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51刑初361号公诉机关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亚民，男，197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普陀区，住上海市黄浦区。辩护人康烨，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张温娴，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以沪崇检三部刑诉〔2020〕Z12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亚民犯受贿罪，于2020年9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受理后，经报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审理该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宋某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亚民及其辩护人康烨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2月至2010年4月间，重庆普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耘公司”)为申购银行债券，其法定代表人陈某请托王某1通过相关渠道进行申购，并承诺给予一定“好处费”。王某1遂将陈某的请托事项告知其弟即被告人王亚民。被告人王亚民利用其担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银监局”)工作人员的便利条件，通过向时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投行业务部总经理杨某，以及通过原上海银监局副巡视员李某向时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孙某某打招呼的方式，在帮助陈某申购上述两家银行发行的债券时给予优先配售。陈某出售债券后，分多次将“好处费”给予王某1。王某1在第一次将“好处费”分予王亚民时，明确告知该部分款项系王某1所得“好处费”中的部分钱款。王某1从陈某处共收受人民币1,560,667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并分多次将其中566,500元分予王亚民。2017年10月23日，被告人王亚民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到案初其否认犯罪事实，后才予以如实供述。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王亚民解除刑事强制措施后，监察机关于2020年7月15日至其住处将其抓获。到案后，被告人王亚民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已退出非法所得566,500元。为证实上述指控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监察机关出具或调取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亚民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亚民系坦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据此，提请本院依法审判。公诉人当庭认为，被告人王亚民于庭审中自愿认罪认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可以从宽处罚。建议判处被告人王亚民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王亚民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不持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被告人王亚民的辩护人提出，涉案债券的配售采用余额包销的方式，配售并不紧俏。对此，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相关债券的募集说明书用以证实上述事实。辩护人认为，尽管王亚民实施了打招呼的行为，但客观上并没有为普耘公司申购债券获取竞争优势，即没有王亚民的相关行为，普耘公司亦能配售到债券，故王亚民不具备斡旋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法定条件，不应认定其构成受贿罪。若法庭经审理认定被告人王亚民构成受贿罪，王某1、王亚民二人的行为符合行贿、受贿的犯罪特征，受贿犯罪数额应认定为王亚民实际获取的566,500元。王亚民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基本犯罪事实，应当认定其具有坦白情节。辩护人还指出，公诉人于庭审中当庭变更起诉事实，追加指控金额，本案审理存在程序违法。经审理查明，2009年2月至2010年4月，被告人王亚民在上海银监局国有银行监管处任职(参公事业编制)期间，明知其兄王某1受他人请托，欲利用其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相关渠道为他人申购银行债券谋取竞争优势。王亚民仍向时任浦发银行投行业务部总经理杨某，以及通过时任上海银监局副巡视员李某向时任交通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孙某某打招呼，帮助普耘公司在委托其他金融机构申购上述两家银行发行的相关债券时给予优先配售。