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34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通渭路**房地产大厦**。负责人：赵荣春，该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彦洁，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文培，男，1960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瑞培，男，195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系史文培哥哥。上诉人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正天合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史文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2民初6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正天合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彦洁、被上诉人史文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瑞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正天合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2民初6132号民事判决，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正天合律所代理史文培的执行案件不构成利益冲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皇台酿造集团只是皇台酒业公司的控股（26.84%）股东皇台商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不是上市公司皇台酒业公司的股东，不存在利益冲突。其次，为了规避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正天合律所在案件一二审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出现，是由天马律所来代理。正天合律所在执行阶段代理时，皇台酒业公司的控股股东已经是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皇台酿造公司已不是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只有皇台酿造公司一家单位，皇台商贸公司只是原审案件的被告，不是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与皇台酒业公司也不存在利益冲突。最后，除了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第三十九条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4年3月20日修订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七十六条，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律师执业利益冲突进行原则性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律师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有两个条件，一是同一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委托事项的委托人之间有利益上的冲突，二是代理会损害相关委托人的利益。一审判决对利益冲突行为进行了扩张解释，但正天合律所代理的执行一案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二、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人正天合律所一审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不能让人信服。一审法院仅凭《委托代理合同》笔迹鉴定意见并非史文培本人签字就认为上诉人正天合律所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严重错误。史文培对与正天合律所之间签订风险代理合同在庭审中是认可的。且向正天合律所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第二份《委托代理合同》是真实有效的，从风险代理的角度来说，代理案件已经取得了相应的结果，史文培在未支付代理费的情况下无权单方解除合同。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仅需经合同相对方的同意，一审法院并未去了解天马律所及蔡永民律师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转让是否同意，仅仅以史文培本人未签字就否认合同转让的效力是不当的，在史文培与皇台酿造公司的执行案件中，全部由史文培的哥哥史瑞培出面办理委托、签字等手续，因此，律所无法知道哪些材料是史文培本人签的，哪些是代签的，但并不影响上诉人正天合律所接受天马律所蔡永民律师的一、二审胜诉成果和代理后续的执行工作。三、关于律师费和上诉人正天合律所垫付费用的支付问题。根据风险代理的约定，被上诉人史文培除了交纳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和执行费之外，未承担其他任何费用。蔡永民律师出庭的差旅费、保全费及赴外地查封的费用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时间久远，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凭证，但不能否定杨军律师确实垫付了上述费用。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史文培先是否认与正天合律所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之后又表示其与赵小革律师协商过解除事项，既然没有委托代理协议，何来解除一说。综上，请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公正审理。被上诉人史文培辩称，皇台集团通过控制北京皇台控制着皇台酒业，形成了紧密关联的利益链。皇台集团虽然是皇台酒业的爷爷公司，但也是皇台酒业的实际控制人，他们是利益共同体。上诉人正天合律所从2001年到2020年（2015年到2018年除外）一直都在为皇台酒业代理法律事务。史文培诉皇台集团，必然要执行北京皇台的股权，而执行北京皇台的股权，又要执行皇台酒业的股权，因此史文培与皇台酒业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上诉人正天合律所作为皇台酒业的法务代理对此十分清楚，但其仍然接受了两个委托人之间有利益冲突的案件，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根据《律师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规定接受有利益冲突的案件，属于违法行为，请求二审予以确认。上诉人正天合律所自己提交一审法院作为主要证据的《委托代理合同》经司法鉴定证明是虚假的。上诉人正天合律所伪造的第二份《委托代理合同》与本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没有任何关系，我是在一审判决之后收到判决才知道是天马律所代理的，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其次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委托授权书是本人应上诉人正天合律所的律师赵小革的请求出具的空白授权书，上诉人隐瞒实际情况误导本人出具授权书，因此是无效的。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就询问过上诉人正天合律所是否与天马律所签订过委托代理转让合同，上诉人正天合律所回答没有，之后又改口说蔡永民口头同意，我询问蔡永民律师，蔡律师否认。双方都是律师，大额的代理转让不可能不签订转让合同。没有史文培签字的转委托代理合同是无效的。关于上诉人正天合律所主张的律师费和垫付费用，首先上诉人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经鉴定是伪造的，因此不存在史文培与伪造的合同解约问题，其次，其代理有利益冲突的案件，委托代理是违法的，所签合同也是无效的。第三解除委托合同是上诉人委派的律师赵小革提出来的。上诉人也没有做过实质性的执行工作，代理的案件能够执行都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当维持一审判决。正天合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史文培向正天合律所支付律师费2160284元；2.