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26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元春，男，汉族，1967年9月3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静萍，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平，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蜂巢颜料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湘江中路**。法定代表人：周聘金（已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毅，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荣，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向元春因与被上诉人长沙蜂巢颜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蜂巢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2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元春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2928号民事判决书，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在征收拆迁补偿之前已经自然终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承包合同是根据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委会【长先管函（2009）59号】的文件要求，响应政府关于坪塘老工业基地产业退出的号召，与被上诉人一并关闭退出，属于不可抗力，上诉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从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长先管发【2010】13号和长先管函【2010】22号两份文件中可以看出，望城县开源废旧物回收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以下简称开源公司）是响应政府关于坪塘老工业基地产业退出的号召，与被上诉人一并闭退出，并非承包期间届满后自然终止并失效，上诉人、被上诉人解除租赁合同系不可抗力。再次，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的租赁物乃废旧的厂房和设备，为了能够正常使用，上诉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新建厂房和购置设备。2009年响应政府号召关闭退出时，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长先管函【2010】22号文件第三条规定，先导区管委会已对土地使用权人蜂巢公司给予优惠政策，包括上诉人经营的开源公司在内的5家租赁企业退出政策问题，由蜂巢公司与5家企业协商解决的事实。最后，2010年5月6日，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出台长先管函【2010】22号文件，要求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09年10月31日前完成停产关闭。故此，政府文件出台之时，承包合同即法定解除，不以双方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双方当事人是否向对方提出解除为要件，案涉承包合同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上诉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二、上诉人提供了《生产经营承包合同》、《搭建竹棚合同书》、开源公司建筑工程结算表、工程量计算表、开源公司竹棚屋面图、报价说明、借支单、现金支票存根、1997年租赁前和2008年租赁后的蜂巢公司航摄影像图等，并申请了被上诉人原董事、监事及工作人员出庭作证，足以证明上诉人在承包经营期间有搭建原料库的事实。首先，根据蜂巢公司1997年航摄影像图，该航拍图的形成时间为1997年，当时上诉人还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经营合同，该航拍图上并没有显示上诉人搭建的原料库，《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坪塘片棚户区改造项目（长沙蜂巢颜料化工地块）房地产评估报告（2017.1.20）》（以下简称《评估报告》）2已确权认定部分第47项所记载的原料库的建成时间为1960年，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2015年政府征收时，案涉原料库已经拆除，由于没有办理产权证，无法核实建成时间和建筑结构，征收办当时评估也是凭猜测得出的结论。2007年7月，开源公司为响应望城县环保局原材料入库的要求，自行筹资搭建了案涉原料库。上诉人提供了2008年蜂巢公司航摄影像图，该航拍图的形成时间为2008年，该航拍图上显示有上诉人搭建的案涉原料库。由于上诉人搭建的原料库系临时建筑物，没有办理产权证书，建成后也没有实地测量，当时修建时大致估算面积为2000平方米，故一审起诉根据《搭建竹棚合同书》中的估算面积来定的。由于长沙市岳麓区城市房屋征收补偿管理办公室（简称“岳麓区征收办”）对案涉原料库进行评估和确权时，并没有通知上诉人到场，直到从岳麓区征收办调取《评估报告》后，才知晓征收办确权认定的面积为2251.46平方米，故在变更诉讼请求时做了修改。至于名称先后为“矿棚”、“煤棚”、“原料库”，实际只是称谓不同而已，矿棚、煤棚、原料库都是一个概念，正如每个人有大名和小名是同一个道理。另外，2016年3月10日，开源公司向蜂巢化工厂区及私房征拆指挥部的《情况汇报》中第11条，称其新建了4000平方米矿棚、煤棚。事实上，开源公司在承包经营期间确实搭建了4000平方米的矿棚、煤棚，但由于受2008年冰灾的影响，部分矿棚已经倒塌没有重建，故在本次诉讼中没有提及，这一点与案涉的2251.46平方米原料库并不冲突。为此，上诉人还申请了被上诉人原董事黄某、丁某，原监事李某、陈某，原基建科负责人周某出庭作证。证人对上述事实均予以确认，并全部到庭接受法庭质证。证人黄某、丁某系被上诉人的原董事，证人李某、陈某系被上诉人的原监事，对上诉人行使管理和监督的职能，只知道上诉人在租赁经营期间有搭建的事实，对于案涉房屋的面积和具体建造情况确实不清楚。这些证人均系被上诉人蜂巢公司的管理者和经手人，并非上诉人公司的员工，与上诉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们的证人证言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其次，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即使其承包期限内有扩建厂房，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扩建面积与扩建成本。本案中，上诉人提供了开源公司建筑工程结算表、工程量计算表、报价说明、借支单、现金支票存根等，足以说明上诉人搭建案涉原料库的扩建面积和扩建成本。再次，一审开庭时，上诉人提供了《生产经营承包合同》、《搭建竹棚合同书》、开源公司建筑工程结算表、工程量计算表、开源公司竹棚屋面图、报价说明、借支单、现金支票存根、1997年租赁前和2008年租赁后的蜂巢公司航摄影像图等22份证据，还申请了被上诉人原董事黄某、丁某，监事李某，陈某，原基建科负责人周某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在承包经营期间搭建了案涉原料库，其搭建的原料库一并纳入了蜂巢项目征收范围，并进行了相应的补偿。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全部予以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述事实予以否认，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厂房系被上诉人自行搭建，二审法院应当不予采信。三、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厂房系被上诉人自行搭建的情况下，仅依据原长沙蜂巢颜料化工厂厂区及私房征拆指挥部两名工作人员的调查笔录作为定案的证据，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职权到长沙蜂巢颜料化工厂厂区及私房征拆指挥部进行调查，得知该指挥部已经撤销，故对参加过蜂巢公司厂区及私房征拆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黄某和王某某进行了调查。