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04行初132号 原告杭州途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嘉企路******。 法定代表人郑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俞建芳，浙江奇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杭州市凤起东路**。 法定代表人范建军，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范建军，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坚强、曹士凡。 第三人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世纪大道**世纪大厦/div> 法定代表人胡昕，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项雯，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蒋小云，男，1982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原告杭州途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9月24日组织了调查。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杭州途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称，首先，被告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涉案经营行为的主体认定存在错误。根据决定书，被告认为第三人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经营主体为第三人蒋小云的依据和理由尚不充分，按照被告的逻辑，其认为经营主体应为原告，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上，原告与第三人蒋小云仅为供销、合作关系，并不存在其他关系。 其次，被告对涉案四款型号监控球机产品及电源适配器等是否需要经过CCC认证的问题认定亦存在问题。从行业角度而言，第三人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曾发函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在审查涉案红外线模拟高清智能球产品相关材料后回函明确指出：“我中心从技术角度认为没有播放功能的摄像头产品应不属于CCC目录中音视频设备和信息技术设备的产品范围。”而第三人蒋小云从原告处所购之涉案产品不具备播放功能，原告也未生产过具有播放功能的摄像头产品，即可得出涉案产品不属于CCC目录中音视频设备和信息技术设备的产品范围。另关于涉案产品与送检产品型号不一致的问题，并不影响对该类产品的认定，其实质上就是原告生产的型号为TS603M、TS703、TS805系类下的产品。故原告生产的产品显然不属于CCC目录中音视频设备和信息技术设备的产品，对此，原告并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之行为。因此，第三人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据此作出销案决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告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对原告产生了严重影响，关乎原告之合法权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依法审查。 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杭集复[2019]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依法应驳回其起诉。本案中，被告决定撤销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所作的余市管函告字[2019]0423-3号《回复函》，并未对原告设定新的权利义务，故原告与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径行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依法应驳回其起诉。 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案外人余同才不服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余市管函告字[2019]0423-3号《回复函》，于2019年6月17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予以受理并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被告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延期并告知各方当事人。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于2019年9月10日就当事人的有关争议依法开展调解，调解期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并依法中止本案审理。因调解未果，被告依法恢复本案审理，并于2020年5月6日作出杭集复[2019]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将该决定书邮寄给各方，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三、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被告受理案外人余同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进行审理。经审理，被告查明以下主要事实：2018年11月12日，案外人余同才在杭州途视激光红外球机厂淘宝店铺购买了1台硬盘录像机、5个摄像头、3个TF卡和2个电源适配器。到货后，案外人余同才认为产品都无厂家信息及出厂日期和合格证，于11月16日举报至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1月30日，余杭区市监局经延期后决定立案并于12月27日送达了（余）市管函告字〔2018〕1227-4号《回复函》，告知余同才已予立案。经调查后，2019年4月15日，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第三人蒋小云违法行为不成立，故对其涉嫌销售未获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一案作出销案决定。4月19日，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余市管函告字[2019]0423-3号《回复函》,告知案外人余同才因当事人违法行为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现决定予以销案。对于举报奖励的要求，根据质检总局财行[2001]175号文件规定，因案件并未进行处罚，不予奖励。案外人余同才对此不服，向被告申请复议。 被告经复议认为，对于事实认定部分存在以下问题：1.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现有证据材料认为原告和蒋小云系供销关系，将本案经营主体认定为蒋小云的依据和理由尚不充分；2.在未查明案外人所购四款型号监控球机产品就是协查申请中所涉产品型号的情况下，回复认定四款型号监控球机产品不属于音视频设备和信息设备技术，无需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对涉嫌销售未获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源适配器予以销案的依据和理由并不充分；3.在销案决定中没有对案外人所购四款型号监控球机产品是否需要CCC认证及符合法律规定作出明确结论，属于对举报查处内容的重大遗漏，亦属事实不清；4.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原告存在生产的产品及包装上的标识不符合要求的行为，对原告作出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的通知，但未明确责令改正的内容和期限，不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5.未调查核实涉案录像机的来源及是否符合规定，仅根据型号为ADVR7004T-MH-E的录像机已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即认为违法行为不成立，决定销案，并以ADVR7004T-MH-E型号录像机的认证委托人住所在富阳区为由，将相关涉嫌违法的情况通报给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局处理，属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案涉回复函的时间为2019年4月19日，邮寄给案外人余同才的时间为4月24日，但迟至4月25日才向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违法情况通报函》，且未提供在此之前已向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情况的其他证据材料。故在案涉回复函中表述已将涉嫌违法的情况通报给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证据不足；7.关于对案外人余同才不予奖励的行政行为，因不予奖励的前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该不予奖励行为也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重新处理。对于程序部分存在以下问题：1.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11月16日收到余同才的投诉举报信，于11月30日决定立案，迟至12月27日向余同才送达案涉回复函，告知余同才已予立案，不符合10个工作日内告知的要求；2.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销案决定，迟至4月24日才将该销案的处理决定告知余同才，不符合10个工作日内告知的要求；3.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处理举报案件过程中，于2019年1月30日决定予以立案，但未按照规定在10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属于程序违法。 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于法有据。原告提出的相关诉讼理由，依据不足，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查明，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被告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杭集复[2019]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20年5月13日作出杭余市监立[2020]181号《立案审批表》，决定对杭州途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涉嫌销售未获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源适配器予以立案调查。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案外人余同才的举报予以立案调查，后作出余市管函告字[2019]0423-3号《回复函》，告知余同才对于杭州途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源适配器违法行为予以销案，对蒋小云涉嫌销售未获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行为予以销案。案外人余同才对此不服，向被告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审查后作出杭集复[2019]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余市管函告字[2019]0423-3号《回复函》并责令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重新作出处理。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的申请人系案外人余同才，被申请人系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告杭州途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非行政复议相对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也未对杭州途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定行政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杭州途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途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韩 涛 审判员 易 欣 审判员 杨佩林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郑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