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71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女，198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登，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1，男，198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2，男，196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原审第三人：魏某，女，193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审被告兼魏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2，男，196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闫某1、闫某2，原审被告杨某2以及原审第三人魏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139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闫某1、闫某2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闫某1、闫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判决错误。首先，《房产协议书》约定闫某1父母出20万元建楼房，但是实际上一直没有建造，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新建楼房”，所以闫某1、闫某2也就不应该，也不可能依据《房产协议书》享有使用权。其次，本案涉诉房屋早在2008年就已经建成，并不是《房产协议书》中所称闫某1父母出20万元要建的楼房，闫某1依据《房产协议书》不能享有使用权。第三，闫某1、闫某2与杨某1及杨某2签署上述《房产协议书》之后，正好是结婚的两个月，闫某1母亲分四次转款20万元给杨某1，并没有用来建房，后来是用于杨某1与闫某1结婚时办婚宴、买张家口婚房和临时住房的家电家具以及结婚置办衣服首饰日常生活用品消费等方面。双方于2009年10月16日结婚，婚后育有一女，结婚后直至离婚，对于上述《房产协议书》约定20万元用于建房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用于建房这一点，闫某1是知情的而且也是认可的，并无异议，现在提出这20万元已经用于建造诉争房屋并要求杨某1支付该房屋使用权折价款没有任何依据。第四，关于《房产协议书》引起的纠纷，北京市一中院（2016）京01民终4358号民事调解书中已明确夫妻共同财产已分割完毕，并注明“本案纠纷已全部了结，本案双方再无其他争议。”闫某1、闫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杨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20万元约定的是建房屋的钱，2009年8月到2009年11月建成。房屋是杨某1出了地皮，闫某1出资，因此闫某1有居住使用权。双方有房款协议书、打款凭证，这些证据可以证明20万元就是打款给杨某1用于建房，结婚当时给的是结婚的钱。房屋现在已经建好，因此闫某1享有房屋的一切权利。此外,第一笔款项是在2009年8月14日打的，建房是在打款之后建的，不是2008年建房。杨某2、魏某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杨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闫某1、闫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按各方签订的《房产协议书》分割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定福皇庄某号（以下简称某号院）地上房产的一半即30万元（包含建房款20万元、利息、增值、房租收益等），由杨某2、杨某1返还；2.诉讼费由杨某2、杨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8月，杨某1及其父母提议让闫某1及其父母出资20万元，在杨某1的宅基地上建楼房。经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09年8月13日签订《房产协议书》。随后，闫某1及其父母分别于2009年8月14日、9月5日、9月26日、9月27日分4笔将20万元盖楼款打到杨某1账户。从2009年8月中下旬至10月底盖起了楼房共3层，每层5间。双方于2016年5月13日离婚。离婚时，闫某1提出对房产进行分割。法院称，双方均非昌平区回龙观镇定福皇庄某号院落宅基地使用权人，故该宅基地上的房屋涉及案外人权益，在离婚纠纷中不宜对房屋进行处理，相关权利人可以另行提起诉讼。就在闫某2、闫某1准备对房产进行诉讼分割时，杨某1却以其祖母的名义进行诉讼，要求法院判令《房产协议书》无效。