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5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利明，男，196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翁小芬，女，196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富利明，系翁小芬之夫。 上诉人（原审被告）：富梁良，男，199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富利明，系富梁良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单水英，女，1936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玄铉，杭州市萧山区商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因与被上诉人单水英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0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睢晓鹏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富利明（同时作为翁小芬、富梁良的委托代理人）、富梁良、单水英的委托代理人孙玄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为同一户内家庭成员，富利明与翁小芬系夫妻关系，富梁良系富利明与翁小芬的儿子。单水英与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均系长山头村所属荏山自然村村民。2007年4月4日，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甲方）与单水英（乙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由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将坐落于原新街镇长山头村桥南畈新农村第六排西单元（与王汉祥联建）西边第一室共计建筑面积108平方米的农村住宅及厨房设施、卫生洁具、固定家具、装饰等附属设施出售给单水英，房屋总建筑层数为3.5层，竣工时间为2005年5月；成交总价款为750000元。该协议第十一条约定：“甲方在本镇盛乐村转让买入了宅基地并建造住宅，因实际居住地变更，而转让该房产，甲方将该房产转让给乙方后原则上不在长山头村居住。甲方承诺：甲方已享受了本村的农村住宅宅基地分配，并建造了转让给乙方的住房，今后不再向长山头村要求享受有关农村宅基地和新农村规划的无房户分配安置。如回长山头村居住，住房自行解决，相关的一切责任由甲方自负，与乙方和长山头村无涉。”该协议第十二条第二款约定：“转让房产如遇政府征迁安置，一切经济和物权享受均归乙方所有，应由甲方办理的一切手续，甲方必须无条件配合办理。”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在该协议上签名、捺印予以确认，单水英的儿子单永祥作为单水英的代理人在该协议上签名、捺印予以确认。协议签订后，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依约将房屋交付给单水英占有使用，交付时房屋尚有部分楼层未完成装饰装修；单永祥代为单水英向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支付了房屋转让价款750000元，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于2007年4月14日出具《收条》一份予以确认。2018年，前述房屋被纳入征迁范围。在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与征迁指挥部签订《安置协议》之前，单水英已将案涉房屋返还给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征迁指挥部（甲方）与富利明户（乙方）于2018年12月1日就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事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富利明户可得补偿奖励合计2957102.5元，扣除预留款项36000元后，征迁指挥部实际支付富利明户补偿金额为2921102.5元；富利明户签约时安置人口暂定为4人（即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及虚拟人口1人），安置房面积预计为高层住宅280平方米。现该房屋已被征收并拆除。另查明，富利明户原在长山头村有两处农村住宅，一处为案涉房屋，一处为2017年从该村村民姚永福处购买的坐落于长山头村桥北68号的房屋。后经新街街道城市建设和管理办公室确认，前述位于长山头村桥北68号的房屋因属“一户两宅”，被作为违章建筑拆除，案涉房屋在征迁过程中被作为富利明户的主房进行评估补偿。又查明，征迁指挥部（甲方）与单水英户（乙方）于2018年11月29日就单水英户位于长山头村荏山六组49号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事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单水英户可得补偿奖励合计2586371.6元；单水英户签约时安置人口暂定为7人（包括单水英、单永祥等），安置房面积预计为高层住宅340.9平方米。案经调解无效。 单水英的诉讼请求为：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支付单水英违约赔偿款2755000元。诉讼过程中，经原审法院释明，单水英明确其诉讼请求为：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赔偿单水英因其三人未按《房屋转让协议》约定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而使单水英遭受的损失2755000元或赔偿单水英因《房屋转让协议》无效而遭受的损失275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对案涉《房屋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因宅基地使用权不能单独转让，须与住房一并转让，故受让农村住宅一方除应与转让方同为本村村民之外，还须满足自身无宅基地、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这一条件。结合前述查明事实，虽然单水英与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均系长山头村村民，但在案涉《房屋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单水英户在长山头村尚有一处农村住宅。案涉《房屋转让协议》签订于2007年，故根据2004年修订后《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之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15条“将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政策关于宅基地分配、使用条件的规定”之精神，案涉《房屋转让协议》因违反《土地管理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应认定为无效。对单水英关于案涉《房屋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以及要求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相关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的相关辩称，原审法院予以采纳。二、关于案涉《房屋转让协议》无效情形下协议双方过错责任比例及单水英所受实际合理损失的认定。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及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单水英、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双方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案涉《房屋转让协议》无效后所产生的相应赔偿责任。