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9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1974年11月19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50年8月23日出生。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君，北京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靳某1，女，1967年6月2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阳，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某，女，1970年2月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英，北京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3，男，1994年10月6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4，女，1998年4月24日出生。李某3、李某4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阳，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李某2、靳某1因与被上诉人曹某、李某3、李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1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李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至第五项，依法改判支持我二人一审时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曹某、李某3、李某4承担。其二人上诉状中的主要事实与理由为：1.一审法院综合四项理由否认李某2的继承人身份，而认定曹某系李某5的合法继承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所陈述的各项理由均不能成立。身份关系的认定不应当适用推定，在本案未有任何证据证明李某2与李某5合法婚姻已被依法解除的情况下，李某2继承人的身份应予认定。2.一审法院仅根据李某4的住院病历及公安机关的户籍登记，认定李某4继承人的身份，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且程序违法。综合本案全案证据，足以推翻前述住院病历及公安机关户籍登记中所记载的内容。首先，李某5在靳某1的住院病历上以夫妻名义签字，并不能直接认定孩子系李某5之子。其次，公安机关户籍登记所载明的信息与事实相悖，依法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再次，在前述证明明显存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对我二人申请的亲子鉴定予以准许，违反相关法律规定。3.一审法院认定李某5生前名下存款1612351元，系李某5与曹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4.一审法院判决李某4未少分财产、李某3少分的财产比例仅比法定继承比例少5%，与其双方隐匿遗产的主观恶性程度不符。另在本院审理中，李某1、李某2又补充如下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证据认定规则适用错误。第一，公文书证应当采信。李某2与李某51974年7月5日的结婚证、1986年9月1日的迁移证、1993年6月5日的户口迁移证为国家机关制作的公文书证，应具备优先适用的证据效力。第二，1994年7月5日结婚登记申请中李某5的陈述为“丧偶”，侧面印证李某5与李某2未办理离婚手续。第三，从逻辑推理判断：即便诉请的涉靳某1婚姻无效一案，因时效而被法院驳回起诉，不能作为认定李某2与李某5婚姻关系解除的证据。同时，因法定时效届满，无效婚姻无法撤销、宣告无效，导致在法律事实上出现两段婚姻登记，该种不利的法律状态并非李某2的过错，不应当由其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我们认为一审法院未能认定公文书证的优先效力、未能考虑粮票时代户籍制度下的登记审核的严苛度、未能认定李某5对是否离婚的陈述，回避了一系列书证的证明内容。相反，在李某4的亲子关系认定时，采信了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户口登记簿”作为定案证据。2.李某4不具有法定继承人的身份。1999年1月1日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制作的李某5接待笔录上，明确婚生一子。在1999年1月26日，同样是该法院制作的靳某1询问笔录中，明确婚生一子。3.在财产分割上，一审法院计算有误。如果曹某的账户余额是2791796.33元，按比例分割我们应得383871.995元。另，曹某在2013年的3月12日李某5逝世当天取现150000元，并无证据显示该笔款项系合理支出，应当计入遗产分割范围。针对李某1、李某2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靳某1辩称，除了我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外，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发表答辩意见。