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2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静，女，198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玮，山东鲁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晓，山东鲁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成，男，1980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鹏，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绪雷，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侃，女，1979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鹏，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绪雷，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华纺路。 法定代表人：庄晓华，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鹏，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绪雷，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铸，男，197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鹏，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绪雷，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高新区火炬路。 法定代表人：王成，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鹏，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绪雷，山东全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石静与王成、张侃、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袁铸、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3民初2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静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鲁0213民初2317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即：驳回原告石静对被告袁铸、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2、请求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原审判决第三项判令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袁铸、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袁铸签订编号为（保）20170621号股权质押合同一份，合同明确约定袁铸以其持有的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99%股权为王成、张侃向石静所借款项200万元提供质押担保，且双方于2017年6月27日向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申请办理股权出质登记。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时应工商部门要求，未使用（保）20170621号股权质押合同，而是双方另行签订了一份股权质押合同且将借款人错误填写为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案件审理过程中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称，除本案诉争标的外未向石静借款。结合本案证据材料及庭审中查明的案件情况，足以证明袁铸、石静于2017年6月27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确系用于为王成、张侃向石静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将借款人错误填写为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但不能因此免除被上诉人袁铸应承担的质押担保责任。因此，上诉人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袁铸承担股权质押担保责任，上诉人有权就被上诉人袁铸持有的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99%股权优先受偿。二、被上诉人王成系被上诉人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隐名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且被上诉人王成向上诉人借款时称所借款项用于公司即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因此上诉人请求判令被上诉人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连带还款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在查明本案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成、张侃、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袁铸、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答辩称，一、石静所主张的编号为（保）20170621的《股权质押合同》以及办理工商登记备案时所用的《股权出质合同》，均非系涉案债务的担保，石静并非袁铸所持有的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恒公司）股权的质权人，其对前述股权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且一审中石静也并未提出该诉讼请求，现在二审中再提出该项请求不应处理。简言之，编号为（保）20170621的《股权质押合同》所涉债务为王成、韩冰向石静借款200万元，而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出质合同》所涉债务为智恒公司向石静借款200万元，以上均非本案债务，袁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石静并非涉案股权的质权人，具体如下。（一）编号为（保）20170621的《股权质押合同》所担保的债务并非涉案债务。1、从《借款协议》与《股权质押合同》的内容看。石静一审中所提交的该《股权质押合同》，借款人为王成、韩冰，借款金额为200万元，签订时间未填写，而涉案债务《借款协议》记载的借款人为王成、张侃，借款金额为140万元，因此，从《借款协议》记载的借款人、借款金额看明显与该《股权质押合同》所担保的债务不同。2、从石静办理诉前保全以及本案诉讼立案提交的证据看。其在诉前保全和诉讼立案所提交的证明股权质押担保的证据均为在工商局出质登记备案的签署日期为2017年6月27日、借款人为智恒公司、主债务金额为200万元的《股权出质合同》（石静在庭审中未将该备案的《股权出质合同》作为证据提交），即其自认的为涉案债务提供担保的系备案登记的《股权质押合同》而非该份借款人为王成、韩冰的《股权质押合同》，即石静自认该《股权出质合同》并非涉案债务的担保合同。