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6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军，男，生于1967年6月8日，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雷建明，男，生于1967年12月3日，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洪，男，生于1967年11月15日，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康，男，生于1963年8月17日，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毅，男，生于1964年2月21日，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富强，男，生于1970年5月4日，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雷建洪，男，生于1965年12月18日，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以上七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远方，四川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晓阳，男，生于1967年12月31日，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晓斌，男，生于1973年7月20日，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以上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东，四川明炬（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松，四川明炬（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犍为县舞雩乡金光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犍为县舞雩乡金光村。 法定代表人：代汶霖，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犍为县舞雩乡高龙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犍为县舞雩乡高龙村。 法定代表人：彭刚，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犍为县舞雩乡双桥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犍为县舞雩乡双桥村。 法定代表人：张道奎，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犍为县舞雩乡康乐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犍为县舞雩乡康乐村。 法定代表人：李全东，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德益，四川英华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雷建洪、上诉人周晓阳、周晓斌因与被上诉人犍为县舞雩乡金光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金光村委会）、犍为县舞雩乡高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龙村委会）犍为县舞雩乡双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双桥村委会）、犍为县舞雩乡康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康乐村委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2019）川1123民初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永洪、王富强、雷建洪及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雷建洪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远方，周晓阳、周晓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松，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双桥村委会、康乐村委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德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雷建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犍为县舞雩乡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双桥村委会、康乐村委会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双桥村委会、康乐村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2013年5月，双方的工程结算不存在通过虚构工程量套取国家资金，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且作为双方工程结算的依据。原审认定“在案涉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王志军要求谢杰帮忙解决其修养猪场和修桥的资金补助，谢杰根据王志军虚列的魏小辉、王天平等15户农户名字，编造坡该梯工程项目，套出503,860元作为王志军修养猪场和桥梁工程的补助，王君事后知道此事”与事实不符。真实情况是，合同订立后，履行过程中，因道路建设需占用农户承包地，业主方无法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占地，经县领导实地考察后决定调整原规划方案，通过新建桥梁和田间道的方式解决，其修建桥梁以及田间道所发生的工程款503,860元列入工程项目，并在双方订立的合同价款中列支。结算中将该笔款项列入工程价款结算并无任何不当，不应当认定为套取国家资金、损害国家利益。关于2012年12月，案涉工程项目开工后，按县上要求在项目资金中整合了100万元用于舞雩乡的茶叶产业补助的问题。首先，决定是县上作出的，不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其次，该笔资金转给了舞雩乡人民政府；再次，犍为县人民政府已主动纠正了这一错误做法，将该笔资金退还给了犍为县财政局。