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闽0702行赔初3号 原告吴生财，男，汉族，1982年7月20日出生，住福建省顺昌县。 委托代理人许安港，北京杜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顺昌县仁寿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顺昌县仁寿镇中心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72100396944X4。 法定代表人肖荣斌，镇长。 委托代理人张利芳，顺昌县弘正圆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吴生财诉被告顺昌县仁寿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仁寿镇政府）强制拆除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7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20年7月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9月10日、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吴生财及委托代理人许安港，被告仁寿镇政府副镇长张明哲及委托代理人张利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生财诉称，2017年12月22日,被告仁寿镇政府强制拆除了原告在的养猪场。2018年2月20日,原告向被告顺昌县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2018年3月6日,被告顺昌县政府作出顺政行复［2018］1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2020年5月29日,被告顺昌县政府作出顺政行复［2018］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驳回原告吴生财的行政复议请求。原告认为被告仁寿镇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被告顺昌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错误且违法,理由如下:第一、被告仁寿镇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第二、被告仁寿镇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严重损害了利害关系人即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三、被告仁寿镇政府作出强制拆除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生产经营的权利。原告的具体经济损失如下：一、厂房设施（厂房970平方米，350元／平方米，计339500元；产床4600元／个，12个，计55200元；保育床3800元／个，10个，计38000元；限位栏380元／个，20个，计76000元；电风扇200元／台，12台，计2400元；电子秤3000元／台，计3000元）上述合计479450元（实为514100元）。二、生猪的损失（平均40斤重的生猪118头，其中280元／头的计57头、270元／头的计61头；市场价为540元／头，猪栏被拆后以280元／头出售，损失30680元；50斤至100斤重的生猪54头计4428斤，市场价为12元／斤，猪栏被拆后以7元／斤出售，损失22140元；100斤至220斤重的生猪107头计20187斤，市场价8元／斤，猪栏被拆后以7元／斤出售，损失20187元；仔猪135头，市场价200元／头，猪栏被拆后，以50元／头出售，损失20250元；母猪39头，市场价4000元／头，猪栏被拆后，以1600元／头出售，损失93600元）计生猪453头，损失186857元。以上两项损失合计666307元（以上两项损失实为700957元，系原告计算错误）。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仁寿镇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行政行为严重违法,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700957元。 原告吴生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证明原告基本身份情况。2、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提起过行政复议。3、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7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4、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128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在被诉行政行为前，吴生财是涉案猪场的实际经营使用人，而且在该猪场从事生猪养殖。5、强拆现场照片，大量猪在强制拆除时并没有得到处理。6、吴生财国家赔偿项目单（厂房、差价）合计700957元。 被告仁寿镇政府辩称，一、原告吴生财受让的刘卫华养猪场，属违法违规建筑，是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对象，仁寿镇政府依法拆除该养猪场是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及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其理由如下：1、仁寿镇政府是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有效主体，是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的行政行为。2017年3月1日，顺昌县人民政府为了加快生猪养殖污染整治，规范生猪养殖业发展，进一步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印发了顺政办（2017）27号《顺昌县进一步加强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污染整治通知》）。