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3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炳庆，男，1964年10月3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现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晋松，上海晋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梅英，女，1967年3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卫忠，上海汤卫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炳庆因与被上诉人吴梅英、原审被告上海满佳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佳公司）其他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19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满佳公司被依法注销，王炳庆及吴梅英均向本院申请满佳公司退出本案诉讼，吴梅英也表示不再向满佳公司就本案主张权利，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炳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梅英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上海市XX园区内厂房两幢（以下简称涉案厂房）是王炳庆挂靠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建造。奉贤区人民法院（2009）奉民一（民）初字第308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支付B公司工程款2,542,634元，C公司以涉案厂房抵偿工程款，同时B公司支付C公司折价款1,400,000元。故取得涉案厂房的对价为3,942,634元，折价款1,400,000元实际由王炳庆支付。王炳庆与吴梅英约定涉案厂房归吴梅英所有，但王炳庆投入资金对涉案厂房进行了添置、装修、场地平整。上述折价款1,400,000元，由王炳庆在收取涉案厂房租金后分批支付，该部分应予以抵销。减量化中，吴梅英获得补偿款共计6,445,600元，扣除取得涉案厂房的对价3,942,634元后，吴梅英多获得收益2,502,966元，该部分收益，足以体现吴梅英所得补偿款包含了王炳庆收取的租金。由此，减量化协议金额之分配行为，足以表明王炳庆与吴梅英就租金一事处置的意思表示，无需另行明确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关于必须具备明确的意思表示，方能推断减量化补偿款分配时已一并处理租金收益的认定有误。吴梅英也未对多获得之收益2,502,966元作出合理解释。王炳庆认为，涉案厂房的改扩建、添置附属设施、装潢、土地使用费、税费、债务承担及租金的收取、投入等均是一个整体，无法分割处理。2016年7月5日的减量化协议已对双方的利益进行了整理分配，且已履行完毕，吴梅英无权再行向王炳庆主张租金收益。退一步讲，即便吴梅英可以向王炳庆主张租金收益。但XX协议中，吴梅英仅取得二幢厂房，且当时系在建工程，尚有遗留工程如屋顶、地坪、墙面粉饰、电缆、配电间、厂区道路、地下电缆等部分，在后续时间中进行了完善，其中包括厂房扩建301.44平方米。王炳庆实际出租的面积包含了涉案厂房、门卫、配电房、仓库、厕所等合计达到5,750.15平方米，较之吴梅英原始取得的厂房面积3,216平方米，增加面积为2,534.15平方米。吴梅英只能在3,216平方米内享有租金收益。对于增加部分，要么由王炳庆享有，要么双方另行协商分配。基于此，减量化中，吴梅英可得涉案厂房补偿款为2,983,149.20元，吴梅英可得租金总额为1,220,075.04元，两项合计4,203,224.24元。但在减量化协议中，吴梅英实际获得各项补偿合计6,445,600元，吴梅英已多得2,242,375.76元，其再行向王炳庆主张租金收益，应予以驳回。吴梅英之所以得到644万余元补偿款，主要是基于吴梅英身体欠佳、两人之女在外求学的基本费用系吴梅英具体经办、减量化协议签订时双方XX不离家、减量化后吴梅英失去租金收益等考虑，王炳庆仅要求了配电设施及绿化部分的补偿。吴梅英要求王炳庆支付租金收益的诉讼请求，应全部予以驳回。被上诉人吴梅英辩称，不同意王炳庆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梅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王炳庆、满佳公司返还已经收取的位于上海市XX园区内二幢厂房的租金合计2,376,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梅英与王炳庆于1995年2月9日登记结婚，2007年4月25日双方协议XX。XX协议书约定位于上海市XX园区内厂房两幢归吴梅英所有。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债权债务所有工地及满佳公司应收应付款均由王炳庆负责；工地及公司的所有材料及事物由王炳庆负责处理。2010年1月21日经奉贤区人民法院（2009）奉民一（民）初字第308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C公司支付B公司工程款2,542,634元。2010年1月26日，上述两方达成和解协议，C公司以位于奉贤区XX镇XX园区内全部厂房抵偿给B公司，土地使用事宜由B公司与XX镇XX园区另行办理租用手续。B公司支付C公司厂房折价款1,400,000元。