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1行赔初5号 原告姜茂仙，女，汉族，1979年10月30日出生，现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克海，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路**。 法定代表人章燕，区长。 出庭负责人欧阳建国，副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杰，浙江东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姜茂仙因与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拱墅区政府）城建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5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姜茂仙及其委托代理人崔克海，被告的副区长欧阳建国及委托代理人李洪、林文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姜茂仙起诉称，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谢村村小河里1××0号的部分房屋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原告未与任何单位签订任何拆迁补偿协议,也未腾空该房屋。2018年1月16日,该房屋被被告非法拆除,被告的强拆行为已经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行初32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被告,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六条：“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等规定，因同村类似情形的被安置户有签订协议进行安置的,故原告要求按照不低于同村类似情形的补偿安置标准进行补偿安置。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关于姜茂仙国家赔偿申请事项的答复》,但是未决定进行赔偿,故原告诉至贵院,请求：1.判令被告按照同村其他类似安置户的安置标准对原告及小女儿周静进行安置,即按照小户给予211.2平米的安置面积;2.判令被告赔偿强拆给原告造成的物品损失90808元（物品损失清单附后）;3.判令被告按照杭州市及拱墅区的政策及不低于其他户的补偿标准给予原告其他一切应得的补偿及奖励（包括原告所有的部分主房、两间附房的价值、过渡费、奖励费等等）;4.判令被告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原告上述赔偿金的利息损失（从2018年1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上述赔偿金之日止）。 原告姜茂仙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2018）浙01行初328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被告实施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以及原告已经与案外人周华强离婚并已就案涉房屋进行调解分割的事实。 2.原告物品损失清单，拟证明原告物品损失共90808元。 3.钱玉凤等四户的安置协议，拟证明钱玉凤等人作为离婚户进行单独安置的事实，原告及其女儿周静应得到同样的安置待遇。 4.被告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的《关于姜茂仙国家赔偿申请事项的答复》，拟证明原告在提起赔偿申请之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 被告拱墅区政府答辩称，一、原告关于要求“按照小户给予211.2平方米的安置面积”的诉请请求,既无事实根据,也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2001年12月27日,原告姜茂仙与案外人周华强在拱墅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02年9月29日,原告姜茂仙作为周卫明的儿媳,与周华强（系姜茂仙的前夫）、周丽萍、马桂凤等人,一并作为案涉房屋（谢村村小河里1××0号）的建房批地审批手续所记载的在册人员,即原告姜茂仙是户主周卫明家庭户名下的人口。2012年6月5日,原告姜茂仙与案外人周华强签订《离婚协议书》壹份,并在杭州市拱墅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了协议离婚登记手续,但直至案涉房屋拆迁日2018年1月16日,甚至本案起诉日止,原告姜茂仙的户口均与案外人周华强等人在同一家庭户中,并没有再次分户而产生单独家庭户。易言之,原告姜茂仙自始至终在周卫明、马桂凤和周华强等人一起的谢村村小河里1××0号家庭户内,不是单独家庭户,缺少按单一小户标准进行房屋安置的基础事实。被告下属机构杭州市拱墅区京杭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以下简称运河开发指挥部）通过《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将原告姜茂仙及女儿周静纳入周卫明家庭户的拆迁安置人口范围内,符合《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和市委办发［2002］80号文件《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前述之条例和办法的有关规定,负有给予原告姜茂仙与女儿周静安置房标准为安置面积55平方米／人,合计11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义务,另原告下属机构指挥部已依法将拆迁补偿款项支付给周卫明户所在谢村社区,因此,原告的拆迁补偿款发放与关于安置房安置面积的具体实施等,并未侵犯原告姜茂仙及其女儿的合法权益。综前,原告姜茂仙因拆迁而导致的房屋灭失,主张安置面积待遇的享受与落实,应以法规文件规定的合法权益为限,即被告下属机构运河指挥部作为拆迁征收的实施主体,依法对原告姜茂仙可给予的安置房面积为55平方米／人,姜茂仙与女儿周静的安置房面积合计为110平方米,其已书面形式告知原告姜茂仙,该行为符合法规及文件规定,并无不当。二、关于对原告姜茂仙物品损失主张的回应。原告姜茂仙在本案中提交物品损失清单两份,金额总计90808元。对此,一方面,从证据三性角度看,该清单不符合证据形式,被告对其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是存有异议,该材料系原告姜茂仙单方制作,可视为原告的个人主张和意见。