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15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京江，男，1952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坚，山东齐鲁（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分行，住所地青岛市即墨区岙兰路**。 负责人：林涛，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胜帅，国浩律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欢江，国浩律师（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京江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墨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20）鲁0282民初2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和事实核对。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京江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其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称“经综合分析，可以认定涉案银行卡网上银行密码及相关UK系范京江交付、告知了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原工作人员田某的事实。范京江在办理该银行卡之后，将该银行卡网上银行密码及相关UK设备交给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工作人员田某掌管”，无证据证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田某关于受委托管理200万元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田某作为2019年10月才离职的被上诉人职工，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为逃避民事、刑事责任自然不会如实陈述将上诉人200万元私自转走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客户告知网银密码，田某作为银行工作人员也无权随意转走客户存款。2、上诉人一直持有涉案银行卡及指令牌，从未交给被上诉人的职工田某，上诉人不明白田某是如何将上诉人的200万元转账给上诉人不认识的“于可淑”、“张娜”的。原判称“范京江未将UK设备交付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工作人员田某。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显然将举证责任颠倒。被上诉人应当为其主张的田某接受了委托转账、为其未经同意转走存款合理性举证证明。3、短信及上诉人有限的取现次数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职工田某转走200万元。上诉人一直未收到200万元被转走的短信，被上诉人也未举证。上诉人直到存款一年多后田某给上诉人及妻子田美珍下跪求饶时才获知200万元被转走，当时田某告诉上诉人夫妇200万元被他私自转走，如果上诉人夫妇举报他就会被抓进去，他哀求的同时保证将来一定偿还，此时上诉人才知道200万元被转走的事实，因其保证偿还而未举报。而且，上诉人不会使用网银、手机银行、支付宝，只会到银行柜台或请银行工作人员在自助取款机办理，除此之外的其他交易都是田某操纵使用，上诉人在田某跪求后将少量的款项取现转账使用并不能证明上诉人认可田某转走200万元经其委托同意。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储蓄合同纠纷。上诉人的存款被被上诉人转走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被上诉人显然违反了《银行法》第六条关于“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的规定，但原审对此只字未提。而且，被上诉人职工利用职务便利通过网银将上诉人的款项转走，被上诉人未尽到保证钱款安全义务，显然其管理存在缺陷。综上，双方对被上诉人职工田某操作转走上诉人20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上诉人将该200万元存入被上诉人处，所存资金即归属被上诉人，该资金被其工作人员挪用或者盗走，说明被上诉人对其工作人员管理及业务监管存在明显过错，被上诉人应归还上诉人存款本息。 中国银行即墨分行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 范京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中国银行即墨分行返还范京江本金200万元并按照月息4.9‰承担该款项自2016年6月份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 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情况如下： 范京江提交：证据1、2015年8月25日在中国银行即墨分行电子银行业务传票及200万元转账明细共二页；中国银行个人客户综合业务申请及确认单二份、个人综合服务信息变更申请表、中国银行电子银行U盾，以证明2015年8月25日范京江在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开某并在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处存款200万元，且范京江从未启用过U盾的事实；证据2、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一宗，该清单显示范京江在2015年8月25日在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开通账户后当天存入200万元，后当天以网上银行的形式转出100万元，8月27日再次通过网上银行的形式转出100万元。 经质证，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U盾是否其用过无法确认；从中国银行个人客户综合业务申请及确认单来看，范京江在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开具银行卡，对应活期的一本通账号，同时开通了短信的通知业务；个人综合服务信息变更申请表载明范京江开通了U盾申请，中国银行即墨分行按照范京江的申请给范京江开具了UK作为电子银行的认证工具，上述事实证明范京江在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存款开通网上银行并申请U盾，按照电子银行的交易流程，通过电子银行处分自己的款项转给相关客户时银行在整个过程中履行了审慎的审查义务，U盾里有一个安全提示，特意告知储户一定要注意保管用户信息，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对于证据2，第一、通过流水清单证明范京江持有的银行卡自2015年8月25日至今一直正常使用，范京江在涉案款项被转出的时间前后应当知道款项被转出，至今天范京江提出不当得利之诉，范京江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