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13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志良，男，汉族，1964年7月23日出生，住珠海市斗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小飞，北京市君泽君（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育娟，北京市君泽君（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经济特区西部水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金海岸大道******商铺。法定代表人：黄国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国雄，男，汉族，1957年12月16日出生，住珠海市金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惠东，男，汉族，1961年5月7日出生，住珠海市金湾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华，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冠恒，男，汉族，1975年11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解迎祥，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华，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志良因与被上诉人珠海经济特区西部水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04民初1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志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判令1.钟志良为持有水产公司40%股权的股东，黄国雄立即向钟志良返还水产公司的40%股权；2.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配合办理钟志良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二审法庭调查中，钟志良当庭提交补充上诉状，并明确其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1.确认登记在黄国雄名下的水产公司40%的股权归钟志良所有；2.水产公司、黄国雄、黄冠恒协助钟志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并依法改判。（一）黄国雄等伪造《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等股权转让资料，将钟志良持有水产公司4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黄国雄名下，违法侵占了钟志良的股权。1.钟志良是合法持有水产公司40%股权的股东。1998年6月6日钟志良与黄国雄签订协议，约定由黄国雄将其持有的水产公司40%股权转让给钟志良，后经过股东会决议，各股东于1999年2月10日同意黄国雄将上述股权转让给钟志良，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并于2月11日向三灶工商分局提交工商变更文件，钟志良为合法持有水产公司40%股权的股东。2.黄国雄等伪造的《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依法无效，黄国雄违法侵占钟志良的股权应予返还。黄国雄、黄惠东等通过签署日期为1999年8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书》及《协议书》，将钟志良持有的水产公司4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黄国雄名下。根据钟志良一审时提供的证据（编号为粤南[2018]文鉴字第9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一审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述《股东会决议书》及《协议书》中“钟志良”的签名是假冒的，即1999年8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书》及《协议书》是伪造的；伪造的文件依法无效的，黄国雄是违法侵占钟志良的股权，依法予以返还。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8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以其姓名或者名称已记载于股东名册为由主张其已经取得股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生效的股权转让除外。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具体到本案，在钟志良与黄国雄于1998年6月6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水产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等，且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后，钟志良即已受让了黄国雄持有的水产公司40%的股权，已具有股东资格。因此，钟志良为水产公司的合法登记股东，黄国雄违法侵占钟志良的股权应予返还。3.黄国雄等伪造法律文件，侵占他人股权，已涉嫌犯罪，一审法院理应依法将案件移交相关司法部门处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关于公司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欺骗等手段非法占有股东股权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理的批复的意见》规定“据刑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股份属于财产。采用各种非法手段侵吞、占有他人依法享有的股份，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有关非法侵犯他人财产的犯罪规定”和《公安部经侦局关于对非法占有他人股权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问题的工作意见》的规定“对于公司股东之间或者被委托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股东股权的行为，如果能够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则可对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管理中的股东股权的行为以职务侵占罪论处”，黄国雄、黄惠东伪造钟志良签名，将钟志良合法持有的股权转至黄国雄名下，已涉嫌犯罪，法院理应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退一步而言，即便法院不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亦可确认上述1999年8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及《协议书》无效，确认钟志良的股东资格。但是一审法院对伪造的《协议书》、《股东会决议》不仅没有做出无效的认定，反而以该伪造的《股东会决议》作为其审理本案的基础，以致得出一系列违法、荒谬的结论，公然支持违法行为。4.一审法院违背证据逻辑，颠倒事实黑白。黄国雄谎称“钟志良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同意将股权转回给黄国雄并到工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相较于《股东会决议》及《协议书》是伪造的这一客观事实，一审法院居然认为黄国雄的说词较为可信，完全违背证据逻辑，颠倒事实黑白。第一，《股东会决议》及《协议书》中“钟志良”的签名是假冒的，即《股东会决议书》及《协议书》是伪造的、无效的，是可以认定的证据和事实；而黄国雄只是说词，证据效力不言而喻，试问“较为可信”从何而来？