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33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元昌，男，1966年10月16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彬，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宇，男，1965年11月20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梅，江苏品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江苏品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泗洪红利来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团结河南岸、嵩山路西侧。诉讼代表人：时华君，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华，江苏大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忠华，男，1964年6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江阴市。上诉人王元昌因与被上诉人汪宇及原审被告泗洪红利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利来公司）、徐忠华民间借贷及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20）苏1324民初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11月4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王元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被上诉人汪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梅，原审被告红利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华，原审被告徐忠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元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维持原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中红利来公司与王元昌系共同借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王元昌、红利来公司、徐忠华与汪宇于2013年6月6日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乙方王元昌因投资泗洪房地产开发建设需要资金周转，由丙方徐忠华担保向甲方汪字借款130万元。但上述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系王元昌向汪宇借款，而汪宇实际也未向王元昌提供130万元的借款。客观事实是，汪宇向红利来公司提供了130万元的借款本金。故本案中王元昌不应当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1.红利来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主体，王元昌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其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王元昌个人与汪宇之间并不存在借款的意思表示，且从付款的事实来看，本案中不存在王元昌指示汪宇把钱支付给红利来公司的行为，而汪宇把130万借款直接支付给了红利来公司，说明汪宇自己知晓且认可该笔借款是借给红利来公司的。2.既然一审法院认为款项未交付徐忠华，徐忠华系作为红利来公司股东在协议上签字，故认定徐忠华并非借款人。那么基于该认定原则，王元昌在协议上签字也应当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且相应款项也未交付给王元昌，故王元昌也不应当认定为借款人。3.被上诉人汪宇原先系红利来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物业公司的员工，其知晓红利来公司因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缺乏资金，因此其向公司透露获得了一笔拆迁补偿款，于是徐忠华告诉他可以把钱放在红利来公司使用，在此情况下，汪宇与红利来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故从签订《借款协议》的过程来看，王元昌并没有主动找汪宇借款，而汪宇是明确知道其借款是给红利来公司使用的，故从借款的起因与目的来看，也不能认定王元昌是借款人。4.从红利来公司的记账凭证来看，此前付给汪宇的利息都是红利来公司支付的，王元昌本人没支付过利息，也侧面说明，该笔借款属于汪宇与红利来公司之间的借款。5.2014年8月13日，汪宇与红利来公司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系为红利来公司向汪字借款13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二、即便认定上诉人属于共同借款人，但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主张的款项分别独立计算也是错误。上诉人应当与红利来公司承担相同的连带责任。本案中，红利来公司已于2015年1月4日裁定受理重整程序。按照《企业破产法》第46条之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停止利息。故自2015年1月5日起，对于汪宇向红利来公司的借款应当停止计算利息。上诉人认为，该停止利息的效力应当同样适用于上诉人，因为在本案中，即便认为上诉人系共同借款人，但上诉人并非是该笔借款的实际收款人和最终受益人，因此上诉人承担责任后仍享有向红利来公司追偿的权利。故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的范围不应当超过债务人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同时，根据红利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对于红利来公司破产受理前的利息，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减免，具体的调整方式是对于有优先的债权和普通债权，均按年利率18％计算利息。依照《民法典》第520条之规定，“部分连带债务人的债务被债权人免除的，在该连带债务人应当承担的份额范围内，其他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消灭”。上诉人认为，《民法典》虽于2021年1月1日起才正式实施，但该规定对于本案仍具有参考意义，故对于重整计划草案减免的债务部分，应当视为王元昌对债权人汪宇的该部分债务的消灭。综上，上诉人如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则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应当超过红利来公司上诉人仅对红利来公司应承担的471820元还款责任范围承担连带责任。