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9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汉顺，男，196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列，广东穗之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美，广东穗之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泽彬，男，197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江**，广东和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郑少萍，女，197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列，广东穗之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美，广东穗之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汉顺因与被上诉人姚泽彬、原审被告郑少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6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姚汉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姚泽彬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姚泽彬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一审仅凭姚泽彬提交的证据作出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两张《借款借据》上2018年1月18日的实际书写时间与《还款计划书》相同，都是2019年1月1日同一天书写的，可以通过鉴定形成时间予以甄别。上述《借款借据》、《还款计划书》均是姚汉顺应姚泽彬的要求协助签名，作为姚泽彬应付其债权人之用。姚泽彬所主张的1400000元和1300000元的《借款借据》均没有对应的银行转账流水予以印证，而《还款计划书》是根据两张《借款借据》而出具的，在两张《借款借据》不真实的情况下，《还款计划书》也站不住脚。2.姚泽彬称本案所涉的借款系来源于自2015年3月2日至2015年10月13日期间的10笔转账共3711000元，截止至2016年2月1日止姚汉顺欠姚泽彬借款余额2850000元。该说法无证据且不能成立。（1）根据姚汉顺转账给姚泽彬的银行流水记录，2015年10月13日之后至2016年2月1日之前，姚汉顺转账给姚泽彬的款项共有12笔合计195750元，若该195750元为还本金的话，余额应该是3515250元，而不是2850000元。若按姚泽彬所主张的存在姚汉顺应按月息2分向其支付利息，则余额肯定会高于3515250元。另外，自2014年1月20日至2016年1月26日期间，姚汉顺直接转账给姚泽彬的款项已有3124250元，与3711000元也仅相差586750元，即使存在支付利息一说，不管姚泽彬怎么算，都不可能得出在2016年2月1日姚汉顺结欠其借款本金余额为2850000元的结果。因此，姚泽彬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截止至2016年2月1日姚汉顺结欠的借款本金余额为2850000元的说法属实。（2）姚泽彬一审陈述的关于2018年1月18日1300000元的《借款借据》系在2016年2月1日对数后出具的1450000元的《借款借据》的基础上，姚汉顺在2017年11月28日、29日、30日各还款50000元之后重写借据的说法与事实不符。2016年2月1日的1450000元的《借款借据》根本不存在，也不存在姚汉顺分别在2017年11月28日、29日和30日各付50000元的事实，事实上姚汉顺在2017年11月28日一共给姚泽彬转账的金额是176000元，并不是50000元。（3）姚汉顺自2014年1月20日至2018年1月23日期间直接转账给姚泽彬的资金共有7460250元，按姚泽彬的要求转账给其老婆的资金有566235元，姚汉顺委托小儿子转账给姚泽彬的老婆20000元，姚汉顺前后共转给姚泽彬的金额高达8046485元，而姚泽彬提供给姚汉顺的资金仅有3711000元，姚汉顺转给姚泽彬的资金将近是姚泽彬转账给姚汉顺的资金的两倍，这一情况下印证了两张《借款借据》和《还款计划书》与事实不符，一审未经详细审查即支持姚泽彬的主张的裁判有误。3.如果姚泽彬真的是在2018年1月18日与姚汉顺对于借款余额进行结算的话，按常理，在结算后应由姚汉顺在同一张《借款借据》上签名确认，不可能分别在两张《借款借据》上进行签字确认，因此，在2018年1月18日结算时出具两张《借款借据》的做法有悖常理，这也印证了该两张《借款借据》不是客观事实反映的真相。4.在一审庭审中姚泽彬确认包括1400000元和1300000元的借款本金是来源于2015年3月2日至2015年10月13日期间的10笔汇款共3711000元，在姚汉顺陆续还款后形成的，但在其提交的《代理意见》及《补充证据材料清单》又称1400000元的借款是由2016年2月1日的两笔汇款（一笔392000元，另一笔980000元，共1372000元）形成的，说法前后矛盾。同时姚泽彬表示两笔借款由10笔汇款形成，一审判决却列出了11笔转账记录。