靳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镇××庄××楼2单元201号房屋（以下简称201号房屋）所有权的一半份额归我所有。2.诉讼费用由李某1、李某2、曹某、李某3、李某4承担。靳某1在上诉状中的主要事实与理由为：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号房屋为我与李某5的婚内共同财产。我提交的售房合同书明确记载1998年10月31日之前交房，说明在该日期之前房屋已经交付给李某5，李某5已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且该日期是在我与李某5离婚之前。虽然我之前办理公证并办理了房屋过户，但是过户之前的登记资料不会因为过户产生变化，依然作为登记档案保存下来。所以，售房合同书一直没有变化，其真实性没有问题。2.离婚调解中我从未主张与表述过“家产女方全都不要，没有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该认定与事实不符。离婚调解书虽称财产已分清，但201号房屋尚未办理产权所有证并未参与分割，故所谓“财产已当庭分清”不包含201号房屋。我与李某5虽然在法院达成离婚调解，但双方并未实际离婚仍一直保持夫妻关系共同生活居住在201号房屋，有一审中提交的以李某5为户主的户口簿，李某3、李某4上学资料等予以佐证。3.现实中，房屋交易与产权办理是两件独立的事情，售房合同书能够充分证明201号房屋已真实交易并予以交付。房地产卖契，其效力仅能证明交易的真实性，不能证明房屋的真实交易时间。测绘日期与房屋交易无关。两次测绘面积与日期的不同是房管局内部行为矛盾，与201号房屋的真实交易无关，不影响售房合同书的效力。4.当时交房款的收据我找到了，可以证明就是在我与李某5离婚之前取得的201号房屋所有权。5.李某1、李某2、曹某、李某3、李某4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足以推翻售房合同书的效力，应认定该售房合同书的效力即1998年10月31日之前的事实。另在本院审理中，靳某1又补充如下事实与理由：本案所涉的161万元应扣除李某543万元的个人财产，我有新证据即李某5的银行存单可以证明在李某5和曹某婚前此卡就已经有43万元了，该43万元是李某5的个人财产，不属于李某5和曹某的共同财产。针对靳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李某1、李某2辩称：1.201号房屋产权证书取得的时间系李某5与靳某1离婚登记之后。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房地产买卖契约签订的时间是在1999年2月2日，房产证记载的测绘日期为1999年3月3日，从时间上看，该房屋取得所有权是李某5与靳某1离婚后。2.李某5与靳某1的婚姻系重婚。3.我们认为161万元都是李某5的个人财产。针对李某1、李某2、靳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曹某辩称，曹某与李某5是合法夫妻，201号房屋和存款应先析出其应得部分，其余部分再进行法定继承。对于161万元，并非李某1、李某2所述的我认可161万元是李某5的个人财产，161万元是我与李某5的夫妻共同财产。就2008年李某5有43万元存款一节，即使有证据显示李某5婚前有43万元的存款，因为我与李某5于2002年同居，婚后一直共同生活，经济上有混同应属正常，所以43万元不应在161万元中予以扣减。关于201号房屋，我认可一审法院的论述。李某3、李某4的答辩意见同靳某1。李某1、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201号房屋、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号楼****房屋（以下简称101号房屋）归我二人继承；2.被继承人李某5名下的工商银行存款1612351元由我二人共同继承；3.依法分割曹某名下的银行存款2791796.33元；4.诉讼费由曹某、李某3、李某4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74年7月5日，李某2与李某5在安徽省长丰县孙庙人民公社办理结婚登记。1994年7月5日，李某5与靳某1登记结婚。1999年1月10日，李某5起诉要求与靳某1离婚。在起诉书中，李某5称双方四年多来长期分居。在法院对靳某1的询问笔录中，靳某1称婚后双方经常为生活琐事打架生气，感情不好，财产已经分清。在调解笔录中，李某5称双方财产已分清，没有存款，没有债权。靳某1表示李某5陈述内容属实。1999年1月26日，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作出（1999）丛民初字第19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中记载：双方自愿离婚，李某3随靳某1生活，李某5每月给付200元抚养费，家庭财产已经当庭分清。另，在该案卷宗材料中，还有一份李某5与靳某1于1996年8月1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其上记载：离婚条件1.家产女方全不要，互相不再追究。2010年2月22日，李某5与曹某登记结婚。2013年3月12日，李某5去世。