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22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某，男，1972年3月31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吉林证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吉林市神州出租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某，吉林万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石某，男，1969年3月19日出生，住吉林省吉林市。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吉林市神州出租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州公司）、原审第三人石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吉0291民初1018号之二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上诉人神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石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吉0291民初1018号之二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王某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神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王某、神州公司2016年12月9日签订的合同（第一次合同）成立但未生效错误。一审判决认为，第一次合同关于首付承包费及月承包费金额等主要内容的约定，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合同成立但未生效明显错误。1.既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就不存在合同的成立；2.第一份合同系出租汽车承包合同，即便如一审判决所言首付承包费及月承包费金额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其余篇幅和内容作何解释。而且合同的第四版块“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才是合同主要内容，仅仅2条的“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否定其余25条也令人难以理解，“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自有撤销和重大误解等渠道解决；3.神州公司作为一个专于出租车运营的商事主体，用一份不成立的合同到行业主管部门即吉林市出租车管理办公室备案，是不合逻辑的解读。《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一审判决既然认定合同成立，合同又不涉及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约束，成立时即生效，2016年12月9日双方签订的第一次合同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双方之间实际上存在三份合同，即初始的口头合同，后续的第一次合同、第二次合同。多份合同均属有效协议，如无特别约定，前后合同对同一内容有不同约定产生冲突时，基于意思表示最新最近原则，应以后一合同确定的内容为准。双方的口头约定没有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要求王某交纳的钱款都没有明确其包含的项目及具体数额，也从未向王某进行解释说明，王某从未与神州公司就首付承包费达成过口头协议。在第一份合同中约定首付承包款为3万元，第二份合同未约定，三份合同的约定应以时间在后者为准。况且，在第一份合同中的首部明确表示双方受吉市出管办字（2014）23号文件、吉市交运发（2014）85号文件的约束，第二份合同补充协议中有符合行业规定的相关内容，而吉市出管办字（2014）23号文件、吉市交运发（2014）85号文件中有首付承包金3万元的规定，尽管其并非法律和行政法规，但地区行业规定对相关主体没有任何约束力不符公共利益原则，更不符双方约定，否定了民事行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将唯一内容明确且经监管部门备案的合同认定为未生效，其逻辑不通，于法无据，其目的更易让人产生怀疑。三、无论第一次合同亦或第二次合同，在约定解除权的问题上是一致的，王某符合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1.医院的医嘱不会记载病人是否适合从事何种职业的内容，医院也无从判断，一审判决以此为由认定王某未完成举证责任是不恰当的。2.有驾驶能力与有从事出租车司机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出租车司机一车两人，每人日驾驶时间约10个小时，否则无法承担日140元的承包费用，而且需要风雨无阻。王某年龄偏大，因糖尿病多次住院，多年驾驶的职业病较重，如确实具备能力，从事大半辈子的职业，没必要也不至于不能继续坚持履行4年。3.《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对格式合同有明确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直到2018年王某才获取合同文本，内容也系神州公司拟定，对两份合同的第18条之“身体疾病”的解释宜宽松而非严格，否则会得出不死不残不卧病在床即不拥有合同解除权这种不符合一般社会公众认知的结论，因为即便是一些严重疾病比如部分癌症、冠心病等，也不影响一般驾驶，医嘱也不会出具不许驾驶的结论。4.一审法院判令驳回王某解除合同的请求，不仅是对王某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的无视，更是对公共安全的无视。王某身体状况已经切实地影响到其驾驶安全，一审中王某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如按一审法院判决，就是迫使王某在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继续从事涉及公共安全的危险行业，将可能造成严重事故。综上所述，王某系弱势群体，自身没有能力履约，自2019年年初因停缴日承包费，车辆无法转包他人减少损失，因合同无法解除每日要承担日承包费140元和一审判决认定的首付承包费的分摊损失，难以为继。望二审法院维护王某合法权益，从维护社会公平及公共安全角度出发，支持王某在一审中的诉请。神州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依法驳回王某的上诉请求。