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15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绿秀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汉宜路**。法定代表人：郑小燕，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道炎，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娟，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松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松滋市新江口街道办事处民主路**/div>法定代表人：姚远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旭东，该公司特殊资产经营部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刚顺，湖北松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松滋市绿秀粮油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松滋市纸厂河镇官堰坪村iv>法定代表人：袁磊，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被告：袁磊，男，1985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上诉人湖北绿秀粮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绿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北松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滋农商行）、原审被告松滋市绿秀粮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松滋绿秀公司）、袁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2020）鄂1087民初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湖北绿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道炎、陈美娟，被上诉人松滋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旭东、周刚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松滋绿秀公司、袁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湖北绿秀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鄂1087民初408号民事判决书第三、四项判决内容，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松滋农商行要求上诉人湖北绿秀公司对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或者错误，证据不足。1.被上诉人诉讼主体资格存疑。本案中，所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的贷款人均标注为松滋农村商业银行纸厂河支行（享有民事主体资格并办有营业执照），对应合同加盖公章为湖北松滋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合同专用章，即纸厂河支行专用章。抵押物清单中载明抵押权人为纸厂河支行。因此，诉讼主体应为纸厂河支行而非其上级银行。2.被上诉人应就《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旧贷款是否实际履行和被上诉人能够发放贷款承担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所从事的金融业属于强制许可才能经营的业务，被上诉人应向人民法院提供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同时，本案属于借新还旧，在庭审中被上诉人仅提供贷款合同，未能提供旧贷款实际发放的借据、银行转账明细原件进行质证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3.一审判决认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被告松滋绿秀公司不具备借新还旧的贷款资格。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松滋绿秀公司于2019年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用途为借新还旧。原审被告松滋绿秀公司在2019年生产经营出现异常，已经不具有持续经营能力，企业出现连续亏损，财务状况不佳，企业已陷入困境。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没有如实核实松滋绿秀公司的经营能力及财务状况，明知松滋绿秀公司已不具备借新还旧的条件，仍然违反中国银监发[2014]36号通知的规定，与松滋绿秀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2）被上诉人明知松滋绿秀公司不具备还款能力。结合本案旧贷款情况实际，松滋绿秀公司应于2017年12月，2018年1月，2018年3月，2019年12月分期偿还被上诉人全部或部分贷款，但松滋绿秀公司没有归还过一次借款本金。（3）被上诉人与松滋绿秀公司通过规避国家政策方式恶意串通发放贷款。根据银行业监管要求，展期或借新还旧不能重复进行，但被上诉人与松滋绿秀公司恶意串通规避国家政策，将2016年被上诉人向原审被告松滋绿秀公司发放的贷款通过借新还旧方式归还后，2017年重新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8年签订展期协议，2019年重新办理借新还旧。（4）《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六条第一款明确约定，贷款发放条件是所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生效。保证合同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29日，而借款发放时间为2019年3月27日，也就是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已经签订并实际发放贷款后保证合同才签订，即本案被上诉人明知贷款发放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向松滋绿秀公司发放借新还旧贷款。4.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在签订《保证合同》时为善意属认定事实错误。按照金融机构合规要求，应当有面签影像资料，但被上诉人拒绝向人民法院提供，并且庭审中被上诉人承认，以前管理不规范所以没有要求提供股东会决议，但当被问到从什么时候要求提供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时，被上诉人并没有直接回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应当认定在2019年3月29日签订《保证合同》时，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签订保证合同需要提供相应决议。被上诉人明知潘家铭作为上诉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程序，未审查上诉人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仍然接受潘家铭签字盖章，具有明显故意。