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03民初3558号 原告（反诉被告）：黄祝生，男，196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仁珠、王靖璨，浙江东瓯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俞凯锋，男，197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暨南街道淀荡畈村新市。 被告（反诉原告）：周哉明，男，197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告（反诉原告）：袁明，男，198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俞凯锋、周哉明、袁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洪亮，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黄祝生与被告俞凯锋、周哉明、袁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9日立案受理。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俞凯锋、周哉明、袁明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受理并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祝生及其代理人王仁珠、三被告代理人白洪亮及被告周哉明、袁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祝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依法立即支付木工工程款2235629元及利息（自2019年9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4、5月份左右，三被告共同承包温州市龙湾区永昌堡外迁安置工程和龙湾区海滨街道沙中农房集聚点工程土建项目，此后，三被告联系到原告并将上述两工程项目中的木工活全部承包原告木工组施工，其中龙湾区海滨工程项目木工活承包由原告三被告聘请的项目经理赵亦昌与原告签订内部经济责任承包合同。2016年5月份，上述工程土建项目完工。2019年9月5日、17日三被告与原告进行结算并出具结算单交由原告持有，结算单分别载明永昌堡外迁安置工程木工班组结算单价及总平方面积及永昌堡外迁工程和沙中农房集聚点工程应付木工班组承包费12435629元，已支付10200000元。经双方结算，被告尚欠原告木工班组承包费2235629元。此后，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多次口头承诺，但最终未完成支付，至今尚欠原告木工班组承包费2235629元。 诉讼中，原告确认已收到工程款11714166元，诉讼请求的工程款金额变更为721463元，具体计算过程为总工程量12435629元-1020万元-60万元（八达公司2020-3-23）-79万元（俞永灿支付）-124166（2016-1-6俞凯锋）=721463元。 俞凯锋、周哉明、袁明代理人答辩称：三被告（俞凯锋、周哉明、袁明）确实承包了涉案两个工程，但金额不准确，原告合计支付金额13345420元，多付原告909791元。 俞凯锋、周哉明、袁明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被反诉人立即向反诉人返还多支付的工程款909791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反诉事实和理由：三反诉人分别于2013年4月份向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了温州市龙湾区永昌堡外迁安置房一期（11-18#）楼工程；于2014年4、5月份向浙江恒建建设有限公司承包了龙湾区海滨街道沙中农民房集聚点工程土建项目。三反诉人承包上述两处项目后，将木工劳务工程转包给被反诉人。双方约定，龙湾永昌堡外迁安置房木工劳务工程按每平方米137元计价；海滨街道沙中农房集聚点木工劳务工程按每平米136元计价。两处项目完工后，双方确认两处项目木工劳务工程造价合计为12435629元。施工过程中，反诉人陆续向被反诉人支付工程进度款。经三反诉人结算，已合计向被反诉人支付木工劳务工程款13345420元，多支付909791元。三反诉人多次要求被反诉人返还其多收取的909791元劳务工程款，但被反诉人均以各种理由推托。因三反诉人遗失工程量结算单，故迟迟未向法院主张权利。现被反诉人就涉案两处项目提起诉讼，并提交了足以证明工程量的结算单，请求驳回被反诉人的诉讼请求，支持反诉人的诉讼请求。 针对反诉，黄祝生一方辩称：反诉人所称已支付13345420元款项事实不清楚，存在严重错误，实际上原告只收到11714166元，不存在被告多支付情况，反而是三被告还拖欠原告721463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俞凯锋、周哉明、袁明曾从其他公司共同承包温州市龙湾区永昌堡外迁安置房一期（11-18#）楼工程和龙湾区海滨街道沙中农房集聚点工程，并将其中木工项目转包给原告班组施工。2019年9月17日，被告袁明向原告黄祝生出具一份《结算单》，载明龙湾区永昌堡外迁安置房一期（11-18#）楼工程木工班工程款9065655元，海滨街道沙中农房集聚点工程木工班工程款3369974元，合计12435629元，袁明在《结算单》上签名确认“本人合计支付1020万元”，原告黄祝生则书写“核对无误”。 另，2016年1月6日，原告黄祝生出具领款凭证一份，载明收到谭海班工资124166元，陈国富、谭海均在凭证上签名，凭证右上部分载明“俞凯锋农商行汇入谭海农商行”。2020年3月23日，原告黄祝生向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八达公司所属的永昌堡迁扩建项目木工分包负责人黄祝生，所属民工急需支付部分工资，现向公司财务申请先给予支付工资款60万元，如账目校对后超额支付的，则超额支付部分退还公司财务，如未超额则该款项作为工程款支付。