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1民终23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爱利，女，1965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瑞红，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王家村村民委员会，住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王家村驻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71102ME051239XG。法定代表人：尹刚，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强，山东世纪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爱利因与被上诉人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王家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王家村村委会）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102民初7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爱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承包费263049.37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一审法律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2015)东民一初字第2485号民事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无权处分涉案虾池的经营权，确认上诉人与案外人庄建松间的《虾池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对上诉人而言，就同一标的物，不可能既与庄建松之间存在租赁关系，又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在(2015)东民一初字第2485号生效民事判决以认定上诉人与庄建松之间租赁关系成立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显然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的行为系被上诉人的无权处分行为，被上诉人收取的承包费系不当得利，理应予以返还。二、涉案贷款系被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信用社借款(该事实被上诉人一审中已自认)，上诉人是以代偿被上诉人信用社借款的方式支付的承包费，所以，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支付的承包费是代庄建松之夫尹相文交纳的承包费的主张不成立。三、本案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庄建松从被上诉人处承包虾池，然后经被上诉人村委会领导介绍，由庄建松又出租给上诉人。因此，庄建松和被上诉人之间是承包合同关系，与上诉人之间是租赁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不成立，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承包费。王家村村委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冯爱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家村村委会返还冯爱利承包费263049.37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05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7年案外人庄建松丈夫尹相文从王振祥处受让荒滩一处的承包经营权，该荒滩位于，北临涛雒镇育苗厂虾池，南临小海王世龙虾池，东临沿海路大桥，西临水产组，面积为40亩左右荒滩一处。受让后，尹相文进行个人投资开挖虾池修筑围墙。（2015）东民初字第2485号一案查明：“2011年3月15日，王家村村委出具证明：兹证明我村村民庄建松于一九八七年在本村荒滩上，自筹资金开挖虾池三十七亩，开挖费用二十五万。因一九九三年被强台风冲毁，又花费资金三十余万元重新改造，于二〇〇五年转包给王伟，每年承包费两万元，期限十年。该份证明加盖王家村村委公章”。1990年3月20日尹相文与王家村村委会签订《水产养殖业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尹相文承包村集体的位于码头东的虾池一处，承包期为一年，承包期限为1990年3月20日至1990年12月30日止。交管理费10元，缴纳承包费120元。该合同盖有王家村村委会公章，尹德先个人签字和日照市涛雒镇农村经济合同管理站的公章。