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4民特661号申请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法定代表人：赵碧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舒，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昭，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兴发香港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干诺道中**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iv>代表人：谈晓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立德，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邬锦梅，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奇公司）与被申请人兴发香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发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申请人浪奇公司称，请求人民法院1.依法撤销〔2020〕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31号《裁决书》（以下简称0731号裁决）；2.本案受理费由兴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兴发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提交书面仲裁申请，要求浪奇公司向其支付货款9368760美元；赔偿迟延付款利息损失；支付157138.78元以补偿公证费、翻译费、差旅费损失；支付2000000元补偿律师费等。贸仲受理后，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裁决，浪奇公司向兴发公司支付9368760美元；支付利息48934.78美元，并从2019年1月8日至实际清偿日止以9368760美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的标准继续向兴发公司支付迟延付款利息；浪奇公司补偿兴发公司支付的公证费、翻译费、差旅费人民币100000元；浪奇公司补偿兴发公司支付的律师费800000元等。浪奇公司认为，0731号裁决存在以下违法之处，导致裁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裁决结果严重不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应予撤销。一、应准予延期答辩、举证而未准予。2019年6月20日，浪奇公司收到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卷（十一）、卷（十二），共计18本，约6000多页且编排混乱，内容重复。2019年6月28日，浪奇公司向贸仲提交《延期答辩、举证及提出反申请的申请书》《仲裁申请人整理证据的申请书》。2019年7月12日，贸仲函告浪奇公司，对于前述延期申请不予同意，原定于2019年7月24日进行的开庭审理照常进行。浪奇公司认为，依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十五条规定：“被申请人应自收到仲裁通知后45天内提交答辩书。被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请求延长提交答辩期限的，由仲裁庭决定是否延长答辩期；仲裁庭尚未组成的，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作出决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庭可以规定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期限。当事人应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逾期提交的，仲裁庭可以不予接受。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可以在期限届满前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是否延长，由仲裁庭决定。”根据以上规定可知，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仲裁庭应准予延长答辩期、延长举证期。本案案情复杂，兴发公司在即将开庭前补充提交大量杂乱无章证据，准予浪奇公司提出的延期答辩及延期举证的申请实为必要。仲裁庭未准予，严重侵害了浪奇公司的答辩权利和举证权利，导致裁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决结果不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8）（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兴发公司提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证据未履行相关证明手续，不具有证据效力，仲裁委予以采信，违反了前述法律规定。三、仲裁规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浪奇公司向仲裁庭申请调取《两地协同办案的公函》，该份证据与涉案纠纷的交易模式、基本事实认定有直接关联，应予以调取。但仲裁庭未准予，导致裁决查明的事实不清。四、仲裁法第七条规定：“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仲裁庭应当根据事实和合同约定，依照法律规定，参考国际惯例，公平合理、独立公正地作出裁决。”仲裁过程侵害了浪奇公司答辩、举证等程序权利，进而导致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合同性质界定不明、合同效力认定错误等。本案所涉争议尚处于我国海关、香港及内地警方的刑事侦查之中，浪奇公司和兴发公司都有可能是刑事案件中的受害者，兴发公司的仲裁请求有可能通过刑事追赃或退赔的方式实现。裁决裁定由浪奇公司承担全部责任，明显违背了公平合理、独立公正作出裁决的原则。浪奇公司作为一家上市企业，裁决不仅给浪奇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给广大投资者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侵害了公共利益。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支持浪奇公司的申请。被申请人兴发公司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浪奇公司的申请。一、裁决属于涉外仲裁裁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请确认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申请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案件，参照适用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规定审查。”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销”。