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01民终31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金梅，女，195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宁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志淳，男，194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秀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洪，广西广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金梅因与被上诉人曾志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9）桂0107民初7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马金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的唯一证据是一份《收条》，而不是借条，收条只有和关联的借款合同、借款协议才能形成民间借贷的案由要素，一审法院以收条立案民间借贷纠纷缺乏事实依据。二、证据证明的事实，要看证据的主要内容。本案证据的抬头是收条，中心内容是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投资现金，收到投资现金这个事实是被上诉人在收取这份《收条》时是认可的，并没有提出任何 的异议，应当作为认定证据中钱款转移性质的定性依据。这份证据的实质性质，就是投资款的证明，而不是借款的证明。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判决，实属错误。三、证据的完整性是证据证明力的重要保证，任何的他人添加、更改都直接影响证据的证明力。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坚持证据中所有文字都是上诉人所写，但上诉人否认其中的“（39万元本息。）”是上诉人所写并要求笔迹鉴定，一审法院未予理睬，侵犯了上诉人应有的诉讼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曾志淳辩称，一、关于14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认可收到被上诉人的14万元，且除了否定《收条》中的“（39万元本息。）”不是其书写以外，并没有否定其他文字是其亲笔所写，而“本息”这两个字可区分是借款还是投资款，这在文字上没有任何歧义。另外，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陈述的证言，不足以证实被上诉人授意上诉人将诉请款项投资到刘国保的“解冻民族资产项目”中。因此，被上诉人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证据充分，上诉人反驳的证据不能成立。二、关于利息问题。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否定“（39万元本息。）”不是其亲笔所写，但没有提供证据，也没有申请对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综上所述，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曾志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马金梅向曾志淳一次性归还借款390000元；二、判令马金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债权凭证：曾志淳提交的《收条》上载:“从2014年9月至11月22日止共收到曾志淳投资现金壹拾肆万元正（￥140000元整）,以此据为证。收款人：马金梅，2015年、4、19。注以上此款延长一年，本息也延长一年（39万元本息），马金梅，2016、元、23”。二、借款交付：庭审马金梅认可收到曾志淳的140000元。三、其他情况：庭审曾志淳主张《收条》上“39万元本息”为马金梅所写，马金梅对此予以否认。曾志淳陈述回报至少三倍，马金梅认可利息大概三倍左右。马金梅申请的证人宋某出庭作证时陈述：曾志淳在现场没有投过解冻民族资产，曾志淳把钱转给马金梅；马金梅申请的证人杨某出庭作证陈述：我不知道曾志淳在民族资产投钱，我介绍马金梅投钱给刘国保，我投给刘国保的十几万元一分钱没有得回来。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曾志淳与马金梅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问题，马金梅抗辩“曾志淳诉请款项为投资款项，非借贷款项，且所从事的投资项目为非法，不应得到支持”，但马金梅申请证人出庭的证言仅证实了马金梅有投资款项给刘国保从事解冻民族资产项目，不足以证实曾志淳授意马金梅将诉请款项投资该项目，马金梅也无充足证据证实其已将曾志淳该款项投入到解冻民族资产项目中，且如为投资应是共负盈亏、共担风险，曾志淳提交的《收条》内容并未载明曾志淳共担风险，且马金梅还亲笔备注“以上此款延长一年，本息也延长一年”，由此可知，曾志淳与马金梅之间的关系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故马金梅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 采信。