2013年8月12日，李某3、李某4以临泉县民政局、临泉县韦寨镇人民政府为被告，以曹某为第三人向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李某5并没有与曹某结婚的真实意思表示，作为婚姻登记机关的韦寨镇政府没有履行对结婚登记的双方当事人身份进行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义务，其为李某5和曹某办理婚姻登记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李某3、李某4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撤销该婚姻登记。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1999）丛民初字第190号民事调解书认定李某3是李某5与靳某1的婚生子；从李某3、李某4提供的李某5及靳某1、李某3、李某4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表明李某4与李某5是父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李某3、李某4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李某5与曹某结婚登记是双方自愿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李某3、李某4未提供韦寨镇政府的颁证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证据，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13年12月12日，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临行初字第00024号行政判决，驳回李某3、李某4的诉讼请求。李某3、李某4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3月21日，阜阳市中院作出（2014）阜行终字第00026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2014年9月1日，李某1以李某5之子的身份，将李某3、曹某诉至法院，要求继承李某5的遗产。其后又追加李某4、靳某1为该案第三人。李某1在起诉状中称其父李某5生前共有三段婚姻。其母李某2与李某51974年结婚，1979年在河北省武安市法院调解离婚；李某5与靳某1于1994年结婚，婚后生育一子李某3，1999年通过邯郸市丛台区法院调解离婚；2010年李某5与曹某结婚，婚后无子女。该案庭审中，李某1提交了一份加盖的公章字样为“武安市人民法院”的“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原本。其上记载的案号为“（79）法矿字第38号”。调解书主文中记载“1：原告人李某2提出离婚被告人李某5同意依法准予离婚。2：男孩李某1由被告人李某5抚养抚养费自理。跟父随母待有识别能时自择。3：其他双方互不追究。诉讼费10元由原告交付”。该调解书的落款日期为“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李某1称该调解书系其从李某5的遗物中找到。针对该调解书的真实性，法院函询武安市人民法院。武安市人民法院回函如下：一、从案号上审查核实，我院（79）法矿字第38号民事案件，其案由为房产纠纷，原告是李某义，被告是李某贤，结案结果为撤诉，与贵院提供的（79）法矿字第38号民事调解书中的当事人不一致。二、从案件当事人审查核实，我院受理的原告李连叶与被告李均的离婚纠纷一案，其案号为（1981）矿字第41号，结案小结中注明：“自法庭调解后，双方已在当地公社作出了解决”，我院并未作出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三、从印章上审查核实，我院在1988年10月以前的印章为“武安县人民法院”，1988年10月武安撤县建市后，我院的印章变更为：“武安市人民法院”。经法院询问，李某2称其与李某5因年轻气盛闹过离婚，没有办理正式离婚手续。询问李某2是否因为离婚一事到过武安市人民法院，法院是否对离婚一事进行过调解。李某2回答没有去过法院，法院也没有调解过。询问其关于离婚是否去过政府、公社解决，李某2同样回答没有去过。法院再次询问时，李某2仍坚称自己没有去过政府、没有去过公社，没有去过法院。询问李某2是否知道李某5与靳某1结婚的事，李某2回答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询问其与李某5从什么时间不在一起生活。李某2回答李某1当兵走以后，因为靳某1出现，其与李某5大吵一架。李某5说“已经跟你离婚了”，“结婚证就是一张白纸，起不来什么作用”。此后其大病一场。2016年12月8日，李某2以安徽省临泉县民政局为被告，以曹某为第三人，向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李某2主张曹某、李某5隐瞒自己进行婚姻登记的事实，向临泉县民政局申请结婚登记，临泉县民政局未进行严格审核，于2010年2月22日为曹某和李某5颁发了皖阜临韦结字第020100118号结婚证，该行政登记行为侵害了李某2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撤销曹某与李某5的结婚证。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2对临泉县民政局于2010年2月22日为曹某和李某5办理结婚登记的时间无异议，其于2016年12月8日对该婚姻登记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5年的起诉期限，且未提供其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理由。