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7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秋涛路****楼****。 负责人王友谊，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陶启斌，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项小明，男，1981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 委托代理人胡基云，浙江云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高鑫，男，1997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公司，住所地浙江，住所地浙江省余杭区临平街道星光街**616#、612-1#、614-1#。 负责人申树荣，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茂旭，男，199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浩宇，男，1995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新能大厦裙楼** 负责人石爱民，总经理。 上诉人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项小明、陶高鑫、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余杭支公司”）、郭茂旭、朱浩宇、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蚌埠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7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10月30日，陶高鑫驾驶浙Ｆ××××（临时牌号浙Ｆ××××）号小型轿车从南苑街道驶往乔司街道，当日13时12分许，途径01省道余杭区乔司街道博卡路路口由北向南行驶时，与自南向西左转弯的由郭茂旭驾驶的皖Ｃ××××号轻型箱式货车发生碰撞，后与自西向东横过道路的行人项小明发生碰撞，造成项小明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调查认定，陶高鑫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项小明负事故次要责任，郭茂旭无事故责任。另查明，项小明因本次事故住院治疗17天，支付医疗费21002.24元。本案诉讼前，项小明委托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对其精神伤残等级，伤后所需休息、营养、护理期限进行评定。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出具鉴定意见。本案诉讼中，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申请对项小明精神伤残等级，及误工、营养、护理期限进行重新鉴定。原审法院遂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7月9日、7月31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被鉴定人项小明构成人体损伤十级伤残（精神），误工期限以120日左右为宜、护理期限以45日左右为宜、营养期限以45日左右为宜。又查明，项小明自2011年5月12日来杭工作即在公安机关办有登记，其自2001年9月起至2018年7月在杭参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项小明之父母项友华（于1955年9月20日出生）、江连女（于1957年4月4日出生）生育项小明一人。还查明，陶高鑫驾驶的浙Ｆ××××号小型轿车在阳光财险余杭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在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100万，保有不计免赔；保险期限自2015年10月30日零时起至2016年10月30日24时止；保险期间自2015年10月30日14时起至2016年10月30日14时止；缴费确认时间2015年10月30日12时42分，保单打印时间2015年10月30日12时48分。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其已向投保人陶高鑫就该条款做出明确提示、说明义务,也未解释生效期限问题。郭茂旭驾驶的皖Ｃ××××号轻型箱式货车的登记车主系朱浩宇。郭茂旭庭后补强提交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主要载明，转移登记：姓名房涛，获得方式购买，机动车登记编号皖Ｃ××××，转移登记日期2014-08-14；姓名朱浩宇，获得方式购买，机动车登记编号皖C××××，转移登记日期2015-04-24；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ＬＪ11ＫＢＡＣ1ＡＣ004444，发动机号码为×××Ｂ。房涛作为投保人于2014年12月10日在人寿财险蚌埠支公司为皖Ｃ××××投保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4年12月至2015年12月30日。项小明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一、陶高鑫、郭茂旭、朱浩宇赔偿项小明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医疗费21002.2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营养费2250元、护理费8100元、误工费21600元、残疾赔偿金11114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4200元、交通费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父亲58816元、母亲65736元，按照80%比例计算，共计266001元；二、阳光财险余杭支公司、人寿财险蚌埠支公司、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精神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支付；三、诉讼费由陶高鑫、郭茂旭、朱浩宇、阳光财险余杭支公司、人寿财险蚌埠支公司、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的免责抗辩能否成立；二、人寿财险蚌埠支公司是否应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对于焦点一，原审法院认为：保险合同的约定,是基于合同双方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在陶高鑫缴纳保险费,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开具保险单时,保险合同就已成立。对于保险合同中生效期限,显然剥夺了陶高鑫在2015年10月30日14时之前的保险权利,实际上形成了对保险人一定责任免除的条款。此外,2015年10月30日14时生效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未能举证证实其已向投保人陶高鑫就该条款做出明确提示、说明义务,也未解释生效期限问题，故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作为善意投保人的陶高鑫,有理由相信该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是与合同成立时间一致的。故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的抗辩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赔偿。对于焦点二，原审法院认为：郭茂旭庭后补强提交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记载，原车主房涛，机动车登记编号皖Ｃ××××；朱浩宇以购买方式获得，机动车登记编号皖Ｃ××××；转移登记日期2015年4月24日，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ＬＪ11ＫＢＡＣ1ＡＣ004444，发动机号码为×××Ｂ。原审法院根据机动车登记证书确认，原车主房涛的皖Ｃ××××车辆变卖给朱浩宇后车牌号码变更为皖Ｃ××××。虽然在保险单上的车牌皖Ｃ××××的发动机号码是×××Ｂ与人寿财险蚌埠支公司保单的皖Ｃ××××的发动机号码Ｑ10011259213不一致，但从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角度进行解释，以一般理性人的判断，可以发现明显是由于保单存在瑕疵而导致其出现文字上的偏差，即发动机的实际号码为×××Ｂ，而保单错误的登记为Ｑ10011259213，并非是事实上的事故车辆与被保险车辆不是同一车辆。该瑕疵不属于保险法规定的可以免除保险人合同义务的情形，因此人寿财险蚌埠支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人寿财险蚌埠支公司应当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等应当予以赔偿。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陶高鑫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项小明负事故次要责任，郭茂旭无事故责任，事故责任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酌定陶高鑫承担80%的民事赔偿责任。阳光财险余杭支公司及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作为浙Ｆ××××号小型轿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人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应依法予以赔付，人寿财险蚌埠支公司则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予以赔付。