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2民终922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飞，男，1959年7月26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梁溪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卓超，男，1955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梁溪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建江，男，1957年11月4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梁溪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齐鸣，男，1956年6月18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梁溪区。 上述四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星，江苏居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友芳，男，1963年4月18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浦添添，上海精诚申衡（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晖，江苏拓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斌，男，1963年3月30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滨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波，江苏博事达（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联运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135904963H，住所地无锡市滨湖区MOHO蠡湖商业园。 法定代表人：陆斌。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枫。 上诉人李飞、周卓超、沈建江、王齐鸣因与被上诉人王友芳、陆斌、无锡联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运公司）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9)苏0211民初3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6月9日出现法律规定情形中止诉讼，现已恢复诉讼，且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飞、周卓超、沈建江、王齐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王友芳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友芳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1.案涉股权，联运公司其他股东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并于2019年6月25日由其他股东推举沈建江为代表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苏0211民初4992号]，请求确认沈建江具有优先购买权，该案承办人与本案一审承办人同一人，因沈建江是否有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将影响本案王友芳是否能实际取得股权，为查清案件事实，一审应中止本案一审诉讼程序或将两案合并审理，查明优先权事宜后，再对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作出判决，但一审却径行判决确认案涉股权归王友芳所有，要求联运公司、陆斌办理登记手续，该判决一旦生效并履行，相当于剥夺了沈建江等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进而变相剥夺了该优先购买权的诉权及上诉权，故一审法院存在应中止审理而没有中止审理的情形，严重程序违法。2.本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依王友芳申请追加李飞等其他股东为第三人，被追加人认为针对案涉股权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2019年8月6日开庭审理本案中，未明确被追加人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且对前述优先权事宜案件未进行实体审理，后于2019年12月23日才开庭，至今未判，致使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变相被剥夺。由此，李飞等股东虽参加本案诉讼，但一审法院未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对待，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存在程序错误。二、一审法院确认案涉股权归王友芳持有，并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系事实认定错误。1.优先购买权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法定权利，李飞等股东从未声明放弃涉案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未能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根本原因在于王友芳、陆斌未履行通知义务并及时披露股权转让的实质条件。