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民终528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徐某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丽，系上诉人徐某昌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某，系上诉人徐某昌之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彩云，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某昌因与被上诉人刘某某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9）沪72民初3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徐某昌和徐某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丽、黄某某，刘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彩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某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徐某昌与刘某某所签涉案协议与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某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木质渔船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根据相关规定已经报废，不得交易买卖，双方签订的协议违反国家政策规定，故买卖合同无效。即使合同有效，因法律明确禁止未通过年检的船舶进行船籍交易，故基于船籍取得补偿的约定也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2.刘某某伙同他人“套路骗”欺诈买船，并意欲以支付少量定金为对价，实现未完成船舶过户的情况下侵吞渔船拆解补贴的目的，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应属无效。刘某某在崇明区用相同办法收购“木制报废渔船”几十艘，很多渔民进行信访申诉，有关部门在调查中。3.徐某昌不认识字，并不知道其签字的内容，协议并非徐某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签订补充协议时刘某某并未付清全部购船款，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4.船舶所有权应以船舶登记为准，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刘某某以欺诈手段购买渔船，明显不具有善意，徐某昌可以船舶未经登记过户对抗刘某某主张返还渔船拆解补偿款的要求。5.取得渔船拆解补贴的条件是退出捕捞业，因此其中包含了对船籍所有人放弃捕捞收入的补偿，即不应当将补偿款支付给刘某某。刘某某辩称：1.在签订涉案渔船买卖合同时，该渔船尚未报废，徐某昌亦未指明合同具体因违反何条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即使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也是徐某昌违约。2.徐某昌所称“套路骗”实属子虚乌有，相关部门调查结果是所谓“套路骗”不存在。本案中也不存在徐某昌所称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问题。3.徐某昌以渔船未经过户为由，对抗刘某某返还渔船拆解补贴款的要求，根本逻辑不通。4.即使相关文件规定了渔船拆解补贴包括对船籍所有人放弃捕捞收入的补偿，徐某昌在签订的协议和承诺书中，也均已放弃了该权利，并将该权利有关的权益全部转移给了刘某某。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徐某昌向刘某某归还渔船拆解补贴款人民币228,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刘某某、徐某昌于2017年1月1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徐某昌将其名下的”沪崇渔XXX07”号渔船以75,000元的售价转让给刘某某。后因政策变动，船舶无法过户，刘某某、徐某昌签订补充协议及承诺书，约定自2017年1月18日起，涉案渔船及渔船所有的政策性经济补贴、拆解经济补贴等渔船所享有的补贴收益归刘某某所有，徐某昌不得以船未过户为由主张涉案渔船自2017年1月18日起的任何收益。现徐某昌已取得了涉案渔船拆解补贴款，拒绝履行双方协议，未将该补贴款归还给刘某某。一审法院查明：涉案”沪崇渔XXX07”号渔船的登记船舶所有人为徐某昌。2017年1月18日，刘某某、徐某昌签订协议书，约定：徐某昌自愿将”沪崇渔XXX07”号渔船转让给刘某某，船舶总售价为75,000元，徐某昌配合刘某某办理船舶过户手续；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柴油补贴款及其他经济利益由徐某昌享受，2017年度的柴油补贴款及其他经济利益由刘某某享受，特别是因国家政策渔船拆解等经济利益与徐某昌无关。同日，刘某某、徐某昌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上述协议书已生效，由于国家对渔业发展政策的变动，船舶暂时无法过户到刘某某名下，”沪崇渔XXX07”号渔船自2017年1月18日起归刘某某所有，渔船所有的政策性经济补贴、拆解经济补贴等渔船所享有的补贴收益归刘某某所有，徐某昌不得以未过户为由主张涉案船舶自2017年1月18日起的任何收益；徐某昌应当办理银行卡将涉案渔船收益存入该银行卡，该银行卡自本协议签字生效之日起由刘某某保管并享受权益；如遇政策许可，徐某昌应当无偿配合刘某某办理过户手续；如徐某昌不履行协议书或补充协议书的条款，徐某昌应当支付刘某某250,000元违约金。之后，徐某昌按照约定办理了用于接收补贴款的银行卡，并交由刘某某持有。2017年1月18日，刘某某向徐某昌支付购买涉案船舶预付款5,000元。2017年8月28日，刘某某向徐某昌支付购买涉案船舶预付款15,000元。2017年10月16日，刘某某向涉案船舶买卖中间人徐某支付40,000元，其中涉及”沪崇渔XXX07”购船款20,000元。2018年1月15日，刘某某向涉案船舶买卖中间人徐某支付70,000元，涉及”沪崇渔XXX07”购船款35,000元。2018年1月15日，徐某昌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刘某某”沪崇渔XXX07”全部购船款75,000元。2018年1月15日，徐某昌出具承诺书，承诺”沪崇渔XXX07”号船拆解取得渔船制造指标书后，因国家新政策出台，暂时无法过户到刘某某名下，在此期间，如果国家出台长江全面禁渔和长江生产渔船全面解体拆解政策，所有的经济利益和权利由刘某某享受，徐某昌放弃一切利益和权利。”沪崇渔XXX07”号渔船于2017年10月由上海洪周船舶修造厂提前拆解。徐某昌于2019年3月19日出具拆解长江渔船补贴申请。2019年3月25日，徐某昌收到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财政所发放的渔船拆解补贴228,000元，接收该款项的银行卡并非徐某昌根据约定办理并交由刘某某持有的银行卡。一审法院另查明，”沪崇渔XXX07”号渔船在2015-2016年度未进行年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刘某某、徐某昌之间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是双方根据自愿原则签订，并由刘某某、徐某昌签字确认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刘某某、徐某昌应当依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并主张合同权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签订后，徐某昌并未对协议约定内容提出异议，并于2017年1月18日至2018年1月15日期间陆续收取了全部卖船款。