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602行初130号原告章慧英，女，1948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金林，男，1972年1月10日出生，住新昌县，系原告之子。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新昌县南明街道江滨中路**。法定代表人张勇军，局长。出庭应诉行政负责人章林晓，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裘彰林，浙江新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章慧英诉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原告于2020年5月15日向新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原告申请异地管辖，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8日、1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章慧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徐金林，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行政负责人章林晓及委托代理人裘彰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章慧英诉称：原告章慧英系新昌县工农路一带的拆迁户。在1999年新昌县人民政府组织的旧城改造拆迁行动中，原告家位于工农路3弄15号的房屋被拆除，原告及家人被安置到如今的体育新村。在当时的拆迁过程中，原告享受到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共计54267.12元，其中并不包括原告应当享有的土地补偿款。同时，原告还以每平米500元的单价购买了安置靠档以后增加的13.3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缴纳了6655元的土地出让款，该款已从当时的房屋折迁补偿款中直接扣除。2001年左右，原告按照彼时政策在安置地块上自建了安置房屋(现体育新村28幢3号)，对档建筑占地面积为91.2平方米。房屋建成至今已20年，原告却仍未获得安置房屋的相关不动产权证。为此，原告前后多次以信访、诉讼的方式要求有关部门为原告办理国有出让性质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证（以下简称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但均遭到拒绝。2020年3月20日，原告再次用邮寄方式向被告提交申请，要求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但被告的工作人员书面回复，以申请登记材料不齐全，以及申请登记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再次拒绝为原告办理。原告对被告的拒绝办理行为不服，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依法具备不动产登记的法定职责。《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二、原告已依法向被告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三、被告拒绝办理缺乏法定理由。原告认为，原告房屋的不动产登记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被告应当妥善解决，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被拆迁的房屋是由原告的丈夫于1980年继承所得，原告丈夫去世之后由原告继承。1999年房屋被拆迁前，原告已经办理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在拆迁过程中，政府对原告支付的补偿款项中并不包含对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款项。由此可见，按照拆迁时的法律及政策，原告的房屋拆迁补偿采用的是异地安置、产权调换的形式，原告被拆迁的房屋有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拆迁后的房屋也应为国有出让性质。2000年，新昌县人民政府曾出台政策，明确工农路的拆迁安置户凭安置书和建房承包合同可直接办理土地使用证，并免缴有关税费。2004年，新昌县人民政府再次出台政策，同意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面积为20289平米的拆迁安置用地及今后旧城改造安置房建设审批中的有关规费予以减免。据此可知，当时的政策允许原告等拆迁户无需缴纳土地出让金而直接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现被告拒绝为原告办理显然与当时的政策相违背。据原告了解，原告丈夫的同胞兄弟徐来荣，与原告同年拆迁，同被安置在体育新村36幢2号。被拆迁的房产均是由祖上继承所得，有当年分关为证，但被告已于2004年为徐来荣(免交所有费用)办理出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并由工作人员送证上门。在与原告相同情形的拆迁安置户中，已经有多户拆迁户成功办出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且并未缴纳任何土地出让金。原告认为，被告作为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履行其行政职权，而不能选择性地履行职权。既然是同期拆迁安置户可以办理，原告依法也应当可以办理。现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为原告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法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有：1、公证书（内含拆迁协议书）、工农路农民被拆迁户自建安置房建筑合同、安置书、通知、房屋拆迁通知书，证明原告被拆迁房屋面积为132.59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为77.89平方米，当时被告只支付了房屋重置价款，没有对土地进行补偿，故原告此后新建房屋的土地性质应该是出让而非划拨。2、工农路和大桥路以南局部地段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结算表，证明1999年原告房屋被拆迁时，政府并未补偿原告的土地损失，且原告依法购买了安置后差额面积的土地使用权。