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1行赔初1号 原告杭州东南家俱厂，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彭埠红五月村。 负责人袁冬生，厂长。 委托代理人李文哉、孙惟壁，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 法定代表人楼建忠，区长。 应诉负责人王跃强，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朱超。 委托代理人江旭，浙江几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东南家俱厂诉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简称江干区政府）城建行政赔偿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并向被告发送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4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杭州东南家俱厂的负责人袁冬生，委托代理人李文哉，被告江干区政府的负责人王跃强，委托代理人朱超、江旭到庭参加诉讼。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杭州东南家俱厂诉称：原告合法拥有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彭埠红五月1区166号（现地址变更为虹普南路76号）集体土地使用权3006.33平方米，建筑面积6739.09平方米（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江干分局认定为6470平方米）以及在厂区内自建的冷库、机器设备、旅馆、办公室、陈列室、装修及厂区道路绿化等；有独立的配电房，电器设施，办公设施及开展正常经营和租赁给他人开设的旅馆等合法经营的收入；有员工6人。2018年5月28日，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组织人员动用机械设备，将原告厂房、办公楼、绿化及各种设备、设施顷刻全部夷为平地，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的财务凭证、证据材料被毁损灭失。为此，原告依法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的行政强拆行为违法。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2018）浙01行初530号行政判决：“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杭州东南家俱厂位于杭州市江干区××路××号全部建筑的行为违法。”一审判决后被告没有提起上诉，一审判决生效。2019年8月12日，原告依法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2019年8月30日，被告受理。2019年9月6日，被告委托彭埠街道办召开国家赔偿事宜协调会，因双方就赔偿金额分歧较大，无法达成国家赔偿协议。2019年10月18日，被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杭江政赔决〔2019〕2号），同时告知原告，可在该决定作出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认为：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原告的财产损失，不予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特此起诉，请求：一、撤销被告作出的杭江政决〔2019〕2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二、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1.房屋（含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赔偿）损失232920000元；2.冷库损失2621000元；3.各种配电房及配电设施损失2000000元；4.各类库存用品、家用电器、办公用品269000元；5.装修损失1806000元；6.厂区道路、绿化损失350000元；7.租金损失每年1200000元（自2018年5月28日强拆之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赔偿之日）；8.员工安置费用300000元；9.依法征收可以享受的各类奖励款项，暂定200000元；10.需支付第三方损失3310000元。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拟证明主体资格。2.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行为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国家赔偿申请书，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拟证明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4.集体土地所有权证，拟证明原告依法享有集体土地使用权3006.33平方米。5.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江干分局告知书，拟证明原告房屋建筑面积被确认为6470平方米。6.冷库建造合同购销合同，拟证明冷库建造原告支出2499000元，原告购升降机14.9万元，均在强拆中被毁。7.房屋租赁合同，个体户登记基本情况，拟证明原告每年租金收入120万元，每年递增5%，原告还有旅馆的装修及收益。8.索赔函及相关材料，拟证明第三方承租原告厂房里面的设施被毁要求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 被告江干区政府辩称：一、案件事实。案涉厂房位于杭州市江干区彭埠红五月1区166号，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因××路××路××沿江大道）道路工程项目建设需要，补偿人杭州江干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申领了杭土资（江）房补字〔2017〕132号《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案涉厂房位于征收范围内。