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49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仲栩，男，1981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茜，广东厚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晓文，男，198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杏芳，女，198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炎燎，广东上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仲栩因与被上诉人蔡晓文、梁杏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29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仲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蔡晓文、梁杏芳向刘仲栩返还款项117388元及利息（利息以117388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为止）。事实和理由：一、刘仲栩与蔡晓文、梁杏芳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结清。1.刘仲栩与蔡晓文、梁杏芳均承认刘仲栩多笔借款发生在2013年2月25日至2016年3月28日期间，借款金额454500元，还款发生在2013年5月20日至2018年3月16日期间，还款本息金额达649872元，所有资金均以银行转账方式，从来没有以现金方式，这是双方默认的交易方式。2.一审判决书载明“原告确认上述微信和银行转账的事实”表明蔡晓文应当知晓刘仲栩的银行资产并没有被冻结，能进行银行转账出借款项，而蔡晓文、梁杏芳却主张分10笔共计170000元的大额现金是现金方式借出，每一笔都没有单独收据，每一笔都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没有相关的聊天记录证实存在10笔借款关系，有悖双方默认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3.蔡晓文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仲栩偿还借款16万元，对于蔡晓文而言，刘仲栩仍有大额债务尚未还清，在刘仲栩旧债未偿还的情况下，蔡晓文仍愿意分10笔出借借款与常理不符，也与后期蔡晓文多次迫切向刘仲栩追讨借款的行为矛盾。4.根据蔡晓文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可知，该17万元款项构成是蔡晓文通过多个案外人取现记录拼凑而成，明显有违常理，蔡晓文对此也未作出合理解释。即使蔡晓文提供取现记录以及微信朋友圈截图，也不能证明取现所得款项已经实际交付刘仲栩，因为在蔡晓文主张借款期间，刘仲栩没有微信或者电话向蔡晓文提出借款需求，蔡晓文提前准备借款不符合常理。5.涉案的3万元借款合同以及17万元的借款合同均是蔡晓文自行出具后，要求刘仲栩签名确认，结合刘仲栩提交的证据录音可知，蔡晓文曾多次要求双方未对账单的情况下，叠加利息要求刘仲栩重新对借款合同进行签名，实际涉案的17万元借款以及3万元借款由来也是如此。综上，蔡晓文、梁杏芳主张的两张现金借款收据有悖双方历来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大额现金借款实际没有发生过，刘仲栩已还清借款。二、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错误。刘仲栩根据与蔡晓文、梁杏芳双方借款、还款银行流水对账，按照36%计算已偿还利息后，超出部分抵扣借款本金后，确定多还款117388元，按照双方交易习惯和方式，银行流水账单及双方庭审记录能证实刘仲栩已还清借款并存在多还事实。蔡晓文、梁杏芳应当返还不当得利。综合双方银行流水已能证明借款已经结清的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而被告曾另案起诉原告追讨借款”，另案是指一审法院在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粤2071民初25082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蔡晓文撤回起诉，蔡晓文撤诉是不合常理的，若是有正常欠款情况下，却不能出现完整证据链条证实真实欠款存在而申请撤诉，法院应当考虑这个不恰当性。四、收据是蔡晓文按照超过年利率36%的高息方式计算利息后再转化为借款本金，再要求刘仲栩签名确认的，实际收据是没有发生现金借款事实。五、蔡晓文、梁杏芳对刘仲栩采用超高息转本金再出借，让刘仲栩签订未真实发生现金借款的收据，涉嫌套路贷款行为，另结合（2019）粤2071民初25082号民事裁定，蔡晓文起诉后又撤诉的行为，存在虚假诉讼嫌疑。蔡晓文在刘仲栩已经还清款项的情况下，于2019年向法院起诉后又撤诉，在本案中，在刘仲栩没有实际发生现金借款情况下，要求刘仲栩出具《收据》，上述行为涉嫌虚假诉讼、“套路贷”行为，建议法院查明事实，移交公安机关。综上所述，刘仲栩不存在现金借款，刘仲栩已经还清借款本息并存在多还事实。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蔡晓文、梁杏芳共同答辩称，一、刘仲栩提交的《20181024-163349肥蔡远洋广场》证据中显示刘仲栩亲口讲述其银行账户被冻结，蔡晓文才采取现金方式出借，故双方除了转账交易之外，也同时存在现金交易习惯。