自1991年起尹相文未能向本村村委会缴纳该虾池的承包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1993年，期间被台风带来的大潮多次冲毁。1993年3月12日，尹相文与本村村民尹刚签订承包虾池合同协议书，该虾池每亩的承包费为420元，承包期为一年，合同约定：因虾池需要重修，凡重修所有的物资款由甲方全部承担，由承包费中扣除，实报实销以单据为准。除此所剩余的承包费由尹刚直接交大队顶甲方欠款。该合同盖有王家村村委会公章，尹德先个人签字及尹相文和尹刚的签字。当年该虾池被台风带来的潮水冲毁。因投资养殖失败打击，尹相文女儿喝药去世，2004年尹相文因压力过大病逝。2005年3月10日，经本村村民尹某1介绍。庄建松与王伟签订了《虾池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庄建松将虾池一处租赁给王伟；租赁期限为10年；王伟首付前三年承包费6万元，合同签字之日付3万元，剩余3万元于4月10日前付清，自2008年3月10日起每年付租金2万元。合同期满，双方共同协商签订另行合同，但王伟的一切建筑设施归庄建松所有。王伟在建设期间若遇问题，双方共同协商解决，期间的经济损失由庄建松承担，庄建松有义务帮助王伟解决周边关系。庄建松、王伟在合同的落款处签字并捺印，时任村主任的尹某1也在合同的落款处签字捺印。《虾池租赁合同》签订后，根据（2014）东民一初字2193号民事调解书查明的事实，王家村村委会得知签订上述租赁合同，便告知王伟不能进行施工建设，因尹相文欠本村陈欠233064.37元及涛雒农村信用社贷款29985元。王家村村委会（甲方）与王伟之妻冯爱利（乙方）签订《虾池荒滩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王家村村委会通过招商引资将集体所有的小海码头水产组以东的废弃荒滩（尹相文90年承包）租赁给冯爱利做养殖开发项目使用。荒滩四至：小海码头水产组以东，东临原水产站小码头，西临河道，南临南店河入海口处，北临镇育苗场1号虾池。承包期限为40年，自2005年1月1日起至2045年1月1日止。合同第三条约定：“先由乙方（冯爱利）承接原尹相文欠村233064.37元及信用社本金29985元作为乙方前二十年的承包费，并作为乙方完全承包条件，从2025年至2045年每年交村委会2万元”。还约定合同期满后，冯爱利未能继续承包，则由有关部门对设施进行评估，由王家村村委会根据评估价格支付相应价款，设施归王家村村委会所有。合同期内由于村委会方的原因解除合同，由村委会根据评估价值支付费用另外按照评估价值的30%支付违约金。履行合同期间如遇国家征用土地，赔偿费用在租赁期间归冯爱利方所有。因涉案荒滩归甲方集体所有，尹相文之妻庄建松与任何单位及个人所签合同为无效合同。该合同盖有王家村村委会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尹祥瑞和冯爱利签字，该合同的主文第一行签订日期为2005年1月1日（为打印字体），但落款签订合同日期处为空白，未填写具体时间。（2015）东民一初字第2485号民事判决书及（2014）东民一初字2193号民事调解书查明：2005年11月1日王伟之妻冯爱利向王家村村委会缴纳233064元，王家村村委会出具收据摘要部分载明：“收原尹相文虾池2005年至2024年承包费计233064.00元，用于归还尹相文欠信用社欠款”。2005年11月10日加盖日照市东港区财务议事会议事专章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收回贷款本息凭证载明分四笔分别收回贷款97000元、87940元、48124元、29985元（前三笔总额为233064元）。（2014）东民一初字219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王伟于2005年3月10日与原告庄建松签订《虾池租赁合同》后交付8年的承包费16万元。在（2014）东民一初字2193号一案中，王伟称每年给付的2万元系在冯爱利与村委签订合同后迫于庄建松的压力及考虑正常的经营需要所为，并非实际的租赁费用。庄建松提交2011年3月15日盖有王家村村委会印章的证明一份，证明庄建松开挖虾池时支付了投资和2005年庄建松将虾池承包给王伟及每年承包费为2万元的事实。2015年1月27日，王家村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尹祥瑞对2011年3月15日盖有村委会印章的证明一份无异议，并证实冯爱利与村委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在王伟替尹相文偿还信用社贷款后签订的。庄建松对冯爱利与村委签订的承包合同有异议，并称并未委托冯爱利偿还尹相文的欠款，村委会与冯爱利也无权处理尹相文与信用社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2015）东民一初字第2485号民事判决书中，庄建松诉称：“2005年3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虾池租赁合同》，将原告的虾池一处租赁给被告，租金每年2万元，期限10年，2015年3月10日合同到期。合同签订后，原告将虾池交付给被告使用，被告交付了8年的租赁费后，欠交最后两年的租金4万元，原告2014年在东港区法院诉讼后，双方达成和解，法院作出（2014）东民一初字第219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4万元。