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晋08行初137号 原告李长安，男，汉族，1960年2月13日生，住侯马市。 委托代理人于桂荣，女，汉族，1963年4月15日生，住址同上，系原告李长安妻子。 委托代理人岳银生，侯马市新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侯马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黄晓君，市长。 出庭负责人张国欣，该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娟，山西启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常大明，男，1964年9月30日生，汉族，住侯马市。 第三人常大峰，男，1967年3月3日生，汉族，住侯马市。 委托代理人朱芳芳，山西启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长安诉被告侯马市人民政府为第三人常大明、常大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长安诉称，侯马市人民法院(2012)侯民初字第116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161号民事判决）确认：“经审理查明：1988年侯马市风城乡林城村进行了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土地调整，标准是每人1.6亩。分地后原告耕种了两年，原告提供1989年林城村第三小组土地统计表1993年林城村第三小组土地统计表，均记载原告名下有口粮地与公粮地合计4.8亩地”，“被告称目前耕种菜地北2.59亩土地是通过原第三小组组长郭长春将被告大块地2.6亩与该小组村民张宝才置换得来”。该判决生效后，原告向林城村委会、凤城乡人民政府提出对争议的2.59亩土地确权给原告的申请。直到今天，侯马市人民政府行政部尚未确权。2020年7月1日原告从外地回到林城村，才得知原告与常广裕争议的2.59亩土地，被告侯马市人民政府一分为二，分别登记确权在常广裕的长子常大明的晋(2018)第022457号和常广裕的次子常大峰的晋(2018)第02244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严重违法，明显不当，应予撤销，理由是：1161号判决认定：“本案争议的土地权属尚未确定，而土地确权不属法院职能范畴，本案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应首先由政府行政部门予以确权”。《凤城乡林城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第三“工作进度及范围”规定：“对于农村土地所有权权属不清的，要依法确定所有权后再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即先确权，后颁证。也就是说，未经确权，不得径行颁证。所以被告在政府行政部门对原告与第三人之父常广裕争议的菜地北2.59亩土地未确权的情况下，分别登记颁证给第三人常大明和常大峰名下，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当，特此诉请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违法的行政行为。 被告侯马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原告主体不适格。《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提起的侵权之诉被驳回诉讼请求，说明原告与诉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只属备案性质，发放该证不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行政诉讼无法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1、第三人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就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答辩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说，依法签订的承包合同一经成立，立即产生法律效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不是物权设立的公示方法，对承包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并无影响，只是对承包经营权的一种事后确认，应属于备案性质。换言之，只要承包合同生效，承包人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论政府事后是否颁证确认，都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对原告的起诉，应当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2、如原告认为其承包地与第三人产生了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渠道解决，不应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在土地承包合同未经法定程序被撤销或者确认无效的情况下，要求撤销被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便原告和第三人因土地承包产生纠纷，也应先行解决第三人与其村组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现原告直接针对答辩人的颁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条件尚不成就，依法不应支持。三、第022443、022457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土地承包合同内容、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册一致，程序合法。承包方常大明、常大峰与发包方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141081005013000140J、141081005013000154J）生效后，发包方向凤城乡政府经管站上报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相关资料。凤城乡人民政府经管站对报送材料初审后，登记造册，并由凤城乡人民政府提出了颁发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侯马市农业农村局审核申请材料后，编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侯马市人民政府后，向常大明、常大峰发放了晋(2018)侯马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22443、022457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土地承包含同内容、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册一致，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应被撤销的情形。综上所述，发证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常大明、常大峰述称，一、诉争土地系答辩人依法从林城村委会承包来的，与原告无关。1994年，村委会为了不让土地荒芜、更好的完成政府的农业征收任务、小地块变大地块，村委会将答辩人家庭原承包的位于大地块的2.6亩土地调整为争议的位于菜地北的2.59亩土地。时任林城村第三村民小组组长郭长春代表林城村委会将位于菜地北的2.59亩土地发包给答辩人所在的家庭经济组织，后答辩人家庭一直耕种至今。1999年因国家实行30年不动耕地的政策，原承包土地继续延包。后由于农村土地确权工作，村委会对土地进行了勘测、四邻指界并进行公示后，由答辩人与林城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书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承包期限为30年，从1999年至2029年。涉案土地系该答辩人依法从林城村委会承包来的，与原告无关。二、答辩人与林城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合法有效，侯马市人民政府依据合同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程序合法。答辩人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任何的强制性法规，也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该合同经过了村民签字并进行公示的，合法有效。侯马市人民政府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实行统一登记后向答辩人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原告所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25日，由发包方侯马市凤城乡林城村村民委员会，发包方负责人张新会与承包方代表常大明签订了编码为141081005013000140J“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同日，与第三人常大峰签订了编码为141081005013000154J“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2018年5月26日，被告侯马市人民政府为第三人常大明颁发了晋（2018）侯马市第02244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同日，为第三人常大峰颁发了晋（2018）侯马市第022457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原告李长安以其原是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为由，请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同时查明，原告李长安曾于2012年起诉常广裕（系本案第三人常大明、常大峰父亲）侵权纠纷一案，山西省侯马市人民政府作出（2012）候民初字第116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驳回了原告李长安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我国土地承包是以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方式。土地承包确定后，由发包方与承包方代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时生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是对承包经营权的一种法律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依据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取得，而非基于承包经营权登记行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只是对已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并未对当事人设立新的权利义务，也未直接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行为是基于侯马市凤城乡林城村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常大明、常大峰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故本案原告李长安与被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资格。且本案涉及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在未经法定程序被撤销或者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原告请求撤销被诉的被告向第三人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应依法裁定驳回原告李长安的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长安的起诉。 本案诉讼费50元，退还原告李长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伟 人民陪审员  赵胜利 人民陪审员  刘引第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