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03民初2775号原告:甘剑鸣，男，汉族，1970年5月11日出生，户籍住址四川省邻水县**********，公民身份号码513************993。被告:惠阳志通集装箱运输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82C。法定代表人:罗智辉。诉讼代理人:吴培光，公司职员。原告甘剑鸣诉被告惠阳志通集装箱运输实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甘剑鸣和被告的诉讼代理人吴培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退还原告扣出承包费余下保证金共计7921元（其中921已返还）。2.按照劳动法惠州的基本保底工资是1550元，被告补发原告入职四年四个月基本工资（平均每月1550元）共计6200元。3.2019年出租车油补贴4000元左右（国家政策）。4.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3月入职，本着合同原则缴纳保证金20000元，在承包期间，一直以来都是按时缴纳承包费，直到2019年12月开始，原告身体状况欠佳（此前已检查出高血压，于2017年4月29日CT为证，以为吃点药会没事，就没太在意，经常头晕，不能正常出车），再加上客流量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渐渐的连承包费都欠下了，原告本认为春节生意会好，赚了钱一并还上，没想到疫情全面来袭，真是雪上加霜，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不给国家添乱的原则，尽量不出门、少出门、全面抗击疫情，以为几天就没事了，一直拖那么久，客流量就更加少啦，生意就更没法做啦!就这样被告就以原告拖欠承包费为由于2020年3月2日18：00时强制将车开走,有车载GPS为证，应当认定3月2日为被告强制解聘原告日。因原告不懂法，被告为了强词夺理,被告于2020年3月3日诱骗原告签下自愿终止劳动合同和经营合同应当认定无效，终止合同非本人意愿。原告的车被强制开走了，没有车开，不得不终止合同。原告没有写辞职申请书，故为被告强制终止劳动和经营合同。为此原告就向惠阳区劳动局申请仲裁，被告人也答辩了，理由是2019年12月份，2020年元月份，2020年2月份共三个月总共拖欠承包费14079元，即是说每个月承包费4693元(附被告答辩状一份,2月份政策减免租金2000元)，实际总欠12079元。根据惠州市出台《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措施》简称《暖企十条》于2月19日印发《暖企十条》中对于如何具体落地实施疑问，市工商局联合市人社局，市商务局，市科技局等相关部门作出了相应回答，原则上2月份为租金减免起始月份，市直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根据与直接承包方合同约定的租金进行减免，其中2020年2月国家政策减免租金2000元、3月免收租金，所以原告只承担2019年12月份和2020年元月份承包费共计12079元，同意在保证金里面扣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17条第一款之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符合或全部免除责任。然而这次疫情是全国性的，世界性的不可抗力因素，传染性很强，再加上法律有规定，如不可抗力因素持续20日以上的，合同双方中任何一方都有权书面通知单方提前终止本合同，由于不可抗力造成违约的，违约方没有过错，因此是免责的，对于不可抗力而取消合同不算违约，因为不可抗力是合同法明文规定的唯一一种免责情形。所以原告不需支付违约金。综上所述，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结合《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第二十四条约定，双方因履行不了合同产生争议时，本该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依法向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起诉，故此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裁决，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告对其诉称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被告工商公示信息；3.劳动合同；4.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5.疾病证明书；6.惠阳劳人仲案字【2020】248号仲裁裁决书；7.网上搜索材料。被告辩称，一、本案应认定为承包合同纠纷。原告于2017年3月1日与被告签订有《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书》，承包经营被告所有的出租小汽车1台。从双方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看，原告依照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对自己的工作时间“自主安排”，并且对经营责任“自负盈亏”。但为保护出租车承包司机社会保险利益、防范作业风险，被告按照行业规定，在承包合同关系成立生效的前提下，与原告再另行签订了《劳动合同》；但被告并未对原告的劳动时间、劳动纪律等进行支配、管理。因此，双方首先建立的是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并实际按照承包合同条款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并且，从两份合同签订的内容可见，若不存在承包合同，劳动合同便无存在的基础和必要，劳动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也无法实现。综上，本案被告与原告之间主要构成车辆承包合同关系,本案实质系车辆承包合同纠纷。二、被告向原告收取车辆承包费及要求原告承担违约责任系基于双方签订的《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合法有据。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共同遵守。按照双方签订的《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第六条第（一）、（二）款约定，原告应当在每月25日至月末向被告一次性缴清当月承包费，为7100元/月（不包含驾驶员工资）。后为配合政府整治出租车行业管理政策，被告通过多次给予原告减免管理费、发放单班补贴及打表奖励、扣除社保费用后，原告每月实际应该缴纳管理费4693元/月。自2019年12月份，原告开始拖欠被告管理费用，至2020年2月份，共拖欠3个月共计14079元。经被告多次催收，原告仍拒绝按合同约定缴纳相关管理费用，并于2020年3月3日主动提出“自愿终止劳动合同与经营合同”。后被告按照双方签定《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的第七条、第十三条及第十六条第（二）款约定，要求原告支付拖欠的承包费14079元及要求原告承担5000元违约金，并在履约保证金中予以扣除。被告向原告收取车辆承包费及要求原告承担违约责任系基于双方签订的《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并且完全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在疫情期间，被告及交通主管部门，并未要求原告停止营运，原告同样可以通过经营出租车实现合同目的。因此，原告主张受疫情影响提前退车可免除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原告要求补发4个月基本工资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正如被告在答辩意见第一条所讲，被告与原告的关系实质为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双方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双方形成的实质关系与因此产生的纠纷，不属于劳动法律法规所调整的范畴。另外，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条、第十二条明确约定：“本合同解除或终止时，甲方（被告）无需支付乙方（原告）任何经济补偿”、“本合同的所有约定与双方签订的《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有冲突的，以《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为准”。