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81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广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法定代表人：唐华雄，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锐，北京市博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兰博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法定代表人：陈秀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向娟，天津张盈（滨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霖，天津张盈（滨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广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兰博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博公司）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40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兰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兰博公司提交的2019年6月19日结算单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1．结算单系兰博公司单方制作形成且其中部分内容（如马国强提款1701919．92元）既不是广佳公司实施也不是广佳公司委托他人实施的民事行为，该部分内容对广佳公司没有任何约束力。2．结算单中所列343310元涉及案外第三人，且该内容对应事实已涉嫌刑事犯罪，严重侵害了广佳公司的合法权益。3．结算单中所列欠款488400．94元严重失实，广佳公司实际只欠兰博公司货款129790．74元。4．赵登锋在结算单上签字行为不能视为广佳公司的行为，其签字已超出了职权范围，故结算单对广佳公司没有约束力。赵登锋于2019年2月26日才担任天津融创城项目的材料员，其并非广佳公司在天津融创城项目的材料采购负责人，其仅为2019年2月26日后的材料采购经办人，而结算单所涉大部分内容既超出了其工作期间也超出了其职责范围，赵登锋对其中大部分内容毫不知情，故其签字毫无意义。另外，赵登锋在另案广佳公司与兰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诉讼中亦出庭证实：“……兰博公司找我的时候，我和兰博公司说了，只针对2019年2月以后的情况，之前的情况我不清楚。兰博公司（说）之前的情况会再找别人确认，所以我就签了”“2019年6月结算单上面记载的2019年2月份以后的内容没有问题，但付款是别的部门负责，我不太了解”“……除了这四笔款（指2019年3月至6月的供货情况）之外，我并不清楚”，由此可以清楚看出，赵登锋在结算单上签字仅是对“2019年3月至6月的供货情况”的确认，而不是对结算单中除“2019年3月至6月的供货情况”之外所列情况的确认。5．结算单仅有赵登锋的签字没有广佳公司确认，也违反了广佳公司材料款结算流程。广佳公司是新三板挂牌上市公司，对材料款的结算是有流程要求的，施工现场的材料员只负责对送达的材料进行确认，材料款结算必须由材料供应商把签字并加盖公章的结算申请单提交给广佳公司，由广佳公司审核确认后才能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因此，仅有赵登锋的签字没有广佳公司确认的结算单对广佳公司没有约束。二、兰博公司出具的2019年7月1日结算申请单是双方最终认可的结算数额首先，2019年6月19日的结算单在前，2019年7月1日的结算申请单在后。从形成的时间看，结算单形成时间在前，结算申请单形成时间在后，两者有矛盾时，应以时间在后的为准，一审法院却错误的采信时间在前的结算单。其次，2019年6月19日结算单既没有广佳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确认，也没有广佳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故该结算单内容不是广佳公司的意思表示。2019年7月1日结算申请单上既有兰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秀贞的签名又有兰博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故该结算申请单是兰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兰博公司在2019年7月1日最终正式版的结算申请单上，并没有主张马国强项目提款和钰瑞龙公司的材料款。兰博公司向广佳公司报送结算申请单的行为，完全能够证明兰博公司已清楚的知道广佳公司对2019年6月19日结算单不予认可这一事实。最后，按照广佳公司结算流程的要求，兰博公司于2019年7月1日将签字盖章的最终的正式版结算申请单提交给广佳公司（最终的正式版结算申请单，不是材料对账单，也不是送货单）。该结算申请单是兰博公司在该项目全部权利的主张，内容是正确的，没有马国强项目提款，也没有案外人钰瑞龙公司的材料款。广佳公司经审核后同意该结算申请单的数据，并以此做为最终结算数据。综上，2019年7月1日结算申请单是有效的，2019年6月19日结算单是无效的。结算单是兰博公司单方认可的，是兰博公司单方意思表示；结算申请单是广佳公司与兰博公司双方认可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结算单与结算申请单的内容完全不同，结果大相径庭。