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803刑初11号 公诉机关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红，女，1978年7月11日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汉族，大专文化，四川爱斯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户籍地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2018年7月24日，因涉嫌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被雅安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9日被雅安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7月26日被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检察院继续取保候审，2020年1月13日经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雅安市看守所。 辩护人赵正阳，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吴大章，四川岷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马莉，女，1968年1月21日出生于四川省简阳市，汉族，高中文化，四川爱斯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2018年7月13日，因涉嫌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被雅安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9日被雅安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7月26日被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检察院继续取保候审，2020年1月13日经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雅安市看守所。 辩护人赵玉来，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辩护人唐新波，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被告人郑杰，男，1991年2月23日出生于四川省遂宁市，汉族，大专文化，居民，户籍地重庆市渝**，住重庆市大渡口区。2019年7月26日，因涉嫌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被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0年3月24日被本院继续取保候审。 辩护人曹仁志，四川蒙顶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检察院以雅名检公诉刑诉﹝2020﹞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红、马莉、郑杰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王红、马莉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遵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决定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受理。2020年9月1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正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红、马莉、郑杰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2020年11月6日，本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期间公诉机关申请延期审理一次，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中止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一、出售出入境证件的事实 被告人马莉系四川爱斯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王红系公司股东，该公司具备为外国人申请办理涉外营业性演出许可决定、工作类职业签证和居留许可的资质，但于2017年12月被暂停；王某1（另案处理）系成都异域之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异域之旅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具备为外国人申请办理涉外营业性演出许可决定、工作类职业签证和居留许可的资质；被告人郑杰系为绵阳智尚明博娱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尚明博公司）和德阳星派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派公司）招募的外国人办理工作类职业签证和居留许可的中介。2017年以来，王红、马莉、郑杰为牟取非法利益，受成都金达莱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莱公司）、成都未央演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央公司）、苏格缪斯酒吧、智尚明博公司、星派公司委托，多次虚构上述公司招募的外籍人员为爱斯达公司或异域之旅公司招募的演员身份，虚构事实、提供虚假资料为相关公司骗取文化部门演出许可，再出具工作邀请信，申请表、涉外单位联系卡等材料，为外籍人员向我国驻外大使馆、香港特派员公署、出入境管理部门骗取职业签证、居留许可。王红、马莉共出售职业签证50本、居留许可69本，获利人民币95000元；郑杰共出售工作签证15本、居留许可12本，获利人民币70000元。 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事实 2016年12月，被告人王红、马莉为了招募外国人在全国各地从事商业演出活动，牟取利益，在4名委内瑞拉籍人员无法办理职业签证的情况下，以爱斯达公司名义制作虚假材料，编造商贸的虚假事由，让4名委内瑞拉籍人员向内瑞拉使馆骗取商贸签证，并帮助上述外籍人员购买机票入境中国。2017年5月，被告人王红、马莉以相同方式制作虚假材料，编造访问的虚假事由，让另4名委内瑞拉籍人员向内瑞拉使馆骗取访问签证，并帮助上述外籍人员购买机票入境中国。后王红、马莉庚即安排公司员工，带领上述持非工作签证的8名委内瑞拉籍人员在全国各地从事商业演出活动。 