成功配售相关债券并抛售获利后，普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均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将部分利润多次给予王某1，金额共计1,560,667元。上述款项中，被告人王亚民多次收受王某1分予的钱款共计566,500元。2017年10月23日，被告人王亚民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到案初其否认犯罪事实，后才予以如实供述。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王亚民解除刑事强制措施后，监察机关于2020年7月15日至其住处将其抓获。到案后，被告人王亚民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已退出非法所得566,500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监察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以及有关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文书，证实被告人王亚民于2017年10月23日因本案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市监察机关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移送的本案犯罪线索后，经初核，本区监察机关于2020年7月15日至王亚民住处将其带至办案地点并采取留置措施。2.相关组织机构代码证及上海银监局出具的《原上海银监局个别干部任职情况的证明》，证实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属于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性质。王亚民于2003~2015年在上海银监局工作，期间为在编工作人员(参公事业编制)，其在上海银监局工作期间未受过行政处分。3.相关《干部任免审批表》，证实被告人王亚民于2005年12月至2009年4月间任上海银监局国有银行监管处副主任科员，2009年4月至2010年12月间任上海银监局国有银行监管处主任科员，2010年12月至2015年4月间任上海银监局国有银行监管处现场检查一科科长。4.上海银监局出具的《原上海银监局部分处室主要职责》，证实在2008年1月至2015年8月间，该局国有银行监管处的主要职责为：负责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在沪分行及其分支机构以及传统信贷类持牌营运分中心实施监管；配合银监会拟定监管法规、规章制度及其实施细则和规定；按授权范围审核被监管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业务范围，审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对被监管机构进行非现场监测；对被监管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对被监管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提出行政处罚意见；负责牵头制定局类别风险监控小组工作机制；负责牵头局类别风险监控小组信用风险分组的工作；配合其他处室开展类别风险监控小组和产品小组的工作；承担局长室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对口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等有关部门。5.证人陈某的证言，其原先经营的普耘公司于2008年成立，该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了银行间债券结算代理协议，开设丙类账户。其会关注中国债券信息网上债券发行的信息，若有新券发行其则到市场上去询价。根据询价结果，其认为如果能赚到钱的话，就会让朋友通过关系去拿相应的债券。其在某股票QQ群内认识了王某1，问王某1有无办法拿到银行债券，并告知他这种债券有一定的溢价空间，而其有一个丙类账户可以进行后续的交易，若赚到钱其会按照行规将利润分给他，王某1称可以试试看。当时，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行情比较好，申购的机构特别多，可能有的债券有几百家金融机构申购，因为标的有限，最后只有几十家能够中标，不打招呼几乎不可能拿到债券。因为没有公开的配售规则和行业规定，如何配售的权力在承销商和发行人手中。要向承销商和发行人打招呼，才能提高申购成功的概率或是提升配售额度。如果其不去打招呼，由于其找的代申购金融机构大部分规模较小，而且不是上海本地的金融机构，几乎不可能申购成功。王某1向承销商打招呼的目的，就是让承销商在配售时优先考虑代其申购的金融机构，提高申购成功的几率并提高配售额度。后来，其就将具体的债券名称发给王某1，王某1回复称能够拿到，并告知其要去哪家金融机构(交通银行或浦发银行)申购。其会以普耘公司名义向代申购机构(如平定农信社、晋中农信社、东莞证券等)发代申购函，由代申购机构向王某1指定的承销金融机构申购，再将代申购机构及联系人告知王某1，王某1则把代申购机构的名称告诉债券的承销商。申购成功后，其将债券转卖给恒丰银行，由恒丰银行转卖给其指定的买家。在恒丰银行买入卖出的差价扣除收取的佣金后，就是普耘公司的获利。每次交易成功后，其会将债券买卖成交单或是利润结算单，发送给王某1看，这样他就能知道每支债券赚了多少钱，然后按照行规将利润的70%分给王某1。2009年2月至2010年4月间，普耘公司在王某1的帮助下共申购到15支债券，分别为：09武水务CP01、09光明CP01、09营口港CP01、09京能MTN2、10沈机床CP01、10商飞MTN1、10申能CP01、10甘电投CP01、10马钢MTN1、10川高速MTN1、10浦路桥CP01、10沪交运CP01、10首旅MTN1、10皖出版MTN1、10沙钢MTN2。普耘公司由此获取利益共计2,403,890.5元，从中共支付给王某11,560,667元。6.