另外，针对姚泽彬在2020年4月28日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的证据证明1400000元借款的银行流水，姚汉顺也于2020年5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姚泽彬补充证据的质证意见》和证据，证明姚汉顺已分别于2016年5月30日转账400000元，2016年6月24日转账600000元，2017年6月26日转账400000元共1400000元予以偿还，姚泽彬的主张是不能成立。但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没有进一步查明事实。（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一审对姚汉顺请求查明姚泽彬是否存在高利转贷行为的申请，自始至终未给任何答复。姚泽彬为了说明其款项来之不易，曾告知姚汉顺称其转账给姚汉顺的款项系其从招商银行广州天府路支行低息贷款而来的。若一审拟认定姚泽彬与姚汉顺存在借贷关系，则应当查明姚泽彬是否存在高利转贷的行为，其资金来源是否合法。为此，姚汉顺向一审法院提交出具律师调查令的申请，但一审法院既不出具，也未给上诉人姚汉顺任何答复，既违反程序，也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2.一审在对于郑少萍的查封异议至今未予答复，剥夺了郑少萍的法律权利。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姚泽彬二审辩称，不同意姚汉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的处理。（一）借款事实。1.姚泽彬已向姚汉顺支付了全部借款，姚汉顺在《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还款计划书》等债权凭证中签名，应视为姚汉顺已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借债和举债的合意。姚汉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能完全认知判断签署上述文件的法律后果，若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姚汉顺绝不会签署；2.姚汉顺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点分别签署不同的借款合同文件，姚汉顺一而再再而三自愿签署债权文件的事实已充分说明本案中不可能存在强迫或者胁迫签订签署文件的情形。上述证据为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证据，证实了姚汉顺存在长期拖欠姚泽彬借款的事实。（二）还款事实。1.本金偿还部分。本案两笔借款，一笔1400000元，姚汉顺未偿还过该笔任何本金款项；另一笔借款1450000元，姚汉顺在2017年11月已分三笔合计偿还本金150000元，自2017年12月起变更为借款本金1300000元，以上两笔借款本金合计2700000元。此外，姚汉顺还在2018年5月24日、2018年7月5日分三笔合计偿还本金150000元。基于前述还款事实，在2019年1月1日双方对账时，《还款计划书》约定的借款本金才变更为2550000元。需要说明的是，在签署《还款计划书》后，姚汉顺分别在2019年1月22日偿还本金30000元及31日偿还本金23125元，合计53125元，这一事实恰好与《还款计划书》互相印证，直接证实了姚汉顺对《还款计划书》中约定的债权本金金额及利息均没有异议，并已按《还款计划书》向姚泽彬偿还了部分本金。2.利息支付部分。据姚泽彬提交证据银行流水明细及还款清单证实，自2015年起至2019年1月止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姚汉顺一直按约定在特定的时间段向姚泽彬支付固定金额的借款利息。其中一笔借款本金1400000元是每月1日左右支付利息28000元；另一笔借款本金1450000元是在每月20日左右支付利息29000元；在2017年11月28日合计偿还借款本金150000元后，该笔利息变更为26000元仍在每月20日左右支付。前述两笔利息均一直支付到2018年7月，即2019年1月双方对账签署《还款计划书》之前。毋庸置疑地，唯有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姚汉顺才会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每月在特定时期向姚泽彬支付固定金额的利息。（三）催款事实。根据姚泽彬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自2019年1月15日起至2019年5月16日期间，姚泽彬曾多次向姚汉顺催讨欠款，姚汉顺亦从未对双方之间借款本金的数额及借款利息提出任何异议，其中更多的是姚汉顺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搪塞推脱拒不还款。（四）姚汉顺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证据佐证，而姚泽彬提交的证据都是直接证据和优势证据，能直接、完整、客观地证实涉案的借款事实、还款事实及催款事实等，因此，姚汉顺没有事实依据的推断依法不能被予以采信。原审被告郑少萍述称，同意姚汉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不同意一审判决。姚泽彬于2019年7月1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姚汉顺、郑少萍偿还姚泽彬欠款本金2496875元及利息（自2019年2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2.