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6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晟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横江村坑口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高凤琴，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敏，广东泰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晓冰，广东泰如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超越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柏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草塘路地段自编**。法定代表人：李超泉，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超泉，男，汉族，1975年7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罗定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素妮，广东政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晟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超越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5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曹佑平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晟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敏，被上诉人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素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晟耀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支持晟耀公司原审诉讼请求。2.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承担。事实与理由：案涉货款的交易主体应该是晟耀公司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送货单》上显示，客户名称为“超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辩称案涉货款的交易主体为案外人广州超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越塑料包装公司），但是，晟耀公司认为，案涉货款产生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而超越塑料包装公司成立的时间却为2019年6月20日，很明显，案涉货款的交易主体不可能是超越塑料包装公司。二、案涉交易的货物，晟耀公司均是送到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的住所地，即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柏塘村第十经济合作社草塘路地段自编**，由此也可以证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为案涉货物的交易主体。三、根据王德才与高良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王德才与王灿芳的聊天记录显示，每次当晟耀公司催收货款时，王德才都要请示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的监事王灿芳，王灿芳同意后，才统一由超越橡胶制品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将货款支付给晟耀公司，可以证明王德才并没有权利决定是否付款，其在交易过程中的行为完全受制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二者之间应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四、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主张系出于人情因素，受王德才的委托向晟耀公司支付部分货款，但是，根据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提交的《超越橡胶公司与王德才的对账单》显示，除了晟耀公司的货款之外，超越橡胶制品公司还应王德才的请示，对王德才所提到的多个交易主体进行了多次支付货款，并多次开具税票，这显然超出了一般“人情帮忙”的范围，完全不符合常理。王德才向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的监事王灿芳请示付款的行为，完全就是一种履行职务的行为。五、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主张代王德才付款，但其通过对公账户向晟耀公司支付货款时，并未注明“代付款”等意思表示，也未提供其与王德才之间的代付款协议，无法证明其主张。六、假如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真的是代王德才向晟耀公司及其他交易主体支付了这么多笔、且数额较大的货款的话，按照常理，王德才应当向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予以返还其所垫付的货款，否则将会造成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公司财产的损失。但是，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却没有提供任何其与王德才之间资金往来的凭证，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王德才向其返还了所垫付的货款。所以，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的这一辩解完全不合情理，也不符合一个独立公司正常的财务管理制度，“代王德才付货款”完全是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为了推卸责任而捏造的事实。七、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向晟耀公司所开具的发票，均为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相关的税务管理规定，只有存在真实的交易，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持续地要求晟耀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这一情况可以说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为真正的货物接收方，其应当向晟耀公司支付案涉货款。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辩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晟耀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理由，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我方从未辩称货款的交易主体为案外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而是认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王德才，晟耀公司一直与王德才及其指示的人员陆小雷、覃定海等沟通订货、对账、收货、付款等事宜，其是基于与王德才的信赖关系而进行交易。二。二、原审法院已查明我方与超越塑料包装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均为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柏塘柏兴东路**存在，不存在货物送到我方的住所地，所有货物均是由王德才聘请的人员覃定海及陆小雷等人签收显示的号码也是王德才的手机号码。三、王德才与我方之间并无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从聊天记录显示的内容来看，王德才从未请示王灿芳付款，而是请求帮忙委托付款；王灿芳也从不追问款项的缘由，从未拒付货款，完全遵照王德才要求的金额及对象付款。如果双方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王灿芳必定审核是否与收款方建立合同关系，相对方是否供货，待付款金额是否正确等。四、李超泉的配偶王灿芳为王德才的姐姐，在王德才筹设超越塑料包装公司时我方出于人情因素代收代付款项完全符合常理。五、我方与王德才之间虽无代付款协议，但双方对于代收代付款每月均有结算且王德才也在结算的对账单签字确认。六、我方对王德才除了代付货款外，亦有代收货款。