一审法院采信没有得到广佳公司认可的且超出赵登锋权限的结算单，不采信广佳公司与兰博公司双方认可的结算申请单，错误认为“结算单亦与兰博公司出具的结算申请单所列金额并不矛盾”。三、结算单的内容与其他证据无法形成印证关系1．一审法院认定“结算单的内容与赵登锋、丁海潮微信记录形成印证关系”错误。首先，兰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秀贞给赵登锋、丁海潮发的微信内容“合计送货：3667912．58付款：2137925．2元9月支票：100万2月27日前剩余：529987．38元”。从数字上看元角分不差，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其实这是兰博公司意图用元角分不差的数据间接证明马国强项目提款确有其事且是广佳公司认可的。兰博公司在事先已知广佳公司开出529987．38元支票这一前提下，编造了“付款：2137925．2元”这一数据。在广佳公司先开支票的情况下，无论所开支票的金额是多少，兰博公司都可以编造出元角分不差的数据。其次，微信记录中有关数字均系陈秀贞分别于2019年3月3日、3月4日单方编造并单方微信发送给赵登锋、丁海潮，且内容严重失实。比如：微信中“付款：2137925．2”，而广佳公司实际付款为3496535．2元，“2137925．2”是在编造马国强项目提款1701919．92元的基础上计算而来，兰博公司为了凑数，把原本不相干的广佳公司和天津钰瑞龙建材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钰瑞龙公司）签订的材料采购合同与兰博公司和广佳公司签订的材料采购合同混为一谈，把广佳公司支付给钰瑞龙公司的343310元材料款强行列入（钰瑞龙公司的合同与本案无关，该合同已涉嫌诈骗，广佳公司已就此案向有关部门进行了报案，另案处理）。最后，丁海潮和赵登锋两人都没有在微信里认可或同意上述内容。对于兰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秀贞在微信里提及的对账一事，丁海潮和赵登锋都已口头告知过兰博公司，双方应该按照广佳公司规定的正常结算流程来对账和结算，所以没有在微信里回复，丁海潮只是礼节性回复“收到”，赵登锋只是对陈秀贞要求带支票去天津一事回复说“好的”，并非对2019年3月3日和3月4日微信内容的回应。2．马国强的证言因其与兰博公司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故不能采信，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马国强与兰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秀贞系多年好友，关系密切，也是马国强将兰博公司介绍给广佳公司的，且本案中兰博公司一直声称向马国强转款170余万元，故马国强与兰博公司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以形成印证关系为由而采信，故马国强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结算单的内容与合法的付款凭证不符。在2019年7月1日广佳公司与兰博公司双方结算时，双方一致确认兰博公司实际供应材料价款共计为4396795．54元，而广佳公司在此之前已向兰博公司支付材料款共计为4267004．60元，此时广佳公司尚欠兰博公司材料款仅为129790．94元。结算单编造了马国强提款1701919．92元的虚假事实，兰博公司为了凑数，把原本不相干的钰瑞龙公司343310元强行列入。因此，结算单的内容严重失实，与实际付款凭证不符。四、兰博公司无权就马国强提款1701919．92元要求广佳公司承担任何责任首先，广佳公司基于与兰博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向兰博公司支付的货款到达兰博公司账户后，其财产所有权即归兰博公司所有，兰博公司对该财产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和处分权。同时，广佳公司即对该款项丧失了支配权和处分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无权以广佳公司名义再对该货款进行所谓的“提款”或“扣款”，即使广佳公司书面委托他人提款，兰博公司亦有权予以拒绝。但兰博公司收到广佳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其将部分款项转给高巧云，高巧云又转给马国强个人，不管其基于何种原因或理由，这只是兰博公司对自己财产的支配及处分行为，与广佳公司均无关，广佳公司不应该也不可能对兰博公司就自己财产支配或处分行为（转款或付款）承担任何责任。其次，兰博公司将其所收部分货款汇给马国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兰博公司与马国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广佳公司无涉，兰博公司不能要求广佳公司就其或马国强实施的行为承担后果。再次，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能够证明广佳公司曾委托过兰博公司向马国强转款或曾委托过马国强向兰博公司索要款项，故马国强在没有广佳公司书面明确授权情形下实施的行为只能由其自行承担相关后果和责任，与广佳公司无关。兰博公司在没有广佳公司任何授权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把170余万元巨款给了所谓代表广佳公司的马国强（广佳公司从未委托马国强收款），违反常情常理。广佳公司强烈怀疑兰博公司与马国强双方串通，利用延期担保支票还有余额这一客观事实，恶意诉讼，意图不当得利。