该做法不管正确与否，不是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造成的，不应当认定为合同双方套取国家资金、损害国家利益。关于向农户收取的机耕道路建设筹集资金再次重复计算工程量多计工程价款21.79万元的问题。机耕道路建设本身就是合同约定的项目内容之一，王志军等人的错误仅仅在于不应当额外向村民收取道路建设资金，不存在套取国家资金的问题。并且庭审已查明王志军等人已主动将向农民收取的道路建设资金21.79万元退还农户。除此之外，原审判决并没有任何有关双方在结算中虚构工程量套取国家资金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实认定。第二，原审已查明双方订立的合同没有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约定，也不存在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形。最终判决结果是以审计结果作为依据，判决王志军等人退还所谓的多支付的工程款。本案中，就算认定双方的工程结算无效，鉴于双方的合同没有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约定，也不应当将一审法院已认定为行政监督的审计作为认定工程价款的依据。第三，一审对审计结论擅自更改双方合同约定的工程单价，在审计机关委托第三方审计的过程中未通知合同当事人参与等事实未作认定，遗漏了本案的关键事实。第四，一审已查明《施工承包合同》上雷建明、朱毅、刘永康的签名不是本人所为，且上述三人也未参与工程管理及利益分配，一审判决仍然认定雷建明、朱毅、刘永康为本案当事人，显属错误。 周晓斌、周晓阳共同辩称，对50万余元是否列入案涉工程有异议，其他的同意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雷建洪的上诉观点。 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双桥村委会、康乐村委会共同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是属实的，上诉人以实际对合同约定的工程进行了施工，双方确实进行了工程价款的结算，双方的合同中多处强调工程价款应按照实际发生的工程量进行结算。工程结束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可以参照相关刑事判决，在一系列的证据中可以证明虽然双方进行了结算，结算价款为1077余万元，但是经过审计机关审计，审定金额为521余万元，工程项目资金是国有资金，从138号刑事判决书来看，在第10页的审理查明和庭后采信部分，涉及到上诉人的证人能够证明刑事案件的王志军虚列了15人，也查明了从项目资金中有100万元用于了犍为县舞雩乡的茶叶。上诉人一边将工程量列入清单，同时也向农户收取费用，双方形成的结算没有体现合同的第3条和第6条关于按实结算的情形，既然不是按实结算，而是存在虚构工程量的情形结算，本工程涉及的是国有资金，通过虚构工程量形成的结算不符合法律和合同规定，一审将结算认定为无效，符合本案的事实。双方的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但是审计是在工程完工之后一年多的时间进行的，并且审计机关聘请了审计机构进行之前的审核，从各方签字的情况来看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审核机构多次到了现场，一审询问了双方是否具备重新结算的情形，都答复不能，审计结论是专业的机构，能够基本反映工程量的情况，因此一审事实和程序认定均正确。关于50多万元是否进入了工程量，在刑事判决的第20页，也是进行了载明的。 周晓斌、周晓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一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一审原告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撤销发回重审或改判。第一，2012年11月18日，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作为甲方与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作为乙方经过邀标比选方式就“犍为县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周晓斌、周晓阳不是案涉工程的合同相对方，并未直接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结算和收款，以分红方式取得的9万元已经退缴纪监部门，与《施工承包合同》中的承包方均无合伙关系，仅与雷建洪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第二，一审判决以案涉工程结算存在通过虚构工程量套取国家资金的情形，损害了国家利益，认定结算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刑事判决查明的套取资金50.386万元“在原被告双方工程款结算时予以结算，并包含在结算款10,771,000元内”错误，王志军领取的50.386万元并不是案涉工程结算书内容，是案涉工程结算之外的非法交易，该非法交易与工程结算无关，以该非法交易认定工程结算无效属于张冠李戴。一审判决认定王志军等人按照县上要求在案涉工程项目中整合100万元属于套取国家资金，损害了国家利益，与事实不符。从案涉项目中整合100万元用于犍为县舞雩乡茶叶产业补助，系按照县上要求，该笔款项也按照要求转至犍为县舞雩乡人民政府，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王志军等人向农户收取21.79万元工程款系虚构工程量错误。王志军等人实际完成了工程款对应的工程量，仅存在向政府还是向农民收取工程款的问题，不存在恶意串通虚列工程量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六条“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一审判决以刑事判决已经查明的个别事实否认整个决算的效力，存在以点概面的错误。即使存在刑事判决查明的王志军等人按照县上要求整合100万元、王志军个人虚列农户名单套取50.386万元、重复计收农户道路建设费用21.79万元的情况，由于工程结算项目是可分的，所以应当一事一议、有错纠错，而不能一棍子全部打死，否认整个决算的全部效力。案涉工程的甲乙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由村质量监督小组对案涉工程的工程量逐一进行了验收确认，根据实事求是和公平原则，可对有证据证明错误的工程量和工程款予以相应扣减，对其余正确的结算结论应予保留。一审判决否决整个决算的效力，与事实不符，于法相悖。