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5民初637号 原告：裕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东路**莲湖大厦**。 法定代表人：吕乃涛，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意，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岱鹏，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培国，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勇，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炜炜，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裕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裕昌集团）与被告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聊城高新区管委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裕昌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意、单岱鹏，被告聊城高新区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勇、胡炜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裕昌集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棚户区改造框架协议》义务，支付应付原告奖励资金共计44607.52万元，及该款项逾期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保全担保费等诉讼费用及其他因实现权利所生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 2013年11月1日，原告、被告依法签订《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棚户区改造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就军王屯片区改造开发事宜进行合作，框架协议第二条第(一)项约定“乙方(原告)作为本项目的土地唯一熟化人，负责整个项目的投资和土地一级整理。安置区部分乙方应按甲方(被告)要求对村民进行安置，商品房开发部分全部由乙方自行市场化运作。”第(四)项约定“商业开发用地均采取招拍挂方式出让，乙方按照招拍挂的价格支付土地总价款，甲方在乙方缴纳完按招拍挂土地价格结算的金额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政府奖励，用于项目建设，奖励资金总额为按招拍挂成交价计算的土地出让金总额减去协议价格(每亩176万元)计算的土地出让金总额的差额。若乙方按招拍挂成交价计算的土地出让金总额低于协议价格(每亩176万元)，则乙方按协议价足额向甲方缴纳。因本项目前期拆迁与安置区建设投资较大，甲方给予乙方每亩土地协议价款15%的奖励。” 框架协议签订后，原告全力响应高新区建设，诚实守约履约，于高新区内社会公益及工业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包括：1、九州安置区、军王屯安置区项目，前期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及安置区建设由原告垫付大量资金。2、中小学项目，原告于高新区内无偿建设完成聊城外国语学校高新区分校及聊城文轩中学高新区分校。3、山东鑫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鑫亚公司）投资；鑫亚公司作为传统工业企业，因市场变化加之经营不善，长期亏损，但基于其容纳大量就业人员，为响应政府要求，避免造成大量人员失业，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原告通过增资入股鑫亚公司及投入巨额运营资金等形式支撑公司多年发展，截至目前，鑫亚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4、医院项目。5、天桥建设。6、山东聊城阿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基于公平原则和框架协议约定，为弥补原告上述投资、垫资及营业损失，被告本应严格守信履约，通过支付奖励形式向原告提供资金补偿，且通过该种合作方式既非常有效地解决被告资金不足问题，客观上有效增添社会公共利益，又能使原告作为投资人获得增加营业机会，可谓依法实现双赢。事实上，在框架协议签署后，其项下商业开发地2014-68号宗地于2014年11月26日由原告以17073万元竞得，2014-67号宗地于2014年12月1日由原告以17335万元竞得，成交价均低于协议价格。对此，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原告积极主动向被告补足差额，但被告无故拒绝接收。 2018年5月29日，框架协议项下商业开发地块2017-46号宗地(38364平方米，约57.55亩)，原告以53217万元的价格竞得，因被告迟延办理该地块出让，直至2018年才将该地块对外挂牌，而2018年聊城市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价格异常上涨，由此导致该宗地块成交价远高于协议价。按照框架协议约定，就上述地块，被告应向原告支付44607.52万元奖励。 综上，框架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规定，双方均应严格全面履行。但截至起诉日，虽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拒绝支付上述款项。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 聊城高新区管委会辩称：双方早已不再履行框架协议，在实际合作过程中改变了合作方式，不存在再按照框架协议向裕昌奖励的问题。1、双方合作关系最终变为委托代建关系，从框架协议约定的裕昌承担建设费用变更为管委会承担建设费用，并向裕昌支付管理费、投资利润及利息，裕昌的投资已得到回报。另外框架协议中原军王屯安置区范围内的张庄、徐田两村庄的安置项目裕昌并未参与，完全与裕昌无关。2、框架协议约定中小学项目由裕昌建设，并无偿提供给相关部门，但实际上裕昌一直在收取租金及进行学费的利润分成，并且小学现在也变成裕昌自己的私立学校进行收费盈利，而该块土地实际是划拨地。3、框架协议约定项目区域内市政基础设施由裕昌负责，但实际上裕昌并未进行任何基础建设，均是管委会一方找施工单位建设，出资也与裕昌无关。4、裕昌在诉状中提到的鑫亚几个项目与土地出让金的奖励没有任何关系，大多是裕昌的商业行为，且已针对不同情况对相关公司进行了奖励。天桥是裕昌为了提升其九洲国际的商业价值主动申请建设，现在也是裕昌用来做自己的地产广告。医院项目与裕昌无关，完全由东华实业公司运营，已经由最初立项的医卫慈善项目变更为现在的疗养商业地产项目，疗养区是医院的六倍。