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11民终51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姜艳，男，1968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孙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淑清，黑龙江边陲律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鲍海民，男，1968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孙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英，黑龙江启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孙吴县北孙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孙吴县孙吴镇北孙吴村。法定代表人：冯世刚，该合作社理事长。上诉人姜艳因与被上诉人鲍海民及一审被告孙吴县北孙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安市人民法院（2020）黑1181民初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取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姜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淑清，被上诉人鲍海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英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艳上诉请求：撤销北安市人民法院（2020）黑1181民初436号民事判决；依法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以下简称转包合同）无效，驳回鲍海民原审诉讼请求。鲍海民承担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姜艳提交的5份孙吴县公安局询问笔录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定冯世刚以法定代表人名义与鲍海民签订转包合同有效是错误的。转包合同主体是鲍海民与冯世刚，合作社没有盖章，冯世刚本人也没有得到合作社授权，事后合作社也没有对冯世刚的签字行为进行追认，冯世刚在转包合同上签字属于个人行为，与合作社无关。3.转包合同没有转包耕地地块位置，无法证明鲍海民收割的争议地块上的农作物有合法依据。4.转包合同约定转包费每垧7,360元，冯世刚承担种子、化肥、机耕费等费用，明显违背客观事实，进一步证明转包合同不真实。冯世刚在北安市人民法院（2019）黑1181民初249号案件（以下简称北安249号案件）中的答辩意见，案涉的800,000元是因孙吴县春蕾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在海尔公司的贷款无力偿还，冯世刚作为春蕾畜牧养殖合作社成员，向鲍海民借贷800,000元，鲍海民与冯世刚签订的转包合同，实质是冯世刚向鲍海民借贷债务的抵押担保。5.2018年4月10日鲍海民收到姜艳给付耕地租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证明鲍海民2018年3月与冯世刚签订转包合同是虚假的。6.一审法院认定鲍海民实际管理耕地不能成立。转包合同约定，耕种和管理都由冯世刚承担，北安249号案件中鲍海民称，2016年至2018年之间一直被合作社雇佣，鲍海民耕种与管理是在履行雇员职责，而非耕种自己承包地。7.一审法院未认定鲍海民“土地测量数据记录单”真实性，鲍海民再无证据证明交付行为。8.本案是合作社耕地流转争议，确认转包合同主体是否是合作社行为，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合作社法》第二十九条和合作社章程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鲍海民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姜艳一审提供的5份询问笔录，未加盖出具单位的公章，无法确定真实性。2.转包合同是冯世刚代表合作社签订的，对于合同履行，合作社是认可的。3.转包合同没有约定地块位置，鲍海民对土地位置是知道的，双方对地块位置没有任何争议，不影响合同的实际履行。4.转包合同约定每垧土地承包费为7,360元，该费用包括土地承包费5,000元、种子款900元、底肥1,200元、机耕所需的油款260元，人工费及其他费用都是鲍海民支付。5.鲍海民与合作社之间不存在以地抵押担保的行为。鲍海民在签订转包合同以及在耕种管理土地期间，不知道姜艳与合作社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亦不知道转到银行卡中的承包费是姜艳给付的。