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民终29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红兵，男，197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吕平州，男，1964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郭军强，男，197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三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谢旺龙，河南先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张晓明，河南先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凤祥,男，195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温县。李红兵、吕平州、郭军强与孙凤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沁阳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豫0882民初3841号民事判决，李红兵、吕平州、郭军强、孙凤祥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2020）豫08民终79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沁阳市人民法院重审。沁阳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0日作出（2020）豫0882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李红兵、吕平州、郭军强、孙凤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由于孙凤祥在收到法院的催缴案件受理费的通知后仍逾期不予缴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规定，对孙凤祥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不再另行制发裁定。李红兵、郭军强及李红兵、吕平州、郭军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旺龙、张晓明；孙凤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红兵、吕平州、郭军强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20）豫0882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驳回被上诉人孙凤祥的全部诉讼请求。3．支持三名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4．被上诉人孙凤祥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甚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判决关于2015年秋季合伙经营的事实未查清,甚至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2015年秋季合伙经营的约定分成问题,原判决认定为收入分成,而非利润分成。但是孙凤祥已经自认是利润分成。其自认的依据是:①孙凤祥在其一审起诉状中称:所获利润由原告分40%，其余60%归四被告。②孙凤祥在其一审起诉状所附2015年秋季玉米收成原告应得明细中明确,被告方投资地款924000元,种子、喷洒机、化肥、农药计1166800元,总收入2452824元,总利润=2452824元-原告1166800元-被告924000元=362024元,原告应得分成:362024元×0.40=144809元，据此说明孙凤祥诉讼请求中的144809元指的就是利润。充分反映了利润的实质和孙凤祥对利润的正确理解。所谓约定分成就是利润分成,而非收入分成。因此,原判决关于当事双方的约定分成是收入分成而非利润分成的认定，违反了当事双方的真实意思。所谓原告作出的与其自认利润分成相反的收入分成的意思表示，完全是孙凤祥的一相情愿而已,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原判决的相关认定不仅没有证据支持,而且与上级法院的生效裁定相矛盾。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在上级法院生效裁定已经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2015年合伙期间的利润分配已经是本案的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各方当事人2015年合伙期间的收入分配而非利润分配,与上级法院生效裁定相矛盾。2.原判决认为,反诉原告主张的运费、加工费、装车费、场地费、杂工工资等,未提供证据证明,孙凤祥对此也有异议,不予支持。虽然三名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供证据支持，但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也就是说，上述费用的大致数额一审法院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依法推定。该费用为10万元基本合理，应该采信。3.