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9民终14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秀华，女，1960年2月8日生，汉族，住阜新市海州区。委托代理人侯宇强，辽宁凯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广才，男，1960年1月9日生，汉族，住阜新市海州区。上诉人马秀华与被上诉人原广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海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辽0902民初589号民事判决。马秀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09年2月4日，被告原广才向原告马秀华出具欠条二份，欠条一载明：“经协议，原广才同意五年后给马秀华叁拾棵人参，如到期不给，则折价叁万元整给付。”欠条二载明：“经协议，原广才同意于2012年10月给马秀华叁拾根林下参，如到期不给付，则折价赔偿叁万元整予以给付。”2017年12月10日，原广才向马秀华出具保证书一份，载明：“退休后与马秀华一同到本溪生活，如做不到，退违约金捌万元”。2018年6月4日，原广才向马秀华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以前欠条管用共捌万元”。2018年8月1日，原广才向马秀华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马秀华人民币八万元正至2020年2月有效还款捌万元”。2020年1月8日，原广才向马秀华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我退休后，用房产公积金陆万元给马秀华，抵销以前欠款上捌万元条子”。2020年2月1日，原广才向马秀华出具字据一份，载明：“我借马秀华人民币有借条欠条为准，经法院判决生效之日可在我工资每月扣款贰千元正”。2020年3月23日，马秀华向原广才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原广才给付的公积金现金陆万元整”。另，双方均认可长期存在非正常男女关系。本院围绕原、被告的诉辩主张及提交的证据，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如下：1.关于2018年6月4日，原广才向马秀华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以前欠条管用共捌万元”的问题2009年2月4日，被告原广才向原告马秀华出具欠条二份，欠条一载明：“经协议，原广才同意五年后给马秀华叁拾棵人参，如到期不给，则折价叁万元整给付。”欠条二载明：“经协议，原广才同意于2012年10月给马秀华叁拾根林下参，如到期不给付，则折价赔偿叁万元整予以给付。”对于上述两份欠条，马秀华称其用原广才本溪老家的山地种林下参，经与原广才协议，原广才同意用人参来折抵马秀华的收益，因起参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同一天出具了两份给付时间不一样的欠条。对此原广才承认两份欠条由其书写，称打两份欠条答应给马秀华一共60根参，是出于与马秀华的感情关系。2017年12月10日，原广才向马秀华出具保证书一份，载明：“退休后与马秀华一同到本溪生活，如做不到，退违约金捌万元”。之后，2018年6月4日，原广才向马秀华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以前欠条管用共捌万元”。对此原广才称“以前欠条管用共捌万元”指的是保证书中的捌万元。马秀华则称指的是2009年2月4日的两份欠条，当时原广才说多给2万元利息，所以共计8万元。本院认为，2009年2月4日的两份欠条合计数额为6万元而非捌万元，而马秀华对多给2万元利息的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以前欠条管用共捌万元”中的捌万元应指2017年12月10日原广才出具保证书中的捌万元。但该捌万元债权的形成有违公序良俗，其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不受法律保护。2.关于2018年8月1日，原广才向马秀华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马秀华人民币八万元正至2020年2月有效还款捌万元”的问题原广才对于该份借条承认由其书写，称这份借条是基于2017年12月10日的保证书给马秀华出具的，借条中约定的有效还款日期是对马秀华的一种承诺，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而马秀华称是原广才的儿子买房子要交钱向其借款8万元，这笔钱是其女儿送来的，在本次庭审中马秀华称其女儿是朝阳市联通公司的业务部经理，而在原一审庭审中马秀华称其女儿是做买卖的，攒点钱给其送来借给了原广才。本院认为，该借条中“至2020年2月有效”的表述意思不清，且落款处为“立字人原广才还款人原广才”而非“借款人原广才还款人原广才”，且马秀华在前后两次庭审中对其送钱女儿的职业描述前后矛盾，款项来源不清，为此该借条不具有真实借款的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3.关于2020年1月8日，原广才向马秀华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我退休后，用房产公积金陆万元给马秀华，抵销以前欠款上捌万元条子”的问题针对该承诺书中“以前欠款上捌万元条子”，马秀华称指的是2009年2月4日的两份共计6万元的欠条；而原广才称指的是2017年12月10日出具的保证书中的8万元，以后出具的欠条和借条都是围绕这8万元。根据马秀华所述，该承诺书中的8万元与2018年6月4日欠条中的8万元应同指2009年2月4日的两份欠条。而2009年2月4日的两份欠条合计数额为6万元而非8万元，两份欠条数额与该承诺书数额不符。本院认为，承诺书中“以前欠款上捌万元条子”而非“以前欠条上捌万元条子”，“以前欠款”既包括欠条中的欠款亦包括借条中的欠款，因此该承诺书中“以前欠款上捌万元条子”应指2018年6月4日的欠条和2018年8月1日的借条，均基于2017年12月10日原广才出具保证书中的捌万元。在该承诺书之后，原广才于2020年2月1日向马秀华出具字据一份，载明：“我借马秀华人民币有借条欠条为准，经法院判决生效之日可在我工资每月扣款贰千元正”。2020年3月23日，原广才履行此前承诺，将退休后的住房公积金6万元如数交给马秀华，马秀华给原广才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原广才给付的公积金现金陆万元整”。