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60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银富，男，1979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袁代阳，贵州水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露，贵州水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方县对江镇安兴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对江镇安兴村。法定代表人：李登学，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志，贵州业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涌江，贵州业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银富与上诉人大方县对江镇安兴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兴村委会）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1民初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银富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没有支持评估报告中水产品实际损失181995和其他桂花树、房屋损失等实际损失，共计291166元错误。评估报告合法有效，应当全部支持上诉人的损失，故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安兴村委会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驳回杨银富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银富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可被上诉人水产品损失140808元系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可被答辩人水产品损失140808元，所持依据为被上诉人提交的水产品批发单1张、皓天评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9）皓评字第085号《杨银富因鱼塘承包合同解除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的价格评估报告》（下称“评估报告”）中对被上诉人案涉水产品中草鱼、鲤鱼、江团收入的测算。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作出的该认定是完全错误的。理由为：被上诉人提交的水产品批发单，无论从形式上或是实质内容上，都不符合有效证据所必备的条件，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对同类证据效力的认定存在选择性认定证据效力的情形，这不但有悖常理，更有违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了2张销货清单和1张水产批发单证明其所投放的水产品，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销货清单及水产批发单均不属于正式发票，也无售货单位印章，亦无具体明确的收款人签印，均属白条票据，依据法律规定，这类票据应不具有证明力。但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所提交的2张销货清单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而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水产品批发单上的内容予以认定错误。另外，除2张销货清单和1张水产批发单以外，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实其向水塘中投放了水产品幼苗或者水产品。而2张销货清单和1张水产批发单中记载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7月20日、2016年7月28日和2016年8月17日。因此，首先，该三张证据系孤证，且从证据的内容上看，看不出证据显示的水产品系幼苗，也无法证实被上诉人确实将该三份证据的显示的水产品都投放到案涉水塘中；其次，从2016年7月至2020年8月28日上诉人解除案涉合同之日止，时间相隔两年多之久，被上诉人即便向水塘中投放了相应的水产品或者水产品幼苗，被上诉人也应当早已回收销售，不可能还有（2019）皓评字第085号评估报告中评估结论为价值140808元的水产品。事实上，至合同解除之日，案涉水塘中已经没有水产品可供回收。1、（2019）皓评字第085号评估报告中关于被上诉人在案涉水塘中的现有鱼类收入测算表中的评估数据，由于评估机构是以前述被上诉人提交的、不应具有证明力的水产品批发单作为评估依据，以跨省的重庆市的有关养殖技术规范标准为计算标准，以评估人员主观臆断的水塘面积、投放鱼苗的成活率等数据为依据计算作出，显然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客观性。因此，该评估报告不应具有证明力，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故一审法院采信该评估报告中关于案涉水塘中现有鱼类收入测算表中的有关评估数据作为本案判决依据显然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在案涉水塘中的水产品事实上并未发生损失。上诉人解除与被上诉人订立的《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是基于安兴村集体利益需要及政府扶贫政策的要求而作出的决定，上诉人也履行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义务。因此，上诉人解除与被上诉人订立的《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的行为，既符合双方约定，也符合法律规定，系民事法律行为。合同解除时，上诉人曾在解除通知中明确告知被上诉人，自2018年8月28日即合同解除日起，及时处理案涉水塘内的鱼苗及附属设施，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但被上诉人怠于处理案涉水塘中的所谓水产品（被上诉人曾在缺水季节提出要求清塘即将水塘内的水放干打捞水产品，但上诉人及镇、县人民政府认为，如将水塘内水放干，将严重影响900多个蔬菜大棚的灌溉，也可能对该水塘内灌溉设施造成损害，给贫困农户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同时考虑到水产品的打捞也可以采取其他如网捕等方式进行，因此，上诉人及相关政府权衡利害后未予准许，但同意被上诉人采取其他方式打捞其所称的水产品）。