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5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继平，男，1974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平坝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锦松，男，1963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兴国，男，196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平坝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贝利，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亚莉，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奎，男，197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热，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兴平，男，196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奇炎，贵州法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源泉，贵州法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智翔，男，198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原审第三人：吉永升，男，1971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原审第三人：贵州天辰地矿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法定代表人：何德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小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波，贵州丰语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化地质矿山总局贵州地质勘查院，住所地，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溪大道北段**众福家园****iv>法定代表人：陈代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喻随彬，贵州尊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继平、陈锦松、宋兴国因与被上诉人袁奎、原审第三人杨兴平、杨智翔、吉永升、贵州天辰地矿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辰公司）、中化地质矿山总局贵州地质勘查院（以下简称中化地勘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初1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继平、陈锦松、宋兴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初1170号民事判决;2.依法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案涉矿山《详查地质报告》造假，实际储量远远低于备案储量,致使该矿无开采价值。首先，中化地勘院具备相应资质，并非意味着其提交的报告真实合法，报告存在诸多疑点；其次，国土资源厅根据《地质报告》《储量评审意见书》等书面资料进行形式审查对案涉矿山储量备案证明，不可能对钻孔的真实性予以实质审查，因而不能因为该矿储量予以备案登记证明该矿储量完全真实；再次，紫阳县鑫海矿业工程有限公司系专业非煤矿山外包工程承包单位，具有施工资质，开采过程合法合规，严格按照《开采方案》开采，核心矿区无矿可采，矿山无继续开采价值，显然，案涉矿山的真实储量与《详查报告》存在较大差距；最后，矿山储量专业性极强，在双方存在巨大争议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进行鉴定，但一审并未进行司法鉴定，仅依靠《详查报告》等资料来认定矿山有矿可采，显然不当。第二被上诉人隐瞒案涉矿山的真实矿藏储量，提供与案涉矿山实际储量不符的《详查报告》，致使上诉人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其行为构成欺诈。一审法院未能查明迎燕铁矿资源储量，仅依据《详查报告》《储量评审认定书》等材料认定被上诉人不构成欺诈系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袁奎系具有丰富矿山投资经验的商事主体，除迎燕铁矿外还投资了玄武岩矿等其他矿山，其对矿山是否具有投资价值优于一般常人的认知。袁奎在2010年与欣源公司法人代表包洪雷签订了《矿权转让协议》并于2011年办理采矿许可证，但从未对案涉矿山进行开采，这显然不合常理。如果案涉矿山矿产资源丰富，有开采价值，袁奎自然不会等到让上诉人接手。究其原因，其从包洪雷处受让欣源公司时即明知迎燕矿山无继续投资价值，其出于转手牟利的目的，向上诉人作出虚假的矿山储量陈述，此行为当然具有欺诈的故意。第三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是实现对案涉矿山的开采，通过开采矿山贮藏资源取得预期可得利润。案涉矿山储量造假，直接关系到该企业资产造假，直接影响该企业股权价值以及股权交易。原审法院认定“受让方购买股权系真实意思表示”忽视了矿山股权与采矿权之间的关系，系对法律理解与事实认定的错误。案涉矿山储量严重不足，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第四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实际受让主体系上诉人而非杨兴平，上诉人受让股权比例为95%而非45%。首先，合同签订时，杨兴平为国家工作人员，其不可能有1000万现金收购该股权，其也不可能预知其必然在2017年2月将矿山股权再一次转让来支付前述股权转让款，杨兴平陈述其系真实合同主体不可信；其次，根据付款时间和付款金额来看，上诉人支付款项完全与2016年3月6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金额、付款时间吻合。再次，收款收据出具人系袁奎而非杨兴平。如果系杨兴平受让股权再转让给受让人，则应当由杨兴平向受让人出具收据。最后，根据股权价格来看,上诉人受让95%股权。2016年3月6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95%股权价格为1000万,而杨兴平陈述2017年2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其转让45%股权价格为1000万。