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民再9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长风路支行。住所地：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春雷路中段路西。负责人：苏海广，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甄青锋，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朱合平，男，196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华，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悦，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吝起红，女，196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河南文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长风路支行（以下简称中行长风路支行）与被申请人吝起红、朱合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城区法院）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2015）山民初字第500号民事判决，中行长风路支行不服，向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鹤壁中院）提起上诉。鹤壁中院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2015）鹤民终字第901号民事裁定，发回山城区法院重审。山城区法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2016）豫0603民初182号民事判决，中行长风路支行不服，向鹤壁中院提起上诉。鹤壁中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豫06民终1425号民事裁定，发回山城区法院重审。山城区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豫0603民初32号民事判决，中行长风路支行不服，向鹤壁中院提起上诉。鹤壁中院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2018）豫06民终444号民事判决，中行长风路支行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豫民申743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中行长风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文、甄青锋，被申请人吝起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被申请人朱合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华、刘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行长风路支行申请再审称，（一）本院（2017）豫刑终649号刑事裁定（以下简称生效刑事裁定）以及该裁定采信的主要证据《河南众益司法鉴定中心（2015）会鉴字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附表一中《朱合平款项往来明细》证明，本案中吝起红、朱合平主张的1000万元民间借贷系刘伟、齐淑芳集资诈骗犯罪数额的一部分，直接涉及非法集资犯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等规定，应裁定驳回起诉。（二）吝起红、朱合平系职业放贷人。依据生效刑事裁定，自2012年2月10日至2013年12月23日，吝起红与刘伟、齐淑芳之间发生49笔高息借贷，年利率高达54%，累计出借本金106699000元，累计收回本金94699000元，利息9098250元。吝起红、朱合平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条件。依据职业放贷人借款合同无效，所收取利息全部冲抵本金，已付的9098250元利息都应该被扣除，不应该只扣除一部分。吝起红、朱合平通过约定高息的方式将赚取的利息作为下次放贷的本金，继续向刘伟、齐淑芳放贷，实际早已收回本金，根本不存在实际损失。（三）中行长风路支行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或者监管责任。1.二审判决案由分析错误。2.吝起红、朱合平明知刘伟、齐淑芳不是代表银行履行职务，过错明显。吝起红、朱合平与刘伟、齐淑芳之间发生多笔高息民间借贷，未将任何一笔款项汇入中行长风路支行，所有借款均不在银行柜台办理，出具的也并非银行格式凭证。案涉借款发生在刘伟、齐淑芳二人出具借据之前亦说明，吝起红、朱合平并不是因为出具了银行借据才认为是银行借款，进而产生信赖导致出借资金，而是吝起红、朱合平觉察到资金出现风险，让刘伟、齐淑芳以银行名义出具年利率为54%的借据，从而将个人借款转化为银行借款，是转嫁风险、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法律行为，中行长风路支行不应承担还款责任。3.银行没有向个人借款的业务。集资诈骗所涉资金均是刘伟、齐淑芳借款后给他人使用，前期一直是刘伟、齐淑芳个人向吝起红、朱合平出具欠条，本案的两笔借款均是刘伟、齐淑芳应吝起红、朱合平的要求，在吝起红、朱合平准备好的借据上签字并加盖了私刻的银行业务章。借款行为均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刘伟、齐淑芳是个人犯罪，并非职务犯罪。中行长风路支行在业务监管方面不存在过错，不能因借据上的假章承担还款责任或监管责任。(四)二审判决认定一审恢复诉讼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明显错误，且与二审刑事裁定相矛盾。