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505号 上诉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中康天融（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KX4R7M。住所地：天津市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十路**B2027。 法定代表人：王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骐瑞，天津世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浙江敦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32823031XB。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蓝爵国际中心**/div> 法定代表人：朱红丹，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毅、王晓晨，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康天融（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康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敦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2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施迎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敦鸿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构成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由此错误认定中康公司违约。（一）双方在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不可抗力的条款，且约定的交货方式有两种，即可以提货也可以在网络系统中交割后提货，网络交割只是履行案涉合同的一种方式，但并非交易习惯。因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了验货及在张家港长江国际仓库自提，若网络交割就能完成交货，就无需约定验货和在张家港长江国际仓库提货。若不去现场就无法验货及提货。案涉合同签订后，因疫情原因，天津市政府严格管控，发布了《启动天津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通知，为响应天津市政府的决定，中康公司无法出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为避免损失扩大，中康公司及时通知敦鸿公司，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并未查清案涉合同中关于验货、提货的内容是否存在变更的问题，在双方没有变更合同内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不构成不可抗力，否定案涉合同所涉及的不可抗力条款，有悖事实。（二）一审法院以中康公司长期经营乙二醇业务且乙二醇价格属于波动较大的商品为由，认为本次乙二醇价格的下跌属正常的商业风险，中康公司可以预见，该认定不合理。新冠疫情影响不能预见，如价格变动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则中康公司无论能否预见到新冠疫情都不构成情势变更，但本次乙二醇价格下跌系因新冠疫情所致，故一审法院认为不构成情势变更不符合客观事实。二、一审判决未详细审查案涉证据，导致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双方于2020年1月14日签订案涉《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单价为5200元/吨，履行期限为2月7日。履约期间出现全国范围内的疫情，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为避免造成双方损失，中康公司于2月5日向敦鸿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函》，对方回函不同意解除，并于2月7日通过长江国际网上仓储服务平台发送提单一份，货物名称为乙二醇，数量500吨，船次合同号为200126茉丝莉亚J，未记载转出提单号。因该提单没有转出提单号，说明敦鸿公司购买的是第一手船货，并未报关。该笔提单指明的是敦鸿公司出售给中康公司的乙二醇，中康公司因疫情原因无法履行合同，此时乙二醇的市场价格为4300元/吨，每吨上下浮动不超过100元（自2月7日至3月4日）。上述提单，敦鸿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作为证据6提交，由于敦鸿公司拒绝陈述该笔货物在案涉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如何出售的事实，却提交与上述提单毫无关系的一单货物凭证作为补充证据30提交。该单货物凭证载明货物为乙二醇，数量500吨，但与上述提单不同的是，该凭证中载明的船次合同号为200321太平洋地平线2号AI，转出提单号为20200423120024，从转出提单号来看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即购货时间为2020年4月23日，该批货物为从其他商家购买后拟出售的货物，并非一手船货，与上述提单中拟出售给中康公司的并非同一批货物。敦鸿公司一审庭审中称，2020年3月18日收到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的应诉材料，该时间视为其解除合同的时间，但其又以4月23日购进的同日出售的乙二醇价格（3775元/吨）为依据，称其每吨损失1425元/吨，要求中康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敦鸿公司存在现货现卖的情况，其用与本案无关的一单货物凭证主张损失，没有依据。但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支持了敦鸿公司的主张，而2月7日当日乙二醇的市场价格为4315元/吨。一审法院以敦鸿公司提出的3月18日作为合同解除日期，不符合事实和情理，敦鸿公司在该日之前已将拟出售给中康公司的货物出售给他人，以实际行动表明同意解除案涉合同。但一审法院未查明出售货物的时间及价格，故以3月18日乙二醇的价格计算敦鸿公司的损失不符合事实。三、一审法院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比例有违公平。一审法院在判决违约责任承担问题上，考虑了新冠疫情是乙二醇价格下跌的因素之一，相应损失的产生不可完全归责于任意一方。既然不可归责于任意一方，在损失承担比例上应以各半更为合理，更能体现公平原则。新冠疫情发生后，最高人民法院两次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各级法院应充分认识此次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要积极引导当事人协商解决、共度风险、共渡难关，应当综合考量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准确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依法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四、一审法院判决中康公司承担律师费，不合理。若无新冠疫情发生，案涉合同可以顺利履行，正因为发生了疫情这种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案涉合同无法履行。