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7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卫祥，男，1960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周望、洪翔翔,浙江昂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灿忠，男，198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葛金杰,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葛卫祥因与被上诉人汪灿忠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2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俞建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6月10日，汪灿忠与案外人彭宝顺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彭宝顺将其所有的一台车架号为9561747、柴油发动机号为1211Ｋ130066的常林956（加长臂）装载机转让给汪灿忠，转让价为250000元，并约定“自转让之日起，甲方（即彭宝顺）退出所有权并全部交由乙方（即汪灿忠）所有。双方签完协议后，一次性付清转让费。”该装载机系彭宝顺于2012年12月15日向杭州佩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购买取得，购入价为320000元。2017年6月28日，葛卫祥与案外人张杰分别作为甲乙双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在××镇××房，小叔房片有土地一块，经双方协商给乙方经营，做开砂石厂使用，路西块约13亩左右，租金每月捌仟元整；付款方式为先付后经营，先付一个月，一个月到后付半年（六个月）；乙方押水费、电费押金五千元，等经营结束后归还乙方等。2018年1月1日，汪灿忠与张杰分别作为乙方和甲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共同合作××镇××房村“粉沙土”分离沙场，进场机械和人工等一切开支归乙方，土地租金归甲方；生产经营由乙方全权负责，甲方配合工作不得干预乙方经营；沙土场不能继续生产，场地机械设备归乙方所有。并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分红及责任承担等。2018年9月26日，汪灿忠向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双浦派出所（以下简称双浦派出所）报案，称其停放在西湖区××镇××房村一个场地内的装载机被葛卫祥私自卖掉。次日，双浦派出所向葛卫祥进行调查。葛卫祥称其与张杰签订有租赁合同，因张杰欠付土地租金96000元，故其经张杰同意将租赁场地上的一台装载机出售（当时其认为装载机为张杰所有），所得价款36000元用于抵偿欠付租金。2018年10月25日，双浦派出所对汪灿忠被侵占一案立案侦查。2020年3月30日，该所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汪灿忠于2020年4月8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葛卫祥返还型号为常林956（加长臂）、车架号为9561747、柴油发动机号为1211Ｋ130066的装载机一台或支付其装载机赔偿款20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无权占有动产或不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原物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进行赔偿。本案中，汪灿忠以诉争装载机权利人的主体身份提出返还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和《转让协议》，用以证明其系案涉装载机的所有权人，葛卫祥不能证明其已出售的装载机与上述证据所载的装载机不具有同一性。且汪灿忠与张杰所签合作协议明确约定，进场机械和人工等一切开支归汪灿忠；如沙土场不能继续生产，场地机械设备归汪灿忠所有。汪灿忠的上述证据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汪灿忠系诉争装载机的所有权人。葛卫祥没有证据证明其系经张杰授权或指示出售案涉装载机用于抵偿欠付租金，且即便汪灿忠对案涉场地的租金负有共同支付义务，葛卫祥也无权径直处分该设备。现葛卫祥已将案涉装载机出售，并确认不能返还原物，应当折价进行赔偿。关于折价赔偿金额的确定，因返还标的已经灭失，对于需要返还的装载机的市场价值已无法通过鉴定程序解决，葛卫祥所称的转让价款36000元作为原物不能返还的赔偿标准不具有客观性。案涉装载机出厂日期为2012年12月15日，出厂价为320000元。汪灿忠于2014年6月10日受让该装载机的价格为250000元。原审法院参照购入价、使用年限等因素酌情确定该装载机损失为8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葛卫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汪灿忠装载机损失80000元。二、驳回汪灿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150元，由汪灿忠负担1290元，葛卫祥负担860元。汪灿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葛卫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葛卫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与证据存在多处错误，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1、2，《工业品买卖合同》加盖有出卖人杭州佩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印章，买受人信息及标的物信息可以与《转让协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原告从案外人彭宝顺处受让了牌号商标为‘中国常林’、规格型号为‘956（加长臂）’、车架号为9561747、柴油发动机号为1211K130066的装载机一台，对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作为认定案涉装载机所有权的关键证据，也是本案物权保护的最重要证据，一审法院在认定过程中过于草率、主观，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1、从证据的真实性上看，证据1根本就不是原件，这一点在判决书中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上可以明确，《工业品买卖合同》上买家彭宝顺的签字和手印均是复印的，卖家的盖章应该也不是原章，被上诉人在开庭的时候也承认合同是传真获得的，不是原件，上诉人当庭提出如果是传真件，应该有传真号显示在文件上，但审判员对上诉人的意见却视而不见，在证据真实性存疑的情况下依然予以认定，令人难以信服。2、一审法院认为证据1《工业品买卖合同》与证据2《转让协议》对于案涉机器的牌号商标、规格型号、车架号、柴油发动机号可以相互印证，但上诉人经仔细比对两份合同发现，《工业品买卖合同》上只有牌号商标、规格型号，并没有车架号、柴油发动机号，何来相互印证？而且，上诉人明确提出：“证据2三性均不予认可，转让方彭宝顺是案外人，无法证明协议是客观真实的。从内容上看，无法证明与案涉机器存在必然联系，是否为张杰运到沙场，且由被告所售卖的装载机不能确认。其上所载25万元的价格没有提交转让记录，不予认可。”上诉人已经在一审质证时明确指出了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存疑，同时经上诉人逐字比对以及向笔迹鉴定专家请教，《工业品买卖合同》上“彭宝顺”的签字与《转让协议》上的签字在字体搭配上存在差异，因此，为还原事实，上诉人在二审阶段对“彭宝顺”的签字申请笔迹鉴定。3、证据3《协议》虽然提供了原件，但上诉人在一审质证时认为，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远远晚于案外人张杰与上诉人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时间2017年6月28日，整整晚了半年有余。也就是说张杰将案涉装载机运到上诉人场地时，张杰与被上诉人的合作是在半年以后。根据一审法院从西湖区双浦派出所调取的《询问笔录》所知，张杰在2017年7月将装载机运到上诉人的场地后一个月，因为当地居民举报，砂石厂立即就被关停了，此后场地和装载机就一直被闲置，张杰也从未支付过场地租金。