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03民初11833号 原告：叶水根，男，194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燮平，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其其热电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福全街道信诚村。 法定代表人：叶水根。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东，上海融孚（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朱万土，男，1951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燕华，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雨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正和，男，1946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葛阿四，男，196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曹海兴，男，196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俞刚良，男，1975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赵海峰，男，197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孟敏利（曾用名孟明俐），女，197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何建明，男，1977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何云标，男，197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杨银海，男，1965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陆仁昌，男，1974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第三人：俞来大，男，196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任兴祥，男，197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赵丽英，女，197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钱军民，男，197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葛阿牛，男，194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丁国兴，男，197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上述十六位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光亮，北京市京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十六位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雨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叶利其，男，197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王世钧，1948年10月27日出生，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葛国建，1959年4月22日出生，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邵幼云，1971年10月5日出生，住绍兴市越城区。 第三人：周晓明，1971年1月14日出生，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赵立钢，1973年10月18日出生，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杨菊萍，1960年1月19日出生，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何坚荣，1975年10月14日出生，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管兴潮，1965年1月6日出生，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何阿耐，1955年2月10日出生，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曹永丰，1977年12月4日出生，住绍兴市越城区。 第三人：曹水花，1954年7月28日出生，住绍兴市柯桥区。 第三人：赵鑫国，1979年3月21日出生，住绍兴市柯桥区。 原告叶水根与被告绍兴其其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其其公司），第三人朱万土、王正和、葛阿四、曹海兴、俞刚良、赵海峰、孟敏利、何建明、何云标、杨银海、陆仁昌、俞来大、任兴祥、赵丽英、钱军民、葛阿牛、丁国兴（以下简称朱万土等十七人）、第三人叶利其、王世钧、葛国建、邵幼云、周晓明、赵立钢、杨菊萍、何坚荣、杨菊萍、何阿耐、曹永丰、曹水花、赵鑫国（以下简称叶利其等十三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浙0603民初784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朱万土等十七人不服该判决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9）浙06民终2924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由审判员范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钱丹琳、人民陪审员祁金芳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后因工作调整变更合议庭组成为由审判员范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钱丹琳、审判员龙金鹏共同组成。