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69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京北机动车检测场，住所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东卓家营村西50米。法定代表人：辛红印，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星，男，北京市京北机动车检测场职工。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拴马，男，1966年8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志堂，男，1958年5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军，男，1979年6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上诉人北京市京北机动车检测场（以下简称京北检测场）、上诉人胡拴马因与被上诉人高志堂、被上诉人杨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9民初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京北检测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星、上诉人胡拴马，被上诉人高志堂、被上诉人杨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京北检测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京北检测场无需连带支付劳务费6610元。事实与理由：京北检测场与高志堂没有签订任何劳务协议，双方无任何劳务关系。京北检测场与胡拴马签订的包工包料协议，并已超额支付给胡拴马工程款，与胡拴马进行了结算。京北检测场已没有任何义务再支付任何费用。胡拴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胡拴马无需连带支付劳务费6610元。事实与理由：胡拴马与高志堂没有签订任何劳务协议，双方无任何劳务关系。胡拴马已经把工程款给付杨军是事实，胡拴马已没有义务再支付任何费用。高志堂辩称,不同意京北检测场与胡拴马的上诉请求。杨军辩称，不同意京北检测场与胡拴马的上诉请求。高志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杨军与京北检测场连带给付人工劳务费661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因京北检测场需进行猪舍房屋改造工程，经联系，其作为甲方与由胡拴马出面代签“张某”名作为乙方，二人签订《协议》，约定承包方式以大包为准、建筑面积以每平方米780元为准，内容如下：一、房顶用瓦梭彩钢、房顶以修补为主，修好应用彩钢盖顶、屋内装修有……门窗、外门用防盗门每个不少于800元，窗户每平米不少于400元，屋内门不少于600元。二、墙面抹平刮腻子贴壁纸……，吊顶为PVC。三、外墙、水泥抹光刷涂料，室内电线用6平方主线插座4平方，灯1.5平方有线网线由甲方负责。（所有材料必须达到国标环保）四、进场拆房甲方付百分之二十、铺地砖甲方付乙方百分之三十，粉刷装修时甲方付百分之三十，剩余部分完工后结算。五、施工安全当中乙方出现任何工程事故与甲方无关，甲方负责水电……。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1日，甲方辛红印（京北检测场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人名章，其中乙方张某的签字由胡拴马代替手签并按胡拴马的手印。后双方又签订《补充条款》内容包括：①首先乙方保质保量，不得使用伪劣材料。②如出现不符合甲方的要求（工程质量）……费用均由乙方负责承担。③根据……施工进度，乙方最少改造平房整个的……80％，不得少于10栋……。④整体工程改造后，甲方验收合格为准。⑤双方共同遵守。该《补充条款》上注明此基建承包协议乙方实际是胡拴马和张某，由胡拴马代签字，手印是胡拴马印，落款注明甲方辛红印、乙方张某，日期同为2018年4月1日。庭审中，京北检测场认可辛红印的上述行为代表京北检测场系职务行为。后经张某联系，胡拴马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杨军签订《协议》，该《协议》内容与检测场作为甲方、由胡拴马签署“张某”名作为乙方的《协议》内容、日期均一致。上述工程由杨军作为实际施工人进行安排相应工作，2018年7月份，高志堂经人介绍到上述工地工作。期间，京北检测场给付胡拴马工程款89万元，胡拴马给付杨军工程款89.386万元。后该工程停工，杨军于2018年9月11日为高志堂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高志堂人工费陆仟陆佰壹拾圆整，小写6610元（于2018年10月15日以前结清）杨军身份证号×××”，落款处有杨军签字捺手印。庭审中，经法院释明，高志堂、杨军、胡拴马、京北检测场对涉案工程均不申请建设工程造价等相关鉴定。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第一，关于与京北检测场签订《协议》、《补充条款》的乙方主体问题。胡拴马以及京北检测场均认可对于两份《协议》、《补充条款》上“张某”的签字系胡拴马签署并按手印，结合双方陈述，张某未曾实际参与施工过程。庭审中胡拴马认可京北检测场给付工程款89万元、杨军认可胡拴马给付其工程款89.386万元，可以证实张某均未参与上述款项的收取。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均表示无张某相应身份信息和有效的联系方式，故法院综合认定京北检测场作为甲方中《协议》的乙方张某只是名义合同主体，实际《协议》、《补充条款》的乙方主体是胡拴马。第二，涉案工程的结算情况。京北检测场于2020年6月5日庭审后提交《结算清单》一份，证明京北检测场和胡拴马已经进行了结算，即其已经将包括人工费、材料费等全部工程款超额支付给胡拴马，该清单上记载：“京北机动车检测场改造结算表，甲乙双方认可：1.