一、神州公司与王某2016年12月9日签订的合同（以下简称第一次合同）已成立但未生效。首先，第一次合同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故该合同已成立。其次，从订立合同的目的来看，第一次合同文本是由吉林市出租车管理办公室提供的，签订该合同不是为了实际履行承包出租车事宜,而是根据吉林市出租车管理办公室的要求用于备案。再次，神州公司与王某在签署第一次合同前，双方已经按照口头约定的合同内容，实际履行了×××车辆的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在日后的合同履行中，神州公司与王某也并非按照第一次合同所约定的首付承包费及月承包费金额等内容实际履行。实际履行是按照第二次2017年2月25日签署的合同（以下简称第二次合同）及口头约定的合同履行合同义务。可见第一次签署的合同的内容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合同仅成立但未生效，对合同双方没有约束力。二、神州公司与王某已实际履行口头约定的合同及2017年2月25日第二次签订的承包合同。神州公司与王某存在多年的合作关系,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了解出租车行业的缴费惯例及神州公司收取首付承包费用的标准。2016年10月24日，神州公司与王某口头约定相关承包车辆事宜，并交纳涉案车辆的首付承包费107,533元,安全保证金4万元。2017年2月25日，神州公司与王某再次签订第二次合同，该合同为口头合同的补充及完善。此后，王某已按第二次合同的约定，连续两年及时、足额的向神州公司缴纳了月承包费。该事实足以表明第二次合同为神州公司与王某实际履行的合同，且该合同充分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第二次合同成立并生效，对合同双方产生约束力。在实际履行及司法实践中，无论合同双方签署几份合同，都应该尊重事实，尊重双方签署合同的真实意思。三、神州公司与王某签订的两次承包合同均不具备合同解除的条件。合同解除以合同成立并生效为前提，第一次合同已成立但未生效，故不具备合同解除条件。第二次合同也不不具备合同解除条件。因在第二次合同中不存在不可抗力及神州公司不履行或延迟履行主要义务的情形，故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关于合同的约定解除。在第二次合同中第18条，双方约定“乙方（王某）因身体疾病等特殊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应提前一个月向甲方（神州公司）提出申请，经甲方同意后，乙方已缴纳的首付承包费按合同期限整月摊销，退回剩余部分和安全保证金，解除合同”。2019年1月初，王某以身患糖尿病不能继续履行承包合同为由，与神州公司口头协商解除双方签订的两次承包合同，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王某在2015年4月13日至4月20日已经因患有二型糖尿病住院治疗。此后，又于2016年10月24日与神州公司订立了头口合同并按约缴纳了首付承包金，可见王某患病并非与王某签订合同后出现的新情况。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患病率约为10.9%。在过去30年来，中国糖尿病患病率急剧增加，二型糖尿病尤为显著，约为糖尿病总人数的95%，但并没有相关研究或机构表明二型糖尿病不能从事与驾驶车辆有关的职业。王某客观上满足基本驾驶条件，其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王某驾驶机动车存在安全隐患，不排除其存在恶意解除。神州公司在一审中也多次强调，驾驶出租车并非是具有人身专属性的工作，出租车承包者可以雇佣他人驾驶该车辆。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保护合同双方平等利益，保障交易安全，不能因出现出租车行业竞争激烈就找各种理由要求解除合同。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某的上诉请求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石某二审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神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某向神州公司支付自2019年2月1日起拖欠的承包费29，960元（暂计至2019年9月2日）及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由王某承担。王某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神州公司与王某、石某签订的×××号出租车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2．判令神州公司返还首付承包费等共计147，533元；3．诉讼费由神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及证据，一审法院确认如下：1.王某与神州公司之间是多年的承包出租车的合作关系。神州公司于2016年1月4日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其经营范围是吉林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期限截至2024年4月15日。2.2016年10月24日，王某按照其与神州公司的口头约定，缴纳了涉案车辆（×××号）的首付承包费107,533元，安全保证金4万元，合计147,533元。2016年12月9日，根据《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期满重新许可实施意见》等文件规定的“出租车实行一车双班制”的要求，甲方神州公司分别与乙方王某、石某签订了两份承包合同（以下简称第一次合同），主要约定了涉案车辆的承包期限、首付承包费（3万元）、安全保证金及月承包费（前四年4200元）及乙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及附随义务等内容。该合同由吉林市出租汽车管理办公室备案。2017年2月25日，甲方神州公司再次与乙方王某、石某签订了两份承包合同（以下简称第二次合同），其中关于车辆承包期限及安全保证金的约定，与第一次合同的内容相同，但关于首付承包费（未明确载明金额）及月承包费（前四年4270元）的约定，与第一次合同不符。虽然神州公司签订的两次合同中均有“石某”署名，但均非石某本人书写，且石某既未缴纳任何费用，也未实际承包和驾驶涉案车辆。自2016年12月至2018年12月，王某已按第二次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了月承包费（除2018年12月缴纳4340元外，其他月份均缴纳4270元，上打租）。3．