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182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深圳禾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天安车公庙工业区天发大厦F1.**5D-506。法定代表人：李承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练祖鹏，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良刚，北京易和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江磐安新奥特童车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深泽乡新城区永安东路**。法定代表人：胡宏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瞻，上海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舟，上海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哗啦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入住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泽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其斌，北京方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柳跃亮，北京方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飞鸽车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路与静霸联络线交口div>法定代表人：杨国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阿友，天津可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卿，天津可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div>法定代表人：陈正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远青，女，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广东金力变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长布新陂村div>法定代表人：吕志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子，广东文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先德，广东文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天津雷克斯自行车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金桥街金桥路**div>法定代表人：何金华，经理。上诉人深圳禾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禾苗公司）、浙江磐安新奥特童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安新奥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哗啦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哗啦啦公司）、天津飞鸽车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飞鸽公司）、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峡大通公司）、原审第三人广东金力变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金力公司）、天津雷克斯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雷克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2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深圳禾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良刚、上诉人磐安新奥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瞻、被上诉人哗啦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其斌、被上诉人天津飞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阿友、被上诉人东峡大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远青、原审第三人广东金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天津雷克斯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圳禾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认定东峡大通公司向哗啦啦公司支付的款项中有1500万元是替深圳禾苗公司清偿。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损害了深圳禾苗公司和其他原审第三人的利益，一审判决认定东峡大通公司具有支付款项选择权与事实不符。东峡大通公司2018年11月28日出具给天津飞鸽公司的《确认函》与事实不符，不能采信。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未对原审第三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作出裁决，一审判决应对3100万元如何分配作出裁决。