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02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海东，男，1964年1月1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卫忠，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心乐，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外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国宾写字楼**。法定代表人：徐亚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通，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立松，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海东因与被上诉人中外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园林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10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海东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一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中外园林公司承担。赵海东的主要上诉理由：1.赵海东已提供证据证明中外园林公司取得38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赵海东提交的相关生效判决足以证明其向中外园林公司支付款项缺失给付原因，中外园林公司取得诉争款项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仍认定赵海东没有完成对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该认定与事实明显不符，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赵海东确系基于合作承包合同主体的身份支付中外园林公司投资款，具有合理的给付目的，在资金结算时中外园林公司却否认赵海东支付款项系承包投资款性质，但这并不影响赵海东初始给付目的的成立。2.一审法院关于“中外园林公司对其收取上诉人款项尽到说明义务”即“赵海东支付诉争款项系代案外人陈某支付的合作承包合同投资款”的认定是错误的。首先，赵海东投入380万元时的身份是《合作承包建设工程合同》的投资人，不是代表陈某投资。其次，赵海东有证据足以证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是错误的。再次，从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作出“中外园林公司对其收取上诉人款项尽到说明义务”的理由来分析，该认定不能成立。3.中外园林公司没有合法根据收取赵海东的38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理应依法返还380万元并给付利息。针对赵海东的上诉请求，中外园林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赵海东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赵海东应当就诉争38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赵海东未举证证明我公司收取该380万元没有法律根据，应承担不利后果。2.诉争380万元系赵海东代陈某投入本案所涉工程，我公司收取该笔380万元款项有法律根据。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民再20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即“赵海东并非合作承包的主体之一，其投入的380万元是代陈某一方投入工程，应与陈某一方结算”，该认定应当直接作为裁判本案的依据。赵海东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1.判令中外园林公司向赵海东返还380万元；2.请求判令中外园林公司向赵海东支付利息2385304.77元（以38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标准，自2008年9月13日起计算至中外园林公司实际支付完毕上述款项之日止）；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中外园林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2月至2008年9月，赵海东先后六次向中外园林公司支付共计380万元，中外园林公司认可收到上述款项。2016年1月29日，赵海东就诉争380万元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中外园林公司，请求判令中外园林公司归还借款本金380万元及利息260万元，中外园林公司答辩称双方并无民间借贷关系，诉争380万元系赵海东代陈某支付的投资款。2017年3月30日，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303民初5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外园林公司偿还赵海东借款本金380万元及利息260万元。中外园林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2017）苏03民终3505号民事判决，载明：“本院认为，赵海东主张与中外园林公司存在诉争380万元借款关系，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以及赵海东实际向中外园林公司交付380万元借款。本案中，赵海东虽然举证证明向中外园林公司交付了380万元，但根据赵海东一审期间的陈述‘在2007年底原告应陈某、赵某的要求准备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到2007年被告同陈某、赵某所签订的合作承包合同里面，基于此原告最初以为是投资人，就以投资人的身份向被告账户分批打入了380万元’内容，赵海东交付本案诉争380万元款项时并非基于和中外园林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相关银行转汇款凭证中关于款项用途的备注也印证了该事实。赵海东主张其后和中外园林公司合意将诉争380万元款项化为借款，应当举证证明，其虽提供了中外园林公司的会计凭证及徐州地区项目负责人吴某书写的利息计算单据，会计凭证将诉争380万元列为长期借款，但会计凭证是中外园林公司的内部记账，且该款项是统一记载在案外人赵某名下，而利息计算单据并无吴某的签字确认，吴某亦否认系代表中外园林公司向赵海东计算确认借款利息，且其作为徐州地区的项目负责人亦无权限代表该公司对外借款。综上，赵海东本案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中外园林公司之间达成诉争380万元借款的合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6）苏0303民初518号事判决；二、驳回赵海东的诉讼请求。”赵海东不服该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苏民申4253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并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2019）苏民再20号民事判决，载明“本院认为，本案再审是基于原审对赵海东在案涉工程中的真实身份未查清，而赵海东究竟是基于承包人的身份投入资金还是纯粹出于出借人身份投入资金影响案件审理的处理结果。从再审查明事实来看，赵海东在案涉工程中有多重身份，既是实际施工人，又是苗木提供者，同时还曾作为陈某的工地代表，因此，赵海东对案涉工程中中外园林公司和陈某、赵某的承包关系及权利义务情况是知情的，中外园林公司在合作中无须出资，故无直接向赵海东借款的必要，且合作关系结束后，中外园林公司与陈某一方进行了结算。故赵海东并非合作承包的主体之一，其投入的380万元是代陈某一方投入工程，应与陈某一方结算。赵海东主张借款的依据主要是中外园林公司的内部会计凭证及中外园林公司徐州地区项目负责人吴某书写的利息计算单据。