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04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亭，女，1966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凛然，北京市京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花，女，196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公交第二运营公司退休工人，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华，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欣，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玉亭因与被上诉人王玉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屠育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4日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玉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凛然、被上诉人王玉花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友华、李永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刘某去世后，涉案房屋承租关系一直没有变更，子女约定每人交三年房租，共同享有该房屋的承租权。后该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按照征收指挥部的要求，若要取得征收利益需变更承租人，王玉花被推荐为承租人，代表家庭取得征收利益。2017年7月12日，我与王玉花协商签订了《协议》，以保证我能获得征收利益，并约定一起去办理征收补偿事宜，并分配征收利益，在此基础上我才同意变更王玉花为承租人。但后来王玉花对我隐瞒事实，取得协议中所述的征收利益，将该利益据为己有，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二、《协议》约定的拆迁利益是母亲刘某名下的整体征收利益，是对预期所得拆迁利益共同所有的内部约定。与一审判决所载的“拆迁工作人员表示拆迁补偿是针对承租人的”中的“拆迁补偿”不是同一概念，一审判决混淆了两个概念。三、在涉案房屋被征收前，我与王玉花是按照法律规定和内部的约定共同享有该承租权。《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7年7月12日，此时我与王玉花对涉案房屋享有同等的权利。后王玉花与房屋征收办公室签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外部协议，不能对抗我与王玉花先签订的《协议》的约定。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协议》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考查《协议》签订的目的、背景，根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合同的目的及公平原则维护我的合法权益。五、一审判决审理时间超过审理期限，违反法定程序。王玉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玉亭的上诉请求。一、涉案房屋登记在刘某名下是事实，但其已经去世多年，该房屋的实际使用人是我。王玉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享有居住使用权，该居住使用权以房管部门的契约为准。二、征收补偿是针对承租人的，与王玉亭无关。且王玉亭不是拆迁安置人，其已经取得廉租房，无权取得拆迁安置利益。三、双方的协议虽然早于变更登记，但无具体内容，其对协议的解释系随意性解释，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且我已经向王玉亭给付了8万元。协议中明确说了不影响王玉亭的拆迁利益，其应向拆迁部门主张拆迁利益，我取得的拆迁利益与王玉亭没有关系。四、我与王玉亭分属两个户口本，王玉亭应向拆迁部门主张拆迁利益，向我主张于法无据。王玉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北京城建.×号楼×号楼×号、北京城建.×号楼×号楼×号两套房屋为王玉亭与王玉花共有，各享有二分之一产权份额；2、王玉花给付王玉亭拆迁款1267464.27元的二分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玉亭与王玉花系姐妹关系。北京市东城区×路×号房屋（房号4-5号，1.5间，使用面积23.2平方米）原系王玉亭与王玉花之母刘某承租的直管公房。2008年9月24日刘某去世，涉案房屋未变更承租人。2017年4月15日王玉花向房管部门递交《更名申请表》，要求变更为承租人，包括王玉亭在内的共居人均签字表示同意。2017年8月25日房管部门在《更名申请表》上签字批准。2017年7月12日王玉亭与王玉花签订《协议》，内容为:“两人就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路×号房屋一事，如遇拆迁为防止发生争议，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以兹遵守并履行：王玉亭和王玉花母亲刘某名下位于住北京市东城区×路×号房屋遇到拆迁，王玉亭和王玉花双方约定：此房屋拆迁时，王玉亭不放弃因此房屋拆迁获得的拆迁利益，王玉花不得以任何理由损害王玉亭应得的拆迁利益。此协议经双方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2017年7月17日王玉花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望坛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王玉花选择货币补偿方式，选择奖励房源类型为外迁奖励房源。