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7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健，男，1971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俊凤,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柏安，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庆鹏，男，197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何桢达、吴梦丹（实习）, 浙江秦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健为与被上诉人周庆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7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指定审判员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后经审查发现，该案案情较为复杂，争议较大，依法口头裁定转为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健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支持李健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诉讼费用由周庆鹏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的主体应为目标公司而非周庆鹏，该观点错误。1、双方签订的是股份转让合同，合同核心内容是周庆鹏将其拥有的目标公司的部分股份转让给李健，李健支付股份转让款。目标公司并非本案股份转让合同之当事人，双方均无权给非合同当事人苛以义务。2、就原、周庆鹏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而言，毫无疑问李健负有向周庆鹏支付240万元之义务，周庆鹏负有让李健享有股东权利（含实体上享有股东权利和办理工商股份变更登记，二者缺一不可〉之义务，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系原、周庆鹏双方。3、至于李健如何筹款支付股份转让款240万元，均与周庆鹏无关。如李健夫妻闹离婚也好，李健财产被骗也好，李健经营破产也好等等，如无论其出于任何原因未能在合理时间内支付股份转让款240万，均对周庆鹏构成违约，周庆鹏均享有法定解除权，且有权要求李健承担违约责任。同理，周庆鹏未能向李健完成股份变更登记，不管是其他股东不同意也好，还是其不想转让也好，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均与李健无关，其未能在合理时间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义务，李健均享有法定解除权，并有权追究周庆鹏的违约责任。二、原审判决认定李健在履行义务二年后周庆鹏仍未履行其义务仍是合理，其太过于偏袒周庆鹏，其明显违反了最基本的法律常识。本案股份转让协议虽然未约定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但是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未约定具体时间的，但在双务合同中双方应同时履行或者在合理期间内履行。本案中李健于2018年5月即履行了其全部义务，周庆鹏截止一审判决时仍未履行义务，其显然根本重大违约，李健解除合同合理合法。1、周庆鹏辩称李健虽未登记为股东，但苏州库宁换热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宁公司）其他股东对此是知情，且在后面的会议中先后确定了李健占公司30%的股份至40%的股份再至51%的股份，周庆鹏认为上述股份中含本案所涉的8%股份。周庆鹏的上述辩解同样不是事实。(1）上述周庆鹏所言的“李健占公司30%的股份至40%的股份再至51%的股份”与本案所涉的8%的股份无关联性，对于包含本案所涉8%之事实周庆鹏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不应予以采信。然一审法院在周庆鹏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草率的采纳了周庆鹏的辩解即认为李健占公司30%的股份包含本案所涉及的8%的股份，作为一审法院最起码可以去目标公司去调查上述所涉及的“李健占公司30%的股份至40%的股份再至51%的股份”到底是否包含本案所涉的8%的股份。(2）如周庆鹏所言，如果上述所谓的“李健占公司30%的股份至40%的股份再至51%的股份”如包含本案所涉的8%之股份，且全体股东是知情亦不反对的，那么为何在2019年7月29日的股东会决议中轻而易举的就停止了李健在公司的一切经营、生产、采购等管理权限，也就是说李健又一脚被踢出了库宁公司，如果李健从周庆鹏处购买的8%的股份，其他股东是知情的，后来又将“李健占公司30%的股份至40%的股份再至51%的股份”，李健怎么可能又如此被轻易踢出公司，停止一切权利呢。周庆鹏在答辩状中亦称，是因为李健未支按约注资，所以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所以在2019年7月29日的股东会决议被开除。从周庆鹏的辩解也可以清楚看出，李健上述“李健占公司30%的股份至40%的股份再至51%的股份”是通过其约定注资得来的，与本案李健已经支付了240万元股份转让款受让周庆鹏的股权，明显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法律性质也完全不同。如果“李健占公司30%的股份至40%的股份再至51%的股份”包含本案所涉8%的股权，那么此时李健早已于一年多之前支付完毕本案所涉的8%股份转让款240万元如本案李健真的享有了该8%股份的股东权利，怎么可能被如此轻易被公司开除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上述李健股份的变化与本案所涉8%无关，且公司股东对此不知情，且李健从未就本案所涉8%享受过任何股东的权利。另外该此决议清楚载明“停止公司股东对外股份转让，公司股东的股份转让只能在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进行，不转让给现有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该时李健并未真正获得股东身份，亦未真正享有股东权利，故李健被任意开除出公司且被载明不得受让股份。