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2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池某1，女，1950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周尚檬，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池某2，女，1954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周尚檬，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池某3，女，1957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周尚檬，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池某4，男，196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杨松，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池某1、池某2、池某3因与上诉人池某4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民初7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国标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池仁昭（于2003年3月27日死亡）、与黄玉红（于2018年5月9日死亡）系夫妻关系，育有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位于杭州市××村××幢××单元××室的房屋（57.17㎡）原系公房，由池仁昭、黄玉红、池某4共同居住，于1987年8月15日迁移至该房屋。1995年10月，因房改购房，池仁昭购得前述房屋，购房票据所载结算金额为15386.22元。2002年11月12日，池仁昭书写一份遗嘱，载有“一、座落在××村××幢××单元××室，建筑面积57.17平方，房屋所有权人池仁昭，继承权归妻子黄玉红所有，当妻子百年后，其继承权才能归子女。”池某1曾于2018年5月18日发短信给池某4，内容含有“一、关于我们三姐妹不愿意放弃父母房产继承权利的原因和理由。1、这份房产所有权是父母的，父亲的遗嘱上清清楚楚地表明是遗赠给我们姐弟四人的，这是父母给予我们的关爱。我们共同赡养了父母，我们三姐妹都付出另一份实实在在的义务和孝心，我们问心无愧，尊重父母的遗愿，坦然接受。2、对于你说的，陈勇得到他父亲的全部卖房款，你们放弃了。与陈勇相比，你是强者，他是弱者，又是你们公司的员工，你完全可以慷慨赠与，他理所当然可以坦然接受。而我们四姐弟中，你的赚钱能力最强，生活条件远远好于我们，你根本不需要我们来捐助你，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接受父母亲的房产继承权。3、凭心而论，我们三姐妹都已进入花甲之年，已无能力再通过劳作获得其他收入，而作为独生子女的家庭，我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养老问题，而不像你可以一掷千金。4、至于你在父母亲困难时，出钱帮父亲够下房改房的事，我们也咨询了律师，律师认为作为子女在父母亲困难时相助，是天经地义的，父母亲为养育子女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钱财，作为子女还得清吗？当时的购房款不能成为独占房产的依据，且这房子是父亲辛勤工作多年后，单位给予父亲的福利房。而法律规定女儿与儿子享受同等继承权。至于捐房产，你有权捐你的四分之一份，我们不会干涉。5、对于你当时出的钱，我们会替父母还你的，至于你说的父亲让你出钱买房是想让你增值的，也许他当时这么想的，但他在立遗嘱时，改变了想法，他看到了我们三姐妹在他生病时付出的孝心，所以他没有留下片言只语要让你增值。法律是讲证据的。……”2018年6月2日，池某4、池某1有如下对话：……池某4“阿姐，首先啊，你听我说，这个房子是我出钱买下来的，你们承不承认？”池某1“对，这个是的。”池某4“是我出钱买的，当时爸妈叫我买这个房子，原意是要把这个房子给我的，对不对？”池某1“嗯，是的。”……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均认可池某2持有母亲黄玉红的现金114579.95元。池某2还持有：1、杭州银行编号为×××50，户名为黄玉红，金额为1万元，起息日为2017年12月26日，到期日为2020年12月26日的储蓄存单一张；2、开户网点为工商银行杭州文三路支行，账号为1202××××854＊，户名为黄玉红的存折一张，该存折记载的最后日期2018年6月21日的余额为2538.65元；3、编号为0001014的股权证一张，证券名称为杭安琪儿（ＮＢ1003），姓名为池仁昭，证券账户为×××97，签发日期为1993年9月11日。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均同意对前述存折、股权证不在本案中处理。池某1、池某2、池某3于2019年8月14日起诉请求判令对位于杭州市江干区××村××幢××单元××室的房产进行分割，池某1、池某2、池某3每人各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原审诉讼中，池某1、池某2、池某3变更诉讼请求为：一、确认池某1、池某2、池某3对位于杭州市江干区××村××幢××单元××室的房屋各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二、对池某2持有的母亲黄玉红的遗产现金114579.95元由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按各四分之一继承；三、对池某2持有的母亲黄玉红的1万元存单由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按各四分之一继承。