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终4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哈尔滨顺钢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赣水路**。 法定代表人：孙苏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尧，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法定代表人：赵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颢，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松，四川祥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中油新兴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创业园区C-08 法定代表人：兰晋宪，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哈尔滨顺钢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公司）、内蒙古中油新兴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煤炭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7）川07民初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顺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尧，被上诉人长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颢、郑国松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中油煤炭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对其进行缺席审理。公告期间，依法不计入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顺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驳回长虹公司对顺钢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长虹公司、中油煤炭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顺钢公司与长虹公司之间法律关系认定错误，顺钢公司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长虹公司的损害结果与顺钢公司没有因果关系，顺钢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长虹公司的财产损失系因其与中油煤炭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及系列合同，并向中油煤炭公司开具远期可议付信用证，后由黄海光、李小东伪造顺钢公司的质量检验通知单和虚假手续，并由中油煤炭公司持有长虹公司开具的远期可议付信用证向华夏银行办理了福费廷融资业务，融资金额60047000元，从而造成长虹公司损失，故长虹公司的损失是因黄海光、李小东的信用证诈骗行为造成，在公安机关已查实诈骗行为中，顺钢公司没有实施任何行为，故财产损害结果与顺钢公司没有任何因果关系，顺钢公司不应承担责任；2.基于票据行为的无因性，顺钢公司对损害结果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长虹公司采取远期可议付信用证的支付方式，在法律上一经出票人确认、银行兑付后，即不可逆，出票人不论基于什么原因，均不可撤销支付行为。本案中，2013年9月29日中油煤炭公司持有长虹公司开具的信用证向华夏银行申请信用证福费廷融资业务时，长虹公司是有机会制止损害的发生。但长虹公司不仅对华夏银行明确提示的三个不符点置之不顾，而且在没有与顺钢公司核实煤炭供货实情的情况下，主观确认供货事实，并通知财务盖章，创造出符合华夏银行信用证融资的条件。在此情形下，暂且不论长虹公司的过错是主观还是故意，是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单从远期信用证一经兑付的法律结果看，长虹公司办理了确认付款手续，银行按照指示付款后，损害结果就已发生，且不可逆，长虹公司的财产损失结果在银行支付款项后就已终结，并不存在后面持续的过程。故在2013年9月29日后，无论顺钢公司负有或不负有何种义务均不影响损害结果的变化。基于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分析，顺钢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顺钢公司没有“不当获取发票”的动机，也不存在“出具不实的结算依据，隐瞒实情拖延时间”的行为。从长虹公司提供“公安机关对蒋立强的询问笔录”及双方于2014年4月16日签订的《商务处理协议》，均可证明顺钢公司并未主动索取发票，发票是在顺钢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由长虹公司主动开具。顺钢公司也没有出具不实的结算依据，2013年11月15日出具的材料是对原《煤炭采购合同》内容的变更，即在原合同基础上变更单价和增加品种，并确定采购记载的数量，从黄海光、蒋立强的笔录中也可印证是对合同内容变更的确认单，而不是结算。