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16061号原告：缪林钰，女，1989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委托诉讼代理人：蒙俏枞，男，198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晶晶，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科倍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毛锦泉，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雷，浙江宜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缪林钰诉被告科倍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缪林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蒙俏枞、齐晶晶、被告科倍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缪林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1、2018年度销售提成差额人民币150,000元(币种下同)；2、2019年度销售提成差额20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2月1日入职被告处，担任业务经理，负责销售产品。原告在被告任职期间工资组成由固定工资与销售提成差额两部分组成，其中销售提成差额由年底发放，发放数额由原告所在的销售团队共同决定。2020年1月2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离职协议书》，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离职协议书》规定：业务提成奖按公司同组业务经理级别考核规定统一核算后发放。然而该合同签订后，被告始终未向原告发放任何“业务提成奖”，原告经多次催告，被告始终拒绝发放。原告不服仲裁裁决，仲裁委表示无法调取原告同岗位人员的银行流水，要求法院调取。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被告科倍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认可仲裁裁决结果。原、被告就提成没有书面或口头约定，请求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原告2018年、2019年奖金已足额发放，原告离职前与被告达成《离职协议书》，确认其2019年绩效奖税前26,000元，涉案纠纷已解决完毕。经开庭审理查明：原告于2018年2月1日入职被告处担任业务经理，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18年2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的劳动合同。2019年2月2日，永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新公司)通过银行发放原告43,811元，备注为“工资”。2020年1月21日，原、被告签订《离职协议书》，约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1月21日解除，协议书第三条“奖金”约定：“截止2020年1月21日，员工2019年年终奖税前共计26,000元，按被告2019年度年终奖发放规定统一核算后发放；业务提成奖按公司同组业务经理级别考核规定统一核算后发放”，第四条“在职期间各项工资、薪酬及福利待遇条款”约定：“原告在职期间被告为原告支付的各项工资性收入、缴纳或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的数额和期限、福利待遇，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工资、加班工资津贴、补贴、各类奖金等具体各项工资性收入的支付和结算、年休假待遇及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解除劳动合同及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其他员工福利待遇等事宜均不存在任何争议”，第七条“无争议”约定：“自双方在本协议上签字之日起，原、被告双方确认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包括但不限于工资、提成、奖金、休假、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等各项涉及劳动关系方面产生的争议)”。另查明，原告于2020年3月30日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销售提成差额及2019年销售提成。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裁决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以上查明的事实，由原、被告陈述；入职登记表、劳动合同书、银行明细、离职协议书、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审笔录予以佐证，上述证据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原告主张：原告月工资为8,053元，原告诉请中的销售提成即绩效奖金，被告处绩效奖金发放是以团队为前提，原告团队有经理级别和助理级别，原告属于经理级别，还有王振亚、昌纯也是经理级别，同一级别拿到的绩效奖金是相同的。2018年的年度绩效提成是在2019年2月发放的，2019年的年度绩效提成是在2020年1月发放的，团队都是统一时间发放，其中2018年销售提成原告发的是43,811元，其他经理级别人员也是在相同时间发放，但是他们都领取了15万元至20万元不等，具体金额不确定，原告认为应该与王振亚、昌纯领取的绩效奖金一致。该钱款由永新公司支付，永新公司是被告的子公司，提成由永新公司发放，其余工资都是被告发放的。2019年度的绩效奖金原告一分钱都没拿到，而王振亚、昌纯大概是在2020年1月21日、22日左右拿到的，发了7万4千元左右，是部分奖金，剩余部分昌纯没有发，王振亚不清楚。公司副总告知原告这个级别的人员绩效奖金为20万元至25万元，因此原告按照20万元主张。原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的销售业绩及提成比例，但被告处规定只要签订了销售合同，就按照销售合同中的销售金额作为销售业绩，以团队为单位，销售金额的10%为团队业务提成，原告团队有业务经理3人及业务助理2至3人，每个业务经理拿团队提成的20%，剩下的由业务助理平分。