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04刑初61号公诉机关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杨阳，男，196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甘肃省敦煌市人，大学本科文化，、副行长，户籍所在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住兰州市城关区。因涉嫌犯受贿罪，经兰州市西固区监委决定，于2018年10月12日被留置，于2019年1月10日被解除留置；经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9年1月10日被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刑事拘留，于2019年1月1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兰州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薛涛，甘肃炜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董强，男，1975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山东省莱芜市人，大学本科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住兰州市城关区。因涉嫌犯受贿罪，经兰州市西固区监委决定，于2018年12月19日被留置，于2019年1月10日被解除留置；经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9年1月10日被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刑事拘留，于2019年1月1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兰州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赵斌，甘肃和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以西检公诉刑诉[2019]6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阳、董强犯受贿罪，于2019年6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2日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需对部分案件事实进行核实，于2019年9月4日将案件移送公诉机关补充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补充证据材料后，于2019年11月20日再次将本案移送本院。本院再次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仍需对部分案件事实进行核实，于2019年12月24日将案件移送公诉机关补充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补充证据材料后，于2020年3月6日再次将本案移送本院。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阳及其辩护人薛涛、被告人董强及其辩护人赵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2014年2月春节前后，兰州港联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另案处理）为感谢时任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银行）副行长的被告人杨阳在其名下的公司办理银行贷款业务中的帮助，在兰州昆仑宾馆附近，将20万元现金交予杨阳，杨阳予以收受后用于日常开支。2、2014年6月，张某为感谢多年来被告人杨阳对其名下公司在兰州银行贷款业务中给予的帮助，提出向杨阳低价出售其开发建设的港联大道的商铺，杨阳遂表示同意。杨阳和张某商定价格后将张某表示向其低价出售商铺的事情告诉其妻弟被告人董强，并安排董强出面具体经办购买商铺合同事宜，董强根据杨阳指使，安排杨阳连襟曾某与张某签订商铺经营权转让协议，而后又根据杨阳安排从董强个人账户向张某支付房款500万元。其中，杨阳出资420万元，董强、曾某各出资40万元。最终，杨阳通过其妻弟董强、连襟曾某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兰州银行贷款客户张某开发建设的兰州港联第一大道商铺两套。其中南一座一层面积38ｌｍ2，单价10000／ｍ2元，二层面积为973ｍ2，单价8000／ｍ2元，两套商铺总计1354ｍ2，合同价款总计为1159.40万元。经甘肃信诺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诺评估公司）评估,上述两套商铺协议签订的2014年6月7日评估总价为3678.2901万元，房款差价为2518.8901万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阳、董强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要求追究二被告人刑事责任。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出示了兰州市纪委监委指定办理通知书、西固区监委立案决定书、永登县监委立案决定书、西固区监委留置决定书、留置执行通知书、解除留置决定书及回执等书证、西固区监委讯问通知书、询问通知书、西固区监委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查询金融财产通知书、被告人杨阳干部任免相关材料、二被告人户籍证明、西固区监委违法款物收缴清单、被告人杨阳、董强及证人张某相关银行账户流水、兰州市城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的董强与张某、曾某与港联公司签订的合同、兰州市城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的港联公司与南一座商户签订的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证人朱某提供的港联大道北1座1-2层、北2座1-2层商铺价目表、兰州银行民生支行提供的行贿人张某名下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鉴定书、鉴定意见告知书、房地产估价报告、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人杨阳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其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一起犯罪事实无异议，认可自己收受了张某的贿赂人民币20万元。但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二起犯罪事实有异议，认为根据信诺评估公司的评估,认定其受贿房款差价2518.8901万元不妥，因为当时其购买的港联第一大道商铺系违法建筑，手续不全，不应该按照合法的商铺价格进行评估。被告人杨阳请求从轻判处。被告人杨阳的辩护人认为：一、对于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杨阳受贿20万元这一犯罪事实，认为被告人具备自首的情节。被告人杨阳是在2018年11月2日接受监委的工作人员询问时，第一次主动如实交代收受张某20万元现金的事实，故其行为完全符合自首的本质特征，应当认定为自首，在量刑时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对于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阳低价购买港联大道商铺涉嫌受贿2518.8901万元的犯罪事实，认为应认定为犯罪未遂且评估报告不能够作为认定其受贿数额的依据。第一，从被告人杨阳实行受贿犯罪行为的过程来看，本案属于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特定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使其尚未将他认为实现犯罪意图所必需的全部行为实现完毕，因而未能达到既遂状态的犯罪未遂形态。本案中，杨阳虽然通过董强和曾某与港联公司签订了两份《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以1159.40万元的合同总价购买港联大道1354平方米商铺，但实际上，当时港联大道商业街并未整体建成，被告人杨阳只是支付了近一半的房款500万元，从双方《合同》履行的内容来看，付款没付清，铺面也没有交付，整个购买的过程也只是进行了一半。后政府将港联项目认定为违法建筑并实施拆除，使被告人杨阳购买该商铺行为无法实行终了，被告人也一直在找张某提出退商铺和退钱的要求。显然，港联项目的违法建设以至于最终被拆除是属于被告人杨阳意志以外的原因，直接造成了被告人杨阳最终无法完成购买目标商铺的行为并最终实现取得贿赂的犯罪意图。从犯罪行为实际上能否达到既遂为标准来看，本案被告人杨阳受贿行为同样属于不能犯未遂的情形中的对象不能犯未遂。港联项目从始至终就是属于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三无”工程，是侵占防洪河道违法建设案，性质恶劣、危害严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最终必将被依法拆除的违建工程。本案中，被告人杨阳从一开始实施购买该商铺的行为，就已经注定了其受贿不能实现，其所谋取的非法利益也就是贿赂所得从始至终就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注定了其受贿行为永远无法达到既遂的结果，这属于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导致的。对于未遂犯的量刑处罚，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请法庭判决时予以充分考虑并采纳。第二，对于本案被告人杨阳受贿金额的认定以及信诺评估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辩护人认为均存在诸多不当和错误之处。首先，对于该《评估报告》的合法性以及科学性，辩护人提出质疑。港联大道的项目早在2017年3月就被住建部定性为违法建设，属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三无”工程。2017年4月19日，兰州市城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住建部挂牌督办的要求，对港联大道购物中心违法建设作出了依法实施拆除的《通告》。时至今日，港联早已拆除殆尽。对于这样性质与结果的违法房产项目，《评估报告》依然做出了3678.2901万元的评估价，不具有合法性和科学性。其次，从该《评估报告》本身内容来分析，该报告的形成和成立有许多假设性和限制性的条件。比如该《报告》第3页“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其中第一条第1项“一般假设”（1）载明“估价对象产权清晰，手续齐全，可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7）载明“本次估价时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是合法的、真实的、准确的和完整的。”，其中第5条“依据不足假设”（2）载明“由于委估对象规划、权属的时效性，此次评估假设委估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受其相关政策及权属的影响，且能进行正常交易情况下使用权人拥有30年期经营权（合同约定日期）的市场价值评估。”