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2民终78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琳，女，1987年8月19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杰（谭琳母亲），女，1963年9月2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卫祥，系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男，1973年4月1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超，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钧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天通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麻柔鹏，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妮，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谭琳因与戴卫祥、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还原事实真相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时上诉人申请公开审理，一审法院依旧不公开审理此案。上诉人要求一审法院调取另案录音录像资料，一审法院以仅存储1个月为由未予调取。故一审程序违法。2.一审未认定戴卫祥律师违反执业道德，扣留上诉人法律文件，泄露上诉人隐私，打击报复等事实，属遗漏基本事实。3.一审已查明戴卫祥律师的各种违规行为，却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进行认定，并不支持上诉人关于退还全部咨询费和代理费的主张，实属处理不当。4.上诉人在一审时要求戴卫祥律师本人出庭应诉，以便查清案情，一审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了上诉人的要求，系适用法律错误。 戴卫祥不同意谭琳的上诉请求，主要答辩意见如下：1.本案涉及未成年人隐私，一审未公开审理符合法律规定。2.谭琳关于答辩人在自闭症群体里散播谣言，毁坏其声誉，将其移出微信群的主张均无据证明。3.谭琳无据证明离婚案件的庭审笔录记录有误，从庭审笔录的内容可知，其在自己出庭的第二次庭审中拿出了购车发票原件，一审未支持其此项主张无误。4.人民法院电子诉讼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原文是在案件审结后按时将有保存价值的电子诉讼文件归档，归档期限与纸质诉讼材料的归档期限相同，而非所有的庭审录音录像均需与纸质诉讼材料的保存材料相同，故一审法院未能调取到另案庭审录音录像并不存在程序违法。5.谭琳在一审中明确表示答辩人完成了法律咨询服务，谭琳已收到了咨询费发票，无据要求退还咨询费。6.答辩人依法履行了受托义务，且在此过程中依法办事，不存在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不同意谭琳的上诉请求，主要答辩意见如下：1.谭琳虽然是患病儿童的法定监护人，但是其没有权利做出可能侵害孩子权益的行为，一审法院为保护患病孩子的合法权益，不公开审理并无不当。2.一审判决书与谭琳起诉状之间的个别文字表述差别，并未影响一审判决结果。3.谭琳要求离婚案件和本案公开审理与其关于戴卫祥律师泄露其隐私的主张前后矛盾，其关于“一审法院刻意删除庭审录像”、“戴卫祥律师去法官处偷换证据”、“一审法院刻意改变她的陈述、改变事实”等主张，均系毫无证据的主观臆断。 戴卫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谭琳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受托为谭琳代理人期间，尽职尽责，依法调取了大量证据，不存在反应迟缓，无故拖沓的问题，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谭琳于除夕当晚给上诉人发红包，上诉人未查明发送人即接收，将其视为新年祝福，查明后已向谭琳退还，谭琳至今未收，不属于代理律师私下接受当事人红包的情形，不违反律师法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3.谭琳基于自身原因单方解除代理合同，不应退还任何费用。 谭琳不同意戴卫祥的上诉请求，主要答辩意见如下：1.戴卫祥故意拖延，不采取变通方式向答辩人及时交付所调取的材料。2.戴卫祥对所调取的材料中存在明显错误不予承认，还多次阻挠答辩人调取证据。3.答辩人是基于戴卫祥律师不履行代理人职责而要求解除合同，戴卫祥律师也同意，所收律师费应当退还。4.戴卫祥律师收取咨询费后未做任何工作，应当退还咨询费。 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同意戴卫祥的上诉请求。 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谭琳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戴卫祥律师对原告所求反应迟缓，无故拖沓，未能做到恪尽职守”与事实不符，且既无法律依据，也有违常识。2.一审法院认定戴卫祥律师私下接收当事人微信红包，违反律师法关于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为的有关规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谭琳单方解除《委托律师代理合同》，而非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一审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认定该合同已解除，系适用法律错误。4.根据《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之规定，谭琳单方解除合同，律师费和其它费用不予退还。 