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91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国良，男，1966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卫东，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笛，女，198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长缨，北京康达（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靳嘉伟，北京康达（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九村合运庄路**。法定代表人：赵国太，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卫东，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国良因与被上诉人姚笛，原审被告北京兴洲通时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洲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国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卫东，被上诉人姚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长缨、靳嘉伟，原审被告兴洲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卫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国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周国良向姚笛偿还借款本金1375万元，驳回姚笛其他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姚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案涉4000万元借款并非兴洲通公司借款转周国良个人借款。（1）姚笛与周国良是朋友关系，周国良由于投资失败向姚笛借款，2013年3月10日姚笛并未打借条就直接向周国良汇款了1000万元，并不是兴洲通公司的借款。（2）2014年2月10日姚笛向周国良汇款的1000万元也是个人借款，虽然姚笛与兴洲通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但是上述两笔借款都是直接汇给了周国良，并不属于公司借款。（3）2015年1月1日的2000万元借款也仅是周国良的个人借款，一审法院认定兴洲通公司是债的加入，属认定事实错误。（4）2016年1月31日姚笛与周国良签订的“说明”更进一步明确了4000万元是个人借款，而非兴洲通公司借款。二、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9月之前周国良向姚笛支付的款项为利息并非本金，属认定事实错误。姚笛与周国良签订的书面借条并未约定利息，且以往的借条及说明也并未约定利息。如果按照一审的逻辑，按年利率30%支付利息，2013年3月10日的1000万元计算到2015年9月利息就达1050万元；2014年2月10日的1000万到2015年9月的利息应该是475万元；2014年12月31日的2000万元利息应该是450万元，合计到2015年9月的利息应是1975万元，但周国良实际归还的款项只有1425万元，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应该还差550万元利息，但姚笛却认定2018年的1200万元是还本金，这也不符合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先息后本的逻辑。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适用的前提是非自然人借款，而本案借贷双方都是自然人。周国良从未与姚笛签订过书面借条，一审法院对笔迹及公章进行鉴定后，周国良对鉴定结果有异议，法院应通知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重新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也未准许周国良的指纹鉴定，属于程序错误。姚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涉前两笔1000万元借款主体一开始为兴洲通公司，之后的2000万元落款处兴洲通公司也加盖了公章，属于债的加入。姚笛与周国良签订的“说明”中，周国良也认可2016年1月31日前的借款主体均包含兴洲通公司，只是后续将案涉4000万元的借款主体变更为了周国良。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利息无误。一审法院程序并不违法，公章未进行鉴定也是兴洲通公司的问题。兴洲通公司述称，同意周国良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兴洲通公司与姚笛并不认识，也从未向姚笛本人借款。兴洲通公司与姚笛从未签订过《借款合同》，对《借款合同》并不知情。周国良与兴洲通公司之间没有关系，也并非兴洲通公司控股股东，只是与兴洲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朋友关系。兴洲通公司向姚笛转款的50万元也是受周国良指示转款，且周国良已经向兴洲通公司还款。姚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国良及兴洲通公司立即共同偿还尚欠姚笛借款本金人民币2800万元及自2015年9月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周国良、兴洲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9日，姚笛与兴洲通公司签订借条，甲方（借款人）为兴洲通公司，乙方（出借人）为姚笛，双方约定：兴洲通公司向姚笛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整，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2014年2月9日起至2017年2月8日，2017年2月8日之前将本金一起还清。借款期限届满后甲方保证返还借款，否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如到期不还，发生纠纷，由大兴法院管辖。本协议一式两份，自甲、乙签名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手写周国良建行账号：×××。落款处有甲乙双方签字和盖章，并由周国良签字确认。经核实，兴洲通公司借款时，周国良为兴洲通公司股东。2015年1月1日，姚笛与周国良签订借条，甲方（借款人）为周国良，乙方（出借人）为姚笛，双方约定：周国良向姚笛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整，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2015年12月30日之前将本金一起还清。借款期限届满后甲方保证返还借款，否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如到期不还，发生纠纷，由大兴法院管辖。本协议一式两份，自甲、乙签名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落款处有甲乙双方签字，借款人处并加盖兴洲通公司印章。关于以上两份借条的真实性，周国良、兴洲通公司提出对2014年2月9日及2015年1月1日两张借条中的周国良笔迹及兴洲通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做出鉴定结论，确认两张借条上的周国良字样确系本人书写。但关于兴洲通公司的印章鉴定，鉴定机构认为兴洲通公司未能提供案前公司盖印的自然样本，导致鉴定困难，予以退案。2016年1月31日，姚笛和周国良签订“说明”一份，兴洲通公司向姚笛借款人民币4000万元，借款分为两笔，分别为2014年2月9日2000万，2015年1月1日2000万，此两笔借款实为周国良个人借款，现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此两笔借款还款日期变更为2018年1月30日。落款处载明出借人姚笛，借款人周国良。经核实，姚笛于2013年3月10日分两笔向周国良转账1000万元人民币，于2014年2月10日向周国良转账1000万元人民币。2014年12月31日，姚笛向周国良转账2000万元。关于周国良、兴洲通公司向姚笛的还款情况，经核实，2013年4月10日，兴洲通公司支付25万元，2013年5月13日，周国良的哥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3年6月9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3年7月11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3年8月9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3年9月12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3年10月12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3年11月12日，兴洲通公司支付25万元，2013年12月12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4年1月13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4年2月11日，周国利支付25万元，2014年3月11，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4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5月14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6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7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8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9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10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11月12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4年12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1月12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2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3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4月13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5月1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3月5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4月1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5月4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6月2日，周国利支付50万元，2015年10月8日，周国良支付200万元。