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20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鑫路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法定代表人：蔡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丁亚平，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凤，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晟辉，广东天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宏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法定代表人：周海军，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广东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伟，广东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鑫亚洲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东海道天利明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0348386X。法定代表人：杨辉成，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晟辉，广东天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鑫路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路通公司）、丁亚平、杨凤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宏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阳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鑫亚洲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亚洲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8民初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鑫路通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及补正裁定，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撤销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改判鑫路通公司只需向宏阳公司支付93480元首付款；2、诉讼费用由宏阳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本案仅仅是买卖合同纠纷的案由不对，宏阳公司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有误。该案十台车有三个不同的法律关系：（1)是4头4挂华泰富盈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富盈公司）和鑫路通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及其关联的华泰富盈公司、宏阳公司和鑫路通公司三方购销合同关系。虽然宏阳公司和鑫路通公司签订了4头4挂订购合同，但从原审判决没有记载订购协议内容来看，原审也认为订购协议并未履行，三方实际履行的是三方购销合同。依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4头4挂车的所有权是华泰富盈公司，不是宏阳公司。三方《购销合同》第4、5条约定，“《交货验收单》上注明的交付日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华泰富盈公司向宏阳公司支付剩余车辆价款”；第6条约定，“在宏阳公司配合鑫路通公司办理完所有车辆的车辆注册、抵押登记手续及合同公证等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华泰富盈公司向宏阳公司支付剩余的合同价款”。鑫路通公司应付宏阳公司首付款为228160+65320=293480元，华泰富盈公司剩余应付给宏阳公司的款为992000+284000-293480=982520元，实际华泰富盈公司支付了694400+198800元，还欠89320元应向华泰富盈公司主张，而不是向鑫路通公司主张。宏阳公司虽然可以向鑫路通公司主张购车款，但也仅限于4头4挂车首付款。宏阳公司承认鑫路通公司已付20万元首付款，那么，鑫路通公司欠宏阳公司4头4挂首付款最多只有93480元，而不是宏阳公司起草的承诺函中的230788.20元。(2)是6头6挂车山东鲁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鲁运）（周军建）和鑫路通公司之间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宏阳公司和鑫路通公司签订了6头6挂订购协议，但从原审判决没有记载订购协议内容来看，原审也认为订购协议并未履行，两方实际履行的是山东鲁运（周军建）和鑫路通公司之间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6头6挂车的所有权人和抵押权人是山东鲁运（周车建），不是宏阳公司。宏阳公司无权直接向鑫路通公司主张月供欠款。(3)是6头6挂车山东鲁运（周军建）与宏阳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宏阳公司只是山东鲁运（周军建）的经销商和代理商，在山东鲁运(周军建）的债权转让给宏阳公司之前，宏阳公司无权向鑫路通公司主张供车款。