截止至2020年1月，王德才对我方欠款仅163.66元，不存在王德才未返还垫付货款造成我方财产损失的情况，我方也无需提供任何与王德才之间资金往来的凭证。七、我方代收发票的行为是否符合税务管理的规定与本案的事实并无必然联系，也无法证明我方为货款接收方。晟耀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立即向晟耀公司支付561475.84元货款及利息（利息从2020年4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13日为2664.31元）；2.案件诉讼费由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于2007年12月20日登记成立，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超泉。案外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登记成立，系案外人王德才一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该两家。该两家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均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柏塘柏兴东路**才系李超泉配偶王灿芳的弟弟。晟耀公司主张其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期间存在PVC胶片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交了如下证据：1.对账单，该对账单中显示的客户名称或为“广州市超越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或为“超越”并备注有139××××****的手机号码（该号码晟耀公司、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均原审当庭确认系王德才所使用），但对账单中无相对方的签章确认；2.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2019年3月至2019年8月，晟耀公司所开具的发票均是以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为购买方开出；3.银行交易回单，显示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期间，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有向晟耀公司支付款项，但同时也显示案外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于2019年9月22日向晟耀公司支付了50000元款项；4.送货单，显示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晟耀公司向客户“超越”供应货物，且大部分送货单都由覃定海签收，少部分则由陆小雷、凌志旺等人签收，而送货单中所留的收货单位电话均是王德才使用的139××××****手机号码。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对证据对账单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系晟耀公司单方制作，而其并非案涉交易的相对方，无法核实供货数量及金额；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确认，但表示其公司仅是代收发票，并非合同的相对方；对银行交易回单的真实性确认，并表示其公司系受案外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的委托而代为向晟耀公司付款；对送货单的三性则不予确认，认为送货单的签收人覃定海等人并非其公司员工，晟耀公司系应王德才的购买请求供应的货物，与其公司无关，并提交了王德才配偶陆小雷向覃定海发放工资报酬的银行交易明细证实覃定海为王德才指定的人员。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为证实与晟耀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王德才，提交了王德才、陆小雷等与晟耀公司方人员高良涛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款计划书、王德才与王灿芳的聊天记录，王德才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的对账单等证据。晟耀公司对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与李超泉在本案中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而根据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与李超泉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可查明事实如下：1.案外人王德才与高良涛于2018年11月2日添加为微信好友，然后王德才通过微信就供货事宜与高良涛进行沟通，并于2019年1月2日将“超越吸塑陆小雷”的微信推送给高良涛，告知高良涛由陆小雷负责订料事宜。王德才于2019年3月26日问案外人王灿芳“家姐家姐，就是这个帮我付10万过去”，并将晟耀公司的开票支付微信发送给了王灿芳，同日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向晟耀公司支付了100000元。2019年4月23日，高良涛微信向王德才催款，王德才回复“你把那个账户再发一下给我吧，我转发去给我姐”，同日王德才要求王灿芳帮忙付款，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于当日向晟耀公司支付了100000元、93478元。2019年6月15日，高良涛向王德才催款，王德才于2019年6月17日将银行付款电子回单微信发给高良涛，显示当日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向晟耀公司支付了100000元、33526.3元；2019年7月26日，高良涛催要三月份货款34525元，王德才于2019年7月30日称“我昨天都问了我姐的，我等一下我再问一下”，2019年8月2日，王德才微信要求王灿芳帮忙汇34525元，次日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向晟耀公司支付了34525元，王德才还将电子回单发送给了高良涛。2019年12月9日，王德才向王灿芳请求“姐姐、帮我汇50000到晟耀”，然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于当日向晟耀公司转账支付了50000元。2020年1月10日，王灿芳微信问王德才“是不是先汇5万晟耀的”，王德才回复“是的是的，汇给晟耀”，同日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向晟耀公司转账支付了50000元。2020年3月19日，王灿芳微信告诉王德才“这笔钱，现金转给你2万，其余的156798.6转给晟耀”，同日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向晟耀公司转账支付100000元、56798.6元。而王德才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之间每月对于代收代付款均签署了对账单。2.2019年10月5日，高良涛问陆小雷“老板娘！我们这边的4月份5月份的货款怎么还没有安排”，陆小雷说“收到支票给你又不收”，2019年10月10日高良涛将一张支票拍照发送给陆小雷，该支票显示的收款人为案外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2019年10月17日，陆小雷向高良涛微信发送了“公司变更通知”，告知因注册新公司，开票信息名称变更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2019年12月18日，高良涛向陆小雷发送了对账单，该对账单显示的客户名称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对账确认的结欠金额为768063.28元；同日，王德才将其签名确认的该份对账单拍照发送给高良涛，并在对账单中备注收到支票一张176798.6元，该支票上记载的收款人为超越橡胶制品公司。3.2019年4月22日，高良涛邀请王德才、陆小雷等人建立了“晟耀塑胶与超越吸塑”的微信群，就供货与付款的事宜在该微信群中进行沟通。而根据该微信聊天群的聊天内容显示，2019年6月27日晟耀公司方人员@“A广州市超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问“黑色的确定取消吗？”，2019年6月29日再次询问其“贵司明天有人上班吗？”4.2020年1月7日，王德才在高良涛手写的“还款计划书”中签字确认该还款计划。该还款计划书中载明，超越塑料包装公司欠晟耀公司货款金额768063.28元，2020年1月7日付支票一张，金额为176798.6元，2020年1月15日前付50000元，2020年3月30日前付200000元，余款分7个月全部付清，最后还款时间为2020年10月31日前付清全部货款。5.2020年7月18日，王德才一方与晟耀公司人员高良涛在微信中协商签订《还款协议书》，该协议内容显示是王德才确认其欠晟耀公司的货款561475.84元，而高良涛在微信中表示条款的顺序“你把第五条放到第六条的后面就好了”，但最终双方并未签订该协议。