3、从石静庭审中陈述的《股权质押合同》形成看。其也称“韩冰当时要作为共同借款人，其在股权质押合同中签字了，但没有在借款合同中签字……”，代理人认为，按照石静陈述也可以认定，先是王成与韩冰拟向王某借款200万元，且是先有该份王成与韩冰签字的《股权质押合同》，后有王成与张侃签字的借款协议。因此，可以证明该是两笔不同的借款，即先是王成与韩冰共同借款200万（未实际履行），在因故未能履行后再由王成与张侃共同向王某借款140万，即该借款人为王成、韩冰的《股权质押合同》所涉的债务并非涉案债务。4、从付款时间并结合借款金额看。涉案借款，在签订《借款协议》当日也就是2017年6月23日付款50万元，6月30日付款50万元，7月11日付款50万元，7月19日再次付款50万元总计200万元，也就是说，一直到7月19日才确定借款总额为200万元，如何能够在2017年6月23日之前就预测到后续要借款200万元并办理200万元的质押担保呢？显然，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该《股权质押合同》所涉的债务并非涉案债务。（二）登记备案的《股权出质合同》所担保的债务也非涉案债务。必须指出的是：1、石静并未将该份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出质合同》作为证据提交，亦未依据该《股权出质合同》要求袁铸承担责任；2、该《股权出质合同》明确记载借款人为青岛智恒公司，而非王成、张侃。石静称办理出质登记时工商局要求使用该制式合同，而实际上工商局并无制式合同的要求；其在上诉状中又称“将借款人错误填写为智恒公司”，200万元的借款怎么会如此草率，且是由专业律师办理，该说法显然不成立！综上，该《股权出质合同》所担保的债务亦明显不是涉案债务，其也不能依据该登记的《股权出质合同》要求袁铸承担责任。（三）石静在一审中未主张对涉案股权有优先受偿权，其在上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中提出该主张，并不属于追加独立的诉讼请求；即便构成追加请求，按照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对于其该请求如调解不成也不应受理，应另行起诉。二、王成在借款时并非智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借款发生在2017年6月至7月，其直至2018年4月12日才成为智恒公司法定代表人），且石静并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用于智恒公司经营，其要求智恒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还款没有法律依据；另外王成是否为智恒公司隐名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与本案无关联。 王成、张侃、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维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3民初2317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决。二、撤销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3民初231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并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石静的起诉或驳回被上诉人石静对王成、张侃的诉讼请求。三、撤销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3民初231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并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石静的起诉或驳回被上诉人石静对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等由被上诉人石静承担。上诉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按照一审中被上诉人的主张及举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一是石静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即石静是否是涉案款项的实际出借人问题；二是石静所主张的《股权质押合同》是否系涉案债务的担保、袁铸应否承担责任问题；三是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问题，即署名“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函》是否是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该《担保函》的效力问题，如该《担保函》无效、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责任问题。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争议焦点二并做出了判决（袁铸不承担责任），但对于第一个和第三个争议焦点未审查清楚，且适用法律不当——1、石静并非涉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其主体不适格；2、石静所提供的署名“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函》系其朋友、本案实际出借人王某伪造，一审应当准许上诉人的鉴定申请，通过鉴定查明该事实，且即便该《担保函》是真实的，因该担保未经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该担保也是无效的，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也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体上诉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未审慎审查被上诉人石静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即石静是否是出借人问题，致认定事实不清，错误裁判。一审法院在民事判决书第2页第四自然段论述了判决王成、张侃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即认为王成、张侃承认了对石静的借款200万元事实存在，但抗辩已经偿还，因未举证已经偿还该借款，故判决二人承担还款责任。必须说明的是，一审法院曲解了王成、张侃的抗辩本意——该二上诉人认可的是确收到石静转账的款项200万元，但一直抗辩出借人是王某，而不是石静，即并未认可对石静的借款事实存在；同时二人抗辩即使借款人是石静，因为债务已经转化为对王某的债务，故涉案债务已经清偿，且已经向王某偿还了部分本金和利息。可见，并非一审法院所认为的王成、张侃承认对石静负有债务、仅对是否偿还债务有异议。详言之，王成、张侃承认200万元借款事实存在，但认为出借人不是石静而是王某。退一步讲，即使出借人是石静，该借款也已经转化为对王某的借款，即已经清偿了该债务。第一，王成、张侃无向石静借款的合意。借贷合意的存在是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而不能仅凭被上诉人石静向王成的转账记录就认定借贷关系成立，还应结合其他证据审查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根据一审二次庭审已查明的事实，石静与王成、张侃、袁铸等众均互不认识，签订借款协议、股权质押合同等时其均不在现场，只有王某作为出借人在现场，且石静更未在借款协议、股权质押合同上签名、系王某代其在前述文书上签字，即石静未参与整个借款的任何事项（以其名义转账付款除外）；而王成、张侃借款时所认为的出借人也只有王某，且王某未曾向王成、张侃披露过与石静的受托关系或出示过石静的授权材料，王成、张侃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王某并非石静的代理人、自己是向王某借款，即与王某有借款的合意，而无向石静借款的意思表示，故与石静的借贷关系不成立。