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再11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自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南苑社区二环南路**。诉讼代表人：周光。委托诉讼代理人：尉国强，杭州市经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爱萍，女，汉族，1968年2月2日出生，住杭州市下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戌枫，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妮妮，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泰尚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住所地：杭。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机场路********>法定代表人：陈宗勇，董事长。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圣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笕桥路******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陈宗勇。再审申请人浙江自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力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朱爱萍、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泰尚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尚达公司）、杭州圣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1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2019）浙民申281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再审立案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自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尉国强、被申请人朱爱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戌枫、陈妮妮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自力公司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维持一审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朱爱萍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首先，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均陈述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也是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其次，从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签订的《泰尚达生活广场1、2、3幢楼施工协议》（以下简称施工协议）及《泰尚达生活广场1、2、3幢楼施工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施工补充协议）的内容看，施工协议的施工内容是土建和装修，施工补充协议的施工内容是加层和公共部位的装修。虽然有“装修”的词语，但该装修仅指初步装修，其施工内容包含土建，与根据使用功能需要对建筑物进行装饰装修不同。再次，最重要的是自力公司实际施工内容也是建设工程施工，而不是装饰装修工程。案涉工程原房产证建筑物面积只有7000多平方米，拆除重建后建筑物面积达到19000余平方米。自力公司原审中提交的施工图纸，证明整个建筑物从基础开始施工，3号楼均是新建的。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合同是装饰装修工程合同缺乏证据证明，且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与本案性质明显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只能适用于装饰装修工程，不能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只能适用该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优先受偿权主体的规定。其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违背立法原意。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基于公平原则，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点，赋予承包人以其物化的劳动成果对其债权进行担保并优先受偿的一种基于私力救济而生的权利。本案中，在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支付工程款无望的情况下，朱爱萍不但不需要支付2000余万元工程款，还获得近20000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如自力公司既无法获得工程款，又无法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最后，对于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没有限定发包人必须是所有权人，且司法实践中也没有该限制。本案中，虽然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并非案涉工程的所有人，但自力公司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工程进行转让时，自力公司有权就转让款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实现债权。三、二审判决违反二审终审制，剥夺当事人辩论权。本案一审法院审理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二审直接变更为装饰装修工程合同纠纷并作出判决。另外，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已无力支付工程款，自力公司实现案涉工程价款债权的唯一途径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自力公司还有部分班组的民工工资尚未付清，二审判决未支持自力公司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仅损害自力公司的合法权益，还危及部分民工工资的支付。朱爱萍答辩称：一、从朱爱萍与本案当事人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朱爱萍不属自力公司提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适格被告。1、朱爱萍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是租赁合同关系。