第三，一审判决以审计结果作为认定工程价款的依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不存在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相反《施工承包合同》明确约定了工程结算具体方式，该合同及其约定并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审计报告存在多处明显错误。犍为县审计局单方委托的万信公司在复核过程中未通知施工方到场。审减内容包括单价和工程量，关于工程单价，审核报告和审计报告未遵循合同约定的固定单价进行核算，而是主观任性地采用就低不就高的方式确定单价，擅自篡改了合同当事人的有效约定，未尊重合同双方的意思自治，明显有失公允，严重损害了乙方的权利。关于工程量，审核单位采用的是抽样的方式核定量，施工方并未在现场对抽样进行见证，事后对抽样程序和结果均未予认可。审计报告与刑事判决就同一事实的认定不一致。审计报告认定虚列农户名单领取生产发展田间道补助资金50.386万元的项目系“3米宽机耕道”，刑事判决认定套取50.386万元补助资金的项目系“坡改梯”工程项目。审计报告和审计报告审减工程款缺乏证据支撑。除了刑事判决确认的整合100万元、套取50.386万元、重复计收21.79万元有相应证据外，审减的其余约400万元工程款均没有任何的签认单等事实证据，而是工作人员书面审核主观审减。即便在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审核报告和审计报告均因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而不足为据。第四，周晓斌、周晓阳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已经缴还的9万元应当予以扣减。 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雷建洪共同述称，1.关于50.386万元的工程价款，应当属于本案合法工程款，不应当在工程款中进行审减。2.周晓阳、周晓斌是合同实际合伙人，如果要返还工程款则周晓阳、周晓斌应当承担返还责任。3.认可周晓阳、周晓斌的其余上诉意见。 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双桥村委会、康乐村委会共同辩称，从刑事判决来看50.386万元是包含在结算价款中；周晓阳、周晓斌是实际的合伙人且有分红应当承担相应返还责任。 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立即返还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多付工程款2,517,158元，并以该款为基数，从2013年6月3日起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直至本息全都付清为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负担。审理中四个村委会申请追加了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1月18日，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作为甲方与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作为乙方经过邀标比选方式就“犍为县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犍为县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工程地点约定为犍为县舞雩乡金光村、高龙村、石坝村、康乐村，工程建设内容约定为实施田型调整1,333.66亩、坡改梯1,144.52亩、新建渠道9.64公里、渠道建筑物200处、沉沙池10口、新建100立方米蓄水池20口、储粪池10口、硬化l米宽田间生产道2.5公里、1米宽沟盖板3公里、1.5米宽沟盖板4公里、2.5米宽沟盖板0.2公里、农机下田通道15处、硬化3米宽机耕道8.45公里。工程价款约定为10,852,900元，实行按实结算，合同工期为180日历天。结算方式：1、结算工程量为工程施工工程中经村质量监督小组签字认可后实际发生的工程量。2、工程结算总价款按照结算验收工程量乘以工程单价扣除农民投劳折资费用后进行结算的价款。3、本工程为民办公助补助工程，工程款按施工进度支付。工程队进场施工后预付财政补助资金30%作为预付工程款；工程完成60%时，经验收合格预付财政补助资金的20%，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预付财政补助资金的40%，余下工程款作为质保金，一年质保期满后付清。合同还对安全责任、竣工清场、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于2012年l2月开始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于2013年3月30日完工。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通过犍为县财政局分17次以财政补助资金支付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工程款8,948,100元。2013年5月，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与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就前述工程进行结算，结算价款为10,771,000元。 犍为县审计局于2014年8月11日至2015年11月1日对案涉项目竣工结算情况进行了审计。在审计过程中，犍为县审计局委托四川万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对案涉工程的造价进行复核，该公司于2015年7月6日作出川万信基(2015)103号工程造价审核结果报告，结论为案涉工程的申报工程造价10,771,000元、复核工程造价为5,934,802元，审减金额为4,836,198元。犍为县审计局以该报告为基础，于2015年12月21日就案涉工程的造价作出犍审投报【2015】19号《审计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为：该项目送审金额为10,771,000元，审定金额为5,213,042元，审减金额为5,557,958元，审减率为51.6%；审减主要原因为部分虚列并领取生产发展田间道补助资金、将已向农户收取的机耕道道路建设凑集资金再次重复计算工程量等方式多计工程价款，犍为县财政局已拨付工程款8,948,100元（其中王志军1,081,900元，王富强2,805,200元，刘永洪3,019,000元，刘永康722,700元，朱毅685,200元，雷建明634,100元），多拨付3,735,058元，并对多拨付的工程价款3,735,058元责成收回。 