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7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国民，男，197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卓，广东顶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平忠，男，197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易华，男，197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上诉人董国民因与被上诉人贺平忠、罗易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国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卓、被上诉人贺平忠、罗易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国民上诉请求：1.贺平忠、罗易华共同向董国民返还车辆转让费19000元;2.贺平忠、罗易华共同向董国民支付停运损失费3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贺平忠、罗易华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贺平忠、罗易华均在广州从事出租车营运业务。两人以贺水军名义承包增城市百花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公司”）粤Ａ×××**出租车。后贺平忠、罗易华将其承包的粤Ａ×××**出租车未经百花公司的许可便私下转让给董国民经营，转让费为19000元。贺平忠、罗易华将车辆及工作手机交付给董国民营运，然后由董国民按月向百花公司交纳出租车承包费。至2017年4月26日，该车辆在百花公司新塘分公司内被广州市增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查扣，后来董国民才得知该车辆的计价器不合格，贺平忠、罗易华才去广州市增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处理该违章行为。其计价器不合格，造成车辆无法使用，导致董国民五个多月无法运营，发生五个多月的停运损失。涉诉车辆以贺水军的名义从百花公司承包的，故百花公司是总发包人，董国民从贺平忠、罗易华处转包时，百花公司是知情的，每月都是百花公司打电话通知董国民缴纳承包费的，查验计价器时也是百花公司通知董国民的，而贺水军、贺平忠、罗易华都是转包人，董国民是承包人。贺水军、贺平忠、罗易华等都是车辆营运人，车辆计价器不合格被扣留无法营运，从而导致停运损失费，应由其共同赔偿；百花公司作为该车辆的监督管理人，是计价器的管理者，但其没有妥善履行车辆管理责任，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现该出租车已被百花公司收回，贺平忠、罗易华被收取的转让费就应当返还给董国民。贺平忠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董国民交给我的9000元不是车辆转让费，而是向百花公司替换的车辆押金。谁交押金谁有权经营车辆。车辆被收回是因为董国民被投诉后没有及时处理好而造成的，与我方没有关系。罗易华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涉案车辆被收回是因为董国民被投诉所造成的，当时车辆一直都是由董国民使用和经营，与我方没有关系。董国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贺平忠、罗易华共同向董国民返还车辆转让费19000元；2.贺平忠、罗易华共同向董国民支付停运损失费3万元（停运共5个月，估6000元/月）；3.本案诉讼费由贺平忠、罗易华共同承担。一审认定的事实：2016年8月7日，百花公司（甲方、发包方）与贺水军（乙方、承包方）签订《出租车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具备营运资格的粤Ａ×××**北京现代牌出租车承包给乙方，承包期从2016年8月7日至2021年1月5日止，承包期内乙方每月向甲方缴纳承包款5900元，签订合同时，乙方应向甲方一次性缴交合同保证金20000元。乙方在合同期内要求转让合同的，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并按甲方要求办理有关手续，乙方须支付违约金2000元。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在合同期限届满前，转聘任何其他第三人作为该承包车辆司机的，属于严重违反甲方规章管理制度，甲方可以解除合同，收回乙方承包的车辆，没收合同保证金，如因此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乙方应当另行赔偿，等等条款内容。贺平忠是贺水军的妹夫，罗易华是贺平忠的表兄弟。贺水军在2016年8月7日从百花公司承包了粤Ａ×××**出租车后，与其妹夫贺平忠共同营运一个星期，贺水军在退出后请了另外一个同乡朋友与贺平忠一起营运约两三个月。2016年11月，粤Ａ×××**出租车变为由贺平忠与罗易华共同营运，早、晚班轮班驾驶约两个月。2017年2月6日，贺平忠与董国民签订一份《协议书》，内容为：“兹有粤Ａ×××**百花出租车半台转让给董国民，转让前一切事由及违章归贺平忠负责，转让后一切事由及违章由董国民负责。双方同意一致。”