谭琳不同意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主要答辩意见如下：1.本案未成年儿童的隐私在另案中已尽数泄露，不存在以保护为由不公开审理的情形。2.戴卫祥律师多处陈述不实，故意泄露谭琳的隐私。3.关于庭审录像的保存问题，应由法院作出解释，不能由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来解释，这关乎本案基本事实问题。4.戴卫祥存在私自违法调取证据的事实。5.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对答辩人人格的评判属主观臆断。 戴卫祥同意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 谭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000元及咨询费1500元；2.判令二被告返还辽Ｂ×××××号车辆的购车发票原件及王凯传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工资单三张原件；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2日，原告谭琳以委托人身份在授权委托书中签名、委托戴卫祥、余国凡（实习）在其与王凯传离婚纠纷一案中为其参加诉讼的委托代理人。同年同月同日，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收取原告谭琳咨询费1500元。2017年1月27日，被告戴卫祥律师收取了原告谭琳发送的新年快乐微信红包200元。2017年2月7日，原告谭琳母亲张玉杰代原告谭琳与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原告谭琳认可该合同。合同约定，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谭琳委托，指派戴卫祥、余国凡（实习）律师担任原告与王凯传离婚纠纷案诉讼的委托代理人，原告谭琳授予代理律师的代理权限为：代为参加诉讼，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和解、调解、代为调取房屋、车辆、社会保险、公积金信息，代为取证、查阅案卷、代收法律文书。代理律师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依法履行职责，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合同签订之日，原告先向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1万元。如果原告单方解除本合同，所收律师费和其它费用不予退还。本合同有效期自委托之日起至本案一审判决时止。同年同月同日，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收取原告谭琳律师费1万元。2017年2月15日，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派员到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调取了案外人王凯传的车辆信息；同年同月同日，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派员到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了案外人王凯传的房屋信息；2017年2月16日，原告谭琳通过微信询问被告戴卫祥调取对方考勤跟工资银行卡记录；2017年2月17日，原告谭琳通过微信告知被告戴卫祥：“加班工资也有疑问，单位少算钱了。十一一天也不休。不到考勤能不能调出来……”。2017年2月17日，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完成了起诉状的撰写并到法院办理好立案手续，并代原告交纳案件受理费；2017年2月21日，本院受理了原告谭琳诉被告王凯传离婚案件[案号：（2017）辽0202民初451号]。2017年3月6日，原告谭琳通过微信向被告戴卫祥要沙区法院调取的笔录。2017年3月9日，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派员签收开庭传票。2017年4月5日，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派员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调取原告第一次离婚诉讼案件[案号为（2017）辽0204民初43号]法庭审理笔录（第一次）。原告谭琳分别于2017年4月6日、4月10日、4月11日，通过微信向被告戴卫祥要沙区法院调取的笔录。2017年4月10日，被告戴卫祥代原告谭琳向一审法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事项：1、请求调取被申请人王凯传2016年2月至今工资收入；2013年4月（登记结婚）至今的住房公积金及住房补贴；中信银行（1个账号）2013年4月（登记结婚）至今的银行交易流水（含工资、奖金）。2017年4月11日，被告戴卫祥通过微信发给原告从沙区法院调取的庭审笔录。2017年4月12日，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派员到大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高新园区办事处调取了案外人王凯传的社会保险信息。2017年4月14日，原告谭琳通过微信告知被告戴卫祥：“……除他工资。还有单位福利待遇跟考勤记录要调、十月加班费用有问题”。2017年4月17日，被告戴卫祥作为原告谭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一审法院受理的原告谭琳诉案外人王凯传离婚案件第一次开庭审理的诉讼。在该此庭审中原告方向法院提交的证据目录及庭审笔录中均没有提交辽Ｂ×××××的购车发票及王凯传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工资单的记载。