最后，一审法院混清了兰博公司、广佳公司、钰瑞龙公司、高巧云、马国强系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将兰博公司、钰瑞龙公司和高巧云混为一谈，将马国强与广佳公司混为一谈，并由此导致事实认定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6月19日结算单的内容“与赵登锋、丁海潮微信记录中所载对账单内容基本一致，与马国强证言及其他付款凭证内容相印证”是错误的，认定该结算单“亦与兰博公司出具的结算申请单所列金额并不矛盾”是错误的。五、案涉100万元票据不具有相应对价广佳公司于2019年2月2日向兰博公司出具的案涉100万元票据，因该票据的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5日，该票据在2019年9月4日前不具有任何财产价值，也不具有任何票据权利。案涉100万元票据并非系广佳公司为支付合同款项所出具的价款。广佳公司与兰博公司双方之间供货及货款支付情况如下：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期间，兰博公司向广佳公司先后累计供货3667912．58元，在此期间，广佳公司向兰博公司支付货款3496535．2元，尚欠171377．38元。因尚有171377．38元欠款并考虑春节后持续送货且数量较大等因素，经广佳公司与兰博公司双方协商一致，广佳公司于2019年2月2日向兰博公司出具了一份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5日金额为100万元的远期支票，出具该支票的目的系基于供货担保考虑。春节后因急需一批材料价值估算为358610元，加上原尚欠货款171377．38元，合计为529987．38元，为此，广佳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又重新开了一份出票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金额为529987．38元的延期支票。兰博公司在2019年3月份陆续送货价值578492．36元，但由于广佳公司自2019年3月1日出具金额为529987．38元支票至2019年4月10日方能到账，在这期间实际上是垫资状态，兰博公司一再声称资金压力较大，广佳公司考虑到原先对兰博公司尚有欠款171377．38元，为缓解兰博公司资金压力，广佳公司遂又于2019年3月22日向兰博公司汇款240482．02元，2019年4月11日广佳公司将原出票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支票收回并于当日向兰博公司汇款529987．38元。2019年4月份以后，兰博公司又给广佳公司送材料价值150390．40元。在2019年7月1日广佳公司与兰博公司双方结算时，双方一致确认兰博公司实际供应材料价款共计4396795．54元，而广佳公司在此之前已向兰博公司支付材料款共计4267004．60元，此时广佳公司尚欠兰博公司材料款仅为129790．94元。广佳公司向兰博公司出具的为材料供应担保的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5日的100万元支票即案涉票据，至2019年9月5日案涉票据具有票据权利时，广佳公司尚欠兰博公司货款仅为129790．94元，且兰博公司就该欠款已另案提起了诉讼，由此亦进一步证明案涉100万元票据与广佳公司和兰博公司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材料款无涉，进而可以证明案涉100万元票据不具有任何对价。兰博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广佳公司的上诉请求。兰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广佳公司向兰博公司支付票据金额100万元及利息（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9月5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以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兰博公司与广佳公司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约定，兰博公司自2018年6月起向广佳公司提供天津融创项目建设的建材。合同履行过程中，广佳公司出具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一张。支票载明：票据号码为1020113056909023，出票人广佳公司、收款人兰博公司，出票日期2019年9月5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付款用途为“材料款”。票据上加盖有广佳公司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人名章。后因该票据为空头支票，兰博公司未收到上述票据款，故诉至法院。关于上述票据款项产生的具体情况，兰博公司提交了2019年6月19日结算单一份，载明：自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兰博公司材料月结4396795．54元，广佳付款5610314．52元，项目提款（马国强）1701919．92元，结算：4396795．54（材料）+1701919．92（提款）-5610314．52（已付）=488400．94（元）。表中显示，2019年2月的广佳公司付款中100万元为延期支票，2019年3月付款中529987．38元为延期支票。结算表上有广佳公司员工赵登锋签字。