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民终12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女，1961年7月15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玲，云南金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宁县易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宁州街道办虹桥新村55—**。法定代表人：朱瑞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瑞锋，男，1970年5月5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伟，云南溪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王红因与被上诉人华宁县易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城公司”）、朱瑞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2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玲，被上诉人易城公司、朱瑞锋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易城公司、朱瑞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判决错误。一审庭审中，易城公司、朱瑞锋对其签署的全部文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债务金额未提出异议，且向王红转账偿还了部分款项，以实际履行行为对债务金额进行了认可，上诉人的请求应得到支持。易城公司、朱瑞锋答辩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判决。王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易城公司、朱瑞锋支付其借款本金9091950元，并承担自2015年3月14日起至实际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按月息2%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7月14日为9595037.9元)，以上共计18686987.9元；2.本案诉讼费、担保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诉讼相关的费用由易城公司、朱瑞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24日，云南中金汇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与易城公司、朱瑞锋签订《股权投资协议书》，约定：朱瑞锋将其持有的易城公司90%的股份转让给中金公司，中金公司同意以总额1980万元受让易城公司90%的股份，成为易城公司的股东。同日，易城公司、朱瑞锋向中金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中金公司投资款1980万元。2014年6月11日、6月26日、7月3日、7月11日，王红以投资人身份分别与中金公司签订四份《投资确认书》，约定向中金公司支付投资款共计1080万元，中金公司分别向王红出具收到上述款项的收条。2015年3月13日，王红（甲方）与易城公司（乙方）、朱瑞锋（丙方）、中金公司（丁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内容为：“鉴于2014年6月至7月，甲方与丁方签订了4份《投资确认书》，甲方向丁方投资了830万元人民币，截止2015年2月28日丁方应返还甲方投资款人民币830万元及红利人民币901450元整，详见附件《投资确认书》；又根据乙、丙、丁三方2014年2月24日在昆明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书》，详见附件《股权投资协议书》。现经甲、乙、丙、丁四方协商一致，就甲方将其对丁方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乙、丙方的相关事项达成以下协议：1.四方确认：截止到2015年2月28日，甲方享有对丁方的债权为9201450元（本息合计）；2.甲方将对丁方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乙、丙双方，转让后甲方不得再向丁方主张本协议范围内的债权；3.乙、丙方受让本协议约定债权后，甲方有权向乙、丙方追讨债务，当甲方与乙方和丙方按约定结清债务后，乙、丙方可与丁方签订《债务抵销协议》；4.本协议经四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5.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丁各执一份。”2018年3月27日，易城公司、朱瑞锋向王红出具《借款债务确认书》，载明：“2015年3月13日，中金公司将与易城公司、朱瑞锋的债权借款本金9201450元转让给王红（自2015年3月14日起算，按月息3%计算）。转让后，债务人易城公司、朱瑞锋支付王红人民币109500元。现债务人易城公司、朱瑞锋确认：截止2018年3月27日，债务人易城公司、朱瑞锋尚欠王红借款人民币9091950元，期间产生的利息未计算，还款时利息酌情计算。以上均为客观事实，债务人易城公司、朱瑞锋予以确认。”2019年7月22日，王红以易城公司、朱瑞锋差欠其借款，经多次催要无果后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前述诉请。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王红虽提交了与中金公司、易城公司、朱瑞锋于2015年3月13日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及2018年3月27日易城公司、朱瑞锋向其出具的《借款债务确认书》，但从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内容只能看出是王红将其对中金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易城公司、朱瑞锋，并不能反映出中金公司将其所有的债权转让给王红。另，王红在审理中明确表示其主张的并非债权转让后易城公司、朱瑞锋应支付的对价，同时，易城公司、朱瑞锋虽于2018年3月27日向王红出具《借款债务确认书》，明确截止2018年3月27日尚欠王红借款9091950元及相关利息，但现易城公司、朱瑞锋提出异议，故本案应审查王红与易城公司、朱瑞锋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王红主张本案系债权转让，但王红并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中金公司认可该《借款债务确认书》的相关内容，在王红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中金公司转让债权的具体内容及其已按上述法律规定通知易城公司、朱瑞锋的情况下，王红主张其已受让中金公司债权，其有权向易城公司、朱瑞锋主张涉案债权的观点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922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红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王红提交以下证据：1.易城公司2015年3月13日出具的《承诺书》；2.朱瑞锋2015年9月8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欲证明易城公司、朱瑞锋欠王红借款本金9201450元，扣减已经支付的109500元，尚欠本金9091950元，易城公司、朱瑞锋应向王红承担归还9091950元及利息的责任。