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01民申13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秀春，女，1970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公主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明，吉林响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于长龙，男，196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公主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宏伟，北京市京师（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维佳，女，196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公主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朴海明，吉林辩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王秀春因与被申请人于长龙、陈维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的（2020）吉01民终4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王秀春再审请求：1.撤销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01民终4689号民事判决，维持原一审判决2.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主要理由：1.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二审仅以“陈维佳称60万元中含有自己的20万元及王秀春的40万元”，就认定2018年11月2日陈维佳通过银行向于长龙汇款60万元中40万元是王秀春的钱，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证人于某、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证实陈维佳向于长龙汇款的60万元中的40万元是她们三人的钱。同时，又提交了陈维佳起诉于长龙借款60万元的案件中，她们四人缴存的诉讼费凭证、银行明细、明细查询，证实该案的诉讼费是于某、王某1、王某2与陈维佳按各自在60万元中的份额比例分摊的。足以证明陈维佳向于长龙汇款的60万元中的40万元是于某、王某1、王某2三人的钱，与王秀春无关。（2）二审认定“王秀春称11月3日于长龙向其转款60万元系替案外人李明秋、姜臣、于凤云偿还另案借款，于长龙对此不予认可，王秀春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责任”错误。对11月3日于长龙向王秀春转款60万元系替案外人李明秋、姜臣、于凤云偿还另案借款的事实，并非王秀春没有提供证据，恰恰相反，对这个事实王秀春提交了大量证据，包括：李明秋借条、协议书，王秀春和李明秋通话录音，王秀春和姜臣通话录音，王秀春和于长龙微信聊天记录及音频光碟，王秀春和于海忠微信聊天记录，于凤云和李明秋微信聊天记录，王秀春诉于长龙等民间借贷案件的庭审笔录，王秀春诉于长龙民间借贷案一、二审判决书、再审裁定书等证据。特别是（2019）吉03民申32号再审裁定书已经认定2018年11月3日于长龙通过建设银行转账给王秀春60万元是偿还李明秋借款的事实。以上证据足以证实11月3日于长龙向王秀春转款60万元是于长龙替李明秋、姜臣、于凤云偿还王秀春的另案借款。王秀春收取于长龙代偿款具有合法依据，其中60万元虽含陈维佳的20万元，但因两笔汇款涉及的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王秀春不存在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损害陈维佳利益的问题，王秀春不应向陈维佳返还20万元及利息。（3）二审认定“于长龙仅是李明秋借款利息31.2万元的担保人，其超出担保范围偿还60万元不合常理。陈维佳称60万元借款中有自己的20万元，王秀春的40万元，王秀春向于长龙出借40万元用于偿还自己的债务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仅凭现有证据无法认定11月3日于长龙的60万元转款是偿还王秀春的借款；在于长龙没有占有、使用20万元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于长龙获得不当利益2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错误。李明秋欠王秀春借款本金90万元（借条130万元含欠王秀春本金90万，含于凤香本金40万元），利息31.2万元。