另外，该案诉争的婚姻行政登记的合法性，已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阜行终字第00026号行政判决羁束。据此，2017年3月31日，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1221行初83号行政裁定书，驳回李某2的起诉。李某2提起上诉。2017年7月25日，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12行终137号行政裁定书，维持一审裁定。李某2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8年11月2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行申312号行政裁定书，驳回李某2的再审申请。2017年6月，李某2以邯郸市复兴区民政局为被告，以靳某1为第三人，向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邯郸市复兴民政局作出的“复民94婚字第0644号”结婚登记的行政行为无效。2017年10月16日，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404行初25号行政判决书，查明李某5和靳某1于1994年7月5日向邯郸市复兴区民政局递交结婚登记申请书、李某5及靳某1婚姻状况证明、武安市××乡××村民委员会证明，申请办理结婚登记。邯郸市复兴民政局为李某5、靳某1办理了复民94婚字第0644号结婚登记。在上述双方提交的“结婚登记申请书”，中，李某5的“婚姻状况”一栏为“在婚”，“备注”一栏为“丧偶”。李某5的“婚姻状况证明”中“婚姻状况”一栏为空白。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认为，李某5出具虚假的婚姻状况证明、隐瞒其已经与李某2结婚的事实，骗取邯郸市复兴民政局为其与靳某1办理的复民94婚字第0644号结婚登记，是明显的重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确认邯郸市复兴区民政局为李某5、靳某1办理的复民94婚字第0644号结婚登记行政行为无效。靳某1不服提出上诉。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3日作出（2018）冀04行终16号行政裁定书，认定涉案结婚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至被上诉人李某22017年6月起诉时，已经长达23年之久，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某2的起诉。李某2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8年10月14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行申382号，认为二审法院以在超过起诉期限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进而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某2的起诉，并无不当。李某2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驳回了李某2的再审申请。在李某2提出上述行政诉讼后，李某1向法院申请撤回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的起诉。行政诉讼申诉程序结束后，李某1与李某2作为共同原告，向法院提起了本次法定继承之诉。李某1为证明其系李某5合法继承人身份，提交了李某51993年档案资料、户口迁移证、派出所证明。李某4为证明其系李某5之女，提交了北京市垂杨柳医院住院病历和户口簿。住院病历上记载入院日期为1998年4月22日，李某5被记载为靳某1的爱人，关系记载为夫妻。分娩通知书上中家属签字处的签名为“李某5”，与产妇关系一栏后为手填“夫妻”。户主为李某5的户口簿上，靳某1、李某3和李某4均在该户内。其中与户主关系一栏，靳某1登记为“妻”，李某3登记为“子”，李某4登记为“女”。李某4户口页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县）一栏中记载：“2001年因投靠亲属迁入由河北省邯郸县东环”。李某1、李某2对住院病历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病历中李某5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病历上住院人为靳某2，非本案当事人靳某1，如果是第三人本人，则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写错；2、李某5与靳某1已经协议离婚，并且双方长期处于分居状态。根据病例，靳某1怀孕的时间1997年7月15日，但从1997年3月，李某5就起诉与靳某1离婚，而且陈述当时双方已经处于长期分居状态，1997年7月份，法院向靳某1送达回证的时间1997年7月30日，靳某1还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因此，靳某11997年7月15日怀孕，孩子一定不是李某5的；3、双方离婚时间为1999年1月26日，根据病例此时李某4已经出生，但是双方在离婚协议中仅承认了李某3这一孩子，对李某4只字未提，由此也可知，双方均默认了李某4并非李某5之女。