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20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维国，男，1963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冀州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建峰，男，196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冀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世洪，男，194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冀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军，河北双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维国、孙建峰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2020）冀1181民初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维国、孙建峰，被上诉人李世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维国、孙建峰上诉请求：一、请依法撤销（2020）冀1182民初26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李世洪对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请依法改判，依法撤销《撤资协议》，清算合伙账目，责令被上诉人李世洪承担合伙债务；三、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李世洪在合伙事务中是零出资，《撤资协议》是可撤销协议，李永刚书写，上诉人在遭受到人身安全胁迫情况下被迫签名，该协议在日期上有涂改。录音证据在举证期限内并未提交也未组织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不应当支付李世洪133007元退伙资金。1、《民法通则》第二十条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务、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根据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之间的李世洪、刘维国、孙建峰三人东王鱼塘经营账目，刘维国、孙建峰出资404657.75元。李世洪在合伙期间对合伙事务是零出资。根据庭前阅卷和庭审情况，原告方并没有举出其向合伙投资的证据，说明李世洪是零投资。其在零投资的情况下，要求从合伙事务中拿走133007元显然不公平也不合法。2、三方均承认合伙，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进行合伙期间的账目清算，尚有合伙的债务没有清偿。李世洪对于刘维国、孙建峰垫付的合伙期间的费用没有清偿。3、《撤资协议》是一份应当撤销的协议书，不能作为散伙要钱的依据。首先《撤资协议》签定基础是在李世洪、李永刚纠结亲属到鱼塘闹事、推操、辱骂、殴打刘维国、孙建峰，干扰鱼塘蓄水，在孙、刘二人遭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才签了名字，撤资协议的内容是李永刚所写。该《撤资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二被告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违背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所签名。该证据在书写时间上有涂改，应当做对证据持有人即本案原告不利的解释。第二、因为该《撤资协议》我方没有，撤资协议书内容均是李永刚所写，签字日期进行了涂改，原日期为2019年11月27日。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为证实签名时存在胁迫，被告方提供陈冲的证人证言。4、判决书第五页及第九页出现的“录音证据”，在一审诉讼程序中李世洪并未向法院提交，法院也未组织质证。在一审诉讼前，李世洪代理人曾经提到有份四、五个小时的录音证据，二上诉人要求听听。二上诉人每次去法院都问办案人员原告是否提交了录音证据，法院答复李世洪一方说不提交了。二上诉人在法院与李世洪代理人石永见面时也数次问什么时候提交录音证据，也说不交了。一审法院就李世洪未向法院提交的录音证据及未组织质证的证据写入判决书认定案件事实，明显偏袒李世洪一方。请求调取一审庭审录像，查看是否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录音证据质过证。 第二、原告诉讼主体不正确。孙建峰、刘维国不应当给付李世洪鱼塘承包费1.5万元，请驳回李世洪这一诉讼请求。1、从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上说，《东王坑塘转包协议书》发包方为吕勇、李世洪两人，假如应当给付承包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仅给付李世洪一人显然不合法。《民事诉讼法》第132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主体相对性、内容相对性、责任相对性，《东王坑塘转包协议》发包方一栏明确写的是吕勇和李世洪两人，假如应当给付承包费，也不是只给付李世洪一个人。2、本案的实际合伙人是李永刚，并非李世洪。参与合伙事务实际操作人员为李永刚，因李永刚是公务员所以用李世洪顶名。根据一审诉状提供的身份证号也能看出是李永刚的身份证号，请法院给予追加李永刚为共同被告。3、关于《东王坑塘转包协议书》发包方吕勇，我方未见过该人，不知道签字的真实性，吕勇签字是否本人所写，我方不知情。该协议书除了刘维国、孙建锋的名字是二人所签写，其他均为李世洪、李永刚所写。合同的起止日期我方不认可、承包期限和承包费不认可，交费日期不认可，该内容均为李世洪、李永刚所写，我方签字时是白板。 被上诉人李世洪答辩称：关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原告李世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第一、原、被告2018年始合伙经营东王鱼塘，同年11月27日达成撤资协议一份，原告退出合伙。协议约定二被告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共同偿还原告退伙资金133007元。第二、二被告于2019年6月20日为原告出具租金欠条一张，写明“今欠李世洪东王鱼塘租金15000元，欠款在2019年12月31日前还清，欠款人：刘维国、孙建峰”，加上之前被告未付的鱼塘租金5000元，二被告至今共欠原告鱼塘租金20000元。以上款项原告向二被告催要未果，故诉请判令二被告清偿原告鱼塘租金20000元，支付原告退伙资金133007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又增加三项诉讼请求，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鱼塘承包合同，责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30000元并追加支付半年承包费7500元。 一审反诉原告刘维国、孙建峰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称：1.要求与被反诉人散伙，撤销撤资协议，清算合伙账目，偿还合伙债务（约6万元，待审计后另行变更）；2.