同时，顺钢公司对长虹公司不负有及时告知义务，也没有隐瞒事实拖延时间，相反从黄海光的供述中可证实长虹公司的业务代表李宇一直知悉顺钢公司并未收到对应货物，也一直未向长虹公司报告，上述事实说明是长虹公司自身原因拖延了时间；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判决理由与判决结果前后矛盾。一方面认定顺钢公司应承担主要责任，一方面在判决结果上认定顺钢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前后矛盾，同时，侵权责任法并没有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是过错归责原则，但本案中顺钢公司没有过错，没有侵权行为，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5.一审判决关于诉讼费的判决错误，未明确中油煤炭公司与顺钢公司各自负担诉讼费的份额，而且在判定顺钢公司承担60%赔偿责任的同时，判定承担全额诉讼费也与法律规定不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恳请支持上诉请求。 长虹公司辩称，1.根据已查明事实，顺钢公司为取得进项发票用以抵扣税款，其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在2013年11月14日蒋立强（顺钢公司副总经理）先向黄海光发送的一份收货清单上数据为整数。黄海光告知蒋立强数据全部是整数，显得不真实，于是蒋立强对数据进行修改后，在11月15日再次向黄海光发送收货12余万吨的虚假收货结算清单，盖章后交给长虹公司。长虹公司根据顺钢公司出具的收货清单，在11月18日开具了6600余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交顺钢公司。收到发票后，顺钢公司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在11月29日将上述发票用于抵扣税款2800余万元。顺钢公司在财务上挂账应付长虹公司货款2800余万元时，并未实际收到长虹公司任何货物。顺钢公司的上述行为不仅违反增值税发票管理规定，而且客观上帮助中油煤炭公司、李小东等掩盖了其违法行为，使长虹公司未能及时怀疑业务的真实性，发现犯罪。长虹公司据此误认为顺钢公司已实际收到货物,从2013年12月中旬即开始催收贷款,而顺钢公司不仅未对发票提出异议，也从未向长虹公司告知过其未收到过货物。使长虹公司进一步误以为信用证下约定的货物已由中油煤炭公司代长虹公司向顺钢公司交付、信用证付款条件已满足。于是在信用证到期日前于2014年1月25日存入6004.70万元，华夏银行在2014年1月27日从长虹公司账上划走款项。上述事实清楚证明，顺钢公司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为骗取长虹公司开票用以抵扣税款，出具虚假收货结算清单这一事实，其侵权行为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故顺钢公司在未实际收货的情况下，为实现取得进项发票用以抵扣税款的不法目的，故意向长虹公司提供虚假收货结算清单，骗取长虹公司发票，其行为违法且有明显过错。顺钢公司的上述行为，致长虹公司误以为交易真实，继而未能及时发现追回损失，顺钢公司的侵权行为与长虹公司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2.顺钢公司副总经理蒋立强与李小东系朋友关系，最初也是李小东介绍蒋立强与长虹公司、黄海光等见面商谈，在李小东取得赃款后，即向蒋立强转款500万元。后蒋立强在2013年11月向黄海光表示顺钢公司年底需要进项发票，通过与黄海光沟通后，两次发送虚假收货结算清单，盖章交长虹公司用以骗取发票。对此，长虹公司有理由相信顺钢公司出具虚假收货清单的真实目的，除为骗取发票外，另一目的是有意帮助李小东等罪犯拖延时间，让李小东等能在短时间内想办法找到其他途径解决供货问题，避免长虹公司因顺钢公司未确认收货，继而发现此前李小东等人的诈骗行为。顺钢公司出具虚假收货清单的欺骗行为，为李小东、中油煤炭公司等犯罪行为隐瞒实情，拖延时间，致长虹公司一直以为中油煤炭公司在正常履约供煤给顺钢公司，而未能及时发现此前的诈骗行为，错失能追回减少损失的时机。最终导致损失发生，无法追回。 3.顺钢公司出具虚假收货清单，骗取长虹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前，黄海光等人虽已通过福费廷业务，骗取了华夏银行自有资金，但此时远期信用证还未到付款期限，长虹公司也还未向华夏银行付款，损失实际尚未发生。如果没有此后顺钢公司出具虚假收货清单对长虹公司欺骗，为犯罪分子隐瞒拖延时间的行为，长虹公司将能及时发现中油煤炭公司的不履约行为，继而识破此前的欺诈行为，同时通过停止向华夏银行支付以及刑事程序查找冻结赃款等措施，在第一时间追回华夏银行被骗款项。因此，顺钢公司出具虚假收货清单的行为与李小东等在先的诈骗犯罪行为相互配合，是导致长虹公司损失发生的共同原因，顺钢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4.关于顺钢公司主张长虹公司损失在2013年9月29日中油煤炭公司从华夏银行融资成功时即已确定产生，而顺钢公司的行为都发生在此之后，与长虹公司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的问题，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首先，福费廷业务是指银行从信用证受益人处无追索权的买断开证行或保兑行或其他指定银行已承兑或承付的应收款项提供融资的一种贸易融资方式。华夏银行作为福费廷业务包买商，黄海光、李小东、中油煤炭公司以虚假票证向华夏银行办理福费廷融资，套取的是华夏银行自有资金，而非长虹公司资金，此时长虹公司未付款，也未发生损失；其次，华夏银行向中油煤炭公司融资后，可在信用证到期时要求长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但是基于信用证的特点，长虹公司只有在顺钢公司真实收到货物后才有义务向银行支付。