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67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博罗县**********************。法定代表人：康某1。委托代理人：林立红、邹培盛，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志红，女，汉族，1970年5月2日出生，住佛山市南海区*******号，身份证号码：362************028。上诉人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曾志红因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1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131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判决。二、本案一、二审相关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对“真实意思表示”及协议撤销的法律适用错误。（一）本案中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被上诉人作出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未违反法律法规，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利益，不存在胁迫、乘人之危、欺诈等情形，合法有效。1、意思表示是指将企图发生一定私法上的效果的内心意思，表示于外部，内心的意思因外部表示而客观，合为一体。意思表示可为明示与暗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0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明示的意思表示分为口头和书面等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3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特定形式的，应当采用特定形式。”有对话相对人的，以相对知道其内容时生效。本案庭审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已确认，《协议书》的版本由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的朋友，由被上诉人的朋友转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亲笔签名后寄回给上诉人，期间无胁迫、无乘人之危，协议内容约定明确清楚，无欺诈，且在《协议书》第四条还用黑色加粗字体提醒被上诉人已清楚知悉协议内容并确认自愿签订协议。可见，双方对《协议书》的签订均是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办证时间的延期长、《协议书》约定价格不公平及原告争议事实的主张为由，认定不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法律根据，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有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以下条件的民事法律关系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显然，被上诉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签订《协议书》的意思表示真实，《协议书》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被上诉人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协议书》存在无效的情形，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有效。（二）《协议书》不可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协议书》根据的法律适用错误且不充分，撤销《协议书》不符合诚实信用，有违公序良俗，对社会经济会造成不良影响。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被上诉人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一审法院撤销《协议书》的理由仅有显失公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引言部分第一条第二款中明确规定：“如果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与民法总则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原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同时规定：“关于显失公平的问题，合同法将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作为两类不同的可撤销或者可变更合同事由，而民法总则则将二者合并为一类可撤销合同事由。”因此根据《九民纪要》相关规定，涉及显失公平撤销事由应根据《民法总则》。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处于危困状、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被上诉人是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明知协议内容的情况下自愿行使权利，处分自己的合同债权，该民事法律行为及《协议书》均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仅以显失公平为由撤销《协议书》，适用的法律错误，判决的理由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改判。其次，在《九民纪要》鼓励交易的原则下，不应扩大可撤销合同范围的情形，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及协议不应被撤销。再有，被上诉人在清楚协议内容下处分自己权利，签订协议后又不履行协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若还得到法院支持，则有违公序良俗。若法院如此判决，会让全社会无法核实合同签订方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同是否会被撤销，一切均看法院裁判，不仅会让纠纷剧增，也会让法律的指引性作用和预见性作用丧失，这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可估量。因此《协议书》不可撤销。二、一审判决第二判项有误，审判推理逻辑前后矛盾。一审判决严重偏袒被上诉人，显失公正。一审判决滥用自由裁量权，增加逾期办证违约金。（一）根据一审法院的判决推理逻辑，一审判决第二判项逾期办证违约金截算日期应为“2019年7月29日”而非“判决确定付款日”。一审法院已审理查明上诉人在2019年7月29日为被上诉人办理完成不动产权证书，因要计算时效，一审法院认定保护被上诉人起诉之日（2020年3月16日）向前推三年的逾期办证违约请求权。然而，一审判决第二判项却为：“被告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支付违约金给原告曾志红。