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81民初1479号原告：许文华，男，1974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宜都市,被告：刘启旻，女，199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宜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湖北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许文华与被告刘启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2020年9月15日开庭前，因双方当事人对本案的基本事实存在争议，当事人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提出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本案不符合小额诉讼的条件，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文华、被告刘启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许文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刘启旻偿还许文华借款本金6000元；2.被告刘启旻按还款协议约定从2020年7月1日起以月息3分支付利息至欠款全部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刘启旻承担。事实及理由：2020年6月13日，刘启旻因资金需要向许文华借款6000元，许文华支付宝转账出借了6000元。刘启旻亲笔书写还款协议一份交给许文华，协议约定从7月1日起每月向许文华还款2000元，并按欠款金额以月息3分支付利息至欠款全部清偿之日止。后许文华多次向刘启旻索要借款，刘启旻以各种理由推脱，许文华只得起诉要求刘启旻还款。被告刘启旻辩称：1.对许文华诉称的事实有异议，借款的经过如下：2020年6月2日我因借款需要通过微信联系向洋，并约好次日见面，6月3日10点半向洋开车来我家接我，并把我带到宜都饭店旁一个小区，他让我先下车进一单元六楼，四分钟后向洋上楼开门，进门后他让我拿出身份证，他从房间拿出一份《还款协议书》，协议书上甲方信息空着未填写，向洋引导我填写其他内容，填写完后他拿出准备的短袖要我换上，我拒绝没有换，他让我拿着身份证拍了一张照。后向洋给另外的人打电话说转6000元到我的支付宝，后那个人加我支付宝账号并给我转了6000元。转钱后我着急见我朋友就下楼了，下楼中向洋跟我说怕我乱用钱先转账4000元放在他那里，下楼后我见到我朋友后向他讲述了事情经过，朋友怀疑是套路贷，当日下午我越来越怀疑，就跟向洋打电话说把剩下的2000元还给他，并通过支付宝转账2000元给向洋了。2020年6月17日晚，一个陌生号给我发短信说要我还钱，我猜可能是当时向洋联系的那个人，回答说钱已经转给向洋。2020年6月30日，一个自称许文华的人去我家催要钱，带着《还款协议书》、转账记录复印件，当时我不在家去往杭州了，一直到8月我收到了传票，才知道许文华起诉了我。我从来都没有跟许文华见过面，也不认识他，我只认识向洋。2.从借款经过看，向洋存在套路贷的嫌疑，表现为提供空白还款协议、要求借款人手持身份证拍照、约定三分高息，我将6000元还给了向洋，许文华称向洋否认收到6000元，那么就是向洋非法占有了。3.从借款经过看，借款由向洋居间介绍并受许文华委托办理，草拟《还款协议书》、约定还款计划、确定借款利息、确定还款起算日等一系列行为均由向洋代理许文华实施；出借当日我已将借的6000元分两笔转给向洋，偿还了借款，有支付宝转账记录为证；向洋称又给了5500元现金我不认可，向洋也没有证据证实。我认为向洋在本案中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向洋的行为应当视为许文华的行为，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许文华承担。综上，6月3日我转给向洋6000元，应当认定为将借款还给许文华，许文华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债务早已清偿，请法院驳回许文华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为调查核实本案事实，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对案外人向洋做了询问笔录。后于2020年10月14日通知原告许文华、被告刘启旻及案外人向洋三方到庭接受询问调查。结合当事人质证意见及对三方调查询问的情况，本院对原告许文华的证据认定认为：1.2020年6月3日11时26分支付宝转账记录，可证实许文华实际出借6000元的事实。2.《还款协议书》，应该结合协议签订过程、三方的行为来综合认定。对于被告刘启旻的证据本院认定认为：1.2020年6月30日刘启旻从宜昌到杭州火车票、7月1日和7月2日刘启旻在杭州消费账单记录，真实可信，佐证了上述《还款协议书》落款时间2020年7月1日并非真实签订时间，结合上述支付宝转账借出时间，可证实协议书上甲方内容及相关时间应为事后补签。