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03民初3302号原告:徐某，女，汉族，1936年7月12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某，男，汉族，1958年9月10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原告徐某系母子关系。委托诉讼代理人：穆西，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某，男，汉族，1958年9月10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被告：王某1，男，汉族，1954年10月10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被告：王某2，男，汉族，1963年7月26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北京市海淀区。以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娟，女，汉族，1959年5月12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被告王某1系兄妹关系，与被告王某2系姐弟关系。被告：王某3，女，汉族，1956年8月11日出生，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告：王莉娟，女，汉族，1959年5月12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华，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琴,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某、蔡跃刚与被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莉娟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跃刚及原告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跃刚、穆西，被告王某1、王某3、王莉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华、周琴，被告王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娟、刘忠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决两原告和四被告共同继承被继承人王方的遗产（房屋及存款）；二、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继承人的三分之二归原告所有（即位于遵义市汇川区房屋面积100.1平方米、产权证号为监证01××19号房产2／3的产权，以及存款58609.5元中2／3——39073.00元）；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蔡跃刚以其与被继承人王方之间无抚养事实、未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为由主动退出原告地位。庭审时，原告将其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继承人名下房产（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产权证号为监证01××**）的60%归原告徐某所有，以及被继承人名下存款58609.5元中的60%，即35165.7元归原告所有。事实及理由：原告徐某与被继承人王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双方系再婚。原告徐某婚前育有一子蔡某，王方婚前育有四子女王某1、王某2、王某3和王莉娟。2019年7月1日，被继承人王方因病治疗无效逝世。被继承人王方生前在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后为遵义市师范学院）工作，1994年，王方作为职工以夫妻双方的名义向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申购位于上海路248号房屋一套。2005年，王方与遵义师范学院签订了《遵义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2007年，双方完成安置房移交手续，该安置房位于遵义市汇川区（产权证号：监证01××**，建筑面积100.01㎡），登记在被继承人王方名下。另外，被继承人王方死亡时，其名下两张银行卡共有余额58609.5元。原告认为，前述房屋及存款余额属于原告徐某和被继承人王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徐某享有其中一半，剩下的一半则按法定继承由5个继承人继承，因此无论是被继承人名下的房产还是存款，原告均享有其中的60%。王方逝世后，被告迟迟不愿对王方的遗产进行分割，不利于对财产的有效管理和使用，也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提出起诉。四被告辩称：一、原告徐某要求分割的、、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的房屋不是被继承人王方和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而是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案涉房屋是由此前归属于被继承人个人的房屋拆迁后取得的安置房。虽然在签订安置协议时，原告与被继承人已经登记结婚。