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73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泉，男，198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仁栋，重庆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好居优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新市街道新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N6X99C。法定代表人：张可可，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可可，男，198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政霞，女，1962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渡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红，男，196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渡口区。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骞，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芳亚，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文泉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好居优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居优家公司）、张可可、王政霞、张永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5民初4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文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仁栋，被上诉人好居优家公司、张可可、王政霞、张永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骞、蒋芳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文泉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好居优家公司未按约以增资扩股方式变更股东。增资行为不合法定程序。好居优家公司多次召开股东会议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但股东会决议未将文泉作为股东记载，文泉也未实际参会，2019年5月23日的股权转让也未考虑文泉的优先购买权，所以文泉未实际享有股东权利。2.文泉并未成为股东。好居优家公司并没有股东决议同意文泉增资入股，未修改章程，文泉未被登记在股东名册中。好居优家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是当庭提交且伪造的。好居优家公司未就文泉成为股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3.好居优家公司的《复函》《出资证明书》不能证明文泉已成为股东。《复函》没有载明公司进行股权转让，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的决议事项，2019年5月23日却进行股权转让，变更一人有限公司，程序违法，且未通知文泉并征得其同意，表明文泉不具备股东身份。双方均认可文泉已向好居优家公司支付了增资款，案涉300万并未进入好居优家公司账户，《出资证明书》与事实不符。好居优家公司吸收文泉出资后，没有内部登记。4.只有办理增资工商变更手续，认股人的出资才相应转化为公司资本。文泉投入的300万元未进入好居优家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经营，出资未相应转化为公司资本。文泉与好居优家公司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依法及时取得相应股东权利，文泉出资目的不能实现。文泉行使合同解除权后，返还投资款并不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5.好居优家公司没有履行《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约定的任何义务，因此文泉没有实现投资的目的，也没有享有股东权利。6.《投资入股协议书》缺乏签约主体的完整性，公司原三名股东未在该协议中表明其对增资扩股的真实意思，事前也未形成股东会决议，该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存在争议。好居优家公司未履行增资扩股的法定程序，因此该增资扩股合同应解除。好居优家公司、张可可、王政霞、张永红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文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文泉与好居优家公司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2.判令好居优家公司返还文泉投资款300万元及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时止）；3.判令张可可、王政霞、张永红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对本案判决确定的好居优家公司应支付的投资款300万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中不能清偿的部分，在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张可可对王政霞、张永红的该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8日，文泉与好居优家公司签订了《投资入股协议书》，该协议主要内容为：好居优家公司同意文泉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投入300万元入股好居优家公司；好居优家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总股份1000万股，增资扩股后总股份10152284股，文泉股份数为152284股，占好居优家公司股权比例为1.5%；文泉资金入账时间2018年1月15日（注：根据投资人资金入账时间，发放持股证明书）；在不影响好居优家公司正常经营、现金流、项目资金的条件下，文泉可享受优先分红；合同一经签订，文泉不得中途撤股、撤资；协议签订后，文泉担任好居优家公司的常务副总，分管好居优家公司招商工作，文泉在好居优家公司入职后完成招商加盟商家100家的任务，好居优家公司激励文泉1.5%的股权比例；文泉资金到帐后，好居优家公司将出具股东持股证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2018年1月16日，文泉通过其姐姐文梅向好居优家公司指定的财务人员何丽转款157万元，次日，文泉通过其妻欧英向何丽转款143万元，共计300万元。2018年7月5日，好居优家公司对公司住所地、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登记。同月18日，好居优家公司将投资人由张可可变更登记为张可可、王政霞、张永红三人，市场主体由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对经营范围、高级管理人员备案进行了变更登记。2019年4月初，文泉向好居优家公司邮寄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并要求好居优家公司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退还文泉300万元投资款。好居优家公司于2019年4月4日收到文泉邮寄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同月10日，好居优家公司向文泉邮寄送达《复函》，不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并通知文泉于2019年4月29日上午10点在好居优家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大会，讨论修改公司章程事宜，并于2019年4月29日下午3点到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次日，文泉收到好居优家公司邮寄的《复函》。