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14民初2205号原告：刘兆林，男，1951年8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狄志龙，湖北游于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简冰毳，湖北游于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旭博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钟陵街。法定代表人：刘义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尚银，湖北法正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周汉梅，女，195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狄志龙，湖北游于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简冰毳，湖北游于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兆林与被告武汉旭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博公司），第三人周汉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兆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狄志龙、简冰毳，被告旭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尚银，第三人周汉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狄志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兆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补充合同》无效；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6条规定：“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第11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拆迁期限不得超过1年，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长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拆迁期限经批准延长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予公告。拆迁人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应当对拆迁范围内的危房进行监护。”被告在未取得拆迁许可证或者拆迁许可证过期的情况下进行拆迁，原被告之间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二、被告虽然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应属无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38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过渡的，拆迁人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使用拆迁人提供的周转房过渡的，拆迁人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过渡期限不得超过两年。”被告在拆迁前未公示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强行要求原告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该合同仅对房屋拆迁补偿进行了模糊的“拆一还一”的约定，对房屋的补偿面积是否计算公摊、宅基地如何补偿、装修如何补偿、停车位如何补偿、物业费如何补偿、房屋维修基金如何补偿等方面都没有进行详细的约定，且三十个月的过渡期限明显超过两年的法定年限。因此，被告的拆迁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应属无效。综上，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补充合同》应当是无效的，望判如所请。被告旭博公司辩称，被告是与原告及第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该合同有效。被告一直都愿意就该协议的履行与原告及第三人协商解决，但是应该合情合理合法，原告提出的要求过高，所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被告至今仍愿意尽最大努力与对方协商处理。第三人周汉梅述称，请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月7日，被告旭博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与作为被拆迁人的原告刘兆林（乙方）签订一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主要约定，项目名称为大集街方兴路改造项目，建设地点为大集街方兴路，建设单位为武汉市旭博置业有限公司，乙方在拆迁范围有房屋面积（实测）203平方米，拆迁安置原则为拆一还一，拆迁安置办法为乙方不放弃产权并需要安置，甲方承诺先拆迁改造后安置按实际拆房总面积还建，甲方还建乙方房屋面积为贰佰零叁平方米，乙方房屋还建面积与甲方实际安置房屋的面积存在面积差异的，按地段上建筑房屋同期销售价互补，还建房屋总面积和户型按大、中、小结构合理调整；安置楼层，甲方还建安置楼层为3-8层，具体单元及楼层，以乙方抓阄的单元号和楼层号为准；乙方的拆迁房屋若存在债权、债务及租赁关系的，由乙方自行负责协调处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一）搬家补偿费（指乙方搬出旧居和搬进新宅费用）为1000元/户，该费用由乙方搬家后一次付清；过渡补偿费为300元/月/人（人数以乙方户口本登记人数为准），过渡费支付从乙方搬出拆迁屋开始，到甲方还建安置房交付乙方2个月后终止，过渡费每半年支付一次；甲乙双方达成协议后，乙方应将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等相关证件原件交付给甲方，便于甲方办理还建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等证件手续；证件办理费用，甲方承担拆迁房屋面积的办理费用，乙方承担超出拆迁房屋面积以外办理费用，若乙方存在过户、转让、分割等，甲方可协助办理，其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承诺从房屋竣工验收之日起1年内交付《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给乙方；其他经济补偿，装修、院墙、厕所、房屋残值、搭建附着物等总计贰万陆仟元；甲方承诺还建期限为24个月，若逾期未能交付，自超过之月起，甲方按本合同第六条约定的临时过渡费的50%向乙方增加临时过渡费。还对还建房屋标准、还建房屋水电表等费用的承担等方面进行了约定。同日，被告旭博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与作为被拆迁人的原告刘兆林（乙方）还签订一份《补充合同》，约定“补偿面积肆拾伍平方米，装修、院墙、房屋残值、搭建附作物、厕所等，总计——”。第三人周汉梅在上述两份合同中原告刘兆林签名、捺印的下方签名、捺印。另查明，2013年8月7日，刘兆林被拆迁的房屋所占用土地被批准转为建设用地；2016年7月7日，旭博公司取得福集华府一期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7年8月31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7年12月22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7年12月26日，旭博公司取得还建项目福集华府1、2号楼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8年10月22日取得3、4、5号楼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载明4号楼定向用于拆迁户安置。2018年7月31日，旭博公司取得福集华府项目不动产权证书。2020年8月21日，福集华府项目竣工验收备案。2019年6月28日，刘兆林签署《抽签分房承诺书》，载明还建地点在福集华府4号楼，还建房型为三室两厅，面积为123.43平方米，至诉讼日，刘兆林未接收还建房屋。上述事实，有原告刘兆林提交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补充合同》，被告旭博公司提交的2012年7月20日蔡甸区人民政府大集街办事处关于实施大集街方兴巷改造的报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补充合同》、武汉市蔡甸区2013年度第1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武汉市蔡甸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蔡土资规会议纪要（2015）15号专题会议纪要、不动产权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份、抽签分房承诺书和分房卡等经庭审质证后本院予以采信的证据，各方当事人自认及当庭一致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补充合同》无效，其第一个理由是，上述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是，原告所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于2011年1月21日废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于同日施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原告的该理由不成立。原告的第二个理由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理由为，被告在拆迁前未公示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合同仅对房屋拆迁补偿进行了模糊的“拆一还一”的约定，对房屋的补偿面积是否计算公摊，宅基地、装修、停车位、物业费、房屋维修基金如何补偿等方面都没有进行详细的约定；三十个月的过渡期限明显超过两年的法定年限。本院审查认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规定了申领拆迁许可证需要提交的资料中包含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但该条例已于2011年1月21日废止，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补充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1月7日，不适用上述条例。原告依据的《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已于2013年1月10日废止，该实施办法已被《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所取代，《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关于“过渡期限不得超过两年”的规定已经废止，《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超过补偿协议约定的过渡期限，产权调换房屋还未交付的，应当按照增加50%的标准支付临时安置补偿费”，故原告以过渡期限超过法定年限的理由不成立。此外，不能将部分内容约定不详细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原告的该理由亦不成立。综上所述，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补充合同》，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双方均签字、捺印或盖章予以认可，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兆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刘兆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高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林敏书记员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