首先，长沙蜂巢颜料化工厂厂区及私房征拆指挥部虽然已经撤销，但是作为房屋征收部门的岳麓区征收办并没有撤销，对于与本案有关的双方争议较大的事实，应当由岳麓区征收办出具书面证明，并加盖公章做出合理的释明。其次，工作人员黄某和王某某身份不明确，没有证据显示两人系蜂巢公司厂区及私房征拆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退一步说，即使两人系指挥部工作人员，其地位相当于证人，应当跟其他证人一样，出庭接受法庭质证。再次，两位工作人员黄某和王某某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询问时表示，“蜂巢征拆指挥部在评估蜂巢颜料化工厂厂区及私房的征收补偿费时，确权的基本原则是房地合一的原则，蜂巢公司是被征收土地的使用权人。”“征收实施期间，向元春负责人没有就其在租赁经营期间搭建的建筑物，要求指挥部对其进行单独的评估和确权”“岳麓区征收办与蜂巢公司签订《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协议》时，并未将上诉人纳入此次征收补偿的对象，也未对上诉人所诉称的搭建房屋进行专门的评估和测量”。本案中，上诉人在承包经营期间搭建的原料库系临时建筑，没有办理产权证书，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是蜂巢公司，但案涉房屋本身的所有权人是本案上诉人，不适用“房地合一”的确权原则。上诉人作为被征收房屋的利害关系人，曾多次向蜂巢公司和指挥部主张权利，指挥部以其不是土地使用权人为由，拒绝了上诉人的合理诉求。现在却以上诉人没有要求指挥部进行单独的评估和确权，以岳麓区征收办未将上诉人纳入此次征收补偿的对象，也未对上诉人所诉称的搭建房屋进行专门的评估和测量为由，剥夺上诉人合法的财产权，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最后，两名工作人员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询问时还表示，“案涉房屋登记或确权在蜂巢公司名下的，与本案上诉人并没有任何关系。”“蜂巢指挥部在协议征收案涉土地及房屋等时补偿的对象是蜂巢公司，案涉原料库的征收补偿款应当支付给蜂巢公司”本案中，被上诉人蜂巢公司自始至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系其自行搭建，两名工作人员也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确权在蜂巢公司名下。由此可见，指挥部两名工作人员的陈述纯属无稽之谈，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以此调查笔录作为定案的依据，显然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四、2009年政府关停和2015年政府征收虽系两个不同的政府行为，但两者之间存在牵连关系。2009年政府关停时承诺的优惠政策最终没有兑现，2015年政府征收是按照蜂巢公司2009年政府关停前的房屋及设备现状作为补偿依据。上诉人搭建的原料库补偿款涵盖于被上诉人的征收补偿款项中，被上诉人获取上述款项没有法律根据，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故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返还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2017年1月20日，湖南经典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在第1页“致估价委托人函”中明确提出，2010年左右，依据长先管函（2009）59号文件的要求，响应政府关闭退出的号召，将相关生产线等生产化工产品的重大成套设备及相关配套的附属设施设备及部分建（构）筑物等先行拆除，但一直未得到补偿。另外，根据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2016年第81次）明确的具体事项第（二）条关于蜂巢化工项目厂区征收，确权认定已拆除未登记房屋面积，原则同意按2008年航拍图图影面积，依据坪塘片区未登记房屋认定办法进行确权认定，并进行评估补偿。评估补偿已拆除设施设备和基础工程，原则同意以企业提供的2010年设施设备招标拆除清单为依据，结合实际拆除时间节点，按照计损的方式，对企业为落实原长沙大河西先导区产业退出政策拆除的设施设备进行评估补偿。由此可见，2015年政府征收是按照蜂巢公司2009年政府关停前的房屋及设备现状作为补偿依据，上诉人搭建的原料库补偿款涵盖于被上诉人的征收补偿款项中。2009年政府关停时，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办事处仅向上诉人支付企业退出补偿和解决下岗职工补助，房屋补偿款一并纳入2015年的政府征收补偿款中，被上诉人获取上述补偿款没有法律根据，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故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返还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蜂巢公司答辩称，一、蜂巢公司与开源公司的租赁合同于2008年1月31日到期后因不再继续租赁而自然终止并失效，向元春无权要求蜂巢公司赔偿损失。第一，根据向元春提供的《长沙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租赁合同》体现租赁期限为2005年10月1日起至2008年1月31日止。租赁期限届满后双方并未续签，故租赁关系终止时间为2008年1月31日。第二，双方的租赁关系自2008年1月31日合同期限届满后自然终止，并基于政府产业关停退出终止。政府产业关停退出与合同自然终止并无关联，向元春若基于政府关停退出需补偿也只能向政府主张，而不是向蜂巢公司主张。第三，即使开源公司在租赁期间扩建厂房，但政府于2013年10月对于退出企业已给予了退出补偿金。其中开源公司领取的补偿金为23万元，且补偿明细载明该补偿金为企业退出的补偿金（该补偿金包含了即使向元春扩建厂房的补偿及设施设备的补偿）。向元春代表开源公司领取了补偿金，视为对退出补偿行为的认可，故向元春无权再主张任何补偿款。第四，向元春上诉称基于响应政府退出的号召，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既然系基于响应政府退出号召，那么向元春要求赔偿的主体并非蜂巢公司。本案向元春诉请系主张返还征收补偿款，向元春要求赔偿损失系两个概念，且存在前后矛盾。二、无证据证明开源公司租赁期间有扩建厂房。其一、向元春在民事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中称，开源公司在租赁期间修建了2000平方米矿棚、煤棚，但在之后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称在租赁期间修建了2251.46平方米的原料库。另根据向元春提供的开源公司于2016年3月10日向蜂巢化工厂区及私房征拆指挥部的《情况汇报》中第11条称新建了4000㎡矿棚、煤棚。向元春就扩建厂房名称先称为矿棚、煤棚后又称系原料库、就扩建厂房面积先称面积为4000平方米后又称2000平方米到最后称2251.46平方米，向元春其诉称前后矛盾。向元春对于开源公司扩建什么（到底系原料库还是氧化锌矿棚、煤棚）及具体扩建的面积均不清楚，由此说明向元春诉称开源公司租赁期间扩建原料库厂房非客观事实；其二、向元春诉称修建的原料库为2007年7月31日搭建的竹棚即为评估报告中第2项第47条的原料库。而评估报告中第2项第47条的原料库结构为钢混结构、修建时间为1960年，两者之间无任何联系及对应性，说明开源公司租赁期间修建原料库非客观事实。其三，向元春申请的证人黄某、丁某、陈某、李某、周某提供的证词，其证人与向元春存在利害关系且证词之间存在互相矛盾之处，并不能证明开源公司租赁期间有搭建厂房的事实。其四，向元春称根据1997年与2008年航拍图可以确定开源公司租赁期间有扩建厂房。但1997年航拍图系黑白照模糊不清，无法准备识别原房屋状况。即使2008年航拍图有新增部分建筑物，但也并不能确定属于开源公司扩建。三、即使开源公司承包期限内有扩建厂房，其扩建面积、扩建成本、补偿金额均无法确定。（一）即使开源公司承包期限有扩建厂房且与评估报告中第2项第47条的原料库有关联，但其扩建的面积也无法确定。其一，评估报告中第2项第47条的原料库建成年份为1960年，说明原料库在开源公司在承包期间就已存在。既然系扩建则是在原房屋的基础上进行新增，而评估报告中第2项第47条的原料库总面积为2251.46平方米，向元春诉称开源公司承包期间扩建了2251.46平方米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宜，也并无证据证明开源公司具体的扩建面积；其二，向元春在诉讼过程中称开源公司系扩建氧化锌煤棚后称扩建了原料库，但根据评估报告中以原料库和氧化锌命名的房屋有多处，无任何证据证明开源公司扩建的厂房即为评估报告中第2项第47条的原料库，仅系向元春的单方陈述。