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民终23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文源，男，197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调，福建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国，男，197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大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超，福建明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巫立金，福建明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余文源因与被上诉人李伟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2020）闽0425民初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文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调，被上诉人李伟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超、巫立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文源上诉请求：1.撤销大田县人民法院（2020）闽0425民初760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李伟国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伟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因余文源与北京政讯通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故该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已将本案50000元款项支付给北京政讯通。因此，余文源未能提供合法占有李伟国支付款项的依据，应认定为不当利益并予以返还。”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属于委托关系，不属于不当得利关系。首先，李伟国的《民事起诉状》中诉称“李伟国发现政讯通环保舆情监测中心存在诸多可疑之处，便提出不再继续投资该项目”以及“解除投资意向”等等措词，故李伟国认为5万元款项是投资款，即李伟国对投资对象北京政讯通的环保舆情监测中心有投资意向。其次，既然存在投资意向，就不可能存在不当得利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该规定，不当得利成立的构成要件有四项：①一方获得利益，②另一方受到损失，③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④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同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李伟国主张不当得利应对上述四个要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特别是不当得利中给付“没有合法根据”并非单纯的消极事实，不当得利权利主张人应对给付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情形承担举证责任，其举证责任并不轻。但本案中，李伟国之所以向余文源支付款项,是基于投资意向，不属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中利益受损方的利益受损。所以，李伟国基于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取得胜诉没有法律依据，也无法让余文源信服。最后，委托代理有口头代理、也有书面代理，原审法院认为余文源没有书面授权是无代理权，缺乏事实基础，从余文源提供的材料可以证实余文源与卢振宁就是顾长城名下的代理商。2.假设不当得利能够成立，那么也应当扣除相关费用。《民通意见》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故，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扣除相关成本费用。根据现有证据，余文源总共收到的投资款为161000元，支付给北京政讯通的款项为160400元，相关特定的金钱款物已经不负存在，所以余文源没有返还的义务；那么原审法院认为上述流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在本案的审查范围，完全是错误的，依照“投资款、代卢振宁转平台费”等备注完全可以证实流水中的转账金额都与本案有关联性。若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余文源完全可以对李伟国提供的游丽琼的5万元转账提出异议，不予认可。相反，原审法院有义务将李伟国的5万元款项与余文源流水中的5万元对应审查清楚，原审没有查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实际上，余文源总共支付的款项为20万佘元，李伟国一行人到厦门的吃住、游玩以及余文源去北京为李伟国代办证件的相关费用大约2万佘元都由余文源先行负担，还有2万余元由余文源支付给卢振宁，再由卢振宁转付给北京政讯通公司。因此，即使不当得利成立，由于特定的投资款已经转付给第三方，余文源也没有可以返还的基础。3.假设不是不当得利，那么双方成立的是委托关系。余文源只要代为转交就视为完成任务，否则就需要解除事由，目前双方是无约定的解除事由，也没有法定的解除事由。所以，李伟国没有解除的事由，余文源依法不需要返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本案事实的情况下，违反法律规定，做出了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李伟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余文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一审认定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正确，余文源认为属于委托关系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成立要件包括：因一定事实一方受益;他方受损;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合法根据，既包括取得利益时没有合法根据也包括事后丧失合法根据。案涉纠纷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从余文源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中，既无法证明余文源接受北京政讯通资讯中心委托的事实,也无法证明北京政讯通资讯中心开展“南平环保舆情监测中心”业务的事实。在不存在前述事实的情况下，余文源对李伟国的行为是一种虚假宣传的欺诈行为，是没有事实基础的。因余文源的欺诈行为而导致李伟国上当受骗的事实，不可能成为李伟国对余文源的委托投资关系。同时，余文源通过欺诈行为从李伟国处获得5万元，符合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1)没有合法依据;(2)余文源受益；(3)李伟国受损;(4)余文源受益与李伟国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李伟国已经完成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上述第1点已阐明李伟国的证据己足以证明余文源的行为符合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至于余文源声称李伟国对“没有合法依据”的证明无法令人信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余文源通过虚构投资项目让李伟国产生了错误的投资意向，即根本不产生余文源所谓的投资关系。故李伟国已举证证明余文源的欺诈行为,即完成了对“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本案不存在任何的委托关系。余文源所谓获得北京政讯通资讯中心口头代理的观点是没有任何证据。作为一个正常的企业，北京政讯通资讯中心计划在全国开展环保舆情监测业务，在委托地方机构或人员时，不可能不以书面方式进行。即使如上诉所说的获得了口头委托，也必须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但余文源并未对此提出足以证明口头委托的相关材料。二、余文源对返还不当得利扣除相关费用的理解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支付资金占用费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式行）》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1.