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再2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锦州金峰轮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峰轮胎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新民乡刘家村桃园北里**。法定代表人：陈金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雯，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北京市法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物产），，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和睦路**法定代表人：汤浩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菡婷，辽宁凌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锦州能威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能威），住所，住所地辽宁省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海工业园区div>法定代表人：祖连成，该公司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洼惠成乳化油厂，住所，住所地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清水镇大清村**div>法定代表人：祖连成，该公司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祖连成，男，1957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盘锦能威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锦能威），住所地辽，住所地辽宁省盘锦市清水镇大清村v>法定代表人：陈丽颖，该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锦州金峰轮胎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锦州能威石化有限公司、大洼惠成乳化油厂、祖连成、盘锦能威石化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2016）辽0711民初83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锦州金峰轮胎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向某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7）辽07民终1755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锦州金峰轮胎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向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7日作出（2019）辽民申144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锦州金峰轮胎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金峰、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雯、刘辉，被申请人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菡婷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锦州能威石化有限公司、大洼惠成乳化油厂、盘锦能威石化有限公司、祖连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称，一、请求贵院撤销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6）辽0711民初831号判决及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7民终1755号判决，改判驳回浙江物产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均由浙江物产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认定锦州能威院内的4号、6-12号油罐中的3173.87吨油品归浙江物产所有缺乏证据证明。锦州能威同时向多家单位购买原料油存储在案涉油罐用于调和后出售，即案涉油罐里的油已经产生混合并非只有从浙江物产购入的原料油，故不构成能够区分来源的特定物，不归浙江物产所有。金峰轮胎公司在一审时已经提供了锦州能威的员工证明，用以证明锦州能威的油罐从生产到停产从来没有使用过1号、2号、3号、5号油罐，这也证明了锦州能威从其他单位购进的油存储在案涉油罐内。在一审时提交的“锦州能威油泵班交接班日记”作为锦州能威的原始工作记录证明了锦州能威同时向多家单位购买原料油进行调和，以及每次从不同单位所进油品输入到了哪一个具体的油罐。该份证据把调油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通过调油过程可以得知每个油罐里的油在调和时会产生相互的混合。不可能再区分出入库时从不同单位购进的原料油在每一个罐里含有多少，除非所有的油都是从一家单位所购买。金峰轮胎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锦州能威地磅班交接班日记”以及“原锦州能威石化有限公司员工对油品入库情况的证明”“锦州能威2013年至2014年入库油品明细及销售情况表、进货计量单、作为被申请人与其他申请执行人的6份执行裁定书”可以证明锦州能威同时从不同的单位购进原料油。其中“锦州能威地磅班交接班日记”详细地记载了什么时间从什么单位进的什么油品，进了多少车多少吨，包括运输车辆的车牌号码，司机的手机号，过磅的经办人，以及调和后的成品油在什么时间销售多少吨，拉了多少车销售到哪个单位，哪个过磅员经办，全都有过磅员的签字和记录明细。但是一审法院却认为这些证据虽有客观性，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而没有采纳。原一审法院以2015年1月27日的对账单来证明案涉油罐里尚存浙江物产采购的油品3173.87吨，而该份对账单标题为“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用公司与盘锦能威石化有限公司原材料对账单”（以下简称对帐单），但却同时存在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库、盘锦金和库、大洼惠成库的对账明细，是由浙江物产制单，由锦州能威的员工肖寒确认。肖寒在公安局作的笔录中承认并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公司的授权对公司采购或销售情况与浙江物产进行清算和对账，且除锦州能威外其他两家公司也与其没有任何关系。该份对帐单没有提供每一个数据得出的依据，所以采纳该对帐单上记载的浙江物产库存油品数量3173.87吨缺乏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以上事实二审法院都予以确认，但在一审期间，金峰轮胎公司就此数据的得出提出质疑并申请法院前往税务局核查锦州能威向浙江物产所开发票情况。一审法院没有去税务局调取相关证据，但在二审期间浙江物产经过反复几次的提交拿回更换后最终确定提交了16本所谓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二审时提交证据明显超过了举证期间且其反复提交并更换让人怀疑证据的真实性，于是金峰轮胎公司向二审法院提出对此16本发票证据进行司法鉴定但未被准许。于是金峰轮胎公司自行委托辽宁智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浙江物产提供的该16本发票证据做出了专业的审核说明并向二审法庭提交了该份说明。根据该份专业的说明可以得知浙江物产提供的发票复印件不能核查真伪，且这些发票中不仅有浙江物产向锦州能威采购燃料油的，还有向其采购调和所用的原料油沥青的发票，以及其向锦州能威出售成品油即燃料油的发票，让人不得其解。根据浙江物产提供的所谓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其只需卖原料油给锦州能威，然后从锦州能威再采购燃料油用于对外销售。