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23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卫红，女，1966年11月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达传联，安徽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军，安徽汉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光，男，1965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保，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韦勇，男，1963年7月9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上诉人龚卫红因与被上诉人刘光、原审第三人韦勇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20）皖1503民初3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龚卫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达传联，被上诉人刘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龚卫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撤销（2020）皖1503执异17号、（2020）皖1503执恢91号裁定，停止对兰桂公寓地库2区1幢、2幢、3幢1-902室（产证号：房权证合蜀产字第××）的执行，并解除查封；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上诉人与韦勇之间是借名买房关系，韦勇虽为案涉房屋登记权人，但仅为代持有人，并非实际权利人。上诉人已举证证明案涉房屋的首付款、按揭款、契税款及其他一切费用，均是上诉人实际支付，韦勇并未就案涉房屋支付任何费用，不享有案涉房屋的任何权利。不动产的所有权并不绝对以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为准，不动产登记薄的记载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可以确定实际所有人为权利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上诉人已举证证明为案涉房屋实际权利人，应当查清实体权利的性质和归属。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认定上诉人的诉请与法律相悖，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法律身份是“债权人”而非“物权人”，混淆了物权与债权，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法律并未禁止借名买房，上诉人因受合肥市限购政策制约，与韦勇协议以韦勇名义购买案涉房屋，并不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未侵害国家及他人利益，双方之间的借名买房《协议书》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能够证明其为真实权利人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在该种情形下，买受人可以基于物权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一审判决以“基于物权公示原则，设立或转让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认定上诉人为“债权人”而非“物权人”是错误的。本案案情虽与上述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不同，但上诉人在案涉房屋查封前已与韦勇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借名买房《协议书》，合法占有案涉房屋且案涉房屋的购房款至今全部由上诉人支付，足以证明上诉人才是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能够排除强制执行。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韦勇之间的款项往来不是本案审查处理的范围，与本案缺乏法律上的关联是错误的。本案中，上诉人与韦勇之间的款项往来不仅涉及上诉人对韦勇的债权，上诉人还基于以上债权对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具有法定优先权，足以排除对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只要上诉人享有的实体权利能够足以排除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的，都应属于本案的审查处理范围。四、上诉人既是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也是韦勇的“债权人”，所以无论是基于物权还是债权，都能够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上诉人因受合肥市地方限购政策影响，无法以自己名义出资购买案涉房屋。因此上诉人与韦勇于2011年11月20日签订了挂名购房《协议书》，以韦勇名义购买案涉房屋。案涉的按揭款自2012年12月14日起，一直由上诉人于每月还款前将按揭款转入韦勇中信银行还款账户还款。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才是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足以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上诉人与韦勇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皖1502民初4743号判决虽对上诉人与韦勇之间的款项往来及案涉房屋作出认定，但该案一审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上诉人已向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且已经被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如果能够查明上诉人与韦勇之间的借贷事实成立，上诉人因对案涉房屋设立了抵押权，便享有法定优先权，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而如果此时对案涉房屋进行拍卖，必将会错误的将上诉人所有的房产作为韦勇的财产被执行，导致执行错误，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故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合法请求，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刘光答辩称，一、龚卫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帮助韦勇逃避法院执行。具体的非正常的表现为：（一）刘光向韦勇提起诉讼主张偿还借款的日期之前不久，韦勇以借款450万元为由将案涉房产抵押给龚卫红；（二）没有正常的银行流水交易明细证明实际购房人为龚卫红。二、刘光向韦勇提起诉讼主张偿还借款的日期左右，韦勇以借款450万元为由将案涉房产抵押给龚卫红。已经生效的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19）皖1502民初4743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在刘光向韦勇主张偿还借款本息的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18）皖1503民初5561号案件过程中，刘光申请了诉讼财产保全，在韦勇向刘光出具关于愿意还款的《承诺书》不久，2018年8月24日，韦勇与龚卫红签订了无利息约定的借款450万元、期限10年的《借款合同》，并且将案涉房屋抵押给龚卫红。