对于户口簿，李某1、李某2对其形式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户口簿的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户口本中靳某1的户口迁入时间为2000年9月1日，此时靳某1与李某5已经离婚，但此时的户口本中却仍然体现着“靳某1”系李某5之妻，由此可知户口本中体现的内容与事实相悖。2、李某3的户口迁入时间和迁入理由同靳某1一致，如果李某4也是李某5的孩子，那么在靳某1与李某3户口迁入时完全可以将李某4的户口一起迁入。但是李某4的迁入时间和迁入理由却与前两者完全不同。且迁入理由不同前两者而单独为“投靠亲属”，由此可知李某4的户口迁入并非是跟随其所谓的“父亲”李某5移居至此，而是以靳某1作为亲属而投靠至此，并非是作为李某5的子女迁入。基于上述理由，庭审中，李某1、李某2申请对李某4进行亲子鉴定。曹某对住院记录、户口本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李某5去世后，其名下账户的银行存款1612351元被靳某1、李某3取走。二人称取款后用于偿还李某5生前的债务，但对此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在李某5去世时，曹某名下银行存款账户余额共计2791760.33元。曹某主张该存款中包含了其婚前的存款，但对此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佐证。另查，李某5去世后，靳某1以李某5妻子及女儿李某4监护人身份与李某3于2014年4月29日向北京市志诚公证处申请继承李某5名下的101号房屋和201号房屋，并办理了（2014）京志诚证字第1208号、1209号公证书。2014年5月12日，201号房屋变更登记于靳某1、李某4名下。101号房屋变更登记于靳某1、李某3、李某4名下。2014年9月18日，北京市志诚公证处根据李某1的申请，经复查后作出（2014）京志诚决字第01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认定公证处依据靳某1提交的虚假证明材料出具的公证书有误，决定撤销（2014）京志诚证字第1208号、1209号公证书。再查，201号房屋档案中包括以下材料：1.申请购买房屋登记表。该表中记载申请购房人为李某5，拟出房最高价为154000元。落款日期为1999年10月8日；2.201号房屋的房地产卖契（兴房交字第8003号）。其上记载出卖方为北京市大兴县新兴住宅合作社××公司分社，买方为李某5。交易价格为155240元，建筑面积为85.11平方米，落款日期为1999年2月2日。该卖契上加盖了出卖人公章和大兴县房地产管理局房地产交易所公章。随带契、证一栏后记载“买卖合同书”；3.售房合同书。合同中约定李某5（乙方）自愿购买201号房屋，建筑面积84.43平方米，每平方米1824元，房款总价为人民币154000元。乙方同意按双方签订的付款方式，如期将购房款当面交付甲方或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乙方已支付的定金在乙方最后一次付款时转入购房总款。乙方将全部购房款交予甲方后办理产权手续。甲方须于98年10月31日前，将房屋交付给乙方。该合同共有2页，落款日期处为空白。在第1页正文底部有手写内容“面积85.11平方米，以成交价155240元为准”。201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日期为1999年3月12日，房屋所有权证后附的北京市房屋登记表、房地产平面图中记录的房屋及产权人登记信息和平面图均为手填内容。其中北京市房屋登记表上记载的测绘日期为99年3月3日，测绘单位为北京市房地产勘察测绘所。2014年201号房屋变更登记时，新产权证后附的房屋登记表和房地产平面图的内容均为打印。其上记载的测图日期为1998年12月3日，填表日期为2014年5月7日，测绘单位为北京市大兴区房地产测绘所。靳某1主张201号房屋为其与李某5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主要理由为售房合同书中约定1998年10月31日前交付房屋，说明签订售房合同书时间在测绘时间之前，测绘日期为1998年12月3日，故李某5是在1998年12月3日前与靳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该房产。档案中没有与201号房屋房款支付相关的材料。经法院查询，房屋出卖人北京市大兴县新兴住宅合作社××公司分社工商登记的营业期限为2008年3月12日，该公司已经注销。北京市大兴县新兴住宅合作社工商登记的营业期限为2007年3月19日，该公司也已经注销。101号房屋的购买时间为2004年。曹某以房屋系其全部出资为由，另案起诉主张101房屋所有权，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李某1、李某2、李某4、曹某是否属于被继承人李某5法定继承人。关于李某2、靳某1和曹某与李某5的三次婚姻的争议，根据已经生效的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认定内容及在案证据材料，可知李某2与李某5于1974年登记结婚，结合户口迁移证、派出所证明等材料，可以证明李某1系李某2和李某5的婚生子。李某1具有法定继承人的资格。对于李某2主张靳某1和曹某与李某5婚姻关系无效，其本人应为李某5合法配偶的问题，法院认为，第一，李某2针对靳某1、曹某提起的撤销结婚登记的一系列行政诉讼，均被驳回起诉。其中，已生效（2016）皖1221行初83号行政裁定书认为，该案诉争的婚姻行政登记的合法性，已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阜行终字第00026号行政判决羁束。第二，靳某1与李某5关于离婚由法院作出的（1999）丛民初字第190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并且也作为李某5与曹某登记结婚的合法证明材料。