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39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女，汉族，1966年2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固始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固始县城关蓼北路东段温州国际商城中段。法定代表人：张友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传英，浙江正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春梅因与被上诉人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固始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5民初3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春梅、被上诉人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传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春梅上诉请求：1.撤销固始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5民初335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未能依据合同约定时间交付购房款，被告（反诉原告）远大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反诉请求依法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理有据，依法应予以支持”错误。1、一审庭审中王春梅举出2020年1月10日10：08点其与远大公司总经理张友武的录音，说明王春梅将25万元交给了张静，张静是互助会临时会计，该款应该是进互助会帐，但张静未将该款交到远大公司账，被张静拐走了。由此证明王春梅已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购房款义务，远大公司必须交付房屋。判决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错误。2、固始县温州商城市场互助协会是2019年10月1日开业，2019年12月5日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审批下来，王春梅、李娟的《承诺书》均是在2019年12月5日之后签署并加盖印章，落款时间只是为了计算利息故意写交款时间。一审中远大公司对此《承诺书》显示的三枚印章均不认可，但法院未释明其是否申请鉴定，远大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出具《承诺书》，“不是远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对三份《承诺书》均不认可错误，进而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3、本案中王春梅与远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已认定）；王春梅已交付25万元给远大公司（有张友武录音为证）；远大公司、固始县温州商城市场互助协会、张友文均在《承诺书》上签章（该章系远大公司总经理张友武所加，加章时张友武口头承诺“六个月后要钱给钱，要房给房，利息1.5分”），根据2019年7月3日刘贵祥法官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践中，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在从事了某一行为后，公司经常以其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法定代表人没有代表权或者代理人没有代理权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此时关键要看盖章的人在盖章时是否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而不能将重点放在公章的真伪问题上，迷失裁判方向的精神，该《承诺书》有效。此三点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承诺书》均有效且房款已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错误。二、一审判决“本院认为”，“其（王春梅）向固始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时提供的由李扶承出具的借条，证明了该25万元由王春梅出借给李扶承”错误。1、2020年1月22日王春梅按照张友武安排向固始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并提供李扶承于2019年10月31日给其出具借条（实际是2019年12月15日出具）及账款凭证；2020年4月15日王春梅认识到自己确实与李扶承没有借贷关系，又感觉到受张友武骗了，所以向固始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申请撤销报案。而该25万借条一直交给张友武保存，在一审庭审中该借条原件在远大公司诉讼代理人闫其成手中，对此王春梅老公已当庭看到（当时他参与旁听）。但一审法官对于王春梅当庭陈述说借条已交给远大公司一直不予查明。2、李扶承涉嫌犯罪后远大公司说钱被李扶承拐跑了，要求王春梅等员工以个人名义去要钱，帮助公司追债，李扶承为了不构成犯罪，在张友武逼迫下于2019年12月15日、在张友武办公室被迫给王春梅等员工出具借条，李扶承没有从王春梅等员工手中拿钱，是从张静手中拿钱，所以李扶承与王春梅等员工不构成真实的借贷关系。同时，借条出具时间是2019年12月15日，不是2019年10月31日（交款时间），借条当时被张友武收去了（此点法院应当调查李扶承予以核实却未调查）。王春梅与李扶承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二点，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即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1、本案是王春梅首先起诉远大公司，远大公司反诉王春梅；案中牵扯到固始县温州商城市场互助协会以及固始县温州商城市场互助协会与远大公司的关系问题，又牵扯李扶承刑事犯罪问题，可见本案案情复杂事实不清楚、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双方分歧很大、矛盾难以化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7条，本案不适用简易程序，应当适用普通程序且由合议庭合议判决。2、一审判决“本院认为”“因案外人李扶承现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侦查，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可向固始县公安局报案登记，或在排除了案外人李扶承非法吸收存款中包含该笔25万元借款后，可另行主张权利”，即认为本案与李扶承现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有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一审未将本案中止诉讼而是作出判决，程序违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请求贵院查清事实后判如所请。远大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并不存在程序违法。1、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该案并未违反民诉法的规定，同时各级法院均存在案多人少的客观实际情况，适用简易程序节省时间，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是适应公正与效率的现实需要。被答辩人不能以自己认为案情复杂、事实不清楚、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双方分歧很大、矛盾难以化解，一审法院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进而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2、被答辩人认为一审未将该案中止诉讼程序违法不能成立。