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终11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钦州市钦南区那丽镇马鞍岭村委大山口村民小组。住所：钦州市钦**那丽镇马鞍岭村委会大山口村。 负责人：廖良东，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超，广西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殿宝，广西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成武，男,196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钦州市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彩森，钦州市钦南区向阳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韦光明，男,1981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钦州市钦**。 原审第三人：黄张英，男,1963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钦州市钦**那丽镇丽华路**,现住钦州市。 上诉人钦州市钦南区那丽镇马鞍岭村委大山口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山口村民小组”）因与被上诉人罗成武、原审第三人韦光明、黄张英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 -2- 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20）桂0702民初1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山口村民小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超、谢殿宝，被上诉人罗成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彩森，原审第三人黄张英、韦光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山口村民小组上诉请求：一、撤销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20)桂0702民初1500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与黄张英、苏芳富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林地用途为种植龙眼、荔枝等水果，2012年因黄张英、苏芳富擅自变更林地用途改种桉树,为此上诉人出面阻止，与黄张英、苏芳富发生冲突。黄张英、苏芳富还曾向派出所报警。也就是在这次冲突后，黄张英、苏芳富不再向上诉人交纳租金。2.上诉人对于苏芳富将部分林地转租给第三人韦光明以及第三人黄张英、韦光明将部分林地再转租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对此根本不知情，更谈不上同意。一审法院采纳证人韦某、梁某1的片面之言，有偏袒被上诉人之嫌。证人韦某与第三人韦光明有利害关系，证人韦某是第三人韦光明的父 亲，韦光明因转租上述林地给被上诉人而收取了被上诉人的转让款。故此，证人韦某在一审所作证言称上诉人同意第三人韦光明的转租行为，完全是为了避免一旦法院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将要求其儿子韦光明返还转让款及赔偿损失，证人韦某才谎称上诉人同意第三人的转租行为。所以，证人韦某的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证人梁某1是被上诉人罗成武的亲戚，且受雇于罗成武，其证人证言明显偏向被上诉人罗成武，连作为组长的廖良东都不知道第三人的转租行为，梁某1陈述上诉人知情，明显是在虚假陈述。况且，涉案林地属村集体所有，出租给谁、是否同意转租均需村民会议集体讨论决定，不能仅凭一两个证人的证言就直接 -3- 认定上诉人同意第三人的转租行为。3.首先，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交纳承包金，被上诉人也不可能向上诉人 交纳承包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其次，上诉人对于第三人的转租行为根本不知情，被上诉人与黄张英签订的《林地转让合同书》以及被上诉人与韦光明签订的《协议书》也均未约定被上诉人需向上诉人交纳租金，所以，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交纳租金被拒收的事实；最后，2011年之后，已是廖良东任组长，对外代表本村民小组的是廖良东，廖良东对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的转租行为完全不知情，被上诉人也从未向廖良东表示过要交纳承包金。4.上诉人已将涉案林地承包给了黄张英、苏芳富，上诉人不可能再每时每刻去查看谁再种植，即便看到的不是黄张英、苏芳富本人在种植，那也不能以此为由认定上诉人没有异议，黄张英、苏芳富本人也完全可能聘请他人种植、管理。上诉人不可能核实每一个在涉案林地上劳作人员与黄张英、苏芳富的关系，一审法院不能以此为由而认定上诉人知道并同意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的转包行为。二、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一审判决完全混淆了本案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存在三种法律关系：即上诉人与黄张英、苏芳富的林地承包合同法律关系，苏芳富与韦光明的林地转租合同法律关系，黄张英、韦光明与被上诉人的林地转租合同法律关系。