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9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仙林桥直街**。 主要负责人：潘复生，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中骐，男，该分行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凤林西路******，系浙江庆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工市政园林有限公司、浙江荣盛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县骏联家纺制品有限公司、绍兴县庆盛织造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新联喷织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管理人。 法定代表人：马洪明，该公司主任会计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浙江省绍兴，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西路**鑫洲商务大厦**团有限公司、浙江天工市政园林有限公司、浙江荣盛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县骏联家纺制品有限公司、绍兴县庆盛织造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新联喷织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管理人。 代表人：程幸福，该所主任。 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军，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丹萍，女。 上诉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温州银行杭州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称庆盛“1+6”公司管理人）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6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和阅卷后，决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庆盛“1+6”公司管理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扣收浙江庆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盛控股公司）存款的行为本质上系庆盛控股公司的清偿行为错误。第一，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扣收案涉款项符合法定抵销的特征。温州银行杭州分行对庆盛控股公司享有存款债权，庆盛控股公司基于其与温州银行杭州分行之间的存款关系亦享有存款债权，两项债权种类、品质完全一致。一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的对存款人保护制度的理解有误，该法并未规定商业银行对存款人享有债权时不得扣划存款人的存款。一审法院认为法定抵销需在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可以抵销的前提下才能适用错误。第二，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扣收案涉款项亦符合约定抵销的特征。温州银行杭州分行与庆盛控股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第5.1条及8.4条约定，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有权从企业账户中扣划利息予以归还该分行债务，该条款为温州银行杭州分行与庆盛控股公司关于约定抵销的约定。二、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行为时的主观善意并不属于管理人行使撤销权的例外情况违反立法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个别清偿行为可撤销，该撤销属于偏颇行为的撤销，应当考虑主观恶意。本案中，庆盛控股公司正常归还贷款利息的行为符合合同规定，且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系合法有效。温州银行杭州分行并不明知债务人出现了破产原因，系主观善意、行为善意，应予保护。若随意撤销，将导致金融企业不再愿意帮扶或暂陷入困境的企业，造成金融秩序混乱，极大损害交易安全。 庆盛“1+6”公司管理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庆盛“1+6”公司管理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庆盛控股公司在2015年12月28日至2016年6月28日期间向温州银行杭州分行偿还共计440056.05元的个别清偿行为；2.温州银行杭州分行返还管理人个别清偿债务440056.0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庆盛控股公司曾向温州银行杭州分行借款。庆盛控股公司分别于2016年1月20日、1月29日、1月29日、2月20日、2月20日、3月20日、3月20日、4月12日、4月12日、4月20日、4月20日向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清偿5235.61元、51137.11元、56385.55元、56247.78元、56247.78元、52618.89元、52618.89元、41732.22元、41732.22元、13050元、13050元，合计440056.05元用于支付向温州银行杭州分行的借款利息。 原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人民政府就庆盛控股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委托绍兴兴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该所出具绍兴业会审【2016】114号专项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显示：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庆盛控股公司的资产总额为521314663.29元，负债总额583176957.43元，所有者权益总额-61862294.14元，已资不抵债。 庆盛控股公司、绍兴县庆盛织造有限公司、浙江荣盛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县骏联家纺制品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新联喷织有限公司、浙江天工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均以企业明显丧失偿债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于2016年5月9日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6年6月29日分别裁定予以受理。绿洲公司以企业明显丧失偿债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于2016年5月24日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0日裁定受理。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于2016年7月12日裁定将该案交由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审理。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及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庆盛“1+6”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后，均以竞争方式选定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联合管理人）为管理人。2017年2月14日，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根据庆盛“1+6”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作出（2016）浙0603破6号之二民事裁定，裁定对庆盛“1+6”公司进行合并破产清算。 