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09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珊，女，197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南十二路**康佳研发大厦**。法定代表人：刘凤喜，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升，男，199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系该司员工。上诉人张珊因与上诉人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56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珊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张珊2017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差额23449.2元、2018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8500元、2018年在岗贡献奖差额614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１）2016年康佳集团企业研发资助项目，仲裁裁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认的2016年8月加班记录及新提交2016年第三季度绩效考核可知，张珊在2016年7月及8月间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完成该项目申报，为完成该项目申报工作共加班3次，分别为2016年8月6日7小时，2016年8月14日8小时，2016年8月19日2小时。该项目为在线填报项目，不能两人同时在线填写，如果有合作情况，必然存在邮件等形式的沟通，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提交沟通记录，不能提供同时段其他人的加班记录，说明此项目为张珊独立完成。（２）工业设计成果转化项目，张珊新提交的2017年2月17日加班申请，一审提交的郭孟丽邮件2017年2月优惠政策项目进度通报表和工业设计成果转化项目首页，可知该项目由张珊及徐晓林共同负责完成。（３）深圳下一代家庭多媒体终端技术工程实验室验收项目，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一审诉讼庭审后提交的书面代理词，可知张珊参与了该项目。张珊申请的优惠政策项目奖金仅按2015年优惠政策奖励办法规定的0.6系数计算，低于实际情况的0.7+，个人占比仅按30％计算，低于平均占比的50%,深圳下一代家庭多媒体终端技术工程实验室验收项目的个人占比也仅按10％计算，申请的优惠政策奖金总额，并没有计算5％的超额部分，仅按2％完成部分计算，即仅计算了最低数额的优惠政策奖金，综上张珊认为以45710+4939.2+2800=53449.2元计算2017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未超出合理范围，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张珊支付53449.2元-30000元＝23449.2元的差额。二、根据新提交的2012年8月10日会议录音、2017年第三季度绩效考核及2017年余海英相关邮件徐晓林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可以证明，2017年康佳集团企业研发资助项目及2017年万凯达企业研发资助项目因为到账时间为2018年1月25及31日，被划入2018年项目。2016年企业研发资助项目完成于2016年8月，被列入2017年优惠政策项目，上述两项目完成于2017年，并未归入2017年优惠政策项目计算优惠政策奖金，也可以推断出上述两个项目被划入了2018年优惠政策项目，且这两个项目主要由张珊完成。三、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张珊之间存在在岗贡献奖的约定，2018年在岗贡献奖属于张珊的劳动报酬范围。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一项；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珊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张珊在项目中的主要工作为填写材料、装订、申报、递交材料等辅助工作，最后根据成员工作量大小由负责人分配奖金，已经给予张珊本年度奖金3万元，足额支付优惠政策项目奖。张珊岗位为辅助岗，且根据政策优惠小组成员共同分配101150元，平均分配给所有优惠项目组成员也已足额支付给张珊。张珊二审答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审答辩称，一、我方对奖金差额不认可，我方已经支付完2017年优惠政策项目全部奖金。二、关于上诉状第三项2018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张珊所提的该多个政策项目是2017年的项目，并非2018年度的项目。三、张珊提到2018年在岗工薪差额6140元，我方认为在岗贡献奖属于年终奖的范畴，并非公司的法定工资，由公司根据经营情况和员工表现进行发放。