第二，黄国雄声称“钟志良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有生效的法律文件证明吗？如果没有，就“股权转让款”的争议不需要审理吗？黄国雄有起诉吗？“股权转让款之诉”与本案“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是同一种法律关系吗？法院审理的依据在哪里？试问“较为可信”从何而来？第三，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的答辩意见是一致的，黄冠恒于2001年12月受让黄惠东20%的股权才成为水产公司的股东，黄冠恒如何能证明1999年“钟志良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试问“较为可信”从何而来？钟志良起诉黄冠恒只是因为其有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综上，一审法院全然不顾客观证据和事实，全然不顾证据的逻辑，颠倒事实黑白。（二）一审法院径直审查双方股权转让关系，名为审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实为审理股权转让纠纷，已超越审理范围，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一审法院明确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即本案的核心在于标注日期为1999年8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书》及《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黄国雄取得钟志良持有的水产公司40%的股权是否合法有效。黄国雄认为钟志良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属于股权转让纠纷范畴，但黄国雄却没有提起诉求，因此一审法院明确“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那么黄国雄所谓的钟志良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三）一审法院混淆股权转让款与股东出资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偷换概念，枉法裁判。诚如上述，一审法院罔顾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变相违法审理股权转让纠纷，剥夺了钟志良关于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权利，不仅是程序违法，更是导致实体审理的违法和错误。一审法院仅凭黄国雄的单方说词，即作出错误的主观推定钟志良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较为可信”；接着又将违法的错误事实作为认定钟志良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的依据，再次作出违法的错误事实认定，是为双重违法双重错误。1.暂且不论该《股东会决议》、《协议书》的伪造与否，《股东会决议》、《协议书》的内容本身也是错误违法的。根据伪造的《股东会决议》、《协议书》内容：首先，黄国雄认为“钟志良未将购买股权的资金103.6万元给黄国雄”，显然是指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其次，《股东会决议》“按章程第十一条规定”决定钟志良“自动退股”，章程第十一条规定是关于股东对公司缴纳出资的规定，且无“自动退股”的约定。因此，该《股东会决议》、《协议书》的内容本身也是错误违法的，即：第一，将股权转让款等同于股东出资。第二，《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违反章程规定，亦不合法。2.股东是否履行了对公司的出资义务，与公司股东转让股权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公司注册资金的出资问题，为原始股东的义务，涉及的是公司与原始股东之间的关系。股权转让款是股权转让方与股权受让方之间的关系，与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毫无关系。因此，水产公司的注册资金是否到位，与钟志良和黄国雄之间股权转让款的争议毫无关系。3.水产公司的注册资金259万元已经到位，根本不存在钟志良未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1999年2月钟志良与黄国雄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时，水产公司的注册资金259万元已经到位（详见补充证据二）。水产公司的注册资金259万元，是黄国雄与黄惠东在水产公司设立时就应承担的出资义务。因此，即便259万元出资不到位，依法应当追究的也是黄国雄与黄惠东的责任，与钟志良无关。4.黄国雄隐瞒了“钟志良已经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及对公司‘出资’义务”的事实，欺骗法院，致使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更为错误。根据水产公司2000年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出资情况中明确载明“钟志良，实际出资额103.6万元”。证明黄国雄已经确认钟志良已实际投资到位。黄国雄虽然于1999年10月就提交伪造的《股东会决议书》及《协议书》等资料申请工商变更登记，2000年7月工商部门予以核准。但是对水产公司在2001年3月15日提交工商部门的“水产公司2000年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黄国雄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不含虚假成份。说明黄国雄虽然违法侵占了钟志良的股权，但是对钟志良已经向公司投资（黄国雄和一审法院都认为是“出资”）的客观事实，无论是黄国雄还是水产公司都不敢否认。5.《股东会决议》违反章程规定，不能做出“自动退股”的决议，因此《股东会决议》亦不合法。综上所述，股权转让款是钟志良与黄国雄两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影响钟志良已经受让了水产公司的股权；股东是否对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是另一种法律关系；况且黄国雄和水产公司都已确认钟志良已经履行出资义务；《股东会决议》内容本身违反章程规定，亦不合法。因此，即便一审法院偷换概念，指鹿为马，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出“钟志良未出资”的结论。在《股东会决议》、《协议书》是伪造、无效的前提下，在《股东会决议》内容本身又违反章程规定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居然可以据此裁判，令人无语！一审法院故意用“股东对公司出资的规定”来认定“股权转让款”问题，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其结论必然也荒谬。一审法院因为“双重违法双重错误”的行为，推导出错误的逻辑：推定钟志良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等于钟志良未对公司出资→公司可以（以伪造的、内容违反章程的文件）解除钟志良股东资格。进而套用《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钟志良没有履行出资义务，水产公司有权以伪造的《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对钟志良的股东资格除名。《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是“关于股东除名的规定”，内容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文的内容，结合本案的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一审法院故意将“股权转让款=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指鹿为马，前提就已经是错误的。诚如上述，水产公司的注册资金259万元已经到位，股东（黄国雄与黄惠东）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而钟志良是受让黄国雄股权而成为股东，因此，即便259万元出资不到位，依法应当追究的是黄国雄或黄惠东的责任，也与钟志良无关。