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5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律群，男，1971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峰群，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文祥，男，1962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幼云，女，196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峰明，浙江五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韩律群因与被上诉人何文祥、韩幼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7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王杨沁如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律群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韩律群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韩幼云、何文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错误，其判决驳回韩律群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当撤销判决。（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从韩律群与韩幼云、何文祥之间整个资金往来的过程来看，韩幼云、何文祥仍有200万借款本金未还。（详见列表）2、韩律群在2017年8月2日与韩幼云、何文祥对2014年5月4日之后发生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其原因是除诉争的200万借款有书面借款凭证且内容详细明确外，其他几笔借款中既有缺少书面借款凭证的借款，也有虽有书面借款凭证但内容不明确的借款，再加上韩幼云、何文祥也有已归还部分借款本金的情形，故双方必须对2014年5月4日后发生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另外，韩律群在与韩幼云、何文祥进行结算以及签字确认《结算单》载明的内容时，韩律群处于醉酒的状态下（该事实由韩幼云、何文祥在《实事求是》中签字确认：第二段第二句“是2017年8月2日，当天我喝醉酒记忆断片后拿来借条的延续、终止。”）。一审法院不能将处于醉酒状态下的韩律群苛以正常人的思维、行为来要求，一个正常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完美的作出相应行为的。3、一审法院不能孤立地理解《明算账》中何文祥载明的“到2019年6月3日止何文祥同韩律群双方账目结清，无经济纠纷，原双方借条、收条全部作废。”的意思。《明算账》内容记载的是双方始于2014年5月4日终止于2019年6月3日的资金往来情况。韩幼云、何文祥所确认的自然是指2014年5月4日开始的借款。如果何文祥认为包括了诉争的200万，那么从常理上讲其才应明确或注明包含此款项。实际上，韩律群为更明确《明算账》中是否包含了诉争的200万，于2019年6月13日与何文祥签订了《实事求是》。该文件第5段第2句“《明算账》所有账目已全部结清（账单上起于2014年5月4日止于2019年6月3日，实际上止于2019年6月10日，端午节银行放假，本票晚了几天）”。4、一审法院逻辑错误。正是因为韩幼云、何文祥违背诚信，拒不承认尚欠韩律群200万借款的事实，故有韩律群于2019年12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事。韩律群正是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否认了韩幼云、何文祥认为的包含案涉借款200万的意思。并且，韩律群何来“不持异议”。韩律群分别于2019年6月3日、6月13日与韩幼云、何文祥签订《明算账》、《实事求是》的行为完全符合生活常理，充分反映了韩律群当时的正常心理及据此心理作出的行为对策。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看似合理，实际却是违背生活常理的，其所做推理的出发点系基于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士在此状态下的心理及行为。试想，作为“普通人士”的韩律群怎么可能做到如此“专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诉讼请求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1、根据双方间的所有资金往来情况，明显可以看出韩幼云、何文祥提交的《结算单》若以韩幼云、何文祥的意思来解释，存在很大的不合理，即韩幼云、何文祥只有归还了481万元借款本金的记录，剩余的200万款项韩幼云、何文祥是以现金还是转账，又是在何时、何地归还韩律群的？韩律群提交的《明算账》等书面材料中，韩幼云、何文祥已明确其归还韩律群的借款都基本非现金形式。虽然在一审中韩幼云、何文祥初步提交了所谓归还案涉200万借款的证据一《结算单》，但针对该证据韩律群已举证说明其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韩幼云、何文祥是否还款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故韩幼云、何文祥仍应就其已归还借款的事实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更何况韩幼云、何文祥的举证也不存在困难的情形。根据以及参考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的规定精神，在一审审理中韩律群提出抗辩：韩幼云、何文祥还款200万借款的行为未实际发生。且韩幼云、何文祥也未能就此作出合理解释。在此情况下，韩幼云、何文祥应就其还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以韩律群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韩幼云、何文祥未还款为由，支持韩幼云、何文祥已经全部还清借款的判决，这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这对韩律群极其不公。