朱爱萍与圣唐公司于2011年10月25日签订《杭州市机场路72号整体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约定朱爱萍将其所有的机场路72号的土地、地面建筑物和设施整体出、地面建筑物和设施整体出租给圣唐公司、圣唐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签订《机场路72号3号楼扩建协议》（以下简称扩建协议），实为租赁合同，约定由泰尚达公司负责扩建，建成后的建筑物即机场路72号3、4层由泰尚达公司于2015年7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免租使用，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按正常支付租金租赁。以上两份合同系朱爱萍所有的机场路72号全部租赁情况。2016年8月8日，朱爱萍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及扩建协议，该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6）浙0104民初5944号民事判决，判决双方之间关于机场路72号整体建筑物（包括3、4层）的租赁合同于2016年7月30日解除；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将机场路72号（包括扩建部分）腾退给朱爱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1民终6240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至此，朱爱萍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已厘清，双方对于案涉工程仅为租赁关系，并已于2016年7月30日解除，现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已将机场路72号1、2层部分腾退给朱爱萍，但扩建的3、4层部分至今未予腾退。2、案涉工程是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自力公司因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拖欠其工程款，曾于2017年2月9日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支付300万元工程款，并要求对案涉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该院作出（2017）浙0104民初700号民事判决，判决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偿还300万元工程款，但未支持自力公司主张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该判决已履行完毕。第二笔400万元工程款到期后，自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支付该款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一审判决支持自力公司上述诉讼请求，与该前案判决相矛盾。二审判决改判自力公司对该款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上述两案均是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之间的拖欠工程款纠纷，朱爱萍不是该法律关系中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人，朱爱萍参与到上述法律关系显然无依据。3、根据朱爱萍提交的证据可知，自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楼雪鸣，同样是杭州东韵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韵公司）、杭州剑桥电影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剑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东韵公司、剑桥公司与朱爱萍之间系出租人与次承租人的租赁物使用权纠纷，东韵公司、剑桥公司分别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即（2020）浙01民撤1、2号两案]，该两案已经过审理，现尚未判决。通过法庭调查，作为次承租人的东韵公司、剑桥公司未支付租金给出租人朱爱萍，也未支付租金给承租人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一直未行使次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实际是楼雪鸣通过其控制的东韵公司、剑桥公司行使自力公司的工程款权利，自力公司已变相侵害朱爱萍的合法权益。二、自力公司本案中要求对朱爱萍所有的机场路72号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一种特殊权利，其优于一般债权，但该权利并非在物上设定权利，不同于留置权、抵押权，仅是一种优先于一般债权的权利，无法制约物权。另，本案是合同之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只有建设工程性质可以拍卖或折价的情况下承包人才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合同相对人是圣唐公司，在圣唐公司不是建筑物所有权人的情形下，自力公司与圣唐公司不能就朱爱萍享有所有权建筑物的添加物进行协商折价，人民法院也无法进行拍卖。因此，自力公司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于法无据。2、案涉工程是对原建筑物的添附，更符合装饰装修工程的特征。朱爱萍将自有房屋出租给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之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因使用需要将建筑物进行装修，其中1-3号楼的1、2层仅是对内部进行装饰装修，不存在所谓土建工程，3号楼的3、4层系加层扩建，朱爱萍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签订的扩建协议明确约定，未经政府部门批准，该扩建协议无效，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在未经产权人朱爱萍同意的情况下对3号楼3、4层进行加层扩建。但无论是1、2层的内部装饰装修，还是3、4层的加层扩建，完全依附原建筑物本身，对机场路72号1-3号楼1-2层进行施工，与从无到有的建设工程施工存在本质区别。在原建筑物基础上进行的改造更符合装饰装修工程的特征，案涉工程施工协议更贴近装饰装修工程合同。装饰装修工程依附原建筑物，且装饰装修工程的价值只有与其所依附建筑物一起使用才能体现出来。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时客观上无法将装饰装修工程部分剥离出来单独折价或拍卖，只能将整个建筑物加上装饰装修工程一起折价或拍卖。圣唐公司作为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人仅是该建筑物的承租人，而非所有权人。如果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人并非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承包人亦无法与发包人就该建筑物进行协商折价，且该建筑物所有权人并非装饰装修工程价款的债务人，若将该建筑物进行拍卖，则会极大地损害朱爱萍的利益，即朱爱萍面临着建筑物可能被拆除无法取得3、4层的房屋，却要承担本不属于其的债务。即使该建筑物最终不会被拆除，朱爱萍作为该建筑物的所有权人，也是对其利益的极大损害。另，机场路72号3号楼3、4层属未经审批扩建的违章建筑，可能会被政府部门强制拆除，在未能审批合法前，朱爱萍也不能享有该建筑物所有权，不具备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处分权。