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再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宗阳，男，1970年2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经，北京市中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斌，男，1966年5月1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北京盈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邢纲领，男，1970年3月15日出生。上诉人李宗阳因与被上诉人陆斌、原审第三人邢纲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5）西民初字第23740号民事判决。陆斌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7）京02民终305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陆斌仍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京民申300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18年7月6日作出（2018）京02民再67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京02民终3059号民事判决、（2015）西民初字第23740号民事判决，发回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京0102民初31549号民事判决。李宗阳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宗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经，被上诉人陆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邢纲领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宗阳上诉请求：1.撤销（2019）京0102民初31549号民事判决；2.判令陆斌返还李宗阳不当得利人民币100万元；3.判令陆斌赔偿李宗阳的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浮动贷款利率计算）；4.判令陆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有争议的事实，实际并无争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2.一审判决根据认定有争议的事实进行判决，明显有违审判原则。一审判决认为邢纲领的证明反复无常，存在争议，认定邢纲领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于是认为本案的要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便驳回了李宗阳的全部诉讼请求。实际上，陆斌应当就其提出的主张举证证明，陆斌不能证明或者对所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就应该承担不利后果，而不是苛责李宗阳对陆斌提出的抗辩事由逐一举证反驳。3.一审判决将陆斌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明显无理的抗辩事由或主张，分配由李宗阳承担举证责任无法律依据。4.本案的事实明确，并非真伪不明，一审法院突破自由裁量权，属于违法裁判。5.一审法院以“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判由李宗阳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民法理论上的“给付型不当得利”并强加给李宗阳举证责任，无法律依据。陆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宗阳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举证责任分配、判断标准及适用法律均正确。李宗阳主张本来要将钱给付鲁某的给付原因并没有证据证实，李宗阳不能证实如何得知陆斌银行帐户，进而无法证实是因错误操作而错划款。本案是基于给付造成的不当得利案件，那么给付的原因将成为本案的要件事实，这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否存在要将钱给付鲁某的给付原因，如果李宗阳在当时根本没有要给他人付款的原因，划款操作都不会发生，更不可能有错误操作；二、李宗阳怎么知道陆斌的银行帐号，如果李宗阳不知道陆斌的银行帐号，无论其怎么操作都不可能将钱划给陆斌。如果上述两点不能被证明，李宗阳主张因错误操作而错划款的给付型不当得利就不能被认定。邢纲领未出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李宗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陆斌返还李宗阳不当得利人民币100万元；2.陆斌赔偿李宗阳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3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陆斌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宗阳、陆斌、邢纲领系朋友关系。2015年4月25日，李宗阳通过网上银行将100万元通过其名下账号为×××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账户转至陆斌名下账号为×××的农业银行账户内。诉讼中，李宗阳称涉案100万元本应转账给案外人鲁某名下账号为×××的农业银行账户，用于支付货款，由于操作失误转至陆斌的账户，对此李宗阳于庭审中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庭审后李宗阳提供了鲁某的身份证号及电话号码，经联系，鲁某称其在外地，不能出庭作证，对于涉案100万元，因为时间太久记不清了。诉讼中，陆斌抗辩称涉案100万元系李宗阳根据邢纲领的指令，代邢纲领向陆斌偿还的借款，李宗阳反驳称邢纲领从未指令其向陆斌转款，为此双方均向法院提交了邢纲领出具的证明，具体如下：1.2016年4月18日，邢纲领为李宗阳出具《证明》，内容为：2015年2月至今，李宗阳的身份证号（×××）不欠邢纲领身份证号（×××）任何钱款。2.2016年4月18日，邢纲领为李宗阳出具《证明》，内容为：本人没有将任何债权转让给任何人，也没有通知李宗阳代为清偿本人债务。3.2016年7月31日，邢纲领为陆斌出具《证明》，称其于2016年7月31日下午3点50分在北京春岚大厦5022室通过书面和手机录像给陆斌作证。李宗阳通过邢纲领认识的陆斌。李宗阳2015年4月25日汇给陆斌的100万元是邢纲领借的吕某的钱，因为吕某给的是支票没有地方存，所以给李宗阳让其帮助串出现金汇给陆斌，同时将陆斌的农业银行账号发给了李宗阳。李宗阳和吕某威胁让其给李宗阳作证。4.2016年7月31日，邢纲领为陆斌出具《证明》，称其于2016年7月31日下午3点50分在北京春岚大厦5022室通过书写和手机录像给陆斌作证。