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75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庞晓虹（曾用名庞敏鸿），男，1968年8月3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庞敏蓉（曾用名庞美蓉），女，1966年11月2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巫飞，江苏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前述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升，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前述二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爱和桥路**。法定代表人：周政帆，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洁，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乾，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人民路**国发大厦**法定代表人：黄建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永新，江苏新天伦（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家骥，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庞晓虹、庞敏蓉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房屋确权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8民初6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庞晓虹、庞敏蓉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进行改判。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对于《拆迁协议书》的性质认定错误。庞克祥户被拆迁的房屋既包括虹桥六队的13号私房，也包括当时尚未纳入拆迁范围的南许巷18号半的私房，故城建公司和庞克祥于1986年7月5日签订了《拆迁协议书》，就拆迁补偿方式、安置房面积、产权安置等事项作了明确约定。《拆迁协议书》属于民事合同的范畴，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原审法院罔顾事实，认定《拆迁协议书》未明确案涉三套房屋为安置租赁权或使用权，但是城建公司在1983年与虹桥六队签订的征用土地协议中明确私房是作价收购，公然否认《拆迁协议书》的历史性和合法有效性，混淆了不同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足。原审判决中提及的房屋调配单是城建公司和国发集团提供的单方证据，且时间上存在矛盾，说明我方从未收到过房屋调配凭证，也不存在房屋起租日期的说法。原审判决认定涉案的三套房屋在2002年12月份城建总公司房屋管理处改制过程中资产剥离，权属归其所有，前期由苏州市双翼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改制的流程不符合常规，且只有国发集团的单方陈述，依法不应当认定。国发集团与原城建总公司之间不存在承继关系，二者均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涉案三套房屋的两证虽然还在国发集团，但是房产证的保管者不能等同于所有者，而且我方在办理产权登记时依法办理了原房产证的遗失手续。城建公司和国发集团向苏州市国土资源局申请撤销产权登记，我方也向苏州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了《申辩意见书》、《申辩意见书二》，最终国土部门终止了更正登记的程序。原审判决认定“此前苏锦物业公司及双翼公司均要求庞克祥支付租金，但其没有支付也拒绝办理公房租赁证等手续”、“国发公司主张案涉房屋不动产权属剥离至其处，属于国有资产划拨，故没有不动产权属流转的相关手续”，均缺乏证据证明，也与财政财务管理的基本常识不符。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拆迁协议书》中并没有公房的约定，双方当事人也从未建立过租赁关系，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是安置给庞克祥户的公房，且公房的所有权在城建公司改制过程中已经剥离给国发公司明显与事实不符。庞克祥户被拆迁的房屋共计266.74平方米，其安置的房屋为162平方米，我方抗辩主张作价补偿仅是针对产权安置的不足部分（约100平方米），上世纪八十年代物价部门审批的房屋价格是298元/平方米，结合涉案房屋的等级和成新率，城建公司当时补偿我方16000余元还是偏低的。原审法院认为按照当时作价补偿的最高标准也不可能达到16000元，并对我方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是错误的。