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62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争，女，197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泽，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杰，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治刚，男，1986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冬梅，重庆舟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曾理，男，198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上诉人曾争因与被上诉人刘治刚以及原审第三人曾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5民初7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21日进行了公开调查审理。上诉人曾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泽，被上诉人刘治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冬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曾理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予以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治刚负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借款发生期间，曾理曾通过尾号2356的银行卡向刘治刚转款42.8万元，该款项包含了案涉款项以及李强的车款，故案涉款项与李强的车款并无关系；2.案涉两张借条载明的借款总额是218394元，而一审法院仅依据转账凭证的金额与李强的贷款金额一致就认定该两笔转款系支付的李强车款，显然系对刘治刚主张的牵强附会，如若真是李强贷款，为何刘治刚不出具17.8万元的借条，而是出具多出李强贷款金额几万元的借条？3.刘治刚辩称其出具案涉借条是公司的财务管理要求，不是真实的借款，那么刘治刚其他的代公司支付的行为也应该有借条，但刘治刚却拿不出其他借条，故刘治刚的抗辩完全是扭曲事实；4.《承诺书》虽载明刘治刚愿意提供2212的银行卡用于公司对公账户走账、公司经营以及公司的经营支出，但该用途并不代表刘治刚自己就不能使用该银行卡，即便刘治刚向该银行卡的转款行为可以视为对公司的还款，也不能视为对其的转款，故刘治刚于2015年7月15日分三次向尾号为2212的银行卡的转款5.5万元不应当视为刘治刚对其的还款。刘治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曾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治刚立即向其偿还借款218394元及利息（以21839元为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7月11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为止）；2．判令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含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担保费等）由刘治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争与曾理系姐弟关系，张力薪与曾理合伙经营重庆乾投投资有限公司及重庆渝乾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曾争、刘治刚、凌毓、赵茜、戴黎黎等为张力薪与曾理所经营公司的员工，其中曾争是公司的财务。曾争向法庭提交《股东会决议》和《业务分工材料》，称刘治刚、曾争、张力薪是重庆龙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股东，刘治刚分管公司财务，以证明曾理、刘治刚、张力薪都可以签字，公司由该三人负责，曾争因借钱给他们，在名义上是财务，实际上他们有自己的专职财务；刘治刚称自己只是负责大坪分部的部分业务，公司的财务是曾争而不是自己，公司财务由曾争签字后才能转款。2015年7月7日，刘治刚在曾理通过光大银行银行卡62×××56向其民生银行尾号1228账户转12.3万元的网银转账回单上手写《借条》，载明“今借到现金163394元。”该网银转账回单上备注用途“暂用于李强车款”。该借条与转款的差额40394元，曾争称是现金交付给刘治刚，但未提供证据印证。2015年7月10日，刘治刚再次在曾理通过光大银行向其民生银行尾号2866的账户转5.5万元的网银转账回单上手写《借条》，载明“今借到现金55000元。”该网银转账回单上备注用途“刘治刚借款”。前述两份借条“今借到”与“现金”之间有一段空白。曾争称空白处系因款项并非从自己银行卡转账给刘治刚，为避免以后产生麻烦，出借人位置予以空白。刘治刚称基于公司账务管理要求，从公司支取款项给客户需要出具借条，故借条上没有注明出借人；2015年7月8日借条载明16339元（二审注：此处应为163394元）仅收到12.3万元，剩余40394元并未实际收到，记不清该差额是怎么回事，但所有款项均用于公司业务。