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82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拥军，男，汉族，1974年5月5日出生，住安徽省长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君，安徽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管世忠，男，汉族，1971年3月3日出生，住安徽省肥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峰，安徽龙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婷，安徽龙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姚拥军因与被上诉人管世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3民初1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拥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管世忠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管世忠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明显错误。姚拥军与管世忠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姚拥军是与合肥忠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姚拥军与管世忠之间是债权转让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对于债权转让是否成立并生效的事实认定不清。具体包括：首选，案涉债权数额并未确定，不确定的债权不能转让。一审法院依据夏某的电话认定债权数额确定明显错误。夏某是管世忠的人而非忠成公司的员工，其对姚拥军与忠成公司之间的账目并不清楚，且姚拥军电话中也并未核实送货单据，姚拥军实际也未与忠成公司进行对账核对，欠款数额并未确定。庭审中，管世忠申请的证人即忠成公司的财务人员也当庭陈述忠成公司与姚拥军并未对账核实欠款数额。本案债权数额无法确定。其次，案涉债权转让也未通知姚拥军。即使忠成公司与管世忠之间的债权转让合法，但忠成公司从未通知过姚拥军案涉债权转让给管世忠，管世忠无权主张该债权。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管世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案由就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2.案涉债权转让的数额确定。债权转让主要是忠成公司转让的水稳款196000元。一审中，管世忠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五及证据六均可以证明管世忠代姚拥军向忠成公司支付水稳款196000元，忠成公司转让的债权数额确定。3.姚拥军对债权数额也是认可的。双方已经对账结算过。姚拥军的录音可以证明，姚拥军先知悉债权转让，然后才有录音认可欠付管世忠人民币163000元。一审法院也是根据姚拥军与管世忠之间的电话录音来确定债权数额，而非依据夏某的电话来确认债权数额。管世忠说“把我们的钱搞快点”，姚拥军回答“我跟夏某对过了还欠人民币163000元”。上述对话表明姚拥军是认可欠付管世忠163000元。且在本案起诉前，我方向姚拥军发出了律师函，姚拥军也未提异议。4.姚拥军知晓案涉债权转让的事实。管世忠是在和忠成公司对账时电话通知姚拥军且经过姚拥军同意。从忠成公司出具的收据及领导签字批复可以证明债权转让程序合法，具有法律效力。5.姚拥军与管世忠中间存在房屋抵款，相关数额都是经过双方结算确认的，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 管世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姚拥军支付管世忠货款人民币共计163613.5元及占用资金期间利息4090.3元(以163613.5元为基数、年利率6%,从2019年08月01日暂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此后另行计算至款清息止);2.本案的诉讼费等费用由姚拥军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4月29日，姚拥军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华一路机械费34000元”。2015年4月29日，姚拥军出具证明一张，载明“国二路水稳款2788500元，已付现金1230000元，下欠1558500元，余款由管世忠结算”。 2016年1月5日，合肥忠成建材有限公司出具《结账凭证》，载明“华南城国二路水稳款总计366000元，已付170000元，余款196000元，现过账给华一路”。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总货款，管世忠陈述3018500元是由2788500元、34000元、及忠成公司转让的债权196000元构成。对前两笔，姚拥军表示认可，且从诉求上看已结清，故本案主要涉及196000元的债权转让，案由定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更为适宜。对于债权转让纠纷，首先看该债权是否存在。管世忠认为196000元是忠成公司转让的债权，姚拥军在第一次庭审中认可“忠成公司向其提供过水稳，但未决算，不认可欠196000元”。为此，管世忠提交二人在2019年7月5日的通话录音，以证实姚拥军认可欠其163000元。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通话录音进行逐句核对，姚拥军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及内容。在通话时，管世忠说“把我们的钱搞快点”，姚拥军回答“我跟夏某对过了还欠163000元”。在接受询问时，姚拥军表示这句话的意思是“夏某跟我说欠163000元，指的是欠水稳公司忠成公司的款项”。管世忠说“我当时不送水稳就好了，现在也亏了”，姚拥军回答“水稳应该不亏”；管世忠又说“亏哦，时间长了利息都亏了”，姚拥军回答“总的三百多万，现在只剩十几万了，也还好了”。在接受询问时，该句的意思是“我只是估算差忠成公司十几万”。