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3民终39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中电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京门大道**。法定代表人：姚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武磊，天津宸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秀武，男，1959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天津多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杜秉霖，男，1979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上诉人天津中电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甘秀武、原审第三人杜秉霖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84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电物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诉求与上诉人并无关联性。涉案的款项无法证明系被上诉人代为支付。甘秀武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杜秉霖未陈述意见。甘秀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垫付工程款15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正方铝塑公司曾于2017年6月15日向本院起诉被告中电物流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称其与被告约定工程款为86万元，被告仅支付40万元，故要求被告支付剩余款项46万元，本院于2017年11月8日作出（2017）津0116民初153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案涉工程款总额应为86万元，正方铝塑公司系通过甘秀武介绍而进行的施工，施工过程中的工程款结算也是经过甘秀武转付，故正方铝塑公司认为经甘秀武给付的款项均为工程款的认识应当符合实际，至于甘秀武转付的款项来源和性质，原告无法甄别。经一审针对甘秀武转付款中15万元系从杜秉霖处借款所得的事实，向原告进行释明，原告仍然坚持诉讼请求，认为甘秀武所付款项均为工程款。基于原告正方铝塑公司对于自身权利的主张，综合本案，原告按照工程款总额86万元扣减其已取得的款项40万元，主张被告中电物流公司给付剩余款项46万元的请求并无不当。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正方铝塑公司所收取的工程款40万元中涉及案外人的其他权利可另行解决。中电物流公司对该案判决不服，上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4月9日作出（2018）02民终298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中电物流公司又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工程实际造价为25万元，一审法院将甘秀武向杜秉霖借款15万元认定为中电物流公司向正方铝塑公司支付工程款与事实不符。该院于2018年9月5日作出（2018）津民申165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中电物流公司再审申请。（2017）津0116民初1535号案件中，甘秀武作为证人到庭述称：“双方暂定价格为86万元，让原告开具了86万元发票。被告分三次分别给付我25万元支票，5万元现金，10万元现金，我全部给付原告方的杨宪勇。我和杜总与杨宪勇都是朋友，没有拿中间差价。最后反复找被告催要，被告一拖再拖，杜总也下台了，不担任总经理了，后来就起诉至法院”。被告中电公司在该案庭审中对此辩称：“关于5万元和10万元是借款关系，不是工程款。现向法庭提交借款单和银行回单，证明甘秀武与案外人思诺达公司存在借款关系。思诺达公司租赁中电公司的房屋办公，15万元现金是甘秀武借思诺达的钱。”杜秉霖也到庭作证，当法庭询问“是否通过你的手结算过工程款“，杜秉霖答：“没有”，法庭继续询问“甘秀武从你这里拿着多少？“，杜秉霖答：“15万”，法庭告知“甘秀武曾出庭作证认可拿你的15万，说给原告做了工程款。”，杜秉霖称“我不认可，这是甘秀武借的钱和案涉工程款无关。”，法庭进一步询问“你找甘秀武要钱了吗？”，杜秉霖答“朋友，不好意思要，我司财务总催问我‘’，当法庭问“中电公司是否委托你给原告结账？”杜秉霖答“没有”。而杜秉霖为天津思诺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中电物流公司在（2017）津0116民初1535号案件庭审过程中还补充证据借款单和转账回单，以期证明甘秀武向杜秉霖借款15万元与该案无关，称15万是通过银行打款的形式，从证人杜秉霖所在的公司取得。该案中被告中电物流公司出示的上述证据借款单和转账回单分别为：1、借款单为2015年8月24日借款人为甘秀武，签批领导为杜秉霖的5万元，对应的转账回单为2015年8月24日付款人为杜秉霖收款人为甘秀武的5万元行转账记录，备注为借款；2、借款单为2016年5月26日借款人为甘秀武，签批领导为杜秉霖的10万元借款，对应的转账记录为两笔分别为2016年5月26日付款人为冉凤奎收款人为甘秀武的两笔5万元转账记录，合计10万元。另查，2019年3月18日杜秉霖作为原告向本院起诉甘秀武要求甘秀武返还借款25万元及利息，后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甘秀武偿还杜秉霖借款15万元及利息。该案杜秉霖与甘秀武以调解方式结案，2019年4月22日出具的（2019）津0116民初23911号民事调解书记载甘秀武同意于2019年8月20日前一次性偿还杜秉霖借款15万元、双方别无纠葛。而该案中杜秉霖使用的证据借款单与银行转账回单与上述中电物流公司曾在（2017）津0116民初15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示的15万元对应的证据完全一致。（2019）津0116民初23911号调解书出具后，甘秀武便于2019年5月21日向本院起诉被告中电物流公司并以杜秉霖作为第三人，诉讼请求与本案一致，截止该案法庭辩论终结时，甘秀武尚未实际履行（2019）津0116民初23911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该案于2019年8月12日做出（2019）津0116民初8256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甘秀武尚未履行相应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实际上的损失尚未产生，故对其诉请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5万元的诉请尚无事实依据，对该案15万元的相应性质该案亦无需认定，故驳回了甘秀武的诉讼请求。