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26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昌岳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清市先锋街道办事处大桥居委会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常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聊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聊城市东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振兴东路**。 法定代表人：付邦清，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市东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临清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清市先锋街道办事处大桥居委会 负责人：付邦清，经理。 上述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华，北京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洋，北京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绍龙，男，197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郎明华，临清奋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安徽振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建安南段 法定代表人：孙振业，经理。 原审被告：孙恒飞，男，198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安徽振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现场主管，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二原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智，聊城高新昌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山东昌岳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昌岳置业公司）、山东聊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聊盛公司）、聊城市东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临清分公司（简称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崔绍龙，原审被告安徽振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简称振业劳务公司）、孙恒飞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19）鲁1581民初3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临清市人民法院(2019)鲁1581民初323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振业劳务公司分担。事实和理由： 第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决认定“昌岳置业公司实际参与工程合同的施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原判决认定“孙恒飞系东建临清分公司现场负责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原判决认定“被告四公司行为不规范，导致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混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原审中各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把临清紫金华庭小区建设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东建公司，东建临清分公司将1号楼、4号楼工程主体与其毗连的南至2号5号楼主体以北后浇带以内的地上商业主体及地下车库工程主体、二次结构及部分装修工程扩大劳务工程发包给有劳务工程施工资质的振业劳务公司。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晰、权利义务关系明确；4.原判决认定崔绍龙与振业劳务公司之间系劳务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崔绍龙提供了其与振业劳务公司2014年8月18日签订的《合同协议书》载明，振业劳务公司将临清市紫金华庭1#楼及1-2#楼间地下车库模板工程分包给崔绍龙。由此可见，崔绍龙并非提供劳务的农民工，其性质属于“包工头”。5.原判决仅凭孙恒飞单方出具的《工程结算单》认定崔绍龙的劳务费为1180970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前述《合同协议书》第二条载明合同施工范围系“所有主体结构模板工程…含外墙保温安装…”，第五条载明承包价格及计价方式为“按混凝土接触面积为主楼29元/m、车库为32元/m?…”第九条载明“乙方因施工进度跟不上进度要求，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增加施工作业工人，人工费从工程款中扣除”。反观崔绍龙提供的《工程结算单》，存在以下问题：(1)各接触面积如何确定?是否虚增工程量?(2)4#楼东单元并非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同时，陈开印提供的《工程结算单》载明陈开印系4#楼东单元木工班组，二者是否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3)保温安装应包含在“按混凝土接触面积为主楼29元/m2”的计价范围内，不应另行计算；(4)现场零工是否真实存在?即使真实存在，也应从工程款中扣除，不应另行计算。仅以上几项，导致工程款结算出现巨大差错。此外，崔绍龙自认从2016年2月16日收到的30万款项中分得14.4万元。该收款时间在结算单出具之后，原审法院并未将该款项从工程款中扣除。由此可见，《工程结算单》系孙恒飞个人出具，存在诸多问题，且没有施工日志、考勤记录等证据印证欠款的真实性，原判决仅凭该证据认定欠款数额是错误的。不排除崔绍龙与振业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东建公司及临清分公司利益的可能。