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撤7号原告：陈岳流，男，195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海丰县。原告：叶清兰，女，1949年7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海丰县。原告：袁国强，男，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海丰县。原告：林超雄，男，196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汕尾市城区。原告：马世新，男，1949年8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海丰县。上述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金波，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拾方上宸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xx富华东街**。法定代表人：孔令波。被告：苏志冬，男，197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云，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岳流、叶清兰、袁国强、林超雄、马世新诉被告广州拾方上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拾方公司）、苏志冬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陈岳流、叶清兰、袁国强、林超雄、马世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金波、杨春杰，被告苏志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拾方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岳流、叶清兰、袁国强、林超雄、马世新诉请：1.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0582号民事判决；2.确认原告陈岳流、叶清兰、袁国强、林超雄、马世新对广州市天河区富华东街富华花园小区面积为7740.04平方米的共用土地享有使用权利，并改判支持拾方公司对苏志冬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苏志冬承担。事实和理由：汕尾xx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汕尾xx公司）依法对广州市天河区富华东街富华花园小区面积为7740.04平方米的共用土地享有使用权，并在该土地上建成房屋。该等房屋登记在包括原告在内的相关主体名下。根据取得的《集体土地房产证》的记载，原告对富华花园小区土地面积7740.04平方米享有共用的权利。2020年2月，原告以涉案场地的承租人被告拾方公司以被告苏志冬侵占上述共同地面积中的3000多平米空地（以下简称涉案空地）为由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苏志冬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经审理，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驳回了拾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后作出（2019）粤01民终1058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第10582号判决），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拾方公司的上诉请求。该二审判决已生效。原告认为，第10582号判决认定的内容及判决结果与原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内容存在错误，严重损害原告的民事权益。而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一、二审法院在明知该案处理结果同原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不通知原告参加诉讼。据此，原告认为第10582号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原告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该案生效判决。一、原告对第10582号案的诉讼标的享有权益，该案判决的认定内容及判决结果与原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依法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根据拾方公司的起诉及该案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该案的诉讼标的系涉案场地的使用权属于谁。在该案中，拾方公司主张涉案场地的使用权属于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房屋所有权人，其作为该场地的承租人，享有该场地的使用权，即拾方公司主张的场地使用权来源于包括原告在内的富华花园24栋房屋的产权人。该案被告苏志冬主张其为涉案场地的使用权人，其占用涉案场地不属于侵权行为。由此可见，该案如何认定涉案场地的使用权人以及苏志冬是否构成侵权等内容，其处理结果直接影响到原告对涉案场地的权利行使，以及原告与拾方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的履行等，与原告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二、该案一、二审法院明知原告与该案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不通知原告参加诉讼，原告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未参加该案诉讼。该案中租赁标的物范围是法院判断拾方公司是否享有涉案空地使用权的依据，而租赁标的物范围的确定直接涉及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房屋所有权人（出租方）的权益。法院明知存在房屋所有权人（出租方）的情况下，却不通知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房屋所有权人（出租方）参加诉讼，明显侵害了原告等房屋所有权人的诉讼权利。由于原告并未居住在涉案场地的房屋内，此前对拾方公司与苏志冬之间的诉讼并不知情，因此无法主动申请参加诉讼，直至2020年2月底，拾方公司才将判决结果告知原告。三、第10582号案民事判决有关认定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房屋所有权人对涉案场地不享有使用权益的内容是错误的。1.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房屋所有权人所持有的《集体土地房产证》中均明确记载“共用地面积7740.04平方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的规定，在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的情况下，法院应当采信该《集体土地房产证》记载的内容，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回函中也明确了涉案场地的使用权归属于包括原告在内的24户建筑物业主所有，回函的内容与原告取得的《集体土地房产证》记载的内容是一致的。