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07行终5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德勇，男，汉族，1981年8月8日生，住赣州市章贡区。委托代理人：廖兴强，江西海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赣州蓉江新区潭东镇创业路**。法定代表人：王凌，该管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邓通全，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肖德勇因不服行政补偿决定一案，不服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2020）赣0702行初24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原告父母在赣州蓉江新区下车组建有3栋房屋。2016年，原告母亲戴春娟因病去世。2016年6月10日，原告与其父亲肖道荣、姐姐肖秋华就位于的家庭房屋、财产的归属达成书面分家协议，协议约定家庭共有的3栋房屋，其中1＃房屋面积288.88平方米归原告所有，2＃房屋419.13平方米归其父亲肖道荣所有，3＃房屋407.52平方米归其姐姐肖秋华所有。2017年，因赣州蓉江新区武陵板块项目建设需要，被告需要拆迁原告家处于的房屋。被告委托赣州蓉江新区高校园区管理处为征收实施单位组成拆迁工作组对原告及其父亲、姐姐所有的房屋进行前期调查摸底确定。2017年3月18日，拆迁工作组长王水发、成员李茂春、王志超与原告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由其三人在征迁工作组栏处签字。协议签订后，拆迁工作组工作人员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拿回去盖章，被告以原告为公务员不能享受拆迁补偿安置为由不在该协议上盖章。2018年2月，被告将原告案涉房屋拆除。被告在拆除原告房屋后，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约定支付拆迁补偿款，被告以原告为公务员不能享受拆迁补偿安置为由，称其未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不向原告支付拆迁补偿款。原告不服，于2018年12月28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3月25日，法院作出（2019）赣0702行初33号行政判决书。被告不服，向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9月17日，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07行终319号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责令被告对原告的补偿采取补救措施。原告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8月10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赣行申18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2020年1月19日，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补偿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给予23110.4元的货币补偿。原告不服，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于2020年1月19日作出的《行政补偿决定书》；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并非案涉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符合“一户一宅”的条件，且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具有合法的建批手续，故原告要求被告对案涉房屋进行赔偿于法无据。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行申180号行政裁定书，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虽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签字，但行政机关根据本案具体实际并未认可，且决定不予盖章，该协议书尚未依法订立，更未生效，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该协议无法无据。因原告的房屋已经被拆除，且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协议对其进行补偿缺乏法律依据，故被告根据生效判决对该房屋的补偿采取措施而作出《行政补偿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请于法无据。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肖德勇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50元，由原告肖德勇承担。上诉人肖德勇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1.撤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0702行初241号《行政判决书》，并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表现在：程序违法一：案件认定的主要证据没有经过当事人质证。一审法院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行申180号《行政裁定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但该《行政裁定书》原被告双方均未当庭提供，法庭也从未组织双方进行过质证，上诉人不知道该《行政裁决书》法庭是如何取得，又凭什么被一审法院采信的？这显然是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程序违法二：以司法判决代替行政决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违法建筑的认定属于行政职能，应当由合法的行政机关依照合法程序进行行政认定，且当事人对违法建筑的行政决定享有相应的救济权利。但本案一审法院却在没有任何合法部门依照合法程序对上诉人房屋进行调查、认定，并出具上诉人房屋系违法建筑的行政决定的情况下，就以司法审判的方式认定上诉人的房屋系违法建筑，明显是以司法手段代替行政职能，属于典型的程序违法。程序违法三：未对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补偿决定书》的合法性进行任何的实质审查与认定。一审法院只是针对上诉人起诉的事由进行了“审查”，并逐一予以了充分驳斥，上诉人虽在起诉状中要求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进行补偿，但这并不是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补偿决定书》，一审法院却将上诉人在“事实和理由”中提出的履行协议书的陈述当成了本案的审理重点，反而对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补偿决定书》所依据的证据、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等等却只字未提，更未作出实质性的分析与评判。明显是在采取偷梁换柱的方式审理本案，混淆了本案应当审理的对象与内容，又怎么可能对本案作出公正、合法的裁决呢？