向元春不但无法确定扩建的厂房具体名称，更无法确定其扩建厂房的面积。（二）根据向元春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无法证明开源公司扩建厂房的成本。其一，虽向元春提供了《搭建竹棚合同书》、情况说明、借支单、支票存根。但前述证据材料并无原件无法证明其真实存在；且支票存根仅一张备注为搭竹棚、其他支票存根备注为车维修费、运费，与搭建竹棚无任何关联：且收款主体均不是《搭建竹棚合同书》的签订方张祖旭。因此，从收款主体及款项用途均说明开源公司并未就扩建厂房有实际支出费用；其二，根据向元春提供的《搭建竹棚合同书》约定，搭建面积为648平方米，单价为14.8元／平方米，其总成本不到1万元。但根据向元春提供的凭证计算，即使支付款项内容系真实且与搭建有关，其支出总费有近6万元，按此计算的金额与合同约定的金额明显不一致。即使存在扩建也无法核实成本，况且根据前述论述开源公司自己扩建了多少面积也无法确定又如何能确定其扩建的成本。综上，即使开源公司在承包期限有扩建厂房，无任何证据证明开源公司就扩建厂房实际有成本支出，故其扩建的成本无法确定。（三）即使开源公司有扩建厂房且征收过程中进行了补偿，其补偿金额也无法确定。首先，向元春在民事起诉状中就房屋、停产停业、设施设备及基础工程主张总补偿金额为3,760,000元，后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主张房屋的补偿金额为6,628,298元，由此说明向元春就房屋补偿具体金额自己也无法区分；其次，即使按向元春诉称房屋补偿款应为房地总评估价减去空坪隙地1,050元每平方米所得。但房地总评估价均为每平方米3500-4,000元之间，若减去空坪隙地1,050元每平方米其房屋的评估价系土地评估价的2倍。然而根据市场行情及行业习惯，土地的评估价往往比房屋的评估价格要几倍，而此评估报告中却相反。因此，若按此方式计算评估价格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则，违背公平公正。人民法院更不应该以房地总评估价减去空坪隙地1,050元每平方米计算房屋评估价；再次，即使开源公司有扩建厂房，但向元春自己也不清楚扩建的面积，更不能也无证据证明其扩建房屋的补偿系评估报告中具体某一项。向元春既然不能确定搭扩建的面积也不确定应补偿的单价，不论按哪种方式补偿其房屋补偿金额均无法确定。四、本案中征收的土地、房屋均属于蜂巢公司所有，并无开源公司新建扩建部分。若开源公司认为有新建及蜂巢公司所获的征收补偿款中含有开源公司新建扩建部分的补偿，其举证责任在开源公司。原一审法院向私房征拆指挥部两名工作的调查笔录，经过了开源公司的质证，且开源公司对其两工作人员的调查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对无异议，故该份调查笔录可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四、即使开源公司有扩建厂房且征收部门对其进行了补偿，该补偿款的权利人应为蜂巢公司，而不是向元春，向元春无权向蜂巢公司主张任何征收补偿。（一）即使开源公司有扩建厂房且征收部门对其进行了补偿，该补偿款的权利人到底是谁，取决于扩建的厂房所有权归谁。若开源公司在自己的土地及房屋上扩建附属设施，其所有权当然归开源公司。但若开源公司在蜂巢公司的土地及房屋上扩建厂房其所有权并非当然归开源公司所有，需根据双方《生产经常在承包合同》的约定及法律的规定予以确定。其一，本案中，《生产经营承包合同》第三条约定：“在承包期满后其固定资产转为公司资产”。据此约定，开源公司与蜂巢公司就承包期间扩建的任何附属设施设备其权属明确约定归蜂巢公司所有。2008年1月31日双方的承包关系届满，故承包期间开源公司扩建的厂房其权属归蜂巢公司，其收益或补偿当然也归蜂巢公司所有。其二，即便《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前述第三条对于在承包房屋上扩建厂房的权属及补偿并未进行明确约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关规定，同样可以确定向元春在蜂巢公司的土地及房屋上扩建厂房其所有权应归蜂巢公司。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规定：“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据此规定，开源公司于蜂巢公司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上扩建的厂房在双方《生产经营承包合同》无约定权属的情形下，当然归蜂巢公司所有。其次，本案中，开源公司与蜂巢公司虽然建立的系承包合同关系，但就在他人房屋上扩建厂房承包人与承租人的法律地位及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一致；且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承包人在他人房屋上增添附属费施设备后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系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法律进行认定。针对承租人在租赁期间扩建附属设施的权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14条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规定。租赁期限内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扩建的情形下，根据是否办理合法建设手续由出租人承担不同情形下的扩建费用。如承租人扩建附属设施其权属及收益当然归承租人所有，那么其扩建费用必然由承租人承担，进而法律再规定出租人来承担扩建费用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同时，前述司法解释第13条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或者扩建发生的费用，由承租人负担。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结合第14条之规定，租赁期间经出租人同意扩建的情形下其权属及收益应归出租人所有，在未经出租人同意扩建的情形下其权属及收益不但应归出租人所有，其费用也应由承租人负担。本案中，开源公司任原厂房基础上扩建厂房，虽未经蜂巢公司明确同意但蜂巢公司也从未提出过异议，视为蜂巢公司默认。因此开源公司扩建的厂房权属及收益应根据前述解释第14条规定认定归蜂巢公司所有。（二）、向元春无权向蜂巢公司主张征收补偿款。第一、《生产经营承包合同》第十条约定：“由于国家政策变更以及国家征地、环保等原因导致企业被迫停产，本协议也自行终止”。该条款明确约定，涉及到国家政府变更及征地等原因，该合同自行终止，但并未约定后续补偿事宜。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早已预见到涉及到国家政策变更及征地的情形，但并未约定如何补偿，则视为即使有补偿也与开源公司无关，故向元春无权主张。第二，双方的承包关系自2008年2月28日合同其届满后自然终止，并基于政府产业关停退出终止。且政府产业关停退出与合同自然终止并无关联，向元春若基于政府关停退出需补偿也只能向政府主张，而不是向蜂巢公司主张。况且2008年，长沙市政府部署长沙市坪塘老工业基地产业退出方案，包括开源公司在内所有企业响应政府号召，均已退出。即使开源公司在承包期间扩建厂房，但政府于2013年10月对于退出企业已给予了退出补偿金。其中开源公司领取的补偿金为23万元，且补偿明细载明该补偿金为企业退出的补偿金（该补偿金包含了即使向元春扩建厂房的补偿及设施设备的补偿）。向元春代表开源公司领取了补偿金，视为对退出补偿行为的认可，故向元春无权再主张任何补偿款。第三，2008年政府关停政策与2015年的政府征收行为系两件政府行为，两种行为之间属于不同性质日不具有关联性。2008政府关停政策的行为，政府已给予了向元春相应补偿。2015年的政府征收行为针对的主体为蜂巢公司，而非向元春，故向元春无权向晖果公司主张任何补偿款。综上所述，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向元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蜂巢公司向向元春返还拆迁补偿款（建筑物征收补偿、停产停业补偿、设施设备及基础工程补偿）人民币3,760,000元（暂2000平方米原料库房按每平方米1,880元计，最终金额以拆迁评估报告为准）2.本案诉讼费由蜂巢公司承担，应审中方向元春变更诉价请求为：1.请求蜂巢公司向向元春返还房屋征收补偿款共计人民币6,628,298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蜂巢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开源公司于2007年1月5日成立，经营范围为工业废渣、废料、矿石等的收购及加工销售，法定代表人和自然人股东均为向元春。2011年8月11日，望城县开源废旧回收有限公司经批准注销。蜂巢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31日。