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31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六安市裕安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城南镇裕安大厦**。 法定代表人：林泽文，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东，安徽皋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蔚然，安徽皋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安徽六安市飞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霍山县衡山镇文峰北路 法定代表人：王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登宏，安徽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六安市裕安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以下简称裕安区重点处）因与被上诉人衡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宇公司）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20）皖1503民初3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裕安区重点处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支持裕安区重点处的一审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2016年12月23日，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按照合同约定衡宇公司应于2018年底案涉工程竣工，但衡宇公司至2019年1月22日完成验收后一直拒绝交付工程，并于2019年9月5日向裕安区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暂停交付春天嘉苑二期的报告，以要求调整材料价差为条件拒绝向裕安区重点处交付案涉工程。因衡宇公司迟延交付涉案工程的违约行为，导致裕安区重点处迟迟不能向拆迁部门交付房屋用于安置，给裕安区人民政府造成巨大民生问题压力及支付巨额延期过渡费的财政压力。裕安区重点处迫于压力于2019年12月18日向衡宇公司出具《函》，以期衡宇公司能够早日履行合同义务，衡宇公司直到2020年上半年才交付房屋，衡宇公司拒绝交房行为持续了一年多，案涉工程每月超期过渡费近百万元。二、衡宇公司拒绝交付案涉工程，并发出暂停交房报告以拒绝交付工程为手段要求材料调差的行为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胁迫手段。该胁迫不以胁迫人是否使用暴力作为评价判断标，而是因其暂停交房行为让裕安区重点处承担着延期交房产生的民生问题和政府的高额过渡压力，给裕安区重点处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层面的压力，迫使其向衡宇公司出具《函》，因此该《函》属于裕安区重点处受胁迫后作出的意思表示。衡宇公司发出暂停交房报告目的是为了让裕安区重点处同意调整材料价差，但基于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裕安区重点处不予调整材料价差合理合法，因此衡宇公司拒绝交付案涉工程的行为本身违反合同约定及诚信原则。衡宇公司拒绝交房的行为也不应以裕安区重点处是否书面催告交房作为前置条件，其按照约定交房是其合同义务，因此其拒绝交房行为具有不合法性。衡宇公司在关于暂停交房报告中表示“我公司考虑到本项目是安置房，关系到民生和政府高额的过渡费”，由此可以看出，衡宇公司明知其拒绝交付案涉工程会给裕安区重点处造成不利影响，却仍向裕安区重点处做出胁迫行为以期达到不法目的，主观上具有故意性。三、《函》是裕安区重点处在受到衡宇公司胁迫下，且面临回迁安置的民生问题和延期交房所产生的巨额过渡费的情形下出具的，《函》属于裕安区重点处在受胁迫下作出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函》未明确表示对案涉工程一定给予材料调差，因此不具有承诺性质，且对《函》的理解应当准确。涉案工程经招标程序，双方签订的是固定总价合同，因此对于材料调差问题，裕安区重点处无权未经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单方做出允诺。四、一审判决认为《函》是裕安区重点处召开党组会讨论决定，参会人员表意没有受到不自由的限制，其意思表示符合表意人的真实意思，该认定明显错误。衡宇公司明知拒绝交付案涉工程一定会给裕安区重点处造成不利影响，其拒绝交付案涉工程构成恶意，且系以“软暴力”方式胁迫裕安区重点处以达成涨价目的。裕安区重点处召开党组会而党组会成员是由现实生活的自然人，其表意早就受到来自衡宇公司“软暴力”的胁迫及政府工作层面的压力，参会人员的表意已经受到“不自由”限制。