因此长虹公司只要在2014年1月27日银行扣款之前，知道顺钢公司没有收货，长虹公司即有权拒绝支付信用证款项，这样长虹公司也不会有损失发生；最后，长虹公司申请开具的是四个月的远期信用证，长虹公司付款义务为在信用证到期日即2014年1月27日才履行付款承诺。而对长虹公司而言，在付款期限未到前，长虹公司未实际付款前。无论长虹公司是否同意付款，损失都还未实际发生。长虹公司的损失发生在2014年1月27日华夏银行划款时，即时间上发生在顺钢公司以虚假收货清单骗取长虹公司出具发票之后，长虹公司的损失发生与顺钢公司的欺诈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5.顺钢公司向长虹公司提供的是收货结算清单，而非订货单。首先，该清单上载明的货物重量精确到个位数“53403吨、68652吨”，与一般的订购单完全不符。对于订购数万吨的货物而言，正常订购重量都以百、千、万等整数来计量，“53403吨、68652吨”只可能是清点收货后才会对重量有该种精确描述。同时据黄海光供述，一开始蒋立强发送的收货清单数量为整数，黄海光提出整数显得不真实，蒋立强才将清单重量修改后再次发送给黄海光。该事实亦证明蒋立强（顺钢公司）对于出具该份收货清单的目的就是用来欺骗长虹公司，事先是清楚知晓的，并且积极实施了欺诈行为；其次，蒋立强在公安机关陈述，顺钢公司出具收货清单的原因是，黄海光将不合格的煤炭应蒋立强要求分成块煤和粒煤后要求涨价。但是顺钢公司却称是因为煤炭要涨价，其为了向长虹公司锁定供货数量和采购价出具的清单。蒋立强的陈述与顺钢公司的主张明显自相矛盾。客观上，长虹公司与顺钢公司的煤炭交易是分批交付，长虹公司不可能在顺钢公司未确认收货的情况下，就开具出与收货方收货清单所对应的发票；第三，在长虹公司依收货清单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后，如顺钢公司认为长虹公司开票金额与其收货事实不符，为什么其收到发票后从未向长虹公司提出过异议，反而将发票进行了抵扣。其行为也进一步对长虹公司造成了欺骗，使得长虹公司相信顺钢公司已收到了发票对应金额的货物。 6.《商务处理协议》是长虹公司2014年3月19日到顺钢公司催款，在顺钢公司声称其未收到对应货物的情况下，发现被骗，在2014年4月1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后所签订。此时长虹公司对真实情况并不完全掌握，而顺钢公司为规避此前出具虚假收货清单欺骗长虹公司被发现的风险，按对己方有利的内容拟定了协议，并提出如长虹公司不签订协议，就不同意结算货款。长虹公司为尽可能挽回损失，不得不根据顺钢公司所提要求签订了协议。该协议内容与蒋立强陈述矛盾，表明该协议内容不真实。蒋立强在2014年7月10日向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顺钢公司在2013年10月左右入账2800余万元时，尚未收到长虹公司煤炭。而在《商务处理协议》中，却载明“对不合格部分货物发票未予入账”，表明顺钢公司入账2800多万元时已收到了对应的合格煤炭，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顺钢公司真实收到长虹公司煤炭的时间，是长虹公司于2014年3月到顺钢公司催款发现被骗后，经双方沟通后顺钢公司才将中油煤炭公司供应的煤炭结算到长虹公司名下，顺钢公司最后认可的应付货款金额约1270万元。但上述应付金额与顺钢公司在2013年10月份左右挂账应付长虹公司28170852元货款的事实矛盾。上述事实证明《商务处理协议》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仅仅是基于案发后长虹公司为尽快追回损失而不得不妥协而签订。 综上，顺钢公司主观上为实现不法目的，故意向长虹公司出具虚假收货清单的行为，为李小东等犯罪分子拖延时间，致长虹公司未能及时发现追回款项，对长虹公司造成的损失其应当依法赔偿。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油煤炭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长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油煤炭公司立即赔偿因其过错给长虹公司造成的货款损失47247000元及资金利息7600000元（从2013年9月23日暂计算至2017年2月21日）；2.亚泰东北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公司，一审判决后更名为顺钢公司）对长虹公司的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中油煤炭公司、顺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7月、9月，长虹公司分别与亚泰公司及中油煤炭公司签订合同，约定长虹公司从中油煤炭公司采购煤炭向亚泰公司出售，货物直接由中油煤炭公司向亚泰公司交付；长虹公司以国内远期信用证方式支付中油煤炭公司货款。9月22日长虹公司开具了1.25亿余元的远期信用证。9月29日中油煤炭公司以虚假手续在华夏银行成都分行办理了信用证融资业务。11月18日，长虹公司根据亚泰公司出具的虚假手续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2014年1月25日，因信用证付款期限将到，长虹公司遂向信用证帐户内转足资金，1月27日华夏银行成都分行直接从该帐户划走60047000元。2014年2月18日，长虹公司因仍未收到亚泰公司货款遂对该笔业务展开清查，并于3月派员到亚泰公司催收，方发现质量检验单上加盖的公章系伪造。长虹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起诉，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亚泰公司业务经理蒋立强的生意伙伴李小东，在得到蒋立强承诺可向亚泰公司年供煤100万吨后，因缺少资金，伙同中油煤炭公司法人兰晋宪等人伪造虚假的质量检验单、出库单等手续，从而在华夏银行成都分行成功骗取了信用证项下资金60047000元。