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3民终7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红牛维他命饮料（泰国）有限公司【英文名：RedBullVitaminDrink(Thailand)Co.,LTD.】。住所地：泰国曼谷市邦蓬区,EkachaiRoad,BangbonSub-district,BangbonDistrict,BangkokMetropolis,Thailand)。代表人：帕瓦娜·拉撒拉（英文名：PavanaLangthara），董事。代表人：许馨雄（英文名：SaravootYoovidhya）,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久光，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云健，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严彬（英文名：CHANCHAIRUAYRUNGRUANG），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奇敏，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红牛维他命饮料（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红牛公司）与被上诉人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牛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6民初590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泰红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久光、侯云健，被上诉人红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奇敏、刘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泰红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责令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背景事实。红牛公司是一家注册地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东四名，分别是泰红牛公司、英特生物制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特生物）、环球市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公司）和北京市怀柔区乡镇企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怀柔乡企）。根据红牛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成员7名，其中持股88%的泰红牛公司有权委派4名董事，其余三股东各委派1名，公司董事长由泰红牛公司委派。除此之外，对于董事委派，红牛公司章程并未设定额外条件。2016年9月20日，泰红牛公司指定SaravootYoovidhya（许馨雄）作为泰红牛公司登记于中国政府部门的法定代表人（实为授权代表人）并记载于红牛公司的合资合同与章程及其修订中，并就此向相关的中国政府部门（包括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与北京市工商局）报备。同时，泰红牛公司决议免去严彬、张立刚、费晓暄及严丹骅的红牛公司董事职务，并免去严彬红牛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委派蔡业生、许雅洁、许明、卓俐芬担任红牛公司的董事职务，并委派蔡业生为红牛公司的董事长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日，泰红牛公司以邮件的方式向红牛公司发出《委派及罢免书》及泰红牛公司董事会决议，通知了泰红牛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及红牛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罢免及委派事项，要求红牛公司履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义务，并于2016年9月21日通过EMS向红牛公司寄送了《委派及罢免书》及泰红牛公司董事会决议原件，但红牛公司至今没有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在此情况下，泰红牛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向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怀柔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诉请红牛公司办理上述变更登记。怀柔法院同日立案。此后，红牛公司为拖延诉讼程序，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在怀柔法院驳回其管辖权异议后上诉。在穷尽管辖权异议程序拖延本案诉讼的同时，红牛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彬通过其他关联公司恶意另起他诉，试图阻挠本案程序进展，于2017年3月利用同在其控制下的泰国华彬国际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泰华彬集团）提起针对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讼案件，请求法院确认泰红牛公司持有的红牛公司66.5%的股权系代泰华彬集团持股，后在2018年9月27日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确认泰红牛公司持有的全部88%红牛公司的股权均系代其持股，并在本案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后，以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等为由申请中止本案审理。在红牛公司的种种拖延手段下，本案在立案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在2019年10月中旬，怀柔法院紧急通知本案于10月31日开庭审理，且在开庭后第七日即作出一审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的起诉。泰红牛公司认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超越人民法院个案审判的权限，且涉嫌滥用职权、枉法裁判，已经严重损害泰红牛公司的程序及实体等合法权益。二、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1.