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5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乔某，女，1971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安敏，系乔某之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北京观韬中茂（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鄂州市中医医院。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滨湖北路**。法定代表人：龚建中，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超群，湖北思普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鄂州市文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文星大道法定代表人：胡家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松，该公司职员。原审原告：汪诗蕾，女，200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法定代理人：乔某，系汪诗蕾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安敏，系乔某之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北京观韬中茂（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乔某因与被上诉人鄂州市中医医院（以下简称鄂州市中医院）、鄂州市文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松公司）、原审原告汪诗蕾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7民初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乔某、汪诗蕾上诉请求：1、撤销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7民初12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乔某、汪诗蕾原审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上诉费用由鄂州市中医院、文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鄂州市中医院所购买的房屋不包括乔某、汪诗蕾所购买的房屋。鄂州市中医院与文松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东边一幢为主，每层三户，乔某、汪诗蕾所购买的房屋一层四户，并非中医院所购买的房屋。鄂州市中医院申请执行的标的物应为《房屋买卖合同》所确定的特定房屋，一审法院的执行标的物错误。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0日的《查封笔录》认定鄂州市中医院购买的房屋包括了乔某、汪诗蕾购买的房屋，属于事实错误。一是该笔录未经质证，二是该笔录并非新协议，与合同不一致的地方应以合同为准。本案中执行标的为特定物，执行法院应严格按照判决书确定内容执行，如标的物确不存在，应另行起诉赔偿，而不能随意选择其他房屋代替执行。2、涉及乔某、汪诗蕾的购房合同的标的物位于文松花园二期3单元16层03号房屋，鄂州市中医院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并非该套房屋。乔某、汪诗蕾已全额支付购房款而鄂州市中医院未支付房款，文松公司对此予以确认。且乔某、汪诗蕾已入住房屋而鄂州市中医院未入住，故即使认定一房二卖，也应优先保护乔某、汪诗蕾的购房合同。鄂州市中医院辩称，1、鄂州市中医院与文松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鄂州市中医院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文松花园”42套商品房，包含本案所涉文松花园二期独幢3单元1603号房屋。乔某、汪诗蕾仅提供文松公司向“汪友良”开具的收款收据，未提供任何转账或现金取款记录，文松公司经释明后亦未提交乔某、汪诗蕾房屋公司现金收入账、原始账册。乔某、汪诗蕾从2009年签订合同后十多年未实际入住，在鄂州市中医院与文松公司十多年来诉讼中知道或应当知道被查封事实后从未主张权利或提出异议等，不符合常理且无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认定乔某、汪诗蕾排除强制执行的依据不足，其就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事实是正确的。2、鄂州市中医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文松公司交付41套房屋并协助办理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证等手续，属于交付物的执行和对行为的执行，不属于金钱债权执行，因此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恩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的规定。文松公司辩称，1、文松公司和乔某于2009年7月8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虽然存在买卖关系，但是按照约定各自履行了权利义务，合同履行完毕，权利义务消灭，文松公司不应为被告，乔某、汪诗蕾列诉讼主体错误。2、乔某、汪诗蕾和鄂州市中医院执行纠纷与文松公司无关。文松公司卖给乔某、汪诗蕾的案涉房屋不在文松公司与鄂州市中医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列，鄂文松公司和乔某、汪诗蕾办理了房屋移交手续，乔某、汪诗蕾也占有使用房屋。现鄂州市中医院因为错误查封，错误执行不属于自己的房屋，是鄂州市中医院侵犯乔某、汪诗蕾的权利，和文松公司无关，文松公司也不存在一房二卖的情形。3、乔某、汪诗蕾与文松公司购房合同签订、付款、移交手续办理都在本案鄂州市中医院起诉和查封之前，鄂州市中医院申请执行乔某、汪诗蕾的房屋无法律依据4、文松公司与鄂州市中医院之间的房屋纠纷一案，判决属于枉法裁判，虽与本案无关，但却是错误的源头。5、文松公司与本案鄂州市中医院之间的房屋买卖一案其执行依据也完全错误。