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9民终10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甘肃省金塔县人，住甘肃省金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甘肃泓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甘肃省金塔县人，住甘肃省金塔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鼎新镇友好村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620921ME09340820。法定代表人：赵某。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某，金塔县鼎新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鼎新镇友好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友好村村委会）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金塔县人民法院（2020）甘0921民初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某1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某2、友好村村委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后各方发生争执，村委会和王某2陈述是王某1将土地退回村上，村委会才重新发包的；王某1陈述其没有退地，村委会和王某2侵犯了其土地经营权”，王某1认为上述内容是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是证据之一。法院应当综合审查全案证据，在有证据证明的基础上对双方争议的事实作出认定，而不是将双方争议的内容作为案件事实加以认定。定纷止争是民事审判的最基本的职能之一。一审判决作出上述认定，是在定纷止争的过程中认定双方存在纠纷，而没有查明王某1究竟有没有将土地交回这一关键事实，逻辑上存在循环论证，同语反复的错误。根据举证的基本规则，王某2、友好村村委会主张本案系王某1将土地交回，就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没有认定王某1未将土地交回，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中，并没有认定王某1持有两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事实，但是判决理由部分又以王某1持有两份承包经营权证书为由，认为王某1没有如实陈述等，是自相矛盾的，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在法律规定非常明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以王某1持有的两份土地经营权证书需要行政机关认定效力，以及需要行政机关撤销或者确认王某2耕种案涉土地是否合法等理由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均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也没有援引具体的法律条文。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结果错误。本案中，王某1是案涉耕地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人，已经取得了金塔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书，签订了土地二轮承包合同。在王某1不知情的情况下，王某2侵占了王某1的耕地，其行为构成侵权。现王某1请求返还耕地的诉讼请求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本案一审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一审法院的核心理由是本案争议应当由相关行政机关先行处理，与（2016）甘0921民初486号民事裁定书、（2016）甘09民终1075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判理由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上述两份裁定书已经被（2017）甘民申735号民事裁定书、（2017）甘09再15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也足以印证本案一审判决的裁判理由错误的观点。综上，根据《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定，王某1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王某2、友好村村委会在没有法律依据和合法事由的前提下，非法侵占王某1耕地，其行为已经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决。王某2辩称，不同意王某1的上诉请求。1.当时因为种地负担重，王某1将土地退给了村委会，村委会为了照顾地少的农户，将土地处理给王某2。现在土地进行确权，王某1又要要回土地，王某2不同意给。2.种地的时候，该交的各种费用王某2都按规定交了。3.不同意赔偿王某1提出的损失。友好村村委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王某1的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查明，王某1确实存在友好村二组、三组两份承包经营权证书，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分地的原则是公平分地，一户在本村只能有一个承包合同，一个经营权证，不可能出现一户两本承包不同地块的经营权证，也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9条“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规定。全县农村农户都是一户承包了一份土地，取得一份承包合同，一份经营权证，而现在王某1有两份承包地，两份经营权证。王某1避而不谈取得两份的原因和过程，是因为2000年双方发生纠纷后，村上为了解决纠纷，通过多方协调努力，为王某1在三组重新调整了17.04亩土地，以此彻底解决其反映的二组土地纠纷问题。否则，王某1不可能在三组取得17.04亩的土地经营权，也不可能为其发放三组土地经营权证书，当时村领导没有将王某1二组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及时收回，才造成2016年后的纠纷。故王某1在三组取得17.04亩土地的经营权证书，其在二组的土地经营权证书已经无效，村委会不认可王某1拥有二组6.9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是一起侵权责任纠纷，并非合同是否有效的确认纠纷，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一款二项“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摞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规定。3.在法律规定前提下，村委会只是按照国家政策确定土地分发，不是单方私自调整，村上就是执行政策，不是无缘无故收回王某1的土地。