从此条可见，即便评估考虑了2014年6月7日这一当时所谓的价值时点，但评估结论里仍然考虑了30年的经营权价值，还有第二条第4项“本次估价结果包含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而港联这样一个“三无”工程，是不具有土地使用权价值的。综上两方面来看，该《评估报告》的形成与成立是附带了很多假设性条件和限制条件的，是脱离了客观现实的，对于该报告的结论能否最终作为被告人杨阳受贿金额的认定依据也同样请法庭予以慎重考虑。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法发［2007］22号第一条“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的规定“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可见，本案应以市场价的最低优惠价来作为认定受贿数额的计算依据，这是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但本案起诉书却以评估价作为计算依据，显然有悖于法律规定。三、鉴于本案两起犯罪事实存在犯罪未遂、自首、退赃以及被告人杨阳主动坦白，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悔罪等情节，依法具备诸多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应对被告人杨阳在法定刑以下尽量做出最低刑期的判决。被告人董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请求从轻判处。被告人董强的辩护人认为：一、由于被告人董强对于犯罪对象存在认识错误而未能完成犯罪，其行为属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未遂，具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本案中，从主观犯意上来讲，认定董强构成受贿犯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杨阳和董强的犯罪行为所指向的犯罪对象却存在着认识上的错误，他们所指向的犯罪对象是一处违章建筑，二人不仅没有获取到任何的受贿利益，反而由于其支付的500万元购房款支付到了张某的个人账户，没有支付到港联公司的账户，所以政府至今没有确认和退还这笔购房款。事实情况是这起受贿行为仅仅签订了两份《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支付了部分购房款500万元，商铺从未交付给杨阳或是董强，杨阳或者董强从未实际占有过商铺，也没有因为商铺获取过任何的利益，导致这一客观事实的原因就是整个港联第一大道商业中心项目均被认定为违法建筑，在2017年被兰州市政府予以拆除。因此，董强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被告人董强属于从犯，具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本案中董强所有的行为完全是按照杨阳的指示去办理的，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三、对于未遂受贿的数额问题，辩护人认为不能以信诺评估公司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作为依据，理由如下：1、《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中所列举的属于受贿的“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情形与本案不同。该规定所指的“购买房屋”是指购买房屋的所有权，是指合法的房产。而本案所购买的是“商铺30年的经营权”，也就是商铺的使用权。况且，涉案房产还是一个违章建筑，2017年已经被兰州市政府拆除。杨阳和董强既没有通过买卖得到过商铺的产权，也没有通过租赁得到过商铺的使用权，所以不应当依据该条司法解释第二款所规定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的方式来计算其原本想要受贿的数额。2、房屋的价格或价值应当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也就是无论它在任何场景中都应当是一致的。具体到本案的商铺，如果我们假设，杨阳和董强是正常购买商铺的消费者，当政府将该商铺认定为违章建筑时，政府绝对不可能按照评估价格3678.2901万元去认定房屋价值并进行补偿，政府只会将这一违章建筑的价值认定为零。故同一处房屋，放在杨阳和董强的受贿案件中，认定其价值高达3678.2901万元明显不妥。3、信诺评估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第3页“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在本案中并不具备，所以该报告的价格结论不准确。事实上，本案无争议的事实就是，涉案房产属违章建筑，没有合法手续，不能正常交易。所以，该报告的数据结论不准确。4、《房地产估价报告》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写明“本次估价结果包含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事实上，涉案房产由于缺乏土地出让手续，已被定性为违章建筑，信诺评估公司在对于有无出让手续这一基本问题都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就将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包含在最终结果当中，明显存在问题，结果不准确。5、《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原则”写明“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态下的价值或价格。”就是评估对象应当是一个合法的建筑物，对于一个违章建筑，它的价值就应当为零。6、《房地产估价报告》所使用的评估方法是收益法，也就是将该商铺30年的租金收益换算为购买时的房价，而一个被政府拆除的违章建筑，不可能有30年的租金收益。7、信诺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仅有2名鉴定人员签字盖章，没有复核人员，鉴定程序存在违法。基于以上几点，辩护人认为作为本案关键性证据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存在重大的瑕疵，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材料。四、董强具有如下的酌情从轻的情节。1、董强属于初犯、偶犯，以前没有任何的前科劣迹，此次犯罪，主观恶性不深。2、董强本人身体状况较差，需要复查就医，不适合继续羁押。3、董强有两个年仅5岁的孩子，妻子没有工作，现在董强在押，已经严重影响到家庭的基本生活。综上所述，应对董强适用缓刑，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兰州银行系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营业执照有效期至2048年8月；截止2018年6月30日兰州银行股权结构中国有股持股比例为28.69％，社会法人股持股比例为68.63％，自然人股持股比例为2.68％。本案被告人杨阳自2011年起分管兰州银行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2015年起分管大客户业务部、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2016年起分管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小微业务部。公司业务部主要负责超权限授信业务管理及全行对公存款营销推动；其中超权限授信业务管理包括授信业务的尽职调查、方案设计、产品配置等；全行对公存款营销推动包括对公存款的推动营销、考核。贷款业务流程为，超过分行、管理行、直属行调查权的授信业务，由分支行进行基础调查后，报公司业务部进行再次尽职调查。公司业务部主要针对分支行调查不够完整、清晰的部分进行针对性补充调查，调查后按权限分别汇报部门总经理、分管行领导，分管行领导同意并在贷款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后，业务转贷款审批部审议。张某名下注册有多家公司，根据营业执照显示，兰州港联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兰州市焦家湾粮库有限责任公司、兰州北方石化金属有限公司、兰州易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兰州欣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小二黑食品有限公司、郑州小二黑食品有限公司、兰州小二黑食品有限公司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张某。被告人杨阳在兰州银行任职期间，利用分管工作的便利，为张某名下的公司办理银行贷款业务中提供帮助，先后收受张某行贿款20万元；伙同董强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港联公司开发建设的兰州港联第一大道商铺两套，根据实际签订的合同价格与其他购买同类商铺的业主的平均购买价格和合同总价的差额，应认定被告人受贿2117.28万元。具体分述如下：1、2014年2月春节前后，张某为感谢时任兰州银行副行长的被告人杨阳在其名下的公司办理银行贷款业务中的帮助，在兰州昆仑宾馆附近，将20万元现金交予杨阳，杨阳予以收受后用于日常开支。本案侦查过程中，西固区监委向杨阳收缴该涉案款20万元。2、2014年6月，张某为感谢多年来被告人杨阳对其名下公司在兰州银行贷款业务中给予的帮助，提出向杨阳低价出售其开发建设的兰州港联第一大道的商铺，杨阳表示同意。杨阳和张某商定价格后，由杨阳将张某欲向其低价出售商铺的事情告诉其妻弟也就是被告人董强，并安排董强出面具体经办购买商铺合同事宜，董强受杨阳指使，安排杨阳的连襟曾某与张某签订商铺经营权转让协议。根据案卷内证据记载，曾某与张某签订商铺经营权转让协议两份，出让方均为港联公司，受让方均为曾某，合同签订日期均为2014年6月7日。第一份合同编号为×××90，商铺为南一座一层020号，建筑面积为381ｍ2，单价为10000／ｍ2，物业经营权行使方式为自主经营，合同总价款381万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第二份合同编号×××91，商铺为南一座二层006／005／004／019号，建筑面积为973ｍ2，单价为8000／ｍ2，物业经营权行使方式未选，合同总价款778.40万元，付款方式未选。两套商铺的面积总计1354ｍ2，两份合同的价款总计为1159.40万元。合同签订后，被告人董强又根据杨阳安排从董强个人账户向张某个人支付房款500万元，其中2014年9月28日董强账户转出100万元，9月29日董强账户转出300万元，11月10日董强账户转出100万元，共计500万元；上述款项均转入招商银行兰州分行张某个人账户。上述500万元购房款中，杨阳出资420万元，董强、曾某各出资40万元。剩余659.40万元购房款再未向张某或者港联公司支付。兰州港联第一大道从建成到逐步招商过程中，兰州市政府于2016年8月16日将该项目定性为违法建筑；2017年3月2日住建部办公厅下发建督办［2017］1号《重大违法案件挂牌督办通知书》，将其定性为“侵占防洪河道违法建设案，属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三无’工程，是典型的政府知法犯法的违法案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工程项目。2017年4月19日，兰州市城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住建部挂牌督办的要求，对港联大道购物中心违法建设作出了依法实施拆除的《通告》，从2017年4月20日开始陆续对港联购物中心违法建设实施拆除。