第二，从石静与王成、王某的资金往来情况看。2017年7月19日石静向王成转账支付200万元的最后一笔金额50万元，同日王成即向王某转款25万元，2017年7月31日王某向王成转账30万元，该30万元不属于石静出借款项范畴，显然与王成进行资金往来、联系借款的一直是王某。在王某未披露出借人为石静的情况下，王成、张侃二人不可能意识到出借人另有他人，故按照常理应认定出借人是王某，而不是石静。此外，石静出借款项当日即由其受托人王某收回借款25万元，一审法院应进一步审查本案借款金额。第三，从催款、还款情况来看。王成在借款发生后未向石静还过借款，石静亦未向王成催要过款项，王成一直是向王某偿还的借款，亦是王某向王成索要还款，并且王某亦确实接收了还款（有王成支付给王某的款项记录为凭），故应认定王成、张侃系与王某存在借贷关系，而与石静无关。第四，从石静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与石静的关系看。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法院要求石静代理人当庭联系石静以落实相关事宜，但石静代理人却无法与石静取得联系（甚至没有石静的联系电话、微信，所提供给法官的石静电话并非石静的电话，向法院慌称给石静发了短信，但被当场揭穿实际并未给石静发信息、打电话），在一审法官的要求下，不得以通过联系王某方取得了石静的联系电话，同时在法院询问时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亦认可本案系王某找其代理。该情形也可说明确系王某作为出借人在操纵本案诉讼，其仅是借用石静的名义提起诉讼而已。第五，从一审庭审情况看。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一审法院高度怀疑石静起诉的借款事实（一审法院发现石静所提交的起诉状、授权书中的签名与其提交的其他证据中的签名明显不一致），故当庭要求石静代的理人联系石静，但石静本人再三拖延，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其一拖再拖，法官通过视频连线询问其问题时明显有第三人在场指挥，其也闪烁其辞，连证据中的签名是否是自己的签字都称记不清了，特别是对借款协议的签字，最初明确否定不是其签名，但在对方暗示、法官反复询问下方改变口径称是全权委托王某签订的。但因第二次庭审时石静与王某已经串通，故二人在第二次庭审时的陈述事实高度一致，均承认所有材料都没有石静本人签字，而是由王某或王某的员工代签。上诉人认为，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石静并未参与任何借款事项，其也不是委托王某全权处理出借事宜，其仅仅是受王某委托支付款项，并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其并非实际出借人。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已经查明，涉案《借款协议》、《股权质押合同》的签订、后期催收、本息偿还款项的接受等事宜均由王某办理或收款；更重要的是，石静亦认可自己未参与任何借款事宜、未在《借款协议》、《股权质押合同》中签字、均通过王某办理并由王某在《借款协议》、《股权质押合同》中签字、系王某通过律师提起本案诉讼。因此，足以认定王某才是涉案款项的出借人，石静系受王某委托代其支付出借款并提起本案诉讼，不能仅凭石静与王某口头陈述的二者系委托关系，就认定委托关系成立、认定石静是出借人。一审法院虽第一次庭审时当庭表示高度怀疑石静是否是出借人并要求第二次庭审时石静本人必须出庭，但在第二次庭审中只是对石静出借款项的来源进行简单询问，并因本案审限问题未进一步审慎审查基本事实，致错误认为出借人就是石静，致错误判决，应予纠正。另外，上诉人认为，实际出借人王某之所以以石静名义而非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系因王成、张侃二人已经向王某支付了大量的本息——其以石静名义提起本案诉讼并在诉讼中石静、王某均否认王成向其二人支付过本案诉争债务的本息，则可以再向王成、张侃主张全部债务本金及利息，并达到规避以应返还的超过法定最高利率部分的利息折抵本金的目的。该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审判秩序，也涉嫌虚假诉讼罪或诈骗罪，恳请二审法院认真审查实际出借人及石静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并正确适用法律，依法驳回石静的起诉。二、一审法院未结合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及张侃人名章在王某处存放、王某与石静并非单纯的委托关系、王某具有《担保函》的条件等重要事实对《担保函》是否是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审慎审查，且未对涉案《担保函》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僵化理解法律，片面认为只要《担保函》中印鉴是真实的，即使存在盗用印鉴、他人伪造等情形，亦应由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致错误认定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还款责任，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应予纠正。根据一审判决第3页记载，一审法院判决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是“担保函上加盖的公章确系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真实印鉴，应视为该公司对担保函中相关内容的确认，该担保函对担保人具有约束力”，可见按照一审法院逻辑，即使存在印鉴盗用，且是石静盗用并伪造《担保函》，亦应由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相关责任，显然与理相悖，难以令人信服。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认为，本案的《担保函》是石静、王某伪造，并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无效，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而一审法院未考虑伪造《担保函》的人员是本案诉讼当事人，致机械的认定事实。退一步讲，即使该《担保函》是真实的，因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并无同意该对外担保，且石静或王某亦未审查公司决议，该对外担保也是无效的，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也不承担担保责任。其一，《担保函》并不是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公章真实不代表公司意思表示真实。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张侃从未出具该担保函，该担保函是伪造的，即担保的事实不存在。具体表现在：（1）一审庭审已经查明，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张侃的人名章均保管在王某处，即王某有条件伪造担保函，而王某在本案借款过程中全程参与，甚至应认定其为出借人，石静恰恰未参与借款的经办，担保函据王某陈述亦是其交给石静的，庭审中，发现了担保函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如王某自认其用铅笔描写过时间、于2019年1月份收到该函、于2020年春节交给石静，间隔近一年之久，明显不合情理。（2）王某在2019年2、3月份私自使用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智恒公司的印鉴、伪造过材料，这是上海工商部门、崂山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本案同样存在伪造《担保函》的高度盖然性。