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终3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柏合镇）合灵路**。 法定代表人：耿辉雄，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卫东，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负责人：田文重，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东，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珊，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修文镇铝产业集中发展区/div> 法定代表人：程涛，职务不详。 诉讼代表人：艾柏杨，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玉洁，四川典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鑫，四川典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被上诉人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德公司）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初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向卫东,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东,益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玉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川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初7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享有应收账款没有事实依据。1.益德公司利用铝锭行业先开票后供货的交易习惯，分别向华川公司开具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使华川公司相信益德公司将进行供货，并基于长期合作的信任，华川公司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具了《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但案涉增值税发票除编号08837891和08837896、发票总额2338150.7元外的其他发票均被益德公司收回并注销，且未向华川公司履行发票相应的供货义务，双方并未形成真实的应收账款法律关系；2.同一时期，上诉人对益德公司享有债权18291472.09元，该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益德公司对上诉人享有应收账款冲突；3.根据案涉《产品购销合同》，华川公司应在收到益德公司增值税发票后185天内履行付款义务。华川公司作出的《情况说明》系在不知晓增值税发票已注销的情况下，对发票对应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应收账款金额进行的确认，并非对已发生应收账款的认可。益德公司利用先开票后供货的铝锭供货行业惯例形成的供货时间差，待华川公司在《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盖章后立即将发票收回进行作废注销的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华川公司因该欺诈行为所作出的在回执上盖章的行为应属无效。同时，两份回执明确注明需根据发票的实有金额付款，实有金额就是供货金额；4.华川公司根据益德公司未注销的增值税发票及益德公司的供货所支付的294万元，不能据此认定华川公司确认案涉应收账款存在，更不能证明益德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第二，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作为放贷人，应当履行《应收账款质押合同》6.1条约定的资料原件收集义务和审验义务，同时核验发货单对应的收货情况及货物的入库单，以确定应收账款是否存在，而非仅以《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情况说明》豁免其放贷人义务，其放贷行为违反《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第三，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不享有其所主张的应收账款质权。应收账款质权应以出质人对其债务人确有应收账款债权真实存在为前提。本案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没有应收账款，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不享有案涉应收账款质权，无权向华川公司主张权利。第四，在华川公司因受欺诈而出具《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情况说明》、真实性存疑的情况下，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应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其未尽到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五，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一审诉讼请求是判令华川公司向其支付益德公司出质的应收账款，其诉讼性质为给付之诉。一审法院变更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诉讼请求，认定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在其对益德公司债权范围内对质押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属于确认之诉，系适用法律错误。如人民法院认为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给付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第一，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合法享有对益德公司的债权，且对质押应收账款进行了合理的审查。益德公司与华川公司均分别确认了质押账款所对应的交易合同、金额、对应发票。案涉合同对付款没有设置与交货关联的任何条件，仅明确为卖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之日起185天内。华川公司作为案涉应收账款的付款方，先后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具《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情况说明》，多次对应收账款予以确认，充分证明了应收账款的真实性。第二，即使确实存在华川公司所述发票被注销且未供货情形，也不必然导致应收账款不存在，更不能据此否定应收账款已质押的事实，否则将彻底否定我国应收账款质押制度。第三，如益德公司与华川公司原已确认的应收账款又被双方否定，假定人民法院据此否定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应收账款质押权，则可以推断益德公司与华川公司属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第四，虽华川公司享有对益德公司的债权，但该债权与已质押的应收账款无证据证明具有关联性，更不能据此否定已质押的应收账款真实存在以及已质押的客观事实。第五，一审法院判决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享有对应收账款的优先受偿权适用法律正确。 被上诉人益德公司答辩称，第一，益德公司在案涉增值税发票注销后没有再行向华川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并不能以此推定益德公司没有履行供货义务。开具增值税发票仅系益德公司附随义务，即使益德公司存在将发票注销的行为，也不能据此否定案涉应收账款存在的事实。第二，根据案涉《产品购销合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情况说明》以及华川公司向案涉应收账款专用账户付款294万元的行为，足以证明益德公司向华川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享有应收账款。第三，华川公司称其对益德公司享有的18291472.09元债权，该债权未涉及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且与本案所涉两份购销合同并无重叠、交叉。同时，上述债权系普通债权，华川公司无权依据该债权抵销案涉应收账款，两笔债权并无冲突。第四，一审法院在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诉讼请求包含确认应收账款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直接判决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享有应收账款优先受偿权并未超过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诉讼请求范围。 