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4民终10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国银金融中心大厦**。法定代表人：王学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博，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禹春荣，男，1973年9月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平，云南荣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起连鸿，云南荣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玉溪市森智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高仓，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高仓村委会**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夏正伟。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伟，兴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力士德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常林西，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常林西大街**='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张义华。上诉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租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禹春荣、云南玉溪市森智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智达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力士德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士德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19）云0402民初4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银租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被上诉人禹春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平、起连鸿，被上诉人森智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力士德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予以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银租赁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0402民初468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国银租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国银租赁公司与禹春荣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是错误的，案涉融资租赁合同虽经鉴定不是禹春荣本人签字，但禹春荣在《协议书》中及一审庭审中已认可与国银租赁公司签署了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一审法院认定禹春荣未向国银租赁公司履行过支付租金义务是错误的，禹春荣未将租金直接支付至国银租赁公司不代表禹春荣未向国银租赁公司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其通过第三方向国银租赁公司支付租金是符合合同约定的租金支付方式的。综合本案证据，国银租赁公司与禹春荣间存在书面的融资租赁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合同已实际履行。国银租赁公司的诉讼主张合法有据，应得到支持。一、国银租赁公司与禹春荣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一）禹春荣与国银租赁公司存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在本案中，禹春荣提供的《协议书》（编号：SZD20140301-001）中记载有以下内容：1、“鉴于甲方（即森智达公司）和乙方（即禹春荣）与国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出租人）共同签署了《产品买卖合同》（编号SZD20140301-001），以及乙方与出租人共同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编号SZD20140301-001）；为使乙方顺利办理融资租赁和按约履行合同及保障各方权利，现甲、乙两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订立本协议，以兹合同双方共同遵守”；2、“第一条设备概况及总价名称挖掘机机型SC300.8机号30BT21980007C”；3、“第二条首付、租金及其他款项支付一、乙方应于......支付首付款......该首付款包括甲乙双方与租赁公司所签订《产品买卖合同》项下约定的首期租金.......余下租金本息......乙方按照《分期还款支付计划表》分期支付”。根据《协议书》中上述内容可知，禹春荣有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获得涉案挖掘机使用权的意愿，其作为承租人，选择了森智达公司作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的出卖人，选择了挖掘机一台(机型是SC300.8，机号是30BT21980007C)作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的出租物，选择了国银租赁公司作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的出租人，即禹春荣有与国银租赁公司就涉案挖掘机形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二）禹春荣有委托森智达公司办理融资租赁手续的意思表示。在本案中，禹春荣提供的《协议书》中记载：“第十四条其他一、乙方委托甲方代为其申办融资租赁手续，并按租赁公司要求及时（本协议签订后3日内）向甲方提供办理融资租赁所需的相关融资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以及到甲方办公地签署相关融资租赁合同文件”。根据《协议书》中上述约定可知，禹春荣有委托森智达公司代其申办融资租赁手续的意思表示，双方约定在森智达公司办公地签署相关融资租赁合同文件。基于国银租赁公司收到的一系列关于禹春荣办理融资租赁手续的材料，国银租赁公司有理由相信禹春荣授权森智达公司办理融资租赁相关手续，森智达公司的相关行为同时代表禹春荣的真实意思。(三）禹春荣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其与国银租赁公司之间存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2018年4月23日，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国银租赁公司当庭提供《融资租赁申请书》《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等材料作为证据，用以证明禹春荣向国银租赁提出融资租赁申请，后禹春荣、森智达公司与国银租赁公司针对融资租赁一事达成一致意见，三方签署了《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针对上述证据，禹春荣在庭审中表示没有异议，其仅仅是对租金支付证明的金额有意见。由此可知，正是禹春荣明知《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清楚《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代表了其真实意思并且是其实际履行的合同，其才会在庭审中对国银租赁公司的证据予以认可。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此，禹春荣在一审庭审后提出的鉴定申请，只是试图掩盖事实的方式，文鉴字第19-1号司法意见鉴定书和痕鉴字第1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应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综上，禹春荣应当按照《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并且承担《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责任。二、国银租赁公司、禹春荣及森智达公司实际履行了融资租赁合同。根据《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国银租赁公司应当按照禹春荣的选择和要求，向森智达公司购买型号为SC300.8、机号为30BT21980007C的挖掘机一台，并交付禹春荣使用；禹春荣应当向力士德公司支付首期租金204000元，并向国银租赁公司支付后期租金。