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民终4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法定代表人：赵春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琼，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云，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源，女，1989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福玉，河北管文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冉鹏，河北管文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女，200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福玉，河北管文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冉鹏，河北管文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路北京局）因与被上诉人袁源、被上诉人沈某铁路运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26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铁路北京局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琼、张雪云与袁源、沈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福玉、冉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铁路北京局上诉请求：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108民初2606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铁路北京局承担20%比例的赔偿责任。即将铁路北京局赔偿袁源、沈某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由630568．8元减少至315284．4元。二、将铁路北京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金额由5万元减少至1万元；三、依据二审判决铁路北京局承担赔偿金额相应调整铁路北京局承担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虽然认定巩秀玲碰撞列车死亡承担主要责任，但责任比例认定不准确，判决铁路北京局承担责任比例的份额明显过高。（一）铁路北京局已经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义务，但一审未予以认定。1．铁路北京局已经充分履行静态安全警示义务。事发地点附近1314米范围内，铁路北京局建设有三处公铁立交桥，足以满足居民安全通过铁路的需要，并且公铁立交桥有通往巩秀玲租住房屋的道路。每座立交桥上设置有四处“禁止通行”的警示标志，距离事发地点20米的墙上有“严禁穿越线路”的警示标志，铁路北京局事发地段及附近共计设置了13处静态安全警示。2．铁路北京局已经充分履行动态安全警示义务。铁路北京局提供的机车视频和音频证据，足以证明57044次旅客列车经过事发地点前连续采取鸣笛示警和紧急刹车措施。3．在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时速低于120公里的普速线路必须设置防护设施的情况下，铁路北京局已经采取了有效的防护措施。并且事发的铁路线路并非紧邻城市居民区。（1）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设计开行时速120公里以上列车的铁路应该实行全封闭管理。”之所以作此规定，因为非提速线路列车速度较低（一般低于时速100公里），行人即使违法上铁路线、发现来车也完全能紧急撤离到安全位置。本案事发地段为非提速线路，列车实际运行速度46公里。铁路北京局在无在线路旁必须设置防护设施法定义务的情况下，仍然与承德市政府共同在事发地段设置兼具防护和城市美化功能的防护栏，起到了安全防护和警示作用。（2）虽然事发铁路位于承德市市区，但铁路的实际位于市区的最边缘地带，位于大山脚下。巩秀玲租住房屋是位于山脚下距离铁路钢轨5米处建设的违法建筑。不能苛求铁路北京局仅仅为一处违法建筑专门在铁路旁设置防护设施。4．巩秀玲对穿越铁路时自身面临的安全风险完全处于放任的状态，即使不能确定巩秀玲故意碰撞列车，至少巩秀玲对其死亡存在重大过失。巩秀玲作为一名有摩托车驾驶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违法进入铁路区间的危险性，但仍然头戴摩托车驾驶防护用头盔（穿越铁路时既影响听力、又影响瞭望），在走向铁路时不顾火车的鸣笛示警，一刻也不停止、未做任何站立和确认有无来车，靠近铁路时“如入无人之境”，导致其与紧急刹车中的旅客列车的侧面发生碰撞，不仅致其自身死亡，而且给事发旅客列车上的300余名旅客带来较大的人身安全风险。二、一审判决赔偿袁源、沈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明显过高。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充分考虑侵权人与受害人的过错程度，一审在认定受害人巩秀玲对其死亡承担主要责任的情况下，判决铁路北京局赔偿5万元的精神抚慰金，既不符合责任认定的比例、又不符合常理。三、一审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有误。综上诉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铁路北京局的全部上诉请求。袁源、沈某辩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判决认定：事发路段紧邻居民区，铁路北京局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和警示义务，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受害人的经济损失按城镇标准计算，认定事实清楚；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由铁路北京局承担40％的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原审判决铁路北京局承担40％的赔偿责任，比较公正。铁路北京局存在12项主要过错，足以证明巩秀玲未充分履行铁路安全防护和警示义务。如铁路北京局所讲，事发地点1314米的范围内，确有三处公铁立交桥，但没有一处可以通往巩秀玲租住房屋处，其中两处通往大老虎沟和小老虎沟社区，另一处通往承德市人社局技工学校和承德市钢材市场；每座公铁立交桥上设置的“禁止通行”警示标志，因相距太远，附近居民根本看不到；因通往租住的房屋只有穿越铁路事发地点的一条道可走，从未见到过“严禁穿越线路”的警示标识。袁源、沈某向一审法庭提交的现场勘察照片和文字说明，足以证明铁路北京局讲的“事发地段及附近共计设置了13处静态安全警示”子无虚有，没有一块“注意安全”和“小心火车”等警示标识。袁源、沈某的代理律师沿小老虎沟公铁立交桥走到大老虎沟公铁立交桥，第二次勘察现场并向法庭提交8张照片显示：铁路方面在事发后未采取任何整改措施。袁源、沈某向一审法庭提交的现场勘察照片显示，因事发路段弯道和上坡阻挡了巩秀玲的视线，火车正前方有“鸣”和“缓”字提醒火车司机鸣笛和减速行驶。火车行车记录仪本应音、视频合二为一，但铁路北京局向原审法庭分别提交了机车视频和音频两个证据。该视频和音频涉嫌伪造或剪辑。据事发附近居民讲，巩秀玲事发时，火车没有鸣笛。