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281行赔初3号 原告应继承，男，1961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汉明（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和义观达（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天明（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和义观达（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和济街**（东部新城民安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20400294040XK。 法定代表人孙义为，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高尚全，宁波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光（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瑜（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吕叶花，女，1940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第三人施惠娟，女，1961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含宇（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庆元（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屠海明，男，1963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羿（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诸葛佳琛（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周惠国，男，196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应继承与被告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宁波资规局）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受理，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吕叶花、施惠娟、屠海明、周惠国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宁波永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因案情复杂，本院曾于2020年9月1日进行了证据交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后，于2020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应继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汉明，被告宁波资规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高尚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光、戴瑜，第三人吕叶花，第三人施惠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庆元，第三人屠海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羿，第三人周惠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应继承诉称，1999年9月15日，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依据申请，在申请材料存在多处明显瑕疵的情况下，作出房屋转移登记，将位于宁波市海曙区××一里××幢××号××室，所有权人为原告的房屋转移登记到施惠娟名下，当时因原告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后原告被判刑，一直在监狱服刑，未发现房屋被转移登记行为，原告刑满释放后，发现这一转移登记行为，即向被告要求撤销转移登记行为，但被告拒不办理。为此，原告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北法院）起诉，经江北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不服上诉，经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终审判决，撤销了房屋变更登记行为。之后，原告向被告发出恢复原状要求书，被告收到后作出回复，明确无法恢复原状，这样导致原告无法对翠柏一里1幢7号508室享受所有权，造成了原告的重大经济损失，按现在该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该房屋的损失为1507950元；同时，由于被告在1999年9月15日将房屋产权转移，导致原告无法出租收取租金，造成原告租金损失369000元（计算至2020年3月15日）。2020年3月6日，原告向被告要求赔偿，被告于2020年4月8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作为房屋登记机关，理应认真审核转移登记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及合法性，现被告未认真履行该义务，将有明显瑕疵及买卖无效合同给予转移登记，其行为有明显过错，导致原告房产被错误过户，且原告至今无法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造成了原告重大经济损失，被告理应赔偿原告的损失。现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房屋损失1507950元，及赔偿原告房租损失369000元，并按每月1500元计算，支付自2020年3月16日起至被告赔偿房屋时的房租损失。 被告宁波资规局辩称，一、涉案转移登记行为被撤销的原因是，作为登记行为的原因行为即房地产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而非原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的行为。本案中，1999年9月16日，原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依申请将涉案房屋所有权由应继承转移登记至施惠娟名下的行为，符合当时法律规定。该转移登记行为之所以被法院撤销，是作为登记行为的原因即房地产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而非行政机关的过错导致上述转移登记行为被撤销。而且，原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系依申请作了转移登记行为，当事人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因当事人原因导致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所产生的房屋转移登记行为被撤销的后果应由当事人承担。