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终10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支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和平路108号。负责人：于国璟，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则，北京融商（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娜，北京融商（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新希望家园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站前街道杨家村。法定代表人：陈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迎春，辽宁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金州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大连新希望家园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64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行金州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则、赵娜，被上诉人新希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迎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行金州支行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649号民事裁定，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农行金州支行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不应裁定驳回起诉。农行金州支行在收到（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民事调解书且该调解书生效后，已向原审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新希望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向原审法院执行局提供了《关于我公司与大连阿尔滨集团债权债务情况的说明》，导致原审法院对该笔质押权不予执行，农行金州支行无法实现质押权这一事实，对于以上的既定事实给农行金州支行造成了贷款无法收回的损失，新希望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农行金州支行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不应裁定驳回起诉。二、对《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关于新希望家园住宅区A区工程回款的承诺》、《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书》、《中间工程结算支付证书》的认定。农行金州支行于一审中提供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关于新希望家园住宅区A区工程回款的承诺》、《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书》、《中间工程结算支付证书》等证据，从以上证据中可以看出，新希望公司已经承诺将所欠大连阿尔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尔滨集团）的工程款支付至阿尔滨集团在农行开立的指定账户中，新希望公司庭审抗辩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对此双方存在争议，该节事实亦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审法院并未予审查认定，属于查明事实不清。在一审过程中，通过农行金州支行的举证足以看出新希望公司内部存在多套公章，且存在未备案的情形，系其内部管理行为混乱。而程勤作为新希望公司的员工，且签署上述材料的时间在程勤劳动合同履行期内，其拿着公司的印章签署上述文件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同时，农行金州支行无法从专业的角度对公章的真伪进行判断，但在阿尔滨集团与新希望公司对账过程中，程勤也进行了签字确认，也就是说程勤持新希望公司的公章签署上述文件的行为足以让农行金州支行产生信赖，认为该公章为真实且程勤的行为未超过职权范围，故即便新希望公司不能提供公章的比对样本，也不能否认上述文件的真实性。三、农行金州支行对该笔应收账款的质押权已经设立，且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六）应收账款；……”和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以应收账款处置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处置登记时设立”的规定，阿尔滨集团与农行金州支行签订了《质押合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上办理了出质登记。同时，新希望公司自认了其与阿尔滨集团的工程款于2016年结清，也就是说，农行金州支行的质权项下的应收账款真实存在，该质押权已经依法设立。综上所述，新希望公司未按照承诺将该质押权项下的应收账款汇入指定账户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农行金州支行的合法权益，对于农行金州支行的不能受偿的7000万元的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而原审法院以裁定的形式驳回农行金州支行的起诉，显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农行金州支行的上诉请求，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649号民事裁定，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新希望公司答辩称：一、原审裁定从程序上驳回农行金州支行的起诉正确。农行金州支行在申请原审法院强制执行（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民事调解书过程中，原审法院执行局曾询问新希望公司关于案涉应收账款所涉及的相关材料问题，新希望公司书面答复称相关材料为虚假材料，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执行局应当作出继续执行或者不予执行的书面决定。如果原审法院仍要继续向新希望公司执行该应收账款，新希望公司将通过执行异议或再审程序继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农行金州支行在目前原审法院执行局没有明确意见的情况下就起诉新希望公司进行索赔，实属程序错误，原审法院驳回其起诉正确。二、鉴于农行金州支行在上诉请求中要求改判，即要求二审法院对本案实体问题进行审理，新希望公司就一审法院在事实部分未查清部分做进一步的答辩。（一）农行金州支行在一审提供的《应收账款债务人签收确认》、《账号变更通知书》、《关于新希望家园住宅A区工程回款的承诺》、《中间工程结算支付证书》所加盖的新希望公司印章均为虚假，法人“曾德浩”印章以及“程勤”签名也同样虚假，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对于前述涉及本案实质性问题的相关证据，新希望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均提出充分理由予以否认其真实性，并在按照法庭要求的期限补充提交了多份证据证明农行金州支行证据的虚假，但一审法院没有就事实部分进一步审理和质证。1.关于农行金州支行称新希望公司存在多套公章的问题不属实，尾号为“5680”的公章虚假。新希望公司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三初字第21号案件档案中复印两份印章刻制的《加工单》并提交给一审法院，能够证明新希望公司从未持有农行金州支行证据当中尾号为“5680”的公章。