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59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欧永标，男，1991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镇光，广东灝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淇昌，男，199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欧永标因与被上诉人戴淇昌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2072民初59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欧永标上诉请求：1.改判戴淇昌向欧永标返还投资款71000元；2.改判戴淇昌向欧永标支付因逾期返还投资款而发生的违约金14200元。事实和理由：一、欧永标发出的涉案《收据》无论从内容、对象、是否成立等方面均未体现出其认可《收据》上的56809元为对账金额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不清，二审应予纠正。1.从内容上看，该《收据》的抬头为“收据”，且通过对该收据载明的内容进行文义分析，欧永标的意思是同意戴淇昌的母亲何艳群代戴淇昌还款56809元，但并未表示该还款金额为最终对账金额，也未表达该款项还清后双方之间的合伙债务关系终结的意思表示。一审庭审中，欧永标已明确该56809元是何艳群单方计算的金额，意味着戴淇昌的母亲愿意对该部分款项承担还款责任。因此，欧永标出具该《收据》并无不当，不应据此视为欧永标放弃主张《欠款协议书》中剩余投资款。2.对于戴淇昌而言，欧永标发送《收据》行为的本质是相对方为戴淇昌的母亲何艳群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起到认同何艳群协助戴淇昌还款的法律效力，但不能起到证明双方达成同意变更《欠款协议书》的意思表示。从欧永标的代理人与戴淇昌的通话录音的内容可知，戴淇昌在签订涉案《欠款协议书》时已提出其母亲会代为还款，剩余款项则由其本人偿还，这说明戴淇昌在履行《欠款协议书》的过程中已预见到对账后由其母亲代还款项的可能性。3.通过语境分析及事后行为可知，欧永标并不认可《收据》载明金额为对账金额。二、在无书面协议推翻《欠款协议书》的情况下，戴淇昌提出双方事后确有对账行为的，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和合理说明，但现有证据证明戴淇昌认可的对账金额56809元是在扣减先前支付的20000元后得出的，与戴淇昌的陈述不符。1.虽然双方签订《欠款协议书》前未对合伙体的盈亏进行对账确认，但欧永标在庭审中已经指出该金额为戴淇昌母亲自行计算，并无欧永标的参与核对。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能武断地认定双方存在事后对账的行为。2.戴淇昌在庭审中明确，由于有两年多的数目，经过长时间对账，可以确定最终对账金额为56809元，但涉案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证据均无法证实该说法。3.本案转账支付的20000元在前，双方签订《欠款协议书》在后，故可推断该20000元不应是返还投资款，即使戴淇昌否认也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4.欧永标与戴淇昌签订《欠款协议书》后并无书面对账协议，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未提出再次签订还款协议的内容，戴淇昌所谓事后对账行为的说法并无事实依据。三、《欠款协议书》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双方理应恪守履行其中的违约条款。如果戴淇昌认为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应承担举证责任。戴淇昌辩称：尊重一审判决，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欧永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戴淇昌向欧永标返还投资款71000元及违约金142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15日，欧永标（甲方）与戴淇昌（乙方）签订《股权投资协议》，约定鉴于中山市小榄镇榄彩印刷材料商行（以下简称榄彩商行）CTP部发展良好，甲方看好该投资机会，决定以自由资金对榄彩商行CTP部进行投资；甲方投资乙方公司股份，甲方将投资资金汇入乙方账户，双方以出资额占股份总额的比例承担风险，分享利润，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80000元，甲方所占榄彩商行CTP部（包括所有CTP部工作设备）的30%；乙方应于收取当月货款并减去当月支出后支付当月纯利润的30%给甲方作为分红。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同日，欧永标（甲方）与戴淇昌（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乙方双方基于良好的信任，结成深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本公司资源归甲乙双方所有，按股份分配；甲乙双方按照实缴的股份比例分享和承担，甲方占30%，乙方占70%；甲方的工资报酬为5000元/月，乙方的工资报酬为5000元/月，铺租和水电费从公司账户中支付。