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7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别某，女，199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徐志民、陆惠兰，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某，男，199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郑珠凤，浙江万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别某因与被上诉人孔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3民初2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国标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孔某与别某于2018年4月相识，双方于2018年7月确定恋爱关系，同年8月起同居。2018年12月23日，孔某通过银行向别某的账户转账60000元。2019年2月25日，孔某在收到孔庆忠转账汇入的200000元款项后将该款项支付至别某的银行账户。自2019年2月22日起至2019年3月12日，孔某与别某通过微信对话等方式就双方结婚、给付彩礼等事项进行了多次协商，但双方就给付总金额未协商一致。其间，孔某曾于2019年2月26日提出分手，并发信息称“20万我也不会要”、“孩子你自己看着办”；而2019年3月12日，孔某又发信息要求别某将20万元打回去，让其家人用红纸包好送过来以化解矛盾。嗣后，孔某以别某擅自进行人工流产手术导致双方矛盾无法调和，已无结婚可能为由于2020年5月13日起诉请求判令别某归还彩礼26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主要争议点在于：一、讼争款项的性质是否为彩礼；二、别某对讼争款项是否负有返还义务。关于讼争款项的性质，孔某主张系其以结婚为目的而给付的彩礼，而别某主张系因人工流产手术而由孔某自愿给付别某的补偿费用。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从时间节点来看，孔某打款200000元给别某的时间是2019年2月25日，而孔某提及分手的时间是2019年2月26日，晚于打款的时间。由此可知，孔某打款给别某并非以支付人工流产补偿费用为目的；其次，从付款行为来看，讼争的200000元款项是在孔某、别某双方谈及结婚事宜后由孔某父亲孔庆忠的账户汇出，结合双方之间2019年3月7日、3月12日的微信对话内容，别某提及“你爸妈不是没钱，是有也不拿，既然这样，他想我们分手，注定以后没法相处”、“现在的东西实在太贵，20万买不了什么”、“你爸给这20万买金器都不够”、“我至始没同意20万嫁给你”、“31.2＋6.6＋9万，这是我家底线”、“你爸妈答应回去想办法，实际…”、“我要真因为这剩下来的26.8那你给我就好了”。由此可知，双方谈及该200000元款项始终是以结婚为主题，故该款项更符合以结婚为目的给付彩礼的特点。别某关于该款项为支付人工流产手术补偿费的答辩主张，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因孔某、别某通过微信对话方式讨论的内容始终限定于2019年2月25日转账的200000元，并不包括2018年12月23日转账的60000元，故对于孔某主张该60000元为彩礼的意见，原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点，别某辩称孔某在2019年2月26日提出分手时已经明确同意该200000元用于别某打胎所发生的营养费、护理费等所有费用，作为对别某的补偿，且明确地作出了不要的意思表示和处理。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2019年2月26日、3月12日孔某、别某双方微信对话的内容可知，在孔某表达分手意愿后的一段时期内，双方仍有就结婚追加彩礼问题进行后续协商，另结合孔某讲话的前后语境，难以认定孔某已明确作出放弃彩礼的意思表示；同时考虑彩礼的给付习俗及其家庭共有财产属性，在孔某的父母未予追认的情况下，别某以孔某已放弃为由主张无须返还彩礼亦不能成立。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以及风俗习惯等因素，酌情确定由别某返还孔某彩礼14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别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孔某彩礼140000元；二、驳回孔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00元，减半收取2600元，由孔某负担1050元，由别某负担1550元。 宣判后，别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在证据认定上存在严重错误，具体表现在：1、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录音在庭审时并没有提供原件，而是转发件，并且被上诉人整理的书面录音内容与录音本身内容相差甚远，根本无法客观地反映录音的真实内容。由于是当庭提供，上诉人一审委托代理人在庭后递交了书面的质证意见，并且强调了不认可两份录音的真实性。然而，一审判决不仅把当庭提供的录音转发件变成了原件，而且确认了录音的真实性。2、在完全可以确认上诉人提供的医药费票据、检查报告单、就诊卡等证据材料的真实性的情况下仅以证据显示的身份信息与上诉人不一致为由不予认定。事实上，被上诉人提供的2019年3月15日的录音是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人工流产动手术当天到上诉人的病房来闹事时由被上诉人录音的。被上诉人虽然在原审庭审时否认了上诉人住院期间前去医院看望过上诉人，但该份录音材料却证明了被上诉人不仅知道上诉人住院时用的是化名，而且还去医院闹事的事实。另外，上诉人去医院检查时是被上诉人陪上诉人去的，就诊卡上的化名也由被上诉人填写，就诊卡也由被上诉人保管，其中一张就诊卡被被上诉人丢失。每次检查报告单都是被上诉人去医院取的。上诉人应一审主审法官要求提供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这些事实。因此，一审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上诉人提供的医药费票据、检查报告单、就诊卡等证据材料上的化名就是上诉人本人。3、在举证责任分担上，免除了被上诉人提供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责任，但在被上诉人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却要求上诉人提供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而上诉人提供的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只是为了让一审主审法官看，并未作为证据提供。因此，这些聊天记录并没有经过法庭质证。然而，一审判决却在认定事实上用未经法庭质证过的微信聊天记录来认定本案的事实。二、在事实认定上，使用了未经法庭质证过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且断章取义，从而回避了本案的关键事实，甚至歪曲了本案的事实。