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385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嘉铭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283470313326，住所地：贵州省锦屏县三江镇排洞社区。法定代表人：张王明，男，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益。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桥明，男，1970年7月16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住锦屏县。一审第三人：王桥生，男，1964年11月17日出生，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住锦屏县。上诉人贵州嘉铭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桥明及一审第三人王桥生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8民初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嘉铭公司上诉请求：⒈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桥明的诉讼请求；⒉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是指以“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为前提，对在劳务中发生的两种损害作出处理的法律规定。而本案上诉人是企业法人，被上诉人是个人（自然人），并非个人之间，一审关于“原告和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认定，存在逻辑上的前提错误。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是承揽关系。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本案原告和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属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所以，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对本案作判决，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错误的前提推导不出正确的结论，故一审认定“原告的损害应由被告全部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王桥明答辩认为上诉人嘉铭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认为应驳回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11条明确了雇佣法律关系，《侵权责任法》出台后，提出了劳务关系。《解释》和《侵权责任法》皆为现行有效，两者言及的雇佣法律关系和劳务关系虽有一定区别，但两者并不冲突。从法理上讲，雇佣法律关系包含劳务关系。雇佣法律关系可以发生在法人、其他组织与个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表述虽然是“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但并不表明劳务关系只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其同样可以发生在法人、其他组织与个人之间。因此，被答辩人纠结于此，是对法律的误解。二、2019年5月9日锦屏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2628民初150号判决书中已经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是雇佣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该案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因此，本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是雇佣关系毫无疑问。本案中。一审法院在具体计算答辩人损失时，亦是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条款。因此，本案的判决，无论是用雇佣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进行处理，都是正确的。被答辩人上诉称“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说法不能成立。原告王桥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人身受到伤害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33113.23元；⒉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贵州嘉铭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13日，主营机电安装、检修与输变电工程安装、架设及水电设备、电力器材销售等业务。2018年初，原告承接“公路扩建10ＫＶ锦铜线八客支线龙矮至八河段迁移工程”，为了完成该项工程，被告的工作人员金和成便联系“挂治施工队”的联络人王桥生（即本案第三人），并表示需要11人进行施工，之后第三人便通知包括原告在内的10人于2018年1月23日前往施工地点施工。2018年1月23日，原告和第三人等11个人对被告承接的“公路扩建10ＫＶ锦铜线八客支线龙矮至八河段迁移工程”的85号、86号电杆迁移进行施工作业，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被告王桥明正在施工的85号电杆发生断杆，导致其随杆坠落地面受伤。受伤后，原告被送往锦屏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医院诊断为：左肘部皮肤裂伤、右胫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左第11、12肋骨骨折、肺挫伤、左眉弓部皮肤裂伤、右腓骨远端粉碎性骨折、Ｌ2右侧横突骨折，原告住院期间为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2月11日，医院疾病证明书建议，原告住院期间需2人护理，需加强营养。2018年5月10日，原告到锦屏县人民医院作右胫骨骨折术后外固定支架取出术，于2018年5月14日出院，医院疾病证明书建议，原告住院期间需1人护理，需加强营养。原告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2月11日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除拐杖64.80元、自粘伤口敷料59.40元由原告垫付外，其它医疗费用均由被告垫付。2018年5月10日至2018年5月14日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除自粘伤口敷料35.64元外，其它医疗费用均由被告垫付。2018年11月22日，原告到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进行复查。2019年3月30日，原告到怀化市人民医院进行诊查，原告垫付门诊费20元。2019年6月25日，原告到锦屏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原告垫付医疗费用75.96元。原告共垫付医疗费用255.8元。原告于2019年10月29日就其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伤向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申请鉴定，该所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鉴定意见为：1.