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15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卫东，男，1969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弥勒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斌，男，196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弥勒市。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军，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兴旺，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云龙，男，197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原住弥勒市弥阳镇环南巷**，现住弥勒市。原审被告：赵树萍，女，1975年1月10日出生，傣族，原住弥勒市弥阳镇环南巷**，现住弥勒市。原审第三人：弥勒市宏达汽车修理厂。。住所地：弥勒市弥阳镇弥师路经营者：杨云龙。原审第三人：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弥勒市弥阳镇弥师路法定代表人：秦华，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弥勒市恒达二手车市场交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第七小组大瓦窑法定代表人：杨云龙，该公司经理。上诉人杨云龙、原审被告赵树萍、原审第三人弥勒市宏达汽车修理厂、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弥勒市恒达二手车市场交易服务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龙，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王卫东、孙建斌因与上诉人杨云龙，原审被告赵树萍，原审第三人弥勒市宏达汽车修理厂（以下简称宏达修理厂）、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弥勒市恒达二手车市场交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20）云2504民初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卫东、孙建斌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军、蒋兴旺，上诉人杨云龙、原审被告赵树萍及其与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卫东、孙建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杨云龙向王卫东、孙建斌支付自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违约滞纳金4195500元，及以承包费15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5‰的标准自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违约滞纳金；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云龙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为在合伙关系下王卫东、孙建斌未足额出资，杨云龙出资已超过应出资范围错误。首先，本案属于承包合同纠纷，而不是合伙纠纷。合伙各方在合伙关系下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守约方是否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不是在本案中应当认定的事实及解决的问题。一审法院主动审理合伙法律关系下合伙三人各自履行义务的情况，并认定王卫东、孙建斌违约，明显超越了本案应审查的范围，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诉讼原则。其次，宏达修理厂用地第一至五年的租金446175元不是用杨云龙个人的资金支付的，而是用合伙三人共同出资的资金支付的。2009年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就实际建立合伙关系，2011年补签了《合伙协议》。在签订《合伙协议》前王卫东、孙建斌就分别向杨云龙支付了出资款50万元、45万元。最后，合伙期间三位合伙人均未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全额出资。因为宏达修理厂的生产建设并不需要一次性投资到位，而是采取边建设、边经营、边投资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每年的利润三位合伙人并没有分配，而是继续投入修理厂建设和经营。另外，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将宏达修理厂建设和添置设备的资金认定为由杨云龙个人出资，且在没有进行评估确认建设和设备价值的情况下就认为这部分出资远远超出其应出资的范围错误。2.一审判决驳回王卫东、孙建斌关于滞纳金主张的理由错误。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通过自愿、平等协商达成了“滞纳金”的约定，实质是违约方就迟延履行付款义务而支付的违约金。一审法院仅以“滞纳金”属于行政执行罚款的一种方式而否定其在案件中的本质，判决错误。杨云龙不支付承包费属于单方违约行为，其应当向王卫东、孙建斌承担支付滞纳金的违约责任。杨云龙在签订宏达汽车修理厂和昌达公司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及签署《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时，对该两份文件记载的内容是非常清楚及认可的，其也没有对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应收应付账款提出异议。杨云龙在履行《内部承包经营合同》过程中，对应收应付账款提出异议是为了不履行支付承包费的义务而故意寻找借口，并没有被证实真实存在。而且《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也没有约定在杨云龙提出异议时，有权拒绝支付承包费。因此，即便没有“及时处理”，过错也是在杨云龙而不在王卫东、孙建斌。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杨云龙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但不判决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滞纳金”的违约责任，明显矛盾。一审不支持“滞纳金”，将造成王卫东、孙建斌损失合理使用承包费而产生的投资收益、利息损失等收益，而杨云龙违约不承担违约责任，不符合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杨云龙、赵树萍、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辩称，王卫东，孙建斌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1.