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民终9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太亮，男，197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米易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定静，女，197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米易县，系陈太亮之妻。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英，攀枝花市东区倮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303071100022。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垭口分理处，住所地四川省米易县垭口镇学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5999805935。 负责人：胡俊杰，该分理处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英，女，1975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米易县。 上诉人陈太亮、邓定静因与被上诉人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垭口分理处（以下简称农商行垭口分理处）、陈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米易县人民法院（2020）川0421民初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太亮、邓定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英、被上诉人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的负责人胡俊杰、被上诉人陈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太亮、邓定静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上诉人陈太亮、邓定静不承担连带责任；三、由农商行垭口分理处、陈英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遗漏当事人，将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当事人列为原告，违反了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分理处不是总行的分支机构，充其量只能算是分支机构的代办点，不具有法人资格，也没有授权，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农商行垭口分理处2017年9月8日向陈英送达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载明截止2017年9月7日，陈英的贷款本金13万元，只欠本金6983.94元以及利息4798.84元，证明该笔13万元贷款已经还了123016.06元，剩余6983.94元已逾期。三、2019年1月8日，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向陈英送达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载明尚有12万元本金以及利息10464.79元逾期未还。证明在2017年9月8日以后，陈英又向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借款13万元，此次借款与两名保证人陈太亮、邓定静无关。何况从2017年9月8日到2019年1月8日的两份催款通知书上，均无陈太亮和邓定静的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欠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的两次催款通知书均未要求陈太亮和邓定静继续承担保证责任，视为对二人保证责任的放弃，所有陈太亮和邓定静的保证责任已免除。四、担保人配偶承诺书上的签名不是邓定静所签，邓定静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农商行垭口分理处辩称，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因此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第二，2017年9月8日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针对的是逾期贷款的催收，内容明确为截止2017年9月7日止，尚欠6983.94元本金，4798.84元利息（含罚息）逾期未还，这部分本金逾期为分期还款到期，在借款合同第八条第（三）项有约定；第三，2019年1月8日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是针对本金、利息逾期的催收，内容明确为截止2019年1月8日止，尚欠120000元本金，10464.79元利息（含罚息）逾期未还。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二上诉人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陈英辩称，同意上诉人陈太亮、邓定静的意见。 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陈英归还借款本金120000元及利息；2.判决陈太亮、邓定静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陈英、陈太亮、邓定静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3日，陈英以种植枇杷需要资金为由向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申请借款130000元。当日，陈英与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签订了合同编号为“攀农商行米支垭口个借（2016）第21号”《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本金为130000元，借款额度支用有效期为2016年3月3日至2018年3月2日，月利率为5.9375‰，按季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季末月的第20日；合同对罚息利率和计息、结息也进行了约定。合同第五条第（二）项还约定：“实际借款期限、实际提款日、借款金额以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借据所记载的期限、日期和金额为准，借款借据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日，陈太亮与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签订了合同编号为“攀农商行米支垭口个保（2016）第23号”《个人保证合同》，合同约定自己愿意为陈英的借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期满之日后两年止；邓定静向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出具了《担保人配偶承诺书》，表示丈夫陈太亮的担保行为已取得自己同意，自己愿意与陈太亮一起为陈英的借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此后，农商行垭口分理处于2016年3月18日向陈英支付了借款130000元，当日产生的借据载明：借款日期为2016年3月18日，借款到期日期为2018年3月17日。 此后，陈英于2017年3月17日偿还本金874.75元，2017年4月8日偿还本金2141.31元，2017年12月29日偿还本金6983.94元。另外，陈英也偿还了部分利息。借款到期后，陈英尚欠本金120000元及部分利息未还。所欠借款本息经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多次催收无果。 另查明：1.签订合同时，陈太亮与邓定静系夫妻关系；2.陈英与邓定静之兄邓定春原系夫妻，二人于2012年2月17日离婚；3.截止2020年6月16日时（庭审之日）陈英尚欠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借款本金120000元，利息31953.92元。 