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2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富红，男，197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彩凤，女，198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斌、叶陈敏，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场口支行，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阳光家园**。 负责人马飞，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沥平、张亮，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汪富红、郑彩凤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场口支行（以下简称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民初5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8）浙0105刑初394号刑事判决书载明：……洪校民……因本案于2017年8月18日被刑事拘留……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26日，洪校民在其个人负有巨额债务无力偿还，名下杭州润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鑫公司）经营亏损、国有土地使用权已转让，且因其无法提供符合要求的担保单位，浙江富阳农村合作银行场口支行（以下简称场口支行）无法放贷的情况下，找到浙江安达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富红，以润鑫公司急需转贷资金为由，提出向被害人汪富红借款人民币6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并提供润鑫公司审计报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及担保单位杭州富乾电力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乾公司）审计报告等虚假资料。同年4月28日，被害人汪富红之妻郑彩凤与洪校民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洪校民借款600万元，利率为每日2.5‰，同年5月5日还款。当日，被害人汪富红汇款600万元至润鑫公司账户，洪校民支付利息10.5万元。后洪校民将其中300万元用于归还场口支行贷款。同年5月5日，洪校民以未找好担保单位、银行未予放贷为由未按约归还上述款项。同年5月8日，洪校民支付被害人汪富红利息15万元，并花144万元以其外甥洪锋的名义购买一辆路虎揽胜越野车，其余款项被其用于归还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个人借款、供其情人花用等。后被害人汪富红一直向洪校民催讨。2013年5月，由安达担保公司提供担保，洪校民以洪锋的名义，以上述路虎汽车作抵押办理透支分期付款业务，后银行将透支资金86.4万元打入安达担保公司账户，由被害人汪富红实际使用。同年11月，被害人汪富红在支付汽车修理费19.1751万元后，将发生事故的上述路虎汽车开走并登记在自己名下。其余款项，洪校民一直未还。2014年11月7日，被害人汪富红向公安机关报案。2017年8月18日，民警在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城东派出所内将洪校民抓获归案。……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洪校民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二、其余非法所得，责令被告人洪校民退赔给被害人汪富红。 洪校民原为润鑫公司的原实际控制人。润鑫公司原为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的贷款客户，在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处有借款14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600万元。在原借款、承兑汇票临近到期时，润鑫公司再次向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申请借款1400万元、承兑汇票600万元。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工作人员将该笔借款于2013年3月18日上报系统进行授信审批。因承兑汇票申请的保证人杭州富阳兴业合成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公司）不愿继续为润鑫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润鑫公司申请提供新的保证人杭州华友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公司）。经富阳农商行总行最终审核，同意保证贷款1400万元，对于承兑汇票600万元的敞口部分，要求继续由兴业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拒绝了润鑫公司只能提供的华友公司保证担保的申请。