即便按一审判决所认定的黄张英、韦光明将涉案林地中的37亩转包给了被上诉人，既然黄张英、韦光明与被上诉人之间仅是林地转租合同法律关系，那么不管上诉人对于黄张英、韦光明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租行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都不会导致上诉人与黄张英、苏芳富1997年《林地承包合同》的解除，更不会导致1997年《林地承包合同》主体的变更。故此，即便黄张英、苏芳富与韦光明以及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转租关系，1997年《林地承包合同》的主体仍然是上诉人和黄张英、苏芳富,被上诉人从不是1997年《林地承包合同》的合同主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履行1997年的《林地承包合同》。一审判决混淆上述各个法 -4- 律关系的主体，判决支持与上诉人没有合同关系的被上诉人的诉请，明显是错误的。三、黄张英、苏芳富从上诉人处承包的林地面积为75亩，而据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所述，第三人转租给被上诉人的只有37亩，另还有38亩是第三人以及苏芳富在经营的，也就是说，上诉人与黄张英、苏芳富的1997年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并没有解除。四、被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转租行为只是在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重新建立一个林地转租法律关系，上诉人与黄张英、苏芳富之间的林地承包合同关系并不因黄张英、苏芳富的转租行为而消灭。涉案的1997年《林地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是上诉人和黄张英、苏芳富，上诉人只对黄张英、苏芳富负有合同义务，对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合同义务。五、涉案林地2012年之后的承包金，黄张英、苏芳富再未向上诉人支付过，且黄张英、苏芳富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未经上诉人同意，甚至不告知上诉人，擅自将涉案林地中的37亩转包给被上诉人，鉴于黄张英、苏芳富的违约行为，上诉人将通过诉讼程序收回涉案全部林地。被上诉人如有损失的，应向其转租人黄张英、韦光明主张。六、关于被上诉人诉请协助办证的问题。根据1997年上诉人与黄张英、苏芳富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约定，林地用途为种植龙眼、荔枝等水果，林地的真实用途是种植水果，而非商品造林，所以，根据1997年的《林地承包合同》，上诉人没有协助办理采伐证的合同义务，而不可能有该义务。2012年黄张英、苏芳富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改种桉树营造商品林，上诉人出面阻止，黄张英、苏芳富还曾报警及报林业站，这足以证明上诉人对于黄张英、苏芳富的改种行为是明确提出了异议的。所以，据此上诉人更不可能对黄张英、苏芳富有协助办证的义务。而被上诉人连《林地承包合同》的主体都不是，上诉人与其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更不可能对其负有协助办证的义务。七、本案中，不管上诉人对第三人的转租行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都不会改变1997年《林地承包合同》的合同主体是上诉人与黄张英、苏芳富的事实。一审判决支持了作为非1997年《林地承包合同》合同主体的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履行1997年《林地 -5- 承包合同》的诉求，无异于通过司法审判权强行干预了上诉人的出租行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八、一审法院没有对涉案的林地承包合同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上诉人认为涉案1997年的林地承包合同是无效的。 被上诉人罗成武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 一、上诉人大山口村民小组在1997年7月1日将涉案林地发包给第三人黄张英、苏芳富承包，并经过司法见证双方签订林地承包合同。2014年2月1日苏芳富将其承包的30亩林地让给第三人韦光明。2014年7月8日第三人黄张英、第三人韦光明将其承包林地75亩中的约37亩林地转包给答辩人罗成武，签订有《林地转让合同书》一份并交纳了林地转让费。林地转让后罗成武及时向大山口村民小组提出交纳林地租金的请求，村民小组副组长韦某明确告知，因林地租金不多，收来难以分配给村民，要求罗成武在砍伐林木时一次性交至砍木年份的林地租金。韦某是当时村民小组的副组长，是整件事的知情人、经办人，其出庭作证就事实、就理由说明了整件事的经过合理合法，并没有上诉人所称的“虚假陈诉”。二、当时第三人转包承租林地给罗成武时，是经过村民小组同意的，第三人并征求过村民小组的意见，当时组长廖良东说承包给谁都是承包，只要收得到岭租金，谁承包都一样，村民小组对第三人转包林地给罗成武是没有意见的。2014年台风将第三人黄张英、第三人韦光明原所种植的桉树全部摧毁，2015年由罗成武重新种植桉树，一直管理至今。现罗成武经营了这么多年，如果村民小组有意见的话早就有意见了，罗成武早就不能在这里种植桉树这么多年了。