被上诉人易城公司、朱瑞锋质证认为：对上述《承诺书》和《还款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虽然被上诉人出具过该两份承诺书，但该两份承诺书的内容与《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内容不一致，是被上诉人在对债权债务转让理解错误的情况下作出的，不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易城公司、朱瑞锋对上述《承诺书》《还款承诺书》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对易城公司、朱瑞锋出具过该《承诺书》《还款承诺书》的事实予以认定。根据上述证据，本院补充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3月13日，易城公司向王红、袁金春、腾海琳出具《承诺书》，内容为：“2015年3月13日从中金公司转过来的债权已确认（其中王红9201450元整，袁金春3292250元整，腾海琳506300元整，合计人民币1300万元整）。对于转入的这笔债，本公司确保在2015年9月30日以前归还王红、袁金春、腾海琳人民币1300万元，同时从2015年8月1日起，本公司按月3%投资综合费用按月支付到王红的账户，直到全部债务归还完方停止支付。”2015年9月8日，朱瑞锋出具《还款承诺书》，内容为：“易城公司及朱瑞锋向王红、袁金春、腾海琳借款人民币1300万元整，于2015年9月到期，借款人因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特向王红、袁金春、腾海琳承诺延期至2015年12月20日前归还全部借款，经王红等同意，现签约为证。如借款人到还款期不归还借款，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不良后果，以及承担借款额20%的违约金。”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王红与易城公司、朱瑞锋之间是何法律关系；易城公司、朱瑞锋应否向王红支付9201450元及利息。关于王红与易城公司、朱瑞锋之间的法律关系。本院认为，据本案双方当事人主张，王红与中金公司之间基于4份《投资确认书》形成了借款关系，王红是出借人，中金公司是借款人；中金公司与易城公司、朱瑞锋之间基于《股权投资协议书》形成了借款关系，中金公司是出借人，易城公司、朱瑞锋是债务人。根据上述主张及本案证据，王红、中金公司及易城公司、朱瑞锋之间存在两个债权债务关系。王红与中金公司之间，王红是债权人，中金公司是债务人；中金公司与易城公司、朱瑞锋之间，中金公司是债权人，易城公司、朱瑞锋是债务人。故在王红、中金公司和易城公司、朱瑞锋的三方关系中，王红是债权人，中金公司是债务人，易城公司和朱瑞锋是次债务人（债务人的债务人）。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内容作出了不同的解释，王红主张是中金公司将其对王红的债务9201450元转移给了易城公司和朱瑞锋，易城公司、朱瑞锋主张是王红将其对中金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易城公司和朱瑞锋。经本院审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虽约定“王红将其对中金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易城公司、朱瑞锋”，但又同时约定“转让后，王红有权向易城公司、朱瑞锋追讨债务，当王红与易城公司、朱瑞锋按约定结清债务后，易城公司、朱瑞锋可与中金公司签订债务抵销协议”，该内容与债权转让后应由受让人主张债权的法律后果相悖。不论是《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还是易城公司、朱瑞锋出具的《承诺书》《借款债务确认书》，当中对“债权转让”的表述均不一致，《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表述的是“王红将其对中金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易城公司、朱瑞锋”，《承诺书》表述的是“中金公司转过来的债权”，《借款债务确认书》表述的是“中金公司将与易城公司、朱瑞锋的债权转让给王红”。虽然上述《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承诺书》《借款债务确认书》中对债权债务转让的表述混乱，但根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具体内容，结合易城公司、朱瑞锋出具的《承诺书》《还款承诺书》《借款债务确认书》的内容，以及易城公司、朱瑞锋在《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签订后向王红归还过款项的事实，能够认定《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的是中金公司将其对王红的债务9201450元转移给易城公司、朱瑞锋，债务转移后，由易城公司、朱瑞锋向王红履行债务，当王红与易城公司、朱瑞锋按约定结清债权债务后，易城公司、朱瑞锋可与中金公司签订债务抵销协议。一审仅依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部分字面表述对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的认定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第八十六条规定：“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根据《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王红、中金公司、易城公司和朱瑞锋三方已经共同确认中金公司应支付王红的债务金额为9201450元，中金公司将该债务转移给易城公司、朱瑞锋后，应由易城公司、朱瑞锋向王红支付该9201450元，减去易城公司、朱瑞锋已经支付的109500元，还应支付9091950元。关于利息，易城公司、朱瑞锋在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当日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自2015年8月1日起按月3%支付综合费用，在2018年3月27日出具的《借款债务确认书》中确认自2015年3月14日起按月3%计息，故王红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成立。因三方确认的债务金额9201450元中包含本金830万元和2015年2月28日前的利息901450元，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利息应以83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14日起按年利率24%（月2%）计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2130号民事判决；二、由华宁县易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瑞锋向王红支付9091950元及利息（利息以830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14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王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3922元，由华宁县易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瑞锋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王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3922元，由华宁县易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瑞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艳玲审判员王健审判员赵思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熊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