二、原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已对涉案房屋转移登记材料的完备性等进行了审查，符合当时法律规定。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1997年）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另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1997年）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规定，权利人（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权属登记。代理人申请登记时，应当向登记机关交验代理人的有效证件并提交权利人（申请人）的书面委托书。针对涉案转移登记申请，原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对当事人的转移登记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符合《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1997年）规定，不存在过错。三、原告所提行政赔偿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涉案转移登记申请材料齐全，原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予以办理转移登记不违反当时规定。虽然涉案转移登记行为被撤销，但撤销的原因是作为登记行为的原因行为即房地产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所致。原告的房地产经过多手转让后，已经不能恢复登记到原告自己名下，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导致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的责任方予以赔偿。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四、国家赔偿是最终的救济制度，原告应先主张民事赔偿。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吕叶花陈述，其对原告与施惠娟之间的房屋买卖情况不知情，也不认识施惠娟，涉案房屋是施惠娟出卖的。 第三人施惠娟陈述，涉案房屋的买入及卖出，其只是替周惠国挂名，钱是周惠国出的，其没有付过钱；被告在审查过户时存在严重过错，否则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第三人屠海明陈述，其是善意取得，涉案房屋的价格是78000元，在惠惠中介先付了现金20000元作为定金，当时施惠娟和周惠国都在场，尾款的支付方式忘记了，房屋过户手续是交给周惠国去办理的。 第三人周惠国陈述，其不认识应继承及吕叶花；施惠娟成立的房产中介，其只是挂了个名，从来没有参与过经营。房产信息是屠海明告知的，房屋的价格是施惠娟和屠海明直接谈妥的，在房产中介先付了20000元现金作为定金，尾款58000元是银行转账给施惠娟的。过户手续是屠海明委托我去办理的。 原告应继承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经质证，本院作如下认定： 1.宁波中院作出的（2019）浙02行终45号行政判决书1份（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转移登记行为已被撤销，并且被告在办理转移登记时有明显过错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判决书在主文里载明的是存在明显瑕疵，并非明显过错，存在一定的瑕疵并不等于有过错，且登记时已经收齐了相应的登记材料，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不存在过错；同时，原告应先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主张权利。第三人施惠娟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提出委托手续存在明显瑕疵，其也是受害者，如果当时行政机关转移登记时把关严一点，就不会出现转移登记的情况。第三人屠海明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提出与其没有关联性，其行为都是合法合规的。第三人吕叶花及周惠国提出不知情。经审查，本院予以采信。 2.恢复原状要求书及回复各1份（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在宁波中院判决撤销被告上述转移登记行为后，要求被告恢复原状，被告答复不能恢复的事实。被告对恢复原状要求书的三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但宁波中院未对第三人施惠娟后续的转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也没进行撤销，故无法进行恢复；对回复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造成原告涉案房屋转移的原因，系当时有人把该房屋擅自处分，被告已经审查了登记材料，符合当时的规定，并非被告的原因造成。第三人施惠娟对三性无异议。第三人屠海明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提出与其没有关联性，其行为都是合法合规的。第三人吕叶花及周惠国提出不知情。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3.行政赔偿申请书及[2020]甬自然资规赔5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各1份（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已经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但被告明确不予赔偿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均予以认可，但提出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吕叶花没有异议。第三人施惠娟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第三人屠海明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提出与其没有关联性。第三人周惠国提出其不清楚，但指出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交易时的房产证是怎么来的，涉案房屋其去看时，是清空的，地也很干，地也很干净是要卖掉的。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被告宁波资规局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经质证，本院作如下认定： 1.宁波中院作出的（2019）浙02行终45号行政判决书1份（复印件），拟证明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被撤销的原因系作为登记行为的原因行为即房地产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所致。原告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判决书已经明确转移登记材料中有多处明显瑕疵，证明被告在变更登记中存在过错。第三人吕叶花及施惠娟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其中第三人施惠娟提出纯粹买卖合同无效，不会涉及行政诉讼问题，所以根本原因是被告有过错。