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8民初2487号 原告：杭州金颐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信雅达国际创意中心****。 法定代表人：张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婷、郑雯，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久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马庙巷****> 法定代表人：黄虹。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熙、沈磊，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金颐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颐公司”）与被告浙江久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光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方晨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雯、王雪婷，被告久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磊、徐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财务顾问费17775000元；二、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包括律师费、保全担保费）112442元；三、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告负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20年6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日万分之六计算。事实和理由：2019年11月12日，被告因开发“杭州久光广场项目”融资需要，与原告签订《财务融资顾问协议》，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推荐符合法律规定的资金方或金融机构，融资金额为5亿元，融资时间为1-3年；原告在促成被告取得融资款项后，收取一定的财务顾问费用。据该协议对“费用及支付方式”的约定，当原告为被告推荐的资方提供年化率小于12%的资金贷款时，被告需向原告支付财务顾问费用。其中，第一年财务顾问费=（12-现贷款融资年化率）%*初始融资资金总量*1（年），于被告或被告指定的关联公司收到资方资金后1个工作日内，被告应向原告全部支付。原告为完成融资顾问服务，为被告制定了详细的融资方案并安排专人进行项目对接，原告促成被告与上海银行杭州城东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签订贷款合同，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已实际取得融资款项3.95亿元，贷款年化率为7.5%。被告在取得相关款项后，拒绝向原告支付任何的服务费用，对原告的请求迟迟不予回应，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久光公司答辩称：第一、久光公司从上海银行取得的授信审批系由上海铿羽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铿羽公司）协助完成，与本案的原告金颐公司无关；第二、金颐公司提交的微信等证据只能证明其曾经参与过该项融资事务，但并不能证明其已经完成融资审批以及配合完成其他相关条件，即金颐公司作为原告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不足，不能够支持其诉讼主张；第三、退一步分析，即使从合同本身进行分析，金颐公司要求支付顾问费的请求也完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各项条件，不能成立。综上，被告认为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予以驳回。 原告金颐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财务融资顾问协议，证明2019年11月12日，被告因开发“杭州久光广场项目”融资需要，与原告签订《财务融资顾问协议》，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推荐符合法律规定的资金方或金融机构，融资金额为5亿元，融资时间为1-3年，原告在促成被告取得融资款项后，收取一定财务顾问费用。 2.微信聊天记录： 3.久光黄丽娜与金颐孔某； 4.久光黄丽娜与金颐张峰。 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向被告负责人汇报项目推进的最新进度以及对接获取融资贷款所需的材料。 5.群聊，证明原、被告及上海银行工作人员在微信群中沟通融资项目进度及处理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协调融资所需的材料。 6.邓某与上海银行郑经理； 7.邓某与上海银行小金； 8.邓某与上海银行蒋晓棠； 9.孔某与上海银行宋杨； 10.孔某与上海银行蒋晓棠。 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工作人员与上海银行工作人员联系，获取融资贷款所需的材料清单。 11.邓某与久光王贤琴， 12.孔某与久光徐某； 13.