2010年4月9日，满佳公司与上海D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工场协议》，上海D有限公司租赁满佳公司1,624平方米厂房，租赁期限自2010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租赁费前三年每平方米0.33元，每年195,610元。2010年3月17日，王炳庆出具厂房租金所有权凭据，承诺厂房以后租金全部归吴梅英安排所有。但欠别人的1,300,000元先付，以后多余的全部归她所有。2011年2月19日，王炳庆书写五年计划，厂房在五年内建好。2011年12月2日，满佳公司与上海E有限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租赁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年租金70万元。租赁期限自2011年12月2日至2021年12月1日。后王炳庆再次出具书面材料确认租金从2010年4月1日开始收取第一幢租金，第二幢租金是从2010年7月1日开始收取至11年底改租另一家。其中每平方米0.33元，按天数计算，面积为3,300平方米。还有一家每年700,000元，其中包括开发票的税费在内。每年土地租金每亩3,000元。2014年1月26日，吴梅英、王炳庆及上海F有限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附协议”即因XX析产特变更甲方（满佳公司）为吴梅英，以后厂房租金及维护由吴梅英负责，从2014年起所有租金汇入吴梅英卡号，用于建造二期厂房资金。2016年7月5日，吴梅英、王炳庆及上海市奉贤区XX镇XX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XX村委会）签订“协议书”一份，经三方协商同意报镇减量化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对涉案厂房以减量化予以拆除，上海市奉贤区XX镇XX村村民委员会补偿吴梅英、王炳庆7,876,800元，其中王炳庆取得补偿款1,431,200元。其余款项均归吴梅英所有。两个月内涉案厂房搬离并拆除。根据房地产估价报告显示，该区域内，有建造于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2013年的包含综合楼、车间、门卫、宿舍等建筑。吴梅英与王炳庆、满佳公司一致确认涉案厂房每栋面积约1,624平方米，合计3,300平方米左右，也即减量化评估报告中2006年建设的3,500多平方米的综合楼；2010年4月至2013年12月的租金均由王炳庆收取。关于吴梅英、王炳庆关系，吴梅英认为，为建设新厂房，其委托了王炳庆出租并由王炳庆代收租金，由于所谓二期厂房未建成，由王炳庆收取的租金应返还吴梅英。王炳庆认为，两人合作经营涉案厂房，因吴梅英没有人脉，且涉案厂房当时处于毛坯状态，故由王炳庆整修后利用其人脉关系出租，关于合伙比例，参照减量化协议来看，大概为吴梅英取得80%，王炳庆取得20%收益。关于租金计算，吴梅英认为，上海D有限公司与满佳公司在2010年4月与7月分别签订了两份租赁合同，面积均为1,624平方米，按每平方米0.33元计算。在2011年12月，该公司退租。分别自2010年4月、7月计算至2011年12月，租金分别为326,000元、277,000元。上海E有限公司自2011年12月底起租计算至2013年12月，合计租金1,400,000元。王炳庆口头告知还有XX公司租赁40个月，租金为373,000元。王炳庆认为，对于实际收取租金多少不清楚，且存在提前退租等情况，所有租金都投入涉案厂房建设，王炳庆确认确实存在XX公司租赁，但是租赁的为场地，与吴梅英无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吴梅英、王炳庆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合作经营关系。吴梅英认为双方系委托关系，王炳庆认为系合作经营关系。吴梅英、王炳庆对于两者之间就涉案厂房的法律关系没有书面约定，但涉案厂房建设于王炳庆承租的土地之上，相应的附属设施包括门卫或者场地的使用均属于王炳庆所有或使用，故涉案厂房所取得租金利益事实上亦包括土地使用及附属设施使用所产生利益。即使如吴梅英所言，也是吴梅英以租金所得出资在王炳庆所承租土地之上建设房屋，事实上亦是两人合伙经营行为。现由于涉案厂房因减量化拆除，合伙经营显然无法履行，故双方合同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查明事实，在吴梅英所主张时间段内租金收益打入王炳庆账户，且吴梅英合伙经营对象亦为王炳庆，故理应由王炳庆将属于吴梅英所得返还吴梅英。王炳庆坚持认为，减量化款项分割时，双方已经一并将上述款项予以处理。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款项抵销，必须具备明确意思表示，从款项分割情况无法推断租金收益已经一并予以抵销。王炳庆还辩称，所得租金均用于房屋修缮，但王炳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房屋修缮支出，吴梅英对此也不予认可，故对此不予采纳。关于吴梅英要求返还款项中，部分系场地出租所得，场地系满佳公司承租，与吴梅英无涉，对于该笔款项予以扣除。对于其余租金，关于XX木业租金及XX公司租金均有相关合同及王炳庆、满佳公司自述材料予以证实，王炳庆认为实际未收到如此多金额，但却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参照合同及王炳庆自述材料计算所得为2,003,000元。鉴于吴梅英及王炳庆没有约定相关合伙比例，考虑土地系王炳庆承租及经营管理行为均由王炳庆作出，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王炳庆应当支付吴梅英1,702,550元。