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2民终7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后殷村。法定代表人：叶春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燕，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傅战强，男，196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锋良，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兆余，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徐彬，男，197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后殷村。上诉人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傅战强、原审第三人徐彬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18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汇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傅战强一审的诉讼请求；二、改判确认浙ＢＴ××**出租车及该车辆相关营运权属国汇公司所有；三、改判确认徐彬享有浙ＢＴ××**出租车的经营使用权。事实和理由：一、傅战强将涉案车辆转让给国汇公司之后，国汇公司不仅向傅战强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将上述款项列入国汇公司财务报表中，还将涉案车辆计入国汇公司的固定资产范围，据此应当认定国汇公司已经支付了车辆转让款，傅战强于2015年7月29日出资更新涉案出租车的行为只是傅战强的一面之词，即使傅战强出资了，也仅仅是与国汇公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二、叶春良与原国汇公司股东在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签署了一份《公司转让协议》，约定“乙方（叶春良）出资人民币壹仟叁佰贰拾万元整收购甲方（国汇公司）所有资产（除范志军的35辆车以外，车辆明细见附件）。甲方将国汇公司所有资产转让给乙方”，明确表明了国汇公司资产范围包括股东对应的股权车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1款再次明确股权转让的标的范围包括股东对应的股权车辆。但一审法院认为13250000元与包含股东名下车辆在内70辆出租车价值不对等，明显属于主观臆断，没有事实根据。国汇公司认为，出租车价格没有政府指导价，随行就市，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系傅战强自愿接受的，应当合法有效。况且国汇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宁波市专业出租车中介机构出具的出租车价格说明，足以印证协议定价是符合行情的；三、一审法院仅凭傅战强提交的所谓2015年度出租车有偿使用费和部分挂靠管理费收据就认定涉案车辆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所有权归属傅战强，实属牵强。国汇公司认为，叶春良在收购傅战强股权并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后，傅战强就丧失了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利，但傅战强不仅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交付车辆，还在实际使用经营涉案车辆，当然应当承担相应费用，况且傅战强所交费用是通过银行转账强行汇入国汇公司账户，国汇公司无法阻止，同时更加无法想象傅战强会一直侵占涉案车辆不归还；四、退一步讲，假定国汇公司与傅战强之前存在挂靠关系，涉案车辆的运营权及相应使用权也属国汇公司享有。出租车营运权的颁发系行政许可的一种，政府颁发给谁就属于谁享有。国汇公司合法享有涉案车辆营运权及相应使用权，故一审判决国汇公司赔偿营运损失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五、一审法院明显加重了徐彬的义务。涉案车辆及车辆营运权均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国汇公司将自己名下车辆卖给徐彬，徐彬按市价支付，并善意取得浙ＢＴ××**出租车，双方交易行为合法有效。一审强加给徐彬的审查义务明显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傅战强辩称：一、国汇公司主张涉案车辆营运权属于国汇公司并非属于傅战强，与事实不符。双方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后，约定涉案出租车所有权及车辆号牌的运营权均由傅战强享有，且事实上涉案车辆也一直由傅战强在经营使用，这点由国汇公司与傅战强长达两年的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履行的事实可以印证。此外，涉案车辆作为营运车辆有8年使用期，营运证以及保险各项费用均由傅战强支付，且双方之间在挂靠经营合同下，傅战强每个月向国汇公司缴纳挂靠费，根据该些事实，均可以认定涉案出租车权属及车辆营运权归属傅战强；二、国汇公司主张返还涉案车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车辆由傅战强购买并出租、使用，其间，国汇公司通过强制手段把车辆抢回，故傅战强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国汇公司返还相应车辆；三、傅战强对于国汇公司股权已经过户至叶春良名下并无异议，但对于国汇公司主张的股权转让价中包含了傅战强享有的车辆所有权及运营权的问题不予认同。当初涉案车辆只是为了国汇公司的组建，应付行政机关审查而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实际所有权仍归属于傅战强。