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82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锐，男，1980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正阳关镇红旗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霞，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宏亮，男，197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北渔路******。委托诉讼代理人：荀大鹏，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孟玲玲，女，198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嘉，住湖北省嘉鱼县鱼岳镇方家庄村****>委托诉讼代理人：荀大鹏，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衣嘉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金高路******。法定代表人：潘宏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荀大鹏，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纳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新成路****>法定代表人：陈锐。上诉人陈锐与被上诉人潘宏亮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3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锐上诉请求：要求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潘宏亮之间的草拟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双方是合作关系，相应的投资款并非借款，上诉人不存在给付被上诉人钱款的义务。故一审判决无事实法律依据，应予纠正。潘宏亮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孟玲玲、上海衣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衣嘉公司”)述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及事实理由。上海纳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蓝公司”)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及事实理由。潘宏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陈锐支付2019年1月16日至2020年3月15日期间的投资收益人民币7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5日，潘宏亮作为衣嘉公司的代表、陈锐作为纳蓝公司的代表签署了《合作协议书》一份，明确纳蓝公司与案外人上海易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铭公司”)签订了关于嘉定区洪德路XXX弄XXX号XXX室商业用房租赁意向合同用于经营“拾光里”酒吧，双方因此经协商确定由双方共同出资经营该酒吧；酒吧投资预算为80万元，由纳蓝公司占60％的经营股权，衣嘉公司占40％的经营股权；纳蓝公司负责酒吧装修事宜，衣嘉公司的投资款32万元根据装修进度分三期汇至纳蓝公司账户，在合同签订当天支付12万元，在酒吧基础装修完工验收合格后支付10万元，在酒吧开始软装期间支付10万元；衣嘉公司自正式营运起和纳蓝公司按股份比例共同承担该店经营盈亏，股权权益自2018年5月1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止。该协议并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并由双方各自签字且分别加盖了衣嘉公司、纳蓝公司的印章。签约后，潘宏亮先于同年5月8日以酒吧投资款名义向纳蓝公司汇款10万元。之后潘宏亮又于同年7月12日、7月22日、7月25日、8月6日、8月14日以酒吧投资款名义向陈锐分别汇款3万元、3万元、5万元、5万元和1万元。而在上述付款前，潘宏亮曾于2018年4月22日通过支付宝支付陈锐2万元。2018年8月21日，上述《合作协议书》约定由纳蓝公司、衣嘉公司共同出资经营的“拾光里”酒吧，由市场监督部门办理了企业设立登记手续。