如原告要求继续履行，根据裕昌出具的事项说明等材料，框架协议不再履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已经另行签订了委托代建协议，变更为委托代建关系，对裕昌的所有投入、利息及合理利润，管委会均进行了核算，并陆续支付，同时因框架协议不再履行，裕昌也并未按照框架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比如无偿交付学校、建设区域内全部市政基础工程、承担安置区建设费用等等，不能再要求管委会按框架协议向其补偿。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第一组证据，证据1、2013年11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棚户区改造开发框架协议》，证据2、2014年8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原告主张上述协议载明，由原告负责垫资建设九州安置区及军王屯安置区，投资建设学校、医院、天桥、山东聊城阿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鑫亚公司进行投资；被告利用财政性资金依约支付奖励（奖补）作为原告项目的建设资金和投资回报；实际开发须以原告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为前提等。原告并主张上述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被告将优惠政策作为引资条件在合同中予以肯定，具有合同对价性质，其后另行签订的具体合同、协议和相关文书原则性内容均不能与框架协议抵触，被告有义务履行上述协议。另外，被告对当时及后期的土地市场价格及土地拍卖后能够收取的财政收入已有预期，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预估的地价与土地出让金之间的差额作为双向约束的履行条件，具有真实合法以及合理性，也是被告等常年招商引资活动中探索和总结出的一套较为有效的管理机制。 被告对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框架协议约定的土地优惠政策违反相关规定，不应得到履行。框架协议的内容根本未提及项目投资，显然框架协议约定的土地优惠政策不是针对项目投资额度，而主要针对安置区建设。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裕昌集团履行了框架协议约定的义务才能获得土地优惠补偿，而双方因国家政策的变化已经改变了合作方式，裕昌集团并未按照框架协议约定的义务履行，就不可能获得框架协议约定的补偿。补充协议是要求裕昌集团按约定的时间节点完成项目的前提下，对应投资额给予奖励，而不是投资了就给予框架协议约定的优惠政策，向高新区投资是裕昌集团的商业判断和选择。 原告提交第二组证据，证据1、2013年11月17日《高新区学校建设协议》，证据2、2013年12月18日《投资合同》，证据3、《高新区长江路裕昌过街天桥建设管理协议书》，证据4、鲁产权鉴字第654号《产权交易凭证》，证据5、聊城-01-2015-006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合同补充条款》各一份，证据6、原告投资建设框架协议项下各项目的概况说明，证据7、高新区公益和工业领域原告的投资汇总、各项目投资建设合同、支出明细及支出凭证一宗，证据8、2016年聊城市城区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图、2013-2019年聊城市城区成交土地信息及成交记录截图一宗。上述证据证明：1、为履行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条款内容，落实项目投资和建设义务，原告实际对各项目进行了建设投资，投资额累计达4203207799.8元。原告又通过招拍挂方式依法取得涉案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但因被告失信违约行为，造成原告目前的投资损失。2、通过框架协议项下的合同对价176万元/亩与2016年聊城市城区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83万元/亩对比，可推算2013年聊城市城区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约60万元/亩，合同对价176万元/亩系双方考虑了新成立的高新区资金短缺的实际而高标设定，目的是通过原告的前期集中投入，更快更好地提升高新区的招商引资环境和开发营建优势，带动高新区经济发展和税收增加，进一步证明框架协议约定的支付奖励（奖补）比例及数额作为原告项目建设资金和投资回报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 被告对证据1、学校建设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学校是裕昌集团建设的无异议，但是后续的使用和经营已经完全不是框架协议的约定，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对证据2投资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确定原告是否按投资合同的约定内容进行了履行。对证据3、天桥建设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该协议的约定可知原告完全自行使用天桥进行广告宣传，从天桥的图片可以看出该天桥是建在人行道旁边，该天桥的建设并非必须，而是原告为了提升自身的房产价值而主动建设。对证据4、产权交易凭证的本身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的事实不清楚。对证据5、出让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受让主体是东华实业公司，该出让合同实际上是医卫慈善用地，而现在项目变更为地产项目，跟框架协议最初的立项不一样。对补充条款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补充条款恰恰证明了项目的变更。对证据6、项目概况现场照片没有异议，对文字说明需进行核实。对证据7、投资汇总表不清楚；对于原告的各项支出明细和凭证分别发表质证意见：1、关于项目保证金，高新区管委会已全部退还，原告方的明细账已经详细记录了管委会财政局向其退还保证金的转款记录。2、关于安置区管理费用即代建费，双方对评估机构已经出具的审计报告予以认可，并依此进行结算和支付。3、安置区建设费用，前期签订合同时确实是裕昌集团作为甲方签订，其也支付过部分款项，在双方变更为委托代建关系后，合同主体均变更为被告的平台公司九州高科，付款也是九州高科直接向施工方支付。裕昌集团之前支出的款项，九州高科已经向其支付，有一部分是在代建协议签订之前因裕昌集团欠工人款项导致施工无法进行而直接由九州高科垫付。另外，根据2015年10月的管道燃气设施配套建设合同及发票可看出，合同系九州高科与承建方签订，区域是九州安置区内，款项也是九州高科支付，说明框架协议约定的裕昌负责区域内的全部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双方并未按此履行。4、裕昌集团购置固定资产的凭证，这些资产完全属于裕昌所有，更与管委会无关。5、向鑫亚、阿华及其他项目的投资凭证，管委会已经根据相关奖励政策进行了兑现。6、学校费用，被告从裕昌集团提交的材料中找到一份证据，可以证实裕昌集团从学校处收取费用，说明其并未按照框架协议约定无偿提供给管委会。