另查，根据兰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秀贞与赵登锋的2019年3月3日微信记录显示，陈：“合计送货：3667912．58元付款：2137925．2元9月支票100万2月27日前剩余：529987．38元”“4月10日的延期支票，今天回天津的时候帮忙带着吧”赵：“好的”。在陈秀贞与丁海潮的3月4日微信记录里，陈秀贞向丁海潮发送了上述同样内容，丁海潮回复“收到”。3月31日陈秀贞向赵登锋微信发送对账单文件一份，赵登锋回复“收到”。对账单显示，截止2019年3月，合同税票金额5610314．58元，广佳付款额5610314．52元（含延期支票100万元和529987．38元），余欠：338010．34元。一审庭审中，双方对供货总金额、结算总金额无异议。兰博公司表示，该两张延期支票中第一张的票据款项即为本案诉争款项，第二张支票已经实际支付；结算表中载明的未支付剩余款项488400．94元，已经另案主张，正在审理过程中。同时，在该案庭审中，赵登锋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对结算单签字的真实性认可，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亦认可其系广佳公司员工并于2019年2月26日开始负责涉案工程项目材料采购工作。关于具体付款情况，广佳公司主张分别于2018年8月30日向兰博公司付款866000元、2018年11月6日付款1325939．42元、2018年12月10日付款958815．78元、2019年1月24日付款345780元、2019年3月22日付款240482．02元、2019年4月11日付款529987．38元，共计4267004．60元。兰博公司认可上述付款情况，但主张除上述金额外，广佳公司还在2018年8月付给了钰瑞龙公司一笔343310元，该笔款项对应的货物系由兰博公司实际提供，通过钰瑞龙公司走账，故总额为4610314．60元，加上本案诉争的100万元票据款，为5610314．60元（与结算表中所列5610314．52元基本相同）。广佳公司认可付给钰瑞龙公司货款的事实，但认为与兰博公司无关。兰博公司还主张上述付款中，其分别将343310元、862364．34元、496245．58元通过陈秀贞之妻高巧云账户支付给了马国强，数额总计1701919．92元，即为结算单中所列项目提款。该款项系广佳公司支付给了兰博公司，但兰博公司又转给了马国强，用于工地开支使用。马国强亦出庭认可上述事实，并陈述其与广佳公司系挂靠关系，案涉项目由马国强负责施工和管理，该款项的使用，是马国强根据广佳公司的要求进行的。广佳公司不认可其与马国强存在挂靠关系，认为其仅与马国强成立的两家公司之间签订了材料供应合同、劳务分包合同，双方仅为劳务分包关系，马国强不能代表广佳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根据法律规定，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本案中，广佳公司与兰博公司之间达成的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双方据此形成的票据结算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兰博公司主张的100万元票据款是否具有相应对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赵登锋系广佳公司在涉案工程天津融创城项目的材料采购负责人，其在2019年6月19日结算单上对双方供货、结算事实的签字确认，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且该结算单的内容与赵登锋、丁海潮微信记录中所载对账单内容基本一致，与马国强证言及其他付款凭证内容相印证，亦与兰博公司出具的结算申请单所列金额并不矛盾。上述证据中均能显示，广佳公司在诉讼前对马国强扣款、支付钰瑞龙公司款项等事实知情且未提出过异议，广佳公司对实际所欠兰博公司款项数额予以认可。案涉票据系广佳公司为支付合同款项所出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规定的有效条件，为有效票据，且该票据款具有相应对价。现兰博公司要求广佳公司支付上述票据款及逾期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广佳公司的辩称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北京广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天津兰博装饰有限公司支付票据款100万元；二、北京广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天津兰博装饰有限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二○一九年九月五日起至二○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二○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8年，广佳公司承包了天津融创城一期三标段项目精装工程后又将该工程分包，广佳公司分别与天津易信达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信达公司）、天津信达易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易诚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和《材料供应合同》，在该两份合同中均约定：马国强作为易信达公司和信达易诚公司的授权委托人负责项目全过程。《材料供应合同》中约定：工程所需的全部材料均由信达易诚公司供应，如果信达易诚公司无法提供工程所需的部分材料，需要第三方供应，由信达易诚公司委托广佳公司与第三方签订材料供应合同。