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5民终38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永，男，1976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燮，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花，女，1986年10月2日生，汉族，住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明，河南义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徐明利，男，1961年9月11日生，汉族，住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明，河南义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甘从明，男，1984年7月12日生，汉族，住新县。上诉人李晓永因与被上诉人李金花、原审原告徐明利、原审被告甘从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3民初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晓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燮，被上诉人李金花和原审原告徐明利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晓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3民初49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李金花的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不当得利纠纷事实没有查清，对不当得利法律构成要件的理解和运用不当，程序错误，判决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自己获得的一种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1）一方获得利益；（2）他方受到损害；（3）受益和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受益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上诉人账户存入450000元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首先，上诉人并未获得利益。本案中，甘从明向上诉人账户内存款450000元，系上诉人个人银行存款业务行为，并非从被上诉人处的获益行为。其次，被上诉人并未受损。被上诉人从其个人账户取款450000元，也属于其个人银行取款业务，并无因上诉人的行为而受损的事实。再次，被上诉人的取款行为与上诉人的存款行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更无“受益”和“受损”之因果关系问题。最后，关于“受益没有合法根据”。且不论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有受益，按照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其取款450000元系偿还上诉人配偶的借款。这说明，即便按照被上诉人的意思，上诉人如有“受益”，也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因为该“受益”系收到“还款”，只是被上诉人该主张在另案中因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了。二、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和证明标准问题。（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其账户内存入450000元款项的合法来源系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在不当得利纠纷中，主张不当得利一方应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根据一般规则，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当就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对于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应当适用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因果关系”、“没有合法根据”属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产生的两个基本法律要件事实，理应由主张不当得利存在的一方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自己“取款”行为与上诉人“存款”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且“没有合法根据”，只能由其自行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其主张主动给付上诉人款项，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对给付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情形承担举证责任，否则，被上诉人应承担不能举证的法律后果。（二）一审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上采用的证明标准不当。本案中，在被上诉人“取款”与上诉人“存款”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缺乏证据证明。首先，如前所述，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证明责任；其次，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李金花2018年3月14日上午8：53与李晓永联系询问钱转到谁的卡上”，并没有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予以佐证，且该陈述不具真实性，或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再次，被上诉人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该案件事实；最后，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取款”行为与上诉人“存款”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武断地将举证责任错误倒置给上诉人，认为“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以“高度可能性”作为定案证明标准，导致对事实认定错误。