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1知民初1902号 原告:李云峰，男，194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碑林区。被告:朱士光，男，193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陕师大家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强，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曼，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李云峰与被告朱士光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云峰，被告朱士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强、苏曼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云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书稿并赔付因书稿10多年来无法出版所导致的价值流失和精神损失费20万元人民币；2.判令被告承担因解决本案争议所产生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李云峰曾是“古都西安”丛书的约稿作者，为维护本人和刘某某合撰《历史的聚焦与定位:西安事变》25万多字的手写书稿的著作权益，状告丛书的后期负责人朱士光扣压我们的书稿10多年不还的严重侵权行为。要求朱士光尽快归还书稿并予以赔偿。朱士光在“古都西安”丛书原主编史某某逝世后，即成为该丛书的主要负责人，此后他主持出版了数种书，也包括他儿子的书。2007年12月18日，他从西安出版社编辑连英手中接收了我和刘某某的手写书稿，并在清单上签了名。然而朱士光却长期扣押着我们的书稿，既不按约稿协议的规定退还书稿，也不赔偿，甚至连声招呼也不打。由于不知内情，我们仍在静等着书稿出版的消息。2010年9月，我从《西安晚报》9月27日头版头条读到“《古都西安》大型丛书撰写出版工作圆满完成”的报道后大惑不解:我们的书稿未见出版，也没有退稿，怎能说“圆满完成”？我们的书稿究竟去了哪里？从此，为了寻找书稿的下落，我奔波劳神，遭受了极大的身心折磨和努力。一直未得要领。直到2019年11月18日，通过电话找到西安出版社的编辑连英，才终于真相大白，问题就出在朱士光身上。在此前后，我曾四次打电话给朱士光，催要书稿。起初朱矢口否认，说没见过我的书稿，也没从出版社借过“西安事变”卷的《约稿协议书》。经过三年的辛勤耕耘，我于同年底或12月，按约稿协议如期向丛书编委会西北大学组稿人周伟洲送交了《历史的聚焦与定位:西安事变》手写书稿。该书稿系我和刘某某二人合著，共2万多字，其结构之严正，资料之翔实，内容之丰富、观点之新颖以及文字水平，均居于当时学术界前列。交稿后便等着出版的消息，一直没有下文，也不知书稿的去向。2019年7月初，经西大原组稿人、现供职于陕西师大的周伟洲再次仔细回忆并确切证明，始得知他将我们的书稿交给了西安出版社负责丛书编辑的连英。不久，我因病相继到了三个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我即于2019年11月7日下午4时，给从未谋面的西安出版社的连英打手机。她说周伟洲确实把书稿交给了她，由她保管。丛书结束时，他将没有出版的书稿打成某某，列了清单，他们几个人一起去看望朱士光，顺便把这捆书稿交给了朱，并让朱在清单上签收。过了一个多小时，连英来电话，说她终于从箱子里找到了朱士光签收书稿的单子，签收时间是2007年12月18日，并通过微信发给了我。连英还以视频方式对我说，她幸亏保存了这张单子，否则就说不清（责任）了，并表示如果打官司，她愿出庭作证。在这张清单上，连英写着:“退古都西安丛书编委会原稿:1.《辛亥革命与西安》打印稿及光盘一个，作者陈国庆。2《历史的聚焦与定位:西安事变》书写稿一部，作者，李云峰、刘某某”。下面即为朱士光亲笔所写:“收到上列书稿。朱士光2007年12月18日”。事实十分清楚:我们的书稿最后为朱士光接收。但朱士光却扣押我们的书稿十余年，至今不予归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要求加大对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惩戒力度。特别是我们的书稿为“古都西安”丛书编委会的约稿，理应按约稿协议退稿并按协议赔偿。去年11月25日，《新京报》刊文指出:“知识产权侵权赔偿要完全体现知识的价值，弥补被侵害者所受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损失”。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朱士光辩称，1.朱士光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中李云峰是根据《古都西安丛书》约稿协议书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而该协议书的签订主体是著者李云峰，约稿者史某某、周天游，朱士光与李云峰之间始终未建立任何合同关系。2007年12月18日，西安出版社向《古都西安》丛书编委会退还了案涉稿件《历史的聚焦与定位:西安事变》，时任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的朱士光只是代表编委会收取了西安出版社退还的案涉稿件，其签收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在朱士光始终未与李云峰建立任何合同关系，以及接收书稿也是代表古都西安丛书编委会履行职务行为的情况下，李云峰要求朱士光返还书稿并赔偿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朱士光并非本案适格被告。2.本案系合同纠纷，不存在侵害李云峰著作权的情形。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指侵害了《著作权法》第十条所规定的一项或多项权利而产生的纠纷。本案中，朱士光并未侵犯李云峰的任何一项著作权，而李云峰也是基于编委会史某某周天游与其签订的《古都西安丛书》约稿协议书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因此，在本案并不存在著作权侵权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显然是错误的。同时，在本案系合同纠纷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显然违反了级别管辖原则，对本案并不享有管辖权。3.本案诉讼时效已过，李云峰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之规定，李云峰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二年。本案中根据李云峰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可知，李云峰于2010年9月27日已经知道其民事权利受到侵害。