3、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第106号抄告单（2000年7月10日）、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第17号抄告单（2004年2月6日、附减免项目清单）、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书（2015年1月8日）、契税完税情况联系单（2018年6月4日），证明按照拆迁时及拆迁后的政策规定，原告的拆迁安置房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无需缴纳任何规费，被告拒绝办理的行为违反了政策规定。4、土地勘测报告、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书，证明原告已提供领取土地使用权证所需材料。5、案外人徐来荣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拆迁协议书、结算表、对于农民建房变更报告的答复、体育新村承包建房验收报告结算单、通知、徐来荣出具的证言，证明与原告同样情况的徐来荣户已经办理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且未缴纳任何出让金，但原告的房屋却无法办理，显然被告是滥用职权，选择性履职。6、房产所有权登记申请证件收据、申报费等收款收据、分关，证明原告房屋的土地来源是原告丈夫家祖传，并非划拨性质。7、关于要求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补偿地段差价及赔偿长期未办理权证的损失的报告，委托书，证明2007年4月28日，南明街道城星村等六个村委会共同向被告申请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被告却不予理睬，故原告一直在上访。8、新昌县人民政府新政发（1999）50号《新昌县城关镇工农路和大桥路以南局部地段改造房屋拆迁若干规定》，证明该文件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拆迁房用地费、配套费等由城关镇政府承包，并非需要原告缴纳；第十一条规定，拆迁人按房屋重置价补偿，同时按原房建筑占地面积支付土地安置费，标准是每平方米200元，该安置费原告没有领取过。9、关于新访（2008）58、59号接访件的答复，信访事项告知书、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原告一直在通过信访维权。10、建设用地呈报材料“一书”方案，证明案涉房屋所在的土地是国有出让土地，并非划拨性质。11、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曾起诉要求被告履行办证的法定职责，但均被法院以原告未提出正式申请驳回。12、申报材料清单、申请报告、不动产登记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明原告于2020年3月20日书面向被告申请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但是被告不予受理。13、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1组，证明与原告相同情况的很多人也向被告提出申请，但被告都不予受理。14、建筑许可证、土地使用证申报登记，证明案涉被拆房屋权属来源于原告丈夫徐来汀，曾在1988年11月3日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15、案外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因原告的土地使用证在拆迁时已交给被告，现在无法提供，故提供与原告户同时拆迁的案外人土地使用证，可以看出被拆除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是国有性质。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属重复起诉，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就“体育新村28幢3号房屋的建设用地要求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的诉讼请求，已于2019年11月7日向新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异地管辖，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由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管辖，该院审理后裁定驳回原告章慧英的起诉，案号为(2019)浙0602行初312号。现原告再行起诉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为原告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案件事实与理由与前案相同，属于重复起诉。二、即使原告的起诉不是重复起诉，原告的起诉也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实施细则另有规定的除外。”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进行不动产登记，核发土地权利证书实行当事人申请制度，不属于不动产登记机构依职权主动履行的法定职责。即权利人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予以受理、审查、登记并核发权利证书。本案中，原告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告提出申请报告，要求办理七星街道体育新村28幢3号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并提供了有关材料。被告收到原告的申请报告和材料后，经审核，因原告提出的申请登记材料不齐全，以及申请登记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故被告依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于2020年3月23日作出《不动产登记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并将有关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退还。在《不动产登记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中，被告还如实告知了原告申请的建设用地根据现状只能办理国有划拔土地使用权证及应当提供的材料；及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登记应当提供的法定材料。根据上述事实，再结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认为：不动产登记机构只有在受理并完成不动产登记手续后，才依法履行向申请人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登记证明的法定职责。