此处的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一款对应已经修改过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兴发公司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法人，其与浪奇分别于2018年6月28日、2018年7月5日、2018年7月23日、2018年7月26日、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23日、2018年9月14日签订的SSI1806-021-S、SSI1807-003-S、SSI1807-0l7-S、SSI1807-021-S、SSIl8O8-002-S、SSIl8O8-027-S、SSI1809-005-S号《SALESCONTRACT》均在第(13)条约定：“所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解决不了则由北京中国贸促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该裁决为最终裁决”。仲裁规则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二）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的，视为同意按照本规则进行仲裁”。根据兴发公司与浪奇公司的上述合同约定，以及仲裁规则的上述规定，应当视为双方同意按照仲裁规则进行因上述合同发生的争议案件仲裁活动。仲裁规则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一）被申请人应自收到仲裁通知后45天内提交答辩书。被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请求延长提交答辩期限的，由仲裁庭决定是否延长答辩期限；仲裁庭尚未组成的，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作出决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二）仲裁庭可以规定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期限。当事人应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逾期提交的，仲裁庭可以不予接受。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可以在期限届满前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是否延长，由仲裁庭决定。”根据上述规定，仲裁庭不仅拥有根据案情规定举证期限的权力，而且在被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请求延长提交答辩期限或当事人因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在期限届满前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情况下，还拥有决定是否延长答辩、举证期限的权力，但是没有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必须延长答辩、举证期限的义务。仲裁庭已经给予浪奇公司足够的答辩、举证时间，并未影响其答辩、举证的权利。仲裁过程中，2019年2月28日，贸仲向浪奇公司邮寄送达兴发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2019年3月1日妥投，浪奇公司签收。根据仲裁规则第十五条第一款关于“被申请人应自收到仲裁通知后45天内提交答辩书”的规定，浪奇公司应在2019年4月15日前提出答辩。2019年4月16日，贸仲收到浪奇公司的《管辖异议申请书》，2019年5月23日作出《管辖权决定》，决定仲裁程序继续进行。2019年6月19日，贸仲将组庭通知、开庭通知以及兴发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提交的申请人证据卷（十一）、证据卷（十二）及按合同号整理的证据（一）至（六）邮寄送达浪奇公司，2019年6月20日妥投，浪奇公司签收。根据（2019）中国贸仲京字第064699号《G20190294号销售合同争议案开庭通知》函，仲裁庭决定于2019年7月24日上午9时30分开庭审理该案，要求浪奇公司在2019年6月30日前提交答辩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明确兴发公司如有补充证据，亦应在2019年6月30日前提交，已经给予了双方同等的举证时间。自2019年3月1日浪奇公司签收兴发公司的仲裁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到仲裁庭规定的浪奇公司答辩、举证期限2019年6月30日前，实际上已经给予浪奇公司长达92天的答辩、举证时间，相当于仲裁规则规定时间的两倍。事实上，在兴发公司作为补充提交的仲裁申请人证据卷（十一）、证据卷（十二）中，除了兴发公司的律师代理费、翻译费、打印费发票以外，全部是兴发公司和浪奇公司之间没有争议，已经履行完毕的其他14单业务资料，且绝大部分浪奇公司自身也有存档。按照合同号整理的证据（一）至（六）只是重新编排了以前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整理的仲裁申请人证据卷（一）至（十二），并且详细注明了重新编排后的证据原来所在页码位置，二者载明的证据材料内容完全一致，不仅没有造成证据混乱，而且使有待证明的事实更加清晰，更有助于被申请人举证、答辩、提出反请求，更有助于仲裁庭查明案件事实，作出相应认定，根本不是补充的新证据。根据兴发公司提供的仲裁申请人证据目录，完全可以清晰识别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名称、证明目的、证据材料所处位置等细节，且已在英文证据材料后附具相应中文译文，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根本不存在编排混乱、英文件没有对应的翻译件等问题。因此，仲裁庭在2019年6月26日、2019年6月28日分别收到浪奇公司提交的《延期答辩、举证及提出反请求申请的申请书》《仲裁申请人整理证据的申请书》，2019年7月8日收到兴发公司提交的《对被申请人＜延期答辩、举证及提出反申请的申请书＞和＜仲裁申请人整理证据的申请书＞的意见》及附件《申请人提交证据材料情况说明》后，于2019年7月12日依照仲裁规则第十五条、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决定不予同意浪奇公司的延期答辩、举证及提出反申请的申请，系正当行使仲裁庭的权力，既不违反仲裁规则规定，也不违反仲裁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更不影响案件实体审理。事实上，浪奇公司分别于2019年7月19日、2019年7月24日、2019年8月16日、2019年8月22日、2019年8月27日、2020年1月14日、2020年3月3日向仲裁庭提交了答辩状及其相关证据材料、补充证据材料，仅仅证据材料就提交了五次，并被仲裁庭所接受。直至2019年12月2日最后一次仲裁开庭，浪奇公司也没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答辩意见和相应证据材料，更未提出反请求。二、兴发公司提交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证据原件无需履行相关证明手续。首先，诉讼和仲裁系两种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民事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仲裁适用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2008年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但是该规定仅仅适用于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活动，并不适用于仲裁机构的仲裁活动。