根据证据规则，因高度怀疑担保函的真实性，应要求石静进一步证明真实性，否则该证据不宜认定为真实的。（3）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本案系由专业律师代理的案件，而民间借贷起诉中，出借人鲜少有存在担保事实却不披露的情形，但石静作为一审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的事实理由部分，提及了袁铸的股权质押担保，但并未提及要求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存在该公司担保，反而提及主张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的事实依据是该公司是青岛智恒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且石静是在法院多次催要后才在开庭前不久向书记员提交的该份担保函，明显系在刻意隐瞒；在开庭时石静的代理律师也故意阻碍法院当庭向石静本人视频连线调查事实（如未联系石静，未有其联系方式，却慌称当庭联系过且发了短信，在法院连线前明确告知其不要告知石静开庭正在进行，但石静代理人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正在开庭”），也明显不符合逻辑和日常惯例。（4）《担保函》本身存在不合情理之处。如此高额的担保，各方均应慎之又慎，按照常理，担保函后面最关键的签字环节，一般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签字，而本《担保函》没有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的签字，而仅加盖法定代表人张侃的人名章。综上，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认为，上述种种足以说明该《担保函》系出借人王某（或联合石静）伪造，并非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本案若存在伪造材料情形，是否应保护石静利益问题。诚然，生活中存在公司印鉴管理不严格而被本公司工作人员、第三人盗用的情形，在此情形下，为保护交易的稳定性和善意第三人，一般只要印章是真实的，即使证明是私自盗用的，对外担责的主体亦是公司，而由公司担责后向其工作人员、第三人追偿损失，一审法院或许正是基于此理由而判决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但一审法院显然理解法律错误，因前述情形适用于善意第三人，仅是适用于对外担责，保护的对象是外部的第三方，且第三方必须是善意的，二者缺一不可，而不保护内部的造假者、恶意的第三方。结合本案，假使如石静、王某所言，二人是委托关系，王某作为受托人，其行为后果依法由受托人即石静全部承担。换言之，王某如果私自加盖印鉴，因其是交易合同的相对方，则于王某而言，并非对外第三方，又因其作为受托人的行为后果由石静承担，则石静非对外的第三方；同时王某伪造材料并非善意，当然就不能适用善意第三人制度保护石静、王某的利益。即使王某伪造材料时未向石静言明，因王某是被上诉人的委托人，则王某的恶意行为后果由被上诉人石静承担，故若石静认为受托人王某在处理委托事务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致其损失，如本案办理的担保无效等，石静可追究王某的赔偿责任。当然如果与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张侃的交易方不是石静、王某，而是第三人，且该第三方是善意的，则应依善意第三人制度保护其利益。显然，本案中王某于石静而言并不是外部的第三方，石静、王某更不是善意的，故不应保护其违法利益。其三，退一步讲，即使该《担保函》是真实的，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也不承担担保责任。《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同时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章程第八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股东作出决定”。诚然，本案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王成、张侃的担保属于对外担保，按照前述公司法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若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拟对外提供担保，应由全体股东表决，只有全部股东同意才可以对外担保。本案中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即智恒公司明确表示未经过其同意，即本案的对外担保并未经过股东表决同意。需要说明的是，被上诉人石静一审庭审中抗辩，“该章程是内部约定，不影响其对外应当承担的担保责任”，即石静认可《担保函》的出具未有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决议，其未审查也不必审查公司决议，因为章程是内部有效的，对外无效。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认为，未经公司决议的担保的效力问题，在2019年7月份之前确实争论不一，但目前意见已经明确，即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担保无效——2019年11月8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六）“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对该效力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论述，明确统一规范了裁判尺度，明确指出“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而应“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而善意与否，对债权人而言，“债权人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一般限于形式审查，只要求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可”，“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债权人明知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的除外”，简言之，因公司对外担保需经过公司权利机关表决是《公司法》的明确规定，不以债权人是否知晓该规定而客观存在，故债权人应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进行必要的审查，这种审查是债权人必须的行为，若无公司决议或存在明显瑕疵，则担保无效，即不能要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具体到本案中，不论是《公司法》还是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章程，均要求对外担保要通过公司机关决议，但本案的《担保函》作出并未有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决议，股东青岛智恒公司也不同意对外提供担保，而石静也未对该担保行为是否已经由公司权力机关决议进行任何刑事的审查，即不具备善意，故即便《担保函》是真实的，但因无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对外担保而无效，故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另外，该观点也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所认可，山东高院在2020年3月17日发布的微信公众号中刊发了民一庭关于“未经公司决议担保合同效力及使用未备案公章责任承担”的文章，亦认同上述观点（一审中已提交该文章）。