希望法院能减轻中康公司的负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中康公司的上诉请求。 敦鸿公司辩称：一、中康公司认为因新冠疫情影响构成不可抗力、情势变更，该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新冠疫情防控并不影响案涉合同约定的通过长江国际系统交割，合同可以履行。双方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采用长江国际系统交割，敦鸿公司将CA系统制单且已复刻截图提供给中康公司后，中康公司应立即支付剩余货款，敦鸿公司收到货款后即可通过CA系统放货。案涉合同履行期虽正值新冠疫情爆发，但长江国际系统运行正常，中康公司亦通过该系统与第三方发生多次交易。中康公司在明知无需现场提货的情况下，以新冠疫情防控为由，主张无法去现场验货、提货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就案涉纠纷而言，新冠疫情并不构成不可抗力、情势变更，中康公司不能据此免责。案涉合同第十条约定：“合同双方的付款能力不足及市场价格变化等不构成不可抗力因素”。市场价格变化等不构成不可抗力的因素，双方应尊重合同的约定。案涉货物乙二醇属于大宗商品，价格时常波动，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差价。2020年年初（春节前）乙二醇在码头库存在40万吨的历史低位，市场上乙二醇供不应求，导致其价格持续上涨，现货价格在5500元/吨左右。中康公司盲目看好春节后“必然”上涨的行情，故案涉合同锁定乙二醇价格为5200元/吨，其理应承担该商业风险。（三）敦鸿公司在接到中康公司起诉状副本的时间2020年3月18日，就以高于市场均价的3775元/吨处置了案涉货物，已履行了减损义务。2020年2月24日敦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3月18日敦鸿公司收到中康公司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副本。其诉讼请求为解除双方签订的案涉合同，返还中康公司因案涉合同所支付的保证金130000元。敦鸿公司据此判断，中康公司已无继续履行合同的可能，此时乙二醇价格还在下跌，为减少双方损失，敦鸿公司依据案涉合同第八条约定的内容，在3月18日以3775元/吨的价格出售案涉乙二醇，及时止损。由此产生损失（5200元/吨-3775元/吨）×500吨=712500元，该损失应由中康公司承担。二、一审法院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比例确定公平合理。中康公司的解约是不守信的逐利行为，其一边以不可抗力为由不履行案涉合同，一边又在不断交割进行逐利。中康公司自认其并非是案涉合同的实际买受人，实际买受人是中商雍泰（天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公司）。但事实上中商公司也非实际买受人，其亦是中间商。中康公司和中商公司的实际操盘人是王军。王军操控中康公司或中商公司作为买受人接单乙二醇，再通过中商公司放单乙二醇。中商公司作为买受人或出卖人至少分别在2020年2月7日、10日、11日、24日均交割了乙二醇。中康公司或中商公司作为买受人，锁定价低的乙二醇交割买入，锁定价高的乙二醇交割卖出。不能放任上述行为，否则是支持恶意违约。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判令中康公司承担70%的损失，已考虑新冠疫情对乙二醇行业的影响等因素，判决结果公平合理。三、一审法院依据双方约定判决中康公司向敦鸿公司支付律师费，符合合同约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敦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中康公司继续履行与敦鸿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二、中康公司支付敦鸿公司货款234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520000元；三、中康公司支付敦鸿公司实现债权的律师费20000元。审理过程中，敦鸿公司变更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为：一、敦鸿公司与中康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于2020年3月18日起解除；二、中康公司支付敦鸿公司违约金520000元，并赔偿损失192500元。中康公司反诉请求：一、判决解除中康公司与敦鸿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二、敦鸿公司返还中康公司保证金26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月14日，敦鸿公司（供方）与中康公司（需方）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中康公司向敦鸿公司购买乙二醇（MEG）500吨，含税总价2600000元，运输方式为需方自提，提货地点为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费用由需方承担，供方承担仓储费自交割日起5天止，超出此日期仓储费由需方承担；结算方式为需方于2020年1月15日前（含当日）以电汇形式向供方支付货款总额5%定金，供需双方于2020年2月7日前（含当日）货权交割，供方下不可撤销货权至库区，需方向库区确认货权无误后支付剩余货款，供方收到全部货款后发邮件通知库区放货（或采用长江国际系统交割，供方将CA系统制单且已复核截图提供给需方后，需方立即支付剩余货款，供方确认收到货款后立即通过CA系统放货）；以CCF公布的乙二醇日度评估价格—华东大单低端价格为准，当CCF日报中公布的相应月份乙二醇价格每次下跌幅度超过本合同签订总价格的5%时，需方每次应在收到供方的《追加定金通知函》一个工作日内向供方增加支付合同金额的5%作为追加定金；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按时履行合同义务时，遭遇不可抗力因素的一方对所有后果免责，不可抗力因素包括：自然灾害、战争、封锁、罢工、叛乱、暴动、内乱、政府法令等人为不可预见、不能避免、不能控制、不能克服的诸多因素。合同双方的付款能力不足及市场价格变化等不构成不可抗力因素；需方未按期付款的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同时，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为主张合同项下权利发生的律师费等费用。合同签订后，中康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15日、1月22日向敦鸿公司支付定金130000元，合计260000元。敦鸿公司于2020年2月3日向中康公司发出《定金追加函》，要求其于同年2月4日前追加定金130000元。中康公司于2020年2月5日向敦鸿公司发送《解除合同通知函》，函告因新冠疫情的发展，法定假期推迟，企业复工时间待定，故双方签订的合同面临无法如期交割的情况；且因疫情的发展，乙二醇价格大幅下跌，继续履行合同将导致中康公司的巨额损失，故要求解除合同、退还保证金。敦鸿公司收函后于次日回函表示中康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因长江国际库区CA线上系统一直正常运行，国内银行间转账系统也已正常运行，且乙二醇的价格下跌属于正常商业风险，故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同年2月7日，敦鸿公司将CA系统制单且已复核的截图提供给中康公司，并发送《催告函》要求其在当日履行提货义务。