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28民终17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勇，男，生于1962年1月2日，土家族，住湖北省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启秀，女，生于1963年3月10日，汉族，住湖北省建始县，系上诉人黄勇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煌，湖北楚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恩施分行（原中国工商银行恩施州分行），住所地湖北省恩施市施州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008830142535。负责人：张文锋，该分行副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平，男，生于1979年6月16日，土家族，住湖北省恩施市，该分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穆丹，女，生于1986年2月17日，土家族，住湖北省恩施市，该分行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始支行（原中国工商银行建始县支行），，住所地湖北省建始县业州镇业州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22883170889W。负责人：杨智伟，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圣祥，男，生于1964年5月7日，土家族，住湖北省建始县，该支行员工。上诉人黄勇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恩施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恩施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始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建始支行）劳动争议一案，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2801民初582号民事判决，黄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鄂28民终1687号民事裁定，将本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20）鄂2801民初1477号民事判决，黄勇仍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勇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2020）鄂2801民初1477号民事判决，并予以改判；2.确认黄勇与工行恩施分行于1998年7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1998年7月31日至2003年7月31日）的合同书应为部分无效合同，即：合同期限无效。合同的期限应更改为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其余部分继续有效；并依法确认黄勇与工行建始支行2001年10月19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书》全部无效；3.判令由工行恩施分行根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每月按恩施自治州2019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数额为标准给黄勇支付自1998年7月31日至法定退休年龄的二倍的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和经济赔偿金；并判令工行建始支行按2019年恩施自治州职工的人均工资数额为标准支付黄勇自2001年10月19日至法定退休年龄的经济补偿，同时赔偿黄勇自2001年10月19日起至法定退休年龄的经济补偿金二倍的经济赔偿金。并判令二被上诉人按同工龄同档次的在职人员标准补缴黄勇自2001年10月19日离岗以来的“五险一金”至法定退休年龄。同时还应判令二被上诉人向黄勇支付已垫付的“五险一金”费用43432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黄勇与工行建始支行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书》第一条约定的内容，而事实是在建始县劳动局备案是工行建始支行的单方行为，上诉人对此毫不知情。建始县劳动局未通知本人到场，也未认真核实就妄加鉴定，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判案的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还认定了1998年7月31日黄勇与工行恩施分行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合同期限约定为：自1998年7月31日起至2003年7月31日止，而在法院认为中回避上述事实，以2001年10月19日黄勇与工行建始支行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书》笼统界定黄勇与二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从而忽略了工行建始支行与黄勇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无权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根据中国工商银行文件，工银发[1998]76号《关于印发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意见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工行建始支行作为县级支行根本无权与黄勇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书，解除与黄勇的劳动关系。根据《劳动法》总则第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规定，中国工商银行文件工银发[1998]76号《关于印发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意见通知》第三条内容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的法律依据。同时还忽略了工行恩施分行自1998年7月31日起与黄勇签订了劳动合同，但直至今日没有与黄勇签订解除这份劳动合同的协议的事实，黄勇至今也未收到过工行恩施分行的任何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和劳动关系的通知及文书。黄勇也未提交过与工行恩施分行解除劳动关系的申请，一审法院明显袒护被上诉人单位，不尊重事实，明显有悖法理，自相矛盾。（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相矛盾，在本院认定事实中认定黄勇申请是自谋职业，而在本院认为又认定黄勇亲笔书写的是离职《申请》。上诉人黄勇是根据当时工银发（2009）99号文件精神，选择自谋职业，但是工行建始支行没有组织全行员工学习该文件内容，按照该文件内容，黄勇不应当纳入自谋职业范围。自谋职业申请书是工行建始支行提供格式文本照抄的。工银发[2000]99号文件内容应作为审理该案的法律依据。（档案里包括黄勇自参加工作以来所有的资料以及签订《劳动合同书》和《解除劳动合同书》等重要的法律依据在内）。二被上诉人没有给黄勇提供原件留存，致使黄勇没有及时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法律依据和保障，二被上诉人预谋故意不给黄勇留存有关的合法文本，造成黄勇没有及时、准确有效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未在法律规定时间（15个工作日）内将黄勇档案移交建始县人社局，直到多年后，通过不断查找和上访请求，于2012年12月11日才转到建始县人社局，而黄勇于2013年12月5日才得知，那么仲裁时效应当从2013年12月6日起计算，不应当是一审法院认为的2001年10月20日作为仲裁时效。