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35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住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清龙,内蒙古振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洁，内蒙古振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某某，女，武川县农村信用社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晨阳，北京市京师（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阿茹娜，北京市京师（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彭某，女，住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上诉人陈某因与被上诉人彭某某、原审第三人彭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武川县人民法院（2020）内0125民初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调查、询问当事人的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由彭某某归还陈某借款10万元；2、由彭某某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事实是2019年7月22日,陈某通过女儿彭某将自己的存款15万元借给彭某某，当时是陈某从银行取出10万元,另从丈夫丧葬时亲朋的礼金中拿5万元,通过彭某转交给彭某某的,彭某某当时给陈某书写了书面借款条，由彭某交给陈某，当时口头约定月利息3分，书面约定还款时间为6个月，即2020年1月22日归还该借款。后于2020年3月13日，彭某某应陈某要求通过转帐形式给杨三根转账5万元，归还陈某用杨三根户头的借款5万元。尚欠10万元至今未还，期间彭某某通过彭某和强某的微信支付陈某利息27000元（6个月×150000元×3%)。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看，不论是彭某某向强某借的15万元，还是通过陈某的女儿向陈某借款15万元，借条产生的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支付利息也是从借款开始产生的。据此可以推定彭某某实际是向陈某借的款，只是双方未见面，通过彭某发生的借贷行为，女儿、女婿代理母亲将借款交付借款人，由借款人向实际出借人书写借条也是合理、合法的。且彭某某为陈某书写借条就可以认为是对该借款事实的认可。另按照公安机关的笔录记载，强某的陈述:“资金的来源是向温建成借款110万元，向贾文耀借款45万元，向陈某借款15万元，彭某某给我写了两张借条共95万元（日期是2019年3月20日和2019年4月20日)，之后我就陆续将这大约150万打到了彭某某的卡上",可以明显看出这大约150万实在这个时间之后才陆续打的款,而不是一审法院推定的借款发生时间是2019年3月14日至2019年4月20日之间。且按照该笔录中的借款就达170万元，而打款只是150万元，由此可见，彭某某与陈某之间发生的借款应该不包括在强某与彭某某的范围内，而这笔借款实际发生时间应该在书写借条之日，且彭某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是在当日将15万元现金交付彭某某后才书写的借条。从8月22日开始彭某某就按照口头约定支付了6个月的利息、并代陈某向杨三根还款，由此可见，陈某与彭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是从2019年7月22日才开始的。退一步讲，即使不是向陈某借的款，那么强某将债权转让与其他人，或者将陈某的款项收归自己抵顶彭某某的借款，后经彭某某确认并向陈某书写借条，等于是一笔新的借款，并由债务人确认的也是可以的，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彭某某辩称，一、陈某与彭某某并未发生真实借贷合意。根据武川县公安局对强某的询问笔录可知，强某借给彭某某的钱是强某从温建成手里借款110万、从贾文耀手里借款45万元、从陈某手里借款15万，可以认定彭某某仅与强某之间有真实的借贷合意，强某的资金来源何处与彭某某无关。借条是彭某某在与强某结算时在强某的要求下给陈某出具，彭某某与陈某不存在借贷合意。二、陈某并未向彭某某实际交付借款。陈某提供的取款凭证不等于转款凭证，不能证明这些现金的用途，也不能证明实际交付给了彭某某。三、陈某陈述的借款经过前后矛盾，与强某完全不一致，证明借款并非真实。四、彭某某的实际还款金额已远超于合法本息。五、彭某并非本案借款人、出借人，也不是借款的见证人，并非本案必要诉讼参加人，不应作为当事人参加庭审。彭某述称，7月20日结算，出条子彭某也在场，这个条子是给我母亲陈某打的，有陈某15万元。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彭某某归还拖欠陈某的借款10万元；2、由彭某某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某某从2019年3月开始向案外人强某（陈某的女婿）借款，强某借给彭某某的钱是强某从温建成（强某的朋友）手里借了110万元，从贾文耀（强某的朋友）手里借了45万元，从陈某（强某的岳母）手里借了15万元，彭某某和陈某没有直接发生借贷关系。