原告于2015年5月20日通过公证送达的方式向被告送达了《迁出租赁虾池通知书》，告知被告原租赁合同至2015年3月10日，早已期满。原租赁合同权利义务已终结，要求被告迁出，被告拒绝迁出。被告无因继续侵占原告的虾池，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迁出原告所有的位于日照市东港区的一处养虾池”。该案中王伟辩称：“原告所诉不符合事实，涉案虾池实际所有权人为涛雒镇王家村村委，实际经营人为案外人冯爱利（系王伟之妻），关于本案争议因涉及案外人权益，案外人已向法院申请申诉”。（2015）东民一初字第248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合同期满原告不想将涉案虾池继续租赁给被告，且已通知被告要求其限期迁出。而被告至今未迁出，未将虾池交付原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故原告请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迁出尚未被国家征用的涉案虾池，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判决：“被告王伟于判决书生效后三十日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迁出原告庄建松承包经营的位于日照市东港区的涉案虾池。”另外，在（2014）东民一初字2193号庄建松与王伟租赁合同一案中,一审法院依法向尹某1作了调查，其陈述：其在《虾池租赁合同》的经办人处签字，签订合同的时间在2005年3月份，尹相文投资养殖的年代，村民贷款必须以村委的名义贷款，贷出款之后再给户里使用。尹相文贷款开发其实就是垒坝，像建设码头一样，尹相文开发的一处滩涂是一片外海，没人敢开发。尹相文投资的坝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1992、1993年，两次被大水冲毁，损失惨重。尹相文所养殖的虾蟹全部被冲入大海，当时情况很惨，全村的中年人，只要能下海的都帮他捞虾蟹。由于压力大，尹相文的女儿和尹相文相继去世。尹相文去世后，尹某1见庄建松抚养两个孩子不容易，外面又欠了很多账务，出于好心，想让庄建松承包出去，就从中撮合介绍王伟促成了这个合同。其认为，这47亩虾池就是尹相文家的。在（2014）东民一初字2193号庄建松与王伟租赁合同一案中，一审法院依法向尹某2作了调查，其陈述：《虾池租赁合同》签订合同的时间是在2005年3月10日王伟替尹相文偿还欠信用社贷款之后签订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一、庄建松与王伟签订的《虾池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冯爱利与王家村村委会签订的《荒滩承包合同》是否有效，两份合同的签订时间的先后顺序问题；二、《荒滩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冯爱利替尹相文偿还信用社贷款是否是《虾池租赁合同》生效的要件，《虾池租赁合同》是否是附条件生效的合同。对于第一个焦点，庄建松的丈夫尹相文系王家村本村村民，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挖、承包涉案荒滩，并从信用社贷款投入了大量资金，经营过程中，损失惨重，后尹相文又与王家村村委会于1990年3月20日签订《水产养殖业承包合同》，这是王家村村民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庄建松一家仍然占有并经营的事实，王家村村民也应众所周知。冯爱利的丈夫王伟作为时任派出所所长，又没有王家村村民的资格也应该知道该荒滩的承包经营情况。因此，王伟知道且应该知道在与王家村村委会签订《荒滩承包合同》时，应首先取得尹相文家人的同意。根据尹相文与王伟签字确认的《虾池租赁合同》、（2015）东民一初字第248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2014）东民一初字第2193号民事调解书中王伟同意向庄建松支付租赁费4万元的事实，能够确认尹相文（及妻子庄建松）与王家村村委会之间的承包合同自始至终是有效的合同。在2005年3月10日，庄建松与王伟签订《虾池租赁合同》时，时任村主任尹某1也在该合同落款处签字。法院在（2014）东民一初字第2193号调查时，该案的当事人为庄建松与王伟，作为证明人的尹某1和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利害关系，且其系促成《虾池租赁合同》经办人，故尹某1的证言效力较高，予以采纳。在《荒滩承包合同》没有落款时间的情况下，应以（2014）东民一初字第2193号的证人尹某1证言为依据，即：《虾池租赁合同》签订时间在2005年3月份。另一位证人尹某2在（2014）东民一初字第2193号调查时证实《虾池租赁合同》是在王伟替尹相文偿还欠信用社贷款之后签订的，该案的当事人为庄建松与王伟，作为该案的证明人尹某2也与双方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证言效力较高，予以确认。再结合王家村村民众所周知的尹相文承包滩涂的事实，以及（2015）东民一初字第248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2014）东民一初字第2193号民事调解书中王伟同意向庄建松支付租赁费4万元的事实，以上互相印证，应确认，庄建松与王伟签订《虾池租赁合同》在先，王家村村委会与王伟之妻冯爱利签订《虾池荒滩承包合同》在后。