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再50号 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杜良国，男，1967年12月2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 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杨光琼，女，1967年8月1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系杜良国之妻。 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杜祖明，男，1994年12月1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系杜良国之子。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曹科永，贵州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游启祥，男，1974年8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市，现住贵州省兴仁市。 委托代理人:荀娅，贵州高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周兴宿，贵州高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因与上诉人游启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日作出的（2019）黔2322民初1166号《民事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向兴仁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黔2322民申6号民事裁定，对该案启动再审。2020年5月27日，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2322民再5号民事判决，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与游启祥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上诉请求：一、维持兴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2322民再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撤销兴仁市人民法院（2019）黔2322民初1166号民事调解书；二、撤销兴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2322民再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由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游启祥借款本金153140元及截止2018年1月31日的利息46087.55元，自2018年1月31日起，利息以所欠本金15314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驳回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改判驳回游启祥的诉讼请求；四、由游启祥承担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与游启祥于2015年9月19日签订的借款金额为695000元的《借据》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该《借据》对利息的约定也无效。1.游启祥长期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根据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上述《借据》签订在该司法解释之后，应受该司法解释的调整与约束。2.游启祥除了借款给本案上诉人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外，还向案外人刘金松、朱进、杨小勇、李艳等人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其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该行为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系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之强制性规定，上述《借据》合同应属无效合同。 游启祥上诉请求：一、撤销兴仁市人民法院（2019）黔2322民再5号民事判决，依法维持兴仁市（2019）黔2322民初1166号民事调解书；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再审判决认定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于2015年9月19日向游启祥借款的本金为650000元属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在第一次再审开庭时均未对2015年9月19日出具的《借据》本金为695000元提出任何意见，其代理人只是对约定的月利息2.8%有异议。《借据》中显示支付方式有转账和现金支付，按照交易习惯，45000元以现金方式交付是符合常理的。同时，《借据》系2015年9月19日出具的，而65万元的转账则是发生于2019年9月25日，如果该笔借款没有现金交易，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不可能在《借据》上的“现金”处按手印。第二，一审再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在一审法院调解时认可双方于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借款本金为44万元《借据》系双方结算后形成，对于他们自认的事实，游启祥无需举证；根据一审法院向案外人沈勇调取的笔录，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曾多次向游启祥借款，一审再审判决认定他们之间只有一笔65万元的借款，证据采信不充分。 游启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4万元及利息，利息以44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息2%从2016年6月1日开始计算至借款清偿时止；二、案件受理费由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承担。 2019年4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黔2322民初116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游启祥与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达成的如下调解协议：一、由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共同偿还游启祥借款本金440000元及利息269400元，该款项于2019年8月1日前一次性还清（还款顺序为先本后息）；二、若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未按上述履行期限按期足额给付，则游启祥有权申请执行全部款项，并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9年8月2日开始计算利息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三、游启祥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20元，减半收取计5460元，由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负担。 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再审中诉称，请求：1.撤销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2019）黔2322民初1166号《民事调解书》；2.确认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在2015年9月19日签字的借款金额为695000元的《借据》及该《借据》约定的利息无效。 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2015年9月，杜良国、杜祖明、杨光琼为偿还银行借款650000元，便与游启祥协商向其借款。2015年9月19日，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向游启祥出具《借据》一张，载明借款金额为695000元，借款用途为还银行贷款，借款期限为1月，利息按月利率2.8%计算，双方并对违约责任、纠纷解决方式等进行了约定。2015年9月25日，游启祥通过向案外人沈勇转款650000元的方式履行了借款的交付义务，而对于余下的45000元借款，游启祥没有正式履行交付义务。2016年6月1日，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再次向游启祥出具《借据》，载明借款金额440000元，借款用途为工程周转，借款期限6个月，月利息按照3%计算。双方亦同时对违约责任、纠纷解决方式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杜祖明于2016年6月3日以转账方式向游启祥支付了604500元，于2017年1月25日以现金方式向游启祥支付了1万元，于2018年1月30日以微信转账方式支付了5000元。另查明，杜祖明系杜良国与杨光琼之子。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9）黔2322民初1166号《民事调解书》是否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即该调解书应否予以撤销；二、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再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即：请求判决确认借款金额为695000元的《借据》合同无效，是否属于再审审理的范畴。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案涉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但调解协议的内容是违法的，理由为：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虽向游启祥分别出具了金额为695000元和440000元的两张借据，但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从原审至今，一直抗辩实际上仅收到650000元的借款，695000元中的45000元是预先扣除的利息，且440000元借款本金是以695000元为本金按高额利率（主张月利率8%）计算，扣除已支付的部分款项后，结算所得。