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对外签订保证合同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对外担保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担保属于无效担保。2.上诉人担保行为不属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9条规定的4类例外情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9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1）公司是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或者是开展保函业务的银行或者是银行金融机构;（2）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3）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4）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本案的担保行为不属于以上4类例外情形。三、一审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法院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进行判决，违反不告不理原则。本案一审开庭时，审判员要求被上诉人松滋农商行职工代理人陈威（特别授权）将第三项诉讼请求进行说明时，被上诉人代理人陈述要求上诉人湖北绿秀公司在抵押物优先受偿后的不足以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后即2020年7月10日上诉人收到松滋市人民法院（2020）鄂1087民初408号《通知》，该《通知》要求上诉人对庭审辩论终结后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的《说明》给予十日答辩，逾期未提交将依法处理。一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232条的规定，超出期限自设庭审辩论终结后“通知”和“答辩”法律程序、自设10天的答辩期限以及自创文书名称和内容，超越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迳行裁判，违反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原则。2.一审法院侵害上诉人的答辩权利和举证权利。（1）上诉人收到起诉状副本时间为2020年5月24日，开庭时间为2020年6月8日，答辩期间为14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答辩期不得少于15天的规定。（2）一审法院在开庭时，上诉人认为本案涉案金额巨大，案件复杂，申请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8日开庭当天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少于三十日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补足不少于三十日的举证期限。一审法院应当为上诉人补足三十日的举证期限。但一审法院违反上述规定，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第三、四项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被上诉人对借款及利息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上诉人松滋农商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关于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中，借款合同中的贷款人、保证合同中的债权人、抵押合同中的抵押权人，不动产登记证明中的权利人均为答辩人，纸厂河支行只是答辩人下属分支机构，并非独立法人单位。因此，答辩人符合原告主体资格条件。2.在一审中，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三中的借款凭证，充分证明了答辩人履行了出借义务。2019年的借款属借新还旧，既然当事人均认可是借新还旧，就无需举证证明旧贷款是否履行。一审中，答辩人已提交了营业执照、金融机构的营业执照许可，其前置条件就是取得金融许可，否则营业执照就不可能发放。3.2019年答辩人与松滋绿秀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的签订是基于松滋绿秀公司借款到期后无能力清偿的情况下，采取的借新还旧措施，该合同并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认为其在借新还旧之前曾有一次借新还旧行为和一次展期行为。其实，松滋绿秀公司在2016年的借款到期后，将借款本息予以清偿，2017年又借款，但2017年借款到期后没能清偿，这样办了一次展期手续，2019年展期到期后，才第一次办理借新还旧。2018年展期时，上诉人已经是松滋绿秀公司的保证人了。因此，2019年的借新还旧根本不存在答辩人与松滋绿秀公司恶意串通后，损害上诉人利益的情形。中国银监发[2014]36号通知属于部门规章，即使2019年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违反其规定，也只是违规，并不能导致合同无效。至于答辩人贷款发放时间提前到2019年3月28日，这一点并不属于根本性违约的情形，不能导致借款合同无效，也不影响保证合同的效力。4.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在与上诉人签订《保证合同》时为善意正确。尽管上诉人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没有提交公司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但是公司法对此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不是效力性规定。上诉人曾在2018年3月28日签订过《保证合同》，2019年3月29日的《保证合同》只是一种延续。上诉人本来就是松滋绿秀公司的股东之一，在松滋绿秀公司占股16%，可对松滋绿秀公司实行控制权。而上诉人援引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发布时间为2019年11月8日，此前行为不能根据纪要来说理论述和评判，且纪要明确说明其不属司法解释，不能作为法律条款引用。二、一审判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1.在一审中，答辩人在休庭后，对其诉讼请求书面向法院提交说明，法院也将该说明送达给上诉人，上诉人未就该说明答辩，属上诉人对其权利的放弃，一审判决根据答辩人的说明所主张的请求进行判决，并不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2.本案当初为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因此，答辩、举证期限应按简易程序规定，上诉人在5月27日就已提交了答辩状，已充分行使抗辩权。开庭审理当日，上诉人申请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且各当事人并未要求重新给予举证期，故法庭在此基础上继续审理，程序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松滋农商行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松滋绿秀公司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1790456.45元，利息369764.19元，并从2020年5月7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1.88%支付利息;2.要求对拍卖、变卖被告松滋绿秀公司所有的不动产权证号：纸厂河镇20072844、纸厂河镇20072845、纸厂河镇20072843、纸厂河镇20072842、纸厂河镇20072841房地产及机器设备（见附表）优先清偿原告借款本息;3.