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2民终14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乌苏市锦丰祥良种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西大沟镇下店村****。 法定代表人：殷春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战，奎屯市团结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元德，男，1982年4月5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 原审被告：班月飞，男，1987年4月4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海，沙湾县三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乌苏市锦丰祥良种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丰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元德及原审被告班月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2019）新4202民初1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锦丰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战、被上诉人刘元德、原审被告班月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锦丰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班月飞不是委托买卖法律关系，只是买卖法律关系。2．结算方式是谁提交的过磅单结算单，棉花款就给谁，过磅单上载明的姓名并不是一定能领取棉花款的人。只有一种情况是棉农自己卖的时候有过磅单上载明的姓名本人自己拿着过磅结算单来领取棉花款，其他情况通过像原审被告班月飞这样的二手倒卖人交付的棉花，都是由二手倒卖人拿着结算单来上诉人处领取棉花款，然后他们再按各自和棉农约定的价格给付棉农棉花款；3．增值税发票只是领取政府发放的棉花补贴的证明，不能证明上诉人与各棉农之间有直接的买卖关系。 刘元德辩称，1．对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班月飞之间的委托关系，上诉人在一审是认可的，二审不予认可，明显是推脱责任。双方既然是委托关系，任何一个农户将棉花交付与厂内的班月飞都应当视同交付给上诉人。2．一审中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均显示是将棉花交付给上诉人的，证据就是过磅单和增值税发票，对该过磅单和增值税发票，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是认可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班月飞述称，上诉人称其与班月飞不存在委托买卖关系，而事实与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委托买卖关系。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称结算方式是谁提交过磅单，棉花款就给谁。因刘元德家庭出现困难，班月飞凭两张过磅单从上诉人处支取107,800元转手给了刘元德，此外，班月飞再没有为刘元德代取过棉花款。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元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拖欠的棉花款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原告刘元德将其31120公斤棉花和同村农户刘磊5990公斤的棉花交付给被告锦丰祥公司负责收购的班月飞。2018年10月29日，被告锦丰祥公司向原告刘元德出具了过磅单三张（其中一张是刘磊的），载明姓名、身份证号码、车号、毛重、皮重、净重、结算金额、单价（5.50元）、金额分别为88,275元、82,885元、32,945元，共计204,105元。2018年10月29日，被告锦丰祥公司向原告刘元德出具增值税发票二张（号码：12761584、12761585）、刘磊一张（号码：12761586），金额分别为32,945元，共计204,105元。原告刘元德凭此增值税发票已领取政府发放的棉花补贴。2018年11月7日、11月15日，被告班月飞分两次向原告支付了107,800元，剩余棉花款未付。被告锦丰祥公司称与被告班月飞之间是委托买卖关系，被告班月飞为委托收购人员负责收购棉花，凭过磅单与公司结算后，再将棉花款交付与农户。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锦丰祥公司与班月飞是委托买卖关系，被告班月飞受被告锦丰祥公司委托收购原告棉花，被告锦丰祥公司对班月飞委托收购的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锦丰祥公司尚欠原告棉花款的事实，有过磅单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所欠棉花款金额，按照过磅单上的净重和单价计算，被告尚欠原告棉花款63,360元（88,275元＋82,885元-已付107,800元）。对于案外人刘磊棉花款，应由案外人刘磊另行主张，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对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班月飞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乌苏市锦丰祥良种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元德棉花款63,360元；二、驳回原告刘元德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锦丰祥公司提供的证据一是2018年10月23日至10月29日的过磅单，证明此期间，上诉人从班月飞手中收购了棉花，未直接收购刘元德的棉花。证据二是上诉人给班月飞的妻子张亚娟的打款凭证（复印件），证明班月飞的棉花款，上诉人已支付完毕。被上诉人刘元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与自己的棉花款无关。原审被告班月飞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因上述证据未注明是班月飞交售棉花的过磅单，也不能证明是否包括刘元德的棉花款，故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除上诉人锦丰祥公司与原审被告班月飞的法律关系外，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锦丰祥公司与原审被告班月飞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上诉人锦丰祥公司应否向被上诉人刘元德支付案涉棉花款。 对上诉人锦丰祥公司与原审被告班月飞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虽陈述是委托买卖关系，但亦明确是班月飞收棉花，再卖给上诉人，其陈述的委托买卖关系应属用词错误。一审法院对班月飞进行谈话时，班月飞亦明确陈述其是中间商，从棉农处收购棉花后再出售给上诉人，赚取中间差价，故班月飞与锦丰祥公司之间并非委托关系，一审关于班月飞是上诉人锦丰祥公司的棉花收购负责人的事实认定没有事实依据。故班月飞与锦丰祥公司之间应为买卖合同关系。 被上诉人刘元德陈述其将棉花拉到上诉人公司后交给了班月飞，并由班月飞向其支付了107,800元。一审法院对班月飞谈话时班月飞陈述：“原告（刘元德）拉了两车棉花到被告（锦丰祥公司）厂子里卖了，我给原告转了107,800元后，我将票拿走了，后面原告拉来了一车半，让我帮忙卸了，我给帮忙卸了。这一车半的过磅单我没有拿。过磅单上是谁的名字，谁结账。107800元不是全部金额，我挣了中间差价。”刘元德在一审陈述：“第二次卖的是一车，也是给被告2（班月飞）的。”从以上陈述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刘元德是将棉花出售给原审被告班月飞，再由班月飞出售给上诉人。故刘元德与班月飞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元德提供的两张过磅单上载明的棉花款就是其出售给班月飞的全部棉花款，每一张过磅单上的棉花款金额均为8万余元，班月飞实付款为107,800元，且付款时间为当年11月7日、8日，日期在过磅单出具时间之后。如果班月飞只拿了一张过磅单，其付款金额应等于其中一张过磅单的金额，但其实际支付金额远远超过一张过磅单的金额，故班月飞关于其只拿了一张过磅单，后面的过磅单没有拿的陈述与其付款事实相矛盾。班月飞二审陈述其与锦丰祥公司为委托关系的陈述与其一审陈述相矛盾，对其二审陈述，本院不予采信。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由班月飞向刘元德支付剩余棉花款。 综上所述，锦丰祥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2019）新4202民初1285号民事判决； 二、原审被告班月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向被上诉人刘元德支付棉花款63,360元。 三、驳回原审原告刘元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4元，合计2,534元，由原审被告班月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淑桂 审判员  马桂兰 审判员  张艳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朱**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