另查明，原审诉讼中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曾表示要对案涉房屋进行分割，由池某1、池某2、池某3取得所有权并补偿池某4，后池某1、池某2、池某3撤回价值评估鉴定并变更了诉请。 原审法院认为，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作为池仁昭、黄玉红的子女，系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池仁昭、黄玉红的遗产。本案需处理的遗产有位于杭州市××幢××单元××室的房屋（57.17㎡）、池某2持有的黄玉红的现金114579.95元、黄玉红的1万元存单。关于杭州市××村××幢××单元××室的房屋。该房产因系池仁昭、黄玉红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故应属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池某1、池某2、池某3提交的遗嘱，池仁昭在去世前已立遗嘱将该房产由黄玉红继承，即池仁昭将其所有的一半份额立遗嘱归黄玉红继承，池仁昭死后该房屋应归黄玉红所有。池某4称该遗嘱无黄玉红签名，故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故该房屋应属黄玉红的遗产。根据本案证据该房改房的购房款应系池某4出资，金额为15386.22元。考虑到池某4的出资并综合本案情况，原审法院酌情按照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分别继承22%、22%、22%、34%。关于现金114579.95元，应由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各继承四分之一，即28644.98元。关于黄玉红的1万元存单，应由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各继承四分之一本金及利息，即本金2500元、四分之一利息。综上，原审法院对池某1、池某2、池某3的部分诉请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池仁昭名下位于杭州市××村××幢××单元××室的房屋由池某1继承22%、池某2继承22%、池某3继承22%、池某4继承34%；二、池某2持有的遗产现金114579.95元，由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各继承28644.98元；三、池某2持有的遗产1万存单及利息（杭州银行编号为×××50，户名为黄玉红，金额为1万元，起息日为2017年12月26日，到期日为2020年12月26日）由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各继承本金2500元及四分之一利息；四、驳回池某1、池某2、池某3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97元，减半收取11898.50元，由池某1、池某2、池某3负担7897.50元，池某4负担4001元。 宣判后，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池某1、池某2、池某3上诉称：一审判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酌定池某4就房产多继承部分份额。然该条规定，与一审法院酌定的理由毫无任何关联。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但一审判决却是以“考虑池某4的出资并综合本案惜况”，得出判决结论，明显与法律规定不符。对此，池某1、池某2、池某3分述如下：一、池某4并不属于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情况，相反，在被继承人晚年还存在明显的不负责任。在父母晚年病重时，一直是池某1、池某2、池某3寻医问药、陪同问诊、住院陪护等等。而当时池某4除了正常的分担医药费外，池某4从未给父母配过一次药，也从未陪父母看过一次病。相反，在分担费用时，连几百元的零头还要斤斤计较，还说：“为什么要我多出？”在母亲病危时，除医院安排护理人员外，池某1、池某2、池某3也是每天轮流陪护，并积极跟踪配合医生治疗，跑腿、购物、买药、照顾饮食等等。母亲临终时，也是池某1、池某2、池某3送的终。而池某4作为儿子，明知道母亲病危，人却在千里之外的香港，电话催其回家奔丧，还牢骚满腹。对被继承人是否尽了扶养义务，不应当仅仅只看是否承担金钱方面的义务，还应当考虑其实际行动。赡养老人，费用只是小部分，而日常生活起居的照料，家人的陪伴，才是最核心之义务，也是最难实现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这足以说明，除了承担必要费用外，赡养义务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实际行动。池某1、池某2、池某3坦言父亲病故后十五年来母亲的就医、配药，日常生活照料等生活琐事均是池某1、池某2、池某3承担的。而池某4虽家有豪车三、四辆，却几乎没有载过母亲，更没有专门为母亲服务过一次。就该方面来说，池某1、池某2、池某3才是尽了主要义务的一方，而池某4根本未尽核心义务，根据继承法该条的规定，池某1、池某2、池某3才有权主张多分，被上诉人应当少分。但池某1、池某2、池某3一审时仅主张四人均等，已经给足了池某4的面子和体谅。二、池某4也不属于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一方。案涉房产系1995年购买，但实际上池某4于1995年左右便已分到单位的福利房自己居住，而在2003年左右，其又购买了联体别墅居住。从居住能力和赡养条件，以及池某4作为家庭唯一的儿子来说，其都应当将老人接过去共同生活。但是池某4却一直让老人单独居住和生活。尤其是母亲去世前几年，还是安排在池某2家边上居住，由池某2照顾日常起居。