上诉人认为，装载机一直都是张杰控制并使用，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张杰与被上诉人的合作时间是在砂石厂关停后，上诉人有理由怀疑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不能排除张杰在无力支付租金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串通，试图拿回装载机的可能性。尽管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出了如此众多的质疑，审判员仍在没有联系上张杰的情况下直接对合作协议予以认定，实在与常理不符。二、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系涉案装载机的所有权人缺乏法律依据，也与现有证据矛盾。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目前提交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转让协议》、《合作协议》均存疑，无法证实被上诉人是案涉装载机的真正所有权人，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让协议，交易金额为25万元之巨，被上诉人却无法提供支付货款的任何凭证以及装载机的发票，被上诉人如何证明是案涉装载机的真正所有权人?而且，案涉的装载机本身就是张杰所控制并运到上诉人处，被上诉人与张杰的合作协议是半年以后的事情，如何证明合作协议所涉及的装载机就是案涉的装载机?从该事实上，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案外人张杰所运送入场的装载机与被上诉人和张杰约定的合作协议无关，案涉装载机并非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的真实目的明显是为了达到要回装载机，并逃避支付租金责任的目的，涉嫌与案外人张杰恶意串通欺骗人民法院。三、一审法院酌定案涉装载机损失为80000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装载机出厂日期为2012年12月15日，出厂价为320000元。原告于2014年6月10日受让该装载机的价格为250000元。本院参照购入价、使用年限等因素酌情确定该装载机损失为80000元。”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出厂价320000元、受让价250000元，依据的是两份存疑的合同，但被上诉人无法提供装载机的发票以及受让价款的支付凭证，缺乏客观依据，根据上诉人了解，机器设备转让过程中，转让方是否持有机器设备的发票是证明所有权的最重要的依据，重要性与真实性远高于转让协议，因此，在被上诉人没有其他客观依据证明案涉装载机的真实价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凭借主观意识认定机器价格，实在令人难以信服。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自己是案涉装载机的所有权人，应当提供真实有效的协议及支付凭证加以证明，原审法院单凭存疑的协议进行认定，明显存在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不当，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民初249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汪灿忠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证据正确，与客观事实相符。1、原审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的证据认证及证明事实的确认十分审慎、仔细。在质证结束后，原审承办法官还当庭向该设备原产权人彭家顺、上诉人转卖设备买家、案外人张杰及上诉人等人电话询问案件事实，再结合该两份证据以认定本案案件事实。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合同经出让方厂家盖章确认，而合同买受人彭家顺经原审法官通话确认该协议真实性。因此原审法院对证据1进行认证并确认两份证据的买卖标的物为同一设备并无不当。2、关于装载机的进场时间与证据3《协议》存在时间差问题，被上诉人已在原审中作了合理解释。上诉人在无事实依据前提下枉作判断，乱扣伪造、虚构证据的帽子，缺乏严谨性。3、原审法院从西湖区双浦派出所调取的《询问笔录》可反映出上诉人将砂场内设备转卖事实，结合原审证据3，可确定转卖设备系被上诉人所有。至于其处分行为是否合法应由上诉人举证，不能仅以《询问笔录》中上诉人的陈述来证明。二、上诉人称一审法院酌定案涉装载机损失为80000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据原始价格，结合使用年限，酌情确定80000元残值并无不当。因返还标的物已经灭失，对于需要返还的装载机的市场价值已无法通过公平客观的司法鉴定程序解决。而之所以造成此种局面，全因上诉人葛卫祥只顾个人得失，不去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而私自违法出卖被上诉人所有的装载机所致。故一审法院最终只得参照购入价、使用年限等因素酌情确定该装载机的损失为800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葛卫祥对汪灿忠提起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支撑，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维护被上诉人合法权益。 二审中，上诉人葛卫祥向本院提供判决书2份和执行裁定书1份，欲证明案外人彭宝顺个人信用已破产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汪灿忠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判决书显示的立案时间晚于案涉协议的签订时间，在判决书所涉案件还没有发生之前，机器就已经转让了，实际上判决书中的借款时间与被上诉人的机器买入时间是相互呼应的，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汪灿忠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一审中汪灿忠提供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及《转让协议》等，能够证实本案所涉的常林956（加长臂）装载机系2014年6月10日由案外人彭宝顺转让给汪灿忠，汪灿忠为该装载机的合法所有人。而葛卫祥未经汪灿忠的同意，擅自将该装载机转让给他人，侵害汪灿忠的合法权利，鉴于该转载机实际已经无法返还，汪灿忠要求葛卫祥赔偿相应的损失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关于葛卫祥上诉中提出汪灿忠提供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不是原件，“彭宝顺”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一节，经审查，汪灿忠提供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虽系复印件，但出卖人杭州佩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以示确认，故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无不当。而“彭宝顺”的签名问题，因葛卫祥在一审中并没有申请法院对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二审中，再申请鉴定已超过举证期限，故本院也不予准许。鉴于葛卫祥没有反驳证据否定该签名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应予确认，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装载机的折价金额问题，由于目前装载机无法返还，无法对其价值进行评估，故原审法院根据该装载机的出厂价，结合其使用年限等因素，酌定其价值为8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葛卫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俞建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刘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