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62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立，女，1970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春政，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东大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沙湖路东大洋工业园****。法定代表人：薛命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标，广东世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灿标，广东世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魏文波，男，1981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敖翔，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立与上诉人深圳市东大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大洋公司）、原审第三人魏文波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10民初1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东大洋公司向陈立返还不当得利款700000元；2.上诉费由东大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不支持陈立诉请的700000元部分认定理由不成立，东大洋公司在一审的抗辩理由也不能成立。首先，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本案涉案2086000元款项全部是由陈立账户转出，东大洋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并确认收到。至于其转出款项是否系本案涉案款项东大洋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即使向案外人深圳市盛弘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弘公司）转出这也仅仅是其与案外人盛弘公司间的关系，与陈立在本案中的款项无关，东大洋公司在本案中有获益行为。东大洋公司也无法解释本案款项收取的合理依据，本案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对另外700000元认为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明显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次，在本案之前案件事实部分经过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审查，东大洋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并未提交“内部财务凭证”及“收款收据”，其是在该案第二次开庭时再次补交的，明显该部分证据存在事后制作情形。另外，本案中该部分证据均是东大洋公司单方制作或者与魏文波串谋制作，与陈立没有任何关联，更加没有陈立的授意，对于款项用途的解释自相矛盾，东大洋公司一审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再次，关于“盛弘石子款”备注的认定即本案中陈立诉求700000元的认定，一审法院裁判理由不成立。备注部分，陈立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及本案中均作了合理的陈述，并非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且款项支付东大洋公司也并未否认收到。本案中东大洋公司并无客观证据推翻陈立的转账支付行为，在否认双方合作行为的情况下，是否还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应当由东大洋公司举证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义务。最后，一审法院忽略了本案东大洋公司答辩中的一些基本常识错误：款项2016年1月4日进入东大洋公司800000元，而2016年1月19日款项1000000元就进入案外人盛弘公司，2016年1月15日进入东大洋公司700000元，2016年1月18日就转入案外人盛弘公司699800元，2016年1月27日入账东大洋公司586000元，2016年1月29日转入案外人盛弘公司585900元。三笔款项均是入账后短期内转出，根本不符合合作的任何形式，东大洋公司也不能就该部分转账做合理解释，也没有出具相应的票据，这样的转入转出与常理不符。二、魏文波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首先，魏文波为建材的股东，而案外人盛弘公司本身在本案中收取了东大洋公司款项，其双方之间存在一定利益关系。其次，既然东大洋公司付款给案外人盛弘公司，而魏文波出具了相关收据，东大洋公司付款为何没有任何依据，东大洋公司不可能仅凭魏文波指示就向案外人盛弘公司付款，显然东大洋公司及魏文波均隐瞒了相关证据未提交。综上，一审法院对700000元付款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补充事实和理由：一、陈立对转账进行备注，是为了与东大洋公司合作混凝土项目，但是东大洋公司在另案中否认与陈立的合作关系，加之双方没形成书面的合同，导致陈立不得已以不当得利纠纷再次提起诉讼。