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再4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郎玉伦，男，1967年3月18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安龙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郎玉江，男，1981年10月1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安龙县。 二再审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国辉，贵州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仲发，男，1976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龙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郎明艳，女，1986年1月9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安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生，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郎玉伦、郎玉江与被申请人郎明艳、徐仲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黔23民终1175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1日作出（2020）黔民申44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郎玉伦、郎玉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国辉，被申请人郎明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郎玉伦、郎玉江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23民终1175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2、依法改判再审申请人郎玉伦、郎玉江对被申请人郎明艳因提供劳务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郎明艳、徐仲发承担。理由：二审判决由再审申请人郎玉伦、郎玉江与被申请徐仲发对被申请人郎明艳因伤造成的医疗费等各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依据的法律与所查明的事实相矛盾。1、郎玉伦、郎玉江与徐仲发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郎玉伦与郎明艳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再审申请人郎玉伦、郎玉江作为案涉房屋的定作人，不应当对被申请人郎明艳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2、徐仲发与郎明艳的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特征。二审判决明确郎明艳与郎玉伦、郎玉江不构成雇佣合同关系而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适用，并驳回了徐仲发关于要求郎玉伦、郎玉江对郎明艳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主张，但二审判决又错误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作为依据而作出由郎玉伦、郎玉江与被申请人徐仲发对郎明艳的各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错误判决。同时，二审判决中适用法律违反了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从法律实施制定和实施的时间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时间为2010年7月1日，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于2004年5月1日，而且二审法院判决书中已明确认定郎玉伦、郎玉江与郎明艳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又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错误地判决由郎玉伦、郎玉江与徐仲发对郎明艳的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3、二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第一百条规定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属于法律适用不当。 被申请人徐仲发未作答辩。 被申请人郎明艳答辩称：本案修建的房屋是三层，根据农村建房施工合同以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相关规定，建房的人也就是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对提供劳务的用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郎明艳的损失应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再审期间要求变更诉讼请求，按照2019年的标准计算赔偿，伤残赔偿金标准变更为34404元/年，抚养费标准变更为21402元/年，诉讼请求由2017年起诉时要求赔偿的631066.6元变更为请求赔偿680126元。 郎明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徐仲发、郎玉伦、郎玉江承担连带责任赔偿郎明艳各项损失631066.60元；2.诉讼费用由徐仲发、郎玉伦、郎玉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郎玉伦、郎玉江将其住房屋承揽给徐仲发修建，徐仲发雇佣郎明艳为泥水工。修建的房屋为三层，该房屋修建为包工不包料。