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福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323民初718号   原告：钱国民，男，1967年1月2日出生，汉族，187团职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屯市。   原告：杨明芳，女，1971年1月19日出生，汉族，187团职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屯市。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婷，新疆瑞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江，男，196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183团10连职工，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瑞琳（与被告刘江系夫妻关系），女，196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静，新疆兆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钱国民、杨明芳与被告刘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国民、杨明芳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婷、被告刘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瑞琳、赵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钱国民、杨明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合伙盈余款57234.32元、人工工资35000元、合伙垫付成本71628.35元，以上共计163862.67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初，原、被告双方协商在福海县灯塔乡五村合伙种地，共同经营，利润平分。3月31日，原、被告双方一同去实地考察，并与当地农民布尔兰（哈萨克族）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每亩费用100元，共400亩（实际546亩，优惠146亩），一年一付，地亩费共计40000元。当日，原告支付订金10000元。4月9日，被告支付剩余地亩费3万元，布尔兰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钱国民、刘江地租款30000元（叁万元整）加前期10000元定金，总计40000元，地租费已全部付清。2019年4月中旬，原、被告在距离该地2公里附近租赁另一块地约80亩，地亩费50元/亩×80亩，原、被告支付地亩费4000元，两块地的地亩费共计44000元。原、被告共计租赁626亩地，经协商，种植葵花215亩、红打瓜97亩（17亩地被牲畜毁坏，对方赔偿5000元，实际产出80亩）、葫芦瓜（有壳）314亩。2019年种植期间，二原告共计投入费用391980.35元，被告投入费用318103元。2019年9月10日，双方共同秋收，80亩红打瓜产出7250公斤，单价18.7元/公斤，合计135575元，17亩红打瓜被毁，获赔5000元，97亩红打瓜共计收入140575元，该货款在被告处。9月16日，215亩葵花产出（大籽）45250公斤，单价8.5元，合计384625元，小籽2800公斤，单价5元，合计14000元，215亩地葵花共计收入398625元，该货款在被告处。9月24日，被告将97亩红瓜、215亩葵花货款共计539200元收入囊中后提出退伙，原告方不同意，但被告置之不理。9月25日至今，被告一直在经营自己的出租车，未参与315亩葫芦瓜的抢收，也拒绝向原告支取收割315亩地的人工工资和机械费用。10月17日，二原告将315亩葫芦地抢收，产出葫芦瓜籽22560公斤，单价14.2元，销售金额为320352元。原告现有手中的收入不够支付已经垫付的费用，差额为-71628.35元。经原告核算，627亩地总收入红瓜140575元、葵花398625元、葫芦瓜籽320352元，共计859552元，扣除原告支出391980.35元，被告支出318103元，剩余149468.65元，支付原告方多投入一人的人工工资35000元，剩余114468.65元为当年合伙种地的纯利润，按约定原告方应分得其中50%，即57234.32元。自2019年4月至秋收，二原告一直在参与627亩地的生产、经营，被告方只有刘江参与经营。被告将大部分利润纳入囊中后中途退伙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没有合法的依据，损害二原告的合法利益。二原告多次协商无果，对方态度十分恶劣，拒绝分红。无奈，现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从速判决。   被告刘江辩称，认可双方在2019年3月共同合伙种植土地的事实，当时口头约定共同出资，按五五分的比例，共同经营、分红及分配收入。