刘仲栩涉及多个诉讼案件（以民间借贷居多，均为被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被执行金额累计高达四五百万元。刘仲栩的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蔡晓文、梁杏芳采用现金方式向刘仲栩出借款项。如果刘仲栩没有收到现金借款，不可能会同意签署借款协议。二、刘仲栩提交的《20181024-163349肥蔡远洋广场》中刘仲栩亲口承认蔡晓文、梁杏芳向其出借17万元的事实，该笔出借的款项并非虚构。三、刘仲栩在一审期间确认多次向蔡晓文、梁杏芳借款，一直有偿还，但是不清楚具体还款对应何笔借款，即双方借款关系尚未结清，刘仲栩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多偿还借款的事实。《20181024-163349肥蔡远洋广场》中显示蔡晓文、梁杏芳多次催促刘仲栩对账，但刘仲栩再三拖延拒绝配合对账，当时双方的借贷关系尚未处理完毕，蔡晓文收取刘仲栩款项有合法依据。四、关于另案蔡晓文、梁杏芳苏刘仲栩、黄雁琦民间借贷一案（2019）粤2071民初25082号撤诉事宜，因先前刘仲栩拒绝对账，在该案开庭时，刘仲栩当庭提交大量还款记录的银行流水，搞证据突袭，证据中包括蔡晓文已经注销多年的银行账户流水，以及部分借款涉及梁杏芳的银行账户流水。蔡晓文打印注销多年的银行账户流水需要向省行申请，并且申请时间较长，而梁杏芳仍在外国。当时案件处于年尾，法院出于年底结案压力，要求蔡晓文、梁杏芳在三日内补充证据，否则按现有证据判决驳回。蔡晓文、梁杏芳为避免因证据准备不足而丧失债权，才在举证期限内撤诉，由于已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且刘仲栩已有几百万的债务未能执行，被法院列入失信黑名单，因此蔡晓文、梁杏芳才未急于再次起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仲栩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仲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蔡晓文、梁杏芳向刘仲栩返还款项248080元并支付利息（以24808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诉讼过程中，刘仲栩变更其诉求为：蔡晓文、梁杏芳向刘仲栩返还款项117388元及利息（利息以117388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仲栩与蔡晓文、梁杏芳系朋友关系，蔡晓文、梁杏芳为夫妻关系。2014年8月11日，刘仲栩与蔡晓文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刘仲栩需资金周转向蔡晓文借款63000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8月11日至2014年8月31日止。2014年10月15日，刘仲栩与蔡晓文签订《借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刘仲栩需资金周转向蔡晓文借款2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0月15日至2014年11月1日止。2015年4月19日，刘仲栩与蔡晓文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刘仲栩需资金周转向蔡晓文借款5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4月19日至2015年7月19日止。2016年11月28日，刘仲栩与蔡晓文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刘仲栩需资金周转向蔡晓文借款4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3月28日止。上述协议均约定，如刘仲栩逾期还款，每逾期一天需向蔡晓文支付未付款金额1%的违约金直至刘仲栩清偿蔡晓文全部借款为止。上述协议还约定有其他事项。后蔡晓文向刘仲栩实际提供借款60000元、19000元、47500元、33500元。刘仲栩主张，其与蔡晓文、梁杏芳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往来，借款发生于2013年2月25日至2016年3月28日期间；蔡晓文自2014年6月17日至2016年3月28日期间共向刘仲栩出借多笔款项合共378500元，刘仲栩于2014年7月18日至2018年3月16日陆续向蔡晓文还本付息合共455072元；梁杏芳自2013年2月25日向刘仲栩出借76000元，刘仲栩于2013年5月20日至2017年10月15日期间陆续向梁杏芳还本付息合共194800元。蔡晓文、梁杏芳确认刘仲栩上述主张的借款出借时间，并主张蔡晓文另于2017年8月20日以现金方式向刘仲栩提供借款30000元；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期间，蔡晓文以现金方式向刘仲栩提供多笔借款合共170000元；刘仲栩于2004年8月8日向蔡晓文、梁杏芳支付2800元，于2015年3月13日向蔡晓文、梁杏芳支付2072元，该两笔费用为双方其他生活费用往来，不属于还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刘仲栩于2014年11月7日、11月10日的两笔转账不是刘仲栩的还款，为蔡晓文、梁杏芳帮助刘仲栩走流水，刘仲栩转账给蔡晓文、梁杏芳后，蔡晓文、梁杏芳取现还给了刘仲栩；蔡晓文、梁杏芳对刘仲栩主张的其他借款及还款金额确认。为此，蔡晓文、梁杏芳提交《借款协议书》两份及收据两份。