2017年7月4日上午9时许，郎明艳在二楼施工过程中从二楼摔倒，被送兴义市人民医院先后住院48天，经诊断为：1、失血性休克；2、左侧肘关节复杂性骨折脱位；3、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尺骨茎突骨折；4、闭合性腹部损伤：外伤性脾破裂、外伤性肝挫裂伤、外伤性小肠破裂等，医院对郎明艳进行了脾切除、肝脏修补、回肠修补等手术。住院医疗费用为152005.07元，徐仲发为郎明艳垫付医疗费8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郎玉伦、郎玉江将其住房屋承揽给徐仲发修建，郎玉伦、郎玉江与徐仲发为承揽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国家住建部对两层以下农村低层房屋建筑施工人员不需要相应等级资质，但两层以上的建筑需要有相应的建筑等级资质，郎玉伦、郎玉江定做的房屋是三层，故郎玉伦、郎玉江作为定作人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郎明艳系成年人，不注意自身安全，造成坠楼的损害结果，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应承担20%的责任。徐仲发雇佣郎明艳为泥水工，徐仲发与郎明艳为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徐仲发应承担70%的责任。审理中，郎明艳诉称其坠楼系机械事故所致，徐仲发辩称郎明艳坠楼系其打电话不慎所致，双方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郎明艳主张按城镇居民计算损失，仅提供工厂做工证明和银行卡流水证明，无劳动用工合同、工资证明及所缴纳的养老保险等证明，不能充分证明其生活来源于城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上述郎明艳的主张和徐仲发的辩解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对于郎明艳诉请的各项费用，作如下认定： 一、关于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支持郎明艳诉请的医疗费152005.07元。 二、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及《2018年贵州省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的规定，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省内的为每天100元，郎明艳住院48天，支持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4800元。 三、关于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误工损失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误工期限计算应从入院时间到定残的前一天，郎明艳于2017年7月4日入院，于2017年12月21日定残，误工时间应为170天。参照《2018年贵州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2017年贵州省农、林、牧、渔业的平均收入为536847元，即误工费为536847元/365天×170天=25079元（取整数）。郎明艳请求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 四、关于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并参照《2018年贵州省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的规定，贵州省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职工年平均工资38246元，郎明艳虽未提供其护理人员的职业及收入证明，考虑到郎明艳伤情较重，护理期限时间亦应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即170天，可支持护理费（38246元/365天×170天）=17813元（取整数）。郎明艳请求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 五、关于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的规定，郎明艳提出3000元，考虑到郎明艳就医地点及住院次数的实际，酌情支持1200元。郎明艳请求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 六、关于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并参照《2018年贵州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2017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869元。郎明艳最高伤残等级为8级，9级伤残有4个，10级伤残有3个，附加伤残等级指数为11%，因附加伤残等级指数累计不得大于10%，故郎明艳的伤残赔偿系数比例为40%，伤残赔偿金为8869元/年×20年×40%=70952元。郎明艳请求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 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18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并参照《2018年贵州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2017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为8299元。郎明艳母亲杨学玉：8299元×15年×40%÷5=9958.8元，长女杨荣萱：8299元×8年×40%÷2=13278.4元；长子杨荣钊：20348元×11年×40%÷2=18257.8元，以上扶养费共计41495元。郎明艳请求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 八、关于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考虑到郎明艳的伤情及实际，酌情支持5000元。郎明艳请求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 九、关于救护车费500元及鉴定费1400元。所列费用已实际产生，应予支持。 十、关于郎明艳请求的住院期间的其他费用。因无相关证据证明，不予支持。 十一、关于后续治疗费。