判令史文培偿还正天合律所垫付的款项24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史文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4月28日，史文培（甲方）与正天合律所（乙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杨军律师、赵小革律师为甲方与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欠款纠纷（金额为：本金4999500元整和相应的利息）一案中的代理人，负责追讨该笔欠款；乙方律师必须认真负责保护甲方合法权益，并按时出庭；如乙方无故终止合同，所收代理费全部退还甲方，并赔偿甲方所受损失；如甲方无故终止合同，所收代理费不予退还并赔偿乙方所受损失；甲方授予乙方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即本案一审、二审及可能发生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二审及执行交由乙方代理；乙方作为甲方一审、二审和执行期间的代理人，代理期间不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再行委托他人代理或采用其他方式追讨该笔欠款；本案采用风险代理形式，即乙方作为甲方一审、二审和执行期间的代理人，代理期间暂不收取代理费；本案一审、二审和执行阶段向法院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由甲方支付；乙方代理胜诉并执行回相应的资产时，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按照本案诉讼标的的10%（按照本金和利息部分计算）计算，如收回超出本金和利息部分的其他损失，乙方按照收回部分的50%提取代理费用；乙方代理费在执行阶段收取，但乙方需在收回款项达到300万以后按照收回额度的10%（按照本金和利息部分计算）提取律师费用，之后每收回一笔按照相应的比例计算律师费用；收回本金和利息部分之后，收回的损失部分按照1:1方式逐笔提取；乙方如收取的是实物资产，甲方应按照该实物折抵的现金数额，在乙方交付甲方该资产时支付乙方相应比例的律师代理费；如收取的是现金，乙方直接扣取律师代理费用，剩余款项支付甲方；乙方要求变更合同条款，须征得对方同意；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全部款项收回并付清乙方全部费用止。该合同签订后，史文培向正天合律所出具了其签名的空白授权委托书。之后，正天合律所出于其为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见证人的考虑，并未代理史文培的上述案件。随后，史文培与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和正天合律所签订的合同内容完全一致的《委托代理合同》，史文培委托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蔡永民律师作为其与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欠款纠纷（金额为：本金4999500元整和相应的利息或违约金）一案中的代理人，负责追讨该笔欠款，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即本案一审、二审及可能发生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二审及执行交由乙方代理。该合同落款时间为2006年3月13日，但双方均认可该合同是在史文培与正天合律所于2006年4月28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之后所签订。该合同签订后，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蔡永民律师作为史文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06年12月4日就史文培与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互易纠纷一案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07年5月11日作出（2007）甘民二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史文培继续履行易货协议约定的1111吨酒精的供货义务或偿付等价货款人民币4999500元；二、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史文培支付违约金合计人民币2099790元；三、驳回史文培对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01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83012元，由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宣判后，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24日作出（2007）民二终字第1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蔡永民律师作为史文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二审案件的审理。上述判决生效后，史文培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同时，正天合律所的赵小革律师向法院提交了日期为2008年7月9日的史文培的授权委托书及所函。之后，赵小革律师作为史文培的委托代理人先后向法院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08年的代理意见、落款时间为2009年3月16日的补充代理意见以及落款时间为2009年11月24日的关于对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其所欠债务一案加倍支付迟延履行金的说明，并于2011年8月2日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查封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申请。同时，赵小革律师作为史文培的代理人还签收了裁定书与提供被执行财产状况通知书、执行裁定书。2013年11月11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甘执字第1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甘民二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史文培与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互易合同纠纷一案由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正天合律所陈述其在2018年了解到执行款已到账，去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时，被告知史文培已经解除了和正天合律所的代理关系，双方发生纠纷，正天合律所遂诉至法院。本案立案后，史文培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关于史文培解除与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关系的函》，以正天合律所为其代理执行案件存在利益冲突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以EMS的形式邮寄给了正天合律所。另外，史文培陈述案涉案件执行了1000万元，其中240多万元被法院冻结。审理过程中，史文培提出了对正天合律所提交的无落款时间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的“史文培”是否系史文培本人所书写进行鉴定的申请，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予以了准许。2020年4月23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作出了（京）法源司鉴〔2020〕文鉴字第3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检材上的“史文培”签名笔迹与样本上的史文培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为此，史文培支付了鉴定费18500元。另查，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7年3月10日，其为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达97.83%。