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11853号 原告：浙江中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燕，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楠、刘俊，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红芳，女，1989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航，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中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沈红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谢金金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楠、刘俊，被告沈红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戚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江中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归还投资款2000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7年7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年利率4.15%计算的利息损失；2.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25日，被告持原告盖好章的空白合同与徐某签订关于投资“川城印象”萧山银隆店的《股份加盟合作协议》及《承诺书》。徐某当日将协议约定的200000元投资款以银行存款的方式存入了被告账户。2018年7月25日，被告持原告盖好章的空白合同与徐某签订关于投资“川城印象”苏州中心店的《股份加盟合作协议》及《承诺书》，并将前述萧山银隆店的投资款转为苏州中心店的投资款。2019年1月3日，徐某以上述协议等证据向杭州仲某委员会申请仲某，要求原告退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2019年8月21日，杭州仲某委员会作出（2019）杭仲（萧）裁字第3号裁决书，认定了上述事实。虽然原告当庭抗辩被告与徐某之间的金钱往来与原告无关，原告不应当承担责任。但杭州仲某委员会认定被告与徐某签订合同以及收取徐某投资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原告有效。据此，杭州仲某委员会裁决原告应当依据协议返还投资款。原告认为，杭州仲某委员会已认定被告与徐某签订合同以及收取徐某投资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且裁决由原告承担返还投资款的责任。那么，被告应当将其从徐某处收取的200000元投资款支付给原告。然而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至今仍拒不归还200000元投资款。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犯原告之利益，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沈红芳辩称：一、案涉基本事实：2016年起，被告为原宁波皕信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宁波皕信公司，已于2019年5月22日注销）法定代表人李爱中推广“川城”餐饮相关投资项目，从事兼职代理工作，按照李爱中的指示，被告先后以原宁波皕信公司、原告等名义招徕投资客户，签订投资认购协议。2016年10月24日，经被告介绍，案外人徐某与原宁波皕信公司签订《“川城”餐饮品牌全国连锁项目股权众筹认购书》（以下简称《众筹认购书一》），约定徐某投资150000元取得众筹产品12%的分配收益，投资期限自2016年10月24日起至2017年1月23日止，合同期满后原宁波皕信公司返还徐某投资款。2017年1月23日，徐某又与原宁波皕信公司签订《“川城”餐饮品牌全国连锁项目股权众筹认购书》（以下简称《众筹认购书二》），约定复投100000元取得众筹产品12%的分配收益，投资期限自2017年1月23日起至2017年4月22日止，确认在合同期满后原宁波皕信公司返还徐某投资款。后合同双方续签《众筹认购书一》、《众筹认购书二》，将投资期限延至2017年7月22日，合同其他条款均保持不变。2017年7月22日，两笔投资款全部到期后，徐某通过被告催要返还全部投资款250000元。期间，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燕通过被告向徐某退还了投资款50000元，此外再未退还其他款项。因徐某与被告系多年好友，其又有继续进行项目投资的意愿。被告遂于2017年7月25日个人先行垫付200000元，凑足250000元后取现存入至徐某的银行账户（账号为6230××××1013；开户行为萧山农商银行宁围支行），完成原投资款项返还。结清上述投资款本金后，徐某于2017年7月25日与原告签订《股份加盟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一》），投资“川城印象”萧山银隆店项目200000元，认购项目2%的股权份额。徐某遂于当日将200000元转回给被告。二、本案被告垫资200000元在前，收取200000元在后，未取得任何利益。结合上述事实，被告收取的200000元并非出自徐某的自有资金，而是由被告个人先行出资垫款的转款平账。被告现存200000元至徐某银行账户发生在先，徐某打款发生在后，期间二人再无其他资金往来，也不存在其他金额相当的款项进出，足以证明这两笔款项具有事实上的对应关系，被告垫资在前，徐某转款在后，形成完整的闭环，过程中不可能取得任何利益，没有成立不当得利的空间。同时，讼争款项的打款时间远在2017年7月25日。该笔款项应系徐某用于履行其合同义务。