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晋民再7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住山西省平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山西和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1，个体职业，住山西省阳泉市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山西硕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孟某，个体职业，现住山西省阳泉市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北京市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某，北京市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王某因与被申请人张某1、原审第三人孟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3民终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晋民申315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某，被申请人张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原审第三人孟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汪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再审请求：1.撤销山西省平定县人民法院（2019）晋0321民初564号民事判决和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3民终858号民事判决；2.判令驳回被申请人张某1的诉讼请求；3.由被申请人张某1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王某为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的当事人缺乏证据证明。（1）被申请人张某1在原审提交的2019年3月1日《债权转让通知书》的通知中，从所列明的对象看，就是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2）2014年7月2日孟某向矿区法院出具的《证明》明确表示是“由华通路桥（王某）接管此项目……”；（3）被申请人张某1在原审提交的《庭外和解申请书》明确表示是“关于我与华通路桥有限公司机械分公司……”；（4）被申请人张某1在《起诉状》中也明确写到“......合作开发项目经西锁簧村委会、被告华通路桥（经办人为被告王某）、第三人孟某（同时代表原告）协商确定……”；（5）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部分也明确认定“同时，华通公司经办人即本案被告王某代付……”（见一审判决书P6）。   上述证据反复证明一个事实：王某根本就不是交易的对方，华通路桥公司才是相对方。上述证据也可证明本案原告张某1、第三人孟某、原审法官也都认为项目受让方为华通路桥公司，王某只是华通路桥公司的经办人，根本就不是交易的对方。而原审判决却变更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张某1的自认事实，径行认定王某为转让项目合同当事人显然错误。   2、原审认定张某1对王某享有债权70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1）平定法院（2016）晋0321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确认“实际存在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未付款2500万元”这一事实的依据。   该判决处理的是张某1与孟某两个自然人之间的投资合作纠纷，最终判决解除了两人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和《投资合作协议补充书》，判决同时也确认张某1在阳泉市恒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泉恒达公司）投资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未付款2500万元中享有700万元的份额。此判项的法律效力仅限于如果确实存在阳泉恒达公司投资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未付款2500万元，则张某1享有其中700万元的份额，而不产生确认存在阳泉恒达公司投资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未付款2500万元这一事实的法律效果，这一判决更未确认王某对2500万元未付款承担责任。理由很简单，华通路桥（王某）并非张某1与孟某投资合作纠纷案的当事人，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效力性也不是该案审理的内容，该判决也确未对此进行审理和认定。该案审理的仅是张某1与孟某在投资阳泉恒达公司中的合伙份额问题，不可能涉及案外人的权利和义务。   （2）王某给孟某出具的欠条不足以认定“存在阳泉恒达公司投资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未付款2500万元”这一事实，更无法证明张某1对王某享有债权700万元。   2012年“欠条”的内容是：“今欠孟某机械工程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还款时间，2012年11月底还款贰仟伍佰万元整，2013年4月底还款壹仟万元整、2013年6月底还款壹仟伍佰万元整，王某，2012年月3号”。再审申请人在一审时就己经主张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具体理由有该证据只有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该证据写的是机械工程款而非原告主张的是项目转让款、这张欠条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该欠条的履行偿还情况需要查明等。原审在未对该欠条背后的情况审理查明的情况下，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足以认定王某尚欠孟某项目转让款2500万元。   （3）原审认定张某1作为适格原告主体错误。《新农村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是2012年1月15日签订的，孟某和张某1《投资合作协议书》2012年3月26日签订的，《新农村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是阳泉恒达公司签订的，该合同权利义务由阳泉恒达公司享受与承担，孟某和张某1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很明显是两个自然人之间的合伙协议。按照张某1的这一主张，就算享受，也只能是享受阳泉恒达公司中的投资份额，也只能以阳泉恒达公司对外主张权利。