况且，案涉合同解除后至今，上诉人只是将案涉水塘作为扶贫大棚用水水源中转塘，并未对该水塘进行改造，即未对被上诉人所谓的水产品造成损害，被上诉人完全可以进行捕捞收获。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认可上诉人的解约行为给被上诉人的水产品造成140808元损失，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纯属无稽之谈。3、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解除前不久杨银富聘请两台挖掘机清塘的视频，从视频中能够清楚看到案涉水塘中的塘水已经所剩无几，但是看不见水塘中有任何水产品、或者鱼类产品活动的迹象。证明被上诉人在经营期间本来就没有对鱼塘尽到合理的管理，导致水塘中本来就没有多少水产品。从而加以佐证评估报告中的计算依据错误和参考标准适用错误，评估报告不能作为本案裁判的参考依据。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解除合同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140808元，故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由上诉人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被上诉人支付损失140808元，系适用法律错误。由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提出的水产品损失主张，且事实上上诉人至今也未实施损害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在案涉水塘中的所谓水产品的行为，故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失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三、上诉人是基于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通知被上诉人解除《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按照合同约定不应当承担责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已在《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第七条第3点中明确约定：“本合同履行中如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难以履行时，本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实则是因为政府政策的重大变更，属于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因此，上诉人通知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的行为符合该条约定，按照该条约定上诉人不应当对被上诉人承担任何责任，请求二审支持其上诉请求。杨银富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告解除《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而造成的实际损失暂定20000元（该损失待司法鉴定后再行确定），预期可得利益损失暂定30000元（该损失待司法鉴定后再行确定），暂定共计50000元；２、本案诉讼费、评估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0日，原告作为承包方，被告作为发包方，签订《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满足本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包方将村集体所权属的水塘承包给承包方经营，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合同如下：一、承包水塘名称：大、中、小堰塘（四至界限：大堰塘：东抵塘坝坎，南抵小路，西抵杨平伦包产田，北抵农户土坎；中堰塘，东抵大新田土坎，南抵小堰塘，西抵人行小路，北抵大堰塘；小堰塘：东抵塘坎，南抵陈启连边界，西抵陈启连边界，北抵中堰塘。）实际面积以发包方指定范围为准。二、承包形式：承包经营（生态综合性开发）。三、承包期限：十年（2015年8月4日至2025年8月3日）。四、承包费每年人民币2200元（大写：贰仟贰佰元整），交款方式为第一次一次性付五年11000元（大写：壹万壹仟元整），承包方式发包方以现金方式全额交纳承包费，以后五年的承包费11000元（大写：壹万壹仟元整）在前五年满后的二天内付清。五、发包方的权利与义务１、对土地开发利用进行监督保证土地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2、对照合同约定收取承包，在合同有效期内发包方不得提高承包费。３、在合同履行内发包方不得重复发包该水塘。六、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１、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有权依法利用和经营所有承包的水塘。２、承包方不得用取得承包经营权的水塘抵偿债务。３、保护自然资源、搞好水土保持、合理利用抵偿债务。４、合同的转包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承包方经过发包方同意遵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可以将承包的水塘全部或部分转包给第三方，转包时要签订转包合同，不得擅自改变原承包合同的内容，本合同转包后，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仍应按原承包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承包方与第三方按转包合同。５、在承包期间，水塘的安全隐患由承包方负责，水塘水位不能超高，超高影响经济损失由承包方负责。七、合同的变更和解除１、本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或者解除。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书面协议方可变更或解除本合同。２、在合同履行期间任何一方法定代表人或人员的变更都不得因此而变更或解除本合同。３、本合同履行中如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难以履行时，本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责任。４、本合同履行期间该水塘除被依法征用或村集体规划使用外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经营权。如遇承包范围的水塘被依法征用或被村集体规划使用承包方必须服从。征用后承包方只享有水产养殖经营物（乙方后期投资一切经营的设施设备等）的赔偿及补偿费，其它待遇归发包方所有。５、本合同期满如继续承包，承包方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双方应于本合同期满前3个月内续签承包合同。