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81民初4240号 原告：李大茂，男，197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四川省都江堰市科技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茂生，四川贞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都江堰市三益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江安路。 法定代表人：钟兴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四川舟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严丽，四川舟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幸福镇联盟村。 法定代表人：李素梅，该公司法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航，四川谨序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熙林，四川谨序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启鸿，男，1981年6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四川省都江堰市科技开发区。 被告：都江堰市华侨商业城重建业主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路。 负责人：周建华，该业主委员会主任。 被告：王**，女，196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第三人：唐尤轩，男，196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南部县。现在四川省。 第三人：刘静，女，1960年1月16日出生，藏族，现住四川省汶川县。 李大茂诉都江堰市三益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益公司）、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19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李大茂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茂生，兴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航、洪熙林，三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李严丽到庭参加诉讼。休庭后，李大茂申请追加刘启鸿、王**、唐尤轩、都江堰市华侨商业城重建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主委员会）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本案重新计算审限。2020年2月18日，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追加刘静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再次重新计算审限。2020年4月30日，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案中止审理。2020年9月23日、10月14日，本案再次公开开庭审理，李大茂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茂生、兴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航、洪熙林，三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李严丽，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周维华，王**、刘启鸿、刘静均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10月27日，本院前往唐尤轩服刑地四川省邑州监狱听取唐尤轩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大茂诉称：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三益公司支付所欠原告的工程款310000元；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三益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91839.66元（按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自2013年12月26日计算至付清为止，暂计算至2019年6月27日）；3、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兴堰公司在未支付被告三益公司工程款内对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4、请求依法判决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原告在兴堰公司发包给被告三益公司的都江堰华侨商业城B-11-8C和B-12-2从事涂料施工作业。2013年12月26日，被告三益公司项目部刘奇鸿出具收方单确认原告在B-11-8C涂料施工作业合计总价款227792元。2014年1月15日，被告三益公司项目部刘奇鸿出具收方单确认原告在B-12-2涂料施工作业合计总价款777757元。2014年8月19日，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第三巡视组信访处理笺》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即华侨商业城施工单位拖欠劳务班组费用50万元，都江堰市群众反映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组专门召集市建设局、兴堰公司、华侨商业城施工单位及信访人原告、张玲等相关人员就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关于原告工程款支付事宜达成一致，2014年8月26日项目负责人刘静签字确认。