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72民初1067号 原告：宁波顶盛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莼湖街道桐照。 法定代表人：张秦久，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宏凯，浙江海昌（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腾飞，辽宁斐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环城南路****（**到**）。 负责人：顾朋国，该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方辉，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浩。 原告宁波顶盛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盛公司）与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顶盛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宏凯、谢腾飞，被告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委托代理人方辉、刘浩到庭参加诉讼。庭后双方均申请和解，但未能达成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顶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向顶盛公司支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赔款人民币600000元及利息3797元（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5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时止）；2.判令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顶盛公司所属“顶盛12”轮于2020年4月30日2014航次由河北京唐港开往辽宁丹东港。2020年5月8日，“顶盛12”轮大副虞洪因下雨甲板湿滑滑倒在地，经水手搀扶至房间休息，于当日中午11时许被发现已无生命体征，船方随即报警送医，虞洪经抢救无效于2020年5月8日死亡。顶盛公司为虞洪向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单号：P330000190020063）保险金额为人民币600000元，虞洪因甲板湿滑意外摔倒，在船上己意外死亡，符合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责任。顶盛公司已向死者家属赔付相关费用，并获得家属的权益转让书，死者家属同意将由顶盛公司为死者投保并与死者有关的保险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转让给顶盛公司，全权接收保险公司赔款。因此，顶盛公司有权代位向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追偿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金人民币600000元。 被告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口头辩称，顶盛公司主体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顶盛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不能成为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故汤丽群的转让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顶盛公司不能证明汤丽群的转让行为已经获得所有第一顺位继承人同意；被保险人虞洪死亡事故不属于承保范围，涉案保险仅承保意外伤害导致的保险事故且该证明责任由原告方承担；死亡原因为猝死，属于除外责任；根据保险法中的补偿原则，保险作用应该是分担风险，弥补损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不能因保险获益，顶盛公司对外赔偿110万元，顶盛公司通过各种保险索赔总额不应超过110万元；涉案保险系共同保险，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承保比例50%。 原告顶盛公司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意人身伤害保险保险单（保单号：P330000190020063）、人员名单及保险条款，用以证明顶盛公司向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为18名船员（包含虞洪）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险约定保险金为每人600000元且虞洪符合意外身故的保险赔偿标准。 证据2.“顶盛12”轮船员叙述事情经过的文件； 证据3.丹东市公安局港航分局警情说明； 证据4.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证据2-4共同用以证明虞洪死亡的事实经过，死亡原因可能是心源性猝死。 证据5.海船船员适任证书、海船船员健康证明、海船船员培训合格证书、内河航线行驶资格证明，用以证明虞洪事发前身体健康，无过往疾病史。 证据6.权益转让书，用以证明虞洪家属同意将保险索赔权转让给顶盛公司。 证据7.人民调解协议书及银行转账记录，用以证明顶盛公司与虞洪家属达成和解协议，向其支付了110万元赔偿金。 证据8.虞洪与汤丽群结婚证、身份证、户口本、户口注销证明。用以证明两人夫妻关系及汤丽群有权将保险索赔权益转让给顶盛公司。 证据9.120急救中心及急诊内科收据、发票明细，用以证明120急救中心对死者进行了小抢救，在急诊内科医生没有对死者进行抢救，死者在120急救车上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证据10.金塘镇仙居村村民委员会证明，用以证明虞洪父母已去世和补强证据8。 证据11.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出具的清单，用以证明顶盛公司已提交相关证据原件给该公司用于办理保险理赔。 被告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单，用以证明投保情况； 证据二.航运雇佣责任保险保险单，用以证明顶盛公司已就事故获得雇主责任保险理赔； 证据三.殡仪服务合同，用以证明被保险人死亡原因为猝死。 经庭审质证，对顶盛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对第一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涉案事故不属于承保风险；证据2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警情说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以及120急救中心说明、发票明细，需要原件才能核实；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定，健康体检项目简单，距离事发近一年半，不能证明顶盛公司的证明目的；被保险人虞洪父母是否尚在对转让协议存在影响。