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再1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虓，男，1968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志英，四川卓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立君，女，195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叶超，四川谷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限忠，男，195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叶超，四川谷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娄新莲，女，1953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路，四川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宗林，男，194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路，四川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成都嘉华信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路**。 法定代表人：胡婵，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路，四川拓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虓与被尹立君、侯限忠、娄新莲、程宗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于2011年2月23日作出（2011）武侯民初字第294号民事调解书。2014年7月31日，尹立君、侯限忠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同年11月25日，原审法院作出（2014）武侯民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裁定由该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原审法院追加成都嘉华信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6年12月3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5）武侯民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杨虓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川01民再5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法院（2015）武侯民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019年12月31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川0107民再3号民事判决，杨虓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志英，被上诉人尹立君、侯限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叶超，被上诉人娄新莲、程宗林及原审第三人嘉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虓的上诉请求及理由：1.撤销原审法院（2018）川0107民再审3号民事判决，改判维持原审法院（2011）武侯民初字第294号民事调解书。2.案件受理费由尹立君、侯限忠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了《委托书》的真实，并在此前提下作出了《收款确认书》是对“合同载明的银行转账金额的确认”，实属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杨虓对《委托书》知情采用一边倒的推理方式，且推理方式完全混乱，经不起推敲。3.原判在杨虓是否支付现金的问题上认为杨虓举证不能，从而不认可杨虓支付现金的事实。上诉人认为此认识错误，是没有全面采信证据的结果。4.原审判决表述逻辑混乱，既然认为“尹立君当时于调解协议表明收到借款240万元的陈述具有可信性”，为何判决认定杨虓没有支付240万元。5.原判简单问题复杂化。 被上诉人尹立君、侯限忠答辩称，原审法院（2018）川0107民再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杨虓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被上诉人娄新莲、程宗林及原审第三人嘉华公司答辩称，1.对上诉人杨虓提出的问题均不认可。再审审理中，尹立君以民间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已作出合理说明，再审经审查认为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对上诉人杨虓主张的借款事实未予以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第2款和第18条的规定。2.本案系自然人之间发生的借贷合同，根据查明的事实杨虓未提供借款给尹立君，按照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未生效，上诉人杨虓要求尹立君支付240万元借款的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杨虓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尹立君、侯限忠归还借款本金370万元；2.