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1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溢佳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咏梅街****。 法定代表人：杨建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玲丽、李佳，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美娟，女，1973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雪梅，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晓蓉，女，197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杭州溢佳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溢佳制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夏美娟、朱晓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9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溢佳制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夏美娟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夏美娟承担。事实和理由：溢佳制衣公司与夏美娟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不构成借贷关系，双方之间也不存在借款事实。夏美娟、朱晓蓉涉嫌虚构债务提出虚假诉讼，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具体如下：一、溢佳制衣公司与夏美娟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不构成借贷关系。一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唯一证据是“借条”，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该借条系朱晓蓉通过空白盖章纸伪造。1.经当庭核查，“借条”原件肉眼可见系盖章在前、书写内容在后，即系在空白盖章纸书写了借条内容。对此，溢佳制衣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而一审法官也确认“借条”系先盖章后书写文字，认为没有鉴定的必要性。但在判决中对此却未予认定及回应，不仅程序违法，而且直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借条”文字内容系朱晓蓉书写，但庭审中，在回答关于“本案所涉的借条，公章如何加盖的”询问时，朱晓蓉回答“公章是如何加盖的，就是写好盖了个章上去”、“就是我弄好之后一个章上去”，与前面先盖章后书写文字的事实相互矛盾。3.溢佳制衣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朱晓蓉于2017年前持有公司公章。而夏美娟、朱晓蓉在一审陈述中，均主张借条系2013年2月8日“款项交付时”当场出具。如果“借条”确系2013年2月8日出具，则当时朱晓蓉持有公章，显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先盖章后书写文字。结合以上及朱晓蓉、夏美娟关于借条形成经过的庭审陈述，可以证明“借条”实际上并非2013年2月8日出具，而是朱晓蓉、夏美娟在2017年之后通过空白盖章纸伪造的。二、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本案没有款项实际交付证据，溢佳制衣公司也没有收到案涉款项。1.夏美娟提供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2013年2月8日朱晓蓉在账户中存入17万元，但不能证明该17万元系夏美娟交付朱晓蓉，更不能证明该17万元与溢佳制衣公司有任何关系。2.一审判决认定朱晓蓉收款后用于支付溢佳制衣公司应付款项不符合事实，也缺乏证据支持。具体如下：（1）支付给陈玉仙的款项，该转账记录只能证明朱晓蓉向陈玉仙转账的事实，不能证明该款项与溢佳制衣公司有关。（2）支付给徐海红的3万元，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该款系朱晓蓉用于支付溢佳制衣公司应付吴越针纺有限公司款项。溢佳制衣公司提供的（2014）嘉桐商初字第497号案件材料足以证明溢佳制衣公司与吴越针纺有限公司之间的款项结算均由溢佳制衣公司账户进出，不存在通过朱晓蓉账户支付给徐海红的可能。（3）支付康凤英等8人的款项，溢佳制衣公司提供的建行杭州临平支行转账记录足以证明该8人的工资系由溢佳制衣公司直接发放，不存在由朱晓蓉发放。而且，就该8人的转账，在一审庭审中，夏美娟、朱晓蓉多次称系代溢佳制衣公司支付的欠付工资，而在溢佳制衣公司提供反驳证据后，朱晓蓉又称其用夏美娟借款发放的是该8人的工资差额，其陈述前后矛盾。