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91民初3870号原告：陈玉玲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有蕊，广东笃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莎，广东笃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广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月，广东鼎柱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广斌被告：刘超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月，广东鼎柱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玉玲与被告郑广辉、郑广斌、刘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玉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有蕊、余莎，被告郑广辉、刘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月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广斌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玉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人民币（以下币种为人民币）1,384,000元及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4月21日起计算至偿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9年5月30日，利息为人民币92,140元；2.判令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7年1月1日，原告与郑广辉签订《威海市深帝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与郑广辉双方进行投资合作，双方出资设立威海深帝贸易有限公司，原告出资150万元，占股40%，郑广辉占股60%，后郑广辉收取了原告的投资款后，至今未将原告登记为威海深帝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后原告多次向郑广辉转账共计425万元。后原告与郑广辉于2019年1月18日签订《补充协议》，原告、郑广辉同意终止上述合作关系。同时郑广辉同意向原告返还160万元，每期返还14.6万元，共计11期。另郑广斌自愿同意代为向原告返还160万元，自2019年3月20日开始。因郑广斌与刘超系夫妻，刘超对郑广斌的上述债务予以确认，故刘超应对郑广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然现在三被告未按期向原告还款，为此，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判如所请。被告郑广辉辩称，第一、涉案债务已转移，郑广辉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补充协议》的内容“以上款项郑广斌愿代郑广辉分期偿还……承担人郑广斌”来看，对于涉案债务的债务人，经三方签字确认尤其是作为债权人的陈玉玲同意，已由郑广辉转移给了郑广斌，陈玉玲不应同时向新旧两个债务人以及继续向旧债务人即郑广辉追债。第二、涉案案由并非借贷而系合伙协议纠纷，原、被告双方直至今日并未同意终止合作关系，应继续执行协议且按约定处理纠纷。本案系由原、被告之间围绕着一家名为威海深帝贸易有限公司展开的个人合伙投资经营，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应当属于合伙协议纠纷，而非原告陈玉玲诉称的民间借贷纠纷。该家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方面的业务，在工商登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的股东均是原告陈玉玲在山东的亲戚黄宗铭。同时，根据双方《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的内容，围绕着该公司投资合作的入股、退股和终止等事宜，均已存在书面上的明确约定，如《合作协议》约定不得在公司不利时退股；第九条公司的终止和终止后的事项，尤其是《补充协议》中也明确了“鉴于公司目前情况……待公司恢复正常后按原协议执行”等，证明了一方面原被告双方并未如原告诉称的“同意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而是待恢复后执行协议；另一方面是明确了双方在合作中如产生纠纷，或退股以及终止合作关系乃至终止公司运营等事宜，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处理，而非采取诉讼方式。第三、本案系原告违约退股、撤资所致。实际上，本案之所以会形成诉讼，完全是原告无视该公司当前经营中的困难和不利，又不愿意按照协议进行清算和结算，而单方面想尽快退伙所导致的，为了达到目的而将投资的事实歪曲成所谓的借款而起诉郑广斌，其主张明显违背事实约定，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第四、赞成郑广斌对于本案的答辩意见。综上所述，涉案债务已转移，郑广辉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无须承担还款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求。被告郑广斌辩称，第一、郑广斌与陈玉玲已签订《补充协议》，原、被告双方已约定涉案债务转由郑广斌一人承担，且也已接收了郑广斌履行偿还的部分款项。