民诉法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之一：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而就该案而言，被答辩人按照李扶承的要求将25万元借款转到张静账户内，李扶承于当日为被答辩人出具借条并明确还款期限及利息。在公安机关对李扶承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侦查期间，被答辩人主动报案，且对如何向李扶承支付借款、李扶承为其出具借条的事实及利息的约定等进行陈述，同时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转账记录、李扶承出具的借条原件，因此被答辩人与李扶承间存在借款的事实清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无理财及其他任何经济往来，该案的审判并不须以李扶承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一审法院未将该案中止诉讼、直接判决程序并不违法。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同有效并判决解除，认定事实正确。2019年11月14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属实，但被答辩人并未按合同约定向答辩人支付分文购房款。依据该合同第三章第八条第2款约定，被答辩人违约，答辩人有权解除合同，为此答辩人反诉要求解除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审法院判决支持正确。2、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无理财及其他任何经济往来，答辩人从未向被答辩人等人实施融资行为，更未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提供理财担保。被答辩人诉称其应答辩人要求以理财的形式向答辩人转款25万元等未提供充分确凿证据证明，同时与其在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陈述内容严重不符。3、被答辩人诉称已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购房款义务无证据证实，且该诉称与其一审诉讼中陈述的被答辩人收取其25万元融资款的陈述矛盾。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的问题。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王春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2.5万元融资款及25万元融资款的利息另行支付给王春梅（庭审中变更）；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远大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解除双方于2019年11月14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要求王春梅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于2019年10月31日通过pos机转款人民币25万元给张静，2019年10月31日，李扶承给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借条，（￥250000.00元），借到王春梅现金贰拾伍万元整。王春梅要求三天内还本付息，三天以后还本必须还利息1.2分/月，李扶承，2019.10.31，三个月到期还本付息，到期2020年1月31日”。2019年11月14日，王春梅与远大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YS0044495，房屋代码为338927、338928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王春梅购买远大公司位于固始县蓼城街道办事处东店社区史河路与恒康路东南角温州国际商城D区D幢1单元2层2079、1单元2层2078两间房屋，约定房屋总价款为人民币20万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付款时间为“买受人应当于2019年11月14日前支付该商品房全部价款”，如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时间付款的，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未能依约定向被告（反诉原告）远大公司交付购房款。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辩称其应被告（反诉原告）远大公司要求，以理财的形式于2019年10月31日向被告（反诉原告）远大公司转款25万元，承诺给利息1.5分每月，为了让顾客大胆融资，同时承诺，凡理财10万元，远大公司以一间商铺做抵押担保，并签订了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是融资25万元，所以签了两间商铺，另5万元不够抵押条件，由被告另行支付。因此，王春梅与远大公司于2019年11月14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反诉原告）远大公司给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出具《承诺书》，承诺书载明：“承诺书，我公司郑重承诺，王春梅在我公司理财期间，如我公司不能每月付息，三个月到期返本，王春梅在我公司所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生效，我公司无条件配合王春梅办理房产证所需签字盖章资料及一切手续。承诺单位：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公司（此处加盖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此处加盖张友文私人印章），身份证：330329196812285439.公司委托代理人（签字）：（此处加盖固始县温州商城市场互助协会公章），身份证：，2019年10月31日”。被告（反诉原告）远大公司辩称《承诺书》，是虚假的，上面手写的字迹应是王春梅填写，无远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且承诺书上显示的张友文的印章是私刻的，同时远大公司也从未委托固始县温州商城互助协会担任代理人出具承诺书，且从《商品房买卖合同》、《承诺书》的签订时间上可以看出该承诺书是假的，系王春梅采取不当手段在自制的承诺书上进行加章，不是远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反诉原告）远大公司不存在收取原告理财25万的事实，王春梅向公安机关提供的李扶承出具的借条也说明了其25万元系借给了李扶承，与远大公司无关，《承诺书》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另查明，案外人李扶承现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固始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于2020年1月22日向固始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并提供李扶承于2019年10月31日给其出具借条及账款凭证，于2020年4月15日向固始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申请撤销报案。诉讼中，王春梅称2020年1月22日的报案材料是按照张友武安排到公安机关陈述，不是我本人真实意思表示，2020年4月15日撤案材料是张友武同意负责我的25万元的给付义务并且和我签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承诺书，当时张友武答应延缓3个月要钱给钱要房子给房子，我才去撤案的。被告（反诉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与被告（反诉原告）远大公司为此发生纠纷，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并由远大公司返还5万元融资款。被告（反诉原告）远大公司提出反诉，要求解除双方于2019年11月14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要求王春梅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依法成立，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遵守。