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98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静，女，199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深圳市珍爱网北京有限分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青霞，北京道盛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桂华，女，196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李静因与被上诉人董桂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5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静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550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董桂华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董桂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案涉125000元并非一审认定的借款，而是彩礼及婚纱用品购买费用，其中100000元系彩礼、25000元系被上诉人赠与上诉人与王伟利（被上诉人之子、上诉人前夫）置办婚礼用品的支出费用。2015年9月9日，上诉人与王伟利登记结婚但未办婚礼。2015年9月10日，被上诉人转账100000元作为彩礼，2015年10月8日转账25000元作为置办结婚用品的费用。后李静与王伟利于12月12日举办了婚礼。2018年3月8日李静与王伟利经法院调解离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之后从未提及系向上诉人借款，更未曾主张还款，而是在李静与王伟利离婚后突然提出主张，有悖常理。根据我国的传统习俗，上诉人接受彩礼不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在上诉人与王伟利缔结婚姻过程中，上诉人父母提供了婚房，王伟利当时没有工作和固定收入来源，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100000元彩礼和25000元婚礼用品置办费用，一方面系基于传统婚俗，另一方面系为了支持上诉人与王伟利的婚后生活。被上诉人主张款项系借款，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本案事实，被上诉人既未提交案涉款项系借款的书面证据，也未提供催要还款的证据，仅凭转账记录无法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系借贷关系。二、若案涉款项被认定为借款，也应当系李静与王伟利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不应由上诉人一人承担偿还义务。转账发生在上诉人与王伟利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收到案涉款项后，将其用于婚纱购置、婚礼饰品采买、蜜月旅行、替王伟利偿还债务及二人共同生活开支。一审法院未依法向上诉人释明追加王伟利参加诉讼，未运用生活常识及经验法则判断事实真伪，仅凭一份转账凭证即认定借贷，对李静而言不公平。三、若案涉款项被认定为借款，也超过了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于2015年9月10日向上诉人转账，在本案诉讼前从未要求还款，至2017年9月11日诉讼时效届满。董桂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静的上诉请求。李静与王伟利结婚的费用都是我们出的，所以不存在对方所说用案涉款项置办婚礼的事实。案涉款项是借给李静个人的，不是借给王伟利的。我一直通过电话、微信向李静索要，所以不存在诉讼时效已经经过的情况。董桂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静偿还董桂华借款本金125000元；2.诉讼费由李静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0日、10月8日，董桂华分别向李静各转账汇款100000元、25000元，共计125000元。2017年10月1日，李静通过支付宝账户向董桂华转账汇款10000元。庭审中，董桂华称其与李静系前婆媳关系，其子王伟利系李静前夫，李静当时以家中用钱为由向董桂华借款，因双方系家人关系，故未让李静出具借条；后因李静在与董桂华之子王伟利的离婚诉讼中对王伟利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故董桂华时至今日才要求李静还款。董桂华同时表示其现仅有汇款凭证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无其他书面证据。李静对董桂华所述不予认可，坚持认为涉案款项并非借款。李静称其与王伟利于2015年9月9日登记结婚，后于2018年3月8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离婚时对于涉案款项并未涉及；董桂华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在于李静与王伟利离婚时并未通知董桂华，李静与王伟利生活期间产生了大量负债，李静为给王伟利偿还债务自身也背负了大额债务。李静同时强调如法院认定其与董桂华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则要求将其于2017年10月1日汇给董桂华的10000元款项作为还款予以抵扣。李静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结婚证复印件、广发银行存款凭条、2015年11月10日至2017年11月4日期间的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还款记录、协议书、发票加以佐证。董桂华对李静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对于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且认为与本案并无关联，董桂华称李静于2017年10月1日所汇款项10000元并非偿还本案借款，而系偿还其他款项，但董桂华现无法提供相应证据佐证。上述事实，有董桂华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二张，李静提供的结婚证复印件、广发银行存款凭条、2017年10月1日的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2015年11月10日至2017年11月4日期间的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还款记录、协议书、发票及董桂华、李静当庭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董桂华、李静对于李静收到董桂华所汇款项125000元以及董桂华收到李静所汇款项10000元之事实均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董桂华、李静之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以及如果确认双方构成借贷关系，则李静汇给董桂华的款项是否应当作为还款予以抵扣。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董桂华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李静对此提出抗辩的，李静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庭审中，董桂华依据其向李静汇款的银行凭证主张其与李静之间系借贷关系，虽然李静坚持认为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而系彩礼款和赠与款项，但因李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董桂华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李静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不足，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并据此确认董桂华、李静之间形成了借款合同关系，借款金额为125000元。关于李静汇给董桂华的10000元款项是否应当作为还款予以抵扣一节，虽然董桂华坚持认为该款项并非偿还涉案借款，而系偿还其他款项，但因董桂华对此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李静对此亦不予认可，故董桂华的主张同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并据此确认李静于2017年10月1日汇给董桂华的10000元款项系偿还涉案借款本金，应从董桂华主张的涉案款项中予以抵扣。因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董桂华可以随时主张李静还款，现董桂华就此提起诉讼，李静应向董桂华偿还剩余借款本金115000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李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董桂华借款十一万五千元；二、驳回董桂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李静提交以下证据：1.离婚调解书及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在其与王伟利离婚过程中未涉及董桂华主张的债务，在李静与王伟利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未主张借款；2.广发银行业务凭条，用以证明李静父母亦给李静转款100000元用于婚后生活，不存在董桂华所述李静家庭困难需要借钱的情况；3.支付宝消费记录及电子回单，用以证明案涉款项用于购买婚礼用品、李静和王伟利共同生活、替王伟利偿还债务。董桂华对于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董桂华主张李静分两笔向其借款共计125000元，为此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李静认可收到上述125000元，但抗辩上述款项中100000元系董桂华给付的彩礼、25000元系董桂华赠与李静和王伟利婚礼开支费用。本案审理过程中，董桂华对于李静上述抗辩主张不予认可，根据前述规定，李静就其抗辩主张应当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根据规定，当事人对于口头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李静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虽提交离婚调解书及询问笔录、银行业务凭条、支付宝消费记录及电子回单等，但上述证据对于证明李静所述赠与的事实尚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依据现有在案证据，法院难以采信李静所述抗辩主张。关于李静上诉所提董桂华所主张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一节，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董桂华可以随时主张李静还款，李静所提诉讼时效抗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静上诉所提案涉款项转账发生于其与王伟利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案涉款项用于其与王伟利共同生活支出，故主张案涉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节，因此节主张涉及案外人王伟利，李静如有证据证明案涉债务应属于其与王伟利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其可通过离婚后财产纠纷另行主张解决，本院在本案中对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做审查认定。综上所述，李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李静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施 忆审 判 员  许 英审 判 员  朱 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周 珍书 记 员  赵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