上诉人认为，应对崔绍龙分包工程进行工程量的鉴定，以便查明真实的工程款数额。 第二，原判决判令由上诉人与东建公司及临清分公司、振业公司共同支付给被上诉人劳务费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共同支付”意味着上诉人、东建公司及临清分公司将与振业公司连带承担支付劳务费的义务。然而，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并无关于连带责任的约定。那么，有无法律规定是确定上诉人应否与振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关键。原判决援引(且仅援引)《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并没有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这也说明，原审法院并没有找到判决上诉人与振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第二款“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即便认定崔绍龙是实际施工人，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也只是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该责任显然也不属于“连带责任”。况且，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并不欠付东建公司工程款。3.尽管《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有“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的连带责任”的规定，但该暂行办法并非法律，无权对“连带责任”作出规定，该规定因违反上位法而无效。从该条的规定看，其一，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是工程总承包企业，而非开发商；其二，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将工程违法分包、转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本案中，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是开发商，并非总包企业，且昌岳置业公司不存在违法分包、转包的情况。据此，昌岳置业公司无需承担清偿拖欠工资的连带责任。 第三，原判决依然存在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形。本案系经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并提审的案件，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审没有审理认定昌岳公司、东建公司、东建临清分公司及安徽振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转包、非法分包关系及崔绍龙等人是否属于实际施工人，也没有审理认定上述公司之间是否欠付工程款，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遂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但原审法院并没有将上述问题作为重点予以查明。对于振业劳务公司提出的要求对东建公司与其之间的工程款结算进行审计的申请，原判决避而不谈。原判决在“工程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是否存在实际施工人”“各公司之间是否欠付工程款”等基本事实上，依然未查清。 第四，原判决违反了“同案同判”的基本裁判思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指出，“民商事审判工作要树立正确的审判理念。注意辩证理解并准确把握契约自由、平等保护、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商事审判基本原则；注意树立请求权基础思维、逻辑和价值相一致思维、同案同判思维，通过检索类案、参考指导案例等方式统一裁判尺度，有效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临清市人民法院(2017)鲁1581民初2097号“张岩与安徽振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孙恒飞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的原告张岩要求昌岳公司、东建公司及临清分公司、振业公司、孙恒飞等五被告支付工资款31239元，为证明其主张，其提交的也是孙恒飞于2016年11月10日出具的《工程结算单》。其基本法律事实、法律关系及证据与本案完全相同。但，临清市人民法院认为“……对原告要求被告昌岳置业公司、被告聊城东建公司、被告聊城东建临清分公司对于所欠原告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最终判令振业公司支付劳务报酬，驳回了原告张岩对包括昌岳公司、东建公司及临清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临清市人民法院(2017)鲁1581民初1330号“倪尔凡、王明会等与安徽振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2017)鲁1581民初3066号董四红与董水桥、高燕劳务合同纠纷一案、(2017)鲁1581民初3065号董效森与董水桥、高燕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均驳回了相关原告要求昌岳置业公司、聊城东建公司作为发包方、承包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以上案件均系因昌岳公司开发的紫金华庭项目施工引起，也都是临清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已决案件，且判决均已经生效。同一法院对于相同的案件，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不仅违背了“同案同判”的裁判思维，也有损司法公正。此外，上诉人注意到，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审理并判决的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陆赛赛、严大鹏、陈海风、马春昌等14人劳务合同纠纷的二审民事判决认为，“原告主张南通三建公司给付劳务费及新华房产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本案不能支持，应予驳回。”并据此撤销临清市人民法院相应的一审民事判决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注：原告并未起诉与其形成劳务合同关系的个人)。