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9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梁亚翠，女。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蔡文龙，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蔡世红，男。上述三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安宾，广东普罗米修（茂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江亚玲，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江亚妹，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易晃忠，男。上述三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锡祥，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桂莲，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彭思琪，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安宾，广东普罗米修（茂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亚翠、蔡文龙、蔡世红（以下简称梁亚翠等3人）因与被上诉人江亚妹、易晃忠、江亚玲（以下简称江亚妹等3人）、原审被告彭思琪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民初26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亚翠等3人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2019)粤0902民初2684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法院判决驳回江亚妹等3人的诉讼请求；3.请求法院判决江亚妹等3人赔偿梁亚翠经济损失人民币19436.80元；4.请求法院判决江亚妹等3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本案是江亚妹等3人故意挑起纷争，对梁亚翠进行恶意辱骂，并首先动手打人所引发的纠纷。在2016年11月25日，江亚妹等3人结伴找到梁亚翠，强行要求梁亚翠赔偿摩托车维修费，梁亚翠认为不合理并予以拒绝，江亚妹等3人忠三人便对梁亚翠进行辱骂，拉扯、殴打，导致梁亚翠跌倒在地，造成脑部震荡、牙齿折断、身体部位多处挫伤的严重损害结果。因江亚妹等3人对梁亚翠实施不法侵害行为，蔡文龙、蔡世红上前阻止该行为时，亦遭到江亚妹等3人的殴打。2.面对江亚妹等3人首先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梁亚翠等3人实施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该行为不应当认定为梁亚翠等3人对江亚妹等3人的侵权行为，因此，无需对江亚妹等3人承担责任。3.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河西派出所分别对梁亚翠等3人和江亚妹等3人作出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处罚决定不应作为上述6人对本案的损害结果承担同等责任的依据。对于本案损害结果承担责任比例，应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予以认定，本案是江亚妹等3人故意引起的，其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因此，江亚妹等3人应当对自身遭受的损失以及梁亚翠等3人所遭受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二、一审判决关于梁亚翠等3人对江亚玲于2016年12月8日至2017年1月23日入院治疗所遭受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是错误的，应当依法纠正。1.江亚玲于2016年11月28日至2016年12月4日到茂名市人民医院治疗时，其颈部和脊柱没有遭受外力伤害的受伤事实。江亚玲最后被诊断为：1.脑外伤神经症性反应；2.多处挫伤，而根据证据“茂名市人民医院出院记录”，该挫伤为江亚玲头面部散在多处皮肤软组织挫伤。而非颈部和脊椎处挫伤。2.江亚玲自身患有颈椎病，茂名市人民医院出院记录记载，江亚玲的C3-C7水平段椎间盘向后突出，C6水平段骨性椎管狭窄，颈椎轻度骨质增生，颈椎病主要是由于长期不良习惯导致，与梁亚翠等3人在本案的行为无关。3.江亚玲第二次入院治疗是因为其自身的颈椎病病发所导致的。茂名石化医院入院记录、出院记录记载，江亚玲因头晕、头痛、颈部活动时疼痛不适，轻度压痛入院治疗，经诊断，江亚玲患有脑震荡、全身多处挫伤、混合型颈椎病。康复医学科医师会诊，作出“患者目前诊断考虑混合型颈椎病，建议予针灸组合10次，推拿组合10次，电脑中频10次”的意见，江亚玲接受了相应的对症治疗。经治疗后，江亚玲病情好转、稳定，并办理出院手续。4.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梁亚翠等3人在本案的行为是导致江亚玲颈椎病病发的外力因素。江亚玲第一次入院接受治疗时，茂名市人民医院没有确诊江亚玲为混合型颈椎病。江亚玲第二次入院治疗颈椎病的损害事实与梁亚翠等3人没有因果关系。四、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报告是认定江亚玲在本案纠纷所受的损害结果只是软组织受伤，且是轻微伤，与人民医院的诊断是一致的，无法证明是江亚玲颈椎病。江亚玲第一次在医院治疗的CT检测有有检测颈椎病，最后也没有对颈椎病作出结论。江亚玲在茂名市人民医院出院之后，相隔4日到茂名石化医院住院治疗的病情，是否4天期间发生的其他病因所致不得而知。江亚玲的损害结果应当以第一次诊断结论为准。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梁亚翠等3人的请求。