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32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西衣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西衣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70306ME0337990Y。 法定代表人：李先芸，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胜男，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媛媛，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彪，男，199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淄博市周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卫东，山东三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西衣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衣村委）因与被上诉人胡彪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6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西衣村委的法定代表人李先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胜男、刘媛媛，被上诉人胡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卫东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西衣村委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遗漏重要法律事实，并存在认定法律事实错误的情形。1.一审遗漏重要法律事实。上诉人作为甲方与被上诉人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但《土地租赁合同》中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并非一开始就为村委所有，涉案土地均是村委以每年每亩500元的费用从村民手中承包过来再向被上诉人进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因此，《土地租赁合同》中村委的法律地位应为转包方，而非发包方，因一审遗漏该重要法律事实，从而导致法律错误适用，即不应适用《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而应适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这更符合合同双方订立合同的本意和目的。2.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西衣村委会关于土地流转会议纪要》，“没有体现村民代表大会系讨论将涉案土地租赁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事宜，也没有讨论涉案土地的具体位置、租赁期限、每亩租赁价格等事宜”，既不符合事实也与村民自治原则相违背。上诉人提交的《西衣村委会关于土地流转会议纪要》中会议名称便是“关于果园路南涯头土地流转”，可以看出会议的主题即围绕涉案土地展开，并且会议中记载以抓阄形式分别流转给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5人，因此，无法达到一审认为的应将土地“具体位置、租赁期限”等要素体现在会议纪要中的要求，且在会议纪要中已经体现给村民500元/亩补偿，因此，上诉人对于涉案土地的位置、价格等关键信息已经做出通告，且没有村民提出相反意见或存有疑问，符合村民自治的要求。上诉人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所以要求涉村民利益的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方可办理，是为了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就本案而言，村民的合法权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防止土地流失，二是防止土地带来的收入流失。因涉案的《土地租赁合同》是村委作为转包方只将土地经营权对外租赁，因此，不存在土地流失的风险，且村委已经按照每亩500元的标准支付村民土地承包费用，也不存在土地带来的收入流失风险。再结合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村民自治事项开会讨论的内容和形式有所要求，因此，西衣村委根据自治原则通过会议讨论涉村民利益事项，是村民自治的体现，不宜以太严苛的程序和实体内容加以约束，会议纪要已经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且不违反其他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以会议形式和内容不够详细为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属认定事实错误。同时，该合同纠纷应为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并不要求村委开会讨论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因此，《土地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继续履行，若一方在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情形，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二、一审将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裁判依据，存在程序违法。一审审核认为“被告提交的4号、5号证据，与本院对现任原告村支部书记李先芸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被告于2019年2月即向被（原）告提出退出案涉土地租赁并已经实际退出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一审时，法官从未向原告出示该份询问笔录，存在未经双方当事人共同质证便将证据作为裁判依据的程序违法情形。另外，上诉人对该份询问笔录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下形成存有疑问，同时该询问笔录是否属于必须通过法院进行调取的证据范畴，一审法院是否存在滥用职权帮助被上诉人调取证据并举证的嫌疑？上诉人认为针对该份证据，不仅存在未经质证即被作为判案依据的程序违法情形，同时存在有违公平公正的情形，上诉人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三、一审判决依据不充分。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解除合同通知书电子文本”、证据5“交接通知书”、“快递回执单”经上诉人质证存在诸多瑕疵，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在此情形下，即便被上诉人自述“已经搬离涉案土地”，也只是被上诉人对出租土地的自行处分，不能当然免除依据《土地租赁合同》其应承担的缴纳租赁费的义务。综上所述，《土地租赁合同》是合同订立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并不侵害村民利益的前提下，不应轻易判决该合同无效。一审判决作出后，在西衣村和萌水镇起到了很不好的示范效应，因萌水镇下的36个村均采取该类方式流转经营，突然判决该合同无效，真正受损害的是土地后面成百上千个农民。因此，上诉人请求二审在查明事实、遵守程序的基础上做出公平合理判决，为村民提供一个良好的司法指引。二审调查中上诉人更正：上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上诉人的地位相较于被上诉人来说应为出租方，相对于村民来说应为承租方，而不是事实与理由中记载的转包方。 