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388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席文，男，1978年6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剑河县人，现住贵州省剑河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兴中，男，197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井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信科，四川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席文因与被上诉人李兴中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9民初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席文上诉请求：⒈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关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部分。1、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付款证明》中，经办人“龚永贵”是被上诉人李兴中的舅舅，且龚永贵在四川金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担任要职，与被上诉人有明显利害关系，这种“证明”可以随便开，证明中所称涉案的7万元是粟多锋、粟多尧的工资没有任何依据。2、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人证言》，但因三个证人均长期外地干活，均因工作原因且路途遥远无法出庭。但不能仅因无法出庭作证就否认证据得真实性。粟多锋、粟多尧是黄某叫去老挝的，而且在去老挝前上诉人与粟多锋、粟多尧并不太熟悉，依据正常逻辑和生活经验法则也可以判定“李兴中不将粟多锋、粟多尧的工资打入他们本人或黄某账户而打入双方并不熟悉的上诉人账户”明显不合常理。3、上诉人做完工回国时，粟多锋、粟多尧还在老挝的旺科工地做工，即使在上诉人回国后，他们二人还在该工地做了一个多月的活，工都没做完怎么可能发放该二人的工资到上诉人的账户？且如何计算得出该二人的工资？这些明显违背常理和正常生活逻辑，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涉案的7万元不可能是该二人的工资。4、上诉人是一个农民工，朴实、单纯，在刘席文的生活中和观念里只要答应和承诺下的事情就是铁定的。正因为李兴中答应带10个人做11个人的活，多出来一个人的保底工资算刘席文的带班辛苦费，刘席文才带人去老挝工地的。双方均应当履行口头约定的义务，李兴中在支付了带班辛苦费7万元后又认为上诉人没有证据反悔的做法也与粟多尧说“确实有点爱变卦…久了老板爱赖账得很”相互认证。二、关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部分。1、孟啊工地的工资班组核算表只记录了各工人的实际出工工资记录，并未包含上诉人从贵州带队去老挝工地做工带班的辛苦费，这项带班辛苦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出国前就约定的，所以在该工资表上并未反映。一审法院仅凭工资核算表认定上诉人从贵州组建施工队带去国外施工没有任何收入明显错误，且本案三位证人均明确知晓被上诉人有带班辛苦费这一客观事实。2、被上诉人每处隧道的施工班组核定的就是11人，且被上诉人不止旺科、孟啊两处工地，还有其他工地，而且配备的其他人员不是施工人员，是负责煮饭等工作的，当时上诉人出国前被上诉明确要上诉人带10个人干11个人的活，辛苦一点将9000元的保底工资算作他的带班辛苦费，至于被上诉人如何安排旺科工地上的施工人员与本案毫无关联，一审法院依据旺科工地的工资班组核算表上的施工人员倒推上诉人所在的孟啊工地的施工人数，明显错误。3、一审判决第七页倒数第十行至倒数第七行认定的事实在逻辑上明显矛盾：①被上诉人在粟多锋、粟多尧工还没做完就提前预估二人工资违背生活常理；②被上诉人支付该二人工资的时候不告诉这两个实际做工应领工资的人员；③在款项支付以后才告诉还在做工没做完的二人工资已经发到上诉人的卡上，去找他们并不熟悉的上诉人要工资。4、上诉人在3月只做了几天工，在12月也只做了10多天工，被上诉人不愿支付这近20天的带班辛苦费，所以只按8个月计算：8个月×9000元/月＝72000元，但被上诉人还没有按照72000元支付给被上诉人，还克扣了2000元带班辛苦费，所以实际只支付了7万元给上诉人。一审法院以应计算9个月为由否定上诉人的带班辛苦费，明显偏袒被上诉人。