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5民终7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某，住天水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某1（系武某父亲），住天水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系武某母亲），住天水市。以上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席某，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2，住天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某，天水市秦州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上诉人武某、武某1、刘某因与被上诉人武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502民初2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某、刘某及其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席某与被上诉人武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某到庭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武某、武某1、刘某上诉请求：1.撤销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502民初207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彩礼数额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认定“三看”时被上诉人给上诉人28000元错误。被上诉人称“三看”时给上诉人28000元，客观事实是上诉人“三看”时仅收到18000元。对此事实，男方仅提供了跟自己有亲属关系的证人武某3出庭作证，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2.要求上诉人返还“衣服钱”20000元不能成立。2016年在举办婚礼前夕，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武某20000元“衣服钱”，用于购置结婚所需衣物。况且上诉人武某还给被上诉人一家老小及被上诉人添置衣物。双方婚姻关系存续三年之久，吃穿用度均需花钱。3.认定上诉人收到黄金耳钉一对、黄金项链一条、黄金戒指1枚、黄金镯子1个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主张送给上诉人耳钉、项链、戒指、镯子等物品，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依旧持有上述物品，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物品的价值。4.女方的20000元压箱钱，是女方给男方的钱，应当在彩礼中予以扣除，而不能只认定男方给女方的彩礼，不予认定女方给男方的钱。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武某与被上诉人2016年11月17日按照民间习俗举办婚礼后开始共同生活，2016年12月5日办理结婚登记，共同生活期间生有一女武某4，婚姻关系持续三年之久，不存在前两种返还彩礼的情形。一审法院以当年的平均收入低，推导出被上诉人生活困难的不科学事实，令人难以信服。三、一审判决返还彩礼的数额奇高，严重损害女性合法权益。上诉人武某在婚姻存续期间遭受家庭暴力，导致婚生女武某4早产。离婚判决婚生女武某4由被上诉人抚养。上诉人武某在这场婚姻中本身就是受害者，其作为一个女性遭遇了不幸的婚姻，作为一个母亲丧失对婚生女的直接抚养权，本身已经遭受沉重的打击，一审法院丝毫未考虑这些因素，判决上诉人返还高额彩礼无疑是对上诉人武某的再一次伤害，既不合乎法理也不合乎情理。四、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应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武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武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返还彩礼176500元；2.返还苹果手机1部、黄金耳环1副、黄金项链1条、黄金戒指2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武某2与被告武某于2016年5月经人介绍相识，同年11月14日举行结婚仪式，2016年12月5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期间武某、武某1、刘某以各种形式收取了武某2的彩礼。2017年9月8日武某2与武某生女儿武某4，同年11月，双方因琐事发生矛盾，开始分居生活，武某4由武某2及其父亲武某5抚养。2017年11月武某起诉离婚，被判决驳回离婚请求。此后双方继续分居生活。2019年12月10日武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9）甘0502民初43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许武某与武某2离婚；武某4由武某2抚养，武某每月支付抚养费400元；各自衣物用品归各自所有，武某的婚前财产归武某所有。武某不服上诉后，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甘05民终19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2020年5月21日武某2起诉要求返还彩礼。一审法院认为，彩礼是男方为了与女方缔结婚姻而依照习俗向女方及其父母所送的较大数额的现金、财物，本案中，武某2主张返还的彩礼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按照当地农村习俗，男方在相关仪式期间向女方所送的现金，包括“一看”给现金4000元、“二看”给现金20000元、“三看”给现金28000元、“会茶（差）”给现金68000元、“磕头钱”1200元、“衣服钱”20000元、“开箱钱”12000元、“改口钱”2400元。其中被告方认可实际收到的为：“一看”4000元、“二看”10000元、“三看”18000元、“会茶（差）”60000元、“开箱钱”12000元；对“磕头钱”1200元认为虽然收到，但同时也给对方1个1200元的红包，还买了1件西装；对“衣服钱”20000元认可实际收到，但主张全部用于婚前置办衣物；对“改口钱”2400元认为没有收到。证人武某3证明“二看”时所送金额为18000元，后来退了一部分，但不知道具体金额，可见原告主张的金额明显和证人证言不符，被告方陈述则相应较为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对“二看”时实际所送金额认定为10000元。证人武某3证明“三看”时所送金额为28000元，与原告陈述相符，被告方没有举证反驳武某3的这一证言，因此对“三看”时所送金额认定为28000元。证人武某3证明“会茶（差）”时所送金额为68000元，后来退回8000元，实际所送金额为60000元，这与被告方陈述相符，原告方没有举证反驳武某3的这一证言，因此对“会茶（差）”时实际所送金额认定为60000元。“磕头钱”1200元属实，但根据原告陈述这是武某到原告家行礼后所送，且金额不大，认定为赠与较为适宜。对于“衣服钱”20000元，武某先是主张大部分用于自己和武某2购买衣服，剩余一点全部在共同生活中花费，后又主张20000元中大部分用于给自己、武某2、武某2父母、武某2家小孩购买衣物，剩余用于共同生活花费，武某2则主张武某只给自己购买了不超过500元的衣物，自己没有陪武某购买过衣物，其余的钱怎么花了不知道。因武某的陈述前后不一，且其陈述的购买衣物过程也存在一定的疑问，因此对武某的相应主张不予支持。对“改口钱”2400元，证人武某3证明是男方父母给武某的2个红包，但具体金额不清楚，因此可以认定“改口钱”属于赠与性质，不属于彩礼。