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705民申17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陈瑞棠，男，194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白沙仁贤里**。公民身份号码：440************010。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陈彩琴，女，197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巷8号之一。公民身份号码：440************127。再审申请人陈瑞棠因与被申请人陈彩琴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粤0705民初5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陈瑞棠申请再审称，1.请法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2.依法撤销（2020）粤0705民初5294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重新作出支持陈瑞棠初审《民事起诉状》的诉讼请求的判决；3.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申请人之所以请求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见（2020）粤0705民初5294号新会法院《传票》，该传票证明本案开庭时间为2020年9月10日上午10时。2020年9月8日申请人收到编号为1089281031893的《法院专递邮件》，该邮件内有陈彩琴的反诉状。9月10日庭审结束了，审判员对被告律师说：“你还未交反诉费，快作决定”，便立即离开审判庭。申请人听后觉得有问题，遂向书记员提出申请复印庭审笔录，但被告知要法官同意才能给，申请人遂向法院提交了复印庭审笔录的申请书，但法院收到申请后并未将庭审笔录复印给申请人。根据《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须知》第7项的规定，申请人有取得庭审笔录复印件的权利。（2020）粤0705民初5294号民事裁定书第九行“2020年8月21日，被告陈彩琴对原告陈瑞棠提出反诉。2020年9月11日，反诉原告陈彩琴向本院提出撤回反诉申请”。应该指出，起诉、反诉、上诉都是要依法收费，《诉讼费交纳办法》规定，在收到缴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不缴款的，依法按自动撤诉处理。本案中，陈彩琴是2020年8月21日提出反诉直至开庭，已超过七天，法官本应依法按自动撤诉处理，但却被违法采纳。民事裁定书第十、十一行又说：“2020年9月11日，反诉原告陈彩琴向本院提出撤回反诉申请。”但是，该民事裁定书却是在9月21日才作出准许撤回反诉。（2020）粤0705民初5294号民事判决书第五页第20行说“司法部《关于公民个人未经批准均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批复》{陈瑞棠注：这是司发函（1993）340号文件}”，法官就是引用这个已经被2014年4月8日发布的《司法部决定废止和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废止了的文件作为定案的依据，判决驳回陈瑞棠的诉讼请求。5294号判决书还说，“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对重庆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曾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给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有这个答复，是因为当时司法部有一个《关于公民个人未经批准均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司发函（1993）340号的规范性文件，但该文件已于2014年4月8日经司法部决定废止和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的第63项废止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的规定，（2020）粤0705民初5294号民事判决书不能以废止了的司发函（1993）340号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据此可见，国家法律不但没有禁止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后得到报酬，反而强调应该得到报酬。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2020）粤0705民初5294号民事判决书适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提出再审，请依法支持申请人前述的三项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陈瑞棠以原判决适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确有错误为由申请再审。关于申请人陈瑞棠的第一点再审申请。原审案件系委托合同纠纷,案件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原审原告陈瑞棠主张的诉讼标的为11000元,符合小额诉讼案件的基本要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九）项规定的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类型。且原审在开庭审理时已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本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采取一审终审制,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也未提出评估、鉴定等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申请,故陈瑞棠认为原审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错误的再审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陈瑞棠在再审中请求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并非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纠纷，适用何种程序审理案件，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陈瑞棠认为本案原审适用司法部《关于公民个人未经批准均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批复》规定：“目前除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其他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外，其他单位和个人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均不得面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及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曾作出明确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费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的规定作出裁判是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首先，从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作出的明确答复来看，该批复是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作出的指导性答复,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司法实践以此答复裁判案件。陈瑞棠以公民个人身份从事有偿法律服务,陈瑞棠要求陈彩琴支付劳务费11000元，但陈瑞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服务过程中实际产生的如差旅费等合法费用,故原审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于法有据。其次，从立法的目的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公民个人作为代理人的情况只有三种，当事人的近亲属，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当事人近亲属基于亲属关系作为诉讼代理人，自愿无偿提供法律帮助；当事人的工作者基于工作任务，接受单位指派或者委派参加诉讼，亦不发生有偿法律服务问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作为诉讼代理人，如果被推荐的公民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将置当事人所在基层组织、单位或者团体于营业性社会中介机构的地位，明显与其职能定位不符。因此，对于有偿法律服务,只能是律师、法律工作者。公民因代理诉讼业务而收取费用,与法律服务的严格准入制度存在明显冲突,公民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从事诉讼代理或辩护业务,收取代理费用或劳务报酬的行为与目前法律价值取向不符。具体在本案中，双方之间签订的《协助维权劳务合同》不受法律保护，陈瑞棠无权主张陈彩琴支付劳务费。综上，陈瑞棠申请再审的理由依据不足。本案原审程序合法，处理得当，不存在应当再审的情形，对陈瑞棠的再审申请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陈瑞棠的再审申请。如不服本院（2020）粤0705民初5294号民事判决书，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之规定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审判长  何雄伟审判员  梁庭超审判员  苏锦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阮凤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