案涉《房屋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后，因单水英已在房屋拆迁前将其返还给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故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应将其所取得的房屋价款750000元返还给单水英。其次，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首次作出了前述关于“一户一宅”的规定。结合案涉《房屋转让协议》第十一条及第十二条之约定，有理由相信协议双方对于“一户一宅”的规定应属明知。而单水英与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系同村村民，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在与单水英签订案涉《房屋转让协议》前应当知道单水英户在该村尚有另一处农村住宅。因此，协议双方在签订案涉《房屋转让协议》过程中及对于该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均存在过错。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在出卖时明知其所出卖的房屋及宅基地属于我国法律禁止流转的范围，且其在出卖后又以违法出卖房屋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特别是在案涉《房屋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第二款对案涉房屋征迁后相关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对合同无效承担主要责任，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其过错责任比例为75%。单水英在明知其在长山头村还有一处宅基地的情况下，仍然购买房屋，应对合同无效承担次要责任，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其过错责任比例为25%。再次，关于单水英所受实际合理损失的认定。其一、单水英因案涉《房屋转让协议》无效所遭受的直接损失为750000元购房款的相应利息损失及占有使用房屋期间翻建或改建成本；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因合同无效所遭受的直接损失为房屋占有使用费损失。经原审法院释明，单水英、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双方同意将单水英可主张的750000元购房款的相应利息及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可主张的房屋占有使用费进行折抵，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单水英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所支出的房屋翻建或改建成本，且单水英、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双方对房屋转让时交付现状即装饰装修情况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单水英亦未在本案中主张相关损失，故原审法院不予审查。对于单水英因合同无效所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出卖人即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因土地拆迁补偿所获利益，并经向征迁指挥部核实，酌情确定该损失为1549576.88元（即富利明户《试算表》中载明的主房结构补偿592440元、主房装修补偿638400元、附房补偿240000元、房屋附属物补偿497349元、搬家费、电话等迁移及拆装费11392元、各项奖励中按面积计算的金额596700元、无非正常装修奖及结构奖239821.5元，合计2816102.5元；该款扣除单水英支付的购房成本750000元后，计2066102.5元，按照前述过错责任比例75%计算为1549576.88元。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试算表》中载明的主房结构补偿中“不足主房确认面积的部分”及“附房补偿”亦存在与被拆迁人人口相关的因素，但因单水英户安置人口7人，实际上多于富利明户安置人口4人，对相关补偿奖励金额的影响可忽略不计，故对前述因人口因素补足的部分，不作扣除）。综上，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应返还单水英购房款750000元并赔偿损失1549576.88元，合计2299576.88元。 综上所述，对单水英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不合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单水英2299576.88元；二、驳回单水英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840元，减半收取计14420元，由单水英负担2384元，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负担12036元。 宣判后，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因《房屋转让协议》无效，认定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承担75%的过错责任，显失公平，理由：1、对于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和单水英的《房屋转让协议》，一审法院以该协议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62条的规定而无效。对此，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虽然知道单水英己有一处农村住宅，但单水英也明知自己已有一处农村住宅，所以双方进行房屋买卖的过错责任是一样的（包括宅基地转让），应负同等责任。需要说明是，单水英对本案争议房屋的全部买卖活动，都是由其儿子单永祥一手经办的，单永祥系国家工作人员，对上述法律规定比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应该更加了解。2、本案争议的《房屋转让协议》因违反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无效，是全部条款都无效，不是部分无效，是自始无效，不是现在无效。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以：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在出卖时明知其所出卖的房屋及宅基地属于我国法律禁止流转的范围，且其出卖后又以违法出卖房屋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特别是在案涉《房屋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第二款对于房屋征迁后相关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对合同无效承担主要责任。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其过错责任比例为75%。《合同法》第56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的《房屋买卖协议》因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审法院在认定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的同时，并未认定该《房屋转让协议》中的第十二第有效，而在认定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的过错责任时，且又以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违反该条约定，并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理由，加重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的过错责任。3、案涉的《房屋转让协议》是单水英的儿子单永祥一手制作并提供的格式合同，该协助的第十二条二款的内容，明显免除了单水英的责任，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排除了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的主要权利。