山城区法院以本案“须以案外人刘伟、齐淑芳所涉嫌刑事犯罪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裁定中止审理，但该案恢复一审审理时，刑事案件二审裁定并未作出。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吝起红、朱合平的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由吝起红、朱合平负担。朱合平答辩称，（一）一、二审程序合法，本案不应适用先刑后民原则。1.本案系吝起红、朱合平与中行长风路支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与刘伟、齐淑芳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系两个法律关系，本案民事事实的认定不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朱合平根据中行长风路支行行长刘伟和理财经理齐淑芳出具的加盖有业务专用章的借据，请求该支行承担民事责任的事实，虽与刘伟、齐淑芳的犯罪事实存在牵连，但责任主体并不竞合，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本案的结果并不相互影响。根据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纪要）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本案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2.一审恢复审理是对错误适用中止审理的纠正行为，二审认定一审程序合法，符合事实和法律。一审判决作出时，（2017）豫06刑初1号刑事判决已经作出，刑事案件事实已基本确定，恢复审理不会对民事案件事实认定有影响，且有利于保护朱合平的合法权益，减少利息的计算金额，本案二审民事判决亦是在生效刑事裁定作出后，原审审理程序合法。（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中行长风路支行应承担还款责任。1.案涉账户系朱合平使用吝起红的银行账户，1270万元转入该账户后即归实际权利人朱合平所有。刘伟、齐淑芳未经权利人吝起红、朱合平同意擅自转走款项，侵害了吝起红、朱合平的合法权益，形成侵权法律关系。案涉两份借据实际上是对中行长风路支行擅自转出的、尚未归还的1000万元的救济，相当于当事人达成的和解，是以借款合同这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来解决中行长风路支行的侵权责任。2.刘伟系中行长风路支行行长，齐淑芳系该支行理财经理，即使借据上盖的是假章，基于刘伟和齐淑芳的身份，盖章在支行内进行，这些足以让朱合平相信刘伟的行为系代表该支行的职务行为，朱合平没有能力审查印章真假，不知刘伟、齐淑芳的犯罪行为，亦无参与非法集资的意思表示。朱合平没有任何过错。根据九民会纪要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案涉借据合法有效，中行长风路支行应偿还1000万元本金及利息。3.在案涉1000万元无法退回的情况下，刘伟、齐淑芳向朱合平出具加盖中行长风路支行业务专用章的借据，并非朱合平主动要求出具借据；借据并未约定利息，之前的资金往来中是刘伟、齐淑芳主动找朱合平称有理财项目并确定理财利率，并非朱合平提出的利率，借款合同相对人系银行并非社会不特定公众，且朱合平的本意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并非为了放贷，故朱合平并非职业放贷人。请求驳回中行长风路支行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吝起红同意朱合平的答辩意见。另辩称，案涉账户开设人为吝起红，吝起红有独立诉权，案涉银行卡款项的所有人为朱合平。2015年5月27日，吝起红向山城区法院起诉请求：中行长风路支行偿还吝起红借款1000万元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期限自2013年11月25日至判决确定之日止）；诉讼费由中行长风路支行负担。一审诉讼中，朱合平以第三人身份请求：中行长风路支行偿还第三人借款10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1月25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比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山城区法院一审认定，2011年5月至2014年1月，刘伟任中行长风路支行行长，自2007年起，齐淑芳负责该支行个人金融和理财业务。二人利用其身份以“放在中国银行的资金池，用于一些贷款到期的客户临时拆借、办理大额信用卡或者企业验资使用”为由，向朱合平借款。朱合平以其持有的吝起红在中行长风路支行申请的银行卡（卡号62×××79、账号25×××84）与中行长风路支行发生存借款业务，资金的实际所有人为朱合平。2013年11月25日，案外人王聪持吝起红银行卡前往中行长风路支行索要借款1270万，刘伟、齐淑芳将1270万现金通过转账方式分两笔转入吝起红账户内。当日，在未经吝起红同意的情况下，又将该款转到案外人毕瑞杰账户，被王聪发现，双方发生争执。后经协商，刘伟、齐淑芳同意第二天将该款转回。次日，刘伟、齐淑芳将270万元转入吝起红账户，余款1000万元以银行内部资金调剂使用为由，向吝起红出具借据两份。两份借据分别载明“今借到吝起红现金伍佰万元，资金用途：银行内部调剂使用，用款单位：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长风路支行（加盖业务专用章），使用期限：2个月，行长：刘伟（签字），经办人：齐淑芳（签字），转款时间：2013年11月25日，银行提供账户：62×××84，此账户由齐淑芳提供。”后在中行长风路支行，齐淑芳按照刘伟的安排加盖了支行的业务专用章。该两笔借款到期后未归还。山城区法院一审认为，关于刑民交叉问题。