本案中，申请人的不动产登记申请，被告并未受理，也就是说，原告诉称的不动产事实上没有启动登记程序，现原告对被告未完成登记手续的不动产径行要求被告履行办理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出让的土地使用权证，不符合上述行政法规的规定。所以，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其起诉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虽然没有针对被告作出的《不动产登记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提起诉讼，但为了法院全面了解本案的事实，被告就案涉建设用地申请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登记应当具备的条件说明如下：本案原告自建房的建设用地，当时在拆迁安置时是由原城关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安置，该安置地块位于新国用（2007）第1××9号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该地块的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划拨土地。在2008年8月，新昌县为加强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维护土地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制定了《新昌县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处置管理办法》【新政办发（2008）139号】，2011年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又作出了新政办发（2011）106号《关于划拨土地房屋转让交易时土地有偿使用的补充规定》。2009年8月29日，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针对1999年、2000年旧城改造被拆迁安置的体育新村、观音堂新村拆迁安置户办理土地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形成《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中明确规定“根据自愿原则，体育新村、观音堂新村两拆迁安置户的土地性质可以保留为划拨；……如拆迁安置户要求办理土地性质为出让，允许按迁建安置协议书建成自建房的年份土地市场价格评估基准点，缴纳该年份土地市场评估价的40%，作为补交土地出让金，并办理出让土地手续。”由此可见，原告对其自建房屋的用地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可以自行选择：一是办理土地使用类型为国有划拨的土地使用权证，原告凭有效资料即可办理；二是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原告应根据新政办发（2008）139号文件和新政办发（2011）106号文件的规定，通过房屋交易并缴纳市场评估价的40%出让金后才能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属重复起诉，应当驳回其起诉，即使不是重复起诉，也不符合起诉的条件，也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请求法院依法裁判。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起诉状、（2019）浙0602行初312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曾就要求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提起诉讼，故本案属于重复起诉。2、申请报告、不动产登记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明原告于2020年3月20日向被告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被告收到该报告后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现原告要求被告办理不动产登记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3、新政办发（2008）139号《新昌县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处置管理办法》、新政办发（2006）115号《关于城区房改房、集资房、拆迁安置房、经济适用房转让交易时土地有偿使用规定》、新政办发（2011）106号《关于划拨土地房屋转让交易时土地有偿使用的补充规定》、新昌县人民政府（2009）68号专题会议纪要，证明原告要办理涉案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证，应先根据上述文件要求缴纳土地出让金。4、新国用（2007）第1××9号土地使用权证（附图纸），证明原告安置房所在土地使用证初始登记为划拨土地。5、徐来荣被拆迁房屋所有权证，与徐来荣的私房拆迁调查表相印证，证明徐来荣户被拆迁房屋的情况。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同时确认其作出行政行为依据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七条。为查明相关事实，本院向有关部门调取证据如下：1、徐来荣安置房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登记资料（含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宗地草图、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拆迁安置房建筑承包合同、安置书、工农路和大桥路以南局部地段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结算表、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契证、拆迁协议公证书、国有土地使用证、门牌号、土地登记收件单）；2、徐来荣拆迁安置材料（含拆迁协议书、拆迁安置房建筑承包合同公证书、私房拆迁调查表、房屋拆迁文书送达回证、房屋估价平面图、选择安置房顺序号（住宅房）、安置书、补偿安置结算表）；3、章慧英拆迁安置材料（含拆迁协议公证书、私房拆迁调查表、证明、房屋拆迁文书送达回证、房屋估价平面图、安排建房宅基地顺序号（城民村）、安置书（农民户）、工农路和大桥路以南局部地段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结算表）；证明原告与案外人徐来荣的拆迁安置情况及徐来荣办理土地证的相关情况。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原告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证据2，被告无异议。