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8民初4527号原告：杨春茂（死者杨国发之父），男，1946年9月20日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原告：黄秀珍（死者杨国发之母），女，1949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原告：杜某（死者杨国发之妻），女，1969年7月26日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原告：杨倩倩（死者杨国发长女），女，1993年6月24日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原告：杨某1（死者杨国发次女），女，2005年8月1日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原告：杨小鹏（死者杨国发长子），男，2001年9月6日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原告：杨某2（死者杨国发次子），男，2008年5月1日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以上三原告法定代理人：杜某，女，1969年7月26日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以上七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正辉，天津恒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学龙，男，1999年2月1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庆安县。被告：刘庆伍，男，1968年1月22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庆安县。被告：范吉成，男，1970年2月19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得利，安徽恒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汉强，男，1978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原告杨春茂、黄秀珍、杜某、杨倩倩、杨某1、杨小鹏、杨某2与被告刘学龙、刘庆伍、范吉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津0118民初7047号民事判决。被告范吉成不服该判决，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6日作出（2020）津02民终575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春茂、黄秀珍、杜某、杨倩倩、杨某1、杨小鹏、杨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正辉，被告刘学龙、被告刘庆伍，被告范吉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得利、被告刘汉强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前，原告申请撤回对奈曼旗天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春茂、黄秀珍、杜某、杨倩倩、杨某1、杨小鹏、杨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922380元、丧葬费3522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37260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交通费6000元，以上损失要求被告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超出限额部分，各自按照40%的赔偿比例承担，其中车主和司机承担连带责任；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3月10日20时52分许，刘学龙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反光标识、防护装置不符合技术标准，达到报废标准的蒙Ｇ7××**号农用运输车，用软连接牵引装置牵引由刘庆伍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的后反光标识、后防护装置、制动性能不符合技术标准，载物过长且超过载质量、发生故障的悬挂皖ＫＪ××**号农用运输车，沿静青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八里庄道口北50米处，遇杨国发醉酒后驾驶津ＧＦ××**号轻型普通货车，沿静青公路由南向北驶来，杨国发所驾驶车辆前部右侧碰撞刘庆伍所驾车辆上装载的工字钢端部，造成杨国发死亡及刘庆伍、杨国发车辆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后，刘学龙驾车逃逸。该事故经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城区大队做出第12022312019000018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国发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刘庆伍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刘学龙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后双方就赔偿一事协商未果，故原告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刘学龙、被告刘学伍辩称，我们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杨国发醉酒导致，故杨国发应负主要责任，在本案中应承担70%的比例。我们认为被告范吉成也应承担责任。范吉成在其出卖该车辆时，该车辆不具备出卖条件，对此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比例。关于原告方主张的损失，原告方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明显过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方计算的总额是143335.50元，并非是原告主张的数额，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该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进行分割，对于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误工费6000元，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关于原告的所有损失，杨国发应承担70%。事故发生后，被告刘庆伍给付原告方垫付了18000元。被告范吉成辩称，我们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1、关于死亡赔偿金应按什么标准问题，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统一城乡标准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记载案件未经审理的一律适用城镇标准，该事故是在印发时间2019年12月31日之前发生的，本案已于2019年12月3号作出一审判决，显然不能再按照天津市高院的意见进行处理本案，今天开庭审理是由于2019年12月3日的判决书违法了法定程序才导致案件再次审理，所以对被害人的赔偿标准应当以农村标准进行赔偿，不能以城镇标准进行赔偿；2、按照侵权责任法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交通责任一方的由机动车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进行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赔偿责任，而本案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是在2011年2月份由范吉成转让给刘汉强，该车辆实际控制人是刘汉强，刘汉强应当对该事故的不足部分的赔偿承担责任，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本案事故车辆已转移给刘汉强8年有余，刘汉强对该车辆负有投保义务，范吉成对该车辆无管理和投保义务，因此即使承担责任也应当由刘汉强和其他被告共同承担，与范吉成无任何关系，不承担本案任何责任。其他的赔偿数额问题同刘学龙、刘庆伍的答辩意见。补充一点，涉案车辆出卖时虽未年检，但该车已实际出卖给刘汉强，投保及年检义务均已转移，未年检仅违反车辆管理办法，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此外，该车已于2015年7月24日被强制报废，无论该车在出卖时是否进行年检和投保，但截止至强制报废日期后均属已报废车辆，驾驶人就不能驾驶该车辆上路行驶。本案发生的日期是在强制报废后，故驾驶人刘庆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该车在2011年2月份已经卖给刘汉强，被告范吉成对该车辆不能支配不能实际控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复函规定，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原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也不能从该车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该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同时该车在卖给刘汉强时不存在拼装报废情况，按照法律规定转让拼装或报废车辆，转让人和受让人才承担赔偿责任，从事故认定书上看是不存在该现象的。