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62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主要负责人：唐继国，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强，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丽平，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琳，男，1980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海波，江苏钟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琳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11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琳的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刘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刘琳明知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2019）苏0106刑初391号刑事判决书明确认定，“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7日晚10时40分许，被告人刘琳…左前门碰擦了王根发停放在路边的苏Ａ×××**小型轿车，车尾部将由西向东步行至车后的行人于建华撞倒，之后驾车离开现场”。案外人魏梦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中陈述，“开到幕府一村楼下以后，刘琳说要买东西，我心想我家楼下路比较窄，我熟悉路况，我就跟他说，让我来倒车”，而刘琳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中陈述，“因为和魏梦有些矛盾，我和她就在停车的地方吵架，期间我下车了，她坐上了驾驶室”，两人的陈述不一致。刘琳在一审中陈述,“我后面碰到魏梦，她说当时看到有人躺在地上，但是不确定是什么位置”，而魏梦的询问笔录中记载：“我看到三岔路口的东西角躺着一个人”“这个人应该是在车的后方，车子开走后我才看到的”。综上，魏梦明确知晓事故发生，其追上刘琳后告知刘琳此事，刘琳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仍然离开事故现场，放任损失扩大。根据从公安机关调取的录像及饭店服务员的证言，足以证明刘琳当时是饮酒状态。（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一审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特别约定一栏第三项载明“尊敬的客户：投保次日起，您可以通过本公司网页、客服热线95511、门店核实信息，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请登录网站留言或者拨打服务热线。”重要提示一栏载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刘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若未收到保险条款，应立即向保险公司提出异议，而不是到诉讼时才主张没有收到保险条款。且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已经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大众公示了保险条款，并就相应免责条款进行了加黑加粗，应当推定刘琳已经注意到保单重要提示的内容，理解其含义，知晓相应保险条款内容。（三）一审认定刘琳要知晓事故发生离开现场才符合免责条款的约定，属于限缩解释，限制了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的权利。（四）刘琳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离开现场，事后被公安机关找到或者到公安机关自首，在此漫长的时间内会发生多种后果，如驾驶员涉嫌酒驾、毒驾，其违法犯罪的证据会消失，可能导致受害者得不到救治，可能发生“顶包”等等，产生的社会危害是难以预估的，因此，本案应当驳回刘琳的诉讼请求，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刘琳辩称：1.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主张刘琳已经收到保险条款并且应该已经注意到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免责条款并理解其含义的主张，无任何根据。首先，向投保人提供保单及保险条款是保险人的基本义务，同时保险人还负有对格式保险条款中的重要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引人注意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不应当由投保人在投保后主动索要、核对保单并逐条自行解读保险条款，甚至由投保人在投保后专门登陆保险人网站去查找保险条款。其次，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为证明其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达到拒赔目的，一审中提交了一份伪造刘琳签字的投保单。2.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为证明刘琳对案涉保险事故是明知的，对一审庭审笔录以及刘琳和魏梦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进行刻意地删节拼接，歪曲相关人员陈述的真实意思。首先，刘琳在事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致人损伤的交通事故，刘琳是在第二天中午被公安机关传唤后才知道了发生撞人交通事故，才向前一天晚上同行的魏梦询问情况，魏梦直到此时才告诉刘琳其在刘琳驾车驶离现场之后发现车辆右后方墙角位置躺了一个人，至于这个人当时为什么躺在墙角，是否是被刘琳驾车撞击所致，魏梦当时并不知晓，而且由于当时双方发生争吵，后来魏梦追上刘琳并没有将这一情况告知刘琳。其次，案涉交通事故是在特定情形下发生的，刘琳不知道发生致人损伤交通事故具有可能性。事故发生时间是晚上22时44分，属于深夜，且当时下着雨，能见度较差，事发当时刘琳与魏梦发生争执，情绪比较激动，二人都处于驾驶位车门后侧，肇事车辆向后倒的时候，二人的身体抵到车门致使车门反向，发出金属断裂声。以上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影响了刘琳的准确判断，导致刘琳不知道发生事故。3.刘琳因为涉案交通事故致于建华死亡，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在对刘琳的交通肇事行为进行侦查时，不仅多次讯问刘琳，也对相关证人进行了详细询问，查看了现场监控，进行了现场勘查，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最终结论是刘琳交通肇事后，虽然驶离了现场，但是不属于逃逸，这一结论说明刘琳不存在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为逃避责任而故意逃离现场的情形。4.刘琳没有肇事逃逸的动机。肇事车辆购买了足额的保险，即使发生责任事故，保险公司也会理赔，所以刘琳没有必要逃逸。刘琳在接受讯问时多次表明，如果最终确定受害人所受伤害确实是其肇事所致，一定会积极赔偿，争取获得谅解。5.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对保险免责条款作限缩解释不当，是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的本意和初衷，该条的本意是要求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措施救治伤者，保护事故现场，以防止损失扩大，进而缩小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这个前提是驾驶人员主观上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若驾驶员主观上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则客观上不能采取任何措施。