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内01民终41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翟建强，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跃东，男，内蒙古蒙戈利智业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职员，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平，内蒙古晟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翟建强因与被上诉人李跃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3民初367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建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内0103民初3678号民事裁定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跃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一、李跃东的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根据（2018）内0103民初57号判决确认的事实可知，翟建强和李跃东之间只有一笔18万元的债务关系。但翟建强在还款时，由于分14笔（13笔银行汇款、一笔现金）完成，其中又有4笔是委托第三人代为汇款，导致多还了5.5万元（其中在2017年9月之前多还了5.3万元，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23日多还了2000元）。翟建强2020年8月清理账目时发现，57号案件李跃东起诉时声称翟建强分多次已还款7万元，实际上那时翟建强已经还款12.3万元。加上2017年11月17日翟建强自己汇的2000元，合计多还了5.5万元。翟建强于2020年10月12日参加完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一审庭审后，根据汇款时间、金额及汇付人名称等信息对13笔汇款进行重新核对，发现给李跃东多汇的款项为特定的三笔：2015年7月21日委托杨红亮汇的50000元；2016年7月5日委托杨红亮汇的3000元；2017年11月17日翟建强自己汇的2000元。三笔合计5.5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李跃东要求翟建强偿还18万元债务具有法律根据，而在超出18万元之外，多接收的5.5万元没有法律根据。根据民法原理，此处的“法律根据”，应指未经翟建强的同意或事后追认，多收取的5.5万元所应对应的法律依据，而不能将18万元的正当债权请求权和5.5万元的不当利益混为一谈，概括地认定为“同一法律根据”。这既不符合民法原理，也难以让社会一般人所接受。试问：假如李跃东隐瞒的不是5.5万元，而是55万元，甚至550万元，那么也因其18万元的债权请求权而一并具有“法律根据”吗？这个理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李跃东多接收并刻意隐瞒的5.5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案翟建强起诉的不当得利返还与（2018）内0103民初57号案件所涉及的借款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57号案件的债务关系是18万，并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仅此一笔借款，已经在18万元的履行范围内清偿完毕。此次翟建强向一审法院诉请的5.5万元系李跃东多收取并刻意隐瞒的不当得利，二者是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可混为一谈。二、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内0103民初3678号民事裁定书称“……翟建强在本案提起的诉讼，其诉讼请求实质上系否定（2018）内0103号民初57号案件的裁判结果及执行，故本案系重复起诉……”，该裁定书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因为如上所述，对18万元债务的既存事实以及最后的执结，双方并无异议。至于57号案件所确认的事实，李跃东诉称的“已偿还7万元”，也是事实，只不过是经过刻意隐瞒后的部分事实。那么在18万元的债务范围内，在当时翟建强基于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对李跃东多收取的5.3万元未提出异议，57号判决认定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是正确的，适用法律也是正确的，翟建强针对李跃东11万元的诉请也予以了履行，因此并没有否定该判决的效力。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内0103民初3678号民事裁定书所认定的“翟建强的起诉系重复起诉”错误。三、2018年8月23日，李跃东出具的收据载明：“今收到翟建强交来人民币现金97000万元。自此双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双方之间再无其他任何债权债务。”就此收据而言，首先，该收据是李跃东单方出具的，属于单方承诺的性质。对于收据的内容，应拆分为前、后两部分予以分别解释。李跃东收到翟建强97000元现金的事实，是双方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与客观事实相吻合。至于“自此双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双方之间再无其他任何债权债务”这个表述，对翟建强没有约束力。因为当时双方共同的意思是解决18万元债务中被诉的11万元（诉讼阶段已还款1.3万），而不可能针对翟建强尚不知情的李跃东刻意隐瞒的不当得利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因此，不能将李跃东单方在97000元收据上后半部分的具有主观恶意的欺诈性表述，视为二人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5.5万元，不是小数目。本案中，李跃东不但刻意隐瞒该不当得利事实，且意欲通过在收据上炮制所谓“自此双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双方之间再无其他任何债权债务”的欺诈、虚假的意思表示，以期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势必不能也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法释﹝2020﹞6号）》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翟建强不仅提供了银行汇款凭证，而且汇款凭证还备注了用途，加上证人证言互相印证，已足以证明了案件事实。而李跃东代理人辩称该资金系李跃东与第三人之间形成，却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五、法律的原则是追求公平正义（包含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但首先应追求实质正义），民法的精神是体现慈母般的救济和关怀。在本案中，一审法院理应根据法律作出合理判决，以定分止争，息诉宁人，而不应基于对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错误理解，援引本不应适用的法律条文，驳回翟建强的起诉。如此，不但增加了当事人讼累，无形中纵容了恶意不当得利者，也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六、翟建强与李跃东相识，是因为李跃东在厂汉板小区东门经营麻辣烫店铺需要资金周转，主动请翟建强帮忙办理大额信用卡用于周转。翟建强在2013至2014年间，动用银行朋友给李跃东及其配偶、姐姐、姐夫等办了金额高达45万元的信用卡（其中绝大部分系无偿帮忙），供李跃东使用。这才在翟建强名下的国有商业用地面临拆迁需要资金时向李跃东借了18万。二人原计划翟建强拆迁款到手后，帮帮李跃东，可是拆迁环节出了问题，这才是李跃东翻脸起诉的背景情由。