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722刑初341号 公诉机关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何汉城，男，1966年10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汉族，大专文化，2017年5月至案发先后任上海郁州海运有限公司航运管理部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捕前租住于上海市杨浦区。因涉嫌犯受贿罪、行贿罪，于2020年1月2日被东海县监察委员会决定留置，经东海县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20年6月5日被东海县公安局执行刑事拘留，2020年6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东海县看守所。 辩护人刘家胜，江苏公善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刘鹏，江苏靖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检察院以东某二部刑诉[2020]2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汉城犯受贿罪、行贿罪，于2020年7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俞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何汉城及其辩护人刘家胜、刘鹏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受贿 被告人何汉城于2017年5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利用先后担任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集团）全某立的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郁某公司）航运管理部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的职务便利，在港口集团、郁某公司和台州市椒江枫叶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叶公司）、泉州跨越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跨越公司）、石狮中达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公司）等单位的业务交往过程中单独或伙同他人为枫叶公司、跨越公司、中达公司等单位谋取利益，于2018年8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多次收受上述单位相关人员共计人民币308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具体分述如下： 1、被告人何汉城于2017年5月至2019年9月期间，利用先后担任郁某公司航运管理部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的职务便利，在为港口集团选购船舶过程中，伙同郁某公司原副总经理江某（另案处理）等人为枫叶公司谋取利益，于2019年8月、9月的一天先后2次在枫叶公司上海办事处收受枫叶公司实际控制人叶某甲共计270万元，将其中150万元占为已有，并按其与江某的事先约定将另外120万元和江某等人共同分配，其中何汉城分得25万元。 2、被告人何汉城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间，利用担任郁某公司航运管理部经理的职务便利，在郁某公司租赁枫叶公司“中良北海”号集装箱货船过程中为枫叶公司谋取利益，先后4次在枫叶公司上海办事处收受枫叶公司实际控制人叶某甲共计17万元。 3、被告人何汉城于2018年8月至2019年9月间，利用担任郁某公司航运管理部经理的职务便利，在郁某公司租赁跨越公司“秋韵”号集装箱货船过程中为跨越公司谋取利益，先后6次收受跨越公司管理人员庄某乙共计11万元。 4、被告人何汉城于2019年10月26日，利用担任郁某公司航运管理部经理的职务便利，在郁某公司租赁中达公司“中达2”号集装箱运输船过程中为中达公司谋取利益，在泉州泰禾洲际酒店何汉城所住房间收受中达公司法人郭某10万元。 二、行贿 何汉城于2019年8月8日，为阻止郁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己追查其在港口集团选购“中良裕谐”号集装箱货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郁某公司王某己办公室以原“中良裕谐”号船东枫叶公司赠予电话费的名义送给王某己4万元和2条中华牌香烟。 被告人何汉城到案后主动如实供述调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如实供述行贿犯罪事实；主动向东海县监委退缴赃款196万元；自愿认罪认罚。 