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完全错误。表现在：1.一审法院及被上诉人均无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诉人的涉案房屋系违法建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违法建筑的认定属于行政职能，而认定机构依法应当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城乡规划部门或者土地管理部门，显然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都不属于这两家机构，当然也就无权对上诉人房屋的合法性作出认定，所以，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房屋作出的违法性认定均系无效认定及无效判决。由于到目前为止上诉人房屋所在的城乡规划部门或者土地管理部门均未对上诉人房屋作出“违法建筑”的行政决定，那么，上诉人的涉案房屋就不能被认定为违法建筑。另外，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应当就上诉人的房屋系违法建筑承担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却无此类证据，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然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房屋系违法建筑的情况下，将该举证责任强加给了上诉人，最终以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具有合法建批手续为由判定上诉人的房屋系违法建筑，这显然属于举证分配的错误。因此，一审法院错误分配本案的举证责任，并超越职权对上诉人房屋作出“违法建筑”的认定是错误的、违法的、无效的，同时，被上诉人超越职权在《行政补偿决定书》中认定上诉人的房屋系违法建筑也是无效的。2.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的房屋已被认定为合法建筑。首先，就涉案房屋的合法性问题，在被上诉人的拆迁工作组成员王水发等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一条中，其实被上诉人就已认定了上诉人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为254.42平方米。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房屋合法性问题前后作出的意思表示是前后矛盾的。其次，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4条第2款的规定，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依据该立法本意，给予补偿的对象是合法建筑，违法建筑是不予补偿的。既然被上诉人是依据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行终319号行政判决书第三项判决作出的《行政补偿决定书》，而赣州中院在319号行政判决书第三项中是明确要求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的补偿采取补救措施。既然赣州中院要求的是补偿，被上诉人作出的也是补偿决定，也就是说赣州中院及被上诉人均确认上诉人的涉案房屋系合法建筑，那么，被上诉人就应当对上诉人的涉案房屋依法依规进行补偿，而不是按照房屋结构残值8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更何况被上诉人主张的80元/平方米的房屋结构残值标准在赣州市公布的中心城区补偿标准中并没有此项补偿标准及数据，该数据标准完全系被上诉人自制的，根本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因此，一审法院及上诉人的《行政补偿决定书》认定上诉人的涉案房屋系违法建筑是完全错误的，与赣州中院的生效判决冲突。3.如被上诉人不履行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那么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房屋的行为就属于侵权行为，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进行赔偿，而不是补偿。被上诉人是在合法部门未按照合法程序向上诉人下达违法建筑行政认定书及房屋强制拆除决定书之前，更不是通过法院强拆的情况下，就拆除了上诉人的房屋。如果被上诉人不认可并履行双方之间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那么，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的房屋就无合法依据，其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应当对上诉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而不是按房屋结构残值对上诉人进行补偿。4.上诉人的公职身份与法律赋予上诉人获得应有的房屋拆迁补偿权益并没有关联和影响。上诉人原系涉案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后虽取得公务员身份，但户籍仍在房屋所在地。另外，上诉人是在母亲去世之后通过分家析产取得涉案房屋的权益，并且，在本次拆迁过程中也是依据《赣州市中心城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试行）》第43条的规定，选择货币补偿安置。还有，现行的法律法规及《赣州市中心城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试行）》等也没有规定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不符合“一户一宅”的房屋产权人就不能享受拆迁安置补偿。在此，上诉人真不知一审法院是依据哪项法律规定判定上诉人在本案中因为公职身份就不能享受通过合法的分家析产取得案涉房屋应有拆迁补偿权益，其法律依据是什么？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且程序严重违法，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故此，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特向法院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赣州蓉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答辩意见，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本案答辩人作出的案涉《行政补偿决定书》是依据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行终319号二审行政判决书作出的，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行申180号再审行政案件是被答辩人不服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7行终319号二审判决书提起的再审。所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行终319号二审行政判决书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行申180号行政裁定书，这两份判决、裁定属于对同一案件作出的生效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被答辩人案涉的房屋系其父母所建，该房屋并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乡村规划许可证或者宅基地批准文件等合法建房手续，系违章建筑。