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03民终37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女，1969年7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山东盛伊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香，山东盛伊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谷卫东，男，1963年3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卫东，山东三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光潍，男，1964年3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东城区。 上诉人刘红因与被上诉人谷卫东、于光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6民初2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委托关系无效的原因是基于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并不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违法事项。（一）上诉人委托两被上诉人代为办理涉诉款项解封事宜，属于公民代理，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以公民身份代理是允许的。民诉法并不存在禁止其他公民代理的立法本意，只是出于规范诉讼的目的，突出强调公民代理人与当事人的“亲属关系”、“工作关系”及与所在社区、单位或有关社会团体的“推荐关系”。谷卫东、于光潍如经有关社会团体的推荐可以作为代理人，作为公民代理的谷、于二人应依法、诚信办理涉诉案件，而不应以公民身份代为办理解封事宜为由，行诈骗之实。（二）一审判决无端篡改了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的关键词，违背事实。1、一审判决第2页第9行到第10行：“同日，他人申请法院将亿嘉诚公司账户中2000万元资金冻结，张毅及刘红多方要求法院解除保全措施未果”。“多方”指的哪些方，该段话来源何处，一审起诉状中并无该项内容。2000万元款项被冻结、张毅中风倒下，济南并无亲戚、无朋友，还有一双年幼的儿女，已经自顾不暇了，哪来“多方”要求未果之说，判决记载内容需要实事求是，不能随意编造。2、一审判决第11行到15行：“刘红、张毅遂与谷卫东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刘红、张毅给付谷卫东100万元用于办理解封事宜，后谷卫东实际收取119.75万元，其中107万元系为办理解封事项，另12.75万元办理其他事项”。一审判决第5页第13行到14行也进行了类似记载。“用于”一词不知来源何处，100多万元用于什么，一审法院庭审未能查明该事实，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将“用于”一词无故安插在上诉人身上，一审判决故意回避上诉人及其亡夫张毅被骗的事实，判决书中认定事实部分却严重违背事实。（三）判决书第5页第19行到第6页第2行关于于光潍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认定是错误的。谷、于二人的主张原本相互对立，谷卫东在本案中大部分（甚至长达多年）时间主张钱给了于光潍，但是，直到第二次开庭，谷、于二人明显进行了恶意串通，谷卫东不断反言，企图隐瞒事实，隐瞒于光潍在本案中的应承担的责任，一审判决未对此作出任何记载和认定。（四）判决书第6页第12行到22行的认定结论与判决（尚存争议）事实部分记载严重脱节，互不关联。一审法院既未及时将本案审理过程中发现的有关两被上诉人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查处，也未裁定中止诉讼，等待刑事案件的侦查、审理结果，属于严重的知法犯法。判决书第6页第12行：“后刘红利用人情关系委托谷卫东办理解除法院保全措施事项，给付钱财进行请托”：该认定毫无事实根据。（1）一审判决未记载和认定任何证据，来证实刘红何时、何地、用何方式利用了什么人情、利用了什么关系、如何进行请托。（2）两被上诉人对涉案款项用途陈述相互冲突，后又串通一气虚假陈述，一审法官有意不及时制止，视而不见。第一次庭审笔录的最后一页记载：“被告，你当时收取原告的上述款项都是干什么用了，有无证据提交”？“被：这107万元我都给了于光潍了，都是现金，我去工行提款给的，现在没有证据提交。”2020年6月27日上午9点32分（微信）开庭记载谷卫东代理人称：“实际是原告主动请求谷卫东介绍认识并请托于光潍在北京找相关部门的领导，为其资金解封事宜找关系，打招呼。”上诉人与谷卫东并不熟悉，上诉人根据谷卫东收款账户的开户行大概了解谷卫东可能系淄博周村人，哪来主动请求之说，谷卫东得知上诉人丈夫张毅2000万元款项被冻结，闻讯而来，就像保险推销员一样频繁给张毅打电话，哪怕张毅中风病倒，谷卫东电话也没有消停，谷卫东有何权威和能耐，值得上诉人以及张毅去求，如此荒唐毫无根据的陈述，竟然也遭到了于光潍的当庭否认，显然于光潍认识到谷卫东的甩锅行为，对其造成不可预测的危险。9点42分记载于光潍回答：“不属实，于光潍并未收到原告的款项，也未产生代理办事”。二者主张冲突、矛盾，且都未提交证据。10点41分后于光潍称：“这个案件是原告与被告一之间的事情，被告二一未收到过原告的钱款，二未收到被告一的钱款，具体事宜被告一怎么办理或者被告一找谁办理、被告一发生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专家费、公关费、咨询费等相关费用我方不清楚。”10点52分上一条记载：“谷卫东，上次庭审中，你方主张通过转账，收到原告及其丈夫张毅款项107万元，对于该107万元，你方如何处理的？”10点52分谷卫东称：“提现金送到有关领导”，这条信息存续一分钟左右，当上诉人等待法官认定，但是，谷卫东毫无征兆的撤回该信息。10点57分谷卫东改称：“差旅费、专家费、公关费、咨询费等相关费用，以书面形式呈交法庭”。接着主审法官传上第一次开庭笔录内容中记载谷卫东称“这107万元我都给了于光潍了，都是现金，我去工行提款给的，现在没有证据提交。”