之后，粤Ａ×××**出租车由董国民与罗易华共同营运了一个多月，早、晚班轮班驾驶。2017年3月，董国民与罗易华又达成口头协议，罗易华将粤Ａ×××**出租车的剩余半台也转让给董国民。董国民向贺平忠支付9000元、向罗易华支付10000元，并主张该19000元（9000元+10000元）为粤Ａ×××**出租车的转让费。董国民转包受让了整台出租车后，由其一个人负责营运，从早上开车到晚上9点，并由其向百花公司交纳每月车辆承包款。贺平忠确认前述9000元其实际收款7000元（因在半个月后支付了2000元租金），罗易华确认收到10000元，贺平忠与罗易华均认为其收到董国民所谓的车辆转让费不应定性为转让费，应属于其交给百花公司的车辆押金（或称保证金）的换位，如果是转让费的话是要收取利润的，但是其各自在向董国民转让车子的时候并未收取利润，而且贺平忠还以10000元少1000元的价格低价转让的，是亏本的，因此，董国民所谓的转让费就相当于前手司机中途退出粤Ａ×××**出租车的营运然后拿回属于各自的押金份额而已。2017年4月26日，根据乘客举报投诉，广州市增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执法人员在百花公司新塘分公司内对涉案粤Ａ×××**出租车进行执行检查，发现粤Ａ×××**出租车的计价器内部被改动，经广州市计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检定、出具检验报告认定该计价器不合格。2017年6月7日，广州市增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穗增）质监罚字（2017）060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百花公司处以责令停止使用并没收不合格计量器具及罚款的行政处罚措施。2017年7月22日，百花公司出具《解除承包合同说明》，载明：“兹有百花公司粤Ａ×××**出租车辆承包者贺水军（身份证号码为），私自聘请第三人进行营运，导致车辆于2017年4月26日因车辆计费器违章被扣计费器，期间，承包人一直不缴纳承包款，经公司管理人员多次催促仍不配合办理车辆计费器解押手续，致使车辆停运至2017年7月22日。承包者贺水军的行为严重违反承包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第2项、第十条第（一）款第13项、第（二）款第5项、第十一条第（六）款，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五）款第4、7、9项、第（九）款的规定，现经公司研究决定，解除与贺水军签订的粤Ａ×××**承包合同，并按合同规定没收合同保证金，并追究因此带给公司的各项损失，包括且不限于本次营运违章和车辆其他的交通违章损失。”基于同一事实与理由，在此次诉讼之前，董国民曾提起过两次诉讼。第一次是于2018年9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所列被告为百花公司、贺水军，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粤0118民初6615号民事判决：驳回董国民的全部诉讼请求。董国民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后因董国民未在规定的期间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019年5月8日，本院作出（2019）粤01民终8769号终审裁定书，按董国民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第二次是于2019年6月24日，所列被告为贺平忠、贺水军、百花公司，因董国民无正当理由未按期足额补交诉讼费，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粤0118民初5216号之二民事裁定书，按董国民撤诉处理。此次诉讼为第三次诉讼，董国民最初所列本案被告还有贺水军、百花公司，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粤0118民初1327号民事裁定书，以重复起诉为据依法驳回了董国民对贺水军、百花公司的起诉，该裁定书于2020年7月4日送达董国民后其未上诉，并于2020年7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庭审中，董国民明确本案系基于违约而非侵权要求贺平忠、罗易华向其支付车辆转让费和停运损失费；并陈述其与贺平忠签订的书面《协议书》中的“一切事由与违章”指的是交通事故与违章，不包括扣车的内容。罗易华自认与董国民之间就粤Ａ×××**出租车转让存在口头协议；并陈述在转让时其与董国民口头约定车子转让前一切责任由其负担，转让后的一切责任由董国民负担，董国民亦回应称转让出租车的行规都会如此约定的。