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11民终17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桂英，女，1942年5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安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冉，河北维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毅，女，197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安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某1，女，200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安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某2，女，200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安平县。 以上二被上诉人法定代理人：张毅（系魏某1、魏某2之母），基本信息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荀双双，女，199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安平县。 原审被告：魏云龙，男，198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安平县。 上诉人侯桂英因与被上诉人魏某2、张毅、魏某1、荀双双、原审被告魏云龙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2019）冀1125民初1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侯桂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冉，被上诉人张毅、魏某1、魏某2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荀双双、原审被告魏云龙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侯桂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一、侯桂英从未向任何人表示放弃分割赔偿款，一审法院仅依据一份证人证言认定“原告同意用70万元中的应得份额来抵顶被告魏云龙应赔偿部分，原告不再索要70万元赔偿款的应得份额”，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侯桂英未参与赔偿的过程，没有更不可能做出放弃分割赔偿的意思表示。魏会宗出事后，因事发在外地，考虑到侯桂英年事已高，因此一开始根本没有告知其实情，侯桂英也未到山东参与协商赔偿，自始至终仅是在赔偿协议上签字。侯桂英当时连赔偿事宜如何商议的都不清楚，也不可能做出放弃分割赔偿的意思表示，更不可能与魏某3就赔偿款分割达成口头协议。2、一审法院根据证人魏某3的证人证言认定魏某3在处理赔偿事宜过程中协调魏会宗亲属的赔偿款分配不是事实。证人魏某3作为证人确实参与了向赔偿方曹明浩索要赔偿款的过程，但就魏会宗亲属的赔偿款分配事宜，证人魏某3从未协调过，侯桂英也未授权魏某3或他人从中协调。在山东处理完赔偿事宜后，包括证人在内的所有参与赔偿协商人员有过一次谈话，谈话内容没有谈到侯桂英放弃分割赔偿款的意思。3、张毅在一审庭审时提交的录音证据，内容显示魏某3是张毅不要魏云龙的10万元，可以看出，是张毅不要10万元，而不是侯桂英用70万元赔偿款应得的份额来抵顶。4、据魏云龙陈述，魏云龙在魏会宗事故中不承担责任，之所以由其先支付10万元，是为了顺利获取赔偿方的70万元赔偿款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因为赔偿方提出要求魏云龙先转款，才支付赔偿款。这一点张毅在答辩状中“曹明浩一方必须坚持看到魏云龙付了10万元才肯转70万元”，也做出了说明。以上可以看出魏云龙支付的款项实际上根本不在赔偿范围内，同时张毅也表示不要，因此不可能存在魏某3陈述的所谓的抵顶事实。二、从证据方面，张毅的答辩内容与其提供的其他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足以认定侯桂英有放弃分割赔偿款的意思。法院未综合审查证据之间的关联与矛盾之处，仅凭证人证言做出判决，忽视其他证据，导致案件结果与客观事实严重背离。1、张毅提交的录音内容与庭审时张毅答辩、魏某3的证言均相互矛盾，证人魏某3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不应采信。从张毅提交的录音证据魏某3称“……这里头赔偿应该是70万，70万**，原先是有你担着10%的责任，这么着不担了，这个钱里你婶子也不要……”，可以看出，证人魏某3亲口陈述赔偿款是70万元，整个录音内容不仅没有侯桂英放弃赔偿款的意思，反而能看出魏某3称10万元是张毅不要了。事实上，是张毅不要魏云龙的10万元，而不是侯桂英放弃赔偿来抵顶。魏某3在录音中说的内容与庭审作证时的内容完全相反，说明该证人证言缺乏真实性，不应采信。2、张毅与魏某3之间具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具备客观性。在诉讼过程中，张毅滥用诉讼权利，恶意拖延诉讼，在法院传票上确定的开庭日开庭前，张毅提交了一份衡水市××医院的《住院通知单》，显示住院人为张毅，联系人一栏是魏某3，同时魏某3还在患者或者家属签字处签字。张毅有成年女儿及其他家属，其住院时联系人不填家属名字而填写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他人，明显不符合常理。