综上，请求驳回自力公司的再审请求。再审庭审后，朱爱萍又提交书面补充答辩意见称：一、本案必须对建设工程总价款进行审查，仅根据《工程款还款协议书》（以下简称还款协议）认定工程价款与事实不符。1、如不涉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即朱爱萍所有的建筑物不受本案影响，以发包人泰尚达公司与承包人自力公司确认的工程总价款确认本案工程款并无不妥。但本案特殊性在于自力公司主张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于朱爱萍所有的建筑物，朱爱萍并未就工程总价款有过意思表示，不审查工程总价款的真实性，将损害朱爱萍的利益，朱爱萍在本案中完全丧失了对工程总价款的抗辩权。2、根据施工协议及还款协议，案涉工程总价款并非2284万元，且现剩余欠款也并不明确。首先，从工程总价款来看，泰尚达公司与自力公司2012年5月28日签订的施工协议，工程价款为700万元；针对3号楼加层及装修部分2014年10月4日签订的施工补充协议，工程价款为1448万元；2014年11月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工程价款为1100万元。以上三份施工协议必然有重合部分，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确定的工程总价款从证据上无法判断。其次，从实际欠款来看，还款协议中五期还款总金额为2248万元，而根据还款协议第二段内容，泰尚达公司前期工程欠款800万元，完工后需要支付724万元，相加的金额为1524万元，与分期还款的金额并不一致。故朱爱萍有理由相信泰尚达公司实际已偿还部分工程款，分期还款的金额是泰尚达公司与自力公司因其他原因另行增加的，并不能以此金额认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二、承包人自力公司与发包人泰尚达公司经协商通过不支付案涉工程房租实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工程款债权已经实现。自力公司在本案中再次要求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于法无据。1、发包人泰尚达公司与承包人自力公司2016年9月28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约定在2018年5月底泰尚达公司未付工程款前案涉工程3、4层建筑物由自力公司免费使用，泰尚达公司可以提前还款，以上所有款项支付完毕次日起3、4层开始起算房租。根据该约定，自力公司一直无偿使用3、4层建筑物，双方通过签订协议达到3、4层建筑物使用权折抵泰尚达公司拖欠的工程款，自力公司变相实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目的。故自力公司本案中再次主张优先受偿权属对权利的重复主张，无疑是对朱爱萍权益的损害。2、根据还款协议内容，朱爱萍将自力公司通过租金折抵方式实现的工程价款进行计算，截至2020年8月10日，自力公司因使用3、4层建筑物获取的租金利益为21019032元，已获得了全部工程款的利益。另外还款协议的第一期工程款300万元，（2017）浙0104民初700号案件已判决泰尚达公司归还该款且已执行到位。3、在二审法院审理的（2020）浙01民撤1、2号两案及一审法院正在审理的（2019）浙0104民初1249号案中，现使用案涉工程3号楼3、4层建筑物的剑桥公司及东韵公司主张向圣唐公司支付了租金，且圣唐公司指示其将租金支付给自力公司，根据转账记录，租金均由自力公司财务褚慧英收取。因此，泰尚达公司一直以租金方式偿还自力公司工程款，本案的400万元工程款早已偿付，自力公司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缺乏依据。综上，请求驳回自力公司再审请求。泰尚达公司和圣唐公司均未提交答辩意见。自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爱萍、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立即向自力公司支付工程款400万元，并自2017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向自力公司支付利息至清偿日止；2、自力公司对案涉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就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清偿工程款及工程款利息；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朱爱萍、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5月28日，自力公司（承包人）与泰尚达公司（发包人）签订施工协议，约定：工程名称为泰尚达生活广场1、2、3幢楼土建及装修；工程地点为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工程内容为1、2、3幢楼土建及装修。开工日期以泰尚达公司发出开工通知书为准，合同总工期为土建60日历天、装修60日历天。合同价款金额约700万元。工程款支付方法为合同签订15天内支付30%工程款，一层楼面完成付20%工程款，屋面完成付20%工程款，全部完成并验收合格后一个星期内支付到工程款的95%，验收合格后一年内工程款全部付清。保证金50万元，工程完工后一个星期内退还。2012年6月8日，案涉工程取得《进杭施工单位承包工程通知单》（合同序号2012060116），建设单位为泰尚达公司，施工单位为自力公司，该通知单还加盖了圣唐公司印章。同日，泰尚达公司向自力公司支付工程款210万元。其后，自力公司进场施工。2014年9月29日，朱爱萍（甲方）与泰尚达公司（乙方）、圣唐公司（丙方）签订扩建协议，载明：丙方承租甲方房屋后转租给乙方，乙方与丙方的投资方、实际控制人以及经营人员混同，双方应对同甲方签订的任何协议互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和杭州市政府关于“三改一拆”的有关精神，经协商一致，各方就泰尚达文化创意中心3号楼租赁（附图为准）、改扩建、拆迁和租金分配等事宜达成协议如下：机场路72号产权人甲方同意乙方对泰尚达文化创意中心3号楼进行加层扩建，面积约7500平方米（以实际建成的建筑物面积为准），主要用于影院建设和相关配套使用；甲、乙双方采取投资建设→使用→移交→租赁的合作模式，相关审批手续和建设及直到竣工使用前的所用费用由乙方负责，甲方全力支持配合，如乙方建设未取得政府职能部门批准造成的损失以及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本合同双方签字后成立，于该3号楼加层项目经政府部门正式立项审批后生效。如因政府主管部门最终不能审批该项目，则视为不可抗力，本合同自然终止。乙方必须在取得政府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工建设。2014年10月4日，自力公司（承包人）与泰尚达公司（发包人）签订施工补充协议，约定增加工程内容为3号楼3、4层土建及公共部位装修（含设计）。开工日期以泰尚达公司发出开工通知书为准，合同总工期为365日历天。工程价款金额约1448万元。工程款支付方法为泰尚达公司在完工后一个月内支付50%工程款计724万元，六个月内支付40%工程款计579.2万元，余款在完工后一年内付清。因原合同包干范围外增加的工程量及内容较大，现经双方初步核对，原合同中泰尚达公司未支付的工程款约800万元（实际按双方决算为准），该800万元作为本补充协议自力公司的保证金，在本工期全部完成后一个星期内退还。2016年9月28日，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签订还款协议，约定：机场路250号泰尚达生活广场工程项目已在2016年9月20日全部完成，并在2016年9月27日进行了最终的消防验收。按合同约定，泰尚达公司在自力公司完工后一周内将支付前期工程所欠的800万元，在完工后一个月内泰尚达公司须再支付自力公司724万元，现因泰尚达公司未如期付款，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还款协议：1.2016年11月底前支付300万元。2.2017年3月底前支付400万元。