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8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裴建生，男，196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创军，山西均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山花华宝地毯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法定代表人：刘新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年义，男，系该公司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燕，女，系该公司法律顾问。原审第三人：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div>法定代表人：陶盛发，经理。上诉人裴建生因与被上诉人威海山花华宝地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花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6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裴建生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从未收到被上诉人因履行《劳务合作协议》而交付的货物，支付货款也就无从谈起。二、被上诉人的债权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2012年8月23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劳务合作协议》，此后双方再无联系。原审法院以《劳务合作协议》未约定履行期限为由认定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法律适用错误。三、被上诉人对其主张事实不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上诉人称其在2012年5月20日与第三人签订“山西朔州宾馆内装修工程山花地毯安装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山花地毯安装采购合同》），并以此主张上诉人承揽涉案地毯业务，要求上诉人支付欠付款项。但被上诉人仅提供了合同的复印件，未能提供合同原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提交书证原件，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山花地毯安装采购合同》复印件对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进行认定错误。退一步讲，即使如被上诉人所说，其与第三人签订了该地毯采购合同，可以认定《劳务合作协议》并非加工承揽合同，也不是买卖合同，不存在交付货物、支付货款的问题，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欠款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上诉至贵院。山花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山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支付欠款299,867.46元及违约利息（以299,867.46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支付欠款286,346.957元，其他诉讼请求不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威海山花华宝地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山花重庆分公司）系原告的分公司，王成军系该分公司负责人。第三人装饰公司于2012年承接了山西朔州中煤戴斯酒店（即山西朔州宾馆）的装修项目，该装修项目需用原告生产的地毯。2012年8月23日，山花重庆分公司（合同中甲方）与裴建生（合同中乙方）签订《劳务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内容如下：其中一、合作内容中载明，合作事项为山西朔州中煤戴斯酒店地毯业务；合作方式为裴建生协助山花重庆分公司与酒店客户方进行业务洽谈，促成该酒店地毯业务合同的签订。三、甲方的责任与义务中载明，山花重庆分公司有向裴建生提供项目资料，报价资料等需求的责任，由山花重庆分公司或者山花公司直接参与合同的签订；山西朔州中煤戴斯酒店地毯业务合同履行完毕后，山花重庆分公司需把多余货款返回给裴建生；地毯；地毯价格为阿克明地毯价格为155元/平方米地毯为390元/平方米；多余货款的税金，按照国家税务规定的17%收取。地毯。地毯货款部分的税金山花重庆分公司不再向裴建生收取付款方式为山花重庆分公司在收到客户货款后，扣除掉地毯货款和税金后，多余货款在下个月11号之前返还给裴建生，用现金或电汇方式支付，若装饰公司不支付货款，裴建生需把剩余货款直接支付给山花重庆分公司。后原告主张其依约交付全部地毯，但裴建生尚欠原告部分货款未予支付，故诉至法院，请求处理。庭审中，原告、被告均认可该劳务合作协议中载明的装饰公司即本案第三人。原告主张其与裴建生系买卖合同关系，将涉案地毯实际交付给裴建生，涉案戴斯酒店项目的协商包括与装饰公司的谈判、后期地毯的铺装、维修均是被告进行的，同时提交有被告签字的中煤国际大酒店工程数量单一份予以证实。该工程数量单中载明阿克明地毯数量为4920.3平方米，手工地毯4.5磅的数量为3942.06平方米。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抗辩主张其提供的是居间服务，原告和第三人于2012年5月20日签订了供货合同，被告赚取的居间费系地毯的差价，货款是第三人装饰公司支付给原告分公司，原告再将居间费支付给被告。第三人主张实际当时由谁向其交付地毯，因涉案地毯项目已经结算记不大清楚。诉讼过程中，原告主张第三人装饰公司分别于2012年6月6日向其支付货款910,350元；于2012年8月16日支付货款500,000元；于2012年9月4日支付告付款400,000元；于2013年6月27日由北京旭日春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晖科技）代第三人装饰公司向原告转账支付300,000元，累计支付货款共计21103504元。但第三人装饰公司只认可其向原告支付了货款910,350元、500,000元及400,000元；对于春晖科技代其转账支付的300,000元，主张因第三人未参与故无法核实，且认为与原告之间的涉案地毯合同已履行完毕。原告主张其要求裴建生支付涉案尚欠货款，系因裴建生曾于2014年-2015年先后从第三人装饰公司处取走货款747,862元，被告应支付的欠款包括尚欠的地毯货款为189,699.9元及按《劳务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多开增值税发票中被告应返还税额款项为96,647.057元。为证实上述主张，原告向法庭提交其向装饰公司开具的山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五张：2012年5月25日出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910,350元；2012年8月13日出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500,000元；2012年8月29日出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400,000元；2013年4月8日出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300,000元；2014年12月22日出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758,212元。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只认可上述发票金额分别为910,350元、500,000元、400,000元的三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对其他两张不予认可。同时，原告提交2015年12月15日的支出凭单1张（该凭单上载明即付威海山花地毯山西项目尾款547,862元，领款人处裴建生签字并写明款已结清）、银行承兑汇票5张及被告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被告从第三人装饰公司取款的事实，因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被告和第三人不予质证。但庭审中，被告自认其曾从第三人处取走部分款项，但该部分款项系其应得部分，具体数额记不清了，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庭审中，原告提交了2012年5月20日其（合同中卖方）与第三人（合同中买方）签订的《山花地毯安装采购合同》复印件，证实被告承揽涉案地毯业务，跟原告约定地毯价格来赚取中间差价，但因被告以原告名义与第三人签订该合同，原告并不保存原件。该采购合同中约定，合同中工程是指朔州宾馆内装修工程地毯安装采购，工地是指朔州宾馆内装修工程施工现场，合同暂估总价为3,034,500元；关于货款支付时间为合同签订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买方向卖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货物到达工地安装完成验收合格后，买方向卖方支付当次到货总价款的87%，工程完工后二个月内，买方向卖方支付结算货款总额的97%，剩余货款3%作为质量保证金，整体工程竣工12个月后买方向卖方一次性支付（不计利息）。因是复印件，被告不予认可。