7、还有一些费用与本案无关。在框架协议早已不再履行的情况下，裕昌集团不能一方面要求管委会将上述费用全部结清，另一方面又把这些支出算作自己在高新区的投资，要求管委会再行予以补偿和奖励。 原告提交第三组证据，证据1、《聊城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确认书》一份，证据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份，证据3、《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两份。该组证据证明：2018年5月29日，原告依法竞得2017-46号地块，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6月19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原告于2019年7月19日足额缴纳完毕土地出让金；依《框架协议》约定，被告应诚信兑现投资回报优惠政策，向原告支付政府奖励44607.52万元。 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不能证明被告应向原告奖励44607.52万元，因为框架协议早已不再履行。 原告提交第四组证据，证据1、2013年11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棚户区改造开发备忘录》，证据2、2014年9月28日原被告签订的《关于高新区九州安置区项目建设造价结算办法》。备忘录载明了“军王屯安置区和九州安置区建设费用，予以冲抵商业开发部分土地出让金”。原被告此处“冲抵”的意思表示说明，原告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系“垫资”建设，《框架协议》第二条等条款项下的“乙方承担”并非被告主张的全部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对安置区建设费用依法负有支付的义务。《造价结算办法》第一条关于组织结构的约定，结合被告所提交证据《九州安置区代建委托协议》第二条法律地位的约定，可证实框架协议项下棚户区改造项目中，被告系业主和建设单位，原告系代建单位，共同成立工程管理小组、共同办理材料考察确定、签证变更等工作。故，从各合同的组织架构、职责划分等意思表述证明，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备忘录、造价结算办法、代建协议并不冲突。安置区、棚户区改造实行的是“代建制”，是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为转变安置区、棚户区项目“建管不分”的工作机制，以“建设单位代为建设项目”的形式，将政府工作重心从安置房的直接建设转移到对建设单位的监督上来，以真正实现“建管分离”的行政目的。原告作为一方建设主体按照被告“城市居民拆迁安置房一律实施代建制，农转非居民拆迁安置房鼓励实施代建制”的要求进行项目建设，对加快安置房的建设、提升安置房的品质及理顺建管机制具有重大作用。同时该结算办法说明，项目“建管分离”机制下，原告无权行使被告的政府职能，原告作为企业代政府进行项目建设，被告作为项目监督控制主体和最终受益方，理应承担项目建设资金的支付义务，即将前期原告垫付的建设资金、安置费用等予以统筹支付。被告利用国开行的“棚改贷款”予以部分支付原告的前期垫资即为例证。造价结算办法结合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备忘录、代建协议还说明，框架协议项下，原告的主体地位本身即为“代建人”性质。另外对造价结算办法与补充协议、备忘录、代建协议等合同进行说明，为促进安置区建设，双方在框架协议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资金安排、追加奖励规则，目的是使框架协议得以顺利履行。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备忘录的落款时间虽与框架协议时间是同一天，但据回忆应是在框架协议之后形成，否则不可能框架协议签订的同日针对同一事项再签署另一份材料。备忘录约定冲抵土地出让金恰恰说明了出让土地的真实意思并不是原告垫付被告结算，否则不可能同天再约定冲抵出让金。原告垫付被告结算与冲抵出让金看似最终是政府承担费用，但实际上是不同的两种方式，框架协议的意思是裕昌集团缴纳项目保证金，承担安置区的所有安置费用及其他协议约定的义务，得到的对价是在商业地挂牌时以协议价获得商业地，而裕昌集团支出安置区建设费用与竞拍商业地的时间可能间隔数年，这是截然不同的合作方式。结算办法形成于2014年9月是在代建协议之前签订，当时是因为裕昌集团欠付工人工程款导致工人年底上访、工程停工，裕昌集团给工人的解释是管委会尚未确定如何付款，在此情况下才协商签订了结算办法，为了尽快推动施工，管委会向裕昌集团先行垫付一部分工程款。原告拍地是在2018年，此时早已签订代建协议，已约定通过支付代建费的方式保证裕昌集团的利息及合理利润，不可能存在冲抵出让金的问题。2015年7月代建协议签订之后的所有付款均是履行变更后的代建关系。 原告提交第五组证据，证据1、《关于中澳国际合作医院项目寻求合作医院并变更为医养融合项目的请示》，证据2、《股权代持协议书》，证明医院项目开发主体聊城东华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原告裕昌集团，其系裕昌集团为开发医院项目专门设立的项目公司；二期变更为医养项目，系为弥补高新区医养健康项目缺乏及应对老龄化需求，同时防止医疗资源饱和浪费，基于现实情况变化由被告请示变更规划，并非被告所称系裕昌集团单方变更。 被告对请示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主张该请示报告说明了裕昌集团投资的医院并非完全是慈善事业。对代持协议书不了解。 原告提交第六组证据，高新区创城公益宣传截图一宗，证明过街天桥也由被告用于公益宣传，其性质和功能为方便人民群众生活的社会公益设施，为高新区整体市容市貌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并非被告所称原告建设过街天桥目的是发布地产广告。 被告认为所有企业都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并非仅发布一次公益广告即视为为高新区建设，该过街天桥更多的是发布原告的地产广告，提升其商业地块的价值以及对面中小学的便利性，而中小学的便利性也是提升其商业地块的价值。 被告提交第一组证据，证据1、框架协议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针对军王屯安置区和九州安置区的建设达成一致，约定由裕昌集团负责两个安置区的建设、项目区域内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并承担所有费用；裕昌集团负责中小学建设，并无偿提供给相关部门；裕昌支付项目保证金并可抵顶建设费用，余额在竣工验收后返还；政府对框架协议项下的1635亩商业开发地，给予裕昌返还协议价之外差额同时奖励15%的优惠政策。证据2、建设工程勘察合同、桩基施工合同、沉降观测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各一份，证明框架协议之后，原告与施工单位签订了部分合同，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开始进行安置区建设并承担费用。 