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89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商希，男，汉族，1987年4月22日出生，住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建程，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授权代理人：周英选，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艾宏，女，汉族，1978年12月27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原，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石瑶，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商希因与被上诉人施艾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20）云0103民初2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商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云01**民初242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施艾宏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仅提供一张2017年6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32万元给上诉人的转账凭证，且因该银行流水备注“借款”，而草率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该认定是错误的，具体体现如下：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及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于2017年6月21日向被告转账320000元，并备注“借款”，后被告再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款项。”，该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在2017年6月23日被上诉人用上诉人的网上银行，从上诉人的银行账户中转账10万元到自己银行账户里，备注“十万借款今天退还”。因为该期间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还在同居，被上诉人是知晓上诉人银行密码的，故被上诉人才有如此操作。(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6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是同居关系。同居期间共同投资：投资珠宝、两人和夏彦红投资源涌公司、共同投资“全羊火锅”及“跳得高滇西彝家菜”、共同买房（事后解除合同）等等。这期间两人的财产是高度的混同，相互存在众多、频繁的大额资金来往。针对该事实，被上诉人自己虽然在一审庭审时只认可双方曾经“有感情纠纷”，但双方向一审法院所出示的证据，能够反映双方是同居关系。而一审法院在未认清双方存在何种关系就简单地审查双方的银行流水而作出判决已违反法律规定，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诉争的32万元并非借款，而是被上诉人用于偿还2017年3月30日对上诉人的30万元的借款。(1）被上诉人施艾宏是云南宜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监事及财务总监，是财务、会计精通人士，对财务账目管理的非常严谨。若被上诉人诉争该笔转账为借款，就一定会让上诉人出具借条等债权凭证。另外，双方于2018年8月份终止同居关系，并对同居关系期间的财产、账目进行对账，最终对账由上诉人补给被上诉人共计人民币143000元，故由上诉人出具了143000元的《借条》。若被上诉人诉争该笔转账为借款，则该笔借款一定会计入（写入〉该143000元《借条》里。因为该笔转账，并非借款而是“还借款”，故被上诉人在转款时没有让上诉人出具借款凭证，而在终止同居关系对账时也没有将该笔款项计入《借条》里。（2）若被上诉人诉争的该笔款为借款，则被上诉人在该笔转款后还多次转款给上诉人，且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妻子发生辱骂、争吵前怎么从不向上诉人主张该笔借贷，这是违背常理的。故从侧面也能说明诉争的款项并非借款。（3）被上诉人诉争的32万元，实际是用于支付上诉人代付双方同居期间的共同经营源涌分公司部分开支及共同消费的开支（含2017年五一节两人瑞丽旅游及购买珠宝费用）及为宜辰公司购买的电脑费用。该事实可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补充证据清单》第2、3、4、5组证据予以佐证，在此不再赘述。（4）被上诉人自称自己分别于2017年4月5日、5月2日、5月5日分五笔转账给上诉人的515797元，是用于偿还上诉人2017年3月30日借款30万及利息、及2017年4月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存的10万元（共计40万元），和支付两人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5月1日共同到瑞丽购买珠宝及消费的开支。被上诉人的该陈述违背客观事实。其一，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都是“整借整还”、不会“整借零还”。正如一审法院认定的另一笔2017年5月10日借款34万元，被上诉人于2017年5月12日一次性偿还343000元。其二，被上诉人是财务.会计的精通人士。其自己每一笔银行还款都会备注“还款”，正如被上诉人于2017年5月12日偿还上诉人343000元一样备注有“还款”。而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5日、5月2日、5月5日分五笔转账都备注“往来款”，该证据可以佐证该五笔转款并不是偿还上诉人2017年3月30日30万元的借款及4月1日的转款10万元。其三，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5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到瑞丽旅游及购买珠宝的开支，是上诉人先行垫付的，上诉人也提供了证据，若该被上诉人五笔转账是用于支付消费、开支，一审为何不依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且该自认的价款以实际购买珠宝的价格也不相吻合。