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2546号上诉人：张黎阳，男，198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屿田村河头路123号。委托代理人：庄志坚、朱海怀，浙江卓朗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熊益祥，男，1984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霞王村龙霞南路99号。委托代理人：蒋田燕、谢琰，浙江君柏律师事务所。上诉人张黎阳为与被上诉人熊益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龙湾区人民法院（2020）浙0303民初1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黎明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熊益祥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一审在没有对本案《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涉案补充协议）约定的180万元是股权款还是应付账款作出认定的基础上，就直接判决张黎阳支付76万元是错误的，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所以查清180万元是否属于股权款是张黎阳付款的前提，但一审对此并未查清。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张黎阳与熊益祥于2016年6月2日签订《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熊益祥转让给张黎阳温州花田鞋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田公司）和步芬鞋厂的股权转让款为300万元。协议第三条约定：熊益祥承担花田公司以下供应商的应付款，合计约180万的应付账款。故根据协议的约定，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300万元，180万元是双方对供应商应付款的分配，并不是双方对于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同年6月2日，双方又签订了涉案补充协议，约定：张黎阳承诺自2017年3月起至张黎阳再付给熊益祥180万元，每月根据花田公司的盈利情况付款1万至10万元不等，直至付清180万元。如因张黎阳经营不善导致歇业，则打款至歇业之日起，余款免除”。补充协议虽然没有对该180万元是何性质作出明确的约定，但结合《协议》双方对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应付款180万元的约定，可以看出，《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第三条进行的修改，也即把180万元应付款改由张黎阳承担，同时，从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对于180万元的付款方式、付款期限，付款条件均作了约定，且设置了一个附免除付款的条件，即如果张黎阳经营不善，可免除支付。如果l80万元属于股权款，则不会与公司经营情况挂钩，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会出现约定免除支付的情况。一审将两份协议割裂看待，在没有对180万元的性质作出正确认定的情况下就直接判决张黎阳承担给付义务，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对张黎阳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电费代付清单、微信聊天记录、还款清单等证据，认为与本案真实性、及关联性存疑，从而不作出认定，显然也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因张黎阳与熊益祥协议虽仅约定了股权转让款金额，没有指定收款人，收款帐号等基本信息，但是协议第四条约定了每月至少付款30万元，至2017年4月30日前付清等付款期限，从双方的“每月至少付款30万元”约定来看，可以看出双方约定的是一种模糊的支付方式，并不是一次性支付。而实际支付中，张黎阳也是零零碎碎地一直在持续支付，熊益祥也是认可这种支付方式，并已承认张黎阳持续支付了2562348元。所以基于双方一贯的付款方式和习惯，张黎阳支付款项的方式是一直不定期、持续支付给熊益祥的，且存在多种支付方式，如代付电费、代为还款等方式，故张黎阳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电费代付清单，微信聊天记录，还款清单等证据可以直接证明张黎阳已经陆续支付4680547.74元的事实。一审直接采信熊益祥自认的已经收取2562348元的款项，但是对于熊益祥如何收到该2562348元的事实，却并没有审查。熊益祥也没有提交或向一审说明如何收取该2562348元的清单。因为事实情况是，如果熊益祥提交该清单，就可以查清张黎阳与熊益祥之间真正的支付、款项往来情况，且与张黎阳提交的证据均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熊益祥故意回避以何种方式收取款项，故意不提交还款清单或还款说明，避重就轻，而一审法院却未审查该事实，直接采用一刀切的方法，在未查明2562348元是如何产生的情况下，就否认张黎阳提交的所有转账记录，认为与本案无关。