5、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称支付这7万元时与上诉人商量过，但当时上诉人已经回国，在何处商量的以及如何商量的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都无法自圆其说。而且上诉人回国后，被上诉人才支付的7万元带班辛苦费给上诉人，即使该二人没有老挝的银行卡，难道这么多工地工友都没有老挝的银行卡？而且7万元的数额与二粟的工资明显有差额，为何一审法院想方设法在判决中证明这个差额的合理性却否定上诉人差额的合理性？本来应当支付72000元，但被上诉人只支付70000元给上诉人，一审法院却将举证责任倒置给上诉人，明显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李兴中答辩要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主要事实认定清楚。1、刘席文以金戈公司开具证明的经办人系龚永贵为李兴中的舅舅为由否认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而事实上龚永贵与李兴中并无舅侄关系，同时也与李兴中的爱人梅琼英无舅侄关系，因为李兴中的母亲叫“汪俊华”，梅琼英的母亲叫“陈月容”。2、刘席文认为一审法院不能以其提交的三份证人证言因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就不采纳，刘席文得出该结论的前提是以三份证人证言（其中刘近平是刘席文的亲叔叔，黄某是刘席文妻子黄冬菊的亲戚）为真实。然而根据《民诉法》第73条第（二）项的规定和《证据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只有在路途遥选，且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方有适用证人不亲自出庭作证的条件，同时证人还必须向法院提交因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不能出庭作证的申请，经法院许可后方有适用证人证言方式作证的条件。3、刘席文以自己回国后收到李兴中打的案涉款时，案外人粟多锋、粟多尧尚在老挝还在做工因而工资尚不确定为由，得出李兴中不可能提前支付粟多锋、粟多尧的工资结论，从而得出案涉款是刘席文应得款项对方结论。刘席文该说辞存中“因”与“结论”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只能说存在粟多锋、粟多尧提供的工作未截止的情况下，有可能不会预先支付其工资，但并不能否定就一定不存在不预先支付工资的情况。在委托刘席文代付粟多锋、粟多尧工资款时的工资数额35000元（最终实际工资数额为37170元）与33000元（最终实际工资数额为33795元），是根据粟二人固定的工资计酬标准和预估的工作时间进行的提前预算和支付，与该二人离开老挝时的实际工资数额有一定出入。但并不等于刘席文由此可以反推出该案涉款项就是其本人的。理由有：①根据李兴中向二审法院提交的由刘席文亲自记录的包含其本人工资在内的班组成员的工资记录表中，可以明确看出刘席文从2019年4月至12月份的工资出勤天数、总班数、超班数、超前班、代班费等工资项目名称和相应的工资数目。而该工资表中记录的各个民工工资总金额与李兴中的爱人梅琼英制作且有对应民工签字认可的工资表数额是一致的。如果刘席文上诉称的案涉款系其应得的代班费或者10个人干11个人的工作多出来的人工费作为给予刘席文一个的酬劳成立，作为事后能够在不告知李兴中两口子的情况下悄然将项目部为刘席文的银行卡挂失的刘席文说明其是一个一贯谨慎和对他人不太信任的人。如果在李兴中事先同意多给刘席文一个人工资辛苦费的情况下自然应该会大大方方的在其亲自记录的工资表中有相应的记载，然而事实上没有相应记载。因此，刘席文的该说辞完全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②刘席文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屏中记录的其答应李兴中到老挝前李兴中同意了多付一个人民工工资作为其代班费或者说是酬劳的说辞，均是在刘席文于2019年12月27日在收到李兴中将案外人粟多锋、粟多尧的工资打入刘席文银行账户后为混淆是非故意在微信中单方向李兴中所作的说辞，但该微信聊天记录中没有任何有关李兴中认可的语言文字信息记载。同时，刘席文与案外人粟多锋、粟多尧的微信聊天记录形成的时间也是在2019年12月30日及之后的时间，该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是刘席文单方在陈述案涉款项是李兴中应该给予他的，而且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刘席文为了混淆是非，还肆意抹黑答辩人，叫粟多锋、粟多尧自己去找李兴中要工资。微信聊天里面的涉及到案涉款项为刘席文的内容只有刘席文单方的说辞，并没有得到李兴中的认可和粟多锋、粟多尧的证实。因此，刘席文以该微信中有自己提到案涉款系自己应得报酬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另外通过李兴中与刘席文分别于2019年12月20日和2019年12月30日的微信聊天对话内容，反映和证明以下几个问题：①反映出刘席文对李兴中的前后态度截然相反；②2019年12月20日双方之间的聊天内容，证明了李兴中与刘席文之间不存在有关于额外支付刘席文辛苦费的约定。