但在合同约定的相应期间，以及后续展期合作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如被告确实私自截留该笔款项，原告应向被告主张权利，但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权利，反而持续向徐某支付相应的投资收益，明显有违常理。而根据陈燕和被告签订的《代收客户收益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28日，其中就明确被告为“川城”项目发展客户，客户投资收益由陈燕经被告账户打给客户，且确认收到了徐某2017年7月25日支付的200000元。显然，被告的行为至迟从该时间点就为原告明知，原告也认可被告的行为归属于公司，故被告应为有权代理。三、原告与原宁波皕信公司在公司人员、业务内容和财务管理上存在高度混同，本案事实认定应以徐某的项目投资作为核心要素展开。公司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绝不能成为个人用来逃避债务扰乱市场秩序的工具，我国公司法规定的人格否认制度就是题中之意。本案两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李爱中、陈燕夫妇，存在明显的人格混同情形。第一、在公司人员上，原宁波皕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系李爱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系陈燕。而李爱中曾于2017年7月至2018年11月间在原告公司任监事，李爱中夫妇又成立杭州广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至2018年11月间对原告公司全资控股。第二、在财务管理上，案涉多笔银行流水就可以看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燕存在替原宁波皕信公司退还投资款，原宁波皕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爱中存在替原告支付徐某等多人多笔投资收益的行为。即便案涉合同的签订主体均为原宁波皕信公司或原告，但多笔投资款项的进出均未看到公司对公账户，合同中甚至明确约定了收款账户为陈燕的个人账户。第三、在经营内容上，以案涉徐某的投资项目为例，先前与原宁波皕信公司合作投资的项目为“川城”餐饮品牌全国连锁项目，后与原告合作投资的项目为“川城印象”萧山银隆店项目，在《代收客户收益协议书》中又表述为“川城”项目，项目内容上存在明显的同一性，且所使用的合同文本和投资结构设计上也存在高度一致或相似性。原宁波皕信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25日，原告成立于2017年4月5日。二者存在时间先后上的承继关系，皆为李爱中夫妇开展“川城”餐饮项目这一固定投资活动的资金通道，现原宁波皕信公司已经登记注销，如仅仅机械地从合同相对性角度将被告的垫付资金与徐某的款项支付割裂开来，存在利用公司逃避个人债务的嫌疑，明显与客观情况相违背。四、（2019）杭仲（萧）裁字第3号仲某裁决书对被告的代理权限认定有误，法院应重新认定相关事实。仲某裁决书认定被告属于表见代理，明显未充分听取被告在该案庭审过程中所作出的证人证言。被告已明确陈述其是与李爱中直接联系的公司业务员，无论是否发生了公司主体上的变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爱中均授权并认可沈红芳的代理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盖章合同、交付收款专用ｐｏｓ机、认可沈红芳介绍的全部客户的投资份额、按合同约定支付投资收益等。如果原告要认为存在无权代理，那么也是李爱中无权代理或表见代理，与沈红芳无关。仲某裁决书仅仅看到“权利外观＋善意第三人”就作出表见代理的事实认定，明显忽视了表见代理的前提须是无权代理，其首当其冲的构成要件是行为人无代理权，纵观裁决书全文，仲某委均未对这一问题进行任何说明。沈红芳仅作为该案证人陈述事实，无法及时收悉仲某裁决中有损自身权益的相关内容，现原告根据仲某裁决书认定的错误事实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显属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已为仲某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中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当事人仍需对待证事实依法承担举证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浙江中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杭州仲某委员会（2019）杭仲（萧）裁字第3号裁决书一份，欲证明被告收取了徐某支付给原告的投资款200000元，及被告与徐某签订合同并收取徐某投资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原告有效，原告据此被裁决承担责任的事实。2.律师函（复印件）、ＥＭＳ快递面单和ＥＭＳ物流信息（打印件）各一份，欲证明原告向被告催要，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200000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的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徐某支付给被告的200000元，实际并非如原告所说的投资款性质，仅仅是用于冲抵被告替公司垫付的200000元，属于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徐某的200000元的款项始终由原告和李爱中等人控制，与被告无关；被告与李爱中自2016年起就是商业合作关系，被告在李爱中实际控制的两个个公司先后做代理兼职工作，所签约客户均由上述公司向客户支付收益，上述事实已在仲某庭审笔录中作出过陈述，系有权代理，仲某裁决书认定的事实有误。