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32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远遥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远遥社区。法定代表人：李文潭，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岱鹏，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住所地威海市东山路**。法定代表人：李吉光，支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嘉慧，山东德衡（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安海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安海社区。法定代表人：苗丽芹,该居委会主任。上诉人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远遥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远遥社区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威海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以下简称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及原审被告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安海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安海社区居委会）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4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远遥社区合作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承担。事实和理由：1.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远遥村村委会）不是《合同书》的主体，无权签署《解除联营合同、章程协议书》，合同解除行为无效。《合同书》的签订主体为威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山东威海市远遥实业发展总公司。山东威海市远遥实业发展总公司系受《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约束的独立法人企业，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责任，至今仍正常开业经营。基于合同相对性，远遥村村委会因不是联营合同的当事人，无权行使山东威海市远遥实业发展总公司的权利义务，合同解除行为无效，远遥村村委会不应承担责任。再者，从2014年23号批复等改制文件看，远遥村村委会职能和名称变更为安海社区居委会,而远遥社区合作社系农户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成股权，农民作为股东的合作社，与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性质有天壤之别，与山东威海市远遥实业发展总公司系属两个法律主体，故远遥社区合作社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被告，更不能承担责任。2.案涉1993年联营性质《合同书》及1999年《解除联营合同、章程协议书》等均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判决远遥社区合作社承担责任错误。根据（1986）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规定，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隶属这些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规定，党政机关和隶属党政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不得参与经商。联营合同的主体应为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党政机关及隶属于其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等不能成为联营合同的主体。本案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不具有签订联营合同的主体资格，且参与联营损害公共利益，故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绝对无效。在《合同书》无效的情况下，《解除联营合同、章程协议书》《还款协议书》无效。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作为国家机关，其对于一般商业机构对法律强制性规定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故对于合同无效及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应负主要责任。3.在试验站没有注销的情况下，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主张所谓的债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试验站处于吊销状态，吊销是发生法定的严重违法行为或不接受管理，由主管机关作出的一种行政处罚。即非依相对人申请，而由有权机关依职权强制中止其资格、资质、身份的行为，这与注销具有明显区别。试验站处于吊销状态，没有经过评估、审计、合议等法定清算行为，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主张所谓的289万元债权不能确定。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本案为联营合同纠纷，即案涉债权与联营合同相关，仅仅依照《借款协议书》约定，即认定远遥社区合作社应向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偿还案涉款项，案由应直接认定为借款合同纠纷。既然本案为联营合同纠纷，且在签订《解除联营合同、章程协议书》时，同时签订《还款协议书》，则应认定《还款协议书》为《解除联营合同、章程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解除联营合同、章程协议书》与《还款协议书》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否则将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现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尚未全部履行《解除联营合同、章程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却要求远遥社区合作社履行《还款协议书》约定的付款义务不当。一审法院支持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的全部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5.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还款协议书》约定，案涉款项应于2002年9月前付清，远遥社区合作社于2000年1月3日第一次偿还款项，7年之后，于2007年、2008年偿还了第二笔、第三笔款项，共计70万元。2007年偿还第二笔款项时，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的诉讼请求己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007年第二笔、2008年第三笔款项的偿还仅代表远遥社区合作社对该两笔已偿还款项的确认，对剩余未偿还款项并未予以确认，剩余未偿还款项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提供的2009年11月11日的《催款通知书》及顺丰速运单据一页，远遥社区合作社并未收到，《催款通知书》也未向远遥社区合作社送达。