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98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发明，男，1974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舒丹，贵州星秩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东风镇东风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750171001F。法定代表人：吕汝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贵学，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军，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唐发明因与被上诉人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2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发明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235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唐发明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唐发明提交的《证明》认定来源不合法是认定错误。《证明》是唐发明在公司上班期间，为了防止公司不予认定劳动关系，而找借口向公司出具的认定劳动关系的材料，根据民事证据的规定只要不是以非法并侵犯他人人身的权利取得的证据材料，均要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二、一审法院故意遗漏证人证言所证明双方具有劳动关系的事实。我方申请原公司同事为证人，在法庭上充分说明了唐发明的工作岗位、时间、收入、座落、相互认识人员以及原公司员工保障等情况，但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却对证人出庭情况只字未提。三、一审法院仅以公司注册成立时间认定，违背公司成立和存续的事实。原公司的厂房是在乌当区处，后来搬到现厂址，原公司出具的《证明》对于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时间来讲我的劳动关系是提前了，但这是基本事实。四、一审对《借条》中的有劳动关系事实不予认定。唐方明在公司上班期间，因购房需要向公司借款，公司以唐发明的工资作为抵押借出款项，在《借条》中有借款时间、当事人、用途、还款方式、原公司的盖印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书上轻描淡写。五、一审法院以公司提供的财务凭证作为定案主要证据，违背常识常情。公司提供的从2019年3月前后的相应材料，我和证人均讲到了原公司是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即使在2019年公司有凭据，也不予出示。一审法院以此认定公司提供的证据形成锁链而对唐发明提交的原同事证言、《借条》《证明》均不予认定，严重违反常识常情。六、一审法院故意不适用国家劳动社会部门关于劳动关系认定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第（五）项规定“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可以作为认定劳动关系时参照的凭证，唐发明已经向法庭提供了证人，证人在法庭上宣誓，且证言与事实相符。七、一审法院错误判定本案，必然危害大量员工社会保障待遇有失社会效果。一审法院知道该案如判定唐发明的劳动关系从2003年起算，则公司大批同样待遇员工必将追责公司，裁判人员深知此理，其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遭受严重影响。八、一审法院对要求公司法定代理人出庭质询无正当理由不予同意违反程序公正原则。本案中公司法定代理人吕汝岳是全程经历唐发明劳动关系的人员，在本案庭审前，唐发明出具书面申请要求吕汝岳到庭接受法庭询问，但一审法院却无正当理由是拒绝同意，导致唐发明诉讼利益受损。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逻辑推理等方面均存在重大问题，其所得结果因此也为错误裁判。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辩称：一、公司系在2003年7月16日注册成立，2003年3月公司在法律上不存在没有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不能与唐发明建立劳动关系，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唐发明当庭自认《证明》经过了裁剪并是在2013年以女儿读书为由出具的；二、证人张某1自认其2019年到公司上班，是听说唐发明很早到公司上班，单方听说的证言没有证明效力；三、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唐发明对公司系2003年7月16日注册成立予以认可；四、《借条》并没有注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也没有否认与唐发明的劳动关系，在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前，唐发明是跟随包工头蒋某某在公司从事过工程劳务；五、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财务凭据具有长期性、连续性且形成于并固定于本案纠纷之前，形成证据链条；六、适用法律的问题是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的法定职权，唐发明并没有指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的具体错误；七、就本案而言，唐发明对一审判决不服依法启动二审程序，对二审判决不服还可以依法申诉或启动再审程序，所谓然危害大量员工社会保障待遇有失社会效果是单方猜测；八、法定代表人在一审不出庭的法律依据，法官已经当庭释明。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发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唐发明与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自2003年3月1日起具有劳动关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于2003年7月16日在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2003年8月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修建厂房时，唐发明就进入包工头蒋某某组织的施工队做工。2009年2月23日，唐发明出具《借条》向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汝岳借款4万元，该《借条》载明：“今借到吕汝岳人民币肆万元正（每月按3%的利息，在我厂上班不收利息），借款时间2009年2月23日到2011年2月22日止”。2019年3月，唐发明进入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上班，主要从事烧炉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唐发明每月工资系现金签字领取，具体数额为：2019年3月5850元、4月6279元、5月7250元、6月6785元、7月6955元、8月6105元、9月5850元、10月5004元。2020年3月23日，唐发明申请仲裁后，贵阳市乌当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7日以乌劳人仲案字[2020]第20号裁决书裁决：唐发明从2019年3月起与贵阳金永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唐发明认为该裁决对劳动关系的起算时间错误，不服该裁决。2020年5月14日，唐发明起诉。审理中，唐发明提供的《借条》、房屋买卖合同、收条、供用水合同、手机信息截图、微信截图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2003年3月起就在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处上班；唐发明提供的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兹有唐发明同志自二00三年3月一直在我厂上班到现在”，该《证明》上没有落款时间，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以其系应唐发明要求帮助解决孩子读书问题而出具该《证明》，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对该《证明》进行过裁剪为由，不认可该《证明》的效力，唐发明在庭审中自认该《证明》系2013年其以女儿读书需要为由要求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出具。