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28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学和，男，1966年9月10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典刚，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兆宁，四川川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崇光，男，1965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剑锋、许云仙，浙江国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林筱玲，女，1954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董学和因与被上诉人郑崇光、原审第三人林筱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8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学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郑崇光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崇光全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董学和对郑崇光并无违约和持续违约的事实行为，一审法院规避法律规则适用法律原则认定董学和多次违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董学和与郑崇光及林筱玲在2014年11月20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后，已按照约定支付400万元，之后未支付，起因也是在（2017）浙0302民初652号案件中，赵汤进与郑崇光就合伙份额的具体数额产生较大分歧与矛盾，赵汤进已出具承诺书要求董学和对郑崇光止付后于2015年1月4日向鹿城区人民法院以董学和和郑崇光为被告提起诉讼，并由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了郑崇光无权获得赵汤进份额，应由董学和直接向赵汤进支付补充协议书中的13680000元。后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董学和有权就赵汤进要求止付向其主张损失。以上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及客观事实证明，止付行为并非一审法院所称，属董学和多次违约，郑崇光和林筱玲做出巨大让步，免除将会使得违约者得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而是因赵汤进依法起诉了郑崇光要求分割其权利才迫使董学和无法明确应付款主体。二、会议纪要属于对补充协议的合法覆盖，内容也属于实质性变更。一审法院属认定事实不清。2015年12月26日签订的会议纪要中明确显示，减：扣赵汤进910万（郑总），一致同意免去800万。纵观补充协议书中，对于赵汤进的份额13680000元并没有过明确扣减，郑崇光在签订会议纪要前，一直要求董学和将赵汤进份额对郑崇光单独支付。一审法院却认定会议纪要均系对之前双方已履行内容和已达成协议情况的会议记录，而非形成一个新的合意，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会议纪要与会议记录不同，会议记录只是一种客观的纪实材料，记录每个人的发言，而会议纪要则集中、综合地反映会议的主要议定事项，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会议纪要中已明确了（减：一致同意免去800万元），对补充协议书中的附条件免除已作出实质性变更，补充协议书中约定是可以给予免除800万元，会议纪要中一致同意免除800万元，该描述的含义已不言而喻，纪要已覆盖了协议书的约定，对于附生效条件合向中的“条件”必须是当事人明确书面约定，当事人及裁判者均不应在后续合同中已明确减去的前提之下，任意适用法律原则扩张化、延伸化解释。三、补充协议书对于利息的约定中并未将800万元作为计算基数，一审法院将800万元计算利息属认定事实不清。补充协议书中第二条约定，甲方未按时支付给乙方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2600万元的利息，依据协议书第一条可以看出，当时的欠付金额为3800万，双方约定的计算基数只有2600万元，其中的1200万元是无约定利息视为无利息，董学和在补充协议书签订后及时支付了约定的4OO万元，对于免除的800万元，属无息部分，一审法院既然认定该约定2600万元为基数系双方真实意义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却又按照3400万元应付款为基数要求董学和向郑崇光支付利息，属认定事实不清。且会议纪要中再次明确，总金额5368万元，而非总本金5368万元，2014年11月20日至2015年12月26日的利息并无任何文字表述，总金额的表述应按照文字、字面解释为总数而不是再次无依据的扩张化、延伸化解释！