3．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东峡大通公司的清偿款应先冲抵深圳禾苗公司支付给哗啦啦公司的保理预付款，因为深圳禾苗公司的应收账款最先到期。4．深圳禾苗公司与其他原审第三人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上诉权。5．一审判决对东峡大通公司的意思表示进行了错误认定，东峡大通公司就3100万元的还款，作出了四种不同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可了东峡大通公司与天津飞鸽公司诉讼前私下沟通的《确认函》的效力，不符合案件客观实际及法律规定。6．一审判决在认定3100万元为非定向还款的情况下却赋予了债务人在本案中享有事后还款的选择权，有违法律基本精神。7．3100万元非定向还款中，第一笔还款1500万元的日期是2018年7月13日，债务到期的只有深圳禾苗公司和天津飞鸽公司，由于债务人对深圳禾苗公司的债务利率标准高于天津飞鸽公司，故该1500万元应用于抵充对深圳禾苗公司的债务。第二笔至第九笔未定向的1600万元应按比例冲抵年利率标准较高的磐安新奥特公司、天津雷克斯公司和广东金力公司项下债务。磐安新奥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认定东峡大通公司向哗啦啦公司支付的款项中有1018．2917万元是替磐安新奥特公司清偿。事实与理由：1．天津飞鸽公司提交的《确认函》并非东峡大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即使《确认函》是东峡大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产生其内容所显示的法律后果。3．约定抵充只能在付款前或付款时指定，哗啦啦公司与东峡大通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达成的清偿抵充约定，不产生法律效力。4．一审判决认定磐安新奥特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错误，磐安新奥特公司有上诉权。5．按担保数额多少及债务负担多少来确定抵充顺序，磐安新奥特公司的款项均可优先抵充，应认定磐安新奥特公司与哗啦啦公司之间的债务已经全部清偿。哗啦啦公司辩称，深圳禾苗公司与磐安新奥特公司没有上诉的权利。3100万元债务的清偿主体选择权在债务人。深圳禾苗公司和磐安新奥特公司选择了有追索权的保理就应承担相应风险。天津飞鸽公司辩称，深圳禾苗公司和磐安新奥特公司没有上诉权。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承诺函》真实合法有效，东峡大通公司有权选择支付对象，选择权一经行使，不可撤回或变更。案涉《保理协议》中，各供应商既是债务人，又是债权人，本案不是单一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东峡大通公司辩称，案涉3100万元应按债权比例进行分配。深圳禾苗公司针对磐安新奥特公司的上诉理由述称，不同意磐安新奥特公司的上诉请求。磐安新奥特公司针对深圳禾苗公司的上诉理由述称，不同意深圳禾苗公司的上诉请求。广东金力公司述称，案涉3100万元应按债权比例进行分配。天津雷克斯公司未发表陈述意见。哗啦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津飞鸽公司返还保理预付款2937．5万元。2．判令天津飞鸽公司支付自2018年6月29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的标准计算，截至2019年8月28日利息为685417元；3．判令东峡大通公司对以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天津飞鸽公司、东峡大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9日，天津飞鸽公司（甲方）、东峡大通公司（乙方）、哗啦啦公司（丙方）签订《保理协议》（合同编号：2017002），载明：因甲方和乙方向丙方申请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方式办理保理业务，经各方同意，甲方转让其基于［采购订单／订单编号OFO-HQSC-20170926-0007］合同向乙方请求于约定日期前给付一定金钱的应收账款债权，丙方为甲方和乙方提供整体保理服务。合同第一条约定，丙方出具详载乙方信息的《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给甲方，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应将甲方提交的针对乙方的特定应收账款转让给丙方。应收账款转让给丙方后，丙方享有甲方在该应收账款转让前对乙方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收取全部应收账款本金及其与该等应收账款有关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甲方应于收到《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后，通过发放《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方式告知乙方有关甲、丙双方的债权转让事宜，书面告知丙方其已对乙方进行了有效的债权转让通知。合同第二条约定，甲乙丙三方确认，本次应收账款的总金额为人民币3937．5万元。本协议签订后，丙方应依照本协议附件《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中约定的成数十成即100％向甲方提前支付应收账款作为保理预付款。甲方和乙方同意自丙方支付保理预付款之日起至清偿日止，依三方约定利率（见《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计付利息给丙方。乙方同意自丙方支付保理预付款之日起至应由账款到期日止，按乙、丙双方约定的方式及付款安排向丙方进行清偿。本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丙方应将上述部分保理预付款人民币3000万元（实际支付人民币2970万元，需扣除30万元利息）一次性支付至甲方以下收款账户；在完成上述放款后，于2018年1月19日前，丙方应将保理预付款的剩余部分人民币937．