2017年3月5日，顺昌县生猪养殖污染整治领导小组印发了顺生整办（2017）1号《顺昌县人民政府关于生猪养殖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污染防治攻坚战通知》）。仁寿镇政府是此次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工作责任的主体，对本辖区内的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工作负总责，有权组织对辖区内生猪养殖污染整治中列入违规名单的养猪场进行拆除，其行政主体及权限合法有据。2、仁寿镇政府实施的行政行为的内容及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查明事实如下：⑴、2017年2月6日，原告吴生财与原经营者刘卫华签订了养猪场《转让合同》，转让价为120000元，转让人刘卫华是在2016年5月18日办理的营业执照，名称为顺昌县仁寿镇刘卫华养猪场。但转让后原告吴生财并未在顺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仍以刘卫华养猪场的名义从事养猪经营，直至2019年1月8日，原告吴生财办理名称为顺昌县仁寿镇吴生财养殖场营业执照,经营场所为桂溪村亭子基（原刘卫华养猪厂），经营范围为渔的养殖及饲料研发、销售。⑵、因刘卫华养猪场系未经批准修建的设施，其擅自在亭子基建养猪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2017年3月8日，顺昌县国土资源局向刘卫华发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次日，又向其下达了《责令限期拆除非法占地上建（构）筑物的通知》，责令其在收至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自行拆除地面上的建筑物，恢复土地原状，但原告并未拆除，对此通知置若罔闻。⑶、在生猪养殖污染整治过程中，顺昌县国土资源局向刘卫华养猪场发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及《责令限期拆除非法占地上建（构）筑物的通知》的法律文书均依法送达原告。⑷、2017年3月11日，顺昌县生猪养殖污染整领导小组印发了《污染整治攻坚战通知》。该通知进一步证实刘卫华养猪场未向顺昌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未向顺昌县生态环境局申请办理环评手续，刘卫华养猪场因违规建筑及环保不达标被列为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对象。⑸、2017年5月5日，仁寿镇政府向刘卫华养猪场发出了《拆除通知》，限其于2017年5月30日前自行拆除养猪场，并通过村组织多次做刘卫华及原告方的工作，但原告方仍未按规定的期限拆除猪场。⑹、2017年12月22日，仁寿镇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拆除刘卫华养猪场违法建筑物。 二、原告吴生财主张因强制拆除“刘卫华养猪场”应赔偿损失660000元，原告的主张无事实根据。其理由：1、2017年2月6日，原告吴生财与原经营者刘卫华签订了养猪场《转让合同》，转让价为120000元。2017年3月8日、9日，顺昌县国土资源局分别向刘卫华及原告发出顺国土监字（2017）第028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以下简称《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顺国土资执告字（2017）第78号《责令限期拆除非法占地上建（构）筑物的通知》（以下简称《责令限期拆除非法占地上建（构）筑物的通知》），责令原告在收至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自行拆除地面上的建筑物，恢复土地原状。原告吴生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转让后又增加了44万元的投资。2、原告提供的照片一组，反证了该养猪场的设施为转让前的旧的原有设施，吴生财没有投资扩建养猪场的事实。3、原告吴生财2017年2月6日与原经营者刘卫华签订了养猪场《转让合同》，但刘卫华于2016年7月5日先行收到转让款，合同未签订先收到转让款不符合交易习惯，原告吴生财付款及刘卫华收款没有银行取款、存款及转账记录，存在着当事人恶意串通抵制顺昌县人民政府实施生猪养殖污染整治，为非法占地上建筑物的违法行为人提供法外保护的可能。 综上所述，仁寿镇政府拆除的是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对象的违法违规建筑，是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及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赔偿660000元的损失无事实根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被告仁寿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1、仁寿镇刘卫华养猪场营业执照、仁寿镇吴生财养殖场营业执照，证明原养猪场经营业者刘卫华是在2016年5月18日办理的营业执照，转让后原告吴生财仍以刘卫华养猪场的名义从事养猪经营，直至2019年1月8日，原告吴生财才办理了仁寿镇吴生财养殖场的营业执照,经营场所为桂溪村亭子基（原刘卫华养猪场），经营范围为渔的养殖及饲料研发、销售。2、《污染整治通知》、《污染防治攻坚战通知》，证明被告是此次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工作责任的主体，对本辖区内的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工作负总责，有权组织对辖区内生猪养殖污染整治中列入违规名单的养猪场进行拆除，其行政主体及权限合法有据。3、《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责令限期拆除非法占地上建（构）筑物的通知》及送达回证，证明因刘卫华养猪场系未经批准修建的设施，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顺昌县国土资源局责令刘卫华及原告吴生财停止违法行为并在收至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自行拆除地面上的建筑物，恢复土地原状，但原告并未拆除。