一审判决混淆“同意转让”与“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概念，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需满足以下条件：（1）需就股权转让事宜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2）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转让股东应书面通知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3）股东同意转让且同等条件已经披露的情况下，其他股东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故本案即使认定李飞等股东知晓转让未提异议视为已经同意转让股权，在同等条件下，李飞等股东依然享有优先购买权，在知晓同等条件之前，李飞等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并未成就，期限并不起算，结合本案，李飞等知晓拟转让股权的条件是在2019年6月6日收到陆斌《股权转让征求意见通知书》时，此时即表示不同意转让，并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权利的放弃需要明示，一审法院在李飞等明确表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仍判决确认案涉股权归王友芳持有，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认定王友芳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错误。根据《公司法》第32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即记载于股东名册在效力上属于设权登记，这就决定了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并不会使受让人自动取得股权，受让人只有在公司股东名册上记载了自己的姓名后，才能以股东身份对公司主张行使股东的权利，此时才取得股权。故即使王友芳与陆斌之间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在尚未登记在股东名册的情况下王友芳不能自动取得股权，即使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但截止到目前联运公司也从未认可王友芳为公司股东，有关的公司文件、公司章程、会议纪要等也未有记载，王友芳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没有依据。3.根据《无锡联运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份转让的规定，王友芳不符合受让股权的条件，一审以推定方式认定事实错误。“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无锡联运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必须书面通知执行董事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在会议上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受让股权的新股东必须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受让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份，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2019年6月6日召开经书面通知转让股份的临时股东会，李飞等股东都表示不同意陆斌转让股份给非股东并要求购买，故陆斌不可能对非股东王友芳转让股份。即使王友芳受让股份，也须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受让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对此王友芳未有书面承诺，也不具有购买陆斌股份的条件，一审未查清上述公司章程有关股权转让规定及其相关事实，片面地从《致王友芳先生函》内容，财务负责人周卓超接受陆斌指令将联运公司及两个关联公司报表转交给王友芳，李飞等股东借款购买股权并由《购买股份付款计划》作资金保证不排除可能由陆斌安排，孙芳华、龚晶慧证言称王友芳让陆斌安排进公司等方面推定其他股东知情，视为同意转让错误。综上，一审判决不当，应予纠正。 王友芳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1.本案中李飞、周卓超、沈建江和王齐鸣经王友芳申请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一审诉讼，一审并没有判决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李飞等第三人无权提出上诉，二审不应受理，即使受理后也应驳回上诉。2.有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2019)苏0211民初4992号案，一审后于本案受理，且为查清事实本案已追加沈建江等股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论陆斌还是沈建江，在本案还是4992号案一审中，从未提出过中止审理或合并审理的申请，也未提出被追加的股东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可见被追加的股东完全认可以无独立请求权的身份参与本案审理；本案立案后于2019年5月查封陆斌名下的股权，4992号案于2019年6月25日起诉，因陆斌股权存在查封限制，沈建江要求判决陆斌转让股权客观上存在障碍无法转让，故即使中止，也是4992号案须等待本案的审理结果，只有本案不支持王友芳的诉讼请求，解除查封，陆斌的股权恢复到原状，此时4992号案的诉请才有客观基础；王友芳与陆斌之间实系代持股法律关系，两人的股权转让只是显名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并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其他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故4992号案与本案实际上不存在关联性。二、王友芳享有联运公司39%股权，应确认为联运公司股东，一审实体判决正确。1.2013年陆斌收购联运公司分散股东的股权，资金实力不济，恳请王友芳加入，双方前后形成多份协议，确立了本案诉请的请求权基础。