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1民终87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荣花，198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文国（陈荣花丈夫），198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福，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明，男，198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元，男，1980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彧，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贝贝，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悦，女，197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卉，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荣花因与被上诉人汪明、骆元、顾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6民初19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荣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本案有明确被告，三被上诉人是共同相对方。2.汪明陈述的只是借用证件，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三被上诉人均是专业二手车执业人员。3.一审认定的受托行为不能成立，应该是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售卖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汪明、骆元辩称，如果上诉人认为当时车辆买卖是由南京市秦淮区全盈汽车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全盈中心）这个个体工商户与上诉人之间建立的买卖关系，那么骆元、汪明就应该是个体工商户的雇员，或者是接受个体工商户老板顾悦的指示进行的交易，那么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应该选择全盈中心作为起诉被告，鉴于全盈中心已经注销了，按照法律规定，是可以起诉顾悦个人的。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如果上诉人认为这个车辆是由实际登记人汪明售卖给上诉人的，除了由顾悦当时所经营的全盈中心的POS机刷过100210的车款以外，其他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是与顾悦进行过接洽沟通，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应该选择骆元或者汪明作为被告，汪明、骆元与全盈中心并没有共同卖车的意思表示，而且本案中，汪明、骆元也提供了由上诉人自己签署的其与汪明个人的汽车销售买卖合同，该合同不是由汪明签署，是由骆元代替汪明签署的汪明的名字，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明确认定上诉人是知道其在实际与谁交易。在一审最后一次庭审过程中，法官明确向上诉人释明，现在的三被上诉人没有成为共同被告的法律基础，也没有成为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要求上诉人进行选择，但上诉人拒不选择，并且在最后答辩中也提出要向公安报案。综上，一审裁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顾悦辩称，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首先要有意思表示为因素，上诉人与顾悦之间并未形成过买卖二手车的合同合意，本案车辆是登记在汪明名下，买卖合同也是与汪明签署的，作为二手车买卖，并没有对主体有特殊要求，因此，上诉人所辩称的“该买卖撇开全盈中心就无法建立”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作为动产交易，即使普通人也应该知道车子的权利归属应以实际登记为准，而合同的最终生效也已车辆交付即所有权人的变更为准，因此整个过程中，上诉人都是知晓该车辆是登记在汪明名下，并办理了相应的机动车变更手续，不能仅以全盈中心收取了相应款项，就认可全盈中心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二手车的合意，同时，在一审中，顾悦也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其收取款项是依照骆元的指示（因其与骆元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款项系骆元对其的还款，也与车辆买卖无关），所以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未就其与顾悦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合意进行举证，因此一审裁定上诉人的被告不明确于法有据，应予维持。