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12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交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路****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154982721M。法定代表人：沈国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显兴，四川应天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兴红，男，1984年3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黔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方剑，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晓坤，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安畅交通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办事处城西七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089134469B。法定代表人：杨长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凌燕，重庆森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福建省交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交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兴红、原审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安畅交通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黔江安畅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4民初2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于2020年10月26日对上诉人福建交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显兴，被上诉人何兴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方剑，原审被告黔江安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凌燕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建交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4民初2064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案涉工程所涉机械设备租赁已全部由徐州悦语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悦语公司)提供，且上诉人已履行付款义务。上诉人承接案涉工程项目后，于2018年10月12日与徐州悦语公司签订《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合同包含铲车22台，其中卡特320D铲车6台，月租金35000元/台，合同第2条约定:“租赁期限:自甲方开工需要机械设备起至甲方不再需要乙方机械设备为止，具体租赁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合同第3条约定:“使用地点:甲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具体项目地址:阿蓬江至神龟峡景区连接线(X437)工程线内。”同时合同第5.1.1条约定租赁费用:“按月计算:机械设备月最低使用时间为22天(或176小时)以上，租金按月计算。第6.1条约定:“机械设备进退场工作由乙方负责……”第6.2.1条约定:“机械设备使用操作人员由乙方负责配备，操作人员费用已包含在租赁单价中，不再单独计算……”按照合同相对性，上诉人只承担向徐州悦语公司支付租赁费的义务。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是否具备租赁合同关系及租赁合同履行情况，均需由被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而且在一审中上诉人明确提出未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被上诉人亦未能提供与上诉人的书面合同，也未说明系上诉人要求其进场施工。但一审仅凭案涉项目由上诉人承包及不符合证据真实性且内容上不能代表法人意志的所谓“结算单”复印件，便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产生事实合同关系，毫无依据，一审法院上述裁判行为不仅使上诉人增加不必要的应诉成本，而且通过不符合逻辑的推定事实，将证明责任转嫁给上诉人，严重违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原则。2.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予以采信，实属违法裁判。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证据2、3、5项证据均为照片打印件，效力仅为复印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2、3、5打印件原审法院未与原物核对，且甚至未与照相设备中照片原件核对，上诉人当庭质证时便提出其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要求，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上述质证意见只字未提。若法院在开庭后对照相设备中照片原件进行了核对，或与原物进行了核对，理应在判决书中载明，上诉人亦无异议，但毫无依据便认定其证明目的成立，毫无公平公正可言。原审判决故意模糊推论过程，使阅读者认为其未使用证据3，但原审法院推定事实合同存在且判决欠付金额，依据的为证据5结算单复印件。而对证据5结算单复印件的认可，依据的是何小江通话录音中说该“结算单”原件在上诉人项目部，何小江可代表项目进行认可依据的是何小江作为“劳工管理员”的职务代表行为，进而要求作为法人的上诉人按照“劳工管理员”何小江的职务发言行为承担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5“结算单”原件的不利后果，仅在上述环节均认可的前提下，方能推导出最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按照原审判决最终认定的事实，对证据3的采信为推导事实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且不说何小江既非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或项目经理，也非上诉人员工，即便其真为上诉人“劳工管理员”，非劳工的机械租赁资料亦不由“劳工管理员”保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劳工管理员”职务是不能超越职务范围，进而代表作为法人的上诉人对非劳工的机械租赁资料保管情况进行认可。而第5项证据对应的“结算单”原件，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第8项证据视听资料(孟庆海与项目部工作人员何小江、向开明、罗飞)证明被上诉人“结算单”原件由上诉人保管。首先，被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未能明确指出对方身份，仅称呼为何总、向总、罗总等，不能说明通话录音中对方身份;其次，就算为何小江、向开明、罗飞，一审中上诉人也提出何小江、向开明、罗飞非上诉人员工，上诉人也未委托上述3名人员进行结算单签审或保管，与上述人员录音通话中即使上述人员认可第5项证据原件由其保管，亦不能免除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除非为上诉人或上诉人工作人员或受上诉人委托的人员保管该证据原件;更不用说，从通话录音内容上，通话三人均称未持有或保管第5项证据原件，所谓的在项目部、在某人处，均为其通话人的主观意志，不能约束其所说的第三方。