2018年9月21日的承诺函发生在2019年1月山东鲁运（周军建）将债权转让给宏阳公司之前；依据《合同法》规定，债权转让必须通知债务人，自通知到达之日生效。故该债权转让在丁亚平签署2018年9月21日承诺函时不能生效，2019年1月的债权转让对之前的承诺函没有溯及力。因此，原审认为本案仅仅是宏阳公司与鑫路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这是片面的。宏阳公司只能对4头4挂车首付款93480元，可依买卖合同关系向鑫路通公司催讨，剩余的89320元应向华泰富盈公司催讨。对6头6挂车欠款，宏阳公司不能依据承诺函和债权转让协议享有诉权，应当驳回宏阳公司此部分的起诉。二、2016年5月13日承诺函中丁亚平的代理行为超越代理权，该承诺函无效。在宏阳公司起草的2016年5月13日承诺函中，宏阳公司明知丁亚平不是鑫路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知丁亚平没有授权委托书，仍然要求丁亚平在法人处签字，却没有要求在盖公章处加盖鑫路通公司公章，存在明显过错。根据前述三个法律关系的分析，该承诺函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宏阳公司将融资租赁合同中华泰富盈公司的欠款以及融资租赁合同、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商业保险费用、贷款服务费、车辆抵押费、加GPS、资料费等全部加进了承诺函，加大了鑫路通公司的责任，显然对鑫路通公司不公平。这属于对鑫路通公司实体权利的处分，需要鑫路通公司的特别授权。即使认为丁亚平是代理行为，也明显超越了代理权。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合同效力的规定，表见代理成立的要件之一是相对人必须是善意的、无过错的。宏阳公司在起草承诺函时明显是利用丁亚平不懂法，故意设置陷阱，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有明显过错，不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因此，丁亚平签字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鑫路通公司，该承诺函对鑫路通公司无效。三、2018年9月21日承诺函中丁亚平无代理行为，原判认定宏阳公司有理由相信丁亚平有权代理鑫路通公司对债权债务进行确认签署，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在2018年9月21日的承诺函中，丁亚平没有代理或者代表行为。丁亚平只是作为担保人在“担保人”处签名，他的身份是担保人，并非鑫路通公司的代理人。承诺函中鑫路通公司盖公章处，并无任何人签字，也没盖章。该承诺函缺乏鑫路通公司承诺的意思表示，对鑫路通公司不生效，没存法律约束力。其次，该承诺函是宏阳公司起草的，内容错误百出，不是鑫路通公司和丁亚平的真实意思表示。（1)一审判决所列举的两项金额漏减，即可证明；（2)宏阳公司将融资租赁合同中华泰富盈公司的欠款以及融资租赁合同及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商业保险费用、贷款服务费、车辆抵押费、加GPS、资料费等全部加进了承诺函，未与鑫路通公司协商，加大了鑫路通公司的义务，显然对鑫路通公司不公平；（3)该承诺函与2016年5月13日承诺函中的金额相差很大。2016年承诺函中6头6挂尚欠车款291200元，而2018年承诺函中6头6挂尚欠车款451200元，凭空多出了16万元；（4)宏阳公司在没有接到山东鲁运（周军建）的债权转让通知之前，无权将鑫路通公司应付给山东鲁运的分期供车款计入宏阳公司的应收款中。再者，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的规定，表见代理成立的要件之一是相对人必须是善意的、无过错的。宏阳公司明知鑫路通公司没有在盖公章处盖章，也明知丁亚平不是法定代表人，且故意设置陷阱，所以，宏阳公司不是善意相对人，有明显过错，不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最后，该承诺函是宏阳公司在没有受让山东鲁运（周军建）的债权前提下，重新将宏阳公司和鑫路通公司、丁亚平的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应当视为一份新合同，主合同即为鑫路通公司与宏阳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确认，从合同即为丁亚平对鑫路通公司债务的担保合同。主合同因缺乏鑫路通公司承诺的意思表示，不成立。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32条规定，合同不成立的效果等同于合同无效。根据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因此，从合同即丁亚平的担保合同亦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主合同承诺函没有成立归于无效的原因在于宏阳公司设计的承诺函内容错误百出，本来要求鑫路通公司盖章确认，而鑫路通公司没有盖章；宏阳公司明知丁亚平不是鑫路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丁亚平没有出具委托书的情况下，以为丁亚平能够代表鑫路通公司，甚至也没有要求丁亚平作为鑫路通公司的代理人签字，过错完全在宏阳公司，鑫路通公司对此没有过错，丁亚平也没有过错，因此，鑫路通公司不应对承诺函承担责任，丁亚平也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案由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上诉人丁亚平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及补正裁定，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撤销判决第二项，改判丁亚平不承担连带责任；2、诉讼费用由宏阳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本案仅仅是买卖合同纠纷的案由不对，宏阳公司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有误。