同日，原告收到60万元（付款人为浙江省诸暨市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20年3月26日，原告黄祝生与俞永灿对账，确认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间共收到工程款79万元。上述款项合计1514166元，原告确认均系支付原告涉案工程款，并认为被告还欠其工程款721463元（12435629-10200000-1514166）。被告则认为2019年9月17日《结算单》中载明的1020万元并非全面结算数据，称合伙人有三个，原告当时要求当天要对账完毕，只是根据袁明手头的领款凭证对账，并主张全面结算后原告还应退还其多付款项。 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工程价款应按约定数额支付。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告工程款总计12435629元并无异议，但对被告已付款项存在争议。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 一、2019年9月17日《结算单》中载明的1020万元数额是否应认定为袁明经手的全部数额。被告提供了领款凭证及银行流水以及代发工资的领款凭证和转账凭证，上述凭证和银行流水计算结论与1020万元结算数额存在明显差距。原告虽然认为部分领款凭证金额未收到，但从其对领款凭证和银行流水对应性的分析结果看，原告也无法具体还原出1020万元数额如何得出的计算过程。鉴于原始凭证、银行流水与1020万元结算数额差距明显，被告袁明关于当时对账较仓促，仅根据手头领款凭证对账的说法也具有可能性，故《结算单》中载明的1020万元不能认定为袁明经手的全部数额，仍应结合原始凭证、银行流水进行具体分析。 二、领款凭证、银行流水之间对应性如何认定？双方对领款凭证和银行流水如何具体对应观点迥异，并直接导致已付金额的计算结论存在很大差异。原告方称“即使被告举证领款凭证全部金额和银行流水金额原告全部认可，但无论从领款凭证和银行流水帐时间上看，两者之间存在高度吻合，还是从被告财务做账的方式来看，被告不管是通过银行转帐方式还是现金支付的方式支付工程款，均会事前或事后让原告出具领款凭证，因此，本案中只要计算领款凭证上记载的总额10419000元即被告已支付的工程款，至于被告通过银行转帐的金额已包括在领款凭证中，如另外计算金额势必会产生重复计算。”并表示经原告方统计，被告尚需支付金额为437463元，其中领款凭证序号7、8（序号7凭证为2014-8-25，38万元，序号8凭证为2014-8-27，12.9万元），现金支付对应被告代发的工人工资392394元。 本院认为，从被告制作的明细账看，银行流水与领款凭证存在部分对应情况，但其记账方式并不严谨，体现在：1、部分领款凭证未记载银行转账信息，如序号6凭证（序号参照被告证据中所列清单，下同），2014-7-30，40万元，被告自认对应2014-7-31转账40万元，但领款凭证并未载明付款方式；2、存在先出具领款凭证后银行转账情形，且记录不准确情形，如序号27凭证，2015-2-5，90万元，审批意见框内载明“80万元现金、10万元转账”，但右上角载明“13日，50万，14日，40万，转账”；3、存在先银行转账，后补记领款凭证情形，序号23凭证，2015-1-13，15万元，审批意见框内载明“转账34389元给舒友文（14.10.31）”，该凭证应对应如下银行流水，（1）2014-10-31，34389元，（2）2015-1-13,15611元，（3）2015-1-13，10万元，可见2014年10月31日的转账补计入两个月多后的凭证。又如序号20凭证，2014-12-29,30万元，对应的转账记录为2014-12-28,15万元。总结本案工程款支付特点：一是现金支付多于银行转账，二是领款凭证在记账中作用更突出，部分银行流水之后会在凭证中补记，部分款项要先出具领款凭证才会银行转账，银行流水、领款凭证日期并不能一一对应。基于被告记账方式的不严谨，结合上述款项支付特点，原告主张部分银行流水与领款凭证款项存在重复计算并非毫无依据。关于领款凭证、银行流水对应性的审查，因被告主张款项存在多支付现象，且被告系记账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其应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应采取排除合理怀疑原则认定领款凭证、银行流水的对应性，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可认定双方在2016年以前，领款凭证出具频率较高，银行流水通过领款凭证补记的可能性极大，被告要求原告在收到转账后出具领款凭证确认也具备现实可能性，且被告主张的领款凭证中现金比例过大，银行流水与被告支付的现金部分重复可能性极高。如序号32凭证，2015-7-31,8万元，凭证记载为现金，但袁明当天账户没有取现记录，该凭证对应如下银行流水（1）2015-7-7，3万元，（2）2015-7-15，5万元，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又如2014年8月28日，袁明转账支付原告班组工人工资合计335642元，但时间段较近的领款凭证，序号7、8，日期分别为2014-8-25，2014-8-27，金额分别为38万元、12.9万元，被告均主张为现金交付，原告主张现金交付与银行流水存在部分重复，存在可能性。2016年以后，双方领款凭证出具极少，且之后的部分银行转账完全无法与已有的领款凭证对账，相关银行流水应计入已付工程款。具体本院采纳的领款凭证以及可以另行计入的银行流水转账详见后附列表，已付工程款本院认定为12524918元，因双方确认的工程量总计12435629元，故原告多收取89289元。另，2016年2月6日袁明转账给原告的款项为84000元而非90000元，被告称存在帮黄祝生垫付6000的情形,银行流水明细中也有备注“共9万6000归还袁明”，该备注系当时形成，较为客观，故本院予以认可该笔金额为90000元。 至于部分领款凭证，原告庭审中不予认可。如陈国富签名但无原告签名的凭证，原告方不认可，但原告已确认陈国富系其现场施工管理人员，且部分凭证有陈国富、黄祝生两人签名，黄祝生并未举证陈国富所收款项系用于涉案工程之外的其他用途，故相关凭证金额应予以确认。