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民申594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四川百事佳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临江东路******。 法定代表人：熊晓浪，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承磊，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智超，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杉，男，1970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再审申请人四川百事佳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佳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王杉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4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百事佳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证明案涉《商品房销售合同》与冯身健涉嫌的合同诈骗犯罪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且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020年7月28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望江路派出所出具《受案回执》《情况说明》《门（楼）牌号变更证明》，进一步明确了冯身健合同诈骗案涉及的房屋范围，明确包括编号为1-26-3号房屋，即本案诉争房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本案应当立案再审，然后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规定，裁定中止诉讼。（二）即便不考虑冯身健涉嫌犯罪的因素，本案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亦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判决认定百事佳公司与王杉建立房屋买卖关系并收取了购房款的主要依据是王杉提供的合同、收据以及冯身健的陈述，但上述证据均不能作为王杉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有效证据。第一，合同及收据不真实。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来看，案涉合同系在2008年8月8日签订，当时冯身健己不再是百事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合同签订及出具收据均为冯身健的个人行为，与百事佳公司无关。第二，冯身健在本案中的陈述属于证人证言，但由于其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其陈述的证明效力较弱，且就其陈述的内容而言，冯身健并未明确合同以及收据上的印章系由其加盖、未明确印章是否真实、也未明确是否受到百事佳公司的委托签署合同出具收据，因此不能得出案涉合同系基于百事佳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以及百事佳公司认可收到购房款的结论。第三，王杉提交的案涉公证书已被撤销，但原审法院仍然引用该公证书所载明的办理公证过程的描述来认定冯身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明显不当。第四，在签署购房合同的同一天，王杉与冯身健还签署了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与购房款金额一致。虽然王杉在庭审中否认了借款的真实性，主张系为了担保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但该主张系王杉单方陈述，不能排除签署购房合同系为了借款合同履行所签的让与担保合同。第五，案涉合同与判决指向房屋也不是同一套房屋。王杉所提供合同第三条商品房基本情况中载明该房屋为4号房屋，但王杉在起诉状中主张的却是3号房屋，原审也是判决将3号房屋过户给王杉。2.原审判决认定冯身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外部表象特征均缺乏依据，即原审认定的签约地点及签约环境没有依据。3.案涉房屋早在2001年便已备案在案外人名下，且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6月22日即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司法查封。案涉房屋在2001年出售给案外人的价格为1363008元，按照王杉的主张在2008年其购买的价格为77万元，七年后价格却下降了近60万元，明显不合常理。（三）原审两审程序违法。1.原审查明的事实己经证明，案涉合同并非在冯身健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签订，因此印章的鉴定结果对于查清本案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原审法院却不准许鉴定。2.本案所有事实客观上均与冯身健有关，对于案件关键事实需要冯身健参加诉讼才能查清，案件处理的结果与冯身健亦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本应当依职权追加冯身健为本案第三人或对百事佳公司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予以准许，但原审法院未予追加。综上，百事佳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王杉在一审中法庭调查阶段陈述：“借款协议上的77万元就是购房款，我现在主张办理产权，不主张这笔借款的债权。当时我就是拿着77万元的现金去被告处办理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现金交款的，当时是在被告公司交款的，是被告公司的二十几楼。”王杉在一审法庭辩论阶段主张“原告方到被告公司所在地，与其工作人员当面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且在公证人员的面前签订了买卖合同，且予以公证，原告也将房款一次性支付，被告加盖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对此，百事佳公司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而且，冯身健的身份及该交易当时亦经公证机构予以确认，虽然公证文书后来被公证机构依法撤销，但公证机构并未将撤销的原因归责于王杉。因此，一审判决将“王杉与冯身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系在百事佳公司登记的办公地址签订，且有其他工作人员在场”作为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进而结合《收据》《公证书》等证据确认双方之间已经建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王杉也支付了房屋价款均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百事佳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冯身健于2008年8月8日以百事佳公司的名义与王杉所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其法律后果应当由百事佳公司承担，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百事佳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公安机关于2020年5月出具的《立案告知书》、于2020年7月28日出具的《受案回执》《情况说明》、于2020年8月出具的《门（楼）牌号变更证明》等证据，只能证明公安机关对于百事佳公司控告冯身健对包括本案诉争房屋等财产涉嫌刑事犯罪已经立案侦查的事实，并不能推翻本案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也不能证明王杉对冯身健的行为应当承担责任，进而推翻原审的判决结果。因此上述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同时，由于冯身健在本案中系以百事佳公司的名义对外订立房屋买卖合同，该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在刑事案件中处理的是冯身健本人应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而本案中的被告是百事佳公司，处理的是百事佳公司的民事责任问题，这与刑事诉讼的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并不相同。因此，本案无需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案审理亦无需以冯身健所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处理结果为依据。另，对于百事佳公司在原审中主张的案涉房屋已出卖给案外人，又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从而不具备交易条件的问题。根据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488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该案原、被告双方签订《成都市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后，原告方并未履行支付首付款义务，也未按时向第三人中国银行西区支行归还按揭贷款，百事佳公司也未将案涉房屋交付给原告刘定成使用。故该判决认定上述《成都市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获取银行贷款为目的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属于无效合同。百事佳公司亦未举证证明2006年6月22日的司法查封存在继续查封的证据。因此百事佳公司认为本案交易价款不合理亦不具备交易条件的主张不能成立。同时，百事佳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其对于王杉占有房屋的行为曾提出过异议。故百事佳公司的主张不能证明王杉在签订合同及对诉争房屋的交付、使用过程中并非善意。此外，对于百事佳公司提出案涉合同与原审判决指向房屋也不是同一套房屋的问题，经查一审卷宗中的合同文本，该主张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至于百事佳公司一直主张的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二审法院已经在判决书中予以详细评述，结论正确，本院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百事佳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四川百事佳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吉家涛 审判员  郭 伟 审判员  贾 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何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