鲍海民在对案涉土地进行耕种和管理期间，没有任何人出面阻止，只是在秋收时，遭到了姜艳的阻止，鲍海民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姜艳和合作社利益的行为。6.合作社从未雇佣过鲍海民，鲍海民也从未说过2016年至2018年之间受雇于合作社。鲍海民实际耕种管理土地是事实，且有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如果合作社不将土地交付给鲍海民，鲍海民是无法完成耕种行为的。对于鲍海民实际耕种的事实，姜艳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7.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合作社章程不属于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只具有合作社内部约束力。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姜艳的上诉请求。一审被告合作社未出庭答辩。鲍海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冯世刚代表合作社与鲍海民签订的转包合同合法有效；2.确认1,057,923元玉米款归鲍海民所有；3.诉讼费用由合作社与姜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吴县农源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于2012年11月21日注册成立，该合作社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汤仁望，2013年4月25日该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由汤仁望变更为冯世刚，2014年10月20日孙吴县农源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名称变更为孙吴县北孙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2018年4月9日，合作社与姜艳签订《种植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主要约定合作社将其现有耕地953.37公顷与姜艳协议合作经营，其中位于孙吴县孙吴镇北孙吴村365.3公顷，位于孙××588.17公顷，合作期限为一年，同时双方对投资方式、违约责任及纠纷处理方式等进行了约定，该协议书甲方法定代表人处为冯世刚签字及捺印，并加盖合作社公章，乙方签字处为姜艳签字及捺印，同时合作社成员冯胜金等5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及捺印。2018年鲍海民（乙方）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冯世刚（甲方）签订转包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愿将合作社流转取得的土地转包给乙方经营，双方就土地转包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土地性质及面积：村集体土地1,620亩；2.转包期限：自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秋收结束止；3.转包费7,360元/公顷，以上转包费包括甲方投入种子、化肥、机耕（播种和整地）；4付款方式：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将转包费一次性付给甲方，上款以付款收据为凭……此合同经甲、乙双方签订生效，双方信守合同约定，甲方保证转包给乙方的土地未做任何抵押，不存在任何抵债行为……”在该合同甲方处为冯世刚签字并捺印，乙方处为鲍海民签字并捺印。转包合同落款处的合同签订时间只写明2018年，但未注明签订时间具体日期，一审庭审时鲍海民称双方签订转包合同时间为2018年3月20日，鲍海民分别于2018年4月15日至2018年5月2日期间，分5次向冯世刚交付土地承包费800,000元，姜艳对鲍海民向冯世刚给付80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但称该款项并非是鲍海民向冯世刚交付的土地承包费，而是冯世刚向鲍海民的借款。在一审法院受理的北安249号案件庭审时，冯世刚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瑞对鲍海民向冯世刚交付的800,000元数额无异议，但称该款系冯世刚向鲍海民的借款，签订转包合同系冯世刚为以上借款提供的担保，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该案庭审时鲍海民申请证人金某、赵某1、赵某2出庭作证，三人证言主要内容为2018年鲍海民种地期间雇佣三人从事播籽、加肥等事宜，由鲍海民支付工资。本案庭审时鲍海民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言内容主要为，2018年6月鲍海民雇佣其给案涉土地施肥，由鲍海民支付工资。