姚汉顺、郑少萍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1日，姚汉顺向姚泽彬出具《借款借据》一份，载明：“本人姚汉顺，身份证号码：，因生产经营资金短缺，向姚泽彬借款人民币1400000元，借款时间从2016年2月1日。”同日，姚汉顺向姚泽彬出具《收款确认书》一份，确认“收到转入本人指定的账户人民币140万元，现金人民币140万元。”姚汉顺分别在借款人处签字确认，且姚汉顺于2018年1月18日在上述《借款借据》的落款处加注“该借据有效”字样并签字确认。2018年1月18日，姚汉顺向姚泽彬出具《借款借据》一份，载明：“本人姚汉顺，身份证号码：，因生产经营资金短缺，向姚泽彬借款人民币130万元，借款时间从2018年1月18日。”同日，姚汉顺向姚泽彬出具《收款确认书》一份，确认“本人向姚泽彬借款人民币130万元，现已收到转入本人指定的账户人民币130万元，现金人民币130万元，共计人民币130万元。”姚汉顺分别在借款人处签字确认。姚汉顺对上述《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各二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表示没有相应的转账流水与该二份《借款借据》所体现的金额相对应，且无法确认系姚汉顺本人签名。2019年1月1日，姚泽彬与姚汉顺签订《还款计划书》一份，约定：“鉴于：1、承诺人出具本还款计划书前，承诺人与出借人之间有频繁的业务往来以及多笔承诺人向出借人的借款，借款均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约定月利息2%。2、经承诺人与出借人双方结算确认，因为业务往来产生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截止承诺人出具本还款计划书之日，承诺人尚欠出借人借款本金人民币255万元未归还。现本人姚汉顺向出借人姚泽彬出具如下还款计划：1、借款人于2019年1月15日前按双方结算255万人民币借款本金分48期平分偿还出借人，即每月还款金额53125元。直接付至本金完成。2、双方利息计算按每月付还款项剩余本金来计算利息金额，月利率为1%，在后续本金完成后汇总再分48期每月平分偿还出借人利息。”姚泽彬、姚汉顺分别在出借人、借款人（承诺人）处签名确认。姚汉顺对该《还款计划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表示其内容不属实。2015年3月2日至2015年10月13日期间，姚泽彬多次通过其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向姚汉顺转账款项，具体如下：2015年3月2日转账490000元、2015年3月19日转账196000元、2015年3月23日转账440000元、2015年3月25日转账100000元，2015年4月20日转账291000元、2015年5月25日转账686000元、2015年6月6日转账50000元、2015年6月11日转账146000元、2015年6月15日转账18000元、2015年9月2日转账510000元，2015年10月13日转账784000元。上述共计3711000元。姚汉顺对姚泽彬就上述转账提供的招商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庭审中，姚泽彬向一审法院提交汕头市潮阳区民政局出具的《关于姚汉顺的婚姻登记信息》一份，该证明记载姚汉顺、郑少萍于2001年9月17日登记结婚。姚汉顺、郑少萍对该《关于姚汉顺的婚姻登记信息》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庭审中，姚汉顺为证明其还款情况的抗辩，向一审法院提供了：1、姚汉顺向姚泽彬转账的清单及交易明细，称其在2014年1月20日至2018年1月23日期间共向姚泽彬直接转账共7460250元。姚泽彬对姚汉顺所述转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表示其中部分款项是姚汉顺支付给姚泽彬的借款利息。2、姚汉顺向姚泽彬妻子姚媛转账的清单及交易明细，称其在2018年2月2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按姚泽彬要求转账给姚泽彬妻子姚媛共566325元，其中2018年9月2日通过微信转账2000元。姚泽彬对姚汉顺所述转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表示大部分款项是姚汉顺支付给姚泽彬的借款利息。3、案外人姚金铭向姚泽彬妻子姚媛转账20000元的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姚汉顺称案外人姚金铭的该转账行为系受其委托。姚泽彬对此表示不予确认，认为案外人姚金铭与本案无关。4、案外人姚金龙（甲方）与姚汉顺（乙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及相关清单及交易明细，约定：“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甲方将自2014年12月2日至2016年11月25日向姚泽彬（身份证号码：）提供的借款本金4187500元及自借款之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所形成的债权（下称债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自即日起甲方将对姚泽彬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乙方享有，乙方接受转让，借款明细详见附件。