综上《函》系裕安区重点处在受到胁迫情形下发出的非承诺性文件，应当予以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衡宇公司辩称，一、裕安区重点处陈述的“基本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涉案工程2019年1月4日通过竣工验收，2019年4月26日即完成工程移交，裕安区重点处上诉状所称的存在承担巨大支付巨额延期过渡费经济财政压力，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房屋交付须满足消防、规划、环保等诸多验收项目，其必须完成小区综合查验，方能交付房屋，衡宇公司所从事的土建工程施工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裕安区重点处将其对于回迁业主的逾期交房责任，往衡宇公司身上推卸，衡宇公司不能同意，更不会承担。而且本案所涉及的安置小区安置房建设，安置单位并非裕安区重点处，安置单位为政府相应的裕安区土地和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补偿过渡费的主体也与裕安区重点处无关。故裕安区重点处有关本案所谓的基本事实的陈述，根本不是事实。二、裕安区重点处有关衡宇公司存在胁迫行为，进而导致其作出2019年12月18日函应予撤销的观点不能成立。第一，从法律关系上来看，衡宇公司同裕安区重点处之间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两者之间权利义务在合同以及相应的补充协议中，均有着明确具体的约定，如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合同相对方均可依据合同与约定或法律规定行使权利，乃至最终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司法救济，本案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合同一方违约，则合同相对方也完全可以通过协商、乃至诉讼等方式予以权利救济，出具函件，只能说明一点，即该函件体现的是出函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从衡宇公司所承建春天嘉苑项目工程交付事实来看，裕安区重点处相应的胁迫观点明显缺乏事实及证据支撑。案涉工程2019年1月5日通过竣工验收，2019年4月26日即已完成建筑工程移交，故裕安区重点处所称的胁迫情形事实上并不存在，其作为工程发包人且在工程移交协议上签章确认，对此显然知悉，故本案根本不存在裕安区重点处所称的胁迫情形存在。第三、衡宇公司要求调整材料价差的诉求并非非法行为，衡宇公司在对案涉春天嘉苑小区二期工程进行施工过程中，商砼、钢材、砂石等建材价格超出可预见上涨幅度巨幅上涨，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而且在衡宇公司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过程中，作为建设单位的裕安区重点处也同意在工程结算时给予衡宇公司调整材料差，施工单位的调整材差的诉求合理、合法，不具有非法性，显然不构成可撤销的胁迫行为。第四，从2019年12月18日函件作出的时间来看，该函件的作出，系在衡宇公司2019年9月5日向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政府出具要求调整的函件之后，裕安区重点处在区政府转交交办后，于2019年12月18日党组会议集体研究作出并交付衡宇公司，并非当即或者在很短时间内作出。第五，从2019年12月18日函件作出的方式来看，该函件是作为建设单位的裕安区重点处在经党组集体慎重研究后作出，并非某个人单方草率决定而作出。第六，从撤销2019年12月18日函件行为发生的背景来看，裕安区重点处诉请撤销2019年12月18日函件，是在衡宇公司诉请法院要求作为建设单位的裕安区重点处落实调整材差的承诺后，裕安区重点处方才匆匆提出，明显是为了逃避、推脱其依据2019年12月18日函件应负的调整材差责任，是典型的不诚信行为，该撤销2019年12月18日函件不具有合法性。第七，裕安区重点处一审及上诉状所提及的面临支付广大回迁户逾期过渡费继而作出2019年12月18日函件的说法也依法不能成立。从裕安区重点处一审举证可以看出，支付逾期过渡费的主体并非本案裕安区重点处，再则衡宇公司已经将所涉建筑向使用单位予以交付，另外，房屋交付条件中，施工单位施工行为完成仅是交付房屋的条件之一，房屋要完成交付尚需规划、消防、绿化、环保等多种验收合格，故裕安区重点处相应说法根本不能成立。第八，从衡宇公司主张调整价差的对象来看，其2019年9月5日调整案涉工程价差的主张对象是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政府，并非裕安区重点处，区政府要求其着力解决，裕安区重点处裕安区重点处是落实区政府的转办指示，何来是受衡宇公司胁迫的可能存在呢？三、本案诉争函件不存在内容违背裕安区重点处真实意思表示，所谓受到衡宇公司软暴力影响，继而应当撤销的观点，不能成立。从裕安区重点处自身的性质特点以及当前扫黑除恶的背景来看，裕安区重点处的在胁迫情形下出具2019年12月18日函件的观点同样不能成立。