而前述股权转让款皆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全程参与股权转让，杨兴平不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仅仅通过倒手转让牟利1000万。第五包洪雷系欣源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比列为5%。包洪雷声明在工商局登记备案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上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上述事项未经包洪雷同意或授权，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公司法规定,《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以及工商登记变更皆为无效。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亦履行了股权转让行为，双方之间实际成立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具备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关系的请求权基础。被上诉人袁奎故意隐瞒事实致使上诉人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此行为已经构成欺诈。上诉人与袁奎2016年3月6日《股权转让协议》与2017年2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均应当撤销，转让方应当返还受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且赔偿其损失。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有误，应依法裁定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袁奎辩称，第一，袁奎与三上诉人之间无合同关系。本案中共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第一份是2016年3月6日袁奎与杨兴平签订的，第二份是2017年2月28日袁奎与杨智翔、宋兴国、刘继平、陈锦松签订的，各方一致认可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订立的，袁奎亦是基于2016年3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按照杨兴平的指示将股权转让给杨智翔、宋兴国、刘继平、陈锦松四人，因此，对袁奎而言，其交易对象有且只有杨兴平，其与三上诉人并无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合意，故与三上诉人之间无任何合同关系。第二现有证据难以证实三上诉人委托杨兴平于2016年3月6日与袁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论是三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还是二审中提交的所谓“新证据”，均不足以证实三上诉人委托杨兴平与袁奎磋商购买股权的事宜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相反，三上诉人委托刘某向袁奎支付股权转让款都出具了书面的《委托付款函》，而对交易金额上千万、权利义务极易受损的委托购买股权却只有口头委托，显然不符合常理。再者，袁奎与杨兴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刘某作为在场人在该协议上署名，刘某既然接受三上诉人委托向袁奎支付股权转让款同时又在袁奎与杨兴平签协议的现场，其应当知道三上诉人是否委托杨兴平的事实，然而其却未对杨兴平以自己的名义与袁奎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持任何异议，只能得出三上诉人陈述其三人委托杨兴平的事实为虚假的结论。因此，三上诉人无对2016年3月6日袁奎与杨兴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行使撤销权的请求权基础。第三袁奎未实施任何欺诈的行为，三上诉人亦不能举证证实袁奎对其三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无论是三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的无矿可采还是二审中主张的矿储量不足，均不足以证实袁奎对三上诉人实施了欺诈行为。首先，矿产资源埋藏于地下，其储量只能通过有资质的机构进行勘探予以确定，只要该机构具备资质，其出具的报告就应当视为是真实、合法的，除非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三上诉人一直主张报告虚假，但却无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其次，贵州欣源矿业有限公司委托第三人天辰公司、中化地勘院对案涉矿山进行普查、详查等时，袁奎并未从包洪雷处受让股权，也不可能与第三人合谋欺诈三上诉人；再次，案涉矿山资源储量备案证明由省国土资源厅于2009年11月9日出具，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分别于2016年3月6日、2017年2月18日签订，袁奎不可能提前7、8年时间预谋并与第三人天辰公司、中化地勘院共同造假来欺诈三上诉人；最后，即使第三人天辰公司、中化地勘院出具的报告虚假，袁奎亦不具备识别这些报告真伪的专业能力，三上诉人应当承担不能证实袁奎与天辰公司、中化地勘院通谋欺诈或袁奎明知报告虚假而对其实施欺诈的不利法律后果。因此，就本案三上诉人的诉讼目标而言，其申请以复孔方式对案涉矿山资源储量进行鉴定对于判断袁奎是否对其进行欺诈毫无意义，完全无鉴定必要。第四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中，对目标公司的相关情况谨慎调查是受让方的义务，转让方仅需尽到披露义务即可。