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8民终22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宝。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金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市西安南路****。法定代表人：蒋建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陈玉宝因与被上诉人江苏金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康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19）苏0812民初10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玉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程序违法。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六）与本案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第四十九条规定，书记员和执行员适用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规定。（2016）苏0811民初2433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书记员均为龚珉珉，龚珉珉与一审存在利害关系，未自行申请回避，影响一审公正判决，本案应发回重审。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否是公司职工、双方是否存在合法的劳动人事关系、代理人能否以其名义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法院都应审查，上诉人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对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身份质疑，一审没有核实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身份，且庭审笔录中没有记载上诉人的异议。3、被上诉人在（2016）苏0811民初2433号案件中举证拖欠上诉人2006年7月到12月劳动报酬的通知书，说明被上诉人认可其拖欠上诉人劳动报酬的事实，上诉人在该案庭审中才知道拖欠的是2006年7月到12月的劳动报酬。上诉人依据该事实及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申请支付令，一审未依法发出支付令错误。4、上诉人于2019年10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20年5月19日一审法院调取材料，2020年7月10日作出一审判决。一审审限超期。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认定上诉人入职时间错误。一审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上诉人从1991年6月入职到1993年6月两年实习期，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被上诉人的自认，故上诉人无需举证证明自己系1991年6月入职，一审法院应采纳双方认可的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上诉人的毕业证书载明为八中冶金班，被上诉人在淮安市第八中学设立冶金班，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就是任教教师之一，冶金班共开办了两届，上诉人和冶金班同学同时入职到被上诉人处，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可以证明上诉人系1991年6月入职。2、一审根据招工登记表认定上诉人于1992年6月报考被上诉人错误。上诉人在1989年就报考了被上诉人委托淮安市第八中学代培的冶金班，不是在1992年才报考被上诉人。上诉人辞职申请书载明的1992年7月入职时间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所在岗位是有毒有害岗位，上诉人因此身患重病，请假本请假记录共9次，1到8次都是年休假，第九次是病假，病假工资扣减很多，上诉人是家里顶梁柱要养家吃饭，非重病不会请假，2015年6月上诉人身患重病在被上诉人医院处就诊，并经被上诉人医院院长确诊病情签字，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请病假，第一次请病假批准后，第二次请病假不予批准，上诉人只有辞职就医。3、一审判决书截取了起诉状的一部分，未表述起诉状中的其他内容，使其他人在阅读一审判决书时会对上诉人产生误解，以为上诉人无中生有。一审判决书对起诉状中很多部分没有回应，如“被告恃强凌弱，任意欺压劳动者，视国家法律如废纸，被告订立的残酷剥削劳动者的企业规则制度（极度违法）就是被告心中的法律，如：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禁令中规定没带安全帽就开除或开除留用，在开除留用的职工正常必须按时上下班完成工作任务，每月扣罚工资80%左右，原告大概在1994年被公司安全科科长杨慧清查到没戴安全帽，当时处罚要开除留用，炼钢厂长梁亚东说情，只罚款400元，而原告当月工资412元，扣除未带安全帽罚款400元，当月工资拿到手只有12元，一审原告已经举证了被告的规章制度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在2006年6月被告以原告打盹为由（实际上是在夜里三点半，安全科长贾金亚来敲门，我们问谁在半夜三更敲门，然后开门，前后几秒钟时间），在苏金集【2006】号处罚拖欠原告等9人劳动报酬16800元，这16800元是2006年6月到12月原告天天在被告处按时上下班的工资”。被上诉人以莫须有的说辞，拖欠上诉人2006年7月到12月工资。上诉人在2006年-2007年获得被上诉人颁发的优秀工作者奖章。上诉人2006年的工作岗位是充装氧、氮气瓶，一只气瓶空的重量大概120斤，充装好后气瓶的重量大概是140斤，每班有4人，一个班充装量600瓶左右，气瓶要从车上卸下进行充装，充装完毕再进行装车，工作劳动强度大，工作中上诉人经常汗如雨下、身体碰伤流血，2006年7月到12月的工资是劳动者的血汗钱，一审法院判决不认可劳动者血汗流淌之艰辛，驳回上诉人2006年7月到12月工资的诉请，违背了劳动者依法获得劳动报酬的道德伦理，助长用人单位的歪风邪气，给社会带来了负面效果。一审法院应该支持上诉人此项诉请。4、被上诉人的规章制度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招收童工，让未满18周岁的上诉人从事有毒有害岗位（1991年在焦化厂的粗苯化工车间、配煤车间）。上诉人1991年入职时，被上诉人的名称是江苏冶金公司，其前身是国有企业，后改制为控股企业，每个工人都有入股，上诉人大概在1993年入股5000份，被上诉人强行将每个工人股份退回，但保留单位各个领导的股份，又让每个职工虚签领取优益（音似）股份的钱。