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7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后殷村。 法定代表人：叶春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燕，女，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冯东纲，男，1965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锋良，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兆余，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冯东纲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18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汇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冯东纲一审的诉讼请求；二、改判确认浙ＢＴ××××出租车及该车辆相关营运权属国汇公司所有；三、改判冯东纲返还车架号ＬＳＶＴＸ1332ＣＮ089322、车牌号为浙ＢＴ××××出租车一辆；四、改判冯东纲赔偿损失67500元（自2016年12月25日暂算至起诉之日，计算27个月，按2500元／月计算，实际算至返还车辆之日）。事实和理由：一、冯东纲将涉案车辆转让给国汇公司之后，国汇公司不仅向冯东纲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将上述款项列入国汇公司财务报表中，还将涉案车辆计入国汇公司的固定资产范围，据此应当认定国汇公司已经支付了车辆转让款。冯东纲于2012年10月7日出资更新涉案出租车的行为只是冯东纲的一面之词，即使冯东纲出资了，也仅仅是与国汇公司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二、叶春良与原国汇公司股东在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签署了一份《公司转让协议》，约定“乙方（叶春良）出资人民币壹仟叁佰贰拾万元整收购甲方（国汇公司）所有资产（除范志军的35辆车以外，车辆明细见附件）。甲方将国汇公司所有资产转让给乙方”，明确表明了国汇公司资产范围包括股东对应的股权车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1款再次明确股权转让的标的范围包括股东对应的股权车辆。但一审法院认为13250000元与包含股东名下车辆在内70辆出租车价值不对等，明显属于主观臆断，没有事实根据。国汇公司认为，出租车价格没有政府指导价，随行就市，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系冯东纲自愿接受的，应当合法有效。况且国汇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宁波市专业出租车中介机构出具的出租车价格说明，足以印证协议定价是符合行情的；三、一审法院仅凭冯东纲提交的所谓挂靠管理费收据就认定涉案车辆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所有权归属冯东纲，实属牵强。国汇公司认为，叶春良在收购冯东纲股权并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后，冯东纲就丧失了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利，但冯东纲不仅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交付车辆，还在实际使用经营涉案车辆，当然应当承担相应费用，况且冯东纲所交费用是通过银行转账强行汇入国汇公司账户，国汇公司无法阻止，同时更加无法想象冯东纲会一直侵占涉案车辆不归还；四、退一步讲，假定国汇公司与冯东纲之前存在挂靠关系，涉案车辆的运营权及相应使用权也属国汇公司享有。出租车营运权的颁发系行政许可的一种，政府颁发给谁就属于谁享有。国汇公司合法享有涉案车辆营运权及相应使用权，故一审判决国汇公司赔偿营运损失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冯东纲辩称：一、国汇公司主张涉案车辆营运权属于国汇公司并非属于冯东纲，与事实不符。双方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后，约定涉案出租车所有权及车辆号牌的运营权均由冯东纲享有，且事实上涉案车辆也一直由冯东纲在经营使用，这点由国汇公司与冯东纲长达两年的出租车挂靠经营合同履行的事实可以印证。此外，涉案车辆作为营运车辆有8年使用期，营运证以及保险各项费用均由冯东纲支付，且双方之间在挂靠经营合同下，冯东纲每个月向国汇公司缴纳挂靠费，根据该些事实，均可以认定涉案出租车权属及车辆营运权归属冯东纲；二、国汇公司主张返还涉案车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车辆由冯东纲购买并出租、使用，其间，国汇公司通过强制手段占用车辆，给冯东纲造成损失；三、冯东纲对于国汇公司股权已经过户至叶春良名下并无异议，但对于国汇公司主张的股权转让价中包含了冯东纲享有的车辆所有权及运营权的问题不予认同。当初涉案车辆只是为了国汇公司的组建，应付行政机关审查而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实际所有权仍归属于冯东纲。由于涉案车辆的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但国汇公司不予投保、不给发票，导致车辆不能正常运营。一审法院按照2500元/月计算相应的损失给冯东纲，合理合法。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冯东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1.判令国汇公司继续履行《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至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证失效为止；2.判令国汇公司赔偿损失7500元（即2500元/月×3个月）。 国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确认涉案出租车车辆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国汇公司所有；2.判令冯东纲立即返还车架号ＬＳＶＴＸ1332ＣＮ089322、车牌号为浙ＢＴ××××出租车一辆；3.判令冯东纲赔偿国汇公司损失67500元（自2016年12月25日暂算至起诉之日，计算27个月，按2500元／月计算，实际算至返还车辆之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10日国汇公司成立，公司注册资金1000000元，冯东纲出资20000元，成为股东，持有国汇公司2%股份。2012年5月15日，国汇公司向冯东纲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发票载明车价为70000元。2012年7月11日，冯东纲与国汇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冯东纲将涉案出租车转让给国汇公司。协议书为填空式印制文本，双方只填写了车辆型号、有偿营运权证号、车牌号码、发动机号码、底盘号码，其他经评估价、车辆一次性转让价格、具体违约处理约定等均未填写。2012年10月7日，冯东纲出资99800元购买小型轿车对浙ＢＴ××××出租车予以更新。2014年10月10日，叶春良与冯东纲等国汇公司39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公司类型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公司股东为项国平、王英、胡仁才等47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项国平；甲方（即国汇公司全体股东）确认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已经真实、完整向乙方（即叶春良）如实披露，具体如下：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共计125辆（即股东名下50辆，阿范中介35辆，社会挂靠车辆20辆），流动资金共计4500000元；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每辆股权车及股权代表的相关公司权益；本次股权转让价为13250000元，乙方先向每位股东支付定金10000元，第二期款项255000元由乙方自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并无第三人异议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每位股东支付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叶春良办理公司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成为国汇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叶春良向冯东纲支付股权转让款230000元，加上定金10000元，合计240000元。