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8民终14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海明，男，198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大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冰，吉林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彬彬，男，1989年10月12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大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佳，吉林君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李喜贵，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长春，吉林任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海明因与被上诉人刘彬彬、原审第三人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村民委员会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2020）吉0882民初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海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冰，被上诉人刘彬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佳，原审第三人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李喜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长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海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大安市人民法院（2020）吉0882民初740号民事判决；2、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彬彬的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在先和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案涉土地是册外地，由原审第三人发包给上诉人，由上诉人开始耕种旱田，2015年开发成水田，一直耕种至今。自2018年至2020年一直向原审第三人交纳承包费，上诉人一直在耕种水田，并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新增耕地，上诉人耕种的案涉土地2015年确权已经确到上诉人名下，只因原审第三人对外发包，不向上诉人发证，上诉人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是2017年签订的承包合同，程序上存在违法行为，实体上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认定事实错误。第二，案涉土地上诉人一直实际占有和使用，应享有优先权。案涉土地自1997年就由上诉人实际耕种旱田和水田，并对案涉土地进行了大量投入，被上诉人是2017年签订承包合同，且被上诉人不是案涉地的本村村民，不享有优先承包权，承包时间上也在上诉人之后，上诉人自2018年至2020年一直向原审第三人缴纳承包费，足以证明上诉人承包案涉土地在先，并实际占有和使用。第三，一审判决书要求上诉人返还的土地并不在上诉人耕种的面积之内，上诉人耕种的土地在风电路南侧，而不是风电路东，而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返还风电路东的地块不在上诉人耕地的面积之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第五十六条、《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三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停止侵害、返还土地适用法律错误。三、我方认为富乐村与吴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是无效的，该合同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告知，并错误告知侵犯了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优先承包权。该合同签订程序违法，合同签订时间是2017年六步工作法台账记录时间之前，即先签订合同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该份合同未经乡政府批准而无效，我们认为，本案被上诉人的承包合同是基于一个无效合同转包而来，也应该是无效。被上诉人没有主张权利的基础，所以应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 刘彬彬辩称，被上诉人依据2017年吴某在富乐村承包的土地，转包给被上诉人，其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承包经营权取得时间优先于上诉人。被上诉人取得的土地是在案外人吴某处，于2019年4月12日取得。2017年5月2日吴某承包的富乐村案涉土地，并且依法履行合同至今，承包合同和转包合同均没有无效事由。最后尊重一审查明的事实。 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村民委员会述称，上诉人认为吴某与村委会所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主要理由是乡政府备案违反法定程序，不能成立。刘彬彬依法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的侵权行为给刘彬彬造成的损失与村委会没有因果关系。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承认耕种的是册外地，而不是刘彬彬承包的新增耕地，原审判决认定村委会将刘彬彬承包的新增耕地重复发包给上诉人，证据不足，对于该事实认定，二审法院应予纠正。 刘彬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海明停止侵害，返还所占刘彬彬承包的土地4公顷；2．判令孙海明赔偿因侵权行为导致刘彬彬2019年、2020年未能耕种土地所致纯收入损失120，000元（每公顷损失按15，000元／年计算）；3．判令孙海明负担受理费、鉴定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日，吴某、邓某合伙承包富乐村的新增耕地，以吴某名义与富乐村委会签订了《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土地整理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富乐村委会将275公顷耕地承包给吴某、邓某，承包期限自2017年5月2日起至2047年5月2日止，承包费每公顷每年600元，总价款495万元，并约定了承包地的“四至”、用途、承包金交付时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耕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违约责任等。富乐村委会已收到第一个缴费期的承包费165万元，富乐村委会已于合同签订后将275公顷土地交付给吴某、邓某。2019年4月12日，经富乐村委会同意，吴某、邓某将承包的富乐村的275公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刘彬彬，并以吴某的名义与刘彬彬签订了《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未开发盐碱地土地整理的转让合同书》，合同书约定：转让面积为275公顷，期限为30年（2019年4月12日至2049年4月12日），转让价格为495万元，按三个缴费期缴费，第一个缴费期为165万元，已交完；第二个缴费期为2029年4月12日，第三个缴费期为2039年4月12日。2019年、2020年富乐村委会将刘彬彬承包面积之内的4公顷耕地发包给孙海明，承包费为每亩40元，孙海明已缴纳2019年、2020年承包费。故孙海明于2019年、2020年占用刘彬彬土地面积为4公顷。