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华川公司在益德公司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质的应收账款范围内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支付42941933.31元；2.判令华川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了以下事实： 2015年3月16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签订“天银蓉锦江贷201503160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益德公司提供借款2300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5年3月16日起至2016年3月16日止，年利率为6.5%的固定利率；按日计息，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借款人逾期不偿还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有权限期清偿，同时对逾期未付本金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罚息，对逾期未支付利息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复利；担保方式为保证、应收账款质押，并约定就担保事项具体订立包括“天银蓉锦江账质2015031601号”的担保合同。前述借款合同经益德公司、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由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进行公证并赋予该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并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2015）川成蜀证内经字第3212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015年3月16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签订“天银蓉锦江账质2015031601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其中：第15.3条约定本次质押为最高额质押，质押担保的主债权期间为2015年3月16日至2016年3月16日；第2.1条约定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2300万元；第4.1条约定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保管费用、公证费、律师费、实现质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第10.6条约定益德公司在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开立应收账款回款专用账户，应收账款所有收款必须进入专户，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对专户内资金进行监管；该合同附件一《出质权利清单》中载明出质应收账款为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的全部应收账款；附件二《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还款承诺书》中约定益德公司要求应收账款债务人将到期应收账款直接划转至益德公司在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开立的应收账款回款专用账户。前述质押合同经益德公司、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由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进行公证并赋予该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并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2015）川成蜀证内经字第32125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015年3月16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签订“天银蓉锦江账质字2015031601号”《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就前述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事项进行约定，并于2015年3月25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取得相应《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登记-初始登记》。 2015年5月20日，益德公司、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共同向华川公司出具《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通知其益德公司已将“EDX141223-01”交易合同项下发票编号为08824782-08824820号、发票实有金额为29297764元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并要求华川公司在约定付款日2015年11月20日前将应收账款支付至专用账户。同日，华川公司向益德公司、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具《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确认出质应收账款情况，并保证将应收账款发票实有金额按照交易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于2015年11月20日前支付至应收账款专用回款账户。 2015年9月22日，益德公司、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另行向华川公司出具《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通知其益德公司已将“GXKJ150701-01”交易合同项下发票编号为00837879、00837884-00837897号、发票实有金额为16584169.31元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并要求益德公司在约定付款日2016年3月12日前将应收账款支付至专用账户。同日，华川公司向益德公司、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具《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确认出质应收账款情况，并保证将应收账款发票实有金额按照交易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于2016年3月12日前支付至应收账款专用回款账户。 2015年11月20日，华川公司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根据我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确认该笔应收账款对应的合同编号为：EDX141223-01，发票编号为08824782-08824820，应收账款总金额为29297764元。约定付款日期为2015年11月20日以前付款至益德公司在贵行开立的应收账款回款专户。截止2015年11月20日，我公司2015年5月20日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对应的应收账款金额29297764元真实有效。由于近期国资委在我公司进行审计，财务暂停对外付款，造成此笔应收账款不能按期回款到贵行指定的回款专户中……我公司承诺将于2015年11月30日前支付该笔货款至贵行应收账款回款专户”。 2015年5月22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益德公司发放贷款1450万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11月22日；2015年9月25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益德公司发放贷款850万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6年3月16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共计向益德公司发放2300万元贷款。华川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向应收账款回款专用账户支付了294万元。益德公司将此款于2016年1月19日划入其在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开立的还款账户，用于归还借款1450万元项下的相应本金。截止2016年1月24日，益德公司尚欠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借款本金2006万元及利息10865.84元。