经原审法院审查确认，本次诉讼的相关损失费用计算如下：1、医疗费，为21002.2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为850元（17天×50元／天）；3、营养费，原审法院酌定为2250元；4、护理费，项小明主张的8100元，未超出相关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5、误工费，项小明主张的21600元，未超出相关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6、残疾赔偿金，为111148元（20年×55574元／年×20%）；7、精神抚慰金，根据事故责任，原审法院酌定为4000元；8、鉴定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9、交通费，本案酌定为800元；10、被扶养人生活费，为65736.20元。以上费用合计为235486.44元。本案具体赔付为：1、交强险部分，由阳光财险余杭支公司赔付120000元，由人寿财险蚌埠支公司赔付12000元；2、商业三者险部分，由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赔付82789.15元〔（总损失235486.44元-交强险120000元-交强险无责12000元）×80%〕。综上，项小明诉请之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项小明损失120000元；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赔偿项小明损失12000元；三、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项小明损失82789.15元；四、驳回项小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90元，由项小明负担810元，由陶高鑫负担4480元。 宣判后，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所涉的交通事故中，上诉人作为陶高鑫驾驶的浙Ｆ××××机动车的商业三者险承保公司，因保险单正本特别约定“本保单保险期间自2015年10月30日14时至2016年10月30日14时止”，而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在2015年10月30日13时12分，不在保险期限内，不属于保险事故，一审法院以“未尽提示以及明确说明义务，未解释生效期限”理由，属于适用法律不当。1、保险期限约定不属责任免除，不适用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法18条规定：保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事项：“…，（四）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五）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保险期限约定与责任免除属于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两者不互为隶属关系。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期限并没有涉及到免赔条款、免赔率、免赔额等情形，也可以看出保险期限约定不适用责任免除。既然保险期限不属于责任免除内容，故保险法规定的免除责任的明确说明义务是不能适用本案。2、本案中所涉的商业保险单系附期限的保险单，非交强险等法定强制性险种必须即时生效。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项小明向交警队调取的保险单正本复印件以及被上诉人提交的保险单副本原件完全一致，说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于保险单的内容是达成合意的，双方对于保险单所载明的特别约定第2条“本保单保险期间自2015年10月30日14时起至2016年10月30日14时止”是清楚明了，符合保险法关于附期限生效的法律规定。商业险保险单的保险期限系双方自行达成合意，与交强险不一样。后者系法定强制性险种，必须即时生效，以确保交通事故中的第三者得到不简断的保险保障。一审法院混淆商业保险与强制险的区别，认为交费即生效是保险的充分条件，这与商业保险自愿原则相违背，也与保险行业的“要约承诺”的核保方式相冲突。3、保险单所列的两个保险期限应按特约所确定的保险期限，不能适用不利解释。首先，2015年10月30日零时起保不符合事实，保险单繳费以及打印时间均在零时后，倒签承保之前的保险事故，从技术手段以及行业监管上都存在问题。所以保险单上“零时”、“二十四时”系保险单整体印刷形成，不能作为本案中的保险时间确认依据。其次，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的第14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则认定：…（三）保险凭证记载的时间不同的，以形成时间在后的为准”，比较两个时间，特别约定的打印体时间比印刷体的时间形成在后，应以后为准。再则，保险期限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合同法和保险法都明确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首先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如果依据文义解释等基本方法，可以消除当事人的理解歧义，就无须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合同法第125条第一款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并非所有争议的条款，都必然存在歧义。如果具有正常理解能力的第三者对保险期限未看出歧义，即使合同双方当事人对该条款理解存在争议，也应当视为合同条款意思清晰，而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本案中，保险单对于保险期限的时间约定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而言没有任何异议，不应适用不利解释。基于上述理由，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上诉人项小明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请。 被上诉人项小明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事发当天2015年10月30日中午12点42分，陶高鑫已经将本案的保险费交齐。2、当天12点48分出了保单，保险人应当在投保人支付保险费用后承担保险责任。3、本案事故发生在当日下午1点多。4、保险单中保险期间记载为2015年10月30日零时至2016年10月30日24时，足以说明本案交通事故属于上诉人和陶高鑫之间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5、这笔保单的保费是陶高鑫为刚买的新车交的。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在本案中没有履行保险法约定的说明义务，且本案交通事故构成保险事故，上诉人应该承担保险责任。 被上诉人朱浩宇、郭茂旭均答辩称认可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陶高鑫、阳光财险余杭支公司、人寿财险蚌埠支公司未口头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陶高鑫订立的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生效时间，及案涉事故是否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被上诉人陶高鑫作为投保人，于2015年10月30日12时42分向上诉人缴纳了商业三者险的保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事故发生前上诉人已经接受被上诉人陶高鑫的保费，保单也已生成，故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但上诉人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同时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本案中保单确定保险期间自2015年10月30日14时起至2016年10月30日14时止，即为上诉人和保险人之间关于合同附期限的约定，因此案涉保险合同应自2015年10月30日14时生效。对此，本院认为，该保险期间条款属于与投保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但上诉人并未提交投保单等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就案涉保险期间从投保当日14时开始一节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亦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就该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的提示或说明，故上述条款非双方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对投保人陶高鑫不发生法律效力。在案涉事故发生前，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间内，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安诚财险浙江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70元，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俞建明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毛胜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