一审裁定以案外人提起的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为由，裁定驳回在先提起的本案，缺乏法律依据，法律适用严重错误。怀柔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的起诉。然而，本案并不存在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应当驳回起诉的情形。首先，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无任何关于“根据在后提起的关联纠纷可以裁定驳回在先提起的案件起诉”的规定。泰红牛公司早在2016年10月即提起本案诉讼，而一审裁定中提及的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于2017年方才提起。一审裁定以在后提起的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为由，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在先提起的诉讼，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其次，本案起诉及后续程序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也不存在任何起诉后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形。（1）泰红牛公司作为红牛公司股东和委派行为的做出人，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其在红牛公司拒绝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时有权提起诉讼；（2）本案有明确的被告即红牛公司；（3）泰红牛公司提起本案有具体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4）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及怀柔法院均审理确定怀柔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因此，本案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怀柔法院适用上述规定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起诉，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次，以“本案不宜作出认定”为由驳回起诉，也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驳回起诉的情形。综上，怀柔法院所认定的情形根本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的任何一种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形；一审裁定中也没有引用任何足以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起诉的实体性依据或条款，仅仅引用了适用裁定的形式性条款，这恰恰说明怀柔法院自己都承认无论在《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中都找不到任何支持、佐证自己非法行为的法律依据。2.对于本案类似情形的处理方式，在《民事诉讼法》中已有明确规定，怀柔法院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起诉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即便怀柔法院认为本案需要以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审理结果为依据，也应当适用前述规定，裁定中止本案审理，待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审结后，再恢复本案诉讼，而不应当直接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的起诉，剥夺泰红牛公司的合法利益在本案中获得保护的权利，该行为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3.一审裁定认定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对本案的审理结果造成影响、认定泰红牛公司变更其授权代表人的登记需要以红牛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为前提，该等认定严重错误。（1）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关系，怀柔法院认为其对本案的审理结果造成影响是错误的。红牛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董事会成员共七名，其中甲方委派1名，乙方（泰红牛公司）委派4名，丙方委派1名，丁方委派1名。”该章程对红牛公司及合资各方有效并有约束力。泰红牛公司委派红牛公司董事的行为系根据红牛公司的章程所赋予的权限做出的；红牛公司章程从未对泰红牛公司的董事委派权限做出其他限制，泰红牛公司的委派行为一经做出即已生效。泰红牛公司是红牛公司的创始大股东，持有红牛公司88%股权，工商登记的持股情况与实际情况一致。泰红牛公司作为红牛公司章程记载并经工商登记在册的合法股东，做出委派行为是在2016年9月，彼时尚无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退一步讲，且不论泰华彬集团提起的莫须有的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在实体上毫无证据、纯粹恶意诉讼，即便假设法院最终认定泰红牛公司所持有的红牛公司股权系代持，也应由届时认定的实际股东与其他股东协商修改红牛公司章程，再依据届时有效章程授予其的董事委派权限另行委派董事，而不能否认泰红牛公司依据有效的公司章程已经做出的董事委派或罢免行为的效力。否则，一旦有人挑战某个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就必须立即停止行使法律及章程赋予的股东权利，这将使公司的运营处于极度不稳定甚至瘫痪的状态，这显然既不符合立法和司法本意，也是极不现实的。因此，本案所涉的泰红牛公司的在先委派行为的效力与在后提起的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没有法律上的关系；无论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最终的结果如何，本案争议的泰红牛公司所作出的委派行为均是有效的。（2）泰红牛公司是合法股东，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明显是泰华彬集团恶意提起的虚假诉讼。首先，在20多年的红牛公司的合营过程中，从未有任何人质疑过泰红牛公司作为红牛公司大股东的股东身份。泰华彬集团在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中，亦未举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其是红牛公司的股东。