违约金以295165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16日至本判决确定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违约金数额应扣减被告代原告支付的维修基金2845元。”本案中，被上诉人请求的是逾期办证违约金，上诉人已在2019年7月29日（以下简称“出证日期”）办理完房产证，根据一审法院的判决推理逻辑，第二判项逾期办证违约金的截止计算时间不应当是判决确定的付款日（2020年6月2日之后），因被上诉人在出证日期之后不存在违约，应按出证日期来计算。因此，该判项与一审法院判决推理逻辑前后矛盾，一审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增加逾期办证违约金，让上诉人额外承担不必要的违约金，损害上诉人之合法权益。（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以下简称《购房合同》）约定办证费用按政府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缴交住房维修基金根据行政法规规定由被上诉人承担缴交责任，一审法院无视事实，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完全偏袒被上诉人，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购房合同》第十五条第三款第二项“费用按政府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根据《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出卖人原因造成买受人办证逾期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住房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商品住房在销售时，购房者与售房单位应当签订有关维修基金缴交约定。购房者应当按每平米房屋销售成本价格2-3%的比例向售房单位缴交维修基金。”在一审判决法院查明的事实部分，另查二“对于被告逾期办证的原因，庭审时被告称逾期办证是因为：1、2011年7月22日至2016年7月28日期间，被告存在工程款纠纷，施工方没有提供相应的材料，导致延期办证。2、但在2016年7月28日后，被告为原告办理房产证时，房管局告知原告支付的维修基金不足，要求补足后办理。”该项事实，庭审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经过确认属实，有庭审笔录为证。也就是说2016年7月28日后，被上诉人未足额缴交住房维修基金对逾期办理不动产权证是主要责任的，一审法院无视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义务，视同上诉人的责任，直接认定上诉人全额承担全部逾期办证违约责任，完全偏袒被上诉人，显失公平。三、一审法院以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推理的根据，致其演绎推理的过程存在严重瑕疵，推理结论错误，以错误结论为根据作出的撤销《协议书》的判决也是错误的。一审法院（2020）粤1322民初131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的查明事实部分，该“另查三”段落末尾最后一句“庭审时，原告称因为被告称只有签订协议书才能拿到房产证，所以才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争议事实”。此处被上诉人所称与事实不符，该陈述具有争议。首先，争议事实是被上诉人声称的，被上诉人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且庭审时上诉人亦当庭否认，这是存在争议的事实。其次，2013年至2019年间，上诉人因施工方未提供办证材料致使上诉人开发的江山美苑小区（以下简称“涉案小区”）延迟办证，造成大量的业主在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业方要求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及立即办理房产证，涉案小区变成博罗县当地出名问题楼盘，此时在博罗县人民法院累积有大量的业主起诉要求支付违约金的案件。后来，涉案小区在上诉人的努力下，在2016年7月具备办证条件，在政府的协调下，于2018年年底至2019年年初基本完成办理涉案小区的不动产权证书，且上诉人也基本完成涉案小区已起诉已生效的判决项下对业主需要承担的义务。为了让业主除了走法律途径外还有其它索取违约金的途径，上诉人还与涉案小区物业沟通，由物业代上诉人与业主沟通违约金和解事宜。由此可知被上诉人所述的争议事实与实际不符，从被上诉人主动向法院提起诉讼就可相互印证，被上诉人实现办理房产证有多种途径，并非只有与上诉人达成协议一条路。且博罗县人民法院各民事法庭当时均审理过涉案小区的案件，应当清楚涉案小区的情况，在此种情况下一审法院还认定原告所述属实，显失公平，无视上诉人为社会和谐做出的努力，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一审法院在进行推理时，得出被上诉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结论，所列举的前提就是争议事实。在演绎推理时，若前提失真，则结论也就失真。一审法院的推理因以争议事实作为结论的前提，前提失真，导致结论失真，一审法院推理结论错误。以错误结论为根据作出的撤销《协议书》的判决也是错误的，请求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实后予以纠正改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九民纪要》发布后仍强行适用旧法，与九民纪要精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第二判项明显有误，增加了上诉人违约金负担，审判推理逻辑前后矛盾；审判推理时列举失真事实作为前提，致结论失真，撤销《协议书》的判决错误。因此，一审判决完全偏袒被上诉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曾志红答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是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1、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延期办证的违约责任；2、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原、被告于2019年6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延期办证的违约责任的问题。依据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出卖人在商品房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8个月内为买受人办理好房产证，费用按政府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逾期按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支付给买受人。而直至2019年7月29日被告才为原告办理好房产证，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被告抗辩称自2011年7月22日至2016年7月28日期间，因被告存在工程款纠纷，施工方未提供相应办证材料，导致延期办证。