就在此时，谷卫东、于光潍共同代理人上传2段语音，第一段：“哎呀，你就说已经花完了，不是退回他20万去啊，其他的全部花完了。”第二段“你看一下你上次开庭，你写的笔录。”不久该代理人撤回了该两段语音。同一代理人，面对两被告如此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陈述，根本做不到左右逢源。不久谷卫东回答法庭称：“退款二十万剩余都花完了”。以上庭审笔录来看，关于“刘红利用人情关系委托谷卫东办理解除法院保全措施事项，给付钱财进行请托”是毫无根据的，这句话主语是刘红，但是，从庭审调查来看没有关于刘红上述行为的任何证据和事实，谷卫东、于光潍并没有任何现实的权威或者地位。谷卫东、于光潍二人在第二次庭审中一唱一和，进行如反言、串通等编造事实，达到以虚假陈述欺骗上诉人、欺骗法庭，一步一步坐实了诈骗的事实。一审认定：“谷卫东亦承诺为其打点关系，实现解封目的”，该判决如此认定严重脱离现实，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委托两被上诉人时得到了两被上诉人承诺的有什么关系通过打点能够实现解封的目的，法院司法行为是通过打点能够实现的吗？该认定进一步证实了两被上诉人及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1）第二次开庭（微信）谷卫东变得肆无忌惮，以近似“自首”的姿态，来说明他做了很多违法、犯罪的事情，一审法院居然视而不见，未做任何处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第二次庭审记录10点52分谷卫东称：“提现金送到有关领导”，这条信息存续一分钟左右，谷卫东毫无征兆的撤回该信息。6月27日10点41分谷卫东称：“他托人找的济南军区首长找的济南中院长组织公安调查此案”，以此来显示他强大渗透能力或者强大的实力。无论谷卫东是否做了上述违法和犯罪行为，也是谷卫东个人行为，谷卫东应严格、依法办理委托事项，由于谷卫东违约、违法行为，欺骗刘红和张毅，进一步以虚假陈述来欺骗法院，其言行应受到法律追究。二、谷卫东、于光潍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了刘红及其亡夫张毅的利益，非法获取了刘红及其亡夫张毅的财物，依法应返还给刘红，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判决书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的认定合同无效、收缴违法所得，属于典型的适用法律错误。1、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一审判决没有任何证据，来证实关于委托合同相对方的上诉人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亦无法证实涉案委托合同主体、内容、价款、违约责任等，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相对应的合同标的不明确。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一审判决认为：“谷卫东实际收取用于请托的款项87万元，无论其是否实际支出，均属于非法所得，应当依法予以收缴，收归国家所有；谷卫东返还刘红的20万元，用途和目的同前87万元，亦应追缴，收归国有。”（1）所谓“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刘红从未实施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更没有因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而取得财产。本案中一审判决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该项事实。谷卫东、于光潍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了刘红及其亡夫张毅的利益，非法获取了刘红及其亡夫张毅的财物，依法应返还给刘红。（2）本案涉及的107万元系刘红合法财产，依法不容侵犯。上诉人及其亡夫张毅委托两被上诉人以公民身份代办涉诉案件解封事宜，按照委托合同约定支付价款，从委托人角度上看无任何违法性，该107万元是上诉人的合法款项，一审诉讼期间两次庭审调查充分证实了，被上诉人以公民代理办理涉诉案件解封事宜为由，行诈骗之实，但是一审判决故意避之不谈，不但如此，还将刘红合法款项，冠以以非法所得之名没收，严重侵犯了刘红合法权益。（二）两被上诉人作为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无效的全部过错方，应承担无效委托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即：退还全部107万元款项给上诉人，且司法机关应妥善化解矛盾，力求案结事了，考虑本案委托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后，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就本案诉争的委托款项依法应当判决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返还的责任。三、一审诉讼中程序违法，影响了本案事实认定和判决结果。2020年6月22日一审以疫情为由（此时疫情早已缓和，国家早已解除了人流、物流的限制）组建了2727号刘红案审理群，6月24日下午13点52分通知于当日17时后通过微信开庭，因为第二天就是端午节日，为此，刘红及其代理人表示反对。为此，将时间改为27日就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当日，所有诉讼参与人都以虚拟身份出现在微信群中表示到庭，由于无法查明每个出庭人员所处的时空，微信开庭期间也未能开启视频验证和充分的身份验证，只是靠对法官信任，相信诉讼参与人都到庭了，没有人能提供诉讼参与人是否真实到庭的任何依据，也无从考证发送微信之人是否诉讼参与人本人所发。微信庭审中两被上诉人发言前后矛盾，相互冲突，然后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又串通一气，对此，庭审期间，法官有意不及时制止，该次庭审严重违背诉讼程序，严重影响公正的事实认定和判决结果，属于程序违法。