此外，周国良2018年陆续支付1200万元，分别为2018年2月7日支付190万元，2018年4月4日支付210万元，2018年4月23日支付100万元，2018年6月19日支付280万元，2018年7月3日支付120万元，2018年7月16日支付100万元，2018年9月3日支付100万元，2018年9月29日支付100万元，姚笛主张系本金，故起诉本金金额计算为28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主张民事权利应有事实依据，否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姚笛主张和周国良、兴洲通公司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并提交两张借条予以佐证，周国良、兴洲通公司虽然主张借条上的签名和盖章系伪造，但经依法鉴定，借条上签名确为周国良所书写，而公司印章系因兴洲通公司无法提供自然样本导致鉴定不能，故，法院认定两张借条的真实性，确认姚笛和周国良、兴洲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关于两张借条由个人还是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姚笛提交的2016年1月31日姚笛和周国良签订的“说明”，二人共同确认两笔借款实为周国良个人借款，因此，法院认定上述两笔借款合计4000万元最终转化为周国良的个人借款，由周国良个人偿还，与兴洲通公司无关。关于本金和利息，法院认为，借条上虽然没有约定利息，但姚笛与兴洲通公司2014年2月9日的签订借条系公司借贷行为，而2015年1月1日，姚笛与周国良签订借条借款人落款处有兴洲通公司盖章，视为债的加入，此外，姚笛和周国良2016年1月31日签订的“说明”虽然合意变更为周国良个人还款，但明确了两笔款项合计4000万元原系公司借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因此，法院结合周国良的还款明细可知，周国良自借款之日起即开始按月定额偿还款项，自2013年4月持续至2015年6月，形成了固定的还款习惯，经计算，周国良偿还的数额为借款本金的30%，不超过36%的法定利息数额。基于以上事实，依照民间借贷先偿还利息后偿还本金的交易习惯，法院认定周国良2015年9月之前已经偿还的款项性质系利息。关于具体的还款明细，经计算，周国良2015年6月至2015年8月未偿还利息，但2015年10月8日偿还了200万元，应视为利息进行折算，姚笛主张可以折抵上述期间的未付利息，法院不持异议。同理，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1月30日的未偿还利息，应以4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继续计算。经核算，周国良应付利息为397.37万元。但是，2016年1月31日之后的利息，鉴于双方协商一致将借款主体变更成周国良个人，但并未约定借款利息，同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2016年1月31日至还款到期之日即2018年1月30日，视为借期内未约定利息，法院不予支持。周国良个人借款到期后即2018年1月31日之后的利息，应该按照6%予以计算，鉴于周国良陆续偿还了一部分本金，相关本金及利息数应该分段计算。2018年1月31日至2018年2月7日，应该以4000万元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5.26万元。2018年2月8日至2018年4月4日，应该以3810万元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35.07万元。2018年4月5日至2018年4月23日，应该以3600万元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11.24万元。2018年4月24日至2018年6月19日，应该以3500万元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32.79万元。2018年6月20日至2018年7月3日，应该以3220万元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7.41万元。2018年7月4日至2018年7月16日，应该以3100万元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6.62万元。2018年7月17日至2018年9月3日，应该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24.16万元。2018年9月4日至2018年9月29日，应该以2900万元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经计算为12.39万元。经计算，周国良应偿还本金2800万元，应支付2015年9月至2018年9月29日之间的利息为532.31万元。2018年9月30日以后，应该以2800万元为基数，按照6%支付利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周国良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姚笛借款本金2800万元、利息532.31万元；二、周国良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姚笛借款利息（以28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8年9月30日开始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三、驳回姚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本院补充查明：周国良和兴洲通公司在一审中均陈述称，周国良与姚笛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为合伙投资关系，所还款项均系归还姚笛的投资款项；即使法院认定2014年2月9日借条的真实性，周国良也只是作为兴洲通公司的代表进行签字，周国良本人不应就该借条项下款项承担责任。周国良和兴洲通公司在二审中先以未收到款项为由否认借贷关系，后又陈述称周国良由于投资失败而向姚笛借款，本案所涉4000万元款项均系周国良个人向姚笛借款，二人之间没有合伙投资关系。周国良在二审中还提交银行账户明细、兴洲通公司工商信息等用以证明本案借款系周国良个人借款，周国良并非兴洲通公司股东。姚笛不认可上述证据的关联性，认为周国良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鉴定和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本案中，一审法院已委托鉴定机构对本案诉争借条和“说明”上“周国良”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周国良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为：3份检材上的“周国良”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周国良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周国良未能证明该鉴定意见存在上述应予重新鉴定的事由，其要求重新鉴定，法院不应准许。上述鉴定意见足以证明周国良签署本案诉争借条和“说明”，其要求对相应指纹进行鉴定，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不应准许。关于对兴洲通公司的印章鉴定，鉴定机构认为兴洲通公司未能提供案前公司盖印的自然样本，导致鉴定困难，予以退案。综上，周国良上诉称一审法院在委托鉴定方面程序违法，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对其在二审中提出的相应鉴定申请亦不予准许。关于借款主体，一审法院依据本案诉争借条和“说明”，认定4000万借款由公司借款转化为周国良的个人借款，合法有据。周国良在一审和二审中关于借贷事实成立与否、借款主体的陈述前后矛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且其关于借款主体的上诉主张亦与借条和“说明”所载内容相悖，故本院对该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借款利息，本案借款人持续逐月按借款本金的月利率2.5%标准偿还款项，且在多次偿还款项后，未在后期所出具借条和“说明”载明的欠付本金中扣减上述持续逐月按固定比例偿还的款项，据此，周国良上诉主张本案当事人未约定借款利息、所还款项均系偿还本金，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利息标准并未加重周国良依法应承担的借款本息偿还责任，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国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3665.5元，由周国良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孙兆晖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付天缘书 记 员 陈 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