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青民终2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山市圣境营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山斗乡政府大楼。法定代表人：赵玉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春，该公司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齐艳，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菊，山东旭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排闹吾，住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菊，山东旭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住所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负责人：杰尔卖，该寺住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菊，山东旭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山市圣境营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山圣境公司）与被上诉人齐艳、三排闹吾及原审第三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以下简称宁友觉囊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青26民初9号民事裁定。黄山圣境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作出（2020）青民终34号民事裁定，指令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院于2020年7月14日作出（2020）青26民初1号民事判决。黄山圣境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审庭审中，黄山圣境公司明确，因其未要求原审第三人宁友觉囊寺承担责任，故将宁友觉囊寺不再列为被上诉人。上诉人黄山圣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玉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春，被上诉人齐艳，被上诉人三排闹吾、齐艳及原审第三人宁友觉囊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山圣境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齐艳、三排闹吾参照《竣工结算书》给付工程款11259325元，并承担逾期利息（以11259325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时止）；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齐艳、三排闹吾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由黄山圣境公司承建宁友觉囊寺讲经院”与事实严重不符。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复的是需重建的讲经堂，而黄山圣境公司主张的是新建宁友觉囊寺佛学院。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果民宗字〔2016〕35号文件的标题非常明确是重建讲经堂，而黄山圣境公司是在新址、新地基上新建的佛学院。一审法院回避重建还是新建的质证，不能正确区分重建与新建。该批复内容详细说明重建的原因、位置和占地面积，而黄山圣境公司承建的佛学院是在新址、新开挖的地基上建设的，占地面积3843㎡，批复内容与案涉佛学院工程完全不符。根据《青海省宗教事务条例》，新建的佛学院工程属于新建寺观教堂，应由省级宗教管理部门审批。因此，该批复文件与案涉佛学院工程没有任何关联性，是齐艳、三排闹吾和宁友觉囊寺恶意冒用批文、故意混淆视听。黄山圣境公司自佛学院工程洽谈、施工全过程到本案立案之前，从未听说齐艳、三排闹吾和宁友觉囊寺关于“由寺院寺管会决定推举寺院堪布三排闹吾与佛教信徒齐艳负责管理、翻译、经济交接等相关建设具体事务”的说法，齐艳、三排闹吾和宁友觉囊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齐艳、三排闹吾是协调人或对此有过告知。2.一审法院关于“齐艳、三排闹吾遂与黄山圣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玉杰协商一致，由黄山圣境公司承建宁友觉囊寺讲经院”的认定完全错误。黄山圣境公司提交的一审证据，齐艳、三排闹吾提供的施工图纸名称、工程款收据、施工过程所有往来证明、微信聊天自证、齐艳微信朋友圈照片、寺管会成员洛赛的微信朋友圈照片、寺管会盖有公章的“特此声明”、擅自将佛学院投入实际使用视频中佛学院内经堂门额名称，《工程概（预）算书》等都证明涉案工程项目名称是佛学院。