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4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同济路**。法定代表人：马雄承，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祖琪，上海周祖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龙润投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乐天世纪城**D1703/div>法定代表人：苗双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元涛，山东威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威海乐天置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皇冠街道乐天世纪城**B409/div>法定代表人：王义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飞，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威海龙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润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威海乐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天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2民初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宝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2民初140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在将龙海置业诉至法院后又与龙润公司签订了关于支付回扣协议，与常理不符”为由，不顾庭审已经查明的、被上诉人完全没有提供中介服务的事实，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没有对价行为的中介费，显然违法悖理，且不符合正常逻辑思维。1.庭审已经查明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过任何对价中介服务。在此前提下，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对价中介服务费违法悖理。首先，一审已经查明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12年12月31日签订的《中介顾问服务协议》中，对被上诉人取得中介服务费的对价付出有具体约定，即被上诉人应当提供的工程中介服务具体要求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详尽真实的专项工程信息和资料；根据上诉人书面授权，代表上诉人为落实专项工程与发包方进行合同前期洽谈，以自己有效工作和影响力帮助上诉人与发包方合同的签订；在甲方编制投标文件、合同具体谈判、签订合同等过程中提供中介顾问服务；等等。以上表述的被上诉人应尽的中介顾问服务义务均是未来词，并没有追述或认定被上诉人签约之前有任何中介顾问服务行为。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只有在签约后履行了合同义务才可对价取得中介顾问服务费。其次，一审虽作出了举证责任分配，但被上诉人除了提交《中介顾问服务协议》外，没有、也无法提供其履行中介服务义务的任何证据。需要指出，一审中上诉人的抗辩证据已经证明：上诉人在2011年3月23日已经按照发包方的进场通知书进入案涉工程场地；2011年5月与发包方已经达成前期施工协议；2011年5月20日会同发包方等已经参与工程图纸会审；至2011年8月25日上诉人已经完成地下四层构筑施工；2011年12月26日经公开招投标，上诉人凭借企业品牌和施工能力得以中标，于2011年12月30日取得《中标通知书》；2012年1月3日，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工程合同。由此可见，上诉人实际参与案涉工程的时间早于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中介顾问服务协议》近两年，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工程合同也早于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中介顾问服务协议》整整一年。更需指出，原审第三人在其答辩状和庭前会议中已经明确向法庭陈述：“我们是公开招投标确定被告是施工人，据我们了解没有原告参与”。在一审庭审中，原审第三人在回答法庭询问时也明确表示其是看重上诉人的企业品牌和工程施工经验才在公开招投标前让上诉人参与图纸会审和前期施工，与被上诉人没有关联。再需指出，经一审庭审质证，已经查明《中介顾问服务协议》系被上诉人单方拟制、并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工程合同一年之后的2012年12月31日才传真至上诉人企业的021-566×****电话机，要求上诉人签章。因此，《中介顾问服务协议》与案涉工程毫无关联。由此可见，对照一审中由上诉人、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所举证据、答辩状和当庭陈述所印证的案涉事实，一审庭前会议所归纳的涉案争议焦点之二中介协议是否真实履行，已经有了客观结论，即在2012年12月31日签订《中介顾问服务协议》时，上诉人毋须被上诉人再提供任何案涉工程中介顾问服务，被上诉人也没有实际履行《中介顾问服务协议》规定的对价义务，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与其签订《中介顾问服务协议》只是通过合法的形式获取不应得到的利益。从法理而言，涉案《中介顾问服务协议》系双务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和六十七条对此已有规定。因此，退一步讲，按一审判决将《中介顾问服务协议》认定为有效，那么在被上诉人没有履行《中介顾问服务协议》约定义务的前提下，上诉人也有权拒付中介服务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一条规定：“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参照这一法条规定，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中介顾问服务协议》应当受给付对价的限制。因此，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中介顾问服务的前提下，其无权主张中介服务费。由此，一审法院在证据已经印证、查明涉案事实的基础上再作出如此判决，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改判。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在将龙海置业诉至法院后又与龙润公司签订了关于支付回扣协议，与常理不符”，并将此作为认定合同有效、支持被上诉人一审诉求的主要理由，不仅背反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正常逻辑思维。