黄勇在2001年10月20日领取补偿款时发现工行建始支行还要强行扣缴个人所得税的税款时就提出反悔，不愿自谋职业。随后找到之前自谋职业下岗的向英阶、李祖春、向南轩问是否扣税，都说没有扣税。黄勇更加不平，称不要这个钱，不自谋职业。他们也早就反悔，也不想自谋职业，经常找行领导商讨，看是否能重新回行工作。于是，走上慢慢的上方维权之路。因开始不懂法，不知道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更不知道可以向法院起诉，也没有找单位领导要文字依据。当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就年复一年的找原单位直到2010年，因听说宣恩、咸丰、来凤、巴东等县的下岗职工都到工行恩施分行上访，我们也相约到工行恩施分行参加集体上访，工行恩施分行才开始文字回复。以上事实从2010年9月26日关于原自谋职业人员杨迎泉等人集体上访所反映的问题的答复中可以查实。而非一审判决中所述从2010年才开始上访诉求，此认定与事实不符。黄勇自2001年10月至提起诉讼日都一直不断申诉、信访、仲裁、诉讼，多次向二被上诉人的上级单位不断申诉、反映情况和信访，维护自身权益，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于2010年才要求二被上诉人恢复工商银行员工身份等问题，不符合情况，也不符合事实。黄勇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就提出要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反而被上诉人拒绝不允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出具中国工商银行文件（工银发[1998]76号）《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意见》，强制黄勇签订1年、3年或者5年期限劳动合同，否则视同自动离职，而且还要承担赔偿责任。黄勇不想从此失去工作，在工商银行的欺诈、威胁、强迫下，于1998年7月31日违心的与工行恩施分行签订了5年期限的劳动合同。该合同期未届满，便于2001年10月19日由工行建始支行以欺诈方式诱骗下岗。但是黄勇自1998年7月31日签订《劳动合同书》至今从未向用人单位工行恩施分行提交过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而且至今也未收到过工行恩施分行与黄勇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和文书，黄勇本就具有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可以说黄勇应当与工行恩施分行劳动关系存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工行恩施分行、工行建始支行始终未向法院提交黄勇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相应证据，所以本案不存在仲裁时效或者诉讼时效的问题。应当是黄勇提起诉讼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条款错误，简单的以黄勇离岗时间来界定仲裁或者诉讼时效完全错误。二、工行恩施分行、工行建始支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强迫黄勇与工行恩施分行于1998年7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违反了自愿原则，也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于1998年7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应属部分无效合同。工行建始支行于2001年10月19日与黄勇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书》主体不合法，也应归于无效。三、工行恩施分行、工行建始支行违法与黄勇先后签订《劳动合同书》和《解除劳动合同书》，严重侵害了黄勇的合法权利，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理应补偿和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工行恩施分行违法不与黄勇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行建始支行违法与黄勇解除劳动合同，致使黄勇下岗后生活无着，导致其长期上访，已给黄勇造成巨大经济损失，黄勇强烈要求工行恩施分行、工行建始支行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和经济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规定，应当每月支付二倍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应支付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和经济赔偿金以及“五险一金”和享受各项福利待遇等。黄勇将保留向工行恩施分行、工行建始支行主张其他损失赔偿的权利。综上所述，黄勇认为，工行恩施分行违法与黄勇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行建始支行违法与黄勇解除劳动合同，严重侵害了黄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劳动法》总则第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款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请求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工行恩施分行、工行建始支行二审答辩称，1.本案早已超过仲裁时效、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对本案超过仲裁时效、诉讼时效的认定是非常准确的。2、被上诉人与黄勇签订劳动合同和解除劳动关系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法行为。3.黄勇自谋职业符合《中国工商银行自谋职业暂行办法》（工银发[2000]99号）的规定。4.黄勇的现状系其自愿自谋职业所造成，与工商银行无关。综上所述，无论是程序上已超过仲裁时效、诉讼时效，还是实体上黄勇早在十九年前就已自愿自谋职业，自愿离开工商银行、自愿与工商银行解除劳动关系，工商银行的相关职责和义务早在黄勇自愿自谋职业、买断工龄时就已全部尽到，自此之后黄勇不再是工商银行的员工，工商银行也与他再无瓜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维持原判，驳回黄勇的全部诉讼请求。黄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工行恩施分行于1998年7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及原告与被告工行建始支行2001年10月19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书》均无效；2.判令由二被告给原告安排工作，并由被告工行恩施分行按其平均工资水平给原告补发自1998年7月31日至法定退休年龄的二倍工资；3.判令由被告工行建始支行自1980年5月起至法定退休年龄止按被告工行恩施分行的平均工资标准给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判令二被告按工行恩施分行的平均工资标准支付原告自2001年10月19日起至法定退休年龄的经济补偿金；同时赔偿原告自2001年10月19日至法定退休年龄的经济补偿金二倍的经济赔偿金；5.判令二被告按同工龄同档次的在职人员标准补缴原告自2001年10月19日离岗以来的“五险一金”至法定退休年龄；6.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垫付的“五险一金”费用95000元；7.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如下：1.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原告与被告工行恩施分行于1998年7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合同期限部分内容无效，及原告与被告工行建始支行于2001年10月19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书》无效；2.