2.根据富华花园所涉房屋以及土地使用权产生。形成过程所依据的相关合同、协议的约定来看，包括原告在内的24户业主作为富华花园24栋房屋的产权人依法对富华花园的土地共用面积7740余平方米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权益，涉案场地属于共用土地面积的一部分，当然也归属于包括原告在内的24户房屋的产权人共同使用。由此可见，第10582号民事判决有关认定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房屋所有权人对涉案场地不享有使用权益的内容违反了法律规定及相关协议等的约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的情形。四、第10582号民事判决上述内容的错误严重损害原告等人对涉案场地的占有、使用等民事权益，导致涉案场地至今被苏志冬所侵占，也直接导致原告等房屋所有权人与拾方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的部分内容无法继续履行。综上，请求撤销第10582号民事判决。被告苏志冬答辩称，一、苏志冬合法拥有涉案空地的使用权。广州白云区xx实业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根据花都市土木工程公司于1995年2月22日出具给广州市天河区xx第一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xx一社）的函件、xx公司与xx一社签订的《合作兴建xx乡住宅协议书》取得荔枝堂祠前48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后xx公司退还了近1800平方米土地，并将剩余3000平方米土地（即涉案空地）转让给了苏志冬，苏志冬由此合法拥有涉案空地的使用权。对涉案空地的历史及现在的使用权权属，xx一社《关于要求我社履行xx村“荔枝堂祠前”土地的复函》《证明》阐述的非常清楚，足以证明苏志冬拥有涉案空地的使用权。二、原告以其所持广州市集体土地房产证记载“共用地面积7740.04平方米”为由主张24栋房屋的业主对涉案空地享有使用权是偷换概念，其对涉案空地拥有使用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将24栋房屋的业主等同于整宗地的产权人与事实不符，涉案24栋房屋的建设，没有经规划部门规划，没有容积率，没有确定涉案24栋房屋是7740.04平方米土地上唯一的房屋，没有明确排除不能再有其他房屋。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共有46个《天河区村镇建房许可证》，表明在包括涉案空地在内的7740.04平方米的土地上，批准建房至少有46栋，即至少有46个以上的共有人。苏志冬根据协议拥有涉案空地的使用权，同样是整宗地的产权人之一。2.原告提交的46份村镇建房许可证载明，1栋用地面积为79平方米，2栋用地面积为95.3平方米，43栋用地面积为84.4平方米，表明每一栋的用地面积最多都仅95.3平方米，不存在另外的共用地。3.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在广州市集体土地房产证上“共用地面积”的表述，仅是指房屋所处宗地的总面积，并不表明每栋房屋的业主还享有其房屋所占用土地以外的土地使用权。4.农村宅基地不存在共用地，涉案24栋房屋，属于农村宅基地，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一户一宅，包括原告在内的24人均非xx一社的村民（社员），除其房屋建筑所占用土地外，不可能还另外拥有涉案空地的使用权。5.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天河分局的复函明确包括原告在内的24栋房屋的业主对涉案空地不享有使用权。该复函关于涉案宗地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属于天河区xx集体经济组织，24栋房屋上盖建筑物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归涉案房屋权属人所有的意见，明确了24栋房屋的业主权利仅限于24栋房屋上盖建筑物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实质上是否定了24栋房屋的业主对涉案空地享有使用权的主张。三、执行案件执行的范围仅限于24栋房屋，并不及于涉案空地，原告以执行案件主张拥有涉案空地使用权的依据不足。四、即使根据协议，xx一社将涉案空地转让给广州海珠区xx物资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但并没有将涉案空地的使用权登记在xx公司名下，根据法律规定，xx公司并没有取得涉案空地的使用权（物权）。xx一社现认可与xx公司签订的协议，并认可xx公司、苏志冬的使用权，原告关于苏志冬侵犯其使用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五、即使xx公司享有涉案空地的使用权，也并不等同于包括原告在内的24人享有涉案空地的使用权。综上所述，包括原告在内的24人不拥有涉案空地的使用权，无权阻挠苏志冬对涉案空地的合法占有、使用，第10582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被告拾方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经审理查明：拾方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2017）粤0106民初24607号案，请求：1.苏志冬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将其放置在富华小区空地（穗集地证字第××号《集体土地房产证》所附宗地平面图中位于东面的梯形空白部分上的板房、砖头、水泥、沙子、围墙和电子道闸全部清理搬离富华小区；2.苏志冬赔偿拾方公司自2017年9月22日至侵害停止、妨害排除之日止的经济损失（包括：①拾方公司需向富华小区24户业主交纳涉案空地的租金损失，每月按7万元计；②拾方公司将涉案空地用于经营停车场收费而产生的未能收取停车费的损失，其中2017年12月按1万元计，其他则每月按3万元计；③拾方公司对24栋房产装修施工，由于苏志冬的行为，导致拾方公司无法对24栋房产正常进行装修施工产生装修招商的窝工损失，自2017年9月22日至2018年1月31日估算为60万元）；3.苏志冬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该案已查明如下事实：查册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的24份《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共同显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xx村富华东街一巷1、2、3、4、5、6、7、8号的房屋的登记权属人依次为案外人林某1、叶清兰、刘某、林某2、袁国强、徐某1、冯某、袁某1，位于广州市天河区xx村富华东街二巷1、2、3、4号的房屋的登记权属人依次为案外人颜某、赵宝安、林某3、林超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xx村富华东街三巷1、2、3、4、5、6、7、8号的房屋的登记权属人依次为案外人何寿、陈某1、黄某、林某4、陈岳流、杨某、吴某1、林某5，位于广州市天河区xx村富华东街四巷1、2、3、4号的房屋的登记权属人依次为案外人张继威、马世新、吴某2、余某（上述24栋房屋以下统称为“涉案24栋房屋”；上述24名登记权属人以下统称为“林某1等24人”）。