拆除过程中，为能够顺利得到政府赔偿款，2017年5月27日港联公司与曾某又签订了经营权转让合同解除协议书，解除了南一座二层006／005／004／019号的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和南一座一层020号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张某又出具收条一张，收条书写内容为“今收到现金人民币壹仟壹佰伍拾玖万肆仟元整（￥11594000）”，无落款日期。在办理退款过程中，曾某还向兰州港联购物中心违法建设经营权转让业主及租赁商户装饰装修补偿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虚假说明一份，说明其不慎将港联开具的购房收据丢失。还提供由曾某与被告人董强签订的虚假购买协议一份，内容为双方约定共同购买港联公司商铺，合计价款1159.40万元；其中曾某出资659.4万元，占股份56.9％，董强出资500万元，占股份43.1％；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24日。2018年8月2日曾某向兰州港联购物中心违法建设经营权转让业主及租赁商户装饰装修补偿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承诺书，承诺其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有效。但最终兰州市城关区住建局港联购物中心违法建筑未对曾某申请补偿的经营权转让款1159.40万元进行补偿，未补偿的经营权转让款1159.40万元，未补偿原因为曾某只能提供500万元的流水账单，且流水账单不在曾某名下。本案在侦查过程中，经委托信诺评估公司评估,被告人购买的上述两套商铺在协议签订的2014年6月7日的市场价值评估总价为3678.2901万元。另查明，被告人杨阳、董强购买的港联公司商铺位于港联大道南一座一层及二层，合同约定一层单价为10000/m2，二层单价为8000/m2。因公诉机关无法调取南一座一层及二层与被告人杨阳、董强购买的港联公司商铺相邻的商铺的合同及价格，审理中公诉机关提交了兰州市城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的三份港联公司与南一座四楼其他案外商户签订的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三份合同均为南一座四层商铺的经营权转让合同，分别系与谢虎、宋洁、尚苗签订。该三份合同证实，同一时期其他案外人购买港联公司南一座四层商铺的单价均为24200/m2，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约72.88%至73.5%，余款用委托物业经营权的收益款支付。参照案外人签订的合同，比照单价24200/m2的市场价格计算，被告人杨阳、董强购买的1354m2商铺的市场价格应当为3276.68万元，而其与港联公司的约定的购买商铺的合同价格为1159.40万元，二者的差额为2117.28万元。虽然案发前被告人实际支付的价格为500万元，但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格体现了双方共同意愿，为未来应全部实际支付的价款，根据这一情节，结合公诉机关的起诉，应认定被告人受贿数额为2117.28万元，明显低于市场价。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本案程序性书证（一）中共兰州市纪委、兰州市监委指定办理通知书：证实指定西固区纪委监委办理被告人杨阳涉嫌受贿问题。（二）监委立案决定书：证实西固区监委2018年10月10日对杨阳涉嫌受贿问题立案调查，2018年12月17日对董强涉嫌受贿问题立案调查；甘肃省永登县监委2018年7月23日对张某涉嫌行贿问题立案审查。（三）西固区监委留置决定书、留置执行通知书、解除留置决定书及回执、拘留决定书，拘留证、逮捕决定书、逮捕证：证实被告人杨阳于2018年10月12日被留置，2019年1月10日解除留置，同日被拘留，2019年1月18日被执行逮捕；被告人董强于2018年12月19日被留置，2019年1月10日解除留置，同日被拘留，2019年1月18日被执行逮捕。（四）西固区监委讯问通知书、询问通知书：证实被告人杨阳、董强、证人等依法接受监委讯问、询问情况。（五）西固区监委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查询金融财产通知书：证实西固区监委向兰州银行、招商银行、兰州市城关区住建局、兰州市委组织部等单位调取港联大道相关商铺材料、杨阳任免文件及个人履历等材料。二、本案被告人主体身份证据材料（一）户籍证明：证实二被告人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二）被告人杨阳任职情况相关材料1、2010年4月23日中共兰州市委组织部向兰州市政府党组发《关于潘竟琴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其中杨阳任兰州银行副行长。2、杨阳干部任免审批表，证实杨阳工作简历情况。3、兰州银行提供的相关书证，证实被告人杨阳在该行的任职情况：（1）杨阳干部履历表，填表日期1997年10月20日；（2）1997年12月10日兰州城市合作银行关于秦向爱等通知任职的通知，其中聘任杨阳为兰州城市合作银行科技支行副行长；（3）兰州城市合作银行董事会文件，1998年6月18日聘任杨阳为兰州城市合作银行联惠支行代行长、1998年8月10日聘任杨阳为兰州城市合作银行联惠支行行长；（4）兰州市商业银行董事会文件，2001年1月16日聘任杨阳为特殊资产管理部总经理；（5）兰州市商业银行文件，2002年3月6日聘任杨阳为信贷风险管理部总经理；（6）兰州市商业银行董事会文件，2003年9月11日聘任杨阳为信贷管理部总经理；（7）兰州市商业银行董事会文件，2004年3月2日免去杨阳信贷管理部总经理职务，聘任为三金支行行长；（8）兰州市商业银行董事会文件，2004年12月28日免去杨阳三金支行行长职务，聘任为兰州市商业银行管理三部总经理；(9)2008年8月4日兰州市政府国资委向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文《关于成立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的批复》，决定成立中共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10)兰州银行文件，2009年9月15日聘任杨阳为兰州银行敦煌分行行长；(11)兰州银行文件，2010年1月2日解聘杨阳兰州银行敦煌分行行长职务；(12)2010年6月7日兰州市人民政府向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文《关于房向阳等职务任免的通知》，经2010年4月27日市政府党组会议讨论通过，建议杨阳为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人选；(13)2010年6月23日兰州银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会议一致同意市委、市政府关于兰州银行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人选的推荐意见，聘用杨阳为兰州银行副行长（参加会议的除董事外，市委组织部、甘肃银监局派员列席会议）；(14)2011年6月27日兰州银行向兰州市委组织部请示《关于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请示》，其中1项内容为选举兰州银行第三届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有杨阳；2011年10月19日兰州市委向兰州银行党委发文《关于兰州银行公司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原则同意兰州银行第三届党委委员等人选名单，党委委员候选人18人，实选15人，杨阳系党委委员候选人之一；2011年12月7日兰州银行向兰州市委报告：《关于中国共产党兰州银行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结果的报告》：根据中共兰州市委《关于同意中国共产党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和《关于中国共产党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的批复精神，该行于2011年12月6日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杨阳等15人高票当选党委委员；(15)2011年12月19日兰州银行《关于明确行领导分工的通知》，杨阳同志协助张俊良行长做好全行经营管理工作，分管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2015年4月9日兰州银行《关于调整行领导工作分工和帮扶对象的通知》，杨阳同志协助张俊良行长做好全行经营管理王作，分管大客户业务部、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一对一”帮扶对象为酒泉分行、敦煌分行、西固管理行、兰园支行、东方红支行；2016年4月22日兰州银行《关于调整行领导工作分工和帮扶对象的通知》，杨阳同志协助张俊良行长做好全行经营管理工作，分管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小微业务部。帮扶对象为酒泉分行、敦煌分行、嘉峪关分行；(16)2017年4月12日甘肃兰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张俊良、杨阳两名同志任职的通知，聘任杨阳同志为公司董事、总裁。4、兰州银行提供的相关材料，证实该行性质及股份结构等（1）兰州银行营业执照，证实该公司属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期限自1998年8月10日至2048年8月10日；（2）兰州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出具的截止2018年6月30日兰州银行股权结构情况，证实国有股持股比例为28.69％，社会法人股持股比例为68.63％，自然人股持股比例为2.68％；（3）2019年5月10日兰州银行公司业务部情况说明，证实杨阳2011年起分管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2015年起分管大客户业务部、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2016年起分管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小微业务部。公司业务部主要负责超权限授信业务管理及全行对公存款营销推动。超权限授信业务管理包括授信业务的尽职调查、方案设计、产品配置等；全行对公存款营销推动包括对公存款的推动营销、考核。贷款业务流程为，超过分行、管理行、直属行调查权的授信业务，由分支行进行基础调查后，报公司业务部进行再次尽职调查。公司业务部主要针对分支行调查不够完整、清晰的部分进行针对性补充调查，调查后按权限分别汇报部门总经理、分管行领导，分管行领导同意并在贷款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后，业务转贷款审批部审议。三、西固区监委违法款物收缴清单及兰州银行转账汇款回单：证实西固区监委向杨阳收缴涉案款20万元（杨阳妻子董继红代签）。四、其他书证（一）西固区监委向银行查询被告人杨阳、董强及证人张某的相关银行账户流水等材料，证实2014年9月28日董强账户转出100万元，9月29日董强账户转出300万元，11月10日董强账户转出100万元，共计500万元；上述款项均转入招商银行兰州分行张某个人账户。（二）兰州市城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的被告人董强与张某、曾某与港联公司签订的合同等相关材料1、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编号×××90，出让方港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受让方曾某，商铺为南一座一层020号，建筑面积为381ｍ2，单价为10000／ｍ2，物业经营权行使方式为自主经营，合同总价款381万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合同签订日期2014年6月7日；合同编号×××91，出让方港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受让方曾某，商铺为南一座二层006／005／004／019号，建筑面积为973ｍ2，单价为8000／ｍ2，物业经营权行使方式未选，合同总价款778.400万元，付款方式未选。