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42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蕾，女，197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晖，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伟，男，1977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晖，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梅莲，女，197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富有，天津平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蕾、张国伟因与被上诉人王梅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5民初6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蕾、张国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王梅莲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梅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本案的法律关系定性错误,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1、2016年7月3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蕾称:“南京、上海、武汉田馥甄演唱会都是张建公司的,给您的表里有,全部售光,而且演出日期是在8月份和9月份的,我今天查了一下大麦网,确实没票了,这个市场真的是太火爆了。”“明天让国伟去问问,看看咱们还能弄一场吗,应该能分出来一场票房好的,我这先提前调研一下,到时咱选好的。”王梅莲回复:“好的,有了赶紧联系。”王蕾称:“现在这阵势,去他公司选场次,都跟抢购一样,大家都在抢好的场,这几场过来,咱们争取来个周杰伦的。”“等国伟问完了,我联系您,咱们再商量。”王梅莲回复:“对,弄好了众人弄个大的。”另外,2016年8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蕾称:“姨嫂,我周五上午去签合同,定的是8月20日田馥甄上海那场,550万,下午您要是有时间,咱俩打电话再沟通一下。”王梅莲回复:“好的,我和你姨哥商量好了。”以上微信聊天记录中,对话使用“咱们”、“众人”、“好的,我和你姨哥商量好了”等词语,以及王蕾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向其他合伙人报告合伙事务“定的是8月20日田馥甄上海那场,550万”,明显看出双方是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王蕾只是合伙事务执行人而已,并非是借款人和出借人的关系。而且从聊天记录内容看,王梅莲一直关注演唱会项目的情况,以及后期项目继续进行的情况,而从未关心或提及任何有关借款本金及利息偿还的内容,这也足以说明该400万元并非借款。一审法院,以“从微信聊天记录看,虽然王梅莲、王蕾二人提到了转款和演唱会事宜,但并未明确说明涉案420万元是王梅莲委托张国伟进行投资或与张国伟共同投资。同时,刑事判决书认定的被害人包括王蕾,并不包括王梅莲”为理由,说明王蕾、张国伟未完成举证责任。但是,根据民法总则第142条的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另外,关于刑事判决书的认定的事实,王蕾作为个人合伙事务执行人受托与案外人张建签订合作协议,因为是个人合伙,没有经营执照,所以当然是以王蕾的名义向公安机关举报,刑事判决书将受害人认定为王蕾。在公安机关退回投资款后,王蕾按照出资比例,相应地退给其他投资人。2、从双方未签订借款合同的方面看,如果是借款关系,这么大的金额,即使是亲属关系,也应当签订借款合同,且无利息的约定,确定之所以会出现没有借款合同的情况,就是因为王梅莲要的不是利息,而是投资演唱会的收益分成。再者,在另案(2019)津0105民初6908号案件中,王梅莲于2019年2月22日找王蕾补签借条时,为何不同时签订本案400万的借款手续。二、张国伟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王蕾是实际收款人,与王梅莲的沟通也是王蕾完成,涉案款项用于投资演唱会,张国伟并没有参与共同经营、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事后追认等情况。因此,不应当认定张国伟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三、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民事证据规则,借贷关系存在的举证责任,应当由王梅莲承担,而王蕾、张国伟只需要提供反证(从微信聊天记录看,王蕾、张国伟已经充分证实了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由负有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王梅莲,继续举证证明,如果不能充分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应当由王梅莲承担败诉的风险。王梅莲辩称，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经过多次笔录，对案件事实及聊天记录都进行了充分的陈述，王蕾、张国伟认为的合伙及投资不存在，而是民事借贷行为。王梅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蕾、张国伟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和利息72万元；2.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均由王蕾、张国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蕾、张国伟系夫妻，王梅莲与王蕾、张国伟系亲戚关系。2016年7月25日，王梅莲通过其丈夫杨映向王蕾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同年8月9日，王梅莲通过其丈夫杨映再次向王蕾银行账户转账220万元。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在王梅莲向王蕾转账的同时，2016年7月25日，王蕾向案外人张建转账350万元，2016年8月4日，王蕾向张建转账200万元，2016年8月8日，王蕾向张建转账100万元，2016年8月9日，王蕾向张建转账250万元。在王梅莲向王蕾转款前后，二人就转款和演唱会事宜进行了多次微信沟通。王梅莲与王蕾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7月31日，王蕾称：“南京、上海、武汉田馥甄演唱会都是张建公司的，给您的表里有，全部售光，而且演出日期是在8月份和9月份的，我今天查了一下大麦网，确实没票了，这个市场真的是太火爆了。”“明天让国伟去问问，看看咱们还能弄一场吗，应该能分出来一场票房好的，我这先提前调研一下，到时咱选好的。”王梅莲回复：“好的，有了赶紧联系。”王蕾称：“现在这阵势，去他公司跟选场次，都跟抢购一样，大家都在抢好的场，这几场过来，咱们争取来个周杰伦的，今天和我合作的好几个朋友都说，来个周杰伦的。”“等国伟问完了，我联系您，咱们再商量。”王梅莲回复：“对，弄好了众人弄个大的。”2016年8月4日，王蕾称：“姨嫂，我周五上午去签合同，定的是8月20日田馥甄上海那场，550万，下午您要是有时间，咱俩打电话再沟通一下。”王梅莲回复：“好的，我已和你姨哥商量好了。”王蕾、张国伟将包括王梅莲钱款在内的1100万元转账给案外人张建，用以投资明星演唱会以期盈利，后发觉被骗后向公安机关报案。2019年11月26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刑初9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张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继续追缴被告人张建违法所得，与追缴在案的违法所得按比例依法发还被害人,追缴所得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的，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张建予以退赔。