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民终28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莉,女,197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文明,男,196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能兵,男,196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上列三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杨，安徽新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俊，安徽新弋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芜湖市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江南路**,注册号：340200000126686。法定代表人:徐筱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强，安徽宇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筱玲，女，196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芜湖市镜湖区。上诉人魏莉、陈文明、王能兵因与被上诉人芜湖市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福餐具公司）、原审被告徐筱玲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2020）皖0203民初2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莉、陈文明、王能兵三人及其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施杨、心福餐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强、原审被告徐筱玲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莉、陈文明、王能兵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依法确定一审程序违法，判决内容显失公平、适用法律错误以及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在依法查清基本事实后直接改判，或者直接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依法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诉讼代理人没有代理权限，整个庭审程序违法。本案原告芜湖市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4日，注册资本50万元，实收资本50万元。公司成立后经过几次股东变更，在2012年8月20最后一次变更后，股东确定为5个自然人，每个人的股份比例为魏莉出资16.67万元占股33.34%、陈文明出资8.34万元占股16.68%、王能兵、徐筱玲、周建军各出资8.33万元占股16.66%，三上诉人占股比例为66.68%。公司自2013年和2014年经营异常后营业执照一直处于吊销状态。(一）本案原告起诉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主体不适格。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要做原告起诉他人，并且诉争标的近百万元，这样的重大问题，公司作为法人其意思表示应当由其所有股东在召开股东会后加以决定，公司只是法律拟制的人格，最终的决定还是由全体股东以股东会的形式加以确定。并且，被上诉人起诉三上诉人，完全是持股比例为16.66%的小股东徐筱玲一个人意见，完全不能代表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本案民事诉讼要能成讼，必须是芜湖市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即本案所谓一审原告必须有证据证明其得到了作为一个法律上拟制的法人许可，但是法人不能仅仅依据有公章，认定就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严重的程序错误。另本案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他人，并不属于小股东能够决定的事项，即便是在起诉时，徐筱玲还是法定代表人，利用公司主体起诉他人也不是法定代表人能够决定的事项，必须经过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的决议才能决定。所以，本案在庭审的一开始，就应当针对原告的诉讼决定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进行审查。现在持股比例为66.68%的其他三名股东已经召开股东会要求撤诉，完全能够反映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法庭依据今天到场的股东，根据资本多数决的法定和章程的规定，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一审仅以《民事裁定书》加以驳回三上诉人的《撤诉申请》以及认为原告代理人有代理权限是完全错误的。三上诉人在2020年7月24日向一审提交了《撤诉申请》，一审作出民事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撤诉申请，由于不准许撤诉的裁定法律规定不可以上诉，但三上诉人仍然有权对错误的裁定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在庭审的一开始就详细的向法庭陈述了上诉人的异议观点。以上裁定不准撤诉的唯一依据理由是股东会的相关决议未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从而否定了原告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是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1.工商登记仅具有对外公示效力，没有任何法律明确规定未经登记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不产生效力。