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9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增江，男，196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扬，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林顺，男，197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桢，男，1984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由天津市杰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推荐。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明书，男，1956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林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通，天津海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新开河街汇恒园**。法定代表人：王新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云，男，该公司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俊鹏，天津世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河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航海东路**正商经开广场**楼**iv>法定代表人：郭巧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成亮，河南贤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增江、崔林顺、赵明书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利达公司）、原审被告河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新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5民初6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增江、崔林顺、赵明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赵增江向旺利达公司支付钢材款1067629.72元或者发回重审；2．崔林顺、赵明书不承担连带责任；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旺利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赵增江提供的电汇凭证、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已经充分证明了赵增江已经偿还旺利达公司货款1120000元，原判决对此未予认定，明显系认定事实不清。1．赵增江与旺利达公司并未对欠款金额进行过对账。赵增江之所以在旺利达公司出具的《欠款单》及《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均系因受到旺利达公司的胁迫，赵增江提交的视频资料可以证明该胁迫事实的存在，且赵增江不仅仅签订过前述《欠款单》及《调解协议书》，还签订过与前述欠款单相差3082037.89元的欠款单。如果赵增江曾与旺利达公司对过账，赵增江不可能在签订时间仅仅相差两个月、金额却相差3082037.89元的两份《欠款单》上签字，结合赵增江提交的前述视频证据，充分证明了赵增江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了涉诉《调解协议书》等材料。2．旺利达公司为赵增江供货的货款总金额仅为2187629.72元。后赵增江先后偿还共计1120000元。为证明该事实，赵增江提交了载有汇款用途为材料款的电汇凭证回执，以及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旺利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赵增江已经充分证明了已经向旺利达公司支付了1120000元货款的事实，如果旺利达公司认为该1120000元不是支付的货款，则应由旺利达公司进行举证，而不是法院仅仅根据对方的否认就认定另行处理，且根据赵增江已经提交的其它案件的二审判决，该判决明确要求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该付款情况进行核对，但原审判决却将该问题要求“当事人另行处理”，明显系认定事实不清。3．崔林顺和赵明书当时之所以签署此份调解书，是因为完全相信赵增江和旺利达公司。现在诉讼发现，赵增江和旺利达公司在此份调解协议协商时，针对崔林顺和赵明书存在明显欺诈故意，把本来欠款1067629.72元故意写成2772500元，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鉴于以上原因，根据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崔林顺和赵明书的担保合同约定应属于无效约定，所以不应该承担担保责任。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旺利达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中除河南新城公司不承担责任外所有的判项，因一审判决后旺利达公司没有资金缴纳上诉费，所以没有上诉，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河南新城公司承担责任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河南新城公司述称，针对一审判决驳回旺利达公司对河南新城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异议，本案是旺利达公司单方或者是旺利达公司与赵增江恶意伪造债务或者转嫁债务的诉讼，是诈骗案件，希望二审法院将该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旺利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赵增江给付旺利达公司钢材款2772500元；2．依法判令赵增江给付旺利达公司利息436668.75元（自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15日），并按照月利息2%的标准给付利息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3．