一审法院还提出钟志良未对公司出资显然是伪命题。证据证明钟志良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因此即便是伪命题也不成立。2.一审法院不仅错误地适用规定，还进一步歪曲规定，颠倒规定的因果关系。首先，股东除名的程序应当合法。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在对股东除名之前应履行“催告”程序，并应给予股东履行“缴纳”或者“返还”出资的“合理期间”，只有经过“催告”，该股东仍未在“合理期间”内履行“缴纳”或者“返还”出资的义务，公司才可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除名该股东。具体到本案，水产公司从未催告，就以伪造的股东会决议将钟志良除名了，显然不合法。水产公司不催告的合理解释只能是：第一，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已经到位。第二，黄国雄确认钟志良已履行股权转让款（黄国雄和一审法院都认为是“出资”）的义务。在黄国雄和水产公司提交给工商部门的水产公司2000年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都证明确认钟志良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前提下，水产公司还催告什么呢？其次，反观一审法院却是颠倒催告义务的因果关系，认为黄国雄有权通过伪造的《股东会决议》解除钟志良的股东资格，既然股东资格解除了，因此没有必要再“催告”。综合上述（一）至（四）的论证，足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进行枉法裁判。二、一审法院错误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本案客观事实是：钟志良是通过合法受让黄国雄持有的水产公司40%的股权，而成为水产公司的股东；黄国雄在出让其股权给钟志良时，与另一股东黄惠东已履行了对水产公司的出资义务；钟志良已履行了出资义务。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本案是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钟志良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并办理相关股东身份变更手续，不是债权请求权，因此，黄国雄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是基本的法律常识，在司法实践中也已广泛适用。因此，钟志良提交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份生效判决予以充分说明。因此，一审法院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认定钟志良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即便一审法院错误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亦不能罔顾客观事实和证据，而主观臆断“钟志良于2018年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不符合常理”，认为钟志良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1.作为水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国雄，可以通过伪造他人签名的违法手段侵占他人股权，水产公司何来正常的按照《公司章程》进行经营管理呢？一审法院有审查水产公司是如何进行正常经营、是否合法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吗？2.钟志良与黄国雄、黄惠东是几十年的朋友关系，钟志良又怎么可能想到他们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地通过伪造自己签名的违法犯罪手段来侵占自己的股权，难道钟志良每年都要去工商部门了解自己的股权是否被侵占了吗？这才符合常理吗？3.对钟志良提交的大量的证明其参与公司经营活动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作分析认定，便妄下结论。4.一审法院对伪造的《协议书》、《股东会决议》不仅没有做出无效的认定；反而处处以《股东会决议》作为其审理本案的基础，以致得出一系列违法、荒谬的结论。5.一审法院不仅支持黄国雄通过违法犯罪的手段侵占钟志良的股权，还错误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主观臆断剥夺钟志良的诉权，丧失了人民法院应遵循公平公正的最基本审判原则。诚然，上述（二）的论证已经不影响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的结论，作此论证，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三、根据水产公司2000年度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出资情况中明确载明钟志良实际出资额103.6万元，并结合1998年6月6日钟志良和黄国雄签订的股权股权转让内容的协议可以看到，协议书没有明确要求支付103.6万元，也没有关于支付所谓转让款的时间，所以从内容上更是一份确认书，而不是协议书。这从协议书的履行也可以得到证实。协议书是在1998年的6月6日签订，过了八个月之后，也就是在1999年的2月11日，黄国雄和钟志良办理了股权过户的转让手续。在股权在协议书签订长达八个月之久，黄国雄没有向钟志良主张过所谓的股权转让款，证明双方对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已经完成是确认的。结合黄国雄2000年度的企业年检报告书，明确载明钟志良实际出资额103.6万元，这是黄国雄以及公司的自认，在法律上构成确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枉法裁判，一审判决应予撤销。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相关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维护钟志良的合法权益，判如所请。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共同答辩称：钟志良一审的诉讼请求为“返还股权”“办理变更登记”，诉请中没有确认股东资格的主张，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显然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钟志良提起确认登记在黄国雄名下的水产公司40%股权归钟志良所有的上诉请求是对其一审诉讼请求的变更，超出了上诉审的范围，二审法院应依法予以驳回。根据民事案由规定，民事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所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本案钟志良一审诉讼请求为返还股权以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等，并未提出主张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请，一审诉请主张的均是要求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为特定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给付之诉，不具有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律属性和内容，当然不能归类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从本案一审所查明的事实看，钟志良一审所主张返还的股权来源于双方1998年6月6日签署的协议书，双方争议的案件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协议纠纷，水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钟志良在上诉状中沿用了起诉时的诉讼请求，要求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返还股权”，其诉请属于给付之诉，但在补充上诉状中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股权归钟志良所有”，而为确认之诉，导致诉权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其结果是直接变更了一审诉讼请求，超出了上诉审理范围，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不同意其变更，应当予以驳回。