为证明以上事实，公诉机关提交了书证、鉴定意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红、马莉、郑杰以营利为目的，出售出入境证件，三人的行为应当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且属情节严重；王红、马莉组织外籍人员使用以虚假的出入境事由骗取的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二人的行为应当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追究刑事责任。王红、马莉同时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应数罪并罚。王红、马莉、郑杰自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王红、马莉、郑杰自愿认罪认罚并签字具结，可以从宽处罚。对被告人王红，建议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数罪并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对被告人马莉，建议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数罪并罚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对被告人郑杰，建议以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可以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公诉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王红辩称，自己误认为涉案行为是一种演出经纪居间代理行为，是对法律规定的解读不准确以致触犯了法律。自己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自愿认罪认罚，希望法院能够从宽处罚。 辩护人辩称，指控王红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点，这些罪名不常见，法律专业人士尚且对此类妨害国（边）境管理秩序的罪名争论不休，故缺乏普通人对其精准辨析的期待可能性，因此在量刑时应留有余地；当前的文化演出市场类似王红等人的行为普遍存在，是文化主管部门宣传不到位所致；王红应属间接故意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小，系初犯，且表现一贯良好，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赃，有自首情节，希望对其减轻处罚。辩护人提交了两份证明，拟证明王红长期资助贫困地区的学生，表现一贯良好。 被告人马莉辩称，自己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只是想把外国的优秀文化引入国内，希望法院能够从轻处罚。 辩护人辩称，本案属于刑行交叉案件，现行刑法对部分出入境行为的刑事制裁，缺乏必要过渡，造成“以刑代行”的现象；马莉、王红是代表公司的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爱斯达公司是合法取得资质的演出经纪机构，有资格举办外籍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活动；爱斯达公司的行为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马莉的主观恶性较小，也没有明显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马莉等人没有直接出售出入境证件，所涉涉外营业性演出许可决定是行政许可文件，本身并不是出售出入境证件。综上，考虑马莉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退缴了违法所得，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内给予更大的从宽幅度。辩护人提交了两份证明，拟证明王红长期资助贫困地区的学生，表现一贯良好。 被告人郑杰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 辩护人辩称，郑杰无犯罪前科，因不懂法导致犯罪，现自愿认罪认罚，尽力退赃；同时，郑杰自动到案并如实供述，属自首。建议对其减轻处罚，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辩护人提交了外籍模特演出合同、委托合同等，拟证明郑杰受星派公司、智尚明博公司委托，帮助两家公司招募外籍演员并办理入境手续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一、出售出入境证件的事实 被告人马莉系爱斯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人王红系该公司股东，王某1（已判决）系异域之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郑杰为经营外籍演员演出的经纪人。2017年以来，王红、马莉、郑杰、王某1为牟取非法利益，受金达莱公司、未央公司、苏格缪斯酒吧、智尚明博公司、星派公司的委托，虚构上述公司招募的外籍人员为爱斯达公司或异域之旅公司的演员，向文化行政主管部门骗取涉外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再出具工作邀请信、申请表、涉外单位联系卡等材料，帮助委托公司招募的外籍人员向我国驻外使馆、香港特派员公署、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取得职业签证、居留许可，然后向委托公司收取费用。王红、马莉共出售工作签证50本、居留许可69本，获利人民币85000元；郑杰共参与出售工作签证15本、居留许可12本，获利人民币35000元。案发后，王红、马莉的亲属代二人退缴了95000元，郑杰退缴了28000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2017年3月至2017年6月，金达莱公司的老板冯某联系马莉，请其为金达莱公司招募的Ｋ某、Ｐ某1等10余名朝鲜籍人员办理工作签证和居留许可。马莉与王红商议后，安排公司员工于某（另案处理），将上述外国人虚构为爱斯达公司招募的演艺人员，并虚构演出事实，提供虚假的演出计划等申请材料，先后两次向四川省文化厅骗取了川文市函［2017］133号、278号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从而帮助上述外国人向中国驻朝鲜使馆申请取得工作签证16本，向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申请取得居留许可共33本。事后王红向冯某收取50000元办证费用。 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采信的证据予以证明： 1.转账受理回单，证明2017年4月19日，冯某向王红转款50000元，用途备注为“办证费用”。 2.