但案涉房屋是由原来房屋拆迁安置来的，房屋产权并没有发生改变，不能认定该房屋是被继承人与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另外，拆迁前的房屋，师院报批时只审批了80㎡，另有20㎡系四被告母亲成克兰在世时即加建，王方与成克兰基于自建而原始取得该部分房屋权利，后虽随着拆迁而转化成了案涉房屋，但不影响这部分房屋属于王方和成克兰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二、案涉房屋产权人为被继承人，被继承人生前已通过自书遗嘱明确案涉房屋由四被告继承。因此，案涉房屋不发生法定继承，应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由四被告继承。三、对于银行存款，四被告认为应当首先用于支付被继承人的丧葬费用，剩余部分才按法律规定进行法定继承。被继承人的存款已经全部用于支付丧葬费用，不应再继承。对于超出存款的丧葬费用，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由五位法定继承人分担。综上，关于银行存款部分，只同意分配被继承人银行存款支付完丧葬费用后剩余的部分；对于房产的诉请，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于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继承人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双方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双方再婚前，王方与案外人成克兰育有王某1、王某2、王某3和王莉娟四子女；徐某育有蔡某一子。2019年7月1日，王方因病去世，享年89岁。审理中，四被告陈述被继承人王方的父母均已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原告对此无异议。1988年4月26日，遵义师范专科学校（后为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为遵义师范学院）向当时的遵义地区行署上报了《关于请求拨款为候如印等五位同志修建住房的报告》，请求拨款为王方等五位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修建住房，其中王方的建房标准为80㎡。1989年12月，遵义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向遵义师范专科学校出具了《遵义师专老干房竣工图》，该图纸上手绘了两处长方形，其中一处载明“王方增加一楼一底”，并在图纸空白处注明：“王方增加面积11㎡。”根据图纸标明的尺寸，标注“王方增加一楼一底”的长方形的长宽分别为：（1180+2420）和1530。1994年1月25日，王方向所在单位兼产权单位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提交了《住房制度改革职工购买住房申请书》，申请购买坐落于遵义市住房；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于同日批复“同意购房”。该申请书第一条载明，申请人本人及家庭成员为王方及本案原告徐某；第三条注意事项第2项载明：“2.本申请书内所列的人名，不得列名于其他任何一份租购住房申请书内，有资格购房的家庭每户只能租用或购买一套标准价房。”1994年1月27日，王方向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缴纳了购房款5000.00元，又于1995年9月29日缴纳了购房款2581.70元。1996年1月25日，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王方的《住房制度改革购买全部产权补交款审批表》上签字并盖章同意购房，载明王方因标准内购买全部产权需补交2,764.00元，总计购房款为9,213.00元。同日，王方与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签订了《住房制度改革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合同约定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将竣工于1989年的、、坐落于遵义市上海路**老干****混合结构公房建筑面积80㎡），以11,516.30元的价格卖给王方，付款方式为一次性非抵押贷款付款，应付房价为减去20%优惠后的优惠价9,213.00元。1997年7月31日，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前述房屋向王方颁发了遵房改证字第××号《住房制度改革购买公有住房认定证》，其中载明出售价格类型为标准成本价；1997年12月31日，王方就前述房屋取得了遵房改私证字第15363号《房屋所有权证》。2001年12月12日，遵义市红花岗区房屋产权监理处就前述房屋向王方颁发了遵房权证红花岗区字第**房产证。2004年4月15日，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就前述房屋向王方颁发了遵房准证［2004］字第013704号《遵义市房地产交易市场准入许可证》。2005年8月26日，王方（被拆迁人，乙方）与遵义师范学院（拆迁人，甲方）就前述房屋签订了《遵义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一、……经双方丈量核定，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05.42㎡，其中，住宅房105.42㎡。……三、甲方于2005年11月前，在本市汇川区上海路师院地段安置乙方住宅壹套，合计建筑面积100.01㎡，具体位置及户型：师院集资楼Ａ楼二单元三楼208号房（面积：100.01㎡）。”