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0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长盛思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线阁街**南部******。法定代表人：文威，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朝晖，中豪（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斌，男，198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北京长盛思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盛思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志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10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盛思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我公司无需支付李志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事实和理由：我公司的解除行为具有合法性，不应支付李志斌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因为经济大环境衰退影响，我公司经营困难、效益下降、经营规模萎缩，正是由于这些无法控制的外部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情形。2.我公司已经举证证明采取召开会议、单独沟通等方式依法与李志斌进行了充分协商，但因李志斌不同意变更工作地点而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达成一致。3.我公司就本次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依法通知了上级工会、补正通知了公司所在地工会等工会组织，已经依法履行了向工会的告知程序。李志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长盛思源公司的上诉请求。经营困难业绩下滑是企业经营中经常发生的风险，双方在订立劳动合同时就已经存在，因此长盛思源公司的解除行为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长盛思源公司也没有与我进行过协商，没有向工会提前告知，因此构成违法解除。长盛思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无需支付李志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0502.4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志斌于2016年5月10日入职长盛思源公司，任投资管理部副部长，双方签订自2016年5月10日至2019年5月9日的劳动合同书。李志斌工作至2019年4月28日，当日长盛思源公司向李志斌发出《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内容为：“鉴于企业经营方式调整，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与您签订的劳动合同客观上已经无法继续履行。我司多次与您协商未达成一致，现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规定，通知双方劳动合同于2019年4月30日终止。”李志斌于2019年4月30日收到该通知书。2019年4月30日，长盛思源公司向李志斌作出两份终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其中一份通知李志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于2019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另一份通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由用人单位提出，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于2019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5月6日邮寄，2019年5月7日签收。另，2019年4月15日，长盛思源公司向其母公司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康达公司）工会委员会发函，拟解除与李志斌等十六名劳动者的劳动合同。2019年4月20日，该工会委员会回复无异议。2019年7月22日，长盛思源公司向其所在工会北京市西城区天桥街道总工会天桥小区社区联合工会发函告知解除与李志斌在内的16名劳动者的劳动关系事宜。李志斌曾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长盛思源公司向其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34832.48元；2.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未休年假工资41327.96元；3.2016年5月10日至2019年4月30日福利费5800元；4.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垫付差旅费和业务报销13055.9元。2019年11月28日，该委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3809号裁决书，裁决：长盛思源公司支付李志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0502.46元及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30953.92元；驳回李志斌的其他仲裁请求。长盛思源公司不服该裁决，起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长盛思源公司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实际理由为经营规模缩小、订单萎缩、效益下降，其公司作为持股平台子公司由8家变为5家，剩余5家经营效益不好，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且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因此与李志斌等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长盛思源公司就解除依据的事实提交了其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通过天眼查软件查询的其公司股权结构图与历史对外投资信息、其公司曾经全资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大城县城建环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济源市玉川城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2019年2月1日《情况说明》、2019年4月12日股东会决议、2019年4月23日《关于提前终止租赁合同的回函》、2019年4月25日《协商解除之协议书》、2019年4月26日《协商解除协议书》作为证据。李志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主张这并非劳动合同签订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是经营固有风险，且出卖资产不代表公司效益不好。双方均认可长盛思源公司的原有办公场所已经关停。长盛思源公司主张其在北京的办公室已经撤销，在北京已无经营场地和办公场所。李志斌表示解除合同前办公室已到期，不清楚后续是否还有经营场所。就双方是否曾协商变更劳动合同内容的情况，长盛思源公司主张其公司总部在2019年4月25日派人力资源部部长和员工周威、王玲玲、文莉召开全体员工会议，为此长盛思源公司向法院出示了文莉和王玲玲的劳动合同、行程单、会议记录、通讯记录。其中，行程单显示王玲玲于2019年4月23日从重庆飞往北京。4月25日会议记录载明2019年4月25日上午10点，肖总、王玲玲、文莉及长盛思源公司全体员工参会，会议内容为：“1.集团公司组织架构改革，大股东变化。由于公司经营困难，资金困难，北京办公室撤销。2.愿意到重庆工作的，到重庆工作。3.听取员工意见：王艳兵，不愿到重庆工作，谈到了离职补偿的几个问题：费用报销、年终奖。江乐勇、朱明起、雷俊华、片波、苏高强等人发言……”会议纪要上有王玲玲、文莉签字。李志斌不认可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主张会议纪要并无其签字。双方均认可李志斌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21750.41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长盛思源公司2019年4月28日以企业经营方式调整、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与李志斌书面解除劳动关系。长盛思源公司应对其公司解除行为的事实及制度或法律依据承担举证责任。现长盛思源公司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之规定与李志斌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均认可李志斌原来的工作场所已关停，法院认为该情形属于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双方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但长盛思源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总公司派王玲玲、文莉前来北京，无法证明双方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进行过协商。原因在于：首先，会议纪要上无除王玲玲、文莉以外的其他劳动者签字。其次，长盛思源公司提交的通知工会函显示其早在2019年4月15日就向总公司工会发函，函件内容就是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多次协商未达成一致为由拟与李志斌在内的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综上，法院认为，长盛思源公司已构成违法解除的事实，长盛思源公司要求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具体数额由法院依据双方均认可的数额予以核算。另，对于长盛思源公司支付李志斌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30953.92元的仲裁裁决项，双方均未起诉，视为认可仲裁裁决，法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如下：一、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北京长盛思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李志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0502.46元；二、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北京长盛思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李志斌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30953.92元；三、驳回北京长盛思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长盛思源公司主张因企业经营方式调整、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经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而与李志斌解除劳动合同。对此，长盛思源公司应当对其解除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举证。长盛思源公司虽提交了其母公司重庆康达公司员工王玲玲、文莉从重庆往返北京的机票及2019年4月25日的会议纪要，用以证明曾与李志斌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进行协商，但该会议纪要并无李志斌签字确认，且李志斌对此不予认可，长盛思源公司未能就曾与李志斌进行协商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提交其他证据进行佐证。故在现有情况下，长盛思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其公司解除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其公司上诉要求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长盛思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长盛思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庞 妍审 判 员  王丰伦审 判 员  卜晓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蒋 媚书 记 员  张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