二、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案外人姚金龙、姚汉顺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字确认。姚汉顺称其据此从姚金龙处受让了对姚泽彬享有的债权本金4187500元。姚泽彬对此表示不予确认，认为案外人姚金龙与本案无关。5、姚汉顺向姚泽彬提供款项的统计表，姚汉顺称截止2019年1月31日，姚汉顺共向姚泽彬提供的资金总额为12234075元。姚泽彬表示与姚金龙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且该统计表系姚汉顺单方制作的表格，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一审庭审中，姚泽彬表示：关于郑少萍知晓案涉借款及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或用于姚汉顺、郑少萍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就该主张，姚泽彬没有提供证据。一审庭审中，姚泽彬、姚汉顺确认双方之间有多年资金往来。姚泽彬表示：其自2015年3月2日至2015年10月13日期间向姚汉顺共转账3711000元后，姚汉顺曾陆续还了部分款项，双方于2016年2月1日对数后确认姚汉顺尚欠姚泽彬2850000元，故要求姚汉顺出具借款数额分别为1400000元、1450000元的《借款借据》二份；后姚汉顺分别又于2017年11月28日、29日、30日各还款50000元，合计150000元，故姚汉顺于2018年1月18日重新出具借款数额为1300000元的《借款借据》一份，同时收回前述2016年2月1日出具的借款数额为1450000元的《借款借据》。姚汉顺表示：姚泽彬、姚汉顺未曾对往来资金进行结算；案涉《还款计划书》内容不属实，姚汉顺亦未曾按照《还款计划书》的内容进行过还款，姚汉顺与姚泽彬签订《还款计划书》后分别于2019年1月22日、2019年1月31日向姚泽彬配偶姚媛名下账户转账的30000元、23125元并非针对案涉《还款计划书》的还款。就上述抗辩，姚汉顺没有证据提供。姚汉顺另表示：《债权转让协议书》未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亦未经过姚泽彬、姚汉顺、姚金龙三方共同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姚泽彬与姚汉顺系老乡及多年朋友关系，常年有资金往来，双方之间有姚泽彬提供的《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还款计划书》、招商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能够客观反映双方的借款合意及借款行为，故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姚汉顺抗辩称案涉借款不属实，姚汉顺就此未举证证明，故姚汉顺关于案涉借款不属实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姚泽彬主张本金为扣除姚汉顺已还款项53125元外的2496875元，符合民事处分原则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故一审法院认定姚汉顺未还借款本金为2496875元。至于姚泽彬主张的利息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还款计划书》中约定“双方利息计算按每月付还款项剩余本金来计算利息金额，月利率为1%”，现姚泽彬主张自2019年2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付的利息，依法有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综上，姚汉顺应向姚泽彬偿还的款项为：借款本金2496875元及利息（以本金2496875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1%为标准计付）。关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因姚泽彬未举证证明姚汉顺在与郑少萍婚姻存续期间所借案涉款项系用于姚汉顺、郑少萍家庭共同生活支出，且郑少萍未在案涉《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及《还款计划书》中签名，姚泽彬亦未举证证明郑少萍事后予以追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债务为姚汉顺个人债务。姚泽彬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郑少萍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姚汉顺、郑少萍有关郑少萍不应偿还本案债务的抗辩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姚汉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姚泽彬偿还借款本金2496875元及利息（以本金2496875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1%为标准计付）；二、驳回姚泽彬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67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姚汉顺负担。