后经昌平区回龙观法庭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后认定《房产协议书》有效。《房产协议书》中约定闫某1可长期居住，双方及其家长不得干涉对方生活。就目前情况而言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水、暖、电、院落等基础设施与杨某1及其父母整体共用，是分不开的。现在双方已离婚反目，无论闫某1是居住还是分得房产后经营，一定会再次造成矛盾激化恶化。《房产协议书》中还约定，如遇当地政策实施拆迁，所置换的楼房或得到的补偿费闫某1、杨某1各得二分之一。因为闫某1是外地人，不可能知道拆迁的时间，赔偿等具体细节。请求法庭判决支持闫某1、闫某2的诉讼请求。杨某1向一审法院辩称，转账日期看，闫某1母亲转账给杨某1的20万元是属于聘礼，应该当作被赠与方的婚前财产。被赠与方享有财产的处置权，法律上是不能要回的。该种赠与是属于以结婚为生效条件的附条件的赠与行为，而不是一般的无偿赠与。如双方缔结婚姻关系，赠与发生法律效力。更何况离婚时杨某1的存款也已经分给闫某1一半了。结婚后几年闫某1都以各种理由没交过家用，甚至生孩子都没有给过一分钱。杨某1也已经依据法律分给闫某1夫妻共同财产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请闫某1举证他们所谓的建房合同是否实施，何时实施，如何实施？如果不能证明，其只签订了协议，闫某1应该实施盖房，但闫某1没去实施也是无效的。房产协议中是闫某1主张盖房，杨某1没有义务代替。甚至可以追究闫某1未实施给杨某1带来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双方在离婚诉讼中，在一中院上诉案件中已经明确签订了协议，双方再无其他争议。另外双方均不是宅基地及房屋的所有权人。北京的住处是杨某1临时住的杨某1奶奶的房子里。闫某1一再重复地起诉，无疑是在跟孩子争夺孩子的教育金生活费。闫某1作为父亲，情何以堪。杨某2向一审法院辩称，杨某2没有收到闫某1任何钱款，更没有收到闫某1父子协议中所谓的建房款。张某是闫某1的母亲，并没有签订所谓的房产协议书，也没有给杨某2打过任何欠款。他的打款也没有像协议所说用于建房。张某分期付给杨某1的钱，是用于婚前置办等结婚使用。关于房产协议书，杨某2认为是闫某1蓄意已久的骗婚行为。闫某1在订婚时如此目的明确，预想很多年以后的离婚。杨某2比较传统厚德又不懂法，为了孩子好，没有看出闫某1的狼子野心。根据合同法首先确认协议内容是谁在违约，是否约定违约责任。闫某1所说的违约是自己造成的，还是自身条件不允许自身没有能力造成的无法实施。违约方是闫某1。闫某1结婚后并没有给老两口任何钱，也没有去大队申请盖房，更没有与宅基地的主人沟通，没有得到任何允许。想侵占魏某一个耄耋老人的做法极其恶毒。协议并没有约定杨某2作为女方家长必须给小两口盖房，而是闫某1根据协议约定给杨某1盖房。女儿是嫁到他们家的，闫某1也不是入赘。是杨某2恳请母亲让他们小两口住在老太太的祖宅里，不至于出去租房结婚。俩个孩子出过钱真正购置的房产位于张家口市区。女儿在北京没有房子，闫某1连个固定工作都没有。当初为了结婚，闫某1父母给杨某1汇了多少钱，干什么了，杨某2一概不知，更没有收到。如果说杨某2拿钱了，请拿出证据证明。杨某1父母已经解决了小两口的住宿、吃饭、车辆等问题，难道闫某1娶个媳妇不用花钱吗？魏某向一审法院述称，闫某1、闫某2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系主体不适格。且闫某1也没有证据证明房产协议是否已经履行。根据物权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的规定，任何人无权侵占别人的产权。在杨某1、闫某1离婚判决书中也明确注明杨某1、闫某1均不是魏某房子的所有权人，更无权分割，与杨某1、闫某1毫无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闫某1与杨某1原系夫妻关系。闫某2系闫某1的父亲。杨某2系杨某1的父亲。魏某系杨某2的母亲。闫某1与杨某1于2009年10月16日登记结婚，后因感情不和，于2016年7月6日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离婚。2009年8月13日，闫某1、杨某1、闫某2、杨某2共同签订《房产协议书》。此协议内容为：“闫某1及其父母，杨某1及其父母就结婚前置房产问题自愿签署如下协议：男方父母出20万元人民币，在女方所持地皮上建楼房。特此声明，地皮是女方父母财产，归属权由女方父母持有。所盖房产属闫某1、杨某1夫妻共同财产，归属权由闫某1、杨某1共同持有。如闫某1、杨某1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则双方各分得一半房产，闫某1可长期居住，双方及其家长不得干涉对方生活，如遇当地政策实施拆迁，所置换的楼房或得到的补偿费闫某1、杨某1各得二分之一。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前述《房产协议书》所指地皮系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定福皇庄村某号（某1号）宅基地。