同时对于工地上需要多少民工，不是小包工头李兴中所能决定的，是项目部决定，所以刘席文说10个人干11个人的活路在客观事实上是不存在的）；③刘席文单方面向李兴中想讨要个万把款钱的辛苦费，并表示希望继续有机会为李兴中做工，李兴中给了600元微信红包给刘席文；④2019年12月30日刘席文与李兴中妻子梅琼英的聊天记录里，刘席文为了侵占案涉款项，虚构说去老挝干的活路本来是11个人的活路，自己带10个人过去做11个人的活路，李兴中多给刘席文一个人的辛苦费，然而刘席文似乎忘记了其于2019年12月20日与李兴中的微信聊天内容能够清晰的证明双方是没有该约定的，显然这里所说的“辛苦费”即是刘席文说带的10个人干了11个人的活路应该单独给其考虑的辛苦费。4、关于李兴中将案外人粟多锋、粟多尧两兄弟的工资打入刘席文工资卡中的来龙去脉和缘由：①刘席文与粟多锋、粟多尧原本就认识。刘席文在带民工到老挝工地的时间是2019年3月24日，并且一手带其亲叔叔刘近平、亲戚黄某和另一名与刘席文同镇的民工罗安炳等人到李兴中工地上（其中黄某于2019年9月初又打电话把粟多锋、粟多尧两兄弟叫到了李兴中的工地上来），贵州队伍的总领班是由刘席文负责，因此在事实上并非如刘席文在一审中说的与粟多锋、粟多尧根本不认识，而且通过刘席文与粟多尧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双方之前是彼此认识和熟悉的。从2019年12月30日刘席文与粟多尧的微信聊天截屏内容中可以一方面可以看出刘席文与粟多尧至少在粟多尧、粟多锋两兄弟到老挝工地后就开始熟悉。②关于李兴中为何将粟多锋、粟多尧两兄弟的工资打入刘席文在老挝的银行卡内的问题：粟多锋是2019年9月8日上到老挝工地开始干活的，粟多尧是在2019年9月6日到老挝工地开始干活的。因为项目部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才代办一次民工工资卡，但因工地快完工了，所以项目部就再没有办理包含粟多锋、粟多尧等民工晚去老挝工地的老挝工资卡，也就是说粟多锋、粟多尧在到老挝务工的时候未能赶上项目部办理最后一批老挝工资卡。但李兴中又要支付粟多锋、粟多尧的工资，而李兴中自己的银行卡每年入款的限额只有20万元，如果叫项目部将粟多锋、粟多尧两兄弟的预定工资68000元打入李兴中自己的卡上，则自己就无法接收完项目部打给李兴中开挖工程的工程款（因为会超过每年账户收款的限额20万元），故与刘席文商议如何处理，刘席文提出打到他的老挝卡上，刘席文见李兴中两口子有些疑虑，便一再保证：我与李老板今年合作愉快，粟多尧两兄弟又是黄某叫出来的，黄远海又是我叫出来的，我们都是连带关系，又是同一个镇的，下一次李老板有工地我们还望与你合作的嘛。在此情况下，李兴中才打消了疑虑，并于2019年12月27日委托金戈公司将粟多尧、粟多锋两兄弟的工资单独打入刘席文的老挝工资卡内。③刘席文离开老挝工地的时间是2019年12月21日，李兴中将还应支付给刘席文的结算工资58374元是于当天通过自己妻子梅琼英打入刘席文提供的其妻子黄冬菊的银行卡内的。根据刘席文与粟多尧于2019年12月30日的微信聊天截屏内容，可以明确证明刘席文离开老挝工地是在李兴中付清刘席文的工资后才走的。④关于刘席文为何在2019年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象分行银行发送的70000元案涉款已经到账的信息后，打电话到该银行将其银行卡挂失，并且偷偷的坐高铁转班车到老挝万象分行补办银行卡并将案涉款项打入其重新办理的银行卡内。在这期间粟多尧与刘席文的微信聊天中，刘席文对自己去老挝取案涉款只字未提，而且以此行到老挝是谈明年的新工地对粟多尧进行忽悠。试想，如果案涉款项本身就是刘席文与李兴中之前说好的，刘席文还有必要将自己的卡挂失吗？还有必要花几千元的交通费、住宿费不远数千里跑到老挝万象分行补办新银行卡吗？还有必要在与粟多尧微信聊天时对粟多尧说此行老挝是谈明年的新工地吗？还有必要在取得该款后无故将李兴中电话、微信拉黑吗？二、关于刘席文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的说法。刘席文认为一审法院要求其对收取的案涉款70000元系自己应得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是一审法院错误的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规则，是对法律举证规定的错误理解。同时，刘席文的该说法是以案涉70000元为其应得款项的前提下，法院应当要求李兴中为何不支付刘席文72000元而只支付粟多尧、粟多锋70000元进行举证。然而，在李兴中诉刘席文返还原物（不当得利）的一审过程中，李兴中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证明该款项不是刘席文应得的工资的证据，根据举证分配规则，在原告已经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刘席文就应当就反驳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即70000元是自己应当取得的充分证据才行。