对于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顶盛公司对证据一、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没有依据保险法履行免责条款告知义务，雇主责任保险与意外伤害保险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前者理赔不影响后者理赔，证据三需要庭后核实真实性，即便属实也不能实现证明目的，殡仪馆不是专业的医疗机构。本院经审查认为，就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对真实性有异议的证据，办理雇主责任保险理赔的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已出具清单证明正本在该公司处，复印件加盖有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理赔专用章，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亦主张顶盛公司已获得雇主责任保险理赔，故对顶盛公司所有证据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2事故经过，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且相关调查缺乏证据证实，故对其中与证据3警情说明、证据4死亡证书以及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陈述，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他部分陈述不予采信。对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的证据三的真实性，顶盛公司庭后未提交核实反馈意见，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顶盛公司为“顶盛12”轮18名船员向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单号：P330000190020063），保额为每人60万元，保险期间为2020年2月25日至2021年2月24日，保单系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与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舟山市营销服务部各按50%共保，保险公司名称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中心支公司本级业务部，保单加盖有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单专用章，虞洪在保单所附人员清单当中。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4版）1.2.2记载，若某一被保险人因非保险事故身故的，则自其身故之日起该被保险人的被保资格丧失。2.1保险责任记载“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释义见6.3），并因该意外伤害导致事故、残疾的……。”2.1.1身故保险责任第一款记载“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2.2.1条第（8）项以加粗字体记载被保险人因疾病，包括但不限于高原反应、中暑、猝死（释义见6.4）导致身故、残疾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6.3意外伤害是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受到的伤害。6.4猝死是指外表看似健康的人由于潜在的疾病或者功能障碍所引起的突然的出乎意料的死亡。2020年5月8日11时许，丹东市公安局港航分局接警调查在丹东港7号泊位靠泊的“顶盛12”轮大副虞洪死亡一事，该局组织各方对遗体开展相关处置工作。2020年5月9日，东港市中心医院出具死亡证明，记载死亡日期2020年5月8日，死亡地点为“顶盛12”轮船舱休息室，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可能性大）。同月，虞洪妻子汤丽群与东港市殡仪馆签订殡仪服务合同，记载死亡原因猝死。同月18日，顶盛公司与虞洪妻子汤丽群、虞洪子女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记载经丹东市公安局法医初步鉴定虞洪符合猝死，死者家属对死亡原因没有异议，顶盛公司一次性赔偿虞洪家属110万元。同日，汤丽群向顶盛公司出具权益转让书，将顶盛公司投保的与虞洪有关的向保险公司索赔权利转让给顶盛公司。顶盛公司于2020年5月10日、28日分两笔将赔偿款110万元转入汤丽群的银行账户。 另查明，2020年2月，顶盛公司为“顶盛12”轮18名船员伤亡、医疗费赔偿向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雇主责任保险，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编号P33020012542020000054的航运雇佣责任保险保险单，顶盛公司已就虞洪死亡从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得80万元理赔款。 还查明，汤丽群系虞洪妻子，夫妻二人育有子女两人（尚未成年），虞洪的户口于2020年5月12日注销。虞洪生前持有海船船员适任证书、海员船员健康证明、海船船员培训合格证书、内河航行行使资格证明。 本院认为，顶盛公司为包括大副虞洪在内的“顶盛12”轮船员向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双方间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且生效。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辩称系与他人共保，但保险单记载的保险公司和保单盖章均为被告方，故顶盛公司有权相信保险人仅为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顶盛公司是否有权从汤丽群处受让保险金请求权，如果可以受让，则虞洪死亡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意外伤害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理赔能否并存。 虞洪作为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身故，因案涉保险合同未指定受益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保险金应作为遗产由虞洪的法定继承人继承。顶盛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虞洪父母已去世、子女尚未成年，故认定汤丽群依法有权代表虞洪法定继承人从顶盛公司处获得赔偿。