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11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益可，男，196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志君，男，197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以上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琴，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法定代表人：李立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三槐，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璋，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益可、姜志君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国资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3民初9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益可、姜志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湖南国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湖南国资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朱益可、姜志君已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足以相互佐证转让人湖南省财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信托公司）并未履行垫付之责，湖南国资公司受让基础债权根本不存在，且受让债权基于性质属于不可转让债权，湖南国资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证实的前提下主观臆断进行认定系严重错误；二、即便湖南国资公司受让之基础债权存在且属于可转让之债权，湖南信托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采取登报公告方式送达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该债权转让通知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审判决认定湖南国资公司于2019年9月17日向朱益可、姜志君提速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和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严重错误；三、一审判决以上海大本资产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上海大本中心）于2016年1月26日以其名义自其账户向转让人湖南信托公司转款500000元，朱益可、姜志君未能就该转款性质作出合同解释，故可确定该款系上海大本中心偿还转让人湖南信托公司垫付款的推定纯属捏造，严重违背法官的职业道德；四、朱益可、姜志君向一审法院递交了两份调查取证申请书，但一审法院并未调取，直接偏信湖南国资公司的当庭陈述认定垫付款的本金尚未执行到位，信托财产收益必然尚不可得，从而认定朱益可、姜志君主张从执行款中抵扣其应支付的垫付款的辩称理由无事实依据错误；五、一审法院已查明湖南信托公司于2014年8月25日提起诉讼，而该事实恰恰证实其依法行使代位权之诉，即便本金尚未执行到位，该起诉的行为已导致垫付之债自转让人湖南信托公司提起诉讼之日已消灭，湖南国资公司要求朱益可、姜志君支付垫付款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六、一审法院未中止本案审理及采纳湖南国资公司超过举证期限的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其程序违法行为已严重侵害朱益可、姜志君的合法权益；七、朱益可、姜志君根本无需履行或没有必要履行向湖南国资公司继续履行垫付款之责，一审判决朱益可、姜志君支付逾期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八、按照湖南国资公司的起诉主张和一审法院的逻辑，一审判决也存在违反法定程序，应当追加而没有追加本案利害关系人湖南信托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湖南国资公司辩称，一、朱益可、姜志君提出的湖南信托公司未履行垫付之责，湖南国资公司受让的基础债权不存在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湖南信托公司支付的款项与上海大本中心自愿承担的垫付款项性质及用途均一致，深圳华宸未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华宸公司）出具的《商请函》与上海大本中心出具的《关于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函》在形式和内容上基本相同，湖南信托公司已基于上海大本中心的函件履行了实际支付义务，湖南信托公司履行了垫付之责；二、朱益可、姜志君提出的《关于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函》性质属于附条件的单方承诺，案涉债权属于不可转让之债的主张明显错误，且无法律依据。朱益可、姜志君实际支付本案的垫付款后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及优先受偿权如何实现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即使朱益可、姜志君享有优先受偿权也不能成为其在本案中拒绝支付垫付款的理由，优先受偿权实现的前提是必须依约履行本案的支付义务，而上海大本中心出具的《关于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函》并未约定不得转让的条件，案涉债权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不得转让的情形；三、朱益可、姜志君提出的案涉债权转让通知的方式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湖南国资公司提起的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和保证合同时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湖南信托公司曾于2016年9月5日分别向上海大本中心和朱益可、姜志君邮寄过《律师函》进行催收，但邮件均因无法联系收件人而被退回，在此情况下，湖南信托公司与湖南国资公司更改通知方式，于2016年11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上通知催告完全合理，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完全正确；四、朱益可、姜志君提出上海大本中心于2016年1月26日向转让人湖南信托公司支付的500000元不是偿还湖南信托公司的垫付款的主张没有任何依据；五、朱益可、姜志君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完全没有必要，且与本案无关，其提出从执行款中抵扣其应支付的垫付款的主张没有依据。