刘伟、齐淑芳涉嫌的犯罪行为与中行长风路支行民事责任的承担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刘伟、齐淑芳涉嫌的犯罪行为的追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因此，本案不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关于借款行为的性质。吝起红对其主张提交了加盖有中行长风路支行业务专用章的借据，举证责任已经完成；案涉款项始终在中行长风路支行控制的账户下，因刘伟时任中行长风路支行行长、齐淑芳作为个人金融和理财业务的理财经理，且刘伟亦认可“客户向其借款系对其作为银行行长的信任，如果其当时不是银行行长，客户也不会借款”的事实，故相对于银行客户而言，刘伟、齐淑芳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关于借款合同的效力。因刘伟、齐淑芳将控制下的吝起红账户内的款项转向他处，双方发生争执。刘伟、齐淑芳以银行内部调剂资金的名义向吝起红出具了加盖有业务专用章的借据，基于刘伟、齐淑芳的特殊身份，该印章的真伪，相对人并无辨别的能力，故此亦系中行长风路支行内部管理的问题。刘伟作为中行长风路支行行长有掌管和使用业务专用章的职权，其对外使用印章的行为，足以使相对人认为是职务行为，故刘伟对外出具加盖有业务专用章借据的行为，其后果亦应由中行长风路支行负担。以上法理，在2012年10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信用社对其负责人出具的加盖信用社公章借据的行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请示报告的复函》中也进行了相关阐述。故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成立，且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认定借款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借款合同应属有效，中行长风路支行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中行长风路支行应当对借款合同的相对人承担还款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借据中载明的债权人以及存款账户的开立人应系所涉款项的所有人，本案中，吝起红系借据中载明的债权人以及存款账户的开立人，故中行长风路支行应将涉案款项支付于借款合同相对人，即吝起红。但通过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争议款项的实际所有人及借款发生时转款银行卡的实际持有人、管理人均系朱合平，且本案中朱合平亦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并主张其权利，故基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诉讼经济原则的考量，中行长风路支行应以直接向朱合平承担还款责任为宜，因此朱合平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同时驳回吝起红的诉讼请求。山城区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豫0603民初32号民事判决：中行长风路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合平借款本金1000万元；中行长风路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合平借款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0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11月25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驳回吝起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吝起红负担；案件受理费40900元，由中行长风路支行负担。中行长风路支行不服，向鹤壁中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山城区法院（2017）豫0603民初32号民事判决，驳回吝起红、朱合平的起诉。鹤壁中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认定，吝起红于2012年11月13日在中行长风路支行开立个人账户，银行卡号为62×××79，账号为25×××84。吝起红账户资金明细显示，2013年7月23日，吝起红其他账户跨行向吝起红在中行长风路支行的账户转入1000万元，当天该1000万元分两笔通过网银分别转出至张海军账户158万元，王运池账户842万元。2013年7月24日，由王聪账户分两次、吝起红其他行账户向吝起红在中行长风路支行的账户转入520万元，当天网银转出到张海军账户500万元。该情况与在公安机关调取的刘伟、朱合平的讯（询）问笔录相吻合，二人均陈述，刘伟在2013年7月23日向朱合平借款1500万元，到期日为2013年11月23日，到期日之前已经偿还500万元，至2013年11月23日，仍欠1000万元的本金和270万元的利息，根据刘伟陈述，月息为4.5%。因此可以确认朱合平曾出借1500万元本金，4个月利息为270万元。根据张金群、刘伟、齐淑芳的陈述，2013年11月26日，刘伟、齐淑芳在朱合平的办公室出具借条两张，后张金群跟随刘伟、齐淑芳到中行长风路支行加盖公章，借据上银行业务专用章日期为2013年11月23日，手写借据载明转款时间为2013年11月25日，约定到期日为2014年1月23日。鹤壁中院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2017）豫06刑初1号刑事判决:刘伟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齐淑芳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十万元。