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0民终26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公略，男，197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强，山东海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君，山东海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黑龙江省南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市宁安市桥北工业园区（红城建筑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乃会，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佳木斯）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元英，女，194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强，山东海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君，山东海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公略因与被上诉人黑龙江省南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洋塑料公司）及原审被告王元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2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公略上诉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观点不正确。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缺少证据支持。被上诉人在能够提交牡丹江市江**运输公司配货存根原件的情况下没有提交证据原件，一审法院仅根据复印件认定案件事实，不符合证据适用规则，同时，认定李姓人员签收了全部货物与事实不符，事实认定错误。第二，一审判决“认定”推理错误。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购销合同是为实现诉讼目的而制作的虚假合同，尽管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该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但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用主观臆断和错误的推理方式，仍然认定和采信了合同价格并据此作出判决错误。如果购销合同中标注的货物价格不是2.6元/条而是3.6元/条，被上诉人据此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也会作出同样的判决。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观点错误。同样道理，根据上诉人预付款数大于被上诉人的实际供货数，推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货款，其逻辑推理的前提和推理论断都不正确。一审法院的推定不符合事理、情理。总之，一审法院在缺乏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凭主观臆断和根据错误的推理方式判决案件，必然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南洋塑料公司辩称，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王元英述称，同意上诉人胡公略的上诉意见。 南洋塑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公略、王元英支付货款80，692元；2.诉讼费由胡公略、王元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元英系胡公略之母，王元英与胡公略系佳木斯盛世田园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田园公司）出资人，该公司于2019年5月注销，王元英及胡公略作为出资人就此承诺对盛世田园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胡公略通过朋友介绍与南洋塑料公司法定代表人相识，并商谈供应化肥包装袋事宜，胡公略先后于2015年2月17日（付6万元）、12月26日（付2万元）向南洋塑料公司付款共计8万元后，南洋塑料公司主张系与盛世田园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尚有货款80，692元未付，于2018年底提起诉讼，此后因盛世田园公司注销，遂于2019年9月9日以盛世田园公司出资人即王元英、胡公略为被告向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审理过程中胡公略提起管辖异议，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县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至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法院审理，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底依职权将本案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遂成讼。 对于案涉化肥包装袋买卖事宜，胡公略称系由其与南洋塑料公司协商，并口头约定包装袋每条1.5-1.6元，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亦与盛世田园公司无关，由于时间过长，供货数量及单价均无法清楚陈述，但确实收到了南洋塑料公司的货物，在收到货物后使用过程中发现南洋塑料公司所供货物适合南方气候，在黑龙江等北方使用包装袋易开裂，故其将未使用部分退回给南洋塑料公司，双方就继续供货产生争议，因此至今未最终结算相应货款，但对于胡公略上述主张，胡公略仅要求南洋塑料公司提供送货单据等证据，其则未向法庭提供协商退货、收货资料等相关证据。南洋塑料公司主张双方通过传真方式签订了相应书面合同，约定包装袋每条2.6元，其先后六次通过货运公司向胡公略供货，对此提供证据一、编织袋购销合同二份，一份仅加盖供方南洋塑料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需方处手书传真号“0454-8397755”再无签章，一份系复印件，供方处显示有南洋塑料公司合同专用章，需方处则有手书“胡公略”字样，并无其他手书内容，上述二份合同内容一致，合同双方记载分别为南洋塑料公司及胡公略，规格为58*98包装袋，单价为2.6元，合同金额39，000元。证据二、南洋塑料公司自行制作明细分类账，证实胡公略尚欠货款80，692元。证据三、南洋塑料公司发货单及托运单复印件六组，载明2015年1月7日购货单位为佳木斯（胡公略139××××1167），1200条包装袋（2包），金额3，120元，提货处隐约有李姓人员签名确认，佳木斯君佳运输有限公司承运；2015年1月22日购货单位为佳木斯（胡公略139××××1167），3400条包装袋（6包），金额8，840元，提货处隐约有李姓人员签名确认，佳木斯江**理货站承运；2015年1月28日购货单位为佳木斯（胡公略139××××1167），4016条包装袋（7包），金额10，441.6元，提货处隐约有李姓人员签名确认，佳木斯江**理货站承运；2015年2月7日购货单位为佳木斯（胡公略139××××1167），37943条包装袋（62包），金额98，651.8元，提货处隐约有李姓人员签名确认，牡丹江市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承运；2016年1月8日购货单位为佳木斯（胡公略139××××1167），8481条包装袋（17包），金额22，898.7元，提货处隐约有李姓人员签名确认，牡丹江市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承运；2016年1月25日购货单位为佳木斯（胡公略139××××1167），6200条包装袋（13包），金额16，740元，提货处隐约有李姓人员签名确认，牡丹江市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承运。