孔某与久光许玲霞。 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工作人员联系，获取融资贷款所需的具体材料清单。 14.放款工作计划安排，证明原告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为被告取得融资贷款制定了详细方案、进行了全面沟通并积极跟进相关程序，同时积极对接上海银行，协调放款事项。 15.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 16.保全担保费用支付凭证及发票。 上述证据证明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了合理的成本。 17.微信聊天记录： 18.金颐孔某与上海银行郑经理，证明原告工作人员与上海银行工作人员联系，获取融资贷款所需的材料清单，并针对上海银行提出的问题进行专项解答以及证明原告工作人员自2019年12月开始与上海工作人员一直对接至2020年5月。 19.金颐孔某与久光徐某，证明原告工作人员向被告工作人员汇报整体融资进度，并就被告遇到的问题，原告提出部分解决方案。 20.金颐孔某与中锦朱强，证明原告为被告沟通解决过桥资金问题，经由原告的参与协调，被告过桥资金问题妥善解决。 21.金颐张峰与上海银行宋杨，证明原告工作人员全程跟进融资进度，与上海银行实时对接联系。 22.金颐张峰与久光徐某，证明被告委托原告协助处理融资事宜。 23.杭州不动产登记预约短信，证明原告工作人员邓某为推进整体流程，协助被告工作人员前往房管了解办理相关手续。 24.承诺书； 25.关于杭州鑫隆商务中心的汇报及附件。 上述证据证明原告配合被告处理抵押登记、监管账户变更等事宜，被告将所需材料发送给原告，同意由原告配合处理。 26.聊天记录附件，证明原告在监管账户变更过程中全程参与，所以取得了相关被告变更手续所需的材料。 27.证人孔某、邓某的证人证言，证明：1.金颐公司自签订融资服务协议之后，便全程参与为久光公司对接贷款银行的相关事宜；2.在久光公司取得融资贷款的过程中，金颐公司在银行引荐、贷款材料准备、抵押财产变更、监管账户变更、协助对接过桥资金等事宜上均有参与，且有具体的工作内容及方案；3.金颐公司与上海银行进行沟通及对接，上海银行将贷款的发放进度实时告知金颐公司。 被告久光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居间服务协议（铿羽公司）； 2.捐赠协议书； 3.客户回单、转账支票存根、收据及发票； 上述证据证明：1.被告在上海银行的4.8亿元融资系由铿羽公司协助完成，与原告无关联；2.被告已向铿羽公司支付了居间费用1000万元（其中400万元直接支付至铿羽公司，600万元根据铿羽公司的指定捐赠给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4.授信的审批通知，证明上海银行审批确定的授信额度为4.8亿元，而不是原告主张的5亿元。 5.转账支票存根、客户回单及收据，证明被告为办理质押、在建工程抵押及监管账户变更共计向杭州绿顺不动产登记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顺公司）支付中介费25万元。 6.推荐资金方服务协议； 7.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发票； 上述证据证明：1.被告同时期委托了多个居间方同时在各种渠道办理融资，如严欢燕、上海秀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本案中的铿羽公司、金颐公司等；2.杭州易玖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的融资已经完成，被告已支付上海秀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服务费172万元。 8.情况说明（铿羽公司），证明：1.被告在上海银行的4.8亿元融资系由铿羽公司协助完成，与原告无关联；2.铿羽公司的业务经办人为傅某。 9.债务重组协议及补充协议，证明长城资产公司提供资金的融资成本是12%。 10.徐某与郑理由的聊天记录，证明贷款事宜是由被告与上海银行相关人员直接联系，资料也是被告直接提供。 11.徐某与张峰的聊天记录，证明：1.张峰只是2019年11月与徐某有过联系，之后是在2020年3月20日后才重新联系，期间并没有联系。原告最初参与了久光公司的融资事宜，但未能成功。实际张峰实在被告的审批完成后，又重新跳出来想捞取一些费用；2.徐某明确表示金颐公司没有完成中介工作。 12.徐某与老谭的聊天记录，证明监管账户变更、在建工程抵押等系由绿顺公司的谭总协助办理成功。 13.代理服务委托合同，证明被告委托绿顺公司办理质押、在建工程抵押及监管账户变更等手续。 14.证人傅某、徐某的证人证言，证明：1.久光公司在上海银行的4.8亿元融资系由铿羽公司协助完成；2.久光公司已向铿羽公司支付了居间费共计1000万元（其中400万元直接支付至铿羽公司，600万元根据铿羽公司的指定捐赠给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3.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已定向为上海银行城东支行安排存款4亿元；4.铿羽公司还帮助久光公司落实了部分的过桥资金，保证上海银行贷款的顺利审批完成。 被告久光公司对原告金颐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1及2.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黄丽娜当时并不知晓整个案涉合同的履行情况，所以黄丽娜有关的回答并非完全正确；对证据2.