并且该通话被上诉人亦提出为孟庆海通话并录制，假使情况属实，也只能证明孟庆海的“结算单”原件在何小江、向开明、罗飞等人处的可能，不能说明被上诉人的“结算单”也由何小江、向开明、罗飞等人保管，更不能说明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结算单”原件。而一审中上诉人也提出，上诉人项目部或上诉人未持有第5项证据原件，且被上诉人也未能提供上诉人项目部或上诉人持有第5项证据原件的证据，但一审法院依旧判决认可第5项证据的真实性。而且众所周知在工程项目中，用于签字的结算资料均至少具备两份，一份交结算申请人，一份交付款方核查，不可能原件仅一份，并且只由上诉人保管的情况。针对“结算单”原件未由上诉人持有的事实，二审中上诉人将申请何小江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证据的采信，完全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行，并且完全无视上诉人质证意见，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3.即便对所有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均进行采信，也不应得出要求上诉人承担72500元租赁费及利息的结论。本案属于租赁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在一审时需提供证据证明与上诉人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及租赁合同履行情况，而即便对所有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均进行采信，也只能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合同关系，但不能推出合同已经履行及对应履行量及履行金额，因该所谓的“结算单”与法人相关信息仅是打印文字，未加盖公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或本项目项目经理签字，并不能代表作为法人的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工程量、工程质量及对应价款认可的有效意思表示。若说存在事实租赁合同，则合同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而上诉人为法人企业，根据上诉人内部制度，所有结算均应当由供应商将结算款申请报至项目部，并填制结算单审批单，根据签审权限进行内部结算签审，经逐级签审通过后，方能作为财务付款依据，我国所有企业内部管理、国家机关内部管理均采用上述模式，而此类内部结算签审单据仅为内部流程，除非公司实际进行支付，不能认为是公司法人的意思表示，否则国家无需通过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等方式对公司意志进行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可见，就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代理行为需在其职权范围内，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证据，若均采信，也仅能证明王东海、向开明、何小江为项目部工作人员，不能证明王东海、向开明便为项目统计人、现场施工员等管理人员及何小江为项目部联系人，而普通项目部工作人员无权代表上诉人进行工程量、工程质量及其对应单价及总价的认可，更何况联系人也存在不是项目部所属人员的可能，仅为见证人身份。即便为统计人、现场施工员，根据建筑行业企业对相关职位职务的普遍要求及理解，统计人仅对工程相关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并不负责对数据真实性进行审核;现场施工员仅为工程项目部和施工队之间的联络人员，仅就现场施工情况、进度在项目部与施工队之间进行沟通传达，其不能代表法人意志，上述两类人员均不能代表法人进行工程量、工程质量验收结算，也不能代表法人对外进行合同签订或者商务谈判，工程结算中也当然不能代表法人对单价或总价进行认可。而一审中，被上诉人既未能证明“结算单”签字人员的身份情况及是否满足签字栏身份要求，也未能证明“结算单”单价符合事实合同中双方约定，即便被上诉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该两名工作人员职务，也应当对工程量、工程质量及单价进行重新核定。但一审法院仅通过“结合本院在其他同类案件中查明的事实，能够综合认定王东海、杨秀群系被告福建交建公司……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便推论出:“被告福建交建公司尚欠原告72500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背道而驰。若二审法院仍认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则国家法律应当根据判决进行修改，以后仅需由书记员发起审批流程，无论是否呈报或审批完成，只要打印上法院的全称，甚至无论法院是否盖章，均能代表该书记员所属法院的意志对外生效，或者由乡长、镇长提交审批，无论是否已向上呈报或审批完成，只要打印上国家机关的全称，甚至无论该国家机关是否盖章，便能代表一省甚至一国的意志，且对外发生效力。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关于证据的采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租赁合同事实及合同履行情况、金额等均认定错误。因此，上诉人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所有诉讼请求。何兴红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内容客观公正，依法应当予以维持；2.上诉人称案外的徐州悦语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是否与徐州悦语公司签订和履行租赁合同，一审中上诉人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即使履行了，也不排除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履行租赁的事实；3.本案中一审法院采信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证据的相关规定，因为一审中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双方办理了结算且结算单原件在上诉人项目部，通过被上诉人出具的复印件和上诉人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可以相互佐证。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没有质问何兴红关于国庆值班表的来源，由于上诉人在庭审中没有征询法庭的意见，所以说上诉人以此来推断对证据的采信不公，不客观真实；4.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租车费用正确，因为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举示了结算清单和打款凭据，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基于此事实作出判决客观公正。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黔江安畅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没有指向黔江安畅公司，黔江安畅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何兴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福建交建公司立即支付何兴红租赁金72500元（利息计算：以725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3月4日起计算至支付完毕之日止）；2.