这样的认定显然是片面的，不客观的。而实际上只需查明熊益祥是如何收取2562348元，就可以查清张黎阳提交的证据是否是真实、客观的。一审对本可以查清的事实，而故意忽视，从而直接否认熊益祥已经支付4680547.74元的事实。而张黎阳与熊益祥除了有涉及本案诉讼的股权纠纷外，并没有其它债权债务纠纷，那么，张黎阳支付给熊益祥的款项就属于不当得利。故一审在对于对本案有至关重要的关键事实亦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就作出判决，是错误的。（三）一审依据涉案补充协议认定从2017年3月起计算至起诉至2020年4月，以每月最低还款额2万元计时，判定张黎阳应付76万元，这样的判决也是错误的，首先76万元到底是何性质，如果是股权款，不符合客观事实和协议约定，且支付到熊益祥起诉之日止，计算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是应付款，则该款项支付的对象是供应商，熊益祥对该笔款项不具有法律上的请求权。对这些关键事实，一审均没有加以详细说理。其次，即使按照一审的计算方式，那么计算数据也是错误的。一审是按熊益祥支付38个月，每月按最低还款额2万元计算，但本案是于2020年4月14日立案受理，从2017年3月1日计算至2020年4月14日，是37个月13天，并非38个月。同时，每月按照2万元计算，亦不符合补充协议约定。补充协议里，原来的打印件写明的是每月1万元至10万元不等，“2”万元的数字是在原打印字“1”的基础上进行的修改，修改后的手写2的数字，并非张黎阳本人书写，而事实上双方约定的金额就是1万元至10万元，是熊益祥擅自修改。故一审对于事实根本未查审的情况下，就直接采信熊益祥的2万元的说法，显然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四）涉案补充协议约定：“如因经营不善导致歇业，则打款至歇业之日起，余款免除。”一审对张黎阳提交的企业利润表真实性存疑，从而不予认可张黎阳经营不善的事实。针对张黎阳提交的企业利润表均系花田鞋服财务软件系统内打印，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一审对其真实性存疑，但又不陈述存疑的理由，而仅以花田鞋服工商登记依系存续状态，即否认利润表的真实性。这样的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实际生活中，很多公司即使处于亏损状态，但工商登记依然是持续状态，特别是司法实践中一些破产类的案件，法院已经在处理公司破产事宜，但是工商登记依然是持续状态，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所以工商登记状态与公司直接亏损完全不等同，故一审因为花田鞋服工商登记持续而否认花田鞋服亏损的事实不符合客观事实。同时张黎阳还提交了因经营不善与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10万元转让价值85万元的公司股权，也充分证明了张黎阳经营不善的事实，补充协议中附解除的条件满足，应当认定熊益祥不再承担责任，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没有法律依据。张黎阳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银行转联凭证、电费代付清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熊益祥庭上承认部分金额，但未对整体证据提出相应的质证意见，法庭当庭给予熊益祥在限期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但熊益祥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书面质证意见，也即意味着熊益祥放弃质证的权利，视为对张黎阳提交的证据的认可。这表明熊益祥对张黎阳提交的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电费代付清单等证据均是认可的。但是即使在熊益祥认可的情况下，一审还是对张黎阳提交的证据作出不予认定，这样的做法亦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被上诉人熊益祥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协议、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受到法律保护。1、双方于2016年6月2日签订的协议，对股权情况、股权支付日期以及股权转让之后，债权债务的承担都作出了详细明确的约定，双方达成一致股权转让款为300万元，熊益祥将花田鞋服以及步芬鞋厂的所有股权转让给张黎阳，协议第3条约定由熊益祥承担的180万元，是需要熊益祥支付给供应商的，属于应付款，而不是股权转让款。2、双方在签订协议后，当天又协商补充，约定由张黎阳再支付给熊益祥股权转让款180万元，每月根据花田鞋服的盈利情况，支付2至10万元不等，直至付清180万元。该补充协议还约定了如因甲方经营不善导致歇业，则打款至歇业之日起余款免除。首先该补充协议是对追加股权转让款金额的另行约定，并非是对协议第三条的变更，如果是对协议的变更，双方不会在补充协议的开始，就作出经甲乙双方协商。在甲乙双方股权转让协议7-的基础上，甲方承诺自2017年3月起，甲方再付给乙方180万元。