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29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聊城市东昌西路金泰大厦**西侧。 负责人:杨保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升，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商家魁,男,1980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国锐，山东莘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一振,男,199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莘县。 上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紫金财险聊城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商家魁及原审被告陈一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2民初5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紫金财险聊城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判决内容，如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垫付丧葬费、医疗费，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仅仅依据被上诉人现有证据材料认定被上诉人与死者商某存在事实收养关系，从而认定被上诉人具备本案主张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及丧葬费等主体资格，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据以认定被上诉人与商某存在事实上的“过继”关系的相关证据间存在矛盾，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1.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31名莘县古云镇古云村村民签字的《证明》，因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未申请这31名所谓商某“邻居”的村民出庭作证，且未提交31人的身份信息证明，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均无法认定。2.根据2016年公安部联合12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及民政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及国家卫生健康委于2020年2月29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20】20号）均明确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员会不得出具证明亲属关系内容的证明，因此对于其陈述的2017年之前“二人（商某与商家魁）户籍长期在一起”这一事实没有相关证据印证，无法证实陈述的真实性。庭审中，上诉人也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查核实户籍迁移登记情况，但一审法院只是去调查了被上诉人的申请事项。因此被上诉人所陈述的关于户籍迁移的事情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3.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向上诉人出示的对陈某华的两次调查笔录、商存玉的一次调查笔录，其中涉及的内容及调查程序的启动均存在问题，不能作为被上诉人诉求主张与商某收养关系成立的目的证据使用。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据申请调查取证的方式只有法定的3种情形，并根据第97条的规定，三份调查笔录中，只有被调查人有签字，而调查人、记录人均是打印的名字，调查人是否到现场进行调查、被调查人所陈述的内容是否如实记录均无法核实，并且三次调查询问时一直将1988年作为问题的时间节点（该时间点与我国第一次颁布收养法等相关规定有关联性），明显具有诱导性；其次，被调查人陈某华的两次陈述内容前后存在矛盾，关于商家魁生父商万臣去世的时间前后不一，2020年1月份接受调查时陈述“不到三年”，而到了2020年5月份被调查时却陈述“四、五年了”。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商某存在事实收养关系的法律适用上也存在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颁布的时间是1984年，而199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的通知》第四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收养法施行前对收养问题所作的规定、解释，凡与收养法相抵触的，今后不再适用”，由此可知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的规定因与当前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相冲突，故不能适用并据此认定收养关系成立。2.根据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关于“事实收养关系”的认定条件，本案中被上诉人与商某也不同时满足4个条件：首先，被上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条件。即使被上诉人有亲生父母（亲生父亲去世三年左右，其生母仍健在），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在被上诉人陈述的1988年前后其亲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扶养；其次，虽然被上诉人提交了村委会的证明及31位所谓邻居签字的《证明》，但是根据规定，村委会出具的关于村民亲属关系的证明是无效的，并且作为证人证言也并未出庭接受质询，且与商某也并未就“过继”进行公证或者办理相关手续，故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为群众及有关组织所公认”；并且根据一审法院调查时拍摄的商某生前居住的房屋及房屋内生活用品摆设的照片及陈某华的陈述可以证实，死者商某在事故发生前是独立生活的，并未与被上诉人共同居住生活，被上诉人也并未对死者商某履行赡养扶助义务，故更不能仅仅依据毫无证明力的证人证言来认定双方间的扶养扶助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与其亲生父母间的关系终止，而根据陈某华在2020年5月份的陈述内容，应认定是商某与被上诉人父亲商万臣之间作为兄弟们的扶助义务，而不是被上诉人与商某之间基于收养而产生的扶养扶助关系。