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初576号原告：王某1，男，196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虹（原告前妻），女，196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侯台社区居委会推荐。被告：王某2，男，195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被告：王某3，女，194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原告王某1因王某2、王某3与于士文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4）南民重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及本院作出的（2014）一中民四终字第1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虹，被告王某2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某3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4）南民重字第000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重9号判决）第一项及本院（2014）一中民四终字第100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009号判决）中认定王兆法《我的生前遗嘱》取消于士文继承权及于士文已经通过与王兆法签订“横版协议”的方式认可两人互无继承权（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及被继承人王兆法名下坐落于镇江市房屋）；2．撤销重9号判决第一项，改判于士文继承王兆法遗产10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王某2、王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于士文和王兆法是再婚夫妻。原告王某1是于士文之子，被告王某2、王某3是王兆法的子女。2008年6月于士文患上黑色素瘤并已经发生转移。王兆法是于士文老同事，知晓于士文患癌后追求于士文，书面承诺对于士文生老病死负全责，终生保护于士文。二人并于××××年××月××日登记结婚。王兆法结婚前将坐落于本市其名下两套住房产权全都过户至其子女名下。于士文名下一套住房产权没做任何变更。婚后二人居住在王兆法婚前居所红桥区××道××号××室。2012年5月于士文病情趋于稳定，王兆法却患上了癌症。王兆法子女王某2等人知晓后，阻止于士文和王兆法相见。2012年11月28日王兆法去世。王某2、王某3以继承纠纷为由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起诉于士文。王某1对该诉讼及诉争标的不知晓。一审、二审法院均没有通知王某1参加诉讼。2014年9月12日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作出重9号判决。于士文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1月5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009号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士文不服。该案于2015年2月进入执行程序。2016年于士文癌症再次爆发，原告王某1作为于士文唯一法定继承人为其支付了巨额医药费及治疗费。于士文去世后，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依据生效判决书执行了于士文遗产，剥夺了王某1对于士文遗产的继承权。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至今仍然冻结于士文养老金工资卡、仍然将于士文列为老赖被执行人。2018年4月王某2、王某3以继承为由，就被继承人王兆法名下坐落于江苏镇江市房屋及王兆法名下工商银行卡账户余额5955.37元分割问题向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起诉于士文，于士文反诉要求继承王兆法名下江苏镇江市房屋。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2019年7月23日于士文去世。王某1作为于士文的法定继承人继续参加诉讼。因为重9号判决认定，王兆法遗嘱中取消于士文继承权和于士文已经通过与王兆法签订“横版协议”的方式认可两人互无继承权，于士文对20万元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王兆法遗产的10万元没有继承权，并判决于士文将被继承人王兆法的遗产10万元返还给王某2、王某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依据上述判决意见，判决被继承人王兆法名下坐落于江苏省镇江市房屋产权由王某2全部继承；被继承人王兆法名下工商银行账户余额5955.37元夫妻共同财产，属于王兆法的部分2977.68元由王某2、王某3继承，属于于士文的部分2977.68元由王某1继承。王某1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维持了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6民初277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撤销第二项，变更为王某1继承于士文遗产3970.24元。现原告王某1有证据证明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认定王兆法《我的生前遗嘱》取消于士文继承权，以及于士文已经通过与王兆法签订“横版协议”的方式认可两人互无继承权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其中包括于士文和王兆法夫妻共同财产及王兆法名下坐落于江苏省镇江市房产，损害了王某1合法民事权益。具体理由为：一、王兆法《我的生前遗嘱》取消于士文继承权，缺乏证据证明。1．《我的生前遗嘱》中称“在我患病期间她未尽到做妻子的责任”不是客观事实。王兆法患病期间，于士文已经82岁高龄并患有黑色素瘤并已转移。2．《我的生前遗嘱》中载明：所涉房产和具体财物交还给王某2、王某3、郝连风三人保存，之后“保存”二字被划上“Ｘ”并按有指印。该“遗嘱”对所涉房产和具体财物处置方式没指向性了。且在《我的生前遗嘱》中没有确定“遗嘱”所涉房产和具体财物由王某2、王某3、郝连风三人继承，也没有确定于士文对“遗嘱”所涉房产和具体财物没有继承权。3．《我的生前遗嘱》第3条只是取消于士文对王兆法财物的处理和取消于士文对王兆法镇江××房××的经管，没有取消于士文对王兆法财物及其镇江市××住房的继承权。4．