3.2017年8月底前支付500万元。4.2017年12月底前支付500万元。5.2018年5月底前支付548万元。在2018年5月底前泰尚达公司工程款未付清以前该建筑物内的3、4层区域由自力公司免费使用，泰尚达公司可以提前还款，以上所有款项支付完毕次日起3、4层的房租开始起算。2017年2月9日，自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泰尚达公司支付其工程款300万元，该笔款项系还款协议中约定的“2016年11月底前支付30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浙0104民初700号民事判决。经自力公司申请执行，泰尚达公司已履行该判决。还款协议约定的“2017年3月底前支付400万元”，泰尚达公司尚未支付。另查明，朱爱萍与孙宇共同共有案涉工程的土地使用权。又查明，圣唐公司及其股东陈宗红分别系泰尚达公司的唯一法人股东和唯一自然人股东。一审法院认为：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之间形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泰尚达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于2017年3月底前支付工程款400万元，理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延迟付款利息损失的民事责任。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故案涉工程款应自2017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一、关于朱爱萍、圣唐公司是否应当与泰尚达公司共同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自力公司主张朱爱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自力公司未就案涉工程款与朱爱萍签订合同，双方不存在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具有突破合同相对性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证，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出地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当关联公司的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时，就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虽然泰尚达公司和圣唐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是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在其与朱爱萍签订的扩建协议中承认泰尚达公司与圣唐公司在投资方、实际控制人以及经营人员上混同，且圣唐公司及其股东陈宗红系泰尚达公司的唯一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所以应当认定泰尚达公司与圣唐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现圣唐公司将从朱爱萍处承租的房屋转租给泰尚达公司，并对泰尚达公司与朱爱萍之间签订的任何协议承担连带责任，泰尚达公司无力清偿，严重损害了债权人自力公司的利益。上述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圣唐公司应与泰尚达公司就向自力公司支付案涉工程款和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力公司在代理词中主张朱爱萍、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系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故朱爱萍、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负有共同清偿义务（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扩建协议并非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自力公司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合作开发合同各方是按照合同约定各自承担权利义务的，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是指合作各方内部关系，而不是指对外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第五十三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按照合同的约定各自独立经营的，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合同约定，各自承担民事责任。”参照上述规定，本案当事人没有成立合作开发房地产的项目公司或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其他组织，应属独立经营，应按照约定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退一步说，即使朱爱萍、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签订的扩建协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联营各方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协议约定承担连带责任，该协议既不属于个人合伙，也没有成立合伙企业，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有关个人合伙和普通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二、关于自力公司是否对案涉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利息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实践中工程竣工之日往往也是工程款应当结清之时，因此，承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一般应从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但如果工程款债权在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尚未届清偿期，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点最早应当从债权应受清偿时起算，即在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价款，承包人在合理期限内催告后，发包人仍未支付的，从此时起算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间。本案中，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还款协议，对工程款进行了最终结算，约定分期支付工程款，最后一笔款项于2018年5月底前支付。因此，自力公司主张的本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最早应从案涉债权未受清偿时起算至最后一笔债权届满后六个月，即从2017年4月1日起算至2018年11月30日。