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104民再83号抗诉机关：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任荣文，男，1985年8月31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申诉人（原审被告）：张玉波，女，1989年4月5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以上两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定松，江苏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宇恒，江苏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王奇，男，1964年1月11日生，汉族，住南京市。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杨翠娣，女，1967年8月4日生，汉族，住南京市。以上两被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任荣文、张玉波与被申诉人王奇、杨翠娣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苏0104民初2615号民事判决书，向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6月5日作出宁检民（行）监[2020]320100000392号民事抗诉书，认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抗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2020）苏01民抗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一馨出庭。申诉人任荣文、张玉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宇恒，被申诉人王奇、杨翠娣及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意见，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2018)苏0104民初2615号民事判决，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2012年12月14日，杨翠娣与张玉波签订《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现有新的证据证明张玉波的付款义务已由第三人邹文峰来承担。具体如下：(一)案外人邹文峰于2012年12月12日向王奇出具了150万元的借条。该借条包含了80万元的售房款，邹文峰的行为系向债权人王奇作出了承担债务的明确意思表示。(二)债权人王奇已经收下邹文峰出具的借条。虽然案涉购房合同注明2012年12月31日前全款付清，但合同签订当日双方即提交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要求过户，并于2012年12月21日开具80万元的售房款发票。王奇协助完成房屋产权过户的行为，表明其已经同意该80万元的债务转移。因此，邹文峰完全代替原债务人张玉波一方的地位，张玉波一方支付房屋价款的合同义务已经通过代邹文峰偿还借款而消灭。(三)王奇一方在向秦淮法院起诉时隐瞒了部分事实。王奇曾于2013年6月24日以同样的事由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张玉波、任荣文，后又主动撤诉。2014年4月14日，王奇以自己被合同诈骗为由向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报案，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王奇清楚地陈述了在邹文峰向其出具借条而承担支付购房款的前提下，其才同意将案涉房产过户给张玉波的事实，并向公安机关提供了邹文峰出具借条的复印件。但在向秦淮法院起诉时，王奇一方将上述事实隐而不宣，导致法院在张玉波一方未出庭的情况下未能查清案件全部事实。综上，王奇、杨翠娣方应当依据借条向主张邹文峰欠款，法院判决张玉波、任荣文支付诉争房屋购房款确有错误。任荣文、张玉波申诉称，请求撤销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4民初2615号判决，再审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该案原审原告虚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恶意向法庭隐瞒“房屋过户系帮助案外人清偿债务”的客观事实，构成虚假诉讼。原审程序违法且事实尚未查清，作出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也不充分。本案不存在房屋买卖的合同，申诉人没有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原审原告是与邹文峰达成协议后，才同意与原审被告签订房屋合同的，他们知道这个房子是用来抵债的，他们才同意没有收到钱的情况下过户的，这个房屋就是抵债的工具。原审原告没有占用过该房屋，不同于正常的房屋买卖交易。本案完全符合虚假诉讼的条件，原审原告在一审、抗诉中都有前后矛盾的陈述，诱导法庭作出错误判决，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错误。王奇、杨翠娣辩称，目前为止二人没有收到过房款，本案事实并不复杂，争议焦点也简单，并非虚假诉讼。