依法判令赵明书、崔林顺对上述两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依法判令河南新城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9月18日，赵增江在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起诉旺利达公司、赵明书、崔林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即（2018）津0105民初7384号，要求依法撤销于2017年10月23日赵增江、旺利达公司、赵明书、崔林顺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赵增江诉状中载明旺利达公司确为其提供价值2187629.72元的钢材。一审法院一审认定事实：旺利达公司与赵增江系买卖合同关系，赵增江与赵明书、崔林顺系朋友关系。2017年6月15日，旺利达公司与赵增江签订《协议》一份，《协议》载：“经双方协商截止到2017年6月30日赵增江尚欠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借款4817500元（其中利息：1300000元）及钢材款2772500元（其中违约金：584870.28元）合计7590000元（大写：柒佰伍拾玖万元整）。以前所签的欠条作废。如到期还不清，按国家规定利息执行，自2017年6月30日以后所还款为先还本金后还息，直至款项还清为止。经办人（签字、盖章）：赵增江（捺印），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盖章），2017年6月15日（捺印）。”同日，赵增江向旺利达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书》载：“赵增江承诺所欠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借款4817500元（其中利息：1300000元）及钢材款2772500元（其中违约金：584870.25元）合计7590000元（大写：柒佰伍拾玖万元整）。此款定于2017年6月30日前还清。如到期不能偿还，赵增江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直至款项还清为止。承诺人（签字、按手印）：赵增江（签字并捺印），2017年6月15日（捺印）。”上述《承诺书》和《协议》签订后，赵增江均未履行。2017年7月12日，旺利达公司在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赵增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津0105民初5261号，该案以调解方式结案，赵增江在该案中对前述《承诺书》和《协议》均未持异议。2017年9月19日，旺利达公司在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赵增江、河南新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津0105民初6803号。2017年10月23日，赵增江与旺利达公司、崔林顺、赵明书签订《调解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因赵增江欠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货款2772500元一直未偿还，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将被告1赵增江、被告2河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起诉至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9日立案，立案号“201709105”，现经崔林顺、赵明书、赵增江3人与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协商同意按以下约定履行：1．还款时间：赵增江于2017年11月30日前还1000000元，余款1772500元于2018年4月30日前还清；2．利率：月利率1.5%．如未按双方约定日期还款，月利率上调至2%（利息从调解书签订之日起执行）；3．担保人崔林顺、赵明书督促赵增江还款，直至款项还清为止，同时担保人崔林顺、赵明书负连带还款责任。欠款人（签字、盖章）：赵增江（捺印），2017年10月23日；担保人（签字、盖章）：崔林顺（捺印），赵明书（捺印），2017年10月23日；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加盖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公章），2017年10月23日。”旺利达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撤回（2017）津0105民初6803号案件。2019年3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津0105民初738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赵增江、旺利达公司、赵明书、崔林顺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确认合法有效。对赵增江签订《调解协议书》时受到胁迫的主张不予采信。另，赵增江虽称在未对账的情况下签订《调解协议书》，但结合赵增江诉状中载明旺利达公司确为其提供价值2187629.72元的钢材，及赵增江在（2017）津0105民初5261号案件中未予以认可2017年6月15日的《协议》和《承诺书》中所载内容：‘钢材款2772500元（其中违约金：584870.25元）’，可以认定赵增江与旺利达公司及第三人在2017年10月23日签订《调解协议书》前，赵增江、旺利达公司在2017年6月15日《协议》和《承诺书》的基础上对赵增江尚欠钢材款的事实进行过确认，且对违约金进行了约定，故不存在赵增江在未对账的情况下签订《调解协议书》的问题，更不存在被胁迫签订《调解协议书》的情形。故对赵增江要求撤销《调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赵增江的诉讼请求。赵增江不服上诉，二审期间，赵增江提交2013年至2016年期间旺利达公司给赵增江供货的送货单21张，2014年8月19日的银行电汇凭证（回单）1张，2016年7月21日的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1张以及赵增江名下农业银行卡的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涉案《调解协议书》中记载的金额有误，签订涉案《调解协议书》时因未考虑还款情况，导致赵增江对涉案《调解协议书》中载明的货款金额发生重大误解。