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案涉融资项目审批并非金颐公司完成；对证据2.4-2.8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并非聊天相对方，聊天内容真实性被告无法确认，原告确实参与案涉融资项目的部分工作，但最终实际不是由原告完成的；对证据2.9-2.1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确实参与案涉融资项目的部分工作，但最终实际不是由原告完成的；对证据3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原告单方提供且并未按照该计划进行工作；对证据4-5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是必要产生的费用；对证据6.1、6.3、6.4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并非聊天相对方，聊天内容真实性被告无法确认，原告确实参与案涉融资项目的部分工作，但最终实际不是由原告完成的；对证据6.2、6.5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确实参与案涉融资项目的部分工作，但最终实际不是由原告完成的；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同上；对证据8的三性有异议，并未盖章；对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同上；对证据10的质证意见同证据9；对证据11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证人孔某与邓某均系原告公司的经办人员，与原告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其陈述与事实并不相符，存在编造事实的情况，且二者陈述的内容只能证明其曾参与了融资过程中的部分活动，无法证明原告通过其自身行为完成了被告的融资目标。 原告金颐公司对被告久光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有造假嫌疑，第一，根据铿羽公司的工商信息显示，该公司在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期间的法定代表人为刘香山，直至2020年7月15日法定代表人才变更为郝宝安，该份协议是2019年10月10日签署的，但是协议抬头载明的法定代表人是郝宝安，该份协议签署时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刘香山，明显是后补造假所致。第二，根据铿羽公司的名称以及经营范围，2019年7月，该公司名称为上海中羽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配件，与融资咨询服务完全没有关联。融资咨询服务需要极强的社会资源及专业要求，铿羽公司不具备前述条件。第三，退一步说，即便居间服务协议真实存在，该份协议内容与被告提供的服务也不矛盾，企业在面对融资需求时会同时与多家融资中介公司进行合作，以确保融资贷款的顺利取得。另外从该份协议里可以看出，居间协议费在3%-5%左右的费率属于市场公允费率，原告向被告收取的居间费用也是公允价格；对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第一从协议签订的时间看，被告在2020年5月28日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签订该协议，但事实上被告在2020年5月21日就向该基金会汇入了600万元的捐赠款项，协议形成时间与打款时间不一致，事实上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有非常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根据其财务管理制度第84条的规定，100万元以上的捐赠协议，一般应由基金会副理事长亲笔签名或盖章，而根据该基金理事会在天眼查数据上显示的结果，副理事长只有一人为罗建红，并非本案的协议签署人罗卫东，故认为该协议的形式及程序上，并不合法合规。第二从该份协议存在的合理性角度，据被告所称，被告的贷款款项来源是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为其安排的4亿资金，但被告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进行证明，退一步说，即便是浙江大学为被告安排了4亿资金，为何要将捐赠的600万元计入铿羽公司的中介服务费中，事实上，铿羽公司并未收到该笔款项，从合理性角度，铿羽公司实际入账400万元，还要将600万元的应收账款挂在账面上。同时如果是铿羽公司指定被告进行捐赠的，则捐赠的主体应该是铿羽公司非被告公司，所以该份协议在内容上也不合理。第三，代理人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公开财务审计报告中查到2019年现金存量仅有3亿左右，而根据被告的举证逻辑，该笔款项应该在2019年就已经存到了上海银行杭州城东银行，与事实情况不符；对证据3的客户回单的三性有异议，按被告所述该回单是基于居间服务协议产生的，对该协议的三性不予认可，对其附加生成的支付回单同样不予认可。事实上在2020年5月之后，被告就已经开始拖欠原告的中介服务费用，并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该份支付凭证与协议同样存在造假嫌疑。对转账支票存根的三性不予认可，该份转账的用途为货款，与协议用途并不一致，无法明确该笔款项到底是何款项。对其中的600万元的客户回单以及600万元的票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对金额为55万元及8500元的两张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事实上即便铿羽公司向被告提供了融资中介服务，这与原告向其提供服务并不冲突，对剩余三张的三性有异议，款项用途与发票的类别并不对应，有虚开发票的情形。