如果事发前火车鸣笛，巩秀玲必然会听到并警醒和躲避，也是不会发生本起交通事故。铁路北京局向一审法庭提交的《机车KLJ运行记录数据全程记录》显示，事发10时07分左右，火车机车根本没有减速行驶，足以证明机车没有采取紧急刹车措施。即便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由于高速火车的惯性，交通事故因未鸣笛也不可避免。火车未鸣笛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事发铁路紧邻承德市繁华居民区，这是不争的事实，巩秀玲居住地就属于大老虎沟社区。《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事发承隆线双峰寺站至承德站间2公里415米处。不足百余米，列车即将驶入承德站。该证据是公文书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如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可直接作为人民法院定案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设计开行时速120公里以上列车的铁路应该实行全封闭管理”。依据《列车车次分类和车次编定表》，事发57044列车为管内普通旅客快车，时速可达120公里以上。因全线封闭费用较高，袁源、沈某并非要求承隆线全线封闭，但在铁路线经过的承德市的双桥区和县城镇以及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应当实施封闭管理，尽全力避免此类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至于铁路北京局讲的承德市政府与承德车务段共同在事发地段设置兼具防护和城市美化功能的防护栏，因其高度只有80厘米，根本起不到防护作用。该防护栏也不是铁路方面设置，是城市园林绿化设置的花栏。《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铁路线路两侧应当设立8-20米的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袁源、沈某向一审法庭提交的现场勘察照片显示：巩秀玲租住的房屋距离铁路钢轨不足2米，并非铁路北京局讲的5米。该线路在最初设计时，应将双侧铁路线外8-12米的范围内全部征用，以除后患。即便是违法建筑，承德车务段也应加强路政执法，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强制拆除违建。遗憾的是，因铁路方面不作为，最终酿成了本起铁路交通事故。巩秀玲穿越铁路时，因未听见火车鸣笛，不可能是故意碰撞列车，也不是放任状态下的间接故意和重大过失。如果说是放任，那也是铁路方面的放任和过失。佩戴头盔驾驶摩托车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基本要求，并不影响听力和瞭望。正是因为火车司机未鸣笛警示，加之巩秀玲从坡下到坡上，受视线所挡，才被刮撞身亡。因依常理：巩秀玲作为行人被火车刮撞，根本不会给列车上300余名乘客带来人身安全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款第（一）项明确规定：因受害人过错穿越铁路线造成人身损害的，如果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应当在全部损失的80％至20％之间承担赔偿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河北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减轻机动车方赔偿的责任的50％至60%（机动车赔偿40％至50%）。本案是火车碰撞行人，原审判决认定，巩秀玲负主要责任，参照上述法规规定，铁路北京局最低应负40％的赔偿责任。三、原判决赔偿袁源、沈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于法有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因铁路北京局的过错致巩秀玲死亡，给袁源、沈某造成重大精神损害，特别是沈某尚未成年，永远失去一位慈爱的母亲。依据受诉法院地北京市公布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万元。铁路北京局未充分尽到安全防护和警示义务致巩秀玲死亡，理应不分责任赔偿10万元，但袁源、沈某尊重原审判决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综上所述，因铁路北京局在事发时存在诸多过错，袁源、沈某在诉讼时主张了60％的赔偿比例，虽然一审法院只支持了40%，但袁源、沈某本着息事宁人，尽早取得赔偿款，以告慰逝者之灵的态度，并未提出上诉。生命至上，再多的赔偿金也不能挽回一条生命，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源、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我们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1463元、丧葬费63500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6万元，根据铁路北京局的过错，我们按60%的赔偿比例要求铁路北京局赔偿共计902857．8元；2．铁路北京局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7日10时07分，巩秀玲在承隆线双峰寺站至承德站间2公里415米处时，侵入铁路限界，57044次列车与其相撞，致巩秀玲死亡。2019年12月18日，北京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出具《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巩秀玲违法进入铁路作业区域，在列车鸣笛示警的情况下，不躲避列车盲目横越铁路，与制动过程中的列车相撞，此次事故属巩秀玲自身原因造成，负事故全部责任。巩秀玲于1963年12月7日出生，去世时已离异，其育有二女即袁源、沈某，其父母巩林阁、刘桂芬均已先于其去世。袁源、沈某认为铁路北京局存在较大过错，称铁路线横穿承德市繁华的双桥区，事发现场对面是巩秀玲前夫的住房，必须横穿铁路线才能抵达，巩秀玲沿坎下台阶向上走到事发现场，根本看不见从左方过来的高速火车，且火车穿过市区事发路段时应鸣而未鸣笛，车速过快，未缓速行驶，故要求铁路北京局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赔偿责任。为此，袁源、沈某提交了现场勘察照片和书面说明，证明铁路北京局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和警示义务，对巩秀玲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铁路北京局对袁源、沈某的主张不予认可，认为其已充分尽到安全防护和警示义务，事故发生系巩秀玲自身原因造成。为此铁路北京局提交事发时的机车视频（无声音）和音频资料，并提交公安对值乘司机的询问笔录予以佐证。视频中显示一行人（巩秀玲）戴着头戴沿台阶向上走到事发现场与驶来的列车相撞，音频中显示司机鸣笛后自称与行人相撞。铁路北京局称巩秀玲在机车鸣笛示警情况下，未站立瞭望及确认有无来车，即侵入铁路限界，对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失。袁源、沈某对上述视频、音频、笔录均不认可，称视频图像与声音分离，事发时司机并未鸣笛，声音明显存在剪辑嫁接。铁路北京局还提交列车运行数据全程记录，证明事发时列车运行速度为每小时46公里，行人发现来车完全可以及时躲避，司机发现巩秀玲后亦采取了紧急刹车措施。袁源、沈某认为录像未显示列车事发时为每小时46公里，即使是速度为每小时46公里，列车在穿越承德中心城区时速度仍然过快。