合同签订日期2014年6月7日；2、经营权转让合同解除协议书，证实2017年5月27日港联公司与曾某解除了南一座2层006／005／004／019号的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和南一座1层020号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3、2018年8月2日曾某向兰州港联购物中心违法建设经营权转让业主及租赁商户装饰装修补偿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承诺书复印件：证实其承诺其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有效；4、2018年9月3日兰州市城关区住建局港联购物中心违法建筑未补偿业主及商户明细表：证实曾某在未补偿业主之列，未补偿的经营权转让款1159.40万元，未补偿原因为曾某只能提供500万元的流水账单，且流水账单不在曾某名下；5、提取笔录及收条，证实西固区监委2019年3月11日从曾某处提取：1、收条一张，蓝色字体、落款人张某，书写内容为“今收到现金人民币壹仟壹佰伍拾玖万肆仟元整（￥11594000）”，无落款日期；2、手写情况说明一份，黑色字体，落款人曾某，书写内容为：向兰州港联购物中心违法建设经营权转让业主及租赁商户装饰装修补偿领导小组办公室说明，其与港联公司于2014年6月7日签订的两份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90、×××91，不慎将港联开具的购房收据丢失，落款时间2017年10月；3、由曾某与被告人董强签订的购买协议原件一份，内容为双方约定共同购买港联公司商铺，其中南一座1层020号商铺面积381ｍ2，总价381万元，南一座2层006／005／004／019号商铺面积973ｍ2，总价778.40万元，合计1159.40万元；其中曾某出资659.40万元，占股份56.9％，董强出资500万元，占股份43.1％；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24日。（三）兰州市城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的港联公司与南一座其他案外商户签订的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证实被告人与港联公司签订的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1、与谢虎签订的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及经营权转让合同解除协议书，证实谢虎购买港联公司商铺为南一座四层88号，建筑面积为27.63m2，单价为24200/m2，合同总价款668646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487359元，物业经营权行使方式为委托经营，合同签订日期2014年7月23日。委托经营管理期限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收益款为50148元/年。2017年7月8日港联公司与谢虎解除了该合同，返还谢虎实际支付的转让款487359元，支付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收益款150445元；2、与宋洁签订的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及经营权转让合同解除协议书，证实宋洁购买港联公司商铺为南一座四层86号，建筑面积为25.77m2，单价为24200/m2，合同总价款623634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454551元，物业经营权行使方式为委托经营，合同签订日期2014年7月30日。委托经营管理期限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收益款为46773元/年。2017年7月8日港联公司与宋洁解除了该合同，返还宋洁实际支付的转让款454551元，支付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收益款140317元；3、与尚苗签订的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证实尚苗购买港联公司商铺为南一座四层116号，建筑面积为28.81m2，单价为24200/m2，合同总价款697202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512444元，合同签订日期2014年8月16日；4、与陈雪云签订的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证实陈雪云购买港联公司商铺为北二座二层17号，建筑面积为23.98m2，单价为26300/m2，合同总价款630674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合同签订日期2012年12月3日；5、与李蓉签订的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证实李蓉购买港联公司商铺为北一座二层55号，建筑面积为42.13m2，单价为30800/m2，合同总价款1297604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810000元，合同签订日期2012年12月3日；6、与张正军签订的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证实张正军购买港联公司商铺为北一座二层62号，建筑面积为23.78m2，单价为30300/m2，合同总价款720534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468347元，合同签订日期2013年4月25日；（四）证人朱某（港联公司的招商部经理）提供的港联大道北1座1-2层、北2座1-2层商铺价目表，证实港联公司开发的港联第一大道商铺北一座一层每平方米单价最低价为40500元、最高价为41500元，二层每平方米单价最低价为29800元、最高价为31300元；北二座一层每平方米单价最低价为37500元、最高价为38500元，二层每平方米单价最低价为29800元、最高价为30300元；（五）兰州银行民生支行提供的相关书证1、兰州港联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兰州市焦家湾粮库有限责任公司、兰州北方石化金属有限公司、兰州易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兰州欣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小二黑食品有限公司、郑州小二黑食品有限公司、兰州小二黑食品有限公司等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实以上单位法定代表人均为张某；2、2019年5月9日兰州银行民生支行情况说明，证实2014年9月26日审批同意兰州北方石化金属有限公司申请的11530万元贷款，期限一年，2014年10月24日分两笔发放，第一笔10930万元，第二笔600万元；2014年9月26日审批同意兰州小二黑食品有限公司申请的8150万元贷款，期限一年，2014年10月24日分两笔发放，第一笔6800万元，第二笔1350万元；3、兰州银行风险管理部2019年2月22日《关于兰州港联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贷款情况的说明》，证实截止2019年2月22日，港联公司在该行民生支行贷款余额37822.5万元，欠息8506.58万元；其关联公司兰州市焦家湾粮库有限责任公司贷款余额1084.084万元，欠息252.56万元。合计贷款本金38907.34万元，欠息8769.14万元；4、兰州银行信贷业务审批表及港联公司申请15000万元贷款的信贷资料，证实港联公司的1.5亿元贷款，贷款行兰州银行民升支行，时间2014年7月15日，金额1.5亿元，利率7.5‰，期限3年，调查部门主管行领导为杨阳；5、兰州银行信贷业务审批表及港联公司申请26400万元贷款的信贷资料及情况说明，证实港联公司26400万元的贷款，贷款行兰州银行民升支行，时间2016年9月1日，金额26850万元，利率7.2‰，期限6个月，调查部门主管行领导为杨阳（2016年9月29日，该笔贷款经总行审批同意，合同金额26400万元，实际发放金额25511万元）；6、兰州银行贷款审查委员会信贷业务复议申请表、兰州市焦家湾粮库有限责任公司申请5000万元贷款的信贷资料，证实港联公司5000的万元贷款，贷款行兰州银行民升支行，时间2016年6月19日，金额5000万元，利率7.2‰，期限3年，调查部门主管行领导为杨阳；7、兰州银行贷款审批表及兰州小二黑食品有限公司申请8150万元的信贷资料，证实兰州小二黑食品有限公司的8150万元贷款，贷款行兰州银行民升支行，时间2014年8月26日，金额8150万元，利率7.2‰，期限1年，2014年10月24日分两笔发放，第一笔6800万元，第二笔1350万元，调查部门主管行领导为杨阳；8、兰州银行贷款审（报）批表及兰州北方石化金属有限公司申请11530万元的信贷资料，证实兰州北方石化金属有限公司的11530万元贷款，贷款行兰州银行民升支行，时间2014年8月26日，金额11530万元，2014年10月24日分两笔发放，第一笔10930万元，第二笔600万元，调查部门主管行领导为杨阳；9、兰州银行贷款审（报）批表及兰州宜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申请5880万元的信贷资料，证实兰州易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5880万元贷款，贷款行兰州银行民升支行，时间2014年8月26日，金额5880万元，利率7.2‰，期限1年，调查部门主管行领导为杨阳。五、证人证言（一）行贿人张某笔录及自书材料：1、2018年7月25日、31日证言及自书材料：我想主动谈一下我给兰州银行副行长杨阳送钱、送公司干股及低价出让港联大道项目房产的事情。我和杨阳认识时间比较久远，具体什么时候认识记不清了，我的北方石化金属材料公司多年来一直在他分管的支行有贷款业务。2013年上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在昆仑宾馆，我请杨阳吃饭，期间给他送了30万元现金；还有一次是2014春节后，他请我到昆仑宾馆吃饭时，我送给他10万元现金。这两次钱都是红版百元面值的，第一次的30万元装在一个牛皮纸手提袋里，第二次的10万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袋里。2013年3月份，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在一次吃饭聊天时，杨阳便表示了想给我公司投钱分红的想法，我表示可以把我南京和北京公司的股权各送给他10％，后来杨阳安排他的内弟董强去南京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变更，2014年，南京公司、北京公司相继倒闭，进行了破产清算。对此，我心里一直有愧疚。后来杨阳当上了兰州银行副行长，我们见面次数少了。2015年上半年，杨阳提出想购买港联大道的商铺，我陪他去看，在港联大道一号楼和二号楼中间有两间空闲的商铺没有招商，就卖给了他，优惠价格记不清了，以合同为准。我让他把购房款打入我个人账户，后续杨阳给我账户四次打款共500万元，我看他再无打款意思，就说这些就可以了。到2016年政府回收港联大道项目时，我去找他给他打了1100万元的凭条（准确数额以查证为准）并签了字，告诉他回收时，拿凭条到公司财务进行结算。因退款不是通过公司办理，是政府工作组具体办理退款，因为钱款没有入公司账户，也没有公司财务收据，工作组当时没有给他办理退款。