综上述所，一审判决篡改上诉人主张、诉讼程序违法，对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隐瞒、编造事实有意不及时制止，造成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谷卫东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前后自相矛盾，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上诉人提出上诉理由（改变一审中的不当得利之说）承认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是对其诉求的完全自我否定。1、如按上诉人坚持的委托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的理由，毫无疑问作为受托人谷卫东按照委托人的指意，将钱支付给他人（请托办理解封事宜的人员）的做法，完全是上诉人授意范围内的行为，对于该行为所产生的的一切法律后果，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上诉人自行承担。无论结果如何，上诉人都无权向答辩人要求返还自己支付他人的费用。2、如果按上诉人的另一套说辞，上诉人自己是合法委托，两被上诉人是行骗，结果应当是，要么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委托关系违法无效，法院判决驳回诉求；要么是上诉人以涉嫌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要求答辩人返还所支付办事费用的结果。上诉人明知（坚持）认为答辩人的行为涉嫌犯罪，为何不自行向有关部门报案追溯？却要向一审法院起诉不当得利，要求返还已支付的费用，上诉中又责怪一审法院不向公安机关移送，不仅自己的主张自相矛盾，而且明显在试图利用法院审理规避司法程序和审查，达到其非法的目的。二、上诉人始终在虚构事实经过，掩盖自己的错误。1、上诉人不承认是其主动找到答辩人，请求为其介绍认识相关部门的领导，为其办理查封资金解冻事宜，为什么明知答辩人无权无势，而且不熟悉的情况下，要将支付给相关人员的办事费用通过答辩人转交？很显然，上诉人一直在说谎。事实上正是上诉人在遇到资金被查封的问题后，在省内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和程序达到其目的，而主动通过关系找到答辩人，要求为其介绍请托找北京的相关领导予以办理，所有一切的发生，都是上诉人在明知和亲自参与下，请求答辩人给与介绍的，所支付的办事费用数额，也是上诉人亲自与请托人商定的，仅仅是通过答辩人中转了费用款，费用款的去向上诉人也是明知的。对此，由答辩人银行提款记录为证。2、上诉人否定一审判决认定的“刘红利用人情关系委托谷卫东办理解除法院保全措施事项，给付钱财进行请托”的事实，但也始终不肯明确自己通过答辩人转付的107万元是什么钱？为什么付？如当时是自愿支付，无论如何都没有要求返还的理由。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始终混淆了各种法律关系，逻辑混乱。1、如上诉人认为答辩人谷卫东和于光潍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了上诉人刘红及其亡夫张毅的利益，非法获取财物，那么纯属上诉人理解错误。依照法律规定，恶意串通的双方只能是上诉人与答辩人和于光潍，而不可能是答辩人和于光潍一方；如果确是双方恶意串通，一审法院判决委托关系无效当然正确。2、在上诉人承认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无权要求答辩人退还已支出的费用。依照法律规定，答辩人按照上诉人指示将其请托他人办事的费用款转交，钱已经花费支出，不论结果如何，根本不存在退还的事由；如果是代理费用，也是双方自愿确定的一笔花销，更无须返还。3、本案所涉及的上诉人请托事项，并不是上诉人请托答辩人，而是上诉人通过答辩人介绍去请托他人，因此，答辩人也不是被请托人，更未收取上诉人的一分一厘费用，对于请托事项的成功与否，也无法定或约定的责任，在没有收取任何费用的前提下，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要求答辩人返还已按照其要求支付出去的费用。综上，上诉人要求返还已经按照其要求支付给请托人的费用，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上诉。 于光潍未作答辩。 刘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谷卫东、于光潍返还刘红100.75万元及支付利息，并赔偿其他财产损失20万元；2.由谷卫东、于光潍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及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槐荫区法院）于2011年10月12日受理原告刘秀明与被告孙国童、亿嘉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四案。2011年10月31日寻宝公司通过其工商银行账号相继向亿嘉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国童名下的中国银行账号转款998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共计2998万元；同日槐荫区法院依法冻结亿嘉诚公司银行账户资金2000万元。寻宝公司作为申请人于2011年11月2日向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主张其对法院前述采取保全措施所冻结的亿嘉诚公司账户资金2000万享有所有权，槐荫区法院受理原告刘秀明与被告孙国童、亿嘉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四案违反级别管辖规定，要求法院解除对亿嘉诚公司银行账户的财产保全措施。