4、顺生整办（2017）4号《顺昌县生猪规模养殖污染整治“攻坚战”行动第一批任务的通知》（以下简称《污染整治行动第一批任务通知》），证明该通知进一步证实刘卫华养猪场未向顺昌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未向顺昌县生态环境局申请办理环评手续，刘卫华养猪场因违规建筑及环保不达标被列为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对象。5、《拆除通知》,民委员会证明，证明仁寿镇政府于2017年5月5日向刘卫华养猪场作出《拆除通知》并送达原告，限原告于2017年5月30日前自行拆除养猪场，并通过村组织多次做刘卫华及原告的工作，但原告仍未按规定的期限拆除猪场。6、延平区法院作出的（2018）闽0702行初24号《行政裁定书》、南平中院作出的（2019）闽07行终44号裁定书、结合原告提供的南平中院（2019）闽07行初9号《行政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字128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1）刘卫华养猪场未取得用地和规划审批属违规建筑及因环保不达标被列为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对象的事实；（2）政府部门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拆除的事实；（3）被告发出拆除通知并依法拆除养猪场违法建筑的事实；（4）被告将拆除通知送达原告后并通过镇村两级多次做刘卫华及原告工作，原告吴生财知道被告发出拆除刘卫华养猪场通知后未向刘卫华提出权利主张的事实。7、《转让合同》及收条2份，证明（1）刘卫华于2016年7月5日先行收到原告转让款后，才于2017年2月6日与原告达成养猪场转让协议，合同未签订先收到转让款不符合交易习惯，（2）原告吴生财付款及刘卫平收款没有银行取款、存款及转账记录，存在着当事人恶意串通抵制顺昌县人民政府实施生猪养殖污染整治，为非法占地上建筑物的违法行为人提供法外保护的可能；（3）合同的内容仅只是养猪场的设施，刘卫华养殖的生猪并未转让，故实际经营人仍是刘卫华。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对被告仁寿镇政府提供的证据1、6、7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予以采信；原告对证据2-5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以下简称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据2-5系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相关规范性文件或行政行为，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被告仁寿镇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实际损失。本院认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的三性予以采信，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6系原告估算的数据，不予采信。 本院依职权向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被告对《询问笔录》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陈述的不符合客观事实，且与吴生财两次提交的证据不吻合，与客观事实有出入；原告陈述是2016年之后扩建猪栏，而原告与刘卫华的养猪场转让合同是2017年2月17日签订的，在转让合同签订前就进行扩建，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认为，对该笔录的三性予以采信，对证明内容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刘卫华在顺昌县亭子基修建刘卫华养猪场，2016年5月18日，办理营业执照，名称为顺昌县仁寿镇刘卫华养猪场，但未取得建设用地和建设规划许可。2017年2月6日，原告吴生财与原经营者刘卫华签订了养猪场《转让合同》，转让价为120000元，但转让后原告吴生财并未在顺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因刘卫华养猪场是未经批准建设的设施，其擅自在亭子基建养猪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2017年3月8日，顺昌县自然资源局（原国土资源局）向刘卫华发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次日，又向其作出了《责令限期拆除非法占地上建（构）筑物的通知》并送达，责令刘卫华和原告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自行拆除地面上的建筑物，恢复土地原状，但原告并未拆除，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3月11日，顺昌县生猪养殖污染整治领导小组印发了《污染整治第一批任务通知》，该通知明确“2017年3月1日至3月31日前，根据2014年生猪污染整治摸排数据，各乡镇（街道）要全面关闭拆迁存栏250头以下的83家生猪养殖场（详见附件）”。在附件第六页记载：刘卫华猪场建场时间为2013年，养殖场建筑面积240平方米，当前生猪存栏数100头，沼气池容积74立方米。刘卫华养猪场未向顺昌县生态环境局申请办理环评手续，因违规建筑及环保不达标被列为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对象。2017年3月初，被告就通知原告及其他养猪户开会，要求各养猪户限期拆除养猪场，原告未拆除。2017年5月5日，被告向刘卫华养猪场即原告发出了《拆除通知》，内容为：经巡查认定你所建猪场属基本农田保护区，用地未经规划、国土和林业部门批准，并且未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和环评手续，请你立即将存栏生猪清栏，并在2017年5月30日前拆除猪场。并将通知送达原告吴生财，此后经过镇村两级多次做原告的工作，但原告吴生财未对《拆除通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在规定的期限拆除猪场。同年12月22日，仁寿镇政府拆除了该养猪场。2020年6月11日，原告就被告拆除其养猪场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作出的（2020）闽0702行初3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违法。