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18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美芝，女，1966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崂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强，山东凌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子谦，山东凌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世伟，男，197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川，山东有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姜州金，男，1970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崂山区。 上诉人姜美芝与被上诉人秦世伟、原审被告姜州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3民初5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美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长期存在服装业务往来，涉案款项是服装款，并非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上诉人提交的与被上诉人妻子陈正霞的微信聊天记录与账本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并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双方的业务关系长期存在。一审法院认定根据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服装业务是从2016年开始，但是否认账本的真实性，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微信聊天记录中，上诉人将记录有双方服装往来的账本，拍照发给陈正霞，与其进行核对并催要货款，陈正霞对此予以认可。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认可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双方于2016年至2018年间产生过服装业务”、“双方之间的服装业务往来开始于2015年下半年”（详见一审判决书第五页），其并未否认该聊天记录中账本的真实性。该聊天记录中的账本，系出自上诉人所提交的“2014年10月6日至2016年10月14日账本”中的一部分，该账本与载有“January2013”字样的账本是原始的、完整的、连续的一个整体，虽系上诉人单方制作，但是上述账本从未对此修改（可以对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假设上诉人的账本是不真实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账目也是出自该账本，那么，陈正霞和被上诉人应当对双方的对账予以否认。但是，被上诉人认可聊天记录和其中对账的真实性，这实际上也证明了该聊天记录中账目是真实的。综上可知，微信聊天记录及账本，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证据链，并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互相印证，证明双方业务是长期发生的，涉案款项就是货款。该证据的真实性和重要性显而易见，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予以否认，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2.上诉人提交的记录业务往来的账本，与被上诉人的银行转账记录和微信转账记录，能够一一对应，进一步证明了该账本的真实性。2019年12月9日，本案第三次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仅仅发生了10万元左右的业务，并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所提交的证据中共包含10笔款项，有7笔能够与上诉人的账本记录一一对应，具体如下：①银行转账2015年7月10日，2万元；2015年7月27日，2万元；2015年9月8日，1万元。微信转账2016年8月1日，5000元；2016年8月30日，5000元；2016年9月5日，5000元；2016年10月14日，5000元。上述7笔款项，与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10月6日账本”中的记录能够完全吻合。②其中，“2016年10月14日，5000元”的微信转账，还与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完全一致。上述证据的吻合及一致，恰恰证明了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账本，是真实的。根据双方的证据以及被上诉人的陈述，能够清楚的看出，上述款项就是双方之间的货款，这也进一步佐证了上诉人账本的真实性。既然其所主张的款项是服装货款，且提交的证据也与上诉人的账本相印证，那么，这只能说明被上诉人就业务关系起始时间的陈述是虚假的，进而证明了上诉人的账本的真实性，以及上诉人主张的长期存在业务关系的真实性。3.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的自认，认定双方业务始于2015年下半年，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2019）鲁02民终1538号案庭审和本案一审的四次庭审中，被上诉人关于双方业务起始时间的陈述，一直都是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作出的对自己有利的陈述，故意规避真相。对被上诉人在历次庭审中，关于双方业务起始时间的陈述，整理如下：①2019.4.15，“17年开始和姜美芝有业务往来”；②2019.10.16，“据原告回忆，其与姜美芝业务往来是在2017年左右”；③2019.11.15，“服装业务从2016年前后开始”；④2019.12.9，“即便原告提交的前四笔是双方的服装款项，双方之间业务开始时间是在2015年下半年”。⑤2019.12.9，“我与被告二（姜美芝）在2015年6月23日前从未有业务关系”。首先，（2019）鲁02民终1538号案和本案，秦世伟的代理律师均为同一代理律师，没有更换；不知道为何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竟然作出截然不同的几种陈述，上诉人认为，这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被上诉人在这个问题上说谎了。其次，从上述庭审中被上诉人的陈述看，被上诉人从最初的“2017年左右”，直到“2015年6月23日前从未有业务关系”，对于业务起始时间如此重要的时间节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记忆偏差，被上诉人明显没有如实陈述。被上诉人的真实用意是，双方业务发生在涉案款项之后，从而可以认定涉案款项是不当得利。