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41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陈菊，女，196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苍南县。委托代理人：李道典。委托代理人（黄陈菊丈夫）：孙金魁，男，1962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苍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秋燕，女，1978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苍南县。委托代理人：谢秋惠。上诉人黄陈菊为与被上诉人方秋燕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苍南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7民初109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陈菊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予以撤销并依法改判。一审先在判决书中认定，黄陈菊和方秋燕之间委托购买失地保险属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是政府提供财政补助，多渠道筹措资金，保障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的一项社会福利制度。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的取得具有专属性，必须是满足国家规定条件的被征地农民，不属于可市场交易的范畴。黄陈菊自述为非农业户口，亦非被征地人员，其委托方秋燕以购买方式取得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该委托事项明显违反了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黄陈菊交付的35000元款项应予退还。既然一审退掉认定，那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方秋燕就应该足额退还给黄陈菊35000元，这才是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二、一审又在本案中认为，购买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的人员推选代理人与吴绍榜一方达成调解协议，黄陈菊虽未亲自参与签订调解协议，但之后形成的调解分配表上明确载明“依据（2018）苍钱镇民调第02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分配”，黄陈菊委托其丈夫在调解分配表上签字并实际领取了9417元，视为黄陈菊同意上述调解协议内容，黄陈菊交付方秋燕的35000元款项，实为吴绍榜委托方秋燕收取的款项。一审该认定纯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从认定事实不清上面说，正因为推选代理人与吴绍榜一方达成调解协议，黄陈菊及其丈夫未亲自参与签订调解协议，说明黄陈菊及其丈夫并不同意跟案外人和黄陈菊毫无关联的人进行调解，主体对象都不适合。且又无委托任何人代为参与调解。为此，该调解协议书跟黄陈菊不产生任何的法律效力。2、黄陈菊并没有委托其丈夫在分配表上签字，该分配表系在调解之前作为初步统计，黄陈菊丈夫以为跟方秋燕进行退款统计而报填。3、黄陈菊确实有收到方秋燕第一笔2300元款项，以为方秋燕偿还利息补偿款。第二笔9417元汇入黄陈菊市民卡里，也无人告知黄陈菊该款系案外人吴绍榜所退，黄陈菊迟迟才发现该款项时，以为方秋燕退还部分款项，就算该款从吴绍榜处退出，也应该系吴绍榜退给方秋燕转退给黄陈菊。这是方秋燕和吴绍榜之间的退款方式，属单方退款意思，不能说同意“调解方案领取款项视为认同”。再者，黄陈菊是把钱交给方秋燕，一审不能认为涉案款系吴绍榜委托方秋燕代为收取。据此，一审不予支持黄陈菊的诉请，驳回起诉系适用法律不当。4、方秋燕交给证人林某、杨某11万元和15万元分给58位方秋燕经手每人2300元，合计133400元。剩余126600元不知去向，为此，方秋燕具有串通证人作伪证的嫌疑。5、首先公安询问笔录的内容都是方秋燕跟吴绍榜之间的交易，与本案无关联，但从谈话内容也能体现出方秋燕从吴绍榜处拿到其他一部分钱如数退还给方秋燕经手的其他人，同时也可以看出方秋燕与吴绍榜各自经手人员是有区分开，独自处理各自退款义务。其次，方秋燕在询问笔录中根本未提到黄陈菊也有向吴绍榜购买，故方秋燕认为只跟黄陈菊双方之间所产生的交易体现。被上诉人方秋燕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驳回黄陈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案纠纷在受理前已经苍南县钱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人民调解协议书，黄陈菊选择向吴绍榜主张权益，并达成调解，且已履行完毕，双方纠纷已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即上纠纷已处理完毕。故原审认定事实后驳回黄陈菊的诉讼请求。黄陈菊针对一审判决，在是无理上诉，故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陈菊起诉请求：判令方秋燕偿还为黄陈菊购买因征地返回的失地农民保险指标的35000元保险费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期间，案外人吴绍榜与苍南县霞关镇三澳村党支部书记姚智亮商议后，决定将该村部分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出售外村人并从中获利。方秋燕曾多次介绍他人向吴绍榜购买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2017年9月10日，黄陈菊委托方秋燕购买上述名额并交付35000元，并由方秋燕出具收据一张。交付上述款项后，黄陈菊被纳入苍南县被征地人员参加基本生活保障花名册。