顺丰速运单据为复制件，不能证实其真实性，不能作为真实有效的证据，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快递中的物品为《催款通知书》。综上，针对诉讼时效问题，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向远遥社区合作社主张过案涉债权，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出具的证据既属于单方制作，又无法证明向远遥社区合作社成功送达，所有作为证据的快递远遥社区合作社都未签收过，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不能证明诉讼时效期间内向远遥社区合作社真实主张过该笔债权，故该笔债权现早己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事实与理由：1.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享有案涉债权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还款协议书》第二条明确载明本协议与解除联营合同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也就是还款协议约定的义务独立于解除联营协议发生法律效力。对于远遥社区合作社所提出的联营合同和解除联营合同的效力问题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远遥社区合作社提出的异议应另行诉讼解决。2.即便像远遥社区合作社所称，相应的合同因主体问题导致无效，但并不能直接导致相应的结算条款或合同返还义务无效，由此远遥社区合作社的异议应另行通过诉讼主张或提起反诉，而不能在本诉中一并主张。3.联营合同的签订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是合法合规的。还款义务的主体并不是试验站，所以试验站的注销情况或吊销情况与本案远遥社区合作社所承担的还款义务没有直接关联。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案涉债务约定最后一笔款项的付款时间为2002年9月前，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为2002年10月。2002年至2008年期间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多次通过口头和电话等方式向远遥社区合作社催要债权，由于远遥社区合作社同意还款，故未向其发送书面催款函，在2007年、2008年远遥社区合作社向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还款，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后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分别于2009年11月11日、2011年2月24日、2013年1月10日、2015年1月6日、2016年12月1日向远遥社区合作社送达《催款通知书》，至2019年8月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安海社区居委会未陈述意见。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219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20%向原告支付自2000年9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1月28日，威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布威编（2000）9号文件，威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更名为威海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2001年3月23日，威海市政府办公室发布威政办发（2001）29号文件，威海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更名为威海市渔政渔港监察支队。2016年7月20日，威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布威编（2016）40号文件，威海市渔政渔港监察支队与中国海监威海市支队职能整合，组建为威海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2018年11月30日，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发布威环政字[2018]162号文件《关于对孙家疃街道申请撤并、设立社区居委会的批复》，同意撤销海北等现有14个社区居委会，设立安海等八个社区居委会。安海社区居委会据此成立。2019年8月25日，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办事处出具情况说明，说明安海社区居委会是在撤销远遥社区居委会之后成立的，属于新成立的社区居委会，而不是由远遥社区居委会更名而来。2014年7月10日，威海市环翠区村（居）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威环农改组发[2014]23号文件《关于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远遥社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权分配方案的批复》，该批复同意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远遥社区居民委员会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权分配方案，设立远遥社区合作社，新设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要承担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远遥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一切债权、债务（包括隐形债务），切实保障居民委员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远遥社区合作社于2014年8月5日成立。1993年3月1日，威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甲方）与山东威海市远遥实业发展总公司（乙方）签订一份联营合同书，约定合资成立威海市海珍品增养殖试验站。甲方负责海参、鲍鱼育苗车间、锅炉房及办公室、住宿等附属设施新建改建所需资金的筹借，乙方负责提供现有的场地、厂房以及拥有使用权的增养殖海域。所需资金利息、底播增殖等海区的租金（每年干海参1000斤、租赁费5万元）及生产流动资金，由试验站支付。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合同期满，按每年所形成利润，甲乙方各得50%。合同期限届满，固定资产残值甲乙双方各分50%。合资期限13年，自1993年3月至2005年12月底。1999年9月3日，威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与远遥村村委会签订一份《解除联营合同、章程协议书》，约定双方的联营体“威海市海珍品增养殖试验站”，经董事会决定予以注销，注销手续由渔政监督管理处负责办理。联营体注销前，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成立清算小组，对固定资产、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算。依据联营章程的规定，清算小组成立以后，依法对联营体的固定资产、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目录，制定清算方案，提交董事会通过后执行，并向债权人、债务人发布公告。同日，双方还签订一份《还款协议书》，载明：经威海市海珍品增养殖试验站第十三次董事会讨论决定，解除威海市渔政处与孙家疃远遥村联营。现就解除联营后远遥村欠市渔政处款项达成如下协议：共欠款289.00万元，分三年付清。