该案十台车有三个不同的法律关系：（1)是4头4挂华泰富盈公司和鑫路通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及其关联的华泰富盈公司、宏阳公司和鑫路通公司三方购销合同关系。虽然宏阳公司和鑫路通公司签订了4头4挂订购合同，但从原审判决没有记载订购协议内容来看，原审也认为订购协议并未履行，三方实际履行的是三方购销合同。依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4头4挂车的所有权是华泰富盈公司，不是宏阳公司。三方《购销合同》第4、5条约定，“《交货验收单》上注明的交付日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华泰富盈公司向宏阳公司支付剩余车辆价款”；第4、6条约定，“在宏阳公司配合鑫路通办理完所有车辆的车辆注册、抵押登记手续及合同公证等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华泰富盈公司向宏阳公司支付剩余的合同价款”。鑫路通公司应付宏阳公司首付款为228160+65320=293480元，华泰富盈公司剩余应付给宏阳公司的款为992000+284000-293480=982520元，实际华泰富盈公司支付了694400+198800元，还欠89320元应向华泰富盈公司主张，而不是向鑫路通主张。宏阳公司虽然可以向鑫路通公司主张购车款，但也仅限于4头4挂车首付款。宏阳公司承认鑫路通公司已付20万元首付款，那么，鑫路通公司欠宏阳公司4头4挂首付款最多只有93480元，而不是宏阳公司起草的承诺函中的230788.2元。(2)是6头6挂车山东鲁运（周军建）和鑫路通公司之间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关系。虽然宏阳公司和鑫路通公司签订了6头6挂订购协议，但从原审判决没有记载订购协议内容来看，原审也认为订购协议并未履行，两方实际履行的是山东鲁运（周军建）和鑫路通之间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6头6挂车的所有权人和抵押权人是山东鲁运（周军建），不是宏阳公司。宏阳公司无权直接向鑫路通公司主张月供欠款。(3)是6头6挂车山东鲁运（周军建）与宏阳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宏阳公司只是山东鲁运（周军建）的经销商和代理商，在山东鲁运(周军建）的债权转让给宏阳公司之前，宏阳公司无权向鑫路通公司主张供车款。2018年9月21日的承诺函发生在2019年1月山东鲁运（周军建）将债权转让给宏阳公司之前；依据《合同法》规定，债权转让必须通知债务人，自通知到达之日生效。故该债权转让在丁亚平签署2018年9月21日承诺函时不能生效，2019年1月的债权转让对之前的承诺函没有溯及力。因此，原审认为本案仅仅是宏阳公司与鑫路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这是片而的。宏阳公司只能对4头4挂车首付款93480元，可依买卖合同关系向鑫路通公司催讨，剩余的89320元应向华泰富盈公司催讨。对6头6挂车欠款，宏阳公司不能依据承诺函享有诉权，应当驳回宏阳公司此部分的起诉。二、2016年5月13日承诺函中丁亚平的代理行为超越代理权，该承诺函无效。在宏阳公司起草的2016年5月13日承诺函中，宏阳公司明知丁亚平不是鑫路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知丁亚平没有授权委托书，仍然要求丁亚平在法人处签字，却没有要求在盖公章处加盖鑫路通公司公章，存在明显过错。根据前述三个法律关系的分析，该承诺函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宏阳公司将融资租赁合同中华泰富盈公司的欠款以及融资租赁合同、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商业保险费用、贷款服务费、车辆抵押费、加GPS、资料费等全部加进了承诺函，加大了鑫路通公司的责任，显然对鑫路通公司不公平。这属于对鑫路通公司实体权利的处分，需要鑫路通公司的特别授权。即使认为丁亚平是代理行为，也明显超越了代理权。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合同效力的规定，表见代理成立的要件之一是相对人必须是善意的、无过错的。宏阳公司在起草承诺函时明显是利用丁亚平不懂法，故意设置陷阱，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有明显过错，不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因此，丁亚平签字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鑫路通公司，该承诺函对鑫路通公司无效。三、2018年9月21日承诺函中丁亚平无代理行为，原判认定宏阳公司有理由相信丁亚平有权代理鑫路通公司对债权债务进行确认签署，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在2018年9月21口的承诺函中，丁亚平没有代理或者代表行为。丁亚平只是作为担保人在“担保人”处签名，他的身份是担保人，并非鑫路通公司的代理人。承诺函中鑫路通公司盖公章处，并无任何人签字，也没盖章。该承诺函缺乏鑫路通公司承诺的意思表示，对鑫路通公司不生效，没有法律约束力。其次，该承诺函是宏阳公司起草的，内容错误百出，不是鑫路通公司和丁亚平的真实意思表示。（1)一审判决所列举的两项金额漏减，即可证明；（2)宏阳公司将融资租赁合同中华泰富盈公司的欠款以及融资租赁合同及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商业保险费用、贷款服务费、车辆抵押费、加GPS、资料费等全部加进了承诺函，未与鑫路通公司协商，加大了鑫路通公司的义务，显然对鑫路通公司不公平；（3)该承诺函与2016年5月13日承诺函中的金额相差很大。