争议在于，涉案权益转让书所载保险索赔权利转让对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的效力。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认为，顶盛公司通过受让保险金请求权取代案外人汤丽群成为保险合同受益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受让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顶盛公司认为，其索赔并非基于受益人身份，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受让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的保险金请求权转让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调整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未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下的保险金请求权认定为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故转让行为有效。 本院认为，本案中顶盛公司与汤丽群签订的权益转让书依法不能产生保险金请求人转移的法律后果，顶盛公司不得据此对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主张保险金请求权，理由如下： 第一，雇主从雇员家属处受让保险金请求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立法精神，原则上应该对此进行严格限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就劳动关系下的投保与受益人指定，该规定作出了特别规定，应当优先于其他一般规定进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涉案保单未指定顶盛公司为受益人，汤丽群与顶盛公司签订权益转让书发生在被保险人死亡之后，故顶盛公司主张涉案权益转让与投保时指定受益人并非同一行为有理。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立法精神来看，指定用人单位、雇主作为受益人将减轻雇主就雇员在工作中受伤意外伤害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降低用人单位、雇主的安全管理注意义务。因此，用人单位、雇主为雇员投保人身保险，其受益人范围限定在被保险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如允许被保险人的近亲属在获得用人单位、雇主赔偿后随意将意外伤害引起的索赔权转让给用人单位、雇主，则会引起减轻用人单位、雇主赔偿责任和安全管理注意义务的后果，这与第三十九条立法精神相悖，应当予以严格限定。 第二，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金请求权转让行为应当符合公平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就公平原则作出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险合同具有射幸属性，意外伤亡的发生有一定概率可循，而具体到特定时空下被保险人的死亡具有较强偶然性，死亡是否属于保险事故则要查明死因并通过对保险条款的解释进行。本案被保险人死亡原因仅有医疗机构的事后推断，保险责任是否成立存在较大争议，在此情形下，如果不对被保险人近亲属转让保险金请求权进行限制，则会鼓励雇主基于经济、知识优势以较低对价取得保险金请求权，这不利于保护雇员近亲属合法权益。本案中顶盛公司通过人民调解赔偿雇员近亲属110万元，在不考虑意外伤害保险的情况下，仅死亡赔偿金一项即超过120万元（按2019年度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182元计算20年），故雇员近亲属并未因转让保险金请求权而获得明显补偿。作为理性、负责任的雇主，可以在依法作出赔偿或合理补偿后支持雇员家属向承保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人索赔，而不应以支付赔偿金或补偿款为条件要求雇员家属转让保险金请求权。 第三，债权人代位权的法律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鼓励债权人代替债务人向次债务人积极行使权利，为此，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债务人专属债权进行限缩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上述规定均适用于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情形。本案被保险人虞洪死亡后，顶盛公司作为雇主自愿支付调解款，雇员家属并非顶盛公司的债务人。相反，顶盛公司作为雇主理应依法或依约赔偿，并积极配合和帮助有经济困难、诉讼知识相对不足的雇员家属进行保险索赔，而非取代其法律地位并获得索赔利益。 综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可以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但是雇员近家属的保险金请求权源于被保险人死亡后的法定继承，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为体现生命无价理念和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对雇主从雇员近亲属处受让保险金请求权应当依法严格限制。根据上述分析，本院认为顶盛公司无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受让保险金请求权。基于顶盛公司无权受让保险金请求权，对双方争议的虞洪猝死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或除外责任、涉案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的关系，均不作分析。 据此，原告顶盛公司诉请被告浙商财险舟山支公司支付保险金，依据不足，应当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顶盛船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计4900元，由原告宁波顶盛船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孝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陈 燕 附页：判决引用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三十九条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 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十三条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