本院依职权追加叶利其、王世钧、葛国建、邵幼云、周晓明、赵立钢、杨菊萍、何坚荣、杨菊萍、何阿耐、曹永丰、曹水花、赵鑫国为本案第三人。叶水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燮平，其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东，朱万土等十七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雨冰、刁光亮（其中朱万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雨冰到庭）、第三人叶利其、葛国建、周晓明、赵立钢、杨菊萍、管兴潮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世钧、邵幼云、何坚荣、何阿耐、曹永丰、曹水花、赵鑫国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十五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水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1.确认朱万土等十七人名下合计持有的其其公司22.50%的股权（合计出资47万元）属于叶水根所有；2.其其公司就上述股权确认事项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朱万土等十七人予以配合。事实和理由：其其公司系原浙江绍兴其其热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其其集团公司）改制组建而成。1999年7月，叶水根与原绍兴县福全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签署《企业资产转让协议书》将其其集团公司（含绍兴县热电厂、绍兴县福全工业总公司、绍兴县永利针织厂）全部资产及负债转让给叶水根个人。为经营需要，1999年8月叶水根设立其其公司具体承接。为响应政府号召叶水根拟将其其公司打造成规模以上企业，需要设立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等大型企业所需要的内设机构予以配套，因此叶水根决定将班组长以上职工共计28人作为名义股东在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出资款由叶水根支付。其中以朱万土名义出资18万元，葛阿四名义出资5万元，王正和名义出资4万元，俞刚良、赵海峰、杨银海、陆仁昌、葛阿牛、丁国兴名义各出资2万元，曹海兴、孟敏利、何建明、何云标、俞来大、任兴祥、赵丽英、钱军民名义各出资1万元。为了28名名义股东验资需要，1999年8月16日，叶水根落实其其公司会计邵幼云在建设银行福全分理处给28位名义股东各办理了一张建设银行存折，再从叶水根个人账上分别将验资款项通过28张转账支票汇入28位名义股东的建行卡中。1999年8月17日，邵幼云分别将每个人的验资款项开出汇票，到其其公司在绍兴县信用联社福全办事处的验资账户入账。公司设立且股东会成立后，叶水根即指定了相关名义股东组建了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叶水根认为，朱万土等十七人名下的股权实际归属叶水根，叶水根有权向朱万土等十七人主张权利。 其其公司当庭答辩称：原告诉请的朱万土等十七人名下股权确实是原告实际所有，法院判决以后被告其其公司也愿意配合做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朱万土等十七人当庭共同答辩称：第一，原告将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错列。本案案由是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系原告和本案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正确的被告应该为第三人，而且被告其其公司在本案中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需要参加本案诉讼。另外在朱万土等十七人与本案后来追加的第三人之间，其权利义务彼此独立，不是一个共同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应各自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驳回原告的诉求。第二，朱万土等十七人的股东资格。经过了公司章程的确认，也经过工商登记，而且公司在成立的时候、成立之初，于2000年1月31号、2000年12月30日两次按照股东的持股比例进行了分红。朱万土等十七人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法律关系，双方没有签署任何的股权代持协议，而且也不存在股权代持的合意。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故股权代持关系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之间订立合法有效的代持合同，并且明确了股权代持关系，即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实际收益及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形成代持关系，是基于双方法律行为中的委托关系所形成，需要双方当事人对建立委托代持股权形成共同的意思表示，并且签订书面的协议，以此法律关系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因此，原告应当对其主张的存在代持股权法律关系提出相应的举证责任，提出相应的证据。但根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来看，无法证明原告与朱万土等十七人之间，签订过代持协议或形成代持合意。