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黔03行赔终2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播州区团溪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团溪政府）。地址：遵义市播州区团溪镇。法定代表人：吴东阳，镇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永国，男，汉族，生于1963年1月29日，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住播州区。一审被告：遵义市播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播州区执法局）。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西大街北段**。法定代表人：涂永发，该单位局长。一审第三人：贵州金鑫铝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公司）。地。地址：贵州遵义市播州团溪镇两路口/div>法定代表人：刘灿林，该单位负责人。上诉人团溪政府因与被上诉人王永国、一审被告播州区执法局及一审第三人金鑫公司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9）黔0330行赔初32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09年1月18日，第三人金鑫公司与原告王永国签订《委托书》，约定：第三人金鑫公司将遵义县团溪镇大窝铝土矿山总采区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委托给原告自主开采经营，期限为开挖完为止；第三人金鑫公司必须提供手续给乙方，原告开挖含铝品位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铝矿，金鑫公司每吨提取现金四十元计价，含铝品位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下的铝矿，金鑫公司每吨提取现金二十元计价，原告自行协调道路处理和赔付矿山开挖采点的全面工作。委托书签订后，原告于2013年在金鑫公司所属矿区大窝采矿场等地开采铝土矿。2013年12月，第三人金鑫公司向原遵义县国土资源局举报原告非法开采。原遵义县国土资源局经立案调查后，以原告采矿行为涉嫌犯罪为由将该案移交原遵义县公安局处理。2014年6月12日，遵义县公安局对原告王永国非法采矿立案侦查。2015年4月14日，遵义县国土资源局作出《证据保存通知书》，将案涉铝土矿先行登记保存，并于同月23日向原遵义县公安局发出《关于王永国非法采矿案补充证据的移交函》，说明经遵义县国土资源局与团溪镇政府商议，决定将涉案铝土矿转移至团溪镇堆放。随后，该铝土矿转移至团溪镇堆放。后经贵州省公安厅指定，原告王永国非法采矿案由铜仁市公安局管辖。2015年11月30日，团溪镇政府向原遵义县国土资源局发出《关于请予处理非法矿产品的函》，载明“我镇矿业秩序治理整顿工作在贵局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于2015年4月对王永国等人在香山村杨家屋基等处私挖盗采行为进行了制止打击，暂扣非法矿产品近一万吨，现堆放于团溪刑侦队一侧临时堆场内，因王永国一案移交公安机关久拖未结，致该非法矿产品迟迟不能拍卖”，请求县国土资源局协助处理该批非法矿产品。2015年12月1日，原遵义县国土资源局和遵义县公安局联合向铜仁市公安局发出《关于王永国非法采矿案件有关问题的函》，建议由遵义县团溪镇人民政府对王永国开采的铝土矿进行折现保存。2015年12月24日，铜仁市公安局复函原遵义县国土资源局，同意其处理意见。2016年1月11日，遵义县团溪镇人民政府对涉案铝土矿进行公开拍卖，获得拍卖款1,089,688.40元。2018年3月20日，铜仁市公安局以原告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作出铜公（刑）撤案字［2018］0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了原告王永国非法采矿案。2018年7月5日，被告播州区执法局作出（2018）遵市播综执01字第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原告王永国非法开采的涉案铝土矿10838.1吨。原告对该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时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播州区执法局返还13000吨铝土矿，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黔0330行初184号行政判决和（2018）黔0330行赔初30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撤销被告播州区执法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同时以王永国财产损害非行政处罚行为所致为由，驳回了原告王永国的赔偿请求，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7月17日，原告向被告播州区执法局递交《依法责令团溪镇人民政府退还变现保存的10838.1吨矿款的请求》，要求播州区执法局责令团溪镇政府退还变现保存的10838.1吨矿款。2019年7月25日，被告播州区执法局作出《关于对王永国请求的回复》，说明其不承担赔偿义务，已将相关判决内容函告团溪镇政府。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限期退还拍卖13000吨矿产品的变现款及利息。一审法院另查明，原遵义县国土资源局的处罚和行政强制职能现由被告播州区执法局行使，原遵义县团溪人民政府现为遵义市播州区团溪镇人民政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具备主体资格。