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5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先海，男，汉族，1971年10月4日出生，住所地：湖北省谷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嘉源兴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商服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75670968。法定代表人：阮先海，总经理。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平，广东墨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芳芳，广东墨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坤，男，汉族，1953年1月25日出生，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div>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伟，女，汉族，1978年9月3日出生，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div>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圣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阮先海、深圳市嘉源兴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源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振坤、李伟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9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阮先海、嘉源兴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305民初95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振坤、李伟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借款合同的清偿与效力认定错误。阮先海与李振坤于2010年10月25日至2014年4月20日期间借款人民币135万元（以下均为人民币）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因阮先海于2018年1月4日全部清偿而消灭。嘉源兴公司与李振坤于2016年7月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因李振坤未履行借款100万义务而未生效。二、一审判决对借款合同主体的认定错误，与事实严重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所借款项未用于公司经营，公司无需担责；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经营，公司与借款人共同担责。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借款，款项转入公司账户，仅公司承担责任。阮先海与李振坤在2010年12月24日至2014年4月20日期间的借款是阮先海以其个人名义对外借款。嘉源兴公司与李振坤、李伟伟于2016年7月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阮先海是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订，其对该借款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至2014年期间是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共同借款的定性缺乏法律依据，上述借款均是李振坤将款项打至阮先海账户，借条复印件也明确借款人为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在借条中的盖章作用是证明阮先海是其公司成员，而非以借款人身份出现。三、一审判决对阮先海还款的性质与数量界定错误。阮先海提供的李振坤于2015年11月4日出具的收款24万元的收款证明，证明阮先海在2015年底只欠其6万元利息，且该收款证明该笔款项为还本金而非利息。在2016年5月23日至2016年7月1日期间，阮先海还款达616000元，一审法院认定此还款为利息，没有依据。2018年1月4日案外人朱X媛代付的20万元还款发生在2016年7月1日嘉源兴公司与李振坤、李伟伟签订的《借款合同》之后，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2016年6月30日之前阮先海对李振坤的还款利息，该认定亦不符合事实。阮先海对李振坤的还款基本是现金支付，因此无法举证其真实还款情况。李振坤在阮先海于2012年11月13日仅还款14万元的情况下连续借款高达105万元不符合常情和交易习惯。从李振坤在一审中提供的银行流水可知，2012年12月8日之前李振坤实际向阮先海借款为25万元，并非借条的30万元。李振坤上述借款分三笔分别于2012年12月5日支付10万、2012年12月6日支付5万、2012年12月7日支付10万，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振坤何时何地借出剩余5万元款项时，一审法院认定李振坤是以现金方式向阮先海支付5万元借款不符合常理与交易习惯，该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振坤只向阮先海借款135万元，应以实际借款为准。四、一审判决对案外人深圳市XX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代为清偿的债务部分认定错误。阮先海在一审中提供的深圳市XX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4日、2014年1月25日、2014年5月3日出具的《代付款证明》，可以证明阮先海向李振坤还款49.5万元的事实。