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14行终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祝安，男，汉族，1951年6月2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委托代理人：徐萍芳，女，汉族，1958年6月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系上诉人陈祝安的妻子。委托代理人：郭丹妮，广东永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蕉岭县蕉城镇人民政府，地址：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法定代表人：徐晓威，该镇镇长。出庭应诉负责人：黄剑，该镇副镇长。委托代理人：徐芳辉、林媛，均系广东盛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蕉岭县自然资源局，地址：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法定代表人：钟光庆，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徐芳辉、林媛，均系广东盛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蕉岭县人民政府，地址：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法定代表人：刘鸿涛，该县代理县长。委托代理人：郭永源，蕉岭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范伟基，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祝安因与被上诉人蕉岭县蕉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蕉城镇政府”）、蕉岭县自然资源局、蕉岭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蕉岭县政府”）确认破坏损毁承包地上附着物违法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粤1481行初8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陈祝安是蕉岭县***********民，其妻子徐萍芳与儿子陈广胜是蕉岭县*******民。2012年间，当时户籍为蕉岭县******委会的陈祝安以家庭名义承包了蕉城镇金星村新塘二村3.97亩、4.81亩、4.11亩合计12.89亩的土地，并分别由蕉岭县政府于2014年9月12日颁发了证号为蕉府农地承包权[2014]第441***********034J号、蕉府农地承包权[2014]第441***********022J号、蕉府农地承包权[2014]第441***********035J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5年1月20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粤国土资（建）字〔2015〕37号《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蕉岭县2014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2015年2月4日，蕉岭县政府发布了蕉府公〔2015〕14号《蕉岭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公示了蕉岭县征收土地的范围、补偿安置方案等有关事项，原告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在该征地公告红线范围内。“公告”还明确了征地工作由被告蕉城镇政府组织实施，对阻扰征地工作的，由被告蕉岭资源局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责令交出土地。因就征地及补偿相关事宜，原告家庭与被告蕉城镇政府、被告蕉岭资源局多次协商无果，被告蕉城镇政府依征收工作程序在2019年4月2日向原告发出土地丈量及征地补偿登记的《通知》，因原告在通知期限内未前往办理，2019年4月8日，被告蕉岭资源局向原告送达了《通知书》，通知其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原告收到后仍未进行办理，蕉城镇政府于2019年4月19日向原告送达丈量登记土地《通知》，在丈量公证后，将《公证书》送达原告家中，并将该《公证书》在原告所在的金星村委会张贴公示，在公示期满未收到异议后，于2019年5月28日向原告发出核对丈量、清点数据、补偿金额及签订补偿协议的《通知》。因原告均置之不理，被告蕉城镇政府于2019年5月31日、6月4日向原告送达了签订补偿协议及领取征地补偿款的催促《通知》。鉴于被告蕉城镇政府与被告蕉岭资源局多次告知、反复催促原告办理相关征地手续均无果，被告蕉岭资源局于2019年6月26日向原告作出了蕉自然资责令[2019]第3号《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责令其交出被征收土地。被告蕉城镇政府于2019年8月2日将涉案土地的征地补偿费用转入原告所在的金星村委会后，于2019年8月5日向原告发出签订补偿协议及到村委会领取补偿款的《通知》，原告未予回应而于2019年10月25日向本院提起（2019）粤1481行初268号行政诉讼。该诉讼至今未予审结。另查，2014年12月1日，原告陈祝安与徐萍芳、陈广胜分别将所持证的土地承包给了许永康、许展忠二人，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之后，许永康将上述承包土地与蕉岭县新春花木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合作种植名贵树木的《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如遇政府征地，名贵树木迁移补偿款由蕉岭县新春花木有限公司领取后支付50%给许永康。