二审期间，旺利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赵增江的证明目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结合旺利达公司的质证意见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认为：赵增江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未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亦未能改变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认为涉案《调解协议书》于2017年10月23日签订，现赵增江主张签订该《调解协议书》时未对账，那么其在签订《调解协议书》时就应当知道该事实的存在，故其于2018年9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撤销该调解书，显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撤销权的行使期限。2019年6月27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1民终2721号民事判决书：赵增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案审理中，旺利达公司提交2014年6月5日，旺利达公司（甲方）与赵增江（乙方）签订《供货合同》，合同双方约定，乙方急需钢材若干吨，以实际发货量为准，价格为每吨3450元，货到后乙方于2014年7月5日前付清甲方全部货款，付款如到期不能兑现，每吨每天加价5元作为甲方的垫资费用。由赵增江签字，旺利达公司盖章。旺利达公司称其自2013年即给赵增江供货，开始供货并未签订书面合同。赵增江对《供货合同》无异议。旺利达公司提交2017年6月15日，赵增江出具的《欠款单》，内容为：“截止到2017年6月30日赵增江尚欠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借款4817500元（其中利息：1300000元）及钢材款2772500元（其中违约金：584870.28元）合计7590000元（大写：柒佰伍拾玖万元整）。此款定于2017年6月30日前还清，如到期不能偿还，赵增江自愿按以下约定给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进行补偿。1．按年利率36%支付利息；2．每月按借款金额的1分息进行补偿；3．同时每月按借款金额的1分息加罚利息。借款人（签字、盖章）：赵增江（捺印），2017年6月15日。”旺利达公司提交河南新城公司与天津市梦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小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河南新城公司与天津市黄骅金汇水产养殖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过《建设工程承包协议合同》十一份，称赵增江拿着河南新城公司的照来找旺利达公司，把上述合同给了旺利达公司后才供货，赵增江对此进行否认。后旺利达公司主张上述合同是在2017年6月赵增江给的，但签订供货合同时给旺利达公司出示了。赵增江不认可，称旺利达公司提交的十一份合同是赵增江本人给的旺利达公司的，但这些合同均不是赵增江签的，赵增江负责在那干活，2017年6月之前没给旺利达公司出示过。旺利达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旺利达公司提交2013年至2016年间的《送货单》21张，载明收货单位、送货时间、货号、名称及规格、数量、单价、金额。其中收货单位记载为：龙达生态园赵增江工地、武清叉沽港赵增江工地、九园路喜风台养牛厂赵增江工地、大港太平镇五星村牛厂赵增江工地、岐口金汇水产赵增江工地；金额共计2187629.72元。赵增江对《送货单》真实性认可，认可实际总供货金额共计2187629.72元，但不认可欠款金额。主张有部分还款，涉诉调解协议中未扣除还款，并提交2014年8月19日的银行电汇凭证（回单）1张，载汇款人赵增江向收款人王新旺账户汇款700000元，用途为材料款；提交2016年7月21日的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1张，载2016年7月21日，赵增江向收款方王新旺账户汇款100000元；提交赵增江名下农业银行卡的交易明细清单，载2016年2月24日赵增江向王新旺账户汇款50000元、2016年7月5日赵增江向王新旺账户汇款150000元、2016年7月7日赵增江向王新旺账户汇款120000元。以上共计1120000元。旺利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赵增江的证明目的。庭审中，旺利达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赵增江给付旺利达公司钢材款2187629.72元及2017年10月23日前产生的逾期付款违约金584870.28元；2依法判令赵增江给付旺利达公司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2187629.72元为基数，以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3．依法判令赵明书、崔林顺对上述两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依法判令河南新城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供货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津01民终2721号民事判决书，旺利达公司、赵增江、赵明书、崔林顺等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不可撤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旺利达公司要求河南新城公司对赵增江的钢材款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旺利达公司提交2014年6月5日签订的《供货合同》的合同双方为旺利达公司与赵增江，旺利达公司是供方，赵增江是需方，未列河南新城公司为合同当事人，且合同上没有河南新城公司加盖印章，合同内容不能看出河南新城公司为案涉供货合同关系的需方。河南新城公司否认委托赵增江签署《供货合同》。根据旺利达公司诉状所载，其提交的河南新城公司与天津市梦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小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河南新城公司与天津市黄骅金汇水产养殖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协议合同》是因为赵增江未结清钢材款，2017年6月旺利达公司与赵增江进行对账确认时留置于旺利达公司处作为还款来源的说明。其主张在签署供货合同时赵增江给其看过盖有河南新城公司合同专用章的上述合同书，赵增江否认，旺利达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对旺利达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赵增江不构成表见代理。