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11647号 原告：杭州电动汽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593075816T，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康惠路******。 法定代表人：李益，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德忠，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立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098067878X，住，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双桥社区/div> 法定代表人：郁梅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詹前进，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郁陈剑，男，1982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吴霞君，女，198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郁亚春，女，1989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詹前进，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电动汽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动汽车公司）诉被告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聚荟公司）、郁陈剑、吴霞君、郁亚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龙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同年5月21日，依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对各被告采取财产保全措施。2020年7月9日，本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2020年8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上述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案于2020年9月2日立案，依法由审判员郦金晶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夏德忠、尚立博，被告车聚荟公司、吴霞君、郁亚春共同委托代理人詹前进和被告郁陈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电动汽车公司诉称：2016年12月，原告与被告车聚荟公司签订《二手电动车批量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车聚荟公司转让知豆牌2015D2型号电动汽车71辆，单价38800元，总价2754800元；2017年1月，原告与被告车聚荟公司签订《二手电动车批量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车聚荟公司转让知豆牌2015D1型号电动汽车37辆，单价32800元，总价1213600元；2018年，原告与被告车聚荟公司签订《二手电动车批量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车聚荟公司转让知豆牌2017款D2S型号电动汽车10辆，单价33000元，总价33000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已依约向被告车聚荟公司交付了车辆。2019年，原告与被告车聚荟公司、郁陈剑签订了《补充协议》，被告车聚荟公司承诺寻找客户，由客户直接向原告支付车款，以冲抵欠款，并约定由被告郁陈剑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9年11月，原告与案外人王恭明签定了《二手车销售合同》，被告车聚荟公司将31辆知豆牌2015D1及2015D2型号的电动车交付给王恭明，对应的车款242000元已由王恭明直接支付给了原告。原告交付的车辆中有一辆发生起火事故，应扣除对应车款32800元。另经原告核查后发现，被告车聚荟公司在欠款期间擅自将公司注册资本减少为200万元，并更换了股东，致使原告的合法债权面临得不到足额偿付的重大风险。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车聚荟公司向原告支付车款1154800元及违约金524185.8元（暂计算至2020年4月13日）并支付从2020年4月14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2.被告郁陈剑对被告车聚荟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吴霞君、郁亚春在减资额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车聚荟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被告车聚荟公司、吴霞君、郁亚春共同辩称：一，被告车聚荟公司确与原告之间存在二手电动车买卖合同关系，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原告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导致被告不能履约。其中两车发生自燃，原告也没有提出过确实的解决方案也没有查明原因。至今被告车聚荟公司支付原告的货款达370多万元，其中包括了王恭明价款的差额，足以覆盖前两份合同，原告未依约协助将车辆过户至被告车聚荟公司名下，现在也无法过户。原告与被告车聚荟公司协商将31辆车收回后按原价冲抵合同价款，但案外人王恭明系原告职工，以低于市场价转让了上述车辆。在原告没有解决前述违约责任前，被告可拒付相关的货款。二，被告吴霞君、郁亚春作为公司的原股东及现任股东，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对公司资本进行增减，可以维持公司的正常经营，上述股东应以出资额对公司承担责任，而不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吴霞君转让股权是发生在公司正常的合同履行期间，其认缴的出资尚未到期，且被告吴霞君在减资之前已将股权进行了转让，其从未参与任何的减资行为，原告要求其因减资未告知而承担责任没有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郁陈剑辩称：同意其余被告的答辩意见。此外，10台总价33万元的体验车，交付给我方时已经使用过了。车辆产生自燃等质量问题，向原告提出索赔，原告一直推诿。大多数车辆在维修过程中，存在维修不及时、索赔件不到位的情况，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租赁、销售。 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6年12月，原告与被告车聚荟公司签订《二手电动车批量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车聚荟公司批量转让知豆牌2015款D2型号电动汽车71辆，单价38800元；被告车聚荟公司应在发出书面提车通知的同时向原告支付每辆车20000元的预付款，并于2017年6月30日前将每辆车18800元的余款付清。 2017年1月，原告又与被告车聚荟公司签订《二手电动车批量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车聚荟公司批量转让知豆牌2015款D1型号电动汽车37辆，单价32800元；被告车聚荟公司应在发出书面提车通知的同时向原告支付每辆车20000元的预付款，并于2017年6月30日前将每辆车12800元的余款付清。 2018年，原告再次与被告车聚荟公司签订《二手电动车批量转让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车聚荟公司批量转让知豆牌2017款D2S型号电动汽车10辆，单价33000元；被告车聚荟公司应在发出书面提车通知后3日内向原告支付全部车款。 上述合同均约定，被告车聚荟公司未按期付款的，应自逾期之日起按逾期金额的日百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原告承诺在提车之日起一年内协助被告车聚荟公司办理机动车转让过户手续，双方未确认车辆过户转入地点；被告车聚荟公司未按期支付车价款的，原告有权迟延办理过户手续等。 上述合同签订后，案涉车辆均已交付，但尚未办理过户手续。 2019年，原告与被告车聚荟公司、郁陈剑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对上述三份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进行了确认，载明上述三份合同总金额4298400元，截至2019年8月27日，被告车聚荟公司以直接支付、押金租金抵销、发票冲抵等各种形式到账2868800元，剩余1429600元未付，并约定，为尽快还清欠款，被告车聚荟公司将寻找客户销售案涉车辆，具体价格由车聚荟公司与客户自行协商决定；三方同意客户直接向原告支付车价款，用以冲抵车聚荟公司的欠款；原告在收到车价款后，与客户签订转让合同，并协助办理手续，将车辆直接过户至客户名下；郁陈剑对车聚荟公司在上述三份合同及本协议中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协议生效之日起两年等。 