2016年3月10日，益德公司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归还借款本金7462.79元。截止2018年1月18日，益德公司尚欠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借款本金20052537.21元及利息、罚息、复利4297407.02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 1.经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申请，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了“（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120号”《执行证书》，载明“被申请执行人益德公司、成都鼎兴赛思科技有限公司、舒嵘、程涛、唐晓成；申请执行标的：1.本金20060000元。2.利息10865.84元（利息暂自2016年1月22日计算至2016年1月24日）及至本息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3.申请人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律师费”。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持该《执行证书》向成都铁路运输法院申请执行，成都铁路运输法院于2016年3月14日立案受理。2016年4月19日，华川公司向成都铁路运输法院出具《证明》，“经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核实，益德公司在我公司无应收账款”。2016年7月28日，华川公司向成都铁路运输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书》，称“截止2016年7月28日，被执行人益德公司在异议人华川公司处并无债权也无到期债权，请求撤销成都铁路运输法院（2016）川7101执15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2016年8月23日，成都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6）川7101执15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该案的本次执行程序。 2.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益德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月18日裁定受理益德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18年3月22日指定四川典扬律师事务所为益德公司管理人，又于2018年8月21日裁定自2018年8月21日起对益德公司进行重整。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的债权金额为本息合计26781733.96元（利息计算至益德公司破产受理之日）。 3.2017年11月20日，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就华川公司诉益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7）川0112民初2880号民事判决，认定华川公司与益德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后华川公司陆续向益德公司转入保证金、货款等共计51484977.89元，益德公司也陆续向华川公司提供了货物，并判决益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华川公司退还预付款、保证金共计17653664.98元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华川公司向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确认的债权金额为18291472.09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提起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是否取得了案涉质权；3.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行使质权的范围；4.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实现质权的方式。 关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系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行使债权及质权受阻后所引发的应收账款质权纠纷。华川公司系出质应收账款所涉及的债务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关于“质权人向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行使质权时，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拒绝的，质权人可以起诉出质人和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也可以单独起诉出质债权的债务人”的规定，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有权基于行使质权提起本案诉讼，其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本案并非买卖合同纠纷，华川公司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不是华川公司与益德公司买卖合同中的合同主体为由，抗辩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主体不适格，理由不成立。 关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是否取得了案涉质权的问题。首先，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在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对益德公司享有债权，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享有案涉应收账款。理由是：其一，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已对出质应收账款对应的基础合同进行了核查，并通过网上核验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尽到了初步的审查义务；其二，华川公司通过两份《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对案涉基础合同项下尚欠益德公司案涉应收账款的事实已予确认；其三，华川公司通过出具《情况说明》再次对案涉应收账款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其四，华川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向应收账款回款专户付款294万元，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其次，案涉《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系益德公司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针对《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项下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于2015年3月25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资登记时设立”的规定，该质权于2015年3月25日设立。华川公司依据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2民初2880号民事判决主张其对益德公司享有债权，因该债权的形成与本案益德公司提供质押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交易合同并不相同，且该债权系普通债权，与本案设置了质押的应收账款不同，华川公司无权依据该债权抵销案涉应收账款。综上，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关于其已依法取得案涉质权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采纳。华川公司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未证明履行了放贷义务以及华川公司与益德公司之间并无真实应收款关系为由，主张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不享有质权，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质权行使的范围问题。质权的设立是为了保证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故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有权在其享有的债权范围内行使质权。