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既违背事实，也悖法律本意，枉顾石静、王某伪造《担保函》的违法事实，更未审慎审查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问题，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最终错误判决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三、一审法院未准许对《担保函》的真伪进行鉴定，致认定事实不清，错误裁判。在本案一审中，王成、张侃、袁铸、青岛智恒公司、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均认为，有充分的理由高度怀疑石静、王某伪造了涉案的《担保函》，在该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可不进行鉴定而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对《担保函》是否是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如可进一步要求石静证明《担保函》的真实性，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同时，上述当事人均认为，若须通过鉴定辨明真伪，则可则通过鉴定《担保函》的形成时间以查明案件事实——王某在庭审中已经明确陈述盖章时间是2019年1月20日至1月31日期间，而上诉人认为该《担保函》实际形成时间应在2019年下半年（2019年11月份时石静的代理人才告知一审法院有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如确系在2019年2月份以后甚至2019年11月份以后形成，则该《担保函》必为伪造——自2019年2月1日始，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便由王某保管，且在此后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经不再使用该枚印章。因此本案具备鉴定条件，应通过鉴定以进一步辨明该《担保函》是否是伪造的，以利于案件事实认定和裁判。正是基于此，故上述当事人在一审中申请对《担保函》是否系真伪进行鉴定，即鉴定印鉴形成时间，但一审法院因本案审限原因未予准许，致未查清《担保函》是否为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即迳行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存在不当之处。需说明的是，一审法院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及第二次庭审结束后均明确表示应准许鉴定，但同时表示审理期限即将届满一年，必须在2020年4月17日前结案，审限因素致使不能安排鉴定，并要求上诉人在二审再申请鉴定，可见一审法院亦高度怀疑担保函真实性。四、一审法院应追加王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未予追加，属于程序上遗漏诉讼当事人，应发回重审。本案一审已经查明，案涉《借款协议》、《股权质押合同》等材料中“石静”的签名均是王某代签，王某全程参与借款过程，石静也自称其是全权委托王某办理借款事宜，而王成坚称借款人是王某，不是石静，还款亦是转入王某的账户，故本案处理结果与王某有重大利益关系，即若认定王成、张侃与石静借款关系成立，而石静称未收到还款，则王某收取的王成的款项应属不当得利，负有向王成返还款项的义务；同时王某作为石静的受托人，其收到的款项是否应认定为本案对石静的还款亦是案件审查的范围，故本案诸多案件细节未审查清楚，一审法院应依职权追加王某为第三人，依法查清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未追加王某为第三人，致认定事实不清，属于程序违法，应予纠正。另，一审判决未判定青岛智恒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但却判决其承担诉讼费，而判定承担担保责任的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却未负担诉讼费，显然一审法院存在疏漏。综上，一审法院未审慎审查石静是否是出借人，未审查借款转化、本息归还情况致认定事实不清；同时亦未审慎审查《担保函》是否系伪造，更未考虑无股东会决议情况下的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问题，而仅以公章真实就错误判定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另在是否应准许鉴定、追加第三人等环节存在不当，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石静答辩称，一、被答辩人袁铸应以其持有的青岛智恒99%股权承担股权质押担保责任，答辩人石静有权就该股权优先受偿或判令袁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因此给石静造成的损失。1、石静与袁铸签订编号为（保）20170621号股权质押合同一份，合同明确约定袁铸以其持有的青岛智恒99%股权为王成、张侃向石静所借款项200万元提供质押担保。一审庭审中，袁铸代理人对该份质押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其系由袁铸本人签字。2、股权质押合同签订后，于2017年6月27日向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申请办理股权出质登记。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时应工商部门要求，未使用（保）20170621号股权质押合同，而是另行签订了一份股权质押合同，袁铸本人及石静委托的代办人在工商备案使用的股权质押合同上，将借款人王成错误填写为青岛智恒。对此，袁铸代理人辩称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时对应的借款并非本案诉争石静与王成、张侃之间的借款，而是对应青岛智恒向石静所借其它款项，同时，袁铸代理人在一审中先称，除本案诉争标的外未向石静借款，后又称青岛智恒曾准备向石静借款，后来没有实际借款也未取消质押登记，其前后说法自相矛盾，且如果确如其所说，借款未实际办理，袁铸为何从未通知石静办理取消质押登记，显然不合常理。结合本案证据材料及一审庭审中查明的案件情况，足以证明青岛智恒与石静之间无其它借款，袁铸也未就其它借款以其持有的青岛智恒股权向石静提供质押担保，袁铸、石静于2017年6月27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确系用于为王成、张侃向石静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将借款人错误填写为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但不能因此免除袁铸应承担的质押担保责任，石静有权就袁铸持有的青岛智恒99%股权优先受偿。3、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本案所涉股权质押未办理工商登记，也不影响石静与袁铸签订的编号为（保）20170621号股权质押合同的效力。即石静丧失的仅是对质物（案涉股权）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的优先受偿权。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之规定，质押登记并非质押合同的生效要件，即双方签订的（保）20170621号股权质押合同中约定的担保效力已生效，袁铸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质押担保责任。