如果对驾驶员是否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不予区分，即判令保险机构免责，既违反了保险制度的初衷，也有失基本的公平。综上，虽然刘琳客观上驶离了现场，但是刘琳不具有明知发生保险事故而逃逸的主观故意，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应为其未就免责条款依法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承担后果，一审判决应当维持。刘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对刘琳支付给受害人家属的92.77万元赔偿款予以理赔；2.诉讼费由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6日，刘琳作为被保险人在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为其名下苏Ａ×××**小型越野客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投保不计免赔），保险期间自2018年7月13日到2019年7月12日止，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为122000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为100万元。《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第二十六条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2019年1月7日22时44分许，魏梦驾驶苏Ａ×××**小型越野客车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岔路口内由北向南倒车过程中，刘琳站在开启的左前门旁与魏梦发生争执并干扰魏梦驾驶，致苏Ａ×××**小型越野客车左前门碰擦王根发停放在路边的苏Ａ×××**小型轿车，随后刘琳将魏梦从车上强行拉出，刘琳上车驾驶因操作不当使车辆加速向后行驶过程中将由东向西步行至车后的行人于建华撞倒，造成于建华受伤、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刘琳驾车驶离现场。同日，于建华被送至江苏省医结合医院就诊，次日凌晨收住该院ＩＣＵ病区，医方予ＩＣＵ护理常规，特级护理等治疗。2019年1月16日，于建华经抢救无效死亡。于建华的治疗共支付医疗费58227.24元。经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于建华符合交通事故中右侧肢体遭受撞击、向左侧摔跌致严重颅脑损伤而死亡。经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六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琳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魏梦、王根发、于建华不承担责任。2019年1月8日，刘琳经民警电话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2019年2月12日，华春燕（系刘琳之妻）向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报案。2019年2月14日，刘琳、华春燕（甲方）与于建华的亲属孙华祥、于超美（乙方）签订《赔偿及谅解协议》，协议约定：甲方赔偿乙方共计人民币106万元，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66万元、丧葬费4万元、被扶养人抚养费10万元、医药费6万元、交通费5000元、护理费2万元、精神抚慰金17.5万元等所有的费用；乙方得到赔偿款后不再追究甲方任何其他民事责任；相关交通事故的处理一次性了结。同日，刘琳赔偿于建华家属50万元，于建华家属出具《谅解书》。2019年2月22日，刘琳赔偿于建华家属56万元。2019年5月，刘琳犯交通肇事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2019年6月21日，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机动车损失保险中责任免除第八条、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作出拒赔通知书。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已支付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赔偿款12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在刘琳投保时是否已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2.案涉交通事故是否属于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3.如果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应支付的理赔款应如何认定。关于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在刘琳投保时是否已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重要提示第3条内容为:“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该内容并无加粗加黑等重要提示。2019年2月27日《机动车辆车物重大案件调查笔录》也不能证实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在保险合同签订时已尽到了提醒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关于案涉交通事故是否属于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案涉交通事故系刘琳在保险期内驾驶车辆发生。一审法院认为，南京市交通管理局第六大队认定该起交通事故刘琳承担全部责任。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刘琳系饮酒驾驶且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刘琳虽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但公安机关就相应责任进行了认定，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造成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因此，即使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所主张的二个免责条款发生效力，由于不存在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仍应当按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保险赔偿责任。关于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应支付的理赔款数额。