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民终18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航工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肖湾车站路。法定代表人:仝磊，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晖，湖北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拥琴，女，1973年10月12日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山，湖北凡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涛，男，1963年9月10日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襄阳航工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拥琴、孙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607民初5362号民事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航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7民初536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等相关全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孙涛的全部银行流水明细，原审法院并未依法全部调取，导致事实无法查清，原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1、本案中原审被告孙涛的个人账户的银行流水明细及被上诉人和其丈夫蔡毅的银行流水明细，与本案的事实真相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上诉人已向法院申请调取2012年至今的原审被告孙涛及被上诉人和其丈夫蔡毅的银行流水明细，但原审法院并没有依法调取全部的银行流水明细，导致本案的事实无法查清，原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在本案的庭审过程中可以清楚的显示，所谓公司的借款全部由原审被告孙涛个人操作，所有钱款转入原审被告孙涛个人账户，钱款的具体用途，由原审被告孙涛口述，除了一份明显不合常理的借条，两张借条在一张纸上，内容完全一致，仅是借款金额有所出入，加盖了两个公司公章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借款和公司有关，因此原审被告孙涛的个人账户的借还款行为，还有具体的资金流向可以直接反映出原审被告孙涛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是否是公司行为，是否用于公司经营。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2013年12月，原审被告孙涛已将公司的全部股权进行了转让，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之前的债权债务由原审被告孙涛个人承担，也就是说原审被告孙涛应当承担股权转让之前的全部债权债务，被上诉人的诉求全部发生在公司的股权转让之前，因此原审被告孙涛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行为，是否与公司有关，是否还完，确需原审被告孙涛及被上诉人和其丈夫蔡毅的银行流水明细，法院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应根据我公司的申请调取原审被告孙涛及被上诉人和其丈夫蔡毅的银行流水明细，但原审法院并没有依法调取全部的银行流水明细，导致本案的事实无法查清，原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2、本案所涉两份《借款合同》无效。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之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如何认定案涉两份《借款合同》的效力。根据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邓拥琴贷款对象主体众多，除了本案债务人孙涛以外，邓拥琴于2012年11月至2014年10月间(农行卡:6228480750763299013流水清单)分别向马婧、赵顺全、葛发辉、琚兴元、王凤林、宋远方等出借资金高达600多万元，非法获利126.7万元(仅农行卡，还有未查明)，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同时也向安英等借款再加息放贷出去，以获取差额利息。邓拥琴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3、本案事实未查清。孙涛和邓拥琴之女蔡巧之间也有往来转账、还款行为。4、邓拥琴在2016年3月23日分两笔向孙涛转账60万、40万，邓拥琴和孙涛之间存在多笔借贷，一审法院末查清就做出判决。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12月12日，作为公司执行董事的仝磊聘任被告孙涛为公司经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认定仝磊聘任被告孙涛为公司经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公司经理的聘任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决定，应有相应的程序与手续，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认定仝磊作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身份，聘任当时还是股东身份的被告孙涛为公司经理，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借款本金649778元，最后一笔还款日，尚欠本金及利息，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被告孙涛2012年10月19日向被上诉人借款850000元，从2012年11月20日开始还本付息，截止到2013年11月19日本金余额为691806.74元，后又借入三笔即:2013年11月21借入900000.00元，2013年11月21借入322000.00元，2013年11月23借入100000.00元，2014年3月28日分三笔归还被上诉人1000000.00元(其中还利息38150.76元，还本金961849.24元)，截止到2014年3月28日本金余额为945688.58元，截止到2014年10月20日本金余额为783091.46元，后原审被告又于2015年4月11日归还被上诉人1000000.00元(其中从2014年11月到2015年3月其计五个月利息78309.15元，剩余921690.85元为归还本金)，综上述所有借款已还清。但原审法院却认定双方确认尚欠借款本金649778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原审法院仅凭原审被告孙涛的陈述就认定孙涛的个人银行账户也是公司在用。2017年10月前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是孙涛，被上诉人邓拥琴一直在找其要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仅仅依据原审被告孙涛的个人陈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证据，同时原审法院还在审理查明中认定，本案因涉嫌虚假诉讼，公安机关来原审法院调取过相应的案卷，由此可知，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可能涉嫌恶意串通，在2019年10月28日公安机关虽回复未立案，也仅仅能反应当前案件的状态，并未直接排除虚假诉讼的可能性，因此仅通过原审被告孙涛的个人陈述而无其他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孙涛的个人银行账户也是公司在用。