原告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106号抄告单只是说可以办理土地使用证，并不一定是国有出让性质，不能作为原告直接要求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的依据，因为抄告单上写的土地使用证，不仅是国有出让土地，还包括国有划拨土地，具体要看相应安置房所在土地性质情况；如果安置房所在土地性质是国有出让土地，就可以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比如徐来荣的安置房就是这个情况；但本案原告安置房屋所在地块是国有划拨土地，因此只能办国有划拔性质土地证；17号抄告单不适用本案，从地点看，原告房屋与抄告单所载的安置用地并非同一处；从时间上看，涉案房屋是1999年发生的拆改项目，该抄告单是2004年出具的。原告证据4，被告认为证据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且测绘单位不是被告委托的，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原告证据5，被告认为徐来荣户与原告户的土地性质不同，徐来荣户安置点与原告户安置点虽然都在体育新村，但不属于同一处大证，体育新村安置点的土地有两种性质，分别是划拨和出让。原告证据6，被告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涉案房屋系原告建造的事实予以认可。原告证据7，被告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没有收到过该报告，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证据8，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原告的待证目的，该文件只能证明办理国有划拨土地使用证不用缴纳土地出让金。原告证据9，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信访不能代表原告向国土部门提出申请，如果要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应向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申请。原告证据10，被告认为该证据标题中“新土划土字”就说明该土地的性质是划拨。原告证据11，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证据12，被告无异议。原告证据1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证据14，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是按照农民户建造安置房，故只能按照农民户性质领取划拔土地权证。原告证据15，被告认为根据1992年的《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除了依法出让的土地外，都按照国有划拔土地管理，故该土地证的土地性质应该是划拔土地。被告证据1，原告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裁定书驳回起诉的原因是原告没有正式提出申请，此后原告用邮寄方式提出申请后再次起诉，故不属于重复起诉。被告证据2，原告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断章取义，没有尊重历史，原告的申请符合受理条件，但被告却说不符合法定程序。被告证据3，原告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根据抄告单，原告属于可免缴土地出让金的情况。被告证据4，原告认为其房屋是1999年拆迁，而规划是2007年出台，不能适用，且与原告同期拆迁的部分家庭在2004年已办理好出让性质的土地使用权证。被告证据5，原告无异议。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徐来荣户被拆迁房屋占地面积是79.08平方米，跟原告户差不多，此后安置的土地面积也和原告户一样，都是91.2平方米。另外，从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可以看出，原告户的房屋来源属于祖辈遗产，与徐来荣户一样，应按财产来源同等安置；徐来荣户是按照建筑面积安置的，超过那部分土地是政府送的，而且还是出让土地。被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认为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徐来荣户与原告户的区别：被拆迁房屋坐落不同；安置房的座落也不同，分别在国有出让土地及国有拔土地上；徐来荣户签订的是拆迁安置房建筑承包合同，甲方是新昌县城镇房屋建房安置合作社，说明徐荣荣户的房屋是以承包的形式让其建造的；而原告的房屋是自建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证据1、2、3、5、8、9、10、11、12、13、14、15，被告的证据1-5，对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具体在判决理由中综合阐述。原告证据4，系原告自行委托第三方对其房屋土地进行测绘的报告，可以证明原告为办证所作准备；原告证据6，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来源，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证据7，系包括原告在内的拆迁户及相关村委提交的报告，可以证明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的事实；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具体在判决理由中综合阐述。经审理查明，1999年8月30日，新昌县人民政府发布50号文件，确定因新昌县原城关镇部分地段拆迁改造工程建设需要，原告章慧英所有的工农路3弄15号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因原告属农业户，根据当时的拆迁安置政策，原告选择迁建安置，签订了拆迁协议书（农民房），自选七星畈安置区地块（现体育新村）建造安置房，并与原新昌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签订了自建安置房建房合同。房屋建成后，因房屋的土地使用证尚未办理，原告及体育新村其他拆迁户多次向新昌县委、县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信访，要求政府为体育新村住户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2008年，新昌县建设局对原告等信访户作出答复，认为原告等的情况属于1999年、2000年工农路、南明路一期拆迁的农民安置房办证问题，由于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等多方面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能及时为拆迁户办理迁建安置用房的产权证。