由于未实际产生，郎明艳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 综上，认定郎明艳损失赔偿共计319885元（取整数），郎明艳自行承担20%为63977元，徐仲发承担70%为223919.5元，郎玉伦、郎玉江承担10%为31988.5元。 一审法院依据上述事实及相关法律，判决：一、原告郎明艳因受伤住院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319885元，由被告徐仲发赔偿原告郎明艳215919.5元（已减除被告支付的8000元），由被告郎玉伦、郎玉江赔偿原告郎明艳31988.5元，原告郎明艳自行承担63977元。二、原告郎明艳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1627元，原告郎明艳承担488元，由被告徐仲发承担976元，被告郎玉伦、郎玉江承担163元。 徐仲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郎明艳损失由郎玉伦、郎玉江共同承担，驳回郎明艳对徐仲发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郎明艳、郎玉伦、郎玉江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徐仲发与郎玉伦、郎玉江之间为承揽合同关系错误。徐仲发与郎玉伦、郎玉江订立的农村建房施工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徐仲发、郎明艳与郎玉伦、郎玉江之间应为建筑劳务提供者与接收者的关系。郎明艳因提供劳务受害，造成的损失应由郎玉伦、郎玉江按其过错承担责任。事故发生时徐仲发未在现场，依法不应承担责任。2.郎明艳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不戴安全头盔、不系安全绳、接打手机电话并操作吊机不当等原因导致发生事故，其本身存在明显过错，应对自身损失承担不低于80%的主要责任。 郎明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郎明艳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徐仲发、郎玉伦、郎玉江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由徐仲发与郎玉伦、郎玉江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徐仲发、郎玉伦、郎玉江应对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郎明艳的损害赔偿应按照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郎明艳提供的证据已证实其在外务工超过一年且收入来源于工厂，案发时是回安龙县四通驾校考驾照，在考驾照期间临时被徐仲发聘请修建涉案房屋。3.司法鉴定结果已载明郎明艳后续费用情况，一审认定后续费用待实际发生后再另行诉讼增加郎明艳诉累。4.一审对费用的分担认定中遗漏了司法鉴定费600元。 二审审理查明：二审除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郎玉伦、郎玉江将案涉农村三层房屋按板面面积以每平方米190元的单价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发包给徐仲发施工，由徐仲发提供劳务及建设技术独立完成施工，但徐仲发无建设三层房屋相应资质。郎明艳系徐仲发雇佣从事泥水工工作，并由徐仲发负责支付报酬。郎明艳在施工过程中从二楼坠下，其在坠楼前，所在正在建设的二楼边沿无护栏或其他安全防护措施，郎明艳施工过程中亦未系安全绳，未戴安全帽。郎明艳因本次事故受伤后，其伤残等级经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郎明艳最高伤残等级为8级，9级伤残有4个，10级伤残有3个，附加伤残等级总指数为11%。后期医疗费经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司法鉴定评定，鉴定报告载明：目前（郎明艳）遗留右桡骨、左肩峰、左肱骨、左尺骨内固定物未取出及双上肢功能障碍，结合郎明艳需要复诊、康复功能训练及内固定取出等，参考目前医疗市场费用，综合评估：郎明艳复诊、内固定取出及关节功能康复治疗后续医疗费用约需人民币25000-30000元左右。两项司法鉴定郎明艳共支付鉴定费1400元。 再查明，郎明艳提交的顺德美迎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郎明艳2015年2月22日至2016年7月18日期间在该公司工作；顺德黄旗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郎明艳2016年7月23日至2017年1月15日期间在该公司工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官网）查询显示：顺德美迎公司住所佛山市顺德区，企业状态在营（开业）企业。顺德黄旗公司住所佛山市顺德区，企业状态在营（开业）企业。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应承担的责任，包括徐仲发与郎明艳之间，郎玉伦、郎玉江与徐仲发之间，郎明艳与郎玉伦、郎玉江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比例；2.郎明艳的伤残赔偿金是否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徐仲发与郎明艳之间的法律关系及责任划分。根据当事人无争议事实，郎明艳系徐仲发雇佣来做工，从事徐仲发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劳务活动，并由徐仲发为其提供的劳务支付报酬，郎明艳与徐仲发之间属于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徐仲发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无相应建筑施工资质，不注重安全管理，未在二楼边沿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应对郎明艳因劳务受伤损失承担80%赔偿责任；郎明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施工过程中未系安全绳亦未戴安全帽，在施工时未注意安全，对造成坠楼的损害，自身存在过失，一审认定其应承担20%的责任，符合案情，并无不当。 