2000年9月前付30.00万元，2001年9月前付130.00万元，2002年9月前付129.00万元。本协议与解除联营合同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并于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1999年9月9日，威海市海珍品增养殖试验站作为移交单位，远遥村村委会作为接收单位，威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作为监交单位，签署一份《账目资产移交清单》，清单中对试验站的资产账目情况进行了罗列。该清单载明，资产共计5420824.73元，负债共计5029809.71元，资本公积24万元，未分配利润151015.02元；并载明：原双方联营协议规定海区租金及占用渔政处资金利息，均有增殖站经营损益中列支。94年到99年8月海区租金159万元、渔政处资金利息144万元，但该站实际经营情况，这两项资金从未兑付过，经协商由双方各自负担。最后载明：共计经双方协商，应付渔政处304.88万元，减为289万元，三年内付清。后远遥村村委会分别于2000年1月3日、2007年2月26日、2008年1月22日分别还款10万元、10万元、50万元，共计70万元。双方对威海市海珍品增养殖试验站未办理清算，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该试验站被威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1年11月吊销营业执照。针对被告主张的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告提供下列证据：1.日期为2009年11月11日催款通知书一份以及顺丰速运单据一页（系复印件），原告认为该证据证实原告曾于2009年11月11日向被告邮寄送达催款通知书，要求被告偿还欠款。对此被告认为，其催款通知书中没有远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的签收内容，村委会没有收到。而且顺丰速运单属于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具有证据效力；2.日期为2011年2月24日催款通知书一份及EMS特快专递单据一页（复印件），原告认为该证据证明原告曾于2011年2月24日向被告邮寄送达催款通知书，要求被告偿还欠款。对此被告认为，催款通知书没有远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签收内容，原告提交的EMS快递单是复印件，没有原件，不能作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3.日期为2013年1月10日催款通知书一份、2013威海卫证民字第63号公证书一份及工作记录一份原告认为该证据证实2013年1月10日，原告向被告送达了催款通知书，送达通知书内容及过程均经威海卫公证处公证。对此被告认为，至2013年1月10日早已超过诉讼时效；4.日期为2015年1月5日的原告的专题会议纪要一份以及2015年1月6日的原告工作人员送达记录一份。原告认为证据证实原告于2015年1月5日原告就向被告追要欠款一事，召开专题会议，议定专人负责送达催款通知书，原告工作人员于2015年1月6日向被告送达了催款通知书，送给了被告当时的负责人李文谭，但李文谭没有签字签收。对此被告认为，原告通过开会的方式安排人员向被告催收，由于原告主张该事实的证据均是原告单方面出具，不具备证据效力。同时，该会议纪要内容也不符合事实，在2015年1月5日，远遥村村委会已经改名为远遥社区居委会，显然是原告为应付诉讼而专门制作了专题会议纪要。经被告核实李文谭，李文谭称从未收到过原告交付的任何催收材料。5.日期为2016年12月1日的催款通知书一份及快递单据一份（复印件），原告认为，原告于2016年12月1日向被告发出了催收通知，但被告拒收快递，快递被退回。对此被告认为，该份速运单信息载明已经退回原地址，该份材料没有送达被告。6.日期为2016年12月6日的威海日报公告材料一份。原告认为该证据证明2016年12月，原告通过威海日报公告的形式向被告主张了债权，对此证据被告不予认可。2016年3月2日，威海市渔政渔港监察支队以被告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办事处远遥社区居民委员会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鲁1002民初1391号民事裁定，以原告起诉的被告主体有误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威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更名为威海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后威海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更名为威海市渔政渔港监察支队，后威海市渔政渔港监察支队与中国海监威海市支队职能整合，组建为威海市海洋与渔业监督检查支队。故原告系原威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更名及职能整合而来，依法应当承继原威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的债权债务。故原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远遥社区合作社是经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而设立，根据改革方案，设立的该经济合作社要承担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远遥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一切债权、债务（包括隐形债务），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远遥社区居民委员会系由远遥村村委会更名而来，故被告远遥社区合作社应当承担原远遥村村委会的债权、债务，本案因联营产生的债权债务应当由被告远遥经济合作社享有和承担。被告安海社区居委会属于新成立的社区，不应承担本案因联营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双方签订的有关联营的《合同书》《解除联营合同、章程协议书》《还款协议书》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系有效协议，当事人应当遵照履行。联营关系经双方同意解除后，双方通过核算，经双方商定远遥村村委会应当支付渔政处289万元。该欠款系经对账目的核对以及双方的协商确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履行。对联营体进行清算和注销，是履行法律程序的问题，与双方商定的欠款并不矛盾。故尚未支付的欠款被告远遥经济合作社应当支付给原告。合同当事人在还款协议中约定了付款时间，后当事人未按约定支付，违反了合同约定，应当按照约定的付款时间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原告主张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20%支付利息，原告主张上浮的部分没有法律依据，对该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远遥经济合作社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本案中，从原告的行为看，原告多次在不同时间段通过公证送达、提起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说明原告没有放弃该笔债权，一直在主动主张债权。故应当认定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远遥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欠款219万元并支付利息（90万元自2001年10月1日，129万元自2002年10月1日，均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776元，由被告远遥社区合作社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遥远社区合作社提交以下证据：1.1993年3月1日威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作为甲方与山东省威海远遥实业发展总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联营性质《合同书》一份，证实案涉的还款协议书、承诺书等全部基于《合同书》而签订，该联营性质《合同书》因违反法律规定无效，相应的解除行为以及承诺还款行为均因丧失了法律上的原因而归于无效，且基于《合同书》签订的主体不同，其后所有的法律文件与该《合同书》主体不符，遥远社区合作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2.