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7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恒盛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青岛市市**山东路**港澳大厦**。 负责人：滕军，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均华，山东恒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铭，山东恒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融盛投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青岛市市**香港中路/div> 法定代表人：孙胜会，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朝蓬，男，汉族，1969年1月13日出生，系山东融盛投资有限公司员工，住青岛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斌，男，汉族，1968年11月29日出生，系山东融盛投资有限公司员工，住青岛市。 原审第三人：上海国宇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清溪路/div> 法定代表人：陈玉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加锋，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于菊伟，女，1976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加锋，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远雄房地产开发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div> 法定代表人：洪贤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加锋，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青岛深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青岛市市**香港中路/div> 法定代表人：洪贤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加锋，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东恒盛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恒盛德律师所）与被上诉人山东融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盛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国宇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宇公司）、于菊伟、远雄房地产开发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雄公司）、青岛深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华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曾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5）南商初字第30822号民事判决，驳回恒盛德律师所的诉讼请求。恒盛德律师所不服原判，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8）鲁02民终8626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且有关事实有待进一步查清为由，裁定撤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5）南商初字第3082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重审。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鲁0202民初4417号民事判决，驳回恒盛德律师所的诉讼请求。恒盛德律师所不服原判，于2020年3月25日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曲波主审，与审判员温燕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盛德律师所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撤销融盛公司于2014年5月6日与国宇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及与于菊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转让的深华公司2%的股权，且判令融盛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将被撤销转让的深华公司2%的股权变更至融盛公司名下。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一）原审判决认为涉案和解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系融盛公司与原审第三人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股权转让行为，系在（2014）沪二中执字第74号案件执行过程中达成的。此认定严重错误。首先，在本案中，无任何一份法律文书确定融盛公司负有将其持有的深华公司30%股权转让给国宇公司的义务。（2014）沪二中执字第74号案件执行依据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二中民六（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此判决确定的融盛公司对国宇公司所负义务为金钱给付义务，而非转让股权义务。