2005年10月，向元春（承包方）与蜂巢公司（发包方）签订了《长沙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一、公司以现有属于蜂巢公司的固定资产（已由其他承包车间承包的固定资产除外）和流动资产（详见附件）提供给承包方用于生产经营，不再另外提供任何资金和物资。。。。三、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必须确保公司资产的安全与完整，无权进行抵押和让售，如有损坏和缺失，由承包方按现行市价赔偿。承包期内经公司认可承包方为发展生产而需新添置的设备，在承包期内应按国家规定的折旧率计提折旧，在承包期满后其固定资产可转公司资产并冲抵承包方应归还公司的流动资产，承包方负责承包期间公司所拨付固定资产的保险费。。。。七、承包期从二OO五年十月一日起至二00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十、由于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例如自然灾害、战争等致使企业无法继续生产经营，本合同自行终止；由于国家政策变更以及国家征地、环保等原因导致企业被迫停产，本协议也自行终止；由于承包者个人方面的原因要求止承包经营，务必提前一个月向董事会提交报告，并承担该月承包费用的上缴。该承包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续签合同。向元春向法庭提交了一份2007年7月31日，向元春代表开源公司（甲方）与张祖旭（乙方）签订的《搭建竹棚合同书》，约定现甲方有两个竹棚，约2000平方米左右交与乙方施工（包工不包料）。经《建筑工程（结）算表》可知，竹棚工程的实际建筑面积为2233.48平方米，建设成本为34,314.78元。向元春另提供了蜂巢颜料化工有限公司1997年航摄影像图和蜂巢公司2008年航摄影像图、宗地图等，拟证明其搭建了案涉的房屋。2008年12月23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长沙市坪塘老工业基地产业退出实施方案＞的通知》，。。。三、实施步骤。。。（二）第二阶段：2009年12月31日前。。。。2、完成长沙蜂巢颜料化工有限公司、湖南三环颜料有限公司等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企的整体搬迁或关闭工作。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5月4日，出台（长先管函【2009】59号）《关于坪塘老工业基地产业退出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明确：“长沙蜂巢颜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等5家企业于200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出任务，可享受“土地出让、抵扣城市配套费＇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本案向元春自认根据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委会【长先管函（2009)59号】文件要求，2009年5月4日，向元春与蜂巢公司一并关闭退出。蜂巢公司亦提出双方的承包关系自2008年2月28日合同期届满，之后基于政府产业关停退出终止。向元春在代理词中主张“向元春、蜂巢公司于2009年5月4日解除案涉承包合同，向元春有权要求蜂巢公司赔偿损失”。2010年4月16日，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长先发【2010】13号）《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切实做好2009年坪塘老工业基地产业退出后续工作的通知》，其中第三条规定：“各退出企业应于2010年6月10日前完成生产设备拆除，6月30日前完成拆除设备处置并经退出领导小组验收合格。。。。”2010年5月6日，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出台（长先管函【2010】22号）《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坪塘老工业基地2009年产业退出支持政策补充意见的函》表明及其厂内五家承包企业即本案向元春已于2009年10月31日前完成了停产关闭。向元春向法庭提供了一份新飞冶炼厂、望城宏发冶炼化工厂、望城红宇化工厂、望城鹏翔化工有限公司、望城县开源代工有限公司向岳麓区政府出具的《关于请求对老坪塘基地产业退出后实施补偿和奖励的报告》，落款时间为2011年10月10日，该《报告》中五家企业共同请求岳麓区政府对该五家企业解除职工劳动合同的补偿金及退出关闭的奖励给予支持。2013年10月，当时的坪塘镇老工业基地退出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退出资金补偿办法，并明确由坪塘街道办事处支付退出补偿资金。本案向元春代表开源公司领取了政府向其支付的企业退出补偿和下岗职工补助费用共计23万元。2015年11月9日，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下达了【2015】岳征决字第006号《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该项目征收范围为蜂巢公司入地红线范围，征收对象为征收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所有建筑物、构筑物。岳麓区征收办委托湖南经典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位于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坪塘片棚户区改造项目（长沙蜂巢颜料化工地块）征收范围内长沙蜂巢颜料化工有限公司被征收房地产、空坪隙地、构筑物、附属设施和树木、苗木及绿化工程进行了价值评估。湖南经典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坪塘片棚户区改造项目（长沙蜂巢颜料化工地块）房地产评估报告》，评估长沙蜂巢颜料化工地块改造项目于价值时点即2015年11月9日的公开市场价格为453,098,579元。同时，该《评估报告》注明：实地查勘时，评估方发现该项目地上有部分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等已拆除，经委托方（岳麓区征收办）及被征收人（蜂巢公司）介绍，上述情况系蜂巢公司于2010年左右，依据长先管函（25009）59号文件的要求，响应政府关闭退出号召，将相关生产线及部分建（构）筑物等先行拆除，但一直未得到补偿。本次评估的建（构）筑物、机器设备、附属设施等资产，其相关数据均以征收方（岳麓区征收办）及被征收方（蜂巢公司）盖章确认的《固定资产一清查评估明细表》为依据。向元春称其在承包经营期间搭建的原料库就是《评估报告》在评估报告中第二项：2.已确权认定部分。第47项所称的原料库，但该《评估报告》并未对本案向元春所称的其自建的房屋进行确权和单独的评估。原长沙蜂巢颜料化工厂厂区及私房征拆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询问时亦表示：“长沙蜂巢颜料化工厂厂区及私房征拆指挥部已于2019年2月撤销。本案向元春自行指认其在承包经营期间搭建的原料库就是《评估报告》在评估报告中第二项：2.已确权认定部分。第47项所称的原料库，未举证证明，无法确认。因前述《评估报告》中所列的项目是登记或确权在蜂巢公司名下的，与本案向元春并没有任何关系。”2017年1月24日，长沙市岳麓区城市房屋征收补偿管理办公室（甲方：房屋征收部门）、蜂巢公司（乙方：被征收人）及岳麓区坪塘街道办事处（丙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蜂巢公司被征收房屋所获得的补偿款总额为541,001,939元，包括被征收房屋补偿、被征收房屋装饰装修、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各项补助及奖励等项目。2017年3月8日，长沙市房屋征收管理部门对该份协议进行了备案。向元春称蜂巢公司获取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款没有法律根据，损害了向元春的合法利益，要求蜂巢公司向向元春返还案涉房屋所获得的征收补偿款。另查，该份《征收补偿协议》未将本案向元春纳入本次征收补偿对象。原长沙蜂巢颜料化工厂厂区及私房征拆指挥部（以下简称“蜂巢征拆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明确表示：“蜂巢征拆指挥部在评估蜂巢颜料化工厂厂区及私房的征收补偿费时，其确权的基本原则是房地合一的原则，蜂巢公司是被征收土地的使用权人。按照《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坪塘片棚户区改造项目（长沙蜂巢颜料化工地块）房地产评估报告》的记载，机器设备中没有向元春所称原料库的相关项目。所以政府应当没有对其给予补偿。