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6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飞燕，男，196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存清，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斌，男，198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五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海学，男，195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五华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奋腾，广东财富东方（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文烺，广东财富东方（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飞燕因与被上诉人曾斌、曾海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29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唐飞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转让书》并非依法成立，所以不生效；而且，该转让书的内容本身也不符合所附的生效条件而不生效，但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请及依据，直接以另案作为本案的事实认定并作出判决，明显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具体如下：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非本案的事实，必然导致本案事实认定的错误。首先，一审法院所谓查明的曾海学向上诉人借款、出借金额及三方承诺内容，仅来自两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也没有证据能印证上述款项出借给了上诉人；而且所谓的三方《承诺书》也只是复印件，并不具有真实性的。其次，一审法院的审理查明直接引用的另案二审判决认定《转让书》有效的判决结果及相关依据，但另案并非上诉人提起，其在本案的诉求并没有在另案中体现及审查，因此，另案判决的相关依据也是基于另案自身的法律关系为前提，一审法院将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的不同案件混同及等量代换本身就将直接导致错误；其三，上诉人提起本案，且明确相关的诉求及依据，正是因为另案忽略了对《转让书》效力问题相关事实的审查，而一审法院引用的与本案有关的上述内容也只是被上诉人曾斌在庭审笔录中的单方陈述内容，并未经另案法院查证属实，也未作为另案判决的依据，但上述相关却是本案的重要诉求。而一审法院完全无视本案的法律关系及争议问题，直接将另案中未被审查认定的被上诉人单方陈述作为本案判决认定的事实，实际上是强行限制或剥夺了上诉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权利及路径。二、一审法院成功地回避了本案的主要诉请和相关依据。确认之诉分为确认权利关系存在的积极确认之诉与确认权利关系不存在的消极确认之诉。而且，上诉人依法享有诉权及诉的利益，上诉人基于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纠纷，有权要求法院对处于争议状态的法律关系进行裁判。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235万元借贷关系与本案存在重要关联，上诉人请求确认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235万元借贷关系属于确认之诉中的“消极确认之诉”。不仅如此，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235万元借贷关系，或者即使双方存在争议，也和《转让书》的效力存在重要关联，一审法院也有依法查明的必要。(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债务关系，《转让书》无生效的合法前提。本案中，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支付过一分钱的借款金额，仅以张某良用以和上诉人共事的钱是向其借款为由，就将无实际出借资金证明的张某良个人100万元借条，演变成235万元的借款债务由上诉人全部承担并强占上诉人的涉案房屋，完全无视法律尊严，235万元借条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转让书》也无生效的合法前提。被上诉人提交的张某良2010年3月24日出具的80万元和20万元的两张借条虽然写的是“借条”，但内容中还写明了“附银行转账”，而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和借条金额及时间相对应的转账凭据进行印证。因此，借条中的100万元借款是否已经实际出借、双方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都不能确认。98万元的存款凭条及2万元的转账凭条既不能确认是被上诉人存入，也不能确认张某良和被上诉人之间100万元借款的性质。