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5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守军，男，196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淑霞，河北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杰，河北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德明，男，197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民，北京市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月生，男，196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 上诉人潘守军因与被上诉人徐德明、于月生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2018）冀0606民初3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守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淑霞，被上诉人徐德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民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于月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守军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徐德明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确认被上诉人徐德明为绥芬河春颖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颖公司）债权人身份，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徐德明是隐名股东，且系公司大股东，全面参与公司经营，只是因其现役军人的特殊身份，无法在企业工商登记中显名。最初以张春颖名义设立公司，被上诉人徐德明负责全面管理，张春颖予以辅助，后聘任上诉人为法人协助张春颖工作。被上诉人徐德明从始至终都在参与公司经营且实际控制公司，公司的进出货，财务管理均是由徐德明负责。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徐德明亲笔所写的委托书和部分销货清单、报销凭证、订单打款签字中均有被上诉人徐德明的批准签字，这些证据完全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徐德明为公司大股东、决策人的身份。同时被上诉人徐德明原审提交的大量公司会计结算凭证，更印证了被上诉人徐德明掌控公司财务凭证，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被上诉人徐德明绝不是公司单纯的债权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有误。2、认定为涉诉的113万余元为投资款，认定为借贷关系错误，应为被上诉人徐德明的入股款。被上诉人徐德明向公司投入113万余元款项是其作为大股东的缴纳股本的出资款，但绝不是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借款。2016年12月14日春颖公司出具的收到被上诉人徐德明投资款1131379元收条，上诉人作为该公司聘任制法人的签字仅是起证明作用，公司收到该笔款项，且该笔款项转款的时间为上诉人潘守军任股东身份之前，并非是上诉人潘守军以公司名义向被上诉人徐德明借款。原审证据中，无法证实该款项为借款性质，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没有将该笔投资款自认转化为借款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徐德明与春颖公司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3、上诉人不存在恶意注销公司，且清算报告是否存有资产余额，股东间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原审法院并未查清。上诉人对春颖公司注销一事并不知晓。是被上诉人徐德明一手办理。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已提出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关于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公司关于成立清算组决议及清算报告等文件材料中上诉人潘守军的所有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且在举证期内已申请对上述文件中上诉人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但原审法院却未理会。再者，清算报告中记载公司资产总额为1493560元，支付清算费用后的剩余财产是否由股东分配取得为本案的关键点。原审法院既然认定上诉人注销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但原审中并没有相关证据证实上诉人潘守军参与了剩余资产的分配，并取得了盈余资产，既无收取公司资产又何谈损害所谓“债权人”的利益。而真实的情况是在春颖公司经营结束后，被上诉人徐德明将公司的全部账簿和公司账上余款支取，而上诉人未从公司取得任何款项。在原审法院未能查清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不能轻易认定上诉人有恶意注销公司逃避债务的行为。4、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本案并非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而应为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被上诉人徐德明并非为公司债权人身份，与春颖公司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其作为公司股东对公司投入的款项是入股款，以出资额为限与公司同担风险，共负盈亏，且上诉人不存在任何损害被上诉人利益的不法行为，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徐德明投资款,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徐德明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 于月生未作答辩。 徐德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潘守军立即向徐德明偿还人民币1131379元；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潘守军支付自2016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暂计至2018年3月29日为人民币68316.69元;上述合计：1199695.69元；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于月生对上述二项诉讼请求承担无限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潘守军、于月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20日，张春颖成立春颖公司，该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元，由张春颖一人认缴出资，出资比例100%。2016年7月22日，春颖公司聘任潘守军担任经理，任期三年。自2016年9月起，徐德明陆续向该公司投资。2016年12月14日，春颖公司向徐德明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徐德明投资绥芬河市《绥芬河春颖进出口有限公司》投资款壹佰壹拾叁万壹仟叁佰柒拾玖元整（1131379.00元）。潘守军在该收条上签署“从2016年9月至今属实”字样并签名。2016年12月23日，潘守军与张春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主要约定：同意将张春颖所持有占公司注册资本95%的股权转让给潘守军，转让金额为190万元。从2016年12月23日起潘守军为本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益。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前后的公司债权债务仍由本公司继续承担。同日，于月生与张春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主要约定：同意将张春颖所持有占公司注册资本5%的股权转让给于月生，转让金额为10万元。从2016年12月23日起于月生为本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益。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前后的公司债权债务仍由本公司继续承担。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春颖公司到绥芬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变更后股东为潘守军（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95%）、于月生（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5%）。