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茂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223民初114号 原告:阿坝州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茂县信用社，住所地：茂县凤仪镇西羌大道西干道。 负责人：杨炳寿，职务：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勇，四川锦官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尧，四川锦官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国水电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茂县分公司，住所地：茂县南新镇牟托村。 负责人：邓黎伟，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明来，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国水电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三段**。 法定代表人：邓黎伟，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明来，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嘉鹏翔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城西村**。 法定代表人：罗仕伟，职务：不详。 被告：茂县国水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茂县南新镇牟托村。 法定代表人：邓黎伟，职务：不详。 被告：李涛，男，198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被告：李兴远，男，1954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被告：邓黎伟，男，196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明来，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阿坝州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茂县信用社(以下简称：茂县信用社)诉被告成都国水电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茂县分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国水分公司）、成都国水电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国水公司）、成都市嘉鹏翔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鹏翔公司）、茂县国水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县国水公司）、李涛、李兴远、邓黎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茂县信用社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勇、张尧、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成都国水公司、邓黎伟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明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嘉鹏翔公司、茂县国水公司、李涛、李兴远经传票合理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茂县信用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成都国水公司和成都国水分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36万元及利息5.731243万元（该利息计算暂截止2020年3月22日，利息应按《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共计：141.731243万元；2.判决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和成都国水公司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1338万元；3.判决被告成都国水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在拍卖、变更其名下茂县牟托水电站全部资产和土地使用权的款项，原告有优先受偿权；4.判决被告嘉鹏翔公司、茂县国水公司、李涛、李兴远、邓黎伟对诉讼请求第一项和第二项的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8月5日，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茂信联公借（2010）020号《社团贷款合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0年8月5日至2018年5月3日，款项用途：茂县牟托水电站建设项目。同日，被告成都国水公司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茂信联信公抵（2010）020号《抵押合同》，以其所有的牟托水电站全部资产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公证和登记；被告李涛又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茂信联信个保（2010）020号《个人保证合同》，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贷款发放后，经原、被告协商一致，对借款进行了展期。在此过程中，除被告成都国水公司和李涛继续为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外，被告邓黎伟、嘉鹏翔公司、茂县国水公司、李兴远与原告分别签订了《个人保证合同》、《保证合同》、《连带保证承诺书》，对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归还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成都国水电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自有资产和土地（使用权证号：茂国用2009第0××7号）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的抵押登记。在《借款合同》履行中，被告没有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归还借款本息。截止2020年3月22日，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已拖欠本金136万元和利息5.731243万元，共计141.731243万元，而被告成都国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及借款的抵押人、保证人涉及重大法律纠纷，生产困难，财务状况恶化，危及原告的债权安全。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原告已经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立即归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并向被告送达了通知。现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答辩称，1.原告所主张的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不明确，具体金额无法确定；2.原告所主张的律师费未看到相应证据，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 被告成都国水公司辩称意见与成都国水公司分公司辩称意见一致。 