在《拆迁协议书》、户表等文件中从未出现过“租赁”、“出租”、“起租”等字样，实际情况中城建公司或其他单位未向我方发放过公房房卡，也未收取过租金及对涉案房屋进行过修葺，对方提供的房屋调配单属单方证据，不能因为房屋调配单中明确了起租日期即推断安置的是使用权。原审法院以案涉房屋一直登记在城建公司名下，庞克祥多年未主张，来推断当年安置的是居住使用权，明显是错误的。30多年来庞克祥及其家人并不知道产权登记的情况，而是将《拆迁协议书》当作了房契，因此直到2016年才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原审判决认定“城建公司改制过程中，没有相应资料显示涉案房屋转让给单位经营者、骨干和职工的，根据相关的批复，就应该由国发公司持有剩余部分”，明显缺乏司法裁判的独立性、公正性。国发集团虽然实际掌握并控制涉案房屋的权属证书，但是不能因此推断其是房产的所有权人。苏州市国资委在2016年5月份的情况说明中证实涉案房屋在单位的转制资产和剥离资产中均未被发现，但是其在2017年又出具修正意见，认为涉案房屋在2003年剥离给了国发集团，明显自相矛盾。原审法院选择性的采信后一份材料，而未考虑国发集团是苏州市国资委的下属企业，两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实际情况，明显违反逻辑和客观事实。原审判决结果存在明显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涉案房屋归上诉人庞晓虹、庞敏蓉所有。苏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当年虹桥六队的土地征用是由苏州市计划委员会的文件确定的,整个横塘乡虹桥六队的建制被撤销，该队35户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因此上诉人庞晓虹、庞敏蓉主张《拆迁协议书》的拆迁对象是唯一的，显然不符合事实。上诉人庞晓虹、庞敏蓉所称南许巷的房屋面积只有十平米，本来确实不在拆迁范围之内，是其利用关系、突破政策，将该房屋一并纳入拆迁补偿范围，但不能由此否定《拆迁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案涉房屋是公房安置，而非产权安置。理由有五点：第一、根据上世纪80年代拆迁政策，除我国农村宅基地上房屋以及公有制改造后发还的部分私房以外，城镇开发建设的房屋均为公管房。直至1988年以后，各地才逐步实行公房住房制度改造，原城建开发公司是市政府的直属机构，主要承担城镇房屋的开发建设工作,1983年由其建设的彩香二村显然属于公管房。上诉人庞晓虹、庞敏蓉所称《拆迁协议书》中未明确安置是公房，正是由于当时安置的房屋都是公房性质，根本没有私房的概念，因此也没有特别的必要进行说明。同时期的政策文件均使用的是安置一词，结合上述时代背景，本案的安置显然是公房安置的意思。第二、房屋调配单也明确了起租的日期，也可证明双方当时建立的是租赁关系。该房屋调配单保存在原城建公司原始档案中,时间、内容与《拆迁协议书》、庞克祥签署的动迁户住房分配凭证等原始档案相互吻合，是真实有效的。第三，无论是1983年的土地征用协议还是双方签订的《拆迁协议书》，均明确私房是作价收购。《拆迁协议书》第一条明确列举了被拆迁房屋的各项内容的作价金额，而且还在当时作价的基础上提高了30%进行补偿。《拆迁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甲方支付给乙方私房补偿款的全部款项，同时结合私房作价表和相关的支付凭证，可见其补偿标准与1984年相关拆迁文件附件的标准基本一致。无论是《拆迁协议书》还是实际结算的内容，均显示是一次性货币补偿。如果是对方所称的货币补偿加产权安置，则势必需要对被拆迁的房屋和安置的房屋分别计价，然后相互结算。但事实上无论是拆迁协议还是作价表，都没有类似的内容。由此可见对被拆迁房屋的补偿是作价补偿。第四，案涉房屋从1999年起即登记在原城建公司名下，上诉人庞晓虹、庞敏蓉如果一直将《拆迁协议书》视作房契的话，其为何在2016年又向城建公司申请过户。第五，案涉房屋目前仍处于被登记中心锁定状态，原因是登记异议，可见登记部门也认为上述房屋登记在庞克祥户下属于登记错误。我方对于原审判决将案涉房屋产权确权给国发集团没有异议。案涉房屋在原城建公司改制时已经剥离至国发集团，并纳入改制资产的范围，后由于各种原因未及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城建公司仍为案涉房屋名义上的产权人，因此其于2016年将案涉房屋过户给对方的行为实为无权处分行为。上诉人庞晓虹、庞敏蓉要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缺乏依据，其诉请不应当得到支持。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通过涉案房屋历史的沿革，查明涉案房屋的性质是公房应属正确。我公司通过政府改制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有合法的权利来源，上诉人庞晓虹、庞敏蓉无权取得所有权。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苏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苏州市姑苏区彩香二村53幢三单元401室、53幢二单元401室、53幢二单元402室三套房屋所有权归苏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所有；2.