作为公司内部股东之间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一般自成立时发生效力。探究工商登记的实质，其系行政管理行为，实质是在公司外部产生的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它并非设权性登记，记载于登记机关的内容包括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不能产生创设法定代表人的效果，其性质属于宣示性登记。所以，登记仅仅是程序上的形式行为，不是股东会决议生效的必要条件，仅仅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2.公司法第22条也赋予了股东对于无效或者可撤销的股东会决议的充分救济手段。如果本案股东认为股东会决议无效或者可撤销，完全可以依法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对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和程序等问题依法作出判决，从而确定本案的股东会决议到底成立与否，公司重新选定的法定代表人到底有没有权来撤诉一目了然。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8期，大拇指环保科技集团（福建）有限公司与中华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的公告案例的裁判要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其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公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状态。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4.本案原告公司的营业执照早就是吊销状态，根据规定，吊销状态的公司不可以再进行任何的工商变更登记，且吊销状态属于不可逆的，也不可以再恢复正常合法的营业状态，所以，本案在依法进行股东会决议后，事实上也属于变更不能，更加不能仅仅依据没有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而被驳回。(三）本案一审在上诉人提出出庭人员有异议后，根本没有对相关人员进行核实，仅仅因为本案一审诉状上有公司公章，就机械的认为就是公司的意思表示也是严重的程序违法。本案整个事件的起因就是因为小股东徐筱玲的行为而致，但是徐筱玲又是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公章由其控制。本案根本不可能是简简单单的公司因为财产受损，起诉所谓侵权人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在三上诉人本案一审开庭时，对原告的出庭人员提出异议，本案一审原告已经在2020年6月19日依法召开了股东会，并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为王能兵，公司的公章已经作废，所以，坐在原告席上的所谓诉讼代理人不是合法代理人，不具有代理权限。一审有义务对一审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行为进行核查，核查的重点就是根据公司章程对全体股东以召开股东会的形式加以确认。其实，本案要想查明一审原告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非常简单，只要在开庭前将五名股东（开庭时四位股东都是被告，另一名股东周建军坐在旁听席）召集到一起，依据章程关于股东会议事表决规则，对于本案的起诉意图予以释明，然后所有股东根据持股比例进行表决即可。这样的程序处理不仅解决了原告主体适不适格的问题，是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原告代理人有没有代理权限的问题等等。不仅如此，还解决了一审庭审时，原告席中只有诉讼代理人而没有委托人，公司的五位股东中的四位（占股83.34%)都是被告这样滑稽的状态。那么，原告席中的诉讼代理人到底是受谁的委托，又代表了谁的意志，不得而知！一审对于以上疑问负有查实和查清的基本义务。二、本案所谓财产损失只是一系列股东之间纠纷产生的后果之一，是股东纠纷这一本质的一个表象，不可只谈表象而脱离案件的本质。一审判决只认定直接因果关系，不处理间接因果关系。但是，损失不仅仅处理了直接损失，却也处理了间接损失，一审判决显失公平。本案主要事件发展脉络为：2013年1月11日至13日，徐筱玲与股东周建军、案外人曹华和张孟友等四人共同私下串通，假借出借之名将属于公司所有的一条生产线转移至案外人曹华和张孟友处，四人重新合伙开厂生产一直经营到2014年初，整整一年时间。该生产线在被该四人以出借为名，实为非法占有，且四人持续生产一年后，由于合伙经营期间产生矛盾，互相之间发生多起诉讼案件，此条生产线最后被徐筱玲与其姐姐徐筱凤以虚假诉讼的形式予以查封、执行、评估、以物抵偾给了徐筱凤。2013年1月14日，三上诉人将公司另一条生产线转移走，该条生产线自从被三上诉人转移后立即就被司法机关查封，一直闲置在堆放点，最后在与江城实业的房屋租赁纠纷案件中被评估作价抵给了江城实业。2014年12月12日，弋江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弋检刑不诉(2014)3号《不起诉决定书》，认为三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2015年6月12日，芜湖市人民检察皖作出芜市检刑申复决（2015)2号《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复查认为案件系心福公司股东间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纠纷引起，难以认定三被不起诉人有破坏公司生产经营的主观故意，原不起诉决定并无不当。2016年3月29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皖检刑申审通（2016)7号《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审查认为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处理得当。2019年11月18日，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弋检救助（2019)44号《国家司法救助决定书》，认为申请人徐筱玲提出的补偿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难以再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证据为：1.