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9年7月5日，欧永标（乙方）与戴淇昌（甲方）签订《欠款协议书》，约定鉴于甲乙双方于2016年10月15日共同签署的《合作协议》《股权投资协议》，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上述两份协议，甲方需退回乙方投资款共计80000元；甲方分期返还乙方投入的全部款项，从2019年7月15日起每个自然月30日前还款3000元，共26期，账单以乙方银行到账流水为依据；甲方任何一期不能按时还款，甲方剩下应还款视为全部到齐，乙方除有权追收甲方全部应还款项之外，还有权追收全部应还款的20%作为违约金。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20年3月4日，欧永标向戴淇昌妻子发送一份收据，并附言“按这个写”。戴淇昌妻子截取收据中的话“帮戴永昌还款金额为元”发给欧永标，并问“那这里具体多少钱要写清楚”，欧永标回复好的，戴淇昌妻子回复“欠款金额写清楚之后我们再核对下，无误就打印出来签名，各执一份”，欧永标回复好的。2020年3月5日，欧永标再向戴淇昌妻子发送一份收据，收据内容如下：何艳群帮戴淇昌还款金额为56809元人民币，在2019年11月2日、2019年12月2日、2019年12月31日已还欠款9000元，剩下的可以一次结清或每月必须准时还款3000；（备注：还款金额按工商银行卡6222********6263631卡号的流水为准，并备注还款）收款人：欧永标。戴淇昌妻子回复收到。一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欧永标投资款本金为80000元，签订《欠款协议书》后戴淇昌共计向欧永标支付了9000元，签订《欠款协议书》前双方并未对账。欧永标主张，戴淇昌在2019年7月1日转账20000元分红款给其，戴淇昌母亲知道后才发现其与戴淇昌之间的合伙关系，并要求其退出合伙；其与戴淇昌作出《欠款协议书》后，戴淇昌母亲并不确认该对账金额，于是戴淇昌母亲计算了一个退款金额56809元，其是不确认的；当时戴淇昌母亲提出如果不重新对账就不同意还款，其迫于无奈就以电子形式发了一份收据给戴淇昌配偶，但没有发给戴淇昌，其与戴淇昌并没有重新对账的意思表示；当时其与戴淇昌有约定，无论其与戴淇昌母亲如何对账，戴淇昌均会补足80000元，但戴淇昌母亲并不知情，其碍于情面只好以收据形式称戴淇昌母亲帮戴淇昌还款，而无明确说明戴淇昌的欠款总额。戴淇昌对该说法不予确认。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欧永标提交其代理人与戴淇昌于2020年5月27日的通话记录。在该通话记录中戴淇昌提到当时签订《欠款协议书》的时候欧永标的意思是先签着80000元，后面对账多少，就按对账金额算，不够再补；并询问欧永标代理人欧永标现在想在47000元的基础上加多少，大家可以谈，因为其之前已经转给欧永标几万元了；欧永标当时是承认收据载明的数额的，后来出现延迟还款的情况，欧永标就拿《欠款协议书》说事，但戴淇昌也跟欧永标说了，可以在47000元的基础上补一点给欧永标，现在协商就是这样的方向。一审法院另查明，榄彩商行系成立于2009年3月9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戴永森。一审庭审中，戴淇昌陈述其系榄彩商行的运营者，其与戴永森系父子关系，与何艳群系母子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欧永标提交的《股权投资协议》《合作协议》及双方的庭审陈述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之后因欧永标退伙，双方签订《欠款协议书》。虽双方于2019年7月5日签订的《欠款协议书》载明戴淇昌应向欧永标支付退伙款为80000元，但此时双方并未对合伙体的盈亏进行对账确认，且，欧永标于2020年3月25日主动向戴淇昌妻子发送的收据载明的金额为56809元，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最终对账确认的退伙款为56809元。虽然欧永标并非直接向戴淇昌发送该份收据，但其向戴淇昌妻子发送了该份收据，且该份收据载明的是其与戴淇昌之间关于退伙的事宜，且戴淇昌亦认可该份收据，故该份收据应视为欧永标与戴淇昌的共同意思表示。虽欧永标称该收据并非对账意思表示，是迫于无奈才出具的，但其明知56809元的金额系戴淇昌母亲计算出来的退伙金额的情况下，仍主动向戴淇昌妻子发送载明有该金额的收据，其行为应视为其当时是认可该对账金额，亦同意戴淇昌以该金额履行付款义务。双方均确认戴淇昌已支付退伙款9000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据此，戴淇昌尚欠欧永标的退伙款为47809元。戴淇昌抗辩称因疫情导致收入减少，未能按《欠款协议书》约定每月向欧永标支付3000元退伙款，但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戴淇昌未按《欠款协议书》约定每月向欧永标支付3000元退伙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欠款协议书》及收据的约定，欧永标有权要求戴淇昌一次性清偿所有款项。