被告邓黎伟辩称，一、原告应当对茂县牟拓水电站权在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答辩人对抵押物拍卖、变卖后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本案中，原告案涉债权既有债务人自己提供的茂县牟拓水电站全部资产作抵押担保，又有保证人邓黎伟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且根据双方签订的《个人保证合同》的担保条款中并未对优先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亦或是优先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进行明确约定。这属于被担保的债权就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约定不明确。因此，本案在债务人自己提供水电站全部资产进行担保的情况下，原告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此观点也在最高院的案例中体现，详见如下： 1.最高院公报案例《黑龙江北大荒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七星粮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法（2017)最高法民申925号】中：保证合同中虽未明确约定债务人提供水稻质押是保证人提供保证的条件，但物权法对债务人提供的物保与第三人提供的人保并存时的债权实现顺序有明确规定，保证人对先以债务人的质物清偿债务存在合理的信赖利益，北大荒担保公司怠于行使质物交付请求权损害了保证人的顺位信赖利益，保证人应在质物优先受偿价值范围内免责。本案中，借款债务人三江缘公司与四保证人均系稻米经营企业，互相之间存在五户联保关系，联保形式相同，即任何一户的银行贷款均由北大荒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再由借款债务人以各自所有的机器设备、房产和水稻向北大荒担保公司提供抵押和质押担保，其他四户向北大荒担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案涉质押合同与保证合同系同一天签订。以上事实表明，案涉各方当事人均知晓北大荒担保公司的反担保债权上应同时设立了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和第三人提供的人的担保。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依据上述规定，因本案当事人没有约定债权实现顺序，若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物权正常设立，保证人只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故四保证人对自己享有法定的顺位利益存在一种合理信赖，从保证人七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喜本、保证人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雪峰在得知三江缘公司处分质物后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的情况来看，也能证明保证人存在此种信赖，由此产生的信赖利益受法律保护。若令保证人在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物权未设立时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则恶意违约的债务人与怠于行使权利的债权人利益不受损，保证人的信赖利益却遭受侵害，这无疑违反民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综上两方面分析，保证人合理的顺位信赖利益遭受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侵害，保证人应当在质押物4560吨水稻的价值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2．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乾安县支行与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儒仕实业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40号民事判决】（五）关于本案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是否明确的问题。《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担保法》第28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物权法》显然对《担保法》物保绝对优先的原则进行了修正，但这并不意味着《物权法》即抛弃了物保相对优先的基本精神。就同一债权并存物保与人保时如何实现担保权利，在《担保法》物权绝对优先原则的基础上，融合了意思自治的法律权衡，以满足更加丰富的现实需求。本院认为，对《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可作以下三种情形的具体把握：第一，即对实现担保物权有明确约定的情形，在此情形下，无论是对人的担保合同还对是物的担保合同，均要审查是否存在“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即是否对实现担保物权作出明确约定，有此约定的，即应优先按照该类约定进行处理，无论该类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是就债务人提供的物保所作约定，还是就第三人提供的物保所作约定，均应当按照该明确约定实现债权。很显然，此等情形下，隐含着意思自治可以排除物保优先的精神，这实际是将契约自由精神摆在更加重要的法律地位。但此等情形下，依然始终要围绕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进行审查，其实质亦同样体现着物保优先的法律原则。第二，即先就债务人的物保实现债权的情形，经审查人保合同与物保合同，对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则债权人应当先就债务人提供的物保实现其债权，不得绕过债务人的物保而径行追究人保合同项下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此等情形，更是直接体现着物保优先的原则，尽管是就债务人的物保优先而言。第三，即债权人对第三人提供的物保选择实现债权的情形，此等情形适用的前提与前述第二种情形应当相同，即依然是有关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因提供物保主体上存在差异，即物保系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所提供，则债权人既可选择向第三人物保实现债权，也可依据人保合同向保证人实现债权，或者同时向第三人物保以及人保提供者主张实现债权。此等情形，尽管赋予债权人以选择权，但此等情形的前提是没有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明确约定，因此依然体现着物保优先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相结合的审查要求 除本案《保证合同》6.14条款外，经查，乾安支行与天安公司以及丁醇公司签订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1.7条均约定：“当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无论抵押权人对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抵押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抵押人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备注：《保证合同》6.14条与《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1.7条的约定，除将保证换成抵押外，其他的表述完全一样）根据以上对《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所作理解，结合对本案《保证合同》以及《最高额抵押合同》相关条款的审查，在本案被担保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且物的担保既有债务人提供的、也有第三人丁醇公司提供时，乾安支行无疑应当先依照《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明确约定先行向债务人天安公司以及第三人丁醇公司主张实现其债权，而不应当依照本案《保证合同》的约定实现其债权。