对证据1-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上海银行向被告审批确定的授信额度4.8亿是通过原告的中介服务为其达成目的，在原告张峰与黄虹的聊天记录中，在审批商日即2020年2月28日，是张峰将该审批通知书发给黄虹的，内容完全一致，这也直接证明原告才是直接促成这笔交易的中间人；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绿顺公司为被告提供专项的不动产登记服务与原告的服务没有冲突，且从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中也能看出，原告同时也在配合被告及绿顺公司完成不动产登记的相关事宜；对证据6的三性有异议，被告方未提供该份协议的原件，退一步讲即便该协议真实存在，与原告为被告提供的融资服务不冲突，且从该协议的第六条第二款可以看出，被告与严欢燕的协议在2019年12月31日就已经终止履行了，而原、被告的协议并没有约定终止履行的时间，因为原告一直在为被告提供中介服务；对证据7的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的三性无异议，但与原告为被告提供的服务不冲突。对发票的三性均有异议，根据十张发票显示开票人为上海秀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并非易玖公司，认为有虚开的嫌疑，并且保留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的权利。对证据6-7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8的三性有异议，原告对铿羽公司是否存在事实上融资服务资质有质疑，该份情况说明也不足以证明融资服务的正式开展，被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铿羽公司为其提供了融资服务，且在该情况说明中证明经办人也无任何签字，故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该份协议中无法看出融资成本的具体金额，且实际操作也可能与合同约定不一致，同时该证据与原告是否提供融资租赁服务也无关联；对证据10的三性有异议，被告未提供原件，且事实上上海银行的郑理由是经原告方孔某向被告工作人员徐某推荐的，并非被告所称由被告直接联系或由被告直接提供资料，该情况也可直接从聊天记录的内容中得以显示；对证据1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事实上不仅是原告的张峰还有孔某以及邓某均参与了融资中介服务的全过程，只是被告工作人员徐某并未具体参与到每一个环节中，所以很多信息情况是由原告经办人员与被告的直接经办人员进行联系，所谓的徐某明确表示金颐公司未完成中介工作是在被告2020年5月之后想要耍赖不付中介费用提出的无理说辞；对证据12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未提供原件，故对其事实情况亦无法确认；对证据1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原告提供的多组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办理不动产登记的质押、在建工程的抵押以及监管账户的手续变更，原告全程参与，若无原告的介入，绿顺公司不可能凭借其一家之力完成前述全部事宜；对证据14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证人傅某与徐某的证言并无依据佐证关于4.8亿融资贷款是由上海铿羽公司协助完成且被告已向上海铿羽公司支付了居间费用1000万元，也无依据证明傅某为被告促成过桥资金以及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已向上海银行城东支行安排了4亿存款。 经本院审理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2.3、2.9-2.11、4-5、6.2、6.5、7、9-10及被告提供的证据4-5、7、9、11、13，因双方对前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4-2.8、6.1、6.3、6.4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前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综合全案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3系单方制作，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8未盖章，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认为存在造假嫌疑，但经法庭询问是否进行鉴定后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3、6、1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本院综合全案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8系案外人单方出具，且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定；证据10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原告的证据11及被告的证据14四名证人与原、被告双方分别存在利益关系，均不予确认。 