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13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净媛，女，197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房地产销售，住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茶建丽，女，1989年12月27日出生，彝族，大学文化，医美销售，住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上诉人张净媛因与被上诉人茶建丽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2927民初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4日接待了上诉人张净媛与被上诉人茶建丽核实了案件事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净媛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2927民初48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支付的学习培训费用（购买耳机的费用）人民币20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事实是：2018年11月中旬，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推销《牛得很潜能开发》项目，该项目宣传能通过高科技脑波音乐，激活人体大脑的松果体和脑细胞等，宣传学习两三天就能作诗。上诉人为了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将侄子及两个表妹送至被上诉人的培训地点培训（昆明市世纪城），支付了每个小孩6800元的费用（该费用包括培训费和耳机费），上诉人微信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了20000元的事实，支付费用后，经上诉人了解被上诉人所说的培训总部和培训学校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也没有培训资质，被上诉人存在虚假宣传和欺骗消费者的行为。1.本案中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20000元其实包括培训费和耳机费用，因为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根据被上诉人的宣传，要想达到提升学习能力的效果，必须按他们的要求购买耳机和参与他们组织的培训，所以，一审中被上诉人陈述涉案费用是购买耳机的费用。2.即使涉案费用是购买耳机的费用，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能证实被上诉人答应退还两副耳机的费用，且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上诉人要求返还支付的费用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3.根据相关规定，开办民办学校或培训机构，需要有相应的审批及资质，否则属于违法办学。一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有办理培训机构的资质，一审法院不审查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反而判决其收取的费用不予退还，属于对法律的亵渎。先不论案涉费用属于何种费用，至少该费用是被上诉人因其违法行为所得，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应予退还。4.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观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打印照片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培训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有违法开办培训班及教学的事实。上诉人认为，法院应重点审查被上诉人开办培训班及教学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有相应的资质？如果属于违法行为，依法应将涉案费用返还给上诉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茶建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1.上诉人收到的2万元资金是上诉人认购产品（3副训练耳机）的资金，并非培训费，被上诉人也从未向上诉人收取任何培训费用，上诉人不承认事实，无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其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应驳回其上诉请求。2.上诉人称将其侄子和两个表妹送至被上诉人处参加培训与事实不符，且上诉人多次更改诉讼内容和辩词，动机不纯，目的不良。事实是上诉人于2018年11月下旬通过被上诉人朋友圈了解到该项目后主动向被上诉人咨询，并于当周周末实地考察后主动提出代理意向，被上诉人详细告知上诉人代理政策，上诉人了解后于第二周带着其侄子和女儿来到被上诉人工作室，称要将其侄子训练后作为市场推广案例，让其女儿学习耳机使用方法和训练技术。其侄子了解后答应参加训练，其女儿称其愿意做项目经理。上诉人再次提出代理意向，双方约定于下周进行训练和技能学习，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垫付资金向总部订三副耳机。第三周上诉人及其侄子、女儿来到工作室，双方当面验收耳机后交给上诉人，被上诉人现场开了收据，约定第二天支付资金。耳机单价6800元/副，三副共计20400元，代理商岗前培训费2000元，合计22400元。第二天上诉人微信支付20000元，称剩余2400元过几天支付，但至今未付清。之后上诉人又带其两个表妹前来培训，故连续三四周上诉人侄子及两个表妹一直来参加培训。2019年1月中旬上诉人称孩子要考试暂时不来参加训练，要寒假过后再参加训练。后来上诉人说不想当代理了，问被上诉人未拆封的2副耳机能否退货，被上诉人明确告知不是质量问题不支持退换货，经过协商，上诉人称择日将手上2副未拆开的训练耳机送至被上诉人办公室，让被上诉人帮其代售。2019年7、8月份，上诉人询问耳机是否已经出售，被上诉人告知并未出售，并询问是否寄回上诉人，上诉人此时突然态度大变，强烈要求退货，并于几天后到昆明世纪城派出所报警，被上诉人配合做了笔录。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张净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学习培训费用人民币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相互认识。2018年11月份，原告通过被告的微信朋友圈了解到被告在做开发孩子学习潜能的培训项目，欲将其侄子及其两个表妹送至被告的培训地点培训，并与被告商定，每个小孩配一副耳机6800.00元，三个小孩的费用合计20400.00元。2018年12月9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20000.00元费用。期间，原告不定期将自己的侄子及其两个表妹送到原告工作室。后，原告认为该培训项目不能达到被告宣传的效果，遂要求被告退款20000.00元未果，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原告认为其支付的20000.00元是培训费用，被告认为原告支付的20000.00元是购买耳机的费用。另查，原告曾向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要求被告返还其支付的20000.00元，官渡区人民法院以“因合同履行地及被告住所地不在其辖区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审理中，原告提出被告有诈骗、虚假宣传的行为，一审法院告知其在七日内向有关机关反映。到期，原告未向一审提供反映情况说明。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并支付了培训费（含耳机费）20000.00元，虽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被告口头承诺两三天就能培训出来看到效果。对此，被告不认可，认为其仅收到原告支付的耳机费用，并未收取培训费，是耳机的售后服务。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对自己的主张应提交证据证明。一审认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图片》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存在的基本事实，对于被告收取的20000.00元费用的用途双方有争议，且原告亦未有其他能够证明被告应返还已收取费用的相关证据，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学习培训费用人民币2000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一）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净媛要求被告茶建丽返还学习培训费用人民币2000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0元，减半收取150.00元，由原告张净媛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证据向本院提交。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案件事实的意见，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并与被告商定”错误，事实是上诉人系应被上诉人要求为三个小孩配备了耳机并支付了费用。对一审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每个小孩配一副耳机6800元，三个小孩的费用合计20400元”错误，事实是上诉人看到被上诉人在朋友圈发布的广告后找到她，被上诉人告诉他每个学员的费用是9800元，上诉人称想要做代理，被上诉人告知代理商需要购买三副耳机并免费培训一个小孩，上诉人由此购买了三副耳机并将其侄子带到被上诉人处培训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所以上诉人之后又带来了两个小孩。对一审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诉人的异议主张无证据予以证明且对本案无实质影响，被上诉人的异议主张上诉人不予认可且被上诉人无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双方的事实异议均不认可，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其诉讼主张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举证不能的，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张净媛诉至法院，主张其与茶建丽之间为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因茶建丽未能实现其承诺的培训效果，故对张净媛支付的20000元培训费应予退还。茶建丽对张净媛的主张不予认可，认为双方之间没有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其收到的20000元系张净媛支付的三副耳机的购买费用，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在耳机无质量问题的情况下费用不应予以退还。故在茶建丽对其主张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张净媛应对双方之间系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及其已经支付的20000元款项对方应予退还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张净媛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故其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张净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张净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春梅审判员  胡代勇审判员  苏春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法官助理姜碧姝书记员马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