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鲁15民终3109号闫占、赵先龙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认为“尽管中通钢构公司、银龙钢构公司、曾庆银、闫占相互之间分别签订的具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性质的协议，因不具备合法的施工主体资格而应认定为无效，但双方对无效合同的形成均存在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应以合同无效为由，不管工程款是否付清，均一律承担连带责任。”以上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期作出的判决，也并未支持原告要求开发商、总承包方与实际用工主体对其劳务工资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违反“同案同判”的裁判思维，应予撤销。同时，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崔绍龙对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聊盛公司(原东建公司)、上诉人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临清市人民法院(2019)鲁1581民初323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本案为劳务合同纠纷，结合本案查清的事实和各方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认定上诉人为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上诉人依法承包涉案工程后将该工程依法发包给具有劳务资质的被上诉人振业劳务公司。被上诉人通过振业劳务公司前往工地劳动。孙恒飞为其书写欠条。上述事实在审理过程中已查清，被上诉人并不接受上诉人的直接指导，上诉人也从未对其进行过工作管理，下达过指示任务，双方不存在法律关系。因被上诉人是为振业劳务公司提供劳动，其劳务费依法应当由振业劳务公司支付，与上诉人无关。 （二）上诉人在涉案工程中不存在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上诉人与昌岳置业公司均为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各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各公司组织结构互相独立，经营决策互不干涉，财物制度独自核算。一审法院仅以保证金的缴纳、合同的签订顺序等认定为上诉人与该公司权利、义务混乱。即使一审法院认定的关系混乱存在，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也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合法承包依法分包，在涉案工程中不存在违法分包、转包的情形，且涉案的劳务费已全部与振业劳务公司结清，针对上诉人来说，本案不存在“实际施工人”，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根据劳务合同的相对性，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缺乏法律依据。 （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一审中孙恒飞并未提交其主张的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其提供的手机照片真实性、客观性均无法证实，一审法院在孙恒飞、振业公司举证不能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违背了举证责任的规定。即使要求上诉人进行答复，一审法院也应当在核实该证据真实存在的情况下，向上诉人出示该证据的原件。一审法院以未答复为由推定孙恒飞出具的欠条真实、有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属于逻辑错误。即使委托书真实存在其与孙恒飞出具的欠条也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该欠条的事实基础、计算标准、数额的由来及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一审法院并未查清。 （四）上诉人已结清涉案的劳务费，一审法院加重了上诉人的付款责任。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孙振业项目部对账明细表、付款证明均能证实上诉人已与振业劳务公司全部结清了涉案的劳务费，因振业劳务公司并未将该费用支付给被上诉人，而引发了本案的诉讼。一审法院以涉案工程款未结算为由，待结算后另行主张。该判决内容并未彻底解决本案矛盾。一审并未查清上诉人已付清款项的事实，再次让上诉人“二次”付款，加重了上诉人的付款责任。振业劳务公司是否侵吞了工人的劳务费，其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应当予以查清，不应当让上诉人为振业劳务公司的违法行为买单。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农民工作为建设工程中的弱势群体，应当加重保护其合法权利，但这种保护也应当建立在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不宜过度的扩大其适用的情形，而忽略了甚至是侵害了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崔绍龙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定性准确，适用证据恰当，审判程序合法。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一）从两份承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的顺序中可以看出，本案中作为开发商的昌岳置业公司与东建公司在没有通过招投标签订承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前，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已将涉案建设工程施工承包项目非法转包给振业劳务公司。昌岳置业公司与东建公司及其临清分公司正是利用公司法人人格混同方式，在不正常的房地产和建筑市场上承揽工程从中渔利。答辩人在第一次起诉时，可以看出昌岳置业公司、东建公司及其临清分公司本来在案件中存在各自重大的自身利益冲突，而其却共同委托一个代理人出庭应诉，证实三公司利用公司法人人格混同这一点。 （二）作为投标单位应按招标书要求缴纳保证金，事实是原审被告振业劳务公司于2014年5月28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方式向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缴纳了100万元保证金，而昌岳置业公司与东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间是2014年6月25日。 （三）答辩人所在木工班组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保质保量完成工作量，孙恒飞作为原审被告振业劳务公司主管、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现场负责人，负责现场一切事宜，包括工程进度，工程量的结算，为答辩人出具的工程结算单合法有效。 （四）案涉工程施工期间，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直接与原审被告振业劳务公司签订了《关于保证施工工期的补充协议》，对工期和奖惩方式进行了约定，以及三次向各项目部发出通知，督促各项目部按工期要求完工和如不能按期完工的处罚措施。证实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既是工程合同的发包人又实际参与了工程建设的施工，并且直接支付答辩人部分劳务费，其与原审各被告公司之间行为不规范，各公司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混乱，是拖欠答辩人劳务费的主要原因。 （五）原审被告振业劳务公司在一审中明确叙述了“临清市健康街、更道街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昌岳·紫金华庭’的发包方为昌岳置业公司，该公司是开发公司，为完善手续，扩大其职能，该公司挂靠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其实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不参与任何建设施工，所有与建设有关的工程、资金都有昌岳置业公司直接操控。” （六）本案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及一审各被告均未提交按协议履行了不欠工程建设施工款项的证明。可以看出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及各被告之间存在资金混同，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综上所述，本案昌岳置业公司及一审各被告共同承担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其至今拒不履行给付答辩人农民工工资，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理，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原审被告振业劳务公司及孙恒飞述称，1.欠被上诉人劳务费是事实，虽被上诉人与振业劳务公司存在直接的劳务关系，但三上诉人尚欠振业劳务公司工程款732.254万元是事实，振业劳务公司欠被上诉人劳务费的原因就是上诉人拖欠振业劳务公司巨额工程款未付清。三上诉人没有也不可能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涉案工程款均已全部支付给振业劳务公司。本案所涉及的工程是临清市健康街更道街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暨“昌岳·紫金华庭”建筑工程，该工程的开发商和施工方均是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该公司本来是开发公司，为了扩大其建筑职能，该公司挂靠上诉人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但这仅是挂靠，东建公司和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不参与任何建设施工和操控建设过程以及建设资金的支付行为，所有与建设有关的过程、资金都由被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直接操控，有时借用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的账户支付工程款只是掩人耳目。本案一审被告孙恒飞既是振业劳务公司的现场主管，也是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上诉人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的施工现场负责人(委托书为证)，其在现场直接参与整个工程的施工，孙恒飞也已证实上述事实的真实存在。根据以上事实，一审判决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上诉人东建公司、上诉人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和振业劳务公司共同承担向上诉人支付所欠劳务费的结果合情、合理、合法，二审应予维持。2.关于同案同判的问题。本案与(2017)鲁1581民初2097号等案件虽是同一工程，但其提交的证据是不一样的，其中本案提交的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委托孙恒飞为施工现场负责人的委托书、振业公司向昌岳公司交纳100万元履约保证金等证据而其他案件并未提交，所以，针对本案的证据和陈述作出该判决是合理合法的。 上诉人聊盛公司(原东建公司)、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对于昌岳置业公司的上诉没有异议。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对于上诉人聊盛公司(原东建公司)、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的上诉亦没有异议。 崔绍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工资款3056645.48元，重审时变更为：要求判令支付崔绍龙一人的工资款1162280.90元，由五被告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4月20日，被告振业劳务公司与被告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签订《临清市健康街更道街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暨“昌岳·紫金华庭”建筑工程承包施工合同》，合同载明，被告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将1号楼、4号楼工程主体与其毗连南至2号、5号楼主体以北后浇带以内的地上商业主体及地下车库工程主体、二次结构及部分装修工程扩大劳务部分发包给被告振业劳务公司。综合包死单价440元/㎡，总金额为24572548元。 2014年5月28日，振业劳务公司向被告昌岳置业公司交纳了履约保证金100万元。 