因此结合一审中的证据也不能足以认定被上诉人与商某之间系事实收养关系。三、本案争议的重点在于被上诉人是否享有死者商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问题，结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不具有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主体资格。2.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2款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和继承；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公民基于身体而受到伤害而死亡所获得的死亡赔偿金，是赔偿义务人对受害人近亲属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具有经济补偿和精神补偿的性质，不属于遗产的范围，不得让与和继承。具体到本案中，被上诉人虽然陈述与死者商某有“过继”关系，并且去世后操办得丧葬事宜，也“摔的老盆”，但是这些都是民间风俗，即使商某的房子拆迁后归于被上诉人所有，但那也仅仅是证明被上诉人与商某达成了某种口头上的遗赠扶养协议。因双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后未办理登记手续，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辅助印证的基础上，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为死者商某的近亲属，无权主张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项目的赔偿。四、现有的客观证据可以证实，商某在涉案事故发生前系一个人独立生活，被上诉人未履行赡养扶助义务，其主张的“过继”关系不成立。1.陈某华作为商某生前所在的古云村村长、支部书记证实（2020年1月份被调查时）商某系村里的“贫困户”，而对这一事实，作为村里的书记和村长的陈述更具有证明力，上诉人无需在一审中举证证明，而结合生前商某生前居住在本村老年社区这一事实可以印证商某生前系村集体集中供养的“五保户”，而由村里集中供养这一事实也能推翻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的“长期与商某共同生活，照顾其饮食起居，双方实际上已成为同一个家庭成员”内容。2.关于被上诉人与商某身份信息的迁移情况，一审中上诉人已经口头提出让法院查实这一请求，但一审法院并未就此进行调查，故在二审中，为查明客观事实，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调查取证或者给上诉人出具调查令，可由上诉人进行调查取证，以查明案件事实。 商家魁辩称，商某生前一直未婚，没有子女，生前长期与商家魁一起生活，商家魁作为唯一的旁系血亲过继给商某，并为其养老送终，这一点在农村“光棍”家庭是很普遍做法。上述事实由村委会及公安机关的证明，当村村民证明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也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认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应按收养关系对待”。另外，涉案交通事故肇事一方，在交警队依法调解下，也是与商家魁一方签订的和解协议及谅解书，这也佐证商家魁是享有权利的一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未，莘县当地村民法律意识普遍淡漠，在如此近的血亲之间，往往遵循约定俗成，绝大多数不会考虑办理收养登记，综上，商家魁作为适格权利人于情、于理、于法均是成立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诉求。 陈一振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状。 商家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65,420元，庭审时变更为365,22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商某，男，汉族，1947年2月17日出生，系莘县古云镇古云村农民，于2019年7月25日因交通事故死亡。死者商某，一直未婚，生前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姊妹均已去世。商家魁系死者商某的侄子，于1988年由商某收养。为证明商家魁与商某的收养关系，原告提交了莘县古云镇古云村民委员会和莘县公安局古云派出所证明、莘县古云镇古云村村民申明显等31名村民证明，证明商家魁于1988年由商某收养，商家魁的结婚事宜由商某操办，商某由商家魁赡养。紫金财险聊城支公司对原告主张的收养关系不予认可，并提供了一份VIVOV7手机音像视频，证明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到原告所在村进行调查得知，商某在事故发生前实际居住在桥北的敬老院，原告并未对商某履行赡养扶助义务。为查明案件事实，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对莘县古云镇古云村支部书记陈某华、村委会主任商存玉进行了调查，证人均证明商家魁与商某存在收养关系，日常生活中在一块居住，商家魁称呼商某“爹”，原告与生父生母在事实上已经终止了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称呼生父为“叔”，称呼生母为“婶子”；证人同时证明，商某原来与原告共同居住，本村的老年社区建成后在社区居住，老年社区的所有权归村集体，由村内60周岁以上的老人居住，老人去世后房子交还村集体。原告结婚时的婚房由商某建造，婚事由商某操办；商某死亡后的丧葬事宜由原告操办，按当地风俗习惯有原告摔盆、扛旗，丧葬过程中，原告称呼商某“爹”；证人还证明，紫金财险聊城支公司视频中显示的地点不是原告所在的村庄，而是古云镇古西村，视频中的人也是古云镇古西村的。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之后，“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合法有效的收养关系应当是经过民政部门的登记。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施行前成立的收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该意见于1984年8月3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目前该意见仍然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司法部关于办理收养法实施前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公证的通知》规定：对于收养法实施前已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可以申办事实收养公证。