上诉人的依据如下：首先，本案涉案的《中介顾问服务协议》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为了索取不当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胁迫上诉人签订，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均非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经工商登记信息及生效法律文书的证实，一审已经查明被上诉人为一人公司，其法定代表人苗双吉也是威海经区龙海置业有限公司(简称龙海置业)仅占股5%的法定代表人。在2020年4月14日庭前会议中，亦已经查明持有存储录音和微信证据的手机、作为被上诉人旁听人员的郭传斌既是龙海置业的财务总监，也是被上诉人的财务总监。由此可见，在没有提供任何工程中介服务的情况下，其索要的所谓中介服务费必然与龙海置业有关联。（2）上诉人于2009年8月22日承接由龙海置业发包的威海龙海国际大厦项目工程施工，该工程于2012年1月10日竣工并一次性通过验收。然而，占有龙海置业股份仅有5%的苗双吉，利用其龙海置业董事长职权不仅拖延、拖欠工程进度款，而且在工程竣工后又欠付包括质保金在内的近3000万元工程余款【见（2012）威民一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虽然为此于2012年7月5日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时至年底案件审理尚在进行，且还需司法审价，因此取得工程款余款还遥遥无期，无奈之下，只得通过同意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中介顾问服务协议》，以求得龙海置业法定代表人同意先支付部分工程余款，待该案判决后由龙海置业再支付与判决额之间的差额款。可是在上诉人支付部分所谓中介服务费后，龙海置业还是没有付款，故而此后上诉人不再向被上诉人付款。因此，所签订的《中介顾问服务协议》不是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提供过《中介顾问服务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约定的中介服务。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中介顾问服务协议》应当认定无效。其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将龙海置业诉至法院后又与龙润公司签订了关于支付回扣协议，与常理不符”不仅背反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正常逻辑思维。（1）一审已经查明上诉人实际参与涉案工程的时间早于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中介顾问服务协议》近两年，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工程合同也早于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中介顾问服务协议》整整一年，上诉人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龙海置业的时间早于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中介顾问服务协议》半年。退一步讲，即便被上诉人已经提供工程中介服务，依照正常思维、依据一审判决所作认定进行推理：既然上诉人因由苗双吉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龙海置业拖欠巨额工程款已经诉至法院，那么在上诉人与苗双吉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对价约定和凭证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再与被上诉人补签《中介顾问服务协议》？上诉人怎么可能在已被拖欠巨额工程款的情况下再向苗双吉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被上诉人支付没有任何依据的160余万元所谓中介服务费？需要指出，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中介顾问服务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约定的中介顾问服务和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工程合同已达一年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再要求上诉人同其签订含有“甲方(或甲方指定单位)与威海乐天置业有限公司就专项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即视为乙方已经尽职的中介顾问服务协议，甲方应无条件按第三条约定支付顾问服务费”条款的《中介顾问服务协议》，意味着签约时被上诉人毋须履行中介顾问服务义务、而上诉人必须无条件付款，这充分证明签订《中介顾问服务协议》仅是一种起掩饰作用的合法形式。依据上诉状前述已经证实的涉案事实，可得出的唯一解释就是上诉人为了在诉讼期间取得龙海置业部分被拖欠的工程款，才同意与苗双吉同为法定代表人的被上诉人签署虚假的《中介顾问服务协议》。由此可见，一审判决不仅背反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正常逻辑思维，涉案《中介顾问服务协议》为无效合同。（2）在2020年6月10日的庭审中，原审第三人陈述：山东建大在乐天双子星项目中占股10%，即案涉工程有国资参与。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乐天双子星项目必须公开招投标，即便围标也属违法，不可能通过个人或企业的中介定标。二、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且其中断时效之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龙润公司作为案涉项目施工合同之外的一方，无法确定中介服务费支付的条件何时成就”与“合同有效”之认定自相矛盾，纯系偏袒一方，应当依法纠正。首先，一审判决以“乐天公司与宝钢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确定工程结算总造价，龙润公司作为案涉项目施工合同以外的一方，无法确定中介服务费支付条件何时成就”为由，驳回上诉人关于时效的抗辩主张。然而，对照《中介顾问服务协议》和被上诉人2020年4月14日庭前会议提交的证据目录2，即可印证一审判决作出的时效认定有误。1.按照《中介顾问服务协议》规定，被上诉人不仅应“以自己有效工作和影响力帮助甲方与发包方合同的签订”，更应当“在甲方施工期间有效协调甲方与当地政府、相邻方、发包方和建设方之间关系”。依据以上被上诉人的承诺，可见被上诉人应与乐天公司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被上诉人对乐天公司每次工程进度款的给付时间、2016年1月25日完成工程竣工结算等等是应当明知的。2.