判令庞晓虹、庞敏蓉配合将上述不动产的过户登记至苏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苏州市姑苏区彩香二村53幢中401室、53幢中402室、53幢西401室三套房屋所有权归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有；2.判令庞晓红、庞敏蓉协助将上述不动产过户登记至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庞克祥（原苏州市眼镜厂员工）、柳仁英于1966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一女，分别为庞晓虹、庞敏蓉；庞克祥、柳仁英分别于2018年9月10日、2018年11月5日去世。庞克祥、柳仁英、庞晓虹、庞敏蓉本系苏州市姑苏区横塘乡虹桥村第六生产队（以下简称虹桥六队）成员；1982年11月4日，庞克祥经批准在该生产队集体土地上建造三楼三底房屋；1983年8月13日，庞克祥自案外人处购得苏州市南许巷19号（原为南许巷18号后门）的私房一处。2.1983年11月，苏州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市开发公司）与虹桥六队签订《关于征用市郊区办横塘乡虹桥村第六生产队土地协议》，约定由市开发公司征用虹桥六队土地并予以补偿。1984年1月27日，苏州市计划委员会批准市开发公司征用上述土地统建住宅，明确现有私房按规定作价收购。1986年7月5日，庞克祥与市开发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一份，明确因建设需要，横塘乡虹桥村部分土地被国家征用，在此范围内涉及庞克祥所有的私房，双方明确对庞克祥、南许巷18号半建筑面积合计266.74平方米的房屋进行作价补偿，分别作价16169.09元、500元；协议第二条约定：庞克祥全家的安置由市开发公司提供彩香二村53幢二单元两室户两套、层次定为四层。另加三单元一室户一套、层次也为四层，此房作为收回南许巷18号半房安置。协议第三条明确，鉴于上述53幢房屋的施工进度，此房在未交付使用前，庞克祥一家需过渡于市开发公司提供的彩香二村21幢401、402室两套房屋内居住。同日，庞克祥及其所在单位苏州市眼镜厂签章确认《动迁户住房分配凭证》（私房）一份，明确“按照我市城市建设规划，原住虹桥6对**动迁户庞克祥，经市政府动迁办公室同意分配新住房彩香二村53幢（施工编号25#）二单元401、402室二套、三单元401室一套，现过渡于彩香二村21幢西401、402室二套，定于7月15日前搬出原住房，动迁户私房按照国家规定作价收购办理，作价金额20250元（包括其他补偿费）”，该分配凭证下方手写注明“原过渡房分配单因本人先住进至今补办手续而未收回，分房单编号0047,86.7.9开出，89.11.21补办房单”。同年7月8日，市开发公司向庞克祥支付了补偿款20250元。1989年11月21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动迁办公室向庞克祥补发房屋调配通知单三份，载明分配房屋地址为彩香二村53幢二单元401、402室二套、三单元401室一套，分配原因为动迁，起租日期1987年9月1日，并备注“接房前已住入（87.8）补办手续，调配单、户口单直接交给房建站”。此后，庞克祥一家一直居住使用上述三套房屋。1997年4月2日，庞克祥及其配偶柳仁英的户口迁入案涉房屋中******。本案审理中，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金阊派出所在2020年5月14日出具情况说明表示，户籍迁入户籍迁入材料类似房屋调配单等材料因派出所几经合并、经无法找到。1999年7月7日，苏州市姑苏区彩香二村53幢西（三单元）401室（建筑面积43.89平方米）、53幢中（二单元）401室（建筑面积59.09平方米）及402室（建筑面积59.09平方米），原公安编号为彩香二村53幢143号401室及142号401、402室不动产权属登记至城建总公司名下。3.城建公司有市开发公司、城建总公司等六个曾用名。2002年12月19日，苏州市企业改制办公室向国发集团发出苏改办复[2002]10号批复，批复同意撤销城建总公司房屋管理处事业单位编制，并与苏州市苏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锦物业公司）合并进行整体改制，按照相关文件精神进行资产处置和职工安置，各项资产剥离及最终转让资产以市财政（国资）部门核定数为准。2003年3月10日，苏州市企业改制办公室向国发集团发出苏改办复[2003]20号批复，批复同意城建总公司连同其下属材料供应处整体转企改制，并明确城建总公司经处置后的国有净资产中的80%按8折优惠转让给原单位经营者、骨干和职工，其余20%作为国有法人股由国发集团持有，且城建总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各项资产剥离及净资产最终转让金额以市财政（国资）部门的核定数为准。审理中，国发集团据此主张案涉三套房屋已经在2002年12月城建总公司房屋管理处改制过程中自城建总公司资产中剥离，权属剥离归其所有，前期由苏州市双翼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翼公司）管理。为证明其上述观点，国发集团还提交了城建公司在2005年3月20日向其作出的“关于公管房房租处置的报告”以及其在2006年12月25日与双翼公司签订的“公管房资料交接清单（备忘录）（付公管房清单）”。