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苏0102民初201号之一 原告：陈德荣，男，1961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敏，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花山支行，住所地马鞍山花山区解放路**大昌大厦**。 主要负责人：蒋宗林，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安徽净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冰花，安徽净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德荣与被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花山支行(简称徽商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德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敏、被告徽商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尹冰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德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存款550万元及利息（按同期银行储蓄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日，其中220万元自2014年12月19日起计算，330万元自2014年12月12日起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4年2月，被告称该行存款额度不足，让原告存款至该行。原告于2014年2月19日存款220万元，存款期限至2014年12月19日；于2014年9月12日存款330万元，存款期限至2014年12月12日，被告分别向原告出具了《存单保管协议》，作为存款凭证交付给原告。2019年7月，原告至被告处要求取款遭拒。 被告徽商银行辩称：一、原告诉称被告于2014年2月19日、2014年9月12日向其出具《存单保管协议》作为存单凭证交给原告，由此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并非事实。理由如下：1、被告作为金融机构从未开展过存单保管业务。2、从原告提供的两份《存单保管协议》内容看，协议约定“本协议经双方负责人或委托人签署，加盖公章后发生法律效力”，但两份协议中均未加盖被告公章，加盖的是被告信贷专用章，原告未在2014年2月19日协议上签名，故双方并未建立存单保管的法律关系。3、《存单保管协议》为实践性合同，原告应当举证协议签订后双方履行的相关证据，如合同项下存单交付的凭证，且保管协议上并未注明存单账号。4、根据保管合同的特性及保管协议的约定，保管期限届满，被告应当返还存单，由原告自行支取，而不是直接给付存款，原告主张给付存款和利息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应当予以驳回。5、经查询，原告分别于2014年2月19日、2014年9月12日在被告处由其本人签字申请办理个人结算账户，也就是存折，支取方式为密码支取，二笔存款均于存款当日转出，分别转给案外人胡某1、杭某，其中原告在2014年2月19日取款凭条上签字确认；2014年9月12日存款由代理人朱某携带存折原件、原告身份证及代理人身份证，凭密支取。以上业务办理均符合存取款流程，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应当妥善保管好密码，并对交易行为承担责任，如认为自己权利被侵害，应向案外人主张。6、根据交易记录显示，原告自行办理存折开户，并于当日完成存取款业务，可以得知原告对取款事实是明知的，却在诉状中陈述2019年7月至被告处要求取款遭拒，事实上，原告从未至被告处要求取款。综上，原告明知其账户已转让给他人，却依据两份没有履行的《存单保管协议》要求被告给付存款，明显虚构事实，捏造民事法律关系，涉嫌虚假诉讼，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二、原告承认2015年、2016年期间与杭某多次协商还款，但原告至今才起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存单保管协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个人业务开户凭条、个人取款凭条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2月19日，原告陈德荣在被告徽商银行申请个人结算账户，被告为原告办理了尾号为6845的活期存款账户开户，支取方式为凭密码。同日，原告陈德荣分三笔向该活期存款账户转存200万元（126万元、50万元、24万元），案外人胡某2向该账户转存20万元，该账户共计存入220万元。同日，该账户存入的220万元被转账至案外人胡某1的账户，个人取款凭条中有“陈德荣”的签名。2014年2月19日，原告陈德荣（乙方）与被告徽商银行（甲方）签订《存单保管协议》一份，约定：1、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将220万元存入甲方，存款期限为10个月（到期日2014年12月19日）；2、乙方办理完存款后，不办理网银，并将存款单交甲方保管；3、存款到期，甲方将存款单归还乙方，由乙方自行支取；4、本协议经双方负责人或委托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上述《存单保管协议》中甲方处加盖了“徽商银行马鞍山花山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甲方负责人由田某（该支行副行长，当时系被告法定代表人）签名，陈德荣未在乙方签字处签名。原告陈德荣对上述取款凭条中“陈德荣”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经本院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7月6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上述取款凭条中“陈德荣”签名字迹与原告提供的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形成。为此，陈德荣支付鉴定费18640元。 2014年9月12日，原告陈德荣又在被告徽商银行申请个人结算账户，被告为原告办理了尾号为5718的活期存款账户开户，支取方式为凭密码。同日，原告陈德荣向该活期存款账户转存100万元，案外人孙某分二笔向该账户转存230万元（130万元、100万元），该账户共计存入330万元。同日，案外人朱某携带原告身份证及本人身份证，以原告陈德荣代理人身份办理了取款业务，将陈德荣尾号为5718的活期账户中存款330万元转入杭某的账户，朱某在个人取款凭条中签名确认。同日，原告陈德荣与被告徽商银行签订《存单保管协议》一份，除金额（330万元）、期限（3个月，到期日2014年12月12日）外，其他内容与前一份《存单保管协议》内容相同。