这一举动也恰恰说明张毅与魏某3之间存在某种利害关系，魏某3作为证人做出的证言存在虚假。三、在法律适用原则方面，一审法院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前提下，仅依据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违反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孤证不能定案”的原则。司法者应站在中立的角度认定案件事实，在采信证据时应客观公正。证人证言属于言辞证据，有易变的特点，证人事后关于案件情节的描述，存在根据利害关系重新取舍的可能，故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对证人证言法院不应采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争议事实各执一词，一审法院仅以证人是村干部兼调解员身份，认定其与本案无利害关系，无其他证据佐证的前提下单纯采信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属于违反法律适用的原则，同时也违背最高院关于证人证言证据采信的指导思想。四、一审法院庭审程序不合,三被上诉人委托的代理人身份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诉讼代理人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范围，不能作为委托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活动。综上，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一审错误及不公正的判决，维护侯桂英的合法权益。 张毅、魏某2、魏某1、荀双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侯桂英的上诉理由完全不是事实，依法不能成立。一、侯桂英称“侯桂英未参与过赔偿过程，没有更不可能做出放弃分割赔偿款的意思表示”不是事实。魏会宗死亡的事侯桂英是知道的，并在魏某3协调赔偿款分配中明确表示了放弃分割赔偿款，魏某3的出庭证言可以真实。二、魏某3作为魏会宗赔偿事宜唯一的管事人，不仅参与了赔偿款整个索赔过程，而且主持了侯桂英与张毅之间赔偿款分配的协调，是魏某3往返于济南与安平两地，分别与侯桂英及张毅进行了沟通后达成共同意向，即侯桂英不分张毅的钱，张毅不要魏云龙的钱。如果没有协调好赔偿款的分配，侯桂英也不会答应出殡。三、录音是在济南处理完所有事情准备撤离时，魏某3把大家叫到一起说的一段话，是针对的魏云龙，侯桂英当时不在场，魏某3不可能在此去说侯桂英用70万元赔偿款应得的份额去抵顶的话题。关于侯桂英提出魏云龙责任是10%，魏某3在录音里说的10%或许是口误，或许是按100万元赔偿额所说。魏云龙应否承担责任及担责多少，应按赔偿协议履行。四、侯桂英称魏云龙无责，又说其先付10万元，却又不在赔偿范围之内，是在一审庭审中面对证人将4月2日下午打入张毅银行卡10万元的来龙去脉陈述清后，魏云龙无法否认，才提出另行给付张毅10万元不在赔偿范围之内，但其自始至终未能举证证明。五、魏某3作为魏会宗去世后的管事人，是侯桂英孙女魏云伟请求魏某3去的。2019年11月30日张毅突然情绪激烈，拿起菜刀扬言要杀人，吓得张毅的母亲找到村干部魏某3求助，魏小宪给张毅舅父吴兰普打电话，二人担心张毅发生意外，将其送往与衡水市××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说张毅患的事应激性精神障碍并伴有重度抑郁症，坚持让住院治疗，医生开出住院通知单后，称××患者与其他患者不同，让送患者的人留下姓名和手机号，所以吴兰普和魏某3二人按照院方要求，留了姓名和手机号，并注明了二人的身份。六、魏某3是一名村干部，又是村调解员，作为涉案事宜的经办人，他亲历并解决了魏会宗亲属的赔偿款分配，在济南时张毅曾向魏某3提出立下字据，但魏某3以“有我这个中间管事的人作证，不用写”而拒绝，所以发生此次纠纷，魏某3有责任及义务出庭将办理事宜的真实情况，客观、真实地向法庭陈述。七、吴兰普作为张毅的舅父，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出庭，是经一审法院允许的，侯桂英的律师亦未提出异议，且吴兰普在庭审中并未发言，没有行使任何诉讼权利，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并没有任何影响。八、魏某3是村干部和村调解员，且是侯桂英找的管事的，是追讨赔偿款及对赔偿款的协调分配的负责人和操办人，其证言已经庭审质证，是一个适格的证人，且张毅在一审的答辩既有事实陈述，又有证人出庭佐证，不是孤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魏云龙未出庭，亦未作陈述。 侯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毅、荀双双、魏某1、魏某2给付赔偿款136863元。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于赔偿协议均无异议，并且也都认可赔偿款70万元已打入张毅账户，只是对于侯桂英是否已用70万中应得份额来抵顶其孙子即本案魏云龙应支付的另外10万元赔偿款双方各执一词，根据证人魏某3的证言，双方已就该赔偿款事项达成了口头协议，即侯桂英同意用70万元中的应得份额来抵顶魏云龙应赔偿部分，侯桂英不再索要70万元赔偿款的应得份额，且该口头协议也并未显失公平，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决定，判决：驳回侯桂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38元，保全费1204元，共计4242元，由侯桂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侯桂英申请其闺女女婿靳刚刚出庭作证，靳刚刚证称“在山东谈判的时候，没有人说赔偿款如何分配的问题。”