但另一方面,被告愿意结合搬迁实施过程中的现场物品实际状况,与原告作进一步的沟通协商。三、关于原告姜茂仙主张按照市区政策及不低于其他户的补偿标准给予应得的补偿及奖励的答辩。根据原告姜茂仙与案外人周华强签订离婚协议书及在（2014）杭拱半民初字第194号分家析产纠纷案中达成的调解协议（详见该案《民事调解书》）,结合运河指挥部已依法支付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所有款项的事实,原告主张的补偿及奖励,应与案外人周华强等人依据前述协议及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平等协商处理补偿及奖励款项的分配。对此,被告认为,案涉房屋拆迁的补偿及奖励,被告依法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和市委办发［2002］80号文件《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确定的补偿及奖励标准计算,并未侵犯原告姜茂仙及女儿周静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被告没有重新计算补偿及奖励款项并二次额外支付的义务。具体到本案,根据（2014）杭拱半民初字第194号民事调解书和原告姜茂仙与案外人周华强之间的离婚协议书,可以认定原告姜茂仙与案外人周华强等人按份共有,其中,原告所享有的份额为四分之一,且该调解书载明“若遇政府拆迁,房屋的补偿款（包括装修、附属物等）及安置补偿款的分割问题,双方另行协商处理”。据此,对《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16年11月10日运河指挥部与周卫明签订）项下282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总金额、临时过渡费、搬家补贴费、奖励费及其他费用合计1919980元和《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2016年11月10日运河指挥部与周卫明签订）项下自建房及装修、设备迁移、道地、围墙等补偿费580000元,两笔款项总计2499980元,可由相关权利人（姜茂仙、周华强、马桂凤、周丽萍等人）按照份额分配,并按相应份额比例从户籍地谢村社区领取。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姜茂仙诉讼请求中,符合现行法规及政策文件规定的合法权益,被告承诺并保证将予以依法保障和兑现。同时,本着依法行政、止争息讼的原则,被告愿意就本案与原告进行调解。 被告拱墅区政府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居民身份证》（姜茂仙个人）及《村（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拟证明2002年9月28日，周卫明户（在册人口有：周卫明、马桂凤、周华强、周丽萍、姜茂仙计5人）取得位于拱墅区××镇××村村××组的“杭州市区农村村民建房用地”审批证明，本案原告姜茂仙系周卫明家庭户的建房批地在册人员之一，且至今仍为该家庭户内的人口。 2.《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16年11月10日签订）； 3.《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2016年11月10日签订）； 4.《关于同意撤销谢村等四个村行政村建制并建立相应社区的批复》（拱政发[2008]47号）； 5.离婚协议书； 6.（2014）杭拱半民初字第194号分家析产纠纷案民事调解书； 证据2-6拟共同证明本案原告姜茂仙已根据杭州市政府文件纳入周卫明户的拆迁补偿与安置人口范围，两份协议涉及的补偿及奖励金额总计为2499980元。谢村村在2008年12月31日撤村建居，早于原告姜茂仙与案外人周华强离婚登记时间2012年6月5日，也早于案涉房屋拆迁实施日期2018年1月16日，原告因离婚及分家析产而取得的位于谢村村小河里1××0号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标准应适用的法规和政策文件依据为：《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市委办发［2002］80号文件《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和杭政办发［2005］8号文件《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撤村建居和城中村改造有关政策的意见（试行）》，因此原告姜茂仙客观上已不具备按照单独小户进行安置房安置的前提条件，而可取得的合法安置房权益标准为：55平方米／人，二人合计110平方米。原告姜茂仙及女儿周静的拆迁补偿及奖励款，可由姜茂仙与周华强、马桂凤、周丽萍等人按照该调解书确定的内容进行协商处理并具体分配与交割。 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认为：证据1、4，三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与案外人的调解书不能对外产生公示效力；证据2，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三性均有异议；证据3，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案外人签订协议的情况与本案所涉情况不相同。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但认为批地建房时的户内人员情况不能证明现在事实上已发生变化的人口情况；证据2-3，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证据4，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5-6，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原告与案外人周华强户已无任何关系，不能作为该户成员进行安置而应单独安置，因周华强户签订的协议未经原告同意，也不存在按照协议进行分割的基础。