2017年12月11日，潘守军、于月生签字通过决议，因春颖公司经营不善，一致同意解散公司，由股东潘守军、于月生成立清算组。2018年2月1日，春颖公司出具清算报告，报告载明：“公司资产总额为1493560元，并按以下顺序进行清偿支付：1、清算费用500元。2、所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0元。3、税款0元。4、债务0元。5、剩余财产1493060元，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截止2018年2月1日，公司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债权已全部收回，债务已经全部偿还），剩余财产已分配完毕。2018年2月2日，春颖公司在绥芬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销登记。现徐德明以潘守军、于月生未对徐德明债权进行清偿为由诉至本院。另查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潘守军主张徐德明为公司隐名大股东并提交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委托人徐德明，被委托人张春颖，绥芬河春颖进出口有限公司，注册投资人张春颖,注册投资额贰百万元整，聘任法人潘守军。目前公司最大股东徐德明投资额壹佰壹拾叁万元整。因投资人徐德明有事外出，为了公司的正常业务开展和管理工作，现授权给被委托人张春颖负责公司的财务收支及正常业务工作的开展。望公司聘任法人潘守军及其他人员配合协助张春颖工作。授权人：徐德明。”该委托书为复印件，徐德明亦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纠纷，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徐德明是否为春颖公司隐名股东，根据该公司工商登记显示股东为潘守军、于月生，其提供委托书证明徐德明为公司实际股东，但该委托书明显为复印件，潘守军、于月生无法提交原件，且徐德明亦不予认可，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徐德明主张徐德明为公司隐名股东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对于徐德明为春颖公司债权人的身份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潘守军、于月生明知徐德明对公司有投资债权，但清算时在公司尚有总额为1493560元资产前提下未对其进行清偿，反而在清算报告中载明公司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从而将公司注销，潘守军、于月生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即赔偿徐德明投资款人民币1131379元及相应利息。徐德明起诉要求潘守军偿还投资款、于月生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之诉讼请求，于法律规定不相符合，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潘守军、于月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徐德明投资款人民币1131379元及利息（以人民币1131379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2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徐德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97.0元，由被告潘守军、于月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潘守军提交：1、张春颖微信视频一份，证明徐德明系公司大股东。2、公司库房中所存留的货物视频及照片，证实清算报告中称公司财产已处理完毕并非事实。3、销货清单7本证据，其中有徐德明签字的共计43份。证明徐德明作为大股东在销货清单中签字确认，并非徐德明在原审诉状中所讲其身份为债权人身份。 被上诉人徐德明质证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当被采信，且属于传来证据，无法证明拍摄的时间、地点，无法证明拍摄的内容与公司或徐德明有关联关系。1、张春颖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明仅是张春颖自己认为或她的认知所陈述，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张春颖身份证件模糊，无法证明张春颖的身份，也证明不了拍摄的时间、地点。2、库存照片无法证明拍摄内容中的纸箱为公司库存，也证明不了纸箱内是否为公司所实际经营的产品。3、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是我签的字，我现申请对所有的字体、时间鉴定。 被上诉人徐德明提交：1、2016年徐德明对上诉人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的卷宗材料及2016年12月24日东城区法院要求被上诉人到春颖公司保存证据的现场录音。证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是股东实际控制人是虚假陈述，被上诉人没有参与公司经营以及控制公司，被上诉人是合法的债权人，被上诉人对春颖公司具有合法债权，并且一直在主张要求春颖公司及上诉人偿还债务。2、徐德明爱人孙建平与上诉人手机短信、孙建平与春颖公司经理刘春萍手机短信录屏视频，证明被上诉人自2016年12月开始始终向上诉人主张要求偿还债务，而上诉人拒不偿还并且故意躲避被上诉人，同时证明上诉人依法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并且真实有效，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可能参与公司经营以及控制公司。3、2017年1月14日被上诉人在春颖公司主张要求偿还债务的两份录音，证明上诉人拒不偿还并且故意躲避被上诉人，躲避债务，刘春萍不认识被上诉人夫妇二人，徐德明没有权利查看公司账目，不是公司老板，因为上诉人拒不偿还债务，我方中途报警，当地公安机关出警协调。 上诉人潘守军质证称，对证据1卷宗不认可，该证据仅能证明被上诉人以借款合同为由向春颖公司及上诉人提起诉讼，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非股东身份及实际控制人。录音证据无法核实被上诉人对话人的身份，该录音不是很清楚，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录音内容不能证实其证据的真实来源，对录音证据不认可。证据2多份短信不予认可，均为单方信息，无法核实短信发的去向，也无上诉人短信认可，故对客观性无法核实。3、对该两份录音证据客观真实性不认可，因被上诉人所讲刘春萍、录音中的出警民警并未到庭，无法核实其真实身份，录音证据中亦没有上诉人本人录音，故无法证实其证明目的。 上诉人潘守军提交的第1、2组证据，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3组证据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徐德明提交的证据1、北京东城区卷宗材料，仅能证明徐德明曾向法院起诉，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证据2、3无上诉人潘守军回复信息及语音内容，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徐德明以投资款名义向春颖公司支付1131379元。春颖公司向徐德明出具收条，潘守军在该收条上签署“从2016年9月至今属实”字样并签名。现徐德明主张由潘守军、于月生返还上述款项。潘守军主张该笔款项系徐德明实缴出资额即入股款，但在春颖公司工商登记中显示的股东为潘守军、于月生，公司股东名册中亦无徐德明持有相应股权或份额，享有利润分配权的相关记载。潘守军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与徐德明之间存在关于风险分担，收益共享等方面的约定。潘守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系入股款，徐德明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根据春颖公司向绥芬河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清算报告显示“公司剩余财产1493060元，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截止2018年2月1日，公司债权债务已经分配完毕。”上诉人潘守军主张其未参与剩余资产的分配，徐德明将公司的全部账簿和公司账上余款支取，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潘守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97元，由上诉人潘守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红哲 审 判 员 翟乐光 审 判 员 郭 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法官助理 李冰洁 书 记 员 边 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