2018年案涉土地秋收时，因对案涉土地上农作物归属发生纠纷，故鲍海民与合作社、姜艳、徐永忠于2018年10月2日签订《协议书》1份，该协议主要约定，将位于孙吴县北孙吴村地营子地块收割的玉米，按每吨1,230元出售给徐永忠，待纠纷解决后，徐永忠按照处理结果，确认支付对象。经各方确认，案涉玉米款合计1,057,923元。孙吴县孙吴镇北孙吴村村民委员会分别于2018年10月16日、2018年12月29日各出具证明1份，第1份证明的内容为：我村北孙吴地营子处的88户村民将其土地共303.87公顷，在2018年春季转包给冯世刚任法定代表人的合作社耕种，承包款是冯世刚的合作社付给村民的。种地之前，冯世刚的合作社将其所承包的上述土地中的108.96公顷转包给了鲍海民耕种，种地的费用（包括农药、化肥、趟地、人工等）均是鲍海民承担的。第二份证明的内容为：鲍海民为我村村民，2018年鲍海民耕种的土地面积为108.96公顷，均是从合作社处承包，除此之外，鲍海民没有耕种其他土地。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转包合同是否合法有效，该合同签订后是否实际履行，案涉玉米款应归哪方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本案中冯世刚以个人名义与鲍海民签订转包合同，虽然体现的发包方为冯世刚，但该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愿将合作社流转取得的土地转包给乙方经营”，可见鲍海民与冯世刚都明知案涉土地的发包方为合作社，冯世刚系在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与鲍海民签订该合同，其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其民事责任应由合作社承担。该合同虽无法确定签订日期，但对于转包土地的来源、性质、面积、转包期限、转包金额、违约责任等相关内容均进行了约定，鲍海民向冯世刚交付了800,000元土地承包费，合作社也向鲍海民交付了土地，后鲍海民实际对案涉土地进行经营管理，双方已实际履行该合同，合同形式及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通某、赵某1、赵某2、刘某等人的证言及案涉土地所在的孙吴县孙吴镇北孙吴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案涉土地2018年时确为鲍海民独立管理经营，通过以上证据，可认定案涉土地2018年的实际种植者为鲍海民，故该土地的农作物取得的1,057,923元玉米款，亦应归属鲍海民所有。一审庭审时姜艳抗辩称，根据相应法律规定，合作社理事长和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合作社财产，也不得以合作社财产为他人抵押或处分，故案涉合同应属无效，因合作社备案章程的相应规定属于内部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合作社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鲍海民，姜艳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姜艳辩称，鲍海民向冯世刚交付的800,000元系借款，签订案涉合同实际为冯世刚向鲍海民提供的担保，鲍海民明知姜艳与合作社存在合作关系，仍恶意签订案涉合同，故该合同应属无效，因姜艳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鲍海民对合作社与姜艳存在合作关系事先知情，且合作社与姜艳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影响鲍海民与合作社之间的合同效力，故其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姜艳抗辩称，鲍海民与冯世刚签订案涉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8月，且鲍海民管理土地系受合作社雇佣，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其该项抗辩理由，与证人证言及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相矛盾，不予采纳。合作社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可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案件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有效；二、案件争议的玉米款1,057,923元归鲍海民所有。案件受理费14,321元，由孙吴县北孙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姜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姜艳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2020年7月7日《民事案件律师调查笔录》1份，调查人为律师郑淑清，被调查人为邢丽敏。