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辽02行终5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民主街**。 法定代表人王天欣，分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飞，该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洋，该分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权胜，男，198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大连市金州区。 原审第三人刘春娥，女，196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大连市金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绅隆，辽宁邦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因与被上诉人王权胜治安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20）辽0281行初4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11月9日，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对原告王权胜作出大公金（治）行罚决字〔2017〕10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为：2017年6月29日19时许，在金州区中长街道碧海尚城广场内，王权胜因其姐姐王伟与刘春娥相互厮打，随（遂）上前对刘春娥进行殴打，导致刘春娥身体多处红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给予原告王权胜拘留十日并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原告王权胜不服，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9年1月3日作出（2018）辽0281行初41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大公金（治）行罚决字〔2017〕10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原告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3日作出（2019）辽02行终221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6月20日，被告重新作出的大公金（治）行罚决字〔2019〕S0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辽0281行初97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对原告王权胜作出的大公金（治）行罚决字〔2019〕S0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2020年1月9日，被告重新作出大公（金）行罚决字〔2020〕S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为：2017年6月29日19时许，在金州区中长街道碧海尚城广场内，王权胜因其姐姐王伟与刘春娥相互厮打，随（遂）上前对刘春娥进行殴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给予王权胜拘留十日并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于2020年1月10日送达原告。原告仍不服，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2017年8月28日，第三人刘春娥对殴打她的男子进行辨认，经辨认，指出杨**系殴打她的男子。同日，刘春娥的儿媳刘晓雪对殴打刘春娥的男子进行辨认，经辨认，指出杨**系殴打刘春娥的男子。2019年12月25日，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中长派出所出具工作情况说明，说明未能联系到第三人及刘某。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依据该法律规定，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具有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被告认定原告对第三人进行殴打，原告予以否认，并提供被告于2017年8月28日对第三人、刘晓雪所作的辨认笔录予以证实。该辨认笔录中，被侵害人刘春娥本人及其儿媳刘晓雪经辨认后，指出系杨**对刘春娥实施殴打行为，与被告对于丽波、孙某所作询问笔录及辨认笔录指认的违法行为人不一致。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对这一事实未进一步调查核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因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被撤销后，尚需重新作出处理，故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造成了原告的经济损失，其损失数额是多少，暂时均无法确定，故对原告的赔偿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于2020年1月9日对原告王权胜作出的大公金（治）行罚决字〔2020〕S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责令被告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于本判决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内对原告王权胜殴打他人一案重新作出处理；三、驳回原告王权胜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维持该局对被上诉人作出的大公金（治）行罚决字〔2020〕S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主要理由是：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具有职权依据。二、综合全案证据，能够证实以下事实：2017年6月29日19时许，在金州区中长街道碧海尚城广场内，王权胜因其姐姐王伟与刘春娥相互厮打，遂上前对刘春娥进行殴打。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一是被害人刘春娥2017年6月29日、2017年8月28日、2017年10月23日的三份询问笔录，二是证人杨某2017年8月25日询问笔录，三是证人孙某2017年8月28日询问笔录及辨认笔录，四是证人于丽波2017年8月28日辨认笔录及2017年9月14日询问笔录，五是证人刘某2017年6月29日、2017年10月23日两份询问笔录，六是证人于丽波2020年1月3日询问笔录及辨认笔录，七是证人孙某2020年1月7日询问笔录及辨认笔录。