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民终24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天威西路西三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01081624234。法定代表人：王旭，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杨，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世忆，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昌林，男，195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原审被告：黄迎春，男，197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原审被告：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住所，住所地重庆北部新区金渝大道******机构代码569947389。负责人：黄迎春。上诉人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建司）因与被上诉人程昌林、原审被告黄迎春、原审被告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1民初13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北建司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1民初13993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程昌林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程昌林承担。事实及理由:1.华北建司不应承担责任。根据华北建司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案涉工程的施工合同中华北建司的印章系虚假印章，案涉工程对华北建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渝民终267号民事判决就华北建司的案件作出生效判决，认定黄迎春等人对华北建司不构成有权代表，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华北建司的印章使用时间有先后顺序，不能认定使用多枚印章；华北建司已提起报案和撤销分公司的行政诉讼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判决华北建司不承担案涉责任，应予参考。2.（2019）渝02民终806号（包括809号）民事判决错误，不能作为参考依据。首先，依据《经营承包合同》判决华北建司承担责任错误。该案的主体只涉及华北建司与重庆市正固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固公司），不涉及华北建司的上海分公司或重庆分公司，且黄迎春也并未以重庆分公司或上海分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经营承包合同》与本案无关；分公司在未取得总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对外以总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合同，只对分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对总公司无效；黄迎春既不是华北建司员工，也不是上海分公司员工，与上海分公司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不是合法的内部承包。其次，依据《入渝备案登记》判决华北建司承担责任错误。（2018）渝民终267号民事判决对一审法院以《入渝备案登记》相关资料判决华北建司承担责任的判决进行了改判，足以证明《入渝备案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且，（2019）渝02民终806号案件对《入渝备案登记》的认定明显错误；入渝备案登记是行政机关的管理性监管措施，不是行政许可，不具有行政法律效力；最后，华北建司多次报案，多次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法院虽然以超过5年的法定起诉期限驳回，但认定了重庆分公司违法成立的事实；华北建司作为民事主体，已尽到了高度注意义务，且穷尽了法律赋予的救济方法和渠道，已无其他途径可救济，人民法院仍判决华北建司承担责任，有违公平公正。3.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系虚假设立，应当被撤销，对华北建司自始至终不发生法律效力；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已被撤销，亦对华北建司自始至终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以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签订的合同作为依据判决华北建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本案中，程昌林的诉讼时效已超过，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系合同纠纷，程昌林所述欠款系对之前一段时间内多次劳务关系进行的总结算，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结合交易习惯，劳务一般为干完活就要付劳务费，本案应在程昌林提供劳务的同时就应该支付劳务费，如没有支付，则从提供劳务完毕之日的次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本案明显超过诉讼时效；黄迎春作为重庆分公司负责人并以重庆分公司负责人身份出具的欠条对华北建司无效，不能作为对华北建司中断诉讼时效的依据；程昌林未举示任何证据证实向华北建司进行有效催要。程昌林答辩称，程昌林提供劳务的地方挂的是华北建司的牌子，不是其他公司，黄迎春是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此信息可公开查询到，华北建司应支付其欠付的劳务费。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黄迎春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程昌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黄迎春、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华北建司共同支付劳务费103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黄迎春、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华北建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6年9月29日，华北建司向重庆天仙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仙湖公司）发出《关于工程款支付分配等事宜的函件》，载明为妥善解决“天仙湖-黄金海岸总承包工程(二标段)”的工程债务问题，华北建司将天仙湖公司未支付工程款对相关债权人进行了妥善分配和安排，正式提交分配方案。该函件附表一载明尚欠程昌林临设人工费108000元。该函件由黄迎春签字并加盖华北建司的印章。此后，天仙湖公司支付了程昌林劳务费5000元，尚欠103000元未支付。2019年9月，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向程昌林出具欠条一份，载明“现欠到程昌林在万州天仙湖棕榈长滩项目6#、7#楼项目及黄金海岸二标项目临设劳务费103000元。”黄迎春在该欠条上批注“情况属实，该金额为业主方沟通打折后的应付金额”。另，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2民终809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以下案件事实：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于2011年3月11日经批准设立，负责人张新军；该分公司负责人于2012年10月19日由张新军变更为黄迎春。华北建司于2007年4月16日设立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为褚洪普；2014年7月28日，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被撤销。