报废是在2015年7月以后才属于报废车的，但报废车已经在刘庆伍手上，应由实际管理掌控该车辆的人承担责任。同时侵权责任50条也规定了由受让人承担责任的情形，转让人不承担。综上请法院判决被告范吉成不承担事故责任。被告刘汉强辩称，对事故事实和责任认定无异议，范吉成的车是2011年2月份卖给我的，车辆没过几天，没到一周我又卖给刘庆伍了。我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10日20时52分许，刘学龙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反光标识、防护装置不符合技术标准，达到报废标准的蒙Ｇ7××**号农用运输车，用软连接牵引装置牵引由刘庆伍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的后反光标识、后防护装置、制动性能不符合技术标准，载物过长且超过载质量、发生故障的悬挂皖ＫＪ××**号农用运输车，沿静青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八里庄道口北50米处，遇杨国发醉酒后驾驶津ＧＦ××**号轻型普通货车，沿静青公路由南向北驶来，杨国发所驾驶车辆前部右侧碰撞刘庆伍所驾车辆上装载的工字钢端部。造成杨国发死亡及刘庆伍、杨国发车辆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后，刘学龙驾车逃逸。该事故经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城区大队做出第12022312019000018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国发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刘庆伍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刘学龙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后被告刘庆伍给付原告方赔偿款18000元。死者杨国发，1970年5月出生，符合条件的被扶养人：父亲杨春茂，1946年9月出生，母亲黄秀珍，1949年11月出生，以二人原由杨国发等两名子女共同扶养；长子杨小鹏，2001年9月出生，次女杨某1，2005年8月出生，次子杨某2，2008年5月出生，以上三人原由杨国发夫妻二人共同扶养。另查，被告刘学龙驾驶的蒙Ｇ7××**号农用运输车，车辆状态为注销，车辆登记所有人为奈曼旗天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刘庆伍驾驶的悬挂皖ＫＪ××**号农用运输车，该车状态为注销，车辆登记所有人为范吉成，车辆检验有效期止2009年7月31日，保险终止日期止2009年7月28日，强制报废期止2015年7月24日。该车范吉成于2011年2月转让给刘汉强，刘汉强在2015年7月24日前将车辆转让给刘庆伍。以上事实，有责任认定书、亲属关系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户口注销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户口本、机动车信息查询单、买卖协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造成公民死亡的依法应予赔偿。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城区大队认定杨国发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刘庆伍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刘学龙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范吉成、刘汉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因刘庆伍驾驶的悬挂皖ＫＪ××**号农用运输车状态为注销，范吉成、刘汉强的转让行为均发生在强制报废期止2015年7月24日前,故范吉成、刘汉强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请求的刘学龙、刘庆伍驾驶的事故车辆首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因刘学龙、刘庆伍驾驶的事故车辆事发时均为报废车辆，无处投保交强险，故对原告请求事故车辆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杨国发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刘庆伍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刘学龙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故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应由刘学龙、刘庆伍各承担1／3的赔偿责任。关于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本案为发回重审案件，原告主张按每年46119元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不高于法定标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侵权人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及当地生活水平，本院酌情认定为33000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中，杨国发共有五名被扶养人：父亲杨春茂，扶养年限为8年；母亲黄秀珍，扶养年限为11年；次女杨某1，扶养年限为5年；长子杨小鹏，扶养年限为1年；次子杨某2，扶养年限为8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本案以分段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宜。第一阶段为前1年，被扶养人数为五名，年赔偿总额累计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被扶养人生活费为每年16863元×1年＝16863元。第二阶段为第2年到第5年，被扶养人数为四名，年赔偿总额累计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被扶养人生活费为每年16863元×4年＝67452元。第三阶段为第6年到第8年，被扶养人数为三名，年赔偿总额累计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被扶养人生活费为每年16863元×3年＝50589元。第四阶段为第9年到第11年，被扶养人数为一名，即原告黄秀珍，被扶养人生活费为每年16863元×3年÷2人＝25294.05元。以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160198.50元。关于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及交通费，考虑因办理丧葬事宜确需误工及支出交通费的客观实际，本院酌定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及交通费为3500元。原告损失依法认定如下：死亡赔偿金922380元（46119元／年×20年），丧葬费35226元（70452元／年÷12月×6个月），精神损害抚慰金33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60198.50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及交通费3500元，以上共计1154304.5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学龙赔偿原告杨春茂、黄秀珍、杜某、杨倩倩、杨某1、杨小鹏、杨某2死亡赔偿金1082578.50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60198.50元）、丧葬费3522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3000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及交通费3500元，以上共计1154304.50元的1／3即384768.17元。二、被告刘庆伍赔偿原告杨春茂、黄秀珍、杜某、杨倩倩、杨某1、杨小鹏、杨某2死亡赔偿金1082578.50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60198.50元）、丧葬费3522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3000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及交通费3500元，以上共计1154304.50元的1／3即384768.17元，扣除被告刘庆伍已经支付原告的18000元，实际由被告再向原告赔偿366768.17元。三、驳回原告杨春茂、黄秀珍、杜某、杨倩倩、杨某1、杨小鹏、杨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执行事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执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原告承担786元，由被告刘学龙承担787元，由被告刘庆伍承担78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闫志勇人民陪审员  张吉娟人民陪审员  郑永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 记 员  任 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