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与被告（反诉原告原告）远大公司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无异议，该合同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等无效合同的情形，该合同系有效合同，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未能依据合同约定时间交付购房款，被告（反诉原告）远大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反诉请求依法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理有据，依法应予以支持。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辩称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系被告（反诉原告）远大公司对其25万元理财款的担保，该25万元中的20万元已经支付了购房款，另外5万元应由远大公司支付给王春梅。被告（反诉原告）远大公司对此辩解不予认可。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诉称的25万元理财款支付给了被告（反诉原告）远大公司，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辩解理由成立，同时，其向固始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时提供的由李扶承出具的借条，证明了该25万元由王春梅出借给李扶承，故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的该项辩解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案外人李扶承现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侦查，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可向固始县公安局报案登记，或在排除了案外人李扶承非法吸收存款中包含该笔25万元借款后，可另行主张权利。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提出的其他辩解意见，因其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辩解理由成立，其虽有辩解，但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与被告（反诉原告）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编号为YS0044495，房屋代码为338927、338928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二、依法解除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与被告（反诉原告）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编号为YS0044495，房屋代码为338927、338928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固始县远大置业有限公司其他反诉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1050元，反诉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75元（本诉525元+反诉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王春梅负担。本案二审中，上诉人王春梅举证公司会计张静的记事本、手机微信截屏，意在证实张静是公司的会计以及张友武转给王春梅的利息。远大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记事本，不能反映是张静的记事本，记事本内容本身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融资理财合同关系，聊天记录中显示的“张总”是否是本案上诉人主张的张友武无法显示，这个转账记录是否真实无法证实，这个转账是否是上诉人所称的是利息3000元无法证实，从微信截屏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融资关系。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评判认定。本院另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陈述，结合诉辩双方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王春梅是否交付购房款；2.王春梅与案外人李扶承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3.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适当。第一，本案王春梅于2019年10月31日转款人民币25万元给案外人张静，基于该笔款项，李扶承个人向王春梅出具借条，借条对借款金额、还款日期以及利息计算均有明确约定，该借条应为王春梅与李扶承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人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现王春梅主张上述25万元系购买远大公司位于固始县蓼城街道办事处东店社区史河路与恒康路东南角温州国际商城D区D幢1单元2层2079、1单元2层2078两间房屋的购房款，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审理查明事实，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2019年11月14日，是在王春梅向张静转款25万元的行为发生之后，且合同约定的房款总价为20万元，与案涉25万元转款数额亦不一致，无法证实王春梅的上述转款行为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关联。同时，王春梅举证的《承诺书》签订于2019年10月31日，形成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前，不符合逻辑，该《承诺书》没有远大公司一方经办人签字，且远大公司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王春梅已经按照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支付了购房款。第二，关于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是否适当的问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还是简易程序，是由受诉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根据对案件的初步判断，认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关于“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的规定，则可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期间，依法充分保障了各方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均未对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异议，同时，本案也没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春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王春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邰本海审判员  徐 宏审判员  胡晓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吕天雯书记员罗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