因曾志淳主张交给马金梅款项共为140000元，马金梅亦认可收到曾志淳140000元，《收条》中约定的还款期限已过，马金梅未能还款，现曾志淳主张马金梅还款，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至于利息问题，曾志淳主张马金梅归还的390000元中有250000元为利息，根据庭审中曾志淳、马金梅双方的陈述，当时约定的回报为三倍左右，约定中的回报实为利息，该约定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利息应以140000元为基数，自《收条》出具之日即2015年4月19日起至还清140000元款项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但以不超过250000元为限。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马金梅返还曾志淳借款本金140000元；二、马金梅支付曾志淳利息（利息计算：以借款本金140000为基数，自2015年4月19日起至马金梅还清该借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但以不超过250000元为限）。案件受理费3575元（曾志淳已预交1575元，曾志淳申请免交2000元），由曾志淳负担1008元，马金梅负担2567元。 二审中，被上诉人曾志淳对一审查明事实无异议。上诉人马金梅对一审查明的第二、三项事实有异议，认为：1、我方在一审庭审中认可的是14万元交给了案外人刘国保，我方并不是这14 万元的收款人；2、“39万元本息”不是我方书写的，且我方向一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而该院并没有启动鉴定程序，同时我方没有认可利息有三倍，而是说解冻民族资产项目的收益是三倍收益。上诉人马金梅在二审中提供以下证据：2份中国农业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和2份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欲证明其银行转款18000元及现金支付2000元给曾志淳的事实。被上诉人曾志淳经质证认为，我方确实收到马金梅的还款共计2万元。上诉人马金梅针对被上诉人曾志淳的质证意见，认为：这2万元不是还款，是被上诉人当时以妻子生病需要钱为由，白天黑夜不断地打电话骚扰我和我丈夫，而我丈夫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为了让被上诉人不再骚扰，以及考虑到被上诉人妻子治病的需要，我方出于人道关怀，才给了被上诉人这2万元。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于被上诉人的“这个钱交给马金梅老公，给马金梅老公拿去部队投的，马金梅老公说回报至少三倍款项。”之陈述，反驳称“当时他拿来是交给我的，不是给我老公，我就说这个项目很赚钱，我什么都没给他，过了几个月他才给我写收条。”，故上诉人确于一审庭审中认可收到被上诉人的14万元，而一审查明的第三项事实陈述的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及相关证人在一审庭审中的主张，与庭审笔录的记载相一致，故上诉人对一审查明事实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但是，一审对本案证人的证言陈述并不完全，本院予以补充，而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二审中确认的新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综上所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补充查明： 2017年8月26日、10月31日、12月1日，马金梅向曾志淳分别转账3000元、5000元和10000元，另外还现金交付2000元给曾志淳。 一审庭审情况：1、马金梅在陈述答辩意见时称：“收条中的39万元本息不是被告写的，和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原告不认可，我们当庭申请做笔迹鉴定”。 2、曾志淳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陆某的证言为：“2014年参加养生讲座会，曾志淳多占了几个位置，然后马金梅进去，然后就认识曾志淳了，然后马金梅和曾志淳聊有什么高投资的项目，就这么认识的；我不清楚他们谈这个投资的情况；我没有见到曾志淳给现金给马金梅，就看到曾志淳有收条；我没有投钱给马金梅那里；我与曾志淳是邻居关系。”。 3、马金梅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宋某的证言为：“我是2013年在参加保健会认识马金梅的；我和马金梅来往的机会很少，基本上很少聊天；解冻民族资产这个项目，我亏大了，我投资比马金梅还大；我先认识马金梅，后面才认识曾志淳；关于曾志淳有没有投资民族资产，曾志淳在现场没有投过，然后曾志淳把钱转给马金梅，投给那个人，那个人挨拘留过，钱到现在都没有返还回来，那个人给的利息很诱惑；现在我所知道的民族资产的性质，新闻说的是属于传销。”。 4、马金梅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杨某的证言为：“我从小就认识马金梅，一起长大的；2012年、2013年我和马金梅走的比较近，因为一起出去做健康理疗；我是2012年、2013年的时候接 触到民族资产的，是我先接触，马金梅后接触；我是2013年、2014年左右认识曾志淳的，没有介绍过曾志淳参加民族资产，我并不知道曾志淳在民族资产投钱；做民族资产的钱是投给一个男的，叫刘国保；我投了十几万，有部分是借亲戚朋友的；我介绍马金梅投钱的，我还和马金梅借了4万元投资进去；我不清楚有多少人投资民族资产项目；我没有报案，其他人有没有报案，我不清楚；我投的十几万，一分钱没有得回；刘国保现在联系不上也找不到了；搞民族资产项目的除了刘国保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做，我不清楚。”