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对象有异议，邮寄凭证仅显示村委小店代收，无法证明被告签收，且无法证明内容为该律师函文本。 被告沈红芳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落款时间分别为2016年10月24日和2017年1月23日的《“川城”餐饮品牌全国连锁项目股权众筹认购书》、收款确认书、银行业务凭证、银联签购单各一份【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24日材料以下简称证据1-1、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23日的材料以下简称证据1-2，复印自（2019）杭仲萧裁字第3号案件卷宗】，2017年7月24日户名为陈燕、沈红芳的银行流水两份【以下简称证据1-3，其中户名为陈燕的为复印件】，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25日的《股份加盟合作协议》、《承诺书》各一份【以下简称证据1-4，复印自（2019）杭仲萧裁字第3号案件卷宗】和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28日的《代收客户收益协议书》一份【以下简称证据1-5】，欲证明原告与徐某投资款退还及交付的事实，2017年7月22日投资到期应退还徐某投资款250000元，原告通过陈燕仅退还50000元，剩余200000元原告自认已自动转为2017年7月25日新合同的新一批投资款的事实。2.2017年7月25日银行流水、萧山农商行高新支行存款凭条各一份，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因原告未足额退还到期投资款，被告基于个人关系向徐某预先退还剩余投资款200000元，又因徐某继续投资项目，由徐某转回200000元结清被告的个人垫资的事实。3.（原告、原宁波皕信公司、杭州广袤实业发现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三份（打印件）和银行流水六页，欲证明李爱中、陈燕夫妇与原宁波皕信公司、原告存在高度人格混同，李爱中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事实。4.个人交易明细1页，欲证明2017年7月25日徐某与原告签订的《股权加盟合作协议》依法成立且生效，原告按合同约定向徐某支付收益，计算基数与《代收客户收益协议书》确认的金额一致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1-1、1-2、1-3与本案无关，对1-4、1-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综合证据1，对被告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将徐某、原宁波皕信公司的投资关系和徐某、原告的投资关系混为一谈，但是事实上原宁波皕信公司和原告都是独立的法人，该两家公司均未同意或授权该投资转移的行为。对证据2中2017年7月25日银行流水、萧山农商行高新支行存款凭条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根据仲某裁决书确认，被告与徐某均认为徐某打给被告的200000元是投资给原告的，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原告对徐某负有退还200000元投资款的责任，但被告未将从徐某处收取的200000元投资款支付给原告；情况说明是证人证言，在证人出庭后一并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李爱中仅担任原宁波皕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原宁波皕信公司的股东，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上述三家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对被告发展客户的收益结算，是通过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燕与被告结算的，并非李爱中；被告提供的与李爱中之间的银行流水，其中有备注“徐某25万元投资收益”，这符合徐某对原宁波皕信公司的投资数额，被告提供给的上述银行流水是李爱中代表原宁波皕信公司对徐某投资250000元收益进行结算，与本案徐某对原告投资200000元无关；要证明原告曾支付给徐某案涉200000元投资收益，应当对徐某所获全部投资收益进行对于核算，并不能按照被告所说，按照单笔进行计算，若按照整体收益计算，徐某的投资收益并不能与200000元相对应，况且徐某与原告有其他两笔投资（2017年6月1日100000元、2017年9月1日200000元），该两笔投资收益也未体现在上述银行流水当中，这也恰恰说明，被告所提供的上述流水并不是原告与徐某之间投资收益的结算流水；被告提出李爱中根据《代收客户收益协议书》向钱秋凤、姚水凤支付过投资收益，具体流水为被告证据第66页2017年10月9日这笔6000元，备注为“钱秋凤、姚水凤3个月川城……”。然而，根据《代收客户收益协议书》可知，钱秋凤投资总计300000元（其中2017年6月12日200000元，2017年7月2日100000元），姚水凤投资40000元（2017年7月2日），两人投资共计340000元，按照年化利率10%计算3个月利息应当为8500元，这与金额、备注均无法对应，因此这也恰恰证明上述流水并不是原告与其客户之间投资收益的结算流水；综上，原告并未收到徐某2017年7月25日的投资款，也未向徐某支付过该笔投资款收益，被告用原宁波皕信公司与徐某之间的收益结算流水来证明原告曾向徐某支付过案涉200000元投资款的收益，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为进一步支持自己主张的事实，被告向本院申请证人徐某（身份证号码3390051976********，男，197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街道××村××组××户）出庭作证。