评估材料费，红砖40万块，其中次品砖一半，按当时价格每两角一块，等于4万元，成品砖20万块，按当时每个四角，8万元；2.水泥100吨，4万元；3.垫料部分，5万元；4.铁管部分3万元；5.钢筋15吨，15万元；6.沙子、150方，10万元；7.人工费，平均每天10人，900个工，每个工260元，23.4万元；8.其他费用材料5万元。上述工费包括材料和人工68.4万元。实际结账90万元，因要求乙方出具发票，至今未开具发票，仅供参考用，听说胡、张将活转包给一个叫杨军的，乙方没有按照甲方要求去做，致使甲方造成巨大损失，前期工程根据多方行业人员测算，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全部费用造价68.4万元，因考虑到后期工程进度，我方又提前支付乙方21.6万元，支付款后，人员去向不明（人员指的乙方），至今前期费用全部结算，不存在欠费。”甲方是辛红印签字，乙方是胡拴马签字，签订日期为2018年7月28日。庭审中，京北检测场认可上述结算表是第一次庭审后补的；胡拴马亦认可上述结算表系后补，并表示工程的材料均是杨军采购，未与杨军进行过核实，结算清单上各项金额系估算；杨军对上述结算不予认可，表示该清单第一次看到，结算上的项目未含有屋顶瓦、机械费等漏项且结算的工程款过少；高志堂表示对该证据表示不清楚。法院认为涉案工程合同在仅约定每平米单价未约定工程总面积，即工程总造价未定的情况下，发包方应给付施工方工程款的数额需要双方进行核算。京北检测场对于是否结算负有举证责任，但上述结算从时间上系京北检测场与胡拴马在法院第一次庭审多次询问双方是否进行过结算时双方均当场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庭后补交的；从内容上双方在未与实际施工方杨军进行核算的情况下进行，各项金额未有相应票据进行验证，且杨军不予认可，故不论从举证时间上、证据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存在瑕疵，综合考虑下法院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第三，京北检测场于2020年6月5日庭审后补交两份证据《胜利街原猪场租赁经营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和《关于在延庆镇东卓家营村西旧场房院内经营机动车检测场工作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请示报告》），拟证明京北检测场对涉案地块进行了租赁及迁址合法，迁址范围包括涉案改造工程地块并在本次庭审中京北检测场称该地块想改造成职工宿舍，而非农家院。《合同书》内容包括：2007年4月25日，延庆区延庆镇胜利街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出租方）与作为乙方（承租方）京北检测场就甲方将胜利街原猪场及所有相关场地、设备租给乙方经营使用，甲方出租给乙方猪场位于东卓家营村西，共有房屋301间，面积共7103.19平方米，租期从2007年5月1日起至2042年4月30日止，其中第三条约定“乙方在租赁期内对所租猪场范围内的所有设施、场地在不违反国家政策及相关规定情况下，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经营需要自主使用和支配，并同时承担相应责任”。《请示报告》内容显示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延庆分局于2012年3月7日答复京北检测场同意其新址位于延庆镇东卓家营村西，并载明该选址规划为集体工业生产用地，如项目涉及基本建设工程，请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相关手续。高志堂、胡拴马及杨军对上述两份证据均表示不清楚，由法院核实。法院对京北检测场租赁及迁址情况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涉案地块性质法院经京北检测场在谷歌地图上圈定指认涉案改造工程地块相应位置后于2020年7月2日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发函询问该涉案改造工程地块的土地性质，其答复为涉案改造工程地块为设施农用地。庭审中除京北检测场不认可外，杨军、胡拴马及高志堂均表示由法院核实，法院对于涉案改造工程地块土地性质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答复为设施农用地为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第一，本案两份《协议》、《补充条款》的合同性质、合同主体以及合同效力。1.关于合同性质，法律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建设工程施工相关案件包括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以及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等。本案中，京北检测场房屋改造，虽然京北检测场对于猪场改造成宿舍还是农家院庭审中表述不一，但从两份《协议》、《补充条款》的内容中有关于工程内容、工程质量、施工进度以及分期付款的约定，故认定京北检测场作为发包方将涉案猪场房屋改造工程与作为承包方的乙方进行了相应的约定，合同性质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对于两份《协议》、《补充条款》签订的主体，张某是否为合同当事人。对于两份《协议》、《补充条款》上“张某”的签字，胡拴马以及京北检测场均认可系胡拴马签署并按手印；结合当事人陈述，张某未曾实际参与施工及收取工程款的过程；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均表示无张某相应身份信息和有效的联系方式，故法院综合认定京北检测场作为甲方中《协议》的乙方张某只是名义合同主体，实际主体是胡拴马。杨军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中的甲方是胡拴马。