本案《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基于《合伙协议》产生，《合伙协议》是审理本案的基础。本案当事人对《合伙协议》产生争议，应对此争议问题进行专案处理，一审法院附带审理，不全面，不客观。2.《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所涉企业昌达公司，其性质的认定也应专案处理，而不是附带审理。昌达公司成立时，虽然使用了部分宏达修理厂的资金，但大部分出资均为杨云龙，赵树萍。昌达公司成立过程中，均无王卫东，孙建斌的参与，昌达公司是杨云龙、赵树萍的夫妻财产。3.一审中，答辩人均要求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合伙纠纷，是合理、成立的，二审法院应当对此进行更正。综上所述，本案是一个无根之诉，本末倒置，王卫东，孙建斌二审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当驳回，并发回重审。杨云龙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弥勒市人民法院（2020）云2504民初415号民事判决，并改判中止审理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实。杨云龙与赵树萍系夫妻，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系朋友关系。2009年5月3日，杨云龙租得面积5949平方米场地一块，租期为20年，支付第一年至五年租金446175元。2010年10月20日，杨云龙又租得面积13506平方米场地一块，租期为20年。2011年5月4日，杨云龙与王卫东，孙建斌签订《合伙协议》约定：上述两地块为合伙经营场地；合伙企业名称为宏达修理厂；合伙期限20年，即2029年11月30日终止；杨云龙与王卫东，孙建斌各出资85万元，出资款于2009年12月1日前交齐；杨云龙为合伙企业负责人，负责处理企业对外事宜并管理企业日常工作等。协议签订后至今，孙建斌出资450000元，王卫东出资500000元。杨云龙出资支付第一年至五年租金446175元，后又零散出资建设经营合伙企业。从合伙企业的建设规模和添置的设备上看，己远远超出其应出资的范围。故而，建厂费用共2087935元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杨云龙独自出资建厂1137935元。2015年5月19日，杨云龙与王卫东，孙建斌签订《土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杨云龙与王卫东，孙建斌投资设立的恒达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及全部资产归并给杨云龙；由杨云龙一次性给付王卫东，孙建斌各1075000元。杨云龙依约履行了全部给付义务。2015年6月1日，杨云龙与王卫东，孙建斌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将宏达汽车修理厂和昌达公司承包给杨云龙。但杨云龙与王卫东，孙建斌都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应视为无效合同。二、本案事实应该如何认定。1.王卫东，孙建斌与上杨云龙签订《合伙协议》后，未如实履行出资义务视为违约。杨云龙多次向王卫东，孙建斌催促补交出资，但二人以无资金为由一直推脱，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对二人作出退伙或者除名的处理。所以，审理本案首先就应确认合伙协议是否成立有效，王卫东，孙建斌是否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2.2015年5月19日，杨云龙与王卫东，孙建斌签订《土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由杨云龙一次性给付王卫东，孙建斌各1075000元转让费，应认定为是王卫东，孙建斌的退伙行为。理由是，俩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述款项后，仍然未补齐出资款，其合伙人的权力，义务、责任终止。3.基于上述事实及理由，2015年6月1日，上诉人与俩被上诉人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无效，对合同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三、程序错误。《土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合伙协议》是产生《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前提。杨云龙与王卫东，孙建斌在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时的合伙关系是否依然存在，这一客观问题是无法回避，是一审法院必须查明的。同时，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确实存在合伙纠纷，本案的判决结果存在风险，定案依据不固定、不客观、不充分，一审法院应当向本案当事人释明，中止审理本案，另案诉讼合伙纠纷，待合伙纠纷审理后，用判决结果作为本案证据，恢复审理。一案法院未依职权履行告知义务，视为程序错误。四、适用法律错误。王卫东，孙建斌的合伙身份存在瑕疵，2015年5月19日，杨云龙与王卫东，孙建斌签订《土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时，王卫东，孙建斌收到款项后也未补交出资款，其行为是否属于退伙。一审法院未对上述情况加以厘清，盲目，主观，强硬的用合同法审理错误。此外，本案王卫东，孙建斌在与杨云龙订立的《合伙协议》时，缺乏合伙要件。1.王卫东，孙建斌未在工商登记中备案股东名字。2.王卫东系原弥勒市天安财产保险公司弥勒分公司经理，孙建斌系原弥勒市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弥勒分公司经理，入伙身份具有争议。3.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合伙，只出资，未参与该合伙事项的经营，与合伙相关规定相违背。杨云龙与赵树萍夫妻所设立的昌达公司，虽有部分资金来自宏达汽车修理厂帐户，但依此行为认定公司是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的合伙公司是错误的。综上，《合伙协议》缺乏合伙要件，合伙关系不成立。昌达公司是杨云龙与赵树萍夫妻共同财产，他人无权分割。王卫东和孙建斌有侵占企业利益行为。王卫东、孙建斌辩称，1.合伙共有财产中5949平方米土地对应的446175元租金是用合伙三人共同出资的资金支付的，不是杨云龙个人的资金。杨云龙主张建厂费用共计2087935元，其中杨云龙独自出资1137935元不符合客观事实。2087935元的建厂费用是杨云龙单方统计，没有经过合伙三人的共同确认，也没有其他支付凭证予以佐证。在合伙期间，合伙三人均没有按照该金额进行出资。2.杨云龙主张《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一是合伙三人的出资金额及方式在合伙期间已经改变，王卫东、孙建斌不存在出资不足的问题。二是合伙出资是否到位、是否应当除名这些问题是在《合伙协议》项下审查的问题，不是在《内部承包经营合同》项下审查的问题。三是是否足额出资并不是判断是否具备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主体资格的条件。3.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时三人是有合伙关系的。《合伙协议》项下合伙三人是否存在纠纷、存在何种纠纷，跟内部承包关系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存在本案承包合同争议必须以合伙纠纷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无需中止审理。