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44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卫忠，男，汉族，1968年10月11日出生，住山东省郓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颢，河南华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50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061349601X。法定代表人：章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皓宇，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389748B。法定代表人：柳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彬，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梦荻，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建华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花路西里**楼****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1018128332。法定代表人：王健，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波，系公司推荐的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滨杭高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郑州市管城区东明路******会信用代码：91410100766205624J。法定代表人：邵云。上诉人赵卫忠、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国药租赁）、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三建）、北京中建华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滨杭高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滨杭公司）定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4民初4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卫忠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改判为滨杭公司、国药租赁、北京三建、华昊公司共同退还赵卫忠保证金1100万元，并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以11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的标准，自2017年3月2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二、一、二审的相应诉讼费由滨杭公司、国药租赁、北京三建、华昊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框架合同成立后，因四方联合体的过错导致合同没有实施。合同签订后赵卫忠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依约履行付款义务，后期甚至为了帮助四方联合体的项目总体推进提前支付了合同款，但因联合体方的原因导致合同没有最终实施，致使赵卫忠的合同目的落空，联合体方应承担其过错给赵卫忠造成的损失。二、四方联合体应按月2%支付占用赵卫忠资金期间的利息。框架协议第三条第二项明确约定如果没有签订正式施工合同，对占用资金期间按月息2%支付利息，直至全部归还。赵卫忠付款后，因四方联合体的过错导致协议落空，月息1%不足以弥补赵卫忠的损失。国药租赁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豫0104民初4803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赵卫忠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和案件申请费由赵卫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滨杭公司与赵卫忠签订的《框架协议书》的合同效力及于联合体系法律认定错误。（一）滨杭公司与赵卫忠签订在2017年2月28日签订的《框架协议书》并收取1100万元的行为超出了联合体在2016年11月8日《确认书》中对滨杭公司的授权，滨杭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框架协议书》系滨杭公司与赵卫忠私下签订，联合体各方不知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承担返还义务的只有滨杭公司。其次，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确认书》中并未授权滨杭公司将项目分包给第三人，更未授权收取管理费，赵卫忠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并未举证滨杭公司代表联合体向其收取管理构成表见代理的证据。（二）《框架协议书》中约定赵卫忠向滨杭公司缴纳2000万元款项性质应为合作管理费，而不是滨杭公司代表联合体应当缴纳的保证金。联合体与2016年11月8日出具《确认书》，要求滨杭公司于《确认书》后7日内缴纳保证金，但滨杭公司并未缴纳保证金。该保证金支付时间在滨杭公司与赵卫忠签订《框架协议书》之前，因此该保证金与赵卫忠无关。《框架协议书》中正文第二行“业主要求1000元履约保证金也已缴纳”，即表明赵卫忠签订《框架协议书》明知联合体1000万元保证金已经缴纳。（三）赵卫忠缴纳的管理费与联合体无关，除滨杭公司外其他联合体成员无返还义务。根据（2018）豫0928民初91号民事判决，滨杭公司依据《备忘录》支付给濮阳县建投1000万元后，将对濮阳县医院的1000万元债权转让给河南同睿净化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同睿净化工程有限公司依据生效判决执行了濮阳县医院的1000万元。