该院另查明，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3民破6号民事裁定审查查明：截止2015年12月31日，庆盛控股公司资产合计521314663.29元，负债总额为583176957.43元，净资产为-61862294.14元（其中不含对外担保可能产生的债权，对外担保金额为52900万元），已属于资不抵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一、案涉扣款行为是否属于债务抵销行为。温州银行杭州分行主张案涉清偿利息行为系其依据借款合同约定扣划利息用于归还庆盛控股公司向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所负债务。该院认为，首先，债务法定抵销需在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可以抵销的前提下才能适用，庆盛控股公司在温州银行杭州分行账户中的存款虽系银行所负的债务，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关于保护存款人存款安全的规定，温州银行杭州分行不能以径行扣款的方式行使法定抵销权，故温州银行杭州分行的该项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其次，债务约定抵销需要双方对抵销事项协商一致，本案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关于扣划利息作出约定，且即使借款合同确有关于银行有权从庆盛控股公司账户中扣划利息以归还债务的约定，但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扣款以支付利息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债务约定抵销的规定，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有约定抵销之合意，故温州银行杭州分行不享有约定抵销权。综上，温州银行杭州分行划收庆盛控股公司存款的行为本质上是庆盛控股公司的清偿行为，温州银行杭州分行主张债务抵销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二、庆盛控股公司于2016年1月至2016年6月分十一次合计向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清偿440056.05元的行为是否应当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具备破产原因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就本案而言，首先，该院于2016年6月29日裁定受理庆盛控股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庆盛控股公司的上述清偿行为发生的时间，符合“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的”时间条件。其次，根据该院（2016）浙0603破6号民事裁定查明之事实，庆盛控股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账面负债大于资产已达61862294.14元，鉴于庆盛控股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被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庆盛控股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起持续存在资不抵债情形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可认定庆盛控股公司于上述清偿行为发生之时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第三，本案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未能举证证明庆盛控股公司的案涉清偿行为使庆盛控股公司的财产受益，却使其他债权人平等受偿的权利受到了损害。因此，庆盛控股公司向温州银行杭州分行的还款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之情形，应当予以撤销，温州银行杭州分行应返还其已经收取的440056.05元款项。关于温州银行杭州分行主张支付利息系履行合同行为，该院经审查认为庆盛控股公司的清偿行为，虽然系根据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但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个别清偿行为，故应依法予以撤销，对温州银行杭州分行的上述主张，该院依法不予采纳。 三、温州银行杭州分行关于其并不明知债务人出现了硫产原因，接受清偿时属善意，不应撤销的辩称，该院认为破产程序中规定撤销权的目的是纠正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恢复其责任财产，以防止损害债权人利益，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债权人行为时的主观善意并不属于管理人行使撤销权的例外情况。故该院对温州银行杭州分行的该项辩称，亦不予以采纳。 综上，管理人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撤销庆盛控股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2016年1月29日、2016年1月29日、2016年2月20日、2016年2月20日、2016年3月20日、2016年3月20日、2016年4月12日、2016年4月12日、2016年4月20日、2016年4月20日向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清偿合计440056.05元的行为；二、温州银行杭州分行返还给庆盛“1+6”公司管理人个别清偿债务款440056.05元，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向本院提交《温州银行非自然人借款合同》四份，拟证明温州银行杭州分行与庆盛控股公司之间存在关于债务约定抵销的约定，该分行有权从企业账户中扣划利息予以归还该分行债务，主要涉及借款合同的第5.1条、第8.4条。庆盛“1+6”公司管理人质证认为，对四份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5.1条、第8.4条的约定并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债务约定抵销的规定，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约定抵销的合意。本院认证认为，上述四份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可予以认定，但不能达到温州银行杭州分行的证明目的，故均不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 庆盛“1+6”公司管理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扣款行为是否属于债务抵销行为。温州银行杭州分行上诉主张其扣收案涉款项的行为既符合法定抵销的特征亦符合约定抵销的特征，故不属于庆盛控股公司的清偿行为。对此，本院分析认为，债务抵销本质上属于观念交付行为，无论是债务的法定抵销还是约定抵销，权利人只需通知对方，相关债务就可自动抵销，无需作现实的交付。而本案中，即使按照温州银行杭州分行的主张，使庆盛控股公司债务减少的也是温州银行杭州分行的扣款行为，即存在现实的交付行为，仅据此，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所持的抵销主张即不能成立。本院认为，案涉扣款行为本质上是庆盛控股公司的清偿行为而非债务抵销行为。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还主张鉴于其并不明知庆盛控股公司出现了破产原因，系主观、行为善意，故案涉扣款行为应属于管理人行使撤销权的例外情况，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只要在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具备破产原因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即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而对于债权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无特别要求，不以债权人明知破产原因为前提，故温州银行杭州分行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温州银行杭州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01元，由上诉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靓 审判员 黄叶青 审判员 徐燕飞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