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03民初9570号原告：申羽。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伟静，系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南乐郊路**（15-17轴）。投资人：段凤香，系该学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传国，系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沈阳市顺安驾驶培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前进乡二台子大队范家坟村法定代表人：徐冉，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红丽，系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琳，系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滂江街******法定代表人：周东宁，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红丽，系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琳，系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申羽与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第三人沈阳市顺安驾驶培训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申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伟静，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传国，第三人沈阳市顺安驾驶培训有限责任公司、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红丽、朱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申羽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尚欠工资32743元（2016-2018.1.31日）；2、判令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77902元（2007.6-2014.1）；3、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155804元；4、判令被告支付代通知金为7082元；5、判令被告支付法定假日加班费用为118338元；（2007.5-2018.1.31）；6、判令被告支付年休假工资107580元；7、判令被告支付失业金32280元；8、判令被告支付保险损失47765.37元；9、判令被告退还已支付的购车款62177.5元；10、第三人与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07年5月原告入职被告处从事教练员工作。入职后，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缴纳保险。2014年，被告要求原告与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邦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先后以第三人沈阳市顺安驾驶培训有限责任公司、晟邦派遣公司的名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晟邦派遣公司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将原告派遣到被告处，继续从事以往的教练员工作，工作内容、工作性质及发放工资主体均没有变化。2015年6月，被告要求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教练员签订包车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教练车及车上设备等折价转让给教练员，教练员以分期方式支付约定款项。同时约定，教练员可以随时退还车辆及车上设备，被告随时回购。被告将辽A67**教练车及车上设备以92024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2017年12月20日沈阳市驾管处发出通知，20日之后开始实行计时培训。全体教练员回家待命。2018年1月22日，被告总监在“国安驾校通知群”“国安驾校培训群”“国安驾校交流群”发出同样的通知，告知全体教练员截止到2018年1月31日止，失去国安驾校教练员资格，不得以国安驾校名义从事招生和培训工作，并要求全体教练员选择或与学校签订合作合同，成为平等合作主体，或者到学校安排的招生大队工作。逾期不报到的，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随后又连续多次发布此类通知。2018年1月31日，被告向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没签合作合同的教练发送邮件和微信通知，告知原告被安排到招生大队工作，三日内报到，逾期不报到的视为自行离职。随后，被告停止了教练车上600公里的培训设备，使原告无法为学员继续练车培训。随后又停止了为原告缴纳的社会保险。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权利单方停止原告为学员练车，无权单方调整原告的工作岗位，更没有权利将原告不同意调岗的行为视为原告的自动离职。原告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辩称，一、原告申羽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2018年1月31日）期间的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6年-2018年1月31日期间原告申羽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从2014年3月10日开始原告申羽与第三人晟邦城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原告申羽与第三人晟邦城于2014年3月10日及2016年3月10日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2013年10月9日、2015年2月1日、2016年1月16日被告与第三人晟邦城分别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约定第三人晟邦城按被告的要求向被告派遣劳务人员。根据原告申羽与第三人晟邦城之间的《劳动合同》约定第三人晟邦城将原告申羽派遣至用工单位即被告处工作，派遣期限分别为二年，即2014年3月10日-2016年3月9日，2016年3月10日-2018年3月10日，共计4年。因此，2016年-2018年1月31日原告申羽与第三人晟邦城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申羽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申羽要求被告支付（2007年6月-2014年1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08年1月10日，2012年8月4日、2013年12月26日被告与原告申羽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工作岗位为教练员；工作时间和休息为；具体的工作时间和每月的休息时间由原告申羽根据自己的教学培训工作的需要自行安排；劳动报酬为计件效益工资。该三份《劳动合同》于2014年3月9日已经履行完毕并已终止。因此不存在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并且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不存在任何争议，即使有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申请仲裁时效为一年，原告申羽在2014年3月与被告自行解除劳动关系一年内即2015年3月之前提出仲裁，因此，被告的此项诉讼早已过诉讼时效。三、原告申羽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及代通知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08年1月10日、2012年8月4日、2013年12月26日被告与原告申羽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不存在任何争议，被告从没有与原告申羽违法解除过劳动合同。