川文市函［2017］133号、278号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及相关办理材料，证明爱斯达公司的王红、马莉两次为冯某经营的金达莱公司招募的Ｋ某、Ｐ某1等10余名朝鲜籍人员,申报涉外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的情况。 3.签证、居留许可及相关申请材料，证明成都金达莱公司聘用的朝鲜籍人员取得签证、居留许可以及以爱斯达公司名义提供的申报材料。 4.证人冯某的证言，证明金达莱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冯某是公司老板，准备把金达莱公司办成一个朝鲜主题餐厅。2017年2月，金达莱公司的装修已经完成，必须要把经人介绍准备聘用的17个朝鲜人合法招募到公司来上班。冯某就经人介绍与王红取得联系，请王红为这些朝鲜籍人员办理签证手续。后来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冯某把朝鲜人的电子版护照信息交给了王红。2017年4月初，王红电话告诉冯某说文化厅的批文下来了，可以办签证了。双方约在金达莱公司旁边的茶楼见面，王红跟冯某说本来办签证只需要30000元，但是因为所需要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证明和场地使用证明是她帮忙找其他公司的，所以要多收20000元，一共收取50000元的费用。谈好价钱后王红给了冯某这17个朝鲜人办理签证所需要的相关材料，冯某发现其中文化厅的批文上演出地点写的是成都经典汇餐饮有限公司，就问王红有没有什么影响，王红说等金达莱公司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证明办下来后，她再到文化厅去把批文上的演出地点换成金达莱公司。2017年4月19日，冯某就到金达莱公司旁的招商银行，向王红转账了50000元。此后，冯某把王红提供的办理签证所需相关材料寄到了朝鲜驻北京大使馆，再由大使馆转交到朝鲜国内，这17个朝鲜人拿到办理签证的相关资料后到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办理了工作签证。2017年4月23日，这17个朝鲜人就到了成都，在金达莱公司主要是做服务员和表演方面的工作。期间，一共办理了两次居留许可。 5.证人陈某1、刘某、唐某的证言，证明金达莱公司在成都经营期间，三人先后在公司工作。2017年4月，公司招募了十多个朝鲜女人在餐厅从事服务工作。这些朝鲜人员的签证和居留许可是公司老板冯某通过爱斯达公司的王红办理的。 6.证人李某1、岳某、陈某2的证言，证明三人是聚友经典汇公司的工作人员，知道爱斯达公司在经营涉外演出，爱斯达公司用过公司的演出场地许可证，但没有收费。 7.证人于某的证言，证明川文市函［2017］133、278号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是由王红安排于某，把金达莱公司的朝鲜人虚构为爱斯达公司招募的演员，制作的申报材料先后两次申报的。第一次是16个朝鲜人，第二次是17人。准备的资料都是虚假的，同意函和凡是需要签名的，都是于某通过电脑软件把外国人护照上的签名抠图下来，再印制在其他申报材料上面打印出来的；演出节目单都是在网上随意搜的节目，舞队介绍也是随便写的，向文化厅提供的视频光盘，里面唱歌跳舞表演的视频都是在优酷上找的视频，里面都不是这些朝鲜人；还有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资料都是按照模板随意填上去的。 8.被告人马莉的供述，证明当时是金达莱公司的冯总通过一个演员问马莉能不能给金达莱公司招募的一批朝鲜人办理工作签证。马莉让他具体去和王红商谈。后来王红就安排于某用爱斯达公司的资质和材料去为金达莱公司办理了营业性演出许可和后续的工作签证及居留许可。手续办理好后，王红告诉马莉金达莱公司一共付了50000元费用。 9.被告人王红的供述，证明2017年春节后，金达莱朝鲜餐厅的冯老板找到马莉，想让马莉为他们办理十多个朝鲜籍女演员在餐厅表演的文化厅演出许可批文，马莉让王红和冯老板对接这个事情。与冯老板联系后，王红让于某具体负责办理。批文下来后王红交给了冯老板，冯老板再把批文和其他申报材料交给代理人，带回朝鲜为朝鲜演员办理来中国的工作签证。事后，冯总就一次性将50000元转给了王红。王红把收取这笔钱的情况告诉了马莉，并入了公司的财务账。2017年5月，金达莱公司拿到了演出场地资质，王红就用爱斯达公司的资质重新给这批17个朝鲜人办理了川文市函［2017］278号营业性演出许可。 （二）2017年4月至2017年6月，未央公司的总经理胡某请马莉为未央公司招募的Ｐ某2、Ｍ某等21名乌克兰、津巴布韦、印度、埃及籍人员办理工作签证和居留许可。马莉与王红安排公司员工于某，将上述外国人虚构为爱斯达公司招募的演艺人员，并虚构演出事实，提供虚假的演出计划等申请材料，向四川省文化厅骗取了川文市函［2017］151号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进而帮助上述外国人向驻乌克兰使馆、驻津巴布韦使馆、驻印度使馆、驻埃及使馆申请取得职业签证19本，向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申请取得居留许可21本。马莉事先收取了未央公司支付的定金1000元，后与未央公司冲抵调用外籍演员的费用8000元，共计收取未央公司9000元的办证费用。 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采信的证据予以证明： 1.请款单、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明2017年3月16日，李某2向未央公司请款13000元用于办理演员签证；3月21日，公司支付13000元给李某2，备注为办证费用。 2.川文市函[2017]151号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邀请函、签证等办理材料，证明王红、马莉以爱斯达公司名义，为未央公司的22名外籍演员申报涉外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的情况，以及外籍演员办理签证、居留许可的情况。 3.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胡某是未央公司的总经理。2017年3月，未央公司想招募22个外国人来洛带镇演出。因为当时未央公司没有资质，所以公司负责外籍演员管理的演艺主管李某2，就找到了爱斯达公司的马莉，请她帮这22个外国人办理工作签证和居留许可，费用为13000元。这些外国人到未央公司工作后，爱斯达公司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些外国人的招募、经营和管理。 4.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明李某2是2017年初到未央公司工作，从2月开始负责外国人管理和签证、居留许可的办理。2017年3月，未央公司想招募22个外国人来洛带镇演出。自己就联系到马莉，请她帮助办理签证、居留许可，价格是13000元。马莉让自己与王红联系，还让自己把外国人的资料发给王红，后来是爱斯达公司的于某在具体经办。4月中旬演出许可决定办好了，李某2安排公司的梁人月把演出许可、爱斯达公司的邀请函等邮寄给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收到后就到中国驻外大使馆去申请办理了工作签证。然后5月、6月份，这些外国人就陆续来到了未央公司。