但登记的名称为上海宏盈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盈公司”)，住所为洪德路******，注册资金为50万元，股东为潘宏亮妻子即孟玲玲和陈锐。其中，孟玲玲认缴出资额为20万元，陈锐的认缴出资额为3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40％和60％。孟玲玲并被登记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不久，该公司即“拾光里”酒吧开始试营业，所有经营所需成本均由潘宏亮承担，但因收取营业款的POS机与孟玲玲的相关银行卡进行绑定，故相应的经营收入均进入孟玲玲的银行卡，由潘宏亮收取。期间，潘宏亮于2018年9月20日通过支付宝支付陈锐3，000元，并于2018年9月28日以股份转让费的名义支付陈锐25，000元。因经营一段时间后，双方认为合作不愉快，遂在对此前经营状况进行结算后于2018年10月16日签署一份《草拟协议》，内容为“经潘宏亮同意于2018年10月16日开始拾光里经营权全部交于陈锐，经营期三年，其在经营中一切费用由陈锐自行处理，亏赚与潘宏亮无关，陈锐每月1号交潘宏亮投资款40万元利息，利息每月5，000元，利息逾期未付按千分之三每天，逾期15天未付，累加一起拆分股权，协议签订生效，以付清潘宏亮欠款部分为准(￥27，374元)”。该协议是由陈锐起草后，由双方签字确认。但潘宏亮仅持有该协议复印件，原件由陈锐保管。同日，陈锐向潘宏亮出具欠条一份，确认欠潘宏亮27，374元，并承诺于2018年10月19日还款，并注明其中25，000元是个人借款、2，374元是拾光里酒吧2018年9月27日至2018年10月15日期间的营业欠款。但该欠条是由潘宏亮书写，陈锐仅是在欠款人落款处签名。上述“草拟协议”签订后，“拾光里”酒吧的经营费用均由陈锐支出，但收取营业款的POS机仍与孟玲玲的相关银行卡进行绑定，未及时更改，陈锐因此于2018年10月25日将POS机绑定的收款银行卡强制变更至自己名下。但原与POS机绑定的孟玲玲的银行卡仍因此收取了“拾光里”酒吧2018年10月16日至同年10月25日期间的营业款9，239.87元。2018年12月24日，潘宏亮通过微信向陈锐催要25，000元，但陈锐以需要其处长审批为由未按潘宏亮要求及时付款。2019年1月10日，陈锐经潘宏亮催告后通过微信支付了潘宏亮15，000元。2019年3月10日，潘宏亮为通过陈锐绑定POS机的银行卡套现3万元，而刷卡消费3万元。陈锐则于当日通过微信支付潘宏亮1万元。之后，陈锐又在当月的14日前分别支付潘宏亮12，200元、7，662元。因潘宏亮认为陈锐在2019年1月10日按双方签署的《草拟协议》向其支付了前三个月的15，000元利息后，未再支付之后的利息，且催告无果，其遂以民间借贷为由向法院起诉陈锐，但因故撤回起诉。之后，潘宏亮再次向法院提起本次诉讼。一审审理中，双方对于签署的“草签协议”中确定的欠款27，374元的构成，确认一致，认可包括陈锐个人向潘宏亮的借款25，000元及陈锐应承担之前的酒吧亏损2，374元。但双方对于该“草签协议”的效力、主体及相关内容的含义，意见不一。潘宏亮表示，双方签署的虽是“草拟协议”，但明确是签订生效，且协议主体就是双方个人，而该协议中的“以付清潘宏亮欠款部分为准(￥27，374元)”的内容，是因为POS机原绑定孟玲玲的银行卡，签约后该银行卡收取的营业款，陈锐需付清协议确定的上述欠款后，才能将POS机转到陈锐名下；陈锐则认为，因其欠潘宏亮25，000元借款及第一次结算的亏损2，374元，而潘宏亮又要求其付清上述欠款后才认可“草拟协议”，并再签订正式协议，故协议需其付清上述欠款才生效，且协议的主体应是双方各自代表的公司。同时，潘宏亮在诉讼中提供了一份纳蓝公司与案外人易铭公司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以证明“拾光里”酒吧经营场地的租赁情况。对此，陈锐没有异议。但陈锐提供了一份仅有陈锐签字及加盖有宏盈公司、纳蓝公司印章的，易铭公司为甲方、宏盈公司和纳蓝公司为乙方的《提前终止协议》，以证明“拾光里”酒吧经营场地的租赁关系已经提前终止，导致无法经营。但潘宏亮认为其对此并不知情，且协议也无易铭公司的盖章或签名，故不予认可，并认为《提前终止协议》上加盖有宏盈公司印章，反而证明相应公章在陈锐处，进而反证陈锐实际在签约后占有和控制了酒吧。而陈锐虽认为潘宏亮对该协议是知情的，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为此，纳蓝公司提交了一份其为被申请人、案外人易铭公司为申请人的(2019)沪仲案字第0248号裁决书，以证明上述《提前终止协议》是真实的。但潘宏亮认为该裁决书仅涉及纳蓝公司与案外人易铭公司之间的纠纷，即便真实，也与其无关。陈锐则认为该裁决书在查明的事实中已明确，“申请人、被申请人及宏盈公司三方于2019年5月29日签署了《提前终止协议》”，而“拾光里”酒吧实际在2019年1月即歇业。此外，潘宏亮还表示，其除以酒吧投资款支付给纳蓝公司的10万元和陈锐的17万元外，其于2018年4月22日、9月20日分别支付给陈锐的2万元和3，000元也是酒吧投资款，且其于2018年7月31日、8月22日通过POS机分别向“上海市霖冈电子产品超市”、“上海市齐海服装超市”支付的4万元、3万元实际也是由陈锐收取的酒吧投资款，而其通过支付宝于2018年8月30日、9月23日分别支付给案外人赵某某、张某某的13，200元、4，300元，则是分别用于酒吧购买架子鼓和开业仪式的费用，也应作为酒吧投资款，“草签协议”因此将潘宏亮的投资款确定为40万元。