被上诉人2020年4月14日庭前会议提交的证据目录2中确认其从原审第三人处取得乐天双子星东塔造价汇总影印件一份，以证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2016年1月25日已完成工程竣工结算。需要指出，被上诉人在庭前会议和庭审中并未说明其何时从原审第三人处获得这份造价汇总影印件，因此根据其在《中介顾问服务协议》自认与乐天公司有着密切关系和其获取中介费之迫切心情，即可以推断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于2016年1月25日完成工程竣工结算后即已获取这份造价汇总影印件。3.无论在庭前会议中、还是在2020年6月10日庭审中，法庭从未询问被上诉人获取这份造价汇总影印件的方式和时间，足见一审法院作此认定并无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为三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算。本案诉讼时效应该从被上诉人应当知道之日、即2016年1月25日次日起算，足见一审法院据以作出时效认定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与上述规定不符。其次，被上诉人一审举证的程庆伟微信及通话录音也不具有法定的时效中断情节。被上诉人一审证据(程庆伟微信及通话录音)不能证明存在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1）被上诉人证据3和5所显示其向上诉人职工程庆伟索款的时间分别为2019年7月5日和2019年12月2日，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20年1月8日，均早已超出截止2019年1月26日的三年诉讼时效的终止日。（2）由于程庆伟系龙海国际工程项目经理，因此其与龙海置业法定代表人苗双吉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碍于情面才作此敷衍，才会在微信及电话中如此表述，但是程庆伟从来没有将此事汇报上诉人，也没有在微信、通话中向郭传斌(同时任职被上诉人和龙海置业财务总监)表达同意付款，因此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时效中断的情节。据此，被上诉人在2019年1月26日即丧失法定诉讼时效。三、一审判决认为，程庆伟在电话录音和微信中代表上诉人确认了中介服务费的付款事实。该认定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一致。第一，电话录音和微信均未确认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居间服务。第二，程庆伟在微信和电话录音中也明确告知被上诉人，其所支付款项并没有得到上诉人企业的同意。因此，被上诉人该两份证据不能佐证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居间服务。本案原审第三人的工程系通过招投标实施的，与被上诉人无关。第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确认，其没有履行案涉中介服务协议约定的义务，其主张进行了推荐，但直至今日都没有证明推荐的过程，因此，被上诉人的主张不应采信。龙润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中介顾问服务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被上诉人已履行自身的合同义务，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合法有效是正确的。1.根据协议约定，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主要是沟通、协调工作，该类型的工作无法形成书面的工作成果，但不代表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12月31日补签《中介顾问服务协议》及上诉人于协议签订后支付部分服务费是客观事实，如被上诉人像上诉人主张的从未提供过任何服务，上诉人不可能与被上诉人补签合同并支付款项，特别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催要剩余服务费时，上诉人也从未主张被上诉人未提供服务或者服务不符合协议约定，反而主动与被上诉人财务人员确认剩余服务费的金额，上述事实及证据相互衔接、相互印证，可以完整的还原案涉事实，可以证实涉案协议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被上诉人已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2.通过协议左上角的传真号码记录，可以明确该份协议是由上诉人盖章后传真给被上诉人盖章，从合同签订形式上被上诉人在协议签订过程中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威胁或胁迫的情形；关于上诉人主张其与龙海置业的工程款纠纷，不仅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且在双方签订协议时上诉人与龙海置业的纠纷已经诉至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超过半年之久，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通过毫无事实依据且违背常理的推理，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将两个不相关的案件进行关联，企图将涉案服务协议定性为“支付回扣的协议”，不仅与客观事实不符，更不符合常理。另外，假设该份协议是苗双吉勒索上诉人索要“回扣”的形式，那协议第三条关于付款完全没必要约定“中介顾问服务费分期支付，而且是上诉人在收到发包人支付的每笔工程款后十个工作日内按比例支付”，因为上诉人所称的“回扣”跟第三人支付的工程款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如确为“回扣”，也不可能是分期支付，更不可能通过如此复杂的形式进行支付，种种不合理只能说明上诉人的推理是荒谬的。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合同。涉案工程虽然属于招投标工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程序规制性，但法律、法规并未禁止招投标活动中的居间、代理等服务行为，且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并不存在违反招投标活动中应遵循的公开、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的情形，因此应属合法有效的合同。