其次，泰华彬集团提起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的时间（2017年3月24日）刚好是本案的管辖权异议进入二审、即将做出裁定之时，且其起诉时仅主张泰红牛公司持有的红牛公司66.5%股权为代持；而在红牛公司营业执照上记载的经营期限到期日（2018年9月29日）即将到来时，突然于2018年9月27日变更诉讼请求，在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恶意挑战泰红牛公司持有红牛公司全部的88%股权。从上述事实并结合泰华彬集团在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中的举证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泰华彬集团提起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以及变更诉讼请求的目的仅是用以拖延本案程序以及阻碍红牛公司依法进行强制清算。此外，红牛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一份所谓的“代持协议”，称是泰华彬集团在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中提交的。该“代持协议”在形式上漏洞百出，也没有原件，根本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红牛公司作为本案举证方对所谓“代持协议”的背景等基本情况含糊其辞。最为奇怪的是，据了解，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于2019年5月15日针对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组织的谈话中，泰华彬集团曾当庭表示不存在书面的代持协议，而后竟然在超过该案举证期后炮制出这样一份虚假协议。这种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说法更是证明了所谓的“代持协议”根本就是泰华彬集团炮制出来的。（3）泰红牛公司请求变更登记的授权代表人不以红牛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或不变更为前提，怀柔法院对此认定错误。针对泰红牛公司请求变更其登记的授权代表人这一诉讼请求，怀柔法院在一审裁定中认为，泰红牛公司授权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属于不能单独提起的备案登记，需要和其他登记事项一并由红牛公司提起；该变更登记需要以红牛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或不变更为前提。在做出此项认定的基础上，一审裁定进一步认为由于泰红牛公司是否具有红牛公司股东资格在他案诉讼中，怀柔法院不宜处理。泰红牛公司变更其授权代表人的登记与红牛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联系，完全属于泰红牛公司自行决策事项。现泰红牛公司的授权代表人登记与泰红牛公司的真实意思相悖，且登记的授权代表人已经做出了严重损害泰红牛公司合法利益的多种行为。在此种情况下，怀柔法院却以工商登记的一般流程为由，认定泰红牛公司变更其授权代表人的登记需要以红牛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为前提，还需要由红牛公司提起，明显偏离了司法裁判在民事诉讼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存在严重错误。实践中，请求变更工商登记争议案件均是由于应当办理的主体不作为，无法满足一般的工商登记流程条件，相关权利人才寻求法律和法院的保护。本案正是因为红牛公司不履行其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泰红牛公司无法通过一般的工商登记办理流程保护其合法利益而引起的。而怀柔法院却又以工商登记的一般流程为由，认定泰红牛公司变更其授权代表人的登记需要以其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为前提，进而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起诉，这是完全错误的，怀柔法院完全可以直接判决授权代表人的变更。4.一审裁定严重损害泰红牛公司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自泰红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开始，红牛公司从未积极应诉，而是伙同由同一实际控制人严彬控制下的泰华彬集团等主体，恶意制造各种诉讼障碍，企图拖延本案的正常审理，具体表现包括：首先，红牛公司恶意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并在申请被驳回后提起上诉，其次，严彬在泰国针对泰红牛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提起撤销之诉，以此向怀柔法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再次，严彬控制泰华彬集团，恶意提起了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并以此作为申请本案中止的另一个理由。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如此，红牛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本案中提出的也仅是中止审理，从未有任何一方提出过本案应当驳回起诉。而怀柔法院居然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一方提出相关申请的情况下，违法裁定驳回本案起诉。同时，本案在严彬一方的恶意拖延之下，三年来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而在2019年10月31日开庭审理后，怀柔法院仅用了七天时间即裁定驳回起诉，且裁定明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5.怀柔法院超出个案审判及法律适用权限，随意创设驳回起诉的情形，架空民事诉讼法规定，不当以司法侵入立法领域，涉嫌滥用职权、枉法裁判，放任和鼓励恶意诉讼行为。怀柔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当严格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本案进行审理，恪守司法职责、遵守司法界限。然而，其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以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正在审理为由驳回泰红牛公司的起诉，其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个案审判以及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权限，等同于以司法侵入立法领域。