2014年3月，自愿与第三人晟邦城签订了《劳动合同》，由第三人晟邦城派遣至被告单位工作。因此，2013年12月26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由于原告申羽自身的原因，在2014年3月9日已经终止。不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形，所以不存在向原告申羽支付赔偿金及代通知金的事实和法律依据。2018年2月被告发出的通知是解除与原告申羽之间的劳务派遣关系，并非劳动关系。被告也无权解除第三人晟邦城与原告申羽之间的劳动关系。因此，原告申羽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及代通知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申羽对被告的诉讼请求。四、原告申羽要求被告支付法定假日加班费（2007年5月-2018年1月31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2008年1月-2018年1月31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与原告申羽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2008年1月10日至2014年3月9日之间，依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为教练员；具体的工作时间和每月的休息时间由原告申羽根据自己的教学培训工作的需要自行安排；劳动报酬为计件效益工资。被告适用的是特殊工时，原告申羽职位为教练员，工作内容为学员培训，教练员无法按标准工时制度进行工作，学员培训的内容和时间由教练员和学员之间自行安排，且劳动报酬为计件效益，原告申羽多劳多得，少劳少额，不劳不得。因此，根据《劳动合同》第四条的约定，不存在支付法定假日加班费和年休假工资。因双方从2014年3月9日已经终止了劳动关系，从2014年3月10日被告与原告申羽由劳动关系变为劳务派遣用工关系，所以说2014年3月10日原告申羽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存在支付原告申羽加班费和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即使有也早已过诉讼时效因此，原告申羽要求被告支付加班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申羽对被告的诉讼请求。五、原告申羽要求被告支付失业金及保险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申羽的诉讼请求。被告与原告申羽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2008年1月10日至2014年3月9日之间。2012年9月27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原告申羽的保险由原告申羽自行办理，被告每月不低于基本工资5％-15％的比例给原告申羽发放社会保险补贴，与工资一同发放。被告按《补充协议》约定，每月将社会保险与工资一同发放给原告申羽，由被告自行办理社会保险。2014年3月10日之后的保险由第三人晟邦城负责缴纳与被告没有关系。六、原告申羽要求被告退还已交付的购车款，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请求法院依法波回原告申羽的诉讼请求。本案案由为劳动争议案件，原告申羽要求退还的购车款问题是基于双方签订的《车辆所有权有偿转让合同书》是合同纠纷。因此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申羽的诉讼请求。2015年7月双方签订《车辆所有权有偿转让合同书》约定原告申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被告购买教练车一台，合同签订后原告申羽向被告支付首付款1万元，剩余部分从原告申羽每月的返款中直接扣除2278元。2015年8月至2018年1月期间原告申羽支付了23个月的购车款，至今尚欠购车款29846.5元。2018年2月开始原告申羽没有支付被告购车款，也没有向被告返还车辆。已构成违约，原告申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原告申羽要求被告承担的一至九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均已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申羽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沈阳市顺安驾驶培训有限责任公司述称，原告与本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要求本单位承担一至九项诉求的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述称，一、原告申羽要求国安驾校支付尚欠工资32743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也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告申羽要求国安驾校支付2016年-2018年1月31日拖欠的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3月10日至2018年3月10日，申羽与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之间签订劳动合同，存在劳动关系，因此，2016年-2018年1月31日工资应当由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支付而不是国安驾校。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一直按照与申羽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支付申羽工资，为其缴纳保险，由于申羽2018年2月、3月无故旷工，既未到国安驾校工作，也未到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处工作，因此工资发放至2018年1月。社保缴纳至2018年4月，从未发生拖欠原告申羽的工资的情况。二、原告申羽要求国安驾校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与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无关，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008年1月10日，2012年8月4日、2013年12月26日国安驾校与原告申羽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该三份《劳动合同》于2014年3月9日已经履行完毕并已终止。因此不存在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申羽要求国安驾校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没有事实依据。2007年6月至2014年1月，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并未与申羽之间产生劳动关系，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申羽签订劳动合同时间为2014年3月10日，有劳动合同予以证明，因此申羽与国安驾校之间产生的纠纷与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无关，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不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三、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申羽之间不存在违法解除合同的情况，申羽要求国安驾校支付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代通知金并要求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008年1月10日，2012年8月4日、2013年12月26日国安驾校与原告申羽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不存在任何争议，国安驾校从没有与原告违法解除过劳动合同。