该处宅基地原申请建房人为杨某4（杨某2父亲）、魏某。杨某4于1996年去世。魏某和杨某2一直居住在该宅基地上，二人为定福皇庄村村民，户籍也在该处宅基地上。杨某1虽然户籍也在该处宅基地上，但户籍类别为非农业家庭户。上述协议签订后，闫某1母亲张某分四次向杨某1汇款，分别为2009年8月14日汇款14万元；2009年9月5日汇款3万元；2009年9月26日汇款1万元；2009年9月27日汇款2万元，共计20万元。闫某1、闫某2称以上20万元汇款用于建设协议书约定之楼房。新建楼房共三层，每层有5间房屋。杨某1认可已经收到上述20万元，但称该20万元为闫某1支付的聘礼，已经用于购买家具、家电和办婚礼花费。杨某1还称，闫某1、闫某2并未履行《房产协议书》约定的支付建房款的合同义务。新建房屋建设时间为2008年。为证明其所称事实，杨某1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委托建房协议》，落款时间为2008年9月1日。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定福皇庄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称新建房屋建设时间为2008年9月。闫某1、闫某2不认可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认为系伪证。另查，在杨某1和闫某1离婚诉讼过程中，闫某1曾向法院提出要求分割上述新建楼房。法院以该宅基地上的房屋涉及到案外人的权益为由，对该项请求并未处理。杨某1和闫某1离婚签订的调解协议第三条约定：“本案纠纷已全部了结，本案双方再无其他争议。”杨某1认为，根据本条约定上述新建楼房已经处理完毕。闫某1对此不予认可。魏某曾于2016年起诉闫某1、杨某1、闫某2、杨某2要求确认《房产协议书》无效。本案经两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了魏某的诉讼请求。2017年，闫某2、闫某1起诉杨某2、杨某1分家析产纠纷，诉讼请求与本案一致。后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闫某2、闫某1变更案由为合同纠纷，诉讼请求变更为解除《房产协议书》，杨某1、杨某2偿还申请人盖楼款及利息和增值部分共计30万元。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闫某1、闫某2的诉讼请求。后杨某2、杨某1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裁定书撤销了原一审判决，并准予闫某2、闫某1撤回起诉。上述事实，有《房产协议书》、村委会证明、存款业务回单、（2016）京0114民初3688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4358号民事调解书、（2016）京0114民初9454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1民终908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114民初8844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1民终419号民事裁定书、委托建房协议及本案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共有物时可以请求分割。闫某1与杨某1离婚后，其与杨某2不再是同一家庭成员，共有基础丧失，故闫某1有权要求分割家庭共同财产并获得属于自己的份额。从张某向杨某1汇款的时间点和金额看，与《房产协议书》约定的给付钱款义务完全吻合，故该四笔汇款应认定为对《房产协议书》约定的履行。杨某1辩称系聘礼，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也未提交其所述的花费凭证，故法院对其辩解不予采信。从《房产协议书》措辞内容看，本案诉争的新建楼房尚未建设。杨某1虽然提交了《委托建房协议》和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楼房建设时间在2008年，但该两份证据在客观性和证明效力方面不如《房产协议书》，故在缺乏其他客观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法院对该两份证据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依据《房产协议书》约定，新建楼房出资人为闫某2和张某，房屋所有权归属闫某1和杨某1。虽然闫某1和杨某1均非定福皇庄村村民，严格意义上无权“持有”村内宅基地上的房屋，但建房行为和房产的归属均已经过了宅基地使用权人之一的杨某2的许可，故闫某1和杨某1可依据《房产协议书》约定获得新建楼房的“使用权”，可长期使用，排斥杨某2的干涉。依据《房产协议书》约定，闫某1、杨某1离婚后，每人可获得其中一半的“使用权”。故闫某1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分割房产的请求，有事实依据，法院予以支持。闫某1离婚后，其无法直接使用诉争房屋，故杨某1作为实际使用者有义务支付闫某1一半的对价。