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461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国栋，男，1930年12月24日出生，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屹，天津银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淑英，女，1933年3月10日出生，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翠，天津君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屹，天津银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淑琴，女，1933年6月11日出生，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屹，天津银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王长浩，男，1936年2月26日出生，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屹，天津银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淑云，女，1940年9月1日出生，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翠，天津君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屹，天津银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家庆，男，197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艳，天津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彦，天津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张春燕,女,198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上诉人刘国栋、王淑英、王淑琴、王长浩、王淑云因与被上诉人刘家庆及一审第三人张春燕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1民初54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栋、王淑英、王淑琴、王长浩、王淑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家庆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徐惠贞并不识字，其系文盲是不争的事实,则《买卖房屋协议书》及《定金收据》复印件上“徐惠贞”的签名不是徐惠贞本人所签。并无证据证明《买卖房屋协议书》及《定金收据》复印件中“徐慧貞”人名私章为徐惠贞本人所有且对徐惠贞本人发生约束力,也没有证据证明这枚“徐慧貞”人名私章是徐惠贞本人亲自加盖。事实上,被上诉人举证不能,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提供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定金收据》复印件,缺乏真实性、有效性，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父亲刘起明向徐惠贞交付了房款。综上,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徐惠贞在《买卖房屋协议书》及《定金收据》上亲笔签名,并亲自加盖“徐慧貞”人名私章,不能证明徐惠贞自愿卖房并收取了售房款,《买卖房屋协议书》及《定金收据》复印件对徐惠贞不发生任何约束力。2.上诉人依法继承徐惠贞涉案房产,持有受法律保护的房地产权证书,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被上诉人持伪造的《买卖房屋协议书》及《定金收据》复印件,企图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取非法利益。一审法院未依法、依规审查《买卖房屋协议书》及《定金收据》复印件真实、有效性,采信传来证据、间接证据认定被上诉人完成举证责任,将举证责任推向上诉人。虽然徐惠贞及其子女多年没有在讼争房屋居住,但不能因此剥夺徐惠贞及其子女对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不能随意否定房屋所有权证的法律效力。原审判决的“因长期居住,还有无真实性的《买卖房屋协议书》及《定金收据》复印件,即获得房屋所有权”的思维定式,于法相悖。3.一审判决将证明《买卖房屋协议书》及《定金收据》复印件真实性、有效性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主张存在买卖房屋法律关系、且已支付全部购房款的被上诉人,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刘家庆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春燕述称，其并不清楚涉案房屋系何人所有，但确实是从上诉人王淑英女儿处购买，当时上诉人陈述房屋为他们所有，因为年龄比较大，委托给女儿办理的，房款已经支付，总价款是163万。