2014年3月系申羽自身原因合同解除，2018年3月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申羽属于合同到期解除。2018年2月国安驾校发出的通知是解除与原告申羽之间的劳务派遣关系解除，所以国安驾校没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本案国安驾校与申羽的合同终止时间是2014年3月，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申羽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10日，合同到期时，申羽并未要求与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续签劳动合同，因此，无论是其与国安驾校合同终止还是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申羽之间的劳动合同到期终止，都是正常合同约定终止，不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形。因此，申羽要求国安驾校支付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及代通知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申羽之间、国安驾校与申羽之间的劳动合同均为自动终止，并非解除劳动合同，因此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没有义务提前一个月通知申羽，申羽要求支付代通知金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四、原告申羽要求支付法定假日加班费用、2008年至2018年1月31日年休假工资85965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不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国安与申羽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2008年1月10日至2014年3月9日之间，国安驾校适用的是特殊工时，原告职位为教练员，工作内容为学员培训，教练员无法按标准工时制度进行工作，学员培训的内容和时间由教练员和学员之间自行安排，且劳动报酬为计件效益，原告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因此，依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申羽工作岗位为教练员；具体的工作时间和每月的休息时间由申羽根据自己的教学培训工作的需要自行安排；劳动报酬为计件效益工资。不存在支付法定假日加班费和年休假工资的问题。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申羽存在劳动关系期间，申羽的工作为按劳取酬，职位为教练员，学员培训的内容及时间由教练员和学员之间自行安排，申羽的工作性质体现在其经常要在法定节假日工作，考取驾照的学员亦多在法定节假日安排培训，节假日安排工作为申羽自行安排，本案申羽工作时间由其自行安排，并且国安驾校已经按照申羽的工作支付奖金，因此国安驾校、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无需支付申羽加班及年休假赔偿。法院应当依法驳回申羽的诉讼请求。即使存在加班及年休假赔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申羽主张的加班费赔偿、年休假赔偿均超过仲裁时效，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申羽与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申羽的工资为1600元每月，因此申羽要求各项赔偿的计算应当以1600元为基数，而申羽要求的赔偿基数明显超出1600元，因此，法院应当依法驳回申羽的诉讼请求。五、申羽要求支付失业保险金32280元及保险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不应当承担支付申羽32280元失业保险金及保险损失的连带责任。国安驾校与原告申羽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即2008年1月10日至2014年3月9日之间。2012年9月27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原告申羽的保险由其自行办理，国安驾校每月不低于基本工资5％-15％的比例给申羽发放社会保险补贴，与工资一同发放。国安驾校按《补充协议》约定，每月将社会保险与工资一同发放给原告，由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自行办理社会保险。因此申羽没有保险损失。依据《辽宁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七条、十八条的规定，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满1年不足5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12个月，其中累计缴费时间满1年的，可领取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累计缴费时间每增加1年，增加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满1年不足10年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70%发放。申羽在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处工作时间为4年，申羽可领取12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时间。因此申羽领取失业保险金数额为1620×70%*12=13608元，不是申羽主张的32280元。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申羽存在劳动关系期间，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一直为其缴纳保险，申羽不存在保险损失，因此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不应当承担支付申羽32280元失业保险金及保险损失的连带责任。六、申羽要求退还已交付的购车款62177.5元与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无关，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申羽之间没有车辆交易行为，也无此类纠纷，因此申羽要求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告申羽的各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均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申羽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月1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一份，该劳动合同的起始时间为2008年1月10日。其中合同第三章关于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约定：甲方（即本案原告）可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安排乙方（即本案被告）从事工作。乙方应按照甲方安排的工作内容及要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按时完成工作任务，遵守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第五章关于劳动报酬约定：乙方计酬方式为计件工资；第十六条约定：甲方同意乙方的各项社会保险由乙方自行办理缴纳。甲方每月按500元的标准给乙方发放社保补贴，补贴与每月工资一并发放。2012年8月4日，原、被告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一份，该劳动合同的起始时间为2012年8月4日。其中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和调动。2012年9月27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要求乙方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由乙方自行办理。