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以这样的证明标准来认定本案事实，不仅会造成法律秩序的混乱，还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道德风险。今后，只要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在同一时间段、同一银行办理金额大约相同的存取款业务的，“取款方”都可按照不当得利来恶意侵害“存款方”的合法权益，这显然是非常荒唐的。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被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的，法院不应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写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43集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指导性案例《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院在该案例中的指导意见为“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院意见指出，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在于填补其他制度所遗留的空白，而不应成为其他制度取证困难时的诉讼捷径。不应鼓励当事人脱离基础法律关系而直接以不当得利进行起诉，否则将造成不当得利的滥诉，如果当事人以某一具体法律关系先行主张不成后，再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的，法官有理由怀疑适用不当得利制度的合理性。被上诉人李金花在另案（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19豫15**民初2312号）中，曾以涉案450000元取款主张系偿还上诉人配偶张艳的借款，因其证据不足没有得到认定，本案中，李金花又转以不当得利为由向上诉人主张返还，根据上述最高院判例的指导意见，李金花本案诉讼主张不应支持。李金花只能以其在另案中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作为请求权基础，来要求其取款的450000元系偿还张艳的借款，至于其诉讼请求是否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只能取决于李金花的举证证明责任能否完成。最高人民法院上述指导案例的指导意见应当作为本案裁判参考。其一，该案例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属于类案；其二，该案例属于最高院公布的指导案例，且级别最高，应当优先参考；其三，根据最高院2020年7月31日开始试行的《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本案审理应当参考该案例指导意见。四、被上诉人在两次诉讼中存在诸多不合情理之处，其目的是为了逃避债务，进行恶意诉讼。其一，在另案中，李金花主张其450000元取款用于偿还张艳借款，如果属实，还款金额如此之大，为何不更换借条。其陈述显然不合常理，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其二，不论还款还是其他性质的转款，如此大笔金额，且银行转款业务便利，直接通过被上诉人的银行账户转入上诉人银行账号即可，为何要双方财务人员都到银行柜台进行现金交易一取一存，且分多笔。其三，不论还款还是其他性质的转款，如果李金花的取款即为甘从明的存款，如此大笔金额，为何李金花不向甘从明或李晓永索要任何凭据。其四，如果李金花真的转错钱了，事后为什么不立即向李晓永主张返还。基于上述种种不合理之处，足以表明本案中李金花起诉就是企图利用不当得利制度来逃避还款责任，纯属恶意诉讼。五、一审法院判决程序错误且对诉讼主体认定错误。第一，一审法院庭审中原告李金花承诺5日内提交取款20000元的证据，但原告并未提交该证据给被告质证，一审法院判决直接认定20000元系程序错误。第二，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李金花2018年3月14日上午8：53分与被告李晓永联系“询问钱转到谁的卡上”，但原告并未提交该证据给被告质证，一审法院判决直接对此予以认定系程序错误。第三，一审判决遗漏徐明利原告身份系对诉讼主体认定错误。本案中，李金花和徐明利在诉状中自认二人系共同原告，且不论二人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成立，一审法院判决错误地将徐明利的原告身份去掉，是对诉讼主体的认定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被上诉人在另案中因主张其取款系“还款”未被法院支持，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恶意诉讼，且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没有查清，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不当，程序错误，判决错误。请求贵院查明事实，并根据最高院判例指导精神和关于类案审理的指导意见，按照“同案同判”的审理原则，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李金花、徐明利共同辩称，一、本案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上诉人获得了利益。本案中，甘从明向李晓永账户存款的450000元来源于李金花从同一银行、同一时间节点取款的450000元，李金花将450000元交给甘从明是为了返还借张艳的800000元借款。后张艳起诉徐明利、李金花及徐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该450000元还款法院未予支持，判决徐明利仍需返还张艳借款本金800000元。张艳与李晓永系夫妻，徐明利还给张艳的450000元打到了李晓永账户，法院又判决徐明利仍需向张艳返还借款本金800000元，李晓永获利450000元是不争的事实。（二）李金花、徐明利实际损失450000元，一审中已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李金花、徐明利的损失和李晓永的受益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三）关于没有合法根据，李金花、徐明利偿还张艳的450000元因张艳和李晓永都不认可该笔还款，李晓永受益的450000元就是没有合法根据而白白受益。