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民终15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仇庭海，男，1970年6月26日出生，汉族，河南省潢川县人，个体，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东，河南德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熊训伟，男，197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河南省商城县人，个体，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东，河南德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炎，男，198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个体，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建火，江西洪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仇庭海、熊训伟因与上诉人余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20）赣1103民初1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仇庭海、熊训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原告仇庭海、熊训伟其他诉请”的内容；2、依法增判余炎支付仇庭海、熊训伟违约金100万元；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仇庭海、熊训伟与余炎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与《山东兖矿集团赤峰敖仑花矿项目工程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并非主从合同关系，《解除合同协议》及其中的违约条款均不会因《承包合同》的无效而无效。二、违约：违约方愿意赔偿守约方100万元整。从《解除合同协议》的内容来看，该份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就《承包合同》的解除事宜重新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一方面确认了余炎尚欠仇庭海、熊训伟工程款70万元，并就尚欠工程款约定了分期付款的方式，另一方面违约责任条款是针对余炎履行分期支付工程款行为的约束和限制，与《承包合同》的效力无直接关联性。《解除合同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合同。余炎针对仇庭海、熊训伟的上诉请求辩称并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改判驳回仇庭海、熊训伟的诉讼请求；2、改判仇庭海、熊训伟赔偿余炎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并自2016年7月开始以50万元为基数按年收益6%计付资金占用费；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仇庭海、熊训伟担。事实与理由：第一，原审判决对于解除合同的效力已经明确了，合同无效，该合同中的违约条款也当然无效，因此仇庭海、熊训伟主张的违约金是不应当予以支持的。第二，违约金的发生应当以实际损失为主，但是本案中仇庭海、熊训伟没有产生实际损失，违约金不应当得到支持。第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举证责任分配适用法律不当。仇庭海、熊训伟与余炎于2016年4月23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因仇庭海、熊训伟不按约定履行，无施工能力，严重影响工期，应业主要求对其清退，仇庭海、熊训伟则以暴力阻工、闹事胁迫余炎，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余炎不得已才签署《解除合同协议》。协议签订当日，余炎支付了仇庭海、熊训伟30万元，但尚有7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仇庭海、熊训伟据不认可。按照《解除合同协议》仇庭海、熊训伟应在签署本协议的当日下午6点前全部撤出矿区。但意想不到的是，仇庭海、熊训伟收到余炎给付的30万元后，为获取更大的非法利益，同日即指使工作人员闹事，再次向余炎提出不正当的要求，造成被迫停工2天，后业主出面协调才罢休。按余炎与发包方签署的合同，每停工1小时业主有权处罚9万元，业主可根据合同约定追究余炎数百万元的违约损失，后经协调，因仇庭海、熊训伟阻工闹事，业主对余炎处罚了50万元。该事实余炎在一审提交了业主方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汇款转账凭证为据。仇庭海、熊训伟对余炎的主张要予以反驳，应由其承担举证义务。在仇庭海、熊训伟举证不能时，一审法院未基于余炎的申请，主动向出具证明一方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征询，仅以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未进行回复为由否认该证明的证据效力，有违法定程序，对证据的采信及举证责任的分配也适用不当，直接损害了余炎的合法权益。案涉承包合同虽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不影响双方的结算条款，也不影响仇庭海、熊训伟对余炎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进行赔偿，故余炎要求仇庭海、熊训伟进行赔偿并在金钱给付内容中予以抵销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仇庭海、熊训伟针对余炎的上诉请求辩称，一、余炎当庭提出反诉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交纳反诉费，其反诉请求一审法院并未受理，二审法院应当驳回其上诉。二、余炎所述事实与实际不符。首先，截至协议签订后，仇庭海、熊训伟共计收到余炎支付的23万元，剩余47万元至今未付。其次，余炎诉称的50万元的罚款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余炎提交的2016年7月5日中国银行的汇款凭证可知，该份证据中显示付款人余炎，收款人李云峰，与本案并无关联性。该份转款凭证明确附言：汇款50万元系工程款而非罚款。余炎出具虚假证明并借用双方之间的转款凭证移花接木，虚假证明其非法主张，对其证明效力应当不予采信。最后，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6月5日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核实，其证明效力应当不予采信。仇庭海、熊训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余炎支付原告仇庭海、熊训伟补偿款70万元；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余炎支付违约金1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余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余炎挂靠山东兖矿集团，并以山东兖矿集团名义与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承包了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山皮剥离工程项目。2016年4月23日，原告仇庭海、熊训伟又和被告余炎签订了《承包合同》，双方约定由被告余炎将“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露天采场剥离工程”分包给原告仇庭海、熊训伟，双方约定“分包范围为：矿山露天工程：土方、矿、岩挖装运及排弃等工程”、“合同期限：自2016年4月28日至2019年4月27日”。签订《承包合同》后，两原告便组织人员进场施工。之后，被告余炎认为原告施工班组不能达到工程要求，影响整体工期，故要求原告在该工程中清退。经原、被告多次磋商，2016年6月24日，双方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该《解除合同协议》约定：一、被告余炎（甲方）一次性补偿俩原告仇庭海、熊训伟（乙方）柒拾万元整（含所有乙方工程款）。1、甲方于2016年6月24日支付乙方人民币叁拾万元整，余款肆拾万元于2016年7月1日前支付给乙方。2、乙方同意将所有人工及设备于2016年6月24日下午6点前全部撤出矿区。二、违约：违约方愿意赔偿守约方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另查明，原告仇庭海、熊训伟与被告余炎均无矿区开采、剥离等涉案工程的相关资质，也未设立相关施工企业。