在一审中，马国强作为证人出庭陈述：为上述项目需要，应马国强的要求，兰博公司将其收到的广佳公司支付的材料款中的1701919．92元转给了马国强，用于项目支出，故兰博公司实际未获得1701919．92元材料款；2019年2月，兰博公司、广佳公司与马国强进行过对账，各方确认截至2019年1月31日广佳公司尚欠兰博公司1529987．38元。兰博公司提供的赵登锋于2019年6月19日签字的结算单中载明：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兰博公司向广佳公司供应材料价款合计4396795．54元，广佳公司已付款5610314．52元（包括广佳公司向钰瑞龙公司付款343310元、案涉票据票面金额100万元）；其中在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期间，兰博公司向广佳公司供应材料价款合计3667912．78元，广佳公司已付款3839845．12元（包括广佳公司向钰瑞龙公司付款343310元），马国强提款1701919．92元；结算金额为4396795．54元（材料价款）+1701919．92元（马国强提款）-5610314．52元（已付款）=488400．94元。广佳公司认可兰博公司供应材料价款数额，主张其已付款4267004．6元（截至2019年1月31日已付款3496535．2元），不包括广佳公司向钰瑞龙公司付款343310元和案涉票据票面金额100万元。兰博公司于2019年7月1日出具的结算申请单载明：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兰博公司向广佳公司实际供货额4396795．54元，现提出结算申请，请予以审核批准。另查，关于兰博公司与广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兰博公司要求广佳公司支付剩余货款488400．94元，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兰博公司的诉讼请求。广佳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作出（2020）京02民终9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兰博公司取得案涉支票是否给付了相应对价。首先，案涉支票上填写的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5日，但广佳公司认可于2019年2月2日向兰博公司出具了该支票，即兰博公司于2019年2月2日取得了案涉支票。其次，兰博公司主张，根据其与广佳公司的对账结果，截至2019年1月31日，兰博公司向广佳公司供货3667912．58元，广佳公司已付款2137925．2元，广佳公司尚欠1529987．38元，故取得了案涉支票。广佳公司主张，截至2019年1月31日，兰博公司向广佳公司供货3667912．58元，广佳公司向兰博公司已付款3496535．2元，尚欠171377．38元，因后续供货数量较大，其向兰博公司交付案涉支票，只是作为其向兰博公司支付材料款的担保。据此，因双方主张的已付款数额不一致，导致欠款数额不一致。本院注意到，兰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于2019年3月3日向广佳公司的工作人员赵登锋发送微信，主要内容为：兰博公司已送货3667912．58元，广佳公司已付款2137925．2元并交付案涉支票100万元，剩余529987．38元再开具支票。结合兰博公司提供的2019年6月19日结算单内容，可知上述微信内容中的广佳公司已付款2137925．2元为兰博公司认可的广佳公司已付款3839845．12元（注：包括广佳公司向兰博公司已付款3496535．2元和广佳公司向钰瑞龙公司付款343310元）在扣除马国强提款1701919．92元后计算得出。虽然广佳公司对于马国强提款数额和其向钰瑞龙公司付款数额均提出异议，认为不应包括在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结算款中。但是，兰博公司提供的2019年3月微信内容和2019年6月结算单内容完全可以相互印证。除了马国强提款数额和向钰瑞龙公司付款数额外，双方对供货数额和已付款数额均不存在争议，故本案主要争议在于广佳公司的已付款项中是否应扣除马国强的提款数额。据此，广佳公司上诉主张兰博公司编造已付款2137925．2元不能成立。再次，鉴于兰博公司依据2019年6月结算单已另行提起诉讼，要求广佳公司支付欠款488400．94元，即兰博公司已将广佳公司交付的案涉支票的票面金额100万元作为广佳公司的已付款。依据该案生效判决结果支持了兰博公司的诉讼请求，兰博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因广佳公司尚欠1529987．38元故取得案涉支票，本院亦予以采纳。最后，广佳公司上诉主张应依据结算申请单的内容进行结算。本院注意到结算申请单只载明了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兰博公司向广佳公司实际供货数额，并非在扣除广佳公司的已付款后向广佳公司申请结算欠款数额，而双方恰恰在已付款上是否扣除马国强的提款数额存在争议，故广佳公司上诉主张以结算申请单作为双方最终结算依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兰博公司取得案涉支票已给付了相应对价。广佳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北京广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 菁审 判 员  罗 珊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