2017年10月前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是孙涛，被上诉人邓拥琴一直在找其要钱，从而直接排除了案件的诉讼时效，这些至关重要的案件事实，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4、原审法院根据原审被告孙涛的身份、借款协议，直接推定借款用于上诉人的经营所需，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被告孙涛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1)2013年12月9日，仝磊与原审被告孙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3年12月12日的补充协议，经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确认合法有效的部分，充分说明2014年6月份后原审被告孙涛不再拥有襄阳航工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份，不参与公司管理，不参与年终核算和分红。因此，原审被告孙涛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2)法人应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负代表责任。他们代表法人从事经营活动时，其职权是由法律或规章规定的。其活动的内容和范围主要由法人规定，其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法人的经济职能。所以，法人机关成员的经营活动就是法人的行为，他们在合法职权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由此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理所当然地应由法人享有和承担。如果法人机关成员纯粹基于个人意志和个人的身份从事经营活动或者经营活动以外的活动，属于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不能由法人承担。这里还要强调的是法人的工作人员需要代表法人对外从事经营活动，必须得到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的专门授权。就目前庭审中的证据可以看出，借条上虽然加盖公司的公章，但是借条明显不合常理，同一张纸，同一天，同样的内容仅仅是借款金额不同，加盖两个公章，我们合理怀疑，借条是为了配合原审被告孙涛个人的说法，为了牵扯公司，而事后补写的，并且转入的账户也不是公司的账户，也没有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同时借款的用途也跟公司无关，因此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公司行为。(3)企业法人的其他工作人员对外参与民事活动，必须经过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的授权。这就是说，并非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任何经营活动都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企业法人仅仅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该企业法人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而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行为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企业法人的其他工作人员，要代表或代理企业法人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必须要经过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当企业法人的其他工作人员经授权代表法人从事经营活动时，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同于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后果，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对于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所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只能由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个人承担，以其个人财产负责。综上所述，企业法人的其他工作人员未经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行为，不论其是否以法人的名义进行，都以他们自己的个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原审被告孙涛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5、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一直没有放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因此本案未过诉讼时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第一笔借款金额为85万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10月19日至2013年10月19日，第二、三笔借款的借款日期为2013年11月21日，借款期限为半年。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协议及借条可以反应两个事实，一是第一笔借款已经还清，因此才有第二、三笔借款，二是本案早已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因上诉人要求原审法院调取本案当事人的银行流水，原审法院并未全部调取导致本案事实未能全部查清，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直接认定了对上诉人不利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借款协议及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本案早已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但原审法院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被上诉人一直没有放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本案另一被告涉虚假诉讼、合同诈骗，有犯罪嫌疑，已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一审被告襄阳航工制造有限公司已向人民法院陈诉该事实。1、原告邓拥琴所主张的借款全部转入孙涛账户，其中2013年11月21日122.2万元和2013年11月23日10万元转入孙涛账户半个月后也即2013年12月9日，孙涛就将襄阳航工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我们，孙涛涉嫌套路我们。2、襄阳航工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从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公司498张记账凭证中没有任何一张凭证能证明和邓拥琴的借款有关。3、诉讼前期仝磊和邓拥琴“沟通协商还款事宜”，邓拥琴直接将仝磊手机拉入黑名单。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不顾客观事实，随意臆断，直接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诉人请求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7民初536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邓拥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航工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75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4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所利息；被告孙涛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被告航工公司因企业周转所需，自2012年10月19日至2013年11月21日分4次向原告邓拥琴借款共计2500000元，约定借款月利率3%，一月一结息。借款后，被告2015年4月11日偿还1000000元后即拖欠不还，原告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孙涛于2003年1月27日创办“襄樊诚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孙涛担任总经理。