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何汉城单独或者和他人共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部分是共同犯罪；被告人何汉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何汉城到案后主动如实供述调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如实供述行贿犯罪事实，受贿罪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行贿罪可以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何汉城自愿认罪认罚，未做实质性辩解。 辩护人刘家胜、刘鹏提出如下主要辩护意见：一、被告人何汉城系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通过劳动合同聘用，身份系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何汉城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公诉机关指控的受贿行为应当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二、被告人何汉城送钱给王某己并非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不构成行贿罪，即便构成行贿罪，但何汉城系经通知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也应认定为自首，且行贿罪犯罪情节轻微，危害性不大，可以免除处罚；三、被告人何汉城具有受贿自首情节，对于受贿罪应该减轻处罚；四、被告人何汉城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五、被告人何汉城案发后积极主动退赃，系初犯，之前一贯表现良好，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建议对被告人何汉城宣告缓刑。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犯罪 2017年5月至2019年10月期间，被告人何汉城利用先后担任国有独资公司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郁某公司）航运管理部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的职务便利，在港口集团、郁某公司和台州市椒江枫叶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叶公司）、泉州跨越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跨越公司）、石狮中达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公司）等单位的业务交往过程中单独或伙同他人为枫叶公司、跨越公司、中达公司等单位谋取利益，于2018年8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多次以“回扣”、“劳务费”、“茶水费”等名义收受上述单位相关人员共计人民币308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被告人何汉城因行贿被监察机关调查后主动如实供述调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向东海县监委退缴赃款196万元，自愿认罪认罚。 具体分述如下： 1、被告人何汉城于2017年5月至2019年9月期间，利用先后担任郁某公司航运管理部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的职务便利，为港口集团选购船舶过程中，伙同郁某公司原副总经理江某（另案处理）等人在向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优先推荐枫叶公司“中良裕谐”号、披露购船预算及船舶评估机构信息等事项上谋取利益，于2019年8月、9月的一天先后2次在枫叶公司上海办事处收受叶某甲共计270万元，后将其中150万元占为已有，并按其与江某的事先约定将另外120万元和江某等人共同分配，何汉城分得25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何汉城供述与辩解，2017年下半年，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下属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为增加运力，向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购买二手船并获集团公司批准。之后郁某公司副总就开始做方案，方案经郁某公司总经理王某乙同意后，让我负责找船。