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50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女，汉族，1983年6月17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志波，男，汉族，1984年10月4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灵，贵州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祖琴，贵州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士雯，男，汉族，1979年9月2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玉芹，女，汉族，1978年10月11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屈华，上海都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冯宝盛，曾用名冯海，男，汉族，1975年6月6日出生，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原审第三人：杨志伟，男，汉族，1982年5月25日出生，住河南省淮阳县。上诉人张玉、杨志波因与被上诉人屈士雯、黄玉芹及原审第三人冯宝盛、杨志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2民初1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玉、杨志波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2民初1426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差欠上诉人的款项共计为224000元，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有欠条的74000元，一部分是没有欠条的150000元。1、关于有欠条的74000元部分，其款项组成为：1、2019年1月25日，杨志波通过微信转账给屈士雯20000元；2、2019年5月底，屈士雯的公司因装修欠12000元的门头费和32000元的修建木屋费，屈士雯让杨志波替他垫付，杨志波代屈士雯转账支付给第三方;3、2019年8月24日，屈士雯又让杨志波借给他10000元，杨志波通过微信再次转账给屈士雯。上述借款共计74000元，借款之后，屈士雯向杨志波的妻子张玉出具一张欠条，载明“屈士雯欠张玉74000元”，屈士雯只认可20000元，对12000元的门头费和32000元的修建木屋费以及后期借的10000元不认可，但这些是借款的用途，借款的用途不影响借款的成立，只要屈士雯出具了《欠条》，就表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屈士雯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虽然74000元是屈士雯书写，但屈士雯和黄玉芹是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由夫妻共同承担。2、关于没有出具欠条部分的150000元，由于没有欠条，只有汇款凭条，屈士雯、黄玉芹抗辩称，该款不是借款，是屈士雯把自己在贵州金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杨志波，该150000元是转让款。《股份转让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股份转让为“无偿转让”，转让金为0元。很显然，150000元不是股份转让款，而是借款，在银行汇款凭证的用途上清楚的备注是“借款”，该汇款是杨志波妻子张玉汇给屈士雯妻子黄玉芹的借款，双方均持有汇款凭条，都能够清楚的理解该款的性质就是借款。如果不是借款，屈士雯和黄玉芹在收到该款时马上就会提出异议，屈士雯和黄玉芹没有提异议，足以说明，当时的意思表示就是借款。屈士雯、黄玉芹二审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冯宝盛、杨志伟二审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玉、杨志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屈士雯、黄玉芹偿还张玉、杨志波借款74000元；2、判决屈士雯、黄玉芹偿还张玉、杨志波借款1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当事人均系遵义市河南商会会员，杨志波与张玉系夫妻关系，与第三人杨志伟系同胞兄弟，屈士雯与黄玉芹系夫妻关系。2019年4月3日，屈士雯与第三人杨志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屈士雯将其投资在贵州金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的42%股权股份无偿转让给杨志伟，股权转让金为0万元。2019年1月25日至2019年8月24日期间，杨志波先后向屈士雯转款并通过微信支付门头费、木屋费共计74000元。之后，屈士雯向张玉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张玉74000元整，等条件好转一并归还”。2019年4月2日，张玉通过电子银行向黄玉芹转款100000元；2019年5月23日，张玉向黄玉芹转款50000元，两张转账汇款单上均注明为借款。2019年6月21日，张玉通过电子银行向贵州金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账户汇入49000元投资款。本案中，屈士雯辩称屈士雯与杨志波系合伙关系，张玉、杨志波亦在庭上表示，第三人杨志伟实际是帮杨志波代持贵州金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因双方在借贷及投资时有夫妻双方参与，交易的主体是杨志波与屈士雯，而在作出具体行为时又涉及张玉及黄玉芹，而转账时又涉及公司账户及个人账户，公私不分，主体不明确，且借贷与投资混淆,因此，本案须结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与案件的事实进行认定。如果仅按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会导致客观事实与调查事实间存有差异，不利于解决双方的纠纷。首先，屈士雯与第三人杨志伟于2019年4月3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屈士雯将其投资在贵州金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的42%股权股份无偿转让给杨志伟，股权转让金为0万元。杨志伟仅是挂名股东，事实上的股东是杨志波，因此，可认为杨志伟是在杨志波授权下签订的该合同。而双方转让金为零，约定的是无偿转让。无偿转让的性质就是赠予，在通常情况下，赠予发生在亲友之间，附有一定的义务或情感因素，而本案双方当事人仅仅是朋友，无任何附带义务，一是不符合生活逻辑，二是双方有共同投资的意思表示，因此，无偿转让仅仅是形式上的要件，不符合双方共同投资经营的目的，对该协议的无偿转让的真实性应结合案件的发展过程来认定。2019年1月25日至2019年8月24日期间，杨志波先后向屈士雯转款并通过微信支付门头费、木屋费共计74000元。