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9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玉玺，男，198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华，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晓凤，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褚爱民，男，1957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启鹏，山东寒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太湖科技产业园科技研发大楼**。法定代表人：祁喜林，系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北京朝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金北家园百货市场A33/div>法定代表人：杜学波，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辛立森，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连莎，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玉玺因与被上诉人褚爱民及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安德罗公司）、北京朝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朝歌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2民初2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玉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092民初222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一审中被上诉人及上诉人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均是褚同与上诉人微信沟通，让上诉人为其购买汽车、介绍合适的经销商，以使其能够购买到价格优惠的汽车。上诉人并未接受被上诉人的委托，在褚同委托上诉人提供交易机会时，其也未向上诉人明确说明系被上诉人委托，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时上诉人提出合同主体抗辩，但一审法院却未予以查明，导致判决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关系欠缺委托报酬、委托权限等构成委托合同的必备要件，双方之间不构成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一审法院在认定委托合同关系时主要依据上诉人与褚同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纵观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合同履行情况，委托人褚同从未与上诉人约定委托报酬、委托权限等构成委托合同关系的必备要件。委托报酬缺失：上诉人与褚同系朋友介绍相识，二人从未见面，褚同若委托上诉人购车，不管从常理或汽车销售行规分析，必然是有偿委托。但本案中二人并未对委托报酬有任何约定或实际支付的行为，因此委托报酬这一构成要件缺失，委托合同关系不成立。委托权限缺失：委托合同关系中，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处理委托事项，均会授权委托权限，让受托人独立处理委托事务。但纵观案涉车辆购买过程，不管购车款的支付或是查验、接收车辆均系褚同自主进行，上诉人仅负责提供居间信息，因此委托权限要件缺失，委托合同关系不成立。3.一审法院认定购车款系受上诉人的指示付款错误，与事实不符。上诉人通过相关信息途径，联系到褚同欲购车源信息后，将卖家的收款账号、车辆销售价格等信息均告知了褚同，由褚同直接将购车款汇款给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明显属于提供居间信息的居间行为，而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被上诉人系在上诉人的指示下付款。4.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车辆系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指示下接收错误，与事实不符。根据微信聊天信息，案涉车辆系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作为该车辆的销售者，直接将车辆通过汽车运输方式交付给了褚同，褚同在接收车辆时也当场进行了查验，经查验无误后接收并自行支付车辆运费，因此，案涉车辆系由销售者直接与褚同之间交易并未经过上诉人，上诉人行为不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错误。5.一审法院对购车款的数额认定错误。本案褚同支付的113，300元不全系购车款，仅转账给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的106，000元系购车款。其余7，300元虽由褚同支付，但不应定性为购车款。原审第三人北京朝歌公司在一审时自认接收褚同3，800元的居间费，但因合格证事宜已退还4，000元。另3，500元在上诉人处，留作居间报酬。因此一审法院没有区分上述费用的不同性质均认定为购车款错误。另，一审时褚同自认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因合格证延迟交付已退还其3，000元，因此本案褚同实际支付的购车款为103，000元，一审法院没有将已退还的购车款扣除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委托身份认定错误，对本案委托合同关系中缺失委托报酬、委托权限未予查明，对案涉购车款支付方式、车辆交付过程、购车款认定数额均认定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之间形成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查清，故意混淆买卖与委托法律关系及不同法律关系下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判决上诉人承担销售者的退款及违约责任错误。