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19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克林，男，1974年5月24日出生，仡佬族，住贵州省六枝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江，系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0457225。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克秀，女，1972年9月14日出生，仡佬族，住贵州省六枝特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兴贤,男，196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枝特区。高克秀、张兴贤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玉，系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0136876。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宗鹄，男，196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枝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仁杰,系贵州胜创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410240083。上诉人高克林、张兴贤、高克秀因与被上诉人熊宗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2020）黔0203民初17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克林、张兴贤、高克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按比例承担。事实及理由：1.案涉借款的借款人是上诉人高克林，上诉人张兴贤、高克秀是担保人，不是共同借款人。上诉人张兴贤、高克秀的担保责任应依法免除。高克林向熊宗鹄借钱并非张兴贤、高克秀介绍，高克林在向熊宗鹄借款过程中，熊宗鹄知道了三上诉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便要求张兴贤、高克秀为高克林的借款提供担保。张兴贤、高克秀答应为借款作担保。签订借款合同时张兴贤、高克秀提出自己是担保人，张华说：“没有关系熊宗鹄谈好了就行，况且高克林还要写借条的，只要借条上你们不签字就可以了。”故张兴贤、高克秀便在借款合同上签了字。张兴贤、高克秀并无向熊宗鹄借款的意思表示，二人不是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张兴贤、高克秀的真实意思是为高克林的借款提供保证，熊宗鹄也清楚知道这一点。案涉借条的出具人都是高克林，张兴贤、高克秀对出具借条的事根本不知情，熊宗鹄也是一直是向高克林追要债务。上诉人张兴贤、高克秀没有接收及使用借款，熊宗鹄也未向二人追要欠款。熊宗鹄用行为表明了上诉人张兴贤、高克秀是保证人。2.借款合同中没有约定利息，只约定了违约金，一审支持利息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前提是双方明确约定了利息；未约定利息的，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处理。另，本案借款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生效之前，应当适用借款发生之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已于2015年9月1日废止）处理本案。因借贷双方未约定利息，故被上诉人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3.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熊宗鹄是职业放贷人，其借款资金来源于向民间不特定群众集资而来”的意见，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第七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熊宗鹄系幼儿园退休教师，一审法院未查清借款的资金来源，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涉及被上诉人民间借贷案件的涉案金额，加上本案金额，资金近千万，应当查明资金来源。4.被上诉人熊宗鹄出示的借款合同等证据上有涂改痕迹，该涂改内容未经上诉人确认。涂改的是“出借人”“约定管辖”等关键之处。一审未查明“出借人张华”的身份，亦未对管辖权进行审查，在对被涂改的证据未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即采用该证据不当。本案并无证据证实张华已经放弃了诉权，在未对张华的身份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即处理本案，将会增加上诉人的诉讼成本，侵害上诉人的权益。5.一审对利息数额的认定有误。被上诉人诉请的借款产生的日期不同，应当从收到款项时开始计算。熊宗鹄辩称，1、张兴贤、高克秀是借款人而不是担保人。从熊宗鹄一审提交的证据看，高克林、高克秀、张兴贤是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借款协议上签字，没有体现张兴贤、高克秀是担保人。张兴贤、高克秀辩称其是担保人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出借的款项确实是通过银行汇给高克林，但熊宗鹄是按照三上诉人的意思行事，三上诉人如何分配他们的内部问题，不能以此作为不还钱的理由。2、借款合同中不仅约定了违约金，也约定了利息。熊宗鹄转给高克林的款项是五笔，每一笔都签订了《房产抵押借款合同》及《借款合同》。《房产抵押借款合同》及《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远高于银行转款金额，其中的差额就是利息。比如2014年1月12日熊宗鹄转款346000元、2014年1月13日转500000元给高克林，两笔款共计846000元，统一签订一份合同。借款本金实际是900000元，按月利率6%计息，扣除当月利息54000元，因此就只转846000元。借款期限三个月，从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4月12日，因此后两个月的利息加上本金就是1008000元，所以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房产抵押合同》上借款金额就是1008000元。2014年4月12日后，高克林仍然无法还款，双方又重新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本金为1008000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4月12日至6月12日。2014年6月12日后，高克林还是无法还款，双方又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从2014年6月12日至9月12日，本金1062000元（本金是900000元加上三个月的利息162000元组成）。其他三笔借款也是按照上述方式计算利息并签订相关借款协议。因此，虽然合同没有直接约定利息，但是实际上利息已经计算在借款数额里面了，否则就无法解释借款金额不断增加的这一事实。熊宗鹄本次起诉，未按之前的约定主张利息，而是从借款之日起，按月利率2%主张。3、关于合同涂改的问题。合同并非不能更改，经双方协商一致是可以更改的。从熊宗鹄提交的证据上看，涂改的地方都是一些枝节问题，且涂改之处三上诉人都捺印或签字认可。4、熊宗鹄不是职业放贷人，更谈不上刑事犯罪。