以上事实，有出租车承包合同、协议书、收据、（2018）粤0118民初6615号民事判决书、（2019）粤01民终8769号民事裁定书、（2019）粤0118民初5216号之二民事裁定书、（2020）粤0118民初1327号民事裁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解除承包合同说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董国民主张与贺平忠、罗易华就粤Ａ×××**出租车营运存在转包协议关系，并提供与贺平忠签订的协议书，鉴于贺平忠对协议书不持异议，及罗易华亦自认与董国民存在口头转让协议，前述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无效、可撤销等情形，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车辆转让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董国民诉请贺平忠、罗易华返还车辆转让费和停运损失费的事实依据是粤Ａ×××**出租车因被乘客投诉计价器不合格而被质监局行政扣留检验致使其失去运营权，但粤Ａ×××**出租车在2017年4月26日交付检测前，系由董国民一人使用，现贺平忠、罗易华均否认改动过计价器，董国民也未有证据证明贺平忠、罗易华在向其交付案涉出租车时存在计价器改动的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董国民就其上述事实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董国民在与贺平忠、罗易华达成0.5台出租车营运权转让协议时有书面或口头约定转让前的一切事由（或责任）由转让人即贺平忠、罗易华负担，转让后由董国民负担，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亦符合动产交付风险随之转移规则，董国民主张前述约定不包含扣车，而指交通事故和违章，与约定明显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董国民从贺平忠、罗易华处各受让0.5台粤Ａ×××**出租车的运营权后，其作为车辆的实际使用人，应对计价器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综上，董国民要求贺平忠、罗易华返还车辆转让款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停运损失费。粤Ａ×××**出租车未能投入实际运营的直接原因在于广州市增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因车辆计价器问题对其进行扣留检验，与上同理，在董国民并未能举证证明计价器改动与贺平忠、罗易华有关的情况下，董国民主张贺平忠、罗易华返还停运损失费，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驳回董国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6元，由董国民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贺平忠、罗易华应否向董国民返还车辆转让费及赔偿停运损失？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涉案车辆系贺水军与百花公司签订《出租车承包合同》而承包运营。《出租车承包合同》明确约定未经百花公司书面同意，承包人贺水军转聘任何其他第三人作为承包司机的，属于严重违约行为，百花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车辆。董国民、贺平忠、罗易华在对涉案车辆实际承租情况明确知晓的情况下，仍然于三人之间签订书面或达成口头协议转让车辆承包经营权，应当对由此可能发生的法律风险有清楚预见。第二，贺平忠、罗易华称其收到董国民支付的19000元系替换交付给百花公司的车辆押金。但涉案车辆并无在百花公司处办理变更承包人的更名手续，且从百花公司出具的《解除承包合同说明》来看，其对于贺水军擅自转让车辆经营权给贺平忠、罗易华的行为是不认可的，进而董国民也不可能自贺平忠、罗易华处获得涉案车辆合法的无瑕疵经营权。涉案车辆已被百花公司收回，董国民与贺平忠、罗易华订立转让协议的目的不可能实现。对于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结果，各方均应当有合理预见而仍然一意孤行，企图侥幸规避风险。本院考虑到双方在此过程中均存在过错且董国民已实际经营涉案车辆一段时间，故酌情判令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即贺平忠应当退还4500元转让费给董国民、罗易华应当退还5000元转让费给董国民。第三，董国民所称的涉案车辆停运系因车辆被主管行政部门以计价器内部被改动为由责以停止使用的行政处罚行为而直接发生。在上述行政处罚作出时，涉案车辆由董国民独自使用，并无证据证实计价器问题系由贺平忠、罗易华造成。而根据《协议书》的约定，转让后车辆一切事由均由董国民承担。因此，在董国民并无证据证实涉案车辆计价器问题系贺平忠、罗易华造成的情况下，其要求两人赔偿停运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董国民上诉请求部分有理，一审法院关于车辆转让费应否返还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327号民事判决；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上诉人贺平忠向上诉人董国民返还车辆转让费4500元，被上诉人罗易华向上诉人董国民返还车辆转让费5000元；三、驳回上诉人董国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26元、由上诉人董国民负担827元，由被上诉人贺平忠负担94元，由被上诉人罗易华负担1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26元、由上诉人董国民负担827元，由被上诉人贺平忠负担94元，由被上诉人罗易华负担1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林燕贞书记员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