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的工作人员将该授信申请表出具给了洪校民，并加盖了贷款合同章。后洪校民将该授信审批表出示给了汪富红。 因洪校民未能按期归还郑彩凤的借款，郑彩凤曾多次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银监局）进行投诉，浙江银监局亦进行了回复：认为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相关人员将授信审批单加盖贷款合同章后交给贷款企业的行为不符合富阳农商行内部管理规定，该局将督促该行完善制度、加强内部管理；未发现反映的其他问题。汪富红、郑彩凤的一审诉讼请求：判令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对（2018）浙0105刑初394号刑事判决中计算所得的洪校民应退赔的欠款本金5776730.39元及按日万分之六点五计算的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暂算至2019年5月21日的利息为6911622.83元，共计12688353.32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汪富红、郑彩凤的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出具授信审批单给贷款企业的行为是否与洪校民诈骗汪富红一事构成共同侵权。 关于汪富红、郑彩凤的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虽然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签订于2013年4月28日。2015年9月25日，浙江银监局对郑彩凤反映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的问题作出回复，郑彩凤最迟在2015年9月25日应该已经知道其权利可能被侵害。但因郑彩凤之丈夫汪富红就案涉借款于2014年11月7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案涉借款一事涉嫌刑事犯罪，在刑事案件未审结之前，各方权利义务亦无法认定。故该院认为，案涉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相关刑事案件审理终结之日开始计算，故汪富红、郑彩凤的诉请未过诉讼时效。 关于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出具授信审批单给贷款企业的行为是否与洪校民诈骗汪富红一事构成共同侵权的问题。该院认为，首先，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与洪校民之间没有共同侵权的故意。授信审批单系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借款申请进行审批的内部审核资料，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更不具有公示力。即使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作为金融机构未能识别借款人润鑫公司存在的信用风险，亦为该支行的内部事务，后果由该支行自身承担。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与汪富红、郑彩凤未曾有过接触，亦无证据证明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与洪校民之间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向贷款企业出具授信审批单的行为虽然违反内部管理规定，但并无侵犯汪富红、郑彩凤的故意。其次，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出具授信审批单的行为与汪富红、郑彩凤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根据（2018）浙0105刑初394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洪校民向汪富红提出借款时，其提供润鑫公司审计报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及担保单位富乾公司审计报告等虚假资料。况且，汪富红为安达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款由安达担保公司支付至润鑫公司账户，而安达担保公司系专门从事融资担保业务的企业，对贷款的风险审查具有专业性。汪富红、郑彩凤作为出借人，其应当自行且其也有能力对借款进行风险评估。因此，汪富红、郑彩凤系基于对洪校民提供的资料及润鑫公司的经营状况的信任以及其他担保人的担保而作出向洪校民借款的决定，其遭受损失系因洪校民的合同诈骗行为，与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出具授信审批单的行为无关。再次，富阳农商行总行并未通过润鑫公司有关承兑汇票600万元的授信申请。总行最终审核结果为，同意润鑫公司的保证贷款1400万元，对于承兑汇票600万元的敞口部分，则要求继续由兴业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拒绝了润鑫公司只能提供华友公司保证担保的申请。总行已经考虑到了润鑫公司的信用风险。然汪富红、郑彩凤在明知该风险的情况下仍不予考虑，为了获得高额利息仍向洪校民出借款项，其应当自行承担借款不能收回的风险。