2019年7月2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浙0327刑初1225号刑事判决，确认吴绍榜因侵吞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并出卖他人，构成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因吴绍榜案发，黄陈菊最终未享受到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相关福利待遇。2018年7月4日，经苍南县钱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参与向吴绍榜购买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的人员推选林某、杨某等人作为代理人与吴绍榜一方达成（2018）苍钱镇民调第02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其中约定吴绍榜一方向购买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的人员支付调解款210万元，调解协议达成并履行后，不得再通过其他形式向吴绍榜及其代理人、家属、温州市创华印务有限公司实施追讨。上述调解协议书达成后，吴绍榜一方交付了210万元，购买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的人员平均每人分得9417元，黄陈菊委托其丈夫在调解分配表上签字并实际领取了9417元。另，黄陈菊领取了吴绍榜一方退还了2300元。原审判决认为：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是政府提供财政补助，多渠道筹措资金，保障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的一项社会福利制度。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的取得具有专属性，必须是满足国家规定条件的被征地农民，不属于可市场交易的范畴。黄陈菊自述为非农业户口，亦非被征地人员，其委托方秋燕以购买方式取得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该委托事项明显违反了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黄陈菊交付的35000元款项应予退还。本案中，购买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的人员推选代理人与吴绍榜一方达成调解协议，黄陈菊虽未亲自参与签订调解协议，但之后形成的调解分配表上明确载明“依据（2018）苍钱镇民调第02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分配”，黄陈菊委托其丈夫在调解分配表上签字并实际领取了9417元，视为黄陈菊同意上述调解协议内容。黄陈菊交付方秋燕的35000元款项，实为吴绍榜委托方秋燕收取的款项，上述人民调解过程中，黄陈菊选择向吴绍榜主张权利并达成调解且已履行完毕，双方纠纷已通过调解方式解决。黄陈菊主张其未同意调解协议，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其要求方秋燕返还35000元的请求，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黄陈菊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75元，由黄陈菊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证据。本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方秋燕原审提交的（2018）苍钱镇民调第023号人民调解协议书，能够证明经苍南县钱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参与向吴绍榜购买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的人员推选林某、杨某等人作为代理人与吴绍榜一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在调解协议书中约定吴绍榜一方向购买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的人员支付调解款210万元，调解协议达成并履行后，不得再通过其他形式向吴绍榜及其代理人、家属、温州市创华印务有限公司实施追讨的事实，故予以确认。依据上述事实，以及证人林某、杨某原审中关于吴绍榜案发后,政府组织二百多名购买失地保险指标的人员与吴绍榜一方进行调解,二百多人推选了十几名代理人，原告的丈夫也是代理人之一，也多次参与了调解过程，签订调解协议的时候，原告的丈夫有事情没时间到场等相关陈述，结合黄陈菊丈夫在调解分配表上签字，并自认收取9417元款项，以及从林某处领取现金2300元等事实，原审认定黄陈菊丈夫在调解分配表上签字并实际领取款项的行为，应当视为黄陈菊委托其丈夫对调解协议书内容的确认与同意，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故予以确认。鉴于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吴绍榜一方向购买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名额的人员支付调解款210万元，调解协议达成并履行后，不得再通过其他形式向吴绍榜及其代理人、家属、温州市创华印务有限公司实施追讨等内容，原审认定黄陈菊在收取9417元款项与现金2300元后，无权向方秋燕追讨，并据此驳回黄陈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黄陈菊以其只与方秋燕直接交易，并未与吴绍榜交易，亦未委托丈夫参与调解，调解协议书没有其签名，收到2300元等款项时并未知悉款项属于调解款，以及证人偏袒方秋燕其证言不可信为由，认为调解书对其不具有约束力，原审驳回其诉讼请求有误的上诉观点，依据不足，故不予确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置妥当，依法应当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675元，由黄陈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奇豪审 判 员 苏子文审 判 员 郑建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