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95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淑敏，女，1969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红彦，北京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桂琴，女，195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凤国，北京元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淑敏因与被上诉人吴桂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6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上诉人刘淑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红彦、被上诉人吴桂琴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凤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淑敏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淑敏支付吴桂琴本金118100元及一个月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桂琴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0月28日，刘淑敏与吴桂琴签署《借款协议》，约定吴桂琴向刘淑敏出借850000元。自出借当日起，刘淑敏应偿还80000元服务费及25500元砍头息。后刘淑敏通过其名下尾号为5999、3145的银行卡向吴桂琴转账共计376400元，一审法院对上述转账款项也予以认可。刘淑敏通过案外人吴桂军向吴桂琴转账200000元，又向案外人梅平平转账50000元，该50000元为梅平平代吴桂琴收取，故刘淑敏共计还款731900元，目前尚欠本金118100元。因《借款协议》约定借期为一个月，故利息应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由于本案双方未在《借款协议》中约定逾期利息，仅约定以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收逾期违约金，虽然逾期利息及逾期违约金计算方案相似，但本案一审中吴桂琴仅主张利息，未主张逾期违约金，且逾期利息及逾期违约金并不相同，故对于逾期还款不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对此一审判决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予以改判。吴桂琴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淑敏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刘淑敏于2014年10月28日的借款金额为850000元，不存在向吴桂琴支付80000元服务费、砍头息的事实。2．刘淑敏未向吴桂琴支付逾期利息，更不存在偿还借款本金的事实。案外人吴桂军向吴桂琴还款系吴桂军与吴桂琴之间的借贷关系，与刘淑敏无关，亦与本案无关。刘淑敏向案外人梅平平转账，与本案借贷关系无关，且刘淑敏曾经向公安部门报案，梅平平已向公安部门作出答复。3．刘淑敏与吴桂琴口头约定本案借款利息标准为年利率36%，实际刘淑敏也是按照年利率36%支付利息，对已支付的利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存在认定无效的法律规定。刘淑敏后期向吴桂琴支付的376400元均属于支付的利息，而非本金。4．刘淑敏所称一审中吴桂琴未主张逾期违约金，且逾期利息及逾期违约金并不相同，故其不应当支付逾期利息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吴桂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淑敏偿还吴桂琴借款本金l73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73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5年7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吴桂琴就刘淑敏名下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北大地四里5号2层1-5室房屋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3．判令刘淑敏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8日，刘淑敏（甲方、借款人）与吴桂琴（乙方、出借人）签署《借款协议》，双方约定：刘淑敏于2014年10月28日向吴桂琴借款850000元人民币，转账方式交付；借款期限一个月，刘淑敏于2014年11月27日向吴桂琴还清上述借款及利息；上述借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如逾期不还，每逾期一日，刘淑敏应按日万分之伍向吴桂琴支付违约金。借款协议的当日，双方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办理了该借款协议的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2014年10月28日，吴桂琴（银行卡尾号8879）向刘淑敏（银行卡尾号5999）转账850000元。刘淑敏主张自己收到850000元后，立即取现80000元作为服务费支付给吴桂琴并向吴桂琴转账25500元作为砍头息，故实际借款金额是744500元。吴桂琴对此不予认可。2014年12月27日，刘淑敏（银行卡尾号5999）向吴桂琴（银行卡尾号8879）转账25400元。2015年1月30日，刘淑敏（银行卡尾号5999）向吴桂琴（银行卡尾号8879）转账15500元。2015年3月19日，吴桂琴（银行卡尾号8879）向刘淑敏（银行卡尾号3145）转账30000元。刘淑敏表示，收到30000元后，自己随即按照吴桂琴的指示将30000元取出交给了吴桂琴。吴桂琴对此不予认可。2015年4月25日，刘淑敏（银行卡尾号3145）向吴桂琴（银行卡尾号8879）转账两笔，分别为14000元、11500元。2015年5月28日，刘淑敏（银行卡尾号3145）向吴桂琴（银行卡尾号8879）转账25500元。2015年6月21日，刘淑敏（银行卡尾号3145）向吴桂琴（银行卡尾号8879）转账48500元。2015年6月27日，刘淑敏（银行卡尾号3145）向吴桂琴（银行卡尾号8879）转账25500元。2015年7月20日刘淑敏（银行卡尾号5999）向吴桂琴（银行卡尾号8741）转账20000元。2015年7月22日刘淑敏（银行卡尾号3145）向吴桂琴（银行卡尾号8741）转账20000元。