4、一审庭审中各方确认，办理股权质押工商登记时袁铸本人到场，石静委托代办人到场，因石静委托的代办人不完全了解各方的交易详情，认为王成系青岛智恒实际控制人，其借款就是青岛智恒借款，所以未对借款人错误填写为青岛智恒提出异议；而袁铸在明知借款人为王成、张侃的情况下，也未对工商备案的质押登记合同上借款人错误填写为青岛智恒提出异议，其行为存在主观恶意。《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因此，如法院未判令袁铸承担质押担保责任、石静不能就袁铸持有的青岛智恒99%股权优先受偿时，袁铸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因此给石静造成的损失。二、被答辩人青岛智恒应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根据王成向本案证人王某所述，其系青岛智恒法人、隐名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且王成借款时称所借款项用于公司即青岛智恒经营，因此答辩人请求判令被答辩人青岛智恒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连带还款义务。三、关于石静是否应为本案适格诉讼主体问题。结合本案证据材料及一审庭审中查明的案件情况，本案涉争的借款合同是由借款人王成、张侃亲笔签名，且诉争借款均是由石静本人账户汇至王成本人账户，上述事实足以证明石静为本案诉争借款的出借人。至于石静委托朋友王某代为办理的借款相关事宜，石静均予以认可，王成、袁侃、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成等”）以石静委托王某代办为由欲将本案诉争借款转换为王成等与王某之间的借款纠纷，其目的在于混淆本案诉争借款与王成、王某之间的其它借款。至于王成等称其已通过王某向石静还款，却未提交有证明力的证据。王成等与王某之间存在多起诉讼纠纷，王成、王某、青岛智恒之间资金往来频繁，无证据证明与本案诉争借款有关，却从侧面印证了本案证人王某所称：其因王成资金周转困难为王成引荐石静提供借款的事实。四、关于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担保函的效力问题。1、对于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的时间及给付，证人王某在一审庭审中已说明：担保函是2019年1月20日至2019年1月底期间，王成在王某办公室里交给他的，交给他时已经加盖了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及张侃的法人章。当时时间空着，怕忘了，王某回家后用铅笔在上面描了一下。2020年春节左右给石静前，王某又重新填写了落款时间：2019年1月28日。王成等代理人称担保函系王某保管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印鉴期间自行加盖，盗用、伪造材料，却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在一审审理阶段，石静代理人及证人王某均多次要求王成本人到庭，现场与王某对质，均被王成等代理人拒绝；对于其所称担保函填写时间、王某交付石静时间等问题，系因王某自认与王成是朋友、合作伙伴关系，虽然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了多起纠纷，王某还是希望能与王成当面沟通、协商解决，其多次联系王成希望双方亲自沟通均被拒绝，只得提起诉讼。起诉后，王某认为石静出于对自己的信任才向王成、张侃出借款项，所以仍然希望能够与王成达成协商，直到法院通知开庭前王成仍避而不谈，王某不得已向石静提供所有案件材料。2、关于王成等代理人所称，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股东作出决定”，该条规定本身就不符合《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据此可知，法律规定，公司提供担保的批准机构应为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而非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中所写由股东作出决定。且该担保函是为王成、张侃借款提供担保，按照《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王成系青岛智恒、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青岛智恒系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独资股东，在此情况下，青岛智恒不得参加表决，应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在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其他股东的情况下，石静如何要求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公司法》第十六条属于公司内部组织规范，其立法目的在于规范公司自身管理行为，其效力范围限于公司内部，对公司以外的他人不具有拘束力。如果要求相对人在与公司进行交易时审查公司决议，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且王成等代理人在上诉状中也承认“未经公司决议的担保的效力问题在2019年7月份之前确实争论不一。”其作为专业法律人士尚且认同效力问题争论不一，石静、王某作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又如何能在2019年1月份明确知晓未经公司决议的担保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石静作为相对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推定的，无须举证证明自己的善意；如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张石静非善意相对人，应承担举证责任。3、王成系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唯一股东青岛智恒的法人、实际控制人，系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担保函期间的法人）张侃的配偶，其向王某交付担保函时，石静、王某完全有理由相信王成有权利代表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该担保函，其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五、关于王成等代理人在上诉状中所称一审审理中本案代理人若干“不合理”问题。1、石静通过王某委托了本案一审代理人-山东鲁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玮，是出于石静对王某的信任，因为石静在外地工作，平时需要往返日照、青岛两地，与代理律师联系不便，且因为本案诉争事宜均是由王某代办，其比石静更清楚案件情况，故在案件代理过程中石静委托王某负责与律师联系完全符合常理，且石静当庭确认，其与律师之间的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民事起诉状等文书均系本人签字，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第一次庭审前，代理律师未知晓本案背后的复杂情况，仅将其作为普通的民间借贷案件审查了石静提交的证据材料。第一次庭审时，代理律师在未直接联系到石静的情况下，经审判长同意，通过王某询问到石静的联系电话，并以公开通话形式与石静电话联系，要求其通过手机视频当庭回答审判长提出的问题。反观王成等代理人，庭审之初就以山东鲁宁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曾担任青岛智恒法律顾问为由，要求石静代理人回避，但实际情况是，因青岛智恒未按时缴纳律师代理费，已经与山东鲁宁律师事务所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因此根本不存在需要回避的事由，王成等代理人明知该情况却故意隐瞒，居心何在？