6.在中国深入改善外商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一审裁定必产生恶劣的国际影响，动摇广大外商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红牛品牌是全球最早、最具知名度的功能性饮料品牌之一。相关品牌远销全球市场，稳居全球功能饮料行业领先地位，年销售额高达数百亿美元。上世纪九十年代，泰红牛公司怀着对中国市场发展的巨大信心，将红牛品牌从泰国带到中国，全力拓展中国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深耕，红牛在中国亦已成为中国消费者家喻户晓的明星品牌，更是外商在华投资的典型成功范例。因此，对于泰红牛公司在中国的权益保护情况，广大外国投资者乃至全球业界一直报以热切的关注和讨论。在当今中国越来越重视改善外商营商环境、加大外商投资保护力度的大背景下，泰红牛公司亦对中国的司法和法院系统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充满信心。然而，怀柔法院此次的枉法裁判，令泰红牛公司深感意外和失望。综上，泰红牛公司请求撤销一审裁定，责令怀柔法院依法审理本案。红牛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予维持。一、从程序上，泰红牛公司是否是持有红牛公司88%股权的实际股东正在另案审理过程中，故其是否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存在争议，不符合提起诉讼的条件。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是完全正确的。二、从实体上，泰红牛公司作出的董事会决议并非泰红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此所作出的《委派及罢免书》对红牛公司没有约束力。同时，该委派行为亦非泰红牛公司名下持有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委派主张不应获得支持。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一审法院的调查取证，已充分说明泰红牛公司有权签字人的工商变更登记需以红牛公司修改章程以及泰红牛公司有权委派董事、董事长为前提，而鉴于泰红牛公司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正在另案审理过程中，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四、自2016年以来，许氏家族控制泰红牛公司等主体，针对红牛公司及相关主体提起了数十起诉讼，意图破坏红牛公司的正常经营。具体地，许氏家族提起本案，目的在于利用委派新董事的方式控制并清算红牛公司。根据《九民会议纪要》情、理、法相互交融的裁判精神，在多个诉讼互相盘错、互为因果的情况下，为节约司法资源，一审法院作出驳回裁定，是合理、合法、合情的。泰红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红牛公司立即向北京市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红牛公司的董事变更备案事宜，内容包括免去严彬、张立刚、费晓暄及严丹骅的董事职务，委派YipSangChoi(蔡业生)、SuhtiratYoovidhya(许雅洁)、NuchareeYoovidhya（许明）及WanvimolChotipuech（卓俐芬）任董事职务，以及办理红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事宜，内容包括免去严彬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身份，委派YipSangChoi（蔡业生）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2.判令红牛公司立即向北京市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其股东泰国红牛的授权签字人的变更登记，即由严彬变更为SaravootYoovidhya（许馨雄）；3.判令红牛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红牛公司前身于1995年12月25日成立（以下简称深圳红牛），注册资本为400万美元，设立时工商登记记载的股权结构为深圳中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80万美元持股20%，中国食品工业总公司出资16万美元持股4%，泰红牛公司出资272万美元持股68%，泰国天丝出资32万美元持股8%。北京红牛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红牛）成立于1997年1月，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为泰红牛公司持股99%，怀柔乡企持股1%。1998年9月，北京红牛以其利润转增资本，注册资本由2800万元人民币增至7055万元人民币（折合850万美元），增资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1998年9月深圳红牛吸收合并北京红牛为红牛公司，合并前深圳红牛的注册资本为400万美元，其中泰红牛公司工商登记的出资额为272万美元；北京红牛的注册资本折合美元为850万，其中泰红牛公司工商登记的出资额为841.5万美元。合并后，红牛公司成为一家经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工商登记的公司营业期限自1998年9月30日起至2018年9月29日止，注册资本为5602万美元。红牛公司股东为四人，分别为怀柔乡企（占股1%）、泰红牛公司（占股88%）、泰华彬集团（占股8%），泰国天丝（占股3%）。2002年9月6日，泰华彬集团、泰国天丝、环球公司、英特生物分别签订《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二）》、《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三）》，泰华彬公司将其持有的红牛公司4%的股权转让给环球公司，将其持有的红牛公司4%的股权转让给英特生物；泰国天丝将其持有的红牛公司3%的股权转让给英特生物。至此，红牛公司股东分别为泰红牛公司（占股88%），环球公司（占股4%），英特生物（占股7%），怀柔乡企（占1%）。红牛公司1998年8月31日《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1998年章程）第四章董事会第二十条规定，董事会成员共七名，其中甲方（怀柔乡企）委派1名，乙方（泰红牛公司）委派4名，丙方（泰华彬集团）委派1名，丁方（泰国天丝）委派1名，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一人，均由乙方（泰红牛公司）委派，董事由遇特殊情况各方也可在任期内提前更换董事。