该协议第五条对还房建筑面积不足王方原房面积的5.41㎡作价补偿了3678.80元，还对简易房（11.64㎡），简易房（7.2㎡）、地砖、墙砖、防盗钢窗、水泥院坝、防盗门、铁皮包门、花木等物品进行了作价补偿。2007年6月14日，房屋产权部门就前述安置房向王方颁发了监证01××19号房屋产权证书，该安置房即为本案案涉房屋。另查明，王方名下的10×××48银行账户，在2019年6月24日的余额为348.06元，此后因发工资先后于2019年7月12日、7月15日和8月12日依次进账15471.00元、1000.00元和14591.00元，因结息于2019年9月21日进账11.64元，因扣短信费先后于2019年7月8日、8月8日分别扣减2元，因现支于2019年9月5日支取31400.00元。王方名下的62×××77银行账户，在2019年7月3日，账户余额为27191.80元。即截至2019年7月1日王方死亡时，王方应得的工资收入及其法定孳息的数额15471.00元＋1000.00元＋14591.00元＋11.64元＝31073.64元，减去短信费4元，再加上当时银行账户内本身有的银行存款27539.86元，合计58609.50元。对于前述58609.50元，四被告认可由其支取，并已全部用于被继承人王方的丧葬事宜。又查明，被继承人生前曾于2019年3月24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其《出院记录》对被继承人王方的入院情况载明了“神志清楚，问答配合差”等内容。再查明，被继承人王方于2019年5月11日书写自书遗嘱一份，遗嘱内容为：“从我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兵团随军西进在贵州遵义驻下来至今，服从组织安排一直驻在遵义工作和生活，当时政府为每位老干修老干房，我与第一任夫人成克兰就住在这种老干房里，并在老干房加建20平方米，共计105㎡，后来国家拆迁，用100㎡的现住房，置换了我的拆迁房，产权完全由我个人所有。我的老干房自然等我与徐某百年之后，由我的四个子女继承享受，与别人与此无干，留话在此，免得以后发生是非。如真有是非，此事得由我作主，依我的意见为准。”落款处为：“王方亲笔，2019年5月11日，于病房。”审理中，原告对该遗嘱是否系王方亲笔书写，被继承人在书写遗嘱时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等提出异议，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对遗嘱进行鉴定。经本院向案外人成克兰的户籍档案保管派出所进行查询，派出所答复因年代久远无法查询案外人成克兰的离世时间，本院结合案外人成克兰墓碑上载明的时间查明其离世时间为1990年7月25日。审理中，四被告提出其为操办被继承人的丧事支出了丧葬费用84,957.00元（含墓地24,800.00元、棺木4,008.00元、殡葬13,629.00元、老衣1,700.00元、中药费5,710.00元、请先生做道场4,640.00元、餐饮6,454.00元、酒4,400.00元、住宿3,506.00元、购买水果烟等934.00元、购买青花碗等7,480.00元以及其他7,696.00元），主张前述费用应从被继承人的存款中先行支出。原告质证认为，原告相信四被告确实在被继承人去世后支出了前述费用，其作为被继承人的合法继承人，对于其中该由原告共同负担的合理开支，原告愿意和四被告一起平均负担。审理中，四被告陈述其母亲成克兰去世时的继承人有本案四被告、四被告的外婆朱学仙以及四被告的父亲王方；朱学仙育有两女：成克兰和成克芳，朱学仙去世时的继承人仅剩成克芳；成克芳与苏世发婚后生育三个子女：苏晓辉、苏琼和苏成；苏成育有一子苏某，后苏成亦离世。因此，截至本案开庭时，现存的成克兰的继承人或代位继承人为四被告以及案外人苏晓辉、苏琼和苏某。对此，原告表示其对于四被告的家庭成员情况并不了解，对于四被告陈述的前述人员情况无异议。审理中，案外人苏晓辉、苏琼和苏某向本院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放弃其根据代位继承而对成克兰的遗产享有的继承权。本院认为：结合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继承究竟是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二、涉案房屋是否是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三、案涉存款是否应优先用于丧葬费用支出？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本案的继承究竟是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本案被继承人就案涉房屋留下了自书遗嘱，对于存款则未作安排。原告虽然对遗嘱是否系被继承人亲笔书写、被继承人在书写遗嘱时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等提出异议，但经本院释明，原告明确表示不对遗嘱申请鉴定，故本院结合被告提交的被继承人的《出院记录》等证据，认定案涉遗嘱系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之规定，本院认定案涉房屋应按遗嘱继承处理，案涉存款则应按法定继承处理。二、涉案房屋是否是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案涉房屋由已被拆迁的原老干房转化而来，因此对案涉房屋权利的认定，离不开对原老干房演变过程的分析。被继承人王方原居住使用的老干房系其所在单位遵义师范学院（以下简称“遵义师院”）投资建设和自行管理的自管公房，王方通过租赁公房的方式居住、使用该房屋，依据当时的政策，私人并不拥有公房产权；直到1994年，经过房改后，原老干房才从公房变成了房改房。房改房作为从完全由国家提供租房、私人不拥有产权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的过渡性产物，其购买资格、产权性质、登记程序、交易限制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当时的房改政策明确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并且购房的数量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分配住房的控制标准执行，超过标准部分一律执行市场价。