会议纪要末文中也约定，余额再另行协商支付日期，这是对剩余部分双方明确认可变更了附条件的支付时间，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以合法权利人提起诉权时截止。在二审审理期间，董学和补充上诉意见认为：四、如按一审认定郑崇光与林筱玲以各自所占比例划分金额，董学和更加不存在违约事实，一审属认定事实错误。截止2016年2月4日，按照一审法院及（2019）浙0302民初266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以郑崇光所占份额计算，其应免除份额为576.5万元，也就是郑崇光即使附条件免除后，应收金额也只为（38680000元-13836000元=24844000元）-5765000元=19079000元，但郑崇光实收金额为21790000元，数字是最真实、客观存在的证据，郑崇光实收金额已按比例超应收金额2711000万元。董学和一审中多次向法庭陈述，郑崇光实收金额已侵占了林筱玲应收份额，应向林筱玲承担退还责任。就本案中郑崇光坚称董学和未向其完成付款义务违约导致其份额未达到免除条件生效，本案免除是绝对的不附条件的共同免除，即使依照一审法院认为免除应按比例划分，依据实收数额，董学和对郑崇光更不存在有违约行为，即使如一审法院认定属于附条件免除，董学和也完全没有违约的达到免除条件，一审属认定事实错误。五、录音证据已在董学和穷尽救济的范围内承担了举证责任，应认定林筱玲己免除董学和责任。该证据中，林筱玲数次承认已免除，不参与，当时就这样谈的，一审法院刻意要求该自认必须附上是否附条件，是对于意思自治的曲解和做出不客观的完全偏向于郑崇光的解释。补充协议书中明确有附条件，但之后的收条、会议纪要中已对数额、利息、不附条件做出实质变更，补充协议书中所谓欠款2600万元，郑崇光已处于无权处分状态，其中的1304万元已由郑崇光债权转让给权利人丁琦，董学和也另案承担了利息；13836000元由赵汤进通过诉讼明确了不再由董学和支付给郑崇光后转付，而是由董学和直接向该款项的所有权人赵汤进支付，董学和同样承担了利息，加之录音中林筱玲也四次明确免除，一审法院并没有认可录音中林筱玲强调的已经免除，也没有向董学和提出附条件的说辞，庭审中更没有任何反证驳斥董学和录音证据。相反，一审再一次以董学和电话中没有明确提出该免除不附条件，把举证责任生搬硬套加给董学和。而郑崇光一方直至一审结束，均未提出佐证待证事实的具有证明力的证据自证观点，反而是一审法院用董学和完整的证据链，拆分驳斥了董学和的观点。一审只认可对郑崇光有利的部分，而不认可对董学和有利的部分，属认定事实不清。郑崇光答辩称：一、董学和辩称应付主体不明确而导致未按约履行的抗辩不能成立。1.董学和辩称其未按照《补充协议书》支付股份收购款，系因赵汤进要求停止向郑崇光支付导致其违约，但董学和在合伙协议纠纷中的抗辩理由是认为只和郑崇光有合伙关系，与赵汤进没有合伙关系，对赵汤进没有支付的基础。2.董学和可以支付情况来抗辩赵汤进的支付请求。赵汤进在两次合伙协议纠纷中的诉请及（2017）浙0302民初652号法院认定部分可知，董学和需要向赵汤进支付的基础是董学和未将属于赵汤进的那部分支付给郑崇光；董学和只需要在5368万元内进行支付，不会有重复支付的问题。既然该笔股权收购款支付给谁对董学和来说都是一样，董学和以此作为自己在与郑崇光、林筱玲的补充协议书及会议纪要的约定中的违约理由，也是不成立的。3.即使是根据赵汤进的指示，对郑崇光止付股份收购款，该约定仅是董学和与赵汤进之间的约定，不因此而覆盖或者变更董学和与郑崇光及林筱玲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的支付约定。另，董学和认为自己的止付行为系根据赵汤进的要求造成的，董学和已根据《承诺书》的约定向赵汤进主张赔偿，故更不应以此为由认为自己未按约支付股份收购款的行为正当。二、董学和多次未按照约定付款，8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能予以免除。1.2013年12月2日董学和与郑崇光、林筱玲、案外人丁琦签订《股份收购协议书》约定董学和应当于2014年1月20日前支付郑崇光、林筱玲股份收购款3520万元；2014年6月30日付完剩余款项。但董学和并未按照约定进行付款；郑崇光、林筱玲要求董学和付款，但董学和就不付款.故于2014年11月20日郑崇光、林筱玲与董学和达成《补充协议书》，约定董学和于2014年11月21日支付郑、林二人400万元，2014年12月20日支付2600万元，剩余800万元可以给予免除。然，董学和仅在2014年11月21日、22日共计支付400万元，于2015年1月12日、13日各支付100万元，2016年2月14日支付60万元，逾期支付260万元也仅支付了约定的2600万元的十分之一。之后郑崇光、林筱玲一再要求董学和支付剩余款项，董学和一直不付款，郑崇光、林筱玲无奈又于2015年12月26日与董学和达成《会议纪要》，只要董学和在2016年1月30日之前支付400万元，原《补充协议书》约定800万仍然可以免除。但董学和仅在2016年2月4日支付200万元，2016年8月29日支付30万元，《会议纪要》约定的400万中有170万元余款至今亦未支付。董学和以在2014年12月赵汤进曾经向他出具一份止付郑崇光股权转让款的承诺书，以此为由作为自己不履行《会议纪要》的理由，这只是董学和为了逃避违约责任的说辞而己。理由是：赵汤进的《承诺书》是在2014年12月向董学和发出，若董学和听了赵汤进的要求，认为支付主体未能明确，不能向郑崇光付款，那么为何还要在一年以后的2015年12月26日与郑崇光、林筱玲达成《会议纪要》，同意在一个月内即2016年1月30日之前支付郑崇光、林筱玲二人400万元呢？