八、违约责任１、在合同期满如继续承包，承包方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双方应于本合同期满前3个月内续签承包合同。八、违约责任１、在合同履行期间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按合同未到期的承包费金额的3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对方因违约而造成的实际损失。２、承包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足额支付承包费，如承包方逾期30日未支付承包费则发包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３、本合同转包后因发包方的原因致使转包合同不能履行给转包后的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发包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九、如因发包方之前发生的一切纠纷由发包方自行解决，与承包方无关。十、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约定后作为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十一、本合同一式二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壹份。”2015年8月10日，原告向被告交纳了大、中、小堰塘的承包费11000元。2016年12月15日，大方县对江镇人民政府制定《对江镇安兴村发展大棚蔬菜种植产业实施方案（合作社）》，决定在对江镇安兴村建设1000栋蔬菜大棚，作为对江镇1000户4310个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扶贫项目，该项目水源解决方案为由政府将原大水沟水库灌溉北部片区的引水沟渠进行修复，并对安兴村三组的原有两个2000立方米沙坑进行整修后用来蓄水，另外建设1座200立方米的高水池，即可满足1000个蔬菜大棚种植所需水源。2017年4月，大方县水务局就该项目工程制定了实施方案，并报请大方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准了大方县水务局的实施方案。上述实施方案中明确将被告发包给原告的大、中、小堰塘（官塘山塘）作为1000个拟建蔬菜大棚种植所需灌溉水源的中转站。2017年上述扶贫项目建成，于2018年启用，最终建成蔬菜大棚922栋，用以保证对江镇3860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该扶贫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因蔬菜大棚灌溉用水问题，原、被告多次发生纠纷，被告及对江镇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多次与原告协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8月下旬，由于气候干旱，蔬菜大棚生产急需灌溉，原告以需要清理大塘为由将大塘的水放干，从而影响到蔬菜大棚灌溉。被告遂于2018年8月28日召集安兴村委成员开会研究，决定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将大、中、小堰塘规划作为蔬菜大棚灌溉用水中转站，供上述922栋蔬菜大棚灌溉之用，并报经对江镇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同时出具《大方县对江镇安兴村民委员会关于解除〈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的告知书》给原告，告知书载明根据双方签订的《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第七条第4款的约定，决定解除双方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收回安兴村委会大、中、小水塘的承包经营权，立即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立即处理水塘内的鱼苗及附属设施，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于2018年9月2日前把大、中、小水塘交回给被告。之后双方就是否清塘及如何处置水产品产生纠纷，原告遂于2018年9月6日诉到本院，要求确认被告解除《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无效，继续履行《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本院审理后驳回其诉讼请求。2019年1月24日，原告诉来本院，要求被告赔偿因解除《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而造成的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并申请评估，后被告对本院委托的皓天评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有异议，申请重新评估，但因其未提供相关评估资料，评估机构无法进行评估。皓天评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载明水产品的实际损失为181995元（其中现有鱼类即草鱼、鲤鱼、江团的价值为151308元，其他水产品即龙虾、鳝鱼、泥鳅、牛蛙的价值为41187元，捕捞费用为10500元），冬荪67375元，桂花树1000元，道路及管理用房40796元，共计291166元，可得利益损失为118966元，产生评估费30000元。庭审中，原告称合同解除后，被告不允许清塘而无法打捞水产品，被告称清塘会导致滴灌系统损坏，水不能正常使用而未同意清塘。另查明，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后，又在水塘周边流转了部分土地进行种植，土地流转年限为十年。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因被告村集体规划需要单方面解除合同，虽然未违反合同的约定，但因其解除合同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原告可要求被告赔偿其实际损失。本案中，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后在水塘里进行了养殖，因被告的原因，未对水塘里的水产品进行捕捞，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原告提供了2张销货清单和1张水产批发单证明其所投放的水产品，但其提供的销货清单为复写件，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无法认定其是否在案涉水塘里养殖了销货清单上载明的水产品，仅能认定其养殖了水产批发单上载明的鲤鱼、草鱼、江团。评估报告上评估的草鱼、鲤鱼、江团的实际损失为151308元，捕捞费用为10500元，水产品的实际损失应为140808元。