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1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亮亮。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锐，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静。上诉人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静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36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钧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五项，依法改判钧正公司解除与梁静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无须向钧正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判令梁静向钧正公司返还离职时未交还的电脑；3.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梁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梁静存在连续旷工三天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钧正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无须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双方认可的《员工考勤与休假制度（2019修订版）》对工作时间及迟到旷工等问题进行了规定。梁静知悉时任钧正公司广深特区大区市场部负责人冯嘉颖于2019年9月25日前在“广深特区市场部”钉钉工作群代表公司明确要求出外勤人员“外出工作超过3小时，每3小时签到1次”的信息。梁静于2019年9月11日通过邮件向冯嘉颖申请广州大学城高校项目活动兼职费用，且具体陈述了兼职工作时长为8小时（9：30-13：30，15：30-19：30），每周三到周五，冯嘉颖随后通过邮件告知梁静负责本次活动执行人。2019年9月25日至27日，梁静在钉钉系统进行上班打卡，签到备注为外出广州大学城执行地推活动，但梁静在该三天里，没有执行“外出工作超过3小时，每3小时签到1次”的公司规定，且钧正公司向员工配备了用于工作和免费使用公司单车的BOS系统，该系统能为钧正公司提供员工使用BOS系统的具体位置，据该系统显示，梁静2019年9月25日15：24位于海珠区龙凤街道金沙花园（革新路），9月26日15：31位于海珠区滨江街道百利华庭，9月27日15：10位于海珠区工业大道北附近，以上地点均不在执行地推活动的广州大学城。2019年9月30日，钧正公司员工李智超（大区政委）、冯嘉颖（大区市场）、赵伟娴（用户运营）与梁静就广州大学城高校项目活动进行会议沟通。会议上，梁静承认其在该项目过程中私自离开工作岗位，且其知悉“外出工作超过3小时，每3小时签到1次”的公司规定，其也承认了没有按照公司要求报备其所有的在广州大学城的外出，且在2019年9月25日及26日均提前下班回家或处理其他工作以外的事情。二、梁静应向钧正公司返还离职时未交还的电脑。梁静在离职前持有钧正公司提供的序列号为J2X5FP2、DX7J3L2的两台戴尔笔记本电脑，但梁静离职时仅交还了序列号J2X5FP2的电脑，梁静在2019年10月15日也对该情况予以了确认，所以梁静应当交还系列号DX7J3L2的电脑。梁静答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钧正公司的上诉请求。钧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钧正公司无需向梁静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梁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静于2018年3月20日入职钧正公司处，任职市场经理，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梁静的工作时间为每周周一至周五上班，每天工作时间为9：00至18：00，工资包括基本工资12000元/月及绩效提成，2019年1月起绩效提成固定为2000元/月。2019年9月30日，钧正公司出具《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给梁静，主要内容有：梁静于2018年3月20日入职钧正公司，职位高级市场经理，梁静于2019年9月25日至27日在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的情况下擅自离岗达3日之久，……梁静承认未到岗上班，梁静的行为已构成连续旷工三天，钧正公司决定于2019年9月30日解除与梁静的劳动合同。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钧正公司认为是由于梁静2019年9月25日至27日期间连续旷工三天，并提交钉钉打卡记录截图以及BOS系统巡查记录截图予以证明，其中钉钉打卡记录显示：梁静2019年9月25日在凤凰新村（地铁站）签到，签到时间为09：15，签到备注为往大学城路上；梁静2019年9月26日在凤凰新村（地铁站）签到，签到时间为08：45，签到备注为外出广州大学城执行地推活动；梁静2019年9月27日在凤凰新村（地铁站）签到，签到时间为08：50，签到备注为外出广州大学城执行地推活动；其中BOS系统的巡查记录显示：梁静2019年9月25日的上班10：25、下班15：24、打卡总计0；2019年9月26日的上班10：11、下班15：31、打卡总计0；2019年9月27日上班10：02、打卡总计0，并上述巡查记录中均显示有一地图，地图上显示有一轨迹，三天的地理位置均包含大学城。钧正公司表示不清楚巡查记录上的轨迹所表示的意思，但确认打卡时会显示打卡人所处的地理位置。梁静确认钉钉打卡记录的真实性，并表示从未见过BOS系统的巡查记录，认为该系统是一后台系统，只有在梁静使用共享单车时才会有记录，该记录中黑线条的轨迹就是梁静使用共享单车的轨迹，假如梁静在A点使用共享单车，在B点也使用共享单车，则两点之间会连成一个轨迹。梁静于2019年10月11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一、钧正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000元；二、钧正公司支付代通知金14000元；三、钧正公司支付2019年5天的未休年假工资9655.17元；四、钧正公司返还梁静垫付的资金19603.7元；五、钧正公司支付2019年9月工资14500元；六、钧正公司开具离职证明；七、钧正公司支付垫付的活动材料费用3050元；八、钧正公司赔偿梁静因离职证明缺失而损失的工作机会及经济损失78000元。