向元春自行指认《评估报告》中所列的相关项目就是他们搭建的相关建筑物，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向元春所称的搭建建筑物有没有存在，以及其权属主体是否为向元春，都需要向元春自行提供证据证明，但即使该搭建的建筑物有存在，因土地权属并不属于向元春，故向元春也无法将其确权在向元春的名下，也无法对其进行单独的评估。评估报告上所体现的相关建筑物及设备的评估内容都是对蜂巢公司所有的房屋及设备等进行的评估。蜂巢指挥部在协议征收案涉土地及房屋等时补偿的对象是蜂巢公司，《评估报告》在评估报告中第二项：2、已确权认定部分。第47项所称的原料库的征收补偿款应当支付给蜂巢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为承包合同纠纷，向元春系基于案涉《承包合同》向蜂巢公司主张返还案涉房屋的征拆补偿款，本案向元春虽然与蜂巢公司订立的承包合同，但是合同内容与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与租赁经营类似，故可以参照租赁合同进行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向元春要求蜂巢公司向其返还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能否成立？一审法院认为，向元春的该项诉请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向元春、蜂巢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在征收拆迁之前已经自然终止。向元春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其与蜂巢公司于2005年10月签订的《长沙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承包合同》，约定蜂巢公司以现有属于蜂巢公司的固定资产（已由其他承包车间承包的固定资产除外）和流动资产（详见附件）提供给承包方用于生产经营，承包期从二0O五年十月一日起至二0O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2007年1月5日,向元春注册成立开源公司，向元春担任法定代表人，系自然人独资公司。开源公司注销后，向元春延续了与蜂巢公司的承包合同。案涉承包合同到期后，向元春、蜂巢公司双方并未续签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向对方提出解除案涉承包合同，但案涉承包合同在承包期间届满后，承租人（本案向元春）不再继续承包时，案涉的承包合同即应自然终止并失效。根据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文件长先管函【2010】22号《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坪塘老工业基地2009年产业退出支持政策补充意见的函》，向元春与蜂巢公司已于2009年10月31日前完成了停产关闭。综上，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案涉承包合同于2009年10月31日前因合同期限届满，向元春与蜂巢公司一并关闭退出，不再继续承包而自然终止失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在案涉承包合同自然终止后，蜂巢公司所负的义务仅为“通知、协助、保密等”，并无赔偿向元春财产损失的义务。向元春主张“向元春、蜂巢公司于2009年5月4日解除案涉承包合同，向元春有权要求蜂巢公司赔偿损失”与事实不符，其索赔主张亦没有法律依据。二、向元春主张在其承包经营期间搭建了案涉的竹棚（原料库），就是《评估报告》中第二项：2、已确权认定部分。第47项所称的原料库，征收实测面积为2251.46㎡,蜂巢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向元春亦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向元春称开源公司在承包期间有扩建厂房，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向元春在诉状中称，开源公司在承包期间修建了2000平方米矿棚、煤棚，但在之后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又称在承包期间修建了2251.46平方米的原料库。另根据向元春提供的开源公司于2016年3月10日向蜂巢化工厂区及私房征拆指挥部的《情况汇报》中第11条中，又称其新建了4000㎡2矿棚、煤棚。向元春就扩建厂房名称先称为矿棚、煤棚后又称系原料库、就扩建厂房面积先称面积为4000平方米后又称2000平方米到最后称2251.46平方米，其陈述前后矛盾。即使向元春有搭建竹棚（原料库），但向元春自称其搭建的竹棚（原料库）就是《评估报告》在评估报告中第二项：2.已确权认定部分。第47项所称的原料库，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向元春称其修建的原料库为2007年7月31日搭建的竹棚，而评估报告中第2项第47条的原料库结构为钢混结构、修建时间为1960年，二者之间未能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其虽向法庭提供了蜂巢公司原董事黄耀酒等人的证言和蜂巢公司原基建科工作人员周某在庭审中的证言及指认，但证人与向元春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且在当庭作证时对于案涉房屋的面积和具体建造情况均不清楚，并表示有些情况是听别人说的。因蜂巢颜料化工厂厂区及私房征拆指挥部已经于2019年，月撤销，原长沙蜂巢颜料化工厂厂区及私房征拆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询问时亦表示：“本案向元春自行指认搭建的原料库就是《评估报告》在评估报告中第二项：2.已确权认定部分。第47项所称的原料库，未举证证明，无法确认。因前述《评估报告》中所列的项目是登记或确权在蜂巢公司名下的，与本案向元春并没有任何关系。”岳麓区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在与蜂巢公司签订案涉《征收补偿协议》时，并未将向元春纳入此次征收补偿的对象，也未对向元春所诉称的其搭建的房屋进行专门的评估和测量。故本案向元春称其搭建的原料库就是《评估报告》在评估报告中第二项：2.已确权认定部分。第47项所称的原料库，证据不足，依法不足以认定。三、向元春称蜂巢公司获取案涉原料库的征收补偿款没有法律根据，应当向向元春返还案涉原料库的征收补偿款，不能成立。向元春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承包期间有扩建厂房，即使其承包期限内有扩建厂房，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扩建面积与扩建成本，且向元春自称其扩建的“原料库”就是评估报告中第2项第47条的原料库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即使向元春在原承包厂房的基础扩建了原料库，但案涉《承包合同》对承包人在承包期间搭建或扩建的房屋如果获得征收补偿，其补偿款应当归谁并无明确约定。且在2015年政府对蜂巢公司厂区土地及房屋等进行征收之前，案涉《承包合同》早已自然终止，即本案承包合同关系终止在前，征收补偿行为发生在后。而且本案向元春也并未被政府列为此次征收补偿的主体，故其基于《征收补偿协议》对被征收房屋及相关设备并不享有征收补偿权益。政府部门在征收蜂巢厂区的房屋和土地时按照“房地合一”原则，根据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对案涉土地上的房屋及设备均进行了专门的确权和评估，并与蜂巢公司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向元春要求蜂巢公司向其返还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向元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198元，由向元春承担。二审中，宏发厂向本院申请调取证据，本院委托律师调取证据，宏发厂也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在举证过程中，宏发厂为了达到相关证明目的，将调取的证据、二审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原一审提交的证据，作出如下举证：第一组证据：开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2005年10月《长沙蜂巢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承包合同》、2006年12月15日《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拟证明：1、2005年10月，向元春与蜂巢公司签订《生产经营承包合同》。