铁路北京局另提交了事发地点照片、列车运行图技术资料文件、事故现场平面图，证明事发地点为非提速线路，无需设置房屋设施，且附近建设有三处公铁立交桥，可以通往民房，足以满足行人安全通行需要，公铁立交桥和事发地点附近均设置有安全标识。袁源、沈某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公铁立交桥距离事发地点过远，而且无法到达民房处，事发地点没有禁止通行和严禁穿越铁路线路的标识，且事发铁路线路位于承德市中心区，应设置防护栏。铁路北京局认为此事故发生系巩秀玲故意所为，袁源、沈某亦不予认可。袁源、沈某主张死亡赔偿金1359800元，系按照2019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90元计算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21463元，系按照201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2926元，按1年2人共同扶养计算；丧葬费63500元系按照2019年度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127000元计算6个月；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6万元。铁路北京局不同意按照城镇标准予以计算，为此，袁源、沈某向本院提供巩秀玲2018年1月26日至2020年1月25日期间在承德市高新区未来城锦时园小区的房屋租赁合同、承德高新区社区管理办公室迎宾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巩秀玲交纳社保的记录以及银行流水记录。铁路北京局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因受害人翻越、穿越、损毁、移动铁路线路两侧防护围墙、栅栏或者其他防护设施穿越铁路线路，偷乘货车，攀附行进中的列车，在未设置人行通道的铁路桥梁、隧道内通行，攀爬高架铁路线路，以及其他未经许可进入铁路线路、车站、货场等铁路作业区域的过错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并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有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在铁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列车碾轧自然人造成的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铁路运输属于高危行业，列车是在固定轨道上运行，且有速度高、制动距离远、遇有险情不易躲避的特点，客观上就必然要求公众负有重要的安全注意义务。巩秀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意识到违法进入铁路区间的严重人身危险性，但其却违法进入铁路区间内，与运行中列车相撞导致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事发路段紧邻居民区，铁路北京局未充分履行安全警示的义务，应当承担次要责任。本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酌情确定责任比例，由铁路北京局承担40%的赔偿责任。铁路北京局认为此事故发生系巩秀玲故意所为，袁源、沈某不予认可，本院根据铁路北京局提供的证据对其上述主张亦无法采信。关于巩秀玲损失的计算标准，袁源、沈某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居住证明、巩秀玲交纳社保的记录以及银行流水记录，可以认定巩秀玲长期在城镇工作生活，故其损失应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计算。经本院计算，巩秀玲的死亡赔偿金应为14769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46358元，丧葬费应为53084元，共计1576422元，按照40%的标准计算后为630568．8元。袁源、沈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本院酌情予以确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袁源、沈某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共计630568．8元；二、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袁源、沈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三、驳回袁源、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铁路北京局对巩秀玲死亡损害后果应承担多少赔偿比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铁路北京局在事发地点对于受害人横向穿越未封闭的铁路线路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应当承担全部损失80%至20%之间的赔偿责任。涉事铁路路段未封闭运营，事故发生地点铁路路基上建有方便穿越铁轨的台阶，铁路北京局未及时拆除台阶，应当认定其对穿越铁轨的行为持默许和放任的态度。铁路北京局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充分履行了安全防护和警示的义务，应当认定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巩秀玲作为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在横向穿越铁路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导致自身与正在运行的火车相撞，是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巩秀玲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一审法院综合考虑铁路北京局与巩秀玲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铁路北京局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据此赔偿比例确定铁路北京局负担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数额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酌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合情、合理、合法，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铁路北京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6414元，由袁源、沈某负担1579元（已交纳75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8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629元，由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佳审 判 员  梅 宇审 判 员  郝文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石雨冰书 记 员  董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