原判决认为,2015年秋季合伙期间的亏损责任应各自承担，但并未查清各自应承担什么亏损责任。三名上诉人负责土地承包费,并且已经尽到责任。孙凤祥负责种子、化肥、农药、浇水、管理等除了承包费以外的一切事项。最终2015年秋季亏损。当季并未发生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亏损的原因只能是孙凤祥负责的事项中出了问题。但原判决各负其责的责任并未查清。4.孙凤祥诉称，2015年秋季合伙经营的农作物，三名上诉人强行秋收。其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2640亩地,如果孙凤祥不同意三名上诉人秋收,三名上诉人能收成功吗?如果三名上诉人不秋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庄稼烂地。并且，孙凤祥还参与了共同秋收的行列,2015年秋季玉米烘干销售统计表上还有孙凤祥的签字。5.原判决关于2015年秋季合伙经营农作物三名上诉人是否认可被上诉人一审提出的利润计算方法的事实未查清。所谓上诉人一审中不认可孙凤祥关于利润的计算方法,是因为无论什么计算方法,都不可能在亏损情况下计算出利润。所谓上诉人一审中认可孙凤祥关于利润的计算方法,是因为基于亏损的事实,需要追究孙凤祥关于上诉人利润损失的赔偿责任,孙凤祥的利润计算方法正是其自认的正常经营情况下、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利润。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主张赔偿的范围既可以包括直接损失，也可以包括间接损失，即可得利益损失。而可得利益损失就是利润。所以从可得利益损失意义上讲，三名上诉人认可孙凤祥自认的利润计算方法,其目的就是计算需要赔偿的可得利益。所以,认可与不认可孙凤祥关于利润的计算方法,是在不同意义上说的。6.原判决关于2015年秋季的反诉请求中的借款、农民工工资等是否另案处理的问题未查清。我方在反诉请求中没有主张借款，我方主张的孙凤祥自认的反诉原告垫付的农民工工资,原判决认为已经另案处理,无凭无据，既然吕平州一方垫付的190000元农民工工资孙凤祥已经自认,且并非另案处理。那么,孙凤祥就应当承担向吕平州一方偿还的民事责任。（二）原判决关于2016年秋季的转包经营事实未查清,甚至认定错误。1.孙凤祥称2016年秋季合伙经营的农作物,三名上诉人强行秋收与事实不符。如果真是强行秋收,孙凤祥是如何阻止强行秋收的?2640亩地,如果孙凤祥不同意三名上诉人秋收，三名上诉人是不能收成功的。2.原判决关于2016年秋季大豆实际单产问题,未考虑孙凤祥消极秋收的原因和消极搜集农作物秋收、销售的关键证据的原因,未考虑孙凤祥在选种、播种、投资、浇水、除草、农药、管理等方面是否尽到责任。另外,原审判决在2015、2016两年秋季农作物销售净收入问题上,采用的是双重标准原则。2015年秋季净收入原审判决采信了三名上诉人自报的数据,但是在2016年秋季原审判决却采取了法院自由裁量酌定的方式。3.原判决关于2016年秋季转包价款问题未查清。当事人的承包和转包行为均是商业行为,转包价不可能低于承包价。原判决认为2016年秋季承包费应酌定为每亩420元理由不能成立。因为:①秋季虽然比麦季短,但是秋季气温高,雨水多,有利于农作物生长;②秋季至少比麦季少一次深耕,少施一次底肥,少浇一次水,投入明显减少;③根据农村的习惯，秋季的承包费并非低于麦季,村委会给三名上诉人的秋季和麦季承包费相同;④无证据证明秋季的净收入比麦季明显偏低；⑤一审法院虽然听取了李喜亮的证言,但是并未提取其承包合同和交费证据,其证言缺乏书面证据印证。4.2016年秋季农作物收割机械费60000元证据的真实性,孙凤祥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亦予以认定。但是一审法院并未在计算净收入过程中扣除该费用。其他的除杂、晾晒、包装、运输、装卸、过磅等售前、售中费用的大致数额,也未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依法推定。上诉人主张以上费用为31843.65元，只要司法机关酌定数额不低于30000元,都算基本合理。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决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2015年合伙经营的目的是为了按约定比例分得利润。但并未约定亏损情况下损失责任的承担。既然亏损是由孙凤祥未尽到投资和管理义务造成的,那么孙凤祥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原判决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三名上诉人反诉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符合上述法律规定。3.原判决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原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违背法律规定。4.原判决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2015、2016两年秋季农作物售前、售中环节发生的各项费用,除已举证证明以外,一审法院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酌情推定。5.原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判决关于2015年约定分成的判决结果违背当事人约定。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孙凤祥答辩称：原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归还支付应得的款项。