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34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凯普康（北京）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礼府街**院**楼****。法定代表人：方孟亮，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辉，男，凯普康（北京）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华，男，凯普康（北京）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务总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进，男，1958年11月7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峰，江苏熙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凯普康（北京）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普康科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德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8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凯普康科技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辉、王清华，被上诉人刘德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凯普康科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德进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凯普康科技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刘德进在原审中应当以中政华文（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政华文公司）为被告。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十二五”阶段国家传统文化课题研究成果推广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第七条，刘德进系中政华文公司当然股东，且刘德进在该公司任职并领取工资，享受了股东权利，故其要求撤股、退还股金应当在中政华文公司清产核资后决定是否予以退还。3.合同不能因当事人一方的意志解除。根据《合作协议》第七条，刘德进系中政华文公司股东，而非凯普康科技公司股东。刘德进发表答辩意见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凯普康科技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理由为：1.一审判决认定《合作协议》系增资协议，言简意赅、令人信服。2.《合作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是凯普康科技公司作为中政华文公司股东持有其40%的股权。《合作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是凯普康科技公司开放股权份额，刘德进是加入凯普康科技公司作为股东，持有凯普康科技公司股权份额，并且凯普康科技公司给予配股奖励。在第二条、第五条的大前提下，5-1条和第七条的真实意思不言自明，事实上也并没有另外注册一家控股公司。刘德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德进与凯普康科技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20年6月10日解除；2.凯普康科技公司返还刘德进出资款70万元及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7年7月1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7月10日为12.6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凯普康科技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4日，凯普康城镇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股东北京国经世诚电力技术有限公司认缴500万元，股东凯普康（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缴4500万元。2017年3月2日，刘德进通过朱敏向凯普康城镇公司账户转账70万元。2017年4月10日，中政华文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北京汉唐大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认缴420万元，股东凯普康城镇公司认缴400万元，股东刘颖认缴180万元。2019年6月18日，刘颖将180万元出资转让给北京汉唐大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7年4月10日，凯普康城镇公司（甲方）与刘德进（乙方）签署《“十二五”阶段国家传统文化课题研究成果推广合作协议》，载明：一、“十二五”教育部规划课题《传统文化与中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总课题组授权批准《全国党政干部传统文化学习丛书》（中宣部理论局专家编著）和《全国领导干部国学教育系列教材》（国家行政学院专家编著）两套教材的国内总代理及发行商为“中政华文公司”。二、甲方作为“中政华文公司”股东持有其40％股权。三、“中政华文公司”工作目标：为了系统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部“十二五”规划课题组《传统文化与中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总课题组现已完成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海外汉文化教育多个方面的700册国家级传统文化标准化教材研发工作。