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6民初11739号原告：桂芳，女，197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辉（系原告配偶），男，197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青山区，被告：任贤进，男，195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原告桂芳与被告任贤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冰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桂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代辉，被告任贤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桂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被告向原告出具的还款计划书；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10万元及违约金1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7月被告将其开办的驾校转让给原告，以转让及过户手续费等名义收取了原告钱款10万元。其后，因该驾校不具备相应资质，无法进行转让手续的办理。被告同意将收取的10万元返还给原告。但因该笔资金已被挪作他用，无法及时返还。征得原告同意，被告以借款的名义将其收取的10万元转为借贷关系，并于2013年7月10日向原告出具借条，约定一年五个月之内还清。但到还款期限届满也未向原告返款分文，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催讨，2019年12月，被告又向原告出具一份还款计划书，计划书载明被告从2020年3月11日起至2022年3月10日还完欠款，被告并未如期向原告还款，并将原告的联系方式设置为黑名单，导致原告无法联系被告。被告的行为已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依法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任贤进辩称：1、被告没有收到原告10万元，只通过中间人收到过6万元，该6万元是否与原告有关，被告不清楚，原告需要证明向被告交付过10万元；2、被告收到刘冬梅6万元，已经通过刘冬梅中间人石力、李亚飞、毛文静返还，双方之间不存在未了纠纷；3、原告主张违约金1万元，没有事实根据；4、借条及还款计划是受原告胁迫所签，不是被告真实意思。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请。经审理查明：2005年4月28日，武汉博鑫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任贤进，注册资本10万元，经营范围驾驶培训等。2008年7月27日，任贤进作为甲方与桂芳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同意转让博鑫磊驾校全套行政手续给予乙方经营，转让费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同日，桂芳通过其配偶代辉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卡（尾号1012）取款2笔，各5万元，共计10万元。桂芳称，将10万元现金取出交给中间人刘冬梅，由刘冬梅将钱款转交任贤进。任贤进称，只收到刘冬梅6万元。2008年8月7日，任贤进作为转让方与桂芳作为受让方签订《个人独资企业转让协议》，约定任贤进将武汉博鑫磊驾校培训中心企业名称及10万元出资转让给桂芳。同日，双方在工商登记部门填写了《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因博鑫磊驾校转让事宜未成功，2013年7月10日，任贤进向桂芳出具手写《借条》一份，载明“今借桂芳同志壹拾万元整，借款人任贤进，还款时间壹年零伍个月还清，签于2013.07.10号，身份证号：”。《借条》出具后，任贤进并未实际还款。2019年12月15日，任贤进再次向桂芳出具手写《还款计划》一份，载明“本人任贤进，身份证号，欠桂芳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今日约定三年计划还完此款，每月还款￥2800元（贰仟捌佰元整），每月11日准时到账，从2020年3月11日开始至2022年3月10日止还完欠款，如还款逾期不到账，欠款递增50%还款并由任某1、任某2监督并负责还款。2019年12月15日，还款人任贤进”，任某1在证明人处签名捺印。庭审中，任贤进认为《借条》及《还款计划》系受原告胁迫所签，在场的任某1、任某2可以证明。经任贤进申请，本院依法通知证人任某1（公民身份号码）、任某2（公民身份号码）到庭。任某1陈述：我系被告侄子，也认识原告，2019年12月14日，签订还款计划书的时候我在场，原被告都给我打电话要我到场。原被告谈的都是之前办驾校的事情，我不是很清楚。原告要求被告写还款计划书，并且要求我作证。当时原告跟我说，被告不做了要走，被告找原告要工资，原告说要把原来的事情谈清楚，我当时以为被告的工资没有发，后来被告说工资发了。任某2陈述：我系被告儿子，2019年我爸爸和原告签订还款计划的时候我在场，是我爸爸打电话让我和任某1一起过去，讨论原被告之间钱的问题。主要是原被告讨论，我坐在旁边听。因为事情很早，我不清楚。讨论我爸爸差欠原告款项的金额和履行方式，还款计划是我父亲书写的，任某1签了字，我没有签字。任贤进称，2008年转让驾校的时候实际只收到中间人刘冬梅转交的6万元，后来转让没有成功，已经通过中间人陆续将钱全部退回，2008年为此事还报过警。2013年出具借条、2019年出具还款计划均系受胁迫所签，但未报警。审理中，任贤进请求本院追加案外人石力、李亚飞、毛文静、刘冬梅为本案第三人，但未提交相关信息；申请本院调取2008年的报警记录。另查明，2019年5月至12月，任贤进曾在原告经营的驾校打工，每月工资按时发放，并未克扣或折抵欠款。以上事实有协议书、个人独资企业转让协议、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中国建设银行流水、借条、还款计划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分析任贤进提交的证据材料，任贤进主张系受胁迫才签订借条及还款计划，虽有证人任某1、任某2的证言，但证人证言的内容并无任贤进受到原告胁迫的事实，且两名证人仅2019年签订还款计划时在场，对双方前期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清楚，故证人证言达不到任贤进的证明目的。关于任贤进申请调取2008年报警记录及申请追加案外人的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任贤进自述前期确系向桂芳转让驾校，2013年出具借条、2019年出具还款计划时均未报警，其申请调取2008年报警及追加案外人的意见与本案要件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本院对此不予准许。综上，任贤进虽抗辩称自己系受胁迫才签订《借条》及《还款计划》，但并无证据佐证，且《借条》与《还款计划》出具的时间间隔6年，期间任贤进并未申请撤销，另任贤进认可2019年5月至12月期间还在原告经营的驾校打工，按月领取工资，原告并未克扣或折抵欠款，任贤进抗辩称受胁迫的意见明显与本案实际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分析桂芳提交的证据材料，双方签订《协议书》的时间为2008年7月26日，协议书约定转让费为10万元，同日，桂芳配偶代辉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取现10万元，取款时间、金额与《协议书》签订时间、约定金额吻合。2008年8月7日，双方订立《个人独资企业转让协议》约定转让“10万元出资”。2013年任贤进向桂芳出具《借条》载明借款金额10万元。2019年任贤进向桂芳出具《还款计划》载明欠款金额10万元。任贤进亦自认《借条》、《还款计划》都是桂芳因博鑫磊驾校转让事宜引起。相较而言，桂芳提交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任贤进提交的证据，上述证据能够反映本案《借条》、《还款计划》均系双方前期驾校转让事宜转化而来，具有清算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据此，双方之间已通过前期驾校转让清算方式形成借贷关系。任贤进应受《还款计划》约束，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还款计划》虽约定还款期限为三年、分期付款，但任贤进并未偿还一期借款，并当庭否认双方借贷关系，应视为任贤进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桂芳主张解除双方《还款计划》的请求，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条件，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任贤进的上述行为已构成预期违约，桂芳有权要求任贤进提前偿还全部借款，故对桂芳主张任贤进立即偿还借款10万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桂芳主张的违约金1万元，系桂芳单方估算，无相关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桂芳与被告任贤进于2019年12月15日订立的《还款计划》；二、被告任贤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桂芳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三、驳回原告桂芳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50元，保全费1070元，共计2320元，由被告任贤进负担（此款原告已垫付，被告连同上述款项一并向原告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卓明艳书记员严丽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