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92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艳英，女，1965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户传朝，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高升，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平，女，196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南省会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明博，北京市丰台区丰台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刘艳英因与被上诉人杨建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4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艳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建平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建平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杨建平在一审中只提供了其与刘艳英部分的微信聊天内容，对关键事实进行了有意节选和刻意隐瞒。2018年9月5日，杨建平通过银行向刘艳英转账30万元后，刘艳英一并转给了重庆聚才道企业管理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聚才道公司），用于购买第一个资产包。2018年9月30日，杨建平又向刘艳英转账30万元，刘艳英当日向重庆聚才道公司转了一笔100万元、一笔30万元。但资产包有300万元的最低限额，故杨建平的转账不够买一个资产包。2018年10月18日，刘艳英给杨建平发微信语音称：“你对360怎么看呀，是给你退回一半还是怎么着，因为最后这个包还差几十万。现在他们有退的意思，我的意思最后的包就不弄了，给大家伙儿退回去得了。……还差几十万没交。”杨建平回复称：“那退给我吧，谢谢你。”刘艳英语音称：“你退回三十万留三十万就行了，因为他说公司真上不了市。”杨建平回复：“行行听你的退吧。”刘艳英称：“好，留30万的。”杨建平称：“谢谢。”刘艳英称：“我统计好，21号统一返。”杨建平称：“好的。”2018年10月21日，杨建平向刘艳英发送微信称：“刘姐弄好了吗？”刘艳英回复称：“公司150万还没退，等吧，余总这两天就来北京。”杨建平称：“好的。”基于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刘艳英的真实意思是重庆聚才道公司将一百年余万元退给刘艳英后，刘艳英再一并退给杨建平，而且退的是杨建平第二次投资的30万元，第一次转账的30万元依然作为投资不予退还。第二，刘艳英与杨建平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行为，双方无相应权利义务关系，刘艳英只是应杨建平要求及请求，一并凑钱进行购买资产包的行为。双方之间没有签订委托理财合同，亦不符合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特征。如果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也是在刘艳英、杨建平与重庆聚才道公司之间成立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第三，杨建平购买本案资产包是其自主、真实、独立的意愿。第四，刘艳英已将杨建平投资的款项交给了重庆聚才道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相对方应为重庆聚才道公司，现杨建平投资款没有退回，违约责任在于重庆聚才道公司。第五，本案中刘艳英与杨建平二人凑钱进行购买资产包，投资款是陆续打入重庆聚才道公司，杨建平对此也是明知的。一审法院认定刘艳英的转款记录发生于其告知杨建平资产包未买成钱没有交公司之前，是由于杨建平未提交完整微信记录而导致的事实认定错误。第六，刘艳英、杨建平与重庆聚才道公司之间成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重庆聚才道公司才是本案适格被告。依据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3民初25755号民事裁定书、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法院（2020）湘3101民初693号民事裁定书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民终633号民事裁定书可知，重庆聚才道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余时洪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于2020年2月5日由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本案中杨建平诉争标的与该案相关联。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本案诉争标的与重庆聚才道公司所涉刑事案件紧密关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因此，一审法院应当通知重庆聚才道公司参加诉讼，或者依照该项规定，由刘艳英申请追加被告。由于刘艳英一审时未聘请律师，一审法院应当向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刘艳英进行释明。一审法院没有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审理，违反法定程序。三、本案应当驳回杨建平的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杨建平投资的60万元已经转至重庆聚才道公司，且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正在审理过程中，故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范畴，故请求法院驳回杨建平的起诉。杨建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刘艳英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中，刘艳英对杨建平提供2018年10月18日双方微信语音对话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同时认可收到杨建平转给自己的60万元，但是刘艳英自始至终未提供出为杨建平成功购买360资产包的证据。刘艳英在2018年10月16日10秒的微信语音明确承诺：购买成的360资产包有手续，要杨建平的身份证登记。其含义是资产包登记在杨建平名下。刘艳英之前也多次向杨建平承诺，购买成功的360资产包是会登记在杨建平自己名下的，将来上市会有很大收益。但是刘艳英在一审法庭中提交的是其与重庆聚才道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权认购协议书》，协议上签的是刘艳英的名字，刘艳英也称跟本案无关。