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7民终25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彬，男，1949年10月1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西欣，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宇，山东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水琳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浦口区水宁街道大桥社区建华组**。法定代表人：王帅，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辉，江苏瑞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建华，男，1969年7月1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辉，江苏瑞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彬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水某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某芝公司）、赵建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2019）苏0722民初9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彬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合同》；2.判决水某芝公司、赵建华返还酒厂、环评报告、生产许可证正副本、营业执照正副本、商标WS图标批文、公章、合同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开户许可证、空白支票、企业账户；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水某芝公司、赵建华承担。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孙彬撤回了上述第2项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不构成根本违约属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8年7月1日，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就按照合同约定将江苏天润孙某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孙某公司）价值近两亿的资产连同企业的营业证照、印章等交接给了被上诉人，从合同的内容上看，没有让被上诉人支付任何钱款对价，只约定了让被上诉人负责清理企业外欠的债务。《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从合同签订到一审作出判决两年多的时间，被上诉人没有对孙某公司的债务进行任何有效清理偿还。根据涉案合同第二条及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自交付酒厂之日起，即已经履行义务，被上诉人从接管酒厂之日起，就应立即负责清理债务。2019年12月6日，水某芝公司也曾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书面的债务履行方案，其也明确承诺六个月内清理完毕所有债务，但直到一审作出判决也没有任何有效进展。可见，被上诉人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不履行其主要义务，完全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根本违约，一审法院认定对于如何清理债务以及清理进度，双方均负有一定责任和义务不当。上诉人虽然有积极如实配合被上诉人谈判和确定处理方案的合同义务，但上诉人的合同义务具有从属性，必须在被上诉人愿意与债权人沟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合同签订后至今，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向公司债权人清偿债务的意思表示，上诉人的从属义务无从履行，被上诉人不履行清理债务的责任，上诉人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上诉人被追究拒不执行犯罪的责任及公司不能进行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责任也是因被上诉人接管酒厂后未及时清理公司债务。涉案合同签订时，公司股权已被查封，双方均知道，股权不能变更登记系因被上诉人不清理债务。二、一审判决认定水某芝公司主要义务是“恢复公司的正常生产”，属认定事实错误。在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没有任何关于恢复生产的内容，恢复生产可以说是被上诉人的合同目的，但不能认定是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义务，一审判决以支付接管后水电费、工人工资等内容，作为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的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被上诉人未进行生产经营，是一审时在法庭指导下发放工人工资、交纳电费、支付土地租金的，上述行为与恢复酒厂生产无关。三、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债务，己经导致上诉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应当依法予以解除。上诉人之所以以零对价的方式将价值近两亿元的企业股权转让，其合同目的就是由被上诉人对企业的债务及时有效清偿，让债权人不再找上诉人追债，能够安度晚年。根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一审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在接管企业后，不仅没有偿还企业债务，对于企业的资产还进行了恶意的处置（407棵成材杨树砍伐出售，20余亩银杏苗被出售）。因被上诉人没有及时有效的清偿债务，上诉人被以拒执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其亲属代为支付300万元后才被取保候审。