冶金班有的学员1991年入职时未满16周岁，被上诉人为逃避法律责任抹杀上诉人1991年入职的事实，将上诉人变更为1992年入职。被上诉人订立的企业规章制度严重违反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依据该违法的规章制度剥夺上诉人2006年7月至12月的劳动报酬。5、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关于2006年7月到12月工资的诉请，从2006年起算超过仲裁时效错误，上诉人认为应该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日即从2015年7月起算仲裁时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上诉人认为第二十七条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上诉人在1991年至2015年期间一直在被上诉人处工作，被上诉人是领导管理者，上诉人是被管理者，双方存在人身隶属关系。（2016）苏0811民初2433号案件及本案中，上诉人例举了双方存在人身隶属关系的表现：1994年左右上诉人因没带安全帽被扣工资400元，上诉人16岁到被上诉人处从事有毒有害岗位。1991年6月至2015年7月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受被上诉人“控制”，无法针对2006年7月到12月期间工资提起劳动仲裁。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一审中应从2015年7月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算仲裁时效期间。6、根据我国各个法院相关判例，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10年的劳动关系，存在着拖欠劳动者10年加班工资的情形，由于用人单位只提供了2年的加班资料，法院会依据用人单位提供的2年加班资料支持2年的加班诉请，如果用人单位提供了10年的加班资料，则法院也必定支持10年加班工资的诉请。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如果法院支持了2年加班费的诉请，但第一年的加班费按照法律规定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如果用人单位提供了10年的加班资料，则法院也必定支持10年加班工资的诉请，但劳动者第1年至第9年加班费的诉请按照上述规定也超过仲裁时效。上诉人2015年7月和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故按照我国相关判例，一审法院应该支持上诉人2006年7月到12月工资的诉请。7、我国劳动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第五条规定，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劳动就业，发展职业教育，制定劳动标准，调节社会收入，完善社会保险，协调劳动关系，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2006年7月到12月工资的诉请，与上述法律规定及原则相违背。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三）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书面通知送达到劳动者，故按照举证不能原则，应该适用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应认定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争议的诉讼时效一直适用双方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的一年以内。双方于2015年7月6日解除劳动关系，上诉人于2016年6月14日向淮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劳动申请仲裁申请，没有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一审驳回上诉人2006年7月到12月工资的诉请，与上述法律规定相互矛盾。9、档案记载上诉人入职时间为1992年6月，系被上诉人为逃避招收未满16周岁员工的法律责任而做的不实记载。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九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第九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对女职工或未成年工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991年6月，上诉人和冶金班同学一起被分配到被上诉人焦化厂部门入职实习，冶金班除上诉人外还有他人未满16周岁。10、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入职时间为1992年6月，与被上诉人填写盖章、原淮阴市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处审核章的1992年1月到1992年12月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记载凭证相互矛盾，说明一审法院的认定上诉人入职时间错误。且缴纳养老保险手册注明“内容是用人单位填写，本手册填写的各项内容是计发养老金的依据。”因此其他记载内容与该手册内容相冲突的，应该以手册的内容为准。上诉人1992年1月到1992年12月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记载凭证，证明上诉人系1991年6月入职。上诉人的入职时间有矛盾时，按照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以最早能够证明劳动者入职的时间为准。一审法院应根据上诉人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记载凭证认定上诉人于1992年1月入职，或根据被上诉人陈述上诉人从1991年6月入职到1993年6月两年实习期，认定上诉人于1991年6月入职。金康公司辩称：一审判决部分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陈玉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于1991年6月至1992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金康公司向陈玉宝支付2006年6月至同年12月劳动报酬16800元；3、金康公司赔偿陈玉宝1991年6月至1992年6月期间未缴纳社保损失1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玉宝曾在金康公司上班，后于2015年7月3日向金康公司提出书面辞职申请并载明，本人于1992年7月进厂，现因为身体客观原因申请辞职，请批准为感。