对此马秀华称收到的住房公积金6万元是抵销2009年2月4日的两份欠条共计6万元的，但其未能提供出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而马秀华收到的6万元住房公积金与原广才承诺的内容能够相互对应，故即使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基于马秀华诉请的8万元借款已经抵销，其依借条主张权利已无充足的事实根据。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答辩，欠条三份、保证书一份、借条一份、承诺书一份、字据一份、收条一份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可以认定。原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原告马秀华诉请被告原广才偿还借款8万元所依据的借条，是基于原、被告之间非正常男女关系形成的，欠款及借款事实并未真实发生，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该8万元债权的形成有违公序良俗，其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即使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基于马秀华诉请的8万元借款已经抵销，其再依借条主张原广才偿还借款8万元已无事实根据，故马秀华的诉请亦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秀华的诉讼请求。马秀华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首先，被上诉人于2009年2月4日拖欠上诉人人参货款6万元，2018年8月1日欠上诉人借款8万元，合计拖欠上诉人货款加借款共计14万元。被上诉人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感情纠纷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为由推脱，明显证据不足。本案上诉人是基于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1日向上诉人借款8万元而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已经表明该借款的性质为“借条”系借款，借款数额为8万元整，还款时间为2020年2月份，立字人、还款人原广才。此份借条已经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又系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退休职工，虽不在审判一线工作，但30余年的工作经历有着高于常人的法律意识，如果被上诉人不欠上诉人借款为何要向上诉人出具借条?这明显不符合常理，至于上诉人女儿的具体职业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称此份借条是基于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0向上诉人作出的保证书而书写，这明显不符合常理。2017年12月1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保证书一份，上面明确写明为违约金8万元，而本案的借条写明的是借款8万元，借款与违约金明显不是同一性质和法律关系。其次、被上诉人于2009年2月4日向上诉人出具的是货款欠条两张，被上诉人于2018年6月4日向上诉人出具的“以前欠条管用”、和2020年1月8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承诺，“抵消以前欠款字样”，明确表明的是对被上诉人给上诉人2009年2月4日出具欠条所欠6万元人参货款的一种保证。而被上诉人给上诉人2018年8月1日出具的是借条，是借款。所以被上诉人于2018年6月4日向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和2020年1月8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承诺都指代的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2009年2月4日的货款的一种保证。2018年6月4日出具的欠条主要保证2009年的人参货款未超过诉讼时效，2020年1月8日的承诺主要是保证用被上诉人的住房公积金来还人参货款。以上的所有承诺等均与本案的借贷法律关系无关，均是对2009年的60根人参货款的保证。最后，从2020年2月1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字据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即欠上诉人货款，又欠上诉人借款，6万元的货款和8万元的借款均是真实有效的，均出具了欠条两张和借条一张，其他的承诺书等均是对上述货款和借款的保证。如无真实的欠款和借款被上诉人又何必承诺用工资、住房公积金等偿还债务。这明显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一张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证明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住房公积金现金6万元。首先，如果被上诉人不欠上诉人钱，被上诉人又何必给上诉人钱?其次，该条中写明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现金6万元，无法证明是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的借款8万元。该张收条恰恰佐证了被上诉人欠上诉人货款和借款的事实，收条中的6万元数额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6万元货款数额相一致。该收条与本案借贷法律关系无关。综上，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8万元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广才答辩称：两张人参条子是基于当时双方感情因素的一种赠与行为，没有发生实际欠款关系。借条上写明至2020年2月有效还款捌万元，时限应在2020年2月前有效，马秀华起诉时间是2020年4月20日，超出时限，应该驳回。原判正确，请求维持。