镜湖区王家巷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困难证明；2.徐筱玲息诉罢访承诺书。另查：1.徐筱玲名下有私家小轿车、门面房等资产。2.除了是本案心福公司的股东，还经营着弋江区康馨服饰经营部，2017年开始就是芜湖市绿碳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占股32%,事实与生活困难的证明严重不符。3.徐筱玲已经作出息诉罢访的承诺，现在又违反自己的承诺，仗着自己控制着心福公司公章，以自己的意志假借公司的名义再次起诉。(一）一审判决在审理查明案件事实时，隐瞒了事件发生的背景，使得第四被告徐筱玲免于承担责任。在2013年1月14日晚，三上诉人作出转移一条生产线的行为之前的背景，多级检察院作出妁多份不起诉决定书、复查意见等材料中也已经非常清楚的对相关事实和来龙去脉加以清楚的表述，起因就是因为徐筱玲与案外人勾结，假借借用之名将一条生产线转移后私自与他人合伙经营，三上诉人完全是为了保住另一条生产线而不得已将其拆除转移。(二）一审判决对于被告徐筱玲不利的事实只字未提。1.徐筱玲与股东周建军、案外人曹华和张孟友等四人共同私下串通，假借出借之名将属于公司所有的一条生产线转移至案外人曹华和张孟友处，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只字未提；2.以上先被徐筱玲转移走的生产线正常的生产经营了一年的利润损失只字未提；3.徐筱玲与其姐姐徐筱凤串通以虚假诉讼的形式将其转移走的生产线最终转移到自己名下的事实查也未查、只字未提；4.徐筱玲假借公司之名与案外人曹华、张孟友等发生的一系列诉讼案件，诉讼案件确实给公司造成损害并在多份生效判决中要求心福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只字不提；5.对于案外人曹华、张孟友在公安机关所作的他们与徐筱玲恶意串通的事实只字未提等等。(三）一审判决对待三上诉人严重不公平，采用双重标准予以判决。本案被告一共有四人，除了三上诉人之外，还有股东徐筱玲。一审判决在确定损害赔偿责任人时只认定构成直接因果关系的人，对于本案始作俑者的徐筱玲作为被告不予承担责任原因只字未提。然而，在确定责任人之后再确定损失额时，不仅仅对于直接损失即三上诉人2013年1月14日晚拖拉生产设备及相关办公用品时造成的损失作为损失额，还将间接的营业利润损失、租金损失等予以确定。(四）本案一审庭审时，法庭发问阶段，审判长唯一只向原告发问一个问题，直接就问原告，公安机关在调查破坏生产经营罪过程中有没有对损失状况进行评估，后原告代理人才将所谓鉴定的结论在其举证的证据中找给审判长。从原告诉讼代理人宣读诉请和事实与理由开始，到法庭调查的最后庭审发问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作为原告举证时只字未提所谓鉴定损失价值的问题，也没有任何的意思表示要求按照所谓鉴定确定设备损失，完全是要求按照《赔偿清单》第1项只是机械设备的购买价格进行赔偿。但是，审判长唯一只关心损失的鉴定价值，果然最终在认定原告设备损失时就是按照当年公安机关的无效鉴定报告确定的造成损坏的价值作为最终判决结果。三、一审判决对于最终损失金额的确定，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设备损失。1.原告起诉时《赔偿清单》第1项明确要求按照机器设备的购买价格赔偿设备损失，但是一审判决却对被三上诉人在拖拉生产设备及相关办公用品时造成损坏的价值进行了认定，判非所请。2.庭审时，法庭发问阶段审判长直接只问了原告代理人一个问题：公安机关在调查破坏生产经营罪过程中有没有对损失状况进行评估。后原告代理人回答，对损失的价格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格是6万多。（1）刑事侦查卷补充卷一中关于鉴定的价格只有两个，一个为48233元，一个为10055元，加在一起只有58288元，未达到6万元；（2）以上两份价格芜湖市公安局分别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芜弋公刑鉴通字（2013)075号和（2013)083号。但三上诉人当时都依法提起了重新鉴定申请，公安机关也接受了三上诉人的重新鉴定申请。（3）以上重新鉴定申请，公安机关处理结果如下：被破坏的芜湖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财物及设备我局经询问芜湖市价格认证中心，此中心无法直接对芜湖市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被破坏生产经营案中的生产线损坏价格做出价格评估，需第三方进行损坏程度认定。后经了解，安徽省质量技术协会质量鉴定部答复如下：如果要对芜湖市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被破坏生产经营案中的生产线损坏程度认定需要费用二十余万元，且并非能够做出损坏程度最终认定结果，因此协会不具备价格认证资质，只是作出损坏程度认定，然后再由价格认证部门根据损坏程度结果作出最终价格认证。后经与芜湖市价格认证中心协商，通过被破坏的生产线设备原厂方到芜湖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厂房内对被破坏设备零件修复的价格而出具维修的价格，然后经芜湖市价格认证中心对修复价格进行价格评估，芜湖市价格认证中心作出相关价格鉴定结论并出具具体价格认证文书，我局在法定期间内告知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被害人未提出异议，犯罪嫌疑人对涉案的价格鉴定结论认为评估过高并提出书面重新鉴定的申请，但经公安机关多次要求犯罪嫌疑人配合进行重新鉴定，犯罪嫌疑人无法要求原设备厂家来芜湖且一直称有事为理由，对重新鉴定拖延，导致重新鉴定无法进行。后因芜湖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厂房房主已准备将厂房租于其他公司，房东在通知过芜湖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的股东情况下将厂内设备拆卸并进行法院保全。现设备已进行了二次拆卸，无法再进行重新鉴定。也就是说，不论什么原因，以上两份鉴定报告依法根本未生效，对应的两份价值结论48233元和10055元根本无法适用。且以上结论中所有的重新鉴定的方法和过程也无法令人信服，并声称犯罪嫌疑人无法要设备厂家来芜湖为由的说辞并非真实，联系设备厂家不是犯罪嫌疑人的义务，在当时的侦查阶段，办案机关只要跟厂家联系，其效率远胜于犯罪嫌疑人联系的效果。而且，当时除了三上诉人之外还有两名股东徐筱玲和周建军都在积极主导、促使和配合办案机关，联系厂家根本不是问题。所以，无法重新鉴定导致以上所有鉴定结论不生效，且无法鉴定的根本原因亦非三上诉人所致。(4)在刑事侦查卷宗正卷目录的第37项中，芜价证鉴（2013)045号《价格鉴定结论书》，此份鉴定报告芜湖市公安局没有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根本未依法向三上诉人送达，三上诉人也未能依法提起重新鉴定申请，该鉴定结论不仅无效且违法。