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0302民初7870号 原告：陈志刚，男，196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忠强，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遵义市名盛纸箱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巷口镇沙坪村堰湾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2662967632A。 法定代表人：何光谊，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杨文婷，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志刚诉被告遵义市名盛纸箱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盛纸箱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志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忠强、被告名盛纸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婷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志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费201.4万元；2、本案诉讼费及诉讼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名盛纸箱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27日,曾用名为遵义市名盛纸箱制品厂,2015年3月5日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案外人蒋重铺挂靠遵义市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建安总公司”）承建被告新建纸箱厂工程,于2013年5月6日、2013年8月7日借用建安总公司名义与被告签订了《工程承包协议》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被告将其新建纸箱厂厂房、综合办公大楼、农家乐及其他附属工程发包给建安总公司挂靠人蒋重甫承建，建安总公司授予蒋重甫享有人事组组阁权、生产指挥权、财务经济使用权等权利，并保证保质保量完成承包工程，经营至2014年11月3日，经建安总公司和被告同意又将该工程转给原告承建，并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将工程所需的机械设备、建筑的各种材料予以入场进行施工,先建完厂房及其它设施后,在2015年1月13日,被告去函告知建安总公司和原告,因被告建厂手续不齐暂时停建,后原被告于2015年5月30日签订《工程承包协议》约定于2015年6月20日开始施工,开工时间届满仍然不能施工,被告一直称等办完相关手续后就可以施工,直至2019年未能开工,原告为相关约定发生纷争,就此与被告走上了诉讼之路。2019年因政府对被告新建的纸箱厂拆迁,被告将原告的机械设备和建厂的各种建筑材料列入自己的拆迁补偿,获得补偿款后不告知原告,将原告的财产占为己有。综上,被告暂时停建工程的行为长时间耽误了原告,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了解到政府在拆迁中把原告进场的设备和建筑材料折价补偿给被告,这也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此，被告的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为了依法维权,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所有经济损失201.4万元。 被告名盛纸箱公司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诉状提起的工程承包协议与本案无关，该协议的人员没有原告，该协议已由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无效，产生的权利义务包含工程款及保证金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原告称被告违约行为给其造成损失是没有事实依据的；2、原告称因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导致其遭受损失，其主张侵权责任的依据是什么？原告是否享有请求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的主张是基于物权产生的请求权，首先原告必须证明其对主张的物是所有权人，从诉状中不能看出原告被侵害的具体是什么权利，对于其费用构成也不清楚，所以我们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 经审理查明：被告名盛纸箱公司原名为遵义市名盛纸箱制品厂。2013年5月6日，被告（甲方）与案外人建安公司（乙方）签订了《工程承包协议》，约定甲方将新建纸箱厂厂房、综合办公大楼、农家乐及其他附属工程发包给乙方进行施工；2013年8月7日，双方又就该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3年8月15日，案外人蒋重甫与建安公司签订了《承包责任书》，约定由蒋重甫对工程具有人事组阁权等权利并应保质保量完成承包工程，向建安公司交纳管理费，承包期为从2013年8月15日至工期竣工交付止。此后，蒋重甫以建安公司名义进场施工。2014年11月3日，蒋重甫与原告陈志刚之间达成协议，蒋重甫出具《申明》一份，载明：“建安公司、名盛纸箱厂工程项目部于2014年11月2日起，蒋重甫实际负责人全权移交给陈志刚，移交之日起蒋重甫在项目部所产生的开支及账目由陈志刚全权负责，与蒋重甫无关，明细表结算为准。”2014年11月5日，建安公司向被告去《函》，载明：“根据总公司生产安排，经协商一致同意，原承包责任人蒋重甫不再担任该项目承包责任人，该项目由陈志刚担任新的承包责任人。从今日起该项目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包括保证金及厂房的工程余款由新承包责任人承担。”之后，原告即以建安公司名义进场施工。2015年1月13日，被告向建安公司去《函》，载明：“贵司承建的名盛纸箱厂项目施工，由于政府调规导致该项目暂时无法继续施工。现市、区、镇各级政府正在沟通商议如何解决，我厂面对这一无法抗拒的事实情况特请贵司理解支持，暂时停建。望贵司安排好施工项目的一切工作。”原告即停止施工。2015年5月30日，原告（代表建安公司）与被告签订《补充协议》，对保证金的返还及工程量取费标准进行约定，并约定于2015年6月20日开工。后来，被告所建的厂房等施工区域被列入征收范围，并未继续施工，遵义市红花岗区巷口镇人民政府和被告于2017年9月委托评估机构对被告的待征收处置资产进行评估；被告领取了部分拆迁款。审理中，原告称其与被告之间并未对工程款进行最终结算，被告称其与建安公司之间已经结算完毕。 另查明：建安公司与被告就工程签订施工合同后，蒋重甫向被告缴纳了保证金，工程停建后，2016年，建安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工程保证金，经审理，本院以建安公司并非保证金的实际缴纳主体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建安公司不服上诉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陈志刚以名盛纸箱公司为被告、蒋重甫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其保证金65万元及违约金，经本院判决后，陈志刚不服提起上诉，经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黔03民终58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保证金65万元并承担利息等。