2019年3月18日，王志军退回犍为县财政局工程款217,900元；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多领并交给犍为县舞雩乡人民政府用于发展花茶产业发展的资金1,000,000元，犍为县舞雩乡人民政府已于2019年4月22日退还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王志军己于同日通过犍为县舞雩乡人民政府转退犍为县财政局。 2019年3月19日，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向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发出结算通知，要求其于2019年3月25日前对案涉工程的工程价款进行结算，该通知由王志军签收。2019年3月24日，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向原告作出回复，称无相关资料，要求业主方提供，同时发现审计结果个工程量明显与实际完成工程量不符，审计单价与合同单价不一致。2019年3月25日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与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双方在犍为县舞雩乡人民政府和犍为县财政局的主持下，达成以“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犍为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前述工程的工程价款结算、剩余工程款的支付、多付工程款的退还等提出诉讼主张，最终以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裁判结果为准”的协议。 另查明，2012年犍为县农业局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农业厅、四川省林业厅、四川畜牧食品局《关于2012年财政现代农业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制订了犍为县2012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水稻）项目实施方案，犍为县农业局、犍为县财政局作为项目实施单位，项目实施地点包含犍为县舞雩乡康乐村、金光村、高龙村、石坝村4个行政村、42个社，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实施小组，由县长任领导小组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办公室设在财政局。犍为县农业局成立项目实施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县农业局的农技、土肥、植保和乡镇农技站为成员，负责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推进各项措施实施，开展技术培训和宣传、落实各项具体建设内容等工作。时任犍为县农业局农技站副站长谢杰任现场实施负责人，时任犍为县农业局土肥站站长王君协助谢杰工作。2012年12月，案涉工程项目开工后，按县上要求在项目资金中整合了1,000,000元用于舞雩乡的茶叶产业补助。在案涉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王志军要求谢杰帮忙解决其修养猪场和修桥的资金补助，谢杰根据王志军虚列的魏小辉、王天平等15户农户名字，编造坡该梯工程项目，套出503,860元作为王志军修养猪场和桥梁工程的补助，王君事后知道此事。同时，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还将已向农户收取的机耕道道路建设筹集资金再次重复计算工程量多计工程价款217,900元。以上款项均在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与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双方工程款结算时予以结算，并包含在结算款10,771,000元内。2016年5月18日，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乐刑终字第138号终审判决，该判决认定谢杰、王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犍为县现代农业项目承包方谋取利益，以“合伙利润”名义收取他人钱款各15万元及谢杰索要他人10万元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判处谢杰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判处王君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还查明，案涉《施工承包合同》上雷建明、朱毅的名字为雷建洪代签。雷建明、朱毅、刘永康系名义上的施工方合伙人，同时该三人提供身份证件开设账户收转资金，该三人未参与工程管理及利益分配，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三人与王志军、王富强、刘永洪实际参与工程管理及利益分配。 一审法院认为，审计是国家对政府投资的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该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当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本案中，虽然原告与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双方对工程价款进行了结算，但根据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的乐刑终字第138号终审刑事判书认定，双方的工程结算存在通过虚构工程量套取国家资金的情形，损害了国家利益，该结算应属无效，该结算书不能作为双方工程款结算的依据，应以审计结果作为认定工程价款的依据。因此，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多收取的工程款2,517,158元应予返还。对于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与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各方关于九人中应由哪些人承担返还多支付工程款的争议问题，该院认为，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九人应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因为前六人中虽然雷建明、朱毅、刘永康并未参加工程管理及分配利益，但该三人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开设银行账户并收转资金，应完全知晓该工程情况，应属于合同当事人。