事发后，长虹公司仅收回货款1280万元，损失其余资金47247000元。中油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兰晋宪为获取信用证下的融资款，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具虚假的信用证议付所需单证，致使长虹公司损失巨额财产；亚泰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其业务经理与黄海光等人串通向长虹公司出具虚假手续，致使长虹公司损失信用证资金，故长虹公司有权要求中油煤炭公司、亚泰公司赔偿长虹公司损失的货款本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3日，长虹公司物资经营中心业务员李宇（已判刑）经李小东（长春市德强经贸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判刑）、黄海光（江苏省张家港市保税区久丰贸易公司（以下简称久丰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判刑）介绍，代表长虹公司与亚泰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合同》。合同约定：由长虹公司向亚泰公司出售100万吨、平均热值为5300千卡/千克的煤炭，车板含税价为510元/吨。长虹公司凭亚泰公司出具的质量、数量验收单及运输发票到亚泰公司财务部办理结算；长虹公司向亚泰公司开具17%增值税专用发票；亚泰公司在收到长虹公司发票之日起10个有效工作日内支付货款。亚泰公司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月加权平均热值小于5100千卡/千克时其有权拒绝支付货款。 为解决向亚泰公司出售的煤炭来源，黄海光推荐由中油煤炭公司向长虹公司供货。2013年9月初，中油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兰晋宪及黄海光等人到成都与长虹公司业务员李宇商谈合作事宜，为解决中油煤炭公司资金不足，三人遂到华夏银行成都分行咨询，了解到只要取得信用证项下的出库单、收货方收货证明、增值税专用发票，就可申请办理信用证福费廷融资业务。随后，三人在入住宾馆商量如何取得办理融资业务所需单证时，黄海光私下通过电话与李小东沟通后，向兰晋宪、李宇称其与李小东已经向亚泰公司供应大量煤炭尚未结算，只需中油煤炭公司与其名下的久丰贸易公司重新签订一份煤炭购销合同并将时间提前，就可以先将其中的6000余万元煤炭挂在中油煤炭公司名下结算，让亚泰公司提供相关收货质检证明。中油煤炭公司可凭供货凭证，开具出库单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向华夏银行申办信用证福费廷融资业务，将资金提前议付出来。 2013年9月9日，长虹公司与中油煤炭公司签订《国内零星购销合同》，9月10日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保证合同》，9月18日签订《国内零星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中油煤炭公司于2013年9、10、11三个月内向长虹公司足额出售30万吨原煤或洗煤，价值157282801.65元，长虹公司向中油煤炭公司开具4个月远期可议付、金额为125826241元的信用证用于支付货款；货物由中油煤炭公司直接向亚泰公司交付。9月22日，长虹公司向华夏银行成都分行申请为中油煤炭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25826241元的远期可议付信用证。 为促使中油煤炭公司成功办理上述信用证融资业务，黄海光、李小东又伪造了亚泰公司于2013年9月23日出具给长虹公司的一份质量检验通知单并交付给兰晋宪，其内容为亚泰公司收到长虹公司128520.36吨合格煤炭。在并未供货的情况下，中油煤炭公司与久丰贸易公司补签了煤炭供销合同，由久丰贸易公司向中油煤炭公司开具了7000余万元的增值税发票，据此中油煤炭公司向长虹公司开具了6000余万元的增值税发票。2013年9月29日，中油煤炭公司凭借前述伪造的质量检验通知单，以及中油煤炭公司开给长虹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出库单在华夏银行成都分行办理信用证融资业务。华夏银行向长虹公司发出国内信用证来单通知书，并提出三个不符点，即发票单价与信用证描述不符，出库单日期与质检单日期描述不一致，发票、出库单、质检单数量不一致。长虹公司未向亚泰公司进行核实，就在通知书一栏上勾画了“请办理确认付款手续，到期日2014年1月27日，并请在到期日从我司账户中扣收款项及费用并办理付款手续”，然后加盖财务印鉴交给银行，中油煤炭公司成功办理信用证项下60047000元资金的融资业务，银行扣除利息、手续费后支付给中油煤炭公司58558334.79元。 中油煤炭公司融资业务办理成功后，黄海光要求兰晋宪支付其先期挂在中油煤炭公司名下的煤炭款，兰晋宪要求其提供亚泰公司煤炭入库证明，黄海光遂安排李小东伪造了亚泰公司收到6万余吨共计2800余万元煤炭入库的收货凭证，中油煤炭公司据此向黄海光支付了2860万元。此外，中油煤炭公司还向福建燃料有限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采购煤炭。 据黄海光供述，亚泰公司年底需要一些进项发票，所以，亚泰公司通过手机向黄海光发了一份超过实际进货的确认清单，因为数量不对，又于2013年11月15日通过邮件重新发了一份，内容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煤：5300卡、单价534元、数量53403吨；5700卡、单价556元、数量68652吨；合计122055吨、金额66687714元”，同时加盖了亚泰公司的合同专用章，黄海光转给长虹公司，据此长虹公司向亚泰公司出具了66687714元的增值税发票。