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15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禄，男，196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河北恒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喜增，男，1987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河北恒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海燕，女，198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志原，河北朗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惠立艳，女，198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平县。 上诉人王文禄、王喜增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2020）冀1125民初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文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上诉人王喜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被上诉人武海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志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惠立艳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文禄、王喜增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20）冀1125民初374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上诉人与第三人惠立艳之间是否存在实质的民间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合同及中国民生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员回单武断的认为上诉人及第三人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有效是错误的。上诉人与第三人惠立艳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涉案款项165万元系惠立艳向二上诉人支付借用房产抵押的相关费用。首先，涉案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7天，事实上惠立艳于2017年4月24日将合同约定的款项支付给王喜增，实际期限为5天；其次，借款合同中也未约定利息；最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惠立艳从未主张其债权。由此可见，涉案165万元名为借款，实为第三人使用二上诉人房产进行抵押所付的费用。2、本案不能排除被上诉人涉嫌与第三人恶意串通，通过合法形式，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首先，涉案借款合同签订日期为2017年4月18日，长达两年之久的时间里第三人从未主张其债权。被上诉人一审中主张2018年10月30日与第三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三人将涉案债权本金及利息等从权利转让给被上诉人，但依据被上诉人的举证直至2020年3月份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才给上诉人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被上诉人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有违涉黑常理；其次，被上诉人随即于2020年3月16日即在三年诉讼时效将近之日（2020年4月24日）起诉，虽然合法，但是不能排除被上诉人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之合理怀疑。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和第八十二条的规定结合本案，涉案债权转让后，该债权转让应当于2020年3月15日被上诉人签收债权转让通知后对二人生效，因此，二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武海燕（债权受让人）主张偿还自借款到期之日起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二上诉人依法享有抗辩权，一审判决混淆了本案一审原告武海燕诉讼主体资格和第三人惠立艳的诉讼地位，判决利息自2017年4月25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涉嫌套路贷、诈骗、虚假诉讼等刑事犯罪，建议贵院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本案实际不存在借贷关系，所谓的借款合同属于套路贷，而且本案涉嫌诈骗、虚假诉讼等刑事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上诉人建议二审法院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不应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审理。 庭审中称，二上诉人与惠立艳系同村邻居，我和王文禄系父子关系，上诉人王喜增曾经十分信任惠立艳，本案完全是由第三人惠立艳一手策划的骗局。2017年2月14日我使用父亲王文禄的土地证和房产证在河北银行贷款165万，2017年3月惠立艳以在中国银行倒贷为由，欺骗我和我的父亲，让我父亲以自己的土地和房产为她在中国银行衡水分行贷款7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因为惠立艳将要使用我家的土地和房产作为抵押物，所以惠立艳承诺其本人出资偿还河北银行的165万元的贷款，然后再办理不动产抵押撤销手续。惠立艳怕自己的骗局被识破，2017年4月18日，惠立艳虚构与二上诉人签订165万的借款合同的事实，期限7天，并承诺在中国银行衡水分行的贷款倒贷成功后其立即销毁165万元的借款合同。2017年4月24日在河北银行办理抵押注销手续，2017年4月25日到中行做抵押担保，事后我亲自找到惠立艳索要165万元的借款合同，惠立艳欺骗我说借款合同已经销毁无法给我，隐瞒借款合同未销毁的真相。三年后，我父亲的土地和房产因惠立艳未按时偿还中行700万元贷款而被中国银行诉至衡水市桃城区法院，桃城区法院查封了我父亲的房产和土地，该案已经走到拍卖程序，当年本该撕毁的借款合同，不但没有销毁，而且惠立艳私自添加上了利息，并转让给了武海燕，二人共同伪造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武海燕使用虚假的材料把我和我父亲告上了法庭，二上诉人与武海燕素不相识，且没有任何经济往来。 被上诉人武海燕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被答辩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首先，答辩人提供的借款合同及转款记录足以证实被答辩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一审中被答辩人并未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证明该借款合同为真实有效的，且该笔借款被答辩人并未偿还，答辩人通过受让该债权并依法通知了被答辩人，合法取得了涉案债权。债权人是否主张权利、何时主张权利为债权人的自由，只要债权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未使权利丧失胜诉权即可，被答辩人的恶意怀疑没有任何事实与证据的支撑，完全是无稽之谈。其次，被答辩人所说涉案款项165万元系第三人惠立艳向被答辩人支付借用房产抵押的相关费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被答辩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不可能不清楚签署借款合同的法律后果，如果该笔借款并非借款，那么被答辩人没有理由与第三人签订借款合同，且该借款合同中的时间及金额与转账记录完全吻合，被答辩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再次，被答辩人所称第三人借用被答辩人王文禄的房产作抵押，第三人给被答辩人165万元的费用完全不符合逻辑及实际情况，根据被答辩人一审中陈述被答辩人房产于2017年2月16日为借款人安平县方拓丝网制品有限公司（王喜增持股100%）在河北银行的165万元贷款提供抵押，2017年4月24日办理上述注销抵押登记，足以证明被答辩人未偿还贷款向第三人惠立艳借款，借款数额与其贷款金额完全一致。且被答辩人所述的房产在2017年的市场价格还不足200万元，第三人仅仅借用其作为抵押物就需要支付几乎可以购买该套房产的费用，完全不符合事实及逻辑，被答辩人所述完全不能成立。最后，退一步说，如真像被答辩人所称该165万元为使用房屋抵押的费用，那么借款合同被答辩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且该房产为王文禄所有的，与王喜增无关，为何王喜增作为共同借款人进行签字，借款也支付给了王喜增？被答辩人的理由漏洞百出，逻辑混乱，无法自圆其说，且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确实存在错误，应依法判决支持答辩人所诉利息。