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3民终20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思坤，男，汉族，生于1971年4月16日，住湖北省郧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孝勇，郧西县城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祖林，男，汉族，生于1964年1月20日，住湖北省十堰市白浪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宏武、张**，湖北孔优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思坤与上诉人李祖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0年7月7日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鄂0322民初373号民事判决书，李思坤、李祖林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2020年8月24日受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9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思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孝勇、被上诉人李祖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宏武、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思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或依法改判李祖林另偿还李思坤欠款42万元；2、二审诉讼费由李祖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主张的42万借款认定事实错误。该42万元构成包含2011年双方合伙承包贵州安顺煤矿15万元的合伙利润（5万元系案外人陶伦兵代上诉人李思坤交付的，另外10万元系李祖林否认，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反驳）、2012年转款5万元、2万，并由15万元和7万元截至2017年7月8日的利息23.40万元（经协商确定为20万元）。2018年3月13日重新更换借条，借条金额一致，并再次注明还款期限。故该42万元应予以确认。二、一审判决对42万元不予确认适用法律错误。民间借贷的交易方式并不局限于现金、转账等方式，不能对以其他方式交付的款项予以排除在外。被上诉人李祖林答辩称，一审认定对42万借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李祖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祖林支付李思坤投资款50万；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李思坤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将本案2014年1月24日的50万投资款认定为借款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将2018年3月13日的50万借条认定为2014年1月24日50万投资款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且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在确定当事人举证责任时违法加重了李祖林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李思坤答辩称，一审认定对50万借条认定为之前50万投资的利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思坤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偿还欠款142万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11月8日被告李祖林与湖北省金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襄阳管网工程项目部签订了襄阳移动管网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约定由被告分包承建部分劳务工程。2014年1月24日李祖林与李思坤协议，由李思坤投资100万元，双方签订了“工程施工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依据被告与项目部签订的管网劳务工程承包合同，李思坤（乙方）向李祖林（甲方）提供100万元，作为施工周转资金；甲方按工程公里数，每公里支付给乙方1万元；甲方负责全面施工，负责技术，工程质量，及安全保障；乙方不参加甲方施工管理，不承担甲方所有管理产生的盈亏责任；甲方在施工中管理不当，造成工程无法进行至合同终止时，甲方将所完成的工程公里数量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在10日内退回乙方所提供的100万元资金。当日李思坤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李祖林转款500000元，李祖林向李思坤出具收到500000元周转金收条。后李祖林依合同向襄阳管网工程项目部支付了96万元保证金，但是随后该工程并未施工，该行为被丹江口市人民法院（2017）鄂0381刑初74号刑事判决书确认为“被告人张涛冒用他人名义签订的虚假合同，以收取保证金为名，骗取被害人李祖林96万元”。2017年6月8日，被告给原告重新出具收条“今收到李思坤移动管网投资伍拾万元整”，同时另外给原告出具了“今借到李思坤现金肆拾伍万元整，八月底还一半”的借条一张，“今借到李思坤现金肆拾贰万元整，八月底还清”的借条一张。2018年3月5日李祖林在2014年1月24日的50万元收据下注明：2018年3月底还150000元，余款7月底内还请。2018年3月13日，被告将2017年6月8日给原告出具的一张收条，两张借条收回销毁后，重新向原告出具两张借条：“李祖林因在十堰市内做工程急需要资金周转，今向李思坤借到现金伍拾万元整，此款是以现金方式出借，定于2018年9月份付20万元，余款年底付清。”“李祖林因在十堰市内做工程急需要资金周转，今向李思坤借到现金肆拾贰万元整，此款是以现金方式出借，定2018年12月30号前付20万元，余款2019年12月30号前付清。”另查明：原、被告与另外5人一起于2011年在贵州省××市煤矿合伙经营，工程完工后，合伙人已经对工程利润进行了结算分成。结算账面中无原告主张的“退利润33.4万元，被告、原告、陶伦兵每人各分11万元”的相关内容。一审法院认为，一、对于2014年1月24日被告出具的50万元收据。对此款交付事实双方无争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虽然是“工程施工合作协议”，但是协议内容反映原告只负责提供一定数额的周转金，既不参与被告施工过程的管理，也不承担利润分配，即协议中约定原告“不承担盈亏责任”，只是根据被告施工进度获得一定收益。而合伙关系成立的条件是合伙人共同管理，利润共享，亏损共担，故原告的50万元周转金不是合伙投资款，应当属于借款。被告承诺按“每公里支付给乙方1万元”，是对占用周转资金支付占用费用的计算方式的约定。故被告辩称此款是原告的合伙投资款，不是借款，不承担利息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2018年3月13日被告出具的50万元借条。此借条虽然注明“李祖林因在十堰市内做工程急需要资金周转”而向原告借款，但是原告当庭陈述，此款是对2014年1月24日50万元借款利息计算后出具的借条，不存在实际借款事实。而被告庭审中陈述，此借条是原告对2014年1月24日支付的50万元投资款计算利息后就所欠利息逼迫被告出具的。