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08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霍长煜，男，1971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广，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鹤昌，男，196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现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远，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丹阳，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霍长煜因与被上诉人黄鹤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3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霍长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鹤昌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不清。黄鹤昌不能证明借款合意，不能说明借款行为发生经过，庭审陈述前后反复，其主张明显违背民间借贷一般交易习惯，不能证明借款关系真实存在，其所主张的借款金额、期限和利息均无证据支持。一审判决完全无视以上问题，没有查明本案基本事实。黄鹤昌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与霍长煜无关，而且黄鹤昌的陈述前后反复，不能说明存在借款关系。黄鹤昌在本案起诉状中主张的借款经过是“2017年4月19日，被告请求向原告借款”，“因此原告向案外人北京京世博达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京世公司”）借款再出借给被告”，但是黄鹤昌没有提供任何2017年4月19日双方协商借款的证据，不能证明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等借款具体内容，在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显然不合常理，无法证明存在真实借款合意。黄鹤昌自称的借款经过也存在明显违反常理之处：首先，黄鹤昌并没有使用自有资金，而是举债后转借，证明黄鹤昌并不具备借款能力，却在口头约定借款的当天就举债142.85万美元并直接付给霍长煜，与民间借贷一般交易习惯不符。其次，黄鹤昌完全知晓出借资金应该签署借款合同（黄鹤昌与京世公司即签署了借款合同），却自称没有与霍长煜签署借款合同，这一事实即可说明黄鹤昌与霍长煜没有借款合意。综上，黄鹤昌作为起诉一方，却连自己起诉的基本事实依据都说不清楚，始终含糊其词，主张违背常理，又不能提供任何与本案相关的证据，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然而，一审法院无视上述问题，未对双方协商借款的背景及经过、黄鹤昌需要举债借款的原因等问题进行审查，也未要求黄鹤昌进行说明，仅依据霍长煜收到案外人付款的凭证（该凭证仅能证明案外人履行了其与黄鹤昌之间的借款协议，完全不能证明该款项是提供给霍长煜的借款）就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明显缺乏事实根据，违背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无视黄鹤昌举证不能的事实，要求霍长煜对双方往来作出解释，明显偏袒黄鹤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也明确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根据以上规定，黄鹤昌应当首先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但是黄鹤昌的证据均与霍长煜无关，其主张违反常理且前后反复，显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黄鹤昌的举证证明责任尚未完成。在黄鹤昌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的情况下，应由黄鹤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应驳回其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无须霍长煜进行举证答辩。然而一审法院完全无视甚至回避黄鹤昌举证不能的问题，只是一味要求霍长煜解释双方款项往来的经过、性质，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最终一审判决也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主动无视和回避黄鹤昌的举证责任，反而认定霍长煜拒绝举证，进而判决霍长煜承担还款责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三、黄鹤昌明知双方系合作关系而非借款关系，却故意隐瞒歪曲事实。一审法院纵容黄鹤昌恶意诉讼，直至作出错误判决，应予纠正。霍长煜有充分证据可以说明，霍长煜与黄鹤昌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情况是：七年前，霍长煜与黄鹤昌开始合作从事跨境融资和地产类融资业务，双方于2013年11月5日在香港设立了项目公司香港融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融盛公司”），黄鹤昌占股30%，霍长煜占股70%。后黄鹤昌介绍霍长煜为北京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昌盛公司”）提供融资服务，并承诺昌盛公司融资成功后霍长煜可以获得高额融资报酬，同时要求霍长煜在收到上述报酬后向黄鹤昌返点。2017年，霍长煜先后为昌盛公司完成两次融资，第一次融资金额为12.5亿元人民币，融资报酬1000万元人民币【即（2019）京0101民初13155号案诉争标的，下称“13155号案诉争标的”】，第二次融资金额为6000万美元，对应的融资报酬142.85万美元（即本案诉争标的，按照汇款时汇率等值1000万元人民币）。黄鹤昌提出由其从案外人京世公司借款，并将取得的借款支付给霍长煜作为其融资报酬，同时要求霍长煜收到融资报酬后即向黄鹤昌返点。于是黄鹤昌陆续通过案外人京世公司将本案诉争142.85万美元及13155号案诉争标的1000万元人民币付给霍长煜指定收款账户，霍长煜也向黄鹤昌支付了返点400万元人民币（支付到其指定账户），黄鹤昌收到了款项并向霍长煜表示感谢，称霍长煜是其贵人。以上是霍长煜收取款项的真实背景，霍长煜与黄鹤昌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霍长煜收取的142.85万美元（按照汇款时汇率等值1000万元人民币）就是黄鹤昌支付的融资报酬。上述融资业务完成后，黄鹤昌开始以各种原因向霍长煜借款。