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52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8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微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苗某1,男,2007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微山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苗某2,女,201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微山县。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燕,山东中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某,女,1940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微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某3,男,196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微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山县飞龙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梁山县韩岗镇政府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32675522413N。法定代表人:任均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济宁市吴泰间路北山推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790392570F。法定代表人:张云中,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齐某、苗某1、苗某2因与被上诉人梁山县飞龙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龙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梁山县人民法院（2019）鲁0832民初4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齐某、苗某1、苗某2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2019)鲁0832民初431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审判程序严重违法。2019年9月10日，梁山县人民法院韩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本案，工作人员告知一楼审判法庭其它审判活动正在使用，本案在二楼法官办公室进行审理，原、被告均表示同意。2019年12月7日，原告收到一审判决书，对判决结果不服，2019年12月16日，原告到韩岗法庭找一审法官签《法律文书生效证明书》，准备上诉。在韩岗法庭，上诉人发现本案审判员与开庭时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不是同一人。经上诉人核实，本案一审审判人员系法官助理，审理和记录同一人完成，审判员没有参与本案的审理工作。因此，一审法院审判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涉案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单》对免赔条款无约定，一审判决用被上诉人提交的与本案无关联性的免赔条款定案无法律依据。合同在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以意思自治为前提，涉案《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单》是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合法有效的保单，其中对免赔条件无约定，这是确定被上诉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按照该保单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结合2019年1月11日被上诉人在第三人处购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单》，该份保单显示，免赔条件一栏空白，保单对免赔事由根本没有约定。一审法院不依据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合法有效的保单为判决依据，而以一份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条款》图片作为定案的依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因被上诉人拖延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在苗某3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导致死亡后，上诉人无法获得保险赔偿。依据被上诉人投保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被上诉人应按照每次事故每人死亡赔偿限额向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1、死者苗某3作为被上诉人的从业人员，其死亡按照保单相关条款应当获得赔偿。死者苗某3作为被保险人的从业人员，其本人也缴纳了安全生产责任险，不是本起安全生产事故的第三人。在作业过程中，其本人不存故意行为、犯罪行为、重大过失行为致其本人死亡，其死亡按照保单理赔条款应当得到相应赔偿。死者苗某3作为鲁济宁货2118号船长，也是被保险人的从业人员，在螺旋桨被渔网缠绕影响正常运转时，其进行清理活动，系生产过程中的正常维护行为。如果保险能够正常购买，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安全生产事故伤害，按照保单的约定，本案第三人应当负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张某存在重大过失缺乏事实依据。济宁市地方海事局事故处理卷宗没有对张某行为定性。济宁市地方海事局认为该起事故不属于水上交通事故，不予立案。苗某3死亡系安全生产事故，张某在事故发生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过失，一审法院认定该起事故系上诉人重大过失导致，缺乏依据。重大过失是行为人能够预计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只是报有一种侥幸心理，继续自己的行为。张某对该后果并没有认知，其不知道苗某3当时所处的位置，不存在侥幸心理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不应认定为重大过失。四、一审法院变更案由错误。1、一审法院不应将本案案由变更为为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由政府强制实施的一款险种。2018年1月17日，济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济宁市交通运输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济宁市高位行业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被上诉人作为交通运输企业有义务为从业人员缴纳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苗某3、张某并非委托被上诉人代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安全生产责任险》是被上诉人应尽的义务。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双方对一审认定本案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判决书将本案案由变更为缔约过失责任纠纷，系变更案由错误。2、本案案由应为侵权责任纠纷。死者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购买保险的约定，保费是文件明确规定应有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违法摊派给从业人员个人。死者苗某3交纳安全生产责任险保费后，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事故发生过程中其本人不存在过错，不承担事故的责任。被上诉人拖延投保，致事故发生后上诉人不能获得赔偿，被上诉人侵权事实清晰，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本案不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应为侵权责纠纷。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撤销上诉理由第四项的内容。