孙凤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2015年秋季玉米分成款144809元;2、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2016年秋季大豆和玉米收成款1589831元。李红兵、吕平州、郭军强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请求判决反诉被告孙凤祥向反诉原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立即支付2015年秋季合伙经营损失赔偿金539837.5元、垫付工人工资190000元,并支付其利息（利息从反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银行贷款报价利率计付,计付至反诉被告清偿完毕之日止)。2、请求判决反诉被告孙凤祥向反诉原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立即支付2016年承包款428790.15元,并支付其利息(利息从反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银行贷款报价利率计付,计付至反诉被告清偿完毕之日止)。3、请求判决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反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5日,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三人合伙承包沁阳市西万镇景明村土地,李红兵代表三人与景明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流转承包合同，承包土地约2640亩,承包费以每年每亩700斤小麦、100斤玉米为基础,以当年国家粮食收购保护价（三等）为标准现金支付,实际按每亩894元执行。2015、2016年的麦季由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三人经营。2015年秋季,三被告与原告孙凤祥合伙种植玉米,约定承包费由三被告负责,地面以上投资由原告负责,收成按四六分成。收获时四人共同参与,经孙凤祥手卖347355元,孙凤祥取款59899元,吕平州取款287456元。按郭军强陈述,其经手处理480000元交付给了吕平州。按吕平州陈述,其经手处理190000元。2016年秋季，三被告将土地转包给孙凤祥,种植大豆2000亩,其余为青贮玉米。收获时四人在场,青贮玉米按吨出售,由吕平州得款75965.5元。大豆由吕平州处理，款项为其持有。诉讼中,原告申请撤回对焦作市山阳区精诚酒粮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另查明,根据沁阳市统计局于2020年7月23日出具的关于沁阳市2015年-2018年玉米、大豆播种面积及总产量数据的证明显示,2016年西万镇大豆播种面积487公顷，总产量为1424吨;2016年西万镇玉米播种面积647公顷,总产量为4482吨。经计算,大豆产量为390斤/亩、玉米产量为924斤/亩。对大豆、玉米的单价国家没有保护收购价。2017年秋三被告将案涉土地承包给李喜亮耕种,承包费为每亩420元。李喜亮证实大豆产量在300-350斤左右,但受气候、管理、投入等影响较大。此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2015年秋季的合伙关系及玉米结算。首先,当事人对2015年秋季系合伙关系,原告负责地上投资（种子、化肥、农药、浇水、管理等),被告负责地下投资(承包费)，收入按四六分成均无异议,对2015年秋季种植玉米亏损的事实亦无异议,双方的争议在于对四六分成如何计算的方式方法上。原告庭审中明确按收成款分配计算,即原告对地上投资与被告对地下投资归各自投入,互不负担,仅对玉米收入按四六分成。被告主张按利润分配计算，即玉米收入减原告地上的投资款项减被告支出的土地承包费减被告销售前（收割、除杂、晾晒）的费用减销售中(包装、运输、装卸、过磅等）的费用。但双方对原告地上投资部分与被告地下投资部分、销售前后的支出费用互有异议,原告地上投资账目、被告秋季缴纳的承包费及销售前后支出,双方互不认可,经营期间也无需对方审查同意。其次,本院认为,按收入分配计算更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本意,且在双方均认可亏损的情况下按利润计算分成也显与事实不符。第三,2015年秋季双方为合伙关系,那么对玉米均有处分权,实际上双方也是各自找渠道处理的。原告主张吕平州还处理有一部分玉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故不予采信。综上,2015年秋季玉米销售收入1017355元(347355元+480000元+190000元),按40%计算,原告应得406942元,扣除原告已取的59899元，被告还应支付347043元。二、关于2016年秋季的转包关系及大豆、玉米结算。首先,双方对2016年秋季系转包关系、承包费由三被告缴纳、原告种植2640亩耕地(其中2000亩大豆、其余为玉米)、玉米收入为75965.5元、大豆由吕平州收割并出售均无异议,双方的争议在于秋季承包费按多少计算及2000亩大豆的亩产及单价上。其次,关于承包费。一方面,双方对转包费的数额本无约定,现原告同意按380元/亩计算,被告坚持按447元/亩计算,双方各执一词。众所周知,秋季明显比麦季的种植时间短,被告按全年承包费894元/亩的一半收取转包费,有失公允。另一方面,本院通过了解农村的承包习惯,秋季的承包费要低于麦季,2017年秋季对案涉土地由三被告承包给李喜亮,承包费为每亩420元,故本院酌定按420元/亩计算承包费,这也是原、被告双方未明确约定承包费应承担的后果。据此,2016年秋季转包费应为1108800元(2640亩×420元/亩)。第三,关于大豆亩产及单价。