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民终623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周天驰，男，1990年3月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丽云，黑龙江义伸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时英，女，1973年4月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现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显一（系孙时英丈夫），现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军，黑龙江信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周天驰因与被上诉人孙时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20）黑0104民初1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天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丽云、被上诉人孙时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显一、成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天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孙时英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已经被生效的法律文书所否定。孙时英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一是复印件，而且该证据原件所证事实早已被一审法院及本院刑事判决书所否定，且已如卷宗归档，孙时英不存在提交书证原件却有困难的情形。孙时英持有证据一到法院两次自诉周天驰占有使用款项，均被否定、驳回。一审法院无视两级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作出相反的认定。2.一审判决对孙时英的证据予以认定，对周天驰的证据一概否定。一审审理过程中，周天驰举示现场视频、照片，现场证人证实孙时英胁迫周天驰书写的白条子过程，却被一审法院以不能单独证明、有利害关系予以否定。周天驰在一审提交的11份证据都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性，对否定孙时英的证据作出了充分的证明。3.一审判决存在改写案件事实，推定案件事实成立、滥用法律规定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孙时英举示的证据一白条子即所谓的“承诺”在一审判决第四页认定事实中变成了“欠款”。在“本院认为”部分进一步认定该份承诺属于周天驰的自认。孙时英辩称：对孙时英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一周天驰于2016年10月27日出具的承认书，周天驰当庭已经自认该承认书是其本人书写，仅以受胁迫为抗辩理由。所以，即使该证据为复印件（原件保存于另案刑事卷宗），也不能否定其真实性，孙时英未实施任何胁迫行为，周天驰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受到胁迫。该份证据也并未被另案刑事判决所否定，周天驰一再强调欠款事实被另案刑事判决所否定，是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同的问题。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求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要求具有高度可能性，不同的证明标准必须适用于不同的诉讼之中，不能混用。所以，本案并不应受另案刑事判决周天驰不构成侵占罪的拘束。本案中周天驰用自己调取的数据自行核算，既承认从孙时英支付宝转款至其支付宝24,513.70元的事实，也承认收到顺丰理赔款18余万元的事实，且以上款项并没有全部归还孙时英，经核算承认挪用90,771.94元的事实。孙时英所举示的证据和法庭调查结果已经能够证明周天驰侵害孙时英合法民事权益的事实，达到了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而周天驰所提交的反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不欠款或欠款已经清偿的事实。孙时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天驰向孙时英返还90,771.94元；2.判令周天驰以90,771.94元为基数按6%年利率向孙时英支付自2016年10月27日起至上述应返款全部清偿为止的利息；3.诉讼费用由周天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孙时英租用哈尔滨船舶电子大世界中区2层226号摊床用于个体经营电子产品，并在淘宝网站开设个体显英科技淘宝店。2012年孙时英雇用周天驰负责经营管理其开设的个体显英科技淘宝店。2016年10月孙时英发现周天驰删除共计金额98,647.67元的支付宝交易记录，且顺丰快递赔偿的理赔款187,761元均打入周天驰个人在建设银行开设的银行卡账户内。2016年10月27日，周天驰为孙时英出具“承诺”一份，载明“从支付宝时英转入支付宝天驰24,513.70元，顺丰理赔款—京东线材---好评返现—补差价（用于淘宝营销）6.30-10.27，共计66,258.24元，总计90,771.94元，以上款项未经孙时英同意，挪用用于个人生活”。2018年5月4日，孙时英向一审法院提起控诉称周天驰侵占孙时英资金228,419.06元，要求以侵占罪追究周天驰的刑事责任，2018年11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黑0104刑初29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周天驰无罪。后孙时英不服上诉于本院，2019年4月17日，本院作出（2019）黑01刑终33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天驰至今未给付孙时英欠款90,771.94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孙时英作为原告已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而周天驰抗辩该“承诺”系受胁迫出具，但周天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周天驰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关于周天驰抗辩本案中的“承诺”已被刑事判决书、裁定书予以否认，本案中不应予以采信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在（2018）黑0104刑初291号刑事判决书第3页的第一行写明“对于原告举示的证据三（即本案中的承诺）被告人辩称系被告人在自诉人胁迫下所写，内容并不属实，且双方并未认真对淘宝店账目进行核算，故该证据不应予以采信。”结合刑事判决书的上、下文可以看出，该论述不是合议庭成员对证据的论述，而是被告人周天驰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刑事案件中遵循的是“疑罪从无”原则，而在民事案件中的举证责任为“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故该份证据在本案中应予以采信。