经查，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一审查明“姚汉顺分别又于2017年11月28日、29日、30日还款5万元合计150000元”应为“姚汉顺于2017年11月28日一共向姚泽彬转款176000元”，一审法院其他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姚汉顺在2020年3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律师调查令申请书称，近日姚汉顺得知，在姚泽彬与其之间的资金往来主要是姚泽彬从招商银行广州天府路支行贷款而来，存在从金融机构套取资金进行转贷牟利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及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若姚泽彬套取金融机构资金高利转贷行为成立，则其主张的与姚汉顺的借贷行为会因此而无效，这也将直接影响对本案事实和性质的认定。因此，申请一审法院出具调查令调取姚泽彬在招商银行广州天府路支行的贷款情况。二审庭询过程中，姚汉顺称关于140万借款的转账记录问题，一笔是392000元，另一笔是980000元，是扣除了砍头息28000元，总和刚好是1372000元，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是每月2%。这一事实与姚泽彬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2016年2月1日发生的1400000元《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相互印证。姚汉顺从该笔借款发生日期起长达3年的时间里每个月1日左右均有向姚泽彬支付利息28000元，这在姚泽彬二审提交的证据中可以体现。且姚汉顺在2018年1月18日对该笔款项进行了再次签名确认，说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合法有效。关于2016年2月1日的借款形成问题，姚泽彬在一审之后已提交了补充意见进行说明，该事实应以证据为依据来认定。关于姚汉顺所称已偿还1400000元借款问题，姚泽彬解释称，2016年5月26日姚泽彬先转400000元给姚汉顺，姚汉顺在2016年5月30日转400000元给姚泽彬，姚泽彬在2016年6月12日先转了700000给姚汉顺，姚汉顺在2016年6月24日转账600000元给姚泽彬，2016年6月27日姚汉顺又分两笔转给姚泽彬100000元，一共是700000元。因双方之间另外还有一张借条，2017年5月26日姚汉顺转账的400000元是还另外一笔700000元的其中一部分，另外其每月还支付14000元利息，这在姚泽彬一、二审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均可以体现。姚汉顺则认为双方不存在其他的借款事实，有的借款均在银行流水上有所体现，且是无息的。而每月还14000元是按照姚泽彬的要求向其转账的，因为姚泽彬每月有供楼供车的需求。姚汉顺还称其还了1400000元后，姚泽彬表示要求将《借款借据》拿去给别人看后就会撕掉的，该原件又被姚泽彬拿走了，姚汉顺以为姚泽彬真的会撕掉了，也曾电话向姚泽彬要求追回《借款借据》原件。姚泽彬否认有关姚汉顺向其要回《借款借据》的主张。二审中，姚泽彬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银行转账流水明细清单表；2.银行转账流水明细。证据1-2拟共同证明姚汉顺自2015年起一直到2018年12月止长达4年的时间里一直有按双方的约定在特定的时间段向姚泽彬支付固定金额的借款利息。其中一笔借款本金1400000元自2016年2月1日起在每月1日左右支付利息28000元，一直支付到2018年7月；另一笔借款本金1450000元，是在每月20日左右支付利息29000元，在2017年11月28日姚汉顺向姚泽彬偿还借款本金150000元以后，该笔利息变更为人民币26000元。26000元也是一直支付到2018年12月。姚汉顺、郑少萍庭后提交如下质证意见：1.根据姚汉顺与姚泽彬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双方发生资金往来的记录早产生于2014年1月20日，但姚泽彬二审提供的证据只提及2015年5月份起的记录。2.经过统计核对姚泽彬二审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明细清单表》中姚汉顺从2015年5月份给姚泽彬的转账流水，姚泽彬并未全部统计姚汉顺每月转账给姚泽彬的全部金额，仅是挑选了每个月中的某一笔或几笔，故意漏掉其他转账记录，以给二审法院造成一种姚汉顺每月按固定金额给姚泽彬转账支付“利息”的假象，这可以从姚汉顺每月向姚泽彬转账统计与姚泽彬节选的姚汉顺向其转账的记录统计对比中看出。3.姚泽彬二审提及的《银行转账流水明细清单》在统计时故意不对同一个月份姚汉顺的转账记录一起统计，故意将一个月内姚汉顺给姚泽彬的转账记录分开在表中的不同位置，以达到制造假象、蒙骗法官，令二审误以为姚汉顺每月转账给姚泽彬的“利息”非常有规律。4.姚汉顺从2015年5月份每月向姚泽彬的转账金额有多有少，并非固定的金额或有规律的金额，不能反映每月固定还利息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姚汉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姚泽彬的答辩，本院确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姚汉顺否认与姚泽彬存在借款事实的理由能否成立；2.