2007年1月，向元春成立望城县开源废旧回收有限公司，开源公司自成立之日起至2010年左右被迫关闭并注销时，一直承租蜂巢公司厂房作为企业经营地和住所地，，企业经营地和住所地从未发生过任何变更2、租赁合同第三条约定：在承包期内，经公司认可承包方为发展生产而新添置的备，在承包期内应按国家规定的折旧率计提折旧，在承包期满后期固定资产可转为公司资产并冲抵承包方应归还公司的流动资产。据此约定，新添置设备设施权益归属于向元春。第二组证据：2007年7月31日《搭建竹棚合同书》、《建筑工程结算表》、《工程量计算表》、2007年8月3日《借支单》、2007年9月18日《借支单》、现金支票存根、2004年航摄影像图、2008年航摄影像图。拟证明：向元春独资的望城县开源废旧回收有限公司于2007年出资搭建了案涉原料库。航拍图进一步证明了开源公司搭建原料库的事实；从航拍图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2004年的航拍图中该原料库并不存在，2008年的航摄影像图才有案涉原料库的图影。第三组证据：周某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岳麓区法院于2019年6月21日的《开庭笔录》第8-10页、周某当庭指认并标注了开源公司搭建建筑物位置的《宗地图》。拟证明：周某退休前是蜂巢公司基建科工作人员，蜂巢公司因征收工作需要，召回已退休的周某为其案涉项目被征收房屋进行面积测算，周某根据宗地图、航拍图、ＣＡＤ图等文件测算出的房屋面积，成为征收部门认定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屋征收面积的重要依据。周某当庭指认了案涉的原料库是向元春独资的开源公司搭建。第四、五组证据：2002年12月1日《长沙市拍卖行拍卖成交确认书》、2002年12月20日《长沙市颜料化工厂破产财产拍卖成交结果及产权交割情况表》、《破产拍卖房屋建筑物交接清单》、《破产拍卖在建工程交接清单》、《破产拍卖设备交接清单》、湖南省望城县人民法院（2002）望民破字第801-6号《民事裁定书》、化医发（2003）18号《长沙市化工医药行管办关于将原长沙颜料化工厂土地及非经营性资产用于安置职工请示》、长企改（2003）048号《关于将原长沙颜料化工厂土地资产及非经营性资产用于安置职工的批复》、2003年6月25日《关于长沙蜂巢颜料化工有限公司整体接收原长沙颜料化工厂人员安置和非经营性资产处置的协议》、《非经营性资产明细表》。拟证明：1、蜂巢地块上的建筑物，并非蜂巢公司自行建造，而是蜂巢公司于2002年和2003年通过接收长沙颜料化工厂的资产而获得的。蜂巢公司从长沙颜料化工厂获得的建筑物，具体如下：蜂巢公司于2002年12月通意平过公开竞买长沙颜料化工厂破产财产的方式获得了24047.01平方米建筑物（详见第四组证据）；蜂巢公司于2003年6月因承诺安置长沙颜料化工厂职工而协议获得案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和非经营性资产中7590.64平方米建筑物（详见第五组证据）。通过前述两种方式，蜂巢公司获得了长沙颜料化工厂建筑物面积共计31637.65平方米。除此之外，蜂巢公司并未合法获得过案涉地块的其他建筑物，亦未自行搭建过其他建筑物。2、从蜂巢公司合法拥有的前述建筑物清单可以清楚看出，蜂巢公司所有的建筑物中根本没有案涉原料库。案涉原料库是由开源公司搭建的。第六组证据：《长沙颜料化工厂抵押资产一览表》。拟证明：原长沙颜料化工厂抵押给银行的20460.6㎡抵押资产，并未进行破产拍卖（详见第14号证据），蜂巢公司从未合法获得过该抵押资产。从《评估报告》的房屋明细中可明确看出，属于原长沙颜料化工厂的20460.6㎡抵押资产与向元春独资的开源公司搭建的案涉原料库一样，并非归属于蜂巢公司的建筑物，但对应的征收补偿款却被蜂巢公司非法据为己有，蜂巢公司因此获得巨额不当得利。第七组证据：长政办函（2008）177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坪塘老工业基地产业退出实施方案＞的通知》。拟证明：2008年12月23日，长沙市政府发文要求：在2008年12月31日前完成蜂巢公司及厂内租赁企业退出方案的制订并在2009年12月31日前完成整体搬迁或关闭工作；逾期未退出或关闭的企业，工商局不再为其办理工商年检注册，长沙电业局、自来水公司将采取停止供电、供水等措施。据此，五家租赁企业的租赁关系并非自然终止，而是应政府要求被迫关停，且政府文件明确提到要制订租赁企业退出方案的问题（如租赁关系已终止，政府无须制订租赁企业退出方案）。第八组证据：长先管发（2010）22号《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坪塘老工业基地2009年产业退出支持政策补充意见的函》、蜂巢公司于2010年2月10日领取278万元“坪塘老工业基地产业退出资金”的领款凭证。拟证明：1、2010年5月6日，先导区管委会发文明确：蜂巢公司等企业均已于2009年10月31日前完成了停产关闭；因对蜂巢公司给予了优惠政策，不再对五家租赁企业重复奖励，租赁企业退出政策问题，由岳麓区、蜂巢公司与五家租赁企业协商解决。根据该文件精神，政府是将蜂巢公司和五家租赁企业作为整体进行处理，并将退出补偿奖励整体全部给予了蜂巢公司。2、蜂巢公司在2010年企业停产关闭时便利用了自己出租人的优势地位侵害承租企的利益，在其于2010年2月10日获得了政府优惠政策并领取了278万元“坪塘老工业基地产业退出资金”后，全部非法据为己有，至今未按政府高文件要求与五家租赁企业协商分配资金问题。第九组证据：长政办函（2010）44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坪塘老工业基地产业退出2010年实施方案》的通知》、《岳麓区政府关于对蜂巢公司所有已拆除的设施设备进行评估补偿的情况说明》。拟证明：1、长沙市政府发文要求：2009年关停企业须在2010年6月30日前完成生产设备拆除工作；岳麓区政府应敦促蜂巢公司及厂内五家租赁企业按期完成设备拆除并经验收合格。2、《评估报告》中凡是已在蜂巢公司《2010年设施设备招标拆除清单》（详见第23、25号证据）中列明的机器设备，均归蜂巢公司所有；除此之外，案涉《评估报告》中的机器设备，不属于蜂巢公司的财产，而是属于租赁企业的财产。第十组证据：（2015）岳征决告字第006号《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2016年第81次《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2016年10月四部门出具的蜂巢地块认定未登记建筑的《国有土地上未登记建筑认定表》以及凭“（2020）湘01民终2647号”《律师调查令》从岳麓区征收办调取的未登记建筑认定材料。拟证明：1、因被征收地块上部分建筑和设备设施等已应政府要求在2010年左右予以拆除且政府未给与补偿，为此，湘江新区管委会发文确定：对于被征收地块内未登记建筑，同意按2008年航拍图认定并进行评估补偿；对于企业的设施设备，同意企业在停产关闭时为落实政府产业退出政策而于2010年拆除的设施设备进行评估补偿。2、根据湘江新区管委会文件，案涉蜂巢地块，不是以2015年11月岳麓区政府发布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的状态作为征收补偿的依据，而是以企业于2010年左右被迫停产关闭前正常经营的状态作为征收补偿的前提和依据（详见第25,27号证据）。3、从《未登记建筑认定表》及其认定材料，根本无法得出案涉原料库建于1960年的事实。航拍图是蜂巢地块上认定来登记建筑的重要依据，从航拍图可以清楚看出（详见第7,8号证据），案涉原料库在2004年之前根本不存在，因此《未登记建筑认定表》及评估报告中认定案涉原料库建于1960年与事实不符。征收部门之所以将蜂巢地块上所有未登记建筑物建成时间均记载为1987年《土地管理法》生效之前的时间，是为了让被认定建筑在形式上合法。第十一组证据：湘经典（2017）长征000102A号《评估报告》、岳麓区房屋征收办与蜂巢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及附件岳麓区征收办与蜂巢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附件。拟证明：1、因蜂巢公司是被征收地块使用权人，征收部门将原本不属于蜂巢公司的T经建筑物都认定至其名下，蜂巢公司因此可名义持有高达70975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大大超过实际归属于蜂巢公司的建筑面积，蜂巢公司为此获取了高达5.89亿元征收补偿款，其中包含大量不当得利。2、向元春独资的开源公司搭建的案涉原料库属于未登记建筑，经认定并进24行评估补偿的建筑面积为2251.46平方米（详见《评估报告》2第47项），评估总价为8,992,331元，房屋征收补偿费中对应的8,992,331元应归向元春所有。3、案涉原料库对应的装饰装修补偿P款为人民币585,379.6元、停产停业补偿款为人民币1,510,712元、搬迁补助费18，011.68(详见征收补偿协议附件二的计算规则)，以上三项共计人民币2,114,103.28元均应归向元春所有。4、向元春租赁区域对应的停产停业补偿款均应归向元春所有。