3.一审判决关于该17万元系溢佳制衣公司借款并已实际交付，以及款项用途的认定，均系朱晓蓉口头陈述，而溢佳制衣公司提供的法院判决及银行流水却未被采信，一审判决证据采信标准不一，裁判不公。4.朱晓蓉在2017年9月27日向溢佳制衣公司出具承诺，保证如实披露公司债务，但却并无本案债务的任何披露或说明，且即使朱晓蓉控制下制作的公司财务账册中，也没有该笔17万元的记录，进一步说明溢佳制衣公司并未实际获得该17万元款项，不存在该笔借款事实。三、退一步讲，即使夏美娟确有17万元款项出借，本案证据也足以证明该借款发生于夏美娟、朱晓蓉之间，与溢佳制衣公司无关。1.如前所述，溢佳制衣公司没有收到案涉款项，也没有任何关于存在该笔借款的记录。2.夏美娟、朱晓蓉称夏美娟一直通过朱晓蓉催讨借款，并提供了聊天记录为证。但在该记录中，夏美娟从未提及溢佳制衣公司或要求溢佳制衣公司还款。除此之外，夏美娟没有任何向溢佳制衣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人员催款的记录。3.2017年9月27日朱晓蓉出具的承诺书中，朱晓蓉保证如实披露的公司债务，却没有说明存在本案17万元借款。如果借款真实存在且一直催讨，为什么朱晓蓉不向公司披露该笔债务？因此，案涉借款实际发生在夏美娟、朱晓蓉之间，与溢佳制衣公司无关。夏美娟、朱晓蓉存在相互串通转嫁借款的嫌疑。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且认证不客观、不准确。一审判决未就本案所涉的民间借贷纠纷适用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没有查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尤其是款项交付的事实。另外，一审判决的认证部分多处存在错漏。五、夏美娟、朱晓蓉涉嫌串通虚假诉讼。一审中，溢佳制衣公司再三主张夏美娟、朱晓蓉涉嫌串通虚假诉讼，但一审判决却以缺乏理据为由不予采纳，存在包庇违法犯罪之嫌疑。1.根据朱晓蓉签字确认的溢佳制衣公司公章的规定，案涉借款属于必须备档和董事长批准的事项，但却未经任何审批，也没有备案。2.本案借条为伪造的虚假证据，该借条系先盖章后书写内容，且17万元款项也没有交付给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用于公司。3.因朱晓蓉提供的虚假陈述或者伪造的证据，溢佳制衣公司作为被告已被卷入10余起与本案类同的诉讼。本案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三）、（四）、（五）、（六）项等情形，涉嫌虚假诉讼。对此，溢佳制衣公司已经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本案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望二审法院支持溢佳制衣公司的上诉请求。 夏美娟答辩称：一、夏美娟与溢佳制衣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首先，案涉借条真实合法且有效。溢佳制衣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公章的真实性，也认可朱晓蓉为当时溢佳制衣公司的实际经营负责人和公章保管人，只是质疑公章与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而已，这并不影响借条的真实性。其次，朱晓蓉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借条的出具行为，系当时代表溢佳制衣公司向夏美娟借款的职务行为。因此，本案中具有借款意思表示的溢佳制衣公司。二、夏美娟与溢佳制衣公司之间存在借贷事实。在一审中，夏美娟已解释，因借款时间发生在2013年2月8日，也就是除夕前一天，朱晓蓉声称溢佳制衣公司急于支付公司欠款（包括工资、加工费和货款），又因为公司财务会计已经放假，不便操作公账，所以要求夏美娟紧急将现金借款直接交付其个人。这也就是朱晓蓉为何将现金借款存入其个人账户后，在两天之内就将借款几乎使用完毕的原因。三、案涉借款发生于夏美娟与溢佳制衣公司之间。夏美娟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多次向朱晓蓉催讨，并明确要求朱晓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借款去向。故朱晓蓉向夏美娟提供了借款17万元的银行流水明细，并作出情况说明。根据银行流水明细以及朱晓蓉的情况说明显示，案涉17万元在2013年2月8日存入朱晓蓉账户后，于2013年2月9日将借款支付于公司各项欠款合计160928元。经法院调查取证也证实，案涉借款支付的工资对象把人确实均为溢佳制衣公司职工，而徐海红所属公司曾经与溢佳制衣公司之间发生过买卖合同纠纷。案涉借款均用于溢佳制衣公司，与其有关。四、本案不存在虚假诉讼。溢佳制衣公司在2017年9月27日以刑事控告为由逼迫朱晓蓉签订内容显失公平的《承诺书》后，就在2018年8月17日向杭州公安余杭分局控告朱晓蓉涉嫌挪用资金并已予立案，但至今仍处于公安侦查阶段。且溢佳制衣公司的报案范围并不包括本案。