本案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与本判决书“关于本诉部分的诉辩意见”中“被告刘维国、孙建峰辩称”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基本一致，可参见本诉部分相关叙述）。法庭辩论终结前，反诉原告向本院申请增加反诉请求，要求反诉被告支付违约金3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1日，原被告与案外人朱根红（已于2018年9月退伙）等四人开始合伙经营东王鱼塘从事渔业养殖。同年11月27日，经协商由原告李世洪为一方，被告刘维国、孙建峰为另一方，签订撤资协议一份，约定原告从鱼塘合伙中撤出，其投入的资金133007元由二被告共同于2019年12月31日前还清，自协议签订之日起，鱼塘的经营、所有外欠以及盈利与李世洪无关。2019年6月1日，原告与案外人吕勇作为发包方、二被告作为承包方签订了东王坑塘转包协议一份，约定由二被告承包鱼塘，承包期限自2019年6月1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止，租金每年15000元，在每年1月1日前交付，同时双方还对逾期付款和单方原因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的违约责任做了约定；同日，案外人吕勇又以转让协议的方式将其对上述水塘的承包权转让给原告李世洪；2019年6月20日，二被告向李世洪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鱼塘租金15000元，在2019年12月31日前还清。2019年11月15日，原告在被告卖鱼时向被告索要欠款从而引发冲突，经冀州区公安局小寨派出所出警处理，以原告“采用拦截车辆的方式讨要债务，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为由，对原告作出了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2020年6月1日，被告刘维国报警，反映其与孙建峰承包的东王村鱼塘于2020年5月31日到期的问题，2020年6月1日仍没有人接手。冀州区公安局小寨派出所电话通知李世洪后，对此次报警做其他处理。由于多次发生矛盾，原告于2020年2月27日诉至本院，法庭辩论终结前又申请增加多项诉讼请求，但没有追加预交相应的诉讼费；被告于2020年3月5日提出反诉，又于法庭辩论终结前增加一项反诉请求，但也没有追加预交相应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当事人双方各自增加的诉讼请求，由于没有预交相应的诉讼费用，故本案不予涉理，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其次，关于被告将要求解除撤资协议的诉讼请求分别在本诉答辩和反诉起诉中重复提起的问题。因为本诉的基础之一即是这份协议，被告既然在本诉答辩中要求撤销该协议，即应视为其已经选择将该诉求作为抗辩理由提出，在后续的诉讼中再次将该诉求以反诉请求提出，显属重复诉讼。第三，关于应否将案外人吕勇追加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问题。经综合原告与案外人吕勇作为共同发包人同二被告签订《东王坑塘转包协议书》、原告与吕勇所签的《转让协议》、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出具欠鱼塘租金15000元欠条、本院依法调取的冀州区公安局小寨派出所的多份询问笔录等证据与事实，足以证实二被告已知悉案外人吕勇将其在诉争鱼塘中的承包权转让给了李世洪的事实，在此情况下被告执意申请将案外人吕勇追加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的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原告关于被告应否支付所欠鱼塘租金20000元的问题。其中15000元有被告承租鱼塘的事实为依据且有欠条等有效证据佐证，本院予以支持，另外5000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第五，关于原、被告之间《撤资协议》的效力以及被告应否支付原告退伙资金133007元的问题。该协议系当事人共同签字确认，对于签署时间被告虽提出异议并申请进行书写时间鉴定，但鉴于该种鉴定在客观上无法进行的事实，结合原告提交的借条以及被告申请调取的公安派出所询问笔录中关于矛盾发生原因的陈述等其他相关证材，经综合审查应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对于被告关于上述协议是被告受原告胁迫签订应予撤销的观点，本院认为首先该请求已超过了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间，其次是被告提交的证据及依法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公安派出所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材料，仅能证明双方在签订《撤资协议》以后因为债务追偿等事项发生过纠纷并经当地公安派出所依法处理，并不能证明被告在签订《撤资协议》时原告存在“胁迫”行为，故其主张不予采纳，原告关于被告应支付其退伙资金133007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第六，关于反诉原告要求与反诉被告进行散伙清算并解散合伙，偿还合伙债务6万元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退伙与散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二者不能并存。依本诉中查明的事实，反诉被告业已于2018年11月27日退出合伙，不再具有合伙人的资格，在合伙组织中不再享有权利，也不再承担义务，不存在再次参与“散伙”的事实和法律基础，故反诉原告的此项请求应予驳回。故判决：一、限被告（反诉原告）刘维国、孙建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李世洪支付退伙资金133007元、鱼塘租金15000元，两项合计148007元；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维国、孙建峰的反诉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维国、孙建峰对双方签订的《撤资协议》中其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二上诉人虽称是在李世洪、李永刚纠结亲属到鱼塘闹事、推操、辱骂、殴打，在二人遭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的名字，但二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刘维国、孙建峰的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刘维国、孙建峰应支付其退伙资金133007元并无不当。关于鱼塘租金15000元，庭审中二上诉人对未支付15000元租金的事实认可，故一审判决二上诉人支付拖欠的租金亦无不当。关于刘维国、孙建峰主张的反诉请求，从本案的证据看，李世洪通过撤资协议退出合伙，不再具有合伙人的资格，刘维国、孙建峰再主张李世洪进行散伙清算，并偿还合伙债务，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刘维国、孙建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16元，由刘维国、孙建峰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守文 审判员  安 君 审判员  李成立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齐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