2001年9月，杭州市人民政府颁发杭江集用（2001）字第00098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证载土地使用者为原告，土地所有者为江干区彭埠镇红五月村民委员会，坐落江干区彭埠镇红五月村三组，用途为工业，使用面积为3006.33平方米，土地证上明确“该宗地为清查补办用地项目，规划为暂保用地，如规划建设需要，应无条件拆除地上物，同时注销该土地使用证”。2002年7月22日，原彭埠镇政府向原江干计经局报送《关于红五月村杭州东南家俱厂要求厂房翻建的请示》，载明：“兹由红五月村下属企业杭州东南家俱厂……要求，拆除原生产厂房2100平方米，原地翻建二层楼房，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同年11月5日，原江干计经局作出《关于红五月村杭州东南家俱厂翻建厂房项目计划的批复》，载明：“……同意在已办集体土地证杭江集用〔2001〕字第00098号地块翻建厂房4200平方米，……接文后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有关手续。”随后，原告在该地块内翻建房屋，但未按照批复要求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有关手续，并在未办理相关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在土地证附图的原有建筑物上违法加层，合计加层面积约2000平方米。2017年7月28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的杭土资江房补字〔2017〕132号《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公告》载明：红普路（艮山北路-沿江大道）道路工程的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已经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批准，补偿人为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补偿实施范围的四至及具体门牌号码包括原告厂房。征收前，原告将其厂房全部出租给他人使用，无自用部分。相关承租人在征收前期均已自行腾退，厂房已腾空。征收期间，经补偿人委托的评估公司丈量，原告厂房合计建筑面积6474.67平方米，其中土地证附图的证载面积2328.48平方米；根据土地证附图，显示证内新增面积1331.77平方米；另属2013年“三改一拆”行动通知发布之后建造不作补偿面积为2814.42平方米（即原告厂房证载合法建筑面积2328.28平方米，违法建筑面积4146.19平方米），庭院补偿面积219.18平方米，但原告未对丈量数据予以确认，亦未与补偿人达成征收补偿协议。2018年5月28日，原告厂房被全部拆除。 二、答辩人拆除原告厂房的行为并未给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直接损失。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可知，国家赔偿仅适用于当事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情形。（一）关于案涉土地证附图记载的房屋建筑、装修附属物及原告所有的设备设施的赔偿。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本案中，案涉厂房属于征收集体土地范围，案涉厂房已拆除灭失，故不存在恢复原状或在相邻区域内建造类似房屋的可能。《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被补偿房屋需要作价补偿的，由按照规定取得评估资格的单位在实施房屋补偿前进行房屋评估。第十二条规定，补偿人与被补偿人在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征地房屋补偿协议的，由补偿人提出申请，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进行调解，经调解仍达不成协议的，报请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作出补偿决定。本案中，原告因本次房屋拆除可获得的补偿，应由其与补偿人签订房屋补偿协议，其合法权益可得到充分保障。（二）关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损失赔偿。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根据原告持有的集体土地证显示，该土地所有者为红五月社区居民委员会，土地使用者为原告，原告主张赔偿土地使用权损失没有法律依据，答辩人不予支持。（三）关于违法建筑的损失赔偿。《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征地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和暂保使用的房屋，应当自行拆除，不予补偿，不作为安置依据。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房屋损失赔偿中，包含了违法建筑部分的赔偿，该部分并非原告的合法权益，答辩人不予支持。（四）关于库存用品、家用电器、办公用品损失赔偿。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厂房内有属其所有的库存用品、家用电器、办公用品，以及该物品在厂房拆除时受损毁的事实存在；且根据原告提交的租房协议来看，原告厂房均已出租给他人使用，并非自用，故厂房内不存在其自用的物品，而承租户在征收前期均已清退完毕，故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答辩人不予支持。（五）关于租金损失、员工安置费用及支付第三人损失。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款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提出的上述损失并非直接损失，该请求答辩人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答辩人拆除原告厂房的行为并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答辩人无需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和依据有：1.