后经双方结算彭某某共欠强某130万元。2019年7月22日强某让彭某某给陈某打15万元借条，彭某某按照强某的要求给陈某出具借条，其内容：“今借到陈某现金壹拾伍万元，150000元。借款期限6个月，到期日2020年1月22日，借款人：彭某某。”剩余款项彭某某给强某出具借条，后彭某某通过微信先后转给强某和其妻子彭某6个月的利息共计27000元，并告知是陈某的利息款。因陈某用杨三根的户头在武川县西乌兰不浪镇信用社贷款5万元，贷款到期后，强某让彭某某替归还杨三根在信用社的5万元贷款，用于核减陈某的借款。陈某将杨三根的卡用微信发给彭某某，彭某某于2020年3月12日将5万元打到杨三根的卡内，归还此笔贷款。现尚欠本金10万元，后彭某某向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扫黑办”举报强某串通温建成合伙对其进行敲诈勒索。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将举报材料转回武川县公安局核查。武川县公安局于2020年7月22日作出核查结论：“经核查，被举报人强某、温建成无犯罪嫌疑，该线索无犯罪嫌疑，现提请办结。”将此结论报送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扫黑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九条第一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首先，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法律行为，需要当事人之间有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和款项实际交付两个构成要件。本案中，根据陈某及第三人彭某（陈某之女）当庭中的陈述，2019年7月22日，陈某通过其女彭某在彭某某的办公室将15万元现金交于彭某某，彭某某当时给陈某出具借条。彭某某在庭审当中抗辩称：“没有和陈某发生过借贷关系，陈某也没有交付给我15万元现金，我是和她的女婿强某发生的借贷关系，经我们双方结算，共欠强某130万元，强某让我给他岳母陈某打15万元的借条，我就按照他的要求给陈某打了15万元的借条”，并同时从武川县公安局对强某的询问笔录中也可得知，彭某某是在案外人强某的要求下给陈某所写的欠条，且陈某的代理人对此亦表示认可。由此可知，陈某出示的借条并未体现出陈某、彭某某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共同意思表示，且陈某也未直接将15万元现金交付彭某某，故陈某陈述的借款事实不真实，不予采信。其次，陈某在庭审当中陈述借款资金的来源时讲，该笔款项系其丈夫（已死亡）因意外死亡所得的保险赔偿金（10万元）及部分礼金构成的，但从武川县公安局对强某的询问笔录中可知，早在2019年3月14日，彭某某与案外人强某就双方之间因“倒贷”有着资金往来，且根据强某陈述：“资金的来源是向温建成借了110万元，又和贾文耀借了45万元，和我岳母（陈某）借了15万元，彭某某给我写了两张借条共95万元（日期是：2019年3月20日和2019年4月20日），之后我就陆续的将这大约150万都打到了彭某某的卡上”，由此可以说明，强某从陈某处借款应当发生在2019年3月14日至2019年4月20日之间，而庭审当中，陈某所述的取款时间是从2019年6月27日至2019年7月5日分16次取款共计10万元，双方陈述时间不符，故虽有彭某某为陈某出具的借条（2019年7月22日），但陈某并未能提供其将前述借款实际交付彭某某的事实的相关证据，其应承担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对于陈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案外人强某与彭某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双方可另觅法律途径解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陈某承担。经二审审理查明，1、彭某与案外人强某系夫妻关系，陈某系彭某之母。案外人强某与彭某某有多笔经济往来。2020年5月14日武川县公安局对强某的询问笔录载明：“2019年3月14日彭某某找我说想和我一起倒贷赚钱，彭某某说她手里没钱，需要一百多万元倒贷……我联系了温建成向他借了110万元，又和贾文耀借了45万元，和我岳母陈某借了15万元，彭某某给我写了两张借条共95万元（日期是2019年3月20日和2019年4月20日），之后我就陆续将这150万左右都打到了彭某某卡上。……2019年7月份的时候彭某某以各种理由不给我结倒贷费用，本金也一直没有给我，我就给彭某某打电话要钱……，我们商量后彭某某给我写了四张借条（有三张是借强某的，还有一张是借陈某的）……。还有我给过她三次现金（……我和朋友张瑞、我媳妇将45万元送到了她办公室）……”。2、2019年6月27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陈某陆续取现10万元。3、2019年9月4日，彭某某通过微信向彭某转账4500元，并注明“你妈8月份利息4500元全部付清”。2019年9月30日，彭某某通过微信向强某转账4500万元并注明“陈某利息”。4、彭某在一审庭审陈述：“就是我妈给我拿的现钱，我妈让我去存，我与陈某是母子关系，我老公是强某，强某与彭某某有借贷关系，我就和我妈说别存了，就借给彭某某还可以挣点利息……”。