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10行终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聚，男，生于1957年8月2日，汉族，住许昌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住所地许昌市魏都区文峰中路与文峰东巷交叉口。法定代表人郭新华，该支队队长。委托代理人甄忠杰，该支队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庞鹏，河南世纪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金聚因与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确认行政强制行为违法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2020）豫1081行初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金聚，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委托代理人甄忠杰、庞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禹州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2月22日16时许，王金聚驾驶一辆无号牌的红色珠峰牌电动三轮车（出厂编号：LZFKWDLAOBAB146357），载着乘客由北向南行驶至许昌市颖昌路服饰鞋业量贩门前时，被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当场查扣。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以王金聚涉嫌实施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为由，对王金聚作出编号为411000-3100250515的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送达给王金聚本人，王金聚拒绝签字。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主要内容为：“当事人无名氏（拒不提供身份信息，男性，60岁左右），无联系方式、无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无发证机关、无市准驾车型、无车辆牌号；车辆类型为红色珠峰牌电动三轮车。当事人于2016年2月22日16时10分在颖昌路实施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代码1005），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代码1717）的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5条第1款，决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机动车。请持本凭证在15日内到许昌市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不处理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凭证之日起60日内向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申请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魏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该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下方有交通警察李雪生的签名，当事人签名一栏内王金聚未签名。备注一栏标明拿凭证自行离开。该凭证同时作为现场笔录。一式二份，一联附卷，二联送达当事人。后王金聚的红色珠峰牌电动三轮车（出厂编号：LZFKWDLAOBAB146357）被开到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的停车场院内。另查明：2016年2月22日16时左右，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扣押王金聚的红色珠峰牌电动三轮车时，王金聚未能向执法交警出示自己的驾驶证。从执法记录仪记录的视频显示王金聚驾驶的该辆电动三轮车未依法悬挂车牌。根据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供的豫至诚机技术[2015]鉴第2-07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果，类似于王金聚的珠峰牌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范畴。禹州市人民法院认为，庭审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驾驶的三轮车是否为机动车，是否应纳入机动车交通管理；2、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扣押原告的三轮车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其中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涉及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从其定义可以看出，以动力区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主要从车辆的动力驱动装置、运行时速、外形尺寸和重量以及在道路交通运输中对第三人产生的危险性等因素来进行衡量。本案中河南至诚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豫至诚机技术[2016]许鉴第09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果显示：原告王金聚驾驶的珠峰牌车辆技术状况符合GB/T5359.1-2008《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第2.1.2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相关定义要求，属于机动车范畴。故原告王金聚所驾驶的红色珠峰牌电动三轮车应当按照机动车对其进行管理。被告认定该车属于机动车范畴,于法有据。原告主张其所骑的电动三轮车纳入非机动车管理,缺乏依据,不予采纳。其次，关于涉案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合法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被告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其具有对相关车辆实施查扣等管理职权。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工作,有权在执法过程中采取扣留车辆的强制措施。在被告提供的执法记录仪查处现场视频中，自被告拦停原告车辆至查扣结束，原告并未向执法民警出示机动车驾驶证，且原告驾驶车辆确实未依法悬挂车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本案中,原告驾驶涉案机动三轮车上道路行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且未随车携带驾驶证,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扣留涉案车辆并向原告出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在原告拒不告知身份信息亦拒绝签名的情况下在凭证中予以标注，并在凭证上载明原告持该凭证到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大队接受处理，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原告的车辆,同时告知原告有复议、起诉的权利及期限。综上，本案中，被告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所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金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金聚负担。