所以，其在上诉人的证据无法反驳的情况下，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综上，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存在服装业务，这一事实是毫无疑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业务的起始时间，对于这一焦点问题，应当结合上诉人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账本以及被上诉人的陈述等，进行综合判断。上诉人收取涉案款项，正是基于双方真实且正常的业务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补充：1.原一审法院及其合议庭未依职权依法审查本案管辖问题，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原审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上诉人身份证地址青岛市崂山区号，但经常居住地为青岛市即墨区；原审被告住址为青岛市即墨区；被上诉人住址青岛市城阳区1户，但经常居住地为青岛市即墨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因不当得利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案无论如何不能由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管辖，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管辖并审理本案，明显属于长臂管辖，存在程序不当和判决结果不公正的情形。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案件，并驳回被上诉人起诉或将本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受理。2.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虽系姐弟关系，但上诉人从未接到原审被告的指示，由被上诉人或案外人通过向上诉人的账户汇款，用汇款偿还被上诉人欠原审被告的借款。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通过案外人陈正霞（系被上诉人妻子）的账户向上诉人转账37万元，分别为2013年10月25日5万元、2014年1月3日15万元、2015年1月6日5万元、2015年1月7日10万元、2015年4月29日2万元；2013年10月22日被上诉人指示案外人于美华向上诉人转账5万元。被上诉人、案外人陈正霞、于美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汇款数额巨大，为何不在这六笔转账凭证中，重点注明系被上诉人偿还原审被告的借款，其未有重点注明，足以说明被上诉人、陈正霞、于美华向法庭作了虚假陈述，且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3.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通知本案案外人陈正霞和于美华出庭，接受二审合议庭的调查和质询，让其详细陈述通过其账户连续多次向上诉人账户汇巨款的起因和经过，并由法庭详细记录在案。如查明陈正霞和于美华向法院作出了虚假陈述，二审法院应当依法追究陈正霞和于美华虚假诉讼罪的刑事责任。4.被上诉人一直主张，通过案外人陈正霞和于美华账户向上诉人账户汇巨款42万元，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材料，明显地看出，2013年10月25日—2015年4月29日，被上诉人连续多次不断地通过案外人向上诉人账户汇款，且数额巨大，其并未重点陈述详细的原因，被上诉人的主张与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概念和构成要件是完全相背离的，其主张并不符合普通逻辑和一般常理。5.原审法院未认可并采纳上诉人提交的原始账本信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通过上诉人提交的原始账本，该账本上明确记录并载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多年业务关系，2015年9月8日，被上诉人通过ATM机给上诉人汇款10000元，账本亦有详细记录（账本上显示2015年9月9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汇款10000元）；2015年7月27日，被上诉人通过ATM机给上诉人汇款20000元，账本亦有详细记录。同时，2013年10月25日，被上诉人通过ATM机给上诉人汇款50000元（上诉人已收到）。对此重要信息，被上诉人却不认可，明显存在虚假陈述。因此，原审法院只认可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汇款的事实，未采纳和认可原始账本上其他内容和信息，明显存在不当。6.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3年初发生服装业务关系，通过上诉人提交的原始账本、上诉人与案外人陈正霞的微信及陈正霞向上诉人支付货款的证明，足以认定双方于2013年起存在服装业务关系。被上诉人主张2015年下半年才与上诉人有服装业务关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无证据支持。7.被上诉人秦世伟与原审被告姜州金的民间借贷纠纷，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282民初6162号民事判决书、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2民终1538号民事判决书。现判决书已生效，该判决书中并未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系通过上诉人账户向原审被告偿还借款的法定事实。被上诉人秦世伟在本案中明显存在虚假陈述。8.通过上述材料和证据，足以看出，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支付服装款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上诉人返还货款，其行为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案外人陈正霞和于美华已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并追究被上诉人、案外人陈正霞和于美华虚假诉讼罪的刑事责任，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秦世伟辩称：1.双方在2013年-2015年上半年之间确实不存在服装业务关系这一事实非常明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一直强调其在原审中提交的所谓的“2014年10月6日-2016年10月14日的账本”意图说明双方的服装业务关系应当按照其单方制作的账本来认定，账本上上诉人写上被上诉人的名字就能证明双方有业务关系，刨除该账本的单方制作问题、是否存在修改问题等等，被上诉人认为仅从逻辑上就十分荒唐。