陈玉宝于2015年7月离职后，于2016年6月经仲裁程序后向原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其于1991年6月1日入职，并主张金康公司支付其2009年3月至8月工资16800元等，金康公司主张陈玉宝于1992年7月入职，并对陈玉宝主张工资的诉请提出时效抗辩。2016年11月29日，原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出具（2016）苏0811民初2433号民事判决书，依据陈玉宝书写的辞职报告认定陈玉宝入职时间为1992年7月，并认为陈玉宝主张2009年3月至8月工资无证据证明，判决不予支持。陈玉宝不服，先后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向淮安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陈玉宝的上述两项主张均未得到支持。陈玉宝在上述（2016）苏0811民初2433号案件中主张金康公司支付2009年3月至8月工资16800元，未主张2006年6月至同年12月工资，后向淮安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称其在二审中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2006年半年工资16800元，但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未予支持。2019年8月16日，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出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理由为法院审判卷宗并无陈玉宝变更诉讼请求的证据。一审庭审中，陈玉宝为支持其于1991年6月至1992年6月在金康公司上班的请求，提供养老保险缴费记载凭证，载明陈玉宝参加工作时间为1992年7月，金康公司自1992年1月开始为陈玉宝缴纳养老保险费；另提供毕业证，载明陈玉宝于1991年6月30日从某职高部冶金职业班毕业。金康公司质证认为，对养老保险缴费记载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陈玉宝的证明目的，1992年国家规定开始缴纳养老保险费，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根据当时的政策，不管员工当年什么时间入职，金康公司都一次性缴纳了1992年全年的养老保险费；对陈玉宝毕业证的真实性不清楚，但不能证明陈玉宝刚毕业就入职金康公司，当时淮安有很多钢铁企业，陈玉宝到金康公司的入职时间应以档案为准。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咨询了淮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征缴部门工作人员，制作谈话笔录，该工作人员称，1992年社保缴费不规范，养老保险征缴部门根据用人单位制作的缴费记录来参保，缴费记录不能反映当时客观情况，应依据劳动行政部门的招工登记表来确定劳动者的入职时间。一审法院另依职权调取了陈玉宝档案中的招工登记表，载明陈玉宝于1992年6月23日报考金康公司，金康公司于当年6月26日同意招收陈玉宝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劳动行政部门于1992年7月1日盖章同意金康公司招收陈玉宝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谈话笔录和招工登记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陈玉宝认为其不可能毕业过了一年后再到金康公司上班。陈玉宝于一审审理中另申请增加金康公司支付1994年6月至2015年7月双倍工资60万元的诉讼请求，但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金康公司不同意在本案中处理。陈玉宝另申请支付令，请求金康公司支付其2006年6月至12月工资16800元、1991年6月至1992年6月社保损失12000元、1994年6月至2015年7月双倍工资60万元，金康公司不同意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关于陈玉宝请求确认其于1991年6月至1992年6月期间与金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问题。陈玉宝在（2016）苏0811民初2433号案件中未将该主张作为单独的诉讼请求，但该案判决书对此问题已予回应。虽然陈玉宝在本案中补充了新的证据，但毕业证并不能证明其入职时间，且该证载明陈玉宝于1991年6月30日毕业，与陈玉宝诉称其于1991年6月1日入职金康公司的时间相矛盾。同时，根据一审法院调查，养老保险缴费记载不能反映双方当事人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而一审法院调取的招工登记表显示陈玉宝于1992年6月报考金康公司，劳动行政部门意见于1992年7月1日盖章同意，另结合陈玉宝养老保险本载明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92年7月，以及其自己书写的辞职报告亦载明其于1992年7月进厂，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陈玉宝入职金康公司时间为1992年7月。至于陈玉宝毕业后至1992年7月前是何种就业状态，陈玉宝并无证据证明，故对陈玉宝请求确认其于1991年6月至1992年6月期间与金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同时，陈玉宝主张金康公司赔偿其1991年6月至1992年6月期间未缴纳社保损失12000元，并无依据，故亦不予支持。关于陈玉宝主张金康公司支付2006年6月至同年12月工资16800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金康公司对陈玉宝的该项请求提出时效抗辩，陈玉宝未举证证明其存在法定时效中止、中断等未超时效的证据，且其主张诉讼时效最长时间为20年的观点不适用于劳动争议，故对陈玉宝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陈玉宝新增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金康公司不同意支付，故对该项诉请不予理涉。另关于申请支付令属于督促程序，不应在本案诉讼程序中提出，故本案亦不予理涉。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作出判决：驳回陈玉宝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上诉人陈玉宝在二审中提供请假本、2014年及2015年职业病危害告知书，证明上诉人所在岗位是有毒有害岗位，上诉人因此身患重病，请假本记录有9次，第1至8次都是年休假，第9次是病假，2015年6月上诉人身患重病在被上诉人医院处就医，被上诉人批准了上诉人的第一次病假，但未批准第二次，上诉人被迫辞职就医，辞职申请书中1992年7月的入职时间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经质证，被上诉人金康公司对上述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请假本内容不规范，2014年及2015年职业病危害告知书只是告知上诉人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并不能证明必然产生职业危害。