综上，本案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二、关于举证分配问题和证明标准问题。（一）徐明利和李晓永系亲姑表兄关系，李金花系徐明利的儿媳，在李晓永的妻子起诉徐明利、李金花和徐勇（徐明利之子、李金花丈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之前，双方关系良好。因李晓永开发新县锦绣花城项目需要资金周转，曾向徐明利借款，徐明利催要借款时，李晓永说按原来约定，待锦绣花城别墅完工，以便销售回收资金为由，又为了不让徐明利急着催还借款，就安排张艳以出借款不计息的名义给徐明利800000元，因为当时徐明利急需用钱，所以就按张艳的要求办理借款事宜。该借条约定还款时间为2018年3月15日，2018年3月14日徐明利让李金花和张艳联系先还款450000元，且当天上午8：53分李金花通过短信与李晓永联系询问钱转到谁的卡上，后张艳安排公司财务人员甘从明与李金花一起到新县农业银行香山路支行办理转账还款义务。因张艳与李晓永系夫妻关系，李金花与二人又是亲戚关系，所以就听从了安排。2018年3月14日，李金花从新县农业银行香山路支行ATM取款20000元，15时07分又从柜台取款430000元（现金并未取出），按照张艳要求李金花将20000元现金和430000元存款交给甘从明，再由甘从明分200000元和250000元两次转存到李晓永账户，李金花取款430000元的银行经办工作人员与甘从明转存给李晓永450000元的系同一人。（二）结合上述事实可知，1、李金花、徐明利向李晓永妻子张艳借款800000元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18年3月15日，李金花取款450000元用于还款的日期为2018年3月14日，正好在约定还款日期前一天；2、2018年3月14日上午，李金花向李晓永发短信询问钱转到谁的卡上；3、2018年3月14日下午15时，李金花与李晓永公司财务人员甘从明在同一时间节点出现在同一银行；4、李金花取款的450000元与甘存明转存的450000元金额相同；5、李金花办理取款和甘从明存款的银行经办人员都是杨艳华，两人办理业务前后不足8分钟。上述事实可以证明李金花为偿还张艳借款的450000元取款交给了李晓永公司财务人员甘从明，再由甘从明转存到李晓永账户。（三）为证明前述事实，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李金花的取款行为与甘从明给李晓永的存款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四）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举证说明450000元的来源合法合理，举证责任分配并无错误。三、本案李金花、徐明利起诉不当得利的系李晓永、甘从明，并不是张艳。张艳诉李金花、徐明利及徐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主体和本案并不相同。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指导案例中的诉讼主体完全相同，和本案有不同之处，本案不应以指导意见作为裁判参考。四、上诉人上诉称诉讼中的诸多不合情理之处，目的在于逃避债务，进行恶意诉讼不是事实。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甘从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李金花、徐明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李晓永返还二原告通过银行转账还款给其妻子张艳的480000元，被告甘从明对其中的450000元转账还款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受理费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4日，原告徐明利向被告李晓永妻子张艳借款800000元，双方约定2018年3月25日前还款。因到期未偿还借款，2019年11月26日，张艳向新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原告徐明利偿还借款800000元，庭审中，徐明利称，上述借款已偿还480000元，下欠金额为320000元。新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在借款期间虽然李金花账户银行账户曾有取款430000元的记录，但该款并未直接汇入张艳账户，该款是否用于偿还给原告，徐明利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徐明利已偿还480000元的质辩理由未予以采信。现原告徐明利再次起诉，要求被告李晓永返还480000元，并要求甘从明对其中45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2018年3月14日15时07分22秒，李金花在中国农业银行新县支行香山路分理处取款430000元，银行经办业务员为杨艳华；2018年3月14日14时52分30秒至2018年3月14日14时54分22秒，李金花先后四次，每次取款5000元，共计取款20000元，李金花称取款地点系中国农业银行新县支行香山路分理处，取款方式系通过ATM机自动取款；2018年3月14日15时15分54秒，被告甘从明在中国农业银行新县支行香山路分理处向被告李晓永银行账户存款200000元，银行经办业务员为杨艳华；2018年3月14日15时20分16秒，被告甘从明在中国农业银行新县支行香山路分理处再次向被告李晓永另一银行账户存款250000元，银行经办业务员为杨艳华。庭审中，甘从明称其向李晓永账户存款450000元属实，但该笔款项并不是当天李金花交给他的，当问及该450000元存款的具体来源时，被告甘从明称作为被告李晓永公司的出纳，向老板账户存款取款都很正常，每天经手的钱款很多，当天的具体情况已经记不清楚了。被告李晓永称，甘从明作为公司出纳，有时也代办其个人的相关事务，当天甘从明经手存款450000元系其个人的钱款，并非李金花交给甘从明的钱款。2018年4月12日，原告徐明利向被告李晓永账户转款30000元，庭审中，被告称因双方之间一直存在经济往来，该30000元系双方之间的正常经济往来，并非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首先，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李金花2018年3月14日上午8：53与被告李晓永联系，询问钱转到谁的卡上；当天下午原告李金花取款450000元，在原告最后一笔取款业务办理完毕不足8分钟后，被告甘从明向被告李晓永账户存款200000元，13分钟后被告甘从明再次向被告李晓永另一账户存款250000元，且双方存取款在同一营业网点，银行经办业务员为同一人。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李金花取款450000元交给甘从明，再由甘从明分两笔存入被告李晓永账户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其次，被告李晓永称当日450000元存款系其个人所有的款项，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结合被告李晓永、甘从明二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无法确定被告甘从明当日经手的450000元是否属于被告李晓永，该事实真伪不明。