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划分及适用法律依据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九条规定若“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本案被上诉人主张2017年6月21日的转款为借款，在起诉时就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借贷关系成立及生效。但因为该笔款项不是借款，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故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债权凭证加以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更不能举证证实双方达成借贷关系的意思表示，据此法院就应该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其次，法院在审理时也未依照上述《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九条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款项来源、借贷双方的关系等，而简单认为在上诉人2017年3月30日借款给被上诉人30万元后，至被上诉人2017年6月21日转款给上诉人32万元期间，被上诉人存在五次转款给上诉人共计515797元，就认为该笔五次转款行为己包含偿还上诉人30万元了。而忽视了对该五笔转款原因及双方真实关系进行审查，该五笔转款实际是用以共同的投资经营（含共同购买珠宝、旅游开支）及上诉人代源涌公司代付款项。若真像被上诉人所说用于偿还借款，则被上诉人作为财务总监怎么会违背一贯做法：“整借整还”及备注“还款”呢！这也充分反证了被上诉人在说谎。（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本案中，上诉人虽然用一些静态的证据去证明一个动态的同居关系，该证明方法本身就存在局限性。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也足以证明双方在2015年12月31日至2018年8月底是同居关系。在证据方面上诉人己向一审法院提交在此不再赘述。另外，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于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5月1日期间到瑞丽购买各种珠宝。若双方没有关系，双方怎么可能共去、共吃、共住及共买珠宝，进行很惬意的旅游呢！该事实的认定也佐证了双方存在同居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既然存在同居关系，且被上诉人举证在同居期间自己还存在婚姻关系，则被上诉人是非法同居关系，该行为是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那即便被上诉人举债的32万元真实存在，那依据上述《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规定该民间借贷合同也属无效，也不受法律保护，法院也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综上分析可见，被上诉人诉请32万元并非借款，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终止同居关系后，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妻子于2019年11月12日后发生辱骂、争吵后，恶意报复上诉人的行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施艾宏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施艾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320000元；2.判令被告以未归还本金32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17年9月22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7年6月21日向被告转款320000元，并备注“借款”，后被告再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款项。原、被告自2016年1月21日至2018年12月13日期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截至2017年6月21日，原告共计向被告转款2859930元，被告向原告共计转款2165879.07元。其中，2017年3月30日被告向原告转款300000元，备注“借宜辰施艾宏”、2017年4月1日向原告分两笔转款共计100000元，后原告分别于2017年4月5日、5月2日、5月5日分五笔向被告转款共计515797元，原告陈述该515797元系包含：偿还被告2017年3月30日的借款300000元及利息、4月1日转存的款项100000元、以及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5月1日期间到瑞丽购买的翡翠手镯36000元、翡翠挂件2件共20000元、珍珠套件9800元、翡翠象棋2套共2400元、往返机票2760元。被告商希于2017年5月10日借款340000元给原告，原告于2017年5月12日向被告转款343000元，原告陈述该款系偿还被告34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另，原告于2016年11月14日向被告转款28000元，原告陈述系支付被告代原告购买电脑的费用。原告与被告一起去瑞丽购买过一枚6500元的戒指。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向被告转款320000元并备注“借款”，说明原告的主观意愿是出借该款项，原告通过转账方式交付了借款，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被告商希虽抗辩称该320000元系偿还其2017年3月30日向原告提供的借款300000元，但原告举证证明其在收到该300000元借款后于2017年4月5日、5月2日、5月5日分五笔向被告转款共计515797元用于偿还被告该笔借款及其他款项，对于还款的项目、金额及时间都能作出较为合理的说明，且双方均认可截至2017年6月21日，原告共计向被告转款2859930元、被告向原告共计转款2165879.07元，原告转账给被告的款项远远多于被告转账给原告的款项，被告称系因原、被告在2016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共同生活、共同开支、共同投资经营，两人在这期间财产高度混同所导致，但其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原、被告共同生活、开支及共同投资经营的事实，而原告对欠被告款项的还款情况均能作出合理说明并有转款记录予以佐证，故对原告主张予以采纳，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借款320000元，又因原告自认与被告一起在瑞丽购买了一枚价值6500元的戒指，其陈述该款项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但未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该6500元应当予以扣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剩余313500元的借款。