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2017）豫刑终64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鹤壁中院二审认为，关于刑民交叉问题。刑民交叉中的“牵连性”案件，因为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或者仅仅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刑事和民事的处理结果并不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处理过程也不会产生矛盾，民事程序可以独立进行，并不需要考虑刑事程序的进行。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指向的事实虽为同一，但责任主体并不竞合，同时民事纠纷的处理并不以刑事事实为前提。这主要是指个人涉嫌犯罪，其所在单位存在民事责任的情形。如个人以单位名义进行借贷、融资涉嫌犯罪等案件。朱合平根据刘伟、齐淑芳二人出具的加盖公章的借据，请求中行长风路支行承担民事责任的事实，虽与刘伟、齐淑芳的犯罪行为的事实存在一定程度的牵连，但责任主体并不竞合，且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本案的结果并不相互影响，故中行长风路支行认为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裁定驳回起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一审恢复诉讼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问题。山城区法院曾于2017年3月3日裁定中止本案诉讼，理由为“须以案外人刘伟、齐淑芳所涉嫌刑事犯罪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刘伟、齐淑芳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尚未审结”。鹤壁中院审理的刘伟、齐淑芳集资诈骗罪一案已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判决，山城区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恢复诉讼并开庭审理本案，不违反法定程序。中行长风路支行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中行长风路支行应否承担责任问题。1.本案案由的确定问题。货币作为一般种类物，判断其所有权归属尤其是判断存款所有权归属的时间节点即是进入特定账户时。本案中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在刘伟、齐淑芳将1270万元转入吝起红账户时起，该款项即应判断所有权名义上归属于吝起红，未经吝起红及实际权利人朱合平同意，任何人将款项转出即侵害了合法所有人的权益，此时，形成了侵权法律关系。但后来经朱合平等人追索，刘伟、齐淑芳同意第二天将1270万元转回吝起红账户，实际只转回270万元，另1000万元在无法追回的情况下，刘伟、齐淑芳以中行长风路支行名义出具借据两张，此时由侵权法律关系转化为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刘伟、齐淑芳在借据上加盖中行长风路支行印章的行为即是代表人行使代表权的行为。因此，山城区法院确定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符合法律规定。2.朱合平有无过错问题。根据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刘伟、齐淑芳虚构“资金池”等理财产品，向多人集资导致损失，朱合平也曾参与其中。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至少在2013年11月25日1270万元进入吝起红账户后，并无证据证实朱合平仍有继续参与集资的意思表示，相反从该1270万元被转出后朱合平派人连续不断向刘伟、齐淑芳追索的情况分析，朱合平当时是明确不允许该款项再行转出的。此后，刘伟、齐淑芳仅将1270万元中的270万元予以退回，在1000万元无法退回的情况下，朱合平接受刘伟、齐淑芳以中行长风路支行名义出具的借据，并要求刘伟加盖银行公章的行为，并无不当。而刘伟、齐淑芳为掩盖其不法行为，加盖私刻公章，欺骗朱合平，有明显过错。3.中行长风路支行责任承担问题。首先，刘伟、齐淑芳具有了银行分支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其二人虚构“资金池”吸收存款具有迷惑性。从社会层面考量，近年来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许多不规范行为。出于一般人的辨识能力和判断标准，应认定朱合平有理由相信借款行为系代表银行。其次，银行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向公民个人借款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应为有效。第三、刘伟、齐淑芳长期在中行长风路支行从事大额资金往来并多次私刻公章，而银行并未察觉，管理上存在明显漏洞，正是该银行的过失行为导致本案纠纷的发生。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刘伟、齐淑芳以内部资金调剂为由向吝起红出具借条，并加盖了中行长风路支行的业务专用章，基于刘伟、齐淑芳的特殊身份，相对人足以相信刘伟、齐淑芳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并且该1000万元确系自该行开立的个人账户中银行工作人员擅自转出，其后果应当由中行长风路支行承担，即中行长风路支行应当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逾期借款利息。根据已认定的案件事实，2013年7月23日、24日，朱合平从吝起红账户转出三笔共计1500万元，据朱合平在公安机关笔录显示系借款，刘伟供述借款利率为月息4.5%，借期4个月，扣除已经分四笔偿还的500万元本金外，尚欠1000万元本金和270万元利息。