旺利达公司无证据证明赵增江是代表河南新城公司签订供货合同，也未有证据证明河南新城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实际参与了合同履行的相关事宜。故旺利达公司要求河南新城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赵增江作为需方应向旺利达公司承担支付钢材款的责任。关于旺利达公司要求赵增江给付钢材款2187629.72元，旺利达公司认可赵增江欠钢材款2187629.72元，《调解协议书》中货款2772500元包括违约金584870.28元。赵增江认可旺利达公司提供的《进货单》及货款金额2187629.72元，主张于2014年8月19日、2016年7月21日、2016年2月24日、2016年7月5日、2016年7月7日已给付货款共计1120000元。结合旺利达公司对赵增江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及《欠款单》和《调解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对赵增江就以上转账款项系偿还《调解协议书》中货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当事人应另行处理。对旺利达公司要求赵增江支付钢材款2187629.72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旺利达公司要求赵增江就上述所欠钢材款给付2017年10月23日前产生的逾期付款违约金584870.28元的请求，由于赵增江违约，给旺利达公司造成损失，损失金额综合考虑赵增江拖欠钢材款的期间、金额及双方约定的内容，旺利达公司的该项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旺利达公司要求赵增江以2187629.72元为基数，以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利息的请求，《调解协议书》约定，赵增江应于2017年11月30日前还款1000000元，如未按双方约定日期还款，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利息从调解协议书签订之日起执行，赵增江自签订《调解协议书》后，未履行给付所欠钢材款的还款义务，显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旺利达公司要求赵增江以2187629.72元为基数，按《调解协议书》约定利率给付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利息及逾期利息的请求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崔林顺、赵明书在《调解协议书》担保人处签字捺印，并约定担保人崔林顺、赵明书负连带还款责任，保证合同成立有效，崔林顺、赵明书应按约定负连带还款责任。故对旺利达公司要求赵明书、崔林顺对赵增江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赵明书关于其仅对河南新城公司一方提供担保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崔林顺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赵增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支付钢材款2187629.72元及2017年10月23日前产生的逾期付款违约金584870.28元；二、赵增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2187629.72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标准计算）；三、崔林顺、赵明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806元，由天津市旺利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026元，由赵增江、崔林顺、赵明书负担31780元。”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赵增江应该向旺利达公司支付货款的具体数额；2、崔林顺、赵明书是否应该就赵增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赵增江主张2014年8月19日付款700000元；2016年2月24日付款50000元；2016年7月5日付款150000元；2016年7月7日付款120000元；2016年7月21日付款100000元，合计1120000元，应该从欠旺利达公司货款数额中扣除。旺利达公司对收到上述款项没有异议，主张上述1120000元已经在（2017）津0105民初5261号民事案件中作为赵增江还款已经扣除，并不是本案的钢材款。就上述1120000元款项的性质，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一步进行对账，赵增江主张其在（2017）津0105民初5261号民事案件中的付款不包括上述1120000元，具体付款明细是：2013年1月5日付300000元；2013年10月29日付500000元；2014年12月20日付500000元；2014年8月19日付款1000000元；2014年11月24日付100000元。旺利达公司对收到2013年10月29日500000元、2014年11月24日100000元、2014年12月20日500000元认可，但主张2013年1月5日的300000元，2014年8月19日的1000000元，是赵增江偿还的其他借款，而不是（2017）津0105民初5261号民事案件中的付款。旺利达公司对此提供了赵增江上述付款所对应的相关借款单，虽然赵增江对此不予认可，但对此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其相关上诉主张，本院无法支持。结合双方签订的《协议》、赵增江出具的欠款单、《承诺书》、生效的法律文书，一审判决认定赵增江应该向旺利达公司支付货款的本金数额为2187629.7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崔林顺、赵明书自愿在调解协议书上作为担保人签字，并承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现崔林顺、赵明书上诉主张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增江、崔林顺、赵明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44元，由赵增江、崔林顺、赵明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秀红审判员  杨宝华审判员  吴晓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单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