第十二组证据：一审法院承办法官舒秋膂、孙颖于2019年8月8日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民初31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一审定案的关键证据－－承办法官的《调查询问笔录》存在重大瑕疵，能作为定案依据，理由如下：1、被调查人王乐军是湖南越一律所主任律师，接受法官询问时，越一律所正在另一起案件中担任蜂巢公司控股股东曾建章的代理人，越一所与蜂巢公司存在重大利益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2、两位被调查人同时接受调查询问，证言相互影响和污染，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两位被调查人的陈述存在大量评论、推断性语言，违反了《民诉证据规定》第七十二条，其证言不能采信。蜂巢公司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证据1:开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据3:2006年12月15日《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理由：1、该证据在一审之前就已存在，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二审过程中提交不合法，不应采纳；2、该证据仅系开源公司的企业信息情况，不能证明开源公司2010年的关闭系被迫的；开源公司的工商登记住所地仅系其登记的状况，并不能证明开源公司的实际住所地情况。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证据7:2004年航摄影像图。对证据7: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理由：1、2004年、2008年航摄图均系反映蜂巢公司的财产情况，且征收拆迁协议及评估报告的主体均为蜂巢公司，均属于蜂巢公司的财产，因此并无向元春（开源公司）任何财产。2、通过航摄图的对比，不具有唯一确定性，并不能证明蜂巢公司范围内有向元春（开源公司）有新建或扩建厂房。3、即使有新建或扩建就系向元春（开源公司）完成的，更不能说明其就是原料库。因此，既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向元春（开源公司）的证明目的。4、该证据在一审之前就已存在，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二审过程中提交不合法，不应采纳；第四组证据：证据12:2002年12月1日《长沙市拍卖行拍卖成交确认书》；证据13:2002年12月20日《长沙市颜料化工厂破产财产拍卖成效结果及产权交割情况表》、《破产拍卖房屋建筑物交接清单》、《破产拍卖在建工程交接清单》、《破产拍卖设备交接清单》；证据14:湖南省望城县人民法院（2002）望民破字第801-6号《民事裁定书》；证据15:化医发（2003）18号《长沙市化工医药行管办关于将原长沙颜料化工厂土地及非经营性资产用于安置职工请示》、长企改（2003）048号《关于将原长沙颜料化工厂土地资产及非经营性资产用于安置职工的批复》；证据16:2003年6月25日签订的《关于长沙蜂巢颜料化工厂有限公司整体接收原长沙颜料化工厂安置和非经营性资产处置的协议》；证据17:《非经营性资产明细表》。对证据12-17: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理由：1、根据前述财产清单体现，在破产改制及国政府划拨前，所有财产均属于长沙颜料化工厂所有；没有向元春（开源公司）任何财产，与向元春（开源公司）无任何关联；2、长沙颜料化工厂经过破产改制及政府划拨，除长沙市天心区灵官渡67号门面及对应的土地未纳入改制范围外，其他财产均已过户至蜂巢公司，均属于蜂巢公司的财产；案涉的原料库建成时间为1960年，破产改制后属于蜂巢公司的财产，与向元春（开源公司）主张于2007年搭建的原料库无任何关联；3、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向元春（开源公司）有新建或扩建原料库；蜂巢公司取得案涉所有财产均系通过合法程序获得，从征收房地产评估报告及征收协议可以再次确认所有房屋资产（对应的建筑面积70974.82平方米）均属于蜂巢公司所有；其取得的财产清单中无向元春（开源公司）财产，不能证明向元春（开源公司）的证明目的；4、根据该证据的时间显示，该证据在一审之前就已存在，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二审过程中提交不合法，不应采纳；第六组证据：证据18:《长沙颜料化工厂抵押资产一览表》。对证据18: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理由：1、该抵押资产表的财产同样经过合法破产改制程序转移至蜂巢公司，属于蜂巢公司财产；比如：抵押资产一览表中五金库、氧化锌煤棚、锅炉房等抵押资产在破产拍卖房屋建筑物交接清单中均有体现，说明抵押一览表中的资产经破产改制已属于蜂巢公司的财产；2、长沙颜料化工厂经过破产改制及政府划拨，除长沙市天心区灵官渡67号门面及对应的土地未纳入改制范围外，其他财产均已过户至蜂巢公司，均属于蜂巢公司的财产；3、蜂巢公司取得相应资产程序合法有效，从征收房地产评估报告及征收协议可以再次确认所有房屋资产（对应的建筑面积70974.82平方米），即含前述抵押资产均属于蜂巢公司所有；该抵押资产表的财产既不属于向元春（开源公司）所有也与向元春（开源公司）无关联，更不证明向元春（开源公司）的证明目的；4、根据该证据的时间显示，该证据在一审之前就已存在，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二审过程中提交不合法，不应采纳。第七组证据：证据19:长政办函（2008）177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坪塘老工业基地产业退出实施方案＞的通知》。对证据19: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理由：1、该证据在原一审过程中蜂巢公司已作为证据提交，开源公司已质证，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二审过程中提交不合法，不应采纳；2、根据长沙市政府部署，2008年12月31日前启动企业搬迁或关闭工作，故开源公司与蜂巢公司的租赁关系已2008年12月31日前终止；3、开源公司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政策的关停与2015年的征收系两种政府行为，故无权主张征收补偿；因此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开源公司的证明目的。第八组证据：证据21:蜂巢于2010年2月10日领取278万元“坪塘老工业基地产业退出资金”的领款凭证。对证据21: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1、该三笔款项的收款方为蜂巢公司，发票的出具也系蜂巢公司，系政府补偿给蜂巢公司的款项，无向元春（开源公司）无关，因此并无向元春（开源公司）所说的非法据为己有；2、政府针对五家租赁企业已将补偿款直接向其进行了拨付，开源公司向元春已代表开源公司领取；且该四张票据并未备注为租赁企业的补偿款，从五家租赁企业直接从政府领取补偿款的行为进一步说明该三笔款项与五家租赁企业无关；更与向元春（开源公司）本案主张的征收补偿款无任何关联，也不能证明向元春（开源公司）的证明目的；3、根据该证据的时间显示，该证据在一审之前就已存在，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二审过程中提交不合法，不应采纳。第九组证据：证据22:长政办函（2010）44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坪塘老工业基地产业退出2010年实施方案＞的通知》；证据23:《岳麓区政府关于蜂巢公司所有已拆除的设施设备进行评估补偿的情况说明》对证据22、23: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1、该通知仅说明老工业基地企业退出的相关事宜，该通知既不能体现开源公司有新建、扩建厂房及添置设施设备，与本案中开源公司主张的拆迁补偿款无关联，也属于两个法律关系。2、该情况说明指明受补偿的主体为蜂巢公司，与开源公司无关，也不证明开源公司有添置设施设备的事实。3、根据该证据的时间显示，该证据在一审之前就已存在，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人民法院的调查令仅针对望城新飞冶炼厂与蜂巢公司案件；因此，二审过程中提交不合法，不应采纳。第十组证据：证据26:2016年10月四部门出具的蜂巢地块认定未登记建筑的《国有土地上未登记建筑认定表》以及相关材料。对证据26:1、国有土地上未登记建筑认定表体现产权人为蜂巢公司、建设年份为1960年至1993年；而开源公司2007年才注册，1993年前开源公司与蜂巢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加之前述所有财产均为蜂巢公司所有，故与开源公司无任何关联。2、宗地图范围内的财产均归蜂巢公司所有，相应的征收补偿款当然归蜂巢公司，与开源公司无任何关联。