5万元（实际支付人民币928．125万元，需扣除9．375万元利息）一次性支付至甲方以下收款账户。合同第五条约定，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时，丙方有权不经通知或催告甲方、乙方，直接解除或终止与乙方相关的全部或部分应收账款的管理责任：1．乙方于应收账款到期日拒绝付款或部分付款时；……依前述约定解除或终止应收账款转让后，甲方应于十五日内，返还丙方已支付的保理预付款或已支付的标的债权转让对价，乙方应当承担该等款项自丙方支付之日起至返还之日止的利息及手续费；如有其他实际损失，丙方有权向乙方要求赔偿。丙方应于收到上述款项无误后，将解除或终止的应收账款债权反转让给甲方。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各笔应收账款转让给丙方后，如无违反本协议第三条情形，丙方应依照《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约定的保理预付款成数或比例，在甲方提出保理预付款申请并审核无误后5日内支付给甲方。丙方支付此保理预付款项时，有权预先扣除应付给丙方的利息及手续费或其他费用。如果乙方不能于各笔应收账款到期日付款时，经甲乙丙三方共同确认后，丙方有权要求甲方返还保理预付款及已支付给甲方的所有款项，并要求乙方承担自支付之日起至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手续费及罚息等其他费用，甲方、乙方不得拒绝。乙方和丙方同意，甲方有权追索乙方的付款责任。合同第七条约定，丙方为甲方和乙方提供本合同项下保理服务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担保费用、差旅费用等），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以外，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利息及手续费由丙方依各笔保理款，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以外，向甲乙双方计收，相关利率以及扣款的方式详载于《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合同还对三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后附附件一《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载明：致天津飞鸽公司、东峡大通公司，鉴于贵两公司委托本公司办理保理业务，依据贵两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的《保理协议》（编号：20170002），特制定本同意书，本同意书与《保理协议》具有同等效力。本同意书约定的利息应由天津飞鸽公司支付给哗啦啦公司。东峡大通公司应支付的利息由东峡大通公司与哗啦啦公司另行确定并签署《应收账款管理协议》。卖方名称：天津飞鸽公司；买方名称：东峡大通公司；合同编号及主要内容：合同编号：OFO-HQSC-20170926-0007，产品名称：OFO3．21S版共享单车完整车体，订单数量：15万辆，订单金额：5625万元；业务类别：有追索权；承保额度：人民币3937．5万元；保理预付款成数：每笔应收账款最高不超过10成；保理预付款金额：人民币3937．5万元；融资到期日：2018年6月28日；利率：2％（年化）；手续费率：依应收账款金额计收0％（年化）。附注：1．手续费在本公司支付保理预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由东峡大通公司支付给本公司；2．利息在本公司支付保理预付款中扣除，实际付款金额为人民币3898．125万元。天津飞鸽公司、东峡大通公司在《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回签”处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合同后附附件二《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致东峡大通公司，鉴于贵方与天津飞鸽公司于2017年10月签订了《采购订单》（编号：OFO-HQSC-20170926-0007）及请款单号为的付款审批表，贵方、卖方与哗啦啦公司签订了20170002号的《保理协议》，卖方将基础合同项下对贵方的应由账款及相关权益转让给哗啦啦公司。现卖方、哗啦啦公司共同通知贵方如下：一、基础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基本信息如下：合同编号：OFO-HQSC-20170926-0007；付款时间及方式：2018年6月28日；账期：6个月；应收账款金额：397500元；债权到期日：2018年6月28日。二、自2017年12月29日债权转让之日起，本公司已将对贵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全部转让给哗啦啦公司，所有到期的应收账款请于2018年6月28日之前电汇至以下账号。东峡大通公司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回函》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同日，哗啦啦公司通过中信银行账户向天津飞鸽公司账户转款29700000元，摘要或附言：保理转让款。2018年1月19日，哗啦啦公司通过中信银行账户向天津飞鸽公司账户转款9281250元，摘要或附言：保理转让款。2018年11月28日，东峡大通公司出具《确认函》，载明：致天津飞鸽公司，贵司于2017年12月22日与我司及哗啦啦公司签署了编号为201712002的《保理协议》。根据《保理协议》约定，保理预付款总额人民币39375000元，其中我司直接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保理协议到期后，我司应向哗啦啦公司支付的保理款及其他费用共计人民币29375000元，现经我司确认，截止2018年11月28日，我司已向哗啦啦公司支付民币2880万元，应付未付款项金额为575000元。特此确认。东峡大通公司在该《确认函》上加盖公章确认。