一审法院认为，陈英与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陈太亮与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签订的《个人保证合同》，邓定静向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出具的《担保人配偶承诺书》，均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陈英未按约定向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偿还借款本息，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由此，陈太亮、邓定静对陈英的借款本息，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由陈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垭口分理处借款本金120000元及其利息（截至2020年6月16日未还的利息为31953.92元，2020年6月17日起的利息以120000元为基数按合同的约定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二、由陈太亮、邓定静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陈英、陈太亮、邓定静共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一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故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陈英（甲方）与农商行垭口分理处（乙方）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第八条还款载明：“（三）还款方法及还款金额，甲方按以下第5种约定还款：5：其他还款方式：2016年3月3日至2017年3月2日还本金额：壹万元正；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3月2日还本金额：壹拾贰万元正”。 因陈英未按时归还借款，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分别于2017年4月2日、2017年9月8日、2018年9月14日、2019年1月8日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向陈英予以催收。其中，2017年9月8日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载明：根据2016年3月18日签订的编号为1351132016000424的借款合同，签订的编号为135120160000373的担保合同，向我社（行）借款130000元，此笔贷款已于2018年3月17日到期，截至2017年9月7日止，尚有6983.94元本金、4787.84元利息（含罚息）逾期未还。请你方抓紧落实还款资金，于接到本通知之日及时清偿所欠本金、利息和罚息。2019年1月8日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载明：根据2016年3月18日签订的编号为1351132016000424的借款合同，签订的编号为135120160000373的担保合同，向我社（行）借款130000元，此笔贷款已于2018年3月17日到期，截至2019年1月8日止，尚有120000元本金、10464.79元利息（含罚息）逾期未还。请你方抓紧落实还款资金，于接到本通知之日及时清偿所欠本金、利息和罚息。 二审庭审中，邓定静陈述一审期间因其没有能力缴纳鉴定费用故放弃了对其签名进行鉴定；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明确其一审主张的利息31953.92元包含了正常利息和罚息。农商行垭口分理处与陈英均认可，陈英在农商行垭口分理处仅有一笔贷款，即本案贷款；自2017年9月8日，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向陈英催款过后，陈英未再向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借过其他款项；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向陈英2017年9月8日与2019年1月8日催收的款项是同一笔贷款，该笔贷款未进行过循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2.上诉人陈太亮、邓定静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一审法院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上诉人陈太亮、邓定静认为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主要理由为“遗漏了当事人邓定春、许发波（贷款经办人），农商行垭口分理处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贷款人农商行垭口分理处以借款人陈英、保证人陈太亮、邓定静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邓定春、许发波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上诉人陈太亮、邓定静认为一审法院遗漏了当事人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农商行垭口分理处系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并领取了营业执照，依法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故上诉人陈太亮、邓定静提出农商行垭口分理处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主张亦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陈太亮、邓定静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上诉人陈太亮、邓定静主张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根据2017年9月8日催款通知书载明的欠款和利息，证明陈英已经还款123016.06元，仅欠本金6983.94元，2019年1月8日催款通知书所载欠款本金和利息，陈太亮、邓定静认为是陈英在2017年9月8日后另行向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借款，与陈太亮、邓定静无关；二是在陈太亮和邓定静保证期间内，农商行垭口分理处没有要求二人承担责任，因此保证责任免除；三是催款通知书没有要求陈太亮和邓定静承担保证责任，因此二人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四是担保人配偶承诺书上的签名不是邓定静本人所签。本院认为，首先，针对还款金额。一是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方式为“2016年3月3日至2017年3月2日还本金额：壹万元正；2017年3月3日至2018年3月2日还本金额：壹拾贰万元正”，故2017年9月8日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是对合同约定的分期还款的第一笔款项即本金额壹万元及利息到期后进行的催收，2019年1月8日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系对该笔贷款全部到期后的本金及利息进行的催收；二是农商行垭口分理处与陈英均认可陈英在农商行垭口分理处仅有本案贷款这一笔贷款，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向陈英2017年9月8日与2019年1月8日催收的款项是同一笔贷款，该笔贷款未进行过循环；三是陈英在2017年9月8日后未另向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借款，根据现有证据，查明陈英仅分别于2017年3月17日偿还本金874.75元，2017年4月8日偿还本金2141.31元，2017年12月29日偿还本金6983.94元合计偿还本金1万元，故上诉人陈太亮、邓定静提出陈英已经归还了123016.06元欠款本金以及陈英于2017年9月8日以后另向农商行垭口分理处借款13万元，与陈太亮、邓定静无关的主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其次，邓定静辩称担保人配偶承诺书上“邓定静”签名和捺印不是本人所为，但一审、二审均未申请对笔迹或指纹进行鉴定，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第三，陈太亮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案涉借款到期日期为2018年3月17日，陈太亮的保证期间至2020年3月16日止；邓定静签名的担保人配偶承诺书中载明的保证期间为“直至借款人的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即邓定静的保证期间同样至2020年3月16日止，农商行垭口分理处于2020年3月10提起诉讼向陈太亮、邓定静主张权利，并未超过二人的保证期间，陈太亮、邓定静理应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太亮、邓定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39元，由陈太亮、邓定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熊 疆 审 判 员  张渝婕 审 判 员  刘起新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潘红梅 书 记 员  王永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