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72民初1202号 原告：高信良，男，1965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岱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厉孝国，浙江泽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壮论，岱山县恒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金业，男，1990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赣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江苏四季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杰，江苏四季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信良与被告李金业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20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高信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厉孝国、刘壮论，被告李金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杰到庭参加诉讼。高信良申请的证人刘某、李金业申请的证人秦某、庄某出庭陈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信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李金业支付工资142500元。事实与理由：李金业经营水产品生意，高信良多年来从事渔业生产，2019年上半年，双方业务合作，李金业雇佣高信良任“苏启渔0××××”号、“苏赣渔0××××”号船长，并联系收购渔货。同年5月10日，李金业要求高信良下半年继续与其合作当船长，并联系收购渔货。高信良事后联系衢山当地的七个船老大将下半年渔货供应给李金业。同年8月1日出海至9月14日，均系高信良联系的渔船为李金业供货。后因李金业在同年6月被羁押，李金业妻子于同年9月14日通知高信良不再收渔货，高信良随及回家等待，并告知等待李金业妻子通知，但至年底也未有通知。现李金业约定的16万劳务工资，仅支付一部分，尚欠142500元，故诉至法院。 李金业辩称，一、高信良所称的在“苏启渔0××××”号、“苏赣渔0××××”号两船任职陈述与事实不符，两船均有各自船长；二、高信良所称约定的16万工资亦与事实不符，其仅截取了部分聊天记录，高信良并未按约完成渔货收购任务，无权主张所谓的工资；三、李金业妻子已先后支付高信良24000元，高信良为李金业联系船只收取渔货时间也仅一个月，亦未履行当初约定的承诺，也给李金业造成损失；四、双方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高信良提供的应为类似中介服务，也仅能根据服务效果收取相应的报酬，本案中其未尽职，无权主张相应的报酬。 高信良为证明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调查笔录，证明李金业雇佣高信良及工资金额的事实； 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金业承诺保底工资为16万元的事实。 高信良申请的证人刘某当庭陈述：高信良今年在我家船上做，我家是收货船，从8月1日到农历年底，约定工资24万元，就是在船上代为收鱼货，但是也帮我们开船、做工，人比较勤快。收货船从生产船上收货，大概是两三天一条船出去，如果约定好了，生产船上的货都是要的。 李金业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询问笔录两份，证明高信良所称在两船担任船长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其只是从事介绍联系货源工作，且仅仅收过五、六次货； 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金业妻子已支付高信良合计24000元。 李金业申请的证人秦某当庭陈述：我是受李金业雇佣，在“苏赣渔0××××”号船上担任船长，从事开船、收渔货业务，高信良在我船上就待了两次，第一次是出海的时候，没有收货，第二次是八月十五日以前待了两天，就收了一次货。高信良在船上没有干什么，因为就做了两天，就叫了生产船送鱼货，在船上就打打电话。高信良介绍收货的价钱比码头上的高，我们自己都能收到。询问笔录上的签字是我签的，都是我的真实陈述。 李金业申请的证人庄某当庭陈述：我是在“苏启渔0××××”号船上为李金业打工，当时高信良在船上负责介绍收货，在船上其他事情不做的，他在“苏启渔0××××”号、“苏赣渔0××××”号两条船上都上过，主要在“苏启渔0××××”号船上，通过高信良介绍的船上收了大概几次货没有印象了，但通过高信良收来的货价格比较高，我是通过对讲机了解到的。我们船时做到农历年底，中间休息了下，十月一日又出海了。 