“职业放贷”是民间俗语，官方语言是“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该说法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9年7月23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该规定出台的宗旨是“防范因非法放贷诱发涉黑涉恶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法规”。可见，该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且认定职业放贷是有严格标准的，不是以三上诉人的认定为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该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此规定从2019年10月21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0月21日之前的放贷行为，并不适用该规定。而熊宗鹄借款给三上诉人是发生在2014年1月至2月期间。所以，三上诉人称熊宗鹄是“职业放贷人”，于法无据。熊宗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8000元，并支付此款2020年5月10日前的利息2978438元，合计4986438元；2020年5月10日后的利息每月按月利率2%标准支付利息至全部欠款付清时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张兴贤是读师范时的同学，高克秀与张兴贤是夫妻关系，高克秀与高克林系亲姐弟关系。2014年1月12日以来，三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原告所借款项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到被告高克林的个人账户上，其中：2014年1月12日原告转款346000元给高克林；1月13日转款500000元；2月22日转款282000元；3月20日转款880000元；总计金额为2008000元。原告转款后，三被告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和《房产抵押合同》，分别为：2014年1月22日的《房产抵押合同》，借款金额为1008000元、2014年4月12日及2014年6月12日《借款合同》二份。2014年1月12日原告熊宗鹄转款346000元给高克林、2014年1月13日转500000元的款项给被告高克林；本笔借款是用六枝特区平寨镇茶山村小冲田秀群山庄一层，建筑面积为2400平方米的房屋抵押。第一份、第二份合同签字认可债务的人是高克林、高克秀、张兴贤，第三份签字的是高克林、张兴贤。2014年2月22日的《房产抵押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336000元，原告熊宗鹄向高克林实际转款282000元；2014年4月21日后，高克林无法还款，申请延期到2014年6月22日还款，双方重新签订《借款合同》。本笔借款被告也是用六枝特区平寨镇茶山村小冲田秀群山庄一层，建筑面积为2400平方米的房屋抵押。第一份、第二份合同签字认可债务的是高克林、高克秀、张兴贤，第三份是高克林、张兴贤签字。2014年3月19日的《房产抵押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180000元，2014年6月19日的《借款合同》，借款本金是1000000元，月利率6%，原告熊宗鹄向高克林实际转款880000元；2014年6月19日，因高克林无法还款，双方再次签订《借款合同》，明确借款期限延长至2014年9月19日。本笔借款也是用六枝特区平寨镇茶山村小冲田秀群山庄一层，建筑面积为2400平方米的房屋抵押。第一份合同签字认可债务的是高克林、高克秀、张兴贤，第二份签字的是高克林、张兴贤。2014年4月12日的《房产抵押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344000元，用以确认2014年4月1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金额为336000元，2014年4月12日的另一份《借款合同》金额为1008000元，合计1344000元；2014年4月22日，双方签订《房产抵押借款合同》，再次明确以六枝特区平寨镇茶山村小冲田秀群山庄一层，建筑面积为2400平方米的房屋抵押。签字认可债务的是高克林、高克秀、张兴贤。2014年6月22日的《房屋抵押借款合同》，用以确认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是1062000元，同年6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是1180000元，同年6月2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是354000元，合计2596000元，双方再次签订的《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也是以秀群山庄第一层，面积为2400平方米的房屋抵押，期限是从2014年6月12日起至2014年9月22日止。签字认可债务的是张兴贤、高克林。2015年6月28日，熊宗鹄找到高克林，高克林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双方此前的债权债务；2017年5月11日，高克林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再次确认双方此前的债权债务。被告偿还了原告利息70000元。庭审中，原告认可出借给被告的借款本金为1808000元，原借款本金中的200000元已作为债权转让给其他人，被告高克林另行出具了借条；被告向法庭提交了（2017）黔0203民初40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7）黔02民终1403号、（2018）黔02民终2022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2018）黔02民终1305号、（2018）黔0203民初245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系职业放贷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原告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被告高克秀、张兴贤在本案中是借款人还是担保人；三、原告出借的部分资金是借款还是材料款；四、原告是否属于职业放贷人。针对第一个问题，通过被告多次与原告签订及补签《房产抵押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及《借条》的行为可以看出原告在出借借款后，一直在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也作出相应承诺，被告最近一次给原告出具《借条》是在2017年5月11日，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第二个问题，在原、被告签订的《房产抵押借款合同》、《借款合同》中，被告高克秀、张兴贤均是以债务人的身份出现，并无证据表明二人是借款合同的担保人。被告高克秀、张兴贤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第三个问题，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对此解释称是为了应付银行的质疑，才备注为材料款。原告的解释符合情理，予以采信。第四个问题，原告是否属于职业放贷人。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原告属于职业放贷人，因此，对被告的辩解，不予采信。