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02民初3238号原告：梁爱民，男，1969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新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方涛，河南海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恒，河南海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秦艳波，男，197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焦作市解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毋红卫，河南华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爱民与被告秦艳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爱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方涛、李嘉恒，被告秦艳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毋红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爱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款项2845917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1月份，原、被告经朋友介绍认识。当时被告在郑州铁路局焦作车务段上班，并且还有其他生意。2015年7月6日，被告以办理银行卡“金卡”需要资金为由向原告借款102600元。当日，原告通过焦作市鸿鑫达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鑫达公司）对公账户向被告银行账户支付借款102600元。被告承诺次日归还，但直至2015年7月9日，被告仅向原告偿还11000元。此后被告又多次以同样理由向原告借款，原告多数款项仍通过鸿鑫达公司向被告转款，部分款项由原告本人银行账户向被告转款。原告支付借款后，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时，被告还的少，然后再向原告借款。2016年底原、被告因借款问题关系恶化，被告拒不偿还原告借款。经查询银行交易明细，截止2016年12月31日，原告累计向被告及其指定的收款账户转款共计7273865元，但被告仅向原告支付4427948元，被告仍欠原告2845917元未予偿还。经多次催要，被告拒不归还原告，并且拒不承认借款事实。原告认为被告取得原告2845917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被告应予归还。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明确诉讼请求第一项中的金额变更为2565200元，事实与理由部分截止2016年12月31日，原告累计向被告及其指定账户转款7228280元，被告累计还款3731992元，其中原告通过鸿鑫达公司向被告本人的银行账户转款5066400元，原告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被告本人的银行账户转款118000元；被告及其指定的关系人向鸿鑫达公司及原告本人银行账户累计转款3731992元，其中被告本人向原告本人银行账户转款2614200元，向鸿鑫达公司对公账户转款5000元，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原告本人及鸿鑫达公司直接转至被告本人银行账户的金额，减去被告本人向原告及鸿鑫达公司转款的差额部分2565200元。明确一下，在本案中原告不主张原告本人及鸿鑫达公司向被告之外其他人转账的款项，但在陈述事实的时候可能会涉及相关情况。被告秦艳波辩称，1.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案涉鸿鑫达公司的账户由被告秦艳波掌控，该账户多次大量向被告转款，系正常垫付资金的回收，故本案不属于不得当利纠纷。2.从本案原告梁爱民的诉状中载明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可以看出原告主张的实为民间借贷纠纷，但是实际上本案系虚假诉讼、重复起诉。首先，民间借贷法律行为需要借贷双方达成借款合意，且出借人交付出借资金。本案被告不曾与原告达成任何借款合意，反而是原告多次向被告借款，有其出具的借据及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判决书为证。故本案借款事实不存在，且原告起诉构成虚假诉讼、重复诉讼。其次，原告在向被告大量借款的同时，被告不可能又向原告大量借款。故原告的主张明显与生活常识相悖。故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根据当事人的起诉和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原告与被告之间及原、被告与鸿鑫达公司之间法律关系如何确定；2.原、被告及鸿鑫达公司之间相互转款的性质如何确定；3.原告主张被告应当归还原告不当得利款项2565200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否支持。原告梁爱民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梁爱民的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鸿鑫达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一套、2016年4月30日被告出具的收条一张，证明鸿鑫达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10日，成立时系一人有限公司，原告系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应被告要求，原告将自己持有的70%股权转让给被告，并同意由被告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5月23日，鸿鑫达公司股东变更为梁爱民、秦艳波，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秦艳波。该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系被告称其和鑫诚公司洽谈运输业务需要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权变更到被告名下，原告应被告要求在2016年5月23日配合办理了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在手续办理前被告先向原告出具700000元的现金收条一张，之后原告又向被告出具了700000元的现金收条一张。股权转让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履行，公司的实际经营仍然是由原告负责。但变更以后鸿鑫达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及银行印鉴U盾均由被告掌握。3.鸿鑫达公司对公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份（2015年3月10日-2016年12月21日），证明：（1）原告向被告转款情况：2015年3月10日-2016年12月21日，原告通过鸿鑫达公司对公银行账户共计向被告秦艳波转款41笔（其中1笔金额为19万元，备注为“备用金”，其余40笔备注均为“还款”），金额共计5066400元，向秦艳波指定收款人秦亚军（8笔，金额共计1377000元）、魏伟（1笔，40000元）、王艳玲（1笔，250000元）、杨光（3笔，金额共计4300元）共计转款13笔，金额共计1671300元，即通过对公账户向被告及其指定收款人累计转款6737700元；（2）被告向原告转款情况：被告秦艳波于2016年8月9日、2016年10月18日向鸿鑫达公司对公账户转款2笔，共计5000元，杨光于2016年7月7日向鸿鑫达公司对公账户转款1笔，1000元。