证据四、牡丹江市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明（加盖有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孙晶签名确认）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载明“2015年1月22日的6包袋子3400条；2015年1月28日的7包袋子4016条；2015年2月7日的62包袋子37943条；2016年1月8日的17包袋子8481条；2016年1月25日的13包袋子6200条，以上5批次货物均由我牡丹江市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配送给胡公略，发货都有存根，特此证明”。胡公略、王元英质证称，对于证据一复印件无法看出系传真件签订，并无相关的传真号码及传真日期，且对比笔迹并非胡公略本人所签；对于证据二分类明细账系南洋塑料公司自行制作，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三中2015年1月7日运货单据系第三联“提货人”，说明提货单据仍在南洋塑料公司手中，其他单据均系复印件，不予认可；对证据四不能证实南洋塑料公司主张的客观事实。对于具体货物供应情况，胡公略、王元英称南洋塑料公司所供货物并非由胡公略本人收货，系由其委托生产化肥的厂家人员（合作伙伴）即李姓工作人员签收，其确收到前三批货物，2015年2月7日的货物其则确未收到，对于具体收到货物数量其无法陈述清楚，此后因南洋塑料公司要求其付款后再行供货，其先后向南洋塑料公司付款8万元，南洋塑料公司继续供货，对于2016年所供两批次货物，胡公略亦已收到，但数量相差较大，因双方有争议，具体差异数量无法核实。后南洋塑料公司将相关证据原件邮寄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再次组织胡公略、王元英对此进行核对，胡公略、王元英称不确认牡丹江市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证明中孙晶的签字，另外由于包装袋均系密封的，牡丹江市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明中却记载了具体数量，明显与事实不符。 一审法院认为，南洋塑料公司主张其虽系与胡公略协商买卖事宜，但胡公略系代表盛世田园公司履行职务行为，而胡公略则表示系由其个人与南洋塑料公司形成买卖关系，从南洋塑料公司所提供证据看，买卖合同及送货单据等均记载胡公略个人身份情况，并未显示盛世田园公司，所供应货物虽印有盛世田园公司等企业标识，但个人买卖相关货物用于公司经营亦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综合双方陈述及举证情况，可以认定系南洋塑料公司与胡公略之间形成购买化肥包装袋的买卖关系。在确定买卖合同当事人的基础上，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胡公略是否欠付南洋塑料公司货款及欠付款项数额。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般民事案件中当事人举证证明相关事实的证明标准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双方对于是否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虽有争议，但均认可南洋塑料公司确曾向胡公略提供相应批次货物并支付货款8万元的事实，仅对于货物单价及供货数量双方有争议，南洋塑料公司对此提供有李姓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发货单复印件、相关货运公司托运单复印件及牡丹江市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明，胡公略对上述证据虽不予认可，但认可收到2015年1月7日、22日、28日及2016年1月8日、25日五批次货物，且李姓工作人员系其委托生产化肥厂家（合作伙伴）的工作人员，其虽表示货物数量与南洋塑料公司主张数量存在差异，对于具体差异数额无法清楚陈述，也未提供相应反驳证据，一审法院对南洋塑料公司主张提供上述五批次货物数量予以采信；从上述五批次货物数量来看，2015年度三批次货物数量共计为8616条，胡公略、王元英认可收到货物，但不认可2015年2月7日供货37943条，对比付款情况，2015年2月17日南洋塑料公司收到货款6万元，按照胡公略、王元英主张其仅收到8616条货物，结合南洋塑料公司主张单价及胡公略、王元英主张单价，上述付款数额均远远超付，且此后南洋塑料公司又于2015年12月26日收到货款2万元，按照胡公略、王元英主张，胡公略在南洋塑料公司未提供足额货物的情况下再次付款明显与常理不符，且胡公略另主张相应货物存在质量问题需退还货物，亦未提供退换货物的相关证据，综合双方陈述及南洋塑料公司举证情况，胡公略、王元英主张的单价与收到货物情况，均与其付款情况不符，南洋塑料公司主张其以单价每条2.6元包装袋供应货物，买方欠付相应货款的事实，结合双方庭审陈述情况，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故南洋塑料公司诉请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一、胡公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南洋塑料公司货款80，692元；二、驳回南洋塑料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9元，由胡公略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1.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发货单均载明货物数量和单价，其中“包数”与其对应的托运单载明的数量一致。2.2015年2月7日批次的货物发货单和托运单没有原件，运输公司的单据系根据电脑里留存的资料重新打印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货物的价格及上诉人实际收货的数量如何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交易六批次货物，上诉人除否认收到2015年2月7日批次的货物外，其他批次均承认收到，而发货单均载明货物数量和单价，据此可以确定货物数量和货款数额，而无需按照双方有争议的合同确定单价和货款。对于有争议的2015年2月7日批次货物，因包括该批次在内的前后几个批次的货物均由同一运输公司承运，被上诉人虽然没有发货单和托运单原件，但运输公司出具了相关证明，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收取2015年2月7日批次货物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因此，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胡公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17元，由上诉人胡公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丽杰 审判员  马树芳 审判员  于 晶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李斐 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