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41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志光，男，1969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娜，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虹，浙江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善庆，男，196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位立，男，197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鹏飞，男，196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俭国，男，1960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上述四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夏燕，宁波市海曙区中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周彩萍，女，197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上诉人任志光因与被上诉人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3民初9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志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在审理中将争议案由民间借贷纠纷变更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但在审理及其作出的判决书中既未查清与公司有关的案件事实及基础法律关系，也未对争议款项性质及付款法律依据予以充分说明，判决内容事实不清、法律适用有误。本案争议的根源在于2018年5月，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与周彩萍达成合作意向，周彩萍以其与任志光所共有的厂房、设备、半成品、原材料等实物出资，与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的货币出资，共同组合注册成立了宁波海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迪公司），并由徐善庆，孙位立负责公司具体经营。2018年8月，任志光从国外回来以后，认为自己的厂房、设备等财产被不合理占用，于是提出收回厂房，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要求任志光在借条上签字，任志光认为双方并无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未实际收到过借款，不存在借贷关系，不会产生归还借款的后果，就签了字。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趁任志光在国外期间，以“2018年5月1日，任志光及周彩萍因经营需要向他们借款875000元”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归还借款。若非任志光在公告期得知被诉情况，作出答辩，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已涉嫌虚假诉讼。后在多次质证中，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部分承认共同投资开公司的情况，也承认公司账本在其控制之下，在其未能充分证明相应出资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既已要求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提供财务账册，但在对方未依法提交的情况下，未再继续查明案件事实，仅以“海迪公司当时存续，可另行主张”敷衍。客观上，海迪公司已于2019年5月22日注销，其权利义务应由清算时的股东承继，本案当事人是关于公司事务的适格主体，应对当事人之间关于海迪公司经营中的债权债务作出全面处理，不应只截取其中一部分，案件事实并未查清。本案关键证据借条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所对应基础法律关系没有履行，任志光不应承担付款义务。首先，从借贷关系而言，双方未达成借贷合意，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也未向任志光交付借条所记载的款项，不存在借贷关系。其次，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变更后提出因退出公司，要求任志光返还其投资款。借条的记载、任志光的认知都没有过投资款转化为借款的意思表示。且即使按其说法，任志光付款的前提也应是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的退出或股权转让，条件成就，促使协议生效。但根据本案中现有证据来看，从法理上来说，直到2019年5月注销公司，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未向任志光或其他股东办理过股权转让或其他退出手续，后又自行决定是否解散公司，其作为公司股东身份自始未变更；从事实上来说，公司公章、财务账本仍控制在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之下，能完全自主决定从公司账户支取大额款项到自己个人账户，庭审中，孙位立也认可借条出具后公司仍由其实际控制，可见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并未在2018年9月1日退出公司。因此，原审判决中即认为借条是权利转让凭证，但在相应权利并未转让，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并未退出公司的情况下，单方面要求任志光付款是显失公平的。任志光在2019年3月以后处置厂房、设备等的基础是其对该财产的所有权，而非依借条取得。再次，借条记载的借款金额与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主张也是不符的。孙位立庭审中自认其没有完全出资借条所记载的投资款，这一点与周彩萍银行交易记录能互相印证，共同证明借条所记载的款项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银行显示的投资款金额是599500元，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既主张借条产生的依据是投资款的返还，在原审变更后的款项支付理由也是投资款的返还，原审法院既已查明孙位立25万元部分投资款并未实际发生，双方在借条出具时也未进行过结算，该金额也非依结算所得，却仍要求任志光返还该款项，与事实相悖，也无法律依据。综上，任志光认为借条是基于股权转让或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退出公司的基础法律关系才会生效，现基础法律关系并未实际履行，原审判决未查清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是否退出的事实，仅以借条未被撤销或确认无效，即有效的错误逻辑认识，要求任志光履行借条所记载的付款义务，却忽视了借条效力本就是本案审查的内容之一。原判依据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退一步讲，依原审判决认定借条是双方权利义务转让凭证，那么任志光主张的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从公司提取款项应予以抵扣。因海迪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注销，不再具备权利义务主体资格。任志光与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关于公司款项的纠纷应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相应的银行交易记录已作为证据提交，原审判决未查清该部分事实。原审判决中，既然已经认为2018年9月1日双方权利义务转让，任志光获得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在公司70%的股份，现公司已注销，那么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在2018年9月1日以后从公司账户支取到其个人账户的447679元的70%应返还给任志光，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综上所述，任志光、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与周彩萍在于公司有关的纠纷项下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纠纷事项，应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全面处理，现原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忽略已经查明的事实，不顾基础法律关系，错误适用法律，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基础上，依法改判。 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共同答辩称，在一审起诉之前一致认为任志光与周彩萍系夫妻关系，只是在一审中对方提供了离婚证才知晓他们在2017年离婚，并办理了法律上的离婚手续，但是两个人仍然以夫妻的名义对外告知是夫妻关系。任志光提出收回公司由他们自行经营时，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在询问任志光询问投资款怎么办的时候，他当时提出就算是借的好了，为此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以投资的款项要求任志光出具了借条，在一审时任志光当庭向法庭表示是其要求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离开公司。任志光在出具借条后，除了孙位立之外当时其余的三个人均退出公司，孙位立基于与周彩萍的同学关系，且海迪公司当时有账户仍然在孙位立的名下，也为了尽快让任志光接手相应公司业务，完成交接，对外看起来孙位立仍然在公司中，但是实际上其并未参与经营。一审中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对当时的公司账户经过了对账，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从公司账户所支取的款项，其实全部用于公司员工工资的支出、业务开展等公司经营，个人并没有对款项做任何的截留，没有任何获利，一审的判决没有任何问题。