综上，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飞龙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死者苗某3的死亡原因是由上诉人张某在未取得船舶驾驶证违法驾驶船舶造成。虽然海事部门未出具事故认定书,但该事故为单方事故,对张某的调查笔录中也已经查明,张某并未取得驾驶资格证。故苗某3的死亡是由张某的过失造成。二、被上诉人在整个安责险投保过程中无过错,被上诉人为挂靠船民利益最大化,积极推进安责险的投保,不论是在投保的过程还是时间上被上诉人主观上无过错。该事实在一审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均能看出。三、保险合同包括保险单、投保单及保险条款,因此保险单是保险条款组成部分,对免责事由做出了明确规定,投保人对该条款进行了了解,且安责险本身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采取政府推动、立法强制实施,由商业机构受理,该免责条款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该免责条款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张某因重大过失造成苗某3死亡,即便保险合同生效,也属于免责事由。上诉人基于保险合同所产生的期待利益也无法得到赔偿。故,被上诉人未给上诉人造成任何利益损失。一审法院在庭审笔录中对整个庭审程序均有各方签字认可,因此,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涉案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与我方未订立保险合同,也未支付保险费,保险合同没有成立,不在保险责任期间,合同约定保险期间是2019年1月12日0时起至2020年11日24时止。张某、齐某、苗某1、苗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飞龙公司赔偿原告安全生产责任险赔偿金损失51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张某系案外人苗某3（已死亡）之妻，原告齐某系苗某3之母，原告苗某1系苗某3之子，原告苗某2系苗某3之女。2015年5月，原告张某与苗某3购买被告梁山县飞龙航运有限公司货船（“鲁济宁货2118号”）一艘，并挂靠在被告飞龙公司名下从事水路货物运输，苗某3担任船长职务，张某系涉案货船轮机长。2018年1月17日，济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济宁市交通运输局等九部门联合下发《济宁市高危行业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推进济宁市高危行业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试点工作。被告飞龙公司通知公司船员交纳保险费，用于投保第三人公司的安全生产责任险。2018年11月8日，被告飞龙公司收到原告交纳的安全生产责任险保费160元。2019年1月10日，苗某3在涉案货船装载货物的过程中发生安全生产事故，致使苗某3死亡。次日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涉案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单，每人责任限额为5151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飞龙公司赔偿安全生产责任险赔偿金510000元，其实质为被告飞龙公司存在缔约过失，致使案外人苗某3的保险赔偿金得不到赔偿。《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被告飞龙公司在2018年11月8日收到原告交纳的安全生产责任险保费160元后，于2019年1月11日在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处投保成功，中间间隔63天，被告飞龙公司未能尽到积极推进合同促成的义务。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方式应为赔偿原告信赖利益的损失。结合本案，即因丧失与第三人的缔约机会而无法索赔的515100元保险赔偿金。涉案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被保险人及其从业人员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重大过失行为或从事与其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任何活动所发生的赔偿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本案中案外人苗某3系因无驾驶船舶资格的轮机长张某发动主机，挂前进挡，螺旋桨将苗某3打下水致苗某3死亡，原告张某在事故中违反了驾驶船舶的相关规定，存在重大过失，属于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所以原告所主张的信赖利益是不存在的。故原告要求被告飞龙公司赔偿其安全生产责任险赔偿金510000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被告辩称根据涉案“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相关规定，死者苗某3系因原告张某的违规驾驶所致，属于第三人免责拒赔情形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某、齐某、苗某1、苗某2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原审程序是否合法，二是飞龙公司应否赔偿张某、齐某、苗某1、苗某2安全生产责任险赔偿金损失510000元。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上诉人主张，本案一审开庭时审理本案的系法官助理，审判员没有参与本案审理，原审程序严重违法。经审查，原审法院于2019年9月10日开庭审理本案，庭审笔录记载，本案由审判员陆彤独任审判，书记员张振柯担任记录，双方当事人均未对审判员及书记员提起回避申请且对出庭人员没有异议。上诉人主张的原审程序违法与查明的事实不符。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张某与苗某3购买的“鲁济宁货2118号”货船，挂靠在飞龙公司名下从事水路货物运输。2018年1月17日，济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济宁市交通运输局等九部门联合下发《济宁市高危行业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推进济宁市高危行业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试点工作。2018年11月8日，飞龙公司收到张某与苗某3交纳的安全生产责任险保费160元。2019年1月10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涉案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单，每人责任限额为515100元。上诉人主张，苗某3在涉案货船装载货物的过程中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于2019年1月10日死亡。因飞龙公司拖延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在苗某3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导致死亡后，上诉人无法获得保险赔偿，飞龙公司应向其赔偿安全生产责任险损失510000元。对于该上诉主张，本院认为，苗某3投保的安全生产责任险系由飞龙公司统一办理投保手续。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出具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单显示，飞龙公司为114人共同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原审法院认定张某在事故中违反了驾驶船舶的相关规定，存在重大过失，属于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上诉人所主张的信赖利益不存在，该事实认定不当。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飞龙公司在为其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过程中存有过错，其请求飞龙公司赔偿安全生产责任险损失51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苗某1、张某、齐某、苗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上诉人苗某1、张某、齐某、苗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阿梅审判员  王衍琴审判员  张 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翟梦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