2019年4月2日，原告陈祝安和徐萍芳、陈广胜三人与原告女婿许永康签订了《授权委托书》，将其三人持证的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土地征收相关事项全权委托给许永康。2019年10月，蕉岭县新春花木有限公司吴新茹与许永康就政府征收涉案土地的花木迁移款等地面附着物补偿事宜进行商谈，并在2019年11月13日，由吴新茹做代表与被告蕉城镇政府签订了涉案土地的迁移补偿协议，在领取了花木场迁移补偿款后于2019年12月3日出具了《承诺书》，承诺涉案地块从2019年12月4日起交付被告蕉城镇政府清杂平整。2019年12月4日，蕉岭县新春花木有限公司将涉案地块交付给被告蕉城镇政府进行了清杂平整。原告认为被告蕉城镇政府违法强行征收土地、损毁地上附着物，于2020年1月17日向蕉岭县信访局提出信访事项，被告蕉城镇政府就该信访事项于2020年2月16日作出蕉镇[2020]004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原告于2020年4月29日以蕉城镇政府、蕉岭资源局、蕉岭县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三被告2019年12月4日强行征收对原告的承包土地及破坏、毁损承包土地的苗木、配套设施等全部地上附着物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的诉讼请求确定为确认三被告2019年12月4日强行破坏、毁损原告承包土地的苗木、配套设施等全部地上附着物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又查，蕉岭县****局对原告陈祝安与徐萍芳、陈广胜家庭三人分别持有的蕉府农地承包权〔2014〕第441***********034J号、第441***********022J号、第441***********035J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颁证问题，目前正在主动推进纠错工作，于2020年5月15日向原告作出了《告知书》要求原告将蕉府农地承包权〔2014〕第441***********034J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交回予以撤销。原审法院认为，由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在粤国土资（建）字〔2015〕37号《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蕉岭县2014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及蕉府公〔2015〕14号《蕉岭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的范围内需要征收，原告作为承包经营权人，对涉案土地本应享有相应的征收补偿权利。但2014年12月1日，涉案土地由原告陈祝安与徐萍芳、陈广胜以《土地承包合同》的方式承包给许永康、许展忠二人，许永康又将上述土地与蕉岭县新春花木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书》约定与蕉岭县新春花木有限公司合作种植名贵树木，根据上述转承包的事实来看，原告并未实际管理使用承包经营权证项下的土地，对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也不享有权利。2019年10月，蕉岭县新春花木有限公司吴新茹与许永康就政府征收涉案土地的花木迁移款等地面附着物补偿事宜进行商谈，并在2019年11月13日，由吴新茹作为代表与镇政府签订了涉案土地的迁移补偿协议。吴新茹在领取了花木场迁移补偿款后于2019年12月3日出具了《承诺书》，承诺涉案地块从2019年12月4日起交付镇政府清杂平整。因此，蕉城镇政府基于蕉岭县新春花木有限公司的交付承诺，于2019年12月4日对涉案地块上的地面附着物进行了清杂平整，并不存在原告所述的强行破坏、损毁苗木、配套设施等全部地上附着物的违法强制行为，地上附着物的清理平整也并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粤高法〔2019〕7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引》第十条规定：“起诉人对征地行为所涉土地、青苗或地上附着物既没有权属，也未实际使用土地的，无权提起诉讼。”因此，现原告以三被告实施了破坏、损毁苗木、配套设施等全部地上附着物的强制行为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关于“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规定，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意见》第六十九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陈祝安的起诉。上诉人陈祝安上诉称，上诉人认为(2020)粤1481行初83号行政裁定书查明基本事实不清，查明的部分事实完全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起诉，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严重侵害了法律赋予上诉人享有的基本诉权。