其中“关于公管房房租处置的报告”明确“我公司于2002年11月30日完成转企改制，原公司资产中公管房于改制过程中剥离，暂由双翼公司管理，该公管房2002年9月至2004年9月房租收入合计616482.05元，现请集团公司考虑双翼公司在公房管理过程中的管理成本，提出上缴标准”，国发集团在同年3月31日批复同意双翼公司提取40%的管理成本后在4月15日前上缴剩余60%的房租；备忘录所附公管房清单中包含案涉三套房屋。庞晓虹、庞敏蓉认为改组证据系国发集团与城建公司之间的往来材料，不予认可。4.2016年6月，庞克祥持上述房屋拆迁协议书等资料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将案涉三套房屋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至其名下。在申请过程中，庞克祥除提交拆迁协议书等拆迁材料，还提交了城建公司在2016年5月10日出具并经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确认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原城建总公司系国有经营性事业单位，于2003年6月经批准整体转制为民营企业城建公司，根据城建总公司在1986年与庞克祥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书》约定，城建总公司拆除庞克祥私房266.74平方米，相应提供彩香二村53幢二单元四层两室户两套及三单元四层相邻一室户一套，作为对庞克祥全家的安置房。三套安置房屋合计面积约175平方米左右。经查询城建总公司转制中资产处置的相关审计、评估、请示及报批材料，上述三套安置房屋在城建总公司转制资产和剥离资产资料中均未发现”。据此，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2016年7月21日将案涉房屋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至庞克祥及其配偶柳仁英名下。2017年9月12日，城建公司向国发集团作出“关于向国土部门申请撤销庞克祥彩香二村三套异议不动产权证的请示”，明确上述2016年5月10日情况说明系庞克祥之子庞晓虹提供，其工作人员未经认真调查核实，后在工作中发现上述房屋系安置给庞克祥居住，并在2003年转企改制后将三套房屋移交给国发集团，目前该三套房屋两证仍在国发集团，鉴于上述情况恳请国发集团尽快向国土部门报告情况，申请撤销登记。9月15日，国发集团向苏州市国土资源局申请注销案涉房屋登记至庞克祥名下的登记。11月3日城建公司、国发集团再次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城建总公司在2003年转企改制，改制前所有公管房产均由总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苏锦物业公司负责管理，该资产未纳入公司改制资产。2003年，苏锦物业公司改制后组建双翼公司，继续管理该资产，并在2006年将包括案涉三套房屋在内的所有公管房资料移交给国发集团，以此向国土部门说明为何在2016年5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表述案涉房屋并不在城建总公司改制及剥离资产范围内（因为案涉房屋权属早在城建总公司改制前就在2002年苏锦物业公司改制时剥离至国发集团处）；该情况说明亦经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盖章确认。审理中，城建公司及国发集团表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没有对其注销申请作出书面答复，仅口头答复称不动产登记过程中的形式审查并没有问题，但亦口头明确案涉房屋并非产权安置。嗣后，城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审理中，国发公司陈述称此前苏锦物业公司及双翼公司均要求庞克祥支付租金，但其没有支付也拒绝办理公房租赁证等手续，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国发公司还主张，案涉房屋不动产权属剥离至其处，属于国有资产划拨，故没有不动产权属流转的相关手续。原审法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举证及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州市相关拆迁安置政策，案涉房屋应是安置给庞克祥户的公房，且该公房所有权在城建公司改制过程中已经剥离至国发公司处。一方面，1984年拆迁安置给庞克祥户的理应是公房使用权而非所有权，理由如下：1.庞克祥与当时的市开发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书虽未明确案涉三套房屋为安置租赁权或使用权，但市开发公司在1983年与虹桥六队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中明确私房系作价收购，且庞克祥签订的拆迁协议书也明确为作价补偿。原审被告方抗辩认为拆迁时对庞克祥户是作价补偿加产权安置，如果产权安置160余平方米，结合拆除的房屋总面积为266余平方米，那作价补偿仅应针对产权安置不足部分（约100平方米），按照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价补偿的最高标准也不可能补偿16000余元，故原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难以采信，庞克祥户原房屋拆迁应为作价补偿，并安置案涉房屋供其居住使用。