之后，屈士雯向张玉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欠张玉74000元整，等条件好转一并归还”。张玉、杨志波陈述，2019年1月25日，马上过春节，屈士雯因手头比较紧，开口向杨志波借款20000元回老家过年，杨志波遂通过微信转账给屈士雯。张玉、杨志波陈述的该事实屈士雯、黄玉芹认可，且符合生活逻辑和时间节点，予以支持。因为双方签订合同是2019年4月3日，该借款发生在前，符合借款的条件。而签订合同后，杨志波支付了门头费、木屋费54000元，只是以借款的形式出具了借条。该74000元的借条则明显与事实不符合，因实际支付的54000元款项用于装修，且实际支付人是杨志波，该行为应视为参与投资经营的行为，而不能认定为民间借贷。因此，其中的54000元不应该是借款而是投资款。2019年4月2日，张玉通过电子银行向黄玉芹转款100000元；2019年5月23日，张玉向黄玉芹转款50000元，两张转账汇款单上均注明为借款。对该两笔款项性质的认定，也应结合本案发生的过程来定性：杨志波与屈士雯签订股权转让的时间是4月3日，该时间点涵盖的信息可表述为前后一段合理的时间内资金往来均与股权转让有关，张玉、杨志波认为不是股权转让的证据是转款凭证上载明是借款，且汇款给黄玉芹个人账户并不是公司账户，而单独的投资款是汇入公司账户的。对该主张，虽然转款凭证上注明是借款，但转账是发生在张玉及黄玉芹之间，而分析整个案件过程，张玉及黄玉芹之间并无意思联络，二人均是按照杨志波及屈士雯的意思表示进行的代理行为。从杨志波与屈士雯提供的证据来看，主要发生的事实有股权转让及金喇公司的投资，且双方对项目进行了部分投入，因此，张玉及黄玉芹之间的交易仍应归纳至杨志波及屈士雯的意思表示上。事实上，因张玉、杨志波与屈士雯和黄玉芹系夫妻关系，夫妻之间的对外联络较为随意，既可代表其本人，也可代表夫妻双方，从本案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杨志波是转让股权、参与合作、投入资金的真正权利人，杨志伟及张玉的转款及涉及公司的系列行为均应由杨志波承担。另外，杨志波与屈士雯之间的微信记录表明双方投资以后，因资金或其他原因导致项目未继续下去，该投入应计入公司的损失，不应以民间借贷的方式要求屈士雯、黄玉芹承担，如张玉、杨志波认为屈士雯、黄玉芹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有违法行为损害其利益，可根据相应的证据另案主张自己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对张玉转账给黄玉芹的款项中注明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同时，因真正的转账发生在张玉与黄玉芹之间，如张玉、杨志波主张案件事实是民间借贷，则当事人是张玉及屈士雯、黄玉芹，但借条载明的借款包含了装修的门头费、木屋费，如仅列张玉为原告，则事实上更不能形成有效的逻辑，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关系特殊，委托关系较为隐秘的情形下，本案只能按事情发生的具体行为对其意思表示进行合理的认定。综上所述，张玉与黄玉芹之间的转账行为虽然有不规范的地方，但整个过程以签订股权转让为主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由屈士雯、黄玉芹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给张玉、杨志波；二、驳回张玉、杨志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30元，已减半收取，由张玉、杨志波承担2000元，屈士雯、黄玉芹负担33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志波入股屈士雯投资的贵州金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0年1月，屈士雯向杨志波之妻张玉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张玉柒万肆仟元正（74000元正），等本人条件好转，以并归还！欠款人：屈士雯。对此，屈士雯及其妻子黄玉芹仅认可上述《欠条》中的20000元系借款，其他款项系杨志波的投资经营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虽双方存在合伙投资关系，但并不妨碍双方对合伙期间所涉款项进行结算，故该《欠条》应视为双方对债权债务的结算，双方通过以出具欠条的方式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虽屈士雯、黄玉芹抗辩该《欠条》中的54000元系杨志波、张玉合伙投资管理公司的支出，不是借款，但其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该主张，且屈士雯认可《欠条》是其本人亲笔所签，本院认为，屈士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签订《欠条》产生的法律后果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屈士雯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杨志波、张玉主张张玉于2019年4月2日、2019年5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黄玉芹的150000元系杨志波、张玉与屈士雯、黄玉芹之间的借款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杨志波与屈士雯均认可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且屈士雯于2020年1月向张玉出具了《欠条》，若双方之间还存在另一笔150000元的借款，按常理，当双方于2020年1月对债权债务进行结算时，就应该对该150000元借款进行一并结算，但双方并未对产生于结算时间之前的两笔款项150000元进行结算，且杨志波、张玉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150000元系双方之间借款的事实，仅凭张玉在转账汇款单上单方注明为借款，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150000元的借款，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对张玉、杨志波主张该150000元转款系借款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玉、杨志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2民初1426号民事判决；二、由屈士雯、黄玉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张玉、杨志波74000元；三、驳回张玉、杨志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30元（已减半收取），由张玉、杨志波负担1530元，屈士雯、黄玉芹负担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60元，由张玉、杨志波负担3460元，屈士雯、黄玉芹负担1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洪审判员 陈文玉审判员 任建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毛丹书记员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