上诉人为蕉岭县*************民，以家庭承包方式，经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登记、人民政府核准，确认承包方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由蕉岭县政府颁发蕉府农地承包权[2014]第441***********034J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诉人自家庭承包上述土地之前，为响应积极配合蕉岭县政府发展种植名贵树木的号召，早已从2012年起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种植果树、名贵树木，通过8年以来的辛苦耕耘，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名贵树木和果园(有2013年5月至2019年10月航拍的名贵树木与大面积龙眼树果园卫星图)。《蕉岭县2014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土地权属和面积公示》明确公证丈量陈祝安土地面积3721.15㎡，地面附着物33020元，名贵树木抢种不予补偿，何来无权起诉。本案中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是对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持有《蕉岭县2014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土地权属和面积公示》土地承包经营户陈祝安基本诉权的剥夺。二、上诉人依法对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享有权利，原审法院查明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不享有权利错误。上诉人是蕉城镇金星村新塘二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直在蕉城镇金星村新塘二村居住。上诉人自2012年间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后，开始对涉案土地种植名贵树木和大量龙眼树，上诉人依法对涉案土地承包，对2014年12月1日前形成的地上附着物享有权利，上诉人提交的2013年3月5日至2019年10月均有种植名贵树木与龙眼树证据，卫星图已充分证明该事实。虽然上诉人在2014年12月1日将涉案承包土地通过流转承包给女婿许永康和许展忠二人，但是目的是由其二人在原有基础上继续种植名贵树木，并非将上诉人在2014年12月1日之前种植的名贵树木推倒重种，而是将未种植树木的承包土地流转给许展忠、许永康继续种植，同时并委托其二人对上诉人种植的名贵树木进行维护、管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卫星图充分证明了该事实。根据上诉人与许展忠、许永康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流转承包形式为合作承包经营，而非单独承包经营，可证明上诉人对涉案土地的地面附着物依法享有合法权利。根据《蕉岭县2014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土地权属和面积公式》显示，被上诉人确认上诉人的地面附着物价值33020元，充分证明了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享有权利。根据被上诉人2019年7月29日的《通知》，其已确认涉案土地上存在上诉人家里的坟地，坟地也是属于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之一，且只属于上诉人所有，该事实也充分证明上诉人依法对涉案承包土地的地上附着物享有权利。上诉人的祖辈亦安葬于涉案承包土地和分田到户分得的土地之上，以上事实和证据充分证明上诉人依法对涉案承包土地的地上附着物享有提起行政诉求的权利，原审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依法应予撤销。三、原审法院查明的部分事实完全错误，以致作出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不享有权利的错误认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经向许永康了解核实，许永康与蕉岭县新春花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春花木公司”）签订《合同书》的日期为2017年5月初，该《合同书》签订的甲方只有许永康个人，乙方是新春花木公司代表吴新茹。该《合同书》严重违反了上诉人与许永康、许展忠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上诉人认为许永康与新春花木公司代表吴新茹签订的《合同书》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该《合同书》是无效的。该《合同书》与上述向法院提交的诉求和诉请无任何关联。根据2020年6月19日《问话笔录》，吴新茹称：“实际在2014年间我公司已经与许永康共同合作种植小树苗。”而真实情况是，2017年5月初之前许永康根本不认识吴新茹，何来合作之说，显然吴新茹说假话。实际情况是2017年5月许永康背着其兄弟许展忠，也未征得其本人同意，私下与新春花木公司吴新茹签订了《合同书》，该《合同书》不但违背了许永康与上诉人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而且从未经得持有该《土地承包合同》51%股权的许展忠签字同意，况且许展忠将该承包土地投入大量的资金，雇请他人种植和管理名贵树木。而且于2015年3月19日通过依法办理登记注册名称“蕉岭县展兴花木场”营业执照。该合同并未约定如遇政府征收，新春花木公司有权进行处理或直接领取搬迁款，即吴新茹及新春花木公司不能依据该合同办理任何关于涉案承包土地的征收事宜及工作。如果新春花木公司依据《合同书》享有权利，由于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自2012年起形成并逐年增加，那么，新春花木公司也应证明其已履行《合同书》的义务及对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享有的权利范围。