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28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玲灵，女，198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小斌，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恒，男，198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新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四川桦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玲灵与被上诉人谭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津县人民法院（2020）川0132民初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玲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小斌，被上诉人谭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玲灵的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新津县人民法院（2020）川0132民初71号民事判决；2．裁定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归还借款本金281365元，并驳回谭恒的其他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谭恒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于2019年10月11日后向上诉人转账的150802元为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该转款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恋爱关系期间转款，并非借款，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属于借款证据不足。二、因案涉150802元款项并不属于借款性质，故一审法院判令该部分款项从2020年1月6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计算利息和违约金错误。 谭恒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1．双方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谭恒从来没有表达过赠予的意思，王玲灵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系赠予，王玲灵抗辩双方系赠予关系不成立；2．在双方当事人恋爱关系期间，王玲灵以买手表、包包等理由向被上诉人借钱，出现多次微信、银行等转款记录。谭恒要求王玲灵在第一次借款时就出具借条并约定了还款时间和利息，上诉人抗辩的150802元系赠予没有出具借条是因为上诉人拒绝出具。 谭恒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玲灵向谭恒归还借款本金456800元及利息（以4568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1日起按月利率1.2%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2．判令王玲灵向谭恒支付违约金50000元；3．判令诉讼费由王玲灵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初，谭恒、王玲灵是恋爱关系。谭恒于2019年9月19日向王玲灵通过银行转账40000元、59000元，于2019年9月25日向王玲灵通过微信转账4865元，于2019年9月29日向王玲灵通过微信转账2000元，于2019年9月30日向王玲灵微信转账15000元，于2019年10月7日向王玲灵微信转账10000元、10000元，于2019年10月10日向王玲灵微信转账14000元，于2019年10月11日向王玲灵通过银行转账80000元，共计转款234865元。2019年9月26日，谭诗孟（系谭恒的父亲）通过中国银行向王玲灵转账46500元。 2019年10月11日，王玲灵（作为甲方）和谭恒（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一、甲方因个人需要，向乙方借款人民币30.6万元，大写（叁拾万零陆仟元整），乙方于2019年10月11日前将全部款项汇入甲方或者其指定账户，由甲方向乙方出具收到借款的确认书。二、甲方需于2019年11月30日前归还乙方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整），余下部份，即10.6万元（大写：拾万零陆仟元整）于2019年12月30日前归还。如到期未归还，则按照未还金额的千分之二计算利息。三、该笔借款从2019年10月11日起计算利息，利息按月利1.2%计算，不足一月按一月计算……五、甲、乙双方均认真遵守本借款合同，甲、乙双方违反本合同任一条款，均应当一次性向对方支付违约金5万元（大写：伍万元）。”王玲灵在甲方处签字、捺印，谭恒在乙方处签字、捺印。同日，王玲灵向谭恒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谭恒打款30.6万元（叁拾万零陆仟元）。”王玲灵在收款人处签字、捺印。 《借款合同》签订后，谭恒于2019年10月19日向王玲灵微信转账3000元，于2019年10月25日向王玲灵微信转账5000元，于2019年10月27日向王玲灵微信转账1000元，于2019年10月28日向王玲灵微信转账20000元，于2019年10月30日向王玲灵微信转账3900元，于2019年10月30日向王玲灵银行转账20000元，于2019年10月31日向王玲灵银行转账16000元，于2019年11月5日向王玲灵微信转账5000元，于2019年11月6日向王玲灵银行转账59940元，于2019年11月22日向王玲灵微信转账9350元，于2019年11月22日向王玲灵微信转账612元，于2019年11月23日向王玲灵微信转账5000元、2000元，共计转款150802元。 关于谭诗孟在2019年9月26日通过中国银行向王玲灵转账的46500元，谭诗孟在一审法院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时谭恒跟我说有人向他借款，我就把卡给他，他自己转的”“后来谭恒告诉我是（借给）王玲灵”，并表示同意由谭恒向王玲灵主张该笔款项、自己不会向王玲灵主张。 案件一审审理过程中，王玲灵申请对《借款合同》中落款处的签名及捺印进行鉴定；谭恒、王玲灵在一审法院组织下共同确定委托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20年6月11日，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鼎诚司鉴［2020］文鉴字第0059号】载明：落款日期为“2019.10.11”的《借款合同》落款处“甲方：”处“王玲灵”签名与样本签名是同一人所写；2020年6月11日，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鼎诚司鉴［2020］痕鉴字第0012号】载明：落款日期为“2019.10.11”的《借款合同》落款处“甲方：王玲灵”签名处捺印的指纹是王玲灵右手拇指所留。王玲灵预缴鉴定费5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的当事人身份信息、微信转账截图、银行转账记录、借款合同、司法鉴定意见书、询问笔录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本金如何认定；二是谭恒于2019年10月11日之后向王玲灵交付的150802元是否属于借款；三是谭恒主张的借款利息和违约金如何认定。