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其于十多年前在某QQ群内认识了陈某，并和陈某在上海见面。陈某问其能否拿到银行债券，如果能拿到，他赚钱了会把不低于50%的利润分给其，以后做得量大可以进一步提高分成的比例。其称可以试试看，便询问了当时在上海银监局工作的弟弟王亚民，王亚民称可以弄到债券。尔后，陈某就会把他觉得有利润可赚的债券要素，如发行银行名称、发行规模、债券名称、申购机构名称等发送给其，其再将上述信息转发给王亚民，由王亚民通过关系让发行债券的银行(交通银行或浦发银行)把债券配售给陈某提供的申购金融机构。陈某成功配售到债券后，会将债券销售出去，并把获利的单据通过QQ发给其看，再将分成以银行转账的形式打至其两张招商银行卡内。2009年2月至2010年4月间，其通过王亚民帮助陈某共申购到15支债券，分别为：09武水务CP01、09光明CP01、09营口港CP01、09京能MTN2、10沈机床CP01、10商飞MTN1、10申能CP01、10甘电投CP01、10马钢MTN1、10川高速MTN1、10浦路桥CP01、10沪交运CP01、10首旅MTN1、10皖出版MTN1、10沙钢MTN2，共获取利润分成1,560,667元。在收到陈某给付的第一笔利润后，其从中拿了一部分钱给王亚民，并告知王亚民“你帮我拿的债券，对方获利后把钱分给我了，我也给你一部分。”王亚民知道他帮助拿债券，是能够拿到钱的。其将收到钱款的近50%部分，提现后将钱款用报纸包好并放在纸袋中，在自己公司附近与王亚民碰头，交给王亚民。7.证人王2的证言，证实其任恒丰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助理。普耘公司于2008年左右在恒丰银行开设了丙类账户，委托恒丰银行进行银行间债券交易。银行从普耘公司指令的上家金融机构按指令的价格买进债券，后以买进价卖给普耘公司，普耘公司再指令银行以卖给下家金融机构的预定价格买入债券，银行买入后再以上述价格卖给下家金融机构。卖给下家金融机构的价格减去从上家金融机构的买进价格，扣除支付给银行的佣金，就是普耘公司的利润。2009年至2010年间，银行间债券市场刚起步，行情比较好，若能申购成功利润是比较大的，但是申购的机构多，想要申购成功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有人际关系或是运气，即使恒丰银行也有很多次的申购是不成功的。8.监察机关从浦发银行调取的《公司及投资银行总部业务联系单》、从交通银行调取的有关债券配售材料、从恒丰银行调取的有关债券交易材料及相关银行账户明细、转账凭证，证实2009年2月至2010年4月间，普耘公司通过平定农信社、晋中农信社、湖州商行、阳泉农信社、仙桃农联社、东莞证券等代申购机构，先后配售到09武水务CP01、09光明CP01、09营口港CP01、09京能MTN2、10沈机床CP01、10商飞MTN1、10申能CP01、10甘电投CP01、10马钢MTN1、10川高速MTN1、10浦路桥CP01、10沪交运CP01、10首旅MTN1、10皖出版MTN1、10沙钢MTN2等债券。再通过恒丰银行出售给新时代证券、东吴证券、中金公司、南京银行、中信银行等金融机构。证人陈某、王某1对相关债券交易材料予以确认，陈某通过让王某1打招呼的方式，使普耘公司得以优先配售上述债券，从中共获利2,403,890.5元，陈某从中支付给王某11,560,667元。9.监察机关从浦发银行、交通银行调取的相关职务任免通知、干部任免审批表、职务变动通知、人员简历、岗位说明书、职位说明书等材料，证实案发时间段内，经浦发银行总行党委与行长室决定，杨某任浦发银行总行公司及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兼任投资银行总部贸易金融部、投行业务部总经理，职责包括对商业银行投行业务产品的经营管理等；经研究决定并报交通银行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孙某某任交通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职责为根据国家和金融监管当局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交通银行的经营目标，组织制定全行资金业务的规章制度和业务手册，管理和运作全行本外币资金，开发和销售本外币代客理财产品，确保全行资金业务的依法经营和稳妥经营。上海银监局出具的《原上海银监局个别干部任职情况的证明》，证实李某于案发时间段内任上海银监局交通银行监管处处长、上海银监局交通银行主监管员(副巡视员)。10.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其在案发时间段内主管浦发银行总行公司及投资银行总部投行业务部，负责投行业务产品的经营管理。在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业务中，投行业务部需要与发行单位进行前期对接，接受客户的委托进行申报审批，发布募集公告，之后就会有承销团或其他金融机构发函至投行业务部申购，投行业务部的业务团队则根据发售总量以及申购情况对申购机构配售。配售没有具体的规则，由银行自己掌握配售的方式，业务团队会根据以往与申购机构的合作情况进行有选择的配售，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发了申购函的金融机构都能获得配售额度。其会对业务团队确定的配售情况进行审核，审核同意后，业务团队会给申购成功的机构发确认函，通知配售结果。2009年左右，有一名单位领导打电话向其介绍王亚民，称王亚民是上海银监局的工作人员，要联系买债券。尔后，王亚民到其办公室内，称他会联系一些金融机构向浦发银行申购相关债券，要求其帮忙关照，其了解到王亚民是上海银监局负责监管国有银行的。其想到，王亚民虽然现在不负责监管浦发银行，但以后说不准会调到监管浦发银行的部门去，所以要和他处理好关系。而且，也能从王亚民处了解到银监局监管的内部政策，或者检查的尺度和动态。旋即，其将王亚民介绍给投行业务部负责发行债券团队的工作人员，称“这是上海银监局的领导，他之后会联系一些金融机构到我们银行申购债券，你们到时候关照一下”，他们互相之间留了电话号码。之后，王亚民就陆续打电话或是发短信给其，告知其申购的债券名称、申购数量、申购机构名称等信息，其将该消息转告业务团队的人员，并称这是相关领导的要求，让业务团队在配售时予以关照，优先配售一定额度。