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54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名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上土湾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6733745099。法定代表人：王伦，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华，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明，男，1967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金奎，重庆市长寿区公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欢欢，男，1984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桐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缪越，贵州崇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名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帝公司）、张建明与被上诉人周欢欢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2民初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名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对已经支付的款项计算错误，如果差欠租金，也不应是165,300元，而是45,710元。上诉人已经提供了2018年2月14日转款凭证及银行流水、2018年6月19日领付款凭证、2019年4月20日业务委托书及名帝公司农民工工资明细表来证明上诉人应张建明的要求，在前述时间分三笔支付了周欢欢的租金，分别为50,000元、20,000元、49,590元，加上周欢欢自认的27,000元，张建明实际只差欠45,710元，本案诉讼标的额不是165,300元。其中20,000元是现金支付，得到周欢欢的当庭确认，50,000元是直接汇入周欢欢的账户，原审法院没有扣减这些已经支付的款项，事实认定错误，并直接导致判决错误。2、上诉人与周欢欢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上诉人已经明确告知欠条的印章并非上诉人的真实印章，付款仅是受周欢欢的委托代为支付，一审法院不对印章的真伪进行判断就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判决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错误。由于上诉人与周欢欢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欠条上的印章并非上诉人的真实印章，仅受周欢欢的委托支付款项，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错误。张建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周欢欢对张建明的请求；判决名帝公司对被上诉人周欢欢承担支付租金的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不具有上诉人与周欢欢建立租赁合同关系的可能性。1、涉案工程劳务承包单位是名帝公司，名帝公司陈述将涉案分包给了上诉人，可是名帝公司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上诉人对此不承担举证责任，所以名帝公司未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上诉人是客观事实，上诉人没有租赁挖机的载体和必要性。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涉案金额大，所涉事项繁杂，通常会采用要式合同，名帝公司陈述与上诉人达成了口头分包合同的内容完全违背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交易习惯，进一步证明了上诉人没有租赁挖机的载体和必要性。2、上诉人在欠款人处签名的意思表示，不属于欠被上诉人周欢欢的租金的意思表示，而是代理名帝公司履行工作职务行为的意思表示。因为上诉人系名帝公司在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之—，公司要求上诉人先对施工现场的相关事务和工程量金额等事项进行确认后，公司才会加盖印章，并将加盖印章的权利凭证交给权利人。3、上诉人陈述欠条系手下的工人徐义书写，此处的陈述不是指徐义系上诉人雇请的工人。上诉人认为徐义系普通工作人员，而自己是管理人员，所以才会说徐义是自己的手下。4、2017年11月18日上诉人向周欢欢转款一事，一审法院因此推断双方存在租赁关系，这一推断结果显然非常牵强，同时这一结果也不具有高度可能性。5、周欢欢在一审时也未向法院提交能够证明与上诉人建立了租赁合同关系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仅凭上诉人在欠条中的签名，而推断上诉人和名帝公司共同与被上诉人周欢欢建立了租赁合同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当上诉人和名帝公司系合伙承包涉案工程时，才会出现共同与周欢欢建立租赁合同关系的可能，而一审中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名帝公司系合伙关系，所以上诉人和名帝公司根本不可能共同与被上诉人周欢欢建立租赁合同。名帝公司才具有与被上诉人周欢欢建立租赁合同关系的高度可能性。周欢欢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周欢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欠款165,300元，并自2018年1月12日起以165,3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费至该款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名帝公司承建了案涉尧龙山的通村公路，原告周欢欢的挖机在案涉公路工程上使用，原、被告之间没有书面的租赁合同，原告主张由被告租赁了挖机，欠租赁款165,300元。原告提交2018年1月12日的《欠条》一张，该欠条由张建明手下的工人徐义书写，被告张建明在欠款人处签字，注明了身份证号码，名帝公司的管理人员王治强在见证人处签名。欠条加盖了名帝公司印章，该印章与名帝公司出庭的授权委托书上印章不一致，张建明主张是名帝公司管理人员保管该枚公章，是名帝公司加盖的，名帝公司称该印章的假的，不能证明是名帝公司加盖的，不能证明是名帝公司欠款，如果法院判决名帝公司承担责任，名帝公司应申请对印章进行鉴定。《欠条》载明“今欠到周欢欢150挖机租金（192300）大写壹拾玖万贰仟叁佰元正，2018年2月12号以前付170,000元，大写壹拾柒万元，下欠22,300元大写贰万贰仟叁佰元正于2018年4月30日前付清。”该《欠条》后来注明“已付2,700元余：165,300元（壹拾陆万伍仟叁佰元）”。被告名帝公司提交明细单证明于2018年2月14日向原告转款5万元，付款凭证证明原告于2018年6月19日在名帝公司处领款2万元，交通局于2019年4月20日向原告转款49,590元，原告认可收到5万元和2万元，因与其他人有经济往来，所以实际收到被告支付的欠款27,000元，该款在《欠条》上有记载，收到过交通局的钱，但需要核实。桐梓县交通局转款是“支付民工工资”，明细表第一行载明挖机金额165,300元，按30%比例支付为49,590元。原告主张交通局明细表上金额为原告催要欠款，由政府上报形成的，名帝公司主张该金额是经名帝公司核实后上报给交通局的。