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4能够证明涉案房屋拆除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违法，原告据此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运河指挥部就该申请作出答复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据2系其对室内物品及其价值所作的单方陈述，不属于证据；证据3系案外人签订的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 被告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涉案房屋的建房用地审批情况和原告的身份情况，予以采信；证据2-3能够证明周卫明就涉案房屋与运河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据4能够证明谢村村撤村建居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据5-6能够证明原告与周华强在离婚时对涉案房屋权属的分割情况，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02年9月,姜茂仙作为周卫明的儿媳,与周华强、周丽萍、马桂凤等人一并作为周卫明户的户内人员，获批在杭州市拱墅区××镇××村村××组××房。 2012年6月5日，姜茂仙与周华强协议离婚。2014年3月26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拱半民初字第194号民事调解书，对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谢村村小河里1××0号房屋进行了分割：该房屋经审批占地面积94平方米的房屋，姜茂仙享有四分之一的所有权，周华强、马桂凤、周卫明、周丽萍享有四分之三的所有权，其中第三层（架空层不计算层数）正对楼梯的朝南房间一间、朝西房间一间和朝北房间一间归姜茂仙使用，其余经审批建造的房屋归周华强、马桂凤、周卫明、周丽萍使用。所涉及的楼梯、通道等必经通道由姜茂仙和周华强、马桂凤、周卫明、周丽萍共同使用。 2016年11月10日，周卫明与运河指挥部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对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谢村村小河里1××0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事项进行了约定，包括经审批房屋和地面附属物的补偿金额，自建房及装修、设施迁移、道地、围墙等的补偿金额，过渡方式及过渡期限，安置方式、安置人员及安置用房面积等。其中，安置人员为马桂凤、周卫明、周华强、王君燕、周宁、周致远、周静、姜茂仙。 2018年1月16日，运河指挥部对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谢村村小河里1××0号房屋实施拆除。姜茂仙认为房屋拆除行为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浙01行初328号行政判决，确认拱墅区政府强制拆除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谢村村小河里1××0号房屋中原告姜茂仙所使用部分房屋的行为违法。 2020年3月26日，姜茂仙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运河指挥部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关于姜茂仙国家赔偿申请事项的答复》。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针对原告姜茂仙就其被拆除房屋在依法拆迁中可得的利益损失所提出的赔偿请求，包括房屋及附属物的补偿价值，过渡费，安置利益等。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谢村村小河里1××0号经审批的房屋中，周卫明、周华强、马桂凤、周丽萍享有四分之三的所有权，原告享有四分之一的所有权。周卫明作为该房屋的申请建房户主，已与运河指挥部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和《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对包括原告所使用房屋在内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事项进行了约定，包括经审批房屋和地面附属物的补偿金额，自建房及装修、设施迁移、道地、围墙等的补偿金额，过渡方式及过渡期限，安置方式、安置人员及安置用房面积等。其中，安置人员包括原告及其女儿。上述协议未经法定程序被确认为无效或者撤销。据此，在上述协议已经解决房屋本身补偿问题的情形下，原告就其房屋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已经得以保障，故尽管强制拆除行为被认定为违法，但仅涉及对房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而不涉及房屋本身的赔偿问题。综上，本院对原告提出的该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针对原告就其室内物品损失提出的赔偿请求。被告拱墅区政府自认在对原告房屋实施拆除时，室内确有物品存在且被搬移至他处，但未能举证证明在搬移过程中已对室内物品依法进行清点，在搬移后依法进行移交或妥善保管。故，基于原告所列物品类目及其价值并无明显超出生活常识之处，以及被告拆除行为违法之情节，本院认定被告应当按照原告主张的金额承担物品损失人民币90808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支付原告姜茂仙赔偿金人民币90808元； 二、驳回原告姜茂仙的其他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莹祺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人民陪审员  谌慧敏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法官 助理  莫雪飞 书 记 员  郑 漩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 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 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 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 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 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 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 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 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 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 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