事后，因为马莉在未央公司经常调用外籍演员去外面进行商业演出，所以办证费用李某2就只支付过马莉1000元的定金，剩下的签证费是从马莉调用外籍演员的费用中陆续扣除了。这些外国人都是由未央公司自己在进行经营和管理，爱斯达公司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些外国人的招募、经营和管理。 5.证人P某2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自己是乌克兰人，2017年5月左右来成都工作，一直在成都龙泉驿的“蔚然花海”上班。自己不知道爱斯达公司，也不认识马莉、王红。经其辨认，川文市函[2017]151号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的申请资料名单上的第一个就是自己。 6.被告人于某的证言，证明川文市函［2017］151号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是由自己制作的申报材料进行申报的，该演出许可决定涉及22个外籍人员。这个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是王红安排自己用爱斯达公司的资质为未央公司申报的。制作的申报材料大部分是虚假的。 7.被告人王红的供述，证明2017年上半年马莉对王红说，未央公司找爱斯达公司帮办理文化厅演出许可。后来王红和马莉就安排于某去和未央公司的李某2具体接洽，用爱斯达公司的资质给未央公司的外国人办理了省文化厅营业性演出许可，马莉收了多少钱王红不清楚。 8.被告人马莉的供述，证明马莉知道未央公司一直都有外国人表演，曾给未央公司的副总提出可以为他们公司的外国人做营业性演出许可报批。后来未央公司的李某2和马莉商谈好办理一次报批的价格为13000元后，马莉就让她和王红对接材料准备等具体工作。李某2提前支付了马莉1000元人民币作为定金，在拿到省文化厅演出许可的批文后，李某2就跟马莉商量用应该支付给马莉的办证费用与调用未央公司的外国人去商演的费用相互冲抵，但只冲抵了8000元，实际上共收取了未央公司9000元。 （三）2017年5月至2017年11月，苏格缪斯酒吧的员工林某与王红商议，请王红为苏格缪斯酒吧招募的乌克兰籍人员Ｓ某、Ｋ某2和俄罗斯籍人员Ｋ某3共3名外国人办理居留许可。王红安排公司员工于某，将上述外国人虚构为爱斯达公司的演艺人员，并提供其他申请材料，向四川省文化厅骗取了川文市函［2017］235号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从而帮助上述外国人向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申请取得居留许可3本。事后，王红向林某收取2000元办证费用。 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采信的证据证实： 1.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微信转账明细、聊天记录截图，证明林某与王红聊天招募外籍演员以及林某向王红支付2000元的事实。 2.川文市函[2017]235号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签证复印件等相关申报材料，证明以爱斯达公司名义为苏格缪斯酒吧的外籍演员申报演出准予许可决定和办理居留许可的情况。 3.证人林某的证言，证明林某是苏格缪斯酒吧的员工，负责酒吧外籍演员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办理工作。林某和王红大概是2013年左右就认识了。2017年4月，因为缪斯酒吧少陵路店需要招募几名外国人从事表演工作，但是酒吧又没有资质，就请王红帮忙办理签证和居留许可，王红就让与于某联系。后来林某就把外国人的相关资料在四川大学门口给了于某。5月下旬，于某就给自己打电话说办好了。林某拿到川文市函［2017］235号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等材料后，就带外国人到成都市出入境办证大厅办理了居留许可。事后，林某通过微信支付给王红2000元。爱斯达公司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些外国人的招募、经营和管理。 4.证人于某的证言，证明川文市函［2017］235号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是自己制作申报材料进行申报的，该演出许可为武侯区苏格缪斯酒吧申报的。当时王红跟自己说帮苏格缪斯酒吧申报一批外籍人员的营业性演出许可，具体申报工作由自己完成。苏格缪斯酒吧只提供了外籍人员的电子版护照照片，以及在场地使用证明上加盖酒吧公章，其余申报材料都是于某制作的，大部分是虚假的。 5.被告人王红的供述，证明2017年上半年，苏格缪斯酒吧的表演总监林某找到自己说他们酒吧找了3、4个跳舞的外国人表演，但是他们酒吧没有外籍演员演出的报批资质，就想用爱斯达公司的资质去帮他们做文化厅的报批。王红告诉了马莉，马莉也同意了。王红就让于某与林某具体对接。在拿到演出许可批文后，林某通过微信给了王红2000元。 6.被告人马莉的供述和辩解，证明王红告诉自己说苏格缪斯酒吧有外国人要做演出许可报批，问自己可以办理不。马莉想到还要熟悉新的市场，也可以有一些收入，就同意了。后来王红安排于某用爱斯达公司的相关资质和材料去为苏格缪斯酒吧办理了营业性演出许可。后来王红说苏格缪斯酒吧支付了2000元。 （四）2018年1月至7月期间，德阳欧米亚星派娱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杨某1先后三次找到被告人郑杰，请郑杰帮助下属的星派公司、智尚明博公司招募外籍演员并办理演出、入境的相关手续，双方商定费用为实际前来工作的外籍演员每人6000元。郑杰联系好外籍演员后，又先后三次找到王红为招募的外国人办理工作签证和居留许可。因当时爱斯达公司的涉外营业性演出资质被文化主管部门暂停，王红就先后三次找到异域之旅公司的王某1为上述外国人办理营业性演出许可和工作签证、居留许可。王某1同意后，王红先后安排爱斯达公司员工于某、罗某将上述外国人虚构为异域之旅公司的演艺人员，制作相关申报材料，由王某1以异域之旅公司名义向四川省文化厅骗取了川文市函［2018］66号、241号、294号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王某1又将演出许可决定和邀请函等资料提供给郑杰和王红转交外籍演员，从而帮助Ｂ某等多名乌克兰籍、俄罗斯籍外国人向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外使馆申请取得工作签证15本，向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申请取得居留许可12本。事后，星派公司、智尚明博公司支付郑杰办证费用70000元，郑杰向王红支付办证费用35000元，王红向王某1支付办证费用11000元。 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采信的证据予以证明： 1.川文市函［2018］66号、241号、294号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及相关申报材料，证明王某1三次以异域之旅公司名义向四川省文化厅申请举办“星派异域之旅驻场演出”活动，登记在华单位均为异域之旅公司，联系人为王某1，演出活动承诺书上有演出举办单位异域之旅公司的盖章和王某1的签名以及演出人员的签名，演出现场负责人和联席人是郑杰；星派公司、智尚明博公司出具了场地使用证明，同时申报材料包括了演出节目内容及演员介绍、王某1经纪人从业证件的复印件等。 