法院认定滨杭公司与河南同睿净化工程有限公司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债权关系，意味着该1000万元债权系滨杭公司自身债权，与联合体无关，否则滨杭公司无权单方转让该债权。二、赵卫忠应当承担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法律后果甚至其与滨杭公司有恶意串供之嫌。首先，赵卫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对滨杭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以及附件《确认书》、《PPP项目合同》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其次，赵卫忠出具的1100万元流水，其中两笔（2017年3月7日、2017年3月10日）有滨杭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邵毅收取，共计300万元。其中700万元有滨杭公司收取，但备注是货款，与《框架协议》无关。北京三建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豫0104民初4803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赵卫忠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全部由赵卫忠承担。事实和理由：《确认书》是联合体成员向滨杭公司出具的用于投标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PPP项目的格式授权文件，不具有授权滨杭公司与赵卫忠签署的《框架协议书》的效力，亦不产生赵卫忠可以信赖的代理表象，且赵卫忠非善意的相对人，一审判决认定赵卫忠有证据和理由相信滨杭公司对联合体具有代理权属于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一)《确认书》无法证明滨杭公司签署《框架协议书》时具有代理权，亦不产生赵卫忠可以信赖的代理权表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约定: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从《确认书》外观来看，其完全不具备正式授权委托书的一般特征，即代理权限、委托人、受托人等内容，仅是一份因项目公司尚未成立，联合体确认滨杭公司先行代表联合体方向采购人支付建设履约保证金的内部确认函件，是应濮阳县人民医院要求投标其新院区PPP项目的格式授权文件，北京三建对于滨杭公司滥用该文件对外签订《框架协议书》没有任何过错和可归责性。从《确认书》内容来说，《确认书》从未授权滨杭公司有权代表联合体对外签署任何合同协议。本案中，滨杭公司与赵卫忠签署的《框架协议书》约定由赵卫忠承包施工项目工程的土建分项工程、装饰分项工程、室外管网分项工程、强电设施分项工程及围墙、道路分项工程。但是，前述工程完全不属于联合体在《确认书》当中确认滨杭公司可以先行确定机构的范围，即《确认书》根本不能说明滨杭公司签署《框架协议书》具有代理权限，也不产生客观上滨杭公司有权代表联合体对外签订施工合同的可以信赖的代理权表象，(二)赵卫忠明知滨杭公司无代理权签署《框架协议书》，并在付款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支付款项，属于自涉风险的行为，赵卫忠并非法律保护的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根据赵卫忠支付资金的种种事实情况，足以证明赵卫忠具有明显的过错，且《框架协议书》标的额暂定5亿元，赵卫忠作为建设工程领域的专业人员，显然未尽到其注意义务，并非善意相对人，不应成为被法律保护的对象。(三)《框架协议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协议，赵卫忠对此明知，并非善意第三人。二、退一步讲，即使四被告需共同退还合同保证金，赵卫忠支付的合同保证金仅为10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的保证金金额与事实不符。如前所述，赵卫忠于2017年3月7日支付的200万元、2017年3月10日支付的100万元对方户名均为“邵毅”，且转账名称分别为“跨行转出”及“汇款”2017年3月20日支付的700万元虽系支付给滨杭公司，但转账名称却为“货款”，仅有2017年3月21日支付的100万元列明为“保证金”。因此，赵卫忠支出的款项中仅有100万元可能为《框架协议书》项下的保证金，而其他款项与本案无关。三、《框架协议书》系无效协议，其中违约金、利息的约定均属无效，一审判决按照月息1％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赵卫忠明知滨杭公司没有签署《框架协议书》代理权限，与其签署违反法律规定的协议，并非善意相对人，无权要求北京三建返还保证金及利息。华昊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20）豫0104民初480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赵卫忠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赵卫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赵卫忠缴纳的1100万元是代表联合体缴纳的保证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赵卫忠缴纳的1100万元是依据2017年2月28日与滨杭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书》滨杭公司的合作管理费，而不是代表联合体缴纳的保证金。《框架协议书》是滨杭公司为收取管理费对赵卫忠设计的协议，1100万元款项最终也由滨杭公司实际使用，滨杭公司已是失信被执行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就几十个，早已失去执行能力，赵卫忠为承揽工程可能遭受的损失不应该由联合体其他成员承担。二、一审法院任意扩大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将滨杭公司的单方行为任意解读为联合体全体成员行为。赵卫忠在主观上没有理由相信滨杭公司有权代表联合体向其收取1100万元的合作管理费，而是明知滨杭公司的收管理费行为与联合体无关。赵卫忠没有举证证明任何滨杭公司代表联合体向其收取1100万元管理费构成表见代理的证据。仅提供的《确认书》中载明的内容要求滨杭公司代表联合体支付的是保证金也不是管理费。