因此可以认定彩礼的为：“一看”现金4000元、“二看”现金10000元、“三看”现金28000元、“会茶（差）”现金60000元、“衣服钱”20000元、“开箱钱”12000元。武某曾用“衣服钱”为武某2购买少量衣物的情形在确定应返还彩礼金额时酌情予以考虑。2.武某2在其它时间向武某所送现金，包括从相识到结婚每逢节日给的“节令钱”共计6000元、2016年3月15日送给500元，其中武某先是主张“节令钱”仅收到400元，后又否认收到过“节令钱”，也否认2016年3月15日收到现金500元，对此原告未举证支持自己的主张，因此仅认定武某收到“节令钱”400元，因金额较小，且是在双方交往期间所送，应当认定为赠与。3.武某2向武某所送的物品，包括：黄金耳环1副、黄金项链1条、黄金戒指2枚、黄金镯子1个，被告方主张戒指仅送了1枚，认可收到其它首饰，但黄金耳环1副实际为黄金耳钉1对，收到的首饰在离开原告家时没有带走，现在原告家中。原告则主张自己所述购买首饰的情况属实，被告已全部将首饰带走。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向武某所送首饰的情况，因此应当按照武某自认的内容认定收取的首饰为黄金耳钉1对、黄金项链（带黄金坠子）1条、黄金戒指1枚、黄金镯子1个，上述首饰属于彩礼范畴。4.原告在订婚时给武某、武某1、刘某亲属所送现金，不属于彩礼范畴，不予认定。因此可以确认武某、武某1、刘某实际收取的彩礼为现金134000元及黄金耳钉1对、黄金项链（带黄金坠子）1条、黄金戒指1枚、黄金镯子1个。被告方主张武某在离开原告家时将上述首饰都留在了原告家中，但武某2对此不予认可，被告方也没有举证证明，因武某是上述首饰的实际持有人，其有义务举证证明上述首饰的具体去向，但其未举证，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武某的这一主张不予认定。双方均主张购买首饰的发票由对方持有，也都没有举证证明首饰的具体情况及购买价格，原告主张购买的黄金戒指1枚价格2000多元、黄金镯子价格12000多元，被告方主张收到的黄金戒指1枚价格在2000元左右，黄金镯子1个价格10000元多一点，对于剩余的黄金耳钉1对、黄金项链（带黄金坠子）1条双方都不能确定具体购买价格。因原告有义务举证证明购买首饰的金额，其未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由于无法实际查明相应首饰的价格，因此依据被告方认可的黄金戒指与黄金镯子的大概价格，综合剩余首饰的种类，在确定彩礼返还金额时酌情考虑购买首饰的相应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武某、武某1、刘某虽然辩称武某2没有因为送彩礼造成生活困难，但是未举证支持该主张。武某2系农民，2016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457元，武某、武某1、刘某实际收取的彩礼现金金额即相当于当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近二十倍，据此足以认定武某2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符合该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被告方应当返还彩礼。被告方辩称因为男方的原因导致婚姻解除，不同意返还彩礼，该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被告方主张收取彩礼的同时也曾给了“压箱钱”20000元、“随身钱”2000元，其中“随身钱”明显是武某父母给武某的，对于“压箱钱”武某2表示没有见过，武某则陈述：“（婚后）原告喝酒向我要钱，上KTV也向我要钱，钱就花在这些地方了”，由此可见“压箱钱”实际由武某掌握，与“随身钱”都属于父母对女儿的赠与，不能与彩礼相互折抵。因武某2与武某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且生育了女儿武某4，故对武某2要求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酌情予以部分支持。对武某2诉讼请求中不属于彩礼范畴的内容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武某、武某1、刘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武某2彩礼款（含首饰折价款）105000元；二、驳回武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2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2160元，由武某2负担1035元，武某、武某1、刘某负担112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申请武某弟弟武国强出庭作证，证明婚礼当天在武某嫁妆行李箱中放了20000元压箱钱。被上诉人质证对该事实不予认可。本院审核认为，压箱钱属于父母对出嫁女儿的赠与，由武某实际掌管，上诉人要求在彩礼中予以扣除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彩礼范围及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其中“三看”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按照当地农村习俗，媒人作为男女双方缔结婚约的中间人，一般参与了婚约商议及彩礼给付的整个过程，其证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案中，媒人武某3一审出庭证明“三看”金额为28000元，结合其对其他名目彩礼数额证言的相符程度，在女方没有证据反驳的情形下，一审判决认定“三看”金额为28000元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主张“三看”金额为18000元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因此，一审判决确认武某、武某1、刘某实际收取武某2给付的彩礼为现金134000元及黄金耳钉1对、黄金项链（带黄金坠子）1条、黄金戒指1枚、黄金镯子1个，事实清楚，认定准确。关于一审判决对彩礼如何返还的判处是否恰当的问题。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以婚姻名义收受的高额彩礼应当予以返还。首饰系贵重物品，应予以返还。本案中，首饰作为女方武某婚后的随身物品，在其不能证明具体去向的情况下，应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关于首饰具体价格应由男方武某2举证证明，在其没有举证证明自己主张的情况下，亦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依据上诉人一审认可的黄金戒指与黄金镯子的大概价格，综合剩余首饰的种类，在确定彩礼返还金额时酌情考虑购买首饰的相应因素，与彩礼一并折价返还并无不当。二审中，综合考虑武某与武某2结婚生活时间，生育孩子的情况，感情破裂的原因以及为了筹备婚礼的必要花费等因素，由武某、武某1、刘某酌情返还武某2彩礼款（含首饰折价款）85000元为宜。综上所述，武某、武某1、刘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20）甘0502民初2077号民事判决；二、武某、武某1、刘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武某2彩礼款（含首饰折价款）85000元；三、驳回武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20元，减半收取2160元，由武某2负担1160元，武某、武某1、刘某负担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20元，由武某2负担1000元，武某、武某1、刘某负担33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 力审 判 员  田东生审 判 员  王红岩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瑞玉书 记 员  张心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