二、东大洋公司在另案及本案一审案件隐瞒了对本案有影响的证据，在二审中才予以提交，同时，两案中提供虚假的证据，且前后矛盾。三、在建筑行业当中，本身就存在原材料供应商垫资给混凝土商采购原材料，从混凝土商回款当中分取利益的行为。本案当中，陈立转入东大洋公司的款项均是为东大洋公司采购石子垫资，而东大洋公司将款项转入案外人盛弘公司是为了采购石子，从东大洋公司自己提交的《置换协议》也可以看出。四、魏文波的陈述逻辑矛盾，且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改判。东大洋公司辩称：首先，本案与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44号案关联，该案对相关事实已作出认定，东大洋公司一直强调，和陈立没有合作关系，而陈立是经过魏文波、案外人李某的内部合作，并且通过案外人盛弘公司的名义与东大洋公司进行材料款置换，正因为东大洋公司与案外人盛弘公司在2015年11月签署了相关的《置换协议》，该《置换协议》指定的工地也提及了石子，并且签署的名义是案外人盛弘公司，签字人是李某，而陈立在该过程当中仅提供资金，至于陈立与魏文波、李某如何合作，东大洋公司并不清楚，款项通过陈立的账户转账是他们合作内部商量的结果。涉案转账款项的备注都非常清楚显示与东大洋公司、案外人盛弘公司合作的工地有关，款项也提到为石子款，还提及案外人盛弘公司的名字。因此，陈立的账户转账有合法的理由，因此从不当得利的动机和出发点看，陈立的主张不成立。二、整个交易过程中主要的联系人是魏文波和李某，李某和魏文波主要负责销售和财务，本案的陈立提供资金，由于《置换协议》没有实际履行，故东大洋公司按照双方的协议、双方的交易习惯将款项退还给案外人盛弘公司，而后陈立与魏文波、李某之间发生纠纷，东大洋公司提供了相关证据可以证明。经魏文波核实，东大洋公司款项退给案外人盛弘公司后，李某有支付给陈立1000000元，本案款项并非不当得利。三、东大洋公司确实是有自己关联的石场，东大洋公司的股东在该石场中持有25%的股份，东大洋公司与案外人盛弘公司的合作模式是，涉案工地由魏文波介绍给东大洋公司，东大洋公司为支持双方合作模式，东大洋公司将石料向案外人盛弘公司采购，而案外人盛弘公司向第三方石场采购石料的话价格会偏高，所以又通过东大洋公司的采购渠道进行采购。因此东大洋公司认为，陈立以不当得利的理由要求仅有转账痕迹的东大洋公司退还相应的款项没有任何理由的，但东大洋公司已作出充分合理的说明，请求驳回上诉，并支持东大洋公司的上诉请求。东大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驳回陈立对东大洋公司主张的138.6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首先，本案并非欠缺法律上原因，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陈立在不同日期以不同金额向东大洋公司同一账号多次进行转账，且转账人在转账汇款时有附言，明确注明“用途”，即2016年1月4日800000元个人网上银行清单转账附言“中骏石子”；2016年1月15日两笔各350000元共计700000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附言均为“盛弘石子款”，2016年1月27日586000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附言为“陈立转石子款”。以上事实充分证实了陈立在转账时是有“根据”的，有明确的目的，均与“石子款”有关，而东大洋公司在一审已充分举证该2086000元“石子款”的情况，并对此做出合理的说明与解释。本案中，因魏文波与陈立之间的合作关系，魏文波与陈立同意通过陈立账户向东大洋公司转账，魏文波、案外人李某也向东大洋公司出具了收据等凭据。东大洋公司认为陈立账户向东大洋公司共计转账208.6万元是因魏文波而发生的转账往来，不应仅凭转账记录认定东大洋公司没有获得本案资金的依据。其次，一审中以陈立与东大洋公司之间不存在中骏项目的合作关系并以东大洋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合法依据即认定为不当得利，有失公允。东大洋公司与陈立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但是东大洋公司与魏文波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因此并不排除陈立与魏文波内部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或者借贷等关系，何况本案转账凭据上均有明确用途，东大洋公司并未从中受益，一审判决东大洋公司返还1386000元。最后，2016年1月4日转账的800000元、2016年1月27日转账586000元，其实该两笔转账与2016年1月15日的700000元转账款项性质均为“石子”款，东大洋公司也充分证实了该石子款系魏文波的款项，由于东大洋公司仅与魏文波存在关系，故相关收款收据等文件材料并没有陈立的签名，不能当然作为涉案的转账款项属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的依据。因此，一审驳回700000元的诉讼请求，而要求将另外的同一性质的款项1386000元返还给陈立，是互相矛盾的。二、一审法院证据认定错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东大洋公司原副总经理叶某作为涉案款项的重要参与人，其接受询问时应有签署保证书，知道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当然会实事求是地出具证言，因而该证言所陈述的均是客观事实，并且询问笔录系一审法院依法定程序制作，具有证据效力，且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应当予以采信。