。 5、审判员行使释明权向曾志淳发问：“原告，如果本案非你方诉请的民间借贷关系的话，你方是否要变更诉讼请求？”，曾志淳回答：“不管是哪个法律关系，案由由法院来定，坚持我方诉讼请求。”。 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马金梅与被上诉人曾志淳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本院认为，收条是在当事人收到款项、物具时为对方当事人出具的履行凭证，其本身只能证明收条持有人履行了某种给付行为这一客观事实，不能证明给付行为发生的原因、性质以及法律后果。首先，收条本身不能证明给付行为发生的原因。现实中，交易双方发生给付行为的原因有很多，仅货币就有货款、还款、借款、捐款、赔偿款、代收款等各种可能，而不同的给付原因所产生的法律性质、后果也不相同。其次，收条本身不能证明给付行为的法律性质。不同的给付原因体现了不同的法律性质：货款 体现了买卖关系；借款体现了借贷关系；还款体现了欠款关系；捐款体现了赠与关系；赔偿款体现了民事侵权关系；代收款体现了委托关系。最后，收条本身不能证明给付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收到借款的法律后果是债的产生，收到货款、还款、赔偿款的法律后果是债的消灭，收到代收款的法律后果是收条持有人与他人之间形成法律关系。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收条能有多大的证明力，应当结合其他证据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收条持有人仅以收条为据提起诉讼要求相对人归还借款，在通过其他途径仍无法查清给付行为基于何种事实的情况下，有可能构成证据不足以支持主张之情形。这是因为，民间借贷关系存在两方面的基本事实：一是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意，二是出借款项的实际交付；当事人仅能提供债权凭证而对方予以否认的情况下，通常应认为属于欠缺当事人借贷合意证明，特别是有相应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时，更应当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作进一步审查，避免过于看重钱款交付事实的审查而忽视了双方之间借贷合意审查的问题。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本案中，曾志淳仅以《收条》为据请求马金梅归还借款，欠缺当事人借贷合意证明，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亦未能证实其与 马金梅达成借贷合意。尽管马金梅在《收条》于2015年4月19日出具后又于2016年1月23日在《收条》上续写“以上此款延长一年，本息也延长一年”，不过“本息”虽通常用于对借款本金和利息的表述，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经常在其他金钱给付的法律关系中将涉及的款项称为“××本息”，如投资本息、欠款本息、货款本息、工程款本息等等，故不能仅凭“本息”的表述就当然地推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借贷关系，还需看当事人意思表示和履行行为是否具备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另外，双方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对于曾志淳与马金梅相识过程的陈述基本一致，出具的证言又无相互针对而互为否定之处，说明三位证人作为事件亲历者对经历的事情作了客观陈述。其中，被上诉人方的证人陆某证实曾志淳与马金梅聊过高投资项目；上诉人方的证人宋某证实曾志淳在现场没有投钱到解冻民族资产项目，而是将钱交给马金梅，然后再投资给刘国保；上诉人方的证人杨某证实解冻民族资产项目是刘国保搞的。所以，结合本案证人证言，可知本案《收条》项下款项的交付最终系民族资产解冻骗局所致。因此，曾志淳与马金梅既无借贷合意，马金梅的还款又非“多次按规律支付一定本金比例的款项”之付息行为，曾志淳之所以向马金梅交付款项的缘由系其听信了民族资产解冻骗局，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非民间借贷关系。 综上所述，由于曾志淳主张的本案法律关系性质，与本院认定不一致，而一审法院已行使释明权，曾志淳仍坚持其诉讼请求而未变更，故本院对本案作出程序性处理，即裁定驳回曾志淳的 起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9）桂0107民初799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曾志淳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3575元（被上诉人曾志淳已预交1575元，并申请免交2000元），退还（一审原告）曾志淳；上诉人马金梅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蒙恪民 审 判 员 罗建燕 审 判 员 姚 娟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法官助理 甘泽英 书 记 员 黄于容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