我给他打了1100万元的凭条是为了感谢杨阳在贷款上的关照，我先给他送了我公司的股份，后来由于公司经营不善，既没分红，也没有后续盈利能力，所以才低价给杨阳卖铺面，但后来港联项目回购拆迁，这样给杨阳的感谢也就落实不了，所以才在他给我支付了500万元购房款后给他出具1100万元的凭证，多出来的600万元是为了感谢杨阳送给他的。因为杨阳长期在兰州银行担任领导职务，对贷款的审批、变更都有相应权力。我低价出让港联大道项目房产给杨阳，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我公司在兰州银行贷款上能提供帮助，在还款的时间上能给予照顾。我个人及公司与杨阳个人及家人之间没有借贷关系，杨阳也没有把买商铺优惠的价款退还给我。张某自书材料：我和杨阳认识时间比较长，2008年我回兰州常住昆仑宾馆，他经常来宾馆一起吃饭。有一次，我记得给他20万元人民币（数额不敢百分之百确定），还有一年春节他请我去他家吃饭，我送去10万元。有一次一起吃饭时，杨阳说有意给我的公司投些钱，等效益好分点钱。我明白他的意思，表示把我南京公司和北京公司的股权各给他10％，他安排他的内弟董强去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南京公司和北京公司都已倒闭，此事就此结束。后来他当上兰州银行副行长后，有一次我回兰州见面时，他说买些港联大道的商铺，我说好的。那时我正缺钱，催他快来看商铺位置，正好一号楼和二号楼之间是动力设备间，有间铺面没有招商。我让他把钱打入我个人卡上，四次共打了500万元。之后我看他没钱，打电话说如果钱不方便就500万就行了。到2016年政府回收港联大道的项目，我找杨阳谈到我们公司先回收他买的铺面，提前算好三年的高利贷利率年30％，三年也就加一倍，杨阳同意后我签字打条，让他拿好条到时间去公司财务凭此条结款。2017年到赔付商铺时是城关区政府工作组直接赔付。因杨阳的商铺是我个人收的款，没有公司财务手续，因此没得到赔付资金。2、2019年1月9日证言：我在2018年7月31日讯问笔录中曾谈到2013年上半年在昆仑宾馆给杨阳送30万元现金，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给钱的时间，我之前谈到是2013年上半年，这个年份不是很准确；另外30万元的金额，我上次记忆有错误，实际应该是20万元现金；还有钱的外包装不是牛皮纸袋子，应该是黑色的包。我名下北方石化公司在杨阳所管理的银行网点有贷款业务（具体网点名称记不清），金额应该是千万级别的（具体金额记不清），杨阳是管理行的总经理，能够对各管辖支行进行贷款授信，他不同意贷款申报，各管辖支行无法越级上报，所以给杨阳给钱，既是为了搞好关系，保证我名下北方石化公司能在杨阳所管理银行网点保持长期的贷款业务，也是对之前杨阳对我贷款业务的支持表示的感谢，我就给杨阳给了20万元现金。送20万元现金的具体经过是，我从外地回兰住在昆仑宾馆，想联络一下杨阳，就约杨阳在昆仑宾馆附近吃饭，为这次见面，我提前准备20万元现金，饭后我和杨阳回到昆仑宾馆，此间我把这个装有20万元现金的包交给了杨阳，我没多说什么，杨阳也心知肚明，就收下了这个装有20万元现金的包。整个过程杨阳没有打开包现场清点过。当时除了我、杨阳在场，再没有其他人在场。3、2019年3月8日证言：港联公司的港联第一大道编号为×××90、×××91的两份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就是杨阳购买的我们港联第一大道两套商铺签订的合同。两份合同中签名处的“张某”是我本人签字。合同乙方“曾某”是杨阳的亲戚，具体他俩是哪种亲戚关系我不太清楚。商铺实际是杨阳买的，曾某只是替杨阳办理了合同签订手续，具体杨阳为什么让曾某签合同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杨阳本人肯定不会自己签的，他的身份自己签也不合适。这两份合同是我们港联公司的招商部经理朱某给我拿来我签的字，我签字时曾某有没有在合同上签字我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两份合同肯定不是我和曾某当面签的。两份合同中的面积、单价等内容应该是朱某填的，因为合同中的单价等内容是我给朱某说的，让她具体经办这个事。合同中南一座二层006／005／004／019号商铺，面积973平方米，单价8000元，总价款7784000元；南一座一层020号商铺，面积381平方米，单价10000元，总价款3810000元，两套商铺共计1354平方米、总价款合计11594000是属实的。商铺是我带着杨阳去看的，他看了之后觉得位置和面积都可以，就确定下来了。价格是我给杨阳说的，他也认可了。2014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当时港联大道的一些商铺已经建好了，我记得我告诉杨阳，说我们港联第一大道有一些商铺要出售，让他帮我介绍介绍，看有没有人买。过了几天，杨阳告诉我，他亲戚要买商铺。之后，杨阳就到我们港联第一大道来看商铺，我大概记得当时和杨阳一起来的还有杨阳的内弟董强，另外曾某当时来没来我记不清楚了，他们来之后，我就带着他们去看了商铺，通过我给杨阳介绍，杨阳最后确定了一号楼与二号楼中间的一层和二层的两套商铺。我当时给杨阳说给他算个成本价，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0元，杨阳表示同意。当时董强也在，他应该也知道，曾某在不在我说不上了。商铺的位置和价格我和杨阳确定好了后，我安排朱某和董强来具体经办这件事，价格也一起告诉朱某了，后来杨阳他们就走了。对于港联第一大道的商铺，港联公司在刚开始出售时制定了价格出售标准，因为当时商铺还没有完工，所以制定的价格比城关区其他商铺的价格要低20％—30％。我记得杨阳购买的这两套商铺所在楼已经完工了，但是一、二层当时没有打算出售，是准备招商出租的，就没有具体的价格，但是这栋楼二层以上的商铺当时定的出售最低价应该是每平方米23000元。杨阳购买的这两套商铺的市场价格多少我说不上，但是作为一、二层的商铺，肯定要比楼层高的价格要贵，一、二层至少在每平方米30000元左右。杨阳购买的这两套商铺的单价分别为8000元、10000元，这个价格不符合正常的市场价格，明显偏低了，只有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因为杨阳当时是兰州银行的副行长，而且他在担任副行长之前也负责管理兰州银行的一些支行，我名下公司在这些支行一直有贷款业务，杨阳一直对我很关照，我就想着给他个低价，感谢一下他这几年对我的关照，也是为了维护好关系。我名下的北方石化公司从2002年左右开始一直在民升支行有滚动贷款，另外焦家湾粮库公司、兰州小二黑公司在这个支行也有贷款，还有些我名下的公司是做的贷款担保。因为杨阳是管理民升支行的管理行行长，他在贷款过程中要进行审批，没有他的审批我们的贷款申请就报不到总行，贷款也就下不来，他就是在这个贷款申报过程中给我给予了关照，我才会以这样的低价给他卖商铺。杨阳总共付了500万元，是董强打到我的招商银行卡上了。两套商铺的总价款为11594000元，杨阳只付了500万元，给我说他没有钱了，我就再没有向他要。收到这500万元后，我当时没有给杨阳出具任何书面手续，但是后来我给杨阳出具过一张1100多万元的收条。（查看收条，收条内容“收条今收到现金人民币壹仟壹佰伍拾玖万肆仟元整（￥11594000）张某”）这张收条就是我给杨阳出具的，但是这张收条是不是我当时写的原件，我现在说不上了，但是收条的内容确实对着呢，“张某”三个字就是我写的。当时出具这张收条是因为在2016年，港联第一大道已经被政府回购了。我找到杨阳告诉他情况，让杨阳把他买的两套商铺退回来，起初杨阳不同意，之后我说那就在500万元的基础上加一倍，也就是1000万元收回，杨阳就同意了。过了几天，我找到杨阳，当时不是在杨阳兰州银行办公室就是在皇冠假日大酒店的大厅的茶座，这个地方具体我记不清楚了。我和杨阳两个人见面后，当时杨阳不知道合同的总价款，他还打电话问了一下别人，具体问的谁我不知道。杨阳问了之后就把收条的内容写好，我看了一下就在收条上签了我的姓名。因为我当时要收回这两套商铺，等于是回购，我想着给他再加些钱，另外我也怕得罪他，少了怕他不愿意，我就想着给他加一倍，给他1000万元，而杨阳写的收条上的钱数是1159.40万元，我也就同意了，在收条上签了我的姓名。收回这两套商铺的事情是我自己去跟杨阳谈的，因为这两套商铺当时卖的时候就是我具体跟杨阳谈的，商铺款也是打到了我个人的银行账户上，而且这两套商铺的价格也比其他的低了很多，传出去影响不太好，所以我就直接跟杨阳谈的。购买这两套商铺的过程中，商铺的位置、面积以及单价都是我给杨阳说了，杨阳确定并同意的，我没有跟董强和曾某谈过这些事情；另一方面，虽然合同是曾某签的、商铺款是董强打过来的，但是我觉得他俩只是具体办理这些手续，这些手续杨阳不方便出面，兰州银行是不允许内部员工跟业务单位发生这种经济往来的。而且1159.40万元的收条也是杨阳写的，我签了字后他拿走了收条。之前我向监察机关谈的在昆仑宾馆给杨阳给20万元现金的事情属实，这20万元是我让北方石化公司的财务人员给我从公司提的现金，具体什么时间记不清楚了，谁办的提现手续我也想不起来了。4、2019年4月23日张某证言：在购买这两套商铺的过程中，是我告诉杨阳，说港联第一大道有一些商铺盖好了要出售，让他帮我介绍，看有没有人要买的。过了几天，杨阳告诉我，他亲戚要买商铺。后来他就和董强一起来看了商铺，并安排董强办理了相关购买手续。其他的过程和我前几次的笔录基本上一样。购买这两套商铺的500万元是我给杨阳说的，让他把商铺款打到我的个人银行账户上。一方面，我自己当时确实比较缺钱，需要这笔钱；另一方面，这两套商铺的价格卖得比较低，如果把钱打到公司账户上，公司的人或者其他商户知道了，影响也不好。所以我就让杨阳把商铺款打到了我个人的银行账户。我在昆仑宾馆给杨阳给20万元现金的事情，这20万元我肯定是给杨阳给了，这个事情确实是属实的，但是具体细节确实记不清楚了，我给杨阳就送过这一次现金。（二）证人曾某2019年3月8日证言：杨阳和董强我都认识。杨阳是我姐夫，董强是我的小舅子，杨阳的妻子董继红、董强、以及我妻子董继华，他们是姐弟。杨阳是兰州银行的行长，具体是行长还是副行长我不是很清楚。我听董强说，他自己在开公司做生意，具体什么生意我不是很清楚。编号为×××90、×××91的两份港联第一大道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中签名处的“曾某”是我本人签的。两份合同中的商铺我开始认为是董强购买的，到2014年中秋节前后，具体时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当时我和董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董强说到，我之前借给他的那40万左右的钱干脆也放到购买商铺的这个资金里，大家一起挣点钱。后来我和董强一起在杨阳家吃饭的时候，董强提出来这个商铺购买资金他和我各出40万元，杨阳也没多说，就说可以，让我们也挣点钱，这个时候我知道这个商铺实际是杨阳买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但是有些细节我想不来了。2014年6月7日这两份《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是董强让我去签的。大概在2014年6月，董强给我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让我到兰州去签个合同，说这边的商铺他们已经谈好了，让我就去签个字。之后我就到了兰州，去港联公司签了这两份合同。我签合同时看了一下，大概知道这两套商铺的面积、单价每平方米一万元左右，总价在1000多万元。我觉得价格便宜，开始董强让我往里投这40万元的时候就给我说过这个商铺卖出去另外就能挣回来40万元。合同签完后我也了解过这个商铺的价格，这个价格便宜了一半左右的钱，但是为什么这么便宜我就说不上了。根据合同反映，南一座二层006/005/004/019号商铺，面积973平方米，单价8000/m2元，总价款778.400万元；南一座一层020号商铺，面积381平方米，单价10000/m2元，总价款381万元，两套商铺共计1354平方米、总价款合计1159.40万元。购买这两套商铺的款应该是董强办理的，这里面我出了40万元，董强出40万元，剩下的钱董强告诉我由杨阳出。当时我没有实际支付这40万元。因为在2012年左右，董强先后向我借过39万多元钱，后来到支付这两套商铺款时，这40万元就由董强替我付掉，也就抵了他之前借我的账。我2017年才知道这两套商铺实际支付了500万元款。2017年5月27日这两份《经营权转让合同解除协议书》乙方落款处的“曾某”是我签的。因为当时港联大道的商铺要被拆了，需要办理退赔手续，董强就让我具体办理这些手续，签这两份协议就是为办理商铺款的退赔手续签的。这些退赔手续基本上都是我办的。这两份协议中的6214××××2304银行账号是我个人兰州银行的账户。