三、即使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款项应当分别计算，也应当判决上诉人与红利来公司在47182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超过的部分再由上诉人承担责任。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判决上诉人应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130万元及利息，同时判决主文第二项又判决被上诉人对红利来公司享有471820元的债权，上诉人认为，该判决主文存在明显错误。首先，既然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红利来公司属于共同借款人，那么在法律上则应当由共同借款人承担共同的还款义务，而原审法院却判决两共同借款人分别承担还款责任，存在明显不当。其次，原审法院已判决上诉人应当承担包括130万本金、利息在内的全部的还款责任，却又另外判决被上诉人对共同借款人红利公司还享有471820元的债权。其结论是，被上诉人就同一笔借款，在请求上诉人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后，还可以找红利来公司重复获得清偿。综上，该判决主文存在明显不当。四、原审法院存在超裁行为。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明显超越了汪宇提出的诉讼请求的范围。被上诉人在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载明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汪宇对红利来公司等享有的债权为2984103元（其中本金130000元，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的利息1684103元），并判令红利来公司等依法予以偿还。可见被上诉人在起诉时仅要求上诉人支付其130000元本金及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的固定利息。被上诉人并未起诉要求上诉人支付至实际履行之日的利息，也未诉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的利息。而一审法院越俎代庖，判令上诉人应支付自2019年2月27日起以1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上诉人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该判决明显超越了被上诉人起诉时的诉请范围。汪宇公司二审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王元昌是本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是正确的，因为从双方最初签署的借款协议的约定看，王元昌的身份非常明确，是作为借款人向被上诉人汪宇借款，红利来公司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协议中加盖公章,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这是三方最初的意思表示。2013年6月6日，上诉人和徐忠华又出具了借款借据给被上诉人，在该借据中王元昌和红利来公司是共同在借款人位置签名并加盖公章，从整个演变过程看，不能抛开最初的汪宇向上诉人王元昌借款的动机或者目的，割裂认定本案当事人的身份。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但实际上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话，如果出借人请求企业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是符合该法律规定，应认定王元昌为共同借款人。2.上诉人认为2014年8月13日汪宇和红利来公司签署抵押合同以及办理抵押登记的行为，是对之前借款协议以及王元昌、红利来公司出具给汪宇的借据的一个变更，该理由不成立，因为抵押合同中虽然提到了借款130万元，但事实上该笔借款早已经于2014年6月6日履行完毕，抵押合同中约定借款就是之前借款的延续，该抵押合同核心的条款或者内容还是指向红利来公司对之前130万元借款进行抵押担保。至于期限上的变更，其实是对抵押期限的约定，并不是对借款期限的变更。此外，该抵押合同要对之前借款协议作出变更的话，至少应当在合同中注明或者强调之前的借款人王元昌不再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但从该合同中没有看到任何该方面的约定，无法认为是变更。3.关于上诉人王元昌与红利来公司应当偿还的本金及利息范围问题，一审法院关于该问题的认定，事实清楚，有相应证据予以支持，判决正确。因为王元昌作为共同借款人，其实和红利来公司是不分主次的，借款的本金130万元各方并无争议，此后的还款不管是王元昌偿还还是红利来公司以及金桥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代为偿还的款项，均是基于王元昌和红利来公司共同借款这一前提下产生的，虽然红利来公司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但王元昌个人有相应的偿还债务的能力，企业破产法虽然规定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相应的债权利息应当停止支付，仅仅针对红利来公司破产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的利息可以停止支付，对王元昌并无应产生约束力，否则对于出借人汪宇显然是不公平的。在这个前提下也不能认为金桥公司所代付的96万余元是特指或者特定代红利来公司偿还的款项，因为其在还款的时候也没有向被上诉人汪宇说明或者告知这一点。因此，仍然按照先扣利息后扣本金的原则，扣完以后本案借款本金130万元仍然没有偿还，已还的都是利息。按照这样的计算方式，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王元昌向被上诉人偿还本金130万元以及从2019年2月26日之后的利息是无误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红利来公司述称，对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没有异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原审被告徐忠华述称，同一审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汪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汪宇对红利来公司、王元昌、徐忠华享有的债权为2984103元（其中本金130万元，利息1684103元，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并判决红利来公司、王元昌、徐忠华依法予以偿还；2.依法确认上述破产债权为担保债权；3.诉讼费由红利来公司、王元昌、徐忠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6月6日，王元昌、红利来公司向汪宇出具借款借据1份，载明：本人于2013年6月6日借到汪宇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整，定于2013年8月6日之前归还，利率为年息30%，每年到期付利息一次，其余事项按双方《借款协议》办理。