冯东纲向国汇公司支付了2016年2月至2016年9月（除2016年4月）出租车挂靠管理费每月600元。2016年9月12日，国汇公司扣留了冯东纲经营使用的浙ＢＴ××××出租车。2016年12月25日，冯东纲将该车取回。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涉案浙ＢＴ××××出租车究竟属于冯东纲所有，还是属于国汇公司的资产。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车辆系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属冯东纲所有，理由如下：1.2012年，冯东纲将涉案车辆过户到国汇公司名下，形成挂靠关系，车辆所有权归属冯东纲。虽然冯东纲与国汇公司签订了《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国汇公司开具了车价70000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但国汇公司未向冯东纲支付该款项，故一审法院认定冯东纲与国汇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国汇公司开具车价70000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仅是组建出租车公司的需要，冯东纲将涉案车辆过户到国汇公司名下，与国汇公司建立挂靠关系，车辆所有权仍归属冯东纲，2012年10月7日冯东纲出资更新涉案出租车的事实也印证了该观点；2.2014年10月，叶春良出资13250000元收购国汇公司的资产中不包含涉案车辆。《股权转让协议》中“国汇公司的资产包括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共计125辆”的表述，仅仅是对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挂靠车辆的描述，而不是确定这些挂靠车辆的权属，且从2014年10月前后出租车市场转让价来看，13250000元与70辆出租车价值不对等，国汇公司关于叶春良出资13250000元收购的国汇公司资产中包含涉案车辆在内的50辆出租车的辩称难以自圆其说；3.从叶春良收购国汇公司过程来看，国汇公司除了与公司股东一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240000元之外，未与冯东纲就涉案出租车发生其他交易，故涉案出租车权属属性与其他持有挂靠合同的股东名下的出租车权属属性基本相同，冯东纲虽然未提供出租车挂靠合同，但提交了2015年度出租车有偿使用费和部分挂靠管理费收据，可以证明涉案车辆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属于冯东纲所有，国汇公司辩称该款系冯东纲归还之前尚欠国汇公司的债务，却与其已付的股权转让款自相矛盾，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车辆挂靠在国汇公司名下，属冯东纲所有，对国汇公司要求确认涉案出租车及经营使用权均属其所有，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国汇公司要求冯东纲返还涉案车辆、赔偿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国汇公司强行扣留涉案出租车3个月，冯东纲要求赔偿营运损失，理由正当。关于涉案出租车的营运损失，国汇公司对冯东纲2500元／月的主张未明确提出异议，且一审法院在审理（2017）浙0212民初10032号案件时已经查明当地2016年度出租车的营运收入在2500元／月以上，故一审法院对冯东纲主张营运损失75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冯东纲请求国汇公司继续履行挂靠合同，因缺乏继续履行挂靠合同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国汇公司赔偿冯东纲营运损失7500元，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冯东纲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国汇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国汇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752.50元，由国汇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国汇公司的上诉事由及冯东纲的答辩意见，双方二审争论的主要问题系涉案车架号为ＬＳＶＴＸ1332ＣＮ089322的浙ＢＴ××××出租车权属应归于冯东纲还是国汇公司，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已查明事实，国汇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本1000000元，股东47名，冯东纲作为股东之一，除将涉案出租车登记至国汇公司名下之外，另行出资20000元，持国汇公司2%股份，由此可知，彼时冯东纲成为国汇公司的股东系基于其出资了20000元，而非将涉案出租车作为对国汇公司的出资，故涉案出租车的权属尚归于冯东纲；其次，2012年7月11日《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系一份未全面履行的协议，虽国汇公司向包括冯东纲在内的各股东开具了购车销售发票，但其并未实际支付对价，后续亦是冯东纲自行支付了车辆更新款，故冯东纲主张该协议系出于响应政府提出的对个体出租车进行有效管理及公司化运作而订立的形式合同，具有合理性，至此涉案出租车的所有权仍归属于冯东纲；第三，2014年10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发生在国汇公司原全体股东（包括冯东纲在内）与国汇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叶春良之间，是一次将国汇公司原有资产打包后整体出让的过程，从该协议载述的对价、叶春良之后起诉原股东支付流动资金差额被驳回以及转让之后涉案出租车仍保持原有经营模式的事实来看，虽该协议中将涉案出租车表述为“股权车”，但其并非意指涉案出租车属于股权组成部分，而是基于冯东纲等人的原股东身份，从而与其他性质的车辆（社会挂靠车辆20辆、阿范中介35辆）进行区分，故叶春良通过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取得的是国汇公司原全体股东的各自股权以及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但归股东各自所有的出租车对应的营运权，而不包括该些出租车的所有权，否则，无法合理解释为何涉案不同车型、车况的50辆出租车会以同一个价格进行转让，亦无法合理解释后续冯东纲在使用车辆过程中仅需向国汇公司缴纳管理费，而车辆的保险费、燃油费等其他费用均由冯东纲自行负担的事实；最后，叶春良解释其支付的240000元股权受让款，其中20000元系原股东们对国汇公司的出资款，70000元系车辆本身价格，剩余150000元系车辆运营证的价格，但叶春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150000元处于当时市场上出租车运营证价格的合理区间内。综合以上几点，本院认为，涉案车架号为ＬＳＶＴＸ1332ＣＮ089322的浙ＢＴ××××出租车应归属冯东纲所有。因国汇公司曾扣留该车辆三个月，导致冯东纲无法经营，相应的营运损失应由国汇公司赔偿。 综上所述，国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亚琴 审判员  徐梦梦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