乔某、汪诗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停止对坐落于文松花园二期独栋3单元1603号房屋的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2、请求确认坐落于文松花园二期独栋3单元1603号房屋为乔某、汪诗蕾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鄂州市中医院、文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2月16日，鄂州市中医院与文松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鄂州市中医院购买文松公司的商品房约45套，以东边一幢为主，框架结构及现浇，层高3米，建筑层数地上17层，每层3户，两户166㎡，一户139㎡；该商品房（2-17）层平均单价1180元/㎡，按实际订购户数计算付款；合同签订之日，每户1万元。该合同还就款项支付、房屋交付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了明确约定。2007年2月26日，文松公司收到鄂州市中医院支付的购房款定金41万元。2009年1月12日，文松公司向鄂州市中医院邮寄《函告》，告知终止合同，要求其以低于2491元/㎡的工程成本价按2480元/㎡的特别优惠价格进行调整原合同单价后继续履行原合同，否则，在七日内来该公司并办理合同解除事宜。鄂州市中医院收到《函告》后未予以回复，并拒绝终止合同。2009年6月3日，文松公司向鄂州市中医院退款41万元。2009年7月1日，文松公司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09年7月14日，鄂州市中医院向文松公司账户汇入41万元。其后，双方多次相互汇入对方账户41万元。2009年9月18日，鄂州市中医院就其与文松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院指定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2009年11月20日，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法院依照鄂州市中医院财产保全申请做出（2009）梁沼民初40号民事裁定，对文松公司所有的位于鄂州市××北侧××花园商品房××套予以查封，并在向鄂州市房产管理局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列明了42套商品房的房号。该42套商品房中含本案所涉文松花园二期独幢3单元1603号房屋。因文松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及不服一、二审民事裁定申请再审，后该案由一审法院审理。在诉讼过程中，鄂州市中医院自愿在合同原价1180元/㎡的基础上增加300元/㎡，即以1480元/㎡的价格继续履行合同，并按实际交付的房屋面积据实支付房款。2010年5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1）鄂州法民一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1、文松公司与鄂州市中医院继续履行双方于2007年2月16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文松公司向鄂州市中医院交付41套商品房（交付的房屋面积以房产部门测算为准），并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等手续。2、鄂州市中医院按1480元/㎡的价格向文松公司支付全部购房款。3、驳回鄂州市中医院其他诉讼请求。文松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11月18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1）鄂民一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此期间，一审法院于2011年11月11日做出（2011）鄂州法民一初字第01-1号民事裁定，继续查封上述42套房屋商品房。文松公司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鄂民一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6日作出（2012）民申字第339号民事裁定，准许文松公司撤回再审申请。因文松公司未履行（2011）鄂州法民一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鄂州市中医院遂申请强制执行。2012年1月12日，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对常军不服鄂州市房屋产权登记发证办公室颁发鄂州房预字××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一案做出（2012）鄂鄂城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撤销鄂州市房屋产权登记发证办公室于2009年7月1日向第三人文松公司颁发的鄂州房预字××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2年11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鄂鄂州中执字第00005-1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文松公司所有的位于鄂州市××北侧“××花园”××套商品房（含本案所涉文松花园二期独幢3单元1603号房屋）。2013年4月10日，鄂州市国土资源局向案外人周惠颁发了案涉滨湖南路北侧的鄂州国用（2013）第1-80号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面积为4513.4㎡。另查明，乔某、汪诗蕾在本案中出示了一份汪有良与文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汪有良购买文松花园二期独幢3单元1603号房，建筑面积129.88㎡，每平方米2820元，总金额36.6261万元，买受人现金一次性付清；出卖人应当在2010年4月3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给买受人使用。该合同还就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落款署名为“汪有良”。另出示2009年7月9日、2009年7月28日，文松公司开具收到购房款25万元、11.6261万元的收款收据各一份。2014年11月1日，汪有良因病去世。2019年1月28日，经鄂州市公证处公证，案涉合同权利由汪有良妻子乔某、女儿汪诗蕾共同继承。