并且，根据原告2020年3月3日向被告提交的《申请表》，其明确表示“本人自愿终止劳动合同与经营合同”，原告在提交《申请表》后，亦已经没有继续在被告处承包经营车辆。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与《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为原告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诱骗”行为，也不存在任何违反《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行为。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补发4个月基本工资完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四、出租车油补发放标准、时间完全取决于政府部门，原告没有依据要求被告在双方解除合同时进行支付。出租车燃油补贴，是中央财政对出租汽车经营者给予的临时油价补贴，相关的补贴标准、补贴发放时间完全取决于政府部门。按照被告管理惯例，被告遵循“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在收取到交通主管发放的财政补贴款后，按照承包经营人的具体承包时间，再进行分配、发放到具体承包经营人。目前，被告尚未收到政府部门发放的2019年度出租车燃油补贴，亦未得知2019年度的出租车燃油补贴标准，因此，无法对2019年度出租车燃油补贴进行分配、发放。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在双方解除合同时进行支付没有依据。原告可在2019年度出租车燃油补贴发放至被告后，再行主张。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充分考虑被告的答辩理由，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对其辩称提供如下证据：1.劳动合同（出租车驾驶员适用）；2.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书；3.2019年12月份至2020年2月份承包费实收表、补贴表；4.申请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书》。《劳动合同》载明合同期限按《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的有关标准执行，原告每月工资按《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有关标准执行。被告为原告办理社保。《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具备营运资格、营运证照齐全、设备完好的出租小汽车。原告每月支付承包费7100元，于每月25日至月末一次性缴清。原告在经营期间应服从被告的管理，按时依约缴纳承包费和其他费用。在合同期限内，经营车辆的所有权属于被告，使用权属于原告。使用车辆所得的合法收入按本合同约定缴纳有关费用后，余下部分属于原告。原告因特殊原因退出，经被告审核在履行合同期内，无任何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可以按5000元违约金支付给被告。合同签订后，原告实际向被告支付保证金20000元，并按4693元/月（该金额已包括社保费并扣减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每月最低工资1350元）的标准向被告支付承包费。原告未支付被告2019年12月-2020年2月份承包费合计14079元。被告为此于2020年3月将涉讼车辆收回，并从保证金里扣除原告拖欠的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的承包费14079元和违约金5000元，将剩余部分保证金921元予以退回给原告。2020年3月3日，原告向被告递交《申请表》，原告在《申请表》“申请原因”栏书写：“本人自愿终止劳动合同与经营合同，甘剑鸣，2020年3月3日”。被告于当天同意该申请。原告向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惠阳劳人仲案字[2020]248号仲裁裁决书（终局），裁决驳回申请人所有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虽然原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双方同时还签订了《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书》，该《劳动合同》的内容依附于《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书》，且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书》，即由被告提供营运车辆发包给原告作为出租车使用，由原告作为承包方按月向被告交纳承包费，原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原告的出勤时间、工作强度等由原告自行决定，被告并不对原告进行考勤管理，被告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对原告进行管理，接受乘客投诉并进行处理，只是基于行业规范及管理部门要求，双方不具有人身从属性和依附性，双方之间系特殊车辆承包经营关系，不符合劳动合同关系的构成要件。原告要求被告补发4个月（入职4年）基本工资，此主张实为经济补偿金，而经济补偿金需以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为前提，现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本院对原告的此诉请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从《申请表》载明的内容看，原告系自愿终止劳动合同与经营合同而向被告提出申请，现原告又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此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原告辩称其系受被告诱导而签下该《申请书》，但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被告予以否认，故本院不予采信。至于2019年出租车油补贴的问题。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被告又不予认可，故本院不支持。至于保证金退还金额的问题。双方对应否扣除违约金5000元及减免承包费2000元存在不同意见。此问题的实质涉及对原告解除合同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的认定问题。虽然原告主张其拖欠承包费、解除劳动合同和承包经营合同系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属于不可抗力的因素，并据此主张免除违约责任，但事实上，原告自2019年12月起就开始拖欠承包费，此时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发生，因此，原告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并不能免除原告的违约责任。由于《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对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且双方亦仅对退还的金额存在不同看法，故本院根据《出租小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有关违约金的约定，并结合原告拖欠承包费的金额和举证情况及被告已退还保证金921元的事实，经核算，保证金20000元-承包费4693元/月×3个月-违约金5000元-已退还921元=0元，基于此，被告无需再向原告退还保证金，故本院对原告的此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甘剑鸣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按规定免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邹思友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文梦婷书 记 员 刘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