如果上述凭条是真实借款，被上诉人不可能2万元小金额都通过转账支付，而98万元巨额借款却不转账支付，并且还不让借款人出具借条，显然也不符合常理常识；而且，被上诉人也未提供该时间段的借条印证借款关系，即使有转账凭据也不能排除张某良和被上诉人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合同、债务等经济往来的可能性。被上诉人关于100万现金出借给张某良的说法更无可信度。在近10年前、广东梅州下属的一个小县城-五华县，拿100万现金出借，而且无需借款人出具借条，根本不符合常识常理，毫无可信度。被上诉人目前还持有张某良100万元借条原件，不仅和张某良向其借款200万元的说法存在自相矛盾，而且暴露了200万元借款的虚假事实。庭审中，被上诉人至今还持有张某良100万元借条原件，已经证明张某良自借条落款时间至今从未向被上诉人还过钱，否则张某良不可能还钱却不要回自己借条。因此，被上诉人以张某良向其借款200万元的前提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借贷债务的前提依据。张某良出具的借条只能作为认定张某良和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依据，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贷债务关系的依据，235万元债务及《转让书》不合法，无法律约束力。1、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和承诺书，2010年3月24日张某良的个人借条金额为100万元，但2012年6月19日的《承诺书》复印件直接将100万金额变成230万元，借款人由张某良一个人变成张某良和上诉人两人，但既未得到上诉人真实签名确认，也未提供《承诺书》中所说的两张230万元的欠条印证，更未提供支付130万元差额的转账凭据或其他实际支付的凭据；而且，随后仅间隔一个月（即2012年7月27日），由两人承担230万元借款的《承诺书》就变成由上诉人一人承担的235万元的借条，也未提供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5万元差额的转账凭据或其他有效支付凭据，而且，即使以月息1分计算，无论是100万或是200万元，一个月的利息都远远不会产生5万元的差额。2、张某良和被上诉人之间借贷关系，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属于两个不同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可另案向张某良主张，但不能将张某良向被上诉人的借款直接等同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承担借款债务。张某良向被上诉人借款金额不能直接等同于张某良和上诉人共事投入的资金金额；张某良和上诉人共事的款项是自有资金还是从被上诉人处的借款无法证明，投入资金数额多少也不能确定；上诉人和张某良共事自己也有投入资金，双方是各自对投入资金承担损失还是其他风险承担方式也不能确定；就算张某良不对上诉人共事投入的资金承担责任，就算仅上诉人对张某良投入共事的资金承担责任，上诉人也顶多承担50%而非100%。3、不能因上诉人遭受限制人身自由、威胁恐吓下写借条、转让书和还款无法提供证据，就推理为自愿合法，另案证据更说明审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贷债务关系真实合法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案没有对《转让书》产生的必须前提，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二之间235万元借贷债务事实的真实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且，曾海学没有在另案中出现，也给曾斌在另案中逃避上述事实提供了空间。而另案的两级法院对《转让书》效力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恰好说明案件事实争议较大，更证明本案对案件相关事实进行全面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案是刘伟红基于涉案房屋属夫妻共同财产之无权处分而提起，和本案的案由、诉讼请求、主体、法律关系等都不同，不可能简单将两个案件的结果等量代换；另案所有资料中都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真实债务关系却被非法强迫确认和履行债务的陈述，相对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既要钱又要房的主张,后者即被上诉人对双方债务产生前实际出借资金和对后续债务人及债务金额变化的举证责任更为重要，且未履行举证义务所产生的损害后果也更为严重。通过另案所有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上诉人对于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债务关系陈述或回答法庭询问时都是：“因为曾斌到单位去扰乱我，我跟曾斌父子都没有债务，235万元也是强迫我写的”、“曾海学说是张某良从他那里拿了钱，让我来还”、“和张某良做事用了钱，张某良说从曾斌的父亲拿了钱”、“曾斌找到我老婆要还钱，说我欠其的钱”“之前根本不认识曾海学”、转让书和欠条都是在宾馆被限制人身自由时写的、当时有6人在场要求我写，写完就恢复人身自由……等被限制和强迫的内容，从未改变过。因此，根据本案的案情及证据情况，如果不对是否真实出借资金的事实进行审查，如果不对借贷债务的真实合法性给予重视，如果仅以上诉人无法举证被强迫或违背真实意愿而视为上诉人自愿、债务真实合法，相信现在所有依法严惩的套路贷都可以是合法的、应当被保护和支持的，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永远难以得到保护。(二）即使忽略借贷关系真实性的问题，转让书也未生效。