原告对框架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称框架协议条款所约定的内容涵盖了建设范围、运作方式、费用结算、奖励补贴、违约责任等一系列内容，同时在第三条特别说明其后双方另行签订的具体合同、协议及相关文书的原则性内容不得与框架协议相抵触，除非特别约定除外。同时其后的合同协议和文书应视为框架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被告所要证明的仅仅是框架协议的其中一小项不能涵盖双方签约时以及履行时的意思表示，对于其他证据需进一步落实。 被告提交第二组证据，以证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逐渐改变了框架协议约定，从裕昌集团承担建设费用到高新区管委会直接向裕昌集团支付。证据1、2014年9月28日九州安置区结算办法一份，证据2、12345承办单一宗，证据3、2014年11月7日至2014年12月19日高新区管委会向裕昌集团支付工程款的详单及支付凭证5笔，上述证据具体证明：2014年4月九州安置区开工挖槽，8月达到第一个付款节点，工人索要工资，裕昌给施工方的解释为未与管委会确定如何结算工程价款，所以不能向其支付工程款，造成施工单位停工，在此背景下，双方签订了结算办法。签订结算办法后，管委会开始向裕昌支付工程款，但后续裕昌仍有拖欠工程款的情况。2014年底工人再次大规模上访，造成停工，管委会只能继续向裕昌支付工程款。管委会自2014年11月即开始向裕昌支付工程款，完全改变了框架协议约定的由裕昌承担建设费用及建设费用从将来的土地出让金中冲抵。 原告对证据1结算办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称从结算办法和框架协议的关系上来说，基于框架协议第三条约定该办法是框架协议的具体话的落实措施，是框架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框架协议第二条运作方式第5项、第8项的约定可以看出，九州安置区的结算方式为原告先行垫付，再由被告据实结算支付，并非被告所主张的替代了框架协议。对12345承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原告依据12345承办单的意见支付款项的行为、证明目的提出异议。从12345承办单的落款时间来看是自2014年11月20日起，这与被告所主张的造价结算办法是根据12345承办单的来源所制订相矛盾。造价结算办法是2014年9月28日签订，签订基础是根据框架协议和补充协议而非12345的承办单。对详单和支付凭证5笔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认为该支付行为也是基于框架协议、结算办法、备忘录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从事的支付行为。 被告提交第三组证据，以证明双方的合作关系最终变更为委托代建关系，并正式以合同的形式固定。证据1、2015年5月4日关于“九州安置区代建委托协议”意见函一份，证明自2015年春节后双方即开始商讨代建委托协议，针对管委会草拟的代建协议，裕昌提出自己的意见。证据2、2015年6月26日关于九州安置区代建合同相关事项说明一份，证明裕昌明确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中商业开发土地政策不能实现，要求管委会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向其支付投资的合理利润。证据3、2015年7月20日管委会两委会议纪要一份，证明针对裕昌提出的上述要求，管委会也认为原框架协议与相关政策相抵触，无法继续执行，决定工程造价以结算办法进行结算，同时确定了对裕昌投资的回报。证据4、2015年7月21日委托代建协议一份，证明双方正式签订委托代建协议，对裕昌的管理费、投资利润、利息等进行了约定。证据5、2017年11月28日裕昌关于支付九州安置区项目代建费的申请一份，证明双方已经按照代建协议履行。 原告认为证据1意见函不是原件，裕昌集团目前不存在该意见函，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对证据2相关事项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中对框架协议约定的商业开发土地优惠政策是否能够执行所做的判断是基于当时原告所掌握的政策导向做出的。但是由于国务院[2015]25号文件及山东省政府关于贯彻这个文件的通知下发后，原告又做出了相反的判断，并未主张改变框架协议中关于商业开发土地的优惠政策履行问题，同时双方并未有实际行为改变或废止框架协议的效力。原告认为证据3会议纪要仅为被告的单方意思表示，并未形成改变或废止框架协议的合议。原告对证据4九州安置区代建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框架协议第三条和九州代建协议的鉴于（目的）条款，已经明确框架协议与代建协议是主从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申请内容及2017年11月9日由九洲高科委托的第三方工程造价公司出具审计报告19份审定造价为83603万元，可以证实该申请的依据为造价结算办法所明确规定，进一步证实框架协议、代建协议、补充协议、结算办法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而非谁替代谁的性质。 被告提交第四组证据，以证明国开行贷款发放后，原告签订的施工合同全部置换为高新区管委会的平台公司九州高科为主体的合同。证据1、2016年3月16日九州棚户区改造项目资金支付确认书一份，证明管委会、九州高科、裕昌集团三方明确由管委会一方对之前的垫付款进行支付。证据2、协议书六份，证明裕昌集团、九州高科、施工单位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合同主体的变更。证据3、九州高科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三份，证明建设施工合同已经变更九州高科为甲方，这三份合同对应第一组证据中裕昌集团签订的三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据4、转账凭证三份，证明九州高科使用国开行贷款向裕昌集团支付了之前垫付的工程款。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1、从法律上来看，该宗合同并非是置换类的合同，而是在框架协议、代建协议基础之上债的加入合同。基于合同主体甲方和乙方系关联单位，甲方将自己的支付原告垫付款的义务转移至九州高科，但并不能免除框架协议项下被告的义务承担责任。2、对九洲高科支付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所主张的依据代建协议所支付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转账凭证的时间看2014年11月到12月份共发生5笔，2015年发生1笔，2016年发生2笔，2017年发生2笔，代建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5年7月，从中可以看出九州高科的支付行为所依据的文件为框架协议和代建协议及造价结算办法等，进一步证实框架协议、代建协议、补充协议、造价结算办法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而非谁替代谁的性质。 