《我的生前遗嘱》第2条所涉具体财物和房产包括：存放在于士文处的存款20万元养老金，是于士文和王兆法婚后共同养老积蓄，为夫妻婚后共同财产；200克黄金是二人结婚时王兆法给于士文的聘礼，于士文回礼送给王兆法一块价值不菲四十年代生产的劳力士手表和一块浪琴怀表（这两块表是于士文原配丈夫王振国的遗物），聘礼已经被重9号判决确认；港币美元加元等零散外币总共折合人民币15000元左右，在王兆法患病后已经以人民币形式给王兆法看病用了；镇江市王兆法的私有住房，双方明确约定在王兆法身后归于士文继承保管处理，他人不得侵占，王兆法子女无权干涉。综上所述，《我的生前遗嘱》没有取消于士文继承权。二、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认定王兆法《我的生前遗嘱》取消于士文继承权，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老年人以遗嘱处分财产，应当依法为老年配偶保留必要的份额”。2012年9月3日于士文已经82岁高龄并患有黑色素瘤已经发生转移，且王兆法《我的生前遗嘱》没有取消于士文继承权，重9号判决认定王兆法《我的生前遗嘱》取消于士文继承权，违反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三、重9号判决认为于士文已经通过与王兆法签订“横版协议”的方式认可两人互无继承权，包括于士文和王兆法夫妻共同财产及王兆法名下坐落于江苏省镇江市房屋产权，缺乏证据证明。1．“横版协议”互相没有继承权，是指于士文和王兆法二人婚前财物互相没有继承权，不涉及于士文和王兆法二人婚后夫妻共同财产。20万元积蓄，是二人婚后夫妻共同财产，于士文对这20万元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王兆法遗产的10万元应当享有继承权。这20万元双方约定有特定用途，用于夫妻二人养老用，应当专款专用。两人中有一人去世则由另一人继续使用直到另一人去世为止，这是公序良俗。2．“横版协议”没有约定于士文对王兆法名下镇江市住房产权没有继承权。互相没有继承权是指二人婚前财物互相没有继承权，不是指王兆法名下镇江市私有住房于士文没有继承权。“竖版协议”明确约定：“有关江苏镇江市在王兆法名下的房屋产权在王兆法身后归于士文继承保管处理他人不得侵占，王兆法子女无权干涉”。“竖版协议”最后的落款时间是2011年12月28日。王某2提交的“横版协议”最后的落款时间是2012年1月16日。“横版协议”对“竖版协议”没有表示无效或废止。依据“竖版协议”于士文对王兆法名下镇江市私有住房应当享有继承权。四、“横版协议”至今没有查明是否真实、有效。于士文确认“横版协议”不是她本人所写所留。“横版协议”上于士文的签名、落款日期明显和于士文之前书写习惯完全不同。一审期间于士文两次申请对“横版协议”上于士文的签名、落款日期、所按指印进行鉴定，法院没有委托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二审期间于士文再次申请司法鉴定被驳回。因此“横版协议”至今没有查明是否真实、有效。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王某1合法民事权益，特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恳请实事求是判如所请。被告王某2辩称，不同意原告王某1的诉请。事实和理由：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原告提起诉讼时效为六个月，在六个月以内可以起诉。原告王某1最晚在2018年就知道此案情况。且该案追索的是王兆法的财产，王某1不应作为该案的第三者，无权起诉本案。2.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是遗嘱继承案。王兆法曾于2012年起诉离婚，后因王兆法在诉讼期间去世案件终结。在离婚诉讼中，王兆法当庭口述的内容与自己书写的自书遗嘱内容完全一致，有笔录为证，法官及双方律师均在场。与王兆法、于士文签订的协议内容也是吻合的，所以涉案判决认定遗嘱有效。3．关于镇江市的房子王兆法也有一个遗嘱。该遗嘱也提交给法庭了，也给王某1看过。因为之前的遗嘱没有牵扯到这个房子，所以这份遗嘱没有被采纳。涉案遗嘱继承诉讼时，因为镇江市房子的房本还没到手，无法证明房子是王兆法的，所以没有提出该项诉讼请求，因此涉案遗嘱继承案件中没有牵扯到镇江市的这个房子。后来在办房本时牵扯到继承人的问题，需要明确该房子的归属才重新起诉。原告王某1所说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均是在几次诉讼中反复陈述的理由。所以我方不需要再拿出事实来驳斥了。被告王某3未提交书面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主要集中在王某1是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方面、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是否侵害其合法权益，本院结合本案的相关证据和事实，在本院认为中一并进行分析认定。本院经审查查明，王某2、王某3于2013年向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起诉于士文，请求：1．确认王某2、王某3持有的王兆法于2012年9月3日所做的自书遗嘱合法有效，2．依法判令王某2、王某3继承王兆法所遗有的遗产；3．判令于士文返还非法占有的遗产，其中包括现金20万元、黄金200克（美元、日元、港币、加元）；4．现保存于被继承人王兆法原工作单位北辰区××的抚恤金及丧葬费36659.80元由王某2、王某3继承；5．本案诉讼费由于士文承担。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继承人王兆法与于士文虽系合法夫妻，但是双方婚姻存续时间较短，其生前最终做出的遗嘱已对死亡后遗留的财产确定了归属，具备法律效力。该院作出（2013）南民初字第4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于士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存款100000元给付王某2、王某3所有；二、于士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黄金200克给付王某2、王某3所有（或按照判决生效时国家颁布的金价等值兑换人民币给付王某2、王某3）；三、于士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美元841元、加元350元、港币5000元、日元100000元给付王某2、王某3所有（或按照判决生效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各币种汇率兑价折合成人民币后给付王某2、王某3）；四、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存留于北辰区××的抚恤金29619.80元，其中三分之二归王某2、王某3所有，三分之一归于士文所有。丧葬费7040元由王某2、王某3领取并归其所有；五、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均予驳回”。于士文不服上诉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作出（2013）一中民四终字第12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字第401号民事判决，发回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重审。