其中位于天河区xx村富华东街一巷8号的房屋的《集体土地房产证》（穗集地证字第××号）记载：权属人为案外人袁某1，权属来源为1993年新建，房屋占有份额为全部，土地权属性质为集体所有；土地共用地面积为7740.04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房屋建基面积为79.92平方米，房屋总建筑面积为311.22平方米；备注为该用地由天河区人民政府批准使用、此共有土地面积是整宗地的产权人共同使用，核准日期为1999年7月26日；所附宗地平面图显示：富华小区红线范围内的涉案空地形状为梯形，富华小区宗地用地面积为7740.041平方米、建基面积为1995.355平方米、建筑总面积为7571.6116平方米。该案审理过程中，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向广州市天河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函查询涉案空地的土地性质、规划用途、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使用权人的权利来源等情况。该局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穗天国规〔2018〕1459号复函（含附件《控制性详细规划示意图》《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答复法院，上述复函（含附件）反映出：一、涉案空地查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记录，经查GIS平台，涉案空地用地性质现行规划控制为村生活用地（二类居住用地）、邮电设施用地、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用地；二、涉案空地的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共用土地面积7740.04平方米是整幢楼房的产权人共同使用。拾方公司称其承租的范围包括涉案空地，体现在2017年4月17日的《房屋租赁合同书》第一条约定了“7740.0410平方米”；谢某等三人及深圳前海九盈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袁某1签订租赁合同后又成立了拾方公司来作为承租方，所以才又由拾方公司跟袁某1签订了2017年4月17日的《房屋租赁合同书》，并由向某代表拾方公司接收了涉案24栋房屋和涉案空地。拾方公司为证明其承租了涉案空地，提供了以下证据：1.《公证书》〔显示“林某1等24人”于1999年9月23日以公证方式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的主要内容为委托人“林某1等24人”全权委托受托人袁某1代为管理、使用、处分广州市天河区xx富华东街的房地产（含共用地7740平方米），如今后涉及上列房地产的转让、租赁、抵押等产权处分以及与产权相关的评估、公证、变卖或拍卖、合作开发经营等有关事项，均委托袁某1全权、独立、直接处理，等内容〕。2.穗集地证字第001209号、第001203号、第××号《集体土地房产证》（分别显示对应的房屋地址依次为天河区xx村富华东街一巷8号、2号、5号）。3.2017年4月17日的《房屋租赁合同书》〔显示案外人袁某1以“林某1等24人”（甲方，下同）的授权代理人身份与拾方公司（乙方，下同）于2017年4月17日签订该合同；合同的主要约定内容如下：（第一条）甲方房屋位于天河区xx村富华东街的集体土地房产7740.0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571.6116平方米及房屋现状为，详见附件一房屋集体土地房产证；（第二条）乙方租用出租房屋的期限为12年，即自2017年3月6日至2029年3月5日……（第三条）甲方将房屋出租给乙方作自用或出租经营用途使用……（第四条）甲方保证第一条所列的出租房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及不存在抵押，查封等妨害乙方使用的情形……（第六条）甲方应于2017年3月6日前将出租房屋交付乙方使用……（第十条第一款）因乙方使用不当或不合理使用，出租房屋及其内部的设施出现损坏或发生故障，乙方应负责及时维修或赔偿……（第十一条）本合同租赁期限内，甲方确需要对出租房屋进行改建、扩建或装修的……如甲方出租该加建、扩建部分房地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停车场或其他设施），乙方有优先承租权……〕。4.富华小区交接表（共四页，一页为复印件，三页为原件；有原件中的一页书写有“房屋：六排、二十四栋别墅，每栋四层，停车场车位120个，停车场建筑物六间，铁皮棚停车位七个”手写文字，并在落款处交验方一栏有“马某”签名及落款日期“2017.3.6”、接收方签名一栏有“向某”签名及落款日期“2017.3.6”）。5.2008年4月23日的《租赁协议》（记载出租方为袁某1、承租方为胡某，租赁标的物为“广州市天河区xx村富华东街一巷12号（1-24）栋3层半楼房，建筑面积7571.6116平方米，空地一幅、二处总共占用面积为7740.0410平方米”，租期自2008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6.2008年5月1日的《租赁协议》（记载出租方为胡某、承租方为马某，租赁标的物为“广州市天河区xx村富华东街一巷12号（1-24）栋3层半楼房，建筑面积7571.6116平方米，空地一幅（入小区路面8米及进门处左边靠当地农民房屋约800平方米已由胡某做好基础的，属胡某，不在出租给马某的范围内）”，租期自2008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7.2017年3月3日的《租赁终止协议书》（记载出租方为袁某1、出租方受托代理人为袁某2，承租方为胡某，约定2008年4月23日的《租赁协议》于2017年3月3日解除；落款处出租方签名为“袁某2”）。8.2017年1月6日的《租赁终止协议书》（记载出租方为胡某、出租方受托代理人为袁某2，承租方为马春光，约定2008年5月1日的《租赁协议》于2017年1月6日解除；落款处出租方签名为“袁某2”）。9.2017年1月1日的《授权委托书》〔记载袁某1委托袁某2处理与承租方胡某提前终止2008年4月23日《租赁协议》的一切事宜，袁某今后可全权、独立、直接处理广州市天河区xx村富华东街富华小区房地产（含共用地7740平方米）的转让、租赁等产权处分及与产权相关的变卖、合作开发经营等有关事项〕。10.2017年1月6日的《授权委托书》（记载胡某委托袁某2处理与承租方马某提前终止2008年5月1日《租赁协议》的问题，全权委托袁某2与马某协商退场、清盘、补偿金额、签署终止租赁协议等相关一切事宜）。11.2017年2月28日的《授权委托书》（记载马春光委托马某与袁某2进行富华小区的一切交接工作和手续）。12.2016年9月2日的《房屋租赁合同》（记载出租方为袁某1和袁某2，承租方为谢某等三人，出租方房屋位于“天河区xx村富华东街的集体土地房产7740.0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571.6116平方米及房屋现状为，详见附件一房屋集体土地房产证”）。13.《物业管理委托顾问服务合同》（复印件。记载拾方公司聘任深圳市xx投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广州市天河区xx东路富华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业务工作顾问并协助开展项目物业管理工作，合同有效期自2017年2月28日至2017年5月28日止，落款处拾方公司法定代表人一栏加盖“袁某2”印章）。14.