由红利来公司在借款人处加盖印章，并由王元昌在印章上签字。2013年8月6日，王元昌在该借款借据下书写“延期三个月到13年11月6日。”2013年6月6日，汪宇（甲方）、王元昌（乙方）、红利来公司（丙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1、乙方因投资泗洪房地产开发建设需资金周转，由丙方担保向甲方借款人民币130万元整；2、上述款项乙方定于2013年8月6日前向甲方还清，利息按30%每年给付一次。如果乙方提前归还，应按实际借款天数付息；3、丙方自愿为乙方的上述借款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丙方和乙方连带清偿债务；4、转账方式：网上银行转账、本票、银行转账以票据为准……由王元昌、徐忠华在落款乙方处签字，红利来公司在落款丙方处盖章。2013年6月6日，汪宇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红利来公司转账130万元。2014年8月13日，汪宇（甲方、抵押权人）、红利来公司（借款人、抵押人）签订抵押合同，约定：1、抵押主债权及担保范围为乙方向甲方借款130万元；2、借款期限为2014年8月13日至2015年8月12日止；3、乙方以其自有的位于泗洪县工人路红利来公司银河国际广场A10幢1-134（另附抵押清单），价值约150万元左右为上述债务作抵押担保，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4、上述抵押清单的房产债权归甲方所有。2014年8月14日，上述房产在泗洪县房地产管理处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登记债权数额为89万元。2013年8月5日，汪宇收到65000元。2013年11月12日，汪宇收到97500元，2013年12月5日、2014年1月5日、2014年2月6日、2014年3月6日、2014年4月6日、2014年5月6日，汪宇分别收到32500元。收到上述款项时，汪宇均出具了收条。2015年8月13日，汪宇出具借条，载明借到红利来公司20000元。2017年2月22日、2017年5月12日、2017年7月21日、2017年8月30日、2017年9月30日、2017年10月26日、2018年2月6日、2018年5月22日、2018年5月28日、2018年11月8日、2019年2月26日，汪宇分别出具收条，分别载明收到金桥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替红利来公司垫还借款80000元、60000元、50000元、125480元、80000元、115000元、50000元、85000元、100000万元、160000元、60000元，合计965480元。2015年1月4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了红利来公司重整申请，并指定江苏大楚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2015年9月14日，红利来公司管理人制作重整计划草案，该草案第二条债权分类与调整方案第二款债权的偿还顺序，严格按照破产法规定的顺序受偿……④有优先权的债权，偿还本金及利息（利率按年利率18%）免除罚息、违约金，通过公开竞买方式以房抵债。⑤普通债权（有利息的，利息按年利率18%），免除罚息、违约金。其中涉及小额债权的每户按5000元偿还，依据违约天数计算后的违约金额不足5000元的据实结算，均以现金偿还。其他的普通债权通过公开竞买方式以房抵债。后汪宇向红利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156万元，2019年12月11日，红利来公司管理人作出回复，确认金额为797720元，但对抵押债权不予确认。汪宇遂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红利来公司股东为王元昌持有60%股份、缪某持有20%股份、徐忠华持有20%股份。一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如下：1、本案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如何认定。2、汪宇主张的款项如何计算。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应为红利来公司与王元昌共同借款。理由为：1、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王元昌为借款人，王元昌亦在借款借据的借款人处签字，故应认定王元昌为借款人。2、虽然红利来公司在借款协议上为担保人身份，但是红利来公司在借款借据的借款人处盖章，应视为对该合同的变更，且款项汇至红利来公司账户，故应认定红利来公司为共同借款人。3、虽然徐忠华在借款协议的乙方签字处签字，但是在该借款协议首部乙方处仅有王元昌，且徐忠华并未在借款借据上签名，款项亦未交付徐忠华，徐忠华作为公司股东在协议上签字的解释较为合理，故徐忠华不应认定为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二、汪宇主张的款项应分别计算。（一）1.因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4日裁定受理了红利来公司重整申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故红利来公司承担的利息应计算至2015年1月4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本案中，重整计划已经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中明确按年利率18%计息。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合同法对于利息标准及还款顺序的规定，如借款人分期还款，未约定还款系偿还本金还是利息，借款人所还款项应当在先扣除利息后再抵充本金。且在还款期间内，如借款人还款数额超出月利率3%标准，超过3%部分用于抵扣本金；如在2%-3%之间，则对超出2%的部分不予抵扣本金，利息也不按3%标准补足；如不足2%，则应按利息2%补足。对于红利来公司已支付至2014年5月6日款项，因未约定还款系用于偿还本金还是利息，故所还款项应用于偿还利息，而所还利息未超出月利率3%。故自2014年5月7日起以1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计算至2015年1月4日的利息为157300元。因2015年8月13日，汪宇借到红利来公司20000元，红利来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同意将该20000元借款与汪宇主张款项予以抵销，另在2017年2月22日-2019年2月26日由金桥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代红利来公司向原告履行965480元，故红利来公司尚欠汪宇130万元+157300元-965480元-20000元=471820元。故确认汪宇对红利来公司享有债权471820元。2、红利来公司作为抵押人，自愿用登记在其名下的位于工人路北侧、顺河路南侧银河国际广场A10幢1-134在建工程为其在原告处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且已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故汪宇依法享有协议以该抵押财产折价或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在登记的89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二）王元昌作为共同借款人，其仍应按借款合同继续履行。