凡当事人能够证实双方确实共同生活多年，以父母子女相称，建立了事实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且被收养人与其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已消除的，可以为当事人办理收养公证。收养关系自当事人达成收养协议或因收养事实而共同生活时成立。从上述通知可见，对符合条件的事实收养关系是予以认可的。事实收养关系的认定只有满足了以下四个条件，事实收养关系才成立。一、收养当事人双方均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二、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公开承认其养父母养子女关系，以父母子女相称，并为群众及有关组织所公认；双方相互间有扶养的事实。三、养子女与生父母在事实上已终止了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四、未曾办理收养公证或登记手续。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与商某之间存在事实收养关系符合上述规定，予以确认。紫金财险聊城支公司对原告主张的收养关系不予认可，主张商某系村里的“五保户”，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且即使如被告所主张，由于死者商某无遗产继承人，其近亲属也均已去世，原告作为受害人除近亲属以外最亲近的亲属，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前长期与商某共同生活，照顾其饮食起居，双方实际上已成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仅具有浓厚的亲情关系，还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故商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去世后，显然会对原告的感情和家庭经济生活造成严重损害，另外，商某去世后，也是由原告为其操办丧葬事宜，原告依法有权向侵权人主张权利。基于本案的上述实际情况，赋予原告赔偿权利主体资格，符合我国传统的亲情和家庭观念，有利于弘扬社会美德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情理和法理，其原告主体资格适格。原告主张的事故损失认定如下：一、死亡赔偿金：39,549元×8年=316,392元；二、丧葬费：34,653元；三、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四、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71元×3人×7天=1491元；五、鉴定费：1500元。共计359,036元。停尸费属于丧葬费范畴，原告另行计算属于重复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交通费1000元，没有提供证据，不予支持。上述损失，应由紫金财险聊城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万元。剩余损失249,036元，由紫金财险聊城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247,536元。两项共计357,536元。陈一振赔偿原告鉴定费15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商家魁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停尸费共计357,536元；二、被告陈一振赔偿原告商家魁鉴定费1500元；三、驳回原告商家魁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62元，减半收取计6781元，由原告商家魁负担118元，被告陈一振负担6663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关于原审认定收养关系所采信的证据是否正确的问题。原审法院认定商家魁与商某之间的收养关系成立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收养关系于1988年成立。关于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商家魁提交的证据的质疑，本院认为，本案中收养关系是否成立，何时成立是争议焦点之一，当事人有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义务。村委会、派出所及村民的证明均属于本案证明争议事实的证据，行政部门出台的公安派出所和基层群众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规范性意见目的在于为居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规范的服务，系“放管服”改革和“减证便民”的举措，与本案查明案件事实性质不同，因此，不能以此否定村委会和派出所出具证明的效力。本案收养关系不仅涉及案件事实而且属于身份关系，因此，原审法院对陈某华、商存玉进行调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的规定。虽然陈某华在商家魁生父商万臣去世时间的两次陈述不一致，但上述非关键事实陈述的不一致不足以否定其证据效力。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前，商某一个人独立生活及居住在村老年社区的事实，也不足以推翻商家魁与商某之间存在收养关系的事实，亦不能证明商家魁未履行赡养义务。商某是否系村中贫困户的事实也不影响商家魁与商某之间的养父子关系的成立。综上，上诉人主张商家魁与商某之间未形成收养关系、原审采信的证据存在矛盾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原审依据现有证据认定收养关系成立并无不当。 关于原审认定收养关系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本案收养关系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原审适用收养关系发生时的相关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商家魁与商某之间已经形成收养关系，商家魁属于养子女，其与养父母之间的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因此，上诉人关于商家魁不属于法律意义上近亲属，不具有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请求权主体资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63元，由上诉人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育颖 审判员  王玉东 审判员  李曙霞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法官助理陈闪 书记员孙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