上诉人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涉案合同应当依法予以解除。涉案双方转让法院查封的财产，未通知人民法院，也未提出适当担保，应确认合同无效。上诉人于2019年3月因与被上诉人协商未果要求被上诉人退出酒厂，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并进入酒厂，同时在报纸上公告声明被上诉人占据的公章等印章、资料作废。被上诉人报案称上诉人伪造公章，公安机关迫使上诉人退出酒厂。被上诉人骗取上诉人的公司转让，没有实缴公司出资，没有办公地址，，注册地址未开展业务无缴税记录。四、一审程序违法，超审限。综上，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水某芝公司二审答辩称，一、上诉人孙彬转让的孙某公司股权被法院冻结的法律后果，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受到限制，并不影响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上诉人主张该合同无效，于法无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拍卖上市公司国有股和社会法人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局》第十二条等规定可以看出，股权冻结是指人民法院采取的限制股权所有人行使转移、提取股权及孳息的一种保全或者执行措施，其法律后果是被冻结的股权在一定期间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权利受到限制，即影响合同的履行，但并不应据此否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虽然是在股权被冻结期间签订，但是该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约定以水某芝公司清理偿还孙某公司的部分债务为股权交易方式，该交易方式并不为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因此，该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在该院(2013)民申字第1580号刘某琼、梁某与黄某1、黄铁军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中，亦认定在股权冻结期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其转让被查封的股权未通知法院亦没有提供担保，依法应确认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二、孙彬将孙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水某芝公司时，该公司因严重资不抵债，股权价值已经为负，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也约定以被上诉人清理偿还目标企业孙某公司部分债务为股权交易方式，因此孙彬主张系零对价转让股权，显然与事实不符。首先，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时，孙某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濒临破产，该公司及孙彬银行账户、土地等资产均被抵押或者查封，上诉人的股权价值实际上为负数。其次，合同约定，孙彬转让其全部股权，水某芝公司负责清理代偿合同附件列举的债务，由此可以认定双方系以代还孙某公司部分债务的方式支付股权对价，该种股权转让方式不为法律禁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意思自治原则，上述约定合法有效。由此可见，孙彬是在孙某公司资不抵债，股权价值为负的情况下转让其全部股权，水某芝公司受让后需要偿还巨额债务，显然不属于零对价转让，上诉人该主张严重违背事实，显然不能成立。三、孙彬转让孙某公司全部股权的主要目的，是由水某芝公司接管目标企业并恢复生产清理债务，上诉人退出公司经营，在所有问题处理完毕后能够获得该公司15％利润股的收益，一审判决对此予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语义表达明确，证明了上述观点，不会产生任何歧义。此外，上诉人孙彬在补充上诉状中，也认可上诉人合同目的有两个，一是退出公司经营，安享晚年，二是从公司经营中获得利润。合同签订后，水某芝公司也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孙某公司债务进行了清理。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具体内容、上诉人的陈述，以及该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认定上诉人转让股权的主要目的，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四、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对水某芝公司清理偿还孙某公司债务设置了上诉人须配合谈判确定处理方案的前提条件，且未约定履行该义务的具体方式和期限，而水某芝公司在合同签订后亦恢复了公司生产经营，并采取达成和解、偿还欠款、积极应诉等措施清理债务，债务之所以没有全部偿还完毕是因为上诉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前提条件未成就，以及部分债权人无法联系或者对案涉合同是否解除有所顾虑，新冠疫情防控等诸多因素导致，水某芝公司不构成根本违约。如上所述，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具体内容可以看出，水某芝公司作为受让方的主要义务是接管孙某公司处理相关事务恢复企业生产以及清理债权债务，而水某芝公司在签约后积极与政府职能部门对接，采取各种措施恢复企业生产，虽然涉案股权转让之前拖欠的工资、电费、土地租金不在债务明细范围之内，水某芝公司也全部予以支付。关于清理债务，水某芝公司积极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东海农村商业银行、赵某2等债权人协商和解偿还债务，并在一审诉讼期间支付了双方约定的债务明细清单中孙某公司拖欠山东永固钢结构有限公司的工程款804730.11元。一审判决后，水某芝公司清理了孙若勤的酒瓶款，同时还积极与其他债权人协商还款事宜。至于为什么截止目前债务没有全部清理完毕，主要是由下列因素造成：1．上诉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配合水某芝公司与债权人谈判和确定处理方案，欠款金额正负差是否超5％无法确认，前置条件没有成就。