江亚妹等3人辩称：本案的争议是因为彭思琪及梁亚翠等3人的过错行为引起，彭思琪及梁亚翠等3人应当对江亚妹等3人及梁亚翠等3人损失承担全部责任。根据彭思琪、梁亚翠在派出所的陈述证实，本案的争执是因为彭思琪开车撞坏易晃忠摩托车的排气筒上盖并拒绝赔偿引起争执，在江亚妹拿修车收据向彭思琪索取修车费时，彭思琪用其黑色提包砸向江亚玲而导致矛盾激发，而在梁亚翠到来之后，其不问缘由即挥拳打向江亚玲而引起相互扭打。而根据蔡文龙在派出所的陈述可见，其前来时，其仅问谁打了他母亲，即不问缘由即追过江亚妹等3人的店铺，对江亚玲及江亚妹实施殴打。显而易见，本案的争议是因为彭思琪及梁亚翠等3人的过错行为引起，彭思琪及梁亚翠等3人应当对江亚妹等3人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江亚妹等3人对一审法院判决双方承担50%责任是不认同的，但江亚妹等3人为了息事宁人而没有上诉。二、梁亚翠等3人上诉称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欠缺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案中，梁亚翠等3人走到江亚妹等3人经营的鸭档首先对江亚玲实施殴打引起争执，而梁亚翠等3人来到江亚妹等3人的鸭档时，双方争执已停止，但梁亚翠等3人又冲向江亚玲，右手抓住江亚玲头发，左手挥拳猛击江亚玲，打完江亚玲后，其又冲向江亚妹，同样是右手抓住江亚妹的头发，左手挥拳猛击江亚妹。显然，梁亚翠等3人的行为是典型的行凶行为，其辩称属于“正当防卫”欠缺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三、梁亚翠等3人上诉称江亚玲在茂名石化医院治疗是因为江亚玲的颈椎疾病发作所导致，该项损失与其没有因果关系的说法欠缺事实依据，不能成立。1.茂名石化医院的入院记录、入院诊断足以证实江亚玲是因为梁亚翠等3人的殴打未治愈而再次入院。根据茂名石化医院的入院记录，江亚玲现病史为：“缘于患者入院10天前被人用硬物打伤头部及全身多处，当时出现意识障碍，后出现头部及全身多处疼痛，伴恶心、呕吐，于外院住院1周治疗症状好转后出院，出院后反复出现头晕、头痛，伴恶心，无呕吐，无胸闷，气促，无肢体抽搐无大小便失禁，现为求进一步诊治，遂来我院门诊就诊，门诊拟收住我科，起病以来，患者精神差。”入院诊断为：1.脑震荡，2.全身多处挫伤，3.混合型颈椎病。根据上述证据明显可见，江亚玲入住茂名石化医院，是因为江亚玲被梁亚翠等3人打伤在茂名市人民医院初步治疗好转出院，江亚玲出院后又反复出现头晕、头痛，伴恶心而再次入院。显然，江亚玲之所以第二次入院，是因为茂名石化医院根据江亚玲被梁亚翠等3人打伤未治愈的病情需要而确定，并非江亚玲决定的。而江亚玲之所以在茂名市人民医院仅治疗8天就出院，一方面是因为江亚玲经济困难，而梁亚翠等3人在打伤江亚妹等3人后拒绝支付分文医疗费，江亚玲无钱医治，加之江亚玲是经营生意养家糊口的，因梁亚翠等3人打伤后长时间未能做生意，家中无收入，为此，江亚玲在未治愈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出院，但江亚玲出院后病情更为加重，江亚玲不得不再到收费较低的茂名石化医院就诊。2.根据梁亚翠等3人的陈述及证人的陈述足以证实梁亚翠等3人，多次对江亚妹等3人进行殴打。而根据梁亚翠于2018年11月18日在茂南公安分局河西派出所的陈述证实，是其先动手打了一巴掌江亚玲而引起打架，之后其儿子就过去殴打江亚妹等3人。而蔡文龙于2016年11月25日在茂南公安分局河西派出所陈述：“于是我就问我老婆，母亲是被何人殴打的，我的老婆说，是我们对面档口的两名妇女和一名青年男子殴打的。于是我就马上追上去，并把殴打我母亲的一名长头发的妇女抓紧，问她为什么殴打我的母亲并用右手抓住她的头发，然后用左手握拳头打向该名妇女的头部和背部，打了几拳后，我接着又走到殴打我母亲的一名短头发妇女身边后，抓紧她，问她为什么殴打我的母亲并右手抓住她的头发，然后用左手握掌打向该名妇女的手脚和背部，打了几拳后，我的老婆过来拉开我……”现场目击证人任某飞、吕某锦（均为物业管理人员）、杨某平、陈某梅证实，梁亚翠等3人均有对江亚妹等3人进行殴打的行为。综上所述，梁亚翠等3人的上诉理由欠缺事实依据，其上诉明显无理。依法应予驳回。彭思琪述称：与梁亚翠等3人的意见一致。江亚妹等3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连带赔偿江亚玲经济损失人民币51064.78元；2.判令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连带赔偿江亚妹经济损失人民币29076.30元；3.判令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连带赔偿易晃忠经济损失人民2180.86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负担。彭思琪、梁亚翠等3人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江亚妹等3人连带偿梁亚翠经济损失人民币19436.8元；2.判令江亚妹等3人连带赔偿蔡世红经济损失人民币200元；3.判令江亚妹等3人连带赔偿蔡文龙经济损失人民币200元；4.判令江亚妹等3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23日，彭思琪在河西市场驾驶一台两轮电车碰到并损坏易晃忠的摩托车排气管罩，发生争吵，由于当时没能协商解决，在2016年11月25日，江亚妹等3人及彭思琪、梁亚翠等3人再次因赔偿问题进一步发生争执，导致双方发生打斗，双方均有受伤。2016年11月25日，市民叶培金向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河西派出所进行了报案，派出所如实登记受理，简要案情为：“2016年11月25日07时39分许，我所民警接到警情称：在茂名市X某卖鸭摊档发生纠纷而引发打架，接警后，我所民警迅速出警处置。到达现场后，经了解，在2016年11月23日08时许，彭思琪在河西市场驾驶，一台两轮电车碰到并损坏一台摩托车的排气管，而发生争吵，当时由于没能协商解决，导致在2017年11月25日07时许，双方再次因赔偿问题而进一步发生打架，导致双方等人受伤，其中梁亚翠、江亚妹、江亚玲受轻微伤”。