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20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服，男，196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李梦歌，山东思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济宁市任城区共青团路北首鑫声玉城商务楼**。负责人：董祥岗，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唐伟建，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辉磊，山东信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服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1民初10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服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第三项，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一审提起的反诉请求即有事实依据，又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律师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已委托的律师为其继续辩护或者代理，同时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者代理人。根据上述规定，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人李服享有单方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权利。2019年7月22日李服认为与被上诉人订立委托代理合同时，被上诉人故意将合同中的关健条文打印的模糊不清，没有告知关健条文的内容，同时认为被上诉人有欺诈行为，于是通知法院解除与上诉人的委托代理合同，并告知了上诉人。至此，涉案委托代理合同解除。上诉人在反诉请求中要求法院确认“要求确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2019年7月22日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反诉原告不存在违约行为”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驳回李服该项反诉请求是错误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甲方(李服)委托乙方(律所)办理事项不得另行委托第三方办理，甲方在乙方指派的律师之外委托第三人办理应当经乙方同意，甲方单方委托第三人，视为乙方已经完成全部受托任务并实现债权，甲方按照约定的标准全额支付律师代理费”。上述合同约定明显违反了《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律师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由于委托代理合同事关当事人的重大利益及社会诚信，法律赋于了委托人的单方解除权，作为代理案件的律师更应当守法，被上诉人在涉案合同第一条的约定是限制委托人的单方解除权，该约定应依法认定无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订立的风险代理合同，实行风险收费。本案是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执行案件，被上诉人需要向上诉人告知律师收费政府指导价后，上诉人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可按风险代理收费。现被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已告知上诉人律师收费政府指导价后上诉人仍选择风险代理，因此被上诉人主张按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让上诉人支付律师费，不应被支持。被上诉人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的约定有悖于委托合同一方可行使任意解除权之规定，且将未执行到位的案件执行款项在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后作为执行款已执行到位处理，有违公平合理的原则；该条实质上是对委托人(上诉人)的权利形成了限制，与委托代理合同应有的目的、性质不符，与委托合同立法的目的和性质不符，故应为无效条款。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该项反诉请求是错误的。合同权利义务不对等，《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涉案合同中上诉人只有义务，被上诉人只有权利，被上诉人排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属于对甲方显失公平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对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显失公平的认定作了司法解释，即“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则规定，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的第三项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判决李服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398966.4元是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指派唐伟建代理李服参与案件执行程序，处理了合同项下的部分委托事务，李服在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时，李服的债权尚未实理，被上诉人主张按照确认的债权本息1329888元的30%支付风险代理费398966.4元，本院予以支持”，于是一审法院判决李服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398966.4元。一审法院的上述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只处理了本案风险代理合同中部分事务，同时认定李服在解除本案委托代理合同时，李服的债权并未实现，一审法院按李服的全部债权(本金加利息)的30%支付律师代理费。一审法院判决的依据是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中约定的内容，即“李服单方解除双方风险代理合同，视为乙方(被上诉人)完成代理任务，李服应按照股份本息的数额和约定的代理费比例向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我方认为：该约定存在四个问题，一是合同法及律师法均规定的委托合同的单方任意解除权，上述“视为乙方完成代理任务”的内容是强势条款，对委托人单方解除权的限制，不符合民法公平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公序良俗，应为无效条款；二是最高人民法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合同当事人主张的违约损失不应超出其损失的1.3倍，如当事人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法院调整。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本案委托合同，李服享有法定解除权，李服提出解除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不属于违约，李服解除本案委托合同，即使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也只能按一定比例赔偿被上诉人损失，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损失的证据，一审法院执行案件债权本息计算30%的代理费没有法律依据。三是本案应充分考虑被上诉人在2019年4月23日订立委托代理合同至2019年7月22日解除委托代理合同期间实际代理工作情况，可根据被上诉人实际代理情况支付律师代理费；事实上被上诉人在2019年4月23日之后，只是代理重新启动了李服执行案件的恢复执行立案工作，根据李服提供的执行案件当事人的财产情况写了查封申请，其它协助法院的执行工作及提供财产线索工作均是有李服办理的，具体是：关于任城法院查封被执行人于娟儿子朱鸣聪名下的南池水景园小区的房产情况及侯作明康城丽景小区房产的情况是李服跟综发现的。在2019年4月23日之前李服已掌握了于娟儿子和侯作明的房产情况；关于任城法院查封侯作明鲁商公馆北区的房产情况，该房产情况是李服在2019年4月23日前通过百度网上查询得来的；李服在有了上述财产线索后，才决定重新启动执行程序；四是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并没有明确约定计算代理费的基数，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约定是“甲方应按照股份本息的数额和约定的代理费比例向乙方支付代理费”，上述按“股份本息的数额”是计算代理费的基数，这里的股份实际不存在，本案中也不涉及股份，因此应“视为”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没有代理费计算基数数额的约定。被上诉人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辩称：一、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合同签订磋商过程和合同签订时合同原件、会见笔录、李服的个人声明等证据及李服的职业、经历、阅历等证据始能够充分证实双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合同，是经过双方自愿、充分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合同真实、合法、有效，李服本人已签字按捺手印确认。李服反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二、被上诉人依约履行合同，被上诉人所代理的执行案件取得了重大突破，李服的全部债权本息即将实现，李服此时解除合同有违合同和诚信，实为逃避承担律师费的义务。风险代理合同明确约定，代理过程中，若委托人另行委托他人、单独撤诉、单独和解或擅自解除代理合同，视为被上诉人已完成代理任务，委托人应按照约定支付代理费。风险代理合同系双方自愿、充分协商达成，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且李服本人已签字按捺手印确认。所以一审判决李服按照30%支付律师代理费，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三、“股权本息”，显而易见是双方合同约定的“债权本息”。最新20**年的最高院关于合同纠纷的会谈纪要也明确约定“【违约方起诉解除】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违约方本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能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者免除。