原审依照《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作出判决，显然是认定阳泉恒达公司将《新农村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孟某和张某1，但审理查明的事实中没有相关转让的内容。   (4）本案一、二审所有认定的法律事实均没有张某1与王某直接产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也没有通过行使法律上的代位权、债权转让等行为使张某1与王某之间产生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情形。原审判决王某向张某1承担700万元给付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3、原审对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合同的主体、内容、履行等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中张某1和孟某对于阳泉恒达公司到底是向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还是向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分公司或是向王某转让的，一直说不清楚。纵观原审所有证据，没有发现王某与孟某商定由王某收购该在建工程的证据。且涉及到5000万元金额转让款的重大项目却没有任何书面材料。   （2）原审中张某1和孟某均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王某接收了该项目，原审也没有就阳泉恒达公司对该项目是否进行过投资，投资额是多少，由其投资承建的工程量价值多少进行过审查或审计，而再审申请人在一审中反复强调王某没有接收该项目，但原审仅凭借查明的情况径直认定王某接收了该项目显然缺乏证据支持。   2012年“欠条”不能证明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合同的主体、内容和履行等事实。如上所述，2012年“欠条”的内容是：“今欠孟某机械工程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对于欠条约定的机械工程款与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的关系原审没有查明，对于机械工程款涉及到的机械工程具体有哪些内容也没有查明。而“欠条”中孟某与王某是自然人身份还是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的身份，原审并没有查明，如果以“欠条”认定项目转让合同的主体、内容及履行等问题，显属证据不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是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八条规定进行的判决（见一审判决书P8)，适用法律错误。   2、原审判决对王某提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认为孟某未能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及时主张的原因在于王某被羁押不能成立，在我国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及审判实践中，一方当事人被羁押并不成为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原审如此判断缺乏法律依据。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下列民事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四）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条“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地人民法院管辖。”等法律规定可见，当事人被羁押的情形只是影响案件的管辖权，并不影响当事人主张民事权利。同理，张某1也不能以此为由提出对其向王某主张权利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事由的抗辩。   (2）本案提起诉讼主张的是原告张某1，并非孟某，原审判决认定张某1向孟某主张权利产生向王某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没有法律依据。张某1于2016年向孟某提起的确认债权之诉，只是张某1向孟某主张权利，王某并非该案当事人，该诉讼不能产生张某1对王某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法律效果。即便按照原审判决认定形成中断事由，张某1主张700万元的权利来源于孟某，依据的是王某给孟某出具的欠条，从“欠条”约定的最后一次还款时间2013年6月底到2016年张某1起诉的时间，也已经超过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   3、原审认定张某1可以直接向王某主张权利，主体适格，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认定张某1可以直接向王某主张权利实际上是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基础上做出的，事实上，本案不存在突破合同相对性主张权利的事由。《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未规定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也享有权利和负担义务。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仅对缔约方产生效力，除合同当事人以外，任何其他人不得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上的责任，具体包括主体的相对性、内容的相对性与责任的相对性。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我国立法司法实践中重要的原则，突破合同相对性主张权利需要存在法定事由而不能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原审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做出裁判无法律依据。   （1）根据原审认定的事实，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发生于王某与孟某之间，再审申请人认为，该项目转让如果是依法成立并有效，约定的权利义务的履行只能对王某与孟某具有法律约束力，张某1不是该转让行为的当事人，在转让合同中既不享受权利，也不承担义务。根据原审判决认定，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与张某1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认为张某1作为原告主体适格。