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青民申48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余洋，住青海省西宁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西宁市湟中区自然资源局（原湟中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鲁沙尔镇团结南路**。 负责人：李启光，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尊超，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亚莉，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余洋因与被申请人西宁市湟中区自然资源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01民终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余洋申请再审称，1.被申请人的起诉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其已丧失胜诉权。诉讼时效期间是权利人向法院请求保护被侵害的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申请人在一审开庭时提交《不当得利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的意见书，其中明确阐述了被申请人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申请人在二审开庭时提交了《关于上交原聚紫源石材厂拆迁补偿款事项的通知》以及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16）青0104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二审法院认为上述通知无西宁市湟中区自然资源局印章，亦不属于新证据，但申请人提交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并综合全案判断。加盖印章的义务主体是文书的制作人、控制人并非申请人，从上述通知的撰写内容和格式来看，也属国家机关公文。2016年7月3日申请人收到上述通知后，于2016年7月7日向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16年7月14日该院作出民事裁定，上述通知与民事裁定在时间和内容上有特定的因果关系，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2.二审判决认定青海聚紫源石材厂系西宁市城西区经济商务局全额投资400万元设立，非余洋个人所有，缺乏证据证明。1997年，由西宁市重工机械局批准，在原西宁市大理石厂基础上组建成立青海聚紫源石材厂，企业性质为城镇集体所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即所谓的大集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自筹资金、自愿组织、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城镇集体小型企业。城西区经济和商务局属于城西区政府下属的办事部门，经费的来源是市财政拨款，并未投资400万元给小型城镇集体企业。工商企字（1988）第258号《企业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载明：注册资本400万元，其中320万元固定资金，80万元流动资金。第四项载明：青海聚紫源石材厂注册资本400万元，由原西宁大理石厂注入。西宁市会计事务所市会师验字07号《验资报告》载明，合资方为西宁大理制品厂，而非城西区商务和经济局，二审查明的事实是虚构的。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是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属于合同关系，与不当得利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被申请人一、二审均无证据证明利益受损，起诉的理由是申请人拿到补偿款后未与案外人就分配达成一致，已经实际影响案外人权利，本案利益受损人为案外人，只有利益受损人才有权向余洋提起诉讼，请求返还不当得利。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的相关规定明确了房屋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规定的行政协议诉讼，是被征收人起诉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无权起诉被征收人。被申请人是行政机关，是拆迁主体，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一、二审把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混同，遗漏申请人诉求。请求：1.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原审判决认定西宁市湟中区自然资源局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诉讼时效作为当事人重要的抗辩权，需明确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法院提出，若未明确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之规定，人民法院不能进行释明或主动裁判。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余洋主张西宁市湟中区自然资源局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余洋在二审期间提交《关于上缴原聚紫源石材厂拆迁补偿款事项的通知》，拟证明本案法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但该证据上未加盖制作主体的印章，真实性无法核实。作为证据的提交方，余洋应当举证证明证据的来源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举证责任应当由余洋承担，但其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16）青0104执异6号执行裁定不能证明与上述证据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亦不能成为本案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佐证。第三，余洋申请再审时提交了2016年7月8日湟中县国土资源局作出的湟国土资〔2016〕241号《湟中县国土资源局关于暂时退回原聚紫源石材厂拆迁补偿款部分资金的通知》，拟证明西宁市湟中区自然资源局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抗辩应在一审时提出，在二审时提出也应有新的证据证明，其在二审期间未提交上述证据。并且，余洋仅陈述因二审上述证据没有盖章，所以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交该证据原件，对二审中没有提交上述证据原因未做说明，上述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新证据的条件。综上，再审申请人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青海聚紫源石材厂的工商登记信息记载，该厂的股东为西宁市城西区经济和商务局，二审法院依据工商登记信息认定案件事实并无不当。其次，余洋提交证据拟证明青海聚紫源石材厂的注册资本400万元是由原西宁大理石厂注入，但是，不论该厂的资金由谁注入，余洋对该厂的性质为城镇集体所有制没有异议。二审法院认定该厂系集体所有制，并非余洋个人投资，由此认定该厂资产并非余洋个人所有并无不当。第三，余洋申请再审时提交的《企业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等证据在一、二审审理期间已经客观存在，而余洋并未提交，申请再审时也并未对未提交原因作出说明，上述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新证据的条件。综上，再审申请人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本案是否属不当得利纠纷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当事人对《拆迁补偿协议书》中拆迁方案以及补偿金额本身并无争议，本案并非是对履行《拆迁补偿协议书》内容发生的纠纷，亦非行政案件。其次，西宁市湟中区自然资源局与青海聚紫源石材厂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中，青海聚紫源石材厂的代表除余洋外还有李发秀、刘绍全、徐梅、包进辉等五人，双方约定拆迁补偿款由西宁市湟中区自然资源局托管，待各方达成拆迁补偿款分配方案后，按分配方案支付。在分配方案未达成前，西宁市湟中区自然资源局系涉案拆迁补偿款的合法托管人，应当履行托管义务，如果履行义务不当应承担责任。余洋领取该笔拆迁补偿款后，未按照《拆迁补偿协议书》以及向托管人的承诺发放，而是认为应当属自己所有，其受领款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实际上损害了托管人的合法权益。在余洋并无证据证明其属于此笔款项的合法所有人的情况下，作为托管人的西宁市湟中区自然资源局，有权起诉要求余洋返还不当得利，故一审原告主体适格，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裁判。综上，再审申请人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四、关于原审判决是否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 余洋申请再审认为原审判决遗漏或超出其诉讼请求，但其并非一审原告，其在一审时也并未提起反诉，其在此项下阐述的事实和理由又与遗漏、超出诉讼请求无关，仅是认为案涉《拆迁补偿协议书》为行政协议纠纷，本案属行政诉讼，西宁市湟中区自然资源局属于行政机关，不应以原告身份起诉。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双方当事人对《拆迁补偿协议书》中拆迁方案以及补偿金额本身并无争议，本案系西宁市湟中区自然资源局起诉余洋返还不当得利，并非行政协议纠纷，不属于行政案件。原审判决并未遗漏或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再审申请人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余洋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余洋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 俊 审 判 员  余慧玲 审 判 员  王依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王 微 书 记 员  王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