深圳市xx投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上加盖有深圳市xx投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印章）及《证明》（记载深圳市xx投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证明向某系其员工，其根据《物业管理委托顾问服务合同》指派向某担任富华小区的物业顾问，向某于2017年3月6日根据其指派和拾方公司要求，代表拾方公司负责富华小区24栋房产及停车场的清盘交接工作）。15.2016年12月26日《承诺书》（记载袁某1向徐某2、谢某、陈某2、深圳前海九盈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于2017年3月以前与马春光、胡某签订租赁终止协议以确保与接受承诺方的租赁合同可以付诸履行，保证于2017年3月以前完成房屋24栋以及停车场的清盘交接工作，保证接受承诺方能顺利接手承租）。经质证，苏志冬对上述证据1-3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拾方公司仅提交了3份集体房产证，仅表明当中的3个业主是有3套房屋的产权，拾方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相关公证书和房屋租赁合同当中所显示其他21套房产是否有权进行授权并出租，即使拾方公司合法取得24户业主的出租授权，但其仅表明24户业主是对于24套房屋所占用的土地有使用权，并不表明其对涉案空地有使用权。对上述证据4-15中有原件的证据中的签名和盖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不需要申请鉴定，但不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认为xx一社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已经明确了涉案空地的使用权人为苏志冬，非法侵占、承租等也可能与第三方签订租赁合同，拾方公司所提交的租赁合同等证据并不能证明袁某1等24个集体土地房产证的所有人就是土地的使用权人，所以24个集体土地房产证的所有人及拾方公司均无权对涉案空地提出主张。另，拾方公司的证人向某到庭作证称：2017年2月28日，我被深圳xx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指派到广州市天河区xx东路富华东街的富华小区做物业顾问。我到富华小区后就着手跟富华小区的前一手承租人马某进行小区的交接工作，交接工作进行了几天，交接内容包括水电读数、停车场交接、剩余租户清理移交等，在将交接工作办妥后我和马某于2017年3月6日签了书面交接文件。从此以后，我一直在富华小区作为xx公司指派的员工为拾方公司提供物业顾问服务。至今仍在那里工作。拾方公司在接收富华小区后重新进行了装修，富华小区内有24栋独立的楼房（位于小区西部），位于小区东部的是停车场，停车场在我方接手前已经被作为停车场经营使用，我办理完交接手续后，停车场就一直由拾方公司作为停车场在进行经营收益，我作为物业顾问进行管理。2017年9月份左右，苏志冬就过来声称停车场土地是属于苏志冬的，当天苏志冬就强行进驻停车场并实际进行控制，我的同事报警了也没用。拾方公司对停车场进行经营收益期间，停车场内大概有120个车位，但拾方公司当时正在小区内对24栋楼房进行整体装修，为了确保以后承租24栋楼房的租户可以有停车位使用，所以拾方公司预留了一些车位未对外出租，只是以月保方式对外出租了六十个车位左右，每个车位月保费用为600元。这六十个车位是已经实际租出去的。月保车位的车主会单方签署承诺书（主要内容是说明车位只作停车不作保管及其他涉及停车的免责条款）给我方、我方会出具收款收据（我个人签字，并未加盖拾方公司印章）给车主，车主的月保车费以现金或微信转账付给我个人，我再统一以银行转账方式交给拾方公司的会计周大平。拾方公司与xx公司之间是委托作为物业顾问的关系。该案审理过程中,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到涉案小区进行现场勘查，现场看到涉案空地被隔墙划分正对涉案小区东门的通行道路（以下简称东门通道）、北停车场、南停车场三个区域，南停车场内有一间简易板房、北停车场内有一排简易房屋，涉案24栋房屋外观呈现统一的装修风格且装饰装修较新，涉案小区西门外的道路为沿河涌的道路。在现场勘查过程中，拾方公司、苏志冬双方均确认苏志冬于2017年9月22日开始对涉案空地进行控制用作停车场经营至今，在此之前是拾方公司在控制涉案空地且被用作停车场经营使用，东门通道现在可以自由通行，北停车场内的简易房屋是拾方公司在控制，南停车场内的简易板房是苏志冬设置；拾方公司还称涉案24栋房屋已经完成了装修，涉案小区西门外道路被限制只能行人不能行车，东门通道虽然可以自由通行，但是被苏志冬间接控制；苏志冬还称其并无阻挠拾方公司装修，东门通道由其控制，但其允许其他方自由通行，间隔涉案空地的墙是其在开始控制涉案空地后一个月左右时设置的。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2日对该案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拾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90元，由拾方公司负担。判后，拾方公司不服，于2019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2019）粤01民终10582号案立案受理。本院（2019）粤01民终10582号案二审期间拾方公司向本院提交了：1.《联营协议书》（1993-4-15），拟证明1993年4月15日，xx公司与汕尾xx公司签订《联营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合作集资兴建xx乡富华花园高级公寓小区；2.《委托承建xx乡住宅合同书》（1993-4-14），拟证明xx公司与xx土木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签订了第一份《委托承建xx乡住宅合同书》，约定委托xx公司在xx乡荔枝堂4800平方米占地上承建住宅楼32栋；3.《合作兴建xx乡住宅协议书》（1993-3-5），拟证明xx公司与xx一社就上述xx乡荔枝堂4800平方米的宅基地合作开发签订了第一份《合作兴建xx乡住宅协议书》；4.《委托承建xx乡住宅合同书》（1993-3-24），拟证明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了第二份《委托承建xx乡住宅合同书》，约定委托xx公司在xx乡荔枝堂5200平方米占地上承建住宅楼约36栋；5.《合作兴建xx乡住宅协议书》（1993-3-24），拟证明xx公司与xx一社就上述xx乡“祠前荔园新街”5200平方米的宅基地合作开发签订了第二份《合作兴建xx乡住宅协议书》；6.《合同书》（1995-2-17），拟证明1995年2月17日xx公司与广州南潮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南潮公司）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将已建成的富华花园住宅十五栋，连同第二期住宅用地按总价格2000万元转让给南潮公司；7.《合同书》（1995-2-21），拟证明1995年2月21日，南潮公司与xx公司签订《合同书》一份，将上述已建成的富华花园住宅十五栋，连同第二期住宅用地按总价格2240万元转让给xx实业公司，在南潮公司与xx公司签订的《合同书》第三条规定，“甲方（南潮公司）负责办理全部转让手续，将已建成的广州天河xx乡富华花园宅基地使用证及空地的所有权合同转到乙方（xx公司）名下”；8.（1995）穗中法房初字第××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调解书、广州中院谈话笔录、执行庭说明、xx公司出具的执行结案申请，拟证明由于南潮公司没有按约定支付转让款，xx公司以南潮公司为被告、xx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根据生效的调解书，xx公司向xx公司支付2004万元，于1998年3月30日前支付完毕。