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89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继东，男，197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哲，上海木诚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静，女，1967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兴龙，上海市德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继东因与被上诉人常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1民初18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继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常静的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徐继东与常静之间既缺乏借贷合意，也不存在钱款交付事实，一审判决仅凭借徐继东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便径直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显然有失公允，且该份定案证据因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不能作为合法证据被法院采纳。常静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借贷关系之成立，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常静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因徐继东否认向常静借款的事实，常静曾以徐继东涉嫌诈骗罪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徐继东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承认借款事实，公安机关遂要求常静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纠纷。若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徐继东完全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控告，而徐继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询问笔录证据效力存在瑕疵。且在常静与徐继东多次通话中，徐继东均未否认借款事实，只是要求延迟还款，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常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继东返还常静借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869，371元；2．徐继东承担2016年6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的利息(以869，371元为本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继东与常静系朋友关系，2011年至2012年间双方发生经济往来。2019年6月26日，徐继东作为被询问人接受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淮海中路派出所的询问。根据询问笔录记载，徐继东陈述：“在2011年8月的时候，我打算在浦东新区的新场古镇大街上借一个门面开杂货店，但因为我刚刚离婚，很多钱给了前妻了，还有的钱是用来买房付掉了。于是我就和常静说，让她帮忙陪我去租门面，顺便垫付一下租金，随后常静和我一起过去，并帮我垫付了人民币33，000元的租金，当时我和她说一有钱就还给她。随后当天在新场古镇大街上，我还买了些狮子和石牌，花了大约83，000元，这钱也是我让常静给我垫付的。”问：“你是否还有其他向常静借款的情况？”答：“当时问她借了这笔钱之后，过了几天我在新场古镇大街上还买了些装饰店铺用(的)东西，让常静帮我垫付了14，000元左右。在2011年11月的时候，常静陪着我在城隍庙宝华楼古玩市场内，帮我垫付58，888元买古玩，具体买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同月的一天，我们在城隍庙的古玩市场内，让常静帮我垫付了13万(元)出头，买了古玩物品，具体买的什么我也不记得。在2012年2月时，在城隍庙的藏宝楼，买了一张老桌子和几把老椅子，让常静帮我垫付了7万元，用于放在店铺里的。后来新场古镇大街店铺里找过一个叫韩如凤的营业员，当时也让常静帮忙垫付给她17，000元的各项费用。在2012年下半年时候，常静还帮我垫付了3万元用于支付这个店铺的房租。常静在2012年的时候，还多次帮我垫付给我的前妻陈妮、我孩子的抚养费，大约垫付了1万元。”“在2011年7月的时候，我因为要到福建去进货，就问常静借过4万元现金，还问她借了银行卡，我在福建刷了她银行卡里2万元，都是用来店铺进货的。当时我在外面还欠了银行卡和其他人一些钱，我应问常静借了差不多18万元左右用于周转还债。此外，我之前为了店铺里进货，在一些古玩市场买东西，比如买毛**画像手表、买一些店铺里装饰的东西、字画、商店招牌、陶瓷器皿花了差不多16万元，也是问常静借的。还有一次是我到青岛请一尊佛像回来，花了32，000元，也是问常静借的。”问：“你一共问常静借过多少钱？”答：“累计加起来差不多85万(元)左右。”……问：“你当时常静借钱给你时，你为何没有写借条？”答：“因为在2011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和她有男女间亲密关系，所以我就和她说我们关系这么好，肯定不赖账的，所以借条也不写了，反正有钱就会还给她。”……“我没有不想还她钱。”问：“那为何常静在向你催讨债务时，你否认了这笔债务？”答：“我没有不承认，债务我承认的，当时常静问我要钱，我告诉她我有钱就会还给她。”根据徐继东上述自述，其共向常静借款金额为877，888元。一审庭审中，常静称其为徐继东垫付钱款或向徐继东出借时，徐继东要求其记账，常静出于信任未要求徐继东出具借条。常静向法庭出具记账及部分银行流水、收据、汇款凭证等作为佐证证明借款事实及金额。其中，用于古玩字画购买、店铺租金、雇工支出等共计626，226元，用于徐继东消费、归还银行欠款227，300元，用于支付徐继东前妻陈妮的抚养费9600元，用于购买衣物食品、交通卡等日常开支6245元，共计869，371元。常静另提供自2016年5月5日起的电话录音，证明其向徐继东催讨欠款。徐继东否认其与常静间存在借贷关系，称2019年6月26日徐继东在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淮海中路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系刑讯逼供，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予采信。徐继东对常静支出金额不确认且称已归还部分款项，但未提供任何还款凭证，亦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徐继东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记载，徐继东承认其与常静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愿意归还相关欠款。庭审中，徐继东辩称其与常静合伙经营古玩店，常静系作为合伙人支付钱款购买货品。然对常静、徐继东之间系合伙经营、收益分成的陈述，徐继东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徐继东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借款的具体金额，常静主张为869，371元，低于徐继东在询问笔录中自认的877，888元。鉴于常静、徐继东双方未签订借条且部分为现金支付，故参照徐继东在询问笔录中的自认及常静提供的记账、转账凭证等，常静主张金额具有合理性。考虑到债权债务关系产生期间徐继东、常静系朋友关系，交往过程中产生日常消费属正常开支，故就常静主张的购买衣服、存储卡的3080元，购买羊肉、蟹等的2445元，交通卡及现金720元，共计6245元，从常静主张的金额中予以扣除。综上，徐继东应向常静归还863，126元。根据法律规定，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常静另主张利息，鉴于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及逾期利息，常静提供证据证明其自2016年5月起开始催告徐继东还款，故其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主张自2016年6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的利息尚属合理，予以支持。据此，判决：一、徐继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常静863，126元；二、徐继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常静支付以863，12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6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法律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常静与徐继东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首先，关于徐继东在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淮海中路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徐继东主张该份笔录是在其发病时期作出的，因其当时意识不清且受到刑讯逼供，所以询问笔录上的陈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然询问笔录上徐继东对于钱款的数额以及用途的相关陈述都十分清晰、明确，徐继东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阶段其处于发病期间。且若徐继东在作笔录时受到刑讯逼供，其完全可以向上级机关或监察部门提出控告，然截至本案诉讼，徐继东仍未向相关部门主张过权利。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其次，从徐继东对于系争款项性质的陈述来看，在本案诉讼前，常静以徐继东涉嫌诈骗罪向公安机关报案，徐继东在公安机关陈述收到过系争款项并认为属于借款。然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徐继东主张系争款项实为投资款，现二审审理期间，徐继东直接否认收到过常静给付的款项，显然其陈述前后矛盾，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禁反言规则。且根据常静提供的转账凭证，在2012年期间，常静多次通过银行转账转给徐继东前妻陈妮钱款，显然徐继东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最后，根据常静提供的录音证据分析，在常静与徐继东通话过程中多次提及案涉债务，徐继东既未否认收到过款项，也未对款项性质提出异议，还在对话中作出会还款的承诺，显然徐继东存在举债合意。综上，常静虽未能提供借款合同、借据等债权凭证作为直接证据，但结合双方就各自主张之举证及陈述，系争款项为借款的理由和依据更为充分，且已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之证明标准。综上所述，徐继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1元，由上诉人徐继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俊审 判 员  赵 静审 判 员  管勤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罗 曼书 记 员  吴是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