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33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西田各庄宏伟养殖场，经营场所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疃里村西（构件厂东侧）。经营者：席红伟，男，197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密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丽（席红伟之妻），住北京市密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竹良金，男，196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彤，北京市金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雁密路**。负责人：张卫星，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女，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人民政府农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思，北京君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西田各庄宏伟养殖场（以下简称宏伟养殖场）因与被上诉人竹良金及原审第三人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西田各庄镇政府）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8民初2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宏伟养殖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丽，被上诉人竹良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彤，原审第三人西田各庄镇政府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司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宏伟养殖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宏伟养殖场所饲养的20头生猪的捕杀款及30%补助款归其所有；2.一、二审诉讼费由竹良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侵害了宏伟养殖场的合法权益。竹良金租用宏伟养殖场进行生猪养殖。2019年3月，按照政府部门要求捕杀生猪时，其中40头猪是竹良金所饲养，另20头猪是宏伟养殖场所饲养，宏伟养殖场与竹良金签订的《生猪捕杀补偿款协议》是竹良金起草的，宏伟养殖场的经营者席红伟的妻子吴国丽由于事务繁忙，没有认真阅读该协议书，胡乱签字，当时席红伟没有在场，西田各庄镇政府工作人员也不在场，该协议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竹良金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宏伟养殖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裁判结果公平公正。宏伟养殖场称本案60头生猪中有20头是宏伟养殖场饲养，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生猪捕杀补偿款协议》是双方共同向西田各庄镇政府报备的文件，向镇政府备案的合同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宏伟养殖场称因吴国丽事务繁忙而未进行阅读便胡乱签字、镇政府工作人员不在场等，与事实不符。退一步讲，即便宏伟养殖场所言属实，其也应当在一年内向法院起诉撤销该协议，但宏伟养殖场并未向法院诉请撤销该协议，故该协议合法有效。西田各庄镇政府述称，同意一审判决。竹良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60头猪的捕杀款77700元及生猪补助款23310元归竹良金所有，由西田各庄镇政府直接发放给竹良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席红伟与吴国丽系夫妻关系，竹良金与竹良银系兄弟关系，席红伟系宏伟养殖场的个体经营者。2016年12月，竹良金租用席红伟经营的宏伟养殖场内圈舍进行生猪养殖。2019年3月，因密云区实施畜禽退养政策，需对养殖场内饲养的生猪进行捕杀。同月26日，在西田各庄镇政府工作人员见证下，竹良金与宏伟养殖场签订“生猪捕杀补偿款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载明“今甲方（竹良金）在乙方（北京西田各庄宏伟养殖场）有生猪91头，经检疫部门全部电死。现按照国家地方无害化处理，大猪1295元／头，另每头生猪补偿款30％补助，总计153198.5元，此款项一经政府分批次打款到，第一时间打入我儿账户……”，协议签字人分别为竹良金、吴国丽，协议原件现保存于西田各庄镇政府。双方因上述款项分配问题产生争议，竹良金诉于一审法院，并申请竹良银及西田各庄镇政府为本案第三人。一审庭审中，竹良金、竹良银及席红伟均认可，在宏伟养殖场内（捕杀前）有生猪91头，其中有竹良银饲养的生猪31头，在其他养殖地另有竹良银饲养的生猪32头，即生猪共计123头，其中竹良银饲养的生猪为63头。竹良金、席红伟就剩余60头生猪的捕杀款及补助款的权属产生争议。席红伟称60头生猪中有竹良金40头，其余20头为其饲养，但就其主张的饲养生猪数量，席红伟不能向一审法院提交明确的证据。