（3）即使如周庆鹏所言，如果上述所谓的“李健占公司30%的股份至40%的股份再至51%的股份”包含本案所涉的8%之股份，那么在2019年7月29日的股东会决议后，李健已不再享有该股份之股东权利了，周庆鹏在李健支付了股份转让款后，未能保证李健依法享有股东权利从该时起至今，其亦构成重大违约，李健亦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2、周庆鹏辩称其他原因导致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不是事实，且并不能否定其长期未履行其义务之事实。(1）周庆鹏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周庆鹏在庭审中提供的关于其他股东同意或者其他股东做出意思表示存在困难等证据，上述证据均属言辞证据，对三性均不予认可，应当由上述做出言辞表示的人到庭称述，否则周庆鹏的上诉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应作为证据采信。然，一审法院对周庆鹏提供的书面证词在证人未出庭的情况下，李健明确不予认可要求证人到庭的情况下即予以采信书面证词，属于程序严重违法。(2）李健无义务提起笔迹鉴定证实周庆鹏证据的真伪。至于周庆鹏辩称存在检材可以鉴定笔迹真伪之观点。我们认为亦应由周庆鹏提出笔迹鉴定，否则任何当事人随意书写他人名字或者替他人签名，均要由对方当事人承担笔迹鉴定之义务，显然并不合理。此时，周庆鹏提供的证据真伪不明，在此种情况下，合理的是由周庆鹏提出笔迹鉴定来证实其证据的真伪，而不是由李健提起鉴定来证实周庆鹏证据之真伪。更为重要的是，李健并非库宁公司股东，对于其他股东的签名并不清楚，其无义务承担提起笔迹鉴定来证实周庆鹏所提供的证据之真伪。其他股东是否同意周庆鹏转让股份，并不能豁免周庆鹏违约之事实。就原、周庆鹏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而言，李健负有向周庆鹏支付240万元之义务，周庆鹏负有让李健享有股东权利（含实体上享有股东权利和办理工商股份变更登记。）至于李健如何筹款支付股份转让款240万元，均与周庆鹏无关。如李健夫妻闹离婚也好，李健财产被骗也好，李健经营破产也好等等，如无论其出于任何原因未能在合理时间内支付股份转让款240万，均对周庆鹏构成违约，周庆鹏均享有法定解除权，且有权要求李健承担违约责任。同理，周庆鹏未能向李健完成股份变更登记，不管是其他股东不同意也好，还是其不想转让也好，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均与李健无关，其未能在合理时间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义务，李健均享有法定解除权，并有权追究周庆鹏的违约责任。故，周庆鹏辩称因其他股东的各种原因导致未能转让的，均不能豁免其在合理时间内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违约责任，故李健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无不妥，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李健已于2019年11月26日解除合同，周庆鹏后面的行为并不影响合同解除的效力。因周庆鹏在长迖一年多时间内未履行义务，李健已于2019年11月26日依法解除了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因此即使其他股东配合也好，反对也罢，因合同已解除，周庆鹏后面的上述行为均对合同解除无溯及力。因为享有法定解除权的一方在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迖对方时即发送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李健方的解除合同律师函于2019年11月26日通过微信和邮寄均送迖周庆鹏，周庆鹏在微信中于该日收悉了该律师函之内容。3、前案诉讼并不影响周庆鹏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周庆鹏辩称前案诉讼影响了导致股份转让的对价无法确认，故导致其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周庆鹏的该辩解于法不符，不应采信。（1）该案诉讼时，李健在该案中主张库宁公司目前处于破产清算、周庆鹏应按协议的约定返回160万元，但此时周庆鹏仍持有库宁公司25%的股权，其均有履行股权变更登记的充分条件，因此该案是否存在并不影响其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义务。（2）该案诉讼时，虽然李健认为周庆鹏应按协议退还160万元，但股份转让协议确认的价格为240万，周庆鹏也始终认为股权的对价是240万元，其还认为其在股份转让时并不存在任何欺诈隐瞒等行为，且该案最后生效法律文书亦确认了股权对价是240万元。因此该案诉讼与否，从头到尾始终未对周庆鹏对于本案所涉股份之对价产生任何疑惑，周庆鹏对于股权对价的真实意思一直为240万元，该案诉讼对其认为的对价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亦不存在影响，现周庆鹏又以此为由认为该案诉讼对对价存在影响拒不履行其义务，显然自相矛盾不仅不符合常理，亦与法不符，不应采信。从李健发出催告通知到李健解除合同时止，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周庆鹏不仅没有履行义务，也没有为履行合同作为任何积极行为和准备工作，李健因此解除合同并无不妥。退一步说，即使假如该案诉讼对股权对价存在影响，如果周庆鹏作为善良的义务相对人，其起码应该此时将股权对价240元或可能判决对价为80万元的两种可能性均向其他股东说明，询问其他股东意见是否形式优先购买权等做出未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做出前期准备工作。然，周庆鹏在此期间未为履行其义务做出任何准备行为，其显然怠于履行其义务，属于非诚信的善良的合同相对人，周庆鹏属于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的行为，此时李健有合理理由相信周庆鹏怠于履行合同，符合合同法第94条第2项合同解除权的规定。在李健发出书面催告其履行变更登记义务通知后，周庆鹏仍未作出为履行合同的任何准备工作，因此在李健催告一个多月后解除合同，符合合同法第94条第2项和3项的法律规定。再退一步说，即使假如该案判决对股权对价有影响，即使假如在判决做出前其可以不为履行其义务做任何准备工作，那么该案判决做出后周庆鹏应该负有为具有积极为履行合同之义务。