本案中不具有债权抵消的条件和可能，朱益可、姜志君基于债权抵消而申请的调查取证毫无意义，不应当支持；六、朱益可、姜志君提出湖南信托公司已于2014年8月25日提起诉讼，恰好证实湖南信托公司已依法行使代位权之诉的主张没有任何逻辑。湖南信托公司提起诉讼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上海大本中心出具《关于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函》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3日，湖南信托公司不可能依据没有发生的案涉债权提起代位权诉讼；七、朱益可、姜志君提出关于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亦无证据支持，管辖异议裁定的再审申请并非中止审理本案的理由，且湖南国资公司并未收到任何立案受理或移送管辖的文书。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朱益可、姜志君的上诉。湖南国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益可立即向湖南国资公司支付垫付款4298400元，并向湖南国资公司据实支付利息(以本金42984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25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五年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8月25日利息为1015825元)；2、判令姜志君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等诉讼产生的费用由朱益可、姜志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海大本中心是投资人为朱益可的个人独资企业，成立于2013年7月13日。为保障淮南志高动漫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贷款3亿元人民币单一资金信托项目的工作顺利开展，湖南信托公司（甲方）于2013年与上海大本中心（乙方）签订《淮南志高动漫城项目贷款单一资金信托计划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由甲方聘请乙方作为该项目的融资工作的财务顾问，乙方协助甲方工作，乙方此次收取的财务顾问费为4798400元，乙方履行国家法律规定的财务顾问职责，为甲方的融资工作做好尽职调查、方案策划、投资人的推荐等；双方对各自的其他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湖南信托公司开展了“淮南志高动漫城项目贷款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后因该项目凸显风险，无法兑付投资人收益，湖南信托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收到案外人深圳华宸公司出具的《商请函》，载明的主要内容有：为“淮南志高项目”的相关资产处置争取良好环境和空间，集该项目交易各环节涉及的各机构之意见，并考虑节省资金划转的时间，经我司与托管银行商议，请贵司将12996800元（包括但不限于信托报酬，或资金监管报酬等）直接划付至我司淮南志高项目相关资管计划募集账户，届时由我司支付投资人按资管合同约定的第一年预期收益；贵司同意垫付上述款项，并不表明贵司同意免收淮南志高单一资金信托项目信托报酬，并不表明贵司同意任何关于在处理该项目信托业务时之相关过错或赔偿责任的划分或承担；贵司支付上述款项属于暂时垫付，待条件具备时（包括但不限于信托贷款管理人处置变现信托财产实现收益分配、淮南志高项目相关资产重组成功、通过相关金融方法及途径安排等），贵司有权从信托财产中直接扣还并优先受偿。湖南信托公司收到该函后，即与财务顾问上海大本中心商议此事，在取得上海大本中心同意垫付4798400元的口头承诺后，湖南信托公司于2014年10月11日按深圳华宸公司的要求转账支付了垫付款12996800元。2014年10月13日，上海大本中心因资金困难，其向湖南信托公司补充出具了《关于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函》，载明：我司作为“淮南志高动漫城项目贷款单一指定资金信托计划项目”的财务顾问，共计向贵司收取了财务顾问费4798400元，鉴于目前本项目已凸显风险，无法兑付投资者收益，我司同意向贵司支付4798400元，用于垫付本项目投资者第一年投资收益；鉴于我司目前财务困难，特请求贵司代我司先行垫付以上款项，我司承诺将于2014年11月25日前向贵司指定账户划付4798400元；我司特别声明，鉴于我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本信托项目出现风险，我司同意自愿支付上述款项，但并不表明我司同意免收本项目的财务顾问费，也并不表明承认我司作为财务顾问在处理该项目信托业务中存在任何过错以及与之相关的赔偿责任的划分或承担；我司支付上述款项属于暂时垫付，待条件具备时（包括但不限于信托贷款管理人处置变现信托财产实现收益分配、淮南志高项目相关资产重组成功、通过相关金融方法及途径安排等），我司有权从信托财产收益中优先受偿。同时，姜志君同意为上海大本中心在该函中所述的4798400元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2年。2015年1月6日，上海大本中心注销登记。2016年1月26日，上海大本中心自其账户向湖南信托公司转款500000元，用途为“往来款”。2016年4月17日，湖南信托公司与湖南国资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湖南信托公司将其享有的包括支付给深圳华宸公司的款项在内的资产作价58184.24万元转让给湖南国资公司。由于上海大本中心仅于2016年1月26日支付了500000元的垫付款，湖南信托公司于2016年9月5日分别向上海大本中心和朱益可、向姜志君邮寄《律师函》2份，要求上海大本中心和朱益可、姜志君对尚欠的4298400元垫付款于10日内付清。邮寄的2份《律师函》的地址均为上海大本中心的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镇××路××号××幢××层××室××，但该2份《律师函》均因无法联系收件人导致未被签收而退回。因此，湖南信托公司与湖南国资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公告，载明湖南信托公司将其对上海大本中心、朱益可、姜志君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湖南省国资公司，并要求上海大本中心、朱益可、姜志君支付尚欠的4298400元及其利息、违约金。因债权一直未得到实现，湖南国资公司遂于2019年9月17日诉至法院，酿成纠纷。2013年6月6日，湖南信托公司与淮南志高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3）年湘信（深办）字（借款）第154号的《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由淮南志高公司向湖南信托公司借款3亿元用于淮南志高动漫文化产业园项目建设，双方对借款利率、借期、担保、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3年8月2日，湖南信托公司依约向淮南志高公司发放了全部贷款。