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重审后，认为“被继承人王兆法生前在不同时间以书面形式对自己死后财产作出的各种处分意见，均应视为遗嘱。根据继承法的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从目前证据看，应认定王兆法于2012年9月3日所立遗嘱为最后的遗嘱。该遗嘱的主要意思表示，一是指明自己尚在被告处的具体财产，二是取消于士文继承这些财产的权利。原、被告对上述两项内容均有异议。关于王兆法遗嘱中指向的财产，其中20万元存款双方均认可王兆法出了17万元，于士文出了3万元。于士文虽主张王兆法的17万元中有10万元应是还给于士文的，但对自己曾经为镇江房子出过钱这一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无法认定。于士文关于剩余7万元王兆法已经送给于士文之说，同样缺乏事实依据。于士文与王兆法系夫妻关系，不能简单以存款存在谁名下或放在谁处作为所有权归属的认定标准。从于士文提供的王兆法写给中国银行的文字材料看，其意图是将原属于两人各自的钱存在一起作共同养老之需，并无送给于士文归于士文所有之意。因此于士文主张20万元存款全部为于士文个人财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存款从法律性质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虽然王兆法在最终遗嘱中又称此款系自己个人财产，但在未获于士文认可的情况下，该意思表示无效。因此王某2、王某3主张20万元存款全部为王兆法遗产，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王兆法死亡后，该共同存款应先作分割，于士文与王兆法各占50%份额，属于王兆法遗产的应为10万元。王兆法放在于士文处的另外6万余元存款应系王兆法个人财产，于士文称其中有3万元是还给于士文的旅游费用，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无法认定。于士文表示在王兆法住院期间王兆法亲属已经陆续取回7.8万元，并提供当时日历记载予以证明。经核对，其提供的2012年日历上有5月4日、6月10日、7月8日、7月25日、8月6日、8月9日、8月23日、9月30日、10月4日、10月5日对应的方格内确有相关记载，字迹较为参差陈旧，该日历除此之外还记载有诸多其他事项，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中在2012年9月30日的方格内，于士文写有“晚兆法来电，要借两万元治病，小妹来取，用外币顶账。要算算账了”。在10月5日方格内写有“7：30早晨小妹由北京来拿去两万”。被告的上述记载表明两点，一是截至10月5日王兆法从被告处取回的钱款已经超过其放在被告处存折内的钱数。二是被告想用外币冲抵王兆法多取回的钱款。第二点与被告在诉讼中关于外币系王兆法给予被告聘礼的陈述相矛盾，从而证明外币同6万元存折一样是王兆法放在被告处保管的，系王兆法个人财产。因王兆法放在于士文处保管的6万余元存折内的钱款已在其患病期间取回，故不应再列入遗产范围。而多取回的钱款与放在于士文处保管的外币价值基本相当，可视为债的抵消，故对外币于士文可不再返还。于士文关于200克黄金系聘礼的主张，符合民间习俗，应认定属于于士文个人财产。综合以上分析，被继承人王兆法目前尚在于士文处的遗产应认定为10万元。关于王兆法遗嘱中取消于士文继承权，首先，按照继承法规定，最后的遗嘱具备最终的法律效力。于士文不能举证王兆法是否还有晚于2012年9月3日的遗嘱，因此应以该遗嘱认定。其次，从先前王兆法与于士文签订的横板和竖版两份协议来看，竖版协议载明王兆法的财产由于士文保管，与最后遗嘱并不冲突。横板协议载明两人，互相没有继承权，与最后的遗嘱互相吻合。横板协议经鉴定无合成变造痕迹，于士文申请重新鉴定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虽于士文还主张按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关于“老年人以遗嘱处分财产，应当依法为老年配偶保留必要的份额”的规定，王兆法取消于士文继承权无效，但由于在王兆法生前于士文已通过与王兆法签订协议的方式认可两人互无继承权，且于士文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已获得必要的生活保障，故于士文不应再继承王兆法遗产。王兆法生前所在单位应发放的抚恤金和丧葬费不属于遗产，亦不在遗嘱范围之内。故抚恤金应由法定继承人共同分配，丧葬费应归办理王兆法丧事的继承人所有。因本案系王某2、王某3共同向于士文提起返还王兆法遗产之诉讼，故除于士文外，王某2、王某3之间或与他人之间关于遗产的分配本案不予涉及。”该院作出重9号判决，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于士文将被继承人王兆法的遗产10万元返还王某2、王某3；二、天津市南仓中学应发放的被继承人王兆法的抚恤金29619.80元，其中三分之二计19746.8元归王某2、王某3共同所有，三分之一计9873元归于士文所有。丧葬费7040元，归王某2、王某3共同所有；三、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于士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1月5日作出1009号判决，认为于士文虽强调被继承人王兆法写给于士文的遗嘱，是合法、合情理，是真实真意，是被继承人王兆法和于士文两人共同协商，认真负责的协议，但于士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继承人王兆法写给于士文的遗嘱，是被继承人王兆法最后的遗嘱，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解除房屋查封的上诉请求，是一审法院依王某2、王某3的保全申请，所作出保全查封，应当由一审法院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依法处理。关于于士文针对郝连风的上诉请求，因郝连风不是本案当事人，且于士文在二审庭审中，当庭撤回针对郝连风的上诉请求，予以确认。关于要求公安部门鉴定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已经依据于士文的鉴定申请，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虽于士文有异议，但于士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鉴定意见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情形，于士文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于士文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应予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1针对天津市南开区××号判决及本院作出的1009号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即本案。