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7民终15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澧县芦桥采石场，住所地湖南省澧县火连坡镇芦桥村**。负责人：张晓明，该采石场投资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同明，澧县翊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晓明，男，197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私营业主，住湖南省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祥军，澧县翊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凌，男，197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公务员，住湖南省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阳小军，湖南城头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本智，男，196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医生，住湖南省澧县。上诉人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因与被上诉人戴凌、杨本智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澧县人民法院（2020）湘0723民初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戴凌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从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张晓明在2018年12月30日前向戴凌累计付款160000元与客观事实不符，张晓明在2018年6月11日已向戴凌付清了股份转让款700000元，只是双方未及时办理结账手续。所付款项的组成为：2018年4月15日付款160000元；2018年6月11日以债务转让的方式承受了戴凌所欠案外人王某1的500000元债务，当日张晓明向王某1出具了500000元的欠条，欠条中注明“由戴凌欠王某1款转入，2018年12月底付清”，戴凌于同日也向张晓明出具了收到转让金500000元的收据一张；余下的40000元，是基于2011年11月27日的《股东会议纪要》载明戴凌尚欠澧县芦桥采石场货款76880元至今未还，张晓明为此多次明确向戴凌说明所欠的转让款40000元从此款中抵扣；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张晓明于2018年6月11日已将应付戴凌的股份转让款全部付清。2、一审判决对于澧县芦桥采石场提交的证据5即2011年11月27日的《股东会议纪要》、证据6《接处警案（事）件登记表》以无其他证据佐证为由，对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错误，证据5《股东会议纪要》是三合伙人共同签订，庭审中各方已当庭认可，也与本案有直接关联，应当予以采信，该《股东会议纪要》证明戴凌尚欠澧县芦桥采石场货款76880元的事实，还证明王小林欠澧县芦桥采石场炸药款80000元，因系戴凌经手所借，在王小林下落不明后，戴凌自愿负责找王小林的家人办理好欠款手续。3、一审判决将《股份转让协议》中已明确注明不计算在转让款中的车辆转让款60000元，还计入张晓明未支付的转让款金额中，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4、杨本智已于2011年12月6日将其股份作价转让给了张晓明，并于当日签订了《转让协议》，杨本智已不是张晓明的合伙人身份，本案的股权转让也无需经过杨本智的同意。5、戴凌、杨本智退伙的真正原因是基于戴凌的国家公职人员身份，以及澧县芦桥采石场当时已严重资不抵债、采石行业极不景气的原因造成。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在已查明戴凌的在职国家公职人员身份的前提下仍对其参与企业盈利性经营的违法行为予以保护和支持，严重侵犯了澧县芦桥采石场及张晓明的合法权益。1、一审判决已认定《股份转让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就不存在判决书焦点二所阐述的违约之说，一审判决因认定事实不清从而导致法律适用错误。2、张晓明已依约履行了转让款的支付义务，戴凌不具有单方解除《股份转让协议》的权利，张晓明也无需对戴凌发出的《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函》等作出回应，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九十六条作出判决错误。3、基于戴凌的特殊身份以及其转让股份的动机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本案应当认定《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对于戴凌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戴凌辩称，一、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上诉所提股份转让款700000元已经在2018年6月11日支付完毕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张晓明至今还尚欠股份转让款94000元未支付。二、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上诉所提一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澧县芦桥采石场所提交的证据5即2011年11月27日的《股东会议纪要》系采石场内部管理方面的约定，证据6《接处警案（事）件登记表》则与本案审理缺乏关联性，一审判决对该两份证据未予采信正确。三、杨本智虽与张晓明签订了《转让协议》，但协议签订后杨本智仍多次以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议，这说明双方并未按照协议履行，也不能以此证明杨本智退出了合伙。四、张晓明与戴凌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未经过另一合伙人杨本智的书面同意，侵犯了其他合伙人的合法权益，该《股份转让协议》应属于无效协议，且即使认定有效，也因戴凌发出了解除通知而已解除。