一审中，李振坤对该笔还款的真实性认定模棱两可，一审法官在庭审中令李振坤于开庭后3日内核实。一审法院在李振坤未书面答复，且未依职权要求证人深圳市XX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出庭查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认定阮先海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对于阮先海极其不公平、不公正。李振坤、李伟伟辩称，阮先海、嘉源兴公司的上诉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向李振坤借款有5次，金额分别为20万元、20万元、40万元、30万元、30万元，合计本金为140万元。截至到2016年1月30日，5笔借款按照合同约定利息分别为345833元、334500元、401866元、260000元、158200元，利息合计为1500399元，本金加利息合为2900399元，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在一审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在2017年6月23日以及11月8日分别向李振坤承诺还款的计划。二、阮先海系嘉源兴公司法定代表人，阮先海、嘉源兴公司与李振坤之间的5笔借款是用于公司的业务发展，用于购买清洁机械设备等，有阮先海、嘉源兴公司的签名及盖章。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的原则，一审法院认定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共同偿还李振坤的借款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三、阮先海、嘉源兴公司上诉称2015年11月4日收到24万元的收款证明系本金，与该收款证明内容不符。收款证明中明确24万元系利息，并且是由深圳市XX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代付款21万元以及3万元的现金组成。阮先海、嘉源兴公司称在2016年5月23日至2016年7月1日支付了616000元，根据其向法庭提交的表格，该期间支付的款项金额为416000元，而且该金额中有15万元是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偿还140万元中的本金。四、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8日的借条，借款金额30万元，阮先海、嘉源兴公司认为只有25万元，根据李振坤向法庭提交的银行转账的凭证，分别为2012年12月5日、12月6日、12月7日，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时间在前，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和李振坤签订该借条在后。阮先海、嘉源兴公司称只能依据银行转账凭证25万元来认定借款，不符合一般生活常识，如果没有李振坤支付5万元现金在前，不可能有12月8日阮先海、嘉源兴公司与李振坤签订借款30万元的借条，一审法院认定该笔借款30万元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盖然性原则。五、李振坤确认深圳市XX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在2014年1月25日代付的19万元，2014年5月3日代付的9.5万元，2015年11月4日代付的21万元是支付的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借款利息。其中的21万元是2015年11月4日的24万元收条组成。根据付款凭证以及深圳市XX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代付款证明所述金额，阮先海、嘉源兴公司仅支付了李振坤1648900元，阮先海、嘉源兴公司称已经偿还140万元的本金及对应利息，显然和付款的证明材料不符。李振坤、李伟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阮先海、嘉源兴公司连带赔偿李振坤、李伟伟借款100万元及截至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实际支付李振坤、李伟伟借款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8年4月13日为434000元）；2.阮先海、嘉源兴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日，李振坤、李伟伟作为甲方（贷款方），嘉源兴公司作为乙方（借款方），阮先海作为嘉源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嘉源兴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用途用于机器设备、压缩车、压缩箱；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借款利息为每月20000元，借款利息每月30日按时打入李振坤、李伟伟指定账户，本金到期日全额归还；借款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分别在乙方签字盖章处签名、盖章，甲方签字盖章落款是李振坤、李伟伟；双方还在合同中约定了其他条款。李振坤表示，李伟伟在合同上的签名都是李振坤代签的，把李伟伟写进合同的原因是李振坤出借的部分款项是李伟伟提供的。嘉源兴公司则表示从未与李伟伟就借款事实达成过一致的意思表示。李振坤、李伟伟为证明其主张的借款事实，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银行交易流水、借款协议书一份、借条四份。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10年10月25日至2014年4月20日期间，李振坤共计向阮先海的个人账户转账支付了135万元。借款协议书和借条均为复印件，出具时间分别2010年10月25日、2010年12月24日、2012年5月15日、2012年12月8日、2014年5月1日，每份借条出借款项和约定的月利息分别为20万元/5000元、20万元/5000元、40万元/8000元、30万元/6000元、30万元/6000元，出借人均为李振坤，借款协议和前三份借条的借款人均为阮先海、嘉源兴公司，最后一份借条的借款人为阮先海一人，以上五份借款文件共计借款金额为140万元。