（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配偶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在2016年10月-2018年5月29日，在该期间双方已经开始了服装业务关系，其中被上诉人只是对双方在2016年以来服装业务款项数额进行确认，并没有认可上诉人提交的所谓的账本，更不能证明上诉人提交的整个账本的真实性，换言之，被上诉人在微信聊天中只关心双方服装业务款项的数额是否正确，至于上诉人从哪里的出来的数额、这个数额记载在哪里，被上诉人并不关心，不能说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配偶一张纸的部分照片，就能认定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的整个账本，被上诉人连整个账本都没见过怎么可能认可。（2）上诉人在上诉中称双方没有争议的属于服装业务的部分款项在其账本中有记载，双方没有争议的服装业务款项有记账十分正常，而且这部分款项往来的发生时间都是在2015年下半年双方业务发生之后，所以根本无法证明其上诉理由，所以不管该账本是真实的还是后来伪造的，不管上面的该部分记录是当时形成的还是后来加上的，都与本案42万元款项的认定无关。（3）更重要的是上诉人提交的账本是从2014年10月6日开始的，本案争议的6笔款项共计42万元有三笔共计17万元是发生在2014年10月6日之后的却没有记载，上诉人在原审中又解释为大额的交易没有记录，只记小额欠款账目（毫无道理）。如此说来可以上诉人对本案争议的6笔款项系服装业务款的这一主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或者可以简单的说上诉人所谓的账本对双方没有争议的服装款项有记载，对双方有争议的42万元均没有记载，恰恰不能上诉人的主张。（4）从款项的构成特点上看本案争议的42万元的构成特点均为较大额度的整数交易，与后来发生的服装业务款项的特点区别明显。（5）从举证能力和举证责任上来看，其作为主张有服装买卖业务关系的一方，如果在2015年之前双方真存在服装买卖的业务关系肯定也可以提供2013年-2015年之间服装买卖的相关证据，而不是仅仅举证一个其单方制作的账本。2.当然上诉人在一审中也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是证人在回答法庭提问时的表现不仅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在2015年之前没有服装业务关系。证人自称从2007年8月就在上诉人处工作，但是在回答被上诉人的提问“最早何时见过被上诉人去拿货”时，证人“能有印象的是2017年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可能也有过，再往前就没有印象了”，在回答上诉人提问“2016年下半年再往前，你是否知道秦世伟从姜美芝这里拿货”，证人回答“这么多年了，我想不起来了……”，这些内容还只是庭审笔录记录的内容，如果查看本次庭审录像，非常明显可以感觉到证人明显知道双方在2015年之前没有服装业务往来，没有给秦世伟发过货，是迫于上诉人作为老板的压力无奈出庭作证。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大篇幅陈述被上诉人对双方业务开始的时间点陈述有偏差，对该问题被上诉人说明如下：（1）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直称与上诉人服装业务开始的时间是据当事人回忆，事发距今已多年，记忆的时间点出现一点偏差非常正常。（2）关键是因为本案是上诉人与姜州金的民间借贷一案的衍生案件，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3年-2015年上半年不存在服装业务关系这一主张是被上诉人强调和法庭调查的重点，而且对这一点被上诉人的陈述一直是非常一致的。（3）前期被上诉人对双方服装业务开始的时间节点进行陈述时没有对除本案的42万元款项之外的其他款项进行统计，后来在法庭让被上诉人统计与上诉人其他款项往来时才根据统计陈述双方服装业务的开始时间可能是在2015年下半年，这一偏差，不影响整体案件事实认定。综上，在被上诉人与姜州金之间的民间借贷案件经法院一审、二审和再审生效并已经履行后，该案按照不当得利处理并判决支持我方的诉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补充：被上诉人的户籍地是青岛市李沧区，本案管辖没有问题。 姜州金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秦世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姜美芝、姜州金返还秦世伟37万元及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付款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其中5万元自2013年10月26日起算，15万元自2014年1月23日起算，5万元自2015年1月6日起算，10万元自2015年1月7日起算，2万元自2015年4月29日起算）；2.姜美芝、姜州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秦世伟变更诉讼请求为：1.姜美芝、姜州金返还秦世伟42万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起算时间自每笔款项支付之日次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其中5万元自2013年10月23日起算、5万元自2013年10月26日起算、15万元是自2014年1月4日起算、5万元自2015年1月7日起算、10万元是自2015年1月8日起算、2万元自2015年4月30日起算）；2.诉讼费用由姜美芝、姜州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姜州金向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秦世伟和陈正霞偿还借款60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该案一审审理时，秦世伟提交一份上诉人书写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16日的条，该条载明“6月15前账全清，自6月16日起欠姜州金陆拾万元整”。该案一审审理时，经双方对账，秦世伟对姜州金在2015年6月15日前向其付款2572000元认可，秦世伟称其向姜州金付款207万元，但姜州金对207万元中的秦世伟向姜美芝账户付款的32万元不予认可。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判决：一、秦世伟、陈正霞共同偿还姜州金借款本金60万元。二、秦世伟、陈正霞共同支付姜州金60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从2018年6月2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秦世伟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2民终1538号判决，认为：2015年6月16日的60万元的欠条是秦世伟与姜州金经对账结算后，秦世伟向姜州金出具的欠款条。秦世伟所称系向姜州金新借款60万元的主张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该案二审审理时秦世伟提交的证据证明双方对账后向姜州金付款5万元、73420元，法院予以认定，应从欠款额中扣除。