融盛公司与原审第三人之间达成涉案和解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实质上属当事人之间达成“以物抵债”的自行和解行为，并非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其次，执行和解从本质上说，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愿作出相互谅解和让步，就如何履行生效文书的有关内容达成协议。根据原审第三人在原二审审理过程中提交的74号案件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执结报告表》(下称《执结报告表》)，74号案件已于2014年2月24日执结。因此，原审判决认为“为履行执行中的和解协议，同日（即2014年5月6日），融盛公司与于菊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融盛公司将其名下深华公司30%股权转让给于菊伟，并于2014年5月8日变更工商登记材料，该案（即74号案件）已执行终结”是明显错误的。既然74号案件早于2014年2月24日就已执行结案，则签订于2014年5月6日的涉案和解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明显不是在74号案件执行过程中达成的，不属执行和解。第三，在74号案件早已执行结案的情况下，上海二中院仍于2014年5月8日对融盛公司制作所谓谈话笔录，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属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之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第二百三十条之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上述所谓谈话笔录仅有融盛公司一方签名，根本不符合执行和解笔录的法定条件。此外，该谈话笔录还存在时间前后不一的明显瑕疵。上诉人从未以代理人身份参与过74号案件的执行活动（调取74号案件卷宗材料可证实），对以上情况并不知晓。上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该谈话笔录是原审第三人串通执行法官编造的虚假证据，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综上，涉案和解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在74号案件执行过程中达成的，不属执行和解。无任何法院以任何法律文书确认过涉案和解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不存在涉案和解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不可撤销的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二）原审判决认为“融盛公司转让股权的行为不构成有害于上诉人债权的行为，也未使融盛公司“无资力”；上诉人向融盛公司追索律师代理费的诉讼已经法院作出判决，上诉人已申请强制执行，故上诉人的债权具备救济途径，并非无法实现”，此认定是错误的。首先，在原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融盛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多起执行案件的证据材料，执行标的合计数亿元。这些案件均因融盛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无法得到执行（有关情况在法院的案件系统中均能查询到），就连国宇公司申请执行融盛公司的案件[执行依据：（2016）沪0115民初66175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标的逾1,500万元)]亦因融盛公司无能力清偿而未得到执行。因此，融盛公司已“无资力”偿还债务的事实清楚明确，原审第三人对此也明确知晓。虽然上诉人向融盛公司追索律师代理费的诉讼已经原审法院作出判决，上诉人业已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该案同样由于融盛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处于终结本次执行的状态，上诉人根本无法通过该案的执行程序实现债权。其次，至于融盛公司于2014年5月7日向国宇公司借款1,500万元的事实，本身就说明当时融盛公司已无资力（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开头就明确了这一事实），否则，融盛公司没必要向国宇公司借款1,500万元。而且上诉人当时并不知道该借款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国宇公司与融盛公司双方约定将该1,500万元借款打入第三方银行账号，致使债权人根本不可能知晓该1,500万元为融盛公司所有并及时采取追偿措施。原审第三人此举明显是配合融盛公司逃避债务。再至于所谓融盛公司于2015年8月8日向深华公司付款500万元的事实，该500万元不是融盛公司支付的，而是第三方代融盛公司支付的，根本不能说明融盛公司有能力偿债。原审判决据此认定融盛公司当时具备偿债能力，是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无法证明国宇公司与融盛公司有损害上诉人债权的恶意。此认定是错误的。首先，原审第三人与融盛公司隐瞒74号案件已执结的事实，串通执行法官以所谓“执行和解”的名义签订涉案和解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并制作了虚假谈话笔录，这本身就证明原审第三人和融盛公司存在损害上诉人债权的共同故意。其次，本案中，融盛公司、原审第三人均认可深华公司30%股权的实际对价为涉案和解协议约定的对价加商场购买权益，其中，商场购买权益价值高达4亿余元。然而，原审第三人在明知商场购买权本应归属融盛公司的情况下，同意融盛公司指定第三方享有该权益，是赤裸裸帮助融盛公司逃债，其双方的恶意再明显不过。