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余炎个人挂靠山东兖矿集团，并以山东兖矿集团名义与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承包了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山皮剥离工程项目后，在明知原告仇庭海、熊训伟无案涉工程的施工资质，仍与两原告签订《承包合同》，将案涉的部分工程（非劳务工程）再分包给两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之规定，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且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原、被告双方的合同关系不再存在。故原、被告于2016年6月24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因原合同无效，双方在《解除合同协议》中约定的违约条款也应归于无效。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诉请不予支持。但鉴于建设工程的特殊性，虽然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但原告仇庭海、熊训伟已按照约定组织人员确进行了进场施工，两原告作为施工方的施工劳动和建筑材料等已经物化在案涉工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该《协议》第一条内容实际上是原、被告对两原告已施工并物化了的工程价款的结算。故两原告要求被告余炎支付工程价款（补偿款）的诉请，予以支持。至于工程价款（补偿款）的数额，被告余炎答辩称在2016年6月24日双方签订《解除合同协议》的当天，已按约支付了30万元。从其提交的落款时间是2016年6月24日的《收条》，可知被告余炎支付的金额是15万元，该《收条》两原告也予以认可，两原告还承认被告余炎于次日通过“余典宝”又支付了8万元，两笔款项共计23万元。被告余炎未提交其它证据予以佐证其共支付了30万元。至于被告余炎提交的“福兴东方精品酒店”便笺上“何建国收到余炎20万元”，证明被告余炎已支付给原告（何建国系见证人，也是原告施工队安全负责人何建琪的亲戚）20万元。因该便笺没有落款时间，其内容、书写形式均更符合合同磋商过程中的双方达成的初步意向，对于是否实际交付了20万元，被告余炎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被告余炎已支付20万元的答辩不予采信。至于被告余炎答辩认为因两原告在2016年6月24日双方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后，仍组织人员阻工，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并致业主方对其进行罚款50万元。并提交了加盖有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的《证明》一份，但未有该公司法人代表或制作该份《证明》人员签名或盖章，也无《证明》所列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一审法院为了进一步核实该份《证明》的来源、所证对象的真伪，特制作《征询函》发往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并要求被告余炎提供该公司联系人的电话，以方便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收到该《征询函》，但被告余炎一直未予告知，致该《征询函》因不能无法邮寄到，一审法院也无法核实该份《证明》的真伪，故对被告余炎提交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定被告余炎已支付的工程价款（补偿款）为23万元，剩余未支付的工程价款（补偿款）为47万元，故一审法院支持原告仇庭海、熊训伟要求被告支付剩余工程价款（补偿款）47万元；对原告要求被告余炎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第五十六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余炎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仇庭海、熊训伟支付补偿款47万元。二、驳回原告仇庭海、熊训伟其它诉请。案件受理费20,100元，减半收取10,050元，由被告余炎负担5,400元，原告仇庭海、熊训伟自负4,650元。二审期间，仇庭海、熊训伟提交一审开庭后余炎父亲与仇庭海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余炎提交的《证明》系其本人或指定他人书写，而非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当庭出示手机中的原始微信记录）余炎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确定是否是余炎父亲本人，也不能达到仇庭海的证明目的。余炎未提交新的证据。结合余炎的质证意见，对仇庭海、熊训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因无法核实微信聊天相对方的真实身份，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涉《解除合同协议》系仇庭海、熊训伟与余炎就《承包合同》的解除事宜而达成的意思表示。因仇庭海、熊训伟与余炎签订的《承包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双方在《解除合同协议》中约定的违约条款也应归于无效。故仇庭海、熊训伟提出余炎应按《解除合同协议》的约定向其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余炎提出其在签订《解除合同协议》的当天，已按约支付了30万元。从其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24日的《收条》看，余炎支付的金额是15万元，而非30万元。因仇庭海、熊训伟认可除《收条》上的15万元外，还收到余炎于次日通过“余典宝”支付的8万元，两笔款项共计23万元。故余炎提出其在签订协议的当日即按约支付了30万元的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余炎提交的“福兴东方精品酒店”便笺上“何建国收到余炎20万元”，证明余炎已支付仇庭海、熊训伟20万元。因该便笺没有落款时间，其内容、书写形式更符合合同磋商过程中的双方达成的初步意向，且仇庭海、熊训伟否认收到上述款项，对于是否实际交付了20万元，余炎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余炎已支付20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至于余炎提出因仇庭海、熊训伟在签订《解除合同协议》后，仍组织人员阻工，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并致业主方对其进行罚款50万元，并提交了加盖有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的《证明》以及汇款转账凭证予以证明。经查，余炎提交的2016年7月5日中国银行的汇款凭证显示付款人余炎，收款人李云峰，且转款凭证明确附言汇款50万元系工程款而非罚款，无法证明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性。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材料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案涉盖有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的《证明》未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制作该份《证明》人员签名或盖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一审法院为核实该份《证明》的来源、所证对象的真伪，主动向出具证明一方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征询，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最后在无法核实该份《证明》真伪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余炎提交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故余炎要求仇庭海、熊训伟对其50万元损失进行赔偿并在金钱给付内容中予以抵销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仇庭海、熊训伟与余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600元，由上诉人仇庭海、熊训伟负担13,800元，上诉人余炎负担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锐审判员 徐迎风审判员 余林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