但作为一个没有生产能力的企业还要向锦州能威这样一个生产企业采购原料油再回卖给该家企业，同时还向该生产企业卖成品油不得不让人生疑。原审法院仅以这些真实性不能核查的发票来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不足。这些发票并没有一一对应的资金往来证明及运输合同和采购、销售合同证明，仅有发票的开具并不能认定实际进行了交货。即便认可其为真实的发票，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结果，进销差额达到-24825.22吨，与原审法院认定的案涉油罐中尚存有浙江物产3173.87吨油品的矛盾怎么解释呢？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所查封油罐中的油品3173.87吨为浙江物产所有属于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审法院以浙江物产提供的与盘锦能威“供应链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与盘锦能威、锦州能威、大洼油厂、祖连成的“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与锦州能威的“油库使用协议”、对帐单等作为定案依据。经金峰轮胎公司发现证据有伪造及虚假的嫌疑后申请原审法院对该“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及“对帐单”等做司法鉴定，原审法院没有同意。于是金峰轮胎公司自行通过律师事务所委托第三方对“补充协议”进行了司法鉴定，经鉴定“补充协议”中祖连成的签名为他人模仿，并非其本人签订。且祖连成在公安局刑事案件侦查笔录中明确表示其并不清楚“补充协议”事情，并没有以自己作为一方当事人或作为锦州能威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所谓的“补充协议”进行过盖章和签字。没有法定代表人授权，公司的公章是由何人掌控或何人被授权代表公司进行合同的签订等都未曾有证据予以证明，“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更加令人怀疑。除此之外，另发现一审卷宗中祖连成提出的“管辖异议申请”、管辖异议“上诉状”均不是祖连成签字（有“辽宁志正司法鉴定专家事务所”的司法鉴定），找祖连成询问得知他并未委托或授权律师代为做出这些行为，他并不知此事，本案存在被人恶意操控、造假及拖延审限等情况。浙江物产在原审程序中先后提交过两次不同的“补充协议”，第一份在执行程序中就提交了但没有锦州能威法定代表人祖连成的签字，第二份是在第一次开庭后又过了三、四个月才提供，不但超过了举证期限而且第二份在合同内容第一条第二行原来写的丙，被人为手写加上了“丁”，通过原庭审可知是浙江物产单方行为，未经锦州能威确认或对更改部分签章和按手印。很明显该份“补充协议”是被伪造的，并不能代表锦州能威的真实意思表示。即锦州能威并没有与浙江物产签订过所谓的“补充协议”，其不能作为浙江物产同盘锦能威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的一方当事人来承担盘锦能威在“合作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但是原审法院并没有采纳金峰轮胎公司的质证观点及为此所提供的鉴定意见。“合作协议”中盘锦能威的代表人签字是“祖连成”，但浙江物产并没有提供该公司授权祖连成代表其签订合同的授权委托书，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祖连成而是陈丽颖，而陈丽颖表示其没有参与过案涉合同的签订及相关合作事宜。即盘锦能威与浙江物产的合同也非真实有效的合同而属于恶意串通所签订的合同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油库使用协议”没有填写签订日期，区分不了是事后签订还是之前就签订的，浙江物产实际供货时间是在2013年就开始了，且根据其提供的所谓“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油库租赁也应在2013年就开始了，但是该份油库使用协议约定的使用期限却是从2014年5月1日开始的一年使用期，且为无偿使用。既然是租赁就必须有对价，没有对价的使用协议还缺少签订日期，显然真实性存在疑问。浙江物产在原庭审中拿出一张“锦州能威和大洼惠成油品入库明细”表（一审卷宗浙江物产提供证据第34页，证据收据目录第6项），对应的是2014年1月-11月份签订的九份协议合同，欲证明购进九批次油品共计进入锦州能威油罐3173.87吨，显示的只是购进，一年之久一滴油都没卖出去，无偿租一年的罐就为了存油吗？退一步说，“合作协议”有，“补充协议”有，“油库使用协议”表明油罐白用，那么还跟锦州能威的肖寒对什么账啊？2013年9月份开始的每个月都有的对账单跟这九批油还有关系吗？如果是浙江物产的东西还用锦州能威的人来对账吗？这说明以上的证据材料都是造假形成，没有依据。锦州能威2014年7月-8月经盘锦宏达运输公司的运输车（证人：司机张某、潘某）向某（盘锦）东联购入燃料油4624.02吨运至锦州能威，经锦州能威过磅存入锦州能威的油罐。因拖欠东联货款，锦州能威已被盘锦中院终审判决还款（〔2015〕盘中民三终字第00011号）。浙江物产得知金峰轮胎公司提供这份证据后，立即说这批油购进后就卖给了浙江物产，那么锦州能威购入的这批燃料油价格是4215元/吨，卖给浙江物产，如果是平价卖，锦州能威要上消费税；生产加工前再卖回锦州能威，是多少钱？平价卖，浙江物产也上消费税，加价卖，锦州能威为什么还要再从浙江物产买回来呢？另外，锦州能威把油赊进来4215元/吨，如若是现金提货价钱还要更低，怎么存在加价买的逻辑呢？浙江物产加价后再卖回来，锦州能威还买吗？如果真是平价经营，双方自愿，庭审中应该核查锦州能威卖给浙江物产的4624.02吨油的发票和浙江物产又将该4624.02吨油卖回给锦州能威的发票，可是至今双方没有提供该相关证据，原审法院对金峰轮胎公司的该质证意见也未予回应。综上，可知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如若认定原审定案所用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等为虚假证据，则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对每一次具体签订的买卖合同，并没有约定所有权什么时候转移，则应按照物权法定，动产从交付时转移所有权，浙江物产卖给锦州能威的油品交付后就归锦州能威所有，而非为浙江物产所有。浙江物产从锦州能威采购的油品，在锦州能威向其交付后所有权转移给浙江物产，在没有交付之前所有权仍归锦州能威所有，而非归浙江物产所有。其次，如若认定“供应链合作协议”、“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等为真实有效。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之间每次具体签订的买卖合同都是为了履行该两份协议，那就需要结合该两份协议的属性和条款效力等来认定案涉标的的所有权。根据“供应链合作协议”里的表述，浙江物产是代理采购原料油，同时代为经销成品油。对代理采购事项双方约定浙江物产需向乙方指定的供应商采购，在其付完采购款后即视为完成代理采购的实质性履约义务，无论是否发生供应商风险（交货不能、交货不足、交货逾期、交货质量不符合约定等），采购方都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全部代理采购资金及相应的代理采购费用。且代理采购后是平价卖给乙方，关于代理费用没有约定，只是约定了在利用浙江物产的投标资格才采购到原料油时加价代理费用20元一吨。而其约定的下游经销事项，浙江物产按照乙方确定的价格卖给乙方指定或认可的下游客户，销售价格多出的部分归浙江物产。乙方承诺给甲方的利润计算方法为，以浙江物产向上游支付代理采购资金为基数，按照月均1.4%的含增值税差价计算。后通过“补充协议”将乙方的权利义务确定为由乙方和丙方共同享有和履行，而丙方为大洼油厂和锦州能威。结合协议的约定内容，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之间符合行纪合同的特点，且是以行纪合同的形式进行资金出借。实质浙江物产是以自己的名义代理锦州能威进行采购并且进行了垫资，其所谓的利润更符合利息的特点。以其垫资数额为本金，从其垫付之日起开始计算，一直算到经销款项收回为止。并没有所谓计算差价的方法，只是按月1.4%计算。显然浙江物产在“合作协议”中只是通过垫资来收取利息，其之所以经销锦州能威的成品油也只是为了收回垫资款项及相应的利息，或者说以这种垫资完成行纪事项的方式获取行纪报酬。在“合作协议”中关于货物所有权转移的约定为“凡入库的货物（无论原料还是成品）所有权均归甲方所有。”即实质并没有约定所有权何时让渡。如把该协议的实质内容界定为借贷，则该条款应为担保条款，以案涉油罐中的油作为担保物，而在债权没有实现情况下直接约定担保物所有权归其所有属于流质条款，应属无效。如把该协议界定为行纪合同，则浙江物产作为隐名代理人其代理行为的结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其中包括代理采购油品的所有权归锦州能威所有。