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苏0192行初750号原告王继祥，男，1934年10月7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溧水区。委托代理人曹楼、王洁，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南京市溧水区开发区团山西路**。法定代表人贾晨，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刘兵，江苏万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南京润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团山西路**。法定代表人张科凤，南京润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兵，江苏万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海燕，男，1964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溧水区。原告王继祥诉被告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溧水经开区管委会）、第三人南京润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科拆迁公司）、第三人王海燕房屋拆迁管理其他纠纷一案，向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20）苏8602行初727号。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原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于2020年7月1日对外停止履职，根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批复，该案转移至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重新立案办理，案号为（2020）苏0192行初750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继祥诉称：原告王继祥系溧水经济开发区红星社区戴家边村**产权人，同住人ロ有王海燕(系王继祥儿子)、王倩(系王继祥孙女)。2013年10月，溧水经济开发区红星社区戴家边村11号老宅拆迁，在王继祥不知情的情况下，王海燕与润科拆迁公司就溧水经济开发区红星社区戴家边村11号分别签订了编号为16、17、18的三份《溧水经济开发区征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编号17的补偿安置协议书系王海燕代王继祥签订，编号18的补偿安置协议书系王海燕代王倩签订。2019年，王海燕相继分得60平方米和9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房，而作为老宅产权人的王继祥并未享受到相应的拆迁利益。后王继祥从被告处取得三份补偿安置协议书，才得知王海燕以自己的名义与润科拆迁公司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中，主房面积为70.04平方米，而王海燕代替王继祥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中，主房面积为11.68平方米。现原告对被告的征收行为无异议，对补偿标准亦无异议，只是对补偿的对象有异议。被告委托的第三人润科拆迁公司在补偿过程中，将原告所有的戴家边村11号老宅拆迁利益补偿给王海燕，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故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原告王继祥享有溧水经济开发区红星社区戴家边村11号的拆迁利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被告溧水经开区管委会辩称：一、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且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1、行政诉讼的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行政诉讼是建立在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相对人不服该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诉讼。结合原告的诉请来看，原告并未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任何请求。2、从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来看，原告仅是请求“依法判决原告王继祥享有溧水经济开发区红星社区戴家边村11号的拆迁利益”，没有请求撤销第三人王海燕与被告签订的编号分别为16、17、18的三份补偿安置协议书，从法律上来说，单纯主张拆迁利益归其享有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而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原告主张享有溧水经济开发区红星社区戴家边村11号的拆迁利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案涉拆迁利益是基于第三人王海燕与润科拆迁公司签订的编号分别为16、17、18的三份补偿安置协议书，在上述补偿安置协议书未被撤销之前，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述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应的拆迁利益当然归原告、第三人王海燕以及案外人王倩各自所有。退一步来讲，假使上述补偿安置协议书被依法撤销，上述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应的拆迁利益也就不存在了，按照拆迁政策的规定，原告获得的拆迁利益就不是三份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应的拆迁利益。2、在（2019）苏0117民初388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审判法官依法对原告做了谈话笔录，原告对第三人以自己名义签署补偿安置协议书未持异议。综上，原告主张享有上述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拆迁利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属于恶意的虚假诉讼，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2019）苏0117民初3889号案和本案的诉讼目的，是为了阻却第三人王海燕与案外人李秀敢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的履行。2、原告在（2019）苏0117民初3889号案件中要求确认位于溧水经济开发区拆迁安置房归其所有，但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溧水区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请。且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和第三人王海燕系父子关系，在庭审中没有实际对抗，甚至第三人王海燕在庭审中还存在配合原告的情况，又因该案涉及到案外人李秀敢的利益，有可能涉嫌虚假诉讼。3、原告在（2019）苏0117民初3889号案和本案中均声称对于上述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在2019年拿90平米房屋之前是不知情的，该陈述并不属实。从红星社区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可以反映出，在房屋的丈量、谈判、签约过程中，原告及第三人均在场。原告在（2019）苏0117民初3889号案件的谈话中也承认了对拆迁事宜是知情的，且参与了签约过程，对签约的内容是知晓的。从第三人回答案外人李秀敢代理人的问题上也能够得到反映，第三人明确陈述“我说过渡费三个人是一样的”。从该陈述来看，第三人已告知原告过渡费的情况，即三个人是一样的，按照拆迁政策，只有分成三户才能领取三份过渡费，也就是说必须是签了三份协议才能给三份过渡费。4、原告在（2019）苏0117民初3889号案中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调解说明制作上存在明显问题，陈述的内容严重失实，其目的是为了达到阻却房屋买卖协议履行而刻意制作的虚假材料，本案也是原告及第三人等利用虚假材料而恶意提起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经审理查明：王继祥与王海燕系父子关系。2013年10月30日，第三人王海燕（乙方）与润科拆迁公司分别以王海燕、王继祥、王倩为被拆迁人签订对应编号为16、17、18号的补偿安置协议书，三份补偿安置协议书分别对应的预购房为90平方米、30平方米和30平方米。其中，16号补偿安置协议书乙方签名处系“王海燕”签名，17号和18号补偿安置协议书乙方签名处系“王海燕代”。另查明，王继祥以王海燕为被告向溧水区法院提起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的民事诉讼，案号为（2019）苏0117民初3889号，润科拆迁公司和李秀敢系该案第三人。该案中，王继祥的诉讼请求为：确认位于溧水经济开发区拆迁安置房归王继祥所有。2020年5月27日，溧水区法院就该案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王继祥的诉讼请求。王继祥对一审民事判决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6日作出（2020）苏01民终61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王继祥对王海燕以自己名义签署补偿安置协议书的事实未持异议，且王海燕认可将该90平方米安置房给王继祥；2018年王继祥家庭还分得60平方米拆迁安置房一套，目前系王继祥在居住使用。审理中，原告王继祥陈述其对三份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补偿标准和内容并无异议，仅对补偿对象有异议，其认为16号补偿安置协议书与17号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应的拆迁利益应当对调，由王继祥占有最大份额的拆迁利益，即16号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拆迁利益归王继祥所有。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即原告的起诉应当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能，作出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本案中，原告王继祥诉请法院判决确认其享有溧水经济开发区的拆迁利益，但针对拆迁利益即相关拆迁安置房的权属，原告已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对此业已作出生效的民事判决。原告又向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诉讼请求并非针对被告溧水经开区管委会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本案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已经立案的，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继祥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 媛审 判 员  窦 开审 判 员  谢 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  万炳青书 记 员  魏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