亚泰公司收到发票后抵扣了其中28170852元。 2013年12月中旬，因合同约定的付款期已到但未收到货款，长虹公司催款未果，又派员专程到亚泰公司催款。之后，长虹公司发现亚泰公司2013年9月23日出具的质量检验通知单属伪造，于2014年4月1日向绵阳市公安局报案。2014年4月16日，长虹公司与亚泰公司签订《商务处理协议》，对已付煤炭数量进行了重新确认，对购销合同予以了变更。 2016年4月20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绵刑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判决黄海光、李小东犯信用证诈骗罪，分别处以十一年、十三年有期徒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决，对绵阳市公安局冻结在案的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帐户款项1000万元发还长虹公司。刑事二审认定，案发后，亚泰公司向长虹公司支付货款1280万元。 2014年1月25日，长虹公司向华夏银行偿还了60047000元，品迭已付货款，长虹公司损失37247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长虹公司与亚泰公司签订的《煤炭采购合同》，与中油煤炭公司签订《国内零星购销合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国内零星购销合同补充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合同履行。本案中，中油煤炭公司与黄海光、李小东等人恶意串通，伪造相关单据，骗取了银行融资款，中油煤炭公司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亚泰公司虽然没有参与信用证福费廷业务，但其在信用证到期前的2013年11月15日，为了不当获取增值税发票，向长虹公司出具金额为66687714元的书面材料，长虹公司据此出具相同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后，也未及时向长虹公司告知未足额收到煤炭的事实，让长虹公司误以为该交易是真实的，亚泰公司出具不实的结算依据，用长虹公司开出的增值税发票行使抵扣权，隐瞒实情拖延时间，其行为客观上造成无法及时收回货款的财产损害。对此，亚泰公司也应承担主要责任；长虹公司在银行来证通知书上已经提示有三处不符的情况下，未及时向亚泰公司进行审核，亦应承担次要责任，因此，可以减轻亚泰公司的责任。长虹公司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亚泰公司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内蒙古中油新兴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损失37247000元，并支付从2014年1月25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二、亚泰东北亚能源有限公司对上述赔偿费用承担60%的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316035元，由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66890元，内蒙古中油新兴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亚泰东北亚能源有限公司承担249145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举示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一审判决后，亚泰东北亚能源有限公司经准许变更登记为哈尔滨顺钢能源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中，根据案件查明事实，中油煤炭公司于2013年9月初到成都与黄海光、长虹公司李宇等人商谈合作，并就福费廷业务进行咨询并商量办理事宜时，黄海光虚构其与顺钢公司有煤炭供销业务的事实，向兰晋宪谎称可将其与顺钢公司未结算的煤炭划归中油煤炭公司，作为中油煤炭公司代长虹公司向顺钢公司的供煤，让顺钢公司提供相关收货质检证明，并据此申办信用证福费廷融资业务，将资金提前议付出来，以此解决资金问题。随后，中油煤炭公司与长虹公司签订《国内零星购销合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国内零星购销合同补充协议》，资金提前议付后，兰晋宪对资金的处理系按照双方签订合同积极进行履行，签订前述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虚假的意思表示，且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中油煤炭公司与黄海光、李小东等人恶意串通，伪造单据，进行信用证诈骗，故一审判决认定长虹公司与中油煤炭公司签订《国内零星购销合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国内零星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与顺钢公司签订《煤炭采购合同》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长虹公司的损失系由黄海光、李小东通过信用证诈骗行为导致，黄海光、李小东系直接侵权人，中油煤炭公司在其未直接供货的情况，轻信黄海光、李小东等人陈述，为了积极将信用证福费廷融资业务的资金提前议付出来，未经核实，实质上办理信用证项下60047400元资金，议付后导致损失，中油煤炭公司虽与黄海光、李小东之间就信用证诈骗不存在意思联络，但中油煤炭公司在没有直接供货顺钢公司，有核实顺钢公司同意将第三人供货转入中油煤炭公司名下的义务，其未经核实导致帮助黄海光、李小东完成信用证诈骗，并造成损失，存在过错，应当与黄海光、李小东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长虹公司有权起诉部分连带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中油煤炭公司对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正确。 