二、原告是否属重复起诉。三、本案是否超过国家赔偿的请求时效。四、本案是刑事司法赔偿还是行政赔偿。五、应由哪个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六、是否应当赔偿。关于原告是否具备主体资格问题。首先，第三人金鑫公司与原告王永国签订的《委托书》约定，第三人金鑫公司对原告开挖采矿产品按吨位提取现金，并非约定将开采的矿产品交付第三人。依据第三人与原告的约定，原告对开采的矿产品具有处分权，第三人并无处分权，矿产品不同于探矿权、采矿权，获得矿产品的所有权无须进行审批，故原告是涉案矿产品的权利人。第二，行政行为具有相对性，本案行政机关对涉案矿产品采取的所有措施均是针对原告王永国作出，原告王永国作为行政相对人，依法可以提起诉讼，故原告主体资格合法，有权提起诉讼。第三人提出其为矿产品所有人的理由，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主张，其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与原告的民事法律关系可依法另行主张。关于本案是否属重复起诉问题。2018年7月5日被告播州区执法局作出处罚决定没收原告铝土矿，原告对该处罚决定提起诉讼并同时一并提起赔偿诉讼，该赔偿诉讼是对行政处罚行为对其财产造成的损害提起的赔偿诉讼，而本案原告是对被告的其他行为对其财产造成损害提起的赔偿诉讼，因此不属重复起诉。关于本案是否超国家赔偿的请求时效问题。因涉案矿产品属于刑事案件的涉案物品，在刑事案件侦查期间，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原告对涉案物品主张权利显然存在法律障碍，铜仁市公安局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刑事程序终结，但随后被告播州区执法局于2018年7月5日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矿产品予以没收，处罚决定被撤销后原告即于2019年7月17日递交《依法责令团溪镇人民政府退还变现保存的10838.1吨矿款的请求》，被告播州区执法局回复不承担赔偿义务后原告即提起本案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故原告起诉请求赔偿未超过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请求时效。关于本案是刑事司法赔偿还是行政赔偿问题。关键要看对财产采取的处置措施是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采取的措施还是行政机关采取的处置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涉案财物，是指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过程中，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调取、先行登记保存、抽样取证、追缴、收缴等措施提取或者固定，以及从其他单位和个人接收的与案件有关的物品、文件和款项。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对涉案矿产品采取了查封、扣押、冻结、扣留、调取、先行登记保存、抽样取证、追缴、收缴等措施，也无证据证明公安机关接收了涉案矿产品。原遵义县国土资源局虽曾发出《关于王永国非法采矿案补充证据的移交函》，但该函仅说明将涉案铝土矿转移至团溪镇堆放，并未将矿产品移交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也未向行政机关出具相应接收矿产品的函。在拍卖矿产品前，虽然铜仁市公安局复函同意原遵义县国土资源局的处理意见，但该同意行为不具有侦查活动中公安机关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调取、先行登记保存、抽样取证、追缴、收缴等措施及接收财物的特征，不属于司法机关采取的司法措施；且刑事案件侦查期间，涉案矿产品均是由二被告实际控制，因涉案财物涉及刑事案件，侦查机关的复函仅是对函询意见的答复；同时，实施控制和最终实施拍卖行为的也并非公安机关，实施主体是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故本案不属刑事司法赔偿，而属行政赔偿。关于赔偿主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中，原遵义县国土资源局《证据保存通知书》确定的保存期满后，与团溪镇政府商议并将涉案铝土矿转移至团溪镇堆放，该转移行为是二被告实施，如违法造成原告财产损害，应由二被告共同赔偿，二被告系共同赔偿主体。在对矿产品的最终处置即拍卖行为中，被告团溪镇政府致函遵义县国土资源局，内容为请求协助处理该批非法矿产品，尽管原遵义县国土资源局主动与公安机关衔接，但仅是协助行为，并未直接处置矿产品，最终也由被告团溪镇政府实施了处置行为，且拍卖款由被告团溪镇政府掌控，如该处置行为违法并造成财产损害，应由被告团溪镇政府进行赔偿，该行为赔偿主体为被告团溪镇政府。关于是否应当赔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违法行为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前所述，本案原遵义县国土资源局《证据保存通知书》确定的保存期满后，行政机关对涉案矿产品实施了两个行为。一是原遵义县国土资源局与团溪镇政府商议后将涉案铝土矿转移至团溪镇堆放的行为，该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属违法行为，但该行为并未使矿产品损毁或灭失，未造成涉案矿产品损害，故实施机关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团溪镇政府对涉案矿产品实施的拍卖行为，该行为同样缺乏法律依据，属违法行为，该行为致矿产品灭失，对矿产品造成损害，故应由实施主体团溪镇政府对原告财产损害进行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规定，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故本案应由团溪镇政府给付原告拍卖矿产品所得的价款，该金额为1,089,688.40元。