2019年9月11日甘秀武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杜秉霖支付了15万元，杜秉霖也于同日出具了收款说明，认可（2019）津0116民初23911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履行完毕。本案审理中甘秀武表示其曾向本院对（2019）津0116民初23911号案件申请再审但未予立案，对此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庭审中，原告陈述其从被告处一共收到了25万元工程款已经给付正方铝塑公司。而被告则称一共40万元，其中25万元是转帐支票，另外15万是通过第三人杜秉霖给付的。而对于本案中被告的解释与1535号案件中的庭审陈述不一致，被告解释为此15万是经过法院的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对于15万是以何种形式支付的问题，被告解释为由杜秉霖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原告。而对于在1535号案件中被告出示借款单和转账回单的证明目的与本案陈述不一样的问题，被告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被告认可1535号案件涉案工程款被告一共支出71万元，对于该案确定全部工程款86万元中的剩余工程款15万元由谁来承担的问题，被告称15万是由杜秉霖代中电物流公司向实际施工人支付的，但对于杜秉霖代被告履行的证据，除了生效判决中已经确认的事实，被告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诉请的不当得利之15万元与1535号案件和23911号案件中所涉及的15万元是何关系，即杜秉霖一共向甘秀武支付过几笔15万的款项，以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首先，经过二审和再审程序，本案涉及的（2017）津0116民初1535号承揽合同纠纷案件判决书业已生效，该案生效判决确认了已付工程款40万元中的15万元来源为甘秀武自杜秉霖处的借款所得，依据的事实包括当事人及证人的有关陈述和2015年8月24日以及2016年5月26日的借款单和转账回单。本院做出的上述判决亦对于已付工程款15万元的款项来源中涉及案外人的其他权利预留了纠纷解决的通道。杜秉霖据此向甘秀武主张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项下的权利，并在上述（2019）津0116民初23911号民间借贷案件中也提交了同样的借款单和转账回单作为证据，证实该笔借款的实际发生过程。而无论承揽合同纠纷案件还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被告中电物流公司和杜秉霖均对于甘秀武的借款表示为15万元，并提交了上述同一份借款单和转账回单作为证据证实。由此能够判断承揽合同纠纷中涉及的甘秀武支付的15万元工程款与杜秉霖民间借贷案件中主张的15万元借款是同一笔款项，中电物流公司和杜秉霖在上述案件多次庭审中从未提及除15万元银行转账形式的借款外，还另有一笔现金借款15万元用于垫付工程款的说法。而本案中，中电物流公司却称甘秀武向杜秉霖借款两笔15万，一笔是上述有对应转账凭证和借款单的15万，属于杜秉霖和甘秀武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与工程款无涉，另外一笔为杜秉霖现金给付甘秀武的15万元，才是上述承揽合同纠纷案件中法院认定的甘秀武向正方铝塑公司代垫的15万元工程款。而杜秉霖在答辩状中亦给出了同样的意思表示。对此被告中电物流公司和杜秉霖都不能提供对应的15万元现金发生的借据和转账凭证等任何证据，但均辩称甘秀武在承揽合同纠纷案件庭审中自述的15万元现金能够佐证。对此本院认为，结合上述查明的事实，存在两笔15万元的说法，是从甘秀武向中电物流公司主张不当得利纠纷案件发生后，中电物流公司和杜秉霖才始向法院提出的抗辩，该抗辩既缺乏任何事实依据，又与中电物流公司和杜秉霖在承揽纠纷案件和民间借贷案件中的陈述相悖，中电物流公司在承揽合同纠纷案件中提出证据借款单和转账回单，其证明目的是甘秀武支付15万元系从杜秉霖处的借款，不属于工程款，现在却又辩称甘秀武从杜秉霖处以现金形式取得借款15万元用于支付承揽合同纠纷案件中的工程款，中电物流公司的两次陈述自相矛盾；尤其是杜秉霖在承揽合同纠纷案件庭审中关于“甘秀武没有通过杜秉霖结算过工程款，甘秀武从杜秉霖处拿过15万元”的陈述完全相反。且杜秉霖收到本院传票传唤后拒不到庭，应承担举证责任带来的不利后果。故对于中电物流公司和杜秉霖关于存在两笔15万元的陈述，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告诉请的不当得利之15万元与1535号案件和23911号案件中所涉及的15万元是同一笔款项。其次，对于甘秀武自杜秉霖处借款15万元用于向正方铝塑公司支付工程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一审认为，构成不当得利应有以下几个要件：一是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既包括积极的增加，也包括消极的增加。二是民事主体他方受到损失。三是一方取得利益与他方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没有法律根据。本案中，被告中电物流公司就承揽合同纠纷应支付工程款86万元，但其仅支付了71万元，其财产总额应减少而未减少；原告甘秀武被杜秉霖以借款名义要回15万元，甘秀武损失已经实际发生；而中电物流公司之所以得以少向正方铝塑公司支付工程款15万元，系因甘秀武在其中代垫了15万元款项，而原本甘秀武使用来自杜秉霖的资金向正方铝塑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但因杜秉霖将借予甘秀武的资金要回，势必造成甘秀武自有资金的减少，甘秀武受到损失与中电物流公司获益存在因果关系；中电物流公司自甘秀武处取得不当利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被告中电物流公司对原告主张的15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依法予以返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天津中电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甘秀武返还代垫工程款15万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认可甘秀武代其支付了15万元款项，亦认可上诉人为此少支付了15万元款项，因此，甘秀武向中电物流公司主张返还涉案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甘秀武与案外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本案不予涉及。综上所述，天津中电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天津中电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雷审判员 李 浩审判员 王同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朱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