具体表现在：1、错误地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26日分手的事实认定为被上诉人提出分手。2019年2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彩礼金额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被上诉人遂提出分手，上诉人表示同意。因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分手的时间是2019年2月26日。2、错误地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2019年2月25日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的20万元的处理达成合意的事实简单地认定为被上诉人提出分手时称“20万元我也不会要”。2019年2月26日，上诉人在同意了被上诉人提出分手的要求后，提出了前一天被上诉人转给她的20万元用于人工流产手术，包括医药费、手术费、营养费、护理费等。被上诉人当即表示同意。双方就此达成了如何处置该20万元的合意。3、回避了本案的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手后，上诉人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并在人工流产手术当天，被上诉人为了收集证据到上诉人病房大吵大闹。4、回避了被上诉人在同意将己经转给上诉人的20万元用于上诉人人工流产等费用并作为对上诉人的补偿后，又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哄骗因被分手、怀孕及接下来的人工流产手术等处于极度恐惧、不安和焦虑状态的上诉人，假惺惺地提出要和上诉人复合，一边却在暗地里通过录音来收集证据，并且当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已经吃下打胎药后，赶在上诉人刚做完人工流产手术被送到病房时就在病房里大吵大闹，企图要回20万元，甚至还录了音。更为卑劣的是，把在病房录的音通过书面整理稿说成是在上诉人的家里等事实。三、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存在严重错误。具体表现在：1、错误地将20万元定性为彩礼。2019年2月25日，在上诉人还未与被上诉人就彩礼的金额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20万元。该20万元在转入上诉人银行账号之时，其性质是模糊的。问题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手时，双方已就该20万元的处理达成了合意，即用于分手后上诉人因人工流产手术而发生的医疗费、手术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并作为对上诉人的补偿，被上诉人不再主张返还。这意味着该20万元完全具有合同法上的赠与的性质。2、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彩礼”14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彩礼14万元引用了两个法律规定，即①合同法第五十一条，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首先，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是关于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规定。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的父亲将20万元打到被上诉人的银行账号之时起，该20万元的所有权就已经转移到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该20万元如何处分完全不需要其父亲的追认。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将该20万元用于人工流产手术等费用并作为对上诉人的补偿在法律上完全是有效的。被上诉人的父亲事后是否追认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处分该20万元的行为的有效性。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指的是订婚但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而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订婚，而只是在商讨如果结婚需要多少彩礼。另一方面，不管该20万元性质如何，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分手时己经明确表示上诉人无需返还，同意将该20万元作为对上诉人因人工流产等的补偿。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是完全错误的。第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分手时就该20万元达成的合意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因为该20万元最终具有合同法上的赠与的性质，并且该赠与己经完成，被上诉人不享有任意撤销权。第四，被上诉人就该20万元的赠与行为因本案中没有合同法规定的法定撤销赠与事由而不享有法定撤销赠与权，并且，被上诉人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请求撤销该20万元的赠与行为。因此，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所谓的“彩礼”14万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孔某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婚约财产即彩礼是指以结婚为目的一方向另一方赠与的一定财物。本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虽短暂同居生活，但二人并未办理结婚登记，同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现已分手，亦已无和好办理结婚登记再共同生活的可能，被上诉人现基于未实现婚约目的要求上诉人返还彩礼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此，原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提供的有效证据，认定案涉20万元系彩礼，并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以及风俗习惯等因素，酌情确定由别某返还孔某彩礼14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上诉人别某负担。别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