除以上事实外，二审认定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某、彭某某之间是否成立借贷关系。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其一、形成借贷合意；其二、完成出借义务。第一、2019年7月22日彭某某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陈某现金壹拾伍万元，150000元。借款期限6个月，到期日2020年1月22日，借款人：彭某某。”彭某某与案外人强某之间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130万元经济往来，据强某在武川县公安局对其询问时陈述，其与彭某某之间的150万元款项包括来源与陈某的15万元。彭某某自认案涉15万元借据系应强某要求向陈某出具，结合之后彭某某向彭某、强某微信转账时均注明还陈某利息的事实，故可以认定就案涉15万元借款彭某某与陈某形成了借贷合意。现陈某依据15万元借据向彭某某主张债权，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彭某某辩称其仅与案外人强某有借贷关系，与陈某未形成借贷合意。本院认为出借人通过何人出借或交付款项不影响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虽然案涉15万元是强某交付给彭某某，但是彭某某之后出具借据，并明确载明是“借到陈某”，足以证明彭某某是对出借人身份有清楚明确认识的，彭某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认识到出具借据行为的法律意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彭某某该抗辩理由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借条为当事人之间成立借款合同法律的证明，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借条，表明其认可双方之间成立了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在其写明“借到”款项的情形下，表明其认可收到了出借款项，除非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案中，彭某某辩称未收到出借款，但是，案涉15万元借据明确载明“借到”字样，陈某亦能对出借款项来源进行合理说明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结合彭某某认可与强某存在130万元经济往来、强某亦陈述交付彭某某的款项中包括源自陈某的15万元，及后续彭某某向彭某、强某通过微信转账时均注明还陈某利息的事实，综合证据链条应当认定彭某某已收陈某到出借款项15万元，陈某与彭某某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彭某某辩称未收到款项却后续有明确向陈某支付利息的行为，言行矛盾，与常理不合。另外，强某陈述的其妻子彭某向彭某某交付现金的过程、陈某、彭某庭审时对出借经过的陈述可与证据及已查明事实相互印证，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陈某已完成出借义务。综上，对彭某某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彭某某已还款的抗辩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强某在武川县公安局对其询问时陈述：“资金的来源是向温建成借了110万元，又和贾文耀借了45万元，和我岳母（陈某）借了15万元，彭某某给我写了两张借条共95万元（日期是：2019年3月20日和2019年4月20日），之后我就陆续的将这大约150万都打到了彭某某的卡上”，询问笔录中还有其妻子彭某向彭某某交付现金等陈述。从询问笔录中可知，2019年4月20日之前彭某某仅给强某出具了共计95万元的借据，并非全部150万元的借据，并且强某陈述是陆续向彭某某支付了款项，故该陈述不足以作为认定2019年4月20日之前强某将包括陈某的15万元在内的全部150万元交付给彭某某的证据，进而不能推论出强某从陈某处借款应当发生在2019年3月14日至2019年4月20日之间的结果，故不能作为认定陈某陈述的取款时间与实际借款发生时间不一致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陈某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武川县人民法院（2020）内0125民初611号民事判决；二、彭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陈某借款10万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3450元，由彭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永刚审判员 辛宗寿审判员 宋晓瑾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元日书记员 余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