对此，陈锐则表示，潘宏亮以酒吧投资款名义向其支付的17万元及支付给纳蓝公司的10万元，合计27万元，认可是其收取潘宏亮的投资款，但潘宏亮于2018年4月22日、9月20日分别支付给的2万元和3，000元，则是其向潘宏亮的个人借款，包含在“草拟协议”的25，000元个人借款中，并非投资款，对潘宏亮支付给案外人的费用也不予认可，而“草签协议”确定潘宏亮的投资款40万元仅是指占40％的比例，并非实际投资款。同时，陈锐否认其于2019年1月10日支付潘宏亮的15，000元是“草拟协议”约定的每月5，000元的利息，而是用于归还“草拟协议”确定的25，000元借款，且认为其在2019年3月10日通过微信支付潘宏亮的10，000元也是用于归还潘宏亮的25，000借款。对此，潘宏亮不予认可，认为“草拟协议”确定的25，000元借款在内的欠款27，324元，陈锐已经在2018年10月底前还清，其中包括孟玲玲与POS机绑定银行卡在签署“草签协议”后收取的酒吧营业款9，000多元，和陈锐在2018年10月28日以现金归还的18，000多元，因此陈锐在2019年1月10日支付的15，000元就是协议约定的利息，至于陈锐在2019年3月10日通过微信支付给潘宏亮的1万元，则是潘宏亮当天通过陈锐POS机套现3万元中的1万元，套现的另2万元陈锐则是在之后支付潘宏亮12，200元、7，662元，存在的差额则作为潘宏亮支付陈锐的POS机的手续费。对此，陈锐认可潘宏亮有套现3万元的事实，但不认可其在2018年10月底前已向潘宏亮还清“草拟协议”确定的欠款27，374元，认为潘宏亮在2018年12月24日通过微信向其催要的25，000元就是“草签协议”确定的欠款中的借款，坚持认为其支付潘宏亮的上述25，000元均是用于归还其向潘宏亮的借款25，000元。为此，潘宏亮表示，其于2018年12月24日向陈锐催要的25，000元，是其在2018年9月28日支付陈锐25，000元股份转让费，因陈锐之后未转让相应股份，而要求陈锐归还该笔股份转让费，并非“草签协议”确定的25，000元借款。对此，陈锐又表示，潘宏亮在2018年9月28日以股份转让费的名义支付的25，000元，实际就是“草签协议”确定的25，000元借款，并非股份转让款，陈锐并因此推翻自己之前的陈述，承认潘宏亮于2018年4月22日通过支付宝支付的2万元也是酒吧投资款，用于缴纳租赁定金，并认为潘宏亮于2018年9月20日通过支付宝向其支付的3，000元，则是为了方便其用于归还花呗欠款，但其同时给予潘宏亮现金3，000元。但潘宏亮对此不予认可，认为陈锐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且前后矛盾。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纳蓝公司、衣嘉公司曾签署合作协议，约定由双方共同出资经营“拾光里”酒吧，但之后“拾光里”酒吧在被登记为宏盈公司时，登记的股东是孟玲玲和陈锐个人。而孟玲玲现明确其仅是名义股东，其丈夫即潘宏亮才是实际股东，且其名下的相关投资款也均是由潘宏亮支付，衣嘉公司对此也无异议。因此，双方各自以自己名义就“拾光里”酒吧的经营事宜签署系争的“草拟协议”，并无不当。虽然陈锐现表示其也是名义股东，仅是作为纳蓝公司的代表签署该协议的，而纳蓝公司对此也无异议，但该协议将陈锐个人欠潘宏亮的借款，也作为协议内容，实际表明双方均是以自己的名义签署协议，而非代表他人签署。即便按陈锐所述，其实际仅是“拾光里”酒吧的名义股东，是代表纳蓝公司与潘宏亮签署“草拟协议”，但其在签约时也并未向潘宏亮予以明确，而仅是在诉讼中才提出，不影响潘宏亮现依照该“草拟协议”选择向其主张合同权利。虽然双方签署的系争协议名称为“草拟协议”，但明确协议签订生效，不能因协议的名称而否定该协议的效力。而该协议中所约定的“以付清潘宏亮欠款部分为准”的内容，并未明确具体指向，属约定不明。现潘宏亮认为该内容是针对酒吧POS机绑定的银行卡的变更事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陈锐认为该内容是指该协议应是在其向潘宏亮付清协议确定的欠款后才生效的意见，与协议约定的“协议签订生效”相矛盾，法院不予采纳。故除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外，该“草拟协议”应自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即发生法律效力。而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潘宏亮在同意“拾光里”酒吧的经营权在三年内全部归于陈锐后，“拾光里”酒吧在此期间的经营盈亏与其无关，由陈锐每月向其支付其投资款的固定利息5，000元。该约定虽使得潘宏亮在三年内可获得固定的投资回报，而不再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但潘宏亮所获得的固定回报是由陈锐个人支付，而非由“拾光里”酒吧支付，且潘宏亮在该期间基于股东出资可享受的包括分红权利在内的收益权，即使超过每月5，000元的金额，也应归陈锐享有。