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45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某，男，196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汶上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路某某，女，1965年3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汶上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束某某，女，199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汶上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201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汶上县。上述四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江涛、张刚，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某某，男，198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北省通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某，男，196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汶上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某，男，1989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上述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相强，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男，1989年6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汶上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东，山东圣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汶上县政和路与宁民路交汇处（园丁名邸**楼****）。法定代表人：张秀焕，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相强，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法律顾问。上诉人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与被上诉人杨某1及原审被告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汶上县人民法院（2020）鲁0830民初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汶上县人民法院(2020)鲁0830民初43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杨某1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与杨某某、许某某、周某某存在雇佣关系，而与杨某1不存在雇佣关系是错误的。第一，杨某1及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均称“合伙协议在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8民终4945号民事庭审中和汶上县人民法院(2019)鲁0830民初1654号民事庭审中已经提交，申请法院调取该份合伙协议”，而调取卷宗后，在两份卷宗中均没有该份合伙协议，本案一审法院也认定该份证据“直至本次庭审，才交到本院”。故该份证据的形成时间无法确定，并且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也从未听受害人生前提及过周某某、许某某二人，直至此次庭审才知晓二人，并且其二人与杨某某系法院追加被告，无法确定是否在本案提起之后杨某某、许某某、周某某签订，帮助杨某1逃避法律责任。第二，一审法院认为“雇主的确认应从受害人及其他务工人员从事的工作是谁安排的，务工的工具、设备、地点提供、地点提供者是谁谁计算和支付，受害人受谁控制、支配等方面确认”，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了受害人是接受了杨某1的安排到湖北，而再结合一审中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法院的认定“2018年6月14日至案发受害人死亡前两日8月14日，受害人与杨某1一直通过微信聊天算账”以及“受害人多次将餐饮费、交通费、维修费等各种费用向杨某1报账”能够证明受害人的报酬由杨某1计算和支付。另外结合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忘记公司的宗旨了是吧”，以此来看杨某1处于支配和控制地位。第三，一审中杨某某陈述认可受害人是跟随杨某1到的湖北，杨某某陈述受害人与杨某1不存在雇佣关系法院并据此认定，违反禁反言原则。杨某某与杨某1系父子关系，结合前述证据应当认定受害人与杨某1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而在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8民终4945号民事庭审中，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认可杨某1与受害人王某2之间系雇佣关系。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秀焕与本案杨某1系母子关系，在收到该判决书后也未表示任何异议，但在本案诉讼中又不认可杨某1与被害人系雇佣关系，同样也违反禁反言原则。二、一审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法院依照本案杨某1和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的申请追加被告，首先被告申请追加被告本身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其次，法院依职权追加被告应当依照双方提交的初步证据证明需要追加被告，而在法院追加被告之前，双方均未提交任何关于需要追加被告的证据，法院也就不可能存在追加被告的必要和依据。也就只可能存在依据一审被告的申请而追加的情形。2、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的代理人赵相强律师，赵相强律师又作为被追加被告许某某的代理人，再结合柏林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杨某1系母子关系，杨某某与杨某1系父子关系，赵相强律师同时作为柏林商贸公司和许某某的代理人，不能排除损害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合法权益的可能性，本案一审中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已经提出，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三、一审法院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杨某1与受害人之间不具有雇佣关系既是事实认定错误，也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综上，请求贵院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不服金额717163.13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将王某2对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的帮工认定为雇佣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从情理上分析认定的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将王某2在提供劳务期间被第三人的车辆碾压身亡,认定为“属于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形”系认定事实错误。1、王某2提供劳务时的具体分工是写单据,王某2在提供劳务期间,罔顾排队装运青贮玉米的货车存在的安全风险,自行蹲坐在第三人的货车车头前避阳休息,货车启动时第三人看不到蹲坐在前的王某2、王某2没有及时躲避,王某2被碾压不治身亡。2、王某2在提供劳务期间非因劳务死亡。王某2身亡的直接原因是第三人的交通肇事侵权。王某2的劳务内容是写单据,其在提供劳务期间自甘风险坐在他人车头前休息的行为明显不是提供劳务,其表现形式也与劳务内容没有联系。王某2身亡不属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不属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情形。一审判决没有区分“提供劳务期间”和“从事雇佣活动、因劳务”的不同,误把事故发生在劳务期间当作因劳务发生,进而导致判决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同时适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和《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属适用法律错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一条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两个条文内容有明显冲突。