张珊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差额23449.2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8500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在岗贡献奖差额6140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及认定，一、入职时间：原告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06年7月24日。被告代理人表示不清楚原告入职时间，仅有一份劳动合同显示合同起始时间为2016年8月1日。原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对劳动合同者的入职时间负有举证责任，由于被告未提交入职资料等可以证明原告入职时间的证据，且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电子邮件（有原件核对）均显示，早在2016年8月1日之前被告就向原告支付工资、发送工作邮件，故原审法院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原告入职被告的时间为2006年7月24日。截至庭审之日，双方劳动关系仍然存续。二、工作岗位：多媒体研发中心辅助岗位。三、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为自2016年8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四、关于2017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差额：原告主张，原告自2011年起进入多媒体研发中心的优惠政策小组，负责政府资助项目申报及验收工作。被告为激励各部门最大限度地取得优惠政策资金，制定了《康佳集团优惠政策奖惩管理办法》，根据该管理办法，对于争取到优惠政策资金的优惠政策小组成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即优惠政策项目奖金，小组成员优惠政策项目奖金的计算方式为：实际完成金额×2%×70%，再由负责人按照成员工作量大小决定个人具体分配金额。被告每年会发放备注为“工资”的奖金，其中包含了在岗贡献奖金（年终奖）以及优惠政策项目奖金。2018年2月14日，被告支付了原告2017年在岗贡献奖金及优惠政策项目奖金共计38085元，经原告询问，得知其中优惠政策项目奖金为30000元。但2017年原告所属的多媒体研发中心完成了既定的优惠政策考核目标，其中2016年康佳集团企业研发资助项目由原告独立完成，该项目获得政府资助资金326.5万元，原告可获得的优惠项目奖金应当为45710元（326.5万元×2%×70%×个人贡献比例100%）；工业设计成果转换项目由原告配合徐晓林完成，该项目获得资助金额196万元，原告可获得的优惠政策项目奖金至少应当为4939.2元（196万元×0.6×2%×70%×个人贡献比例30%）；深圳下一代家庭多媒体终端技术工程实验室验收项目由原告参与完成，该项目获得资助金额200万元，原告可获得的优惠政策项目奖金至少应当为2800元（200万元×2%×70%×个人贡献比例10%）。上述三个项目共计应获得的优惠政策项目奖金为53449.2元。被告仅发放了30000元，还应支付差额23449.2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工资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至2019年期间，原告除每月收到工资之外，每年2月、4月左右还收到被告支付的其他款项,该款项备注为“工资”，但原告主张实际为在岗贡献奖及优惠政策项目奖，具体包括:2015年2月15日7760元（2014年在岗贡献奖）、2015年4月8日10042.74元（2014年优惠政策项目奖）、2016年2月5日8487.5元（2015年在岗贡献奖）、2016年4月7日10060.9元（2015年优惠政策项目奖）、2017年1月25日11647.76元（2016年在岗贡献奖）、2018年2月14日38085元（2017年在岗贡献奖8085元、优惠政策项目奖30000元）、2019年2月2日6060元（2018年在岗贡献奖）。2、《康佳集团优惠政策奖惩管理办法》（2015、2016年修订版）及印发通知、公示网页截图、2016年及2017年部分月份优惠政策项目进度通报表。其中，《康佳集团优惠政策奖惩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版）》第三条规定，“争取到的优惠政策资金达到考核标准，按实际完成金额×2%发放项目奖金……奖惩比例为单位优惠政策负责人占比30%，优惠政策小组成员占比70%，由负责人根据成员工作量大小等决定小组成员个人具体分配金额”。3、2017年12月4日徐晓林发送的电子邮件。主题为“2017年多媒体政府项目到账明细如下”，内容为“1、深圳下一代家庭多媒体终端技术工程实验室验收200万元；2、2016年的研发资助项目326.5万元；……4、工业设计成果转换项目196万元……”。4、原告2016年、2017年加班及外出公干申请及审批情况、工作文件、工作邮件、2016年度及2017年度员工绩效考核面谈记录表等。记载原告2016年、2017年工作内容及涉及的项目。5、通话录音。记载原告询问2017年、2018年奖金的具体构成，对方确认“申报的奖金不在在岗贡献奖里面，申报的奖金要问一下郭斌”。2017年余海英相关邮件、2016年及2017年研发自主项目完成情况截图、2015年至2017年考评用以证明原告参与了获批项目的研发申报工作，符合领取优惠政策奖金的条件。