双方《离职协议书》中已约定业务提成奖按公司同组业务经理级别考核规定统一核算后发放，但实际上原告离职后没有再收到被告发放的业务提成，也不清楚被告是否考核，原告离职后一直催告被告发放，但是被告不予发放。《离职协议书》载明年终奖26,000元的金额是原告入职时双方约定好的，与绩效奖金无关，2018年原告的年终奖为34,502.43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资料、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原告称分别为原告与被告人事总监孔晔、昌纯与财务总监、原告与财务总监、原告与昌纯、原告与昌纯及李向东的对话，原告与孔晔、昌纯与王振亚、永新公司在被告上海办、原告与永新公司林总经理的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存在绩效奖金差额，原告与被告人事总监孔晔的聊天记录中，原告称2019年的提成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那原告怎么签呢，万一签了以后不给呢？孔晔表示这个部分只能是写在协议里，是有这个项目的，但是具体的考核、最后的结果，由公司统一核算完后直接打到原告卡内。被告对原告本人的电子邮件真实性无异议，对该组其他证据真实性均不认可，无法证明对方的身份，孔晔、昌纯与原告存在利益关系，王振亚和宋兰芹是永新公司的人，不是被告的。即使证据是真实的，利润都是原告而并非公司计算的。原告与孔晔的微信聊天记录在孔晔离职之后，对原告本人电子邮件中单方陈述不认可。被告主张：不认可原告月工资为8,053元，这只是《离职协议书》上确定的原告离职前一个月的工资，但因为原告每月都有绩效奖金，因此每月工资不固定，原告不存在年度绩效提成。《离职协议书》第三条已经载明2019年年终奖26,000元，即原告应获得的所有奖金，被告也已经支付，若还存在其他奖金，就不会明确年终奖的具体金额，年终奖26,000元也是双方协商的金额。永新公司不是被告的子公司，只是关联公司，原告的工作内容两个公司都有，永新公司发放的是绩效奖金，是根据原告工作一年的表现和公司的业绩发放的，并非单纯按照原告业务量计算，业务量只是一个考虑因素。王振亚是永新公司销售部总监，昌纯与原告在永新公司均属于销售人员，无具体职务，销售奖金均由永新公司根据个人销售业绩分别核算发放，与被告无关，被告也无法核实王振亚、昌纯的绩效奖金金额。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被告于2020年3月10日发给公司管理层的电子邮件，证明因2019年业绩不好，公司决定对高管的绩效奖金都不发了，所有员工绩效奖金都受影响，但不清楚是否所有员工绩效奖金都没有发。原、被告已在离职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年终奖，被告认为这就是原告2019年的所有奖金。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内容与原告无关，原告团队同级别其他员工都有2019年度绩效奖金。审理中，原告申请本院调取永新公司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的银行交易明细，本院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不予准许。本院认为，关于2018年度销售提成差额。原、被告均确认销售提成即绩效奖金，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自认2018年的年度绩效奖金在2019年2月发放，团队都是同一时间发放，但团队中其他相同经理级别人员获得奖金15万元至20万元不等，故原告认为其奖金存在差额。本院认为，原告即使存在2018年度绩效奖金差额，原告于2019年2月奖金发放之时应对此已经知晓，并且根据考核情况应明确固定差额，原告在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向被告予以提出，并不存在“按考核规定统一结算后发放”之说。但双方于2020年1月21日签订的《离职协议书》未对2018年度绩效奖金差额做出约定，而协议书有关“业务提成奖按公司同组业务经理级别考核规定统一结算后发放”的约定根据其语意以及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进行理解，应系对2019年度绩效奖金做出的约定。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其存在2018年度绩效奖金差额15万元的意见不予采纳，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9年度销售提成。首先，被告主张系由永新公司发放了原告2018年度的绩效奖金，并非被告公司，两者系独立主体，但被告亦确认两公司为关联公司，原告的工作内容包含两公司，且原告系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其双方签订的《离职协议书》中已明确约定业务提成发放事宜，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绩效奖金并无不妥。其次，原告主张其与王振亚、昌纯系同级别人员，应以该2人奖金发放情况确定原告的金额，但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难以采纳。被告主张绩效奖金根据员工工作一年的表现和公司的业绩予以发放，业务量仅为参考因素，而原告主张绩效奖金按照销售合同中的销售金额的10%作为团队业务提成，每个业务经理拿团队提成的20%，剩下的由业务助理平分，对此，原告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该提成方式的约定，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职期间的销售业绩，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亦难采纳。根据公平原则，本院合理按照永新公司发放原告2018年度的销售提成43,811元予以折算，被告应支付原告2019年度销售提成47,793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科倍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缪林钰2019年度销售提成47,793元；二、驳回原告缪林钰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科倍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姚迪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邹孝慈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