五、戴凌的公务员身份并不影响其股东身份的认定，戴凌虽为公职人员，但公务员法调整的是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而本案是一起民事纠纷，戴凌参与企业经营并不违反民事法律方面的规定，况且，按照当时的政策背景，国家是允许并鼓励公职人员下岗经商的，在这种背景下戴凌才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并入股澧县芦桥采石场，多年来戴凌并未在企业担任任何职务，也未参与企业的经营和分红，一审判决对于本案的法律适用并无不当。答辩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本智辩称，一、澧县芦桥采石场是戴凌、杨本智、张晓明三人的合伙企业，不是张晓明个人的独资企业。二、杨本智与张晓明签订的《转让协议》并非是以转让杨本智的股份为目的，而是为了澧县芦桥采石场换证所采取的变通手段，这从之后杨本智多次参加澧县芦桥采石场的股东会议即可看出杨本智仍是采石场的股东之一。三、澧县芦桥采石场涉及杨本智的债务是张晓明个人私自确定的，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实体处理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戴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戴凌系澧县芦桥采石场的合伙人，享有合伙财产份额为33.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22日，戴凌与孟国龄受让了刘飞经营的澧县芦桥采石场。同年3月，戴凌、孟国龄与杨本智协商，决定合伙经营澧县芦桥采石场，5月31日孟国龄退出合伙后，张晓明成为澧县芦桥采石场新的合伙人。6月17日，戴凌、杨本智、张晓明签订了《合伙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戴凌、杨本智各出资1200000元、张晓明出资1600000元，三人各占合伙份额的33.3%比例，企业资产共同享有；对于入伙、退伙事项约定，合伙人退伙须经其他合伙人书面同意，其合伙份额应优先转让给合伙人。2018年3月17日，戴凌与张晓明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戴凌将其所有的33.3%合伙份额计价700000元转让给张晓明，张晓明应于2018年12月30日前分三期将转让价款支付给戴凌；该协议第三条中约定：如在2018年12月30日前，张晓明未付清全部价款，戴凌有权解除该协议，已付款项作为违约金处理，并恢复戴凌的原始股东身份；张晓明应于2018年6月25日前给付戴凌车辆转让款60000元，此款不计算在股权转让款中等内容。合同签订时戴凌、张晓明在协议上签名，杨本智未在该协议上签名。协议订立后，张晓明于2018年12月30日前向戴凌累计付款160000元，为此，戴凌于2019年1月18日向张晓明发出了《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函》，并于2019年2月16日以微信、电子信息的方式向张晓明进行了送达，张晓明在庭审中表示收到了《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函》，但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2018年6月11日，戴凌、张晓明经协商同意将戴凌所欠案外人王某1的到期债务500000元转移由张晓明偿付，约定于2018年12月底付清，2019年3月28日张晓明将该款还清及支付了相应利息。截止于案件诉争之日时，张晓明尚欠戴凌94000元未付（包含车辆转让款54000元）。戴凌以张晓明未履行协议约定，亦未就《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函》在通知、送达后是否导致合同解除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认为现异议期限已经届满，《股份转让协议》已经依法解除，该《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后，戴凌仍是澧县芦桥采石场的合伙人，有权参与该厂矿的经营、管理，因张晓明拒绝戴凌的经营管理权等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澧县芦桥采石场成立于2009年3月26日，工商登记的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张晓明，经营范围为石灰岩露天开采、销售等；该采石场在经营过程中戴凌、杨本智、张晓明分别于2010年6月15日、2011年12月6日、2017年12月4日召开了合伙人会议，并作了《股东会议纪要》，其会议纪要内容主要对合伙人的组成、法定代表人的推荐、经营管理权的分工及厂矿承包经营等内容进行了表述。自2012年始至2018年3月期间，澧县芦桥采石场经戴凌、杨本智同意一直由张晓明个人经营管理，张晓明在经营期间将采石场租赁给他人经营至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戴凌、张晓明之间合伙关系是否成立，合伙股权的转移的效力应否予以认定；争议焦点之二是《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争议焦点之三是戴凌的公务员身份是否影响其企业合伙人的资格。关于焦点一，2009年1月戴凌受让澧县芦桥采石场后邀约张晓明、杨本智合伙共同经营，三人订立《合伙协议》，对各方的出资金额、占股比例、入伙、退伙事项进行了约定，虽然澧县芦桥采石场现在的企业登记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张晓明，但从《合伙协议》及合伙人会议记录中表述的内容来分析，该采石场实际为上述三人共同合伙经营，张晓明系共同推荐的合伙组织负责人，应认定三人合伙关系成立。2018年3月，戴凌与张晓明协议约定将33.3%的股权以700000元价格转让给张晓明，因澧县芦桥采石场系戴凌、张晓明、杨本智三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各占股比例为33.3%份额，在原合伙协议的内容及条款未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戴凌、张晓明未经另一合伙人杨本智同意，即将1/3的合伙份额转移的行为，违反了合伙合同的约定，亦损害了其他合伙人的合法权利，故该股权转让行为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关于焦点二，戴凌、张晓明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张晓明未严格按协议约定如期履行支付价款义务，截止于诉争之日时仍尚欠戴凌94000元未支付完毕，已构成合同违约，戴凌于2019年1月18日按协议条款中第三条的约定，向张晓明发出了《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函》，并于2019年2月16日以微信、电子信息的方式向张晓明进行了送达，张晓明在庭审中表示收到了《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函》，但向戴凌提出了不同意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因张晓明在收到《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函》后三个月内，未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现提出合同解除的异议期限已经届满，《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因为戴凌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行使解除权而解除。