村民小组以此为借口拒绝协助罗成武办理砍伐证，是因为现任组长廖良东见罗成武林木成熟能够砍伐眼红，才不同意协助罗成武办证砍伐，以此要挟罗成武提高租金。三、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各个法律关系的主体适格。1997年7月1日第三人黄张英、苏芳富与大山口村民小组签订《林地承包合同》承包行为合法有效，2014年7月8日第三人黄张英、 -6- 第三人韦光明将其承包林地75亩中的约37亩林地转包给原告罗成武，签订有《林地转让合同书》转租行为合法有效。现罗成武种植的林木成材，申请办理林木砍伐证并依约向大山口村民小组交纳土地承包金，却遭到村民小组（廖良东组长）拒收承包金，同时拒绝签字给罗成武向林业部门办理林木砍伐手续。协助承包人办理林木砍伐证是发包林地发包人的一项重要义务，发包人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承包人以发包人为被告，要求其履行义务合理合法、依法有据。四、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从2018年才实施的，本案是1997年的承包合同，不应受约束，该承包合同是经过村委会、本村民小组，也经过那丽镇政府和司法所，钦州公证处驻那丽的公证员进行了公证，上诉人也将林地交给了黄张英、苏芳富，黄张英、苏芳富也交了承包期的租金给上诉人，从1995年经营到现在上诉人都没有异议，只有到今天庭审才提出了异议。因此，上诉人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原审第三人黄张英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1.黄张英、韦光明将原与上诉人承包的林地转包承租给罗成武时，是经过生产队同意的，并征求过生产队的意见，当时队长说承包给谁都是承包，只要收得到岭租，谁承包都一样；现罗成武经营了这么多年，如果生产队有意见的话早就有意见了，罗成武早就不能在这里种植桉树了，现在生产队不同意协助罗成武办证是不合理的。2.生产队上诉没有道理，特别是上诉期间第一次开会村民都不愿意上诉，但受到现队长廖良东等人威胁，被逼在他们预先打印好的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上签字，上诉不是我们全体村民的意见，生产队的上诉没有理由和依据。 原审第三人韦光明述称，合同是有效的，生产队要配合办理砍伐证。现在别人砍伐林木，上诉人才不同意办理砍伐证，如果上诉人有异议，那么就应该在前几年就提出，而不应在林木可以砍伐后才提出异议。 罗成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1997年7月1日签订的《林 -7- 地承包合同》，协助原告办理三斗种岭、江尾屋地岭一带公路边约37亩土地桉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申请 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大山口村民小组为了发展水果生产，经群众讨论决定，将被告的三斗种岭、江尾屋地岭一带山地，东起田边，南至田边，西至王茅坪分水界，北到公路边，面积75亩的土地发包给黄张英、苏芳富种植龙眼，荔枝等水果。1997年7月1日，被告大山口村民小组作甲方，黄张英、苏芳富作乙方，双方就此达成以下协议：“一、承包期限为伍拾年（50年）即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至二0四七年七月一日，承包期满后，乙方将所租用的土地归还给甲方。二、承包金为每亩每年贰拾元（20元）。三、承包金付款方式。承包金分期付款，即每年为一期，每年乙方付给甲方一次租金，每期的租金为壹仟伍百元整(75亩x20元=1500元）。四、山地承包后，所承包的山地由乙方负责使用，甲方不得干涉。不得损坏乙方的生产。五、承包的林地被国家建设需要征用时，甲方应负责协助乙方办理各项赔偿手续。六、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有关村委会一份。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超生效。双方共同遵守，不得终止。如有违约，违约一方需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黄张英、苏芳富按合同约定种植荔枝、龙眼树，后因故于2012年将部分承包土地改种桉树,被告对此没有异议。2014年2月1日，苏芳富将承包的土地中的公路旁边的部分林地包括地上附属物桉树一并转包给第三人韦光明。2014年7月8日，经被告同意，第三人黄张英、韦光明将他们承包的上述原已改种桉树的公路边约37亩的土地包括地上附属物桉树一并转包给原告。之后，原告及时向被告交纳林地承包金。被告村民小组副组长韦某明确告知原告，林地租金不多，收来难以分配给村民，告诉原告待砍伐林木时一次性交至砍木年份的林地承包金即可而没有收取。2014年，超强台风将原来种植的桉树全部吹毁。2015年，原告在承包土地重新种植桉树，被告 -8- 对此没有异议。2020年2月，上述原告所种植的林木成材需要采伐。为此，原告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依约向被告交纳土地承包金,被告村民小组长廖良东拒收，拒绝协助原告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因此，原告于2020年5月9日向该院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与黄张英、苏芳富于1997年7月1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之后，转包给了原告，被告是同意的，有证人韦某、梁某1出庭作证的证言证实。原告因此取得了涉案被告的土地使用权，故原告请求被告继续履行该合同合理、合法。虽然承包合同约定种植荔枝、龙眼树，原告种植桉树，但被告对原告在其承包土地种植桉树没有异议，说明被告是同意的，有证人韦某、梁某1出庭作证的证言证实。