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主要内容是由王友芳出资以陆斌名义收购联运公司48%股权，陆斌只是名义上的受让方，且实际履行该协议由王友芳将大部分股权转让款直接汇入联运公司，再由联运公司支付给出让股东，具有代持法律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是王友芳长期以实际出资人的名义参与联运公司的重要经营管理，王友芳行使股东经营管理权，委派孙芳华从2016年10月始至联运公司担任财务出纳，龚晶慧从2017年2月始担任总经理助理，对联运公司日常管理，陆斌按协议约定向王友芳报告联运公司各项事宜，就相关决策事项征求王友芳意见等；王友芳行使股东知情权，联运公司每月将公司财务资料交予王友芳，陆斌的《致王友芳先生函》中也提到“…..根据你的要求将公司的相关合同、经营情况等公司机密资料给你”。二是联运公司的小股东对王友芳与陆斌之间股权代持关系及王友芳在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况均明确知情且默认配合。周卓超每月将公司财务资料交王友芳明显知情和配合，其他股东的知情也可从《致王友芳先生函》中得以印证，“由于公司与你合作投资建设维也纳酒店到撤资过程发生的不愉快，以及你突然发来通知函（指39%股权的情况），……担心你加入公司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如你还是坚持你的不同意的看法，那本人也可以基于股东身份提议再召开股东会讨论，但事先也和你说一下，依据股份过半的原则估计依旧会通过，但可能招致其他股东的不满…..”。上述两方面证据已符合股东显名的要件，且2016年6月20日的《委托持股（隐名投资）协议书》联运公司本身也是协议一方，该协议对联运公司具有约束力，王友芳依法可登记为联运公司股东。2.从王友芳与陆斌股权转让关系的角度，小股东对股权转让事宜知晓且默认同意。一是股权转让的依据在于2013年8月31日的联运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形成的《董事会决议》，允许联运公司按每股5元的价格在股东之间或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同等条件下公司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据此相关协议签订于2016年之前，不应适用2018年3月新修订的公司章程。二是“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指公司章程可以针对股权转让的条件设置为更严格或者更宽松，并非指股权对外转让的程序可以另有规定，2018年3月的公司章程增加“对外转让股权必须召开临时股东会”的程序，与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将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虽形式不同，但实质含义一致，另增加的“受让股权的新股东必须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受让股权所享有的表决权”，剥夺了个别股东的最基本的股东权利，违背公司法的基本精神，显属无效。三是沈建江等小股东知晓王友芳与陆斌之间股权转让且默认同意。主要表现为:第一、沈建江、周卓超等均是联运公司的管理层，知晓股权转让事宜，《致王友芳先生函》提及“……所以其他股东目前一致反对我将股份转让给你，并要求我与你协商退回所转让并代持的股份….”。从中可看出小股东并不要求购买该股权，也无需优先购买权；第二、股权对外转让的同等条件为董事会决议明确的联运公司按每股5元价格在股东之间或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工商档案显示，联运公司从2013年以来的所有股权转让均为该价格，2013年10月的《合作协议书》明确鉴于联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精神而签订，可见陆斌当时实际得到联运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同意后才与王友芳协商合作收购股权事宜；第三、即使沈建江等仍享有优先购买权，从《致王友芳先生函》的落款时间起算知晓股权转让的时间点，沈建江等主张也已超过法定30日期限。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陆斌辩称，一、本案陆斌持有股份无论转让给王友芳，还是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受让该股份，一审存在错误。2019年8月6日一审开庭案由为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庭审中变更为股权转让纠纷，且其他股东当庭要求主张优先购买权，一审询问具体付款计划，庭后其他股东提交资金证明等材料，案由的变更使其他股东的身份由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变成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尽管其他股东就优先购买权另行提起诉讼，但两个不同案件中均主张优先购买权，一审应先行处理优先购买权的问题，本案先行下判并没有对优先购买权进行确定，不导致其他股东独立请求权的丧失，二审应以其他股东有独立请求权进行审理，或发回重审。二、2013年10月陆斌与王友芳签订过合作协议，同时还签订了资金借款协议1500万元，王友芳通过银行向陆斌支付该借款，且该款银行票据上已注明资金性质为借款，陆斌随后用该款收购职工股份，非替王友芳购买，至2014年王友芳再支付其他部分款项时，实际上其他股东已不同意再对外转让股份，当时陆斌因资金问题已无法返还，在王友芳强烈要求下签订后续股权转让协议，陆斌用自己购买的股份中一部分转卖给王友芳，用以抵偿所欠借款，因协议中有保密条款约束，陆斌未就股份转让事宜明确告知其他股东，造成经营管理混乱，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对此向其他股东表示歉意。陆斌与王友芳进行股权转让及其具体的条件，从未向其他股东提起，也未予征求意见，私下安排人员在联运公司工作及向王友芳交付资料，均是陆斌个人行为，一审以推测方式认定其他股东不可能不知情，视为同意错误，二审应对涉案的优先购买权和股份转让问题查明事实后依法判断。 联运公司辩称，不同意转让股权给非股东王友芳，理由是，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权转让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联运公司原是“大而亏”企业，改制后发展势头良好，利润逐年增加，陆斌私下转让股份给王友芳比例达39%，足以影响企业的重大决策，且公司其他股东不欢迎王友芳成为公司股东，均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长远发展，不但要资合，更需人合，股东之间相互信任，团结一心，企业才能稳定发展，一审偏袒王友芳，置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于不顾，强行认定王友芳进入公司，对公司经营发展造成严重不利后果，二审应予纠正。 