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1民终27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月山，男，1990年8月10日生，汉族，职业：鼎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灵芝，江西经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晨，男，1990年3月7日生，汉族，职业：南昌九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员工，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雄元，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姜腾，男，1988年2月21日生，汉族，天津天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住南昌市东湖区。 上诉人刘月山因与上诉人徐晨、原审第三人姜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赣0103民初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月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灵芝，被上诉人徐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雄元，原审第三人姜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月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徐晨向刘月山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利息自2019年8月15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9年12月12日止），（即在原判决基础上增加8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徐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具体理由如下：涉案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22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刘月山并非原始股东，其于2018年5月向公司公账实缴100万元（并非支付给出让股权的股东），其他股东是否实缴不详。2019年12月，姜腾作为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以洽谈方便为由要求其他股东出具授权，由其代为处理股权整体出让事宜。因刘月山系实缴出资且入股时间段，担心利益受损，明确拒绝全权代理，并划除“全权”二字，声明执授权其洽谈。2019年8月2日，公司召开股东会，明确刘月山向徐晨转出资额为100万元的股权。因明确了是100万，刘月山利益并未受损便签字。同日，刘月山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价格为100万元，再次明确了转让价格为100万元。直至本案一审开庭，刘月山才看到姜腾代刘月山与受让人姜华、程涛于2019年7月5日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而姜腾与袁文君在2019年7月26日便签订协议书，约定袁文君（债转股，占股9.1%）个人的转让款为9.1万，而刘月山同样是股东，却并未签过这样的协议。《资产收购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亦未明确刘月山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判决刘月山应得转让款为10万元，无任何依据。综上，刘月山实缴100万元，1年后以100万元出让合乎情理；姜腾主张其以100万元的价格将公司整体出售，刘月山并不知情；刘月山并未授权姜腾签订转让协议，而刘月山本人亲自签署的协议已明确转让价格为100万元，同时并无任何本人声明或协议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仅用于办理手续。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该份协议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仅用于办理手续，无任何依据。 徐晨辩称，刘月山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理由如下：首先，刘月山自2018年5月11日就登记为金腾公司股东，金腾公司至今注册资本仍为零，即使刘月山投资入股100万元，也不能证明该股权价值100万元，且金腾公司持续亏损，刘月山应当承担经营风险。其次，2019年6月30日金腾公司五个股东在微信群中已同意公司整体受让的条件，即受让人承担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30日下个季度的房租及客户未消费的会员卡，刘月山也表示同意。再次，程涛、姜华系善意第三人，其完全有理由相信刘月山委托了姜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资产转让协议，本案类似案件中亦认定2019年8月2日的合同仅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交给了工商局，签署合同的当事人均未持有该合同。 