被告戴卫祥曾向案外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谷庆荣发问“2014年11月30日发票的金额是含税的金额是168800元，为什么和你刷第175800元不一致？”2017年6月5日，原告谭琳通过微信询问被告戴卫祥“他十一加班情况调完了么？还有福利”。2017年6月9日，被告戴卫祥通过微信发给原告前程网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工资明细及王凯传的调取证据申请书（2017.4.18）。该日，原告通过微信询问被告戴卫祥：“这是他的工资加各福利待遇么？咱调取他的各个卡的记录的调查令提交了么”；“还有他十一加班情况的出勤记录也没有”；“福利待遇中信银行应该给出具证明呀。这个证明是他科室同事提交的”；“福利没调的话重新申请调一下吧。还有十一期间考勤值班情况”；“咱们提交的调取申请书是什么样的？”。2017年6月12日，被告戴卫祥在与张玉杰交谈中表示：你说的另外发的东西，需要我们举证，不配合的话，跟法官去调了，没有调出来……；你需要用你的人脉、资源，因为通过法院这边，中信银行福利待遇合法的途径不行……。张玉杰当日到大连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找到相关负责人，询问其单位出具的工资单中工资是如何计算的及福利、考勤、加班等为何不给出具，负责人答复：有特别要求的，应该让法院写清楚，要求哪个调哪个。2017年6月13日，张玉杰和原告另一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国凡一起到法院递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及鉴定申请书，申请书中均系张玉杰代原告谭琳签字，调取证据申请书中载明请求事项：1、请求法院调取被申请人在其单位（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处的2015年1月至今工资清单明细（与发给个人的工资单明细项目一致）、2016年10月1日-10月7日加班工资明细、奖金情况及银行各项福利待遇（包括服装、亚惠卡、洗衣卡、理发卡、生日卡、手机费等）；2、请求法院调取被申请人2014年11月考勤、2016年9月考勤，（包括2017年1月-3月请假半个月的事由）；6、被申请人中信银行、大连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等银行卡流水等8项请求。鉴定申请书中有张玉杰代谭琳签字的，留存于被告戴卫祥自己的诉讼卷宗，法院卷宗内的鉴定申请书是被告戴卫祥代原告签字，但载明的内容是一致的。2017年6月15日，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杰在被告戴卫祥处取走14项证据，并在证据清单中签名，写有“原件已取走”字样。2017年6月19日，原告谭琳与其母亲张玉杰到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在原告谭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杰与戴卫祥谈话中，被告戴卫祥表示：委托人确实有点不满意，责任主要在我这……；张玉杰向被告戴卫祥要汽车发票原件，被告戴卫祥表示：发票是谭琳给的复印件；张玉杰问被告戴卫祥：我让你调是从1月份，你这些是从2月份……被告戴卫祥表示：我们从2月份起诉的；张玉杰表示要解除合同，被告戴卫祥表示：行，写解除就行；原告谭琳表示：我直接写给法院不就行了么；被告戴卫祥表示：我得留个复印件；张玉杰表示：我们去法院提，法院能通知你；被告戴卫祥表示：法院没有义务告诉我，解除合同随时随地。当日，原告谭琳向本院递交撤销诉讼代理人申请书，该申请书中载明：本人与王凯传离婚纠纷一案，原委托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戴卫祥律师及余国凡（实习）担任诉讼代理人。现本人申请撤销代理权，律师将不再担任本人的诉讼代理人。2017年8月3日，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原告谭琳诉案外人王凯传离婚诉讼。原告谭琳本人出庭。在该次庭审笔录第9页记载：原：5-2、购车收据一份（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发票一份（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2017年8月15日，大连市律师协会惩戒与考核委员会向原告谭琳出具《受理通知书》，决定受理其投诉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戴卫祥一案。2017年9月29日，张玉杰在《谭琳离婚案移交材料明细》中签名，该明细中载明，序号：10，材料名称：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王凯传）、份数：2、页数：2、备注：复印件。2018年1月23日，一审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原告谭琳诉案外人王凯传离婚诉讼，在庭审中原告谭琳表述：购车发票在我这里，但已经被我的委托代理人戴律师遗失了……王凯传表述：车辆行驶证、登记证和购车发票在我手里。在本案诉讼期间，原告于2020年4月22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调查（2017）辽0202民初451号案件三次庭审录音录像申请，因一审法院保存庭审同步录音、录像使用院内监控系统，该系统存储时长为1个月，已过保存期限，无法提供。2020年4月24日，一审法院将该调查结果告知原告谭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杰。