自力公司于2018年1月4日起诉，要求就其主张的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未超过法定期限，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三条规定“建筑工程价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自力公司主张的利息属于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因此，自力公司对利息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泰尚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自力公司工程款4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圣唐公司在前项范围内与泰尚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自力公司对其施工完成的泰尚达生活广场1、2、3号楼土建及装修工程及泰尚达生活广场3号楼3、4层土建及公共部位装修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工程款4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自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9400元，由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负担。朱爱萍不服上诉称：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自力公司提交的施工协议及施工补充协议均是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签订，而朱爱萍与自力公司之间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朱爱萍只是机场路72号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自力公司无权依据前述合同要求朱爱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一审判决对自力公司要求朱爱萍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完全正确，但判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则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了朱爱萍的财产权利。朱爱萍与圣唐公司于2011年10月25日签订租赁合同，将机场路72号的土地及地面建筑物出租给圣唐公司。2014年9月29日，针对租赁房屋中3号楼的改扩建，朱爱萍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又签订了扩建协议，对3号楼的改扩建及租赁事项作了补充约定。因此，朱爱萍是机场路72号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是上述房屋的承租人，而自力公司只是与房屋承租人泰尚达公司之间形成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自力公司与朱爱萍之间则无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现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的施工协议及施工补充协议所涉工程内容属装饰装修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装饰装修工程款是否享有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的复函》[（2004）民一他字第14号]的规定，装饰装修工程属于建设工程，可适用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关于优先受偿权规定，但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人不是该建筑物所有人或承包人与该建筑物所有人之间无合同关系的除外。可见，本案中自力公司作为承包人无权向非建筑物所有人的泰尚达公司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而在同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已生效的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民初700号民事判决已对自力公司提出的要求确认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请求予以驳回。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自力公司答辩称：一、案涉工程合同性质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非是装饰装修工程合同。无论从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签订的施工协议的内容，还是朱爱萍一审中答辩意见，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不是装饰装修工程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案涉工程系杭州市“三改一拆”改造项目，项目命名为“泰尚达文化创意中心”，以圣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和产权人进行立项。泰尚达公司与圣唐公司虽系不同公司，但两公司的办公场所、组织机构、财务和人员为人格混同。因此，自力公司有理由相信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是房屋所有人，自力公司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自然成立。二、就事实来说，自力公司在（2017）浙0104民初7164号案件（房屋损坏赔偿纠纷）庭审中已经涉及该问题，朱爱萍的原房产证只有7000多平方米，现实际建筑物面积有20000多平方米，增加了13000多平方米，3号楼全部为新建。而且在（2017）浙0104民初7164号案件庭审中，法官也问朱爱萍建造前老厂房有没有拆除，朱爱萍以不清楚搪塞。自力公司即向法院提供了图纸，证明整个建筑物是从基础开始施工的。（2017）浙0104民初700号案件没有认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因为房产所有人是案外人，自力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朱爱萍与泰尚达公司的关系，而本案中自力公司有证据证明朱爱萍和泰尚达公司是合作关系，第一，泰尚达公司和朱爱萍有合作协议；第二，泰尚达公司是该项目的报批人，政府所有批文包括会议纪要中均是泰尚达公司名称，案涉工程项目完全是以泰尚达公司名义建造，而朱爱萍从未出现过。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朱爱萍的上诉请求。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称：案涉工程项目是其与朱爱萍签订协议后委托自力公司进行施工的，原老厂房建筑物为砖瓦结构和简易钢棚，为了改造成市场，将一部分老厂房拆除后重新用混凝土框架结构进行了扩建，将原有7000多平方米的老厂房建筑物改造成近20000平方米的商业市场，期间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人力。在市场运营期间因大环境不好和公司自身的原因，资金链断裂，无法按时缴纳房租，这时如陈宗勇退出只是公司破产，但因不懂法，受朱爱萍误导，陈宗勇三兄弟签订了对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的个人担保协议，且在欠租金的情况下，朱爱萍又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签订了合作扩建协议，当时市场属于进退两难的时候，如果不扩建电影院等配套，市场极可能倒闭，只能硬着进行了工程扩建项目。