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1民终120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郭元星，男，198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伟超，北京市盈科（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反诉被告）：高远游，男，198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未央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祥收，男，197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未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文江，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惠，陕西维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禄普家具（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法定代表人：Alfonso Borja Solans Garcia。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海，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彤，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元星、高远游因与被上诉人朱祥收、邓禄普家具（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邓禄普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20）陕0103民初18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2019年7月10日，朱祥收作为甲方投资人（转让方）、郭元星作为乙方投资人（受让方）、高远游作为丙方投资人（受让方）、邓禄普公司作为品牌授权方签订《西安邓禄普床垫专卖店转合伙投资协议》，约定：共同出资人的出资额为人民币650000元，其中甲方出资65000元，占股10%，乙方出资325000元，占股50%，丙方出资260000元，占股40%；付款方式为合伙企业应支付甲方清算的各项转让费共计533000元，扣除甲方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额65000元，最终合伙企业应付甲方468000元，即签订协议时，乙方和丙方已向甲方支付定金（后用于冲抵转让费）100000元，当甲方完成在邓禄普公司授权给乙方的代理权时，向甲方支付转让费100000元，当甲方配合乙方在店面出租方完成经营使用权的变更手续后的当日，并将上述甲方清算的资产交接给乙方时，再向甲方付清剩余转让费268000元；甲方同意将其邓禄普床垫Dunlopillo品牌在西安市的代理权变更给乙方，并完成在品牌授权方代理权的变更手续；品牌授权方同意将其邓禄普床垫Dunlopillo品牌在西安市的独家代理权授权给乙方，乙方继续履行甲方与品牌授权方签订的合同，同时享受各项优惠政策，在变更以前的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归甲方承担，变更后乙方享有和甲方在品牌授权方处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甲方不再享有在该地区的代理权利。当甲方未能给乙方办理本协议中第四条所述各事项的，乙方有权终止协议，甲方需全额退还乙方所付的定金及其他所有款项。投资协议落款处有朱祥收、郭元星、高远游签字及捺印，品牌授权方负责人签字处有邓禄普员工龙世宝签名。投资协议后附经营交接物品清单，清单有朱祥收、郭元星、高远游签字及捺印。2019年7月10日，邓禄普公司向郭元星出具授权书，授予郭元星为邓禄普公司的经销商，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太白路立交红星美凯龙太白盛世店进行Dunlopillo系列产品的营业活动，有效期2019年7月10日至2020年12月31日，授权书下方印有邓禄普公司公章。郭元星于2019年7月10日向朱祥收名下招商银行账户中汇入合同定金100000元、代理权转让费100000元。于2019年7月13日以同样支付方式支付朱祥收转让费89540元，共计支付朱祥收289540元；于7月11日向邓禄普公司名下中国银行账户中汇入授权押金20000元；于7月12日向陕西盛世美居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租赁服务费99620元、物业服务费14040元，向西安郅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场地租赁费37800元、物业服务费27000元。2019年7月13日郭元星与高远游向朱祥收出具欠条一份，载明：“郭元星和高远游本应向朱祥收支付合同转让款26.8万元，但郭元星于7月12日给红星美凯龙预交了2019年9月至2020年2月的房租178460元，郭元星于7月13日再向朱祥收支付了转让尾款89540元。因此，郭元星和高远游欠朱祥收178460元（郭元星107076元，高远游71384元），此欠款于2019年8月20日前还清。”2019年9月7日，郭元星分别向朱祥收、邓禄普公司、高远游EMS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表示邓禄普公司向其出具的授权书未显示独家代理内容，并要求其签署的《经销商协议》及《附加协议》显示郭元星为该地区的非独占经销商，邓禄普公司以上行为违反《投资协议》中约定授予其西安市独家代理权的内容，致使郭元星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投资协议，并要求朱祥收退还其289540元款项，由邓禄普公司与朱祥收连带清偿其因履行投资协议而支出的卖场租金178460元。