2015年5月12日，原告再次要求三益公司和兴堰公司支付案涉款项，兴堰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按比例支付原告款项的书面材料，同时项目部负责人刘静亦在该材料上签字确认21万元支付给原告，但后来这笔款项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冻结未能支付。2017年6月20日，兴堰公司向原告出具《证明》原告于2015年5月12日、2016年11月多次向三益建设项目部负责人王**、财务人员刘静索要案涉款项，但项目部一直未能支付。同日，项目所在地社区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原告于2015年5月12日、2016年11月多次向被告一项目部负责人王**和财务人员刘静索要劳务费无果。2017年6月22日都江堰市清欠办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情况说明，对原告多次投诉拖欠民工工资的事实予以证实，在此期间，三益公司尚欠原告工程款310000元。另，2017年6月13日，成都中院在（2017）川01民终4644号案件中查明案涉项目已经投入使用。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涉讼。 三益公司辩称：1、三益公司与原告没有任何的合同关系，三益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三益公司也没有授权任何人与原告签订合同，原告在诉状中提到的人三益公司并不认识，所以我方认为三益公司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驳回起诉；2、原告的诉请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既然原告认为项目部向他们出具了相关的凭证，但原告从未向三益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已过了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兴堰公司辩称：1、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兴堰公司所有的诉讼请求，因为本案中兴堰公司不是适格的被告，兴堰公司于本案原告没有任何实质性法律关系，原告在起诉状上所陈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均不相符，原告将兴堰公司立为被告是因为原告认为兴堰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发包人，但实际上并不是，兴堰公司也并未向本案被告三益公司和原告直接支付款项。 刘启鸿辩称：案涉收方单是我与原告出具的，他也在工地上做涂料等劳务，当时我签字以后叫他找项目部进行确认。经项目部核实工程量确实有出入，我们也通知原告重新进行核算，但原告拒绝重新核算。我只是案涉工地上的施工人员，只是负责施工技术，所以我认为本案的支付责任不应当由我承担。 业主委员会辩称：工程确实发包给三益公司，工程款我们已经完全付清，并且超付了50000元。 王**辩称：我不清楚，后来我进监狱以后对他们的事情就不清楚。我只认识原告，但至于他们是怎样结算的，我也不清楚。 唐尤轩述称：我于2012年11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后，工地就由王**接管。因为工地本属于她包给我的。所以剩下的未完成工程就直接由王**承建了。因此李大茂在此工地做涂料工程我根本就不知情。我未刑事拘留前他刚进工地还并未开始干。所以，他起诉的工程款我也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依法判决。 刘静述称：我是王**老公张志奎叫我在项目做财务，原告是与唐尤轩签的合同，唐尤轩在抓以后就由王**在接管，后来王**也被抓了，为了工程继续进行，使用了原班人马在工地上，案涉工程的结算有误差。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4月27日，三益公司（合同中“承包人”）与业主委员会（合同中“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双方约定：“一、工程名称：都江堰市幸福镇华侨商业城重建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工程地点：都江堰市幸福镇华侨商业城工程内容：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所示范围内的全部内容建筑面积：约49860㎡（竣工结算时以实际测绘面积为准）资金来源：自筹。二、工程承包范围：无变更的施工图内容及无变更的地勘报告内容。……四、质量标准：按照现行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及相关质量验收标准，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五、合同价款：49860㎡×1360元/㎡=67809600元。……。”该《施工合同》的尾部处案外人王**在三益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确认并加盖三益公司公章。 2010年4月30日，业主委员会（合同中“发包人”）与三益公司（合同中“承包人”）再次就《施工合同》的第三部分签字，就案涉工程的相关质量问题、支付价款的问题作出相关约定。三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兴鹏在尾部处签字并加盖三益公司公章。 三益公司与王**签订《项目承包协议书》，双方约定：将案涉工程整体发包给王**，王**须向三益公司缴纳管理费35万元，王**受三益公司的委托为该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王**在承包该工程中，不能以三益公司名义或项目部名义订购各种建筑材料、出具欠款凭据、签订用工合同等。 2013年12月23日，李大茂与刘静等签订《说明》：“关于李大茂涂料组在都江堰市华侨商业城B-11-8C、B-12-2地块11#、12#内墙腻子、外墙涂料、结算方式，经李大茂、项目部相关人员、业委会在办公室内进行协商，达成如下共识：1、于2013年12月23日项目部向兴堰公司请款，此笔进度款拨付后将B-11-8C工程李大茂的涂料工程款一次性结算完毕；2、关于B-12-2地块的涂料问题于本说明签订后，李大茂将B-12-2地块的涂料余下工程施工完毕。在春节前进行工程验收。经验收合格，整改完毕后一次性支付完毕；3、关于涂料组的工程款由业委会进行监督项目部进行支付，在工程进度款中直接扣除支付给李大茂。”