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行终29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马守文，男，1966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清，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松花江街**。法定代表人：李盛，该区政府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颖，辽宁显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大胜，该区政府工作人员。马守文因诉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皇姑区政府）履行征收补偿一案，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2017）辽01行初189号行政判决，马守文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8）辽行终814号行政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了（2019）辽01行初362号行政判决，马守文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6月8日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马守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清，被上诉人皇姑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大胜、冯颖到庭参加了询问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马守文系沈阳市皇姑区北四台子村村民，在该村有承包地17.65亩。马守文在其中9亩承包地上种植了李子树，实际种植面积14亩。2011年5月16日，皇姑区政府发布（2011）第02号《征用土地公告》，马守文的承包地被纳入征收范围。2012年3月，马守文种植的地上物被被上诉人清除，至今未得到补偿。故马守文提起了本次诉讼，要求被上诉人给付李子树的补偿款及利息。另查明，马守文其余的8.65亩承包地已于2014年与沈阳市北部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北四台子村青苗及地上物征收补偿协议》，对马守文承包地有证面积8.65亩及地上物予以征收，对马守文补偿1805000元。本案原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评估鉴定申请，申请法院对其地上种植物进行价格鉴定。一审法院委托评估公司对其地上物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但由于马守文的地上物已经灭失，且没有核量单，故无法进行价格鉴定。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皇姑区北四台子棚户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依据该方案，马守文种植的李子树每棵应补偿75元。一审法院委托辽宁省农科院研究员进行咨询，专家认为每棵李子树占地面积8平方米。在本案审理期间，马守文向法院提交了同一征收区域范围内郭尚纯种植李子树的评估报告，经评估10年生李子树单价为每棵19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故被上诉人具有履行征收补偿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马守文的承包地被征收，其种植的地上物应当获得征收补偿。关于马守文种植10年生李子树的数量问题。被上诉人在征地过程中，未对马守文的地上物进行核量即进行了清除，导致马守文无法举证，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地上物已经被清除，造成目前无法进行评估鉴定，被上诉人应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马守文主张其在承包地上种植了10年生李子树，但李子树的数量不详。专家认为李子树每棵占地面积约为8平方米。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证明马守文种植李子树数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专家意见认定其种植李子树的数量更具科学性及合理性，故马守文种植的10年生李子树数量为1167(666.67÷8×14)棵。关于马守文种植10年生李子树的单价问题。被上诉人主张按照《皇姑区北四台子棚户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中每棵李子树75元的标准进行补偿。马守文主张每棵李子树的单价为190元。在本案审理期间，马守文提供的《郭尚纯所有果树、树木及附属设施资产价值评估报告书》表明，经评估鉴定10年生李子树单价为190元每棵。因郭尚纯与马守文在同一征收区域范围，郭尚纯评估报告鉴定的单价明显高于安置方案的补偿标准，且安置方案表明7年生以上的李子树补偿标准为每棵75元，未单独标明10年生李子树的补偿标准，故依据安置方案对马守文进行补偿有失公平，应按每棵190元对马守文种植的李子树进行补偿。综上，马守文种植李子树的补偿数额为221730(1167×190)元。关于马守文主张的利息问题。因马守文种植的李子树于2012年3月被清除，至今未得到补偿，故马守文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皇姑区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给付马守文征收补偿款221730元；二、皇姑区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给付马守文上述补偿款的利息（自2012年3月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三、驳回马守文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皇姑区政府负担。马守文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马守文种植密度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明显低于同时期同地段已补偿部分的种植密度。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种植果树数量问题。首先，被上诉人的拆除行为发生于2012年3月份，现马守文承包土地原址已建成小区入住，被上诉人应对马守文种植果树的灭失承担责任，即承担不利后果。其次，果树种植密度与种植技术及种植目的有关，并非法定种植密度，鉴于本案中马守文采用密植技术及培育苗圃景观树为目的，采用专家对于果园产果为目的的正常种植密度计算马守文的果树棵数，显然不合理更不适用。同时，专家对于马守文种植方式的密度给出的意见为每亩种植800棵，鉴于此，应采信专家对于800棵每亩的意见作为本案的计算依据更符合客观实际。再次，对于同时期同地段被上诉人已经签订补偿协议或生效判决确定的种植户，补偿密度每亩均在1000棵以上，补偿金额在17万元至20余万元每亩，也应根据公平原则调整马守文的补偿数额。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马守文的诉讼请求。皇姑区政府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本院组织的询问活动中答辩称：1、马守文参照了其他人的补偿协议，郭尚纯的补偿协议中树的棵数及种类与马守文种植的棵数及种类均不同，树龄也不同，所以导致棵数发生变化，因此马守文参照他人的判决以及补偿协议缺少法律依据。2、根据马守文的主张，正常的种植密度是每棵8平方米，如果采用密植技术可以达到800棵以上每亩，也就是每棵0.8325平方米。依据马守文的土地面积及申请的补偿棵数，换算之后是每棵占地0.512平方米，此情况缺乏事实依据。3、马守文自行将种植的树木进行处理，并没有实际损失，现提起诉讼属于得到了双倍的补偿，政府补偿了一笔款项，马守文出售又得到了一笔款项。4、皇姑区政府已经支付完成了马守文地上物的补偿款1805000元，此点区别于同时期的其他案件。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马守文承包的土地被征收，其种植的地上物应当获得征收补偿。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地上物的数量问题。皇姑区政府在征收过程中，未对马守文的地上物进行核量即进行了清除，造成目前无法进行评估鉴定，应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针对此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马守文提起本诉主张，皇姑区政府应对其在14亩承包地上种植的10年生李子树予以660万元的补偿。关于李子树的数量，马守文在起诉状中未表述，其在原一审庭审中表示不清楚，在本次二审程序中主张按专家意见采用密植技术每亩800棵，或参照案外人的每亩至少1000棵以上。关于该问题，本院认为，一是李子树作为多年生的木本植物，10年生李子树的成长应经历栽种树苗、培育、养护等管理过程，马守文作为其所有者却对其数量不清楚，明显不符合常理；二是马守文主张其采用的是密植技术，以培育景观树为目的，但并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三是没有证据显示马守文种植的李子树和案外人种植的李子树系采用相同的技术，与补偿标准不同，本案在李子树的数量问题上，不能以案外人的相关协议或相关判决作为本案中李子树的定案依据；四是与郑铎诉皇姑区政府履行征收补偿职责一案不同，皇姑区政府对马守文关于李子树数量的主张并不认同，认为并不符合常理。因此，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证明马守文种植李子树数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马守文的诉讼请求并结合专家意见，对李子树的数量问题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判断，其认定并无不当。马守文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他问题一审判决已充分论述，且马守文及皇姑区政府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不再赘述。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马守文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马守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刚审判员  李侃审判员  李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刘春晓书记员赵晓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