判令娄新莲、程宗林就尹立君、侯限忠的37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尹立君、侯限忠支付违约金111万元，娄新莲、程宗林就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判令尹立君、侯限忠承担杨虓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截止起诉，杨虓已支付律师费3万元，由尹立君、侯限忠承担，娄新莲、程宗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原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2010年9月29日，杨虓与尹立君、侯限忠、娄新莲、程宗林签订《借款合同》，由尹立君、侯限忠向杨虓借款240万元，借款期限1个月，2010年10月28日到期，娄新莲、程宗林就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0年9月30日，杨虓与尹立君、侯限忠、娄新莲、程宗林再次签订《借款合同》，由尹立君、侯限忠向杨虓借款130万元，娄新莲、程宗林就该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借款期限1个月，从2010年10月1日到2010年10月31日止。案件审理中，杨虓撤回了对娄新莲、程宗林的起诉，杨虓与尹立君、侯限忠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尹立君、侯限忠应归还杨虓借款370万元，违约金111万元，律师费3万元，共计484万元，由尹立君、侯限忠于2011年2月28日前归还60万元，余款424万元由尹立君、侯限忠于2011年3月20日前归还；二、案件受理费45520元，减半收取22760元，由尹立君、侯限忠承担。（此款已由杨虓垫付，由尹立君、侯限忠2011年3月20日前支付与杨虓）。 尹立君、侯限忠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2011）武侯民初字第294号民事调解书；2.改判尹立君、侯限忠归还杨虓借款130万元；3.杨虓承担再审和一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尹立君基于嘉华公司已经代为支付240万元利息的事实，误以为系杨虓按其委托向嘉华公司支付了240万元，故同意归还杨虓的借款，与杨虓达成调解协议。直到2012年底，嘉华公司起诉尹立君要求支付其代垫的240万元利息，尹立君此时才知道杨虓并未按委托支付借款，反而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终字第2769号案件庭审陈述称：杨虓通过现金方式将《借款合同》约定的240万元支付给了尹立君、侯限忠，且尹立君、侯限忠出具《收款确认书》予以确认。尹立君、侯限忠认为，杨虓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在杨虓未按《委托书》支付借款也未向尹立君支付现金借款的情况下，却谎称已经支付借款，让尹立君、侯限忠误以为杨虓已经提供借款，达成的民事调解协议违反自愿原则，系尹立君、侯限忠在受到杨虓欺诈，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作出，故应当予以撤销。 原审法院再审查明以下事实： 一、2010年9月29日，尹立君、侯限忠（甲方）与杨虓（乙方）、娄新莲、程宗林（丙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杨虓向尹立君、侯限忠提供借款240万元,借款支付方式为银行划款，借期一个月，娄新莲、程宗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从借款之日起至借款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同日，尹立君、侯限忠于《收款确认书》上收款人处签名捺印，《收款确认书》载明尹立君、侯限忠已收到上述借款合同全部借款。2010年9月30日，尹立君、侯限忠（甲方）与杨虓（乙方）、娄新莲、程宗林（丙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杨虓向尹立君、侯限忠提供借款130万元,借款支付方式为银行划款，借期一个月，娄新莲、程宗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从借款之日起至借款期限届满后两年内。2010年10月14日，尹立君向杨虓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杨虓借款130万元。《收条》下方备注将款项转入黄小玲银行账户，尹立君于备注处签名捺印。2010年12月21日，一审法院受理杨虓起诉尹立君、侯限忠、娄新莲、程宗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1年2月23日，杨虓于开庭前撤回对娄新莲、程宗林的起诉，并与尹立君、侯限忠达成调解协议，之后双方领取（2011）武侯民初字第294号民事调解书。后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现债务已清偿完毕。 二、（2012）武侯民初字第1323号案件中，娄新莲作为原告起诉蒋玮返还不当得利40万元，蒋玮在上诉状中称，杨虓与娄新莲并不认识，双方通过其促成借款合同，其总共经手了娄新莲的四笔共计1135万元借款，除2010年7月15日至9月14日的700万元、2010年9月20日至10月19日的65万元外，其余两笔为本案涉及的240万元、130万元。杨虓于该案审理中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对上述情况予以认可，并确认其出借240万元、130万元是借给嘉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娄新莲及其生意伙伴，并就蒋玮抗辩40万元系居间报酬作证。该案中，娄新莲主张40万元系蒋玮以代杨虓收回借款名义向其收款，因杨虓对蒋玮代收款效力不予认可，故主张不当得利，要求蒋玮返还。