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0427民初1353号 原告：陈俊旭，男，1999年10月15日生，汉族，住新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国青，云南滇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护国路**广业大厦第**、第**。 负责人：宋繁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宇，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张悦，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陈俊旭与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俊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国青、被告人民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俊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金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原告父亲陈传云向被告投保“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并就此与被告签订《保险合同》，合同约定：保险期间为30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保险受益人为陈俊旭；当“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我们（即被告）按基本保险金额（5万元）的2倍给付意外伤害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此外，合同对理赔等其他事项作出约定。保险合同签订后，陈传云按约定支付了保险费用。2019年9月13日，陈传云因意外身故，原告方遂向被告提出理赔，但被告拒绝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原告认为，第一，陈传云因意外身故，其指定受益人具有按《保险合同》约定取得保险金的前提；第二，陈传云投保时，被告未依法就免责条款和事项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并未对投保人发生法律效力；第三，免责条款中对免赔事由之一“酗酒”的释义内容超过通常释义，扩大了“酗酒”项下的拒赔范围，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履约责任，该条款应当无效；第四，陈传云并非因大量饮酒直接死亡，其所驾驶的电动车也不属于机动车，被告主张“酗酒”“酒后驾驶”的拒赔理由不成立。综上，被告应当按约定支付保险金，请法院判如所请，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人民人寿保险公司辩称，本案事故符合保险责任免责情形，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保险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被告作为保险人，已就责任免除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该部分条款合法有效。本案中，被告提供的保险条款首页阅读指引已经提示本合同存在责任免除条款，并就责任免除条款在保险条款中的位置进行了指引。对于免责条款也进行了加黑处理，并针对各类加黑字体进行文字说明。原告父亲陈传云作为投保人，也在“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保险合同送达回执”上签字确认，认可被告即保险人已向其提供保险条款，并单独就免责条款作出明确说明。同时被告也在陈传云投保后进行电话回访，陈传云亦认可其已收到并知晓保险条款内容。被告已尽到了关于责任免除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该部分条款合法有效。第二，案涉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约定明确，不存在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本案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2.4条约定：“（一）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包括非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公共交通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自驾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航空交通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被保险人酒后驾驶（见7.10）”，以及“（二）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公共交通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自驾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航空交通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被保险人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或斗殴、酗酒（见7.17）。”同时被告亦针对上述免责条款进行解释：“7.10酒后驾驶指经检测或鉴定，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或醉酒后驾驶”，“7.17酗酒指酒精摄入过量。长期过量饮酒导致身体脏器严重损害，或1次大量饮酒导致急性酒精中毒或自制力丧失造成自身伤害、斗殴肇事或交通肇事。酒精摄入过量，由医疗机构或公安部门判定”。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被告所提供的保险条款中并未明确约定只有驾驶机动车才属于酒后驾驶，且陈传云驾驶的车辆时速已超过31km/h，应属于机动车；其次，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当今社会道德规范，只要存在饮酒或醉酒的情形，无论是何种交通工具均不得驾驶；再次，酒后驾驶属于违法行为，被告将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并已向陈传云作出提示说明符合法律规定。另外，保险条款中将1次大量饮酒导致交通肇事作为免责条款，并未超出人们对于酗酒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的通常认知范围，且该行为违反了现行法律法规或不符合当今社会道德规范，该部分免责条款应当合法有效。第三，被保险人陈传云醉酒后驾驶车辆发生事故身亡系违法行为导致，且符合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本案中，被保险人陈传云因道路交通事故身亡，根据新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陈传云醉酒后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二轮电动车超过最高行驶速度导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不得酒后驾驶的强制性规定，陈传云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同时，陈传云醉酒后驾驶车辆属于本案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2.4条约定的免责事由，被保险人陈传云符合酒后驾驶及酗酒的免责情形，被告据此拒赔符合双方保险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陈俊旭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 1.