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9民终15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汝滨，男，1992年9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个体工商户，住江西省高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军，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国良，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喜华，女，197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个体工商户，住江西省高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云奔，江西名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西高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高安市瑞州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04921260045。法定代表人：舒洪泉，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陈建秋，男，197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个体工商户，住江西省高安市。上诉人陈汝滨因与被上诉人陈喜华、原审被告江西高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安农商银行）、原审第三人陈建秋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2019）赣0983民初3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汝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驳回陈喜华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喜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陈喜华请求法院确认其系高安农商银行股东并要求高安农商银行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请，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不能成立。按照陈喜华自述，其是陈汝滨持有高安农商银行300万股中110万股的隐名股东，现要求高安农商银行协助其变成显名股东，这就涉及隐名股权是否可以转让的问题。有限责任公司是人合公司，依公司法的规定，隐名股东主张显名，需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对于股份有限公司，隐名股权应依法转让。根据2013年高安农商银行的公司章程，发起人是谌春阳等350户非职工自然人股东、南琼等106户职工自然人股东及若干法人股东。发起人认缴出资的时间是2013年9月30日。该公司章程第35条第一款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行股份，自本行注册成立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陈汝滨与陈喜华之间的隐名股权转让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理由是《关于购买高安市信用联社（农商银行）股金协议书》形成时间，陈喜华主张2013年8月底，陈汝滨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陈某1、陈某2陈述是2013年12月底，无论如何，均是陈汝滨作为发起人出资之日起一年内，属于不可转让的时间段内。陈喜华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请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至于陈喜华与陈汝滨、陈建秋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可另案诉讼。陈汝滨认为陈喜华提交的《关于购买高安市信用联社（农商银行）股金协议书》中写的700万元，其中参与人员还有喻金荣，这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相符。陈汝滨认购的高安农商银行股份是600万元，该协议陈建秋未签字，喻金荣虽签字，但其没有得到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该协议时间不明，且陈某1、陈某2到庭说明这是一份将来要履行尚未履行的协议，履行情况不明确，不宜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三、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陈喜华与陈建秋系亲兄妹关系，因此与普通人之间在经济往来过程中具有比较完备的手续有根本区别，很多时候没有书面的结算凭证，仅凭亲属关系，双方核算清楚即可。陈汝滨在一审已提供的80万元股金和20万元受委托贷款的保证金客户明细，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称无法推定陈喜华收回股金，不能排除陈喜华陈述的该款系陈建秋归还陈喜华借款的事实，陈汝滨认为该推断是错误的。理由是：1.银行流水不可能造假。2.陈喜华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陈建秋曾向其借款，一审判决对陈喜华提供的银行流水用于证明陈建秋自2007年至2013年间向其借款100万元的损失也未予认可，又推定陈汝滨提供的银行流水系陈建秋归还陈喜华借款，相互矛盾。3.陈某1、陈某2出庭作证，其二人是股金协议书签署的亲历者，且与陈汝滨、陈喜华、陈建秋均是亲属关系，他们的证言是中立可信的。他们证实陈喜华已从陈汝滨处收回90%的股金款。《关于购买高安市信用联社（农商银行）股金协议书》不是一个规范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协议，而是将来各方实际出资后方可享有权利义务的一份协议。陈喜华与陈建秋之间猪场转让价格为216万元，陈喜华未付清猪场转让款，故陈汝滨主张其返还其余的80万元股金款，实际是陈建秋与陈喜华之间猪场转让款进行了抵扣，以及陈建秋已承担的贷款利息的抵扣。陈喜华辩称，陈喜华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并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本案所涉的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是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它并不同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而是资合性的，股份进行转让是完全可以的。