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适用于G20190294号销售合同争议案审理的仲裁规则，均无关于当事人向仲裁机构提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形成的证据，必须履行相关证明手续的强制性规定。浪奇公司根据2008年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一条衡量兴发公司提交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证据原件的证据效力，引用法律依据错误。其次，兴发公司直接向仲裁庭提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证据原件，符合仲裁规则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证据指引》（以下简称仲裁证据指引）相关规定。虽然仲裁规则本身未就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形式作出规定，但是仲裁证据指引第六条第二款、第三款明确规定：”（二）当事人提交书证的，可提交与原件相同的纸质复印件或数据电文的打印件。当事人亦可同时提交书证的电子版。（三）除当事人另有约定或仲裁庭经征求当事人意见后另有决定外，提交在中国内地以外形成的书证，无需经过公证与认证”。据此，兴发公司可以提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证据原件或与原件相同的复印件，无需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书证原件或复印件进行公证。事实上，兴发公司当庭出示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证据原件，除了部分信用证承兑电文、银行付款通知、付款电文、银行付款凭证，未办理司法部委托香港律师公证、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手续的复印件以外，其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证据材料均已办理司法部委托香港律师公证、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的证明手续；且浪奇公司在其提交证据中已对该部分证据证明的兴发公司已向第三方付款之事实予以认可。再次，仲裁庭并非单独根据上述信用证付款文件认定相关事实，而是结合兴发公司提供的已经办理公证认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2018年10月23日《禁止在全球各地处置资产的命令》、2018年12月28日《内庭聆讯命令》及其附件等其他证据材料认定有关事实，认为“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以境外供货商为受益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9276000美元已经支付并由开证银行借记申请人账户的事实”，“证据材料未经公证认证，不影响证据在本案仲裁程序中的合法性和证明力”。仲裁庭的上述认定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违反仲裁规则规定。三、仲裁庭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向第三方调查事实，收集证据。首先，向第三方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是仲裁庭可以依照相关法律和适用的规则自主行使的权力，而非只要当事人提出申请，就必须履行的义务。仲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收集的证据，可以自行收集”。仲裁规则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一）当事人应对其申请、答辩和反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其主张、辩论及抗辩要点提供依据”。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一）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根据上述法律、仲裁规则规定，无论是依当事人申请，还是仲裁庭主动向第三方调查事实、收集证据，均以“仲裁庭认为必要”为前提，并且是“可以”，而非“必须”调查事实，收集证据。仲裁庭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向第三方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没有义务只要当事人提出申请，就必须向第三方调查事实，收集证据。其次，兴发公司和浪奇公司在G20190294号销售合同争议仲裁案中提供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该案所涉交易模式和基本事实。在贸仲审理G20190294号销售合同争议仲裁案过程中，兴发公司提供了50多套，2970多页的书面及音像证据材料，浪奇公司也提交了近30套，1500多页的书面及音像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已经清楚地证明该案所涉交易模式和当事人双方签订、履行合同的基本事实，无须调查、收集其他补充证据材料加以证明。再次，浪奇公司多次以各种理由恶意拖延G20190294号销售合同争议案仲裁程序。为了拖延仲裁、中止仲裁程序，浪奇公司2019年4月16日向贸仲提交《管辖异议申请书》，2019年6月26日提交《延期答辩、举证及提出反请求申请的申请书》，2019年6月28日提交《仲裁申请人整理证据的申请书》，2019年8月16日提交《中止审理／中止支付申请书》，并在2019年12月5日最后一次开庭审理结束后的，于2019年12月18日再次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2020年3月3日提交《关于香港警务处已刑事侦查本案暨本案重点情况说明》，在2020年3月10日仲裁庭通知双方不再接受新的证据后，于2020年3月12日提交《关于本案香港已刑事立案的专项说明》，2020年5月7日提交《关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立案的补充说明及调取＜两地协同办案的公函＞的申请》，迫使贸仲多次决定延长裁决作出期限。鉴于浪奇公司的上述行为严重拖延仲裁程序的进行，致使贸仲在2019年2月1日受理G20190294号销售合同争议仲裁案后长达16个月没有作出裁决，已经超出仲裁规则规定的作出裁决期限一倍多，仲裁庭于2020年6月28日函告双方当事人“对于被申请人提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并申请中止审理的申请，仲裁庭经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认为刑事问题不影响仲裁庭对本案作出裁决，本案仲裁程序继续进行。对于被申请人逾期提交的上述材料，仲裁庭经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后决定不予接受”。仲裁庭系依职权作出上述决定，符合仲裁规则，不违反仲裁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最后，浪奇公司申请调取的《两地协同办案的公函》对于G20190294号销售合同争议案的审理和裁决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G20190294号销售合同争议案涉及的货物在大韩民国城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山贸易）销售给兴发公司以前，就已存放在与浪奇公司签有《仓储协议》的上海品聚管理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仓库，浪奇公司发送给兴发公司的《海关进境货物备案清单》、上海品聚与城山贸易签订的《物流仓储协议》、上海品聚出具的注明货权属于城山贸易的《货权证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海关出具的《海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等证据材料均已证明双方争议7票货物真实存在，并已入境存放在上海品聚管理的仓库。