3.关于合同效力。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经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调查，本案涉案猪舍改造工程土地性质为设施农用地，设施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经营性养殖的畜禽舍、工厂化作物栽培或水产养殖的生产设施用地及其相应附属设施用地，农村宅基地以外的晾晒场等农业设施用地。庭审中京北检测场不论陈述在设施农用地上改造成农家院亦或宿舍均属于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胡拴马作为第一手承包人非法转包给杨军，故涉案《协议》、《补充条款》属于无效合同。第二，关于劳务费的责任主体的确定，以及杨军、胡拴马、京北检测场之间的责任承担。杨军作为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高志堂、杨军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但是根据高志堂在法庭上的陈述及提交的欠条，能够证明高志堂、杨军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高志堂提供劳务后，杨军应支付相应的劳务费。由于承包人胡拴马均参与了其作为与发包方京北检测场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以及转包给实际施工人杨军合同的当事人；胡拴马从发包方京北检测场收取的工程款总数89万元少于胡拴马给付实际施工人杨军工程款总数89.386万元，可知胡拴马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并未仅仅充当介绍或单纯地工程款转交角色，同时参照《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工程总承包方企业应对劳务分包企业工资支付进行监督，督促其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虽高志堂经释明未追加胡拴马为被告，但胡拴马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但发包人应对是否欠付工程价款承担举证责任。涉案工程的发包方京北检测场在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承包方胡拴马以及实际施工人杨军结清工程款，现杨军拖欠工人劳务费，在发包方京北检测场、承包方胡拴马、实际施工人杨军对各自应给付工程款、未结清工程款无法明确，又各方均不申请工程造价等相关鉴定的情况下，法院本着从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角度，同时参照《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之规定，“业主或工程总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与建设工程承包企业结清工程款，致使建设工程承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业主或工程总承包企业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先行垫付的工资数额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认定发包方京北检测场、承包人胡拴马以及实际施工人杨军应对欠付的高志堂劳务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为宜。需要说明的是发包方京北检测场、承包人胡拴马以及实际施工人杨军之间的施工合同纠纷以及具体工程款数额可以另行解决，本案的裁判及执行结果可作为后期各方在查明已付和未付工程款数额后进行结算的依据。一审法院依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北京市京北机动车检测场、胡拴马、杨军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连带支付高志堂劳务费661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另查明：京北检测场与胡拴马签订的《协议》中，约定承包方式以大包为准、建筑面积以每平米850元为准。胡拴马将工程转包给杨军而签订的《协议》中，约定承包方式以大包为准、建筑面积以每平米780元为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高志堂主张其为杨军作为实际施工人的涉案工程提供了劳务，杨军予以认可且出具了劳务费欠条，故能够认定高志堂与杨军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杨军对所欠劳务费负有支付责任。京北检测场将房屋改造工程发包给不具有承包资格的个人胡拴马，且胡拴马将工程转包给杨军后，京北检测场、胡拴马及杨军未就工程价款进行结算明确，一审法院基于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角度，判决京北检测场、胡拴马及杨军连带支付劳务费，并确定本案的裁判及执行结果可作为后期各方在查明已付和未付工程款数额后进行结算的依据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京北检测场与胡拴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北京市京北机动车检测场、胡拴马各负担二十五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斌审 判 员  姚 红审 判 员  刘佳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 飞书 记 员  苑要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