不仅如此，原审第三人还故意制造障碍，造成融盛公司不能购买商场，导致融盛公司无法实现商场购买权的巨额利益，直接的结果就是国宇公司以1.8亿元的超低价格取得了深华公司30%股权。第三，原审判决认为虽然融盛公司与深华公司的协议（即《商场出售备忘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在双方均未就该协议提起诉讼、解除合同或确定未履行原因的情形下，上诉人主张的不合理低价转让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事实上，原审第三人已于2015年8月9日书面通知融盛公司解除上述《商场出售备忘协议》，双方已不可能再履行该协议。原审第三人与融盛公司故意隐瞒该事实的行为再一次证明了双方存在明显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恶意。综上，原审第三人和融盛公司故意隐瞒重要事实，以不合理低价转让涉案股权，导致融盛公司无力偿还其对上诉人所负债务。不仅如此，原审第三人多次帮助融盛公司逃避债务，其行为已对上诉人债权造成了严重损害。二、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到案件正确判决。（一）原审法院应调取证据而未予调取。由上所述，涉案和解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为在74号案件执行过程中达成是本案重要事实，直接影响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原审第三人提交的《执结报告表》已明确表明74号案件的结案时间为2014年2月24日，而涉案和解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5月6日，不可能是在74号案件执行过程中达成的。该事实通过74号案件卷宗材料可以很容易查清，因此，74号案件卷宗材料与待证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是本案至关重要的证据。74号案件卷宗材料系由上海二中院保存的档案材料。根据查阅法院执行卷宗材料的规定，因上诉人并非74号案件的当事人，不能自行调取该案卷宗材料，必须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故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74号案件卷宗材料，并提交了书面调取证据申请。原审主审法官当庭表示会联系上海二中院了解、核实相关情况（可通过调取原审庭审录音录像资料予以证实）。然而，一审主审法官欺骗上诉人，偏袒对方当事人，应调取74号案件卷宗材料却未予调取，剥夺了上诉人应有的诉讼权利，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直接导致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二）原审法院应依法委托进行评估而未予委托。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是融盛公司向原审第三人转让深华公司30%股权的价格是否为“明显不合理低价”。为查明该事实，上诉人在（2015）南商初字第3082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融盛公司向原审第三人转让深华公司30%股权时该笔股权的市场交易价格进行评估。因深华公司不予配合，拒不提交评估资料，致使评估机构暂时退案。根据上诉人《青岛市建设工程竣工结算登记表》、《人民币抵押贷款合同》等证据显示，融盛公司向原审第三人转让的深华公司30%股权的实际价值远高于双方在涉案和解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价格，原审第三人存在通过虚增工程成本、压低房屋价格等方式人为降低深华公司股权价值的情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融盛公司也声称原审第三人存在虚高工程价款、挪用和侵占公司资产等违法情形，造成其对股权价值认识错误，否则其不会同意以涉案协议约定的价格转让股权，其权益已受到严重侵害。为此，融盛公司已就原审第三人的相关违法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此情况下，完全有必要应对涉案股权的实际价值进行评估，以查清本案焦点事实，正确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司法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此举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直接影响案件正确判决，应在二审中继续组织司法鉴定，对涉案股权价值进行评估。综上所述，上诉人已有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以虚假的执行和解为由，配合融盛公司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了深华公司30%的股权，致使融盛公司丧失偿债能力。融盛公司与原审第三人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 融盛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有瑕疵，不应维持一审判决，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也不应予支持。在诉讼过程中，融盛公司发现了很多问题，从一开始深华公司就在欺骗融盛公司，融盛公司已报案，现正在侦查过程中。融盛公司曾委托上海的律师调取74号案相关材料，发现此案已审结完毕后，深华公司通过法院向融盛公司施加压力，让融盛公司卖股权。 原审第三人国宇公司、于菊伟、远雄公司、深华公司共同述称：原审判决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第一，上诉人在原审一审和二审中都承认其参加了融盛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和解事宜，上诉人在几次开庭中一直否认有执行和解的情况发生，是自相矛盾的。签订和解协议就是执行中的和解。