但合同里没有约定作为行纪人浙江物产什么时候把以其名义代理采购的油品所有权转让给委托人锦州能威，即没有约定或者说约定不明，而双方又没有达成补充协议且双方在庭审中对此还有争议。在此情况下，应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动产物权自交付转移，即已经进入锦州能威油罐里的油品，所有权应归锦州能威所有。浙江物产因款项没有收回所产生的损失只能算做债权，不能直接将锦州能威油罐里的油认定归其所有。原审法院忽略“合作协议”的整体内容，并认可协议里货物所有权转移条款“凡入库的货物（无论原料还是成品）所有权均归甲方所有。”为有效，进而判决案涉标的油罐里的油归浙江物产所有，属于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四、原审法院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原一审法院原定于看守所开庭，但到了之后法官独自进去会见了祖连成，出来后说对方不同意参加庭审，但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此事的询问笔录等材料，然后就临时更改了开庭地点。不在看守所开庭更改到其他地点开庭的事情并没有通知其他未到场的当事人及证人，即其他三个被告盘锦能威、大洼惠成、锦州能威并没有被合法送达开庭传票就被缺席判决。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必须于开庭前三日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开庭时间和地点。原一审法院在未经传票传唤其他几位当事人的情况下缺席判决，二审法院对此并没有任何的纠正而是确认了原一审法院在这种情形下认定的案件事实并维持了原判。所以原审判决是在程序严重违法情况下做出的，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和陈述权。综上，特申请贵院依法支持金峰轮胎公司的诉讼请求。五、1、辽宁省高法做出的民事裁定书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2、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未提供充分有效合法的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油品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3、应当驳回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4、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的虚假诉讼行为严重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财产权益，应受到严重的打击和责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合同法》第59条规定，再审申请人将依法追究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的责任。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辩称，原一、二审判决是根据浙江物产签订的供应链合作协议书及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油库使用协议、对账明细、采购合同、增值税发票、入库单及相关证据认定油品归浙江物产所有，事实认定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再审申请人以原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适用法律错误及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为由提起再审申请。答辩人认为再审申请人所诉事实实属子虚乌有。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再审申请人认为原一、二审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部分的答辩意见：1、答辩人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公司所签订的《供应链合作协议书》、《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及《油库使用协议》明确此油品的所有权为答辩人浙江物产所有。根据答辩人与盘锦能威石化有限公司、锦州能威石化有限公司签订的《供应链合作协议》、《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及《油库使用协议》明确约定：（1）由浙江物产向盘锦能威指定的供应商采购页岩油、沥青、煤柴油等调和原料，存入浙江物产租赁的生产罐区，由盘锦能威进行油品调和。（2）调和油品必须在浙江物产租赁的油库内进行。（3）油品调和完成后，由浙江物产对外销售。（4）凡入库的货物（无论原料还是成品），所有权均归浙江物产所有。（5）锦州能威公司、大洼惠成公司、祖连成加入到合作之中，《供应链合作协议》当中的盘锦能威相应的权利义务由锦州能威公司、大洼惠成公司共享和承担，祖连成作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承担连带责任担保。（6）锦州能威石化有限公司院内的3000立方米储油库5座（4、6、7、8、9#），2000立方米储油库3座（10、11、12#）及输油泵房及管线储输油设施，由锦州能威公司提供给答辩人无偿使用，使用期限为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7）无浙江物产驻库管理人员的书面出入库指令，任何原料及成品不得擅自进出库区。上述协议明确约定了库内油品的所有权为浙江物产，浙江物产并派驻库管理员。2、根据答辩人浙江物产向上游供应商采购的证据材料证明该油品归浙江物产所有。合作期间，浙江物产分别向中石油燃料油东北销售分公司、抚顺矿业集团及东燃（厦门）石油制品有限公司、盘锦北方沥青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的页岩油、渣油、沥青、煤柴油等原料油，有采购合同、上游供应商出库单（计量单）、入库单、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据佐证，且各方均已履行完毕。这些油品由浙江物产采购，所有权归浙江物产所有。3、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的《对账明细》确认该油品归浙江物产。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每月对入库油品进行对账确认。2015年1月27日经双方《对账明细》确认：浙江物产存在锦州能威油罐中的剩余库存油品量为3173.87吨，存放在大洼惠成厂区库存油品2851.67吨。后因油品价格下调，浙江物产油品再无进出，进行了封存。双方的《对账明细》也可证明该油品归浙江物产。4、针对再审申请人提出证据不足的理由部分的驳斥。（1）再审申请人认为：锦州能威同时向多家单位购买原料油存储在案涉油罐中，用于调和后出售，即涉油罐里的油已经产生混合并非只有从浙江物产购入的原料油，故不构成能够区分来源的特定物，不归浙江物产所有。答辩人认为：油品所有权的确认应以发票、对账单及财务账目进行佐证。再审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均是油品入库、调和、出库等相关情况。“锦州能威地磅班交接班日记”、“原锦州能威石化有限公司员工对油品入库情况的证明”、“锦州能威2013年至2014年入库油品明细及销售情况表、进货计量单”只能证明锦州能威库存入油品、出库油品、调和油品的情况，并不能证明购进原料油的情况。由于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是合作关系。当然在入库之时就会体现出入库单据为锦州能威字样。因此原一、二审法院认定这些证据虽有客观性，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正确的。（2）再审申请人认为：对账单上同时存在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库、盘锦金和库、大洼惠成库的对账明细，是由浙江物产制单，由锦州能威的员工肖寒确认。肖寒在公安局作的笔录中承认并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公司的授权对公司采购或销售情况与浙江物产进行清算和对账，且除锦州能威外其他两家公司也与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认为原一、二审法院采纳该对账单上记载的浙江物产库存油品数量3173.87吨缺乏证据。