国银租赁公司、禹春荣及森智达公司已实际履行了《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具体如下：(一）根据国银租赁公司提供的数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国银租赁公司已经按照《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向森智达公司购买了型号为SC300.8、机号为30BT21980007C的挖掘机一台；(二）根据《收款确认书（直接租赁版）》，力士德公司已收到禹春荣应付的首期租金人民币204000元；(三）根据禹春荣在2018年4月23日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国银租赁公司已经按照《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向禹春荣交付了型号为SC300.8、机号为30BT21980007C的挖掘机一台；(四）根据《协议书》，禹春荣将租金支付至森智达公司指定账户内，并委托森智达公司将租金支付至租金还款账户内或国银租赁公司的账户内。结合国银租赁公司、禹春荣在2018年4月23日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可知，禹春荣履行《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中租金给付义务的方式，并非直接将租金支付给国银租赁公司，而是通过禹春荣-森智达公司指定账户-国银租赁公司这一路径。另，根据禹春荣提供的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银行流水可知，禹春荣已经按照《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通过上述路径，向国银租赁公司履行了部分租金的给付义务。由此也可以证明，国银租赁公司、禹春荣、森智达公司三方对融资租赁合同及该法律关系是认可的。三、即使《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中禹春荣的签字和捺印并非禹春荣所为，并不影响禹春荣和国银租赁公司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即使《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中禹春荣的签字和捺印并非禹春荣所为，但该事实也不能说明禹春荣和国银租赁公司之间没有融资租赁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的事实证明，禹春荣在协议书中认可与国银租赁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也作出了委托森智达代其申办融资租赁手续的意思表示。且国银租赁公司已经履行了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义务，禹春荣也接受了国银租赁公司的履行，禹春荣也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支付方式，履行了部分租金支付义务。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国银租赁公司与禹春荣之间的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综上，禹春荣有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取得涉案挖掘机使用权的意思表示，其作为承租人，选择了森智达公司、国银租赁公司分别作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的出卖人、出租人。同时，禹春荣委托森智达公司代为办理融资租赁的相关手续，国银租赁公司有合理理由相信签订《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是禹春荣的真实意思表示。禹春荣在协议书中及一审庭审中也认可国银租赁提供的《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及相关材料，且国银租赁公司、森智达公司、禹春荣已按照《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履行，三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对三方具有约束力。现禹春荣未按《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履行给付租金的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森智达公司也应当按照《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故请求予以改判。被上诉人禹春荣及森智达公司均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力士德公司未答辩。国银租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禹春荣向国银租赁公司支付拖欠的款项及违约金共计人民币822547.06元（违约金包括到租期违约金和未到期租金违约金，分别以到期未付租金/未到期租金为基数，自每期租金逾期之日起按合同约定分段计算至世纪实际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7月31日合计人民币153800元）；二、判令禹春荣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三、判令森智达公司对禹春荣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森智达公司与禹春荣签订《工程机械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禹春荣向森智达公司购买一台力士德公司生产的挖掘机（型号为SC300.8），货款1754909元。禹春荣支付首款420000元；合同还约定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内容。禹春荣于2014年2月27日支付100000元给森智达公司，森智达公司将挖掘机交付给禹春荣。禹春荣于2014年7月15日支付森智达公司设备款40500元，2014年8月15日支付森智达公司137500元，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每月支付森智达公司37500元，共计支付货款428000元。2017年1月7日，森智达公司派人到姚安县官屯乡巴拉鲊村委会漩涡塘砂场将该挖掘机拖走。2017年11月2日，国银租赁公司以禹春荣逾期支付《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及森智达公司未履行保证义务为由，诉至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法院。庭审中，禹春荣对国银租赁公司提交的证明三方之间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主要证据《融资租赁申请书》、《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1和2，提出证据中“禹春荣”的签字按印均不是其本人所为，遂向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法院申请笔迹鉴定。2018年5月25日，玉溪明镜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玉明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9-1号”、“[2018]痕鉴字第1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融资租赁申请书》、《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1、附件2中“禹春荣”签字和指印不是禹春荣的笔迹和指印。一审法院认为，国银租赁公司提交的《融资租赁申请书》、《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1、附件2中“禹春荣”的签字和红色指印，经鉴定不是禹春荣的笔迹。国银租赁公司提出禹春荣虽未在《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中签名，但禹春荣签订的《工程机械买卖合同》和附件中已向禹春荣明确其购买的设备需要向国银租赁公司办理融资贷款，后期禹春荣也通过森智达公司支付租金，三方已实际履行了《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应视为合同成立的意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定，禹春荣未与国银租赁公司签订过书面的合同，也未向国银租赁公司履行过支付租金义务，《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系经销商和厂商支付。禹春荣是依据《工程机械买卖合同》、《协议书》和森智达公司口头约定向森智达公司支付设备首付款（200000元）和分期设备款（每期37500元），与《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分期租金（每期36177.42元）不一致，禹春荣提交的证据能证实禹春荣实际履行的是《工程机械买卖合同》，并不是《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禹春荣的答辩意见予以采纳。