被告认可证据1银行流水的真实性，确认原告主张的2017年、2018年奖金数额，对原告提交其他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被告在仲裁阶段及诉讼庭审中不承认公司存在优惠政策项目奖金，但在诉讼庭审后提交书面代理词称，被告公司确实存在优惠政策项目奖，优惠政策项目奖的发放是按照全年度通过向国家申请企业研发资助项目金额总额以及达到考核标准进行计算。原告2017年参与项目到账金额为722.5万元，项目为：深圳下一代家庭多媒体终端技术工程实验室、2016年研发资助项目、工业设计成果转换项目。另根据原告提交的《康佳集团优惠政策奖惩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版）》第三款第一项规定，争取到的优惠政策项目资金达到考核目标按照实际完成金额×2%发放项目奖金，奖励比例为优惠政策负责人占比30%，优惠项目小组成员占70%，由负责人根据成员的工作量大小等决定小组成员个人具体分配金额。优惠项目小组并非只有原告一人，还有徐晓林、何广举、郭斌、殷玲玲、张帆、仵志忠、张晓锋、郭孟丽、余海英、陈潮珊、钟文馗、刘红冰，原告仅负责以上项目的辅助性工作（填写资料、装订、申报、递交材料等），以上项目可分配给优惠政策小组成员的奖金共计101150元（7225000×2%×70%），被告支付给原告30000元，已经足额支付。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在仲裁阶段请求被告支付2017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差额15710元，后在诉讼阶段增加金额为23449.2元，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的金额以仲裁请求金额为准。其次，根据被告庭后提交的书面代理词，被告实际认可了被告处存在优惠政策项目奖金，认可了原告提交的《康佳集团优惠政策奖惩管理办法（2016）修订版》，以及原告2017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包含2016年康佳集团企业研发资助项目、工业设计成果转换项目、深圳下一代家庭多媒体终端技术工程实验室验收项目，三个项目获得的政府资助资金分别为326.5万元、196万元、200万元的事实。双方的分歧在于原告在上述三个项目中应得优惠政策项目奖金的数额。根据《康佳集团优惠政策奖惩管理办法（2016）修订版》第三条，优惠政策小组成员的优惠政策项目奖金按获得的政府资助资金×2%×70%计算，再由负责人根据成员工作量大小等决定小组成员个人具体分配金额。原告主张其独立完成2016年康佳集团企业研发资助项目，应得项目奖金45710元（326.5万元×2%×70%×个人贡献比例100%）；配合徐晓林完成工业设计成果转换项目，应得项目奖金4939.2元（196万元×0.6×2%×70%×个人贡献比例30%）；参与完成深圳下一代家庭多媒体终端技术工程实验室验收项目，应得项目奖金2800元（200万元×2%×70%×个人贡献比例10%）。上述共计53449.2元。被告虽不认可原告主张的奖金数额及个人贡献比例，但庭审中并未对原告陈述的上述项目参与人员提出异议，庭后提交书面代理词时也未对上述项目具体参与人员、具体分工等做出明确说明及提交证据证明。基于以上情况，并考虑双方提交的证据均无法确切证明原告在上述三个项目中实际贡献比例，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原告诉请2017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差额15710元未超出合理范围，原审法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五、关于2018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原告主张，原告独立完成2017年康佳集团企业研发资助项目，该项目被告获得资助款366.1万元、主力完成2017年度万凯达企业研发资助项目，该项目获得政府资助款101.8万元。上述两个项目虽然完成时间为2017年，但因为拨款时间在2018年，所以归入2018年度优惠政策项目。根据被告2018年公布的《多媒体产业本部优惠政策激励办法（试行）》，原告可获得的2018年优惠政策项目公示奖金为8500元（5000+5000×个人贡献比例70%）。原告提交《多媒体产业本部优惠政策激励办法（试行）》、QQ聊天记录、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2017年企业研究开发资助计划第二批拟资助企业的公示》、工作邮件、《2017年度员工绩效考核面谈记录表》等为证。被告确认《多媒体产业本部优惠政策激励办法（试行）》的真实性，对其他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被告辩称，《多媒体产业本部优惠政策激励办法（试行）》仅适用于2018年度的项目，原告诉请的2017年康佳集团企业研发资助项目、2017年万凯达企业研发资助项目均属于2017年的项目，不适用该办法。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确认真实性的《多媒体产业本部优惠政策激励办法（试行）》明确记载“本激励办法适用于2018年度内的项目。本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归本部优秀政策领导小组”，依据该项规定，被告将原告2017年康佳集团企业研发资助项目、2017年万凯达企业研发资助项目列为2017年度内的项目并无不妥，况且原告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上述两个项目的政府资助款项在2018年到账。