2016年12月2日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茂南)公(司)鉴(法活)字[2016]X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为伤者易晃忠多处软组织损伤，损伤程度未构成轻微伤；2016年12月27日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茂南)公(司)鉴(法活)字[2016]X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为伤者梁亚翠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损伤程度属轻微伤；2017年1月5日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茂南)公(司)鉴(法活)字[2016]X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为伤者江亚妹多处软组织损伤，损伤程度属轻微伤；2017年1月5日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茂南)公(司)鉴(法活)字[2016]X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鉴定意见为伤者江亚玲多处软组织损伤，损伤程度属轻微伤。2019年3月11日，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河西派出所分别作出了茂公南行罚决字[2019]X号、茂公南行罚决字[2019]X号、茂公南行罚决字[2019]X号、茂公南行罚决字[2019]X号、茂公南行罚决字[2019]X号、茂公南行罚决字[2019]X号《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对江亚妹等3人、梁亚翠等3人做出了处以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双方在法定期限内均没有对该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11月28日至2016年12月4日，江亚玲到茂名市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1.脑外伤神经症性反应，2.多处挫伤。2016年12月8日至2017年1月23日，江亚玲到茂名石化医院治疗，诊断为：脑震荡、全身多处挫伤、混合型颈椎病。两次诊疗花去医药费共计24443.02元。2016年11月25日，江亚妹到茂名市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脑外伤神经症性反应、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2016年12月12日至2017年1月16日，江亚妹到茂名石化医院治疗，诊断为：脑震荡、全身多处挫伤，花去医药费共计11114.36元。2016年11月28日，易晃忠到茂名市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脑外伤神经症性反应，多处软组织挫伤。诊疗花去医药费共计1449.4元。2016年12月6日，梁亚翠来到茂名石化医院治疗，诊断为多处挫伤、脑震荡、牙折断。诊疗花去医药费共计13555.2元。另查明，《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广东省农业行业平均收入为37474元/年，伙食补助费100元/天。一审法院认为：江亚妹等3人、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双方的损失分析认定如下：江亚玲的损失：1.医疗费24443.02元，有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发票、诊断证明、病历等为证，本院予以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5200元(100元/天×52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的规定，江亚玲请求赔偿的数额并未超过该标准计算的数额，予以支持；3.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江亚玲没有提供相关的依据，故不予认定；4.误工费5338.76元，因江亚玲为农业家庭户口，且没有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应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第一项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第(一)项农业行业37474元/年的标准计算江亚玲的误工费。江亚玲住院52天(6天+46天)，为5338.76元(37474元/年÷365天/年×52天)元；5.护理费78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的规定，参照本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确定江亚玲的护理费为7800元(150元/天×52天)；6.法医鉴定费300元，有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为证，予以认定。以上合计共43081.78元。江亚妹的损失：1.医疗费11114.36元，有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发票、诊断证明、病历等为证，予以认定；2.住院伙食补助费3500元(100元/天×35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的规定，江亚妹请求赔偿的数额并未超过该标准计算的数额，予以支持；3.营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江亚妹没有提供相关的依据，故不予认定；4.误工费3593.40元，因江亚妹为农业家庭户口，且没有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应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第一项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第(一)项农业行业37474元/年的标准计算江亚玲的误工费，江亚玲住院35天，为3593.40元(37474元/年÷365天/年×35天)元；5.