另，根据以上两个无效的鉴定结论中的数字48233元和10055元，再加上此份违法鉴定结论的数字3298元，正好是一审判决中确定的数字61586元。(二）关于公司利润损失。原告诉请依据所谓手工帐本得出的5万元每月的利润，结合7个月的时间，得出了利润损失35万元。一审判决直接依据手工账本，结合所谓考虑到市场调控等相关因素酌定为4万元的每月利润，也直接认定了7个月的所谓损失时间，得出利润损失为28万元。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完全不能达到一审原告的证明目的，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仅仅因三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直接认定手工帐本能够证明心福公司的利润50000元每月，然而，此处手工账本寥寥数张所谓流水账，根本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连是否能够证明是心福公司的手工帐都无法确定，更不要说得出所谓利润，而三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已经明确表示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手工账根本不是心福公司的账。2.利润对于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分很多种，有投资利润、营业利润等等，而仅仅几张手工账本中所涉利润到底是指哪种利润，无法判断！3.本案涉及间接损失的所谓利润，必须经过第三方财务审计单位出具的有效审计报告加以确定，一审判决所谓利润损失共计28万元，如此巨额的间接损失在没有任何第三方的审计报告加以支撑的基础上，显得尤为单薄和草率。(三）关于租金损失。1.一审判决所确定182000元的租金损失根本不是心福公司的损失。所谓租金损失，被损害的主体是租金收取者也就是出租人，而本案心福公司不仅不是房屋租金损害的权利人，恰恰是造成租金损失的损害人。如果有确切证据证明心福公司给出租人造成租金损失的原因是三上诉人的行为所致的话，心福公司所享有的也应当是追偿权，而追偿权需要在确定已经给与出租人赔偿后才能依据追偿权的法律关系向责任人追偿。2.本案一审判决所确定的租金损失182000元，心福公司根本就没有去实际赔偿，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心福公司在与房屋出租人之间的两审诉讼后的执行阶段，将生效判决所确定的租金全部支付给了出租人，在没有确定所谓损失的情况下，又如何能让所谓侵权人来承担租金损失。3.本案三上诉人在2013年1月14日晚的行为并不是导致心福公司对出租人的租金造成损失的原因。（1）从2013年1月14日至2013年8月27日所谓实际解除租赁合同的期限，这么长时间心福公司完全有时间、有能力去与出租人协商终止租赁合同事宜，协商的好根本不会有损失。（2）承租人要求终止租赁合同不是必然有损失，只要出租人同意完全可以对外转租，本案所有股东以及很多朋友，包括与徐筱玲打了一系列官司的案外人曹华、张孟友等，都是芜湖市餐具清洗圈内人，完全有可能有人接替心福公司的场地继续经营。（3）但由于三上诉人那段时间一直被徐筱玲举报要求追究三人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根本无暇去与出租人协商房租以及转租事宜，而恰恰是心福公司的其他两位股东却一直坐视不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二人去积极与出租人联系，尽量减少或者避免产生租金损失或者租金损失的扩大。四、一审判决完全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留下多处后遗症，徒增讼累，浪费司法资源。1.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起因就是股东之间发生了矛盾。然而，本案很明显就是股东徐筱玲认为三上诉人所谓损害了公司利益，是其以个人意志直接代替或者强加给了心福公司，并非心福公司的本意。但根据《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如果认为有股东或者高管损害了公司利益或者股东个人利益，完全可以以股东个人的名义直接起诉，股东直接诉讼权是新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权利。具体到本案，如果徐筱玲认为三上诉人不论是损害了心福公司的利益还是其徐筱玲个人利益，都可以直接以个人名义起诉三上诉人。2.徐筱玲个人起诉还避免了本案的执行困难问题。不论是谁真的损害了公司利益，造成了财产损失，不论最终损失的大小，相关赔偿的金额必须支付到公司账户，支付到其他任何账户都为不妥。这就涉及到相关款项如何分配的问题，如果在执行阶段，三上诉人再次发起召开股东会，作出合法的股东会决议，这笔款项到底将如何分，又将是一系列的诉讼纠纷和执行纠纷。3.一审判决认为，三上诉人的辩解虽然提供了一些证据，其证实都是原告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矛盾和纠纷，须通过协商、诉讼等途径加以解决，故不予采信的做法极为不当！首先，三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大量证据证明徐筱玲与案外人之间的诉讼案件就是对公司利益的严重损害，并非股东之间的纠纷，三上诉人根本未参与。其次，徐筱玲假借公司名义起诉的证据也都是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矛盾和纠纷，为何其提出的证据纠纷就予处理，三上诉人提出的的证据纠纷就不予处理，显失公平。最后，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根本不是其三人的辩解，是需要一审法庭将三上诉人提出的证据经过庭审，最终落实到原告公司的具体损失，区分责任人和损失大小予以判决的。一审法庭应当向三上诉人的证据中涉及的损失情况向三人释明，在三人计算出具体损失额后补交诉讼费用，与徐筱玲提出的损失额一并审理加以评判，而不是简单的认为是三人辩解，直接不予采信，仍然显失公平。五、本案已经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从实体上已经丧失了胜诉权。本案三上诉人所谓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不起诉决定，历经了区、市和省多级人民检察院的复查和审查，都予以维持了不起诉的决定，说明本案根本就不涉及刑事问题，完全是股东之间的民事纠纷。首先，《民法总则》和即将实行的《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本案纠纷发生是在2013年1月14日晚，第二天全体股东就都知道了，股东之间的矛盾予以升级，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13年的1月起计算。