3.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协定工程款由捐赠人山东烟台王总（姓名不详）支付5000000元给黄山圣境公司，赵玉杰将加盖黄山圣境公司公章的《合同协议书》交付给王总”，系认定事实错误。黄山圣境公司与齐艳、三排闹吾谈判时，主要商谈工程质量保证问题、按实际发生工程量结合当地市场价结算工程造价的问题。谈判时从未与齐艳、三排闹吾协商过工程款来源问题，更没有协定过工程款由捐赠人“山东烟台王总”支付及金额，双方根本未签订协议书。黄山圣境公司与齐艳、三排闹吾谈判时都认可当时的初步设计图纸存在明显设计缺陷，须由黄山圣境公司依照专业施工经验进行优化。实际施工中黄山圣境公司与齐艳、三排闹吾进行深化设计，以及设计变更。黄山圣境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工程款收款收据，证明黄山圣境公司始终向齐艳、三排闹吾催付、主张工程款，并只向齐艳、三排闹吾出具了收款凭证。齐艳、三排闹吾支付了7217866元工程款并持有全部58张已支付工程款凭证，其筹款方式、资金来源均与黄山圣境公司无关。黄山圣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玉杰留给“山东烟台王总”的是空白合同示范文本，当时只有一份初步设计图纸，根本没有谈及合同条款内容，更没有填写任何字迹。公章只是对该示范文本格式的确认。因此，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述内容无任何证据证明。4.一审法院关于“2016年4月至9月间，王总通过烟台富勤公司、三排闹吾、王文武、乔香华账户向赵玉杰转款共计3200000元”的认定错误。黄山圣境公司和赵玉杰持有银行进账单，且向三排闹吾个人出具了8份佛学院工程款收据，3200000元是三排闹吾给付黄山圣境公司的工程款，与“山东烟台王总”无直接关系，不能认定是“山东烟台王总”的转款，更与宁友觉囊寺没有任何关联。5.一审法院关于“2017年12月赵玉杰离开工地。2018年1月12日赵玉杰单方竣工结算工程款为18477191.42元”的认定错误。黄山圣境公司于2017年12月7日完工后，三排闹吾擅自从工地仓库拿走佛学院钥匙130多把便失去联系。赵玉杰和10余名工人一直住在工地联络齐艳、三排闹吾，等待验收结算，直到2018年2月3日赵玉杰母亲病逝才不得不离开工地。由于齐艳、三排闹吾不进行竣工验收和决算，黄山圣境公司按照工程竣工实际，决算工程款为18477191.42元，为保证公正性特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评估，但是被一审法院予以拒绝，致使本案的关键事实无法查明。6.一审法院关于“再查明，宁友觉囊寺讲经院与宁友觉囊寺佛学院系同一建筑，为黄山圣境公司承建”所采信的证据完全违背事实。黄山圣境公司承建的宁友觉囊寺佛学院与齐艳、三排闹吾和宁友觉囊寺所主张的讲经院不是同一建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标的物。已经生效的（2020）青民终34号民事裁定第七页明确载明“自涉案工程开工以来，黄山圣境公司一直与齐艳、三排闹吾二人联系施工事宜，无论是施工管理，还是工程款收付，宁友觉囊寺均未直接参与。”所以宁友觉囊寺与涉案工程无关。黄山圣境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和庭审中从来没有认可“宁友觉囊寺讲经院与宁友觉囊寺佛学院系同一建筑”，而是始终明确指出不是同一建筑。黄山圣境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三个标的物建筑特征对照表，2005年、2012年、2016年和2019年四张卫星照片、宁友觉囊寺全景照片，明确证明符合批复内容需重建的讲经院是指宁友觉囊寺大经堂，该大经堂从未重建且一直在正常使用。7.久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久治县自然资源局、中共久治县统战部与齐艳、三排闹吾、宁友觉囊寺串通作伪证。2018年1月，中共久治县统战部部长XXX与赵玉杰短信聊天记录明确载明“这个工程属于和寺院没有直接关系……工程是大活佛（三排闹吾）私人投资，跟寺院没有直接关系，最好你们联系北京的活佛（三排闹吾）好”。此短信内容与上述三部门联合出具的《证明》前后矛盾。久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久治县自然资源局、中共久治县统战部没有权力对建设工程项目名称作出确认，也没有权力对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进行确认，确认机关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齐艳、三排闹吾和宁友觉囊寺不能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证据的前提下，一审法院采信该联合证明错误。8.宁友觉囊寺与黄山圣境公司《合同协议书》是不真实的、不合法的、无关联性的。黄山圣境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以查明该协议书是2019年9月立案后齐艳、三排闹吾、律师及宁友觉囊寺共同伪造的。