2019年9月3日，东峡大通公司出具第一份《还款情况说明》，内容为：东峡大通公司自与哗啦啦公司及供应商签订一系列《保理协议》以来，共计向哗啦啦公司还款179978042元。其中，本公司自与哗啦啦公司及涉诉五家供应商深圳禾苗公司、天津飞鸽公司、广东金力公司、天津雷克斯公司、磐安新奥特公司后，本公司累计偿还上述五家供应商签订的6份《保理协议》下的款项为65624873元，其中，定向偿还涉诉供应商的保理协议应收账款的金额为34624837元，分别是：……在涉及天津飞鸽公司的保理协议项下偿还11662500元……。另外，在涉及上述五家供应商的6份《保理协议》项下非定向偿还了哗啦啦公司3100万元，即针对该部分金额，还款时双方未约定该笔款项系归还上述哪一份保理协议项下的账款。关于向哗啦啦公司非定向偿还的3100万元，本公司认为对该部分资金的分配权在哗啦啦公司，故我司在征询哗啦啦公司意见后就该3100万元的偿还进行如下说明：……2、偿还本公司、天津飞鸽公司与哗啦啦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70002的《保理协议》项下的应收账款金额1900万元；……。2019年9月3日，东峡大通公司出具第二份《还款情况说明》，第一部分内容与第一份《还款情况说明》相同。第二部分（关于3100万元非定向付款）内容为：关于向哗啦啦公司偿还的3100万元，如上所述系非定向还款，并未指定用于偿还涉及哪一家供应商的保理协议。故若由我公司来对该金额进行分配，基于公平原则，我公司认为对于该部分资金应按比例进行分配，具体如下：……2、偿还本公司、天津飞鸽公司与哗啦啦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70002的《保理协议》项下的应收账款金额11154719万元；……。2019年9月4日，哗啦啦公司向东峡大通公司出具《确认函》，内容为：本公司收悉贵公司于2019年9月3日出具的《还款情况说明》（第一份）。该函记载贵公司自2018年7月以来向我公司汇款3100万元，贵公司确认用于偿还：……2、偿还贵公司、天津飞鸽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70002的《保理协议》项下应收账款金额1900万元；……对上述偿还方案，我公司表示同意。庭审中经询问，哗啦啦公司表示依据《保理协议》及《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的约定，应向天津飞鸽公司支付的保理预付款为：总计应付3937．5万元，分两次支付，第一次3000万元，第二次937．5万元。实际支付情况为：第一次2970万元，第二次928．125万元，合计3898．125万元。产生差额的原因是扣除了2017年12月27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按照年利率2％的标准计算的6个月的利息。天津飞鸽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再询，哗啦啦公司认可在应收账款到期前，东峡大通公司向其支付的涉案金额为11662500元，其中1000万元为应收账款，1662500元为保理费用。东峡大通公司认可该支付金额，但认为1662500元亦为应收账款。一审法院认为：综归还各方意见，本案各方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保理协议》的性质；二、天津飞鸽公司提交的《确认函》、东峡大通公司提交的两份《还款情况说明》、哗啦啦公司提交的《确认函》的效力问题（3100万元非定向付款的分配问题）；三、天津飞鸽公司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四、东峡大通公司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对此一审法院分别予以论述。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保理是指应收账款债权人将应收账款的所有权转让于保理人，保理人支付价款并提供与应收账款转让相关服务的业务。本案中，天津飞鸽公司与东峡大通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基础贸易关系，天津飞鸽公司作为卖方，将其对东峡大通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与哗啦啦公司，由哗啦啦公司提供保理服务，向天津飞鸽公司先行支付保理预付款，上述交易行为符合保理业务的特征，本案所涉合同关系为保理合同关系。涉案《保理协议》（及附件《应收账款管理同意书》《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应属有效，对此三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经审理查明，除本案所涉天津飞鸽公司的《保理协议》外，哗啦啦公司、东峡大通公司还与广东金力公司、深圳禾苗公司、磐安新奥特公司、天津雷克斯公司签订有五份《保理协议》（天津雷克斯公司为两份，其余三公司各为一份）。东峡大通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至2019年1月23日合计向哗啦啦公司支付3100万元。经询，东峡大通公司表示在支付上述3100万元时未明确付款对象，哗啦啦公司表示未与东峡大通公司约定所支付款项的支付顺序、确定方案。因此，上述3100万元非定向付款涵盖了天津飞鸽公司、广东金力公司、深圳禾苗公司、磐安新奥特公司、天津雷克斯公司的应由账款，对于3100万元的分配，影响了上述五家公司的利益，故一审法院根据申请，将广东金力公司、深圳禾苗公司、磐安新奥特公司、天津雷克斯公司追加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经查，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中，与3100万分配相关的共有四份证据，按时间顺序排列为：天津飞鸽公司提交的《确认函》（2018年11月28日）、东峡大通公司提交的两份《还款情况说明》（2019年9月3日）、哗啦啦公司提交的《确认函》（2019年9月4日）。上述四份证据均经质证后被一审法院所认证，鉴于四份证据的内容之间互相矛盾（主要是在后的三份证据与第一份证据之间的矛盾），一审法院对此进行论述：首先，东峡大通公司表示在支付3100万元时，未明确指定对象，哗啦啦公司亦认可双方并未就付款的支付顺序、确定方式进行事先的约定，因此东峡大通公司作为付款方，对于款项的支付对象具有选择权；其次，东峡大通公司在2018年11月28日出具的《确认函》，内容中“截止2018年11月28日，我司已向哗啦啦公司支付民币2880万元，应付未付款项金额为575000元”的表述，结合其向哗啦啦公司支付3100万的时间，可以认定系对选择权的行使。