2012年9月17日，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黄迎春、陈吉刚、龙飞签订《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经营承包合同》，合同载明：经总公司授权许可由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增挂成立“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是甲方设立的内部独立经营与单独核算的经营结构；乙方是经甲方任命的重庆分公司负责人。甲方对分公司及乙方实行适度授权和承包经营的管理体制，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适度授权和经济承包指标，自愿接受甲方的管理、考核和奖惩。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9月17日至2015年9月17日止。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在合同甲方处加盖印章并由负责人褚洪普签字，黄迎春、陈吉刚、龙飞共同在合同乙方处签字并写明身份证号码。2013年1月8日，黄迎春分三次向华北建司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开设的58×××15账户转账支付30万元、10万元、20万元，合计60万元；2013年1月10日黄迎春分两次再次向上述账户转账支付80万元、70万元，合计150万元；2013年1月11日黄迎春向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39×××83账户转账支付80万元。黄迎春现持有三张《收据》，一张为2012年11月29日出具的收取100万元保证金收据，加盖有华北建司印章；另两张为2013年1月17日、4月16日分别收取40万元管理费收据，加盖有华北建司财务专用章。华北建司在经营过程中同时使用过三枚以上印章，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应当持有并使用了其中一枚。在办理华北建司入渝备案登记和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在设立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在保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有使用。同时，(2019)渝02民终80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天仙湖公司与华北建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约定天仙湖公司为发包人，华北建司为承包人，工程名称为“天仙湖13号地总承包工程二标段[3号楼（18+1F/-1F），4号楼（18+1F/-1F），10号楼（32F/-1F）]”，工程地点为重庆市万州区天仙湖-黄金海岸（13号地块）。2014年6月9日，天仙湖公司向华北建司发出《重庆市建设工程直接发包通知书》，确定华北建司为天仙湖黄金海岸一期二标段（3、4、10号楼）工程承包人。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欠条中载明欠付的是万州天仙湖棕榈长滩项目6#、7#楼项目及黄金海岸二标的安装劳务费，但结合程昌林的当庭陈述及其提交的《关于工程款支付分配等事宜的函件》认定欠付的实为天仙湖-黄金海岸总承包工程(二标段)的劳务费。黄金海岸二标段3号、4号、10楼的承包人及施工单位系华北建司的事实已为生效判决所确认。同时，生效判决认定，黄迎春系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其组建华北建司黄金海岸项目部得到了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批准。根据《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经营承包合同》、黄迎春缴纳保证金、管理费的《收据》和黄迎春《个人活期明细结果》等证据，能够反映出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是华北建司授权华北建司上海分公司于2011年3月11日设立，涉案项目由华北建司承建，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系基于华北建司的授权开展项目施工活动，黄迎春作为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就案涉工程雇请程昌林提供劳务，并办理了劳务费结算，其行为应属于履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应由华北建司承担，故对程昌林要求黄迎春、华北建司重庆分公司、华北建司共同支付劳务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其主张的劳务费103000元应由华北建司支付。关于华北建司诉讼时效的抗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中，程昌林与黄迎春均认可虽然欠条载明的出具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但实际出具的时间为2019年9月，因此，程昌林于2019年10月17日提起诉讼，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华北建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华北建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程昌林劳务费103000元；二、驳回程昌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华北建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经本院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核心争议焦点有二：一、程昌林起诉主张劳务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黄迎春向程昌林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否系代表华北建司履行职务？对此，本院分别评析如下：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华北建司认为程昌林提供的劳务完成后，应立即要求支付劳务费，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经审查，程昌林提供劳务后，还需要结算,且程昌林与黄迎春均认可虽然欠条载明的出具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但实际出具的时间为2019年9月，故无论从哪个时间节点起算，程昌林于2019年10月17日提起诉讼，均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关于黄迎春向程昌林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否系代表华北建司履行职务的问题。虽然华北建司否认其承建了案涉工程，但从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看出，黄迎春以华北建司名义承建案涉天仙湖项目系基于上海分公司的授权；华北建司对上海分公司的授权行为即重庆分公司的设立情况应为明知；重庆市万州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留存的关于华北建司的资料加盖有“万州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招标投标资料核验章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字样的印章，足以证明重庆市万州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在2014年办理华北建司到万州承建工程的相关手续时，对华北建司的资质材料和入渝备案登记材料进行了核验，并且对上述资料的原件进行了核验，而按照常理，能够提供上述资料原件的只能是华北建司。如果没有华北建司的授权，上述资料无法被用于招标投标活动之中；华北建司知道上海分公司授权行为即重庆分公司设立情况后并未表示反对，且对上海分公司以总公司的名义收取的管理费等款项并未退还。综上，黄迎春同上海分公司签订的《经营承包合同》应视为是黄迎春同华北建司签订的挂靠协议。其后，黄迎春已于2013年5月20日变更为华北建司在重庆的负责人，故黄迎春于2016年9月29日向天仙湖公司出具《关于工程款支付分配等事宜的函件》以及之后向程昌林出具欠条的行为，系黄迎春代表华北建司履行职务的行为。因此，对华北建司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华北建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上诉人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抗洪审 判 员 杨继伟审 判 员 刘红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辛 华书 记 员 李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