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2504民初3464号 原告：沈绍良，男，1981年1月28日生，汉族，系云南省弥勒市居民，现住云南省弥勒市。 被告：朱玲燕，女，1989年8月14日生，彝族，系弥勒市居民，现住弥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云南海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沈绍良与被告朱玲燕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绍良，被告朱玲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为被告代购的设备款3500元及托运费80元（即刻字机2100元、覆膜机1400元、托运费80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及理由：2020年9月初，被告以个人名义通过转让的方式取得温泉路××商铺一间使用权，并与房东签订了三年的租房合同和预交了一年房租。因被告对装修方面不熟悉，被告找到原告，让原告为其设计装修方案、安排装修工人装修等事宜。并在装修过程中，因被告对机器设备厂家不熟悉，被告叫原告为其代买所需设备刻字机和覆膜机。原告在订货之前，已将发货厂家、设备价格等告知被告。原告订货并支付货款后，留了被告的联系方式给昆明的发货商家，办理托运等事宜由被告和卖方直接联系协商。后托运部（云聚物流）发货至弥勒送货上门，因被告不在现场，拖运费都是原告代为支付。2020年9月14号，被告的铺面已经装修结束，设备已到现场并经过调试无误，被告亲自到现场确认后，于2020年9月15日开始对外营业。经营一段时间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此设备款及托运费共计3580元，原告通过打电话告知、和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清单给被告，经原告多次打电话讨要，被告却以经营不善不想继续经营为由，一直拒付此笔设备款。被告还以电话停机、关机、关门等方式一直躲避原告拒不见面，也不支付本应支付给原告的以上款项。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朱玲燕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系个人合伙关系，不是委托关系，答辩人系长期从事美容业及化妆品销售的个人，对广告业务一窍不通；被答辩人系长期从事广告业的个人，经营广告公司近十年。由于二人此前关系较好，被答辩人于2020年8月主动邀约答辩人合伙经营“蒲公英广告经营部”，答辩人只负责部分投资，剩余投资以及具体的管理、经营、运作均由经验丰富的被答辩人负责。合伙达成后，2020年9月2日，作为投资人的答辩人与马茂松签订《商铺出租合同》一份，租用位于温泉路××商铺，并支付租金及商铺转让费；2020年9月14日，作为投资人的被答辩人以其投资的“千禧广告”名义采购部分设备，同日，答辩人以“蒲公英广告”名义采购部分材料。由于双方产生矛盾，合伙无法继续，被答辩人主动联系设备供应商“弥勒文汇”商店请求退货，在被答辩人的沟通、协调下，“弥勒文汇”商店同意退货，答辩人因此向“弥勒文汇”商店支付违约金1000元。由于双方矛盾升级，合伙经营广告店的目的无法实现，2020年9月24日傍晚，被答辩人主动联系答辩人主张将合伙财产刻字机、覆膜机和打印机拿走自己使用，至此，双方的个人合伙关系终止，但尚未办理退伙结算；双方之间始终不存在委托关系。二、被答辩人不享有对答辩人的债权，本案不存在被答辩人为答辩人代购设备的情形，被答辩人采购设备系履行合伙事务。鉴于答辩人因为履行合伙事务垫资三万余元支付商铺租金、转让费、材料款、退货违约金等事实，被答辩人不但不享有对答辩人的债权，还应在合伙项目进行清算后，依法承担其相应的合伙责任、并向答辩人退还对应的垫资款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被答辩人的诉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 原告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昆明天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刻字机、覆膜机收款收据。证明原告为被告代付款事实存在，费用清晰。二、付款给昆明天诚数码老总王志军的微信转账记录。证明此款项已由原告支付给卖家。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为：证据一，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载明采购方为“沈绍良蒲公英广告”，根本无法证实其受被告委托或者替被告采购设备；同时，采购方的备注信息也能够证实沈绍良系作为“蒲公英广告”的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为合伙项目采购所需的设备，进一步证实沈绍良系合伙人之一，进而真正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纠纷。证据二，三性和证明目的认可，同时，该证据能够再次证实沈绍良系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自愿支付合伙项目所需的设备采购款。 被告对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短信聊天记录、截图1份证实：1.沈绍良与朱玲燕合伙开立“蒲公英广告店”；2.朱玲燕表示不愿继续合伙后，沈绍良明确表示要将投入的设备取回、自己继续使用。二、《商铺出租合同》、《收据》、微信付款记录1份。证实由于合伙开立“蒲公英广告店”需要，沈绍良指示朱玲燕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并由朱玲燕支付租金及转让费298000。三、《销售单》、《销售清单》。证实：1.由于合伙开立“蒲公英广告店”需要，合伙人采购相关设备及材料；2.其中部分设备是沈绍良以“千禧广告”名义作为客户订购。四、微信付款记录1份。证实：经沈绍良与供货商协商一致后，向文汇商店退还上述采购设备，朱玲燕为此支付供货商违约金1000元。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举证的一、二、三、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一、二组证据无被告的签字认可，被告予以否认，也无其他证据佐证，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第一组被告予以否认，也无其他证据佐证，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来源合法真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三、四组证据被告予以否认，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庭审和原被告的陈述及举证、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余沙沙与原告沈绍良系夫妻关系。原告沈绍良与被告朱玲燕系婚外恋爱情侣关系。2013年12月26日，余沙沙与原告沈绍良登记结婚，2014年5月13日，共同生育一子取名沈瑞林，余沙沙现怀有身孕四个月，余沙沙与原告沈绍良夫妻感情一般。2012年9月7日，余沙沙与原告沈绍良共同开办经营管理弥勒市千禧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原告沈绍良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被告与原告沈绍良认识后，被告就到余沙沙与原告沈绍良经营管理的弥勒市千禧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学广告设计，后被告与原告沈绍良发展成为婚外恋爱情侣关系。2020年9月2日，被告租用马庆松位于弥勒市间，签订了三年的租房合同，并预交了一年房租23800.00元和转让费6000.00元。期间，鉴于沈绍良与被告的特殊关系，原告沈绍良主动为被告购买设备及支付托运费共计3580元。2020年10月12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580.00元。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沈绍良与被告作为成年人应有正确的婚恋观，应当明确预知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被告在明知原告沈绍良有配偶而与之发展成为恋爱情侣关系，二人的此种行为是违背公序良俗、挑战道德底线、违反社会公德和婚姻伦理秩序的违法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这种依附于“婚外情”的主动为被告购买小额货物的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原告与被告无任何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也无任何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原告的购买货物行为是基于原告沈绍良与被告的特殊关系进行的购买给予，双方的婚外恋爱情侣关系违背公序良俗、挑战道德底线、违反社会公德和婚姻伦理秩序，沈绍良在此期间的小数额无偿给与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四）、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绍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减半收取25.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世荣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谢其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