胡彪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自相矛盾，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其无理要求。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自称，涉案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的“土地是上诉人从村民手中承包过来再向被上诉人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因此，村委的法律地位应为转包方，而非发包方”。对于上诉人这种自相矛盾、自我否认的做法，更加明确了双方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的事实。第一，上诉人一审起诉状中和庭审中陈述从未提出涉案土地为其承包而来，而且，无论是其提交的所谓村委会会议纪要，还是萌水镇政府庭审期间出具的证明，也从未承认存在该情形。所以，只能证实并不存在一审遗漏重要法律事实，而是上诉人编造理由，混淆事实。第二，按照上诉人所提交的《土地租赁合同》（且不论合同中被上诉人签名是否真实），其内容中也根本未存在土地流转的内容，也更未书面告知被上诉人土地流转的事实存在。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八条，承包方自愿委托发包方或中介组织流转其承包土地的，应当由承包方出具土地流转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的事项、权限和期限等，并有委托人的签名或盖章。没有承包方的书面委托，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显然，即使是土地流转也必须具备法定要件和条件才能成立。第三，上诉人以土地租赁合同实质为流转合同为理由，就足以说明其一审的起诉理由和依据均为虚假陈述，其诉讼请求也应依法驳回。二、按照上诉人的上诉逻辑，村委的会议纪要简明扼要，已经明确了土地租赁的基本内容要素，但却连土地流转的事实都没有体现，更没有原土地承包人的授权和同意，所谓的纪要岂不是挂一漏万。既然上诉人认为流转不需要经过村委会讨论和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同意，为什么要召开会议并形成所谓的会议纪要？三、一审针对上诉人拒不承认相关事实并对法院做出虚假陈述的情况下，在被上诉人无法就此举证的情形下，依职权核实、调查有关事实毋容置疑。综上，上诉人虚构事实和理由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涉案合同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应认定无效，这才是规范土地使用法律关系，保护各方利益的根本。 西衣村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度土地租赁费768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536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胡彪系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北安村村民。2016年2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土地租赁合同》1份，约定：原告将本村畜牧小区土地租赁给胡彪，土地状况：96亩，租赁期限：2016年2月1日至2029年1月31日，租赁费：每亩800元，租赁费一年一清。合同签订后，被告开始在案涉土地栽种果树等经营。2016年2月3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租赁费153000元，2018年3月3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土地租赁费76800元。2019年年初，原告向被告索要当年租赁费时，被告表示不想租赁了，并提出退出土地租赁，原告未予以答复。2019年2月份开始，被告陆续移走栽种的果树，拉走水泥柱等，退出了案涉土地的租赁。原告向被告索要2019年的土地租赁费未果，引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是否为有效合同。根据2009年8月27日颁布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承包的方式包括两种，即家庭承包方式以及其他方式。本案被告胡彪并非原告的村民，其无法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向被告承包土地。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即该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采取其他方式的承包土地的前提条件是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而在本案中，被告承包的系农村土地，并非是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因此，原告无权以其他方式向被告发包案涉的土地。该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对被告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过审查，因此，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违反法律所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被告胡彪的抗辩理由成立，予以采纳。综上，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系无效合同，该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原告依据该合同主张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自2019年2月始，被告胡彪即退出并未再实际使用案涉土地，且原告对被告退出土地租赁完全知晓，其主张2019年租赁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西衣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052元，由原告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西衣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西衣村委提交证据一，西衣村果园路南崖头占地补偿发放名单一份及转账流水一份。该发放名单系西衣村委根据2015年11月23日召开的会议中确定的关于南崖头土地流转两委会议研究把南崖头土地流转按500元/亩补偿的会议精神向村民发放2019年的占地补偿款，发放时间为2020年1月。证明涉案土地是西衣村委从村民手中承包，村委与各个村民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自2015年会议之后，西衣村委已经依据会议精神按年向村民发放承包费，西衣村委已经通过实际履行的方式与村民形成了承包关系，西衣村委承包村民土地后，再向被上诉人进行涉案土地的流转，并非是将集体的自留地向外发包，因此，村委的出租行为不存在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同应当有效。证据二，西衣村代表名录一份。证明西衣村村民于2014年换届时共推选村民代表32名，村民代表的有效期为2014年11月至2017年11月，2015年11月23日的会议中共有包含村民代表29人，村委委员、村两委成员、镇下派包村干部、包片镇领导在内的34名同志参会，并签字同意会议内容，2015年11月23日召开的会议合法，虽然程序合法，但上诉人认为本案所涉事项并非是需经开会讨论通过的事项。被上诉人质证称，上诉人所提交的两份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范畴，且该证据的形式以及内容都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与本案待证事实无任何关联性，请求法庭不予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西衣村委提交的上述两组证据，被上诉人胡彪虽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提出异议，但上诉人西衣村委提交的占地补偿发放名单及代收/付转账成功明细表，与其一审提交的2015年11月23日土地流转会议纪要同为关于西衣村果园路南涯头土地流转事项，西衣村村民代表名录与会议纪要所载到会人员情况基本相符，会议纪要载明“关于果园路南涯头土地流转：“经两委会议研究，把南涯头土地流转，按500元/亩补偿，通过抓阄的形式，分别流转给……胡彪……”，案涉《土地租赁合同》中载明“为发展共赢，村委研究决定，将村委西边土地一块租赁给乙方（胡彪）使用……”。