经当庭质证，对高信良提供的证据，李金业质证认为，证据一调查笔录系证人证言，应出庭陈述，且调查笔录中的王贤定亦尚欠李金业款项，其陈述的内容也是只是传来证据，故均有异议；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仅是微信截取内容，并不完整，高信良并未完成约定的中介服务内容，且生产船出售给李金业的鱼货也仅有几次，价格也非常高；刘某与高信良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系孤证，刘某陈述的业务情况也非行业惯例，均有异议。对李金业的证据，高信良质证认为，询问笔录涉及秦某、庄茂树陈述，应出庭陈述，是否为本人签名也不清楚；微信聊天记录也仅是截取的不完整内容；秦某的证言与其书面询问笔录内容存在出入，庄某证言亦无其他证据印证，均有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当事人就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关于高信良提供的调查笔录，系对“浙岱渔0××××”船所有人王贤定的书面调查内容，其未出庭陈述，且陈述的关于工资欠付情况亦非直接参与事实，不予认定；关于证人刘某证言，其虽陈述系收货船船主，亦未提供相应船舶证书，关于工资约定、与生产船的联系等也当庭陈述系自家惯例，不予认定；关于李金业提供的对庄茂树的询问笔录，未出庭陈述，不予认定；秦某出庭陈述内容确认询问笔录系其签字，庄某陈述关于收货情况可与秦某陈述相印证，故对于秦某、庄某证言中可与本案事实相印证的部分予以认定。 据此，结合庭审调查及本院认定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5月份，高信良、李金业就寻找渔船收货事宜进行沟通，期间，高信良多次询问李金业是否确定联系固定渔船，后在高信良联系下，确定“浙岱渔0××××”船等作为生产渔船收货。同年5月19日至23日，双方通过微信确定工资金额，“李金业：老高，一般下半年工资他们是怎么定的？我这第一次搞也不知道；高信良：工资随你自己定的，有高有低，有的两个月有的下半年；李金业：现在他们工资有定的吗？不管是按月还是包下半年的，我和小舅也好做个参照；高信良：随你，你给我说下，我工资定一定，小李你说下半年；李金业：老高，我们打底照16万，一万两万的也无所谓····你过来给我干尽管放心，等年底效益好了有可能不止18万、20万的；高信良：好吧，随你。”同年6月份，李金业因另案被羁押，由其妻商金玉继续负责经营“苏启渔0××××”号、“苏赣渔0××××”号收购渔货事宜，高信良于同年8月1日开始随船出海，其工作系负责联系生产渔船收购渔货，期间与李金业妻子商金玉就收购渔货的价格、品质等产生矛盾，高信良亦未按约完成渔货收购数量，“苏启渔0××××”号、“苏赣渔0××××”号两船船员在经营期间自行联系渔货收购事宜，高信良于同年9月11日离船，并告知商金玉会联系他人去船上取回衣物，离船不久后赴其他船舶工作。 另查明，商金玉分别于同年8月8日支付5000元、8月9日支付5000元、8月18日支付2000元、9月1日支付8000元、9月11日支付1000元，高信良另自船上借支3000元，借支后亦告知李金业妻子商金玉“小商同你爸爸说一声，我借3000元送一个人好吗，我借好了”。 本院认为，高信良接受李金业雇佣从事渔货收购业务，双方因工资纠纷成讼，本案系船员劳务合同纠纷。高信良主张已收取工资金额为17500元，结合本院查明事实，其收取的工资金额应为24000元，且庭审期间李金业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亦可印证该笔款项往来情况，高信良虽辩称部分收款系渔货收购业务需要而支出，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其关于不存在3000元借支款项的抗辩亦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高信良主张其接到李金业妻子商金玉通知后回家等待作业通知，但截至年底未有通知，故扣除已收取工资后主张剩余半年度工资，结合本院认定事实，高信良虽在船从事联系渔货收购事宜，但未按约完成渔货收购数量，且双方就收购渔货的价格、品质等亦产生纠纷，高信良离船后取回船上衣物，并于庭审期间自认其离船后赴其他船上工作，故双方劳务合同关系自离船之日已解除，其主张剩余半年度工资于法无据，亦与在船工作时间不符，结合双方约定下半年工资16万元、以及高信良实际工作时间，结合渔业工作惯例，酌定按照16万÷5.5个月×1个月零11天计付高信良应得工资，计39756元，扣除高信良已收取的24000元，尚应支付15756元。综上，高信良诉请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金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高信良工资款15756元； 二、驳回原告高信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50元，减半收取1575元，由原告高信良负担1401元，被告李金业负担17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连生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代书记员 舒小清 【附页：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