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85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柳毓，男，1976年4月2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为K525808（1），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为H0943573200。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晓婷，女，汉族，1996年10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为441************863。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俊涛，广东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玲燕，女，汉族，1995年9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固始县******季店组，公民身份号码为413************825。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广东启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柳毓、梁晓婷与被上诉人赵玲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1972民初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柳毓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杨柳毓无需向赵玲燕返还货款123380元及利息损失；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赵玲燕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杨柳毓与赵玲燕之间属于委托关系，不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赵玲燕向杨柳毓下达指示代购某具体型号手机，而后杨柳毓根据赵玲燕的购买具体型号手机的指示向案外人罗泳佳询价，赵玲燕决定购买后，杨柳毓去往香港时顺便代购向赵玲燕交付。根据聊天记录显示赵玲燕是知情杨柳毓朋友是在香港苹果专卖店做总监，每次赵玲燕询问价格，杨柳毓也是告知赵玲燕先询问其朋友才会得知当日价格，可见其没有决定权。另外采购型号和台数，杨柳毓是无法及时回复，需要等其朋友确认后方可答复是否能够拿到。故赵玲燕与杨柳毓之间属于典型的委托关系，即便赵玲燕不认识案外人罗泳佳，或者不知道是否存在案外人罗泳佳，不影响赵玲燕与杨柳毓之间委托关系的存在。（二）杨柳毓在处理委托事项时是无偿的，并且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为赵玲燕代购手机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因杨柳毓经常往返香港和大陆，加上赵玲燕系杨柳毓女友的闺蜜才顺便捎带。在该无偿委托合同中，杨柳毓并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赵玲燕造成损失，故杨柳毓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杨柳毓并未认可和赵玲燕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杨柳毓一审提交的本人邮寄的答辩状只是向法院说明案件事实和情况，答辩状陈述的也是杨柳毓与赵玲燕相熟，赵玲燕了解到杨柳毓有朋友在香港苹果专卖店做总监，能够拿到便宜手机，当天如果价格合适，赵玲燕决定购买后，杨柳毓最近时间去往香港时顺便为赵玲燕代购，虽其有表述有“买卖”字样，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杨柳毓认可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同时，杨柳毓一直强调代购的相关风险，此风险包括无法完成代购，虽说解释一直在筹钱退还赵玲燕，但其筹钱的一大途径便是前往公安机关报案，通过警方找到收款方也就是香港苹果专卖店总监，并不能因此认定杨柳毓同意向赵玲燕返还已收货款。梁晓婷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梁晓婷无需向赵玲燕返还货款123380元及利息损失；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赵玲燕负担。事实与理由：梁晓婷不是委托关系的受托方或合同相对方，本案与梁晓婷无关。首先，梁晓婷因与赵玲燕是闺蜜，故而告知赵玲燕其男朋友杨柳毓能够代购低价手机，赵玲燕得知后添加了杨柳毓微信，与杨柳毓直接进行协商代购事项，梁晓婷并未参与。其次，梁晓婷与杨柳毓是情侣关系，双方一同前往香港游玩，陪同杨柳毓前往罗泳佳处取手机合情合理，不能因为有陪同便认为双方存在委托关系。再次，赵玲燕与杨柳毓建立委托关系后，协商代购手机的数量、价款也仅仅是在赵玲燕与杨柳毓之间发生，梁晓婷并未参与其中，其从未收到过赵玲燕的任何款项。如果梁晓婷是受托人，梁晓婷相对于杨柳毓更能取得赵玲燕信任，赵玲燕没必要转账至杨柳毓处。最后，退一步来讲，即便是最初两台手机的委托代购过程中，梁晓婷有参与代购的合意，但并无证据证明在其后的十台手机的代购事项中有参与代购的合意。