然，该案于2019年11月5日判决，周庆鹏辩称2019年12月3日生效，周庆鹏迟迟于2019年12月31日（属于周庆鹏辩称）才开始向库宁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光明发函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从李健于2019年10月24日发出催促周庆鹏通知到其要求召开股东会长达二个多月的时间里，从该案判决生效起算也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周庆鹏未为履行合同做出任何行为，李健解除合同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94条第2项合同解除权的规定。另，需要提请法官注意的是：在判决做出近二个月的时间后（判决生效近一个月后），周庆鹏仅仅也只是为倡议召开股东会，而不是已经召开了股东会，也不是已经对于本案股份转让形成了股东会决议，更不是已经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4、新冠病毒并不能阻碍李健行使合同解除权。（1）李健行使合同解除权发生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因此解除合同后，不管新冠病毒爆发是否对周庆鹏履行合同存在影响，均不具有影响已经解除合同之效力。(2）即使新冠病毒爆发构成不可抗力，亦不影响李健行使合同解除权。即使人民法院认为之前李健解除合同的律师函达不到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即使人民法院认为新冠病毒爆发构成不可抗力，李健仍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94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我们认为还应当包括因不可抗力导致一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履行的，此时双方均应有权解除合同。比如A向B购买一起建材，因交货期爆发新冠病毒，导致B停产无法交货，此时仅仅赋予B具有合同解除权并不合理，A作为守约方更应具有合同解除权。同理，在本案中，即使周庆鹏因为新冠病毒导致无法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为不可抗力，周庆鹏应有免责的合同解除权，但是李健作为守约方更应具有合同解除权。二、周庆鹏辩解无事实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已依法解除。原、周庆鹏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李健按约履行了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的义务，虽然股份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股权变更的具体时间，但是周庆鹏应该在合理时间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义务。然，周庆鹏在近长迖二年的时间内仍未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之义务，其显然并不合理，因此李健根据合同法当然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原、周庆鹏双方于2018年4月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已于2019年11月26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周庆鹏应返回股份转让款240万元并按年利率12%支付违约金。1、周庆鹏辩称双方一致约定暂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与事实不符。周庆鹏的该辩解不是事实，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人民法院不应采信。事实上双方签订股份协议时就口头约定李健付款后周庆鹏应立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周庆鹏辩称代持一年不符合常理。原周庆鹏双方既非亲戚关系，也非朋友关系，仅仅是因为其他业务往来相互认识而已。对于双方这种非亲朋好友的一般关系而言，李健向周庆鹏购买股份且支付完毕240万元巨款，又不要求周庆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就放任支付了240万元巨款，显然不符合常理。如同周庆鹏所言由其代持，那么双方至少应该在协议中载明由周庆鹏代持相应股份，然双方的协议中也未载明任何由周庆鹏代持的书面约定，周庆鹏也未给李健提供其他书面承诺，因此周庆鹏的辩解不符合常理。(2）周庆鹏代持而不注明不符原、周庆鹏的交易习惯。原、周庆鹏双方协议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周庆鹏起草的，该协议上载明“其中甲方在苏州库宁25%的股份中，其中17%股份所有权属于甲方，其余8%属于其余合伙人，合在一起共25%”。在2019年3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也载明“周庆鹏16.5%，(其中周庆鹏9%，高坡3%，张小虎3%，岳秀廷1.5%)”，决议有原周庆鹏参与，这可以清楚看出，原、周庆鹏有清楚载明代持关系的习惯。周庆鹏辩称原、周庆鹏签订股权协议且李健支付240万巨款后有其代持，同样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即使如周庆鹏所言双方口头约定代持一年，周庆鹏仍亦构成未在合理时间内完成股份变更登记之义务。即使如周庆鹏所言双方口头约定代持一年，那么截止2019年4月8日已届满一年，周庆鹏此时应具有向李健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之义务。然，截止今亦近长迗一年的时间，周庆鹏仍未履行该义务，其显然未能在合理时间内履行。即使从2019年4月8日算至李健于2019年11月26日发出解除合同的律师函的时间，也在长迗七个半月的时间内，周庆鹏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义务，其亦是严重怠于履行其义务。