“十二五”阶段国家传统文化课题研究成果推广合作项目内容：3.1《全国党政干部传统文化学习丛书》（中宣部理论局专家编著）和《全国领导干部国学教育系列教材》（国家行政学院专家编著）两套教材的国内总代理及发行。3.2国家开放大学“全国中小学传统文化骨干教师证书培训”（初级、中级、高级）和国学教育本科专业运营管理。3.3传统文化“教育云”运营管理，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系列国学文化微课程服务和学生腕表全国销售。四、“十二五”教育部规划课题《传统文化与中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总课题组授权批准“中政华文公司”业务内容：4.1《全国党政干部传统文化学习丛书》和《全国领导干部国学教育系列教材》二套教材的研发、出版和印制工作，并授权委托“中政华文公司”独家代理该产品在国内的销售推广工作，独家销售代理期限与公司期限一致。4.2与国家开放大学在国内开展“全国中小学传统文化骨干教师证书培训”工作和国学教育本科专业筹备工作，与国家开放大学相关部门合作共同开展项目服务工作，包括课程规划、教材研发、授课组织、微课程服务以及全国招生工作，其学习管理和证书发放由“十二五”教育部规划课题《传统文化与中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总课题组和国家开放大学共同负责。4.3将“十二五”教育部规划课题《传统文化与中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总课题组正在研发传统文化教育云项目运管管理权投放于“中政华文公司”业务之中，包括云技术管理平台、微课程库、学生接收腕表和项目国内销售推广总代理权。关于学生腕表销售。五、甲方全体股东会议一致同意向凯普康系统省市公司创始合伙人与合伙人开放50％股权份额，共开放2000万股，每股价值1元人民币，共计2000万元人民币，首期1000万元人民币，加入甲方公司作为股东，持有甲方公司的股权份额，出资人将享有以下权益：5.1通过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公司持有“中政华文公司”股权，并享受“中政华文公司”的股东权益。5.2将选择部分股东代表甲方出任“中政华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市场总监、业务总监、大区事业部高级经理等。5.3将选择部分股东代表“中政华文公司”出任由未来即将政府批准的“汉学文化国际交流中心”、“汉学文化国际产业园”、“华文教育学院”等机构的职务。5.4甲方公司股东会议给予首次出资人1：0.2的配股奖励，例如：XXX先生出资100万元人民币，将给予奖励2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奖励，按照120万元人民币股权计算。六、乙方保证出资部分属于合法干净的资金、独立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乙方声明如下：我本人，姓名：刘德进，自愿出资70万元人民币，我保证这笔资金合法干净并自行承担资金来源的经济与法律责任。七、特别说明：双方一致同意，可以根据本项目运作情况，另外注册一家控股公司持有“中政华文公司”股权，乙方与甲方签署本协议责权利随之转入新的公司。八、本协议经双方签名并加盖公章，在乙方将出资款汇入（凯普康城镇公司）银行账户后自动生效。该协议中，甲方处加盖凯普康城镇公司公章并有梁熙签名、日期，乙方处有刘德进签名。梁熙为凯普康城镇公司实际控制人。2017年9月26日前，梁熙为中政华文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3月21日，凯普康城镇公司变更名称为凯普康科技公司。另查，2017年4月27日，凯普康科技公司向中政华文公司转账10万元。2017年4月28日，凯普康科技公司向中政华文公司转账30万元、90万元。2018年3月28日，凯普康科技公司向中政华文公司转账30万元。2019年3月25日，凯普康科技公司股东北京国经世诚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出资500万元转让给方孟亮，股东凯普康（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出资4500万元转让给凯普康（天门）城市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上述股东变更登记于2019年4月28日完成。一审诉讼中，凯普康科技公司主张合作协议为股权代持协议，其代刘德进持有中政华文公司股权。刘德进主张合作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目的是成为凯普康科技公司股东，凯普康科技公司一直未履行合同。另查，凯普康科技公司与多名投资人签署合作协议。凯普康科技公司称已将投资人的投资款支付给中政华文公司，投资人指派的代表杨西伦任职于中政华文公司并领取工资。再查，本案起诉书等材料于2020年6月10日送达凯普康科技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以下三点：1．刘德进与凯普康科技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性质为何；2．合作协议是否解除；3．涉诉投资款能否返还。一、刘德进与凯普康科技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应属增资协议。增资是指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投资人通过认缴新增出资成为目标公司股东。增资协议的签署主体一般而言包含目标公司与投资人。股东与非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是指目标公司原股东转让其持有的出资额，受让该出资额的非股东由此成为目标公司股东。该类股权转让协议一般由原股东与新股东签署。股权代持是显名股东名义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签署代持协议，确认目标公司股权的实际持有人为隐名股东。代持协议一般由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签署。涉诉合作协议载明“加入甲方公司作为股东，持有甲方公司的股权份额”，由此可见，刘德进成为凯普康科技公司股东的合意清晰明确的，并无任何“代持”中政华文公司股权的合意。那么刘德进是通过增资成为凯普康科技公司股东还是通过股权转让成为股东呢？合作协议中并无凯普康科技公司股东签字，亦无“股权转让”相关表述，对于受让谁的、多少股权亦未提及。