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民再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曹利兴，男，1953年8月9日生，住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琦钦，云南红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普洱市鸿耀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康平镇中平村和平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826343707999A。法定代表人：陈国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扬，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再审申请人曹利兴与被申请人普洱市鸿耀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云08民终978号民事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9日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8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曹利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琦钦，被申请人鸿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国森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利兴申请再审称，（一）曹利兴已于2019年3月8日向一审人民法院提出反诉请求撤销涉案《和解协议书》，未超过1年的除斥期间。二审认为曹利兴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鸿耀公司与曹利兴于2018年9月15日签订《和解协议书》时具有胁迫的行为，且该行为导致曹利兴在不知道鸿耀公司是否有损失以及具体损失有多少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签订了《和解协议书》，二审法院认为鸿耀公司的胁迫行为不属于胁迫，实际上在民事法律认定胁迫的要件中增加了一个条件：“必须要将胁迫的内容实施”，这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审法院将鸿耀公司的胁迫行为认定为不属于胁迫系事实认定错误。曹利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鸿耀公司答辩称：一、原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08民终978号民事判决事实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二、一审、二审、再审诉讼费用应由再审申请人承担。鸿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利兴向鸿耀公司支付赔偿款900,000元；2.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由曹利兴负担。曹利兴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撤销曹利兴与鸿耀公司于2018年9月15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2.案件受理费由鸿耀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期间，曹利兴向鸿耀公司基地供应唑螨酯和炔螨特等农药。鸿耀公司以曹利兴供应的农药存在质量问题，导致鸿耀公司在使用后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由，于2018年9月15日，鸿耀公司与曹利兴签订《和解协议书》。《和解协议书》约定：1.2017年11月7日至2018年9月11日，曹利兴先后共计向鸿耀公司供应价值642930元的农药，扣减不合格农药款78600元，鸿耀公司需要支付曹利兴农药款564330元；2.鸿耀公司因使用曹利兴供应农药造成损失1464330元；3.扣减鸿耀公司未支付曹利兴农药款后，曹利兴还需要赔偿鸿耀公司900000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600000元，于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300000元。以其在签订《和解协议书》时，受到鸿耀公司工作人员的欺诈、胁迫为由，要求撤销鸿耀公司与曹利兴于2018年9月15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另查明：鸿耀公司和曹利兴在签订《和解协议书》前，双方未共同对鸿耀公司所称的沃柑损失进行现场确认，没有进行司法鉴定。鸿耀公司和曹利兴未对农药的使用量及使用范围进行确认。鸿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签订《和解协议书》前对曹利兴存在言语上的胁迫。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鸿耀公司与曹利兴于2018年9月15日签订《和解协议书》前，鸿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言语上对曹利兴构成了胁迫。且《和解协议书》中赔偿款900000元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鸿耀公司没有提供其存在沃柑损失的客观证据。因此，鸿耀公司与曹利兴于2018年9月15日签订《和解协议书》是曹利兴受到胁迫后，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依法可以撤销。故，曹利兴要求撤销曹利兴与鸿耀公司于2018年9月15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鸿耀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因使用曹利兴供应的农药造成沃柑损失的客观证据。因此，鸿耀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鸿耀公司要求曹利兴支付其赔偿款9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律师费是鸿耀公司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使而产生的费用，并非诉讼中必然产生的费用。