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53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长青，女，1971年3月21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大丰市，现住盐城市大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孝春（系高长青丈夫的妹夫），男，196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大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红兵，男，1974年9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江宁区，现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独伟，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昆，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长青因与被上诉人姚红兵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5民初5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长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孝春，被上诉人姚红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长青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判决书称“高长青要求确认被上诉人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因上诉人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也不予支持”。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寄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被上诉人也确认了上诉人提交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的真实性。解除合同通知书这一证据，证明了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的行为事实和解除合同的理由事实，至此，上诉人己完成了确认解除之诉的举证责任，不存在一审判决书所称的“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这一事实。对于确认解除之诉，法院的职责是审查解除方的解除理由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即解除方的解除理由是否依法成立。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解除理由不予调查且不给出成立与否的认定，即判决驳回上诉人旳确认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也违背基本调查裁判规律和基本逻辑规则。一审判决确认了2019年4月15日被上诉人解除合同通知书这一事实，但被上诉人解除理由是“贵方向我方租赁的上述房屋权属存在争议，贵我双方于2018年签订的《租赁协议》涉嫌无效，贵方构成违约，故我方经研究后慎重决定，正式解除与贵方就上述房屋签订的《租赁协议》……”，就该解除合同通知书稍有法律常识和正常思维能力的人，不用过多的调查都可以得出被上诉人的解除理由不符合合同法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的诉讼主体不调查不审理，直接驳回上诉人的确认请求，其背后的因素值得深思。二、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与上诉人、吴晓红之间的租赁合同，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合同，上诉人与吴晓红之间的租赁合同被法院判决解除，并不意味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自然解除，且上诉人与吴晓红之间租赁合同的解除判决书中并没有返还承租房屋的内容。同时，即使租赁合同解除之后，出租人的租金请求权和承租人租金给付义务也不当然灭失，承租人交还出租房屋之前的租金或损失，出租人仍有请求权，承租人仍有给付之义务，这些都是基本法律常识。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应属合法有效”，同时又未确认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能否解除，在这一双方争议焦点没有审清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租金请求，法律依据不足。三、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六十条，该两条规定与本案事实并无法律上的联结点。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其上诉请求。姚红兵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生效的判决，上诉人与案涉南京市建邺区黄山路128号嘉业阳光城天景苑1栋101室中的100平方米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的所有人吴晓红之间的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25日起已经解除，故上诉人无权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自2019年1月25日之后的任何费用。同时，上诉人未能履行与被上诉人之间租赁合同的相关约定，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要求上诉人返还押金，并承担违约责任，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其没有提起反诉。高长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姚红兵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2、判令姚红兵给付高长青租金378000元、物业管理费6600元，合计384600元，该款从2019年4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给付损失。3、诉讼费用由姚红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0日，高长青、姚红兵签订租赁协议。约定，高长青将其租赁的案涉房屋转租给姚红兵使用，租期33个月，从2018年6月1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房租第一年36万元，每年递增5%，租金按年给付，每年4月1日给付下年度租金。物业费每年6600元与房租一起支付，并付水电押金3万元。租赁协议订立后，高长青按约将出租房屋交付给姚红兵，姚红兵向高长青支付了第一年度的租金36万元及物业费6600元。2019年4月15日，姚红兵以收到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吴晓红的律师函、起诉书为由，认为高长青转租给其的房屋权属存在争议，高长青、姚红兵的租赁协议涉嫌无效，书面通知高长青解除双方签订的上述租赁协议。2019年4月19日，高长青回函姚红兵，收到其解除通知书，但认为双方租赁协议合法有效，不同意解除协议。一审另查明，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吴晓红于2019年1月25日起诉本案高长青，要求解除其与本案高长青之间的租赁合同。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2019）苏0105民初989号民事判决，驳回吴晓红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吴晓红不服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苏01民终722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7222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吴晓红与高长青签订的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25日解除。一审法院认为，高长青、姚红兵签订的租赁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身义务。租赁协议签订后，高长青将其承租的房屋转租给姚红兵使用，姚红兵按约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的租金。但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7222号民事判决书中，已判决确认高长青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吴晓红的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25日解除，故高长青要求姚红兵支付租金378000元（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及物业管理费6600元，并从2019年4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给付损失的诉讼请求，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高长青要求确认姚红兵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因高长青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长青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69元、保全费2570元，合计9639元，由高长青青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民事诉状一份，证明2019年1月25日案涉房屋产权人吴晓红起诉上诉人及第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并没有向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事实，因为前案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起诉状中所涉房屋地址就是被上诉承租的案涉房屋，吴晓红起诉已经实际影响被上诉人使用，中国移动通信系姚红兵开设的店铺，当时吴晓红并不知晓该店铺的实际经营者，只是根据门头上显示的移动公司起诉的。另，上诉人提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申1938号《受理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要求本案中止审理。被上诉人质证称，其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该通知书仅表明省高院立案审查，并未对上诉人与吴晓红之间的租赁关系作出实体的裁决，生效7222号民事判决已解除上诉人与吴晓红之间的租赁关系，本案上诉人无权向被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上诉人要求中止本案审理，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具有既判力。本院生效的7222号民事判决书，已判决上诉人与房屋产权人吴晓红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25日解除，上诉人自此之后对案涉房屋已不享有租赁使用权。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转租合同应于该日终止履行，进而上诉人无权再行要求被上诉人向其履行租金给付义务。虽然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15日以产权人起诉为由，书面通知上诉人解除双方的租赁关系，但双方转租合同已于2019年1月25日终止，故，被上诉人发出的解除租赁关系通知书并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另，尽管上诉人针对生效的7222号民事判决书向省高院申请再审，但该案目前只进入申诉复查程序，尚未进入实质性的再审程序，在此情况下，上诉人要求中止本案审理，法律依据不足。如果7222号民事判决书经再审结果发生变化，上诉人可在新事实后出现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高长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69元，由上诉人高长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汪德全审 判 员 涂 甫审 判 员 许云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冯 超书 记 员 王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