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01行初162号原告王恩培，男,197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长春道**。法定代表人王毅，局长。委托代理人高颖卓。委托代理人王欢，天津建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法定代表人郭树清，主席。委托代理人周兰领。委托代理人陈睿。原告王恩培不服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作出的《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及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20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受理后，于2020年5月29日向二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恩培、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的委托代理人高颖卓、王欢以及中国银保监会的委托代理人陈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津银保监诉〔2019〕0144号），告知原告就其反映的与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某银行天津分行）贷款纠纷的投诉事项已办理完毕，原告于2013年9月29日与某银行天津分行签订了编号为921212013000070的《综合授信合同》，2013年9月30日该笔授信通过手机银行渠道进行提款，未填写纸质版《借款支用申请书》，并告知了申请复查的期限。原告不服，向被告中国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9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决定维持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作出的《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津银保监诉〔2019〕0144号）。原告王恩培诉称，原告于2019年10月19日向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提交了“对某银行天津分行违规发放贷款的举报”的举报材料，请求依据《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银监发〔2013〕38号）第九条之规定，依法保护申请人作为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核查调取涉及原告的编号为921212013000070的《综合授信合同》中申请贷款发放时是否曾向某银行提交过书面的或电子版的《借款支用申请书》，并答复告知申请人。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于2019年12月31日向原告作出《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该处理意见书仅对原告请求核查的《借款支用申请书》是否存在纸质版作出了答复，未对原告在举报材料中请求一并核查被举报对象某银行所称存在有原告电子签名的电子版的《借款支用申请书》是否真实存在作出核查答复意见。原告因对该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不服，于2020年1月18日向被告中国银保监会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作出的被诉投诉处理意见书，责令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核查涉及有原告电子签名的电子版《借款支用申请书》是否存在并向原告作出答复，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未支持原告的复议请求，原告因不服该复议决定，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1、撤销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作出的津银保监诉〔2019〕0144号《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并判令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重新作出答复；2、撤销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出的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令被告中国银保监会重新作出答复。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对某银行天津分行违规发放贷款的举报》的举报材料，证明原告向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投诉相关问题。证据2、《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津银保监诉〔2019〕0144号），证明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受理了原告的举报，并作出答复。证据3、《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提出了复议申请。证据4、《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93号），证明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在法定期限作出了复议决定。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辩称，一、我局已在法定期限内就原告申请事项作出答复，程序依法合规。2019年10月21日，我局收到原告反映某银行天津分行违规发放贷款的材料。2019年10月29日，经电话沟通，原告表示将补充诉求和材料，我局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将于收到补充材料之日重新计算办理时限。2019年11月26日，原告来电表示不再补充。2019年12月2日，我局向原告出具了《投诉事项受理通知书》（津银保监诉〔2019〕0144号），并于12月31日向投诉人出具了《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津银保监诉〔2019〕0144号）。二、我局作出的《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津银保监诉〔2019〕0144号）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已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第八条规定，我局作为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具有处理原告投诉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收到其投诉材料后对该案进行了全面调查。2019年12月3日，向某银行天津分行下发《投诉事项调查通知书》（津银保监调〔2019〕123号）；2019年12月12日，收到某银行天津分行提供的核查报告、《综合授信合同》（编号：921212013000070)、《中国某银行小微授信业务管理办法》、（2014)和民三初字第1127号《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年12月18日，约谈了该笔授信的经办人李某，核查了解有关情况，并留存谈话记录；2019年12月20日，对某银行天津分行进行现场核查。调查情况如下：(一）对于原告反映的核查《借款支用申请书》问题。2013年9月29日，原告及其配偶与某银行天津分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编号：921212013000070)，授信额度人民币45万元，该笔授信采用自助渠道发放，并执行自主支付。《综合授信合同》第一部分第一章定义中明确“自助渠道”是“指乙方（授信人）在确定授信额度后，为授信提用人开通的无需经审批程序即可直接使用授信额度的业务处理方式……”，《中国某银行小微授信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经审批，综合授信下个人单笔贷款可通过自助渠道（包括但不限于自助机具、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申请支用……”。该笔授信业务档案中《中国某银行零售授信额度启用通知书》显示，原告开通了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自助渠道。根据调取的原告手机银行操作记录，2013年9月30日17:36:25该手机银行账号进行了“额度下提款（非受托支付）”操作，该记录与原告提供的个人账户对账单中“额度下放款”相对应。即原告于2013年9月30日通过手机银行自助渠道自主申请提用了授信额度，某银行天津分行根据原告申请发放了贷款，支付方式为自主支付。(二）关于原告所述某银行工作人员口头告知其曾提交过电子版《借款支用申请书》问题。我局约谈了当时经办人李某，李某表示“没说过电子版的《借款支用申请书》的话”，只是向原告说明“他是通过线上自主方式申请支用贷款，根据提示的贷款信息进行确认后，我行向其发放了贷款”。因该笔业务发生在2013年，手机银行升级迭代速度较快，该笔授信通过手机银行自助提款时相关操作界面已无法还原，该分行2013年手机银行自助提款相关演示界面已无法获取。但从调取的某银行现阶段手机银行自助提款申请操作界面截图看，通过手机银行自助申请提款时，所有贷款支用信息，包括金额、利率、期限、用途、支付方式、还款日期、还款方式等均会显示，并需借款人确认，与《借款支用申请书》中贷款要素基本一致。