一审法院对协议书真实性不作鉴定，但又采信协议书全部内容，自相矛盾。黄山圣境公司从未与宁友觉囊寺签订过《合同协议书》，只在2019年10月30日本案立案后交换证据时才第一次见到该协议书复印件。该《合同协议书》违背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签订协议书的双方均没有该协议书实际履行的证据。9.一审庭审中，黄山圣境公司向法庭提交了2016年和2017年久治县供电局电费催缴通知单各一张，证明受送达人是黄山圣境公司，缴费单位是“觉囊寺学校工地”，并提交了黄山圣境公司从久治县供电局购买变压器和配电柜购货付款凭证。久治县供电局在明知施工期间缴费主体是黄山圣境公司的情况下还出具了是宁友觉囊寺缴纳电费的虚假证明。10.黄山圣境公司在起诉状中明确载明诉讼请求是齐艳、三排闹吾支付宁友觉囊寺佛学院工程款及利息，法庭不应未审先定，先把涉案工程自行确认为宁友觉囊寺讲经院，直接剥夺了黄山圣境公司在一审法院对本案中“佛学院”与“讲经院”本质区别进行质证的权利。11.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工程讲经院系宁友觉囊寺所有工程，该寺为发包方及付款义务主体”的认定完全错误。黄山圣境公司进行了佛学院工程建设，齐艳直接持有4017866元的工程款付款凭证，三排闹吾直接持有3200000元的工程款付款凭证，齐艳、三排闹吾是发包人及付款义务主体，并在佛学院施工过程中实际履行了发包人的具体权利和义务。12.一审法院关于“齐艳与黄山圣境公司的各项往来沟通系受寺院委托，代表寺院；三排闹吾系寺院僧人，由寺院指定与齐艳共同负责修建讲经院事宜”的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齐艳、三排闹吾从未向黄山圣境公司出具宁友觉囊寺的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证明其行为是受宁友觉囊寺的委托。在本案立案前黄山圣境公司根本不知道会议纪要一事。13.一审法院关于“在赵玉杰出具给齐艳的部分收条中注明‘齐艳代付’，亦在出具给齐艳25份借条中注明‘待工程款到位后归还’，证实赵玉杰收款时明知齐艳不是付款义务主体”的认定与事实不符。2016年9月2日之后，黄山圣境公司因施工急需资金继续向齐艳催付工程款，齐艳告知赵玉杰，其师兄“山东烟台王总”答应出5000000元用于佛学院主体施工，并称“山东烟台王总”现在资金暂不能到位，在此期间为保证佛学院正常施工，齐艳先付最急需的工程款项，待“山东烟台王总”的资金到位后还给齐艳。黄山圣境公司相信了齐艳的工程款筹措来源说法，并按照齐艳的要求写了25份借条，也明确注明了资金用途、还款条件和方式。黄山圣境公司在整个施工期间从未与“山东烟台王总”有过联系，均是由齐艳与“山东烟台王总”联系沟通。14.一审法院关于“黄山圣境公司所承建的工程即涉案标的是唯一的，涉案寺院内无其他混淆性建筑存在”的认定错误。2016年宁友觉囊寺院内还有闭关院僧舍项目工程。该僧舍是拆除旧围墙等设施扩建的，二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约1500㎡，由该寺院还俗的僧人承包施工。15.一审法院关于“黄山圣境公司所收款项均为以宁友觉囊寺讲经院名义筹措”的认定错误。黄山圣境公司只向三排闹吾和齐艳二人出具了58份工程款收据，全部注明“觉囊寺佛学院工程款收据”，工程款的筹措方式及款项来源均与黄山圣境公司无关。16.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无法作出“驳回黄山圣境公司诉讼请求”的裁判结果，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齐艳、三排闹吾共同辩称，案涉工程的建设单位为宁友觉囊寺，所有权人及付款义务主体亦为宁友觉囊寺，齐艳和三排闹吾受宁友觉囊寺委托处理寺院与黄山圣境公司、捐赠人等之间的事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宁友觉囊寺述称，同意齐艳、三排闹吾的上述意见。黄山圣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齐艳、三排闹吾参照《竣工结算书》支付黄山圣境公司工程款余款人民币11259325元及利息1106776元（该利息按年利率4.75%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20年3月26日本案立案之日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齐艳、三排闹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经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复同意，宁友觉囊寺在寺院内重建讲经院，资金费用由寺院自行承担。因寺院僧众多数人不通晓汉语且无对公账户，在修建讲经院过程中无法处理相关事宜，由寺院寺管会决定推举寺院堪布三排闹吾与佛教信徒齐艳负责管理、翻译、经济交接等相关建设具体事务。齐艳、三排闹吾遂与黄山圣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玉杰协商一致，由黄山圣境公司承建宁友觉囊寺讲经院。双方协定工程款由捐赠人“山东烟台王总”（姓名不详）支付5000000元给黄山圣境公司，赵玉杰将加盖黄山圣境公司公章的《合同协议书》交付给王总。