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81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呼伦贝尔市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巴彦托海路**（海拉尔试验站办公楼）。法定代表人：孙海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岳玉凤，女，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星刚，内蒙古羽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见，男，1988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洋，北京市中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东方，北京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任向东，男，196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上诉人呼伦贝尔市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见、原审被告任向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5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信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海信公司不承担向高见还款的义务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由高见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海信公司收到的任向东的款项系案外人高子程与任向东之间的民间借贷中的所借款项。该借贷行为未经海信公司股东会议决议通过，海信公司对任向东与案外人高子程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不知情。在高子程与任向东签订的借款协议中也未约定借款用于公司项目，并且高子程将借款汇入任向东个人账户，未汇入公司账户。此外，海信公司与任向东的借款行为，是多笔，并非一次性借款1000万。货币是种类物不是特定物，占有即所有。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高子程向任向东出借的1000万用于公司项目。二、海信公司与任向东之间曾经存在过民间借贷关系，但海信公司已经向任向东清偿完毕，并包括高额利息。如果再由海信公司承担向高见还款的义务，那么海信公司将承担双份的还款义务，于法无据。三、关于任向东与高子程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及任向东2017年2月2日出具的说明，海信公司均不知情。借款协议是任向东利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便利条件，自行加盖的公司印章，借款未经过公司股东会议决议通过。并且借款协议上约定的是由海信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关于担保关系是否成立、保证期间是否经过，海信公司已在一审时发表了答辩意见，在此不再复述。2017年2月2日任向东出具的说明系其个人行为，海信公司不知情，也未加盖公司印章，海信公司对此说明不认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请求依法维护海信公司的合法权益。高见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海信公司是案涉款项的实际使用人，当时海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任向东，任向东的行为可以代表海信公司，2017年2月的说明提到了为了解决海信公司的资金周转才有了案涉借款，所以说明案涉借款实际使用人是海信公司，当时借款时海信公司是盖章的，如果借款行为与海信公司无关，海信公司应该不会盖公章。无论是一审开庭还是海信公司向任向东出具的收据都说明海信公司确认收到过任向东2000多万元的借款，任向东也说明2000多万元的借款中是包含案涉借款，综上，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海信公司收到任向东的借款包含本案款项。任向东的行为并非个人行为，任向东是海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海信公司的行为，海信公司不能因此来对抗第三人。高见或者案外人高子程是有合理理由相信海信公司是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在借款时任向东是出示给高子程看过收据，高子程有合理理由相信海信公司是实际借款人，海信公司不能以公司不知情来对抗善意第三人。海信公司与任向东的纠纷是公司与股东之间内部的借款关系，与高见或高子程无关，海信公司如果认为已经偿付了任向东的借款，海信公司可以根据相关的规定依法向任向东主张权利，但是不能以此来对抗第三人。海信公司提到借款时没有经过股东会决议，但是没有任何依据表示海信公司借款需要股东会决议。海信公司是公司法人，本身就是法律上虚拟的主体，公司对某一个法律知情与否要具体到某一个自然人，法律上能够代表公司知情的就是法定代表人，本案借款合同就是海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直接签订的，这个行为就意味着海信公司必然知情，借款合同是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署的，而且借款合同上有海信公司盖章。股东是否知情与公司是否知情是两个事情，借款合同是法定代表人签字，公司盖章，海信公司主张不知情的理由不能成立。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民事效果和责任由公司来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本案中海信公司强调任向东的行为是自己的行为是没有依据的，任向东签署借款合同及后来出具的说明是以海信公司的身份进行的行为，海信公司是否认可这种行为与债权人无关，本案中无法割裂开任向东的法定代表人身份问题。海信公司关于保证无效的抗辩没有意义，本案中不是以保证责任要求海信公司承担责任，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要求海信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款项是否是任向东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借的并用于公司经营，而案涉借款合同签订于2012年10月30日，签订的主体是海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向东和海信公司以及原债权人高子程，同日1000万汇到法定代表人任向东账上，2013年10月20日，海信公司向任向东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其法定代表人任向东2000多万元款项，款项金额远远覆盖本案借款金额，而2017年2月2日任向东还在海信公司任职期间，任向东以海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向债权人出具说明是海信公司用于公司周转，结合这三个事实可以确认款项用于海信公司经营。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任向东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海信公司知悉本案借款。