经查，2017年10月24日，刘仲栩与蔡晓文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刘仲栩需资金周转向蔡晓文借款3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8月20日止；蔡晓文将上述金额借款通过当面现金交付方式支付，刘仲栩在收到蔡晓文借款时，应给蔡晓文出具借款金额的收据。2018年3月20日，刘仲栩与蔡晓文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刘仲栩需资金周转向蔡晓文借款17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8月20日止；蔡晓文将上述金额借款通过当面现金交付方式支付，刘仲栩在收到蔡晓文借款时，应给蔡晓文出具借款金额的收据。上述协议均约定，如刘仲栩逾期还款，每逾期一天需向蔡晓文支付未付款金额1%的违约金直至刘仲栩清偿蔡晓文全部借款为止。上述协议还约定有其他事项。刘仲栩分别于2017年8月20日、2018年3月20日出具收据各一份，收据载明刘仲栩收到蔡晓文交来现金30000元、170000元。蔡晓文、梁杏芳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上述其他主张。刘仲栩确认上述借款协议及借据中的签名系其本人签写，但主张借款未实际发生，其未收到蔡晓文、梁杏芳现金支付的上述借款。蔡晓文、梁杏芳主张，2017年10月4日，因蔡晓文、梁杏芳与他人合资开虾塘，当天蔡晓文、梁杏芳收到70000元现金，后梁杏芳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个状态，刘仲栩看到后要求蔡晓文、梁杏芳借款；因刘仲栩存在诉讼，资产被冻结，其需资金经营，故向蔡晓文、梁杏芳借款；刘仲栩称其资产解封之后偿还所有欠款；刘仲栩知悉蔡晓文、梁杏芳收到70000元现金后，与蔡晓文、梁杏芳联系，之后蔡晓文、梁杏芳将该笔现金借给了刘仲栩；2017年10月27日，刘仲栩向蔡晓文借款12000元，刘仲栩称用于公司经营；2017年12月27日，蔡晓文、梁杏芳向刘仲栩出借10000元现金；12月31日，刘仲栩称资金不足，需多借15000元；2018年1月11日出借10000元，2018年1月25日出借14000元，2018年2月7日出借10000元，2018年2月9日出借4000元，2018年2月12日出借10000元，2018年2月14日出借15000元，合共现金出借170000元。刘仲栩已于2017年11月29日、12月21日、12月30日、2018年1月22日、3月16日通过微信及银行转账方式向偿还了上述30000元借款的本金及利息共33000元，未偿还170000元借款的本息。刘仲栩确认上述微信及银行转账的事实，主张上述转账支付的款项并非用以偿还30000元的借款本息；蔡晓文、梁杏芳上述170000元借款过程，双方未在微信聊天中提及，所有金额均为蔡晓文、梁杏芳虚构，蔡晓文、梁杏芳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支付借款给刘仲栩，且蔡晓文、梁杏芳未向刘仲栩追讨该笔款项，不符合常理；刘仲栩主张的170000元借款的构成为蔡晓文、梁杏芳于（2019）粤2071民初25082号一案所主张的金额。刘仲栩主张蔡晓文、梁杏芳出借借款时约定的利息为月息五分或七分；因双方存在多笔债务，且刘仲栩一直按月息五分偿还利息，蔡晓文、梁杏芳在要求刘仲栩签订借据时未进行对账，但刘仲栩确认尚欠蔡晓文、梁杏芳借款，2018年3月20日签订的170000元借款协议为2013年2月25日借款80000元（实际到账76000元）、2014年8月11日借款63000元（实际到账60000元）、2017年11月24日现金借款30000元的结算。刘仲栩主张，其按月利率5分的标准支付利息，蔡晓文、梁杏芳应返还刘仲栩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刘仲栩在实际清偿蔡晓文、梁杏芳的债务后，超额向蔡晓文、梁杏芳支付了117388元，对于该款，蔡晓文、梁杏芳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蔡晓文、梁杏芳主张，刘仲栩所称的2018年3月20日的170000元为借款的结算，该数字为刘仲栩硬凑而成，实为逃避债务，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且刘仲栩的部分主张超过诉讼时效。诉讼过程中，刘仲栩陈述称其多次向蔡晓文、梁杏芳借款，刘仲栩一直有在偿还借款，但不清楚哪笔债务清偿了，哪笔债务没有清偿。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刘仲栩自2014年6月17日起多次向蔡晓文、梁杏芳借款；刘仲栩于2018年3月16日向蔡晓文、梁杏芳微信转账15000元。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受理蔡晓文诉刘仲栩、黄雁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粤2071民初25082号。该案中，蔡晓文诉请：1.刘仲栩偿还其借款本金160000元；2.刘仲栩偿还其逾期还款违约金；3.黄雁绮对刘仲栩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诉讼过程中，蔡晓文于2019年12月4日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粤2071民初25082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蔡晓文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微信转账记录显示蔡晓文、梁杏芳于2014年6月17日开始为刘仲栩提供借款，刘仲栩于2018年3月16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蔡晓文、梁杏芳支付款项。