2014年8月25日，淮南志高公司因在贷款期限内逾期支付利息，并且发生涉及重大诉讼活动、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财务状况恶化等情形，故湖南信托公司向其发出《关于宣布信托贷款立即到期的函》，宣布2.999亿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其在收到函件后5日内付款。但淮南志高公司此后并未归还借款本息，保证人也未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湖南信托公司同时于2014年8月25日对淮南志高公司等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2014）湘高法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其中判决淮南志高公司向湖南信托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999亿元，至2014年8月25日止的利息36213680.55元以及复利1022084.98元。判决生效后，淮南志高公司及相关保证人并未还款，湖南信托公司遂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多次对淮南志高公司及保证人的财产进行拍卖，但均流拍。2018年11月20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定该案由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执行；至本案一审辩论终结时，该案尚未执行到位。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根据合同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本案中，上海大本中心向湖南信托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函》并未约定4798400元债权湖南信托公司不得转让，根据合同性质不存在不可转让情形，该债权的转让亦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湖南信托公司将包括该债权在内的58184.24万元转让给湖南国资公司的行为，合法有效。《关于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函》载明上海大本中心有权从信托财产收益中优先受偿，系上海大本中心所享有的权利，此内容并非债权不能转让的约定，且债权转让后并不影响其继续享有该权利，故对朱益可、姜志君主张湖南信托公司与上海大本中心互负义务、债权不得转让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因此，作为债权受让人湖南国资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适格。上海大本中心已于2015年1月6日被注销，湖南国资公司主张上海大本中心并未偿清垫付款，遂向上海大本中心的投资人朱益可主张权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债权人在五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的规定，故本案朱益可的诉讼主体资格同样适格。上海大本中心已于2015年1月6日被注销登记，但仍于2016年1月26日以其名义自其账户向湖南信托公司转款500000元，朱益可、姜志君未能就该转款性质作出合理解释，故可确定该款系上海大本中心偿还湖南信托公司的垫付款。事实上，湖南信托公司已于2014年10月11日按深圳华宸公司的要求转账支付了全部垫付款12996800元，因此，该款必然已经包含了上海大本中心应支付给湖南信托公司的垫付款4798400元，上海大本中心于两天后即2014年10月13日向湖南信托公司出具《关于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函》是对其应支付垫付款的确认和对还款时间的承诺。因此，朱益可、姜志君主张湖南信托公司未履行垫付之责，继而债权受让人湖南国资公司的债权基础不存在的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上海大本中心在其出具的《关于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函》中承诺于2014年11月25日前付清垫付款4798400元，故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11月26日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使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若要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原债权人湖南信托公司最迟应于2016年11月26日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湖南信托公司与湖南国资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在《证券时报》登报公告通知上海大本中心、朱益可、姜志君债权已转让并要求其支付尚欠的4298400元及其利息、违约金，该登报公告通知时间并未超出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的规定，该登报公告通知的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即从2016年11月24日重新起算诉讼时效，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湖南国资公司于2019年9月17日对朱益可提起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姜志君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其承诺的保证期间为两年，故湖南信托公司最迟亦应于2016年11月26日前向姜志君主张保证责任。湖南信托公司与湖南国资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登报公告通知姜志君还款时，两年的保证期间并未届满，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的规定，应从2016年11月24日起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同理，湖南国资公司于2019年9月17日对姜志君提起诉讼并未超出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关于登报公告通知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湖南信托公司曾于2016年9月5日分别向上海大本中心和朱益可、向姜志君邮寄过《律师函》2份进行催收，但邮件均因无法联系上收件人导致未被签收而退回，在此情形下，湖南信托公司与湖南国资公司更改通知方式，于2016年11月24日通过登报公告的方式进行通知，并无不妥，该通知行为合法有效。