由于国汇公司强制扣留导致傅战强丧失了对车辆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一审法院根据相应的车辆被强制占有的时间按照2500元/月计算相应的损失给傅战强，合理合法。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彬述称，其于2016年10月18日与案外人史国萍签订了《车辆转让协议书》，出资200000元购买了涉案浙ＢＴ××**出租车，已经善意取得该车辆的经营使用权。傅战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1.判令国汇公司继续履行《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至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证失效为止；2.判令国汇公司立即返还车架号Ｌ6Ｔ78Ｋ4Ｓ1ＦＮ031415、车牌号为浙ＢＴ××**的出租车一辆（车辆价值20000元，不包括客运出租车营运权证价值）；3.判令国汇公司赔偿损失67500元（自2016年10月6日暂算至起诉之日，按照2500元／月计算），并按2500元／月计算至车辆实际返还之日。国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要求确认涉案浙ＢＴ××**出租车车辆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其所有。徐彬向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其享有涉案浙ＢＴ××**出租车的经营使用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10日国汇公司成立，公司注册资金1000000元，傅战强出资20000元，成为股东，持有国汇公司2%股份。2012年5月10日，傅战强与国汇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傅战强将涉案出租车转让给国汇公司。协议书为填空式印制文本，双方只填写了车辆型号、有偿营运权证号、车牌号码、发动机号码、底盘号码，其他经评估价、车辆一次性转让价格、具体违约处理约定等均未填写。同日，国汇公司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发票载明车价为80000元。2014年10月10日，叶春良与傅战强等国汇公司39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公司类型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公司股东为项国平、王英、胡仁才等47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项国平；甲方（即国汇公司全体股东）确认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已经真实、完整向乙方（即叶春良）如实披露，具体如下：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共计125辆（即股东名下50辆，阿范中介35辆，社会挂靠车辆20辆），流动资金共计4500000元；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每辆股权车及股权代表的相关公司权益；本次股权转让价为13250000元，乙方先向每位股东支付定金10000元，第二期款项255000元由乙方自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并无第三人异议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每位股东支付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叶春良办理公司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成为国汇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16日，叶春良向傅战强支付股权转让款230000元，加上定金10000元，合计240000元。同日，国汇公司与傅战强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一份，载明“第一条挂靠车辆及年限：甲方（即国汇公司）出资车辆成本23万元收购乙方（即傅战强），挂靠经营，甲方拥有经营产权，乙方拥有经营使用权，有偿使用费由乙方交纳，乙方享有今后国家政策允许下的营运证继续使用权。具体如下：1.车辆车型捷达，营运权证号0841，牌照号浙ＢＴ××**；2.合同期限自2014年12月15日至车辆转让止；第二条合同标的：1.合同期间，乙方保证每月28日前向甲方缴付下月管理费600元，此费不包括ＧＰＳ费用及依国家政策制定的各项税费，并由乙方承担，甲方代乙方收缴等；2.合同期间，乙方保证本人及共同经营人遵守宁波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管理办法和甲方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等；第三条服务质量及交通事故保证金：第一轮挂靠车主不需要缴纳服务质量及交通事故保证金给甲方，之后参与挂靠的车主需要缴纳服务质量及交通事故保证金；第四条甲方权利和义务：1.甲方必须认真履行安全、运营、教育等方面企业管理职责，帮助、指导、监督乙方认真履行本合同规定经营要求，达到企业规定的服务标准；2.及时向乙方传达政府有关部门、行业管理部门的各项政策法规和信息，协助乙方办理各种证件、各类纠纷、各种交通事故等，费用由乙方承担；3（误写为5）.甲方有权对乙方车辆实行统一保险，保费由乙方全额承担，并在续保的五天前一次性付清，由甲方代办续保；4（误写为7）.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营运专用票据及其审核、发放、缴销工作；5（误写为8）.甲方对于乙方车辆在家庭内部之间（夫妻、子女之间）过户以及第一次对外转让免收手续费，对于第二次对外转让甲方向乙方收取3000元手续费；第五条乙方的权利义务：1.乙方必须遵纪守法，文明驾车，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服从行业管理，遵守甲方各项管理制度，完成合同标的；2.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及行业管理部门的各项政策，不违背甲方管理制度的前提下，乙方可对车辆的使用权进行转让；3.