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原、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原、被告间围绕委托关系形成的收据、合同等书面文件反映了行为人的意识表示，一审法院将据之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关于原告主张要求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咨询费1500元一节，原、被告双方关于咨询事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原告主张被告提供的咨询服务前后矛盾，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原告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咨询费，现要求二被告共同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要求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000元一节，受托律师应当充分运用专业知识，依照法律和委托协议完成委托事项，维护委托人或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托律师对委托人了解委托事项办理情况的要求，应当及时给予答复，但被告戴卫祥作为受托律师对原告所求反应迟缓，无故拖沓，未能做到恪尽职守。如：原告多次向被告戴卫祥催要其从沙区法院调取的庭审笔录，但被告戴卫祥在已经调取后迟迟未转给原告；被告戴卫祥对相关单位出具的工资明细表中的合计数据未能发现计算错误；原告谭琳曾多次要求被告戴卫祥调取离婚案件相对方的福利、考勤、加班、银行卡流水等证据，但被告戴卫祥于2017年4月10日自行向法院递交的调证申请一直不给原告看，却把对方的调查取证申请发给原告，且该调查取证申请中缺少了原告一直强调需要调取的对方的福利、考勤、加班、银行卡流水等内容。调查对方的全部收入，是委托人的正当要求，但被告戴卫祥却告知原告母亲，调取福利待遇合法的途径调不出来，需要用原告个人人脉、资源，被告戴卫祥此举有违律师执业操守。被告戴卫祥在原告提供的录音中也承认，委托人对其不满主要责任在他。被告戴卫祥私下接收原告微信红包，亦违反律师法关于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为的有关规定。被告戴卫祥以上种种行为导致原告不满，亦不再对其信任，原告由此在案件尚未审结时就撤销了被告戴卫祥的代理权，并当面告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已经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承担相应责任。本案考虑到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已部分履行案涉委托律师代理合同约定义务：为原告办理了立案手续；派员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调取庭审笔录；派员到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大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高新园区办事处调取了案外人王凯传的房屋、车辆、社会保险信息；被告戴卫祥律师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活动；在原告尚未撤销被告戴卫祥代理权前，原告委托的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另一代理人余国凡与张玉杰一起到法院递交了详细的调查取证申请，故一审法院酌定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返还原告律师代理费8000元。原告要求被告戴卫祥与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共同返还代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被告辩解系因原告单方违约解除对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的委托授权，所收律师费10,000元不应予以退还的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主张判令二被告返还辽Ｂ×××××号车辆的购车发票原件和王凯传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工资单三张原件一节，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二被告收到过原告的该证据原件，且在一审法院（2017）辽0202民初451号案件中的第一次庭审笔录中没有原告提交过该证据的记载。第二次庭审笔录中明确记载，系由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车辆发票原件。原告称此案件的庭审笔录有误，为此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2017）辽0202民初451号案件三次庭审的录像录音，因本院保存庭审同步录音、录像使用院内监控系统，该系统存储时长为1个月，已过保存期限，无法提供，原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戴卫祥明知案外人串通单位伪造工资单却对原告进行隐瞒、故意不告知；在法庭上不展现完整证据、隐瞒证据、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故意阻挠原告及法院调取证据；非法获取庭审笔录及其他材料、在法官处偷换材料等，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故判决如下：一、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谭琳律师代理费8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元，由原告负担27元，由被告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负担63元。 二审中，谭琳提交两份证据材料，证据一是一份录音资料，拟证明戴卫祥律师扣押谭琳离婚案件判决书原件的事实和张玉杰称购车发票原件仍在戴卫祥处，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回应可以继续向戴卫祥律师要。