2018年初，江某离开公司，从事租船代理业务，王某己成了我分管领导。因为我在公司租船业务中知道枫叶公司有两条1.8万吨运力的船，我就询问叶某甲有没有卖船意向，叶某甲表示可以卖一条船。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了通过买船拿点回扣的想法。因为我和枫叶公司的老总叶某甲熟悉，谈回扣方便，我就想推动公司购买枫叶公司的船。江某虽然离开公司了，但江某从事租船业务和我有业务往来，江某知道公司买船的消息后，向我推荐了一条船，还说我们两个人要积极促成公司购买我和他推荐的船，事成后回扣我、江某和王某乙分，江某表示由他做王某乙的工作。我考虑到买船最终由王某乙拍板决定，就同意了江某的提议。经过筛选，我推荐的枫叶公司的船、江某推荐的1.5万吨的船和公司综合部推荐的船进入考查名单。当时我考虑，如果公司买贵一点的就推荐枫叶公司的船，如果买便宜一点的就买江某推荐的船，做好两手准备，我和江某推荐的船都入围，公司购买我和江某推荐的船可能性就很大，才能够拿到回扣。在去江阴看船的时候，我把公司买船价格不超过7000万元的方案透露给了叶某甲。考察组经过考察，一致认为枫叶公司的“中良裕谐”号是第一选择。公司基本确定要购买枫叶公司的船后，我跟叶某甲提出如果买船成功要300万左右好处费用于打点关系，叶某甲同意了。我想趁机多要点钱，就和江某商量向枫叶公司要100万元的回扣，但是没谈怎么分配。2018年7月份左右，购船小组提出要履行招投标程序，同时制定上海航交所对“中良裕谐”号货船进行价格评估。我把消息告诉了叶某甲，之所以告诉叶某甲价格是由上海航交所评估的，是让他去找找人，这样价格能够评估的高一点。叶某甲告诉我他在上海航交所有熟人，最终评估价格是7800万。因为已经定下来要买“中良裕谐”号，之后我又找来“南辉七号”陪标。2018年底或者2019年初的时候，公司以6608万元的含税价格购买了“中良裕谐”号。签订完合同后，我与叶某甲在叶某甲上海的办公室见面，我提出回扣少一点，280万就可以，叶某甲同意了。和枫叶公司敲定购船价格后，我问江某100万元回扣怎么分，江某说分给王某乙70万元，剩余的钱，两人一人一半，我认可这个方案。过了两三天，我又打电话给江某说叶某甲同意给120万元回扣，给王某乙70万元，剩余50万我和江某一人一半，江某同意了。2019年7月份，购船款付完之后，我打电话问叶某甲什么时候给回扣，叶某甲说8月份的时候再说具体的时间。之后我又专门去叶某甲的公司谈过回扣的事情，叶某甲问回扣能不能少一点，我说可以降到270万元，叶某甲同意了。2019年8月初，叶某甲给我打电话说过几天可以把回扣给我，但是只能先给一大半，剩余的等准备好再给。到了指定日期，叶某甲老婆叶某乙在叶某甲公司的财务室给了我150万元现金。我拿到钱后就联系江某，要把江某的25万和王某乙的70万给他，因为之前我代表公司租了江某代理的几条船，江某承诺给我好处费，他算了一下大概十几万，他让我直接从95万**面扣，最后我给了江某不到80万元。2019年9月份，叶某甲联系我去拿剩下的钱，当天我就赶到枫叶公司上海办事处叶某甲的办公室，叶某甲的老婆叶某乙给了我135万元，其中5万元是租船的好处费，因为之前和叶某甲说过要减去10万元，我就拿出10万元退给叶某乙。我知道收受回扣是违法的，害怕被查，所以让叶某甲给我现金。 （2）证人叶某甲证言，2017年之前，郁某公司找我租船时我知道何汉城在那里工作，公司是国资背景。2017年下半年，郁某公司的何汉城联系我说郁某公司有意向买1.8万吨的集装箱船。何汉城说由他来操作尽量让郁某公司买“中良裕谐”号货船，如果能够成交让我给他300万回扣，我知道在船舶买卖行业有给中介人佣金的惯例，何汉城还说郁某公司需要打点关系，不然事情办不成。我知道如果不给回扣，何汉城可以挑选愿意给他回扣的企业去买船，我想卖船，他想要回扣，所以我才答应。买船过程中何汉城会将进度告知我，经过招投标，我和郁某公司购船小组商定了买船的价格。价格谈好后，何汉城来我办公室，主动说要把回扣数额降低到270万元。2019年7月，购船款支付完毕后，何汉城向我要回扣钱，我让我家属叶某乙把150万带到公司给何汉城，之后又让叶某乙准备135万元，何汉城说多了10万，最后何汉城收下了125万元，其中5万元是之前租船的好处费。何汉城要求给现金，我知道这个事情是违法的，不好从公司账户走账。 （3）证人王某乙证言，2016年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三级子公司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2017年6月，我任某乙公司总经理，当时市场行情很好，为了降低成本，我向郁某公司的上级公司连云港新丝路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提出自购船舶，港口集团决定由其下属山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买船，租给郁某公司使用。2018年初，我安排副总王某己和航运部经理何汉城等人找船，他们推荐了8、9条船，后我安排何汉城筛选。筛选过程中，郁某公司原副总经理江某给我打电话说枫叶公司的船是他推荐的，让我关照一下，买船事成后船东会给好处费。虽然他没说会给我好处费，但我知道事成后他会给我分点。我当时跟他说买船的事情是港口集团定的，我当不了家。何汉城筛选后把“中良裕谐”的船报上来了，我就顺水推舟安排郁某公司上报。