4.《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情形，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属于合同纠纷，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进行判决没有错误。王卫东、孙建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上列被告连带给付承包费1500000元；2.判令上列被告连带给付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违约滞纳金4195500元[2015年6月4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违约滞纳金545500元（100000元×5‰×1091天）+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违约滞纳金1460000元（400000元×5‰×730天）+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违约滞纳金730000元（200000元×5‰×730天）+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违约滞纳金547500元（300000元×5‰×365天）+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违约滞纳金912500元（500000元×5‰×365天）]；3.判令上列被告连带给付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承包费之日止的违约滞纳金（1500000元×5‰×实际天数）；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被告系夫妻。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系朋友关系。2009年5月3日，被告杨云龙与弥勒市弥阳镇吉山村委会吉山第一村民小组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承租位于弥勒市面积为5949平方米的集体预留建设用地使用权，租期15年即2009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之后又延长5年的租期。该地第一年至五年的租金446175元（每年租金89235元）由被告杨云龙给付。2010年10月20日被告杨云龙与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第七居民小组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约定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七居民小组将其位于大瓦窑13506平方米的场地租赁给被告杨云龙使用，租期20年即201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0日。2011年5月4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合伙经营场地包括向吉山一组承租的5949平方米和向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七居民小组租赁的13506.4平方米的土地；合伙经营企业名称为“宏达修理厂”，合伙期限为20年即2009年12月1日至2029年11月30日；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各出资850000元，出资款于2009年12月1日前交齐，被告杨云龙为合伙企业负责人，负责处理企业对外事宜并管理合伙企业的日常工作等。协议签订后，原告孙建斌共出资450000元，原告王卫东共出资500000元，其中原告王卫东于2009年12月21日出资400000元、2010年2月24日出资70000元、2010年8月24日出资30000元。被告杨云龙零散出资，无证据证明具体出资数额。2011年6月28日，经原弥勒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现弥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宏达修理厂，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被告杨云龙。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修建了大车修理车间、小车修理车间、客户休息区及展厅两个等。2012年8月29日，被告杨云龙出资200000元、被告赵树萍出资800000元经弥勒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了名为“弥勒市昌达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赵树萍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被告杨云龙任公司监事，公司经营范围是汽车、汽车配件、汽车装饰用品销售。被告杨云龙、赵树萍依约已实际出资并经相关部门验资。昌达公司成立后，两被告将昌达公司的注册资金抽走，其中2012年9月25日从昌达公司的78×××012号银行账户转出50万元，2012年9月26日从昌达公司的78×××012号银行账户转出50万元。2012年9月26日被告赵树萍以配件款名义从宏达修理厂的22×××018号银行账户转账200000元到其持有的62×××811号银行账户，同日昌达公司从其78×××012号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到宏达修理厂的22×××018号银行账户，2012年9月29日被告杨云龙以配件款名义从宏达修理厂的22×××018号银行账户转账500000元到其持有的62×××011号银行账户。审理中，两被告也认可其投资到昌达公司的1000000元已抽走。2012年11月昌达公司在账务上将该款记载为“其他应收账款”，截至目前该“其他应收款项”没有收回，两被告也未继续在昌达公司出资。第三人恒达公司由被告杨云龙出资500000元成立，2013年10月14日经弥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股东即被告杨云龙持有公司全部股份，实缴出资及经营所需资金来源于宏达修理厂的经营收益，法定代表人是被告杨云龙，被告赵树萍是公司监事，，公司住所地弥勒市弥阳镇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七居民小组大瓦窑经营范围为二手车交易双方提供交易场所和信息、过户、转籍等相关配套服务，代办车辆、驾驶证照年检、换证、新车落户、汽车美容、装饰服务等。2015年5月19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土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投资设立的恒达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及全部资产归并给被告杨云龙，由被告杨云龙一次性各给付两原告1075000元，现被告杨云龙已依约履行了全部给付义务。