该判决生效后，原告陈志刚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执行过程中，被告支付了部分文书款，并经双方对账后对名盛纸箱公司代陈志刚支付的部分费用进行了抵扣，该案于2020年9月1日执行完毕。 审理中，原告就其主张费用向本院提交了赔偿清单，包括被告厂房等被征收后领取的款项、原告未能施工的损失及工程款等。因原告主张的费用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经本院释明后，原告对其主张进行明确，本院根据原告主张、被告答辩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阐述： 一、原告主张塔吊租赁费610000元，组成为：按2台计算，每台每月租赁费7500元乘以10个月等于150000元，另1台在场地等待付工资仅56个月乘以7200元等于420000元，2台塔吊运输进场费40000元。原告称其塔吊后用于施工，并已经支付了租赁费，但是因为工程停工导致租赁物没有得到使用，且租赁物停在工地上，也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原告对于该费用提交了原告陈志刚（甲方）与案外人徐加才（乙方）于2014年12月10日签订的《塔机租赁合同》，载明甲方向乙方租赁两台塔式起重机，至少使用6个月，进出场费按1台200**元计算，时间从2014年12月20日起算。 被告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认可，称塔吊费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作为工程发包方向原告履行的义务系支付工程款，不可能在支付工程款的同时又向原告支付塔吊费，为了排除塔吊的风险经政府协调已经向徐加才购买并支付了塔吊转让费用，塔吊费已经支付完毕。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徐加才向被告出具的领条3张，载明徐加才分别于2017年9月22日、2017年9月30日领取了塔吊排险费10000元、5000元，于2018年2月13日领取了塔吊拆除费5000元。2、徐加才与周军（被告原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的《施工塔吊转让协议》，载明：“名盛纸箱厂建厂在我公司租用塔吊，由于停工原因造成塔吊迟迟不能退场，经双方协商作价捌万至壹拾万元，转让给厂方，由厂方报评估公司，评估价超出壹拾万元，超出部分归厂方所得，如评估价低于捌万元由厂方补足捌万元支付给我公司。塔吊所有权归厂方所有，关于陈志刚欠款条含在塔吊支付款内，贵公司领款时应将陈志刚欠条交付给厂方。此协议签字生效。”3、陈志刚于2020年6月10日向徐加才出具的《欠条》，载明“陈志刚欠徐加才塔吊租赁费陆万元整，无其他租费，只欠陆万元整。”4、2020年6月25日徐加才作为领款承诺人向被告出具的《领款承诺》，载明：“今领到名盛纸箱厂塔吊款玖万元整，此款领后，从此不再找周军、陈志刚、纸箱厂等任何一方要一切费用和补偿，塔吊是我本人自己的，造成一切后果由我本人徐加才全权负责”等。5、2020年7月27日的执行笔录，载明在原告申请执行被告的案件（被告向原告返还保证金）中，同意将被告向徐加才支付的60000元塔吊费抵作保证金文书款的事实。 审理中，原告同意就其主张的610000元费用中减去执行过程中抵扣的60000元费用。 二、2014年12月1日进场，2014年6月停工等待，2015年6月20日工人进场不到一个星期又停工和清理场地的工人工资共计79000元。该款系原告为了支付当时的工人工资，在原告的保证金中扣除了用来支付工人工资的，所以被告应当返还给原告。 三、被告于2014年结算工程款时差欠原告的20000元。该款系2014年被告扣款用于厂房验收所用，但后来没有验收，被告也没有归还原告。 四、停工期间租赁办公室的费用11168元。该款系周军在原告的保证金中扣除后没有支付给原告的。 原告对于以上第二、三、四项主张，除提供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黔03民终5806号民事判决书外，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对原告的主张均不予认可，理由是原告主张的费用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对原告只有履行工程款的义务；且对原告的第四项主张，提供了2018年1月9日的领条及2020年7月27日的执行笔录，载明案外人申明元（房屋出租人）在被告处领取房屋租金后，原告同意在其申请执行被告的案件（被告向原告返还保证金）中予以抵扣。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申明、函件、补充协议、塔机租赁合同、法律文书等，被告提交的工程承包协议、法律文书、执行笔录、施工塔吊转让协议、领款承诺、欠条、领条、执行结案通知书等证据佐证，并经庭审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案外人建安公司与名盛纸箱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6日、2013年8月7日签订《工程承包协议》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建安公司与案外人蒋重甫之间签订了《承包责任书》，明确约定将新建纸箱厂的相关工程承包给蒋重甫进行施工，由蒋重甫向其交纳管理费等，蒋重甫系实际施工人，之后蒋重甫又将工程交给原告陈志刚组织施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的规定，建安公司与被告之间签订的两份合同均为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陈志刚作为后续的实际施工人，就案涉工程中实际施工部分的工程款，有权向被告主张。 原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经本院释明后自愿选择并明确其诉讼请求，系原告陈志刚对其权利的主张，本院予以认可。就原告的主张，本院认定如下： 关于原告的第一项主张，即塔吊租赁费610000元。首先，原告的主张系根据原告与案外人徐加才之间签订的《塔机租赁合同》中的约定结合相关时间计算而来，并未向本院提交其直接向案外人徐加才支付该项费用及实际支出多少费用的依据；其次，对于塔吊费用应当由原告或者被告支付的问题，原告并未提交在施工过程中应当由被告支付的证据，且在原告申请执行被告返还保证金的案件中，自愿同意被告以其代付的塔吊相关费用抵扣被告应当向其支付的文书款，说明原告默认塔吊费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的事实。关于原告的第二项主张，应当支付的工人工资79000元，并未提供其支付了该笔工资且该笔工资应当由被告支付的相关证据。关于原告的第三项主张，被告在厂房验收时扣除工程款20000元，并未提供扣款以及该笔款项应当由被告支付的证据。关于原告的第四项主张，停工期间租赁办公室的费用11168元，虽然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可以显示被告在履行支付保证金文书款的过程中对该款进行了抵扣，但原告并未提供该款应当由被告支付的证据。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并未对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于原告的所有主张，均不予支持。本院对被告辩称原告有权向其主张工程款、而无权要求被告支付以上费用的理由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为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志刚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455元，由原告陈志刚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罗 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张露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