要求被告湖北绿秀公司、袁磊对上述第一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庭审中，松滋农商行将其第3项诉讼请求确定为要求湖北绿秀公司、袁磊在抵押物优先受偿后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庭审结束后，2020年6月15日，松滋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诉讼请求的说明”，要求被告湖北绿秀公司、袁磊对被告松滋绿秀公司偿还原告借款11790456.45元及利息（至2020年2月6日欠利息369764.19元，从2020年5月7日其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1.88%支付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1日，被告松滋绿秀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分别以松滋绿秀公司所有的松滋市房权证纸厂河镇字第20072841-××五处房地产和机器设备设置最高额抵押，抵押最高额分别为1000万元和300万元，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债务为2016年3月21日至2021年3月20日期间原告为被告所提供的循环借款，并对抵押的机器设备、房地产办理了抵押登记，其中办理机器设备抵押登记时，抵押登记书载明原告与被告松滋绿秀公司分别在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处盖章，还载明双方的代理人均为黄明。2017年3月29日，松滋绿秀公司与原告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向原告借款1300万元用于粮油购销，双方约定借款期限12个月，借款利率为年利率7.92%，并约定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归还借款的，在约定利率基础上加收50%的罚息。当日，原告向被告松滋绿秀公司发放贷款1300万元。2018年3月28日，松滋绿秀公司为借款人、湖北绿秀公司为担保人与原告签订《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将松滋绿秀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与原告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借款展期协议》中借款金额未发生变化为1300万元，约定借款到期日从2018年3月29日展期到2019年3月29日。2018年3月28日，原告与湖北绿秀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松滋绿秀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与原告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湖北绿秀公司同意为松滋绿秀公司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湖北绿秀公司承诺，原告松滋农商行的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主债务人提供还是第三人提供，原告松滋农商行有权要求湖北绿秀公司先承担保证责任，湖北绿秀公司承诺不因此提出抗辩。2019年3月7日，因资金周转困难，被告松滋绿秀公司、湖北绿秀公司向原告提交共同还款承诺书，申请偿还原告借款35万元，对余下1200万元借款办理借新还旧，承诺期限一年，自愿对此笔贷款本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如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由关联人继续承担还款责任。松滋绿秀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向原告提交借新还旧申请书。2019年3月28日，原告与松滋绿秀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纸信贷借字2019032701号），借款种类流动资金借款（借新还旧），借款用途为借新还旧，用于归还《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纸信借字2017年029号）项下借款。借款金额12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具体为2019年9月20日还款60万元、2020年3月20日还款1140万元，借款年利率7.92%，逾期加收50%罚息。同日，原告向松滋绿秀公司发放1200万元借新还旧贷款，松滋绿秀公司用于偿还合同编号为纸信借字2017年02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2019年3月29日，原告与袁磊、湖北绿秀公司分别签订《保证合同》，均约定为松滋绿秀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与原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纸信贷借字2019032701号）项下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袁磊、湖北绿秀公司均向原告作出对原告债权承担保证责任，不提出其他抗辩的承诺。现因借款已到期，借款人未按约定还本付息，原告多次催收未果后诉至该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截止2020年5月7日，被告松滋绿秀公司下欠原告借款本金11790456.45元，利息结至2019年12月20日，利息从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3月20日起按年利率7.92%计算，从2020年3月21日至2020年5月6日起按年利率11.88%计算，合计计息369764.19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引起的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及被告湖北绿秀公司是否应该为松滋绿秀公司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一、原告松滋农商行与被告松滋绿秀公司2016年3月21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被告松滋绿秀公司向原告松滋农商行借款1300万元，用于粮油购销，在借款不能按时偿还时，向原告申请展期至2019年3月29日，在展期后还不能偿还时申请借新还旧贷款，又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原告松滋农商行与被告松滋绿秀公司的前述行为，是金融企业正常金融行为，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应认定有效。被告湖北绿秀公司认为“原告对松滋绿秀公司的经营情况是明知的，还与松滋绿秀公司借款展期、借新还旧，签订的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松滋绿秀公司向原告借款、向原告申请借款展期、又签订借新还旧贷款合同后，还不按约定时间向原告返还借款、支付利息系违约行为，现原告要求被告松滋绿秀公司返还借款、支付利息的请求正当，予以支持。二、原告松滋农商行与被告松滋绿秀公司2016年3月21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应认定有效。虽然在办理抵押登记时，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代理人可能为同一人，但签订抵押合同不存在双方代理人为同一人的情形，且抵押登记表上原告与被告松滋绿秀公司分别在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处盖章，不影响《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的效力，也不改变抵押物已办理登记的事实。