第二，上诉人自己承认其参加了融盛公司与第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等协议的谈判和签署过程，但上诉人又称融盛公司与原审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上诉人主张其和另外两方合谋损害其自己的利益，此显然自相矛盾。第三，上诉人曾在原二审和本案一审中都说过融盛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商场买卖协议若履行，其债权就能得到保障。按照上诉人的说法，融盛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协议本身没有问题，只是由于履行过程导致上诉人的债权未得到清偿，这是一个履行问题。第四，本案撤销权的三个构成要件都不存在。1.融盛公司与国宇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一揽子协议对价合理，不存在明显低价。2.上诉人的债权未因上述一揽子协议受到损害。3.国宇公司当时不知道上诉人对融盛公司债权的存在。第五，上诉人与融盛公司恶意串通。1.上诉人起诉的依据四个服务合同存在着伪造的重大嫌疑，其中第一个合同标的36万元，签署时间是2012年12月12日，但该合同所涉案件在2012年11月14日就作出判决，在2012年3月8日就起诉；第三份合同和第四份合同结合起来看，第三份合同对应的律师事务所案号是（2013）086号，签订时间是2013年3月26日。第四份合同签订时间是2013年6月，但案号却变成了（2013）第40几号，时间已过了三个月，案号应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后来上诉人可能自己也发现该问题，又手写把第三份合同2013年改成2012年，但是又变成了2012年签的合同，案号是2013年的案号。2.这些案件的收费都比较高，都是按照收费标准的顶额收费。这中间有一个前提是上诉人长期服务融盛公司，长期合作关系，这样高额收费，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官司。3.按照上诉人的说法，融盛公司及孙朝蓬欠上诉人314万元律师费，但上诉人未先起诉孙朝蓬和融盛公司，反而直接起诉要求撤销融盛公司与国宇公司的一揽子协议。到2017年上诉人起诉融盛公司，但其仍未起诉孙朝蓬。4.上诉人在原审中一再坚持要求撤销全部股权转让，经原审合议庭再三释明，其仍明确要求撤销全部股权转让，而不是与其债权对应的股权数额。5.在关于本案的历次庭审中，上诉人一再声称融盛公司有巨额债务，不能向其清偿债务，但又不同意第三人提出的对融盛公司进行审计的申请。 恒盛德律师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撤销融盛公司于2014年5月6日与国宇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及其与于菊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所转让深华公司2%的股权（以恒盛德律师所的债权数额314万元、案件受理费31,920元、至开庭之日的逾期履行滞纳金为限，共计3,565,911.50元）；二、依法判令融盛公司及第三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被撤销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融盛公司名下；三、案件受理费由融盛公司和第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恒盛德律师所为融盛公司代理民事诉讼案件，根据《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融盛公司应向恒盛德律师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14万元。恒盛德律师所多次要求融盛公司支付，融盛公司迟迟未支付。因融盛公司对外负债众多，为逃避债务、转移财产，融盛公司与国宇公司及于菊伟恶意串通，于2014年5月6日签订《和解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将融盛公司持有的深华公司30%的股权作价1.8亿元转让给国宇公司指定的于菊伟，股权转让款抵偿融盛公司欠国宇公司及深华公司债务的方式支付，于菊伟不支付股权转让款。2014年5月8日，融盛公司与于菊伟办理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该30%股权过户至于菊伟名下。2014年5月29日，于菊伟将该30%股权转让至国宇公司名下。2014年12月30日，国宇公司又将该30%股权转让给其关联公司远雄公司。融盛公司持有的深华公司30%股权是其仅有的有价值财产，其市场价值近10亿，融盛公司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该股权致使其无其他财产偿还债务，恒盛德律师所的合法债权无法实现。 融盛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一、融盛公司欠恒盛德律师所律师费属实；二、融盛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是一揽子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不仅是和解协议里的1.8亿元，还有商场出售备忘协议里的购买权益。深华公司卖给融盛公司的商场价格是6.3亿元，按照市场价格，融盛公司可赚6-7亿元的差价，据此计算，融盛公司转让深华公司30%股权的实际价格不低。但第三人故意制造障碍，未到银行办理贷款注销业务，导致融盛公司在银行仍有逾期贷款记录，信用受到影响，无法正常融资购买商场，相当于股权转让对价大部分未兑现。若仅以1.8亿元转让深华公司30%的股权，融盛公司不会同意；三、在诉讼中，融盛公司发现深华公司在股权转让前串通国宇公司等关联公司通过虚构施工合同、咨询合同等方式虚增工程成本，挪用、侵占深华公司资金数亿元，深华公司还将公司资产无偿出借给远雄悦来酒店使用。第三人通过这些方式挤占、掏空公司利润，造成公司不盈利的假象，严重损害了融盛公司的合法权益，导致融盛公司对股权价值的认知错误。若融盛公司知道第三人的这些行为，不会与其签订一揽子协议。若相关机关能追回深华公司被挪用、侵占的财产，融盛公司持有的30%股权价值远不止2014年5月转让价格。 