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9月29日，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是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正天合律所认可在2001年至2017年期间其所指派律师担任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正天合律所主张的律师费2160284元，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正天合律所、史文培于2006年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但史文培与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互易合同纠纷案件一审与二审均非正天合律所所代理，而是由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的蔡永民律师作为史文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了上述案件，故双方于2006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其次，正天合律所主张史文培同意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蔡永民律师代理上述案件一审、二审产生的胜诉结果视为正天合律所的工作成果，但正天合律所据此提供的无落款日期的《委托代理合同》并非史文培所签，且正天合律所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对此进行了确认，故正天合律所该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史文培确实委托正天合律所指派律师为其案件执行阶段的代理人。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开展了一定的工作，但正天合律所为史文培代理该执行案件，构成利益冲突。理由如下：利益冲突行为，是指同一律师事务所同一律师或不同律师之间已经或拟代理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委托人之间存在相悖的利益关系，但仍然接受代理的行为，该代理包括涉及法律事务的各项委托事项，该行为有可能导致委托人的利益受损，或者有可能带来专业服务品质的实质性下降。本案中，正天合律所在2001年至2017年期间受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为该公司股东大会的见证人，其为该公司提供法律事务。与此同时，正天合律所还接受了史文培的委托，为其代理执行被执行人为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案。虽然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均系独立的法人，但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又是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故三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而且，正天合律所在代理史文培执行案件前并未将该情况向史文培作出说明，并未取得史文培的书面同意，其行为违反了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综上，正天合律所提交的无落款时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并非史文培所签，虽然史文培委托正天合律所代理执行案件，但其该行为构成利益冲突，故正天合律所依据上述《委托代理合同》要求史文培支付律师费2160284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正天合律所主张其为史文培垫付了24万元款项的问题，史文培对此予以否认，而正天合律所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正天合律所该项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史文培支付的鉴定费18500元，因史文培并未就此提出反诉，故本院对此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02元，由原告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正天合律所提交以下3份新证据：1、史文培与北京建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2、北京建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3、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函》。证明：三份证据系（2007）甘民二初字第01号一案中史文培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债权转让协议书》中史文培的签字与本案一审鉴定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史文培签字系同一人所签。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将其与史文培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上诉人正天合律所。正天合律所与史文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被上诉人史文培质证意见：证据1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对史文培的签字不认可，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史文培提交以下新证据：1、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公告。证明：正天合律所在2020年仍然代理皇台酒业的法律事务。2、北京皇台商贸公司简介。证明：甘肃皇台集团至今仍然是北京皇台商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3、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终结执行本案。证明：正天合律所在2014年就代理失败，没有任何执行成效。4、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证明：正天合律所保全扣押史文培资金240万元，至今仍在冻结。5、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向最高人民法院情况反映。证明：本案的执行工作一直是由史文培自己做的。6、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2014）执行字第37-2号；关于重新启动甘肃皇台（集团）执行程序的申请；执行笔录；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继续督办没有执行的案件；诉请最高法院执行局对十年仍未执行的案件重新立案、督办执行；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函；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关于判决生效后发生的违约金是否可以继续执行的申诉；询问笔录；关于史文培申请执行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案执行款项计算的确认意见；对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本案违约金中违约行为的异议；强制执行申请书；关于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的回复。证明：执行工作都是史文培自己做的，执行成果与正天合律所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正天合律所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2020年的这次临时股东大会是由正天合律所见证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大股东不一定是实际控制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土地无法处置和无可供处置的财产并非代理失败，被上诉人史文培的证明目的正好证明了正天合律所的代理行为。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只是保全了240万元不是扣押。证据5一审中已提交，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6中13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不一定列明委托代理人的信息，在诉讼过程中委托人直接与法院联系是正常情况，并非律师没有代理。