2019年4月24日，好居优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可可通过微信再次通知文泉于2019年4月29日上午10点在巴南万达公司总部召开股东会议，文泉微信回复已向好居优家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及律师函，文泉未参加股东大会。2019年5月23日，好居优家公司将投资人由张可可、王政霞、张永红变更为张可可一人，同时将市场主体类型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6月17日，好居优家公司向文泉邮寄送达《重庆好居优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资证明书》一份，文泉于同月19日收到该出资证明书。该出资证明书载明了公司全称、公司住址、公司登记日期、公司注册资本等，同时载明了文泉于2018年1月16日和17日向好居优家公司缴纳出资300万元，在出资证明书核发之日起，享有好居优家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权，该出资证明书实际制作日期为2019年4月，核发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另，2019年4月，好居优家公司制作了《重庆好居优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一份，该名册载明张可可出资比例为98.5%，文泉为1.5%，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好居优家公司未将该股东名册送达文泉。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好居优家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文泉向好居优家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一审法院遂中止本案诉讼。之后，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渝0115民初49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文泉于2019年3月31日向好居优家公司出具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文泉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9日作出（2019）渝01民终109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文泉与好居优家公司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文泉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已经一审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故双方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文泉、好居优家公司未在《投资入股协议书》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故本案的焦点在于文泉是否享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投资入股协议书》第十七条约定，文泉的资金到帐后，好居优家公司将出具股东持股证明、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该条并未明确约定具体办理时间。好居优家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变更为张可可为股东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张可可作为股东有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定。好居优家公司在收到文泉邮寄送达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后，于2019年4月10日复函文泉召开股东会讨论修改公司章程事宜，并承诺双方可于2019年4月29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复函既有好居优家公司的盖章又有张可可的签名，张可可亦于2019年4月24日通过微信再次通知文泉召开股东会议。由此可以看出，好居优家公司及张可可均认可文泉为好居优家公司的股东，好居优家公司未及时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责任不完全在于好居优家公司。同时，好居优家公司向文泉邮寄出资证明书、制作股东名册，亦明确了文泉的股东身份。综上所述，好居优家公司在文泉按约出资后，虽未及时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但好居优家公司迟延履行债务的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文泉要求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尚未成就。文泉诉称因好居优家公司未按约办理增资扩股手续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文泉要求解除与好居优家公司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对文泉要求好居优家公司返还投资款300万元及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文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减半收取15400元，由文泉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有限责任公司与新出资人之间因新增出资后未按公司法相关规定及时办理登记手续，新出资人主张返还投资款而引发的诉讼，案由应确定为与公司有关纠纷项下的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新增资本协议仍然属于当事人签订的双务合同，在受公司法调整的同时仍然要受合同法调整，一审判决确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并无根本错误，本院于此阐明。投资入股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有效。双方签订新增资本认购协议即投资入股书时，好居优家公司的股东仅为张可可一人，张可可对接受文泉成为公司新的股东亦予认可，依照公司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张可可作为股东有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单独作出决定。好居优家公司虽未根据有关规定完成关于增资的登记备案手续，该公司应当因此承担有关法律责任，但前述新增资本认购协议并不因此而当然无效。关于案涉新增资本认购协议是否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2013年12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故有限责任公司对于公司股东变更后申请登记并得完成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主要在于发生对抗第三人的外部效力。本案中，文泉有关出资款已经根据好居优家公司的指示全部予以交付，好居优家公司亦对此予以确认，好居优家公司也已签发了文泉的相关出资证明并相应制作了股东名册，该公司还通知文泉作为公司股东参加公司股东会议，据此，文泉已经实际具有好居优家公司股东资格。在此情形下，好居优家公司关于股东变更的登记虽尚未完成，但并未影响案涉新增资本认购协议目的的实现。案涉《投资入股协议书》亦即新增资本认购协议明确约定“合同一经签订，文泉不得中途撤股、撤资”，现好居优家公司并无重大违约行为，文泉无权解除该协议并要求退还出资款，双方应当继续履行有关合同，合作完成有关登记。文泉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文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文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毅审判员 余彦龙审判员 彭海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冉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