证人证言：被告是原告和原宁波皕信公司的代理人；被告曾代表原宁波皕信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爱中）与本人签订投资协议，投资金额分别为150000元（2016年10月24日开始投资）和100000元（2017年1月23日开始投资），款项交付是通过被告提供的ＰＯＳ机刷卡，原宁波皕信公司的投资收益好像是李爱中打给本人；因本人不想续期，被告替原宁波皕信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将投资款250000元返还本人；后被告让本人投资原告公司，本人于当天将200000元投资款汇入被告的个人账户；原告公司支付本人部分投资收益；投资款到期后，原告无法兑付，本人通过被告去找李爱中谈过这件事，因协商未果，本人向仲某委申请仲某。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承认了2017年7月25日与原告签订的案涉《股权加盟合作协议》，并通过被告支付投资款200000元，证人认为这就是其给原告的投资款；证人与被告之间确实存在常年的委托理财的关系，所以证人认可被告可以代表原告和原宁波皕信公司，这与仲某裁决书认定的被告构成表见代理的判断一致；本案是基于仲某裁决书认定的事实，被告构成表见代表，原告向证人支付了200000元（达成执行和解，有无全款支付不清楚）；证人的陈述与仲某时的陈述不一致，被告对证人提交的三份《股份加盟合作协议》和某委托协议书没有意见，被告在仲某时可能存在事实隐瞒，存在串谋的情况。经质证，被告认为证人明确认可其在向原告交付200000元投资款后，原告不仅从未催讨该笔投资款项，而且按合同约定向其支付投资收益，并多次续约，足以证明被告就案涉200000元不具有成立不当得利的空间；证人证言清楚表示被告享有原宁波皕信公司和原告的代理权限，该项认可不是基于法律上的推定，而是徐某长期以来的投资收益事实加以证明，因此被告系有权代理当无争议；被告并非仲某一案中任何一方当事人，仅作为证人发表有限的证言，对于仲某裁决认定事实有误的情况也是在本次诉讼中得知，徐某提供的投资合同原件，是被告现场确认并核对认可，不可能存在原告提出的串通等情形；2018年续签合同和授权委托书明确该笔投资到期后资金支付义务的载体是原宁波皕信公司和原告，有权代理或者表见代理不影响徐某向原告主张返还200000元投资款的权利，原告陈述有误。 为了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法调取了（2019）杭仲（萧）裁字第3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二份及案外人徐某自制的清单一份、落款时间分别为2017年7月25日、2018年1月24日、2018年7月25日的《股份加盟合作协议》和《承诺书》各一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25日的委托协议书一份，并向原、被告予以出示。经质证，原告对庭审笔录的三性无异议，徐某与被告的资金往来，与原告无关；原告也未收到被告收取徐某的200000元投资款项。对徐某自制清单的三性均有异议，2017年7月25日、同年6月1日、同年9月4日是三笔投资，共500000元，其中6月1日和9月4日的投资款是ＰＯＳ机刷的，7月25日是徐某把钱给了被告，不是像表格说是刷ＰＯＳ机，也说明案涉的200000元投资款的交付是不合常理的；2017年7月25日的《股份加盟合作协议》三性认可，但钱没有打给原告；2018年1月24日的《股份加盟合作合同》三性不予认可，公司不知道有这份协议，且在仲某中也没有提到这份合同；2018年7月25日的《股权加盟合作协议》三性不予认可，公司当初不知道这份协议，后来在仲某中才知道。《承诺书》同《股份加盟合作协议》的质证意见一致，原告一直认为被告是原告合作方，被告手里有很多盖过原告公章的空白合同，所以被告这边的客户，原告是要收到客户投资款项后才认可投资的成立并开始支付投资收益。对委托协议书三性不予认可，公司不知情。被告对庭审笔录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系表见代理的事实，原告在该仲某庭审中已明确认可与原告签的合同是李爱中经手，有的是李爱中盖好章后将合同交给被告，被告再找客户去签署，该行为是明显的授权行为，因此仲某委对被告的代理权的存、无未作细致考察，直接认定表见代理，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对从徐某处调取的证据均无异议，恰恰证明徐某在本案中的投资关系，且有明确的前后承继关系，原告从没有向徐某提出200000元投资款没有收到，不符合常理；且原告提出的给被告提供盖章的空白合同，又表示没有办法认可合同上印章的真实性，那原告是否存在正规、规范的印章管理制度，原告将印章当成儿戏，原告作为合法设立的民事主体，要对自己的盖章行为负责；至于原告提出的关于合同生效的条件，这三份合同中都明确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现原告又当庭提出合同的生效要件，更改为收到投资款后生效，不知道原告是不是把合同的文义性当成了儿戏，随意更改合同的生效要件。 对以上证据，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并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作如下认证： 1.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系生效裁决，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2.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鉴于物流信息显示该邮件系村委小店代收，无法证明被告收到了该邮件，且被告否认收到该邮件，故仅凭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实。 3.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1、1-2、1-3，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被告欲证明的事实，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述。 