综上所述，纵观本案双方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刘席文在一审中反驳辩称案涉款是其应得款项的证据只有其在得知案涉款到账的银行通知并悄悄的进行挂失转入补办的银行卡后，单方向李兴中的妻子梅琼英以及对案外人粟多尧的微信和一审法院未认定、采纳的三份证人证言，并无任何有证明李兴中同意额外支付刘席文案涉款项的有效证据。而李兴中在一审认定的事实基础上，根据刘席文的上诉理由和将案涉款即粟多锋、粟多尧的工资打入刘席文的老挝工资卡的缘由和来龙去脉在二审中更加详尽的进行回应，以正视听，孰是孰非，应当一目了然。原告李兴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不当得利70000元，并从法院送达诉状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至归还完毕70000元时的利息；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9年3月下旬到12月，原告李兴中雇请被告刘席文及案外人刘近平、粟多明等人到老挝乌多姆塞工地修建铁路，每天工资300元，加班费每天200元，带班费每天100元。被告刘席文作为该隧道工地工人的带班人，每月对其班组内工人的工资进行核算，形成班组核算表，后由工人核对确认，作为最终发放工资的依据。根据班组核算表的记录：2019年3月，出勤工人有刘席文、刘近平等8人，刘席文出勤7天，保底工资2100元，带班费700元，加班费600元，合计3400元；2019年4月，出勤人数有刘席文、刘近平等10人，刘席文出勤30天，保底工资9000元，带班费3000元，加班费4200元，合计16200元；2019年5月，出勤人数有刘席文、刘近平等10人，刘席文出勤天数30天，保底工资9000元，带班费3000元，加班费5200元，合计17200元；2019年6月，出勤人数有刘席文、刘近平等10人，刘席文出勤30天，保底工资9000元，带班费3000元，加班费4400元，合计16400元；2019年7月，出勤人数有刘席文、刘近平等10人，刘席文出勤30天，保底工资9000元，带班费3000元，加班费6400元，合计18400元；2019年8月，出勤人数有刘席文、刘近平等10人，刘席文出勤30天，保底工资9000元，带班费3000元，加班费3200元，合计15200元；2019年9月，出勤人数刘席文、刘近平等11人，刘席文出勤30天，保底工资9000元，带班费3000元，加班费1800元，合计13800元；2019年10月，出勤人数刘席文、刘近平等14人，刘席文出勤17天，保底工资5100元，加班费1700元，加班费600元，合计7400元；2019年11月，出勤人数有刘席文、刘近平等10人，刘席文出勤天数9天，保底工资2700元，带班费900元，孔桩560元（2班，280元每班）加班费1200元，合计5360元；2019年12月，出勤人数有刘席文、刘近平等10人，刘席文出勤20天，保底工资6000元，带班费2000元，下道加班费600元，孔桩班280元，加班费1400元，合计10280元。前述2019年3至12月，刘席文各项工资总额为123640元，扣减其借支的66096元及付款手续费270元后，加上原告给被告的路费补贴1100元，被告剩余工资58374元。施工完毕后，被告刘席文返回国内。2019年12月20日，原告之妻梅琼英将被告刘席文的前述剩余工资58374元打入刘席文之妻黄冬菊的尾号为7771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上。原告李兴中于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雇请案外人粟多尧、粟多锋到其老挝乌多姆塞旺科隧道工地修建铁路，二人与本案被告同为贵州省剑河县南加镇人。根据该工地的班组核算表显示，2019年出勤工人有9人，10月13人，11月9人，12月11人，2020年1月10人。经过结算，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二人剩余未付工资分别为33000元和35000元。原告称其提前预算了粟多尧、粟多锋二人的工资，并在2019年12月25日，委托四川金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将包括二人工资及取款手续费等在内共计70000元打入被告刘席文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象分行的尾号为8704的账户里。四川金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付款证明中载明：兹证明李兴中，于2017年5月至2019年12月承包我公司乌多姆塞磨万铁路二标段的隧道开挖工作，我公司于2019年12月25日受李兴中委托，将其工人粟多锋工资人民币35000元、粟多尧的工资33000元取款手续费等2000元，共计70000元于2019年12月27日打入刘席文中国银行有限公司万象分行账号00×××04，经办人龚永贵。