袁奎与杨兴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标的为贵州欣源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这是不争的事实，三上诉人也是基于从杨兴平处受让股权而获得公司掌控之下的相关财产权利，并非单纯出让采矿权，故一审将本案定性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对于股权转让纠纷而言，转让方只需要尽到合理的披露义务即可，而受让方在签约时对于交易股权的价值、目标公司资产的价值均应当尽到谨慎调查的注意义务，三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自认在购买案涉股权之前已经知晓地质详查、资源储量备案证明等相关资料，足以证实袁奎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披露义务，三上诉人作出购买股权的意思表示并不是因为袁奎实施了欺诈行为，而是三人对相关资料进行审查并实地考察后，三人共同决策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既然袁奎作为转让方已经尽到披露义务，受让方未谨慎调查或者即使谨慎调查也难以避免的后果当然不应该由袁奎承担。第五三上诉人行使撤销权已超过除斥期间。根据贵州诺雅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州欣源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向中化地勘院出具的《律师函》内容可知，贵州欣源矿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开始对案涉矿山进行开采，其不可能长达7个月的时间才知晓案涉矿山的实际情况。按照三上诉人的陈述，案涉矿山开采了300多米都无矿，历时7个月，开采进度约为42.86米/月，照此开采进度推算，三上诉人应当是在2018年4月30日前就知晓案涉矿山有无矿及矿质量好坏等事实的，而其提交起诉材料的时间为2019年4月30日，显然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综上所述，袁奎与三上诉人无合同关系，三上诉人主张撤销袁奎与杨兴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请求权基础，袁奎对转让的目标公司股权及公司资产的相关资料也已经尽到合理的披露义务，不存在欺诈三上诉人的情形，且三上诉人行使撤销权已超过除斥期间。据此，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予全部驳回。原审第三人杨兴平述称，2016年3月6日杨兴平与袁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三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三上诉人无权请求撤销。理由：第一，三上诉人主张2016年3月6日《股权转让协议》是其委托杨兴平签订，但提交不了任何关于委托的证据。第二，在一审中，袁奎认可签订转让协议前袁奎与杨兴平各自持有欣源公司50%的股份，即2016年3月6日《股权转让协议》中实际转让的是50%股权，该事实与该协议执笔人周兵的陈述一致。第三，2018年2月12日袁奎出具的收条，付款主体为杨兴平，实际转款人也为杨兴平。第四，2017年3月7日，三上诉人经工商变更登记为股东后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且工商变更三日后（2017年3月10日），上诉人刘继平向杨兴平出具25万元股权转让款欠条，陈锦松、宋兴国向杨兴平出具175万元股权转让款欠条，债权人均为杨兴平。上述事实表明，袁奎将50%的股权转让给杨兴平，加上杨兴平自有的50%股权，杨兴平完全实际控制欣源公司。三上诉人向杨兴平共计购买45%的股份，作价900万元。三上诉人已付款金额及欠条金额合计亦为900万元。因此，三上诉人的股权是向杨兴平购买所得。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天辰公司述称，一审认定事实客观公正，上诉人的诉讼目的无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应当维持一审判决。首先，上诉人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第三人于2009年8月受欣源公司委托对矿山地质勘查，同年9月出具《地质勘查工作野外验收意见书》，该矿是2016年转让给上诉人的，所以从知道、应该知道二年之内诉讼，显然已过时效，应当驳回诉请。其次，天辰公司与中化地勘院开展迎燕铁矿详查工作，提交详查报告是在接受欣源公司的委托和全程参与下完成的，开展工作和资料的真实性和提交的详查报告的质量和估算的资源量得到了欣源公司的认可，并且所有工作经过欣源公司申请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进行了野外验收，专家进行评审备案和资料汇交，编制的报告符合我国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上诉人仅根据野外验收意见的时间的个别错误而未全面领会文件的实质内容，断章取义和凭承包开采公司所述无矿可采而未对矿山真实情况核实就认为报告不真实，为虚假报告，无法律和技术依据。综上，应当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中化地勘院述称，第一，上诉人对我院提交的案涉地质成果资料断章取义，曲意理解，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矿山从普查到详查都已经进行备案。《地质报告》《野外验收意见书》《评审意见书》《备案证明》均是我方按照国家矿产资源法、行业标准、规程规范等要求开展并完成的，整个过程中有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贵州省地质资料馆、贵州省地矿局、贵州省地质环境监测院等八位相关专业的研究员、评估师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对此项目钻孔施工现场、钻孔报表、钻孔编录样品测试、钻孔岩心、报告编制、报告质量等进行了实质性检査，认定了施工的工程真实，原始资料基本齐全，满足规范要求，同意野外验收、报告评审通过，并出具了相应野外验收意见书、专家评审意见书。我方于2019年8月在涉案矿山进行了调查取证，充分说明矿山采坑内存在消耗铁矿、铝土矿资源量的事实依据，欣源公司自行填报的近三年“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资料:2017年度矿山采出铝土矿3万吨，2018年度矿山采出铝土矿5万吨。因此我方不接受上述方所说的“无矿可采”指控。关于现实储量，经我方调査取证案涉矿山只是在浅部形成南北走向长约400米，采深30至60米的采坑;深部仅掘进施工了几条巷道，尚未形成地下采空区。矿石分布标高多达275米(1350-1075米)，而矿山仅开采了约60米，以此可说明矿山主体部分未进行开采，在矿山未进行主体开采的情况下对方提出现实储量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二，司法鉴定的申请为上诉方均知晓的诉讼权利，而上诉方是有法律素养的专业律师代理案件均应知晓相关权利及义务，对此本方认为对方已放弃该权利，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三，欣源公司仅凭我方出具的详查报告就进行矿山建设、开发等，这显然不符合地质勘查规律。