李振坤表示，135万元为转账，另有5万元为现金。2.承诺书，内容为“阮先海先生承诺李振坤2016年借款利息共计306000元，叁拾万陆仟元正，保证2017年7月底全部还清。否则按8月1日起计利息，每月利息6120元，陆仟壹佰贰拾元。说明：15万6仟的利息截至2017年6月30日”。嘉源兴公司在承诺单位处加盖了公章，承诺人处有“阮先海”签名。3.付款计划，内容为“兹深圳市嘉源兴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计划给李振坤先生付款：1.2017年11月30日前先支付一笔约二十万元整。2.2017年12月30日前再支付第二笔约二十多万元整。后续再有约定再计划”。付款单位处加盖有嘉源兴公司的公章，日期为2017年11月8日。4.欠款单，内容为“今欠李振坤先生2016年1月1日-2016年6月30日全部借款利息，合计￥156000元（大写：壹拾伍万陆仟元整），于2016年9月1日还清。即日起，阮先海先生（身份证号码：********）每月付李振坤先生金额（壹佰万元整），即月息贰万元／月，之前借条全部作废，以此张为准。经双方协商，如果拾伍万陆仟元到时未按时还，按利息每月叁仟壹佰贰拾元计算￥3120元，起息9月1日／2016年”。欠款人处有“阮先海”签名，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银行转账凭证没有异议，阮先海确实在上述期间陆续收到李振坤的借款135万元，但阮先海已于2018年1月4日前已经全部还清；2.对于借款协议和借条以没有原件为由不予认可，并表示该证据恰好可以证明阮先海已经履行了还款义务并收回了原件，该协议及借条作废，不具有证明力；3.对承诺书不认可，阮先海的签名和嘉源兴公司的签章明显不具有真实性；4.付款计划的真实性无异议，在嘉源兴公司出具计划的目的是希望李振坤履行合同义务，但李振坤没有履行付款义务，故本付款计划无从谈起，不具备证明力；5.对欠款单不予认可，阮先海的签字明显与其他证据不一致。阮先海、嘉源兴公司为证明阮先海已经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提交了一系列付款人分别为阮先海、朱X媛的银行交易凭证及流水、朱X媛出具的《代付款证明》一份、深圳市XX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于2012年至2018年期间出具的《代付款证明》六份、李振坤出具的收条两份和收款证明一份佐证阮先海自行向李振坤还款260000元，朱X媛受阮先海委托向李振坤还款556000元，XX公司受阮先海委托向李振坤还款802900元。其中李振坤出具的三份收条（收款证明），出具时间分别为2012年11月13日、2015年6月30日和2015年11月4日，内容分别为：“今收到XX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王X平经理现金……合计共拾肆万正。说明：2012年1-10月计10万元，2015年5月15日至10月15日计4万元，两笔合计拾肆万元”。“今收到深圳市嘉源兴环卫清洁服务公司阮先海先生2015年1-6月借款利息共167900元……2014年还欠90000元，其他已结清”。“今收到深圳市嘉源兴环卫清洁服务公司阮先海先生还款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XX清洁公司垃圾清运费和阮先海现金）共计人民币￥240000元……本人与阮先海先生借款利息结算至2015年6月30日前全部结清，但仍欠6万元陆万元年底付清……”。李振坤、李伟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表示朱X媛归还的556000元中只有三笔5万元的是本金，其余均是利息；对于XX公司出具的代付款证明中出具时间分别为2015年11月4日、2014年1月25日及2014年5月3日，金额分别21万元、19万元、95000元三份代付款证明不予认可，其余三份证明与李振坤出具的两份收条分别对应，没有异议，但这些代付的款项是双方约定好的，是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应付给李振坤、李伟伟的利息。一审庭审中，李振坤、李伟伟表示，截至2016年6月30日，除156000元的利息外，其余利息均已全部还清，本金总计140万元，已还40万元，还欠100万元，故双方形成了2016年7月1日的借款合同。本案审理过程中，阮先海申请对李振坤、李伟伟提交的承诺函及欠款单中“阮先海”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嘉源兴公司申请对承诺函中嘉源兴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通过摇珠委托了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该所于2018年12月19日出具了粤众【2018】文鉴字第2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落款时间为2017年6.23日的《承诺书》承诺单位处“深圳市嘉源兴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印章与委托方提供的样本深圳市嘉源兴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印章是由同一印章盖印形成；2.落款时间2017年6.23日的《承诺书》承诺人处“阮先海”签名字迹和日期为2016.6.30《欠款单》欠款人处“阮先海”签名字迹与委托方提供的样本阮先海签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的笔迹。嘉源兴公司为此先行垫付鉴定费1447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个，一是李伟伟是否为涉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之一；二是李振坤是否提供了涉案合同中约定的借款，阮先海是否应与嘉源兴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李伟伟的名字虽然记载于涉案借款合同上，但该名字并非李伟伟本人所签，而且李振坤、李伟伟亦确认在借款合同上加上李伟伟的名字只是因为李振坤向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出借的款项部分来源于李伟伟，即李伟伟并未就涉案借款合同的签订与阮先海、嘉源兴公司达成过一致的意思表示，故李伟伟并不是涉案合同的出借方，李伟伟向阮先海、嘉源兴公司主张归还借款，没有依据。