因此，鸿耀公司要求曹利兴负担其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普洱市鸿耀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曹利兴于2018年9月15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二、驳回普洱市鸿耀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2800元和反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普洱市鸿耀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鸿耀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本院，请求：一、撤销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826民初222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鸿耀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三、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曹利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原审法院认定《和解协议书》存在胁迫情形，曹利兴意思表示不真实、不自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鸿耀公司认为：和解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或欺诈等情形，不能构成合同可撤销的条件。1.鸿耀公司对曹利兴“语言威胁”的认定，不属于“胁迫”的情形。首先，时间上不符合。打电话中提及的“你们开过来的车暂时摆着，希望你们报案”和“中央台要来，把你们曝光”的时间是在和解协议签订当天夜里23点以后。其次，即使发生了“暂扣车辆”“电视台曝光”的行为，属于民事法律允许的“私力救济”的范畴，包括“自助、自力救济”等。再次，是否受胁迫，应当以给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为要挟与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两个条件来判断，且须同时具备。2.《和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履行《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和解协议书》是在民警出警全程参与录音录像的情况下签订的，是双方合法、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曹利兴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完全可以向在场民警求助，若真有处于人身不自由的情况下，应当在其恢复人身自由后第一时间报警，说明被胁迫，但是曹利兴自始至终都没有报过警，充分说明其签订协议时并未受到胁迫，是完全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案由适用错误，本案案由应当为合同纠纷而不是产品质量纠纷。本案原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因销售药品导致侵权，给鸿耀公司造成了损失，后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就赔偿事宜达成和解协议，约定了各方权利义务，转化为合同纠纷了。2.原审法院未采纳《和解协议书》对赔偿金额的约定，加重了鸿耀公司的举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鸿耀公司的上诉请求。曹利兴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1.鸿耀公司在上诉状中所称的“你们开过来的车暂时摆着，希望你们报案”和“中央台要来，把你们曝光”这些内容是鸿耀公司与曹利兴在电话中说的内容，而且时间是在23点以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与证据矛盾，系鸿耀公司虚构的事实。2.扣车、让中央电视台曝光等语言威胁构成民事法律中定义的胁迫，鸿耀公司将该行为扩大解释为“私力救济”属于偷换法律概念。首先，本案中鸿耀公司一方多次明确表示处理不好的话要当场扣留曹利兴的车辆，这是属于语言预告对重大财产实施危害，让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曝光这是属于以语言预告对名誉权实施危害。在当时的情境中，曹利兴一方处于鸿耀公司内，在该地方人生地不熟，又感觉到鸿耀公司在当地很有势力，完全处于弱势，曹利兴对鸿耀公司的胁迫内容是相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鸿耀公司的胁迫足以造成曹利兴一方的恐惧，同时基于鸿耀公司一方的胁迫，曹利兴在没有进行实地查证，没有任何具体损失清单的情况下与鸿耀公司签订了《和解协议书》，同行人员马建辉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在见证方处签了名字。基于上述理由，鸿耀公司的胁迫行为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胁迫。其次，（1）“私力救济”仅仅只是一个法律概念，但不代表“私力救济”必然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私力救济”具有紧迫性的前提，本案中的情形不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鸿耀公司完全有条件寻求公权力机关，所以鸿耀公司的行为不属于“私力救济”，而是属于违法行为。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是基于产品责任这一法律关系发生的纠纷，鸿耀公司以案由不符及未示明的理由作为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其目的只是想要拋开事实，不谈前因后果，只围绕对其有利的《和解协议书》，想要忽略、淡化双方在签订《和解协议书》前，未共同对沃柑损失进行现场确认，没有进行司法鉴定，未对农药使用量及使用范围进行确认，鸿耀公司一方在签订《和解协议书》前对曹利兴存在“语言胁迫”这些客观事实，原审法院客观公正的查清本案事实，并依据该事实所适用的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鸿耀公司提交的荒山转让协议、资产评估报告、森林资源调查报告、2018年10月前江城县各乡（镇）现有沃柑种植面积统计表、江城县经济作物汇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情况说明有鸿耀公司与曹利兴签订的和解协议相印证，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检验报告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合法，故本院予以采信；照片、视频相互印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合法，故本院予以采信。鸿耀公司申请本院向江城县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办公室调取的承诺书、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照片、电话录音、《和解协议书》、情况报告、情况说明、接警登记表等材料，其中承诺书、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系有权机关作出的文书，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二审予以确认；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作出的，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照片、电话录音、《和解协议书》、情况说明、情况表报告等材料能够反映曹利兴与鸿耀公司协商沃柑受损造成的赔偿一事，故本院予以采信；接警登记材料反映的是报警这一事实，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期间，曹利兴向鸿耀公司基地供应唑螨酯和炔螨特等用于沃柑病虫害防治的农药，后因曹利兴提供的农药存在凝固现象，鸿耀公司使用后造成沃柑大量落果。