根据一审证据，案涉购车款系褚同汇款至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苏州安德罗公司作为销售者直接将车辆运送至褚同指定的收货地点并为被上诉人开具了销售发票，车辆也是由褚同查验后接收并由被上诉人使用，因此，车辆买卖的双方为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其双方之间形成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既未收取购车款，也未先接收案涉车辆及发票再转交被上诉人，因此，上诉人并非车辆的购买人，完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对“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车辆买卖双方的事实未查清。一审判决上诉人退还全部购车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但由于上诉人并未收取被上诉人的购车款，解除合同后的返还购车款责任应当由买卖合同关系中的销售者承担，而并非上诉人所应承担的居间责任。一审判决错误地将买卖合同关系应承担的责任认定到居间关系中。三、上诉人在提供交易信息及居间行为过程中并无任何过错。上诉人接受褚同的委托后，通过原审第三人北京朝歌公司联系到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中间已经详细地询问了车辆价格、型号、配置及合格证事宜，原审第三人北京朝歌公司将相关信息告知上诉人后，上诉人通过微信将信息转告给了褚同，并没有任何的隐瞒、虚构。对于车辆合格证，上诉人也不存在明知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没有合格证而为了达到促成交易的目的而虚构成有合格证，或者帮助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编造虚假信息欺骗褚同及被上诉人，因此，上诉人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存在过错是作为车辆销售者的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四、本案应为居间合同关系，而非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因适用法律错误而导致混淆了法律关系。委托合同与居间合同虽均是一方当事人接受另一方当事人的委托，实施相应的民事行为，但这两类合同在受托人法律地位、委托权限、委托报酬等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从受托人法律地位看，本案上诉人为褚同寻觅车源、居间联系时仅处于中介服务人的地位，如实的传达居间信息，并未类似于委托代理人的地位，代替褚同向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汽车公司转付购车款，代替褚同查验、接收车辆后再转交褚同。从委托权限看，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买卖合同关系订立及履行中，均由被上诉人直接转账付款、查验接受车辆，上诉人无任何委托权限，仅起到信息媒介的作用，且没有对居间信息添加、消减、更改，更没有独立的表达自己的意思。从委托报酬看，褚同从未与上诉人约定委托报酬，结合两人的关系及汽车中介销售惯例，本案也不构成无偿委托。褚同转账给上诉人的5，000元，两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约定为购车定金，上诉人在转交给原审第三人北京朝歌公司1，500元后，剩余的3，500元在上诉人处。综上，一审法院混淆了居间合同关系与委托合同关系的特征，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之规定，本案应为居间合同关系，而非委托合同关系。五、本案若为委托合同关系，则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根据一审证据显示，案涉车辆的销售者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开具的购车发票为被上诉人，车辆的接收人亦为被上诉人一方，在销售者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无法提供车辆合格证原件的情况下，褚同也与其工作人员直接联系索要合格证，该工作人员也同意将积极提供合格证并退还3，000元，因此，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之规定，在车辆销售者知道实际购车人为被上诉人，褚同与被上诉人也知道车辆销售者为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的情形下，买卖合同直接约束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被上诉人应当依据该条规定直接向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主张违约责任，而不能再向上诉人主张相关权利。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也依职权直接追加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北京朝歌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着节约诉讼资源、定纷止争的原则，一审应直接判决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但一审法院却将销售者的责任判令由上诉人承担，让上诉人另寻途径解决，不符合法律规定。六、一审法院在追加第三人后却未正确向第三人送达，程序错误。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因案情需要，依职权主动追加苏州安德罗公司、北京朝歌公司为第三人。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系案涉汽车销售者，一审法院在通过邮寄送达未送达的情形下，未再继续采取其它的送达方式，而是直接缺席进行了开庭审理，一审法院此举不仅剥夺了原审第三人苏州安德罗公司的诉讼权利，更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送达的程序规定，进而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审理，损害了上诉人权益。七、若按照委托合同关系看，本案的管辖权错误。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既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文本，也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上诉人在履行受托行为过程中一直在潍坊市寒亭区，没有离开住所地，一审法院所在地并非委托合同的履行地，一审法院对本案并无管辖权，管辖法院应为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褚爱民辩称，双方委托关系清楚，上诉人深度参与整个购车过程，其并不符合居间关系的成立要件。