快递回单显示朱祥收、邓禄普公司、高远游分别于2019年9月9日、9月10日、9月8日签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投资协议》是否已经解除。2、郭元星、高远游是否应当支付朱祥收剩余转让费及返还货款。关于焦点1，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投资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各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自动履行。根据《投资协议》第四条第2项约定：“品牌授权方同意将其邓禄普床垫Dunlopillo品牌在西安市的独家代理权授权给乙方，乙方继续履行甲方与品牌授权方签订的合同，变更后乙方享有和甲方在品牌授权方处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据此，原告郭元星应继续履行朱祥收与邓禄普公司签订的合同，而根据被告朱祥收与邓禄普公司签订的经销商协议及附加协议约定，邓禄普公司授予朱祥收作为西安市碑林区的非独占经销商，并有条件的取得独家代理权，“取得西安市独家代理权应满足以下条件，1.乙方2018年一家店一年销售目标为90万、2.……”。朱祥收已协助原告办理了品牌授权事项、变更了店铺经营权，朱祥收与邓禄普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应继续履行朱祥收与邓禄普公司签订的合同。且根据邓禄普公司提供郭元星签字的经销商协议，可以证明郭元星认可经销商协议中约定邓禄普公司授予其西安市非独占经销商资格。据此，原告郭元星要求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其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退还转让费及押金、赔偿损失及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郭元星、高远游是否应当支付朱祥收剩余转让费及返还货款。根据2019年7月13日郭元星与高远游向朱祥收出具的欠条，郭元星与高远游承诺2019年8月20日前还清178460元。（郭元星107076元，高远游71384元），两反诉被告至今未付，构成违约，反诉原告据此要求其二人支付上述款项及相应利息，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返还货款34100元，因反诉原告与两反诉被告于2019年7月10日签订投资协议时，已对店铺货物进行了清点并交接，并附有三方签字确认的交接物品清单。反诉原告所主张的34100元款项定/销货单、收银单显示时间均发生在原、被告交接物品之后。故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返还货款341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10-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郭元星要求确认《西安邓禄普床垫专卖店转合伙投资协议》已经解除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郭元星要求被告朱祥收退还转让费289540元并返还定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郭元星要求被告邓禄普家具（深圳）有限公司退还押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郭元星要求被告朱祥收及邓禄普家具（深圳）有限公司赔偿损失（房租损失）178460元的诉讼请求；五、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反诉被告郭元星支付反诉原告朱祥收107076元及利息（利息以107076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9年8月21日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反诉被告高远游支付反诉原告朱祥收71384元及利息（利息以71384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9年8月21日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六、驳回反诉原告朱祥收要求反诉被告郭元星、高远游返还货款34100元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59元，由原告郭元星负担10019元，被告朱祥收负担1940元（其中本诉案件受理费9680元原告郭元星已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2279元反诉原告朱祥收已预交）。宣判后，郭元星不服，上诉于本院称，1、朱祥收、邓禄普公司并未完成《投资协议》第四条约定授予郭元星邓禄普床垫品牌西安市独家代理权的义务。邓禄普公司授予郭元星的仅为西安市太白北路红星美凯龙商场代理权。朱祥收仅具有西安市碑林区邓禄普品牌代理权，其不可能通过变更给予郭元星西安市独家代理权。2、一审法院依据未成立生效的《经销商协议》认定郭元星同意授予其西安市非独家经销商资格，该认定错误。该协议并未经双方共同签字认可，仅有郭元星一方签字，不具备协议本身要求的经双方共同签字后生效的形式要件，因此该协议内容对双方不发生效力。郭元星向邓禄普公司支付的2万元，并非《经销商协议》中约定的保证金，而是办理独家代理权的授权押金。且《经销商协议》中关于代理区域内容为空白，不能据此认定此协议改变了《投资协议》中关于授予郭元星西安市区域内独家代理权的约定。3、《投资协议》未将朱祥收与邓禄普公司之间签署的《经销商协议》及《附加协议》作为有效附件，且该《投资协议》中约定明确，郭元星承受朱祥收与邓禄普公司合同权利义务是有前提条件的，该条件即为邓禄普公司授予郭元星邓禄普品牌在西安市的独家代理权。