被告提交第五组证据，以证明管委会自2014年开始至2017年已经将裕昌集团支付的保证金全额返还，并未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在抵扣建设费用后返还。证据1、记账凭证一宗，证明自2014年12月2日至2017年7月5日，管委会已经将所有保证金返还完毕。证据2、2016年12月5日、2017年5月25日，裕昌集团关于返还保证金及利息的申请一份，证明裕昌集团申请将保证金返还，不再抵扣拆迁建设费用。同时裕昌集团在申请中明确要求保证金利息，这是与框架协议不一致的。2017年5月25日的申请中明确保证金的利息支付期限另行协商。证据3、2017年3月20日裕昌集团向管委会提供的法律意见书一份，证明该份意见书是在2016年12月5日的申请之后裕昌集团向管委会提交，是为了向管委会说明应该向裕昌集团支付保证金的利息。该意见书也体现了裕昌集团对框架协议与代建协议关系的认识与管委会是一致的。 原告对2014年12月2日到2017年7月5日记账凭证及原告申请返还保证金、申请返还履约金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申请的审批表记载的事项可以看出，裕昌集团先期垫付了1亿余元，截止2017年5月25日仍有9000多万元没有收回，说明原告先期资金的支出是垫付行为，也不存在代建协议替代框架协议的事实，因为框架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另行签订的具体协议及相关文书原则性内容不应与本框架协议相抵触。双方均将这些协议、具体合同以及文书视为框架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第四条第2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被告不再针对本项目范围内的安置、开发事宜与其他单位和个人进行商谈和运作。从这些约定可以看出如果被告主张代建协议完全替代框架协议应该有明确的具体的意思表示，但被告所举出的上述证据无法证实替代主张。同时在委托代建协议第10条和引言部分进一步证实委托代建协议是框架协议的附属合同，是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之上对框架协议的具体落实。 被告提交第六组证据，军王屯安置区代建招标的截图、招标文件、裕昌集团响应文件、代建协议、张庄及徐田安置区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一宗，以证明军王屯安置区建设并未按照框架协议进行，框架协议的项目之一军王屯安置区是通过招投标确定裕昌集团为代建单位，且该协议项下的工程只包括军王屯村一个村的安置任务，而框架协议约定的军王屯安置区涉及三个村。另外两个村是九州高科直接与施工单位签订的总承包合同。 原告对代建招标截图、招标文件、响应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公开招标与政府采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从证据的内容来看系政府采购项目，而非公开招标性质。2、从该三份证据与框架协议的关系上可以看出，这是落实框架协议的部分具体行为。关于代建协议、张庄村徐田村总承包合同，首先军王屯协议是框架协议的落实，两合同是主从关系（总分关系）。对于张庄村、徐田村总合同恰恰可以证实被告违背框架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具有框架协议项下违约行为。退一步说，框架协议的部分内容未被一方或者双方实际履行，并不足以导致框架协议效力的废止。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份协议约定解除或者废止框架协议关于商业开发地块优惠政策的内容，被告提交再多的实际履行证据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被告提交第七组证据，施工合同一宗，证明裕昌集团并未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框架协议项下的项目区域内的市政工程均为管委会或九州高科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建设。 原告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需进行核实，原告并称该组证据恰恰说明被告本该将框架协议项下的建设项目交由原告组织施工，但被告具有违约行为。 被告提交第八组证据，各个项目的落实情况。证据1、关于下达专项经费预算指标的通知及有关企业优惠政策兑现资金分配表、支付凭证一宗（鑫亚、阿华项目），证明裕昌集团是以出资成为两公司股东的方式进行投资，且是商业判断，对于鑫亚和阿华项目，管委会已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奖励，其利益显然归股东享有。另外，鑫亚是市政府的退城进园项目，裕昌集团是看好鑫亚在老城区的老厂区的商业开发价值进而投资成为鑫亚的股东。证据2、东华实业公司竞拍医院项目用地成交确认书、2019年9月23日九州康城项目备案证明、东华实业公司与高新区康瑞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一宗（医院项目），证明这个项目的主体是东华实业公司，与裕昌集团没有关系，且开始立项为医卫慈善用地，现在变更为东华实业公司的疗养商业地产“九州康城”，完全由东华实业公司运营，且这个项目目前刚刚启动。证据3、2014年裕昌集团与外国语学校合作办学协议书、与文轩中学合作办学协议书、2018年裕昌集团与外国语学校新的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一宗（中小学项目），证明裕昌集团建成学校后，并未按照框架协议约定无偿交给相关部门使用，而是收取租金并与学校进行利润分成。2018年裕昌集团将小学注册为自己的私立学校-阳明实验学校，委托外国语学校进行代管。裕昌集团在划拨地上建设了自己的私立学校进行收费盈利。证据4、过街天桥建设管理协议书、照片两张（天桥项目），证明天桥项目是裕昌集团为提升其九州国际地产的价值主动申请建设，裕昌集团利用自行修建的天桥做自己的地产广告，自己获益。 原告对阿华公司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称从支付凭证所附的背景资料及被告财政局文件可以证实，向阿华公司支付的是单项的优惠政策，有专门文件进行规定，与本案无关。对向鑫亚支付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所列支的财务科目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所附的背景资料及被告财政局文件进一步证实向鑫亚支付款项的行为是根据管委会2016-6号专题会议纪要所兑现的优惠政策及下达的专项经费预算500万元，专项用于山东鑫亚电控燃油喷射系统产业园项目优惠政策兑现项目，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管理支出，与本案无关。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医院项目的开发主体东华实业公司实际股东为原告，在补充协议中被告对于医院项目是由原告实施这一事实已确认。对中小学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小学完全是公益性的，对整个高新区服务功能的提升、、地价的上升等具有重大影响力同时被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收取租金和利润分成的行为，反而是原告的投入、产出明显不成正比。