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10民终22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保玲，女，1964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许昌市建安区，现住许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胜利，河南世纪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亚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高新区瑞达路彩虹花园**楼**。法定代表人：焦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泽晶，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晓婷，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同灿，男，1970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许昌市建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浩然，男，198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许昌市建安区。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鹏林，河南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保玲与上诉人孙同灿、孙浩然、河南亚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伟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各方均不服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2019）豫1003民初5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保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胜利，上诉人亚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泽晶、牛晓婷，上诉人孙同灿、孙浩然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鹏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保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涉案的《商丘市××路道路工程项目投资汇总表》证据的效力应予认定。投资总额与工程合同价款差额不应当成为认定孙同灿和孙浩然投资数额和比例的障碍。工程价款具体明确，审计问题不应当成为甲方拒绝付款的条件。亚伟公司辩称，工程款债权没有进行清算，是否存在债权不清楚，如果是决算结果是孙同灿主张的债权是负数，郭保玲是否也要承担项目的亏损？亚伟公司和孙同灿等3人之间属于借用资质关系，亚伟公司对工程款项没有任何支配权，所有的工程项目费用都是由孙同灿等3人签字后支出。郭保玲应该证明孙同灿享有多少收益，但收益问题要经过三级核算。第一，亚伟公司扣除管理费和缴纳的相应税费。第二，合伙人之间进行内部清算。第三，涉案工程的政府审计已经完成，但是双方对工程结算的总额存在争议，必要时将通过诉讼去解决。孙同灿、孙浩然辩称，第一，合伙出资及所占份额是合伙内部的事务，是合伙纠纷。本案并非合伙纠纷，郭保玲也没有申请合伙人到庭，孙同灿更是没有认可相关内容，是郭保玲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曲解。第二，亚伟公司不具备支付孙同灿收益的条件，亚伟公司不需要知道款项性质，其仅接受合伙的决议，扣除要为公司的成本费用后，其正常执行。第三，孙浩然与本案毫无关系，其他同上诉状上诉意见。亚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郭保玲的该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的债权未实际发生，一审认定事实自相矛盾。孙同灿父子为达到投资的80%，对外大量举债，负债远大于投资，没有证据证明还有应收款。孙同灿于2017年8月28日出具的致亚伟公司的《函》实际上是执行和解协议或提供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线索，而非债权转让。即便认定为债权转让协议，也不具备生效要件。因为孙同灿对亚伟公司不享有债权，案涉工程由孙同灿等合伙人实际承包、施工、自负盈亏，亚伟公司只收取管理费和税金，即使工程款到亚伟公司账户，亚伟公司也无权支配任何款项。债权转让通知送达的方式不合法。债权转让行为即使成立，也损害了孙同灿其他众多债权人利益，应当予以撤销。一审将担保与债权转让混淆，此次诉讼系重复诉讼，一审不予认定适用法律存在错误。郭保玲辩称，第一，根据投资汇总表以及亚伟公司在一审时提到的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亚伟公司系案涉项目的合伙人之一。孙同灿、孙浩然和亚伟公司的投资数额记载清楚明确，正是由于这一投资行为，孙同灿、孙浩然享有案涉项目的利益分配请求权，该请求权即为债权，该债权一旦形成即可转让，不存在法定和约定不得转让的情形。第二，转让债权的意思表示，已经合法有效的方式送达到了亚伟公司。第三，亚伟公司是案涉项目法律上的承建主体，也是合伙人之一，同时实际管控着案涉项目所有权益，负有向孙同灿、孙浩然分配合伙收益和财产的义务。第四，投资行为一旦完成，分配请求权等财产权已经产生并形成，至于该权利的具体范围和数额是否确定，并不影响债权转让合法成立并生效。第五，法律对债权转让通知的方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第六，至于孙同灿大量对外举债，并不等于案涉项目对外负债，并不影响案涉项目利益的最终清算。