2016年4月至9月间，王总通过烟台富勤公司、三排闹吾、王文武、乔香华账户向赵玉杰转款共计3200000元。后因工程进度等问题，王总自2016年9月后未再支付后续工程款。因工程尚未完工，齐艳、三排闹吾多方筹措资金，陆续将佛教信徒为修建讲经院所筹资金转付赵玉杰继续施工。2017年12月赵玉杰离开工地。2018年1月12日赵玉杰单方竣工结算工程款为18477191.42元。该讲经院现已投入使用。另查明，赵玉杰共收到涉案工程款7217866元，其中包括王总支付3200000元、向齐艳出具收条的2211499元、向齐艳出具借条的1806367元。再查明，宁友觉囊寺讲经院与宁友觉囊寺佛学院系同一建筑，为黄山圣境公司承建。一审法院认为，黄山圣境公司提出支持其具体诉讼请求的主张，应当以其与齐艳、三排闹吾之间存在法律关系为前提。本案中，齐艳、三排闹吾、宁友觉囊寺均认可涉案工程讲经院系宁友觉囊寺所有工程，该寺为发包方及付款义务主体。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复明确宁友觉囊寺在寺院内重建讲经院，资金费用由寺院完全自行承担。寺院基于其性质，无相关盈利与收入，其资金多由信徒捐赠。因民族地域实际，寺院僧众不通晓汉语，也无建设工程程序相关知识，故委托由北京籍汉族佛教信徒齐艳协调相关事宜负责经济管理符合情理，故齐艳与黄山圣境公司的各项往来沟通系受寺院委托，代表寺院；三排闹吾系寺院僧人，由寺院指定与齐艳共同负责修建讲经院事宜，齐艳、三排闹吾、宁友觉囊寺提交的证据与久治县相关部门及证人所称一致，均能相互印证。且在赵玉杰出具给齐艳的部分收条中注明“齐艳代付”，亦在出具给齐艳25份借条中，注明“待工程款到位后归还”，证实赵玉杰收款时明知齐艳不是付款义务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规定，齐艳与三排闹吾实施的法律行为归于宁友觉囊寺，宁友觉囊寺为付款义务主体；关于宁友觉囊寺与黄山圣境公司合同协议书及附件，赵玉杰对宁友觉囊寺的盖章时间持有异议，但对其将盖有黄山圣境公司印章的空白合同交与替寺院付款的王总的事实予以认可，其交付盖章空白合同的行为视为其对合同相对人赋予无限授权，且黄山圣境公司动工修建宁友觉囊寺讲经院的行为即为实际履行合同，后宁友觉囊寺取得合同原件并依约盖章，即为宁友觉囊寺与黄山圣境公司达成协议并由双方确认，双方均为合同主体。另，关于黄山圣境公司提交的赵玉杰与久治县统战部部长、烟台王总聊天记录截图，与齐艳通话录音，证明齐艳、三排闹吾是建设方发包人、付款人，与寺院没有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赵玉杰提交的聊天截图，系片段的、不完整的记录内容，且其证据内容无法直接反映该二人能证实齐艳与三排闹吾系涉案工程发包人、付款义务人的事实；关于赵玉杰与齐艳的通话记录，一审庭审中查明，该段录音系2017年12月赵玉杰在三排闹吾不在寺院时要求寺院其他僧人结算，齐艳称应找三排闹吾协商的情境下形成，该证据的内容亦不具有完整性、连贯性，且齐艳认可三排闹吾本是代表寺院负责相关事宜，要求赵玉杰找三排闹吾协商，与其自始陈述一致。故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黄山圣境公司所诉齐艳、三排闹吾系涉案工程发包人、付款人及所有人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黄山圣境公司提交的三个标的物特征对照表、卫星地图、寺院全景地图、涉案工地护栏和寺院学校之间通道的照片等证据，证明齐艳、三排闹吾和寺院提供的政府文件，按照描述特征标的物与黄山圣境公司施工的佛学院不是同一标的物。一审法院认为，讲经院及佛学院的名称系寺院内部及他人称谓权，黄山圣境公司所承建的工程即涉案标的物是唯一的，涉案寺院内无其他混淆性建筑存在，且本案中久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久治县自然资源局、中共久治县统战部联合出具的证明能够证实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准建设的即为“宁友觉囊寺讲经院”（俗称宁友觉囊寺佛学院），黄山圣境公司所收款项也均为以宁友觉囊寺讲经院名义筹措，黄山圣境公司所称其修建的系佛学院而非讲经院的主张于本案无实质影响，对此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黄山圣境公司要求齐艳、三排闹吾支付第三人宁友觉囊寺所修建的讲经院工程款及利息，系错误地主张法律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黄山圣境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116.93元，由黄山圣境公司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29日，久治县智青松多镇人民政府向久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报送久智政〔2016〕07号《关于重建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讲经院的申请》，载明：“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讲经院，始建于1985年，因年久失修，地基下沉，墙体开裂，遇雨天屋顶大面积漏水，现已无法使用，……严重威胁到广大信教群众和僧侣们的生命安全。