这是因为，本案《保证合同》的前述约定，仅仅是关于实现保证债权而非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而且本案《保证合同》的前述条款也并没有明确涉及实现担保物权的内容，不能得出已就担保物权的实现顺序与方式等作出了明确约定，故不能将本案《保证合同》中的以上约定即理解为《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但《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1.7条所作的相同约定，却显然是关于实现担保物权所作的约定，是关于抵押权人直接要求抵押人在其物保范围内承担物保责任的约定，无疑属于就实现担保物权所作的明确约定，这与乾安支行及一审判决关于《保证合同》6.14条的理解逻辑实质上并无不同。在此情形下，按照《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当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时，债权人即应当按照该约定实现债权，即本案乾安支行应当按照其与债务人天安公司以及第三人丁醇公司的明确约定，不仅应当先就债务人天安公司的物保实现其债权，而且也应当先就第三人丁醇公司的物保实现其债权。一审判决对于《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精神理解显然片面，在得出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附着《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本案《保证合同》的正确判断下，却又仅仅审查本案《保证合同》项下关于实现保证债权的约定，不去审查《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对于实现担保物权已经作出的明确约定，明显不妥。乾安支行能够理解本案《保证合同》第6.14条的约定明确，却偏偏置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1.7条的明确约定于不顾，这与其作为专业银行应当正确理解《物权法》精神以及应当全面审查《保证合同》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基本要求均相违背，对由此片面理解法律精神以及片面审查合同条款所可能引发的行为后果，乾安支行应自行承担。故索普公司、儒仕公司关于乾安支行应先向债务人天安公司以及第三人丁醇公司主张，因已有明确约定，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最高院的判例，答辩人认为，原告应当应该对茂县牟拓水电站权在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答辩人在对抵押物拍卖、变卖后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嘉鹏翔公司、茂县国水公司、李涛、李兴远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属被告成都国水公司的分公司。2010年8月5日，原告及黑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茂信联公借（2010）020号《社会贷款合同》，向黑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0年8月5日至2018年5月3日，款项用途：茂县牟托水电站建设项目。还本计划为：2011年至2016年，每年12月21日偿还70万元，2017年12月21日偿还80万元。2010年8月5日，被告成都国水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茂信联信公抵（2012）0200号《抵押合同》，用茂县牟托水电站在建工程价值增加部分为其提供抵押担保，抵押公证登记证书号：（2010）茂抵登字第04号;同日，被告李涛与原告签订了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茂信联信个保（2010）020号《个人保证合同》，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告于2010年8月31日向被告发放了借款400万元，于2010年9月1日向被告发放了借款100万元。2014年12月17日，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与原告签订了茂信公展（2014）年第010-1与茂信公展（2014）年第010-2号《借款展期协议》、协议展期期限为2014年12月21日至2016年12月20日，展期金额为70万元。2015年12月17日，原告与被告成都市嘉鹏翔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茂信公保（2015）18-7号《保证合同》，为上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截止2018年4月17日，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借款136万元本金仍未归还。2018年4月17日，被告成都国水公司、成都国水分公司与原告共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茂信公展（2018年）第02号《借款展期协议》，协议展期时间至2020年5月2日，展期金额为136万元，并约定被告成都国水公司继续按照茂信联信公抵（2010）020号《担保合同》的约定提供担保。同日，原告与成都国水公司签订了茂信公抵（2018）01-03号《抵押合同》，约定将茂县牟托电站的动产（动产清单如下：1.35ＫＶ输电7.36千米、压力前池、压力钢管土建工程、成都国水电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使用权证书编号为茂国用2009第0××7号的土地使用权）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并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登记书编号为：阿工商茂抵（2018）第0006号，同时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明，登记编号为：川20**茂县不动产证明第0000072号；同时，原告与被告茂县国水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茂信公保（2018年）01-03号《保证合同》，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告与被告嘉鹏翔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茂信公保（2018年）02-03号《保证合同》，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告与被告邓黎伟签订了合同编号为茂信个保（2018年）01-03号《个人保证合同》，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被告李涛、李兴远、邓黎伟向原告出具“连带保证承诺书”，承诺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20年2月29日，原告向被告送达《宣布贷款立即到期通知书》。截止2020年3月22日，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36万元、利息5.731243万元（该利息计算至2020年3月22日）。原告因此次诉讼产生律师费1万元。