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86民初1913号 原告：吕素英，女，汉族，1950年2月12日出生，现住昌邑市。 原告：李延奎，男，汉族，1973年4月17日出生，现住昌邑市。 原告：李延松，男，汉族，1974年11月1日出生，现住昌邑市。 以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金芳，山东潍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燕燕，昌邑龙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丛跃武，男，汉族，1960年10月18日出生，现住昌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玲，女，汉族，1958年8月5日出生，现住昌邑市，系被告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金龙，昌邑倡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吕素英、李延奎、李延松与被告丛跃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延奎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金芳，被告丛跃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玲、姜金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李凤书生前棉短绒货款80407.4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给三原告。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购买李凤书棉短绒11.723吨，计款80407.4元，李凤书多次讨要后，被告补写了证明条，收到李凤书11.723吨并书写了时间1995年7月15日，被告至今未支付货款，李凤书1999年诉至昌邑法院，诉讼中李凤书于2007年死亡，该案未结案。三原告作为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继承其诉权，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辩称：1、本案于2001年由李凤书提起诉讼，诉讼期间李凤书于2007年病故，三原告的本次诉讼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2、本案所诉证明条是2001年5月11日双方清账的产物，既不是收条，更不是欠条，不能作为主张权利的证据，在2001年昌民初字第988号卷宗庭审笔录记载的很清楚。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原告所称的证明条并不代表被告与李凤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这不是一个收货条，被告出具的证明条中书写时间并非1995年7月15日，虽然书写短绒11.723吨，应该是10吨左右（7.435吨絮棉，28包短棉），并且交易时间是发生在1993年，因1991年期间李凤书欠被告9万余元，李凤书支付了部分债务，李凤书用短绒抵扣了剩余款项，被告应李凤书要求于2001年5月11日补写证明条，李凤书与被告清账后李凤书于2001年5月11日收回了为被告出具的欠条并书写了收回欠条的证明。自1994年以后被告与李凤书没有业务往来，说明1995年也不存在拉李凤书棉短绒的事实，被告与李凤书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告所诉无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李凤书曾于2001年在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李凤书于2007年亡故，原告吕素英、李延奎、李延松分别是李凤书的妻子、儿子，本案中三原告作为李凤书法定继承人向被告主张权利。 2、李凤书与被告在1991年前曾发生布匹买卖关系，至1991年2月，李凤书欠被告布款72000元，并于1991年2月9日给被告出具72000元欠条一份，该欠条于2001年5月11日由李凤书从被告处收回。此外原告在诉讼中认可另欠被告21361.81元，合计欠被告93361.81元。 3、在被告提供、由李凤书书写的“丛结清底”书证中，记载以下主要内容：92年2月收款数额；借款5000元、16361.81元，计21361.81元；欠款数实欠30526.51元；92年交款7200元等；“棉花.11153.50元、7356元”，共计32153.50元；小纹9605米*3.2（售价3.4元）=3400元。该书证未注明形成时间。双方均认可其上记载的“7356元”系李凤书曾以1.839吨棉花抵顶欠款形成。 4、1999年4月27日、6月2日、6月8日，原告方委托都昌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对被告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以下简称“1999年律师调查笔录”），笔录以问答的形式记载，调查人未表明调查的目的。被告对该笔录质证称：“笔录是在原告律师提示的情况下形成，当时调查时说与我无关，有件案子涉及到这件事”。 5、2001年5月11日，被告给李凤书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收到李凤书短绒11.723吨，特此证明，证明人从某，95.7.15”（以下简称“1995年丛跃武证明”）。 同日，李凤书给被告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收回91年2月9日欠条（￥72000元正），李凤书，2001.5.11”。 该两份书证由双方用同一支笔在同一张纸上书写。 6、诉讼中，原告提供王运清及汶上县第二服装厂于1999年5月出具的证明各一份，以证实被告曾于1993年7月从汶上县第二服装厂拉走棉花1.839吨。 7、诉讼期间原被告曾就债务清偿情况进行对帐，未形成一致意见。 