4.梁爱民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份（2015年3月2日-2016年12月31日），证明：（1）原告向被告转款情况：2015年3月2日-2016年12月31日，原告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秦艳波汇款2笔，金额共计18000元，向秦艳波指定收款人秦亚军（4笔，金额共计287600元）、魏伟（4笔，84980元）共计转款8笔，即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及其指定收款人累计转款390580元；（2）被告向原告转款情况：被告秦艳波在2015年7月9日-2016年11月16日共计向原告工商银行账户转款118笔，共计2614200元，王艳玲向原告工商银行转款3笔，共计100000元，魏伟向原告工商银行汇款3笔，共计52000元，王志刚向原告汇款1笔，28000元。5.梁爱民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份（2015年1月8日-2016年12月30日），证明：（1）原告向被告转款情况：原告于2016年9月10日通过建行账户向被告转款1笔，金额为100000元；（2）被告向原告转款情况：被告秦艳波在2016年1月5日-2016年9月28日向原告建设银行账户转款共计8笔，共计51750元。证据3-5综合证明：2015年1月-2016年12月，原告通过个人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账户及鸿鑫达公司对公账户多次向被告及其指定收款人秦亚军、魏伟、王艳玲、杨光共计转款7228280元，其中向被告账户转款5184400元（对公账户实际转给秦艳波5066400元，原告工商银行实际转给秦艳波18000元，原告建行实际转给秦艳波100000元），向被告指定收款人转款2043880元。6、秦艳波信用卡交易明细复印件一份（2016年2月28日-2016年10月3日），证明2016年2月28日-2016年10月3日，原告使用被告秦艳波信用卡结算运费54笔共计609361.6元。7.梁爱民信用社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明：被告秦艳波在2016年4月23日-2016年9月17日向原告信用社账户汇款18笔，共计189980元。8.梁爱民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明：被告秦艳波在2016年3月23日-2016年4月24日向原告农行账户转款7笔，共计80700元。证据3-7综合证明：2015年1月-2016年12月，被告及其指定人员秦亚军、魏伟、王艳玲、杨光共向原告及鸿鑫达公司转款共计3731992元，其中，秦艳波汇入梁爱民工商银行实际金额为2614200元，向对公账户实际转款5000元，共计2619200元。通过计算，原告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及鸿鑫达公司对公账户实际向被告本人账户多转款共计2565200元。9.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2019）豫0802民初3577号民事卷宗材料一套、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2017）豫0703民初1126号民事卷宗材料一套，证明：（1）原告与鸿鑫达公司资产混同，在鸿鑫达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期间，原告通过鸿鑫达公司向包括被告在内的多名人员进行转款，其中备注均为“还款”，实际上原告、鸿鑫达公司与被告并未向被告进行借款，之所以备注“还款”，系能够以此名义从对公账户提取资金；（2）涉案款项原告曾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解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否认诉争款项系向原告借款，被告在诉讼中辩称“其与鸿鑫达公司的资金往来系被告为鸿鑫达公司先行垫付的运费在轮胎厂支付运费后被告将运费先行提取了。关于与原告之间的经济往来，系原告向被告借款及鸿鑫达公司利润分配。”但原告证据6显示被告垫付的运费仅有609361.6元，而原告证据3显示，鸿鑫达公司账户转至被告本人账户的资金有5066400元，包括其指定人员的转款总金额有6737700元，被告既无法举证证明其实际出借给原告的款项的具体数额及笔数、支付方式，也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利润分配的相关证据，双方资金往来的差额2565200元被告构成不当得利。被告秦艳波对上述证据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鸿鑫达公司向被告转款为不当得利。对证据3、4、5、6、7、8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来往转款金额由法院核实，不能证明鸿鑫达公司或原告向被告转款为不当得利。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了本案系虚假诉讼，重复诉讼，被告并未向原告借款，原告向被告借款310000元的事实。被告秦艳波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5年11月16日原告书写的保证书，证明原告与被告就轮胎厂的运输业务达成协议，资金由被告出资今后票据现金业务由被告负责，其他业务由原告负责，资金周期为100000元结算一次，每次原告付给被告利润5000元；证明股权转让之前原、被告已经存在经济合作。2.2016年4月30日原告给被告出具的收条，证明原告收到被告现金700000元，该笔款项与被告给原告出具的700000元收条存在对冲。3.2015年7月6日原告出具的借条，证明原告向被告借款150000元，也证明了同日被告不可能向原告借款，进而不存在不当得利。4.（2019）豫0802民初3577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该裁定书依据的证据即原告提供的证据和本案高度一致，故本案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5.2019年5月28日原告的起诉状，证明本案系民间借贷而不属于不当得利。6.秦亚军日记本一份10页（时间应该是2015年或者2016年，具体无法确定），该日记从第3页起均有原告本人签字和捺印，证明原、被告及鸿鑫达公司存在经济往来，该日记本记载的账目数量巨大，有给原告大量现金，可以反证被告不存在不当得利。原告梁爱民对上述证据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保证书中原告的签名虽系本人所签，但保证书中的其余内容并非原告所书写，在该保证书的落款之前原告就已经通过鸿鑫达公司及个人账户向被告转款1000000多元，而被告转给原告的资金不足600000元，这恰足以说明原告经营的生意根本不缺资金，仅凭该保证书不足以证明保证书中的相应内容得以实际履行。对证据2收条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从收条的内容和时间上恰足以说明2016年5月份的股权转让并没有实际履行，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支付7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在同一时间原、被告互出收条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借条并没有得到实际履行，被告并没有以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借条中所载明的150000元，在原告所提交的鸿鑫达公司交易明细显示当天原告通过鸿鑫达公司向被告转款102600元，恰足以说明原告没有必要向被告进行借款，并且借款要长达两年之久还需要付3分的利息，因此对其证明指向不予认可。