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9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86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翠丽，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培培，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某，女，1963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翠丽，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培培，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女，194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落雁，山东宇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某2，女，1960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原审被告：刘某3，女，197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原审被告：刘某4，男，196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上诉人刘某1、国某因与被上诉人黄某及原审被告刘某2、刘某3、刘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9）鲁0282民初1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1、国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涉案房屋系农村宅基地房屋，也未办理产权登记，房屋本身不是合法标的，原审法院不应判决继承分割非法标的。原审法院在庭审及本院认为中载明了涉案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仅有1972年10月12日即墨县营上人民公社出具的房屋契纸，只能说明当时的建房人、税款缴纳情况，不能证明时至今日的房屋权属，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系被上诉人与刘志岱的夫妻共同财产系事实认定错误。1991年全国农村宅基地房屋统一确权登记，涉案房屋未列入村集体宅基地规划线范围之内，便没有进行统计换证，房屋一直搁置至今，处于无证、无权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条之规定，对于非合法财产，不属于民事审判程序予以保护的范围、对非合法财产的诉争不应当予以保护。（二）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6条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同时，在通济街道南山东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可以印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该房屋是存在分家析产事实的，村委无法调解，应当依法将农村宅基地权属争议提交相关宅基地管理部门确权处理，而非经由人民法院确权。（三）原审法院依据分家单确认涉案房屋系刘志岱与黄某夫妻共同财产属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主张1990年年底分家与实际分家情况不符，实际上是××××年分的家。刘志岱生前名下只有两处房屋分别为南山东村318号与南山东村91号房屋，××××年上诉人母亲国某与刘同胜结婚，同年经家族人组织分家，国某与刘同胜分得老房318号房屋，91号新房留给刘某4结婚后再分（该91号房屋已经刘某4于2000年前后出售），分家后国某与刘同胜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根据农村习俗，成年子女结婚后分家符合农村一贯的生活习俗习惯，国某与刘同胜婚后再与老人及未成年弟弟妹们共同生活在一处确实不便而分家，出来单过，既符合当时的农村风俗习惯，也符合实际生活需要.经过分家析产后，房屋虽未办理过户登记，但是权属已经发生了变化，刘志岱、黄某不再是房屋的权利人，依据不动产登记或者相关权利凭证认定所有权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四）涉案房已经村委、街道组织调解，并签署了即墨城区西出入口片区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房屋补偿协议，并经通济街道办事处登记备案，涉案房屋已没有诉争。结合三次庭审及庭外的法庭调查，可以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直接确实存在分家析产事实，正是因为被上诉人无权主张案涉房屋权属，村委才未与其直接签约办理房屋的安置手续，而是协调双方多次调解，最后达成和解意见签署了房屋安置协议，以政府职能部门与上诉人签署了安置协议可以印证上诉人的主张。首先，“授权委托书”系本案关键证据，黄某申请了笔迹鉴定，现因不能提交原件核对无法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发回重审的关键是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问题，若授权委托真实才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授权范围的问题；若授权委托书系伪造，就该房屋签署的安置协议也必然无效，授权委托书真实性与否是论证案涉行为人采取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关键。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上诉请求第一项，涉案房屋虽然没有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但是根据房屋契纸可以看出刘志岱为涉案房屋的盖房人，该房纳入了拆迁范围，所以房屋具有可分割性；从原审提交的户口本、村委证明可以看出，涉案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属于确权纠纷，是物权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在原审中上诉人所说的关键证据、授权委托书系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属于复印件，因此应由上诉人举证证明该复印件的真实性，原审判决中，被上诉人也提过这一点，但是一审法院要求我方提交鉴定申请，所以举证不能的责任应上诉人来承担，并且不该授权委托书是否真实，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与刘某4签订的协议书也处分了包括被上诉人及刘某2刘某3的权利，应该也是无效的。 