首先，答辩人提供的借款合同中清楚的记载涉案借款利息为月息3%，虽然被答辩人否认签订合同时约定了利息，但被答辩人并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该份合同被答辩人也同样持有一份，但被答辩人并未提交并质证，在被告抗辩不能成立且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依法支持答辩人主张按照年息24%计算利息的主张而不是支持答辩人按照年息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其次，被答辩人所称的抗辩权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的支持，即便涉案债权进行了转让，也不妨碍答辩人按照原借款合同向被答辩人主张权利，债权转账协议何时生效并不妨碍借款利息的产生，被答辩人仍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偿还全部本金及利息的义务，被答辩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三、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并不涉及刑事犯罪，被答辩人要求移交公安机关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的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 一审原告武海燕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650000元及至本息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以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截至2020年3月17日利息为1155000元）暂共计280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18日，被告王文禄、王喜增与第三人惠立艳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二被告向惠立艳借款165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4月18日至2017年4月24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其他条款若干。惠立艳于2017年4月20日将借款1650000元支付给了王喜增，但借款到期后二被告未偿还本息。2018年10月30日，武海燕与惠立艳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惠立艳将其持有的对二被告的债权本金1650000元及利息等从权利转让给武海燕，转让价款为1960000元。武海燕于2018年10月31日至2018年11月2日分4笔将转让款1960000元支付给了惠立艳，从而取得了对二被告的全部债权。债权转让后，武海燕于2020年3月13日向二被告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要求二被告偿还全部本息，但二被告收到通知后未偿还原告。上述事实均有证据予以证实。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特向安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贵院依法裁判，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二被告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18日，第三人惠立艳与被告王文禄、王喜增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王文禄、王喜增向惠立艳借款165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4月18日至2017年4月24日。同年4月20日，惠立艳通过银行账户向王喜增账户转款1650000元。2018年10月30日，惠立艳与原告武海燕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惠立艳以1960000元的价格将持有对王文禄、王喜增的债权本金1650000元及利息等从权利转让给武海燕。武海燕于2018年10月31日至同年11月2日期间，分四次通过银行账户向惠立艳转款共计1960000元。2020年3月份，武海燕与惠立艳均向王文禄、王喜增邮寄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二被告于2020年3月31日签收。 同时查明，被告王文禄、王喜增系父子关系，二被告自2017年4月25日至今未向第三人惠立艳或原告武海燕偿还借款本息。 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惠立艳向被告王文禄、王喜增提供借款并签订借款合同，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二被告辩称案涉款项性质并非借款而是借用房产抵押的费用，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惠立艳与原告武海燕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在将该债权转让给武海燕后，武海燕与惠立艳均通过快递的方式向二被告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应当认为通知了债务人，该债权转让对二被告发生了效力，且庭审中二被告也认可签收了快递。本案中，原告武海燕与第三人惠立艳未提交证据证实二被告与惠立艳签订借款合同时约定借期内利息及逾期利息，武海燕庭审中主张被告王文禄、王喜增偿还自借款到期之日起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于法无悖，应予支持。故对于武海燕要求被告王文禄、王喜增偿还借款本金及自借款到期之日起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故判决：一、被告王文禄、王喜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武海燕借款本金16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1650000元基数，自2017年4月25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武海燕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二上诉人提交河北银行的个人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证明土地证和房产证在河北银行抵押贷款，惠立艳转的这笔钱为的是把河北银行的土地证和房产证解押出来。被上诉人武海燕质证后认为，该个人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均为复印件，对上诉人所述借款的事实及合同条款无法核实真实情况，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即便该合同真实有效，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反而通过借款合同及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可以证明第三人惠立艳的转款为二上诉人为还清河北银行的贷款而向第三人惠立艳进行借款，也证实了涉案借款合同的合法有效性。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从武海燕提供的证据看，武海燕与惠立艳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在前，转款在后，双方之间虽签订的是债权转让协议，但实为武海燕购买惠立艳的债权。从惠立艳与王文禄、王喜增之间的债权看，惠立艳借给王文禄、王喜增165万元的目的在于涤除王喜增在河北银行抵押的房产，从而借用王喜增的房产证到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她的这种行为并非基于亲属或朋友之间基于信任的一种借用关系，也不是王喜增基于对惠立艳的信任，用自己的房产为惠立艳在银行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惠立艳与王喜增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交易行为。惠立艳因拖欠银行贷款产生诉讼后，生效判决在判令惠立艳偿还借款的同时，也对抵押物的处分作出判决，惠立艳与王文禄、王喜增之间的债权数额并不确定，结合武海燕、惠立艳一、二审中均未到庭对双方之间购买债权的事实作出合理的解释，故上诉人王文禄、王喜增对惠立艳转让债权的抗辩理由，本院予以采纳，武海燕要求王文禄、王喜增偿还借款165万元及利息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2020）冀1125民初37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武海燕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62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323元，均由武海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倪庆华 审判员  李守文 审判员  李成立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齐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