再审申请人认为，就是从被申请人张某1在原审提交的2019年3月1日《债权转让通知书》的通知，也可以否定原审认定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与张某1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债权转让通知书》所列明的对象看，就是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从其内容看，转让人是孟某，受让人是张某1。也就是说，被申请人张某1自己也认为其不是因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与张某1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是孟某将在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给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后，将其中的700万份额的债权转让给自己（张某1）而取得债权。   （2）根据原审认定的事实，张某1700万元份额的权利来源于其与孟某两个自然人之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和《投资合作协议补充书》，该投资合作协议经山西省平定法院（2016）晋0321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予以解除并确认张某1在阳泉恒达公司投资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未付款2500万元中享有700万元的份额。依据此合同及判决，张某1可以在“未付款2500万元”得以偿付后享有其中的700万元。但并不能产生王某因此合同及判决负有向张某1偿付700万元义务的法律效果。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张某1要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王某直接主张该700万元，只能通过以下渠道实现。   第一种渠道，张某1行使代位权诉讼。   第二种渠道，孟某将其对王某的债权转让给张某1，张某1作为受让人可直接向王某主张债权。   根据以上渠道及相应法律规定，无论张某1是直接向孟某主张权利，还是依法直接向王某主张权利，均有一个原则不能突破，即张某1对王某主张权利不能突破相应的孟某对王某的权利边界，包括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4.原审认定孟某、王某之间的转让合同有效，适用法律错误。（1）《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是关于“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而且有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不得转让。但有一个前提，必须是有效合同，而不是一个无效合同。本案中争议焦点是假设孟某、王某之间存在项目转让合同法律关系，该项目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合同效力的审查只能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进行，而不是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审查债权人是否可以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   （2）《新农村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合作协议补充书》，以及假设孟某、王某之间存在项目转让合同法律关系，这些合同的本质是：“以新农村建设合法形式掩盖获取巨额地下煤炭资源利益非法目的，企图非法开采煤炭资源”的违法合同。   （3）上述这些合同同时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违法合同。《矿产资源法》明文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没有采矿权而对地下煤炭资源进行转让，恒达公司很显然是非法转让采矿权。   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1、原审判决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原审原告张某1从未提起确认《平定法院（2016）晋0321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书》；《新农村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合作协议补充书》效力的诉讼请求，而原审法院却自行确认“真实有效”。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范围（诉讼内容与标的）由当事人确定，法院无权变更、撤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对原告没有提起的诉讼内容进行确认“真实有效”明显超越职权。   2、原判决准许原告撤回对华通路桥分公司的起诉程序错误。（1）张某1的主要诉讼请求为“请求二被告连带偿还原告欠款人民币700万元”。首先，既然是连带偿还，那连带责任人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如果准许撤回一个当事人，那就不是连带偿还了。其次，连带责任中要分清主债务人和从债务人，如果准许撤回一个当事人，那就查不清是谁连带谁了。第三，连带责任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而产生，很显然本案的连带责任没有法律规定的例如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雇员致害之雇主赔偿等等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只能依约定而产生，如果准许撤回一个当事人，那就查不清是怎么约定的了。最后，张某1诉讼请求为连带偿还，如果准许撤回一个当事人，人民法院将如何判决？按诉讼请求判连带偿还，但撤回之后，华通路桥分公司就不是当事人了，不能判；不按诉讼请求判连带偿还，只判一个当事人偿还，很显然又漏裁了，这样使得原审法院陷入了二难境地。事实上原审只判了被告王某给付原告张某1转让工程款份额700万元，很显然程序错误。   （2）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分公司虽然被注销了，但是根据《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诉讼主体也应该是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而不能准许原告撤回对华通路桥分公司的起诉。   （3）就算是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和机械分公司都被注销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很显然以公司被注销的理由，准许张某1只撤回对被告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分公司的起诉程序错误。而且导致了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原告张某1起诉主张是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分公司接收了该项目，王某只是华通路桥经办人。