原告要求的冬荪、桂花树的损失与双方签订的《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无直接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的道路及管理用房的损失，本案原告在利用水塘养殖水产品的同时也在鱼塘周边流转土地进行种植，其所修道路和管理用房的用途不仅仅是管理鱼塘需要，也是满足其种植的需要。另外评估报告中的照片显示涉案道路并未破坏，管理用房也未拆除，结合其转让土地的年限，该道路和管理用房皆还有使用价值且还在正常使用，不存在损失，故原告要求的道路及管理用房的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虽然对评估报告有意见，但在申请重新评估后未提供资料导致未能进行评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辩称的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对原告要求可得利益的诉讼请求，《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第七条第4项约定如遇承包范围的水塘被依法征用或被村集体规划使用承包方必须服从，被告解除《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是因安兴村蔬菜大棚用水需要，是基于政府政策需要和村集体规划需要，未违反双方签订的《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的约定，不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可得利益损失的请求是基于合同一方违约，本案被告解除合同未违反合同约定，不存在违约的情形，故原告要求可得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被告大方县对江镇安兴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杨银富支付因解除《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而造成的实际损失140808元。原告杨银富交纳的案件受理费3950元，由被告大方县对江镇安兴村民委员会负担1558元，原告杨银富负担2392元；评估费30000元，由被告负担10299.71元，原告杨银富负担19700.29元。在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涉案承包合同解除的损失如何认定，是否按评估报告金额全部赔偿，应当赔偿多少。经查，涉案《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后因扶贫攻坚项目的规划和保证大棚灌溉的需要，上诉人安兴村委会单方解除合同，虽然未违反合同的约定，但此行为给上诉人杨银富造成了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安兴村委会应赔偿杨银富因合同解除后的实际损失。本案中，从上诉人杨银富提供的证据看，对其投放到水塘中的鱼苗是多少，只提供了一张水产品批发单和二张产品销售单，证明其购买鱼苗价款为38500元，但销货清单是复写件，批发单上只写了江团、鲤鱼款字样，并无收款人签名，以上三张单据均未载明鱼苗大小，无收款收条，涉案评估报告以鱼苗0.5-0.75公斤大小，按两年的正常生长标准计算价值为192495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杨银富提出鱼苗投资30000元、修房30000元、修路3000元、桂花树1000元，共计64000元，虽然上诉人安兴村委会不认可，但不能提供证据反驳，故上诉人杨银富的直接投资应认定为64000元。评估报告按水塘面积以重庆市养殖技术规范按鱼苗0.75公斤计算损失不符合实际，缺乏基础事实依据，故上诉人杨银富要求按评估报告的损失数额全部赔偿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涉案房屋和道路等是否应赔偿，经查，上诉人杨银富修房、修路和栽种桂花树均是为美化水塘环境和便于经营养殖而投资，其在水塘边租赁的土地仅几亩，目的也是为养殖服务，现水塘的承包合同解除后，此投资没有利用价值，应该计算为损失之内，一审未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上诉人所提种植的冬荪，其可自行处理，不能计算在损失之内。涉案水塘承包合同解除后，安兴村委会告知杨银富及时将水塘内鱼类捕捞，但杨银富坚持要用挖机把水塘水放干清理后再捕捞，上诉人安兴村委会鉴于当年干旱灌溉的需要不同意放干塘水并无不当，放干塘水并不是唯一的捕捞方式，杨银富还可采取其他方式进行捕捞。且根据现场图片显示，当时水塘内水所剩不多，完全可以捕捞减少损失，上诉人至今仍未捕捞扩大损失存在过错。对于水塘剩余未捕捞的鱼类，经二审询问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水塘鱼类并未出现大面积死亡或其他人捕捞现象，但称水塘剩余鱼类所剩无几，如简单以评估报告认定赔偿价值，显失公平，故不能以涉案评估报告作为赔偿依据。根据上诉人杨银富二审中自认的投资64000元，此损失上诉人安兴村委会应当赔偿，对于水塘内剩余鱼类，可作为收益补偿，由杨银富在保证灌溉的前提下自行捕捞。综上，上诉人杨银富所提应赔偿房屋、修路和桂花树损失应予赔偿的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对应全部按评估报告赔偿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安兴村委会所提评估报告无事实依据，不应采信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1民初545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大方县对江镇安兴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上诉人杨银富因解除《安兴村集体水塘承包合同》而造成的实际投资损失64000元；水塘内剩余鱼类作为收益补偿，由上诉人杨银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在保证周边大棚灌溉的前提下自行捕捞；三、驳回上诉人大方县对江镇安兴村民委员会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上诉人杨银富的其他上诉请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50元，由上诉人大方县对江镇安兴村民委员会负担1950元，上诉人杨银富负担2000元；评估费用30000元，由上诉人大方县对江镇安兴村民委员会负担20000元，上诉人杨银富负担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5800元，由上诉人杨银富和上诉人大方县对江镇安兴村民委员会各自负担7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平审判员 朱 莉审判员 曹建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宗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