鉴于欧永标未举证证明因戴淇昌违约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履约情况、戴淇昌违约程度、欧永标逾期利益等因素，将违约金酌情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因戴淇昌已支付了3期款项共9000元，其从第四期付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9年10月30日开始至起诉期间未有任何还款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违约金从2019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欧永标诉求违约金超出一审法院认定范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戴淇昌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欧永标支付退伙款47809元及相应违约金（以47809元为计算基数从2019年11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欧永标超出上述判项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30元，减半收取计965元，由欧永标负担424元，戴淇昌负担541元（该款已由欧永标向一审法院预交，戴淇昌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迳付欧永标541元，一审法院不另行收退）。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庭审时，欧永标解释其与戴淇昌为何未进行对账即签订涉案的《欠款协议书》时称：“被告母亲负责财务，但其母亲从来没有向原告披露经营数据，我方无法确实确认，只要求退还投资本金。”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欧永标的上诉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戴淇昌尚欠欧永标的合伙款是多少；二是戴淇昌应支付的违约金应如何计算。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关于争议焦点一，即戴淇昌尚欠欧永标的合伙款是多少的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虽然2019年7月5日戴淇昌与欧永标于签订涉案的《欠款协议书》中约定戴淇昌应向欧永标支付退伙款为80000元。但戴淇昌与欧永标均确认双方此时并未对双方合伙经营期间产生的盈亏进行对账。鉴于欧永标亦确认戴淇昌的母亲何艳群在双方合伙期间负责榄彩商行的财务工作，掌握经营的数据，故最终由何艳群核定戴淇昌与欧永标之间退伙应返还的退伙款亦符合双方确认的上述情况。欧永标亦将何艳群核定的退伙款56809元以收据的形式发送给戴淇昌的妻子，而戴淇昌对该结算金额亦表示确认，由此可见，戴淇昌已与欧永标达成以56809元进行结算的合意。虽然欧永标对上述收据上载明的款项56809元不予确认，主张该金额并非双方最终确认的金额，双方结算价款仍应按照《欠款协议书》载明的金额80000元进行结算，但上述收据上的金额精确到个位数，显然是双方精确计算后确认的金额。至于欧永标主张涉案收据上载明的金额仅为其与戴淇昌约定应由戴淇昌的母亲代为偿还的部分款项，其并未放弃向戴淇昌追偿剩余款项的问题，戴淇昌对此不予确认，涉案收据亦未反映该内容，且欧永标的该说法亦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此外，虽然欧永标提交了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证明其与戴淇昌曾就支付退伙款的问题进行协商，但双方并未在微信聊天或者电话中达成一致的意见，戴淇昌亦明确表示其不确认应支付的退伙款为80000元。故欧永标提交的上述证据亦不能推翻涉案收据所证明的上述内容。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戴淇昌与欧永标结算的退伙金额为收据上载明的金额56809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双方均确认戴淇昌已支付的退伙款为9000元，故戴淇昌尚欠欧永标的退伙款为47809元。关于争议焦点二，即戴淇昌应支付的违约金应如何计算的问题。戴淇昌未按约定按时足额向欧永标支付退伙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涉案《欠款协议书》及收据的约定，欧永标有权要求戴淇昌一次性清偿所有款项并支付违约金。虽然双方在《欠款协议书》中约定戴淇昌逾期付款应按全部应还款的20%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但戴淇昌主张其无须向欧永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其该抗辩包含了要求下调违约金计算标准的意思表示。鉴于欧永标未举证证明因戴淇昌违约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本院认为，戴淇昌逾期支付退伙款给欧永标造成的主要损失系欧永标未能及时收取款项所遭受的损失，该损失一般反映为利息损失。本院根据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戴淇昌应支付的违约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因戴淇昌已支付了3期款项共9000元，其从第四期付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9年10月30日起未有任何还款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违约金从2019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欧永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5元（上诉人欧永标已预交），由上诉人欧永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岳文审判员  吴合波审判员  马燕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高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