2.营业执照、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证明成都异域之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某1，该公司拥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经营范围为：演出组织、演出制作、演出营销、演出居间。 3.委托合同、银行存款日记账、现金日记账、微信转账记录，证明星派公司、智尚明博公司委托郑杰招募外籍演员并办理入境手续，以及支付郑杰70000元办证费用的情况；郑杰微信账户“zhengjie_223”向王红微信账户“wanghongl9780711”转账35000元的情况。 4.证人王某1证言，证明王某1是异域之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除了帮爱斯达公司做过涉外演出许可报批以外，还经王红介绍，用异域之旅公司的资质帮郑杰给德阳的星派娱乐公司、绵阳的智尚明博公司做过报批。德阳是大概在2017年的12月底做的报批，绵阳是大概在2018年的3月底做的报批，后期还做了一次增加外籍演员的报批。 5.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明杨某1是德阳欧米亚星派娱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负责公司经营。德阳市欧米亚星派娱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有三家下属公司，分别是星派公司、智尚明博公司、拉萨市志和娱乐有限公司。杨某1的公司刚开始在德阳营业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郑杰，后来星派公司、智尚明博公司的外籍演员是通过郑杰招聘过来的。杨某1的公司负责支付签证、居留许可等费用给郑杰，郑杰负责办理手续。星派公司和智尚明博公司总共使用过三次异域之旅公司的名义为外国人办理工作签证和居留许可，公司是按每人6000元标准一共支付郑杰70000元。杨某1在文化厅的批文上看到过异域之旅公司老板的名字，姓王。外籍演员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管理都是由郑杰管理，因为这些外国人是郑杰招募来的，他们只认郑杰，而且公司没有人会说英语。给外籍演员发工资也是公司根据演员的考勤情况结算后把工资转给郑杰，再由郑杰按照他和演员协商的情况进行发放。这是最初郑杰和杨某1协商时提出的，说是可以更好管理外籍演员，郑杰也要赚取工资的差价。杨某1不清楚郑杰招募外籍演员的过程，支付给郑杰每名外国人6000元的费用就是办理工作签证和居留许可的费用，外国人来国内的飞机票、住宿费，包括中间产生的其他费用都是由星派公司和智尚明博公司负责，不包括在6000元里面。 6.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明2017年3月，李某3到德阳星派公司上班，现担任舞美总监，负责4名乌克兰籍演员的日常管理。2018年这4名演员的居留许可是李某3带着他们到成都去办的。李某3不清楚办理流程，是郑杰把王红的电话号码发给李某3，李某3联系王红后，王红协助李某3办理的。 7.证人B某、Y某、C某、V某等外籍演员的证言，证明自己都是Nic（郑杰）招聘来中国工作的。部分外籍演员是Nic叫自己先办理“L”（旅游）签证到中国香港，然后在香港办理工作签证；办签证的护照、节目单、演员的名单、邀请函等都是Nic准备好后叫他人带到香港来的，办理好签证之后就来德阳工作。部分是Nic把邀请信等材料寄给外籍演员，在自己国家的中国使馆申办签证后来中国工作的。外籍演员每个月的工资是Nic通过微信转账给大家的，平时都是Nic与外籍演员沟通。 8.证人罗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等，证明大概2018年3、4月份，王红告诉自己和Ｎｉｃ（郑杰）联系，说Ｎｉｃ那里有一批外国人要报批，要帮他做一下报批需要的资料，然后王红给罗某了Ｎｉｃ的微信号。罗某和Ｎｉｃ联系上后，他通过微信把外国人的护照、场地方的资质照片发给自己，自己把同意函等报批资料做好，联系王某1加盖异域之旅公司的公章，盖好章后就寄给了在德阳的郑杰，他再准备好场地方的资料交给自己。罗某把报批资料做好，再次联系王某1，一起去省文化厅办证大厅，由王某1递交报批资料。过了大概三十天，王某1联系罗某在省文化厅办证大厅见面，把批文交给了罗某。罗某再把批文拍照后发给郑杰，之后又写好了邀请信，盖好异域之旅公司的公章，再把批文、邀请信等资料交给王红，王红再寄到香港。五月份左右，又办理了一次，郑杰说把材料寄给绵阳的肖凯。这次除了没有做邀请信，其他程序与前次一样。 经罗某对川文市函［2018〕294号四川省文化厅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及相关申报材料原件进行辨认，申报材料由王红安排罗某伪造的。 9.被告人王红的供述，证明王红为郑杰代办了三批次外籍人员的入境手续，是用王某1异域之旅公司的资质，因为当时爱斯达公司的涉外演出报批被省文化厅暂停了。第一次是2017年12月一天，郑杰打电话给自己说他那里有一批外国人要办签证，王红和他谈好价格为15000元后，又给王某1联系说德阳这边有一批外国人要报批，后来自己是安排于某或罗某去经办的。第二次是2018年3月份，第三次是4月份时，郑杰说第二次有外国人没有来，要增加几名外国人。第一次是川文市函［2018］66号、第二次是川文市函［2018］241号、第三次是川文市函［2018］294号，三次共收取了郑杰35000元费用。王红与王某1协商按4500元的价格给了两次，补办一次给了2000元，一共给了王某111000元。后来警察来调查，王红跟王某1商量怎么办，王某1就让郑杰假装是自己公司的员工，还让郑杰做一份假的工资表寄给他。要求王红也说郑杰是他公司的员工。 10.被告人马莉的供述，证明爱斯达公司还给德阳和绵阳的酒吧办理过外籍人员的入境手续，具体批数和人数不清楚，是王红去谈的业务，当时是以异域之旅的名义办的，手续是罗某去办理的。收的钱都入了公司账户。 11.被告人郑杰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郑杰一共找王红、王某1办理过三个批次的演出许可。这三个批次的演出许可都是用异域之旅公司的名义申报的。但郑杰起初不认识王某1，郑杰是直接找的王红，王红又联系的王某1，三个批次郑杰通过微信一共支付王红35000元的办证费用。这三个批次的外国人共12人，都是帮星派公司和智尚明博公司招募的，第一次找的8个外籍人员只来了4个，第二次找的9个外籍人员只来了5个；第三次招的4个外籍人员中只来了3个。这12个外籍人员的住宿、交通等费用都是由星派公司和智尚明博公司负责，郑杰从星派公司和智尚明博公司那里收取的是每人6000元的办证费用，三批次共收了70000元。这些外国人平时的工资也是星派公司和智尚明博公司转给郑杰后，由郑杰支付给这些外国人的。郑杰不是异域之旅公司的人，后来因为公安机关在调查，王红和王某1担心自己被抓，就让郑杰说自己是王某1公司的临时员工。 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事实 1、被告人王红、马莉系爱斯达公司股东。