扩建时因为手续问题停工数次，还拆除了超面积部分的1600多平方米，最终在2016年9月完成了扩建。当时考虑这么多房子盖起来，最后都是朱爱萍受益，总会给减免一些房租来补贴的，但没想到在2016年8月扩建工程基本完成时，朱爱萍直接以拖欠房租起诉陈宗勇三兄弟和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一审判决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腾退所有的房屋，还欠朱爱萍3200多万元。现在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已经无法运营，陈宗勇三兄弟也上了黑名单，一辈子资产都投入到该项目，现不仅没有回报还欠了那么多根本无力偿还的债务，连生活来源都成问题。希望法院能调解，给予陈宗勇一条生路。二审期间，朱爱萍提交（2016）浙0104民初5944号、（2018）浙01民终6240号民事判决，证明朱爱萍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曾经存在租赁关系且已经解除。朱爱萍与自力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自力公司不能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自力公司对朱爱萍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朱爱萍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的租赁关系，并未涉及本案工程款，与本案并不存在关联性，不能证明朱爱萍的待证事实。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书面质证，对朱爱萍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自力公司、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法院对朱爱萍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八条规定：“装饰装修工程的承包人，请求装饰装修工程价款就该装饰装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人不是该建筑物的所有权人的除外。”本案中，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了还款协议，对工程款进行了最终结算，约定分期支付工程款，最后一笔款项于2018年5月底前支付。自力公司主张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最早应从案涉工程债权未受清偿时起算至最后一笔债权届满后六个月，即从2017年4月1日起算至2018年11月30日。自力公司于2018年1月4日起诉，就其主张的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未超过法定期限，自力公司享有法律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现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对泰尚达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均无异议，二审法院予以确认。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并非案涉工程的实际所有权人，朱爱萍系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之一。虽然朱爱萍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签订扩建协议，但该协议并非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根据现有证据泰尚达公司与朱爱萍之间系房屋租赁关系，且房屋租赁合同已经法院生效判决解除。而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签订的施工协议，合同的主体并没有朱爱萍，根据合同相对性，自力公司不能要求朱爱萍负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现自力公司没有证据佐证朱爱萍为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就案涉工程所欠工程款进行担保的事实。而案涉房屋又不是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所有，在此情况下，自力公司主张对案涉工程的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将损害房屋所有权人的权益。故朱爱萍该项上诉请求成立，二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及案件受理费部分；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自力公司负担。再审审理期间，自力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2017）浙0104民初7164号案件的庭审录音光盘，第32分钟时，泰尚达公司陈述是其拆除了3号楼原7000多平方米的老厂房建筑物；第33分钟时，朱爱萍同意拆除的事实。证明3号楼为拆除重建，但不是自力公司拆除，自力公司进场时已是一块空地。证据2，系2、3号楼的基础蓝图。证明2、3号楼合计13200平方米，是从基础开始新建，是独立的，但可打通连成一整栋楼，2、3号楼全部是新建，1号楼是改建的。朱爱萍质证认为：证据1，光盘是法院录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拆除工作不是朱爱萍做的，是泰尚达公司和圣唐公司做的。只有3号楼是拆除重建的，但没有动地基。2号楼是原老厂房，没有拆除，也没有重建过。证据2，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但不是蓝图，应该是蓝色的晒图，只是白图，可能是从蓝图或者其他图纸上翻拍过来的。2号楼的第一页和3号楼的第一页都是基础平面图，不是施工图。第3、4页是改造后的排水图纸，第5、6页是案涉工程的加层，不是全面的施工图，虽有设计院的盖章，但不清楚是否和现在3、4层的加层一致。所有设计图纸应该由设计院盖章，3号楼的第3、4层是工程建设施工性质，确实是加盖的，但2号楼和3号楼的1、2层是没有的。本院经审核认为：证据1，真实性可以确认，朱爱萍质证意见中对3号楼系拆除重建的事实并无异议，可以证明该事实。证据2，自力公司原审中没有提供该证据也没有主张2号楼系全部拆除重建。而朱爱萍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签订的只是3号楼扩建协议，并不涉及1、2号楼工程，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签订的施工补充协议约定增加工程内容也只是3号楼3、4层土建及公共部位装修。因此，从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内容来看，并没有约定2号楼系全部拆除重建，仅凭该图纸不能证明该事实。朱爱萍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亦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再审审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再审另查明，案涉工程项目3号楼原为1-2层，朱爱萍与泰尚达公司、圣塘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签订扩建协议。协议签订后，泰尚达公司根据双方扩建协议约定将3号楼扩建工程报政府职能部门“三改一拆”项目进行立项。