杨某2并非约定的房屋“使用权”人，故其无义务支付闫某1折价款。关于折价款的数额，法院确定以建房的成本价的一半即10万元为限。因闫某1离婚后，其无法再与杨某1及其家庭共同使用诉争房屋，诉争房屋事实上由杨某1独享。无论杨某1是否有过出租房屋的事实，但其独享居住利益属实。对此，杨某1应当给予闫某1适当的补偿，数额由法院酌情确定。闫某2并非《房产协议书》约定的“使用权”主体，故其无权以分家析产为由要求杨某1支付折价款。闫某1与杨某1在离婚诉讼过程中，法院并未处理闫某1要求分割诉争房屋的请求。在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中，闫某1也未表示放弃分割诉争房屋的权利，故闫某1有权另行提起分割诉讼。之前闫某1、闫某2起诉杨某2、杨某1的合同纠纷案件，虽然涉及的标的物与本案相同，但两起案件闫某1、闫某2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不同，适用法律不同，诉讼请求也不同，故本案与前案不属于同一案件，不构成重复起诉，故法院对闫某1、闫某2的诉讼请求予以实质审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闫某1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定福皇庄村某号院内新建三层楼房的使用折价款15万元；二、驳回闫某1、闫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杨某1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司某的证人证言，证明本案涉诉的房屋是2008年9月到11月之间建成；闫某1、闫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闫某1、闫某2未提交新的证据。杨某1二审提交的证据涉及诉争院落具体建房时间，本院的意见在下文一并论述。本院另查明，在本院（2016）京01民终4358号杨某1与闫某1离婚纠纷一案审理中,本院于2016年7月5日的询问笔录中记载，法官问:“建房多少钱?”杨某1答:“50多万，其中20万元是结婚之前，为了结婚他们（闫某1家）出的。其他是我奶奶出的。”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2009年8月13日，闫某1、闫某2、杨某1、杨某2共同签订《房产协议书》,约定闫某1父母出20万元在杨某1所持地皮上建楼房。该《房产协议书》已经（2016）京0114民初9454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1民终90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合法有效。协议签订的第二天，闫某1母亲向杨某1汇款14万元，次月又陆续向杨某1汇款6万元。本院认为，闫某1、闫某2、杨某1、杨某2就闫某1出资建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书面协议，嗣后闫某1母亲向杨某1汇款20万元。现闫某1与杨某1已离婚，闫某1有权依协议及出资享有相应的权益，但杨某1并非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离婚后闫某1亦不宜继续居住使用诉争房屋，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确定杨某1支付闫某1相应折价款并无不当，本院不再另行调整。杨某1主张《房产协议书》签订前房屋已建好，且20万元用于婚礼及婚后生活，本院认为，该项主张与协议约定内容不符，且与杨某1此前与闫某1离婚纠纷中的陈述相悖，闫某1母亲汇款时间、数额均与协议内容相符，应当认定为对协议的履行，故本院对于杨某1的主张不予支持。此外，杨某1主张出资建房争议在其与闫某1离婚纠纷案件中已处理完毕，经本院核查，在（2016）京0114民初3688号离婚纠纷卷宗，闫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分割涉案房屋请求，一审法院以杨某1、闫某1均非某号院落宅基地使用权人，该宅基地上的房屋涉及到案外人的权益为由未予处理。一审判决后，闫某1未上诉。杨某1不服一审判决第四项（杨某1给付闫某148000元），提出上诉即（2016）京01民终4358号案件，该案中本院围绕杨某1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并组织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未涉及诉争房屋分割事宜，故本院对于杨某1的上述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杨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范红萍审 判 员 赵懿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谷文博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