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出借人提交相应的字据后，借款人否认收到相应款项的，根据证据补强规则，出借人还应当举证证明借款交付的事实，特别是金额较大的借款。本案中，两笔借款数额较大，针对695000元的借款，游启祥未充分举证证明其中的45000元已向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交付的事实，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交易习惯和交易规则，本次借款本金应依法认定为650000元，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关于预先扣除的45000元为利息，实际借款本金为650000元的主张成立；针对借款本金为440000元的借款，游启祥认可其中的20万元系以695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扣除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已支付的604500元后所剩余的本金，并主张另外240000元系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多次向其借款产生的本金。同理，根据借款合同的实践性特征及证据补强规则，游启祥未能充分举证证明交付的事实，该借款不能查证属实，不应认定为借款本金，本案借款本金实质为650000元。而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黔2322民初1166号《民事调解书》将借款本金认定为440000元并计算相应利息，事实认定错误，调解书的内容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在《借条》中约定利率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标准，且游启祥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在2020年1月16日提交的代理词中自认双方最终是按月利率2%（年利率24%）进行结算的，故一审法院在法律规定的年利率标准24%（月利率2%）范围内予以支持游启祥主张的利息，截止2016年6月3日，共计8个月零8天，650000元本金共产生利息107640元（650000元×月利率2%×8个月＋650000元×日利率0.07%×8天），按照先息后本原则，扣除申请人当日支付的604500元，尚欠本金153140元；截止2017年1月2日，共7个月零22天，153140元本金共产生利息为23797.96元（153140元×月利率2%×7个月＋153140元×日利率0.07%×22天），扣除申请人当日支付的10000元，尚欠本金153140元，利息13797.96元；截止2018年1月30日，共1年零5天，153140元本金共产生利息37289.59元（153140元×年利率24%×1年＋153140元×日利率0.07%×5天），扣除申请人当日支付的5000元，尚欠本金153140元，利息32289.59元；截止2018年1月30日，尚欠本金153140元，利息46087.55元（13797.96元＋32289.59元），故截至2018年1月30日，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应当支付游启祥的本金为153140元，利息为46087.55元，且应当从2018年1月31日起以所欠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游启祥利息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再审审理的对象是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应当围绕调解的自愿原则和合法性原则进行审理，当事人增加、变更的诉求不应超过原审审理的范围，而原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请求或主张判决涉案合同无效，并对自愿支付涉案借款及利息均无异议，且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主张涉案借款合同无效的事实依据是其在再审中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游启祥与案外人民间借贷的案件明细表、借据复印件，而该明细表载明的游启祥作为借款人的数起民间借贷案件，起诉的事实发生在本案调解书生效以后，其以新的事实来否定已生效调解书的主张不成立。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抗诉支持的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的规定，其再审中增加的关于确认涉案《借据》及《借据》约定的利息无效的诉求，不属于再审审理范畴，对其该部分再审诉求，不应支持。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主张除查明的事实外，其另外以现金方式分三次支付了游启祥合计15万元，而游启祥并不认可，其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本案中不能查证属实，对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兴仁市人民法院（2019）黔2322民初1166号《民事调解书》；二、由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游启祥借款本金153140元及截至2018年1月30日的利息46087.55元，自2018年1月31日起，利息以所欠本金15314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三、驳回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的其他再审请求。 案件受理费10920元，由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负担5460元，游启祥负担5460元。 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中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2.杜祖明、杜良国、杨光琼尚欠游启祥本金和利息是多少。 关于争议焦点1，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本案中，首先，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主张游启祥套取银行资金高利转贷进行牟利，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其次，游启祥称自己的借款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在案证据也显示本案借款系从游启祥自身名下的银行账户转出，且双方约定的利率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限额。另，游启祥虽因民间借贷纠纷与多个案外人产生纠纷，但法律并未禁止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关系。由此，案涉借款合同并不存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上诉人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上诉称“游启祥套取银行资本高利转借给借款人进行牟利，且游启祥多次、反复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长期提供资金，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案涉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游启祥与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就本案借款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法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2，杜祖明、杜良国、杨光琼尚欠游启祥本金和利息是多少的问题。第一，关于案涉借款本金的问题。虽然《借据》中注明本金为695000元，但现有证据只显示游启祥向案外人沈勇支付过650000元，对于余下的45000元，游启祥称为现金支付，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杜祖明、杜良国、杨光琼也不予认可，其称这45000元为预先从本金中扣除的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可知，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自出借人交付借款时合同生效，本案应由出借人游启祥举证证明已将余下的45000元借款交付给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而其未能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根据证据规则，确定案涉借款本金共为650000元并无不当。第二，关于尚欠本金及利息的问题。游启祥上诉主张杜祖明、杜良国、杨光琼在调解时自认440000元为结算后的本金，原调解书的内容应当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自认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本案中，虽然原审在调解时并未违反自愿原则，但根据杜祖明在调解书生效后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实原生效调解书确认的本金错误。且，即使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在原调解时自认结算后的金额为440000元，但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游启祥仍应在其后的再审程序中提供证据证明440000元借款本金的来历和来源，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和双方认可的月利率2%，按照先息后本原则，计算出尚欠本金为15314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与游启祥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452元，由上诉人杜良国、杨光琼、杜祖明负担5532元，上诉人游启祥负担109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颜虹 审 判 员 王幼封 审 判 员 张国斌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法官助理 骆俊玲 书 记 员 潘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