该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双方当事人可根据合同性质和履行情况自行协商解决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合同之诉。关于焦点三，戴凌基于历史原因于2009年始与其他合伙人投资、共同经营澧县芦桥采石场，其在合伙企业的经营行为系自然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戴凌与其他合伙人经营企业的行为属于自然人之间合伙的民事法律关系，其公务员身份并不必然导致民事行为无效或者合伙关系不成立。国家工作人员在企业合伙经营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经营或者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属于公务员法及国家工作人员纪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处理、调整的范畴。综上，对于戴凌诉请确认系澧县芦桥采石场的合伙人，享有33.3%合伙份额的诉讼主张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遂据此判决：确认戴凌为澧县芦桥采石场的合伙人，占有33.3%的合伙财产份额。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戴凌负担。二审期间，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转让协议》一份，拟证明杨本智已于2011年12月6日将其在澧县芦桥采石场的股份作价1000000元转让给了张晓明；2、《张晓明垫付芦桥采石场资金明细》及《张晓明垫付杨本智资金明细表》各一份，拟证明张晓明为澧县芦桥采石场垫付了办理各种证照所需的费用等317200元，还证明张晓明为杨本智垫付资金844900元的事实；3、《澧县芦桥采石场与澧县银龙公司张运龙借款的资金结算明细》一份，拟证明澧县芦桥采石场共欠澧县银龙公司借款本息4366567元的事实；4、王某2所写《证明》一份，拟证明杨本智于2011年12月6日将其所持有的澧县芦桥采石场33.3%的股权转让给了张晓明。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还申请了证人王某2出庭作证，本院依法通知王某2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王某2证实2008年至2012年期间其担任澧县芦桥采石场的会计，在2011年时因企业经营困难、所欠外债太多，杨本智欲退出经营而与张晓明签订了一份《转让协议》，将所持有的澧县芦桥采石场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张晓明，至于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因其已离职而并不清楚。戴凌围绕答辩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张晓明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向王某1代偿戴凌所欠债务，王某1向戴凌催讨后，戴凌于2019年1月2日另行向王某1偿还了100000元；2、《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拟证明戴凌于2019年1月2日向王某1转账100000元的事实。经二审质证，对于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所提交的四组证据，戴凌对其真实性不发表意见，但对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审理的是戴凌是否是澧县芦桥采石场的出资人及是否享有出资权益问题，并不是审理的张晓明与杨本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或是合伙人之间的结算问题，该四组证据与本案的审理均缺乏关联性，至于证人王某2的出庭证词，认为不能证明张晓明与杨本智已按协议履行，也不能证明张晓明实际出资购买了杨本智的全部股份。杨本智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转让协议》的签订目的并不是转让杨本智的股份，而是为了澧县芦桥采石场换证所采取的变通手段，张晓明也未依照协议约定支付1000000元的股权对价给杨本智；对于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提出异议，认为是张晓明私自认定的金额，并未经过三合伙人的结算确认；对证据4认为证人陈述虚假，其并未与张晓明私下签订《转让协议》，也没有证据证实其已将股份转让给了张晓明；对于王某2的出庭证词，认为并不能否定其作为澧县芦桥采石场的股东身份，之所以签订《转让协议》仅仅是为了变更工商登记而采取的变通手段。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对于王某2出庭证词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于戴凌所提交的两组证据，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质证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戴凌与王某1之间经济往来频繁，戴凌向王某1转账的100000元与本案所涉及的债务转让并无关联，该两组不能达到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的举证目的；杨本智对证据1所反映的情况表示不清楚，其并未参与，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对于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所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份证据不能证实杨本智已将其所持有的33.3%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了张晓明，也不能以此否认杨本智澧县芦桥采石场合伙人的身份，对其举证目的不予采纳；证据2、3系张晓明单方制作的资金明细结算，未经过合伙人之间的结算确认，也与本案的审理缺乏关联性，对该两份证据的效力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及证人王某2的出庭证词仅能证实杨本智与张晓明签订过《转让协议》，不能证实双方实际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财产份额的转让，对于证据4及证人王某2的出庭证词效力本院亦不予采信。