根据《转让书》内容可知己对《转让书》的效力约定附生效条件，即涉案房屋作偿80万元债务，在2013年2月2日上午12时前债务金额无减少《转让书》生效。但上诉人在签订《转让书》后，于2013.2.2日前就已经支付10万元（见证据3)，即在2013年2月2日前所附的涉案房屋作偿80万债务的生效条件已经不能成就，即转让书已不具备生效条件，未生效。而且，即使忽略张某良200万借款的真实性，上诉人顶多承担50%,即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而根据本案上诉人的还款流水可知，上诉人已累计向被上诉人转账195.5万元，虽然被上诉人心虚在不同阶段退回了102万元（40万和62万元），但在强占涉案房屋前也实际收到上诉人还款达93.5万元，但被上诉人仍然敢强占涉案房屋，也印证了上诉人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强迫确认债务及履行的说法是可信的。三、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导致错误的法律适用及判决结果。本案中，一审法院并未基于本案的法律关系审理，完全无视上诉人的诉请及相关依据，以另案结果替代本案审理，则必然导致错误的法律适用及判决结果。基于上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唐飞燕补充上诉意见称：一、以物抵债必须有合法的原债权债务关系存在，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并无借贷的法律关系。二、以物抵债是属于债务清偿。应当属于实践性行为，但是在转让书之后，涉案的房屋既没有发生物权的转移，也没有使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债务关系消灭，那么根据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另案(2018)粤03民终17208号判决书可知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予以确认的。在结合本案的证据，可以证明以下几点：1、涉案的房屋并没有交付给被上诉人，也没有发生产权登记变更。2、即使转让书有效，但是因上诉人无权处分与刘伟红的共同涉案房产，也无法实现涉案房屋的实际转让。而且另案已经认定了涉案房屋并未实际交付。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也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那么上诉人签订的转让书之前即未经配偶同意，签订后其转让行为也未经配偶的追认，即使转让书有效，也不等同于客观上能够履行。即合同有效不等于合同能实现履行。3、2017年6月，相关部门针对涉案房屋的城市更新补充协议也是跟上诉人和刘伟红签订的，也已经证明了相关部门的权属登记确认的涉案权利人也是上诉人唐飞燕，而非被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意见，以物抵债的协议尚未办理物权的转移手续之前，债权人要求继续履行抵债协议或要求确认所抵之物的所有权归自己所有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上诉人在被迫签订转让书之后，实际上已向唐飞燕转账超过80万元的债务金额，虽然被曾斌退回了62万元，但是也已经证明了上诉人唐飞燕对转让债务金额有实际履行能力的。还有，转让书签订之后，双方的债务关系并没有消灭。那么假如转让书的签订是实现以物抵债，那么双方的债权债务应当消灭。但通过本案证据可以明确知道双方在签订转让书之后，上诉人继续向被上诉人偿还债务，双方的这种债务关系并没有消灭。也证明了实际转让书并没有生效及实际履行，否则这个案件就存在一个债权关系也存在一个物权存在，不可能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基于上述，我方原上诉状及本次的上诉意见，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被上诉人曾斌、曾海学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在事实方面，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所谓“事实”，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以毫无依据的臆测、推断，否定有多项书面证据相互印证的且已经履行终结的债权债务存在；其二、以受胁迫为由，否定其签署的借条、承诺书、转让书等全部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对于其第一部分的主张，被上诉人的意见已经在一审充分阐述且在一审判决中明确记载，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有借条、承诺书、银行凭条、上诉人付款行为、上诉人在其他案件中答辩自认等书面证据证明，足资认定。上诉人的主张，全部为其个人的毫无依据的主观臆测、推断不足为凭，更不足以否定前述书面文件证明的事实。对于其受到胁迫的主张，更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与其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后的付款行为、交付房屋产权文件行为、长时间未提出任何异议的行为相矛盾，纯属毫无依据的谎言。必须再次说明的是，本案并非被上诉人行使债权，且涉案的债权债务已经履行终结;而是上诉人主张其签署的确认债权以及转让房屋权益的法律文件乃受胁迫签署，不具真实性。故本案并不需要被上诉人举证证明涉案债权的事实，而是应由上诉人证明，建立本案的债权债务关系、房屋权益转让关系的全部法律文书，均属其被胁迫签署。