此时李健发出解除合同律师函，完全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三、李健行使合同解除权合法有据，周庆鹏应该返回240万元并赔偿相应损失。1、长达一年七个月的时间内周庆鹏未有为履行合同为一定行为。本案从2018年4月缔约至李健于2019年11月26日发出解除律师函，在长达一年零7个月的时间内，周庆鹏不仅未履行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义务，也从未为履行其义务做出任何积极行为和准备工作，周庆鹏明显已其行为拒绝履行合同，即使李健方未经催告，在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内，李健有权直接解除合同，况且李健是在进行了催告后周庆鹏仍未为履行合同作出任何行为的情况下解除合同的，理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2、李健在支付了240万全部的股份转让款后，未享受到作为股东的权利。李健支付了240万股权款后，一直处于既无股东之名又无股东之实的境地。尽管在2019年3月11日止2019年7月9日期间，李健做过库宁公司的总经理，但其担任总经理与本案所涉股权无关，本不是因为其与周庆鹏的股份转让而成为总经理，从该段时间“李健占公司30%的股份至40%的股份再至51%的股份”之一系列的决议亦可以看出，李健系因为其他原因成为公司的总经理，与周庆鹏所涉的股份无关。退一步说，即使在上述期间的任职与周庆鹏的股份有关联，在李健支付了全部股份对价240万元后长达近二年时间内，其也仅仅享有了不到四个月的股东权利后，随即被公司除名，其股东权利再次落空。而周庆鹏负有李健享有股东之名亦享有股东之实之义务，正是因为周庆鹏未履行其义务导致李健长达一年半以上至今（扣除期间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既无股东之名又无股东之实的境地，在此种情况下，如果李健仍不能解除合同，还有什么情况下能解除合同呢？四、本案一审程序严重违法。 本案2019年12月3日立案，而判决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已经超出了简易程序的审限期间却并未适应普通程序，属于程序严重违法。2、本案于2020年4月13日做出判决，却在2020年4下旬才送达判决书，且未经过宣判程序，其做出判决的时间和实际开始送达的时间间隔长达十多天，不免对一审法院的做法产生合理性怀疑。另补充理由为：无论2019年3月11日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决议李健可以成为30%的持股股东，30%是否包括周庆鹏转让李健的8%，经过2019年7月29日的股东会决议，李健成为库宁公司股东已经不可能。根据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公司章程可以规定公司股权不允许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2019年7月29日股东会决议表决一致决定公司股权不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表决股东范围内不包括李健。该决议是全体股东的一致意思表示，效力等同于公司章程，已经实质否决李健成为库宁公司股东的可能。无论2019年3月11日股东会期间，其他股东是否知情李健与周庆鹏转让8%股权情况，周庆鹏已经用行为表明其已经解除与李健的股份转让协议：证据有：1、2019年5月9日股东会决议及周庆鹏与朱炫耀的股份转让合同，周庆鹏转让全部25%给朱轩耀。2019年7月29日股东会决议，周庆鹏亦是签字同意的股东之一。故周庆鹏在2019年5月9日至7月29日已经通过两次意思表示，解除了与李健的股份转让协议。李健发律师函也是基于2019年7月29日的股东会决议。结合周庆鹏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会履行合同，双方对合同解除已经达成一致。周庆鹏于2020年1月开始进行的股份转让召开临时股东会等行为并不能产生履行的法律效果。股份转让合同已经解除，时间发生在2019年11月27日，合同解除后已不需要履行行为。周庆鹏自2019年7月29日后所做的履行行为不会发生履行效果。全体股东会决议效力等同于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周庆鹏答辩称，一、对于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的主体问题。对于履行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根据《公司法》第74条“依照本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履行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应为公司，作为股份转让方的答辩人仅负有协助公司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李健认为履行股权变更登记应为股权出让方即周庆鹏的观点是错误的。二、周庆鹏在李健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一直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现不能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原因在于库宁公司不能形成股东会决议所导致。2018年4月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未约定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对此在一审中李健也自认当时口头约定在一年以后视具体情况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手续。此后，李健一直未要求周庆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直至在2019年8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变更诉讼，要求将股份转让款变更为80万元。2019年10月24日，李健向周庆鹏邮寄《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函》，周庆鹏收函后于10月27日回复表示仍会全力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鉴于需要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而有股东在外地，甚至有股东在国外，无法在要求的10日内完成，并且因变更之诉尚未判决，股份转让对价也不确定，故实际也无法召开股东会议进行表决。