答辩人认为：原一、二审法院答辩人提交的对账明细是自2013年9月份至2015年1月份期间的，一、二审法院以双方最终确认的库存含量进行判决是正确的。对账单上包括了锦州能威库、盘锦金和库和大洼惠成库，做为双方的库管，浙江物产的毛汽栋与锦州能威的焦岩、赵龙、肖寒均签字确认，并加盖了双方的材料专用章。同时，答辩人认为肖寒所述属实，他本身就是一个库管，没有采购及销售的职权。所以说没获得公司授权对公司采购和销售情况与浙江物产进行清算和对账是对的。这个对账单就是双方对库存量的确认。与采购及销售情况无关。至于申请人提出对账单是由哪方制作的问题并不影响对账单的合法性。想要证明采购与销售情况，必须以发票及财务记账为准，这是不争的事实。（3）再审申请人认为：浙江物产提供的发票复印件不能核查真伪，且这些发票中不仅有浙江物产向锦州能威采购燃料油的，还有向其采购调和所用的原料油、沥青的发票，以及其向锦州能威出售成品油（即燃料油）的发票。并且在二审期间，答辩人反复提交并更换让人怀疑证据后最终确定提交了16本所谓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并以答辩人在二审时提交的复印件自行委托辽宁智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核。以此审核结果来确认答辩人所提交的发票不真实，数额不对。认为这些发票并没有一一对应的资金往来证明及运输合同和采购、销售合同证明，仅有发票的开具并不能认定实际进行了交货。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为了证明油品的来龙去脉，将双方自合作之始一直到合作期限届满之日的所有发票及对应的油品数量进行比对。形成对照表等，对照表的形成是在上千张发票的基础上做出的，这不是一朝一夕的时间就可完成的。在答辩人提交每一张发票的数量、金额、油品名称与对账单上的数据均一致。同时答辩人并没有反复几次提交的事实，而是由于提交的材料中有部分没有印清，而重新复印。为此，为了体现提交材料在真实性，第一次提供的材料没有取回，而是重新按原样将没有复印清楚的部分进行了重新复印。关于“发票”是否需要司法审核问题，由于答辩人将原件及对应的复印件都交付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确认了发票的原件及对应的复印件真实性，所以法院认为根本无须再对发票进行司法审核。金峰轮胎公司私自委托辽宁智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答辩人提供的发票复印件进行审核，在审核报告中辽宁智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也明确写明由于部分复印件不清楚，数量无法核对。因此该审计报告得出的数据和答辩人的数据不一致。故不能以此审核报告来证明发票的真伪及数据的错误，也不能证明发票没有一一对应采购销售的事实。5、关于再审申请人提出“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答辩意见。（1）浙江物产（民爆）是一家民用爆破及化工原料、制品销售公司，不具有原料油加工生产资质，货品贸易的利润来源只能是货品的购销差价。就本案而言，浙江物产只能对涉案油品采取“原样进原样出”的方式，即：浙江物产购进原油就只能卖出原油，购进成品油就只能卖出成品油，所以才找到有加工资质的盘锦能威石化有限公司，后为锦州能威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能威）进行合作，签订了《供应链合作协议》及《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将购进的原油交由锦州能威调和加工成成品油后进行销售。（2）再审申请人认为：《供应链合作协议》中盘锦能威的代表人签字是祖连成，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丽颖的授权，陈丽颖没有参与过案涉合同的签订及相关合作事宜，即推断出该协议为盘锦能威与答辩人恶意串通所签订的合同。答辩人为此提供了盘锦能威公司的机读档案，该档案中可以看出盘锦能威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祖连成，祖连成作为该公司的代表签署本协议具有合法性，且该协议盖有盘锦能威的公章。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自协议签署之日起双方就已实际履行，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3）再审申请人认为：浙江物产提交的没有签字的“补充协议”复印件与答辩人所持有的“补充协议”原件不同，即认为该“补充协议”为伪造。答辩人浙江物产已向原审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此问题在《情况说明》中已进行明确说明，即：关于《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复印件上没有祖连成签字，而当庭出示的《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原件上有祖连成签字的问题，答辩人在二审时已向法院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即本“补充协议”签订时，是双方异地签署。由浙江物产起草，双方进行几次协商，并通过邮件修改后，形成最终的电子版本。浙江物产将最终电子版打印盖章后扫描发给了能威公司方。由于当时祖连成在外地，而为了尽快通过浙江物产的审批流程，祖连成让其公司人员将浙江物产的扫描盖章件打印并加盖公章后又扫描发回给了浙江物产业务部门，用于浙江物产内部审批。该份复印件由浙江物产业务部保留。后来祖连成回到锦州，按浙江物产要求，吩咐人将合同电子版打印出来，签字盖章后，邮寄给浙江物产。浙江物产发现能威公司方打印的不是最终版，第一页上面的有一个错的地方，但由于原件能威公司已加盖骑缝印，不能再改动，所以浙江物产就将原来错误的地方用笔改正后加盖了公章，也一并加盖了骑缝印后寄给了锦州能威方。该原件存到浙江物产的档案管理部。而本次案件起诉证据材料复印件都是由业务部提供的，因当时提交给法院材料时说只需提供复印件，故业务部门将该份复印件交给了代理律师。后在开庭时，法院要求提供原件，故浙江物产从档案管理部调取了原件。以至于出现复印件和原件合同有两个版本的现象。另该“补充协议”均盖有浙江物产、锦州能威、盘锦能威、大洼惠成公章，且该“补充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在庭审过程中，答辩人出具的补充协议原件就一份，不存在提供两份不同的补充协议，也没有伪造的事实。祖连成签字与否不足以影响本补充协议的效力。再审申请人提供祖连成出具的情况说明，否认供应链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浙江物产认为既然祖连成做为本案的当事人不出庭应诉，却能为申请人提供书面说明，该说明不具有真实性，且说明中所陈述的情况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原一、二审法院未予采信是正确的。对于申请人自行委托辽宁仁和司法鉴定中心对浙江物产提供的两份《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进行笔迹鉴定，其结论为“祖连成”签名字迹与样本中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来说明补充协议的祖连成签字并非本人的问题，更是无稽之谈。该鉴定的检材不具有合法性。鉴定过程中，没有“补充协议”原件，更没有祖连成书写的检材进行对比，笔迹鉴定的样本材料原则上应为原件，印章印文检验案件和书写时间鉴定案件的样本材料必须为原件。所以说该鉴定根本不具有科学性、合法性。且此鉴定报告系申请人单方委托行为，在程序上、形式上及事实认定上均不具有合法性。（4）再审申请人认为：《油库使用协议》没有填写签订日期区分不了是事后签订还是之前就签订为由对真实性存在疑问。答辩人认为：双方合作期间由于前一年的已履行完毕，未保留协议，而最后这份保留，符合双方长期合作的形式，试问在前几年借款时签订了借款协议，而剩余部分没履行，重新签订协议后将前面的协议废除，那么前述借款就不存在吗？二、关于再审申请人认为原一、二审适用法律错误部分的答辩意见：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的焦点即是双方履行协议时出现的剩余油品所有权归答辩人或锦州能威公司所有的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134条又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的供应链合作系由一系列的买卖合同关系组成，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油罐中油品的所有权归浙江物产，且该油罐油品由浙江物产采购并实际占有。故原审法院适用物权法、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审理本案是正确的。