一审法院调阅（2011）鄂州法民一初字第01号正卷（二）查明：文松公司在鄂州市中医院诉其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时，主张案涉查封的42套房屋中，有五套房屋已经卖给他人，其中包括案涉房屋。为此，文松公司提交了其与汪友良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款收据两份。该合同注明的买受人是“汪友良”，落款处署名的也是“汪友良”，并非“汪有良”。另文松公司在梁子湖区人民法院的查封笔录中称其与鄂州市中医院签订的购房合同为三单元（东边）房屋，且仅对该院查封的2单元1302号房屋提出异议，认为该房屋已经出卖给他人，未具体提及案涉房屋已经出卖给汪有良的事实。在鄂州市中医院与文松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执行过程中，乔某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9）鄂07执异8号执行裁定，认为异议人乔某虽就其异议主张提供了部分证据，但其证据的证明力较弱，不能充分证明其所主张的购房事实，故裁定：驳回异议人乔某的异议申请。乔某不服该裁定，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应否解除案涉房屋的查封及停止对案涉房屋继续执行；案涉房屋是否为乔某、汪诗蕾所有。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评析如下：文松公司于2007年2月16日与鄂州市中医院签订了文松花园东边一幢约45套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又于2009年7月8日与汪有良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套房屋亦坐落于同一幢。文松公司与鄂州市中医院没有确定购买的41套房屋的具体房号，但文松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售卖的房屋总套数已经超出了该幢房屋的总套数，导致该幢内部分房屋事实上存在“一房两卖”。《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十五条规定：“审理一房数卖纠纷案件时，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但恶意办理登记的买受人，其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该房屋的买受人。对买卖合同的成立时间，应综合主管机关备案时间、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以及其他证据确定”。本案中，文松公司与鄂州市中医院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乔某、汪诗蕾虽然提交了汪有良与文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作为开发商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购房人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落款签名明显不一致，且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汪有良应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乔某、汪诗蕾仅提供了文松公司向“汪友良”开具的收款收据，但未提供任何资金转账或现金取款记录，且对房屋买卖后十年未入住、知道查封事实后不提异议等事实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文松公司经法院释明，也不能提交向汪有良出售房屋的公司现金收入账、原始账册，且根据2009年11月20日梁子湖区人民法院对文松公司的查封笔录记载：当日文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乔松在笔录中承认该公司与鄂州市中医院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购买的是三单元（东）边的房产（本案房屋即三单元东户），但仅提及售卖给案外人常军房屋的情况，未具体提及本案房屋已经出售的事实。综合案涉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履行情况来看，汪有良与文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瑕疵（出现两份不同的合同），当事人对此不能合理解释，且乔某、汪诗蕾仅凭两张收款收据也不足以证实其已在收据载明的时间内向文松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鄂州市中医院签订合同在先，其对案涉房屋的物权期待权应优先予以保护。乔某、汪诗蕾排除强制执行的依据不足，其就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其主张案涉房屋为其所有、应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查封属于强制执行措施，系执行裁定解决的事项，不适于判决，乔某、汪诗蕾请求解除案涉房屋的查封，在本案中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是在金钱债权执行中。鄂州市中医院与文松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鄂州市中医院申请强制执行系要求文松公司交付41套房屋并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等手续，属于交付物的执行和对行为的执行，而不属于金钱债权执行，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乔某、汪诗蕾诉请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乔某、汪诗蕾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872元，由乔某、汪诗蕾负担。二审中，乔某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证据A1：乔某与汪有良的结婚证。拟证明汪有良与汪友良是同一人。证据A2：管道建设安装费、水电卡、天然气名单。拟证明乔某、汪诗蕾已在案涉房屋居住。证据A3：查封笔录。拟证明该查封笔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证据A4：姜威、丁社词、胡灿的三份购房合同。拟证明上述三份合同文松公司均只向购房人开具了收据，拟证明文松公司的合同、收据均为真实。