旨在证明：鲍海民在本案一审庭审笔录中称转包合同是孙吴县丽敏食杂店打印的，是虚假的。鲍海民质证意见：有异议。该调查笔录是由律师郑淑清1人进行，调查形式程序不合法；该份证据不能证明鲍海民与合作社所签订的合同时间与此前陈述不符；鲍海民所去的打印室是紧挨着丽敏食杂店的。本院认证认为：该《民事案件律师调查笔录》由调查人郑淑清1人作出，不予采信。2.2020年9月24日14:53:35《姜艳与陆建的通话录音》1份。旨在证明：鲍海民在一审庭审时称，陆建代表合作社给鲍海民测量承包耕地情况不属实，合作社未向鲍海民交付承包耕地；鲍海民自2016年至2018年间，在一审庭审时称喷洒农药、施肥，是合作社雇佣其从事劳动，而非管理自己承包的耕地；陆建说其没去测量过耕地。鲍海民质证意见：有异议。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纳；陆建属于证人身份，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不能采纳；陆建所述的情况不属实，冯世刚在2019年7月30日孙吴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当中回答，不清楚鲍海民是否打理过孙吴县北孙吴村南山地营子的这1620亩土地；陆建现在在北安市，鲍海民也没受雇于合作社对土地进行经营管理。本院认证认为：《姜艳与陆建的通话录音》的受话人陆建，不能确认其在合作社工作身份、工作时间及工作内容，不予采信。本院依姜艳申请，调取的孙吴县公安局相关询问笔录5份，其中包括对鲍海民的询问笔录2份，对冯世刚询问笔录1份，对王利询问笔录1份，对安瑞询问笔录1份。姜艳旨在证明：案涉承包合同，是2018年8月26日安瑞在办公室为鲍海民书写的，鲍海民在一审庭审时称在丽敏食杂店书写的，而在北安249号案件中又称是本人书写，书写时间是2018年的3月20日，证明合同形成时间和内容不真实；冯世刚的笔录可以证明，在2018年的8月份收完小麦，鲍海民发现合作社的耕地与姜艳合作了，然后要求书写合同，其实质是为借款的一个担保，鲍海民和冯世刚从未发生过土地转包事宜，结合土地合同的价格、书写人员、签字时间以及北安249号案件庭审笔录第90页、101页、102页的记载内容，证明转包合同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具有真实性。鲍海民质证意见：有异议。询问笔录的内容并没有经过司法机关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笔录不只是法庭展示的这几份，还包括王亮、金某、赵长学的笔录，王亮是北孙吴村的法定代表人；公安局进行初步侦查之后，并没有进行立案调查，说明了鲍海民根本不存在虚假诉讼，这些证言的内容也没有予以采信；安瑞的笔录只说是2018年8月份，具体哪天记不清了，与庭审陈述相互矛盾；王利的笔录与在本院（2019）黑11民终907号案件庭审出庭作证时，相隔一个星期的时间，出庭作证的内容和公安笔录记录的内容不一致，足以说明王利的证言内容不真实；冯世刚的笔录相当于当事人的身份，不属于证人，其陈述的内容都不真实，案涉土地不是合作社种植的，而是鲍海民种植管理的，转包合同冯世刚手里有一份，但是在笔录中却称在鲍海民处，是在回避问题。本院认证认为：孙吴县公安局相关调查笔录5份，公安机关调查时间分别为2019年7月16日、7月17日、7月30日、9月4日和2020年1月21日，均在本案关联案件北安市人民法院（2020）黑1181民初248号案件第一次庭审调查的2019年1月29日，北安249号案件第一次庭审调查的2019年3月1日之后，公安机关对涉案事实无结论性意见，其中王利、安瑞二人不是本案一审证人，不予采信；鲍海民、冯世刚的陈述与本案相关联，二人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本院将结合案件其他事实，予以综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转包合同的签订时间、地点，合同文本标注时间为电脑打印的2018年，月日处均为空白，即签署时双方均未提出或确认签署时间，应视为双方未达成签署日期的合意。鲍海民一审庭审陈述，是2018年3月20日达成口头协议，其和证人金某于次日5点在冯世刚家门口签字。金某在北安249号案件庭审作证中未予证实。2.关于转包合同的签署方式，合同文本首部、尾部处有鲍海民和冯世刚本人签字，尾部签名上各自捺印。北安249号案件鲍海民提交的证据2，以该村7户农户与合作社签订的流转合同为比照，该7份合同分别签订于2013年、2014年和2017年，乙方签字处均为冯世刚个人名章，其中6份有个人签字，且均有该村村委会“同意转包并鉴证”的说明及盖章，具有备案性质，有较强的证明力；而转包合同则无冯世刚名章、无类似第三方备案或居间证明予以支持。3.关于转包合同的土地位置、面积，合同文本标注土地面积为1620亩。鲍海民本院庭审陈述，地块位置是双方口头约定的，是北孙吴南山地营子，是“中间的岗和房后的岗80多垧地，还有东岗有20垧”。而“郭赛承包的地和我承包的地都叫北孙吴南山地营子”。前述鲍海民提交的证据2，该村7户农户与合作社的流转合同中，转包土地大多由数个地块组成，大多附有四至、面积，而转包合同位置、面积未予区分。4.