综上，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出具授信审批单给贷款企业的行为与洪校民诈骗汪富红一事并不构成共同侵权，也不构成单独侵权，故对汪富红、郑彩凤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汪富红、郑彩凤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7930元，由汪富红、郑彩凤共同负担。 宣判后，汪富红、郑彩凤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对于洪校民以急需转贷资金为由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要求查看被上诉人出具的授信审批单的事实没有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根据一审及（2018）浙0105刑初394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洪校民系以急需转贷资金为由向上诉人借的款。由于是“过桥”性质的资金，借款期限很短，上诉人极为关注银行对润鑫公司的授信审批情况，据此判断是否应向洪校民出借资金。所以，上诉人在洪校民向其提出借款请求时明确提出要查看被上诉人出具的授信审批单。对于这一事实，洪校民是明确承认的，也为生效刑事判决所认定（见刑事判决第12页，刑事开庭笔录第5页、第11页）。洪校民给被上诉人原负责人叶小华打完电话后，很快就从被上诉人处拿到了加盖被上诉人贷款合同章的授信审批单并提供给上诉人，上诉人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于2013年4月28日看到被上诉人盖过章的授信审批单后即同洪校民签订了借款合同并立即转款600万元。 二、一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在2013年4月17日前就已经知道润鑫公司经营情况不佳，小额贷款及利息过高，土地和房产已经转让，镍矿渣不值钱，无法提供符合要求的担保等事实，仍然违规对外提供存在不实信息的授信审批单这一事实没有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根据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李俊峰系被上诉人的原工作人员，负责对接润鑫公司的贷款事宜，于2013年4月17日离职。在刑事庭审笔录中，李俊峰陈述“2013年4月，总行调查时发现润鑫公司的经营情况不佳，且在小额贷款公司有较高利息的贷款，土地和房产已转让，镍矿渣不值钱，所以拒绝给洪校民办理贷款和承兑汇票。应该告诉过洪校民的。”被上诉人原负责人叶小华也表示“还有200万元保证贷款由于发现润鑫公司在小额贷款公司还有贷款，且润鑫公司的土地证在办好授信审批和1200万元贷款发放后已转让”。另根据浙江银监局在2016年2月1日的答复，“授信后，该行按季对借款企业开展贷后检查，掌握了借款企业于授信后将部分房产转让给原股东作为退股金的情况”。 另外，被上诉人总行关于案涉授信审批单的审批结果在2013年3月19日就作出了，总行将600万元承兑汇票中的300万元敞口部分的担保单位由华友公司改为兴业公司担保。被上诉人第一时间将总行的审批结果告知了洪校民，并提醒若没有担保单位，即将到期的承兑汇票贷款将无法转期（见刑事判决第7页）。而兴业公司在同年3月也明确告知洪校民拒绝为该300万元敞口进行担保（见刑事判决第8页）。直到2013年4月27日授信审批单打印和次日提供给洪校民时止，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润鑫公司都没有提供有效的担保单位（见刑事判决第7页）。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在2013年4月17日前就已经知道案涉授信审批单中记录的润鑫公司的资产情况已经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作为资信保障的土地、房产等也均已转让，也无法提供总行要求的兴业公司的担保。但被上诉人仍然在2013年4月27日打印并于次日将授信审批单加盖银行印鉴后交予洪校民，故意引导上诉人陷入洪校民具有还款能力的错误认知，并基于该错误认知为洪校民提供借款，被上诉人的过错十分明显。 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洪校民出借资金是基于洪校民提供的润鑫公司审计报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富乾公司审计报告等材料以及对润鑫公司的经营状况的信任，而与被上诉人出具的授信审批单无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明知授信审批单记载的润鑫公司资产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小额贷款较多，土地房产也已转让，仍然违规对外提供授信审批单，甚至还加盖了银行的贷款合同章，这一违规行为无疑是以银行信用为洪校民的短期借款行为背书，使得上诉人陷入了洪校民会取得银行贷款并向上诉人还款的错误认知，基于这一认知，上诉人才同意将600万元的资金短期出借给洪校民。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是基于对洪校民提供的虚假材料和润鑫公司经营状况的信任才出借资金，是错误的。基于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虽然查看了洪校民提供的审计报告、土地证等虚假材料，也走访了润鑫公司，但并未基于此建立起出借资金的确信。上诉人还特地强调要查看银行的授信审批单，直到洪校民给被上诉人原负责人叶小华打电话，并很快向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加盖红章的授信审批单，上诉人才与洪校民签订了借款合同并打款（见刑事开庭笔录第11页、刑事判决第12页）。