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笔迹鉴定意见书中（粤南[2018]文鉴字第432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送检样本与检材的形成时间相差近20年，且无法确定检材和样本在纸张、墨水、油墨、保存环境等是否相同，因此，该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果不准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退一步讲，即使依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也不能当然认为《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中钟志良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在一审司法鉴定过程中，由于钟志良无法提供与检材形成时间一致的签字样本的原件作比对，且送检样本与检材的形成时间相差近20年，这期间钟志良的书写习惯、运笔方式、熟练程度发生变化的情形是极有可能的，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法司〔2008〕12号）第二条的规定，由于检材与样本在纸张、墨水、油墨、保存环境等方面的不同都会对鉴定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基于上述两点理由，该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果不准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基于黄国雄是将签署好的上述《协议书》等文件交钟志良签署并由其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以及自股权变更登记至今近20年钟志良没有行使股东权利（如参加股东会议），也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即使上述《协议书》不是钟志良签署，其也认可协议书等文件所载退还黄国雄股权的意思表示，且钟志良也未能排除上述文件是由其委托他人代为签署的可能。三、因钟志良当时对水产公司的经营前景没有信心才一直未向黄国雄支付股转款，这是其将股权转回给黄国雄的直接原因，也是本案最重要的事实。钟志良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支付股转款，其无权要求返还股权，亦无权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本案的真实事实是：1998年，钟志良经与黄国雄协商一致，决定受让黄国雄持有的水产公司40％的股权，并于1998年6月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基于信任，在钟志良未支付股转款人民币103.6万元之前，黄国雄于1999年2月11日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了股转登记手续，将钟志良置备于《公司章程》。在钟志良成为水产公司股东之后，了解到当时公司改制刚刚完成且对外有3000多万的巨额负债，且改制时转让资产对价溢价太高，资产开发还需要注入大量资金，经营负担较重，收益较低等不利情况，担心自己的投资可能会打水漂，故迟迟没有依约支付股转款，但是，黄国雄仍然给钟志良充分的时间考虑。1年后，钟志良决定退出合作，经与黄国雄协商一致，于1999年8月26日签订《协议书》，终止合作，将受让的40％股权退回黄国雄，并在《股东会决议书》上签字，自那时起，钟志良就不再是水产公司的股东。因此，钟志良是当时基于对水产公司经营前景没有信心才一直未向黄国雄支付股转款，后来也直接导致其将股份退回黄国雄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钟志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没有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其本无权取得股权，当然也就不存在主张返还股权的权利，亦无权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四、钟志良一直未向黄国雄履行支付股转款的义务，钟志良对黄国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意思是明知的，且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股权变更登记的公示效力及于钟志良。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运用自由心证，认定“因钟志良未履行支付股转款的义务，由其同意将股权转回给原股东黄国雄并到工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较为可信”是正确的。1.如前所述，钟志良在1998年6月与黄国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水产公司40％的股权后，因一直未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黄国雄转让给钟志良的股权属黄国雄财产，在钟志良未支付转让对价，且黄国雄已明确表示终止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形下，股权应归属于黄国雄所有。2.钟志良对黄国雄解除1999年8月26日《协议书》，并将股权返还给黄国雄的行为是认可的，至少其在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是明知的，但未提出异议。因合同已解除，钟志良无权依据已经解除的《协议书》约定主张返还股权。1999年8月26日《协议书》约定双方解除1998年6月6日所签订的协议书，并于1999年10月2日将股权变更登记到水产公司名下，假设上述协议书中签名非钟志良本人所签署，但黄国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股权转让协议也已经解除。再者，因工商变更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该公示效力对一般人均具有约束力，当然效力及于作为公司原股东和董事的钟志良。即应推定钟志良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即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双方已经解除1998年6月6日所签协议书并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钟志良无权要求黄国雄履行已解除合同的义务。结合钟志良至今近20年既未主张权利，也未参与公司管理，更未承担比如追加投资等股东义务，显然一审判决认为钟志良同意将股权转回黄国雄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较为可信，符合高度盖然性原则，也能形成逻辑闭环，事实认定清楚。3.由于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涉及股东权利义务的重大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以及珠海市工商部门的操作规程，在受理股东变更登记申请之时，工商部门不仅要进行形式审查，要求提供《变更登记申请书》、《变更决议》、《公司章程》等文件，还必须进行实质审查，要求变更股东提供主体资格证明即身份证原件核对。因此，1999年10月水产公司作出退股决议、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时，需钟志良本人配合才能完成，其现在称对当时退股一事毫不知情，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五、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钟志良一审诉讼请求为返还股权，属于给付之诉，钟志良所主张的权利在实体法上属于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的规制。