2016年承诺函中6头6挂尚欠车款291200元，而2018年承诺函中6头6挂尚欠车款451200元，凭空多出了16万元；（4)宏阳公司在没有接到山东鲁运（周军建）的债权转让通知之前，无权将鑫路通公司应付给山东鲁运的分期供车款计入宏阳公司的应收款中。再者，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的规定，表见代理成立的要件之一是相对人必须是善意的、无过错的。宏阳公司明知鑫路通公司没有在盖公章处盖章，也明知丁亚平不是法定代表人，且故意设置陷阱，所以宏阳公司不是善意相对人，有明显过错，不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最后，该承诺函是宏阳公司在没有受让山东鲁运（周军建）的债权前提下，重新将宏阳公司和鑫路通公司、丁亚平的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应当视为一份新合同，主合同即为鑫路通公司与宏阳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确认，从合同即为丁亚平对鑫路通公司债务的担保合同。主合同因缺乏鑫路通公司承诺的意思表示，不成立。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32条规定，合同不成立的效果等同于合同无效。根据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因此，从合同即丁亚平的担保合同亦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存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主合同承诺函没有成立归于无效的原因在于宏阳公司设计的承诺函内容错误百出，本来要求鑫路通公司盖章确认，而鑫路通公司没有盖章；宏阳公司明知丁亚平不是鑫路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丁亚平没有出具委托书的情况下，以为丁亚平能够代表鑫路通公司，甚至也没有要求丁亚平作为鑫路通公司的代理人签字，过错完全在宏阳公司，鑫路通公司对此没有过错，丁亚平也没有过错，因此，鑫路通公司不应对承诺函承担责任，丁亚平也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案由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上诉人杨凤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及补正裁定，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撤销判决第二项，改判杨凤不承担连带责任；2、诉讼费用由宏阳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丁亚平既不是鑫路通公司的股东，也不是鑫路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亚平的担保之债明显不属于家庭债务；杨凤没有参与鑫路通公司的实际经营，仅仅是丁亚平当时用杨凤的银行卡代刷了一笔款，不能认为杨凤参与了实际经营；杨凤并不知晓丁亚平为鑫路通公司担保，原审判决认定杨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发回重审或者改判。被上诉人宏阳公司答辩称：一、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案由正确。鑫路通公司向宏阳公司购买10头10挂车辆，宏阳公司向鑫路通公司主张拖欠的购车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鑫路通公司购买4头4挂车辆时也在案外人华泰富盈公司融资，购买6头6挂车辆时也在山东鲁运贷款，虽然同时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但不影响本案中宏阳公司依据买卖合同关系向鑫路通公司主张拖欠的购车款。二、鑫路通公司至今尚欠宏阳公司的购车款，包括4头4挂车辆的首付款和其他费用（鑫路通公司在案外人华泰富盈公司融资应支付的租金已结清，与宏阳公司无关，宏阳公司也未在本案中主张），以及6头6挂车辆的首付款、其他费用、宏阳公司代鑫路通公司向山东鲁运支付的车辆月供款（山东鲁运对鑫路通公司的月供款债权及该债权项下的6头6挂车辆的抵押权转让于宏阳公司）。以上欠款事实和金额由丁亚平于2016年5月13日和2018年9月21日先后两次出具《承诺函》对账确认，并有宏阳公司提供的相关合同充分证明，计算过程一审中宏阳公司也已向法院详述。对于丁亚平主张尚未计入的款项，一审法院也已分述认定。三、丁亚平为鑫路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代表鑫路通公司向宏阳公司买车，有权代表鑫路通公司签订协议及出具《承诺函》。丁亚平在就涉案10头10挂鑫路通公司与宏阳公司签订的《订购车辆协议》、鑫路通公司（丁亚平）与宏阳公司（周海军）签订的用轮胎款折抵所欠购车款的《协议》等合同上均代表鑫路通公司签字，签字时也是时任鑫路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丁庆四的女婿。并且，丁亚平出具的《承诺函》，与鑫路通公司对宏阳公司欠付购车款的事实和数额相符。可见，丁亚平有权代表鑫路通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也系鑫路通公司的意思，合法有效。丁亚平在《承诺函》中自愿承诺对鑫路通公司欠付宏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予遵守。四、杨凤与丁亚平共同经营鑫路通公司，鑫路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为杨凤的母亲丁庆四，杨凤也代鑫路通公司和丁亚平向宏阳公司支付过购车款。