周庆鹏在收到一审法院判决后(2019年11月中旬)之后，即于2019年12月向库宁公司汇报要求公司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变更登记，12月26日库宁公司与七财互联网科技(江苏)有限公司签订《基础业务服务委托书》，委托其办理本次股份转让变更登记的手续。12月31日周庆鹏向公司董事长吴光明邮寄《关于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函》，要求对案涉股份转让进行表决，吴光明通过其律师回复其股权已实际转让给叶少青，已无权召开股东会议。在此情况下，周庆鹏又于2020年1月6日发函给公司监事朱轩耀，要求其通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朱轩耀回复其在1月8日将离境去美国，授权周庆鹏安排召集召开股东会议。2020年1月8日，周庆鹏作为召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邮寄了临时股东会通知，要求在1月16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案涉股权以240万元对价转让给李健作为议题之一。在此期间，周庆鹏又向各股东邮寄了股份转让询证函，对案涉股份转让征求各股东意见并征求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其中股东朱轩耀回复同意转让不行使优先购买权，股东聂盈盈回复放弃优先购买权，股东邓琳芳回复股份已转让朱轩耀，由朱轩耀行使相关权利。股东吴光明没有回复，但其股权受让人叶少青参加了该次股东会，并同意本次股份转让。股东史季风没有回复，也没有在30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之后，库宁公司在向吴江区市场监管局提交资料要求办理股份转让变更登记时，市场监管局告知临时股东会议召开程序不合法，形成的决议也无全部股东签名，故不能办理。为此，周庆鹏又于2020年3月3日向各股东发出临时股东会通知，要求在3月23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对案涉股份转让进行决议，但因大部分股东未到场无法召开。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周庆鹏一直在积极履行自己应承担的协助义务，现不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原因是不能召集临时股东会议进行表决并形成决议。在这一过程中，据周庆鹏了解李健不仅没有与各股东进行沟通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反而从中做了一些反面工作，才导致至今未能办理股份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三、本案一审判决后，周庆鹏仍在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履行出让人的协助义务。2020年5月5日，周庆鹏再次向库宁公司提交书面函件要求公司办理股份转让变更登记的相应手续。公司于6月5日回复，根据工商部门要求，需要全体股东到场签订股东会决议或者提交生效的法律文书才能办理，因目前公司股东无法到场办理，故建议通过向公司提起要求办理股份转让变更登记的诉讼，届时公司依据生效判决办理股份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对此，周庆鹏于6月10日就上述内容函告了李健，建议李健在吴江区法院以库宁公司为被告，以周庆鹏为第三人提起要求办理股份转让变更登记的诉讼，但李健收函后一直未予回复。四、李健实际以股东身份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与其他股东一样享受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2019年3月11日，库宁公司的股东会议中吸收李健为股东，持有公司30%股份，并吸收其加入公司管理团队。聘请其担任总经理职务。2019年5月21日，公司重组后的股东签订的投资协议明确其股份为40%，周庆鹏为5%，6月28日，重组股东重新达成的投资协议明确李健股权为51%，周庆鹏仍为5%，上述两次投资协议明确的股权，均表明涉案8%股权已经在李健名下，且在2019年3月至7月期间，李健作为公司总经理主管库宁公司全面工作，已实际享受股东权利，至于之后被免去总经理职务，完全是因为其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做关联交易，将公司的业务交由其控制的其他公司承揽，损害了库宁公司利益，被其他股东发现后才免去其职务。此外补充答辩如下：库宁公司的公司章程并没有限制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公司股东以外的其他人，李健所讲的2019年7月2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股东对外股份转让中的对外是排除了李健的。同时该内容的表述是，停止公司股东对外股份转让，并非指的是禁止之前的公司股东的股份转让，或者说是公司股东对外进行的股份转让。即使李健不是库宁公司当时的股东，在该次决议之前存在的股份转让行为仍然是有效的。李健认为2019年7月29日股东会决议表明了李健与周庆鹏已经解除了之前的股份转让协议这个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双方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有签订了书面的转让协议，双方对该转让协议进行变更或解除，也应该形成书面的协议，予以变更或解除。2019年7月29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因当时公司的实际客观情况背景下，同意公司股东对外进行转让暂时停止，暂时停止并没有能够反映李健与周庆鹏之前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进行解除的意思表示。所以李健的该项观点是不能成立的。2019年7月29日的决议内容实际上是缺乏合法性。公司股东决议的停止公司股东对外进行过股份转让，是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以及库宁公司章程的规定，内容也是不合法的。