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06民初1885号原告：望运生、望运龙等108人(名单及基本信息附后)。诉讼代表人：望运生，男，1953年9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201001953********），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乐天溪镇朱家湾村**。诉讼代表人：望运龙，男，1951年5月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227211951********），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乐天溪镇朱家湾村**。被告：望建蓉，女，196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望中东，男，汉族，系被告望建蓉胞弟，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曾用名长江文艺出版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51032361N，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洪山街道雄楚大道**湖北出版文化城。法定代表人：尹志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建强，武汉市江汉区弘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望运生、望运龙等108人与被告望建蓉、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望运生、望运龙等108人的诉讼代表人望运生、望运龙及被告望建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望中东、被告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建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望运生、望运龙等108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2、判令被告对原告赔礼道歉，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范围，应与侵权所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3、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每人伍万元，共计伍佰肆拾万元；维权费用贰拾万元，合计伍佰陆拾万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18年10月出版的望见蓉（笔名尔容）的小说《伍子胥》，将三峡区域望氏族人臆断为伍子胥的后人。文中第四章“缘定终生”用大量的篇幅对伍员(伍子胥）与傅永慈在官渡口偶遇，直至怀孕一节进行了渲染（P67页）；第二十三章“伐楚入郢”介绍了伍子胥与其子“望”战场相见到相认（P218页）；第二十五章“鞭尸三百”描写伍子胥报仇之后，想起了他的儿子“望”（P232页）；第三十二章“驰归报恩”、第三十三章“子胥任相”（P272页）、第四十五章“子胥赐死”告诉其子伍封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第四十六章“爷孙揭秘”，回应开篇。特别是该书的《跋》，再次重申了伍子胥与三峡望氏后人的血缘关系，并将此作为她的小说的“最大的创新点”。我们知道，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而不是用创作的方式写成的。望家的历史文化也是一样，我们有祠堂、族谱还有祖坟，有系统的家族文化资料证明望家跟被告创作的“伍子胥”没有一点关系。利用创作的方式来改变一个家族的祖宗并对其给予侮辱和诽谤，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和公序良俗。我们认为，第一被告的创作行为和第二被告的出版发行行为，是对望家历史文化的篡改；是对望氏族人及其望家祠堂所供奉的祖先姜子牙和列祖列宗的不尊；是对原告及其望氏族人的人格权、名誉权的严重侵害。2013年，被告尔容和她的母亲张昌莲曾到过太平溪镇望家祠堂，是望运生和望西钢接待的，当时我们就跟她说了我们的祖宗是姜子牙，不是伍子胥。但她坚持不改，直到2018年出版该书。我们认为被告侵权存在主观故意。被告一还将相关内容放在网上，使之造成更大范围的侵权。为维护原告方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望贵院查明事实，依法判案，判如诉请。原告望运生、望运龙等108人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光盘一张（当庭播放），证明祠堂、族谱、祖坟和相关资料，望氏家族人丁旺，望氏家族与《伍子胥》小说中的伍子胥没有什么关系。被告望建蓉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光盘视频涉及的望家祠堂被审批为三级保护单位，只能证明该建筑是文物保护单位，建筑存在与本案是否侵权没有任何关联。被告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视频资料是原告自行编辑而成，记录的不是客观现实，因此该视频资料不属于证据，应该属于原告的单方陈述。