2.至今，即使董学和将约定的2016年1月30日前支付的400万元付完，即再支付170万元，仍剩余852.4万元股份转让款未支付，未超出应付款项。上述事实说明了董学和存在多次违约的行为，若让违约者得利，不符法律的原则和立法精神。三、生效判决确定了董学和800万元已经免除的主张，不能成立。1.一审判决对800万不能免除做了详细、精彩的分析，也确定了该事实。2.（2019）浙0302民初2665号民事判决书也认定了郑崇光与林筱玲设立800万元免除的目的是想让董学和尽快支付剩余款项，确定了800万元免除与按约付款之间的条件关系。3.（2017）0302民初652号判决书、（2017）03民终478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总本金5368万元，其中郑崇光3868万元，至2017年8月份董学和向郑崇光实际支付2114万元，余款1754万元（2114+1754=3868），上述计算方式是在没有免除800万元的基础上计算产生的，故该二份生效判决也认可了800万元并未给予免除的事实。上述案件庭审中，董学和均出庭抗辩要求对800万元免除的请求，但均未被法院采纳。4.林筱玲、郑崇光作为共同体与董学和达成《会议纪要》，董学和应当向林筱玲、郑崇光共同体支付股权转让款，未按约定向共同体支付股权转让款，就不能免除800万元，这与郑崇光是否已足额收到自己的股权转让款无关。四、一审法院关于利息的计算判决是正确的。根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3400万中有2600万元需要计算利息，800万元无利息，但一审法院在计算时已在3400万中扣除1887.6万元（丁琦的504万元+1383.6万元）本金未计算利息，故剩余的1512.4万元的股份收购款应当自2014年12月21日起按照月息2分段计算利息，故一审法院认定的计算利息的本金基数正确，未损害董学和关于2600万元需支付利息的约定。林筱玲未作陈述。郑崇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董学和支付郑崇光收购款330.4万元及利息暂计至2019年7月16日为3732322.7元（月息以2%计算，以本金490.4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21日计算至2015年1月13日为止；以本金390.4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4日计算至2015年2月14日为止；以本金360.4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5日计算至2016年2月4日为止；以本金330.4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5日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董学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7日，董学和作为甲方、郑崇光作为乙方就云南博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甲方作为投资代表，集资7200万元，占总投资额45%的股份。甲方将其中的22%划出由乙方投资，出资3520万元。同日，董学和作为甲方、郑崇光作为乙方就云南地区合作投资开发房地产事宜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郑崇光、董学和的出资比例分别为45%和55%，双方按该投资比例享有收益，承担风险。2012年9月间，《合作协议书》中加写了如下文字，“根据此协议郑崇光占有股份45%，林筱玲和赵汤进占45%的50%，郑崇光和丁琦占45%的50%，特此证明”，郑崇光、董学和在加写部分签名确认。2013年4月20日，董学和、郑崇光、林筱玲及案外人赵汤进、丁琦作为委托人，向案外人王玉洪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王玉洪与博欣公司协商谈判并签订收回投资本金及利润分配相关协议，该委托书中记载郑崇光投入1244万元、丁琦投入480万元、林筱玲投入976万元、赵汤进投入1300万元，投资款总额4000万元。2013年12月2日，董学和作为甲方，郑崇光、林筱玲、丁琦作为乙方签订了《股份收购协议书》，约定：2010年1月18日，由郑崇光、林筱玲转账给董学和的投资款总额4000万元。资金由郑崇光投入2544万元、丁琦投入480万元、林筱玲投入976万元构成。郑崇光、林筱玲将投资款合计3520元及其所享有的相关收益权转让给董学和，转让价包含本金及利润，转让价为5368万元（郑崇光享有3868万元、林筱玲1500万元）。转让价款的首次支付时间为2014年1月20日左右，支付金额为3520万元；第二次支付时间2014年6月30日左右，支付金额为1848万元。丁琦投入的480万元，按原来董学和与丁琦所签订的协议执行。2013年12月3日，郑崇光在原告书写的证明中签字，该证明对2011年1月7日《合作协议书》添加文字部分内容又一次予以确认，并注明“实际赵汤进投资为910万元，如果归还投资权益时，请直接将赵汤进先生的投资权益汇到股东赵汤进先生账户上”。之后，董学和支付了部分款项。