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认为钟志良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正确。钟志良以主张确认之诉抗辩诉讼时效，是对其诉权法律性质的错误认识，上诉理由不成立。如前所述，钟志良一审诉请包括“返还股权”和“办理变更登记”等，上述诉请均是要求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为特定行为，法律性质上属于给付之诉，依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对于债权请求权，一方当事人可以提出时效抗辩。结合本答辩状第四点第2项答辩意见所述，钟志良已于1999年10月2日已知股权已变更登记至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名下的事实，假设钟志良有权主张返还，至本案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再者，假设按照钟志良主张股权被侵害为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江苏公司与江苏省信息产业厅等股权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二他字第19号的意见，因股权受到他人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规定，钟志良的主张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六、退一步讲，即使本案案由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但钟志良没有实质性证据证明其二十年来行使和履行过股东兼董事的权利义务、要求过公司分配利润、履行过公司管理职责，且其退股事宜已经工商部门登记的情况下，钟志良不具备具有水产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认定钟志良不具有水产公司股东身份，是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当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应当提供取得股权的实质性证据，证明通过出资、认缴出资的方式原始取得股权或通过受让方式继受取得股权。本案中，钟志良是通过受让的方式继受取得股权，认定其是否具有股东资格，一是考察其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即是否通过受让的方式取得股权并实际支付股转款，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公司义务、参与公司管理；二是考察其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件，即股东身份是否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完成工商部门登记等。本案中，从实质要件考察，钟志良至今没有提交其向黄国雄已直接支付106.3万股转款的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也没有提交其在近二十年来行使过股东权利义务、履行公司义务、参与公司管理、要求过公司分配利润，履行过公司管理职责的实质性证据；从形式要件考察，1999年10月1日，钟志良退股手续经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将股东由“黄国雄、黄惠东、钟志良”变更为“黄国雄、黄惠东”，并变更公司章程，此后水产公司的章程、工商登记中，钟志良都已不再是股东身份，工商登记一经作出，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七、双方于1998年6月6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无论从其文件的名称还是协议的内容，都已经明确其定义为是合同而非确认。钟志良所称的确认是指单方意思的行为的表示，而案涉的协议书是双方共同的合意，其性质上不属于确认书。钟志良以未明确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和未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而主张案涉协议为确认书，是对其性质的错误。任何放弃权利或者是对某一个行为作出确认必须是明确的意思表示，而不能适用于钟志良所主张的推定。钟志良认为该协议书属于确认书的定性是不正确的。钟志良所依据的水产公司2000年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是上诉期间提交的所谓的新证据，但这份证据实际上是备案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属于新证据。这份证据实际上是水产公司工作人员的一个失误，其在填写股东出资情况的时候，把当时已经不再是股东的钟志良填上去了。因为钟志良是继受股东，而不是原始股东，只有原始股东才会出现在出资情况里面载明出资额有没有到位，继受股东是不存在出资的，只是向出让股东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报告书里面认可钟志良出资了103.6万元，是一个事实上的错误。另外钟志良在上诉的事实和理由里面也是认可其不应该支付出资款，而应仅仅向黄国雄来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钟志良所补充的事实和理由是不成立的。无论从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考察，钟志良都不具有水产公司的股东资格，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综上所述，钟志良的上诉请求已实质变更了一审诉讼请求，且其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水产公司答辩称，与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的答辩意见一致，同时补充：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跟水产公司是没有关系的，一审将水产公司列为被告是不合适的。钟志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黄国雄立即向钟志良返还水产公司40%的股权；2.判令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配合黄国雄将水产公司40%的股权返还给钟志良的变更登记手续；3.判令黄国雄向钟志良赔偿1999年8月26日至起诉之日起的股东分红人民币100万元；4.判令水产公司、黄惠东对黄国雄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水产公司于1989年3月23日成立，原股东为黄国雄、黄惠东。其中黄国雄持有水产公司80%股权，黄惠东持有水产公司20%股权。1998年6月6日，钟志良作为乙方，黄国雄作为甲方，共同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如下：现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同意将拥有80%的水产公司股权的一般（即40%）股权转让给乙方，重组水产公司股权。一、甲方出资103.6万元，占总股份的40%。二、乙方出资103.6万元，占总股份的40%。三、股东的权利义务等均按签订的《珠海经济特区西部水产发展有限公司章程》执行，公司章程具有法律效力。水产公司、黄惠东在诉讼中称，对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知情。1999年2月10日，水产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书》，决议同意原股东黄国雄将其拥有的80%水产公司股份的一半即40%股权转让给钟志良。公司各股东比例为：黄国雄占股40%、钟志良占股40%、黄惠东占股20%。选举黄国雄、钟志良、洪翠玲、黄惠东组成公司董事会，选举黄长喜为监事。形成《股东会决议书》，选举黄国雄为公司董事长兼法人代表。同日，向工商部分申请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水产公司股东为钟志良、黄国雄、黄惠东，并形成新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规定钟志良出资103.6万元。