孙同灿、孙浩然辩称，认可亚伟公司的上诉意见。孙同灿、孙浩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郭保玲的诉讼请求；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不存在债权转让。以未来应收账款为标的物的债权转让行为只能生效于应收账款实际产生之时，非债权转让通知之时。孙浩然与本案无关，其没有在《函》上签字，孙同灿的处分行为无效。郭保玲辩称，同对亚伟公司上诉意见的答辩意见。亚伟公司辩称，认可孙同灿、孙浩然的上诉意见。孙浩然对亚伟公司来讲不是实际施工人，也不是合伙人。郭保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孙同灿签署的债权转让手续内容合法有效；2、依法确认被告孙同灿在商丘市××路工程项目投资4743000元，占总投资额的23.217%；确认被告孙浩然在该项目投资3194900元，占总投资额的15.639%；3、判令被告亚伟公司在被告孙同灿、孙浩然投资及收益范围内支付原告借款本息及诉讼费，金额1000万元（暂定，以（2015）许民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权为准）；4、本案诉讼、保全及担保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保玲诉孙同灿、孙浩然、徐伟玲、河南凯灿贸易有限公司、许昌县凯灿贸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5）许民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孙同灿、孙浩然偿还郭保玲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徐伟玲、河南凯灿贸易有限公司、许昌县凯灿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魏都区法院立案执行，案号：（2017）豫1002字448号，执行中，魏都区法院依法对孙同灿采取了拘留措施。被拘留期间，孙同灿认可其与亚伟公司、梁展方、张文领合伙，以亚伟公司名义承建商丘市××路工程项目。孙同灿于2017年8月28日签署致亚伟公司的函“自愿将自己和儿子孙浩然名义在商丘承建道路工程项目的投资（以自己名义投资4743000元，以孙浩然名义投资3194900元）及收益用于偿还欠郭保玲的借款本息（具体数额按判决书确认及执行核算为准）”。2017年8月30日，魏都区法院执行人员向亚伟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亚伟公司协助冻结孙同灿、孙浩然在商丘道路工程项目中的工程款，并要求亚伟公司在一个月内核算工程投资及收益。同时将孙同灿签署“以投资与收益偿还郭保玲债务”的函件复印件交付亚伟公司，亚伟公司向魏都区法院提交商丘市××路工程项目投资汇总表，该表显示投资人包含孙同灿、孙浩然在内共有14人，总投资金额为24428774元，其中孙同灿名下4743000元，孙浩然名下3194900元。2017年9月6日，亚伟公司向魏都区法院提出执行异议，魏都区法院对亚伟公司的执行异议给予书面答复。后郭保玲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将孙同灿、孙浩然、亚伟公司诉至法院。诉讼中查明，2013年12月9日，亚伟公司与商丘三商生态食品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商丘市××路道路工程承包合同，资金来源：自筹，工程内容：道路、交通、给排水、照明等，签约合同价51525231.97元，截止2016年9月13日，商丘三商生态食品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已向亚伟公司支付2061万元，该项目于2016年9月竣工投入使用，目前该项目正在审计中。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有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焦点一、孙同灿自愿将其在涉案道路工程的投资与收益用于偿还欠郭保玲的借款本息的行为，是否属于债权转让。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债权，人民法院可以对该债权予以执行，第三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该第三人强制执行。孙同灿、孙浩然作为被执行人，魏都区法院在执行中发现其二人在商丘市××路道路工程项目中有投资，而该项目工程款尚未结算完毕，工程款的结算又必须经亚伟公司的账户，故魏都区法院要求亚伟公司协助冻结孙同灿、孙浩然在商丘市××路道路工程项目中的工程款，属依法采取的执行措施。该执行措施的采取，不需要经过被执行人孙同灿、孙浩然的同意。亚伟公司对协助冻结行为提出异议时，人民法院相应的执行行为应当予以停止。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执行程序中，孙同灿至函亚伟公司：“自愿将自己和以儿子孙浩然名义在商丘承建道路工程项目的投资（以自己名义投资4743000元，以孙浩然名义投资3194900元）及收益用于偿还欠郭保玲的借款本息（具体数额按判决书确认及执行核算为准）”，从该函件的文义内容上看，既是孙同灿配合魏都区法院的强制执行，也是其将道路工程项目中的投资与收益转让给原告郭保玲的书面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属于债权转让。从查明事实上看，涉案道路工程已交付使用，虽然正在审计，尚未结算，但基于该涉案道路工程的债权已经形成，现行法律并未规定未经结算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债权不能转让，故一审法院确认涉案涉案道路工程的债权可以转让。