综上，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及保证期间均未超过，朱益可、姜志君有关本案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及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的辩称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综上，朱益可作为已被注销的上海大本中心的投资人，应承担上海大本中心尚欠湖南信托公司的4298400元垫付款的给付义务；作为该债权的受让人，湖南国资公司提出朱益可支付该款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朱益可逾期付款，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承担逾期利息损失。湖南国资公司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垫付款本金4298400元自2014年11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垫付款本金4298400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姜志君对朱益可的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朱益可追偿。根据《关于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函》载明的内容，上海大本中心仅拥有从信托财产收益中优先受偿的权利，虽然湖南信托公司就其垫付的款项向淮南志高公司提起了诉讼并已进入执行程序，但就目前执行的结果来看，垫付款的本金尚未执行到位，信托财产收益必然尚不可得，故朱益可、姜志君主张从执行款中抵扣其应支付的垫付款的辩称理由，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限朱益可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湖南国资公司支付垫付款42984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该款自2014年11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该款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姜志君对朱益可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姜志君承担保证责任后，对朱益可依法享有追偿权。本案受理费49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54000元，由朱益可、姜志君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各方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朱益可是否应支付湖南国资公司垫付款；二、姜志君是否应对朱益可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湖南信托公司收到深圳华宸公司出具的《商请函》，并在取得上海大本中心同意垫付4798400元的口头承诺后，于2014年10月11日按深圳华宸公司的要求转账支付了垫付款12996800元，上海大本中心于2014年10月13日向湖南信托公司补充出具了《关于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函》，而上海大本中心系朱益可个人独资企业，虽然于2015年1月6日进行注销登记，但仍于2016年1月26日以上海大本中心的名义自其账户向湖南信托公司转款500000元，朱益可、姜志君并未对该500000元转款作出合理解释，其在二审中主张该款项系错误转账的理由亦明显不能成立，湖南国资公司已提供了有效证据证明湖南信托公司支付给深圳华宸公司的垫付款中已包含上海大本中心应支付给湖南信托公司的垫付款4798400元，朱益可、姜志君虽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湖南信托公司已对上海大本中心应垫付的4798400元履行了付款义务并无不当，朱益可、姜志君主张湖南信托公司并未履行垫付之责，湖南国资公司受让的基础债权不存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上海大本中心于2014年10月1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函》中并未载明其同意垫付的4798400元为不可转让债权，且姜志君亦同意为上海大本中心上述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湖南信托公司于2016年4月17日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湖南国资公司，并于2016年9月5日分别向上海大本中心和朱益可、姜志君邮寄《律师函》对尚欠的4298400元垫付款进行催收，虽然该《律师函》因无法联系收件人而被退回，但湖南信托公司与湖南国资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公告，载明上述债权转让情况，并要求上海大本中心、朱益可、姜志君支付尚欠的4298400元及其利息、违约金，湖南信托公司与湖南国资公司在通过邮寄方式无法送达《律师函》的情况下，更改通知方式，通过登报公告的方式向上海大本中心和朱益可、姜志君催收债务并无不妥，湖南国资公司已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朱益可、姜志君主张了权利，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湖南国资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依法予以维持。上海大本中心于2014年10月13日才出具《关于同意支付相关费用的函》，而湖南信托公司仍于2014年8月25日就已对淮南志高公司提起诉讼，虽然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但朱益可、姜志君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湖南信托公司就垫付款的本金已执行到位，故朱益可、姜志君主张其不应承担清偿责任以及湖南信托公司于2014年8月25日已行使代位权诉讼导致垫付之债权利消灭，湖南国资公司对受让的债权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均不予支持。此外，朱益可、姜志君在本案中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对本案管辖权争议启动再审程序，湖南信托公司亦非备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采纳当事人逾期提交能够证明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亦未违反法律规定，朱益可、姜志君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益可、姜志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0元，由上诉人朱益可、姜志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郭柏奎审判员  刘国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杨威书记员唐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