2.上诉人没有提供债权人详细通讯信息，导致部分债权人无法联系，比如债务明细中债权人吴某1、吴某2、卢某顶，不仅联系不上，而且上述债权人在案涉股权转让后，也从未向水某芝公司和孙某公司主张过权利。3．部分债权人知悉上诉人起诉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担心水某芝公司还款后败诉会带来手续上的繁琐，比如水某芝公司已经与东海农村商业银行就还款金额达成一致，但是该行仍然坚持根据本案终审判决结果，再决定是否接受水某芝公司还款，认为如果合同解除还需要将水某芝公司还款予以退还比较麻烦。4．部分债务与明细清单的金额相差太大，比如山东永固钢结构有限公司工程款明细上是八十余万元，但该公司主张欠款近四百万元，两者相差甚远。5．尚有很多债务没有在债务明细范围内，比如拖欠周建强工程款854000元，已经生效的仲裁裁决书确认，戈子敬工程款832168元尚在诉讼中，法院尚未作出判决，类似上述债务即使案涉股权变更登记至水某芝公司名下，债权人依法还可以向某武某公司主张权利，最终还是由水某芝公司偿还。6．新冠疫情爆发国家全面防控也导致水某芝公司一审期间制定的债务履行方案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实施。基于上述理由，上诉人对水某芝公司没有清理完毕全部债务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履行了上述合同义务，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也没有对债务履行方式和期限作出明确约定，如此巨额债务全部偿还肯定需要合理时间，水某芝公司截止目前尚未清理全部债务，显然不构成根本违约。退而言之，即便孙彬在履行合同中不存在上述过错，那么孙彬作为股权出让方依法负有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其转让的孙某公司股权已经因自身债务而被法院查封，导致其在解除冻结前无法完成股权过户，亦应承担违约责任，作为股权受让方，水某芝公司在没有履行变更股权登记的主要合同义务时，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五、孙彬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被逮捕是因为没有履行变更孙某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等自身违约行为而非水某芝公司未清理完毕债务导致，且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已经部分履行，合同目的完全可以实现。为稳定市场交易秩序，促进孙某公司剩余债务尽快得到清偿，从各方实际利益考虑，合同应当继续履行，一审判决驳回孙彬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其一，从上诉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涉及的民事判决来看，只有一笔八十余万元的债务在双方约定的清单范围内，其他三百多万元的债务与被上诉人水某芝公司无关，况且水某芝公司已经在本案一审期间将该笔债务履行完毕。其二，从拒不执行判决罪的构成要件来看，如果上诉人不存在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有履行能力而拒绝履行的行为，也不可能构成犯罪，孙彬对此负有一定责任。其三，如果上诉人在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及时履行该合同第四条约定的义务，变更目标企业孙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不会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四，水某芝公司已经将上诉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涉及的八十余万元债务支付至法院账户由其领取，其他债务亦在采取各种方式协商清理，只要上诉人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变更孙某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完全能够实现退出公司经营、从公司经营中获得利润的合同目的。其五，上诉人年逾古稀负债累累，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清偿债务，更没有能力继续经营企业，如果合同解除完全不利于孙某公司的生产经营，亦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从诚实信用、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来看，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应当继续履行。综上所述，由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并未约定解除合同条件，上诉人要求行使的是法定解除权。本案水某芝公司并未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亦没有取得合同解除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正确，程序合法，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赵建华二审答辩称，赵建华并不是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不应当享有和承担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维持。孙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孙彬以孙某公司名义与赵建华、水某芝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水某芝公司、赵建华返还酒厂、环评报告、生产许可证正副本、营业执照正副本、商标WS图标批文、公章、合同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开户许可证、空白支票、企业账户；3.诉讼费用由水某芝公司、赵建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某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28日，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孙彬。