2016年12月，为了招募外国人在国内从事商业演出活动，牟取利益，王红、马莉在4名委内瑞拉籍人员Ｅ某1、Ｅ某2、Ｅ某3、Ｎ某无法办理工作签证的情况下，以爱斯达公司的名义制作虚假材料，编造参加商贸活动的虚假事由，让4名委内瑞拉籍人员向内瑞拉使馆骗取商贸签证，并帮助上述外籍人员购买机票于2017年1月18日入境到达四川省成都市。短暂休息、排练后，王红、马莉庚即安排公司员工带领上述持非工作签证的4名委内瑞拉籍人员，以“天空乐队”之名在全国各地从事商业演出活动。 2、2017年5月，被告人王红、马莉以相同方式制作虚假材料，编造访问的虚假事由，让4名委内瑞拉籍人员Ｓ某、Ｆ某、Ｌ某、Ｇ某2向内瑞拉使馆骗取访问签证，并帮助上述外籍人员购买机票入境到达四川省成都市。短暂休息、排练后，王红、马莉庚即安排公司员工带领上述持非工作签证的4名委内瑞拉籍人员，以“夏日乐队”之名在全国各地从事商业演出活动。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手机截图等，证明王红为“天空乐队”、“夏日乐队”购买入境机票，为“天空乐队”办理入境商贸签证，以及“天空乐队”、“夏日乐队”8名委内瑞拉人的商贸、访问签证到期后赴香港办理工作签证，转账给代办人费用的情况。 2.邀请信、营业执照等，证明王红、马莉编造邀请E某1等4名委内瑞拉籍人，从2017年1月11日至2月10日来中国参加爱斯达公司举办的“爵士音乐文化交流”活动和编造邀请E某1等4人，从2017年5月20日至6月20日来中国参加爱斯达公司举办的“爵士音乐文化交流”活动的虚假理由，向外交部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出具邀请信等办理签证相关资料的情况。 3.办理商贸签证延期申请材料，证明2017年2月17日至2017年3月16日，爱斯达公司向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申请为“天空乐队”4人办理了商贸签证延期。 4.“天空乐队”、“夏日乐队”8名委内瑞拉籍人员的签证、居留许可等，证明爱斯达公司给招募的8名委内瑞拉籍人员办理签证、居留许可等情况：“天空乐队”成员，由爱斯达公司组织其在内瑞拉使馆申请办理商贸签证入境后从事演出工作，再到成都市申请办理签证延期，后再安排其到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申请办理工作类职业签证，再到成都出入境申请办理居留许可。“夏日乐队”成员，由爱斯达公司组织其在内瑞拉使馆申请办理访问签证入境后从事演出工作，后再安排其到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申请办理工作类职业签证，后再到成都市申请办理居留许可。 5.证人E某1、E某、E某3、N某的证言,证明四人系委内瑞拉人。2016年初，E某1就开始让在中国工作的朋友G某1帮忙在中国找工作。听说乐队在中国受欢迎，四人就组成了一支乐队一起找工作。后来通过G某1介绍与爱斯达公司的SUZY（王红）取得联系。王红告知其可以到成都工作，希望四人尽快办理工作签证到中国。E某1加了相关的微信群从中认识了一个帮办中国签证的代理叫H某的女人，她把办理各种签证的办证指南发给了自己，自己又转发到了和SUZY一起的那个微信群里，同时把H某的微信号推荐给了SUZY，让他们对接办理签证和相关费用的事情。后来因在委内瑞拉无法尽快办理工作签证到中国，SUZY很想四人尽快到成都工作，告诉四人可以先办理贸易签证到中国工作，等贸易签证到期以后再换成工作签证继续工作。2016年12月，E某1就把四人的护照照片发给SUZY，然后SUZY就通过微信群把爱斯达公司的营业执照、邀请函、MARY和SUZY的身份证扫描件，还有其他的公司资料一起发给了自己，自己又交给H某。大概过了1个多星期，H某通知自己说商贸签证已经办好了，叫到中国大使馆去拿护照。四人办理商贸签证的费用是SUZY给交的，多少不清楚，还有四个人的旅行保险共计2000美元，也是SUZY交的，2000美元的旅行保险到成都后从工资里扣除了的。四人办理好商贸签证后，在微信群里把签证拍照发给SUZY看，她确定后过了两天又帮忙买好了机票。四人于2017年1月18日到了成都，第三天就开始排练节目，好像是第五天开始就按照爱斯达公司的安排，在全国各地进行表演了。后来爱斯达公司又给四人办理了商贸签证延期，到期后又安排四人到香港换了工作签证。 6.证人Ｓ某的证言,证明Ｓ某的朋友Ｅ某1在中国成都从事演出工作，他经常会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其演出工作的照片和视频。2017年4月左右，Ｅ某通过微信联系上自己，问愿不愿意到成都来从事演出工作。自己考虑了一周左右，回复愿意到成都来工作。Ｅ某1就把一个叫Ｇ某的乌克兰男子的微信推荐给自己。后来Ｇ某建了一个微信群，群里有Ｇ某1、ＳＵＺＹ（王红）与这次准备到成都工作的Ｆ某、Ｌ某、Ｇ某2和自己共6个人。后来通过Ｇ某1与爱斯达公司谈好工资等问题后，Ｇ某1就微信发了两张电子文件图片给自己，让自己打印出来作为申请签证的材料提交。2017年5月初，自己叫上另外三个委内瑞拉人一起到内瑞拉大使馆申请办理签证。大概过了1个星期，就领取到了签证。然后爱斯达公司就给四人购买了委内瑞拉到成都的飞机票。到成都后大概休息了不到一周，爱斯达公司就安排四人演出，除了在米兰咖啡表演，还在外面很多地方表演。后来四人的访问签证要到期了，爱斯达公司才安排四人到香港换的工作签证和在成都办理的居留许可。 7.证人L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夏日乐队”四个人都是持访问签证来的成都，到成都后就按照爱斯达公司的安排以“夏日乐队”的名义进行演出。过了一段时间，爱斯达公司才安排四人去香港换了工作签证。 L某辨认了川文市函[2017]740号相关材料，辨认出和自己一起来成都的“夏日乐队”4人。 8.证人罗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6月2日，罗某到爱斯达公司上班时，“天空乐队”和“夏日乐队”就已经在爱斯达公司上班了，主要是到全国各地进行商业演出。 9.证人陈某3的证言，证明爱斯达公司给招募的外籍演员办理工作签证需要先办理文化厅的涉外营业性演出许可，还要邮寄给外国人，所花时间较长，并且有些国家难度很大，因此就会给外籍演员办旅游、商贸、访问签证，这样快捷的多。“天空乐队”和“夏日乐队”是王红、马莉招募来的，陈某3带“天空乐队”到全国各地外出演出过多次。 10.证人于某的证言，证明“天空乐队”是2017年初来的成都，当时是给他们用的商贸签证。“夏日乐队”是2017年5月来的成都，用的是访问签证。他们来成都的机票都是爱斯达公司负责购买的，来成都后所有的演出活动都是爱斯达公司在负责安排，从来没有从事过商贸和访问活动。爱斯达公司招募他们来就是进行表演的，办理的商贸签证和访问签证都是为了能方便快捷的来成都。 11.被告人王红、马莉的供述，证明大概是在2016年的时候，曾在爱斯达公司工作过的一个名叫G某的乌克兰籍键盘手，介绍了一支由四个委内瑞拉人组成的乐队（即“天空乐队”）来爱斯达公司工作。当时马莉、王红看了他们表演的视频后，觉得表演得可以，决定把他们招募到公司来进行表演。马莉让王红和G某谈相关细节，王红就主要给G某1说了上班的地点、时间、工资、住宿等问题，后来这四个委内瑞拉人同意到爱斯达公司来工作。给他们办理签证和订购机票来中国成都的事情都是王红在具体经办。马莉记得王红给自己说过这四人在他们国家办不了工作签证，只能办理商贸签证来中国。王红把爱斯达公司的相关申请材料发给了委内瑞拉人，他们办理好商贸签证后，王红又在网上给他们购买了从委内瑞拉到成都的飞机票，2017年1月四人就来到成都，后来又在成都出入境办理了一次商贸签证延期，过了一段时间又到香港去换了工作签证。四人办理商贸签证的费用都是由爱斯达公司支付，到成都的飞机票也是由公司购买的。