原审法院准许撤回对被告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分公司的起诉，使得该案无法查清。   我们认为，原告张某1要撤回起诉，必须是对全案当事人撤诉。   3、原一审法院违法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程序违法。本案中，张某1没有向原一审法院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而原一审法院依职权向西锁簧村村委会调取证据，要求西锁簧村村委会出具了一份《证明》的证据，而且该《证明》没有调查人、记录人签名，只有被调查人的盖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这一证据不属于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同时，根据该解释第九十七条“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调查材料要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的规定，原一审法院违法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程序明显违法。   四、原一、二审法院判决涉嫌询私舞弊，枉法裁判，本案应当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   1.本案一审于2019年5月23日开庭审理结束后，原审法官竟仍然于2019年6月11日和7月25日分别两次对第三人孟某进行单独询问，并制作笔录，而且该两份询问笔录，原一审从未向王某出示。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在判决的当日，即2019年7月25日还在对第三人孟某进行单独询问，并制作笔录。   2.在一审判决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后，即2019年7月26日，还在向西锁簧村村委会调取证据，要求西锁簧村村委会出具《证明》，该证明竟被7月25日就己经作出的判决所认定：“对于项目情况村委会及孟某均无隐瞒”（见一审判决书P5），“平定县冠山镇西锁簧村村民委员会将第三人孟某的工程保证金150万元退还第三人孟某”（见一审判决书P6），“且已得到××县民委员会的认可”（见一审判决书P7）。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四）、（六）、（十一）项的规定，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张某1答辩称，一、原一审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认定王某为本案当事人，王某系案涉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接收人的直接证据是王某向孟某出具以王某个人签字的欠条一张，明确了“欠孟某机械工程款人民币伍千万元整，还款时间：2012年1月底还款二千伍佰万元整、2013年4月底还款壹仟万元整、2013年6月还款壹仟伍佰万元整”并有王某本人亲笔签字。且王某根据该欠条支付了孟某2500万元。并支付西锁簧村村民委员会2000余万元工程款，向该村拨付200万元拆迁和修建公墓款。以上行为均为王某以个人名义作出的，其本人从未明示过其行为的是职务行为，代表哪个公司。且答辩人去华通公司协调此事时，华通公司也没有追认王某该行为代表华通公司。否则在本案一审、二审过程中，王某完全有机会和条件申请追加华通公司为本案被告人。基于上述理由，王某主体适格，原告从未有过自认所谓的自认王某行为系职务行为，对其行为在无法确定职务行为的前提下，人民法院认定其为个人行为完全正确。   2.原一审二审认定张某1对王某拥有700万债权事实清楚。首先，山西省平定县人民法院(2016)晋0321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书系己生效判决，所确认“张某1在新农村建设项目转让未付款2500万元中享有700万元的份额”其指向性非常明确，综观整个判决所确定的债权就是本案涉及的债权。正因为该判决没有确认王某对该债权份额承担责任，答辩人才从程序上另行提起诉讼主张该权利。   其次，本案一审二审庭审证据及笔录，均显示，王某确实出具过该欠条，并实际支付过孟某2500万元，尚欠2500万元未付。《投资合作协议书》明确了答辩人张某1系平定县冠山镇西锁簧村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实际投资主体之一，阳泉市恒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只是投资的名义主体。张某1作为该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和权利义务享有者，在人民法院确定份额700万元的前提下，必然可以作为诉讼主体主张权利。   第二、一二审人民法院确认案涉项目的转让，所依据的证据是对全案证据的综合分析判断，并不仅仅是一张欠条，还包括王某对实际接收该项目后向村委会支付2000万工程款，以及向村里拨付200万元拆迁和修建公墓款项。该实际行为己经完全可以确定王某对项目的实际接收。事实证据均确实充分。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本案一审二审人民法院在本案的判决中首先是对基础法律事实的认定，通过对案件的整体分析依法作出的判决，在法律的适用上没有任何问题。   在案基础证据可以确认以下事实:1.答辩人张某1是平定县冠山镇西锁簧村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和受益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作为实际投资人和受益人，其依法享有该项目项下的所有权益，当然包括项目转让后获得转让款的权利。   2.王某作为项目的实际受让人，已经实际接管该项目，除给孟某出具一张欠条外，还包括王某对实际接收该项目后向村委会支付2000万工程款，以及向村里拨付200万元拆迁和修建公墓款项。同时王某还实际支付孟某2500万元。以上事实可以充分证明本案的当事人是案件的适格主体，且王某作为债务人应当承担其归还欠款的基本义务。所以人民法院基于该基本事实依法作出王某偿还欠款的判决适用法律没有错误。   3.原审人民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正确。王某被羁押是客观事实，而在其被羁押之前，孟某当庭表示一直在和王某沟通协商归还欠款事宜。在王某被羁押后，由于孟某未及时主张，张某1此时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在2016年通过向孟某提起确认债权之诉的形式主张自己的权利，该主张产生了对王某债权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在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债权的情形下，张某1向王某主张债权，王某拒不偿还，故张某1又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起诉王某。所以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和确定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完全正确。   