该判决现已生效。该判决书认定，2015年1月至2016年8月，被告人张建使用相同手段，以合办演唱会名义，分别与窦克星、许滨、王蕾等人签订多份合作协议，骗取上述人员投资款。2016年7、8月份，被告人张建以合作投资张杰、田馥甄演唱会的名义，与被害人王蕾签订合作协议，先后骗取王蕾投资款共计1100万元。该款项由张建非法占有，始终未予返还。被害人王蕾的陈述证明：瑞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建说他承办了2016年7月的张杰南京演唱会和8月的田馥甄上海演唱会，并向其提供了他与演艺公司签订的承办演唱会协议，请其投资。其看到这些材料后相信了张建，和他签订了2份承办演唱会的合作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先后向张建支付了5次投资款，共计1100万元。其将这些钱转到了张建在招商银行的账户，之后张建一分钱没还就逃匿了。合作协议书、银行交易明细及王蕾提供的瑞恩公司承办演唱会材料证明：2016年7、8月份，被害人王蕾与瑞恩公司就合作投资张杰、田馥甄演唱会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向瑞恩公司投资1100万元，后王蕾向被告人张建名下尾号6636的招商银行账户转款共计1100万元。判决书附《张建合同诈骗一案被害人损失数额明细》一份，其中王蕾被骗数额为1100万元，发还比例3.15%。王梅莲因多次向王蕾、张国伟索要欠款未果，起诉至一审法院，王蕾、张国伟以辩称为由不同意王梅莲的诉讼请求。案经调解，未获一致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关于王蕾、张国伟提出的转账人为杨映而非王梅莲，王梅莲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涉案款项系王梅莲通过其丈夫杨映转账给王蕾，王蕾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向王梅莲明确表示收到了涉案款项，故对王蕾、张国伟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本案中，王梅莲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双方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王蕾、张国伟抗辩称涉案款项系投资款，案件的争议焦点为涉案42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否为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王蕾、张国伟抗辩称涉案420万元系投资款，王蕾、张国伟应首先对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之后由王梅莲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对此王蕾、张国伟提供了与王梅莲的微信聊天记录，从微信聊天记录看，虽然王梅莲、王蕾二人提到了转款和演唱会事宜，但并未明确说明涉案420万元是王梅莲委托张国伟进行投资或与张国伟共同投资。刑事判决书认定，投资事宜系王蕾与案外人公司签订投资合同，王梅莲既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王梅莲也未直接向案外人公司转款。同时，刑事判决书认定的被害人包括王蕾，并不包括王梅莲。因此，王蕾、张国伟未提供证据证实涉案款项系投资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此，涉案款项性质应认定为借款，王梅莲与王蕾之间就涉案420万元款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王梅莲认可王蕾、张国伟偿还了20万元，扣除后尚欠400万元。关于王蕾、张国伟提出的涉案债务不属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意见，王蕾是实际收款人，应承担还款责任。从微信聊天记录可知，王蕾收款后同张国伟一起办理投资演唱会以期盈利，该款项用于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因此，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涉案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王蕾、张国伟共同偿还。关于王蕾、张国伟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并未约定具体的还款期限，王蕾、张国伟主张自转款之日即2016年7月开始起算，因而超过了诉讼时效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王梅莲主张的利息，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王梅莲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利息的约定，对利息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王梅莲主张的借款本金400万元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王蕾、张国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梅莲支付借款本金400万元；二、驳回王梅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448元，王梅莲负担6448元，王蕾、张国伟负担40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蕾、张国伟负担。二审中，王蕾、张国伟提交转账支票一份，系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发还款314666元。王蕾接到此转账支票后及时与王梅莲联系，按照投资比例对王梅莲进行退还，但是王梅莲置之不理。王蕾、张国伟当庭承诺按照王蕾、张国伟与王梅莲出资比例退还从一中院拿到的此笔款项。王梅莲质证意见为：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王蕾、张国伟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王梅莲未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梅莲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王蕾、张国伟认可收到款项，但抗辩称涉案款项系投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王蕾、张国伟应举证证明涉案420万元系投资款。王蕾、张国伟提供与王梅莲的微信聊天记录，确实提到演唱会事宜，但并未明确涉案420万元是投资款。刑事判决书认定，投资事宜系王蕾与案外人公司签订投资合同，被害人是王蕾，并不包括王梅莲。王蕾与王梅莲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文件。一审法院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刑事判决等证据综合认定，王蕾、张国伟未提供充足证据证实涉案款项系投资款，并无不当，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认定王梅莲与王蕾之间就涉案420万元款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王蕾、张国伟提出的涉案债务不属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意见，从微信聊天记录可知，王蕾收款后同张国伟一起办理投资演唱会以期盈利，该款项用于夫妻二人共同经营，一审法院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认定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王蕾、张国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秀红审判员  岳文君审判员  吴晓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单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