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86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金府装饰城******。 法定代表人：李瑞岐。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威，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敬宾街**。 法定代表人：赵中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凯，男，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通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德阳市凯江路北侧旌湖国际社区-港湾丽景****。 法定代表人：黄禹，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雷，四川时代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局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通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6民初6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通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的基础事实已经构成诈骗犯罪，且本案的审理需以刑事审判的结果作为依据，本案应当停止审理并移交刑事机关，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系刘庆伟通过虚构项目并私自使用公司印章与通运公司签订合同，骗取保证金并转入刘庆伟实际控制的四川众意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意达公司），符合诈骗罪的构成，应当移送公安机关。通运公司作为建筑劳务企业，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在没有发包单位等情况下，蹊跷签订《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故不排除其与刘庆伟合谋签订合同后以诉讼方式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这些事实均需要以刘庆伟案的刑事裁判结果予以认定，故需要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与通运公司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事实是虚假的，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且一审法院判令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为刘庆伟的个人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未作出任何意思表示。刘庆伟的犯罪行为不能因其是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而由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三、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与九局集团公司并不存在混同，一审法院认定二者混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更正并撤销。2016年决定解散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但由于发现刘庆伟借用公司名义实施诈骗等犯罪行为，故决定继续经营；通过工商登记信息以及财务审计报告等证据可以证明两公司不存在混同关系。一审径行引用（2018）川01民终11446号判决，但并未原文引用且逻辑错误，且判断人格混同应当具体个案具体分析，不应以一案的裁判结果推导所有的情形。 九局集团公司认可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上诉意见。 九局集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通运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令九局集团公司承担责任的事实基础是虚假的，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应当撤销。本案的事实基础系刘庆伟通过虚构工程项目并私自使用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公章，与通运公司签订合同，骗取保证金并转入刘庆伟实际控制的众意达公司，该事实已经被相关部门定性为诈骗犯罪。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不应当为刘庆伟的犯罪活动承担责任，则九局集团公司作为股东更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二、九局集团公司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不存在混同，一审法院认定二者存在混同系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九局集团公司已经举证两个公司互相独立，业务虽类同但不混同。实际上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自2013年成立以来并没有实际开展业务，不可能与九局集团公司存在混同。故九局集团公司曾决定解散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因发现刘庆伟借用公司名义实施诈骗，遂决定撤销关于解散公司成立清算组的决议。一审判决书引用了已经生效的（2018）川01民终11446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认定两个公司存在混同的依据，但存在引用不完整的情况，不能直接推导出九局集团公司应当对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结论。何况公司人格否认并非永久否定公司法人人格，应当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原审法院径行以上述生效判决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从九局集团公司提供的财务审计报告来看，足以证明两个公司之间财产独立，并不存在所谓财务混同的情形，因此九局集团公司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的基础事实已经构成诈骗犯罪，且本案的审理需以刑事审判的结果作为依据，本案应当停止审理并移交刑事机关，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通运公司作为建筑劳务企业，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在没有发包单位等情况下，蹊跷签订《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故不排除其与刘庆伟合谋签订合同后以诉讼方式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这些事实均需要以刘庆伟案的刑事裁判结果予以认定，故需要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 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认可九局集团公司的上诉意见。 通运公司对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集团公司的上诉意见辩称，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本案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刑事案件范畴，也不应按照“先刑后民”原则处理。1.双方签订的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涉嫌诈骗情形。在签订合同之前，通运公司多方了解确认案涉项目是存在的，为保证取得项目的劳务分包权，签订了意向合同、框架协议书之后支付保证金并无不当，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通运公司要求解除合同、退还保证金，也系正常的民事纠纷范畴，一审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2.本案不存在刑民交叉或先刑后民的问题。通运公司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集团公司之间的纠纷并不涉及刑事犯罪，所基于的事实也与刘庆伟涉嫌挪用公款、骗取贷款的犯罪事实并不一致，另无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已纳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侦查范围。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与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九局成都分公司）分别是九局集团公司的独资子公司与分公司。1.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都是刘庆伟，其中另案查明两公司的财务人员、委托代理人、营业场所、办公地址等都是一致的，且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业务与九局集团公司也是一致的，故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是由九局集团公司完全控制的，存在人事、财产混同。2.上诉状所说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开展业务，实际上又承接大量工程，能够证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作为九局集团公司、九局成都分公司的窗口和工具在开展经营活动，其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作为九局集团公司的经营工具，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存在，不具有独立人格，系过度控制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3.