但目前，邓禄普公司仅仅授予郭元星一个商场的代理权，却要求郭元星承担朱祥收与邓禄普公司签署的合同义务。因此，认定郭元星应当继续履行朱祥收与邓禄普之间的合同，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4、2019年9月，郭元星依据合同法规定向邓禄普公司及朱祥收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解除《投资协议》，邓禄普公司及朱祥收并未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三个月内，依据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投资协议》已经因为郭元星行使解除权而解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五项，改判支持郭元星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朱祥收、邓禄普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远游陈述意见：同意郭元星上诉意见。高远游上诉称，1、朱祥收未完成《投资协议》约定义务在先，上诉人不应继续支付剩余合同款71384元及利息。2、郭元星一方与邓禄普公司签署的任何协议，均不能改变四方签署的《投资协议》中的各方义务。无论是邓禄普及朱祥收未给予郭元星独家代理权，还是郭元星与邓禄普公司变更了代理权内容，对于上诉人来说各方均已违反《投资协议》的约定，上诉人不应再依据《投资协议》的约定支付剩余款项。朱祥收、邓禄普公司答辩称，高远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元星陈述意见：同意高远游上诉意见。二审审理中，郭元星提交证据：1、郭元星与朱祥收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签署《投资协议》前，上诉人要求朱祥收出具其与邓禄普公司签署的代理协议，朱祥收并未出具。2019年7月26日，上诉人继续向朱祥收索要其与邓禄普厂家签订的合同，并明确指出邓禄普公司要求签订的合同内容与《投资协议》约定不符，上诉人不应受其从未见过内容的合同约束。2、郭元星、朱祥收、高远游谈话记录，证明朱祥收一直向上诉人虚假承诺其为邓禄普西安独家代理商，但其仅为西安市碑林区代理商，其根本无法履行《投资协议》第四、1条内容约定的义务。朱祥收一直隐瞒其与邓禄普厂家签订有经销商协议的事实，并极力阻止上诉人看到经销商协议。3、唐晓彬、郭元星微信聊天记录、邮件，证明郭元星单方签字的经销商协议在唐晓彬送达邓禄普公司前上诉人已通过微信及邮件要求停止签署，并经其同意，经销商协议仅一方签署并未成立。各方不受协议内容约束。4、郭元星、朱祥收聊天记录，证明上诉人支付2万元时间早于其看到邓禄普公司经销商协议时间，该资金并非经销商协议中的保证金。该资金为朱祥收要求支付，实质是办理授权书押金。朱祥收质证称，郭元星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二审不应该采纳。证据一：在7月10日签署协议的时候已经出示过代理协议，没有见过郭元星也不会签订协议。证据二：是8月7日的录音，在7月10日签订协议，7月10日得到公司授权，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与朱祥收的谈话与如何得到邓禄普公司授权无关。证据三：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四：不属于新证据，没有证据证明2万元用途，就是与邓禄普公司签订协议的保证金，也认可协议。邓禄普公司质证称，证据一、二与我方无关，不予质证。对证据三真实性无法确认，郭元星在7月27日向销售经理发过一段话，但是在此时经销商协议已经签订过了，也按照协议向公司支付2万元的押金。证据四与我方无关，不予质证。高远游质证称，对郭元星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元星主张案涉《投资协议》约定的给予其独占经销商资格未予实现，是否产生合同解除后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邓禄普公司提供郭元星签字的经销商协议，可以证明郭元星认可经销商协议中约定邓禄普公司授予其西安市非独占经销商资格。郭元星认为该经销商协议仅有其一方签字，该协议并未成立生效。本院认为，虽然邓禄普公司未在案涉经销商协议上盖章签字，但郭元星在该协议上签字，并支付了20000元保证金，邓禄普公司对此接受并向其颁发了《授权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7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故该经销商协议成立且有效。郭元星称该20000元为授权书押金，缺乏证据证明。据此，一审认定郭元星认可经销商协议中约定邓禄普公司授予其西安市非独占经销商资格并无不当。郭元星要求解除合同、由朱祥收退还转让费及押金、赔偿损失及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对朱祥收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郭元星、高远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元星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0元，由其自行承担。高远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92元由其自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童 运 军审 判 员  张 海 荣审 判 员  季 立 耘 二○二○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何 诗 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