若xx公司供货商未依约履行，即由xx公司收回富华花园，经执行过程中，由于xx公司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1998年8月1日xx公司已将富华花园房地产交付给xx公司。苏志冬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2、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该协议书与涉案空地的使用权无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该协议书与涉案空地的使用权无关，并且获得土地的是xx公司，并不是xx公司，xx公司从始至终都未取得过涉案空地的使用权；3.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合同书当中转让的土地也仅包括“已交地价款部分用地”，涉案空地的地价款为xx公司所支付，不包含在合同书约定的转让范围内；4.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方面，经向xx一社了解，xx公司除交付了定金外，并没有支付涉案空地的土地款，在与xx公司终止合同后，由xx公司支付了土地款，xx公司履行与xx一社签订的《合作兴建xx乡住宅协议书》并取得土地使用权，拾方公司无权依据该《合同书》主张土地使用权；5.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xx公司在与xx一社签订协议后，向xx一社支付了土地款，取得了包括涉案空地在内的富华花园东边空地的使用权，xx公司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因另案而归xx公司所有，xx公司与袁某1等24人是不同的法律主体，即使xx公司享有涉案空地的使用权，也不等于袁某1等24人享有涉案空地的使用权，拾方公司拟证明xx公司享有涉案空地的使用权并以此主张其享有涉案空地的使用权无法律依据。苏志冬向本院提交了：1.终止协议的函件，拟证明xx公司与xx一社签订的两份合作建房协议终止，原协议全部条款转为由xx公司履行，涉案空地由xx公司与xx一社重新签订了协议，并由xx公司支付了补偿款，使用权归xx公司；2.《证明》，拟证明富华花园24幢房屋即涉案空地的历史沿革。拾方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苏志冬出示的该份文件不是原件，无法判断真实性。对证据2：对具体内容的真实性、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尤其是《证明》中的第五点与第六点，拾方公司有异议，4800平方米的宅基地指的是24栋房屋所涉的土地，落款日期是1993年3月5日的《合作兴建xx乡住宅协议书》已说明，证据2《证明》的第五点将该事实搞错，其所述的4800平方米以及如何转让苏志冬的内容都是没有依据的。xx公司与xx一社签订的《合作兴建协议》是因为xx公司与xx公司之间有承建合同，以xx公司的名义与xx一社签订的合同，相关的过程从法院调解书可以反映出富华小区建设的过程，对于富华小区的建设过程以及涉案停车场如何得来，拾方公司已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以该情况说明为准。另，本院二审期间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天河分局函询调查涉案空地的权属情况以及穗集地证字第001202号至第001225号集体土地房产证项下房屋的权属以及用地情况，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天河分局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穗规划资源天函[2019]1420号《关于（2019）粤01民终10582号调查事项的复函》，载明：“一、经查广州市房地产档案管理系统，穗集地证字第001202号至第001225号共24栋房屋所登记的权属人为林某1等24人（详见权属情况表）。二、24栋房屋性质为私有，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1993年，林金波等24户业主以个人名义向天河区东圃镇村镇建设办公室申请报建后批准建房，于1998年申领了《村镇宅基地证》，1999年申请换领集体土地房产证。三、涉案地块属于广州市道路扩建办公室征用xx村用地所返还的村集体用地，《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综上。涉案宗地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属于天河区xx集体经济组织。24栋房屋上盖建筑物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归涉案房屋权属人所有。拾方公司经质证认为：复函的表述与一审时国土部门的复函相比，此份复函没有突破以前复函的意思，但是此份复函没有回答涉案空地、停车场的使用权问题，涉案空地的使用权在颁布24本房产证时已经在房产证中做了明确界定和表述，证明24栋建筑物所属土地及涉案空地共同属于7740平方米土地面积的。24户业主是有身份证的，房产证上、公证书上有业主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两者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一致，故房产证、公证书上的24户业主是一一对应的。苏志冬经质证认为：1.根据林某124人的情况并没有身份资料，只有姓名，并不能表明本案中拾方公司提交的公证书中的林某1等24人即为相同的24人，无法印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没有办法取得本集体的宅基地的，而拾方公司所提交的公证书中的林某1等24人的身份信息显示其根本不是xx一社的成员，所以苏志冬有理由相信此林某1等24人非彼林某1等24人。2.该复函并没有认定涉案空地属于涉案24栋房屋的所有权人，也没有明确属于为本案的涉案公证书中的24人。2019年12月11日，本院作出第1058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60元，由拾方公司负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三组证据共25份。1.第1058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民事判决第21-22页有关涉案场地使用权归属的认定内容错误，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2.广州市集体土地房产证（穗集地证字第**、第××号、第××号、第××号、第××号），拟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富华花园业主对相应的房屋享有所有权，系涉案空地的共同使用权人，原告领取的土地房产证明确记载其享有的权利范围包括涉案空地；3.联营协议书（1993年4月15日），拟证明汕尾xx公司与xx公司约定双方合作集资兴建xx乡富华花园高级公寓小区；4.《委托承建xx乡住宅合同书》（1993年4月14日）；5.《合作兴建xx乡住宅协议书》（1993年3月5日）；6.《委托承建xx乡住宅合同书》（1993年3月24日）；7.《合作兴建xx村住宅协议书》（1993年3月24日），证据4-7拟共同证明xx公司委托xx建筑公司承建xx乡荔枝堂第一期住宅楼32栋、第二期住宅楼约36栋，xx建筑公司以其名义与xx一社签订两份协议书，约定xx一社根据xx建筑公司提供的人名及身份证复印件协助该宅基地住宅的报建、准建手续，并在该住宅竣工时协助办理宅基地使用证的全部手续；8.收款收据，拟证明xx公司向xx一社支付了xx乡宅基地补偿款；9.《合同书》（1995年2月17日）；10.