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13行终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黎明，男，汉族，1966年2月13日出生，住四川省南部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萍，女，汉族，1992年10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南部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心升，北京正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四川省南部县桂冠路。 法定代表人蒋明胜，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席文，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杨斌，四川建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南部县金葫路行政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黄波，县长。 委托代理人汪华。 委托代理人陈贵，四川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黎明、周萍因与上诉人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县资规局）、被上诉人南部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2020）川1325行初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黎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心升，上诉人县资规局的出庭负责人李绍国、委托代理人杨斌、孙席文，被上诉县政府委托代理人陈贵、汪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四川省人民政府分别于2007年11月24日作出川府土〔2007〕148号、于2008年5月7日作出川府土〔2008〕41号，同意将包括北登观村1组在内的集体农用地征收为国家所有，分别作为南部县2007年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南部县2008年第一批乡镇建设用地。2008年2月26日，南部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征收河东镇部分村组土地的公告》，对南部县河东镇北登观村1、2、3组全征及部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作为南部县工业建设及安置小区建设项目用地。2008年3月18日，原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发布《关于征收南部县北登观村一社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标准，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标准，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农转非安置人数及安置办法予以公告等。 2007年10月11日，征地单位（甲方）南部县人民政府统一征地办公室与被征地单位（乙方）北登观村1社签订《征用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征用乙方的部分土地面积102.28亩等。2008年3月19日，南部县人民政府统一征地办公室（甲方）与北登观村1社（乙方）签订《征用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征用乙方的部分土地面积296.88亩等。 在征收实施过程中，2008年4月9日，拆迁工作人员在村社干部及群众代表参与下，对原告周黎明户进行入户调查，登记周黎明户房屋属土木结构，面积为53.2平方米，附属设施有：院坝26.5平方米、地平24平方米、水缸1个、粪池1口。同日，拆迁工作人员在村社干部及群众代表参与下，对周红户进行入户调查，登记周红户房屋属土木结构，面积为165.2平方米，附属设施有：院坝26.5平方米、地平94平方米、水缸1个、洗衣台1个、粪池1口、猪圈2台、闭路1套、灶台1个、烟囱5米、竹楼30平方米。在对该两户房屋入户调查时，制作有房屋占地示意图。 2008年4月14日，南部县土地开发整治中心受原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委托作为拆迁方（甲方），与以周黎明的名义作为被拆迁方（乙方）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认定周黎明被拆迁房屋面积为53.2平方米，并按照当时南部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安置补偿方案，给周黎明无偿划拨用于异地重建的国有土地。周黎明当时不在家，该协议由其邻居赵怀碧代签。同日，南部县土地开发整治中心受原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委托作为拆迁方（甲方），与周红作为被拆迁方（乙方）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认定周红被拆迁房屋面积为165.2平方米，该协议也由赵怀碧代签。协议签订后，周黎明的房屋被拆除。2009年8月，周黎明从攀枝花回家后发现房屋被拆除。之后，周黎明因触犯刑律，被判刑。2014年5月，周黎明刑满释放，回到南部县后，自称其身患疾病、经济困难，先后向河东镇人民政府领取部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 其间，周黎明之姐姐周琼秀、周琼英、周利芳于2009年11月21日与河东科技工业区领导签署一份《关于北登观村一组周黎明垮房基础、堡坎等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该意见载明以下内容：在对周黎明房屋入户丈量时，因其部分房屋已垮塌（三间半、面积约120平方米），房后堡坎和地基条石被掩埋，故未对该部分予以赔偿。当时，周黎明本人不在家，代理签字的人赵怀碧也未作出说明和提出赔偿要求。2009年9月至11月，周黎明和他的姐姐周琼秀、周琼英、周利芳回家反映此事，经河东科技工业区工作人员调查北登观村村干部和群众，周黎明反映情况属实。经请示河东镇党委、政府领导同意，决定对周黎明的垮房地基条石、堡坎共计120立方米，折款12000元，一次性作货币赔偿。 因周黎明不认可赵怀碧代签的《拆迁安置协议书》，又不能与原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就安置补偿达成一致意见，遂向南部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12月25日，南部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1321行初43号行政判决：“一、确认被告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南部县土地整治中心于2008年4月14日作出的关于原告周黎明坐落在南部县××镇××村××组房屋的拆迁安置协议违法；二、周黎明的房屋已被拆迁，并责令南部县国土资源局依法对周黎明进行安置补偿；三、驳回原告周黎明其他诉讼请求。”