2.2020年6月3日11时27分转账4000元、15时59分转账2000元两次支付宝转账记录，结合许文华的支付宝转账记录，可以证实刘启旻收到许文华6000元后分两次转账给向洋共计6000元的事实。3.刘启旻与向洋的四张短信聊天记录截屏、刘启旻与许文华的短信聊天记录、刘启旻与向洋三段通话录音，结合上述对三方调查询问，印证了借款经过、借款及还款情况等相关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涉案借款发生时，原告许文华与被告刘启旻不认识，许文华与案外人向洋认识。刘启旻因借款需要通过他人介绍推送了向洋的微信，双方加为微信好友，刘启旻与向洋通过微信联系约定于2020年6月3日见面。2020年6月3日，向洋开车到刘启旻家中接，向洋将刘启旻带到其位于原宜都饭店旁小区的房屋，该房屋的房间内有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向洋电话联系许文华，向许文华讲了刘启旻需要借款的事情，许文华同意出借6000元。许文华当天在上班，许文华委托向洋办理借款手续，未到现场与刘启旻见面。向洋通过电脑网络下载电子模板，修改后形成《还款协议书》，然后打印出《还款协议书》。向洋制作完成了该协议书的打印部分内容后，甲方、乙方及还款时间等其他手写内容空白。向洋引导刘启旻对《还款协议书》中的乙方姓名及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还款金额、还款时间、利率等手写内容进行了填写，主要内容为：“截至2020年7月1日止，乙方欠甲方借款6000元。乙方从2020年7月1日开始每月向甲方还款本金2000元，并自2020年7月1日起按月息3分支付利息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刘启旻在协议书上签名并摁指印，协议书落款时间提前写成了2020年7月1日。刘启旻在协议书上填写完后，刘启旻按照向洋要求拿着本人的身份证拍照，向洋通过微信给许文华看。2020年6月3日11时26分，许文华通过支付宝转账给刘启旻6000元。后刘启旻于当日11时27分通过支付宝转账4000元给了向洋，当日15时59分刘启旻又通过支付宝转账2000元给了向洋。后向洋将上述《还款协议书》交给许文华，许文华对甲方内容进行了补充填写，并签名。后许文华持《还款协议书》和支付宝转账记录，将刘启旻起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许文华举证证明了其在2020年6月3日向被告刘启旻交付了借款6000元的事实，刘启旻认可收到该款项，对该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刘启旻举证证明了在收到借款后当日分两次向案外人向洋转款6000元的事实，向洋也认可收到该款项，对该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案外人向洋主张在收到刘启旻转款的6000元后扣除500元“辛苦费”后又将5500元现金交付刘启旻，刘启旻对此不予认可，且向洋无法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借款所涉三方人员的陈述，结合证据，审理查明借款时许文华与刘启旻之间并不认识，案外人向洋居间介绍并联系双方达成借款协议，向洋受许文华委托办理出借手续，拟定书面《还款协议书》、引导刘启旻填写《还款协议书》、要求刘启旻持身份证拍照等一系列具体实施过程由向洋完成，向洋在完成上述委托事项后，许文华才将6000元款项借给刘启旻，向洋将《还款协议书》交给许文华，许文华完成了补签。《还款协议书》的形成过程说明了向洋是作为许文华的委托代理人在办理出借手续，对此许文华和向洋在询问笔录中均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向洋作为许文华的委托代理人具体完成了出借手续，参与了整个出借过程，在当时情况下，刘启旻有理由相信向洋也可以代表许文华接收还款，刘启旻在收到借款后当日分两次共转款给向洋6000元，向洋收款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向洋的行为应当视为许文华的行为，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许文华承担。综上，涉案款项的出借过程异于通常的民间借贷纠纷，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本院只能严格按照现有证据综合评判当事人陈述的真伪和案件的事实。根据证据证实的借款及还款事实，许文华出借6000元给刘启旻，刘启旻于借款当日向案外人向洋还款6000元，向洋收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视为许文华的行为，法律后果由许文华承担。故被告刘启旻的抗辩理由成立，其已履行了还款义务，对于原告许文华主张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八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许文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许文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