王友芳一审提出的起诉请求：1.确认陆斌持有的联运公司39%股权（陆斌共计持有86.2%）归王友芳所有，并由陆斌、联运公司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为王友芳；2.判令陆斌、联运公司向王友芳承担违约责任，以联运公司2019年度目标利润的21.2%及联运公司2016年度至2018年度超利部分50%两项合计金额的39%计算（暂估800万元，以审计结果为准）；3.本案诉讼费用由陆斌、联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10月21日，陆斌与王友芳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完成对联运公司原股权收购及股份重组的工作；在完成联运公司原股权收购及股份重组以后，联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陆斌持股52%、王友芳持股48%；王友芳在额度4000万元范围内向陆斌提供收购资金，具体为2013年10月28日前提供1500万元，2013年12月31日前提供1500万元……；在前述4000万元中，其中1600万元为陆斌向王友芳的借款，其余的2400万元为王友芳为履行本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先期支付的联运公司的股权受让款；双方确认，上述陆斌借款1600万元的利息的具体标准双方协商确定；为了规范必要的财务手续，依照上述资金安排，双方将另行签订一份《资金借款协议书》，但双方确认《资金借款协议书》与本合作协议书内容有抵触的部分，应以本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为准；为了便于联运公司原股权收购工作的推进，依照本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前期的股权收购工作（第一轮及第二轮）统一以陆斌名义对外进行；本协议书签订之日前，陆斌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股权收购工作（联运公司股份60%，股权受让款3000万元）的协议签订工作，双方确认在第一轮的股权收购工作完成后三年内，陆斌立即将联运公司的股份（35%）登记到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名下；陆斌在完成第二轮股权收购工作（联运公司股份20%，股权受让款1000万元）以后，陆斌应立即将联运公司的股份（13%）登记到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名义，第二轮的股权收购工作应不迟于2016年11月1日完成；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批准，任何一方不得作出或发布且不得代表其作出或发布与本协议的存在或标的事项相关的任何声明或公告。 2013年10月24日，王友芳与陆斌签订《资金借款协议》，约定：陆斌向王友芳借款1500万元，借款期限五年，借款利率按年利率3%结算。 2013年10月28日，王友芳指示第三方根据陆斌要求直接向联运公司支付1500万元，该1500万元在联运公司账册中记入对陆斌的其他应付款（借款）。之后，联运公司用该款向王齐鸣等当时股东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陆斌取得联运公司78%的股权。2014年10月，陆斌经受让再取得联运公司1%的股权。 2015年6月16日，陆斌与王友芳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鉴于双方在2013年10月21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就联运公司的原股权收购及股份重组作出了约定，截止于2016年1月2日，王友芳共计交付给陆斌款项3000万元，其中2400万元为先前支付的联运公司股权转让款，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该2400万元的持股比例为持有联运公司48%，600万元为陆斌对王友芳的借款；依据现有情况，陆斌无法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在2016年11月1日前完成第二轮的股权收购工作。约定：就联运公司第二轮的股权收购合作工作不再进行，王友芳支付给陆斌的股权转让款2400万元中超过联运公司股权35%的部分，计650万元；对其中200万元，陆斌将持有的联运公司的股份4%转让给王友芳，该200万元为该4%股份的股权转让款；对450万元部分，视作给予陆斌的奖励；陆斌确认，王友芳已经取得联运公司合计39%的股份，且陆斌已经收到了上述联运公司39%的股份的全部股权转让款，计1950万元；对39%的股份中的19%，由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持有，陆斌承诺原则上在2016年12月30日前将陆斌所持有的联运公司19%的股份过户登记到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对39%的股份中的20%，由王友芳委托陆斌持有，王友芳为隐名及实际持有人，双方另行签订《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陆斌承诺，自本协议书签署之日起届满两年后，陆斌应无条件的立即配合王友芳及联运公司将登记在陆斌名下的代持股份（联运公司股份20%）转让给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为了确保王友芳对联运公司管理运行的知情权和管理权，王友芳将向联运公司派驻相关管理人员，王友芳的派驻人员为两名，分别为财务人员（出纳）和总经理助理。 2016年3月，陆斌经受让再取得联运公司3.2%的股权。2016年5月，陆斌经受让再取得联运公司1.6%的股权。 