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行终34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余庆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余庆县府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90098546195。法定代表人王飞，县长。委托代理人余建才。委托代理人蒙小浩。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德全，男，196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委托代理人陈兴义，贵州名城（余庆）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一审第三人）吴明君，男，1973年02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一审第三人）王兴全，男，1949年02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第三人（一审第三人）余庆县构皮滩镇红飞村乌豆坪村民组。代表人：王顺才，组长。一审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建投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黄伟，市长。委托代理人谈谈，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庆县人民政府（下称余庆县政府）因与被上诉人王德全，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余庆县构皮滩镇红飞村乌豆坪村民组（下称“乌豆坪组”），一审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下称遵义市政府）林业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7行初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经审理查明：王德全、吴明君、王兴全系余庆县构皮滩镇红飞村乌豆坪组村民。王德全之父王有方（已去世），吴明君之父吴贵伦（已去世）。1991年12月19日，余庆县高坡乡马田村乌斗坪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记载王德全的山林有地名为“半边山”荒山、亩分3，四至界限为“上抵界大包老良岗、下抵界黄狗旋窝路、左抵界酸枣湾、右抵界大冲沟”；“本人屋后头”荒山、亩分1，四至界限为“上抵界老屋基路、下抵界蔡家屋基土、左抵界栓子湾、右抵界对门田沟直下”及另一幅地名为“高梁田”林地。同时，吴贵伦的林地在该统计表中记载有“大冲沟”荒山、亩分1，四至界限为“上抵界大沟下环路、下抵界大冲沟人行路、左抵界大包老良岗、右抵界关泥洞沟心”（与王兴全共有）及另两幅地名分别为“河坝”、“大石岩”的林地。2007年林权确权登记颁证中，颁发给王德全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载明：“西溪沟”林地、240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吴明君退耕地边、南至吴明君山林界桩、西至河坝马路、北至吴云州退耕地边”；颁发给吴贵伦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载明：“关泥洞”林地，四至界限为“东至大坳口井人行路、南至关泥洞沟心、西至大冲沟河心、北至王德全山林界桩抵大冒沟土边”。2017年，遵余高速公路修建占地，王德全与吴明君就林地争议发生纠纷。2018年8月20日，王德全向余庆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撤销第三人吴明君之父吴贵伦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并对山林边界予以确认，将“西溪沟（大冲沟、半边山）”争执林地使用权确认给申请人。余庆县人民政府受理本案并开展调查，调查中，收集了王德全、吴贵伦、王兴权等1991年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2007年的《林权证》及登记内表和附图，以及争议林地相邻或相近的1998年7月22日的吴兴亮、吴兴田、吴佳伦、吴佳贵、林永发、林永禄、林永福、林永喜的承包地登记表，并对王德全、吴明君、王兴全、王道怀、任瑜、吴兴财、吴云华、吴家伦、任永全、吴兴祥、吴正平、吴兴华、吴云茂、田应奎、王顺才吴兴全等人进行调查了解，上述调查询问笔录能某致证明“王家坟”位于“黄狗旋窝”处，该处林地属王德全所有，无争议的事实；对争议林地权属和“大包老”的具体位置不能某致证明。2019年6月12日，余庆县政府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王德全以1991年12月19日换发山林证统计表记载的“半边山”和余府林字（2007）第070602006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西溪沟”主张权利；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以1991年换发山林证统计表记载的小地名“大冲沟”和余府林字（2017）第070622014号《林权证》记载的小地名“关泥洞”主张权利。经调查查明：争议地双方叫法不一，王德全称“大冲沟或半边山、大坳颈”，吴明君称“关泥洞”；但为同一地点，四至界为“东至路、南至岭岗为界、北至领岗为界、西至大冲沟”。但双方对山林边界“大包老”位置产生争议，经调查也无法确定“大包老”所在的具体位置，同时，王德全2007年的《林权证》不能证明包括争议林地，且记载的“西溪沟”林地南界实际无人为挖沟或天然林界沟；吴明君和王兴全2007年的《林权证》包括部分争议林地，记载的“关泥洞”林地北界实际无人为挖沟或天然林界沟；调查的证人也不能某致证明争议林地的权属，且无书证予以佐证；以双方林地南北相邻，因“大包老”无法确定，属四至不清，对双方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不予采信，对双方2007年的《林权证》认为记载四至与实际现状不相吻合，事实不清，登记错误，均依法予以撤销。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管理办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和《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决定：一、撤销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西溪沟”的林权登记；二、撤销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关泥洞”的林权登记；三、争议林地以大冲沟土南方土边直上到路为界，北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属王德全管理使用；南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属吴明君及王兴全管理使用。