经过考察，所有人都感觉“中良裕谐号”船况最好，性价比最高。经招标和谈价，山海融资有限公司和枫叶公司签订了船舶买卖合同。2019年6月中旬，我安排王某己和何汉城去接船，但王某己接船时说船锈蚀的太厉害了，不能接，我心想在这之前一个月王某己刚去看船，当时他还把船夸了一番，怎么才一个月就锈的不能接了。过了一会何汉城给我打电话说锈的不严重，王某己关机走人了，明显是故意找茬不想接船的。之后枫叶公司同意给10万元除锈费用，我就安排何汉城接船了。2019年8月，江某给我打电话说买船的事拿到了100万，我一听这么多，心里很害怕，就赶紧让他不要给我了。2020年1月何汉城被组织带走后，江某才跟我说船是何汉城联系的。2018年4月到2019年2月，江某给了我50万元左右的租船好处费，所以我才没有制止揭发收取枫叶公司好处费的事情。 （4）证人叶某乙的证言及6228490360011895618账户流水，枫叶公司是我丈夫叶某甲的公司，监事和大股东登记的是我，但是我没有实际出资，也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和分红，全部业务都是叶某甲负责。叶某甲让我准备了两次现金共285万元给何汉城。2019年8月初，何汉城到枫叶公司上海办事处，叶某甲让我准备150万元现金交给何汉城。为什么给何汉城钱，叶某甲没有说，我也没问。2019年8月底9月初，叶某甲让我再准备135万现金拿到公司去，他说是送给何汉城的。因为我一个人从银行提不出来这么多钱，2019年8月1日，我就分别转了30万元到枫叶公司员工王某丙、张某甲、任某甲和鲁某账户，让他们把钱提出来给我。 证人叶某丙、任某甲、张某甲、王某丙、鲁某的证言、任某甲尾号9728招商银行账户流水、张某甲尾号8115招商银行流水、王某丙尾号2009招商银行流水、鲁某尾号9736银行流水与叶某乙的证言可以互相印证。 （5）证人何某甲、何某乙、何某丙证言、何某丙收钱记录、尾号7011银行卡交易流水，证实2019年8月3日至9月，何汉城分四次将135万元交给其二姐夫何某甲，何某甲将钱交给其长子何某乙保管。2020年1月3日左右，何汉城向何某乙要钱，何某乙算账后将剩余的126.8万元转给了何汉城。2019年7月2日至10月27日，何汉城分七次共给其哥哥何某丙40万元。 （6）证人张某乙（连云港港口集团副总裁）、王某丁（连云港港口集团副总裁）、黄某（曾某海融资租赁公司总经理）、刘某甲（曾任港口公司工程技术部副总经理）、王某戊（任港口公司船舶主管、设备副主任）、刘某乙（任某乙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洪某甲（福建南辉轮船公司商务部经理）、谢某（上海船舶保险公估公司评估师）的证言，证实郁公司是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的二级公司连云港新丝路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100%控股的子公司，是国有企业。郁某公司为增加运力，经港口集团研究同意成立购船小组，推进购船工作，山海公司按照港口集团要求，出资购买了何汉城推荐的枫叶公司的“中良裕谐”号货船，该船实际由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使用。买船过程中，何汉城让南辉公司找艘船帮忙参与议价谈判，上海船舶保险公估公司受郁某公司委托对“中良裕谐”号船进行评估。 （7）证人王某己证言，2017年12月，我到郁某公司任副总经理时就听说港口集团已经同意给郁某公司买船了，我和王某乙让工作人员向航运部推荐合适的船舶，公司买船的事情交给航运部负责，何汉城任航运部经理，由他牵头这项工作，他能决定哪些船能进入公司的考察范围，看船意见是他代表看船小组制定的，评估单位是他选择的，也是他和船东联系的，何汉城在公司买船过程中起的作用十分关键。 （8）证人张某丙（郁某公司航运部机务主管）证言，公司购船过程中何汉城让我跟他去看过两次船，其中有“中良裕谐”号。2019年6月，王某乙通知我去福建马尾港接“中良裕谐”号船，把船开到连云港港口时，王某己说船太破了不同意接船，何汉城请示王某乙后，经王某乙同意，何汉城将船接了下来。王某己让我列了一个维修清单，让何汉城和船东要维修费，听说何汉城要来了10万元维修费。维修后船就交给公司使用了。 （9）关于郁某海运集装箱船采购情况说明、会议纪要、船舶采购招标公告、郁某海运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请示、关于置购船舶的请示、关于选购船舶的报告、船舶买卖标注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等，证实2018年3月31日，郁某公司向港口集团申请以增资形式购置一条1.8万吨级船舶增加运力，郁某公司上报三条船供选择，分别为“至宪11”“天福2”“中良裕谐”号。2019你那5月28日，山海融资租赁（连云港）有限公司和台州市椒江枫叶海运有限公司签订船舶买卖标准合同，购买“中良裕谐”号货船，成交价6608万元。2019年12月1日，山海融资租赁（连云港）有限公司和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山海公司根据郁某公司对船的选择购进船舶，出租给郁某公司并收取租金。 