从父母日常的病历材料、费用存折都是由池某2负责保管，去世后也是池某2负责张罗丧葬、采办等事务，也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这一点来说，池某2才是属于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一方，可以主张多分。三、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产由池某4出资，也无事实依据。本案中，池某1、池某2、池某3并未否认案涉房产购入时，池某4提供过资金的事实，这是池某1、池某2、池某3本着诉讼诚信，对事实的尊重。实际上，一审时，池某1、池某2、池某3完全可以否认该事实，而从举证责任来看，池某4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资金转账凭证。至于池某4出了多少金额、如何支付、该款项父母是否还给池某4，这些作为认定出资成立与否的核心事实，一审法院都没有进行查实。相反，在原审庭审过程中，池某3与池某4当庭对质，质问对方是否私下说过“买房子的钱，父亲已经归还”这样的话。池某4当时是承认的，而后面池某4却又改口否认，这才是本案的关键问题。这说明，池某4所谓的出资，实际上是并不成立的。结合本案中，父母去世后，银行存款尚留有十余万元，足以说明父母有能力归还池某4所谓的出资。此外，池某4一直称父母原来的遗愿是将房子归其一人，但结合本案中父亲的遗嘱可知，父亲最终选择了将房子留给母亲，最后由四人继承。一方面，这是父亲对池某4不尽孝道失望的体现，另一方面恰好说明，池某4出资的钱已经归还，这与池某4亲口承认的事实是可以印证的。同时其父亲一生行事缜密，对儿子一直存在偏爱，如果不是已经解决了出资的问题，不会留下这样的遗嘱。四、不论池某4出资与否，现行任何法律条款中，都无规定一方有出资则有权多分的情况。继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池某4而言，根本不能适用。此外，一审法院将房产单独作为一项遗产进行“酌定”，而其他两项遗产，却又平等分配，这本身也是一种逻辑错误。既然是遗产，如果一审法院确有依据认定池某4有权多分配，那么在权衡过程中，就应当综合一视同仁，在总额范围内调整，而不是仅就其中一项认定池某4可以多分。综上，池某1、池某2、池某3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位于××村××幢××单元××室的房产由池某1、池某2、池某3各继承25%的份额。 上诉人池某4针对池某1、池某2、池某3的上诉答辩称：池某1、池某2、池某3认为法院在处理遗产时有两块，一是房产，二是股权和存款，法院根据特殊情况做了特殊处理，一审法院只考虑了其中一个因素，房改房在购买时，购买房是由池某4支付的，一审考虑到池某4的特殊贡献，在遗产分配上多分配了一些给池某4，其余是按法定继承处理，对于这一点，池某4认为对于其余一部分按法定继承处理即每人四分之一是公平公正的。但一审并未考虑到池某4另外一点的贡献，因为案涉房屋是公房，是有池某4和父母的户口在内的。关于抚养的问题，被继承人有两人，父亲是在1987年退休，2003年去世，在父亲去世前基本上都是由池某4照顾抚养的。母亲也是四人共同抚养照顾的，房租也是共同支付，有一个女儿住得近一点，适当可能多照顾一点，但也不能多分配份额。父亲在生前留有一份遗嘱，房改房购买时让儿子购买，父亲是想把该房产留给儿子的，而且池某4确实也支付了房款，池某1、池某2、池某3也是对此认可的，父亲的意图也是想把房子给儿子的。小女儿得知父亲的意图后，与父母断绝关系八年。后来因为父亲当时得了癌症，治疗费用也比较高，母亲也没有收入，父亲认为如果房子只给儿子，三个女儿不来照顾，儿子一个人照顾不及，所以写下了遗嘱。父亲在2003年去世后，四个子女共同照顾母亲。母亲去世不久，子女就为房产发生争执，池某4提出房款是由其支付，但池某1、池某2、池某3认为房款父亲已经给了池某4，所以才导致本案的发生。 上诉人池某4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虽然客观地认定了涉案房屋房改购房时由池某4全额出资的情况，但遗漏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涉案房屋作为公房承租和房改购房时池某4作为家庭成员之一所做的特殊贡献，这一事实应予认定而未认定，从而导致了判决结果的不公正。涉案房屋属房改房，两被继承人1995年参加房改购房时的房屋系被继承人池仁昭单位的承租公房，当时办理承租手续时，池某4作为三个家庭成员之一与两被继承人的户口在一起，也在一起共同生活，所以两被继承人才能享受到57.17平方米的面积标准。之后的房改购房亦是国家根据职工工龄、职务、家庭人口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房屋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的政策性优惠福利。而且，池某4因为已经随同父母参与了公房承租，而该承租的公房又被两被继承人享受了房改购房福利，于是，池某4在浙江大学××宿舍，结婚后也无法享受单位的福利分房政策待遇，直到女儿出生后，由于面积严重不足才得以享受分房福利。池某4作为与两被继承人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对涉案房屋的特殊贡献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涉案房改房的所有权的取得来源于房改购房前的承租权，对原有承租权的承袭和转化，而公房承租权属于家庭全部成员，购房时共同承租房屋的全部成员都应该考虑其贡献，所以，在处分房改房的财产利益时，不能简单粗暴地割裂历史，完全忽略房改房从承租权转化为所有权的承继事实。一审法院就是忽略了该重要事实，对该事实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在对该房产确定继承份额时应予考虑而未予考虑，对池某4是不公平的。二、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其未充分考虑池某4作为涉案房产在房改购房时的全额出资人所做的特殊贡献，在对涉案房产确定继承份额时对上诉人有失公允。