一审法官将授权权限不明确的《确认书》解读为滨杭公司的收费行为是代表联合体收费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三、以时间顺序为线重新梳理本案事实，可以明确得出赵卫忠缴纳的管理费与联合体无关，除滨杭公司外联合体其他成员无返还义务。2016年8月，国药租赁、滨杭公司、中建华昊、北京三建组成四方联合体共同参加了濮阳县人民医院公开招标的该院新院区建设项目。2016年9月1日四方联合体成为了濮阳医院建设项目的中标方。中标后，因医院前期施工人员不离场，联合体施工人员无法进场。为解决此问题，当时县政府提出由中标方先行垫付一部分钱解决前面工人离场问题。经四方联合体协商，国药租赁、北京三建、中建华昊都不愿意出钱，当时确定由滨杭公司出这笔钱解决前期工人离场问题。联合体要求滨杭公司于2016年11月20日前向濮阳政府指定账户支付保证金1000万元。而截止到2016年11月20日，滨杭公司没有支付这笔保证金。为项目继续进行，2016年11月24日，中建华昊代表联合体向濮阳县财政集中收付中心支付了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之后因为工人离场问题等各种原因还是不能继续履行施工合同。意料之外的是，2017年3月20日，滨杭公司李丰收在中建华昊和国药租赁不知情的情况下，为解决前期工人离场问题，参加了濮阳县县政府会议并形成了会议纪要。由滨杭公司向濮阳县建设投资公司缴纳预付投资款1000万元，滨杭公司亦认可此笔1000万元与中建华昊和国药租赁无关。国药租赁和中建华昊知情后第一时间给县政府发出了函件，表明没有联合体其他各方的盖章，联合体其他各方均不认可这个会议纪要。由于施工项目长期无法推进，2017年5月22日，濮阳医院向联合体发出了解除《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PP项目合同》通知书。联合体收到之后积极进行了协商。鉴于施工项目难以推进，2017年7月13日，濮阳医院作为甲方与联合体的四方作为乙方形成了《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PPP项目合作终止协议书》其中第三项约定，就此前的项目合作，双方均不承担缔约或者违约责任;除濮阳医院应在项目合作终止后7个工作日内，将中建华昊此前为本项目前期工程费垫资1000万元退还给中建华昊外，双方为项目前期谈判磋商等所支出的所有成本费用均由双方自行承担。但滨杭公司不同意终止合同，向濮阳县人民法院起诉继续履行合同。濮阳县法院驳回了滨杭公司的诉讼请求，滨杭公司上诉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解除合同的判决。至此濮阳县医院与联合体关于新院区施工合同终止履行。合同终止后，濮阳县医院于2018年5月退还了中建华昊垫付的1000万元保证金。至此四方联合体与濮阳医院合同终止事宜全部完成。意料之外的是，合作协议终止三年之后赵卫忠要求联合体其他成员向其返还1100万元保证金及利息。赵卫忠自称是滨杭公司的分包方，曾代表联合体向濮阳县医院缴纳了保证金1100万元，上诉人对赵卫忠的这一诉求完全不能接受。第一、国药租赁、中建华昊与北京三建并不认识赵卫忠，更无从判断赵卫忠是否是滨杭公司的分包方。第二、2016年11月8日，联合体要求滨杭公司于2016年11月20日前向县政府缴纳1000万元保证金，但滨杭公司没有缴纳，事实上1000万元保证金是中建华昊于2016年11月24日自行缴纳的。第三、联合体要求缴纳保证金的主体是滨杭公司而不是赵卫忠，根据合同相对性，赵卫忠与联合体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滨杭公司也无权将缴纳保证金义务转嫁给赵卫忠。第四、退一步讲，即使赵卫忠确实向濮阳政府缴纳了1000万元保证金，也不是代表联合体缴纳的，滨杭公司李丰收参加的2017年3月20日濮阳县政府会议时国药租货、中建华昊与北京三建均不知情，滨杭公司李丰收曾在濮阳县法院明确表示滨杭公司自行向濮阳县政府缴纳的1000万元保证金与国药租赁、中建华昊、北京三建无关。第五、根据(2018)豫0928民初91号民事判决书可知，滨杭公司缴纳1000万元款项之后，已经将对濮阳县医院的上述1000万元债权转让给了河南同睿净化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同睿净化工程有限公司已经依据上述生效判决执行了濮阳县医院支付的1000万元，滨杭公司和同睿公司已因这1000万元获利。也就是说即使赵卫忠要求返还1000万元也是要求滨杭公司返还而不是国药租赁、中建华昊或北京三建返还。赵卫忠辩称：一、赵卫忠系基于确认书和PPP协议，处于对联合体中国有企业的信任，参与四方联合体代表滨杭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书》。赵卫忠按框架协议书应当首期付款500万元，后期再付款1500万元。但联合体各方并没有达到框架协议书中约定的条件，让赵卫忠进场进行相应的工作开展。1000万元款项并非赵卫忠支付给滨杭公司的其他合同款项，而是用于四方联合体的PPP项目。二、关于合同主体的问题，框架协议是为了双方后期进行有效的合作所拟定的框架性约定，框架协议中由赵卫忠本人进行合同签订，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并非是正式的建设施工合同，故不应以合同主体否定合同的效力。三、滨杭公司单独转让1000万元债权不属于其个人所有，而应当属于四方联合体，滨杭公司无权处分，任由滨杭公司处分1000万元系联合体对权利的放弃，但不意味着其义务的免除。1000万元用于四方联合体的PPP项目，其对赵卫忠负有合同解除时的返还义务。国药租赁辩称：一、框架协议违反建筑法、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属于无效协议。关于违约金及利息等约定无效。二、按照框架协议约定，框架协议在签字盖章后，即赵卫忠的第一批合作管理费2000万元到达滨杭公司指定账户后生效。三、参照国家现行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保护上限，框架协议约定的利息明显过高，并且该利息应由滨杭公司承担。四、赵卫忠不是善意相对人的，滨杭公司与赵卫忠签订的框架协议不构成表见代理。北京三建辩称：一、框架系无效协议，其中违约金利息的约定属无效，即一审判决按照1%计算利息系法律适用错误。二、赵卫忠系自然人并非有资质的公司，其不可能签订建设施工合同。三、框架协议系滨杭公司与赵卫忠所签订，不涉及合同的其他三方，无论合同是否生效,其向其他三方追索的权利都没有合同依据。四、联合体三方认为赵卫忠支付给滨杭公司的1000万元，并不是联合体交给医院的1000万元。华昊公司辩称：一、除滨杭公司外，联合体对赵卫忠积极履行合同一事根本不清楚。