一审法院对于争议焦点评析如下。 关于《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本金如何认定的问题。谭恒向法院提交的《借款合同》《收条》、转款凭据以及双方庭审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谭恒、王玲灵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虽然《借款合同》《收条》中载明2019年10月11日之前的借款本金为306000元，但王玲灵在一审庭审中只认可在签订《借款合同》时收到款项为281365元、只认可借款本金为281365元，故不能将《借款合同》《收条》载明的金额直接认定为借款本金的数额。谭恒陈述通过现金方式向王玲灵交付了现金24635元，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关于交付次数、地点等问题，谭恒在2020年4月15日的庭审中陈述分两次、在王玲灵的车上进行交付，在2020年6月24日的庭审陈述在茶楼、车上分四次交付，前后陈述并不一致且未作合理说明；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乙方于2019年10月11日前将全部款项汇入甲方或者其指定账户”，王玲灵在《收条》中载明“今收到谭恒打款30.6万元”，加上案涉的432167元均系银行转账或者微信转账，上述证据均显示双方的交付习惯并非现金交付，谭恒关于双方存在多次较大额度现金交付的行为并无证据支持也不符合双方的交付习惯；对于交付款项出现个位数的理由，谭恒陈述“当时被告说她急需用钱我把身上的所有钱给了被告了”的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综上，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10月11日之前实际的出借的本金应为281365元。 关于谭恒于2019年10月11日后向王玲灵交付的150802元是否属于借款的问题。谭恒与王玲灵2019年8月建立恋爱关系、2019年12月初分手，双方基于恋爱关系互相赠予财物乃人之常情，但并非所有在恋爱期间的财物往来均是赠予，同时，短时间内谭恒向王玲灵转款金额高达432167元，普通的恋爱消费也难以达到如此金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谭恒举示的转款凭证已完成了证实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明责任，王玲灵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系赠予或者用于两人共同生活开支，考虑到2019年10月11日之前的转款双方已经签订了《借款合同》，加之2019年10月11日之后的转款与之前的转款交付方式并无明显区别，故一审法院对于谭恒主张2019年10月11日之后交付的款项属于借款的陈述予以支持。 关于谭恒主张的借款利息和违约金如何认定的问题。1．对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和违约金。双方对《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方式为从2019年10月11日按照月利率1.2%计算的方法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是该部分借款的利息应以实际借款本金281365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1日按照月利率1.2%进行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为50000元，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的规定，该《借款合同》项下的利息和违约金应以实际借款本金281365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1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判决之日，共计47546.83元（281365元×24%/年÷365天/年×257天）；之后的利息以281365元为基数从2020年6月25日按照月利率1.2%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2．关于2019年10月11日之后的借款。因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时间以及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该部分借款的利息应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王玲灵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谭恒归还借款本金432167元并支付利息（利息分两部分计算，第一部分以281365元为基数从2020年6月25日起按照月利率1.2%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第二部分以150802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若未在本判决确定的借款本金付清之日给付本金则利息计算至借款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二、王玲灵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谭恒支付违约金47546.83元；三、驳回谭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34元（已减半）、鉴定费5500元，合计9934元；由谭恒承担受理费237元，王玲灵承担受理费4197元、鉴定费55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谭恒向王玲灵所转150802元是否系借款；2．谭恒主张的款项的相应的利息是否成立。本院评述如下： 一、案涉谭恒向王玲灵所转150802元是否系借款 因谭恒与王玲灵在案涉150802元转款发生时处于恋爱阶段，从常理来说其转款性质本身是难以完全界定，但综合本案的相关事实看，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系借款并无不当。首先，双方虽然有恋爱关系，但两人相识及恋爱时间较短，谭恒作为一个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王玲灵主张在短短一个月内谭恒对其的赠予高达150802元，与正常恋人之间的财务往来不符；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王玲灵主张全部系赠予，应当提交初步证据予以证明，但王玲灵除了自己的陈述外并无证据予以证实案涉款项系赠予，故谭恒举证已经达到了案涉款项系借款的证明目的。 二、谭恒主张150802元款项的相应的利息是否成立 案涉150802元款项谭恒没有举证证明双方约定了利息，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款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一审法院对自谭恒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玲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4267元，由王玲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姚兰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