原告取得了被告的土地使用权，因而对承包地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办理采伐许可证是原告取得收益的必要措施。故被告有义务协助原告进行办理。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林地承包合同》，协助原告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手续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被告主张对涉案土地转租不知情的说法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钦州市钦南区那丽镇马鞍岭村委大山口村民小组继续履行于1997年7月1日关于发包三斗种岭、江尾屋地岭一带土地而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协助原告罗成武办理三斗种岭、江尾屋地岭一带公路边约37亩土地的桉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相关申请手续。案件受理费10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50元，由被告钦州市钦南区那丽镇马鞍岭村委大山口村民小组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大山口村民小组申请了证人廖某、梁某2、梁某3出庭作证，拟证明2012年因黄张英、苏芳富擅自变更林地用途改种桉树，大山口村民小组曾出面阻止及村民小组并不知晓案涉土地转租给韦光明乃至罗成武的事实。原审第三 -9- 人韦光明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1页），拟证明大山口村民系知道土地已经转包给他人的事实，提起诉讼并非村民本意。本院认为，证人证言证明的大山口村民小组曾阻止黄张英、苏芳富种植桉树的事实，黄张英亦予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证人证言尚不足以证明大山口村民小组对林地转包给韦光明乃至罗成武的事实完全不知情。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原审第三人韦光明的证明目的。 对二审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2012年黄张英、苏芳富将部分承包土地改种桉树，大山口村民小组是否提出过异议的问题。根据二审的证人证言及黄张英的陈述，可予认定大山口村民小组曾在2012年对黄张英、苏芳富将部分承包土地改种桉树的行为提出过异议。2.苏芳富将承包地转包给韦光明及黄张英、韦光明将承包地转包给罗成武，上诉人大山口村民小组是否知晓并同意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诉争的两次转包行为均发生在2014年，2015年罗成武在诉争的30多亩林地上种植桉木，且据黄张英陈述承包金只交到了2014年，直至本案诉讼的六年间，上诉人未收取到土地承包金但又不去向义务人追索（不闻不问）显然与常理不符，因此，上诉人辩称对转包毫不知情，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在知晓转包的情形下，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对转包行为提出过异议，一审据此推断上诉人同意转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经二审审理查明，除了“大山口村民小组曾在2012年对黄张英、苏芳富将部分承包土地改种桉树的行为提出过异议”的事实一审认定不当外，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大山口村民小组应否协助被上诉人罗成武办理砍伐许可证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与黄张英、苏芳富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无效，或者即使合同有效，但被上诉人罗成武不是该份合同的签订方，其无权要求上诉人履行合 -10- 同义务。本院认为，首先，涉案《林地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经过了当地政府林业管理站的鉴证，合同合法有效；且涉案《林地承包合同》系在1997年签订的，早于2003年颁布实施的《土地承包法》，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上诉人以新颁布的法律对承包地流转方式的规定去否定前合同的效力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协助办理砍伐许可证系发包人发包林地种植经济林木合同项下的附随义务，上诉人知晓转包事实，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不同意转包，现诉争桉木已成材，上诉人应履行合同义务，配合林木所有人罗成武办理砍伐许可证。至于合同履行中是否存在违约，可由当事人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大山口村民小组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钦州市钦南区那丽镇马鞍岭村委大山口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成 审 判 员  赵斯婷 审 判 员  李彦君 -11-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海量 书 记 员  韦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