又，双方未明确指出刘仲栩向蔡晓文、梁杏芳支付的款项用予偿还何笔借款。刘仲栩于2019年12月30日诉至一审法院。故刘仲栩的本案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蔡晓文、梁杏芳关于刘仲栩的诉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仲栩主张其向蔡晓文、梁杏芳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及超额清偿的借款合共117388元，蔡晓文、梁杏芳收取该款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蔡晓文、梁杏芳主张双方的借贷关系尚未处理完毕，蔡晓文、梁杏芳收取刘仲栩的款项合法有据，不构成不当得利，并提交刘仲栩于2018年3月20日出具金额为170000元借款协议书及收据为证。刘仲栩确认其在借款协议书及收据上签字，辩称该170000元的借款协议实为2013年2月25日、2014年8月11日、2017年11月24日借款的结算，但未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而蔡晓文、梁杏芳对刘仲栩上述结算的主张不予认可。又，刘仲栩确认其多次向蔡晓文、梁杏芳借款，且一直有偿还，但不清楚具体还款所对应何笔借款；而蔡晓文、梁杏芳曾另案起诉刘仲栩追讨借款。综合考量双方的陈述意见及全案证据，一审法院对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结清存疑。刘仲栩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刘仲栩的主张，不予采信，刘仲栩诉求蔡晓文、梁杏芳返还不当得利款项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刘仲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21.2元，诉讼保全费1020元，合共6041.2元（刘仲栩已预交），由刘仲栩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蔡晓文、梁杏芳未提交新证据。刘仲栩提交以下证据：1.2018****电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蔡晓文采取高息转本金方式，要求刘仲栩签字的事实；2.20181101-102853梁杏芳在宏基茶餐厅录音，证明梁杏芳确认月息是五分；3.20190428-214331天明停车场蔡晓文、梁杏芳录音，证明蔡晓文、梁杏芳要求刘仲栩还款的款项超过法定利息；4.20181024-163349肥蔡远洋广场对话，证明蔡晓文采取高息转本金的方式要求刘仲栩签字，蔡晓文、梁杏芳夫妻本身欠债，无资金可供出借，蔡晓文、梁杏芳从事放高利贷的行为。蔡晓文、梁杏芳确认证据1-3的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对上述证据1-3，蔡晓文、梁杏芳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无法确定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蔡晓文、梁杏芳应否向刘仲栩返还款项248080元及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上述规定，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四：一是受有利益；二是他人受损害；三是受利益与受损害间有因果关系；四是无法律上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给付型不当利的认定应当遵循上述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请求人应对被请求人取得了无法律上原因的利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存在多笔借款往来，刘仲栩主张根据与蔡晓文、梁杏芳双方借款、还款银行流水对账，按照年利率36%计算已偿还利息后，超出部分抵扣借款本金后，还超额清偿了借款117388元。蔡晓文、梁杏芳则抗辩双方的借款除通过银行转账外，还存在现金借款，且提交了相关的《借款协议书》及《收据》为证。同时，刘仲栩也表示在签订借据时未进行对账，但确认尚欠蔡晓文、梁杏芳借款，其一直有在偿还借款，但不清楚哪笔债务清偿了，哪笔债务没有清偿。故综合全案情况，双方的借贷关系尚未结清，刘仲栩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向蔡晓文、梁杏芳支付了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及超额清偿借款本金合共117388元的事实，即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蔡晓文、梁杏芳因刘仲栩的还款行为获得了无法律上原因的利益，根据上述举证规则，刘仲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刘仲栩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仲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21元，由上诉人刘仲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劲东审判员  焦凤迎审判员  章文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雷 媛赖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