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19行终3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黎召远，男，196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新疆哈巴河县***************，公民身份号码：512************。委托代理人：余锦伴，广东商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住所地：东莞市莞城区*******。法定代表人：郭怀晋，局长。委托代理人：黎善昌，该局沙田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邱新，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柱图，男，197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441************。上诉人黎召远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东莞城管执法局”）以及原审第三人陈柱图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行初95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1月28日，黎召远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裁令：1.东莞城管执法局没有制止陈柱图出租违章建筑行为属于行政行为；2.东莞城管执法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拆除陈柱图位于沙田镇穗丰年社区的违章建筑物；3.由东莞城管执法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黎召远于2019年9月29日向东莞城管执法局投诉陈柱图在沙田镇穗丰年秋盛小组违法建设300平米左右的厂房，请求予以处理。东莞城管执法局收到该投诉后，于同日进行了现场勘察。东莞城管执法局后向穗丰年村村民委员会、沙田镇规划所调查了案涉房屋的相关情况。2019年11月20日，东莞城管执法局通过东莞政务短信系统向黎召远作出回复，主要内容为：黎召远投诉的房屋现在地址为穗丰年村穗隆北路15号；该建筑于2004年沙田镇城建办办理相关报建手续，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穗丰年村不属于城市规划区，且对于宅基地上民房建设是否需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没有明确规定;该建筑属于历史遗留建筑，东莞城管执法局会将该建筑纳入历史遗留建筑进行处理。黎召远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7年3月5日，陈柱图（甲方）与黎籼（乙方）签订了一份厂房出租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出租上述房屋首层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期限为2017年3月31日至2022年3月31日。后双方因合同纠纷，陈柱图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判决确认上述合同无效，并判令黎籼限期搬离。另外，根据黎召远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黎籼系东莞市金谛尊雅门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谛公司”）的唯一股东并任职经理，而黎召远系该公司监事。黎召远则当庭提交了一份股东名册，则显示黎召远与黎籼均为该公司股东。黎召远在庭审中称其系黎籼之父。原审法院认为：黎召远与东莞城管执法局作出的答复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理由如下：首先，根据现有证据显示黎籼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即使黎召远为黎籼之父，但在两人为不同的法律主体，在没有授权委托的情况下，黎召远不得代为行使权利，即使代为行使权利也只能以黎籼的名义行使。其次，黎召远主张其系公司股东和监事，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根据现有证据显示涉案房屋用于金谛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黎籼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原审法院对于黎召远提交的股东名册内容的真实性无法采信，但可以确定的是黎召远为该公司监事。然而，《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就监事代为起诉的条件进行了相关限定，且只能以公司名义起诉，黎召远亦不符合。综上，本案中，并无证据能够证明黎召远与东莞城管执法局作出的涉案回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黎召远不具备行政诉讼法上的主体资格，其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依法应予以裁定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的规定，裁定：驳回黎召远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一审宣判后，黎召远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裁定；2.确认黎召远具有提起诉讼资格。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金谛公司虽名义上由黎召远儿子黎籼独资投资，公司股权名义上登记黎籼名下，但事实上金谛公司是由黎召远和黎籼一起投资的，该投资事实有金谛公司的股东名册以及黎籼和金谛公司共同出具的《股东确认书》为证，证实黎召远为金谛公司的隐名股东，拥有金谛公司50%的股份。虽然金谛公司的工商登记文件所记载的股东姓名与黎籼和金谛公司共同出具的《股东确认书》的股东不符，但工商登记不是确定股东身份的唯一依据，工商登记的股东名称不具有设权效力，只具有证权功能。根据《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工商变更登记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并非股权变更生效的要件未经变更登记的，变更事项并非无效，只是对外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对内仍为有效约定。因此，即使金谛公司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也并不影响黎召远的股东身份。黎籼和陈柱图于2017年3月5日所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实际上是用于金谛公司经营场所，黎籼是代表金谛公司租赁的，黎召远作为金谛公司的股东，金谛公司能否正常使用案涉租赁物，对于黎召远的权益具有直接关联性，黎召远基于自身权益受损原因向东莞城管执法局投诉具有密切合理性，符合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起诉资格，一审裁定认定错误，剥夺黎召远的诉讼请求，依法无据。被上诉人东莞城管执法局答辩称：一、黎召远与案涉建筑物处理和投诉回复均不存在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黎召远应首先证明其与所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事项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举报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具有原告资格。可见，对于投诉举报事项应该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投诉举报人方有原告资格。本案中，黎召远投诉案涉建筑物是违法建设，但其与案涉建筑物的处理并无利害关系。根据黎召远和陈柱图提供的《厂房出租合同》显示，案涉房屋的承租方为自然人黎籼。无论黎召远与承租人黎籼之间是何种关系，在法律上均为不同的法律主体，东莞城管执法局对投诉的回复或对案涉建筑物的处理均与黎召远不存在利害关系。黎召远诉称其为公司股东，但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黎召远并非金谛公司的股东，金谛公司属于自然人公司，公司股东只有黎籼一人。退一万步讲，即便黎召远为公司股东，据公司法相关原理，公司和股东人格互相独立，公司股东原则上不能代表公司。此外，公司股东既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般意义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与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且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亦未赋予公司股东具有行政诉讼法上的原告主体资格。本案系因承租人和出租人的租赁合同纠纷而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畴。二、东莞城管执法局已依法回复黎召远案涉建筑物的调查处理情况，充分保障了黎召远信访的权利，完全符合《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东莞城管执法局接到黎召远投诉后及时对案涉房屋进行现场勘验、检查，并向沙田镇住建部门和属地村委会核查。沙田分局也进一步向沙田规划和住建部门进行核查后于2019年11月4日依据《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将核查情况回复了黎召远。事实上，陈柱图案涉房屋所占地已取得《集体土地证》，土地证上载明的土地使用权人为陈柱图本人，且其已于2004年7月16日取得了东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办公室核发的《东莞市沙田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东莞市民房住宅工程施工许可证》，东莞城管执法局为查清历史建筑的相关规划报建手续，多次函询沙田镇规划所和镇住建局案涉房屋的规划报建情况，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不存在任何不作为或怠于履职的情形。原审第三人陈柱图在二审法定期间未发表陈述意见。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认为：黎召远反映陈柱图存在违法建设行为，东莞城管执法局经调查核实向黎召远作出案涉回复，黎召远的举报请求权已得以实现。黎召远就该回复有无诉权，则取决于其是否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本案中，黎召远举报所指向的建筑物系其儿子黎籼从陈柱图处承租而来，用于经营金谛公司，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又由黎籼本人担任。对于黎召远而言，不管是黎籼亦或金谛公司，与其都是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可见，黎召远进行案涉举报并非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东莞城管执法局所作回复当然就不会对黎召远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影响，黎召远无权就此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以黎召远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理据充分。黎召远主张其是金谛公司的股东和监事，虽有提交股东名册为证，但该名册与工商登记的股东信息不符，且无其他任何材料能够加以佐证，该项主张难以成立。退而言之，即便股东名册属实，能够证明其在金谛公司存在出资行为，而被认定为隐名股东，其与工商登记股东同样，不能以己之名代替金谛公司主张相关权益。至于黎召远是否为金谛公司的监事，进而可否代为诉讼，原审法院已作充分说理，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二审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志强审判员  陈彩玲审判员  林冰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梁玮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