“我拿着赔偿协议找侯桂英签的字，签字的时候她就问我钱怎么办，我说先把人弄回来，没有说其他的。”经质证，侯桂英对靳刚刚的证言没有异议，张毅、魏某1、魏某2对靳刚刚的证言不予认可。张毅、魏某1、魏某2申请证人魏某3出庭作证，魏某3证称“2019年4月1日晚上，侯桂英和其二儿子魏振杰找到我家，让我给张毅做工作，让张毅别要魏云龙的赔偿款，侯桂英不要张毅的分割款。魏会杰（侯桂英长子）、魏云龙（魏会杰之子）、靳刚刚就一起拿着协议到我家，协商好以后，侯桂英就到我家，在我家炕上签的字。”经质证，张毅、魏某1、魏某2对魏某3的证言没有异议，侯桂英对魏某3的证言不予认可。本院对以上证人证言认证如下：靳刚刚的证言不能证明侯桂英是否与魏某3协商过赔偿款的分割事宜，故本院对其证言的证明力不予确认；魏某3系柏林村村支部委员、调解员，与各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赔偿款分配方案的具体过程，故本院对魏某3的证言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因魏会宗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工程施工过程中摔伤致死，经魏某3等人从中协调，本案当事人侯桂英、张毅、魏某2、魏某1、荀双双作为乙方（受偿方）与甲方（赔偿方）曹明浩、魏云龙达成《赔偿协议书》，约定由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各项损失80万元，该协议书载明中证人为魏某3、靳某、张某。80万元赔偿款，由魏云龙负担10万元，曹明浩负担70万元。经魏某3与侯桂英、张毅等人口头协商，因魏云龙系侯桂英之孙，故不要求魏云龙赔偿10万元，侯桂英亦不再分割曹明浩负担的70万元赔偿款。案涉赔偿款的交付过程为，魏云龙的亲戚凑了10万元转给张毅，曹明浩后将70万元赔偿款给付到位，之后张毅将10万元退还给出款人。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魏会宗的死亡赔偿款项如何分割持有争议，该款项是赔偿义务人对死者近亲属的赔偿，不属于遗产范围，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共有纠纷。关于张毅、荀双双、魏某1、魏某2应否给付侯桂英赔偿款的问题。案涉《赔偿协议书》载明赔偿义务人为魏云龙、曹明浩，根据魏云龙在该协议书中自愿签字捺印的行为，可以认定魏云龙对协议书的乙方负有一定的赔偿义务。结合魏某3的证言以及张毅将魏云龙亲戚代魏云龙给付的10万元赔偿款予以退还的情况，张毅等人所称的“因魏云龙系侯桂英之孙，故不要求魏云龙赔偿10万元，侯桂英亦不再分割曹明浩负担的70万元赔偿款”存在较大可能性。侯桂英主张“魏云龙支付的款项实际上不在赔偿范围内，是张毅不要10万元，不是侯桂英用70万元赔偿款的应得份额来抵顶”，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侯桂英、张毅等当事人就赔偿款分割问题自愿达成的口头协议于法不悖，侯桂英理应恪守履行，其现要求分割70万元赔偿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侯桂英以张毅提供的衡水市××医院住院通知单中记载的联系人是魏某3为由，主张魏某3与张毅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衡水市××医院住院通知单中联系人虽记载为魏某3，但“关系”一栏明确标注为“村支委”，张毅对魏某3作为住院联系人的原因亦进行了合理解释，故住院通知单不能证明魏某3与张毅存在利害关系。魏某3系侯桂英、张毅等人所在村的党支部委员，参与了魏会宗摔伤死亡事故的处理及赔偿款的分配过程，一审法院将魏某3的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侯桂英主张的魏某3与张毅等人存在利害关系、不应采信其证言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侯桂英上诉称张毅、魏某2、魏某1、荀双双在一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光普委托程序违法。经本院审核，张毅等当事人在一审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吴光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的情形，委托程序确有瑕疵，但经查阅一审法院庭审笔录，侯桂英在一审中未对吴光普的身份提出异议，且吴光普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未作发言，亦未实施其他可能影响当事人权益的行为，故上述程序瑕疵对本案实体结果的处理不存在实质影响，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本院对一审法院的裁判结果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侯桂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略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38元，由上诉人侯桂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树峰 审判员  刘万斌 审判员  关春富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 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