二、对范京江主张的两笔款项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已经按照范京江在开某时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储蓄条例的强制性规定的要求完成了审慎的审查义务；第三、从款项的第一张流水里面能看出网上银行已经进行了转出的三笔交易，其中在2016年3月14日转出50万元，对该笔款项范京江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和涉案的两笔款项的异同，我们认为该笔款项范京江没有主张，而该笔款项和涉案款项都是以相同的方式操作完成的，银行同样完成了审慎的审查义务，从而证明这200万元转出与银行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流水能看出开某时是现金存款100元的方式开某，然后由范京江之妻田美珍通过大额支付的方式将200万元存入涉案账户，该事实说明不像范京江代理人当庭陈述的范京江无操作能力，范京江是具备大额存储和网上银行相关知识及能力，2019年前后微信转账及微信红包频繁使用，该事实也证明范京江也是具备使用网上银行的操作能力。 中国银行即墨分行提交：证据1、《个人客户综合业务申请及交易确认单》一份，拟证明2015年8月25日，范京江在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处办理卡号为62×××96的银行卡，并开通了该银行卡的网上银行功能，有范京江签字确认，同时对应的是活期的一本通账户为24×××00，说明存入的活期存款，双方对利率也没有做出具体的约定，同时范京江开通了手机银行及手机短信认证，绑定的手机号137××××8688；证据2、《个人账户开某及综合服务申请表》一份，拟证明2015年8月25日，范京江在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处办理卡号为62×××96的银行卡，范京江申请开通电子银行、手机银行，同时开通手机的短信通知，签约的手机为137××××8688；证据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账户开某及综合服务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在该证据第三条约定“甲方（范京江）应妥善保管资金凭证和各类交易密码，以甲方资金凭证和密码所进行的一切交易，均视为甲方亲自办理”；第七条第（四）项第4小项约定“甲方必须妥善保管用户名、各类相关密码、银行卡号、存折账号、动态口令及客户安全证书等信息，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并对通过上述信息完成的电子银行交易负责，以甲方上述信息所进行的一切交易，均视为甲方本人办理”，故范京江提交证据中涉及银行卡的操作均应为或应视为范京江自行操作，同时进一步证明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已经尽到了告知范京江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并且双方已经约定，如果范京江将银行卡密码交给他人，如造成损失由范京江承担，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已经履行了告知和风险提示的义务；证据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一份，拟证明该证据在第二条第7项中约定“甲方（范京江）必须妥善保管用户名、密码、银行卡号、存折账号、动态口令及客户安全证书等信息，并对通过以上信息完成网上银行交易负责，网上银行交易指令一经确认，甲方不得要求变更或撤销”，证明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已经对范京江进行了相关提示，进一步证明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已经尽到了告知范京江妥善保管用户名、密码、银行卡号、存折账户、动态口令号以及客户安全证书等相关信息的义务，并双方约定范京江通过以上信息完成的银行交易对其结果负责；证据5、《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电子银行风险提示》一份，拟证明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已经向范京江进行了风险提示，尽到了风险提示义务；证据6、《个人综合服务信息变更申请表》一份，拟证明2015年8月25日，范京江为其在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处开通的银行卡的网上银行申请了USBKEY，过程是范京江向中国银行即墨分行提出申请，中国银行即墨分行为范京江开通了电子银行认证业务的U盾；证据7、身份证及银行卡复印件存根原件一份，拟证明范京江在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开通涉案银行卡及开通相关业务均系其本人办理。 经质证，范京江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异议，但对于证据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范京江从未使用手机号为137××××8688的手机进行网上转账的操作也未收到任何的短信，137××××8688是范京江妻子田美珍的手机号。 庭审中，中国银行即墨分行申请证人田某出庭作证，证人田某证实涉案200万元是范京江委托时任中国银行即墨分行理财经理的田某管理，范京江2015年8月份左右在中国银行开某后开通了网上银行、短信通知及UK，开通之后范京江将UK及网银密码交给田某，钱款出入账范京江会短信收到通知，涉案的200万元款项是田某打给于可淑及张娜各100万元，后期这两笔钱收不回来，2016年田某跟范京江、田美珍说明情况之后陆续支付给田美珍及范京江约90万元，田某于2019年10月份左右已从中国银行即墨分行离职。 经质证，范京江认为证人出庭并没有拿出合法的依据和证据证明范京江委托将200万元资金交予其管理，而恰恰证明了证人田某利用工作之便获取了范京江的银行存款，利用职务之便将该款挪作他用，因此本案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对该笔款项应承担还款义务。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证人所陈述的内容与开某及银行网银的实际操作情况完全吻合，同时也反证了范京江代理人当庭陈述范京江妻子从未收到短信提示与事实不符，如果证人证言属实，本案涉及虚假诉讼，通过证人刚才的发言，证人获取密码是范京江亲口告知的，并不是证人在履行银行员工的周到服务过程中或者作为亲戚对舅舅的帮助行为中窃取密码，从范京江给证人的UK也可以同时推理出范京江告诉证人密码这一事实是相吻合的；通过证人当庭作证陈述，范京江是基于亲戚之间的亲情和信任将200万元款项交予证人打理并获取收益，通过银行款项的流水及证人陈述,该事实也是确实的，范京江在诉讼过程中明确知道证人受托为范京江打理资金的事实，其主张证人伪造UK处分范京江的存款的事实是不成立的，与事实严重不符，而通过证人出庭作证也还原了案件事实，请求法院依法审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25日，范京江通过时任中国银行即墨分行理财经理的田某在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办理了卡号为62×××96的借记卡，同时开通该账户的网上银行及短信通知功能；范京江在《个人客户综合业务申请及交易确认单》、《个人综合服务信息变更申请表》等资料“客户签字”、“申请人（代理人）签字”处签字确认。 