综上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经在2019年的7月29日实际已经解除这个观点不成立。2019年11月26日，李健委托其律师向周庆鹏发出的解除股份转让协议的通知同样不能达到合同解除的效果。一审法院审理案件客观公正，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李健一审诉讼请求：1.周庆鹏返还李健股份转让款2400000元；2.周庆鹏向李健支付以24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8日起至周庆鹏归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违约金（暂计432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李健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8日，库宁公司成立。库宁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周庆鹏系该公司股东，持股比例25%，认缴出资1250000元，其余股东为吴光明、史季风、朱轩耀、邓琳芳、聂盈盈。后库宁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0000元，工商变更登记时间为2019年6月13日，周庆鹏认缴出资2500000元。库宁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份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份；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2018年4月9日，周庆鹏（甲方）与李健（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经双方协商，达成关于甲方拥有的库宁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具体内容如下：一、关于甲方拥有库宁公司股份合法性及股份比例明确。1.甲方保证在库宁公司拥有股份的真实性，其中甲方在库宁公司25%股份中，其中17%股份所有权属于甲方，其余8%属于合伙人，合在一起25%。二、股份转让事项的明确。1.甲方自愿同意转让部分在库宁公司拥有的17%股份，甲方同意转让给乙方的股份比例为8%（以库宁公司股份计算）作价人民币2400000元转让后，甲方保留在库宁公司9%的股份；2.甲乙双方在签字同意后，转让股份的款项，乙方需在一周内汇到甲方指定的合法账户1000000元，其余款1400000元乙方承诺在2018年4月30日前汇到甲方指定的合法账户；三、转让股份责权利明确。1.甲方转让给乙方在库宁公司8%股份，享有与甲方及其他库宁公司股东同样的权益与责任，如合同签订后，库宁公司发生任何变更（包括股权），甲方需要在变更前书面（电子信件）告知乙方，如关于乙方任何变更，需要乙方书面告知甲方，并取得甲方的书面确认文件，方可办理变更手续；2.如将来库宁公司有增资要求，乙方增资金额与其余库宁公司原始股东享有同样责任与权益）按期初投资人民币100000元，占库宁公司1%股份计算；3.如甲方股份转让给乙方后，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库宁公司发生倒闭或清算，甲方承诺需退还乙方人民币1600000元，其余人民币800000元责任与损失由乙方按公司清算时，8%股份责任自行承担。四、违约声明。1.如以上明确的相关事项，甲乙双方声明中如有虚假陈述，当双方无任何款项往来，本合同自行失效；2.如以上明确的相关事项，甲乙双方声明中如有虚假陈述，当乙方有任何款项汇给甲方的，甲方承诺在一周内返还给乙方，如逾期不付的，甲方按年息12%付给乙方。3.如甲方在和乙方签订合同后，发生甲方在库宁公司25%股份另外转让给其他方情况时，甲方需要书面告知乙方并征得乙方书面确认，乙方股份转让前提是：不影响乙方在库宁公司股东的权益。五、如合同中未明确界定的条款，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六、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合同自签订之日起执行。合同签订后，李健分别于2018年4月11日、5月3日、5月4日分5次汇款给周庆鹏款项合计2400000元。周庆鹏出具股份转让资金收款证明一份，确认已于2018年4月30日前全部收到甲方股份转让款共计人民币2400000元。2019年3月11日，库宁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决议的部分内容为：公司股东同意对现在公司进行重组，公司现有资产及负债对抵后作价2800000元；公司同意吸收李健加入公司管理团队，并以2800000元的基价购买股份；公司股东进行变更，王越明退出，李健加入；变更后的股东及其股份比例为：李健30%，吴光明30%，朱轩耀23.5%（其中朱轩耀10%，SFG8.5%，WG5%），周庆鹏16.5%（其中周庆鹏9%，高坡3%，张小虎3%，岳秀廷1.5%）。2019年5月21日，库宁公司股东签订《投资协议》一份，协议的部分内容为：重组后各股东及投资比例如下：吴林40%（曾志魁3%，邓琳芳1.5%，张小虎2%，岳秀廷0.5%），李健40%（包括代持李清门4%，高坡2%，岳秀廷1%），朱轩耀15%（包括代持唐文冠10%），周庆鹏5%。2019年6月28日，库宁公司股东又签订《投资协议》一份，协议的部分内容为：重组后各股东及投资比例如下：李健51%（包括代持李清门4%），叶少青44%（包括代持唐文冠5%，朱轩耀15%），周庆鹏5%。2019年8月13日，法院受理李健诉周庆鹏股份转让纠纷一案，李健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将股份转让款2400000元变更为800000元；2，周庆鹏返还1600000元股份转让款及违约金，暂定805333.30元（从2019年3月12日计算至2019年8月10日，之后按年利率12%计算至款付清之日）；3.承担本案诉讼费。2019年11月5日，法院作出（2019）浙0111民初5418号民事判决：驳回李健的诉讼请求。 