周黎明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10月20日，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13行终18号行政判决：“一、维持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2017）川1321行初43号行政判决第二项，即‘周黎明的房屋已被拆迁，责令南部县国土资源局依法对周黎明进行安置补偿’；二、撤销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2017）川1321行初43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即‘确认被告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南部县土地整治中心于2008年4月14日作出的关于原告周黎明坐落在南部县××镇××村××组房屋的拆迁安置协议违法’；三、改判为撤销被上诉人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南部县土地整治中心于2008年4月14日作出的关于原告周黎明坐落在南部县××镇××村××组房屋的拆迁安置协议；四、驳回上诉人周黎明其他诉讼请求。” 终审判决后，被告南部自规局与原告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进行多次协商，因双方分歧较大，未果。2019年8月14日，被告南部自规局调查后认定以下事实：2008年4月拆迁时被拆迁人周黎明户的房屋属土木结构，建筑面积为218.4平方米（包括原补偿登记在周红名下的165.2平方米），另有已垮塌多年的3间房屋地基；附属设施有（包括原补偿登记在周红名下的）水缸2口、洗衣台1个、院坝53平方米、粪池2个、猪圈2台、闭路1套、灶台1个、烟囱5米、竹楼30平方米、地平118平方米。之后，被告南部自规局根据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3行终18号行政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并根据南部县人民政府拆迁安置办公室、南部县房地产管理局、南部县物价局《关于实施县城西区开发建设规划拆迁村民房屋的安置补偿办法》〔南府拆办（2002）58号〕、南部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部县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南府发〔2008〕4号）以及南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部县征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府办发〔2011〕140号）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拆迁时被拆迁人房屋及附属设施实际情况，作出“01号补偿决定”，决定：“一、被拆迁人周黎明户位于××镇××村××组××号的房屋拆迁补偿建筑面积为218.4平方米（包括原补偿登记在周红名下的165.2平方米），属土木结构，依据南部县人民政府（南府发〔2008〕4号）《关于印发〈南部县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文件规定，其房屋价值补偿为18280元，附属设施补偿金额为6000元，已垮塌房屋地基、堡坎等设施金额为12000元，搬家费600元。以上四项合计36880元。二、在河东镇北登观安置小区，对被拆迁人周黎明户划定宅基地两间（属一间户型，位置序号为8、9号）用于自建房。三、对被拆迁人周黎明户的过渡费补助按照下列标准分段计算：①2008年4月14日至2011年9月24日，按照南府拆办（2002）58号文件规定，每月每平方米补助1.00元，即：218.4平方米×42个月×1.0元／平方米＝9172.80元；②2011年9月25日至2013年3月24日，按照南府办发〔2011〕140号文件规定，每月每平方米补助2.00元，即：218.4平方米×18个月×2.0元／平方米＝7862.40元；③2013年3月25日至2019年7月25日，按照南府办发〔2011〕140号文件规定，过渡期超过18个月的每月每平方米补助4.00元，即：218.4平方米×76个月×4.0元／平方米＝66393.6元。以上三项合计83428.80元。”该决定一并告知原告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和途径。原告不服该决定，向南部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2月25日，南部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南部自规局作出的“01号补偿决定”。原告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周黎明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记载的用地面积为381.92平方米和房屋建设于70年代至今无改扩建现象等内容。 被告南部自规局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01号补偿决定”时，被征收的周黎明户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 又查明，南部县国土资源局在机构改革职能整合后，更名为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原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一、“01号补偿决定”认定原告户被拆迁房屋面积及附属设施数量的事实是否清楚？二、“01号补偿决定”适用的补偿标准是否明显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01号补偿决定”认定原告户被拆迁房屋面积及附属设施数量的事实是否清楚。虽然原告周黎明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记载的用地面积为381.92平方米，但根据该证载明房屋建设于70年代至今无改扩建现象，结合原告周黎明三个姐姐签署的《关于北登观村一组周黎明垮房基础、堡坎等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所记载部分房屋已垮塌的事实分析，在对原告户房屋入户调查时，原告户部分房屋存在年代久远、已垮塌的事实。另根据被告提供的入户调查登记表来看，在入户调查时，虽无原告户人员在场，但有拆迁工作人员、村社干部及个别群众参与，应当认定当时所测量的房屋面积以及登记的附属设施的数量具有客观真实性。故被告南部自规局在“01号补偿决定”中，认定原告户被拆迁房屋面积及附属设施数量的事实清楚。原告周黎明主张其房屋的实际面积为713.84平方米及林木238棵、竹子35窝，因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周黎明主张自留地、承包土地面积等问题，因不属于本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范围，本院不予审理。 