【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一方依据合同中有关违约金、约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定金责任等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请求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驳回李服的上诉请求。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398966.4元及利息（以398966.4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2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本案的诉讼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服与于娟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经原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2010）济中区商初字第351号民事判决，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11）济民终字第990号民事判决；及与胡宗句等借款纠纷一案，经原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济中区民初字第705号民事判决。上述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被告李服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至今未实现债权。2019年4月23日，原、被告签订《律师风险代理合同》，被告李服（甲方）委托原告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乙方）代理执行上述案件，原告指派唐伟建律师承办。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所办理事项不得另行委托第三方办理。甲方在乙方指派的律师之外委托第三人代理或处理法律事务的，应当经乙方同意。甲方单方委托第三人，视为乙方已经完成全部受托任务并实现债务，甲方承诺按照约定的标准全额支付律师代理费用。第四条约定委托代理过程中，未经甲方、乙方协商一致，甲方另行委托他人代理、单独撤诉、单独自行和解或擅自解除双方风险代理合同，视为乙方完成代理任务，甲方应按照股权本息的数额和约定代理费比例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第五条约定按照甲方每次实际得到执行债权本息总额的30%支付律师代理费，收回现金或资产入帐之日起十日内，甲方给付乙方律师代理。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合同，恢复上述案件执行,查封被执行人财产。执行过程中，被告于2019年7月22日向一审法院出具解除委托代理声明，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代理合同。被告未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用，原告多次催要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律师风险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真实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原告指派唐伟建律师代理被告实际参与案件执行程序，处理了合同项下的部分委托事务，被告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时被告的债权尚未实现，原告主张按照确认债权本息1329888元的30%支付风险代理费398966.4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的反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李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98966.4元。二、驳回原告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李服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84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反诉费7284元，均由被告李服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六份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上诉人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对债务人的信息调查材料7份（从网络下载、去债务人居住地收集），证明：在签订委托合同之前，已经对债务人的信息进行了调查，后将这些材料交给了被上诉人。证据二、执行申请书、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不动产中心拍照的信息（复印件，原件在执行法官处），证明：都是我方做的执行工作，被上诉人没有参与。证据三、济宁市任城区民事调解书，证明：查封的房子不一定能实现债权。证据四、债务人的信息，证明：都是我方调查，不需要被上诉人调查。证据五、父母生病证明、贷款证明、注销公司证明，证明：我方生活很困难。证据六、债权转让协议书，证明：我方想债权转让，但因被上诉人保全了，我方无法转让。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称：除了父母生病证明和贷款证明以及转让协议，其余证据同一审质证意见。父母生病证明和贷款证明以及转让协议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观点，与本案代理合同签订以及履行没有关联。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相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上诉人李服（甲方）与被上诉人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乙方）于2019年4月23日签订《律师风险代理合同》，双方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合同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单方擅自解除涉案委托合同，应视为其已经完成委托合同约定义务，上诉人应按照涉案股权本息数额的30%支付代理费。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法律赋予了委托人或者受委托人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即委托人或者受托人享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涉案《律师风险代理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所办理事项不得另行委托第三方办理……”；第四条约定：“委托代理过程中，未经甲方、乙方协商一致，甲方另行委托他人代理、单独撤诉、单独自行和解或擅自解除双方风险代理合同，视为乙方完成代理任务，甲方应按照股权本息的数额和约定代理费比例向乙方支付代理费”，上述第一条、第四条约定虽然是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但该约定加重了委托人的诉讼风险，当事人在诉讼或执行过程中自愿接受和解、单独撤诉或终止代理，系当事人对自己权益的处分，亦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受托人不能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多收取代理费的目的，通过与委托人约定相关的合同条款限制委托人法定权利；且风险代理收费能否实现与委托人的合法利益能否切实得到实现密切相关，本案委托人李服作为实体权利的受益人，尚未从涉案执行案件中取得任何实际利益，在此情况下，若由委托人李服支付高额风险代理费用显然不当。故上述第一条、第四条约定不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委托代理合同的目的、性质相违背，亦侵犯了委托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应为无效，对双方当事人均不具有约束力。涉案合同第五条约定：“按照甲方每次实际得到执行债权本息总额的30%支付律师代理费”，上诉人主张该第五条约定系被上诉人以欺诈的形式订立的合同条款，但上诉人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现上诉人并未实际得到执行债权，尚不满足支付每次实际得到执行债权本息总额的30%律师代理费的条件。上诉人于2019年7月22日出具解除委托代理声明，应认定涉案委托代理合同除上述第一条、第四条之外的其他条款于2019年7月22日予以解除。虽然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第四条为无效条款，但被上诉人在接受委托后代理上诉人办理了案件执行的部分工作，付出了相应的劳动，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被上诉人行使任意解除权亦应当赔偿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故本院根据公平原则，综合双方在履行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以及目前合同的履行情况，参照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的市场情况及行业惯例，酌情支持被上诉人25000元律师代理费用。另外，上诉人李服一审缴纳的反诉费用应为1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服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1民初1040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李服与被上诉人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4月23日签订《律师风险代理合同》第一条、第四条为无效条款；三、上诉人李服与被上诉人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4月23日签订《律师风险代理合同》除第一条、第四条之外的其他条款于2019年7月22日予以解除；四、上诉人李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25000元；五、驳回被上诉人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上诉人李服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284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反诉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285元，以上共计17189元，由上诉人李服负担1077元，被上诉人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负担1611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力红审判员  胡玉松审判员  张 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书记员  汤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