审理中查明，遵义师院在1988年4月26日为被继承人王方等人申请修建老干房时，王方的建房标准为80㎡，后来的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亦为80㎡。然而，1989年12月制作的《遵义师专老干房竣工图》中载明“王方增加面积11㎡”；到2005年8月26日，王方与遵义师院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丈量核定的房屋面积为105.42㎡，另有以货币进行补偿的简易房11.64㎡+7.2㎡=18.84㎡。也就是说，原老干房的实际面积在竣工后又有增建，因此到拆迁安置时，案涉老干房由两部分组成：80㎡的房改房和25.42㎡的自建房。对于80㎡的房改房，审理中查明，被继承人王方与原告结婚前即住在该老干房内，××××年××月××日与原告登记结婚后，继续与原告一起在该老干房中居住生活；后于1994年1月25日以被继承人王方的名义申请购买房改房并陆续交清了购房款，最终购得了该房改房并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和上市交易证。被告虽然抗辩认为购房时缴纳的房款是以被继承人王方的存量补贴进行支付的，因此转化而来的案涉房屋也应为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对此，本院认为，即便案涉老干房的购房款确实来自于被继承人的存量补贴，存量补贴也是工资收入的一种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之规定，被继承人王方在与原告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存量补贴亦是其与原告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并且本案被告也未举证证明案涉老干房的购房款来源于被继承人与徐某结婚前取得的增量补贴，结合被继承人与原告徐某的结婚时间、老干房购房款的缴纳以及所有权证的取得均在被继承人和原告徐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等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之规定，本院认为，80㎡的房改房应为被继承人王方与原告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对于25.42㎡的自建房。原告徐某主张其与被继承人王方婚后增建了20㎡左右，因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核定的面积才为105.42㎡。四被告则辩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核定面积中超出原审批面积的25.42㎡系四被告母亲成克兰在世时增建的，1989年12月制作的《遵义师专老干房竣工图》中就载明了“王方增加一楼一底”，“王方增加面积11㎡”等字样，一楼一底是两层，两层楼合计22㎡。经本院核对被告提供的《遵义师专老干房竣工图》上标明的尺寸数据，可以看出注明“王方增加一楼一底”的长方形的长宽应分别为：（1180＋2420）和1530。图纸中虽未注明尺寸的单位，但是结合绘图行业的惯例，其尺寸单位应为毫米，故前述长方形的面积即为（1180＋2420）×1530，计算得5.508㎡，两层楼即为11.016㎡。故本院对被告抗辩的两层楼合计22㎡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认定案涉老干房在1989年竣工时即已增建11.016㎡。庭审中，四被告表示增建资金来源于其母亲成克兰，四被告当时虽已成年，但并未出资。故本院认定，这11.016㎡的自建房，不属于王方与原告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而是被继承人王方与案外人成克兰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剩下的14.404㎡自建房，原、被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究竟系谁和被继承人王方一起修建，而本院又不能因此拒绝对该事项进行认定和裁判，故本院结合原告作出的其与被继承人结婚前，煤棚即已存在，登记结婚后共同增建了部分房屋的陈述，以及四被告在庭审中作出的煤棚系其母亲成克兰在世时搭建，其母亲成克兰后期因病去世前较长一段时间内身体不好的陈述，推断案涉老干房在1989年12月竣工后至1990年7月25日案外人成克兰离世时未进行过增建，至××××年××月××日原告与被继承人王方登记结婚前这一期间也未进行过增建，故推定剩下的14.404㎡自建房系被继承人王方与原告徐某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被继承人王方与案外人成克兰在本案中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即11.016㎡的自建房，其中的一半成为案外人成克兰的遗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之规定，成克兰去世时即开始了一次继承，其遗产应由其母亲朱学仙、丈夫王方和四子女即本案四被告共同法定继承。鉴于朱学仙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已经死亡，其代位继承人苏晓辉、苏琼和苏某现又均已向本院提交书面《声明》明确放弃其根据代位继承而对成克兰的遗产享有的继承权，故成克兰的遗产应由王方和本案四被告共同继承。其中，四被告分别享有11.016㎡×10%＝1.1016㎡；王方享有11.016㎡×（50%＋10%）＝6.6096㎡，该部分成为被继承人王方与原告徐某结婚前的婚前财产。