2014年11月20日，董学和作为甲方，郑崇光、林筱玲作为乙方就董学和未支付收购款3800万元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约定：甲方在2014年11月21日前支付乙方400万元、2014年12月20日前支付乙方2600万元，剩余800万元可以予以免除。若甲方未按时支付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2600万元的利息（按月利率2%从2014年12月21日起计算）。2015年12月26日，董学和、郑崇光、林筱玲在杭州就5368万元的支付情况达成《会议纪要》，载明：总金额5368万元，代郑崇光支付李小婉1304万元，扣赵汤进910万元，一致同意免去800万元，待查已付多少？剩余年底先付400万元，于2016年1月30日前支付，余额再另行协商支付日期。根据（2017）浙0302民初652号、（2017）浙03民终1488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及董学和、林筱玲的陈述，董学和的款项支付情况如下：1.董学和分别于2014年1月13日、2014年1月18日向丁琦汇入200万元、600万元。被告丁琦于2014年1月18日向董学和出具了收条，注明800万元系郑崇光偿还丁琦的借款。因董学和未按约履行，丁琦向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董学和归还借款504万元及利息（2014年1月2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该院判决支持丁琦的诉讼请求。董学和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民事判决。2017年4月27日，董学和按照生效民事判决书向丁琦交付执行款504万元及利息。该部分款项合计为1304万元。2.2014年7月10日，郑崇光、林筱玲向董学和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投资款1600万元，郑崇光收到1165万元、林筱玲收到435万元。之前收条作废。2014年7月11日，董学和支付给郑崇光100万元。由董学和于2014年11月21日、2014年11月22日向叶瑞珏各转账200万元，合计400万元。郑崇光收取350万元、林筱玲收取50万元。2014年11月22日，郑崇光、林筱玲向董学和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投资款400万元（注余额2600万元郑崇光1800万元林筱玲800万元）。2015年1月12日，林筱玲向董学和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投资款100万元。2015年1月13日，郑崇光向董学和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投资款100万元。款项由董学和转账至戈惠芬。2015年2月14日，董学和转账给戈惠芬30万元。同日，董学和转账给叶瑞珏30万元。2016年2月4日，杨卫红向叶瑞珏转账200万元（其中30万元分配给郑崇光）。2016年8月29日，杨卫红向林筱玲指定的账户转账30万元。该部分款项为1690万元，郑崇光收取875万元、林筱玲收取815万元。以上收付款人员，董学和、杨卫红系夫妻关系，郑崇光、戈惠芬系夫妻关系，林筱玲、叶瑞珏系母女关系。案外人赵汤进因与郑崇光、董学和、第三人林筱玲及案外人丁琦之间的合伙份额及收益问题，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经审理于2017年8月1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董学和偿付赵汤进收购款910万元及收益473.6万元，合计1383.6万元；二、董学和偿付赵汤进利息（以收购款91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21日起，收益473.6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日起，均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赵汤进的其他诉讼请求。董学和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温州中院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2017）浙03民终14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于2018年2月22日生效。另查明，（2017）浙0302民初65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至2014年11月20日，董学和支付的款项近1600万元，之前发生的款项应包含在1600万元之内。二审认定亦予以维持。再查，郑崇光、林筱玲确认800万元债务中，林筱玲的债权金额为223.5万元，郑崇光为576.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一、《补充协议书》是否是附条件的免除800万元债务。