在2016年7月28日后，由于原告未缴足维修基金，才导致被告未办理房产证的问题。第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约定，办理房产证为出卖人的义务约定的费用由原告承担，但没有约定交付办证费用和办证义务的先后顺序，被告主张的先履行抗辩权，没有合同依据；第二，被告为专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即便原告没有足额缴付办证费用，被告应当尽到提示义务，被告未尽到提示义务，本身具有过失，不能因此免除被告的违约责任。但双方约定逾期按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支付，到底是活期存款，还是定期存款，如定期存款是定一年、二年或五年等，所以该条款属约定不明。因被告从2013年1月22日应办理好房产证至今有7年多时间，所以本案确定为按五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为宜。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依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在商品房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8个月内为买受人办理好房产证，涉案房屋于2011年7月22日竣工验收合格，被告应于2013年1月22日为原告办理好房产证。而直至2019年7月29日被告才为原告办理好房产证，原告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办证违约违约金按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本案逾期办证行为一直持续，违约金的计算以日为单位，逾期办证违约金的产生属于原告继续性债权，对于每一个请求权分别计算诉讼时效。据此，保护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3月16日)向前推三年的逾期办证违约金请求权。关于原、被告于2019年6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该协议约定：原告放弃依据购房合同向被告主张逾期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违约责任的权利，原告不得就被告逾期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事由再向被告主张违约金或进行其他索赔活动。但并未约定被告应履行相应对等的条件，被告仅帮原告补缴2845元维修基金费(8828元-5983元=2845元)，而被告延期办证的时间长达七年之久，该违约金已超出被告支付维修基金10倍之多，结合原告主张因为被告称只有签订协议书才能拿到房产证，故应认定该协议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显失公平，原告请求予以撤销，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出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关于维修基金不足的问题，被上诉人于2011年就按照当时的政策将足额的维修基金缴付给上诉人代交，是上诉人私自暗中挪用了这笔资金八年之久，最后导致办证时被上诉人缴纳的维修基金数额不足以达到新的政策标准。基于上述原因无法办证，上诉人也没有及时通知被上诉人，直到2019年经被上诉人一再追问才说明原因，被上诉人对此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本对此无异议，现基于上诉人的处理态度，被上诉人认为后期补缴的维修基金应由上诉人承担。关于涉案《协议书》，被上诉人认为该《协议书》的约定并非业主的真实意思表示，系上诉人银泰达公司以“不签订协议就不协助业主办理房产证”为由要挟业主的手段。房产证办理已经迟延八年之久，被上诉人系基于着急无奈的心理签订该《协议书》，实属显失公平。且被上诉人的朋友买的一套别墅，也因为同样的问题被迫签了协议，现其也在与上诉人打官司，所以说这就是上诉人的一种欺骗手段。望法官明察。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本案一、二审所有相关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三、因上诉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上诉人帮被上诉人补缴的2845元维修基金费，请法院判决由上诉人承担。曾志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按照合同约定赔偿原告延期办理房产证违约金七万元。二、本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时，曾志红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6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某1，2009年10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博罗-GF-********)，主要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开发的位于博罗县******上头塘、下头塘组三丫浪至倒角山地段的***********号房，建筑面积147.73平方米，总价款人民币295165元，双方约定一次性付清。合同第八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1年4月30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具备下列第1种条件，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1、该商品房经验收合格。”第十五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24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双方同意按下列第3项处理：……3、出卖人在商品房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8个月内为买受人办理好房产证，费用按政府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逾期按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支付给买受人。”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已于2009年10月18日支付125165元，于次日支付170000元。该房的竣工验收合格报告签署日期为2011年7月22日。被告于2011年4月29日将房屋交付给原告使用。于2019年7月29日办理房产证。另查一，原告于2011年4月29日向被告支付维修基金5983元，2019年6月19日，博罗县房产管理局发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通知书》，要求原告于2019年7月19日前交存首期维修资金8828元，该费用已由被告代为缴纳。另查二，对于被告逾期办证的原因，庭审时被告称逾期办证是因为：1、2011年7月22日至2016年7月28日期间，被告存在工程款纠纷，施工方没有提供相应的办证材料，导致延期办证。2、但在2016年7月28日后，被告为原告办理房产证时，房管局告知原告支付的维修基金不足，要求补足后才予办理。