……寺院积极筹措资金，重建讲经院，所筹措资金均未向信教群众索取任何财物，现根据宁友觉囊寺重建讲经院的申请，特请县民宗局批准为荷。”2016年2月29日，久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向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报送久民宗字〔2016〕4号《关于重建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讲经院的申请》。2016年5月1日，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就久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申请作出果民宗字〔2016〕35号《果洛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关于同意重建久治县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讲经堂的批复》，载明：“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讲经院始建于1985年，因讲经院年久失修、地基下沉、墙体开裂，屋顶大面积漏水，已无法正常使用，危及到寺院僧尼及信教群众的生命安全。据调查核实，殿堂占地面积：600㎡，重建资金3800000元。经研究，同意重建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讲经院。同时，必须强调指出……2.开工前要根据有关政策法规，在建设、文化、国土和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3.重建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讲经院的资金及其有关费用完全由寺院承担，不得以任何形式及理由接受境外资助和在信教群众中搞摊派，化布施以及无偿劳务活动，来增加信教群众负担。”二审庭审中，黄山圣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玉杰认可，最初对案涉工程进行接洽时，其与齐艳、三排闹吾在北京见面后，又直接赴烟台与“山东烟台王总”接洽。黄山圣境公司称，王总名为王墨林。齐艳称，王总的居民身份证记载其姓名为王文武，与王墨林系同一人。盖有宁友觉囊寺、黄山圣境公司印章的《合同协议书》载明：“双方就宁友觉囊寺讲经院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一、工程概况。1.工程名称：久治县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讲经院。2.工程地点：久治县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内。……6.工程承包范围：讲经院的土建安装及部分装饰工程施工。二、合同工期。计划开工日期：2016年4月1日。计划竣工日期：2016年12月30日。……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1.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大写）:伍佰万元整（5000000元）；合同签订后付定金贰拾万元，工程封顶后十日内付款叁佰万元，经发包人验收合格后付清余款。……2.合同价格形式：固定总价，乙方负责工程总量。不论出现工程量增减或情势变更等任何情况，调整范围不得超出合同约定总价款伍佰万元的15%。如果超出，超出部分由承包人自行承担；如发包人垫付，发包人有权向承包人追索。”2016年4月初，黄山圣境公司开始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2017年12月，案涉工程完工。案涉工程《建筑设计说明》记载：“建筑结构形式：宿舍区为砖混结构，经堂区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黄山圣境公司《竣工结算书》的《总说明》记载：“工程名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宁友觉囊寺佛学院工程。工程内容：建筑结构为独立基础，大经堂为三层框架结构，建筑高度21米；僧房三层砖混结构，建筑高度10.8米。”久治县自然资源局、久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中共久治县统战部联合出具的《证明》载明：“2015年因原讲经院年久失修无法继续使用，经宁友觉囊寺寺管会集体研究决定重建宁友觉囊寺讲经院（俗称宁友觉囊寺佛学院），后经智青松多镇人民政府及久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同意，于2016年5月1日经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准，宁友觉囊寺在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智青松多镇自有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建设了久治县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讲经院。”