王德全不服该决定，于2019年8月10日向遵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8月16日，遵义市政府受理王德全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向其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向余庆县政府送达了《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向第三人送达了《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2019年8月26日，余庆县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遵义市政府审查后认为，本案争议地界址不清，余庆县政府有权确定争议地权属，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2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王德全不服上述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如前诉请。另查明，本案中，王德全、吴明君、王兴全均未能提供1983年的林权依据；争议林地四至界“东至路、南至岭岗、北至领岗、西至大冲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王德全与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均系余庆县构皮滩镇红飞村乌豆坪组村民，因个人之间的林地权属发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余庆县政府有权就双方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庆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处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本案中，王德全向余庆县政府提出申请是要求撤销第三人吴明君之父吴贵伦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并对争议山林边界予以确认，将“西溪沟（大冲沟、半边山）”争执林地使用权确认给王德全。余庆县政府调查后，作出的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包含三项内容，其中第一、二项分别为撤销王德全、吴贵伦《林权证》的决定，第三项为对争议地的处理决定。其认定内容为王德全持有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记载的“西溪沟”不能证明包括争议林地，该事实的认定与原告的主张和争议地“西溪沟”林地登记的四至范围不符，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如该事实成立，证明王德全的“西溪沟”林地范围与争议地并无关联，而指向其他范围的林地，不应当被撤销。事实上，王德全“西溪沟”《林权证》登记的四至是否包含争议林地，因其与吴贵伦“关泥洞”林地接界处与现场不合而致边界不明，应为不能确定是否包含争议地。经余庆县政府调查，“西溪沟”林地登记四至与争议地相关联，但登记南界无人为挖沟或天然林界沟，登记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同理，吴贵伦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登记的“关泥洞”四至包含部分争议地范围，但其北界与王德全林地的接界处经现场调查无明显界桩和无人为挖沟或天然林界沟，四至与客观事实亦不相符。违反了《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对经审查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登记：（四）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地相符合。”、第十二条第一款“对经审查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登记条件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应当不予登记。”的规定，余庆县政府在处理决定中，以事实不清均予以撤销符合处理程序和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故，余庆县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二项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维持。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八条“土地改革后至林权争议发生时，下列证据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二）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三）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四）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能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的规定，本案中，王德全、吴贵伦与争议林地相关的2007年的《林权证》被撤销后，均不能作为双方争议林地的处理依据；结合余庆县政府确权处理中调查收集的其他依据和双方提供的证据，1991年12月19日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是争议双方林地权属来源的主要依据，也是余庆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最重要的书面证据，虽然各方对该统计表上记载的接界处“大包老良岗”具体指哪一座山争执不下，经调查未能查证其具体位置，但也不能否定该证据而不予采信。应当进一步调查、收集与争议林地相邻的其他林地权证或土地权证来界定“大包老良岗”的位置。同时，依据余庆县政府调查中证人能某致证实的“王家坟”位于“黄狗旋窝”处，且该处林地无争议的事实；结合与“大包老”相连的“大沟下环路”、“大坳讲人行路”的具体位置，以及双方统计表记载的林地面积，是可确定“大包老良岗”具体指哪一座山岭，从而确定争议林地的权属归谁。而余庆县政府在处理决定中仅以“大包老”位置无法确定，未根据各自林地权源记载的四至结合林地现场情况、面积等因素充分收集证据佐证，进而得出决定结论。而直接在争议地中另行划定接界处，对争议林地进行了分配，作出的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第三项“争议林地以大冲沟土南方土边直上到路为界，北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属王德全管理使用；南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属吴明君及王兴全管理使用”依据明显不足，认定事实不清，完全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了相关程序，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复议程序合法，但对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完全予以维持不当。对其复议维持的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第三项的决定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的规定，判决：一、撤销余庆县人民政府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三项“争议林地以大冲沟土南方土边直上到路为界，北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属王德全管理使用；南面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属吴明君及王兴全管理使用”的决定。