案涉油品所有权归浙江物产。三、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合法的下发传票，在看守所开庭，各方当事人均在场的情况下，祖连成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也不进行任何答辩，主审法官在征求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回到太和区法院进行开庭，不存在程序违法的事实。且该异议之诉进行了二审，二审法院依法对案件事实情况进行庭审，并做出了判决，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原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应予以维持，故请求贵院驳回再审申请人的申请请求。另外，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采信证据不合法。裁定以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对相关当事人证人进行讯问制作笔录并委托司法鉴定机关对上述合同作出鉴定意见，答辩人认为该部分陈述不存在，该案件中没有一方被告人，以谁进行讯问，只是将案件立案并没有进行具体侦查，同时，该裁定非常不严肃，竟然将相关当事人、证人进行讯问。该裁定中说委托司法鉴定机关对上述合同作出鉴定意见经鉴定供应链补充协议书中祖连成签名并非本人所写，大洼油厂公章与样本不符合，此点答辩人认为鉴定报告时至今日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没有看到过，作为公安机关也没有向我方进行送达，同时该鉴定报告鉴定检材何在，我方并没有出具原件，按照鉴定规则规定，鉴定的检材必须为原件，所以即使有这份鉴定报告也是不真实的。高法裁定中错误引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内容，在张彦的笔录中并没有陈述未签订过补充协议，写入了裁定中是错误的，对于发票证据力问题高法裁定中写明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库区全部油品归其所有，这是从一审、二审到再审时至今日我方从未要求的部分，我们仅要求该库存中3173.87吨燃料油归我方所有，所以该份裁定对事实认定是错误的，我们希望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裁定中将代理人涉嫌虚假诉讼列入裁定并无证据，请求法庭查清事实，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锦州能威石化有限公司、大洼惠成乳化油厂、祖连成、盘锦能威石化有限公司均未作答辩。一审原告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锦州能威油库的库存油品3173.87吨归原告所有；2、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盘锦能威、锦州能威、大洼惠成是从事油品加工（调和）的企业，专业生产经营180号燃料油，但所需的半成品油品需要外购。2013年3月18日，浙江物产（甲方）与盘锦能威（乙方）签订了一份“供应链合作协议”，主要约定：“⑴甲方按乙方要求的品名、规格、数量以乙方认可的上游采购价格向乙方指定或乙方认可的上游供应商（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厂家、厂家经销商等）采购页岩油、沥青、煤柴油等原料。存入甲方租赁的生产罐区，由乙方进行油品调和”。油品调和后，“甲方按乙方确定的下游成品销售价格向乙方指定或认可的下游客户（包括但不限于终端用户、贸易商等）销售180号燃料油”。协议还约定了入库油品所有权及罐区管理：“凡入库的货物（无论原料还是成品），所有权均归甲方所有”；“乙方进行调油生产，必须在甲方租赁的罐区仓库进行”；“甲方派驻库管理员”。2013年4月28日浙江物产（甲方）与盘锦能威（乙方）、大洼惠成、锦州能威（丙方）、祖连成（丁方）签订了“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原‘供应链合作协议’中的乙方权利义务由丙方共同享有和履行”，“在锦州港内的‘能威’新建油库，一般以锦州能威名义进行合作结算”。2014年5月1日，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签订“油库使用协议”，约定：“锦州能威油库院内的3000立方米储油罐5座（4、6、7、8、9号），2000立方米储油罐3座（10、11、12号），输油泵房及管线储输油设施，提供给浙江物产无偿使用”。从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浙江物产采购入锦州能威油罐的油品量总计为47377.84吨，经加工调和后不断的售出。至2015年1月27日，经双方对账，锦州能威油罐内库存浙江物产采购的油品量还剩3173.87吨，其中含页岩油1227.32吨、煤柴油898.65吨、沥青8**.09吨、减粘沥青2**.81吨。另查明，在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合作过程中，锦州能威还自己在外采购油品入库、调和并出售。浙江物产除了在外采购油品外，还购买了锦州能威采购的一部分油品及调和后的燃料油。从2014年10月以后，锦州能威油罐内的油品没有再向外出售。因锦州能威向金峰轮胎公司借款未还，2015年金峰轮胎公司起诉至本院，并申请诉讼保全，查封了锦州能威厂区内油品。案经本院主持调解，2015年7月14日，本院作出（2015）太民二初字第0005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锦州能威依然没有按期履行还款义务，金峰轮胎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决定对在诉讼保全中所查封的锦州能威院内储油罐（10、11、12号油罐）中的油品进行评估、拍卖。浙江物产作为案外人为此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本院查封的油品为浙江物产所有，请求解除查封。2016年7月25日，本院作出（2016）辽0711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以锦州能威曾从辽宁东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采购4000吨燃料油存放在锦州能威的10、11、12号油罐中为由，驳回了浙江物产提出的异议。浙江物产不服，于2016年8月4日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锦州能威油库的库存油品3173.87吨归原告所有。一审法院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本案争议焦点是浙江物产对现存放于锦州能威储油罐内的3173.87吨油品是否享有物权。从锦州能威与浙江物产签订的“供应链合作协议”、“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油库使用协议”来看，锦州能威院内4、6、7、8、9、10、11、12号储油罐、输油泵房及管线储输油设施，已提供给了浙江物产无偿使用；对于入罐油品规定了，凡入库的货物（无论原料还是成品），所有权均归甲方所有，浙江物产并派驻库管理员。从实际履行来看，在锦州能威与浙江物产合作期间，浙江物产在外采购了总计47377.84吨的油品存入锦州能威储油罐中。2015年1月27日经双方对账，锦州能威认同其储油罐内库尚存浙江物产采购的油品3173.87吨。因此，浙江物产对锦州能威院内的4、6、7、8、9、10、11、12号储油罐中的3173.87吨油品享有排他的物权。关于金峰轮胎公司抗辩的二个观点，1、锦州能威以自己的名义从辽宁东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10多家企业采购油品存入自己的储油罐中，调和后又以自己的名义向外销售；2、锦州能威采购油品后因拖欠货款，被多次告上法庭，并且被判决败诉，都是由锦州能威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对于金峰轮胎公司的第一个抗辩观点，因锦州能威与浙江物产已按双方签订协议实际履行，浙江物产提供了产品采购销售合同、采购油品发票、付款凭证等相关证据，而金峰轮胎公司没有提供与此相对应的证据；对于金峰轮胎公司的第二个抗辩观点，因锦州能威确实自行在外采购过油品，因此欠款应由锦州能威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本院对金峰轮胎公司的抗辩观点不能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锦州能威石化有限公司院内的4号、6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储油罐中的3173.87吨油品（其中含页岩油1227.32吨、煤柴油898.65吨、沥青8**.09吨、减粘沥青2**.81吨）归原告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所有，因被告锦州能威石化有限公司所负他人的债务不得执行该标的。