2018年7月1日，孙某公司作为转让方(甲方)与受让方(乙方)水某芝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第一条：甲方同意乙方承担甲方债权债务的方式(附甲方债权债务表)，转让给乙方100%的股权，以签订接管甲方债务合同方式接收甲方拥有的孙某公司100%的股权(含甲方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以及政府部门的有关生产批复材料。第二条：合同签订生效后,由乙方负责接管整个酒厂，处理一切事务，负责清理债务，并与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对接工作，甲方要积极配合。第三条：清理偿还甲方所欠的一切债务中，甲方要积极，如实配合乙方谈判和确定处理方案，在正负差不超5%的情况下乙方按照正常协议处理，如果差额超5%以外的由甲方全部承担，甲方确保在和乙方谈判条件以外没有任何抵押和担保，如有甲方自行承担。第四条：由乙方主导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企业章程，确定新的法人和股东拥有合法的权利。第五条：乙方所有问题处理完毕后，同意给甲方15%的利润股，双方另签补充协议。第六条：甲乙双方应保守商业秘密及保密材料，不得向任何人透漏（包括签订的所有文件）。第七条：合同签定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后，甲方必须交接给乙方环评报告、生产许可证正副本、营业执照正副本、商标WS图标批文、公章、合同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开户许可证、空白支票、企业账户。甲方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签字和委托代理授权书签字后交给乙方。”。合同尾部加盖甲乙双方的公司印章，并有孙彬及黄某2、赵建华签字。合同签订后，孙彬将孙某公司移交给水某芝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水某芝公司投入一定的资金发放工人工资、交纳电费、支付土地租金等开始恢复孙某公司的生产。由于孙彬的股权被法院查封，双方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没有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又查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债务明细资料中载明：“1、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判付山东永固钢结构有限公司工程款804730.11元(从2012年5月2日起计算利息)；…9、东海县人民法院2017年12月18日，判付赵某2工程款66万元、借款本息223万元；…”。孙彬、赵建华等在债务明细资料上签名，水某芝公司加盖了合同专用章。另查明，2019年8月2日，因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孙彬为临沂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执行逮捕。2019年8月30日，孙彬女儿孙方和山东永固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固公司）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就执行案号为(2013)河执字第1503号、(2016)鲁1312执275号两案所涉及的欠付工程款共计3844672.31元，孙方代孙彬以及孙某公司支付了300万元的案件款，永固公司也对孙彬出具了谅解书，后孙彬被依法取保候审。一审庭审中，水某芝公司提交了债务履行方案，表示愿继续积极履行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提交了与赵某2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书，证明已采取措施清理债务。同时对于孙彬女儿孙方代为支付的300万元执行款，对其中属于双方约定的债务清单中的804730.11元，明确表示愿意向某彬支付。但由于在水某芝公司、赵建华的多次要求下，孙彬不愿提供相应的银行账户而未能直接支付，后水某芝公司、赵建华申请将款项汇到法院账户后再由孙彬领取。一审法院认为，综合的诉辩意见，一审争议焦点为：1.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如何确定；2.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符合解除的法定条件。根据双方所签《股权转让合同》的具体内容及该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为孙彬和水某芝公司。理由如下：首先，案涉合同是股权转让合同而非公司资产处分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的是甲方将独资企业股权100%转让给乙方，且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公司的名称、法人主体资格及资产所有权均未发生变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权的所有权人为公司的股东，虽然合同中载明的股权转让方为孙某公司，但股权的实际处分人只能是公司的股东而不能是公司。其次，孙彬作为公司的唯一股东也在合同上签字确认并实际履行了该合同，故该合同的相对方只能是孙彬而非孙某公司。2.水某芝公司在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中并未存在根本违约的行为，案涉合同不符合法定的解除条件。水某芝公司是以接管债务的方式受让了孙彬的股权，从合同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孙彬转让股权的目的是由水某芝公司全面接手公司恢复公司生产，并清理公司债务以便在公司正常生产盈利后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15%的利润股)。故水某芝公司受让孙彬股权后，其主要义务一是要按转让合同约定清理公司债务，二是要积极恢复公司正常生产。关于债务的清理，根据孙彬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水某芝公司完全未能履行清理债务的义务。首先，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相关的债务明细，但没有约定清理债务的具体时间。考虑到双方明确约定水某芝公司负责清理债务，清理偿还孙某公司所欠的一切债务中，孙彬要积极如实配合水某芝公司谈判和确定处理方案。