四人到成都后没有进行过商贸活动，爱斯达公司招募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从事演出工作。马莉、王红知道外国人用商贸签证到中国是不能工作的，只是想让他们办商贸签证先过来表演看下行不行，如果可以的话再给他们换成工作签证。“夏日乐队”四人来爱斯达公司工作具体的操作流程和“天空乐队”的差不多。“夏日乐队”是办理的访问签证来爱斯达公司工作，他们到成都后没有进行过访问活动，工作到2017年7月左右，才到香港去换了工作签证，在成都出入境部门办理了居留许可。 本案还有以下其他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采信的证据：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指定管辖决定书，证明2018年5月10日，雅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在办理李某6非法聘用外国人一案时发现，爱斯达公司的股东马莉、王红借用异域之旅等公司名义引进外籍演员进行表演。2018年6月6日，雅安市公安局对该案以“5.10出售出入境证件案立案侦查”。2018年6月8日，四川省公安厅指定该案由雅安市公安局管辖。 2.拘留证、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等。证明本案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3.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的身份信息。 4.到案经过，证明2018年7月4日，马莉接民警电话通知自动到案接受讯问；2018年7月20日，王红接民警电话通知自动到案接受讯问；2018年9月12日，郑杰接民警电话通知自动到案接受讯问。 5.四川效率源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侦查机关将扣押被告人手机送四川效率源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所，对手机中的QQ、微信、短信聊天记录等数据进行了提取。 6.搜查证、搜查笔录，证明2018年7月4日，侦查机关对王红的住所进行搜查的情况。 7.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缴款单，证明侦查机关依法扣押马莉移动电话一部（正面白色、背面金色，Ｉｐｈｏｎｅ6Ｓ）；扣押王红手机一部（小米ＭＤＥ2，正面白色，背面银白色）；扣押郑杰手机一部（苹果ＩＰｈｏｎｅ金色）；扣押于某手机一部（背面蓝色、前面黑色）；扣押罗某手机一部（正面白色，背面玫瑰金色）；扣押陈某3移动电话一部（ＩｐｈｏｎｅＡ1661移动电话，正面为白色，背面为金色）；扣押林某手机一部（苹果ＩｐｈｏｎｅＸ，背面灰白色，前面黑色）；扣押黄某手机一部（苹果Ｘ，正面黑色，背面银白色）。家属在公诉机关代马莉、王红退缴了95000元，郑杰在本院退缴了28000元。 8.接受证据清单、四川省文化厅演出批复10份、四川省文化厅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14份等，证明王红向侦查机关提交了公司取得的文化厅演出许可批文及公司的营业执照、财务记账本等。 9.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证书复印件，证明本案翻译人员的资质。 10.现场勘验、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雅安市公安局对位于雅安市名山区的外籍演员非法表演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情况。 11.检查证、检查笔录，证明侦查人员对成都市成华区文德路211号成电花园小区2栋5单元5楼17号房间进行检查，该房间居住了5名外国籍女子。 12.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部分外籍演员对马莉、王红及爱斯达公司工作人员，以及对与自己相关的文化厅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相关申报材料进行辨认的情况。 13.证人黄某的证言，证明黄某是在2018年4月中旬正式到爱斯达公司去上班。黄某带外籍演员去过很多地方表演。 14.证人李某4的证言，证明李某4在爱斯达公司工作期间主要负责带领公司的外籍演员外出商业表演，还有就是负责公司外籍演员的日常生活管理，还有就是公司安排的其他临时工作。爱斯达公司主要是承接外籍演员进行商业表演的。爱斯达公司和未央公司、苏格缪斯酒吧、金达莱公司没有合作关系，爱斯达公司的外籍演员也从来没有到过这些地方进行过演出。李某4知道爱斯达公司帮别的公司招募经营的外国人办理过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工作签证和居留许可，但是不知道帮过哪些公司。李某4带“天空乐队”、“夏日乐队”去办理过居留许可，还经常带他们外出表演。两支乐队到爱斯达公司后没有进行过商贸和访问活动，他们来爱斯达公司上班就是进行演出的。 15.证人罗某的证言，证明罗某于2017年6月到爱斯达公司从事文案工作。2018年3、4月份，公司的员工于某辞职了，王红安排罗某接手于某之前负责的报批工作，于某把以前报批工作的模版拷贝给了罗某。每次都是王红把外国人的信息发给罗某，罗某制作好资料后，找到王某1盖上异域之旅公司的公章，再递交到青羊区文旅局，通过青羊区文旅局的审批后，与王某1联系在省文化厅办证大厅见面，由王某1把审批材料交给文化厅的报批窗口。自己办理的申报有两次是爱斯达公司帮郑杰办理的。 16.证人陈某3的证言，证明马莉、王红是爱斯达公司的股东。公司还有于某、罗某等员工。 17.证人于某的证言，证明于某从2016年7月至2018年在爱斯达公司工作。2016年10月开始，王红安排于某学习并负责营业性演出许可申报材料的制作。工作期间一共制作了十几份申报材料，有爱斯达公司自己申报的，有使用其他公司资质申报的，有其他公司用爱斯达公司的资质申报的。爱斯达公司与这些公司没有合作关系。 18.证人泽郎初、杨某2、李某5的证言，证明爱斯达公司在经营外籍演员商业演出活动。 19.证人王某2证言，证明自王某2担任岷山饭店演艺中心的总经理之后，岷山演艺中心向爱斯达公司共提供过4次场地使用证明和营业性场地备案证明用于办理演出许可、工作签证和居留许可。爱斯达公司经营的外籍人员从来没有固定在岷山饭店演艺中心演出过。有过偶尔来表演的情况，都是岷山饭店需要演员表演的时候，偶尔会出钱向爱斯达公司调用。 20.证人全某、张某、夏某的证言，证明王红所经营的一个四人外籍乐队在童卫公司的一楼和二楼的场地进行过不到一个月时间的表演。 21.证人李某6的证言，证明李某6联系马莉安排了5个外国人到雅安市名山区表演。这5个外国人是一个叫黄某的小伙子带过来的。 22.被告人王红、马莉的供述，证明马莉是爱斯达公司法人代表，王红是股东。公司有举办涉外演出活动的资质，但在2017年11月被文化厅暂停了。马莉和王红商量决定还是要继续经营公司的涉外演出业务，就找其他公司帮助办理涉外营业性演出许可。先找过金手指公司，后来因为王某1在网上发布过消息，王红就找到王某1商量，由王某1的异域之旅公司帮助办理省文化厅的营业性演出许可报批，再用这些文化厅批文和其他申报材料为外国人在其所在国家的大使馆办理工作签证，在出入境机关办理居留许可。 