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应依照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的约定、刘琳与于建华亲属达成《赔偿及谅解协议》及实际赔偿金额，对不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刘琳已于2019年2月向于建华亲属进行赔偿，现向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理赔，各分项赔偿金额应按照当时的计算标准计算，不属于保险人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赔偿范围或超出已实际赔偿金额的，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由于《赔偿及谅解协议》中不包括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费用，故刘琳主张**安保险江苏分公司赔偿上述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双方举证、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对于其他赔偿项目分析认定如下：1.医疗费。刘琳主张医疗费58227.24元，根据刘琳提交的死亡记录、医疗费发票、收据，且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对医疗费数额无异议，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死亡赔偿金。刘琳主张依据江苏省2019年度标准要求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839362.56元。因该交通事故发生于2019年1月，且事故赔偿亦于2019年2月支付完毕。根据赔偿款支付时的赔偿标准，2018年度的相关赔偿标准尚未公布，故应使用2017年度的相关赔偿标准，刘琳应支付的死亡赔偿金为697952元[43622元×（20年-4年）]。刘琳实际已赔偿于建华家属死亡赔偿金66万元。故一审法院确认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应赔偿死亡赔偿金66万元。3.丧葬费。刘琳主张丧葬费43295元。一审法院根据2017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确定丧葬费为79741元/年÷2=39870.5元。刘琳超过该标准进行赔偿系其自愿行为，超过部分不应向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主张赔偿。故一审法院确认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应赔偿丧葬费39870.5元。4.交通费。刘琳主张交通费5000元，根据于建华就诊情况以及办理丧葬事宜，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1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刘琳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因刘琳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故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不承担精神损失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刘琳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6.护理费。于建华入院治疗一直在ICU重症监护室内，无需医院之外他人护理，未产生护理费用。故对刘琳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7.被扶养人生活费。刘琳主张于建华生前对母亲任桂兰负有扶养义务，应赔偿73655元。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辩称户籍资料中任桂兰系退休工人，有退休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刘琳未举证任桂兰符合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无其他收入来源的证据，故对刘琳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以上费用合计759097.74元，扣除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已经支付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122000元，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应赔偿637097.74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向死者亲属赔偿后，根据保险合同要求保险人予以赔偿的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交警部门认定刘琳负事故全部责任，魏梦、于建华、王根发不承担事故责任，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刘琳虽否认商业保险投保单上投保人签字栏所签“刘琳”二字系其本人所签，但未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对刘琳的主张不予采信。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辩称投保时已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责任义务，刘琳涉嫌饮酒驾驶，且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故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应免责，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辩称其他车辆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无责赔付的问题，由于本案系刘琳驾驶机动车造成于建华受伤后死亡的交通事故引发的保险赔偿，该事故与其他车辆无关，故不存在无责赔付的问题，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刘琳637097.74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077元，由刘琳负担3777元，由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负担93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各自主张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向本院申请调查令，从公安机关调取了询问笔录62页、视频5份、报警记录1份作为证据提交，拟证明刘琳在发生事故当晚可能饮酒，且刘琳在发生事故后驾车驶离现场并停靠路边检查车辆，魏梦追上刘琳交流之后，刘琳步行返回现场后，又回停车地点驾车离开，应当知晓发生撞人事故；另提交基本投保流程视频两段、线上投保过程中采集的刘琳身份证图片，刘琳上一年度投保同一险种的投保单，拟证明其已就案涉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刘琳提交了公安机关出具的“刘琳抓获经过”，拟证明刘琳在公安机关陈述“如果最终确认我撞了人，我会积极赔偿，我也有保险”，从而证明刘琳并非肇事逃逸。针对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的举证，刘琳质证意见为：对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从公安机关调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根据与刘琳一起就餐的姜峰、刘秀美等人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刘琳在事发当晚没有饮酒，服务员刘春瑶指认刘琳喝醉了，该证言不实，因为饭店人流量巨大，服务员无法真实反映相关人员是否饮酒。饭店的视频显示刘琳与其他人一起帮扶深度醉酒的姜峰，证明刘琳是很清醒的；美景雅苑门口的监控视频显示刘琳下车后检查正驾驶车门、整理后备厢，没有刻意检查撞击于建华的车辆右后侧，反映刘琳不知道发生致人损伤的交通事故。