集体土地证及附图，拟证明案涉土地的所有者为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红五月村村民委员会。2.杭土资（江）房补字〔2017〕132号《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公告》；3.××路××路××沿江大道）道路工程项目红线所涉及单位门牌号码一览表，证据2-3拟共同证明案涉厂房位于××路××路××沿江大道）道路工程项目征地范围内。4.彭埠镇政府关于红五月村杭州东南家俱厂要求厂房翻建的请示；5.关于红五月村杭州东南家俱厂翻建厂房项目计划的批复，证据4-5拟共同证明原告在未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搭建厂房，该部分厂房系违法建筑。6.丈量评估照片一组共280张（拍摄时间2017.10.17）；7.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证据6-7拟共同证明案涉厂房及设备已经依法进行整体评估。8.拆除现场照片四张（拍摄时间2018.5.28），拟证明案涉厂房已被依法拆除。9.行政赔偿申请书及证据材料，拟证明原告向答辩人提出国家赔偿申请。10.彭埠街道联系函；11.红五月社区情况说明，证据10-11拟共同证明答辩人收到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后依法调查取证。12.不予赔偿决定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不予赔偿决定书及邮寄凭证。 诉讼中，为了全面查明案件事实，避免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原告合法权益，本院作出《责令补充提供证据通知书》，责令被告补充提供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前期对杭州东南家俱厂坐落土地、厂房、厂区内财产等的调查核实材料、评估报告或者补偿金额测算资料；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与杭州东南家俱厂协商处理征地房屋补偿事宜的相关证据材料；被告在行政赔偿申请处理过程中就赔偿项目、赔偿标准、赔偿金额等事项调查收集到的相关证据材料或情况说明；其他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的材料。 经庭审质证，关于原告证据，被告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对证据3-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但土地所有权人为红五月社区。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64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包括合法建筑和违法建筑。对证据6-8，被告并非合同主体，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 关于被告证据，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本身不主张土地所有权，而是土地使用权，这也是一种财产权利。附图中可以看出4200平方米是经原江干区计经委批准建造的，剩余部分是历史遗留建筑，并非是在“三改一拆”后建造的。而且这些建筑至今没有一个部门调查审核确认其为违法建筑。案涉建筑均为合法建筑。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被告与原告并不是拆迁补偿关系，本案是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后的国家赔偿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与行政拆迁补偿之间适用的法律，以及赔偿的原则都是有区别的。对证据3-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认可。这些证据恰恰证明案涉被强拆房屋经政府合法审批，原告自筹资金建造的，所以原告认为没有产权的权属证书并不等同于违法建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判决确定，在国家赔偿案件中，即便当事人因历史原因没有取得合法产权证书，也不能简单地一概认定为违法建筑。如果要认定为违法建筑，应当通过相关职能机关调查审核，才能够确认是违法建筑。对证据6、7合法性有异议，证据6照片拍摄时间原告并不清楚，没有经过公证机关公证，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证据7没有评估委托人，没有评估单位盖章证明，评估单位是否具有资质无法确认。评估报告记载的内容及评估机构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产生，所载内容没有得到原告认可和确认，原告不知情。按照法律规定对拆迁补偿过程中的评估报告，当事人是有救济权利的，但该份评估报告剥夺了当事人的救济权利。所以原告认为评估报告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在国家赔偿案件当中，原告虽然负有对财产损失的举证责任。但是法律明确规定，如果因为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对该财产损失无法举证的情况下，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认为，这份评估报告部分内容可供合议庭在确定赔偿金额时作为初步参考。比如对房屋的面积6739.09平方米，在这个报告当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只是他注明了部分是违法建筑，这也相当于被告对原告房屋建筑面积损失的一个自认，原告认为可以接受。另外，对该份报告当中所涉及到的所谓已经在“三改一拆”中确认的违法建筑，原告不认可。评估报告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有重大遗漏：一是3066.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关于土地使用权面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集体土地在被征收的过程当中，如果该区域已经进入当地政府的统一规划，在赔偿过程中，可以依照国有土地上的建筑进行赔偿。