2、视频资料中记录的祠堂、族谱、祖坟真伪无法分辨，即使属实也是原告对自己祖先的记录和祭奠，任何人不可能对原告的祖先予以否认。3、视频中记录关于被告侵权的证据，我方认为《伍子胥》一书描写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权利侵犯。4、原告视频资料和证明目的均认可原告所属的望氏家族与，《伍子胥》一书毫无瓜葛，因此伍子胥一书不可能侵害原告的名誉权。被告望建蓉辩称，1、原告与本案没有任何直接利害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涉案小说描写的的是伍子胥与巴东官渡口一位摆渡老人的女儿交好，后来给孩子取名等一系列故事，发生在春秋末期，距今2500年，唯一有权起诉是否侵犯名誉权的人是伍子胥与文中的儿子“望”，还有那个生下“望”的女子，以及他们的近亲属。2、被告创作小说的行为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没有给原告的名誉权带来损害，也没有侵害原告名誉权的主观故意，被告没有侵害原告的名誉权。3、原告主张的高额赔偿没有依据。被告在涉案小说中没有对108人中的任何主体进行侮辱诽谤，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所谓的“名誉权受损害”，也没有对“损害赔偿”进行任何举证。4、文学创作不同于史实的陈述，本身即具有一定的文学想象力与艺术加工，法律为文学创作与“侵害名誉权”之间设定较为清晰的界限，目的在于实现文学创作自由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被告望建蓉为支持其抗辩理由，提供了下列证据：证据一：民间传说（来源：来自宜昌地区部分望姓人调查）。证据内容：调查对象均在60岁上下，均表示儿时就听说望姓人是伍子胥后人。证明望姓人是伍子胥后人的传说早已广泛存在。证据二：望姓百度百科（截屏打印件，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望姓/3352774?fr=aladdin）。证据内容：百度百科望姓词条从2008年6月15日到尔容《伍子胥》小说2018年出版，共更新19次，望姓是伍子胥后人的传说一直没变。证明望姓有多种来源，其中之一荆楚望姓是伍子胥后人。证据三：2011年出版的宜昌作家杜鸿长篇小说《石牌保卫战》一本（来源：出生夷夷××太平溪镇为宜昌市文联副主席的杜鸿公开出版书籍）。证据内容：小说第10页详细讲述了伍相庙望姓是伍子胥后人的传说。证明望姓是伍子胥后人的传说。证据四：《环球人文地理》杂志2016年第3期（来源：龙源期刊网、中国知网、湖北省图书馆）。证据内容：详细讲述了望姓是伍子胥后人的传说。证明望姓是伍子胥后人传说在尔容小说之前就已存在。证据五：杂志三本。证明目的：三本杂志对尔容创作的小说《伍子胥》高度评价，称其传播正能量。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明全是虚构，不是事实。现在出版的这些东西都是根据望建蓉的小说来的，在小说出台之前我就在网上查过，之前只有祖先姜子牙一说，是小说出台后再有的这些内容。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我的证据存在时间早。被告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能达到证明目的。被告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辩称，一、《伍子胥》一书没有侵犯原告的名誉权。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的规定，构成名誉权侵权必须具备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侵权要件。首先，《伍子胥》是作者尔容以历史人物伍子胥为原型创作出的小说，图书《伍子胥》是经作者授权，并严格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局的要求审核后出版的图书，尔容的创作行为和答辩人的出版行为均是合法的民事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其次，原告称“《伍子胥》将三峡区域望氏族人臆断为伍子胥的后人”，以及“尔容利用创作的方式来改变一个家族的祖宗并对其给予侮辱和诽谤”，是对原告造成的损害事实。但是，《伍子胥》载明“相传长江三峡一带姓望的是伍子胥的后代”（P368），作品并没有主观臆断，只是记录了一个传说，读者对于该观点可以认同也可以反对。原告所述尔容利用创作的方式改变了一个家族的祖宗的说法是子虚乌有。《伍子胥》一书中的“我”、“望”以及望氏一族均是作者以伍子胥为原型经过加工、处理的虚构人物，且没有将该人物特定化，没有与生活中的任何特定人相关联，原告是对号入座，认为该书中的人物就是原告所在的家族。《伍子胥》一书并未对原告的名誉造成任何实质影响。尔容的创作行为和答辩人的出版行为与原告的名誉是否受损不存在关联性和因果关系。最后，在主观上，尔容是本着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赞扬历史人物伍子胥的刚烈坚韧、智信忠勇、恩义孝慈、耿直敢谏、识才任用的性格特征。同时，尔容作为望氏后人，也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对自己祖先的崇高敬意和缅怀。因此，《伍子胥》没有刻意对任何特定人物进行侮辱和诽谤，作者尔容在主观上没有侵犯任何人名誉权的恶意。2、《伍子胥》一书中的人物形象并不是原告。