案件受理费56328元，由被告锦州市金峰轮胎集团有限公司、被告锦州能威石化有限公司、祖连成负担。锦州金峰轮胎集团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6）辽0711民初831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金峰轮胎公司提供了锦州能威公司进货计量单和交接班日记、锦州能威公司向某东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采购原料油4000多吨的合同及入库调和加工并出售的记录，拟证明库存原料油属于锦州能威公司所有；提供了委托辽宁智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提供的发票所作出的审核说明，拟证明锦州能威公司与浙江物产公司是油品买卖关系，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对合作期间的采购发票和销售发票核算有误；提供了委托辽宁仁和司法鉴定中心对《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中“祖连成”签名真伪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拟证明补充协议中的“祖连成”不是祖连成所写。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不足以证明争议的3173.87吨原料油为锦州能威公司所有。上诉人金峰轮胎公司提供的证人锦州能威公司副经理王某的书面证言中称，锦州能威公司油库中库存的原料油是属于锦州能威公司的油；提供的本案当事人祖连成的书面证言中称，锦州能威公司与浙江物产公司的合作是油品买卖关系，我后来看到的《补充协议》没有我亲笔签字，对其内容也没有概念。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王某、祖连成均是锦州能威公司领导，与本案争议的3173.87吨原料油权属问题存在利害关系，并且没有出庭，王某证明该油属于锦州能威公司所有及祖连成所称对《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没有概念又缺乏其他证据印证，故不予采信。上诉人金峰轮胎公司提供的证人浙江物产公司与锦州能威公司合作期间原浙江物产公司派驻负责人张彦的询问笔录中称，我公司与锦州能威公司的合作是进行油品买卖，因为我公司没有生产180#燃料油的资质和配方，只能把原料油卖给祖连成，由祖连成调和成成品油即180#燃料油后再卖给我公司，由我公司销售；提供的证人锦州能威公司员工孙某出庭作证称，我从锦州能威公司成立起就在该公司做过泵工作，所有进入锦州能威公司油库的油都要经过地泵检验，均以锦州能威公司名义入库。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且其证据具有客观性，故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提供了2013年至2014年其与锦州能威公司合作期间的浙江物产公司全部采购发票和销售发票及核算结果，拟证明2013年至2014年进入锦州能威公司油库的原料油绝大部分由浙江物产公司采购，入库后销售给锦州能威公司调和加工为成品油，浙江物产公司原料油的采购量减去销售量其库存量为3000多吨，这与浙江物产公司和锦州能威公司对账明细单中库存量相符。上诉人金峰轮胎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提供的发票具有客观性，故对其证明的2013年至2014年与锦州能威公司合作期间浙江物产公司采购大量原料油进入锦州能威公司油库予以采信。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对现存放于锦州能威公司油库油罐内的3173.87吨原料油是否具有所有权。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对油罐内3173.87吨油品具有所有权所依据的证据是，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提供的锦州能威公司与浙江物产公司签订的供应链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油库使用协议、原材料对账明细单、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及相关证据，其中浙江物产公司与锦州能威公司在2013年至2014年合作期间每个月对账后制作的原材料对账明细单中，对浙江物产公司的库存原料油数量均有明确记载，合作经营结束时最后一张对账单即2015年1月27日对账明细单中记载，储油罐内尚存浙江物产公司采购的原料油3173.87吨。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其证据充分。关于上诉人金峰轮胎公司提供锦州能威公司进货计量单等证据证明2013年至2014年锦州能威公司油库中所购进的约5万吨原料油均由锦州能威公司采购，锦州能威公司对这些油品享有所有权的问题。二审中，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提供了2013年至2014年其与锦州能威公司合作期间浙江物产公司采购油品和销售油品的全部发票，证明此期间浙江物产公司采购了大量原料油，在加工之前出售给锦州能威公司进行调和加工。本院认为，上诉人金峰轮胎公司虽然提供了这些原料油入库时名头为锦州能威公司的进货计量单，但不能提供采购这些油品的合同和发票，其进货计量单只能证明这些原料油进入锦州能威公司油库，不能对抗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提供的采购这些原料油及调和加工之前将这些原料油出售给锦州能威公司的发票，不能证明这些原料油由锦州能威公司采购。关于上诉人金峰轮胎公司提供锦州能威公司2014年从辽宁东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购进原料油4000多吨的合同及这些原料油存入锦州能威公司油库中，由锦州能威公司进行调和加工为成品油并出售的证据，证明这些原料油从采购、入库、调和到出售，全过程中均属于锦州能威公司所有的问题。对此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提供了针对这批油品的浙江物产公司与锦州能威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和采购发票，证明锦州能威公司从辽宁东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购进这批原料油后，已将大部分原料油售与浙江物产公司，加工前浙江物产公司又销售给锦州能威公司进行调和加工，锦州能威公司将其调和加工为成品油后，一部分自行销售，一部分售给浙江物产公司。本院认为，浙江物产公司与锦州能威公司合作经营的流程是，浙江物产公司从上游供应商或锦州能威公司购买原料油，调和加工前浙江物产公司将这些原料油卖给锦州能威公司，锦州能威公司将其调和加工为成品油后，再将成品油卖给浙江物产公司或由锦州能威公司自行出售。锦州能威公司从辽宁东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购买这批原料油后的处理过程，符合浙江物产公司与锦州能威公司合作经营的流程，因此，上诉人金峰轮胎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另外，即便锦州能威公司油库中存在锦州能威公司采购的原料油，也与浙江物产公司采购的原料油不存在冲突。本案争议的3173.87吨原料油是锦州能威公司与浙江物产公司经对账确认的由浙江物产公司采购的原料油。关于上诉人金峰轮胎公司提出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先是提交了无祖连成签名的《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后来又提交了有祖连成签名的《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后来提交的补充协议中祖连成的签名并不是祖连成本人书写，因此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提交的《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不真实，浙江物产公司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关于先后提交无祖连成签名和有祖连成签名两个补充协议问题，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作了以下说明：“本补充协议签订时，是双方异地签署，由浙江物产起草，双方进行几次协商，并通过邮件修改后，形成最终的电子版本，浙江物产将最终电子版打印盖章后扫描发给了能威公司方。