该《证明》落款处分别由宁友觉囊寺（2019年10月31日）、久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2019年11月1日）、中共久治县统战部（2019年11月1日）、久治县自然资源局（2019年11月7日）加盖公章。2016年9月23日至2017年5月8日，黄山圣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玉杰向齐艳共出具25张《借条》，载明：“今借到齐艳人民币……待工程款到账后归还”或“待工程款到位后归还”。2017年5月3日至12月18日，黄山圣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玉杰向齐艳共出具25张《收条》。其中，5月19日、5月22日、6月17日、6月30日、7月7日、7月12日、7月22日、7月27日、8月1日的《收条》均载明：“齐艳代付”。另查明，烟台富勤公司名称应为烟台富勤投资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本院除对“双方协定工程款由捐赠人‘山东烟台王总’（姓名不详）支付5000000元给黄山圣境公司”“2017年12月赵玉杰离开工地”“赵玉杰共收到涉案工程款7217866元”的事实不予确认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均予以确认。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齐艳、三排闹吾应否承担案涉工程款的支付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第八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小型房屋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参照本法执行。依法核定作为文物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和古建筑等的修缮，依照文物保护的有关法律规定执行。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军用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据本法制定。”根据以上规定，案涉工程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调整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规定：“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后，依法办理规划、建设等手续。”第五十一条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所有的房屋和使用的土地等不动产，应当依法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不动产登记，领取不动产权证书；产权变更、转移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转移登记。”根据以上规定，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新建的建筑物，应当依法办理规划、建设等手续，并依法申请不动产登记。即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新建的建筑物，无论是从宗教事务部门的批准，还是办理规划、建设手续，或是最终办理不动产登记，均由相关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主体进行，具体本案而言，宁友觉囊寺属于上述规定中的宗教活动场所，故宁友觉囊寺系向宗教事务部门申请，以及办理规划、建设手续，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主体。而三排闹吾作为宁友觉囊寺堪布，其参与案涉工程的协调、管理应属于其履行职务的行为，且宁友觉囊寺僧人乔桑、宁友觉囊寺寺管会成员（现任宁友觉囊寺寺管会主任）多杰曲热亦参与了案涉工程的管理，故黄山圣境公司关于案涉工程属于三排闹吾所有，办理相关手续及产权登记亦最终以三排闹吾的名义办理的主张并无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的依据，且其主张乔桑、多杰曲热为三排闹吾的亲戚，其二人是代三排闹吾管理工程的理由亦不能成立，黄山圣境公司基于上述理由，认为三排闹吾为案涉工程发包人，其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宗教事务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捐资修建宗教活动场所，不享有该宗教活动场所的所有权、使用权，不得从该宗教活动场所获得经济收益。”