朱万土等十七人与原告之间也不存在任何股权代持的必要性、合理性。一般来说，股权代持总是基一定的事实或者原因，或者是由于规避法律的某些规定，或者是由于某些主体的限制，不能成为股东。但这些情形在本案中，原告和第三人之间都不存在。原告本身是持有公司超过50%的股权。原告作为被告的股东之一，自身并不存在持有股权的任何法律障碍。一般来说，在代持关系中，被代持人一般是隐名的，不会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出现。朱万土等十七人的公司股权源于公司改制时第三人依法认缴出资，并经工商登记所形成的股权。根据原告递交的证据。2018年4月19日，股东会议录音证据已经表明，在公司改制的时候包括第三人在内的公司其他股东明确表示，要参与公司，而且为此写了相应的决心书保证书，愿意与公司共同发展。而且有的第三人在那次股东会上也明确表示，当时我们出资的钱我们都已经借好了。后来原告对第三人说，你们可以出资，但是钱不需要你们实际来出，我给你们的解决这些钱。当然了，当时双方对这笔资金到底是什么性质，确实现在也没有明确的约定，当时也没有明确的约定，现在各自说法可能也不一样，有的说是当时是送的，有的人说当时是借的，有的人说当时就是个垫款，都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公司改制的时候，根据绍兴县委1998年616号文件的规定，以及当时福全镇政府根原告所签署的协议很明确。企业改制不是把集体资产全部卖给原告叶水根一个人，改制是有条件。形成以叶水根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即以叶水根为大股东、公司骨干职工为小股东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治理结构，而且公司当时的改制经验由大股东持股、由公司小股东参股，公司结构是经过当时镇县改制领导小组所确认的，而且把其其热电的这种改制的方法和做法作为一种新建的经验，在全绍兴予以推广宣传的。这点在我们向绍兴柯桥档案馆调取的改制的宣传材料会议资料中已经明确说明这一点了。认定股东资格以股东认缴出资作为前提，与股东实缴出资的款项来源是两码事。出资款项的来源是股东借的、股东捡的、别人赠予的或者其他形式来源，并不影响对公司股权的认定。公司股权包括股东资格的认定，基于股东个人有向公司出资的意愿，这种意愿在股东之间形成合意。经过工商登记，就确认了股东的资格。因此，朱万土等17名第三人与原告之间根本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股权代持协议。至于其他新追加的第三人，是不是跟原告叶水根之间签署过代持协议，与朱万土等十七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朱万土等十七人没有签署代持协议，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签字，这些第三人与叶水根之间签了代持协议，也不能证明朱万土等十七人与叶水根也签订了代持协议。鉴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原告的诉请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共同诉讼和第三人的有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第三人叶利其、葛国建、杨菊萍、管兴潮在庭审中辩称：没有意见。 第三人周晓明在庭审中辩称：对于原告起诉的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原告提出的法律上名义股东的身份了不予认可，因为当时我们签字的是保证书或者承诺书，至于抬头和落款人到底是什么，时间过久记不清楚了，但是里面有几点我记得，一是不得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还有不得转让、不得买卖。 第三人赵立钢在庭审中辩称：转制时我没有出钱，印象中有过协议但内容记不清楚了。 第三人邵幼云、何坚荣、何阿耐、曹永丰、曹水花、赵鑫国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庭前分别向本院寄送情况说明，内容均为：本人在其其公司工商登记显示股东实际系名义股东，注册登记的股份系名义股份，实际没有出资，本案与本人无关。 第三人王世钧在本案答辩期间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也未到庭参加诉讼。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分述如下： 证据1.叶水根提供的企业资产转让协议书、公证书以及福全镇政府出具的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其其集团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归叶水根所有以及其其公司系其其集团公司改制而来的事实。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没有异议。朱万土等十七人经共同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企业改制后，企业就归叶水根所有，只是变更成由叶水根为控股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当时的企业转制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必须要把包括朱万土等十七人在内的企业的骨干职工作为改制后的企业的股东。另外，其其集团公司与其其公司也不存在法律上的继承关系，而是在其其集团公司注销后，再新成立其其公司，两者系相互独立，并没有法律上的继承关系,同时企业资产转让协议书第6条“乙方（叶水根）为主”实质上为乙方控股，按照县政府的改制要求，进行先出售再股份制的公司改革，第三人享有公司股权是文件的有关要求。 证据2.叶水根提供的建设银行进账单、汇票申请书、绍兴县信用合作联社进账单各二十八份，用以证明叶水根系朱万土等十七人项下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的事实。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没有异议。