所以原告认为土地使用权也是一项财产价值）；二是升降机、大量办公用品、家用电器、宾馆内所有装修设施、厂区内道路建设、地下排水系统，每年租金损失（出租给东方医疗仪器厂），6名员工的安置费用，部分设备搬迁费用，东方医疗仪器厂的损失，拆迁补偿中应当享受的政策等，本案虽然不是一个拆迁补偿合同纠纷，而是一个国家赔偿纠纷，适用的不是协商补偿。它采用的主要是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财产的权利，足额赔偿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惩罚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违法行政，所以要加大违法行政的成本的惩罚性原则。原告不认可该份评估报告的评估方法。在国家赔偿当中，我们可以依照国有土地拆迁补偿方案进行赔偿。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的补偿及其评估方法，采用市场价格比较法，但是这个评估报告采用的是重置法。对证据8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9-12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关联性不大。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相关事实，均予采信。关于被告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原告证据2能够证明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证据4原告表述证据名称有误，应为集体土地使用证，被告认为所有权人为红五月社区的意见成立；证据6-8被告在庭前已经收到证据的情况下提出无法核实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告证据1能够证明所有权人并非原告系客观事实，也不涉及地上建筑的合法性；证据3-5关于建筑合法性问题，本院在判决理由中进行阐述；证据6-7虽然并非正式的评估结果，但可以证明双方关于该部分财物无争议。证据8可以印证相关财物的存在与否；证据10-11能够证明双方无争议的财物损失。 经审理查明：（一）关于土地。2001年9月19日，原告杭州东南家俱厂取得由杭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杭江集用〔2001〕字第00098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证载土地使用者杭州东南傢俱厂（即原告），土地所有者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红五月村村民委员会，土地坐落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红五月村三组，用途工业，土地等级柒级，使用权类型拨用，使用权面积3006.33平方米。“填证机关”栏注明“该宗地为清查补办用地项目，规划为暂保用地，如规划建设需要，应无条件拆除地上物，同时注销该土地使用证”。原告领取该证后，仍另需向红五月社区支付“土地租用费”，2012年土地租用费54360元（4.53亩×12000元/亩）。 （二）关于建筑。2002年7月22日，原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人民政府向原江干区计经局报送《关于红五月村杭州东南家俱厂要求厂房翻建的请示》，载明：“兹由红五月村下属企业杭州东南家俱厂……要求，拆除原生产厂房2100平方米，原地翻建二层楼房，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投资壹佰万元整。该厂已发放土地使用证（杭江集用2001字第00098号），发证面积3006.33平方米……”同年11月5日，原江干区计经局作出《关于红五月村杭州东南家俱厂翻建厂房项目计划的批复》，载明：“……同意在已办集体土地证杭江集用〔2001〕字第00098号地块翻建厂房4200平方米，……接文后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有关手续。”随后，原告在该地块内翻建房屋，但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有关手续”。但原告实际建造建筑面积大于前述申请和批复的4200平方米。1.根据被告提供的“红五月社区红一区166号（东南家俱厂）（初评）评估补偿事项（明细）表”（评估基准日2017年10月17日）记载，案涉地块上共有钢架、砖混结构建筑6474.67平方米，其他结构建筑45.24平方米，庭院面积219.18平方米，总计6739.09平方米。（新增内容）根据该表记载，按合法面积价×2倍得补偿款2864316元（不含本数），对应面积2328.48平方米；按合法面积价×0.5倍得补偿款382871元（不含本数），对应面积1328.77平方米；“其他补偿价”1333170元，对应面积2817.42平方米；装修款1992035元；其他结构房屋面积45.24平方米，庭院面积219.18平方米，分别计得补偿款14477元和65754元，搬迁费292820元，房屋补偿款合计9143344元。2.根据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江干分局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的《举报国土资源违法违规事项处理告知书》（编号：江信访复字〔2018〕第7号）记载，案涉地块上房屋建筑6470平方米。 （三）关于财物。根据被告提供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记载，案涉区域内共有“固定资产-机器设备”35类，每类“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的数量从一件到几十件不等。原值3854710元，净值1416357元，补偿价值948963元。2009年6月1日，原告（购货方、乙方）与杭州求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原告向甲方购买永发牌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壹台，金额149000元。2010年5月15日，原告（委托方、甲方）与杭州兴利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承建方、乙方）签订《承建冷库合同书》，原告以包工包料方式委托乙方承建冷库三只，共计金额2499000元。案涉建筑被拆除后，原告收到承租人杭州东方医用仪器厂《索赔函》一份，要求原告向其赔偿在强制拆除前未及搬迁的生产设备、电器设施、办公设备、应收款票据被损毁的损失，共计331万元。 （四）关于拆除行为。2017年7月28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公告》（杭土资〈江〉房补字〔2017〕132号），案涉建筑在补偿实施范围内。双方未能在签约期限内达成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补偿人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亦未申请有权机关依法作出补偿决定。2018年5月28日，案涉建筑被强制拆除。原告不服，诉至本院。2019年2月26日，本院作出（2018）浙01行初53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位于杭州市江干区××路××号全部建筑的行为违法。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五）关于国家赔偿。2019年8月1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赔偿请求：1.赔偿义务机关置换给原告同区块工业类的集体土地使用权3006.3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6730.09平方米，或赔偿原告房屋（含集体土地使用权）损失23292万元；2.赔偿原告建造的冷库损失262.1万元；3.赔偿各种配电房及配电设施损失200万元；4.赔偿各类库存用品、家用电器、办公用品26.9万元；5.赔偿装修损失180.6万元；6.赔偿厂区道路、绿化损失35万元；7.赔偿租金损失，按每年1948.8万元（自强拆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赔偿之日）；8.赔偿停工停业损失40万元；9.赔偿员工安置费用30万元；10.赔偿支付给第三方的损失331万元。另附赔偿依据及计算方法等材料。2019年10月18日，被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杭江政赔决〔2019〕2号）决定不予行政赔偿。 原告不服，诉来本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被告江干区政府违法实施强制拆除，应当对由此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杭江政决〔2019〕2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这一规定，赔偿请求人如对赔偿义务机关未作出赔偿决定或者对作出的赔偿决定不服的，应当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并非行政赔偿案件的审理对象，故原告提出该项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经本院释明，原告坚持诉请，本院决定不予审查处理。 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由被告承担合法财产损失）。本院认为，在处理该项诉讼请求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实施强制拆除前没有依法通知当事人自行搬迁腾空，拆除时没有依法对财物进行清点登记，也没有进行录音录像并公证，拆除后没有对财物进行妥善保管并及时移交给原告，违反基本的法律程序，客观上确实造成原告无法举证或举证困难。诉讼过程中，被告未能对减轻或免除其赔偿责任提供充分证据或给出合理说明，经本院责令补充提供相关证据后，被告仍未能积极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辩驳，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在此基础上，本院对原告的赔偿请求逐项审查处理如下： 1.房屋（含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赔偿）损失。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房屋与土地价值的关系问题。《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非住宅用房不作产权调换，由补偿人按照被拆除房屋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的三倍对被补偿人予以补偿。补偿人按照上述标准补偿后，被补偿人需要迁建的，由被补偿人自行解决。补偿人不再另行承担迁建费用及停业期间的补贴，也不提供过渡用房。”根据这一规定，被拆除房屋在按照重置价结合成新的倍数进行补偿后，应当认为已经包含房屋坐落的原集体土地的价值。其次，关于案涉房屋建筑面积。对比“红五月社区红一区166号（东南家俱厂）（初评）评估补偿事项（明细）表”的记载和《举报国土资源违法违规事项处理告知书》的认定，两者关于房屋结构和建筑面积的记载与原被告的主张基本一致，可予采信。评估补偿事项表给出的“房屋成新”和“房屋补偿重置计价”可资参考。再次，关于赔偿金额的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损失系由其自身过错和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共同造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各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作用力的大小，确定行政机关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赔偿义务机关通常就其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故在酌定案涉房屋的赔偿金额时，应当首先查明案涉房屋的合法性；在案涉房屋没有完整的合法建造手续的情况下，应当进一步查明房屋的建造审批情况及历史成因，厘清有关当事人在此过程中的过错，并根据过错大小明确各方需要承担的责任。 案涉房屋坐落土地《集体土地使用证》“填证机关”栏明确注明“该宗地为清查补办用地项目，规划为暂保用地，如规划建设需要，应无条件拆除地上物，同时注销该土地使用证”。案涉房屋建筑面积约6474.67平方米，其中4200平方米在2002年7月22日杭州东南家俱厂作为红五月村下属企业向原江干区计经局请示翻建时得到了原江干区计经局的批复同意，但原江干区计经局在批复同意时明确要求杭州东南家俱厂“接文后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有关手续”，现有证据未能证明原红五月村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了有关手续。