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15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理锦兴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苍山东路耀鹏明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02186916846。法定代表人：詹良旭，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乔，云南展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怀，男，1983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现羁押于洱源县看守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武巧，女，198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富贵，男，1964年1月2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能，云南善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大理锦兴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理锦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彭怀、夏武巧、杨富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20）云2901民初1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6日接待上诉人大理锦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詹良旭及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乔、被上诉人夏武巧、杨富贵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能，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被上诉人彭怀现因羁押于洱源县看守所，通过远程视频系统参加了接待，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理锦兴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20）云2901民初1250号民事判决的第二判项内容；二、依法改判杨富贵对一审判决第一判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彭怀、夏武巧、杨富贵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保证人杨富贵的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而非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大理锦兴公司与彭怀、夏武巧、杨富贵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五、担保责任：如果本合同项下债务到期，乙方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乙方违反本合同的其他约定，丙方须在保证范围内立即无条件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三方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中没有明确担保期属约定不明，且合同有“立即无条件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该约定内容符合上述关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时属于主债务没有还清但保证人必须一直履行保证责任的情形，因而保证期间是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人不应免除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认定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为担保期限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资金拆借合同》的还款期限顺延，担保人杨富贵同意，保证期间理应顺延。一审庭审中，彭怀、夏武巧当庭认可，2018年12月6日借款期限到期后，大理锦兴公司第一时间找到的是杨富贵要求其立即无条件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杨富贵邀约彭怀、夏武巧共同找到大理锦兴公司提出因手头资金拮据，希望大理锦兴公司宽限一段时间，借款期限推迟，担保人继续提供担保，正因为有杨富贵的继续保证责任，大理锦兴公司才同意借款期限顺延，而一审法院对此重要事实并未向杨富贵本人进行核实，仅凭代理人的否定陈述就认定杨富贵本人不同意，未免太过草率。一审事实认定中已确认：“经原告与被告彭怀、杨富贵协商，大理锦兴公司同意将还款期限延至2019年春节。”，但又在判决中列明担保期限仅至2019年6月6日，严重违背本案基本事实，应予以纠正。三、大理锦兴公司在主债务履行期间曾多次要求杨富贵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彭怀、夏武巧的当庭陈述意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大理锦兴公司出借资金之前，与借款人彭怀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而是因大理锦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詹良旭与杨富贵是多年朋友，杨富贵主动找到大理锦兴公司要求大理锦兴公司出借资金给彭怀，并承诺愿意为其担保，正因为信任杨富贵才答应出借资金。在《资金拆借合同》正常履行期间，事实上杨富贵也替借款人偿还过100万元的本金和利息。后借款人彭怀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无法联系，大理锦兴公司在担保期限内多次联系杨富贵，杨富贵本人均声称其愿意承担担保责任，承诺替借款人偿还借款，甚至提出用其名下资产向银行贷款后偿还彭怀的借款。为此，杨富贵邀约夏武巧共同来找大理锦兴公司协商债务如何解决。大理锦兴公司认为，在一审中有大理锦兴公司陈述，彭怀、夏武巧的当庭陈述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属实，而一审法院对此基本事实视而不见，且还刻意回避，已严重违背审判应尊重客观事实的裁判标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大理锦兴公司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彭怀辩称，认可大理锦兴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彭怀实际向大理锦兴公司借款是700万元，后面杨富贵帮彭怀还给锦兴公司100万元，现还剩600万元。彭怀原先并不认识詹良旭，是杨富贵向大理锦兴公司借款，借款的用途在一审时已经说过。大理锦兴公司应该直接起诉杨富贵，而不应该起诉彭怀，因为彭怀现在被羁押于看守所，无力偿还款项。被上诉人夏武巧辩称，认可大理锦兴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现在因夏武巧及彭怀无力偿还这些款项，经过几方协商，杨富贵口头承诺由其偿还。被上诉人杨富贵辩称，1.大理锦兴公司与彭怀、夏武巧、杨富贵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担保，并未明确担保的起始时间，仅表述了债务到期杨富贵在正常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并不是对担保期限的约定。2.2018年12月6日借款到期后，杨富贵、彭怀、大理锦兴公司的法人代表詹良旭曾商讨过还款的事项，经詹良旭同意，延期至2019年春节还款，但并未对杨富贵继续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作出约定，三方之间没有口头或书面约定杨富贵的担保责任和担保期限。3.杨富贵与詹良旭是朋友关系，除合同约定之外，詹良旭从未向杨富贵要求承担担保责任，杨富贵也未承诺过承担担保责任。4.杨富贵之所以在借款合同中提供担保是基于彭怀、夏武巧提供了五处房产的抵押担保，虽然抵押权未生效，但抵押权不成立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生效，大理锦兴公司一审并未对抵押财产提出优先受偿权，视为对抵押权的放弃。大理锦兴公司放弃物的担保。杨富贵的保证责任在抵押范围内应予以免除，故杨富贵应免除担保责任。大理锦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判令彭怀、夏武巧向大理锦兴公司归还借款本金600万元；2.判令彭怀、夏武巧向大理锦兴公司支付本金600万元自2019年6月8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每月1.5%计算的借款利息；3.判令杨富贵对上述两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保全费由彭怀、夏武巧、杨富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怀、夏武巧系夫妻关系。