远遥社区合作社从天眼查专业版软件上下载的威海市远遥实业集团总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实合同书上约定的合同主体正常经营存续至今，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应与其进行交易、清算，并向其进行追偿，而不应向远遥社区合作社进行追偿。3.远遥社区合作社从天眼查专业版软件上下载的威海市海珍品增养殖试验站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实合同书载明的联营体威海市海珍品增养殖试验站目前处于吊销状态，与其后的解除合同书和承诺书等载明的注销不一致。该试验站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那么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应由政府主管部门指定的清算组在企业出现解散的法定事由时，依照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规定和法定的步骤进行清算，而清算步骤有11步，必须依次进行后，再分配剩余财产，现尚未完成清算，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主张债权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经质证，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认为，证据1系复制件，真实性需要远遥社区合作社提交原件后核实，即便该份合同书真实，也与本案无关联，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主张还款的直接事实依据是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而联营合同签订和履行行为的效力不应属本案的审理范围。远遥社区合作社认为解除联营的原因行为无效导致案涉债权无效，其应另行主张。且即便联营合同无效，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是互相返还。本案涉及的债权就是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在联营时所投入的资金，所以即便远遥社区合作社通过另诉确认合同无效，根据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更应该返还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所投入的资金。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还款协议约定的义务主体是远遥村村委会，对于最终承担还款义务的主体也已经环翠区法院一审、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发回重审，又经环翠区法院重审，在多次庭审审理过程中以及相应的法律文书中已经确定承担义务的主体就是本案远遥社区合作社，涉及主体问题的证据在上述案件中非常充分。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因为还款协议的义务主体并不是试验站，而对于远遥社区合作社提到的试验站的吊销应由相应部门做清算，此权利应由试验站自行主张，与本案无关联，也与远遥社区合作社无关联。因为即便企业是吊销状态，企业的主体资格仍然存在，相应的权利应由企业自行主张。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还款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远遥社区合作社应否承担还款责任；二、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焦点一，案涉《还款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远遥社区合作社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案涉《还款协议书》加盖远遥村村委会印章，对于该协议书的真实性远遥社区合作社并无异议。《还款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与远遥村村委会签署的《账目资产移交清单》列明的内容一致，且远遥村村委会已经实际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应认定该《还款协议书》为合法有效协议，远遥村村委会应按照协议约定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向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支付剩余款项219万元。2014年8月5日远遥社区合作社成立后，根据改革文件，原应由远遥村村委会承担的还款责任应由远遥社区合作社承担。《还款协议书》已经详细列明了远遥村村委会付款的期限及金额，并且远遥村村委会已经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部分款项，在此情况下，远遥社区合作社以未完成清算、注销程序为由拒绝履行付款义务，理由不当。故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要求远遥社区合作社支付剩余款项219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远遥社区合作社上诉主张远遥村村委会并非《合同书》的签订主体，无权签署《还款协议书》，不能成为本案被告，不应承担责任，但远遥村村委会已经签订了《还款协议书》，该《还款协议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即应受《还款协议书》约束。远遥社区合作社主张《合同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无效，导致《还款协议书》无效，但从《还款协议书》的签订背景看，其系为了处理《合同书》解除后的后果而签订，具有结算、清理性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故远遥社区合作社该上诉理由亦不成立。关于焦点二，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还款协议书》约定远遥社区合作社自2000年起至2002年止分三次将款项支付完毕，远遥村村委会分别于2000年、2007年、2008年支付部分款项，故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08年重新开始计算。一审中，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提交了2009年至2016年期间向远遥社区合作社邮寄的催款通知书、快递单、公证书、专题会议纪要等，虽然部分证据系复制件，但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实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在该期间内一直在积极主张债权，并于2016年通过诉讼主张权利，故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远遥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76元，由上诉人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远遥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俊生审判员  郭庆文审判员  王玲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李亚男书记员陈俣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