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委托合同引发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正天合律所主张其已履行了与史文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合同义务，要求史文培支付该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正天合律所要向史文培主张律师代理费，应当对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正天合律所已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法律服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正天合律所起诉依据的并提交法庭的《委托代理合同》没有落款时间，史文培对该《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委托代理合同》中的“史文培”的签字经司法鉴定并非史文培所签。因此该《委托代理合同》不能作为认定正天合律所与史文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依据。史文培认可其与正天合律所于2006年4月28日签订过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并在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史文培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中没有约定解除其与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代理合同并将蔡永民律师代理成果视为正天合律所工作成果的约定。正天合律所对该份《委托代理合同》上律所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采信该份《委托代理合同》并以此认定事实并无不当。该份《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正天合律所并未按照合同约定为史文培代理史文培与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欠款纠纷一案。上诉人正天合律所在其上诉状中自认：“为了规避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正天合律所在案件一二审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出现，是由天马律所来代理。”根据双方提交的有关法院的裁判文书及双方陈述，可以认定本案正天合律所主张律师代理费的案件即史文培与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欠款纠纷一案的一审及二审是由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蔡永民律师代理。双方当事人对史文培与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都没有异议。史文培与正天合律所、天马律所签订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及条款完全一致。《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约定：“乙方在代理上述事务的过程中，对甲方所有实体权利的处置，包括提起、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接受财产均需征得甲方书面同意。”第七条约定：“乙方作为甲方一审、二审和执行期间的代理人，代理期间不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再行委托他人代理或采用其他方式追讨该笔欠款。”根据以上约定，正天合律所如将案件交由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蔡永民律师代理，应当以书面形式征得甲方即史文培的同意。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八条规定：“委托代理人为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托他人代理的，应当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事先没有取得被代理人同意的，应当在事后及时告诉被代理人，如果被代理人不同意，由代理人对自己转托的人的行为负民事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转托他人代理的除外。”本案中，正天合律所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事前将案件转托天马律所征得过史文培的同意，史文培事后也未对转委托进行过追认。因此，不能认定史文培与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基于史文培与正天合律所《委托代理合同》的转委托。只能认定为史文培与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就案件代理事项达成协议或对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正天合律所主张蔡永民律师对转让权利义务是同意的，亦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正天合律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史文培之间存在真实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亦不能证明其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约定的法律服务。虽然正天合律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参与了史文培与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欠款纠纷一案的执行阶段的部分工作，但正天合律所提交的证明其参与案件执行阶段的证据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等材料都正天合律所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本案的执行案款是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案件交由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后取得的，正天合律师所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参与了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因此该执行案款的取得不能视为正天合律所在执行阶段取得的成果。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系风险代理合同，付款条件是代理人应当完成一审、二审、执行阶段的代理及并取得执行款项。现正天合律所仅参与了案件执行阶段部分工作就主张本案全部的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关于正天合律所认为其代理史文培案件不构成利益冲突的上诉理由。正天合律所在上诉状中自认其为了规避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将一、二审代理交由天马律所完成。足以证明正天合律所对在此情况下代理案件可能会让委托人产生合理怀疑是明知的，作为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人员，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均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规范代理案件，避免纠纷的产生，正天合律所在接受本案代理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具有一定过错。其次，本案正天合律所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是基于其完成代理工作的证据不足，而非利益冲突导致委托代理合同无效。因此，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正天合律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2元，由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晓金审 判 员 张 华审 判 员 康军卫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法官助理 廖 雪书 记 员 田?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