2018年6月13日，经云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对鸿耀公司提供的唑螨酯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为不合格。2018年9月15日，鸿耀公司与曹利兴就沃柑的损害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双方在查看沃柑损害现场后，于当日达成了一份《和解协议书》，约定：双方确认鸿耀公司因使用曹利兴提供的农药给鸿耀公司造成的损失为1464330元，扣除鸿耀公司应支付给曹利兴的农药款564330元，曹利兴还应向鸿耀公司赔偿900000元；该款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600000元，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余款300000元；曹利兴向鸿耀公司支付完赔偿金后，鸿耀公司不再追究曹利兴的任何责任。协议签订后，曹利兴未向鸿耀公司支付上述赔偿款。本院二审认为，关于鸿耀公司在与曹利兴签订《和解协议书》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形的问题。鸿耀公司上诉称，鸿耀公司在与曹利兴协商赔偿事宜签订《和解协议书》的过程中不存在语言威胁的情形。而曹利兴上诉辩称，鸿耀公司在签订《和解协议书》的过程中，鸿耀公司的工作人员曾出现“不解决好赔偿的事就将曹利兴的车留下、要向中央电视台曝光”等威胁性的言语，鸿耀公司亦认可曾说过上述类似的话。胁迫是指以威胁为手段，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即胁迫者必须具有胁迫的故意，并实施了胁迫行为，使对方因受胁迫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与胁迫者签订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据此，虽然鸿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协商赔偿事宜时向曹利兴说过要留下其驾驶的车辆这一言语，但在庭审中经法庭询问，鸿耀公司并未要求曹利兴将车辆钥匙交给鸿耀公司保管，车辆钥匙一直由曹利兴一方的人员保管，鸿耀公司也未将路堵上，即曹利兴对其车辆享有完全的支配使用权，由此可见，鸿耀公司并没有扣留车辆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鸿耀公司工作人员说出的“不解决好赔偿的事就将曹利兴的车留下”这种言语构不成语言的威胁。对于鸿耀公司工作人员说出的“要向中央电视台曝光”这种言语，本院认为，在当今网络媒体传播消息迅速的时代，“要向中央电视台曝光”这种言语并不具有威胁性，该类言语并不存在过激的超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语言范畴，并不构成言语威胁，由此，在曹利兴不能举证证明鸿耀公司存在其他威胁行为的情况下，本院二审确认鸿耀公司在与曹利兴签订《和解协议书》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胁迫行为。鸿耀公司的上述上诉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采信。关于曹利兴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的反诉请求问题。曹利兴主张鸿耀公司在签订《和解协议书》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迫使曹利兴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和解协议书》，且该《和解协议书》显示公平，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民通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据此，曹利兴如认为鸿耀公司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或《和解协议书》确认的赔偿金额显示公平，其依法享有申请法院对该协议予以撤销的权利，但其应举证证明鸿耀公司在签订《和解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况，但曹利兴并未举证证明。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曹利兴与鸿耀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9月15日，曹利兴应在法定期间1年内向法院主张撤销权，而曹利兴并未在法定期间行使撤销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曹利兴所依法享有的撤销权归于消灭，曹利兴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由此，涉案《和解协议书》系鸿耀公司与曹利兴共同查看沃柑的损害情况后自愿协商签订的，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法，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故本院予以确认，鸿耀公司要求曹利兴按照该《和解协议书》支付赔偿款900000元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予以支持。对于鸿耀公司主张的律师费，因鸿耀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和解协议书》中亦未对该项费用进行约定，不予支持。对于鸿耀公司上诉提出的要求对涉案农药质量、农药与沃柑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沃柑损失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问题，本院认为，鸿耀公司上诉的请求是要求曹利兴按照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约定的赔偿金额进行赔偿，即双方实际已经就本案沃柑损失达成了书面的民事合同，且该合同是真实、合法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据此，鸿耀公司提出的上述鉴定申请对本案不具有实际意义，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鸿耀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826民初222号民事判决；二、由曹利兴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三十内支付普洱市鸿耀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赔偿款900000元；三、驳回普洱市鸿耀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其余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曹利兴的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280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900元，均由曹利兴负担。