关于争议焦点二，“01号补偿决定”适用的补偿标准是否明显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本案中，被告南部自规局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01号补偿决定”时，原告周黎明户被征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且造成原告周黎明户被征收房屋未得到及时补偿的原因不在于原告。同时，众所周知目前房产市价较原告周黎明户房屋被征收拆迁时的房价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被告自规局仍根据南府拆办（2002）58号、南府发〔2008〕4号和南府办发〔2011〕140号等文件确定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难以保障原告户的基本居住条件。这也与《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关于“认真做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工作，确保被征地拆迁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和“房屋拆迁要按照建筑重置成本补偿，宅基地征收按当地规定的征地标准补偿，被征地拆迁农户所得拆迁补偿以及政府补贴，能够保障其选购合理居住水平的房屋”的通知精神相悖，存在明显不当。原告请求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给予补偿，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本院依法应予支持。 综上，被告南部自规局作出的“01号补偿决定”，认定原告户被拆迁房屋面积及附属设施数量的事实清楚，但适用的补偿标准存在明显不当，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被告自规局应当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文件精神，重新作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决定。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但结果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关于河东镇北登观村一组周黎明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决定》（南自规安补〔2019〕01号）；二、撤销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南府复决字〔2019〕12号）；三、限被告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周黎明户被拆迁房屋重新作出安置补偿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担。 上诉人周黎明、周萍上诉称，其系南部县河东镇北登观村**村民，拥有合法的宅基地面积381.92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763.84平方米(上下共两层，砖混结构)。2009年8月上诉人周黎明从广东打工回来，得知其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被县资规局和河东镇人民政府拆除。后上诉人周黎明由于另案被判刑6年，2014年5月上诉人周黎明刑满释放，同年8月村干部交给上诉人一份《拆迁安置协议书》。但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且并未委托任何人与政府签订该协议。为此，上诉人多次向县资规局以及被上诉人县政府、河东镇人民政府要求解决问题均未果。上诉人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0月20日，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13行终18号行政判决，责令县资规局依法对上诉人进行安置补偿。经多次协商，上诉人与县资规局均未能就安置补偿标准达成协议。2019年8月14日县资规局作出《关于河东镇北登观村一组周黎明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决定》(南自规安补[2019]01号)决定，上诉人认为，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决定严重违法、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为此，上诉人向县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县资规局作出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决定。 2019年12月30日，上诉人收到县政府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县资规局作出的《关于河东镇北登观村-组周黎明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决定》。 上诉人不服，遂向西充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西充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川1325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户被拆迁房屋面积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并重新作出认定。其理由，1、上诉人户被拆迁房屋所在的南部县河东镇北登观村一社的建房习惯及当地的地理环境，与上诉人户提供的本社村民杨丹、杨钹等村民旧居照片可以看出，上诉人户所在地所有村民所建设的房屋均为2层以上房屋建筑(拖铺除外)。具体到本案中，上诉人户被拆迁的房屋实际系砖混结构，上下两层组成，其中一层房屋建筑面积381.92平方米，二层房屋建筑面积381.92平方米，共计763.84平方米组成，并非218.4平方米。另，上诉人户房屋修建时间为90年代末，并非一审法院所述70年代，上诉人户主张房屋实际建筑面积为763.84平方米，并非一审法院所述713.84平方米，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户房屋实际面积并未认真调查，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户房屋面积事实认定不清。2、上诉人户被拆迁房屋并无任何垮塌，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不清。