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3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男，198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澜，浙江世纪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钱某，女，1992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君杰，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某因与上诉人钱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3民初2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赵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澜、钱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君杰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某上诉请求：判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钱某返还彩礼454888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审事实认定基本正确。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尚未结婚登记，钱某收到41万元现金且该现金是彩礼。另外，赵某在原审庭审中提供的录音证据中钱某明确表明其对于2万元现金支付的戒指款愿意予以返还。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本案的双方尚未登记结婚的客观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本案明显是属于该解释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彩礼应当予以返还，但原审却错误地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属于对法律规定的曲解，“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包括未曾同居的也包括曾经同居的。结合该解释第十条予以返还彩礼的情形之（二）“双方办理结婚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也明确表明，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的情况才不属于返还彩礼的范围。三、原审对于41万元的彩礼，判决酌定返还18万元的判决违反公平原则，原审对彩礼返还数额的判决对于赵某极不公平。根据钱某自认，购买戒指的2万元款项，也应当由钱某返还。赵某在两人的交往过程中，身心亦遭到了钱某的极大伤害，名誉也受到了钱某的侵害，而不是钱某当庭表述的“开心”，赵某在双方交往期间的经济损失远大于钱某，钱某的酒席款项已全部由赵某承担，但在原审中赵某亦未要求钱某承担除了彩礼之外的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失，关于钱某所购的家电和家具虽然是少量的，但赵某一直妥善保管，随时愿意返还。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正确，但错误适用法律，望二审审理后依法改判支持赵某的原审请求。 钱某辩称，一、一审法院将41万元认定为彩礼错误，该款项系赵某母亲对钱某的赠与，用于双方筹备婚礼及婚后生活、商品房购置等。一审中赵某并未要求返还2万元戒指，且该戒指至今仍在赵某家中，无需钱某返还。二、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条，不存在法律适用的错误。三、原审判决返还18万元过高，应减少，一审未考虑到双方在婚约过程中共同生活将近一年、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过错在于赵某、钱某两次流产对其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影响以及钱某花费二十多万元的经济因素，返还金额过高，应当予以调整。四、关于红包24888元，双方缔结婚约期间，互有赠送红包，同意原审关于红包的处理意见。 钱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全部驳回赵某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赵某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法院将案涉41万元认定为彩礼存在错误，该部分款项应为赵某的赠与款，用于双方筹备婚礼、婚后生活费及商品房购置等。2018年9月15日，即双方订婚当天中午，赵某以现金形式向钱某交付彩礼，但同时在未经清点情况下，钱某随后将彩礼返还给赵某。同日下午，按当地订婚风俗，钱某随赵某至赵某家里，赵某母亲拿出38万元赠与赵某，口头陈述用于双方筹备婚礼、婚后生活费及商品房购置等，并一起至银行将38万元赠与和3万元用于金器购买款存入银行。