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15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毕艳，女，1973年12月8日出生，回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乔，云南展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怀，男，1983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现羁押于洱源县看守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武巧，女，198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富贵，男，1964年1月2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能，云南善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毕艳因与被上诉人彭怀、夏武巧、杨富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20）云2901民初1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6日接待上诉人毕艳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乔、被上诉人夏武巧、杨富贵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能，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被上诉人彭怀现因羁押于洱源县看守所，通过远程视频系统参加了接待，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艳上诉请求：一、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20）云2901民初1249号民事判决的第二判项内容；二、依法改判杨富贵对一审判决第一判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彭怀、夏武巧、杨富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保证人杨富贵的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而非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毕艳与彭怀、夏武巧、杨富贵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五、担保责任：如果本合同项下债务到期，乙方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乙方违反本合同的其他约定，丙方须在保证范围内立即无条件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三方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中没有明确担保期属约定不明，且合同有“立即无条件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该约定内容符合上述关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时属于主债务没有还清但保证人必须一直履行保证责任的情形，因而保证期间是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人不应免除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认定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为担保期限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资金拆借合同》的还款期限顺延，担保人杨富贵同意，保证期间理应顺延。一审庭审中，彭怀、夏武巧当庭认可，2018年12月6日借款期限到期后，毕艳第一时间找到的是杨富贵要求其立即无条件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杨富贵邀约彭怀、夏武巧共同找到毕艳提出因手头资金拮据，希望毕艳宽限一段时间，借款期限推迟，担保人继续提供担保，正因为有杨富贵的继续保证责任，毕艳才同意借款期限顺延，而一审法院对此重要事实并未向杨富贵本人进行核实，仅凭代理人的否定陈述就认定杨富贵本人不同意，未免太过草率。一审事实认定中已确认：“经原告与被告彭怀、杨富贵协商，毕艳同意将还款期限延至2019年春节。”，但又在判决中列明担保期限仅至2019年6月6日，严重违背本案基本事实，应予以纠正。三、毕艳在主债务履行期间曾多次要求杨富贵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彭怀、夏武巧的当庭陈述意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毕艳出借资金之前，与借款人彭怀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而是因毕艳法定代表人詹良旭与杨富贵是多年朋友，杨富贵主动找到毕艳要求毕艳出借资金给彭怀，并承诺愿意为其担保，正因为信任杨富贵才答应出借资金。在《资金拆借合同》正常履行期间，事实上杨富贵也替借款人偿还过100万元的本金和利息。后借款人彭怀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无法联系，毕艳在担保期限内多次联系杨富贵，杨富贵本人均声称其愿意承担担保责任，承诺替借款人偿还借款，甚至提出用其名下资产向银行贷款后偿还彭怀的借款。为此，杨富贵邀约夏武巧共同来找毕艳协商债务如何解决。毕艳认为，在一审中有毕艳陈述，彭怀、夏武巧的当庭陈述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属实，而一审法院对此基本事实视而不见，且还刻意回避，已严重违背审判应尊重客观事实的裁判标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维护毕艳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彭怀辩称，认可毕艳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彭怀实际向毕艳借款是300万元。彭怀原先并不认识毕艳，是杨富贵向毕艳借款，借款的用途在一审时已经说过。毕艳应该直接起诉杨富贵，而不应该起诉彭怀，因为彭怀现在被羁押于看守所，无力偿还款项。被上诉人夏武巧辩称，认可毕艳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现在因夏武巧及彭怀无力偿还这些款项，经过几方协商，杨富贵口头承诺由其偿还。被上诉人杨富贵辩称，1.毕艳与彭怀、夏武巧、杨富贵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担保，并未明确担保的起始时间，仅表述了债务到期杨富贵在正常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并不是对担保期限的约定。2.2018年12月6日借款到期后，杨富贵、彭怀、毕艳的丈夫詹良旭曾商讨过还款的事项，经詹良旭同意，延期至2019年春节还款，但并未对杨富贵继续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作出约定，三方之间没有口头或书面约定杨富贵的担保责任和担保期限。3.杨富贵与詹良旭是朋友关系，除合同约定之外，詹良旭从未向杨富贵要求承担担保责任，杨富贵也未承诺过承担担保责任。4.杨富贵之所以在借款合同中提供担保是基于彭怀、夏武巧提供了五处房产的抵押担保，虽然抵押权未生效，但抵押权不成立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生效，毕艳一审并未对抵押财产提出优先受偿权，视为对抵押权的放弃。毕艳放弃物的担保。杨富贵的保证责任在抵押范围内应予以免除，故杨富贵应免除担保责任。毕艳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判令彭怀、夏武巧向毕艳归还借款本金300万元；2.判令彭怀、夏武巧向毕艳支付本金300万元自2019年6月8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每月1.5%计算的借款利息；3.判令杨富贵对上述两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保全费由彭怀、夏武巧、杨富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怀、夏武巧系夫妻关系。2018年6月，彭怀、夏武巧因需资金周转，经杨富贵介绍向毕艳借款300万元。