以上事实，有原告茂县信用社提交的证据：原、被告营业执照、居民身份证、金融许可证、借款借据、茂信联公借（2010）020号《社会贷款合同》、茂信联信公抵（2010）020号《抵押合同》、（2010）茂抵登字第04号《抵押公证登记证书》、茂县国土地资源局“茂国用他项（2010）第074号”他项权利证书、茂信联信个保（2010）020号《个人保证合同》、茂信公展（2014）年第010-1和-2号《借款展期协议》、茂信公展（2018）第02号《借款展期协议》、茂信个保（2018）01-03号《个人保证合同》、茂信公保（2018）01-03号《保证合同》、茂信公保（2018）02-03号《保证合同》、茂信公抵（2018）01-03号《抵押合同》、阿工商茂抵（2018）第0006号《动产抵押登记书》、川20**茂县不动产证明第0000072号《不动产登记证明》、土地抵押茂国用（2009）“第07号、李兴远和邓黎伟出具的“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2份、宣布贷款立即到期通知书及送达资料、委托代理合同及付款凭证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予以佐证，被告成都国水公司、成都国水分公司、邓黎伟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告成都市嘉鹏翔商贸有限公司、茂县国水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李涛、李兴远均未到庭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茂县信用社与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签订的编号为茂信联信公借（2010）020号《社团贷款合同》，与被告成都国水公司公司签订了编号为茂信联信公抵（2012）020号和（2010）010号-2号《抵押合同》、与李涛签订的合同编号为茂信联信个保（2010）020号《个人保证合同》、与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签订的茂信公展（2014）年第010-1号、茂信公展（2014）年第010-2号《借款展期协议》、与被告成都国水公司及成都国水分公司原告共同签订的合同编号为茂信公展（2018年）第02号《借款展期协议》、与成都国水公司签订了茂信公抵（2018）01-03号《抵押合同》、与被告嘉鹏翔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茂信公保（2018年）02-03号《保证合同》、与邓黎伟签订的合同编号为茂信个保（2018年）01-03号《个人保证合同》、被告李涛、李兴远、邓黎伟出具的“连带责任保证承诺书”均合法有效，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原告茂县信用社已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发放了借款，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应按照约定还本付息。现因被告成都国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及抵押人、保证人生产困难，财务状况恶化，危及其原告茂县信用社的债权安全，被告未提出抗辩意见，原告茂县信用社可以依据《社团贷款合同》的约定，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立即归还全部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原告因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1万元，应该由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依据合同而承担。成都国水公司作为成都国水分公司的总公司，应该对分公司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被告成都国水公司与原告茂县信用社签订了《抵押合同》，以茂县牟托水电站在建工程价值增加部分与该电站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该电站动产（动产清单如下：1.35ＫＶ输电7.36千米、压力前池、压力钢管土建工程、成都国水电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使用权证书编号为茂国用2009第0××7号的土地使用权）为该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应该根据合同的约定，对上述借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茂县信用社对该担保债权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嘉鹏翔公司、茂县国水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为被告成都国水分公司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告李涛、李兴远、邓黎伟也自愿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以上担保均在担保期限内，原告有权要求嘉鹏翔公司、茂县国水公司、李涛、李兴远、邓黎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嘉鹏翔公司、茂县国水公司、李涛、李兴远、邓黎伟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成都国水公司追偿。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因本案当事人没有约定债权实现顺序，在债务人提供了物的担保时，债权人应当先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 综上所述，原告茂县信用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国水电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茂县分公司和成都国水电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阿坝州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茂县信用社借款本金136万元、利息5.731243万元（该利息计算至2020年3月22日,2020年3月22日后产生的利息按双方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合计141.731243万元； 二、被告成都国水电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茂县分公司和成都国水电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阿坝州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茂县信用社因实现此次债权产生的律师费1万元； 三、被告成都国水电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用其茂县牟托水电站在建工程价值增加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使用权证号：茂国用2009第0××7号）、电站动产（动产清单如下：1.35ＫＶ输电7.36千米、压力前池、压力钢管土建工程）为上述第一项、第二项款项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原告阿坝州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茂县信用社对上述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被告成都市嘉鹏翔商贸有限公司、茂县国水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李涛、李兴远、邓黎伟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款项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1.7658万元，由被告成都国水电站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被告成都市嘉鹏翔商贸有限公司、茂县国水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李涛、李兴远、邓黎伟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付艳芳 审 判 员  秦金涛 人民陪审员  田 亮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胡应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