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王某2返还位于××镇的耕地1.27亩；2.请求判令王某2、友好村村委会连带赔偿王某1损失16256元；3、本案诉讼费由王某2、友好村村委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1月1日，发包方友好村经济联合社与承包方王某1签订《土地二轮承包合同》（合同编号0911119），鉴证机关为金塔县鼎新镇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合同约定：王某1承包鼎新镇友好村二组的耕地6.97亩，承包期限为1997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承包期限30年，并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行为及违约的处理、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等事项。同时，金塔县人民政府于1997年1月1日给王某1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金证字第0911119号），对其承包土地依法登记并予以确认。2000年1月份，友好村村委会以召开二组村民会议的方式将上述土地又发包给了王某2等7户农户。后各方发生争执，村委会和王某2陈述是王某1将土地退回村上，村委会才重新发包的；王某1陈述，其没有退地，村委会和王某2侵犯了其土地经营权。一审另查明，王某1于2016年4月3日以王某2等7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9月5日作出（2016）甘0921民初4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某1的起诉。王某1上诉后，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甘09民终10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王某1不服，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6月26日，省高院作出（2017）甘民申735号民事裁定书，指令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2017年9月19日，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甘09民再15号裁定书，撤销了（2016）甘0921民初486号民事裁定书和（2016）甘09民终1075号民事裁定书，指令金塔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8）甘0921民初180号民事裁定书，以王某2等7人不同意合并审理，本案不能合并审理为由驳回王某1的起诉。现王某1以王某2、友好村村民委员会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承包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王某1诉讼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两份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其主张该两份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均为有效，但未向一审法院说明两份土地使用权证书取得的情况。经一审法院审查，上述两份土地经营权证书记载均为1997年取得，王某1从友好村三组取得的经营权中承包期限自1997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起始时间中有涂改，且没有填发时间，没有证书编号，明显非同一时间段发放的经营权证书，王某1未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王某1从友好村三组取得的经营权证书中可以看到在起始时间中“1997”年的“1”有由“2”涂改来的痕迹，综合本案中友好村二组、三组均属鼎新镇友好村，王某1叙述其在2000年由二组迁往三组，在本县同一村内，各村民小组在二轮承包合同签订之前，承包地已基本固化为各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不存在跨村民小组承包土地的情形，该情况符合友好村村民委员会在庭审中所答辩的情况。王某1取得的两份经营权证书是否均为有效需有权机关作出认定，不属于民事审理范畴。按照友好村村民委员会提出的答辩意见，王某1从友好村二组迁居至三组时，王某1在友好村取得的承包地交由其兄弟耕种，其兄弟在1999年耕种完毕后向友好村第二村民小组说明其不愿再耕种王某1的土地，并交回村民小组，友好村村委会依据当时的土地政策就交回的土地针对本村土地较少的农户再次发包，其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其发包效力是否有效，均系执行相关政策的具体行政行为，并非民事诉讼所解决的问题。王某2耕种案涉土地是基于友好村村委会的发包行为，在发包行为未被撤销或认定为无效前，王某1要求返还土地、赔偿损失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对于王某1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6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03元，由王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某2未提供证据，王某1、友好村村委会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王某1提供以下证据：1.二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金政字第0911119号，1997年1月1日）；2.《金塔县土地二轮承包合同》（合同编号0911119号，1997年1月1日）；3.三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甘（2017）金塔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6188号，2017年8月1日）。经质证，王某2无意见，友好村村委会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提出：1.二组土地王某1确实承包了，但是2000年1月当时的耕种人王某1的兄弟退回了村委会，村委会已经发包给了7户农户，故二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事实上已经无效。2.对三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异议，该证据证实村委会为了解决纠纷，给王某1重新发包了三组土地的事实。友好村村委会提供三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经质证，王某1无异议，但提出王某1在三组的17.04亩土地都是从其他农户处转让过来的；王某2无异议。经审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金塔县鼎新镇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站调取王某1在友好村二组、三组的《土地二轮承包合同》、刘文武《土地二轮承包合同》、刘俊穆《土地二轮承包合同》、金塔县鼎新镇友好村调查信息公示表(合同面积17.24亩，实测面积26.96亩)，经质证，王某1对其本人的两份合同和刘文武的合同没有意见，但提出信息公示表只是三组的情况，现在双方争议的是二组的土地，编号为0911137合同中的“刘俊穆”与“刘军穆”不是同一人。