。 2013年12月26日，刘启鸿向李大茂出具《收方单》：“李大茂涂料组在都江堰市华侨商业城B-11-8C工程施工内墙刮腻子、外墙涂料工程，经双方核算收方如下：1、内墙腻子：10888.962㎡×8.5元/㎡=92556.177元；2、楼道间过道乳胶漆：2097.782㎡×16.00元/㎡=33564.672元；3、外墙涂料：3910.45㎡×26.00元/㎡=101671.7元。合计：227792.00元（贰拾贰萬柒仟柒佰玖拾贰元整）。都江堰市三益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收方人：都江堰市华侨商业城B-11-8C项目部。”。李大茂在尾部处确认属实。 2014年1月15日，刘启鸿向李大茂再次出具《收方单》：“李大茂涂料组在都江堰市华侨商业城B-12-2地块施工涂料工程经双方核算工程量如下：11#楼内墙腻子：8308.592㎡×8.5元/㎡=70623.032元；楼梯间乳胶漆：1759.940㎡×15元/㎡=26399.1元；外墙涂料：4371.733㎡×24元/㎡=104921.592元；12#、13#楼：内墙腻子：25480.61㎡×8.5元/㎡=216585.185元；楼梯间乳胶漆：5040.221㎡×15元/㎡=75603.315元；外墙涂料：11817.725㎡×24元/㎡=283625.4元；合计777757元 2014年8月19日，群众反映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组、建设局城监大队、华侨商业城施工单位代表、信访人（华侨商业城劳务班组之一）李大茂、张玲、兴堰公司唐天雪、陈熙、胡泽东、甘建霆参加相关会议，并形成相关会议纪要：“1、项目验收后，施工单位将政府资源及全套竣工资料全部先行移交兴堰公司；2、由华侨商业城业委会、兴堰公司及施工单位共同支付部分费用给劳务班组李大茂、张玲，用于专项解决华侨商业城11-8-C、12-2等地块后续问题的整改。其中，兴堰公司支付工程款10万元整；3、该费用转入业委会共管账户后，施工单位针对质量问题的整改制定详细的计划，待整改后，由业委会监管费用支付至该劳务班组。附《中共四川省委第三巡视组信访处理笺》、《收方单》。”。2014年8月26日，刘启鸿、刘静、邓世学均同意：“1、兴堰公司预支付工程款10万元整至业委会账户，并监督业委会及施工单位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李大茂、张玲；2、待该款转至李大茂、张玲后，李大茂、张玲承诺将后续应整改问题整改完成，后续拖欠费用自行与施工单位协调处理；3、兴堰公司将该款转付后，后续工程款施工合同及工程进度与施工单位进行结算；4、其它处理意见与2014年8月19日协调会确认意见一致；5、信访人待该款项处理后息诉息访。”。 2015年5月7日，兴堰公司向都江堰市政府出具《情况说明》，就农民工工资发放问题进行相关说明。 2015年5月12日，刘静与李大茂确认：“由于三益公司华侨商业城二号地块年前政府100万元民工工资专项资金，三益公司扣留此款，导致民工未领到工资。现由项目部、涂料班组、兴堰公司协调，该款完全用于发放民工工资，按比例支付。涂料班组李大茂按比例计算约21万。该款发放监督单位兴堰公司，辖区街道办，清欠办，社区监督发放。”，案外人胡泽东代表兴堰公司同时确认：“100万元专项用于解决华侨商业城民工工资的发放，由清欠办、街道办、社区及兴堰公司共同监管100万的现场发放。”。 2016年1月28日-29日，李大茂就其在案涉工程所做工程量与刘静等人重新进行收方。但根据李大茂与刘静的陈述，此次重新收方在量了其中两套房后，双方并未就李大茂所做剩余工程继续进行收方，故双方并未就李大茂所做的工程量形成最终的结算意见。 2017年6月20日，都江堰市奎光塔街道观江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兹有华侨商业城B-12-2、11-8C地块项目的涂料班组李大茂分别于2015年5月12日、2016年11月多次向华侨商业城项目部负责人王**和财务人员刘静要劳务费未果。我办曾多次组织双方协调，但王**和刘静一直未支付这笔劳务费。特此证明。”并有经办人冯理平签字确认。 2017年6月21日，兴堰公司工作人员胡泽东确认：“涂料班组李大茂多次到业委会及兴堰公司报告华侨商业城项目部拖欠费用的情况属实。双方那个实际的经济纠纷请有关部门负责核定，兴堰公司及业委会协助督促三益公司解决一切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2017年6月22日，都江堰市清理拖欠工程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情况说明》：“华侨商业城B-12-2、11-8C地块项目经多次协调，自2015年5月到2016年10月，涂料班组李大茂等民工多次投诉拖欠民工工资。特此说明。”，并有具体经办人邓世学签字确认。 另，一、成都中院（2017）川01民终4644号《民事判决书》已查明：1、王**为三益公司任命的案涉项目负责人；2、2011年1月，三益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唐尤轩施工；3、王**在被刑事拘留后，案涉项目由刘静帮其管理,刘启鸿系王**聘请的管理人员；4、三益公司对刘启鸿陈述是其施工员的身份不持异议；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工商登记信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收方单》、《证明》、《情况说明》、《会议纪要》、（2017）川01民终4644号《民事判决书》、《项目承包协议书》、本院询问笔录、2016年1月28日、1月29日的收方记录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为：一、李大茂的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李大茂诉请的310000元劳务费是否能得到支持；如能得到支持，应由谁承担支付责任。 关于审理焦点一：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本案李大茂的诉讼请求属债权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的约束。本院对李大茂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具体评判如下：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李大茂以在案的两份《收方单》作为起诉依据，出具的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26日、2014年1月15日，均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的时间（2017年10月1日），在无中止、中断的情况下，应受二年诉讼时效的制约，并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算；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之日起中断。”