原审中，王奇、杨翠娣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判令任荣文、张玉波向原告支付购房款8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8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日起，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原审查明事实如下：两原告于1989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两被告于2012年5月16日登记结婚，后于2013年6月9日协议离婚。2012年12月3日，原告杨翠娣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人杨翠娣与受托人王奇系夫妻关系，夫妇共同拥有诉争房屋，现委托人欲将诉争房屋出售，特委托王奇办理出售诉争房屋的相关事宜，委托权限包括签署买卖合同；办理诉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办理存量房资金及佣金监管手续，签署相关文件；收取售房款（包括买方的银行贷款），指定收款账户；协助买方办理贷款手续及领取新的《房地产权证》；办理相关公证手续；交付房屋；缴纳各类税费，领取退税或补贴；办理与出售诉争房屋有关的其他事宜。委托权限自2012年12月3日至2013年12月2日止。原告还就上述委托办理了公证手续。2012年12月14日，原告杨翠娣（甲方）与被告张玉波（乙方）签订了《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诉争房屋出售给乙方，房屋转让价款为800000元；房屋价款于2012年12月31日前全款付清；甲乙双方定于2012年12月31日正式交付诉争房屋，并办理相关附属设施和相关权益的更名手续，甲方应在2012年12月31日前将其落户于该房屋的户籍关系迁出；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合同生效后三十日内办理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乙方承担相关税费。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未支付房屋价款，原告将诉争房屋交付被告，并将诉争房屋产权过户登记至被告张玉波名下。2013年6月9日，被告张玉波将诉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王家凤，2014年4月8日，王家凤将诉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马莹，诉争房屋不动产权现登记在案外人马莹名下。2013年6月21日，原告王奇因未收到购房款报警，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载明：“2013年6月21日18时53分民警到华侨路满堂红中介，经了解王奇在未收到房款的情况下，将房屋过户到了任荣文、张玉波名下，任、张又将该房出售，现王奇在法院起诉对方要求付款，要求民警将此事予以备案。民警予以备案。”原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房价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对房屋价款的金额及支付时间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交付房屋并办理了过户手续，被告张玉波理应按照约定支付房屋价款。另，被告任荣文在张玉波购买诉争房屋期间系其配偶，故对于原告要求判令两被告支付购房款8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3年1月1日起，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两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根据法律规定，应视为其放弃了质证和反驳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玉波、任荣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奇、杨翠娣购房款80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组织各方对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现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王奇单独作为原告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法院（以下简称鼓楼法院）以任荣文、张玉波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张玉波、任荣文向王奇支付购房款80万元及利息。同年11月，鼓楼法院作出（2013）鼓民初字第4083号民事裁定，准予王奇撤回起诉。在该案庭审中，王奇曾表示自己就此纠纷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明确陈述其认为“两被告与邹文峰诈骗”。本院原审判决生效后，张玉波、任荣文不服，于2019年3月向本院申请再审，理由为：1.张玉波、任荣文与王奇、杨翠娣互不认识，并且王奇、杨翠娣在没有收到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张玉波、任荣文，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双方之间并无真实买卖房屋的意图；2.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在2012年12月14日，王奇、杨翠娣在2013年6月21日即向华侨路派出所报警，但原审起诉时间为2018年3月29日，时隔近6年王奇、杨翠娣才主张权利，不符合常理；3.