《合同书》（1995年2月21日），证据9-10拟共同证明xx公司将已建成的富华花园住宅十五栋，连同第二期住宅用地按总价格2000万元转让给南潮公司，南潮公司将该十五栋住宅及第二期住宅用地转让给xx实业公司；11.《调解协议书》（1997年5月8日）；12.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穗中法房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1997年5月30日），证据11-12拟共同证明根据xx公司、南潮公司、xx公司三方达成的调解协议，xx公司应向xx公司支付转让款2004万元，在付清该款项前，xx公司不得将富华花园及其房地产予以转让、租赁、抵押或毁坏，若xx公司未依约履行，超过应付款时间15天，即由xx公司收回富华花园；13.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谈话笔录（1998年7月22日）；14.xx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说明（1998年8月1日）；15.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证明（1999年5月11日），证据13-15拟共同证明由于xx公司未向xx公司支付转让款，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8月1日将富华花园房产执行并交付给xx公司；16.《声明书》（1999年5月10日）；17.《董事会决议》（1999年5月10日）；18.《广州市天河区xx富华花园项目移交协议书》（1999年5月17日）；19.《有关富华花园文件资料移交表》（1999年5月19日），证据16-19拟共同证明xx公司退出富华花园项目的开发经营，由汕尾xx公司享有富华花园的所有权和开发经营权；20.《协议书》（1999年6月8日）；21.《领取文件登记表》；22.《天河区村镇建房许可证》，证据20-22拟共同证明汕尾xx公司委托广州市东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办理了富华花园24户集体土地房产证；23.《协议书》（2002年1月29日）；24.用电集资款收款收据，证据23-24拟共同证明xx一社确认xx村富华东街一巷1-24号（负责人袁某1，即汕尾xx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其购买了xx村7609.3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事实；xx一社为xx村富华东街一巷1-24号向供电部门申请开电用电，并代其向供电部门缴纳了用电集资款；25.《通知》，拟证明生效判决所涉案件及拾方公司于2020年2月底通知原告，原告才知道该生效判决的内容侵犯了其的民事权益。被告苏志冬对此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拟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①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22《天河区村镇建房许可证》，被批准建房的人均为xx村生产队社员，从原告的身份证号可知，原告均非xx村社员，故原告要么是非法取得该房屋的房产证，要么仅是名字相同，但并非该等房屋的真正所有人；②《集体土地房产证》上记载的“共用地面积7740.04平方米”，是道路扩建办征地后，作为一个整体红线返还给xx一社的集体用地，权属人属于xx一社，《集体土地房产证》上“共用地面积7740.04平方米”的记载，仅是表明包括24户在内的房屋均在该红线范围内，不具有权利的证明效力，24户集体土地房产证，其实质是农村宅基地证，而该宅基地建设并没有经规划局规划，没有容积率，不能简单等同于商品房有规划的公共用地，其土地使用权仅限于房屋建设所占用（覆盖）的土地，根据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另外有共用地，证据22的《天河区村镇建房许可证》也表明，涉案的宅基地用地面积为80至90多平方米不等，不存在共用地；③集体土地房产证上共用地的标注仅是对其房屋产权的证明，无法证明他们是，且仅他们是整块土地的使用权人，从证据22的46份《天河区村镇建房许可证》来看，至少存在46个共用人；④24户集体土地房产证的持有人没有提供从xx一社取得共有该7740.04平方米土地的任何依据，也未经土地权属人xx一社同意或确认，无法证明集体土地房产证的持有人取得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对证据3、4、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该协议书与涉案空地的使用权无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该协议书与涉案空地的使用权无关，并且获得土地的是xx公司，并不是xx公司，xx公司从始至终都未取得过涉案空地的使用权；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款项为祠前东、祠前西，与本案涉案空地没有关联性，交款单位为xx公司，与原告没有关联性；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合同书当中转让的土地也仅包括“已交地价款部分用地”，涉案空地的地价款为xx公司所支付，不包含在合同书约定的转让范围内；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方面，经向xx一社了解，xx公司除交付了定金外，并没有支付涉案空地的土地款，在与xx土木公司终止合同后，由xx公司支付了土地款，xx公司履行与xx一社签订的《合作兴建xx乡住宅协议书》并取得土地使用权，原告及xx公司均无权依该《合同书》主张土地使用权；对证据11-1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①民事调解书所述及的范围仅限于“富华花园住宅十五栋及其用地”，涉案空地并非富华花园住宅十五栋的用地；②民事裁定书所及范围仅限于十八栋住宅，涉案空地并不在查封范围内，不能证明xx公司对涉案空地享有使用权；③1998年7月22日叶许可、袁某1在广州中院谈话笔录“同意8月1日交房子给我方”、“我们双方同意于1998年8月1日双方交接富华花园的房子了结本案”的表述，以及广州中院执行庭一九九九年正月十一日“由xx公司申请执行xx公司支付欠款，逾期将广州天河富华花园共24幢的房产交还给申请人……，于1998年8月1日将上述房产执行，由本院交付给xx公司所有”的说明，都清楚表明执行的范围仅限于24栋房子，涉案的空地并不在执行范围内；④民事调解书及执行中形成的法律文书，清楚表明双方并不是解除合同、恢复原状（即将xx公司与xx一社新签订的协议书解除，由xx公司与xx一社履行原签订的合同，并将已建成的24栋房屋及包括涉案空地在内的其他土地返还），而仅是表明收回富华花园的房子以抵偿欠款；⑤xx公司于1998年8月1日给广州中院“根据本公司同xx公司于1998年7月22日的协商谈话笔录，在法院的主持下，本公司于1998年8月1日收回富华花园有关物业，现已全面接管，据此本案可结”的函，表明xx公司申请执行的范围也仅限于24栋房屋，在24栋房屋外，不存在未执行事项，涉案空地并不在执行范围内；⑥原告提交的《执行协议》，将面积约3600平方米的一幅空地列入收回的范围，但xx公司并没有签名、盖章，恰恰证明xx公司不认可空地属于执行的范围，实际上，xx公司的叶许可，曾在广州中院查封房屋时，就包括涉案空地在内的富华花园东边的空地向广州中院的法官提出过异议，广州中院的法官明确称富华花园东边空地是xx公司与xx一社签订合同、并由xx公司支付土地款的，法院无权查封，并不在该次查封范围内；在执行过程中，也向法院提出要求法院出具“富华花园东边的空地不在执行范围内”的证明，当时的经办法官表示，谈话笔录已明确执行的范围仅是房子，富华花园东边的空地是xx公司与xx一社之间的合同，法院无权出具证明；对