2016年6月20日，王友芳、陆斌、联运公司签订《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鉴于王友芳实际出资1950万元受让联运公司股东陆斌持有的联运公司股份39%，王友芳同意隐名持有联运公司20%的股份；王友芳、陆斌约定，在本协议书签署之日起两年内，王友芳持有的联运公司股份（39%）中，19%的股份由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持有，20%的股份由王友芳委托陆斌持有；王友芳、陆斌一致确认，就该代持股份，王友芳有权且实际均由王友芳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以股东名义向目标公司主张权利；本协议签署之日，王友芳对联运公司的出资行为（或受让股份行为）所涉及的出资款项（或股份受让款）均已经履行完毕，陆斌已经收悉了全部的股权转让款，陆斌向王友芳出具出资证明文件；未经王友芳同意或知情，就该代持股份，陆斌不得以联运公司股东的身份作出任何的意思表示；王友芳可以以陆斌的名义签署任何形式和任何内容的股东会决议文件；陆斌依据本协议书代持股份期间，若因陆斌自身的因素导致或以其他方式使王友芳实际出资人权益受到限制或损害，陆斌应当赔偿王友芳的一切损失；自本协议书签署之日起届满两年后，陆斌应无条件的立即配合王友芳及联运公司将登记在陆斌名下的代持股份转让给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的任何第三方；王友芳、陆斌一致确认，对此协议负有保密义务，除经各方同意或本协议约定外，任何协议一份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协议的任何内容，否则应承担损失。 2017年3月，陆斌经受让再取得联运公司0.4%的股权。2018年3月，陆斌经受让再取得联运公司2%的股权。至此，陆斌取得86.2%的股权。 联运公司现经登记的股东有：陆斌、沈建江、王齐鸣、周卓超、李飞。 2019年4月15日，陆斌向王友芳发出《致王友芳先生函》，载明：由于公司在与你合作投资建设维也纳酒店到撤资过程发生的不愉快，以及你突然发来通知函的一些无理要求和做法等导致了其他股东认为你为人蛮横霸道、反复无常、不守信用，担心你加入公司后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所以其他股东目前一致反对我将股份转让给你，并要求我与你协商退回所转让并代持的股份……。针对该份函，陆斌庭审中解释为当时就股份转让一事征求过其他股东的意见，但没有刻意注明是王友芳。沈建江、王齐鸣、周卓超、李飞对此表示同陆斌的意见一致。 2019年6月6日，陆斌发出《股权转让征求意见通知书》，就陆斌所持有的联运公司39%的股权在之前以协议方式作价1950万元转让给王友芳的股权转让一事征求意见。沈建江、李飞、周卓超、王齐鸣答复：不同意转让，要求享有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中沈建江经李飞、周卓超推举，于2019年6月25日提起另案诉讼，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 经法院向孙芳华核实，孙芳华确认在调查笔录所述内容真实。孙芳华陈述称，其从2016年10月底到联运公司上班，没有经过任何面试和招聘程序，是王友芳直接指派进入联运公司担任出纳；王友芳的委派是因在联运公司有委托陆斌代持的股份；周卓超是联运公司财务科长，是其直接领导，知道其由王友芳指派，周卓超每个月还将联运公司及下属两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给其并让其转交王友芳。 经法院向龚晶慧核实，龚晶慧确认在调查笔录所述内容真实。龚晶慧陈述称，其从2017年2月底到联运公司上班，由王友芳直接调动过去，王友芳有联运公司股份，委派其过去参与了解、监督公司运行，担任总经理助理；其入职的岗位和职责分工都是需要通过股东会、总经理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并发红头文件，其他股东应当知道其经王友芳委派；其在联运公司协助陆斌进行公司管理，还就联运公司业务向陆斌汇报，同时将王友芳对联运公司的经营意见反馈给陆斌。 本案审理过程中，沈建江、李飞、周卓超、王齐鸣向法院递交快递（署名收件人彭广曦）一份，快递内包括沈建江、李飞、周卓超、王齐鸣出具的《购买股份付款计划》及南京交运公司、张静芳出具的资金出借承诺书、资金出借意向书、资金证明等。《购买股份付款计划》载明：付款计划一次性支付，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借款，合计4000万元用于购买联运公司股份。周卓超、李飞对此称：彭广曦系联运公司副总，负责公司具体事务，仅次于陆斌；南京交运公司与联运公司有业务往来，不认识南京交运公司、张静芳。 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书》、《资金借款协议》、《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股权转让征求意见通知书》、《致王友芳先生函》、公司登记资料等书证予以证实，有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王友芳与陆斌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合作协议书》，可见陆斌与王友芳在联运公司改制时合作，由王友芳出资以陆斌名义收购联运公司原股东股权，收购后陆斌将股权部分转让给王友芳。至于《资金借款协议》，《合作协议书》对此已经有明确约定，《资金借款协议书》与《合作协议书》内容有抵触的部分，应以《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为准。因此，就本案而言，王友芳与陆斌之间系股权转让关系，且王友芳已经承担了股权转让对价。之后，陆斌与王友芳陆续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进一步明确王友芳已经取得联运公司39%的股权，其中陆斌将19%的股权转让并登记给王友芳，将20%的股权替王友芳代持。《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至于是否征得其他股东同意、是否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并不影响上述合同的效力。综上，王友芳、陆斌之间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 关于王友芳登记为联运公司股东。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就本案而言，第一、王齐鸣虽然在《股权转让征求意见通知书》中表态不同意陆斌将股权转让给王友芳，但之后未由自己或推举他人实际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周卓超作为联运公司财务负责人，每月将联运公司财务报表转交王友芳，其对股权转让不可能不知情，其知情后也从未提出反对，更从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因此，起码王齐鸣、周卓超两人的行为可以视为同意转让，故本案已经符合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这一要件。