该笔款项应认定为赵某母亲对钱某的赠与款，而非彩礼。二、退一步讲，即使案涉41万元为彩礼，一审法院酌定钱某返还18万元彩礼，金额过高，存在错误。一审法院没有充分考量钱某在婚约过程中共同生活时间、赵某导致未结婚过错、钱某因赵某两次流产对钱某身心及健康影响等非经济因素，以及钱某在其中花费217360.25元的经济因素，致使一审法院酌定返还金额过高，应当予以改判。（一）虽然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法院可以支持返还彩礼要求，但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文件第50条的规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对此，一审判决中也是认可该规则，根据上述规则，并结合本案事实，钱某无需向赵某返还任何彩礼，即使要返还，也需在一审基础上予以大幅度降低。1.相较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或共同生活、但未办理婚礼情形，本案中钱某与赵某已举办婚礼，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一年，已形成事实上夫妻关系情况下解除婚约，对钱某作为女性在社会名誉评价影响和伤害更大，而且这种情形下，双方事实上已达成缔结婚姻目的，至于双方未完成婚姻登记形式，是赵某导致，其法律后果不应由钱某承担。彩礼一般认为是双方基于缔结婚姻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二款反向解释，如双方办理结婚且共同生活，收受彩礼方一般可不用返还彩礼。从立法目的看，这是因为双方既有夫妻实际生活之实，又有法律上形式登记，符合了缔结婚姻的目的，因此不需返还，同时也是对女性社会名誉损害补偿。其中法律形式上结婚登记，更多是从社会评价角度，是否认可双方为夫妻，因此可以扩大解释为已举办婚礼。相较已办理登记且共同生活，但未办婚礼，已办婚礼广而告之更能达到缔结婚姻目的，甚至对女性社会名誉损害更大，举重以明轻，应当扩大解释。本案中，钱某与赵某已于2018年12月15日举办婚礼，在双方周边社会关系评价，均认为双方已是夫妻关系，根据钱某一审提交的嵊州市公安局制作的赵某同事笔录中，表明赵某均认为钱某为赵某老婆，双方已评价为夫妻关系。因此，从社会评价等立法目的角度解释上述条款，钱某与赵某在举办婚礼后，已被社会评价为夫妻关系，即使没有法律结婚登记，在社会评价是一致的，事实上双方交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退一步讲，即使无法评价为本案已实现缔结婚姻目的，但双方交付彩礼后，已共同生活一年，在交付彩礼前也同居八个月左右，合计一年八个月。按司法实践，也应对钱某作为女性，从妇女权益保护、精神抚慰、社会名誉影响等角度予以酌定补偿。2.钱某因赵某导致两次流产，造成钱某严重心理及身体健康的损害。根据一审认定事实，双方同居后，钱某曾两次流产，尤其是第二次流产完全是赵某导致。根据钱某提供微信聊天记录，钱某是在2019年4月左右第二次怀孕，怀孕后不久赵某突然向钱某要求结束双方的关系，钱某作为女性和母亲，一开始是保留孩子，在2019年6月至8月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近乎哀求赵某回来与钱某办理结婚证和准生证，共同抚养这个孩子，而赵某回馈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冷暴力”，一次又一次拖延，甚至不承认是自己孩子，放任钱某独自去医院孕检、独自检查，没有陪伴，只有冷漠。2019年7月，钱某无奈做了亲子鉴定，甚至在长期的拖延和冷漠中，钱某在××××年××月××日到赵某公司，挺着5个月孕肚，以跳楼哀求赵某结婚，办理准生证，这虽是双方内部争吵，但不到万不得以，不到极端绝望，钱某又怎会挺着孕肚，到赵某公司以跳楼相逼迫，这可是众目睽睽、一尸两命，可以想象钱某当时是多么绝望，也已经丢弃了自己所有的尊严。2019年9月6日，跳楼当天被送医不久后，钱某自行去嵊州市人民医院进行了流产手术，住院九天。至今，孩子的遗体标本仍在鉴定中心保存。回顾钱某第二次怀孕到流产的整个过程，钱某是在赵某冷漠、“冷暴力”、拒绝结婚、办理准生证等原因逼迫下，在极端绝望情况下，作出流产决定，全部过错均是由赵某导致，而且造成了钱某极其严重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创伤，在彩礼返还金额上法院应当考虑该因素，对钱某精神和心灵予以抚慰。3.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是赵某拒绝导致，时至今日，钱某仍同意办理结婚登记。对此，一审法院也予以了认定。4.钱某在整个婚约关系中，在举办婚礼、怀孕保胎流产、嫁妆等方面，大概有217360.25元支出，且该支出均由赵某过错导致，一审法院在彩礼返还中未予以充分考虑钱某已支出的经济补偿。（1）钱某随嫁家电17230元、家具9000元、其他日用品49876.21元，合计76196.21元。一审中赵某已确认收到家电17230元、家具9000元，但对其他日用品49876.21元持有异议，但根据钱某一审提供日用品收据、淘宝采购收货记录及发票等，49876.21元日常品采购行为发生在双方订婚之后，可以证明存在49876.21元支出，且已全部留置赵某家中，彩礼中应当先直接扣减这部分金额。（2）钱某因举办婚礼酒席花费46699元及婚纱13618元，合计60317元，该花费是因赵某拒绝办理结婚登记而产生的损失，彩礼返还中应当予以酌定补偿钱某。一审法院认定酒席花费是钱某自愿行为，法律也未规定费用需由男方承担，故不予采信的认定，存在错误。