2、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间，被告人何汉城利用担任郁某公司航运管理部经理的职务便利，在郁某公司租赁枫叶公司“中良北海”号集装箱货船过程中为枫叶公司在支付租金、续租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4次在枫叶公司上海办事处以“劳务费”名义收受枫叶公司实际控制人叶某甲共计17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何汉城供述与辩解，2018年6月份，我和枫叶公司老板叶某甲联系租船事宜，经谈判，郁某公司以每月122万元的标准租用枫叶公司“中良北海”号集装箱货船，我提出枫叶公司每月给我2万元好处费。经公司领导批准，2018年6月，我和枫叶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期6个月，年底期满后由双方续签合同。2018年10月，我在叶某甲办公室收了两个月共4万元现金，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间，我拿了4万元现金，2019年3月底4月初，我拿了4万元现金，2019年9月和买“中良裕谐”号船的好处费一起给我了，给了我5万元，一共17万元好处费，全部被我用于家庭开支了。因为我是郁某公司航运部经理，负责公司租船业务，船东想要租金也要通过我和公司联系，船东不愿意得罪我，和我搞好关系的话，在航运行情不好时我能优先租用他们公司的船。 （2）证人叶某甲证言，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为感谢郁某公司租用我们公司“中良北海”号集装箱运输船，我分四次在枫叶公司上海办事处办公室内给郁某公司何汉城17万元。何汉城在和我谈租船时让我每个月给他2万元回扣。船舶租赁行业有给中间人“劳务费”的惯例，另外何汉城也帮过我忙，如果我不给他好处费，何汉城完全可以不租我们的船，我就同意了。 （3）租赁合同，证实2018年6月23日，上海郁州海运有限公司租用台州市椒江枫叶海运有限公司“中良北海”号船，租期为6+6个月，租金每月122万元；2018年12月22日续租3+3个月，租金调整为每月115万元；2019年3月22日续租3+3个月，租金每月95万元；2019年6月22日续租3+3个月，租金每月82万元。 3、2018年8月至2019年9月间，被告人何汉城利用担任郁某公司航运管理部经理的职务便利，在郁某公司租赁跨越公司“秋韵”号集装箱货船过程中为跨越公司在支付租金、续租等事项上谋取利益，以“喝茶钱”名义先后6次收受跨越公司管理人员庄某乙共计11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何汉城供述与辩解，2018年6月份，我和庄某乙谈好租船条件，郁某公司租用庄某乙的“秋韵”号集装箱运输船，每次租船到期后又续签。2018年7、8月的一天，庄某乙联系我说他要来上海开会，约我晚上见面吃火锅。饭后庄某乙塞给我一个牛皮信封，我推辞了几次不要，他就硬塞给我。等他走后我清点里面有1万元现金。2018年9月8日我去泉州参加朋友家孩子百日宴，9日我联系庄某乙去他所在的泉州跨越船务有限公司看看，庄某乙在他办公室塞给我一个信封说请我喝喝茶，我推脱不掉就收下了，等我出去后清点信封里是2万元现金。2019年春节前后，庄某乙约我去五角场吃饭，饭后给我1万元现金。2019年3、4月份，也在五角场和庄某乙吃饭，饭后给我2万元现金。2019年6月份，庄某乙联系我说要来上海看望我，我明白他想借此送钱给我，我们见面后在虹桥路地铁口附近吃了一顿饭，饭后庄某乙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2万元现金。2019年9月，庄某乙联系我要和我谈续租的事，我们在上次见面的餐厅吃饭，饭后庄某乙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有3万元现金，他还说他女儿农历九月二十八要出嫁，请我到时候去喝喜酒，婚礼当天我去喝喜酒，他没有收我礼金，也没有给我财物。庄某乙给我送钱也是因为郁某公司租用他们的船，我是公司负责租船业务的航运部经理，租金支付、合同续签等工作也是航运部负责，所以他想和我维持好关系，这样在工作中能得到我的关照。和庄某乙谈判、签订合同以及续签都是我负责的，我们公司支付船租不及时，庄某乙多次联系我让我催下公司尽快把租金给他们，我也帮催过公司财务部的人，让早点把钱给他或者优先支付他的租金，并且从2018年开始，我一直和他续签合同，继续租用“秋韵”号货船，也没有把租金压的很低。 （2）证人庄某乙证言及乘机乘车记录，我任泉州跨越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受公司安排，于2018年8月至2019年12月分6次送给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航运部经理何汉城人民币12万元。给何汉城钱是公司决定的，2018年4月左右公司股东魏献义说已经和郁某公司总经理王某乙谈好准备以每月80万元的价格把公司“秋韵”号船租给郁某公司，之后何汉城和我洽谈租船业务，双方签订合同。2018年5月，公司总经理邱某、股东魏献义、会计苏某和我在公司谈事情，魏献义提出郁某公司是国企，船也是通过王某乙介绍才得以进入郁某公司，和国企打交道根据行业规则需要给郁某公司介绍人王某乙“介绍费”，并且为了能和郁某公司保持长期合作还需要给郁某公司航运部的何汉城“喝茶钱”，魏献义提出公司每月拿出2万元，1万元作为租船介绍费由他送给王某乙，另外1万元给我用于维护和何汉城的关系。