之规定，刘启鸿在向李大茂出具《收方单》后，李大茂及相关人员在都江堰市建设局的主持下于2014年8月19日就工程款的问题达成了相关会议纪要，且都江堰市清理拖欠工程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都江堰市奎光塔街道观江社区居民委员会亦能证实李大茂曾于2015年5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多次为解决上述工程款问题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李大茂的上述行为能够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在案证据显示，李大茂最后一次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16年11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在李大茂诉讼时效尚未届满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因此关于李大茂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应当依照前述法律规定，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故截至李大茂起诉时（2019年10月）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三益公司、兴堰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审理焦点二： ---诉请金额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李大茂在庭审中陈述诉请金额的由来为在案的有刘启鸿、李大茂签字确认的《收方单》所载明的金额共计1005549元（227792元+777757元），扣除三益公司已支付的693000元，尚欠312549元，其仅诉请310000元。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和在案证据显示，2013年12月、2014年1月，李大茂确与刘启鸿进行过结算并形成结果。但在庭审中刘静及刘启鸿均称经核实后，该次结算工程量计算有误，后期双方对工程量又进行过重新测量，对此李大茂在庭审中亦认可该事实，双方于2016年1月28日、29日，对李大茂在案涉工程所做工程的工程量重新进行收方测量，但鉴于该次重新收方在仅测量了部分房屋后就未继续进行，双方并未形成最终的结算意见。对此，李大茂认为应当继续以由刘启鸿在2013年、2014年出具的《收方单》作为结算依据，三益公司、刘启鸿、刘静、王**认为不应当再采信之前的《收方单》，本院认为，刘启鸿出具《收方单》的时间远早于2016年1月双方进行重新收方的时间，后期李大茂同意并参加重新收方的行为应当视为双方对由刘启鸿在2013年、2014年出具的《收方单》不再认可，工程量进入重新收方的程序，但该次重新收方双方并未形成最终结算意见，李大茂在此情况下要求继续以2013年、2014年的结算结果为依据已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再采信2013年、2014年的《收方单》。经本院释明后，李大茂坚持就其所做工程量不再与建设单位一方进行重新结算，亦不申请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案现有证据无法确认李大茂所完工程的工程量，李大茂诉请的310000元工程尾款无事实依据，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另，关于李大茂在庭审中提到的关于刘启鸿在2013年、2014年出具的《收方单》已在后期李大茂不断上访、信访的过程中得到了三益公司项目部的认可，且即使是李大茂2016年重新参与了收方，也只是一个检验程序，应当采信刘启鸿出具的《收方单》。本院认为，首先，从信访材料形成的时间来看，（分别为2014年8月19日的《会议纪要》、2015年5月7日的《情况报告》、2015年5月12日与兴堰公司、刘静达成的意见），形成于2014年和2015年，早于2016年重新收方的时间，即便当时刘静等人未对刘启鸿出具的《收方单》提出过异议，但李大茂于2016年参与刘静等人组织的重新收方的行为，表明双方已达成重新核算工程量的一致意见；其次，从信访材料的内容来看，上述信访材料均未明确确认李大茂尚余31万元工程款，亦不能从信访材料中提到的21万元继而推算出尚余工程款为31万元，而2017年6月20日的《证明》、2017年6月22日的《情况说明》，涉及的主要内容是李大茂向相关部门投诉的情况，内容也不涉及具体金额，2017年6月20日的《证明》，并未加盖相关单位的印章，兴堰公司胡泽东的签字也仅能证实李大茂多次向其公司及业委会反映项目部有拖欠费用的事实，实际的经济纠纷还须有关部门负责核定；最后，关于2016年的收方到底是检验还是对工程量重新收方的问题，从刘静提交的证据来看，已明确了是“收方”，并非核算检验，即便此次收方的性质是对刘启鸿出具的《收方单》进行一个检验，李大茂亲自参与的行为也表明其同意就刘启鸿出具的《收方单》接受项目部的检验，最后的结果应是以检验为准，在本次检验未形成最终结果的情况下，对于刘启鸿出具的《收方单》不应再作为结算依据。故综上所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大茂尚余31万元工程款未领取，本院对李大茂的以上意见不予采信。 ---承担责任主体的问题。如前所述，鉴于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大茂所做工程量，本院在本案中对应由谁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暂不作评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大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328元，减半收取3664元，由原告李大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捷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王梦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