新希望公司于2010年4月28日起开始使用尾号“8891”的公章，一直到2015年8月与阿尔滨集团签订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时仍在使用。农行金州支行在上诉状中称“通过农行金州支行的举证足以看出新希望公司内部存在多套公章”，这纯属虚构。农行金州支行对于其上述主张没有完成举证责任，其根本无法证明新希望公司在其他地方使用过尾号为“5680”的公章。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2015）辽民三初字第21号案件过程中，专程来大连核实和调取新希望公司公章刻制记录，在确认了新希望公司没有使用过尾号为“5680”的公章后，故而在判决书57页明确中确认“《通知函》上尾号5680的公章其从未使用过，亦未收到过该函，而且经调查，公章制作单位出具的加工单证明为新希望公司制作的公章是另外两枚公章”。因此，该枚尾号为“5680”的公章为虚假公章的事实，已经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农行金州支行提交的相关证据凡盖有该枚公章的，均不应采信。2.农行金州支行称程勤签字代表公司行为的观点错误。首先，农行金州支行提交的相关证据中“程勤”签字本身虚假，新希望公司已经否认其真实性。其次，程勤本人既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财务负责人，更加不持有新希望公司出具的委托手续，其本身根本没有权利在农行金州支行的前述证据上签字。并且程勤于2014年7月30日已经离职并交接工作，不可能在2014年9月26日持新希望公司公章去办理业务。农行金州支行作为专业机构，在没有看到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不应该认可程勤签字的效力。按照银行通常做法，此类贷款文书上的签字一般都是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委托人签字，农行金州支行仅凭一个没有提供书面授权的工作人员的签字就能放贷7000万元，明显就是农行金州支行自身贷款审查流程出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3月12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对农行金州支行现任负责人于国璟以及前负责人郭乐分别作出行政处罚，主要违法事实就是贷前调查不严格、贷后管理不到位，导致形成不良贷款，未尽到风险把控和确保内控机制有效运行的职责，应承担管理责任。上述行政处罚作出后，农行金州支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2019年4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无非就是想将其自身贷款管理责任产生的不良贷款转嫁给新希望公司。因此，农行金州支行该笔贷款损失根本就不是银行没有专业能力判断印章、签字真伪的问题，而是银行完全无视规范的贷款流程制度，没有对阿尔滨集团提供的应收账款权利本身进行合理调查导致质押权利虚假的问题，其责任完全应当银行自己承担。3.农行金州支行提交的证据本身还有其他明显虚假之处。农行金州支行提交八张发票拟证明阿尔滨集团对新希望公司有7000万元应收账款，该八张发票均记载在权利质押清单当中，也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当中，但新希望公司登录大连市国税局网站查询发现，八张发票均被冲红作废。由此可见，新希望公司根本没有收到过这八张发票，这八张发票完全不能证明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农行金州支行提交的《中间工程结算支付证书》（2014年3月1日-2014年9月20日）盖有新希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德浩”法人章，该印章四周线条为实线，而该枚真实的法人章有发散形状的空白线条，二者明显不同，且该枚虚假印章编号与真实印章编号一致，显然农行金州支行提交的该份《中间工程结算支付证书》虚假。农行金州支行提交的《中间工程结算支付证书》（2014年3月-2014年9月）上显示新希望公司员工“赵春艳”签字，新希望公司员工真实名字为“赵春燕”，农行金州支行证据名字都写错，显然为虚假。（二）农行金州支行称案涉应收账款质押权已经登记，以此证明应收账款真实存在，显然是混淆概念，观点明显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四）项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应收账款可以出质。”应收账款质押权存在的前提是债务人具有应收账款并有权处分，虽然农行金州支行对案涉应收账款质押权进行了登记，但该项质押权因质押标的不存在而未能设立。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三初字第21号案件判决就是持同一观点，该生效判决57页认为：“因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中行金州支行与阿尔滨集团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时所依据的应收账款真实存在，且中行金州支行没有证据证明新希望公司付款行为属于恶意，也就不能证明建立在该应收账款基础上的质权已有效设立，故中行金州支行对阿尔滨集团在新希望公司的应收账款不享有质权，中行金州支行这一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应收账款质押权是否有效设立，绝不是仅仅看是否登记，而是要看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新希望公司已经在一审提交证据证明：新希望家园住宅区A区工程施工合同关于按月支付进度款的约定以及新希望公司在2014年3-9月份向阿尔滨集团足额付款的证据，足以证明农行金州支行办理质押登记时，新希望公司根本不欠阿尔滨集团任何工程款。值得注意的是，农行金州支行在本次应收账款质押办理时出现常识性错误：阿尔滨集团承包的案涉工程是每月收进度款，其在2014年3月到9月如果总产值是阿尔滨集团所称的7187万元，怎么可能9月份尚欠7000万元工程款，难道发包人六个月不付进度款吗？但凡农行金州支行审慎的核实一下，都不可能发生该贷款损失。综上，一审裁定在程序上驳回农行金州支行的起诉正确。本案实质上并不存在阿尔滨集团对新希望公司的应收账款，故而农行金州支行的应收账款质押权基础不存在。新希望公司从未向农行金州支行出具任何材料，对农行金州支行与阿尔滨集团的案涉贷款完全不知情。新希望公司完全按照与阿尔滨集团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支付工程款，不存在任何恶意或过错，不应当赔偿农行金州支行损失。请二审依法驳回农行金州支行上诉。农行金州支行诉讼请求：1.新希望公司赔偿农行金州支行损失7000万元。2.诉讼费由新希望公司负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6日，农行金州支行与案外人阿尔滨集团签订了一份编号为85010120140000360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3000万元的事宜。同日，农行金州支行与案外人阿尔滨集团签订了一份编号为85100420140000441的《权利质押合同》，约定案外人阿尔滨集团以其对新希望公司3400万元应收账款就前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权利质押，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登记。2014年9月26日，农行金州支行与案外人阿尔滨集团签订了一份编号为85010120140000362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3200万元的事宜。同日，农行金州支行与案外人阿尔滨集团签订了一份编号为85100420140000442的《权利质押合同》，约定案外人阿尔滨集团以其对新希望公司3600万元应收账款就前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权利质押，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登记。前述借款到期后，案外人阿尔滨集团未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农行金州支行就此提起诉讼。