这就说明，上诉人出借资金的行为与被上诉人违规出具和提供授信审批单的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被上诉人违规出具和对外提供存在不实信息的银行授信审批单，存在过错，属于用银行信用为洪校民的借款行为进行背书，该行为与洪校民的借款行为直接结合，共同导致了上诉人的本金和利息损失，一审判决未认定被上诉人与洪校民之间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一）被上诉人存在共同侵权的动机和故意。润鑫公司在被上诉人处的600万元承兑汇票即将到期，如果润鑫公司不能按期还款或转贷，则该笔贷款无疑将成为逾期贷款，对银行的业绩和考核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在润鑫公司没有还款能力且已申请继续贷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完全有动机配合甚至帮助润鑫公司及洪校民向上诉人借款。事实也证明，洪校民要求上诉人将600万元借款打款到其在被上诉人处开立的银行账户，并且在收到上诉人的借款后立即归还了其在被上诉人处的借款。在洪校民向被上诉人的原负责人叶小华提出上诉人想查看被上诉人授信审批单的要求后，被上诉人的原负责人叶小华当即表示，同意提供授信审批单的原件。众所周知，银行的授信审批单属于银行的内部保密性文件，被上诉人不惜违规将授信审批单的盖章原件交予洪校民，并提供给上诉人查看。由此，可以看出，为了取得上诉人的借款，被上诉人和洪校民进行了默契地配合，二者行为的结合直接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共同侵权的故意。 （二）被上诉人在已经知道授信审批单记载的润鑫公司资信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仍然对外违规提供存在不实信息的授信审批单，是在用银行的信用为洪校民的借款背书，存在重大过错。洪校民于2013年4月26日开始与上诉人接触，案涉的授信审批单打印时间为2013年4月27日。在2013年4月28日，洪校民打电话给被上诉人原负责人叶小华，表示需要拿银行的授信审批单。授信审批单是银行的内部审核文件，按规定是不应该给到借款人的。叶小华在明知润鑫公司经营情况不佳，小额贷款及利息过高、土地和房产已经转让、镍矿渣不值钱、无法提供符合要求的担保单位等事实，为帮助润鑫公司向上诉人借款从而化解自身贷款逾期甚至可能发生坏账的风险，违规对外提供存在不实信息的授信审批单，还加盖了银行印鉴，帮助洪校民从上诉人处取得了借款。虽然授信审批单属于银行的内部审核文件，但当加盖银行印鉴后，对外就代表了银行信用，具有很强的证明效力。尤其是当涉及到本案的“过桥”资金借款时，洪校民的还款来源就是银行的放款，当其拿出银行的授信审批单原件时，基于商事外观主义，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具有还款能力。因此，被上诉人在已经知道授信审批单记载的润鑫公司资信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仍然对外违规提供存在不实信息的授信审批单，是在用银行的信用为洪校民的借款背书，存在重大过错。 （三）被上诉人向洪校民出具存在不实信息的授信审批单的违规行为对上诉人损失的发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前所述，上诉人正是基于对被上诉人授信审批单的信任，才建立起向洪校民短期出借资金的内心确信。在中国，银行大多具有国资背景，银行信用往往仅次于国家信用，上诉人正是基于被上诉人对洪校民还款能力的背书，才将资金出借给洪校民。所以，被上诉人向洪校民提供存在不实信息的授信审批单的行为，直接触发了案涉600万元借款，该行为与上诉人的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五、一审判决没有判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如前所述，对于上诉人遭受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损失，被上诉人存在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和第八条规定，由于被上诉人存在侵权的故意和重大过错，其行为和洪校民的侵权行为直接结合，共同导致了上诉人本金及利息的损失，应当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加盖贷款合同章的授信审批单，构成对上诉人续贷的承诺，其违背承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根据（2018）浙0105刑初394号刑事判决书，润鑫公司600万元承兑汇票即将到期时，其法定代表人洪校民在明知润鑫公司对外负担巨额债务，公司厂房已转让，已停产停业，缺乏清偿能力，被上诉人要求的担保公司拒绝担保，又找不到其他合适的担保公司，银行已不会给予续贷的情况下，找上诉人汪富红借600万元作为转贷的过桥资金。因汪富红要看润鑫公司的续贷授信审批单，洪校民联系被上诉人当时的行长叶小华，叶小华与信贷负责人王佳驹为了帮助其借到资金，从电脑中打印一份授信审批单并加盖贷款合同章后交给洪校民，由洪校民交给汪富红。续贷授信审批单系内部资料，若限于被上诉人内部使用，没有加盖贷款合同章的需要，表格中也没有预先设置加盖公章的地方。被上诉人在上面加盖两个贷款合同章，表明该份材料是对外出具的，向外表明续贷已经得到被上诉人批准。加上表格打印时间为2013年4月27日，案涉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3年4月29日，被上诉人正需要润鑫公司能借到资金归还其贷款。据此，可以推定被上诉人向洪校民出具该份审批表，系为了帮助其向上诉人借到过桥资金，换言之，被上诉人对洪校民索要该审批表的目的是为了向上诉人证明续贷已得到批准是明知的。