朱万土等十七人经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股东包括叶水根的转账手续都是会计直接办理，会计是公司的会计，不是叶水根个人的会计，会计本质上代表公司行为，因为涉及到29个股东，如果股东各自去办会增加工作量，另外叶水根如与朱万土等十七人对于款项来源有争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审理。 证据3.叶水根提供的验资报告一份，用以证明其其公司的验资款项由叶水根实际出资，其其公司系由其其集团公司改制组建的事实。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没有异议。朱万土等十七人经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报告仅能证明朱万土等十七人已经履行了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 证据4.叶水根提供的其其公司登记基本情况、其其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材料、其其公司章程各一组，用以证明其其公司设立，股东登记，董事会、监事会设立的基本情况的事实。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没有异议。朱万土等十七人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恰恰证明朱万土等十七人享有其其公司股东身份的事实。 证据5.叶水根提供的柯桥区政府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在另案中朱万土等十七人起诉的诱因系因其其公司停产的事实。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没有异议。朱万土等十七人经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其其公司至今未召开过股东会已经严重损害了朱万土等十七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其其公司停业需要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清算，并不代表朱万土等十七人的股东权利就随之消灭，更不代表叶水根就可以任意的侵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利。 证据6.叶水根提供的付款凭证两份、予支清单三份，用以证明朱万土等十七人所谓的两次分红其实是作为工资进行发放的事实。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没有异议。朱万土等十七人经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予支清单中可以看出朱万土等十七人的分红都是按照股份份额予以发放的，而且也无法看出该些款项属于工资，不能达到叶水根所要证明的目的，无法甄别款项的性质。该组证据注明预支工资，与福利完全不一样，从证据上看，其其公司按照股权比例支付资金，认缴出资10000元分得2000元，所有领取资金的人都是公章登记的股东，股东之外没有其他人有资格领取该资金，也说明本质上不是工资也不是福利，因为如果是工资和福利应该分配给所有员工，只有股权分红严格依据股东身份和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因此这两次资金分配是公司向原告包括第三人在内的股权分红的行为，而且企业中涉及到股东分红做些财务上的处理也很正常。且原告在2018年4月19日和5月29日两次股东会上承认了这两次属于分红，原告还说将继续分红。 证据7.叶水根提供两次股东会录音（原审一审由朱万土等十七人提供），用以证明案件事实。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没有异议。朱万土等十七人经质证后认为因为当时章程上记载了股份所以没有签署过代持协议，当时写过保证书或决心书，保证股份不能转让不能继承，原告所说的股权不能继承转让就认为是代持协议，不存在对股权处置。 证据8.叶水根提供的收据联三份、汇票申请书及记账联各一份，用以证明叶水根以叶利其的名义向其其公司投入资金的事实。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没有异议。朱万土等十七人经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叶利其作为其其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对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不能证明别的事实。 证据9.叶水根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三份，用以证明其其公司对外投资绍兴其其光能科技有限公司、绍兴绍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嵊州瑞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应投资的决策、实际出资均由叶水根一人完成，朱万土等十七人从未提出异议的事实。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没有异议。朱万土等十七人经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提出异议。因为根据其其公司的章程第十五条的规定，股东会依法享有选择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权利，但是叶水根和叶利其利用其控制着其其公司超过66%的股权，对公司享有完全的控制权，忽视忽略了朱万土等十七人相应的股东权利，也没有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一年召开一次股东大会，导致朱万土等十七人相应的股东权利受到侵害，这证据恰恰证明叶水根违反了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对朱万土等十七人的股权造成侵害，叶水根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侵害朱万土等十七人的合法股东权利，这并不能反过来证明朱万土等十七人没有相应的股东权利。 证据10.叶水根提供的案卷目录、档案袋外壳各一份，用以证明确实有名义股份协议签署的事实。