其次，退一步说，安徽省检察院出具最终的《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的时间是2016年的1月，即便当时徐筱玲是以心福公司的名义向有关机关申诉、上访等，也是以2016年的3月为截止时间，诉讼时效的开始时间也应当是从2016年3月开始，到本案起诉时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最后，2019年11月18日，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检察院向徐筱玲进行了国家司法救助。判决最后也就是依据此份国家司法救助的时间排除了本案诉讼时效问题，这种判断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国家司法救助决定书》第二段明确注明，申请人徐筱玲于2019年11月以个人访的方式来我院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明确了申请人是徐筱玲个人，不是心福公司，主体完全不一样，本案一审原告心福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16年3月后以公司名义再去追究三上诉人的责任。《国家司法救助决定书》第四段明确注明，申请人徐筱玲难以再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才给与了救助。弋江区检察院只有在诉讼时效的硬性条件上才敢说出这样的论断，因为不论是从2013年1月起算诉讼时效，还是等三级检察院都结束了的2016年3月开始计算，都超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本案真的让徐筱玲个人因为本案而获取任何利益，那么，《国家司法救助决定书》就是判断错误，应当将已经救助的金额予以追缴，不然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综上所述，本案一审程序违法，判决内容显失公平、适用法律错误以及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请求二审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在依法查清基本事实后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心福餐具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二审予以维持原判。另外一、二审相应的诉讼费用全部由上诉人承担。徐筱玲辩称：同意上述公司的意见。心福餐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陈文明、王能兵、魏莉赔偿原告公司财产损失992896元；二、上述三被告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利息，直至给付完毕之日止；三、由上述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心福餐具公司系2011年8月组建成立，现有股东徐筱玲、周建军、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五人，法定代表人为徐筱玲。心福餐具公司自2012年7月1日起租赁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安徽江城实业公司厂房，从事餐具清洗加工业务。经营期间股东之间发生矛盾，2013年1月14日深夜，王能兵、魏莉、陈文明雇佣人员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流水生产线进行拆除拖走，除将部分生产设备及财务账册拿走外，也造成了公司其他财物的损坏，导致心福餐具公司设备无法恢复生产，公司停止经营至今。案发后，心福餐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筱玲在2013年1月15日向公安机关报案。芜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立案后，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三被告进行侦查，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被由三被告在拖拉心福餐具公司生产设备及相关办公用品时造成损坏的价值，委托芜湖市价格认证中进行了鉴定，鉴定的价值共计61586元，确定了相应财产损害的情况和事实。其后，该案移送至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起诉，弋江区检察院认为三被告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作出弋检刑不诉（2014）3号决定书。之后，心福餐具公司向芜湖市人民检察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并主张三被告应赔偿心福餐具公司的损失，但芜湖市检察院、安徽省检察院经核查后均认为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其后，心福餐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筱玲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并不断向市、区两级检察院和政府部门上访，要求追究三被告刑事责任和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直至2019年11月18日，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作出弋检救助（2019）44号国家救助司法决定书，对心福餐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筱玲提供救助。另据（2013）弋民一初字第01323号民事判决中所查明的事实，心福餐具公司租赁安徽江城实业公司厂房每月租金为26000元，至2013年8月27日共欠付租金及相关损失合计263400元，安徽江城实业公司在澛港派出所的见证下，委托他人拆除了心福餐具公司的相关设施，双方实际上解除了合同。