该《确认函》系向天津飞鸽公司出具，可以认定为东峡大通公司的意思表示为在3100万元非定向付款中，将其中2880万元的付款对象指向天津飞鸽公司。再次，东峡大通公司的选择权一经行使，即不可撤回或变更。东峡大通公司向天津飞鸽公司出具《确认函》，将3100万元非定向付款中2880万元的付款对象指定为天津飞鸽公司，该《确认函》对于东峡大通公司具有约束力，东峡大通公司无权就其已确认的部分进行撤回或变更。东峡大通公司于2019年9月3日出具的两份《还款情况说明》，内容与在先的《确认函》相抵触，因此两份《还款情况说明》中关于2880万元部分的内容无效，同理东峡大通公司的高管杨品杰、法定代表人陈正江关于3100万元的表述，亦不能起到撤回或变更在先承诺的效力。最后，四位第三人均认为《确认函》系天津飞鸽公司与东峡大通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东峡大通公司亦认为《确认函》不能代表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确认函》加盖有东峡大通公司的公章，对外具有代表作用，可以认定《确认函》的内容系东峡大通公司的意思表示。正是基于3100万元的分配可能影响四位第三人的利益，一审法院依申请进行了追加。在庭审中查明，天津飞鸽公司与东峡大通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东峡大通公司应依涉案《保理协议》支付应由账款的事实确实存在，因此东峡大通公司将2880万元的付款对象指定为天津飞鸽公司，虽然确实减少了其他四位第三人可分配的应收账款，但不能认定为恶意，是东峡大通公司正常行使其选择权的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应将2880万元计入东峡大通公司依涉案《保理协议》向哗啦啦公司支付的应收账款中。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第一，四位第三人提出了“砍头息”的问题。所谓“砍头息”，是指事先将某一段时间或某一固定金额的利息自本金中扣除，未向收款方实际给付，但在之后的计息本金中，仍将该部分利息计作本金计算的方式。本案中，哗啦啦公司应向天津飞鸽公司支付的保理预付款为39375000万元，实际支付了38981250元，之间的差额为393750元，产生差额的原因是事先扣除了截止至2018年6月28日的利息（分两笔计算），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天津飞鸽公司与哗啦啦公司明确约定了该种事先扣除的支付利息方式，但确实造成了在此之后计息的本金金额产生变化，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按照哗啦啦公司实际付款金额作为其支付保理预付款的金额。第二，基于一审法院对于第二项争议的论述和认定，东峡大通公司已向哗啦啦公司支付了2880万元应由账款，该笔款项应自天津飞鸽公司应返还的款项中扣除，计算后天津飞鸽公司应返还的保理预付款金额为10181250元。第三，哗啦啦公司认可涉案《保理协议》履行期间，东峡大通公司曾向其支付11662500元，其中1000万元系支付应由账款，另1662500元系支付的利息及其他保理费用。东峡大通公司认为该1662500元亦属于支付的应收账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哗啦啦公司、天津飞鸽公司、东峡大通公司三方签订的涉案《保理协议》中，确实约定了东峡大通公司应另行支付利息及保理费用；其次，东峡大通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出具的《确认函》中，明确表示“其中我司直接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保理协议到期后，我司应向哗啦啦公司支付的保理款及其他费用共计人民币29375000元”，按照该表述，东峡大通公司自认向哗啦啦公司支付的应由账款为1000万元，该表述对东峡大通公司具有约束力，东峡大通公司同样不能撤回或变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东峡大通公司所支付的1662500元不属于应收账款，同时认定在本段第三部分认定的10181250元款项中，应再次扣除1000万元，计算后天津飞鸽公司应返还的保理预付款金额为181250元。第四，鉴于一审法院在第一部分未将393750元认定为利息，且已自本金中扣除，因此天津飞鸽公司应以3898125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的标准，支付计算至2018年6月28日的利息，经计算后金额为378303．75元（297000元＋81303．75元）。第五，依据涉案《保理协议》的约定，在东峡大通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全部应收账款时，哗啦啦公司有权要求天津飞鸽公司返还剩余保理预付款，并有权要求东峡大通公司支付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的利息，依据上述约定，天津飞鸽公司不负有在付款期限（2018年6月28日）之后给付利息的义务。综上，因东峡大通公司在涉案《保理协议》到期后未向哗啦啦公司支付全部的应由账款，哗啦啦公司有权依《保理协议》的约定，要求天津飞鸽公司返还保理预付款181250元，并支付截至2018年6月28日的利息378303．75元。一审法院对哗啦啦公司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中于本院认定相符部分予以支持，对于其余部分不予支持。关于第四项争议焦点，基于一审法院上述论述，东峡大通公司负有支付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利息的义务，一审法院确定东峡大通公司应自2018年6月29日起计至天津飞鸽公司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的标准，以181250元为计算基数，向哗啦啦公司支付利息。