刘艳英于2018年9月10日和9月30日分别向刘媛和邹玉霞转账的凭证无法证明是向重庆聚才道公司转账，也无法证明其中包含杨建平的资金，同时也与刘艳英在2018年10月18日的微信中的表述矛盾，时间也不符合逻辑。另外在杨建平二审中提供2018年10月18日16秒的微信语音中刘艳英再次说到：“杨建平买的多，钱还在我手里，钱还没交。”此处就是指的杨建平投资的60万元。结合2018年10月16日刘艳英10秒，18日26秒和16秒的微信语音内容，可以看出买成360资产包是要杨建平实名登记的；刘艳英所称的没交公司的钱就是杨建平全部投资的60万元，并不是30万元。2018年10月21日杨建平要求刘艳英退钱时，刘艳英作了具有引导性和目的性的陈述，目的是不退还杨建平的投资款，仅凭该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还应结合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但截至目前，刘艳英也未拿出为杨建平成功购买30万元以杨建平自己名字登记的360资产包，故刘艳英仍应该返还杨建平转其的60万元。刘艳英在2018年10月18日之后没有向重庆聚才道公司转过款，即刘艳英所称要留30万元用来购买360资产包，最终也没买成。因此，按照刘艳英于2018年10月21日作出的统一退款承诺，其应当退还杨建平60万元。二、一审判决未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与重庆聚才道公司无直接法律关系。杨建平和刘艳英双方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合同内容为刘艳英收款后为杨建平购买360资产包。如果刘艳英没有买成资产包，则应当返还杨建平的投资款。刘艳英提出一审应追加案外人重庆聚才道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所诉争事实不涉及刑事犯罪。杨建平和刘艳英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双方的行为是民事行为，不涉及刑事犯罪，本案不存在移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情形。刘艳英在一审中主张本案涉嫌刑事犯罪，还提供了他人案件的民事裁定书，但该裁定书认定的内容与本案内容不同。刘艳英理解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另外，刘艳英上诉请求改判驳回杨建平一审诉讼请求，其在上诉理由中又称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处理，二者相互矛盾。杨建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艳英一次性退还杨建平60万元，并自2018年10月2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相应利息至60万元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刘艳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建平与刘艳英经人介绍相识，因刘艳英可购买360公司资产包，杨建平与刘艳英口头约定由刘艳英为其购买360公司资产包。2018年9月5日，杨建平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从其名下中国银行账户（账号×××）向刘艳英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转账20万元；同日，杨建平从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向刘艳英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转账10万元。2018年9月30日，杨建平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从其名下中国银行账户（账号×××）向刘艳英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转账24万元；同日，杨建平从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向刘艳英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转账6万元。一审法院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刘艳英提交2018年10月15日刘艳英（乙方）与重庆聚才道公司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权认购协议书》，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乙方同意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万分之六的股权，乙方同意认购的股权的金额总计人民币叁佰万元，其中已支付的人民币叁佰万元。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协议书落款处有重庆聚才道公司盖章，有刘艳英签名。一审庭审中，刘艳英陈述该协议内300万元是刘艳英自己和朋友的资金。刘艳英提交银行转账记录记载2018年9月10日向*媛转账四笔100万元合计400万元，刘艳英称其中包含杨建平的30万元投资款。刘艳英提交银行转账记录记载2018年9月30日向邹*霞转账100万元，刘艳英称其中包含杨建平的30万元投资款。杨建平向法庭提交了2018年10月18日的刘艳英的微信语音，微信语音中有刘艳英的陈述“最后这个包儿还差几十万，现在他们有退的，我的意思这个包儿就不弄了，给大家伙儿退回去得了。你看看你想怎么办，告诉我啊，钱没交给公司呢，最后这个没交……”，杨建平回复“那退给我吧”，刘艳英称“我统计好，21号统一返”。杨建平用该证据证明刘艳英没有替杨建平买资产包并承诺于2018年10月21日统一返还款项。如果刘艳英在2018年9月份已经完成杨建平委托转款购买资产包的行为，在2018年10月18日微信中不可能表达“钱没交给公司，21号统一返”，故一审法院对杨建平的微信证据予以采信，对刘艳英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刘艳英受托为杨建平购买资产包，在刘艳英收到杨建平的款项后未能购买成资产包，且刘艳英在微信中告知杨建平资产包没买，杨建平作为委托人有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要求退还款项，刘艳英应按其承诺的日期退还相关款项。刘艳英辩称涉案款项已交给重庆聚才道公司，但刘艳英自身与重庆聚才道公司存在其他投资协议，刘艳英主张的转款记录发生于其告知杨建平资产包未买成钱没交公司之前，刘艳英的转账记录与本案委托合同没有关联性。