照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予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程序违法。上诉人起诉后，被上诉人并未在法律规定时间内提交答辩状,更未依举证规则的规定提交证据，只是在一审庭审口头答辩和陈述时,否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并辩称是以当天出售给白沙洲市场的鱼款支付的房款和农场承包款,但并未提交证据。在此情形下,上诉人向法庭口头提出申请,请求法庭庭后向白沙洲市场调查其出售鲜鱼情况和向农场交纳承包费的情况。法庭对上诉人的申请未置可否,更未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证据以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道理很简单,此时举证责任已经发生转移。一审庭后,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庭上陈述的线索,自行到白沙洲更兴鱼行,调查获得了其卖鱼的码单和结算单,随后将该证据作为补充证据提交给原审法院,请求对获得的新证据进行质证，但原审法院却以闭庭为由不组织质证。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是在一审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以支持自己的抗辩理由的情况下,依据被上诉人庭上的抗辩事由收集证据并要求原审法院重新组织双方质证,符合举证规则规定。再则，从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有利于化解矛盾,减少当事人诉累的原则出发,原审也应组织双方进行质证。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庭审笔录第5页第4自然段倒数第1行记载“房款的钱是用花鲢、鲫鱼等杂鱼卖的钱支付的,并不是把所有的鱼卖给了原告”对此回答,审判长对被上诉人进行了询问,该笔录第5页倒数第一自然段是这样记载的。“审:当时你除了卖鱼给原告外,还卖给谁了?被:花鲢、鲫鱼、鮰鱼等杂鱼是我当天自己拉到汉口去卖的。审:谁先走的?被:当天原告先走的,我后走的。审:在哪里卖的?被:武汉白沙洲更兴鱼行,老板叫万银伟,是二分厂的人。审:卖了多少钱?被:卖了3、4万元。”既然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抗辩有疑问,而询问了被上诉人的相关情况,原审法院就有责任对被上诉人上述回答的真实性予以查明,但原审法院未予查明，而在上诉人调查获得的证据与被上诉人的回答相去甚远的情况下,理应进一步查明案情事实真相。从上诉人提交的补充证据一可知:1、被上诉人卖给白沙洲“更兴鱼行”的鱼款总额为15300元,说明被上诉人在庭上陈述卖给“更兴鱼行”总价款3-4万元是假话,那么被上诉人为何作虚假陈述，目的很明显。2、卖给“更兴鱼行”的草鱼单价3元/斤,而上诉人在被上诉人鱼池上调的草鱼单价3.8元/斤,可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答辩时却声称卖给上诉人草鱼单价是4.8元/斤,这也进一步说明被上诉人在做虚假陈述。可是,原审法院对此却视而不见,仅以上诉人在举证阶段提交的三份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告证明被告次日支付房款3万元,该款来源于此前给付的现金54100元,原告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而驳回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这是典型的认定事实错误。综上,特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予以改判。李成绩辩称,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王威(原审原告)与被上诉人李成绩(原审被告)在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中,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经营活动中纯属强买强卖,不择手段为了赚钱,在销售饲料中采取格式借支单,只填写数量,不写单价金额,结账时单方填写金额,价格高于当时约定价格。由于被上诉人当时的忽略,盲目的在借支单上签名,在购买被上诉人鲜鱼时,只是双方记载吊鱼码单,鱼吊完后,既没在码单上签字,也没有出具结算欠条,为此事后双方结算时产生纠纷。根据被上诉人计算,用鱼款抵饲料款,上诉人应返给我部分款,而最后一审法院判令我还支付给上诉人7960元,一审法院判决的依据全部都是按上诉人所说的,认为我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算是我花钱买了一个教训，为此本人认为一审法院凭证据判案是正确的,因此我服从判决没有提起上诉。二、关于上诉人提出2019年3月22日吊鱼时付给我现金54000元,这是天大的笑话,根本没有此事。上诉人以高价格卖出,以低价格买进,其手段可恶,反而说已支付现金54000元进行诈取,被上诉人确实忍无可忍,实在难以接受。其理由:1、被上诉人欠上诉人饲料款,上诉人不能返还被上诉人大额现金。2、上诉人说我收到这笔还的钱交了税费及购房款,以此证明其给付的54000元,此说法不成立。我是2018年12月9日交的分场税费,有交款收据作证；2019年3月22日交购房款30000元,资金来源是2019年3月22日在农业银行取款10000元现金；自己销售鲜鱼15300元,加上手中现金4700元后交的购房款。此笔购房款根本与上诉人的说法无关。3、关于一审的调查笔录上所说,问我在渔行卖了多少钱的鱼,我当时说大约卖了3至4万元钱,我没有说错。有我两次销鱼的码单，第一次15300元,第二次27150元,合计42450元,这与上诉人毫无关系。为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54000元现金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足而未予采信,一审法院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提起上诉毫无道理,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偿还欠款152，1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偿付下欠饲料款62，210元。一审查明事实：原告王威系饲料供应商，被告李成绩分别于2018年5月17日、6月14日、7月10日、7月27日、8月6日、8月17日、8月30日、9月11日、9月23日、10月5日、10月18日16次赊购原告饲料2吨、4吨、2吨、2吨、2吨、2吨、2吨、1吨、3吨、2吨、3吨、3吨、1吨、4吨、4吨、4吨，合计39吨，饲料款分别为7，800元、20，000元、7，800元、9,660元、10,000元、7，800元、7,800元、4，000元、11,700元、10,000元、11,700元、11,700元、4,000元、15,200元、15,200元、15,200元，合计169，560元。被告先后两次向原告出售鲜鱼，原告二次代被告支付小工工资各2，000元。双方均认可饲料款与鱼款互相抵扣。另查明，2019年3月22日，被告支付的房款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对鲜鱼的规格、品种及部分鲜鱼数量无异议，被告对饲料数量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鲜鱼的数量和价格如何确定；二、饲料的价格如何确定；三、原告是否给付被告现金54，100元？