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甘02民终4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志敏，女，196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嘉峪关市陇祥佳业商贸有限公司股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党秀贤，甘肃河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雯，甘肃聿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艳，女，198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酒泉市肃州区微笑便利店经营者，住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卫东，男，196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玉门供销社退休职工，住甘肃省嘉峪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旭颢，男，201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学生，住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系戴斐之子。   法定代理人：张艳，系戴旭颢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春河，男，1954年5月3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甘肃省嘉峪关市。   上诉人杨志敏因与被上诉人张艳、戴卫东、戴旭颢、戴春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甘0271民初4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党秀贤、王晓雯，被上诉人张艳、戴春河到庭参诉讼，戴卫东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志敏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甘0271民初445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戴斐与杨志敏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经济关系，但是具体是什么经济关系却没有认定；2.戴春河擅自将银行卡、银行账户及密码给戴斐使用，戴春河应当对此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原审法院认定杨志敏主张张艳、戴卫东、戴旭颢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认定错误。4.该笔债务为戴斐与张艳的夫妻共同债务，张艳、戴卫东、戴旭颢作为戴斐的继承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张艳辩称，钱是打给戴春河的，杨志敏与戴斐并没有实际的借款合意，应该向收款人追偿。杨志敏于一审期间申请保全的家庭财产于2016年3月基本已购置完毕，案涉款项发生于2018年，杨志敏申请保全其家庭财产没有道理。请求驳回杨志敏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戴春河辩称，其与杨志敏不认识，双方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2018年3月1日戴斐向其借款30万元（现金交付戴斐），之后其要求戴斐还款，2018年6月19日戴斐电话告知向其账户打款133100元，当日其与戴斐一起将该款提现，其留下50000元作为戴斐归还的借款，剩余83100元戴斐拿走用于支付戴斐本人房款。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   二审期间戴卫东向本院提交了放弃戴斐遗产继承的声明。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斐原系中国银行嘉峪关分行职工，戴卫东系戴斐父亲，张艳与戴斐系夫妻，二人生育一子戴旭颢。杨志敏因办理银行业务与戴斐相识。2018年6月19日，杨志敏通过手机银行向戴春河银行卡账户转款133100元。戴斐于2018年12月14日死亡。一审另查明，杨志敏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案外人秦鸿儒、代光明、周秀萍、肖锐、邓华、郇建国分别诉至该院，要求与张艳、戴卫东、戴旭颢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杨志敏主张戴春河偿还的借款133100元系其按照戴斐的指示转入戴春河的银行卡账户，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与戴春河之间形成借贷合意。同时，杨志敏陈述其是按照戴斐的指示，向代光明、周秀萍、戴春河等人转款，由此可以看出戴斐与杨志敏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经济关系。杨志敏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与戴春河之间系借贷关系，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的133100元用于戴斐与张艳的夫妻共同生活，系戴斐与张艳的共同债务，故杨志敏主张由张艳、戴卫东、戴旭颢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志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62元，由杨志敏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1.二审庭审中张艳提交4组书证，包括张艳与甘肃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一份，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和职工失业保险手册复印件一份，嘉峪关住房公积金销户单与嘉峪关建设银行公积金进账单复印件一份，就业创业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其一直有正常的工作收入，能够承担其名下所有的资产购置。杨志敏对劳动合同、公积金销户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可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2.二审庭审中张艳提交借条原件一张，记载“借到张艳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元）卡号：62122627020********，”署名及落款时间为“借款人戴春河，2018.6月19日”。戴春河认可借条上记载的银行卡为其所有，不能确认该借条由其本人书写，认可收到50000元，认为不是借款;杨志敏认为不能确认该借条的真实性。张艳述称其未向戴春河出借过50000元，对该证据也未提出明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   3.二审庭审中本院组织对杨志敏手机中存储的与戴斐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质证，杨志敏未出示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出示了转自其他手机的2018年6月19日与戴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杨志敏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共3个时间点4段内容，第一个时点为2018年6月19日09:39，包括2段对话内容，分别为“杨姐，条子我让戴春河打好了，借15万元，9个月，利息你直接扣了16900元，打133100元，借款日6月19日”“卡号：62122627020********；开户行：工商银行嘉峪关分行营业部；户名：戴春河”；第二个时点为2018年6月19日12:42，对话内容为“代行，转过去了，你让查收一下”，第三个时点为2018年6月19日13:05，对话内容为“好的，我给他说”。