中康公司未依合同约定时间履行提货付款义务，并于同年3月2日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案涉合同以及敦鸿公司返还保证金260000元，敦鸿公司于同年3月18日收到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寄送的诉讼材料副本，并在该日以3775元/吨的价格处置乙二醇。据查，乙二醇价格自2020年1月中旬起持续呈总体下跌趋势，根据CCF日报公布的乙二醇2020年3月18日的均价为3690元/吨。另，因新冠疫情防控需要，全国范围内均采取了包括延迟企业复工复产等疫情管控措施，天津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1月25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于同年2月1日发布关于本市延迟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再查明，敦鸿公司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2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中康公司和敦鸿公司在本案中均已提出合同解除之主张，就解除时间，中康公司于2020年3月初以诉讼方式主张解除案涉合同，敦鸿公司于同年3月18日收到中康公司的起诉状副本后处置合同项下货物即以实际行动表明同意不再履行案涉合同，故法院确认案涉合同于2020年3月18日解除。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全国范围内爆发的新冠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情势变更，中康公司能否据此免除责任。首先，案涉合同约定双方通过长江国际系统进行货权交割，也即双方无需就货物进行实物交接，中康公司可在双方完成货权交割后自行决定提货时间，货物完成交付无需依赖交通运输，故中康公司所在地即天津市的交通管控措施对双方完成合同项下货物交付并不构成影响。而双方均确认长江国际系统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间仍正常运行，也即天津市的疫情防控手段包括延迟复工政策对双方如期完成货权交割并不构成障碍，故法院认为新冠疫情的爆发尚不足以构成中康公司履行合同之障碍，因而不构成不可抗力。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对情势变更所作定义为“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即客观情况的变化是否为当事人不可预见、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显失公平则为情势变更制度需要考虑之要件。具体到本案中，中康公司对其以5200元/吨的价格购买乙二醇的意思表示明确，其在本次交易中的实际付出有明确的预期，不存在无法预见之情形；案涉合同签订后，乙二醇价格确实出现了持续下跌，但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显失公平并不能简单以合同签订时的价格与合同履行时的价格进行纵向比较，尤其是敦鸿公司、中康公司作为具有较长期经营转手乙二醇以赚取差价经验的市场主体，双方均应当预见也有能力预见到乙二醇这种市场属性活泼、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存在的投资风险，案涉合同条款对价格下跌应追加保证金等市场风险承担作出约定亦为印证。从历年的价格波动曲线看，乙二醇在案涉合同履行期间价格出现波动很大程度上属于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正常现象，故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双方应当承担相应的商业风险。承上分析，法院认为，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合同履行当地疫情防控措施的采取不构成不可抗力及情势变更，虽中康公司于2020年2月5日发函通知敦鸿公司解除合同，但其通知并不发生合同解除之效力，敦鸿公司也随即回函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且在收到中康公司的起诉状副本当日以高于市场均价的价格对货物进行处置，应认为敦鸿公司已履行减损义务。故中康公司拒不履行合同，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但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对各行各业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新冠疫情爆发后，随着全国范围内各项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的施行，大部分行业均延迟复工复产，在一定期间内下游行业对上游行业原材料的需求必然是下降的，继而对原材料的价格产生影响，故疫情虽尚不足以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但仍是导致乙二醇价格下跌的因素之一，该相应损失的产生不可完全归责于任意一方，故而应相应减轻中康公司的违约责任。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增加。现敦鸿公司主张按合同约定计算的违约金520000元以及损失192500元，实为要求根据其损失增加违约金，其要求增加后的违约金应以实际损失为限。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现敦鸿公司要求中康公司支付违约金，且在庭审中表示同意定金予以抵扣，也即选择适用违约金条款，故中康公司已支付的定金在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中作相应抵扣。敦鸿公司经处置案涉货物产生损失712500元（2600000元-3775元/吨×500吨），法院考虑违约方的主观过错程度、疫情对本案所涉行业的影响程度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酌情确定敦鸿公司承担30%即213750元，由中康公司承担剩余70%即498750元，扣除中康公司已支付的定金260000元，尚应支付238750元。此外，双方约定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为主张合同项下权利而发生的律师代理费等，现敦鸿公司要求中康公司承担律师代理费20000元合理，法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27日判决如下：一、敦鸿公司与中康公司于2020年1月14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于同年3月18日解除；二、中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敦鸿公司238750元；三、中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敦鸿公司律师代理费20000元；四、驳回敦鸿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中康公司的其余反诉请求。如中康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1125元，减半收取5563元，由敦鸿公司负担2973元，中康公司负担259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敦鸿公司负担3186元，由中康公司负担1814元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敦鸿公司。反诉案件受理费5200元，减半收取2600元，由中康公司负担。 