关于转包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文本标注的转包期限，自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秋收结束止。北安249号案件姜艳提交的证据2，网银行内转账记载，账号62×××50、户名鲍海民于2018年4月10日收到土地承包费42,700元，发生时间在鲍海民主张的转包合同签署日之后，在2018年4月15日鲍海民向冯世刚首次付款发生之前，未发生的正常相互抵顶款项的后续交易行为，与交易习惯冲突。5.关于转包合同的甲方冯世刚交付行为，合同文本无约定。北安249号案件鲍海民提交的证据7，“土地测量数据记录单”1份及证人金某在北安249号案件庭审作证中予以证实，金某庭审说明是本人受鲍海民雇佣，同陆建共同测量的相关地块，但“土地测量数据记录单”无测量人身份及签字确认，无证明效力。北安249号案件鲍海民提交的证据5，北孙吴村村委会2018年10月16日“证明”，发生于争议地块各方“抢收”之后，与前述7户农户合同中的用印性质，完全不同，特别是其对争议合同效力及履行的确认，属于本案争议事项，超出其证明能力。6.关于转包合同的乙方鲍海民交付行为，合同文本约定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日将转包费一次付给甲方（冯世刚），上款以付款收据为凭”。北安249号案件鲍海民提交的证据4，付款方式是4笔转账750,000元和1笔现金50,000元，卡号62×××50、户名鲍海民的交易明细账，指认关联转取项目4笔750,000元，其中2018年4月15日在交易网点72007的转取500,000元的记载，未确指转存户名及卡号。另附孙吴农村商业银行存取款凭条（回单）3张，标记卡号62×××22、户名冯世刚，交易日期分别为2018年4月15日、22日和5月2日，转存交易金额250,000元。7.关于转包合同的义务约定，合同文本约定甲方冯世刚“投入种子、化肥、机耕费（播种和整地）”，涵盖了土地转包经营的主要义务，与合同性质相悖；乙方鲍海民承担“在2018年收割后”售粮义务，相当于单纯获利行为。8.关于转包合同的履行行为，本案一审和北安249号案件鲍海民提交的证据11、12、13，证明鲍海民雇佣金某、赵某2、赵某1、刘某等人，从事了量地、播种、追肥、趟地、打药、秋收等农田种植及管理等活动，四人在庭审作证中能够证实与鲍海民的雇佣关系，不能证明鲍海民是否依据合同，合法取得相关地块的转包经营管理权。鲍海民对原由甲方冯世刚承担义务，转为由己方承担，无补充变更协议，亦未作出合理说明。9.关于转包合同的土地转包价格约定，合同文本标注为7,360元/公顷，无土地转包总价款。庭审中鲍海民主张该款中5,000元/公顷为土地流转费，与村民转包甲方冯世刚所在合作社土地时的流转费等值，与土地流转加价转包的期待利益相悖，其中关于种植补贴的相关条款，亦与前述7户农户合同中相关补贴分配方式相反。综上，现有证据无法确认该合同文本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已查明事实亦不能证实该合同得到事实上的交付、履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鲍海民和冯世刚双方签订的转包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并得以适当履行。合同条款包括主要条款和普通条款，合同的主要条款是指合同必须具备的条款，决定着合同的类型和性质，确定着当事人之间的主要权利和义务。欠缺主要条款的合同不成立。该合同签订人为鲍海民和冯世刚，冯世刚对该合同性质予以否认，但自认向鲍海民借款800,000元，其否认和自认无需抗辩。鲍海民主张合同成立、生效并得以适当履行，在合同文本主要条款约定不明的前提下，负有举证责任。该转包合同文本在订立时间、地块位置、协议价格、交付方式、义务承担等方面均不能确定，主要义务分担作重大调整时，亦无必要补正和合理说明。鲍海民举证事实，仅能够证明在合作社争议地块区域，实施了部分耕种、管理行为，金某、赵某2、赵某1、刘某等人受其雇佣，在争议地块内具体从事了相关种植工作。鲍海民作为该村村民，其单方熟悉指认相关地块位置或面积，不能等同于双方达成约定、履行的合意，不能认定为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鲍海民同受其雇佣的村民所从事的相关种植行为，可依其基础法律关系，另行起诉。鲍海民与冯世刚的经济往来，在冯世刚自认向鲍海民借款800,000元的情形下，应当另行起诉。综上所述，姜艳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安市人民法院（2020）黑1181民初43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鲍海民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8,642元，由鲍海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云峰审判员  王晓芳审判员  曹 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宋瑶瑶书记员赵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