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6民终19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口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住所地：贵州省江口县双江街道新市街。 法定代表人：唐睿，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俊，贵州坤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朝云，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口民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江口县双江街道民俗街。 法定代表人：雷世民，该公司执行董事。 破产管理人：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铜仁市万山区。 负责人：姚元勋，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素琼，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口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江口住建局）因与被上诉人江口民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众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法院（2020）黔0621民初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口住建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俊、韦维，被上诉人民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素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口住建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法院（2020）黔0621民初5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依法确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5,698,277.85元（购房款：3,855,946.85元、超面积款978,357元、门窗款35,000元、水电表上户费66,880元、民工工资及材料款762,094元）的债权，并对以上债权及已经认定的安置过渡费2,288,424.76元享有优先受偿权。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江口民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诉请的债权并不是基于原审法院错误认定的基于“与被拆迁人签订《关于解决盐柳南路建设项目被拆迁户房屋重新安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法律行为形成的，而是基于“实施管理原应由被上诉人因2007年开发江口县盐柳南路地产项目拆迁房屋需对被拆迁人安置的事务”的事实行为形成，不存在原审法院认定的“突破合同相对性”情形。1、《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与《补充协议》系各自独立协议，其基础法律关系完全不同，其中《安置协议》为被上诉人与被拆迁人基于房屋被征拆而签订合同的法律行为，而《补充协议》却是上诉人基于管理安置被拆迁人事务而进行的事实行为，上诉人虽然诉称支出款项具体由购房款、安置过渡费、超面积款、水电表上户费、门窗费、民工工资及材料款各部分组成，但其实质还是基于一个事实行为形成的，而不是由多个法律行为形成的多个债权集合形成的。2、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债权中的房屋款“就是最终安置房面积与回迁面积（拆迁房屋折算还房面积）之差的房屋价款”的认定，超面积款“就是最终安置房面积与被告拟定安置拆迁户房屋面积之差并由原告支付给拆迁户的房款价款”的认定，并非上诉人主张逻辑，事实上该主张逻辑为破产管理人确认债权逻辑，上诉人正是对基于此逻辑下确认的债权存在争议才诉至法院的，上诉人认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权利义务并不对上诉人产生约束力，破产管理人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对上诉人应享有的债权不予确认。3、上诉人与被拆迁人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其在无因管理过程中实施的具体管理行为，上诉人主张的款项也是基于该管理行为而实际支出的。首先，上诉人与被拆迁户并无法律规定的安置义务，相反根据拆迁时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现已废止）第22条、第31条之规定，该义务属于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而不是基于合同约定产生的义务，即只要拆除了被拆迁人的房屋就有进行安置的义务。其次，上诉人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共利益角度（上诉人也无该社会管理职能），实施管理了原本被上诉人需要进行安置的具体事务，且该管理行为的实施客观上也避免了被上诉人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故根据《民法总则》第121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之规定，上诉人有权请求被上诉人支付因已实施的管理行为而支出的费用。最后，原审法院既然认为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导致《补充协议》的权利义务转移至被上诉人，那么上诉人如何对被迁拆人安置与被上诉人无关，更无需取得被上诉人的特别授权或同意，可原审法院却又作出“因未得到被上诉人的特别授权或同意，多年来也未得到被告的事后追认，因此破产管理人认为原告擅自支付和安置行为产生的债权对被告不产生约束力的抗辩理由能够成立”的认定，其裁判逻辑明显自相矛盾。4、上诉人在无因管理事务过程中，履行了善意管理人的义务，且中断管理行为对受益人明显不利。首先，参照《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根据当时能购买到最接近原协议约定的面积、户型的现房房源，与被拆迁人重新签订了基于实施管理行为需要的《补充协议》，原审法院采信的被上诉人抗辩理由，如“最终安置房面积与回迁约定面积不符”、“原合同未约定的门窗费”等均系上诉人购买的安置房客观上与约定回迁房在面积、户型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的，但是这并非上诉人故意而为之加重被上诉人债权负担，实属客观履行不能。