另外，2019年实验小学开始招生，但是原告并未收取学费而由外国语学校收取，故被告的证明目的完全为臆测。原告对过街天桥建设管理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的证明目的完全为主观臆测，从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该项设施为高新区要求原告出资兴建的公共设施，具有服务城市管理功能、方便市民出行的作用，原告利用市政公共设施做广告宣传完全不是被告所陈述的自己获益。相反，该公共设施也有高新区所做的公益广告。 被告提交第九组证据，以证明裕昌集团已拍得的五块商业地的具体情况。证据1、2014-67、68地块（九州国际）成交确认书一份，证明2014年12月裕昌集团拍得的九州国际两块地的价格为130万元每亩，低于协议价格176万元每亩，这也是裕昌集团不再愿意履行框架协议的原因之一。自2014年12月拍得土地后裕昌集团至今5年时间并未向管委会补足差额，管委会也从未向裕昌集团主张差额，是因为双方不再履行框架协议。证据2、2017-46、48地块的土地成本核算报告、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方案、46号地（涉案土地）成交确认书、48号地出让合同及交地确认书一宗，证明2018年拍得的两块商业地的土地成本为203万元每亩，如果按照协议价，裕昌支付的连土地成本都不够。起拍价为290余万元每亩，成交价为900余万元每亩，如果按照框架协议计算，两块地要奖励12亿多。证据3、2017-49地块的成交确认书一份，证明裕昌集团在2019年10月拍得的土地价格为640万元每亩，如果按照框架协议计算，该地块大约要奖励6.3亿元。框架协议项下的商业地目前大约还有1000多亩未挂牌，如果裕昌均竞买成功，按照2019年土拍单价640万元每亩估算，管委会大约要奖励裕昌集团53亿元左右，加上已拍土地的奖励，整个框架协议项下的商业开发地大约要奖励71亿元。 原告对证据1成交确认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从原告起诉状中可以证实，是原告本意向被告进行缴纳，但被告并不予接受导致目前的状况。如果被告随时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予以接收，原告随时足额缴纳差价。对证据2中46、48地块成本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48号地块经聊城仲裁委裁决解除了该出让合同，至于46号地块系本案诉争的地块，被告有义务根据框架协议的奖补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补贴和投资奖励。对证据3中2017年49号地块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被告依据框架协议的计算约奖励原告6.3亿元的目的没有异议。如果按照框架协议约定整个商业用地按照被告的估算约奖励71亿元，那也是被告在框架协议之下应履行的义务，因为原告对于高新区自设立以来做出的直接和间接的贡献超出了71亿元的货币价值。 被告提交第十组证据，证据1、裕昌集团于2018年9月25日向聊城高新区管委会提交的申请一份，该申请载明裕昌集团要求管委会修建小区道路。证明框架协议第四页第二（六）条虽约定了裕昌集团负责安置区和商业开发土地内的城市道路、排水等全部基础设施建设，但因双方后来完全改变了合作方式，裕昌集团不再履行上述义务。证据2、裕昌集团开办的阳明实验学校备案证明及裕昌集团与聊城市外国语学校的补充协议，证明聊城市外国语学校变更为裕昌的阳明实验学校，且自2019年完全由裕昌集团的阳明实验学校招生，进一步证明了裕昌集团并未将学校无偿交付管委会。另外，管委会已提交了裕昌集团与学校的合作协议复印件，证明裕昌集团收取学费分成，并非无偿交付管委会，裕昌集团虽对该复印件不予认可，但从该补充协议的表述来看，裕昌集团与学校确实存在合作协议，裕昌集团一定有该合作协议的原件，故管委会主张的裕昌集团收取一定学费分成、并非无偿提供学校的主张应当成立。证据3、2016年、2017年关于下达专项经费预算指标的通知各一份，结合被告已提交的优惠政策兑现凭证，证明管委会已向其投资项目进行了优惠政策兑现。证据4、管委会与金柱公司签订的先锋安置区的框架协议，证明高新区的开发建设不仅仅是裕昌集团参与。实际上，因为当时国家政策的调整，管委会与每个开发商的合作方式在之后均变更为委托代建方式，管委会通过支付代建管理费保障开发商的合理利润。 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称根据框架协议第二条第六项，天山路北段正是框架协议约定的被告的义务范围，原告的申请合法合理，进一步说明原、被告双方始终履行框架协议的权利和义务。原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框架协议约定，原告没有将学校交回被告的义务。办学系原、被告履行框架协议的一部分，也是一种合作办学的方式。双方明确约定原告负责整个学校的投资建设，建成后学校产权归原告所有。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与对关于鑫亚公司、阿华公司的支付凭证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4原告称不知情。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3年聊城高新区管委会成立之初，为了实施棚户区改造以及推动整个区域内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其与原告裕昌集团之间就相关事宜进行了充分协商。2013年11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了《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棚户区改造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内容:1、项目包含军王屯安置区项目、九州安置区项目和商业开发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355亩。其中，安置区占地约580亩，中小学校项目占地140亩，商业开发项目占地约1635亩。2、项目内容：（一）安置区项目包含军王屯安置区项目和九州安置区项目；(二）中小学项目按照相关规定和标准，小学规模为36个班，中学规模为36个班。开发企业须无偿建设学校，甲乙双方共同招引名校入住无偿使用，若改变用途甲方无偿收回；(三）商业开发项目。 二、运作方式。(一）甲方负责本项目的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工作，乙方为本项目的土地唯一熟化人，负责整个项目的投资和土地一级整理。安置区部分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对村民进行安置，商品房开发部分全部由乙方自行市场化运作。(二）乙方应在甲方的指导下做好本棚户区改造方案的编制工作，该方案应符合甲方棚户区改造总体规划和要求，并充分考虑村民安置、环境及经济发展等因素。(三）本项目应按照建设与拆迁同步、安置与开发同步的原则进行开发改造建设。乙方须做到项目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确保完成经甲乙双方认可的年度投资计划。