王亚民向其打招呼要申购的债券都是非常紧俏的，这些债券，向浦发银行申购的金融机构数量远远多于最终能够申购成功、配售到额度的金融机构，申购成功的比例小。如果王亚民不打招呼，投行业务部一般会优先配售给熟悉或者有合作关系的金融机构，而王亚民提供的金融机构都是比较小的机构，其都不熟悉，而且这些机构和浦发银行都没有合作关系，比如平定农信社。11.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其于案发时间段内任上海银监局交通银行监管处处长、上海银监局交通银行主监管员(副巡视员)，监管处负责对交通银行总行进行监管，根据银监会授权进行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其在任主监管员期间主管监管处。王亚民是其原先的下属，2010年左右，王亚民问其能否帮忙从交通银行总部申购到债券。其就通过电话找到交通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的相关负责人，让其帮助王亚民申购债券，并将王亚民的电话给了他。后来，其让王亚民自己去联系。12.证人孙某某的证言，证实其于案发时间段内任交通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其间，交通银行主承销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业务是由金融市场部负责的。一般来说，交通银行投资银行部负责与发行单位的前期对接，接受客户的委托帮助客户进行申报审批。金融市场部按照投资银行部的要求发布募集公告，然后就有承销团或其他金融机构发申购函到金融市场部进行申购。金融市场部根据发售总量及收到申购函的情况，自主确定配售机构、分配额度。债券配售没有具体的规则，主要是给予交通银行有密切业务往来的对象进行配售。当时银行间债券市场行情比较好，向交通银行申购债券的金融机构数量多，远远大于最终申购成功的金融机构数量，所以申购成功的比例是比较小的。特别是和交通银行没有较多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是申购不到的。2010年左右，上海银监局负责监管交通银行的领导李某打电话给其，让其帮助一个叫王亚民的朋友申购债券。其答应李某会尽量帮忙，并把负责债券发行的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给了李某，李某将王亚民的电话给其。之后，其对负责债券发行的工作人员说“王亚民以后会联系你们申购债券，你们到时候照顾一下”，工作人员就会在配售时给予优先配额。债券配售表最终要由其签批，工作人员会主动告知其王亚民提供的申购机构是否在内，若未主动告知，其也会过问王亚民提供的申购机构是否在内。在王亚民提供的申购机构内，有晋中农信社、阳泉农信社等机构，与交通银行的业务往来比较少，还有东莞证券配售额度相对较多，都是其帮了忙才申购到的，否则这些机构是申购不到的。13.相关扣押财物、文件清单，证实被告人王亚民已退出赃款566,500元。14.辩护人提交的债券募集说明书，证实涉案债券的承销方式均为余额包销。余额包销是指票据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承销协议中的规定，在发行期限结束后，将未售出的中期票据全部自行购入。15.被告人王亚民供称，其于案发时间段内任上海银监局国有银行监管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2009年2月起，其兄王某1让其帮忙从浦发银行拿某支债券，其就打电话给浦发银行的杨某(总经理级别)让他帮忙，最终王某1的朋友陈某成功申购到该支债券。通过上述方式，其陆续将王某1提供给其的多支债券要素告知杨某，顺利从浦发银行申购到债券。2010年1月时，王某1让其帮忙从交通银行拿债券，其找到了时任上海银监局副巡视员的李某去和交通银行的相关人员打招呼，后来顺利从交通银行申购到多支债券。因为其长期在上海银监局工作，在金融系统认识的人比较多，王某1知道要申购到债券须通过银行的高管才行。当时全国有七八百家金融机构可以向浦发银行和交通银行申购债券，而申购成功的金融机构相比发起申购的数量比例较小，并且最终哪些金融机构能够成功配售也是由银行自行决定的。如果他自行去申购而不通过打招呼的话，成功的概率比较小，通过其打招呼的目的就是在债券配售过程中获得优势，能够优先配售。其帮王某1拿到第一支债券后，王某1不久后就告诉其获利了，还说他从朋友处分到利润，要将其中的部分利润送给其。后来，其收受王某1分予的多支债券利润，金额总计566,500元。依据上述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针对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能否认定被告人王亚民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根据刑法规定，斡旋受贿犯罪中须具备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法定构成要件，才能成立本罪。本院认为，该种利益的不正当性在于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规定，或是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违背公平、公正原则，从而谋取了竞争优势。结合本案，应当审查被告人王亚民打招呼的行为是否为请托人在相关债券配售过程中谋取竞争优势，从而判断其是否实施了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从在案证据来看，证人陈某、杨某、孙某某、王2的证言及被告人王亚民在调查阶段的供述均证实了涉案债券配售紧俏的事实。其中，证人杨某、孙某某、王2在案发时间段内分别任三家不同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主管或协助管理本行债券的配售工作，均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债券配售规则，了解市场行情，三人关于涉案债券配售紧俏程度的证言具备较高的可信度。