综上，一审法院对原告李金花取款450000元交给甘从明，再由甘从明分两笔存入被告李晓永账户这一事实予以认可；故，原告李金花要求被告李晓永退还450000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2018年4月12日，原告徐明利向被告李晓永账户转款30000元虽然属实，但结合庭审中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二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30000元系被告李晓永不当获利，故，原告徐明利要求被告李晓永返还30000元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甘从明作为经手人，并未获取任何收益，原告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晓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退还原告李金花450000元；二、驳回原告徐明利、李金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00元，原告承担750元，被告李晓永承担775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金花主张其于2018年3月14日下午先后取款450000元交给甘从明后被甘从明存入李晓永的银行账户，故李金花负有举证证明其取款450000元交给甘从明并由甘从明存入李晓永账户450000元事实的举证责任。由于李晓永的银行账户于2018年3月14日确实分两笔存入450000元款项，且一审根据李金花提交的短信记录、取款凭证、存款凭证等证据并结合存取款时间、经办人员、存取款经办地点、存取款数额等案件实际情况也认定李金花取款450000元交给甘从明并由甘从明分两笔存入李晓永账户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那么，既然李晓永辩称该450000元系其个人所有的款项，就负有证明该450000元为其个人所有的举证责任。故上诉人李晓永关于一审要求其举证证明账户内存入450000元的合法来源系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李金花在一审中提交的一系列证据虽然都是间接证据，但已经形成证据链，结合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存取款时间节点、存取款金额、存取款经办人员等案件事实，一审认定李金花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李晓永关于一审在认定案件事实上采用的证明标准不当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李金花在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3民初2312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曾主张案涉450000元取款系偿还李晓永配偶张艳的借款且被新县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但由于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3民初2312号民间借贷纠纷系案外人张艳作为原告起诉被告李金花、徐明利、徐勇要求其偿还借款800000元，而本案系李金花、徐明利作为原告起诉被告李晓永、甘从明要求其返还不当得利450000元，由于本案与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19）豫1523民初2312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主体并不相同，权利主张的对象也并不对应，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写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43集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和本案并非同类型案件，故上诉人李晓永关于本案审理应当参考该案例指导意见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虽然本案存在不合情理之处，但一审中李金花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上诉人李晓永也没有证据证明徐明利、李金花系恶意诉讼，因此李晓永关于徐明利、李金花系恶意诉讼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经查，一审中徐明利、李金花已经举证证明其于2018年3月14日取款20000元以及向李晓永发送信息的事实，故李晓永关于一审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一审认定案涉450000元是李金花取款后交给甘从明并由甘从明存入李晓永账户，而且徐明利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李晓永返还30000元的诉讼请求也被驳回，因此一审认定李晓永返还李金花450000元并无不当，故上诉人关于一审遗漏徐明利原告诉讼主体错误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李金花举证证明其取款450000元之后交给甘从明再由甘从明存入李晓永银行账户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李晓永获得利益；由于李晓永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法律依据取得该450000元，李晓永的妻子即案外人张艳也不认可该450000元系偿还之前的800000元借款，因此，李金花受有损失且该损失和李晓永的受益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一审认定本案构成不当得利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徐明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李晓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峰审判员 马 勇审判员 姚 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余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