国宇公司、于菊伟、远雄公司、深华公司在一审中共同述称：1、对恒盛德律师所所称债权真实性不认可，恒盛德律师所与融盛公司存在串通嫌疑；2、恒盛德律师所主张的314万元债权中的140万元形成于涉案股权转让之后，不存在第三人逃避以后债权为由转让债权的问题；3、恒盛德律师所一直称融盛公司有很多债务，但恒盛德律师所未举证证明融盛公司对案外人负有债务，有案外人在股权转让前对融盛公司有债权；4、第三人的股权转让不影响恒盛德律师所律师费的实现，涉案股权转让一周内第三人向融盛公司支付1,500万元，融盛公司完全可支付恒盛德律师所的律师费，且该笔交易也是在恒盛德律师所的参与下达成的。第三人在原审中提出对融盛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司法审计，以确认融盛公司是否负有巨额债务，但恒盛德律师所和融盛公司双方均不同意；5、涉案和解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融盛公司与部分第三人互相发起多个诉讼，不存在串通的可能性；6、涉案和解协议是执行和解协议，是在上海二中院执行庭主持下达成的，不存在有其他法院撤销上海二中院执行行为的法律依据；7、融盛公司与国宇公司之间股权转让的对价除融盛公司所说的1.8亿元还有放弃的利息、罚息5,300万元，所以其对价是2.33亿元和商场购买权等，价位不低。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盛德律师所于2017年6月15日起诉融盛公司，要求融盛公司支付欠付的律师代理费314万元。2017年9月25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202民初3553号民事判决，判令融盛公司支付恒盛德律师所律师费314万元，此314万元包括恒盛德律师所代理融盛公司与国宇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约定的律师费110万元，即（2013）沪二中民六（商）初字第5号案件。（2017）鲁0202民初3553号民事判决已生效，恒盛德律师所于2019年10月15日申请执行，案号为（2019）鲁0202执3361号。 国宇公司曾于2013年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融盛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3）沪二中民六（商）初字第5号]，该案判决查明国宇公司委托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向融盛公司发放贷款1.2亿元，融盛公司以深华公司30%股权作为质物出质。后融盛公司到期未还款。2013年9月11日，上海二中院作出（2013）沪二中民六（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判令融盛公司向国宇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2亿元、合同期内利息25,084,986.67元，2012年8月31日至债务清偿之日按期内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的逾期利息，若融盛公司不履行上述义务，国宇公司可与融盛公司协议以融盛公司拥有的深华公司30%的股权折价或申请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保全费780,302.93元由融盛公司负担。 2014年5月6日，在（2014）沪二中执字第74号案中，融盛公司与国宇公司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内容为：1.融盛公司持有的深华公司30%股权作价1.8亿元转让给国宇公司指定的第三人于菊伟，国宇公司以案件所欠本金1.2亿元支付上述股权价格中的1.2亿元；2.国宇公司代融盛公司向深华公司还款0.6亿元（融盛公司欠深华公司设备款0.6亿元）；3.于菊伟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相关款项由国宇公司负担；4.深华公司30%股权在2014年5月15日前顺利过户的，国宇公司放弃执行案件项下追索利息、罚息的权利。同日，融盛公司又与于菊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融盛公司转让给于菊伟深华公司30%股权，价款为1.8亿元，协议生效后2日内，双方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案件中对融盛公司进行了询问，融盛公司认可达成和解协议，将涉案股权用于抵债，且保证权利清洁，不存在权利限制。 2014年5月6日，深华公司（甲方）与融盛公司（乙方）实际控制人孙朝蓬签订《商场出售备忘协议》，称：本备忘协议生效前提为双方已于2014年5月15日前：1.完成融盛公司持有的深华公司30%股份以1.8亿元价格转让给国宇公司指定的于菊伟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融盛公司已返还国宇公司经上海民生银行委托贷款之本金1.2亿元及返还深华公司预付采购款6,000万元无误。备忘协议依约生效的，甲方同意以6.3亿元价格向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经甲方同意之人出售远雄国际广场地下一层商场部分及地上一层至六层商场即出售意向。甲方同意乙方于2015年5月8日前筹集全部购房款及过户所需税费。如乙方最终付款日前将全款及税费支付至甲方账户无误后，甲方拒绝与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则向乙方支付4亿元赔偿。如最终付款日乙方未支付全部约定款项的，则自最终付款日次日起，本备忘协议解除。2015年5月26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将最终付款日延长至2015年8月8日。融盛公司后续未付款。 2014年5月7日，因融盛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华公司30%股份转让给国宇公司，融盛公司暂无资金，国宇公司同意向融盛公司出借1,500万元，双方因此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了付款方式、收款账户等，并约定：如融盛公司指定的第三人于2015年5月8日前与深华公司以6.3亿元的价格签订完成商场出售合同并支付全部房款，则国宇公司同意免除融盛公司的还款责任。