至于被告主张2017年6月23日原告通过被告的网银向原告自己转款100000元，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关于利息的问题，原告主张自2017年9月2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原、被告双方未对借款约定还款时间，原告有权随时主张返还，利息的起算时间应当以原告起诉的次日起开始计算，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4月14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以本金313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还款利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商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施艾宏借款本金313500元，并支付以3135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4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施艾宏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商希对一审认定事实持如下意见：1、一审认定2017年6月21日施艾宏向商希转款32万元后商希再未向施艾宏支付过任何款项是错误的。2017年6月23日，商希向施艾宏转款10万元，备注为：10万元今日归还。因两人是同居关系，故该笔款项是施艾宏用商希的手机自行操作的。2、一审确认施艾宏共向商希转款2859930元有误，应为2838130元。3、不认可施艾宏的单方陈述，不应将其作为事实认定。被上诉人施艾宏对一审查明事实无异议。对商希所提异议做出如下陈述意见：1、2017年6月23日商希向施艾宏所转10万元系归还双方另存的借款，与本案无关；2、施艾宏向商希所转款项总额经过多次对账，一审确认数据无误。本院认为：第一，关于一审认定双方相互转款总数额的问题。商希在一审庭审中对截止2017年6月21日，施艾宏共向商希转款2859930元及商希共向施艾宏转款2165879.07元的事实已明确认可，而其二审所做反言主张并无证据予以支撑，本院对此不予认可；第二，关于2017年6月23日商希向施艾宏转款10万元的事实，确有商希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予以佐证。但鉴于双方在2017年6月21日前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并且施艾宏向商希所转款项数额远大于商希向施艾宏所转款项；加之上述转款交易用途载明“十万借款今天退还”，而非“三十二万元借款今天退还10万元”，故存在该笔款项系商希用于归还其向施艾宏所借其他款项的极大可能。商希主张该笔款项系归还本案32万元借款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审理中，上诉人商希提交以下新证据：1、《公证书》两份。欲证明：商、施二人在同居期间共同投资买房。2、商希于2018年12月11日出具《借条》一张（金额为143000元）。欲证明：商、施二人和平分手后，双方对同居期间的所有开支进行了对账。因双方同居期间投资失败，施艾宏同意商希三年无息归还补偿款143000元。2、姚安法院（2020）云2325民初391号民事判决。欲证明：施艾宏与商希妻子发生争吵后，恶意起诉了包含本案在内的三个案件。姚安法院审理的系不当得利纠纷。被上诉人施艾宏质证认为：第一，对两份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亦不认可商希的举证目的。公证的《房屋转让预约协议》及《合同解除协议》受让方系商希，并无施艾宏的签字，与施艾宏无关；第二，认可2018年12月11日《借条》的真实性，但该借条是双方真实发生143000元借款的书面凭据，并非如商希所称是同居后对账确认的补偿款。商、施二人从未发生过同居关系。施艾宏已于2018年12月12日及13日分别支付5万元及93000元，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第三，认可姚安法院民事判决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但该案与本案借款无任何关联性。施艾宏对其陈述的履行143000元出借义务的事实亦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予以证实。商希对该两份电子回单质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借条实为2018年12月13日出具，已包含了该两笔转款，仅是按施艾宏要求将借条日期写为12月11日。对此，施艾宏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商希提交的《公证书》、《借条》及姚安法院判决书所记载内容均与本案案涉款项无任何关联性；且上述证据无法证实商希主张的商、施二人存在同居期间合伙投资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确认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施艾宏向商希所转账的32万元是否系借款？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法规》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施艾宏已举证证明其向商希转款32万元，并备注“借款”，施艾宏亦是以民间借贷关系诉请商希归还款项。商希一审虽认为该款项系施艾宏向其归还之前的借款，并非新产生的借贷合意。但施艾宏已举证证实针对之前借款已归还完毕。而商希对其主张所负有的举证义务尚未完成，故一审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案涉32万元款项系借款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商希虽主张其后归还过10万元，但现有证据可印证此10万元存在系归还双方另存借款的可能，故商希现无充分证据证实还款情况，其仍需针对32万元借款承担还本付息的违约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34元，由上诉人商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海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何永伦书记员刘若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