其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家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五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6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李千钧于1951年6月取得坐落原天津市第一区二段（现和平区）××路××号砖瓦三层房屋一所（其中楼房12间）的产权。1953年10月20日，李千钧与徐惠贞（已故，系被告刘国栋之岳母、被告王淑英、王淑琴、王长浩、王淑云之母）签订《买卖房地产合同》，约定徐惠贞以100000元（价值相当于第二套人民币100元）价格购买其中三楼住房两间。1953年11月3日，双方到天津市第一区人民政府房地产交易所签订《天津市房地产买卖契纸》，并于11月18日经相关部门办理《天津市房地产所有权变更登记》，确定××路××号李千钧、徐惠贞二人共有，由李千钧持证，徐惠贞占有其中三楼两间。上述文件中，均盖有“徐惠贞”字样印章。该“惠”字与其户籍登记相同。徐惠贞购买三楼两间房屋后与家人在此居住，其子王长浩离婚后，其中301由王长浩前妻及王长浩之子居住，302由徐惠贞居住。徐惠贞购房后每年交房产税5.8元。1972年8月6日，徐惠贞与原告之父刘起明由他人代笔签订《买卖房产协议书》，内容为：“立字人买方：刘起明.卖方：徐惠贞（下简称甲乙方）於72年8月6日经双方协议，甲方买得乙方房産坐落本市和平区××路××号××楼壹间，全部地基门窗户壁俱全，经双方协议订条款如下：一.房屋设备电水表，下水道，院子，走道，厕所俱公用。二.乙方在该处三楼有两间房屋卖给甲方壹间，卖价肆佰肆拾元正。三.在72年8月31日甲方已交付乙方人民币壹佰肆拾元，在8月31（此处有修改）日甲方交付乙方收到人民币叁佰元正。四.在政府给予办理过户正式手续时，甲乙双方同去按规定办理手续。（今后房税，因甲方买乙方壹间房屋甲方交纳叁元乙方交纳贰元捌）。五.该协议在正式办理完手续后作废。六.该协议一式两份，甲、乙方各执一份。甲方：刘起明（刘起明印章）.乙方：徐惠贞（‘徐慧贞’印章）。”另有双方形成《定金收据》一份，由于该《定金收据》为复印件，两边字迹有遗漏，现可见内容为：“兹有地产坐落本市和平区××路××号××楼壹间，卖价人（民？）币肆佰肆拾元正，买方刘起明卖方徐惠贞。于72年8月6日达成协议8月16日买方交付卖方收到定金贰佰元（200元）（此处有涂改，原为壹佰肆拾元.140元，并可见‘徐慧贞’印章）。买、卖两方立协议书时，买方再付给卖方人民币贰佰（此处有涂改，原为叁佰，并可见‘徐慧贞’印章）一次付清，在中途期间买方如不买，卖方房产即没收定金作赔偿用，如卖方中途不卖买方，将买方付之定金全部退回。买卖房产之协议书已拟定完毕，待买方再交付贰佰肆拾元（此处有涂改，原为叁佰元并可见‘徐慧贞’印章），卖方将房交给买方时，双方在协议书上盖章（手印）作为依据，在中途本着协议书精神，不得额外生枝。买方刘起明（刘起明印章）.卖方：徐惠贞（‘徐慧贞’印章）。”此后，李千钧与徐惠贞于1953年10月20日签订《买卖房地产合同》原件及“徐惠真”名下1972年天津市居民房地产税交款书原件（5.8元）由刘起明保管。刘起明及其妻张铁英、子刘家庆（原告）占有使用xxx室，但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1982年11月29日，刘起明向天津市和平区甘肃路房地产管理站交纳233.69元，收款收据记载交款人为“庆成里2号徐惠珍”，收费项目摘要：“庆成里2号‘徐惠珍’大修费。”1983年3月，刘起明取得天津市和平区房地产管理局房地清查换证办公室下发通知，但未取得产权证。使用房屋过程中，刘起明及家人在讼争房屋内安装有线电视、电话、空调等设施，并按期交纳相关费用。1998年9月27日，刘起明病故。讼争房屋由其妻、子继续居住，2001年，原告搬出另住，2007年原告将其母接走，讼争房屋由原告存放物品。另查，徐惠贞于1982年5月13日病故。1998年1月5日，徐惠贞之子女王淑英、王淑琴、王淑林、王长浩、王淑云经天津市公证处公证取得《98》津证字第10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查徐惠贞于1982年5月13日因病在天津市死亡。死亡后遗有座落天津市和平区××路××号砖木楼房两间。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被继承人的父母、配偶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被继承人徐惠贞的上述遗产由其子王长浩、女王淑英、王淑琴、王淑林、王淑云共同继承。”徐惠贞子女于1998年开始持《公证书》以原房契在文革中丢失为由，向房管部门申请补办上述房屋契证，同时承诺如有产权纠纷愿承担法律责任。2002年2月房管部门向王淑英等人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确认天津市和平区庆成里2号301（面积20.1平米）、302（面积21.31平米）房屋为王淑英、王长浩、王淑琴、王淑林、王淑云五人共有，王淑英持证。2007年1月13日，王淑林病故，其夫刘国栋经我院（2007）和民一初字第017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继承王淑林在上述房屋中全部份额。2007年8月天津市和平区房地产管理局向五被告发放和平区××路××号xxx室房屋产权证，王淑英持证，五被告共有。庭审中，五被告表示讼争房屋曾由原告之母与徐惠贞同住，1973年徐惠贞被其子女接走，1974年后未再居住xxx室。2019年卖房前，讼争房屋内存有部分物品，被告不知物品归谁所有。再查，2019年6月14日，五被告与第三人张春燕签订《天津市存量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将讼争房屋卖与第三人。第三人共支付购房款1630000元，五被告确认收到全部购房款。2019年6月18日，第三人取得讼争房屋产权。