《补充协议书》经三方确认截止2014年11月20日止，董学和尚有3800万元债务未支付，并约定：董学和在2014年11月21日前支付郑崇光、林筱玲400万元，2014年12月20日前支付郑崇光、林筱玲2600万元，剩余800万元收购款郑崇光、林筱玲可以给予免除。该约定应为顺序履行的意思表示，即在3800万元债务中董学和按约支付400万元、2600万元后，剩余800万元债务由郑崇光、林筱玲给予免除，该约定系附条件的免除800万元债务的约定。至于《收条》，董学和按约定支付了400万元后，郑崇光、林筱玲仅是出于一定信赖利益出具，确认董学和尚有2600万元余额未支付并进行分配，不能当然的认为郑崇光、林筱玲确认余额尚有2600万元就是实际已经免除800万元的意思表示，董学和辩称认为《收条》载明的余额即表明已经实际免除800万元债务，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二、《会议纪要》是否是附条件的免除800万元债务。首先，从《会议纪要》形成过程来看，该《会议纪要》系《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履行义务到期一年后出具，因董学和并未按约定履行义务，郑崇光、林筱玲与董学和到杭州继续商议股权收购款的履行问题，由证人施某进行记录，最终形成了《会议纪要》。自三方达成《股份收购协议书》时至《会议纪要》签订，董学和在整个履行支付股份收购款的过程中，一直未按约定履行义务。之后，郑崇光、林筱玲与董学和签订《补充协议书》，变更履行方式及附条件的免除800万元债务，作出巨大让步，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能尽早取得股份收购款，但之后董学和仍未按约履行。综上，《会议纪要》出具时，董学和已多次违约。在此情况下，董学和主张郑崇光系无条件地为其免除800万元债务，与常理不符，该院不予采信。其次，从《会议纪要》的行文内容看，《会议纪要》的记载为：“总金额5368万元，代郑崇光支付李小婉1304万元，扣赵汤进910万元，一致同意免去800万元，待查已付多少？剩余年底先付400万元，于2016年1月30日前支付，余额再另行协商支付日期”。从记载的内容来看，《会议纪要》的第一部分内容系对之前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计算和确认过程，包括总金额、代付情况、一致同意免除800万元、待查的已付情况等内容，均系对之前双方已履行内容和已达成协议情况的记录，而非形成一个新的合意。此处的“一致同意免除800万元”应当认定为是对《补充协议书》的免除800万元的约定内容的再次回顾和明确。对于前述事实予以明确后，《会议纪要》的第二部分就之后的履行进行了约定，即“年底前先付400万元，于2016年1月30日前支付，余额再另行协商支付日期”。因此，《会议纪要》不能证明原告在当时存在无条件免除800万元债务的意思表示。第三，关于董学和和林筱玲的录音证据。整体上看，林筱玲于通篇对话中主要陈述自己与案外人董莲莲的纠纷及自身的刑事案件。对于涉及本案的800万元是否附条件的免除，董学和问：“大家是实实在在的免掉的嘛”、“是认可、是免掉的嘛”，林筱玲回答：“对呢对呢、我是承认的”、“当时我们谈是这么谈的”，及之后董学和再问：“明明就说免掉嘛”、“那个是免掉了嘛当时”，但林筱玲未再做回答。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董学和并没有明确提出案涉800万元是附条件免除还是无条件免除，结合从三方先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及《会议纪要》看，郑崇光及林筱玲均是已经明确要给予董学和免除800万元的债务，只是免除是否附条件的问题，林筱玲所称的“免掉”和“承认”并不能证明双方关于800万元债务的免除是附条件免除还是无条件免除，董学和依据该录音欲证明已不附条件的免除其800万元债务，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第四，证人施某作为《会议纪要》的记录人，对《会议纪要》的形成过程及三方协商的结果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现证人出庭作证说明当时三方协商时就800万元是否免除所附条件为2016年1月30日前支付400万元，结合《会议纪要》的形成过程及行文内容，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该院予以采信。最后，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虽然《补充协议书》及《会议纪要》并没有非常明确地记载800万元债务的免除附有条件，但是在董学和已经数次违约，郑崇光、林筱玲已经做出巨大让步的情况下，如认定其郑崇光系不附条件地直接免除董学和800万元债务，将会使得违约者得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亦有违常理。综合上述第一、二项争议焦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涉案的《补充协议书》及《会议纪要》均约定附条件的免除董学和800万元债务，现根据该院查明的董学和的履行情况，董学和对所附的具体条件均未达成，故免除800万元债务的约定不发生效力，董学和仍需按原债权债务关系履行付款义务。三、关于利息。三方于《补充协议书》中已经约定董学和未按时支付的，应自2014年12月21日起以2600万元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因董学和未按约履行，应按合同约定计付利息。