其次，郎玉伦、郎玉江与徐仲发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郎玉伦、郎玉江将案涉农村三层房屋发包给徐仲发施工，由徐仲发提供劳务及建设技术独立完成施工，并由郎玉伦、郎玉江按双方订立的《建房承包协议》约定支付建房工程款，双方之间符合农村建房施工合同法律关系特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第一百条“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规定，郎玉伦、郎玉江作为发包人，将农村三层房屋发包给没有相应建筑施工资质的徐仲发进行施工，违反前述法律规定，对郎明艳因本次事故遭受的人身损害，郎玉伦、郎玉江与徐仲发存在共同过错，二人应当与徐仲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再次，郎明艳与郎玉伦、郎玉江的法律关系。郎明艳受徐仲发雇佣，在徐仲发承包的郎玉伦、郎玉江房屋工程中做工，郎玉伦、郎玉江并非徐仲发与郎明艳双方雇佣合同当事人，郎明艳与郎玉伦、郎玉江不构成雇佣合同关系。就郎玉伦、郎玉江的责任认定，应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适用。徐仲发关于郎明艳与郎玉伦、郎玉江之间构成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的雇佣合同关系，郎明艳损失应按该法律规定由郎玉伦、郎玉江承担的上诉主张，与查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郎明艳主张其损害赔偿应按城镇居民相关标准计算，但其提供的与事故发生前在外务工的工作《证明》中，顺德黄旗公司住所为佛山市顺德区，除此之外，郎明艳不能提供如在城镇居住之居住证、个人或企业缴纳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等相关能够证实其在事故发生前连续在城镇居住超过一年的事实。相反的，从查明的案件事实看，事故发生于郎明艳户籍所在地安龙县，其在事故发生前六个月亦均在该村生产生活，郎明艳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损失，无事实依据。 另外，经审查1.本院二审所作《询问笔录》记载，郎明艳父亲名郎方凤、母亲名杨学玉，郎明艳一审诉讼请求中对抚养费的主张仅涉及母亲杨学玉及子女杨荣萱、杨荣钊，二审对郎方凤相关情况不再作审查。2.一审计算的鉴定费1400元中已包含了郎明艳上诉所提600元后续医疗费评定费用，其上诉称一审遗漏该费用不实，不予采纳。3.因郎明艳提交的后续医疗费评定《鉴定意见书》载明郎明艳后期医疗费用约需人民币25000-30000元，从鉴定报告中关于后期医疗费费用的说明来看，后期医疗费应为必要产生，一审未支持不当。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对后期医疗费予以一并处理，酌情计算为27000元。除前述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医疗费152005.07元、护理费17813元、误工费2507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800元、残疾赔偿金70952元、交通费12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扶养人生活费41495元、鉴定费1400元、救护车费500元无异议，予以确认。由此，二审对郎明艳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经济损失据实取整数计算为347244元。前述费用郎明艳应自行承担20%为69448.80元，徐仲发、郎玉伦、郎玉江应连带承担80%为277795.20元（该款徐仲发已支付8000元，三连带赔偿责任义务人尚应向郎明艳支付269795.20元）。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对连带债务人的内部关系，即连带债务人之间的份额划分及相互的追偿权问题进行了规定。为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和避免诉累，本案一并对各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的份额作出认定，从而在一个诉讼中解决共同侵权人内部的求偿权问题。具体而言，郎玉伦、郎玉江作为发包人，二人未按法律规定选择有资质的施工队伍修建房屋，而是选任既无村镇建筑工匠资质，又无建筑专业技术和安全生产条件的徐仲发为其建房，对郎明艳受伤后果存在过错。徐仲发作为案涉农村房屋施工方，无相应建筑施工资质，不注重安全管理，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施工未及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其对郎明艳受伤后果的过错明显大于郎玉伦、郎玉江的过错。就双方向郎明艳承担的277795.20元连带责任金额，徐仲发应承担70%的主要责任，郎玉伦、郎玉江应承担30%次要责任，即就徐仲发与郎玉伦、郎玉江内部各自责任份额而言，徐仲发应承担194456.64元（已付8000元，还应付余额为186456.64元），郎玉伦、郎玉江应承担83338.56元。徐仲发与郎玉伦、郎玉江负带赔偿责任，其中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仲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郎明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依照相关法律，二审判决：一、撤销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8）黔2328民初2339号民事判决；二、由上诉人徐仲发与郎玉伦、郎玉江连带赔偿上诉人郎明艳因伤造成的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救护车费、后期治疗费等经济损失合计277795.20元（扣减徐仲发已付的8000元，三连带赔偿责任义务人尚应向郎明艳支付269795.20元）。其中,上诉人徐仲发承担前述赔偿款的70%，即194456.64元（已付8000元，还应付余额为186456.64元）,被上诉人郎玉伦、郎玉江承担该赔偿款的30%即83338.56元。承担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三、驳回上诉人徐仲发的上诉请求。四、上诉人郎明艳的其余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案件受理费3254元，已减半收取为1627，由徐仲发负担625元，郎玉伦、郎玉江负担315元，郎明艳负担6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08元，由徐仲发负担4504元，郎玉伦、郎玉江负担630元，郎明艳负担1374元（郎明艳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254元，予以退回1880元;徐仲发预交案件受理费3254元，应补缴1250元）。 