2.房屋调配单中也明确了起租日期，亦可以进一步推定当时的拆迁安置本意系安置使用权。3.案涉房屋所有权一直登记在城建公司名下，庞克祥户多年未作主张，亦可以反推安置的是居住使用权。另一方面，案涉房屋所有权应属国发公司所有。1.城建公司改制过程中，没有相应资料显示案涉房屋转让给单位经营者、骨干和职工，而苏州市企业改制办公室向国发集团发出苏改办复[2003]20号批复明确由国发公司持有剩余部分；2.结合“公管房资料交接清单（备忘录）（附公管房清单）”可以看出，案涉房屋权属在城建公司改制时已经剥离给国发公司，只是仍然登记在城建公司名下；3.国发公司也实际掌握并控制案涉房屋权属证书；4.城建公司在2016年已经无权对剥离给国发公司的房屋作出说明，国资委在2017年也已经修正意见明确房屋在2003年剥离给国发公司。综上，案涉房屋系国发公司所有的公房，权属应归国发公司；因城建公司已经改制，案涉房屋权属已经无法登记回城建总公司名下，故权属应直接登记至国发公司处，相应权属转移的税费由国发公司负担。另，因案涉房屋使用权已经安置给庞克祥户，案涉房屋居住使用权应归庞克祥户所有，现庞克祥已经去世，庞晓虹、庞敏蓉作为其继承人亦有权继续居住使用案涉房屋，国发公司应当保障其居住权但亦有权按照公房相关政策收取租金。最后，虑及本案纠纷起因系城建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国发公司对案涉房屋多年疏于管理所致，以及庞晓虹、庞敏蓉对案涉房屋享有居住权的事实，本案所涉诉讼费用应由城建公司及国发公司负担为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苏州市姑苏区彩香二村53幢三单元401室、53幢二单元401室、53幢二单元402室三套房屋不动产权属归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有；二、庞晓虹、庞敏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将上述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至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相关税费由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三、驳回苏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6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苏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担；独立诉讼请求所涉案件受理费16469元，减半收取8235元，由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庞晓虹、庞敏蓉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材料有:证据1、苏州市统计年鉴关于1985年1986年市区竣工房屋建筑面积和房屋价值，证明1985年苏州市市区竣工房屋住宅造价平均为每平方米159元，1986年为168元，参照该两份收据可知拆迁协议的补偿是相对合理的，并非原审法院认为的不可能；证据2、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其将涉案房屋出租给他人，没有任何单位予以干涉，可见自己对涉案房屋行使了完全的所有权；证据3、干将路道路工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具体规定，法律法规往往具有滞后性，干将路的拆迁规定是对类似拆迁户拆迁方式的方法总结和推广，我方获得拆迁实质上采取了产权调换互结差价的方式。证据4、关于对洪塘乡三元村新村征地动迁安置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证明对三元村新新村1986年拆迁安置问题重新作出处理。由租赁变更为产权是对错误执行政策的纠正，说明按照普通民众的理解，当时所谓的安置就是产权安置。城建公司所谓的时代背景，仅仅是其臆测，当时真实的时代背景更多的是产权安置。被上诉人苏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并未明确为“苏州市”，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文件与本案并无关联。该文件是市区竣工房屋造价，为新建房屋的建造价格，而本案被拆迁房屋的补偿价格应当根据当时的拆迁标准计算，拆迁标准是结合被拆迁房屋构造、成新率等多方面情况得出的，与新建房屋造价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没有可比性。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庞克祥户的出租行为并未向公管房管理单位报备，城建公司并不知情，此外对外出租也只是一种使用方式，并非处分行为，并不能由此推论出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产权。