2、一审法院采信证据明显带有倾向性，一概否决韩律群提交的合法有效证据。一审时韩律群提交的《明算账》等证据，在形式、内容、举证期限等均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并且对韩律群的主张具有很大的证明力。一审法院在韩幼云、何文祥未提供足以推翻上述证据内容的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推理而一概否决韩律群提交的所有有效证据，在事实认定上明显不利于韩律群，有悖司法的客观公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在认定事实、认定事实依据、适用法律等皆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韩律群的合法权益。 韩幼云、何文祥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依法维持。一、一审法院认定，韩律群与何文祥于2017年8月2日的结算包含案涉200万元借款正确。首先，2017年8月2日，韩律群与何文祥在结算时，已明确双方结算后尚欠款项，同时注明原韩律群与韩幼云、何文祥借条、欠条全部作废。显然指2017年8月2日前形成的借条、欠条全部作废，亦涵盖案涉200万元的借条。其次，2018年7月1日，韩律群在城东派出所形成的笔录中确认5年前借款给韩幼云、何文祥，双方就应还203万元还是224万元发生争执，因而引发肢体冲突，亦证明203万元欠款中涵盖案涉200万元借款。且该节事实与2017年8月2日形成结算内容相印证。再次，韩律群主张的资金往来系根据其提供的《明算账》计算得出，但该《明细账》系韩律群单方制作，系对其与韩幼云、何文祥自2014年起部分款项的罗列，并未涵盖双方全部经济往来。如同样系韩律群单方制作的《先讲断后乱》中自认收到韩幼云分别于2017年1月26日、2017年4月4日、2018年2月12日支付的2万元现金及15万元承兑的款项并未载入该《明算账》中。且韩律群制作的数据与其于2018年7月1日在城东派出所形成的笔录和2017年8月2日形成的结算均不能相互印证。故该《明算账》并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双方全部经济往来。最后，《明算账》中何文祥虽签字，但亦载明到2019年6月3日止韩律群与韩幼云、何文祥账目结清，无经济纠纷，韩律群与何文祥借条、收条全部作废。该证据由韩律群制作，并由何文祥签字后，一直由韩律群持有。如果何文祥书写内容与事实不一致，韩律群应让何文祥注明不包含涉案借款。然韩律群不但未对该书写内容提出异议，而且在其单方制作的《实事求是》、《先讲断后不乱》中反复确认该证据效力，且何文祥手写添加内容与2017年8月2日形成的结算相印证。故韩律群对截至2019年6月3日其与何文祥之间的账目已结清的事实是认可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的情形。首先，韩幼云、何文祥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与韩律群提交的《明算账》中何文祥书写内容相互印证，均证明双方在结算时已包含之前所有的债权债务，故韩幼云、何文祥对主张的事实已完成举证。其次，韩律群主张的事实均基于由其单方制作并由何文祥签字的《明算账》为基础。诚如上所述，《明算账》所记载的数据系对双方部分款项的罗列，双方大量的经济往来未列入，故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双方全部经济往来，且无法解释203万元的组成亦不能与其在城东派出所陈述内容相印证。然韩幼云、何文祥提供的结算单及利息计算清单合理的解释了韩律群与韩幼云借款还款金额系203万元还是224万元发生争执的原因。再次，《明算账》、《实事求是》、《先讲断后不乱》均由韩律群在其与何文祥款项结清后单方制作形成，何文祥在《明算账》明确到2019年6月3日止，韩律群与何文祥双方账目结清，无经济纠纷，原双方借条、欠条全部作废，韩律群亦表示认可并持有，且在《实事求是》、《先讲断后不乱》中多次确认。最后，即便如韩律群所述《明算账》、《实事求是》、《先讲断后不乱》记载的内容与何文祥书写的内容理解发生歧义。鉴于《明算账》、《实事求是》、《先讲断后不乱》系韩律群提供并制作，故对有歧义部分应对韩律群作不利解释。故韩律群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200万元借款未归还的事实，其需对主张的事实进一步举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韩律群上诉，维持原判。 韩律群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韩幼云、何文祥归还韩律群借款本金2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韩幼云、何文祥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韩律群与案外人程香华原系夫妻关系，韩幼云与何文祥系夫妻关系，韩律群系韩幼云胞弟。2013年10月11日，韩律群与程香华向浙商银行贷款200万元出借给韩幼云、何文祥，韩幼云、何文祥出具借款契约一份确认了借款事实，并约定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此后，韩律群又多次向韩幼云、何文祥出借款项，双方之间有多次经济往来。2017年8月2日，韩律群与何文祥对账结算，双方签订结算单一份，约定韩律群尚欠浙商银行的130万元贷款本息由何文祥归还，何文祥尚欠韩律群203万元，原双方借条、欠条全部作废。2017年8月23日，何文祥向韩律群出具欠条一份，确认尚欠韩律群其后利息21.5231万元。2018年7月1日，韩律群与韩幼云因借款归还数额是203万还是224万元产生分歧导致冲突，后路人报警，双方至富阳区××东派出所处理，并制作相应询问笔录。2019年6月3日、2019年6月13日、2019年7月2日，韩律群分别拟定《明算账》、《实事求是》、《先讲断后不乱》各一份，何文祥均签字捺印，其中《明算账》中何文祥在其签名下方注明：“到2019年6月3日止何文祥同韩律群双方帐目结清，无经济纠纷，原双方借条、收条全部作废。”另查明，韩幼云、何文祥于2017年11月8日按约归还浙商银行贷款本息130.42万元。后韩幼云、何文祥分别于2018年7月17日、2018年9月29日、2018年10月10日、2019年6月10日归还原告146.45万元、8万元、60万元、4.75万元，合计219.20万元。后双方因韩律群向韩幼云、何文祥主张返还2013年10月11日的200万元借款发生纠纷，韩律群遂于2019年12月10日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决。