上诉人王金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禹州市人民法院(2020)豫1081行初4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2、请求判决被上诉人扣押上诉人车辆的行为违法。3、请求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以王金聚涉嫌实施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交通违法为由，对王金聚作出了编号为4110003100250515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送达给王金聚本人，王金聚拒绝签字”属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举证的411003100250515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是以被上诉人的派出机构“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的名称作出的，凭证下方制作单位落款处加盖的也是机动勤务大队名称的公章。一审法院认定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对王金聚作出了编号为4110003100250515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与本案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的主体名称不符。2、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非机动车，应当当场出具凭证。可是，根据被上诉人举证的2016年2月22日18时46分交警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被上诉人扣押上诉人王金聚车辆的现场录像，被上诉人在扣车现场根本没有当场出具扣车凭证，没有把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送达给上诉人王金聚，上诉人王金聚根本就没有拒绝签字的言语和行为。被上诉人没有给上诉人依法当场出具行政强制措施扣车凭证也属于扣车行为违法。根据公安部《交警系统执法记录仪使用管理规定》第六条第1项和第七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被上诉人没有事实录像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缺乏证据。二、被上诉人举证的本案4110003100250515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属违法和虚假的证据。1、根据现场录像，被上诉人见到上诉人王金聚车辆开始拦截的时间是2016年2月22日18时46分，而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作出的时间是2016年2月22日16时10分。被上诉人在没见到上诉人车辆的情况下就提前2小时46分制作出了本案的行政强制措施扣车凭证有违客观事实，所以凭证是被上诉人接到本行政起诉状后按照原告行政起诉状上所述车辆编号及案情内容而开始伪造的虚假证据。2、许昌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确认市本级行政强制主体的通告第11条证明，在许昌市交通管理执法中具有行政强制主体资格的是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而被上诉人举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主体却是被上诉人的派出机构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因此行政强制措施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因此，一审法院对扣车凭证给予采信，违反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的法律规定。3、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王金聚举证的本案第23至26号4个合法证据没有作出认定，对上诉人王金聚的第5号证据涉案车辆购车票据故意误认为是复印件，实属认定证据错误。上诉人王金聚在本案多次庭审中举证的都是原件，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王金聚的涉案车辆购车票据是复印件与本案的证据不符。三、被上诉人扣押上诉人车辆的行为违法，一审法院违背事实认为被上诉人扣押上诉人王金聚的车辆合法，实属一审法院偏离了本案的诉求，限缩了审查违法范围，错误的适用了法律。1、上诉人王金聚本案的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被告扣押原告车辆的行为违法，因此人民法院应该对被告扣押原告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强制扣车程序、强制扣车主体、强制扣车期限等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是“暂扣车辆”，具有较短的时效性。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本案被上诉人自2016年2月22日扣留上诉人的车辆至今已1620天，早已超过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法定60天的最长扣车期限。行政机关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应当及时查清事实，在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对违法事实清楚，依法应当没收的非法财物予以没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销毁的，依法销毁；应当解除查封、扣押的，作出解除查封、扣押的决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非机动车，应当当场出具凭证，并告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被扣留的车辆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逾期不来接受处理，并且经公告三个月仍不来接受处理的，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可是，被上诉人作出扣留上诉人王金聚的车辆后，并未履行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上的义务，依法作出扣押后的处理决定，致使上诉人王金聚被扣的车辆一直处于扣押状态，由法定的暂时性行政强制措施而转化为长期扣押的事实行为，其行为违背上述法律适用原则。因此，被上诉人扣押上诉人车辆的行为违法。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同时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对原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2016年2月22日16:10，上诉人驾驶无号牌红色珠峰电动三轮车，载客行驶至许昌市兴昌路服饰量贩时被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的民警查获，当场讯问时上诉人不予配合，拒不提供姓名、联系方式以及驾驶证件，因上诉人涉嫌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执勤民警遂依法扣留原告驾驶的无号牌红色珠峰电动三轮车，并制作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诉人拒绝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签字，拿凭证后自行离开。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车证、驾驶证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规定予以处罚。