第三人屠海明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提出与其没有关联性。第三人周惠国提出其不清楚。经审查，本院予以采信。 2.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曙法院）作出的（2019）浙0203民初3442号民事判决书1份（复印件），拟证明房地产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的原因。原告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提出该判决书已经指明委托手续中存在瑕疵，同时，最大的瑕疵系无效身份证作为证明材料进行了转移登记，法律规定无效身份证是不能使用的，说明被告在变更登记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另外，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谁侵权。第三人吕叶花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第三人施惠娟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提出系第三人周惠国买房屋，其只是挂名，并不是其投资购买，不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第三人屠海明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提出与其没有关联性，其买卖房屋是合法合规的，对第三人施惠娟与吕叶花之间的事不知情。第三人周惠国提出其不知情。经审查，本院予以采信。 3.原告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1份（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提出行政赔偿的金额及事实理由；[2020]甬自然资规赔5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及寄送凭证各1份（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对行政赔偿申请书的三性无异议，对不予赔偿决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失效的身份证是不能使用的，用失效身份证办理过户手续，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申请材料不能涂改，但转移登记的材料有涂改，该不予赔偿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应由被告进行赔偿。第三人吕叶花没有异议。第三人施惠娟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第三人屠海明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提出与其没有关联性。第三人周惠国提出其不清楚。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4.判决书及裁定书的打印件各1份，拟证明应先解决民事赔偿，后才能进行行政赔偿，原告应先向施惠娟主张权利。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提出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两个案例只是个案，并不是指导性案例；本案和这两个案例有明显的不同，原告没有能力向盗卖人追究责任，案例里也写明如果找不到实际盗卖人，那就应该由行政机关赔偿；本案找不到侵权人，且其与施惠娟没有合同关系，不能通过合同来主张权利。第三人吕叶花、施惠娟、屠海明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第三人周惠国提出其不清楚。经审查，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 第三人吕叶花没有提供证据。 第三人施惠娟向本院提供房地产转让契约（施惠娟转让给屠海明）、委托书及契证存根各1份（复印件），拟证明当时因周惠国闹离婚，其先替周惠国挂名，但实际没有看过房及出过钱，只是过户的时候去签了个名字，以及房价只有53000元等事实。原告提出其不清楚。被告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要求第三人施惠娟详细陈述当时的情况。第三人吕叶花提出不清楚。第三人屠海明提出上面的字不是其书写的，但私章是其的，当时交给周惠国去办理的，至于金额为什么对不上，不清楚，但其确定付了78000元。第三人周惠国提出上面的字是不是其书写的，具体记不清了，但屠海明确定委托本人去办理房产证，房款是78000元。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第三人屠海明没有提供证据。 第三人周惠国没有提供证据。 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宁波永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原告的诉争房屋进行了评估。本院依法出示编号为宁永估字[2020]第E9565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书1份及票据1张。原告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但提出应按评估报告的第一项即1497000元进行赔偿。被告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损失应该按照侵权行为发生时的价格进行赔偿，也就是按评估报告的第三项价值进行计算。第三人吕叶花、施惠娟没有异议。第三人屠海明对三性没有意见，提出涉案房屋1999年9月16日的评估价是88000元，当时房屋有漏水的情况，登报的价格是80000元，当时用78000元买入并不便宜。第三人周惠国提出不清楚。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本院依法向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西门派出所调取原告及第三人吕叶花、施惠娟、屠海明、周惠国的询问笔录。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提出屠海明和周惠国的有些陈述与事实有出入。第三人吕叶花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人施惠娟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提出屠海明的陈述有规避的情况。第三人屠海明对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提出屠海明与周惠国之间的关系和买涉案房屋这件事情没有关联性，其陈述没有问题；从施惠娟笔录上看其承认在审批表上的签字是她签的。第三人周惠国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本院依法调取了江北法院（2017）浙0205行初64号及（2018）浙0205行初60号行政判决书、宁波中院（2018）浙02行终130号行政裁定书、房地产买卖契约（“应继承”转让给施惠娟）、委托书、释放证明书、刑事判决书、契证存根、房屋所有权证（应继承）、申请审批表、私房买卖登记收件收据、应继承及吕叶花的身份证复印件、宁波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1组（均为复印件）。