经过各相关部门的努力，今年初，以上安置小区的产权证已通知办理，其中用地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使用权类型为划拔。至于来访人反映同期拆迁农民与居民不同处理问题，根据当时拆迁政策规定，农民和居民的房屋拆迁是有区别的，农民拆迁户的拆迁安置房用地办理国有划拔土地使用证是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的。且农民被拆迁房屋的土地性质绝大多数为集体土地，极个别地存在国有土地性质的情况，但不存在出让土地性质的情况。2014年4月17日，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新昌县人民政府不给原告办理土地使用证的行为违法并判令其限期为原告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后法院以原告未以个人名义正式提供资料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的理由驳回其诉讼请求。2019年12月17日，原告再次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被告立即法定职责，依法为原告办理出让性质的不动产权登记证明。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未填写不动产登记申请书，被告也没有受理原告的不动产登记申请，原告的案涉不动产事实上没有启动登记程序。故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条件尚不成熟，裁定驳回原告起诉。2020年3月20日，原告向被告邮寄要求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的申请材料。被告认为，原告申请登记材料不齐全，且申请登记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于同年3月23日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原告在体育新村的涉案房屋所在土地已于2007年办理大证，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拔土地。本院认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第二十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动产登记手续，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故被告具有办理不动产登记的职责。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原告是否重复起诉。本院认为，原告虽曾于2014年提起诉讼，要求为其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但被法院以原告未以个人名义正式提供资料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的理由驳回诉讼请求；后原告又于2019年提起诉讼，但被法院以原告未填写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故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条件尚不成熟的理由驳回起诉。本案中，2020年3月20日，原告用邮寄方式向被告提交申请，被告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后，原告再一次向法院起诉，系基于新的事实理由，与前两案不是重复起诉。二、原告要求被告为其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否成立。本院认为，综观原告提交的拆迁协议书（农民房）、工农路农民被拆迁户自建安置房建筑合同及当时的拆迁安置政策《新昌县城关镇工农路和大桥路以南局部地段改造房屋拆迁若干规定》等证据，均未规定原告的拆迁安置自建房可以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原告自称其被拆房屋有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且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称房产证与土地证在拆迁时被收走故无法提交，第二次庭审中又称房产证没有办过，土地证申请后没有领取，前后说法矛盾。经被告查询，原告或其丈夫名下没有上述土地使用证登记。从原告提交的同期拆迁户的土地使用权证可以看出，相关被拆房屋土地只载明为国有城镇土地，并未注明是划拔还是出让。根据当时有效的《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除了依法出让的土地外，都按照国有划拔土地管理，故不能认定原告被拆房屋所在土地为国有出让性质。根据被告提交的新政办发（2008）139号、新政办发（2006）115号、新政办发（2011）106号、新昌县人民政府（2009）68号专题会议纪要等文件及新国用（2007）第1××9号土地使用权证等证据，可证明涉案安置房屋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初始登记为划拨土地，原告可以直接办理国有划拔土地使用证，但如果要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应先根据上述文件要求缴纳土地出让金。故原告要求被告为其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缺乏证据支持。关于原告提出案外人徐来荣户与其情况相同、徐来荣已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故原告也应该同等对待一节，本院审查认为，原告与徐来户虽系同一批拆迁户，但两者情况有多处不同：一、户主户口不同。徐来荣系居民户口，而原告章慧英系农民户口。二、拆迁协议书不同。徐来荣户为住宅房拆迁协议，而原告户为农民房拆迁协议；三、安置房建筑合同不同。徐来荣户为拆迁安置房建筑承包合同，相对方为新昌县城镇房屋拆迁安置建房合作社；原告户为被拆迁户自建安置房建筑合同，相对方为新昌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四、结算方法不同。徐来荣户需支付超拆迁房建筑面积配套设施费，原告户支付的是超面积的地价款。五、房号卡不同。徐来荣户的房号卡标注为住宅房，原告户则标注为安排建房宅基地。综上，本案虽非重复起诉，但原告要求被告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使用证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章慧英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新辉人民陪审员  王 蜓人民陪审员  江 琴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周晓庆?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