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判决：一、王炳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吴梅英1,702,550元；二、驳回吴梅英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808元，由吴梅英负担7,314元，由王炳庆负担18,494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递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20年8月24日，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载明：经审查，提交上海满佳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的注销登记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准予注销登记。基于此，王炳庆及吴梅英均向本院申请满佳公司退出本案诉讼，吴梅英也明确表示不再就本案纠纷向满佳公司主张权利。二审中，吴梅英表示，自愿将向王炳庆主张返还的租金收益数额由一审法院判决的1,702,550元降低至1,000,000元，其余数额不再主张。本院认为，关于吴梅英与王炳庆就涉案厂房成立合作经营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的争议。综合考虑涉案厂房归吴梅英所有、厂房所在场地系王炳庆租赁、王炳庆负责对外出租及收取租金并对厂房进行改扩建、王炳庆长期未向吴梅英交付租金收益及吴梅英未主张租金收益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吴梅英与王炳庆系合作经营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吴梅英关于两人系委托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2016年7月5日双方签订减量化协议书时是否已对合作经营关系终止后的后果作出了一并处理。本院对此分析如下：第一，2014年1月起，涉案厂房的出租人由王炳庆一方变更为吴梅英，租金及厂房维护均由吴梅英负责。但双方仍准备建造二期厂房，故此时吴梅英未向王炳庆主张返还租金收益，应属合理，并无不妥；第二，2016年7月5日签订的减量化协议书，主要系XX村委会与吴梅英、王炳庆确定两人各自可得减量化补偿款的数额。该协议处理的是涉案厂房减量化补偿款的确认及分配，并未包含租金收益的分配，符合常理。在此情况下，王炳庆主张该协议系对合作经营关系终止后果的一揽子处理，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第三，从减量化补偿的明细看，吴梅英获得的补偿款确实多于两幢厂房的补偿款。对于其余建筑物的归属及补偿款的归属，双方各执己见，双方提供的证据也并未达到证据优势。即便存在王炳庆出于照顾吴梅英之目的而放弃部分补偿款的事实存在，但并不能由此推定吴梅英已明确放弃向王炳庆主张已收取之租金收益；第四，2014年起，涉案厂房的经营管理已由王炳庆转移至吴梅英，2016年涉案厂房被减量化时，吴梅英与王炳庆的关系也并未好转。对于2014年之前由王炳庆收取的租金收益等重大利益的处分，双方并无书面协议予以确认，亦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因素，本院认为，在无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王炳庆主张减量化协议系对双方合作经营关系终止后果的一揽子处理，缺乏依据及合理性，依据现有的事实及证据，不能推定吴梅英放弃向王炳庆主张租金收益之权利。关于王炳庆应返还之租金收益数额。王炳庆负责对外经营涉案厂房的出租事宜，对涉案厂房进行必要的修缮、维护等，应属合理，但王炳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以证明其实际支出。综合考虑涉案厂房的租金水平、经营期间存在必要支出的合理性、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土地系王炳庆一方租赁等因素后，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王炳庆返还吴梅英租金收益1,702,550元，尚属合理，本院予以维持。王炳庆关于其无需向吴梅英返还租金收益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二审中，吴梅英自愿将要求返还的租金收益数额降低至1,000,000元，系其对己方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195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195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王炳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吴梅英1,0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808元，由吴梅英负担7,314元，由王炳庆负担18,49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123元，由王炳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 焱审判员 蒋庆琨审判员 钱文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许 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