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10612号原告：余杰琳，男，1994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被告：广州捷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骏业路**第****。法定代表人：李函。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冰，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杰琳与被告广州捷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捷宝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杰琳、被告捷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杰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捷宝公司向余杰琳支付2020年3月1日至5月15日期间未发工资共计7340元；2.判令捷宝公司支付余杰琳经济补偿金39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捷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余杰琳于2018年8月31日入职捷宝公司任安卓应用开发工程师，月工资13000元。2020年4月7日，捷宝公司发布了《受疫情影响全员降薪方案公告》，公司全体降薪30%，时间是半年。余杰琳不同意降薪并向捷宝公司人事主管邮寄了《拒绝降薪书面告知函》，但捷宝公司仍于2020年4月30日向余杰琳发放了降薪后的工资。捷宝公司拖欠余杰琳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工资3783.45元，4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工资2521.55元，5月1日至5月15日期间工资1035元，共计7340元。余杰琳认为捷宝公司在其明确不同意降薪的情况下，仍单方降薪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支付经济补偿金。除此之外，捷宝公司还未依法为余杰琳缴纳社会保险费，余杰琳的工资为13000元，但捷宝公司却按3500元的标准为其缴纳社保。综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捷宝公司辩称，捷宝公司不存在违法降薪的事实，更不存在克扣余杰琳工资的故意，原告以捷宝公司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具体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因受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的疫情影响，以电网、腾讯微校及外贸为全部业务及收入来源的捷宝公司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业务根本无法正常开展，收入剧减，捷宝公司无法维持公司的正常运作及开销，具体可以看公司每月提交的给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同期货物销售额急剧下降，如2019年2月1日至28日，软件销售额2582267.91元，硬件销售额4853770.66元，当月合计总销售额7436038.57元；而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软件销售额202714.05元，硬件销售额113257.09元，当月合计总销售额315971.14元。包括其他同期月份也是基本如此。因此公司为了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让公司能够在疫情期间挺过去，与员工一起克服困难，共克时艰，这是客观事实及困难，不存在恶意或者故意降薪及克扣工资的事实。二、公司就降薪的方案及工资恢复正常的方案均有通过工会组织的决议，并通过了工会的认可之后执行，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存在恶意克扣工资的事实。公司在面临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的疫情影响，国内外业务并遭受的重大打击，公司为了寻求生存机会，通过工会与员工共克时坚，依法作出了全员降薪30%的决策；4月份公司业绩有缓慢的回升，从4月份开始普通员工降薪为20%，部门负责人降薪为30%，自5月份开始，部门负责人也调整为降薪20%；由于国内疫情有好转，学校也恢复了正常上课，国内的主要业务“腾讯微校”有所改善，公司决定从9月份工资开始全部恢复正常水平。从上述公司在疫情期间采取的各项措施可知，捷宝公司根本不可能存在恶意克扣工资的事实，并尽最大能力维持生存，尽可能地维护广大员工的权益。并不存在恶意降薪的故意，该降薪的举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方案，并非固定不变的方案，作为劳动者，其权益并非确定性的一直减少的状态。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也明确约定了，公司可以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或者战略发展需要调整余杰琳的薪酬待遇的，且余杰琳同意。其签署劳动合同就意味着愿意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执行。因遇到疫情，捷宝公司为了求生存，也是经营及发展需要进行调薪，符合约定。发生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的疫情是客观原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的，捷宝公司也是尽最大努力相应政府部门、国家的号召，不裁员、保存员工的工作。由于疫情的特殊情况，公司作出的降薪措施并非仅是针对余杰琳，而是全体员工，而且对于管理者承受的降薪责任更重，而余杰琳也并非是管理者岗位。余杰琳不存在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属于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不应当支付39000元经济补偿金。由于余杰琳工作的实际地点是在深圳，而且其户籍地也是在深圳，其入职时就要求必须在深圳为其购买社会保险，经他同意，公司委托深圳的人力资源公司为其购买了社会保险，不存在未购买社会保险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而且其在仲裁期间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是公司恶意克扣其工资。综上，捷宝公司认为余杰琳的所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捷宝公司请求贵院依法查清事实真相并予以全部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余杰琳于2018年8月31日入职捷宝公司，任安卓应用开发工程师。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至2020年10月31日。余杰琳月工资构成包含基本工资2200元、保密费100元、职级奖金8100元、工龄津贴、绩效奖金等，有工资条且需要签收。劳动合同约定工资发放时间为本院20日发放上个月工资，即本院工资下个月20日发放。2020年4月1日，捷宝公司向捷宝公司工会委员会提交《关于公司采取全员降薪半年的方案》，载明鉴于全国及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影响，特别是公司的外贸出口业务，疫情期间几乎停滞，造成公司业绩严重下滑，收入已经无法维持正常运营。第二季度公司的状况会更加严峻，包括工资发放等经营活动都将出现极大困难。在这个艰难时刻，为了让公司有机会继续生存下去，尽可能保住大家的工作，公司拟采取全员降薪的方式以求能渡过难关。降薪比例是30%，降薪时间暂定为半年，从3月份工资开始执行。等到公司业绩稍微好转及恢复后，全体员工的工资也恢复正常。2020年4月2日，捷宝公司工会委员会作出《决议书》，请工会代表签字表决前述降薪方案。当天，捷宝公司工会委员会发出《公告》，认为捷宝公司的方案合理且必要，经表决一致同意全员降薪半年。