（2015）东民一初字第248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2014）东民一初字第2193号民事调解书已确认了尹相文（或其妻子庄建松）实际承包人的事实；而王伟不是王家村村民，其承包荒滩应按照法律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并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方可承包，故《虾池租赁合同》事实是转包合同，王伟和其妻冯爱利的身份应系接包方。而王家村村委会系发包方，尹相文与庄建松夫妇系承包方，按照《水产养殖业承包合同》第五条约定，其转包行为应先经过发包方同意。而尹相文与王家村村委会之间的承包合同是有效合同；庄建松与王伟签订《虾池租赁合同》（转包合同）时，王伟不是本村村民，没有直接接受转包的资格，但在村委会主任尹某1签字后，应视为在转包时取得了王家村村委会的同意，且后期也实际履行至2015年左右，故也是有效合同。但该《虾池租赁合同》成立后，其生效是有条件的，生效的条件就是：王伟替尹相文偿还以王家村村委会名义向信用社贷款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在《荒滩承包合同》第三条中明确约定：“先由乙方（冯爱利）承接原尹相文欠村233064.37元及信用社本金29985元作为乙方前二十年的承包费，并作为乙方完全承包条件，从2025年至2045年每年交村委会2万元”。而（2014）东民一初字第2193号的证人尹某1（该案中不是利害关系人）证言陈述：尹相文投资养殖的年代，村民贷款必须以村委的名义贷款，贷出款之后再给户里使用。该证言中的事实也进一步佐证了冯爱利转包的条件。因此，《荒滩承包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是转包合同——《虾池租赁合同》生效的条件。《荒滩承包合同》实际履行，《虾池租赁合同》也才能生效并得以履行。故，冯爱利实际是依据上述合同的约定替实际贷款人尹相文偿还的信用社借款，冯爱利是为了顺利履行《虾池租赁合同》这份转包合同才替尹相文履行了还款义务，其行为既是为了《虾池租赁合同》生效而实施的合同行为，也是为了实现合同目的的自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冯爱利在依据上述合同履行还款义务15年之后，再向王家村村委会主张权利，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对此，冯爱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换言之，如果冯爱利不履行替尹相文偿还信用社借款的义务，从一开始，王家村村委会也不会同意转包，冯爱利也不能取得经营涉案标的物的资格。且冯爱利的主张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其庭审中也未提交曾经主张权利的证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冯爱利要求王家村村委会返还承包费263049.37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46元，由冯爱利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此外，本院（2017）鲁11民终3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涉案虾池被国家征用，冯爱利从日照海洋城管委领取了涉案虾池的补偿款8740716.29元。本院认为，庄建松作为涉案虾池的承包人与王伟签订《虾池租赁合同》，将涉案虾租给王伟经营，双方之间实质形成转包关系。因王伟并非王家村村委会村民，其从庄建松手中承包涉案虾池应经王家村村委会许可同意，而王家村村委会与王伟之妻冯爱利签订的《荒滩承包合同》即表明王家村村委会同意冯爱利对涉案虾池进行承包经营。但根据上述《荒滩承包合同》第三条“先由乙方（冯爱利）承接原尹相文欠村233064.37元及信用社本金29985元作为乙方前二十年的承包费，并作为乙方完全承包条件，从2025年至2045年每年交村委会2万元”的约定，冯爱利取得承包经营权的条件是由冯爱利承接原尹相文欠王家村村委233064.37元及信用社本金29985元作为冯爱利前二十年的承包费。现并无证证据证实上述《荒滩承包合同》存在无效之情形，且现有证据证实冯爱利亦按约向王家村村委会交纳上述款项，冯爱利对涉案虾池进行了实际承包经营，并在承包经营期间因涉案虾池被国家征用，领取了涉案虾池的补偿款8740716.29元，冯爱利和王家村村委会均按约履行了相应义务。现冯爱利主张王家村村委会返还其交纳的上述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冯爱利的本案诉讼请求正确。综上所述，冯爱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46元，由上诉人冯爱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卜雪雁审判员  杨荣国审判员  苗自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飞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