2019年8月5日，第三人起诉原告占有物返还纠纷，五被告为第三人。2020年6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津0101民初57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家庆腾房并承担相关费用。庭审过程中，证人张某1出庭出具证言并接受质证，其证明主要内容为：我系张某2继子，1970年我父亲与张某2结婚后我随父亲居住庆成里2号1楼至今，与原告系老邻居。听继母说1972年徐惠贞将一间房卖给刘起明，说卖了几百元，但不能过户。1983年后，刘家庆因找不到人经常找我打听。刘家庆一家一直在庆成里生活，刘起明去世后，刘家庆将其母接走，偶尔回来看看。2019年6月，来了几个人要搬家，之后我通知了刘家庆。案件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在核实双方证据过程中，经查阅庆成里2号（地号：忠二字3／1026）天津市房地产权属登记卷宗显示，1988年3月23日，李千钧之妻张某2在办理李千钧名下房屋过户给其子李灏珑（后改名张宏）事宜过程中，向房管部门提供《关于陕西路庆成里二号李灏珑房产情况》一份，其中关于讼争房屋部分内容为：“1953—1956.这期间将三楼两间（里外间）卖给了‘徐惠珍’......‘徐惠珍’又于70年前后将其前面一间卖给了刘啟明现在住着。”同卷中存有天津市和平区公证处1991年3月做出的（91）津和证民字第187号公证书，内容为：“张宏（曾用名李灏珑）将自己所有的××路××号101号房屋赠与张某1。”对上述说明原告无异议。被告表示对证据来源无异议，对证明力、内容真实性、与本案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不对证据发表意见。1998年，被告王淑英等向和平区房管局产权科提供材料、《98》津证字第10号公证书及房管部门填写部分材料等，均存在将徐惠贞写为“徐慧贞”的情形，亦有写为“徐惠真”、“徐惠珍”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待证事实发生年代距今较为久远，时间跨度较长，确定事实难度较大。归纳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为：一.徐惠贞是否将天津市和平区××路××号xxx室卖与刘起明。二.五被告曾经取得的讼争房屋产权是否存在瑕疵及其处分行为是否为无权处分。三.五被告应否对原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三个焦点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基础。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的确定关键在于对证据的认定。根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审查判断。经质证，五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署名李灏珑和刘啟明的申请书、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一审法院调取的张某2提供材料、特别是徐惠贞与刘起明签订的《买卖房产协议书》及《定金收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于署名李灏珑和刘啟明的申请书虽然内容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的证明目的并不矛盾，但原告称该书证系用于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而原告至今保留与其所称用途不符，且无法确认系署名二人所写，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对于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人已出庭接受质证，其所证明的徐惠贞与刘起明买卖讼争房屋过程与张某2提供材料内容相符，结合证人与张某2、张某2之子李灏珑（张宏）关系及其长期居住讼争房屋院内等情况，其真实性可以确认；对于张某2提供材料，张某2系讼争房屋原产权人李千钧之妻，该身份决定其有了解真实情况的基础，且该材料形成于1988年3月并存于房管部门档案，而当时并非用于证明原、被告讼争房屋归属，故具有客观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买卖房产协议书》及《定金收据》，从形式上看确实存在一定瑕疵：付款时间金额有涂改、卖房人徐惠贞签字及印章同音不同字、《定金收据》为复印件。但综合各方当事人陈述、由当事人确认真实性的其他证据等，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理由为：1、对于涂改问题，两份证据涂改均出现在付款时间金额部分，从两份证据的文字内容可以认定为，徐惠贞与刘起明先拟定《买卖房屋协议书》内容，其中明确了两次付款时间及金额，后双方对付款时间及金额有所调整，将首次付款时间提前并增加了首次付款金额，形成《定金收据》。同时《定金收据》中约定在买方将剩余房款全部交付后双方再在《买卖房屋协议书》上盖章（手印）。原、被告在庭审中均否定两份证据中签字系双方本人所为，但《定金收据》中关于“盖章（手印）”的表述无法确定是盖章并按捺手印，亦或是盖章或按捺手印。现《买卖房屋协议书》及《定金收据》上有双方签名及印章，可以确认完成合同闭环。