依据司法原则,《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已取代《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内容。一审判决同时适用无过错责任条款和过错责任条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判令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依据民法利益衡平原则,交通肇事司机作为侵权人应承担终局责任,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能因为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让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承担赔偿责任。参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受害人的损失,在被上诉人选择起诉的情形下,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只有适当补偿的义务,没有赔偿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的诉讼请求。杨某1答辩称，杨某1与徐先为、杨某某、周某某不存在雇佣关系，王某2与杨某1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答辩称，同意周某某方上诉意见。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定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45907.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4873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1085621.5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四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846580元，丧葬费45907.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7375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1166239元。一审法院查明：原告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系受害人王某2的家属，原告王某某、路某某系受害人王某2的父母，原告束某某系受害人王某2的妻子，原告王某1系受害人王某2的儿子。2018年8月10日，许某某、周某某、杨某某三人签署《裹包青贮项目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主要有：一、合作项目：裹包玉米青贮制作。二、合作成员：杨某某、许某某、周某某三人，共设三股，一人一股。三、合作方式：所有投资人及参与人员不开工资，盈亏按三股分红，每股家庭享有共担盈亏的责任与义务，享有互相继承权。四、经共同决议，由周某某担任会计，开设专款专用账户，投资本金统一汇入周某某账户，所有费用由周某某统一支出，统一核算，所有支出经三人同意后支出。五、利润分配：经营业务共同投资、风险共担，收回货款项应优先偿还三人出资本金，经营利润三人平均分配。2018年8月，杨某1受杨某某的委托，找到王某2等人到湖北省荆州市从事青贮业务，青贮业务是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三人合伙承包的，本院依职权追加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为本案被告继续审理。2018年8月16日王某2在荆州市荆州区菱角湖管理区南湖生产队村级土路上休息时，被案外人李涛驾驶的注销状态的鄂Ｄ×××**轻型自卸货车碾压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李涛赔偿王某2近亲属丧葬费30000元，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组织受害人家属与被告方多次就民事赔偿部分调解，双方最终未达成一致协议，李涛未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2019年6月27日，受害人家属申请撤回附带民事诉讼，2019年6月28日，李涛被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判处交通肇事罪，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刑期自2018年10月11日至2019年12月10日止。事发后2019年3月11日，原告束某某起诉被告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要求确认王某2生前与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经审理查明，对于原告束某某要求确认王某2生前与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束某某的诉讼请求。束某某不服判决，上诉至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四原告多次找杨某1、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诉至本院。庭审中，四原告主张受害人受雇于杨某1和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某1、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存在雇佣关系，受害人跟随杨某1到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进行青贮作业，杨某1以公司名义对受害人进行管理和约束，案发时，杨某1持有公司100%的股份，能够支配并代表公司。被告杨某1、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应当承担雇主责任，赔偿四原告因王某2死亡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原告方与杨某1、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二、受害人受害的过程及五被告应承担的责任；三、原告主张损失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主张的损失是否应由五被告赔偿。关于焦点一、根据原告提交的受害人生前与杨某1的聊天记录，能够看出自2018年6月14日至案发受害人死亡前两日8月14日，受害人与杨某1一直通过微信聊天算账，受害人于6月14日将收麦秸的钱通过微信转给杨某1，并要求杨某1报销6月3号宾馆住宿200元、买烟100元共300元的花销。在接下来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受害人多次将餐饮费、交通费、维修费等各种费用向杨某1报账，由杨某1支付，受害人也是跟随杨某1前往湖北从事青贮业务的。本院认为，在至少长达2个月的炎炎夏日，受害人跟随杨某1四处辛苦奔波作业，受害人案发时28周岁，上有老人需赡养，下有幼儿要抚养，在汶上县郭仓镇还开设经营一车辆维修店，不可能跑到距离汶上八百多公里的湖北荆州去连续义务帮工多日，不符合常理。根据被告提交的排工表、受害人填写的单据、本院对李军所做笔录，能够看出受害人及其他青贮作业者，接受他人工作安排，每天各有具体工作任务，分工明确细致，本院认定受害人王某2是前往湖北从事青贮劳务工作，获取劳动报酬的一名雇员。至于雇主的确认，本院认为，应从受害人及其他务工人员从事的工作是谁安排的，务工的工具、设备、地点提供、地点提供者是谁谁计算和支付，受害人最终受谁控制、支配等方面确认。本案中，受害人虽然是杨某1带到湖北的，但是庭审中杨某1坚持，受害人生前从事的工作是给杨某某、许某某、周某某到湖北从事青贮业务，杨某1是给杨某某帮忙，在被告提交的排工表中“杨凯”与“王某2”并列排班，从事工作，能够看出杨某1与受害人均是被安排干活的务工者，杨某1不是实际雇主。根据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8民终4945号民事判决书、汶上县人民法院（2019）鲁0830民初1654号民事判决书，能够证实受害人与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符合雇主和雇员的法律关系。受害人在湖北从事的青贮业务，是由杨某某、许某某、周某某三人合伙，三人签有明确的书面合作协议，从事青贮业务的车是由三合伙人出租而来，受害人生前书写的三张单据一直在三合伙人手中存放，直至本次庭审，才交到本院。本院认为，受害人从汶上坐车八百多公里到湖北从事的青贮业务是三名合伙人合伙承包，三合伙人在这次青贮业务中获得收益，工作的车辆由三合伙人租赁，租赁车辆的报酬由三合伙人支付，受害人的测量和记录工作由三合伙人分配，其工作内容地点均受三合伙人指示安排，本院依法认定，受害人王某2与三合伙人杨某某、许某某、周某某存在雇佣关系。关于焦点二、2018年8月16日18时40分许，李涛驾驶注销状态的鄂Ｄ×××**轻型自卸货车停在荆州市荆州区菱角湖管理区南湖生产队村级土路上，等待装秸秆，10余分钟后再次启动车辆时，将在货车前方休息的被害人王某2碾压，造成受害人死亡。经认定，李涛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受害人承担此次事故次要责任。受害人经杨某1介绍前往湖北从事青贮业务，受害人与三合伙人杨某某、许某某、周某某存在雇佣关系。