经过计算，1500万元按照月息4.5%计算4个月，利息为270万元。参照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4.5%月息约定折合年利率为54%，已经超出法律保护的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因此，朱合平已收到的270万元利息中的90万元部分应当折抵本金，本案实际本金数额应当认定为910万元。此外，案涉两张借据上显示借款期限为两个月，但是并未约定利息，借款期限内依法不应收取利息，应当在借款期满即逾期之日2014年1月24日起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鹤壁中院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2018）豫06民终444号民事判决：撤销山城区法院（2017）豫0603民初32号民事判决；中行长风路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朱合平借款本金91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4年1月24日起以91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驳回朱合平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吝起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2700元，由吝起红负担81800元，中行长风路支行负担37219元，朱合平负担368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中行长风路支行负担74438元，由朱合平负担7362元。本院再审认定，1.郑智明、刘伟、齐淑芳集资诈骗等犯罪一案，鹤壁中院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2017）豫06刑初1号刑事判决，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2017）豫刑终64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生效刑事裁判认定：集资诈骗事实，经鉴定，从2010年6月25日起至2014年3月15日郑智明、刘伟、齐淑芳共非法集资283次，累计金额386216789.06元，累计支付利息17141675.20元，归还本金309232589.61元，尚欠本金76984199.45元。案发后，刘伟亲属退赃30万元，齐淑芳亲属退赃42万元。在分别判处郑智明、刘伟、齐淑芳相应刑罚的同时，判决：“刘伟主动退赃30万元、齐淑芳主动退赃42万元，由扣押机关返还集资参与人；其他集资诈骗犯罪所得继续依法予以追缴，返还集资参与人。不足部分，责令刘伟、齐淑芳、郑智明在各自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内予以退赔。”刑事案件采信的河南众益司法鉴定中心（2015）会鉴字5号、25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及鉴定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刘伟、齐淑芳等人共向朱合平借款30次，累计借款金额106699000元，支付利息9098250元，累计归还本金94699000元，尚欠本金1200万元。本案中朱合平出借的1000万元（出借时间为2013年7月，出具借条并加盖私刻的银行印章时间为11月，二审认定尚欠本金910万元）已计入刑事案件犯罪数额中。朱合平在刑事案件中证明，其于2013年11月、12月份让刘伟、齐淑芳出具了共计1200万元的三张借条（含本案两张各500万元的借条），其中仅本案两张借条加盖有中行长风路支行业务专用章。鹤壁市公安局（鹤）公（物证）鉴（文）字（2014）08号鉴定文书，证明检材4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长风路支行业务专用章20131113（3）”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再审期间，中行长风路支行提供如下证据：该支行电脑截屏一份，证明吝起红账户（账号25×××84）开通了短信服务功能，接收短信手机号138××××****；中行鹤壁分行个人操作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电脑截屏一份，证明朱合平在中行留存的资料中显示的电话号码，其中之一为138××××****；吝起红账户（账号25×××84）开户以来交易明细。2012年11月13日开户，该行于2013年11月13日开始收取短信费用（第一年免收短信费用），每月3元。该支行据此主张朱合平对款项流转情况明知。朱合平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无论手机号码是否为朱合平使用，均无法否认该支行未经授权将1000万元转走的侵权损害事实。再审庭审中，朱合平认可，吝起红是其远房亲属，其使用吝起红的身份在网上开立了吝起红的银行账户从事“理财”业务，其使用的吝起红的账户在开户行留有手机信息，每笔交易均有手机短信提示。本院再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案涉1000万元借款应否由中行长风路支行偿还。（一）关于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1.案涉借款主体不是银行，应为刘伟、齐淑芳个人。首先，中行长风路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其经营范围是法定的、明确的，主要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民间借贷并不属于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且本案约定了高达54%的年利率。