另外，叶某已于2016年4月从东大洋公司离职，而纠纷发生引起诉讼时间是在2017年之后，叶某已与东大洋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不存在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叶某的证言不予采信，认定错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改判。陈立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状一致。补充事实和理由：一、东大洋公司及魏文波的陈述均是其单方的主张，没有任何的证据及协议支持。二、从陈立提交的录音可以看出，魏文波对其与陈立没有合作关系明确知晓，为了配合东大洋公司做虚假陈述，同时魏文波提交的陈述书逻辑矛盾。三、按照财务逻辑，出入账户应统一。本案中，陈立向东大洋公司转账，如要退回，应退回陈立账户，而非案外人盛弘公司账户，更何况东大洋公司并未得到陈立的确认或者指示，明显不符合基本财务常识。四、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44号案中，生效判决认定东大洋公司与陈立不存在合作关系，现东大洋公司对陈立转账2080000元不能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支持，仅仅凭其与魏文波的陈述，证明力不足。五、魏文波以及东大洋公司所述的合作不成功退回存在逻辑矛盾，因为在陈立转最后一笔钱之前东大洋公司已经向案外人盛弘公司转账1000000元，而其所述的不合作退回存在逻辑矛盾。魏文波述称：本案起因系2014年年底，魏文波做搅拌站生意需要资金，开始与陈立存在资金往来。2015年11月，魏文波向东大洋公司介绍了中骏项目，并且签署了《置换协议》，约定由东大洋公司向中骏项目供混凝土，而魏文波及陈立、案外人李某则以案外人盛弘公司的名义向东大洋公司供应石子原料，由混凝土货款与材料款进行抵扣置换，之后考虑到由魏文波自行采购石子的价格比东大洋公司采购的渠道价格高，故陈立、魏文波及案外人李某想从中赚取一定的差价。本案所涉2016年1月的四笔款项，陈立自始至终知情，该款项实际都是魏文波、陈立及案外人李某三人合作的款项，约定由陈立代表三人负责转款。陈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东大洋公司立即返还陈立不当得利款2086000元；2.东大洋公司向陈立支付利息（以208.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2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东大洋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4日，陈立通过其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账号（62********）向东大洋公司财务陈某的个人账户转账了800000元，转账凭证附言“中骏石子”。2016年1月19日、2月5日，东大洋公司向案外人盛弘公司分别转账500000元，均附言“材料款”，案外人盛弘公司向东大洋公司出具了两份确认收到石子款500000元的收款收据。东大洋公司在其提交的内部财务记账凭证记载陈立的转款为“代收魏文波石子款（陈立代转）”，2016年1月19日转账给案外人盛弘公司的500000元记载为“付魏文波石子款”，2016年2月5日转账给案外人盛弘公司的500000元记载为“付魏文波石子及河沙款”。2016年1月15日，陈立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东大洋公司支付两笔各350000元的款项，共计700000元，两笔转账均附言“盛弘石子款”。2016年1月18日，东大洋公司向案外人盛弘公司转账支付699800元。同日，魏文波向东大洋公司出具两份金额均为350000元的收款收据，确认收到东大洋公司款项700000元，同时，魏文波向东大洋公司出具说明，主要内容为：陈立转两笔各350000合计700000元的款项至东大洋公司账户，为魏文波款，现魏文波委托东大洋公司代付给案外人盛弘公司。东大洋公司辩称向案外人盛弘公司的转款与收款收据存在差额是因为扣除了200元手续费。2016年1月27日，陈立再次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东大洋公司支付586000元，并附言“陈立转石子款”。2016年1月29日，东大洋公司向案外人盛弘公司转款585900元。魏文波向东大洋公司出具了一份收款收据，确认收到东大洋公司的款项586000元，并出具说明，主要内容为：2016年1月27日陈立转入东大洋公司款586000元，为魏文波款，魏文波委托东大洋公司代付案外人盛弘公司。东大洋公司辩称向案外人盛弘公司的转款与收款收据存在差额是因为扣除了100元手续费。另查，魏文波是案外人盛弘公司的股东，持股30%。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目前案外人盛弘公司已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经现场核查，案外人盛弘公司已未在其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城大道89号正中时代大厦2608办公。再查，2017年1月3日，陈立以与东大洋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合同关系，东大洋公司在收到合作款后却未与陈立合作为由，将东大洋公司诉至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要求东大洋公司返还合作款208.6万元及利息。