一份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及基本情况； 2.一份户口册（复印件），欲证明受害人陈传云的身份情况及原告系受害人之子； 3.一份企业基础信用报告（复印件），欲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4.一份《保险合同》（复印件）、一份《死亡通知书》（复印件）、一份《理赔拒付通知书》（原件），欲证明受害人陈传云与被告签订保险合同，对保险金的赔付等事项作出约定；原告系保险受益人；被保险人死亡的事实；被告拒绝赔付保险金，其拒赔理由是受害人酗酒。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对证据4中的《保险合同》无异议，强调原告手中收到的保险合同已显示其中存在免责的条款，并且相应的免责事项已经过加黑处理；对《死亡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具体的死因应以公安机关作出的死亡认定为准；对《理赔拒付通知书》无异议。 被告人民人寿保险公司针对其答辩意见，提交了如下证据： 1.一份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复印件）、一份人身保险投保提示（复印件），欲证明原告的父亲陈传云作为投保人，在“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上签字确认，认可被告已向其提供保险条款并单独就免责条款作出明确说明； 2.一份保险合同送达回执（复印件），欲证明陈传云确认收到保险单及保险条款； 3.一份新单回访录音及文本转录，欲证明被告在陈传云投保后进行电话回访，陈传云亦认可其已收到并知晓保险条款内容； 4.一份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条款（复印件），欲证明条款2.4条约定，被保险人酒后驾驶、酗酒属于保险免责情形，同时在第7.10条、第7.17条分别对“酒后驾驶”及“酗酒”进行了解释； 5.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欲证明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陈传云醉酒后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二轮电动车超过最高行驶速度导致。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简易投保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对人身保险投保提示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中内容的第三条有异议，认为该部分并没有反映出保险人主动向投保人对合同免责条款进行说明的情况，与法律规定的保险人说明义务不相符，并不能据此证明保险人已履行了必要的说明义务。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但认为即使陈传云收到保险条款，并不能说明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提示与说明义务。对证据3，认为其本质上属于电子证据，由于被告没有提交证据的原件，故不予认可，同时该证据也显示保险人同样没有主动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进行说明，即使证据真实，也不能就此认定免责条款的有效性，另外强调该录音是属于已签订保险合同之后的售后回访录音，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或者说明的事实应当发生于签订合同前或者签订合同时，被告并没有提供该阶段的说明义务证据，其所提交的录音即便真实，也不能证明其履行了法定的提示与说明义务。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但对该组证据免责条款部分的合法性不予认可，首先该合同免责条款内，并没有以明显可以区分的字体、格式对免责条款进行记载，不符合保险法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提示义务要求，整个保险合同都是黑色字体，被告的主张并不能区分免责条款和一般条款，其次从免责事由的事宜看，具体从第15页7.17项关于酗酒的释义看，其已明显超出了通常的文意解释，违反了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应认定无效。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恰恰说明死者陈传云并非因为酗酒而直接死亡，与被告方提出的拒赔理由不符。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1-4及被告提交的证据1、2、4、5双方对其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3来源合法，能证明被告对投保人进行电话回访的事实，原告虽对该证据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反证据进行反驳，本院结合查明的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陈俊旭系死者陈传云之子。2018年1月12日，陈传云向被告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基本保额分别为50,000元及100元/天，保险期间均为30年，交费期间均为10年，保险费分别为1300元及111元，每年趸交保险费合计1411元，保险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为陈传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原告陈俊旭。“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条款”中，目录处标注了相应条款所在的位置，并用横线对重要条款进行特别提示；2.3条“保险责任”对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约定：“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且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我们按基本保险金额的2倍给付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2.4条“责任免除”条款全文以加黑字体提示被保险人酒后驾驶、酗酒等导致身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合同终止，保险人退还现金价值，同时对其中“酒后驾驶”“酗酒”“现金价值”等重点词语进行加粗提示，并标注具体释义所在条款；7.10条及7.17条通过加粗加黑字体对“酒后驾驶”“酗酒”等保险术语进行了解释，即：“酒后驾驶指经检测或鉴定，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或醉酒后驾驶。”“酗酒指酒精摄入过量。长期过量饮酒导致身体脏器严重损害，或1次大量饮酒导致急性酒精中毒或自制力丧失造成自身伤害、斗殴肇事或交通肇事。酒精摄入过量由医疗机构或公安部门判定。”投保过程中,被告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向陈传云出示了《保险条款》《人身保险投保提示》，陈传云签署了《人身保险简易投保单》，并在《人身保险投保提示》“投保人声明”栏中签字确认：“销售人员已就本人拟投保产品的保险合同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向本人提供了保险条款并单独就责任免除条款作出了明确说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上述投保提示内容。”