《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与案外人王恭明签订《二手车销售合同》一份，约定王恭明购买案涉车辆中的31辆电动车，单价为知豆D1款7000元、D2款9500元，合计金额242000元。被告车聚荟公司并未在该协议上盖章，但已将上述31辆电动车交付给了王恭明。王恭明已将242000元车价款交付给了原告。 另查明，案涉车辆中有一辆型号为D1款的车辆发生起火事故，原告自愿在所欠车款中扣除对应价款32800元。 再查明，车聚荟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8日，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吴霞君。2016年5月3日，车聚荟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中郁陈剑认缴2000万元占股40%，吴霞君认缴3000万元占股60%，均于2034年6月15日前到位。2017年7月6日，吴霞君将其拥有的60%的股权转让给郁亚春，同时车聚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郁亚春。2018年12月27日，车聚荟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其中郁亚春认缴出资120万元占股60%，郁陈剑认缴出资80万元占股40%。2019年4月9日，郁亚春将其所有的60%股权转让给郁梅兰，郁陈剑将其所有的39%的股权转让给郁梅兰。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二手电动车批量转让合同》三份、《车聚荟二手电动车批量转让附表1》、《二手电动车批量转让附表一》、《杭州电动汽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同价调拨单》、《补充协议》、《二手车销售合同》、《车聚荟二手车转让清单》、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身份证、社保凭证、公司信息、关于调整系能源小客车适用范围的公告（2016年3月14日）、关于二手新能源小客车转移登记相关事宜的公告（2016年4月12日）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所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车聚荟公司签订的三份《二手电动车批量转让合同》及原告与被告车聚荟公司、郁陈剑签订的《补充协议》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造成案涉三份《二手电动车批量转让合同》违约的过错责任问题。被告车聚荟公司、郁陈剑在庭审中抗辩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调整变更，案涉车辆无法在杭州过户，所以造成违约的事实不是被告车聚荟公司一方的过错。经庭审调查，各方在签订案涉合同时相关政策已经发生变更，因此各方均对该情形是明知的，且案涉车辆无法在杭州地区过户，不能排除在其他地区过户的可能性，原告已将部分车辆出售给了案外人王恭明也印证了该点。原告与被告车聚荟公司亦未在案涉合同签订时明确约定车辆过户转入地点。故被告车聚荟公司在明知无法在杭州地区过户的情况下仍然签订了上述三份合同，相关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被告车聚荟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相应价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关于出售给王恭明的31辆电动汽车的价格冲抵欠款的问题。王恭明虽系原告联系的客户，但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价格应当由被告车聚荟公司与王恭明进行协商，原告仅作为收款方及仅负有配合过户的义务。被告车聚荟公司主张交付时未谈妥价款，不合常理。故原告将王恭明所付价款冲抵被告车聚荟公司的欠款并无不妥。 综上，被告车聚荟公司欠付价款1154800元。案涉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原告自愿下调至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已付款项按合同约定付款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冲抵后，未付款项中824800元自2017年7月1日起逾期；根据合同约定及被告车聚荟公司的提车时间，确认330000元自2018年7月18日起逾期。故原告要求被告车聚荟公司支付车款1154800元及524185.8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郁陈剑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且未超出担保期限，故其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关于被告吴霞君的责任问题。被告吴霞君在转让案涉股权时，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不属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故原告要求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被告郁亚春的责任问题。被告车聚荟公司于2018年12月17日减资，应当直接通知和公告通知债权人，以避免因公司减资产生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结果。从案涉三份《二手电动车批量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来看，被告车聚荟公司对原告的债务在公司减资之前已经产生，但被告车聚荟公司未按法律规定将减资事宜直接通知原告。被告郁亚春作为当时车聚荟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对原告的债权情况及公司通知义务是否正常履行应属明知。在此情形下，被告郁亚春仍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的减资事项，损害了原告的债权，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司未对已知债权人进行减资通知，该情形与股东违法抽逃出资的实质以及对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影响并无不同。因此，对于被告车聚荟公司减资行为上存在瑕疵致使减资前形成的公司债权在减资后清偿不能的，被告郁亚春作为当时的公司股东，应在其减资数额范围内对原告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郁亚春在公司减资数额本息范围内承担责任，超出被告郁亚春的实际减资额，本院不予支持。 故原告对于被告车聚荟公司、郁陈剑、郁亚春的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对于被告吴霞君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车聚荟公司、郁陈剑、郁亚春虽抗辩案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但未在本案中提出反诉，可另行主张。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五）项、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电动汽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价款1154800元，至2020年4月13日止的违约金524185.8元，及以11548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14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违约金； 二、郁陈剑对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郁亚春在减资2880万元的范围内对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驳回杭州电动汽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910元，减半收取995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4955元，由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由郁陈剑对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负担的诉讼费及财产保全申请费负连带责任，由郁亚春对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负担的诉讼费及财产保全申请费负补充责任。 原告杭州电动汽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郁陈剑、郁亚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郦金晶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步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