另查三，原、被告于2019年6月5日签订《协议书》，其中第二条约定：原告放弃依据购房合同向被告主张逾期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违约责任的权利，原告不得就被告逾期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事由再向被告主张违约金或进行其他索赔活动。庭审时，原告称因为被告称只有签订协议书才能拿到房产证，所于才签订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一、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延期办证的违约责任；二、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原、被告于2019年6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一、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延期办证的违约责任的问题。依据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出卖人在商品房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8个月内为买受人办理好房产证，费用按政府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逾期按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支付给买受人。而直至2019年7月29日被告才为原告办理好房产证，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被告抗辩称自2011年7月22日至2016年7月28日期间，因被告存在工程款纠纷，施工方未提供相应办证材料，导致延期办证。在2016年7月28日后，由于原告未交足维修基金，才导致被告未办理房产证的问题。第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约定，办理房产证为出卖人的义务，约定的费用由原告承担，但没有约定交付办证费用和办证义务的先后顺序，被告主张的先履行抗辩权，没有合同依据；第二，被告为专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即便原告没有足额交付办证费用，被告应当尽到提示义务，被告未尽到提示义务，本身具有过失，并不因此免除被告的违约责任。但双方约定逾期按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支付，到底是活期存款，还是定期存款，如是定期存款，是定一年、二年或五年等，所以该条款属约定不明。因被告从2013年1月22日应办理好房产证至今有7年多时间，所以本案本院确定为按五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为宜。原告请求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依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在商品房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8个月内为买受人办理好房产证，涉案房屋于2011年7月22日竣工验收合格，被告应于2013年1月22日为原告办理好房产证。而直至2019年7月29日被告才为原告办理好房产证，原告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办证违约责任为，按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因本案逾期办证行为一直持续，违约金的计算以日为单位，逾期办证违约金产生属于原告继续性债权，对于每一个请求权分别计算诉讼时效。据此，保护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3月16日）向前推三年的逾期办证违约金请求权。三、关于原、被告于2019年6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该协议约定：原告放弃依据购房合同向被告主张逾期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违约责任的权利，原告不得就被告逾期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事由再向被告主张违约金或进行其他索赔活动。但并未约定被告应履行相应对等的条件，被告仅帮原告补交2845元维修基金费（8828元-5983元=2845元），而被告延期办证的时间长达七年之久，该违约金已超出被告支付维修基金10倍之多，结合原告主张因为被告称只有签订协议书才能拿到房产证，故应认定该协议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显失公平，原告请求予以撤销，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曾志红与被告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撤销。二、被告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支付违约金给原告曾志红（违约金以295165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16日至本判决确定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违约金数额应扣减被告代原告支付的维修基金2845元）。三、驳回原告曾志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5元，由被告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状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书》是否应当撤销。对此分析如下：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协议书》系上诉人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被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故双方应当诚实信用履行。《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放弃依据购房合同向上诉人主张逾期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违约责任的权利，被上诉人不得就上诉人逾期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事由再向上诉人主张违约金或进行其他索赔活动。因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承担逾期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1319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曾志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用775元，均由曾志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娟审 判 员  于海砚审 判 员  胡 江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林 琳书 记 员  黄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