抵押权设立的目的在于保障债权的实现。如果如龚卫红所言，案涉房产实际产权人系龚卫红，龚卫红作为450万元的出借人，不可能接受韦勇将自己所有的房产抵押给自己来确保自己的债权得到实现，这是本案极其不合常理之处。三、没有正常的银行流水交易明细证明实际购房人为龚卫红。已经生效的判决书和相关证据足以证实，根本就不存在龚卫红系案涉房产的实际购房人的事实，不存在龚卫红借用韦勇名义买房的事实。透过现有的银行交易明细，我们反而能看出龚卫红与韦勇存在某种特殊的关联关系。龚卫红接收韦勇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六安市安天虹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天虹公司）的款项多达数百万元，该数百万元的进项已经在安天虹公司破产程序中得到确认。龚卫红以何名义接收该数百万元，是龚卫红与韦勇之间的事情，但是客观上，我们可以认定韦勇与龚卫红之间存在某种特殊关系，否则不可能单纯只接收巨额利益，而不履行相关义务。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声称的对于相关法律条款的片面理解，不能否定本案的关键基本事实，其关于案外人借款的陈述，也是龚卫红自编自导的一系列的法律关系，不能否定基本的客观事实。 韦勇在庭审后向本院述称，案涉房屋确实是龚卫红的。我是安天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安天虹公司和龚卫红之间存在业务关系，我也找过龚卫红借过钱。挂名买房那一年，龚卫红找到我说，因为合肥买房限购，龚卫红父母名下有一套福利房，放弃了很可惜。所以要求以我的名义帮龚卫红购买这套房屋。我在合肥没有社保，我找到安天虹公司在合肥的合作公司购买了一年的合肥社保，社保的费用是龚卫红负担的。我签订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后，办理了一张我名字的银行卡给龚卫红，后期房款如何支付的，我不清楚。我同意龚卫红的上诉请求。我曾经和龚卫红谈过，用我的名字在合肥买房，占用了我在合肥投资买房的资格。房屋升值应当给予我一定的补偿，但龚卫红没有同意。 龚卫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20）皖1503执异17号、（2020）皖1503执恢91号裁定书，停止对合肥市蜀山区（产证号：房权证合蜀产字第××，以下称兰桂公寓1幢902室）的执行，并解除查封；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刘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位于合肥市蜀山区（证号：房权证合蜀产字第××），登记权属人为韦勇。刘光诉韦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年11月12日本院根据刘光的申请作出（2018）皖1503财保333号裁定书，查封被申请人韦勇名下的案涉房屋；该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8）皖1503民初5561号民事判决，判决：1、韦勇向原告支付5533333元及利息；2、刘光在六安市天虹服饰有限公司管理处受偿的款项，相应地等额免除韦勇上述债务；3、驳回刘光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刘光申请该院强制执行，并请求对案涉房屋进行评估、拍卖，所得价款用以偿还韦勇所欠债务，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0年3月16日，刘光向该院申请恢复执行，2020年3月17日，该院（2020）皖1503执恢91号恢复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该院依法对案涉房屋进行了网络询价，并向被执行人韦勇送达了网络询价结论和拍卖通知书。2020年5月6日，龚卫红以其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属人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请求停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该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2020）皖1503执异1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龚卫红的异议请求。龚卫红不服该裁定，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刘光诉韦勇、第三人龚卫红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金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受理，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皖1502民初4743号民事判决，确认韦勇与龚卫红于2018年8月24日是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无效，该判决已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龚卫红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并获得支持，应判断其是否有依法享有本案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或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第二款“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根据该院已经查明的事实，涉诉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契税发票、按揭贷款等均是韦勇，房屋产权也是登记在韦勇的名下，龚卫红的诉请与上述法律规定相悖，其理由不能成立，不能阻却该院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 第二，龚卫红与韦勇之间签订的购房挂名协议书，不能作为龚卫红拥有物权的依据。首先，这种约定只在两人内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而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不能据此认定借名人为不动产物权的所有权人。并且，基于物权公示原则，设立或转让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借名登记合同是借名人与出借人之间的合意，借名人对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本身具有过错，且借名协议通常是为了规避国家法律与政策，对由此产生的风险理应自行承担。因此，在借名买房的情况下，借名人与出借人之间的借名登记约定不能对抗申请执行人。其次，借名人与被借名人之间关于房屋所有权归属的约定，显然与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物权生效要件不符，该约定不具有物权法上的效力。若支持借名人依据借名买房协议确认对其房屋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则违背了物权变动的法定原则，混淆了债权关系与物权关系。借名人在这种情形下的法律“身份”是真实“债权人”，而非真实“物权人”，因此，龚卫红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龚卫红主张的与韦勇以及他人相互之间的款项往来等事宜，不是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查处理的范围，也与本案缺乏法律上的关联性。