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李振坤提供的2010年至2014年期间的借款协议和借条系复印件，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均不认可其真实性。但协议和借条上所记载的款项有银行流水佐证，且阮先海亦承认向李振坤借款135万元，即阮先海承认的借款事实与李振坤上述借款协议和借条所记载的内容基本相符。阮先海称款项已还清，借条原件已经被阮先海收回，即阮先海掌握有135万元借款的借条原件，但阮先海没有提交以推翻李振坤所交上述借款协议和借条的真实性，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述借款协议和借条的真实性均予采信。在该五份借款文件中，虽然最后一份借条的借款人只载明了阮先海一人，考虑到阮先海系嘉源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及其所借款项与之前借款的用途一样，均是用于嘉源兴公司购买生产设备，且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并未因各借条上借款人的不同而在还款时加以区分，故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出具该份借条亦是基于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共同的借款意思表示。基于上述分析，一审法院确认2010年至2014年期间，李振坤出借的140万元，借款人系阮先海、嘉源兴公司，阮先海、嘉源兴公司称上述借款系阮先海一人所借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阮先海、嘉源兴公司提供的XX公司出具的六份代付款证明中有三份总金额为495000元的证明，没有付款凭证或李振坤的收条佐证，且李振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该三份代付款证明不予认可，并据此确认XX公司实际为阮先海、嘉源兴公司代还款项为307900元。再次，经计算，截至2016年6月30日，阮先海、嘉源兴公司总计应向李振坤支付的利息超过100万元。现有证据显示，阮先海、嘉源兴公司通过阮先海、朱X媛及XX公司总计向李振坤还款1123900元，该金额与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应付的利息基本相符，故一审法院对李振坤称朱X媛和XX公司代付的款项实为利息而非阮先海归还的本金的主张予以采信。李振坤自认截至2016年6月30日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已归还本金4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共计向李振坤借款140万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阮先海、嘉源兴公司仅归还部分本金，李振坤关于其与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在结算了2016年6月30日之前的利息后就剩余的100万元本金形成了2016年7月1日的借款合同的主张符合双方自2010年以来的借款还款情况，也与双方所提交的一系列证据所记载的事实基本相符，一审法院对李振坤该主张予以采信，并确认涉案借款合同中的100万元并不是双方新产生的债权债务，而是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在2014年5月3日之前向李振坤所借全部款项的剩余本金，该合同是李振坤与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对过往借款合同权利义务的总结及延续。2014年5月3日及以前的借款协议及借条均是阮先海、嘉源兴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并未区分各自的责任范围，涉案借款合同作为合同双方对过往借款合同权利义务的总结及延续，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应当继续共同履行向李振坤归还借款的义务。阮先海、嘉源兴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已经向李振坤归还了涉案借款合同中记载的借款本息，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应当向李振坤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月利率2%没有超过法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利息暂计至2018年4月13日为428666.7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阮先海、深圳市嘉源兴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李振坤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暂计至2018年4月13日的利息428666.7元（此后的利息继续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实际归还借款之日止）。二、驳回李振坤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李伟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767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2670元，由阮先海、嘉源兴公司负担22649元，李振坤负担21元。本案深圳市嘉源兴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已预付的鉴定费14427元，由李振坤负担7213.5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朱X媛归还的556000元中，有20万元是在2018年1月4日支付。