顺钢公司虽未参与黄海光、李小东的信用证诈骗侵权活动，但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其于信用证到期前的2013年11月15日，向长虹公司出具金额为66687714元的货物明细单据，载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煤：5300卡、单价534元、数量53403吨；5700卡、单价556元、数量68652吨；合计122055吨、金额66687714元”，该单据明确载明各热值燃煤的精确到个位数的吨数以及总金额，长虹公司据此出具相同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并提交给顺钢公司，顺钢公司收到发票后也未明确向长虹公司提出其出具的货物明细单据不是收货单据。根据顺钢公司与长虹公司签订的《煤炭采购合同》及案件查明事实，结合交易惯例，数万吨以上货物的订货数量一般不会精确到几吨，往往收货单据的数量才会精确到几吨。前述货物明细单据，具有收货确认单据性质。顺钢公司出具“具有收货确认性质”单据，并在长虹公司就前述单据开具增值税发票后，知晓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不与长虹公司沟通，自行抵扣税款28170852元。顺钢公司的前述行为，导致长虹公司误认为该交易是真实的，虽与案涉损失造成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但客观上造成长虹公司未能及时发现诈骗事实并导致款项无法收回，且顺钢公司从中抵扣税款28170852元，其应对案涉损失承担补充责任。基于案涉损失由信用证诈骗行为直接造成，长虹公司在银行来证通知书提示不符时未与顺钢公司核实，直接加盖公章指示付款的行为，亦与案涉损失发生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综合前述因素以及顺钢公司的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程度，顺钢公司对案涉损失承担30%的补充责任为宜。顺钢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直接侵权人追偿。一审法院认定顺钢公司承担60%的补充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另，一审法院对资金利息起止时间的判决虽超过长虹公司诉请暂计算至2017年2月21日的范围，但基于当事人对此并未提起上诉，且利息亦属于法定孳息范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本院对此不予审理。 综上，顺钢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7民初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内蒙古中油新兴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损失37247000元，并支付从2014年1月25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 二、撤销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7民初1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二、亚泰东北亚能源有限公司对上述赔偿费用承担60%的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长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哈尔滨顺钢能源有限公司对上述赔偿费用承担30%的补充责任； 四、驳回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16035元，由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16035元，内蒙古中油新兴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哈尔滨顺钢能源有限公司负担2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3541元，由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76770元、哈尔滨顺钢能源有限公司负担7677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欧阳干林 审 判 员 汪 秀 兰 审 判 员 王  惠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何  龙 书 记 员 朱 英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