判令黔江安畅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3.本案诉讼费用由福建交建公司、黔江安畅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1日，福建交建公司与黔江安畅公司签订《阿蓬江至神龟峡景区连接线（X437）工程项目合同》，承包了位于重庆市黔江区阿蓬江镇的“阿蓬江至神龟峡景区连接线（X437）”工程。福建交建公司因承建该工程，向何兴红租赁铲车，何兴红的斗山50铲车从2018年7月22日入场到福建交建公司承包的“阿蓬江至神龟峡景区连接线（X437）”段项目工程进行施工，于2019年4月30日离场。何兴红提供的2张福建交建公司工程机械结算单上载明的应付结算金额共计127500元。王东海分别在2张结算单上统计人一栏签字，向开明分别在2张结算单上现场施工员签名一栏签字，何小江分别在2张结算单上联系人一栏签字。根据何兴红提交的《阿蓬江至神龟峡景区连接线（X437）工程项目部国庆节值班表》，能够认定王东海、向开明及何小江均是2019年国庆期间的值班人员，该三人均是项目部的工作人员。福建交建公司向何兴红共计支付了55000元，福建交建公司尚欠何兴红72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租赁关系受法律保护。何兴红向福建交建公司提供铲车进行施工，福建交建公司应给何兴红支付相应的费用，因此对于何兴红要求福建交建公司向其支付租赁费725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何兴红主张的利息，支持以725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2020年3月1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支付完毕之日止。何兴红主张黔江安畅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无法律依据，故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福建省交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何兴红支付租赁费72500元及利息（利息以72500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1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何兴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2元，减半收取计806元，由福建省交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福建交建公司举示以下证据：1.福建交建公司与徐州悦语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2.增值税发票及明细；3.村镇银行回单及清单；4.张显兴与何小江通话录音。何兴红质证认为，1.以上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范畴，2.对证据1、2、3有异议，即使成立也与本案无关联性，因为上诉人可能与他人履行合同的同时也可能与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也不排除上诉人为了解决开具发票问题而和他人签订合约；3.对证据4有异议，形成时间是在一审开庭后，何小江本身是上诉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该内容与被上诉人通话中的内容相互矛盾。黔江安畅公司质证意见与何兴红相同。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2、3约定的福建交建公司租赁徐州悦语公司车辆与本案租赁并非排斥关系，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4中何小江的通话录音与其之前通话录音内容矛盾，内容真实性存疑，以上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何兴红、黔江安畅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何兴红与福建交建公司之间是否成立铲车租赁的事实合同；二、如成立铲车事实租赁合同，该租赁费用为多少。现评述如下。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首先，何兴红的铲车是在福建交建公司承包的“阿蓬江至神龟峡景区连接线（X437）”项目工程工地上做工，福建交建公司在庭审中自述不清楚该项目是否转包、分包，也未举示证据证明该项目已经转包、分包与他人，何兴红不会无缘无故提供铲车到福建交建公司承建的工地做工，且该做工持续时间长达九个月，如果福建交建公司未租赁何兴红的铲车做工，依照常情常理其应当明确拒绝，现福建交建公司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曾经拒绝何兴红铲车在其工地做工，何兴红铲车的工作收益已经为福建交建公司所享有，因此，本院可以推断福建交建公司同意租赁何兴红的铲车在其工地做工，该租赁为事实租赁合同。其次，何兴红的部分租赁费虽系何小江的账户支付，但何小江系福建交建公司项目部劳工管理员，福建交建公司虽然主张该费用是何兴红的工资，但其并未举示证据证明何兴红系其雇员的事实，也未举示其支付何兴红工资的证据，因此福建交建公司关于该款项系支付何兴红工资的辩称没有事实根据；如果福建交建公司没有租赁何兴红的铲车，自然也无须向何兴红支付相应租赁费用，但其现已支付部分费用，因此本院根据证据规则可以合理推断该支付款项，就是福建交建公司支付何兴红铲车的部分租赁费用。最后，福建交建公司在二审中承认涉案项目只有张银宽能够代表公司，但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对张银宽进行了排他性授权，且何小江、向开明、王东海三人名字均在2019年《阿蓬江至神龟峡景区连接线（X437）工程项目部国庆节值班表》内，虽然福建交建公司不认可该值班表上加盖的“福建交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阿蓬江至神龟峡景区连接线（X437）工程项目部”印章，但如果确如福建交建公司辩称结算单上签字的何小江、向开明、王东海不是其工作人员，其就应当举示该项目的完整管理人员名单和2019年国庆节期间“真实”的值班表予以证明该签字的三人不在名单之内，但经本院反复询问后，至今其仍未提供；且本院质证过程中现场电话询问黄胜治、杨秀群，均证实该二人系福建交建公司涉案工地管理人员。因此本院根据证据规则可以合理推断何小江、向开明、王东海是福建交建公司在“阿蓬江至神龟峡景区连接线（X437）”段施工项目工程的管理人员，该三人在何兴红的《福建省交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机械结算单》上签字结算的行为，就是福建交建公司的结算行为。因此，虽然何兴红未提供其与福建交建公司的租赁合同，但能够通过现有证据，运用证据规则判断得出结论，福建交建公司就是何兴红铲车实际租赁合同的相对方，该铲车租赁费用已经结算完毕，福建交建公司应当支付何兴红铲车结算的租赁费。福建交建公司未举示相反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上诉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焦点二。根据何兴红提交的《福建省交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机械结算单》2份，虽系照片打印件，但何兴红提交了通话录音，证明原件由福建交建公司的工作人员保存，故不能因此否定其真实性，结算金额合计127500元，本院予以确认。何兴红认可已支付50000元，原判据此确认福建交建公司还应支付何兴红铲车租赁费7250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综上，福建交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2元，由上诉人福建省交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谢长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法官助理 雷书彦书 记 员 董天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