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三人虽然在名义上不是合同当事人，但为实际合伙人，实际参与了工程的管理并分得利益，因此该九人均应承担返还多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关于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主张从最后付款日期即2013年6月3日起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直至本息全都付清为止，由于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多收取工程款，该款应当从最后收取之日予以退还而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未予退还，应该从应退还之日起计算利息，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周晓斌、周晓阳、雷建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犍为县舞雩乡金光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高龙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石坝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康乐村村民委员会工程款2,517,158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从2013年6月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应付本金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26,937元，由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周晓斌、周晓阳、雷建洪负担。 二审中，石坝村村委会向本院提交《犍为县人民政府关于舞雩镇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的批复》，石坝村撤村并入双桥村。 二审中，雷建洪提交2张《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复印件，拟证明其按照中共犍为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要求，向犍为县财政局退款合计9万元。其余各方当事人对于该证据三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周晓斌、周晓阳在一审中提交了三张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两人合计向犍为县财政局退款9万元，其余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和事实无异议。 二审中，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雷建洪陈述，案涉工程签订了两套合同，一套是与村委会签订的工程价款约定为10,852,900元的《施工承包合同》，这份合同是真实履行的合同；另一套是村委会与六个施工人根据邀标文件分别签订的6份合同，这6份合同总价款约2000余万元，这套合同未实际履行。村委会对该说法予以认可。但村委会陈述其不清楚两套合同工程款差距巨大的原因。王志军、王富强均陈述，针对两套合同有两套竣工验收资料。 二审中，犍为县审计局对《审计报告》所采用单价作出的说明是，以犍为县农业局向其提供的备案预算单价为基础，以送审的结算价为参考，两个价格中，结算价高于备案预算单价的，以备案预算单价计算；结算价低于备案预算单价的，以结算价计算。犍为县审计局不能提供采用此种“就低”计价方式的会计依据、审计依据或者其他法律依据。其余各方对审计局据以审计的工程单价不予认可。犍为县审计局陈述对《审计报告》中工程量的审核确认是通过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结合施工图、竣工图、现场收方记录并结合现场抽查勘验予以确定，对该事实第三方机构到庭接受了本院询问。同时犍为县审计局提供了《现场收方记录表》《调查了解笔录》《审计取证单》《审计工作底稿》等证据，各方上诉人对前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现场勘验未通知施工人到场，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认为前述证据为国家审计机关履行审计职责过程中产生的文件，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2012年11月，犍为县农业局编制的《犍为县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备案预算价》载明项目合计2159.18万元，石坝村212.51万元，康乐村98.17万元，金光村1315.03万元，高龙村533.47万元。前述《备案预算价》同时附有4个村分项分部工程预算表，详细载明四个村预算的工程项目名称、工程数量（含数量）、工程单价及工程合价。犍为县审计局陈述是以前述《备案预算价》作为审计单价基础。 《犍为县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邀标比选文件》载明：邀标单位“舞雩乡人民政府”，“实行固定价招标，按图施工，按实结算。基础设施建设总价1910.62万元”。“项目工程资金为财政补助资金和受益农户自筹资金组成，建设项目分为六个项目小区即六个标段：分别是是坝村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康乐村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金光村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基础设施（田型调整）建设工程、金光村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基础设施（渠网、路网）建设工程、高龙村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基础设施（田型调整）建设工程，高龙村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基础设施（渠网、路网）建设工程”，“比选时间为2012年10月2日上午9时”，“比选地点为犍为县舞雩乡人民政府二楼会议室”，评选方法由“项目村实施、理财、监督小组组成比选小组，对按时报名的参与施工队或企业进行随机编号，现场密封后，由项目村村委会主任从密封箱中随机抽取一名投标人作为其一个项目小区或标段的中标人。