徐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徐晨不对刘月山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逾期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刘月山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一方面否定2019年8月2日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另一方面却认定徐晨与刘月山具有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是错误的，徐晨实际上与刘月山不具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本案关于刘月山的股权存在两个转让合同，即2019年7月16日程涛与姜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9年8月2日徐晨与刘月山市场监督管理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刘月山股权转让款为10万元而非100万元，实际上就是认可了程涛与姜腾签订的协议，否定了徐晨与刘月山签订的协议，那么徐晨与刘月山之间就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徐晨名下股权系程涛买下100%股权后赠与给江姜涛的，再由徐晨代持姜涛股份，而非直接来源于刘月山。徐晨与刘月山之间签订的合同并未体现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行为。2.金腾公司100%股权转让款40万元、资产转让款60万元已经由程涛、姜华支付完毕，不应判决重复支付股权转让款。3.程涛、姜华有理由相信姜腾可以代刘月山收取股权转让款。首先，刘月山给姜腾出具的协议书系概括授权，凡是涉及股权转让的事宜姜腾都代表刘月山，刘月山虽将“全权”二字划掉，但“全权”并不代表“代为收款”。其次，真正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9年7月16日，股权转让款40已于2019年7月16日、2019年7月17日支付完毕，而刘月山与徐晨的协议是2019年8月2日签订的，该协议是为过户而专门签订的，此前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给姜腾，刘月山对此亦知情。股权受让人程涛系善意第三人，刘月山等人配合过户的行为足以让人相信刘月山已经得到了股权转让款，才肯配合过户。再次，袁文君向姜腾出具协议书明确载明姜腾帮原股东代收股权转让款，吴继双在该协议书中也有签字，足以让程涛等人相信原股东已授权姜腾收款；此外，姜腾系法定代表人、公司大股东，其一直陈述可以为其他股东收款，并提供了每个股东的协议书及微信群聊天记录（明确将股权转让款指向公司债务，而公司许多债务均由姜腾处理），这些足以令人相信其能够收取全部股权转让款。4.姜腾与刘月山之间更为熟悉，且系股权转让方内部关系，即使要向刘月山支付10万元股权转让款也应判决直接由姜腾支付，而不能判决由徐晨支付后再向姜腾追偿。本案实际是姜腾收到了全部款项却并未分给刘月山，本案属于原股东之间内部纠纷，且姜腾已经认可收到了全部的100万元，应由姜腾直接向刘月山支付10万元。5.刘月山没有得到1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因为姜腾将全部100万股权、资产转让款用于偿付金腾公司债务，该债务系五个原股东全体债务，姜腾用于偿债是正当的。6.金腾公司100万转让款中4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剩余60万是资产转让款，因金腾公司资产是以姜腾个人名义购买，故本案股权转让款为40万元，刘月山10%的股权也只有4万元。7.本案实质是三角职权债务关系，程涛、姜华等新股东兴姜腾支付100万转让款，姜腾将10%款项支付给刘月山，刘月山按期占股比例分担公司债务，故本案不应判决徐晨再向刘月山支付股权转让款，亦无须判决徐晨向姜腾追偿。 刘月山辩称，徐晨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理由如下：1.刘月山仅与徐晨签署了股去拿转让协议，明确价格为100万元，现股权已变更至徐晨名下，徐晨应按约支付股权受让款，如徐晨认为该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可变更的事由，应在法定时效内提起诉讼；2.刘月山的授权协议上已划掉“全权”二字，其本人亦未与程涛、姜华签署协议，故姜腾与其二人签署的协议与刘月山无关。刘月山对于姜腾签署的上述协议毫不知情，事后姜腾也未主动告知。而且，姜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资产收购协议中明确只过户受让90%股权，另外10%无偿赠与姜腾，且除刘月山之外，其他股东的股权均是打散转让的，只有刘月山未将其股权过户给程涛及其合作伙伴，而是单独与徐晨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可知，上述协议明显是将刘月山10%股权排除在外的。此外，与其他原始股东不同，刘月山在入股时明确约定五年内不承担经营风险，每年享有投资总额15%～60%的收益，但却分文未得，刘月山关于收回投资本钱即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是公平合理的。 对于上述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姜腾述称，刘月山的上诉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同意徐晨的上诉意见。一审法院判决徐晨对刘月山承担责任后向姜腾追偿，该判决内容严重错误，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判决既然已经认定以姜腾与程涛、姜华签订的协议为准，就不应在认定刘月山与徐晨之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公司股东关于公司转让条件已经达成共识，程涛与姜华已将款项支付给姜腾，姜腾有权代刘月山收款。2.一审法院判决最终由姜腾承担责任非常不公平。姜腾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在公司成立准备阶段，姜腾均以个人名义租赁场所及购买设备，在公司陷入危机，其他股东均不管，但姜腾因以个人名义签订了合同却不能不管，这些合同债务均系公司债务，姜腾除公司转让的100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之外，另外以个人资金填补了很多公司债务。3.公司资产系以姜腾个人名义购买，公司转让款100万元包含40万元股权转让款和60万元资产转让款，按比例计算刘月山股权转让款仅为4万元。4.刘月山投入的资金已经亏损，在公司债务尚未清偿完毕情况下，刘月山无权收回股权转让款。 