2、石静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中得知本案情况复杂，为查明案件事实，主动提出要求石静本人到庭、要求王某作为证人出庭，同时要求王成、张侃、袁铸本人出庭说明情况，但王成等代理人不知何故予以拒绝，王成、张侃、袁铸本人均未出庭。3、王成等代理人称一审未将王某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可其在一审审理中从未申请将王某列为第三人，反而是石静代理人主动申请王某作为证人到庭。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令：1、袁铸以其持有的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99%股权承担质押责任，石静有权就该股权优先受偿或判令袁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因此给石静造成的损失；2、改判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依法驳回王成、张侃、袁铸、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 石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王成、张侃、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袁铸、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石静偿付欠款200万元；2、诉讼费用由王成、张侃、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袁铸、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认为王成、张侃向石静借款200万元属实。王成、张侃主张上述债务已经清偿，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王成、张侃的主张不予采纳。石静要求王成、张侃支付借款本金20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袁铸虽与石静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但该合同与工商备案的股权出质合同并不一致，袁铸主张其在工商局质押时所担保的债务并非本案债务，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因袁铸与石静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并未登记，该质权并未设立，石静对袁铸在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的股权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石静要求袁铸、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偿还上述200万元债务，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石静主张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石静出具担保函，为王成、张侃向石静的借款200万元担保连带责任保证，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认可担保函中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但主张公章并非该公司加盖，担保函系他人伪造，一审法院认为，石静提交的担保函上加盖的公章确系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真实印鉴，应视为该公司对担保函中相关内容的确认，该担保函对担保人具有约束力，石静要求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王成、张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王成、张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石静借款本金200万元；二、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王成、张侃追偿；三、驳回石静对袁铸、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王成、张侃、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王成、张侃、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的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基本信息一份，证明事项：王成于2018年4月12日才变更登记为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在本案借款发生时王成不是青岛智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青岛智恒公司对王成的借款不承担还款义务。证据二、王成与王某的银行往来明细电子查询件一份，证明事项：2017年7月19日石静向王成转账支付200万元的最后一笔金额50万元，同日王成即向王某转款25万元。按照一审中石静所称的其全权委托王某办理涉案借款，在王成与王某此前无其他资金往来的情况下，应认定该款项系王某代石静的收款，即王成返还了部分借款。证据三、上海市青浦区工商局撤销变更登记决定书一份，证明事项：石静办理涉案借款的代理人王某自2019年2月1日始持有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章、法人章，后王某于2019年3月利用其保管的上海中肇公司营业执照、印鉴等，伪造股东会决议，变更了上海中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工商管理部门已经认定其伪造文书并撤销了该次变更登记，结合《担保函》中无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是加盖私章以及时间及其他不合常理之处，进一步证明该《担保函》有伪造的极大可能，应准许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鉴定申请，通过鉴定确定该《担保函》是否系伪造。石静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虽然王成于2018年4月12日变更为智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该公司实际经营人一直是王成。袁铸和其配偶马倩倩虽然系公司股东，但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自2017年7月19日到2018年9月12日期间，王某和王成之间的交易往来有20多笔，双方互有转账，且均未备注款项用途。2017年7月19日王成向王某转款25万元，与本案诉争借款无关。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决定书上只写明2019年3月6日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中签字并非由股东智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成签署，而未涉及到公司印鉴真伪。袁铸、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至证据三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异议。 