郑广斌为了帮助自己的弟弟即被告郑广辉，也为了化解矛盾处理涉案债务，签订了《补充协议》（陈玉玲、郑广辉和郑广斌共同签署），明确约定由郑广斌代被告郑广辉承担涉案债务，并且郑广斌从2019年3月开始也依约分期还款，原告也接收了几期款项。该协议约定的分期时间是从2019年3月开始至2020年2月，期数为11期，每期偿还的具体金额为146,000元，尤其要说明的是，该协议明确约定的是“如逾期则一次性全部归还”，而不是约定“如分期中有一期逾期则一次性全部归还”。正是因为郑广斌在签订协议时也预计当时无法一次性偿还，经过协商才同意采取分期方式，才愿意签字代替郑广辉还款。郑广斌没有想到的是，自2019年4月份就向贵法院起诉郑广斌要求一次性偿还全部款项，而当时所有款项的分期期限并未到期，在当时根本不存在逾期一说，后来经了解他们又撤诉，后再次于今天起诉郑广斌。正是因原告先后于2019年4月以来至今年年后起诉郑广斌，郑广斌不得不暂停还款，候待人民法院司法程序处理结果。因此，造成郑广斌不予还款的直接原因就是原告不愿通过协商途径与郑广斌商议而是直接走司法程序，这种滥用诉讼权利的手段行为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第二、陈玉玲与被告郑广辉之间并未终止合作关系。本案系陈玉玲与被告郑广辉围绕着一家名为威海深帝贸易有限公司展开的个人之间的合伙投资经营，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应当属于合伙协议纠纷，而非诉称的民间借贷纠纷，郑广辉并未向陈玉玲借钱，而是双方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发生了纠纷，尤其是《补充协议》中明确写明“鉴于公司目前……待公司恢复正常后按原协议执行”等，表明了陈玉玲与郑广辉至今都尚未决定终止合作关系以及解除原《合作协议》，而是要通过合作方之间内部调整后继续合作，即便如果陈玉玲要退股或者终止合作关系乃至终止公司运营，也应按照协议约定执行相关事宜，而非采取诉讼方式。第三、本案系陈玉玲违约撤资在先。陈玉玲无视该公司当前经营中的困难和不利，违反《合作协议》的约定而单方面想尽快退伙所导致的本案诉讼，其为了达到目的而将投资的事实和有关款项歪曲成所谓的借款而起诉。在郑广斌分期偿还了部分款项后，欲通过牵涉深圳地区其他法院的几宗诉讼的方式达到将其投资撤逃的违约目的，对此郑广斌才暂停还款。第四、涉案债务并非郑广斌与被告刘超之间的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刘超并未参与本案的投资合作，对此毫不知情，更未在《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上签字确认或者事后追认，涉案款项也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中，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郑广斌认为原、被告已将涉案债务进行转让由郑广斌一人承担，且郑广斌已经部分履行，因原告违约在先且恶意起诉的原因，郑广斌才暂停还款，本着合伙协议意思自治的协商原则，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超辩称，第一、起诉书中所述的“被告三对被告二的上述债务予以确认”是不存在的，刘超（被告三）从未参与涉案的威海市深帝贸易有限公司的出口代理业务的合作，也对该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内容和情况并不知情，刘超既未在上述合作和终止合作文件上签名，也不存在任何事后确认和追认行为，对涉案债务没有与郑广辉、郑广斌之间有任何共同意思表示。第二、该债务系郑广斌个人自愿替郑广辉偿还的款项，是郑广斌、郑广辉兄弟之间的事情，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的方面，也明显超出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第三、转账时刘超也并不清楚该二十几万款项的性质是用于本案的还款，并未与郑广斌就本案还款之间有过意思联络和任何合意。即便通过刘超账户的该两笔款项是郑广斌向原告的还款，也不代表刘超对涉案债务的确认或者与郑广斌曾对此形成过合意，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四、赞同郑广斌的答辩意见，虽然刘超与郑广斌至今都是夫妻，但是对于涉案的债务郑广斌从来没有告知过刘超，也没有将涉案的任何款项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和家庭生活。在还款的时候，郑广斌并未告诉刘超该笔款项是用于还。因此，根据法律规定，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请求依法驳回原告陈玉玲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7年1月28日，原告陈玉玲（甲方）与被告郑广辉（乙方）签订一份《威海市深帝贸易有限公司出口代理业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其中与本案相关的事项约定如下：（1）陈玉玲与郑广辉拟投资设立威海市深帝贸易有限公司，陈玉玲以现金作为出资，出资额为15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百分之四十，郑广辉以现金作为出资，出资额为20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百分之六十。（2）本公司出资共计350万元，合伙期间各公司股东的出资为公司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公司终止后，各公司股东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3）股东不得在公司不利时退股。落款处，陈玉玲、郑广辉均在公司股东签名处签名。2.原告陈玉玲提交的工商公示信息记载：威海深帝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经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为黄宗铭。3.