2015年7月29日，刘淑敏（银行卡尾号3145）向吴桂琴（银行卡尾号8879）转账25500元。2015年7月29日刘淑敏（银行卡尾号3145）向吴桂琴（银行卡尾号8741）转账48000元。2015年9月18日刘淑敏（银行卡尾号5999）向吴桂琴（银行卡尾号1000）转账45000元。2015年12月10日刘淑敏（银行卡尾号3145）向吴桂琴（银行卡尾号1000）转账30000元。2016年2月3日，刘淑敏（银行卡尾号3145）向吴桂琴（银行卡尾号8879）转账22000元。2016年7月6日，吴桂琴（银行卡尾号0040）向刘淑敏（银行卡尾号5999）转账两笔，共计200000元。刘淑敏认可收到200000元，但主张吴桂琴转款后又立即将200000元取走，自己实际并未收到该笔款项。吴桂琴对此不予认可。2017年3月21日，案外人吴桂军向本案中吴桂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磊转账两笔500000元，共计1000000元；刘淑敏主张其中200000元系吴桂军替自己偿还吴桂琴。吴桂琴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吴桂军的转款与本案无关。2017年10月29日，刘淑敏通过北京农商银行向案外人梅平平转账50000元。刘淑敏表示为偿还本案借款，其按照吴桂琴指示向梅平平汇款。吴桂琴对此亦不予认可，表示刘淑敏向梅平平的转款与本案无关。吴桂琴主张，双方曾于2016年2、3月份口头达成以房抵债协议，约定刘淑敏将其名下房屋抵偿给原告，以市场价值计算房屋价值，以欠付借款本息作为房屋对价，由吴桂琴代为偿还房屋的银行贷款并补足房屋差价；为避免限购，吴桂琴另设立北京弘方伟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方伟业公司）以实现以房抵债协议。刘淑敏不认可双方存在以房抵债协议，表示吴桂琴骗称用“过户贷”的方式可节省利息至每年100000元，自己因利息过高遂同意办理“过户贷”并依吴桂琴的要求与弘方伟业公司签署《存量房买卖合同》。2016年7月12日，吴桂琴（银行卡尾号0040）向刘淑敏（银行卡尾号3145）转账310000元。吴桂琴表示，该款项用于替刘淑敏向银行偿还涉案房屋的贷款。刘淑敏对此予以认可。2016年8月24日，刘淑敏（出卖人）与弘方伟业公司（买受人）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刘淑敏将坐落于丰台区北大地西里5号楼2层1-5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出售给买受人，房屋抵押情况为已经设定抵押，抵押权人为吴桂琴，抵押日期为2014年10月29日。双方约定房屋成交价格为1400000元。2016年8月26日，弘方伟业公司被登记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不动产权证书号为京（2016）丰台区不动产权第XXXX号。吴桂琴称，2016年8月30日其通过弘方伟业公司的账户（中国民生银行账号×××）转给刘淑敏340000元（交易摘要为“购买房屋”）作为房屋差价。刘淑敏对此不予认可，表示未收到该款项。另查，案外人秦志刚曾将刘淑敏与弘方伟业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后二者签署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后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06民初14287号民事判决，确认双方在2016年8月24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该判决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329号民事判决维持已生效。此后一审法院作出（2019）京0106行初314号行政判决，撤销原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于2016年8月26日颁发给弘方伟业公司的京（2016）丰台区不动产权第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该判决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行终212号行政判决维持已生效。涉案房屋现登记在刘淑敏名下。再查，吴桂琴系弘方伟业公司的监事。2020年5月16日，弘方伟业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内容如下：“我司与刘淑敏于2016年8月24日就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北大地四里5号楼2层1-5室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进行房产交易。我司在此确认：该合同性质系借名买房合同，我司仅系名义买房人，实际买房人系吴桂琴，该合同所涉权利义务均由吴桂琴享有和承担。同时，上述房屋交易中，通过我司银行账号×××于2016年8月30日向刘淑敏支付的所有购房款均属于吴桂琴钱款，吴桂琴有权与刘淑敏进行账务核对，有权主张相应的债权，我司均予以配合及认可。”此外，刘淑敏主张：2015年1月30日取现50000元（银行卡尾号5999）给付吴桂琴，2016年5月17日取现110000元（银行卡尾号3145）给付吴桂琴。吴桂琴对前述两笔还款不认可。庭审中，双方确认实际未按照已公证的借款协议履行，双方认可已偿还利息按照每月25500元即年利率36%的标准计算。刘淑敏主张其已还款项包含本金和利息，吴桂琴则表示已还款项均为偿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吴桂琴与刘淑敏签订《借款协议》并依约向刘淑敏出借相应款项，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基于《借款协议》产生的本金为850000元的借贷事实予以认定。刘淑敏声称收到借款后自己当即向吴桂琴支付80000元服务费及25500元砍头息，故实际借款金额应为745500元。因吴桂琴对刘淑敏的说法不予认可且刘淑敏未提供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至于吴桂琴主张的其与刘淑敏在2015年3月19日发生的一笔30000元的转账及在2016年7月6日发生的两笔共计200000元的转账，与涉案《借款协议》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吴桂琴可另行主张。至于吴桂琴在2016年7月12日替刘淑敏向银行偿还的310000元房贷及吴桂琴主张的其于2016年8月24日支付刘淑敏的340000元房屋差价款，上述款项均基于房屋买卖这一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一审法院在此亦不予处理，吴桂琴可另行主张。关于已还款数额，刘淑敏主张其通过名下尾号为5999及3145的银行卡转账及取现还款共计487900元；吴桂琴自认刘淑敏已还376400元。此外刘淑敏主张其通过案外人吴桂军还款200000元，转给案外人梅平平的50000元亦属于偿还本案借款；吴桂琴对该两笔还款不予认可。