张艳认为杨志敏提交的只是一个微信聊天截图，不是完整的聊天记录，认可微信号“tkdr001”和头像是戴斐的，不能确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戴春河认可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中记载的133100元，不认可写过借条。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中记载的款项金额、收款人信息能够与杨志敏向戴春河转款的银行流水记录以及戴春河提交的收到杨志敏转款的银行流水记录相印证，戴春河亦认可收到该笔转款，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中记载的“条子我让戴春河打好了”的内容，戴春河不认可，杨志敏未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中所称借条，本院不予确认。   4.二审庭审后戴春河提交借条原件2张，分别记载“今借戴春河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期限一年，利息10%，利息已付，特此证明！”“今借戴春河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00），期限一年，利息10%，利息已付，特此证明！”，2张借条署名及落款时间为“借款人戴×，2018.3.1”。借款人处签名字迹无法准确识别为“戴”或“戴斐”。张艳认为不能确认是戴斐的笔迹，杨志敏认为不能确认借条的真实性。该证据拟证明事项为戴斐与戴春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杨志敏与戴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杨志敏与戴春河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3.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张艳与戴斐之间的夫妻共同债务；4.戴斐的继承人对本案是否应当承担清偿责任。   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上述焦点问题，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杨志敏与戴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杨志敏应当对其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未能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该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依据上述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即民间借贷），其性质为实践性合同，认定自然人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须同时满足两个要件事实：第一，当事人之间具有借款合意的事实；第二，贷款人向借款人交付借款的事实。本案中，杨志敏用于证明自己事实主张的证据有杨志敏本人陈述、与戴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向戴春河转款的银行流水记录。戴斐没有向杨志敏出具借据等债权凭证，依据杨志敏本人陈述以及其与戴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不能认定杨志敏与戴斐之间存在以杨志敏为“贷款人”、以戴斐为“借款人”的借款合意。二审庭审中法庭询问杨志敏“这笔借款，你与戴斐是如何商定的”，杨志敏陈述“当时我以为戴斐给戴春河借的，我本人没有给戴斐借钱的意思。”综合分析在案证据，能够认定杨志敏与戴斐之间没有形成借款的合意，也没有杨志敏向戴斐交付出借款项的事实，双方之间没有形成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   2.关于杨志敏与戴春河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依据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的要件事实，杨志敏除举证证明戴春河收到案涉款项外，还须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依据在案证据以及戴春河的自认，能够认定杨志敏按照戴斐的指示将案涉133100元转入了戴春河的银行账户，戴春河认可收到杨志敏的上述转款，不认可与杨志敏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二审庭审中法庭询问戴春河“你有无委托戴斐向戴斐的其他客户进行融资”戴春河述称“没有”。本案中，虽有戴春河收到杨志敏转款的事实存在，但戴春河不认可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不认可向杨志敏出具过借条，杨志敏不能举证证明其与戴春河之间就借款事项进行过磋商并形成借款合意，也不能举证证明戴春河委托戴斐向其借款，因而不能认定杨志敏与戴春河之间存在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   3.关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张艳与戴斐之间的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判令张艳对案涉款项承担偿付责任，以该笔款项为戴斐与张艳的夫妻共同债务为前提，责任财产的范围为戴斐与张艳的夫妻共同财产，杨志敏须首先举证证明其与戴斐之间就案涉款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进而证明戴斐将该款项用于戴斐与张艳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依据本案查明事实，因杨志敏与戴斐之间不具有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杨志敏请求张艳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案涉款项缺乏基本事实依据。   4.关于戴斐的继承人对本案是否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判令张艳、戴卫东、戴旭颢在继承戴斐遗产范围内对案涉款项承担偿付责任，以张艳、戴卫东、戴旭颢在戴斐所负债务未获得清偿的情况下继承了戴斐的遗产为前提，责任财产的范围为戴斐的遗产，杨志敏须首先举证证明其与戴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进而证明张艳、戴卫东、戴旭颢继承了的戴斐遗产。依据本案查明事实，因杨志敏与戴斐之间不具有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杨志敏请求张艳、戴卫东、戴旭颢在继承戴斐遗产范围承担偿付责任亦缺乏基本事实依据。   此外，杨志敏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批复，戴春河向戴斐出借银行账户，戴春河对于案涉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依据本案查明事实，戴春河的银行账户信息虽由戴斐提供给杨志敏，但案涉款项实际由戴春河收取，戴斐本人并未利用戴春河的银行账户收取案涉款项，上述规定在本案中并无适用的情形。   综上所述，杨志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共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62元，由杨志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怡   审判员 白丽萍   审判员 潘 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殷玉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