且该矿产品变现后，拍卖款自然产生孳息，该孳息系原告合法财产范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其他直接损失，依法也应由被告团溪镇政府赔偿，该孳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从拍卖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团溪镇政府对矿产品实施的处置（拍卖）行为违法，应给付原告拍卖款1,089,688.40元及孳息。被告及第三人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赔偿请求人未经确认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在判决时应当对赔偿义务机关致害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本案被告团溪镇政府对矿产品实施的处置（拍卖）行为未经确认，法院判决时应予确认，因该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故应确认违法。为此，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遵义市播州区团溪镇人民政府处置（拍卖）原告矿产品的行为违法。二、由被告遵义市播州区团溪镇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原告王永国拍卖款1,089,688.40元及从2016年1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宣判后，一审被告团溪政府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一审被告团溪政府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直接改判驳回王永国的起诉或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王永国享有原告主体资格有权提出本案起诉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所主张的矿产品财产权依法应属于合法的釆矿权人即本案第三人，故被上诉人王永国无权以原告名义提出本案诉讼，本案依法应驳回其起诉。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第三人基于与被上诉人2009年1月18日签订《委托书》，取得涉案1300吨矿产品的处分权系对法律规定理解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六条所定义的釆矿权，系指釆矿权人在依法取得的釆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釆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釆的矿产品的权利。该规定意味着，通过釆掘并加工取得的矿产品所有权人归属采矿权人，而非系基于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对矿产品形成占有关系的占有人或其他占有人所有。同时，就本案上诉人受托处分涉案矿产品，亦是以第三人的名义进行的处分，而不能以上诉人的名义进行处分，故本案一审判决对矿产品可以进行釆矿权和所有权相分离行使权利的认定错误。基于此，被上诉人依法不能成为涉案矿产品的权利人提出本案诉讼，其不享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本案上诉人处分涉案矿产品，系基于案外人铜仁市公安局以及播州区自然资源局委托实施，该委托实施的处分行为，法律后果应由铜仁市公安局承担。故本案属于刑事赔偿而不是行政赔偿。一审判决认定，虽铜仁市公安局对涉案矿产品的处分进行了答复，但未对涉案矿产品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且未实施拍卖行为，故本案属于行政赔偿而非刑事赔偿同样对法律理解错误。首先，上诉人并非涉案矿产品的扣押单位，无论是基于刑事强制措施还是行政强制措施，上诉人均无权扣押涉案矿产品。其次，上诉人处分涉案矿产品，系受播州区自然资源局和铜仁市公安局委托而为。无论是行政委托或者是行政委托，受托人所实施之行为均应由委托人承担法律后果，而非受托人承担法律后果，故本案一审判决对该项事实认定与法律规定明显不符。王永国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评判有理有据，逻辑推理缜密。因此，上诉人的请求并不成立，理应予以驳回、维持原判。一、答辩人是该案的适格主体，无论从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均无可辩驳。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的错误理解所致。第一，釆矿权与矿产品所有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互既不包含也不等同，更不存在“不可分离”之说。一审法院根据案涉《委托协议》约定的内容，结合相关法律，认定答辩人是矿产品的权利人（即所有权人），对矿产品具有处分权是正确的。第二，案涉《委托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答辩人依法获得釆矿经营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第三，在矿产品开采前，答辩人己经与矿山土地用益权人（即当地村民）逐一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并实际投资了土地流转补偿费及相关费用2000多万元。