一、关于鲜鱼的数量和价格，原、被告对鲜鱼的规格、品种无异议，被告二次向原告出售鲜鱼，双方均派人记有码单，但双方均未在对方码单上签字确认，亦未注明价格，现双方对2018年9月1日出售的大草鱼、2019年3月21日出售的大草鱼、白鲢数量及价格产生争议，应由出卖人即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被告举证不能的情况下，本院采信原告的自认，即2018年9月1日大草鱼2，004斤×4.7元/斤=9，418.80元，2019年3月21日大草鱼19，781斤×3.8元/斤=75，167.80元，小草鱼16，863斤×3.5元/斤=59，020.50元，白鲢12，937斤×1.7元/斤=21，992.90元，共计165，600元。二、关于饲料价格，被告称部分借支单未填写饲料价款，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关于原告是否给付被告现金54，100元，原告主张2019年3月21日购鱼当天应被告请求给付其现金54，100元，用以支付房款及承包费，被告次日用上述款项支付房款30，000元，被告对支付房款30，000元不持异议，否认原告当天给付过现金，称当天用出售底层鱼（白沙洲市场）的款项支付的房款。对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证明被告次日支付房款30，000元，该款来源于此前给付的现金54，100元，原告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2018年5月17日至10月18日16次赊购原告饲料37吨，总价款169，560元，另为被告垫付小工工资4，000元，合计173，560元。被告二次出售鲜鱼给原告，总价款165，600元，两相折抵，被告还应给付饲料货款7，96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成绩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王威饲料款7，96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42元，依法减半收取1，67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280.50元，共计2，951.50元，由原告负担2，901.50元、被告负担50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下列新的证据：1、更兴鱼行关于李露卖鱼结算单复印件，拟证明2019年3月21日下午，被上诉人委托侄儿李露卖鱼给更兴鱼行，总价15300元，草鱼单价每斤3元；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关于卖给更兴鱼行总价款3到4万元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其虚假陈述的目的是为了否认原告付现款购鱼的事实；草鱼单价每斤3元，说明是当时的市场行情，原告当天是以每斤3.8元、3.5元在鱼池收购的，明显高于市场行情。证据2、吴战江的借支单复印件，拟证明案外人吴战江2018年8月13日与被上诉人赊购的饲料价格相同，上诉人没有卖高价给被上诉人；借支单上的数量、总价格均是在购买前就填写好了，不存在事后填写的情况。证据3、一审法院2020年7月7日的调查笔录复印件，拟证明被上诉人承认鱼池由侄儿李露卖给更兴鱼行；卖的鱼款是44000元到45000元。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是我们卖的鱼，是正确的。草鱼是死鱼，所以卖3元一斤。对于证据2，我不认识吴战江，与我们不相关。对于证据3是真实的，我总共卖了42000多元，我没有说谎话。结合上诉人、被上诉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于证据1、证据3，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在下文予以论述。对于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了下列新的证据：证据1、银行取款凭证；证据2、上交土地费的收据,拟证明房款、地税是我们自己交的;证据3、两份码单,拟证明卖了4万多元鱼款。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与机打原件一致。户名是刘大苹，3月22日分三笔取了1万元，只能证明被上诉人曾经取了1万元，是否是缴纳房贷无关。被上诉人一审中强调21号上诉人钓鱼的时候，要上诉人给付54100元现金是开发商催房贷，房贷是3万元，即使1万元是房贷，也与3万元不相符，在更兴鱼行只卖了15300元，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2，与原件一致，收据是2018年12月19日出具的，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3，与原件一致，只能证明3月21日、30日卖了两车鱼，一审调查记录中被上诉人明确陈述是21日卖了一车鱼。给被上诉人54100元现金，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是我的疏忽，3月30日的卖鱼码单与本案无关。结合上诉人、被上诉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于证据1、证据2，证据1取款1万元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证据2交费的票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被上诉人付房款的时间为2019年3月22日，其中3月30日卖鱼的时间在后，不能认定付房款是用被上诉人卖鱼所得收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被上诉人李成绩于2019年3月21日委托其侄儿李露（路）将鱼卖给武汉市白沙洲大市场更兴大渔行，价款为15300元。李成绩二审答辩称2019年3月22日交房款30000元,资金来源是2019年3月22日在农业银行取款10000元现金，自己销售鲜鱼15300元,加上手中现金4700元后交的购房款。在洪湖市人民法院2020年7月7日的调查笔录中，李成绩陈述在武汉白沙洲渔行卖了四万多元。二审其答辩称,我当时说大约卖了三、四万元钱,我没有说错，有两次销鱼的码单，第一次15300元,第二次27150元,合计42450元。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案涉54100元上诉人是否已经支付给被上诉人。经查，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陈述被上诉人应支付一审认定的金额7960元加上其2019年3月21日已给付的54100元现金，其给付的54100元现金被上诉人交了房款和土地费，被上诉人交付房款的金额3万元与上诉人陈述给付的金额不一致，用现金交了土地费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款项是否系用上诉人给付的现金支付不能认定。另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21日委托其侄儿李露（路）将鱼卖给武汉市白沙洲大市场更兴大渔行取得价款15300元，不能排除被上诉人用其他钱交3万元房款的可能性。上诉人主张支付了54100元现金，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已支付54100元现金的事实，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5元，由王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元亮审判员  陶齐学审判员  全 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江媛书记员邱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