2019年10月24日，李健向周庆鹏发出《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函》，函件部分内容为：无论上述案件处理结果如何，您都有义务协助我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我要求您在收到本函件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我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否则我将解除与您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2019年10月27日，周庆鹏向李健发出《关于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通知函的回复》，函件部分内容为：虽然你就股份转让纠纷已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我仍会全力配合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有关手续。由于股权变更登记必须要提交股东会决议书，故我需要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但鉴于有股东现在外地，有的还在国外，尚需要协调股东会议召开的时间，故不能在您要求的十日内完成。另外关于股份转让变更登记，尚有工商规定的文件还需要您来起草和签署。2019年11月27日，李健的委托律师陈柏安以EMS邮寄方式向周庆鹏发出《律师函》，函件部分内容为：第一，解除你与委托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二，你应返还委托人已经支付的2400000元及利息176309.50元；第三，你应在本函件三日内与委托人沟通协商处理因你方原因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给委托人造成的损失等相关事宜，承担相应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第四，若你不承担以上责任，委托人将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届时你需要额外支付诉讼费、律师费及其他一切合理的费用。周庆鹏于2019年11月30日收到该邮件。2019年12月26日，库宁公司与七财公司签订《基础业务服务委托书》一份，库宁公司委托七财公司办理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服务费2000元。2020年3月25日，库宁公司支付了该笔服务费。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3月底，周庆鹏与多方联系要求召开股东会并由其他股东对其与李健股份转让一事表态。庭审过程中，李健、周庆鹏确认：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曾约定一年之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9年3月至7月间，李健在库宁公司主持工作。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健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李健要求周庆鹏返还股份转让款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是基于《股份转让协议》已由其通知解除，其在起诉状中罗列了具有法定解除权的两方面理由：一是李健要求周庆鹏协助办理股份转让变更登记，但周庆鹏一直未办理，认为周庆鹏有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的行为；二是股东会决议不同意将股份转让给现有股东以外的第三人，办理工商登记陷入履行不能，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认为周庆鹏构成根本性违约。法院认为，李健不具有法定解除权，其通知解除本案股份转让协议，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效果。理由如下：首先，2018年4月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未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截止日期，双方在庭审中亦确认曾口头约定一年后再办理登记手续，因此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非周庆鹏在签署合同伊始便要履行的合同义务。其次，履行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应为目标公司，作为股份转让方的周庆鹏仅负有协助公司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李健于2019年10月24日通知要求周庆鹏在十日内协助办理股份转让变更登记，此时李健以周庆鹏存在欺诈为由要求将股份转让价格变更为800000元的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公司其他股东只有在获晓股份转让价格的情况下才能决定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周庆鹏显然无法在李健设定的期限内完成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工作。从周庆鹏的回函及后续一系列行为看，其并没有怠于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行为。最后，李健早在2019年3月11日便参加库宁公司股东会，并以变更后持股30%的股东身份出现在决议内容中，其不属于2019年7月29日股东会决议中不能受让股份的“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根据本案的合同履行状况和目标公司现状，法院认为，只要李健和周庆鹏相互配合，积极推进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各项工作，《股份转让协议》签订过程中达成的股权变更登记口头约定可以继续履行，周庆鹏并未构成根本性违约。李健要求周庆鹏返还股份转让款并支付违约金的前提是解除合同。一方面，案涉合同并未因李健2019年11月通知解除而产生解除效果;另一方面，即使将李健在本案中的诉讼行为理解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为，但其时至今日仍不享有合同解除权，该诉讼行为仍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效果。