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现评析如下：关于姚汉顺否认与姚泽彬存在借款事实的理由能否成立问题。其一，姚汉顺称涉案两份《借款借据》以及《还款计划书》是为应付姚泽彬的债权人而配合姚泽彬出具的，对此，姚泽彬不予确认，姚汉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并不能支持其上述抗辩，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姚汉顺对其上述主张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其二，姚汉顺认为其已于2016年5月30日、2016年6月24日、2017年6月26日分三笔向姚泽彬偿还了2016年2月1日《借款借据》中的1400000元借款。姚泽彬则主张在姚汉顺向其转入上述款项之前，姚泽彬是先将有关款项汇给姚汉顺，然后姚汉顺再将该款项还给姚泽彬，并表示上述付款属于双方之间的另外借款。虽然姚汉顺认为双方不存在其他借款，但经核对姚泽彬一审提供的银行流水，确实存在姚汉顺在偿还上述款项之前，姚泽彬先向姚汉顺汇入过相应款项的事实。姚汉顺在二审庭审中也未否认支付该三笔款之前存在姚泽彬先向其支付相应款项的事实，其认为支付的款项为涉案借款，并无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姚汉顺认为其已偿还的1400000元为涉案借款，依据不充分。其三，姚汉顺一方面不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示已向姚泽彬偿还了涉案中的一笔1400000元借款。同时，姚汉顺还陈述其偿还该笔借款后，《借款借据》的原件又被姚泽彬拿走，但至本案诉讼之前，姚汉顺未举证证明其曾书面向姚泽彬主张要求返回1400000元的《借款借据》原件，或者就此向姚泽彬提出异议，显然与常理不符。其四，姚汉顺认为其自2014年1月至2018年1月23日期间向姚泽彬转账资金将近是姚泽彬转账给其资金的两倍，但姚汉顺却在2019年1月1日向姚泽彬出具《还款计划书》，且在2019年1月22日、2019年1月31日向姚泽彬的配偶转账30000元、23125元，而对于其否认该款项是偿还《还款计划书》的欠款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此外，在姚泽彬自2019年1月15日至2019年5月16日期间向姚汉顺主张偿还借款的微信记录中，姚汉顺亦从未就涉案借款事实提出过异议，因此，姚汉顺上诉否认其与姚泽彬存在借款事实，有悖常理，本院不予确认。鉴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常年有资金往来，姚泽彬在本案中已就双方存在借款事实提供了《借款借据》、《收款确认书》、《还款计划书》和招商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上述材料确实能够客观反映双方的借款合同及借款行为，且姚泽彬关于涉案借款给付的陈述比姚汉顺更为合理。而姚汉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偿还涉案借款的事实，其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也不能支持其上诉请求，故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认定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据此作出姚汉顺向姚泽彬偿还欠款及利息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问题。一审审理过程中，姚汉顺以姚泽彬存在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后向其高利转贷借款为由，于2020年3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律师调查令申请书。经核实一审卷宗，一审法院在收到上述申请后，没有就是否接纳姚汉顺的申请作出答复，确实不妥。但鉴于姚汉顺一审提交的微信截图也不能直接证实姚泽彬转账给姚汉顺的款项均来自银行的贷款，姚汉顺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姚泽彬向银行的贷款与涉案借款存在关联，且姚汉顺自己提交的律师调查令也仅称近日得知姚泽彬存在套取银行资金高利转贷的事实，由此可见，即使姚泽彬存在向银行贷款后转贷的行为，姚汉顺也并非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本案姚汉顺与姚泽彬之间不存在借贷无效情形。因此，一审未向姚汉顺出具律师调查令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鉴此，本院对一审判决不予调整。综上所述，姚汉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审查一审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7670元，由上诉人姚汉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盾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白小云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志康谢金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