因此，案涉续贷授信审批单系被上诉人通过洪校民出具给上诉人的，一审法院认为其仅是金融机构对借款人借款申请进行审核的内部审核材料，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具有公示力，与事实不符。2、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盖章的续贷授信审批单，系向上诉人表明润鑫公司的续贷申请已得到其批准，这构成了对上诉人的承诺，即上诉人向润鑫公司提供过桥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后，被上诉人承诺向润鑫公司续贷以归还上诉人的借款。3、上诉人按约向润鑫公司、洪校民提供600万元过桥资金后，润鑫公司、洪校民将其中的300万元用于归还被上诉人到期贷款，收取贷款后，被上诉人却违背承诺，过河拆桥，未给予润鑫公司续贷，致使上诉人本息损失，仅凭这一点被上诉人就应该赔偿上诉人损失。（2017）最高法民申3656号民事裁定、（2017）最高法民再188号民事判决等可资借鉴。 七、被上诉人与洪校民恶意串通，共同骗取上诉人的过桥资金，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的本息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不仅未兑现续贷承诺，还串通洪校民对上诉人实施欺诈，构成共同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出具续贷授信审批表之时（2013年4月28日），已拒绝给润鑫公司办理贷款与承兑汇票，其却向上诉人隐瞒该重要事实，构成欺诈。1、根据贷款授信审批单，600万元承兑汇票敞口部分需兴业公司提供担保方能获得续贷，而根据（2018）浙0105刑初394号刑事判决查明事实及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5、10，2013年3月兴业公司就已拒绝润鑫公司要求提供担保的请求，被上诉人明知贷授信审批单中600万元承兑汇票续贷无法实际办理的情况却故意隐瞒，与洪校民明显存在串通，构成共同欺诈。2、根据被上诉人信贷负责人李俊峰的证人证言（见刑事庭审笔录证人证言第4份），2013年4月份，在贷款授信审批之后的贷后检查中，被上诉人发现润鑫公司经营情况不佳，且在小额贷款公司有较高利息的贷款，土地和房产已经转让，镍矿渣不值钱等事实，据此拒绝给洪校民办理贷款和承兑汇票，但被上诉人却未将该事实告知上诉人，构成欺诈。因此，被上诉人一方面向上诉人出具续贷授信审批表，表示润鑫公司的续贷申请已得到批准，另一方面却隐瞒了因润鑫公司资信变差、无法按要求提供担保，其贷款已被拒绝的重要事实，与润鑫公司、洪校民明显存在串通，构成共同欺诈。 八、上诉人的本息损失与被上诉人的欺诈及违背续贷承诺行为明显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无因果关系错误。1、2013年4月28日，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出具的授信审批表后，立即向润鑫公司、洪校民提供了600万元过桥资金，表明上诉人出借过桥资金是基于对被上诉人续贷承诺的信任。2、上诉人与润鑫公司、洪校民签订的《借款合同》载明借款用途为用于润鑫公司转贷使用，故对上诉人的借款返还依赖于被上诉人按承诺进行续贷，现被上诉人未发放贷款，造成上诉人借款本息不能收取，两者之间明显有因果关系。 九、洪校民将从上诉人处骗取的300万元犯罪所得用于归还被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对该笔款项具有所有权，被上诉人拒绝返还，亦构成侵权。上诉人得知被骗后，立即向被上诉人提出归还要求，后又及时报案、向浙江银监局投诉，被上诉人至今未予返还，构成侵权。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在先的刑事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已为人民法院经正当程序查明，被人民法院裁判所认定，该裁判具有法律约束力，包括对事实认定的不可更改性。在先的刑事判决预决的事实对于本案具有预决效力。上诉人所称事实不清的情形并没有证据证明。二、被上诉人出具授信审批单给润鑫公司的行为并不违法，不构成对上诉人的侵权行为。首先，被上诉人与两上诉人从无接触，也不知晓上诉人与洪校民之间的借款关系。本案中的授信审批单系被上诉人对润鑫公司的借款申请进行审批的审核材料，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更加不具有公信力，两上诉人无从信赖授信审批单。因此，被上诉人不存在侵害两上诉人的故意。其次，被上诉人出具授信审批单与上诉人出借款项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根据（2018）浙0105刑初394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洪校民向上诉人提出借款时，其提供润鑫公司审计报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及担保富乾公司审计报告等虚假材料。即上诉人之所以借款，是因为相信了洪校民提供的上述虚假材料。同时，上诉人汪富红为安达担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款由安达担保公司支付至借款人的指定账户，而安达担保公司系专门从事融资担保业务的企业，对借款的风险审查具有专业性。上诉人作为出借人，其应当自行且其也有能力对借款进行风险评估。根据上诉人报案时，公安机关对上诉人汪富红所做的笔录也能证明，上诉人对洪校民作了详细的风险评估。因此，上诉人系基于对洪校民提供的虚假资料、润鑫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其他担保人的担保而向洪校民出借款项，与被上诉人出具的授信审批单无关。