李宗阳2015年4月25日给陆斌农业银行卡里转的100万元是其向吕某的借款，吕某当时给的是支票，没有地方存，就找到李宗阳帮忙串出现金，同时要求李宗阳将该款汇给陆斌，作为邢纲领还给陆斌以前的欠款，并将陆斌的农业银行卡号发给了李宗阳。李宗阳及吕某威胁其到法院给李宗阳作证。5.2016年8月6日，邢纲领为陆斌出具《补充证明》，称其主动于2016年7月31日和8月2日给陆斌做了真实的书写和手机录像证明。李宗阳和吕某要求其按照他们二人的说法到法院去说，这不是其本人的意愿。在本案原一审诉讼中，法官询问邢纲领为何为李宗阳、陆斌出具内容矛盾的证言，邢纲领称无法做出解释，谁找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期间，邢纲领称为陆斌出具的证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为李宗阳出具的证明是受胁迫所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邢纲领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前，邢纲领就本案相关事实进行了陈述，称涉案100万元是将从吕某处借来的一张支票交给李宗阳，让其兑换为现金转给陆斌，用于偿还向陆斌的借款，因此将陆斌的账号告诉了李宗阳。2016年4月18日为李宗阳出具了《证明》，当时脑子比较乱，不知为何出具了该证明。2016年7月31日为陆斌出具的《证明》及2016年8月6日为陆斌出具的《补充证明》的内容是真实的。本案中，关于李宗阳如何获得陆斌的银行账户信息，李宗阳代理人称不清楚为何保存陆斌的账户，李宗阳本人也没有到庭予以说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获得利益；另一方利益受损；一方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依据。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应由李宗阳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特别是陆斌取得涉案100万元无法律上依据承担举证责任，并在该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本案中，李宗阳主张涉案100万元本应转账给鲁某用于支付货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陆斌抗辩称涉案100万元系李宗阳受邢纲领的指令转账给陆斌用于偿还邢纲领向陆斌的借款，对此李宗阳不认可，为此陆斌及李宗阳均提交了邢纲领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认为，邢纲领分别为李宗阳、陆斌出具的证明内容相互矛盾，而邢纲领在本案中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接受质询，因此其出具的证明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均无法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由李宗阳承担败诉的风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宗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庭审中，上诉人李宗阳申请证人鲁某出庭作证，鲁某当庭陈述：大概在2014年，我和李宗阳合伙做生意从燕山石化定防水涂料，我和李宗阳商量好给我打100万元，过了三四天李宗阳问我是否收到款，我说没收到，生意没有做成。被上诉人陆斌对鲁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上诉人陆斌认为：1.鲁某是李宗阳的朋友，也是合作伙伴，存在利害关系。2.李宗阳在一审中提到是在打错款后一个月左右，鲁某说没有收到打款，他才意识到打错款的。鲁某出庭作证说的是三四天就打电话咨询了，两人陈述矛盾。3.鲁某在一审中对法官说时间太久了记不清了，在本次二审又说了“合伙进货，要给他划款100万元”等情节，时间越久越能记清，显然有违常理。4.关于划款时间，鲁某说是2014年，但实际划款是2015年4月25日，存在矛盾。被上诉人陆斌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及文字整理稿，内容是霍某和鲁某的对话录音，证明鲁某在二审期间对100万元的陈述是虚假的。上诉人李宗阳质证意见如下：1.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取证方式不合法；2.李宗阳和霍某存在债权债务纠纷，有利害关系；3.录音无法与本人核实，不能确认是鲁某和霍某。李宗阳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案件适用一般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原则，原告应对不当得利请求权发生的基本事实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原告作为使财产发生转移变动的民事主体，应对给付原因或目的进行举证，以同时证明自身给付原因的欠缺及对方取得利益的不当性。原告举证后，被告可行使抗辩权反驳或提供反证证明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权利受到妨害的事实。在证明标准上，原告的证明标准应当能够使法官“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即高度盖然性标准，被告抗辩的证明标准为能够使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本案中，李宗阳主张错误操作向陆斌汇款100万元，而李宗阳对于如何获取陆斌账号的过程、为何连续两次错误网银操作、为何转款后未马上向陆斌主张等事实，未能进行合理的解释。陆斌抗辩称李宗阳受邢纲领指令向其转款。邢纲领屡次出具相反内容的证言，且对此无合理解释，其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李宗阳主张这笔100万元的汇款应转给鲁某支付货款，陆斌抗辩称鲁某对此的陈述是虚假的。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鲁某未出庭作证，本院二审期间，鲁某当庭的陈述与李宗阳之前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且鲁某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陆斌的抗辩已足以使李宗阳的举证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程度，此时待证事实即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李宗阳未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李宗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李宗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蔡 宁审 判 员  吴 宏审 判 员  陈捷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文庆书 记 员  许天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