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1行终29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原五大队）。住所：昆明市官渡区彩云北路**。法定代表人邵武，系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刘喆，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马建中，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徐颖，女，汉族，1978年1月13日生，住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div>委托代理人王建，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因与被上诉人徐颖交通管理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0111行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18年8月10日，徐颖驾驶电动车途经彩云北路与贵昆路交叉口违反交通信号灯，并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使，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五大队民警廖珍贤当场对其处以罚款50元，徐颖拒不缴纳，廖珍贤要扣电动车，徐颖坐在电动车上拒绝民警执法。民警廖珍贤在数次警告无果并提出要使用强制措施后，徐颖依然不从电动车上下来，民警廖珍贤随即将徐颖从电动车上拉下致其身体着地，徐颖在挣扎过程中被民警廖珍贤制服，但徐颖也受伤。当日，昆明市交警支队五大队认定徐颖实施了1、非机动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2、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交通信号灯的违法行为，决定给予扣留非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徐颖当日到官渡区人民医院住院21天，住院，住院期间需1人护理为：1、左尺骨鹰嘴骨折；2、头部损伤；3、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经鉴定徐颖伤残等级鉴定为十级，后期治疗费12000元，误工期评定为12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为60日。徐颖用去鉴定费3300元。被告已垫付徐颖在官渡区人民医院治疗的22786.99元医疗费用，并向徐颖垫付6050元后期费用。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关于执法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一）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三）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本案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大队具有管理交通秩序的执法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继续行使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大队的职权，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是适格的被告主体资格。被告因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告知了原告拒不服从公安民警命令的后果，并将原告从电动自行车拉下的行为，并无不当，但在拉扯过程中对原告的人身未尽到保护义务，造成原告受到伤害，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利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其中第（五）项：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被告依法应当对原告造成的伤害应予赔偿。根据法律规定，赔偿误工费是赔偿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原告的误工期、护理期应以住院天数计算，营养费没有医院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原告受伤后住院，其提交的交通费票据，不足以证明是其自身所用，故一审法院不予完全支持，原告拒不执行被告的行政处罚，精神损失费不予支持，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被告应承担原告伤残赔偿金61922元、鉴定费3300元、住院期间的误工费2730(130元/天×21天)、住院期间护理费3150元（150元/天×21天)、后期医疗费12000元，交通费酌情支持200元，共计人民币83302元。被告已垫付原告的医疗费，原告未提起诉讼，但被告向徐颖支付的人民币6050元应予扣除，现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7252元。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七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在执法过程中造成原告徐颖伤害的行为违法；二、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赔偿造成原告徐颖的伤残赔偿金61922元、鉴定费3300元、住院期间的误工费2730、住院期间护理费3150元、后期医疗费12000元，交通费酌情支持200元，共计人民币83302元（被告已支付6050元，剩余7725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徐颖。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8年8月10日，我队执勤民警在彩云北路与贵昆路交叉口执勤时，发现被上诉人驾驶电动自行车途经该路口时，实施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法行为。据此，执勤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对被上诉人作出罚款50元的处罚，被上诉人拒不缴纳，依照法律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缴纳罚款的，应当采取扣留其电动自行车的行政强制措施，但被上诉人拒绝下车，拒绝配合民警执行职务，期间民警共十次口头明令，要求被上诉人配合执法，警告无果后民警采取徒手制止被上诉人拒绝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将被上诉人从其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上拉下，整个执法过程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首先，在此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应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五条的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此案中，被上诉人拒绝并且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执勤民警的正当合法权益，制止被上诉人徐颖的违法行为，我队民警采取以徒手制服方式制止当事人拒绝并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应当受法律保护。其次，行政判决中阐述：“…但在拉扯过程中，被上诉人的人身未尽到保护义务，造成被上诉人受到伤害，侵犯了被上诉人的人身权，被告依法应当对一被上诉人造成的伤害应予赔偿。”