1999年8月26日，水产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书》，内容如下：公司股东黄国雄于九八年六月六日将本人40%股权转让给钟志良共同重组水产公司，因钟志良一直都未支付参股资金103.6万元给原股东黄国雄，无法行使股东义务，根据《章程》第五章第十一条第六款的规定作为钟志良退股处理，恢复黄国雄原股东的80%股东权利。2.把第二次变更的《章程》的第三章的三个股东变更为黄国雄、黄惠东两个（原）股东。《章程》的第四章的股东出资额的钟志良股东注销，变更为黄国雄占股权80%，黄惠东占20%股权。《章程》的第七章的第十九条“公司设立董事会”变更为“公司设立执行董事一人”，本章第二十条的“董事长”变更为“执行董事”，其他都是以执行董事行使权利。3.变更后的公司以第一次订立的“公司章程”为准。钟志良签有股东名字的《章程》作废。该《股东会决议书》股东签名一栏有“钟志良、黄国雄、黄惠东的签名”。钟志良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从工商部门调取的《协议书》一份，载明，黄国雄作为甲方、钟志良作为乙方，共同在《协议书》中作出如下约定：由于乙方时至今日都无法支付给甲方购买股权的资金（103.6万元），经双方协商同意签订如下协议：1.终止双方于一九九八年六月六日所签订出让法人股权的《协议书》；2.乙方退出水产公司的股东会及董事会；3.今后水产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权利与义务与乙方无关；4.乙方原持有的40%股权，全部退还给甲方，即甲方拥有水产公司的股权为80%。该《协议书》甲方一栏有黄国雄的签名，乙方一栏有钟志良的签名。1999年10月1日，三灶工商分局为水产公司办理了变更登记，事由为公司股东钟志良至今都未支付参股资金（103.6万元）给原股东黄国雄，根据《章程》第五章第十一条第六款的规定，作为自动退股处理。工商部门依申请进行了变更登记，将股东“黄国雄、黄惠东、钟志良”变更为“黄国雄、黄惠东”。股权变更后，黄国雄出资207.2万元，占股80%；黄惠东出资51.8万元，占股20%。任命黄国雄为执行董事，并变更备案公司章程。钟志良称，上述1999年8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书》《协议书》上的“钟志良”签名，均非其亲笔签名，属于黄国雄、黄惠东伪造。钟志良于2018年2月6日自行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上述“钟志良”的签名进行了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南〔2018〕文鉴字94号）载明：1999年8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书》、《协议书》上的“钟志良”签名，与钟志良提供的签名样本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关于上述钟志良退股及变更登记过程，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称，钟志良与黄国雄本为朋友关系，黄国雄将股份转让给钟志良后，钟志良发现水产公司有负债而且对水产公司的经营前景没有信心，便向黄国雄提出要退股，并且也未向黄国雄支付过股权转让款，黄国雄同意了钟志良的要求，在1999年8月26日钟志良和黄国雄签订退股协议，约定钟志良将之前40%的股权退回黄国雄，同日召开股东会由黄国雄收回40%的股权，并将公司股东从三个变更为两个，变更后的股东黄国雄占水产公司的80%股权，黄惠东占20%股权，并将公司董事会变更为执行董事，变更股权材料后交给钟志良，由钟志良去工商办理了退股的相关登记手续，1999年10月1日完成了将钟志良股东变更到黄国雄名下的登记手续，自此钟志良和水产公司再无任何股东的关系。在2001年11月28日黄惠东将20%股权转让给了黄冠恒，工商部门在2001年12月24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钟志良对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述称的上述股权变更过程不予认可。钟志良还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07年10月9日《授权书》一份，该授权书载明：“本公司股东黄国雄、钟志良、黄惠东一致同意，决定委托钟华生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对外招商、盘活本公司拥有的横洲岛水产养殖之用地（水面）共12000亩，及三灶东咀水产码头和水产批发市场用地10万平方米。待以上项目达成交易时，须经公司全体股东签字有效”。该《授权书》股东一栏有“黄国雄、钟志良”的签名、股东黄惠东签名处，有“黄国雄代”字样，钟志良以此佐证其在2007年还是水产公司股东，但钟志良未能向一审法院出示该《授权书》原件。钟志良还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份《资产负债表》一份，该资产负债表“负债及权益”一栏显示“其中钟志良”合计金额“334693.27”，钟志良称，该《资产负债表》中显示的金额即是其出资金额。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对上述没有原件的《授权书》和没有签名盖章的《资产负债表》不予认可。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指出，钟志良受让股份是从黄国雄处得来，股权转让款应当是支付给黄国雄，其以水产公司《资产负债表》来证明向黄国雄支付转让款，逻辑上不能自洽。钟志良于2018年6月16日自行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授权书》复印件印刷体文字及“黄国雄”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以及《授权书》落款处“黄国雄”签名与黄国雄签名样本是否出自同一人笔迹进行鉴定。其向鉴定机构提供了有黄国雄签名的1998年6月6日《协议书》、1999年2月10日《董事会决议书》、《股东会决议书》、《章程》、1999年8月26日《协议书》、《股东会决议书》、《章程》、1999年10月2日《执行董事任命书》、工商登记资料等作为比对样本。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南〔2018〕文鉴字432号）载明：1.《授权书》印刷体文字及“黄国雄”签名字迹的复印时间早于样本约1个月；2.《授权书》落款处“黄国雄”签名与黄国雄签名样本出自同一人笔迹。在诉讼过程中，钟志良再次申请对如下材料进行鉴定：1.对1999年8月26日钟志良《股东会决议书》落款股东签名处以及1999年8月26日《协议书》落款乙方处“钟志良”的签名进行鉴定；2.对2007年10月9日签署的《授权书》上黄国雄的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并对该《授权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3.对1998年12月31日作出的资产负债表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钟志良提供了如下鉴定样本：1999年8月26日《股东会决议书》《协议书》、2007年10月9日《授权书》、1999年2月10日《股东会决议书》《董事会决议书》《章程》、有钟志良签名的《鉴定申请书》及2019年3月12日所书写的钟志良签名样本。一审法院经摇珠确定由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鉴定单位。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后，于2019年4月23日复函一审法院，告知1998年12月31日作出的资产负债表内容均是打印字迹，考虑到国家标准中要求提供同一台打印机打印的样本难以收集，受技术条件限制，对打印字迹内容的形成时间不予受理。于2019年6月11日再次复函一审法院告知：“《授权书》复印件对书写力度判断有影响，可能无法根据复印件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0月17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粤通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205号），鉴定意见为：1.1999年8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书》落款股东签名处“钟志良”的签名字迹不是出自钟志良的字迹；2.1999年8月26日的《协议书》落款股东签名处“钟志良”的签名字迹不是出自钟志良的字迹；3.根据现有材料，无法判断送检材料2007年10月9日《授权书》上股东黄国雄签名处“黄国雄”的签名与样本签名是否出自同一人的字迹；4.根据现有材料，无法判断送检材料2007年10月9日《授权书》上股东黄惠东签名处“黄国雄代”的签名与样本签名是否出自同一人的字迹。