另我方出具的详查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书上明确指出矿床属Ⅲ勘查类型，变化大，适宜于边探边采。对方未仔细阅读相关材料，并未在详查成果基础上按照相关建议进行生产勘查工作，出现未探先采现象，发生的相关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第四，上诉方称“股权转让实质为采矿权转让”，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政策，采矿权转让应进行网上公示，招拍挂、审批等流程，可见上诉方是违法违规转让、存在偷税漏税等行为，在此我方请求法院查证，故本案上诉方的转让是无效的。第五，既然上诉方称“矿山储量深埋地下，只有通过复孔、打巷道查证”则应当在股权转让前进行相关的查证工作，提交专业的技术查证报告，可见本案上诉方有明显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方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继平、陈锦松、宋兴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告方委托第三人杨兴平2016年3月6日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撤销原告方与被告2017年2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依法判决被告袁奎返还原告方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3.依法判决被告袁奎赔偿原告方投资损失2500万元，第三人杨兴平、天辰公司、中化地勘院对该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评估费、鉴定费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6日，袁奎作为甲方（出让方）、杨兴平作为乙方（转让方）签订《贵州欣源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袁奎转让95%的股权给杨兴平，转让价格为1000万元，转让标的包括欣源公司及所属的迎燕铁铝矿山的所有权。在签订协议之日支付首付款200万元，余款800万元于2016年11月30日之前支付400万元，2017年11月6日之前支付400万元。在协议签订时，甲方立即着手移交公司的资料，并由乙方配合完成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及公司章程修正案。协议末尾，刘某作为证明人签字。三原告称上述协议系自己委托杨兴平代为签订（无书面委托协议），主张自己才是该协议的实际受让方。对此袁奎及杨兴平均予以否认，主张二人是该协议的当事人。杨兴平主张自己从袁奎处受让股权后再行转让给三原告。关于各方之间款项往来查明如下：2016年2月4日，刘某向袁奎转账90万元。当日，袁奎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刘某人民币九十万元，尚有一百一十万元由刘某在2016年3月4日前付清。以上共计两百万元为迎燕矿山股份转让首付款。在两百万元订金付清时，再行签订矿山股份转让协议。2016年3月6日，袁奎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刘某交来贵州欣源矿山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首付款110万元。2016年3月7日，陈锦松向刘某转账100万元。同日，刘某向袁奎转账110万元。2017年1月26日，刘继平向杨兴平转账120万元。2017年2月27日，平坝县高峰镇砂石场向杨兴平支付300万元（杨兴平认可该款项系宋兴国向自己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17年3月6日，刘继平向杨兴平转账82.5万元。杨兴平主张其与三原告之间的股权转让款是900万元，已经收到800万元（其中包含上述700万元现金，另有100万元杨兴平称系宋兴国借给欣源矿业公司的款项），尚欠100万元未支付。袁奎认可收到杨兴平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其中包含刘某支付的200万元。2018年2月2日，袁奎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杨兴平人民币捌佰万元整（清镇迎燕矿山股权转让款）。2017年2月8日，袁奎作为甲方（转让方），杨智翔、宋兴国、刘继平、陈锦松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袁奎将其持有的欣源公司9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为95万元。受让方的持股情况为杨智翔50%，宋兴国22.5%、刘继平11.25%，陈锦松11.25%。同日，欣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四），公司股权情况变更为：包洪雷5%，杨智翔50%，宋兴国22.5%、刘继平11.25%，陈锦松11.25%。公司章程亦于当日作出相应修正。2017年2月14日，杨智翔、刘继平、包洪雷、宋兴国、陈锦松签订《股东合伙协议书》，载明的出资比例与上述股东会决议一致。2017年3月7日，欣源公司工商登记进行上述变更。2017年5月16日，欣源公司工商登记的持股情况变更为：包洪雷5%，杨智翔36%，宋兴国22.5%、刘继平11.25%，陈锦松11.25%，吉永升14%。2018年4月2日持股情况变更为：包洪雷5%，杨兴平36%，宋兴国22.5%、刘继平11.25%，陈锦松11.25%，吉永升14%。2006年4月30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形成《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黔国土规划院储审字[2006]34号，结论为：计核清镇市迎燕铁矿矿石资源量为36.56万吨。储量基准日为2006年3月10日。2006年5月18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贵州省清镇市迎燕铁矿详查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2009年3月16日，欣源公司与天辰公司签订《清镇市迎燕铁矿地质详查工作合同书》，委托天辰公司在欣源公司已经取得的探矿权范围内开展地质详查工作。2009年4月10日，欣源公司委托中化地勘院编制《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迎燕铁矿详查地质报告》。2009年9月，中化地勘院作出《贵州省清镇市迎燕铁矿详查地质报告》，结论为“3、对详查区内赤铁矿矿体进行了资源量估算，在1350-1075m标高内求得赤铁矿体总矿石量（332+333）136万吨；其中（332）45万吨，（333）91万吨。（332）资源量占总资源量的33.08%。基本达到详查阶段的要求。