二、撤销遵义市人民政府遵府行复（2019）2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三项的维持决定。三、由余庆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王德全与吴明君、王兴全的林权争议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四、驳回王德全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德全负担。余庆县政府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维持上诉人作出的余府行决字（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其理由：1.一审认为，应当进一步调查收集与争议地相邻的其他林权证或土地权证来界定“大包佬良岗”的位置。从而认为上诉人所作的处理决定书第三项依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予以撤销。该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在本案调查中，上诉人已经穷尽了一切办法调查确认“大包佬”的位置，但在当地群众中，一部份人说是一审原告所主张的包佬叫“大包佬”，一部分人说是第三人所主张的包佬叫“大包佬”山林，同时查阅了群众所说的两幅山林的四周林权登记证或土地使用权证，上诉人也到实地查看，均无法核实是“大包佬”所在位置。因此，群众口中的“大包佬”的位置无法确认。2.一审原告的林地自北向南到大包佬，第三人的林地自南向北到大包佬，以大包佬岭岗为界。上诉人以一审原告及第三人共同认可的“换发山林证统计表”，可以证明一审原告及第三人的山林相邻，由于争议各方对认可的山林边界大包佬争执不下，而我府工作人员对当地村民也进行了走访调查，村民意见分成两派各执一词，因此，无法确定大包佬位置。上诉人将争议地以大冲沟土南方土边直上到路为界，北面划给王德全管理使用，南面划给吴明军和王兴全管理使用，是符合法律规定。我府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十一条确定其权属是合理合法的。综上，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维持上诉人的处理决定。被上诉人王德全答辩称，1.“大包佬”的位置是确定的，不是上诉人所述的无法确定。2.一审判决认定确认争议林地的权属应根据林地权源的四至、林地现场情况、林权证登记的山林面积等因素来确定是完全正确的。上诉人作出余府行决字（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依职权另行划界，损害了答辩人的利益。山林面积能大致确定山林的边界，答辩人山林面积240亩，第三人山林面积79.2亩，通过山林的面积、边界，是完全能够确定山林的具体位置的。综上，上诉人以“大包佬”的位置无法确定、答辩人林权登记的南界无人为挖沟或天然林界沟，登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为由而依职权另行划界明显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一审被告遵义市政府答辩称，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由于涉案争议地四至界限不连续，前后两次测量面积的方式不同，加上余庆县政府在调查过程中两批被调查村民讲述的内容各执一词，致使争议地四至界限不清，，进而确定“大包佬”具体位置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余庆县政府在穷尽手段后，由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无法协商解决，余庆县政府作为县级政府有确定权属的主体资格，余庆县政府基于公平、合理原则重新确定争议地界限依法有据，并无不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余庆县政府上诉理由充分恰当，应当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持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乌豆坪组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参诉意见。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王德全持有以主张本案林地权属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登记的“西溪沟”与第三人吴明君、王兴全持有以主张本案林地权属的吴贵伦的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登记的“关泥洞”林地接界处边界不明，登记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违反了《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余庆县政府在处理决定中，以事实不清决定撤销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西溪沟”的林权登记以及余府林证字（2007）第××号《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关泥洞”的林权登记，符合处理程序和法律规定。余庆县政府在处理决定中未根据各自林地权属证明记载的四至结合林地现场情况、面积等因素充分收集证据佐证，进而得出决定结论。而直接在争议地中另行划定接界处，对争议林地进行了分配，作出的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第三项依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当予以撤销。遵义市政府受理王德全的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了相关程序，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复议程序合法，但对余庆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完全予以维持不当。对其复议维持的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第三项的决定应予撤销。综上，余庆县政府作出的余府行决（2019）1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二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维持；第三项依据明显不足，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遵义市政府作出遵府行复（2019）2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全面维持了余庆县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不当，依法应予撤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余庆县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光勇审判员  方 兵审判员  吴梦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瞿胜黎书记员张枝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