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3民终26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凤奎，男，1965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发，天津纳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丽，天津纳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众鼎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苏州里7-1-601。法定代表人：屠立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本茂，天津津滨正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屠立伯，男，1977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本茂，天津津滨正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凤奎因与被上诉人天津众鼎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鼎晟公司)、屠立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6民初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凤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由被上诉人共同偿还上诉人借款4500000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在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向众鼎晟公司转账4500000元的支票存根、银行流水、被上诉人出具的专用收据，载明款项用途为“借款”；银行流水显示款项已经从上诉人账户内划转，庭审中上诉人承认收到前述4500000元款项。二、本案所涉4500000元借款系上诉人本人出借。从上诉人银行账户看，被上诉人确实与上诉人之间有多笔经济往来，但上诉人仅认可本案所涉的4500000元系上诉人自行出借，其他款项系公司出借。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已经偿还上诉人4500000元借款，一审中，虽然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多笔银行流水，仅可证明双方银行账户上的资金往来，但是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偿还。众鼎晟公司、屠立伯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梁凤奎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众鼎晟公司、屠立伯共同偿还借款人民币45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众鼎晟公司、屠立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凤奎系天津滨城龙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公司）股东，屠立伯与龙达公司股东梁凤雨有业务往来，龙达公司与众鼎晟公司、屠立伯有多笔经济往来。2009年12月25日，梁凤奎通过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的转账支票给付众鼎晟公司4500000元，众鼎晟公司收到后，为梁凤奎出具了一张盖有众鼎晟公司公章及屠立伯人名章的专用收据，支票存根及专用收据的签名人及经办人均为梁凤奎所在龙达公司以及众鼎晟公司的会计。根据梁凤奎与众鼎晟公司、屠立伯提供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2009年11月29日，梁凤奎向屠立伯账户转款2000000元；2010年7月1日，屠立伯向梁凤奎账户转款5000000元，2010年7月6日，屠立伯向梁凤雨账户转款400000元，2010年7月26日，梁凤奎向屠立伯账户转款4000000元，2010年10月8日，屠立伯向梁凤雨账户转款4872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梁凤奎主张根据其提交的转账支票存根以及专用收据等证据可以认定各方之间的钱款往来构成借贷关系，被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主张原告给付被告公司钱款的行为系被告屠立伯与龙达公司股东梁凤雨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原告并不认识，并提供了屠立伯名下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等证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给付被告公司转账支票，被告公司认可收到该钱款，原告与被告均表示该笔钱款的操作由双方公司会计经手，具体情况不清楚。原告自认其账户由龙达公司管理，通过其账户向屠立伯的其他转款均是公司行为，与其个人无关，仅本案款项系原告出借给被告，但对此原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同时原告亦认可被告屠立伯与梁凤雨、梁凤英、梁凤奎等人账户有多笔钱款往来。本案涉案款项后，被告屠立伯向原告及梁凤雨均有多笔转款，且数额较大覆盖本案款项数额，同时该笔转款已经过去十余年，且庭审中原告自认被告屠立伯与其哥哥梁凤雨关系要好，该笔款项通过梁凤雨向原告借款，原告近十年也仅向梁凤雨索要款项，并未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虽将4500000元给付被告，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达成了借款的合意，无法证实该款项系原告出借被告的事实，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梁凤奎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4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梁凤奎在第一次庭审中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一、梁凤奎名下的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明细单（形成时间2016年11月30日），另外还提交了其向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申请后获得的补制回单；二、应付账款明细单（形成时间2010年8月31日）；三、梁凤英证人证言。上述三组证据证明内容是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还款500万元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系偿还2010年6月30日的借款，本案案涉450万借款未偿还。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一、二均不属于新证据，上述证据能够体现出双方账户之间款项流动的情况，但无法充分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中的证人因与上诉人梁凤奎具有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弱，本院亦不予采信。第二次庭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借款明细及银行流水等材料，证明双方在借款的时候，上诉人一方在提供借款时以不同的名义，其中有以龙达公司的名义、也有梁凤奎、梁凤英、梁凤雨的名义，双方存在多笔借款关系，而本案涉及的450万元则是梁凤奎本人自己的款项，被上诉人所还的款项并未覆盖该笔450万元。被上诉人对于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上述450万元款项已经还清，不认可上诉人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不属于新的证据，仅能证明多方之间存在款项的往来情况，且与上诉人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相矛盾，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记账凭证、企业专用收据、银行转账凭证的材料，证明案涉450万元款项已经还清，上诉人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并非新证据，仅能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相互佐证出各方之间的部分款项往来情况。通过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的分析，本院查明，梁凤奎向屠立伯转款2000000元的时间应当为2009年11月19日，一审判决此处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另查，梁凤英于2009年12月25日向众鼎晟公司分别汇款3000000元和2500000元，共计5500000元，众鼎晟公司提供的一张收据分别载明其于2009年12月25日收到龙达公司借款5500000元，另一张收据载明其于2009年12月25日收到梁凤奎借款4500000元，另众鼎晟公司同日的记账凭证载明明细为“龙达”的应收账款金额为10000000元。再查，2009年12月31日，众鼎晟公司向龙达公司付款11370000元，同日的记账凭证载明明细为“龙达”的应付账款金额为11370000元，摘要部分列为1000万和137万元。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众鼎晟公司、屠立伯与龙达公司、梁凤雨、梁凤英、梁凤奎等人账户有多笔钱款往来，各方之间的转账情况复杂，根据现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可知，本案虽然存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款行为，但结合交易习惯应当认定主要系龙达公司与众鼎晟公司、屠立伯之间进行的具有意思表示的法律行为。梁凤奎一方面自述其个人账户被龙达公司管理使用进行与被上诉人的转款行为，另一方面又认为本案涉及的4500000元是其个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前后存在矛盾之处，且未能充分的举证证明该笔款项在各方转款中的特定性，本院实难采信。同时，该笔转款发生距今已达十余年之久，梁凤奎在此期间并未向被上诉人有过任何催收的主张，明显不符常理，同时考虑到龙达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涉及到的债权债务的确认是一个需要整体评价的问题，且龙达公司已经另行提起诉讼，梁凤奎起诉被上诉人返还可能涉及其中的款项，本案不宜处理。综上，上诉人梁凤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800元，由上诉人梁凤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俊审判员  闫萍审判员  武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王帅书记员马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