本院认证认为，职业病危害告知书仅能证明被上诉人金康公司履行了告知义务，该告知书和请假本不能证明上诉人患病且其患病与工作内容存在因果关系，亦不能证明上诉人系被迫辞职，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同。二审另查明，一审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因疫情原因自2020年2月3日至4月3日依法进行审限变更。被上诉人金康公司在2019年12月3日一审开庭笔录中陈述，陈玉宝所述的1991年6月至1992年6月估计是学生职业班实习期，实习期不具有劳动关系，对陈玉宝是否到金康公司实习或什么时候到金康公司实习不清楚，现在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再查明，2019年8月19日，陈玉宝向淮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包括2006年6月到12月劳动报酬16800元。淮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淮劳人仲案字（2019）第184号决定书，终止对本案的审理。陈玉宝遂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关于一审诉讼程序问题。经本院审查，一审诉讼程序并无不当，陈玉宝关于一审诉讼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理由如下：1、（2016）苏0811民初2433号案件书记员与本案一审书记员为同一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人员应当自行回避的情形，且陈玉宝在一审中既未向法院提出回避申请，也未提供一审书记员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的证据，故其仅以两案书记员为同一人的理由主张一审诉讼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六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职工，可以当事人工作人员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第八十八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本案中，金康公司的一审诉讼代理人李洪美、二审诉讼代理人张杰均向法院提供本人身份证件、劳动合同书、金康公司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作为诉讼代理人身份的证明材料，故李洪美、张杰分别在一、二审阶段以金康公司工作人员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3、申请支付令属于督促程序，陈玉宝应向法院另行申请，本案诉讼程序中不予理涉。4、一审因疫情原因进行审限变更，未违反法律规定。关于陈玉宝的入职时间问题。陈玉宝上诉主张其入职时间为1991年6月份，并要求确认其于1991年6月至1992年6月期间与金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陈玉宝自己书写的辞职报告载明的入职时间为1992年7月，陈玉宝在二审中主张该辞职报告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而根据一审法院咨询淮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征缴部门的笔录，陈玉宝在一审中提供的养老保险缴费记录不能作为其与金康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时间的依据，应根据招工登记表记载的时间确定入职时间，陈玉宝在二审中辩称招工登记表记载的入职时间为1992年6月，系金康公司为隐瞒其招收未满16周岁工人而填写，但陈玉宝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二审中，金康公司陈述对陈玉宝是否曾在金康公司实习不清楚，且实习期间不成立劳动关系。而陈玉宝一审提供的毕业证并不能证明其入职时间，也不能证明其毕业后至1992年7月前是何种就业状态，故对陈玉宝主张其自1991年6月入职金康公司，至1992年6月与金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陈玉宝主张的2006年6月至同年12月工资16800元问题。陈玉宝上诉主张金康公司依据违反法律法规的公司规章制度扣除上述期间工资，但陈玉宝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金康公司亦不予认可。陈玉宝还主张其与金康公司于2015年7月6日解除劳动关系，仲裁时效从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算，其于2016年6月14日向淮安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劳动仲裁申请，并未超出仲裁时效。对此，本院认为，陈玉宝追索2006年6月至12月期间劳动报酬的仲裁时效期间从其与金康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之日即2015年7月6日起算，但陈玉宝于2019年8月19日向淮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金康公司对此提出时效抗辩，陈玉宝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法定时效中止、中断等未超时效证据的情况下，对陈玉宝关于2006年6月至12月工资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而陈玉宝在一审中提供的2016年6月14日劳动仲裁申请书中并不包含2006年6月至12月工资16800元的仲裁请求，其在该次仲裁程序后已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苏0811民初2433号]，故陈玉宝于2016年6月14日提交的仲裁申请，不能作为本案仲裁时效的抗辩。综上所述，上诉人陈玉宝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于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加雷审 判 员 孙 洁审 判 员 丁 然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 刘 薇书 记 员 徐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