2018年10月15日浪奇公司致兴发公司函件，确认其已收到兴发公司交付的7票货物正本提货单，证明兴发公司已经依照双方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2018年10月22日上海品聚致广州浪奇的函件，证明浪奇公司已经取得所有权的上述7票货物，因仓库遭遇盗窃导致其下游客户无法提取货物。兴发公司在浪奇公司告知其下游客户无法提货情况下，先于2018年10月22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举报刑事案件，又于2018年10月23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申请止付以境外供货商城山贸易为受益人的信用证，这些行为全部是为了止付信用证项下货款，努力避免、减少有关各方损失，维护浪奇公司利益作出的预防性、程序性动作，既不能证明所举报的信用证诈骗行为真实存在，也不能证明双方争议的货物不存在。而且，因案件所涉当事人、主要行为均发生在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的刑事案件调查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因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发生诈骗犯罪行为，接受浪奇公司刑事报案材料的广州市公安局也未立案。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最终驳回了兴发公司的止付信用证申请，导致其被迫向城山贸易支付了7票争议货物全部货款。况且该案中兴发公司和浪奇公司之间实质属于委托代开信用证法律关系，兴发公司没有义务核查货物实际情况无论货物的存在与否，均不影响浪奇公司根据委托代开信用证的法律关系应当向兴发公司支付款项。因此，兴发公司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举报的刑事案件，不影响G20190294号销售合同争议仲裁案的审理和裁决，浪奇公司申请调取的《两地协同办案的公函》对于该案的审理和裁决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仲裁庭没有接受浪奇公司的申请中止审理该案，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调取《两地协同办案的公函》申请，没有任何违反相关法律和仲裁规则的不当之处。四、裁决公平合理，没有违背社会公共利益。首先，浪奇公司及其投资者的利益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一般是指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或者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主要包括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善良风俗等。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公众都享有的非独占的、为一个社会生存所必须的利益，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对社会上不特定的人的利益。浪奇公司及其投资者的利益是其作为具体社会主体单独享有的利益，不是关系的到全体社会成员或者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其次，裁决合理、合法，没有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贸仲及其组建的仲裁庭在G20190294号销售合同争议案审理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干扰和控制，没有任何违反仲裁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和仲裁规则之处，始终独立、公正地审理、裁决案件争议，不仅给予浪奇公司充分的答辩、举证时间和机会，而且认定的案件事实清楚，全部有相应证据材料加以佐证，适用法律正确，裁决结果公平合理，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也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浪奇公司声称裁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合同性质界定不明、合同效力认定错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并非法定的撤销裁决理由。其主张该裁决“不仅给浪奇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给广大投资者造成了严重损失，侵害了公共利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广州浪奇应当自行承担业务过失造成的全部后果。G20190294号销售合同争议案审理过程调查、认定的事实表明，浪奇公司没有精准识别业务风险，没有采取有效风险防控、转移措施，疏于查看、管理已经取得所有权的货物，其委托仓储保管货物的上海品聚擅自外包业务，承包人违法盗卖货物，是导致其下游客户无法提取七票争议货物，拒绝向其支付货款，从而遭受损失的根本原因。浪奇公司应当向保管货物的上海品聚追偿损失，而不是千方百计推脱应付兴发公司款项，应当自行承担疏忽大意，业务过失造成的全部后果，而不是将损失转嫁给无辜的兴发公司。事实上，该案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浪奇公司就已根据其与上海品聚签订的《仓储协议》，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上海品聚提起诉讼，主张七票货物相关权利。第四，兴发公司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资产亦属于国有资产、上市公司资产，其合法利益应当受到同等保护。兴发公司在7单争议货物交易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且已向境外供货商支付7单争议货物全部价款，承担在申请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止付信用证项下货款的律师费、诉讼费及受益人律师费，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如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裁决，必将导致巨额国有资产非法流失。综上所述，兴发公司认为G20190294号销售合同争议仲裁案审理过程和裁决无论在程序方面，还是在实体方面，均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仲裁规则之处，没有仲裁法第七十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情形。浪奇公司已经多次以各种理由拖延仲裁进程，导致仲裁庭于2020年6月29日才作出裁决，致使兴发公司及其国有上市母公司损失持续扩大。