现场抽取后由纪委工作人员对本次比选活动进行评价并现场宣布比选结果”。根据该邀标比选文件，四个村委会分别与王志军、王富强、刘永洪、刘永康、朱毅、雷建明签订了6个标段的6份《承包合同》。刘永康、朱毅、雷建明的签名由雷建洪、刘永洪等人代签。四个村委会在二审庭审中陈述案涉工程未实际进行邀标程序。各上诉人及四个村委会均认可前述6份《承包合同》未实际履行。 2012年11月18日，王志军、王富强、刘永洪、刘永康、朱毅、雷建明与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签订《犍为县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施工承包合同》），工程名称犍为县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工程地点犍为县舞雩乡金光村、高龙村、石坝村、康乐村，工程建设内容实施田型调整1333.66亩，坡改梯1144.52亩，新建渠道9.64公里、渠道建筑物200处，沉沙池10口，新建100M3蓄水池20口，储粪池10口，硬化一米田间生产道2.5公里、一米宽沟盖板3公里，1.5米,宽沟盖板4公里，2.5米宽沟盖板0.2公里、农机下田通道15处，硬化3米宽机耕道8.45公里，工程总价款1085.29万元，按实结算。结算方式约定为：结算工程量为工程实施过程中经村质量监督小组签字认可后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工程结算总价款按照结算验收工程量乘以工程单价，扣除农民投劳折资费后进行结算的价款。本合同一式五份，其中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报财政部门、农业局、项目乡镇备案各一份。该合同加盖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印章，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签字，其中刘永康签名由刘永洪代签、雷建明、朱毅签名为雷建洪代签。 2013年5月，金光村委会、高龙村委会、石坝村委会、康乐村委会作为建设单位，王志军、王富强、刘永洪、刘永康、朱毅、雷建明作为施工单位，出具了《犍为县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造价结算书》（以下简称《造价结算书》），其中谢杰在“县项目领导小组现场负责人”处签字。其中载明的“坡改梯”工程量涉及高龙村、金光村、高河村，但高河村不在案涉各方签订的施工合同范围内；金光村载明有23亩“坡改梯”工程量，该亩数与《审计报告》中确认的“坡改梯”工程量一致。王志军、王富强、刘永洪、雷建洪均认可该《造价结算书》中高龙村的“坡改梯”工程为虚构，没有实际施工。 2015年12月21日犍为县审计局出具的《审计报告》载明：“案涉工程为犍为县舞雩乡人民政府2012年11月2日在舞雩乡通过邀标比选方式确定施工单位，由犍为县舞雩乡金光村、高龙村、石坝村、康乐村村民委员会与王志军、王富强、刘永洪、刘永康、朱毅、雷建明分别又签订了六个工程承包合同，这六个合同总金额为1910.62万元（国家财政资金1096.17万元，农户筹资814.45万元）。” 《审计报告》载明“施工单位向项目区内的农户收取的机耕道道路建设筹资费用，合计金额为217,900.00元，与送审中机耕道道路建设(全额财政资金)重叠，应在送审项目内审减217,900.0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该部分工程量实际进行了施工，只是存在同时收取政府拨款和农户交款的问题，多收农户款项已经由王志军进行退还，四个村委会均认可本次诉讼中未主张该部分金额。 （2015）乐刑终字第138号刑事判决二审查明事实载明：“时任犍为县农业局农技站副站长的上诉人谢杰任现场实施负责人。时任犍为县农业局土肥站站长王君协助谢杰工作。谢杰邀约王志军、刘永洪等人承包相关工程项目。2012年下半年，谢杰召集王君、刘永洪、王富强、王志军、雷建洪、周晓斌、周晓阳等在谢杰经营的四方茶楼商议承包现代农业项目，商定以刘永洪、王君、谢杰为一股，王志军、王富强、胡某（胡某本人不知晓入股事宜）为一股，雷建洪、周晓阳、周晓斌为一股共同承包……达成意向后，谢杰、王君按照民办公助的程序到项目村和乡镇完善了相关手续。” 2019年3月25日，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与四个村委会签署《协议》载明“……双方至今仍未依据合同的约定，对前述工程的工程价款进行按实结算，甲乙双方于2019年3月25日在犍为县舞雩乡人民政府和犍为县财政局的主持下，仍然无法就前述工程的工程价款完成结算。”雷建洪自认“雷建明”签名由其代签。 二审中，经各方当事人多次核对、修正，双方以《审计报告》确定的工程量，以双方认可实际履行的约定金额为1085.29万元的《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工程单价，计算出的工程价款为7191639.56元。 雷建洪已向犍为县财政局退款合计9万元。周晓斌、周晓阳两人合计向犍为县财政局退款9万元。 前述事实，有《犍为县人民政府关于舞雩镇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的批复》、银行转账凭证、《犍为县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备案预算价》《犍为县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邀标比选文件》《犍为县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犍为县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造价结算书》《审计报告》《现场收方记录表》《调查了解笔录》《审计取证单》《审计工作底稿》《协议》、（2015）乐刑终字第138号刑事判决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案涉两份合同效力问题；2.案涉工程款如何确定？3.案涉工程款资金占用利息起算点如何确定？4.返还款项的义务人如何确定？ 争议焦点一案涉两份合同效力问题。根据《犍为县2012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邀标比选文件》，可以明确本案案涉工程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大部分使用地方财政补助资金，采取邀标比选方式确定施工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必须进行招标”，第十条“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以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四条：“使用国有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包括：（一）使用各级财政预算资金的项目；（二）使用纳入财政管理的各种政府性专项建设资金的项目;”第七条：“本规定第二条至第六条规定范围内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必须进行招标：（一）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人民币以上的；”的规定，案涉工程为邀请招标项目，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完成相关法定招投标程序。