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该证据确实从被告公司拿出，真实性无异议，公司档案确实有名义股份协议，是叶水根与各名义股东签订。朱万土等十七人经质证后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核实，且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如果存在所谓的代持协议，收益人应为原告不是公司，如果代持协议代表原告持股成立，该代持协议由原告保管不是由其其公司保管，因为与其其公司无关，权利义务主体也与其其公司无关。代持协议是比资金或付款凭证更直接重要的证据，表明原告与第三人有代持关系，但现在原告无法提供代持协议，原告是其其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原告最清楚公司的档案管理材料，如果存在该协议应该第一时间作为证据提交法院，协议名称是名义股份协议或其他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原告提交的录音整理有4名第三人表示不存在代持协议，只有保证书、决心书，朱万土等十七人不承认有该协议，至于法院追加的第三人是否有该协议不清楚，请追加的第三人提交该协议。而且档案袋外壳的出现不符合常理，只存在档案袋外壳对原告不利，原告对证据有保管责任，拿不出该证据应该承担不利后果。 对于叶水根提供的证据1-10，第三人叶利其经质证认为没有意见且不需要查看原件；第三人葛国建经质证认为没有意见且不需要查看原件，股份制我不知情，名义协议我好像签过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是安某让我签的；第三人周晓明经质证认为没有意见且不需要查看原件，转制的时候本来要去入股的，老板说帮我弄好，确实让我写过入股多少，在承诺书还是其他什么材料商签过字我记不起来了，有说过不得转让、不得继承、不得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至于上面抬头是什么记不起来，是在公司转制以前签的字，具体哪一年想不起来了；第三人赵立钢、管兴潮经质证认为转制时我们没有出钱，印象中有协议，但是内容不记得了，其他证据没有意见；第三人杨菊萍经质证认为有没有签字我记不清楚，其他证据没有意见。 证据11.朱万土等十七人提供的委托书一份，用以证明在其其公司设立时，朱万土等十七人联同其他股东共同签署该份委托书的事实。叶水根经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叶水根认为股东之间的股权归属，仍需进行实质性审查。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没有意见。 证据12.朱万土等十七人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四份，用以证明朱万土等十七人实际参与的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并且签署了相应的股东会决议的事实。叶水根经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股东会决议等材料均是程序性文件，并不涉及到股权真正权利的行使，而且相应的股东会也没有正式召开，也没有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通知程序。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没有意见。 证据13.朱万土等十七人提供的中共绍兴县委文件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叶水根签署的企业资产转让协议是为了落实该文件的措施，其目的是通过资产转让，将原镇办企业改制，成立由企业主要骨干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叶水根经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无法确定，关联性也有异议，即使该文件为真，作为当时从镇办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或股份制企业，事实的是“一厂一制”的政策，具体转制内容以镇管理经营公司与企业承受人之间的协议为准，本案从叶水根提供的证据来看，其其集团公司就是转制给叶水根个人所有的。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没有意见。 证据14.朱万土等十七人提供的录音资料一份，用以证明2018年5月29日，其其公司召开股东会，叶水根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公司成立以后，已经按照公司股东各自持股比例进行过两次分红，而且叶水根当时在股东会上承诺还会再进行4年的股权分红，一共要分六年的事实。叶水根经质证后认为，该录音中所涉的会议并不是股东会，而是其其公司停产后的职工处置、应收账款清收、库存处理等方面问题处理的碰头会；叶水根在录音中也说到没有愧对老一批员工，也多次提到“这个厂是我的”、“名义股份已经分了两年”、“当时要你们入股，你们股份都不要”等内容，且在场无人提出异议；作为第三人的王正和除了对要求其遣散离厂不满意外，自己也承认没有意见了，整个录音中也没有提出任何关于股权方面的要求。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该录音中的会议并不是股东会，而是员工会。 证据15.朱万土等十七人提供的绍兴县乡镇企业全面彻底改制现场会议典型材料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经县、镇联合试点工作组直接领导，绍兴其其热电集团进行了改制，改制后注册资金为509万，其中经营者292.5万占57.5%，中层及骨干216.5万元占42.5%，试点工作组要求改制后要规范企业内部分配制度，重点要处理好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对企业员工实行按劳分配，对股东分工严格章程程序，进行结算分配，足以证明本案第三人持有公司股权是改制的成果之一，是企业真实合法有效的股东。叶水根经质证后认为对其形式不认可，三性均不予认可，具体属于什么文件不清楚，文件哪些部分在档案馆备案不清楚，文件没有印章，是否公开发行不知道，按照文件记载“即印120份”，原件应该留存于档案局，所谓的改制现场会议典型材料原告也去找过但找不到，这份材料有没有开过所谓的现场会议、有无正式对外发布都有异议，手写正式文件有没有不知道，假设这份材料存在也不影响股东间内部关系，按照工商登记的内容进行的修改不能反映事实的本来面貌，结合99年改革意见，要进一步看怎样的企业做怎样的改制，要不要赋予职工股等文件均写的很清楚。