刘月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晨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19726元，共计1019726元（利息自2019年8月15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9年12月12日止共计19726元，此后按此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徐晨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西金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22日，主要经营金腾666保龄球馆，注册资金1000万元，公司原始股东为姜腾（认缴出资501.6万元，占股50.16%）、吴继双（认缴出资186.9万元，占股18.69%）、刘金杰（认缴出资311.5万元，占股31.15%），姜腾为公司法人代表。2018年5月11日公司股东由姜腾、吴继双、刘金杰、涂江星变更为姜腾、吴继双、刘金杰、袁文君、刘月山，其中新股东袁文君出资91万元（以债权出资），占股9.1%，刘月山出资100万元（货币出资），占股10%。因公司自2016年12月24日开业后，经营不善，至2018年12月6日共计拖欠房屋租金61万余元，故股东均同意将公司股份转让，股东均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由“姜腾作为公司股东代表全权处理股份转让事宜”，但原告刘月山将协议书上的“全权”二字划除。2019年7月15日，姜腾代表全部股东与姜华资产收购协议，约定将公司名下所有资产及装修和场地使用权出卖给姜华，价格为60万元。2019年7月16日，姜腾代表全部股东与程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公司100%股权以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程涛，程涛无偿赠与姜腾10%的股份，姜腾为公司以后提供技术和业务服务。以上所有款项由姜腾个人收取，其中姜腾于2019年7月16日收取姜华设备款20万元，2019年7月17日姜腾收取程涛股权转让款40万元，2019年9月15日姜腾向姜华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姜华设备款40万元（其中吴克勤代收259166元）。2019年8月2日，金腾公司全体股东达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股权分别由姚雪莲、程涛、胡斌、吴智敏、王冲、徐晨受让，其中确定刘月山向徐晨转让出资额为100万元的股权，新旧股东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确认。同日，股权转让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刘月山与徐晨签订协议，载明刘月山将其持有的金腾公司出资额为10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徐晨，转让价格为100万元，8月6日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庭审中，徐晨陈述其持有的10%股份实际是替姜腾代持。2019年7月17日，徐晨与姜腾签订协议书，约定姜腾拥有金腾公司10%股权，但由徐晨代为持股，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刘月山因未能收到股权转让款，故于2020年1月14日诉至该院，提出如上诉请。另查明，2019年7月26日，姜腾与原股东袁文君签订协议书，约定袁文君持有的9.1%股权对外转让，转让款为9.1万元，袁文君授权姜腾代为收取9.1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姜腾自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之日应将上述9.1万元支付给袁文君，逾期按每日千分之三计算资金占用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所谓股权即公司股东对公司享有的一种包括人身和财产权益的综合性权益。公司股东转让自己名下的股份，依法有权从股权受让方处获得相应的股权转让价款。关于本案的股权转让双方的主体问题，依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刘月山名下的股份已转让登记至徐晨名下，故刘月山10%股份的受让方应认定为徐晨。徐晨辩称系代持第三人姜腾的股份，仅系其与第三人姜腾之间的法律关系。刘月山诉请徐晨支付股权转让款，依法有据。关于刘月山名下10%股份的转让价款问题，虽然在工商登记时记载为100万元，但有相反证据予以否定，对刘月山主张其10%股份的转让价款为100万元的主张，不予认可。依据徐晨及姜腾提供的证据，确认公司100%股份转让价款实际为100万元，故刘月山10%股份的转让价款实际为10万元。对此，2019年7月26日第三人姜腾与原股东袁文君签订的协议也可以佐证。关于徐晨辩称的股权转让款是否已经履行完毕的问题，徐晨辩称全部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已经由程涛、姜华支付完毕，该院认为虽然刘月山书面授权姜腾处理公司股份转让事宜，但刘月山自始主张要求获得股权转让款项，其未明确其自身享有的收取股权转让款的权利由姜腾行使，刘月山出具的协议书未“全权”授权第三人姜腾行使权利，其协议书与其他股东有所不同，无证据证明刘月山已收取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徐晨作为股权受让人有义务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综上，对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及利息（自原告诉请之日，按照年利率6%的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被告徐晨承担了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后，可依据双方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向第三人姜腾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徐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月山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及逾期利息（自2020年1月14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刘月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由刘月山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3977元，由徐晨承担1398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提交了新证据。