于证据12，由于调解书的纸张颜色不一的问题，由于两张纸的色差非常大，如果是时间久远的保存原因而不会导致有如此落差，故请法院对该调解书的真实性予以核实；对证据16-1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①xx公司仅取得24栋房产，没有取得涉案空地的使用权；②即使xx公司、汕尾xx公司取得了房地产项目，也与原告无关；对证据20-2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①天河区村镇建房许可证“xx村第一生产队社员”的表述，表明被许可人为xx村的社员，原告非xx村的社员，并不是该等建房许可证的被许可人，不是24栋房屋的产权人；②原告提供了荔园新街46份村镇建房许可证，表明在包括涉案空地在内的7740.04平方米的土地上，批准建房至少有46栋，即至少有46个以上的共有人，恰恰证明原告关于“24栋的业主享有包括涉案空地在内的整块土地的使用权”的主张是错误的；③46份村镇建房许可证中，有一栋用地面积为79平方米，2栋用地面积为95.3平方米，43栋用地面积为84.4平方米，表明每一栋的用地面积最多都仅95.3平方米，不存在另外的共用地；对证据23-2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①协议书是关于用电集资款的协议，不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协议，不能由此证明签约的乙方享有土地使用权，乙方是否享有该7609.3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还是应该以其他的证据来证明；②不存在“xx村富华东街1-24号”这一主体，袁国华也不能代表富华东街1-24号业主，原告“1-24号（负责人袁某1，即汕尾xx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其购买了xx村7609.3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主张纯属其主观想像；③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该7609.39平方米土地包括涉案空地；对证据2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拾方公司在原一、二审提交的拟证明24栋业主享有富华花园及涉案空地的证据，来此于24栋业主；在拾方公司提出侵权诉讼后，苏志冬就对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主张提出异议，拾方公司作为承租人，不将苏志冬的主张反馈给出租人完全不符合常理，因此，该通知纯粹是原告为了规避撤销之诉6个月期限而作的虚假文件。被告拾方公司未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被告苏志冬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六份证据。1.合作兴建xx乡住宅协议书；2.终止协议的函件；3.证明；4.广州市天河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关于xx村“富华花园”备注内容的复函》；5.关于要求我社履行xx村“荔枝祠堂前”土地《合作兴建xx乡住宅协议书》的复函；6.证明，证据1-6拟共同证明：①xx公司与xx一社签订的两份合作建房协议终止，原协议全部条款转由xx公司履行，涉案空地由xx公司与xx一社重新签订了协议，并由xx公司支付了补偿款，使用权归xx公司，xx公司将使用权转给了苏志冬；②富华花园24个集体土地房产证的持证人并未取得诉争土地的使用权，无权对诉争土地提出主张。原告对此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苏志冬拟证明的事实，即不能证明xx乡荔枝堂前48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属于xx公司所有，更不能证明苏志冬通过自xx公司转让的方式取得将该土地使用权，理由如下：①该两份证据不属于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权属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有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的规定，以及第十六条有关“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权属证明只能是不动产登记簿，而根据我方证据2，该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原告名下；②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根据我方证据11-19，xx公司因不能清偿债务，而将上述土地以及建筑物移交给了xx公司，然后由xx公司移交给了汕尾xx公司，并最终登记至包括原告在内的24户业主名下，在1998年经广州中院将富华花园房地产执行交付给xx公司之后，xx公司对xx村住宅楼及土地使用权已不享有任何权利，更无权再行转让给苏志冬；③该证据的内容与苏志冬的主张相互矛盾，证据1中的4800平方米宅基地指的是第一期已建成的24栋住宅楼部分所在的土地，而涉案空地位于第二期建房用地，苏志冬主张其通过xx公司取得第一期土地使用权3000平方米，作为其占有第二期土地的理由显然是相互矛盾，且没有依据的；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证据1的质证意见一致；确认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该证据证明“荔枝堂祠前”4800平方米宅基地即第一期土地的补偿款已足额支付；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即使按照该《复函》的内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也属于原告等业主享有，理由如下：①该复函在性质上不属于确权文件，其内容应当根据具有确权性质的《集体土地房产证》记载的内容进行理解，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房屋所有权人所持有的《集体土地房产证》中均明确记载“共用地面积7740.04平方米”以及“此共用地面积是整宗地的产权人共同使用”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有关“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的规定，应根据该等不动产权属证书确认使用权人，该《复函》中有关“此共用土地面积是整宗地的产权人共同使用”的内容与《集体土地房产证》的内容是一致的，应作相同的理解，其中“整宗地的产权人”指的是建筑物的全体业主即包括原告在内的24户业主，而非该宗地的所有权人，关于这一点，从该《复函》援引的法律规定能得到证明，该《复函》援引的法律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章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该规定明确“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该条规定中的“业主”显然指的是建筑物的“业主”。对此，广州市天河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在原一审出具的另一份复函中，明确涉案“共用土地面积7740.04平方米是整幢楼房的产权人共同使用”，即由包括原告在内的24户楼房业主共同使用。