综上，拆迁时的105.42㎡老干房，其中的94.404㎡属于原告与被继承人王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占比89.55%；6.6096㎡属于被继承人王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占比6.27%；4.4064㎡属于四被告从案外人成克兰处继承的遗产，占比4.18%。该份额对应到拆迁后安置的、建筑面积为100.01㎡的案涉房屋中，则为：原告与被继承人王方的夫妻共同财产为100.01㎡×89.55%≈89.56㎡，被继承人王方的婚前财产为100.01㎡×6.27%≈6.27㎡，四被告从案外人成克兰处继承的遗产为100.01㎡×4.18%≈4.18㎡。综上，对于案涉房屋，应作如下分割：89.56㎡为原告与被继承人王方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享有其中的一半，即44.78㎡，份额为44.78%；被继承人王方享有44.78㎡＋6.27㎡＝51.05㎡，这一部分根据被继承人王方的遗嘱，由四被告共同继承，加上四被告从成克兰处继承而得的4.18㎡，四被告共同享有的面积为55.23㎡，份额为55.22%。鉴于原告在庭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只需要明确份额，现阶段不做分割，故本院认定原告徐某享有案涉房屋中的44.78㎡，份额为44.78%；原告主张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三、案涉存款是否应优先用于丧葬费用支出？四被告在庭审中认可被继承人死亡时的存款数额为58,609.50元并已由四被告支取用于开支被继承人的丧葬费用，审理中也查明被继承人王方名下的存款系被继承人王方与本案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原告享有其中的一半29,304.75元，剩余的29,304.75元才是被继承人王方的遗产，原告和四被告依据法定继承分别继承得5,860.95元。故被继承人王方名下的存款58,609.50元，原告享有35,165.70元，四被告分别享有5,860.95元。对于被继承人个人所有的存款是否应当优先用于支付丧葬费用这一问题，本院认为，从时间节点来看，丧葬费用产生于被继承人死亡后，并不是被继承人生前的债务，因此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中应先行清偿的范围，故丧葬费用不应在被继承人的遗产中先行抵扣。但是，鉴于原告自愿在继承后与被告一起负担合理的丧葬费用，也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本院对丧葬费用的分担及与存款的抵扣问题在本案中一并处理。那么，合理的丧葬费用是多少呢？本院认为，被告主张的丧葬费用84957.00元中，从生活常理及民间习俗来看，其中的墓地费24800.00元、棺木费4008.00元、殡葬费13629.00元、老衣费1700.00元和请先生做道场的费用4640.00元，合计48777.00元，系为料理被继承人的丧事直接产生的合理费用。对于中药费5710.00元，被告陈述系被继承人生前吃中药产生的，系被告王某3垫付，对此本院认为该费用产生于被继承人生前，该费用究竟是被继承人已自行支出，还是四被告作为子女自愿为被继承人支付，又或者是四被告仅是为被继承人垫付，四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法体现；退一步讲，即便四被告确实只是垫付而不是代为支付，其作为子女，为缓解父母的病痛适当付出一些也是应当的，故本院对该部分费用不予认定。对于餐饮费、酒水费、住宿费，购买水果、烟、青花碗等产生的费用以及其他杂项合计的30470.00元，本院认为，这些费用系四被告在操办被继承人的丧事的过程中，为招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而产生，是为维系民间习俗中的人情往来所做的开支，因此本院认为不应当计算在合理的丧葬费用中。综上，原告享有的存款为35165.70元，五继承人应当分担的丧葬费用为48777.00元÷5人＝9755.40元／人，故抵扣后原告应得的数额为35165.70元-9755.40元＝25410.30元。鉴于前述费用已由四被告共同开支完毕，故由四被告共同向原告徐某支付25410.3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王方（已故）名下的坐落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的、建筑面积为100.01㎡的住房（产权证号为：监证01××19号房屋产权证书）中的44.78㎡（份额为44.78%）归原告徐某享有。二、被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莉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徐某支付25410.30元。三、驳回原告徐某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90.00元（已减半由原告预交），由原告徐某负担2045.00元，被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莉娟共同负担204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且自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则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梁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韩光凤书记员赵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