黄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黄某拥有位于青岛市即墨区通济街道办事处南山东村318号房屋三十分之十九的产权，刘某2、刘某3、刘某4各拥有上述房屋十分之一产权，刘某1、国某拥有上述房屋十五分之一产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1、国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黄某与刘志岱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子女四人，分别为长子刘同胜，次子刘某4，长女刘某2，次女刘某3。刘志岱于1996年12月19日去世。刘同胜于1998年1月5日去世。刘同胜之妻为国某，二人共生育一子，即刘某1。2.1972年10月12日，刘志岱为坐落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通济街道办事处南山东村318号房屋缴纳房屋契税，即墨县营上人民公社为其出具房屋契纸一份，并载明正房四间，新盖房人刘志岱。3.因涉案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2017年12月29日，刘某4与国某签订协议书一份，将该房屋平均一分为二，刘某4和国某各执一半，国某将其所有的一半权益无偿赠与其儿子刘某1。后刘某4与刘某1分别就其分得的一半房屋与即墨市通济街道办事处南山东村民委员会签订《房屋补偿协议》。庭审中，国某与刘某1提交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载明黄某与刘某4系母子关系，黄某委托刘某4在即墨城区西入口片区改造项目中办理房屋征收补偿事宜，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全权代理黄某办理所有事项。黄某以及刘某4对该授权委托书真实性均不予认可。4.2017年11月29日，即墨市通济街道办事处南山东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证明我村村民黄某在我村有房屋一处，因与儿媳国某有纠纷，两人手中各有分家单一份，因村中无法进行调解，现将该房保全，待经权威部门作出判决后处理，在没有作出判决之前，房子仍归黄某所有。现该房屋未被拆迁。5.案件审理过程中，黄某向法庭邮寄声明一份，声明“授权委托书”并非本人书写，即便其本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捺印也不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的。涉案房产为刘志岱和黄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即便法庭认定《协议书》、《房屋补偿协议》有效，也是黄某对刘某1、国某的赠与。黄某声明撤销对国某、刘某1的赠与，取消刘某1的继承权。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青岛万方司法鉴定所对授权委托书中委托人处“黄某”及捺印是否为黄某本人签字、捺印真实性进行鉴定。因无法调取对比样本，本次鉴定无法启动。2019年7月5日青岛万方司法鉴定所退回本次鉴定委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涉案的青岛市即墨区通济街道办事处南山东村318号房屋虽然未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手续，但1972年10月12日即墨县营上人民公社出具的房屋契纸载明刘志岱为涉案房屋的盖房人，且该房纳入拆迁范围，可以认定该房屋原权利人为刘志岱，系刘志岱与黄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庭审中，黄某提交1990年年底形成的分家单一份，拟证实涉案房屋经分家归黄某与刘志岱所有，刘某1、国某对该分家单不予认可。因该分家单上并无分家当事人刘志岱、刘某4、刘同胜签名，分家的见证人及立字人也已去世，该分家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2018年9月25日黄某的调查笔录中黄某另有陈述“1994年。我们正式跟两个人（刘某4、刘同胜）签订分家协议分家”“1994年分家后。”与其提交的分家单形成时间不一致，故对于原告提交的分家单及主张的分家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国某、刘某1未就涉案房屋为××××年分家给刘同胜和国某所有的事实举证证实，一审法院对国某、刘某1主张的分家事实亦不予采纳。因原、被告均无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分家事实，依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仍归刘志岱与黄某的夫妻共同共有。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刘志岱于1996年12月19日去世，该房屋发生第一次继承。刘志岱所有的涉案房屋的二分之一份额作为遗产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妻子黄某、长子刘同胜、次子刘某4、长女刘某2、次女刘某3均分。该次继承后，黄某享有涉案房屋五分之三的份额，四个子女各享有涉案房屋十分之一的份额。刘同胜继承涉案房屋十分之一的份额属于其与国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刘同胜于1998年1月5日去世，该房屋发生第二次继承。属于刘同胜个人的二十分之一的份额作为遗产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母亲黄某、妻子国某、儿子刘某1继承，每人分得涉案房屋六十分之一的份额。两次继承结束后，黄某享有涉案房屋六十分之三十七的份额，刘某2、刘某3、刘某4各享有涉案房屋十分之一的份额，国某享有涉案房屋十五分之一的份额，刘某1享有涉案房屋六十分之一的份额。因继承已经开始，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包括本案原、被告等多人。刘某4与国某签订的协议书处分了包括黄某在内的其他继承人的权利，且未给予原告及刘某3、刘某2任何利益，故无论授权委托书是否真实，刘某4与国某协议处分房屋的行为已经实际超出了办理涉案房屋拆迁事宜的委托范围，其与国某于2017年12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亦属无效。