8、诉讼中，原告就诉求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1995年丛跃武证明”一份（内容与上同）；（2）、汶上县第二服装厂发票一份，记载内容为：客户名称李凤书，时间1995年7月15日，短绒Ⅰ-1,7.589吨，单价7000元，Ⅱ-1，4.134吨，单价6600元，合计80407.4元；（3）、1999年律师调查笔录三份。 诉讼中，被告主张在1993年，李凤书以棉短绒7.4357吨抵顶欠款11153.5元，并提供以下证据：（1）、过磅单一份，主要内容为：发往地—汶上第二服装厂，时间1992年12月13日，件数100，净数量7.4357吨；（2）、“丛结清底”书证一份（内容与上同）。 9、除以上事实依据的证据，及已列举的证据外，原被告还提交了其他证据，不再分别表述。 10、被告在诉讼中中还有以下陈述：“我收到李凤书7.4357吨及28包棉短绒顶欠账，用7.4357吨，1500元/吨，抵顶11153.5元，另28包抵顶李凤书在1992年欠学校款项”；“1993年秋天，我与李凤书商定从李凤书处拉棉短绒，由我卖了棉短绒抵顶其欠款，多卖了钱剩下是李凤书的，卖不够欠款由我贴上。卖完这批货之后我给李凤书出证明条那天2001年5月11日，我们两人确认双方账目清结”；“卖了不到31000元，加上利息不够我的欠款，不加利息超出欠款，我跟李凤书约定利息了，口头约定”。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1995年丛跃武证明”、汶上县第二服装厂发票、1999年律师调查笔录、王运清和汶上县第二服装厂证明、“账目清底”，被告提供的汶上县第二服装厂过磅单、“丛结清底”、2001年5月11日李凤书证明、李凤书欠款清单、售布及收款协议、收到条和现金收据、文件检验鉴定书，及原被告在诉讼中的陈述、对账明细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李凤书亡故后，三原告未放弃主张权利，本案未超出诉讼时效。除下述事实依据的证据外，诉讼中原被告还提交了其他证据，因与本案关联性较小或无关联性，不再予以论述。 依原、被告在诉讼中的主张，双方争执的主要焦点是被告从李凤书处取得棉短绒的目的，即原告所称的买卖关系和被告所称的抵顶欠款。原告的起诉证据有三份，分别是“1995年丛跃武证明”、汶上县第二服装厂发票、1999年律师调查笔录，以证实被告在1995年7月从李凤书处购买棉短绒11.723吨，计款80407.4元。关于1999年律师调查笔录的证明效力，该调查笔录形成于本案诉讼之前，共对被告调查三次，调查人未表明调查的目的，以问答形式记载，笔录中被告就取得棉短绒的过程未作完整表述，诉讼中被告对调查笔录提出异议，本院对该调查笔录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对其上记载的相关内容不予采信。关于“1995年丛跃武证明”，该书证形成于2001年5月11日，其上载明的时间、数量，与1995年7月15日汶上县第二服装厂发票相符（或相辅），李凤书取得该书证后，随即提起本案诉讼，从字面意思看，该书证只表述了“收到短绒11.723吨”，无价格等其他约定，不具备买卖合同、欠据或债权凭证的特征。汶上县第二服装厂发票所载数量和价格（价款），不能作为双方棉短绒交易的依据。因原告的起诉证据不能被采信，故对原告就双方形成11.723吨棉短绒买卖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棉短绒数量11.723吨及交付时间1995年7月，亦不应予认定。 “丛结清底”书证系李凤书所写，原被告均对真实性无异议，该书证中有“棉花.11153.50元.7356元”的记载。首先关于“7356元”，原告提供王运清及汶上县第二服装厂证明，以证实被告曾于1993年7月去汶上县第二服装厂拉走棉花1.839吨，连同上述主张的11.723吨棉短绒，原告在诉讼中主张被告从李凤书处取得棉花（或棉短绒）两次，双方均认可“7356元”系李凤书曾以1.839吨棉花抵顶欠款形成。再是关于“棉花.11153.50元”，被告提供的过磅单记载数量为7.4357吨，诉讼中，被告主张：“我收到李凤书7.4357吨及28包棉短绒顶欠账，用7.4357吨，1500元/吨，抵顶11153.5元，另28包抵顶李凤书在1992年欠学校（织布厂）款项”。在原告就双方形成11.723吨棉短绒买卖关系的主张不被支持，且上述“7356元”已认定的情况下，本院认为该“棉花.11153.50元”，系双方约定以棉短绒7.4357吨、按每吨1500元抵顶欠款形成的记载，交付时间应为1993年。 对从李凤书处取得的棉短绒，被告在诉讼中表述为：“1993年秋天，我与李凤书商定从李凤书处拉棉短绒，由我卖了棉短绒抵顶其欠款，多卖了钱剩下是李凤书的，卖不够欠款由我贴上。卖完这批货之后我给李凤书出证明条那天2001年5月11日，我们两人确认双方账目清结”，“卖了不到31000元，加上利息不够我的欠款，不加利息超出欠款，我跟李凤书约定利息了，口头约定”。结合上述认定和被告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1993年，被告从李凤书处取得短绒棉7.4357吨，目的是用于抵顶李凤书欠款，双方口头约定，每吨1500元，抵顶11153.50元，（该约定在“丛结清底”书证中予以体现），由被告负责处理棉短绒，卖出后价款多于李凤书欠款11153.50元的部分，应返还给李凤书，如低于11153.50元由被告自行负担。被告取得短绒棉后因价格上涨，超出了双方约定的11153.50元，被告自认卖得31000元，被告主张曾与李凤书约定欠款利息，但无证据提供，综合分析双方抵顶欠款的约定、被告的债权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和风险等因素，本院酌定由被告返还原告10000元。 因李凤书与被告的案涉棉短绒交易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就原告的利息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丛跃武返还原告吕素英、李延奎、李延松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三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被告各承担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费1000元，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 骞 审 判 员  刘国华 人民陪审员  曹先智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孙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