最后，授信审批单是一份拒绝润鑫公司有关承兑汇票600万元的授信申请。授信审批单自身就证明了润鑫公司存在信用风险。两上诉人为了获取高额利息（包括“砍头息”10.5万元）仍向洪校民进行非法的“高利贷（2.5‰每天，年利率91.25%）”行为，其应当自行承担借款不能收回的风险。三、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续贷承诺，以及被上诉人与洪校民恶意串通是违背事实的。被上诉人内部审批的行为与洪校民以及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审批单中总行审查明确提出对600万提供的担保单位予以否认，要求提供新的担保单位，该审查意见的实质是被上诉人否定了原担保方案。被上诉人与汪富红从未见过面，也没有任何的意思联络，不存在恶意串通，贷后审查更是银行内部的流程，与上诉人无关。四、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收取的300万元还款系犯罪所得，构成侵权，应该返还。要求返还与本案案由不符，并且这笔款项不符合刑事犯罪中的赃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根据两上诉人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2018）浙0105刑初394号刑事判决中浙江银监局调查笔录两份（叶小华、王佳驹）、公安制作的询问笔录（王佳驹、马飞、叶小华、李俊峰）。两上诉人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承兑汇票到期前一天，被上诉人为了帮助润鑫公司洪校民向上诉人借款，将其续贷授信审批单加盖单位公章后交给洪校民，由洪校民交给上诉人，案涉续贷授信审批单系被上诉人对过桥资金方提供的一份证明材料的事实；杨正明说，在对外出具该贷款授信审批单之前，被上诉人其实已经发现润鑫公司已无法按要求提供担保，且它本身的经营情况不佳，在小额贷款公司有较高的利息贷款，土地跟房产已经转让，已经停产停业的事实，润鑫公司本身已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 经质证，被上诉人发表意见如下：该些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于浙江银监局的询问笔录，该局已经作出回复认定被上诉人在授信审批程序中没有违法违规的情形。对富阳农商行对洪校民的谈话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看出洪校民拿审批单是为了说服上诉人，其与上诉人之间是非法的高利贷关系。对于四份公安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些询问笔录不能代表被上诉人，相关事实在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应以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为准，询问笔录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与润鑫公司是正常的开展业务。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本院认为，鉴于双方当事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综合认定。 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另查明，洪校民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陈述：因为还贷日期越来越近，其经人介绍，带着润鑫公司三年审计报告等材料找汪富红借款，汪富红问其银行是否确定会贷款，其说授信了，汪富红要求看授信审批，其去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找业务员拿了一份润鑫公司2000万元的授信审批表给汪富红。 洪校民于2015年12月11日接受富阳农商行纪检监察室询问时陈述：案涉授信审批单系其为了确认富阳农商行要求兴业公司为承兑汇票敞口提供担保，所以要求客户经理打印一份。打印好后向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时任叶行长简单说了说，叶行长也没有仔细问，就在单子上盖章了。当时向郑彩凤借款时，曾问起银行是否会放款，他就将案涉授信审批单给了郑彩凤，事后没有要回该单子。 时任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信贷员王佳驹接受浙江银监局询问时均陈述：客户（指洪校民）想看一下授信审批单，故其将授信审批单打印一份（未盖章）给客户。王佳驹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其在2013年4月份接手洪校民的贷款业务后，案涉授信审批单已经审批好了。因为600万的承兑汇票马上到期，所以电话联系洪校民要准备好转一期承兑汇票的资金和授信审批表上的担保单位。 时任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行长叶小华接受浙江银监局询问时陈述：当时客户（指洪校民）来我的办公室要求在授信审批表上盖章，我以为是授信资料要扫描上传总行，客户经理因为较忙叫客户直接拿来盖章，所以在授信审批表上盖了贷款合同章。叶小华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案涉洪校民的承兑汇票于2013年4月29日到期，资金在4月28日到账。 时任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信贷负责人李俊峰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3年4月份，总行调查时发现润鑫公司的经营情况不佳，且在小额贷款公司有较高利息的贷款，土地和房产已经转让，镍矿渣不值钱，所以拒绝给洪校民办理贷款和承兑汇票。