甲方（即本案被告）承诺按不低于乙方每月基本工资5%——15%的比例，给乙方发放社会保险补助，每月与工资一起发放。2013年12月26日，原、被告双方再次签订劳动合同书（教练再次）一份，双方约定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第三条约定：无固定工作地点，乙方（即本案原告）应聘岗位是教练员，甲方（即本案被告）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对乙方的工作岗位和地点进行调整，乙方应当无条件服从；第四条约定：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为乙方每月的休息休假时间由乙方根据自己的教学培训工作的需要自行安排，超出法定劳动时间的，应当经学校批准；第五条约定劳动报酬的计酬方式为计件效益工资。2013年10月9日、2015年2月1日、2016年1月16日，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与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约定甲方（即本案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按照乙方（即本案被告）要求派遣劳务人员到乙方工作，乙方安排劳务人员的具体工作，并向甲方支付劳务费用。2014年3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3月10日至2016年3月9日。用工单位为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月工资人民币1600元。2016年3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又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3月10日至2018年3月10日。用工单位为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月工资人民币1600元。虽原告在庭审中不认可其与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并主张该合同中乙方签字并非是原告本人所签，但经本院询问，原告明确表示对于上述签名不申请笔迹鉴定。2015年7月7日、2015年9月25日，原、被告分别签订《车辆所有权有偿转让合同书》，其中，被告作为“甲方（转让方）”，原告作为“乙方（受让方）”。合同约定：转让车辆型号为FV7160BBMGG，发动机号K05889，车架号码LFV2A1BS2E4054032，车辆型号辽辽A67**被告将教练用车、科目三计时培训装备及车用燃气设备有偿转让给原告，上述三项价款合计92024元，原告向被告支付首付款1万，其他款项每月支付2278元，支付36个月。自2015年7月1日起被告按照原告所教学员科目二、科目三考试合格的人数向原告支付工资，每个科目三考试合格的学员，被告支付给原告工资800元/人。根据同类案件卷宗中提供的2016年9月8日沈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处下发沈驾培[2016]8号文件和2018年2月5日沈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处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驾培行业培训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主要内容为：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推进“全省驾驶智能管理系统”安装和使用，做好培训监管工作；积极引导驾培机构改革培训模式、收费模式，实现到2016年底前提供“计时培训、按时收费、先培后付”服务模式的驾培机构达到机构总数80%以上的目标。2018年2月5日沈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处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驾培行业培训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第三条规定：2018年3月20日前，各驾培机构要完成计时终端安装及试运行工作，并按要求反馈运行情况。试运行期间，对于资格条件不达标、不具备学员培训条件的驾培机构，暂停办理新增学员业务。试运行期间，驾培机构根据设备安装和运行情况，可自主选择培训模式。采取非计时培训方式的学员的信息录入、审核按2017年12月20日前招生的学员管理模式进行；采取计时培训的学员由驾培机构在计时培训系统录入。2018年3月21日起招收的学员全部实行计时培训。根据上述文件精神，2017年12月末被告通过召开全员大会的形式向全体培训教练发布通知，即主要内容为停止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同时与全体教练员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签订合作合同，不愿签订合作合同的教练可到招生大队从事招生工作。2017年1月26日开始被告通过微信的方式向教练员多次发布通知，要求教练员尽快选择是签订合作合同还是签订劳动合同后到招生大队从事招生工作，逾期报到的教练员又未递交离职申请书的，将被视为自动离职。2018年2月1日、6日被告以挂号信的方式要求包括原告在内的55人于2018年2月8日前到招生大队报到并签订新的劳动合同，逾期不报到者视为自动离职，上述信件原告本人签收。被告于2018年2月6日将原告所用培训车辆的培训系统关停，此前原告所教学员有39人已经练习完科目三（外路驾驶600公里），等待考试合格。另，有4人分别完成科目三共计1160公里的培训。庭审中，原告申羽提供分车单、教练证、录用职工登记表及押金凭条、国安汽车职工合影（形成时间为2007年10月15日）、荣誉证等证据用于证明其入职时间为2007年5月。被告对于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荣誉证书没有异议，对于形成时间为2008年8月22日和11月28日的分车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原告从2008年开始是被告单位的教练员没有异议。其中，形成时间为2008年11月28日的分车单载明的负责人为赵某，而载明“学习证明时间为2007年5月28日”的分车单中负责人亦为赵某。同时，原告申羽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自认2007年5月至2008年1月期间其与被告应该是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另查明，自2007年5月至2014年2月，原告按照大东区灵活就业人员自行交纳了社会保险。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14年3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其中，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沈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载明：2007年缴费基数为15153.75元，个人缴费额为1212.3元，缴费月数为12；2008年缴费基数为17770.5元，个人缴费额为1421.64元，缴费月数为12；2009年缴费基数为21324元，个人缴费额为1705.92元，缴费月数为12；2010年缴费基数为25246.5元，个人缴费额为2019.72元，缴费月数为12；2011年缴费基数为28169.25元，个人缴费额为2253.54元，缴费月数为12；2012年缴费基数为28392.75元，个人缴费额为2271.42元，缴费月数为12；2013年缴费基数为28696.5元，个人缴费额为2295.72元，缴费月数为12；2014年缴费基数为30712元，个人缴费额为2456.96元，缴费月数为12。另，原告提供的沈阳市社会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人员个人权益信息证明载明：2007年5月至2009年4月，缴费基数均为2462元，个人月缴费额为167.42元，缴费24个月；2009年5月缴费金额为0元；2009年6月至2010年4月，缴费基数均为2462元，个人月缴费额为167.42元，缴费11个月；2010年5月缴费金额为0元；2010年6月至2010年8月，缴费基数均为2462元，个人月缴费额为167.42元，缴费3个月；2010年9月至2012年7月，缴费基数均为2875元，个人月缴费额为194.28元，缴费23个月；2012年8月至2014年2月，缴费基数均为3212元，个人月缴费额为218.42元，缴费19个月。上述医疗保险缴费比例均为6.8%。