2014年7月15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署《账务结算明细》，确认截止2013年12月31日资金收入，宏达修理厂账面余额为1130822元，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昌达公司净利润407224元（不含入公账利润56700元、含入公账支出29788.65元），共计1538046元；资金支出，付恒达公司围墙工程款120000元、租金337660元，付昌达公司保证金及宏达修理厂售后保证金590000元（其中雪铁龙保证金15万元、上海大众保证金20万元、起亚保证金15万元及售后保证金3万元、大众售后保证金6万元），昌达公司支付本田保证金20万元，昌达公司2月份杨文春接手资金54175.12元（对公账上16658.02元、卡上37517.10元），共支出1311835.12元；宏达修理厂2014年资金，购本田雅阁汽车106000元、对公账户资金196136.95元、金卡上的资金63229.75元，共计365366.70元；2013年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账务：收取-支出=1538046元-120000元-337660元-200000元-10000元-54175.12元=226210.88元（账面金额，实际现金从2014年资金中扣减）；2014年交账金额365366.70元（含226210.88元）。2015年6月1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确定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由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投资成立，各持有三分之一的股权，昌达公司是以两被告的名义成立，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等由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承担；被告赵树萍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昌达公司的名称及所产生的无形资产归被告赵树萍所有；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承包给被告杨云龙经营，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年即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被告杨云龙每年各给付两原告承包费250000元，给付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三日内各给付两原告50000元，当年剩余的承包费400000元于2016年5月31日各给付两原告200000元，2016年至2017年的承包金被告杨云龙于2016年5月31日前各给付100000元，剩余的承包费300000元由被告杨云龙于2017年5月31日前各给付两原告150000元，2017年至2018年的承包费被告杨云龙与2017年5月31日前各给付两原告250000元，若被告杨云龙未按约定给付承包费，每推迟一日应向两原告给付未付承包费的5‰的滞纳金。同时双方对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固定资产、保证金、欠款、应收账款、昌达公司利润、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办公设备、修理设备、挂账修理费、库存商品等进行了清点造册。2014年至2015年5月宏达修理厂的挂账记录中载明宏达修理厂为昌达公司对外销售的汽车进行了189次首次保养、69次定期保养，无证据证实昌达公司给付宏达修理厂保养费用。2015年6月6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对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资金余额、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应分配资金等进行结算，但部分应收应付款未列入进行结算，其中2013年1月18日昌达公司与红河州恒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整车经销合同》约定昌达公司分销红河恒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的比亚迪汽车，昌达公司于2013年3月6日给付红河州恒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证金20000元，2013年10月21日宏达修理厂给付红河州天鸿汽车经贸有限公司保证金200000元、配件款40000元，2012年5月25日宏达公司给付红河诚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保证金150000元，2013年8月14日宏达修理厂给付红河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配件款20000元，2013年8月19日昌达公司给付红河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保证金100000元，2013年8月27日被告赵树萍代为给付红河州天鸿汽车经贸有限公司保证金200000元，上述保证金、配件款未列入《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另外，2014年11月饶东全向昌达公司订购上海大众轿车一辆，因昌达公司交付给饶东全的车在销售权有销售、维修记录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审理后以（2018）云2504民初2668号案件判决昌达公司、红河州天鸿汽车经贸有限公司退还饶东全的购车款276950元及赔偿三倍购车款830850元。2014年5月9日曲靖市商业银行付份有限公司红河分行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补充协议》，被告杨云龙向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河分行贷款100万元用于装修，同日两被告签署《还款计划》后曲靖市商业银行付份有限公司红河分行将贷款转账到被告杨云龙的账户。2014年4月29日宏达修理厂创建三类安全生产标准，委托蒙自畅达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相关材料产生服务费5000元。2015年1月2日张维政向昌达公司订购东风悦达起亚牌K2轿车一辆，因交付的车辆发动机右侧有擦恒双方产生纠纷，法院判决赔偿的利息、保险费等15214元、诉讼费666元，也未列入《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进行结算。从宏达修理厂会计报表可见，2015年宏达修理厂亏损208408.21元，2016年宏达修理厂亏损12106.49元，2017年宏达修理厂亏损20709.72元，2018年宏达修理厂亏损366.05元。两被告经营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期间，宏达修理厂的基本存款账户24×××54号、22510000005312018号，昌达公司的78×××012号、24×××490号银行账户与被告杨云龙持有的6228453616009185063号、62×××011号、6231900000012003998号、62×××011号银行账户和被告赵树萍持有的62223691052843202号、62×××811号、6222082507000357078号、6228483616265958967号6223691735672804号、6223691955159532号、6228483610059207317号62220825070006686156号及秦华的6230523610008416571号，混同使用并存在多次往来转账，配件款、修理费、材料款、定金、工资、购车款从对公账户转到两被告持有的银行卡，再从两被告持有的银行卡支付，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对公账户也存在多次拆借及不明转账。