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90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洋，男，1981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琪，女，198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洋，男，1981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朋云，男，1969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令立，男，1966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云霞路**泛海国际中心**（武汉民生金融中心）****。法定代表人：邓秋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琼，女，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余洋、周琪因与被上诉人白朋云、吴令立、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财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9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洋、周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次事故应由亚太财险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亚太财险公司未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且未提供保险条款，具有过错。白朋云、吴令立、亚太财险公司均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白朋云、吴令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一审被告赔偿其出租车停运损失7840元；2.一审被告赔偿其出租车停运期间交通费300元；3.一审被告赔偿其出租车折旧费1000元；4.一审被告承担本案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鄂Ａ×××**小型汽车系经营性车辆；2019年6月5日18时27分，余洋驾驶鄂Ａ×××**小型汽车与白朋云驾驶鄂Ａ×××**小型汽车及另两辆小型汽车在友谊大道才茂街路至纺机路路口上行500米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交通大队认定，余洋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白朋云及另两位驾驶人无责。白朋云驾驶的鄂Ａ×××**小型汽车于2019年6月6日送至湖北东富汽车工贸有限公司维修，该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12时41分开具《保险结算单》，维修时间共计13天。一审另查明，余洋驾驶的车牌号为鄂Ａ×××**小型汽车，车辆所有人系周琪，该车辆在亚太财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的规定。本案中，一审原、被告双方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均不持异议，法院对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驾驶人白朋云无责任，余洋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故对于吴令立的损失，由侵权人余洋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关于吴令立的损失，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车辆停运损失费：一审三被告抗辩称鄂Ａ×××**小型汽车的维修时间过长，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法院依法确认鄂Ａ×××**小型汽车的维修时间为13天，酌定吴令立因车辆受损产生车辆停运损失费3900元（13天×300元/天）。2、车辆停运期间的交通费：鄂Ａ×××**小型汽车系经营性车辆，并非用于吴令立日常出行所需，法院对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3、出租车折旧损失：吴令立该项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吴令立的损失为：车辆停运损失费3900元，由余洋向其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余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令立车辆停运损失费3900元；二、驳回吴令立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余洋承担。二审期间，余洋提供商业保险保单一份，拟证明其购买商业保险，亚太财险公司应予赔偿。亚太财险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依法予以采信。各方均未提交其他新证据。二审查明：鄂Ａ×××**小型汽车在亚太财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为50万元，并购买不计免赔。其他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车辆停运损失费系法定赔偿项目，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妥。二审争议焦点为车辆停运损失费是否应由亚太财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内予以赔偿。首先，“停运损失不予赔偿”条款不属于法定的无效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虽然将营运车辆的停运损失认定为受害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所导致的财产损失范围,但其并没有直接认定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就必须承担法定的赔偿义务。因此,如果将商业三者险合同中“停运损失不予赔偿”认定为法定无效条款,势必增加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使其面临不确定的赔付成本。其次，“停运损失不予赔偿”条款属于商业保险免责条款。为兼顾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保障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将商业三者险合同中“停运损失不予赔偿”条款认定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再次，保险公司对上述免责条款负有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公司对该条款负有比普通合同条款更高的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纠纷发生后,如果保险公司能够举证证明其就该条款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使投保人能够知悉存在该免责条款,并明确告知投保人该条款的真正含义,保险公司可以免责。否则,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停运损失不予赔偿”免责不同于“违法不予赔偿”免责的要求，普通人对违法行为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保险公司只需尽到提示义务即可免责，但是，“停运损失不予赔偿”免责除提示外，还需要保险公司尽到一项说明义务，如此投保人方知晓保险免赔项目，进一步决定是否购买商业保险。本案中，亚太财险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尽到说明义务。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自间接损失”不负责赔偿。上述条款中的“停驶”是否等同“停运损失”，从条文表述上存在争议和不明。依据保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对于格式条款的争议部分应作出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亦即“停驶”不包括“停运损失”。综合以上分析，亚太财险公司未向投保人尽到说明义务，其应在商业保险赔偿限额内向吴令立赔付车辆停运损失费3900元。一审未判决赔付商业险保险不妥，二审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余洋、周琪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9334号民事判决，即：“一、余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吴令立车辆停运损失费3900元；二、驳回吴令立的其它诉讼请求。”；二、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内赔偿吴令立车辆停运损失费3900元；三、驳回白朋云、吴令立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余洋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行审判员 叶 钧审判员 王 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熊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