护理费525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的规定，江亚妹请求的护理费并未超过本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故确认江亚妹的护理费为5250元(120元/天×35天)；6.法医鉴定费300元，有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为证，予以认定。以上合计共23757.76元。易晃忠的损失：1.医疗费1449.4元，有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发票、诊断证明、病历等为证，予以认定；2.误工费，因易晃忠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故不予支持；3.法医鉴定费300元，有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为证，予以认定；以上损失合计共1749.4元。梁亚翠的损失：1.医疗费13555.2元，有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发票、诊断证明、病历等为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误工费1129.35元，因梁亚翠为农业家庭户口，且没有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应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第一项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第(一)项农业行业37474元/年的标准计算梁亚翠的误工费。故其误工费只能按广东省农业行业平均收入37474元/年计算，梁亚翠住院11天，为1129.35元(37474元/年÷365天/年×11天)元；3.护理费165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的规定，参照本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确定梁亚翠的护理费为1650元(150元/天×11天)；4.伙食补助费1100元(100元/天×11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的规定，梁亚翠请求赔偿的数额并未超过该标准计算的数额，予以支持；5.营养费33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梁亚翠提供了茂名石化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建议其加强营养，对于梁亚翠诉请营养费为330元，予以支持；6.法医鉴定费300元，梁亚翠未提供充分证据，故不予认定；以上损失合计共17764.55元。关于罚款损失问题。公安机关作出罚款的决定，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针对本案双方当事人殴打他人的行为所做的一种处罚和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自觉守法的治安管理处罚。故，本案中公安机关对当事人江亚妹等3人、梁亚翠等3人分别所作出的200元罚款应当由各当事人自己承担，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赔偿罚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易晃忠请求的35元摩托车排筒罩的问题。本案的案由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是指他人实施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行为而引起的纠纷，易晃忠诉请的35元摩托车排气筒罩不是因为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产生的损失，不应由本案做出处理，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亦对排气筒罩收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江亚妹等3人可另行起诉请求维护自己的排气筒罩的合法权益。故，江亚妹等3人请求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赔偿维修排气筒罩的35元费用，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江亚妹等3人的损失合计为68588.94元，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的损失合计为17764.55元。公民的人身权、健康权、生命权受法律保护。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江亚妹与彭思琪因35元摩托车排气筒罩维修费的小事发生争吵，互不忍让，梁亚翠等3人及江亚玲、易晃忠对于争吵不是进行劝导和阻止，而是积极参与争吵并打斗，本案中，江亚妹等3人及梁亚翠等3人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理性冷静处理生活中的琐事，现江亚妹等3人、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双方因仅仅价值35元的摩托车维修费用的琐事发生争执，并在争执过程中双方互有推搡互有造成损伤，江亚妹等3人、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双方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及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综合全案及参考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江亚妹等3人、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应对对方的损失各自承担50%的责任。