现在浪奇公司又以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方式，阻挠、拖延兴发公司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势必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为此，恳请人民法院及时依法驳回浪奇公司的撤裁申请，维护兴发公司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查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31号仲裁裁决：（一）浪奇公司向兴发公司支付9368760美元；（二）浪奇公司向兴发公司支付利息48934.78美元并从2019年1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9368760美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的标准继续向兴发公司支付迟延付款利息；（三）浪奇公司补偿兴发公司为案件支付的公证费、翻译费、差旅费人民币100000元；（四）浪奇公司补偿兴发公司为案件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800000元；（五）仲裁费为104563美元，由兴发公司承担41825.2美元，由浪奇公司承担62737.8美元。仲裁费已与兴发公司缴纳的等额仲裁预付金全部冲抵，故浪奇公司还应向兴发公司支付62737.8美元，以补偿兴发公司为其垫付的仲裁费；（六）驳回兴发公司其他仲裁请求。裁决书第1至9页载明：2019年2月28日，贸仲以特快专递方式向浪奇公司寄送了兴发公司提交的仲裁申请书记所附证据等各项仲裁文件。经查，上述邮件于2019年3月1日妥投。2019年5月10日，仲裁院收到兴发公司证据卷十一证据卷十二、证据37照片6张、证据38光盘一张和按合同号整理的证据（一）至证据（六）及相关函件、照片、视频。2019年6月19日组成仲裁庭，决定于2019年7月24日开庭。2019年6月19日，仲裁院向双方当事人寄送了组庭通知和开庭通知。2019年6月26日，仲裁院收到浪奇公司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25日的“延期答辩、举证及提出反申请的申请书”。2019年6月28日，仲裁院收到浪奇公司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27日的“仲裁申请人整理证据的申请书”。2019年7月12日，仲裁院函告浪奇公司，对于其提出的延期申请，仲裁庭决定不予同意，原定于2019年7月24日进行的开庭审理照常进行。2020年4月9日，仲裁院函告兴发公司，对于兴发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提交的证据卷十六及其所附证据材料，鉴于仲裁庭已于2020年3月10日通知双方，仲裁庭不再接受新证据，故仲裁庭决定不予接受兴发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2020年5月7日，仲裁院收到浪奇公司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30日的“关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立案的补充说明及调取《两地协同办案的公函》的申请。”“2020年6月28日，仲裁院函告双方，对于被申请人提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并申请中止审理的申请，仲裁庭经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认为刑事问题不影响仲裁庭对本案作出裁决，本案仲裁程序继续进行。对于被申请人逾期提交的上述材料，仲裁庭经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后决定不予接受。”第28页载明：兴发公司与浪奇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至2018年9月14日签订案涉7份合同为销售合同。在2019年7月24日、2019年12月5日仲裁的两次庭审中，针对首席仲裁员询问双方对案件所进行程序是否有异议时，浪奇公司均回答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被申请人兴发公司为注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人，本案为当事人申请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的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参照适用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规定审查。根据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涉外仲裁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应当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事项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上述条款是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请理由，不能作为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依据。本案中，浪奇公司提出了四项申请理由，分别为：一是仲裁庭未准予延期举证、答辩；二是仲裁庭接受的兴发公司提交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的证据未经过公证认证；三是仲裁庭没有依据浪奇公司的申请调查事实、收集证据；四是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二、三项理由均系针对仲裁程序。仲裁程序应遵循仲裁规则的规定。本案仲裁庭未准予浪奇公司延期举证、答辩申请以及调查取证申请，及采纳兴发公司相关证据，属于仲裁庭行使仲裁权的范畴，且并未违反仲裁规则的相关规定。故本院对浪奇公司该三项理由不予采纳。对于第四项申请理由，浪奇公司提出，因仲裁庭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合同性质界定不明、合同效力认定错误等，致使裁决不仅给浪奇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给广大投资者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侵害了公共利益。对此，本院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应是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为社会公众所享有，为整个社会发展存在所需要，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不同于合同当事人的利益。首先，根据裁决认定的事实，双方当事人签订的7份合同为销售合同，故当事人因案涉合同履行所产生的争议，属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约束的关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合同争议，处理结果仅影响合同当事人。其次，虽然浪奇公司系上市公司，合同争议的处理结果可能间接影响其投资者，但是以浪奇公司作为民商事合同主体所成立的法律关系，仅为具有相对性的合同关系，不能认定为社会公共利益。再次，仲裁庭根据本案证据和所涉法律审理案件，所作出的裁决属于行使仲裁权的范畴，不能因仲裁庭认定的事实不利于一方当事人而认为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故对浪奇公司的第四项申请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审 判 长  马 军审 判 员  梅 宇审 判 员  赵 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马志文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