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该证据原告没有与被告核对过，文件涉及到很多东西与被告企业情况有不一致的地方。真实性不清楚，由法院核实，对于上面手写内容被告认为根据工商登记来的，与实际情况不符，工商登记的股东都是名义股东，实际是叶水根。 对于朱万土等十七人提供的证据11—15，第三人叶利其经质证认为，证据14讲到分两次分红，实际没有分红，从乡镇企业转过来，乡政府控制比较严格，准备在分四次，当时开会我也在，分四次是我经手的，叶水根是我父亲，他认为60岁以上的人没有得到安置费有点不对，通过这个渠道筹集一点点，60岁以上的人分一点补偿，但不是企业分红。对证据15是否真实看不出来，如果真的有的话，应该是正式材料而不是有手写部分的材料，对其余证据没有意见。第三人葛国建、周晓明、赵立钢、杨菊萍、管兴潮经质证认为均没有意见。 结合叶水根、其其公司、朱万土等十七人、叶利其等十三人的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虽然朱万土等十七人认为其其公司与其其集团公司是两个不同的企业，但本院认为，虽然其其公司系由其其集团公司注销后再重新设立的公司，但其债权债务承继关系清楚，可以证明其其公司系由其其集团公司改制而来，故该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2-4、6-9，其其公司、朱万土等十七人经质证后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5，首先朱万土等十七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其次叶水根提供该证据也仅仅是为了证明朱万土等十七人要求主张股东身份的诱因，与本案审理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10，首先朱万土等十七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其次原告提供该证据为了证明曾经存在签订过名义股份协议，然目录与档案袋外壳即使真实但缺少原告陈述的股权代持协议亦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11、12、14，叶水根、其其公司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13、15，首先叶水根对该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其次该证据仅能反映当时企业改制时存在员工持股的政策以及改制后的企业效益，在朱万土等十七人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其公司的改制就是按照该文件予以执行的情况下，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另本案庭审结束后，原告向本院申请证人安某出庭作证，然原告举证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该证人与本案审理无实质性影响，故本院未予准许。 综合上述认证情况，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其其公司系设立于1999年8月24日，其其公司章程载明：公司由叶水根、叶利其、朱万土、王正和、王世钧、葛阿四、葛国建、邵幼云、周晓明、赵立钢、陆仁昌、葛阿牛、杨菊萍、赵海峰、丁国兴、俞刚良、孟明俐、俞来大、何云标、任兴祥、何坚荣、赵丽英、何建明、钱军民、管兴潮、杨银海、曹利森、赵桂根、曹海兴共二十九人共同投资组建。其其公司注册资本为209万元，其中叶水根出资106万元，占50.7%；叶利其出资34万元，占16.26%；朱万土出资18万元，占8.6%；王正和、王世钧各出资4万元，各占1.9%；葛阿四、葛国建各出资5万元，各占2.4%；曹海兴、孟明俐、何建明、何云标、俞来大、任兴祥、赵丽英、钱军民、杨菊萍、何坚荣、赵桂根各出资1万元，各占0.48%；俞刚良、赵海峰、杨银海、陆仁昌、葛阿牛、丁国兴、邵幼云、周晓明、赵立钢、管兴潮、曹利森各出资2万元，各占0.96%。上述二十九人均已将认缴款项实际投入其其公司，其中朱万土等十七人所出资款项系由叶水根转账给朱万土等十七人后再由朱万土等十七人缴入其其公司账户。 现叶水根以其系实际出资人，朱万土等十七人系代持其股权为由，起诉要求确认朱万土等十七人持有的其其公司22.50%的股权系其所有，并要求其其公司将股权变更至原告叶水根名下，遂成讼。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据此，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因投资权益发生纠纷，法院以实际出资为标准来判断实际出资人为股东的前提是必须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有关于实际出资的合同约定，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案应当由原告提供股权代持协议但原告未能提供，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朱万土等十七人达成过代持股份的口头意思表示，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向朱万土等十七人的转账行为不能就此认定其系实际出资人且对于登记在朱万土等十七人名下其其公司股权享有股东权益。综上，对于原告诉请要求确认朱万土等十七人持有的其其公司22.50%的股权系其所有，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将相应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叶水根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叶水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范 晟 审判员 钱丹琳 审判员 龙金鹏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陶燕萍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