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1知民初348号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786734742N。法定代表人:田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秦远，河南中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强强，河南中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漯河市源汇区台北纯量贩，住所，住所地漯河市源汇区社会信用代码：92411102MA43NLWR4H。法定代表人:李其云，该量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州，系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推荐。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与被告漯河市源汇区台北纯量贩（以下简称台北纯量贩）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灿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秦远、杜强强，被告台北纯量贩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灿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删除侵权的作品;2、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以及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71750元;3、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是《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第三季、《中国好歌曲》第一季、《中国新歌声》第一季、《中国新歌声》第二季、《中国之星》、《2018中国好声音》、《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一季》、《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二季》等电视节目的著作权人，且对上述节目进行了版权登记。这些电视节目具有极高的收视率及影响力。被告未经许可，以经营为目的，在其营业场所的点播设备中收录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205首，并通过其点播系统放映设备公开播放被告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放映权，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台北纯量贩答辩称:1、《中国新歌声》为原告与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合作作品，若原告主张《中国新歌声》整体节目著作权纠纷，则应当追加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为本案当事人或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仅对《中国新歌声》等综艺节目享有整体权利，灿星公司要求保护的综艺节目中的每首歌曲不能构成独立的作品，其未经许可使用原作品主张权利侵犯了原作品的著作权，其请求不具有合法性，其起诉资格不能成立。3、被告仅提供作品终端播放环境，并未实施制作涉案作品的行为，在没有确定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是侵权使用灿星公司素材的前提下，被告的行为不侵权。4、原告提供的侵权证据不能排除涉案作品是从云端下载或者通过手机从外网同步到该包房播放器，不能证明在被告包房内播放的作品来源于被告。5、被告已按国家版权局公告的收费标准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版权使用费，已经尽到了最高注意义务和最大诚信，属于无过错方，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集体管理组织的授权虽然不包括非会员作品，但使用者按照使用费标准支付的使用费却覆盖了其所使用的全部作品。6、案件所争议的权利属于仅依据《著作权法》不能有效行使的权利，所以应适用《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则对涉案事实进行规制。7、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规制的特定市场的使用费标准对所有权利人及使用者均为有效的统一标准，原告的请求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认为即便存在侵权，原告诉请的赔偿标准极不合理也过高。希望法庭给予支持。原告灿星公司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2019)沪长证经字第2359号公证书、《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公开出版物封面、《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公开出版物光盘、(2019)沪长证字第2358号公证书、《中国好歌曲》第一季公开出版物封面、《中国好歌曲》第一季公开出版物光盘、(2019)沪长证字第3479号公证书、2018《中国好声音》各期歌曲目录公开出版物封面、2018《中国好声音》作品内容光盘。拟证明:原告为《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第一季、2018《中国好声音》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作品著作权。第二组证据:侵权歌曲目录、光盘、视频时间戳认证证书、取证视频中的截屏、远景照片及时间戳认证证书、近景照片及时间戳认证证书、包房房号照片及时间戳认证证书、消费票据照片及时间戳认证证书。拟证明:被告实施了具体侵权行为。第三组证据：一份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授权书，证明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独占性许可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使用《中国新歌声》第一季、《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节目曲目的权利，并授权灿星公司有权单独以灿星公司的名义对侵权行为采取维权法律行为。被告台北纯量贩对原告灿星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出，浙江卫视为共同权利人，应当追加浙江卫视为共同原告;2、作品登记证书当中不能说明原告与浙江卫视对综艺节目的具体约定，无法证明原告有权单独主张对该节目的权利；3、虽然版权登记证书中将灿星公司主张的综艺节目权利登记为作品，但版权登记仅是进行了程序审查，并无实质审查。《中国新歌声》的创作方式符合《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汇编作品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汇编作品。4、原告登记证书证明原告享有的权利是中国新歌声综艺节目的整体权利，而原告诉求的是对单独每首歌的权利，二者并不相同，单独画面不能构成单独作品，原告不享有单首歌曲的著作权;5、《中国新歌声》已经确定是原告与浙江卫视共同作品，而该出版物仅署名原告，被告合理怀疑此出版物是未经共同权利人授权的非法出版物；6、被告在国家版本图书馆无法查到该出版物是未经共同权利人授权的非法出版物；7、该作品独创性极低，实际是录音录像制品，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就算原告享有该出版物权利，也无权以此制品主张放映权；8、播放行为不是KTV经营者实施，被告没有进行播放内容的制作行为，起诉事实与被告无关；9、侵权取证光盘中没有记录搜索点播的过程，不能排除原告在该证据中播放的作品来自于VOD曲库云端下载，或者通过外界设备同步到被告的包房播放器，存在从第三人处获得作品甚至连接外网栽赃取证的可能。且如果该作品从云端下载本身也证明该作品从未有人点播，其在被告处的使用状态为零，被告既没有利用该作品获利、原告也未就该作品遭受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判赔额只能是零；10、KTV所使用歌曲视频是由案外人制作并在VOD设备中提供，应由此制作者享有歌曲视频的权利并承担相应责任，取证光盘及时间戳认证证书不具有关联性。11、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授权并未证明浙江卫视放弃实体权利，根据《北京高院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的审理指南》1.14条，再能查明共同权利人，且权利人未明确放弃权利的，应当追加为共同原告。12、浙江卫视仅享有《中国新歌声》整体节目的权利，没有证据证明浙江卫视获得原始权利人的授权，享有单独歌曲的权利，因此浙江卫视对单独曲目的授权不具有合法性，应为无效授权。13、原告将综艺节目的原作品权利在卡拉OK领域中使用并授权已经超出了综艺节目对原作品的使用范围，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获得原始权利人统一使用原作品的“摄影权”、“改编权”、“复制权”并对外发放授权，对此原告还应提交其与原词曲著作权人签订的许可合同。被告台北纯量贩围绕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据:一份国家版权局2006年第一号公告及著作权许可协议。