于长龙的确仅是李明秋借款利息31.2万元的担保人，但因于长龙是李明秋的舅舅，于凤云、姜臣的弟弟，于长龙在约定的利息偿还到期时，为了使其外甥李明秋、姐姐于凤云、姐夫姜臣少支付利息，其与王秀春协商，由于长龙代李明秋给付王秀春本金90万元，王秀春放弃31.2万元利息。王秀春同意后，于长龙向王秀春代偿了李明秋借款60万元，未给付的30万元在王秀春起诉前，于长龙每月都用微信给王秀春支付利息。这恰恰符合常理。这个事实，在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3民申32号再审裁定书中已有认定。反而是“王秀春向于长龙出借40万元用于偿还自己的债务”才不符合常理。二审却认定了相反的事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2.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认定“一审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只有通过申请或法院通知两种途径才能参加诉讼，这两种情形都发生在原告已立案之后，此时原告的诉请一定是针对被告，而不是第三人。在此情况下，民诉法仍然在同一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可见，这是法律规定，即使原告诉请未针对第三人，法院也可以直接判决第三人承担责任，即法律对此有特殊规定。据此判决就不违反“不告不理”原则。《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起诉状中直接列写第三人的，视为其申请人民法院追加该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本案中，被申请人陈维佳在起诉状中列被申请人于长龙为第三人，被申请人于长龙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作为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判令其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没有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不存在程序违法。（2）被申请人于长龙在一审中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一审判决其承担责任，其有权提出上诉，但其上诉权仅限于请求其自身应否承担责任，其无权替代一审原告陈维佳主张权利。因此于长龙“支持被申请人陈维佳的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因其无此诉权应当被驳回。况且，被申请人陈维佳不但未提出上诉，在二审法院询问时，又明确表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认定事实明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因此二审改判支持于长龙无请求权的上诉请求是错误的。于长龙辩称：二审判决正确，应驳回王秀春的再审申请。陈维维辩称：二审判决正确，应驳回王秀春的再审申请。本院再审审查查明：1.王秀春的母亲于某系于海忠的姐姐，于凤香与于海忠系夫妻，于凤香的妹妹于凤云与姜臣系夫妻，李明秋系于凤云和姜臣的女婿，于长龙系于凤香和于凤云的弟弟。陈维佳系于某的五弟妹（于凤香是于某的四弟妹）。王某2、王某1系王秀春的妹妹。2.王秀春自述案涉借款发生的过程为：2014年7月17日和2015年3月5日，李明秋通过于凤香向王秀春借款265万元（其中包括于凤香的40万元，还有于某、王某2、王某1等人的钱款），约定的利息标准是1分利。2018年4月3日，经双方对账，李明秋尚欠王秀春借款130万元。当日，李明秋给王秀春出具了借条，约定该笔借款于2018年6月30日前偿还30万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偿还100万元，如未按期还款，由于凤云和姜臣负责偿还。于凤云和姜臣（二人系李明秋的岳父、岳母）作为担保人签字。后因李明秋到期未能偿还借款及利息，王秀春到于凤云家索要，双方发生纠纷，于凤云和姜臣的儿子持刀行凶，王秀春向公安机关报警，于凤云的儿子被抓，于凤云遂找其弟弟于长龙出面调解此事。2018年10月3日，在公主岭市河北派出所，于凤云、姜臣、于长龙给王秀春出具了《协议书》，内容为：借款人姜臣、于凤云，借款金额为312000元（利息），姜臣和于凤云将所有的房屋及周边建筑作为抵押，还款期限为2018年10月31日，如到期还款事项发生纠纷，由于长龙负责偿还此款。于凤云、姜臣作为借款人签字，于长龙作为担保人签字。2018年11月3日，王秀春找于长龙索要该笔借款利息时，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王秀春免除李明秋130万元借款的利息（312000元），本金130万元由于长龙负责偿还。当日，于长龙就从其建行卡中给王秀春转了60万元（即本案争议钱款）。剩余30万元（因属于于凤香的40万元借款，于凤香表示暂时不要）由于长龙每月定期给付王秀春利息3000元（1分利）。王秀春将借据和于凤云的房照还给了于凤云、姜臣夫妻。后因于长龙反悔，不再同意替李明秋偿还借款，王秀春向法院起诉李明秋、于凤云、姜臣和于长龙，要求他们共同偿还借款70万元及利息312000元（王秀春主张，其之所以索要70万元借款，就是因为130万元借款中已由于长龙偿还了60万元）。