2017年10月31日被告杨云龙与刘西洲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约定被告杨云龙将位于锦屏路××组宏达修理厂东侧展厅（临街展厅一处、相邻后展厅一处、相邻小门面一处）出租给刘西洲用于汽车销售，租期五年即2017年11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每年租金266000元。2018年9月8日被告杨云龙与赵如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被告杨云龙将位于锦屏路××组宏达修理厂西侧展厅出租给赵如做展厅使用，租期三年即2018年9月10日至2021年9月9日，每年租金318000元。2019年6月10日被告杨云龙与谢跃才签订的《修理厂小车间租赁合同》，约定被告杨云龙将位于锦屏路××组宏达修理厂的小车修理车间出租给谢跃才做小车修理车间，租期3年即2019年6月15日至2022年6月15日，每年租金238000元。2019年12月20日被告杨云龙与王燕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被告杨云龙将位于锦屏路××修理厂××大小仓库××、办公室××、彩钢瓦厂房出租给王燕使用，租期10年即2019年12月20日至2029年12月20日，每年租金80000元。上述租金已由被告杨云龙收取。另查明，昌达公司的展厅、、办公地均是宏达修理厂的两被告其将昌达公司的出资抽走后，昌达公司与宏达修理厂捆绑经营，营运资金向宏达修理厂拆借、共计应给付上级分销商的部分保证金由宏达修理厂账户支付，新车售后保养由宏达修理厂承担。2017年至2019年被告杨云龙将宏达修理厂的展厅、修理车间及办公场地租给他人使用后，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已停止经营，昌达公司正在办理注销手续。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合伙时，原告孙建斌原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弥勒支公司的员工，原告王卫东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弥勒支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时确定的案由为合同纠纷，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在诉讼中认为案由应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是根据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条款要求二被告给付承包费和滞纳金，故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况且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合伙的内容不仅包括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还包括第三人恒达公司、租赁吉山一组的土地、租赁城东七组的土地等，而本案《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中只涉及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其他内容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故两被告及第三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1年5月4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协议约定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应于2009年12月1日前履行全额出资义务，两原告至今未履行足额出资义务，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签订《合伙协议》前，被告杨云龙已给付吉山一组宏达修理厂用地第一年至第五年的租金446175元，之后被告杨云龙零散出资建设、经营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其出资虽无证据证实具体数额，但从宏达修理厂的建设规模和添置的设备看已远远超出其应出资的范围。第三人昌达公司名义上是两被告出资设立，但2012年8月29日公司成立后，两被告已于2012年9月25日和9月26日将出资100万抽走，昌达公司销售车辆的展厅、办公用房均是宏达修理厂建设，分销车辆部分保证金由宏达修理厂账户给付，且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基本账户与两被告持有的银行账户混同使用，存在多次转账，不能区分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及两被告银行账户上的资金归属。且2014年7月17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署的《账务明细》已将昌达公司、恒达公司的收入和支出并到宏达修理厂的收支明细中结算，其中资金支出一栏明确载明支付昌达公司保证金及宏达修理厂售后保证金590000元，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收入减支出后盈余226210.88元。另外，恒达公司名义上是被告杨云龙的独资企业，登记股东为被告杨云龙，实则该公司是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的合伙企业。被告赵树萍一直在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工作，其主张不知道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昌达公司虽然名义上登记的股东是两被告，但两被告出资成立昌达公司一个月内即撤走全部出资，之后昌达公司与宏达修理厂捆绑经营，营运资金来源于宏达修理厂的收益，故一审法院认为昌达公司是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的合伙企业。2015年6月1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前述昌达公司是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的合伙企业，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将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内部承包给合伙人经营，只短期改变了两个经济实体的经营模式，并未改变合伙的实质，被告赵树萍将昌达公司的出资全部撤走后被告赵树萍只是昌达公司的挂名股东，且合同已特别约定昌达公司的名称及所产生的无形资产由被告赵树萍享有，故该合同未侵害被告赵树萍的合法权益，合同也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应按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两被告主张《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侵害被告赵树萍的合法权益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