故该“草拟协议”既不涉及“拾光里”酒吧的权利，也不会侵害“拾光里”酒吧债权人的利益，涉及的仅是作为股东的双方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实质是双方之间就各自股东收益权的一种“对赌”，并不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按该协议履行各自义务。虽然陈锐认为其与潘宏亮签署“草拟协议”后，“拾光里”酒吧的经营权并未向其移交。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拾光里”酒吧在“草拟协议”签署后的经营费用均由陈锐支出，陈锐在之后又强行将酒吧收费POS机绑定的银行卡变更为其名下的银行卡，表明签约后酒吧实际已经由其经营。且陈锐自己提供的相关《提前终止协议》上也加盖有宏盈公司的印章，在无证据证明该印章是由潘宏亮或孟玲玲持有的情况下，可推定该印章实际为陈锐持有，进而也能印证酒吧实际已由陈锐经营。故陈锐应当依照“草拟协议”的约定，及时向潘宏亮支付相应的“利息”。至于酒吧原租赁的经营场地是否因相应的租赁合同提前终止而丧失，仅是涉及该酒吧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由此而导致酒吧的经营发生困难，属于经营中的风险，且无证据证明该风险是由潘宏亮造成，依约应由陈锐承担，与潘宏亮无关，不影响潘宏亮依约向陈锐主张相应的权利。陈锐以“拾光里”酒吧原经营场地相应的租赁合同已提前终止为由，认为“拾光里”酒吧已经歇业的意见，缺乏依据，不能成立。虽然双方现就潘宏亮实际支付的投资款金额存在争议，但协议约定每月5，000元利息是投资款40万元的“利息”，表明陈锐当初签约时已经认可潘宏亮支付了40万元投资款。即便潘宏亮实际支付的投资款不足40万元，根据该约定也可视为陈锐针对潘宏亮已经支付的投资款，愿意按每月5，000元的固定数额支付潘宏亮“利息”，而协议约定的所谓“利息”，实质就是潘宏亮投资应得的收益。故潘宏亮现要求陈锐依约按每月5，000元的标准支付投资收益，并无不当，法院予以确定。虽然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较多，又涉及不同的事由，导致双方现对相关资金的用途存在较大分歧，且陈锐对于潘宏亮某些付款的用途的陈述前后不一。但潘宏亮现诉讼请求仅是要求陈锐依约支付“利息”，而陈锐自认自己确未依约向潘宏亮付过“利息”，故双方之间已经发生的资金往来究竟是何用途，不影响潘宏亮诉讼请求的成立。潘宏亮认可陈锐在“草拟协议”签署后已支付了前三个月的“利息”，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其因此要求陈锐支付2019年1月16日至2020年3月15日期间的投资收益7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判决：陈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潘宏亮2019年1月16日至2020年3月15日期间的投资收益7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依法应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当事人须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陈锐认为系争《草拟协议》并未生效，其无须承担支付被上诉人潘宏亮投资收益7万元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一审依据查明的事实认定潘宏亮对涉案投资收益的主张已形成完整证据链，遂判决支持了其相应主张，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可。二审期间，陈锐虽对此不服，坚持认为系争投资收益所依据的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潘宏亮无权据此主张支付款项。本院认为，根据证据规则，陈锐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草拟协议》已生效的事实，亦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据对抗本案构建的证据链，故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50元，由陈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冬寅审 判 员 郑 璐审 判 员 黄 亮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姜 翌书 记 员 张 蔚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