原告对委托书、房地产买卖契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不认可，说明被告有过错，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人吕叶花对委托书不予认可，其他不知道。第三人施惠娟对委托书有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人屠海明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第三人周惠国提出不知道。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原系位于宁波市海曙区××一里××幢××号××室房屋的所有权人，于1996年9月取得房屋所有权证。1999年9月15日，原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作出房屋转移登记行为，将上述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第三人施惠娟名下。申请上述房屋转移登记时，第三人施惠娟作为申请人，向登记机关提供了“应继承”与其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其中落款处均加盖了双方的私章，时间为1999年9月3日，成交价格为58000元，以及应继承的房屋所有权证，有委托人为“应继承”、受托人为“吕叶花”的授权委托书原件（签名盖章处及委托人盖章处均为加盖私章），并加盖有宁波大榭开发区华发贸易有限公司公章，该委托书原件上有多处涂改痕迹，并在被告处留有原告及第三人吕叶花、施惠娟的身份证复印件，其中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载明1986年12月31日签发，有效期10年。上述涉案房屋的计税价格为77855元。1999年9月28日，第三人施惠娟与第三人屠海明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其中落款处均加盖双方的私章，载明房款53000元；并在被告处留有委托人为第三人屠海明、受托人为第三人周惠国的委托书原件，并加盖有宁波市惠惠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公章。上述涉案房屋的计税价格为58047元。后涉案房屋又经多次买卖。目前，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林峰、方文渊。据原告陈述，上述涉案房屋在1999年时，由其情人“洋洋”居住，且“洋洋”也知道房产证等材料存放在该房屋内，其曾向“洋洋”说过，该套房屋以后就留给你了等。 另查明，原告因涉嫌票据诈骗罪于1999年4月3日被宁波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8日被依法逮捕，并于2001年3月8日被宁波中院判处无期徒刑，后于2017年2月27日刑满释放。宁波大榭开发区华发贸易有限公司于1995年注册，于2000年注销。原告应继承曾于2005年通过伪造释放证明从新疆回到宁波，并于2006年落户其胞妹处。2019年3月12日，原告诉施惠娟、吕叶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向海曙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10月24日，海曙法院作出（2019）浙0203民初3442号民事判决，认为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原告应继承正因涉嫌刑事犯罪被依法羁押并限制人身自由，此时原告委托他人办理房屋出卖手续难以存在可能性与必要性，且委托书有多处涂改痕迹、合同落款处均加盖私章而非本人签字等，无法认定委托吕叶花出卖涉案房屋是原告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等，确认原告应继承与施惠娟于1999年9月3日就位于宁波市海曙区××一里××幢××号××室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该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9月17日，涉案房屋经宁波永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价值时点为2020年9月1日时，评估总价1497000元；价值时点为2017年4月30日时，评估总价848000元；价值时点为1999年9月16日时，评估总价为88000元。原告花费评估费9600元。 原告不服原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99年9月15日对上述涉案房屋作出的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行为，于2017年5月17日以原宁波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向江北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被诉房屋变更登记行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需以刑事处理结果为依据，曾于2017年11月13日裁定中止案件审理。2018年2月28日，江北法院作出（2017）浙0205行初64号行政判决。原告不服，向宁波中院提起上诉。2018年5月31日，宁波中院作出（2018）浙02行终130号行政裁定，发回江北法院重审。江北法院重新立案，并经审理后，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浙0205行初60号行政判决，确认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1999年9月16日将原告应继承所有的位于宁波市海曙区××一里××幢××号××室房屋变更登记到施惠娟名下的房屋登记行为违法。被告不服，向宁波中院提起上诉。2019年12月27日，宁波中院作出（2019）浙02行终45号行政判决，认为房屋登记机关在受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申请时，收到的申请材料中包含了原房屋所有权人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买卖合同、买卖双方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加盖申请名义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上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1997年）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申请转移登记需要提交的文件。但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建立在真实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本案中，被告收到的申请材料中存在多处明显瑕疵，房屋买卖合同已被法院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应继承并未委托他人办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该登记并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并无不当。此外，被诉房屋转移登记的原因行为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原审第三人施惠娟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受让涉案房屋构成善意取得，故被诉房屋转移登记不应当再保留其登记效果。