被告松滋绿秀公司认为抵押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要求对抵押物优先受偿的请求正当，予以支持，但房地产抵押只能在100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机械设备抵押只能在30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湖北绿秀公司、袁磊对被告松滋绿秀公司偿还原告松滋农商行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2016年3月21日，被告松滋绿秀公司向原告松滋农商行借款时，被告湖北绿秀公司、袁磊均不是保证人。2018年3月28日，松滋绿秀公司与原告签订《借款展期协议》时湖北绿秀公司为担保人，并于同日签订保证合同，同意为松滋绿秀公司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2019年3月7日松滋绿秀公司与湖北绿秀公司共同向原告申请办理借新还旧借款，2019年3月29日，原告与袁磊、湖北绿秀公司分别签订《保证合同》，为松滋绿秀公司借新还旧的12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袁磊、湖北绿秀公司均向原告作出对原告债权承担保证责任，不提出其他抗辩的承诺。湖北绿秀公司在几次以保证担保人签名时虽未提交股东会、董事会同意担保的决议，但从湖北绿秀公司以保证担保人的身份向原告申请松滋绿秀公司的借款展期、办理借新还旧借款的行为，结合其为松滋绿秀公司的股东身份，可以认定原告与湖北绿秀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是善意的，该保证合同应认定有效。被告袁磊作为松滋绿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愿为松滋绿秀公司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该保证合同有效。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湖北绿秀公司、袁磊签订的保证合同中，对松滋绿秀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时间表述与实际时间不一致，但结合松滋绿秀公司与原告借款过程，应认定被告湖北绿秀公司、袁磊对松滋绿秀公司向原告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袁磊、湖北绿秀公司均向原告作出对原告债权承担保证责任，不提出其他抗辩的承诺，该承诺应视为双方对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时，债权人实现债权时如何要求担保人承担责任的约定，即袁磊、湖北绿秀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与松滋绿秀公司的抵押物优先受偿无先后顺位，故原告要求被告湖北绿秀公司、袁磊承担保证责任，且不存在被告松滋绿秀公司抵押物优先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松滋市绿秀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原告湖北松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1790456.45元，支付至2020年5月6日止利息369764.19元，并从2020年5月7日起按年利率11.88%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二、原告湖北松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拍卖、变卖被告松滋绿秀公司所有的不动产（权证号：纸厂河镇20072844、纸厂河镇20072845、纸厂河镇20072843、纸厂河镇20072842、纸厂河镇20072841房地产）后在100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对拍卖、变卖被告松滋绿秀公司所有的机械设备（明细见登记清单）在30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三、被告湖北绿秀粮油集团有限公司、被告袁磊对被告松滋市绿秀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原告湖北松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1790456.45元，支付利息（至2020年5月6利息369764.19元，从2020年5月7日起按年利率11.88%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第一项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第二、三项履行时无先后顺位。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762元，由被告松滋市绿秀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松滋农商行提交了一份证据，即松滋绿秀公司的企业基本信息，拟证明湖北绿秀公司是松滋绿秀公司的股东之一，所持比例为16%。上诉人湖北绿秀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二审审理查明，湖北绿秀公司、袁磊为松滋绿秀公司的股东，所持比例分别为16%、84%。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松滋农商行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2.松滋农商行与松滋绿秀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3.湖北绿秀公司与松滋农商行于2019年3月29日签订的《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4.湖北绿秀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5.一审程序是否严重违法的问题。第一，关于松滋农商行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湖北绿秀公司上诉称被上诉人松滋农商行的诉讼主体资格存疑，对此，本院认为，2019年3月28日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载明的贷款人为松滋农商行，合同落款处系加盖“湖北松滋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合同专用章”，松滋绿秀公司的鄂（2016）松滋市不动产证明第0001738号不动产登记证明中抵押权人也是松滋农商行。被上诉人松滋农商行作为原告起诉，诉讼主体资格适当。第二，关于松滋农商行与松滋绿秀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借新还旧是金融机构与借款人约定以新贷偿还旧贷的行为,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虽然我国相关金融法规、部门规章规定了银行的审贷监管义务，但这些规定均属于管理性风险控制规定，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松滋农商行、松滋绿秀公司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合同的订立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一审认定该合同有效正确。湖北绿秀公司主张松滋农商行、松滋绿秀公司借新贷偿还旧贷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关于湖北绿秀公司上诉提出《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中的旧贷款未实际履行的问题。本院认为，松滋农商行在一审中提交了2017年3月28日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借款凭证，松滋绿秀公司对该贷款已实际发放的事实未提出异议。