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死亡后一年内，生存一方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即使李某2与李某5未办理过离婚手续，在李某5去世后一年内直至目前，李某2从未提起过宣告婚姻无效的诉讼。现其提出的理由实际上是要求法院在继承案件中作出确认婚姻无效的认定内容。这不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程序。第四，李某2主张李某5构成重婚的主要理由是其未与李某5办理过离婚，对此法院表示存疑。首先，虽然李某1提交的那份其称从李某5遗物中找到的调解书被确认为不真实，但根据武安市人民法院的回函可知，李某2曾作为原告起诉李某5离婚却属实。且案件结案小结中注明“自法庭调解后，双方已在当地公社作出了解决”。据此，至少说明李某2与李某5因离婚纠纷去过法院，也去过当时的公社。但李某2在回答法院询问时却坚称其没有去过法院，也没有去过公社，这明显与事实不符。第二，“双方已在当地公社作出了解决”，至于具体解决方式现有资料无法反映。也不排除其解决方式为办理离婚。根据当时的档案管理情况，即使李某5与李某2到公社办理过离婚，其档案也很可能没有保留。正如李某2所提交的结婚证一样，未必有档案留存。第三，长达30多年时间内，李某5始终未与李某2共同生活，期间还陆续有过两次婚姻。其中与靳某1结婚日期较早，常理上李某2对此不会毫不知情。综合上述理由，在曹某的结婚登记未被撤销，其与李某5的婚姻未被依法确认为无效的情况下，法院对李某2以李某5继承人身份主张分割遗产，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李某4的继承人身份问题，法院认为，第一，已经生效的（2013）临行初字第00024号行政判决中认定，从李某3、李某4提供的李某5及靳某1、李某3、李某4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表明李某4与李某5是父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李某3、李某4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第二，住院病历多处内容中李某5均以李某4父亲身份出现，且还有其本人签字。这说明从李某5方面认可李某4与其之间的关系。虽然李某1、李某2提出了签字非李某5本人，但未能提交证据佐证。至于离婚调解书中未体现李某4的抚养疑问，法院认为身份关系认定不应当使用推理，即不能因调解书中未记载李某4的名字进而推定其与李某5无关。公安机关的户籍登记具有直接证明身份关系的作用，李某4提交的户口簿上明确记载其与李某5之间的关系。李某1、李某2以户口转入一栏中的理由不合理，推翻与户主关系处的登记，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在李某1、李某2无充分证据证明推翻前述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对李某1、李某2申请的亲子鉴定不予准许。关于靳某1、李某3、李某4通过公证书过户房屋行为的性质，法院认为，靳某1与李某5结婚多年，常理上其不可能不清楚李某1的存在。即便该主张勉强成立，但在李某5去世后，李某3和李某4曾于2013年8月12日针对曹某与李某5结婚登记效力提起行政诉讼，靳某1作为李某4的法定代理人出庭。认定李某5与曹某登记结婚合法的生效判决作出日期为2014年3月21日，而用以过户房屋的公证书出具日期为2014年4月29日。因此，靳某1、李某3、李某4称其在办理公证时不清楚还有其他继承人存在，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李某3作为继承人在明知有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仍与靳某1一起作虚假公证过户房产，依法应当予以少分，具体数额法院酌情予以确定。考虑作出公证书时李某4尚未成年，没有独立的意思表示，公证时的虚假材料系靳某1提交，故综合上述情况法院不减少李某4原本应当分得的份额，但对李某3因少分多出的份额，李某4对此亦不应享有方符合公平原则，该部分应由李某1和曹某平均享有。李某1主张其在李某5生前尽到主要赡养义务，应当多分遗产，对此其仅提交照片为证，法院认为仅凭照片内容无法证明李某1的主张，故对其要求多分遗产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同理，对于曹某要求多分遗产的理由，法院同样不予采信。曹某主张其账户存款包括其婚前个人财产，但对此未提交证据，法院不予采信，应将其中一半作为遗产分割。靳某1、李某3主张取走的李某5名下存款用于偿还其外债，对此亦未提交充分证据，法院不予采信，该部分款项中属于李某5遗产部分依法应当分割。具体给付金额，法院在计算完各方所应分得数额后折抵，最终确定应当支付的金额。关于201号房屋是否为靳某1与李某5婚内共同财产的争议，法院认为，第一，根据201号房屋档案材料的记载，房地产卖契签订日期为1999年2月2日，此时双方已经离婚。而该房地产卖契上记载的面积、购房款金额均准确，应为正式买卖合同。相比较房屋卖契而言，售房合同书上记载的房屋价款并非最终交易价款、房屋面积也与产权证记载不符。且该合同没有具体签订日期。李某5名下房屋产权证上记载的测绘日期为1999年3月3日。故售房合同书中填写的98年10月31日前交房的内容，应与实际情况不符。靳某1的主要理由是售房合同书中约定1998年10月31日前交付房屋，说明签订售房合同书时间在测绘时间之前，测绘日期为1998年12月3日。该理由中列举的日期“1998年12月3日”并非李某5名下产权证记载的内容，而是在靳某1通过虚假公证过户后产权证中记录内容。