经该院于2020年6月29日向经办人龚永贵核实，其表示李兴中确实向四川金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书面委托书，委托该公司将粟多尧、粟多锋二人的工资打入刘席文的账上。原告李兴中在委托四川金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打款前，并未告知粟多尧、粟多锋二人其委托支付工资一事，而是事后其妻子梅琼英在微信上告知粟多尧，称已将工资转在被告刘席文的老挝工资卡上，请二人找刘席文支付。二人因与刘席文不熟悉，便不同意向刘席文索要工资，遂要求原告出具欠条，原告便向二人分别出具欠条1张。因二人未收到工资，便于2020年1月22日向四川省井研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经审理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2020）川1124民初214号和215号民事判决，分别判决原告支付粟多锋工资35000元、支付粟多尧工资33000元，并从2020年2月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欠款付清止，现该两个判决已生效并履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四川金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2019年12月27日打入被告刘席文账户上的70000元款项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该款项是原告李兴中委托被告刘席文代发的粟多尧、粟多锋二人工资、取款手续及代付工资辛苦费，还是原告李兴中支付给被告刘席文的带班辛苦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即双方曾协商将案外人粟多尧、粟多锋的工资打入被告银行账户上由被告代付，未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但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确定被告刘席文从2019年3月至12月在务工期间的工资总额为123640元，其中就包括了原告的保底工资、带班费及加班费，由此可认定本案争议的70000元既不是原告的保底工资也不是加班费或带班费。任何款项的支付和占有，都有一定的依据，四川金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直接付款单位，出具付款证明，证明是受原告委托将粟多尧、粟多锋的工资打入被告银行账户上；而从被告提供的粟多尧与原告之妻梅琼英的微信聊天内容得知，70000元款项打入被告账户上后，梅琼英告知粟多尧、粟多锋由被告代付工资的事宜。被告刘席文反驳称争议的70000元是原告允诺支付的其带班辛苦费，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就每月9000元辛苦费达成一致意见，作为工资结算依据的班组核算表是带班人被告自己核算的，不论是班组核算表还是工资汇总单，对关于支付被告带班辛苦费无任何记录。根据被告的辩称，工地应由10个人承担11个人的工程施工内容，而其他隧道工地均由11个工人施工，但工地的班组核算表显示，有的月份有11人，有的月份有14人，而旺科隧道工地每月施工工人是9到13人不等。被告辩称原告允诺每月支付其带班辛苦费9000元，那么照被告辩称扣除3月不计，那从4月到12月，应为9个月，辛苦费总额应为81000元，也不如被告所称的72000元，同时被告也未提供任何对预先约定的辛苦费而后又减少的有关证据。综合前述分析，原告提交四川金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付款证明，及被告提供的粟多尧与原告之妻梅琼英之间的聊天内容，这两份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证据链，而被告对自己反驳原告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其陈述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故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亦可认定本案争议款70000元是原告委托被告支付给案外人粟多尧、粟多锋的工资及取款手续费、付款辛苦费。