一审法院对哗啦啦公司第三项诉讼请求中与一审法院认定相符部分予以支持，对于其余部分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天津飞鸽公司向哗啦啦公司返还保理预付款181250元，并支付利息378303．75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东峡大通公司向哗啦啦公司支付利息（以18125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9日起计至天津飞鸽公司付清上述第一项中181250元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哗啦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深圳禾苗公司提交以下新的证据：1．东峡大通公司涉诉执行情况汇总统计；2．东峡大通公司执行情况汇总；3．东峡大通公司终本案件情况汇总；4．东峡大通公司失信情况汇总；5．东峡大通公司《专业版企业信用报告》，以上证据证明东峡大通公司已经完全丧失还款能力，案涉3100万元资金的分配结果直接影响5家供应商的切身利益。磐安新奥特公司提交以下新的证据：东峡大通公司股东杨品杰向磐安新奥特公司董事长发送的短信，证明2019年9月3日的第一份《还款情况说明》是在哗啦啦公司的胁迫下出具的。本院经审查认为：鉴于东峡大通公司至今未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深圳禾苗公司提交的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且案涉还款发生于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存在破产程序中的个别清偿情形，故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磐安新奥特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证明胁迫事实的存在，2019年9月3日的第一份《还款情况说明》的真实性问题与二审的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故对该份证据，亦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深圳禾苗公司与磐安新奥特公司应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案涉争议标的为天津飞鸽公司尚欠哗啦啦公司的保理预付款，同时也是《保理合同》约定的天津飞鸽公司可向东峡大通公司追索的标的。上述争议标的涉及东峡大通公司向哗啦啦公司支付的3100万元，现深圳禾苗公司与磐安新奥特公司均主张上述标的中部分款项应为东峡大通公司向其清偿的债务，即二公司主张其对争议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故深圳禾苗公司与东峡大通公司属于本案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二、一审判决认定3100万元中2880万元系清偿天津飞鸽公司项下应收账款，并不不当。首先，《确认函》合法有效。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东峡大通公司与天津飞鸽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亦不足以证明《确认函》并非东峡大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确认函》的效力，本院予以确认。《确认函》系东峡大通公司作出，亦已通知了天津飞鸽公司，东峡大通公司后续变更自己的意思表示，并未取得天津飞鸽公司的同意，故后续变更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以最先作出的《确认函》认定案涉款项的性质并无不当。其次，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并不相符。上述法条适用于同一债权人和同一债务人之间多笔债务的情形，本案中，天津飞鸽公司等供应商虽然将应收账款转让于哗啦啦公司，但各方之间并非简单的债权债务转让法律关系，供应商、哗啦啦公司及东峡大通公司共同签署《保理协议》，哗啦啦公司系对供应商和东峡大通公司提供整体保理服务。《保理协议》约定了应收账款到期后，哗啦啦公司有权要求供应商返还保理预付款，同时亦约定了保理商有权追索东峡大通公司的付款责任。案涉3100万元款项支付之时，应收账款已经到期，此时按照《保理协议》的约定，供应商既是哗啦啦公司的债务人，又是东峡大通公司付款责任的债权人，故本案并非两方主体之间不同笔债务的清偿，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再次，现行法律对债务人面对多个债权人时的个别清偿并无禁止性规定。东峡大通公司并未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案涉的个别清偿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本案中不存在司法强制介入分配的合理路径。深圳禾苗公司与磐安新奥特公司的其他上诉理由，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深圳禾苗公司与磐安新奥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深圳禾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案件受理费111800元，由深圳禾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浙江磐安新奥特童车制造有限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案件受理费82897．50元，由浙江磐安新奥特童车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晴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杨 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史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