2005年5月27日，襄樊诚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变更为“襄樊航工制造有限公司”。2011年8月9日，襄樊航工制造有限公司股东确定为二人，即孙涛、孙玉英。2013年3月13日，襄樊航工制造有限公司更名为“襄阳航工制造有限公司”。同年12月9日，被告孙涛与仝磊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同年12月12日，被告孙涛与仝磊签订“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同日，作为公司执行董事的仝磊聘任被告孙涛为公司经理。2013年12月17日，襄阳航工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三人，即仝磊、任海芹、孙涛。2017年6月29日，襄阳航工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仝磊变更为张传东。另查明，本案所涉借款共计5笔，分别如下：第1笔：2012年10月19日，原告邓拥琴及案外人蔡毅作为甲方、襄樊航工制造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协议主要约定：借款金额为850000元，期限从2012年10月19日至2013年10月19日；利息为月利率30‰，每月结清当月利息；抵押方式为用公司名下襄州区肖湾车站房屋抵押。被告孙涛在该协议“乙方法人代表”处签名并加盖襄樊航工制造有限公司印章，被告航工公司时任股东孙玉英在该协议“乙方股东”处签名。协议签订当日，原告邓拥琴通过安英名下的银行账户向被告孙涛转账支付800000元、通过蔡毅名下的银行账户向被告孙涛转账支付50000元，合计转账支付850000元。第2、3笔：2013年11月21日，被告航工公司向原告邓拥琴出具借条两份，分别载明：“今借到邓拥琴现金壹佰叁拾万元整（￥1300000.00)，借期半年，利息为月息30‰，一月一结息”、“今借到邓拥琴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00）借期半年，利息为月息30‰，一月一结息”。被告孙涛及孙玉英在该两份借条右下角处签名并加盖了被告航工公司印章。当日，原告邓拥琴通过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向被告孙涛分别转账支付900000元、322000元、40000元；次日转账支付38000元；11月23日转账支付100000元、通过蔡巧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00000元，以上合计转账支付1500000元。第4、5笔：2012年12月26日，原告邓拥琴分两次通过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向被告孙涛转账支付100000元、50000元，合计150000元。审理中，原告及被告孙涛均认可该笔借款月利率为3%，借款期限为一年，该笔借款已付息至2014年2月19日。借款后，被告每笔还款均从被告孙涛个人账户还款。具体如下：2012年11月20日、12月19日支付850000元借款本金两个月利息51000元；2013年1月18日至2013年11月19日按1000000元借款本金支付利息330000元(30000元/月x11个月)；2013年12月19日至2014年2月19日按2500000元借款本金支付3个月利息225000元；2014年3月28日还款1000000元；2014年5月19日至2014年10月20日每月付息48000元，共计288000元：2015年4月10日向安英借款1000000元，次日转帐给原告邓拥琴，又偿还1000000元。由于双方之间还款笔数多、时间跨度长，审理中，一审法院组织原告和被告孙涛就借款金额、还款金额、利息具体计算方法进行对账，双方确认如下：以借款本金23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至最后一笔还款日2015年4月11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649778元及2015年4月11日后的利息。审理中，被告孙涛自认这个公司其实就是其家庭企业，就其和其姐姐孙玉英两个股东，孙涛的个人银行账户也是公司在用。2017年10月以前其还是公司总经理，公司实际还是其在经营，原告邓拥琴直到起诉前一直在找其要钱，起诉后也还在找其要。还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航工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以本案可能涉嫌虚假诉讼，公安部门已介入侦查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中止本案的诉讼。2019年9月25日，襄阳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到本院调取本案卷宗。2019年10月18日，法院致函该大队是否对邓拥琴与孙涛之间涉嫌虚假诉讼立案。2019年10月28日，该大队回复一审法院未对邓拥琴与孙涛之间涉嫌虚假诉讼立案。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一、案涉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二、被告航工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三、被告孙涛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四、本案的借款本金数额及利息如何认定？分别评判如下：一、案涉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原告依据借款协议、借条向被告主张偿还借款，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被告航工公司主张根据原告邓拥琴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邓拥琴和本案被告孙涛等人在内的多人有大额交易，据此怀疑邓拥琴系职业放贷人；邓拥琴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擅自从事经常性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本案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无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确定。由于被告航工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因此对被告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本案原、被告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约定内容除约定的利率过高，依法应予调整为月利率2%外，其他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依约提供借款后，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原告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还本付息的违约责任。二、被告航工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首先，案涉《借款协议》、借条上均加盖有被告航工公司印章，且有被告航工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涛及时任股东孙玉英签名，明确表明被告航工公司是借款人。其次，被告航工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被告孙涛个人使用。《借款协议》、借条虽未直接约定借款用途，但从孙涛当时的身份，以及原告所举证据，结合被告航工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涛及时任股东孙玉英均在《借款协议》、借条上签名的事实，能够推定该借款系用于被告航工公司经营所需。再次，法定代表人依法代表法人行使民事权利。孙涛在向原告借款时系被告航工公司法定代表人，借条上的公章系孙涛持有并加盖，作为相对人的原告，在出借款项时有理由相信孙涛是代表公司借款，至于公章的使用，原告不具备审查被告有几枚公章以及公章真实性的条件。