虽然举办婚礼的花费承担是由双方自愿商定，但该花费仍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属于附条件的费用承担合意。本案中，因赵某反悔导致双方缔结婚姻目的没有实现，因此导致费用支出承担，赵某应当予以补偿。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6民终2980号二审判决书中，也是将婚礼费用支出作出彩礼返还金额的酌定因素。（3）钱某因赵某导致的两次流产支出80847.04元，包括第一次流产直接费用1192.01元、误工费5460元，第二次流产费用2013.55元、误工费1638元及后续治疗费10157.94元和怀孕保胎期间支出费用、亲子鉴定火化等费用合计60385.54元，该费用赵某也应予以补偿。综上，在一审判决返还18万元彩礼，留给钱某23万元经济补偿情况下，但只考虑钱某因赵某导致经济支出情况下，一审判决补偿金额仅能弥补钱某经济支出，未对钱某精神及名誉进行任何补偿。一般而言，按过往司法实践，仅考虑本案共同生活一年以上，两次流产、未办理结婚过错等非经济因素，即可按50%左右返还彩礼，同时考虑钱某在婚约过程中22万元左右经济支出，一审法院酌定返还18万元彩礼过高，应当予以大幅度降低，甚至无需返还彩礼。因此，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 赵某辩称，一、一审认定的事实正确。（一）原审认定钱某于订婚当天收取了赵某交付的彩礼41万元的事实正确。钱某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有诸多的不实陈述，其中对于收取赵某41万元彩礼的事实一再抵赖，直到法院调取钱某于收取彩礼当天的41万元的银行现金存款记录，其还辩解虽然当天彩礼已全部返还，但该款系赵某母亲给予其赠予。这自相矛盾的辩解不仅充分证明了钱某收取了赵某41万元彩礼的事实，也表明钱某为逃避归还彩礼的责任在庭审中不惜作虚假陈述。（二）钱某在上诉状中关于其合计为婚礼及两人生活支付款项达207410.35元的陈述虚假。1.关于婚纱照的支出，赵某向钱某交付了5000元现金；2.关于家电家具等嫁妆价值赵某不清楚，但在钱某返还彩礼后，留在赵某处的嫁妆赵某全部返还；3.关于宴席的款项，赵某已另外承担，并不在本案要求返还之列，并且赵某方面因婚宴支出也由其本人全部承担，未要求钱某承担。4.关于终止妊娠的费用，赵某承担了第一次的全部费用。5.钱某在上诉状中还指出，上述20多万元款项仅是一小部分更是捏造事实，相反，在两人交往过程中赵某的支出并不低于钱某的实际支出，但赵某并未在本案中主张。（三）赵某在与钱某交往过程中有正当的收入来源，平均每月不低于7000多元，而钱某却以赵某收入低为由捏造了曾经给赵某22.7万元金额的事实。钱某在上诉状中关于其向赵某交付过22.7万元现金的事实又是其在一审中除了否认收取彩礼41万元后的另一重大虚假陈述，其中最大一笔系凭空捏造了其给赵某15万元现金充当彩礼的事实。相反，赵某也承担了两人交往期间的众多费用，但没有在本案中向钱某主张。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也不如钱某所述系赵某的责任，对于两人的分手，赵某的精神损害并不比钱某低，除了彩礼以外的其他高额经济损失亦未向钱某要求承担，故钱某要求在彩礼中扣留部分金额的主张并不公平。二、本案的法律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关于返还彩礼的情形中明确有一种是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该“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未作限制说明，因此包含了共同生活的情形。至于未共同生活的情形，法律明确规定即便是办理了婚姻登记也是要返还的，因此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彩礼返还这一点，于明年生效的民法典也未作变更。相反，民法典第10042条规定了“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就是对索要彩礼这一陋习的否定。三、钱某认为41万元系用于婚礼筹备、购买商品房的赠与款是没有道理的。筹备婚礼的全部款项均由赵某承担；双方尚未进行结婚登记，没有产生生活费；双方也没有购买商品房。四、交付彩礼不等于婚姻登记，双方不存在事实婚姻。综上，赵圣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支持一审赵某的诉请。 赵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钱某返还彩礼410000元，戒指款20000元，红包2488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钱某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7年9月，原告赵某与被告钱某经人介绍相识，次年年初即同居。2018年9月15日，双方举行订婚仪式，原告赵某在其亲友陪同下向被告钱某发送彩礼，被告钱某收下其中的41万元现金后将其余部分退回。当天下午，被告钱某将该41万元现金存入嵊州市农商银行鹿山支行。2018年12月15日，双方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并共同生活。后因关系恶化，原告赵某拒绝与被告钱某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被告钱某于2019年8月底离开原告赵某家独自生活。