曾理称，刘治刚找其借款还信用卡，因其没钱，在征得曾争的同意下将李强的车款转账给刘治刚，李强的车款17.8万元全部转给了刘治刚，刘治刚说只借1天，但实际上没有归还款项；12.3万元那笔转账回单上的借条载明借到现金是163394元，因为李强的车款不够，差额由曾争支付给刘治刚；刘治刚出具借条时其在场，不清楚为什么“今借到”之后没有载明出借人；其只是受托人支付，并非实际出借人；张力薪与其在2015年就已有矛盾，公司于2016年初结业收尾。2015年8月3日，张力薪、曾理、刘治刚签署《承诺书》，《承诺书》载明：“重庆乾投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渝乾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从2011年开办至今分别用以下私人卡作为公司对公账户走账、用于公司经营及公司的经营支出。卡号、名称、开户行如下（雷城：6226630900913392；雷城：6226630900585091；石娟：6226680900270137；雷城：6222083100005766821；徐文伟：6226680901611693；张力薪：6226680900237979；张力薪：6226680900237417；谢媛：6226680900272364；曾理：6222083100002264697；曾理：6214651002531324；曾理：6228460478001096173；刘治刚：6226630900312212），提供资料人签字。如涉及其他人员另外提供以签字为准。以上提供流水及资料保证真实性，如提供资料虚假或不真实。负担相关法律责任并承担所造成的后果。承诺人：张力薪、刘治刚、曾理。”2020年5月6日，曾理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本人曾理于2015年7月7日向刘治刚转款123000元、2015年7月10日向刘治刚转款55000元，该两笔款项都是曾争委托本人代为转款给刘治刚。特此说明！另查明，2014年1月1日，张力薪、曾理与曾争签订《借款合同》确定张力薪、曾理尚欠曾争借款本金155万元，2015年10月9日张力薪出具的《承诺书》再次确认了这一借款事实。因二人未归还借款，曾争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张力薪、曾理等归还借款本息等，该院以（2016）渝0103民初3735号判决书认定支持了曾争主张张力薪、曾理归还借款本金155万元及利息等的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曾争为证明将款项出借给刘治刚之后，对曾理、张力薪的借款进行了补充，举示招商银行交易明细，即2015年7月30日和31日通过招商银行分五笔向李肖转账20.9万元，以证明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3民初3735号判决书认定的155万元与本案刘治刚的借款没有关联。刘治刚质证后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关联性，并认为转账给李肖的20.9万元看不出与曾理及公司有业务关联，不能排除与（2016）渝0103民初3735号判决书认定的155万元有关联；根据该交易明细，刘治刚于2015年6月11日向曾争支付了5.6万元，表明其与曾争之间根本不存在个人借款行为，根据其与曾争的身份关系以及曾理公司的财务管理要求（用员工个人账户走账行为），可以证明本案所述的借款关系是曾理及其公司的管理行为。刘治刚称出具案涉两张借条是基于公司的财务要求，并认为该两笔款项已经归还完毕，理由如下：1.《承诺书》载明刘治刚光大银行尾号为2212的银行卡用于公司转账，其分别通过尾号9396、0523的个人银行卡于2015年7月15日分3次分别转账2700元、3300元、5万元到其2212的卡号，即向公司归还了2015年7月10日的5.5万元借款。二、其向法庭提交的《车款申请表》载明客户李强的申请支付金额127606元，贷款金额178000元等信息，有公司员工凌毓、戴梁梁等人签字，并特别注明“本周三客户提车”，签字时间为7月6日；其向法庭提交的《个人汽车分期贷款资费表》载明客户李强的申请支付金额127606元，贷款金额178000元，担保费5400元等信息，有张力薪及员工凌毓、戴梁梁等人签字，签字时间为7月6日；2015年7月8日（该日为周三），其通过尾号1228的个人银行卡在商户苏创申众汽车销售消费127606元，用于支付李强的车款；2015年7月23日，其尾号2212的个人银行卡收到肖炼妮转账5430.43元，转账摘要“返李强保险返利、担保费、代收服务”。以上形成证据表明其已经归还了2015年7月8日的借款。审理中，曾争和刘治刚均认可，2015年7月底，曾理和张力薪因经营发生矛盾，曾理、张力薪等均从公司拿走了部分材料。曾争称是刘治刚和张力薪搬走了所有的资料，曾争能拿出来的就是刘治刚的借条，刘治刚能够拿出其他的有公司员工签字的相关材料；刘治刚称曾争和曾理把公司的所有材料原件全部转移，导致其收集不到证据原件，无法收回本案两张借条，其向法庭提交的部分证据原件是从张力薪手中所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曾争与刘治刚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对此，该院评述如下：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虽然刘治刚出具了案涉两张借条，但从双方举示的证据来看，刘治刚、曾理等人使用了《承诺书》载明的银行账号之外的个人账号对公使用，如刘治刚使用尾号2212的个人银行卡消费127606元，用于支付李强的车款，而李强的贷款金额178000元正好为曾理