由于当时祖连成在外地，而为了尽快通过浙江物产的审批流程，祖连成让其公司人员将浙江物产的扫描盖章件打印并加盖公章后又扫描发回了浙江物产业务部门，用于浙江物产内部审批。该份复印件由浙江物产业务部保留。后来祖连成回到锦州，按浙江物产要求，吩咐人将合同电子版打印出来，签字盖章后，邮寄给浙江物产。浙江物产发现能威公司方打印的不是最终版，第一页上面有一个错的地方，但由于原件锦州能威公司已加盖骑缝印，不能再改动，所以浙江物产就将原来错误的地方用笔改正后加盖了公章，也一并加盖了骑缝印后寄给了锦州能威方。该原件存到浙江物产的档案管理部。而这次起诉证据材料复印件都是由业务部提供的，因当时提交法院材料时说只需要提供复印件，故业务部门将该份复印件交给了代理律师。后在开庭时，法院要求提供原件，故浙江物产从档案管理部调取了原件，以至于出现复印件和原件合同有两个版本的现象。”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的说明符合常理。对于上诉人金峰轮胎公司所称后来提交的补充协议中其祖连成签名不是祖连成本人书写，其补充协议不真实，浙江物产公司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院认为，补充协议中盖有浙江物产公司、锦州能威公司、盘锦能威公司、大洼惠成乳化油厂公章，并且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即便协议中没有法定代表人祖连成亲笔签名，也不能否认该协议的存在和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的事实。因此，补充协议是否存在瑕疵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并不产生影响。浙江物产公司与锦州能威公司存在合作合同关系，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关于上诉人金峰轮胎公司提出的锦州能威公司与浙江物产公司是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浙江物产公司对锦州能威公司油库油品不享有所有权问题。本院认为，从本案事实看，浙江物产公司与锦州能威公司之间对油品进行买卖与双方合作经营油品并不矛盾，而是具有一致性，双方之间对油品进行买卖是双方合作的主要表现形式，即通过多次买卖油品来履行合作协议，本案争议的3173.87吨原料油正是双方合作期间浙江物产公司在购买原料油继而向锦州能威公司销售原料油过程中产生的库存原料油，浙江物产公司对这些原料油享有所有权。关于上诉人金峰轮胎公司提出的锦州能威公司因经济纠纷被多家企业起诉，被判还款的事实，均证明锦州能威公司因独自经营而享有独立的偿还、承担民事经济纠纷的责任，入库的油品属于锦州能威公司的问题。本院认为，锦州能威公司采购油品欠对方货款而产生纠纷，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不能证明由浙江物产公司采购的进入锦州能威公司油库的库存原料油属于锦州能威公司所有。上诉人金峰轮胎公司提出浙江物产公司签订的《油库使用协议》是虚假无效协议及一审审判程序违法，因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锦州金峰轮胎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328元，由上诉人锦州金峰轮胎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查明：因被申请人锦州能威未能偿还向再审申请人金峰轮胎公司所借借款，金峰轮胎公司于2015年起诉至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并申请诉讼保全，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查封了锦州能威厂区内油品。案经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2015年7月14日，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太民二初字第0005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锦州能威依然没有按期履行还款义务，金峰轮胎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向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在诉讼保全中所查封的锦州能威院内储油罐（10、11、12号油罐）中的油品进行评估、拍卖。浙江物产作为案外人为此提出执行异议，认为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查封的油品为浙江物产所有，请求解除查封。2016年7月25日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711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以锦州能威曾从辽宁东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采购4000吨燃料油存放在锦州能威的10、11、12号油罐中为由，驳回了浙江物产提出的异议。浙江物产不服，于2016年8月4日向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锦州能威油库的库存油品3173.87吨归浙江物产所有。另查明，被申请人盘锦能威、锦州能威、大洼惠成是从事油品加工（调和）的企业，专业生产经营180号燃料油，但所需的半成品油品需要外购。2013年3月18日，浙江物产（甲方）与盘锦能威（乙方）签订了一份“供应链合作协议”，主要约定：“⑴甲方按乙方要求的品名、规格、数量以乙方认可的上游采购价格向乙方指定或乙方认可的上游供应商（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厂家、厂家经销商等）采购页岩油、沥青、煤柴油等原料。存入甲方租赁的生产罐区，由乙方进行油品调和”。油品调和后，“甲方按乙方确定的下游成品销售价格向乙方指定或认可的下游客户（包括但不限于终端用户、贸易商等）销售180号燃料油”。协议还约定了入库油品所有权及罐区管理：“凡入库的货物（无论原料还是成品），所有权均归甲方所有”；“乙方进行调油生产，必须在甲方租赁的罐区仓库进行”；“甲方派驻库管理员”。2014年5月1日，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签订“油库使用协议”，约定：“锦州能威油库院内的3000立方米储油罐5座（4、6、7、8、9号），2000立方米储油罐3座（10、11、12号），输油泵房及管线储输油设施，提供给浙江物产无偿使用”。在原审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浙江物产向法院提供一份2013年4月28日浙江物产（甲方）与盘锦能威（乙方）、大洼惠成、锦州能威（丙方）、祖连成（丁方）签订了“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原‘供应链合作协议’中的乙方权利义务由丙方共同享有和履行”，“在锦州港内的‘能威’新建油库，一般以锦州能威名义进行合作结算”。2014年5月1日，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签订“油库使用协议”，约定：“锦州能威油库院内的3000立方米储油罐5座（4、6、7、8、9号），2000立方米储油罐3座（10、11、12号），输油泵房及管线储输油设施，提供给浙江物产无偿使用”。同时浙江物产向法院提供对账单欲证实下列事实，2015年1月27日，经双方对账，锦州能威油罐内库存浙江物产采购的油品量还剩3173.87吨，其中含页岩油1227.32吨、煤柴油898.65吨、沥青8**.09吨、减粘沥青2**.81吨。再查明，在浙江物产与锦州能威合作过程中，锦州能威还自己在外采购油品入库、调和并出售。从2014年10月以后，锦州能威油罐内的油品没有再向外出售。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过程中，金峰轮胎公司提交了新的证据，系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刑事侦查过程中，对祖连成等相关当事人、证人进行讯问并制作的笔录，并委托司法鉴定机关对上述案涉合同做出的鉴定意见。在本院再审审理过程中经金峰轮胎公司申请，本院亦调取了该刑事侦查卷宗材料。