北京三建和华昊公司均具有施工资质，将项目转给他人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二、滨杭公司只负责医院净化工程的施工方案。（2012）豫0191异695号裁定书，证明了赵卫忠在滨杭公司债权转让的过程中对法院的判决提出过异议，法院最终驳回赵卫忠的异议请求，这也说明该笔涉案款项与四方联合体无关。三、赵卫忠为承揽5亿元工程自愿向滨杭公司交纳管理费的行为与联合体无关。其对确认书审查不严导致的损失不应由四方联合体承受。滨杭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答辩。赵卫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四被告退还原告保证金1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2％从2017年3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截止到起诉之日利息为836万元），以上共计1936万元；二、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日，濮阳县人民医院向被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建华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共同组成的联合体发出《中标通知书》，通知联合体为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的中标人。2016年11月8日，四公司共同向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确认书》，载明：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的中标金额为暂定7亿元；请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接到确定书7日内代表联合体向采购人支付履约保证金，金额1000万元；由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确定本项目的造价咨询、监理、二次招标代理机构，并负责该项目建设工程整体实施等。2016年12月6日，濮阳县人民医院与四公司签订了《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PPP项目合同》。2017年2月28日，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与赵卫忠签订《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工程框架协议书》，主要约定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甲方）已经接受联合体其他各方的委托，全力实施运作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甲方将该项目中的土建分项工程、装饰分项工程、室外管网分项工程、强电设施分项工程及围墙、道路分项工程承包给赵卫忠（乙方）施工；关于合作费用约定乙方自愿将分包项目内的土建工程结算价的6％和装饰工程与室外管网和强电设施安装工程结算价的8％作为合作管理费支付给甲方；关于管理费的支付，约定双方签订框架协议书签字盖章后当日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汇入500万元，协议签订15日内具备现场交接条件，乙方再向甲方指定账户汇入1500万元共计2000万元作为协议保证金，如果协议签订15日内不具备交接条件，则甲方除返还乙方500万元外，另外支付同期四倍央行利息作为违约金；如果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乙方每月与该项目SPV公司或者北京建工三建签订正式施工合同，则甲方立刻无条件返还上述已支付款项，并按实际支付时间生成的利息，利息按照同期央行同期贷款利息为准，如有延期超出7日以上，利息按照月息2％计算至全部归还；本协议在签字盖章后乙方的第一批合作管理费2000万元到达甲方指定账户日生效等。2017年3月7日和2017年3月10日，原告赵卫忠分别向被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邵毅账户转账支付200万元和100万元；2017年3月20日和2017年3月21日，原告分别向被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转账支付700万元和100万元。2017年3月21日，被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赵卫忠出具收据一份，收据载明收到原告赵卫忠支付的“濮阳县人民医院项目保证金1100万元”，该收据加盖有被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017年9月18日，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928民初467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PPP项目合同》自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收到解除之日时已经解除，2018年2月8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9民终285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还查明，2018年1月3日，河南同睿净化工程有限公司就与濮阳县人民医院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在该诉讼中，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称交付至濮阳县建投的1000万元不是依据PPP合同交付，而是受濮阳县政府会议纪要的指定汇款，并由濮阳县建投给其出具的收据。2018年12月12日，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928民初9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债权转让有效。