《伍子胥》一书中主人公为历史人物伍子胥及其后人，而原告陈述其所属家族望氏是姜子牙的后代，明显两者不属同一对象。3、《伍子胥》一书中的故事情节和言语不构成侮辱诽谤。《伍子胥》中“缘定终生”章节讲述的是主人公伍子胥与傅永慈之间纯洁美好的爱情故事，望是他们伟大爱情的结晶。这一故事情节没有对任何人进行丑化和侮辱。原告认为尔容笔下的望是私生子而构成侮辱，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伍子胥这个人物所属的阶层，伍子胥和傅永慈的结合是合情合法的，他们孕育的子女也是社会认可的，不存在任何歧视和侮辱。所以《伍子胥》中关于傅永慈、望的情节描述不对任何人的名誉构成侵权。在《伍子胥》一书368页，关于望的来历有“资料显示……”，《伍子胥》368页的文字是对其他作品的引用，不属于该书本身的内容，不构成名誉权侵权。二、出版社在《伍子胥》书籍出版前，进行了严格的三审，尽到了应有的审查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九条的规定，如果《伍子胥》一书被认定为名誉权侵权作品，也只有在答辩人不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的情况下，才构成侵权。三、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和维权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方的身体和精神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应当驳回原告的主张精神抚慰金和维权费用的诉讼请求。被告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提供了下列证据：图书出版合同、审稿单、发稿单各一份。证明出版社在出版伍子胥一书前根据出版合同和法律规定对作品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作品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侵犯他人权利，即使作品侵权应当由作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这个证据是被告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和望建蓉在出版方面的证据，这是两个被告之间的关系，与我方无关。被告望建蓉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认可上述证据，没有异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望建蓉，笔名尔容，创作了小说《伍子胥》，2018年10月，被告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该小说，该书以伍子胥为主角，展现其一生经历，以春秋时代为背景，描写了不同地位、身份、背景的春秋人物形象。书中涉及伍子胥逃亡到巫峡渡口遇到一名叫傅永慈的女子，生下儿子取名“望”，书中多处提及伍子胥的儿子“望”及望氏。其中，第368页写到，“我写伍子胥，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相传长江三峡一代姓望的是伍子胥的后代。我的父亲还是孩童的时候，就有人骂他们姓望的是伍子胥的丫环生的。资料显示是伍子胥逃亡时期在巴东渡口与一位女子结好，女子怀孕，请伍子胥赐名。伍子胥有口难言，只回头深情一望，便继续踏上逃亡路。女子会其意，给孩子取名望。从此，巫峡西陵峡望氏后人代代相传。”。书中第369页写到，“这部小说最大的创新点，可能在于将伍子胥与望氏一脉的传说作了一些隐秘的勾连。”原告认为三峡区域望氏族系姜子牙后人，案涉书籍关于望氏的描写，将三峡区域望氏族人臆断为伍子胥的后人，是对望家历史文化的篡改，损害原告及其望氏族人的名誉权。本院认为，所谓名誉权系人们依法享有的对自己所获得的客观社会评价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名誉权的侵害行为主要表现为侮辱、诽谤。本案名誉权纠纷系因小说《伍子胥》引发，小说《伍子胥》作为文学作品，其依托于现实，但同时具有一定的虚构性。因此，处理文学、艺术作品侵犯名誉权的问题，需要解决名誉权保护与文学艺术创作自由之间的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在本案中要判断是否侵犯名誉权关键要判断该作品所描述的对象是否可以合理的指向特定人。如果作品指向了特定人，并且作者对作品中的人使用了侮辱、诽谤性的语言，使此人社会评价较之前明显降低，则作者对此人构成名誉权侵权。本案中，二被告是否侵犯原告名誉权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评述：原告对“祖先”是否享有名誉权。《伍子胥》作品中对伍子胥儿子“望”以及望氏的描述，涉及的是望氏一族的祖先，而对“望氏一族的祖先”名誉权，望运生、望运龙等108人是否享有名誉权？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主要针对精神利益，所谓侵害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实为侵害行为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法律所保护的精神利益之主体为死者近亲属。