第二项诉讼请求中，放弃由二被告给原告安排工作的诉讼请求，另明确按恩施州2019年平均职工工资标准由被告工行恩施分行给原告支付自1998年7月31日至法定退休年龄2倍的工资；3.放弃第三项诉讼请求；4.第四项诉讼请求明确按恩施州2019年平均职工工资标准，由二被告支付原告自2001年10月19日起至法定退休年龄的经济补偿金；同时赔偿原告自2001年10月19日至法定退休年龄二倍的经济赔偿金；5.第六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垫付的“五险一金”费用43432元。维持第五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0年5月，黄勇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支行工作。1986年8月人行与工行分设时，黄勇被分配到工行××支行（××工商银行建始县支行）工作。1998年7月31日，黄勇与中国工商银行恩施州分行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合同期限约定为：自1998年7月31日起至2003年7月31日止。2001年8月10日黄勇书写《申请》一份，载明“根据工银鄂发（2000）87号及其转发工银发（2000）99号文件精神，本人申请自谋职业”。2001年10月17日，黄勇与工行××支行（××工商银行建始县支行）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建始县支行。乙方：黄勇。一、据人事档案记载，乙方于一九八○年五月参加工作，止（至）2001年10月实际工作年限为21年，工龄经济补偿金贰仟伍佰元/年，剩余基本生活费10040元，安置费10000元，合计：72540元。二、乙方社会统筹保险金已由甲方交至2001年10月31日止，解除劳动关系后，由乙方自行续保，甲方不予负责。三、甲、乙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甲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同时，黄勇与工行建始支行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书》，第一条约定“经双方协商同意于2001年10月19日解除双方于1998年7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上述协议签订次日，黄勇在工行建始支行处领取自谋职业补偿金72540元。并于2001年10月19日，在建始县劳动局备案。2010年，黄勇及其他原员工以要求解决恢复工商银行员工身份等问题，上访至工行恩施州分行。2010年9月26日，工行恩施州分行作出《关于原自谋职业人员杨迎泉等人（包括原告黄勇）集体上访所反映的问题的答复》，2014年3月12日，黄勇等人以工商银行买断工龄违规、违法为由向恩施银监分局递交《强烈要求恢复银行员工身份，还法律尊严》信访函，恩施银监分局转交到工行恩施分行后，工行恩施分行于2014年3月26日作出回复，后黄勇等人相继于2017年及2018年向工行恩施分行、工行建始支行递交信访函件，工行恩施分行、工行建始支行均予以回复。一审法院认为，2001年8月10日，黄勇以根据当时文件精神，选择自谋职业为由，亲笔书写离职《申请》，并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书》，且已于合同签订后领取自谋职业补偿金，可见，离职系黄勇真实意思表示。黄勇自2001年10月19日起离职，即与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自其次日即2001年10月20日起应当起算仲裁时效。黄勇直到9年后即2010年才向相关部门反映诉求，2018年9月17日才向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至此，其与工行建始支行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书》后领取“自谋职业补偿金”并离开工作岗位，已长达17年。黄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称其系受工行恩施分行、工行建始支行威迫、欺诈，并不知晓当时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不予主张其权利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不予采信。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目的即是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其法律赋予的权利，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进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60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黄勇的诉讼请求既超过了仲裁时效，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故，对其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由此，对黄勇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不再审查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黄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黄勇承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勇因与被上诉人工行恩施分行、工行建始支行发生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是否超过了申请仲裁的期间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本案中，黄勇于2001年8月10日书写《申请》一份申请自谋职业，2001年10月17日黄勇与工行建始支行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同时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书》，载明经双方协商同意于2001年10月19日解除双方于1998年7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协议签订的次日，黄勇在工行建始支行处领取自谋职业补偿金。二审中，黄勇自述其在领取自谋职业补偿金时因扣税问题发生争议即反悔表示不愿自谋职业但未予解决，可见，此时双方劳动争议即已发生，但黄勇在长达近17年之后即2018年9月17日才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已超过法定申请仲裁的期间，因此，一审法院驳回黄勇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二审中，黄勇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从工行恩施分行处调取中国工商银行文件工银发[1998]76号、中国工商银行文件工银发[2000]99号，拟证明根据中国工商银行文件工银发[1998]76号，工行恩施分行、工行建始支行应当与黄勇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却与黄勇签订了五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中国工商银行文件工银发[2000]99号，黄勇不在自谋职业范围内，按照该文件办理自谋职业的程序未完成，档案未及时交到劳动就业中心，12年以后才交。本院认为，黄勇申请调取的上述证据，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无调查收集必要，故对黄勇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黄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黄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开平审判员  覃恩洲审判员  张特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黄绮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