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6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互信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二路**安逸新居****。法定代表人：严俊，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平，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亚林，男，196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小勇，湖北勇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治历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建设大道**湘商大厦**法定代表人：朱宏彬，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宏彬，男，196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治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丁字桥路**法定代表人：朱宏彬，该公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梅运凤，女，1965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松滋市。上诉人武汉互信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信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亚林、武汉治历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治历公司）、朱宏彬、湖北治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治历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梅运凤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0民初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互信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俊平、陈玉，张亚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小勇到庭参加诉讼。武汉治历公司、朱宏彬、湖北治历公司、梅运凤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互信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0民初234-1号民事裁定；2.撤销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0民初234号民事判决；3.依法改判支持互信通公司的一审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4.本案诉讼费用由张亚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0执恢20号裁定是一个以执代审的错误裁定，多处违法，理由被撤销。原审裁判未对该裁定违法的事实存在与否进行审查，本案应发回重审。1.（2019）鄂10执恢20号裁定系在没有取得名义持股人梅运凤书面确认的前提下作出，以执代审，侵害了互信通公司的合法权利，理应被撤销。2.执行程序严重违法，案涉股权价值评估的委托、评估均系执行程序中止期间做出，严重违法，并导致了股权评估价值严重低于真实价值的法律后果。执行异议阶段以及执行异议审查阶段均对此事实不予审查，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互信通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互信通公司以合法方式成为案涉股权权利人，梅运凤仅是以让与担保形式名义获得案涉股权，互信通公司仍是案涉股权的真实权利人。上述事实不仅有梅运凤的书面确认，且已经得到司法确认。同时以让与担保的名义同时获得荆州市富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怡公司）股权的，除梅运凤之外，还有另一名义股东余敏。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10民终758号民事判决已认定股权转让行为并没有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借款提供的担保。而且，互信通公司持续行使富怡公司股东的权利。（三）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0民初234-1号民事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互信通公司有权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提出确权请求，一审程序应当对该确权请求进行实体审理。（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张亚林申请对案外人所有的案涉股权进行执行，证明该股权是武汉治历公司所有的举证责任就应该由张亚林承担，而且应当通过诉讼确认。互信通公司开庭审理时当庭撤回上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三项。张亚林答辩称：（一）梅运凤代持的富怡公司26%股权的实际权利人是武汉治历公司。1.2014年12月10日互信通公司与武汉治历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表述互信通公司将其所占富怡公司26%股权转让给武汉治历公司，特别约定武汉治历公司及富怡公司在清偿完余敏、梅运凤全部债务后，互信通公司将该26%股权过户至武汉治历公司名下。2.武汉治历公司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梅运凤等返还包括诉争26%股权在内的富怡公司75%股权的案件中，武汉治历公司在起诉状及庭审笔录中均明确表示前述26%股权已转让给武汉治历公司。3.2017年3月30日互信通公司与武汉治历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签订的《债转股协议》中明确，“互信通公司持有的富怡公司26%股权（该部分股权互信通公司已实际转让给武汉治历公司，但当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4.2020年7月20日梅运凤出具《工商登记股东声明》，明确表示：本人并未代朱宏彬、互信通公司持有富怡公司股权，该事实可以与本人参与签署的2014年12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本人参加的武汉治历公司诉本人等案件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相印证。5.2015年9月24日，互信通公司90%股权转让给武汉治历公司，另10%股权以转让给武汉治历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宏彬亲戚张志明、张爱云开设的武汉鸿锦椿商贸有限公司的方式实际交由武汉治历公司控制。（二）互信通公司对以梅运凤名义持有的富怡公司26%股权没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1.互信通公司不是工商登记的富怡公司股东。2.互信通公司通过协议形式已将之前占有的富怡公司26%股权转让给武汉治历公司。3.梅运凤另案起诉要求向互信通公司返还富怡公司26%股权，只是梅运凤为履行协议约定从形式上将股权以原获得路径返还，并不涉及该股权的实际权利人的确认。（三）本案案由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互信通公司作为案外人应举证证明其对执行所涉股权具有实体权利，无权就诸如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0执恢20号裁定中梅运凤是否书面确认股权归属以及案件执行程序是否违法等程序问题进行质疑，更不能因程序问题而支持互信通公司的执行异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武汉治历公司、湖北治历公司、朱宏彬未进行答辩。梅运凤未陈述意见。互信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0执恢20号民事裁定、（2019）鄂10执异21号执行裁定。2、确认登记在第三人梅运凤名下的富怡公司26%的股权为互信通公司所有。一审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1月13日，互信通公司与梅运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3》，将其持有的富怡公司26%股权转让给梅运凤，转让价款为1300万元。同日，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该股权至今登记在梅运凤名下。2019年7月11日，梅运凤向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是将梅运凤持有的富怡公司26%的股权返还给互信通公司、向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该案尚在审理中。在申请执行人张亚林与被执行人武汉治历公司、朱宏彬、湖北治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作出〔2019〕鄂10执恢20号民事裁定，拍卖登记在第三人梅运凤名下的富怡公司26%的股权（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查封在第三人梅运凤名下代武汉治历公司持有的富怡公司30.8%的股权）。案外人互信通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主要理由是互信通公司将其持有的富怡公司26%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梅运凤，是明股实债的方式，为富怡公司向第三人梅运凤借款提供担保，互信通公司是该26%股权的实际权利人。执行机关未经审判程序，以执代审，仅通过梅运凤书面确认股权权属，损害了互信通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解除对上述股权的查封，撤销法院的评估拍卖措施。一审法院执行机构审查后认为：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互信通公司举出的证据，不能证明梅运凤持有的富怡公司26%的股权是其所有。张亚林反驳提交的证据进一步说明，互信通公司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不能够排除执行。