起初被告受原告委托而占有该款，有合法的占有依据，但在原告又向粟多尧、粟多锋二人支付工资之后，被告继续占有此款的事实依据已消失，其继续占有将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故原告诉请被告返还本案70000元争议款，并从法院送达起诉状副本之日即2020年5月2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至返还完毕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席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返还原告李兴中70000元，并从2020年5月29日起以此款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款项付清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77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刘席文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李兴中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刘席文的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刘席文亲自制作的《民工工资表》，拟证明刘席文的工资构成及金额。假设李兴中同意给刘席文额外的工资，那么在工资表上就不应该再付给刘席文带班费3000元。刘席文质证后承认这个工资表确实是刘席文制作的，李兴中也按该工资表进行了发放。但称对方把额外的工资每月9000元和带班费每月3000元搞混淆了，二者是指不同的报酬。第二组证据：2019年12月工资表，拟证明粟多锋、粟多尧两人12月的工资情况。刘席文质证后认为粟多锋、粟多尧属另外一个工地的人员，与自己管理的工地无关。第三组证据：刘席文与李兴中的微信截屏，拟证明刘席文单方向李兴中讨要1万元的辛苦费，李兴中并未认可多给刘席文所谓的多干一个人活路的辛苦费。刘席文质证后称当时刘席文要求多给一个人的工资，当时李兴中没给刘席文，后来李兴中答应给后就向打钱到刘席文的银行卡。第四组证据：刘席文与李兴中妻子（梅琼英）的微信截屏，拟证明2019年12月30日刘席文才通过微信告知挂失老挝银行工资卡一事，李兴中当日傍晚6:44分已无法向刘席文发送微信。反映出刘席文对案涉的款项说是李兴中事先同意给他的为由不同意转交给粟多锋、粟多尧两兄弟。第五组证据：刘席文微信朋友圈，拟证明刘席文2019年12月28日至30日到中国银行老挝万象分行对其个人工资银行卡挂失，然后取出案涉款项。刘席文质证后称这是取自己的钱，没有必要告诉粟多锋、粟多尧。第六组证据：梅琼英的微信截屏，拟证明刘席文的妻子将梅琼英微信拉黑，刘席文与案外人粟多锋、粟多尧并非不认识。刘席文质证后称是因为李兴中的妻子梅琼英一直在微信上与自己的妻子黄冬菊吵来吵去才被拉黑的。第七组证据：粟多尧微信截屏，拟证明刘席文是结清了工资才回国的，刘席文忽悠粟多尧其2019年12月30日到老挝去是为了谈明年的工程。刘席文质证后称去老挝万象是去取自己的钱，没有必要告诉第三人。第八组证据：梅琼英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每个民工工资月打入限额为1万元内，故每张民工工资卡只打入了9900元。当时项目部打到每个民工工资卡的工资是有限额的，超过1万就没办法交易。剩余的钱梅琼英转成人民币后打到国内的卡。刘席文质证后称只有刘席文的银行卡是给梅琼英保管的。第九组证据：粟多尧、粟多锋在旺科工资表，拟证明该二人的工资情况和在黄某班组。刘席文质证后称自己不清楚粟多锋、粟多尧的工资情况。第十组证据：粟多锋、粟多尧的预算工资，拟证明2019年12月20日暂预算粟多尧的工资为33000元、粟多锋为35000元，比最终确认的工资要少一点。刘席文质证后称这个粟多锋、粟多尧工资是在自己被起诉后才看到的，之前根本不知道他们两人有多少工资。第十一组证据：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拟证明李兴中的母亲叫汪俊华、李兴中妻子梅琼英的母亲叫陈月容，龚永贵并非刘席文所讲的是李兴中的姨父或舅舅。刘席文质证后称龚永贵的老婆在老挝工地上开得有一个小卖部，梅琼英称呼龚永贵的老婆为姨妈，梅琼英还有她小卖部的钥匙，如果她们关系不亲的话不可能把钥匙都给梅琼英。对于被上诉人李兴中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审查后，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拟证明内容，本院审查认为：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中，如果存在李兴中已答应每月另付给刘席文9000元额外的工资，刘席文在制作《工资表》时应该把这9000元造册报送给李兴中发放。但从刘席文制作造册的工资表中，并没有体现李兴中答应其每还应额外多得9000元辛苦费的事实（只有每月3000元的带班费且已发放）。第三组证据中，如果存在李兴中在刘席文去老挝之前或在老挝期间已经同意每月另行支付刘席文“按多算一个民工工资的9000元辛苦费”的情况下，就不会存在刘席文在2019年12月20日的微信中还向李兴中“讨个万把块钱的辛苦费”的说法。