其以该日期为依据进行的一系列推理缺乏事实基础。第二，房屋档案中没有支付房款的任何材料，且出卖方也已注销。在无法准确查明付款时间的情况下，且房屋卖契和产权证日期均在靳某1离婚后。加之无论是李某5与靳某1离婚之前签订的离婚协议，还是法院的询问笔录、调解笔录和调解书中，均多处记载“家产女方全不要、没有共同财产、财产已经当庭分清”等内容。综合上述情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法院认为关于诉争房产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举证义务人应为靳某1。靳某1未提交证据佐证其主张，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因101号房屋权属存在争议，已经另案审理中，故法院不宜在本案中处理。关于201号房屋的分割方式，考虑到涉案争议点较多，尤其是继承人的身份存在较大争议，且双方对价值也无法达成一致，也均未向法院表明其有足够经济能力支付其他人的份额对价，故法院认为本案以按份额继承为宜，待生效判决认定继承人范围，101号房屋是否存在遗产确定后，最终确定的继承人之间可依据其最终可取得的房产份额进行协商调配或者作价交换等，如此更有利于各方权利保护。判决：一、位于、位于大兴区××镇××小区××楼****房屋某继承27.5%份额，李某1继承27.5%份额，李某3继承20%份额，李某4继承25%份额；二、靳某1、李某3、李某4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某1511324元；三、曹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某139190元；四、驳回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李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六、驳回靳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靳某1提交日期为1998年6月10日的201号房屋购房款收据一张，证明该房屋系李某5与其夫妻共同财产。李某1、李某2质证称李某5与靳某1系重婚，201号房屋并非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收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因为本案在整个遗产双方的处理过程中，对方出现过伪造、隐匿的行为。曹某称其认可一审法院对201号房屋的认定。靳某1另提交李某5存折证明李某5在与曹某结婚前有43万余元存款，该笔钱款系李某5个人财产。对此，李某1、李某2质证称其认为161万元都是李某5的个人财产。曹某称其与李某5于2002年同居，虽然均有各自独立账户，但婚后已共同生活，且自己账户中也存80余万元婚前财产也已被法院认定为了夫妻共同财产，故不认可靳某1的上述主张。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李某2是否系李某5之法定继承人；二是李某4是否系李某5之法定继承人；三是201号房屋是否为靳某1与李某5婚内共同财产，以及一审法院在该认定基础上对该房屋所做分割是否适当；四是一审法院对李某5所有的银行存款所作分割是否适当。就争议焦点一，李某1、李某2上诉坚持称未有证据证明李某2与李某5解除过婚姻关系，故李某2应为李某5之合法继承人。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结合生效各涉案裁判文书，李某2针对靳某1、曹某提起的撤销结婚登记的行政诉讼，均被驳回起诉；关于靳某1与李某5离婚的（1999）丛民初字第190号民事调解书已生效。第二，从法律程序上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死亡后一年内，生存一方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李某5于2013年去世，即使如李某2所述其与李某5未办理离婚手续，但截至现在，未有证据证明李某2在法定时间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过宣告婚姻关系无效之相应纠纷或对此进行过主张。第三，结合武安市人民法院的回函，李某2确系作为原告向法院提出离婚的诉讼请求，虽李某1提交的调解书被确认为不真实，但本案结案小结中已标注“自法庭调解后，双方已在当地公社作出了解决”。但结合李某2一审陈述，其坚持称自己未去过法院，亦未去过公社，其未就其该项陈述作出符合常理的解释。第四，结合本案事实，李某5生前与李某2在长达多年的时间内未共同生活，且李某5在其去世前先后于1994年与靳某1登记结婚、2010年与曹某登记结婚。如依李某2陈述，其与李某5婚姻关系一直存续，结合生活常理，李某1、李某2亦未就此作出符合常理的解释。一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生效文书、各方陈述，综合考虑历史背景、李某5生前婚姻及生活状态等，在曹某与李某5的结婚登记未被撤销，其与李某5的婚姻未被依法确认为无效的情况下，对李某2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确认。