另查明，于士文不服本院作出的1009号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关于遗嘱问题，于士文主张被继承人王兆法于2012年9月3日所立遗嘱系受迫而立，并非王兆法的真实意思，但于士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王兆法于2012年9月3日所立遗嘱为最后的遗嘱，生效判决将该遗嘱作为遗产继承的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协议真实性及是否应重新鉴定的问题，于士文主张王兆法生前与其所立协议落款日期“2012年1月16日”系变造合成的，但经鉴定，落款日期“2012年1月16日”无合成变造痕迹，且于士文认可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因此，一、二审法院对上述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另，虽于士文对原鉴定意见有异议，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原鉴定意见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故二审法院未准许重新鉴定，并无不当。关于审判程序问题，据案件卷宗显示，一、二审法院均依法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当庭向双方当事人告知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申请回避的权利，于士文亦在庭审中充分地发表了质证和辩论意见。于士文主张的一、二审审判程序违法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综上，于士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第五项、第七项和第九项规定的情形。作出（2015）津高民申字第07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于士文的再审申请”。再查，2018年4月20日王某2、王某3以继承为由，就被继承人王兆法名下坐落于江苏镇江市房屋及王兆法名下工商银行卡账户余额5955.37元分割问题向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起诉于士文，于士文反诉要求继承王兆法名下江苏镇江市房屋。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因于士文在诉讼期间去世，变更王某1为当事人继续参加诉讼。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2018）津0106民初27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继承人王兆法名下坐落于江苏省镇江市××路××号××花园××幢××室房屋由原告（反诉被告）王某2全部继承；二、被继承人王兆法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5309********）账户内款项由原告（反诉被告）王某2全部继承，王某2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王某1补偿款2977.7元，支付王某3补偿款1488.85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某2、王某3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王某1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91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王某2负担。反诉费4818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王某1负担。”王某1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津01民终80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6民初2779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二、撤销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6民初27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6民初27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继承人王兆法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5309********）账户内款项由王某2全部继承，王某2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王某1补偿款3970.24元，支付王某3补偿款992.56元；四、驳回王某1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691元，由王某2负担。反诉费4818元，由王某1负担4770元，由王某2负担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691元，由上诉人王某1负担9600元，被上诉人王某2负担91元。”王某1不服，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20）津民申8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某1的再审申请。”末查，原告王某1另于2019年7月9日起诉王某2、王某3，请求判令于士文赠送给再婚丈夫王兆法劳力士手表和浪琴怀表各一块的赠与行为无效；判令被告王某2、王某3返还属于原告的劳力士手表和浪琴怀表各一块（价值共计约20万港币，约合人民币17.6万元）；诉讼费用由王某2、王某3承担。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津0104民初94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王某1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津01民终64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1不服，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20）津民申10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某1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原告是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二、原告起诉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三、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是否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其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一、关于原告是否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本院认为，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处理的是王某2、王某3诉于士文继承纠纷。