其次在上诉人进行管理事务的过程中，签订《补充协议》时即通知了被上诉人，此时被上诉人如追认，那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此时双方之间形成的无因管理法律关系转化为委托法律关系，如果被上诉人未追认，并不会因此就不存在无因管理法律关系。最后，上诉人实施无因管理时，被上诉人因资金短缺，已无力修建安置房履行安置义务，如长期以往下去，不但被拆迁人居无定所积怨不满容易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威胁社会公共利益，就被上诉人而言也会基于自身的严重违约行为需要支付巨额过渡安置费，及承担因此带来商业风险及法律风险，而事实上也正是基于上述人不间断的无因管理，被上诉人客观获利，被拆迁人从未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以及经济赔偿损失。二、上诉人实施无因管理的动机基于安置被拆迁人，其效果惠及被拆迁人、被上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虽然《破产法》及司法解释未有具体条文明确安置拆迁户的债权应于破产债权中优先受偿，但并不能直接得出该类债权不能优先受偿的结论。1、从《宪法》第三十三条、到《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均规定对被拆迁人的利益予以保护。这种权益并不是种简单的财产权，其更为保护的是拆迁人的生存权，其权益指向的标的物房屋就是核心的生产资料。《破产法》第113条规定，对职工工资予债权以“优先”。同理，拆迁户的安居与稳定同样与人的生存利益攸关，故因拆迁产生的债权应与职工债权受到同等保护。其一，从立法规定上，《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优先保护拆迁户选择安置房的权利，而该法律规定系基于保障拆迁户的生存权，由拆迁户生存权扩展出的其他权利如安置过渡费，水电安装费，门窗费等同样应当得到优先保护。其二，从法理上，在安置房屋交付之前，拆迁户让渡自己居住房屋，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拆迁户需要另寻房屋，而支付拆迁户安置费以保证其能在过渡期间找到住所是保障拆迁户生存居住权的基本途径之一。因此，在此期间产生的过渡费同样应当得到优先保护。其三，在房地产企业破产清算情形下，拆迁户的物上请求权被迫转为债权请求权，遵循拆迁户生存权最优先的立法精神，该部分债权也应当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3、上诉人实质上取代了拆迁户的地位，故上诉人应取得拆迁户享有的同等权利。根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之规定，立法上已经保护了垫付职工债权的优先性，而上诉人作为第三方加入被上诉人与拆迁户的债权债务中，一定程度上系垫付了本应由上诉人支付的相关费用，并在原合同范围内重新安置拆迁户，系优先保障了拆迁户的生存权利，并因此导致被上诉人对拆迁户债务的消灭，故由此产生新的债权与原来的拆迁户的债权应当具有同等的地位，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的债权也应当优先清偿。同时，上诉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上诉人自愿管理被上诉事务的无因管理行为，在上诉人履行了安置及支付义务后，相当于取代了拆迁户的地位，主张权利的主体由拆迁户变成了上诉人，但是权利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如果没有上诉人的行为，拆迁户的债权在破产程序中也具有优先受偿权，因此对于被上诉人来说，清偿对象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其清偿能力和清偿范围，也不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同理，上诉人支付的民工工资及材料款的债权亦应予以优先保护。三、上诉人施行互助行为本为社会倡导弘扬的，法律也有规定应对其合法权益予以保护，但原审法院因裁判逻辑混乱且矛盾，导致适用程序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作出错误判决，对上诉人是极其不公正的。l、原审法院引用的《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2001第585号文件）已经失效，不应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且即使取消了部分收费，将该部分费用包含在房价中，但其针对对象系房地产企业，不应适用于上诉人。2、上诉人有权依据法律规定享有被上诉人客观获利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3条之规定，即便原审法院认为的上诉人依据无因管理的请求权基础不成立，自认为的依据合同法律关系的请求权基础不成立，那么应予以释明，在上诉人坚持不变更请求权基础的情况下，也只能裁定驳回诉讼请求，但现在以判决驳回上诉人主要且大部分诉讼请求，意味着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既无需向上诉人返还获利债权，同时也基于被拆迁人得以安置无需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义务，上诉人于法无据，彻底丧失诉权。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0条“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之规定，上诉人当庭提交上述类案检索报告时，原审法院不仅未予以回应，且拒绝接收上诉人的检索报告，其该行为也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法律规定体现的是法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法律已经规定拆迁户的债权在受偿顺位上优先于普通债权，该条规定体现出法律对人的生存权的尊重。上诉人的行为保障了拆迁户及时获得生活的安置，客观上实现了立法目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故法院应兼顾法律规定和法理基础，以维护破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现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诉至贵院，请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民众公司答辩称，一、答辩人已根据拆迁面积确认应还的房屋面积款为8,422,499.12元，江口住建局诉称的购房款3,855,946.85元和超面积款978,357元不属于回迁面积范围内，是住建局与回迁户另行签订合同约定的，一审判决认定与民众公司不具有合同相对性是客观的，应予维持。1、民众公司与被拆迁户签订合同时就拆迁面积进行约定，对选定回迁房面积小于拆迁面积的，民众公司补偿差价款，对选定面积大于拆迁面积的，拆迁户按约定的价款进行购买。