国银租赁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国银租赁公司与禹春荣间存在融资租赁关系，故国银租赁公司要求禹春荣支付拖欠的款项、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由此森智达公司为禹春荣向国银租赁公司提供的保证亦不成立，国银租赁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国银租赁公司的损失属另一法律关系，国银租赁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26元、公告费482.5元，合计12508.5元，由原告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对于原审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禹春荣的付款情况存在不当，禹春荣所支付的款项虽然是支付到张良瑜与和付文清的账上，但一部分是支付给力士德公司，另一部分是支付给国银租赁公司的，支付的数额虽然是正确的，但支付对象一审认定错误。此外，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玉明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9-1号、[2018]痕鉴字第1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由于该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未经森智达公司及力士德公司质证，且该鉴定意见的内容不真实，故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的内容不予认可。二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原审认定的事实均未提出异议，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关于款项支付对象的异议，本院认为，现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述款项属于由禹春荣支付给国银租赁公司的租金，故对其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针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的异议，本院于“本院认为”部分一并予以评述，对于原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此外，二审中，对于玉溪明镜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玉明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9-1号、[2018]痕鉴字第1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经补充质证，森智达公司表示对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予以认可；力士德公司认为上述鉴定结论缺乏客观真实性，不应予以采信。结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国银租赁公司与禹春荣之间的融资租赁关系是否成立？二、国银租赁公司要求禹春荣支付租金本息、名义价款及违约金的请求是否成立？对于问题一，国银租赁公司主张与禹春荣之间存在融资租赁关系系认为一方面禹春荣与国银租赁公司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另一方面即使禹春荣未签订该份《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国银租赁公司也实际按照该合同履行了主要义务，禹春荣亦予以接受，故双方之前存在事实上的融资租赁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对于国银租赁公司提交的该公司与禹春荣、森智达公司签订的《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经玉溪明镜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出具的“玉明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9-1号”、“[2018]痕鉴字第1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融资租赁申请书》、《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1、附件2中“禹春荣”签字和指印不是禹春荣的笔迹和指印。故不能认定《融资租赁申请书》、《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1、附件2系禹春荣本人签订，国银租赁公司以《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主张该公司与禹春荣之间存在融资租赁关系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国银租赁公司对此抗辩认为，由于该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在一审中未由森智达公司及力士德公司质证，程序存在瑕疵，故不应作为证据采信，此外，国银租赁公司也已经提交禹春荣及其妻子签订该《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的现场照片证实上述合同系禹春荣本人所签，鉴定结论存在错误，不应以此鉴定结论为依据。但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一审程序存在一定瑕疵，但已经二审补充质证且该程序问题并不直接影响该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而对于上述鉴定意见，虽然国银租赁公司及力士德公司不予认可，但均未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对于国银租赁公司提交的禹春荣签订《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的照片，二审中，森智达公司也明确表示，该照片系森智达公司工作人员拍摄，而相应照片系形成于正式签订《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之前，照片上所显示的合同仅为作为拍摄样本的空白合同，该照片拍摄后与禹春荣和森智达公司签订的《工程机械买卖合同》、《协议书》一并提交给国银租赁公司作为是否同意进行融资租赁的审核资料使用，如果资料审核通过，才正式签订《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故该照片不能证实国银租赁公司提供的《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系禹春荣本人所签。综上，在国银租赁公司未提交充分相反证据推翻该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对该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国银租赁公司提出其与禹春荣签订的《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成立生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国银租赁公司提出即使《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并非禹春荣本人签订，但事实上各方均系按照该合同履行主要义务，且国银租赁公司已向禹春荣履行了交付租赁设备等主要合同义务，禹春荣也予以接受，双方成立事实上的融资租赁关系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虽然禹春荣确实收到了型号为SC300.8、机号为30BT21980007C的挖掘机一台，但禹春荣于2014年3月与森智达公司签订了《工程机械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禹春荣向森智达公司购买一台力士德公司生产的挖掘机（型号为SC300.8），货款1754909元。在禹春荣支付部分款项后，森智达公司向禹春荣交付了上述挖掘机，现国银租赁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森智达公司向禹春荣进行的交付属于其指示交付，且禹春荣对此明确知晓同意，而禹春荣亦主张其所接受的交付以及租金的支付均系履行《工程机械买卖合同》的相应义务，故国银租赁公司提出其已经履行了《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义务而禹春荣亦予以接受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问题二，基于上述分析，由于禹春荣与国银租赁公司之间并未建立合法有效的融资租赁关系，故国银租赁公司要求禹春荣基于《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履行支付租金并承担本息、名义价款及违约金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国银租赁公司因融资租赁关系不成立以及森智达公司将同一台机械设备即基于《工程机械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出售于国银租赁公司，又基于《工程机械买卖合同》出售于禹春荣的行为造成国银租赁公司的损失，可由国银租赁公司另行主张，本案不予审查。综上，国银租赁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71元，由上诉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仟审判员 韩顺平审判员 周云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顾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