故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上述两个项目的优惠政策项目奖金应当按照《康佳集团员工绩效管理制度（2016年修订版）》发放。原告确认根据《康佳集团员工绩效管理制度（2016年修订版）》，优惠政策项目奖金是在政府资助款到账之后才支付，但原告提交的各项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上述两个项目的政府资助款已经到账，故原审法院对原告诉请的2018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不予支持。六、关于2018年在岗贡献奖差额：原告主张，被告每年春节前夕都会发放上一年的部门年终奖，近年改名为在岗贡献奖。被告发放给原告的2018年在岗贡献奖仅6060元，远低于2017年的标准12000余元（税前），且2018年被告经营状况优于2017年，故诉请2018年在岗贡献奖差额6140元。被告辩称，在岗贡献奖系依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员工的工作表现发放，原告2018年度主要从事的均是辅助性的工作，且工作中不服从领导安排，被告根据上述情况发放原告在岗贡献奖，已经足额支付，不存在差额。原告确认在岗贡献奖是根据出勤情况、总包系数、绩效考核等情况发放。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陈述，在岗贡献奖属于年终奖的范畴，支付年终奖并非用人单位法定义务，而是由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经营情况以及员工工作表现决定是否发放以及发放的标准，属于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的范畴。原告2018年年初由技术岗位转为辅助岗位，2018年也未再担任优惠政策项目小组成员，且根据银行流水，原告2017年在岗贡献奖实发金额为8085元，被告根据原告工作情况发放原告2018年在岗贡献奖6060元并无明显不妥。原审法院对于原告诉请2018年在岗贡献奖差额不予支持。七、原告仲裁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在岗贡献奖中的优惠政策项目奖金1571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在岗贡献奖中的优惠政策项目奖金20501.6元。八、仲裁结果：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珊2017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差额15710元；二、驳回原告张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对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意见，经查，2016年度康佳集团优惠政策项目进度通报表显示，张珊参与的项目其为负责人或负责人之一，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一审时并未提交优惠小组成员名单，在二审时亦未提交，其称张珊在项目工作中的主要工作内容为填写材料、装订、申报、递交材料，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优惠奖的计算标准，康佳集团优惠政策奖惩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版）规定，奖惩比例为单位优惠政策负责人占比30%，优惠政策小组成员占比70%，由负责人根据成员工作量大小等决定小组成员个人具体分配金额，分配方案报直接领导批准并报集团优惠政策小组备案，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称不应按张珊个人认为的比例计算奖金，与其制定的管理办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珊完成独立完成的项目是否属于2016年度的项目，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企业研究开发资助申请指南证明该项目属于2015年完成的工作，但在一审时张珊提交该证据其否认了指南的真实性，现其又作为证据提交，自相矛盾，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张珊的上诉意见，张珊在仲裁阶段请求支付2017年优惠政策项目奖金15710元，其在诉讼阶段增加金额，对于增加部分，因未经仲裁裁决，本院不作审理。关于2018年度在岗贡献奖，该奖并非法定奖项，张珊获得该奖由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其工作岗位及工作表现予以确定，张珊在2017年获得的在岗贡献奖为8085元，2018年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其工作岗位及工作表现发放在岗贡献奖6060元，并无太大差距，张珊的该上诉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珊的上诉意见均理由不充分，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珊各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袁劲秋审判员 吴 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魏思禹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