张玉波、任荣文未参加原审诉讼，王奇、杨翠娣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有虚假陈述，故意欺骗法院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不让张玉波、任荣文出庭抗辩，原审送达程序违法；4.王奇、杨翠娣仅提供了房屋买卖合同作为证据，证据不足，实际上，王奇、杨翠娣故意隐瞒帮助案外人邹文峰抵偿张玉波、任荣文80万元债务的事实。在该案中，张玉波、任荣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同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因为我们一直找邹文峰要债，然后他说没有钱，要给我们房子，抵债金额80万元，抵债凭证没有，欠条我认为有，要问当事人，过户完以后从来没有跟本案原审原告不认识，不存在相互信息不付首付款”，本院法官询问“涉案房屋是抵债的，为什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张玉波、任荣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表示“过户需要买卖，我们认为是虚假的，所以叫虚假买卖”“不能有买卖合同就认为有买卖关系，关于抵债是没有问题的”。本院于2019年5月作出（2019）苏0104民申15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张玉波和任荣文的再审申请。2019年6月，张玉波、任荣文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其委托代理人同样为本案委托代理人。经检察机关调查，检察机关向本院移送了如下证据：1.邹文峰在担保人处签名的《房产合同》1份，载明：购房人张玉波，由邹文峰担保向房产人王奇于2012年12月14日购买涉案房屋，张玉波未支付任何房款，至2013年5月12日已满5个月期限，理应付清房款80万元。经双方协商，自愿将付款期限延长3个月，张玉波承诺于约定期限前付清所有房款或者归还房产给原产权人王奇，如未履行承诺，张玉波及担保人邹文峰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在该份合同中，买房人和卖房人一栏均无人签名，仅在担保人一栏中有邹文峰的签名。该份合同后来也被作为王奇和杨翠娣的证据在再审程序中提供，但张玉波、任荣文不予认可。2.2014年4月14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经侦大队与王奇的询问笔录1份。在该询问笔录中王奇详细描述了其取得该房经过和对价以及其夫妇与邹文峰之间较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并表示邹文峰需要用钱，就出主意叫他把涉案房屋卖给和邹文峰一起做生意的任荣文，任荣文拿钱给邹文峰还银行，买房款由邹文峰偿还。邹文峰还打了一张150万元的借条给王奇，房子过完户后，无论是邹文峰还是任荣文都没有给王奇购房款。王奇认为自己被诈骗了。3.2014年4月17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经侦大队的办案人员至南京女子监狱与杨翠娣的询问笔录。杨翠娣也表示其名下的房产被人骗了，对于该房产的取得以及其与邹文峰之间的债权债务的描述，与3日前王奇对公安局机关所陈述的内容基本相同。3.2019年10月15日，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至南通通州监狱与邹文峰的询问笔录1份。邹文峰表示，其欠王奇夫妇100万左右，欠张玉波夫妇几百万，因为其与这两对夫妇共同放贷。其还表示是王奇主动找到邹文锋打算用杨翠娣的华侨路的房子进行抵押，加上以前的欠款让其打了一张150万的欠条，因为其与任荣文早就认识，他（任荣文）可以帮忙找到抵押利息比较低的，为了过户方便才签的买卖合同。在检察机关询问其签150万的欠条是否相当于把王奇夫妇的房子买下来再加上欠款本息时，其表示认可。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双方对于曾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未支付任何购房款的事实以及事后又将房屋转售他人的事实均不持异议，但是，双方对于究竟存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以及是否需要支付购房款等事实存在严重分歧。针对取得涉案房屋的依据和合理性，任荣文、张玉波的委托代理人表示“本案不存在房屋买卖的合同，我们没有支付购房款的义务”“这个房屋就是抵债的工具”“邹文峰欠我们1000万元、2000万元左右，然后拿王奇、杨翠娣房屋抵押。邹文峰他们之间具体什么关系我不知道”。针对2013年6月9日张玉波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案外人王家凤的事实，其代理人当庭表示“没有实际支付（购房款）。以抵债的方式支付房款”。本院询问张玉波、任荣文获得涉案房屋的依据是什么时，其代理人明确表示“邹文峰拿王奇的房屋抵债的。前前后后欠我们2000万元左右”。本院又询问双方当事人、邹文峰之间有无就涉案房屋的转让达成过正式协议，张玉波的委托代理人表示“没有，是邹文峰在操作的。三方没有协议。”对于张玉波后来将房屋转售王家凤之事，其代理人在庭审中还表示“卖了50万元，付钱了，王家凤直接将50万元转给李涛（音）”“替邹文峰还了李涛（音）的钱”。在该次庭审中，王奇、杨翠娣的陈述也存在不一致之处，结合其他证据，其所称的与张玉波之间的售房款存在110万、130万、100多万等说法，尽管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约定的是80万。在该次庭审结束后，本院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王奇、杨翠娣及邹文峰所作的询问笔录交双方拍照带回研究。