陈荣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双方之间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2.汪明、骆元、顾悦退还购车款34万元、赔偿贷款利息、过户费、税款等损失55880.73元；3.汪明、骆元、顾悦赔偿损失102万元（34万元的3倍）；4.本案诉讼费用由汪明、骆元、顾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2日，陈荣花在全盈中心（该中心成立于2012年11月28日，后于2017年11月注销，经营者为顾悦）看车后与汪明商定以34万元合同价购买了汪明名下的一辆奔驰Ｅ180Ｌ轿车，发动机号为10216407，车架号为ＬＥ4ＨＧ3ＤＢＸＧＬ234631，车牌号为苏Ａ×××**,价款为36万元，首付定金36000元。2017年4月22日陈荣花将首付定金36000元汇给骆元，骆元当日将此款汇给顾悦，陈荣花在购车过程中与汪明签订了车辆买卖合同。2017年4月27日，陈荣花用信用卡向全盈中心ＰＯＳ机账户汇款100210元，其中210元系ＰＯＳ机手续费，余款20万元，陈荣花于2017年4月28日将车辆抵押贷款汇入骆元账户。同时，合同双方办理了车辆过户登记，登记后的车牌号为苏Ａ×××**。在交易中，涉案车辆开具的交易发票金额为5000元。2019年陈荣花在对涉案车辆进行维修时发现为事故车辆，后经查涉案车辆于2016年9月在重庆市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该车辆在处理过程中被认定为严重受损，并获得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赔款33.2万元，在赔损协议中约定事故方梅德容不得再对车辆进行维修并注销车损险。根据车辆登记信息记载涉案车辆自2016年1月5日初始登记后，相继由梅德容转让给陈旭，陈旭转让给汪明，再转让给陈荣花。在审理中陈荣花提交了证据证明了汪明、顾悦、骆元均存在从事二手车执业史，汪明也有过以全盈中心名义发布过车辆其他车辆信息，并还进行过46份二手车的交易记录。以此证明汪明、骆元、顾悦构成共同经营，对于车辆销售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本起纠纷中隐瞒事实将事故全损车辆以高价卖给了陈荣花，全盈中心已被注销，顾悦是经营者，汪明、骆元、顾悦的行为构成了欺诈，依法应当追究汪明、骆元、顾悦法律责任。汪明为证明其从事二手车交易中只是借用全盈中心场地，提交了其在网站上以其他地址发布的信息截图。顾悦为证明自己并非合同相对人，提交了自己曾向骆元母亲借款购房的部分证据。骆元为解释陈荣花提交的购车发票仅开具5000元的金额，提交了同一地区二手车交易中开具低金额的发票。一审法院认为，陈荣花将汪明、骆元、顾悦作为共同被告，认为汪明、骆元、顾悦均是合同相对人。法院认为，陈荣花在与汪明签订合同时是明知合同相对人仅为汪明，车辆也登记在汪明名下，虽由全盈中心收取100210元车款、骆元收取了定金及其余车款，自然也是在汪明指示下完成的交付，说明陈荣花也是接受的，在经济交往中，委托他人代为收款是常见现象，此时的注意义务应在陈荣花，与汪明、骆元、顾悦并无法律上利害关系。在二手车的市场上个人从事的交易，对公司的依附性并不强，更多的会利用公司的场地、信息平台等条件提供方便，并不会给购车人带来实质性损害，法律法规亦无严格的限制。因为购车人只要在订立购车合同时加以注意和防范即可明确交易对象。即便汪明的行为给陈荣花产生合理的认识，那汪明也只能是全盈中心受托人，行使的是全盈中心的单位职务行为，因此被告应当对当事人加以选择。由于汪明与骆元在审理中已明确了双方的法律关系，即汪明是骆元的显名代理人。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为骆元，此事实由双方自认事实、骆元的购车时付款事实以及涉案车款接收事实所证实。双方属法律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也就是说陈荣花只有选择权，没有共同主张的权利。而在审理中，法院向陈荣花作出明确的释明，但陈荣花拒绝选择，从而放弃选择权，已构成陈荣花诉请缺少明确被告的情形。对于全盈中心在涉案交易中的收款行为，顾悦的抗辩有事实依据，也有其合理性。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驳回陈荣花的起诉。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骆元认可自己是实际车辆所有人，其称机动车销售合同上的所有主文及甲方“汪明”的签字、日期均是骆元书写。签订合同当天，汪明在，没让汪明签名是因为骆元是实际车主，汪明只是挂名。上述事实有，二手车转让（销售）合同、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照片、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起诉条件之一系有明确的被告。经本院审查，陈荣花此次起诉将汪明、骆元、顾悦列为共同被告，主张汪明签订了合同，顾悦经营的全盈中心和骆元收取了车款，三被上诉人共同参与了卖车的过程。二审中，骆元、汪明均认可汪明仅为案涉奔驰车的登记车主、骆元系实际车主，骆元也认可案涉机动车销售合同上的所有主文及“汪明”的签字、日期均是骆元书写。故上诉人陈荣花此次起诉具有明确的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6民初19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崔 民审判员 冯婧雅审判员 胡庆东二Ｏ二Ｏ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查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