原告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期间的工资由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为其发放。其中，2017年1月19日发放的工资为1700元，2017年2月14日发放的工资为2443元，2017年3月22日发放的工资为2333元，2017年4月20日发放的工资为4771元，2017年5月23日发放的工资为7206元，2017年6月22日发放的工资为10499元，2017年7月19日发放的工资为3555元，2017年8月18日发放的工资为4629元，2017年9月14日发放的工资为4231元，2017年10月25日发放的工资为7078元，2017年12月14日发放的工资为404元，2018年1月25日发放的工资为2324元。上述工资总金额为51173元。《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员工工资福利条例》第三章第九条第二项（一）载明：最低保底工资标准。法定工作时间以内，每小时保底工资15元；年度工作超过法定工作时间部分，每小时按双倍标准计算。实际工资所得达到或超过保底工资标准时，按效益工资标准计算。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双方签订的《车辆所有权有偿转让合同书》中约定的每月应付车辆转让款2278元按月从原告工资奖金中扣除。原告主张其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6542.42元（51173元÷12个月+2278元）。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2018年2月12日原告向沈阳市沈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2月13日作出沈河劳人仲不字[2018]29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对该不予受理通知书不服，于2018年2月23日起诉来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被告判令被告支付尚欠工资32743元（2016-2018.1.31日）；2、判令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68557.42元变更为77902元(2007.6-2014.1)；3、判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137114.78元变更为155804元；4、判令被告支付代通知金6232.49元变更为7082元；5、判令被告支付法定假日加班费用102298.35元变更为118338元；（2007.5-2018.1.31）；6、判令被告支付年休假工资85965元（2008.1-2018.1.31）；变更为107580元；7、判令被告支付失业金32280元；8、判令被告支付保险损失47765.37元；9、判令被告退还已支付的购车款62177.5元；该项请求与其他系列案件计算方法不同，如果同其他写列案件相同，是78340元；10、第三人与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沈阳市顺安驾驶培训有限责任公司、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均陈述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陈述其于2014年4月份受被告委托为原告缴纳社保。本院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2018）辽0103民初320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申羽工资24960元；二、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申羽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5098元；三、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申羽未休年休假工资1923.2元；四、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申羽失业保险金损失13608元；五、驳回原告申羽的其他诉讼请求及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的其他抗辩事由。宣判后，原告申羽、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均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2019年4月26日作出（2019）辽01民终2278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我院重审，理由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发挥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应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查清申羽的入职时间、申羽月工资标准、购车款是否从月工资扣除、申羽在职期间是否自行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等基本案件事实后依法裁判。同时，在二审庭审中出庭作证的证人赵某曾为被告单位员工，其证实原告于2007年5、6月份入职。因本案属于系列案件，包括刘冰、黄慧强以及本案原告申羽在内的多名当事人，以要求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给付各原告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经济赔偿金等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定各原告与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由被告向与各原告给付工资。上述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后，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即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又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2019年12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9)辽民申6523号、(2019)辽民申6527号等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指令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因此，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作出（2019）辽0103民初95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20年8月18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述再审案件作出（2020）辽01民再51号等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按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自动撤回再审请求处理，终结再审程序。本案恢复审理。本院认为，关于原告申羽与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之间劳动关系问题。首先，对于原告的入职时间。因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2007年5月至2008年1月9日期间的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可参考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招工招聘登记表、其他劳动者的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原告提供了合影照片、分车单等证据，用于证明双方于2007年5月起即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对于形成时间为2008年11月28日的分车单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分车单载明的负责人为赵某，而载明“学习证明时间为2007年5月28日”的分车单中负责人亦为赵某，在本案二审中出庭作证的证人赵某曾为被告单位员工，证实原告于2007年5月入职。