2018年1月16日，被告向陈传云送达了保险合同（含保险单、保险条款、交费凭证、现金价值表等）。2018年1月30日，被告对陈传云进行了电话回访，回访中询问陈传云对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是否了解并告知有15天的犹豫期可以解除合同，陈传云表示已了解。保险合同签订后，陈传云按约定向原告交纳了保险费。 2019年9月13日，陈传云醉酒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上海嘉陵牌”二轮电动车沿幸福路由南向北行驶，00时59分，以约为31km/h的速度行至新平县幸福路麦咖城饮品店门口路段时，所驾车辆向行驶方向右侧偏离，车头右侧与道路东侧人行道上的路灯杆相撞，造成陈传云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二轮电动车部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相关司法鉴定，陈传云系头部受交通事故机械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死亡；血样中乙醇含量为172.01mg/100ml；所驾驶电动车未发现存在导致事故的突发性机械故障。云南省新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此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陈传云醉酒后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二轮电动车超过最高行驶速度，陈传云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三）项、《云南省电动车管理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其行为及过错对此事故的发生起直接作用，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认定陈传云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2020年6月30日，原告陈俊旭就案涉保险合同向被告申请理赔，同日，被告根据免责条款“被保险人斗殴、酗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拒付保险金并终止保险责任，同时退还原告保险现金价值871.35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案涉死者陈传云作为投保人在被告处投保《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保险（B款）》《附加百万身价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B款）》并交纳了保险费，双方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保险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根据原告的起诉及被告的答辩，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一、案涉保险合同中关于“酗酒”的免责条款是否存在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无效情形？二、被告对案涉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三、被告提出“酗酒”“酒后驾驶”的拒赔事由是否成立？ 针对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原告认为案涉保险合同中对“酗酒”的解释包含了大量饮酒后导致交通肇事，该释义超出通常理解，扩大了拒赔范围，加重了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责任。经审查，案涉保险条款在2.4条“责任免除”第（一）项中就约定了酒后驾驶免赔，同时在第（二）项也约定了酗酒免赔，而“酗酒”释义中罗列的因大量饮酒导致交通肇事的情况确与酗酒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常人可认知的酗酒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且与“酒后驾驶”的情况相符，本就在保险合同的免赔范围内，并未加重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责任，故原告认为该条款无效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对案涉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未履行必要的提示和说明义务。经审查：首先，酒后驾驶属于违法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将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违法行为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的无需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但尚需进行相关的提示。其次，被告对案涉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及相关术语释义以有别于其他条款的加黑、加粗字体印刷，并在《人身保险投保提示》及保险条款目录中提醒投保人仔细阅读相关免责条款的内容，同时，投保人在被告所提供的相关文件上签名认可其已就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得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并在保险合同签订后被告对其电话回访时确认已了解责任免除内容。综上，可视为被告对免责条款已履行了法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原告认为被告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的主张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争议焦点三：原告提出陈传云并非因大量饮酒直接死亡，其所驾驶的电动车也不属于机动车，认为被告主张“酗酒”“酒后驾驶”的拒赔理由不成立。本院审查后认为：首先，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案涉保险合同中对于酒后驾驶的释义已写明“驾驶车辆”，并未排除非机动车，原告认为案涉保险合同对于“酒后驾驶”仅针对机动车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被保险人陈传云血样中乙醇含量为172.01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不得酒后驾驶的强制性规定，也符合案涉保险条款2.4条、7.10条及7.17条中约定的有关“酒后驾驶”及“酗酒”的免责情形。为此，被告的拒赔理由符合合同约定，其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保险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上述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俊旭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陈俊旭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玲玲 人民陪审员  鲁为富 人民陪审员  田永林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罗 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