钟志良对广东通济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予以认可。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对广东通济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不予认可，理由为：钟志良应提交与检材形成时间相一致的样本原件，但钟志良提交的均系复印件，且钟志良的签名样本，都是20年后的签名样本。送检样本与检材的形成时间相差近20年，在此情况下，钟志良提交的样本与检材明显在保存环境、纸张的种类及颜色，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份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法司〔2008〕12号）第二条的规定，“由于检材与样本在纸张、墨水、油墨、保存环境等方面的不同都会对鉴定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期间钟志良的书写习惯、运笔方式、熟练程度极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鉴定结果的准确性。该鉴定意见作出的鉴定结果不准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关于钟志良受让黄国雄股份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钟志良称除了《资产负债表》载明金额334693.27元佐证外，没有其他证据。关于钟志良在成为水产公司股东后有无参与水产公司的经营管理，钟志良称，公司主要交给黄国雄管理。钟志良负责公司的招商工作，钟志良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自行制作的招商手册，但并无任何招商的结果。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也提供了在工商机关备案的2001年之后的股东会纪要、股东会决议，显示均无钟志良的参与。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及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钟志良是否有权享有水产公司股东资格；二、钟志良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钟志良的股权为从黄国雄处受让得来，其应当证明依照1998年6月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向黄国雄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在本案中，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在其受让股权到转让股权后，向黄国雄支付过股权转让款，或者黄国雄确认收到过钟志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因钟志良未向黄国雄支付股权转让款，水产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将钟志良的股份转回到黄国雄名下，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诉讼过程中，钟志良申请对该次股权变更过程中形成的《协议书》及《股东会决议书》上“钟志良”的签名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为前述股权变更文件上“钟志良”字迹并非钟志良的签名，但是，从变更登记的事由来看，股权变更申请及《股东会决议书》中明确载明，因钟志良未支付股权受让相应对价，故此将钟志良的股权转回给黄国雄，钟志良在诉讼过程中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向黄国雄支付过股权转让款，也没有证据显示黄国雄自1999年10月1日三灶工商分局为水产公司办理了变更登记，恢复了黄国雄在水产公司80%股权后，还向钟志良追讨过股权转让款，因此，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的主张因钟志良未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由其同意将股权转回给原股东黄国雄并到工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较为可信。退一步讲，即便该股权变更手续并非钟志良黄国雄办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钟志良和黄国雄1998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可以看出，黄国雄转让40%股权给钟志良，是为了水产公司的重组和正常经营，但钟志良一直不履行出资金义务，肯定会严重影响到水产公司的重组、经营。因此，水产公司在钟志良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作出《股东会决议》，对其股东资格进行除名，亦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综上，钟志良无证据证明向黄国雄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履行出资金义务，股权变更事宜已经工商部门登记，钟志良要求确认其享有水产公司40%股权，并由水产公司、黄国雄返还并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钟志良于1998年6月6日从黄国雄处受让了水产公司40%股权，因其未向黄国雄支付股权转让款，水产公司于1999年8月26日作出《股东会决议书》，对其进行了除名，其作为公司股东兼董事，理应行使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职权，无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有履行股东义务、参加过股东会议和行使过股东及董事权利，钟志良表示于2018年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不符合常理。从其股东身份变更至起诉之日，已近二十年。钟志良作为水产公司股东兼董事，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其在近二十年后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至于钟志良还要求黄国雄赔偿损失，由水产公司、黄惠东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问题。其一，钟志良首先得确认具有水产公司股东身份，才能主张损害赔偿。如上所述，一审法院并未支持其诉求；其二，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其前述诉求属于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该诉求不属本案审理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钟志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188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22360元，三项共计50548元，由钟志良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钟志良提交如下证据：1.核准日期为2001年12月24日的水产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档案；2.珠华审事验字（1998）008号验资报告、工商局证明；3.水厂公司2000年度检验档案。被上诉人黄国雄、水产公司提交珠华审事字【1997】053号审计报告。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均形成于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前，其双方于二审提交，系属逾期，且无客观理由。且双方的证据均与基本事实无关或者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均不予采纳。