故对于如何清理债务以及清理进度，双方均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其次，对于孙彬举证其因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而被公安机关批准逮捕而对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影响不足以认定是由于水某芝公司未清理债务导致的。因为从该刑事案件所涉执行案件来看，其中仅有一件执行案件所涉的债务在双方约定的债务清单中。再考虑到拒不执行判决罪的构成要件，孙彬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时孙彬未能及时对孙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对此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三，一审庭审中水某芝公司明确表示对双方约定的债务明细上的债务会进行全部清理并制订了履行方案，又在实际履行中和部分债务人达成和解协议。同时对孙彬已偿还的欠山东永固钢结构有限公司的债务804730.11元，明确表示同意直接向某彬支付，对于其他相关债务也同意与孙彬进行沟通协商处理。故对于孙彬称水某芝公司没有能力，未能向债权人履行相关债务的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可。关于恢复生产经营方面，水某芝公司在接手公司后已投入了一定的资金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公司的生产经营，比如发放工人工资、交纳电费、支付土地租金等。综合以上因素，对孙彬认为水某芝公司违约而致孙彬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赵建华，因其不是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孙彬要求其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孙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孙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孙彬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水某芝公司工商信息打印件，证明水某芝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4日，核准日期为2018年12月27日，无实缴资本金，未开展任何经营业务。2.照片打印件2张，证明水某芝公司无经营场所。上述证据1、2证明水某芝公司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骗取孙彬的酒厂。3.孙某公司工商信息打印件，证明涉案股权被人民法院查封，不具备转让条件，2018年7月1日被转让后，未进行任何经营活动。4.孙某公司现场图片一组，证明孙某公司被转让后与转让前没有变化，未进行经营活动。上述证据3、4证明股权转让后，孙某公司与转让前没有变化，水某芝公司及其控制人赵建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经营酒厂进而让孙彬取得百分之十五收益的合同义务。5.孙某公司2019年3月20日发出的关于废除与水某芝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通知。6.孙某公司2019年3月20日公布新印章的通知。7.孙某公司公告公司相关印章及证件遗失，以及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作废的报纸。上述证据5、6、7证明孙彬已向赵建华发出解约通知，赵建华接到通知后，向东海县山左口乡派出所报案，说明赵建华、水某芝公司收到了上述解约通知，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已于2019年3月解除。8.2018年7月，孙彬向赵建华移交酒厂时库存物品清单及公司当时的现状，证明赵建华接收酒厂之后只是进行了财产转移，对酒厂进行破坏而没有进行任何的生产经营活动。9.涉案股权转让合同附件之外的孙某公司对外欠款明细表，证明孙某公司负担债务的情况。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水某芝公司、赵建华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一份，证明水某芝公司法定代表人已于2018年12月27日由黄某2变更为王帅。2.和解协议书及转账凭证各一份，证明一审判决后水某芝公司与案外人孙若勤达成和解签订了偿还目标公司债务的协议，并已偿还了10万元。3.孙某公司生产车间照片三张、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埔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信用公示报告一份、土地流传协议一份。该组证据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水某芝公司积极采取购置发酵原料等措施恢复企业生产经营，埔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水某芝公司股东赵建华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该公司租赁土地种植的农作物用于孙某公司酿酒。4.打印时间为2017年3月29日、2017年12月5日、2019年5月30日的提交协助法院（冻结）的文件类共三份。该组证据证明涉案被法院冻结的股权或者期限届满，或者涉及的债务已经还清，需要冻结的情形消灭，股权变更登记的条件已成就。5.孙某公司、水某芝公司与赵某2的和解协议书、转账凭证各一份及证人赵某2的证人证言，证明水某芝公司与案外人赵某2达成了偿还目标公司所欠赵某2债务的协议，截至2020年10月16日，赵建华实际交付给了赵某220万元。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孙彬提交的证据，根据水某芝公司、赵建华的质证意见，结合法律规定，本院认证如下：1.证据1、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2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锁链，不能达到孙彬的证明目的；2.证据3、4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2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锁链，不能达到孙彬的证明目的；3.