原、被告之间借贷事实清楚、关系明确，被告对所借款项本息应予偿还。双方约定的利率明显高于法律所限定的民间借贷利率标准，属于高利贷。根据法律规定，高出法律所规定的月利率2%的部分，依法不予保护。双方的借款自借款出借之日至2020年5月10日，按实际出借金额及月利率2%标准计算，分别为：221728元、759014元、420775元、1296614元，利息合计2698131元，减去被告已支付的利息为70000元，被告应支付的利息为2628131元。2020年5月11日后的利息，以1808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欠款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由被告高克林、高克秀、张兴贤连带偿还原告熊宗鹄借款本金1808000元整；截止至2020年5月10日的借款利息2628131元，合计4436131元。二、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由被告高克林、高克秀、张兴贤以1808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自2020年5月11日起至欠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给原告熊宗鹄。三、驳回原告熊宗鹄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34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熊宗鹄负担2576元，被告高克林、高克秀、张兴贤负担20770元（被告负担的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熊宗鹄）。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依职权对案外人张华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张华称当时因张华与熊宗鹄是朋友，所以熊宗鹄通知张华对借款进行见证，并参与签订了案涉合同。而且考虑到张华也和上诉人认识，故将张华也写成借款人，方便张华帮助熊宗鹄索要借款。后熊宗鹄准备起诉，但张华因要去上海工作，张华就将案涉合同上的名字自行涂掉并加盖指纹，让熊宗鹄自行主张。张华认可案涉借款系熊宗鹄的资金出借，张华未提供借款，也不向上诉人主张借款。上诉人高克林、张兴贤、高克秀质证认为：1、张华在案涉合同中已写明为出借人，其称自己系见证人的陈述与实际情况及生活常理不符；2、按张华的陈述，则案涉合同上相关参与人的身份并不真实，那上诉人张兴贤、高克秀虽在借款人处签字，但因未实际收到借款，则也应按实际情况视为担保人；3、为验证张华陈述是否属实，申请对案涉合同被涂改处的指纹进行鉴定；4、张华的陈述明确案涉合同为格式合同，而案涉合同中无利息约定，则双方应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进行计算，不应支持利息。被上诉人熊宗鹄质证认为：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作以下分析认定：本院对张华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张华承认案涉合同中对其名字部分的涂改系其所为，且认可未向上诉人出借资金及不主张借款，上述内容系张华对自己权利的自愿处分，故对张华的上述陈述，本院予以采信。对于上诉人提出对合同涂改处指纹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另二审中，被上诉人熊宗鹄认可双方将利息扣除后再支付借款本金，约定月利率为6%。案外人张华认可案涉合同中对其名字部分的涂改系其所为，且认可未向上诉人出借资金及不对上诉人主张偿还借款。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张兴贤、高克秀是否为共同借款人；2、对被上诉人熊宗鹄主张的利息是否支持；3、被上诉人熊宗鹄是否为职业放贷人；4、本案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对于上诉人张兴贤、高克秀是否为共同借款人的问题。二审中张兴贤陈述，其签订案涉合同时，曾对在借款人处签名提出异议，后因案外人张华的要求才签名。故上诉人张兴贤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就已经认识到借款人与担保人的性质不同，但仍同意在借款人处签名，且从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6月22日，双方共计签订了十份《借款合同》或《房产抵押合同》，而张兴贤、高克秀均在借款人或抵押人的相应位置签名。对此，上诉人张兴贤、高克秀签名的行为应视为自愿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二人应对自身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虽2015年6月28日及2017年5月11日仅有高克林向熊宗鹄出具借条，但并不代表熊宗鹄已明确放弃对张兴贤、高克秀主张权利。据此，上诉人张兴贤、高克秀辩称自身只是担保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被上诉人熊宗鹄主张的利息是否支持的问题。熊宗鹄称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为6%，是将约定利息扣除后又加上相应的未付利息才形成合同上载明的金额。对此，依据查明的事实，熊宗鹄的实际转款金额与相应时间所签订借款合同上载明的金额，确存在一定差距，按照民间借贷日常交易的习惯，本案不能排除存在将利息预先扣除的情形，在上诉人无相应证据对此予以反驳的情形下，应视为双方存在利息的约定。对于借款利率，经对合同载明金额及实际支付金额进行验算，利率标准已超过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的司法保护的利率上限月利率2%，故一审按照月利率2%对从实际收到借款之日起对相应利息进行计算，并无不当。据此，上诉人主张双方无利息约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被上诉人熊宗鹄是否为职业放贷人的问题，因上诉人对此上诉理由未能提供足以证实的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对此未尽到合理的举证责任，对此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本案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上诉人称因案涉合同上存在涂改，不能确定本案管辖权及案外人张华是否放弃诉权。对此，因上诉人在一审时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应诉，本案二审也已对张华进行询问，张华明确其并非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亦不对上诉人主张权利，故本案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各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部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二审不予审查。综上，上诉人高克林、张兴贤、高克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692元，由上诉人高克林、张兴贤、高克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波审判员 马功云审判员 杨 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黄佑玲书记员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