即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应赔偿江亚妹等3人34294.47元(68588.94元×50%)，江亚妹等3人应赔偿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8882.28元(17764.55元×50%)。另外，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双方在纠纷发生当日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作出处罚决定书的时间是在2019年3月1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4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的规定，本案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引起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重新起算。江亚妹等3人于2019年5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主张江亚妹等3人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由彭思琪、梁亚翠、蔡文龙、蔡世红赔偿江亚妹、江亚玲、易晃忠经济损失34294.47元。二、由江亚妹、江亚玲、易晃忠赔偿彭思琪、梁亚翠、蔡文龙、蔡世红经济损失8882.28元。上述前两项相抵后，彭思琪、梁亚翠、蔡文龙、蔡世红赔偿江亚妹、江亚玲、易晃忠25412.19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三、驳回江亚妹、江亚玲、易晃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彭思琪、梁亚翠、蔡文龙、蔡世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1858元，由彭思琪、梁亚翠、蔡文龙、蔡世红负担1083.98元，由江亚妹、江亚玲、易晃忠负担774.02元。本案反诉受理费295.92元，由江亚妹、江亚玲、易晃忠负担163.42元，由彭思琪、梁亚翠、蔡文龙、蔡世红负担132.5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对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正确；二、江亚玲在茂名石化医院住院治疗的症状与本案纠纷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一审判决对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正确。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梁亚翠等3人与江亚妹等3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面对生活上发生的琐事，不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问题，而是在发生纠纷时均未能控制自己，未能保持克制，以致双方发生争吵及打斗。双方均存在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及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参考公安机关在处罚决定中认定的事实，判定江亚妹等3人、梁亚翠等3人、彭思琪应对对方的损失各自承担50%的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江亚玲在茂名石化医院住院治疗的症状与本案纠纷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梁亚翠等3人主张江亚玲在第二次住院时治疗颈椎病与本案无因果关系，治疗该疾病的费用应予剔除。本院认为，从江亚玲在茂名市人民医院的入院诊断“1.脑外伤神经症性反应2.多处挫伤”及江亚玲在茂名石化医院入院治疗的入院诊断“1.脑震荡2.全身多处挫伤3.混合型颈椎病及伴有头晕、头痛、伴恶心及颈部活动时疼痛不适的症状”记载的症状可知，江亚玲确因本次纠纷伤及头部，两间医院均对江亚玲的头部进行了相应的治疗。江亚玲因本案纠纷住院，江亚玲对其住院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提供有医疗机构出具的收款凭证，结合江亚玲的病历资料和诊断证明可以认定该费用为江亚玲因伤实际支付的治疗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的规定，梁亚翠等3人如对江亚玲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梁亚翠等3人未能就该项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江亚玲伤及头部，治疗颈椎病亦有可能是治疗头部疾病的前提条件或属相辅相成的治疗方案，梁亚翠等3人对治疗颈椎病症与江亚玲的伤情恢复是否不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也没有举证证明，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亚翠、蔡文龙、蔡世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8元，由梁亚翠、蔡文龙、蔡世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健军审判员  江剑兵审判员  徐金信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区成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