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钟志良二审法庭调查时主张与黄国雄于1998年6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没有明确约定钟志良103.6万元的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该协议实际上是股权确认书，并称该协议书签订之后，钟志良没有再向黄国雄支付过股权转让款。钟志良2019年12月15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入股珠海珠海经济特区西部水产发展有限公司的缘由情况说明》，该说明中称“之前甲（钟志良）乙（水产公司）双方同意甲方的投入资金作为将来入股乙方公司的入股资金，在1998底年前，甲方总投入资金约33万元（参考乙方资产负债表的实际数额）给乙方日常运作支出，主要收款人绰号阿佳，是黄国雄亲戚，现于珠海经营虾苗场，起诉材料所提供的乙方负债表就是当时乙方董事长黄国雄交来作为甲方入股乙方（接受黄国雄出让的40%股份）的出资证明。在1999年，本人又再支付股权转让款30多万元，具体支付凭证已经无法找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逐一评析如下：一、关于本案的案由的问题民事案由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概括，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钟志良的诉讼请求主要是黄国雄向其返还水产公司40%的股权，并由水产公司、黄国雄、黄惠东、黄冠恒协助办理相应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根据钟志良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一审将本案案由确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并无不当，理由如下：股权转让纠纷是指股东之间、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纠纷，而本案中，从钟志良的诉讼请求来看，其纠纷虽源于其与黄国雄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是其诉讼目的是确认其股东资格，股权转让纠纷这一案由无法全面概括本案的法律关系。相反，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其包括了股东与股东之间因股权转让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本案使用该案由更为贴切。综上，一审法院对案由的确定无误。二、关于钟志良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鉴于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股权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公司享有的人身和财产权益的综合性权利，其不同于债权，故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是当事人主张其享有股权的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三、关于钟志良请求确认其享有水产公司股东资格是否成立的问题从查明的事实可知，水产公司于1989年成立，黄国雄、黄惠东在该公司改制之后成为该公司股东。在钟志良与黄国雄签订协议前，该公司已经实缴了注册资本，《协议书》明确约定黄国雄将拥有80%的水产公司股权的一半股权出让给钟志良，钟志良也称其通过受让黄国雄的40%的股权而成为水产公司的股东，基于以上事实，可以确认协议书中约定的乙方（钟志良）出资103.6万元，占总股份的40%，指的是钟志良向黄国雄支付股权转让款103.6万元，而非向水产公司出资，上述《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股权转让协议。至于钟志良主张上述《协议书》没有约定股权转让款的给付时间支付方式等，因此该《协议书》实为股权确认书，对此本院认为，该协议书对于股权转让份额及相应股权价款的表述清晰，双方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没有约定期限并不导致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更无法从没有约定股权转让款给付时间这一情形而推论钟志良无需给付股权转让款，故钟志良关于该《协议书》属于股权确认书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基于前述事实，依照上述规定，钟志良欲确认其股东资格，则需证明其已经依法从黄国雄处受让了水产公司40%的股权。钟志良是否从黄国雄处受让了水产公司股权是本案的关键争议之一。对此本院认为：一则，案涉《协议书》约定了钟志良从黄国雄处受让40%股权，对价是向黄国雄支付股权转让款103.6万元。但从钟志良在2019年12月15日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来看，钟志良既无支付凭证等证据佐证其主张，退一步而言，即便采信其陈述亦可知其并未向黄国雄支付股权转让款103.6万元。钟志良在二审法庭调查时更是认可其在签订协议之后没有向黄国雄支付过股权转让款。另外，如前所述，水产公司在钟志良与黄国雄签订《协议书》之前已经实缴出资到位，钟志良拟合法受让股权，应向黄国雄支付股权转让款，但钟志良二审补充提交主张水产公司资产负债表及验资报告等仅能表明水产公司的出资情况，却不能证明钟志良已向黄国雄支付股权转让款。二则，虽然上述《协议书》签订之后，水产公司出具了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将黄国雄名下的80%的股权变更了40%股权至钟志良名下。但是从前述第二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2条第3款的规定可知，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登记的公示信息属于对抗证据，对抗证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鉴于实践中并不排除股权转让双方先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故不能仅从已经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形便得出股东已经完成受让行为并成为股东。在不涉及第三人的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人民法院应重点审查股东取得股权的源泉证据，包括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以及当事人是否记载于股东名册等情形。故钟志良仅依据其在1999年初水产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其为股东这一事实主张确认其股东资格，本院不予采纳。三则，钟志良主张其1999年成为股东，但是从1999年直至其2018年提起本案诉讼，已近20年，钟志良除了提交关于曾代表水产公司招商引资的《授权书》以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行使了水产公司股东权利承担了股东的义务，而上述招商引资的《授权书》并无原件核对，不足采信。综上三点，钟志良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合法受让了黄国雄关于水产公司的40%的股权，其关于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且有鉴于钟志良关于其在1999年初经登记成为股东的主张不能成立，其关于1999年10月1日水产公司的变更行为是侵占其股权的主张自不能成立。双方关于该变更行为是否钟志良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争议并不影响本案前述分析，本院不予赘述。一审法院虽然说理略有偏颇，但驳回钟志良诉讼请求的处理结果无误。综上所述，钟志良的上诉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评析说理略有偏颇，但审处结果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188元，由钟志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烽娟审判员  张榕华审判员  李 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林千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