王某因患有二型糖尿病，先后于2015年4月13日至4月20日、2019年1月8日至1月18日，在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2019年1月初，王某以身患糖尿病、不能继续履行承包合同为由，与神州公司口头协商解除双方签订的两次承包合同，未果。自2019年2月起，王某虽占有使用涉案车辆，但拒绝缴纳月承包费。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一、双方当事人两次签订的四份承包合同的效力及两次合同之间的关系。经庭审调查可知，第一次签订的两份合同，虽然从内容上看，关于车辆首付承包费3万元、安全保证金4万元、月承包费4200元（前四年）等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形式上看，合同有神州公司与王某及石某的签字，亦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于各方当事人签字时合同已成立；但从订立合同的目的上看，签订第一次合同，不是为了当事人实际履行承包出租车事宜，而是根据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要求，用于备案；尤其是从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上看，一方面王某在签订涉案第一次合同前，自愿按照与神州公司口头协商议定的金额147,533元缴纳首付承包费等费用，与第一次合同约定的首付承包费金额不符；另一方面王某在签订第一次合同后，自愿缴纳月承包费4270元，亦与第一次合同约定金额（前四年4200元）不符。由此可见，第一次合同中关于首付承包费及月承包费金额等主要内容的约定，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亦未按此约定实际履行。因此，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第一次签订的两份合同已成立，但因其用于备案且未体现合同主体的真意表示而未生效，不是神州公司与王某实际履行的合同，对双方没有约束力。第二次签订的两份合同，从形式上看，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各方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字时，合同已成立；从内容上看，关于安全保证金4万元、月承包费（前四年4270元）等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从实际履行上看，虽然此次合同未明确载明首付承包费的金额、约定的月承包费的金额亦与第一次合同的约定不符，但王某与神州公司存在多年的合作关系，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王某应当知道出租车行业的缴费惯例及神州公司收取首付承包费的标准，而且王某已按双方口头约定自愿履行缴纳首付承包费、按第二次合同约定的月承包费金额连续两年进行了及时、足额的缴纳，以上履行行为足以表明，王某对第二次合同未载明的首付承包费的金额知情、对约定的月承包费的金额予以认可，且神州公司均已接受，石某既未行使合同约定的权利，亦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由此可见，第二次合同是神州公司与王某实际履行的合同，与石某无关。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神州公司与王某在签订第二次合同时，就合同价款及合同履行等主要内容达成了合意，即该合同充分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第二次签订的两份合同成立并生效，对神州公司和王某均有约束力。虽然王某认为两次合同中部分约定无效、签订的两次合同属于阴阳合同，但其陈述既不符合常理，亦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两次签订的四份合同应否解除。合同解除的前提条件是合同成立并生效。如前所述，本案中神州公司与王某、石某第一次签订的两份合同成立但未生效，对各方当事人不产生约束力，在此不再赘述，因此，第一次签订的两份合同无解除的必要。神州公司与王某、石某第二次签订的两份合同合法有效，前文已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虽然合同约定承包方是王某、石某，但各方当事人均承认实际享有承包权利、履行缴纳承包费义务的主体是王某，故第二次签订的两份合同在神州公司与王某之间有约束力，与石某无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法定解除，二是约定解除。1.法定解除。王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神州公司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延迟履行主要义务，因此，王某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不符合法定解除的规定。2.约定解除。虽然第二次合同中约定乙方（王某）因身体疾病等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可以提出解除合同的申请，但合同中未明确约定乙方患有的致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疾病名称、判断标准及依据，且双方当事人对此各执一词。王某提供了谈话录音、证人赵某的证言和两份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住院病案等证据加以证明，但神州公司质疑录音内容真实性及合法性并抗辩住院病案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经审查，谈话录音的内容及证人赵某的证言可以相互佐证证实，王某已于2019年1月初向神州公司提出了解除合同的申请，但未得到神州公司的答复；住院病案能够证明王某在承包涉案车辆之前和向神州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申请之后，因糖尿病进行了住院治疗，但出院诊断书等病案中没有医嘱记载王某不能从事与驾驶车辆有关的职业，因此，神州公司的辩解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王某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病情已达到不能保障安全驾驶、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程度，故王某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不符合合同的约定。综上所述，神州公司与王某签订的第二次合同不应解除。一审法院认为，神州公司与王某签订的第二次承包合同，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对神州公司和王某有约束力。因此，王某应当按照第二次合同的约定，履行及时、足额缴纳月承包费的义务。