任向东担任海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公司每一个股东跟亲戚朋友借的钱任何人都知道，施工单位的经理也都知道，涉案借款实际使用人是海信公司，海信公司给任向东打了条，涉案款项可能用于任向东代付海信公司的工程款和替海信公司还的别的借款，任向东把条拿给公司，海信公司给任向东打的一个总条，公司的账目一定是有原始记账凭证，收到工程款的人给打的条公司应该有记账凭证，如果没有这个凭证，海信公司也不可能给任向东记账。借款协议上海信公司的盖章不是任向东盖的章，是公司监事会主席管理公章，任向东都是为海信公司办理的事情。任向东跟海信公司是存在债权债务的，不管谁实际履行，最后结果都是公平合理的。高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任向东、海信公司共同偿还高见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10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2.诉讼费由任向东、海信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30日，高子程与任向东、海信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任向东向高见借款1500万元，三年期满归还，即2015年10月30日前归还本息合计2000万元，海信公司对还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同日，高子程向任向东汇款1000万元。2017年2月2日，任向东以海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出具说明，确认公司为解决资金周转，由任向东签的借款人，出面向高子程借款1000万元，海信公司对全部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因市场原因，借款本息未能按期足额清偿，为确保出借人利益，公司同意继续为上述借款本息清偿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至2020年11月30日。2019年4月30日，高子程与高见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1000万元借款本息债权转让给高见，并于同年6月13日向任向东、海信公司送达债权转让通知。另查，海信公司于2008年5月31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2017年4月17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任向东变更为孙海英。再查，2019年5月30日，高见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呼伦贝尔中院）起诉任向东、海信公司共同偿还1000万元借款本息。同年7月24日，高见提出撤诉申请，同月30日，呼伦贝尔中院作出（2019）内07民初6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高见撤诉。一审庭审中，任向东为支持其关于海信公司是借款实际使用人之抗辩理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海信公司于2013年11月20日出具的“收到任向东贰仟零玖拾肆万肆仟肆佰伍拾捌元玖角陆分”收据，银行历史交易明细和海信公司的现金日记账，说明任向东在收到涉案借款后曾向海信公司转账970万元，在高子程向其催款时，其不仅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出具说明作出海信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承诺，同时还将海信公司出具的收据出示给对方，以示海信公司收到借款并用于公司经营。高见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海信公司认为收据仅是确认收到任向东交付的借款数额，并认可公司与任向东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是对任向东交付的借款的来源是向何人所借，以及收据中的借款是否包括向高子程的借款，海信公司表示并不清楚，并且任向东提供的转款的收款账号并非海信公司账户，现金日记账日期也不连续，不能证明海信公司收到上述款项。一审法院认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任向东虽然以个人名义向高子程借款，但在与海信公司同高子程签订借款协议时，其为海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海信公司亦承诺对任向东向高子程的借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鉴于一审庭审中，海信公司认可其与任向东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在高子程向任向东催款时，作为时任海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向东出具说明中，亦明确了其向高子程借款系为解决海信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所为的意思表示，并代表公司对任向东向高子程借款本息未能按期足额清偿，承诺继续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任向东还将海信公司为其出具的收据进行出示，以示海信公司已收到任向东交付借款20944458.96元的事实。上述行为均使得高子程有理由相信任向东所借款项已交付海信公司使用。根据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应当认定任向东向高子程所借款项，是用于海信公司企业生产经营，海信公司应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至于任向东、海信公司间的借贷纠纷，则与本案无涉，双方可另案解决，故海信公司以其虽收到任向东交付的借款却不清楚所借款项的来源及出借人，更不知道借款中是否包括向高子程的借款为由，要求免除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考虑。关于借款利息的计算标准问题，根据高子程与任向东、海信公司所签借款协议中借款1500万元3年期满归还2000万元的约定，据此测算借款的年利率计算标准为11.11%，高见依据与高子程所签债权转让协议所取得的债权而主张的权利，亦应受高子程与任向东所签借款协议内容所限，现高见在并无证据证明借贷双方就计息标准进行变更的情况下，主张以1000万元借款本金按2000万元借款本金应付利息数额计算，要求按年利率24%计息，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任向东、呼伦贝尔市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高见借款本金1000万元；二、任向东、呼伦贝尔市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高见支付1000万元借款之利息（自2012年10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息11.11%计算）；三、驳回高见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任向东称在收到高子程1000万元借款后，用于了海信公司经营，其中多数情形为代公司付工程款。任向东还称，自己向公司出借的款，都是其代公司向他人借的。2009年之后，公司所有的股东都在为公司筹款。二审中，海信公司称其之所以于2013年11月20日给任向东出具20944458.96元的收据，是因为在2011年及之后分批陆续收到了任向东提供的借款。这个收据是在公司财务张仲、梁文宏进行结算后出具给任向东的。