一直是两被告负责经营管理，并实际控制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且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附件已载明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对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固定资产、保证金、利润、应付账款、应收账款、配件及材料等进行了清点造册，故一审法院认为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时两原告的交付行为已完成，两被告主张两原告未将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交付给其管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未实际履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杨云龙未依约给付两原告承包金，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至于两原告未依约足额出资，属合伙协议纠纷，不宜在本案中处理，被告杨云龙可另案主张。两被告主张两原告未对宏达修理厂足额支付合伙出资不具备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权利和资格，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本案审理的是合同纠纷，而非合伙协议纠纷，《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内容仅短期改变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经营模式，并未改变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对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合伙经营的实质内容，《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恢复到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合伙经营的状态，且被告赵树萍仅是昌达公司的挂名股东，故《内部承包合同》无需征得被告赵树萍的同意或追认，况且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在一个地点办公，被告赵树萍在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工作，《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后被告赵树萍多次从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及两被告的个人账户之间转账，故两被告主张被告赵树萍对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不知情，未经其同意，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两被告主张有部分保证金、诉讼费、赔偿款、施救费、未收回的购车款等未列入《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一并结算，认为《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未履行，因本案是审理《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所引发的纠纷，并非审理合伙协议纠纷，且《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并未约定上述债权债务的归属，现合同履行期限已届满双方未就《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延续达成协议，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仍属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的合伙企业，在合伙解散之前上述债权债务仍属合伙债权债务，故两被告的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两原告主张被告杨云龙给付承包金15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滞纳金是指行政机关对不按期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相对人课以新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方法，其目的是促使其尽快履行义务，属于行政强制执行中执行罚款的一种具体方式。本案中双方均是自然人，不具备课以滞纳金的主体资格，且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及签署《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时被告杨云龙即对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应收应付款提出异议，被告杨云龙以此为由拒不支付两原告承包费，但双方均未及时作出处理，对被告未支付承包费的违约损失的扩大双方均存在过错，故两原告主张由被告杨云龙支付滞纳金，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被告赵树萍既不是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合伙人，也不是《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当事人，两原告主张被告赵树萍承担连带给付承包费、滞纳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杨云龙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王卫东、孙建斌承包费1500000元；二、驳回原告王卫东、孙建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668元，由原告王卫东、孙建斌负担38060元，由被告杨云龙负担13608元。二审中，王卫东、孙建斌提交《收据》两份，欲证明杨云龙用合伙资金支付租金。杨云龙、赵树萍、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恒达公司提交《关于一桩民事诉讼案的情况反映》《云南银保监局群众来信告知书（转交银保监分局类）》《红河银保监分局群众来信告知书（转机构处理类）》，欲证明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签订协议时，身份不合法。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本院除对一审认定：“2011年5月4日，两原告与被告杨云龙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合伙经营场地包括向吉山一组承租的5949平方米和向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七居民小组租赁的13506.4平方米的土地；合伙经营企业名称为‘宏达修理厂’，合伙期限为20年即2009年12月1日至2029年11月30日；两原告及被告杨云龙各出资850000元，出资款于2009年12月1日前交齐，被告杨云龙为合伙企业负责人，负责处理企业对外事宜并管理合伙企业的日常工作等。