原审又查明，2016年11月24日，北京中建华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濮阳县财政集中收付中心账户转账1000万元；2018年5月15日，濮阳县财政集中收付中心账户退还北京中建华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1000万元；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为邵毅；北京中建华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由北京中建华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变更而来。一审法院认为，北京中建华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由北京中建华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变更而来，原北京中建华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应当由北京中建华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继。关于原告诉求四被告共同退还合同保证金问题。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由四被告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及中标；2016年11月8日，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建华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向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确认书》，依据该《确认书》中对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的授权，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有权代表联合体进行该项目建设工程的整体实施，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将涉案工程中的土建分项工程、装饰分项工程、室外管网分项工程、强电设施分项工程及围墙、道路分项工程对外承包，并未超出联合体的授权范围。原告与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时，被告滨杭公司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涉案《中标通知书》和《确认书》，原告有证据和理由相信被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对涉案工程的中标方即联合体具有代理权限，原告与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工程框架协议书》内容具体指向涉案工程项目，其合同效力应及于联合体，原告为履行《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工程框架协议书》交付给被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的合同保证金1100万元所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亦应当由联合体各方共同承担。至于联合体通过北京中建华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案涉项目向濮阳县财政集中收付中心账户转账1000万元，属联合体履行《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PPP项目合同》，以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依照濮阳县政府会议纪要向濮阳县建投指定汇款行为，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原告的合同权利，被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建华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当共同退还原告赵卫忠合同保证金1100万元。关于原告诉求的利息问题。《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PPP项目合同》已经生效判决予以解除，导致原告与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工程框架协议书》无法履行，被告存在过错；且《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PPP项目合同》已经生效判决予以解除，被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已经确知《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工程框架协议书》无法履行，被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最迟应当在2018年2月8日即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9民终2852号民事判决书之日，退还原告赵卫忠已经交纳的保证金1100万元。原告赵卫忠与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工程框架协议书》中约定了合同在签字盖章后乙方的第一批合作管理费2000万元到达甲方指定账户日生效，原告赵卫忠亦未按约履行导致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原告亦存在过错，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原告亦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故原告诉求被告按照月息2％支付相应利息，原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兼顾公平原则，原审法院酌定被告自2018年2月8日即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9民终2852号民事判决书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月息1％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关于庭审后被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部分收据和记账凭证问题。