据答辩人调查、核实，案涉房屋系被答辩人父母所建，该房屋并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乡村规划许可证或者宅基地批准文件等合法建房手续，系违章建筑。2016年被答辩人母亲戴春娟因病去世。2016年6月10日被答辩人与其父亲、姐姐就其父母建设的房屋归属达成分家协议，案涉房屋被分配给了被答辩人。以上事实有被答辩人起诉状，庭审笔录及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7行终319号二审判决书可以证实。加之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行申180号行政裁定书，也重申了案涉房屋未取得合法建设手续这一事实。答辩人认为：违章建筑不因被答辩人通过继承的方式取得而被认定为合法，更加不会因有权机关未经过认定程序进行处理就变为合法建筑。所以，答辩人以及一审法院对于案涉房屋系违章建筑的认定，是证据充分，也是事实清楚的，不存在被答辩人上诉状所说的情形。2.根据现有证据充分可以证实案涉房屋为违章建筑，被答辩人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案涉房屋被认定为合法建筑。关于被答辩人提到案涉房屋已被认定为合法建筑问题，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下属单位拆迁工作组成员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依据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7行终319号二审判决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行申180号行政裁定书，已经确认该协议书并未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案涉房屋合法的依据。另外，被答辩人提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不适用于本案，本案房屋所涉及的土地属于集体土地，并非国有土地。另外，被答辩人对该规定的立法本意的逻辑推理错误，对于违法建筑，是不予补偿，但是，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行政机关决定补偿时，对应的房屋就是合法建筑。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中，答辩人也是坚持对于违章建筑不予补偿的原则，但是考虑到被答辩人对案涉房屋建筑材料的财产权，于是答辩人结合赣州市中心城区补偿房屋结构残值的标准（原弃房材料收购补助标准），对被答辩人违章建筑进行了补偿，答辩人的行为充分保障了被答辩人对案涉房屋建筑材料的财产权。3.答辩人不存在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更不存在侵权行为。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7行终319号二审判决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行申180号行政裁定书，已经确认该协议书并未发生法律效力，答辩人便不存在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7行终319号二审判决书，在驳回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履行行政协议的请求后，要求答辩人对被答辩人的补偿采取补救措施，答辩人也依据赣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向被答辩人作出了案涉《行政补偿决定书》。答辩人不存在侵权行为，行政法上也没有侵权赔偿责任的概念，侵权赔偿责任是民法的概念。4.被答辩人系龙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编在册公职人员，不属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答辩人调查、核实，被答辩人系龙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编在册公职人员。依据赣州蓉江新区党政办公室关于印发《赣州蓉江新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补充说明》的通知，第一条第六款第二项“户籍在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身份属于国家、企事业单位在编在册的人员，不认定为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答辩人不属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有一户一宅的权利，加之被答辩人的案涉房屋系违章建筑。所以，答辩人依据《赣州市中心城区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试行）》（赣市府发〔2017〕1号）及《赣州蓉江新区武陵板块项目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对其违法建筑不予补偿。但是考虑到被答辩人对案涉房屋建筑材料的财产权，于是答辩人结合赣州市中心城区补偿房屋结构残值的标准（原弃房材料收购补助标准）对被答辩人违章建筑进行了补偿。所以作出案涉《行政补偿决定书》。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原审法院随卷移送的证据以及本院询问协调笔录在卷可以证实。本院认为，上诉人并非案涉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符合“一户一宅”的条件，且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具有合法的建批手续，故对上诉人因继承而来的房屋不能适用合法建筑的补偿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作出的（2019）赣07行终319号行政判决以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赣行申180号行政裁定书，已经确认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并未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已确认收到上述判决，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依据未生效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主张其房屋为合法建筑，缺乏依据，应不予支持。本院（2019）赣07行终319号行政判决生效之后，被上诉人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认定上诉人的房屋未经审批搭建，系违法建筑，并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法律保护的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违法建筑不予保护。但是，上诉人对房屋拆除后的建筑物残值部分享有合法的财产权益，被上诉人依据赣州市中心城区补偿房屋结构残值的标准对上诉人进行补偿，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肖德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洋发审判员  刘定丰审判员  陈煜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黄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