另根据（2014)和民三初字第1127号《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在某银行天津分行与原告及其配偶就该笔贷款产生的合同纠纷中，法院判决认定某银行天津分行已依约发放了贷款。鉴于我局在与原告电话沟通中已就其反映事项进行了解释，我局基于上述核查情况，将核查获取的受理范围内相关事实告知原告，并无不妥。且原告通过手机银行自助渠道自主申请并使用了贷款，贷款也已结清，其作为借款人享有的权利并未受到影响。综上，对于原告的申请事项，我局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进行了审查，并向其出具了《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已经履行相应法定监管职责并履行了相应的核查义务，程序及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在举证期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原告提交的投诉材料（包括对某银行天津分行违规发放贷款的举报、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综合授信合同》、邮寄封面），证明2019年10月21日，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收到原告反映某银行天津分行违规发放贷款的材料。证据2、录音光盘、2019年10月29日通话录音部分文字内容记载、2019年11月26日通话录音文字内容，证明2019年10月29日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就举报材料与原告电话沟通，原告表示将补充诉求和材料，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原告将于收到补充材料之日重新计算办理时限，2019年11月26日，原告来电表示不再补充。证据3、《投诉事项受理通知书》(津银保监诉〔2019〕0144号)，证明2019年12月2日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向原告出具了《投诉事项受理通知书》。证据4、《投诉事项调查通知书》（津银保监调〔2019〕123号）；证据5、某银行天津分行《核查报告》；证据6、《中国某银行小微授信业务管理办法》；证据7、《综合授信合同》（编号：921212013000070）；证据8、(2014)和民三初字第1127号《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证据9、李某谈话记录；证据10、相关业务档案和系统记录照片（包括《微型贷款申请表》《中国某银行零售授信额度启用通知书》及还款明细查询页面截图、贷款综合查询明细截图、《借款支用申请书》样式）；证据11、原告手机银行操作记录；证据12、现阶段某银行手机银行自助提款申请操作界面截图；证据4-12证明在收到原告反映问题的材料后，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对该案进行了全面调查，原告2013年9月30日通过手机银行自助渠道自主申请提用了授信额度，某银行天津分行根据原告申请发放了贷款，支付方式为自主支付。证据13、《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津银保监诉〔2019〕0144号），证明在全面调查案件事实的基础上，2020年12月31日，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向原告出具了《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以上证据均为复制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依据2、《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被告中国银保监会辩称，2020年1月21日，我单位法规部门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并对复议材料进行审查。2020年2月5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依程序向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寄送上述通知书以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和相关材料。2020年2月27日，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作出《行政复议答辩书》,并提交了作出原行政行为的依据及证据。2020年2月28日，我单位作出《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并向原告寄送。根据疫情防控实际情况，2020年5月6日,恢复该案审理，并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向原告寄送。我单位对于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已依法予以受理，程序合法。我单位于2020年1月21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于法定期限内向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发送了答复通知及行政复议材料，程序合法。对于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已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根据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的答辩意见，经审理，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综上，我单位对于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加盖印章，寄送原告，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在举证期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附对某银行天津分行违规发放贷款的举报、被诉《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2020年1月21日，被告中国银保监会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证据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银保监行复通〔2020〕31号），证明被告中国银保监会2020年2月5日向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据3、《行政复议答辩书》（津银保监复答〔2020〕5号），证明2020年2月27日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作出《行政复议答辩书》并提交了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证据4、《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银保监行复中字〔2020〕66号），证明2020年2月28日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受疫情影响，作出中止通知书。证据5、中止通知书交寄单，证明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向原告寄出中止通知书。证据6、《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93号），证明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依法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7、复议决定交寄单，证明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及时交寄，向原告寄送了复议决定书。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依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依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所交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无异议，对证据4-10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1、1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13无异议；对被告中国银保监会所交全部证据均无异议。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对原告所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对原告所交证据均无异议。二被告对对方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2、4，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提交的证据13，被告中国银保监会提交的证据1中的《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以及证据6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不作证据认证。