即捐资人并不享有宗教活动场所的所有权、使用权，其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捐资修建的建筑物，亦不享有所有权、使用权。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新建的建筑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论是从宗教事务部门的批准，还是办理规划、建设手续，或是最终办理不动产登记，均由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主体进行。而捐资人所捐赠款项的相对方为宗教活动场所，无论捐资人将款项交于宗教活动场所，还是交于僧人，或是直接交于工程承包人，该款项均应认定为受赠人即宗教活动场所的款项。本案二审庭审中，黄山圣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玉杰认可其在最初接洽时，与齐艳、三排闹吾在北京见面后，又直接赴烟台与“山东烟台王总”接洽。2018年1月2日黄山圣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玉杰与“山东烟台王总”的短信沟通记录中，赵玉杰认可“我从去年9月下旬，就是您转320万（3200000元）以后，所有材料费和人工费都是小齐直接转给供货商和工人卡的。”可见，黄山圣境公司对于案涉工程系由“山东烟台王总”等人捐资修建的事实知晓，而齐艳亦为捐资人之一。一、二审庭审中，齐艳均认为款项系向宁友觉囊寺捐赠并用于修建案涉工程。宁友觉囊寺对此事实认可，对因寺院僧人不懂汉语，委托捐资人齐艳与宁友觉囊寺堪布共同管理、协调案涉工程事宜的事实亦认可。一审庭审中，捐资人柏顺波亦认可其所捐赠款项的相对方为宁友觉囊寺，捐赠款项用于修建案涉工程。根据柏顺波的转账凭证，确有款项直接转入黄山圣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玉杰的账户。而黄山圣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玉杰向齐艳出具的借条均注明“待工程款到位后归还”，其向齐艳出具的部分收条中亦注明“齐艳代付”，可见，黄山圣境公司对于齐艳虽系捐资人之一，但并非案涉工程发包人的事实亦知晓。综上，齐艳抗辩因宁友觉囊寺僧人不懂汉语，其作为捐资人之一，受宁友觉囊寺委托，与宁友觉囊寺堪布三排闹吾共同协调、管理工程事宜的理由成立。黄山圣境公司认为，其曾要求向寺管会借款，故宁友觉囊寺并非发包人。黄山圣境公司提供的微信沟通记录显示，赵玉杰在2018年1月17日曾向齐艳提出：“小齐，和上师商量下从寺管会借点钱安排我们回去可以吗？实在不行我出利息也行。”“他们寺里往外面放贷款的。”本院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中，多有承包人从发包人处借支款项，承担一定利息，并向发包人出具借条，以抵顶工程款的做法，故仅从字面意思来看，无法直接得出宁友觉囊寺并非案涉工程发包人的结论，故黄山圣境公司以其曾要求向寺管会借钱为由，主张宁友觉囊寺并非案涉工程发包人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黄山圣境公司以齐艳向其支付工程款为由主张齐艳系案涉工程发包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二审中，黄山圣境公司向本院申请：1.对《合同协议书》原件中手写笔迹和宁友觉囊寺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对《合同协议书》手写笔迹是由宁友觉囊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菊书写进行鉴定。本院认为，《果洛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关于同意重建久治县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讲经堂的批复》记载：“据调查核实，殿堂占地面积：600㎡，重建资金3800000元。经研究，同意重建智青松多镇宁友觉囊寺讲经院。”二审庭审中，黄山圣境公司认为案涉工程为“佛学院”，并非上述文件中所批复同意重建的项目，宁友觉囊寺并未依据上述文件对“讲经院”进行重建。而久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久治县自然资源局、中共久治县统战部联合出具的证明中，明确久治县智青松多镇人民政府层报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准建设的即为“宁友觉囊寺讲经院（俗称宁友觉囊寺佛学院）”。黄山圣境公司上诉状提出“正确的事实是2016年果洛藏族自治州民宗局（应为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复重建的讲经院是指（宁友）觉囊寺大经堂，该（宁友）觉囊寺大经堂从未重建且一直在正常使用中。”而案涉工程《建筑设计说明》记载：“建筑结构形式：宿舍区为砖混结构，经堂区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黄山圣境公司《竣工结算书》的《总说明》亦记载：“工程名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宁友觉囊寺佛学院工程。