上述通话录音及姚拥军陈述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姚拥军欠付忠成公司水稳款，而忠成公司的股东兼会计桑健均也出庭作证将债权转让给管世忠，故本案债权转让成立。至于具体金额，姚拥军辩称需要决算，但其在通话录音中回答“我跟夏某对过了还欠163000元”，该意思表示的对象是管世忠，且结合通话的整个过程分析，意思应当是欠管世忠163000元。管世忠在2019年7月5日通话时主张过权利，其要求自2019年8月1日起算利息，应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姚拥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管世忠163000元及利息（分段计算如下：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3654元，减半收取1827元，由姚拥军负担。 二审期间，姚拥军提交录音一份（姚拥军与夏某2020年4月6日的通话记录），证明夏某认可对欠款数额未予核对。管世忠质证认为，该录音是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形成的，且是与第三人的通话。夏某是管世忠的会计，对姚拥军与管世忠之间交往的196000元并不是太清楚。其虽不是太清楚，但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因为会计并不是直接交易商，其最终记账是依据票据第三方出具的票据来进行记录账目。录音里面姚拥军也说其知道这个事情，其既然知道196000元是债权转让，就说明在管世忠与忠成公司对账时，已经通知了姚拥军。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管世忠申请证人夏某出庭作证，证明存在债权转让196000元的事实，管世忠电话与姚拥军沟通过。同时管世忠已经履行了代偿义务，且后来管世忠又同姚拥军进行了结算确认欠付款项，包括互相冲抵的代偿款，姚拥军还下欠163000元。姚拥军对此163000元是是明确表示认可的。同时姚拥军二审当庭提交的录音文字记录中说，“对我是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多少钱我不知道”，这说明姚拥军对转让的196000元是知情的。 姚拥军对夏某的证言质证认为，夏某是管世忠的财务人员，与管世忠是利害关系人。且夏某自己陈述对于196000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并不清楚。欠款到底是多少，债权数额是不确定的。夏某也陈述是听到管世忠与姚拥军之间通过电话沟通，但是具体当时他是不是在场或者通话到底是什么内容，他没有证据证明，仅仅是他自己单方面向法庭作的陈述。 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录音所涉对象即为证人夏某，其作为管世忠的会计，与姚拥军进行对账，知晓163000元的欠付款如何结算而来，其知晓的相关事实与本案审理存在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管世忠一审起诉及一审判决列明的姚拥军出生日期及公民身份号码均为1975年9月15日和3401021975××××××××，而姚拥军向本院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载明的出生日期及公民身份号码为1974年5月5日及3401211974××××××××。姚拥军对此提交了合肥市公安局方庙派出所出具的重复户口注销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根据户口登记管理相关规定，对姚拥军，身份证号码3401211974××××××××，住址安徽省长丰县拥有的以下重复户口予以注销：姚拥军，身份证号码3401021975××××××××，住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特此说明”。基于此，本院对一审判决载明的姚拥军身份信息进行修正。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债权转让的效力及数额。 关于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法律之所以规定债权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是避免债务人对债权转让的事实不知情，从而继续向原债权人履行义务。由此可见，只要在债务人向原债权人履行了全部债务之前，原债权人或受让人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了债务人，则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仍旧有效，而非必须在债权转让的同时立即通知债务人。本案中，管世忠主张在受让忠成公司196000元债权时即已经将相关事实告知了姚拥军，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但姚拥军在二审中陈述，管世忠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向其催要案涉的196000元，此应视为管世忠告知了姚拥军案涉债权转让的事实，而此时姚拥军也尚未向忠成公司偿还196000元欠款，故案涉的债权转让对姚拥军发生效力。 关于数额。管世忠主张从忠成公司处受让了196000元的债权，姚拥军虽对此持有异议，并认为其与忠成公司之间的账目未经结算，债权数额不能确定。但通过姚拥军与管世忠之间2019年7月5日的通话记录可以显示，姚拥军陈述其与夏某对过了，还欠163000元。如果此时债权转让的196000元未被纳入到双方对账之中，则按姚拥军认可的其与管世忠之间的债务数额，姚拥军实际已经存在超付的情况，而姚拥军不仅未提超付事宜还认可欠付163000元，明显不合常理。故而应认定姚拥军陈述的欠付款163000元是综合了管世忠与姚拥军本身债权债务以及案涉债权转让的196000元后的结果。姚拥军在对账时未对欠付款数额提异议，现主张相关欠款未经其与忠成公司结算对账，尚不能确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54元，由上诉人姚拥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朱斌斌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张明武 书记员刁春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