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席红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时间标注为2019年3月22日的承诺书一份，记载“竹良金在宏伟养殖场院内养有生猪150头，我承诺如下……”承诺书下部有竹良金本人签字及捺印；该承诺书中“生猪150头”字迹处的“150”被划，改为“40”；竹良金称双方确认的生猪头数为150头，被涂改成40头并非其本人书写，席红伟则称系竹良金本人所写。一审法院询问更改数量的原因，席红伟称，双方核对的仅是竹良金饲养的生猪头数，与竹良银无关，因其帮竹良金卖出110头生猪，故经清点后改为40头，并称卖猪当天只卖出了竹良金饲养的生猪；竹良金则称150头生猪中有竹良银31头，席红伟帮其出售的生猪数量为59头；虽双方就出售生猪的数量陈述不一致，但均认可生猪被卖出系在签订承诺书之后，竹良金取得出售生猪款103990元。为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一审法院与席红伟提供的北京市顺义区肉类联合加工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肉联厂）相关人员陈超取得电话联系，其表示席红伟在2019年3月23日向肉联厂运送生猪，数量为52头，共9330公斤，合款103990元，于同月24日转入席红伟账户内。席红伟提交时间为2019年3月25日的“北京市动物卫生监督意见书”一份，其上记载，“北京宏伟养殖场内生猪存栏91头，北圈存栏40头，发病圈，生病7头，死亡6头”；竹良金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其除在北圈饲养生猪外，在其他圈内没有饲养。席红伟另提交其与竹良银通话录音一份，但不能证明竹良金饲养的生猪数量。为证明其答辩主张中生猪30％补助款应归其所有的意见，席红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数份房屋租赁合同，合同中约定有“在租赁期内如遇开发占地及国家政策性补偿和补贴，所有补偿归甲方所有，甲方按日计算反（返）还乙方剩余租金，合同终止”，但席红伟不能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与竹良金签订的租赁合同。经一审法院询问，西田各庄镇政府称每头生猪按照捕杀价款的30％补助，系给付养殖户，为畜禽补助。各方均认可，123头生猪每头的捕杀款及30％补助款数额相同，即每头生猪的捕杀款为1295元，补助款为388.5元，款项共计207070.5元。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竹良银与席红伟就竹良银饲养的63头生猪捕杀款及补助款分配达成一致意见，竹良银申请撤回诉讼，竹良金亦变更了其诉讼请求，不再主张91头生猪的捕杀款及补助款，仅主张60头生猪捕杀款及补助款共计101010元。一审法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所有权人对自己的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是竹良金所有的生猪数量，二是竹良金是否应享有生猪的补助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依据双方陈述及一审法院所核实的情况，竹良金、宏伟养殖场对2019年3月22日在养殖场内生猪的存栏数量为150头没有争议，再按照出售给肉联厂的生猪头数以及双方确认的竹良银在养殖场内饲养的生猪数量，则竹良金所陈述的内容更符合实际，而席红伟所陈述的出售生猪数量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同时就从“150头”修改为“40头”的情况，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系竹良金本人修改，且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竹良金在养殖场内饲养生猪的数量仅为40头；其次，虽宏伟养殖场答辩认为竹良金与吴国丽所签订协议无效，但西田各庄镇政府明确表示签订协议时双方均在场，且结合协议原件保存于第三人处，以及吴国丽与席红伟系夫妻关系的事实，足以认定协议内容应是双方真实表示，不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同时虽宏伟养殖场辩称签订协议时吴国丽没有看协议内容，但对于夫妻财产有重大影响的事实，吴国丽作为签字一方对内容表示不知情，不符实日常生活常理。故综合前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竹良金在宏伟养殖场处饲养的生猪数量为60头，亦即竹良金主张确认其享有60头生猪捕杀款的诉讼意见，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宏伟养殖场不能提交其与竹良金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法证明双方就补助款的归属达成过一致意见，同时协议能够证明双方就生猪补助款的归属进行了确认，则宏伟养殖场应当按照协议履行，故对竹良金称生猪补助款应归其所有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双方争议款项存于西田各庄镇政府处，且双方对由西田各庄镇政府直接向竹良金发放相应款项不持异议，故为便于诉讼的一并解决，一审法院确定由西田各庄镇政府承担本案确定款项的给付责任。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竹良金享有生猪捕杀款七万七千七百元及补助款二万三千三百一十元；二、上述之确认款项，由西田各庄镇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发放给竹良金。