李伟国的资金占用费（利息）主张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上述法规明确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就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余文源获取的不当得利是货币资金，而货币资金的典型孳息就是利息。所以，余文源在返还不当利益时应包括占用不当得利期间所产生的利息（即孳息）。2.余文源所谓的费用扣除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上述规定中扣除相关费用，指的是针对不当得利获得的其他利益，而非指返还不当得利本身应扣除相关成本费用。也就是说，如果余文源利用不当得利资金进行相关活动而获得除不当得利之外的其他利益，扣除相关费用后应当收缴。此外，余文源到厦门吃住、游玩及去北京代办证件的相关费用，仅是其行使欺诈行为发生的相关费用，不仅没有任何证据，也与返还和管理不当得利无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切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余文源以欺骗手段非法占用李伟国的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并支付资金占用费。余文源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李伟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文源向李伟国返还50000元，资金占用费3697.5元，合计53697.5元。（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从2018年10月17日起计至2020年3月16日，后续资金占用费计至款项实际偿还之日）；2.由余文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李伟国与游丽琼系兄妹关系。2018年9月，李伟国、游丽琼经朋友介绍认识余文源，余文源推荐李伟国、游丽琼应聘北京政讯通成为政讯通“全国环保舆情监测中心”、“全国环保法制宣传中心”南平中心受聘人员。2018年9月16日，余文源从网上下载应聘人员简历表、全国环保舆情监测中心、全国环保法制宣传中心登记表、受聘人员承诺保证书等，并由李伟国、游丽琼进行填写。次日，李伟国通过其妹妹游丽琼（银行账号：62×××19）向余文源转账支付了50000元（银行账号：62×××70）作为相应的网络平台使用费。同月20日，余文源给顾长城（环保法制宣传中心、环保舆情监测中心副主任）转账50000元，摘要备注“代卢振宁转漳州中心平台费”、转账50000元摘要备注“代卢振宁转漳州中心平台费”、转账35000元摘要备注“代卢振宁转三明中心平台费”，次日，转账15000元摘要备注“代卢振宁转三明中心平台费”。后李伟国多次通过电话、微信要求余文源返还50000元，余文源表示需待北京政讯通将款项退回后才能返还。 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故本案案由应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中，李伟国通过游丽琼向余文源转账50000元，该款项不是直接支付给北京政讯通，而是支付给余文源，李伟国完成了作为不当得利请求人的基本举证责任。余文源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北京政讯通授权委托其开设地级市环保舆情监测中心并代收网络平台使用费，即其收取上述款项存在相应的法律根据，故余文源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余文源虽提供了四份转账凭证，因余文源与北京政讯通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故该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已将本案50000元款项支付给北京政讯通。因此，余文源未能提供合法占有李伟国支付款项的依据，应认定为不当利益并予以返还。对李伟国主张余文源返还不当得利5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李伟国主张对上述款项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根据李伟国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在李伟国向余文源催讨该款的过程中，余文源虽已表示同意返还该款，但双方并未对偿还该款的时间进行约定，且李伟国亦未要求余文源承担在此期间的资金占用费，结合李伟国于2020年4月9日向本院主张权利的实际情况，故判决支持上述款项自2020年4月9日起至实际还清上述款项止的资金占用费（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超过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余文源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向李伟国返还不当得利50000元并支付上述款项自2020年4月9日起至实际还清上述款项止的资金占用费（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李伟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2元，由余文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余文源在二审中提供证据“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余文源与案外人卢振宁、陈文旭合作成立舆情监测中心的事实。 李伟国质证认为，因余文源没有提供原件，仅提供复印件，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内容也有异议，李伟国没有加入合伙。 本院认证认为，因余文源仅提供复印件，无法提供证据原件供法庭核对，且李伟国不予认可，故该协议书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要件，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余文源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中“余文源推荐李伟国、游丽琼应聘北京政讯通成为政讯通“全国环保舆情监测中心”、“全国环保法制宣传中心”南平中心受聘人员。2018年9月16日，余文源从网上下载应聘人员简历表、全国环保舆情监测中心、全国环保法制宣传中心登记表、受聘人员承诺保证书等，并由李伟国、游丽琼进行填写。”有异议，认为是李伟国自己要求应聘的，而不是余文源推荐李伟国应聘；应聘人员简历表是案外人顾长城提供的，而不是余文源从网上下载。余文源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李伟国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余文源以可以帮助李伟国应聘成为北京政讯通“全国环保舆情监测中心”、“全国环保法制宣传中心”南平中心主任为由，收取李伟国支付的5万元款项。余文源在本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北京政讯通公司工作人员或接受北京政讯通公司委托的事实，也无法提供北京政讯通公司的章程、收费标准、收费用途等事实。余文源在二审中明确表示李伟国支付5万元的目的为了获取一种身份，即成为“全国环保舆情监测中心”南平中心主任，而正常的自然人到企业法人应聘是无需交纳相关费用的，余文源虚构“全国环保舆情监测中心”南平中心以达成收取李伟国款项的非法目的，李伟国则欲通过支付相应的款项非法获取一定的身份，余文源与李伟国的行为明显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亦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不受法律保护。余文源占有李伟国支付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其所收取款项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余文源。一审法院判令余文源向李伟国返还不当得利本金及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该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余文源以双方形成委托关系，相关费用已实际支出无需还款为由，要求驳回李伟国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余文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2元，由余文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丽伟 审判员  林炬火 审判员  吴树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晓婷 附：本案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