第三人装饰公司主张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合同落款处第三人公章从样式看与其公司公章一致，因时间久远，其无法找到涉案地毯的相关合同原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原、被告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裴建生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欠款及应当支付欠款的数额，原告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理由是其将涉案地毯交付给被告，被告负责地毯后续安装维修。被告主张其与原告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其促成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供货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裴建生签字的工程数量单能够认定原告将涉案地毯交付给被告，但根据《劳务合作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及原告、第三人的往来账目可知，涉案地毯货款是由第三人装饰公司向原告支付，故双方之间并非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而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根据委托人的要求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提供机会或进行介绍，而委托人须向居间人给付约定报酬的协议。其特征为：居间合同是由居间人向委托人提供居间服务的合同；居间人对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没有介入权；居间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在涉案《劳务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地毯价格，还约定了山西朔州中煤戴斯酒店地毯业务合同履行完毕后，原告需将多余货款返回给被告，这明显不符合居间合同的特征，故原、被告之间不属于居间合同关系。结合原、被告认可《劳务合作协议》、被告签字确认的工程量单及庭审双方的陈述，能够确认双方之间系合作关系。双方于2012年8月23日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原、被告均应依约履行。关于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欠款及欠款数额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已经依约履行了交付地毯的义务，根据涉案《劳务合作协议》的约定，第三人装饰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若装饰公司不支付货款，裴建生需把剩余货款支付给原告。庭审中，原告提交了《山花地毯安装采购合同》复印件，根据合同中关于地毯总价为3,034,500元及买方第一次支付货款数额为合同总价款30%的约定，能够与第三人装饰公司于2012年6月6日向原告转账支付的910,350元相互印证，且第三人无法提供合同原件的同时未对该合同中第三人公章真实性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在第三人既无法提交合同原件予以核实，也未提出反证推翻原告主张的情况下，综合上述分析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能够确认该采购合同的真实性。该合同约定第三人装饰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3,034,500元，但根据《劳务合作协议》约定的地毯单价、被告签字确认的工程量单及原告的陈述，一审法院确认原告实际上为涉案戴斯酒店装修项目供应了货款为2,300,049.9元（阿克明地毯4920.3平方米*155元/平方米+手工地毯3942.06平方米*390元/平方米）的地毯。同时，原告自认第三人装饰公司已向其支付货款2,110,350元，按照履行方式，原告剩余货款189,699.9元本应由第三人支付。但庭审中，原告提交支出凭单及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用以证实第三人装饰公司曾将涉案地毯尾款支付给了被告，故其主张被告应当支付尚欠货款。第三人虽对此予以否认，但裴建生自认其曾从第三人处取走部分货款，并主张该部分货款系其应得。一审法院认为，在被告、第三人无法说明被告从第三人处取走部分货款缘由及其双方除涉案地毯业务外存在其他业务往来的情况下，推定第三人将涉案货款尾款已支付给被告。又因第三人主张涉案地毯合同已经结算，全部履行完毕，故根据《劳务合作协议》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裴建生支付尚欠货款189,699.9元。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因被告尚欠原告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以尚欠货款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于原告提出因其多开增值税发票被告应返还税额款项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对该项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交了累计数额为2,868,562元的五张增值税发票，但第三人仅认可累计数额为1,810,350元的三张增值税发票，对其余两张不予认可。原告在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被告收到上述第三人不予认可的发票或将发票予以抵扣的情形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履行期限，视为双方对于具体付款时间约定不明确，且原告明确表示其对于被告从第三人处取走涉案货款尾款的情况并不知情，故原告有权随时要求被告履行给付涉案货款尾款的义务，本案原告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关于原告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裴建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威海山花华宝地毯有限公司欠款189,699.9元及利息（以189，699.9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威海山花华宝地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99元，由原告负担1，065元，被告负担1，834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被上诉人山花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山花公司要求裴建生支付案涉地毯款，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焦点一，被上诉人山花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裴建生主张被上诉人山花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应支持。对此，本院认为，山花公司和裴建生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即山花重庆分公司）收到客户货款后，扣除掉地毯货款和税金后，多余货款在下个月11号之前返还给乙方（即裴建生），用现金或电汇方式支付。若装饰公司不支付货款，乙方需把剩余货款直接支付给甲方”，对地毯款的支付时间并未有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山花公司可以随时向裴建生主张权利。因此，被上诉人山花公司的一审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裴建生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山花公司要求裴建生支付案涉地毯款，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裴建生虽称其并非地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不应承担付款责任。但从其与山花重庆分公司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看，其承诺若装饰公司不支付货款，其需把剩余货款直接支付给山花重庆分公司。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裴建生认可从装饰公司取走了部分款项，但对款项金额具体记不清楚。装饰公司亦称案涉地毯货款已经结清。裴建生一方面称即使从装饰公司取得了该部分货款，也是其应得的款项。另一方面称其将从装饰公司取得的款项交付山花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王成军。裴建生对其上述主张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裴建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无论从劳务合作协议的约定，还是其认可的从装饰公司取走部分款项的事实，其对案涉地毯款均负有支付义务。一审判决裴建生向山花公司支付剩余地毯款，依据充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裴建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98元，由上诉人裴建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