而上诉人对于其主张，不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陈述与其后续行为更是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连基本的逻辑和合理性都不具备，完全不能成立。2、在理由及法律方面，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1)上诉人在本案提出的诉求，也经法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确认，其起诉或诉求应予驳回。上诉人在本案的诉求，尤其是《转让书》效力问题，已经由生效判决认定涉案《转让书》有效，同时该判决还认定上诉人主张的受胁迫写下“借条”、《转让书》的主张不可信，认定上诉人已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最长期限。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所谓事实，即债权债务不真实以及债务确认文件、《转让书》是受胁迫签署的主张，在前述案件的二审阶段，贵院进行了充分、全面、深入、详尽的事实调查，并据此做出了明确的事实认定，认定上诉人的前述主张均不能成立。在贵院17208号判决已经发生效力的情况下，一方面足以确认，上诉人在本案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另一方面，其在本案中的起诉，实质上是要求否定17208号判决的结果，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7条规定，其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审原则，依法应予驳回。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1656号案裁定中，明确确认实质否定另案裁判结果，即构成重复起诉。(2)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提出，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消极确认之诉，该等主张不能成立。对于确认之诉的具体事项，现有法律未进行明确规定，但法律界在若干方面存有共识。其一、确认之诉不得以事实问题为确认之诉客体，应当是在明确无异议的事实之基础上对该等事实是否构成某种法律关系进行评价，而在本案中，上诉人诉求，实质上确认235万的借款事实不存在，故其诉求客体不当;其二、确认之诉的对象当为现存的法律关系，而本案所涉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履行终结，并非现存法律关系。其三、确认之诉所涉法律关系基于具体法律行为建立，请求裁判评价的对象应当是具体法律行为而非抽象关系，否则将出现抽象关系被评价而具体行为未予裁决的矛盾状况，因此本案上诉人如提起确认之诉，当针对建立债权债务关系的“借条”、“承诺书”等法律文件提出明确诉讼请求。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其诉讼请求不当，予以驳回，并无不妥。其次，上诉人在本案提起的第一、第二项诉讼请求，分别为债权债务关系和房屋权益转让关系，其在一个案件中对两个不同法律关系要求作出裁判，也不符合一诉审理一个法律关系的民事诉讼原则。再次，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求，本质是对其签署的多项法律文书行使撤销权，而其诉状及上诉的核心理由，均为被胁迫。一方面，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胁迫，反而有大量证据反证了不存在胁迫另一方面，则上诉人行使前述撤销权，早已超过了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1年的行使期限以及民法总则规定的5年最长行使期间，其诉求不应获得支持。因此，上诉人的诉求在法律层面，也不能成立。三、本案所涉的其他部分细节情况，可进一步佐证上诉人提出的主张没有任何依据，不能成立。1、上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声称受胁迫。首先，被上诉人是老实本分的生意人，从事建设工程生意，没有任何背景。而上诉人方面，其父亲曾是五华县公安局领导，其弟弟原为五华县-派出所领导，现在国安部门任职，其弟弟还参加过双方的一次协商，被上诉人有什么能力对家族有深厚司法机关背景的上诉人施加胁迫?其次，在涉案的债权确认文件和转让书签署后，上诉人夫妇，向被上诉人主动且持续地转款和支付租金，试问，如果被上诉人对其实施胁迫，如果本案的债务不真实，上诉人有什么理由持续转款?2、在双方债权债务结清超过5年的时间里，上诉人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或主张，而在2018年涉案的房产传出要进行旧改，可能产生巨大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上诉人夫妻对5年前的房屋权益转让行为反悔，意图通过滥用司法程序，夺回房屋权益。即便如此，上诉人依然在采取行动之时，强行向曾斌支付62万元还款(被曾斌退回)。这一事实进一步反证涉案债务的真实性，证明上诉人所谓胁迫其签署涉案文件的说法纯属谎言。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一审及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本案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补充上诉意见，我方补充答辩几点：1、首先，上诉人当庭补充的理由当中大部分陈述的事项都是刘伟红诉曾斌一案当中已经处理过的问题，该等事项已经由深圳中院作出生效判决。