可见，杨凤知晓鑫路通公司及丁亚平对宏阳公司的涉案债务，该债务发生在杨凤与丁亚平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杨凤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宏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宏阳公司作为抵押权人对涉案6头6挂车辆享有优先受偿权;2、判令鑫路通公司、丁亚平向宏阳公司支付款项1655900元及逾期利息（其中，款项595731.59元自2016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付至2018年9月30日金额为244547.82元；款项1655900元自2018年10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至起诉之日的金额为90246.55元），合计金额1990694.37元；3.判令丁亚平、杨凤、鑫亚洲通公司对上述第2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本案全部诉讼、保全等费用全部由丁亚平、杨凤、鑫路通公司、鑫亚洲通公司承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宏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变更内容如下：撤回第1项诉讼请求;增加第5项诉讼请求，由丁亚平、杨凤、鑫路通公司、鑫亚洲通公司向宏阳公司支付律师费32000元。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10月20日和2012年10月23日，宏阳公司先后与华泰富盈公司、鑫路通公司签订两份《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华泰富盈公司根据鑫路通公司的要求购买4台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和4台明威牌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并均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给鑫路通公司，其中4台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每期租金为35971元，合同租期共24期，租金总计为863304元；4台明威牌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的每期租金为10297元，合同租期共21月，租金合计247128元。2015年10月20日和2015年10月23日，宏阳公司依次与华泰富盈公司、鑫路通公司分别就前述两份《融资租赁合同》所确认购买的车辆签订《购销合同》，其中4台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单价为248000元，车辆总价为992000元，约定鑫路通公司应于合同签订后五日内代替华泰富盈公司向宏阳公司支付车辆首付款228160元；4台明威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单价为71000元，车辆总价为284000元，约定鑫路通公司应于合同签订后五日内代替华泰富盈公司向宏阳公司支付车辆首付款65320元。随后，于10月23日当天，鑫路通公司与周军建签订《分期付款汽车买卖合同》，约定鑫路通公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周军建购买解放牵引车6台、宇田挂车6台，车辆总价为1798275元；于10月23日当天，鑫路通公司与山东鲁运签订《分期付款汽车买卖合同》，约定鑫路通公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山东鲁运购买解放牵引车6台、宇田挂车6台，提车前一次性支付首期款为282000元，后续款项170万元为24个月支付，每期支付80042元。2016年5月13日，丁亚平作为鑫路通公司代表向宏阳公司出具《承诺函》，确认向宏阳公司购买两批车辆合计10头10挂，总欠购车款987472.59元，抵扣轮胎款391741元，鑫路通公司尚欠宏阳公司595731.59元，并承诺于2016年6月31日前付清欠款，若违约自2016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1.5%向宏阳公司支付利息，但该协议并未加盖鑫路通公司公章，而是由丁亚平签字确认。2016年8月1日，为解决购车首期款及华泰富盈公司和山东临沂的供车款问题，丁亚平作为鑫路通公司代表与宏阳公司签订《协议》，同意以提供轮胎抵债，丁亚平在此《协议》上签字。2018年9月21日，丁亚平作为鑫路通公司代表向宏阳公司出具《承诺函》，确认向宏阳公司购买两批车辆合计10头10挂，总欠购车款1212555.01元，减去轮胎款及已付购车首付款，鑫路通公司尚欠宏阳公司购车首付款368424.01元；确认尚欠宏阳公司10头10挂共计18期月供款1389476元，冲减还款保证金102000元，尚欠宏阳公司月供款1287476元；综上，鑫路通公司尚欠宏阳公司贷款首付款368424.01元，月供款1287476元，合计欠款1655900元。鑫路通公司承诺欠款于2018年9月30日前付款20万元，并承诺自2018年10月1日起每月付款10万元，若违约自2018年10月1日起按月利率1.5%向宏阳公司支付利息；如鑫路通公司无法支付上述所欠款项，由丁亚平承担还款责任及相关的滞纳金和罚息。丁亚平在《承诺函》末尾“担保人（签字）：”处签字。另查明，2016年9月7日、2017年1月13日，案外人丁庆四向案外人付立涛分别转账80042元。2017年8月4日、2017年9月8日，案外人丁庆四向案外人付立涛分别转账5万元、1万元。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1月2日，案外人路学工向案外人周海军转账10725元、3万元。2019年4月26日，案外人华泰富盈公司出具《供车款情况说明》，记载付立涛代鑫路通公司垫付款明细：深圳前海毅海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向华泰富盈公司转账35971元、10297元；付立涛于2016年7月1日向华泰富盈公司转账35971、10297元；付立涛于2017年9月11日向华泰富盈公司转账35971、10297元。