即自2014年5月7日起以1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因2014年5月7日至2019年2月26日期间的利息数额为1521866.67元，而该期间红利来公司予以抵销的20000元借款及金桥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代红利来公司向原告履行的965480元不足以支付该期间的利息，故王元昌仍应支付该期间的剩余利息536386.67元及2019年2月26日以后的利息，即自2019年2月27日起以1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王元昌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汪宇从红利来公司处受偿款项后，应当从王元昌欠付汪宇款项中扣除；如王元昌还款至欠付数额尚余471820元，之后还款应当从红利来公司欠付原告款项中扣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王元昌偿还汪宇借款130万元及利息（至2019年2月26日的利息536386.67元，自2019年2月27日起以1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被告王元昌实际履行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二、确认汪宇享有泗洪红利来置业有限公司担保债权471820元，汪宇就被告泗洪红利来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工人路北侧、顺河路南侧银河国际广场A10幢1-134在建工程，依法享有协议以该抵押财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在89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汪宇对徐忠华的诉讼请求。如果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673元，由汪宇负担7073元；由王元昌负担23600元，红利来公司共同负担，王元昌中的8377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且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据此，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院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王元昌是否系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是否应就本案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如何确定。本院认为：一、综合本案事实，应认定王元昌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其依法应与红利来公司就案涉债权共同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虽然案涉借款系直接交付给了红利来公司，但该行为是履行2013年6月6日王元昌与汪宇、红利来公司所签订《借款协议》的约定，前述《借款协议》明确载明是王元昌因投资泗洪房地产建设需要向汪宇借款，由红利来公司担保，尽管各方当事人在2014年8月13日签订的《抵押合同》合同中将红利来公司表述为借款人和抵押人，但并未没明确约定免除王元昌作为借款人的责任，汪宇也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向王元昌主张权利，在此情况下应认定红利来公司系债务加入，与王元昌为共同借款人。即使按照王元昌的陈述，其系为红利来公司经营需要向被王元昌借款，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王元昌以其个人名义与汪宇签订民间借贷合同，资金用于红利来公司生产经营，汪宇亦有权要求其与红利来公司共同承担责任。二、关于王元昌承担责任的范围问题。本院认为，王元昌与红利来公司虽然系共同借款人，但由于红利来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按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付利息的债权自破产受理时停止计算，一审法院依照该规定并结合红利来公司还款的事实及其重整计划草案中关于债务清偿方案的规定，就汪宇对红利来公司享有债权的数额进行了认定，对此汪宇和红利来公司均无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王元昌在上诉中对一审判决确定的其所应承担的债务范围持有异议，主要涉及本金及利息起止时间的确定问题。首先，关于债权本金数额，本院经审查认为，债务因清偿而消灭，王元昌与红利来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其中任何一方对债务的清偿均会发生债务消灭或者部分消灭的法律后果，本案从查明的事实看，红利来公司在本案诉讼前曾多次向被王元昌还款，该部分还款应发生债务部分消灭的法律后果，王元昌仅应就未消灭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经审查，红利来公司2014年5月6日及其之前所付款项未约定性质，且支付数额未超过约定利息，也未超过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保护的范围，应视为利息，不引起债务本金的消灭。2015年8月13日，汪宇向红利来公司借款20000元，红利来公司当庭同意与案涉债务予以抵销；自2017年8月30日至2019年2月26日，案外人金桥公司先后11次代红利来公司偿还965480元，前述985480元由于未约定是偿还利息还是本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应先冲抵利息后冲抵本金的方式进行自2014年5月7日起分段计算。关于王元昌承担利息的截止日期，本院认为，《企业破产法》中关于利息受理破产之日起停止计算的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平等保护破产程序中所涉的各类债权人的权利，鼓励债务人重整再生，该规定并不能免除共同债务人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也不能剥夺权利人依法向共同债务人主张债权的权利，因此，王元昌作为共同借款人，应按照分段计算的本金余额继续支付利息至汪宇债权实际获得清偿之日止。关于利息计算的标准，由于双方合同中约定的年利率为3%，故应按照2020年8月20日之前的司法解释规定的年利率24%计算。据此分段计算,2019年2月26日之前的付款均系支付利息，未能冲抵本金，且仍有部分到期利息未能支付，一审就此进行的核算正确，王元昌除应偿还本金130万元及到期利息536368.67元外，还应自2019年2月27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综上，上诉人王元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673元，由上诉人王元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振亚审判员  仲召虎审判员  吴雪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