另查明：依据心福餐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魏莉所记载的手工帐册，心福餐具公司每月利润约为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心福餐具公司由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矛盾，2013年1月14日深夜，王能兵、魏莉、陈文明雇佣人员将心福餐具公司生产经营的流水生产线进行拆除拖走，除拿走部分生产设备及财务账册外，还对公司其他财物造成毁坏，导致心福餐具公司设备无法恢复生产，案发后，心福餐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筱玲在2013年1月15日向公安机关报案。芜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立案后，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王能兵、魏莉、陈文明进行侦查，经公安机关的侦查确认，2013年1月14日深夜造成心福餐具公司财产受损，确实系王能兵、魏莉、陈文明所为，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故王能兵、魏莉、陈文明应对心福餐具公司在2013年1月14日深夜所受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被由上述三被告在拖拉心福餐具公司生产设备及相关办公用品时造成损坏的价值，委托芜湖市价格认证中进行了鉴定，鉴定的价值最终确认共计61586元，对此一审予以确认。由于王能兵、魏莉、陈文明的行为，自2013年1月14日至2013年8月27日安徽江城实业公司与心福餐具公司实际解除租赁合同约为7个月，依据（2013）弋民一初字第01323号民事判决中所查明的事实，心福餐具公司租赁安徽江城实业公司厂房每月租金为26000元，造成心福餐具公司租赁厂房的租金损失为26000元×7个月=182000元；依据心福餐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手工帐本证实心福餐具公司每月利润约为50000元，但王能兵、魏莉、陈文明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而一审考虑到市场调控等相关因素，酌定为每月40000元，故利润损失为40000元×7个月=280000元，综上，心福餐具公司的损失为61586元+182000元+280000元=523586元，对此一审予以确认。而对于王能兵、魏莉、陈文明相关辩解，虽然也提供了一些相关证据，其证实都是心福餐具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矛盾和纠纷，需通过股东之间协商、诉讼等途径予以解决，故一审对上述三人的辩解，不予采信。至于本案是否过诉讼时效，一审认为自2013年1月14日心福餐具公司财产受损的情况发生以来，心福餐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筱玲首先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芜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立案后，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王能兵、魏莉、陈文明进行侦查，其后，该案移送至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起诉，弋江区检察院认为上述三被告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作出弋检刑不诉（2014）3号决定书。之后，心福餐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筱玲向芜湖市人民检察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并主张三被告应赔偿心福餐具公司的损失，但芜湖市检察院、安徽省检察院经核查后均认为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其后，心福餐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筱玲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并不断向市、区两级检察院和政府部门上访，要求追究三被告刑事责任和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直至2019年11月18日，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作出弋检救助（2019）44号国家救助司法决定书，对心福餐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筱玲提供救助。依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心福餐具公司依据上述的时间节点，并未丧失对王能兵、魏莉、陈文明追究其三人民事责任的权利，故对上述三被告心福餐具公司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不予采信。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芜湖市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523586元；二、驳回芜湖市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29元。由芜湖市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负担6453元，由王能兵、魏莉、陈文明共同负担7276。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并查阅原审卷宗，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心福餐具公司目前营业执照虽一直处于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状态，但该公司并未经清算、注销，故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其财产被损坏，有权依法作为适格的民事诉讼主体请求对侵权人追究民事赔偿责任。而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三人作为对公司财产损坏的直接侵权人，利用股东权利，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召开股东会更换法定代表人，并向一审提交撤诉申请，一审经审查裁定予以驳回并无不当，现上诉人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三人上诉主张原告主体不适格、诉讼代理人无代理权、一审庭审程序违法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一审对该问题已作充分分析说明，本院表示认同。