首先是黄鹤昌在向昌盛公司追索融资报酬过程中遭到对方推诿，无法及时向案外人京世公司归还借款，因此被案外人京世公司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还款【即黄鹤昌一审提交的（2018）京0105民初27613号民事调解书所涉案件】，黄鹤昌为此请求霍长煜帮忙，霍长煜基于双方合作关系向黄鹤昌提供了借款500万元以偿还案外人京世公司借款，霍长煜与黄鹤昌签署了借款协议。其次是黄鹤昌还曾以经济困难、子女在海外读书费用等名目向霍长煜请求借款，霍长煜前后又向黄鹤昌支付了借款50万元人民币及2万美元。综上所述，在双方合作期间，霍长煜从未向黄鹤昌请求借款，反而是霍长煜向黄鹤昌提供了550万元人民币及2万美元借款。前述合作及借款事宜均由黄鹤昌本人亲自办理，霍长煜能够提供有关协议、函件和微信记录予以证明。黄鹤昌明知对霍长煜不享有借款债权，却故意隐瞒上述真实情况，虚构民间借贷关系提起本案诉讼，明显是恶意违约、恶意诉讼。一审中，霍长煜之所以坚持不对款项性质予以说明，目的就是要黄鹤昌本人如实向法庭陈述，因此霍长煜坚持在黄鹤昌完成举证证明责任之前不对款项性质予以说明。而黄鹤昌明知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却故意隐瞒歪曲事实，一审法院也错误释明，导致本案裁判结果明显错误。现霍长煜被迫在二审中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双方真实交易经过，还原案件事实，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误裁判。黄鹤昌明知双方系合作关系而非借款关系；黄鹤昌故意隐瞒案件真实情况，并且对于收到950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返点和借款的重大事实有意隐瞒，欺骗人民法院。黄鹤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黄鹤昌在一审中提交了往来凭证等证据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黄鹤昌与霍长煜不存在任何其他经济往来。2.霍长煜称涉案款项为融资报酬，此不属实。经查询，霍长煜所称的“昌盛公司”并不存在。霍长煜也未举证证明黄鹤昌存在与其协商支付融资报酬的情形。3.霍长煜主张黄鹤昌并无出借涉案资金的能力，却又主张黄鹤昌答应给其2000万元融资费用，前后矛盾。黄鹤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霍长煜偿还借款142.85万美元及自2019年7月3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9日，黄鹤昌与京世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黄鹤昌向京世公司借款142.85万美元（双方认可为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借款资金到达黄鹤昌指定收款人账户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黄鹤昌指定收款人为霍长煜。借款合同签订后，京世公司指定他人向霍长煜账户支付142.85万美元。庭审中，黄鹤昌称，2017年4月19日，霍长煜给黄鹤昌打电话称，其因生意周转需要借款，故黄鹤昌向京世公司借款142.85万美元，并指定京世公司将该款项支付至霍长煜账户。因霍长煜一直未能偿还黄鹤昌上述借款，京世公司曾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黄鹤昌，要求黄鹤昌偿还上述借款，后双方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霍长煜认可收到142.85万美元，但表示在黄鹤昌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的情况下，拒绝说明所收142.85万美元的性质。上述事实，有黄鹤昌与京世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转账凭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27613号民事调解书及黄鹤昌、霍长煜当庭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黄鹤昌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以证明黄鹤昌与霍长煜存在借款关系，而霍长煜在认可收到黄鹤昌委托他人支付的款项的情况下，却拒绝说明所收款项的性质，故一审法院认定黄鹤昌与霍长煜间存在借款关系，现因霍长煜未能偿还黄鹤昌上述借款，故黄鹤昌起诉要求霍长煜偿还借款及利息，一审法院应予支持。鉴于黄鹤昌主张的利率标准没有相关依据，故一审法院将对黄鹤昌主张的利率标准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霍长煜于一审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黄鹤昌借款本金142.85万美元及自2019年7月3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霍长煜不能给付美元，则按照还款当日中国银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偿还人民币）。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为证明其上诉主张，霍长煜向本院提交了香港融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信息、黄鹤昌名片、微信聊天记录、融盛公司与昌盛公司签署协议、付款凭证、《借款协议》《说明函》、（2020）京长安内民证字第23630号公证书、昌盛公司营业执照、章程、贷款卡、2016年审计报告、管理层介绍、关联公司股权关系图、东方富邦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信用代码证、2014-2016年审计报告、嘉诚嘉信国際物业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注册信息、昌盛公司介绍PPT等作为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黄鹤昌提交转账凭证以及其与京世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等，要求霍长煜承担还款责任。霍长煜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案涉款项性质为霍长煜提供相关融资服务的服务费，但霍长煜提交的证据并不能直接、充分地证明上述事实，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霍长煜的其他上诉意见，不影响本院在前述认定的基础上对本案作出处理，亦不能对其承担还款责任构成抗辩，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霍长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14元，由霍长煜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朔审 判 员  王 楠审 判 员  李 楠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 翼书 记 员  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