针对杨柳毓、梁晓婷的上诉，赵玲燕辩称，杨柳毓、梁晓婷与赵玲燕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针对各方关系调查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请求驳回杨柳毓、梁晓婷的上诉请求。赵玲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晓婷、杨柳毓返还预付款123380元、支付利息（以123380元为计算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梁晓婷、杨柳毓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赵玲燕于2018年9月11日至同年10月13日期间陆续将24台手机的货款交付给杨柳毓。杨柳毓、梁晓婷已将其中4台手机交付给赵玲燕。赵玲燕没有取得剩余20台手机，也没有收回剩余20台手机的货款123380元。付款前及付款过程中，赵玲燕清楚前述手机的货源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案涉合同关系是否买卖合同关系的查明。其一，虽然杨柳毓、梁晓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主张案涉合同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但杨柳毓于庭审前在向一审法院寄交的书面答辩状中自认赵玲燕经考虑向其购买了1台手机、赵玲燕在收到该台手机后就一直在其处订手机，并表示愿意向赵玲燕偿还剩余20台手机的货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采信当事人杨柳毓的在先陈述。其二，2018年9月2日（为赵玲燕付款前），梁晓婷曾发微信给赵玲燕，先表示其有两台苹果手机且询问赵玲燕是否有朋友购买（后该2台手机由赵玲燕付款购买，在赵玲燕付款购买的24台手机中），后表示“我卖的几台全是熟人”。虽然前述在后的表示是梁晓婷就案外交易的陈述，但前述前后表示不仅可以反映梁晓婷在先向赵玲燕推销手机，还可以反映梁晓婷有买卖手机的意思。其三，杨柳毓曾发微信给赵玲燕表示“有一台X便宜的八点前订”，该微信可以显示杨柳毓曾主动联系赵玲燕推销1台手机。2018年9月22日，杨柳毓曾发微信给赵玲燕提出有8台手机要卖。该些微信可以证实杨柳毓主动联系赵玲燕推销手机。其四，杨柳毓、梁晓婷曾分别微信赵玲燕表示提供手机给不赚赵玲燕钱，且杨柳毓曾以手机报价降低为由对1台手机向赵玲燕退还10元、以把钱给赵玲燕赚为由对1台手机向赵玲燕退回70元。杨柳毓、梁晓婷据此主张案涉合同关系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杨柳毓、梁晓婷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证实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购买手机实际价格的证据。杨柳毓、梁晓婷的前述微信表示和杨柳毓的前述行为，不足以证实向赵玲燕提供手机没有赚取差价。综上四点，案涉合同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买方是赵玲燕，杨柳毓是卖方之一。关于梁晓婷是否案涉买卖合同共同卖方的查明。其一，2018年9月2日（为赵玲燕付款前），梁晓婷曾发微信给赵玲燕，先表示其有两台苹果手机且询问赵玲燕是否有朋友购买（后该2台手机由赵玲燕付款购买，在赵玲燕付款购买的24台手机中），后表示“我卖的几台全是熟人”。虽然前述在后的表示是梁晓婷就案外交易的陈述，但前述前后表示不仅可以反映梁晓婷在先向赵玲燕推销手机，还可以反映梁晓婷有买卖手机的意思。其二，2018年9月2日，梁晓婷发微信给赵玲燕表示，“因为我这边拿货就是6150”。该微信可以显示梁晓婷曾就案涉部分手机向赵玲燕提出价格。其三，2018年9月29日，梁晓婷发微信给赵玲燕表示，“就是专门来给你拿手机的”。梁晓婷曾与杨柳毓一起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购买手机，并将手机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带回内地。其四，梁晓婷曾亲自将部分手机在广东省东莞市交付给赵玲燕。综上，梁晓婷亦是案涉买卖合同的卖方。赵玲燕与杨柳毓、梁晓婷在庭审中选择适用内地的法律解决案涉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杨柳毓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是涉港买卖合同纠纷。赵玲燕与杨柳毓、梁晓婷约定适用内地的法律解决案涉争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的法律。一审法院已查明，案涉合同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买方是赵玲燕，卖方是杨柳毓、梁晓婷。赵玲燕已支付货款向杨柳毓、梁晓婷购买24台手机。杨柳毓、梁晓婷仅向赵玲燕交付了4台手机，没有向赵玲燕交付剩余20台手机。杨柳毓、梁晓婷的前述行为已构成违约。赵玲燕于起诉前曾向杨柳毓、梁晓婷主张返还20台手机的已付货款。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赵玲燕主张杨柳毓、梁晓婷返还20台手机的已付货款人民币123380元、支付利息（以人民币12338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2日起计至还清货款之日止），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由于前述利息属于杨柳毓、梁晓婷因占用赵玲燕资金而应赔偿赵玲燕的损失，故杨柳毓、梁晓婷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前述利息。