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1民终6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城东途愉汽车租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4019MA6T5M722B。经营者：黄柯烨，男，199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黑田铺乡群和村****，身份证号码×××。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男，1977年12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因与上诉人李伟汽车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2020）藏0124民初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均无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经上诉人李伟书面申请不开庭审理，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同意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城东途愉汽车租赁上诉请求：1.撤销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2020）藏0124民初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李伟承担原告全部的一审诉讼请求；2.由上诉人李伟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严重损害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庭审结束后通过微信告知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增加证据（见一审判决书第5-6页被告提交的4组证据），未经再次开庭就以微信方式让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进行质证，且未在判决书中予以说明，属于程序违法。第二，由于上诉人李伟的原因造成车辆进水，成为水泡车，产生了高额的维修费用。一审判决却认为报险索赔是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自己的义务，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但双方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义务人应为上诉人李伟。合同第9项约定“车辆发生事故，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及有关部门…”第10项约定“车辆发生事故、费用应由乙方预先支付”。上诉人李伟在事故发生地未及时报警及报险，只是通知了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是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在拉萨报了案,并联系修理厂将车拖回拉萨。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因按照合同约定与上诉人李伟协商车辆修理事宜，撤销了保险公司报案申请，而上诉人李伟却私下离开拉萨返回老家，导致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承担了高额维修费。李伟上诉请求：1.撤销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2020）藏0124民初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驳回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判决认定租赁合同有效，并不意味着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将非营运车辆出租进行盈利合法，且事故发生后，其不但不积极报案却要求上诉人李伟自费施救，其行为具有严重过错，应由其为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判决仅就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在保险理赔过程中存在过错让其承担了责任，并未令其为自己的非法营运行为承担过错。一审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未考量违法营运行为，认定将非法营运车辆作为租赁物签订的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第二，非营运车辆在交通事故中不能获得合理停运损失。本案案由虽为租赁合同纠纷，但同时也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是机动车交通事故所引起的租赁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停运损失是营运车辆专属，本案车辆为非营运车辆，在交通事故中不享有合理停运损失。一审判决上诉人李伟承担合理停运损失，违反法律规定。第三，上诉人李伟不应当承担车辆折旧费的损失。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所主张的折旧费损失，需要具备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的条件。本案中，并无鉴定结论支持该车辆无法修复，且该车辆现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不具备获得折旧损失的条件。再者，车辆折旧损失数额，需经专业鉴定确定。一审法院在无任何鉴定结论的前提下，主观认定车辆具备获得折旧损失的条件及折旧费用数额，缺乏事实依据。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车辆维修费74 76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车辆拖车费5 24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车辆折旧费37 380元；4.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车辆停运损失59 9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7日，被告从携程网（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挂靠的凹凸租车（上海馨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预约租车，预约车辆为×××（丰田普拉多），租赁期限为2019年9月17日至2019年9月24日，共7天，租金标准为810元/天（其中包含基本保险费90元、租车费720元），租金通过网上支付。