本案事实清楚，对于陈汝滨代陈喜华持股的事实，在陈汝滨使用陈喜华的款项为陈喜华购买110万股之后，包括陈汝滨、陈喜华以及喻金荣、陈某2签了一个关于购买高安市信用联社股金协议书，该协议书以书面的形式确认陈汝滨代陈喜华持股110万股的事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陈汝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陈建秋述称，同意陈汝滨的上诉理由和请求。高安农商银行未作陈述。陈喜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陈喜华系高安农商银行的股东，登记在陈汝滨名下的高安农商银行600万元原始股金享有36.67%股权（该36.67%股权即对应为220万元原始股金，对应原始股110万股）归陈喜华所有，并责令陈汝滨、高安农商银行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在陈喜华名下的相关手续。2.请求判令陈汝滨向陈喜华返还其从陈喜华处获得的220万元原始股金对应的配股和相应的分红款243922.33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陈汝滨、高安农商银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喜华与陈建秋系兄妹关系，陈汝滨系陈建秋之子。陈喜华与陈建秋及案外人陈某2（陈喜华及陈建秋的哥哥）、案外人喻金荣商议以陈建秋的名义共同购买高安市信用联社（农商银行）的股权。2013年6月26日至2013年6月28日陈喜华共转款25万元至陈建秋账户，转款140万元至陈建秋高安市兴旺农业合作社账户，并多次取现，取现合计387700元，2013年7月21日，陈喜华转款20万元至陈建秋农行账户。2013年6月28日，陈汝滨（乙方）与高安农商银行（甲方）签订了一份入股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在阅悉甲方募股说明书及了解甲方公开披露的相关信息后，决定向甲方投资入股，按1：2的比例向高安农村信用社合作联社入股人民币600万元，持高安农村信用社合作联社股，其中，在认购前每股缴纳人民币0.8元的货币资金，金额共计240万元，用于购买高安农村信用社合作联社不良资产，每股缴纳人民币0.2元的货币资金，金额共计60万元用于转增高安联社资本公积，持有甲方股金（全部为投资股）300万股。2013年6月28日，陈汝滨从陈祖权账户内转600万元至高安农商银行账上用于入股验资。高安农商银行向陈汝滨开具了300万股的股金证。2013年8月8日，喻金荣在陈建秋的帮助下从章志红处受让了高安农商银行股份489702股，2017年9月14日，喻金荣将所持股份（含配股）641397股全部转让给陈祖权。2013年8月2日，陈汝滨向高安农商银行借款540万元，质押物为陈汝滨持有的高安农商银行股份，现质押贷款款项已结清。2017年8月2日，陈汝滨与江西奉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新农商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权利质押合同》，约定：陈汝滨向江西奉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690万元用于购买原料饲料周转，年利率为4.75%，借款期限为2017年8月30日至2020年8月20日,陈汝滨以其在高安农商银行的3835755股份进行质押，并办理了质押登记。2013年，陈喜华、喻金荣与陈建秋、陈汝滨签订了一份《关于购买高安市信用联社（农商银行）股金协议书》，协议约定，2013年6月底，陈某2、陈建秋、陈启（喜）华、喻金荣等肆人共筹资金七百万元整。由陈建秋出面，以陈汝滨个人名义购买高安市信用联社（农商银行）股金七百万元整，自购买之日起，以4人自筹资金比例分红。所购买七百万元股金与陈汝滨无关，陈汝滨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其他任何条件说自己持有股份，持股比例为陈某2八十万元整，持四十万股；陈建秋三百万元整，持一百五十万股，陈启（喜）华二百二十万元整，持一百一十万股；喻金荣一百万元整，持五十万股。甲方陈汝滨，乙方陈某2、喻金荣和陈喜华均在协议书上签名并捺印。该协议未注明具体签订时间。2013年至2018年高安农商银行向陈汝滨配股1187878股，2013年至2018年分红为807411.73元（税后现金分红，实付755256.18元），2018年度分红中尚有52155.55元暂冻结在高安农商银行。截止2020年4月17日，陈汝滨占有高安农商银行股金数量为4187878股。陈喜华与陈建秋之间有多笔经济往来，2011至2012年，陈喜华向陈建秋转账80余万元，陈建秋于2013年9月1日向陈喜华转帐80万元，于2017年7月14日通过兴旺农业合作社帐户向陈喜华转款202445元。2004年12月8日，陈建秋与祥符建山彭城自然村签订《祥符建山彭城插子坑山及康尾里山承包协议书》，约定：祥符建山彭城自然村同意将祥符建山彭城插子坑山及康尾里两块荒山承包给陈建秋经营，经营期限为2005年至2053年年底，承包金额为每年2480元。当日，双方向高安市公证处申请对该协议进行公证，高安市公证处出具了（2004）高证字第2518号公证书，认定协议自双方签字、按指模后生效。2010年陈建秋将该猪场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陈喜华，此后该猪场由陈喜华经营。由于猪场拆迁，2017年由祥符镇政府将拆迁补偿款843800元转入陈喜华在高安农商银行的账户。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陈汝滨持有的高安农商银行股权是否有部分为陈喜华实际出资的问题。陈喜华提供转账凭证，转账给陈建秋的款项共计185万元，取现338700元，对款项中的6月28日转入的10万元，7月21日转入的20万元，陈汝滨没有异议，对转账的140万元认为是受托支付的，且这笔款中实际只收到陈喜华108万元，2013年6月28日的15万元与本案无关，但是在该院组织的原审第一次庭审询问中对陈建秋收到220万元的事实陈建秋予以认可，但其称是购买陈建秋祥符猪场的钱归还的欠款。该院认为，陈建秋称收到的220万元的用途系陈喜华归还其的猪场转让款，应当提供证据佐证，现陈汝滨和陈建秋提供的举证材料不足以认定其所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该抗辩意见与陈喜华与陈建秋猪场转让的时间、价款等情况相矛盾，更与陈汝滨及陈建秋自述以及证人陈某2、陈某1陈述的购买股金后以陈汝滨的名义贷款已将股金款90%款项归还陈喜华的陈述相矛盾，故对其抗辩主张该院不予采信。而从转账和现金支取的时间来看，时间基本集中在6月26日、6月28日，与陈汝滨向高安农商银行支付验资款相吻合；且结合股金购买协议“2013年6月底，陈某2、陈建秋、陈启（喜）华、喻金荣等肆人共筹资金七百万元整。