所以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条款同样也属无效。4、人民法院在审理过错责任的赔偿案件中，对于承担主要责任一方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全国法院的通常做法，都是以三七分成处理，而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被认定无效后，一审法院不但让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承担主要责任，而且有违常规，加重让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承担75%过错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因《房屋转让协议》无效，应承担75%的过错责任显失公平。二、一审法院认定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因土地拆迀补偿所获的利益与事实不符。1、富利明户的房屋补偿款《试算表》中3，“附房补偿（含结构、装修）”原于被拆迁人户的人口，并非房屋，是一种虚拟补偿。如富利明户按4人计算，每人按60平方米计算，共计为24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补偿1000元，共计240000元，但富利明户实际并没有附房，而单水英户也一样没有附房，其户家庭人口按7人计算，每人60平方米，共计补偿420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1000元，共计为420000元。而一审判决将按人口补偿属于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的240000元补偿款认定并计算在单水英的损失款范围。2、单水英户《试算表》中的“附房补偿（含结构、装修）”中，已按7人进行了补偿，而一审判决又将属于富利明户4人的附房补偿款判决给了单水英户，那么，单水英户中的其中4人享受了一户两宅的待遇，而富利明户的4人，本应享受一户一宅的待遇却被驳夺了。3、在《试算表》的中的7、“各项奖励”中，其中按面积计算的金额中，其面积是拆迁时的确认面积，不是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房屋的实际面积，根据《新街道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的规定，富利明户人口3人，按照中户确认面积为459平方米，并按确认面积计算补偿金额，而富利明户的房屋，实际面积为456平方米，所以其中的3平方米奖励金额是属于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的，共计为3900元，该款应从596700中扣除，即为592800元。综上，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因土地拆迀补偿所获利益共计应该是2572203.50元。即富利明户《试算表》中载明的主房结构补偿592440元、主房装修补偿638400元、房屋附属物补偿497349元、搬家费、电话费等迁移及拆装费11392元、各项奖励中按面积计算的金额592800元、无非正常装修奖及结构奖239821.50元，合计2572202.50元，4、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应支付单水英的款额是：2572202.50元，减去单水英支付的购房款750000元，即为1822202.50元，该款由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承担50%，即911101.20元，加上购房款750000元，共计为1661101元。5、在一审庭审中，对《试算表》中的附房补偿款是来源于人口还是来源于房屋，双方意见不一，对此一审法官当庭表示待庭审后由法院向拆迁指挥部调查，根据拆迁指挥部的解释再定，事后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一直在等待法院对拆迁指挥的调查结果在庭上出示，以便进行质证，但一审没有将调查笔录或拆迁指挥部的书面解释在法庭上出示，也没有让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质证，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都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事实的依据。而一审判决中称：对于单水英因合同无效所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本院综合考虑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因土地拆迁补偿所获利益，并经向拆迁指挥部核实，酌情确定为1549576.88元。对一审判决这样含混不清的表述，让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摸不清头脑，法院派人到拆迁指挥部去，是去调查取证的，不是去核实单水英因合同无效造成的信赖损失，这与拆迁指挥部没有关系，本案双方争议的是240000元补偿款和3900元奖金，是来源于被拆迁户的人口还是被拆迁户的实际房屋，如果是来源于被拆迁人的人口，那么240000元补偿款和3900元奖金应属于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如果来源于房屋的，就属于单水英，没有酌情认定的空间。富利明户的《试算表》3中，虽然标题是“附房补偿”，但实际是按上诉人的人口数进行补偿的，与房屋没有关系，而《试算表》中的7“各项奖励”中，其中有3平方米的奖金3900元是源于富利明户的人口。单水英户也是一样。一审法院将属于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的240000元补偿款和3900元奖金计算在单水英的损失款范围内，与事实不符。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确认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与单水英对争议房屋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承担同等过错责任，并改判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应支付单水英购房款及赔偿损失共计1661101.20元。 单水英答辩称：一、案涉《房屋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转让房屋如遇政府拆迁安置，一切经济和物权享受均归乙方所有，应由甲方办理一切手续，甲方必须无条件配合。”这证明一个事实，即双方在订合同时，预见到政府拆迁安置时，会出现政府不认可单水英的受让权利，而仍“应由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办理一切手续”的情况。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应无条件的配合，以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自己的名义去履行一切手续，然后把一切经济和物权所得转归单水英所有，这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显然，该条款是规定：当案涉合同中房屋的转让被认定为无效时，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特别约定，是有效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案涉合同中，房屋转让部分无效，不影响第十二条第二款关于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承诺，在获得拆迁补偿、安置后，无条件配合再把所得转归单水英所有的效力。所以，案涉合同不是全部无效，一审对此不予明确是欠妥的。鉴此，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在拆迁安置中所得的全部经济补偿2957102.5元及安置房（不包括购房款），均应由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转归单水英所有。现一审仅支持单水英一审请求2755000元中的2299576.88元，对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来说不仅没有损失，而且是一审判决的受益人。二、关于责任认定和单水英损失的分担问题。