鉴于刘淑敏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前述款项均是针对《借贷协议》的还款，故一审法院结合双方证据认定刘淑敏已还款数额为376400元。关于已还款项的性质，刘淑敏主张其中包含本金和利息，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其已还款项的性质为利息。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已偿还的利息按照年利率36%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吴桂琴自2015年7月28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利息的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吴桂琴关于就刘淑敏名下涉案房屋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请求与本案争议无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淑敏于该判决生效后15日内偿还吴桂琴借款本金8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85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自2016年1月22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85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吴桂琴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一审期间刘淑敏提交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14287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刘淑敏在该案中自认其在2014年10月28日与弘方伟业公司监事吴桂琴签订借款协议，涉及涉案房屋抵押，实际双方约定年化36%利息。该判决书现已生效。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是一审法院对于刘淑敏已还款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二是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36%计算已偿还利息是否正确；三是吴桂琴的利息主张应否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淑敏主张其在收到850000借款当日，即取现80000元作为服务费和卡取并转账25500元作为砍头息交给了吴桂琴，上述款项应当从本金中予以扣除，但依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和在案证据，刘淑敏不能举证证明其已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吴桂琴的相关事实存在，且吴桂琴对刘淑敏的上述主张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刘淑敏的该项主张，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不持异议。关于刘淑敏主张已通过吴桂军向吴桂琴转账200000元和向梅平平转账50000万元均是其向吴桂琴的还款的上诉请求，经本院核实，刘淑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未能提交吴桂军替其还款的证据，亦无法证实梅平平是代吴桂琴收款的事实，关于刘淑敏提出请求二审法院调取梅平平在公安部门的笔录，以便查明梅平平是否将涉案款项交付吴桂琴的事实，但该证据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即已形成，且梅平平是因刘淑敏报案的原因才到公安机关做笔录，故刘淑敏作为报案的主体，其所要求调取的证据应当由其本人自行调取并提交，因此，本院认为刘淑敏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对其调查取证申请不予支持。综合以上事实，刘淑敏在作出判决前，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其本人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未支持刘淑敏的上述意见，且认定刘淑敏已还款数额为376400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因本案是在上述规定实施之前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因此，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15）的相关规定，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15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淑敏及吴桂琴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对于已偿还利息是按照年利率36%计算均表示认可，且刘淑敏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14287号民事判决中亦自认其与吴桂琴签订借款协议，双方约定年化36%利息，另，根据本案已查明刘淑敏的月还款金额，也可印证借款的利息为年化36%的事实，故刘淑敏上诉不认可双方约定年利率为36%的事实和要求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约定了借款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淑敏和吴桂琴在借款协议中约定了借期内的利息，且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对利息的计算进行了修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当借款人刘淑敏存在逾期还款事实时，出借人吴桂琴要求刘淑敏偿还逾期利息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刘淑敏上诉主张不应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淑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刘淑敏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王 楠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侯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