(四）商业开发用地均采取招拍挂方式出让，乙方按照招拍挂的价格支付土地总价款，甲方在乙方缴纳完按招拍挂土地价格结算的金额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政府奖励用于项目建设，奖励资金总额为按招拍挂成交价计算的土地出让金总额减去协议价格（每亩176万元）计算的土地出让金总额的差额。若乙方按招拍挂成交价计算的土地出让金总额低于协议价格（每亩176万元），则乙方按协议价足额向甲方缴纳。因本项目前期拆迁与安置区建设投资较大，甲方给予乙方每亩土地协议价款15%的奖励。土地协议价格包括熟化土地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五）安置区建设所产生的费用，包括安置区征地拆迁费用、规划与设计费用、安置楼建设与配套费用及被拆迁户的货币化补偿等，由乙方承担。乙方商业开发部分和项目范围内市政基础设施占地部分的征地、拆迁、补偿等所有因整理土地所发生的费用，也由乙方承担。安置区建设标准按照国家设计建设标准规范和高新区安置方案要求执行。安置区项目采取划拨方式办理土地手续。(六）甲方负责项目区域外的城市道路、排水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乙方负责项目区域内（安置区和商业开发土地权属内）的全部基础设施建设。(七）乙方商品房建设规费与税金应按照相关规定的收费标准缴纳。安置区建设享受棚户区改造免缴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八）实行履约金制度。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交纳2亿元项目履约金。因征地拆迁所需费用乙方按需及时向甲方指定账户交纳。本项目履约金可抵顶安置区拆迁建设费用，但账户余额不得低于2000万元，安置区项目竣工验收后，项目履约金予以返还。(九）房屋搬迁及土地征收补偿，均按甲方现行有关文件标准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政策变动时，则按甲方相应变动后的政策执行。 三、未尽事宜。本协议系甲乙双方就棚户区改造项目订立的框架性协议，为保证合作项目的顺利完成，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后，还可根据每个阶段的实际情况另行签订一些具体合同与协议，或以会议纪要及其他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需要双方认真遵守的事项。但另行签订的具体合同、协议及相关文书的原则性内容均不应与本框架协议相抵触（甲乙双方特别约定时除外），甲乙双方均应将这些具体合同、协议及文书视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四、违约责任。(一）自本协议签定之日起，双方均应严格履行本协议的约定，如因甲方原因，造成征地拆迁不能如期完成，顺延项目工期。如因乙方资金不到位等原因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及经济损失则由乙方承担。(二）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不再针对本项目范围内的安置及开发事宜与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任何商谈、运作。(三）本协议签订后，如乙方不能按照协议规定执行，项目履约金不再返还，由甲方自行处理。 同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了《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棚户区改造开发备忘录》，其中备忘录载明了“军王屯安置区和九州安置区建设费用，予以冲抵商业开发部分土地出让金”。 框架协议签订后，原告在聊城高新区区域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建设，主要包括：1、安置区项目的前期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及安置区建设；2、建设聊城外国语学校高新区分校及聊城文轩中学高新区分校。3、通过增资入股鑫亚公司及以投入大量运营资金等形式支撑公司发展；4、医院项目；5、过街天桥建设；6、投资建设山东聊城阿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2013年12月，裕昌集团与勘察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勘察合同，2014年1月与桩基公司签订了桩基施工合同，2014年5月与勘察公司签订了沉降观测合同，开始了对九州安置区的建设。 2013年11月17日，原、被告签订了《高新区学校建设协议》，原告开始了学校建设。2013年原、被告双方签订了《高新区长江路裕昌过街天桥建设管理协议书》，由裕昌集团投资建设长江路过街天桥。 2013年12月，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投资合同》，约定由裕昌集团投资建设“阿华生物制药”项目。2013年12月，裕昌集团向鑫亚公司出资4135万元，成为该公司的股东。截至2014年8月，对鑫亚公司的出资额已达3.5亿元。 2014年8月1日，原、被告双方就上述框架协议及备忘录，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中双方对原告投资建设的安置区、商业开发项目、学校、医院、阿华制药项目、鑫亚公司的建设进度、投资额度以及相关奖励事宜再次进行了约定。 2014年9月2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关于高新区九州安置区项目建设造价结算办法》，约定由原、被告双方共同成立工程管理小组，共同办理材料考察确定、招标定标、签证变更签批等工作。并确定由高新区管委会委托审计单位审定相关价格，确定最终结算价款，作为高新区管委会、裕昌集团及施工方的结算依据。 2014年10月28日，裕昌集团与三家建筑公司分别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4年11月7日至2014年12月19日高新区管委会陆续向裕昌集团支付五笔工程款，合计276533000元。 2015年7月21日，山东九州国际高科发展有限公司（系高新区管委会成立的国有企业，简称九州高科）作为甲方，裕昌集团作为乙方，高新区管委会作为丙方，三方就九州安置区建设签订了《九州安置区委托代建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了如下内容：甲方委托乙方的工作内容包括负责前期工作、招标与合同签订、组织申报工程验收及竣工结算等等。工程投资及代建管理费用由乙方垫付，甲方按一定方式和节点支付给乙方，甲方并向乙方按年利率9%支付应付工程款的利息及项目总投资8%的代建报酬。 九州高科在国开行贷款获得发放后，2016年3月16日，九州高科、原告、被告达成了《九州棚户区改造项目资金支付确认书》，三方明确由九州高科对裕昌集团之前的垫付款进行支付。2016年4月20日，九州高科向裕昌集团付款25000万元，2017年1月23日付款149900508.86元，2017年3月6日付款48148448.41元。 2016年5月、6月，裕昌集团、九州高科及多家建筑公司、勘察公司经协商，将裕昌集团之前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的发包方全部置换为九州高科。2017年11月，九州安置区建设工程陆续竣工。