而李跃东不但不顾念人之常情，反而在翟建强困难时刻意隐瞒不当得利事实，并且跑到翟建强亲戚处骚扰索要，其目的不排除是为了不法目的给翟建强增添干扰因素。该隐瞒行为不但违背善良风俗，也已经触犯法律底线，理应将不当得利迅速返还。其更不应高价聘请律师，玩弄“程序策略”。七、翟建强在和李跃东电话对账时，李跃东在通话中声称还有5000元办卡押金没有结算。翟建强心想，李跃东如果能在一审中将5.5万元进行返还，也可以酌情照顾他一下，从返还款项中赠与李跃东5000元，也利于改善人际关系。但目前看来，李跃东顽固不化。既然如此，翟建强也就此撤销此笔赠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内0103民初3678号民事裁定书，并依法判令李跃东向翟建强返还不当得利5.5万元。李跃东辩称，第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裁定。第二，翟建强与李跃东双方长期有经济往来，2018年3月12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内0103民初57号民事判决书对该事实就已认定。第三，2018年8月23日翟建强与李跃东就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已经进行过结算，李跃东在收到翟建强款项后为翟建强出具了收据，收据明确了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结清，再无其他任何债权债务。所以翟建强的诉讼没有事实基础。第四，翟建强提起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翟建强与李跃东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已经于2018年通过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解决并作出了生效判决，且翟建强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所以翟建强提起诉讼系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系恶意诉讼。翟建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李跃东向翟建强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伍万壹仟贰佰陆拾元整（51260元）。2.请求法院判令李跃东按照年利率4.35%向翟建强支付自翟建强起诉之日起，至李跃东将不当得利全部返还完毕为止期间的利息。3.李跃东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跃东起诉翟建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受理。李跃东诉称与翟建强系朋友，2014年12月9日，翟建强以做生意急需资金为名向李跃东借款现金人民币180000元整，并未约定还款期限，翟建强向李跃东出具了借条。经李跃东多次催要，截止2017年9月翟建强分多次偿还了李跃东7万元本金，余款借款110000元翟建强承诺2017年10月1日前全部还清，但后李跃东多次索要翟建强至今没有偿还，故诉至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翟建强偿还李跃东借款本金人民币110000元、利息（从2017年10月1日起算---2017年11月30日止）797.5元，合计：110797.5元；2.判令翟建强支付利息至本金支付完毕时止，按年利率4.35％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翟建强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2018）内0103民初5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4年12月9日，翟建强以资金周转为由，陆续向李跃东借款18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后陆续偿还借款本金7万元，剩余借款李跃东经催要无果诉至法院。据此判决：一、翟建强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李跃东借款11万元及利息（以11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二、驳回李跃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0元，一审法院已减半收取，由翟建强负担。”上述案件生效后，李跃东与翟建强于2018年8月23日就双方欠款进行结算，翟建强给付李跃东97000元，李跃东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翟建强交来人民币现金97000元。自此双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双方之间再无其他任何债权债务。”庭审中，翟建强认为截止2017年9月，其已经给李跃东还款123000元，但李跃东只认可偿还了7万元，故本案主张返还5万元款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五）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据此，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除发生新的事实外，应当申请再审，当事人又起诉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2018）内0103民初57号案件已经对李跃东与翟建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作出认定并判决，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过程中，双方又再次结算，并出具了债权债务结清的收据。本案翟建强主张的5万元还款其认为是发生在（2018）内0103民初57号案件判决之前，故也不属于发生新的事实，翟建强在本案提起的诉讼，其诉讼请求实质上系否定（2018）内0103民初57号案件的裁判结果及执行，故本案系重复起诉，应依法驳回翟建强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翟建强的起诉。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540元，退还翟建强。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翟建强主张2015年7月21日、2016年7月5日其通过杨红亮分别向李跃东汇款50000元、3000元，2017年11月17日其本人向李跃东汇款2000元，并主张上述5.5万元系李跃东收取的不当得利。本院认为：翟建强主张的汇款事实发生在（2018）内0103民初57号民事判决作出之前，不属于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的新的事实。鉴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就李跃东与翟建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的（2018）内0103民初57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并已执行完毕，本案诉讼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且其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翟建强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依据该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驳回起诉。翟建强如认为李跃东在收取18万元债务时存在多接收款项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应当就生效判决申请再审。综上，翟建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杨蔚堃审判员 蔡世杰审判员 张蒙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董 丽书记员 解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