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11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怀，男，1967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丽瑞，湖南理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湖南理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小平，男，197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游银春，女，1976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以上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威，上海市海华永泰（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怀因与被上诉人袁小平、游银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20）湘0111民初4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判令袁小平、游银春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对《委托书》系债权凭证及其载明的案涉借款已发生的法律事实进行认定，系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委托书》载明的是“欠”而非“借”，表示债权债务已发生。《委托书》兼具对此前借款事实的确认，用房产及车辆进行抵押担保的双重功能，法律性质上属债权凭证，具有借条功能。从《委托书》书写内容及形式而言，袁小平、游银春作为书写人书写认真准确、字迹清楚，且留下身份证号码，足以表明出具《委托书》系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合法有效。袁小平、游银春以《委托书》出具后40多天的报警记录辩称《委托书》出具的目的系逃避债务。案涉借款并未发生，既不符合生活常识，也不符合法律逻辑。一审法院未审查上述事实，进而导致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未采信银行明细、短信、证人陈述等案涉关键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属于证据采信错误。王怀的母亲涂萍《银行明细》具有真实合法性，更与本案借贷事实确已发生直接相关。袁小平、游银春主张长达20个月期间每月固定支付涂萍的2000元系自愿赠与生活费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涂萍系高级知识分子，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退休工资较高，不存在任何需要外人赠与生活费的情况。案涉短信系袁小平于2020年2月28日主动发送涂萍，系与本案直接相关的证据，而案外人潘某的陈述再次确认了2005年潘某陪同王怀取款、筹集款项并将款项交给袁小平、游银春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未进行认定、采纳错误；三、一审判决以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驳回王怀的诉讼请求系法律适用错误。案涉借款发生时间早而长，15年前借贷以现金出借符合当时生活环境，袁小平、游银春借款用于现金取保候审，王怀只能筹集现金交付，又因银行档案资料保存不全导致取款记录凭证无法查询，不能过分苛责王怀的举证责任。袁小平、游银春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袁小平、游银春出具的《委托书》并非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借款并没有实际发生没有，从《委托书》出具的日期至今已经十多年，王怀没有向袁小平、游银春催要款项不符合常理，王怀对袁小平、游银春的民间借贷并不真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怀的上诉。王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小平、游银春立即偿还王怀借款本金395000元；2、判令袁小平、游银春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39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自2018年7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袁小平、游银春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怀与袁小平系朋友关系。2006年4月29日，袁小平向王怀出具《委托书》1份（圆珠笔书写字迹）载明：“我因欠王怀现金人民币肆拾叁万伍仟元，以房子（王府花园2栋20楼Ｅ座）、车辆（湘ＡＧ××**）作为抵押，全权交予王怀处理，变卖收入作为抵债，多余部分退还。袁小平，身份证号：43012119********，2006.4.29。”当日，游银春在《委托书》上签字并备注身份证号（碳素墨水字迹）。2018年7月起至2020年1月，袁小平每月向王怀的母亲涂萍的中国光大银行账户（账号为×××36）转账支付2000元。2020年3月31日，袁小平通过前述方式向涂萍支付2000元。2020年5月6日，王怀向法院提起诉讼。袁小平于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期间，未经国家批准与案外人李香各出50%股份充当“地下六合彩”的庄家，接受他人投注，宁乡县公安局以其行为涉嫌赌博罪为由，于2005年1月28日对袁小平刑事拘留。2005年2月8日，袁小平被宁乡县公安局取保候审。案发后，袁小平和李香共同向宁乡县公安局退还赃款624900元。诉讼中，王怀主张袁小平、游银春所借款项中的350000元系用于2005年2月8日袁小平取保候审，其余款项为平时零星借款。游银春称袁小平于2005年2月8日被取保候审的当天，确实向公安机关交款30多万元，但款项来源都是自己；王怀当时有工作单位，与袁小平一起赌博，因担心影响工作，主动帮忙处理相关事务。双方对于前述陈述事实，均未提供各自的银行取款记录进行印证。袁小平、游银春称，2006年6月8日袁小平因对外负债，被其他债权人上门催收，故袁小平、游银春在当天其他债权人上门之前，向王怀出具《委托书》，虚构对王怀存在债务并已将自己名下房屋、车辆进行抵押的事实，以逃避债务。为证明前述事实，袁小平、游银春提交2006年6月8日的《报警案件登记表》1份。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王怀主张《委托书》中的350000元的借款系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袁小平、游银春提供，其余为零星借款。袁小平、游银春虽认可《委托书》的真实性，但抗辩称王怀并未实际交付借款，其向王怀出具《委托书》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逃避其他债务。故双方的争议焦点是：袁小平、游银春向王怀出具《委托书》时，王怀在此之前是否向袁小平、游银春实际出借款项435000元。根据双方的陈述和现有证据，袁小平在2005年2月8日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后需退赃和取保候审，有向外借款的现实需要，而王怀基于与袁小平之间的关系，有出借款项的合理事由，但王怀在袁小平、游银春于2006年出具《委托书》后，根据《委托书》中的借款金额和内容，袁小平、游银春多年未还分文不符合常理；即使袁小平、游银春抗辩出具《委托书》的原因存疑且近两年有向王怀的母亲付款的行为，因王怀未能提供任何向袁小平、游银春提供款项的来源方面的证据，仍难以认定《委托书》中的435000元的借贷事实确已发生，故王怀要求袁小平、游银春偿还借款本金395000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怀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3938元，财产保全费2920元，合计6858元，由王怀负担。