本案不存在任何虚假诉讼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晓蓉答辩称：一、溢佳制衣公司与夏美娟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借条书写与盖章的先后顺序，因时间太久，朱晓蓉记得不太清楚了。二、案涉借款均用于溢佳制衣公司。借款当日为过年前夕，溢佳制衣公司财务已放假，公司没有资金，故朱晓蓉作为经办人，向夏美娟借款，用于发放员工工资、支付业务单位款项。朱晓蓉在2017年9月27日出具的承诺，系受溢佳制衣公司胁迫所作。且因案涉17万元未曾经通过溢佳制衣公司账户进出，所以在公司账簿中未作记载。这也导致朱晓蓉在披露债务时遗漏了该笔债务。三、案涉民间借贷关系并非夏美娟与朱晓蓉之间的关系。溢佳制衣公司通过朱晓蓉、张斌账户归还夏美娟款项，是因为溢佳制衣公司账户被法院冻结、无法使用。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夏美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溢佳制衣公司偿还夏美娟借款本金170000元；2.溢佳制衣公司支付夏美娟利息278800元（以17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3年2月8日暂计至2019年12月8日，此后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前述标准另计）；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溢佳制衣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朱晓蓉原系溢佳制衣公司董事，担任该公司的经理，与夏美娟系朋友关系。 2013年2月8日，朱晓蓉以溢佳制衣公司需要资金为由，向夏美娟借款并出具借条，内容载明：今溢佳制衣公司借到夏美娟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整（￥170000），利息每月贰分。该借条落款处加盖有溢佳制衣公司公章和手写有溢佳制衣公司名称，并有朱晓蓉的签名。 同日，夏美娟将17万元借款交付给朱晓蓉，朱晓蓉收款后现金存入账号为6222××××8648的银行账户内。 后因前述款项归还，朱晓蓉分别通过其个人和其丈夫张斌账户向夏美娟转账付款15.6万元，其中包括2014年6月3日的4万元、2014年8月25日的2.5万元，2014年8月27日的2万元、2014年10月15日的2万元、2014年12月6日的1.5万元、2015年1月17日的1万元、2015年5月3日、6月5日、6月8日、6月11日各2000元，2015年7月19日的还款3000元，2015年8月16日的还款5000元、2016年5月4日、6月22的各还款3000，2016年8月26、10月26号各还款2000元。其间，夏美娟又于2014年8月26日向朱晓蓉转账支付2.5万元。 因本案诉讼，夏美娟向朱晓蓉催要，朱晓蓉遂于2019年8月7日，向夏美娟提供前述6222××××8648账户、2013年2月8日至2013年2月9日的流水查询单，显示该账户在2013年2月8日现金存入17万元后，有通过该户于同日和次日分12次向陈玉仙、姚惠丽、康凤英、黄建新、秦侨林、唐云生、孙伟、季良、赖志敏、陈加兴、徐海红等人转账支付款项合计170928元。同时，朱晓蓉手写说明：陈玉仙为溢佳制衣公司的外加工厂，此费用支付加工费；康凤英24278元用于支付临时工资；姚惠丽、黄建新、秦侨林、唐云生、孙伟、季良、陈加兴均为代溢佳支付工资；徐海红为桐乡吴越纺织品公司货款。 2019年11月7日，夏美娟以前述借据和流水查询单（含说明）为据，向该院起诉，请求上判。 该院另查明，2001年10月30日，案外人杨建强约定设立“杭州溢佳制衣有限公司”并签署公司章程。同日，杨建强作为投资人签署董事会成员委派书，委派朱晓蓉为溢佳制衣公司的董事。2001年11月29日，溢佳制衣公司经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投资人备案（股东）为杨建强。2008年3月2日，朱晓蓉等人签署《公司公章合同制度》，内容载明溢佳制衣公司的公章由朱晓蓉保管。2010年2月28日，杨建华等人签署总经理聘任书，聘用朱晓蓉担任溢佳制衣公司总经理。2017年9月27日，朱晓蓉出具《承诺书》，内容载明：杨建强、溢佳制衣公司，自本承诺书出具日期起，本人包括本人配偶在溢佳制衣公司不再享有任何权益或债权，本人委托杨建强代持的25%公司股权无偿归杨建强所有。对于本承诺书出具之前的公司债务，本人保证如实披露，在各方确认的情况下，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原持股比例承担，如债务存在虚假，则由本人全额承担公司损失。对于公司厂房的出租情况及其他应收款，应配合杨建强处置。2018年8月17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向杨建强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朱晓蓉涉嫌挪用资金一案，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已予立案侦查。2019年11月1日，该局向溢佳制衣公司开具接收证据清单，接收溢佳制衣公司提交的《刑事控告书》及相关证据。 