2018年8月7日，我提前和何汉城约好去上海拜访他，当天傍晚我约何汉城去五角场吃饭，饭后分别时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2万元现金作为“喝茶钱”，他推辞一下就收下了。2018年9月初，何汉城说他要到泉州参加朋友家孩子的喜宴，我让他参加完喜宴后来我们公司喝茶，在公司两人聊了一会，我拿出事先准备的2万元给他，随后我开车把他带去机场候机。2018年12月11日，我和何汉城约好去上海拜访他，两人在五角场吃完饭后，我给他1万元现金。2019年3月4日，我去上海约何汉城到五角场吃饭，饭后以“喝茶钱”名义给了何汉城2万元。2019年6月24日，我去上海拜访何汉城，二人在虹桥地铁口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和谈业务，饭后给了他2万元现金。2019年9月20日，我去上海拜访何汉城，约他在上次见面的餐馆吃饭，吃饭期间邀请他于10月26日去泉州参加我女儿婚礼，饭后又以“喝茶钱”名义送给他3万元现金。2019年12月我又联系何汉城说要拜访他，当时准备了2万元，这次何汉城拒绝和我见面，之后听说他被纪委带走了，公司就不让我跟他联系了。我经常让何汉城尽快跟我们对账，帮我们催财务尽快支付租金等，每次何汉城都能帮忙。何汉城主动提出来把航次合同换成租期合同，这样对我们公司有利。 （3）证人吕某证言，2018年3月份，泉州跨越海运有限公司股东魏献义联系我说“秋韵”号马上就到期下线了，问我们公司是否想租，我和王某乙汇报后王某乙让我和何汉城商量。何汉城和魏献义洽谈租船事宜，公司研究决定租用该船，前期是航次租，之后改成期租。2018年4月29日，因为我介绍郁某公司租用“秋韵”号船，魏献义通过微信转账给我2千元。 （4）租船合同，证实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2018年4、6、8月份租用泉州跨越船务有限公司“秋韵”号集装箱船，形式为航次租船，2018年5月10日之后变更为期租。 4、被告人何汉城利用担任郁某公司航运管理部经理的职务便利，在郁某公司租赁中达公司“中达2”号集装箱运输船程中为中达公司在支付租金、续租等事项上谋取利益，2019年10月26日，在泉州泰禾洲际酒店何汉城所住房间以“喝茶钱”名义收受中达公司法人郭某1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何汉城供述与辩解，我和郭某于2006年相识，2018年郭某买了“中达2”号集装箱运输船，我当时在郁某公司任航运部经理，负责租船业务，郁某公司总经理王某乙说有一条5000吨的船想出租，然后把船东联系方式给我了，这时我才发现是郭某的船。之后我和郭某洽谈租船事宜，经公司讨论通过，郁某公司租用郭某的船。2019年10月我去泉州参加“秋韵”号船东庄某乙女儿的婚礼，26日郭某到我住的酒店给我一个装着茶叶的礼品袋，里面有10万元现金，我稍微推辞了一下就把钱收下了。郭某送我回扣是为了和我保持好关系，让我及时安排支付租金等，郭某多次联系过我要求公司尽快支付租金，我也积极帮他向公司争取了，后来船舶租赁行情下滑，我们仍继续租赁郭某的船，而且没有把租金压的很低。 （2）证人郭某证言，2018年8、9月份，我公司购买一条集装箱船，并把船名更改为“中达2”号，郁某公司徐船长问我的船出不出租，并把总经理王某乙号码发给我，王某乙说会安排在上海负责租船业务的人跟我联系，之后何汉城联系我说王某乙安排他和我联系租船事宜。2018年10月份，我们公司和郁某公司签订租船合同后，何汉城问我有没有“茶水费”，让我看着给。2019年10月左右，何汉城说他准备去泉州参加朋友家喜事，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想让我把茶水费给他。他到泉州后把酒店和房间号告诉我，见面那天我拿了10万元备用金用黑色塑料袋装着放在茶叶袋下面，何汉城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何汉城是航运部经理，具体负责租船业务，负责航运调度、核对油费和支付租金，每次何汉城帮我催过后油费和租金才能给我。 （3）证人刘某丙证言，郁某公司常年亏损，很多时候做不到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这样会给船东带来一定压力，为此何汉城每月都会打电话让我优先支付或者尽快支付一些船东的租金，具体有“奥通3”、“中良北海”、“南辉22”、“南辉27”、“秋韵”、“中达2”等。 （4）租用中达2号船的合同等，证实自2018年10月29日起，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租赁石狮中达船务有限公司“中达2”号船。 二、行贿犯罪 2019年8月8日，被告人何汉城为阻止郁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己追查其在为港口集团选购“中良裕谐”号集装箱货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郁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己办公室以枫叶公司赠予电话费的名义送给王某己人民币4万元和2条中华牌香烟。 