凹凸租车与原告系合作关系，原告在给被告安排车辆时，因被告预订的车辆不在现场，原告为被告实际提供的车辆为×××（丰田霸道），并告知被告×××车为非营运的个人租赁车辆。该车租赁期限及租金标准与携程网预约单约定一致。双方签订合同后，被告对租用车辆验车、取车，并进行使用，同时支付10 000元押金。2019年9月21日，被告为尽快到达目的地走便道，当驾驶车辆行驶至××县城区域，将车辆行驶至水中，致使车辆损坏。事发后，被告在现场通过电话及时告知原告事发经过，同时用微信发送现场照片。之后，被告联系措勤宏福汽修厂将涉案车辆拖至措勤县城，原告又通过顺发汽修厂将涉案车辆拖回拉萨并进行维修。原、被告分别为此支付了拖车费5 800元和5 240元。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第一条第3项约定“甲方负责向保险公司对租赁车辆投保财产保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交强险等费用”第二条第9项约定“车辆发生事故，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及有关部门……”第10项约定“车辆发生事故，修理费由乙方预先支付，在行驶或修理期间的租金由乙方承担，同时还应赔偿本车辆的加速折旧费为修车发生金额的40%计算，若发现维修车辆侧翻、安全气囊弹出，车辆折旧费为维修发生金额的50%计算”第15项约定“赔偿时乙方应向保险公司提交保险单，事故证明、事故调解、结案书，损失清单和各种费用的单据，如实填写机动车出险报告单”。被告通过携程网预定车辆，携程网上挂靠的凹凸租车向被告提供了车辆信息，被告预付租赁费已经在网上支付。网上载明车辆损失险，由于发生自身灾害（地震除外）、意外事故、其他保险事故导致的车辆本身损失，客户承担1 500元，1 500元以上的部分保险公司及车行承担。凹凸租车与原告签订了1份《凹凸自驾租车合作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第1项约定“甲方通过其销售渠道或者平台为乙方租车产品提供预定服务，乙方为客户提供自驾租赁服务”第三条第3项约定“乙方保证提供给客户的服务在乙方的经营范围之内，乙方提供的自驾租车服务必须合法，且具有相应的资质，否则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另查明，2019年6月4日原告与涉案车车主杨现辉签订了1份《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车主将车辆提供给原告使用，汽车的日常保养、车辆年检、保险购买由车主负责，合同履行期间原告拥有车辆所有权及可使用该车辆实施租赁业务。再查明，涉案车车主杨现辉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市分公司购买了车辆损失险、不计免赔险等险种，车损险保险额度为385 314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2020年8月20日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系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关于被告提出原告不是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其将非营运车辆出租，合同无效的问题。原告虽不是×××车的所有权人，但其受所有权人委托租赁车辆，对该车享有合法使用权。从被告向原告出具的验车单看，其实际租赁的车辆×××（丰田霸道）与其网上预定的车辆×××（丰田普拉多）不符，但被告庭审中自认签订合同前已知晓×××车的登记情况及非营运车的事实，且自愿接受为租赁车辆，并验车、取车，进行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该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但非营运车辆未办理营运手续上路行驶，违反车辆营运相关规定，不属于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关于被告提出其在携程网预订车辆时，已经支付了每天90元的基本保险费，保险范围明确约定由于发生意外事故，客户承担1 500元外，其余款项由保险公司及车行承担的抗辩意见,与原告提出的被告没有报案，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为了尽快到达目的地走便道，将车辆行驶至水中，致使车辆损坏，其行为虽系个人行为，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损坏车辆的行为系故意，且被告在车辆出现故障后，在事故现场通过电话及时告知原告事发经过，同时用微信发送现场照片，并将车辆拖到事发当地的修理厂，故被告对事故发生及受损后果不具有主观故意。原告虽非车辆投保人，但其与车主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载明，原告系车辆的所有人及受益人，其在知晓车辆发生事故后，报险索赔是其自己的义务，故其未及时报险索赔造成的损失理应自行承担。原告主张因被告未报案，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导致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抗辩意见，无证据佐证，不予支持。虽然租赁合同中约定了承租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事故，承租人有向保险公司报险的义务，但该租赁合同系原告事先拟就，针对不特定承租人反复使用的格式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未就上述条款内容作出解释和说明，而被告在事发后已将车辆及时脱救，并告知原告事故发生经过，用微信发送事故照片，已尽到足够注意义务，不应承担未报保险及手续不全的责任。因此，原告主张的车辆维修费74 760元及拖车费5 240元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59 940元车辆停运损失费的问题。虽然租赁合同约定了车辆发生事故，在行使或修理期间的租金由被告承担。但该格式条款的约定除非已经明示承租人，否则应作出对承租人有利的解释，故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另，在车辆维修期间，确实给出租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其修车期间基本属于西藏旅游淡季。一审法院出于公平考虑，酌情确定原告损失为400元/天。故车辆停运损失费为29 600元（400元/天×74天﹦296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37 380元车辆折旧费的问题。因租赁合同约定，车辆发生事故，应赔偿本车辆的加速折旧费，折旧金额按修车发生额的40%计算，若发现维修车辆侧翻、安全气囊弹出，车辆折旧费按维修发生金额的50%计算。该约定虽系格式条款，但对于受害人来说，车辆维修后，车辆本身的价值在一定程度内会贬值。一审法院出于公平考虑，酌情确定折旧金额按修车发生额的40%计算，即29 904元（74760元×40%﹦29904元）。