根据本院认定的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9年10月10日，被告（甲方）与案外人铿羽公司签订《居间服务协议》一份，约定：1.乙方接受甲方委托，负责就甲方在平安银行、上海银行抵押贷款审批放款事项，抵押物为浙江久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上城区钱江路258号商业房产。目标融资金额：人民币肆亿伍仟万元至伍亿伍仟万元之间，不得低于肆亿伍仟万。乙方帮助甲方与银行之间沟通协商、方案制定、授信上报、放款落地等工作。2.如此次乙方为甲方融资5亿以内（包含5亿）时，融资成本为不超过10%（银行利息+居间服务费），扣除银行收取的利息成本外，差额部分为乙方应得居间服务费。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2019年11月12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财务融资顾问协议》一份，约定：1.甲方聘请乙方为“杭州久光广场项目”的财务融资顾问。2.乙方向甲方推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金方或金融机构。3.双方合作条件：融资金额为5亿人民币。乙方为甲方推荐的资方年化利率为12%（含融资服务费），低于12%部分则为乙方财务融资服务费，融资时间为1—3年。4.当乙方为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关联公司提供的资方，所要求的年化利率小于12%时，甲方需支付乙方财务顾问费。甲方按实际贷款金额每年向乙方合计支付财务顾问费用。甲方可提前部分或全额还款，最低使用期限为1年，服务费用最低支付为1年期（不满1年按1年算）。假设资方要求的年化收益为n%，则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财务费用计算公示如下（n为甲方需支付的融资年化利率）：第1年财务顾问费=（12-n）%*初始融资资金总量*1（年）于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关联公司收到资方资金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甲方应支付第1年应支付的全部财务顾问费至乙方指定收款账户。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2020年2月28日，上海银行下发《关于对浙江久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授信的审批通知》，同意给予被告贷款不超过4.8亿元，期限不长于3年，利率不低于7.5%/年，担保方式为：（1）由受信人提供本项目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担保；（2）由特福隆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追加黄虹、房保平、房玮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3）由上海盛麒实业有限公司和上海怀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各自持有受信人的股权质押担保。要求在用信前须落实以下事项：1.长城资产存量融资全部结清，并撤销全部抵押；2.办妥合法、有效的抵押担保、股权质押及保证担保手续，办妥抵押物保险手续……5.本项目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已由他行转为我行（确保我行为唯一账户）。审批通知还规定了其他事项。 2020年4月16日，杭州易玖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甲方、出借人）与上海盛麒实业有限公司（乙方1、借款人）和被告（乙方2、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共同向甲方借款2.55亿元，借款期限为13天，从甲方实际向乙方提供借款之日起开始计算，借款的日利率为0.09%，按天以现金方式结息，两天起算。同日，杭州易玖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甲方、债权人）还与特福隆集团有限公司（乙方、保证人1）、上海怀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乙方、保证人2）、黄虹（乙方、保证人3）、房保平（乙方、保证人4）、房玮（乙方、保证人5）签订了保证合同，为前述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20年4月27日，被告（甲方）与绿顺公司（乙方）签订《上城区钱江路258号在建工程监管账户变更代理服务委托合同》一份，约定：1.甲方委托乙方办理坐落在杭州市上城区××路××号在建工程监管账户账号变更登记手续；2.乙方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结委托事项（甲方提供完整、符合办结所需要的资料时间除外）；3.甲乙双方约定，监管账户变更手续代理服务费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乙方按合同约定办结委托代理事项后，甲方在三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合同约定全部代理服务费；乙方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结，不支付代理服务费。