以上证据均可直接证实王权胜实施了殴打刘春娥的违法行为。此外，王权胜（1981年生）于2017年11月9日询问笔录中称其案发时穿黄色格子图案上衣，与证人刘某询问笔录中所述打人男子体貌特征（175厘米左右，35岁左右，中等身材，短发，身穿橘黄色短袖）相符。因此，该局认定王权胜殴打他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原审判决称“被告认定原告对第三人进行殴打，原告予以否认，并提供被告于2017年8月28日对第三人、刘某所作的辨认笔录予以证实。该辨认笔录中，被害人刘春娥本人及其儿媳刘某经辨认后，指出系杨**对刘春娥实施殴打行为，与被告对于丽波、孙某所作询问笔录及辨认笔录指认的违法行为人不一致。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对这一事实未进一步调查核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就此上诉人认为，1、刘春娥、刘某的辨认笔录证实殴打刘春娥的男子为杨**，但刘春娥笔录明确表示“我对他的印象不深”，同时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双方厮打时杨**并不在场，故该局并未将该辨认笔录作为定案依据。另外，自古“旁观者清”，本案中证人于丽波、孙某不仅在询问笔录中表示打人男子系王权胜，而且能够予以准确辨认，故该局将于丽波、孙某二人的两次询问笔录及辨认笔录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妥之处。2、该局并非“未进一步调查核实”，相反，已经积极开展调查工作，但始终不能与刘春娥、刘某取得联系，通过于开嘉得知，刘春娥、刘某不愿配合调查，此外，杨某也无法取得联系。对此，该局承办此案的中长派出所已经据实出具《工作情况》予以说明。3、之所以刘春娥在辨认时指出杨**系打人男子，除刘春娥“对他的印象不深”外，该局认为，双方厮打时，杨**虽不在场，但厮打结束后杨**赶到现场，致使刘春娥对杨**的体貌特征有印象，加之刘春娥主观认为打人男子与王伟系对象关系，而杨**正好与王伟系夫妻关系，故出现辨认错误的情况。4、公安机关办理案件过程中，出现辨认结果不一致的现象时有发生，如被害人两次辨认结果不一致、不同证人的辨认结果不一致、被害人与证人的辨认结果不一致等等，尤其在办理打仗案件时，现场大多比较混乱，人员较多且复杂，还有就是立场、角度等原因，无论是双方当事人，还是在场证人，将打人者看成拉架者，亦或将拉架者看成是打人者等等，都属正常现象。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必须综合全案证据加以认定案件事实。但原审判决以辨认结果不一致，认定该局认定事实不清，脱离了办案实践，没有事实依据。5、根据法律要求，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应当全面取证。本案中，该局既收集杨**殴打他人的证据，又收集杨**未殴打他人的证据，最后综合认定杨**未殴打他人。关于王权胜，同理，最后该局综合认定其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并依法予以处罚。符合全面取证的法律要求，原审法院不仅不对该局的此种作法加以肯定，反而确因此认定该局认定事实不清，依法无据。 被上诉人王权胜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刘春娥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本案一审举证期限内，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为证明其作出的大公金（治）行罚决字〔2020〕S001号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20年1月8日王权胜询问笔录；2、2020年1月3日于丽波询问笔录；3、2020年1月7日孙某辨认笔录；4、2020年1月3日于丽波辨认笔录；5、2020年1月7日孙某询问笔录。刘春娥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第三十七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为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向原审法院提交了2020年1月8日王权胜询问笔录、2020年1月3日于丽波询问笔录、2020年1月7日孙某辨认笔录、2020年1月3日于丽波辨认笔录、2020年1月7日孙某询问笔录等五份证据。依照前述规定，在原审第三人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仅能根据该五份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上诉人称其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还包括原审第三人刘春娥2017年6月29日、2017年8月28日、2017年10月23日的三份询问笔录，证人杨某2017年8月25日询问笔录，证人孙某2017年8月28日询问笔录及辨认笔录，证人于丽波2017年8月28日辨认笔录及2017年9月14日询问笔录，证人刘某2017年6月29日、2017年10月23日两份询问笔录等，因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举证期间内并未提交上述证据，故上述证据不能作为审理本案的证据使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五）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他部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六）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七）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八）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九）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上诉人于2020年1月对证人于丽波、孙某所作询问笔录及辨认笔录指向的违法行为人是被上诉人，这与被上诉人提供的由上诉人于2017年8月28日制作的原审第三人刘春娥、案外人刘晓雪的辨认笔录所指向的违法行为人并不一致。依照前述规定，对于上述不一致，从现有证据看，上诉人没有提供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否定原审第三人刘春娥、案外人刘晓雪的辨认笔录的证明效力。由此，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 君 审判员 李 健 审判员 许其睿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彩虹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