就本节有关事实，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19）皖1502民初4743号生效的民事判决已经查明，并确认案涉房屋不归龚卫红所有。 综上，龚卫红不享有本案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或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龚卫红要求撤销（2020）皖1503执异17号、（2020）皖1503执恢91号裁定书，停止对案涉房屋执行并解除查封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龚卫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龚卫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 龚卫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20年7月10日合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龚卫红3401041966××××××××名下位于寿春路356号徽商国际大厦2003室的不动产已于2017年6月出售。证据二、2016年11月25日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皖1502民初272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由于龚卫红将自己名下的徽商国际大厦2003室和新加坡花园城鹭岛阁5-704的房产为韦勇向中国银行抵押贷款160万元。但韦勇到期未还，导致诉讼，所以龚卫红将徽商国际大厦2003室出售给案外人范念东、韩璐夫妇，并将所获得的购房款中的98万元，借给韦勇用来偿还欠中国银行的贷款，在2017年5月16日委托案外人范念东将该笔98万元款项直接汇入韦勇中国银行，用于归还中国银行贷款，于是解除该房抵押，龚卫红为范念东、韩璐夫妇办理过户手续。证据三、六安财力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对六安市安天虹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审计报告》（财力达审字【2018】179号）（盖章的正本）。证明：《关于对六安市安天虹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的初稿）认定：“韦勇与龚卫红之间的银行流水记录收支基本持平”是错误的。 刘光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 韦勇质证认为，证据一、二、三的三性、证明目的无异议。 刘光提交以下证据：安天虹公司第一、二次债权人会议资料。证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载明对的应收款对龚卫红的应收款并没有修正。 龚卫红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不能达到证明韦勇对龚卫红享有203.36万元债权的目的。 韦勇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两份债权人会议资料并不冲突，刘光理解是错误的，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龚卫红和刘光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至于龚卫红、刘光的证明目的能否成立，属于法律、事实争议的范畴，本院将综合相关事实和证据综合认证。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的焦点问题是龚卫红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分析认定如下： 首先，龚卫红与韦勇之间因借名买房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排除刘光的执行。一、在借名买房中，借名人与出名人通常会相互约定，借名人以出名人名义购买房屋并办理产权登记，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限仍归借名人享有。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的借名登记契约，只在其内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而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不能据此认定借名人是不动产物权的所有权人。借名人可以请求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其享有的是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其不能排除执行。二、基于物权公示原则，设立或转让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在借名买房的情况下，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的借名登记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三、借名登记合同是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的合意，借名人对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本身具有过错，而且借名协议通常是为了规避国家法律与政策，对由此产生的风险理应自行承担。借名买房，即便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四项“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规定，亦不符合能够排除执行的情形。 其次，关于龚卫红主张其与韦勇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案涉房屋已设定抵押，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抵押权是优先受偿权。执行程序中，抵押权的效力不足以排除对标的物的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和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和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条规定：“参与分配执行中，执行所得价款扣除执行费用，并清偿应当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原则上按照其占全部申请参与分配债权数额的比例受偿。清偿后的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由此可见，抵押权人可以在执行程序中主张其优先受偿的权利，抵押权人的权利不能排除执行法院对案涉标的物的执行。因此本案中，无论龚卫红与韦勇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龚卫红是否享有对案涉房屋的抵押权，龚卫红以享有抵押权为由提出的执行异议，不符合上述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综上，龚卫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龚卫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世如 审判员  高 华 审判员  魏 晋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耿广玉 书记员荣元亮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