故对杨建平要求刘艳英返还6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杨建平主张的利息，鉴于刘艳英已经向杨建平承诺了还款日期，刘艳英逾期未还，杨建平要求刘艳英自2018年10月22日起，以60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相应利息至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艳英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杨建平60万元；二、刘艳英给付杨建平逾期还款利息（以6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8年10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刘艳英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爱企查”网站上重庆聚才道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网页截图，显示邹玉霞为重庆聚才道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刘媛和重庆聚才道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了重庆聚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用以证明重庆聚才道公司指定刘艳英将购买资产包的款项支付至邹玉霞、刘媛账户。证据二、刘艳英与杨建平2018年10月18日、10月2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用以证明刘艳英在收到杨建平转账支付的第一笔30万元后，已将该笔30万元用于购买第一个资产包，刘艳英在收到杨建平转账支付的第二笔30万元后，已将该笔款项转账支付给重庆聚才道公司，但因为达不到购买一个资产包的最低限额，所以刘艳英打算不再购买第二个资产包。刘艳英为此征求杨建平的意见，打算在重庆聚才道公司退回100多万元后再把杨建平第二次转账支付的30万元退还给杨建平，杨建平转账支付的第一笔30万元仍作为投资款，杨建平明确表示同意。杨建平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无法证明邹玉霞、刘媛是重庆聚才道公司指定的收款人。对证据二形式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刘艳英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杨建平当时认可退30万元留30万元，但在此之后刘艳英并未向重庆聚才道公司转账付款，所以该笔30万元并未用于购买资产包，刘艳英应当退还给杨建平。杨建平在二审期间提交了2018年10月16日至2018年10月18日刘艳英与杨建平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刘艳英告知杨建平，购买资产包有手续，需要身份证，还要和重庆聚才道公司签订合同；当时杨建平的60万元投资款还在刘艳英手中，没有交给重庆聚才道公司，在该时间点之后，刘艳英并没有向重庆聚才道公司转账的记录。刘艳英发表质证意见称，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的手续是指刘艳英与杨建平之间的代持股手续，但双方至今没有实际办理；2018年10月18日的聊天记录中提及的款项是指用于购买第二个资产包的款项，重庆聚才道公司至今没有将上述款项退还给刘艳英，刘艳英也无法将杨建平转账支付的第二笔30万元款项退还给杨建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刘艳英与杨建平在庭审中的陈述，杨建平先后向刘艳英转账支付两笔30万元，委托刘艳英购买重庆聚才道公司发行的资产包。因此，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一审判决确定本案案由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本案中，刘艳英主张其在收到杨建平转账支付的第一笔30万元后，已将该笔30万元用于购买第一个资产包；其在收到杨建平转账支付的第二笔30万元后，已将该笔款项转账支付给重庆聚才道公司，但由于未能成功购买第二个资产包，重庆聚才道公司亦未退回已收取的款项，故刘艳英无法退回杨建平转账支付的第二笔30万元。杨建平对刘艳英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刘艳英为证明其主张在诉讼中提交了其与重庆聚才道公司于2018年10月15日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权认购协议书》。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认购协议书中载明的投资者为刘艳英，杨建平并非该认购协议书的当事人，刘艳英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重庆聚才道公司认可杨建平为该认购协议书项下的实际投资者，以及该认购协议书项下的300万元认购款当中包含有杨建平转账支付给刘艳英的第一笔30万元投资款。因此，刘艳英主张其已将杨建平转账支付的第一笔30万元用于购买第一个资产包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另根据刘艳英与杨建平2018年10月18日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刘艳英告知杨建平不再购买后一个资产包，并且建议杨建平退回30万元留30万元，杨建平表示同意，刘艳英则承诺于2018年10月21日统一返还。上述事实表明，杨建平转账支付给刘艳英的第二笔30万元并未用于购买重庆聚才道公司发行的资产包。现刘艳英以重庆聚才道公司未向其退还已收取款项为由，拒绝向杨建平退还该笔款项。首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建平转账支付给刘艳英的第二笔30万元已被交付给重庆聚才道公司。其次，重庆聚才道公司未退还刘艳英已交付的款项，与杨建平要求刘艳英退还该笔款项，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不影响杨建平向刘艳英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鉴于刘艳英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代杨建平成功购买重庆聚才道公司的资产包，未能完成杨建平的委托事务，现杨建平起诉要求刘艳英退还杨建平已交付的60万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刘艳英上诉提出本案诉争标的与重庆聚才道公司所涉刑事案件紧密关联，故应追加重庆聚才道公司为本案被告，或依法裁定驳回杨建平的起诉。对此，本院认为，重庆聚才道公司并非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杨建平基于其与刘艳英之间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与重庆聚才道公司所涉刑事案件的法律事实基础不同，不存在被刑事案件吸收的问题。因此，本院对刘艳英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刘艳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刘艳英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欣审 判 员  王 朔审 判 员  李 楠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侯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