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提交的线上投保流程视频，只是线上投保的模板，并非当时刘琳投保的视频，不能达到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的证明目的。对刘琳上一年度投保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刘琳是买车时投保的，无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向刘琳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只是让刘琳在投保单上签字。针对刘琳的举证，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质证意见为：对刘琳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刘琳的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确认，至于上述证据能否达到当事人举证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评判。二审另查明，案涉事故发生于2019年1月7日22时44分左右，刘琳于2019年1月8日下午14时左右到达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公安机关在调查过程中，询问了事发当晚与刘琳一起就餐的人员以及饭店服务员、报案人，并调取了刘琳用餐饭店的视频、事故发生地南京市鼓楼区附近的视频。在公安机关询问过程中，与刘琳一同就餐的姜锋、刘秀美、魏梦均陈述刘琳没有喝酒或者其没有看到刘琳喝酒，但两名饭店服务员均陈述一同就餐的四名男性均喝酒了且喝醉后在饭店闹事。饭店的监控视频显示，刘琳与另一名男性共同抬着一名男性走出包间，后刘琳与其中一人言语交流后互扇耳光并扭打在一起，后被拉开。事故发生地点的监控视频显示的事故经过与一审查明一致。事故发生后刘琳驶离现场后停车地点的监控视频显示，刘琳下车检查车辆情况，魏梦跑步追来并与刘琳交谈，然后刘琳步行前往事故发生地方向，魏梦在车旁等候。二审中，刘琳代理人当庭陈述，当时车辆是由4S店的销售人员代刘琳投保，投保单不是刘琳本人签的，应该是销售员代签的，认可投保的行为。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陈述：案涉保单是线上投保而非面签，不清楚投保流程是否为刘琳本人操作，也无法确认签字是否为刘琳本人所签，但保险费是由刘琳交纳，因为是线上投保，保险条款由投保人自行阅读。关于线上投保流程，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当庭播放视频并陈述：首先，投保人下载“平安好车主”APP以便接收保单和缴费。电子投保前，投保人先确定险种，险种确定后会生成投保链接，保险公司或代理机构将投保链接以短信或微信形式发送至投保人手机，投保人或其代理人点开链接操作。打开链接须先进行人脸识别，识别成功后才可以进行投保。确认缴费前必须阅读保险条款，未阅读且未点击已阅读按钮前，跳转签字的按钮呈灰色，阅读完毕后，点击“已查阅《商业险条款》《交强险条款》”，进行投保确认、电子签名、缴费，完成投保，就可以在“投保中心”查看保单信息。保险公司不再送达商业险纸质保险单和保险条款。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有相应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对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的免责条款有无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2.案涉事故是否属于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案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系通过线上投保的方式订立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的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已经举证证明其在线上投保流程中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但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但由于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所援引的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约定的“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饮酒（驾驶机动车）”两项免责情形，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条款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争议焦点二，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主张依据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其亦不承担保险金赔付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本案中，刘琳主张案涉交通事故系其操作不当引发，事故的性质、原因明确，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应予赔偿；而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则主张因刘琳没有及时报险，导致其无法查清刘琳是否存在酒后驾车以及明知事故发生而驶离现场等情形，事故的性质、原因不明，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刘琳应当在知晓事故发生后及时报险，以便保险人能够及时调查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刘琳主张虽然其没有报险，但由于公安机关介入，其未及时报险的行为并未对确定事故的性质、原因造成障碍，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刘琳是在事故发生十几个小时后才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客观上避免了对其在事发当时生理状态的检测；其次，保险人在保险理赔中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审核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是否应当给付保险金，及时报险对保险人调查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具有重要意义；再次，相较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待证事实的证明标准较高，故相关视频资料和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没有得到采纳，不等于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目的不达。因此，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主张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基于平安保险江苏分公司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1190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077元，由刘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刘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晗庆审判员  李 剑审判员  张殿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