因融盛公司未完成上述约定事项，国宇公司于2016年9月7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融盛公司等偿还上述借款1,500万元。2017年4月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作出（2016）沪0115民初66175号民事判决，判令融盛公司偿还国宇公司借款1,50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等。此判决已生效。 2014年5月8日，融盛公司将其名下深华公司30%股权转让给于菊伟并变更了工商登记。后经系列股权变更，远雄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登记受让了上述股权。恒盛德律师所在（2015）南商初字第3082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深华公司的预售许可证图片、部分商品房预售合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提字第152号民事判决书、深华公司2011年的审计报告等证据，欲证明深华公司股权价值巨大，称融盛公司与各第三人恶意串通，并申请对深华公司30%股权以评估基准日2014年4月30日进行价值评估。原审法院随机指定青岛公信永和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信永和评估所）对上述股权价值进行司法评估。2016年6月14日，公信永和评估所以材料不完整退回评估，后补充材料继续评估。2017年4月5日，公信永和评估所以恒盛德律师所未足额缴费为由退回评估。恒盛德律师所称其未收到缴费通知。原审法院另行委托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和评估公司）对上述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并于2018年1月19日告知深华公司配合评估，提供与评估工作有关的材料。2018年3月21日，天和评估公司出具退案说明，称深华公司以目前需要就有关事项申请法院认定，需要耗费一定时间为由未提供资料。因未获得相关鉴定资料,天和评估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退案。 恒盛德律师所在（2015）南商初字第3082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认可其参与了（2014）沪二中执字第74号案件融盛公司与国宇公司签订《和解协议》，但称其未收取律师费。2015年8月8日，融盛公司向深华公司支付500万元。 一审庭审辩论过程中，恒盛德律师所提出对涉案股权实际价值进行鉴定，申请调取上海二中院的执行案件材料，并于庭后提交了申请，原审法院未予准许。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融盛公司与国宇公司于2014年5月6日达成的和解协议以及其与于菊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所转让深华公司2%的股权是否应被撤销。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4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这一有偿行为的场合，除满足客观要件即债务人有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有损其债务清偿能力，有害于债权人实现债权，还须以债务人与受让人主观上有恶意为成立要件。本案中，涉案和解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形成基础是基于对（2013）沪二中民六（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的实际履行。上述判决判令若融盛公司未按期偿还国宇公司1.2亿借款本金及合同期内25,084,986.67元利息，国宇公司可与融盛公司协议以融盛公司拥有的深华公司30%的股权折价或申请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后该判决生效，国宇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在（2014）沪二中执字第74号执行案件中，国宇公司与融盛公司于2014年5月6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融盛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华公司30%股权作价1.8亿元转让给国宇公司指定的第三人于菊伟，以抵偿融盛公司欠国宇公司1.2亿的借款和由国宇公司代偿融盛公司欠深华公司设备款0.6亿元。为履行上述执行和解协议，同日，融盛公司与于菊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融盛公司将其名下深华公司30%股权转让给于菊伟，并于2014年5月8日变更工商登记，该案已执行终结。因此，融盛公司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转让股权的行为，并不构成有害于恒盛德律师所314万元债权的行为，也未使融盛公司“无资力”。因融盛公司在2014年5月7日向国宇公司借款1,500万元，在2015年8月8日向深华公司付款500万元，可见当时融盛公司具备偿债能力。融盛公司称涉案股权转让价格不仅是上述和解协议约定的1.8亿，还有商场出售协议约定的价值6.3亿元商场优先购买权，虽然融盛公司与深华公司签订的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在双方均未就该协议提起诉讼、解除合同或确定未履行原因的情形下，恒盛德律师所主张的不合理低价转让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也不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和债务人管理财产和经营自由，同时，恒盛德律师所也未证明国宇公司与融盛公司有损害其债权的恶意。