但根据（2015）乐刑终字第138号刑事判决认定事实，该项目政府现场负责人谢杰在项目邀标程序之前就与王志军、王富强、刘永洪、雷建洪、周晓彬、周晓阳等人进行了磋商，并由谢杰最终确定这几人为施工人。四个村委会在本案诉讼中也陈述案涉工程未经过邀标程序，在案证据之中也无相关证据证明案涉工程作为邀标项目，完成了邀标比选文件中确定的相关邀标程序，因此各方根据邀标文件签订的6份《承包合同》以及四个村委会与王志军等7人签订并实际履行的《施工承包合同》均未经有效邀标程序签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均为无效合同。 争议焦点二案涉工程款如何确定？四个村委会主张应当按照《审计报告》确定的金额计算案涉工程款。本院认为，犍为县审计局陈述其《审计报告》采用的单价主要是依据《备案预算价》，预算价是政府部门对资金使用的管理措施，不是平等主体间订立的合同，以备案预算价作为双方工程结算单价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的规定，本案各方根据邀标文件签订的6份《承包合同》以及实际履行的《施工承包合同》均未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确定工程款依据，故四个村委会要求以《审计报告》作为结算依据并无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精神。本案各方根据邀标文件签订了6份《承包合同》后又签订了一份实际履行了的《施工承包合同》，该两份合同均为无效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际履行合同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参照最后签订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当事人存在多份施工合同且均无效，应当按照双方自认实际履行的《施工承包合同》作为结算依据，且该合同也为双方最后签订的合同。关于各上诉人主张应当按照其与村委会在2013年形成的《造价结算书》作为确定工程款金额的依据的问题。该《造价结算书》虽然据上诉人陈述是根据前述实际履行的《施工承包合同》约定进行的结算，但从查明事实看，《造价结算书》确定的结算工程量中存在高龙村“坡改梯”项目没有施工的事实以及虚增100万元工程量的事实，因此足以说明该《造价结算书》存在部分工程没有据实结算的情况，前述虚增的100万元工程款具体在哪些工程项目中以什么方式虚增，现在各方当事人均无法说清楚，虚增的工程量与实际的工程量混同无法区分，且案涉工程自竣工至本案诉讼已经长达7年之久，又多是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目前已无法通过鉴定确定实际工程量，在此情况下，如果按照已经存在明显瑕疵的《造价结算书》确定案涉工程量，明显不合理且不公平；并且在2019年3月25日，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与四个村委会签署的《协议》明确案涉工程尚未按约定完成结算，该《协议》内容实际否定了《造价结算书》的结算效力。虽然王富强、周晓阳、周晓斌等人案涉工程的其余施工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该三人与王志军、刘永洪等之间均有合伙关系，雷建明本身就未实际参与案涉工程全过程，且雷建洪自认代雷建明签字，故雷建洪为实际签字人，因此应当视为该《协议》对其余有合伙关系的上诉人有拘束力。因此，各上诉人主张应当按照《造价结算书》金额确定工程款本院不予支持。 对《审计报告》中审核的工程量，审计部门提供了《现场收方记录表》《调查了解笔录》《审计取证单》《审计工作底稿》等大量证据证实，并且经各方当事人核对，除5cm砂砾石垫层工程量双方存在巨大差异外，其余部分工程量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对于有争议的5cm砂砾石垫层，上诉人王富强虽然提供了自行转芯取样的视频和照片，但其该单方取样行为不足以证明争议5cm砂砾石垫层的工程量事实。在二审程序中，经本院释明但双方无法找到有效的鉴定机构或者途径确定争议5cm砂砾石垫层工程量，因此，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无法举示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应当由上诉人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案工程量按照《审计报告》审核确定的工程量计算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以及公平原则。 按照《审计报告》审核的工程量以及双方自认实际履行的《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工程单价，经双方校对、核实此种方法计算的工程款为7,191,639.56元。已支付工程款8,948,100元-实际工程款金额7,191,639.56元=多付工程款1,756,460.44元，扣减已返还的金额（100万元+217,900元+18万元），各上诉人还应当返还工程款金额为358,560.44元。 争议焦点三案涉工程款资金占用利息起算点如何确定？四个村委会主张应当从2013年6月3日即最后一笔工程款领取之日起算，各上诉人则认为应当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算。本院认为，案涉工程在2013年形成了《造价结算书》，双方据此也进行了部分工程款支付，后因案涉工程审计原因导致四个村委会对结算金额有异议，双方在2019年3月25日形成的《协议》实际否定了前述《造价结算书》，说明双方自2019年3月25日明确了各方对案涉工程结算存在分歧，因此应当返还工程款的资金占用利息起算点从当事人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即2019年3月25日的次日起算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 争议焦点四返还款项的义务人如何确定？