协议中约定的经营权转让款一直没有返回我的账户。2014年5月24日这份落款为曾某、董强的《购买协议》是我签的，但这份购买协议中的内容不是真实的。实际情况是这两套商铺款我出40万元，董强出40万元，剩余的钱由杨阳出。我和董强之所以要签这份不真实的购买协议，是因为到了2017年的时候，港联大道的商铺要被拆了，为了让相关部门能按照合同签订的商铺总价款退赔，所以我和董强签了这份协议。当时还专门把协议的落款日期写在了合同签订之前。这两套商铺的款没有退赔，因为我们没有港联公司出具的收据，手续不全，所以就一直没有退赔。我记得当时为了顺利退赔，我还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交给退赔部门，主要说明港联公司出具的收据不慎丢失，请求办理退款。但是最后还是没有退赔。（三）证人朱某证言：1、2019年2月26日证言：曾某曾经购买过兰州××道××商铺，当时我们老板张某安排我给曾某办理的合同签订手续。我记得曾某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是南一座一层，一份是南一座二层。两份合同是张某安排给我办理的，具体的内容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以合同内容为主。编号为×××90、×××91的这两份合同就是曾某购买港联大道的两处商铺的合同。曾某购买商铺的过程我记得不是很准确，大概的印象就是2014年年中，当时张某带着客户考察南一座商铺，我在售楼部上班期间，张某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给客户讲解一下。我过去后看见有客户在考察商铺，张某也在，他们考察的商铺就是南一座一层和南一座二层的商铺，也就是曾某最终签订购买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上所标明的位置。我过去后大概讲了一下商铺销售的情况，最后张某给我安排让我与考察这两处商铺客户中一个叫曾某的联系来办理这两处商铺的合同签订事宜。现在我记不清楚当时来考察这两处商铺的客户到底是谁，但我能肯定的是当时考察商铺的肯定不是曾某一个人。考察结束后他们就走了，过了几天曾某就来签订这两份合同了，大概过程就是这样，但是有些细节我还是记得不是很准确。曾某购买的这两处商铺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我记不清楚，但是最终合同上的价格肯定是张某给我安排的，因为合同内容是我填写的。后期曾某也跟我联系咨询过商铺的销售情况。这两处商铺的资金是如何支付给港联公司的我不清楚，张某只是安排我办理合同签订的事情，购买商铺的款项如何支付的事情是财务部门负责。2、2019年3月13日证言：我在2019年2月26日向监察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说的事情全部属实，就是有些细节有点不一样。我记得我是在曾某到港联公司来签合同时见的他，之前张某陪着客户看南一座一层和南一座二层的两套商铺的时候，张某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给我安排办理购买商铺手续的事情，当时确实有两三个人，但我不记得有没有曾某，但应该是和曾某认识，因为最后签订合同的人是曾某。另外我在担任兰州港联大道商铺销售人员的时候，保留着一份当时港联大道售房的价目表格，我愿意提供给监察机关。这份价目表是当时公司确定后给我们销售人员配发的，是我们向客户介绍、出售商铺时的依据。六、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一）被告人杨阳供述：1、2018年11月1日供述与辩解：我今天想主动谈一下我从张某处购买港联第一大道商铺的事情。港联第一大道的这套商铺实际是我买的，买商铺的钱也是我出的，董强只是替我办理了购买商铺的手续。2014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肯定在签订商铺买卖合同之前，张某告诉我，港联大道的商铺快建好了，为了回笼资金，有一些地段的商铺要打折出售，价格优惠，一号楼与二号楼中间有一套大概300平方米，每平方米一万元。我告诉张某，商铺我不能买，行内规定不让买客户的商铺，但我可以问一下亲戚董强，看董强愿不愿意买。张某回复说那好，他还说二楼也有些商铺，看董强要不要。之后我就给董强打了电话，告诉他张某说他那里的港联第一大道有些商铺，价格挺便宜的，一楼有个300平方米左右的，二楼也有些商铺，我让董强去跟张某谈，看着把商铺买上。过了一段时间，董强到我家里来，他说他跟张某谈好了商铺面积、价格等购买商铺的事情，具体面积、单价他当时给我说的是多少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他给我说的商铺总价1100多万元。董强还说账上没那么多钱，他建议我先付500万元，还说他和曾某也想出一点，最后我们谈成，我出420万元，董强和曾某各出40万元。过了大概半个月，董强告诉我，购买商铺的合同已经签了，500万元的房款也已经付了。过了几个月，张某给我打电话，让我把董强催一下，说是董强还有一部分房款没有付完，让他赶快凑一下。之后我就给董强打了电话，告诉董强，张某催着要剩余的房款，让董强再凑些钱。董强说他知道了，但是后面再也没给张某付过房款。之后过了挺长的时间，董强来找我，说是听说港联第一大道要拆了，还说他当时按张某要求把商铺房款打给张某个人了，他担心打给个人的钱，政府不退赔，让我找张某说一下，把我们的那500万元要回来。我就给张某打电话，让他把那500万元房款退回来。张某回复我，让我放心，先让政府赔，如果政府赔不下来的话，就那几百万元，他就从他个人的卡上给我们退了。在这之后，应该到2017年秋天，我给张某打电话，让他把房款赶紧退了，他说让我等会，就把电话挂了。过了一会儿，张某用另外一个电话给我打过来了，说他被纪委盯上了，电话不方便说，让我到皇冠假日酒店大厅等他，等了一会儿张某就来了，我让他把500万元商铺房款赶紧退了，张某说他要去趟西安，等从西安回来了就解决这个事，说完后张某就先走了。我记得应该是2018年7、8月份，董强到我家里来，他来时拿着一张收条，给我说收条是张某写的，张某让我们拿这个收条去跟政府要商铺房款，董强还说，要退款的材料已经上报给政府了，就等着政府审批退赔款。我看了一下收条，上面只有金额1100多万元，其他内容都没有，我告诉董强，这个条子既没有日期，也没有收款人，这就是个无效的条子，拿上也没用，不可能要上钱。这套商铺我们只付了500万元，退款时是拿着这个1100多万元的收条向政府要退赔款的，这个情况我起初不知道。董强来给我说时，他已经把申请退赔的材料上报上去了，我还口头上指责了董强但是再没有阻止。这套商铺是我买的，我让董强替我办的购买手续。因为一方面我有一些资金在董强那里放着，他在替我理财、投资，而在我账户上的钱我都用于理财了，再没有闲钱买商铺了；另一方面，我们行里有规定，不允许购买商铺，我自己也不方便出面，所以我就让董强替我买了这套商铺。商铺的总价款1100多万元，实际支付了500万元。款是从董强账户上支付的。实际这些钱都是我的，我有一些钱一直在董强那里存放着，让他替我理财、投资。按之前我和董强谈的，董强和曾某要各付40万元，但是最后他俩有没有出钱我就不清楚了，付款后董强也没有给我说过。具体付款的情况董强应该更清楚。这些钱都是我多年来投资、经营、买卖房屋，慢慢积累下来的，我都存放在董强处，由他替我保管、理财、投资等。购买商铺的合同是曾某签的，商铺买卖的手续我都安排给董强去办了，是董强让曾某签订的商铺合同，他为什么要让曾某签合同我不清楚，他也没有给我说过。合同签了之后，董强把合同给我拿来我看过，我大概翻了一下，当时只是看了一下面积、金额，总价款我记得是1100多万元，其他的我没有注意，也不清楚。因为当时我资金不足，没钱付了，所以只支付了500万元。我没有给张某说过商铺是我买的，买商铺我一直都是安排董强去办理的手续，但是我觉得张某应该知道商铺是我买的，董强也没有实力购买商铺。购买这套商铺，张某肯定给我优惠了，怎么优惠的我说不上，具体都是我安排董强去跟张某谈的，董强谈的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之所以优惠，我觉得是因为我和张某认识时间长了，我是老朋友了。张某写的“收条”的内容，我大概记得金额是1100多万元，落款张某，没有日期，也没有收款人。为什么要写这个收条，具体原因我说不上，我只是听董强给我说张某让拿着这个收条去跟政府要商铺房款。截至目前，张某没有向我或董强、曾某退还过任何钱；负责港联大道商铺退赔款事宜的政府相关部门也没有向我或董强、曾某退还过任何钱。2、2018年11月2日供述与辩解：我今天主动交代2014年张某送给我20万元现金的事情。张某是北方石化公司的老板，也是港联公司的老板。我们认识时间长了，我记得大约在2005年或2006年认识的，刚认识时他是北方石化公司的老板，北方石化公司和兰州银行有业务关系，在兰州银行有存款，也有贷款。认识之后，因为业务关系，我们每年都有见面。大概是2014年2月，还没过春节，张某打电话约我见面，见面的地方我记不清楚了，可能是在张某的车上，我印象中张某开车到昆仑宾馆门口，我就去昆仑宾馆门口找他，上车之后，张某说过年了给我拿点钱拜个年，我说不用，张某说这么多年了，也没给我送过啥东西，让我一定拿上，他就把钱给我了，我再没推辞也就拿上了。这20万元都是人民币现金，面值都是100元的，1万元1沓，总共20沓，分了2捆，每捆10万元。在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的，具体啥样子的布袋子想不起来了。因为张某在兰州银行一直有存贷款业务，我在业务上对张某一直也很关照，他给我这20万元就是为了对我表示感谢。从2005年开始，张某的北方石化公司、兰州小二黑公司、郑州小二黑公司先后在我们兰州银行的民升支行都有贷款业务，刚开始贷了2000万左右，到了2014年，我记得贷款应该有2亿多元。2010年之前，我先后担任兰州银行三金支行行长、第三管理部总经理，一直分管的民升支行，2010年后，我担任兰州银行副行长，分管兰州银行负责信贷调查的公司业务部，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公司存款业务以及公司贷款授信调查。这20万元是张某为了感谢我在业务上给予他的关照给我的钱。当时，就我和张某两个人在场，再没有人了。这20万元我没有退还过。3、2019年1月5日供述与辩解：我于2018年11月1日向监察机关谈的以优惠价格从港联公司张某处购买到港联第一大道两套商铺，并安排董强办理购买手续、支付商铺款的全部内容是属实的，只是有些时间和数额上记得不是很清楚了。2006年左右，我当时担任兰州银行三金支行（一级行）行长，兰州银行民升支行是我管理的其中一个，张某的北方石化公司是民升支行的客户，在我们兰州银行有贷款，通过民升支行的行长介绍，我认识了张某，之后我还带着兰州银行的职工去张某的北方石化公司实地走访。因为业务关系，我和张某每年能见几次面，对他也比较熟。张某名下经营有北方石化公司、兰州小二黑公司、焦家湾粮库公司、郑州小二黑公司、南京小二黑公司、兰州港联公司，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张某及其名下经营的公司在兰州银行有贷款业务。2005年、2006年的时候，我在担任兰州银行三金支行行长并管理民升支行时，北方石化公司在民升支行就有贷款，之后我记得焦家湾粮库公司、郑州小二黑公司在兰州银行陆续都有滚动的贷款，到2013年左右的时候，张某名下公司在兰州银行的贷款达到2亿多元了。还有南京小二黑公司的土地可能给兰州银行抵押过，有没有贷款我记不清了。董强也早就认识张某，是我介绍他俩互相认识的。但是董强自己和张某联系得比较少，一般都是通过我才和张某联系的。两份编号×××90、×××91的港联第一大道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我见过，合同中的两套商铺就是我从张某处购买的，具体手续是我安排董强去办的。合同中所签的2014年6月7日是否就是签订合同的真实日期我不清楚，签合同的手续是我让董强去办的。合同中签名处的曾某是我妻子董继红的妹夫，和我是连襟关系，也是董强的二姐夫。因为我们银行内部有规定，不允许我们内部员工与业务单位或个人发生经济关系，购买客户的商铺肯定是不允许的，所以我本人不能在合同上签字，我就安排董强去办理签订合同的手续，董强就让曾某签了合同，我记得董强给我说过这个事。根据合同记载，南一座二层006／005／004／019号商铺，面积973平方米，单价8000元，总价款778.40万元；南一座一层020号商铺，面积381平方米，单价10000元，总价款381万元，两套商铺共计1354平方米、总价款合计1159.40万元是属实的。购买这两套商铺的位置、面积以及单价等都是我和张某商量确定的。我记得应该是在2014年，张某给我说他们港联第一大道的商铺快建好了，价格很优惠，让我买一些。