原审另查，晟耀公司主张案涉货款尚欠561475.84元，对此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认为王德才既已确认了该欠款金额，故其对此亦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晟耀公司主张其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之间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期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则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晟耀公司所提交的送货单显示收货单位为“超越”，而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银行交易回单则证实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向晟耀公司付款的事实，但晟耀公司所提交的对账单则无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的签章确认，且送货单所留的联系电话是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法定代表人配偶王灿芳的弟弟王德才所使用的。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抗辩与晟耀公司建立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王德才，送货单的签收人为王德才的配偶陆小雷及员工覃定海等人，其公司仅是受王德才的委托代为向晟耀公司支付货款。为此，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提交了王德才、陆小雷与晟耀公司人员高良涛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王德才与王灿芳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王德才、陆小雷等均是通过微信与高良涛建立联系，并通过个人微信或者由高良涛所组建的“晟耀塑胶与超越吸塑”微信群对供货及付款事宜进行沟通，而且在该微信群中还显示了“广州市超越塑料包装有限公司”的内容，陆小雷亦向高良涛发出通知，告知了其公司名已变更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而且超越塑料包装公司亦曾向晟耀公司支付过货款。因此，即使案外人王德才于2019年6月20日方成立超越塑料包装公司，晚于案涉交易起始时间，但晟耀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王德才与陆小雷、覃定海等人是代表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与其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是代表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与其接洽订货、收货及付款事宜，而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却能证实是王德才、陆小雷等人直接通过微信与晟耀公司方沟通供货、付款事宜，并在王德才成立超越塑料包装公司之后明确告知了晟耀公司交易主体为超越塑料包装公司，从高良涛称呼王德才配偶陆小雷为“老板娘”的言语中也能证实其知晓交易相对方为王德才或其成立的公司。同时，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实在晟耀公司向王德才催要货款之后，王德才有找王灿芳帮忙支付货款，然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则向晟耀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并将交易回单发给王德才。从该付款流程来看，晟耀公司均不是直接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对接要求付款，而且王德才亦告诉过晟耀公司方其需要将付款信息转发给姐姐，也能印证晟耀公司知晓王德才委托王灿芳代付货款的事实。另外，2020年1月7日由晟耀公司方人员高良涛手写、由王德才签名确认的《还款计划书》，显示的内容也是确认超越塑料包装公司欠晟耀公司货款未付，即证实与晟耀公司建立交易往来的并非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综上，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优势证据链，能够证实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的抗辩主张，而晟耀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推翻，故原审法院对晟耀公司关于其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其要求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支付货款的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晟耀公司与其实际交易相对方之间的货款纠纷，晟耀公司应当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8月21日判决：驳回东莞市晟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21元、财产保全费3340.7元，由东莞市晟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晟耀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调查超越公司于2018年11月-2019年9月期间社保购买记录，查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是否有为王德才、覃定海购买社保，以证实王德才、覃定海为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员工。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案涉交易的买方是否是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原审法院对晟耀公司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了分析、认定，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虽然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在案涉交易中有向晟耀公司支付过款项，晟耀公司也有向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开具过发票，但在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对此已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说明，而晟耀公司并不能进一步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不能仅仅以付款、接受发票的对象来反推交易的相对方。至于开具发票是否存在违规的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循途径解决。其次，晟耀公司主张王德才、覃定海系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员工，王德才、覃定海的案涉行为系代表超越橡胶制品公司，但没有证据显示王德才、覃定海系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员工，也没有证据显示王德才及其指定人员有以超越橡胶制品公司的名义与晟耀公司就案涉交易进行沟通协商，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王德才、覃定海是否是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员工应当以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判断标准，不能仅仅以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是否有为王德才、覃定海购买社保反推得出。因此，晟耀公司申请调查超越公司是否有为王德才、覃定海购买社保并不影响本案处理，本院不予接纳。再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晟耀公司在交易过程中一直是与王德才及其指定人员进行沟通协商的，无法看出晟耀公司在案涉交易过程中有直接与超越橡胶制品公司进行沟通协商。综上，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案涉交易的买方为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晟耀公司承担。晟耀公司主张案涉交易的买方为超越橡胶制品公司并据此要求超越橡胶制品公司、李超泉向其支付货款及相应利息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晟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41.4元，由东莞市晟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