被上诉人拒绝并且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但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反而认为是人民警察执行职务时未尽到保护义务，于法无据，于理不符。再次，法律不强人所难。我队民警依法履行职责，在制止被上诉人拒绝并且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时，并未使用警械采取徒手制止的方式，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最后，被上诉人自身受到伤害是咎由自取的结果，不能将该结果的原因归责于现场民警。当事人现场不配合执法，拒绝并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是当事人自陷风险的行为，该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综上，在本案当中对于被上诉人受伤的事实我们表示同情，在我们的证据中也没有试图去隐藏或掩盖。同时，我大队笃定的坚持认为，法律是需要每一个公民的敬畏和尊重，守法义务的履行应当是合法权益获得的前提。我大队执勤民警依法执行职务，制止被上诉人拒绝并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应当予以法律上的肯定。因此，为维护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向二审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官渡区人民法院（2020）云0111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徐颖答辩称，上诉人一直强调没有对其行政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拒绝赔偿。但是被上诉人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可能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伤害。通常这类行为有两种，一类是具体行政行为，另一类是行政事实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二、三、四、五项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是非具体行政行为，其实就是行政事实行为，因此本案中没有必要纠结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有对被上诉人的身体造成伤害的事实行为，上诉人就应予赔偿。另外行政事实行为，不直接为相对人设立权利和义务，但是他对行政相对的人身权利、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仍然可能产生损害。就本案而言，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和被上诉人的身体受伤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上诉人的行政行为造成了被上诉人的身体伤害，相对人因行政事实行为受到侵害，要求行政赔偿并不以行政事实行为违法为前提。第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法律不强人所难，受伤是被上诉人咎由自取的说法。被上诉人认为人的身体生命是无价的，既然国家有国家赔偿法，证明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该赔偿的就应当赔偿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公民要求对行政机关的强制行为确认违法并附带提起行政赔偿的诉讼，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且属于本院二审管辖。被上诉人徐颖对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强制行为不服，其有权提起行政确违附带赔偿诉讼，依法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三）项：“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三）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第七条：“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依据上述法律条款的规定，上诉人负责其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有权对辖区内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系本案适格被告。就本案上诉人的执法行为即行政强制行为是否违法而言，即便被上诉人徐颖存在不配合或阻碍上诉人执法的行为，但参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十九条：“对正在以轻微暴力方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尚未严重危及公民或者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经警告无效的，公安民警可以徒手制止，情况紧急，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徒手制止。”及第二十条：“公安民警徒手制止，应当以违法犯罪行为人停止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为限度，除非必要应当避免直接击打违法犯罪行为人的头部、裆部等致命部位。”的规定，使用徒手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时，是有条件和限度的。本案中，被上诉人徐颖系因交通违章行为不配合上诉人执法而被民警徒手制服，具体经过在上诉人提交的执法记录仪中有反映，现场民警要扣押被上诉人徐颖的电动自行车，数次要求徐颖下车配合交出电动自行车，徐颖均不予配合，后现场民警将徐颖从电动自行车上拉下并将徐颖按压在地上。整个强制过程中，徐颖并无任何肢体反抗，按照上述条款的规定，现场民警在将徐颖拉下电动车后即可将电动自行车扣押，徐颖此时并未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民警不应进一步采取强制手段，但民警又将徐颖按压在地并导致其受伤，已超过了必要限度，上诉人的执法行为即行政强制行为应被确认违法。就赔偿的项目及数额而言，被上诉人徐颖所受伤害经一审法院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重新鉴定，确定徐颖所受伤害构成十级伤残。根据徐颖的伤残等级及《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的相关规定，一审判决按照法定标准确认并计算了赔偿的具体项目和金额，并最终确认各项赔偿费用总计83302元。对此，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赔偿的项目及计算数额均无异议，上诉人仅认为不应由其全部承担。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并未完全支持徐颖的赔偿请求，而是根据伤残等级及法律的规定计算得出具体的赔偿数额，并且对上诉人已经支付的费用进行了扣减。一审判决赔偿的具体数额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一审判决中的赔偿数额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计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七大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锐审判员 马 勇审判员 赵鸿章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保卓成叶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