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二条“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损失、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9 600元停运损失费和折旧费29 904元，合计59 504元，扣减被告已支付的押金10 000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49 504元损失费。判决：一、被告李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城东途愉汽车租赁支付车辆折旧费、停运损失费共计49 504元；二、驳回原告城东途愉汽车租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 846.4元，应由原告城东途愉汽车租赁承担2 360.4元，由被告李伟承担1 54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二上诉人于2019年9月17日签订了1份《汽车租赁合同（自驾）》，合同第一条：出租方的权利义务第8项约定“合同期间由于乙方原因造成车辆残旧，损伤等情况，乙方应当及时修复车辆；”第二条：承租方权利和义务第9项约定“车辆发生事故，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及有关部门，车辆修理由甲方安排修理地点，乙方不得擅自安排修理，一旦车辆损坏，禁止继续使用，乙方应全力配合交通部门处理好车辆事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时按照交通管理条例处理，由乙方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及对车主的罚款”。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及依据证据与一审法院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汽车租赁合同（自驾）》效力问题经一审庭审查明，上诉人李伟自认其与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签订租车合同时，因其网上预订的租赁车辆×××不在现场，经双方协商，重新确定了租赁车辆×××，且该租赁车辆系非营运车辆的事实，其明知仍自愿签订了租车合同，并对该租赁车辆进行了验车、取车及使用。故双方订立租车合同系双方自愿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诉人李伟上诉称，一审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未考量违法营运行为，认定将非法营运车辆作为租赁物签订的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但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列举了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才会导致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将非营运车辆出租，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获利，其行为违反的是行政法规规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性规定，而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一审判决认定合同有效，受法律保护，于法有据，并无不当。二、关于对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上诉请求及事由的评析第一，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上诉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庭后增加证据未经再次开庭质证，而是以微信方式质证，损害其合法权益。经查，在一审庭审笔录及听证笔录中，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对相关证据均已质证，且发表了质证意见，并在笔录中签字捺印。故一审法院质证程序并无不当。第二，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向上诉人李伟主张车辆维修费74 760元和车辆拖车费5 240元的问题。正如上诉人李伟上诉所称，本案案由虽为租赁合同纠纷，但本案系因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侵权行为引起的合同纠纷，属于合同法律关系与侵权法律关系及责任竞合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以租赁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系对其民事权利的正当处分。按照双方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自驾）》第一条：出租方的权利义务第8项的约定“合同期间由于乙方原因造成车辆残旧，损伤等情况，乙方应当及时修复车辆；”上诉人李伟从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租车后，为尽快到达目的地走便道，驾驶车辆入水中，致使车辆受损，符合合同约定因乙方原因造成车辆损伤，应当修复车辆的情形，其应承担修复车辆的合同义务。按照合同第二条：承租方权利和义务第9项“车辆发生事故，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及有关部门，车辆修理由甲方安排修理地点，乙方不得擅自安排修理”的约定，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通过顺发汽修厂将受损车辆拖回拉萨并进行维修，是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因此产生的修理费74 760元及拖车费5 240元的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九条“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上诉人李伟未按照租赁物的性质合理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损，应当由上诉人李伟承担该损失的赔偿责任。因上诉人李伟在订立合同时，已经支付了10 000元押金，作为其履行合同债务的担保，故应予以抵扣。经计算，上诉人李伟应向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赔偿损失70 000元(74760元＋5240元－10000元﹦70000元）。一审判决认定应由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自行承担相应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二审应予以纠正。第三，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向上诉人李伟主张车辆折旧费37 380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建议”的答复》规定，目前我国尚不具有支持贬值损失的客观条件，故人民法院对于主张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的，原则上不予支持。