但是，李云峰迟至2019年9月10日才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早已超过了法律的规定时效期间，依法不应得到支持。4.李云峰要求返还书稿以及要求赔偿损失20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朱士光与李云峰素不相识，其收取并保存案涉书稿始终是代表古都西安丛书编委会履行职务行为，其保存案涉书稿是基于职务行为进行的保管。因此，李云峰无权要求朱士光直接向其返还书稿。待李云峰与《古都西安》丛书编委会就退还书稿事项协商一致后，朱士光可代表编委会向李云峰退还案涉书稿。其次，李云峰要求赔偿因故不能出版所导致的价值流失及精神损失费20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具体理由有:第一，李云峰的这一诉讼请求不明确，其应具体说明价值流失及精神损失费各自的具体金额；第二，主张损害赔偿应以侵权损害为前提，本案中朱士光并未侵害李云峰著作权中的任何一项权利，故其要求赔偿损失无事实以及法律依据；第三，李云峰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只有因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时，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本案系合同纠纷，朱士光既未侵害李云峰的著作权，更未侵害其人格权利，故李云峰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人民法院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李云峰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当事人举证及本院认证，本院认定如下事实：1998年3月24日，原告（著者）与史某某、周天游签订了《古都西安丛书>约稿协议书》，约定该卷共1册，字数约20万字。样稿交稿日期最迟为1998年8月30日，正式稿的交稿日期最迟为1998年12月31日。约稿者收到稿件后在3个月内审读完毕并通知著者是采用或退稿修改。约稿者如对稿件提出修改意见，著者须在3个月内修改退回，如拒绝修改在议定的日期内不退回修改稿，约稿者可废除本协议。约稿者认为稿件可以采用后应将稿件交由出版社审核正式出版，并代表著者与出版社签订正式的出版合同。修改后如达到质量要求:（1）如果由于出版社的原因不能出版，约稿者有责任代表著者向出版社索赔，并将稿件退还著者；（2）如果由于客观形势变化或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与出版社签订正式出版合同（即不能正式出版）约稿者不承担责任，但应将稿件从出版社取回并归还著者。约稿者收到著作稿后，若将稿件损坏或丢失，应向著者赔偿经济损失。按约稿者代表著者与出版社签订的《古都西安丛书》约稿合同规定，出版社将付给《古都西安丛书》一定数量的启动费。该卷共1册，将由约稿者付给著者启动费1000元，其付给的时间不晚于著者所交样稿审读通过时。原告提供周伟洲于2019年7月3日书写的证明材料，材料内容大致为，1998年底，原告将25万字书稿《西安事变》交给周伟洲审读，1999年初，编委会同意将《西安事变》列入丛书出版，随后周伟洲将书稿交给西安出版社负责丛书编辑连英准备出版。后史某某去世，崔林涛书记决定由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任丛书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经重新审查，《西安事变》不列入丛书出版。被告对上述证明材料不予认可。原告还提供被告于2007年12月18日出具书面文件，载明收到《历史的聚焦与定位西安事变》书写稿一部，作者：李云峰、刘某某。被告认可收到了涉案书稿。庭审中，被告将涉案书稿退还原告。被告提供《古都西安丛书》，该丛书系由西安出版社出版，由《古都西安》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撰，主任委员：崔林涛，副主任委员：冯熙初、史某某、朱士光。被告还提供了西安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11月2日出具的《关于西安事变>一书没有出版的情况说明》，载明：基于《西安事变》一书符合重大选题备案制度第八条、第九条，经当时的出版社领导与编委会协商，此书与其他三册涉及到民族、宗教的图书，不列入此次图书出版范围。经询刘某某，刘某某主张涉案书稿系与原告共同创作完成，对本案不主张权利，亦不参与本案。经向原告释明，原告坚持以著作权侵权为其诉请的法律依据。原告主张被告拿走手稿未退还亦未出版，原告多次联系被告均未果。被告称收到手稿时已接近编纂工作的尾声，后因无法联系原告故无法退回手稿，由被告代编委会代为保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的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一）文字作品。原告与刘某某共同创作完成了《历史的聚焦与定位西安事变》，系该作品的共同著作权人，本案中，刘某某明确表示不参与诉讼，故原告作为涉案作品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原告主张被告侵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某某的权利；（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被告占有原告涉案作品书稿的行为，系对作品的呈现形式物上的占有，并未侵犯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中的权利，因此被告的占有行为并非对原告著作权的侵权行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占有原告涉案书稿系因职务行为而致，存在合法理由，故其占有行为亦不构成侵权。且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已将涉案作品的书稿交还原告，故占有事实已不存在。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存在侵犯涉案作品著作权的其他行为，故被告不存在侵犯涉案作品著作权的行为，原告要求被告因侵犯著作权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如认为涉案书稿未被退还、未被出版，应根据《古都西安丛书>约稿协议书》要求著作权合同相对方承担相应合同上的责任，而非侵权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云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泉审 判 员  郝   杰审 判 员  许   扬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闫 肖 洒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