因应继承并未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一并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对此不予审理。判决撤销江北法院作出的（2018）浙0205行初60号行政判决；撤销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1999年9月16日将应继承所有的位于宁波市海曙区××一里××幢××号××室房屋变更登记到施惠娟名下的房屋登记行为。 2020年1月，原告向被告提交恢复原状要求书，要求恢复涉案房屋的原来登记状态。2020年2月，被告作出回复，认为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施惠娟名下的房屋登记行为虽被法院撤销，但该房屋后续转移登记行为并未被法院一并撤销，现房屋所有权人为林峰、方文渊，故无法恢复登记。鉴于海曙法院作出的（2019）浙0203民初3442号民事判决已确认你与施惠娟于1999年9月3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建议你依法通过民事途径解决争议。2020年3月6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要求赔偿原告房屋损失1507950元，房屋租金损失369000元，并按每月1500计算，支付自2020年3月16日起至赔偿房屋时止的房租损失。2020年4月8日，被告作出（2020）甬自然资规赔5号不予赔偿决定，认为《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1997年）第十一条规定，房屋权属登记由权利人（申请人）申请，且申请人应对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原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作出的转移登记行为被撤销，是因为作为登记行为的原因行为即房地产买卖合同被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原登记机关在涉案房屋转移登记中，已按规定收取登记材料并对当事人的登记申请进行了审查，符合当时房屋登记机关的有关规定。应继承主张的赔偿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的赔偿范围，决定对应继承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原告不服上述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被告自规局作为继续履行宁波市不动产登记职能的行政机关，故其系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 国家赔偿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一项最终救济制度。在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失系由第三人行为所直接造成，尤其是该第三人因受害人损失而受益的情况下，应当先由该加害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使行政机关的行政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损失起有一定作用，也只有在穷尽民事诉讼救济途径仍不能使被侵害权益得到足额赔偿时，受害人方得以行政赔偿作补充，行政机关不应当承担应由直接加害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如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充分赔偿，则应当免除行政机关的行政赔偿责任，以避免出现直接加害人不需承担任何赔偿或对同一损害法院判决重复赔偿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涉案房屋由原告应继承变更登记至第三人施惠娟名下时，第三人施惠娟在庭审中陈述其没有支付过相应的购房款；第三人施惠娟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书后的当月，即把涉案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屠海明，并把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也变更登记至第三人屠海明名下，且根据房地产买卖合同记载，出卖涉案房屋的价格低于第三人施惠娟买入的价格，显然不符合常理。同时，确认原告应继承与第三人施惠娟于1999年9月3日就涉案房屋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的民事判决，以及撤销原宁波市房地产管理局将原告应继承所有的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到第三人施惠娟名下的房屋登记行为的行政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说明第三人施惠娟取得涉案房屋没有合法依据，其作为涉案房屋的受让人应当把涉案房屋返还给原告应继承。若不能返还财产，应当折价赔偿。若原告还有其他重大损失的，第三人施惠娟仍应当赔偿其他损失。另外，第三人施惠娟作为申请办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的申请人，向被告提供无效的房屋买卖契约及存在多处明显瑕疵的申请房屋转移登记的其他材料，导致涉案房屋发生了变更登记，并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显然也存在明显过错，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当然，被告在办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时，对第三人施惠娟提供的存在多处明显瑕疵的申请变更登记的材料，亦未尽到合理审慎职责，对原告损失的发生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起有一定的作用，但并非是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根据现有证据，造成原告应继承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系第三人施惠娟等人的侵权等行为所致，因原告财产损失而受益的是第三人施惠娟等人，原告被侵害的财产权益应当先通过民事诉讼起诉施惠娟等人进行权利救济，且不提起民事诉讼也无法确定其实际损失的具体数额，故原告直接先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显然不当，本院难以支持。当然，在经过民事诉讼救济途径后，若原告认为其财产损失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赔偿，则才能通过行政诉讼途径主张行政赔偿。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应继承的诉讼请求。 本案评估费9600元，由原告应继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严联江 人民陪审员  许茶花 人民陪审员  胡文慧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代书 记员  赵 艳 附本案引用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七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