王志军、雷建洪、刘永洪、王富强上诉认为雷建明、朱毅、刘永康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雷建明、朱毅、刘永康三人本人并未在《施工承包合同》上签名，其签名为他人代签，该三人在案涉工程中仅是提供了身份证开设了银行账户，该银行账户其本人也未实际使用，工程所有环节包括利益分配等行为，前述三人均未参与，该三人的行为实质是被他人借用身份证和账户，《施工承包合同》上其被代签名行为并不是该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三人不应当仅因为出借了身份证就成为《施工承包合同》相对人，因此，雷建明、朱毅、刘永康不应当对案涉工程款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关于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是否承担返还工程款义务的问题。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虽并未在《施工承包合同》上签字，但根据刑事判决查明事实，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前期参与了案涉工程合同的协商，三人为一股作为合伙人也参与了案涉工程利润分红，一审认定其作为合伙关系人对案涉工程合同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还辩称其已经返还了相关款项，故不应当承担返还义务，本院认为，上诉人各合伙人之间具体利润分配情况属于合伙人内部法律关系，返还款项的事实只能作为合伙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在合伙人内部之间划分责任时予以抵扣的问题，不能作为免除其对外作为合伙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故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上诉认为其不承担工程款返还义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志军、王富强、刘永洪、雷建明、朱毅、刘永康、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十条、《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2019）川1123民初991号民事判决； 二、王志军、王富强、刘永洪、周晓阳、周晓斌、雷建洪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犍为县舞雩乡金光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高龙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双桥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康乐村村民委员会工程款358,560.44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358,560.44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雷建洪、周晓阳、周晓斌的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犍为县舞雩乡金光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高龙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双桥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康乐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6,937元，由王志军、王富强、刘永洪负担3,837元，由犍为县舞雩乡金光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高龙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双桥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康乐村村民委员会负担23,10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王志军、雷建明、刘永洪、刘永康、朱毅、王富强、雷建洪缴纳的26,937元，由王志军、王富强、刘永洪负担3,837元，由犍为县舞雩乡金光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高龙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双桥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康乐村村民委员会负担23,100元；周晓阳、周晓斌缴纳的26,937元，由周晓阳、周晓斌负担3,837元，由犍为县舞雩乡金光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高龙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双桥村村民委员会、犍为县舞雩乡康乐村村民委员会负担23,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霞 审 判 员  吴维维 审 判 员  张图亮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荆 勤 书 记 员  王文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 （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 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条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 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 第十七条招标人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应当向三个以上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资信良好的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出投标邀请书。 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事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一条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实际履行的合同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参照最后签订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