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鑫路通公司主张案外人丁庆四向案外人付立涛、案外人路学工向案外人周海军转账的款项为鑫路通公司向宏阳公司支付的款项。以上事实有融资租赁合同、购销合同、分期付款汽车买卖合同、协议、供车款情况说明、付款凭证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尽管就涉案4头4挂车辆存在宏阳公司与鑫路通公司签订的《订购车辆协议》及宏阳公司、鑫路通公司和案外人华泰富盈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但是从各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履行情况看，宏阳公司与鑫路通公司之间的关系实质为买卖合同关系。宏阳公司自愿撤回第1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2018年9月21日丁亚平出具的《承诺函》是否代表鑫路通公司；二、2018年9月21日《承诺函》是否合法有效及鑫路通公司应当如何承担责任；三、丁亚平、杨凤、鑫亚洲公司应当如何承担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9月21日丁亚平出具的《承诺函》落款处为鑫路通公司，担保人处有丁亚平签名，丁亚平系编号为“2015-247”《订购车辆协议》、2016年8月1日鑫路通公司（丁亚平）与宏阳公司（周海军）签订的《协议》中鑫路通公司的签约代表，签订时也是时任法定代表人丁庆四的女婿，2018年9月21日丁亚平出具的《承诺函》落款处为鑫路通公司，担保人处系丁亚平签名，故宏阳公司有理由相信丁亚平有权代理鑫路通公司对债权债务进行对账确认，故其主张丁亚平出具前述《承诺函》时系代表鑫路通公司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丁亚平主张2018年9月21日其系受宏阳公司胁迫及欺诈出具的《承诺函》，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宏阳公司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尽管鑫路通公司通过其时任法定代表人丁庆四向宏阳公司或其代收人支付的部分款项未在该《承诺函》中体现，但并不能仅据此就否认丁亚平代表鑫路通公司确认应付款项的真实性，且宏阳公司主张鑫路通公司拖欠的涉案4头4挂车辆的首付款、6头6挂的总购车款、车辆商业险保险费在2016年5月13日丁亚平代表鑫路通公司向宏阳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中也曾予以确认，宏阳公司提交的《融资租赁合同》《购销合同》《订购车辆协议》《分期付款汽车买卖合同》及保险单等证据均也与前述《承诺函》确认的内容相互印证，故对于2018年9月21日丁亚平出具的《承诺函》中应付款项，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已付款项，丁亚平称还有尚未计入的款项，经核对，一审法院分述如下：1.2016年9月7日、2017年1月13日，丁庆四向付立涛分别转账80042元。庭审过程中，被告称具体针对哪一期还款并不清楚；宏阳公司称其中138804元是通过付立涛代为支付给华泰富盈的分期月供款，剩余的21280元应用于支付六头六挂的分期款,已在第二份承诺函中进行过扣减。一审法院认为，扣除代为支付给华泰富盈的分期月供款138804元后，尚有剩余21280元应在应付款中扣减。2.2017年8月4日、2017年9月8日，丁庆四向付立涛分别转账5万元、1万元。宏阳公司主张前两笔款项系丁亚平还付立涛的个人借款本金和利息，并提供了转账记录、借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该款项与本案无关。3.2016年8月4日、2017年1月30日，丁庆四向付立涛分别转账5万元、3万元。宏阳公司认为此两笔款为鑫路通公司支付6头6挂车辆的分期款，并已在2018年9月21日承诺函中进行过扣减。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9月21日承诺函中确有18期月供款差额51280元（80042×18-1389476），但是宏阳公司主张鑫路通公司前述还款8万元全部用于抵扣差额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8万元中尚有余款28720元（8万-51280）应在应付款中扣减。4.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1月2日，路学工向周海军转账10725元、3万元。宏阳公司认可该两笔为第二次承诺函出具之后被告支付的，尚未在承诺函中的金额中进行抵扣，宏阳公司同意在应付金额中扣除。综上，扣除前述款项后，鑫路通公司还应支付宏阳公司1565175元（1655900-21280-28720-10725-3万）及利息。关于利息的计算，因宏阳公司和鑫路通公司在2018年9月21日对账时对2016年5月13日形成的数据重新进行了核对，宏阳公司并未主张该日之前的利息或违约金，且2016年5月13日至2018年9月21日之间发生过多笔还款并未抵扣任何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也可予以印证，故宏阳公司主张鑫路通公司还需支付以595731元为基数计算的自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利息，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8年9月30日后，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款项，故宏阳公司要求鑫路通公司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支付利息（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11日以1