不应在本案进行处理。其二，上诉人在其补充理由当中提出的大量理由均为转让书的履行问题，这一理由实际上是其起诉和上诉的理由自相矛盾，既然上诉人在起诉和上诉当中主张转让书没有生效，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履行问题，履行问题也不应为其主张产生任何效力。该等问题应由被上诉人自行解决即可。其三，上诉人在增加的上诉理由提出的物权问题和事项，该等事项同样与本案没有关系。本案上诉人所主张是转让书的效力问题，并非涉案房屋的物权确认问题。如有物权问题，也由被上诉人自行处理即可。与上诉人无关。其四、被上诉人请求合议庭关注其在其补充的上诉理由中有大量的陈述，自认了涉案债务的存在，并且已以其有还债的履行能力作为理由，认为转让行为无须履行。而对转让书的履行提出异议。该等陈述也与其诉讼请求以及上诉状所陈述的内容自相矛盾，进一步主张其主张没有依据。唐飞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原被告之间无235万元借贷关系；2、判决基于235万元债务而产生的《转让书》未生效；3、判决被告腾退位于罗湖区房屋，并返还房产证、《公司内部房产转让协议书》、《转让房产协议书》、《退房申请》等房屋产权资料；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原告主张其于2009年与案外人张某良合作投资项目，但需要前期活动费用，张某良便向原告银行账户汇入100万元做前期活动费用。随后，原告与张某良为了该项目，向相关人请客送礼、打牌、游玩等花费了100多万元，至2011年10月，该项目未做成功。张某良要求唐飞燕返还100万元的款项，并称该款是他在亲戚曾海学手上借的。两被告则主张，被告曾海学于2010年3、4月间和2011年3月分别借出各100万（共200万）给原告及张某良，月息1分。因到期后未能还款，曾海学多次找到张某良及原告催讨，2012年6月三方于深圳协商一致，该笔200万元借款和利息30万，由原告及张某良共同承担，并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2年7月20日偿还。2012年7月27日，因原告未按承诺书还款，双方再次确认时就按照35万计息，由原告出具借条，明确借款为235万元，并于2012年8月1日前还款。此后原告向被告曾海学还款75万元。2012年底，原告、被告曾海学及案外人张某良三方协商确定，剩余未还借款160万元由张某良及原告各承担80万。原告的80万元债务，则通过其松某西湖小区X栋XX房的房产转让给被告曾斌（曾海学之子）以抵偿。2013年1月30日，原告签署《转让书》并将相关房屋产权资料交付被告曾斌，被告曾海学则将借条、承诺书原件交付原告。至此，原告与被告曾海学的债务终结。2018年3月，原告的配偶刘伟红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粤0303民初9817号，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前述《转让书》无效以及被告曾斌返还房产证等相关手续，该案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4日二审审理终结，案号为（2018)粵03民终17208号，二审生效判决认定《转让书》有效。以上事实，有借条、转让书、承诺书、原告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018)粵0303民初9817号民事判决书、(2018)粵03民终17208号民事判决书及原、被告的陈述、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既非确认之诉，也非给付之诉，该诉请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之诉。另外，（2018)粵03民终17208号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转让书》无法定无效情形，应为有效，并且“鉴于唐飞燕向曾斌交付转让协议书、房屋产权证等资料具有担保履行《转让书》的性质，在《转让书》依法解除或曾斌改为选择由唐飞燕清偿此前80万元债务之前，刘伟红无权向曾斌主张返还前述房屋资料”，即该《转让书》业已生效，且原告亦无权要求被告返还相关房屋产权资料。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飞燕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8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以涉案《转让书》并未生效为由，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涉案房屋资料、腾退涉案房屋，但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涉案《转让书》有效，上诉人该项主张与生效判决的认定存在矛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另外，上诉人第一项诉请即关于主张双方无借贷关系的诉讼请求，并非独立之诉，一审判决不予处理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唐飞燕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00元，由上诉人唐飞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康  养审判员 陈  俊  松审判员 李  东  慧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赖汉贞(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