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赣07行终5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远县自然资源局，地址：安远县东江源大道**。法定代表人：尧章龙，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叶国庭，男，1973年12月7日生，系该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质检科科长。委托代理人：刘运进，江西微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远县涌水村刘屋组。负责人：刘文春，系该组小组长。原审第三人：安远县涌水村含水尾组。负责人：徐传来，系该组小组长。上诉人安远县自然资源局因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江西省龙南市人民法院（2020）赣0727行初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2012年4月23日，第三人含水尾组就其本组集体土地所有权向安远县国土资源局申请登记。经测绘、界址确认等地籍调查，安远县国土资源局于2012年11月15日就《关于镇岗乡涌水村农村集体土地审核结果》进行公告，且公告期内无人提出异议。2013年6月3日，安远县国土资源局向第三人颁发安集有（2013）第6742号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原告认为被告颁发上述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程序违法，遂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原告刘屋组与第三人含水尾组系涌水村相邻的村小组。2012年5月4日，涌水村村民委员会向镇岗乡人民政府出具《村民代表身份证明书》，证明经全体村民推举，刘观桂代表刘屋组农民集体负责指界和土地确权登记；刘某代表涌水村农民集体负责指界和土地确权登记。原审法院认为，因机构改革，安远县国土资源局的职责已划归安远县自然资源局，故安远县自然资源局系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11］178号）第二条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依据的文件资料包括：履行指界程序形成的地籍调查表、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等地籍调查成果等。《江西省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操作规范》第三条规定：确权发证工作流程应该经过勘查，由权利人及其相邻权利人、勾图技术员，到实地确定四至界线，对经勘查无异议的勾图技术员当场在1:1万地形图上勾绘出宗地界线，四至接界人、勾图技术员及其它踏查人员当场签名或盖章；宗地相邻一方缺席指界的，根据界线另一方所指界线或双方提供的权属图件上的界线确定，但应当将划界结果书面通知缺席方，缺席方如有异议，必须重新划界；发证前的公示应包括反映问题的渠道，即时间、、地点公示地点在相关镇、村、组等。本案中，争议土地位于原告刘屋组和第三人含水尾组之间，原告认为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安集有（2013）第6742号土地所有权证包含了争议土地，并提供了刘某出具的《证明》，载明：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调查表》时，因刘屋组组长外出，由其代签组长姓名。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调查表》中载明的刘屋组指界人“刘观桂”系其本人签名，也无法证实被告就争议土地向第三人颁发安集有（2013）第6742号土地所有权证时，已组织原告刘屋组人员到实地进行指界确认。刘某未经原告刘屋组全体村民推举，其无权代表刘屋组进行界址指认，刘某同时还代表涌水村进行界址指认，且涌水村的土地与原告刘屋组的土地相邻，故刘某虽系争议土地所在村的村主任，但并不当然有权代表原告刘屋组进行界址指认。故被告颁发安集有（2013）第6742号土地所有权证的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系因不动产登记提起的诉讼，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知道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具体时间，被告也未将划界结果通知原告，且自被告做出被诉行政行为至今，尚未超过20年。故被告主张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抗辩，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撤销安远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给第三人安远县涌水村含水尾组的安集有（2013）第6742号土地所有权证。案件受理费50元，由安远县自然资源局承担。上诉人安远县自然资源局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1.撤销江西省龙南市人民法院（2020）赣0727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2.改判驳回原审原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安远国土资源局颁发给第三人安远县涌水村含水尾组的安集有第6742号土地所有权证合法有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第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程序违法的依据仅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一份刘某的《证明》，就单纯的认定上诉人程序违法，显然系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根据《最高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证人刘某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并没有出庭作证。而原审法院就认定《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调查表》中载明的刘屋组指界人“刘观桂”系刘某代其所签的名。原审法院这样的认定明显系违法和实属草率，况且上诉人已经在庭审中要求其出庭作证，指出其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仍作出这样的决定。第二，在2019年第一次开庭后，上诉人就《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调查表》中载明的刘屋组指界人“刘观桂”的签名要求进行笔迹鉴定，但原审法院却以刘观桂不能提供当年的笔迹为由未进行任何鉴定。如果“刘观桂”的签名系刘某所为，那完全可以对刘某的笔迹进行鉴定，刘某作为当年的村主任其留下的签名肯定较多，完全可以进行鉴定，从而反映出“刘观桂”的签名是否系刘某所签。但遗憾的是原审法院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都没做，就仅凭一张《证明》就认定“刘观桂”的签名系刘某所为。并进而认定上诉人颁发安集有（2013）第6742号土地所有权证的程序违法，并给予撤销。原审法院在关键证据上的认定是如此草率，令人不服，且其认定在证人的采信上明显违法。第三，本案中不存在缺席指界的问题，权属调查结果也已公告，公告期内我局未收到任何一方的异议申请，颁发的安集有（2013）第6742号土地所有权证合法有效。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原审法院随卷移送的证据可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是指因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而产生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及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发生山林权属争议的，应先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按下列规定申请调处：（一）发生在县内的，当事人可向所在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处申请…；”据此，就先政府处理、后法院诉讼的林权争议解决程序在上述规定中均有体现。本案中，被上诉人安远县涌水村刘屋组及原审第三人安远县涌水村含水尾组对于安集有（2013）第6742号土地所有权证载的林地林木权及确切界址存在异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应该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的规定，先行向有关部门提出山林权属争议调处的请求，相关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生效以后再主张权利。被上诉人曾于2019年6月5日向上诉人提出土地确权申请，上诉人应当受理被上诉人的申请，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上诉人于2019年7月4日以案涉土地已进行确权登记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没有履行调处的法定职责。在没有生效行政处理决定对案涉争议土地进行确权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调查表》中载明的刘屋组指界人“刘观桂”的签名为刘某代签为由，认定上诉人颁证程序违法，并判决撤销安集有（2013）第6742号土地所有权证，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本案中，被上诉人应对案涉土地申请调处后再行主张权利，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案涉土地享有所有权，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颁证行为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故本院对被上诉人的起诉予以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西省龙南市人民法院（2020）赣0727行初8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安远县涌水村刘屋组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给安远县涌水村刘屋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给安远县自然资源局。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周洋发审判员  刘定丰审判员  陈煜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王豪书记员黄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