刘伟、齐淑芳不具有民间借贷的职权，其加盖的银行印章是刘伟私刻的印章，借款亦不属于银行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刘伟、齐淑芳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其次，朱合平对银行不具有民间借贷的业务明知，且朱合平连续数十次集资，累计出借金额106699000元，获取利息9098250元，归还本金94699000元，大部分集资款已经归还。案涉借款均经朱合平使用的吝起红账户直接支付到案外人张海军等个人账户，还款亦由张海军等个人账户转入吝起红账户，朱合平能够收到手机提示短信，部分业务由朱合平网上办理。且对未归还的1200万元（含另外又出借的200万元），朱合平要求刘伟出具了三张借条，仅在本案两张各500万元的借条上要求刘伟加盖银行印章。根据朱合平一审庭审陈述，该借据系在朱合平办公室出具，并非在中行长风路支行填写。朱合平对借款人不是银行，而是刘伟、齐淑芳个人是明知的。且刘伟该加章行为系转嫁风险、逃避责任的行为，中行长风路支行并不知情也未对该行为进行追认。案涉借款并不符合金融机构经营范围的外观特征，朱合平亦未尽到应有注意义务、存在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规定，刘伟、齐淑芳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或表见代表。2.关于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该合同实际是朱合平和刘伟、齐淑芳个人之间签订，刘伟等案涉借款行为已被生效刑事裁判认定为集资诈骗犯罪，相关款项属于集资犯罪数额的组成部分，刘伟、齐淑芳主观上不具有民事交易的真实意思，其签订合同的目的是非法占有集资参与人朱合平等人的合法财产，刑事裁判已经对于刘伟、齐淑芳个人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不宜再对刘伟等的行为作出民事合法性评价，以保持法秩序的统一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刘伟、齐淑芳不宜再作为民事案件责任主体，朱合平可通过对刘伟等人刑事追赃或责令退赔实现权利救济。（二）关于中行长风路支行应否承担责任问题。1.中行长风路支行主张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当驳回朱合平对银行的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民间借贷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刑民交叉案件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应区别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事实是否同一。本案中，案涉借款行为、诉讼标的虽然被认定为集资犯罪手段、数额，刘伟、齐淑芳被认定为刑事责任主体，朱合平被认定为集资参与人，但中行长风路支行并未被认定为刑事责任主体，即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责任主体并不同一，朱合平有权以中行长风路支行作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故该支行关于本案应驳回起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签订经济合同，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应否承担责任以是否存在明显过错为前提，单位有明显过错的，依法承担的是过错赔偿责任。即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是：单位存在明显过错，交易的相对方即受害人是善意的，主观上没有恶意，而且对擅自加盖私刻的公章并不知情；受害人有经济损失，且单位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如前所述，朱合平具有明显过错，而中行长风路支行在人员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与朱合平的经济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对本案债务不应承担偿还责任。故朱合平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应予驳回。案涉借据中载明的债权人以及账户开立人虽为吝起红，但吝起红认可款项所有人、账户的实际管理人、银行卡的持有人为朱合平，吝起红、朱合平的请求属于同一诉请，原判基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诉讼经济原则考量，由朱合平直接主张权利，驳回吝起红的诉讼请求适当。综上，中行长风路支行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6民终444号民事判决及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2017）豫0603民初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维持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2017）豫0603民初3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驳回朱合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2700元，由吝起红负担81800元，朱合平负担40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朱合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燕萍审判员  毛彦功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郑伯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