4.对于一二审人民法院认定的转让合同效力，原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首先人民法院依据《合同法》七十九条的规定将本案涉案合同转让确定没有违反该条规定而确认转让行为有效，适用法律正确。且人民法院己经充分说明，《新农村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中》所涉及的煤炭资源并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情形，在施工过程中需要采煤可以通过办理相关手续完善。对此，王某明知，并对此抱有信心才在充分了解项目情况的前提下，愿意出资收购该项目。至于后期王某接受项目后没有及时推进，系由于其本人被羁押，以及后期手续仍未理顺导致。但这并不能成为上述合同转让无效的理由。   三、原审判决程序合法。1.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真实有效，是对证据效力的认定，不存在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的情形。2.准许原告撤诉，是因为华通路桥机械分公司注销，丧失主体资格，且原告撤诉是对自己诉权的行使，法院同意撤回合理合法。3.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调查取证，该调查取证行为没有违法。   第三人孟某答辩称，一、向我出具“欠条”的对方是王某，该欠条末尾并未加盖华通路桥公司的印章，华通路桥公司至始至终未派人就此事与我有过接洽、谈判，王某是此项目的唯一投资人，一直是我两人进行的商谈沟通，与华通路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不能因为王某是华通路桥公司的管理人员，就想当然认为此项目是王某代表华通路桥公司谈的，与我交易的合同一方是王某个人，根本不是华通路桥公司。再审申请书的第一条第1项是再审申请人一方有意的张冠李戴。   二、王某不仅给我出具了“欠条”，而且还实际履行了其中的一半两千伍佰万元，该“欠条”原件目前由我保存。所谓“机械工程款”还是“项目转让款”只是叫法的不同，事实上都是王某取得西锁簧村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项目向我支付的合理对价，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   三、我是阳泉市恒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股东，在2012年1月15日恒达公司与西锁簧村委会签定了《新农村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签定后，我立即组织力量，开始施工，至该项目转让给王某时三栋楼的主体已建成三、四层了，我和合伙人张某1在该项目中投入了巨额资金，这一点是无需置疑的客观事实，但具体投资数额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进行审计。我投资这个项目，正在施工建设过程中，是王某主动找的我，提出谈判收购的意向，我当时还不想转给他，但几次协商之后，王某同意以伍千万元的总价收购此项目，并向我出具了欠条，履行了其中的两千伍佰万元，我才退的场。欠条上的“机械工程款”只是项目转让的一种叫法，并不需要详细说明机械工程的具体内容，其实质就是王某受让整个项目支付给我的总价款，不仅包括机械工程，还有人工费用，甚至包括合理的预期利益。再审申请人的观点就是企图推翻他自己在七年前的承诺，这是一种不尊重历史，对自己承诺反悔的不诚信行为。   四、我与王某之间的项目转让合法有效，王某中途进入该项目时，我和张某1己在此项目中实际投入了两千余万元，此项目最终建成后，我和张某1除了收回投资还能获得利润。王某以五千万元的价格收购此项目，他自己是有一笔帐算的。五千万的转让价格是公允的，双方都能接受，这才达成的一致，根本不存在什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五、2019年11月21日平定县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了我起诉王某合同纠纷一案，要求王某支付拖欠我的机械工程(项目转让）余款1800万元及利息。目前该案平定县人民法院驳回了王某的管辖异议，王某又提出了上诉。综上所述，我认为王某的再审申请既无事实依据更无法律依据。   本院在再审过程中，2020年6月22日，阳泉市平定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对该局侦办的张某1、孟某涉嫌虚假诉讼罪向本院调取了相关案卷材料，并于2020年8月19日决定对孟某涉嫌虚假诉讼一案进行立案侦查。   本院经核对本案的协议书与另一案的协议书，内容不完全一致，另一案的协议书回购价按照“2011”定额为准，第十章其他约定中未有“因甲方地下资源丰富，如在平整地基的过程中，如遇到浅层煤炭资源，由乙方全权处理。但要按亩计算，乙方须付给甲方每亩50万元，用来治理地质灾害、水土流失及复垦土地等。相关责任全都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的表述。   本院再审认为，案涉的《平定县冠山镇西锁簧村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与在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20.1）的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诉阳泉市恒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孟某、张某1、平定县冠山镇西锁簧村村民委员会、王某合同纠纷一案中涉及的《平定县冠山镇西锁簧村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为同一合作协议书，内容应完全相同。但实际情况是，两案的合作协议书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出现了不同的版本。民事诉讼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正确、诚实地提供证据。当事人在不同案件中提供不同版本的协议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也是法律不允许的。案涉的《平定县冠山镇西锁簧村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是否客观真实，涉及到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问题。故将本案发回重审，待公安机关侦办结束，司法机关对孟某涉嫌虚假诉讼一案有结论后，再根据真实的协议书认定案件事实作出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3民终858号民事判决及阳泉市平定县人民法院（2019）晋0321民初564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阳泉市平定县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宋 霞   审判员 张 烁   审判员 文 劼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张志斌   书记员 王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