债权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通知系单方的法律行为，通知应以何种方式（口头通知、书面通知、登报通知、直接通知、委托通知）进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故魏都区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程序中，将孙同灿签署的带有债权转让意思表示的函送达亚伟公司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即使被告亚伟公司否认收到过该函件，那么在原告郭保玲以债权转让纠纷起诉到法院，相关诉讼材料送达被告亚伟公司时，被告亚伟公司客观上已经知晓了债权转让的事实。故一审确认孙同灿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对原告郭保玲此项诉请，予以支持。对亚伟公司辩称，债权转让意味着孙同灿、孙浩然与原告郭保玲之间的债权债务消灭，现孙同灿、孙浩然仍然处于被执行的状态，故不符合债权转让的特征。一审认为，次债务人基于债权转让的行为对债权人进行清偿完毕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消灭，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消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本案债权转让后，亚伟公司对孙同灿、孙浩然的投资数额、合伙人利润核算、债权债务等问题均提出抗辩，原告郭保玲的债权并未基于债权转让得到清偿，故被告亚伟公司的辩称理由不成立。焦点二、关于孙同灿、孙浩然在商丘市××路道路工程项目中的投资款、投资比例问题：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商丘市××路道路工程项目签约合同价51525231.97元，截止2016年9月13日，商丘三商生态食品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已向被告亚伟公司支付2061万元工程款，该项目于2016年9月竣工投入使用，现该项目正在审计中。根据亚伟公司向魏都区法院提供的“商丘市××路道路工程项目投资汇总表”显示：包含孙同灿、孙浩然在内共有14名投资人，总投资金额为24428774元，其中孙同灿名下4743000元，孙浩然名下3194900元。两者对比，可以看出，签约合同价51525231.97元与现有证据证明的投资总额24428774元之间差距巨大。对此，被告亚伟公司辩称，投资汇总表仅仅是提供了商丘市××路道路项目工程的部分资金来源，并非取代合伙人身份，各投资人的投资额应以书面转款凭证为准。一审认为，被告亚伟公司此辩称理由成立，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在商丘市××路道路项目工程中，孙同灿名下记载投资款为4743000元，孙浩然名下记载投资款3194900元，但不能证明孙同灿名下投资款占涉案道路总投资比例的23.217%，也不能证明孙浩然名下投资款占涉案道路总投资比例的15.639%。原告郭保玲此项诉请，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焦点三、关于商丘市××路工程投资与收益的核算问题：涉案道路工程项目签约合同价51525231.97元，孙同灿、孙浩然合计投资7937900元，其二人的投资额在整体涉案道路工程项目中是亏损、还是盈利，必然涉及工程最终价款的决算及工程款的收支核算等，但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涉案道路工程的发包方尚未进行审计决算，涉案道路工程的各投资人、各合伙人之间尚未进行核算，涉案道路工程涉及的《人行道承包合同》、《沥青路面施工合同》、《管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设备租赁合同》施工款项的结算情况等问题。本案中，仅凭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孙同灿、孙浩然在涉案道路工程的投资是收益还是亏损，现原告郭保玲诉请被告亚伟公司在孙同灿、孙浩然投资及收益范围内支付原告借款本息及诉讼费的请求，不予支持。依法判决：一、确认原告郭保玲与被告孙同灿之间对商丘市××路道路工程中投资与收益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二、驳回原告郭保玲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郭保玲承担。二审中，郭保玲提交协议书一份，系由孙同灿、孙浩然与郭保玲签订，拟证明孙同灿、孙浩然确认向郭保玲转让工程项目投资及收益的请求权。亚伟公司提交一组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孙同灿现在负债4000多万，单独将自己的债权转让给郭保岭侵害其他人的利益，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结合当事人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综合评定。本院二审查明，2020年10月26日，孙同灿、孙浩然（甲方）与郭保玲（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确认孙同灿、孙浩然二人共同在亚伟公司承建的商丘市××路（文化路—珠江路）道路工程项目投资共计7937900元，占投资总额的38.639%，其中孙同灿投资4743000元，孙浩然投资3194900元。孙同灿曾经自愿将上述投资及收益转让给郭保玲，用以清偿拖欠的借款本息，转让行为不存在胁迫情形，该意思表示由魏都区法院执行人员送达亚伟公司。同时约定，孙同灿自愿将名下的投资及收益的100%转让给郭保玲，孙浩然自愿将名下的投资及收益的50%转让给郭保玲。二人转让给郭保玲的投资及收益经清算后，无论最终实现多少收益，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均视为清结。结合亚伟公司提交的案例，孙同灿、孙浩然涉及多起民间借贷案件，存在对外大量负债的情况。关于工程的审计进展情况。亚伟公司自认政府审计工作已经结束，双方对审计的金额存在分歧，审计金额偏低，未确定最终的决算金额。