2011年11月9日槐荫区法院将前述四案移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3年8月20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济民四商初字第117号及118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判决孙国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秀明借款本金980万元、利息20万元（117号案），960万元、利息40万元（118号案）；亿嘉诚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亿嘉诚公司履行判决义务后，有权向孙国童追偿。该判决生效后，刘秀明于2013年11月14日申请执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扣划亿嘉诚公司银行存款20050046.02元，两案执结。 2011年12月3日寻宝公司作为委托人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受委托人为刘红，载明寻宝公司委托刘红作为寻宝公司的全权委托代理人，全权处理寻宝公司一切事宜，刘红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相关的一切事务，寻宝公司均予承认。 2013年7月4日及9日刘红向谷卫东各汇款50万元、39万元；张毅于2013年7月9日向谷卫东汇款11万元，另又向谷卫东转账7万元，四笔共计107万元，用于办理前述寻宝公司主张的转入亿嘉诚公司名下2000万元资金解除法院保全措施事项。后上述款项依法执行，刘红多次向谷卫东索款，谷卫东于2016年1月、2月相继向刘红转账10万元、7万元，另又转账3万元，共计返还20万元。2019年9月刘红诉至一审法院，立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刘红及其配偶于2013年7月左右向谷卫东汇款107万元事实清楚，刘红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刘红未提供证据证明于光潍与案涉款项之间的关联，则刘红要求于光潍承担责任证据不足，对于光潍就此之抗辩，予以采信，对刘红要求于光潍承担相应责任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立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其构成有三：一方获得利益；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及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已查明刘红给款行为与谷卫东的收款行为是统一的,该给付是双方之间的合意。此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要件，根据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 本案中，刘红如认为法院的执行行为侵害其实体权利，经授权以寻宝公司名义提出异议寻求司法救济并无不当。后刘红利用人情关系委托谷卫东办理解除法院保全措施事项，给付钱财进行请托,谷卫东亦承诺为其打点关系,实现解封目的，双方委托内容不合法，其主观上过错明显,客观上破坏司法秩序，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刘红、谷卫东之间的委托合同无效。同时，刘红的请托行为具有不法性，请托债务不受法律保护。刘红以谷卫东未完成请托事项为由要求谷卫东返还所给付款项、支付利息并赔偿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谷卫东实际收取用于请托的款项87万元,无论其是否已实际支出,均属非法所得,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收归国家所有；谷卫东已返还刘红的20万元，其用途及目的同前87万元，亦应追缴，收归国有。对此，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采用收缴、罚款、拘留制裁措施，必须经院长批准，另行制作民事制裁决定书，故一审法院另行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六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34元、申请费5000元，共计12834元，由原告刘红负担。 本院审理查明：2020年7月，刘红前往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山大路派出所就案涉事实报案，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山大路派出所于2020年7月8日对此予以受理，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于2020年8月7日以“刘红被诈骗”一案符合立案条件为由立案侦查。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已经对于本案诉争事实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已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本院依法不能再将本案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6民初272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刘红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7834元，退还上诉人刘红；上诉人刘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668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光龙 审 判 员 徐连宏 审 判 员 侯 康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陈 蒙 书 记 员 彭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