戴凌所提交的证据1《情况说明》系其本人所书写，证人王某1虽在该说明上签字证明情况属实，但王某1并未依照证据规则规定出庭作证，该《情况说明》所反应的情况亦无其他直接证据予以印证，对其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份证据仅能证实2019年1月2日戴凌向王某1转账100000元的事实，不能证实所转款项的性质，也不能据此认定系戴凌向王某1偿还的借款利息，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戴凌与张晓明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争议焦点之二是张晓明是否已按照协议约定向戴凌支付了财产份额转让款，戴凌是否有权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及该协议是否因戴凌发出了解除函而已解除；争议焦点之三是戴凌的公务员身份是否影响其作为澧县芦桥采石场合伙人的资格。关于焦点一，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之间的高度人合性，决定了除合伙协议另有特别约定之外，合伙人对外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应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而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在合伙人之间转让则既不会贬损合伙企业的财产，也不会破坏合伙人之间的人合性，故无需取得其他合伙人同意。戴凌就财产份额转让与张晓明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该财产份额转让属于内部转让行为，虽未征求杨本智的同意，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的，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之规定，而从本案审查情况来看，杨本智在本案诉讼之前即已知晓戴凌转让财产份额的事实，故戴凌与杨本智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关于焦点二，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张晓明未严格依约履行付款义务，截止诉讼时止还尚欠戴凌40000元转让款及54000元的车辆转让款未支付，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提出因戴凌尚欠澧县芦桥采石场货款76880元未支付，所欠戴凌的40000元转让款已从中抵扣，本院认为，即使戴凌拖欠货款的事实成立，权利主体也应是澧县芦桥采石场而非张晓明个人，张晓明的单方抵扣行为并未得到戴凌的认可，且依据《股份转让协议》中“转让后，戴凌对澧县芦桥采石场的一切债权债务等纠纷不再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约定，其亦不应承担清偿责任，对于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上诉所提所欠款项已予抵扣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基于张晓明的违约行为，戴凌可以依据协议条款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戴凌实际已于2019年2月16日以微信、短信的方式分别向张晓明发出了《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函》，双方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在2019年2月16日即已解除。张晓明虽在一审庭审时对于解除合同提出异议，但其并未在收到解除通知的三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股份转让协议》已因戴凌行使合同解除权而解除。在《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后，张晓明可根据合同性质和履行情况，就已付款项与戴凌进行协商解决，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合同之诉。关于焦点三，戴凌基于历史原因于2009年开始与其他合伙人共同投资、共同经营澧县芦桥采石场，其在合伙企业的经营行为系自然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戴凌与其他合伙人经营企业的行为属于自然人之间合伙的民事法律关系，其公务员身份并不影响其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也不因此导致合伙关系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项所规定的是管理性禁止性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公务员若违反了该规范，应由其管理机关依照相关规定追究党纪责任和行政责任，但并不影响行为相对人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因此，戴凌的公务员身份并不影响其作为澧县芦桥采石场合伙人的资格。综上所述，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澧县芦桥采石场、张晓明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饶南丙审判员  肖丕国审判员  樊 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张利书记员方芳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