证据所载支出项目系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履行案涉工程项目的支出，与原告支付的合同保证金没有关联性，且属于举证期间届满之后提交，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建华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退还原告赵卫忠合同保证金1100万元，并向原告赵卫忠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以11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的标准，自2018年2月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7960元，减半收取计68980元，案件申请费5000元，以上合计73980元，由被告滨杭公司集团有限公司、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建华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滨杭公司与赵卫忠签订《框架协议书》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因《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PPP项目合同》已被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9民终285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解除，基于前述《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PPP项目合同》订立的《框架协议书》业已无法履行。本案一审中，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明确，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合法，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2016年11月8日，国药公司、北京三建、华昊公司共同向滨杭公司出具《确认书》，依据该《确认书》中对滨杭公司的授权，滨杭公司有权代表联合体进行该项目建设工程的整体实施，滨杭公司将涉案工程中的土建分项工程、装饰分项工程、室外管网分项工程、强电设施分项工程及围墙、道路分项工程对外承包，并未超出联合体的授权范围。赵卫忠与滨杭公司签订框架协议时，滨杭公司向赵卫忠出具了涉案《中标通知书》和《确认书》。根据四方联合体向滨杭公司出具确认书及确认书委托内容来看,四方联合体委托滨杭公司负责项目建设工程的整体实施,而滨杭公司与赵卫忠就工程进展所进行的活动,正是其作为四方联合体的代理人办理四方联合体概括委托事项的行为。滨杭公司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赵卫忠有理由相信滨杭公司对案涉工程的中标方即四方联合体具有代理权。上诉人国药租赁、北京三建、华昊公司主张滨杭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国药租赁、北京三建、华昊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滨杭公司向赵卫忠收取案涉1100万元构成表见代理，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关于返还保证金及数额的问题。赵卫忠向滨杭公司共计汇款1100万元、滨杭公司向赵卫忠开具1100万元收据的行为，应视为赵卫忠为履行《框架协议书》交付给滨杭公司合同保证金的行为。至于联合体通过华昊公司为案涉项目向濮阳县财政集中收付中心账户转账1000万元，属联合体履行《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PPP项目合同》、滨杭公司依照濮阳县政府会议纪要向濮阳县建投指定汇款行为，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与赵卫忠请求返还保证金无关。因滨杭公司与赵卫忠签订的《框架协议书》及于四方联合体（即国药租赁、北京三建、华昊公司、滨杭公司），故国药租赁、北京三建、华昊公司、滨杭公司需共同退还赵卫忠1100万元合同保证金。一审法院判决国药租赁、北京三建、华昊公司、滨杭公司共同退还赵卫忠保证金，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关于返还利息数额的问题。赵卫忠与滨杭公司签订的《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工程框架协议书》中约定了合同在签字盖章后乙方的第一批合作管理费2000万元到达甲方指定账户日生效，赵卫忠未按约履行，导致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赵卫忠存在过错，由此造成的损失，赵卫忠亦当承担部分责任，原审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兼顾公平原则，按月息1%的标准计算向赵卫忠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赵卫忠、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建华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680元，由赵卫忠负担46800元、国药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137960元、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37960元、北京中建华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379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颖超审判员  王东黎审判员  徐勤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白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