被告人何汉城到案后如实供述行贿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何汉城供述与辩解，王某己是郁某公司副总经理，是我的分管领导。在公司购买“中良裕谐”号货船过程中，一开始他比较支持，也做了看船、评估等工作，但是在快要交船时王某己的态度突然改变，以船壳生锈要求枫叶公司修船或者支付100多万的修船费，否则不同意收船。我请示王某乙后，王某乙同意枫叶公司支付10万元维修费，后把船交接了。王某己对此十分不满，觉得维修费要少了，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和矛盾。为了缓和我和王某己之间的关系，就想送钱给他，但是不想让他认为我从买船过程中分到钱了，所以借枫叶公司老板叶某甲给电话费的名义送给他。2019年8月8日晚，我准备了8万元现金和4条中华烟，平均装在两个袋子里，在王某己办公室当着王某己的面我们一人分一半。 2.证人王某己证言，2017年12月至今我任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6月，枫叶公司在连云港交船时，作为公司副总，我看到船壳锈蚀严重，就跟王某乙汇报说“中良裕谐”号船况较差，建议公司暂时不要接船。后来何汉城在对方只同意赔偿10万元的情形下，背着我签字把船接下来了，王某乙和何汉城说接船有时间限制，过期了枫叶公司可以没收我们1000多万元定金。事情发生后，我认为何汉城的做法有损公司利益，建议王某乙解雇何汉城，王某乙说我误会何汉城了。2019年8月8日晚，何汉城提着两个手提袋到我办公室，说枫叶公司给了8万元电话费和4条烟，他平均分为两份，我说不能拿这个钱，之后他拿走一袋，留给我一袋。2019年9月9日我将何汉城给我的4万元现金和2条中华烟上缴到集团纪委，并书面反映我认为公司在购买“中良裕谐”号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何汉城多次和我说枫叶公司要给我们电话费，但我认为这钱是何汉城给我的封口费，想让我不再追究买船事情中的问题，不再向王某乙提议解雇他，而且我怀疑他确实收了枫叶公司好处费。 3.王某己任职文件、职工登记表，证实2017年11月起，王某己任某乙海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中良裕谐”号资产评估报告，证实2018年8月8日，山海船舶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认为“中良裕谐”轮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为人民币7800-8000万元；2019年3月8日，江苏五星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认为“中良裕谐”多用途船的评估值为人民币6883万元。 5.“南辉7”号轮资产评估报告，证实江苏五星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南辉7”多用途船的评估值为人民币5893万元。 6.保函、船舶修理合同、“奋进云港”维修工程结算单、修船发票证明“奋进云港”轮的修理及花费情况。 本案另有以下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 1.指定管辖决定书，证实本案系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 2.发破案及到案经过，证实本案的发破案及到案情况。 3.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收据、自愿交款书证实了被告人何汉城主动退出人民币196万元。 4.郁某公司、股东工商材料、机构设置、编制定员方案、部门职责，证实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连云港新丝路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发起人为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系连云港新丝路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5.山海融资租赁（连云港）公司及股东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全某立山海（香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山海（香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全某立山海（香港）租赁有限公司，山海（香港）租赁有限公司全某立山海融资租赁（连云港）有限公司。 6.前科劣迹登记表，证实本案被告人何汉城无前科劣迹。 7.何汉城职工登记表、劳动合同、工作证明等，证实被告人何汉城于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在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担任航运部副经理（主持工作）；2018年1月至案发担任上海郁某海运有限公司航运部经理,航运管理部职责为船舶运输管理、船舶租赁管理、船舶费用管理、船舶技术管理、船舶生产管理、船舶燃油管理、船舶配载管理。 