后王秀春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312000元（理由是：于凤香明确向法庭表示暂不索要属于她的40万元借款）。公主岭市法院（2019）吉0381民初612号民事判决、四平市法院（2019）吉03民终954号民事判决、四平市法院（2019）吉03民申32号民事裁定均认定了于长龙2018年11月3日向王秀春偿还60万元借款的事实。王秀春为证明其陈述的上述事实真实，向本院举证了下列主要证据：（1）王秀春与姜臣、李明秋的电话录音资料（2019年1月23日和2月4日）。在这两个电话录音中，王秀春问李明秋“咱俩的账怎么解决？”，李明秋回答：“我跟你说二姐（指王秀春），咱们再翻这个账吧，我觉得就那啥了，你知道吧，我小舅（指于长龙）说，这钱，我都替你还完了，对不对，冲你，咱俩都说不上了。”王秀春质问姜臣“你打的条，你收回去了，钱没给人家，怎么与你没关系”。姜臣回答：“我啥钱没给你？，我欠你啥钱？于长龙给没给你打过去60万？”王秀春回答：“于长龙打过60万，但小舅（指于长龙）不干了。”姜臣说：“他干不干与我没关系，你找我找不上。”王秀春说：“又处理就是我小舅调解的，利息不要了，他把本给我们就完事了……现在钱我没收着！”姜臣回答：“你要说钱没收着，这个事吧，钱指定我没给你打过去，因为我没借钱！谁给你打的你个人知道，你收到60万了，我问问你这么说，二梅（指王秀春）说好商量，你不收到60万，能不能把欠条跟房照给我？我先问问你这句话？”王秀春回答：“我小舅现在不承认给我打了。”姜臣回复：“那钱没给你打，你怎么能把房照和欠条给我呢？我问问你？还他不承认，这什么话呢？”于长龙质证：王秀春和李明秋、姜臣的电话录音都是反问，不是陈述和确认，显然是王秀春事先设计的，刻意询问并录音，王秀春并没有于长龙本人确认过的任何证据。并且，据姜臣和李明秋反映，他们并不知道所谓的于长龙替其偿还借款一事，是王秀春事先告诉他们的，然后王秀春再设计这个电话录音，意图伪造证据。（2）于长龙与王秀春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在该聊天记录中，于长龙自2018年11月开始每月给付王秀春3000元利息。自2018年11月30日开始，于长龙又相继给付王秀春每月1万元利息。王秀春询问于长龙“小舅，这是啥钱啊？”于长龙回答：“那谁，那个李明（指李明秋）那个后边，我大姐给整的60万，再加她那40万的利息。”从双方的聊天记录中体现，于长龙是一直在帮助王秀春向谁追债（可能是李明秋的欠款）。在2019年1月21日之后，于长龙不再向王秀春支付利息，也不再与王秀春聊天，仅有王秀春单方给于长龙发送的语音，没有于长龙的回复。在王秀春后期单方发送的语音中体现，王秀春好像有什么事情得罪了于长龙，于长龙不再帮助其追讨债务，王秀春一再给于长龙道歉，于长龙也未予理睬。王秀春拟以此证明于长龙是用陈维佳的60万元偿还了其借款。于长龙质证：于凤云是我姐姐，李明秋这个钱应当还给王秀春，李明秋和王秀春有矛盾，双方都不接电话，李明秋先把钱转给于凤云，于凤云再转给我，我再打给王秀春。李明秋在王秀春起诉的案件（612号）中也说过“利息我都给于凤云，于凤云再给于长龙，由于长龙再给王秀春”；1万元是于长龙帮王秀春向李明秋要的利息。（3）王秀春起诉李明秋、姜臣、于凤云、于长龙索要30万元借款的一、二审民事判决书和申请再审裁定书，即（2019）吉0381民初612号判决书、（2019）吉03民终954号判决书、（2019）吉03民申32号裁定书。其中，一、二审判决书都认定“于长龙在2018年11月3日通过建行转账给王秀春60万元”，再审裁定书则认定“于长龙2018年11月3日通过建行转账给王秀春60万元，余款70万元再未予偿还”，可以证明于长龙给付王秀春的60万元是替李明秋偿还借款。于长龙质证：一、二审判决仅是叙述了该事实，并未认定是于长龙偿还的王秀春借款。再审裁定书该段叙述是描述王秀春的主张，而非法院认定事实。不足以证明于长龙转给王秀春的60万元是偿还借款。经查，再审裁定书该段叙述确系反映的案件审理经过及王秀春的主张，而非是对相关案件事实的认定。3.陈维佳向本院陈述：“当时是王秀春跟我说于长龙要用钱，给1分利。我问用多少，王秀春说用60万元。我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我只有20万元！王秀春说她有。2018年11月2日，王秀春和我到工商银行取出钱，我当时想通过王秀春的银行账户转款给于长龙，但王秀春非让我新办个卡，并说这个钱不能让于长龙知道有王秀春的钱。之后，王秀春就帮助我办了建行卡，然后把她的40万元打到我的卡里，由王秀春亲自操作转给了于长龙。2019年1月16日，王秀春给我打电话，说于长龙不还钱，并告诉我于长龙的电话号，让我给于长龙打电话要钱。我给于长龙打电话，但于长龙却说他没向我借过钱，说60万元是王秀春给他打的钱，并且第二天他就把钱又打给了王秀春。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于长龙的银行卡号，电话号也是王秀春2019年1月16日给我的。是王秀春让我把钱打给于长龙的，现在于长龙否认其通过王秀春向我借过钱，王秀春应当承担向我还钱的责任。