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任何组织和个人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富乐村委会与吴某、邓某签订的《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土地整理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吴某、邓万库与刘彬彬签订的《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未开发盐碱地土地整理的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前两项规定无法确定的，已经根据承包合同合法占有使用承包地的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争议发生后一方强行先占承包地的行为和事实，不得作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本案中，吴某、邓某的承包合同及刘彬彬的转让合同在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及“两委”会议通过后，已于2017年5月2日和2019年4月12日生效，孙海明承包的4公顷册外地富乐村委会是按年对外发包，孙海明是一年一交承包费，2019年、2020年孙海明分别交纳了当年的承包费。吴某、邓某与富乐村委会的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在先，取得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吴某、邓某在取得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经富乐村委会同意将此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刘彬彬，继而，刘彬彬取得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吴某、邓某、刘彬彬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富乐村委会明知土地已发包的情况下，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又将案涉土地中的4公顷土地承包给孙海明，损害了原承包人及受转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由于这种重复发包的行为，导致孙海明耕种了案涉土地，过错在于富乐村委会。因此，孙海明应停止侵害，返还土地。至于赔偿问题，因孙海明种植刘彬彬承包合同范围内的4公顷土地系由富乐村委会的重复发包的过错行为导致，因此刘彬彬的损失应由富乐村委会负责。但本案中，刘彬彬明确表示不要求富乐村委会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刘彬彬要求孙海明赔偿损失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刘彬彬要求孙海明停止侵害、返还土地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对刘彬彬要求孙海明赔偿损失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孙海明于2020年12月31日前返还刘彬彬4公顷土地（位于大安市××乡东）；并停止对刘彬彬4公顷土地的侵害；二、驳回刘彬彬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元，减半收取1350元，由刘彬彬负担1300元，由孙海明负担50元；鉴定费2000元，由刘彬彬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孙海明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富乐村土地发包信息公告网络下载版一份，证明签订承包合同之前，富乐村在大安市政府官网发布发包信息，但是该信息与签订的合同在总价款、土地面积、缴费方式上存在非常明显的变化，由260公顷变为275公顷，由1270元每公顷每年变更为600元每公顷每年。由原来每五年为一个缴费期，变更为每十年为一个缴费期。以上信息与承包合同内容严重不符，侵犯上诉人优先承包权，上诉人基于错误的信息公告，没有行使优先承包权。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村民委员会质证认为：证明问题有异议，公告内容在吴某签订合同时明确告知，土地承包合同是经过双方充分的协商一致，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合同无效，法院在审理吴某与村委会之间的民事纠纷过程当中，已将合同的内容等证据材料提交了法庭，大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1日下发了（2020）吉0882民初73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吴某与刘彬彬、吴某与村委会之间所签订的合同为有效合同。并且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刘彬彬质证意见同村委会质证意见的基础上补充一点，吴某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还有村委会对外承包土地工作六步法取得的土地。在村委会的台账，事项上报表都能够体现程序取得合法，上诉人提交的这份发包信息公告不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吴某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性，不能够否定案外人吴某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的合法有效性。对于该份证据因与其待证事实间关联不大，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收据一份，2015年4月27日收据一份，证明孙海明与富乐村已经形成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承包期限从2015-2045年，该份收据是当时在孙海明耕种的4公顷(地内国家免费给打井，村委会收取600元打井费用，村委会在收据上注明上款系催收抗旱井承包给孙海明的期限2015年到2045年期满承包费一次付清。原审第三人质证：对票据没有异议，是土地整理打的井，当时把井承包了，地没有承包给他，就是让他管理。井归他使用。井附近的地是他在种，是在刘彬彬承包地的范围内，主要承包的是井。刘彬彬质证：收据没有载明土地相关问题，是抗旱井承包给孙海明，与土地无关。如果是土地承包收据应载明四至、面积、承包期限。因该证据证明系孙海明承包井收据，与证明的问题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任何组织和个人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富乐村委会与吴某、邓某签订的《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土地整理新增耕地承包经营合同》，吴某、邓某与刘彬彬签订的《大安市烧锅镇乡富乐村未开发盐碱地土地整理的转让合同书》，在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及“两委”会议通过后，已于2017年5月2日和2019年4月12日生效。二审中孙海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以上合同的效力。本案争议4公顷土地在刘彬彬合同范围内。孙海明主张其是一年一交承包费，2019年、2020年已经分别交纳了当年的承包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吴某、邓某与富乐村的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在先，取得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吴某、邓某在取得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经富乐村委会同意将此经营权转让给刘彬彬，继而刘彬彬取得争议土地的经营权即刘彬彬有权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占有农村土地，自主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并取得收益，其主张返还案涉4公顷土地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富乐村委会明知土地已发包的情况下，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又将案涉土地中的4公顷土地发包给孙海明，损害了原承包人及受转让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富乐村委会否认孙海明承包的是案涉土地，而是其它册外地，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富乐村委会重复发包行为亦予以认定。因孙海明耕种刘彬彬承包合同范围内的4公顷土地系由富乐村委会的重复发包的过错行为导致，因此刘彬彬的损失应由富乐村委会负责，刘彬彬明确表示不要求富乐村委会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刘彬彬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孙海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00元，由孙海明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东兴 审判员  陈**超 审判员  李福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