另查明，原、被告同居后被告钱某曾两次怀孕流产，被告钱某有花费医疗费的事实。双方还有互赠戒指、拍摄婚纱照、按农村习俗收取对方长辈红包等行为。现被告钱某有部分家电、家具、日用品等嫁妆留在原告赵某处。 一审法院认为，彩礼系按照习俗以订立婚约为基础，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由一方当事人及其亲属向另一方当事人及其亲属给付的金钱或财物。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本案中，被告钱某对原告赵某发送的41万元是否属于彩礼有异议。该院认为，原告赵某与被告钱某在订婚仪式上交付41万元，该款项应认定为彩礼。自发送彩礼至2019年8月底被告钱某离开原告赵某家，双方亦共同生活了一年。虽双方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根据相关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共同生活，当事人主张返还彩礼，应根据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因、共同生活时间、彩礼金额、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酌定是否返还与返还的数额。又被告钱某采办了空调、洗衣机、棉被、盘碗及日常用品等嫁妆，现上述财产均在原告赵某家。被告钱某曾两次怀孕又终止妊娠，不论终止妊娠是什么原因，均在身心上、经济上、还是在名誉上给被告钱某造成了较大的损害，故若仅因双方未办理法定的结婚登记手续，要求被告钱某全部返还彩礼不符合情理。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兼顾维护善良风俗的要求，该院酌定被告钱某返还原告赵某彩礼180000元。对于原告赵某主张要求返还戒指款20000元和长辈红包24888元，从其性质上应属赠与，且双方互有来往，亦不属于彩礼的范畴。因此，原告赵某方要求返还戒指款和红包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赵某诉讼请求合理部分的主张，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对其不合理的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钱某返还赵某彩礼180000元，款限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赵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123元，减半收取计4061.50元，由原、被告各半负担（款限被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该院缴纳）。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双方上诉请求评议认为：一、关于41万元款项的性质。彩礼作为一种婚恋习俗由来已久，其系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由男方在双方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给予女方的聘金、聘礼。钱某主张41万元款项系赵某母亲赠与双方用于筹备婚礼、商品房购置等的赠与款，而非彩礼。2018年9月15日双方订婚，钱某于当天下午将41万元现金存入其名下银行账户，符合社会关于彩礼这一习俗的普遍认知。钱某亦未举证证明上述款项系不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赠与，原审法院认定41万元属彩礼性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返还彩礼的金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对彩礼返还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案中，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符合法律规定返还彩礼的相关规定。但双方共同生活且钱某两次怀孕又中止妊娠，赵某要求全额返还彩礼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考虑到彩礼的金额、共同生活时间、钱某采办嫁妆等因素，酌情判定钱某返还赵某18万元尚属合理，本院予以照准。三、关于戒指款20000元、红包24888元。戒指、红包等系双方缔结婚姻时的相互赠与，且钱某陈述戒指现在赵某处，赵某对此亦表示认可。故原审法院对赵某要求返还上述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赵某、钱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23元，由上诉人赵某负担4909元，上诉人钱某负担321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瑜 审 判 员  傅芝兰 审 判 员  张百元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娄皓宁 书 记 员  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