向刘治刚两笔转账之和（2015年7月7日曾理向刘治刚转账12.3万元，2015年7月10日曾理向刘治刚转账5.5万元），特别是2015年7月7日转账12.3万元这笔备注用途“暂用于李强车款”，刘治刚称基于公司财务管理要求而出具的借条，其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作出了合理说明；刘治刚还抗辩称2015年7月8日借条载明的金额仅收到12.3万元，剩余40394元并未实际收到，虽然曾争称该40394元系现金交付，但综合前述情况，刘治刚的抗辩已经让该院对曾争的述称产生了怀疑，即便2015年7月8日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163394元，刘治刚支付李强的车款只有127606元，相比于曾争的陈述，该院更相信刘治刚关于基于公司财务管理要求从公司支取款项时出具借条的意见；关于2015年7月10日的借条，如前所述，刘治刚基于公司财务管理出具了借条，虽转账回单备注用途“刘治刚借款”，但《承诺书》载明刘治刚光大银行尾号为2212的银行卡用于公司转账，刘治刚分别通过尾号9396、0523的个人银行卡于2015年7月15日分3次分别转账2700元、3300元、5万元到其2212的卡号，可视为刘治刚归还5.5万（二审注：此处应为5.6万元），曾争并无充分的证据反驳该意见。综合考虑，该院认为，虽曾争称曾理向刘治刚支付了款项后，曾争此后补充款项，但不足以对抗刘治刚的抗辩，曾争也并未就借贷事实发生进一步举示充分证据证明，故曾争与刘治刚之间并未因2015年7月8日、2015年7月10日的借条发生民间借贷，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刘治刚请求法院驳回曾争诉讼请求的辩称意见，该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遂判决：驳回曾争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中，刘治刚陈述，案涉2015年7月7日借条载明的款项系用于支付李强的车款，2015年7月10日借条的款项系用于公司其他经营。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曾争与刘治刚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本案中，曾争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主要依据系其持有的案涉两张借条，本院分别就该两张借条作出以下评述：首先，对于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7日的借条，虽然该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163394元，但对应的转款凭证上显示仅有12.3万元，曾争称另外的40394元系通过现金交付给刘治刚，但审理中并未能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交付前述款项的事实，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由曾争对其前述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据此认定曾争并未向刘治刚支付前述40394元款项。对于曾理通过转账支付的12.3万元，刘治刚辩称该款项系用于支付李强的车款，并在一审中举示了《个人汽车分期贷款资费表》《车款申请表》《银联签购单》等证据证明其已经将该笔款项用于支付客户李强的购车款，结合该借条上并未载明出借人名称、前述转款凭证上备注“暂用于李强车款”以及转款凭证载明金额与刘治刚为李强支付的购车款金额相近等事实，可知刘治刚所主张的该款项系用于支付公司客户李强车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本院依法认定曾争与刘治刚之间并未就案涉2015年7月7日借条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其次，对于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10日的借条，虽然该借条对应的转账回单上备注为“刘治刚借款”，但刘治刚已经通过其尾号为9396、0523的银行卡于2015年7月15日向其尾号为2212的卡上分三次转账合计5.6万元，结合在案《承诺书》明确载明刘治刚尾号为2212的银行卡系用于公司对公账户走账，借条载明金额与刘治刚转款金额接近等事实，足以证明刘治刚主张的该款项系用于公司其他经营以及其已向公司归还了前述款项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本院依法认定曾争与刘治刚之间亦未就2015年7月10日借条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综上，曾争关于其与刘治刚就案涉两份借条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曾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60.4元，由上诉人曾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海波审 判 员 张 毅审 判 员 余彦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玲玲书 记 员 李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