2002年9月6日《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关于合同、章程的修改协议》中，将1998年章程第20条修改为，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怀柔乡企）委派1名，乙方（泰红牛公司）委派4名，丙方（环球公司）委派1名，丁方（英特生物）委派1名，董事长由乙方（泰红牛公司）委派，副董事长1人，由乙方（泰红牛公司）委派。董事任期四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围绕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围绕四个具体问题提交证据并发表意见，四个具体问题分别是：第一，泰红牛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与《委派及罢免书》的效力是否具有关联关系；第二，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审理是否对本案的审理结果造成影响；第三，泰红牛公司委派的新董事和董事长以及要求变更登记的主张是否是泰红牛公司名下持有（自行持有或代他人持有）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第四，泰红牛公司有权签字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是否受到其他变更登记事项的影响。该院结合争议性证据和当事人双方意见，查明以下事实：2016年9月20日上午9点25分，在泰国曼谷Bangbon区Bangbon分区Ekachai路288号召开“红牛维他命饮料（泰国）有限公司董事会”，出席会议的董事有帕瓦娜、许雅洁、许馨雄，严彬并未参会。董事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一是，免去严彬在红牛公司董事会中代表本公司的红牛公司董事、记录在相关的中国政府部门的泰红牛公司法定代表人、红牛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务，立即生效；二是，免去严丹骅、费晓暄、张立刚在红牛公司董事会中代表泰红牛公司的红牛公司董事职务，立即生效；三是，任命蔡业生为红牛公司董事会中代表泰红牛公司的红牛公司董事、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任命许雅洁、许明、卓俐芬为在红牛公司董事会中代表泰红牛公司的红牛公司董事，任命许馨雄为记录在相关中国政府部门的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均立即生效；四是，通过向红牛公司发送函件以及让许馨雄用电子邮件向红牛公司发送该函件副本的方式通知红牛公司，告知免去和任命情况，并要求红牛公司在收到函件后14天内向相关的中国政府部门登记备案，还要求红牛公司在该信函日期后14天内将全部与红牛公司业务有关的印章、证照和账薄等交给红牛公司的新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蔡业生；五是，如果红牛公司疏忽或者未能完成登记和在要求的期限内交出全部与红牛公司业务有关的印章、证照和账薄等，泰红牛公司应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包括提起诉讼。《2016年9月20日泰国董事会决议》后有帕瓦娜、许馨雄、许雅洁的签字并加盖了泰红牛公司的公章。2016年9月20日，泰红牛公司作出《委派及罢免书》，其上载明，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红牛公司章程以及泰红牛公司董事会决议，以下委派及罢免决定，第一，委派许馨雄作为记载于红牛公司的合资合同与公司章程及其修订中的泰红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删除严彬在上述文件中作为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记载，且就此向相关的中国政府部门（包括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登记备案；第二，罢免严彬、张立刚、费晓暄及严丹骅的红牛公司董事职务，并罢免严彬的红牛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的职务；第三，委派蔡业生、许雅洁、许明及卓俐芬担任红牛公司的董事，并委派蔡业生担任红牛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敦促红牛公司各相关部门和人员于本委派及罢免书之日起十四日内，首先，完成上述委派及罢免相关的全部中国政府部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许馨雄先生代替严彬先生登记/备案为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业生、许雅洁、许明及卓俐芬登记/备案为红牛公司的董事，将蔡业生登记/备案为红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次，将全部红牛公司公章、营业执照原件、《保健食品注册证书》原件、红牛公司财务账薄等公司档案、证照和印章移交给蔡业生。上述罢免及委派即日生效。该《委派及罢免书》上有身为泰红牛公司董事的帕瓦娜和许馨雄的共同签字，并加盖了泰红牛公司的公章。《委派及罢免书》经过公证认证，泰红牛公司于2016年9月21日将《委派及罢免书》复印件寄送给严彬，并于22日被签收。2016年9月29日，严彬在泰国曼谷南部民事法院提起对泰红牛公司、许馨雄、许洁雅、帕瓦娜撤销董事会会议决议纠纷案件，要求撤销泰红牛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董事会上作出的董事会决议。该案经泰国曼谷南区民事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16年9月20日的泰红牛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是合法的，没有任何理由撤销其决议，驳回了严彬的诉讼请求。后严彬提起上诉，2019年8月20日，上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认可一审判决结果。截止本案终结辩论程序前，泰国董事会决议诉讼的判决并未申请我国法院承认。泰华彬集团认为泰红牛公司在红牛公司持有的88%股权为替泰华彬集团所代持，并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诉讼，目前该诉讼正在审理过程中。红牛公司在本案中提举的证据1泰华彬集团起诉状及应诉通知书、证据2实际出资凭证、证据3《委托代持协议》、证据8章程修正案和合资合同、证据9委派董事的委派函，均来源于该案件在证据交换环节泰华彬集团出示的证据复印件。依据红牛公司提交的来源于工商档案中的证据9委派函和证据15免职书显示，在1998年1月至2015年9月1日之间，泰红牛公司派驻董事或免职董事或者由严彬单独签字，或者由严彬签字加盖泰红牛公司公章（公章存在不一致情形），并未存在针对股东派驻董事、董事长而需要股东单独召开董事会的惯例。另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备案）一次性告知单》载明情况，外商投资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的变更登记事项属于“不涉及登记事项的章程修改备案”内容，在变更该项备案登记内容时，必须和其他登记事项一起由外商投资企业提起，且需要外商投资企业提交修改后的章程或章程修正案（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等材料。