3、本量算结果登记的财产均属于蜂巢公司所有，与开源公司及本案无任何关联。4、从国土证及房产证体现涉案的土地及房屋均属于蜂巢公司所有，相应的征收补偿款当然归蜂巢公司，与开源公司无任何关联。因此，不能证明开源公司的证明目的，开源公司称建筑物建成时间登记为1987年系为不适用《土地管理法》纯属猜测。第十一组证据：证据29:岳麓区征收办与蜂巢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附件。对证据29: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该协议被征收的主体为蜂巢公司，与开源公司无关；该协议既不能体现开源公司有新建、扩建厂房及添置设施设备，也不能体现开源公司应获得相应征收补偿款。故与开源公司本案主张的征收补偿款无关，也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第十二组证据：证据31: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民初34号《民事裁定书》。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1、原一审过程中，向元春（开源公司）就一审法院对王乐军的笔录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并无异议，说明对王乐军的身份系认可的，无任何异议；2、原一审法院对王乐军所做的调查笔录系基于王乐军代表征收拆迁部门，与王乐军所在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代理蜂巢公司股东的案件无任何关联；况且该案并非王乐军代理的此案、且仅系代理曾建章个人的事务而非蜂巢公司的事务；3、本次调查笔录中除了王乐军之外，还有征拆指挥部的黄浩，黄浩所述的事实与王乐军完全一致，足可以说明王乐军所述的事实反映的是客观情况。因此，并不影响王乐军所陈述事实的效力，更不能证明向元春（开源公司）的证明目的。蜂巢公司向本院提供了新证据：《移交协议》，拟证明原长沙颜料化工厂经过破产改制及政府划拨除67号门面及对应土地之外，其他财产均已经以合法方式过户给蜂巢公司。向元春质证意见认为，该材料没有原件，所以无法判断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同时对材料的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表明了没有通过改制、划拨的财产归属。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因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尚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虽然与被上诉人订立的系承包合同，但是合同内容与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与租赁经营类似，故可以参照租赁合同进行审理。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评估报告》2第47项所记载的原料库是否为上诉人建设；二、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就原料库给予上诉人补偿。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一、关于《评估报告》2第47项所记载的原料库是否为上诉人建设的问题。首先，根据上诉人提交的1997年航拍图、2004年航拍图和2008年航拍摄影图之间的对比，可以得知涉案原料库在1997年航拍图、2004年航拍图中对应位置为空地，而至2008年时出现了案涉原料库。一审时蜂巢公司基建科退休人员周某在宗地图上指认了该涉案区域系由上诉人建造。再结合上诉人与张祖旭签订的《搭建竹棚合同书》以及以张祖旭为主体的领款单，可以得出上诉人确有委托张祖旭搭建建筑物的事实。以上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可得出涉案区域厂房系上诉人建造。其次，2002年长沙颜料化工厂移交给被上诉人的房屋建筑物交接清单中并没有涉案建筑物。被上诉人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评估报告》2第47项所记载的原料库系其所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建筑物系1960年所建。因此，《评估报告》2第47项所建成时间不足以作为判断建筑物真实建成时间的依据。综上，利用优势证据规则，本院认为，《评估报告》2第47项所记载的原料库认定为上诉人所建更为妥当。二、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给予上诉人补偿的问题。首先，关于合同的终止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承包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合同，亦未向对方提出解除案涉承包合同。案涉承包合同在承包期间届满后，上诉人不再继续承包时，案涉的承包合同即应自然终止并失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于2009年10月31日前完成了停产关闭。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承包合同于2009年10月31日前因合同期限届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并关闭退出，不再继续承包而自然终止失效并无不当。在案涉承包合同自然终止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负的义务仅为“通知、协助、保密等”，并无赔偿上诉人财产损失的义务。故上诉人上诉称因合同解除其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就原料库给予上诉人补偿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在涉案承包合同中就新建厂房的补偿并无约定。涉案原料库系上诉人在承包的场地上为经营进行的投资建设，后因土地拆迁原料库被国家征收而不能占有使用，被上诉人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就原料库获得了8,992,331元补偿款，其中包括上诉人新建部分的价值。被上诉人实际因上诉人新建的原料库受益，理应就原料库折价补偿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应给予上诉人一定的拆迁补偿。再则，关于补偿金额的认定问题。参照空坪隙地的价格计算土地的价格，空坪隙地补偿总额为119240552元，补偿面积为113562.43平方米，故土地补偿费单价为人民币1,050元每平方米。房屋补偿款应为房地总评估价减去空坪隙地1,050元每平方米，经计算，涉案原料库新建部分的征收补偿金额应认定为6,628,298元（8,992,331元-1050*2251.46）。考虑涉案新建部分未办合法手续，投资成本与补偿金额相差悬距，综合原料库的出资建造、占用使用等情况，因双方对补偿款未有明确约定，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从公平原则出发，本院酌定上诉人就涉案原料库新建部分的征收补偿金额为221万元。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104民初2928号民事判决；二、长沙蜂巢颜料化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向元春房屋征收补偿款221万元；三、驳回向元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8,198元，由长沙蜂巢颜料化工有限公司承担19,399元,由向元春承担38,799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8,198元，由长沙蜂巢颜料化工有限公司承担19,399元,由向元春承担38,79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豪杰审判员  赵佳玮审判员  易伟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李佳洪书记员彭玉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第二百三十六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扩建，但双方对扩建费用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办理合法建设手续的，扩建造价费用由出租人负担；（二）未办理合法建设手续的，扩建造价费用由双方按照过错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