第二、从孙芳华、龚晶慧的陈述来看，能够推断周卓超等对股权转让早已知情，且周卓超等对此予以默认和配合。而从《致王友芳先生函》来看，沈建江、李飞、周卓超、王齐鸣至迟在2019年4月也已知情陆斌将股权转让给王友芳的事宜，但沈建江等当时只是要求陆斌与王友芳协商退回所转让并代持的股份，并未提出行使优先购买权。沈建江、李飞、周卓超、王齐鸣在合理期限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行为，依法也可以视为同意转让。第三、虽然沈建江、李飞、周卓超现提出了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主张，并由沈建江提出了诉讼。但从提供的《购买股份付款计划》来看，收购资金全部来源于借款，而李飞、周卓超居然不认识出借人。且出借方与联运公司有业务往来，出借方的材料寄给联运公司负责公司具体事务的副总彭广曦，该所谓的出借款项实际极有可能系陆斌安排。据此，既可以看出沈建江、李飞、周卓超明显缺乏收购巨额股权的资金实力。且历年来在联运公司原股东出让股权时，李飞、周卓超从未购买过任何股份，其现在突然提出购买，十分违背常理。因此，沈建江等现在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行为，不能排除实际是陆斌支持和安排，以恶意阻却股权转让的条件，上述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第四、王友芳已经实际行使联运公司股东权利。其通过委派出纳，参与联运公司财务管理，委派总经理助理，参与联运公司日常经营。上述过程从未见沈建江、周卓超等小股东提出异议。而从联运公司签署的《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来看，联运公司本身也认可王友芳是联运公司股东的事实，认可王友芳对联运公司行使经营管理等股东权利。综上，将王友芳登记为联运公司股东，并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陆斌现应按约继续履行股权转让事宜，将王友芳登记为联运公司股东，王友芳持有39%的股权。 关于王友芳还要求陆斌、联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相关协议中未有明确约定，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王友芳存在相应的损失，故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陆斌持有的联运公司39%的股权归王友芳所有；陆斌、联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办理公司登记手续，将王友芳登记为联运公司股东（出资额195万元，占39%股权）。二、驳回王友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2800元，由王友芳负担。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李飞、周卓超、沈建江和王齐鸣提供（2019）苏0211民初4992号案庭审笔录，证明经李飞、周卓超推举，沈建江于2019年6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确认对陆斌持有联运公司39%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该案一审承办人与本案系同一法官，该案开庭时间为2019年12月23日，尚未结案，本案已于2020年1月结案，一审程序错误。王友芳、陆斌、联运公司经质证，对4992号庭审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该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二审中，王友芳提供证据：1.联运公司银行流水及《公司股权转让及溢价情况表》，证明2013年10月王友芳将股权投资款直接打入联运公司，由联运公司直接支付给老股东，老股东在上述情况表签名并附于联运公司财务账簿作为支出凭证，证实王友芳是实际出资人。2.联运公司于2013年8月31日召开董事会形成的《董事会决议》，证明该董事会决议附于联运公司账簿《公司股权转让及溢价情况表》之后，作为联运公司向老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公司决议依据，同时还证明陆斌与王友芳经联运公司董事会授权签订此后的《合作协议书》，由该合作协议书内容为凭；从董事会决议内容看，联运公司董事会包括沈建江、周卓超、王齐鸣在内，已同意联运公司股东按每股5元价格对外转让股权，同意陆斌收购增持联运公司的股权，也知晓该增持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为外部股东。3.若干份联运公司财务报表（2019年4、5、6月盖章报表，部分未盖章报表），证明王友芳实际参与联运公司经营管理并行使了知情权等股东权利，其他股东完全知晓。4.通知函、回函计5份，证明王友芳曾多次致函陆斌，以隐名股东身份就公司各类经营管理事项作出指示，其他股东也知晓王友芳隐名股东并行使经营管理等股东权利。5.孙芳华、龚晶慧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工资收款凭证，证明经王友芳的指派孙芳华、龚晶慧参与联公司经营管理。对此，李飞、沈建江、周卓超、王齐鸣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需核实，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证据1，陆斌的借款打入联运公司不能证明实际出资人是王友芳，《董事会决议》与陆斌和王友芳签订《合作协议书》没有关联性。2.证据2，陆斌与王友芳签订《合作协议书》前未得到联运公司董事会授权，股权转让价每股10元，事实上联运公司董事会未对外转让股权，实际出资人在董事会决议中未出现，且2013年时董事会成员大部分不认识王友芳。3.证据3，周卓超根据陆斌要求把3家公司的财务报表经孙芳华转交给王友芳，原因在于王友芳是其中2家公司的股东理应获得财务报表，本案陆斌向王友芳借款，让王友芳取得财务报表可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不清楚孙芳华是否由王友芳指派进公司，周卓超经手的该财务报表均未盖章，不排除孙芳华办理财务事项中自行盖章。4.证据4，陆斌与王友芳之间往来函不清楚，诉讼中才知晓。