8.被告人何汉城户籍信息，证实被告人何汉城的自然情况。 关于辩护人刘家胜、刘鹏提出的被告人何汉城并非受贿罪适格主体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何汉城直接受国有公司聘用，在国有公司中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系在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依照法律规定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刘家胜、刘鹏提出的被告人何汉城行贿系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何汉城系经集团办公室以开会为由通知到指定地点，后被监察机关带走调查，其到案过程缺乏主动性、自愿性，不符合认定自首的规定，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何汉城在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引起郁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己警觉后，为避免被王某己追查、揭发而向王某己行贿，其行为构成行贿罪，辩护人关于何汉城不构成行贿罪的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合被告人何汉城的犯罪情节，对其行贿罪不应免除刑事处罚；辩护人刘家胜、刘鹏提出的何汉城具有受贿罪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属实，对被告人何汉城受贿罪予以减轻处罚；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何汉城具有退赃、初犯、认罪认罚等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在量刑时对被告人何汉城予以从轻、从宽。 本院认为，被告人何汉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部分系共同犯罪；被告人何汉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构成行贿罪。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何汉城犯受贿罪、行贿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何汉城到案后如实供述行贿犯罪事实和调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受贿罪系自首，行贿罪系坦白，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对受贿罪予以减轻、从宽处罚，对行贿罪予以从轻、从宽处罚；被告人何汉城已退出大部分违法所得，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何汉城一人犯两罪，依法予以数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二、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何汉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6月5日至2027年4月1日；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对被告人何汉城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96万元予以没收，对剩余违法所得人民币17万元予以继续追缴，追缴后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王小彪 人民陪审员  宗玉红 人民陪审员  冯同强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孙玉秋 法律条文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 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六十九条罪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缓交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第三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被留置人员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后，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