4、对区内伴生铝土矿进行了评价，估算铝土矿（332+333）资源量31万吨。其中（332）13万吨，（333）18万吨。”受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委托，贵州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聘请有关专家，对上述详查地质报告进行审查，并于2009年10月24日形成《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黔国土规划院储审字[2009]126号，评审结论为：截至2009年9月29日止，计核迎燕铁矿区（1350-1075m标高）铁矿矿石资源量136万吨，另估算伴生矿种铝土矿矿石资源量31万吨。2009年11月9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贵州省清镇市迎燕铁矿详查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载明：资源量基准日：2009年9月29日。评审备案的资源量（标高1350m-1075m）：1、铁矿石（332+333）136万吨。其中（332）45万吨，（333）91万吨。2、铝土矿石（332+333）31万吨。其中（332）13万吨，（333）18万吨。欣源公司采矿许可证显示，采矿权人：欣源公司（包宏雷），矿山名称：迎燕铁铝矿，开采矿种：铁矿、铝土矿，生产规模：5万吨/年，矿区面积：0.383平方公里，有效期限：2011年12月至2021年12月。2018年9月25日，贵州诺雅律师事务所接受欣源公司委托，向中化地勘院出具律师函，称欣源公司根据中化地勘院出具的《详查地质报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2017年11月对报告所涉矿区范围进行了铁矿的开采工作，但采矿工作仅到延深20-30m即发现无矿可采，至2018年6月已出矿量仅为1万吨左右，认为《详查地质报告》存在虚假，请该院收到律师函后与之沟通协商，否则将通过诉讼方式维权并要求主管部门处理。2018年11月15日，紫阳县鑫海矿业工程有限公司向欣源公司出具催款函，载明：2018年4月12日，受贵公司委托，我司对迎燕铁铝矿进行采、掘施工，截止2018年7月15日，累计开采出铁矿石0吨、铝土矿0吨，现贵司该矿山已无矿可采，我司只得停工。按照合同约定，截止停工之日，贵司尚欠我司工程款和设备设施投入资金395.135万元、保证金50万元，共计人民币445.135万元。袁奎提交的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显示，2016年年度迎燕矿山实际年采矿石量5万吨，2017年底为3万吨，2018年为5万吨。袁奎提交出货记录表主张矿山有矿，原告主张主要是矿渣。中化地勘院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载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包括为国家建设提供地矿勘查服务、固体矿产勘查、地质钻探等、地质钻探等国土资源部2008年12月30日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勘查资质证书》载明该院资质类别和资质等级为：固体矿产勘查：甲级；地质钻探：；地质钻探div>三原告及杨兴平均认可2018年7月之前由杨兴平实际控制欣源公司，2018年7月15日之后由三原告实际控制。2019年4月30日，三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袁奎、杨兴平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起诉材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三原告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除斥期间；二、三原告主张撤销合同并请求返还股权转让款、赔偿损失的事实与理由能否成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三原告主张撤销权主要是认为涉案矿山无矿可采，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之规定，撤销权应当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三原告主张自己是在案外人紫阳县鑫海矿业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5日出具《催款函》时才得知涉案矿山无矿可采，而在2018年9月25日，贵州诺雅律师事务所接受欣源公司委托即向中化地勘院出具律师函称“至2018年6月已出矿量仅为1万吨左右”，本院认定三原告于2018年6月即知晓涉案矿山的实际情况，而三原告举证证明其曾于2019年4月30日向本院提交起诉袁奎、杨兴平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起诉材料，故其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三原告是否具有撤销合同的请求权基础，二是三原告主张撤销合同的事实与理由能否成立。关于第一个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三原告主张撤销袁奎作为甲方（出让方）、杨兴平作为乙方（转让方）于2016年3月6日签订的《贵州欣源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首先应当证明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与其具有关联性。诉讼中，三原告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系三原告委托杨兴平签订，三原告才是该协议真正的转让方，而袁奎、杨兴平对此予以否认，故对于该主张应当由三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经查，该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载明的合同相对方为袁奎及杨兴平，并无三原告的相关信息。虽然袁奎曾向本案证人刘某出具收到200万元迎燕矿山股份转让首付款的收条，刘某同时作为证明人在该股权转让协议末尾签名，且刘某亦在本案庭审中出庭作证，但均不足以证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系由三原告委托杨兴平签订。此外，三原告也认可其与杨兴平之间并无书面委托协议，在杨兴平否认委托关系的情形下，亦不能佐证该委托事实。综上，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系由三原告委托杨兴平签订。2017年2月8日，袁奎作为甲方（转让方），杨智翔、三原告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袁奎将其持有的欣源公司95%的股权转让给杨智翔及三原告，转让价为95万元，持股情况为：杨智翔50%，宋兴国22.5%、刘继平11.25%，陈锦松11.25%。