受害人在从事劳务过程中被碾压死亡，属于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形，作为雇主的被告杨某某、许某某、周某某应承担赔偿责任，对四原告提出由被告杨某某、许某某、周某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被告杨某1接受被告杨某某的安排，负责找人到涉案农场工作，被告杨某1不是受害人的雇主，四原告提出由被告杨某1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被告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与受害人既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符合雇主和雇员的法律关系，四原告提出由被告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亦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三、四原告主张的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846580元，2、丧葬费45907.5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173751.5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1166239元。对四原告主张的上述损失，认定如下：1、关于死亡赔偿金，按照山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山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29元/年乘以20年为846580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本院依法确认死亡赔偿金数额为846580元。2、关于丧葬费，应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总额计算。山东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7007.4元/月乘以6个月为42044.4元，本院依法确认丧葬费数额为42044.4元。3、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山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根据原告方提交的户口簿和身份证复印件，足以认定原告王某1出生于2013年12月17日，至事发时2018年8月16日为4岁7个月，抚养费应计算王某1至18周岁，共13年5个月。王某1的抚养费应为山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6731元/年乘以13年5个月为358641元，王某1由受害人及束某某共同抚养，受害人需支付抚养费179320.5元，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173751.5元，低于本院依标准计算的数额，应视为其自愿放弃了相应诉讼请求，系其对相应权利的自行处分行为，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4、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物质性人格权和自然人的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精神性人格权因受到不法侵害，造成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或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其他情形的赔偿金)的，具体赔偿标准规定如下:(1)侵害人是自然人的一般性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一千元——三千元;严重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三千元——五千元;(2)侵害人是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一般按照公民赔偿标准的五——十倍予以赔偿。”依据上述规定，因被告杨某某、许某某、周某某系自然人，赔偿标准应当确定为1000元至5000元，鉴于受害人受害时正值壮年，系家庭支柱，受害人的忽然离世给四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本院认为依法确定5000元作为被告方应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方多请求的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四原告的损失数额总计为1067375.9元。本院认为，受害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从事劳务过程中，应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但原告在车辆前方休息，存在重大过失。在受害人受害交通事故中，经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李涛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受害人承担此次事故次要责任。因此，针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雇员王某2应当承担30%的次要责任；被告杨某某、许某某、周某某作为雇主应承担70%的主要责任，案外人李涛支付的30000元应予扣除。被告杨某某、许某某、周某某应赔偿四原告717163.13（1067375.9×70%-30000）元。被告杨某某、许某某、周某某赔偿后可向案外人李涛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17163.13元；二、驳回原告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对被告杨某1、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96元，由被告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负担10971元，由原告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负担4325元。二审时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提交证据一、徐先为与孙昌权签订的青贮玉米收购合同。证明：徐先为代表周某某、杨某某与案外人签订收购玉米合同，收购价格包含玉米价及地头运输至裹包场的运输费用，可以说明涉案导致事故的车辆与其无关。证据二、2019鲁08**民初1654号案件判决书。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经二审审查，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的关联性，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三人系合伙关系，从事裹包玉米青贮制作。2018年8月，杨某1受杨某某的委托，与王某2一起到湖北省荆州市从事青贮业务，在从事雇工活动期间，王某2发生交通事故致其死亡。本案中，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上诉称王某2受雇于杨某1与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但是其并未提交王某2与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存在雇佣关系的相关证据。汶上县柏林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为杨某1的母亲，杨某某为杨某1的父亲，但是仅凭双方的亲属关系，并不能推定出三人与柏林公司存在恶意串通、逃避责任的行为。根据2018年8月10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三人签订的《裹包青贮项目合作协议》及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相关证据，能够印证杨某1与王某2均为提供劳动的劳务者，并且根据上诉人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的陈述也能够印证王某2是为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提供劳务。王某2与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并无特殊关系，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称王某2为其义务帮工与常理不符，并且从事劳务提供的车辆等生产资料系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提供和支付，一审对王某2与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之间法律关系的分析认定合理有据，应予维持。王某2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因交通事故死亡，对于法律关系的竞合，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可以自行选择，一审法院对于本案法律的适用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综上，本案双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44元，由上诉人许某某、杨某某、周某某负担10972元，由上诉人王某某、路某某、束某某、王某1负担109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阿梅审判员  王衍琴审判员  张 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庞文博书记员黄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