根据《中华人民共程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由于案发后次日，作为心福餐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筱玲即向公安机报案，寻求相关国家机会的查处，直至2019年11月18日，芜湖市弋江区检察院作出弋检救助（2019）44号国家救助司法决定书，对心福餐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筱玲提供救助。一审以此作为有关程序终结时点起算诉讼时效，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王能兵、魏莉、陈文明现上诉认为已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采信。三、造成公司财产损失的主体、范围及数额确定问题。首先，由本案查明事实可知，涉案公司生产设备等财产损坏，由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三股东于2013年1月14日深夜直接造成，无论之前作为心福餐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徐筱玲，代表公司处分公司财产的行为是否对公司造成财产损失，均不能作为该三人损坏公司财产的合法理由，一审认定王能兵、魏莉、陈文明应对心福餐具公司在2013年1月14日深夜所受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至于徐筱玲代表公司处分财产的一系列行为是否对公司造成财产损失，并不属于本案财产损失诉请审理范畴，故本院对上诉人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主张徐筱玲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理由不予采信。其次，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三人损坏的财产价值已依法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先后作出了相应的三份鉴定结论[价证鉴（2013）045号、价证鉴（2013）245号、价证鉴（2013）332号]，由芜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补充侦查报告书（弋公刑补字[2014]9号）记载可知，该三份鉴定结论均在法定时间内送达给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对价证鉴（2013）045号鉴定结论均未提出异议，而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三人虽然对另两份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但仅以价格评估过高为由，且因重新鉴定评估费过高、怠于配合时间过久等导致涉案财产无法再行鉴定评估，据此，一审采信该三份鉴定结论确认涉案财产损坏价值为61586元并无不当。现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三人上诉主张该三份鉴定结论无效理由并不充分，且并无证据足以反驳该三份鉴定结论的合法性，故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再次，由于心福餐具公司的账薄被魏莉等人拿走，心福餐具公司为证明该公司停业前每月产生的利润约为50000元，向一审提交了魏莉及周建军两人遗留的个人手工帐本，并申请一审法院责令魏莉提交账薄以查明具体利润，经一审通知魏莉提交，但其并未提交予以反驳，故一审依据心福餐具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酌定利润为每月40000元认定利润损失为280000元（40000元×7个月）并无不当。现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三人虽上诉主张一审酌定依据不足，但二审仍未提交该公司账薄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关于租金损失问题，因心福餐具公司的租金支出与涉案的财产损坏并无必然联系，该租金支出应是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成本，无论公司是否生产或停业，只要未提前解除租赁合同均会产生租金的支出，且该租金支出在每月的利润计算中均应作为成本予以扣除。故一审在已酌定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三人承担利润损失的同时，又将该租金作为财产损失范畴确认由三人赔偿存在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据此，本院认定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三人应承担涉案财产损失为341586元（61586元+280000元），综上，上诉人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三人上诉请求和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2020）皖0203民初2204号民事判决；二、王能兵、魏莉、陈文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芜湖市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人民币341586元；三、驳回芜湖市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729元，由芜湖市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负担9006元，由王能兵、魏莉、陈文明共同负担472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036元，由被上诉人芜湖市心福餐具消毒有限公司负担3141元,上诉人王能兵、魏莉、陈文明共同负担58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桂珍审判员  鲍 迪审判员  徐海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米天戈书记员  刘 钰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