该案审理的是王兆法遗产如何继承问题。于士文与王兆法系再婚，双方再婚时，王某1已成年，王某1与王兆法未形成抚养关系，不属于王兆法的法定继承人。王某2、王某3与于士文均作为王兆法的法定继承人参加了诉讼。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程序进行审理，并已进入执行程序。王某1虽为于士文的儿子，但不是王兆法法定继承人，其对该案涉及的财产不享有请求权。同时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均认定于士文对王兆法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并应将被继承人王兆法的遗产10万元返还给王某2、王某3。原告王某1对涉案财产也不具有利害关系。综上，原告王某1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对王某2、王某3诉于士文的继承纠纷具有独立的请求权，亦不能证明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原告王某1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二、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本院认为，首先，1009号判决作出时间为2015年1月5日。原告王某1自认其于2017年6月份知道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但主张2019年7月23日于士文去世后，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日将其变更为被执行人，才知道涉案判决书侵害其合法权益。被告王某2对原告王某1的陈述不予认可，认为原告王某1最晚在2018年就知道此案情况。其次，在2018年4月20日王某2、王某3就王兆法名下坐落于江苏镇江市房屋及工商银行卡账户余额继承问题起诉于士文的（2018）津0106民初277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因于士文在诉讼期间去世，变更王某1为当事人继续参加诉讼。在此案审理中，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系该案的主要证据。因此王某1在（2018）津0106民初2779号案件审理时即已知道涉诉判决内容是否侵害其合法权益。第三，原告王某1曾于2019年7月9日起诉王某2、王某3，请求判令于士文赠送给再婚丈夫王兆法劳力士手表和浪琴怀表各一块的赠与行为无效；判令被告王某2、王某3返还属于原告的劳力士手表和浪琴怀表各一块（价值共计约20万港币，约合人民币17.6万元）；诉讼费用由王某2、王某3承担，并提交了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作为证据。因此，原告王某1最迟在2019年7月9日起诉时即已知道涉诉判决内容是否侵害其合法权益。而本案原告王某1于2020年3月28日向本院邮寄起诉状，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受理。综上所述，依据原告王某1的自认及相关诉讼的审理情况，其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时，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三、关于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是否侵害了原告王某1合法权益，其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处理的是王某2、王某3诉于士文继承纠纷。该案审理的是王兆法遗产如何继承问题。该案经一审、二审、再审程序进行了审理。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均认定于士文对王兆法的遗产没有继承权，并负有将被继承人王兆法的遗产10万元返还给王某2、王某3的义务。王某1不是王兆法的法定继承人，对王兆法的遗产不享有请求权。同时，因于士文对王兆法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王某1作为于士文的法定继承人亦无权利可言。故，不存在生效判决内容损害到其民事权益的情形。其次，原告王某1主张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中关于王兆法《我的生前遗嘱》取消于士文继承权及于士文已经通过与王兆法签订横版协议的方式认可两人互无继承权（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及被继承人王兆法名下坐落于镇江市房屋）的内容的认定错误，要求改判于士文继承王兆法遗产10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原告王某1主张撤销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中上述内容的认定，属于裁判文书事实认定及理由内容，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销对象。第三、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已进行执行程序。因于士文生前对该生效判决判令其履行的给付义务未履行完毕，王某1作为于士文的法定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故其在继承于士文遗产的同时，应对于士文债务在遗产范围内负有清偿义务。现在执行程序中，虽变更王某1为被执行人，亦不属于生效判决内容损害到其民事权益的情形。综上，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不存在生效判决内容损害到原告王某1民事权益的情形。原告王某1以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侵害其继承权、财产权等民事权益为由，要求撤销重9号判决及1009号判决并改判于士文继承王兆法遗产10万元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560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姜海宽审判员  李 芳审判员  纪曼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史文芳附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