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再审对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再审期间被申请人能否变更诉讼请求；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朗玉伦、朗玉江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二审判决确定被申请人郎明艳的各项损失总额为347244元，再审申请人郎玉伦、郎玉江未提出异议，再审予以确认。对于被申请人郎明艳再审庭审中主张其相关费用应按城镇居民标准及本案再审期间的上一年度的相关标准计算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结束前提出的再审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理。”的规定，被申请人在再审期间变更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审理。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十一条“本法关于施工许可、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审查和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禁止转包，以及建筑工程监理、建筑工程安全和质量管理的规定，适用于其他专业建筑工程的建筑活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第八十三条“农民自建低层建筑活动不适用建筑法。”之规定，参照现行的《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建质[2004]216号)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是指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的住宅。综上,在法律适用上，农村低层建筑活动属于农村建筑承揽施工关系，应当按照一般承揽活动对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特殊的承揽合同，不应简单适用承揽合同的规定，两层(不含两层)以上自建房屋，不属于农民自建低层住宅，依法应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调整范围，施工合同性质属于建设施工合同调整。当业主与承包人签订的农村建房合同中约定的自建房为两层(含两层)以下的,即使承包人不具有相应的建筑资质,只要符合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该建房合同有效;当业主与承包人签订的农村建房合同中约定的自建房为两层以上时,则要求承包人必须具有相应的建筑资质,否则该建房合同无效。 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第二款区分了两种不同情形下业主、承包人对提供劳务者承担责任的方式:第十条规定的是承揽合同情形下,提供劳务者受到伤害,承包人承担雇主责任,业主承担选任过失责任;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是建设施工合同无效情形下,提供劳务者受到伤害,承包人与业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解释》第十条与第十一条第二款在适用上还具有如下区别:1、适用的前提不同。第十条适用的前提为承揽合同,建设施工合同本质上也属于承揽合同,不过因为建设施工合同在适用条件上更为严格,因此生效的建设施工合同亦属于承揽合同;第十一条第二款适用的前提为建设施工合同,当建设施工合同无效时适用。2、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同,第十条规定的是由业主(定作人)承担选任过失责任;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是由业主(发包人、分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根据上述区别,当农村建房合同无效时,应当适用《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提供劳务者受伤后,由发包人、分包人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其三，对应本案，郎明艳受徐仲发雇佣，在徐仲发承包的郎玉伦、郎玉江房屋工程中做工，郎明艳与徐仲发之间属于劳务合同关系。郎玉伦、郎玉江并非徐仲发与郎明艳双方雇佣合同当事人，郎明艳与郎玉伦、郎玉江不构成雇佣合同关系。郎玉伦、郎玉江将案涉农村三层房屋发包给徐仲发施工，由徐仲发提供劳务及建设技术独立完成施工，并由郎玉伦、郎玉江按双方订立的《建房承包协议》约定支付建房工程款，双方之间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特征，因发包人郎玉伦、郎玉江与接受发包的徐仲发约定的自建房为三层，徐仲发不具有相应的建筑资质，该建房合同无效，应当适用《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提供劳务者郎明艳受伤后,由发包人郎玉伦、郎玉江与雇主徐仲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安全生产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郎玉伦、郎玉江自主建房不宜适用该法。原判说理部分引用该法不当，本院再审依法予以纠正，但认定郎玉伦、郎玉江与徐仲发对提供劳务者郎明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郎玉伦、郎玉江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9）黔23民终117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幼封 审 判 员 陈颜虹 审 判 员 张国斌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法官助理 唐 娟 书 记 员 刘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