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申489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宋某1，男，1951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现住北京市海淀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宋某2，女，195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宋某2之女），住北京市海淀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某1，女，198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三再审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明，北京立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宋某3，女，196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某2，男，1960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再审申请人宋某1、宋某2、王某1因与被申请人宋某3、王某2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终3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宋某1、宋某2、王某1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判决宋某4的遗产由我们按照法定继承分配。理由为：（一）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遗嘱真实”，认定“遗嘱真实”的唯一证据是宋某3三名证人“仅限遗嘱记载内容的一致陈述”。因该“一致陈述”内容均记载于遗嘱，故与遗嘱不具有相互印证的证明力，“一致陈述”本身亦不具有高度盖然性。2．三名证人与“一致陈述”同时作出的其他证言，属于遗嘱发生过程中必需的基本见证义务，已被逐条证明，属于明确、详细、有认知支持、反复确认，但均属于虚假陈述或相互冲突，足以证明所谓“代书、见证过程”并未真实发生。（二）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一审法院未调查收集。我们申请向律师事务所调查核实张某证词的真实性，申请调取宋某4的公证签名，书面申请鉴定摇号时在场，申请法院责令宋某3提交《补充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一审法院均未予调取。（三）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一、二审判决违反证明规则的法律适用，违法加重我们的举证责任，违反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2．边某、张某证言被确证不具备时空条件后，一审法院改变二人证词认定具备时空条件。3．一审法院未调取证据导致鉴定不能，剥夺了我们申请鉴定、质证和辩论的权利。4．一、二审判决违反法律适用规则，拒绝认定宋某3应承担不利后果，违反相关法律规定。5．一审法院证据采信违反法律规定。6．未依法认定代书人与遗嘱受益人宋某3存在利害关系。7．二审法院在有新证据证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不开庭审理，更没有对该事实予以审查处理。8．一审法院对见证人不符合客观性要求的事实不予认定，二审也未予认定。9．是否认定不利后果，是本案重大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焦点问题，二审判决未公开认定的理由，更没有针对性的强化释法说理。（四）一、二审判决将“仅限于遗嘱记载内容的一致陈述”作为唯一的定案证据，无视证据规则与法律规定。（五）本案存在五处无法解释的重大合理怀疑，宋某3拒绝出庭作出合理解释的行为亦无法解释。1．遗嘱内容不符合基本常理和人类社会伦理。2．宋某4时隔四十年终其一生保持的签名模式在遗嘱中突然改变，且是唯一一次改变，显然需要合理的解释。3．宋某4终其一生保持的签名模式在遗嘱中突然改变的情况下，宋某3妨害鉴定、制造鉴定不能的行为，显然无法解释。4．遗嘱内容全部是律师撰写，没有留下任何客观证据证明代书的真实性，且《委托书》选择性丢失，开票了但拒绝提供律师费发票底根，无法解释。5．马某和边某与遗嘱受益人具有超出一般常人的亲密关系。（六）二审总结争议焦点不正确，没有聚焦到“遗嘱的真实性”，且对《二审书面意见》指出的一审违背事实和违背法律的指控一概不予说理即维持原判，不能做到息诉服判。（七）一、二审判决必将产生巨大的社会舆论影响，亦对北京区域遗嘱继承纠纷产生类案指引作用。（八）一、二审判决必将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九）在未指出证明目的的情况下，两份违法调查的证据事实上未经实质质证。宋某1、宋某2、王某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宋某4在立遗嘱时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本案中，宋某1、宋某2、王某1主张，宋某4自幼智力低于常人，不具有遗嘱能力，但宋某1、宋某2、王某1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宋某4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涉案遗嘱记载的日期为2014年4月8日，此时宋某4因病在北京老年医院住院治疗，一审法院对宋某4的主治医生刘某、周某进行了调查。刘某、周某均证明，2014年4月宋某4住院期间精神状态没有问题，除了反应稍微慢一点以外，能进行正常语言交流，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正常人差不多。刘某、周某与本案当事人不存在利害关系，且具有专业医学知识，2014年4月二人均参与了宋某4的诊疗。刘某、周某接受法院调查时所做陈述的客观性和效力，明显要高于黎某、高某、谈某所作证言的效力。在宋某1、宋某2、王某1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宋某4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对宋某1、宋某2、王某1所提出的宋某4不具有遗嘱能力的主张，一、二审法院未予采纳，并无不当。（二）关于遗嘱效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宋某3所提交的遗嘱由张某代书，有遗嘱人宋某4，见证人马某、边某，代书人张某的签字，并注明了年、月、日，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张某、边某、马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非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且无证据证明三人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故三人可作为遗嘱见证人。张某、边某、马某均出庭作证，三人对于立遗嘱过程的主要内容陈述一致，能够证明遗嘱人宋某4当时的意思表示。宋某1、宋某2、王某1虽主张，证人除某证言之外的证词由虚假陈述、相互冲突和不合理遗忘组成，但考虑到张某、边某、马某出庭作证时距离立遗嘱的时间已逾五年的客观情况，三人对于立遗嘱时病房的外部环境、房间内部陈设、物品摆放、立遗嘱过程中是否查看了身份证、到达和离开病房的先后顺序、张某书写遗嘱时其他人是否在聊天交流，包括宋某4在内的四人位置、方位等细节记忆不清，或陈述存在不一致，均不足以认定张某、边某、马某未在立遗嘱的现场，不能认定涉案遗嘱系伪造。关于宋某1、宋某2、王某1主张，遗嘱中的专业术语等内容非宋某4本人亲口所述一节，根据见证人的证言，宋某4作出本人全部财产由宋某3继承的意思表示，且遗嘱内容向宋某4进行了宣读，宋某4未表示异议并在遗嘱中签字捺印，代书人对宋某4意思表示内容进行归纳，并不违背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亦不构成对遗嘱内容的篡改。关于宋某1、宋某2、王某1主张，宋某3存在妨害鉴定的事实和行为，应依证据妨害制度和书证提交义务承担不利后果一节，该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宋某1、宋某2、王某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宋某3提交的遗嘱，宋某3所提交的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内容系宋某4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二审法院认定遗嘱合法有效，并无不当。（三）关于证据调取及质证等问题。遗嘱代书人张某系汇x律所的律师，遗嘱中加盖了汇x律所的印章，汇x律所已将留存的遗嘱提交法庭，经核对，留存遗嘱与宋某3提交的遗嘱内容一致。律师见证遗嘱并不是法定的遗嘱形式，本案遗嘱亦并非律师见证遗嘱。在此情况下，宋某1、宋某2、王某1申请法院向汇x律所进一步核查涉案遗嘱是否符合律师见证的工作要求，一审法院认为其申请事项与认定涉案遗嘱的效力之间缺乏直接的关联性，对其申请不予准予，并无不当。依宋某1的申请，法院自行或向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具调查令调取了部分证据材料，其他材料并非本案法院必须调取的证据，故法院未予调取，并无不当。宋某1、宋某2、王某1主张两份调查证据未指出证明目的属于未经质证，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二审审理程序并无不当。综上，宋某1、宋某2、王某1的再审申请缺乏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宋某1、宋某2、王某1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田 燕审 判 员  王 宁审 判 员  史利晖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肖修娟书 记 员  刘寒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