对于证据5、6、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孙彬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解除合同通知书送达水某芝公司，故该3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已解除；4.证据8、9系孙彬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水某芝公司、赵建华提交的证据，根据孙彬的质证意见，结合法律规定，本院认证如下：1.证据1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2.证据2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结合2020年10月16日赵建华转账给孙若勤10万元，能够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至2020年10月16日，水某芝公司依约向某武某公司债权人孙若勤偿还债务10万元；3.证据3即使真实，也不能形成证据锁链，达不到水某芝公司、赵建华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证据3不予采信；4.对于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股权已被法院解封；5.证据5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结合2020年1月21日、2020年10月16日，赵建华各转账10万元给赵某2、能够证明2018年7月1日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至2020年10月16日，水某芝公司依约向某武某公司债权人赵某2偿还债务20万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截至2020年10月16日，水某芝公司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向某武某公司债权人赵某2偿还债务20万元，向债权人孙若勤偿还债务10万元。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符合约定或法定解除条件。本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系孙彬与水某芝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关于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理由：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孙彬已依约将目标公司孙某公司交给水某芝公司经营管理，虽然因孙彬持有的孙某公司股权被法院查封，尚未办理股权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但水某芝公司已全面接管了孙某公司，实质上对孙某公司拥有了合同约定的100%控制权。按照合同约定，水某芝公司作为孙某公司100%股权受让方，应向某彬交付的对价为清偿合同附件约定的债务。截至2019年10月18日孙彬一审起诉前，水某芝公司未为孙某公司偿还约定的任何债务，孙彬一审起诉后至2020年10月16日本案二审审理期间，水某芝公司仅代孙某公司向案外人孙若勤偿还10万元，向案外人赵某2偿还20万元，将孙彬已偿还的债务804730.11元汇至一审法院账户，而涉案合同附件约定的水某芝公司应为孙某公司偿还的债务达4000万余元。水某芝公司迟延履行上述约定义务，已致使孙彬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水某芝公司称涉案合同未约定其履行义务的期限，故其未为孙某公司全面偿还债务不构成违约，本院认为，虽然涉案合同未约定水某芝公司履行义务的期限，但涉案合同附件约定的孙某公司所欠债务均已到期，水某芝公司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在其接管孙某公司的同时或接管后的合理期限内及时偿还合同附件所列债务，但至二审审理期间，水某芝公司未偿还附件所列绝大部分债务，且不能给出履行债务的确切时间，已对孙彬构成根本违约，孙彬有权依法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本案《股权转让合同》于2019年11月7日即一审起诉状副本送达水某芝公司之日起解除。对于水某芝公司已为孙某公司支付给债权人孙若勤、赵某2的30万元，由孙彬予以返还。水某芝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打入一审法院账户中的款项，可自行向一审法院申请退回。关于孙彬称其于2019年3月20日即作出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通知并送达给水某芝公司的问题，因孙彬未提交证据证明将该通知送达到水某芝公司，对孙彬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审理期间，孙彬撤回了要求水某芝公司、赵建华返还酒厂、环评报告、生产许可证正副本、营业执照正副本、商标WS图标批文、公章、合同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开户许可证、空白支票、企业账户的诉讼请求，是孙彬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故对孙彬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再审查。综上所述，孙彬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2019)苏0722民初9221号民事判决；二、孙彬与南京水琳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7月1日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于2019年11月7日解除；三、孙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南京水琳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30万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均由南京水琳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任 慧审 判 员  曹守军审 判 员  周文元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李文晓书 记 员  任 燕法律条文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