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曹利兴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9日以（2020）云民申51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曹利兴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指令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综合本案一、二审双方争议的事实，其焦点为：一是本案双方争议的是合同纠纷还是产品责任纠纷；二是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书》是履行还是撤销；三是律师费用应不应该支持。本案经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另，曹利兴与鸿耀公司于2018年9月15日签订了《和解协议书》，鸿耀公司于2019年2月13日到一审法院起诉曹利兴，要求履行《和解协议书》约定的支付900000元人民币，曹利兴于2019年3月5日反诉鸿耀公司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曹利兴对《和解协议书》的撤销权行使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本院再审过程中，于2020年9月24日依法调取了江城县公安局康平边境派出所出具的鸿耀公司于2018年9月15日的《报案记录》及康平派出所根据报案记录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报案记录》称，2018年9月15日12时24分，我所接鸿耀公司老板陈国森电话报称：“我公司购买了一批农药，但是经过几天使用后，发现是假农药，我已经叫了卖药的老板过来了，我怕引起冲突，请你们派出所来帮忙调查一下。”《情况说明》记载：“接警后，我所派出民警李明和金鑫前往鸿耀基地处置。民警到基地时发现除了鸿耀基地的法人陈国森和总经理朱江外，另外有玉溪的农药销售老板曹利兴和他儿子马建辉。且双方已经达成口头和解，由鸿耀公司在普洱找了一名律师来拟定协议。民警在双方拟定协议期间，向双方当事人口头询问此和解过程是否自愿，有没有强制和其他胁迫等行为。双方当事人称合作过多次，此事自行协商解决，和解行为均系自愿，没有受任何一方的胁迫……”。曹利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琦钦质证认为，对《报案记录》及《情况说明》的三性不予认可，我方提交的录音证据证实有胁迫这一事实，与这个矛盾。鸿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扬质证认为，对《报案记录》及《情况说明》的三性、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当时不存在胁迫问题，这个录音是早上提供的，这个是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这个可以从证据第三页看出来，并不能看出来我们有胁迫，让再审申请人在恐惧中签订的协议。因此，能够证明签订协议中不存在任何胁迫行为。本院认为，该《情况说明》与《报案记录》记载的情形能客观反映本案案件事实，再审庭审中当庭进行了调取说明及质证。该《报案记录》及《情况说明》与本案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予以采纳。本院再审认为，本案鸿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利兴向鸿耀公司支付赔偿款900,000元；2.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由曹利兴负担。曹利兴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撤销曹利兴与鸿耀公司于2018年9月15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2.案件受理费由鸿耀公司负担。双方均系对《和解协议书》的确认、撤销而提起诉讼请求，一、二审在诉讼过程中将本案定性为产品责任纠纷错误，应为合同纠纷，予以纠正。本案二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在说理中认为“曹利兴与鸿耀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9月15日，曹利兴应在法定期间1年内向法院主张撤销权，而曹利兴并未在法定期间行使撤销权，所依法享有的撤销权归于消灭，曹利兴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不符合本案客观事实，予以纠正。曹利兴对本案《和解协议书》的撤销权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有权行使该撤销权。《和解协议书》签订后至鸿耀公司诉讼前，曹利兴未对协议书内容提出异议。对鸿耀公司工作人员在协议签订前存在着言语不当情形，本案《和解协议书》是否可以撤销？曹利兴认为与鸿耀公司签订《和解协议书》时，鸿耀公司存在胁迫的行为，与本院查证的“和解行为均系自愿，没有受任何一方的胁迫”的事实不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规定的情形，不予支持。曹利兴与鸿耀公司签订《和解协议书》系双方自主意愿表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曹利兴的再审请求，请求撤销《和解协议书》不能成立，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本院二审判决结论：“一、撤销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826民初222号民事判决；二、由曹利兴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三十内支付普洱市鸿耀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赔偿款900000元；三、驳回普洱市鸿耀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其余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曹利兴的反诉请求。”正确，本院在纠正案件定性及撤销权说理认定错误后予以维持。对律师费用的请求，因《和解协议书》中未约定，该律师费用的支付，不是为诉讼权益的保护所必然支付之费用，不予支持。关于诉讼费用的承担，不属于诉讼请求范围，系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决定负担之事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云08民终97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德审判员 吴荣康审判员 张椿苑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何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