原告陈玉玲提交的《补充协议》记载：鉴于公司目前情况，截止2019年1月18日，双方确认陈玉玲出资425万元（应郑广辉要求向张逊、李川、黄再光汇款），郑广辉出资240万元，按原协议郑广辉应承担60%，陈玉玲40%。郑广辉现同意归还160万元，待公司恢复正常后按原协议执行。以上款项，郑广斌愿代郑广辉分期偿还，如逾期则一次性全部归还，于每月20日前支付（2019年3月20日开始）分11期，每期146,000元。协议人处有陈玉玲的签名捺印，郑广辉另在陈玉玲签名右侧落款。时间：2019年1月18日。在时间下方，另签有“承担人郑广斌”的字样。4.原告陈玉玲提交的宁波银行客户业务回单记载：2017年7月4日，案外人姜林涛向张逊62×××18账户转账190万元；2017年12月19日，姜林涛向李川62×××**账户转账50万元；2018年2月8日，姜林涛向张逊62×××18账户转账140万元；2018年2月28日，姜林涛向张逊62×××18账户转账45万元。5.原告陈玉玲与姜林涛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8年5月26日登记结婚，姜林涛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其转账给张逊、李川的款项均系代陈玉玲支付给郑广辉的款项。6.原告陈玉玲提交的交通银行交易详情记载：2019年3月20日，刘超向陈玉玲指定账户转账14.6万元；2019年4月20日，刘超向陈玉玲指定账户转账7万元。7.原告陈玉玲提交的其与郑广斌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2019年4月20日14时10分，郑广斌发送信息：“给你打了七万，我跟涛商量好了，差七万六千下个月补”，陈玉玲于当日14时29分回复：“好，下个月连这个月差额一起补齐，不能再逾期了”。本院认为，本案为涉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纠纷。被告郑广斌虽系香港居民，但对于涉案纠纷的处理，诉争主体均未选择适用的法律，鉴于原告住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审理。原告陈玉玲与被告郑广辉签订的《合作协议》，陈玉玲与郑广辉、郑广斌签订的《补充协议》，均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各方均应按约履行。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的定性；二、原告陈玉玲未获清偿的金额应如何确定；三、各被告是否应承担本案责任。现就前述焦点问题一一分析认定如下：一、本案的定性三被告认为，本案系基于陈玉玲与郑广辉合伙投资经营威海深帝贸易有限公司而起，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应当属于合伙协议纠纷，而非原告诉称的民间借贷纠纷。对此，本院认为，原告陈玉玲与被告郑广辉签署《合作协议》，约定投资成立威海深帝贸易有限公司，并就出资额、方式、期限、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方式进行了约定，从约定的内容来看，双方并无与合伙相关的约定，特别是二人约定当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以个人出资比例为据，按比例承担，显然与合伙人对合伙债务负连带责任的特征不符，故不能以《合作协议》认定陈玉玲与郑广辉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亦不能依此认定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2019年1月18日，陈玉玲、郑广斌、郑广辉共同签署《补充协议》，对《合作协议》的履行及合同主体间权利义务作出了新的安排，据此，可认定在陈玉玲、郑广斌、郑广辉之间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书面协议。如前所述，该协议属于有效合同，对当事人具有合同约束力，基于此，无论当事人之间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均可直接根据通过新的债权债务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需要说明的是，《补充协议》虽有郑广辉同意归还陈玉玲160万元出资款之约定，但协议各方并无成立借贷关系的明确意思表示，本案的性质不能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因本案系基于协议履行产生争议，而案涉协议所对应的法律关系并不能由现行合同法规定的某种具有典型性的有名合同予以涵盖，故应将案涉协议归入无名合同的范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的规定，本案应当确定为合同纠纷。二、原告陈玉玲未获清偿的金额应如何确定《补充协议》记载，郑广辉同意归还（陈玉玲）160万元，郑广斌愿代郑广辉分期偿还，如逾期则一次性全部归还，于每月20日前支付（2019年3月20日开始）分11期，每期146,000元。由此可确定，陈玉玲应获得清偿的款项总额为160万元。依据查明的事实，刘超分别于2019年3月20日、4月20日向陈玉玲指定账户转账14.6万元、7万元，共计21.6万元，陈玉玲同意在总额中扣减刘超所转账的款项于法不悖，案涉款项尚余138.4万元（160万元-21.6万元）本金未付。另依前述《补充协议》之记载，郑广辉应如期支付每期款项，逾期则应一次性全部归还。现三被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刘超在2019年4月20日前给付原告21.6万元，后段各期款项并无证据证明已如期支付，故原告陈玉玲可主张所有未还款项一次性全部归还。关于陈玉玲主张的利息，考虑到原告未如约收回款项在客观上存在利息损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原告陈玉玲主张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收资金占用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起算时间，因陈玉玲同意郑广斌2019年4月未付清的款项可在下月补齐，故郑广斌是否逾期还款以及陈玉玲能否主张全部未还款项一次性归还应以2019年5月20日作为起点，陈玉玲主张自2019年4月21日起计算利息欠缺依据，本院确定案涉款项的利息应从2019年5月20日起算。