以上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原告的入职时间为2007年5月。因此，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自2007年5月起存在劳动关系。其次，对于原告申羽与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之间自2014年3月10日之后的劳动关系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原告于2007年5月入职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双方分别于2008年1月10日、2012年8月4日、2013年12月26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虽原告与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10日签订劳动合同，但根据被告发出《关于正式组建国安驾校招生大队的通知》等证据，可以看出，原告一直在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从事教练员工作，从未变更工作岗位，工作期间直接接受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的管理，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其离职前的工资均由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发放。若真如被告所述，2014年3月至今，原告的用人单位是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只是用工单位，而工资却由用工单位即被告支付，显然与常理相悖。同时，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原一审时第三人沈阳市顺安驾驶培训有限责任公司、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均自认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均未提供其已经持有并客观存在的劳动合同等证据，现被告和第三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其在原一审时的自认，亦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的原告与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自2014年3月10日之后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被告及第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告自2014年3月10日起仍为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提供劳动，由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管理并由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发放报酬，其从事的工作内容也为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经营业务范围（驾驶技术培训），符合成立劳动关系的法定条件。故，本院认定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由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承担相应给付责任，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仅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尚欠工资32743元的诉求，原告提供的学员名单、微信截图，用于证明原告已为39名学员培训完科目三项目，另有4人分别完成科目三共计1160公里的培训。因原告作为教练仅掌握学员的基本信息，被告作为对全体教练和学员管理一方，应掌握学员的分配及培训情况，现被告在庭审中对于学员人数及培训情况并未提出明确的异议，且在举证期限内亦未提供相关证据反驳原告的该项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主张其培训完学员为39人，另有4人分别完成科目三共计1160公里的培训，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被告应支付给原告拖欠工资的具体数额问题，按照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工资支付方式，即在原告每完成一名学员培训考试合格后，按每人800元的标准支付给原告工资，鉴于原告在培训科目三后，学员未参加考试，且学员如果考试不合格需要教练承担每人20元的补考费及学员考试前需要由教练进行考前培训，亦需要一定的成本，现原告在学员没有考试合格的情况下，要求被告支付全部工资有失公平，故本院酌定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应按学员考试合格后应支付工资的80%给付原告工资，即具体金额为26197.33元（39人×800元×80%+800元÷600公里×1160公里×80%）。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77902元的诉求。原告的入职时间为2007年5月，原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陈述在2007年5月至2008年1月期间其与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应该签订了劳动合同，且被告提供了原、被告双方于2008年1月10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对该劳动合同无异议，故对原告的该项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155804元的诉求，根据《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除》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被告主张原、被告双方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但因被告根据行政机关的相关文件作出经营模式调整后，欲解除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教练员的劳动关系后，重新签订合作合同或者安排教练员从事招生工作，原告对被告的上述安排均不予同意，故被告在2017年12月末至2018年2月6日期间通过多种方式要求原告予以选择，并同时声明如不选择即视为自动离职，原告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到岗选择，故被告将原告使用的培训车辆系统关停，原告无法继续从事培训工作，被告虽未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书，但已在通知明确2018年2月8日前未签订合作合同和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即视为解除，原告未在2018年2月8日前作出选择，即视为被告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三）项的情形，即劳动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在此种情况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有工资发放的十二月月平均工资4264.42元（51173元÷12个月），同时因原、被告均确认双方签订的《车辆所有权有偿转让合同书》中约定的每月应付车辆转让款2278元按月从原告工资奖金中扣除，因此，原告对于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6542.42元（4264.42元+2278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在被告处工作10年零8个月，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1966.58元（6542.42元11个月）。