秦世伟主张的姜州金向张立敏的出借款30万元，应从姜州金向秦世伟的付款总额中扣除的主张不成立，因该事实系发生在2015年6月16日双方对账之前，应以双方的对账结果为准。综上，法院认定秦世伟尚欠姜州金476580（600000元-50000-73420）元。为此，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一、撤销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2018）鲁0282民初6162号民事判决；二、秦世伟与陈正霞共同偿还姜州金借款本金476580元及利息（从2018年6月2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本金476580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3年10月25日至2015年4月29日，秦世伟通过陈正霞的账户向姜美芝转账共计37万元，分别为2013年10月25日5万元、2014年1月3日15万元、2015年1月6日5万元、2015年1月7日10万元、2015年4月29日2万元。2013年10月22日，秦世伟指示于美华向姜美芝转账5万元。姜美芝提交2016年10月29日至2018年5月29日姜美芝与秦世伟妻子陈正霞的微信聊天记录、账本与银行交易明细一宗，证明秦世伟与姜美芝长期存在服装业务，姜美芝将与秦世伟所发生的业务来往记录在账本上，并通过微信与秦世伟进行核对及催要货款。秦世伟认可双方于2016年至2018年间产生过服装业务，但是秦世伟主张的款项均是发生在2013年至2015年年初，在该期间双方不存在服装业务买卖关系，双方之间的服装业务往来开始于2015年下半年。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秦世伟与姜州金之间就涉案款项发生过民间借贷纠纷，秦世伟就其主张未获法院支持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其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2013年10月22日至2015年4月29日期间，秦世伟共向姜美芝累计转账42万元。姜美芝虽主张上述款项系秦世伟与其之间的服装业务款项，但秦世伟仅认可双方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服装业务往来，姜美芝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自2016年开始存在服装业务，不能证明上述42万元系2013年至2015年期间的服装业务款项，姜美芝提交的账本及银行交易明细亦不能证明姜美芝主张的事项，因此姜美芝不能证明其取得上述款项具有合法依据，秦世伟要求姜美芝返还不当利益，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姜美芝应支付上述款项自本案立案之日即2019年8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秦世伟与姜州金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已经处理完毕，秦世伟与姜州金就上述42万元款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在本案中再向姜州金主张返还不当利益，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姜美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秦世伟42万元；二、姜美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秦世伟利息（以42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秦世伟对姜州金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00元，保全费2520元，合计10120元，由姜美芝负担。姜美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秦世伟1012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两份，证明：2015年9月8日被上诉人通过ATM机向上诉人转账1万元、2015年7月27日被上诉人通过ATM机向上诉人转账2万元，上述两笔款项均在上诉人的账本上有记录，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作了虚假陈述，上诉人账本记录双方的买卖关系真实合法。证据二、申请证王某刚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3年起发生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主张2015年才发生买卖关系存在虚假陈述。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过相关银行流水，与上诉人提交的一致，需要说明的是，该两笔款项均发生在2015年6月23日之后，也就是双方存在服装买卖关系之后，被上诉人对两笔款项属于服装买卖款项没有异议，至于该两笔款项是否在上诉人的账本中有记载、如何记载的，与被上诉人无关，而且上诉人的账本中对双方没有争议的服装买卖有记载，但对双方有争议的42万元没有记载，更可以说明42万元不是服装买卖的款项。对证据二，第一，证人与上诉人系亲属关系，与上诉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第二，证人也无法证明其是上诉人的员工，在上诉人处从事发货的工作；第三，证人称从事发货工作，每年给被上诉人发大量的货，但对具体的数额不清楚，不符合常理，而且，证人说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大客户，每年拿很多货，但从双方没有争议的2015年6月23日到2018年5月16日期间，双方的所有业务就只有10万元左右，三年的时间10万元交易额不能称作是“大客户”，其所说与实际完全不相符，综上，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原审被告质证称：对证据一、二均无异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秦世伟主张其通过陈正霞的账户分别于2013年10月25日向姜美芝账户转账5元，于2014年1月3日向姜美芝账户转账15万元，于2015年1月6日向姜美芝账户转账5万元，于2015年1月7日向姜美芝账户转账10万元，于2015年4月29日向姜美芝账户转账2万元，通过于美华的账户于2013年10月22日向姜美芝的账户转账5万元，上述款项系姜美芝取得的不当利益，请求姜美芝予以返还。姜美芝认可其账户收到上述款项，但抗辩主张该款项系其与秦世伟之间因服装业务往来而收取的秦世伟支付的服装款，并非不当利益。姜美芝就其抗辩主张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账本、证人证言等证据，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姜美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冷 杰 审判员 张晓华 审判员 张仁珑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赵彩玉 书记员 王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