二审中，王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银行取现明细》，欲证明袁小平于2005年2月8日办理取保候审前委托王怀为其筹集保证金，王怀及其母亲涂萍筹集资金过程中发生的银行流水记录系出借款项的来源；证据2：涂萍养老金账户明细及《说明》，欲证明2018年7月17日起，袁小平、游银春经王怀及涂萍催要借款后，开始每月向王怀偿还借款2000元，共计偿还了40000元。袁小平、游银春用实际还款行为承认借款真实性，同时，涂萍自身有优厚的经济条件，无需子女赡养，更不存在袁小平、游银春辩称需要其支付赡养费的可能；证据3：短信记录，欲证明袁小平、游银春2020年2月28日因无法及时偿还每月2000元的款项，向王怀的母亲涂萍发送致歉短信；证据4：户籍变更证明，欲证明王怀及其母亲涂萍身份证号码存在变更因而影响其案发期间银行交易记录完整性；证据5：证人潘某的证明，欲证明王怀向袁小平、游银春出借款项的历史背景及真实性；证据6：雨花区法院转介当事人材料登记表，欲证明一审法院遗失本案的重要证据，且在判决书中未进行认定，事实认定错误致使错判。王怀在二审中申请证人潘某出庭作证，欲证明潘某系陪同王怀未袁小平筹集保证金的见证人，并由其亲自把现金交付给游银春。袁小平、游银春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王怀在第一次庭审时的陈述该款项是自己筹集，并没有要求其母亲涂萍或找他人借款，该银行流水发生在2005年2月份，而双方为规避其他债务出具的委托书时间是2006年4月29号，该银行流水只能证明涂萍有转账给王怀。王怀将款项取出，但该笔钱款的用途并不能证明系双方之间的借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涂萍的养老金账户等银行流水与本案没有关系，并且《说明》涂萍本人应出庭作证，对该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3是因为涂萍与袁小平的通话录音说其已经情况很差，袁小平就每个月给涂萍转2000元，涂萍跟袁小平谈话的时候称钱全部给王怀赌博用光了，该证据系因袁小平该月没有给涂萍钱，习惯性的写了不能还款而写错；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5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是在举证期限届满10日内且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批，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证据6的登记时间在第一次开庭是之后，王怀明显已经错过举证期限。对潘某出庭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其主张无任何书面记录或者视频等材料，而王怀在第一次起诉的时候并没有称该笔借款是用于袁小平刑事案件取保候审的保证金，一直强调的是因为袁小平当时经济困难，用于资金周转，只是因为袁小平在一审答辩的时候提到该案件，王怀针对该事项调取了各方的证据，对潘某的出庭证言不予认可。王怀对潘某的出庭证言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王怀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及证人潘某的出庭证言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能够达到王怀的证明目的，依法予以采信；证据6系王怀一审庭审后提交，不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依法不予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王怀原身份证号码为：43010319********，后经公安机关同意，其身份证号码变更为：430111196712170019。徐萍系王怀之母，其原身份证号码为：43010********，后身份证号码变更为：430103193710141042。王怀于2005年1月31日、2月2日分三次从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2927********）取款50000元、410000元、40000元。涂萍于2005年2月7日、2月8日分三次从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账号：×××26）取款30000元、30000元、100000元。2020年2月28日，袁小平通过手机号130××××****向涂萍发送短信，内容为：“涂姨，不好意思，因为冠状病毒的影响，店子从去年关门到现在也没开门，所以导致本月不能还款。致歉。”除此之外，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双方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审判决驳回王怀的诉讼请求是否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从案涉委托书载明的内容来看，该委托书系王怀与袁小平、游银春对双方之前的债权债务数额进行的确认，虽然袁小平、游银春辩称该委托书系袁小平于2006年6月8日因对外负债，被其他债权人上门催收，为逃避债务，虚构对王怀存在债务并已将自己名下房屋、车辆进行抵押的事实而出具，但该委托书出具的时间为2006年4月29日，与袁小平、游银春提交的2006年6月8日《报警案件登记表》时间存在较长间隔，而袁小平、游银春亦未就其该抗辩主张提交其他相关证据进行佐证。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2005年2月8日，袁小平因涉嫌犯罪需退赃和取保候审，有向外借款的现实需要，而王怀系袁小平的朋友，且基于双方之间的关系，王怀有出借款项的合理事由，虽然袁小平、游银春否认其向王怀借款，并主张该款项来源于自己，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而王怀提交了证据证明其与涂萍在袁小平退赃和取保候审时存在多笔大额取款，同时，袁小平、游银春在本案中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与涂萍存在经济往来，且从袁小平向涂萍发送的短信内容可知，其每月支付给涂萍的2000元亦系用于还款，虽然袁小平、游银春主张该款项系赠与给涂萍的生活费，但其陈述与短信内容明显不一致，而袁小平、游银春亦不能就其发送的短信做出合理解释，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诉辩主张，袁小平、游银春向王怀出具《委托书》系双方就已产生的债权债务进行的确认，袁小平、游银春向王怀借款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应确认双方之间借款事实存在，现王怀主张袁小平、游银春已向其母亲涂萍共计还款40000元，故袁小平、游银春仍应支付王怀欠款395000元。袁小平、游银春向王怀出具的《委托书》并未约定借款利率，亦未约定还款期限，故王怀要求袁小平、游银春支付利息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20）湘0111民初4031号民事判决；二、袁小平、游银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王怀欠款395000元；三、驳回王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38元，财产保全费2920元，合计6858元，由王怀负担393元，袁小平、游银春负担64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225元，由王怀负担722元，袁小平、游银春负担65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邓 安审判员  刘国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法官助理谢丽莎书记员唐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