从该表述非常清楚的看出，双方后签的补充协议是另外独立存在的，里面的内容没有涉及对前面那份协议的更改，而是双方对股权转让款做出了新的约定。该补充协议里180万元是属于股权转让款，前面签订的协议第3条约定的款项属于应付款，两者款项性质也不同。其次，该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张黎阳和熊益祥个人，而非公司根据该补充协议约定，只要甲方张黎阳个人一直在生产经营，不论其经营的是否是花田鞋服还是步芬鞋厂还是其他的主体。只要其个人生产经营的行为没有停歇，就应当按照每月2至10万元的金额支付增加的180万元股权转让款。该条约定不是一个附条件，免除支付的一个条件，即便是附条件解除所附条件也未成立，因为按照约定张黎阳个人至今仍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未歇业。最后，花田鞋服至今仍处于存续经营的这么一个状态，公司现在仍然在正常经营期间，张黎阳占公司85%的股份。张黎阳在一审庭审中将一份与案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其已不再经营花田鞋服，不再是花田鞋服股东，作为抗辩理由，显然也是不成立的。本案从工商登记信息来看，张黎阳至今仍是花田鞋服的股东，花田鞋服仍正常经营期间，张黎阳与案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无法排除上述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不是张黎阳为了逃避支付责任，还有张黎阳提交的企业利润表，也是张黎阳自己制作，并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审计。该企业利润8-表的真实性无法查证。故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张黎阳都应当继续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按照每月2至10万元的标准支付增加的180万元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处张黎阳按照每月2万元的标准支付股权转让款明显偏低。按照公平原则，应当按照双方约定支付金额取一个中间值，每月按照6到7万元来支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二、张黎阳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电费代付清单微信聊天记录还款清单等证据，大部分没有原件予以佐证。其中部分都是张黎阳自己制作的表格，即便是有原件部分转账的收款方也不是熊益祥，有些转账收款方虽然显示是张黎阳，但是无法显示存款方就是张黎阳本人，故一审未采信证据是正确的。张黎阳诉称的除了本案股权纠纷以外，就没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也不是事实。双方除了本案以外，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故张黎阳，其中的某些转账记录，并不是仅针对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双方还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三、张黎阳一直声称，补充协议里二万元的数字是在原打印数字一的基础上进行的修改，并非张黎阳本人书写，这也不是事实。本案的补充协议，当时是签订了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如果说是熊益祥是私自修改了其中的数字。张黎阳手里的那份补充协议应当还是数字一，如果张黎阳主张熊益祥私自修改金额，希望张黎阳提交自己持有的补充协议，以查明本案事实。四、熊益祥对张黎阳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电费代付清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已经作出当庭，作出了质证意见。已经当庭对9-所有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一审只是让代理人在庭后，对部分证据再一步进行确认。但是质证已经在庭审中完成，所以并不存在未对整体证据作出相应质证意见。五、熊益祥希望二审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对一审仅支持每月支付2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进行修改或改判，能改判张黎阳每月支付6到7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熊益祥起诉请求：判令张黎阳支付股权转让欠款2582403元及其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7月27日，温州花田鞋服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熊益祥、张黎阳及案外人马骏均为公司股东。2016年6月2日，熊益祥、张黎阳双方签订《协议》约定：熊益祥将花田公司所有股份作价300万元转让给张黎阳；2016年6月至2017年1月，张黎阳每月至少付款30万元，至2017年1月20日至少转账总计250万元，2017年4月30日将剩余50万元结清。