但是被告未能提供原告实施逼迫行为的证据，而此借条是在更换2017年6月8日被告出具的45万元借条的基础上重新出具的，从生活常理来看，被告不可能两次受逼迫，而且涉及金额如此巨大，却从未向任何组织及个人提出，也未申请撤销，故被告主张此借条是受胁迫而出具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自2014年1月24日至2018年3月13日出具借条之日止，按50万元本金计算利息50万元，亦未超过法律规定，故本院对被告将50万元利息给原告出具借条的事实予以确认。三、2018年3月13日被告出具的42万元借条。此借条亦注明“李祖林因在十堰市内做工程急需要资金周转”而向原告借款，但是原告当庭陈述，此款包含2011年原、被告及陶伦兵在贵州省××市煤矿合伙经营时的利润分成15万元；2012年原告两次通过银行转账借款给被告5万元、2万元，共计22万元；以及上述22万元多年来的利息20万元，总计42万元。虽然陶伦兵当庭证明“贵州省××市煤矿合伙经营时的利润分成”一事经过，但是被告不予认可，且与原、被告在安顺煤矿合伙的合伙人员、合伙结算资料不能相互印证，故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供2012年10月19日向被告账户转款50000元，虽然被告认可转账50000元属实，但是由于双方经常相互拆借资金，并且被告提供的部分付款明细，也证明双方确存在资金往来，而原告不能证明50000元系借款，且至今未还，故此50000元借款本院不予认可。另外20000元转账借款，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借款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42万元借款事实不予认可。综上，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借给被告500000元，以及被告就所欠利息向原告出具的500000元借条，均属合法的借贷行为，被告应当依法履行偿还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虽然提供了420000元借条，但是不能提供证据证明420000元借贷法律关系存在，故对此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祖林偿还原告李思坤借款500000元及利息500000元，限于判决书生效后6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李思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790元，由被告李祖林负担6000元，原告李思坤负担2790元。上诉人李思坤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如下：1、微信转款截屏，拟证明：双方存在频繁的小额交易，42万元借条中5万元款项为借款性质。2、2011年安顺煤矿算账清单，拟证明：2011年双方合伙经营安顺煤矿经过算账，李祖林欠李思坤10万元合伙利润未支付。上诉人李祖林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如下：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法院（2020）鄂0322民初84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双方就合伙项目第一次利润分配的时间是2012年1月，李祖林不可能在2011年借用李思坤应分配的利润15万元。经质证，李祖林对李思坤提供微信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因为微信转账的时间发生在2018、2019年。李思坤提供煤矿算账清单是复印件，时间是2019年8月20日，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李思坤对李祖林提供的判决书，不能证明42万元借条中的15万没有支付，李祖林两次出具借条认可15万元借款实际支付。对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将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及证据综合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8年3月13日的42万借条是否为借贷关系，是否应予支持？二、2018年3月13日50万元借条是什么性质，应否予以支持？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2020年5月22日一审法院开庭时李思坤陈述“2018年3月13日42万借条包含我、被告和陶伦兵三个人在贵州安顺煤矿每人10万元的利润分成，还有代陶伦兵还我的5万元，还有被告在十堰窑沟路做工程借款5万元，我通过农商行转款5万元，还有22万元是现金分多次支付的，最后算账打在一张条子上的（一审卷宗97页）”及“22万元分四次，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一次8万元，两次5万元，还有一次4万元（一审卷宗98页）”。2020年6月29日一审法院再次开庭时李思坤陈述“42万元当时我们在煤矿的分成10万元，陶文斌（伦兵）转过来的5万元，2012年10月19日被告在十堰做工程让我给他转账5万元，当时这5万元没有条子。另外还有一个2万元的银行转款，但是我现在提供不出来依据。还有20万元是上面22万元的利息（一审卷宗106页）。”李思坤在一审庭审中对同一笔款项，对其中20万元款项（10万元煤矿利润分成+5万元转款+陶伦兵5万）虽然陈述基本一致，但对剩余22万元确出现截然相反的陈述，有违诚信原则。10万元煤矿利润分成的问题，李思坤提供的2011年安顺煤矿算账清单虽然涉及利润分成，但并不能证明李祖林应支付李思坤10万煤矿利润，双方合伙纠纷的民事判决也没有载明李祖林应支付李思坤10万煤矿利润。故李思坤主张的10万煤矿分成计入42万元借条中，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案外人陶伦兵的5万元和10万元煤矿利润分成问题，因涉及李思坤、李祖林、陶伦兵合伙的账目及算账等问题，若有相关证据证实，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涉及的5万元转款，因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也有相关拆借资金，一审法院认定不能证明是借款，处理并无不当。若有相关证据证实该5万元确系借款，亦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因此，结合上述事实分析，一审法院未支持该42万元借条，处理并无不当。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2018年3月13日的50万元借条，虽然注明“李祖林因在十堰市内做工程急需要资金周转”而款，但是李思坤当庭陈述该款是对2014年1月24日50万元借款利息计算后出具的借条，不存在实际借款事实。李祖林庭审中亦陈述该借条是2014年1月24日支付的50万元投资款的回报（一审卷宗99页）。一审法院审查认为自2014年1月24日至2018年3月13日出具借条之日止，按50万元本金计算利息50万元，亦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率标准，故对50万元利息的事实予以确认，处理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思坤、李祖林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李思坤负担7600元，由李祖林负担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相云审判员  刘 煜审判员  汪冬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程正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