综上，孙涛在任被告航工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代表法人向原告借款，并加盖公司公章，所借款项用于被告经营，被告航工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被告航工公司辩称借款未汇入其公司账户，系被告孙涛个人行为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三、被告孙涛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首先，被告孙涛在被告航工公司向原告出具的《借款协议》、借条上的签名，对外代表公司，应视为系其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但是，涉案借款在实际支付时汇入了被告孙涛的个人账户而非被告航工公司账户，该情形实为以被告航工公司名义借款，而款项实际进入股东个人账户，结合被告孙涛自认这个公司其实就是其家庭企业，就其和其姐姐孙玉英两个股东，孙涛的个人银行账户也是公司在用，可以认定为债务的混同，被告孙涛个人应与被告航工公司对该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理，被告孙涛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原告还本付息，应认定为被告航工公司向原告还本付息。其次，关于案涉第4、5笔借款即：2012年12月26日，原告邓拥琴分两次通过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向被告孙涛转账支付100000元、50000元，合计1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因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航工公司存在向原告借款的合意，亦未举证证明被告孙涛将该款用于航工公司的生产经营，故认定该笔150000元借款应为被告孙涛个人债务，应由孙涛个人偿还。审理中，原告及被告孙涛均认可该笔借款月利率为3%，借款期限为一年，该笔借款已付息至2014年2月19日，予以确认。据此，认定孙涛尚欠借款本金150000元及该款自2014年2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四、本案的借款本金数额及利息如何认定？审理中，一审法院组织原告和被告孙涛就借款金颍、还款金额、利息具体计算方法进行对账，双方确认如下：以借款本金23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至最后一笔还款日2015年4月11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649778元及2015年4月11日后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已支付的利息以不超过年利率36%计算的数额为限。本案中，原、被告《借款协议》、借条约定的利率均为月利率30‰，均未超过自然债务区年利率24%-36%的上限，被告已经按上述年利率偿还的利息，属自愿履行范畴，不予干预。据此认定被告航工公司尚欠原告借款本金649778元及该款自2015年4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航工公司辩称原告主张的借款早已过了三年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因原告一直没有放弃向被告开孙涛、航工公司主发权利，故被告辩称超过诉讼时效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够成立的部分予以支持，不能成立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被告襄阳航工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邓拥琴借款本金649778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4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孙涛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一项确认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被告孙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邓拥琴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2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四、驳回原告邓拥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7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2175元，由原告邓拥琴负担6000元，被告襄阳航工制造有限公司、孙涛共同负担16175元。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合同效力问题；二、借款本金及数额认定问题；三、原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四、是否涉嫌犯罪的问题。本院评述如下：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航工公司上诉称邓拥琴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所涉借款合同无效。航工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了邓拥琴2012年11月至2014年10月向马婧等人转账银行流水。仅凭该银行流水不能证实邓拥琴与转款的相对人存在借贷关系并收取高额利息。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没有搜索到邓拥琴作为原告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没有证据证实其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航工公司向邓拥琴借款并出具借条，在借条上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合法有效。上诉人航工公司上诉称借款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借款本金及数额认定的问题。航工公司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诉争借款已经还清。经查，原审及二审审理过程中，航工公司与邓拥琴对出借款项的数额及还款金额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审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认定：以借款本金23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至最后一笔还款日2015年4月11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649778元及2015年4月11日后的利息正确。上诉人航工公司上诉称所借款项已还清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原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航工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未全部调取孙涛及蔡毅、蔡巧的银行流水，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航工制造公司一审为查清孙涛与邓拥琴之间的资金往来，还款情况，申请调取孙涛的银行流水。一审法院调取了孙涛多个与本案有关联的银行账户后，均未查找到航工制造公司拟需查证的事实。航工公司还请求调取蔡毅、蔡巧的银行流水，因蔡毅、蔡巧并非本案当事人，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上诉主张一审审理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是否涉嫌犯罪的问题。航工公司在原审称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公安部门已介入侦查。经原审法院核实，襄阳市公案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回复称，未对邓拥琴与孙涛之间涉嫌虚假诉讼立案。故航工公司称涉案当事人有犯罪嫌疑，未提供证据证实，且与公案部门出具的情况回复不相符，对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98元，由襄阳航工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 瑾审判员 王明兰审判员 王 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张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