恒盛德律师所向融盛公司追索314万元代理费的诉讼，市南法院作出（2017）鲁0202民初3553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恒盛德律师所于2019年10月15日申请强制执行，尚未执行终结，因此，恒盛德律师所的债权具备救济途径，并不是无法实现。因恒盛德律师所提起的债权人撤销之诉并不符合成立要件，再对恒盛德律师所提出对涉案股权实际价值进行鉴定已无实际意义，故原审法院对其鉴定申请未予准许。综上，原审法院对恒盛德律师所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山东恒盛德律师事务所对山东融盛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国宇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于菊伟、远雄房地产开发集团（中国）有限公司、青岛深华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327元，由恒盛德律师所自行负担。 上诉人恒盛德律师所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2014）沪二中执字第74号案件执行卷宗材料一宗共58页，证明：（1）融盛公司与国宇公司执行一案于2014年2月24日结案、于2014年2月25日归档。（2）第三人在原审一审时提交的《谈话笔录》形成时间在（2014）沪二中执字第74号案结案归档之后，执行卷宗中无这份《谈话笔录》。（3）涉案《和解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4年5月6日，是融盛公司与第三人自行协商达成的，不是在（2014）沪二中执字第74号案件执行过程中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 证据二，委托代理合同两份，证明：（1）国宇公司、深华公司委托恒盛德律师所就涉案股权转让事宜提供法律意见和咨询、协助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2）恒盛德律师所为融盛公司及国宇公司、深华公司均提供过法律服务，第三人基于恒盛德律师所曾为融盛公司代理而主张恒盛德律师所与融盛公司恶意串通纯属主观臆断。 证据三，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2民初336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融盛公司拖欠恒盛德律师所律师费314万元及利息一案因融盛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裁定终本执行；且此份裁定书查明融盛公司在全省各级法院存在其他多起作为被执行人未执结案件，已因融盛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依法被裁定终结执行程序。 证据四，差旅费单据10份，证明：恒盛德律师所代理人申请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发调查令前往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取（2014）沪二中执字第74号案件执行卷宗，通过调查发现第三人捏造事实、提供虚假证据，由此产生的调查费用2,838元应由第三人负担。 被上诉人融盛公司质证称：对上述4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事项均无异议。 四原审第三人共同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诉人所说于2014年2月24日结案和以后再继续恢复执行没有矛盾。结案并不等于全部履行完毕，而是当时不具备履行条件。2014年5月初，融盛公司与国宇公司在上诉人的参与下达成了一揽子和解协议，因需法院解除对融盛公司股权的查封，故才申请法院解除对融盛公司股权的查封。上海第二中级法院审查了双方的和解协议，认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制作了执行笔录，批准了执行和解，解除了对融盛公司股权的查封。上诉人的理解是错误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这两份委托合同进一步证明上诉人参加且从法律上指导了融盛公司与国宇公司、深华公司之间一揽子和解协议的履行。上述委托合同载明上诉人接受国宇公司、深华公司的委托，委托事项是就股权转让提供相关法律服务；涉案股权转让是在上诉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背景下制作的，不存在融盛公司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如果有恶意串通，也是上诉人参加了恶意串通。按上诉人的逻辑，上诉人系与融盛公司、国宇公司三方恶意串通，目的是损害上诉人自己的利益。若此逻辑成立，那上诉人作为律师事务所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不可理解的。所以证据二恰恰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不成立。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此份执行裁定是2019年12月作出，融盛公司在2019年12月是否有财产、是否有履行能力，与其在2014年是否有履行能力无必然联系。第三人也在有关网站上进行了检索，发现融盛公司作为主债务人的案件几乎没有，只有融盛公司作为担保人的案件。融盛公司作为担保人的情况第三人不可能知道，故第三人不存在与融盛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可能性。