九局集团公司在决定解散时未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债权登记，明显恶意，唯一股东九局集团公司应当承担责任。4.九局集团公司应当对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一审中九局集团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财产独立于九局集团公司。三、个案中认定的公司人格混同与人格否定的情形及后果与本案中相同或相近，其应是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使用的，另案的被告、诉讼请求、案涉项目、保证金的收取方式、协议书内容、发生时间与本案完全相同，在涉案事实中，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集团公司的经营状态、管理形式、人员设置都是同本案完全重合，故另案查明的事实以及认定可以适用于本案，一审判决直接引用并无不当。 通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通运公司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2.判令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返还通运公司合同履约保证金200万元；3.判令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支付通运公司资金占用利息至全部保证金返还之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判令九局集团公司对上述2、3项请求承担连带支付责任；5.判令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集团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通运公司（乙方）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甲方）签订了《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协议约定由乙方分包“天府新区新津功能配套区市政路网工程”部分施工任务，项目总造价约为壹亿贰仟万元，并约定“工程合同履约保证金，按项目总造价的10％现金交付，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无息退还保证金，项目暂定2016年4月30日前进场施工，由于特殊原因影响进场时间，由甲方提前通知乙方，具体事宜另议”。该《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尾部甲方处有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印章，并盖有法定代表人刘庆伟的印章。乙方处盖有通运公司的印章，并有法定代表人黄禹的印章。 2016年3月3日，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向通运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通运公司将天府新区新津普兴镇功能配套区路网工程项目履约保证金200万元转入众意达公司上海银行成都分行20×××38账户，并注明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由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承担，该委托书盖有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印章。2016年3月7日、3月16日，通运公司通过四川省农村信用社8XX3按照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委托向众意达公司转款共计200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九局集团公司是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唯一股东，九局成都分公司是九局集团公司的分公司。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刘庆伟，刘庆伟亦曾系九局成都分公司的负责人。2013年企业年度报告显示，九局成都分公司的企业通信地址为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148号成营饭店院内Ｃ栋，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企业通信地址为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148号成营饭店Ｃ栋中铁九局分公司。2014年企业年度报告显示，九局成都分公司的企业通信地址为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148号成营饭店院内Ｃ栋，企业联系电话为028-876××××1，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企业通信地址为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148号，企业联系电话为028-876××××1。2015年企业年度报告显示，九局成都分公司的企业通信地址为成都市金牛区九里提中路146号，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企业通信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九里提中路146号。2016年企业年度报告显示，九局成都分公的企业通信地址为成都市金牛区九里提中路146号，企业主营业务活动为受公司委托从事：铁路、公路、市政、房屋建筑、水利水电、隧道、桥梁、城市轨道交通、钢结构、土石方、爆破、铺架、土木工程建筑材料、钢材销售。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企业通信地址为成都市金牛区九里提中路146号，企业主营业务活动为受公司委托从事：铁路、公路、市政、房屋建筑、水利水电、隧道、桥梁、城市轨道交通、钢结构、土石方、爆破、铺架、土木工程建筑材料、钢材销售。2016年11月8日，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下发决定：解散公司、成立清算组，法人股东处盖有九局集团公司的印章。前述事实，系原告曾森达诉被告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集团公司、第三人四川鹏诚昌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川0106民初6767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不服（2017）川0106民初676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作出（2018）川01民终11446号民事判决书，明确表示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川0106民初6767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一致。 一审法院庭审中，对于《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中所提及的项目“天府新区新津功能配套区市政路网工程”，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称该工程系虚构，并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庆伟已涉嫌骗取贷款、诈骗已经被立案侦查。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通运公司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签订《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后，向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交付了履约保证金200万元。后经核实，《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中所提及的项目“天府新区新津功能配套区市政路网工程”，系虚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通运公司有权请求解除其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因《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已交付的履约保证金，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予退还。虽然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辩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庆伟擅自使用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假借公司的名义与通运公司建立虚假经济合同，借此骗取钱财，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不承担返还保证金的义务，但是刘庆伟作为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对外进行民事活动，其代表职权来自法律的明确授权，其对外的职务因为即为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行为，通运公司与其签订《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后，按照合同约定向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账户支付履约保证金200万元属实，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无证据证明通运公司存在恶意，其内部对公司印章的管理、款项的收取处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辩解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解除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当退还该200万元履约保证金，故通运公司诉请九局成都工程公司退还上述保证金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请，《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约定“竣工验收一个月内无息退还保证金”，但该项目后经核实不存在，系虚构，合同无法履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本应及时退还保证金200万元但未予退还，会造成通运公司的资金利息损失，但通运公司未提供诉前已向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主张资金占用利息的证据，故该资金占用利息的起算应当以通运公司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为宜，自2017年7月31日起算至保证金付清之日止。 