管理人审核债权时，按照回迁安置协议约定的拆迁面积与应该按照的回迁面积进行确认，对被拆迁户购买的面积按买卖合同性质，已交购房款的退回购房价款，未交购房款的不予确认面积。住建局购房按照2480元/平方米确认购房款未8,422,499.12元。对于被拆迁户购房面积部分，住建局全部按2480元/平方米进行安置，一方面住建局的安置方案是在解除民众公司与回迁户的协议基础上另行签订协议，对民众公司无约束力，导致民众公司承担了2480元/平方米与原购房价650元之差额部分的债权，致使大量安置户获益，其他债权人债权受损的状况。2、住建局的安置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之债。无因管理是在没有法定或约定之下，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自愿对他人管理事务或者提供服务的事实行为。首先，民众公司的在建工程2012年初主体竣工，由于江口县规划改变需建设“佛光城”而被迫停工，于2015年11月被住建局划入征收范围，可见住建局的安置行为不是为了民众公司的利益而实施的行为。其次，民众公司筹集资金修建当时的在建工程进行安置属于房屋成本安置，而住建局购房是市场价货币安置，为其他房开公司处置了大量存量房，受益的是其他房开公司不是民众公司。最后，住建局的安置行为直接受益人是被拆迁户不是民众公司。二、住建局支付的过渡费不具有优先债权性质。住建局不是被拆迁户，与被拆迁户的协议中也没有明确取得被拆迁户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其支付的过渡房具有惩罚性违约金性质，住建局主张具有优先债权性质的理由不成立。三、一审判决认定门窗款及水电表上户费不属于破产债权，应予维持。四、对于民工工资及材料款，不属于民众公司支付范围，住建局支付后可以向双江建筑公司主张，管理人不予确认与事实相符。 江口住建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对购房款12,097,405.97元、安置过渡费2,532,491.24元、超面积款798,357元、水电表上户费66,880元、门窗款35,000元、民工工资及材料款824,094元享有优先受偿权；2、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合法享有破产管理人不予认定的5,797,494.33元的债权（包含购房款、安置过渡费、超面积款、水电表上户费、门窗款、民工工资及材料款），并对该部分债权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原告对被告在江口县盐柳南路涉及的拆迁户进行安置处理。2018年11月2日，江口县人民法院受理了贵州华运建筑公司申请被告破产。2018年11月14日，江口县人民法院指定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为被告的破产管理人。2020年5月25日，破产管理人对原告申报的16,534,228.21元债权中的8,422,499.12元予以确认，对5,797,494.33元不予确认。另查明：原告请求确认债权5,797,494.33元的组成为过渡费280,256.48元（其中由原告与旧城指挥部协商承担63,026.48元、高建平货币补偿款181,040元、杨咏少申报过渡费36,190元）、购房款3,674,906.85元、超面积款978,357元、门窗款35,000元、水电表上户费66,880元、民工工资及材料款762,094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请求确认对被告享有购房款、安置过渡费、超面积款、水电表上户费、门窗款、民工工资及材料款共计5,797,484.33元的优先受偿债权。本案中原告主张的购房款就是最终安置房面积与回迁面积（拆迁房屋折算还房面积）之差的房屋价款，本案中原告主张的超面积款是最终安置房面积与被告拟定安置拆迁户房屋面积之差并由原告支付给拆迁户的房屋价款。被告与拆迁户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未完全履行，该协议双方均未完全履行，被告未向拆迁户交付约定的安置房，拆迁户也未向被告支付双方约定安置房屋面积与回迁面积（拆迁房屋折算还房面积）差额部分价款。焦点一：原告能否依据原告与拆迁户签订的《关于解决盐柳南路建设项目被拆迁户房屋重新安置的补充协议》载明每平米2,480元向被告主张购房款和超面积款？原告系国家行政事业机关，被告系依法设立的法人机构，两者之间不存在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原告既未与被告协商一致也未得到被告授权，原告排除被告与拆迁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载明合同权利和义务，单独与拆迁户达成《关于解决盐柳南路建设项目被拆迁户房屋重新安置的补充协议》突破了合同相对性，不能在原告、被告和拆迁户之间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移转的法律效果。因此原告依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关于解决盐柳南路建设项目被拆迁户房屋重新安置的补充协议》折算结果向被告主张购房款和超面积款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关于原告诉称代被告处理安置房和支付民工工资及材料款的行为在双方之间形成无因管理之债的主张，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为了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为他人管理事务的行为，管理人可以要求受益人支付必要的费用。原告安置及支付行为排除了被告合同权利，破产管理人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无因管理之债的抗辩理由成立，因此对原告主张双方成立无因管理之债的事实理由不予采信。纵观本案，安置房屋面积和购买单价涉到本案合同利益、债权性质和债权数额，支付工资和和材料款涉及到案外人和被告的合同利益，因此原告在支付工资及材料款、处理拆迁户安置事务中购房款【最终安置房面积与回迁面积（拆迁房屋折算还房面积）之差的房屋价款】和超面积款【最终安置房面积与被告拟定安置拆迁户房屋面积之差的价款】时应当得到被告特别授权或同意，多年来也未得到被告的事后追认，因此破产管理人认为原告擅自支付和安置行为产生的债务对被告不产生约束力的抗辩理由能够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本院依法驳回原告向被告主张代付工资、材料款、购房款和超面积款的诉讼请求。焦点二：原告能否依据原告与拆迁户签订的《关于解决盐柳南路建设项目被拆迁户房屋重新安置的补充协议》向被告申请报安置过渡费、水电表上户费、门窗款、民工工资及材料费？根据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全国整顿住房建设收费项目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2001第585号文件），已将水、电等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统一并入城市基础建设配套费。