而中外园林公司的会计记账凭证并不能得出赵海东借款的事实，该记账凭证上虽然将案涉款项记载在长期借款一栏，标明是赵海东转入，但中外园林公司关于赵海东转入仅是客观记载，且如何记账也是中外园林公司的内部事务。至于赵海东所称吴某书写的利息单据，由于单据上并无吴某的签字确认，吴某在原审中也否认其曾代表中外园林公司向赵海东计算确认借款利息，且其作为徐州地区的项目负责人也无权代表公司对外借款，故该证据亦不能证明借款关系。综上，赵海东主张其向中外园林公司账户汇入的380万元已转化为借款的主张因缺乏证据证明不足成立。赵海东请求返还汇款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海东再审请求中外园林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判决如下：驳回赵海东的诉讼请求。”。另查，一、2007年，中外园林建设总公司（甲方）与陈某、赵某、汪某（乙方）、张胜利（丙方）签订《合作承包建设工程合同》（以下简称合作承包合同），约定甲乙丙三方合作承包建设徐州市新城区3#路景观绿化工程，合作模式为业主采用土地抵押给甲方的方式进行担保，乙方全额垫资建设项目，暂需建设资金1000万元，甲方出资质、技术、管理，乙方出资950万元，丙方出资50万元，工程计划开工日期2007年8月28日，计划竣工日期2008年4月30日。合同落款处有中外园林建设总公司盖章及陈某、赵某、汪某签字。2007年12月7日，中外园林建设总公司名称变更为中外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二、赵海东向法院提交了陈某于2011年2月1日出具的《借条》和于2017年4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诉争380万元款项并非代陈某支付。其中《借条》载有陈某借赵海东940万元的内容；《情况说明》显示：本人陈某，2011年2月与赵海东就此前的所有经济往来进行了结算，结算按照赵海东投入的本金加每月1.5%利息并扣除往来余款确定最终结算额，结算时包含了赵海东在市民广场支付的款项500万元和三号路支付的款项380万元，经结算本人向赵海东出具了借条，借条确认本人截止2011年2月1日欠赵海东的款项为940万元。中外园林公司表示《情况说明》系其在（2017）苏03民终350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的证据，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借条》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现赵海东主张其基于己方为合作承包合同主体的错误认识向中外园林公司支付380万元，后在项目结算过程中发现其并非合同相对方，中外园林公司取得诉争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中外园林公司不予认可，表示赵海东支付诉争款项系代案外人陈某支付的合作承包合同投资款且生效裁判对此已作出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点：一是一方取得利益，二是另一方受损，三是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是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依据。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依据，是认定不当得利构成的首要和关键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赵海东主张其向中外园林公司转账380万元系错误给付，赵海东作为实际控制财产流转的一方，应就其主张的中外园林公司取得涉案款项没有法律依据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赵海东就其主张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仅自述系因陈某的口头承诺使其陷入己方为合作承包合同主体的错误认识。中外园林公司对赵海东的主张不予认可，并表示诉争款项系赵海东代陈某支付的合作承包合同投资款。根据查明的事实，赵海东曾起诉主张中外园林公司取得诉争钱款系基于借贷关系并要求中外园林公司返还，生效裁判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且（2019）苏民再20号民事判决中作出了“赵海东并非合作承包的主体之一，其投入的380万元是代陈某一方投入工程，应与陈某一方结算”的认定，同时赵海东向法院提交的《借条》和《情况说明》中，陈某亦对其与赵海东之间就包含本案诉争380万元在内的款项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予以确认。故，法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赵海东没有完成对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中外园林公司就赵海东向其转账的原因尽到了说明义务，故赵海东主张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成立，对于赵海东要求中外园林公司返还转账钱款及利息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判决：驳回赵海东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在二审期间，赵海东提交（2016）苏0303民初519号民事判决，拟证明中外园林公司与乙方签订合同后，又把工程发包给了赵海东，该案支持了其诉讼请求，经二审法院审理，予以维持。中外园林公司质证称江苏省高院的生效判决中已记载赵海东对涉案的工程有部分的实际施工，我公司对该事实认可，赵海东即使有民事判决书，也是实际施工的争议，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赵海东另提交2014年4月2日工程造价审核报告，证明涉案工程的造价在2014年4月2日经过最终审核，造价为24142260.29元。即到2014年4月2日，涉案工程才具备进行最终结算的条件。中外园林公司质证称该证据没有原件，且与本案无关。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中外园林公司收取赵海东支付的诉争380万元是否具有法律根据。赵海东主张其与中外园林公司之间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赵海东应就产生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结合在案证据，赵海东称其向中外园林公司转款系基于2007年中外园林建设总公司（甲方）与陈某、赵某、汪某（乙方）、张胜利（丙方）签订《合作承包建设工程合同》项下的合作关系，但上述合同主体并非赵海东，亦未见有为赵海东创设上述权利之约定内容；且赵海东除能证明其确向中外园林公司支付了诉争款项外，未能证明其所持最初付款系与中外园林公司存在合作关系之理由成立。此外，赵海东曾以借贷关系就诉争款项提起诉讼；及（2019）苏民再20号民事判决中就“赵海东并非合作承包的主体之一，其投入的380万元是代陈某一方投入工程，应与陈某一方结算”之认定。该生效判决就赵海东给付诉争380万元性质给予了系其与陈某之间个人借款之认定，在此基础上，赵海东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足以推翻上述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之证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赵海东并未完成证明中外园林公司取得诉争380万元款项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证明责任，进而没有证明其与中外园林公司之间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符合本案实际，故赵海东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赵海东之相应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98元，由赵海东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珊审 判 员  刘保河审 判 员  屠 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 超书 记 员  郭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