该委员会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813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钧正公司一次性支付梁静2019年9月工资14000元；二、钧正公司一次性支付梁静2019年3天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862.07元；三、钧正公司一次性支付梁静垫付费用的剩余部分399元；四、钧正公司一次性支付梁静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000元；五、钧正公司向梁静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六、驳回梁静的其他仲裁请求。钧正公司不服上述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梁静没有对上述裁决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在前述仲裁阶段，钧正公司认为梁静自2019年7月1日起，上班需在钉钉软件的工作群签到考勤，下班不需要考勤。在本案一审庭审中，法庭询问钧正公司“梁静下班是否需要打卡？”，钧正公司回答“需要打卡”，但经法庭释明后并未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钧正公司、梁静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保护。本案中，钧正公司认为梁静旷工三天所以解除与梁静的劳动合同，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对于钧正公司提交的BOS系统的巡查记录，该记录的截图未能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梁静对该系统用以证明其上下班时间也不予确认，一审法院对该巡查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其次，即使该巡查记录真实，该巡查记录中显示在2019年9月25日至27日这三天期间，梁静的行为轨迹均到达了广州大学城，与梁静在钉钉考勤上报备的地点相一致，对此，钧正公司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反而梁静作出的因使用共享单车而形成的轨迹的解释合理可信；最后，钧正公司认为梁静旷工三天并未按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程序进行深入调查，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即解除了与梁静的劳动合同，一审法院不予认可。鉴此，钧正公司解除与梁静的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向梁静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6000元（14000元/月×2个月×2）。另外，钧正公司、梁静双方对穗劳人仲案〔2019〕8135号《仲裁裁决书》中裁决钧正公司需向梁静支付2019年9月工资14000元、2019年3天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862.07元、垫付费用的剩余部分399元以及钧正公司向梁静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均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照准。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判决如下：一、驳回钧正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钧正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支付2019年9月工资14000元给梁静；三、钧正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支付2019年3天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3862.07元给梁静；四、钧正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支付垫付费用的剩余部分399元给梁静；五、钧正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6000元给梁静；六、钧正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梁静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元，由钧正公司负担。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时，钧正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冯嘉颖的职位说明，拟证明冯嘉颖时任钧正公司的广深特区大区市场部负责人，其有权代表公司对员工外勤工作的具体考勤方式进行具体规定。2.“广深特区市场部”钉钉工作群聊天记录，拟证明在2019年9月25日前，梁静已经知悉外勤人员应每3小时报备一次的规定。3.《梁静与冯嘉颖之间的邮件往来》，拟证明梁静负责广州大学城高校项目活动的执行，该活动时长为8小时。4.BOS系统关于梁静行踪记录的光盘，拟证明梁静于2019年9月25日至27日期间连续三日擅离职守，工作时长不足8小时。5.《广州大学城项目活动的会议沟通记录》，拟证明梁静承认其在该项目私自离开工作岗位，并且知悉上述外勤报备规定，其承认未报备所有的在大学城的外出，且在2019年9月25日及26日均提前下班或处理其他工作以外的事情。6.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1）梁静向冯嘉颖申报费用时称冯嘉颖为主管，梁静认可冯嘉颖是其上级。（2）梁静就“外勤人员3小时报备一次”的规定通过钉钉向其主管冯嘉颖提出了异议，冯嘉颖指引梁静直接向李智超（大区政委）反馈异议，但李智超并未收到梁静提出的异议。（3）公司的考勤制度规定，外勤人员的工作时间和考勤方式是由部门主管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进行安排，而是冯嘉颖是梁静的主管，冯嘉颖有权根据具体的工作内容，规定梁静出外勤时的打卡方式。7.广深特区市场部微信群聊天记录，拟证明其他员工遵守并执行“3小时报备一次”的规定。