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地号:020301001)可以看出，在上诉人房屋被拆迁时，房屋测绘面积及房屋边界与上诉人提供的测绘平面图一致，为占地面积381.92平方米，建筑面积763.84平方米(上下两层)，明确显示上诉人户的房屋并无任何垮塌，且上诉人提供的百余位村民对此事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第11页第1段第7行:“2009年9月至11月，周黎明和他的姐姐周琼秀、周琼英、周利芳回家反映此事，经河东科技工业区工作工作人员调查北登观村村干部和群众，周黎明反映情况属实。......”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周黎明于2009年8月30日被河东镇派出所拘留，并于当日羁押于南部县看守所，3天后，被攀枝花公安局带走，直至2014年5月4日刑满释放，一审法院所述2009年9月至11月，上诉人周黎明与其姐也反映情况事明显不存在，且上诉人之姐周琼秀、周琼英、周利芳也对此事毫不知情，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不清。3、补偿决定认定上诉人户被拆迁房屋附属设施数量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户拥有9间房屋地基(381.92平方米)，其被偷拆填埋房屋附属设施包括:“衣柜2个、橱柜1个、橱案1个、电视机1台、电唱机1台、电视柜1个、风扇3台、小桌子(含凳)2套、水桶(木制)3套、粪桶(木制)3个、风车(木制)1架、犁头(木制)1套、棉被15床、竹席5张、毛毯5张、床单10床、皮箱1个、木箱1个、石磨1个、柏木粮柜5个、书桌3套、红木制躺椅2把、沙发1套、柏木餐桌2套、柏木床3套、雕花柏木床2套:厕所30平方米、堡坎220平方米、排灌干渠堤坝320米、院坝160平方米、坟地5座、猪舍60平方米、苕窖20平方米、水缸2口、洗衣台1个、烟肉5米、电线杆2根、室内电线500米、灶台1个、柏木门单扇9扇、柏木门双扇2扇、窗子4扇、有线电视1个、高压电线700米。”，一审法院并未进行认真调查，仅凭借第一被上诉人提供的由涉案拆迁人员伪造的入户调查登记表，就荒谬的认定当时测量的房屋面积及登记的附属设施的数量具有客观真实性，既不合法也不合理。4、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县资规局应当对强拆上诉人户房屋造成的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县资规局在一审中并未提供任何有力证据证明其对上诉人房屋造成的损害情况，应当由其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请求：撤销(2020)川1325行初14号行政判决中对于上诉人户被拆迁房屋面积的认定，并对上诉人的房屋面积重新作出认定:判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房屋附属设施重新作出认定；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周黎明、周萍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北登观村一社杨丹、杨钹等村民旧居照片和社长、村民代表及村民签字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周黎明所在村社村民房屋建设习惯均为两层以上（拖铺除外）； 2、北登观一社勘界图复印件一张，拟证明上诉人合法拥有房屋四至边界及面积相关情况； 3、北登观一社勘界图涉及上诉人房屋平面图复印件一张，拟证明上诉人合法拥有房屋四至边界及面积相关情况； 4、上诉人周黎明老房屋照片及村民证人证言及证人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上诉人房屋的实际情况。 5、证人何某、任某、郭某、汪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讼争房屋情况。 上诉人南部自规局上诉称，一、请求依法撤销西充县人民法院(2020)川1325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周黎明、周萍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周黎明、周萍承担。 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2008年4月14日，南部县土地整治开发中心受原南部县国土资源局的委托与被上诉人周黎明签暑了《拆迁安置协议书》，因被上诉人周黎明外出不在家，该协议由被上诉人周黎明的邻居赵怀碧代签。虽然事后被上诉人周黎明否认曾经委托赵怀碧签暑协议，但被上诉人周黎明在河东镇政府、北登观村1组组长等处多次领取了与拆迁安置有关的款项，其中包含:1、根据《拆迁安置协议》确定的周黎明房屋拆迁费15000元，被上诉人周黎明户两人的土地补偿款14574元，2008年4月14日至2009年6月30日的过渡费785元(上述费用均由被上诉人周黎明在2009年8月前在1组组长杨应双处结清);2、2014年5月8日，被上诉人周黎明在工业集中区领取了地基条石款12000元,过渡费326元;3、2014年6月28日，被上诉人周黎明领取林木、河坝、青苗、土地补偿费等13974元;4、2014年7月25日，被上诉人周黎明在河东镇财政所领取了租房过渡费10000.00元，9月2日领取租房费3000.00元。上述4项，被上诉人周黎明在首次向南部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因拆迁共领取各项补偿款69659.00元。因此，虽然《拆迁安置协议书》被认定为无效，但上诉人县资规局对被上诉人周黎明户房屋在拆迁时作了安置补偿的事实无法否认，该事实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确定的“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形不同，不能以上诉人县资规局在集体土地征收时未对房屋作补偿为由要求按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同时，一审判决对“宅基地安置”这一事实未作审查，上诉人县资规局作出的“01号补偿决定”中除对被上诉人房屋、过渡费等进行了货币补偿，还为其划了两间宅基地由其建房居住，能够满足其居住要求。 二、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第2款以及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的相关精神，认为上诉人县资规局作出的“01号补偿决定”适用的补偿标准存在明显不当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首先，2008年4月14日，南部县土地整治开发中心受原南部县国土资源局的委托与被上诉人周黎明签署了《拆迁安置协议书》，因被上诉人周黎明外出不在家，该协议由被上诉人周黎明的邻居赵怀碧代签。虽然事后被上诉人周黎明否认曾经委托赵怀碧签署协议，但被上诉人周黎明在河东镇政府、北登观村1组组长等处多次领取了与拆迁安置有关的款项，应视为上诉人县资规局已经对周黎明户进行了安置补偿。不存在上诉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况，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第2款规定错误。