证据二是谭琳与戴卫祥微信聊天记录的4张截图，拟证明戴卫祥对不知红包是谁发送就点收的说法纯属辩解，其收红包的时间在案涉委托合同关系建立之后，而非其所称委托关系建立之前，而且戴卫祥并非立即退还红包，而是在谭琳已投诉到律协后才发起退还。 戴卫祥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戴卫祥本人未参与谈话，录音内容全是张玉杰本人自述，无据佐证。另外，张玉杰说话内容前后矛盾，所述不是事实。对微信聊天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聊天记录无法证明戴卫祥已将谭琳微信名称进行更改备注，反而证明戴卫祥已将错点红包退回，谭琳因自身原因未收取。 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同意戴卫祥的质证意见。 戴卫祥在二审中也提交了两份证据材料，证据一是戴卫祥与谭琳的微信聊天截图一份，拟证明戴卫祥在除夕夜错收的红包已向谭琳退还，但其拒收。证据二是整理后的2017年6月12日上午11:25的录音笔录一份，拟证明因谭琳母亲张玉杰曾说他有人脉，于是戴卫祥律师在未能调取到离婚案件的男方福利待遇材料的情况下，才建议张玉杰找人调取，戴卫祥律师于事后还继续与法官沟通，重新申请了调取相关材料，说明戴卫祥律师在代理期间并未放任不管。谭琳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一，2017年的1月27日，戴卫祥收取的红包；2017年10月20日，戴卫祥才在微信当中退回红包。谭琳之所以没有收取退回的红包，是因为戴卫祥的违规行为已成事实，而且谭琳正在投诉戴卫祥律师，戴卫祥律师此举明显是因为谭琳的投诉迫于压力才勉强退回红包，而不是主观思想意识到出现了问题。对于证据二，谭琳对证据的完整性提出异议，内容不连贯，属分段摘录，不能体现完整通话内容。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对戴卫祥提交的证据不持异议。 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在二审中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 对于各方在二审提交的证据，因不足以证明提交方的主张，也与案涉争议问题无关，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谭琳在一审中的两项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关于退还费用的问题。律师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一审已查明，戴卫祥律师在接受谭琳委托后，为谭琳办理了立案登记，到交警部门、房产部门、银行等多家单位调取了证据材料，还向一审法院递交了多份调证申请，并参加了谭琳离婚案的第一次庭审。因在第一次庭审后谭琳即要求解除案涉合同，戴卫祥未能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内容，但其已履行了部分受托事务，有权收取一定的报酬。一审法院酌定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向谭琳退还8000元并无明显不妥，谭琳要求全额退还其预交的10,000元代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和戴卫详都上诉主张根据合同约定，谭琳单方解除合同不能要求退还任何费用一节，案涉合同性质为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谭琳作为委托人有权随时要求解除合同，戴卫祥表示同意，且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未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异议，则视为认同解除案涉合同。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因案涉合同尚未履行完毕，一审法院酌定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向谭琳退还部分已收取的费用处理得当，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和戴卫祥不同意退还部分已收费用的作法有失公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1500元咨询费，因戴卫祥律师已向谭琳提供了法律咨询服务，谭琳接受服务后交纳了咨询费并收取收据，双方咨询服务法律关系已完结，谭琳解除案涉代理合同的行为对发生在先的法律咨询业务没有影响，谭琳要求退还咨询费的主张没有任何依据，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返还证据原件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谭琳要求戴卫祥、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向其返还两项证据原件，其对已将两项证据材料原件交付给戴卫祥、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且戴卫祥、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未曾返还负有举证责任。但谭琳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又未对离婚案件第二次庭审中自己向法院出示购车发票原件一事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反驳证据，故一审法院未支持其此项主张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无理，予以驳回。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元（三上诉人各自预交90元），由三上诉人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慧莹 审判员  王 歆 审判员  王 迪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