2018年6月7日，毕艳（甲方、出借人）、彭怀、夏武巧（乙方、借款人）、杨富贵（丙方、担保人）共同签订《资金拆借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借款本金为3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6月7日至2018年12月6日，借期利率为月利率1.5%，按月结息；并约定乙方在借款期限届满时清偿本息；合同关于丙方担保责任的约定为“该笔借款由丙方实施担保，丙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包括本合同所列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甲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如果本合同项下债务到期，乙方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乙方违反本合同的其他约定，丙方须在保证范围内立即无条件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还对乙方提供抵押担保进行约定?乙方自愿用以下乙方所属资产作抵押。在此期间，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自行处置下列抵押物。（一）乙方所属位于云南省大理市地产，该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大理市房权证下关字第**；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大国用（2014）第××号。上述资产新的不动产权证正在办理当中，该房产取得新的不动产权证后须交给甲方保存作为该笔借款抵押资料；（二）乙方所属位于云南省大理市，乙方提供该住房商品房购销合同1份；（三）乙方所属位于云南省大理市西侧的“怡海蓝天”69号人防车位使用权1个，乙方提供“怡海蓝天”人防车位使用权协议1份；（四）乙方所属位于云南省大理市，乙方提供土地买卖合同1份，“天景韻苑”小区会员费收据4张，金额合计550000.00元；（五）乙方所属位于云南省大理市，相关证照正在办理当中；乙方提供宗地号为8××的宗地图3张，界址点坐标及面积计算成果表1张，地籍调查表1份，大理市下关龙泉村民委员会对夏武巧通知1份，夏武巧住宅报建图1份。”合同签订当日，毕艳向彭怀转账交付借款300万元。彭怀于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期间，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偿还毕艳借款利息4.5万元，其中2018年9月4日所偿还的4.5万元利息，系通过杨富贵账户向毕艳转账支付。此后，彭怀、夏武巧、杨富贵未再偿还毕艳借款本息。庭审中，彭怀陈述案涉款项均被其用于购买房产。另查明，《资金拆借合同》约定彭怀、夏武巧向毕艳抵押的房产及车位使用权，均未办理抵押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毕艳主张的债权300万元有毕艳与彭怀、夏武巧、杨富贵共同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收据、银行账户转账明细清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予以证实，毕艳要求彭怀、夏武巧还款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彭怀按月支付利息至2019年5月9日，按照双方关于利息月结的约定，应当认定彭怀、夏武巧已付清案涉借款自2018年6月7日起至2019年5月6日止共计11个月的利息，因此，毕艳关于要求彭怀、夏武巧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该款自2019年6月8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每月1.5%计算的借款利息的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杨富贵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资金拆借合同》虽约定彭怀、夏武巧将房产与车位使用权抵押给毕艳作担保，但双方并未就合同所涉的房产与车位使用权办理抵押登记，因此，毕艳并未实际就合同所涉房产与车位使用权取得抵押权，因此，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情形，毕艳有权要求保证人杨富贵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资金拆借合同》中约定还款期限为2018年12月6日，但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杨富贵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其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的六个月内，即2018年12月7日至2019年6月6日，毕艳未提供在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杨富贵承担保证责任的证据，故杨富贵免除保证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彭怀、夏武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偿还原告毕艳借款本金30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6月8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毕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被告彭怀、夏武巧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毕艳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提出三点异议：（1）一审遗漏认定由于彭怀逾期支付利息，毕艳找到杨富贵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杨富贵遂替彭怀支付了4.5万元的利息给毕艳。（2）一审遗漏认定彭怀支付利息至2019年5月份，故借款合同及担保责任应当顺延。（3）一审遗漏认定彭怀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彭怀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毕艳曾多次找到杨富贵，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庭审时已经向彭怀、夏武巧核实该情况，但一审对此未作为案件事实进行认定，从而导致在担保责任期间，毕艳向杨富贵主张过担保责任的事实未被一审法院进行认定。对上述异议请求，毕艳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故其异议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彭怀认为一审遗漏认定毕艳并未直接向其催要款项，均是通过杨富贵向其催要。夏武巧认为一审遗漏认定毕艳之所以将款项延期至2019年春节归还的前提是杨富贵口头承诺由其归还款项。彭怀及夏武巧针对其上述异议亦未提相关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二人的上述异议，本院亦不采信。杨富贵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二审接待结束后，毕艳于2020年11月2日向本院递交了一份证言。归纳上述诉辩双方意见及结合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杨富贵的担保责任是否免除。本院认为，在案的《资金拆借合同》第四条约定，杨富贵作为保证人，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但因毕艳与杨富贵在《资金拆借合同》的担保条款中并未约定保证期间，而涉案的债务于2018年12月6日到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杨富贵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其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的六个月内，即2018年12月7日至2019年6月6日，在该期间内，作为债权人的毕艳未要求保证人杨富贵承担保证责任，则杨富贵依法免除保证责任。现毕艳上诉称其在债务到期后多次要求杨富贵承担保证责任，杨富贵对此不予认可，而在案除毕艳的陈述外，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毕艳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毕艳在二审接待后向本院递交的证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的规定，因毕艳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该份证据，也未向本院申请延期举证，故其提供的该份证言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不作为证据使用。综上，毕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毕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克辉审判员  胡代勇审判员  苏春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王润芬书记员马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