三、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争议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是正确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中介顾问服务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中介顾问服务费分期支付，甲方在收到发包方支付的每笔工程款后十个工作日内，按前条约定比例支付被上诉人”，根据该约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于2016年完成涉案工程的结算，并签定备忘录确认剩余工程款于备忘录签订后180日内支付，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备忘录照片首页左上角注明2016.2.22(应为时间)，也就是说原审第三人最终的付款时间是2016年8月22日前，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催要服务费的时间是2019年7月5日，从时间计算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另外，涉案诉讼时效的计算应从被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算，因涉案付款是上诉人与第三人间发生，如上诉人不告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无从知晓，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之日起计算，故涉案纠纷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从未明确确认被上诉人未按照协议履行自身的合同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乐天公司述称，坚持一审的庭审意见，请法院依法判决。龙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宝钢公司支付中介顾问服务费900，524.38元，并以52，288.09元为基数，自2013年3月25日起至宝钢公司实际履行之日止；以848，236.29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宝钢公司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拆借利率计算支付利息。诉讼过程中，龙润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将利息损失变更为：要求宝钢公司以900，524.38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22日，乐天公司向宝钢公司出具《进场通知单》，通知其于2011年3月23日进入乐天双子星项目工地施工。后该工程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进行招标，2011年12月30日，乐天公司及威海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等部门联合向宝钢公司出具《中标通知书》，通知其中标乐天双子星项目，项目经理为程庆伟。2012年1月3日，乐天公司与宝钢公司签订《威海乐天双子星工程合同》，约定由宝钢公司施工乐天公司开发的威海乐天双子星工程，工程造价110，806，758.32元（以结算审定值为准）。2012年7月5日，宝钢公司因龙海国际项目工程款事宜将龙海置业诉至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龙海置业支付工程款，2015年11月23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书，判令龙海置业支付宝钢公司工程款2，535万余元及利息等。2012年12月31日，龙润公司与宝钢公司以传真的形式签订一份《中介顾问服务协议》，约定：龙润公司为宝钢公司提供中介顾问服务，所涉工程为威海乐天置业有限公司，工程名称为威海乐天双子星。宝钢公司在必要时可书面授权龙润公司与发包方进行前期意向洽谈、推介等，宝钢公司应编制投标文件、投标答疑、合同具体谈判、签订合同、按照合同履行施工义务等；龙润公司应向宝钢公司提供详尽真实的专项工程信息和资料，根据授权与发包方进行前期洽谈，以有效工作和影响力帮助宝钢公司与发包方签订合同，提供中介顾问服务及必要协助，并支持宝钢公司执行已签署的合同。宝钢公司确认龙润公司应得的中介顾问服务费为工程结算总金额的2.5%，该服务费总额以承揽工程最终确认的审价造价或结算价（扣除发包方指定分包、发包方提供和确定的设备及材料等价款）为准计算。宝钢公司在收到发包方支付的每笔工程款后十个工作日内按比例支付服务费，龙润公司应在收到顾问费后十个工作日内出具发票；宝钢公司与乐天公司就专项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即视为龙润公司已经尽职的履行了中介顾问服务义务，宝钢公司应无条件支付服务费。2013年1月17日、2013年2月5日，龙润公司分别向宝钢公司出具559，308.28元、200，000元的发票，合计759，308.28元，项目标注为“中介服务费”。2016年1月26日，乐天公司与宝钢公司进行造价结算，确认最终造价为64，301，782.87元。2019年7月5日，宝钢公司乐天双子星工程项目经理程庆伟通过微信向龙润公司郭传斌发送照片一张，显示中介费率2.5%，应付中介费1，607，544.57元、已付中介费707，025.19元、未付款中介费900，519.38元，并在2019年10月21日向郭传斌发送了一份乐天公司与宝钢公司2016年签订的《工程备忘录》，备忘录中确认工程总价款为64，301，782.87元（已扣除甲供材、水电费及审计费）。2019年12月2日，郭传斌电话询问程庆伟：钱汇报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付；程庆伟称：已经交上去了，下午再帮忙问一下；郭传斌让程庆伟再催一下，程庆伟称“好的”。诉讼过程中，龙润公司称宝钢公司提供的入场通知等材料能够看出其在签订正式合同前已经过龙润公司介绍入场施工，双方是在乐天公司与宝钢公司签订正式合同后补签了中介服务合同。宝钢公司则称从其入场时间及合同签订时间看，中介服务合同签订前其已经入场施工，该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其起诉龙海置业后，龙海置业向宝钢公司索要回扣形成的，合同签订后宝钢公司支付了部分回扣，但龙海置业并未向宝钢公司支付工程款，故其未再继续支付；宝钢公司称其除通过承兑汇票等向龙润公司付款707，025.19元外，还通过程庆伟向龙润公司支付现金52，283元，故其付款数额应当以龙润公司出具的发票数额为准，其保留要求龙润公司返还该款项的权利，对程庆伟的微信聊天及通话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仅是基于与龙海置业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而应付，其并未向宝钢公司汇报过上述事宜。上述事实，有中介顾问服务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发票等书证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双方签订的中介服务协议书的效力；第二，龙润公司要求宝钢公司支付服务费及利息有无依据；第三，龙润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宝钢公司对协议书中盖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协议书实际为龙润公司法定代表人索要龙海国际项目的回扣胁迫其签订，且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但未提供证据，其称在将龙海置业诉至法院后又与龙润公司签订了关于支付回扣的协议，与常理不符，其据此主张案涉合同无效，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案涉协议书合法有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程庆伟系宝钢公司在威海乐天双子星项目的负责人，其在微信聊天记录及电话录音中就案涉工程相关事宜的陈述应当认定系代表宝钢公司，故一审法院对龙润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电话录音的效力依法予以认定。