故对李健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李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456元，减半收取1472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728元，由李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并予以记录在卷。 李健提交的证据有：1.股东会决议、股份转让协议，证明库宁公司的2019年5月9日股东会形成决议，并签订了相应股份转让蜥蜴，后期未办理变更。2.协议书，证明库宁公司与李健的退出管理的协议书中再次明确，3月11日的股东会之后的四个月内重组均已失败，公司股权不再转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李健卸任总经理职位，库宁公司与李健就卸任后的债权债务处理签署协议并已履行完毕。3.关于周庆鹏转让库宁股份给李健的声明。证明史季风、吴光明声明周庆鹏未告知转让股权给李健的事实，也未征求他们的意见。 周庆鹏提交的证据有：1.关于再次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函，证明周庆鹏于2020年5月5日再次书面请求公司办理股份转让变更登记的相应手续。2.对周庆鹏要求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回复，证明公司于2020年6月5日书面回复周庆鹏，以目前股东无法到场办理，无法签订符合工商机关要求的相应文件，建议通过诉讼解决的事实。3.关于如何办理股份转让变更登记的函及邮寄凭证、详情单，证明周庆鹏在收到工商回复后于2020年6月10日发函告知李健，并建议李健以库宁公司为被告提起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诉讼的事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评判认为，一、李健提交的证据：李健和案外人之间、周庆鹏和案外人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并未有证据证明实际履行，协议书反映的是叶少青和李健之间的关于公司工作交接的事项，均不能必然证明李健和周庆鹏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经解除。两份声明书其中有一份在本案诉讼期间形成，声明人未依法到庭作证，声明内容和关股东会决议内容矛盾，且其他股东也没有依法购买转让股份。上述声明的真实性难以核实。二、周庆鹏提交的证据：上述证据表明周庆鹏一直积极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现争议焦点主要为，股份转让款是否应当返还。首先，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份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现有证据表明，其他股东未就涉案股份转让提出异议，也未购买涉案股份。同时，有相关股东会决议和投资协议表明其他股东对于李健持股的认可，结合李健参与库宁公司的经营管理，双方在之前相关诉讼对于合同效力未提出异议，李健提起本案诉讼是在主张合同已解除基础上要求返还股份转让款、支付违约金，表明其对合同效力的认可，加之有生效判决对于涉案股份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可，故本院对于涉案股份转让协议效力不予否认；其次，本院注意到，李健就涉案股份所引发的纠纷在本案之前另行提起过诉讼，要求变更股份转让款为80万元，周庆鹏返还160万元股份转让款及违约金。上述诉讼请求对应股份转让协议中周庆鹏将股份转给李健后的相应条款，由此可以推断李健对于已经受让涉案股份的认可。李健本案主张因未受让股份已解除合同，要求退还240万元的股份转让款，与之前其本人提起的诉讼所依据的事实完全矛盾；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并非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确认股份转让是否完成及股权利益是否享有。本案中，双方未书面约定股权变更登记的办理期限，但均确认双方口头约定《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一年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李健通过律师函认为周庆鹏在一定期间内没有履行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义务与双方实际约定不符。周庆鹏对于李健发函要求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表明愿意配合登记并向库宁公司及相关股东积极提出要求，李健就其股权变更登记亦依法享有相应救济途径，尚不存在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根本违约行为，李健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条件并未成就；此外，关于2019年7月29日的股东会决议，从本身其注明的朱轩耀占有55%的股份，就能推断出库宁公司股权存在名义股东及代持情况，结合李健、周庆鹏对于股份转让变更登记一年后办理的口头约定、股份转让协议中其余8%属于其余合伙人的内容、其他股东会决议中对于未显名股东占股比例的记载，可以认定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李健的股份由周庆鹏代持，2019年7月29日的股东会决议所称公司内部股东应包括李健在内，且也未以此解除之前的股份转让协议。李健以此认为否决了李健成为库宁公司股东，涉案股份转让协议被解除的理由不成立。综上，目前不能认定周庆鹏存在致使股份转让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根本违约行为，李健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解除合同的通知不发生法律效力，对其以此要求返还股份转让款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456元，由李健负担。上诉人李健已预缴2945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魁 审判员 祖 辉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张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