另查明，2015年8月25日，范京江向涉案账户存入200万元，当天该账号通过网上银行转出100万元至户名为“于可淑”的银行账户；2015年8月27日再次通过网上银行转出100万元至户名为“张娜”的银行账户。上述两笔交易均由时任中国银行即墨分行理财经理的田某操作。庭审中，中国银行即墨分行申请证人田某到庭说明情况，证人田某证实其受范京江委托对涉案账户进行管理，范京江将涉案账户UK交付给田某并告知网上银行密码，田某每季度向范京江通过该账户支付利息；范京江辩称其未委托田某管理涉案账户，也未将UK及网上银行密码交付及告知田某，对上述两笔款项的转出均不知情，但认可通过该账户收取了部分利息。再查明，范京江办理涉案银行卡后，该银行卡一直由其保管。自2015年8月至2019年10月期间，该账户多次发生ATM取款、现金支取、POS机消费刷卡等业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范京江在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处开办银行卡，并使用该银行卡办理存取款等业务，范京江与中国银行即墨分行之间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应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范京江在办理涉案银行卡后是否将该账户网上银行密码及相关UK设备交付、告知了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原工作人员田某，并委托田某管理涉案账户。通过庭审查明，首先，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工作人员田某通过网上银行对涉案账户进行了多笔业务的操作，而范京江辩称其未将UK设备交付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工作人员田某亦未告知其涉案银行卡网上银行密码，系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工作人员田某盗取，因范京江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此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其次，庭审中，范京江认可收取了部分利息，而通过涉案账户银行流水明细可以看出，范京江收取的利息均非中国银行即墨分行支付，而是田某及其安排的案外人支付的；再次，范京江办理涉案银行卡后，通过ATM、POS机、柜台等必须使用实体卡的场景发生多笔业务，可以证实其对银行卡内存款余额系知晓的。经综合分析，可以认定涉案银行卡网上银行密码及相关UK系范京江交付、告知了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原工作人员田某的事实。妥善保管本人的银行卡密码是普通人应有的常识和生活经验，范京江在办理该银行卡之后，将该银行卡网上银行密码及相关UK设备交给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工作人员田某掌管，范京江在没有证据证明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存在过错行为的前提下，仅凭双方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即主张中国银行即墨分行支付存款及利息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范京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计11400元，由范京江负担。 二审期间，范京江提交本人住院病历，以证明其因涉案纠纷受到身心打击而病情加重的情况。经质证，中国银行即墨分行称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据此，本院认为，范京江提交的上述病例与本案争议事项并无关联性。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本案经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范京江于2015年8月25日在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办理了涉案借记卡及与此相对应的活期存款一本通账户，故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活期存款储蓄合同关系。因活期存款储蓄合同不规定存款期限，范京江可以随时存取款项。鉴于范京江就上述银行账户同时开通了网上银行、电子银行、手机银行及手机短信通知功能，并为该账户的网上银行业务申请开通了USBKEY身份认证设备，故其应受到双方为此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约束。双方签订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账户开某及综合服务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甲方（范京江）应妥善保管资金凭证和各类交易密码，以甲方资金凭证和密码所进行的一切交易，均视为甲方亲自办理”、第七条第（四）项第4条款约定：“甲方必须妥善保管用户名、各类相关密码、银行卡号、存折账号、动态口令及客户安全证书等信息，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并对通过上述信息完成的电子银行交易负责，以甲方上述信息所进行的一切交易，均视为甲方本人办理”，双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第二条第7项约定：“甲方（范京江）必须妥善保管用户名、密码、银行卡号、存折账号、动态口令及客户安全证书等信息，并对通过以上信息完成网上银行交易负责，网上银行交易指令一经确认，甲方不得要求变更或撤销。”在双方储蓄合同履行过程中，案外人田某凭网银密码将范京江存入涉案借记卡中的200万元款项分别打给“于可淑”及“张娜”账户各100万元，根据上述协议约定，范京江应对田某的该行为承担后果。而且，田某在一审出庭作证称其系受范京江委托对涉案账户进行管理并凭范京江交付的该账户USBKEY设备及网上银行密码操作上述款项，且每季度向范京江通过该账户支付利息；范京江虽对此予以否认，并称对上述两笔款项的转出均不知情，但认可通过该账户收取了部分利息，且无证据证明其未收到上述款项转出涉案账户的短信通知。在此情况下，虽然田某自范京江涉案账户转出上述200万元款项之时担任中国银行即墨分行理财经理，但范京江既无证据证明田某的该转账行为系基于中国银行即墨分行指使的职务行为，也未举证证明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对此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对范京江关于中国银行即墨分行应返还其该200万元本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范京江上诉称其本案诉讼请求应得到支持，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范京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范京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明光 审判员  安太欣 审判员  卞冬冬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法官助理 赵洪发 书记员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