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委托辽宁仁和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辽宁仁和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中祖连成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写。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太和刑警队委托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作出《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大洼油厂的公章与样本不符合。同时，经公安机关讯问，时任浙江物产公司配供配送部经理张彦陈述，浙江物产公司与祖连成的公司之间的买卖交易均由其负责。双方签署过供应链协议、买卖合同及销售合同，但其未签订过《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盘锦能威法定代表人陈丽颖的证词表明，其并不知道《供应链合作协议》及《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的存在，亦未签署过相关协议。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浙江物产公司作为案外人，能否对锦州能威厂区油罐内存放的3173.87吨原料油主张所有权，以及是否能够据此排除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因另案胜诉，金峰轮胎公司享有对锦州能威的债权，且其通过执行程序申请查封了锦州能威油库内案涉的3173.87吨原料油。而浙江物产公司做为案外人就此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故其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本案中，浙江物产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供应链合作协议》、《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两份合同，欲证明其对案涉油品的所有权基于以上合同关系而产生。其中，《供应链合作协议》系浙江物产公司与盘锦能威签订，《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将上述协议中盘锦能威应履行的权利义务扩大于锦州能威及大洼油厂。《油库使用协议》则约定锦州能威油库区的油罐由浙江物产公司无偿使用，浙江物产公司提供的发票拟证明锦州能威所采购的大部分原料油均由其采购并存入锦州能威油库区。在本案再审审查过程中，金峰轮胎公司提交了新的证据，系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进行刑事侦查，对相关当事人、证人进行讯问并制作的笔录，并委托司法鉴定机关对上述案涉合同作出鉴定意见。经鉴定，《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中，祖连成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写，大洼油厂的公章与样本亦不符合。同时，经公安机关讯问，时任浙江物产公司配供配送部经理张彦陈述，浙江物产公司与祖连成的公司之间的买卖交易均由其负责。双方签署过供应链协议、买卖合同及销售合同，但其未签订过《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盘锦能威法定代表人陈丽颖的证词表明，其并不知道《供应链合作协议》及《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的存在，亦未签署过相关协议。据此无法认定《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确系基于双方当事人真实且一致的意思表示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鉴于此，对公安机关依职权所取得的上述证据应当予以采信。该证据表明，《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在真实性上存在重大瑕疵，合同主体均缺乏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该民事法律行为依法不成立。故案涉的《供应链合作补充协议》不能作为证明案涉油品所有权权属的有效证据使用。浙江物产公司提供了2013年至2014年其与锦州能威合作期间浙江物产公司采购油品和销售油品的全部发票，证明此期间浙江物产公司采购了大量原料油，在加工之前出售给锦州能威进行调和加工；提供针对从辽宁东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所购进原料油的浙江物产公司与锦州能威之间的销售合同和采购发票，证明锦州能威从辽宁东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购进这批原料油后，已将大部分原料油售与浙江物产公司，加工前浙江物产公司又销售给锦州能威进行调和加工，锦州能威将其调和加工为成品油后，一部分自行销售，一部分售给浙江物产公司。浙江物产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库区全部油品完全归其所有。同时，针对浙江物产公司的主张，金峰轮胎公司额外提供锦州能威进货计量单等证据，证明2013年至2014年锦州能威油库中所购进的约5万吨原料油均由锦州能威采购；提供锦州能威2014年从辽宁东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购进原料油4000多吨的合同及这些原料油存入锦州能威油库中，由锦州能威进行调和加工为成品油并出售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些原料油从采购、入库、调和到出售，全过程中均属于锦州能威所有。此外，公安机关提供的时任浙江物产公司配供配送部经理张彦的证词、祖连成的陈述也表明，浙江物产公司并未垄断锦州能威全部的原料油采购及成品油的销售。而对于上述证据，浙江物产公司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综合考量本案双方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可以认定浙江物产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油品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浙江物产公司提供的其与锦州能威签订的《油库使用协议》约定：“锦州能威油库院内的3000立方米储油罐5座（4、6、7、8、9号），2000立方米储油罐3座（10、11、12号），输油泵房及管线储输油设施，提供给浙江物产无偿使用。”但是，根据此协议，虽然浙江物产公司可以无偿使用储油罐，但该协议并未约定浙江物产公司承担油库的管理、控制权力，也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其使用了油库的全部储存量，也不能排除锦州能威从其他渠道采购原料油并存入该油库的可能性，浙江物产公司对争议油品不具备实际占有的条件，故无法判定浙江物产公司为案涉油品的权利人。综上所述，浙江物产公司作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提交的合同在真实性上存在重大瑕疵，不能认定合同相对人意思表示一致、真实，该民事法律行为不能成立；其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油品享有排他性的权益并实际占有，原审判决案涉3173.87吨原料油归浙江物产公司所有、金峰轮胎公司对其不得执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驳回被申请人浙江物产的诉讼请求。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7民终1755号民事判决和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6）辽0711民初8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申请人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63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6328元，合计112656元由被申请人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畅审判员 邸新立审判员 刘树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李清昊书记员李科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