由此可见，案涉房屋中该部分建筑不能视为合法建筑，但也不能等同于没有任何建造审批手续的违法建筑。换言之，对于该部分房屋被违法拆除造成的损失，应当考虑历史成因，并根据原被告过错情况确定分别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案涉房屋中除4200平方米外的其他部分建筑，原告未能提供任何建造审批手续，但因被告违法强制拆除造成原告部分建筑材料的损失，故亦因酌情给予赔偿。至于该表记载的“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在案涉房屋被直接强制拆除的情况下，事实上不会产生，故不作为酌定赔偿金额时的考虑因素。本院参考“红五月社区红一区166号（东南家俱厂）（初评）评估补偿事项（明细）表”的测算数据和补偿款计算方法，结合前述关于案涉房屋的建造审批情况和合法性分析意见修正了相应数据，并适当体现对行政机关违法实施强制拆除的惩戒，在此基础上酌定案涉房屋赔偿金500万元。 2.冷库损失。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承建冷库合同书》和被告提供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等证据，可以认定原告于2010年在案涉厂区内建有三间冷库，面积416.5平方米，合同造价2499000元。但冷库作为固定构筑物，建造之前应当取得相应审批手续，但原告并未取得建造审批手续。根据前述事实，参考“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考虑成新等因素后给出的评估“净值”，同时体现对行政机关违法实施强制拆除的惩戒，本院酌定赔偿金额80万元。 3.各种配电房及配电设施损失。本院认为，根据生活常识可知，案涉厂区内应当建有配电房及配电设施。原告提出相关费用的支付凭证和账册在强制拆除时灭失的意见具有合理性，而被告又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反驳，故对于该部分财物损失的赔偿请求，应予支持。本院根据原告主张及被告提供的照片等证据，结合成新等因素，同时体现对行政机关违法实施强制拆除的惩戒，本院酌定赔偿金额10万元。 4.各类库存用品、家用电器、办公用品损失。本院认为对该部分财物损失亦应给予赔偿，理由与第3项一致。本院酌定赔偿金额10万元。 5.装修损失。本院认为，装修损失在初评补偿款时已经纳入计算，本院酌定第1项赔偿金额时亦已纳入考虑，不予重复计算。 6.厂区道路、绿化损失。本院认为，根据生活常识可知，道路和绿化是厂区内进行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配套建设，原告为此投入的资金因强制拆除和搬离而造成损失，应当给予必要的赔偿。本院根据原告主张及被告提供的照片等证据，结合道路建造时间和厂区绿化一般价位等因素，酌定赔偿金额10万元。 7.租金损失。本院认为，租金本质上属于预期收益，在房屋征迁相关单位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各项征收补偿款的情况下，被征收人不应另行要求支付房屋租金损失，否则将与补偿款孳息形成重复计算。本案中，因被告没有依法及时足额支付补偿款，需以赔偿代替补偿，而被告的赔偿义务自其违法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日产生，为了弥补原告因迟延获得赔偿款造成的损失，被告应当同时向原告赔偿强制拆除行为实施之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损失。 8.员工安置费用损失。本院认为，虽然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具体就本项赔偿请求而言，原告既未能提供员工名单或员工证言，也未能提供向员工支付“安置费用”的银行资金流水等支付凭证，没有必要证据证明原告产生了该项费用，且不论该项费用与被告强制拆除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故对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9.依法征收可以享受的各类奖励款项。本院认为，各类奖励主要是为了激励原告配合拆迁，在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的前提下给付的金额，在双方没有协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各类奖励不具有正当性，本院不予支持。 10.需支付第三方损失。本院认为，此项损失对应的财物属于杭州东方医用仪器厂，相关赔偿请求应由作为权利人的杭州东方医用仪器厂主张。为了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如果原告确实已经向杭州东方医用仪器厂支付相关赔偿款项，并由杭州东方医用仪器厂让渡赔偿请求权，则此项赔偿请求权转由原告主张亦未为不可。然而，原告并未取得杭州东方医用仪器厂过渡赔偿请求权的相关材料；而所谓的赔偿金额由原告与杭州东方医用仪器厂自行协商确定，并非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赔偿金额，也未得到赔偿义务机关的认可；更关键的是，原告支付该笔款项同样没有银行资金流水等必要证据。在此情况下，原告代替杭州东方医用仪器厂向被告提出赔偿请求，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被告应当为其违法实施强制拆除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向原告支付赔偿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原告杭州东南家俱厂支付赔偿金人民币610万元；并以610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18年5月2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 二、驳回原告杭州东南家俱厂的其他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银江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人民陪审员  谌慧敏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卢姗姗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