因此仅凭《合同书》新春花木公司对该合同项下的名贵花木不享有所有权，亦不能代表上诉人或许永康签订任何征收补偿协议。原审法院对该部分内容的认定完全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10月……吴新茹与许永康就政府征收涉案土地的花木迁移款等地面附着物补偿事宜进行商谈……由吴新茹作为代表与镇政府签订了涉案土地的迁移补偿协议”完全错误。三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2019年10月……吴新茹与许永康就政府征收涉案土地的花木迁移款等地面附着物补偿事宜进行商谈”的事实，即便吴新茹与许永康共同进行商谈，也不能以此认定吴新茹已取得上诉人或许永康的授权，或者有权作为与三被上诉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代表，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凭空查明该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吴新茹作为代表签订的补偿协议有效明显错误。如果吴新茹是作为新春花木公司的代表，根据《合同书》的约定，新春花木公司在未向许永康支付40万元之前，其并不对该合同项下的名贵树木享有权利，新春花木公司也未证明其已依法取得《合同书》项下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或者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的所有权，原审法院认定吴新茹有权作为代表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偿协议并据此认定三被上诉人不存在违法强制清杂平整行为明显错误。如果吴新茹是作为上诉人或者许永康的代表，其并不具有相关的委托授权手续或其他证明文件，无权代表任何一方与被上诉人签订迁移补偿协议。结合三被上诉人所述，其既然明知许永康作为上诉人的代表办理土地征收的一切事宜，也明知许永康为《土地承包合同》及《合同书》的当事人之一，且《合同书》的内容也未充分显示吴新茹或新春花木公司有权处理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为何不向许永康核实相关情况，被上诉人直接与新春花木公司签订了《2014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花木场迁移补偿协议》，其行为明显违背常理与逻辑。《合同书》中没有约定该合同标的包括在2017年5月初之前形成的地上附着物，没有约定新春花木公司对该合同项下的名贵树木享有权利，没有约定吴新茹或者新春花木公司有权直接办理征收搬迁手续及领取搬迁款，三被上诉人故意不告知许永康及不向许永康核实相关情况，直接与新春花木公司签订相关的征收补偿协议，并据此在明知事实不清、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未经过任何合法程序，违法强行征收、破坏涉案土地现状，损毁上诉人苗圃场内名贵花木财产价值达千万损失，并于当日下午对涉案土地进行非法挂牌拍卖，其不合常理及逻辑的行为充分证明了三被上诉人是明知上诉人对涉案承包土地上的附着物依法享有权利的。根据2020年6月19日《问话笔录》，吴新茹称因许永康阻拦所以镇政府清杂前苗木等附属物并没有实际迁移，如果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是属于新春花木公司或吴新茹，为何会因“许永康阻拦”而没有实际迁移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可证明吴新茹、新春花木公司明知其对涉案承包土地地上附着物不享有权利，无权处分涉案承包土地地上附着物。原审法院查明的部分事实完全错误，吴新茹或新春花木公司对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不享有权利，吴新茹无权作为代表就涉案土地上的地上附着物与三被上诉人签订任何补偿协议。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本案裁定的依据粤高法[2019]7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引》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范围，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既是涉案承包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也依法对涉案承包土地地上附着物享有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系本案适格主体，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审裁定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请求：撤销(2020)粤1481行初83号行政裁定书，指令兴宁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蕉城镇政府、蕉岭县自然资源局答辩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主要事实清楚，裁决正确无误。二、根据征地当时的权源凭证，答辩人作出涉案征地的行为事实清楚、程序规范、适用法律正确。2015年2月4日，蕉岭县政府发布了蕉府公[2015]14号《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上诉人当时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涉案土地在该批次征地红线范围内，属于被征用土地。