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同效力。韩幼云、何文祥于2013年10月11日向韩律群及案外人程香华借款200万元，并出具借款契约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规定，韩律群自认200万元款项系其及程香华从银行贷款后转借给韩幼云、何文祥，并约定按月利率2%计息，构成高利转贷行为，故韩律群与韩幼云、何文祥签订的借款契约应属无效，双方关于利息的约定亦属无效，但韩幼云、何文祥取得借款200万元应予以返还。关于韩律群主体是否适格。根据韩律群提交的借款契约，本案涉案债权属于韩律群和案外人程香华的共同债权，韩幼云、何文祥对韩律群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表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为两人以上的，仅部分出借人提起诉讼的，应当通知其他出借人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本案中，韩律群提交了程香华关于确认案涉借款由韩律群所有的情况说明，并经一审法院电话向程香华核实，该份情况说明确系程香华本人的陈述和签名，故韩律群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主体适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200万元款项是否已经结清，更确切地说是2017年8月2日双方结算确认作废的借条是否包含案涉借款契约。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8月2日韩律群与何文祥签字确认的结算单，明确了双方结算后何文祥尚欠韩律群的款项，同时注明原双方借条、欠条全部作废，从该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对此前的借贷往来行了结算和确认，且根据结算单中“原双方借条、欠条全部作废”的表述，可认定结算单中指定的借条并未被销毁或还给何文祥，应当依然由韩律群持有。借条中载明“原双方借条、欠条全部作废”并无特别的指向，从文义上理解，应包含之前所有的借条，即此前所有借条均被该结算单所替代。韩律群主张该结算单仅指自2014年5月4日起至2019年6月期间的借款，并不包含案涉2013年10月11日的200万元款11项，应由韩律群提交证据证明，但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和解释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如正如韩律群之所述，按常理，其在与何文祥结算并出具结算单时，应当要求何文祥在结算单中作出特别说明，或将此前其他借款一并进行结算。且韩律群提交的《明算账》中何文祥签名下方仍载明“到2019年6月3日止何文祥同韩律群双方帐目结清，无经济纠纷，原双方借条、收条全部作废”，该份材料系由韩律群保管持有，韩律群应当对上述内容明知，如韩律群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作废的借条不包含2013年10月11日的借款，应在当时或事后要求何文祥对作废的借条予以明确或注明不包含2013年10月11日款项。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韩律群在此后拟定并由何文祥签名确认的《实事求是》或《先讲断后不乱》中均无此体现。此外，韩律群庭审时对结算单中203万元款项组成的解释亦不具有合理性，且韩律群于2018年7月1日在城东派出所形成的笔录中确认5年前借款给何文祥，后向何文祥催讨，但因何文祥只归还203万元产生纠纷，从该事实亦能反映双方结算的203万元包含了5年前的借款即2013年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韩律群与何文祥在2017年8月2日结算后约定了原双方借条、欠条全部作废，在韩律群未提供出其他有效证据证明2013年10月11日的借款应当单独计算的情况下，案涉200万元的借款契约不应再重新计算，应当作废。结合本案中的结算单及欠条，韩律群与何文祥结算后确定截至2017年8月23日，除浙商银行的130万元贷款本息外，何文祥尚欠韩律群203万元及利息21.5231万元。2019年6月3日，何文祥在韩律群保管持有的《明算账》上书写：“到2019年6月3日止，何文祥同韩律群双方帐目结清，无经济纠纷，原双方借条、收条全部作废”，对此，韩律群未提出异议，表明双方对此前的债权债务再次进行了结算确认，确认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结清，理应包含案涉200万元借款及上述欠条的利息款。综上所述，韩律群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韩幼云、何文祥尚欠韩律群借款200万元未予归还，故韩律群要求韩幼云、何文祥归还200万元借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韩律群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由韩律群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韩律群依据2013年10月11日的《借款契约》向何文祥、韩幼云主张归还200万元借款，但何文祥、韩幼云抗辩称该款已全部清偿。经查明，韩律群与何文祥、韩幼云之间存在频繁的款项往来，双方曾于2017年8月2日、2019年6月3日、6月13日、7月2日进行多次对账并形成书面材料，且在上述书面材料中两次确认原借条、欠（收）条全部作废，故在未有其他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况下，该些对账材料应视为双方对此前全部款项往来的结算，韩律群无权再以此前形成的其他债权凭证，向何文祥、韩幼云主张权利。同时，根据韩律群于2018年7月在城东派出所所作笔录，其明确提及与韩幼云之间的冲突缘于其“5年前”向韩幼云出借224万元，但韩幼云仅同意返还203万元。鉴于韩律群所称款项在时间及金额上均与案涉借款基本吻合，故有理由相信双方发生争议的款项中应当包含案涉借款。况且，200万元并非小数目，在双方当事人已有纠纷的情况下，韩律群在此后与何文祥、韩幼云进行数次结算时，不就案涉200万元借款进行确认，反而任由何文祥在结算文书中载明“双方账目结清、无经济纠纷，原双方借条、收条全部作废”等内容，明显不合常理，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韩律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