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原广才前前后后共计给上诉人马秀华出具了7份书面凭证，其中“欠条”3份，“保证书”1份，“借条”1份，“承诺书”1份，普通字据1份。为厘清相关事实及证据，姑且再按时间顺序分列如下：2009年2月4日出具两张“欠条”：一是“经协议，原广才同意五年后给马秀华叁拾棵人参，如到期不给，则折价叁万元整给付”；二是“经协议，原广才同意于2012年10月给马秀华叁拾根林下参，如到期不给付，则折价赔偿叁万元整予以给付”。2017年12月10日出具一份“保证书”：“退休后与马秀华一同到本溪生活，如做不到，退违约金捌万元”。2018年6月4日出具一份“欠条”：“以前欠条管用共捌万元”。2018年8月1日出具一份“借条”：“今借马秀华人民币八万元正至2020年2月有效还款捌万元”。2020年1月8日出具一份“承诺”：“我退休后，用房产公积金陆万元给马秀华，抵销以前欠款上捌万元条子”。2020年2月1日出具一份字据：“我借马秀华人民币有借条欠条为准，经法院判决生效之日可在我工资每月扣款贰千元正”。对上述七份书面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其性质、效力，按时间顺序分述如下：（一）2009年2月4日出具的两张“欠条”，其欠款原因、欠款事实不清。原广才是基于什么原因、什么基础事实在两张“欠条”上分别承诺给马秀华30棵人参、30根林下参，并承诺如到期不给则折价合计6万元给付，事实不清。根据“欠条”所用文字进行文义解释，经协议原广才同意给马秀华30棵人参、30根林下参，这里边的“给”，即给予，更符合赠与的性质和特点。所谓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愿意接受赠与的合同。事实上原广才没有按照承诺履行给予马秀华30棵人参、30根林下参的义务。依照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源于赠与是一种无偿行为，即便赠与合同已经成立，仍允许赠与人因自身的某种事由撤销赠与，这也是赠与合同与其他有偿合同的显著区别。特别是实践中有的赠与合同的订立，是因一时情感因素而欠缺考虑，如绝对不允许赠与人撤销，则有失公允。当然对于赠与财产已经转移，赠与合同经公证证明，或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则不得任意撤销。而本案中原广才承诺给予马秀华人参、林下参的赠与行为则不存在上述情形的限制。既然原广才不履行赠与承诺为法律所允许，那么基于赠与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之下的“如到期不给，则折价叁万元整给付”的承诺对于赠与人原广才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为折价给付的基础法律事实和前提条件已因撤销而不复存在，而且折价给付本身也同给予人参、林下参一样属于赠与性质，同理亦可撤销并失去效力。（二）2017年12月10日出具一份“保证书”：“退休后与马秀华一同到本溪生活，如做不到，退违约金捌万元”。该“保证书”的内容显然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及可诉性。（三）2018年6月4日出具一份“欠条”：“以前欠条管用共捌万元”。该“欠条”所指“以前欠条”，或为“保证书”，或为2009年的两张“欠条”。从数额上看与“保证书”8万元相吻合，但“保证书”没有法律效力，自不待言。而2009年两张“欠条”的合计数额是6万元，又不相吻合；且该两张“欠条”的性质及效力前文已作论述，不再赘述。故2018年6月4日出具的“以前欠条管用共捌万元”的“欠条”，没有事实基础。（四）2018年8月1日出具一份“借条”：“今借马秀华人民币八万元正至2020年2月有效还款捌万元”。该借条中“至2020年2月有效”的意思表示不清，且落款处“立字人原广才，还款人原广才”亦与正常借条落款“借款人：xxx”的正常书写方式不同。该“借条”所载借款事实是否真实发生存疑。（五）2020年1月8日出具一份“承诺书”：“我退休后，用房产公积金陆万元给马秀华，抵销以前欠款上捌万元条子”。至此，该承诺以公积金6万元抵销以前欠款8万元条子，唯一指向的只有2018年8月1日出具的“今借马秀华人民币八万元正至2020年2月有效还款捌万元”这份意思表示不清、落款处签字异常的“借条”。源于此前的3张“欠条”及1份“保证书”，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六）2020年2月1日出具一份字据：“我借马秀华人民币有借条欠条为准，经法院判决生效之日可在我工资每月扣款贰千元正”。这张没有名头的字据，没有借款、欠款数额，意思表达不清、具体指向不明。且双方未曾诉至法院，称“经法院判决生效之日可在我工资每月扣款贰千元正”也无从谈起。2020年3月23日马秀华出具收条：“今收到原广才给付的公积金现金陆万元整”。据此，原广才对两个月前即2020年1月8日向马秀华承诺“我退休后，用房产公积金陆万元给马秀华，抵销以前欠款上捌万元条子”做出了兑现。至于“以前欠款上捌万元条子”唯一指向的即是2018年8月1日出具的“今借马秀华人民币八万元正至2020年2月有效还款捌万元”这份“借条”。虽然该“借条”意思表示不清，落款处签字异常，借款事实存疑，但原广才自愿履行承诺，可视为还清借款。马秀华再以原广才2018年8月1日为其出具的“借条”主张权利，了无事实根据。应当指出，本案双方当事人长期存在着非正当男女关系，原广才系有配偶，马秀华系应知原广才有配偶，可见双方行为均具有违法性，并与社会公序良俗相悖，理应受到否定性评价。《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百五十三条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特殊关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应全面审查原广才为马秀华出具的一系列欠条、借条、保证、承诺等书证形成的原因，相互间的联系，从而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做出客观判断。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妥当，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其主张不具有真实性、合理性及可采性。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马秀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常广俊审判员  吕艳秋审判员  郭 茸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庞 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