鄂州市中医院质证认为，证据A1没有原件，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结婚证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本案乔某在“2019.1.28”在鄂州市公证处有个公证，公证书的名字与结婚证的名字不一致，应当以公证文书为准。证据A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为水电开户的信息，不能证明实际用水用电的情况，乔某的案涉房屋至今未实际入住。天然气电表的名单不符合证据要求，没有制作人、制作日期，无法核实名单的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A3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A4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文松公司质证认为，对乔某提交的证据均予认可。文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证据B1：文松公司与鄂州市中医院《关于解除或协商履行合同的函告》，拟证明文松公司和鄂州市中医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仅具有意向性，且在2008年12月28日予以解除。2008年12月28日文松公司向鄂州市中医医院送达了合同解除函，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解除。证据B2：1、涉及谭宏铭的（2015）鄂鄂城行初字第01057号《民事判决书》；2、涉及程志杰的（2019）鄂07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3、涉及常军与鄂州市中医医院的（2018）鄂07执异76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应当同案同判决，一审判决错误。乔某、汪诗蕾质证认为，对文松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鄂州市中医院质证认为，鄂州市中医院从未收到证据B1这份函件，其也未提交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鄂州市中医院执行依据是法院的生效判决书，而非合同，且合同解除的事实发生在执行异议起诉之后，该事实不能作为推翻执行异议的相关事实。证据B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法律文书均系个案，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对于乔某提供的乔某与汪有良的结婚证，因其未提交结婚证原件，且该证据与鄂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名字不一致，应当以公证文书为准。对管道建设安装费、水电卡均为水电开户的相关信息，其用户名为文松花园，不能证明乔某实际用水用电的情况。天然气名单系单方制作，且没有制作人、制作日期，无法核实名单的真实性，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不能证明乔某对案涉房屋实际入住。对《查封笔录》一审未组织质证，存在不当。二审庭审中对此予以补充质证，该《查封笔录》的真实性应予确认。关于涉及姜威、丁社词、胡灿的购房合同并不能直接证明乔某、汪诗蕾交了购房款等相关事实。乔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推翻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基本事实。对于文松公司提交的该公司与鄂州市中医院《关于解除或协商履行合同的函告》，该证据的性质已在文松公司与鄂州市中医院所进行的诉讼中被认定，双方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性质已经生效被裁判文书所确认，文松公司提交的该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涉及谭宏铭的（2015）鄂鄂城行初字第01057号《民事判决书》、程志杰的（2019）鄂07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常军与鄂州市中医医院的（2018）鄂07执异76号《执行裁定书》与本案分属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具有不一样的法律事实，相关判决并不能直接证明文松公司的主张，故对于文松公司提出的证据均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本案的案件性质、审理范围及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乔某、汪诗蕾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认为，文松公司与鄂州市中医院于2007年2月16日签订了位于文松花园东边一幢约45套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双方约定每户在合同签订之日需支付10000元定金，故依据鄂州市中医院向文松公司给付41万元购房款定金的事实予以确定双方购买商品房的数量为41套。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包含有当事人名称、标的和数量等内容，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且合同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被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为合法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文松公司与鄂州市中医院没有确定购买的41套房屋的具体房号，双方买卖商品房的标的物并未特定化。2009年7月8日汪有良与文松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位于文松花园二期独幢3单元1603号商品房一套，购买标的物已经特定化。结合上述事实，本案所涉的标的房屋并不存在一房二卖的情形。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十五条是关于一房二卖纠纷中买受人均要求履行的情形，与本案的基本事实并不相符。生效的（2011）鄂民一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虽未对案涉合同标的物特定化，但判令双方当事人继续履行案涉合同，执行法院据此查封了包括乔某、汪诗蕾所购房屋在内的42套房屋，并在执行程序中对文松公司的合同义务进行了确定。