拟证明:被告已按国家版权局公告的收费标准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版权使用费，已尽到最大法定注意义务，属于无过错方，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原告灿星公司对被告台北纯量贩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中国版权局公告为2006年试行公告，且该试行地点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改试点时间距今已有14年，至今没有发布正式公告，说明该公告的内容不具有可实施性，且与本案无关联。2、著作权许可协议为音像协会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应受合同法规制，原告与被告产生纠纷是因为被告的侵权行为，两者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该协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协议签订的时间均为原告取证后，衡量一个侵权事实的侵权人主观状态应看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的主观状态，被告提供的协议只能证明侵权行为发生后被告的某种主观状态，不能以该证据否定侵权人的过错，且该协议的第2.3条约定乙方（本案被告）因使用印象作品遇到著作权纠纷由甲方（音像协会）负责处理，说明被告与音像协会签订协议时，明知音像协会未管理所有的音像作品，且2018年10月22日，音像协会发出通知告知KTV经营者需下架六千多首歌曲，其中包括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被告在明知上述情况下，依然实施侵权行为，其主观状态为故意。所以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音像协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集中管理音像作品，法律并未赋予其分散侵权责任的功能。本院根据原告和被告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庭审情况，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灿星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24日，经营范围为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电视节目制作、发行，文化艺术交流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展览展示服务;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电脑多媒体设计、制作，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通讯设备(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机电设备、文化用品批发、零售。2017年1月6日，灿星公司在国家版权局进行作品登记，登记号:国作登字-2017-1-00321747，作品名称:《中国好歌曲》第一季，制片者:灿星公司，创作完成时间:2013年12月27日，首次发表时间:2014年1月3日，作品类别: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2017年1月6日，灿星公司在国家版权局进行作品登记登记号:国作登字-2017-1-00321748，作品名称:《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制片者:灿星公司，创作完成时间:2014年12月20日，首次发表时间:2015年1月2日，作品类别: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2019年3月15日，灿星公司在国家版权局进行作品登记登记号:国作登字-2019-1-00746659，作品名称:2018《中国好声音》，制片者:灿星公司、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创作完成时间:2018年10月7日，首次发表时间:2018年10月12日，作品类别: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2020年12月6日，灿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到台北纯量贩，操作包房内点播案涉歌曲，同时对台北纯量贩经营场所的情况及案涉歌曲的播放画面进行同步录像后，通过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的权利卫士APP进行固化，并将视频上传至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进行证据保全，该中心签发了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经将涉案侵权作品与原告权利作品比对有205首作品与《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第一季、2018《中国好声音》中的205首歌曲作品一致。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于2017年8月22日、2018年9月6日、2018年10月20日向原告出具授权书，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确认原告独占性使用及许可他人使用《中国新歌声》第二季、《中国新歌声》第一季、2018《中国好声音》并在上述许可内容遭受侵害时，有权单独采取法律行动。同时查明，被告于2020年8月13日、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交纳会费。另查明，台北纯量贩于2013年8月20日成立，系个体工商户，法定代表人为李其云，经营范围:歌舞娱乐、预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本院认为，本案系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同物等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根据原告提供的作品登记证书，可以认定原告系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且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向原告出具授权书，对双方为共同著作权人的《中国新歌声》第一季、《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的著作权，确认原告有独占性使用权和诉权，故灿星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子以支持。关于被告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属于侵权行为，侵权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中，台北纯量贩未经灿星公司许可在其经营场所放映205首涉案作品，该205首作品系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内的内容，原告当然对该205首歌曲也享有著作权，被告行为侵害了灿星公司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被告加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但并未按要求下架侵权作品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收取会费也并未尽到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所以被告辩称其已经尽到最高注意义务不予赔偿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但被告作为KTV经营者，能够交纳版权费用，接受集体协会管理，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得到体现。本案中，灿星公司的损失数额和台北纯量贩所获利数额，灿星公司均未举证证明，本院根据灿星公司主张的作品类型数量、知名度、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及台北纯量贩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具体情节、经营规模以及灿星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酌定台北纯量贩赔偿灿星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112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ー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台北纯量贩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著作权的行为，删除205首涉案音乐电视作品;二、被告台北纯量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包括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11125元;三、驳回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3.75元，由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300.75元，被告台北纯量贩负担29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继伟审判员  张素丽审判员  郭伟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马甲恒书记员许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