作为案涉工程发包方的裕安区重点处系政府专门从事裕安区城区内从事重点工程的政府专职部门，作为案涉工程承包人的衡宇公司仅为一建筑工程施工企业，在目前全国声势浩大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背景下，如果2019年9月5日调整材料差价请求不是合理合法，如果存在胁迫情形，那无论是接受调差报告的区政府、还是党组会研究决定同意比照区内其他给予调差工程执行承诺的裕安区重点处，一定会选择报警或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是开党组会议出具2019年12月18日函件。综上所述，衡宇公司认为，2019年12月18日函件的出具，根本不存在裕安区重点处诉称的胁迫情形，该函体现的是裕安区重点处的真实意思表示，裕安区重点处作为政府部门，应当率先作诚实守信的表率、模范，不应作失信没有担当的负面典型，裕安区重点处的上诉请求及其所持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裕安区重点处上诉请求。 裕安区重点处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2019年12月18日向被告发出的函;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12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六安市春天嘉苑小区二期1#、10#、11#、12#、13#楼等工程发包给被告施工。被告完成施工后，于2019年1月4日通过验收,同年4月26日双方签订了工程移交协议，但工程未向原告实际交付；9月5日被告向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政府提交关于“暂停交付春天嘉苑二期工程的报告”，报告主要内容为:自工程开工以来，由于受到国家“三去一降一补”和强化环境治理工作以及政府宏观调控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施工期间材料价格飞涨，我公司申请在材料价格飞涨期暂停施工，但重点局不同意停工，承诺在结算时会考虑材料涨价因素，向政府汇报，会给予调整材料涨价价差…，我公司顾全大局，按期完成工程，造成我公司严重亏损。目前，春天嘉苑二期总承包工程已具备交付使用条件，因施工期间，材料价格飞涨，原告当初承诺给予调整材料涨价差价未兑现，如不予材料价差调整，将导致材料商、人工讨要工程款的连锁不利负面影响。为此，决定暂停交付春天嘉苑二期工程，直至同意调整材料涨价价差为止。9月11日裕安区人民政府有关领导签署意见要求重点工程管理处着力解决。12月9日原告召开党组会进行了研究，12月18日原告向被告致函，主要内容为:我处党组会研究决定，我区2017年2月20日至2019年1月4日期间施工的项目，有哪个工程允许材料调差，也允许该项目在同期、同材料和同方式情况下，参照执行该工程同比例单价调整。被告收到函后，将春天嘉苑小区二期工程交付给了原告。 另查明:六安市春天嘉苑小区二期工程是裕安区政府安置项目，施工合同第十条第5、6项约定“施工中无经济签证（包括清单漏项部分）。无论施工图纸上有否，基础超深、设计变更等概不签证，增加的工程量由总包单位解决,并保证工程质量。”还约定“在合同工期内涉及人工费调整按国家政策执行，其他材料一切包死”等。工程延期交付，要支付广大回迁户超期过度费用，且数额巨大。 2020年4月13日本案被告起诉要求本案原告给付材料调差款等。2020年6月16日原告起诉称其当初发给被告的函是受到被告胁迫而作出的，请求该院撤销原告于2019年12月18日向被告发出的函。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函件是原告召开党组会讨论决定的，参会人员表意没有受到不自由限制，其意思表示符合表意人的真实意思,故原告诉称的胁迫情形不能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六安市裕安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减半收取250元，由六安市裕安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负担。 本院在二审期间，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 一审认定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裕安区重点处称其受到胁迫而作出涉案的《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当事人对胁迫事实的举证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案中裕安区重点处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到胁迫已达到意志不自由的程度，故一审法院不支持其撤销该《函》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裕安区重点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六安市裕安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顾德明 审判员  丁志欢 审判员  卢文乐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鲍芳 书记员周焱鑫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