4.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4、1-5、2-1、2-2和证据3中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鉴于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被告欲证明的事实，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详述。 5.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银行流水和证据4，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证明被告欲证明的事实，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述。 6.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3、证人证言及本院调取的证据，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所采纳的证据和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以下事实：被告曾系原告的兼职代理。2017年7月25日，原告通过被告与案外人徐某签订《股份加盟合作协议》和附件《承诺书》一份，约定徐某出资200000元认购萧山银隆川城餐厅2%的股权份额，原告将按照徐某认购的财产份额为依据按月分配利润，确保徐某的股权收益达到年化9%，并于每月25日将相应股权收益打给徐某指定账户（徐某6230××××1013的萧山农商银行账户）；合作协议生效3个月后，徐某可要求原告平价回购股权：6个月内，徐某提出申请的，则要将合作期间所获的股份收益返还原告，并向原告缴纳合作投资额5%的管理费，6个月后，徐某提出申请的，则不需要返还所获收益，相应管理费也予以减免；若原告未能履行承诺，则由案外人杭州广袤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责履行原告的相应承诺。案外人杭州广袤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附件《承诺书》上盖章确认。当日，徐某向被告账户存入投资款200000元。 2017年8月28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燕与被告签订《代收客户收益协议书》一份，其中确认徐某曾于2017年7月25日投资200000元，并约定“按年化10%的收益3个月付息一次给沈红芳。沈红芳收到客户收益后，分别将相应收益打给对应客户，不得出现扣压情况，否则相应责任由沈红芳负责”。 2018年1月24日，徐某与原告就入股原告旗下所投资的“川城印象”苏州中心店加盟合作事宜签订《股份加盟合作协议》，徐某将用于认购萧山银隆川城餐厅2%的股份份额而出资的200000元转而认购苏州中心川城餐厅2%的股份份额。该协议附件《承诺书》，确保徐某的股权收益达到年化9%，并于每月24日将相应股权收益打给徐某指定账户（徐某6230××××1013的萧山农商银行账户）；合作协议生效3个月后，徐某可要求原告平价回购股权：6个月内，徐某提出申请的，则要将合作期间所获的股份收益返还原告，并向原告缴纳合作投资额5%的管理费，6个月后，徐某提出申请的，则不需要返还所获收益，相应管理费也予以减免；若原告未能履行承诺，则由案外人杭州广袤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责履行原告的相应承诺。案外人杭州广袤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附件《承诺书》上盖章确认。 2018年7月25日，徐某与原告在合作协议到期后续签了《股权加盟合作协议》及附件《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徐某继续认购苏州中心川城餐厅2%的股份份额，原告确保徐某股权年收益为10%，收益按月结算，并于每月24日将相应股权收益打给徐某指定账户（徐某6230××××1013的萧山农商银行账户）；协议生效3个月后，徐某可要求原告平价回购股份：合作协议生效12个月内，徐某提出平价回购的，则向原告缴纳股份合作投资额5%的管理费，超过12个月，徐某提出平价回购的，相应管理费予以减免。 2019年1月3日，徐某就其与原告之间的合作协议纠纷向杭州仲某委员会申请仲某，要求原告归还投资款20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2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该案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为李爱中，职务为公司总经理。杭州仲某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2019）杭仲（萧）裁字第3号裁决书，认为徐某与原告于2017年7月25日、2018年7月25日签署的《股份加盟合作协议》及附件《承诺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徐某已向原告的兼职代理被告交付了投资款200000元，而原告在庭审中自认系其负责人李爱中将盖好原告公章的合同文本交给被告，再由被告联系客户签署，上述情形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徐某有理由相信被告有权代为收取投资款；再结合《代收客户收益协议书》的内容，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燕与被告约定了被告发展客户的付息方法，其中客户列表中载明徐某于2017年7月25日投资200000元，亦能够印证原告已经实际收到了徐某交付的200000元投资款的事实，扣除徐某应向原告缴纳的10000元的管理费（按投资额5%计算）等。故裁决：原告返还徐某投资款19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3日期起的相应利息。