其次，被上诉人根据南府拆办(2002)58号、南府发[2008]4号和南府办发[2011]140号等文件确定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还为其划了两间宅基地由其建房居住，已经能够充分满足被上诉人基本居住要求，这与《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关于“认真做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工作，确保被征地拆迁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和房屋拆迁要按照建筑重置成本补偿，宅基地征收按当地规定的征地标准补偿，被征地拆迁农户所得拆迁补偿以及政府补贴，能够保障其选购合理居住水平的房屋”的通知精神一致。再次，如果上诉人按照一审法院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及《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对被上诉人重新作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决定，那么被上诉人的补偿标准明显高于其他安置补偿户，这是对其他巳经安置补偿户是最大的不公平?因此，上诉人县资规局作出的补偿决定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原审被告南部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也是正确的。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撒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县资规局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县政府辩称，一审判决对周黎明房屋面积、附属设施认定准确，周黎明主张其被拆迁面积未763.84平米与客观事实不符。集体土地使用证确定的占地面积是381.92多平米，周黎明在建房时留有院坝，不可能在土地证面积上满建，上诉人按照土地证面积计算房屋面积不符合客观事实；周黎明一审中没有证人出庭，对其面积没有任何陈述。县资规局向法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周黎明、周萍房屋被拆迁时的基本情况及现状，虽然调查时周黎明未在场，但调查和附属设施登记时有村民代表、基层干部等在场签字确认其真实性，周萍作为被拆迁户没有提出异议，周黎明也在河东镇政府社长杨运双处领取了相应款项。综上，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综合评判，依法作出裁判，驳回周黎明、周萍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资规局对上诉人周黎明、周萍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对其提供的第1份证据均是复印件，即使拍摄真实也和本案无关，其他人房屋的照片不能证明周黎明房屋的结构；第2份证据三性无异议；第3份证据证明不了周黎明的四至边界和房屋面积；第4份证据照片中房屋是否是周黎明的老房子需要周黎明提供其他证据进行印证，即使房屋是周黎明的房屋，由于拍摄年代也不清楚，2008年拆除房屋的时候存在垮塌的情况，是根据当时拆迁的现状进行的补偿，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第5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且在一审开庭时均参加庭审，对其证言不应予采信。 被上诉人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同意上诉人县资规局质证意见。同时认为，照片反映不出来拍摄时间，拍照目的也不明确。并且都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本院认证意见：上诉人周黎明、周萍提供的第2份证据上诉人资规局和被上诉人县政府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第1、3、4组证据，系复印件，且拍摄照片没有拍摄时间，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同时其他村民的房屋情况不能证明周黎明房屋的情况，本院不予采信；对第5组证人证言有相互矛盾之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周黎明、周红主张的房屋面积是763.84平方米，该房屋在九十年代进行过翻修。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上诉人县资规局作出的补偿决定对上诉人周黎明、周萍被拆迁房屋面积及附属设施数量的认定是否清楚；2、补偿决定适用的补偿标准是否明显不当。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上诉人县资规局相关工作人员和社员代表在对周黎明房屋进行测量以及入户调查时周黎明虽不在现场，但周黎明三个姐姐签署的《关于北登观村一组周黎明垮房基础、堡坎等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所记载部分房屋有垮塌，并且对其垮房地基条石和堡坎条石进行了12000元的货币赔偿。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当时所测量的房屋面积以及登记的附属设施的数量具有客观真实性并无不当。县资规局在“01号补偿决定”中对上诉人周黎明被拆迁房屋面积以及附属设施的认定，本院予以支持。周黎明主张以土地使用证确定的面积乘以2，其房屋面积应为763.84平方米缺乏充分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周黎明、周萍要求对其室内财物进行补偿，因室内财物不是附着物，不属补偿范围。 关于第二个焦点。案涉房屋所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被确认无效后，周黎明一直未与县资规局达成安置补偿协议，县资规局以周黎明领取了部分安置补偿款为由，主张已向周黎明履行安置补偿理由不充分。县资规局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补偿决定时，案涉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目前房产市价较案涉房屋被征收拆迁时的房价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认定县资规局仍按照南府拆办[2002]58号、南府发[2004]4号、南府办发[2011]140号三个文件制定的标准对周黎明房屋进行补偿明显不合理并无不当。县资规局称，补偿决定中对周黎明划定了两间宅基地，作为其自建房，完全能保障其生活居住。但因时隔拆迁多年，建房成本已远高于当时的建房成本，若再按当时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不能完全保障周黎明的居住生活。故县资规局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红 审判员 庄 娟 审判员 李 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杨双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