如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宏伟养殖场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2020年11月12日农业农村局西田各庄镇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宏伟养殖场在2019年3月25日前一直在养殖生猪；2.2020年10月28日西田各庄法庭笔录，证明竹良金承认租赁宏伟养殖场的猪舍是一排，在其它地方没有猪；3.统计月报表，证明宏伟养殖场饲养的生猪每月有报表；4.畜禽规模养殖永久禁养承诺书，证明宏伟养殖场退养时与镇政府签订的；5.2019年3月28日拍摄的宏伟养殖场照片，证明竹良金在后排养殖；6.饲料厂业务员给宏伟养殖场出具的证明，证明宏伟养殖场养猪，饲料厂业务员给宏伟养殖场送饲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竹良金对宏伟养殖场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无法证明争议的20头猪归宏伟养殖场所有，与协议内容矛盾，不具有相应证明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来源不清楚；对证据3、4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述两份证据无法证明争议的20头猪归宏伟养殖场所有；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西田各庄镇政府对宏伟养殖场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与西田各庄镇政府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西田各庄镇政府无关；对证据4、5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与西田各庄镇政府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因竹良金、西田各庄镇政府对宏伟养殖场提交的证据1、3、4、5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宏伟养殖场提交的证据2仅有一页且无当事人签字确认，现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宏伟养殖场提交的证据6属于证人证言，在证人未出庭的情况下，本院亦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关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宏伟养殖场提交的证据1、3、4、5仅能证明其养殖生猪，不足以证明本案涉及的60头猪中有20为其饲养。二审中，宏伟养殖场的代理人吴国丽称签订《生猪捕杀补偿款协议》时竹良金的妻子不让把车拉走，躺在门口僵持了一个多小时，逼迫其签字。竹良金对吴国丽所述情况不予认可。经询，吴国丽称宏伟养殖场由席红伟主管，吴国丽主要负责报表、开会、进料。西田各庄镇政府在一审中陈述称，竹良金与吴国丽签订协议时镇政府工作人员、竹良金、竹良金之子、席红伟均在现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吴国丽与竹良金签订的《生猪捕杀补偿款协议》的效力认定；二、竹良金饲养的生猪头数以及相应生猪捕杀款、补助款归谁所有。关于焦点一，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宏伟养殖场经营者席红伟与吴国丽系夫妻关系，且吴国丽认可其在宏伟养殖场负责报表、开会、进料事宜，故可以认定吴国丽参与经营宏伟养殖场。现宏伟养殖场主张吴国丽与竹良金签订《生猪捕杀补偿款协议》时席红伟和西田各庄镇政府工作人员均不在场、吴国丽由于事务繁忙胡乱签字、吴国丽受逼迫签订协议，故《生猪捕杀补偿款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依据西田各庄镇政府的陈述，吴国丽与竹良金签订《生猪捕杀补偿款协议》时，西田各庄镇政府工作人员、席红伟均在场。且协议签订后，协议原件由西田各庄镇政府保存。其次，宏伟养殖场主张吴国丽由于事务繁忙胡乱签字、吴国丽受逼迫签订协议，均缺乏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现无证据证明《生猪捕杀补偿款协议》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无证据证明其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吴国丽关于《生猪捕杀补偿款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生猪捕杀补偿款协议》已经确认竹良金在宏伟养殖场有91头生猪，且竹良金和宏伟养殖场均认可其中有竹良银饲养的31头生猪。对于剩余60头生猪，宏伟养殖场主张该60头猪中有20头为其饲养，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宏伟养殖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竹良金在宏伟养殖场饲养的生猪数量为60头，并确认竹良金享有生猪捕杀款77700元及补助款2331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宏伟养殖场上诉主张其中20头猪的生猪捕杀款及补助款归其所有，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宏伟养殖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2元，由北京西田各庄宏伟养殖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巴晶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孟 磊法官助理 田子阳书 记 员 刘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