证据3是1992年发布，此时的拆迁政策以及补偿标准相较1986年已经发生变化，没有可参照性，同时从该份文件可以看出，此时已出现房产权调换的概念，但均明确了被拆迁房屋和安置房屋相互结算的方式，再次证明本案并非产权调换(无结算方式)。另外该文件是专门针对干将路道路工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具体规定，并非通用性拆迁政策文件，不具有普适性。证据4的质证意见同证据3的质证意见。被上诉人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退一步讲，即使证据是真实的，但该组证据反映的房屋单价与案涉房屋单价没有可比性。该组证据反映的是竣工房屋造价，而案涉房屋在拆迁过程中所作的作价收购根据的是拆迁标准。另外，上诉人提供的该组证据反映的是市区竣工房屋，与本案涉及的农村自建住房无论在设计、施工、配套等标准、要求上均存在严重差异，农村建造成本通常远远小于城市房屋建造成本。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庞克祥户的出租行为并未向公管房管理单位报备，城建公司并不知情，此外对外出租也只是一种使用权的延伸，本质上仍是使用权，并非处分行为，而且对上诉人安置的本意是让其自身居住，其出租行为仍然要受到合同法有关租赁合同的约束。其违法出租行为不能反而证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产权。证据3因没有提供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如果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文件为92年发布，此时的拆迁政策以及补偿标准相较1986年已经发生变化，没有可参照性，同时该份文件可以看出，此时已出现房产权调换的概念，但均明确了被拆迁房屋和安置房屋相互结算的方式，再次证明本案并非产权调换(无结算方式)。况且，与案涉房屋同时拆迁的房屋均采用作价收购，安置使用权的方式完成。该文件是专门针对干将路道路工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具体规定，并非通用性拆迁政策文件，不具有普适性。证据4的质证意见没有提供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如果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文件中明确了适用相对人的范围(仅限原三元村、新兴村)，排除了争议房屋所涉范围。同时明确了处理的方式，需要通过面积、差价进行结算，与本案的拆迁方式完全不同。本院认为上诉人庞晓虹、庞敏蓉提供的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且与本案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故对于前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被上诉人苏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庞克祥户名下的、南许巷18号半房屋于1986年7月份被拆迁，庞克祥与市开发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书》中约定是作价补偿，并由市开发公司提供案涉的三套房屋进行安置。《房屋拆迁协议书》中虽然未对涉案三套房屋是租赁权或使用权安置，还是产权安置作出明确约定，但是根据市开发公司与虹桥六队签订的《关于征用市郊区办横塘乡虹桥村第六生产队土地协议》，以及1984年1月27日苏州市计划委员会批准市开发公司征用上述土地统建住宅的相关文件，可以确定当时进行拆迁对于现有的私房是按规定作价收购的。原审法院综合考虑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州市的相关拆迁安置政策、同一小区内其他被拆迁户的安置情况，以及相关房屋调配单中明确记载有起租日期，和涉案房屋自拆迁至2016年长达30年的时间内一直登记在城建公司名下，庞克祥及其家人从未催促要求办理产权登记等情况，认定涉案房屋是安置给庞克祥户的公房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也具有公平合理性。案涉的三套房屋虽然未办理公房租赁的相关手续，庞克祥及其家人也未缴纳过相应的租金，但这具有历史原因和管理不善的因素，不能因此否定房屋的性质和权利人固有的权利。涉案的房屋因原市开发公司改制，已经剥离给被上诉人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故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但是其应当保障上诉人庞晓虹、庞敏蓉依法享有的居住权。庞晓虹、庞敏蓉的相关上诉请求因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二审碍难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469元，由上诉人庞晓虹、庞敏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祁锋审判员  赵东审判员  周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孙贞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