名帝公司2018年6月19日的领款凭证用途载明“挖机租金（代张健明）”字样，原告提交欠条形成之前的2017年11月18日的明细，证明张建明向原告转款，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二被告均不认可自己与原告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张建明主张自己是受聘为名帝公司管理工地，欠条上签字是职务行为，名帝公司主张张建明是无偿从名帝公司处转包工程，签字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但二被告没有聘用的证据和转包的证据提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周欢欢的挖机提供到案涉公路的工地使用，主张与二被告存在租赁关系，但没有书面的租赁合同提交，二被告相互推诿，均不认可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原告有从被告张建明处于2017年11月18日领款的事实，也有从名帝公司处于2018年6月19日领款的事实，而原告持有的《欠条》上，张建明在欠款人处签名，也注明了身份证号码，被告名帝公司的管理人员王治强在《欠条》上见证，也核准原告在名帝公司领取租金，原审法院认定二被告均为挖机的租赁人，该租赁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根据桐梓县交通局的明细，原审法院认定被告拖欠了租金165,300元，减去交通局已支付的49,590元，现被告尚欠115,710元，应当立即支付。原告主张资金占用费，原审法院支持按贷款利率计算。被告名帝公司主张支付2万元是代张建明支付，上报交通局民工工资是为了协助原告向张建明追收欠款，原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因名帝公司是公路工程的劳务提供人，没有证据证明将工程向张建明转包；被告张建明主张是职务行为，原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因张建明在《欠条》上明确的身份是欠款人，欠条由其管理的人员书写，应当承担支付责任。二被告均有向原告支付款项的事实，与欠条上共同签字相印证，又不能证明分包或聘用的主张，故二被告共同承担责任；二被告共同承担对原告的支付责任后，二被告内部可根据其约定进行结算。名帝公司称如果法院判决其承担责任，则要申请对《欠条》上印章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对其假设性鉴定申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名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张建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周欢欢租金115,710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自2018年6月20日起至2019年4月20日止以165,3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自2019年4月21日起以115,71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周欢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84元（已减半）由被告重庆名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张建明共同负担。如果义务人不主动履行本判决确定的义务，权利人可于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二审中，张建明申请证人钟某、叶长明佐证，钟某陈述：2017年3-4月份，证人经徐义介绍进入名帝公司做工，是在尧龙山公路上做事情，证人是跟着徐义，服从名帝公司管理，徐义向证人说过其工资由名帝公司与其结算，证人知晓张建明，他是名帝公司领导。叶长明陈述：其到尧龙山工地做工有2年了，是徐义喊去的，工资没有结算。证人不认识张建明。经组织质证，名帝公司与周欢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周欢欢二审中提供一份欠条，证明名帝公司使用涉案印章向他人出具“欠条”。经组织质证，名帝公司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名帝公司是否是本案承租人，应否承担给付租金的义务；二、上诉人张建明是否是本案承租人，应否承担给付租金的义务；三、本案租金如何计算。关于争点一。首先，涉案“欠条”上加盖有“重庆名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同时有上诉人名帝公司涉案项目部人员王治强作为见证人签字，因此，从形式上反映名帝公司是本案承租人。其次，在周欢欢于2018年6月19日领取20,000元挖机租金的《领付款凭证》上，名帝公司涉案项目部人员王治强作为核准人签字，同样能够体现名帝公司系挖机租用人的事实。再次，根据《重庆名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农民工工资明细表》，载明周欢欢领取的49,590元挖机款项属于名帝公司应付款项，该“明细表”加盖有“桐梓县交通运输局财务专用章”，故该项证据同样证明名帝公司与周欢欢具有租赁关系。综上，以上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名帝公司与被上诉人周欢欢之间具有租赁关系，即使涉案“欠条”上加盖的“重庆名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不是名帝公司真实印章，也不能否认名帝公司承租涉案挖机的事实。因此，名帝公司应当向周欢欢支付租赁费用。对于名帝公司主张对涉案“欠条”上加盖的印章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采纳。关于争点二。首先，上诉人张建明在涉案“欠条”上以“欠款人”身份签字，理应作为本案租赁关系的承租人支付欠款。其次，张建明于2017年1月18日直接向周欢欢支付20,000元，进一步佐证张建明与周欢欢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综上，张建明是本案共同债务人，应承担支付租赁费用的义务。关于争点三。经查，经名帝公司与张建明2018年1月12日出具“欠条”确认，尚欠周欢欢租金为192300元，此后，周欢欢于2018年6月19日领款20000元，则欠款为172300元；周欢欢2019年4月20日通过桐梓县交通运输局领款49590元，则欠款为122710元。关于周欢欢2018年2月4日领款50000元，周欢欢认可该50000元有7000元是收取本案租金，另外43000元属于其他款项，根据该50000元付款凭据显示，付款账户名是“何锐”，本案诉讼中，名帝公司不能证明何锐受该公司指示向周欢欢付款50000元的具体构成情况，而周欢欢提供的证人彭某、伍某书写的《情况说明》表明该50000元中的43000元可能与彭某、伍某有关。再结合“欠条”上注明的“已付27000元”的内容，周欢欢的陈述较为可信，即该“27000元”包括2018年2月4日50000元中的7000元以及2018年6月19日的20000元组成。因此，该7000元应从本案欠款中抵扣，则名帝公司与张建明尚欠租金为115710元（122710元-7000元）。综上所述，名帝公司与张建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36元，由上诉人重庆名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3,968元，由上诉人张建明负担3,9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雨审判员 任建毅审判员 陈文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叶迪书记员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