根据宝钢公司与龙润公司签订的中介服务协议以及宝钢公司实际承接了案涉乐天双子星工程的事实，结合宝钢公司向龙润公司支付了部分中介服务费、程庆伟在微信中亦确认中介服务费的数额等，能够认定宝钢公司认可龙润公司提供了中介服务，且促成了宝钢公司与乐天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的事实，龙润公司履行了中介服务协议的义务。双方协议约定宝钢公司支付服务费的条件为宝钢公司与乐天公司签订案涉工程施工合同，现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龙润公司要求宝钢公司支付服务费，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宝钢公司提供的发票不能证实其实际付款情况，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其主张已付款759，308.28元，依法不予采信。双方约定按照工程总造价的2.5%计算中介服务费，即1，607，544.57元（64，301，782.87元×2.5%），龙润公司自认宝钢公司付款707，025.19元，均与程庆伟微信聊天中陈述的一致，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依法予以认定。现龙润公司主张宝钢公司应支付剩余中介服务费900，519.38元（1，607，544.57元-707，025.19元），并应自起诉之日2020年1月9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中，双方约定中介服务费以乐天双子星工程的总工程款为基数计算，乐天公司与宝钢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确定工程结算总造价，龙润公司作为案涉项目施工合同之外的一方，无法确定中介服务费支付的条件何时成就，即龙润公司无法在乐天公司与宝钢公司进行结算之时即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从程庆伟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其在2019年7月5日告知龙润公司中介服务费的具体数额，并在2019年10月21日向龙润公司发送了乐天公司与宝钢公司的工程备忘录，龙润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宝钢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宝钢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龙润公司居间费用900，519.38元，并自2020年1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24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宝钢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上诉人支付另案司法审价费用的凭证两张，证明由于另案的审判周期比较长，上诉人为了早日取得应得的工程款，才无奈与被上诉人签订居间合同性质的中介服务协议书。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所涉事实没有关联，也无法证实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原审第三人认为，因其不是该案当事人，也不是该工程的当事人，所以对此不清楚。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内容仅显示上诉人向中介机构支付了鉴定费用，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证明目的，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乐天公司一审述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乐天双子星”项目系由其开发建设，其通过公开招标程序选定宝钢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人，该工程已于2016年12月9日通过主管部门综合验收，对于龙润公司主张的事实，乐天公司不清楚、也未参与，龙润公司与宝钢公司之间的纠纷与乐天公司无关。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涉案居间合同的效力；二、上诉人应否支付被上诉人涉案居间费用。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条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上述规定，采用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订立，该竞争性方式不允许存在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的媒介行为，否则，将使竞争性方式流于形式，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涉案工程项目系通过采用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排除了合同之外第三人的居间行为，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居间合同无效。关于争议焦点二。如上所述，涉案居间合同无效，同时，原审第三人一审中明确表示其开发建设的“乐天双子星”项目系通过公开招标程序选定宝钢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人，对于龙润公司主张的事实不清楚、也未参与，即原审第三人否认存在“居间”事实，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居间费用，无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宝钢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2民初14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威海龙润投资有限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24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491元，共计26,737元，由威海龙润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李斐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