该份《存单保管协议》中甲方处加盖了“徽商银行马鞍山花山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甲方负责人由田某签名，陈德荣在乙方签字处签名。 本案审理中，陈德荣陈述：涉案二笔存款是帮原告理财的恒丰银行业务员祝某介绍至被告处办理的存款,说存款3个月，利息10%。办理存款当天，原告与祝某一同前往，原告将身份证交给银行工作人员，由工作人员办理存款账户开户，原告仅在开户申请中签名，其余手续均由工作人员办理。开户后，陈德荣将款项存入开户的账户，按事先约定的，存单由银行保管，所以工作人员没有将存单交给原告。期间，银行工作人员带原告到时任徽商银行法定代表人田某的办公室，由徽商银行盖章后将《存单保管协议》交给原告。原告二次实际存款共计500万元（包含孙某存入的200万元，该款系原告此前由祝某介绍出借给孙某，孙某还款时直接汇入陈德荣在徽商银行的账户），但原告当时不知道利息如何存入、由谁存入，只知道包括利息，原告账户中有550万元（现查明第一笔利息由胡某2存入20万元，第二笔利息由孙某多存入30万元）。存款到期后，原告多次找祝某，祝某说银行资金有问题，让原告继续存款，利息原来怎么算就怎么算。直到2019年7月5日，原告经查询发现，原告在徽商银行没有存款，其中一个账户已经销号了。 被告称：原告的存款实际用于借贷，是出借给安徽中杭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杭公司）或杭某的款项。第一，《存单保管协议》只加盖了被告信贷专用章，并非被告公章，且2014年2月19日的协议中无原告陈德荣签名，协议均未生效。即使协议生效，但原告未履行存单交付义务。第二，原告陈述存款3个月利息为10%，远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因此，原告的存款实际用于借贷。第三，朱某并非被告工作人员，而是中杭公司的会计，原告开户的活期存折实际上由中杭公司或杭某控制，利息也是由中杭公司或杭某支付。存款到期后，原告从未向被告催款，也未向被告索要存单，说明原告知道款项的实际用途。第四，原告二笔出借款项除存款当日支付的利息50万元外，祝某于2014年7月至10月期间支付给原告共计51万元，中杭公司通过孔某账户于2015年2月3日转账支付10万元。被告申请调取原告、胡某2、胡某1、杭某的账户交易明细，并申请证人田某、朱某到庭作证。证人田某称：2014年，中杭公司负责人杭某说需要融资，但不能通过正当渠道，有个朋友可以帮忙找来资金，让其帮忙出具一份《存单保管协议》。因为杭某是老客户，其给予帮助，就是有人在银行存入一笔钱，这笔钱再借给杭某，其在《存单保管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银行信贷合同专用章，其他事情都是由杭某派人处理。以这种方式出具《存单保管协议》、经祝某介绍来的存款人有三、四个人，有南京的、北京的。后来杭某支付不了利息，2015年6月左右，这几个人找到杭某，在杭某的办公室，大家各自签了还款协议，其个人在还款协议上签字，未加盖银行公章。朱某作证称：其于2015年8月之前在中杭公司担任出纳会计。当时，企业需要资金周转，祝某帮忙介绍资金过来，资金存入徽商银行个人账户，银行在《存单保管协议》上盖章交给存款人，中杭公司另签担保合同，为存单保管协议的存款担保。原告二次开户、取款手续都是其持原告身份证办理的，原告身份证是原告或者祝某给的，开户后原告将钱存入，中杭公司将利息存入，然后将全部存款转到杭某指定的账户，记不清账户密码是不是其所设，如果不是就是祝某告知了账户密码，祝某介绍来的七、八个人账户密码是相同的。原告存折在中杭公司保管，2015年8月其离开中杭公司时，存折也移交了。2014年2月19日取款凭条中“陈德荣”的签名是其代签，2014年9月12日取款凭条是其以陈德荣代理人身份所签。之后，利息一次性支付三个月，月利率5.5%，直接转账到原告固定的银行卡中。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原告与祝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祝某所付款项与本案借款与关，原告提交祝某出具的一张50万元借条原件予以佐证。2015年春节前，原告找田某，银行支付了过节费10万元，但原告不知道钱是谁付的。2、田某的证言与当时吸储事实不符，因为利息高，原告才来的，当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原告利息已到账，等田某盖章就可以走了。后与杭某谈过还款协议，田某在场，但原告没有拿还款协议。田某系业务的直接参与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该被采信。3、朱某陈述不是事实，朱某一直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接待原告，帮忙开户、去银行ＶＩＰ室、带原告找田某在《存单保管协议》盖章签字。 因证人田某、朱某到庭作证，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原告陈述事实，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1、原告陈述中所称的“银行工作人员”是指证人朱某，但朱某自称当时系中杭公司会计。2、原告存款当天未办理存单，仅办理了活期存折开户，所谓的存单应当为活期存折。3、存折密码是朱某或祝某所设。办理涉案二笔存款当天，原告将自己身份证交给朱某，由朱某办理存折开户、取款等手续，原告仅在开户申请中签字，取款凭条中签名由朱某代签或朱某作为代理人代签。4、2015年2月3日，孔某转账支付的10万元属于本案还款；因原告提交了祝某的借条原件，对被告主张祝某的转账款项为本案还款，本院不作认定。5、2015年6月，原告及其他存款人与杭某、田某协商还款事宜，但原告未签订还款协议。 本院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本案中查明，被告徽商银行时任副行长的田某为帮助杭某借款，同意为杭某找来的存款人出具《存单保管协议》。原告陈德荣通过祝某介绍，先后二次到被告徽商银行存款200万元、300万元，田某明知原告的存款实际为杭某融资所用，却以被告徽商银行名义向原告出具金额为220万元、330万元的《存单保管协议》，并在协议上加盖被告信贷专用章、签名。事实上，《存单保管协议》项下的存款分别于原告存款当日被转出。从事发过程来看，可能存在田某与杭某串通，以高息诱使原告存款，又以银行出具《存单保管协议》的方式骗取原告信任，实际将存款转出等涉嫌犯罪的情形。综上，本案应移送公案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处理。如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权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原告陈德荣可重新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陈德荣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1010元，本院退还原告陈德荣。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唐奇志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孙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