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申499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杨崇辉，女，1957年6月9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祁瑾（杨崇辉之女），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上官冬冬，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祁建钢，男，195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昆娜，女，1980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再审申请人杨崇辉因与被申请人祁建钢、徐昆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终5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崇辉申请再审称，（一）一审、二审法院采纳徐昆娜提供的《同意出售证明》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版）第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八十七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徐昆娜提供的《同意出售证明》无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徐昆娜向法院提供的《同意出售证明》为带有编码的复印件，且无法提供原件与之核实。《同意出售证明》来源不明且《同意出售证明》未附有结婚证和身份证复印件，右上角有数字编码“6629”形式可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版）第八十七条规定，该《同意出售证明》形式可疑，来源不明，不该作为证据使用。证人证言就《同意出售证明》来源陈述前后矛盾且无合理解释。中介在本案中存在利害关系。（二）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与案件真实事实相违背，一审、二审认定合同有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审法院认定“无论《同意出售证明》是否是杨崇辉或祁建钢签署，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徐昆娜与祁建钢或中介机构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杨崇辉合法权益的行为。”上述事实认定与案件真实事实相违背。即使徐昆娜没有参与《同意出售证明》的伪造，徐昆娜对《同意出售证明》为假亦是明知的，一审认定“徐昆娜没有理由怀疑《同意出售证明》的真实性”，与案件真实事实相违背。中介、徐昆娜明知祁建钢是无权处分，仍旧和其恶意串通，损害杨崇辉利益，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之规定，案涉合同为无效合同，且徐昆娜为实现其侵占案涉房屋的目的，在明知杨崇辉不知情的情况下，非但不请求杨崇辉对案涉合同进行追认，反而让中介或与中介一起伪造《同意出售证明》或徐昆娜对《同意出售证明》为假，故做不知，具有侵占案涉房屋的故意，即使徐昆娜真的因自己的重大过失对《同意出售证明》为假应知而未知，徐昆娜亦非善意买受人。（三）二审法院认定“杨崇辉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却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未对涉案房屋行使过权利，亦未采取合理措施防止祁建钢处分涉案房屋，故杨崇辉以其不知情为由拒绝履行合同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北京高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会议纪要》第7条第二项前半部分之规定、《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且有悖常理。依据法律规定徐昆娜需举证证明杨崇辉对售房一事知情或徐昆娜有理由相信祁建钢售房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举证不能需承担不利后果，法院应依法认定杨崇辉对售房一事不知情。杨崇辉未参与售房过程，未实施任何让徐昆娜有理由相信其同意售房的意思表示行为。中介机构伪造《同意出售证明》说明杨崇辉对售房一事不知情。杨崇辉若事后对售房一事知情不符合常理。杨崇辉被祁建钢欺骗，事后也无法得知房屋被出售的真相。“改底单”该种交易方式，可以避开杨崇辉，进一步佐证杨崇辉对售房一事不知情的可能。（四）一审法院认定“即使《同意出售证明》上的签字确非本人签署，祁建钢的售房行为亦构成夫妻间的代理行为，”二审法院认定“徐昆娜从中介公司处获得了有祁建钢配偶签字的《同意出售证明》有理由相信祁建钢售房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明确违反《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和《北京高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会议纪要》（2014）第八条。（五）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杨崇辉履行过户义务显失公平且违反《合同法》第425条和《北京高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指导意见》第27条。（六）二审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杨崇辉对独任制审判明确表示了反对。一审并未将该案关键事实查清，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所以该案不适用独任制进行审判，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二审应该采用合议制进行审判。二审采用独任制进行审判，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七）一审、二审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十三项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反诉请求，即确认徐昆娜和祁建钢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徐昆娜返还房屋并支付房屋占用费98.1万元或发回重审；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本院审查查明，杨崇辉向本院提交2020年8月4日申请人的代理人上官冬冬与江惠之间的电话沟通录音一份，作为新证据。杨崇辉认为该录音可以证明，江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篡改庭审笔录故意偏袒徐昆娜。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徐昆娜与祁建钢通过房屋中介签订，系双方合意表示，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杨崇辉的同意与否均不影响《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合同效力。杨崇辉虽主张《同意出售证明》系伪造，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二审法院对杨崇辉、祁建钢要求对《同意出售证明》中签名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杨崇辉虽主张徐昆娜与祁建钢或中介机构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杨崇辉合法权益的行为，但其就此主张并未能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补充协议中关于“改底单”的约定无效亦不足以导致《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整体无效，故一、二审法院认定《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应为有效，并无不当。同时，从徐昆娜提交的书面《同意出售证明》及中介公司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徐昆娜作为买受人从中介公司获得了有祁建钢配偶签字的《同意出售证明》，上面载明了杨崇辉的身份证号和签字，徐昆娜有理由相信祁建钢夫妻双方对出售涉案房屋的认可，即使杨崇辉对祁建钢出售房屋并不知情，徐昆娜对此亦不存在恶意。祁建钢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告知中介和徐昆娜涉案房屋大间系其和配偶住，小间孩子住，显然其向中介和徐昆娜隐瞒了其与配偶的分居情况。祁建钢一审中亦明确表示出售涉案合同的目的系偿付欠款，因此，可以推定无论《同意出售证明》是杨崇辉真实签订或是其他方式取得，签订涉案合同时祁建钢希望涉案合同顺利签订。现，祁建钢拿到部分购房款多年，自涉案合同签订后，徐昆娜一直实际使用涉案房屋，杨崇辉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却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未对涉案房屋行使过权利。故，一、二审法院判令徐昆娜支付祁建钢、杨崇辉剩余房款，祁建钢、杨崇辉在收到房款后配合徐昆娜将涉案房屋过户并无不当。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本案中，杨崇辉向本院提交的录音系二审法院的法官江惠与杨崇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上官冬冬就二审判决的有关问题进行的通话，该录音依法不属于本案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经本院审查，二审法院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违反法律规定；杨崇辉亦未向本院提交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证明其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综上，杨崇辉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十三项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崇辉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段春梅审 判 员 肖 菲审 判 员 朱海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瑞娜书 记 员 李雪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