对超过该债权范围外的应收账款部分，不属于质权行使范围。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对益德公司享有债权的范围应以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为限，至于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不属于质押担保范围，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无权就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行使质权。 关于如何实现质权的问题。首先，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在已向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的情况下，是否有权再行向华川公司主张权利的问题。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基于对益德公司享有的债权，向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系基于债权而向主债务人行使权利；天津银行成都分行针对华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系基于行使担保物权而向出质应收账款所涉及的债务人主张权利。故此，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与其在本案中的诉求所涉及的权利基础、行权路径、行权对象均不同，不存在重复主张权利的问题。其次，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是否有权针对其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应收账款直接要求次债务人支付应收账款的问题。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享有的案涉质权属于担保物权，而非对华川公司直接享有债权，尤其是考虑到益德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的禁止个别清偿原则，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诉请直接由华川公司在出质的应收账款范围内向其支付，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但是基于破产程序的规定，同时也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在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诉讼请求中包含有对质权的优先受偿权的确认的情况下，确认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对案涉应收账款在上述质权行使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在24349944.23元（其中本金20052537.21元，息4297407.02元）债权范围内，对益德公司质押的对华川公司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二、驳回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6509元，由华川公司负担163550元，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负担92959元。 二审中，除华川公司认为一审认定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享有案涉应收账款债权错误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并作为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 二审期间，上诉人华川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两份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对益德公司实际控制人、案涉借款债务担保人舒嵘所作的《询问笔录》，拟证明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不存在案涉应收账款。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质证认为，该《询问笔录》并非原件，真实性需要法庭核实；同时，舒嵘非益德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仅系案涉借款的担保人之一，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其陈述不予认可。益德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这只是舒嵘的单方陈述，具体是否存在应收账款应以证据及法院的核实认定为准。 被上诉人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向本院提交了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向其出具的《关于诉讼催收华川电装应收账款相关事宜的函》（[2020]典破管益字第5号），拟证明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确认了益德公司享有对华川公司的案涉应收账款。华川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达到证明案涉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证明目的。益德公司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采纳，对其证明力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二审中，本院通知舒嵘到庭接受各方当事人询问，并调取了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2民初2880号案件的卷宗材料。舒嵘表示，案涉合同与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川0112民初2880号案件所涉及的产品购销合同存在交叉与重叠，益德公司对华川公司无应收账款。本院认为，对舒嵘的证言，应当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根据各方当事人二审中对相关事实的确认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的相关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 一、案涉增值税发票除编号08837891和08837896、发票总额2338150.7元外的其他发票均被益德公司收回并注销。 二、案涉EDX141223-01号《产品购销合同》签订于2014年12月23日，约定由华川公司向益德公司购买ADC12、ADC10合金铝锭，合同总供货金额为9212万元，交货期限为“以每批次双方确认时间为准”，交货地点为“买方指定地点”，交货方式为“买方自提”，付款、结算方式及期限为“以现汇或承兑汇票方式进行结算”“买方必须在卖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之日起185天之内付清全额款项”；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12月23日至2015年12月22日。 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在一审中提交的《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发货明细表》系由益德公司单方制作并加盖益德公司印章，载明了“发票号”“出库单号”“出库日期”“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等项内容，确认从2015年3月3日起至2015年5月13日，益德公司共计向华川公司发货39次共计1971.28吨，货物总金额29297764元，并明确了相应的出库单号、增值税专用发票号。 案涉GXKJ150701-01号《产品购销框架合同》签订于2015年7月1日，合同总供货货物为ADC12铝合金锭2500吨、ADC10铝合金锭850吨，总合同金额为46027500元，交货期限为“以每批次双方确认时间为准”，交货地点为“买方指定地点”，交货方式为“买方自提”，付款、结算方式及期限为“以现汇或承兑汇票方式进行结算”“买方必须在卖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之日起185天之内付清全额款项”，违约责任约定为“买方应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付款条件交付货款……”；该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在一审中提交的《华川发货明细表》系由益德公司单方制作并加盖益德公司印章，载明了“发票号”“出库单号”“出库日期”“牌号”“数量”“单价”“金额”等项内容，显示从2015年7月10日起至2015年9月17日，益德公司共计向华川公司发货57次、发货总金额16584169.31元，并明确了相应的出库单号、增值税专用发票号。 