还查明，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日做出（2019）浙0105执2072号民事裁定，以洪校民名下目前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裁定终结该院（2018）浙0105刑初394号刑事判决罚金刑部分的执行。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向洪校民出具案涉授信审批单的行为是否有过错，如存在过错，则该过错行为与汪富红、郑彩凤受洪校民诈骗钱款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 本院认为，案涉汪富红、郑彩凤出借给洪校民的600万元系为还旧借新的过桥资金。根据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工作人员王佳驹在接受浙江银监局调查时的陈述，其曾电话联系洪校民要为即将到期的承兑汇票转期筹集资金。因此，在该特定时间节点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向洪校民出具加盖单位公章的授信审批单，应当预见到该单据可能会被洪校民用于筹集资金用途。根据洪校民关于向汪富红借款经过的陈述，结合案涉授信审批单原件由汪富红持有的实际，可以认定该授信审批单客观上确实被洪校民用于案涉借款用途。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违反内部管理规定，且明知润鑫公司（洪校民）财产状况出现明显恶化的情况下，仍然向洪校民出具该授信审批单，并被洪校民用于诈骗汪富红、郑彩凤大额钱款，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该行为存有明显过错。另一方面，综合洪校民关于汪富红当时要求其提供银行授信审批单的陈述，结合该单据原件由汪富红、郑彩凤持有的客观事实，可以认定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违规出具授信审批单的行为，客观上为洪校民的诈骗行为提供了条件，由此，应当认定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的该过错行为与汪富红、郑彩凤受诈骗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当然，洪校民实施的诈骗行为属于故意犯罪行为，而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出具授信审批单的行为仅为条件之一，且汪富红、郑彩凤在出借案涉款项之时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也具有相应过错，本案构成多因一果的侵权责任关系。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汪富红、郑彩凤的实际损害后果，结合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从案涉600万元款项中受偿300万元的实际，本院酌情判令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赔偿汪富红、郑彩凤100万元。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履行该赔偿义务后，依法可以向洪校民追偿。无证据证明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与洪校民之间存在共同的诈骗故意，汪富红、郑彩凤主张该两人构成共同侵权，要求富阳农商行场口支行对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汪富红、郑彩凤的其他诉讼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本案二审因新证据、新事实改判，原审不属于错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5民初5591号民事判决； 二、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场口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给汪富红、郑彩凤赔偿款100万元。 三、驳回汪富红、郑彩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7930元，由汪富红、郑彩凤共同负担90194元，由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场口支行负担7736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97930元，由汪富红、郑彩凤共同负担90194元，由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场口支行负担7736元。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场口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汪富红、郑彩凤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清荣 审判员  俞建明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童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