乙方对车辆进行定期保养、维修，保证车辆达到二级以上技术性能；4.乙方本人非甲方的股东，不享有甲方任何形式的资产及资源分配；第六条违约责任：合同期内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合同条款，共享信誉，任何一方不得违约；第七条合同履行争议解决办法（略）；第八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1.合同期间遇国家政策变动或遇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的车辆不能经营，双方互不视作违约；2.合同期内，遇国家政策性运价调整，损益均归乙方，规费、税金、保险费及不可预见费用调整，甲乙双方均作相应调整；3（误写为4）.如因车辆肇事或不当操作使车辆技术性能加速下降，导致车辆提前报废，其损失部分均由乙方承担等”。2015年7月29日，傅战强出资72800元购买车架号Ｌ6Ｔ78Ｋ4Ｓ1ＦＮ031415的吉利牌小型轿车对浙ＢＴ××**出租车予以更新，并出租给案外人陈国平，租金每月7600元。2016年6月23日，叶春良起诉傅战强在内的47位股东，要求47位股东共同支付流动资金差额款4066595元（即《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国汇公司流动资金4500000元-公司实际流动资金433405元＝4066595元）。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叶春良的诉讼请求。2016年10月6日，国汇公司扣留了傅战强经营使用的浙ＢＴ××**出租车。2016年10月15日，国汇公司与案外人史国萍签订《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约定涉案出租车经营使用权转让价格为188000元。2016年10月18日，史国萍与徐彬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由徐彬出资200000元，经营涉案车辆，每月向国汇公司交付管理费和ＧＰＳ费用655元。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涉案浙ＢＴ××**出租车究竟属于傅战强所有，还是属于国汇公司的资产。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车辆系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属傅战强所有，理由如下：1.2012年，傅战强将涉案车辆过户到国汇公司名下，形成挂靠关系，车辆所有权归属傅战强。虽然傅战强与国汇公司签订了《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国汇公司开具了车价80000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但国汇公司未向傅战强支付该款项，故一审法院认定傅战强与国汇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国汇公司开具车价80000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仅是组建出租车公司的需要，傅战强将涉案车辆过户到国汇公司名下，与国汇公司建立挂靠关系，车辆所有权仍归属傅战强；2.2014年10月，叶春良出资13250000元收购国汇公司的资产中不包含涉案车辆。《股权转让协议》中“国汇公司的资产包括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共计125辆”的表述，仅仅是对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挂靠车辆的描述，而不是确定这些挂靠车辆的权属，且从2014年10月前后出租车市场转让价来看，13250000元与70辆出租车价值不对等，国汇公司关于叶春良出资13250000元收购的国汇公司资产中包含涉案车辆在内的50辆出租车的辩称难以自圆其说；3.国汇公司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同一天与傅战强签订了《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表明傅战强与国汇公司之间为挂靠关系，涉案车辆属傅战强所有。2014年12月16日，国汇公司向傅战强支付股权转让款230000元后，又与傅战强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国汇公司对此解释是因国汇公司当时尚未付清股权转让款，乃签订此协议过渡，此后傅战强所付每月600元乃归还之前尚欠国汇公司的债务，该解释与其支付转让款自相矛盾，不能成立。日常生活中当事人就同一事件先后签订两个协议，后一协议一般是对前一协议的补充说明。国汇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后又与傅战强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即是因为傅战强与国汇公司割裂了股东关系，涉案车辆与国汇公司设立挂靠关系所需。涉案挂靠协议具体条款显示的挂靠经营关系，能够与2015年7月29日傅战强出资更新涉案出租车的事实相互印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车辆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属傅战强所有，对国汇公司要求确认涉案出租车车辆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其所有，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国汇公司无权对涉案车辆进行处分，徐彬未查清涉案车辆的权属，轻率签订协议，傅战强未予追认，故该协议无效，国汇公司未变更涉案车辆登记，私下将涉案车辆授予徐彬的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一审法院对徐彬主张涉案车辆经营使用权属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涉案车辆属傅战强所有，傅战强要求国汇公司返还涉案车辆，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徐彬应予协助。