5.证据5，孙芳华、龚晶慧现已被公司辞退，与联运公司已无关系也再没有财务报表转交。陆斌质证认为，1.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陆斌个人向王友芳借款，用于本人购买公司股份，没有替王友芳购买之意，不能证明王友芳是实际出资人。2.证据2，《董事会决议》虽提及可以股东之间转让以及对外转让，但实际上对外转让的股份全部由陆斌本人用借款购买，并没有实际履行过，王友芳也没有购买股份。3.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陆斌向王友芳借款无法归还，该款打入公司，王友芳又是联运公司其他2家关联公司的股东，需掌握公司的情况，陆斌私自予以安排，其他股东不知晓。4.证据4，陆斌与王友芳之间的交流，陆斌与其他股东交流未提及股权转让及王友芳，其他股东不知情。5.证据5，孙芳华、龚晶慧一审出具证言后，其他股东知道由陆斌私下安排进公司，要求辞退，现安排于王友芳控制的关联公司，与联运公司无关。 二审中，联运公司提供证据：1.《临时股东会决议》、无锡市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登记备案表、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付款凭证，证明陆斌当初违反公司人事录用程序，私自将孙芳华、龚晶慧安排进公司，经股东会决议于2019年9月30日公司与该两人终止解除了劳动关系，一审中该两人所作证言因与联运公司有利害关系不可信。2.公司印鉴使用登记表，证明孙芳华的调查笔录内容不实。2019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公司印鉴使用登记表中无财务报表盖章内容，5月15日孙芳华外借公章到银行办事，有可能此时偷盖。3.公司章程，证明龚晶慧的调查笔录内容不实。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职权是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和监事，总经理助理由总经理任命，无需通过股东会讨论。李飞、周卓超、沈建江和王齐鸣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意证明目的。王友芳质证认为，1.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反映出联运公司对两人证言不满予以打击报复，无正当理由辞退。2.证据2，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2019年4月取得的财务报表也有加盖公司公章，5月公章偷盖没有依据，应追究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3.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辞退该两名人员需开股东会，聘用时不需股东会，不能自圆其说。陆斌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 上述（2019）苏0211民初4992号案庭审笔录、联运公司银行流水及《公司股权转让及溢价情况表》、《董事会决议》、联运公司财务报表及孙芳华、龚晶慧的相关工资收款凭证、通知函及回函、《临时股东会决议》、无锡市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登记备案单及补偿款付款凭证、公司章程等证据及其真实性，各方基本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案件事实进行评判。 另查明，2013年8月31日，联运公司召开董事会，陆斌、沈建江、周卓超、王齐鸣等在内的董事通过《董事会决议》，该决议载明，联运公司依法拟将出资人拥有的股权，以自愿的原则，按照每股5元的价格在股东之间或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同等条件下公司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但对外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此次股权转让数的50%；公司现有最大股东能增持股份，继续持有公司最大股份，股权调整到位后，外部股东按公司章程可进入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委托公司财务审计部经理周卓超、法律顾问吴建新两位同志具体负责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相关事宜等。 二审中，本院就沈建江诉陆斌、王友芳有关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纠纷尚未审结而中止诉讼，现该案经一、二审审理已结案，判决驳回沈建江的诉讼请求。 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联运公司39%股权是否应归王友芳所有，并将王友芳登记为联运公司股东。 本院认为，一、2013年8月13日的《董事会决议》，具有股东会决议一致的法律效果，对联运公司股东之间或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具有约束力。1.本次出席通过董事会决议中的董事兼具股东身份，持有的股份比例已超过50%，而未出席的其余股东，正是要出让股权之人，符合经出让股东以外股东过半数通过的要求，故该次董事会形成的《董事会决议》具有与股东会决议一致的法律效果。2.《董事会决议》“股东之间或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同等条件下公司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但对外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此次股权转让数的50%”、“股权调整到位后，外部股东按公司章程可进入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和管理”等内容，使包括李飞、沈建江等在内的其他股东应知晓股权转让存在外部股东，且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优先于外部股东。3.王友芳作为股东之外的人为加入股权转让，签署《合作协议书》，承认并履行《董事会决议》，依据《董事会决议》向联运公司打款及联运公司向出让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该付款行为排除了非股权转让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其他股东购买股权的可能性。 