2020年5月7日，被告（甲方）与绿顺公司（乙方）签订《在建工程注销抵押登记、重新抵押登记代理服务委托合同》一份，约定1.甲方委托乙方办理坐落在杭州市上城区××路××号在建工程注销抵押登记、重新抵押登记项目；2.乙方在五个工作日内办结委托事项（甲方提供完整、符合办结所需要的资料时间除外）；3.甲乙双方约定，在签订合同当天，甲方支付乙方定金壹万元整。乙方按合同约定办结委托代理事项后，甲方在三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合同约定全部剩余代理服务费，乙方开具正规发票给甲方。乙方1个工作日内办结甲方委托业务，甲方支付乙方代理服务费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4.其他事项，原甲乙双方2020年3月13日签订的合同作废。2020年3月13日、4月28日、5月14日，被告向绿顺公司分别支付1万元、14万元和10万元代理费，合计25万元。 2020年5月21日，被告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款600万元，双方于2020年5月28日签订了捐赠协议书。另查明，浙江大学于2020年5月和8月向上海银行共存款3亿元。 再查明，上海银行于2020年4月30日、5月21日、6月2日及6月18日分四次向被告发放贷款3.15亿元、0.6亿元、0.2亿元及0.05亿元，共计4亿元。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财务融资顾问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按约完成居间服务,并由其促成被告融资成功。 一、从双方签订的《财务融资顾问协议》约定的内容上看,原告主要的居间服务之一就是配合被告和资金方洽谈并落实资金渠道。根据现有证据,案涉融资项目的实际出资人是上海银行,尽管原告也将上海银行介绍给被告帮助融资,而且最终融资成功的也是上海银行,但首先，被告与铿羽公司的《居间服务协议》中已明确将上海银行作为了资金方之一进行考量，而被告与原告之间的《财务融资顾问协议》中并未明确具体的资金方对象。其次，原、被告订立合同时间还晚于被告与铿羽公司签订《居间服务协议》的时间，并不能排除其他单位或个人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被告想要融资的信息和机会。最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融资顾问服务协议》没有限制被告选择其他居间人,被告可以联系多个居间人以选择融资效率最高,融资成本、居间报酬报价最低和能提供最优质服务的居间人。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系利用原告提供的信息和服务达成交易的情况下,本院难以认定原告履行完毕了合同义务,故被告的行为不构成违约。 二、从双方实际履行居间合同的情况分析。案涉融资项目的实际出资人上海银行系金融机构，以获取利润为经营目的和发展动力，案涉融资项目授信的成本直接影响其获利空间，故其在考量是否通过授信审批前必然会对授信成本、收益及风险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才最终确定给予被告贷款不超过4.8亿元，期限不长于3年，利率不低于7.5%／年的授信审批。上海银行下发《关于对浙江久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授信的审批通知》，不代表被告已可以取得案涉融资，最终融资款项能否成功发放，被告主要还需要完成四项事宜：1.长城资产存量融资全部结清；2.撤销全部抵押，办理新的抵押担保相关手续；3.办理股权质押相关手续；4.办理监管账户的变更。对于第1项事宜，从庭审情况来看原告并不清楚被告用于结清长城资产存量融资的过桥资金筹集的具体来源、构成及过程，原告主张过桥资金的落实系基于其引荐、促成缺乏事实和证据证明。对于第2—4项事宜，首先，原告认可的主要参与案涉融资服务的人员孔某和邓某，从原告制作的久光房产放款工作计划安排中可以看出，孔某在他项权证、股权质押、账户变更、其他放款前置条件四个阶段中担任的主要角色为“中后台审批督办”，在资料准备的执行顺序为最末位，但却未有证据显示孔某的“审批督办”与案涉融资成功的必然关联性，而邓某并未出现在执行人员名单中。其次，孔某与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表示其遇到困难，需要被告的工作人员、银行工作人员处理解决的微信聊天内容,同时微信聊天内容中也并没有体现出抵押手续、股权质押手续、监管账户变更等事宜系由孔某办理完成。最后，一方面原告在庭审中认可不止其一方参与了案涉融资项目，认为案外人为被告提供的融资服务与原告为被告提供的融资服务并不冲突，另一方面被告提供了与绿顺公司的两份委托合同及相应付款依据用以证明最终系绿顺公司完成了办理抵押登记、股权质押、监管账户变更事宜。故原告虽提交证据证明其参与了案涉融资项目，但无法证明融资审批通过及贷款发放系基于其居间服务而非案外人的居间服务而促成。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系其提供的居间服务促成了被告融资成功,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当然,如原告在从事居间活动中有必要费用支出的,可收集证据后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金颐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9125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杭州金颐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方 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