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8日作出（2019）鄂10执异21号执行裁定，驳回互信通公司的异议请求。互信通公司不服该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案外人基于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利，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争议焦点是互信通公司对争议的股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一）关于互信通公司对争议的股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问题。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是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的信息判断”。互信通公司曾经是争议股权的权利人，但通过转让协议的方式将该股权让与给第三人梅运凤，并进行了股权权属变更登记，该股权至今登记在梅运凤名下。因此，互信通公司主张其是争议股权权利人，证据不足。执行机关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股权登记排除互信通公司对争议股权的权利，是合法的。2、互信通公司转让股权的原因、转让行为的效力、转让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以及互信通公司是否是股权实际权利人的认定，涉及多份民事合同、多种法律关系、多个案外主体。在这些争议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互信通公司主张自己是股权实际权利人、对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显然证据不足。（二）关于互信通公司确认股权权属的诉讼请求是否一并审理问题。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该法条规定是“可以”一并作出裁判，并非“应当”一并作出裁判。执行异议之诉以执行案件为基础。从双方当事人举证看，互信通公司的确权诉讼，涉及执行案件之外的多个民事合同、多重民事法律关系、多个案外人。互信通公司的确权之诉，不宜也无法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一并审理。2、第三人梅运凤已经于2019年7月11日向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该股权确权、返还的诉讼。即该股权权属争议其他法院已经另案受理，尚在审理之中。互信通公司在本案中一并主张股权确权之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综上，互信通公司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该公司一并提起的股权确权之诉，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规定，一审法院另行裁定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互信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847元由互信通公司负担。二审中，互信通公司为了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2民初2529号民事判决，拟证明案涉争议股权属于互信通公司所有。经质证，张亚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案仅是返还之诉而非确权之诉，该判决书只是认定从形式上返还股权，并未涉及股权的真实归属。张亚林为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2020年7月20日梅运凤出具的《工商登记股东声明》，证明目的：梅运凤确认2014年12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及本院另案开庭笔录的真实性，互信通公司对富怡公司26%股权不享有实质性权利；梅运凤确认代武汉治历公司持有富怡公司26%股份。证据二、互信通公司企业信息咨询报告、股权变更决议、庭审部分笔录，证明目的：在2014年12月10日互信通公司将富怡公司26%股权协议转让给武汉治历公司后，又将互信通公司90%股权于2015年9月24日转让给武汉治历公司，另10%股权转让给武汉鸿锦椿商贸有限公司，实质上武汉治历公司已持有诉争的富怡公司26%股权，武汉治历公司与互信通公司已无再就富怡公司26%股权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的必要；互信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严俊是武汉治历公司的关联人员，互信通公司已被武汉治历公司控制。证据三、武汉鸿锦椿商贸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咨询报告，证明目的：武汉鸿锦椿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张志明、张爱云是武汉治历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宏彬的亲属；严俊为武汉鸿锦椿商贸有限公司高管，武汉鸿锦椿商贸有限公司实际为武汉治历公司控制。证据四、武汉治历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报告、委托书及刑事自诉案件庭审笔录，证明目的：武汉治历公司在向公安部门控告要求行使股东权利时明确其是诉争股权的权利人；其法定代表人朱宏彬亦作出同样陈述。证据五、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执908-5号协助公示通知书，证明目的：该生效文书确认梅运凤系代武汉治历公司持有诉争股权。证据六、受案通知书，证明目的：梅运凤只是起诉要求从形式上将股权返还原转让方，不涉及股权实际权利人；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判决中关于返还徐有功股权的内容与其他生效判决冲突；张亚林对该判决提出异议，正在立案处理中。经质证，互信通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二中庭审部分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企业信息咨询报告、股权变更决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这些证据与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严俊作为自然人，出任其他公司高管参与经济活动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该证据属实，对其证明目的亦不认可。该证据为武汉治历公司的单方陈述，未得到我公司认可。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梅运凤代持的股权中既包括代武汉治历公司持股的部分，也包括代互信通公司持股的部分，且该协助公示通知是2018年6月13日作出的，最终武汉治历公司与互信通公司各自股权份额应以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2民初2529号民事判决为准。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案涉股权已被生效判决确认归我公司所有。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就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及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对各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0执恢20号执行裁定查明，该院于2017年11月24日轮候冻结登记在梅运凤名下的富怡公司39.9%的股权（包含本案诉争的富怡公司26%股权）。2018年6月30日，该股权首封法院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解除对登记在梅运凤名下的富怡公司30.8%股权的冻结，该院轮候冻结自动生效。2020年7月23日，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1002民初2529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梅运凤与互信通公司2012年11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8月6日解除；梅运凤将其持有的富怡公司26%股权返还给互信通公司。本院认为，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互信通公司对梅运凤持有的富怡公司26%的股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本案诉争的富怡公司26%股权至今仍登记在梅运凤名下，一审法院根据富怡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股权登记排除互信通公司是诉争股权的权利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互信通公司二审时提交的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2民初2529号生效民事判决，系在张亚林与武汉治历公司、朱宏彬、湖北治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对诉争股权采取执行强制措施后作出的，互信通公司据此主张其对诉争股权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互信通公司对诉争股权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因此，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是对能否强制执行案涉执行标的予以评判，而执行程序是否违法、恢复执行程序的裁定是否正确，并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互信通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审理。综上，互信通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本院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847元，由武汉互信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惠明审判员  梅启勇审判员  高 倩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严兆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