同日，熊益祥、张黎阳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双方股份转让协议的基础上，张黎阳承诺，自2017年3月起再付给熊益祥180万元，每月根据花田公司的盈利情况付款2万至10万元不等，直至付清180万元。若张黎阳经营不善导致歇业，则打款至歇业之日止，余款免除。2017年5月22日，双方至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经熊益祥统计张黎阳陆续支付256.2348万元后，余款至今尚未支付。10-原审判决认为，熊益祥与张黎阳于2016年6月2日签订的《协议》、《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款项由《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款项180万元两部分组成；依约定300万元需于2017年4月30日前付清，180万自2017年3月起每月根据花田公司盈利情况付款2至10万元不等，直至付清，若公司歇业，则余款免除。一是，本案张黎阳已付股权转让款金额宜以熊益祥自认的256.2348万元为宜。熊益祥、张黎阳双方协议中未明确约定收付款账号、付款时间、每次付款金额等，张黎阳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电费代付清单、微信聊天记录、还款清单等材料，所载转账记录收款人不一、用途未明，真实性及与本案关联性存疑，不足以证明张黎阳所述付款金额，故不予采信。故张黎阳尚欠熊益祥《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43.7652万元。二是，《补充协议》仅约定起始付款时间为2017年3月，每月付款金额为2至10万元不等，未约定截止付款时间。故从2017年3月起计算至起诉当月即2020年4月止，以每月最低还款额2万元计付，张黎阳应付熊益祥的款项为76万元。张黎阳提供利润表等证据，以证明花田公司经营亏损并歇业转让，依约当免除余款支付。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公司合并或者分立，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公司解散的，应当11-依法办理公司注销登记；设立新公司的，应当依法办理公司设立登记。”经查，花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至熊益祥起诉之日仍系“存续状态”，另张黎阳所提供的利润表真实性存疑，其所称亏损歇业免除余款支付的辩解，与查明事实不符，故不予采信。三是，熊益祥诉称“双方口头约定股权转让款再增加344751元”，但仅提供“领款凭证”等证件，“领款凭证”所载领款部门为“百德鞋模”，后附“承诺书”载明“本人承诺于2018年6月18日前还款拾万元，于2018年9月24日前付清”，落款签名“张黎阳”，时间“2018年3月22日”，该份证件未明确说明款项内容，与本案关联性存疑，故不予采信。综上，张黎阳应付熊益祥的款项共计119.7652万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黎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熊益祥欠款1197652元以及利息（以1197652元为基数，支付自2020年4月1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二、驳回原告熊益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459元，减半收取计13729.5元，保全费5000元，总计12-18729.5元，由原告熊益祥负担10114元，被告张黎阳负担8615.5元。二审中张黎阳提交证据如下：1、松英聊天记录，2、林松英聊天记录，证明张黎阳已代熊益祥支付电费共计1259814元，张黎阳与林松英在聊天记录里，林松英确认了代付电费的事实。3、户籍登记信息，证明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松英”与熊益祥系母子关系。4、结清证明，证明张黎阳代熊益祥还款174850元。5、执行和解协议书，证明张黎阳将执行款43万元汇给熊益祥支付股权款的事实。熊益祥质证认为：证据1、2二份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张黎阳经营花田鞋服和步芬鞋厂时，存在向林松英和林松岳共同经营的温州市瓯海梧田梧豪鞋底厂（以下简称梧豪厂）购买鞋底拖欠货款和支付货款的事实，张黎阳曾经替林松英经营的梧豪厂支付过电费，但不能证明支付的电费用来抵扣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数额，另外，二份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张黎阳确实应支付48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熊益祥，且尚未付清；对证据3没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个结清证明牵涉第三方，对此并不能去认可其真实性，对于收条和借条，没有原件，无法确认它的真实性，对于转账流水承认张黎阳确实有转过172650元给这个叫路程的人，当时路程与熊益祥以及与张黎阳之间的关系无法从证据中获知，据熊益祥讲，其与张黎阳之间还有其他的合作关系以及经济联系，所以该款项与本案无关；证据5的真实性待定，13-涉及的43万元归熊益祥所有，并非张黎阳的还款。