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4民终22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印奇，男，196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建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辽宁明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玉玲，女，196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建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葫芦岛市建昌县安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石印奇因与被上诉人周玉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建昌县人民法院（2020）辽1422民初1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石印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被上诉人周玉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印奇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理由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明查后改判，支持石印奇的诉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玉玲承担。事实和理由：1、石印奇和周玉玲均系个体业主，多年来双方有多次的经济往来，有多次的借款关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是正确的。2、2017年1月1日的借款和本次2017年4月1日的借款属于两个借款事实和两个借贷关系。周玉玲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出具借条的后果是明知的。石印奇出具的借据是书证，效力很高。一审判决片面认定案涉两笔借款是同一事实，完全错误，侵害了石印奇的合法权益。3、石印奇于2017年4月1日借钱给周玉玲的目的是使用其门市楼抵顶石印奇的全部出借款。周玉玲违约，未履行约定的义务。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周玉玲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双方不存在2017年4月1日的借贷关系。石印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玉玲给付借款35万元及按月息2分计算从2017年4月1日起至本金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如周玉玲不能给付，判令周玉玲将其所有的位于建昌县朝阳路二段服务公司综合门市楼第5第6间门市归石印奇使用，直至本息还清之日止；3、由周玉玲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石印奇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于2001年到建昌县开办了丰泰商城。后石印奇与周玉玲相识，系朋友关系。2016年7月9日、2016年7月23日、2016年8月1日，周玉玲分三次从石印奇处借款35万元。上述三次借款因周玉玲未能偿还，周玉玲给石印奇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借款人周玉玲，今石印奇借给周玉玲现金叁拾伍万元正（35万），借款期限三个月，到期一次性还清，自2017年1月1日-2017年4月1日”。石印奇称：2017年4月1日，周玉玲又从石印奇处借款35万元，周玉玲给石印奇出具了借条。该借条载明：“2017年4月1日，借款人周玉玲，今石印奇借给周玉玲现金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即35万元整，月息2%即月息2分，借款期限为20个月，自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1日，到期一并还清本息肆拾伍万元整。如若到期未还，周玉玲愿将建昌镇朝阳路二段服务公司综合门市楼第5第6间门市无偿交付给石印奇使用，直至还清借款本息为止”。2018年3月13日，石印奇以周玉玲于2017年1月1日出具的借条为依据诉讼至一审法院，要求周玉玲偿还借款本金35万元，并按月利率20‰给付利息。该次诉讼，周玉玲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了（2018）辽1422民初703号民事判决，判决：周玉玲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所欠石印奇款人民币35万元。该判决宣判后，周玉玲未提起上诉。后石印奇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至本案一审判决时已执行10万元。2020年3月13日，石印奇以周玉玲于2017年4月1日出具的借条为依据诉讼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周玉玲辩称，2017年4月1日的借条是由周玉玲出具的，但真实情况是：2017年1月1日的借款于2017年4月1日到期，石印奇催要借款，因周玉玲没钱未能偿还，故周玉玲给石印奇重新出具了借条。周玉玲出具借条后欲要回2017年1月1日出具的借条，石印奇说原借条未带并由自己销毁。2017年4月1日的借条是2017年1月1日借条的“换据”。2017年1月1日的借条已经人民法院判决并进入执行程序，石印奇本次诉讼属于虚假诉讼。石印奇对周玉玲的辩解称，因周玉玲于2017年1月1日的35万元未能偿还，周玉玲在中心商场有摊位对外出租，石印奇为了要回周玉玲的借款，欲租用周玉玲的中心商场摊位以用租金抵顶借款。周玉玲表示同意并称中心商场摊位已租给其他人，要想收回摊位，周玉玲要退回其它承租户的租金33万元。于是石印奇又于2017年4月1日另行借给周玉玲35万元，此次借款与2017年1月1日的借款系两次借款。一审庭审中经询问石印奇2017年4月1日35万元资金的来源，石印奇称因欲租用周玉玲在中心商场的摊位，2017年3月28日、29日，郭立偿还石印奇现金15万元，郑文来偿还石印奇现金20万元。石印奇把现金35万元放在家中，2017年4月1日，石印奇从家中拿现金35万元开车送到周玉玲办公的中心商场办公室，从而形成了2017年4月1日借款35万元的借条。一审法院认为，石印奇要求周玉玲偿还借款、给付利息属民间借贷纠纷。2016年7月9日、2016年7月23日、2016年8月1日，周玉玲分三次从石印奇处借款35万元后，周玉玲于2017年1月1日为石印奇出具了35万元的借条，此借款经一审法院判决并已进入执行程序。石印奇提供的由周玉玲于2017年4月1日出具的35万元的借条，周玉玲对该借条系由自己出具的真实性未有异议，但周玉玲称该借条系2017年1月1日35万元借条的“换据”。周玉玲对2017年4月1日的借条，因未发生借款而不予认可。石印奇称2017年4月1日的借款系其欲租用周玉玲中心商场的摊位，用摊位租金偿还原借款而借给周玉玲，周玉玲用此款退给其他承租户33万元租金，因退租金33万元，而借给周玉玲35万元。石印奇称2017年4月1日款项系郭立、郑文来偿还现金35万元之后存于家中，从家中拿现金35万元借给周玉玲。另2017年1月1日形成的借款35万元到2017年4月1日借款到期，在原借款35万元到期未还的情况下又于2017年4月1日再借给周玉玲35万元。以上三个情节均不符合常理，故应认定2017年4月1日未发生真正的借款。石印奇的诉讼请求，未有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一款、第二条一款、第十六条二款、第十九条二项规定，判决：驳回石印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石印奇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石印奇诉请周玉玲偿还2017年4月1日借条所载的35万元借款及利息。周玉玲抗辩2017年4月1日的借条系对2017年1月1日借条的“换据”，2017年4月1日借条所载的借款尚未实际发生。因此，本案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石印奇主张2017年4月1日借条所载的35万元款项，系其朋友郭立、郑文来偿还的现金；石印奇将该35万元现金放置在家中两三天后，又驱车将该款送至周玉玲的中心商场办公室，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周玉玲。对于石印奇主张的35万元借款本金交付一节，周玉玲予以否认。石印奇主张的资金来源事实和款项交付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同时，石印奇主张案涉借款的资金来源和借款交付均以现金方式进行，不符合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情况。本院庭审中，石印奇主张其于2017年4月1日之前的两、三个月左右就已经知晓周玉玲因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而被人民法院执行部门通告。石印奇明知周玉玲缺乏还款能力，且2017年1月1日借条所载的35万元借款周玉玲尚未偿还，石印奇又于2017年4月1日向周玉玲出借35万元，不符合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情况。现石印奇仅掌握2017年4月1日的借条，缺乏其他证据佐证该借条所载款项已实际交付。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4月1日借条所载借款未实际发生，并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石印奇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石印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瞳审判员 李春学审判员 朱 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孙敬伟书记员王田芃本判决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