对证据4、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指向有异议，原告在2019年就涉案的款项曾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法院提起诉讼，但被告否认双方之间即向鸿鑫达公司借过款项，而原告在转款时由于疏忽将转款事由备注为还款，进而形成证据瑕疵，随后撤诉，进而又提起本案不当得利诉讼。这不足以证明被告所称的原告单方向其借款的主张。对证据6原告的签名予以认可，但对于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在举证时尚不能确定该日记具体的形成时间，且该日记的持有人也并非被告本人，无法证明被告所主张的原告与其存在合作关系的事实。另外通过原告所举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以显示在2015年、2016年原告通过鸿鑫达公司对公账户向秦亚军转款也高达2000000元左右，无法证明原告欠被告款项及被告所主张的与原告存在合作关系的事实。本院对本案证据认定如下：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6，原告对证据中原告本人的签名均予以认可，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2-5，原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2009年6月10日，梁爱民注册成立了焦作市鸿鑫达速递服务有限公司，梁爱民任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100000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为小件物品的速递业务。2010年6月28日，焦作市鸿鑫达速递服务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本案鸿鑫达公司，经营范围修改为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2015年5月，鸿鑫达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1000000元，经营范围修改为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道路普通货物运输。2015年1月左右，梁爱民与秦艳波经人介绍认识，此后双方逐渐就梁爱民经营的相关运输业务开始合作。2015年7月6日，鸿鑫达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向秦艳波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02600元。此后直至2016年底，鸿鑫达公司或梁爱民个人的银行账户多次向秦艳波及其关联人员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金额不等，而秦艳波或其关联人员也多次向鸿鑫达公司或梁爱民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金额不等。2015年10月16日，梁爱民向秦艳波出具保证书。该保证书载明，“梁爱民同意和秦艳波就轮胎厂运输业务达成协议，资金由秦艳波出资，今后票据、现金业务由秦艳波负责，梁爱民负责其他业务，资金周期为100000元结算一次，梁爱民付给秦艳波利润为5000元，不用资金不出利润。”2016年5月23日，梁爱民将其持有的鸿鑫达公司70%股权转让给秦艳波，鸿鑫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梁爱民变更为秦艳波，同时鸿鑫达公司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此后，梁爱民将鸿鑫达公司的行政章、财务章、公司账户等交予秦艳波。庭审过程中，原告明确其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主张权利，但被告予以否认，原告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借款，故原告认为被告取得本案银行交易明细的资金差额没有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另外，被告秦艳波当庭提交了其关联人员秦亚军个人记录的账簿，账簿注明记录时间为5月×日至9月×日，具体年份双方当事人均无法确定。该账簿载明，秦亚军多次支付梁爱民现金并多次向梁爱民个人账户转账支付款项，金额不等，在该账簿记录的支付现金及转账汇款的内容下方，均有梁爱民签字确认。另查明，2017年秦艳波以梁爱民为被告，向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8月7日作出（2017）豫0703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已生效）。该判决确认秦艳波分别于2015年7月7日、9月9日、9月10日、2016年3月10日借给梁爱民40000元、60000元、10000元、200000元，累计借款310000元，据此判令梁爱民偿还秦艳波借款310000元及利息。2018年9月，梁爱民以秦艳波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本院经开庭审理后，梁爱民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经审查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2019）豫0802民初35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梁爱民撤诉。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庭审过程中原告亦明确表示，要求被告承担还款责任的法律依据是被告取得本案银行交易明细的资金差额没有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如下内容：被告获得利益，原告受到损失，被告获得利益与原告受到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且没有法律依据。需要明确的是，原告虽然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权利，但其诉状载明的转款缘由却是被告向其借款，并且在庭审过程中原告自认其曾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权利，因无法举证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而撤回起诉，故而提起本案诉讼。对此，被告不予认可，并主张原、被告系合作经营关系，双方之间互相转账的行为是合作经营过程中正常的经济往来行为。考查被告提交的保证书，秦亚军的手记账簿，原告将鸿鑫达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原、被告及鸿鑫达公司长期、多次、数额不等的互相转账行为，以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可以确认原、被告以及鸿鑫达公司之间互相转款的行为属于原、被告合作经营期间的经济往来行为，转款过程中不存在认识错误或转账错误的情形，不属于法定的不当得利。故原告以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转款差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梁爱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4784元，由原告梁爱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文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张 艳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