次日，捷宝公司工会委员会回复捷宝公司《回复函》，称在收到捷宝公司提交的方案后，审议了该方案，认为上述方案合理且必要，工会委员表决一致同意全员降薪半年的决定，表决后各委员签名同意。2020年4月7日，捷宝公司向全体员工发出《受疫情影响全员降薪方案公告》，载明鉴于疫情影响，为了公司生存下去，拟采取全员降薪的方式以求渡过难关。降薪笔录是30%，时间暂定半年，从3月份开始执行。2020年5月14日，捷宝公司再次向捷宝公司工会委员会发出《关于公司采取全员降薪的方案》，载明受疫情影响，但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业绩有缓慢回升，但仍受很大影响。经慎重考虑，公司拟采取从4月份工资开始，普通员工降薪笔录为20%，部门负责人降薪比例为30%，从5月开始部门负责人降薪比例也调整为20%。降薪时间暂定为5个月。捷宝公司工会委员会审议并同意了上述方案。捷宝公司亦将此方案告知全体员工。2020年9月18日，捷宝公司向捷宝公司工会委员会提交《关于工资恢复正常方案》，载明虽然国外新冠疫情仍很严重，但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全体员工与公司共渡难关，齐心协力。公司业绩有了好转，并向好的方向发展，经研究公司拟从2020年9月份的工资恢复正常。捷宝公司工会委员会表决同意上述方案，捷宝公司亦告知全体员工。余杰琳确认收到降薪通知，但其有提出异议，并向捷宝公司副总经理询问是否会缩减30%的工时，捷宝公司副总经理未明确同意。且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余杰琳也是正常上班，并未减少工时。余杰琳有书面回复不同意捷宝公司降薪决定，捷宝公司确认收到余杰琳的回复。2020年5月15日，余杰琳向捷宝公司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称因公司违反劳动合同法，未经本人同意降低其薪酬待遇，延期发放工资情况，侵犯其合法权益。余杰琳被迫于2020年5月15日正式与捷宝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要求捷宝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赔偿金，劳动报酬。关于余杰琳2020年3月至5月期间的工资支付情况。双方确认余杰琳2020年3月份工资是4月30日支付的，金额为8217.35元；4月份工资是5月29日支付的，金额为9489.25元；5月份工资是6月24日支付的，金额为4536.7元。其中2020年3月份工资扣除了30%，4月份、5月份工资均是扣除了20%。捷宝公司另提交了《2019年2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主张公司受疫情影响，国内及国际业绩及销售额均严重下滑，难以维持正常运营及开支。就本案争议，余杰琳于2020年5月18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1.捷宝公司支付其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3783.45元；2.捷宝公司支付其2020年4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2521.55元；3.捷宝公司支付其2020年5月1日至5月15日期间工资差额1035元；4.捷宝公司支付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9000元。2020年7月2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402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捷宝公司支付余杰琳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工资差额3783.45元、4月1日至4月30日工资差额2521.55元、5月1日至5月15日工资差额1035元；2.驳回余杰琳其他仲裁请求。余杰琳不服仲裁裁决，于2020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捷宝公司确认，对于穗劳人仲案（2020）4021号仲裁裁决结果未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并同意按照仲裁裁决第一项内容支付余杰琳相应款项，但因余杰琳收到仲裁裁决时明确要起诉，因此尚未支付。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关于公司采取全员降薪半年的方案》《决议书》《公告》《回复函》、工资条、《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穗劳人仲案[2020］4021号《仲裁裁决书》、庭审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捷宝公司与余杰琳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均应诚信、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余杰琳起诉的第一项内容对应的即为仲裁裁决结果的第一项，金额亦是一致的；捷宝公司未提起撤销，且庭审中明确同意支付，本院予以确认。捷宝公司应支付余杰琳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工资差额3783.45元、4月1日至4月30日工资差额2521.55元、5月1日至5月15日工资差额1035元，合计7340元。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捷宝公司是否应支付余杰琳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也即是捷宝公司发布降薪公告，降低工资发放待遇是否有法律依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2020年年初的新冠××疫情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严重影响，该事实已无需论证。捷宝公司提交其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结合其公司主营范围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因疫情原因其国内和国际业务均受到较大影响。公司为继续生存下去，采取降薪措施，其出发点和前提具备合理性。其次，捷宝公司对于降薪的决议，依法向捷宝公司工会委员会提交审议，并在取得职工代表大会的表决通过后，将方案公示给全体员工。该降薪决议从程序上来说，亦符合程序要求。余杰琳庭审中陈述其工资构成中20%为奖金，属于浮动的，因此主张捷宝公司降薪应仅限制在该20%的范围内，不应为30%。但实际上，捷宝公司在其第一次降薪公告中也写明降薪期暂定半年，待公司业绩稍微好转恢复后，全体员工的工资也将恢复正常。2020年5月份，在疫情有所控制，公司业绩有所恢复的情况下，捷宝公司又再次将普通员工的降薪比例调整为20%。事实上，经双方确认，捷宝公司仅2020年3月份的工资是降低30%发放的，2020年4、5月份的工资均是按照降低20%发放。再次，余杰琳还主张捷宝公司在2020年4月30日才支付其3月份工资，5月29日才支付4月份工资，存在延期支付情况。庭审中，余杰琳也确认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发放时间是次月20日发放上个月工资。余杰琳的2020年3、4月份工资均延期几天，但也均在下个月发放。结合新冠疫情期间公司运转情况，延期几天发放并不能证明公司存在克扣工资、延期不发的主观恶意，不属于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综上，余杰琳要求捷宝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捷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余杰琳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工资差额共计7340元；二、驳回原告余杰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余杰琳负担。负担缴费义务的当事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淳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邹 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