上诉人西衣村委在一审亦提交了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人民政府出具内容为“兹证明西衣村委与胡彪土地租赁合同（2016年2月1日）我单位知晓并同意”的证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案涉合同已经过村两委及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故对上述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依法予以采信。二审过程中西衣村委陈述案涉土地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一直荒着，从2020年5月份给村民种植玉米了。 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一是案涉《土地租赁合同》的效力；二是胡彪应否支付西衣村委案涉土地租赁费76800元及违约金15360元；三是一审程序是否违法。 关于案涉《土地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案涉《土地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相关人员和组织亦未对西衣村委流转案涉土地提出异议，且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亦载明“西衣村委与胡彪土地租赁合同（2016年2月1日），其知晓并同意”。综上，应认定案涉《土地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以双方签订的案涉《土地租赁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该合同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胡彪应否支付西衣村委案涉土地租赁费76800元及违约金15360元的问题。胡彪一审提交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电子文本、解除合同后有关设施交接通知书和快递回执单载明，胡彪于2019年3月10日向西衣村委发出通知明确表示要求自2019年1月31日起解除双方土地租赁合同。结合一审对时任西衣村委支部书记、现任西衣村委法定代表人李先芸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李先芸“2019年2月份去问他要钱时，他不交钱，他就拖拖拉拉不想租了，陆续把果树都移出去了，水泥柱都拉走了”的陈述，可以认定胡彪曾于2019年3月10日向西衣村委发出通知要求自2019年1月31日起解除双方土地租赁合同。西衣村委在收到胡彪的解除合同通知后未依法在三个月内提出异议亦未在法定期限内起诉，并在二审过程中陈述从2020年5月份开始给村民种植玉米了，因此，应当视为西衣村委已认可案涉《土地租赁合同》已经解除。但案涉《土地租赁合同》中并未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胡彪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明确表示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胡彪作为违约方并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鉴于案涉《土地租赁合同》期限长达13年，一概不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会形成合同僵局，对双方都不利。在胡彪明确不再履行合同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西衣村委也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但西衣村委并未采取诸如依法解除合同的方式防止损失扩大，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西衣村委在2019年3月10日收到胡彪的解除合同通知后未依法在三个月内提出异议亦未在法定期限内起诉，直到2020年5月才将案涉土地交给村民进行耕种。综合本案情况，本院酌情给予西衣村委三个月的防止损失扩大的宽限期，认定案涉《土地租赁合同》于2019年6月10日解除。胡彪应当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之间的土地租赁费用27494元（76800元/12*4+76800元/365*9）。在合同解除且胡彪业已退出案涉土地租赁，未再继续实际占有使用案涉土地的情况下，对西衣村委要求胡彪支付2019年6月11日至2020年1月31日租赁费用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案涉《土地租赁合同》约定：双方在履行合同期间，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按租赁费总额的2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本案系胡彪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单方违约提出解除合同，故胡彪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西衣村委违约金并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而西衣村委仅主张违约金15360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且未超出案涉《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故对西衣村委要求胡彪支付违约金1536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西衣村委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对李先芸的询问笔录未经质证即作为定案依据，程序违法。二审中，西衣村委法定代表人李先芸明确认可上述询问笔录上的签字系其本人签署，原审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故西衣村委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西衣村委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6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胡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诉人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西衣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土地租赁费27494元、违约金15360元； 三、驳回上诉人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西衣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52元，由上诉人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西衣村村民委员会承担557元，被上诉人胡彪承担4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04元，由上诉人淄博市周村区萌水镇西衣村村民委员会负担1115元，被上诉人胡彪负担98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玉杰 审 判 员 徐连宏 审 判 员 杨继生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张维娟 书 记 员 白杉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