彭怀、夏武巧因需资金周转，经杨富贵介绍向大理锦兴公司借款700万元。2018年6月7日，大理锦兴公司（甲方）、彭怀、夏武巧（乙方）、杨富贵（丙方）共同签订《资金拆借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7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6月7日至2018年12月6日，借期利率为月利率1.5%，按月结息；乙方在借款期限届满时清偿本息；丙方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本合同所列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甲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如果本合同项下债务到期，乙方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乙方违反本合同的其他约定，丙方须在保证范围内立即无条件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还约定乙方用其位于大理市的资产进行抵押（经查，前述房产及车位使用权均未办理抵押登记）。合同签订当日，大理锦兴公司向彭怀转账交付借款700万元。彭怀于2018年9月10日通过杨富贵的银行账号向大理锦兴公司偿还借款100万元，并按约定向大理锦兴公司支付了11个月的利息共计1035000元（其中105000元系彭怀于2018年9月4日通过杨富贵账户支付）。借款期限届满，彭怀、夏武巧未能偿还剩余借款本息，经大理锦兴公司与彭怀、杨富贵协商，大理锦兴公司同意将还款期限延至2019年春节。此后，彭怀、夏武巧、杨富贵未再偿还大理锦兴公司借款本息。庭审中，彭怀陈述案涉款项均被其用于购买房产。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大理锦兴公司主张的债权600万元有大理锦兴公司与彭怀、夏武巧、杨富贵共同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付款凭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予以证实，大理锦兴公司要求彭怀、夏武巧还款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双方一致认可借款后，彭怀按约定支付了2018年6月7日起至2019年5月6日止共计11个月的利息，现大理锦兴公司要求彭怀、夏武巧偿还剩余借款本金600万元及该款自2019年6月8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每月1.5%计算的借款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杨富贵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资金拆借合同》虽约定彭怀、夏武巧将房产等抵押给大理锦兴公司作担保，但双方并未办理抵押登记，大理锦兴公司并未实际就合同所涉房产与车位使用权取得抵押权，因此，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情形，大理锦兴公司有权要求保证人杨富贵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资金拆借合同》中约定还款期限为2018年12月6日，但未约定保证期间。本案借款期限届满后大理锦兴公司与彭怀、杨富贵约定将还款期限延至2019年春节，但庭审中杨富贵不同意相应延长保证期间，大理锦兴公司亦未举证证明保证人已书面同意延长保证期间，故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杨富贵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其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的六个月内，即2018年12月7日至2019年6月6日，大理锦兴公司未提供其在该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杨富贵承担保证责任的证据，杨富贵免除保证责任。故对大理锦兴公司请求杨富贵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彭怀、夏武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偿还原告大理锦兴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60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6月8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大理锦兴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被告彭怀、夏武巧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大理锦兴公司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提出三点异议：（1）一审遗漏认定“彭怀于2018年9月10日通过杨富贵的银行账号向大理锦兴公司偿还100万元”的事实前提是由于彭怀未按时支付2018年9月份的利息，大理锦兴公司找到杨富贵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杨富贵遂向大理锦兴公司归还了100万元的本金及当月利息；（2）一审遗漏认定“还款期限延至2019年春节后”的事实前提是：2019年春节后，借款人一直支付利息至2019年5月份，故借款合同及担保责任应当顺延。（3）一审遗漏认定彭怀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彭怀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大理锦兴公司曾多次找到杨富贵，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庭审时已经向彭怀、夏武巧核实该情况，但一审对此未作为案件事实进行认定，从而导致在担保责任期间，大理锦兴公司向杨富贵主张过担保责任的事实未被一审法院进行认定。对上述异议请求，大理锦兴公司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其异议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彭怀认为一审遗漏认定大理锦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詹良旭并未直接向其催要款项，均是通过杨富贵向其催要。夏武巧认为一审遗漏认定大理锦兴公司之所以将款项延期至2019年春节归还的前提是杨富贵口头承诺由其归还款项。彭怀及夏武巧针对其上述异议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二人的上述异议本院亦不采信。杨富贵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故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二审接待结束后，大理锦兴公司于2020年11月2日向本院递交了一份证言。归纳上述诉辩双方意见及结合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杨富贵的担保责任是否免除。本院认为，在案的《资金拆借合同》第四条约定，杨富贵作为保证人，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但因大理锦兴公司与杨富贵在《资金拆借合同》的担保条款中并未约定保证期间，而涉案的债务于2018年12月6日到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杨富贵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其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的六个月内，即2018年12月7日至2019年6月6日，在该期间内，作为债权人的大理锦兴公司如果未要求保证人杨富贵承担保证责任，则杨富贵依法免除保证责任。现大理锦兴公司上诉称其公司在债务到期后多次要求杨富贵承担保证责任，杨富贵对此不予认可，而在案除大理锦兴公司的陈述外，大理锦兴公司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大理锦兴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大理锦兴公司在二审接待后向本院递交的证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的规定，因大理锦兴公司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该份证据，也未向本院申请延期举证，故其提供的该份证言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不作为证据使用。综上，大理锦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上诉人大理锦兴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克辉审判员  胡代勇审判员  苏春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王润芬书记员马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