黄某虽未能举证否定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但鉴定未能启动并非归因于黄某的原因，黄某已经穷尽其举证能力，不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黄某对尚未拆除的房屋主张继承份额于法有据买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涉案的青岛市即墨区通济街道办事处南山东村318号房屋虽然未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手续，但1972年10月12日即墨县营上人民公社出具的房屋契纸载明刘志岱为涉案房屋的盖房人，且该房纳入拆迁范围，可以认定该房屋原权利人为刘志岱，系刘志岱与黄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庭审中，黄某提交1990年年底形成的分家单一份，拟证实涉案房屋经分家归黄某与刘志岱所有，刘某1、国某对该分家单不予认可。因该分家单上并无分家当事人刘志岱、刘某4、刘同胜签名，分家的见证人及立字人也已去世，该分家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2018年9月25日黄某的调查笔录中黄某另有陈述“1994年。我们正式跟两个人（刘某4、刘同胜）签订分家协议分家”“1994年分家后。”与其提交的分家单形成时间不一致，故对于原告提交的分家单及主张的分家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国某、刘某1未就涉案房屋为××××年分家给刘同胜和国某所有的事实举证证实，一审法院对国某、刘某1主张的分家事实亦不予采纳。因原、被告均无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分家事实，依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仍归刘志岱与黄某的夫妻共同共有。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刘志岱于1996年12月19日去世，该房屋发生第一次继承。刘志岱所有的涉案房屋的二分之一份额作为遗产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妻子黄某、长子刘同胜、次子刘某4、长女刘某2、次女刘某3均分。该次继承后，黄某享有涉案房屋五分之三的份额，四个子女各享有涉案房屋十分之一的份额。刘同胜继承涉案房屋十分之一的份额属于其与国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刘同胜于1998年1月5日去世，该房屋发生第二次继承。属于刘同胜个人的二十分之一的份额作为遗产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母亲黄某、妻子国某、儿子刘某1继承，每人分得涉案房屋六十分之一的份额。两次继承结束后，黄某享有涉案房屋六十分之三十七的份额，刘某2、刘某3、刘某4各享有涉案房屋十分之一的份额，国某享有涉案房屋十五分之一的份额，刘某1享有涉案房屋六十分之一的份额。 因继承已经开始，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包括本案原、被告等多人。刘某4与国某签订的协议书处分了包括黄某在内的其他继承人的权利，且未给予原告及刘某3、刘某2任何利益，故无论授权委托书是否真实，刘某4与国某协议处分房屋的行为已经实际超出了办理涉案房屋拆迁事宜的委托范围，其与国某于2017年12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亦属无效。黄某虽未能举证否定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但鉴定未能启动并非归因于黄某的原因，黄某已经穷尽其举证能力，不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黄某对尚未拆除的房屋主张继承份额于法有据买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刘志岱名下的位于青岛市即墨区通济街道办事处南山东村318号房屋的六十分之三十七的份额由黄某继承，刘某2、刘某3、刘某4分别继承该房屋十分之一的份额，国某、刘某1共继承十二分之一的份额；二、驳回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黄某负担3577元，刘某2、刘某3、刘某4各负担580元，国某负担387元，刘某1负担96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调取了签名为黄某的授权委托书，被上诉人黄某否认对签名的真实性，上诉人认为签名是黄某亲笔书写，请求对书写统一性进行鉴定。 经审理查明，涉案房屋现在还未拆除。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原审法院认定的继承份额是否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条规定赠与人在权利转移前有任意撤销权。具体到本案，本案系因继承发生的纠纷，涉案房屋虽然没有房产土地证，但有建房时公社出具了房屋契纸，拆迁时被纳入拆迁范围，拆迁主体也与本案当事人签订了拆迁协议，因此本案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 上诉人主张应按照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协议书确定的份额予以分割，被上诉人主张刘某4没有代理权签订的协议书对黄某不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房产属于黄某和刘志岱的夫妻共同财产，刘志岱去世后即发生法定继承，涉案房屋各方应继承的份额是黄某六十分之三十七、刘某2、刘某3、刘某4继承十分之一、国某继承十五分之一、刘某1继承六十分之一。若刘某4没有黄某的授权，则刘某4签订的协议书属于无权代理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对黄某不产生效力，各方当事人应按照上述的法定继承份额继承。若刘某4有代理权，则协议书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黄某承受，黄某应按照协议书履行义务。虽然协议书内容表述“将该房屋平均一分为二，各执一半”，实质是黄某将自己继承的部分份额赠与国某，该协议的法律性质属于赠与合同，赠与人是黄某、受赠人是国某，赠与的财产是房产的份额。按照法律规定，赠与人黄某在赠与份额没有转移前可以撤销赠与。黄某起诉主张按照法定继承涉案房产，是以起诉的方式行使任意撤销权，因涉案房产还未拆除，赠与的份额没有发生移转，黄某有权撤销赠与，撤销赠与后黄某无需履行协议，各方当事人仍应按照法定继承继承涉案房产。综上，无论刘某4是否有代理权，对本案的判决结果不会产生影响。因此，对授权委托书上黄某签字的真伪失去鉴定意义，本院对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刘某1、国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3.00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海东 审判员  袁金宏 审判员  牛珍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法官助理 吕菲 书记员张拓 书记员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