在该份“承诺”中周天驰承认欠孙时英款项90,771.94元，因该款项至今未给付孙时英，故对孙时英要求周天驰给付欠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给付款项的数额，一审法院认为，（2018）黑0104刑初291刑事判决书认定“孙时英支付宝向周天驰支付转回25,350.70元，而‘承诺’中的从支付宝时英转入支付宝天驰24,513.70元不准确”的事实，即法院认为从孙时英的支付宝转入周天驰的支付宝数额为25,350.70元，但在“承认”中写明的数额为24,513.70元二者数额不一致，关于该数额不一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因25,350.70元多于24,513.70元，且孙时英认可较低的24,513.70元，故应按此数额支持孙时英主张。周天驰为孙时英出具的“承诺”亦属于周天驰的自认，故对孙时英要求周天驰给付90,771.94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孙时英要求周天驰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孙时英主张的利息实际是周天驰未按孙时英主张及时付款对孙时英造成的欠款利息损失，故对孙时英要求周天驰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计算标准应按法律规定进行调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周天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给付孙时英欠款90,771.94元；二、周天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给付孙时英利息（以90,771.94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如果周天驰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69.30元，孙时英已预交，由周天驰负担，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孙时英。二审中，周天驰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顺丰理赔款2016年10月底收入记录、顺丰理赔款2016年1月至10月收入记录，拟证明孙时英所陈述的顺丰理赔款的收入数额是不正确的；证据2.顺丰理赔款2016年6月30日至10月27日收入记录、顺丰理赔款2016年6月30日至10月27日支付宝回款记录，顺丰理赔款2016年6月30日至10月27日微信回款记录，京东线材2016年6月30日至10月27日的流水记录，好评返现差价2016年6月30日至10月27日流水记录支付宝、计算说明，拟证实条上的具体金额确实用于店铺营销，以及原条上金额错误，以及实际应该计算的金额；证据3.京东线材随机订单，拟证明线材是真实赠予客户，用于店铺营销；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孙时英掌握淘宝、支付宝帐号密码，对所有营销过程和价格是清楚的，不存在欺骗。经质证，孙时英认为：四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案争议的问题经过了另案诉讼以及本案一审诉讼，这些证据所反映的数据都是由周天驰所掌握的，并不是在本案二审期间所发生的新证据，而且有些数据已经在另案以及一审期间所提交；对于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所有的转款以及往来记录，均发生在2016年10月27日之前，也就是周天驰自行核算出具承认书的时间之前，无论周天驰是否否认孙时英所主张顺丰理赔款的金额问题，以及返款、返利，或者是京东线材的问题，都已经因其自行核算出具承认以后，进行了清晰的对账，应当以2016年10月27日经核算以后的欠款金额为准。关于孙时英是否清楚周天驰经营期间隐瞒返款以及其他不当交易的行为，通过其所举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不了。通过孙时英一审提交的支付宝删除记录，能够清晰的体现出周天驰将1年时间内近十万余元的返利行为进行了删除。虽然该数据事后被恢复，也免除不了周天驰隐瞒该返利不当经营行为的事实。同时以上证据也恰恰能证明顺丰理赔款18万余元确实转入了周天驰的个人账户，周天驰没有全额返还给孙时英。孙时英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因周天驰二审中所提交证据皆发生于2016年10月27日周天驰自行核算之前，且皆为周天驰单方面自行打印的交易查询单、流水明细、微信聊天截图及订单明细，故周天驰提交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孙时英一审提交2016年10月27日周天驰出具的“承诺”及计算明细的证据采信问题。本案中，2016年10月27日，周天驰为孙时英出具“承诺”一份，载明“从支付宝时英转入支付宝天驰24,513.70元，顺丰理赔款—京东线材---好评返现—补差价（用于淘宝营销）6.30-10.27，共计66,258.24元，总计90,771.94元，以上款项未经孙时英同意，挪用用于个人生活”。根据一审卷宗第44页庭审笔录显示，周天驰自述该“承诺”“是本人书写，承诺是被胁迫写的，明细也是被告书写与承诺无关联。”首先，周天驰本人承认计算明细系其本人书写，但否认与“承诺”有关的问题。根据一审卷宗第2页显示，在计算明细右上角载明“合计：29410.70元-2898-1999从支付宝‘时英’转入‘天驰’以上款项是在孙时英不知情下挪用”，并有周天驰签名，标明日期“2016年10月27日”，同时在同一页下开始记载计算明细。故周天驰主张计算明细与“承诺”无关有违常理。其次，周天驰主张“承诺”系在被胁迫下书写。周天驰一审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其被胁迫的主张。且根据一审周天驰母亲案外人史艳欣出庭作证表示，周天驰书写“承诺”时其与周天驰的父亲也在现场，并且称孙时英逼迫周天驰拿出80万，孙时英及家属将周天驰一家三口拉到新建派出所门口。如按周天驰所述其被孙时英胁迫，在其人身自由未被控制的情况下，应报警维护自身权益，但周天驰在新建派出所门口却没有报警，违反常理。且周天驰在出具“承诺”后亦未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以被胁迫出具“承诺”为由提起诉讼撤销该“承诺”，故周天驰称“承诺”系在被胁迫下书写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成立。再次，关于周天驰主张“承诺”已被生效的刑事案件法律文书予以否认的问题。经查明，周天驰所称的刑事案件法律文书并未在案件查明事实及“本院认为”部分对“承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否认。且本案系民事案件，故应采取民事案件证据规则进行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周天驰未举示足够证据反驳孙时英的一审诉请，故一审法院依据“承诺”证据判令周天驰返还孙时英欠款90,771.94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周天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69.30元，由上诉人周天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静审判员 刘万福审判员 齐 跃（）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杨航书记员于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