王红、马莉的辩护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红、马莉、郑杰以牟利为目的，出售出入境证件，其行为妨害了国（边）境管理秩序，已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且属情节严重。被告人王红、马莉作为爱斯达公司的股东和主管人员，为经营涉外营业性演出活动营利，组织外籍人员使用虚假的出入境事由骗取入境证件，偷越国（边）境，二人的行为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本案属共同犯罪，三名被告人在各自参与的犯罪过程中作用基本相当，不区分主从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王红、马莉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应数罪并罚。王红、马莉、郑杰自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罪行，系自首，可以减轻处罚。王红、马莉、郑杰自愿认罪认罚并签字具结，可以从宽处罚。结合郑杰犯罪的情节和认罪悔罪态度，可以对其宣告缓刑。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王红、马莉的亲属代二人退缴的人民币95000元，其中85000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其余10000元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在案证据证实，被告人作为涉外营业性演出的行业人员，在部分委托公司明确要求为外籍人员办理签证、居留许可，在明知涉外演出许可的主要用途是为外籍人员办理入境证件的情况下，仍将没有资质的委托公司实际招募的外籍人员虚构为有资质公司招募的外籍人员，骗取了涉外演出许可，同时又提供了其他申报材料，从而帮助外籍人员申请取得入境证件，收取了委托公司支付的办证费用，其行为依法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不是合法的演出经纪居间代理行为；同时行业乱象也不能成为合法的理由。因此，对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建议对其减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三百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红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王红先行羁押二十七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被告人王红的刑期自2020年1月13日起至2024年8月16日。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马莉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马莉先行羁押三十八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被告人马莉的刑期自2020年1月13日起至2024年6月4日。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郑杰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四、追缴被告人王红、马莉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5000元（已退缴）、被告人郑杰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5000元（已退缴28000元）；被告人王红、马莉、郑杰的手机予以没收，其余扣押物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姜华 审判员  芮泽 审判员  胡轩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王莹 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一十八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众多的； (三)造成被组织人重伤、死亡的； (四)剥夺或者限制被组织人人身自由的； (五)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 (六)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 (七)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犯前款罪，对被组织人有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行为，或者对检查人员有杀害、伤害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二十条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或者出售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刑法第三百二十条规定的“出入境证件”,包括本解释第二条第二款所列的证件以及其他入境时需要查验的资料。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二十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或者出售出入境证件五份以上的; (二)非法收取费用三十万元以上的; (三)明知是国家规定的不准出入境的人员而为其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或者向其出售出入境证件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六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六章第三节规定的“偷越国(边)境”行为: (一)没有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或者逃避接受边防检查的; (二)使用伪造、变造、无效的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的; (三)使用他人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的; (四)使用以虚假的出入境事由、隐瞒真实身份、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等方式骗取的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的; (五)采用其他方式非法出入国(边)境的。 第七条以单位名义或者单位形式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三百二十条、第三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