该院又查明，平伟士、康凤英、姚惠丽、黄建新、秦侨林、唐云生、孙伟、季良等人原系溢佳制衣公司员工。 一审法院认为：夏美娟与溢佳制衣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有溢佳制衣公司时任经理朱晓蓉出具并加盖有该公司公章的借条为凭，该院予以确认。 对于借款交付，朱晓蓉到庭陈述夏美娟已现金完全交付，且朱晓蓉在收款后用于支付溢佳制衣公司加工费、货款和员工资发放，结合溢佳制衣公司在该时的运行实际以及朱晓蓉时任溢佳制衣公司经理，持有和保管溢佳制衣公司公章，并负责溢佳制衣公司生产、运营，该院采信朱晓蓉的陈述主张，确认该款系溢佳制衣公司借取且已实际交付。溢佳制衣公司借取款项后，未能还本付息，已构成违约，应向夏美娟承担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民事责任。 对于还款，前述借款发生后，夏美娟已于2014年6月3日至2016年11月26日期间，收到朱晓蓉及其丈夫张斌通过银行转账付款15.6万元。因夏美娟确有在2014年8月26日向朱晓蓉转款2.5万元，故其认可朱晓蓉提出扣除2014年8月27日的2万元还款和2014年11月15日的2万元还款中的0.5万元款项，合计2.5万元用以抵偿2018年8月26日的2.5万元借款后，余款13.1万元用于归还本案款项，并无不当。因前述13.1万元的还款不足以清偿案涉全部债务，且双方对与该13.1万元的还款性质又无约定，故依法应按先利息、后本金的顺序结算抵充。根据该款还款实际，结合借条载明“月息二分”的标准，该院核算确认截至2019年12月8日，溢佳制衣公司尚欠夏美娟借款本金144072.67和利息145446.48元，对之后的利息，夏美娟有权按月利率20‰继续主张给付。溢佳制衣公司主张案涉借款系朱晓蓉的个人借款，本案系朱晓蓉、夏美娟二人恶意串通，伪造借据提起虚假诉讼的抗辩意见，缺乏理据，该院不予采信，对其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处理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夏美娟要求溢佳制衣公司还款付息的诉讼请求，合理正当部分，该院予以支持，其他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溢佳制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夏美娟借款本金144072.67元；二、溢佳制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夏美娟利息145446.48元（暂计算至2019年12月8日，此后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以所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0‰另计）；三、驳回夏美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032元，由夏美娟负担2857元，由溢佳制衣公司负担517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820元，由溢佳制衣公司负担。夏美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该院申请退费；溢佳制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溢佳制衣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溢佳制衣公司是否为案涉民间借贷的借款人。对此，本院认为，案涉借条载明“今溢佳制衣公司借到夏美娟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整（￥170000），利息每月贰分”，该借条上加盖了溢佳制衣公司的公章，并由时任公司经理的朱晓蓉签字。各方当事人对公章及签字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且，根据朱晓蓉对案涉借款用途的陈述，结合相应的银行流水信息、案涉借款的时间、朱晓蓉在溢佳制衣公司的职务、收款人员与溢佳制衣公司的关系等事实，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系溢佳制衣公司借取且已实际交付，并无不当。因此，溢佳制衣公司系案涉借款人，其应向夏美娟承担还款付息的民事责任。溢佳制衣公司上诉认为夏美娟、朱晓蓉涉嫌串通虚假诉讼，并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的主张，缺乏有效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溢佳制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32元，由杭州溢佳制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鸣卉 审判员  魏之薏 审判员  梁 琦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路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