二审中，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对担保函中“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章以及“张侃”名章、“2019.1.28”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该中心出具东南司鉴中心[2020]文鉴字第5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据现有鉴定材料，送检标称日期为“2019年1月28日”的《担保函》上印文“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送检标称日期为“2019年2月25日”的变更材料、“2019年2月25日”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2019年2月25日”的股东会材料上印文“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形成时间接近；但由于送检材料自身条件所限，不能鉴定上述《担保函》上印文“张侃”的形成时间。石静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王成、张侃、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袁铸、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质证称：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鉴定过程、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其一，关于涉案《担保函》的印章加盖时间也就是实际形成时间，根据意见书应为2019年2月25日左右，且排除2019年2月1日前形成的可能。因根据意见书的第五部分"鉴定意见"明确指出涉案《担保函》形成时间与2019年2月25日的时间具有共时性，又结合前面第三部分"检验过程"部分第二段"检验"的最后一句明确记载，涉案《担保函》的印文"但在样本印文1-样本印文13中未发现共时性特质"，而样本印文1-12形成于2015年、2016年、2017年，特别是样本印文13，即涉案的《证照、印鉴交接单》各方确认的形成时间是2019年2月1日，即鉴定意见书明确排除了《担保函》印章加盖时间为2019年2月1日或之前的可能性，故可以确定涉案《担保函》形成时间是2019年2月25日左右，且在2019年2月1日后形成，即在王某接管印章后形成，与王某庭审陈述的形成于2019年1月，并由王成于2019年1月28日现场交接给其的陈述相矛盾，可见其虚假陈述。上诉人认为，其提供的《担保函》是于2019年2月25日左右，即在本案2019年3月25日起诉前不久私自加盖印鉴形成，并在起诉初期故意拖延向提交法院，直到2020年4月份开庭前不久才提供复印件给法院，因该证担保函是虚假证据，法院不应采纳，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应对王某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处罚。其二，因该担保函是王某伪造，并非上海中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上海中肇公司并没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不应该承担担保责任。其三，现有证据证明上海中肇公司与本案本无任何关联，纯因石静与王某共同伪造证据才涉诉作为被告，其在本单位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 王成、张侃、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交《行政复议决定书》【编号：沪市监复议（2020）178号】一份，证明事项：王某占有上海中肇公司等证照、印鉴后，极不诚信，于2019年2月25日私自使用上海中肇公司及青岛智恒公司印鉴、伪造王成签字、伪造股东会决议，并在2029年2月底3月初私自使用中肇公司执照将该上海中肇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侃变更为庄晓华，后上海中肇公司对此次变更向行政机关提出撤销申请，青浦区市场监管局书面决定撤销变更登记，并通知王某等交回执照，但王某拒不交回上海中肇公司执照并提起行政复议以恶意拖延，现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复议维持撤销决定。王某在工商变更中所伪造的股东会决议等，恰是本案鉴定报告中鉴定机构调取的鉴定比对样本。证明：1、王某之前就伪造了上海中肇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等材料，有伪造其他材料的便利和可能；2、该证据与鉴定报告结合，足以证明本案的担保函也是石静与王某共同伪造，对该伪造的担保函不应采纳作为定案依据，即上海中肇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石静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该决定书仅涉及到申请人庄晓华、张侃、中肇源隆，未涉及到王某，因此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主张。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案件经多次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袁铸、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否应就本案债务承担责任；二、石静作为本案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三、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 焦点一、袁铸与石静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并未登记，石静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工商备案的合同与本案合同实际上系同一合同，故本院不认可石静对袁铸所持有的股权享有质权。石静亦不能举证证明本案借款用于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故本院认为青岛智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 焦点二、王成、张侃、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称石静并非本案出借人，实际出借人为王某。本院认为，本案借款协议、担保函中出借人均为石静，且款项实际由石静账户转出，石静的作为本案借款的出借人事实清楚，故本院认定石静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 焦点三、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担保函中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经鉴定，该印章的形成时间与担保函的上所记载的签订时间接近，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担保函系案外人伪造，故本院认定担保函真实有效，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按照担保函的约定对本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600元，由王成、张侃、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2800元，由石静负担22800元。鉴定费22280元由上海中肇源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 涛 审判员 汪青松 审判员 张馨月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钟霄 书记员姜青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