关于2014年12月29日的30万元凭证，载明“现金15万元”，原告称15万元没有收到，以及2015年2月5日的90万元凭证，2015年2月9日的80万元凭证，2015年2月12日的80万元凭证，原告称其中有一笔80万元没有收到。原告还称2014年9月24日领款凭证中的10万元系转账给李少杰，与其无关，原告主张与领款凭证记载矛盾又无反驳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其辩解。本院认为，结合前文双方款项支付特点的分析，双方现金支付比例大，工地上现金使用量较多也符合现实，特别是临近年底等时间段，原告在前述凭证前后有频繁出具其他领款凭证，其未提供已在合理期间内提出未收到款项异议的证据，原告说法属于个人单方陈述，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依法采纳上述凭证载明金额。 综上，原告实际已多收取89289元工程款，依法应予以返还。但黄祝生向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显示“如账目校对后超额支付的，则超额支付部分退还公司财务”。2020年3月23日60万元的实际付款人也非三被告而是浙江省诸暨市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20年3月23日的60万元是原告最后一次收款，三被告未提供其与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省诸暨市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达成超额款项由被告收取的协议等相关证据，本案中被告主张原告向其返还款项，依据不足，被告可与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权利方协商后另行依法处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黄祝生全部诉讼请求； 二、驳回反诉原告俞凯锋、周哉明、袁明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本诉受理费11014元，减半收取计5507元，由黄祝生负担；反诉受理费6449元，由俞凯锋、周哉明、袁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曙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蒋 煜 ? 附表： 时间 金额（单位，元） 备注 2014.1.18 2520000 领款凭证 2014.4.19 500000 领款凭证 2014.5.30 400000 领款凭证 2014.6.8 400000 领款凭证 2014.6.20 500000 领款凭证 2014.7.30 400000 领款凭证 2014.8.25 380000 领款凭证 2014.8.27 129000 领款凭证 2014.9.20 180000 领款凭证 2014.9.24 200000 领款凭证 2014.10.22 200000 领款凭证 2014.10.29 100000 领款凭证 2014.10.29 200000 领款凭证 2014.12.4 50000 领款凭证 2014.12.5 300000 领款凭证 2014.12.10 40000 领款凭证 2014.12.11 40000 领款凭证 2014.12.16 170000 领款凭证 2014.12.16 50000 领款凭证 2014.12.29 300000 领款凭证 2014.12.30 200000 领款凭证 2015.1.7 200000 领款凭证 2015.1.13 150000 领款凭证 2015.1.30 30000 领款凭证 2015.2.3 50000 领款凭证 2015.2.5 900000 领款凭证 2015.2.9 800000 领款凭证 2015.2.12 800000 领款凭证 2015.5.20 30000 领款凭证 2015.6.30 100000 领款凭证 2015.7.31 80000 领款凭证 2017.1.25 5000 领款凭证 2017.1.25 10000 领款凭证 2017.1.25 5000 领款凭证 2016.2.6 90000 银行转账 2016.2.6 90000 银行转账 2016.9.1 100000 银行转账 2017.1.26 80000 银行转账 2017.9.7 15000 银行转账 2017.11.4 10000 银行转账 2018.2.15 79000 银行转账 2018.2.15 71000 银行转账 2014.8.13 56752 舒友文、肖体信等工人工资领款凭证，共15份，合计56752元 2016.1.6 124166 领款凭证，付款人俞凯锋 2020.3.23 600000 银行转账（实际付款人为浙江省诸暨市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 790000 俞永灿对账金额 合计 12524918 ? 附文： 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 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 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 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 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 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 二、执行风险告知 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 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 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