综上，原告陈玉玲未获清偿的金额为本金138.4万元及利息损失（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5月20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各被告是否应承担本案责任原告陈玉玲主张三被告应对本案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被告郑广辉称案涉债务已转移给郑广斌，其不应再承担本案责任；被告郑广斌亦称郑广辉无需再行承担责任，案涉债务已转移给郑广斌承担；被告刘超称案涉债务系郑广斌自愿替郑广辉偿还的款项，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与共同生产经营，且明显超出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约定，郑广辉现同意归还160万元。由此可见，郑广辉负有归还案涉款项之义务。《补充协议》中关于“以上款项，郑广斌愿代郑广辉分期偿还”之约定，涉及是否构成债务转移的认定。依据法律规定，债务转移，是指第三人取代债务人的地位而承担全部债务，原债务人脱离债权债务关系。一般而言，认定债务转移必须有债权人明确同意债务转移给第三人或者债务人退出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本案中，《补充协议》中既未明确载明郑广辉退出原债权债务关系，亦无陈玉玲同意免除郑广辉承担债务的记载，在此情形下，郑广辉并没有脱离债的关系，其还款义务不能予以免除；而郑广斌愿意代郑广辉偿还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其应与债务人郑广辉共同向债权人陈玉玲承担还款义务。原告陈玉玲诉请被告郑广辉、郑广斌共同偿还本金及支付利息损失具有合理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刘超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刘超与郑广斌虽系夫妻关系，但刘超并未在《补充协议》中签字，而郑广斌的债务源于其自愿代郑广辉承担的案涉债务，郑广斌未从中获益，且从实质来看，该债务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不属于为家庭利益所负债务，应认定为郑广斌的个人债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就郑广斌承担责任一事，陈玉玲虽已将《补充协议》发送给刘超，但刘超并未作出愿意与郑广斌共同承担债务之意思表示。另外，刘超虽分两次向陈玉玲转账21.6万元，但在欠缺明确的共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之情形下，该行为仅能理解为刘超受郑广斌之托或代替郑广斌履行了部分义务，而不能将其视为刘超认可且接受郑广斌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据此，原告陈玉玲要求刘超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之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案涉债务的承担主体应为被告郑广辉与郑广斌，二人应偿还原告陈玉玲本金138.4万元，并应支付利息损失（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5月20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被告均称暂停还款系由于原告于2019年4月向法院提起诉讼所致，因诉权是法律制度赋予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陈玉玲提起诉讼的行为与各被告按《补充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并无本质牵连，如各被告能够按照协议约定据实履行，陈玉玲即便提起诉讼，对各被告的合同权益也不会构成影响，因此，不能以陈玉玲的诉讼行为作为各被告不履行《补充协议》所确定义务的合理事由。三被告另称原告陈玉玲与郑广辉未终止合作关系，陈玉玲系违约退股、撤资，因本案仅对《补充协议》所确定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处理，并不涉及《合作协议》的履行情况，故而陈玉玲与郑广辉是否终止合作，陈玉玲是否属于违约退股、撤资等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如案涉当事人基于《合作协议》产生纷争，可另寻其他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广辉、郑广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陈玉玲本金138.4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5月20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玉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85.26元，由被告郑广辉、郑广斌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被告郑广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原告陈玉玲、被告郑广辉、刘超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谭文剑人民陪审员  栾玉霞人民陪审员  杨福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何莎书记员陈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