2017年11月9日，由九洲高科委托的第三方工程造价公司出具审计报告19份，审定九州安置区的工程造价为83603万元。2017年11月28日，裕昌集团向九州高科提交了关于支付九州安置区项目代建费的申请。 2015年9月，聊城市财政局对聊城高新区军王屯安置区代建项目在政府采购网上发布招标公告，因报名的仅有裕昌集团一家公司，经专家论证后采用了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确定由裕昌集团作为军王屯安置区代建项目的实施方。2016年4月，九州高科与裕昌集团签订了代建协议。 自2014年12月2日至2017年7月5日，高新区管委会将裕昌集团交纳的履约保证金返还完毕。 2014年6月，裕昌集团分别与聊城外国语学校、聊城文轩中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书，由外国语学校或文轩中学负责学校全面的教学管理，裕昌集团负责学校的整体建设、大部分教学设施的配备、维修与更新，学校向裕昌集团给付一定的维护发展费用。 裕昌集团为开发医院项目专门设立了项目公司聊城东华实业有限公司。后为弥补高新区医养健康项目缺乏及应对老龄化需求，同时防止医疗资源饱和浪费，基于现实情况申请变更了规划，医院项目变更为医养项目，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裕昌集团根据框架协议在长江路上建造了过街天桥，该天桥具有服务城市管理功能、方便市民出行的作用。根据天桥建设协议书的约定，裕昌集团可在该天桥上发布地产广告。 原告主张上述六个项目累计投资4203207799.81元，其中安置区项目计860034520元，学校项目计224242381.17元，医院项目计166417469.73元，阿华生物制药项目217123219.20元，鑫亚项目计2734158736元，天桥项目计1231473.71元。 2014年至2018年期间，原告通过招拍挂程序在聊城高新区辖区内，陆续取得三宗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商业开发。2014年11月26日，原告以17073万元竞得商业开发地2014-68号宗地，于2014年12月1日以17335万元竞得2014-67号宗地，成交价均为130万元每亩，低于协议价格的176万元每亩。但双方未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补足差额，被告也未进行催收。 2018年5月29日，原告以53217万元的价格（单价合920余万元每亩）竞得商业开发地块2017-46号宗地，此时聊城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价格异常上涨，由此导致该宗地块成交价远高于协议价。原告认为，按照框架协议约定，就上述地块，被告应向其支付44607.52万元的奖金，原告并向被告催要上述奖金，被告未予支付，双方引发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框架协议及其备忘录、补充协议，系高新区管委会为实现辖区内的棚户区改造及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裕昌集团进行互利互惠合作而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为裕昌集团在安置区建设、社会公益、工业经济等领域实施一系列的投资建设行为，高新区管委会给予其一定奖补资金以用于项目继续建设。在后期的安置区建设中，裕昌集团的建设方式虽然发生了变更，但双方并未对奖励事宜进行特别、明确地予以变更。并且，裕昌集团在学校建设、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对聊城高新区的教育事业、工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为突出的推动作用。 关于九州安置区建设，虽然框架协议中约定，建设费用由裕昌集团承担，但同日签订的备忘录中又约定“安置区建设费用可抵顶商业开发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因为安置区建设、棚户区改造属于政府民生工程，建设经费一般由同级财政资金、上级专项补贴及政策性贷款组成。在代建协议签订前，高新区管委会已经向裕昌集团支付2亿余元前期费用及工程款，高新区管委会主张框架协议约定了安置区建设费用由裕昌集团最终承担，此与政策规定及现实操作均不符。2015年7月，双方签订九州安置区代建协议后，裕昌集团开始向高新区管委会主张垫资利息及管理费，高新区管委会虽进行了支付，但双方对于框架协议所约定的奖补政策并未明确约定废止或变更。 框架协议中约定裕昌集团无偿建设学校，但学校建设协议中又约定学校的产权归裕昌集团所有，另外，裕昌集团虽然参与了中小学的部分业务，但并不能视为框架协议约定的内容发生了变更。 虽然框架协议中未约定裕昌集团对鑫亚公司、阿华生物制药、医院、过街天桥等项目进行建设投资的内容，但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对该几个项目进行了明确约定，尤其是对鑫亚公司的巨额投资。该几项投资亦属于框架协议约定的裕昌集团的建设投资义务，其不属于裕昌集团单独的商业行为。鉴于裕昌集团对上述各个项目的建设投资行为，高新区管委会应对裕昌集团进行相应奖励。 高新区管委会在其职权内提供政策优惠的承诺，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况且框架协议对于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亦约定明确，裕昌集团须严格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法定程序，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项目土地，因此框架协议及其备忘录、补充协议中关于对裕昌集团进行奖励的约定属有效约定。另外，鉴于裕昌集团在后期安置区建设中的建设方式发生了变更，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可酌情确定高新区管委会按照框架协议约定的奖励总额的15%向裕昌集团支付奖金。鉴于安置区建设、学校建设均已完成，通过本案的处理结果可弥补裕昌集团的建设投资收益，如裕昌集团以后通过招拍挂方式受让框架协议约定范围内的其它商业地块，高新区管委会不再另行给予裕昌集团奖励。关于裕昌集团所主张的逾期支付资金占用损失，因框架协议及其他协议中均未进行约定，故对于裕昌集团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裕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66911280元的奖励资金； 二、驳回原告裕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91180元，由原告裕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050671元，被告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担34050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炜 审 判 员  孙久强 人民陪审员  潘丽娟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法官助理马征 书记员王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