本院对原告及二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二被告提交的依据现行有效，适用本案。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19日，原告向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邮寄对某银行天津分行违规发放贷款的举报材料，反映某银行天津分行在原告及案外人赵某未提交《借款支用申请书》的情况下，违反合同约定，于2013年9月30日向原告名下银行卡发放45万元，并反映该银行信贷员李某称贷款发放前原告曾提交电子版《借款支用申请书》。要求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对《借款支用申请书》的真实情况进行核查，并责令银行向其提供，如经核实《借款支用申请书》系虚构，要求对银行违规放贷行为予以查处。后经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工作人员与原告沟通，原告表示要补充投诉材料。2019年11月26日，原告确认不再补充材料。2019年12月2日，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对原告投诉事项予以受理。后经调查核实，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津银保监诉〔2019〕0144号），告知原告就其反映的与某银行天津分行贷款纠纷的投诉事项已办理完毕，原告于2013年9月29日与某银行天津分行签订了编号为921212013000070的《综合授信合同》，2013年9月30日该笔授信通过手机银行渠道进行提款，未填写纸质版《借款支用申请书》，并告知了申请复查的期限。当日，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向原告邮寄送达该《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原告不服，向被告中国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于2020年1月21日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材料。2020年2月28日作出《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决定自2020年2月28日起中止本案审理，并向原告邮寄送达该通知书。后于2020年5月6日恢复本案审理，2020年5月1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93号），认定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根据该条规定，决定维持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作出的《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津银保监诉〔2019〕0144号）。2020年5月21日，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向原告邮寄送达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另查，2013年9月29日，原告王恩培及案外人赵某作为授信人/借款人与某银行天津分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编号：921212013000070），约定在合同约定的授信有效期限内，授信提用人可向某银行天津分行申请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为45万元人民币，最高授信额度有效期限为2013年9月27日至2015年9月27日。2013年9月30日，某银行天津分行向王恩培银行账户放款45万元。后因王恩培及赵某未能依约履行还款义务，某银行天津分行于2014年12月1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王恩培及赵某在该案中答辩称，对欠款事实和数额均没有异议，现没有能力还款，听候法院判决。本院（2014）和民三初字第112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恩培、赵某未能按约偿还贷款本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判决二人限期共同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及罚息。王恩培、赵某未对此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2018年王恩培因不服该《民事判决书》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01民申38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恩培的再审申请。2019年王恩培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津和检民（行）监[2019]12010100019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该案不符合监督条件，决定不支持王恩培的监督申请。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第—款“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第八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派出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范围内，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以及《银监会机关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规程》第六条第一款“各银监局按照属地监管原则，结合实际情况，负责处理本辖区的投诉事项”的规定，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具有受理原告投诉事项并予以处理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接到原告投诉事项后依法予以受理，经调查核实于法定期限内作出《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并向原告送达，程序合法。针对原告反映的某银行天津分行在原告及赵某未提交《借款支用申请书》的情况下违规放贷的问题，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提交的某银行天津分行业务档案、系统记录以及原告手机银行操作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开通了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营业网点自助渠道，2013年9月30日的授信业务系通过手机银行渠道进行提款，未填写纸质版《借款支用申请书》。原告称其未开通手机银行、未自助申请贷款的意见均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针对原告反映的银行信贷员李某称贷款发放前原告曾提交电子版《借款支用申请书》的问题，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向李某进行了调查核实，李某称其“没说过电子版的《借款支用申请书》的话”，原告对此虽不认可，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原告在庭审中表示，其2019年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申请民事监督，检察院书面答复意见显示该电子版《借款支用申请书》确实存在，经本院核实，原告所述并不属实，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经调查核实作出的《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具有对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处理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告中国银保监会接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2020年2月28日作出《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2020年5月6日恢复审理，后经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作出维持被诉《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的复议决定，并在法定期限内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原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的规定，本院经审理确认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合法。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恩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恩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建景审 判 员  万 嘉人民陪审员  苏东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姚依凡附：本裁判文书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