在该案审理期间，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魏文波为第三人，但魏文波未到庭应诉。东大洋公司在该案否认双方存在合作合同关系。2018年7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307民初44号民事判决，以陈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与东大洋公司之间就合作方式、出资方式、盈余分配、亏损承担、合作执行方式等合作基本内容形成合意、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以及即使陈立、东大洋公司存在合作关系，陈立也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合作项目盈亏情况等理由，驳回了陈立的全部诉讼请求。该一审判决作出后，陈立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陈立以不当得利纠纷将东大洋公司、魏文波诉至一审法院。庭审时，陈立认为系经魏文波介绍与东大洋公司叶姓副总认识，并协商了与东大洋公司关于中骏工程的混凝土和砂浆合作关系，才将款项转入东大洋公司的账户，既然东大洋公司否认了合作关系，中骏项目也没有跟陈立合作，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东大洋公司坚持认为与陈立之间不存在任何合作合同关系，陈立所转款项系魏文波的款项。庭后，东大洋公司原副总经理叶某接受询问，叶某确认其已于2016年4月从东大洋公司离职，其否认陈立与东大洋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称东大洋公司与魏文波有合作关系，但具体什么合作关系，不清楚，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其见过陈立，陈立曾到其办公室聊与魏文波的合作。陈立转的款项不清楚是谁转进来的，是魏文波提前说钱到账，钱就到账了，之后魏文波会找我开收据，说钱是他的；钱是魏文波让我们去买石子的，是魏文波要求将钱转到其指定的公司。魏文波私底下说过要找别人借钱，这个钱要转到我公司，公司再把钱转给他指定的关联公司；不清楚为什么魏文波要经过东大洋公司账户将款项转出。在叶某接受询问过程中，因其陈述东大洋公司也曾按照魏文波的要求转过其他类似的款项，一审法院要求东大洋公司自询问之日起三个工作日提供相关证据，但东大洋公司并未提供。上述事实，有银行流水、（2017）粤0307民初44号民事判决书、收款收据、内部财务记账凭证、付款申请书、支票存根、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询问笔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陈立、东大洋公司对陈立转款给东大洋公司共计2086000元的事实无异议，双方的分歧在于东大洋公司取得2086000元是否有法律依据，东大洋公司是否有实际获利。陈立曾就转款事宜以双方存在合作合同关系为由诉至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但最终因陈立未能举证证明与东大洋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合同关系以及未能举证所诉的合作项目存在盈亏而败诉。该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说明双方认可了该判决。在本案中，东大洋公司也一再否认双方存在合作合同关系，既然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东大洋公司则应当为其合法取得陈立转账的2086000元承担举证责任。东大洋公司主张陈立系为魏文波代付款项，属于魏文波的钱，但东大洋公司提交的内部财务记账凭证、付款申请书均系单方制作，盛弘公司、魏文波出具的《收款收据》以及魏文波备注的说明，也只有魏文波或盛弘公司的确认，并未有陈立的签名认可，不足以证明陈立转入东大洋公司的款项系魏文波的款项。此外，东大洋公司原副总叶某作为涉案款项进出的重要参与人，其在陈述涉案款项时并不能合理解释东大洋公司为何要按照魏文波的要求转款，也未能合理解释在短时间内将陈立转账的款项转给盛弘公司的原因，其称之前有类似按照魏文波转款的情况，但东大洋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因此，综合考虑到叶某与东大洋公司之间存在的利害关系，对叶某的证言不予采信。综上，东大洋公司抗辩陈立转入的2086000元系魏文波的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因陈立与东大洋公司之间不存在中骏项目的合作关系，东大洋公司亦不能举证证明其取得陈立2016年1月4日转账800000元以及2016年1月27日转账586000元的合法依据，故上述1386000元应属于不当利益。东大洋公司事后将不当得利转给他人，与陈立无关，陈立因东大洋公司的不当得利而遭受损失，陈立有权请求返还。东大洋公司在返还陈立款项后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其与他人之间的纠纷。关于陈立2016年1月15日分两次转账的700000元，虽东大洋公司也无法证明该款系魏文波的款项，但陈立在该转账附言“盛弘石子款”，东大洋公司也最终将该款转给了盛弘公司，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陈立对此应当举证证明为何记载盛弘石子款的原因，陈立对此并未举证，无法确定陈立与盛弘公司之间就该笔款项是否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因此，陈立主张该笔款项为不当得利，不予支持。