同时原告与拆迁户订立《关于解决盐柳南路建设项目被拆迁户房屋重新安置的补充协议》时应当依据2015年商品房通常交易来确定安置房屋交付标准，原告在该补充协议中与拆迁户约定每间卧室门的安装费用属于原告与拆迁户之的特别约定，对被告不产生合同约束力，因此原告单独主张门、窗、水、电上户费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关于原告在本案中向被告主张享有过渡费债权280,256.48元的诉讼请求，经庭后核对原告在本案中再次提出红线范围内过渡费280,256.48元组成为：“由原告与旧城指挥部协商承担63,026.48元、高建平货币补偿款181,040元、杨咏遗漏申报过渡费36,190元。”。因此遗漏过渡费实为36,190元，由于拆迁户与被告对过渡费标准和计算方式已有约定，原告支付过渡费标准未突破拆迁户与被告之间约定，因此原告支付过渡费标准和计算方式符合实际，且并未加重被告负担，且被告破产管理人已对红线范围内过渡费已纳入债权范围。被告破产管理人认为本案过渡费债权数额不属实及不应由自己承担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规定，本院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过渡费债权36,190元。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焦点三：原告对已确认过渡费2,252,234.76元和本案中过渡费36,190元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本院依法驳回原告要求对被告享有已确认过渡费2,252,234.76元和本案中过渡费36,190元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原告江口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对被告江口民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享有过渡费36,190元；二、驳回原告江口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148元，减半收取34,074元，由原告江口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承担33,000元，被告江口民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担1,074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民众公司与被拆迁户分别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被拆迁户的房屋进行了拆迁。民众公司就取得的土地进行了开发，按照规划修建7栋楼房，1号楼主体修建完毕，2号楼修建了转换楼，之后江口县有关部门调整案涉项目规划，将案涉项目土地划入征收范围，重新规划修建“佛光城”，导致案涉项目停工建设，江口住建局亦未向民众公司调换土地，致使民众公司无法按照与被拆迁户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进行安置。江口住建局未与民众公司协商，与有关被拆迁户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市场价格2480元/平方米购房安置房对被拆迁户进行安置，支付了购房款12,097,405.97元，安置过渡费2,532,491.24元。民众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确认以下债权：江口住建局支付购房款8,422,499.12元（被拆迁面积范围内），过渡费2,252,234.76元及杨咏遗漏申报过渡费36,190元，合计过渡费2,288,424.76元（红线范围内）。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江口县住建局主张的5,698,277.85元对民众房开公司应否确认为破产债权；2、已经经破产债权确认的安置过渡费2,288,424.76元是否有优先受偿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一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之规定，无因管理之债的构成要件为：一是管理人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也未受本人委托；二是管理人从事管理他人事务的事实行为；三是管理人具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其目的在于为他人谋利或免使让人利益受损。本案中，因江口县有关部门改变规划，致使民众公司无法履行与被拆迁户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导致被拆迁户过渡费及安置成本增加。江口住建局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未与民众公司协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重新与被拆迁户达成协议，自愿对有关被拆迁户进行安置，从而免除了民众公司的安置义务，符合无因管理的法律特征。故上诉人江口住建局所持“上诉人对被拆迁户进行安置属于无因管理”的上诉理由，予以采纳。因政府调整规划，导致民众公司无法安置被拆迁户，对此造成被拆迁户过渡费及安置成本增加的部分，应该由江口住建局自行承担。因民众公司无法开发案涉项目，导致安置房屋价格按照市场价安置，本已超出民众公司的安置成本价，但民众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按照原拆迁面积确认应返还房屋面积的购房款8,422,499.12元及红线范围内的过渡费2,288,424.76元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确认，属于合理的、必要的费用。上诉人江口住建局要求民众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确认超出被拆迁面积的购房款等费用5,698,277.85元为破产债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费用因政府原因导致的扩大损失应由江口住建局自行承担。另外，江口县住建局所持“要求认定破产管理人已确认的安置过渡费2,288,424.76元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住建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论述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707元，由江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电赏 审判员  吴晓慧 审判员  张 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李景煊 书记员杨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