协议签订后，原告孙建斌共出资450000元，原告王卫东共出资500000元，其中原告王卫东于2009年12月21日出资400000元、2010年2月24日出资70000元、2010年8月24日出资30000元。被告杨云龙零散出资，无证据证明具体出资数额。”不予确认外，对原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1年5月4日，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合伙经营场地包括向吉山一组承租的5949平方米和向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七居民小组租赁的13506.4平方米的土地；合伙经营企业名称为“宏达修理厂”，合伙期限为20年即2009年12月1日至2029年11月30日；王卫东、孙建斌及杨云龙各出资850000元，出资款于2009年12月1日前交齐，杨云龙为合伙企业负责人，负责处理企业对外事宜并管理合伙企业的日常工作等。协议签订前，孙建斌共出资450000元；王卫东共出资500000元，其中：2009年5月12日出资200000元，2009年12月29日出资200000元，2010年2月24日出资70000元，2010年8月24日出资30000元。被告杨云龙零散出资，无证据证明具体出资数额。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应以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的合伙协议纠纷解决为前提；二、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是否有效，以及王卫东、孙建斌请求杨云龙支付相应承包费及滞纳金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签订《合伙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从履行合伙协议的过程看，协议签订前王卫东、孙建斌已分别出资500000元、450000元，虽然未达到约定的850000元，但杨云龙亦无证据证明其具体出资数额。2015年5月19日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签订《土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三方投资设立的恒达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及全部资产归并给杨云龙，由杨云龙一次性各给付王卫东、孙建斌1075000元后，杨云龙依约履行了全部给付义务。2015年6月1日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进一步确定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由三方投资成立，各持有三分之一的股权。在此过程中，杨云龙未对王卫东、孙建斌未足额出资提出异议。基于上述事实，本院认为王卫东、孙建斌、杨云龙三方当事人形成了合伙关系。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王卫东、孙建斌作为合伙人，依法可以主张自己基于该合同应享有的权利。鉴于王卫东、孙建斌、杨云龙之间的合伙关系与本案的承包关系，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各方基于合伙关系的其他纠纷，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不须以合伙协议纠纷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故本院对上诉人杨云龙提出的本案应中止审理，待当事人另案起诉合伙协议纠纷后再行处理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合伙协议》载明的合伙企业虽然仅为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登记的股东也仅是杨云龙和赵树萍，但昌达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成立后，杨云龙和赵树萍分别于2012年9月25、26日将出资1000000元抽走，昌达公司销售车辆展厅、办公用房均是宏达公司建设，部分分销车辆保证金由宏达公司给付，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基本账户与杨云龙和赵树萍持有的银行账户混同使用，存在多次转账，不能区分各自资金归属。2014年7月17日王卫东、孙建斌、杨云龙三方签署的《账务明细》将昌达公司、恒达公司的收入和支出并到宏达修理厂的收支明细中结算，其中资金支出一栏明确载明支付昌达公司保证金及宏达修理厂售后保证金590000元，宏达修理厂和昌达公司的收入减支出后盈余226210.88元。因此，昌达公司实际上是与宏达修理厂捆绑经营，营运资金来源于宏达修理厂的收益，赵树萍系挂名股东。而宏达修理厂系王卫东、孙建斌、杨云龙三人投资设立，三人因此对宏达修理厂及昌达公司享有权益，三人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一直是杨云龙和赵树萍负责经营管理，并实际控制，且《内部承包经营合同》附件已载明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对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固定资产、保证金、利润、应付账款、应收账款、配件及材料等进行了清点造册，故本院认定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时，王卫东、孙建斌的交付行为已完成。据此，本院对杨云龙提出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未实际履行，应视为无效合同的主张，不予支持，杨云龙应当按照《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向王卫东、孙建斌支付150万承包费。关于王卫东、孙建斌要求给付滞纳金的诉求。本院认为，《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的滞纳金，系对杨云龙不按期给付承包费应承担的民事违约责任的约定，一审法院将其与行政机关对不按期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相对人的滞纳金相混淆不当。但王卫东、孙建斌与杨云龙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及《清厂核资资金结算表》时杨云龙即对宏达修理厂、昌达公司的应收应付款提出异议，而王卫东、孙建斌作为合伙人，不及时与杨云龙作出处理，未尽到合理的义务，一审判决驳回王卫东、孙建斌滞纳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不予调整。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卫东、孙建斌、杨云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664元，由王卫东、孙建斌负担40364元，由杨云龙负担18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嘉审判员 刘玉芳审判员 李 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进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