因为死者的名誉是对死者的一种客观评价，这种评价并不随着人的死亡而立即消失，对死者的名誉进行侮辱或诽谤无疑对生者，尤其是死者的近亲属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对受其影响的人来说会造成人格权或人格利益的损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保护死者的名誉实质上是对其活着的近亲属人格权或人格利益的间接保护。依照社会通常的情形，对故人敬爱追慕之情于故人死亡当时最为深刻，经过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轻，而与先人有关的事实，因为时间的经过逐渐成为历史，此时对历史事实探求或表现之自由，应优先考量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由此可见，死者名誉权保护期限的决定性因素是时间因素，即侵权发生时距死者死亡时是否年代久远。因为法律保护的对象是死者近亲属“孝思追念”的精神利益，所以该利益在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内受法律保护方为允当。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名誉权的保护限定了主体范围，限于近亲属的范围，即规定了保护先人的名誉权期限。该规定系为了平衡死者人格权利保护和言论、创作自由的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的规定，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组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本案的望运生、望运龙等108人显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其起诉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是否有侵害名誉权行为。《伍子胥》一书是以历史人物伍子胥为原型创作的小说，系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局的要求审核后出版的图书，被告望建蓉的创作行为和被告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出版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明确规定，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侵犯他人名誉权的主要方式是侮辱与诽谤。侮辱是将他人现有的缺陷或其他有损于他人的社会评价的事实扩散、传播出去，以诋毁他人的名誉，让其蒙受耻辱；而诽谤的言词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本案涉及的主要是诽谤，原告认为望氏祖先是姜子牙，《伍子胥》一书中关于望氏一族的祖先是伍子胥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本院认为，关于望氏祖先是谁的说法有多种流传，历史上并无官方史料对此有明确记载，原告提交证据也不足以证实三峡区域望氏族人祖先是姜子牙，《伍子胥》一书不存在诽谤的情形。二被告主观上并无恶意，不存在散布的内容与社会公认事实明显不符、造成恶劣影响等情形，被告望建蓉创作的小说中对古人经历提出的与原告的不同观点，行为方式亦无不当，不能认定为侵权行为。是否存在损害的后果，即社会评价是否变低。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多数人对民事主体在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方面的客观、综合的评价。是公众对其长期的行为表现进行评价积累而成，个体的主观意见不足以代表这种综合认知，而且公众的评价也不以被评价者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本案中，社会评价是否变低，不以原告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伍子胥在历史上并不是负面人物，《伍子胥》一书对伍子胥一生描述也是赞扬和褒奖，书中第367页写到，“伍子胥为人坦荡，心口如一，耿直刚烈，不圆滑不掩饰不藏锋露拙……”，第369页写到，“越人尊伍子胥为钱塘江之潮神……”。书中关于伍子胥及其儿子“望”的描述以及影射伍子胥为望氏祖先，并不会降低公众对现存望氏族人的评价，不会对原告名誉造成了贬损或损害。综上，原告对其“祖先”不享有名誉权，二被告客观上也不存在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亦未给原告造成损失，故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第七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驳回原告望运生、望运龙等108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500元，由原告望运生、望运龙等108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岳新平审 判 员  刘忠慧人民陪审员  冯玉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姜静书记员周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