被告主张每亩324.87斤,价格是1.8元/斤,亩数为2000亩。原告主张每亩403斤,价格是2.45元/斤,亩数为2000亩。就大豆价格而言,经本院咨询相关从业人员,并查询2016年大豆价格,被告陈述的每公斤收购价3.6元符合当时行情,本院予以采信。就大豆亩产而言,原告主张的大豆亩产403斤过高，考虑到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种植情况,结合沁阳市统计局出具的关于沁阳市2015年-2018年玉米、大豆播种面积及总产量数据的证明以及对西万镇景明村委、李喜亮的询问调查笔录,本院酌定大豆产量为350斤/亩。综上，2016年秋季大豆收入为1260000元（2000亩×350斤/亩×1.8元/斤),加之双方均认可的青贮玉米款75965.5元,合计1335965.5元,扣除原告应付的承包费1108800元,被告应付原告款227165.5元。三、关于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原告的本诉与被告的反诉实质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双方对2015年秋季合伙、2016年秋季转包关系的结算,在本诉对原告诉请审查的同时对被告抗辩及反诉请求亦一并进行了审查。其次,反诉原告要求孙凤祥承担2015年秋季合伙期间的亏损赔偿责任,因为本诉已分析双方四六分成的实际含义,双方对亏损如何承担亦无约定,各自支出对方亦不进行审查监督。对2015年秋季合伙期间的亏损责任应各自承担。反诉原告在本诉中不认可反诉被告的利润计算方法,却在反诉中按此推算自己所得,进而要求反诉被告赔偿,相互矛盾,与情理不合,亦无事实根据,不予支持。第三,2016年秋季大豆收入即亩产乘单价,双方计算标准不一样,因为2016年秋季双方系转包关系,被告无权对原告玉米及大豆进行处分。对玉米的处分,原告认可被告处分的价格,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大豆的处分,本院责令被告提交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以证明其销售收入的合理性,但被告拒不提供,故适用推定规定来酌定大豆的亩产及单价。第四,反诉原告主张的运费、加工费、装车费、场地费、杂工工资等,未提供证据证明,孙凤祥对此也有异议,本院不予支持。第五,反诉原告主张的借款、农民工工资等已另案处理,本院亦不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孙凤祥款项574208.5元。二、驳回原告孙凤祥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412元,原告孙凤祥负担10870元,被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负担9542元。反诉费7614元,由反诉原告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2015年秋季合伙经营约定分成问题。孙凤祥在一审庭审中明确2015年秋季按收成款分配计算,即孙凤祥对地上投资与吕平州、郭军强、李红兵对地下投资归各自投入,互不负担,仅对收入按四六分成。吕平州、郭军强、李红兵主张按利润分配计算，即玉米收入减孙凤祥地上的投资款项减李红兵、吕平州、郭军强支出的土地承包费减销售前（收割、除杂、晾晒）的费用减销售中(包装、运输、装卸、过磅等）的费用。本院认为，2015年秋季双方达成口头合伙协议时，孙凤祥对地上尚未投资，而且其投资不需要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核实，因此一审法院确定按照收成款分配计算并无不当。但孙凤祥对2015年收成分配只主张144809元，所以本院只能支持144809元。一审判决李红兵、吕平州、郭军强支付2015年秋季玉米收入347043元不当，应予纠正。吕平州、郭军强、李红兵主张的运费、加工费、装车费、场地费、杂工工资等,未提供证据证明,孙凤祥对此也有异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吕平州、郭军强、李红兵一审反诉要求孙凤祥支付其垫付190000元工人工资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已另案处理,未予审理。但经本院核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吕平州、郭军强、李红兵垫付190000元工人工资已另案处理，因一审法院未予审理，李红兵、吕平州、郭军强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20）豫0882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二、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孙凤祥款项371974.5元；三、驳回孙凤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412元,孙凤祥负担16135元,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负担4286元。反诉费7614元,由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395.05元，由吕平州、李红兵、郭军强负担18159.05元，孙凤祥负担22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胜利审判员  杨 柳审判员  范炳鑫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元江丽书记员郭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