本院认为：张黎阳提交的证据1、2、3尚不足以证明张黎阳主张的证据所涉款项均属于偿还本案股权转让款的待证事实，故不予确认；证据4能够证明张黎阳存在为熊益祥偿还债务的方式付款172650元的事实，故予以确认；证据5所涉款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确认。二审中熊益祥提交证据如下：1、《理财会所债权分配协议》，证明熊益祥与张黎阳之间除了鞋厂的股权转让关系之外还有其他经济往来。2、（2014）温龙永商初字第754号、（2015）浙温商终字第1180号判决书二份，证明张黎阳支付给熊益祥的款项中不全部是股权转让款，还有一部分是收回方志平的借款。张黎阳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没有意见，但与本案无关，首先，证据1从内容上看，债权将近314.5万元，债权基本上都归熊益祥所有，说明当时双方不存在一起出资办理财会所的事实，实际上理财会所是由熊益祥个人负责创立的，或者说是负责经营的；第二，在熊益祥经营理财会所过程中，确实涉及方志平130万元，但这130万元是花田公司的钱，所以当时是借条是以张黎阳的名字出具的，债权到期后，也是以张黎阳的名义起诉的，但是案件胜诉后，130万元并未全部收回，从事情的经过来看，如熊益祥所说，这是一部分属于理财会所的转让款，与本案无关；第三，证据1签订时间是16年6月份，但起诉时间是2014年，14-最终判决是15年6月份，案件生效后通过法院执行，在16年4月份张黎阳通过法院执行的方式收回了43万元，熊益祥收回了总共是37万元，在16年，也就是签这份协议之前，16年的6月2号之前，这笔钱实际上双方已经做了分配。在2016年，之所以会出现说方志平借款100万元，有归熊益祥所有这句话。但是因为还有部分没有收回，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剩余的还有100多万元，就是归这个熊益祥所有，张黎阳同意这笔款归熊益祥所有，后续也都没有收回来，这个就是之前产生的。所以这笔钱不能证明张黎阳所说的转账款属于理财款，该款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所涉款项与本案无关，故不予确认。本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法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熊益祥与张黎阳于2016年6月2日签订的《协议》、《补充协议》属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均应当依据合同约定的内容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张黎阳一、二审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张黎阳主张的其原审证据1所涉4680547.74元款项均属于偿还涉案协议、补充协议项下债务的事实。原审依据熊益祥、张黎阳的举证情况及相关陈述，结合款项的支付情况，没有采纳张黎阳主张的证据1所涉款项均属于偿还涉案协议、补充协议项下债务，张黎阳还款数额15-已经超过熊益祥自认的256.2348万元的诉讼观点，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鉴于张黎明一、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熊益祥偿还本案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已经超出熊益祥自认的数额，因此，原审依据熊益祥的自认确定的张黎阳偿还本案股权转让款256.2348万元，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张黎阳认为对于其向林松英等支付的款项，以及垫付的电费，熊益祥未能承认上述款项全部构成偿还本案股权转让款，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另行与相关人员诉讼解决。依据涉案补充协议的约定，原审认定补充协议约定的180万元属于张黎阳应当向熊益祥支付的款项，并无不当，故予以确认。张黎阳主张上述18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属于涉案中应当由熊益祥需要支付应付款改由张黎阳承担的款项，缺乏依据，故不予采纳。鉴于涉案补充协议约定起始付款时间为2017年3月，而未约定截止付款时间，并且，张黎阳没有充分证据花田公司已经歇业以及歇业的确切时间，结合涉案补充协议约定的每月付款额度，原审认定依据涉案补充协议的约定，张黎阳应当支付从2017年3月起计算至熊益祥起诉当月即2020年4月止，以每月还款额2万元的标准，履行补充协议项下付款义务共计76万元，具有合理性，故予以确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置妥当，依法应当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16-（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5600元，由张黎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奇豪审 判 员 苏子文审 判 员 叶 恒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代书记员 朱筱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