本案中，车辆受损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并未举证证明属于交通事故所造成，且上诉人李伟自认系其不当驾驶行为所导致，故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向上诉人李伟主张车辆折旧费37 380元，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应由上诉人李伟酌情承担车辆折旧费29 904元，缺乏法律依据，二审应予以纠正。第四，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向上诉人李伟主张车辆停运损失59 940元的问题。停运损失，是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发生交通事故无法运营所产生的特有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规定“受害人以被损车辆正用于货物运输或旅客运输经营活动，要求赔偿被损车辆修复期间的停运损失的，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予以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停运损失构成要件有三点：⑴正用于货物运输或旅客运输经营活动；⑵车辆因为交通事故受损；⑶停运损失限于被损车辆修复期间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损失。本案中，因租赁合同约定出租的租赁车辆为非营运车辆，该车辆非法从事营运活动，主张停运损失，缺乏正当性，且车辆受损的事实，并无证据证明与交通事故有关，故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向上诉人李伟主张车辆停运损失59 940元，既缺乏事实根据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伟应当酌情承担停运损失29 600元，违反法律规定，二审应予以纠正。三、关于对上诉人李伟上诉请求及事由的评析第一，上诉人李伟主张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在本案中存在严重过错，应自行承担事故损失的问题。如前所述，本案系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自由处分其民事权利，对构成合同法律关系与侵权法律关系竞合的本案，选择以合同关系起诉，故本案是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过错责任是一般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因本案是合同纠纷，承担责任须以合同法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为准，违反合同义务的一方，构成违约责任，而非过错侵权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的规定，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依约向上诉人李伟交付了租赁物，且该租赁物车辆经上诉人李伟检验、签收，并使用。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履行了交付租赁物的合同义务。但上诉人李伟在使用租赁物时，却违反租赁物正常使用的性质，将车辆驶入水中，致车辆损害，导致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为修复车辆产生较大损失。上诉人李伟的行为违反合同法规定及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车辆损害的赔偿责任。故上诉人李伟以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存在严重过错，应自行承担租赁物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应由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自行承担相应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二审应予以纠正。第二，上诉人李伟主张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提供的租赁物为非营运车辆，在交通事故中不能获得合理停运损失的问题。如前所述，停运损失，是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发生交通事故无法运营所产生的特有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租赁合同的租赁物为非营运车辆，该车辆非法从事营运活动，主张停运损失，缺乏正当性，且车辆受损的事实，并无证据证明与交通事故有关，故上诉人李伟的该项上诉事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伟应当酌情承担停运损失29 600元，违反法律规定，二审应予以纠正。第三，上诉人李伟主张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无鉴定结论认定车辆折损情况及费用，其不应承担车辆折旧费的问题。如前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建议”的答复》的规定，目前我国尚不具有支持贬值损失的客观条件，故人民法院对于主张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的，原则上不予支持。上诉人李伟的该项上诉事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应由上诉人李伟酌情承担车辆折旧费29 904元，缺乏法律依据，二审应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上诉人李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2020）藏0124民初6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李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支付损失赔偿费70 000元；三、驳回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李伟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7 692.8元，由上诉人城东途愉汽车租赁负担3 846.4元，由上诉人李伟负担3 846.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 小 红审  判  员   尼玛央宗审  判  员   尼玛卓嘎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法 官 助 理   索朗卓玛书  记  员   旦增措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