605900元为基数、2018年10月12日至2018年11月2日以1595175元为基数、2018年11月3日以后以1565175元为基数计算），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尽管宏阳公司提交的合同编号为2015-247、2015-248号《订购车辆协议》约定违约方应当承担律师费，但是该协议只针对6头6挂车辆中的“6头”，其余车辆并未约定律师费的负担方式，故一审法院酌定鑫路通公司应支付宏阳公司律师费为2万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2018年9月21日丁亚平代表鑫路通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中约定，如鑫路通公司无法支付上述所欠款项，由丁亚平承担还款责任及相关的滞纳金和罚息，丁亚平在《承诺书》底部“担保人”签名，可见丁亚平自愿为鑫路通公司提供保证，宏阳公司主张丁亚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杨凤的责任，宏阳公司主张鑫路通公司涉案债务系丁亚平与杨凤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形成，各被告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鑫路通公司涉案债务系丁亚平与被告杨凤在婚姻存续期间形成，鑫路通公司的部分义务系杨凤代为履行，鑫路通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丁庆四系杨凤母亲，可见杨凤知晓鑫路通公司及丁亚平的涉案担保债务并与丁亚平共同经营涉案业务，故宏阳公司主张杨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鑫亚洲公司的责任，该公司为独立法人，宏阳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该公司与鑫路通公司经营、财务混同，故宏阳公司主张鑫亚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鑫路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宏阳公司支付款项1565175元及利息（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11日以1605900元为基数、2018年10月12日至2018年11月2日以1595175元为基数、2018年11月3日以后以1565175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丁亚平、杨凤对鑫路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丁亚平、杨凤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鑫路通公司追偿；三、鑫路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宏阳公司支付律师费2万元；四、驳回宏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981.55元，保全费用5000元，由宏阳公司合计负担6052.55元，由鑫路通公司负担21929元。宏阳公司已预交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一审法院不予退回，鑫路通公司应负担的费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宏阳公司。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丁亚平作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6民初1591号原告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被告鑫路通公司融资租赁一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职务为鑫路通公司总经理。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的诉辩主张，二审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一、丁亚平是否能够代表鑫路通公司对宏阳公司就鑫路通公司和宏阳公司车辆买卖购车款事宜进行结算；二、丁亚平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杨凤作为丁亚平的配偶，在本案是否与丁亚平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一，虽然鑫路通公司与宏阳公司之间在买卖车辆过程中还涉及到与案外人的融资租赁关系与买卖关系，但是后来随着丁亚平作为鑫路通公司的代表，代表鑫路通公司在2016年5月13日出具《承诺函》，确认两批车辆10头10挂总欠购车款987472.59元，抵扣轮胎款391741元后，尚欠宏阳公司595731.59元，并承诺在2016年6月30日付清；丁亚平作为鑫路通公司的代表在2016年8月1日与宏阳公司签订协议，同意以轮胎抵债；丁亚平亦在2018年9月21日作为鑫路通公司的代表向宏阳公司出具《承诺函》，确认购车关系中欠款的数额。而本案系宏阳公司要求鑫路通公司承担支付所欠购车款以及利息的责任，并不涉及其他法律关系。由此可见，本案案由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并无不当。而丁亚平一直代表鑫路通公司处理与宏阳公司有关车辆买卖涉及的购车款事宜，因此宏阳公司有理由相信丁亚平可以代表鑫路通公司，在其出具《承诺函》时也代表鑫路通公司。而且，丁亚平在另案中曾作为鑫路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其职务为总经理，由此也可以佐证丁亚平并非其自称的鑫路通公司管车队的人。