我就给董强说了，让他去找张某，看一下商铺。董强去看了商铺后，回来跟我说他看的商铺就在一号楼与二号楼的中间，离马路比较远，他还说价格挺优惠的。之后我和董强一起去看了一下商铺，我就确定了这两套商铺。确定之后，我安排董强签订购买合同、付款。我印象中董强后面给我说过，他替我保管的那部分钱还不够，我就告诉董强，让他先付500万元。这两套商铺实际的价格我说不上，但是我觉得便宜了20％或30％。兰州银行和张某的公司有贷款业务关系，我因为在贷款业务中曾经也帮过他，所以张某给我卖商铺就比较优惠。购买上述两套商铺实际支付的500万元是我安排董强支付的。钱是从董强的银行账户上转账到张某银行账户上的。这500万元其中的420万元是我的，另外的80万元，董强和曾某各40万元。因为我有一部分钱在董强的账户上存放着，由他替我保管，所以我出的这420万元就直接从董强的账户上转账给了张某。这500万元，张某没有给我出具任何书面手续。后来张某出具过一张收条，收条上只写了“今收到人民币现金11594000元”，落款只有张某的签名，日期、收款人都没有写。这张收条实际上就是张某给我出具的。我记得收条是董强给我拿来的，说张某让拿这个条子找政府要赔偿。这张收条中所写的内容不真实，我只给张某付了500万元，没有付过1159.40万元。因为当时我们找张某要回买商铺的500万元，一直要不上，所以张某就给我出具了这张收条。合同约定这两套商铺总价款为1159.40万元，只支付了500万元就再没有付，因为当时我存放在董强账户上的钱不够付款了，再加上当时他这个项目的手续不全还不能交工，所以我就再没有付款。张某出具收条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大概是2017年，董强给我拿来的收条，他应该知道时间。这两套商铺已经被拆除，因为港联第一大道被定为违章建筑，我买的这两套商铺也就一起被拆了。被拆除后我把申请退赔的事情安排给董强具体去办了，具体的我再没有过问。相关政府部门没有给我退赔这两套商铺的款项，因为我们没有实际付款的凭证，手续不全；张某也没有向我或董强、曾某退还过任何钱。4、2019年1月9日供述与辩解：购买商铺的原因和经过与之前的供述相同。我购买的商铺当时的市场价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我听说靠近草场街那边位置比较好的商铺卖到了每平方米30000元左右。一方面是我的商铺比较偏，另外我之前也说过，是张某给我的优惠，因为我和张某是有业务关系在里面，所以这个价格优惠是大了一些。5、2019年3月12日供述与辩解：我对兰州市西固区监委鉴定意见告知书有异议，觉得价格太高了。我考虑一下是否申请对该告知书中的鉴定事项进行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我以优惠价格从张某处购买的港联第一大道两套商铺的事情属实，两套商铺的位置及单价是我和张某谈的。我记得是2014年5、6月份的时候，我和董强一起去港联第一大道，张某接待了我们，并带着我们去看了商铺，我看了一下这两套商铺，在一层和二层，觉得位置、面积都可以，我记得张某当时告诉我，每平米就一万元左右，一层10000元，二层8000元。我觉得价格挺优惠的，就同意了。之后我就安排董强具体去办购买的手续。董强知道单价，是我给董强说的。我觉得这个价格便宜了20％到30％。一方面我认识张某十多年了，另一方面，我在张某在兰州银行的贷款业务中曾经也帮过他，所以他给我卖商铺就比较优惠。签合同的事情是我给董强安排去办的，合同是董强让曾某签的，董强给我说过这事。2017年5月27日的两份经营权转让合同解除协议书我应该看过，董强或曾某应该拿给我看过，但是我没有认真看，因为当时港联第一大道商铺要拆了，要办理退赔手续，所以就签订了这两份解除协议书。办理退赔的手续我安排董强去办了，具体的我再没有过问。张某出具的1159.40万元的收条我见过，我记得有天晚上我在家里的时候，董强给我拿来的，我印象中那天我还喝酒了。这个收条就是张某出的，我在之前的笔录中谈过这个问题。我收受张某20万元现金的事情是属实的，这20万元我交给董强替我保管，由他替我进行理财、投资，董强不知道这20万元的来源。6、2019年4月24日供述与辩解：在购买这两套商铺的过程中，我记得当时是张某找我，给我说他们港联第一大道有一些商铺快建好了，让我买一些。我告诉张某，我不能买，我看看我亲戚有没有要买的。之后，我让董强先去看了一下商铺，过了几天，我和董强一起去了港联第一大道，看了商铺后，我就定下这两套，并安排董强办理相关购买手续。这个过程跟我之前向你们谈的笔录内容基本一致。付款和办理退款的价格也和之前的供述一致。我收受张某20万元现金的事情属实，肯定是收了这20万元现金。但是具体的细节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印象中是2014年收的，就是在昆仑宾馆，不是在宾馆里面就是在宾馆的门口，钱就装在一个袋子里，可能是个布袋子。(二)被告人董强供述与辩解：1、2019年1月3日供述与辩解：杨阳购买兰州港联公司第一大道项目商铺的事情我知道，是杨阳安排我去办理的，具体的手续都是我在处理。确定商铺的位置、面积，支付商铺款、签订合同，这些都是我根据杨阳的安排具体办的。2014年初（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杨阳告诉我，让我去港联公司找张某，看一下港联大道的商铺，还说他已经和张某说好了。我就按照杨阳的安排去找张某。见到张某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下港联大道的基本情况，并带我看了其中一栋楼（我印象中是2号楼）一层和二层的商铺，我看了之后，确定了一层的380平米以及二层的970平米的商铺，之后我回去给杨阳把定好的位置和面积说了。购买港联大道这套商铺的合同是我二姐夫曾某签的。我记得看好位置和面积之后，杨阳让我去找张某把购买这套商铺的合同签了，我印象中我和曾某一起去找的张某，并签订了合同，但是合同是曾某签的字。这两套商铺的单价我记得一层是每平米10000元，二层每平米8000元；总价1159万余元。这个单价和总价应该是杨阳和张某商量好的，我没有和张某谈过价钱。这两套商铺的实际市场价格我不太清楚，没有详细咨询过，但是我个人觉得至少是便宜了一半左右。后来杨阳告诉我，让我给张某把购买商铺的钱款打过去，我就按照杨阳的安排陆续从我的账户上分三次给张某的个人招商银行账户上打过去了500万元，具体打款时间以银行记录为准。这500万元中，420万元是杨阳的钱，他有一部分钱在我的银行账户上存放着，由我进行投资、管理，因为杨阳是兰州银行副行长，他们银行不允许员工进行投资、理财。另外80万元是我和曾某的，我俩每人出了40万元。之后我记得杨阳问我商铺款是否付清了，我告诉杨阳目前没有钱付了，他再没有说什么，我也再没有给张某付过款。这笔500万元，张某没有给我出具任何书面手续，但是他给我们出具过一张收条，我记得收条上只写了商铺1159万余元的总价款以及张某的姓名，其他内容都没写。张某出具一张金额为1159万余元的收条的具体原因我说不上，我记得当时是杨阳让我去找的张某，收条是张某给我的，我拿上收条后给杨阳看了一下，杨阳让我把收条收好。因为港联大道被定为违章建筑已经被政府部门统一拆除了，这套商铺也是一起被拆了。张某没有给我或杨阳退还过任何钱。我们向相关政府部门申请过这套商铺的退赔款，杨阳安排我去办理的申请退赔的手续。我和曾某把申请的资料准备好并交给了处理港联大道退赔事宜的办公室。相关政府部门没有给我、杨阳或曾某退赔商铺款。2、2019年1月4日供述与辩解：2014年6月7日编号为×××90、×××91的这两份合同就是我帮杨阳从张某处买的港联第一大道的商铺签的合同，合同是在港联公司签的，我和曾某都去了，曾某本人签的字，张某当时也在合同上签字了。之所以要让曾某在上述合同上签字是因为签合同前，杨阳跟我说过，说是我名下的资产太多了，就让曾某签合同吧。根据合同记载，南一座二层006／005／004／019号商铺，面积973平方米，单价8000元，总价款778.40万元；南一座一层020号商铺，面积381平方米，单价10000元，总价款381万元，两套商铺共计1354平方米、总价款合计1159.40万元是属实的。两套商铺共计支付500万元，我从我的兰州银行和招商银行账户上分三次转账到张某的招商银行账户上了。根据张某招商银行卡号为4100********的银行明细，第一笔是2014年9月28日的100万元，是从我的兰州银行尾号5904的卡上转过去的；第二笔是2014年9月29日的300万元，是从我的招商银行尾号7776的卡上转过去的；第三笔是2014年11月10日的100万元，也是从我的招商银行尾号7776的卡上转过去的。这500万元其中的80万元是我和曾某的，我俩每人40万元，其余的420万元都是杨阳的。因为杨阳有些钱在我的银行账户上存放着，由我替杨阳进行投资、理财，所以这500万元就直接从我的账户上支付给了张某。因为当时张某给杨阳卖的这两套商铺的价格比较低，能比港联其他的商铺便宜一半左右，我和曾某想着我俩各出一点钱，也能赚一些。这500万元张某没有出具任何书面手续，但是他出具了一张这两套商铺总价款的收条。我不知道张某为什么要给杨阳出具这张假收条。这两套商铺总价款为1159.40万元，只支付了500万元就再没有付，因为当时再没有钱付了。杨阳当时问过我付款的事情，我告诉他账上没钱了，杨阳说那就有钱了再说吧，后面再也没付过，杨阳也再没问过。2017年5月27日的《经营权转让合同解除协议书》中的“曾某”是他本人写的，是我安排他去签的协议。当时港联第一大道被定为违章建筑，要拆除掉，杨阳安排我去办理这两套商铺的退赔手续。因为办理退赔需要先解除经营权合同，我们就签了这两份协议，再加上之前的合同就是曾某签的，我就让曾某签了这两份协议。这两份协议我连同其他申请退赔材料一起交到了处理港联第一大道项目退赔事宜的政府部门了。政府部门没有退赔，我记得是因为我们购买的商铺没有港联公司出具的正规收据，所以到现在也没有退赔。3、2019年3月11日供述与辩解：2014年初，杨阳告诉我港联第一大道的商铺可以低价买到，让我先去找张某看一下商铺。我就按照杨阳的安排去看了一下商铺在什么位置，看了之后我回去告诉杨阳，商铺位置还可以。过了一段时间，我陪着杨阳去了港联第一大道，见到了张某，张某给我们介绍了港联第一大道，并带着我们看了一下商铺，当时杨阳和张某就确定了商铺的位置和价格，之后杨阳先离开了，后来杨阳给我说过，商铺的单价分别是8000元、10000元。杨阳离开后，张某给我介绍了他们公司的朱经理（女，具体姓名我不知道），让我具体和这个朱经理联系商铺购买的手续问题，谈完这个后我也离开了。我和杨阳看完商铺后，到2014年年中，杨阳告诉我让曾某去签这两套商铺的合同。曾某当时不在兰州，我就给曾某打了电话，让他到兰州来签个合同，曾某问具体的事，我只是说了个大概情况，详细情况当时没有给他说。之后曾某来兰州后去港联公司找这个朱经理签了合同，签完后给我说了一声。合同是后来我自己去港联公司取的，取回来后我拿给杨阳看了一下，杨阳让我把合同保管着，就放在我这里了。在签合同前，杨阳跟我说过，说是我名下的资产太多了，合同就让曾某签。杨阳和张某谈好价格后，给我说过一次单价；另外合同是我取回来并在我这里保管，我看过合同，所以知道具体价格，单价分别为每平米8000元、10000元，两套商铺总价为1159.40万元。这个价格就我对当时兰州市的商铺价格所了解的，应该能比正常市价低一半左右，具体能低多少我没有详细算过。这两套商铺的款是我从我的兰州银行和招商银行账户上分三次转账到张某的招商银行账户上的，共计支付了500万元，其中的80万元是我和曾某的，我俩每人40万元。其余420万元全是杨阳的。曾某当时没有实际向我支付这40万元，这40万元是之前我陆续从曾某处借用的钱。2014年5月24日我和曾某签的购买协议落款处的“董强”是我签的，这份购买协议中的内容不是真实的，这个协议是假的。签这份假的购买协议是在2017年底或者2018年初，为了让专门处理港联商铺退赔事宜的部门能按照合同签订的商铺总价款退赔，所以我和董强签了这份协议。我们当时还专门把协议的落款日期写在了合同签订之前。这两套商铺的款没有退赔，因为我们没有港联公司出具的商铺款正规收据，手续不全，所以就一直没有退赔。退赔的手续都是我让曾某具体办的，我记得杨阳也给曾某说过这个事情。当时为了顺利退赔，我们还给退赔部门提交了一张张某写的收条，我记得是个复印件。这张收条就在我家放着，我和曾某都知道。这张收条从哪里来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可能是杨阳给我的。这张收条是如何出具的我不知道，杨阳没有给我说过。我记得我们给处理港联商铺退赔事宜的部门提交过这个收条的复印件，就是为了向退赔相关部门申请退赔款。4、2019年4月24日供述与辩解：在这两套商铺购买过程中，当时是杨阳告诉我，港联第一大道的商铺可以便宜买到，让我先去找张某看一下商铺。我就按照杨阳的安排去看了一下商铺的位置。之后和杨阳一起去了港联第一大道，杨阳和张某就确定了商铺的位置和价格，杨阳还安排我具体办理商铺购买手续。