亚伟公司一审时提交的合伙关系证据显示，2013年12月22日，孙同灿（甲方）、梁展方（乙方）、郭红建（丙方）签订合伙投资工程建设协议书一份，载明：商丘市××路（文化路—珠江路）道路工程合同价款51525231.97元，工程内容为《道路交通、给排水、照明》，除给水指定分包投资建设外，其余工程预计投资2000万元，甲方组织投资80%（1600万元），乙方组织投资20%（400万元）。如不足，双方按比例增加投资。合伙投资盈亏甲乙双方按三七比例分担，并共同委托丙方对该工程负责施工管理，月薪5000元。收益及分配从工程完工交付后，按建设单位经政府财政部门对投资工程审计的最终结算价款双方进行清算分配。2016年10月5日，三方达成补充协议，载明：工程项目预计投资2000万资金不足，后续照明工程投资建设因甲方债务缠身，无力增加投资，经协商，照明工程按合同价3150714.12元分包给乙方投资建设。乙方自担风险，甲方不参与投资分配。三方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郭保玲认为上述协议是在形成诉讼后，原审被告恶意串通伪造的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4民终2449号民事生效判决查明事实显示：2015年11月26日，亚伟公司与张文领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亚伟公司中标的振兴路道路建设工程目前正处在即将完工之际，因资金周转不畅目前工程处于停工状态，为尽快完成工程，经亚伟公司邀请，张文领加入，全面实施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同收益的方针。经双方共同核算，工程中标合同金额51525232元，扣除未施工段落及部分将来不需要施工项目预计工程结算金额约为43246554元，另涉及变更及签证增加约3000000元，合计金额46246554元，该项目成本金额即总投资额约为26180606元，预计收益约为20065948元，截至目前亚伟公司已用于工程项目的投资金额约为15781214元，该项目还需要后续投资金额约为10399392元。工程项目部于2016年10月11日支付张文领678509.22元，亚伟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支付张文领8622944.8元。经张文领催要，亚伟公司未支付下欠的5188351.76元，双方形成纠纷。最终判决亚伟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另查明，亚伟公司从发包方受领的工程进度款2061万元已发放完毕。本院其他查明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债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如果债权转让有效，郭保玲请求确认孙同灿、孙浩然在案涉工程项目的投资数额、投资比例以及主张亚伟公司承担给付责任是否应予支持。关于本案债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问题。郭保玲对孙同灿、孙浩然享有的债权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在执行程序中，孙同灿、孙浩然将其对第三人享有的工程款债权作为其责任财产以履行所负担的还款义务，该债权转让行为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须经过亚伟公司的同意，亚伟公司亦在执行程序和审判程序中知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民事法律未对债权转让通知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即便未通知也只是让亚伟公司获得对受让人的抗辩权，不影响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的判断，一审据此认定本案债权转让行为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关于郭保玲请求确认孙同灿、孙浩然在案涉工程项目的投资数额、投资比例以及主张亚伟公司承担给付责任是否应予支持问题。亚伟公司陈述称孙同灿等合伙人借用其资质与发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方将工程款转入亚伟公司公司账户，亚伟公司按照孙同灿等合伙人的指示对外支付工程款，亚伟公司收取工程管理费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方主体。由此可见，因发包人并不认同孙同灿等合伙人系其合同相对人，基于对发包方信赖利益的保护，亚伟公司与发包人之间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同时亚伟公司与孙同灿等合伙人之间存在建设工程转包法律关系而不应认定为挂靠关系。案涉工程于2016年9月竣工投入使用，亚伟公司以工程审计为由既不积极与发包方结算工程款，也拒绝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超出合理期限，孙同灿等合伙人有权向亚伟公司主张工程款。对于合伙关系。亚伟公司陈述称案涉工程系郭红建借用亚伟公司资质，后因郭红建无力投资交给孙同灿、梁展方合伙承包。郭红建不出资负责现场管理，孙同灿出资80%，梁占芳占20%。但孙同灿父子的出资7934900元，按工程合同价51525231.97元，出资比例仅达到15%。所有支出均要依据三名合伙人联合签名的付款委托书。另根据亚伟公司向魏都区法院提供的“商丘市××路道路工程项目投资汇总表”显示：包含孙同灿、孙浩然在内共有14名投资人，总投资金额为24428774元，其中孙同灿名下4743000元，孙浩然名下3194900元。结合亚伟公司提交的《合伙投资工程建设协议书》相关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能够反映孙同灿、梁展方之间的合伙关系成立，郭红建未出资固定获取劳动报酬不具备合伙人身份，至于后期是否有其他合伙人加入，缺乏证据证明，亚伟公司对此项亦持否定意见，故对该项不予认定。对于投资数额和比例。