综上，陈立诉请东大洋公司返还不当得利1386000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东大洋公司在陈立起诉主张权利后仍拒绝返还，实际占用了陈立的资金，因此，陈立诉请自2017年1月3日起计算利息，予以支持。利息可分两笔计算，均以1386000元为计算基数，其中2017年1月3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陈立诉请不当得利款及利息超过认定的部分，不予支持。魏文波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深圳市东大洋建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陈立138.6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1月3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陈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074元（陈立已预交），由陈立负担8800元，东大洋公司负担17274元。本院二审期间，陈立提交其与魏文波之间的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魏文波知晓陈立与魏文波、案外人盛弘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合作关系，同时魏文波系受胁迫为东大洋公司作证，因此魏文波提交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东大洋公司质证认为：对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通话录音不具完整性，通话内容主要涉及如何和解，魏文波并未否认过陈立与其之间存在内部合作关系。魏文波质证认为：对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该录音不完整；其次，电话均系陈立主动联系，要求魏文波不出庭参与庭审；再次，不存在魏文波受到胁迫的问题；最后，通话录音可以看出，魏文波、陈立及案外人李某存在合作关系。东大洋公司于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一、（2016）粤0307民初11096号及（2016）粤0307民初14027号案件的基本信息，拟证明东大洋公司将款项退还给案外人盛弘公司后，案外人李某、魏文波已将部分款项退还陈立，但是陈立与魏文波、案外人李某之间发生纠纷，陈立于2017年以不存在的合作起诉了东大洋公司。二、陈立在（2017）粤0307民初44号案中提交的《陈立与东大洋合作模式及利润分配》，拟证明陈立知晓《置换协议》内容。陈立质证认为：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该证据无法证明陈立、魏文波及案外人盛弘公司的关系，更无法证明陈立、魏文波及案外人李某存在私下的合作关系。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首先，该证据产生在一审举证期限之前，东大洋公司并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其次，利润分配及合作模式是陈立在另案一审中提交，拟证明陈立与东大洋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但东大洋公司不予认可该证据，现东大洋公司作为证据提交，自相矛盾。魏文波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魏文波并未收到另案的相关材料，而证据二可以证明魏文波陈述内容的真实性。魏文波提交以下证据：一、《释放证明书》，拟证明魏文波因刑事案件在一审期间确实无法参与诉讼。二、魏文波的第三人陈述，拟证明陈立与魏文波、案外人李某存在合作关系，以案外人盛弘公司的名义与东大洋公司进行混凝土、石子材料的置换生意，因考虑到价格的因素，通过东大洋公司的采购渠道来采购石子，可见陈立转账的款项实际上是陈立、魏文波及案外人李某商量后向东大洋公司转账的款项，并非不当得利。三、《置换协议》，拟证明魏文波、陈立及案外人李某三人存在内部合作关系，三人以盛弘公司的名义与东大洋公司进行材料置换，其中指定的工程为中骏蓝湾翠岭项目，三人实际内部是有协作、分工，其中案外人李某是签字代表，陈立实质并不参与东大洋公司对接，但该《置换协议》并没有实质履行。陈立质证认为：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同时该证据可以证明魏文波做虚假陈述。1.该份证据存在逻辑矛盾。从陈立向东大洋公司转账的时间及东大洋公司向案外人盛弘公司转账的时间可以看出，如果双方在2016年1月18日即开始退款，可证明双方当时没有再继续合作，但陈立仍于2016年1月27日向东大洋公司转账586000元，可见逻辑存在矛盾，也可以证明魏文波捏造事实，虚假陈述。2.东大洋公司向魏文波或案外人盛弘公司的转账均备注为材料款，且退还并不符合财务的基本常识。3.2016年1月15日转账700000元，2016年1月18日即退回700000元，该说法明显不符合常理，而该证据更符合陈立所述的转账给东大洋公司，而东大洋公司向案外人盛弘公司采购石子的逻辑，而东大洋公司与案外人盛弘公司之间的采购关系，与陈立没有任何关联。三、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陈立只是看到过《置换协议》，但《置换协议》内容当中信息价下浮32%，在石材市场是比较低廉的价格，也是因为该份协议下浮的价格，所以陈立在转账时备注了“盛弘石子款”，意欲向案外人盛弘公司采购石子。