为贯彻落实本次征地工作的相关要求，答辩人及蕉岭县自然资源局等征地职能部门分别依照有关征收土地程序，向上诉人送达了相关的征地工作文书催促其办理征地手续，但上诉人拒绝履行。2019年12月4日，鉴于涉案土地的各项补偿款已发放到位，答辩人作为地方镇政府，在涉案土地的实际占有使用人已出具了交出地块承诺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及《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的相关规定，联合其他政府机关将涉案土地清理平整。答辩人认为，根据征地当时的权源凭证，以及涉案土地的实际占有使用人出具了交出地块承诺的情况下，答辩人作出涉案行为事实清楚，程序规范，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并无不当。三、上诉人的诉状所述缺乏事实依据，且与事实不符，依法不能采信。上诉人并不具有基本诉权。有据可查，陈祝安、徐萍芳、陈广胜三人分别持有的蕉府农地承包权[2014]第441***********034J号、第441***********022J号、第441***********035J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土地，均是在2012年由当时户籍为文福镇文福居委会的陈祝安从金星村红二队的多户群众手中非法买入，承包经营权证上所涉地块实际属于金星村红二队所有，并非金星村新塘二队的土地。鉴于原颁证工作错误，蕉岭县政府已于2020年9月24日向上诉人核发了注销上述三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决定通知书》，依法决定对上诉人原持有的蕉府农地承包权[2014]第441***********034J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予以注销。上诉人本身不是金星村红二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无权承包涉案土地，其不具基本诉权。上诉人认为许永康与新春花木公司代表吴新茹签订的《合同书》违反上诉人与许永康、许展忠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不具备法律效力的理由不足采信。首先，该《合同书》并不违反上诉人与许永康、许展忠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其次，许永康与许展忠互为兄弟，吴新茹完全有理由相信许永康的代表签约行为，许永康与吴新茹签订的《合同书》依法应具法律效力；该《合同书》签订后已经事实履行多年，各方一直未提出任何异议，故该《合同书》不存在上诉人认为的不具法律效力。上诉人认为“《合同书》并未约定如遇政府征收，新春花木公司有权进行处理或直接领取搬迁款”不足采信。首先，新春花木公司是《合同书》的当事人，足以证明新春花木公司是涉案地块的其中使用权人；其次，从该《合同书》第四条“如遇政府征地，土地归甲方所有，乙方在名贵树木搬迁款补偿后应无条件付清甲方出资50%的种树款。付清甲方后所有名贵苗木都是乙方的。名贵树木搬迁款甲、乙双方各50%”的约定内容可证，合同当事人对涉案地块的附着物补偿事项由新春花木公司负责办理已作约定；再者，从许永康和吴新茹2019年10月至11月的通话记录可知其二人对涉案土地的附着物如何处理问题曾进行商谈，更加印证了新春花木公司是涉案土地的附着物权属人及出面签订补偿协议的资格。综上，一审裁定正确，答辩人作出的涉案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规范、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采信，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被上诉人蕉岭县政府答辩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审认定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不享有权利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上诉人与许永康、许展忠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上诉人承包经营权证项下的土地在发包给许永康、许展忠时，地上附着物只有二口鱼塘，并没有上诉人所主张的种植有名贵树木和龙眼树等。同时根据该《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对涉案土地的地上附着物的征收全部归承包人许永康、许展忠，上诉人不享有权利。而许永康取得承包权后又将上述土地与新春花木公司签订了《合同书》，约定合作种植名贵树木，根据该《合同书》的约定，对地上附着物等名贵树木的搬迁补偿款是由新春花木公司领取后才给予50%许永康，而上诉人并不享有权利。因而原审根据上述转承包的事实，认定上诉人并未实际管理使用承包经营权证项下的土地，对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不享有权利，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次，原审认定蕉城镇政府根据新春花木公司的交付承诺，对涉案地块上的地面附着物进行了清杂平整，并未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强行破坏、损毁地上附着物的违法强制行为，事实清楚。由于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上种植的名贵树木等附着物不享有权利，新春花木公司吴新茹根据其与许永康签订的《合同书》的约定，就政府征收涉案土地的花木迁移款等地面附着物补偿事宜与许永康进行商谈后，由吴新茹作为代表与蕉城镇政府签订了涉案土地的迁移补偿协议。吴新茹在领取花木场迁移补偿款后出具了《承诺书》。因此，蕉城镇政府基于新春花木公司的交付承诺，对涉案地块上的地面附着物进行了清杂平整，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强行破坏、损毁苗木、配套设施等全部地上附着物的违法强制行为。