扩建协议履行过程中，3号楼进行了拆除重建，并扩建增加了3、4层建筑物。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主要争议焦点为自力公司对案涉工程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八条规定：“装饰装修工程的承包人，请求装饰装修工程价款就该装饰装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人不是该建筑物的所有权人的除外。”因此，建设工程的承包人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直接规定，法律明确规定发包人不依约支付工程价款的，承包人享有对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但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人不是该建筑物的所有权人的除外。本案中，关键在于自力公司对案涉工程施工内容是否为装饰装修工程。根据查明的事实，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签订的施工协议、施工补充协议，施工内容为1-3号楼的土建和装修及3号楼增加3、4层土建和公共部位装修（含设计），因此，自力公司的施工内容包括土建工程，并非仅仅是装饰装修工程。上述协议签订后，自力公司已完成了相应工程施工，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对工程价款均无异议的事实清楚。虽然案涉工程机场路72号1-3号楼原有老厂房建筑物，自力公司的土建工程施工内容是对原老厂房建筑物进行改造和扩建，并不是建造全部新的建筑物，且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亦不是原建筑物的所有权人。但从朱爱萍与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签订扩建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约定对3号楼进行的扩建，系由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进行立项审批和投资建设，双方采取投资建设-使用-移交-租赁的合作模式，相关审批手续和建设及直到竣工使用前的所有费用由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负责，朱爱萍也认可实际施工中3号楼系拆除重建工程。因此，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是经朱爱萍同意和授权并向政府部门进行审批立项后对3号楼扩建工程进行改造施工，双方事实上存在委托代建关系。对外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既是3号楼改造扩建工程的投资建设单位，又是建设工程的发包人，朱爱萍并没有证据证明其或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已向自力公司披露原建筑物所有权人和建成后建设工程权利人的情况，而自力公司本案中主张的400万元亦未超出其施工建造的3号楼扩建工程的1448万元工程价款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的规定，发包人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逾期不支付工程款，承包人自力公司对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应当予以支持。但由于1-2号楼是在原老厂房建筑物基础上的改造和装修，自力公司无证据证明朱爱萍委托授权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进行该改造和装修工程施工，自力公司也无有效证据证明系全部拆除重建，该1-2号楼工程可以认定为装饰装修工程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自力公司主张该部分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不予采纳。因此，二审判决认为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并非案涉工程所有权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驳回自力公司主张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全部请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不当；但一审判决支持自力公司主张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全部请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亦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朱爱萍再审庭审后提交的补充答辩意见中提出的问题。对工程总价款，朱爱萍原审中均未提出该主张，该问题亦不是本案再审庭审中归纳的争议焦点，双方再审庭审中对再审争议焦点均无异议，且朱爱萍也没有充足证据否认自力公司与泰尚达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的工程总价款。退一步讲，即使朱爱萍有异议，亦应当向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主张，并不影响泰尚达公司、圣唐公司和自力公司结算行为的效力。对于自力公司至今未腾空3号楼3、4层建筑物，与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无关。另外，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自力公司再审请求提出的其对案涉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部分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1902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第二、四项；三、变更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杭州泰尚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自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4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4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变更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浙江自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其施工完成的泰尚达生活广场3号楼的土建及装修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工程款4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400元，由杭州泰尚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杭州圣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朱爱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奕审判员 苏 虹审判员 陈艳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 妍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