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各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数额可知，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实际系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确认各方登记股权份额而签订，本身并无可撤销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原告实际取得的股权与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一致，而与2016年3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份额95%不一致。虽然三原告主张因自己未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故杨兴平要求以40%股权作为抵押登记于杨智翔名下，但对此杨兴平不予认可，三原告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该份2017年2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所确认的三原告的股权比例与2016年3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一致，表明三原告在欣源公司的股权比例并非由2016年3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所确认，不能证明2016年3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与三原告有直接的关联性。结合前述，三原告不能证明2016年3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由自己委托杨兴平签订，亦不能证明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与自己有直接的关联性，故其对于该协议并不存在行使撤销权的请求权基础，其主张撤销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问题，三原告主张行使撤销权主要是认为涉案矿山无矿可采，构成欺诈，对此，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受让方在签约时对于涉案股权的价值、目标公司资产的价值均应当尽到谨慎调查的注意义务，在慎重审查之后再行决定是否购买涉案股权。三原告虽然对地质详查相关材料提出质疑，但其在诉状中自认在购买涉案股权之前已经知悉相应材料，其当时即应当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其在知晓相应材料内容的情况下作出购买股权的决定，应当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而经查，中化地勘院具备固体矿产勘查、地质钻探的、地质钻探的资质疑不足以推翻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对其质疑不予采纳。其次，涉案矿山的矿产资源储量经过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且结合涉案矿山出货记录表、欣源公司向中化地勘院发出的律师函内容，均表明矿山并非无矿可采；再次，因矿藏开采具有专业性，出矿量可能受到开采方案、开采技术的影响，案外人紫阳县鑫海矿业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11月15日出具的《催款函》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不能达到三原告主张涉案矿山无矿可采的证明目的。综上，对于三原告认为涉案矿山无矿可采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主张被告及第三人存在欺诈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三原告主张撤销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其由此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对于三原告主张杨智翔转让股权给吉永升的《股东会决议书》中三原告及包洪雷的签字均系伪造，申请鉴定的主张，因杨智翔转让股权给吉永升的相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如有争议可另案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刘继平、陈锦松、宋兴国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继平、陈锦松、宋兴国提交了三份证据：1.手机转账明细照片打印件，载明：2016年12月1日，刘继平转款96万元给余姣姨（陈锦松妻子），交易附言：陈锦松借款。拟证明刘继平转账给陈锦松作为其出资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2.清镇农村商业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载明：2016年12月9日，余姣姨（陈锦松妻子）转账385万元给袁奎，款项用途：往来款。拟证明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385万元，2016年3月6日签订的《贵州欣源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三上诉人委托杨兴平签订，三上诉人系案涉矿山的实际购买方。3.贵州省农村商业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载明：2017年3月20日，郭俊向杨兴平转账7.5万元。款项用途：购材料款。拟证明2017年3月20日，三上诉人共同委托郭俊向第三人杨兴平转账7.5万元作为上诉人向杨兴平借资的利息。经质证，被上诉人袁奎、原审第三人杨兴平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在一审宣判之前已经形成，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当采纳。