二、王友芳签订并履行《合作协议书》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支付款项取得联运公司相应股权。1.从《合作协议书》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内容看，经调整最终确认，王友芳已取得联运公司39%股份，陆斌已收到该上述全部股权转让款计1950万元，其中19%股份由王友芳或王友芳指定第三人持有，最迟不超过2017年6月1日办理过户登记；20%股份由王友芳委托陆斌持有，王友芳为实际持有人，另行签订《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特别明确为确保王友芳对联运公司的管理运行的知情权和管理权，王友芳派驻两名管理人员，分别为财务出纳和总经理助理。2.合作协议书项下的付款，陆斌与受让股东协商一致后，各股东在《公司股权转让及溢价情况汇总表》上确认签字，等同于草签了股权转让协议，并附《董事会决议》，《合作协议书》及《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实质是对《董事会决议》的履行，且王友芳受让联运公司股权符合《董事会决议》规定的“对外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此次股权转让数的50%”。 三、王友芳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合作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及《委托持股（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签订后，王友芳以实际股东的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和参与公司管理，联运公司执行董事陆斌向王友芳报告联运公司工作，并征求王友芳意见，王友芳委派孙芳华从2016年10月起担任联运公司财务出纳，控制联运公司的财务开支，委派龚晶慧从2017年2月起担任联运公司总经理助理，协助陆斌进行联运公司日常管理。联运公司财务负责人定期向王友芳提交财务资料，公司相关合同、经营情况也交予王友芳，以供行使股东知情权。上述内容也在陆斌于2019年4月15日向王友芳发出的《致王友芳先生函》中得到证实，该函载明“根据你的要求将公司的相关合同、经营情况等公司机密资料给你……”等。 四、实际出资人王友芳基本符合显名条件，可登记为联运公司股东。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为实际出资人能够证明半数以上其他股东知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以及半数以上其他股东未曾对其行使股东权利提出异议的事实，实际出资人显名化需征得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是基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根据前述分析，一、通过《董事会决议》、《合作协议书》、联运公司银行流水及《公司股权转让及溢价情况表》等，证明2013年10月王友芳将出资款直接打入联运公司，由联运公司直接支付给出让股东，出让股东在上述情况表签名并附于联运公司财务账簿作为支出凭证，同时附有董事会决议作为依据，以此反映半数以上其他股东包括沈建江、周卓超、王齐鸣在内主观上已知晓王友芳实际出资的事实，《致王友芳先生函》相关内容也可予以印证，即“……其他股东以前一致反对我将股份转让给你，并要求我与你协商退回所转让并代持的股份…..”。二、王友芳以实际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处于持续状态，取得公司分配利润、委派人员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定期接受公司财务资料、听取工作意见并作出相关决策，据此可推定半数以上其他股东对实际出资人王友芳行使股东权利不持异议，本案诉讼后，陆斌于2019年6月6日发出《股权转让征求意见通知书》及一审庭审中出具《购买股份付款计划》等证据，以此主张联运公司其他股东对王友芳行使股东权利提出异议，明确表示反对意见，系属前后意思表示不一致，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根据联运公司长期接受实际出资人王友芳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来判断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应支持实际出资人王友芳登记为联运公司股东的请求。 关于程序合法性的问题，本案一审庭审中原告方将案由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变更为股权转让纠纷，确认其在联运公司持有股份39%的股东资格，作为第三人的联运公司其他股东李飞等抗辩对诉争股份享有优先购买权，据此第三人的法律地位由原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转化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且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享有上诉权。鉴于沈建江诉王友芳、陆斌就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纠纷同时在一审法院审理，且尚未审结。本案二审中止诉讼，该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纠纷经一、二审审结后本案再予恢复审理，避免了沈建江等股东丧失优先购买权的诉权和上诉权的可能性，本案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李飞、周卓超、沈建江、王齐鸣有关不应确认王友芳持有联运公司39%股权并登记为联运公司股东的上诉请求及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飞、周卓超、沈建江、王齐鸣负担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利娜 审判员  费益君 审判员  王俊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高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