②该宗地的权属人为xx一社，指的是该宗地的所有权权属，而非使用权权属，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依法是能够分离的，从富华花园所涉房屋以及土地使用权产生、形成过程所依据的相关合同/协议的约定来看，包括原告在内的24户业主对涉案场地享有占有、使用的民事权益，我方提交的证据23《协议书》也证明了xx一社确认包括原告在内的24户业主向其购买了xx村用地7609.39平方米的事实，原告依法对涉案场地享有使用权；③该证据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苏志冬对涉案场地不享有任何权益，其强行占用涉案场地属于非法行为，即使按照该函的意见，该宗地的权属人为天河区xx村第一经济合作社，由此可见，苏志冬既不是该宗地的所有权人，也不是该宗地上建筑物的权属人，不可能对该宗地享有任何性质的物权，其强行占有涉案场地显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其所述“涉案3000多平方米的土地的使用权没有发生转移，仍归xx实业公司、苏志冬拥有”的说法，没有任何依据，理由如下：①没有合同依据。在本案中，苏志冬没有提供任何其与xx公司就涉案场地进行转让的合同、协议，该复函中所谓的xx公司将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苏志冬没有任何依据。②没有法律依据且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必须经依法登记才能生效，而涉案土地使用权从未登记至被告苏志冬名下，此外，xx村在该函件中称集体土地使用权通过xx实业公司转让给苏志冬，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强制性规定；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其内容与相关协议文件以及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相矛盾，具体如下：①关于土地补偿款的支付问题，涉案土地使用权涉及两块，分别为第一期和第二期。关于第一期土地4800平方米的补偿款，xx一社已出具证明已付清；对于第二期地块的补偿款，我方已提供证据8《收款收据》，证明xx公司已向xx一社支付了补偿款；②关于xx公司将3000平方米土地转让给苏志冬的问题，在该证明中，xx一社称“1996年，xx公司由于资金问题，将约1800平方米土地退回给了我社，剩余3000平方米土地仍由xx公司占用、使用，后xx公司将该3000平方米土地转让给了我社村民苏志冬”，该说法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根据原告提交的相关协议文件以及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可以证实：xx一社的上述证明中所涉4800平方米土地，是属于第一期土地，其上建有24栋房产，根本不存在将其中约1800平方米土地退回xx一社的问题，更不存在将其中剩余的剩余3000平方米土地转让给苏志冬的问题；苏志冬目前非法侵占的空地位于该xx公司开发的xx乡第二期住宅5200平方米占地范围内，xx公司因资金原因，于1995年2月21日，将已建成的富华花园住宅15栋，连同包括涉案空地在内的第二期住宅用地转让给广州南潮公司。后南潮公司与xx公司签订《合同书》一份，将上述已建成的富华花园住宅十五栋连同第二期住宅用地转让给xx公司。由于南潮公司没有按约定向xx公司支付《合同书》项下转让款，xx公司以南潮公司为被告、xx公司为第三人向广州中院提起诉讼。经广州中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xx公司向xx公司支付转让款，若xx公司未依约履行，即由xx公司收回富华花园，由于xx公司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经广州中院执行，于1998年8月1日将富华花园房地产交付给xx公司，根据上述事实，xx公司已不再享有包括涉案空地在内的富华花园的任何房地产权利，更不可能将其转让给苏志冬。被告拾方公司未对被告苏志冬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争议焦点是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能否得到支持。本案原告虽然提交了广州市集体土地房产证，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包括其在内的穗集地证字第**共**房屋所登记的权属人为天河区xx村经济组织的村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和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的规定，再结合广州市天河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于2017年9月1日出具的穗天国规〔2017〕886号复函载明的“天河区xx村富华东街一巷1号等房屋所属宗地的权属人为天河区xx村第一经济合作社，宗地面积为7740.04平方米”和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天河区分局于2019年11月27日出具的穗规划资源天函〔2019〕1420号复函载明的“穗集地证字第001202-001225号共24栋房屋所登记的权属人为林某1等24人，24栋房屋性质为私有，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涉案宗地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属于天河区xx经济组织，24栋房屋上盖建筑物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归涉案房屋权属人所有”等内容，仅可认定24栋房屋上盖建筑物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归房屋权属人所有。在此情况下，原告在本案中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包括其在内的穗集地证字第001202-001225号的产权人已依法获得涉案空地的使用权，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已依法获得富华花园共用面积7740.04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9）粤01民终10582号民事判决以该案出租人并非涉案空地的产权人及使用权人，并未合法取得涉案空地的使用权为依据，该案程序、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原告以包括其在内的24栋房屋权属人对涉案场地享有权益为由要求撤销上述判决，并主张确认原告对广州市天河区富华街富华花园小区面积为7740.04平方米的共用土地享有使用权利，改判支持拾方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本案所提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岳流、叶清兰、袁国强、林超雄、马世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60元，由原告陈岳流、叶清兰、袁国强、林超雄、马世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交纳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李 娜审判员 柳玮玮审判员 黄春成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冯 韵彭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