第一，案涉合同第十一条确定的是两个内容：1、案涉房屋是因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在另外村买了宅基地已建造了住宅，为此向同村的已有住宅的买受人发出了转让要约；2、按一户一宅的规定，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向村里承诺，决不再向村里申请宅基地。这说明了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是明知其转让行为是违反一户一宅规定的情形下转让房屋，是发起民事为违法行为要约的主动方，显然其责任应大于单水英。第二，上述案涉《房屋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第二款是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的，或至少按该规定，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把拆迁安置所得的全部经济补偿2957102.5元转归单水英所有，是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的。但是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就是不予履行承诺，显然是完全违背诚实信用的民法基本原则的。而单水英不管合同有效还是无效处处履行了自己的所有承诺，包括已转让房屋的及时归还和腾房。但是单水英的购房本金，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到今天还未予归还。“诚实信用”是民法的帝王条款，“民事主体应当本着善意的原则互相配合，保护对方的合理期待与信赖”，是这一原则在含义之一。所以，一审根据本案的案情，对双方的责任认定及分担处理，对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来说并无半点过分之处。三、关于单水英因案涉房屋的转让无效而导致合同期望利益损失的计算问题。第一，单水英对案涉征迁房屋补偿安置《实施细则》的三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一审对损失计算的认定损害了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的利益，理由在于：细则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征收范围和对象是本街道行政区内计提所有土地上的房屋；第三条第四款第1项规定：符合建房条件的无房户，安置优惠价为1810元/ｍ3。这两条规定证明，能获得房屋补偿及安置的前提条件是“有房农户”，而无房户，仅只能获得优惠价为1810元/ｍ3的住房安置，不能享有案涉《土地房屋补偿奖励金额试算表》所列的各项补偿和奖励。所以，只能在转让的案涉房屋恢复到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名下，他才能得到2957102.5元的经济补偿和280平方米的安置房。根据案涉《房屋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所得即为单水英的损失。所以，一审对损失计算的认定只少不多。第二，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称《土地房屋补偿奖励金额试算表》中第3点附房补偿，是源于人口的虚拟补偿，并非房屋。事实依据是案涉房屋没有附房，单水英自建的拆迁房屋同样无附房。这不是事实：1、案涉房屋是有附房的，约30平方米。2、单水英自建的拆迁房屋附房更多，总计约350平方米。3、《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二款第3项证明被补偿的是“现有附房、钢棚”，不是人口补偿。4、附房并非源于人口而源于主房。综上，除了单水英请求二审改判《房屋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第二款有效外，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的上诉请求应依法驳回。 二审举证期限内，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指挥部出具的说明，证明：案涉房屋实际平方按照名下户计算，领取的补偿款381000元，与人口有关。 单水英质证称：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没有签字盖章，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不符合事实，其中6、7点一审中已经扣减不作为补偿基数。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是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于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单水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照片一张，证明：案涉房屋建有附房。 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质证称：形式真实性认可，无论是否有附房，拆迁是按照人口计算补偿。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是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于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房屋转让协议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经原审法院认定在案，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上诉，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对于合同无效之原因，经审查，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应当知晓存在无效的情形，故而双方当事人均有过错，双方的过错程度相当。但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在明知或应当知道案涉房屋转让协议存在无效的情形下，仍与单水英约定“转让房产如遇政府征迁安置，一切经济和物权享受均归乙方所有，应由甲方办理的一切手续，甲方必须无条件配合办理”，此系在房屋可能经政府征收安置的情况下，双方对案涉转让协议无效，而房屋被征收拆迁，征收利益可能由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领取后如何进行处理的事先安排，该约定并非用于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亦不存在加重一方责任、排除一方义务的情形，其实质系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自由处置其可能获得的征收安置利益，对涉及实物安置的部分，同本案转让协议一样，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对于货币安置部分，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当然有权自由处置，人民法院亦应当遵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能横加干涉。现案涉房屋被政府征迁，因政府征迁所产生的补偿款，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应当支付给单水英。基于以上理由，对双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均不采信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综合以上，本院认为，案涉协议双方均有过错，但原审法院以过错程度酌情确定数额不当，鉴于单水英并未在本案中提出上诉，且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除对原审判决关于转让协议第十二条第二款的效力存有异议外，对其他处理意见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原审判决予以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85元，由上诉人富利明、翁小芬、富梁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睢晓鹏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