但是在实际种植时，两原告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且在经营期间双方关系恶化，到2019年9月秋收前，双方经过协商均同意食葵地和红瓜地产值归刘江所有，且该两块地的收割费用由刘江自行负担，对葫芦地由两原告收获，收割费用由其自行承担，双方事后对经营期间的投资进行过核对，但是没有核对成功，原告在诉状中对其投资额增大对被告的投资额陈述不完整，且原告扩大了增加了收割相关费用，原告诉状中所罗列的金额并不是真实完整的，该投资金额及销售金额需要法庭核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钱国民、杨明芳为了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1份、《收条》原件1份，证明原被告商量合伙种地，于2019年3月31日一同前往吴兰尔家承包土地，钱国民于当日支付1万元订金及被告后期支付3万元租赁费，与记账簿可以互相印证。2、原告登记的记账本1本（共计43页），证明2019年3月至秋收原告清楚的记载了合伙种地的项目和开销，清晰的记载着种地期间的费用支出，该账本在被告在场的情况下记录，且原被告双方不定期会对账，被告在认可的前提下，已对该账本进行多次抄写，方便自己回去算账。3、葫芦籽订金收条1张、过磅单及证明1份、中国农业银行收款凭证2份，证实2019年10月，钱国民共计收货葫芦瓜净重22560公斤，单价14.2元，合计320352元，收货方第一次支付5万元定金，第二次支付剩余270352元（与账本第26页相互印证）。4、证明1份、通话录音1份，证实2019年10月15日崔玉东（被告的亲戚）给原告清粮，共计清出有壳南瓜274袋，小工每袋工钱70元，清粮机每吨100元。经电话核实，崔玉东承认2019年曾经给原告钱国民清过粮。5、合伙种地收入清单、刘江支出清单、钱国民及杨明芳支出清单、杨明芳支付共同债务清单，证明2019年原被告合伙种地总收入859552元，扣除刘江支出318103元，钱国民支出391980.35元，当年合伙盈利为184468.65元，原告葫芦瓜仅收获320352元，但支出了391980.35元，处于亏损71628.35元的状态，另原告夫妻二人参与经营和管理，比被告方投入人力多，理应从盈余款里支付一个人的工资给原告，约扣除35000元，剩下的盈余149468.65元应该平均分配。6、证明原件2份，证明2019年10月20日，打瓜机师傅王新利收完葫芦瓜后出具证明一份，证实原告种植的葫芦瓜长势可观，但是产量偏低，亩产仅80公斤左右；2019年10月13日，跟机子的师傅赵刚证实原告葫芦瓜青瓜太多，不成熟，产量低，亩产仅80公斤左右。二人均直接参与葫芦瓜秋收，均能证实原告当年315亩葫芦瓜，青瓜多、产量低，亩产仅为80公斤左右（与原告记账本第22页能互相印证）。   被告刘江的质证意见为，土地承包的事实认可，合同是复印件，原件被告也没有见过；对收条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钱国民的名字是原告自行加上去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定金的出证人为钱国民本人，证明人高翔出具的证据不能证明所有的产值为22560公斤，原告没有对葫芦瓜的产值做真实陈述；对第四组证据，对崔玉东出示的记账证明看到与原告记载内容不一致，袋子装的数额，原告比崔玉东的多4袋，但是公斤数却少了，崔玉东记录的公斤数为24000公斤，由此可以证实原告对葫芦瓜的收割产量没有做真实陈述；对原告提供自行书写的双方地里的各项收入及欠款明细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办法认可，均是原告自行书写，没有被告签字确认；对证据六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二的第一页4月6日太阳能800元，这个太阳能已经在种植期结束后由原告拿回家，对原告所有的柴油的购买对单价有异议，单价高于当时的市场价，对第二页4月20日的十卷滴灌带，3000元是事后加上去的，之前并没有出现过，对第十页的谢绍全后所载明的柴油该事实不存在，对16页的7月29日从徐中伟店里拿二胺29袋不认可，14页的徐中伟农资7000元不认可，对第7页的给古丽付勾苗钱及5月28日付钱的数额均不认可，对第10页的给古丽付干活钱及她二姐的活钱500元均不认可，古丽和她二姐是原告的亲戚，12页给古丽付款的也不认可，对该账本17页之后的，都是原告事后自行书写的，对该部分内容不予认可，对16页的8月10日姜荣卡用完，加油的卡用完，对他们自行加油的钱数不认可，记账本虽然有刘江付或者杨付，但是双方需要将部分进行剔除，对第6页部分，虽然对被告有利，但是在之前对账是没有的，刘江前期的投资款在原告的记账本上是没有显示的，从记账本上还可以看出当初双方基于信任，刘江是将现金交付原告，由原告用于支付双方共同种植土地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但是原告将其支付与种植无关的费用应当减除，付古丽及她二姐的费用应当减除，对证据五的3页中生活费3500元不认可，合伙期间不应当承担各自的生活费用，因为被告有车，在合伙期间，生活用品及食品都是被告进行购买的。对原告所提供的六组证据的综合意见：认为证据不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原告的诉状中所陈述的投资额，不能够支持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二原告所提供的证据除证据1外或为二原告自行书写或为二原告单方行为，并未得到被告签字确认或者事后追认，故对原告提供证据2至证据6本院均不予采信。对二原告所提供的证据1，因被告对承包土地及交纳承包费事实无争议，本院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予以确认。   被告刘江为了支持其反驳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刘江和杨明芳的聊天记录，时间是2019年的9月26日，证明当天双方已经就合伙进行了散伙协议，并且被告将红瓜地相应的费用直接转付给原告，原告也收取了5600元红瓜收割费用，提交微信截屏记录，当庭出示手机。