由于2019年8月20日后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2019年1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杨柳毓、梁晓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杨柳毓、梁晓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调整超过年利率6%的，杨柳毓、梁晓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综上，一审法院依照前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参照前述法律的规定，判决：一、杨柳毓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返还货款123380元、赔付占用资金的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23380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2日起计至还清前述货款之日止；2019年1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调整超过年利率6%的，按年利率6%计付）给赵玲燕；二、梁晓婷对杨柳毓判项一的债务向赵玲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赵玲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47.8元，由赵玲燕负担480.2元，由杨柳毓、梁晓婷负担2767.6元。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赵玲燕与杨柳毓、梁晓婷之间的合同关系应当如何认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系杨柳毓向赵玲燕告知手机的价格、型号、数量等信息后，赵玲燕将决定购买手机的数量、型号告知杨柳毓，并向杨柳毓支付款项，杨柳毓收取款项之后，再在香港购买相应型号的手机。在赵玲燕告知杨柳毓所要购买的手机型号及支付款项时，赵玲燕知晓杨柳毓并不持有其所要购买的手机，杨柳毓是根据赵玲燕的指示去购买相应型号的手机，故赵玲燕与杨柳毓之间应是委托关系。关于赵玲燕与梁晓婷之间的关系。梁晓婷与杨柳毓系情侣关系，赵玲燕经梁晓婷介绍认识杨柳毓，赵玲燕是基于对梁晓婷的信任委托杨柳毓代购手机。根据赵玲燕与梁晓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梁晓婷亦有向赵玲燕告知其可代购手机，并同杨柳毓一起前往香港将梁晓婷指定购买的部分手机带回内地，向赵玲燕交付，已交付手机的款项赵玲燕支付给了杨柳毓。鉴于梁晓婷与杨柳毓之间的关系以及梁晓婷实施的推销、交付手机等行为，本院认为梁晓婷与杨柳毓一起与赵玲燕之间构成委托关系。杨柳毓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系涉港委托合同纠纷，各方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同意适用内地法律解决案涉纠纷，本院依法予以认可，确认内地法律为本案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杨柳毓在收取梁晓婷支付的123380元款项之后，并未向赵玲燕交付手机，赵玲燕有权要求解除其与梁晓婷、杨柳毓之间的委托合同，并要求梁晓婷、杨柳毓返还其支付的123380元款项。杨柳毓主张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是无偿的，但杨柳毓、梁晓婷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从香港购买手机的实际价格，无法证明未赚取差价，其主张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系无偿的，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杨柳毓在收取赵玲燕支付的款项之后，并未完成赵玲燕的委托事项，且经赵玲燕催促，杨柳毓、梁晓婷均未向其返还款项，存在过错，故赵玲燕诉请返还预付款123380元及从起诉之日至清偿之日的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杨柳毓、梁晓婷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部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对判决结果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及前述援引之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535.20元，由杨柳毓负担2767.60元（杨柳毓已预交），由梁晓婷负担2767.60元（梁晓婷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海晖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杨 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关 东王颖盈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