证人陈某在案发时间段内活跃于银行间债券市场，且系本案中的请托一方，其相关说法与上述三名证人一致。而被告人王亚民在监察机关于2020年7月15日制作的谈话笔录以及2020年7月16日、17日、19日制作的三份讯问笔录中亦对涉案债券配售紧俏的事实供认不讳，并对紧俏的具体原因进行了具体阐述，其相关供述内容具有较强的合理性。综上，上述证人证言及被告人王亚民所作的稳定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涉案债券配售紧俏的事实。另从请托方陈某及受托方王某1、王亚民间的利润分配方式来看，在债券售出获利后，请托方一般将单支债券获利的约70%部分给予受托方。该种利润分配方式已固定成型，且持续时间较长，涉及本案中14支债券，直接反映出在债券的整个申购、配售、售出的过程中，各方对于利润获取的贡献程度。反之，若涉案债券配售并不紧俏，被告人王亚民打招呼的行为与最终利润的获取并无紧密关联，那么该种利润分配方式着实令人费解，亦不符合金融市场中交易主体通常具有的逐利心态，显然有悖常情常理。此外，辩护人提出涉案债券均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进行配售，本院认为，采用该种配售方式与债券紧俏与否并无直接的关联，亦无法推导出债券配售必然不紧俏的结论，相关事实仍应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综上，本案相关证据相互印证，且指向一致，能够证实王亚民帮助他人申购的涉案债券配售紧俏的事实。被告人王亚民利用其自身在上海银监局任职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普耘公司在债券配售过程中谋取竞争优势，使普耘公司委托的金融机构得以成功配售到涉案债券，应当认定其为他人谋得不正当利益，尔后，王某1、王亚民一方收受了陈某因此而给予的相应利益并予瓜分。综上，被告人王亚民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在案证据证实，本案中，被告人王亚民从第一次收到王某1分予的利益时，就明确知晓其分得的钱款只是王某1收受钱款中的一部分。虽然王亚民并不知晓王某1所收受钱款的具体数额，但在主观上已经充分认知到，二人所收受的请托人给予的钱款总额要高于其个人所分得钱款的数额，即王亚民对二人所收受的钱款的总额具有概括性的认知。在此情况下，被告人王亚民仍然按照王某1的要求，屡次利用其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后从王某1处分得利益。依照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及“部分实行全部承担”的定罪处罚原则，被告人王亚民应当对二人共同收受的金额承担责任。辩护人关于本案中王某1、王亚民系行贿与受贿的对合关系，以及犯罪数额应当认定为566,500元的辩护意见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但在量刑时应结合被告人王亚民的实际所得予以综合考量。三、关于本案审理中是否存在程序违法辩护人提出，本案庭审中公诉机关当庭变更起诉事实，追加指控金额，存在程序违法之处。本院认为，公诉人当庭指出被告人王亚民与王某1共同实施相关行为，并明确指控的犯罪金额为1,560,667元，上述指控内容均已在起诉书中予以完整记载、清楚列明，系在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范围之内，并不存在当庭变更指控之情形。同时，本院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并在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及辩护人十日后才予开庭审理，已给予辩方充足的准备时间，庭审中又全面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及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审理中并不存在辩护人所称的程序违法，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人王亚民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伙同他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人王亚民在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王亚民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以被告人王亚民具有坦白情节、积极退赃，且自愿认罪认罚等为由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为严肃国家法制，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综合本案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亚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7月15日起至2024年2月1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二、检察机关随案移送的人民币五十六万六千五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金立寅审 判 员  张 蕾人民陪审员  蔡 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朱宇如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第九十三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六十七条……。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