同时余姣姨与本案无关，凭证上款项用途为往来款、材料款，与股权转让款无关，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且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委托关系的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本案所提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或者除斥期间；二、三上诉人主张2016年3月6日委托杨兴平与袁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受让股权比例为95%而非45%是否成立；三、案涉股权转让是否存在欺诈情形，是否应当解除。关于焦点一。本案系股权转让受让方认为转让方及第三人存在欺诈情形而提起的合同撤销之诉，应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第三人实施欺诈，受欺诈方有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否则撤销权消灭。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9月25日，贵州诺雅律师事务所受欣源公司委托致函中化地勘院“至2018年6月已出矿量仅为1万吨左右”，据此，可以认定三上诉人从2018年6月知道撤销事由，其在2019年4月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材料，并未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关于已超过诉讼时效或者除斥期间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二。首先，2016年3月6日，出让方袁奎作为甲方、受让方杨兴平作为乙方签订了《贵州欣源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三上诉人主张杨兴平受其委托与袁奎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提供了三上诉人向袁奎付款的证据以及一审期间申请刘某出庭作证证明三上诉人与杨兴平之间存在口头委托。但杨兴平、袁奎对三上诉人主张的委托关系均予以否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委托人和受托人应当就委托事项达成一致。本案中，三上诉人主张与杨兴平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却未能提供委托合同成立的书面证据。同时，三上诉人于2016年2月1日与刘某签署了《委托付款函》，委托刘某向袁奎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但刘某并非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主体。三上诉人与刘某尚且签订委托付款书面协议，然而针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更为重要的事项却未与杨兴平签订任何书面协议明显不合常理。刘某与上诉人刘继平等人存在亲戚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三上诉人与杨兴平存在委托关系的直接证据。三上诉人的付款行为与本案股权转让有一定关联，但不能证明上述委托关系的成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三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委托关系的成立，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次，2017年2月8日，转让方袁奎作为甲方，受让方杨智翔、宋兴国、刘继平、陈锦松作为乙方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袁奎将欣源公司95%股权转让给三上诉人及杨智翔，并约定了股权比例：杨智翔50%、宋兴国22.5%、刘继平11.25%、陈锦松11.25%，该协议有袁奎、杨智翔及三上诉人的签字，之后据此形成股东会决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三上诉人主张其实际占股比例应为95%，理由是委托杨兴平2016年3月6日与袁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按协议约定进行了付款。如上所述，三上诉人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与杨兴平委托关系的成立，付款的行为不能证明所占股权比例。且如果确实存在上述委托关系，在办理工商登记时应明确其占股权比例为95%，其一审曾主张将部分股权质押给杨兴平也未能提供相应证据。综上，三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占有欣源公司95%股权，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首先，上诉人认为案涉矿山储量造假，主张通过司法鉴定进行确认。本案中，案涉矿山经过普查、详查，相关部门对野外勘探工作进行了验收，地质报告经，地质报告经过专家评审源厅对案涉矿山矿产资源储量进行了备案证明。行政机关对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的行为属于行政确认行为。如果当事人认为矿产资源相关报告、资料造假，可以向有关机关申请予以撤销该备案证明。三上诉人主张进行司法鉴定来确认案涉矿山储量造假，拟在民事诉讼中否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对该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一审法院未释明进行鉴定也并无不当。由于本案矿山储量是否造假这一事实尚不能得到证明，三上诉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在地质勘查、编制报告、申请评审等过程中存在故意弄虚作假、隐瞒真相等行为。三上诉人主张本案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欺诈应当解除合同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由于包洪雷不是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其认为相关文件不是其亲笔签名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直接关联，本院不再阐述。综上所述，刘继平、陈锦松、宋兴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6800元，由上诉人刘继平、陈锦松、宋兴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苟泰强审判员  李道鸿审判员  邹 慧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铧晟常诗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