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根据阮先海及嘉源兴公司上诉理由，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2016年7月1日的借款合同是否借贷双方此前借款的结算；二、本案借款人是阮先海个人还是嘉源兴公司，是一方还是两方。本案李振坤依据2016年7月1日《借款合同》提出本案诉讼请求，现各方对于该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阮先海及嘉源兴公司主张李振坤并未按合同约定出借该款，故借款人无需承担还款义务，李振坤则主张该合同系双方之间此前借款关系在2016年7月30日的结算，非新出借的款项。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对于李振坤此前出借款项的金额，阮先海主张是135万元，李振坤则主张为140万元。李振坤的账户明细显示，其在2010年10月25至2014年4月20日期间向阮先海账户转款共计155万元，扣除阮先海2012年5月22日转回的200000元后，余额确为135万元。李振坤主张另有5万元是现金支付，结合借条及转款情况看，该笔款项对应的应是其提交的2012年12月8日借条所载30万元的组成部分。李振坤主张的前后其他几笔借款，实际转账金额与借条金额完全相符，可以看出李振坤出借款项并无收取所谓“砍头息”的习惯，该5万元也不符合“砍头息”计算的标准，其金额相较于现金交付方式来说亦属合理，故李振坤主张有5万元系现金出借，本院予以采信。据此，李振坤此前出借的款项本金应为140万元。其次，前述借款是否已经清偿。阮先海提交的李振坤于2015年6月30日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取“2015年1-6月份借款利息共167900元”，据此可知，双方此前的借款是约定利息的，且每月利息金额将近30000元，与李振坤提交的2010年10月25日、2010年12月24日、2012年5月15日、2012年12月8日、2014年5月1日借条合计的利息金额基本相当，亦印证借条真实性。由该利息金额还可以推算出至2015年6月止，阮先海此前欠款的本金绝大部分尚未偿还，仍为计付利息的基数。阮先海主张在2018年1月4日还清借款，但根据阮先海提交的还款明细，其在2015年6月30日至2018年1月4日期间，仅还款81.6万元，并不足以覆盖尚欠的一百多万本金及该期间利息。相反，其在2015年6月30日至2016年7月1日（含当日）期间的还款金额61.6万元，足以清偿该一年期间利息及部分本金，可以印证李振坤主张的至2016年7月1日经结算尚欠本金100万的情况。综合前述分析，本院认为李振坤关于2016年7月1日借款合同是双方此前借贷关系之结算的主张，与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更为相符，可予采信。依据此前的利息约定及支付情况，双方结算尚欠本金100万元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达成还款约定，符合事实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关于借款主体。从履行情况看，本案借款是由阮先海收取，由阮先海和嘉源兴公司、嘉源兴公司股东朱X媛共同偿还，与借条复印件载明的借款人为嘉源兴公司、阮先海可以互相映证，证明此前借款人为嘉源兴公司、阮先海两方。2016年7月1日借款合同是此前借款的结算及延续，虽借款方一栏所写“深圳市嘉兴源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阮先海先生”在解读上存在歧义，但嘉源兴公司已经在落款处加盖印章，可见嘉源兴公司必是借款一方，而若借款方仅为嘉源兴公司一方，则借款方一栏并无必要加载阮先海名称，故结合上下文及该合同签订的背景，本院认为2016年7月1日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是嘉源兴公司及阮先海两方，该两方均负有清偿义务。阮先海、嘉源兴公司截止2016年7月1日尚欠本金100万元，在此之后仅通过朱X媛于2018年1月4日偿还过20万元，李振坤对该款也予以认可，故该款应从欠款中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予以抵扣。经核算，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尚欠李振坤本金100万元及自2017年5月起的利息，阮先海、嘉源兴公司应予偿还。综上所述，阮先海、嘉源兴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956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95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95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阮先海、深圳市嘉源兴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振坤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5月起，以所欠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四、驳回李振坤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67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2670元，由阮先海、深圳市嘉源兴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2000元，李振坤负担670元；深圳市嘉源兴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已预付的鉴定费14427元，由李振坤负担721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861.84元，由阮先海、深圳市嘉源兴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7000.84元，李振坤负担86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毅审判员 蔡  妍  婷审判员 刘  灵  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开宇（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