二、上诉人并不是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其作为本案行政诉讼主体不适格。根据答辩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所征收的涉案土地应属于蕉城镇金星村红二村民小组所有，不是蕉城镇金星村新塘二村民小组的土地，而上诉人陈祝安并不是金星村红二村民小组的成员。陈祝安和陈广胜、徐萍芳三人分别持有发包方为金星村新塘二村经济合作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登记的承包土地，均是在2012年由上诉人陈祝安从金星村红二村民小组的村民赖来英、赖来荣、赖来生、赖生英、赖仁兴、徐先友、徐道华等农户手中非法买卖所得。该三本承包经营权证所涉土地权属均为金星村红二村民小组所有，并非承包证上填写的金星村新塘二村民小组所有。陈祝安和陈广胜、徐萍芳三人的户籍均不在蕉城镇金星村红二村民小组，甚至在2014年9月12日蕉岭县农业局核发上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陈祝安和陈广胜、徐萍芳时，陈祝安、陈广胜的户籍仍未迁回蕉城镇金星村新塘二村民小组。2014年全县开展农村集体土地以二轮延包为基础的确权登记工作时，上诉人陈祝安用欺骗、虚假申报身份和土地权属信息等基础材料手段，导致有关部门将陈祝安从金星村红二队非法买入的农村集体土地，拆分为陈祝安和徐萍芳、陈广胜三户，并以金星村新塘二经济合作社作为土地所有权人进行发包，分别与陈祝安和徐萍芳、陈广胜签订承包合同，逐级呈报，最后错误地将红二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却以新塘二村民小组为发包人，于2014年9月12日向陈祝安和徐萍芳、陈广胜三人分别颁发了上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诉人上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取得在程序和实体上均违法；上诉人陈祝安和徐萍芳、陈广胜三人为同一户家庭成员，拆分为三户分别领取了三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户责任田面积总计近13亩完全不符合常理，严重超过当初实际分田面积(人平才几分地)，明显违法违规。为此，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蕉岭县****局在一审开庭前已书面通知上诉人将上述三本错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收回注销，现已依法注销。根据以上事实，陈祝安和徐萍芳、陈广胜三人并不是涉案所征收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是原分田人口)，因而蕉城镇政府根据新春花木公司的交付承诺，对涉案地块上的地面附着物进行了清杂平整，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作为一审的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不适格。三、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鉴于上诉人等不具有对涉案所征收金星村红二村民小组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资格，因错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已被注销，而且对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不享有权利；蕉城镇政府根据新春花木公司的交付承诺，对涉案地块上的地面附着物进行了清杂平整，并未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存在如上诉人所述的由答辩人组织蕉城镇政府和蕉岭县自然资源局实施了对征收涉案土地强行破坏、损毁地上附着物的强制执行的行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陈祝安与徐萍芳是夫妻关系，陈广胜系陈祝安与徐萍芳的儿子。蕉岭县政府于2014年9月12日分别向陈祝安颁发蕉府农地承包权[2014]第441***********034J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地块名称：矮东，面积4.81亩；向徐萍芳颁发蕉府农地承包权[2014]第441***********022J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地块名称：矮东，面积3.97亩；向陈广胜颁发蕉府农地承包权[2014]第441***********035J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地块名称：矮东，面积4.11亩。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粤国土资（建）字〔2015〕37号《关于蕉岭县2014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2015年2月4日蕉岭县政府发布了蕉府公〔2015〕14号《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陈祝安上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涉的土地在征地公告红线范围内，被上诉人认为具体征收面积以被上诉人蕉岭县自然资源局向陈祝安、徐萍芳、陈广胜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中的面积为准。