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诉人混淆了法律关系，第三人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基于上诉人的示证内容和融盛公司与原审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因融盛公司和原审第三人对上述4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4组证据的真实性皆予以确认；但因涉案《和解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系在（2014）沪二中执字第74号案件执行过程中达成，并不影响本案基本争议事实的查明，故上述证据一与本案所涉纠纷并无关联性；而因上述证据二可证明国宇公司、深华公司曾委托上诉人就涉案股权转让事宜提供过法律意见和咨询，且上诉人还为融盛公司提供过法律服务，则上诉人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其在向国宇公司、深华公司就涉案股权转让事宜提供法律意见时，不可能不了解涉案股权转让的背景和前因后果，更何况上诉人还曾在原审法院（2015）南商初字第3082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认可其参与了融盛公司与国宇公司就涉案和解协议的签订，故据之可认定上诉人对涉案《和解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情况一直是充分知悉的。上述证据三仅可证明原审法院截至2019年12月19日未曾发现融盛公司目前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从而裁定终本执行，但此并不能充分证明上诉人的债权已无法获得清偿。至于上述证据四并非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必然发生的费用，且上诉人亦未诉请融盛公司和原审第三人支付上述证据四项下的费用，故此组证据与本案也无关联性。 本院经审理查明，融盛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18日，其最初出资股东为于延深（出资1,800万元）、焦阳（出资50万元）、王群（出资50万元）、邬学杰（出资50万元）、孙勇（出资50万元）。2002年7月16日，于延深、焦阳、王群、邬学杰、孙勇将其出资款共2,000万元存入融盛公司在光大银行青岛市东海路支行所开立账户以完成出资。2002年7月23日，融盛公司将上述2,000万元悉数转出。此后，融盛公司股东发生多次变更，先是由于延深、焦阳、王群、邬学杰、孙勇变更为孙朝蓬和孙胜会，再变更为刘爱娟、孙朝蓬、孙胜会，最后变更为刘爱娟和孙胜会。 再查明，孙朝蓬称孙胜会是其父亲。 还查明，2018年6月6日，融盛公司将其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融盛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曾就其上述减资行为召开过股东会作出决议，也未举证证明其曾就其减资行为告知过其债权人。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4条第一款之规定，债务人若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权人因之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须就三项事实予以举证证明：一是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二是债权人的债权确已遭受损害，三是受让人在主观上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恶意。只有在上述三项事由均具备的情况下，债权人的撤销权诉请方可获得支持；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债权人的撤销权诉请便应予驳回。具体到本案，首先，因上诉人对融盛公司所享债权系形成于2017年6月之前，但融盛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或其股东孙胜会、刘爱娟曾于2018年6月6日进行减资之前已就融盛公司减资事宜通知上诉人，而融盛公司及其股东的非法减资行为不仅减少融盛公司的偿债能力，也侵害了上诉人的债权，则孙胜会、刘爱娟作为融盛公司的股东应对融盛公司的债务在其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上诉人对融盛公司所享债权仅有300余万元，而孙胜会、刘爱娟从融盛公司减缴的出资达1,000万元，现融盛公司经强制执行未发现其名下拥有可偿债的财产，上诉人可依法向孙胜会、刘爱娟进行足额索赔。在上诉人可通过向融盛公司股东追索其对融盛公司所享债权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上诉人的债权已遭受损害。其次，从上诉人在本案中所举证据和其先前所作陈述可知，上诉人系全程参与了涉案《和解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和后续衍生协议的订立，且上诉人自认国宇公司、深华公司曾委托其就涉案股权转让事宜提供法律意见和咨询并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正如原审第三人所述，按上诉人的逻辑，上诉人系以其实际行为与融盛公司、国宇公司三方恶意串通，目的竟是损害上诉人自己的利益。上诉人的主张显然与其行为相背离。更何况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原审第三人彼时已知悉融盛公司对上诉人负有到期债务未偿还；且若原审第三人在主观上存在与融盛公司恶意串通的故意，欲通过涉案股权的转让损害上诉人的利益，却委托其意欲损害的对象即上诉人就涉案股权转让事宜提供法律意见和咨询并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此明显不合常理。因此，涉案《和解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具备法定可撤销情形，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327元，由上诉人山东恒盛德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梅 审判员  曲波 审判员  温燕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法官助理 王清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