被上诉人要求赔偿因上诉人过错所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支持，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苏州安德罗公司未陈述意见。北京朝歌公司述称，2019年5月，北京朝歌公司作为汽车经销商，在收到上诉人要购买涉案车辆的信息时，第一时间联系上游公司查询车源信息，并将信息反馈给上诉人，至此北京朝歌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居间服务已完成。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如何对购买车辆等服务进行约定，北京朝歌公司不清楚，其他意见同一审意见。褚爱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褚爱民、张玉玺合同关系；2.张玉玺返还褚爱民购车款113,300元、拖车运费2，500元共计115,8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占用资金利息；3.张玉玺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玉玺于涉案纠纷发生前从事汽车销售中介业务。案外人褚同系褚爱民的儿子，经人介绍与张玉玺取得联系，提出褚爱民需要购买一辆指定型号汽车。张玉玺经过沟通联系，为褚爱民找到了相应车源，并通过褚同指示交付款项、接收车辆。褚爱民通过褚同向张玉玺指定的收款方付款总计113,300元（付张玉玺定金5，000元，付苏州安德罗公司106,000元，付北京朝歌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学波2，300元），并在张玉玺的指示下接收了苏州安德罗公司运送而来的起亚牌汽车一辆（车辆型号YQZ6442AE5，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LJAA143J0534442），褚爱民支付汽车运费2，500元。之后，褚爱民收到了苏州安德罗公司出具的车辆销售发票，但未能获得车辆合格证书。涉案车辆在悬挂临时牌照的情况下，由褚爱民使用了一段时间（行驶里程约800公里），现因无法办理正式挂牌手续而停用。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的质证和认定情况：褚爱民主张其委托张玉玺购买涉案车辆，因张玉玺未能交付车辆合格证书，导致车辆无法使用，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双方间的委托合同。张玉玺抗辩其与褚爱民之子褚同形成居间关系且已实际履行完毕，未与褚爱民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均提交涉案车辆买卖过程中形成的褚爱民之子褚同与张玉玺、原审第三人工作人员之间的微信交流信息以证明事发经过，褚爱民并提交褚同与张玉玺间的通话录音以证，综合分析涉案证据内容，一审法院认定张玉玺与褚爱民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褚爱民虽已实际取得涉案车辆，但该车辆无法登记牌照，致使车辆不能正常使用，褚爱民要求解除委托合同、由张玉玺返还购车款并赔偿运费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褚爱民要求张玉玺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等其他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褚爱民应当将涉案车辆退还给张玉玺。张玉玺关于合同相对人及合同性质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玉玺因涉案车辆而产生的损失，可另寻途径解决。综上所述，褚爱民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解除褚爱民、张玉玺之间达成的委托买卖涉案车辆的合同；二、褚爱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涉案车辆退还给张玉玺，由张玉玺自行领取；三、张玉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褚爱民购车款113，300元，并赔偿褚爱民运费损失2，500元；四、驳回褚爱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308元、保全费1，120元，由褚爱民负担28元，张玉玺负担2，4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当事人无争议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涉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上诉人应否返还被上诉人购车款等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基于上述规定，委托是产生一切委托事务的基础，如代理、行纪、居间等都是由于委托而产生，委托合同是一种基础合同。居间合同与委托合同的主要区别是，居间合同中，居间人都不是委托人的代理人，而只是居于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起介绍、协助作用的中间人，不参与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本案中，上诉人在涉案车辆交易过程中，仅起到提供车辆信息、联系沟通买卖双方的作用，其行为符合居间合同的特征，因此，本院认定涉案法律关系为居间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基于该种法律关系，因涉案车辆不能登记上牌的法律责任应由车辆出卖人承担。退一步讲，即使本案法律关系为一审法院认定的委托关系，上诉人未以自己名义与出卖人订立车辆买卖合同，涉案车辆买卖合同也不能直接约束上诉人，故退款退车的责任不能由上诉人承担，但上诉人作为居间人基于居间合同的民事责任不能免除。综上所述，上诉人张玉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2民初222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褚爱民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08元、保全费1，1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16元，共计5，044元，由被上诉人褚爱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李斐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