养猪场被拆后，原告已自行处理出售其养殖的生猪。 2020年7月1日，原告吴生财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仁寿政府赔偿其因强拆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700957元，原告主张的损失由以下两部分组成：1、厂房及配套设施损失514100元；2、猪价损失（变卖价与市场行情的差价）186857元。上述赔偿金额系原告在提出行政赔偿诉讼后，根据其猪场规模估算出来的损失金额。 被告仁寿镇政府在对原告猪场进行强制拆除时，未对猪场内的生猪及其他财物进行清点造册，在强拆后与原告进行财物移交，也未制作和保留猪场拆除前后的相关影像资料。被告认为原告提出的赔偿金额缺乏事实依据，但对其强拆后是否有给原告财产造成损失及损失金额也未能提供相关依据证明。 本院在第一次开庭审理后，联系了原、被告双方共同到被拆除的猪场现场进行察看，发现原告在猪场被强拆后，仅是将猪场内存栏的生猪予以变卖处理，未对强拆后的猪场进行清理，未核实和清点猪场内财物的实际损失情况，猪场内的建筑主体上的房屋顶棚虽已被拆除，但建筑主体结构仍存在，现猪场内依旧保留强拆后遗留的状态。 本院认为，根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深化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域管辖改革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福建省辖区内的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南平市辖区内的十个县市区人民法院的行政案件，分别集中在南平市延平区松溪县四个人民法院管辖。其中，延平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顺昌县、邵武市的行政案件。因此，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的规定，原告所建养猪场属基本农田保护区且未经相关部门批准，属违法建筑，被告负有对辖区内违法建筑进行处置的职责。 原告的养猪场未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和环评手续，属污染环境被列入顺昌县第一批污染整治的养猪场。原告的养猪场虽是违章建筑和污染环境的养猪场，但并不意味着组成建筑物的建筑材料及建筑物内的物品亦随之变成非法财物，建筑材料及建筑物内的物品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原告因违法建筑所负的法律责任，不应当涉及其合法的私有财产。行政机关在对违章建筑实施强制拆除的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及采取的手段、方式不适当，导致建筑材料及建筑物内的物品受到不合理毁损的，应当根据建筑材料及建筑内的物品的合理价值、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等因素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从被告强制拆除原告猪场遗留的现场状况和人们对一般事物的常识经验判断来看，不能排除被告的强拆行为对原告财产造成实际损失的事实。由于被告在拆除原告养猪场过程中，未按照法律规定的强制程序实施拆除行为，未对养猪场拆除后的建筑材料及养猪场内的物品进行清点造册，并在事后向原告进行核对和移交。原告在其猪场被强拆后，也未采取有效措施，对强拆后猪场内的财物进行清点造册，统计财产实际损失的情况和固定财产损失的相关证据，导致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对财产损失的情况各执一词，且均未能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由此可见，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原、被告双方对本案讼争的财产损失都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双方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均因自身存在过错，导致产生举证不能的结果。原告提出其养猪场被被告强拆造成财产损失的主张，基本能确认有损失的事实，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请，本院应予支持，但其提出的损失金额却缺乏必要证据予以佐证，故其请求的赔偿金额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出原告要求赔偿的损失金额依据不足，不予赔偿的抗辩理由，与猪场强拆后遗留现场所呈现的事实亦不相符，故该抗辩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合本案各种因素来看，在本案进入诉讼程序之前，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并未梳理清楚养猪场的损失金额和固定损失证据，作为强拆行为实施方的被告和财产损失方的原告，对此均应负有相应的责任和应承担相关的义务。鉴于原告被强拆的养猪场现场仍保留至今未遭破坏和灭失，为使原告的财产实际损失能够形成和获得接近客观事实的依据和损失金额，本案应由被告主导、原告配合，先行通过行政程序对原告养猪场实际损失金额进行确定。原、被告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委托评估、鉴定等中介机构对养猪场的损失情况作出界定。在评估、鉴定结论出来后，双方据此对赔偿损失进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被告应及时作出行政赔偿决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责令被告顺昌县仁寿镇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对原告吴生财的“刘卫华养猪场”被强拆的财产实际损失予以核实并作出行政赔偿决定。 行政赔偿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范泽寿 人民陪审员  张 怡 人民陪审员  郑政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 玥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