《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系傅战强、国汇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傅战强、国汇公司之间挂靠关系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傅战强请求继续履行《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符合合同本意和双方利益，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国汇公司强行扣留涉案出租车，傅战强要求赔偿营运损失，理由正当，关于涉案出租车的营运损失，国汇公司对傅战强2500元／月的主张未明确提出异议，且一审法院在审理（2017）浙0212民初10032号案件时已经查明当地2016年度出租车的营运收入在2500元／月以上，一审法院对傅战强要求按2500元／月计算营运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从2016年10月7日开始计算。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傅战强与国汇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继续履行；二、国汇公司返还傅战强车架号为Ｌ6Ｔ78Ｋ4Ｓ1ＦＮ031415的浙ＢＴ××**的出租车一辆，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徐彬协助国汇公司返还傅战强车架号为Ｌ6Ｔ78Ｋ4Ｓ1ＦＮ031415的浙ＢＴ××**出租车一辆，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国汇公司赔偿傅战强自2016年10月7日起至浙ＢＴ××**出租车返还之日止按2500元／月计算的营运损失，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傅战强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国汇公司要求确认浙ＢＴ××**出租车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其所有的反诉请求；六、驳回徐彬要求确认浙ＢＴ××**出租车经营使用权属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诉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国汇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由国汇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国汇公司的上诉事由及傅战强的答辩意见，双方二审争论的主要问题系涉案车架号为Ｌ6Ｔ78Ｋ4Ｓ1ＦＮ031415的浙ＢＴ××**出租车权属应归于傅战强还是国汇公司，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已查明事实，国汇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本1000000元，股东47名，傅战强作为股东之一，除将涉案出租车登记至国汇公司名下之外，另行出资20000元，持国汇公司2%股份，由此可知，彼时傅战强成为国汇公司的股东系基于其出资了20000元，而非将涉案出租车作为对国汇公司的出资，故涉案出租车的权属尚归于傅战强；其次，2012年5月10日《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系一份未全面履行的协议，虽国汇公司向包括傅战强在内的各股东开具了购车销售发票，但其并未实际支付对价，后续亦是傅战强自行支付了车辆更新款，故傅战强主张该协议系出于响应政府提出的对个体出租车进行有效管理及公司化运作而订立的形式合同，具有合理性，至此涉案出租车的所有权仍归属于傅战强；第三，2014年10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发生在国汇公司原全体股东（包括傅战强在内）与国汇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叶春良之间，是一次将国汇公司原有资产打包后整体出让的过程，从该协议载述的对价、叶春良之后起诉原股东支付流动资金差额被驳回以及转让之后涉案出租车仍保持原有经营模式的事实来看，虽该协议中将涉案出租车表述为“股权车”，但其并非意指涉案出租车属于股权组成部分，而是基于傅战强等人的原股东身份，从而与其他性质的车辆（社会挂靠车辆20辆、阿范中介35辆）进行区分，故叶春良通过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取得的是国汇公司原全体股东的各自股权以及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但归股东各自所有的出租车对应的营运权，而不包括该些出租车的所有权，否则，无法合理解释为何涉案不同车型、车况的50辆出租车会以同一个价格进行转让，亦无法合理解释后续傅战强在使用车辆过程中仅需向国汇公司缴纳管理费，而车辆的保险费、燃油费等其他费用均由傅战强自行负担的事实；最后，叶春良解释其支付的240000元股权受让款，其中20000元系原股东们对国汇公司的出资款，70000元系车辆本身价格，剩余150000元系车辆运营证的价格，但叶春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150000元处于当时市场上出租车运营证价格的合理区间内。综合以上几点，本院认为，涉案车架号为Ｌ6Ｔ78Ｋ4Ｓ1ＦＮ031415的浙ＢＴ××**出租车应归属傅战强所有，一审判令国汇公司继续履行合同、返还车辆，并赔偿相应的营运损失，并无不当。另，虽徐彬在一审判决之后向本院提交了上诉状，但其未在指定的缴费期限内预交上诉费用，经释明，本院按其撤回上诉处理，徐彬对此未持异议。鉴于涉案车架号为Ｌ6Ｔ78Ｋ4Ｓ1ＦＮ031415的浙ＢＴ××**出租车目前由徐彬经营使用，而本院已确认该车辆归属于傅战强，故徐彬应配合做好车辆返还工作。综上所述，国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上诉人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梅亚琴审判员  徐梦梦审判员  朱 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