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11110号原告：广东骏和通信设备连锁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捷进二路****627。法定代表人：罗灿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英，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懿庆，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曾仲英，男，汉族，1989年4月2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环开，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由广州市番禺区法律援助处指派。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文山，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由广州市番禺区法律援助处指派。原告广东骏和通信设备连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和公司）与被告曾仲英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骏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懿庆，被告曾仲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环开、罗文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骏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5日工资差额1886.90元；2.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2199.30元；3.原告无须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9059.4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并非违法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2019年7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提前终止与原告合作，原告应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要求将营业厅交还，由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交由第三方公司继续经营。因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系原告主要合作客户，受该客观情况影响，原告主营业务全部停止无法继续，面临严重的财政及经营压力。被告所在售后部门由于无业务来源，经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8月初沟通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无果后，原告向被告发送了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经济裁员是用人单位享有的经营自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用人单位进行经济性裁员。原告在公司无任何业务来源并且已裁撤90%以上的岗位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且原告已提前通知被告。因此，仲裁裁决认定原告违法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的事实错误。二、仲裁裁决认定的被告工资数额事实错误。被告的每月工资均由原告在次月中旬通过原告账户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同时备注以“工资”或“代发工资”。原告从未委托过其他公司或个人向被告发放过工资，因此仲裁裁决认定被告的工资数额错误。2019年7月开始，由于原告业务量大幅减少，被告仅仅需考勤上下班，无实际工作，除基本工资外无奖金等其他收入，被告实际工作至2019年8月15日，2019年8月未发放工资为1050元。被告曾仲英辩称，关于工资差额、未休年休假工资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仲裁裁决书已经作了较为详细的陈述和认定，其同意仲裁裁决书对相关项目的认定。骏和公司在起诉状中提到的经济裁员，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原告至今为止尚未根据该条规定向劳动部门申请相关的手续，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案件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骏和公司注册成立日期：2001年6月22日。骏和公司在本案庭审中主张其未进入清算程序，但没有正常经营。二、曾仲英提出的仲裁请求：1.确认曾仲英与骏和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骏和公司支付曾仲英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工资差额1886.90元；3.骏和公司支付曾仲英2013年3月27日至2019年8月15日加班工资20593.24元；4.骏和公司支付曾仲英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5日未休年休假工资4684.72元；5.骏和公司支付曾仲英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9059.40元。三、仲裁结果：1.确认曾仲英与骏和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骏和公司一次性支付曾仲英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工资1886.90元；3.骏和公司一次性支付曾仲英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2199.30元；4.骏和公司一次性支付曾仲英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9059.40元；5.驳回曾仲英的其他仲裁请求。四、起诉情况：除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外，骏和公司对其余仲裁结果无异议。曾仲英未提起诉讼。五、双方在本案庭审中确认且无争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一）劳动关系：骏和公司与曾仲英于2013年3月27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情况：双方于2015年9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工作时间实行固定工时制。每天正常工作时间为8小时，每周正常工作时间为40小时，由于受零售行业特点及经营方式等多方面原因限制，工作及休息时间采用轮岗制的方式，每周的具体工作日及每日的上、下班时间由公司根据工作需要及员工岗位性质另行确定并通知员工，员工必须遵守。如员工周度工作时间超出法律规定时长，公司安排员工补休予以补偿或者按照周度超出规定工作时间部分的工作时间按照年度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核算加班工资并于当月工资中进行发放。（三）曾仲英的工作岗位：维修员。（四）曾仲英2018年度和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天数：8天。（五）拖欠工资情况：骏和公司未向曾仲英支付2019年8月1日起至最后工作时间的工资。六、本案诉讼中，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查明情况及认定如下：（一）工资支付和工资标准：骏和公司主张，曾仲英工资由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奖金及其他构成，由骏和公司每月中旬通过银行转账形式一次性支付曾仲英上月工资，只有一张工资条，需要曾仲英签收，曾仲英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应按照骏和公司提交的工资条进行计算，骏和公司不清楚曾仲英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标准。骏和公司提交有“曾仲英”签名的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的工资条和无人签名的2019年6月、7月员工工资表加以证明。其中，工资条显示，工资构成项目有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奖金及其他、社保、实发工资，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的加班工资合计9409.49元。曾仲英确认工资条的真实性，但曾仲英主张，该工资条仅为其每月签收的一张工资条，还有另一张工资条骏和公司未提供，其每月实发工资数额由两张工资条确定。曾仲英不认可员工工资表。曾仲英主张，其工资由岗位工资、级别工资、业绩工资构成，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分两次支付上月工资，一次由骏和公司转账支付，另一次由不固定的第三方公司或者个人转账支付，每月工资需要签收两张工资条，骏和公司仅提供其中一张工资条作为证据，其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3773.80元。曾仲英提交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明细表、银行交易流水等加以证明。其中，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和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明细表显示，骏和公司为曾仲英缴纳了社保和公积金；银行交易流水显示，每月中旬有一笔来自骏和公司的“代发工资”或者“批量支付款项”存入记录外，每月下旬或者下月初基本上还有一笔来自不同个人或者第三方公司的款项存入记录。曾仲英主张上述存入记录均为工资发放记录。骏和公司对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和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明细表无异议；对银行交易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仅确认由其转账款项为工资，主张其没有委托其他公司或个人发放工资。本院认为，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骏和公司提供的上述工资条有曾仲英的签名，曾仲英确认工资条的真实性，故本院予以采信。骏和公司提供的上述2019年6月、7月员工工资表，没有曾仲英签名，且骏和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曾仲英提供的上述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明细表和银行交易流水，骏和公司确认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工资支付问题。骏和公司提供的工资条显示，每位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职位级别不尽相同，从用工常理判断，每位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和工资结构理应不尽相同，而骏和公司提供的工资条显示，劳动者每月工资均由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奖金及其他构成，劳动者月工资数额相差不大，明显不符合用工常理。