东大洋公司质证认为：对魏文波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一、陈立二审提交的通话录音，均属魏文波与陈立之间的个人陈述，不足以证明魏文波、陈立及案外人盛弘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本院依法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二、东大洋公司提交的案件信息，并未显示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陈立与东大洋合作模式及利润分配》，该证据系陈立在另案中提交的陈述意见，该意见显示陈立主张其取代了魏文波、案外人盛弘公司与东大洋合作，与魏文波、案外人盛弘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东大洋公司在另案中对该内容不予认认可，现东大洋公司提交该证据拟证明陈立知晓《置换协议》内容，前后主张相互矛盾，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三、东大洋公司与案外人盛弘公司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置换协议》，案外人盛弘公司签字代表为案外人李某，魏文波与东大洋公司均确认该《置换协议》并未履行。四、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陈立、东大洋公司对陈立向东大洋公司转账共计2086000元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东大洋公司取得涉案1386000元是否具有法律依据；二、陈立向东大洋公司转账的700000元是否构成东大洋公司不当得利。关于争议焦点一。（2017）粤0307民初44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陈立与东大洋公司不存在合作关系，在此情况下，东大洋公司应就其合法取得陈立转账1386000元承担举证责任。东大洋公司主张陈立、魏文波存在内部合作关系，陈立系为魏文波代付款项，魏文波亦予以确认，陈立则主张其与魏文波、案外人盛弘公司无任何关系。对此本院认为，第一，陈立向东大洋公司转账的1386000元凭证附言为“中骏石子”、“材料款”、“石子款”，并未显示其代魏文波或案外人盛弘公司支付款项。第二，东大洋公司、魏文波均未提交证据证实陈立与魏文波之间的合作关系，亦无证据显示陈立与案外人盛弘公司之间的关系，更无证据显示案外人盛弘公司委托陈立就案外人盛弘公司与东大洋公司之间的合作支付款项。第三，东大洋公司提交的财务记账凭证、付款申请书均系其单方制作，魏文波、案外人盛弘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及魏文波的陈述等，均系魏文波或案外人盛弘公司的确认，并无陈立的签名确认，不足以证明陈立转账款项系魏文波款项。第四，东大洋公司与案外人盛弘公司签订的《置换协议》，并未显示双方约定由陈立代表案外人盛弘公司支付款项。在魏文波、东大洋公司均确认《置换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即便陈立知晓《置换协议》的内容，也不足以证明陈立所转账的款项系代表案外人盛弘公司支付款项。第五，东大洋公司原副总叶某，与东大洋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未能对东大洋公司按照魏文波要求转款作出合理解释，亦无证据证明之前有类似按照魏文波要求转款的情况，一审法院对叶某的证言不予采信，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东大洋公司关于陈立转账1386000元系代付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东大洋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取得陈立转账1386000元的合法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东大洋公司返还陈立1386000元，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东大洋公司将款项转给他人，东大洋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争议焦点二。陈立主张东大洋公司对取得其2016年1月15日转账的70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但陈立在转账中附言“盛弘石子款”，在陈立主张其与案外人盛弘公司不存在关系的情况下，陈立应对其附言内容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此外，东大洋公司与案外人盛弘公司确实存在关联，东大洋公司亦将款项向案外人盛弘公司转账，故陈立未能提交其他充分有效提交证据证实东大洋公司就该700000元获得不当利益，一审判决据此驳回陈立关于东大洋公司就该700000元不当得利的主张，于法不悖，本院予以维持。综上，陈立、东大洋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74元，由上诉人陈立负担1080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东大洋建材有限公司负担17274元，上诉人陈立已预交的17274元，本院退回647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国辉审判员  吴 志审判员  徐雪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杨 云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