关于九局集团公司是否应当对上述履约保证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通运公司主张九局集团公司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应当共同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的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三条亦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民终1144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九局成都分公司与九局集团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且在本案中也未提交新的足以否定人格混同的证据，故一审法院不再赘述。又因九局集团公司于2016年11月8日决定解散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九局成都分公司理应对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通运公司要求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集团公司连带退还其履约保证金2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通运公司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集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通运公司履约保证金2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7年7月31日起算至经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通运公司其他诉请。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四川省华纬医药有限公司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813元，减半收取计11906.5元，由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集团公司负担。（此款已由通运公司垫付，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集团公司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通运公司） 本院二审期间，九局集团公司提交证据如下： 第一组：1.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2.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3.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4.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开户许可证；5.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税务登记证。拟证明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财务独立、不构成人格混同。 第二组：6.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股东决定书，拟证明九局集团公司出具股东会决定，撤销解散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决定，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仍然正常存续，应独立承担责任。 第三组：7.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民终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有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九局集团公司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之间不构成人格混同。 通运公司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的1、2、3项审计报告的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但从内容而言，恰好证明九局集团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过度支配和控制。审计报告反映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在三年内没有开展业务，没有员工工资支出及其他管理经营支出，结合在案其他证据，证实其与九局成都分公司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虽然形式上是独立主体，但实质上没有独立人格，唯一独立资产是注册资本金，但公司成立后又迅速转回九局集团公司，故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一直无法直接使用该资金，完全受九局集团公司控制。故九局集团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第4、5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判决书并非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该裁判对本案并无任何指导意义。 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质证认为，对于九局集团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且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提供的2015至2017年的财务报告，足以证明两公司之间的财务独立性。 本院经审查，对九局集团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相关证据是否采信，将在后文综合评述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对于本院已经生效的（2018）川01民终11446号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故原审法院引述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本身并无不当。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在本案中亦未提交证据推翻前述生效判决的认定，故本院对原审法院引述（2018）川01民终11446号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九局集团公司2013年10月21日向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支付了2000万元，备注为验资款，同年12月，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又将该款项以往来款以及资金上收的名义转回九局集团公司。 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提交的财务审计报告中，利润表一栏连续三年没有相应费用发生，其中管理费用亦连续三年没有发生。二审中，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均陈述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虽未实际经营，但是有员工，对于员工工资的发放，九局成都工程公司陈述员工系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领取工资，九局集团公司陈述部分是从九局成都分公司处领取工资。对于员工领取工资但管理费用没有记载的原因，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不能做出解释。 在2015年的财务报表中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24868920.47元，2016年记载为24884278.53元，2017年记载为24987652.29元，对此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均主张，上述费用是九局集团公司出资2000万后因资金归集转出，另有500万元是借款，进行再次资金归集后扣除相应财务费用，就形成2400余万元的应收款。 二审中，本院要求九局集团公司提交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民终6号案中提交的相应证据，该公司复印了该案中的证据资料22页提交本院，通运公司对上述复印的证据材料形式要件予以认可，请求法院依法认定。经审查，上述证据页数少于九局集团公司在本院二审中提交的审计报告页数。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以及本案是否需要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与九局集团公司主张《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的签订过程蹊跷，但上诉状中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均已认可《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上加盖的印章为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印章，只是认为系刘庆伟私自加盖。