再者，曾仲英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每月除有一笔来自骏和公司账户转入的收入外，大部分月份还有一笔来自第三人或者第三方公司账户转入的收入，且与曾仲英同时申请劳动仲裁的其他三十多名劳动者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均显示每位劳动者同时期每月除有一笔来自骏和公司的转款外，普遍还有另一笔来自第三人或者第三方公司的转款，转款人基本相同，且部分转款用途明确备注为“工资”或者“工资奖金”，对此骏和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无论从用工常理还是从曾仲英提供的证据来看，曾仲英的主张更加符合事实，故本院采纳曾仲英的主张，认定骏和公司存在每月分两笔支付曾仲英的上月工资的事实。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标准。作为用人单位的骏和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曾仲英的实际工资标准和工资发放情况，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采纳曾仲英的主张，认定曾仲英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标准为3773.80元。骏和公司确认曾仲英每月均有签收工资条，但是骏和公司并未提供曾仲英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全部工资条，应当由骏和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根据骏和公司提供的上述工资条记载的加班工资核定曾仲英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加班工资合计9409.49元，进而认定曾仲英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为2989.68元[（3773.80元/月×12个月-9409.49元）÷12个月]。（二）未休年休假调休问题：骏和公司在仲裁庭审主张，其已在2019年春节期间安排曾仲英休了2018年度的年休假，2019年度的年休假尚未安排，也未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骏和公司在本案庭审中主张，2019年已经安排调休。就该主张，骏和公司明确表示没有证据提供。曾仲英主张，其在职期间从未休过年休假，骏和公司没有安排过调休，也从未支付过未休年休假工资。本院认为，骏和公司主张其已安排曾仲英调休，对此，曾仲英予以否认，骏和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骏和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骏和公司该主张不予采信，认定曾仲英未休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年休假。（三）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仲裁中，骏和公司主张，其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业务结束导致提前解散,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由其提出解除与曾仲英的劳动合同，具体提出解除时间与员工解散通知书记载的解除时间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前其未与曾仲英协商。骏和公司在其本案提交的起诉状中则主张，经双方于2019年8月初沟通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无果，其根据经济性裁员的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骏和公司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曾仲英主张，骏和公司向其发出员工解散通知书，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曾仲英提交的员工解散通知书显示，该通知书由骏和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出具，主要内容为：骏和公司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的合作营业厅已于2019年7月31日提前终止合作，骏和公司自有手机连锁门店也已转让或关停，骏和公司因主要经营业务的结束而无法继续经营，公司经研究决定提前解散，基于上述原因，曾仲英与骏和公司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无法继续经营导致提前解散，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通知曾仲英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8月16日起正式终止。骏和公司对员工解散通知书无异议。本院认为，曾仲英因骏和公司向其发出员工解散通知书而与之解除劳动合同。员工解散通知书记载骏和公司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的合作营业厅已于2019年7月31日提前终止合作，其自有手机连锁门店也已转让或关停，骏和公司因主要经营业务的结束而无法继续经营，骏和公司经研究决定提前解散，基于上述原因，曾仲英与骏和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骏和公司无法继续经营导致提前解散，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故骏和公司与曾仲英终止劳动合同。在仲裁庭审中，骏和公司确认其解除劳动合同前并未与曾仲英协商，本案诉讼中，骏和公司主张其经与曾仲英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无果，骏和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故骏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再者，骏和公司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骏和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该条规定的手续，骏和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曾仲英主张骏和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本院予以采纳。判决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骏和公司与曾仲英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双方对劳动关系问题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的工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向劳动者支付工资，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骏和公司应当向曾仲英支付2019年8月1日至最后工作日即2019年8月15日期间的工资，计算方式为：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21.75天/月×工作日天数。根据曾仲英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标准3773.80元/月计算，上述期间曾仲英工资为1908.59元（3773.80元/月÷21.75天/月×11天），曾仲英主张骏和公司支付1886.90元，属于其对自身实体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照准，故骏和公司应向曾仲英支付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的工资1886.90元。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问题。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第十一条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因骏和公司已支付曾仲英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故骏和公司应向曾仲英支付2018年1月1日至最后工作日即2019年8月15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2199.30元（2989.68元/月÷21.75天/月×8天×200%）。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根据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计算公式为：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按照应得工资计算）×工作年限折算月数（每满一年计算一个月；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计算一个月；不满六个月的，计算半个月）×2。曾仲英在骏和公司的工作期间自2013年3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5日止合计已满6年4个月，工作年限折算月数为6.5个月，故骏和公司应向曾仲英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9059.40元（3773.80元/月×6.5个月×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广东骏和通信设备连锁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确认原告广东骏和通信设备连锁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曾仲英在2013年3月27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原告广东骏和通信设备连锁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被告曾仲英支付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的工资1886.90元；四、原告广东骏和通信设备连锁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被告曾仲英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5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2199.30元；五、原告广东骏和通信设备连锁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被告曾仲英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9059.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东骏和通信设备连锁销售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判员  吴春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冯悦书记员何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