2015年10月29日，原审法院就农行金州支行与案外人阿尔滨集团、大连阿尔滨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尔滨装饰）、大连开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建房地产）、赵明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调解协议内容如下：一、阿尔滨集团于2015年12月20日前偿还农行金州支行借款本金6200万元及利息（截至2015年2月3日的利息是173600元，从2015年2月4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以620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7.2%计算）；二、阿尔滨装饰、开建房地产、赵明阳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农行金州支行对阿尔滨集团持有的新希望公司的7000万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上述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2,606元（农行金州支行已预交），减半收取176,303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81,303元，由阿尔滨集团、阿尔滨装饰、开建房地产、赵明阳共同负担（于2015年12月20日前一并支付给农行金州支行）。（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民事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现已发生法律效力。（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案外人阿尔滨集团、阿尔滨装饰、开建房地产、赵明阳均未按调解书履行约定义务，农行金州支行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10月8日，新希望公司向原审法院出具《关于我公司与大连阿尔滨集团债权债务情况的说明》，内容如下：关于贵院询问的我公司与大连阿尔滨集团债权债务情况以及贵院出示的《关于新希望家园住宅A区工程回款的承诺》、《应收账款确认函》，现说明如下：一、经核实公司档案及财务资料，我公司未出具过《关于新希望家园住宅A区工程回款的承诺》，《应收账款确认函》，上述文件中的公章及签名不真实，且《关于新希望家园住宅A区回款的承诺》、《应收账款确认函》反映的内容不真实。二、我公司与大连阿尔滨集团有限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已经在2016年结清，我公司不欠大连阿尔滨集团有限公司任何工程款。本案庭审过程中，农行金州支行提供了应收账款债务人（签字）处盖有新希望公司印章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在承诺人处盖章的《关于新希望家园住宅区A区工程回款的承诺》，其中有确认应收账款数额为7000万元及新希望公司承诺将应付账款汇入农行金州支行指定账户的内容。新希望公司对前述文件中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均予以否认，且表示其与案外人阿尔滨集团之间的应收账款已于2016年结清。原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权利质押合同》、（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民事调解书、《关于我公司与大连阿尔滨集团债权债务情况的说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关于新希望家园住宅区A区工程回款的承诺》、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为凭，前述证据已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及原审法院审查，应予采信。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农行金州支行是否有权请求新希望公司赔偿损失。新希望公司对农行金州支行提供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关于新希望家园住宅区A区工程回款的承诺》中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也即新希望公司否认曾向农行金州支行确认过案外人阿尔滨集团提供质押的对其享有的7000万元应收账款权利。但无论新希望公司是否认可，（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民事调解书中已确认农行金州支行对案外人阿尔滨集团持有的新希望公司7000万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则在（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民事调解书未依法定程序被撤销之前，新希望公司是否实际确认过案涉应收账款权利并不影响农行金州支行质权的确认和实现。新希望公司在向原审法院出具的《关于我公司与大连阿尔滨集团债权债务情况的说明》中表示与案外人阿尔滨集团的所有债权债务已在2016年结清，则即使出现新希望公司未按承诺向农行金州支行指定账户汇入工程款的情形，因（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且现仍未终结，对于农行金州支行对案涉应收账款质押而享有权利能否在执行程序中最终得到实现亦属于不确定状态。据此，农行金州支行现尚不具备通过普通民事程序主张新希望公司赔偿其因质权无法得到实现而产生的损失的资格，故对于其本次起诉，原审法院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农行金州支行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91,800元，免予收取。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农行金州支行与阿尔滨集团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权利质押合同》，约定阿尔滨集团以其对新希望公司的应收账款就《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权利质押，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登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到期后，阿尔滨集团未履行合同义务。农行金州支行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作出（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农行金州支行对阿尔滨集团持有的新希望公司7000万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后农行金州支行就该调解书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新希望公司主张其与阿尔滨集团之间债权债务已经结清，不认可农行金州支行主张的阿尔滨集团将新希望公司700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给农行金州支行，进而否认农行金州支行对该应收账款享有质押权利。但依据本案现有事实，（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民事调解书已经明确确认农行金州支行对阿尔滨集团持有的新希望公司7000万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现该（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案件在执行程序中，农行金州支行对案涉应收账款质押权的实现状态尚没有最终结论。故在（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民事调解书依法定程序未被撤销或农行金州支行主张的质权未经该案执行程序终结之前，农行金州支行不能提起要求新希望公司赔偿其因质权无法实现而产生的损失。可待（2015）大民三初字第95号案件执行程序有明确结论后，农行金州支行如果没有实现对案涉应收账款的质押权，可依据相关的法律和程序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农行金州支行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秀军审判员  苏本营审判员  蒋 策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