该案生效判决认定娄新莲主张成立，蒋玮向娄新莲返还不当得利40万元。 三、原告嘉华公司与被告尹立君、第三人杨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嘉华公司起诉要求尹立君支付240万元代偿款及利息。原审法院作出（2012）武侯民初字第4034号民事判决，查明：2010年8月，嘉华公司按尹立君的要求，向其指定的收款人或账户6次共计为其支付款项2450361.11元。2010年9月29日，尹立君向嘉华公司出具《委托书》。2012年7月10日，尹立君向嘉华公司出具《关于杨虓借款240万元用途和归还过程的情况说明》，载明所借款项用于归还嘉华公司代其支付的款项，并确认嘉华公司垫付金额为240万元。原审法院认为嘉华公司接受尹立君《委托书》并向杨虓送达《委托书》主张收款的行为表明，嘉华公司已经接受了由杨虓向其支付涉案款项的意思表示，而杨虓在通过调解和执行收取了尹立君的还款后，更应该履行自己按《委托书》向嘉华公司付款的义务，遂判决杨虓向嘉华公司支付240万元及利息。杨虓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作出（2014）成民终字第2769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与（2012）武侯民初字第4034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一致。二审中还查明如下事实：2010年9月29日，尹立君、侯限忠与杨虓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杨虓出借240万元给尹立君、侯限忠，借款期限1个月，从2010年9月29日至2010年10月28日止，借款支付方式为银行划款。该借款由娄新莲、程宗林提供保证。同日，尹立君、侯限忠给杨虓出具《收款确认书》，载明收到借款240万元。尹立君于同日出具《委托书》，载明委托杨虓将该款直接转入嘉华公司，用于归还所代为支付的款项。该案审理中，尹立君再次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杨虓是否应支付240万元系案件争议焦点，认定嘉华公司与杨虓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尹立君与杨虓之间系借款关系，尹立君出具《委托书》要求杨虓将款项划给嘉华公司，如杨虓未按《委托书》划款给嘉华公司，应由尹立君向杨虓另案主张。至于杨虓是否收到《委托书》，不属于该案审理范围。嘉华公司基于与尹立君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应由尹立君支付欠款240万元。二审判决撤销（2012）武侯民初字第4034号民事判决，改判尹立君向嘉华公司支付240万元及利息。另外，该案《委托书》系由嘉华公司作为证据举示，载明的主要内容为：杨虓，请将尹立君借款240万元直接转入嘉华公司账号，用于归还大连银行3700万元之利息及蒋伟（注：或为玮）公司4000万元的借款利息。《委托书》落款日期处有尹立君签名捺印。该案一审中，杨虓否认收到过《委托书》，也否认见过，且对真实性予以否认。 四、（2012）武侯民初字第4034号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就240万元支付情况，要求杨虓于庭审后7日内提供其向尹立君支付240万元的依据，杨虓未按要求提供，且认为尹立君在他案中已经认可收到了240万元，现在提出相反情况，属于尹立君事后反悔，且法院不应超出该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进行审理。 五、原审法院在执行（2011）武侯民初字第294号民事调解书过程中，2011年3月9日，尹立君向娄新莲出具《委托书》（为区别于上述《委托书》，以下均称《委托书》二），主要内容为：今委托娄新莲将误算的120万元之中的60万元直接划杨虓借款435万中的一部分，杨虓指定账户：米大儒，建行卡。尹立君落款处下方载明“注：属武侯法院协调的3月9日前支付的第一笔款项。”紧接下方由娄新莲签署“同意”。同日，嘉华公司向米大儒账户转账60万元。2011年3月21日，杨虓向原审法院提交说明，内容为：2011年3月9日娄新莲电话通知我，她代尹立君从嘉华公司划陆拾万元到我指定的米大儒账户上，该款已收到，现我要求嘉华公司对该款系为尹立君支付（2011）武侯执字第484号案件的案款，予以确认。同日，尹立君向原审法院提交说明，主要内容为：我于2011年3月9日按法院要求将（2011）武侯执字484号案件案款60万元通过嘉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娄新莲）支付到杨虓指定的米大儒账户上，该款娄新莲予以确认，故本案款我已支付完毕。 就上述嘉华公司向米大儒账户转账60万元，嘉华公司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羊法院）起诉米大儒不当得利，要求返还。2011年8月25日，青羊法院制作调查笔录，该调查笔录载明：米大儒对于收到嘉华公司转账60万元予以认可，并表示该款其收到的当天即转账交给杨虓，杨虓则表明60万元系其委托米大儒代收的（2011）武侯民初字第294号民事调解书第一笔执行款60万元的内容。嘉华公司陈述杨虓的说法只是其个人说法，其不认可，该笔60万元系代娄新莲归还杨虓700万元借款中的一笔，而原审法院的调解书中已经撤回对娄新莲的起诉，嘉华公司均无还款义务，也不存在付款。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130万元借款已经支付的事实没有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争议焦点为24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支付。 关于240万元是否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尹立君。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委托书》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是否送达杨虓。