王某2认为，王某11997年在二组、三组各有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不合理，全县是人手一份合同；王某1是1999年搬到三组的，王某1的土地使用权证应该在刘军穆手中，刘军穆和刘俊穆不是同一个人。友好村村委会认为，王某1在二组的承包合同是原始合同，三组的合同是后来补签的，1997年王某1还在二组，不可能在三组签订承包合同，更不可能同时签两份承包合同。刘俊穆不是本案中的刘军穆，三队还有一个叫刘俊穆的，和刘军穆不是同一个人，刘军穆的承包合同找不到。原始合同上的年月日书写是“1997”数字的形式，而不是“一九九七”，对信息公示表没有异议。经审查，上述证据均系本院从金塔县鼎新镇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站调取，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本院向友好村二组组长余治新调查了解2000年案涉土地流转的相关情况，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友好村二组组长余治新陈述：当时地不值钱没人种，还要因公纳差。2000年分了不止王某1的土地，包括王某1在内的有4户，还有杜议、仲应生、余治海，总共是37-38亩地，当时先是党员会议再经过群众会议决定后村民抓阄。王某1当时人也不在，他回来以后，因为当时二组的书记在三组，书记在三组给他调整了些地，他的证没交回去，不然就没这回事了。王某1在三组的土地是他买的刘军穆的房子带着的，王某1到三组去了后户口至今没有转，因为一个村子的。刘军穆是王某1老婆的姐夫，刘文武的地是村上协调过去的。经质证，王某1提出召开会议没有通知王某1，王某1也没有在，是村委会擅自分的，村委会也一直没有要过合同。王某2对余治新的陈述无异议，认为其陈述的情况属实。友好村村委会对余治新的陈述无异议，但认为陈述内容不全，王某1二组的耕地1999年是由其兄弟王吉成耕种，当年种完是王吉成出面说不种了退到集体的，不是王某1不在二组把他的地私自分了。经审查，本院将综合全案对余治新的陈述予以认定。二审查明，1999年，王某1因分家搬入友好村三组居住，从友好村三组居民刘军穆处流转宅基地及部分土地，2015年从友好村三组居民刘文武处流转部分土地，另耕种有4.5亩左右三组的荒地。2017年8月1日，土地确权过程中，金塔县人民政府向王某1颁发甘（2017）金塔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618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上述友好村三组12.67亩土地（不含三组4.5亩左右荒地）确权给王某1。二审另查明，王某1与友好村三组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承包期限为“1997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承包期限处有明显涂改痕迹，无发证时间和证书编号。王某1与友好村三组签订的《土地二轮承包合同》承包面积为“5.6亩”，签订日期、鉴证日期均为“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但发包方无法定理由不同意或者拖延表态的除外。”从上述规定可知，首先，通过“转让”方式流转土地的受让方限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赋予严格的身份属性，仅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取得和保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经营主体不得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次，在程序上要求转让须“经发包方同意”，即以转让方式流转承包地的，需经发包方同意。第三，转让的效果为“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即由受让人与发包方重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应消灭。本案中，首先，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王某1原系友好村**村民，1999年迁入友好村三组居住，从三组村民刘军穆处流转宅基地及部分土地，并与友好村村民委员会重新签订了《土地二轮承包合同》。上述事实反映，王某1基于其系友好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由二组迁入三组居住后取得部分土地的方式为“转让”。其次，二审中，本院从金塔县鼎新镇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站调取的王某1在三组的《土地二轮承包合同》显示：签订日期和鉴证日期均为“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承包面积为“5.6亩”，同时，王某1在三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显示：承包期限“自1997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承包面积“8亩”，上述日期及亩数均与王某11999年迁入三组后流转土地的时间不一致，且与王某1陈述的土地流转的亩数亦不一致。第三，王某1陈述其1999年从刘军穆处流转部分土地，2015年从刘文武处流转部分土地，2017年8月1日，金塔县人民政府向王某1颁发甘（2017）金塔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618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上述友好村三组土地（12.67亩）确权给王某1。同时，王某1陈述其还耕种三组4.5亩荒地。上述事实和证据能够反映，通过“转让”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均是基于王某1的身份，即友好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转让”方式流转土地须“经发包方同意”，即王某1流转刘军穆的部分土地后重新签订《土地二轮承包合同》以及2017年对三组土地向王某1进行确权均须经友好村村委会同意。友好村二组、三组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均为友好村集体经济组织，基于此，友好村村委会考虑到王某1在二组的土地已经调整给其他农户耕种以及王某1已迁入三组居住生活的事实，在土地确权的过程中，同意将三组12.67亩土地确权给王某1，并同意其继续耕种三组4.5亩荒地。综上，王某1作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三组）已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要求友好村村委会和王某2返还二组案涉土地缺乏事实依据，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的规定，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6元，由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倩审判员 崔莉娟审判员 赵建兵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