购买这两套商铺的500万元是张某要求转账到了张某个人银行账户上，他给我给了一个银行账号，我按照杨阳的安排把钱打到了这个账户上，这个账号是张某自己的。商铺购买的手续都是杨阳安排我具体办的，购买协议是杨阳安排我让曾某去签的，具体签协议时是我给曾某说的。在商铺拆迁退赔期间，我和曾某向相关退赔部门提交的购买协议、情况说明等材料，杨阳应该知道，我曾经给他拿去看过这些材料，但是他当时没有细看。这些退赔的具体手续都是杨阳安排，我和曾某具体办的，杨阳也再没有仔细过问。以上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材料经当庭举证、质证，证据来源清楚，收集程序合法，证据内容真实、有效，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主观方面是故意。关于本案两被告人的主体问题。《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本案中被告人杨阳在案发时，担任兰州银行副行长，分管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其副行长的身份是2010年4月经兰州市委组织部向兰州市政府党组建议，兰州市人民政府又向兰州银行发文，建议杨阳为兰州银行副行长人选，经2010年6月23日兰州银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一致同意市委、市政府的推荐意见，聘用杨阳为兰州银行副行长。虽然兰州银行为股份制银行，但根据市委组织部提供的相关文件、杨阳的干部履历表、兰州银行提供的相关文件，被告人杨阳的身份符合《刑法》第93条中“国家机关委派到非国有公司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规定，故杨阳主体身份符合受贿罪的主体构成要件。被告人董强虽无业，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因其与杨阳共同实施犯罪，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关于被告人杨阳、董强主观犯意的问题。受贿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本案中，张某名下多家公司在兰州银行均有贷款业务，仅港联公司2014年至2016年在兰州银行贷款就约达4亿余元，杨阳主观上明知张某给他送钱及低价出售商铺均是基于其是兰州银行副行长且主管公司业务部，负责公司存款业务以及公司贷款授信调查的身份，但仍然收受贿赂20万元，并在明知兰州银行有明确的纪律要求，不可以私下和银行有合作关系的客户发生经济往来，在其不方便出面的情况下，安排其妻弟董强全权办理低价购买商铺所有事宜。证实其主观上有受贿的犯罪故意。被告人董强亦明知张某是基于杨阳兰州银行副行长的身份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杨阳铺面，仍投资40万元参与购买商铺，以期获得高额收益。并根据杨阳安排，指使曾某签订商铺购买协议，全程参与商铺的购买，并以其名下的账户向张某个人账户转款并办理商铺后期的拆迁补偿等活动，并且在商铺拆迁期间为了获得政府补偿而具有出具虚假证明等行为，主观犯意明确，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关于杨阳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方面及本案侵犯的客体的问题。杨阳系兰州银行副行长，主管公司业务部、个人业务部等部门，其中公司业务部主要负责公司存款业务以及公司贷款授信调查。本案的行贿人张某为法定代表人的港联公司等多家单位在兰州银行均有贷款业务往来，北方石化公司、兰州小二黑公司、郑州小二黑公司先后在兰州银行的民升支行都有贷款业务，且数额巨大。根据行贿人张某的陈述，给杨阳20万元的现金及低价的商铺均是为了感谢多年来杨阳对其公司业务（贷款）的支持。张某向杨阳送20万元现金及向其以明显低于市场价出售商铺的行为均发生在杨阳担任兰州银行副行长并主管负责信贷调查的公司业务部等职务期间。其正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被告人杨阳的受贿行为侵犯了兰州银行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被告人杨阳是否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7年7月8日）中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本案中查明，被告人杨阳、董强购买的港联公司商铺位于港联大道南一座一层及二层，合同约定一层单价为10000/m2，二层单价为8000/m2。审理中公诉机关无法提交与被告人杨阳、董强相邻的南一座一层及二层的合同，而是提交了三份港联公司与南一座其他案外商户签订的南一座四层商铺的经营权转让合同。该三份合同证实，同一时期其他案外人购买港联公司南一座四层商铺的单价均为24200/m2，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约72.88%至73.5%，余款用委托物业经营权的收益款支付。根据商铺销售的一般规律，四层商铺的价格一般确应低于一层、二层商铺的价格，但因公诉机关无法提供与被告人购买的商铺最贴近的其他商铺的合同和市场价格，故依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参照公诉机关能够提供的案外人签订的合同，按照单价24200/m2的市场价格计算，被告人杨阳、董强购买的1354m2商铺的市场价格应当为3276.68万元，而其与港联公司签订的合同价格为1159.40万元。虽然案发前其实际支付的价格为500万元，但双方的合同价格体现了双方共同意愿，为未来应全部实际支付的价款，根据这一情节，结合公诉机关的起诉书的指控，按照其他购买商铺的业主的平均购买价格和合同总价的差额指控，应认定被告人受贿2117.28万元。由此可以认定，被告人杨阳、董强购买港联公司商铺经营权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对此问题，公诉机关认为，经信诺评估公司评估,被告人购买的两套商铺的基准日的评估总价为3678.2901万元，而买卖双方签订的合同价格为1159.40万元，二者差价为2518.8901万元，故被告人的受贿数额应当按照合同价格与评估价格的差额认定，因该意见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的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购买的房屋系违法建筑且在案发前已被拆除，被告人不可能实际取得房屋的使用权或者所有权，不应当依照评估价格认定被告人受贿数额的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购买的房屋虽在案发前已被拆除，但并不能够以被告人不可能实际取得房屋的使用权或者所有权而否认被告人受贿行为的存在。辩护人的这一观点结论正确但理由不当，亦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未遂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一般把犯罪未遂分为两种，一是根据犯罪行为是否实行终了，把犯罪未遂分为实行终了的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未遂；二是根据犯罪行为实际能否达到既遂为标准，把犯罪未遂分为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本案中，被告人杨阳的犯罪行为无论是从行为是否实行终了还是受贿行为最终能否达到受贿目的哪种分类来看，都属于典型的犯罪未遂：首先，从被告人杨阳实行受贿犯罪行为的过程来看，本案属于未实行终了的未遂。所谓未实行终了的未遂，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特定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使其尚未将他认为实现犯罪意图所必需的全部行为实现完毕，因而未能达到既遂状态的犯罪未遂形态。本案中，杨阳虽然通过董强和曾某与港联公司签订了两份《商铺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以1159.40万元的合同总价购买港联大道1354平方米商铺，但实际上，当时港联大道商业街并未整体建成，故被告人杨阳当时只是支付了近一半的房款500万元。所以从双方《合同》履行的内容来看，付款没付清，铺面也没有交付，整个购买的过程也只进行了一半。后因政府行政行为对港联购物中心违法建设实施拆除，使被告人杨阳购买该商铺行为无法实行终了。显然，港联项目的违法建设最终被拆除是属于被告人杨阳意志以外的原因，直接造成了被告人杨阳最终无法完成购买目标商铺的行为并最终实现取得贿赂的犯罪意图。我国《刑法》从司法实践来看，总体上对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是以是否取得贿赂为标准，故从这一层面来讲，杨阳受贿行为显然属于未遂情况。其次，从犯罪行为实际上能否达到既遂为标准来看，本案被告人杨阳受贿行为属于不能犯未遂的情形。所谓的不能犯未遂，是指因犯罪人对有关犯罪事实认识错误而使犯罪行为不可能达到既遂的情形。不能犯未遂又可以分为方法（工具）不能犯未遂和对象不能犯未遂，所谓对象不能犯未遂，是指行为人对所指向的犯罪对象存在认识错误而未能完成犯罪导致的未遂。本案中，港联项目从始至终就是属于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违建工程，且最终被依法拆除。被告人杨阳购买该商铺的行为不可能实现其受贿的目的，其所谋取的非法利益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其受贿行为无法达到既遂的结果，这属于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导致的。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于未遂犯的量刑处罚，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结合本案全部涉案款均未遂的情节，可以减轻处罚。关于本案量刑方面，除系犯罪未遂可减轻处罚外，还具有如下情节：被告人杨阳在调查环节能主动如实供述监委已经掌握的其受贿20万元现金及低价购买商铺的犯罪事实，主动认罪，态度较好，可认定为具有坦白情节；且在西固区监委调查期间，其家属已全部退还20万元的受贿款，可从轻处罚。被告人董强认罪态度较好，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且在本案中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罚金10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2日起至2027年10月11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董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2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19日起至2021年12月18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二、已追缴到案的被告人杨阳受贿款2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 判 长  韩继欣审 判 员  刘琳娜人民陪审员  梁 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 记 员  杨盼弟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法律规定：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十九条第一款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铺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铺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