对于通运公司而言，合同内容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业务相关，刘庆伟系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合同和加盖公章均是法定代表人日常履行职务会发生的行为，通运公司基于刘庆伟的职务身份有理由相信刘庆伟系正常履职。至于协议书中约定的路网工程是否真实，关系到合同能否实际履行的问题，不影响人民法院对合同效力的判断。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约定的施工内容为“确定承包给乙方约壹亿贰千万元造价的施工任务，包括但不限于道路及附属设施以及本项目变更涉及的增减工程施工任务，工期约15个月，具体工程内容以图纸划分为准。”并未对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开竣工时间、工程质量、付款和结算等实质性内容予以约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案涉《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的内容不符合建设施工合同应当具备的要素，协议中关于通运公司在工程中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并不明确也不具体，涉及的施工内容均为概括性的描述，不能得出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将工程的主体部分全部转包或者肢解后以分包名义转包给通运公司的结论。即使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与九局集团公司主张刘庆伟涉嫌挪用公款、骗取贷款被刑事立案，但本案争议内容是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收取的保证金应否退还给通运公司，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庆伟涉嫌经济犯罪的事实与案涉经济纠纷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基于此，本案无须移送公安机关。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与九局集团公司主张通运公司与刘庆伟涉嫌合谋骗取国有资产没有依据，应当认定《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为合法有效。 二、关于《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应否解除，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否承担返还工程款并支付利息的责任。 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案涉协议书约定的项目不存在，通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的合同根本目的已无法实现。通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一审法院结合通运公司实际支付款项的事实，在合同解除后认定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将保证金合计200万元返还通运公司并无不当。因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签收一审起诉状副本，故《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书》于当日解除，利息自次日起算。又因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是在2019年取消，2017年9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至全部付清之日止。 关于九局集团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通运公司要求九局集团公司对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一方面是基于九局集团公司与九局成都分公司系总、分公司关系，九局成都分公司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之间人格混同；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及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款作为总则部分规定，适用于所有公司类型，而不仅仅局限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情形。二审中，九局集团公司提交了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两公司2015年至2017年的财务审计报告，但不足以成为否定九局集团公司对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九局集团公司2013年10月21日向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支付了2000万元的验资款，同年12月，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又将该款项转回九局集团公司。该行为即使能在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账目上体现，但违反了资本真实原则，影响了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债务偿还能力。其次，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显示，“按欠款方归集的其他应收款项期末月前五名单位情况”一栏载明，连续三年九局成都分公司作为欠款方，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达到2400余万元。虽然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和九局集团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资金归集，但九局集团公司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在上诉状中自认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实际开展业务，其主张的的资金归集行为体现了九局集团公司对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控制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在财务上的不独立。第三，虽然九局集团公司和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均陈述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有员工，但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利润表一栏，没有任何管理费用或财务费用发生，不能证明员工的工资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处领取。结合本院生效判决查明九局成都分公司与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地址一致、经营范围相似的事实，以及九局集团公司陈述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部分员工从九局成都分公司领取工资的事实，能够印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在人员上亦丧失相应独立性。综合上述三点理由，能够认定九局集团公司作为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唯一股东，对九局成都工程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沦为九局集团公司的躯壳，严重损害本案中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债权人即通运公司的利益。故此应当否认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人格，由九局集团公司对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使九局集团公司提交了（2020）津民终6号生效判决，但本案中九局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较其在（2020）津民终6号案中提交的证据内容更为翔实，该案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九局集团公司应对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九局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但原审判决自2017年7月即按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不当，应予调整。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6民初68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6民初685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6民初68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四川通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保证金2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9月13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 四、驳回四川通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47626元，由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3813元，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38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田笛 审判员  王果 审判员  李玲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