工程内容：建筑结构为独立基础，大经堂为三层框架结构，建筑高度21米；僧房三层砖混结构，建筑高度10.8米”，上述《建筑设计说明》以及黄山圣境公司《竣工结算书》的《总说明》均记载案涉佛学院的工程内容包括“大经堂”（经堂区）和“僧房”（宿舍），故黄山圣境公司关于“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批复重建的讲经院是指大经堂，文件批复工程与案涉佛学院工程无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且黄山圣境公司提交的2018年1月10日赵玉杰与齐艳的聊天记录显示，赵玉杰提出：“先找政府把佛学院用假批文建的摆出来再说”。赵玉杰所认为的“假批文”即意指前述批文。综上可见，黄山圣境公司对于案涉佛学院即为上述文件中所批复讲经院的事实知晓。加盖黄山圣境公司、宁友觉囊寺印章的《合同协议书》约定：承建讲经院；签约合同价为伍佰万元整；无论出现工程量增减或情势变更等任何情况，调整范围不得超出合同约定总价款伍佰万元的15%。黄山圣境公司虽不认可上述协议内容，亦不认可上述协议系由黄山圣境公司与宁友觉囊寺协商一致而签订，但在2017年8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黄山圣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玉杰提出：“现在这个造价一共才580多万（元），小齐你问下久治的别的工地的工程价格。”上述赵玉杰关于案涉工程造价580多万元的表述与《合同协议书》的内容相符，且在2017年12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齐艳关于“法律规定548万（5480000元）合同你做了将近900万（9000000元），……”的表述，以及2018年1月10日的聊天记录中，齐艳关于“……一直说控制在500来万（元），今年一开始干活我就说我没有钱了，只有80万（800000元）不要超600万（6000000元）……”的表述，亦可与上述赵玉杰关于案涉工程造价580多万元的表述，以及《合同协议书》的内容相互印证。黄山圣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玉杰虽向本院陈述“造价580多万（元）”是指截至2017年8月2日其总共收到工程款580多万元，但赵玉杰的上述解释与其“造价一共才580多万（元）”，以及“问下久治的别的工地的工程价格”的意思表示并不一致。综上，黄山圣境公司关于《合同协议书》内容系宁友觉囊寺伪造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关于案涉工程未协商总价，亦未协商单价，仅约定据实结算的陈述亦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于黄山圣境公司的笔迹鉴定申请、印章及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黄山圣境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上述条款规定了诚信履行的原则，一审法院适用上述规定并无不当，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二审庭审中，黄山圣境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2020年4月16日，黄山圣境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亦同意调取，故一审法院适用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齐艳与三排闹吾实施的谈判行为、工程款支付行为、对工程的协调及管理行为均应对宁友觉囊寺发生效力，且宁友觉囊寺亦认可对齐艳的委托以及三排闹吾的职务行为，故宁友觉囊寺应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即为案涉工程的付款义务主体。黄山圣境公司主张齐艳、三排闹吾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并应承担剩余工程款支付责任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因黄山圣境公司未向宁友觉囊寺主张工程款给付责任，故本院对黄山圣境公司的工程造价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黄山圣境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的表述虽存在瑕疵，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亦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116.93元，由黄山市圣境营造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伦审 判 员  余慧玲审 判 员  王依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雅婷书 记 员  王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