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64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春利，男，1976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才兵，重庆市渝北区两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蓉，女，1975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才兵，重庆市渝北区两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仁强，男，197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艾林，重庆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春利、谢蓉因与被上诉人左仁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12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春利及邓春利、谢蓉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才兵，被上诉人左仁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艾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春利、谢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事实认定错误。谢蓉向左仁强的转款20000元，实际情况是邓春利持谢蓉的银行卡转账，与谢蓉无关，谢蓉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二、邓春利已于2016年3月20日向左仁强偿还8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还款金额错误。左仁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案涉借款是两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谢蓉虽然没有签字，也没有追认，但他们离婚3年后用自己银行卡转款给左仁强，从其转款行为可以认定为谢蓉知道此债务。左仁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春利、谢蓉归还借款本金128000元；2.邓春利、谢蓉按照年利率24%支付借贷期间利息从2014年6月12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邓春利、谢蓉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春利与谢蓉于1999年4月12日登记结婚，并于2015年12月16日协议离婚。2014年6月12日，左仁强通过邮储银行向邓春利转账58000元，通过重庆农商行向邓春利转账汇款70000元，两次合计128000元。一审庭审中，左仁强和邓春利均承认曾有一张128000元的借条，左仁强称前述借款口头约定的利息为月息3%，而邓春利称约定的利息为银行同期利息。2016年3月15日，邓春利向左仁强出具一张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左仁强现金160000元。一审庭审中，左仁强称此借条载明的160000元是由两部分组成（1、初始借条的128000元；2、以1280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2%计算至2016年3月15日取整后的利息32000元）。2017年8月17日，邓春利又向左仁强出具一张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左仁强现金240000元，本金160000元，月息2分。2018年7月27日，邓春利再次向左仁强出具一张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左仁强现金280000元，利息按160000元算月息2分。该借条还特别注明：“以前借条一律作废”。2019年2月2日，邓春利向左仁强转账10000元。2019年2月20日，谢蓉向左仁强转账20000元。截止本案一审开庭之日，未有证据证明邓春利、谢蓉还有其他还款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生效的借贷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其一，邓春利尚欠左仁强的借款本金是多少以及利息的计算；其二，诉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具体评述如下：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左仁强提交的个人汇款凭证、绿卡通交易明细、三张借条，并结合左仁强与邓春利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可以证实左仁强与邓春利存在128000元的借贷合同关系，之后出具的三张借条均是对128000元借款以及利息的结算和延续。另外，对于这笔借款双方最初是怎样约定的利息，其表述不一，且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各自的利率主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初始借款时对利息的约定不明。2016年3月15日，左仁强与邓春利第一次结算约定借款本金为160000元，这与2014年6月12日实际出借的款项相比增加了32000元，该160000元应视为左仁强与邓春利就之前借款（128000元）的延续以及结算的利息金额（32000元）所达成的合意，其利息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同时，因左仁强与邓春利均未明确邓春利于2020年2月2日向左仁强转账的10000元是本金还是利息，一审法院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认定该10000元应作为已付利息扣除，故2014年6月12日至2016年3月15日期间的剩余未付利息为22000元（32000元-10000元）。同理，2017年8月17日，左仁强与邓春利第二次结算后金额为240000元，与第一次结算结果相比新增利息80000元，经过计算可知，双方合意的利息已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上限，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因此，结合左仁强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利率标准，2016年3月16日至2017年8月17日的利息应按照年利率24%进行计算。2018年7月27日，左仁强与邓春利第三次结算金额为280000元，与第二次结算结果相比新增利息40000元，经过计算可知，双方合意的利息也已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上限，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因此，结合左仁强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利率标准，2017年8月18日至2018年7月27日的利息以及至本清时的利息也应按照年利率24%进行计算。对于邓春利在2016年偿还84000元的抗辩理由，邓春利虽然提供了录音光盘、建设银行账户明细以及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但该录音光盘中并没有左仁强承认收到过84000元的记载，其银行账户明细记载的70000元也不能证实邓春利将此款交付给了左仁强。另外，证人谢某出庭作证时只是陈述看到邓春利将一笔钱交付给左仁强，其并不知晓具体金额以及交付的原因，再加之证人谢某与邓春利系亲属，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亦无法单独证明偿还84000元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对于邓春利辩称的已偿还借款84000元的意见，不予采纳。另外，对于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邓春利先后三次通过借条的形式确认了诉争债务，且还在2019年1月向左仁强付息。因此，诉争债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初始借款128000元发生在邓春利与谢蓉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谢蓉未在借条上签字，也未明示追认诉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但从其实际行为上看，2019年2月20日（邓春利与谢蓉已离婚三年有余），谢蓉向左仁强转账20000元，不管是邓春利拿着谢蓉的卡转款给左仁强，还是谢蓉亲自转款给左仁强，均能说明谢蓉是知晓并默认诉争债务的，其已用自己的行为追认了诉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谢蓉应当与邓春利共同偿还诉争借款。同时，由于初始的128000元借款本金因约定利息不明，且之后有关利息的约定均是发生在邓春利与谢蓉离婚以后，由左仁强与邓春利之间进行的。因此，谢蓉仅就借款本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给左仁强转账的20000元应视为对借款本金的偿还，所以谢蓉仅就剩余的108000元与邓春利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邓春利与谢蓉应共同偿还左仁强借款本金108000元；邓春利向左仁强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分段计算：1、2014年6月12日至2016年3月15日的未付利息22000元；2、以12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6年3月16日计算至2019年2月20日；3、以10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2月21日计算至本清时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邓春利和被告谢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左仁强借款本金108000元。二、被告邓春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左仁强支付相应的利息（1、2014年6月12日至2016年3月15日的利息22000元；2、以12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6年3月16日计算至2019年2月20日；3、以10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9年2月21日计算至本清时止）。三、驳回原告左仁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30.80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5050.80元，由原告左仁强承担470元，被告邓春利、谢蓉共同承担1230元，被告邓春利承担3350.80元（此费原告已预交，由二被告在偿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给原告）。”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举示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邓春利、谢蓉上诉所涉及的全部问题，一审法院均已逐一进行了详细评述并作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本院的处理意见及具体理由与一审法院一致，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邓春利、谢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44.80元，由邓春利、谢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太平审 判 员 李 颖审 判 员 李菊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潘国伟书 记 员 王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