本院认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如认为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直接判决由第三人承担给付义务，第三人并因此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故本案原一审判决第三人于长龙承担给付责任，未违反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2.公主岭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第三人于长龙构成不当得利，并判决其承担返还陈维佳20万元钱款及利息的民事责任后，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于长龙有权提起上诉，并主张其不构成不当得利。本院二审根据法庭调查的事实，认定于长龙不构成不当得利，进而改判由构成不当得利的王秀春承担向陈维佳偿还20万元钱款及利息的责任亦符合法律规定。故王秀春主张本院二审程序违法不能成立。3.王秀春主张其不构成不当得利，于长龙将陈维佳转账的20万元转给王秀春是偿还李明秋向王秀春的借款，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据于长龙、于凤云、姜臣于2018年10月3日给王秀春出具的协议书表明，于长龙仅是31.2万元借款利息的担保人，此点从于长龙在其后一直在帮助王秀春向李明秋索要借款利息并转付给王秀春的事实中亦能佐证。王秀春虽然主张其与于长龙、于凤云于2018年11月3日再次达成了口头协议，王秀春免除李明秋31.2万元借款利息，由于长龙负责向其偿还130万元借款，即于长龙的身份已变更为主债务人，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于长龙虽然于2018年11月3日将陈维佳转账的60万元转给了王秀春，但于长龙从未认可过是替李明秋偿还王秀春的借款，而是自述其误认为该笔钱款是王秀春转给他的，其只是退给王秀春而已，并且陈维佳亦向法庭陈述该笔钱款是王秀春让其转给于长龙的，于长龙本人并不知晓。因此于长龙向王秀春转付的该笔60万元不应认定是于长龙代李明秋向王秀春偿还的借款。于长龙虽然曾于2018年11月30日给付王秀春1万元利息，并自述“是大姐60万元加上她40万元的利息”，且李明秋、姜臣在与王秀春的电话录音中陈述过“于长龙（小舅）转给王秀春60万元”，但亦不足以认定于长龙向王秀春偿还了60万元借款。因为于长龙如果已经代李明秋向王秀春偿还了60万元借款，那么借款总额必将相应扣减60万元，变为70万元。又因各方一致认可李明秋与王秀春约定的借款利率是1分利，在借款总额仅剩70万元，且于长龙已代李明秋给付王秀春30万元借款利息3000元的情况下，于长龙是不可能再代李明秋偿付王秀春1万元利息的，而应当是仅需偿还4000元（即40万元的利息）即可。李明秋和姜臣虽然在电话录音中与王秀春说过“小舅（于长龙）转给王秀春60万元”，但与其在法庭陈述的事实相矛盾，且李明秋自认其尚欠王秀春借款总金额130万元，并未减少60万元。因此王秀春仅以上述电话录音和手机微信聊天记录主张于长龙自认案涉60万元是偿还其借款，明显依据不足。况且，从王秀春和于长龙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中体现，于长龙一直是在帮助王秀春索要欠款，而王秀春也一再向于长龙表示感谢，于长龙不可能仅因“帮忙”就自己向陈维佳借款，再还给王秀春。故王秀春主张于长龙转给她的60万元是偿还借款，本院不予支持。王秀春虽然主张公主岭市人民法院和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有生效判决和裁定书认定于长龙给付其60万元是代李明秋偿还借款的事实，但经本院核实，公主岭市人民法院和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二审生效判决认定的仅是于长龙曾于2018年11月3日转给王秀春60万元钱款的事实，并未认定是偿还借款，而再审审查裁定书虽然描述了“于长龙转给王秀春60万元。余款70万元未再偿还”，但仅是叙述了王秀春起诉的过程，亦非认定案件事实。故王秀春以上述生效裁判文书为依据主张于长龙转给她的60万元是偿还借款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王秀春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有合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收取陈维佳20万元，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不当得利”特征，故本院二审生效判决认定其构成不当得利，并判令其返还陈维佳20万元及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王秀春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王秀春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郭 智审判员 史绍红审判员 魏 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王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