李某1、李某2该项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就争议焦点二，第一，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已生效的（2013）临行初字第00024号行政判决中认定，从李某3、李某4提供的李某5及靳某1、李某3、李某4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表明李某4与李某5是父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李某3、李某4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第二，住院病历多处内容亦显示李某5系李某4父亲，且由其本人签字，此表明李某5对李某4与其关系的认可。李某2上诉称李某5与靳某1的离婚事宜中未涉及李某4的抚养，但仅以此尚无法直接推定李某4与李某5之亲属关系。且李某4提交的公安机关颁发的户口簿上明确记载其与李某5之间的关系。李某1、李某2以户口转入一栏中的理由不合理，并以此主张推翻李某4与户主李某5关系之内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合考虑前述情形，在李某1、李某2未提交充分证据对其主张予以佐证，且在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并未能针对具有血缘关系的比对参照对象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李某2申请的亲子鉴定不予准许，符合本案实际。就争议焦点三，结合201号房屋档案材料，房地产卖契签订日期为1999年2月2日，201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日期为1999年3月12日，李某5名下201号房屋产权证上记载的测绘日期为1999年3月3日，此时靳某1已与李某5离婚。售房合同书中虽约定甲方须于98年10月31日前，将房屋交付给乙方。但是该合同没有具体签订日期，且房屋面积也与产权证记载不符。同时，2014年201号房屋变更登记时，新产权证上记载的测图日期为1998年12月3日，亦与李某5名下房屋产权证上记载的测绘日期不符。靳某1虽在本院庭审中出示日期为1998年6月10日的201号房屋购房款收据一张，但该份收据非系增值税发票，且如靳某1所述，该份收据对其主张具有直接法律上的关联性，但靳某1未就其在一审中未予出示该收据作出符合常理的解释，在房屋出卖人已注销，且靳某1未提供其他证据对其该项主张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靳某1该收据的真实性难以采信。另，结合靳某1与李某5离婚案件民事调解书、离婚协议、询问笔录内容，其多次就其与李某5财产分清作出表述与确认。综上，靳某1未能举证证明201号房屋系其与李某5之夫妻共同财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确认201号房屋系李某5之个人财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就201号房屋的分割，李某3作为继承人在明知存在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仍与靳某1一起作虚假公证过户房产，依法应当予以少分，各方当事人就此一节未提起上诉，本院对此不予累述。就具体分割数额，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情况，在法定限度内酌定的曹某、李某1、李某3、李某4就201号房屋所占份额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李某1、李某2上诉称一审法院该项认定，与李某3、曹某之隐匿遗产的主观恶性程度不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就争议焦点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李某5去世后，其名下账户的银行存款1612351元被靳某1、李某3取走，现靳某1上诉称该笔款项中的433671.73元系李某5之个人财产，不应作为李某5与曹某之共同财产，且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曹某曾自认该161余万元均系李某5婚前个人财产，因李某5与曹某账户中钱款的存取时间均涵盖了双方结婚后的时间，而双方婚后有大量钱款的存取，目前已很难界定出婚前婚后财产的具体情况，故再将上述钱款433671.73元直接认定为李某5婚前个人财产依据不足，本院对靳某1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另李某1、李某2上诉称在李某5去世时，曹某名下银行存款账户中有150000元擅自取出，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处理，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已将该笔钱款作为曹某与李某5之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李某1、李某2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李某1、李某2、靳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511元，由李某1、李某2负担19311元（李某1已交纳），由靳某1负担162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文彤审 判 员 刘保河审 判 员 屠 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 超书 记 员 王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