2、对于卖房人徐惠贞签字及印章同音不同字问题，审理中查明，无论是被告手书的材料还是被告取得的公证书，以及房管部门存档的文件等均存在将徐惠贞写为“徐慧贞”、“徐惠真”、“徐惠珍”的情形，对上述情形五被告未提出异议，故该瑕疵不能确认为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3、《定金收据》为复印件的问题，买卖房屋行为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距今时间较长，文件保存至今在客观上存在一定难度，该《定金收据》复印件不应作为孤证审查，而应综合其他证据确认其是否能够起到证明作用。对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五被告承认证据的真实性，而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在讼争房屋内添置日常生活设施、交纳相关费用并实际占有使用讼争房屋。同时，被告对原告实际保存徐惠贞与李千钧的《买卖房地产合同》以及徐惠贞名下房屋地税缴款凭证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原告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锁链，被告虽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但未能有针对性的提供相反证据。一审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徐惠贞将天津市和平区××路××号xxx室房屋卖与刘起明，刘起明交付购房款并实际占有使用讼争房屋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故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个焦点问题，关于被告曾经取得的讼争房屋产权是否存在瑕疵及其处分行为是否为无权处分。由于徐惠贞与刘起明之间买卖房屋的行为发生时，客观上无法办理产权过户，因此房屋管理部门仍将讼争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徐惠贞名下。被告王淑英等人以徐惠贞合法继承人身份办理并取得了继承徐惠贞所留遗产的公证书，又依据公证书向房管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了讼争房屋产权证。鉴于上述过程中未涉及徐惠贞已将讼争房屋与刘起明的事实，故被告取得的产权证存在瑕疵，被告非讼争房屋实际产权人，故被告无权处分讼争房屋。第三个焦点问题，被告应否对原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法律规定，权利只能由享有处分权的人行使，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则构成对他人财产的侵害。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同时，五被告在办理公证及产权证过程中承诺如有产权纠纷愿承担法律责任，故被告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讼争房屋实际产权人应为原告之父刘起明，现刘起明已去世，原告作为其唯一合法继承人有权主张权利。现讼争房屋已经一审法院判决由原告腾交第三人，被告亦确认收到第三人给付购房款1630000元，故原告主张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16300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刘国栋、王淑英、王淑琴、王长浩、王淑云共同赔偿原告刘家庆人民币163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70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国栋、王淑英、王淑琴、王长浩、王淑云共同负担（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刘家庆）。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一审审理时，被上诉人提供的《买卖房产协议书》及《定金收据》虽系复印件，但其已提供1953年10月李千钧与徐惠贞签订的《买卖房地产合同》，以及居民房地产税交款书、房屋大修费收款收据、购电证、民用燃气费、有线电视收视管理费、电话局收费通知单、张某1证言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使一审法院确信被上诉人父亲刘起名自徐惠贞处购买涉案房屋并居住使用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涉案房屋虽经五上诉人申请于2002年登记在五上诉人名下，并于2019年售予张春燕，但因五上诉人并非该房屋所有权人，其处分该房屋的行为侵害了被上诉人依法享有的对该房屋的继承权，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五上诉人赔偿相应损失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不予赔偿被上诉人损失及被上诉人应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予以解决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470元，由刘国栋、王淑英、王淑琴、王长浩、王淑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纪超审判员  康 艳审判员  张玉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梁菁菁书记员张利萍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