三、案涉《应收账款质押合同》2.1条约定：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天津银行根据主合同发放的贷款，金额为人民币2300万元；6.1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出质权利对应的全部交易合同、发票和其他相关资料原件应于2015年3月16日前由益德公司交付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保管。天津银行成都分行验收后向益德公司出具收押凭据。益德公司履行主债务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应当及时将该权利凭证和其他相关资料返还益德公司。 四、根据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2民初2880号民事案件卷宗，查明以下情况：2017年5月22日，华川公司向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益德公司返还其预付款、保证金等共计17653664.98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支付违约金。华川公司据以主张的证据有：双方签订的编号分别为YDX131209-01、GXKJ140601-01、YDC150930的供货合同及付款凭证共40笔；华川公司向益德公司发出的催收函及益德公司回执7份，益德公司出具的承诺函2份。根据上述证据，签订于2014年6月1日的GXKJ140601-01号的《产品购销框架合同》约定供货总价款含税总金额共计45625000元，在出售铝合金锭的规格、交货方式、付款方式、付款期限等方面均与案涉两份合同相同，且合同有效期与案涉EDX141223-01号《产品购销合同》有5个月零9天重叠。 本院认为，《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系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质押合同所涉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2.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对该应收账款质权是否有效成立；3.一审判决基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给付请求作出确认判项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关于案涉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就案涉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为证明案涉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在本案诉讼中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一是益德公司与华川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产品购销框架合同》；二是益德公司制作的发货明细单及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三是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益德公司向华川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及华川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情况说明》。华川公司为证明其反驳意见，在本案诉讼中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一是案涉增值税发票除编号08837891和08837896、发票总额2338150.7元外的其余发票被益德公司收回并注销的税务机关查询清单；二是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2民初2880号民事判决；三是益德公司破产管理人对舒嵘的《询问笔录》。作为出质的应收账款，应当具有真实性、确定性。根据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所举本证证据及华川公司所举反证证据，能够证明益德公司与华川公司之间基础合同真实存在，但不能证明益德公司向华川公司提供了基础合同项下的货物、案涉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其一，根据案涉《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益德公司系将其案涉《产品购销合同》《产品购销框架合同》项下、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对应的应收账款出质。因此，证明案涉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应当提供益德公司就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货物的发货单以及华川公司接受货物的入库单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华川公司接受货物的证据；其二，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未能提供华川公司接受案涉基础合同项下、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货物的相关证据，且其提供的益德公司发货明细单系益德公司自行制作，载明出库单所对应的增值税发票被益德公司注销，不能达到证明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证明目的；其三，华川公司虽在《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情况说明》中确认案涉应收账款存在，但其所举示的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2民初2880号生效民事判决，能够证明案涉同一时期，益德公司与华川公司尚存在其他就同样产品的购销合同，华川公司尚对益德公司享有基于预付货款、保证金而形成的债权。在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基础合同项下货物已交付华川公司的情况下，仅以华川公司在《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情况说明》中对案涉应收账款所作的确认即认定应收账款真实存在依据不足；其四，根据益德公司在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发放案涉贷款之前即向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提交发货明细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天津银行成都分行与益德公司共同就案涉增值税发票、发货明细单向华川公司披露的情况来看，本案设质的应收账款应为已发生的应收账款而非将来发生的应收账款。综上，在华川公司否定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并举示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所举证据未能达到优势证据的本证证明标准。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以及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院确认案涉应收账款不存在。华川公司认为案涉应收账款不存在理由成立，对其该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并支持。 关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对案涉应收账款质权是否有效成立的问题。应收账款质权成立，其前提需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因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应收账款真实存在，故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对案涉应收账款的质权未能有效成立，其基于质权有效成立而提出的本案相应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因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对案涉第三个争议焦点即一审判决基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的给付请求作出确认判项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已无评判必要，故本院不再予以述评。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初73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565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6509元，均由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尹宁宁 审 判 员 蒲 杨 审 判 员 李 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法官助理 周鑫隆 书 记 员 贾春丽 相关法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