2019年5月21日，被上诉人蕉城镇政府在蕉城镇金星村委会对蕉岭县2014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土地权属和面积进行公示，该公示显示陈祝安地面附着物33020元，名贵树木抢种不予补偿。被上诉人蕉城镇政府在履行相关征收程序后，多次催促上诉人户办理征地补偿登记，上诉人户一直未办理征地补偿登记。2019年6月26日，被上诉人蕉岭县自然资源局向上诉人户发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另查明，2014年12月4日，上诉人陈祝安将其所持的蕉府农地承包权[2014]第441***********034J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4.81亩承包地转承包给许展忠、许永康使用，陈祝安作为甲方与乙方许展忠、许永康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许永康是陈祝安与徐萍芳的女婿，许展忠与许永康是兄弟。上诉人陈祝安本案庭审中承认其与许展忠、许永康签订该《土地承包合同》的事实。该《土地承包合同》约定：“二、土地用途及承包形式。1.土地用途为花木、园艺作物种植、绿化管理。2.承包形式为合作承包经营。三、土地的承包经营期限。期限为15年。自2014年12月1日至2029年11月30日止。四、地上物的处置。该地上有两口鱼塘，在合同有效期内，由许展忠、许永康无偿使用并加以维护并改变用途。八、合同的变更和解除。4.本合同履行期间，如遇国家建设征用该土地，土地赔偿款归甲方所得，地上一切附着物（设施、设备、种植作物等）均由乙方与相关部门协商，并赔付给乙方，甲方并根据乙方承包经营的年限退返相关租赁费用。”许永康转承包涉案土地后，其作为甲方与乙方新春花木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甲方将蕉城镇新塘铺一块土地约15亩种植名贵树木：一、种植名贵树木甲、乙双方各出资50%；四、如遇政府征地，土地归甲方所有，乙方在名贵树木搬迁款补偿后应无条件付清甲方出资50%的种树款。付清甲方后所有名贵苗木都是乙方的。名贵树木搬迁款甲、乙双方各50%。”2019年11月13日，蕉城镇政府与新春花木公司签订《2014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花木场迁移补偿协议》，新春花木公司在领取迁移补偿款后，将涉案地块交付给蕉城镇政府平整。再查明，2020年4月9日，蕉岭县****局向陈祝安作出《告知书》，告知其所持的编号为441***********034J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存在权属确认错误问题，请将该证书予以交回，逾期未交回将依程序注销该证书。因陈祝安未将相关证书送回蕉岭县****局。蕉岭县政府于2020年9月24日作出《注销编号为441***********034J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决定通知书》，决定注销陈祝安户持有编号为441***********034J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上诉人陈祝安在被上诉人蕉岭县政府于2015年2月4日发布征收涉案土地公告之前，已于2014年12月4日与许展忠、许永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上诉人陈祝安亦在庭审中承认与许展忠、许永康签订该《土地承包合同》的事实。根据该《土地承包合同》，上诉人将涉案土地自2014年12月1日至2029年11月30日止承包给许展忠、许永康使用，该《土地承包合同》明确约定，合同履行期间，如遇国家建设征用该土地，土地赔偿款归上诉人陈祝安所得，地上一切附着物（设施、设备、种植作物等）均由许展忠、许永康与相关部门协商，并赔付给许展忠、许永康。许永康转承包涉案土地后与新春花木公司签订《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在涉案土地上种植名贵树木。以上证明，上诉人陈祝安已与许展忠、许永康协商同意涉案土地如遇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地上的一切附着物由许展忠、许永康与相关部门协商，并赔付给许展忠、许永康。且上诉人陈祝安亦无证据证明涉案土地上的花木是由其种植的。被上诉人虽曾在蕉城镇金星村委会对蕉岭县2014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土地权属和面积进行公示，但被上诉人在经过调查核实后，认为上诉人陈祝安并非涉案土地上附着物的所有人，最终未向上诉人陈祝安进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并无不当。如上诉人认为许永康与新春花木公司签订的《合同书》无效，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至于新春花木公司与蕉城镇政府签订迁移补偿协议是否合法亦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陈祝安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属于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清除涉案土地上附着物的行为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应裁定驳回上诉人陈祝安的起诉。综上所述，上诉人陈祝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裁定驳回陈祝安的起诉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梁小艾审 判 员 贺 璐审 判 员 黄巢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邹俊锋书 记 员 张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