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以任志光、周彩萍未按约归还借款及利息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任志光、周彩萍立即归还借款875000元、利息50000元，并从2019年5月31日起以875000元为基数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任志光、周彩萍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志光、周彩萍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7年8月16日办理了离婚登记。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与周彩萍于2018年5月3日共同出资成立了海迪公司，注册资金160万元，徐善庆持股比例20%，孙位立持股比例20%，唐鹏飞与周彩萍的持股比例均为30%。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均认可陈俭国是隐名股东，由唐鹏飞代为持股，双方各占15%。2018年9月1日，任志光向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兹借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875000元，其中徐善庆28万元，孙位立25万元，唐鹏飞172500元，陈俭国172500元，利息按银行贷款结算，共计应支付利息计5万元（自2018年5月1日到2019年5月30日），分四期还清：第一期2019年2月28日前还20万元，第二期2019年3月30日前还20万元，第三期2019年4月30日前还20万元，第四期在2019年5月30日前全部还清借款余额及利息5万元整，借款人任志光，身份证号码330227196908××××，手机号码136××××2120，借款日期2018年5月1日，立据日期2018年9月1日。”海迪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注销，周彩萍表示签过字同意注销。 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在庭审中陈述，任志光让他们退出公司，双方协商并经结算后，由任志光支付投资款给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因任志光没钱，故由其出具借条，并约定了利息，转化为借款。孙位立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周彩萍是同学，周彩萍目前还欠其借款526160元，该款项包含了本案投资款25万元。 任志光在庭审中陈述，其从国外回来后，认为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出资过少，要求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增加出资，但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不肯增资，于是任志光就想把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请出去；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表示退出可以，但要求返还投资款，因为周彩萍在摩洛哥有时差，任志光也没有与其进行对账，同时相信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是君子，没有核对就在借条上签字了，想着别人出的钱也确实应该还，但现在进行核对发现投资款根本没有875000元。海迪公司经营到2019年1月即未经营了，2019年3月任志光已经将设备卖了。 周彩萍在庭审中陈述，任志光出具借条时其在国外，直到2019年3月才知道任志光让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退出的事情，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也没有反对。 孙位立和任志光、周彩萍一致同意对任志光付孙位立的款项10万元和叉车的款项，在周彩萍与孙位立的其他借款中进行抵扣和结算，不在本案中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与周彩萍共同成立海迪公司，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持有相应的股份，并履行了一定的出资义务，任志光要求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退出公司，并向其出具借条，结合双方的陈述，该借条载明的借款875000元是双方对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已出具的投资款进行结算，由任志光支付相应的款项从而达到让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退出海迪公司的目的，任志光获得相应的权利。因此，该借条应视为双方权利转让的凭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借条被依法撤销或被确认无效之前，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因此，任志光需按借条的约定向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支付相应的款项。任志光与周彩萍已经于2017年8月16日离婚，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要求周彩萍共同归还款项，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任志光抗辩称海迪公司在2018年9月1日后汇至原告账户的款项、案外人任鸿星的借款等等应予抵扣的主张，因海迪公司在当时处于存续状态，与任志光、周彩萍系相对独立，海迪公司与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和与案外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处理，任志光可另案主张。综上，对于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不合理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对于任志光合理的抗辩主张，本院予以采纳，不合理部分，因无相应的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任志光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款项875000元、利息5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5月31日起的利息（利息以87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5月3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之后的利息以875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050元，由任志光负担。 任志光在二审过程中提交公司登记基本情况、海迪公司章程、海迪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共14页，拟证明海迪公司自成立至注销，股东构成均未发生变更，案件中就股权转债权的事实基础不存在。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质证认为，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组证据对于其所证明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工商登记资料中公司设立登记之初，确实是孙位立、周彩萍、唐鹏飞四个股东，任志光出具借条以后，四人已经退出公司经营，只是没有办理相应的凭证上股权转让的手续，在其后2019年5月份办理企业注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办理相应股权变更手续，所以在注销的时候仍然由四个原先的投资人在承诺书上签字，这只是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退出公司经营以后，缺少相应行政上的手续，而不能否认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退出公司经营将股权转让给任志光的事实存在。本院对任志光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争议事实并无关联，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涉案借条的出具是由于任志光要求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退出海迪公司，双方根据四人投资款情况结算以后，任志光同意返还投资款的前提下所出具的借条，系任志光真实意思表示，可以据此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其次，借条出具后，虽然海迪公司的经营权交接手续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但借条于2018年9月1日出具，2019年1月公司即实际未再经营，在此期间孙位立虽还在帮公司处理事务，但不足以认定孙位立仍在实际掌控公司的经营管理权，特别是2019年3月任志光将公司设备出卖的事实证明任志光实际掌控公司，同时，在此期间也没有证据证明任志光要求控制公司经营权利受到对方阻碍的事实，因此，任志光以徐善庆、孙位立、唐鹏飞、陈俭国未转移公司经营权即付款条件不具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借条出具之后孙位立、陈俭国仍然从公司支取款项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任志光应另案主张。 综上所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处理得当，应予以维持。任志光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50元，由上诉人任志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金汉 审判员  叶剑萍 审判员  杜海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沂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