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代通知金7082元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未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应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本案被告自2017年12月末即将变更经营模式，要求与全体教练员重新签订合作合同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至2018年2月8日，原、被告双方就调岗未达成一致，已超一个月期限，故对原告的该项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法定假日加班费118338元的诉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除（三）》第九条的相关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加班事实的存在，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107580元的诉求，未休年假工资的仲裁申请时效为一年，原告2018年2月12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于2016年度以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根据原告提供的《沈阳市社会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人员个人权益信息证明》，可以看出原告自2005年12月由沈阳市汽车维修救援中心有限公司为其参加保险，原告累计工作年限已满10年不满20年，依照《职工带薪休假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原告的年休假天数应为10天。原告于2018年2月8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原告2018年应享受年休假天数折算后不足1天，对2018年的年休假本院不予支持，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6016.02元（6542.42元21.75天10天2倍）。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失业金损失32280元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失业人员应当持本单位为其出具的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及时到指定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被告并未向原告出具正式的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亦未为原告进行备案，导致原告无法领取失业金，对原告未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损失，被告应予以赔偿。关于赔偿标准，根据《辽宁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满1年不足5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12个月，其中累计缴费时间满1年的，可领取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累计缴费时间内增加1年，增加3个月的实业保险金；累计缴费时间满5年不满10年的，从第5年开始，累计缴费时间每增加1年，增加1个月的失业保险金，领取失业保险金最长为18个月，累计缴费时间满10年及其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24个月，本案原告工作10年零8个月，故被告应赔偿原告18个月的失业金损失，鉴于2018年开始实施的沈阳市失业金标准缴费满10年以上的失业金标准为1345元，则被告应赔偿原告未领取失业金损失24210元（1345元18个月）。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社会保险损失47765.37元的诉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本案中，因被告未为原告交纳2007年5月至2014年2月期间社会保险，原告自行垫付社会统筹部分，有权要求被告返还。对于医疗保险部分，原告未提供社保扣款银行明细，仅提供了沈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权益证明，根据该证明可以看出原告自2007年5月至2014年2月以灵活就业人员按照缴费比例6.8%自行缴纳医疗保险费用，经核算，原告代被告垫付医疗保险单位应承担部分的金额为14980.38元（167.42元×24个月+167.42元×11个月+167.42元×3个月+194.28元×23个月+218.42元×19个月）。对于养老保险部分，根据原告提供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可以看出，原告于2007年5月入职后，截止2014年2月，被告未实际缴纳，原告自行缴费后，被告应将原告缴纳的社会保险统筹部分赔偿给原告。因个人缴费额为缴费基数的8%，社会统筹部分为缴费基数的20%，故，被告应赔偿原告养老保险费32964.13元（15153.75元÷12个月×8个月×20%+17770.5元×20%+21324元×20%+25246.5元×20%+28169.25元×20%+28392.75元×20%+28696.5元×20%+30712元÷12个月×2个月×20%）。因此，被告应赔偿原告社会保险损失47944.51元（14980.38元+32964.13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已交付的购车款62177.5元的诉求，因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车辆所有权有偿转让合同书》并不是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的，故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案处理。关于原告要求第三人与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因被告系委托第三人沈阳晟邦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为原告代缴保险，且第三人沈阳市顺安驾驶培训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案原告无任何关系，故对原告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条，《职工带薪休假条例》第三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除（三）》第九条，《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除》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申羽工资26197.33元；二、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申羽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1966.58元；三、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申羽未休年休假工资6016.02元；四、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申羽失业保险金损失24210元；五、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申羽社会保险损失47944.51元；六、驳回原告申羽的其他诉讼请求及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的其他抗辩事由。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沈阳市国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英霞人民陪审员  吴凤云人民陪审员  李 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 助理  潘鸿飞书 记 员  吕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