在再审的第二次庭审中，张玉波、任荣文除强调了以往说过的观点外，还表示：本案的起因是因邹文峰向任荣文进了大量的借款，2012年底，任荣文在向邹文峰催款时，邹文峰提出可以将一套房屋抵债给任荣文，但条件是要在办理过户后使用该房屋进行抵押贷款，贷来的钱由邹文峰周转，即偿还银行的50万元贷款。其还解释了为何涉案房屋在转售给王家凤时价格明显过低系因涉案房屋是一楼，租给别人卖菜，条件简陋，且户口不能转出，所以价格低于市场价，当时急售的原因是以此房屋为抵押向案外人李涛（音）借了50万元给邹文峰使用，借款到期后邹文峰未还款，为防止李涛（音）处置房屋，所以通过中介在3个月内急售了该房产。张玉波、任荣文还表示，原审涉嫌虚假诉讼，请求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另查明，张玉波在申请本院再审、向检察机关申诉及本案再审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为杨定松、徐宇恒。本院认为，当事人在民事交往中应遵守国家法律。本案没有争议的事实是：2012年12月14日，王奇与张玉波签订《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王奇和杨翠娣将共同所有的诉争房屋出售给任荣文和张玉波，房屋转让价款为80万元，合同约定任荣文、张玉波于2012年12月31日前付清全款，但房屋过户后出卖方未从买受方处接收到任何款项。鉴于房产系大额资产，而本案中买卖双方在房屋过户后对于是否存在买卖的合意居然还存在争议，以致于出卖方在失去房屋后并未收到一分钱房款，故处理本案时需要首先明确的是：本案是否是属于民事纠纷。在本案成诉前，出卖方王奇曾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自己出售涉案房屋时被诈骗，在同一时期，其被关押于监狱中的配偶即杨翠娣也向公安机关反映其被诈骗了，而张玉波、任荣文也认为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只不过其认为涉嫌虚假诉讼。当然，双方认为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并不必然导致本院作出移送的决定，但是，双方的观点却是不容忽视的。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涉案房屋的合意，王奇、杨翠娣认为是存在的，其一直主张自己在邹文峰的协调下将房产出售给张玉波、任荣文，邹文峰提出为交易提供担保，并提供了由其签名的《房产合同》，只不过张玉波、任荣文对此证据不予认可，而邹文峰的签名也不能确定真假。事实上，王奇、杨翠娣还在多个场合提出之所以过户给张玉波、任荣文，是因为要用该房产进行抵押贷款以帮助邹文峰解决财务问题，并且王奇、杨翠娣的此观点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是比较稳定的。关于张玉波、任荣文取得房产的原因，其提供的观点并不一致。从庭审情况可以明确知道，张玉波、任荣文在向本院申请再审时，表示其获得房产的理由是邹文峰欠其钱，故用王奇、杨翠娣的涉案房产抵债，所以其不需要支付购房款。在其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时，其理由也是此房系张玉波、任荣文帮助邹文峰抵偿80万元的债务。在本案再审的第一庭审时，张玉波、任荣文反复强调的依然是以房抵债，其与王奇、杨翠娣不认识，原审双方及邹文峰之间没有达成过任何关于房产转让的三方协议，并强调邹文峰欠其1000万或者2000万元债务，尽管邹文峰在监狱中的证词中只承认欠其几百万元。即，张玉波、任荣文在申请再申、申请监督、正式再审的第一次庭审程序中，均强调其取得房产的合法依据是以房抵债，更准确地说是以王奇、杨翠娣的房抵邹文峰欠原审被告的债。在再审程序的第二次开庭时，张玉波、任荣文认为其取得房产的理由是用其取自王奇、杨翠娣处的房产去抵押借款给邹文峰使用。即，其至少部分认可了王奇、杨翠娣在公安机关及其他场合所持的以该房产抵押借款给邹文峰使用的观点。至于其为何改变以往的观点，本院不作猜测。综上，张玉波、任荣文对于其取得涉案房屋的理由至少提供了两种说法，且在其看到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材料之前一直是持以房抵债故无需支付购房款的观点的，且向不同的机关陈述两种观点的原审被告代理人为相同的代理人。显然，张玉波、任荣文在取得王奇、杨翠娣的房产时应当有合法的依据，后者有权收取相应对价，但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张玉波、任荣文向多个部门反复陈述的理由是以房抵债，但未提供任何有力证据支持自己的该观点，在最后一次庭审中又改变了自己的上述观点。那么，各方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张玉波、任荣文取得涉案房产究竟有无合法依据。显然，目前并无充分证据证实该依据的存在。结合王奇、杨翠娣未获得任何对价的事实，有理由相信其房产系被案外人邹文峰或者张玉波、任荣文通过诈骗的方式取走，也有可能此二者共同实施了诈骗行为。故，本案应移送公案机关处理。当然，本裁定书还需回答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有必要如此明确地指出该纠纷的疑点。本院认为实有必要，因为包括张玉波、任荣文在内的各方当事人有权知道本院作出如此裁定的真实、详细的理由，其不仅有知情权，还因为法律赋予了各方上诉权，若本院的理由过于模糊，当事人可能的上诉行为将可能面临无的放矢的境地。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苏0104民初2615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王奇、杨翠娣的起诉。三、本案全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小军审 判 员  张立旺审 判 员  孙 俠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见习书记员  夏永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