由此可见，上诉人驾驶无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已经构成违法，机动大队在2016年2月22日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其机动车进行扣留，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也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或暂扣驾驶证处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警察支队的下属大队是否能作为行政处罚主体问题的答复》中明确规定，交通警察支队的下属大队相当于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其可以以自己名义作出处罚决定，根据以上相关规定，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作为许昌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有权对上诉人在许昌市魏都区构成的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也就是说机动勤务大队具有适格的行政处罚主体资格。3、上诉人行为已经构成违法。2016年2月22日，上诉人驾驶属性为机动车的红色珠峰牌电动三轮车在道路上行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庭审中也可以看出上诉人的车辆在2016年时没有开具相关发票，没有到机动车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所以车辆上道路行驶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和补办相关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第九十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等规定，机动车机动勤务大队对原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机动大队作出本案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程序合法。从现有的执法记录仪可以看出，在现场依法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当时要求上诉人出示并检验上诉人的身份证件、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包括机动车号牌以及机动车相关信息，但是上诉人在现场拒不提供，机动车机动勤务大队干警告知了对上诉人违法行为的处罚结果后，上诉人仍然不配合，所以根据法律规定在现场制作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机动大队在整个执法过程中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合法。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王金聚提交两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机动车购车收款收据一张。证据2、机动车销售发票一张。证明目的：该证据我在一审提交过，但是一审法院认定我提交的复印件，现在我把原件提交。没有开具发票的可以补，并不是说不可以补。第二组证据证据3、许昌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目的：证明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实施主体违法。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我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填开发票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填开发表，而本案系上诉人补开的发票，违反了法律规定；同时该发票显示为机动车发票，也就是说上诉人对自己的车辆属性明知是机动车；机动车进行登记需要拿发票到机动车管理部门进行登记的，上诉人补开发票的行为说明该机动车没有进行登记，违反了机动车管理办法，更加确认了上诉人在2016年2月22日驾驶机动车上路是违法行为。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上面已经确定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是我市的行政强制主体，具有行政执法权，而机动勤务大队只是我支队的下设机构，同样具有行政执法权。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对上诉人王金聚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需要从以下方面来判断。一、有无职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警察支队的下属大队是否能作为行政处罚主体问题的答复》规定，交通警察支队的下属大队相当于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其可以以自己名义作出处罚决定。根据以上规定，许昌市交通管理支队的机动勤务大队有职权依据。二、有无事实依据。上诉人王金聚提供的发票日期为2017年8月14日，足以证明2016年2月22日时其车辆未开具发票，也就不可能持发票进行机动车登记并进而办理机动车号牌，则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认定上诉人王金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有事实依据。现场录像中上诉人王金聚车辆被拦截的时间是2016年2月22日18时46分，而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作出的时间是2016年2月22日16时10分，二者确不一致。但是，录像中可以确定违法事实存在，则违法行为构成中的事实要件已经满足，证据上反映出的扣押措施作出时间虽然不一致，但不能否定“违法事实存在”的基本事实，所以交通管理支队的机动勤务大队对王金聚车辆进行扣押有事实依据。三、有无法律依据。本案中，上诉人王金聚认为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依法作出扣押后的处理决定，致使上诉人王金聚被扣的车辆一直处于扣押状态，但上诉人王金聚在被扣押车辆时未向被上诉人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供本人姓名、联系方式以及驾驶证件，在其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之前被上诉人无法确定被扣押车辆人员的身份信息，处理决定也必将因没有相对人身份信息而无从作出，故许昌市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对上诉人王金聚车辆予以扣押，并要求对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且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后退还机动车，有相关法律依据。四、程序是否合法。本案中，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要求上诉人出示并检验相关证件，在上诉人拒绝后现场制作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其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综上，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勤务大队做出行政强制措施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一审法院虽在一审判决中“证据认定”部分以王金聚提供的购买车辆票据“系复印件，票据上载明的时间与买车时间不符，不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为由未认定为有效证据，但如前所述，上诉人王金聚提供的日期为2017年8月14日的购车发票晚于扣押车辆时间，如果该证据的真实性得到认定，更能说明被上诉人扣押上诉人车辆时上诉人的车辆不可能悬挂机动车号牌，故一审判决虽未采信上诉人的该项证据，但认定事实无误。一审判决驳回王金聚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金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五周审判员袁野审判员郭林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段明明书记员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