该院经审查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第304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组织、或者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或者诉讼标的物在外国的民事案件，为涉外民事案件。”本案中泰红牛公司为外国企业，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依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营企业）是中国的法人，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保护。本案诉争的是变更红牛公司在工商登记中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等内容，属于红牛公司法人组织机构范畴，登记地为中国，因此应当适用中国法律。对于变更红牛公司工商档案中泰红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内容，应当适用登记地即我国工商管理的相关规定。本案审查涉及如下争议焦点：第一，泰红牛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与《委派及罢免书》的效力是否具有关联关系？第二，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审理是否对本案的审理结果造成影响？第三，泰红牛公司的请求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一、关于泰红牛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与《委派及罢免书》的效力是否具有关联关系问题根据红牛公司1998年章程第四章董事会第二十条的规定和2002年9月6日《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关于合同、章程的修改协议》的规定，红牛公司的董事和董事长的派驻均为股东委派，并未有需要召开董事会等的相应要求。另外在1998年1月至2015年9月1日之间，泰红牛公司派驻董事或者罢免董事时，并没有需要股东单独召开董事会的惯例。故该院认为，中国法律并未有要求对子公司或合资企业派驻董事需要母公司或者合资方召开董事会的要求，且红牛公司的公司章程中也并未存在相应规定。结合红牛公司之前公司治理惯例，该院认为泰红牛公司通过《委派及罢免书》委派、罢免在红牛公司的董事和董事长的行为是独立发生效力，不应当与泰国董事会决议的效力存有直接相关性。二、关于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审理是否对本案的审理结果造成影响泰红牛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正在审理过程中，该案的审理涉及的重要关键证据即是实际出资凭证、《委托代持协议》、委派董事的委派函等。本案涉及泰红牛公司委派的四名新董事和一名董事长是否在工商登记材料中进行变更问题，泰红牛公司被工商登记为红牛公司中的最大股东，依据公司章程规定享有委派四名董事和一名董事长的权力，泰红牛公司只有享有股东资格才会具有委派董事和董事长的权力，因此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审理对本案的审理结果造成影响。三、泰红牛公司的请求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一）关于将红牛公司原备案登记的董事严彬、张立刚、费晓暄及严丹骅变更为蔡业生、许雅洁、许明及卓俐芬，将原备案登记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严彬变更为蔡业生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问题上述诉讼请求涉及泰红牛公司是否作为红牛公司最大股东享有派驻董事、董事长的权力，《委托代持协议》中受托行权的约定是否真实有效，尚处于另案诉讼审查中，现泰红牛公司任命董事、董事长并请求变更登记的主体资格不明确，本案不宜作出认定。（二）关于将泰红牛公司原备案登记的授权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严彬变更为许馨雄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问题该院认为，泰红牛公司授权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属于不能单独提起的备案登记，需要和其他登记事项一并由红牛公司提起，并且需要提交红牛公司修改后的章程或章程修正案（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等材料。因此泰红牛公司授权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需要以红牛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变更或者不变更为前提，由于泰红牛公司是否具有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是否有权委派董事、董事长在他案诉讼中，故该院不宜处理。综上所述，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的起诉。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泰红牛公司起诉变更红牛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代表人登记的请求系公司内部治理事项，涉及泰红牛公司是否作为红牛公司最大股东享有派驻董事、董事长的权力，现泰红牛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正在另案审理过程中，泰红牛公司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尚不确定。一审法院在泰红牛公司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未定，且受另案牵制的情况下，为避免多起诉讼相互拖延，节省诉讼资源，在对泰红牛公司诉权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和损害的前提下，对泰红牛公司的起诉先行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泰红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侯 军审 判 员  田 璐审 判 员  张海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梦琦书 记 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