一、刘月山二审所提交的证据：1、入股协议书与实际履行并不完全一致，因此该协议只能证明当事人之间的协商过程，公司股东协议还需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确认；2、公司交易前现状照片予以确认；3、用于证明姜腾曾提出以19万上下的价格收购刘月山10%的股权遭拒的微信聊天记录，还需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4、刘月投入100万元的银行交易明细单，就这一事实公司原股东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5、用以证明姜腾原欲以19万元收购刘月山股权的保证协议，本院认为，姜腾是否曾以19万元收购刘月山股权，仅凭该保证协议不能充分证明，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6、微信聊天记录，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能反映股东变更后保龄球道可能进行的交易，但并不能直接证明交易具体情况。二、徐晨二审所提交的证据：1、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20）赣0102民初908号（张晓悦诉程涛股权转让纠纷）起诉状、生效民事判决书，仅具有参考性，而不能作为直接处理本案的依据；2、用以证明股权转让款用于偿还债务的江西金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招商银行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9月12日的银行流水明细，虽然姜腾也予以了承认，由于是否全部用于债务，还涉及公司的其他股东，由于这些股东并不在本案当事人之列，因此，该证据的关联性尚待进一步确定，因此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三、姜腾二审所提交的证据：1、用以证明公司的保龄球设备购买情况的保龄球设备购买合同，需结合其他证据判断考虑；2、金腾公司招商银行的银行流水明细，同前述徐晨的证据；3、姜腾与物业公司经理微信聊天记录，同前所述，因涉及不在本案当事人之列的公司其他股东，证据关联性尚待进一步确定，因此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4、涉及熊芬芬、唐琦、杨亚娟等人的法院判决书（一、二审），袁思思、张昱、王首文、陈可新、黄娟、肖云海、涂胜群向公司提起诉讼的民事起诉状和法院应诉通知书，丁云峰、黄冬冬、王甜甜、马赵龙、姜骏、涂序定、黄娟、胡瀚月、欧阳梦、黄鸥、陈雪玲各人协议书，均与本案的股权转让关系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5、用以证明刘月山等股东尚欠姜腾为公司垫付款的姜腾信用卡刷卡记录、短信通知、与财务兼原始股东吴继双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直接证明，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故本院不予确认；6、微信聊天记录和其中的股权转让协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能部分反映股权交易中的情形，交易前后的来龙去脉还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7、用以反驳刘月山所述保龄球道现行交易实情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认为，该证据也只是侧面反映股东变更后保龄球馆可能存在的再次交易，但由于交易尚未签订书面合同，并不能直接证明交易具体情况。综合上述证据及一审确认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就本案争议焦点阐述如下： 一、徐晨是否应当向刘月山支付股权转让款。 刘月山的股权虽然存在两个转让合同，即2019年7月16日程涛与姜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9年8月2日徐晨与刘月山市场监督管理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这两个协议并不矛盾，也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只是2019年8月2日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而签订，其中的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显然是根据注册资本与股权比例计算出的，并非当事人实际股权转让价格。而从合同相对性角度，一审法院判决由合同签订方徐晨承担责任，再由徐晨基于其与姜腾均认可的股权代持协议进行追偿，不宜认定为错误。 二、关于股权转让款应付金额问题。 从姜腾代表公司股权与案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有股权价格以100万元定价，相对于10%的股权，计算为10万元并无不当。相对于股权受让方，现暂无证据显示其与姜腾之间具有恶意串通，且刘月山本人当庭表示不要求股权，只是追索股权转让款。至于姜腾超越代理权限，处分股权转让，并将股权转让款用于偿还公司在公司股东可能并非全部出资到位情况下的公司债务，刘月山如认为其低价转让股权，并给其造成损失，可以基于其与姜腾之间的委托代理协议再向姜腾主张，而不是以向徐晨主张股权转让款的诉请代替姜腾受托转让股权中给其所造成的损失。此外，姜腾如认为刘月山尚欠其款项，也可另行主张，本案不作审查。 综上所述，刘月山、徐晨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00元（其中12800元已由刘月山预交、2300元由徐晨预交），由徐晨负担2300元，由刘月山负担12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朋 审 判 员  李 扬 审 判 员  谢 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张少丽 书 记 员  蔡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