2014年6月25日，被告昌岳置业公司与被告东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称临清市健康街、更道街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昌岳·紫金华庭，承包范围为施工图纸所含土建部分全部内容及招标说明合同协议的全部。开工时期为2014年6月30日，竣工日期为2015年1月8日，共计480天。 2014年7月10日，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向孙恒飞出具委托书：“对于临清市紫金华庭项目，1#、4#、5#楼现委托孙恒飞为施工现场负责人；……，全权委托负责施工现场的一切事宜。” 2014年7月18日，昌岳置业公司与振业劳务公司签订了《关于保证施工工期的补充协议》，约定“2014年8月30日前施工企业承诺确保完成1号楼、4号楼主体±0工程；2015年2月18日前完成全部主体工程。”该补充协议另对奖惩进行了约定。 昌岳置业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28日、2014年10月16日向孙振业项目部和紫金华庭各施工项目部发出通知督促各项目部按工期要求完工，并通知了处罚措施。2014年10月18日，昌岳置业公司向紫金华庭各施工项目部发出通知，对工资发放程序、要求和工程款支付进行了通知。“希望各建筑工人认真履行工资款发放手续及时同建设单位监督人员保持沟通，否则出现工资款拖欠问题，建设单位概不负责，全部责任由施工项目部承担。”三份通知均加盖山东昌岳紫金华庭项目工程专用章。 原告崔绍龙系案涉工程的木工班组长。2016年1月16日，孙恒飞为原告出具了工程结算单，结算单载明：“临清昌岳紫金华庭工地聊城东建公司崔绍龙木工班组1#楼、4#楼东单1#楼53912.62m2×29×90%=140719.38元，4#楼9235m2×25.5×95%=223717.875元，车库3034.56m2×31.5=95588.64元，1、4#楼保温9159m2×20×95%=164862元，现场点工共计96.5×220元=21230元，合计1912517.897元-借支生活费731547.80元，总计工程款：1180970.00元，总计工程款：壹佰壹拾捌万零玖佰柒拾元整，结算经手人：孙恒飞，班组认证：崔绍龙。”庭审中，双方对扣除相关费用后，尚欠崔绍龙1162280.90元均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劳务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提供劳动给另一方，另一方支付劳务费的协议。本案中，原告为昌岳紫金华庭工程提供了劳务，被告应按照约定支付劳务费。被告欠原告崔绍龙劳务费1162280.90元，孙恒飞作为振业劳务公司主管、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现场负责人（对于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为孙恒飞出具的委托书，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未书面回复，应视为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对该委托书认可），其出具结算单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被告孙恒飞认可欠款数额，并与孙恒飞为原告出具的结算单相印证，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向原告支付了所欠劳务费，对被告欠原告崔绍龙劳务费1162280.90元，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振业劳务公司转给昌岳置业公司的保证金100万元，昌岳置业公司称系振业劳务公司为向东建公司交纳保证金向其借款，因振业劳务公司借款用于交纳保证金，故偿还该借款时，汇款单上写了保证金。对此昌岳置业公司提供了孙振业向其出具的借条，经审查，借款条日期与振业劳务公司向昌岳置业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的时间相同，均为2014年5月28日，孙恒飞向昌岳置业公司借款后于当日又通过转账偿还给了昌岳置业公司，有悖常理；且对于昌岳置业公司所说的用于缴纳保证金的借款100万元亦无向振业劳务公司过付的手续，被告亦均未提供振业劳务公司向东建公司及临清分公司交纳保证金的证据，故对昌岳置业公司该项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振业劳务公司直接向昌岳置业公司交纳100万元保证金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与振业劳务公司于2014年4月20日签订分包合同；东建公司与昌岳置业公司于2014年6月25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4年5月28日振业劳务公司将本应交纳给东建公司的100万元履约保证金交纳给了被告昌岳置业公司；2014年7月18日昌岳置业公司又直接与振业劳务公司签订了《关于保证施工工期的补充协议》，对工期和奖惩方式进行了约定。昌岳置业公司三次向各项目部发出通知，通知督促各项目部按工期要求完工和如不能按期完工的处罚措施。对各施工项目部工资发放的程序、要求和工程款支付进行了通知。综上，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与振业劳务公司先行签订分包合同，后东建公司又与昌岳置业公司签订了本应先于分包合同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昌岳置业公司既是工程合同的发包人又实际参与工程合同的施工，且直接收取了振业劳务公司履约保证金，直接与振业劳务公司签订《关于保证施工工期的补充协议》，孙恒飞作为振业劳务公司主管，又接受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委托作为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现场负责人，负责施工现场的一切事宜。本案由于被告四公司行为不规范，导致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混乱。农民工作为建设工程中的弱势群体，为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应由四公司对原告的劳务费承担共同支付责任。至于四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振业劳务公司主张昌岳置业公司、东建公司及临清分公司欠付工程款，而昌岳置业公司、东建公司及临清分公司主张已超付工程款，鉴于双方对涉案工程至今未结算，双方可待结算后另行向义务人主张权利。 