中康公司、敦鸿公司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另查明：《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第十条“不可抗力”中还约定：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后，当事人应在10个自然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以减轻可能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如果当事人未及时通知而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应负赔偿责任。当事人有权要求对合同进行全部或者部分变更，如另一方不同意变更或在当事人提出变更要求后，7个工作日内未得到另一方的任何答复，当事人可以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解除合同。 本院认为：敦鸿公司、中康公司之间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 关于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是否构成影响中康公司履行合同的不可抗力因素或情势变更问题。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是否构成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因素，取决于其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案涉合同中亦约定，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按时履行合同义务时，遭遇不可抗力因素的一方对所有后果免责。案涉合同项下，中康公司的义务是依约支付货款。但其并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导致其不能支付货款或无法按时支付货款。中康公司还主张，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导致其不能提货而构成不可抗力。但根据案涉合同约定，货物交付方式为通过长江国际系统平台进行货权交割，无需实物交付。且根据中康公司二审中的陈述，其在案涉合同签订的同期已与自己的交易下家签订了合同以更高价格进行转售。据此，根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认定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导致中康公司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并不构成影响中康公司履行合同的不可抗力。关于是否构成情势变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遇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据此，属于情势变更的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不属于不可抗力，且当事人并不享有单方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在与对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主张变更或解除合同，应向人民法院以诉讼的方式提出。本案争议是因具有新冠疫情爆发背景的交易市场上乙二醇大幅降价所产生。中康公司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两天，直接向敦鸿公司发函，以无法如期交割货物、因乙二醇价格大幅下跌继续履行合同将导致其产生巨额经济损失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由敦鸿公司退还全部保证金。其该行为缺乏法律依据，亦缺乏合同依据，且其该种不经过协商直接要求对方承担所有风险和损失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案涉合同约定，即使是不可抗力造成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按时履行合同义务，该方也不能直接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而是应书面通知对方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以避免对方损失扩大，在书面通知解除合同前先要求变更合同。由于敦鸿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同意解除合同且明确表示已经将货物进行了处置，故案涉合同的解除并不存在争议，是否构成情形变更不影响关于合同解除问题的处理。但案涉合同的解除并不导致中康公司违约责任的全部免除。敦鸿公司在诉讼中同意解除合同是对损失扩大的避免，但对合同解除之前已经造成的敦鸿公司损失，中康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鉴于案涉货物乙二醇的大幅降价具有新冠疫情爆发背景，不能排除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的影响，可适用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双方当事人损失的分担。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中康公司承担敦鸿公司损失中的70%，并无不当，本院对该比例不作调整。 关于敦鸿公司的损失应以何时的货物价格为基础进行确定问题。敦鸿公司主张其系于收到中康公司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案件中的起诉状副本材料当日即2020年3月18日以3775元/吨的价格处置了案涉货物，损失应以该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康公司则认为敦鸿公司无充分证据证明其确于该日处置了案涉货物，损失应以合同的履行期限届满当日即2020年2月7日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根据案涉合同中对货物的描述，结合双方当事人二审中的陈述，案涉货物乙二醇并非特定物，确实难以确定敦鸿公司2020年3月18日处置的乙二醇就是案涉货物。但因中康公司并无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且敦鸿公司在本案变更诉讼请求前系诉请要求中康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中康公司要求将2020年2月7日的市场价格作为基础确定敦鸿公司的损失，并无合理性。而将敦鸿公司同意解除合同的时间即2020年3月18日敦鸿公司处置乙二醇的销售价格作为确定损失的基础，具有合理性，且敦鸿公司主张的处置价格为3775元/吨，高于当日市场均价3690元/吨，故敦鸿公司的主张，应予以支持。 关于敦鸿公司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20000元的承担问题。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为主张合同项下权利发生的律师费等费用。中康公司主张其不应向敦鸿公司赔偿该损失，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中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325元，由上诉人中康天融（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施迎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 吴俊杰 书 记 员 冯旻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