证据四至证据七中，如果案涉的这7万元是李兴中同意支付给刘席文的辛苦费，则属于名顺言顺的合法合理收入，刘席文完全可以向李兴中（梅琼英）要回自己的银行卡后在国内支取，通常情况下也没有必要挂失原工资卡并远赴老挝去万象银行取钱；刘席文也没有必要在微信中向粟多尧隐瞒去老挝的目的；双方的妻子也没有必要为这笔钱争吵并在微信中拉黑对方。证据八是梅琼英农行卡的交易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九至证据十是粟多锋、粟多尧的工资收入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十一（户口登记簿）可证明四川金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龚永贵与李兴中或梅琼英不存在“舅舅”或“姨父”的关系。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理由及请求，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的7万元是李兴中支付给刘席文的辛苦费？还是委托刘席文代付给粟多锋、粟多尧的工资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李兴中为了证明案涉的7万元是代付给粟多锋、粟多尧的工资款，提交了四川金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转账到刘席文在中国银行老挝万象分行的《付款证明》、付款7万元的电子回单、工资支付单汇总、刘席文工资打款账号记录单、2019年3月至12月份班组工资核算表、农行交易明细、相关微信记录等证据，一审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及各证据间的关联性进行了综合分析判断。二审期间，李兴中又针对刘席文的上诉理由和将案涉款即粟多锋、粟多尧的工资打入刘席文的老挝工资卡的缘由和来龙去脉在二审答辩状及庭审中给予更为详尽的陈述及回应。而刘席文虽然辩称这7万元是李兴中口头答应给其的“每月9000元的辛苦费”，但刘席文所提交的证据中，相关的微信对话中提到“辛苦费”的都是刘席文单方的诉求，并没有李兴中回复同意给予刘席文“每月9000元的辛苦费”的微信对话记录或其他记录。而且从刘席文在结清自己工资账后的2019年12月20日，仍向李兴中发送的微信聊天对话“李老板，5月份的时候我要求加一个人，本来应该是11个人做的这也是我过来之前我们在电话里说过的，后来你说辛苦点加我点工资后来没有加我也就没有说什么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一贯喜欢先把事情做了，有事什么都好说的观念。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年的合作总体来说还是跟顺心顺意的，跟你讨个万把块钱的辛苦费来日方长，日后还望能再有机会为你效力”的内容中，可以分析得出，正因为李兴中根本没有同意另外给刘席文“每月9000元的辛苦费”，才有了在2019年12月20日的微信聊天中有刘席文向李兴中“讨个万把块的辛苦费”这一要求，但直到此时李兴中也并未在微信或其他来往电话或函件中答应其这一要求。另从刘席文每月造册给李兴中发放工资的《工资表》中，与同一班组中其他员工相比较，刘席文每月另有3000元的带班费（其他员工没有这一项），刘席文在庭审中也承认李兴中已按其造册的《工资表》足额发放。虽然刘席文反驳称争议的70000元是李兴中允诺支付的带班辛苦费，但未提供充分且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双方已就每月9000元辛苦费达成一致意见。而根据四川金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出具的《付款证明》，案涉的这7万元是李兴中委托四川金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把应付给粟多锋、粟多尧的工资打入到刘席文在中国银行老挝万象分行的账号上的，说明这7万元款项并不是刘席文所称的应支付给刘席文本人的“每月9000元辛苦费”。综上，本院分析认为，李兴中提交的证据中，能证明案涉的7万元是李兴中转入刘席文的工资卡来委托刘席文代付给粟多锋、粟多尧的工资款的事实已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因刘席文未能举证证明这7万元是支付其本人“每月9000元的辛苦费”的说法，故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席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刘席文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郑华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杨绍鑫吴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