2011年的具体借款情况现在无法说清，2012年的部分有记录，其中2012年12月31日记载了50万、800万、50万、30万、40万。任向东陈述的关于公司所有股东都向亲戚、朋友借钱给公司融资的情况属实，因为西溪里生活城项目正式启动，急需基础资金，所以公司在2011年确实给股东们分配过向外融资的任务，但有的人能借到，有的人借不到。任向东之所以比别人借的多，是因为他替别的股东完成了融资任务。海信公司还称没有证据证明公司未收到2013年11月20日的收据所载的钱款，且认为收据所载钱款的性质均为借款。海信公司还称，该公司有用股东个人账户代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不多。二审审理期间，海信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海信公司与王国君的电话录音和海信公司与武有桂的电话录音，证明转账给肖强的100万元不是支付的工程款，而是任向东私自代表海信公司出借款的款项。同时，海信公司申请本院调取任向东银行流水明细，以查明涉案借款是否用于海信公司经营。任向东提交了以下新证据2.任向东卡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卡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5月20日的银行流水，拟结合任向东一审中提交的任向东卡号为×××的中国银行卡2012年6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的银行流水，证明涉案借款1000万元用于海信公司经营；3.任向东与王国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任向东曾经向王国君转账用以支付工程款；4.任向东与海信公司岳玉凤的电话录音，证明海信公司对涉案借款是明知的。二审中，本院调取了以下证据：5.任向东卡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卡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5月20日的银行流水的交易对手账号的户名，其中能够显示任向东于2012年11月1日向朱洪岩、常连永分别转账30万元、20万元，于2012年11月5日向战明月转账5万元，于2012年11月9日向梁文宏转账501万元，于2012年11月10日向刘宪转账9万元，于2012年11月14日向肖强转账50万元，于2012年11月20日向梁文宏转账50万元，于2012年12月9日向刘宪转账9万元，于2012年12月12日向郝永平转账864000元；于2012年12月25日分别向郭茂香、刘宝权转账8万元、91850元，于2013年1月8日向刘宪转账9万元，于2013年2月8日向刘宪转账12万元，于2013年3月10日向刘宪转账12万元，于2013年4月10日向刘宪转账9万元，于2013年5月15日分别向常宇、刘宝权转账135000元、130714元。另外对手账号尾号为9317、1909、5796的账号因相关账号已注销，按照目前信息银行无法查明具体账号户名。海信公司认可证据2和证据5的真实性，并认可海信公司实际收到了任向东于2012年11月9日转给梁文宏的501万元，主张朱洪岩、战明月虽然与海信公司项目施工队有关，但是不能确定任向东是替海信公司转账还是任向东与上述个人的个人往来，对于任向东于2012年11月14日向肖强转账50万元及于2012年11月20日向梁文宏转账的50万元系任向东私自代表海信公司向肖强出借100万元，其他转账记录与海信公司无关；认可证据3、4的真实性，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证据3与真实情况不符，证据4系私下录音，且存在删减，不具有合法性。高见认可证据1、2、3、4、5的真实性，主张上述证据可以证明任向东是替海信公司垫付工程款，且海信公司明知涉案借款用于公司经营。任向东认可证据1、5的真实性，主张任向东给肖强的100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工程款。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海信公司应否与任向东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该规定中企业承担责任的法理基础是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职务行为，而职务行为的表现是其所借款项投入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认定海信公司应与任向东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各方当事人对本案借款发生大背景的描述基本一致。高见认为，任向东借款是为了供海信公司经营使用。任向东称2009年之后，海信公司所有的股东都在为公司筹款。海信公司亦认可因为公司的西溪里生活城项目正式启动，急需基础资金，所以公司在2011年确实给股东们分配过向外融资的任务，公司所有股东都向亲戚、朋友借钱给公司融资的情况属实。其次，任向东签订了案涉借款合同，并作为海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债权人出具了相关款项实际用途的说明。因任向东出具说明时仍是海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海信公司对案涉借款知情，并曾认可本案借款系用于该公司经营。再次，任向东、高见关于案涉借款系用于公司经营的陈述有一定证据佐证。任向东称其将借款用于公司经营的方式，多数为公司付西溪里生活城项目工程款。从本案二审中调取的相关证据可以看出，任向东在收到借款后不久，既向朱洪岩、战明月、肖强等施工方相关管理人员支付了大额款项，也向海信公司财务人员梁文宏转账501万元。海信公司亦认可收到任向东向财务人员梁文宏转账额501万元。同时，金钱系种类物，结合海信公司认可该公司有用股东个人账户代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情况这一陈述，以及海信公司向任向东出具足以覆盖案涉借款的收据且任向东认可涉案1000万元借款在海信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据在内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任向东、高见关于案涉借款系用于公司经营的陈述予以采信，有事实依据。最后，海信公司虽不认可任向东关于案涉借款多数用来代公司支付工程款，但未提供任何反证，亦未提交公司账户支付工程款之银行流水记录或其他股东个人账户支付工程款之银行流水记录，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以上，海信公司应当与任向东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因高见明确并非要求海信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海信公司关于保证不成立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考虑。至于海信公司称与任向东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可另行解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海信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海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呼伦贝尔市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磊审 判 员 罗珊审 判 员 郭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姜源书 记 员 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