后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其收取的徐某的投资款20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 另查明：徐某通过被告于2016年10月24日、2017年1月23日与原宁波皕信公司分别签订《“川城”餐饮品牌全国连锁项目股权众筹认购书》各一份，约定原宁波皕信公司通过众筹产品的方式推荐给徐某；对徐某参与众筹的资金进行合法运作、监督和管理，徐某以众筹的相应股权收益获取预期收益，资金主要投向于宁波市食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明星品牌“川城”餐饮全国连锁直营店项目，投资额度分别为150000元和100000元，投资期限分别为2016年10月24日至2017年1月23日、2017年1月23日至2017年4月22日，预期年化收益为12%。2017年7月24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燕向被告转账50000元。2017年7月25日，被告以代理人的身份将250000元转入徐某账户。 还查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为陈燕，李爱中在2017年7月19日至2018年11月6日期间担任原告公司监事；原宁波皕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爱中；陈燕和李爱中系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有无取得不当利益。原告主张被告于2017年7月25日收取徐某的投资款200000元后未交付原告，故被告获得不当利益；被告辩称其虽然于2017年7月25日收取了徐某的200000元，但当天其退还给徐某“川城”项目的投资款250000元中有200000元系其垫付，故其无需再向原告另行交付200000元，其未获得不当利益。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燕与被告于2017年8月28日签订的《代收客户收益协议书》来看，该协议书内容确定被告发展的“川城”项目客户包括徐某，投资款包括徐某于2017年7月25日投入的200000元；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燕与原告签署该收益协议书的时间为2017年8月28日，迟于案涉200000元投资款的投资时间，若原告未收到该200000元投资款，按照常理来说，其不会将该笔款项写入《代收客户收益协议书》，因为这份协议书的目的在于确认被告发展的客户投资收益的发放方式及发放时间；即便要该该笔投资款写入协议书，原告也应该注明“尚未实际收款”，且在事后及时催要，但原告既未写明该笔投资款未收到，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徐某向仲某委申请仲某之前曾向徐某或被告催讨该投资款。二、从原告和徐某续签《股份加盟合作协议》及附件《承诺书》的行为来看，若原告在2017年7月25日未收到徐某的投资款200000元，其不可能与徐某续签上述合同。三、从原告的总经理李爱中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期间多次向被告支付徐某、钱秋凤、姚水凤等投资收益的行为来看，首先，李爱中系原告公司总经理且在2017年7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担任原告公司监事，即上述银行流水中李爱中的转账时间系其在原告公司任职期间。其次，这些款项的交付符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燕和被告之间签订的《代购客户收益协议书》中的约定，即由被告代收后再转交，这与徐某陈述的其和原宁波皕信公司之间的投资收益支付方式（由原宁波皕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向徐某支付）存在差异。再者，徐某也认可收到过原告支付的投资收益。最后，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原宁波皕信公司与徐某、钱秋凤、姚水凤之间还存在其他投资往来。故本院认为原告与徐某在2017年7月25日签订《股份加盟合作协议》后，原告存在向徐某支付投资收益的情况。原告关于李爱中通过被告支付给徐某的投资收益系李爱中代原宁波皕信公司支付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四、被告对于其为何在2017年7月25日收到徐某200000元投资款后未向原告进行交付作出了合理解释，对于该解释，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和原宁波皕信公司属于不同的公司，但是基于徐某前后投资的项目均为“川城”项目，原宁波皕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原告的总经理均为李爱中，案涉的合同文本也是通过李爱中交付给被告，且李爱中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燕系夫妻关系，结合李爱中在2017年7月25日后通过被告向徐某支付投资收益等事实，本院认为被告关于其于2017年7月25日代李爱中方向徐某返还之前投资“川城”项目的投资款200000元，后徐某于当天缴纳的“川城”项目投资款与垫付款予以冲抵的解释，具有合理性。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以其行为表明其已收到了徐某于2017年7月25日的投资款200000元，故原告关于被告获取不当利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浙江中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00元，减半收取2300元，由浙江中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谢金金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周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