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本案中，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并未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从何时开始存在劳动关系。唐发明主张双方从2003年3月起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依据是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因唐发明在庭审中自认该《证明》是2013年其以女儿读书需要为由要求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出具，唐发明采取欺骗手段获得该证据。又因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于2003年7月16日才注册成立。因此该《证明》证明的事实存在疑点。根据《最高法院证据规则》，唐发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2003年3月起就在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处上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对唐发明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提供的工资表、劳动保障监察年审手册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双方从2019年3月起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裁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认定唐发明与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从2019年3月起存在劳动关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原告唐发明从2019年3月起与被告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唐发明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唐发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上诉人唐发明提交2017年—2019年工资单据及通话记录，拟证实，吕汝岳与唐发明之间有联系，工资条大部分系吕汝岳出具。经质证，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认为，工资条系裁剪后粘贴，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在一审审理时提交了工资的全部原始凭证，唐发明是认可的，对工资条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通话记录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律师调查笔录》一份，拟证实，蒋某某对一审判决认定2003年8月唐发明进入蒋某某组织的施工队做工是属实的。经质证，唐发明认为，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蒋某某一审并未作为证人出庭，该份证据系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与蒋某某私下形成，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3日的《证明》复印件一份，拟证实，该份《证明》系唐发明在申请仲裁阶段提交，唐发明对《证明》进行了裁剪，《证明》上的落款时间系唐发明添加。经质证，唐发明认可该份《证明》系其在仲裁阶段提交，亦认可《证明》落款上的时间是其自行添加，但认为，其自行添加落款时间的原因是，吕汝岳在书写《证明》时答应由唐发明根据需要随时填上时间。被上诉人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申请证人张某2出庭作证，拟证实，在2009年公司业务量就将公司业务承办给张某2，公司按月结算承包费给张某2，由张某2招用工人并负责发放工资，唐发明系张某2招用的工人之一，与公司没有关系。经质证，唐发明认为，张某2与公司系利害关系人，且在一审没有出庭，对张某2的证言均不认可。另查明，张某2当庭陈述：“唐发明是我招的工人，由我发放工资，工资按月计件发放，招用唐发明从2009年到2011年底，2011年之后我继续给公司做，唐发明嫌工资低就没有干了，直到2015年我离开公司唐发明都没有在公司工作过”。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成立劳动关系的时间。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之规定，双方建立劳动具有以下特征：劳动者受单位管理双方具有人身关系，单位向劳动者提供工作条件、劳动者向单位提供劳动，劳动的内容是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单位按时支付劳动报酬等。虽然上诉人唐发明在一审审理中申请了证人张某1出庭作证，但证人张某1在一审庭审的证言为：“是原告告诉我是2003年进厂的”，同时唐发明认可张某1在2011年进厂，从两者的陈述来看，可以推断出张某1进入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时间晚于唐发明，张某1得知的唐发明进厂时间是唐发明告知的，故对证人张某1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吕汝岳出具的《证明》《借条》的证明力问题。《证明》系唐发明以其女儿需入学就读为由要求吕汝岳为其出具，对此事实双方均予认可。唐发明亦认可在本案申请仲裁阶段时，其对《证明》添加了落款时间。该份《证明》已经变造，且该份《证明》并未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故对《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借条》内容系吕汝岳应唐发明的要求书写后，由唐发明签字认可。虽然借条载明：“今借到吕汝岳人民币肆万元正。（每月按3%的利息，在我厂上班，不收利息）。借款时间2009年2月23日到2011年2月22日止”。但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在此期间，唐发明系其招用的工人，由其按月计件发放工资。故《借条》所载明的内容亦不能证实唐发明与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具有劳动关系。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称，工资系按月造册后由劳动者核对领取签字后以现金形式发放，并提交了2007年1月至2018年12月，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工资发放原始凭证，从前述原始凭证载明内容，能够证实2019年3月起唐发明在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领取工资。根据本案的证据情况及举证责任，唐发明在诉讼中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2019年3月前其与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已经建立劳动关系。原判认定上诉人唐发明至2019年3月起与贵阳金永新建材设备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唐发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唐发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丹审判员 邱兴权审判员 谌致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岳雪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