2、被告在网站上打印的合伙期间加油费用的报价单（调整情况），证明油料是国家统一价格，但是原告对油价有虚假的增高记录，是被告在加油站调取的，但是没有公章。3、账本一张纸2页，证明140元一天是正常的，秋收农忙期间是180元一天，原告给其亲戚给的是200元一天，原告在记账时没有做到诚实信用。4、2020年10月22日由王新利出示的证明，证明王新利给原告收葫芦瓜，由此可以证实原告对自己收割费用进行了虚高。5、记账本，证明被告支付合伙期间的相关费用。   二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聊天记录中没有提到要退伙，5600元系被告支付的收红瓜的机子钱，并非被告说的提出退伙一事，该笔账也于当天向工人及时支付。对于证据2的三性均不认可，有打印件、复印件还有被告自行抄写，无法认可其真实性，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是被告自行记录的，与原告记账本一致内容认可，未与原告对账的不认可，从被告的记账本可看出，剪草工价钱是210元，我们的勾苗工钱是200元，足以证明被告在虚假记账，高于成本，对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4，二原告无法识别是王新利书写，但是与事实相符，140元是王新利的，剪草的价格是一亩地10元，与二原告所记载的有10元的差距，与二原告账本相互印证，王新利是参与秋收的人员，当时葫芦瓜的产量也是正常的。对证据5，由于是被告自行书写且没有与原告对账，原告都没有见过该账本，对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因二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因无加油站公章，也非相关单位出具，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3、5，因系被告单独出具，未得到原告的签字确认或追认，本院对证据3、5不予采信；对证据4，对二原告无争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3月至4月，二原告与被告口头协商合伙种地，种地所得收入平分。原告、被告共计合伙种植土地626亩，其中葵花215亩、红打瓜97亩、葫芦瓜（有壳）314亩。97亩红打瓜收入140575元由被告刘江持有，215亩葵花收入由被告刘江持有，314亩葫芦瓜（有壳）收入由二原告持有。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二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应否被支持的问题。   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对合伙投入情况，原、被告均有记账，但无论是原告的记账还是被告的记账均未得到相对方的签字确认，双方对各自投入互不认可，原告认为其投入391980.35元，被告投入318103元，被告认为其投入33万余元，原告投入按照虚高计算顶多30万元，双方具体投入了什么、投入的数额等根据现有证据均无法核实。   对合伙收成情况，除红打瓜收入双方当事人无争议外，对葵花收入、葫芦瓜（有壳）收入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均怀疑对方持有的收入要多于自行陈述的收入，但又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各自及对方实际持有收入。原告对被告持有的葵花收入认为，葵花收成为45250公斤384625元，但被告自述为40000公斤；被告对原告持有的葫芦瓜（有壳）收入认为，葫芦瓜（有壳）收成至少为亩产量110公斤计为34540公斤，原告自述收成为22560公斤计为亩产量不足72公斤。对收成情况，双方未共同参与和处理，对葵花和葫芦瓜（有壳）的实际收成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   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合伙时对各自资金和人力、物力方面如何投入无书面约定，合伙时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但彼此之间又无约束、监督机制，对投入情况均为自行记载未得到对方确认，双方在种地出现分歧时亦未对收入情况进行有效结算、合理分配，致使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合伙约定内容、合伙投入情况、种植收成等情况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核实。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人工工资、垫资款、合伙盈余等的诉请，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钱国民、杨明芳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577.26元，减半收取计1788.63元，由原告钱国民、杨明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霞   二 〇 二 〇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书  记  员   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