右胫、腓骨远端粉碎性骨折，目前遗留右踝关节功能丧失62.5%，本次DR片检查见右侧胫腓骨远端骨折内固定术后，右侧胫骨远端骨质连续性中断，断端错位，周围见大量骨痂形成。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第5.10.6.12之规定，评定为十级伤残。2.左第11、12肋骨骨折，共两根肋骨骨折，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之规定，未达到伤残等级。3.L2右侧横突骨折，一处横突骨折，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之规定，未达到伤残等级。4.肺挫伤，已治愈，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之规定，未达到伤残等级。5.左肘部皮肤裂伤，左眉弓步皮肤裂伤，已愈合，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之规定，未达到伤残等级。鉴定产生的费用为793.92元。2019年11月18日，原告就后续治疗的费用向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申请鉴定，鉴定意见为：1.目前被鉴定右胫骨下段愈合不良需行右胫骨下段植骨融合，内固定或外固定术，费用约需20000元至25000元；2.右侧腓骨内固定取出术，费用约需5000元至7000元；3.住院治疗费用约需8000元至16000元；上述费用共计为33000元至48000元。同时查明：⒈原告提供的交通费票据数额为2436元，其中：①2018年11月21日锦屏至凯里的客车费用为200元（50元×4人=200元）；②2018年11月21日凯里至重庆的高铁费用为726元（181.5元×4人=726元）；③2018年11月22日重庆至凯里的高铁费用为726元（181.5元×4人=726元）；④2018年11月19日，凯里至锦屏客车费用为50元；⑤2019年11月25日，锦屏至凯里的客车费用50元；⑥2019年11月25日，凯里至锦屏的客车费用50元；⑦2019年10月29日，锦屏至凯里的客车费用50元；⑧2020年4月7日，锦屏至凯里的客车费用142元；⑨2020年4月7日，凯里至锦屏的客车费用100元；⑩其他的票据共计342元（其中凯里公共交通的票据为40元、锦屏县平安出租公司的票据190元、王友民专用章票据为80元、重庆市出租车票据32元）。⒉原告提供餐饮费票据一张，数额为249元。⒊原告提供方便椅购货清单一张，数额为80元，该清单上加盖“王友民”的发票专用章。⒋原告提供锦屏县人民医院的票据一张，数额为20元，该票据注明为其他费用。另查明：本案中的“挂治施工队”是为方便对卦治周边懂电力施工人员的称呼，原告王桥明是所称“挂治施工队"的人员之一，第三人王桥生和龙正平是这些人员的联系人，“挂治施工队”人员不是原告公司的在册员工，被告平时需要用工时是与王桥生或龙正平联系，然后由王桥生、龙正平根据联系所需人数召集人员，双方约定按出工天数每人每天200元支付劳务报酬。“施工队”的人员间出工的劳务报酬均等，均由用人单位依照出工天数按人头支付。2018年1月23日，由被告员工金和成联系第三人王桥生需要用工11人，双方没有订立相关合同，金和成作为当天施工队负责人负责对第三人王桥生及原告王桥明等11人的施工管理，当日被告出具的《施工队派工单》载明了派工单位为被告，派工时间为2018年1月23日，施工队为挂治施工队，施工负责人为金和成，施工人数11人，工时为一天，工价为每人200元。原告需要抚养的人为其母亲唐莲妹，其母亲唐莲妹已82岁，共生育四子一女。原告在住院期间由其爱人和女儿护理，其爱人和女儿均系成年劳动力。一审法院认为：一、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劳务关系的认定。被告辩称已将“公路扩建10KV锦铜线八客支线龙矮至八河段迁移工程”中的85号、86号电杆迁移工程承包给第三人王桥生施工，其与王桥生之间系承揽关系，原告系第三人王桥生雇佣的人员，原、被告之间未形成劳务关系。对于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该院认为不能成立。理由为：承揽合同与劳务合同最主要的两个区别为：⒈承揽合同获取报酬的前提是交付工作成果，而劳务合同只要提供劳务即可获取报酬，而不关心工作成果是否完成；⒉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工作具有独立性，而劳务合同中提供劳务的人工作往往要受到雇佣方的监督和管理。结合本案，被告支付报酬是根据当天出工的人数，按照每天每人200元的标准支付，而并非根据是否完成工作成果进行支付；本案中，原告和第三人等11人如何工作，需受被告工作人员金和成的安排和管理，第三人仅仅只是按照被告的要求为其联系施工的人员，施工的人员符合被告的用工要求后，为被告进行施工。因此，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并非承揽关系，原告和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二、原告的损害由谁承担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原告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由于电杆的断裂导致其受到损害，原告自身没有过错；而作为接受劳务一方的被告，在没有检查施工环境是否安全的情况下，要求原告进行施工，该损害完全系被告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造成的，原告受到的损害应由被告全部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原告损失数额的认定。本案中，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原告伤残等级作出鉴定意见书，该伤残鉴定意见书真实、合法，予以采信。⒈医疗费的认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原告提供在锦屏县人民医院和怀化市人民医院检查费用、用药费用，有相关医疗机构出具的正式票据，且与治疗原告的伤情有关，应认定原告垫付的医疗费用为255.8元。对原告提供锦屏县人民医院备注“其他费”20元，与原告治疗伤情无关，不予认定。⒉护理费的认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本案中，原告在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2月11日住院期间，医疗机构明确要求2人护理，该期间应按2人护理计算护理费。原告在2018年5月10日至2018年5月14日住院期间，医疗机构明确要求1人护理，在该期间应按1人护理计算护理费。由于原告未能提供护理人员近三年的收入情况，但原告的爱人及子女均具有劳动能力，因此，原告的护理费应按照农、林、牧、渔业52067元／年的标准计算，因此原告的护理费为：52067元／年÷365天×19天×2人＋52067元／年÷365天×4天×1人＝5991.27元。⒊误工费的认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原告发生事故的时间为2018年1月23日，而定残日为2019年11月15日，故误工时间为660天。由于原告没有固定的收入，且也未能提供受害者近三年的收入情况，参照可以农、林、牧、渔业52067元／年的标准计算，故原告的误工费为：52067元／年÷365天×660天＝94148.55元。⒋住院伙食补助费的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原告在锦屏县人民医院住院23天，本县一般工作人员在县内的出差标准为50元／天。故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0元／天×23天＝1150元。⒌营养费的认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结合原告的病情和伤残等级，原告请求按照住院期间每天50元计算营养费1150元，原告请求营养费较为合理，予以支持。⒍交通费的认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本案中，原告受伤后，在锦屏县人民医院住院23天，由于原告系锦屏县三江镇卦治村的人，封治至锦屏的交通费用为5元，故其在此住院期间，支持其一天10元的交通费用。原告去怀化市人民医院和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复查确实产生交通费用，且该交通费用与就医有关，支持原告和一名陪护人员去怀化和重庆检查返还的交通费用。