一审已经查明，涉案房屋在参加房改购房时的全部购房款是由池某4出资的，虽然购房款因为优惠后只有15386.22元，但是池某4当时交给两被继承人的是1.8万元，多余的钱两被继承人并未返还池某4，除了缴纳相关手续费用外还添加了一些家庭设施。池某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出资当时的市场房价每平方米不超过800元，涉案房屋57.17平方，总价不超过5万元，当时池某4已结婚，妻子已有购房打算，但是考虑到两被继承人自己无钱又希望由池某4出资并在日后归池某4所有的心愿，池某4说服了妻子，如两被继承人所愿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让其安度晚年，池某4是有特殊贡献的。虽然该出资行为基于现行法律规定并不能改变房产权属的形质，涉案房产应当作为两被继承人的遗产予以继承分配，但是池某4当时在两被继承人无力支付购房款时的全额出资行为是有特殊贡献的。该特殊贡献应该在确定遗产继承份额时充分体现出来。一审虽然确定该遗产的份额时对池某4全额出资的客观事实予以认定并有所考虑，也确实多分配了一部分给池某4。但是池某4认为一审法院的分配结果仍然有失公允，并未充分体现公平原则。根据池某4当时全额出资的情况，结合当时的市场商品房价格，再结合池某4对承租公房面积的取得和作为家庭成员参与房改购房的诸多贡献，池某4认为一审法院在确定该房屋遗产的份额时应优先分配给池某4三分之一的份额，余下的三分之二再作为遗产由池某4与池某1、池某2、池某3共同继承，所以池某4请求改判由池某4继承涉案房产的50%的份额，余下部分由池某1、池某2、池某3各继承16.67%。 上诉人池某1、池某2、池某3针对池某4的上诉答辩称：一审判决和池某4的上诉理由都提到了出资的特殊贡献问题。“特殊贡献”并不是法律上的概念，继承法提到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和少分的理由为缺乏劳动能力，尽了主要抚养义务，共同生活或不尽抚养义务，“特殊贡献”并不是多分配财产的理由，池某4的上诉理由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一审中对此进行分配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案涉家庭的结构比较特殊，三女一男，父母有比较严重的重男轻女的意识，平时都是女儿在付出，儿子由三个姐姐去支持。池某4认为父母晚年和池某4居住，但据池某1、池某2、池某3所知，池某4是住在一个连体别墅，父母并没有与池某4居住，父母是由池某1、池某2、池某3在照顾。尤其在医院期间，池某1、池某2、池某3每年轮流到场，但池某4只是偶尔去一下。医院的护工也出具了相应的证明。房改房购买的时间是在1995年，假设该时房款是由池某4支付，母亲是在2018年去世，如果只是在购房时支付了房款，但此后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对父母不管不问，这并不构成特殊贡献。一审中池某1、池某2、池某3问池某4买房的钱，父母已经还给你了，池某4回答是的。所以一审认定购房款是由池某4出资，这并不是一个事实。如果房款没有还清，只存在一个债权问题。 上诉人池某1、池某2、池某3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杭州自行车总厂第二次住房分配方案、计分标准、新旧房对照表1份，欲证明案涉争议房产的分配方案、计分标准等，与池某4户口没有关系，而是与原住房面积、职工工龄、职称等情况有关，池某4人所谓的特殊贡献的说法并不成立；2、房屋租赁合同、银行转账流水各1份，欲证明当事人母亲晚年时居住在池某2隔壁小区，由池某1、池某2、池某3主要负责照顾，支付房租等，而并未与池某4共同居住，池某4在家庭居住条件优越的情况下，实际上并未履行对母亲晚年的赡养义务；3、证人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母亲生病住院期间，都是池某1、池某2、池某3进行陪护、照顾，跑腿买药等，而非池某4，池某1、池某2、池某3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 上诉人池某4的质证意见为：以上证据均不符合新证据的要求，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恰恰可以证明池某4在一审中陈述的特殊贡献是存在的，案涉房屋是有池某4的户口在里面，不然是无法分到50多平米的；证据2是因为母亲和邻居有矛盾，池某4想接母亲一起居住，但因为池某4居住的地方比较远，母亲希望住在城区，所以租赁在离池某2较近的小区，房租是由四人分摊的。 上诉人池某4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池某1、池某2、池某3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系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故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系被继承人池仁昭、黄玉红通过房改购得，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池仁昭生前立有遗嘱将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份额归黄玉红所有，在其去世后，黄玉红为案涉房屋的所有人。在黄玉红死亡后，因其无遗嘱或遗赠协议，故应由其继承人进行法定继承。原审法院考虑到池某4对案涉房屋的出资并综合本案情况，酌情确定池某1、池某2、池某3、池某4分别继承22%、22%、22%、34%，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00元，由上诉人池某1、池某2、池某3负担2052元，上诉人池某4负担364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