之后，湖北绿秀公司也参与签订了借款展期协议等一系列合同。湖北绿秀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三，关于湖北绿秀公司与松滋农商行于2019年3月29日签订的《保证合同》的效力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上述关于公司决议程序的规定，意味着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在法定代表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构成越权代表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是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本案中，松滋农商行作为金融机构，相较于其他商事主体而言，对于公司对外担保是否经过了决议程序，应具有更为严格的审慎审查义务。虽然湖北绿秀公司持有松滋绿秀公司16%的股份，但松滋农商行未举证证明湖北绿秀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了松滋绿秀公司。在湖北绿秀公司没有向松滋农商行提交任何相关公司决议文件的情况下，松滋农商行应当知道湖北绿秀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潘家铭的签字盖章行为超越了权限。一审法院认定松滋农商行在与湖北绿秀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善意，依据不足。松滋农商行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松滋农商行与湖北绿秀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签订的《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该《保证合同》有效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第四，关于湖北绿秀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本案中，松滋农商行未依法审查湖北绿秀公司提交的相关决议，对合同无效具有主要过错。湖北绿秀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在未作出相关决议的情况下其法定代表人即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并盖章，对合同无效也存在一定过错。结合双方的过错情况，本院确定湖北绿秀公司就案涉借款松滋绿秀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责任。第五，关于一审程序是否严重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一审法院将简易程序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后，应为当事人补足普通程序相应的举证期限。第二，松滋农商行在一审庭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将其第3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湖北绿秀公司、袁磊在抵押物优先受偿后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但其在庭审结束后又提交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原诉讼请求的说明，已超出了法定时限。对此，一审法院仍然通知其他当事人对该说明予以答辩并由此作出判决，不符合法定程序。本案二审中，本院向各方当事人指定了提交二审新证据的举证期限，湖北绿秀公司未提交证据。同时，本院对湖北绿秀公司民事责任的承担依法予以改判，因此，一审程序虽然违法，但未严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发回重审的情形。综上所述，湖北绿秀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2020）鄂1087民初4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松滋市绿秀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原告湖北松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1790456.45元，支付至2020年5月6日止利息369764.19元，并从2020年5月7日起按年利率11.88%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二、维持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2020）鄂1087民初40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原告湖北松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拍卖、变卖被告松滋市绿秀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不动产（权证号：纸厂河镇20072844、纸厂河镇20072845、纸厂河镇20072843、纸厂河镇20072842、纸厂河镇20072841房地产）后在100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对拍卖、变卖被告松滋市绿秀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机械设备（明细见登记清单）在30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三、撤销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2020）鄂1087民初40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四、袁磊对松滋市绿秀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返还湖北松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1790456.45元，支付利息（至2020年5月6日利息369764.19元，从2020年5月7日起按年利率11.88%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湖北绿秀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就松滋市绿秀粮油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还款责任;六、驳回湖北松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第一项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第二、四项履行时无先后顺位。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4762元，由松滋市绿秀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4762元，由湖北绿秀粮油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8428元，由湖北松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63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茜审判员 孙开炎审判员 王 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吴霄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