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民终13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朝祥，男，1970年10月25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蒙海龙，贵州本芳（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学芬，女，1939年5月10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昌海，男，1972年7月14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伍国锡，男，1964年5月10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伍康英，女，1975年9月16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上诉人李朝祥因与被上诉人卢学芬、伍昌海、伍国锡、伍康英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423民初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朝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四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未查明伍昌达的死亡原因，未查明是否存在侵权、是否存在过错。一审也未查明签订协议的过程。事实是伍昌达自行主动邀约他人打牌喝酒，且是伍昌达自己发牌，伍昌达是死于喝酒，这个过程很难说上诉人存在过错。伍昌达死亡后被上诉人（卢学芬除外）组织了十多辆车拉着80多人赶到普定，派出所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向上诉人施压，上诉人出于恐惧心理被迫签字，并非自愿，派出所出于维稳的目的主持的调解实际上并不能强化协议的效力。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委托的律师当庭申请向派出所调取证据，核实签订协议的情形一审未对此进行核实。2、案涉合同主体不合法，根据民法的规定受领赔偿的人是伍昌达的近亲属即伍昌达的母亲卢学芬。伍昌海作为第二顺序的近亲属不能作为主体签订协议，因此签订的协议无效。一审中伍昌海也未举证证明其获得卢学芬的授权，卢学芬也未到庭追认伍昌海签订协议的行为。本案伍国锡、伍康英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案涉合同内容不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是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丧葬费应按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约4万不到，协议约定8万元不合法；协议中约定的“赡养费”不是法律载明的赔偿项目，且死者伍昌达也无赡养伍昌海、伍国锡、伍康英的义务。四被上诉人卢学芬、伍昌海、伍国锡、伍康英二审未答辩。原审原告卢学芬、伍昌海、伍国锡、伍康英一审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于2020年1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2、判决被告支付安葬费5.5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死者伍昌达生前与被告李朝祥系朋友关系。2020年1月21日，因被告岳母去世，被告邀请伍昌达去普定县坪上镇大哪村哪叭岩吃酒。期间，伍昌达与被告外家前来吃酒的亲戚打牌喝酒，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去医院途中，被告给原告方1,000元，说是买点香烟给来看望的亲戚抽。就如何赔偿问题，双方经当地派出所（普定县公安局坪上派出所）调解，于2020年1月22日达成协议，约定主要内容为：被告于2020年1月22日早上8时前，向原告支付6万元安葬费，晚上20时前再支付2万元安葬费；2020年8月30日前，支付赡养费12万元。此后，被告通过转账方式分别于2020年1月23日上午9时38分、1月24日上午11点19分向原告方支付20,000元、5,000元，共计25,000元。另查明，死者伍昌达，生前未婚，无子女，有四姊妹，大哥伍国锡、兄弟伍昌海、四妹伍康英，母亲卢学芬，父亲伍天德（已故）。出事当日，原告伍昌海、伍国锡、伍康英考虑到母亲卢学芬心理承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刺激，未将伍昌达死亡的事告知卢学芬。待两个月后，安葬伍昌达时才告知卢学芬。一审认为，对案涉协议的效力认定，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对此，认定如下：2020年1月22日，原告伍昌海与被告李朝祥签订的《协议书》，是在普定县公安局坪上派出所的调解下签订，出于双方自愿，意思表示真实。被告提出系受胁迫所签的抗辩意见，无证据证明，依法不予采纳。原告伍昌海在签订协议时，形式上看是其个人行为，但结合签字时其他兄妹皆在，并作为在场人签字的事实，足以证明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伍昌海的行为是代表死者家属的行为。即使当时伍昌海没有得到其母卢学芬的书面授权，但事后原告卢学芬未提出异议，其默认行为属于事后追认行为，应当视为原告伍昌海的行为，不仅能代表其母卢学芬，而且能代表死者家属。因此，对被告提出协议主体不合法的抗辩意见，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协议内容，因双方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实体权利作出的让渡，属于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据此，对被告提出协议内容违法的抗辩理由，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案涉协议书，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属有效合同，各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原告卢学芬、伍昌海、伍国锡、伍康英与死者伍昌达虽然都是家属关系，但能与伍昌达形成法律上的近亲属关系的人仅是原告卢学芬，因此，被告在履行合同债务时，应当向原告卢学芬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1、确认原告伍昌海与被告李朝祥于2020年1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2、被告李朝祥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即，被告李朝祥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卢学芬支付约定的安葬费80,000元（履行时，应当扣除被告李朝祥已支付的26,000元）；被告李朝祥于判决生效后，于2020年8月30日前向原告卢学芬支付约定的被抚养人生活费120,000元。3、驳回原告卢学芬、伍昌海、伍国锡、伍康英在本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8元，由被告李朝祥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李朝祥二审未提交新证据，提交《申请书》一份并附《询问笔录》复印件，要求申请追加被申请人李永邦、王凤辉、李玉鹏、王中平、杨国祥、吴邦宁、李永富、李永贵、伍天宏、杨国刚、李永明、李永辉、王令其、李玉龙、李朝刚15人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理由是被申请人与本案审理具有直接法律上的关系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四被上诉人卢学芬、伍昌海、伍国锡、伍康英二审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案涉当事人在基层派出所的主持下达成事件处理《协议书》，四被上诉人卢学芬、伍昌海、伍国锡、伍康英依据《协议书》主张权利，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并非侵权责任纠纷，故上诉人李朝祥在二审中申请追加李永邦等15人参加诉讼，李永邦等15人并非协议的当事人，不属于合同纠纷必要共同诉讼人，其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审主要围绕上诉人李朝祥的上诉事实和请求进行审查。根据上诉人李朝祥的上诉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事实是否清楚；2、案涉《协议书》签订主体和内容是否合法。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李朝祥主张一审未查清死者死亡原因及系迫于压力和恐惧签订协议。在案涉《协议书》中已经载明，死者系因上诉人“李朝祥老外婆过世，邀请伍昌达到普定县坪上镇大哪村哪叭岩吃酒，因伍昌达饮酒后实发意外死亡。”在《协议书》中阐述死者死亡原因，并就死者死亡问题达成协议。上诉人李朝祥认为自己系出于压力和恐惧等因素签订。案涉《协议书》系在基层派出所的主持下签订，上诉人李朝祥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是受胁迫进行，心理上的恐惧不能成为其事后予以否认、反悔的理由。经查一审庭审笔录，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上诉人方无任何证据提交，故其主张当庭申请法院到派出所调取证据，调取哪方面的证据、证明目的、与本案关系等并无依据。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协议书》主体系卢学芬的子女签字，卢学芬虽然未签字，属于效力待定合同，但卢学芬已经作为本案的原审原告主张权利，可见其对案涉《协议书》的签订并无异议并认可，从《协议书》中所使用的词句“赡养费”的通常给付的对象应为死者之母即卢学芬，因此上诉人李朝祥主张合同主体不合法的理由不成立。对于合同给付款项的金额，完全系签订协议各方的商讨签订，无需事后依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另行计算。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李朝祥对判项给付内容超出当事人诉请未提出上诉，且案涉《协议书》中载明款项给付的时间节点，一审一并处理也减轻各方当事人诉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6元，由上诉人李朝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颂审判员 黄光美审判员 朱俊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杨 彤附：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