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陕06民终18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喜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居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健。上诉人李喜娃因与被上诉人刘居洋、王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2020）陕0626民初1095   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喜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堂、被上诉人刘居洋、王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喜娃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陕西省吴起县人民法院（2020)陕0626民初1095号民事判决内容，判决被告支付原告11万元。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月初原告经白继东（妻妹夫）介绍与刘居洋、王健二人认识，后又经王健作为中介人将原告的徐工（12T)甘MXXXXX 吊车一辆以人民币88800元整卖给了刘居洋，买卖时双方约定交车时一次性付清全部车款。于是，李喜娃于同年1月5日将该吊车交付给了刘居洋。但是，付款时刘居洋说：“他做生意现在手头资金特别紧张，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恳请将该笔车款按2分利息计算，提前把一年的利息计算到车款里面金额为110112元，就算车款已付清，再把车款借给他一年，去零头取整数给你打成11万元整的借款条，王健也同意做该笔借款的担保人”。无奈，在其妹夫白继东和王健的撮合下，最终李喜娃同意了刘居洋的要求，随后刘居洋给李喜娃出具了11万元整的借款条一份，由王健做担保人，且均在借款条上亲笔签名按了指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非因借款所形成，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车辆买卖所产生，故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车辆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并非因民间借贷行为引发，明显缺失民间借贷行为这一前提基础，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构成要件。且本院就案涉债权产生所基于的法律关系向上诉人予以释明，但上诉人拒绝变更诉讼请求。鉴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相应的事实依据予以支撑，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案涉债权债务，上诉人可以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另行提起诉讼解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是错误的，法官枉顾事实，明目张胆，千方百计为被上诉人王健（担保人）开脱、解除担保责任，让上诉人实在无法接受。上诉人认为：本案法官适用的法律依据不正确甚至错误，1、《民法通则》第五条 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2、《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综观上述法律依据内容：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法民事权益谁的被侵犯，法律应该保护谁是显而易见的。2、关于提供证据，上诉人依据《民诉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在庭审中已向法庭及时提供了“书证”两份（借款条原件，车辆买卖协议书复印件）。3、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且在该案中基础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有很大影响，要是上诉人同意该法官认定的车辆买卖关系的话，那么被上诉人王健（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就会解除，法官就会名正言顺的认定被上诉人王健（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不成立，肯定会认定王健系该案车辆买卖纠纷中的中介人。既是判决上诉人胜诉，也是一场空。据上诉人了解，被上诉人刘居洋已涉诉数起，债务累累，已无偿还能力。该法官大费周折，千方百计，不辞辛苦，任劳任怨，至始至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被上诉人王健（担保人）解脱、免除担保责任。究其原因上诉人不得而知，实让上诉人无法理解与接受。一审法院认定该案纠纷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武断的做法，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对被上诉人刘居洋在庭审中认可、承认上诉人出示的证据事实未采信，让上诉人难以信服。故请求二审法院明察重新明判。综上所述，充分证明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判决内容完全显失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适用法律不当，给上诉人造成更大损失，为此，上诉人为了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故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审查，为民做主，作出公正判决。刘居洋辩称：我不承认利息，上诉期间我给上诉人清偿了6800元。王健辩称：我只是中介人，不承担担保责任。李喜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刘居洋偿还原告借款11万元及利息（以借款11万元为基数，按照约定月利率2%从2020年1月6日计算至还款之日）；2、依法判令被告王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5日，李喜娃与刘居洋在王健的中介下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书，约定李喜娃将其所有的甘MXXXXX徐工（12T）吊车卖给刘居洋；价款为8.88万元，交车时一次性付清全部车款；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当日，李喜娃将上述车辆交付于刘居洋。刘居洋因无钱给付车款当日向李喜娃出具金额为11万元的借条一张，约定还款日期为2020年1月5日，并由王健签字担保。2020年3月至5月，刘居洋分三次共给付李喜娃车款5000元。随后，李喜娃多次向刘居洋、王健主张债权未果。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本案中，李喜娃与刘居洋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非因李喜娃借款给刘居洋所形成，而是李喜娃与刘居洋之间因车辆买卖所产生，故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车辆买卖合同纠纷。李喜娃主张的“借款”并非因民间借贷行为引发，明显缺失民间借贷行为这一前提基础，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构成要件。且本院就案涉债权产生所基于的法律关系向李喜娃予以释明，但李喜娃拒绝变更诉讼请求。鉴于李喜娃的诉讼请求并无相应的事实依据予以支撑，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案涉债权债务，李喜娃可以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另行提起诉讼解决。王健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应予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喜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0元，减半收取1250元，由原告李喜娃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审理查明，李喜娃与刘居洋在王健的中介下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书，价款为8.88万。后刘居洋因无钱给付车款当日向李喜娃出具金额为11万元的借条一张，约定还款日期为2020年1月5日，并由王健签字担保。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车辆买卖合同纠纷，并且向李喜娃予以释明，但李喜娃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李喜娃可变更诉请案由、主张后另案起诉。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上诉人李喜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海 龙   审  判  员   李 欣 南审  判  员   樊    宁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 官 助 理   刘 丹 媛书   记  员  王    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