被征收房屋评估款为2193113元、住宅综合困难补助489858.56元、住宅配套专项补助350000元、签约速度奖6000元，以上合计3043093.6元。王玉花按照房改售房政策购买所承租公房，需在签订补充协议时代扣购房款12525元。2017年11月13日王玉花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望坛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约定最终确定被征收房屋评估款为2194819元、住宅综合困难补助490248.23元、住宅配套专项补助350000元、签约速度奖6000元、整体生效奖50000元、分指比例奖80000元、残疾人补助3人120000元、低保补助40000元、大病补助40000元，以上合计3375189.27元。王玉花选择的外迁奖励房源为北京城建.×号楼×号楼×号、北京城建.×号楼×号楼×号两套房屋。扣除上述两套房屋的购房款及房改售房代扣款后，最终王玉花获得的结算金额为1267464.27元。王玉亭曾以分家析产为由进行诉讼，法院于2018年12月5日做出（2018）京0101民初983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涉案房屋原系刘某承租的房管所直管公房，刘某去世多年后，该房被政府改造征收，因此，涉案房屋取得的拆迁利益不属于刘某的遗产。涉案房屋被政府改造征收时，承租人已变更为王玉花，由王玉花作为被征收人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取得了拆迁利益。由于涉案房屋并非刘某的遗产也并非是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财产，现各方对主张应为共有或一方获得的拆迁利益的分割不属于分家析产之法律关系调整范畴，故对涉案房屋所对应的拆迁利益应由家庭成员协商或依其他法律关系另行起诉解决。法院依法判决驳回王玉亭的诉讼请求。王玉亭还曾以共有物分割为由进行诉讼，后撤诉。在该案的审理中承办法官曾向望坛指挥部进行调查，拆迁工作人员表示拆迁补偿是针对承租人的，与户口无关。各项拆迁补偿款项基本都是按户给付，但残疾人补助对应的是有残疾证的王玉亭、王玉花、王帅；低保补助对应的是有低保证的王玉亭；大病补助对应的是王帅。本案审理期间，双方均认可王玉花已向王玉亭给付残疾人补助4万元及低保补助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王玉花主张王玉亭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鉴于本次诉讼系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故王玉花的上述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中，王玉亭主张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确认外迁房屋归其与王玉花共有并分得剩余拆迁款的二分之一，但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上述内容，仅表述为王玉亭不放弃因此房屋拆迁获得的拆迁利益，王玉花不得以任何理由损害王玉亭应得的拆迁利益，故王玉亭依据该协议主张的上述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玉亭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二审期间，王玉亭欲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其与王玉花之间的录音一份，欲证明王玉花曾作出过将拆迁利益一人享有一半的意思表示。经质证，王玉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其认为王玉花在录音中并未说过拆迁利益一人一半，王玉亭的说法是其个人推测，该推测不具合理性。另查，王玉亭称刘某有5个子女，其承租公房内除王玉亭、王玉花外，还有一个哥哥的户口也在该承租公房内，不清楚王玉花与哥哥之间是否有约定，本案中的《协议》系王玉亭起草，当时口头约定一人一半，但内容未写到《协议》里。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陈述及在案证据，王玉亭与王玉花签订的《协议》系王玉亭自己起草后由双方签字，该《协议》应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协议》的内容无法看出双方就对外迁房屋及剩余拆迁款各占有二分之一有过明确约定。本案审理中，根据王玉亭提交的录音证据亦无法看出王玉花作出过拆迁所得利益由双方均分的意思表示。现王玉亭依据《协议》主张拆迁所得利益应由双方均分，并称王玉花在私下曾向其表达过拆迁利益一人一半，但并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王玉亭自认的事实，涉案房屋中的户口登记人口并非只有王玉花、王玉亭两方，刘某的另一子女户口也在涉案房屋内，故王玉亭主张王玉花与其约定拆迁利益一人一半，亦有悖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现王玉亭未证明其与王玉花之间约定拆迁利益一人一半，故其主张按照内部约定取得一半拆迁利益的请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此外，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一节，经核实，本案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发回重审的情形，对于王玉亭要求发回重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玉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207.2元，由王玉亭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屠 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靖元书 记 员  段 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