《会议纪要》仅是《补充协议书》的补充约定，未涉及变更利息支付的约定，董学和以《会议纪要》未约定利息即认为已无需支付利息，与合同约定不符，该院不予支持。四、董学和的款项支付及欠款情况。董学和2014年7月11日支付给林筱玲的100万元，已经包含在2014年11月20日之前的1600万元付款金额中，该事实经（2017）浙0302民初652号、（2017）浙03民终148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在此不再阐述，故董学和认为该100万元还款系1600万元还款之外的辩称，该院不予支持。因郑崇光、林筱玲确认800万元债权中，郑崇光享有债权金额为576.5万元，故截止2014年11月20日，董学和尚欠郑崇光股份收购款838.9万元（2726.5万元-赵汤进1383.6万元-丁琦504万元）。之后根据董学和的还款情况，自2014年12月21日起按实际欠款金额，以月利率2%分段计算利息，截止2020年5月13日，董学和尚欠郑崇光股份收购款本金328.9万元、利息4422092元，对于郑崇光超出该本金金额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6月4日判决：一、董学和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郑崇光股份收购款本金328.9万元及利息（截止2020年5月13日的利息为4422092元，之后的利息以328.9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郑崇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054元，由董学和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先后签订的《股份收购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及《会议纪要》中载明的内容，均有明确约定董学和应支付款项的金额及期限，而从董学和支付款项的情况来看其并未按照约定的金额和期限予以履行，董学和对此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未按约履行已经郑崇光、林筱玲同意或存在不能履行的情形，故原审法院认定董学和存在违约行为并无不当。董学和主张其在履行涉案债务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虽然《会议纪要》中载明“一致同意免去800万元”，但该字面表述应结合《会议纪要》的形成过程、该纪要的其余内容及涉案协议的先后签订情况等进行整体理解，从上述协议及《会议纪要》约定的内容和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郑崇光、林筱玲同意免除800万元债务是以董学和按照约定的金额和期限偿还相应的债务为条件的，其目的是为了促使董学和及时支付款项，属于有条件的债务免除承诺，而事实上董学和一直未按约履行相应的义务，故关于免除800万元债务的承诺条件尚未成就，不产生债务免除的法律效果。原审法院从《补充协议书》、《会议纪要》、录音证据等方面对免除800万元债务是否附条件进行了详细阐述并认定免除800万元债务附条件且条件未达成，董学和仍需要原债权债务关系履行付款义务并无不当。董学和主张免除800万元债务不附条件，《会议纪要》属于对《补充协议书》的覆盖，内容也属于实质性变更，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补充协议书》载明的内容，董学和未按约支付相应款项的，应从2014年12月21日起以2600万元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附条件免除的800万元未约定利息，郑崇光对此也予以认可，故该800万元不应计算利息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审法院以董学和尚欠郑崇光的股份收购款包括该800万元中郑崇光所占的金额为基数一并计算利息不妥，应予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当债务人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先抵充利息后抵充主债务，因此，董学和已支付的款项应先抵充利息后再抵充本金，结合董学和支付款项的情况，经核算截止2020年5月13日董学和尚欠郑崇光的股份收购款本金和利息大于原审确定的股份收购款本金及利息，实际上已减轻董学和的债务负担，郑崇光对此也未提出异议，故对原审法院判定的尚欠股份收购款本金及利息予以确认。综上，董学和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处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054元，由上诉人董学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建文审 判 员 王怡然审 判 员 叶 恒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张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