案件审理过程中，虽然杨虓一直否认收到《委托书》，但根据上述案件查明事实认定《委托书》的真实性，根据嘉华公司的陈述，结合尹立君当日签订借款合同，出具《收款确认书》的事实，可以证明尹立君一方面委托嘉华公司收取借款，另一方面又同时向出借人出具书面收款确认书。实践中，存在部分借款合同当事人在约定了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借款的情况下，提前进行书面收款确认的情况，在大额借款合同中往往更加明显，出现借款合同、转账凭证，以现金方式出借款项的则会出现收条或者收据等对现金收款予以确认，如借款合同中未约定借款支付方式或者收款人的，则现金收款确认或者转账凭证二者缺一不可或者二者兼有。从查明事实以及借款用途来看，上述《委托书》《收款确认书》系《借款合同》签订之时一并出具，分别出具给指定收款人、出借人，《委托书》《收款确认书》反映的事实共同构成借款实际履行情况，若在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下，两者并不冲突，且相辅相成，证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但本案中，因各方当事人对是否实际支付借款产生分歧，导致各方有关上述两份证据相互矛盾冲突。综合上述认定，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是长期从事企业、大额资金往来的经营者，具有丰富的经验，且在此之前就存在经济往来，同时考虑本案另外一笔资金的实际支付情况，《委托书》应属于尹立君真实意思表示，《收款确认书》亦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收款确认本意是对委托收款的确认,即对收取合同载明的银行转账金额的确认，且《收款确认书》并未载明系对收取现金的确认。至于书面的《委托书》是否送达，尹立君称其进行了送达，杨虓则予以否认，结合签订合同的一般情形，在双方均无证据反驳对方的情况下，无法就此进行确认，《委托书》载明的委托意思是否告知杨虓，下文认证。 第二，已有借款合意及借款支付证据情况下，出借人主张借款关系成立，借款人主张借款关系不成立的，应当举示证据推翻出借人主张。本案中，尹立君主张其未收到过现金，应当举示证据予以证明。就此，尹立君举示了《委托书》证明其系委托杨虓将款项支付给指定收款人，该《委托书》与《借款合同》载明的以银行划款方式支付借款相互印证，在尹立君于调解中作出收到240万元的调解协议内容后又予以反悔的情形下，确定杨虓关于240万元借款系出借给娄新莲及其生意伙伴，且娄新莲要钱要的很急，马上就要，其知晓的款项最终收款人并非尹立君，系娄新莲及尹立君等人的陈述，确定杨虓应当知道案涉240万元的最终用途。在此情况下，结合嘉华公司起诉尹立君归还240万元一案的情况，尹立君上述《委托书》指定嘉华公司为收款人负责收款具有合理性，且已告知杨虓，故其陈述未收到现金具有可信性，而《收款确认书》应当有款项支付凭证予以佐证或者与《委托书》共同构成借款支付的事实。杨虓陈述其对《委托书》不知情，明显与上述其陈述240万元借款出借情况相互矛盾，故对其该陈述意见不予采纳。 第三，关于杨虓陈述支付现金的具体情况。杨虓主张《收款确认书》足以证明其支付了现金，收款确认并未载明收到的是现金或者转账，系尹立君对收到借款事实的一种确认，在有银行转账支付凭证的情况下，足以认定杨虓主张成立。但鉴于本案情况，240万元现金数额较大，在双方已经明确以银行划款方式支付至指定收款人的情况下，若系以现金方式支付借款人，双方可就合同履行方式予以变更或说明，但本案无此种情形，而是否支付现金应当对杨虓资金实力、资金来源、资金支取、支付情形及在场人等情况进行考察，但杨虓在相关案件审理过程中，在尹立君对240万元支付已经明确予以否认时，以法院系重复审查为由拒绝举示依据或者作出说明，而杨虓当时明知该案调解时并未就支付凭据进行质证，系调解时尹立君的自认行为。本案中经原审法院要求，杨虓所作陈述仅载明付款经过，未就其从业情况、经济实力、资金来源、资金支取或存放情况进行说明。《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委托书》均系同日出具，且已经指定收款人收款账户的情况下，从借款合同签订、履行过程的连贯性及合理性来看，杨虓仅以《收款确认书》作为其支付现金依据，无法证明其支付现金的真实性。故杨虓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有支付现金的事实，且不能就此作出合理说明，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四、关于尹立君所作相互矛盾的陈述。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以及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终字第276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及当事人各方陈述内容，足以认定本案240万元借款关系与该案240万元具有关联性。基于（2011）武侯民初字第294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尹立君此后为履行调解协议而进行还款的前提系其对民事调解书内容的认可，在此种认可之下，其此后所作对于借款金额的确认及还款的陈述具有合理性，直到其发现本案借款240万元与嘉华公司起诉尹立君及第三人杨虓归还240万元无关，此后尹立君即作相反陈述。故根据上述认定事实，尹立君当时于调解协议表明收到借款240万元的陈述具有可信性。 第五、关于杨虓陈述娄新莲作为嘉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嘉华公司向米大儒账户转账60万元时，即应当知道240万元借款未收取的情况，进而尹立君即知道未付款的事实，娄新莲反而代尹立君向杨虓归还该笔借款，属于二人串谋。就该60万元，根据《委托书》二的内容可知，尹立君系委托娄新莲就两人之间误算产生的120万元债务之中的60万元，由债务人娄新莲代债权人直接支付给杨虓，用于归还尹立君所欠杨虓借款435万中的一部分，结合上述娄新莲与蒋玮不当得利纠纷中杨虓的陈述，以及娄新莲关于700万元借款的陈述，1135万元应包含该笔娄新莲的借款700万元及《委托书》二载明的借款435万元。