如前所述，涉案第一次合同因未生效而无需解除，第二次合同，因王某既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具备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亦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符合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故王某主张解除合同，依据不足，进而王某不享有基于解除合同而产生的首付承包费等费用返还请求权。一审判决：驳回王某的反诉请求。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01元，由王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某向本院提供了2020年10月其在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的住院病例，证明其再次因二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入院治疗，临床表现为下肢无力，视力模糊，出院后仍需要注射胰岛素，口服降糖药物，并随病情随时复诊。神州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糖尿病属于医保大病包销疾病，每年都需要入院检查，入院检查医保才能提供每年4000元的用药补贴，才能使用该补贴购买胰岛素，王某每次住院都在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恰恰能够证明王某住院是为了医保体检。因神州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神州公司二审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9日，神州公司分别与王某、石某签订两份承包合同，约定：首付承包费3万元，安全保证金4万元，王某、石某各承担首付承包费的50%，即1.5万元，安全保证金的50%，即2万元，合计3.5万元，于签订合同前一次性缴纳。月承包费标准，承包期前四年每年每月4200元，后四年每车每月3600元。2017年2月25日，双方对上述两份合同进行了变更，约定：安全保证金每人2万元。承包期前四年每车每日140元，后四年每车每日120元。对首付承包费在变更的承包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其他条款与2016年12月9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一致。在承包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王某实际交纳首付承包费107,533元，安全保证金4万元，共计147,533元。另查明：2020年10月10日，王某再次因糖尿病在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承包合同效力问题。2016年12月9日，神州公司分别与王某、石某签订的两份承包合同实际是根据吉林市出租汽车管理办公室的要求而签订，神州公司与王某对两份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应认定上述两份承包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但在上述承包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双方实际又通过2017年2月25日的承包合同对上述承包合同进行了变更，虽然2017年2月25日的承包合同对首付承包费没有约定，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王某交纳了107,533元的首付承包费，实际对2016年12月9日的承包合同所约定的承包费进行了变更。因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并非法律、法规规定的必须以备案为生效条件的合同，故其是否备案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双方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对部分合同内容进行变更，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实际变更后的合同履行各自合同约定义务。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2月9日的承包合同成立但未生效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承包合同能否解除问题。2017年2月25日，神州公司与王某、石某签订的承包合同第六项合同变更、解除与终止第18条明确约定，王某因身体疾病等特殊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应提前一个月向神州公司提出申请，经神州公司同意后，王某缴纳的首付承包费按合同期限整月摊销，退回剩余部分和安全保证金，解除合同。根据王某一审提供的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的住院病例，其于2015年4月13日就因二型糖尿病住院治疗，其在2017年2月25日与神州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时就已知晓自身身体健康情况，故是否患有糖尿病并非是双方约定的必须解除合同的条件。此外，王某一直主张因糖尿病病情加重导致无法履行合同，但在本案神州公司提起诉讼前，其并未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提前一个月向神州公司提出书面申请解除合同，亦或主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故其申请解除承包合同并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解除程序。另，根据王某二审提供的住院病例，其出院记录明确载明：“经系统治疗，患者多饮、多尿、乏力症状不明显，左下肢无力明显减轻，饮食控制可，运动量增加，二便正常。查体同前，复查尿常规正常。监测血糖尚可，复查各指标好转，临床好转，办理出院。”根据该出院记录，本院亦无法确认其所患糖尿病已达到不能正常驾驶机动车进行营运的程度，故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其反诉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51元，由上诉人王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利宏审判员  郭立坤审判员  李 昂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佩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