因此，一审认定丁亚平能够代表鑫路通公司对宏阳公司就鑫路通公司和宏阳公司购车款事宜进行结算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核算鑫路通公司还应向宏阳公司支付的购车款的数额以及利息的起算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鑫路通公司相关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丁亚平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前所述，丁亚平一直作为鑫路通公司的代表处理鑫路通公司与宏阳公司之间的购车款事宜，丁亚平自行在《承诺函》的担保人处签名，由此可见其同意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丁亚平上诉其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杨凤作为丁亚平的配偶，虽然在本案鑫路通公司的部分义务系杨凤代为履行、代为支付购车款，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其知晓或同意丁亚平对鑫路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也并没有证据证明丁亚平为鑫路通公司所负的担保债务是为了其家庭的共同经营形成的，故一审判决杨凤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杨凤相关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导致处理部分有误，本院依法应当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8民初4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深圳市鑫路通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宏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款项1565175元及利息（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11日以1605900元为基数、2018年10月12日至2018年11月2日以1595175元为基数、2018年11月3日以后以1565175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深圳市鑫路通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宏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2万元”；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8民初4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丁亚平、杨凤对深圳市鑫路通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丁亚平、杨凤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深圳市鑫路通物流有限公司追偿”为：“上诉人丁亚平对上诉人深圳市鑫路通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丁亚平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深圳市鑫路通物流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上诉人深圳市鑫路通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四、驳回上诉人丁亚平的上诉请求；五、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宏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981.55元，保全费用5000元，由深圳市宏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合计负担6052.55元，由深圳市鑫路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1929元。深圳市宏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已预交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一审法院不予退回，深圳市鑫路通物流有限公司应负担的费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深圳市宏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丁亚平对深圳市鑫路通物流有限公司上述费用的负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69159元，由深圳市鑫路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3053元，由丁亚平负担23053元，深圳市宏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3053元。杨凤已预交二审受理费23053元，由二审法院退回23053元给杨凤，深圳市宏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缴纳23053元，拒不缴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映  清审判员 丁    婷审判员 何  万  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玉兰（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