8.增值税发票、滴滴出行APP行程单（梁静在仲裁阶段提交的2019年9月的打车记录），拟证明梁静在2019年9月25日18：15位于寺右北三街、在2019年9月26日18：21位于寺右北三街、在2019年9月27日18：07位于东山口星巴克，以上地点在下班高峰期内均距离广州大学城有1小时左右的车程，拟证明梁静存在提前2小时下班离开工作岗位的情况。梁静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职位说明表示冯嘉颖的职务为广深特区大区负责人，但是邮件上的职位显示冯嘉颖为粤西市场经理，前后矛盾，冯嘉颖不是梁静的上司，没有权利代表公司对梁静进行考勤。而且冯嘉颖制定的考勤方法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其在2019年突然在钉钉系统上要求每3小时就打卡一次。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在工作大群上的确有说，但梁静在同一天曾向冯嘉颖提出过异议，并提交微信截图及原始载体予以说明。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于证据4，一审已经经过质证，如果没有使用共享单车，则不能显示轨迹，不能代表梁静的工作情况。上述显示的下班的时间也只是梁静最后使用共享单车的时间。梁静作为大学城活动的负责人，有较多繁琐工作。当时梁静是回到公司处理其他事宜。对于证据5，一审已经经过质证，确认其真实性。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明内容不予确认。申报费用梁静不清楚，仲裁阶段梁静有提交申请面单，该份申请面单是无需冯嘉颖审批。梁静的直属上司不是冯嘉颖，其只是支线管理人员，大学城的活动冯嘉颖是没有过多参与的，冯嘉颖一直是市场经理，调到广深特区后没有任职证明，所以不确认其主管的身份。对于证据7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梁静已经退出该群聊。对于证据8打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滴滴行程单上显示争议的三天的18：00左右梁静从寺右北三街或者东山口打车到其他地方，广州市挚友文化传播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挚友公司）的附近。又查明，梁静主张2019年9月25日至27日三天，其在大学城进行活动推广，并且包含领取推广物料以及结算兼职人员费用等工作，下午其离开大学城后到寺右北三路挚友公司进行费用结算，离开上述地点的时间均为下午18：00左右。钧正公司确认梁静的工作包含委托第三方提供服务的费用结算，相关的费用由梁静先行垫付，钧正公司对于梁静何时结算以及如何结算没有具体要求。根据双方确认的工作邮件，挚友公司系涉案活动推广兼职人员的供应商。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挚友公司的登记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寺右北三街五巷7号地04A4。再查明，梁静在劳动仲裁申请书中陈述冯嘉颖为钧正公司市场部主管。钧正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对旷工事项进行调查，梁静在调查过程中亦称冯嘉颖为主管，并主张因当时各方情绪激动，所以其需要厘清2019年9月25日至27日3天行程后，再提交相应的报告。钧正公司未同意梁静的申请并于2019年9月30日当天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钧正公司是否违法解除梁静的劳动关系。钧正公司主张梁静违反公司关于外勤每3小时打卡的规定，在外勤推广活动中连续三天提前下班，视为旷工并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而梁静则主张其离开推广活动地点后到第三方广告公司结算费用，处于工作状态，不存在旷工情形。针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以及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梁静作为钧正公司的员工，应该服从钧正公司的管理规定。虽然梁静主张冯嘉颖并非其主管，且冯嘉颖提出外勤每3小时打卡报备的要求未在公司现有考勤制度中规定，但是从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梁静自己提交的仲裁申请书来看，梁静曾多次称呼冯嘉颖为主管或者领导，故冯嘉颖有权代表钧正公司对于员工考勤作出具体的要求。而且，因梁静参与的是外勤推广活动，钧正公司为了保证外勤推广活动的质效落实，要求员工进行每3小时考勤报备，亦未超出合理范围。其次，虽然梁静未遵守其上级提出的考勤报备要求，在考勤程序上存在瑕疵，但是并不等同于梁静存在旷工行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提交的证据，梁静为涉案外勤推广活动的负责人，负责领取推广物料、接洽、监督第三方兼职人员的活动推广以及结算费用等。二审时，钧正公司亦确认对于梁静何时结算费用以及如何结算费用并无具体要求。梁静主张其虽然在2019年9月25日至27日下午离开了外勤活动推广地，但是在下午18：00左右才从涉案活动推广兼职人员的供应商挚友公司离开，处于工作状态，不属于旷工。经本院核查，梁静的主张与双方确认的滴滴行程单记录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挚友公司的经营地址能够相吻合，故本院对梁静的主张予以采纳。最后，解除劳动关系是针对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行为作出的最严格的惩罚措施，用人单位应该谨慎行使。梁静虽然有未按照其上级要求履行考勤程序的行为，但是实际上并无旷工行为。而且在钧正公司对此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梁静亦明确会向钧正公司提交相应的报告，但是钧正公司未以审慎态度对此予以调查，并于当日旋即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过于主观以及仓促。因此，钧正公司主张梁静存在旷工行为，事实依据并不充分。一审法院认定钧正公司属于违法解除梁静的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钧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小迪审判员  乔 营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威淞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