娄新莲提交《情况说明》认为其之前向蒋玮、杨虓借款700万元，杨虓不支付240万元其只会偿还460万元，杨虓支付240万元则其会还款700万元，就因该240万元未转账支付给娄新莲，才导致娄新莲与杨虓之间因就700万元借款偿还金额产生纠纷，产生其与尹立君、杨虓之间关于240万元的纠纷，此后导致一系列案件。从上述陈述情况来看，娄新莲在归还60万元借款时，其有意隐瞒了杨虓未支付240万元借款的情况，试图以此抵偿其所欠杨虓700万元，且除上述60万元还款外，尹立君次月还清偿了其余共计424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若尹立君此时知晓嘉华公司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则必然不会按照调解协议继续归还借款，其还款行为明确表明其对嘉华公司未收到借款不知情，故杨虓所述尹立君、娄新莲之间串通的情况不存在，相反娄新莲因与尹立君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为自身利益或有意隐瞒借款支付情况。娄新莲之后有关60万元转账引发的诉讼均系其与杨虓之间因借款产生的纠纷，其更是试图以该笔60万元所作新的意见推翻此前于《委托书》二的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对杨虓所述将240万元以现金支付给尹立君、侯限忠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原审法院原审中，杨虓当庭撤回了对娄新莲、程宗林的起诉，系属于其处分其权利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审准予撤回对娄新莲、程宗林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11）武侯民初字第294号民事调解书；二、尹立君、侯限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杨虓借款13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3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10月14日起按照年息24%支付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三、尹立君、侯限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杨虓因案件诉讼产生的律师费3万元；四、驳回杨虓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10年杨虓起诉尹立君、侯限忠、娄新莲、程宗林民间借贷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原审中，杨虓撤回对娄新莲、程宗林的起诉，与尹立君、侯限忠在原审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本案是原审法院对生效调解书的再审审理，调解书是否违反自愿原则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是审查的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条件：一是调解违反自愿原则，二是调解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尹立君、侯限忠以杨虓未按《委托书》向嘉华公司支付借款也未向尹立君支付现金借款的情况下，却谎称已经支付借款，让尹立君、侯限忠误以为杨虓已经提供借款，达成的民事调解协议违反自愿原则，系尹立君、侯限忠在受到杨虓欺诈，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作出，故应当予以撤销。本院认为，首先，调解书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且已执行完毕，尹立君、侯限忠主张达成调解协议系在受到杨虓欺诈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是长期从事企业、大额资金往来的经营者，具有丰富的经验，且在此之前就存在经济往来，对签订的《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等应当知晓其法律后果，且更应该知晓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对各自产生的法律后果。故杨虓与尹立君、侯限忠在原审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调解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尹立君、侯限忠承担。尹立君、侯限忠有关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其再审请求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撤销调解书，尹立君、侯限忠归还杨虓借款130万元并支付利息，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撤销。至于240万元借款是否交付以及《委托书》的真实性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综上，上诉人杨虓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再3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1）武侯民初字第294号民事调解书。 一审案件受理费455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520元，共计91040元，均由尹立君、侯限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军 审判员 杨 桓 审判员 明 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汪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