通过合同签署主体，合同中“开放股份”、“加入公司”、“配股奖励”相关表述等可以确认该合作协议实为增资协议。二、合作协议已经于2020年6月10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凯普康科技公司应履行增资协议对公司进行增资，如召开股东会确认刘德进股东身份，将刘德进登记至股东名册，向登记机关申请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及股东的变更等。但凯普康科技公司以行动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使得刘德进成为公司股东的权利不能实现。由此，刘德进享有解除权，可以解除合同。本案起诉书等材料于2020年6月10日送达凯普康科技公司，故涉诉协议于2020年6月10日解除。三、涉诉投资款应予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凯普康科技公司先应履行增资的合同义务，对于公司资本如何投资由公司相关权力机构进行决策，其将投资款支付至中政华文公司并不能证明其履行了增资的合同义务，亦不能对抗投资款返还的义务。凯普康科技公司收到的款项未转化为公司的注册资本或资本公积，在涉诉合作协议解除情形下，刘德进主张返还投资款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德进主张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调整。综上，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作出判决：一、确认刘德进与凯普康科技公司于2017年4月10日签署的《“十二五”阶段国家传统文化课题研究成果推广合作协议》于2020年6月10日解除；二、凯普康科技公司返还刘德进70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7月11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三、驳回刘德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凯普康科技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是《合作协议》的性质应如何认定；二是刘德进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并退还相应投资款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双方对于《合作协议》的性质是增资协议还是代持股协议产生争议，对此应当结合《合作协议》的文本内容以及履行情况综合判断。从《合作协议》的文本来看，第五条约定的是“加入甲方公司作为股东，持有甲方公司的股权份额”，该词句中刘德进成为凯普康科技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凯普康科技公司以第5-1条约定“通过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公司持有中政华文公司股权，并享受中政华文公司的股东权益”为由主张双方系代持股关系，但在凯普康科技公司本身即系中政华文公司股东的情况下，刘德进通过成为凯普康科技公司的股东进而间接持有中政华文公司股权、享受中政华文公司的股东利益亦符合上述合同文本的字面含义。同时，上述条款与《合作协议》第七条“可以根据本项目运作情况，另外注册一家控股公司持有中政华文公司股权，乙方与甲方签署本协议责权利随之转入新的公司”能够相互印证，表明双方签署《合作协议》的目的是投资人通过入股凯普康科技公司或另外成立的控股公司间接享有中政华文公司的股权收益。凯普康科技公司虽然辩称其系代持中政华文公司股权，但中政华文公司注册资本仅1000万元，而《合作协议》中约定“开放2000万股，每股价值1元人民币，共计2000万元人民币”，对此凯普康科技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从《合作协议》履行情况来看，凯普康科技公司以其将收到的刘德进等人投资款作为股本金支付给中政华文公司为由主张其履行了代持股的义务，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凯普康科技公司作为中政华文公司股东仅认缴了400万元出资，刘德进等人向凯普康科技公司支付投资款后，凯普康科技公司并未将该投资款作为中政华文公司的股本金进行实缴，且其向中政华文公司支付款项的数额与收取的刘德进等人投资的款项数额亦不一致，对此凯普康科技公司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结合上述情况，凯普康科技公司关于《合作协议》的目的系代刘德进持有中政华文公司股权且其履行了相应代持股义务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合作协议》中关于“开放股份”“加入公司”“配股奖励”等表述，认定《合作协议》的目的是增资而非代持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凯普康科技公司与刘德进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凯普康科技公司收到刘德进的投资款后应当履行增资的合同义务，办理相应的增资手续并将刘德进登记为凯普康科技公司的股东。现凯普康科技公司否认其负有增资的合同义务，亦未将刘德进支付的投资款转化为凯普康科技公司的注册资本或者资本公积，已构成根本违约，刘德进作为守约方有权解除《合作协议》。刘德进系通过诉讼方式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并返还投资款，一审法院确认本案起诉书等材料送达凯普康科技公司之日《合作协议》解除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因凯普康科技公司违约导致《合作协议》解除，故凯普康科技公司应当向刘德进返还相应的投资款并赔偿利息损失。凯普康科技公司关于合同不能单方解除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凯普康科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凯普康（北京）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玉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单海涛法官助理  童家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