由陈建秋出面，以陈汝滨个人名义购买高安市信用联社（农商银行）股金七百万元整，自购买之日起，以4人自筹资金比例分红”的约定，以及陈汝滨、陈建秋关于协议签订时间为2013年冬天的陈述，和陈喜华、陈汝滨申请的证人证言中“先出资再签协议”的内容，上述证据能证明陈喜华在签订协议时已完成220万元的出资义务。据此可以认定，陈汝滨名下的高安农商银行股金，由陈喜华出资220万元，持110万股。陈汝滨、陈建秋抗辩称陈喜华实际出资已返还90%，应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虽提供80万元的转账凭证，但此前陈喜华与陈建秋不断有经济往来，不能仅凭转账凭证认定为出资返还，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明确的退资合意，以证明双方就出资达成了新的意向；而且，陈汝滨及陈建秋陈述前后矛盾，无法对返还出资的具体金额和时间作出合理说明，故对其该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二、关于陈喜华与陈汝滨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问题。陈喜华与陈汝滨、陈某2等人签订的《关于购买高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商银行）股金协议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内容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该院认定该协议为有效协议。该协议内容结合陈喜华实际出资的事实，可以确定陈喜华出资的220万元用于陈汝滨个人名义购买高安市信用联社（农商银行）股金，所购股金与陈汝滨无关，在办股证的情况下，陈建秋、陈汝滨应将陈喜华所持股金办理在其个人名下，据此双方符合股权代持关系的基本特征，双方的股权代持关系应予以认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实际出资人为合同当事人，依双方协议享有权利义务。因此陈喜华依约享有从隐名股东变更为显名股东的权利，并享有高安农商银行的分红权、配股权、财产收益权等股东权利。对2013年至2018年分红为807411.73元（税后现金分红，实付755256.18元），高安农商银行已经支付给陈汝滨755256.18元，故陈喜华要求陈汝滨支付2013年至2017年按最初的出资比例支付分红款243922.33元，该院予以支持；对于2018年的属于陈喜华的分红款，因暂扣在高安农商银行处，其可向高安农商银行另行主张。陈汝滨在高安农商银行入股的600万元，最初登记为300万股，陈喜华可要求按其出资比例分得相应股份和历年配股。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高安农商银行登记在陈汝滨名下的600万元购买的300万股及历年配股合计的36.67%（220万元股金110万股及相应配股）股份归陈喜华所有；二、高安农商银行、陈汝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陈喜华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三、陈汝滨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陈喜华返还其从高安农商银行处获得的2014年至2017年的分红款243922.33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81200元，由陈汝滨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陈汝滨提交了一份陈建秋与案外人高安市祥符镇建山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建山卢家水库租赁开发经营合同系，并申请证人陈某2出庭证明，主张陈建秋将该水库以116万元的价格转包给了陈喜华，但根据陈汝滨提交的合同，陈建秋承包水库的期限为2005年1月1日至2038年12月31日，其中2005年至2021年的租金仅为59000元，与陈汝滨主张的转让价款差距较大，且当事人并未提供陈建秋与陈喜华之间的关于水库转包的书面合同，故对陈汝滨主张的该事实，本院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高安农商银行是股份有限公司，隐名股东主张确认股东资格，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相关规定的限制，法律也未禁止对股份有限公司隐名出资，《关于购买高安市信用联社（农商银行）股金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隐名出资的行为并非股权转让，名义股东陈汝滨在向高安农商银行出资时并未转让其股权，陈喜华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时也已超过高安农商银行公司章程限制转让股权的期间，因此，陈喜华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本案中已查明，陈汝滨系于2013年6月28日与高安农商银行签订入股协议书，入股高安农商银行并办理股金证。陈汝滨与陈喜华、陈某2、喻金荣签订的《关于购买高安市信用联社（农商银行）股金协议书》载明，2013年6月底，陈喜华与陈建秋等人共同出资以陈汝滨名义购买高安农商银行的股金，并约定了各方当事人的持股比例。根据各方当事人及证人对协议签订时间的陈述，可以认定该协议签订于陈汝滨向高安农商银行支付股金价款、办理股金证之后，故该协议实际上是对陈喜华已发生的隐名出资的确认，而并非约定其将来要履行出资义务。陈汝滨上诉称，陈喜华等人已从陈汝滨处收回90%的股金款，该协议约定的是将来各方实际出资后可享有的权利义务。但在协议中并没有关于陈喜华等人已将购股金款收回的内容，也没有约定陈汝滨名下的隐名股东需要再次出资才能享有相应的出资份额，陈汝滨的主张与协议内容不符。按照陈汝滨的主张，在收回股金款的事实发生后，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却未将该重要事实及将来取得股权的条件写入合同中，也与常理不符。陈汝滨主张的陈建秋与陈喜华之间的资金往来，系陈建秋与陈喜华之间的法律关系，与陈喜华是否能够取得股权无关，在《关于购买高安市信用联社（农商银行）股金协议书》中以及签订协议之后，当事人均未约定陈喜华放弃其在陈汝滨名下享有的股权，一审判决确认陈喜华的股东资格，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陈汝滨、陈建秋与陈喜华之间若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陈汝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352元，由上诉人陈汝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文建审判员  涂青达审判员  杨耀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徐斌书记员赖梦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