本院对孙同灿、孙浩然工程出资7934900元予以认定；对于合伙投资比例，考虑到本案合伙出资的复杂性以及实际出资与约定不符等因素，本院对郭保玲主张的孙同灿、孙浩然投资比例不予确认。关于亚伟公司应否承担给付责任问题。孙同灿、孙浩然工程出资7934900元已用于工程建设，非工程外债权，应予优先支付。按照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4民终2449号民事生效判决中亚伟公司对工程盈亏的说明，涉案工程预计收益约为20065948元，该数额虽非最终的准确数额，但能够初步判断工程处于盈利状态。孙同灿、孙浩然出资数额未超过郭保玲对其享有的债权数额，二人与郭保玲在本案审理期间达成协议，明确约定“孙同灿自愿将名下的投资及收益的100%转让给郭保玲，孙浩然自愿将名下的投资及收益的50%转让给郭保玲”。鉴于此，亚伟公司应向郭保玲承担给付责任，支付数额确定为6340450元（4743000元+3194900元÷2）较为合理。郭保玲主张分配孙同灿、孙浩然名下的投资收益，本案现有证据尚不具备核算条件，可待条件具备后以其未获清偿的债权为限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郭保玲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孙同灿、孙浩然、亚伟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2019）豫1003民初53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原告郭保玲与被告孙同灿之间对商丘市振兴路道路工程中投资与收益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二、撤销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2019）豫1003民初53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河南亚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郭保玲支付工程款6340450元；四、驳回原告郭保玲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河南亚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4800元，由郭保玲负担32000元。郭保玲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河南亚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1800元，由郭保玲负担30000元。河南亚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自担。孙同灿、孙浩然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自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琰峰审判员  吕军尚审判员  肖永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刘贺举书记员韩笑执行催告通知书履行义务人：根据201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你方应在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如果有财产拒不履行，你将承担如下法律责任：1、增加执行成本。未在指定期间履行的，支付迟延履行金或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承担执行费用。如实报告财产，否则罚款，拘留。2、消费行为限制。限制乘坐一等以上动车、高铁、飞机、入住星级宾馆、酒店、旅游度假、上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新建、扩建、装修房屋、出境。3、经商立项限制。限制设立金融类公司、社会组织、发行债券、股票、终止股权行权、从事不动产、国有资产交易、使用国有自然资源、获得政府补贴、政策支持、海关认证、从事药品、食品等行业及房地产、建筑企业资质、授信。4、就业就学限制。限制招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担任国企高管、金融机构高管、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社会组织负责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5、评先受奖限制。不得评为道德模范、获得慈善类奖项，已获得的予以撤销。单位或其领导成员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得参评文明单位，已取得文明单位的撤销。6、控制资金财产。查封、扣押、冻结、划拨、变价、扣留、提取、拍卖、变卖可供执行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收入及财产。7、追回债权抵债。对你享有到期债权的第三人发履行到期债务通知，追讨你担保、与他人共有、第三人占有的财产。8、拘传拘留罚款。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拘传，拒不履行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个人罚款十万以下，单位罚款五万以上一百万以下。9、刑事自诉追究。申请执行人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在公安、检察机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可以提起刑事自诉。10、刑事责任承担。有能力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邮编：461000地址：许昌市魏都区前进路与魏文路交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