原告去凯里做伤残鉴定的交通费用，支持一次两人返还的交通费用和一次一人返还的交通费。故原告的交通费为：23天×10元＋（5元＋50元＋181.5元）（卦治至重庆的单边交通费用）×2×2人＋（5元＋80元）（卦治至怀化的单边交通费用）×2×2人＋（50元＋5元）×2×2人＋（50元＋5元）×2＝1846元，对于原告请求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⒎住宿费认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本案中，原告到重庆检查产生的住宿费用为249元，该费用有正式票据印证，予以支持。⒏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原告的被抚养人为其母亲唐莲妹，其母亲已年满75周岁，且共生育五个子女。原告请求按照2018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788元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0788元／年×10%×5年÷5人＝2078.80元。⒐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本案中，原告目前的年龄为50岁，本次事故给其造成的伤残等级为十级，按照贵州省2019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404元／年计算，原告的伤残赔偿金为：34404元／年×20年×10%＝68808元。⒑鉴定费的认定。鉴定费系原告主张权利必须产生的费用，且该费用有鉴定机构出具的票据，故对原告请求鉴定793.92元，予以支持。⒒购买方便椅费用的认定。原告购买方便椅和购买拐杖的费用，属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由于拐杖的费用已计算到医疗费，不再重复计算，对于购买方便椅的费用80元，该费用属于原告伤情需要购买的用品，且费用有购物清单佐证，予以支持。⒓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造成原告十级伤残，确实给原告造成痛苦，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酌情支持3000元。⒔后续治疗费。因原告诉请的后续治疗费48000元并没有实际发生，没有相应医疗费票据予以佐证，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在本案中不予一并处理，原告待后续治疗费用实际发生后，可以另行主张。综上，原告因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为：医疗费255.8元＋护理费5991.27元＋误工费94148.5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50元+营养费1150元＋交通费1846元＋住宿费249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078.80元＋残疾赔偿金68808元＋鉴定费793.92元＋购买方便椅费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179551.34元，应由被告贵州嘉铭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嘉铭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桥明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79551.34元；二、驳回原告王桥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96元，减半收取2398元，由原告王桥明负担553元，被告贵州嘉铭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845元。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在上诉状及答辩状中提出的诉辩观点和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嘉铭公司与王桥明之间是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关系？2、一审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是否恰当？一、关于嘉铭公司与王桥明之间是劳务关系或承揽关系的问题。2018年时，王桥明曾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由申请锦屏劳动仲裁委仲裁，后经锦屏县人民法院一审和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作出判决，现已生效的（2019）黔2628民初150号民事判决已认定王桥明与嘉铭公司之间不是劳动关系。经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是：2018年初，嘉铭公司承接的项目“公路扩建10KV锦铜线八客支线龙矮至八河段迁移工程”进入施工后，嘉铭公司项目施工负责人金和成联系雇请案外人“挂治施工队”王桥生及王桥明等共11人为该工程的85号、86号电杆迁移进行施工作业。在施工过程中，由于王桥明正在施工的85号电杆发生断杆，导致其随杆坠落地面受伤。同时法院还查明，“挂治施工队”是为方便对挂治周边懂电力施工人员的称呼，王桥明是所称“挂治施工队"的人员之一，王桥生和龙正平是这些人员的联系人，“挂治施工队”人员不是嘉铭公司的在册员工，嘉铭公司平时需要用工时是与王桥生或龙正平联系，然后由王桥生、龙正平根据联系所需人数召集人员，双方约定按出工天数每人每天200元支付劳务报酬。“施工队”的人员间出工的劳务报酬均等，均由用人单位依照出工天数按人头支付。因此，嘉铭公司并不是把工程分包给第三人王桥生，王桥生、王桥明等人只是提供劳务后按天领取劳务报酬而已。故王桥明与嘉铭公司之间是劳务（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二、关于一审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是否恰当的问题。《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后，相关法律条文的用语有所变动，但“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务一方”实际上与“雇主与雇员”在某种层面上含义相同，“劳务”与“雇佣”含义也无本质差别，二者的含义其实是相通的，只是在不同语境中的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但《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内容，调整的是自然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而本案虽然也是提供劳务者受到损害，但鉴于是发生在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劳务损害，其适用的法律依据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所规定的由雇主（即接受劳务一方）负全责的责任原则来处理。本案中，一审判决援引《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虽然有瑕疵，但也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作为判决依据，且判决结果正确。关于赔偿项目及数额，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本院二审不再审查。综上所述，上诉人嘉铭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96元，由上诉人贵州嘉铭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杨再幸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杨绍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