这一客观事实足以证明经营权投资系答辩人，并不是委托人。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答辩人理当是矿产品的所有权人。第四，本案涉及的所谓刑事、行政案件，办案部门均是以答辩人为被告和行政相对人进行立案侦察和行政处罚，与贵州金鑫铝矿有限公司毫无关系。二、本案是典型的行政赔偿而不是刑事赔偿。第一，上诉人向法院补交的证据表明，虽然在矿产品处置之前，遵义县国土资源局（原办案单位）与上诉人共同向铜仁市公安局提出了对矿产品的处置意见，并获得认可，但该矿产品是刑事证据，须釆取相关的强制措施，根据法律规定，只能由刑事侦查部门实施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就是违法。就本案而言，至今也没有证据证明对矿产品实施强制措施系铜仁市公安局所为，也没有矿产品拍卖后的相关证据移交铜仁市公安局的事实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在刑事部门办案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刑事证据不存在可以由行政部门随意处置的法律依据。第二，即使铜仁市公安局函告同意对矿产品进行处置，但如何处置？由谁来处置？并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回答，也没有书面授权委托遵义县国土资源局及上诉人或当地刑事部门对矿产品进行处置。因此，未经刑事侦查部门的书面授权委托，擅自对矿产品实施强制措施及拍卖的行政行为均属违法，遵义县国土资源局与上诉人均是行政部门，而不是刑事部门。一审人民法院确认上诉人行政违法无误。第三，上诉人将矿产品拍卖后，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应当即时将矿产品拍卖后的相关证据（包括拍卖的款项）随案移交刑事部门，但上诉人将该款项占为己有（据查早己挪用），上诉人的行为己经严重违法。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王永国是否为本案一审适格原告。2、本案应否为团溪政府作为赔偿主体的行政赔偿案件。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根据王永国与金鑫公司于2009年1月18日签订的《委托书》关于“一、甲方将遵义县团溪镇大窝铝土矿山总采区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委托给乙方自主开采经营，期限为开挖完为止。……乙方开挖含铝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铝矿，甲方每吨提取四十元……乙方自行协调道路处理和赔付矿山开挖采点的全面工作……如出现安全生产事故，由乙方自行负责”等约定，该《委托书》实质上是双方互有权利义务的承包合同而非单纯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委托合同。结合王永国自行组织采挖并实际占有管控案涉矿产品的客观事实，以及本案金鑫公司对原判未提出上诉，且案涉相关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均是王永国而非金鑫公司等实际情况，王永国有资格提起本案诉讼并主张相关权利。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具体行为并非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为达到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等目的而依法律程序所采取的查封、扣押等措施。从团溪镇人民政府发给县国土资源局《关于请予处置非法矿产品的函》及发给县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处置非法矿产品的请示》中关于“我镇矿业秩序治理整顿工作在贵局大力支持与配合下，于2015年4月对王永国等人在香山村杨家屋基等处的私挖盗采行为进行了制止打击，暂扣非法矿产品一万吨，现堆放于……”“综上所述，该批铝土矿若再不及时处置，会产生很大的环境污染，产生新的社会矛盾，请县国土资源局协助处理该批非法矿产品，及时消除因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及“请求县人民政府同意我镇在县相关部门协助下处理该批非法矿产品，及时消除因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结合遵义市播州区国土资源局发给镇政府的《团溪镇矿治办关于退还李廷辉矿产品竞买保证金的报告》中关于“……经请示原县政府同意后镇政府于2016年8月安排国土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没收矿产品进行公开竞买”的内容来看，“没收”矿产品的主体是团溪政府，安排拍卖的主体也是团溪政府，而非铜仁市公安局或者原播州区国土资源局；铜仁市公安局在拍卖案涉矿产品前未实施依法扣押或先行登记保存等行为，在拍卖后也未冻结相应款项。故而原判认定本案由团溪政府作为赔偿主体正确无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一款关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团溪镇政府理应就自身违法处置行为对王永国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团溪政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玉振审判员  蔡一雷审判员  罗小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苟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