乔某、汪诗蕾、文松公司虽对该执行行为提出异议，但其异议不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对此不予评述。在本案执行过程中，针对案涉房屋的查封并非来源自生效判决的确认，故本案的执行标的物的确定与金钱债权的执行均具有不确定性的性质。对于乔某、汪诗蕾的相关权利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予以保护，更有利于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对合同签订时间（包括真实性）、占有使用情况、款项支付情况、未办理过户登记原因的四个条件进行审查，只有上述条件同时满足才能排除执行法院的强制执行。本案中，案涉房屋属于文松公司开发的商品房，至今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根据乔某、汪诗蕾主张，其阻却案涉房屋强制执行必须同时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四个条件。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乔某、汪诗蕾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满足上述条件，不能阻却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权益的强制执行。理由如下：其一、汪有良与文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存疑。从乔某、汪诗蕾提交的证据来看，虽然汪有良与文松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作为开发商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购房人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落款签名明显不一致。尽管在二审中乔某提交了乔某与汪有良结婚证的复印件，拟证明汪有良与汪友良系同一人。经本院核实，2019年1月28日由乔某申请的关于对汪有良遗产的继承权公正书中将该结婚证作为附件收录其中，但该公正书中载明的汪有良仍为“汪有良”，因公正书系公正机构作出，其证明力高于本次乔某提交的结婚证复印件的证明力，即汪有良与汪友良系同一人的证据不足。对于两份合同的签订人不同，乔某和文松公司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同时，《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汪有良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但乔某、汪诗蕾提交的证据证实汪有良实际分两次交纳的购房款。此外，根据2009年11月20日梁子湖区人民法院对文松公司的查封笔录记载：当日文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乔松在笔录中承认该公司与鄂州市中医院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购买的是三单元（东）边的房产（本案房屋即三单元东户），但仅提及售卖给案外人常军房屋的情况，未具体提及案涉房屋已经出售的事实。因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二、乔某、汪诗蕾已经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证据不足。二审中，乔某、汪诗蕾虽然提交的房屋钥匙及水电卡等证据用以证明其已实际入住案涉房屋，但房屋钥匙仅能证明开发商向乔某、汪诗蕾交付了案涉房屋，对交付时间尚无法直接证实。水电卡上的用户名为文松花园，非汪有良或乔某、汪诗蕾，在乔某、汪诗蕾未进一步提交其缴纳水电费、物业费等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尚不足以证明乔某、汪诗蕾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其三、乔某、汪诗蕾已支付购房款的证据不足。诉讼中，乔某、汪诗蕾仅提交了文松公司向“汪友良”开具的收款收据，未能提供任何资金转账或现金取款记录，且对房屋买卖后十年未入住、知道查封事实后亦未提异议等事实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在案件诉讼中，文松公司经原审法院释明，也未能提交向汪有良出售房屋的公司现金收入账户、原始账册等证据。乔某、汪诗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安敏虽然在二审中陈述汪有良、乔某夫妻一直在深圳从事的是养殖经营业务，购买案涉房屋时夫妻俩先后乘坐火车从深圳分别用蛇皮袋背回了25万元和12余万元现金交给了文松公司。本院认为，汪有良交纳购房款的时间段为2009年7月份，而此时的银行卡、支付宝等支付方式非常成熟，作为汪有良、乔某当时均为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未使用更为安全的方式交纳购房款的事实与常理不符，乔安敏的陈述未能达到让人内心确信的程度。因此，乔某、汪诗蕾主张已交纳购房款的事实证据仍不充分。综上，乔某、汪诗蕾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其同时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或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全部条件，不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此外，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作为被执行人的文松公司并不反对乔某、汪诗蕾的异议，其在一审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之规定列为第三人，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区分，存在不当，对此予以纠正。综上，乔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72元，由上诉人乔某负担。审判长  彭晓辉审判员  周常芳审判员  朱红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张本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