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32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根生，男，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北京市王玉梅律师事务所呼和浩特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男，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春，内蒙古巨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赵云云，男，住呼和浩特市。上诉人吕根生因与被上诉人李**、原审第三人租赁赵云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2020）内0121民初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上诉人吕根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被上诉人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春，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根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李**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店面转让协议书》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李**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但未举证证明吕根生存在严重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落空。李**自称房屋被房东上锁另行出租，其对该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一审法院对于李**主张的重要案件事实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佐证的情况下直接采纳其自称,属于证据采信错误,由此造成本案案件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店面转让协议书》,解除日期为2019年8月3日,一审法院判决混淆“判决解除”与“确认解除”该项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李**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双方于2019年7月12日签订的《店面转让协议书》”,该诉系属“形成之诉”，而法院却在2020年5月13日作出的判决内容为“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店面转让协议书》,解除日期为2019年8月3日”,一审法院的判决是“确认双方之间签订的《店面转让协议书》于2019年8月3日已经解除”。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为“确认之诉”的结果。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与李**的诉讼请求是不一致的,二者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李**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这样的判决是错误的,严重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同时有损吕根生与之对应的答辩和举证的权利。法院判决解除的时间应是判决作出或生效之日，一审判决逻辑不通。一审判决作出的日期涉案协议租赁期限已经届满，不存在可以解除的内容。即使李**诉请“确认解除”，其也应举证证明已经出现法定或者约定的解除权行使的情形，并已经将解除的意思表示通知给吕根生。一审法院未通过李**举证查清事实，而直接采纳其陈述错误。李**辩称，吕根生的上诉请求有两项，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首先，双方对基础事实没有争议，吕根生只是认为应该找第三人赵云云，李**认为这是吕根生与赵云云之间的事情，事实上李**并没有进行一天的经营。导致合同目的落空的原因是吕根生与原来的房东有租赁纠纷，吕根生未付房租。因吕根生违约造成了后面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李**本案的起诉。其次，按照吕根生与李**的微信记录，能证明双方因争议交涉了很久，李**通过诉讼的形式通知吕根生解除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法院也确认或者判决解除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解除的后果是吕根生应返还李**已付款。赵云云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李**与吕根生2019年7月12日签订的《店面转让协议书》；2、请求判令吕根生立即偿还李**房屋租金及押金共计53600元，并以此为基数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自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吕根生实际付清房屋租金及押金之日止）；3、判令吕根生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12日，吕根生与李**签订《店面转让协议书》，约定吕根生以53600元将自己与第三人赵云云租赁的的位××旗商S106#号房屋转租给李**使用。房屋租期在协议书中载明为“2019年7月12日转租到2020年3月”。李**向吕根生支付了房屋租金50000元及押金3600元，吕根生向李**交付了该房屋钥匙。2019年8月3日，李**发现租赁房屋上锁，后向吕根生询问得知，该房屋为吕根生从赵云云处租赁并转租给李**的，此后李**再未使用该房屋。协商未果后，李**以吕根生没有转租权，在其向吕根生支付房屋租金却不能正常使用为由，将吕根生、赵云云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李**与吕根生2019年7月12日签订的《店面转让协议书》并立即偿还其房屋租金及押金共计536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吕根生与李**签订的《店面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解除合同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李**于2019年8月3日就告知吕根生房屋上锁的事实，该房屋在此后一直无法使用，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自2019年8月3日解除。根据双方约定，吕根生于2019年7月12日向李**交付了涉案房屋，后李**在同年8月3日发现房屋上锁后找到吕根生要求协商解决，结合李**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当庭陈述，吕根生已经不能继续履行交付涉案房屋的义务。故李**主张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租金及押金返还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李**已依约向吕根生支付了涉案房屋租金及押金，吕根生也交付的房屋钥匙，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涉案房屋被锁，吕根生未能协调解决并把房屋继续交付李**使用，致使双方的租赁合同解除，吕根生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返还租金及押金的责任。故李**的该项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结合第三人赵云云提供的证据，吕根生与李**签订《店面转让协议书》的合同日期应为2019年7月12日至2020年3月1日，共计234天。原告应支付被告自2019年7月12日至2019年8月3日之间共计23天的房屋租赁费用合计4915元（50000元÷234天×23天），故吕根生应返还李**房屋租金及押金共计48685元（50000元-4915元＋3600元）。关于返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对应修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李**主张的以房屋租金及押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收取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支持李**自立案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综上，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李**与被告吕根生于2019年7月12日签订的《店面转让协议书》，解除日期为2019年8月3日。二、被告吕根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李**房屋租金及押金48685元，并以此为基数向原告李**支付自2020年3月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140元减半收取570元，由吕根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店面转让协议书》是否符合合同解除的条件；若符合，合同解除的时间应如何认定。针对争议焦点，二审中，李**作出如下陈述：2019年其与吕根生签完合同第二个月的某天，发现涉案商铺被上锁，李**遂拨打房门上张贴的电话，自称为房东的人接电话后告知李**其将涉案房屋出租给崔建军，崔建军在房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屋转租，因崔建军对房东负有债务，故房东将涉案房屋上了锁，后房东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交给李**查看。吕根生陈述，李**在2019年七八月间给吕根生打过电话，告知吕根生涉案商铺被上锁，无法继续使用，并要求吕根生退还房租。二审中，吕根生虽陈述得知涉案房屋被上锁后并未去现场查看过，否认房屋被锁的事实，但结合一审李**所举其与吕根生于2019年8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李**称“现在就是下家找上家，然后上家再找上家，转租经手的人太多了，是你能联系上姓赵的或姓崔的，按合同价把8.6万元给你全退了，然后我找你”；吕根生回复称：“那个姓赵的给我退了我才能给你退”，故能够确认至2019年8月4日，李**与吕根生对退租、解除合同一事进行过协商，能够确认吕根生亦打算找其上手出租人退租，即吕根生默认涉案房屋发生了无法正常使用的事实。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能够确定2019年8月3日涉案房屋因故导致实际承租人李**无法继续使用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涉案房屋自该日不能继续使用，吕根生与李**所签《店面转让协议书》的根本目无法实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店面转让协议书》符合合同解除的条件，应于2019年8月3日解除。关于吕根生上诉认为，李**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店面转让协议书》”；而一审法院的判项为“解除《店面转让协议书》，解除日期为2019年8月3日”，实则为“确认《店面转让协议书》于2019年8月3日解除”，一审法院将李**提出的“形成之诉”混淆为“确认之诉”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合法有效之诉，而一审判决的该判项并非确认之诉的表述，且该表述未出现“确认”二字，该判项是对李**请求法院改变其与吕根生之间现存法律关系的诉，系属形成之诉，故对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吕根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吕根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窦 双审判员 戴玉英审判员 鄂晓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贾沛然书记员 韩若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