2018年1月15日，徐某昌收到最后一笔卖船款后出具承诺书，承诺放弃涉案渔船的一切利益和权利，特别针对长江禁渔和渔船拆解政策下的经济利益进行了强调，确认所有经济利益由刘某某享有。刘某某已将涉案渔船全部购船款分期支付给徐某昌，履行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项下的合同义务，徐某昌亦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承担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项下的合同义务。现渔船拆解补贴已发放，根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约定，该利益应归刘某某享有，徐某昌应当依据约定将其收到的渔船拆解补贴款228,000元支付给刘某某。一审庭审中，徐某昌辩称涉案船舶并非徐某昌一人所有，而是两人共有，徐某昌无权单独处分。根据法律规定，船舶由两个以上的法人或者个人共有的，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查明事实，”沪崇渔XXX07”号船的登记船舶所有人为徐某昌。未经登记的共有人只对内存在效力，对于共有人以外的其他善意第三人不具有法律效力。徐某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刘某某在签订合同时已明知船舶所有人并非一人。在履约过程中，刘某某的付款行为分为多次，前后跨度一年左右，共有人收取了卖船款，也知道刘某某到徐某昌处拖船去拆解等行为，均未对船舶买卖提出异议。故对徐某昌的该项答辩，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徐某昌作为涉案船舶的登记所有人，有权处分涉案船舶。徐某昌还辩称，涉案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存在该条列明情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徐某昌并未举证证明涉案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列明情形，故一审法院无法支持其抗辩主张。徐某昌认为，刘某某利用徐某昌年纪大，哄骗徐某昌签署了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和承诺书，存在欺诈行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徐某昌是法律意义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补充协议书约定了渔船所有的政策性经济补贴、拆解经济补贴等渔船所享有的补贴收益归刘某某所有，徐某昌在签订补充协议书时可以从中预见到存在渔船政策补贴的可能性，徐某昌仍然签署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并且在收到全部卖船款的当日再次出具承诺书，承诺如果国家出台长江全面禁渔和长江生产渔船全面解体拆解政策，所有的经济利益和权利由刘某某享受，徐某昌放弃一切利益和权利。徐某昌自愿放弃渔船政策补贴权益的签约及承诺行为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属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徐某昌并未举证证明刘某某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徐某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徐某昌的该项答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徐某昌未履行合同义务，依法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向刘某某交付渔船补贴款的义务。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徐某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某某支付渔船拆解补贴款228,000元。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720元，由徐某昌负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出有效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船舶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徐某昌提出涉案船舶买卖合同无效，即应对合同无效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徐某昌虽提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违反国家政策，但未有证据证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存在导致涉案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徐某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渔船买卖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涉案渔船实际未登记过户亦不影响买卖合同效力，本院对徐某昌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的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徐某昌提出关于刘某某利用徐某昌年龄大、文化水平低，伙同他人“套路骗”欺诈买船的主张，一方面徐某昌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并应对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涉案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均约定渔船拆解等经济利益归刘某某所有，徐某昌对此后涉案渔船可能因拆解获得政策补贴，以及签订涉案合同后，将以涉案渔船和包括补贴在内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换取对方支付的购船款这一法律后果应当是明知的。同时在案证据显示，涉案渔船拆解的具体实施方案与补贴标准直至2018年8月14日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委员会印发相关文件才予以明确，徐某昌提出在2017年1月18日双方签订涉案合同时，刘某某即故意隐瞒上述补贴标准，诱骗不知情的徐某昌签字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徐某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20元，由上诉人徐某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辰旻审 判 员 张 雯审 判 员 张 俊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于 舒书 记 员 罗 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