孙恒飞作为振业劳务公司主管、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现场负责人，其出具结算单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原告要求孙恒飞支付劳务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安徽振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山东昌岳置业有限公司、聊城市东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聊城市东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临清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崔绍龙劳务费1162280.90元；二、驳回原告崔绍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253元，由被告安徽振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山东昌岳置业有限公司、聊城市东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聊城市东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临清分公司共同承担15260元，由原告崔绍龙承担15993元。 二审中，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提交证据：1.涉案工程审核报告一份，出具时间为2020年3月6日；2.紫金华庭建设工程款结算协议一份。以上两份证据证明昌岳置业公司与聊盛公司（东建公司）已就涉案工程工程款进行了结算，昌岳置业公司不存在欠付聊盛公司（东建公司）工程款的情形。 被上诉人质证称：第一，证据1是各一审被告间的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不发表意见。第二，对证据2不认可，这是昌岳公司与东建公司双方结算，没有通过审计审核，也没有银行转帐明细，假如各一审被告间已结清，也应该对被上诉人承担共同偿还劳务费责任，因为案涉工程被上诉人已于2016年将工程完工，昌岳置业公司及东建公司均了解、知情振业劳务公司欠被上诉人劳务费，并且施工中昌岳置业公司及东建公司均给被上诉人支付劳务费。对于昌岳置业公司提交的证据2，从中可看出，属于串通、恶意拖欠被上诉人劳务工资。 二原审被告质证称：第一，对证据1我方不予认可，因为三上诉人本身就是一体的，其恶意串通制作的审核报告对本案没有任何证明意义。第二，对证据2的意见同证据1。通过该证据只是罗列数据，没有切实的转帐证据来证实工程款支付的情况，所以该证据为无效证据。 聊盛公司、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上诉人聊盛公司、东建公司临清分公司提交证据：1.2017年1月份前与孙振业项目部的对帐明细，共六页。总金额为22094974.6元，其中孙恒飞签字认可19171705元。证据2.在对帐明细中孙恒飞有异议的2011371.6元支付凭证。证据3.支付的4865499.56元的支付凭证。以上能证明东建公司实际支付的款项26048576.16元。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以上证据不认可，应以银行转帐汇款明细为准，另外在对帐明细上虽已签字捺印，可是上诉人并没有给付劳务费。 二原审被告质证称：同意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建筑行业支付款项的行业规律都是先打收到条，或者让劳动者在工资表上先签字捺印再支付工程款，这是建筑行业的一般规律。上诉人提交被上诉人或者我方的收到条或者签字捺印的工资表均不足以说明款已支付的事实，应让上诉人直接拿出银行转帐手续才能作为支付款项的凭证。关于对帐明细孙恒飞的签字不是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所签，而是昌岳公司老总雇佣黑社会拿着砍刀等致命武器逼迫孙恒飞在对帐明细上签字，孙恒飞请示了孙振业后，孙振业指示先保命签字以后再说，所以对此上面的签字应为无效。当时我们报警，因无直接证据没有立案。此证据在一审均已提交过，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明价值，未予采纳，二审不应作为新证据进行提交。 昌岳置业公司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另查明，2020年2月25日，东建公司变更为山东聊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崔绍龙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提供劳务，与振业劳务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孙恒飞作为振业劳务公司职工和工地负责人，为崔绍龙等人出具结算单，系职务行为，故振业劳务公司应对欠付劳务费承担给付义务。至于昌岳置业公司、东建公司及其临清分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劳社部发【2004】22号）第十条规定：“业主或工程总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与建设工程承包企业结清工程款，致使建设工程承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业主或工程总承包企业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先行垫付的工资数额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本案中，东建公司及其临清分公司主张与振业劳务公司结清工程款，但振业劳务公司不予认可，东建公司所举证据也是其单方作出的评审报告，故不能认定东建公司及其临清分公司与振业劳务公司结清工程款。参照上述规章规定，昌岳置业公司、东建公司及其临清分公司应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然后持与振业劳务公司结清工程款的证据再行向振业劳务公司进行追偿。故一审判令振业劳务公司、昌岳置业公司、东建公司及其临清分公司共同向崔绍龙支付涉案劳务费，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昌岳置业公司、东建公司及其临清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但一审对诉讼费的计算有误，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52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260元，均由上诉人山东昌岳置业有限公司、山东聊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聊城市东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临清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孔繁奎 审判员  石 鑫 审判员  郭召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陈守菊 书记员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