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2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燕，女，1984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淑仪，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馨尹，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姣，女，199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莹，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李小燕因与被上诉人彭姣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7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小燕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彭姣的诉讼请求。二、判决彭姣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的一方为需要的一方以劳动形式提供劳动活动，而需要方支付约定报酬的社会关系。劳务关系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通过劳务合同建立的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李小燕从未与彭姣签订劳务合同，更未约定向彭姣支付报酬。事实上，二人在很久以前便已认识，双方之间曾经情同姐妹，彭姣说自愿跟着李小燕“学习”，从未谈及要给劳务报酬。彭姣一直与李小燕共同在李小燕家居住、跟着李小燕吃香喝辣，李小燕经常送名贵衣物、礼物等给彭姣，可以说彭姣的衣食住行都由李小燕安排妥当。本案发生原因是李小燕在其配偶的支持下购买了一房屋，而彭姣知道后心生嫉妒觉得自己跟着李小燕这么久什么都得不到，才要求赔偿她30万。2.李小燕心肠软觉得一个小妹妹这么多年也不容易，而且在李小燕儿子生病时，其根本无力承受这么多，加上精神状态不好。当时这两份《工资工作证明》是在彭姣胁迫下签的，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所谓每月工资金额也是当时按30万除出来的，根本与事实不符。彭姣带领他人去李小燕家要求签订，当晚只有李小燕及生病的儿子在家，把李小燕的儿子吓得一直哭，李小燕为了保护儿子而被迫违心签订，当时也是想着相信法律，这样逼迫签订的文件应属无效，只要获得自由时去派出所报警即可解决。故彭姣的行为事实上也属于限制李小燕的人身自由，该《工作工资证明》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写的，不是李小燕的真实意思表示。李小燕与彭姣不存在劳务关系，那么双方间就不存在提供劳动活动的事实。且李小燕在签完《工资工作证明》得以脱身后马上向公安机关报警，这说明李小燕的行为与签字时的心理状态一致，均认为被迫在彭姣已经打印好、填写好的《工资工作证明》上签字无效，违背了李小燕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不应该直接采信《工资工作证明》来认定双方存在真实的劳务关系。截至2018年9月1日李小燕开办公司前，彭姣自认为是提供劳务，实际是出于社会人情关系的互帮互助，多年以来除了李小燕赠予礼物给彭姣外从未支付劳务报酬，彭姣也从未向李小燕要求支付劳务报酬，更未见彭姣因未收到劳务报酬而辞职的事实。可见双方根本不是劳务合同关系。3.一审判决认为彭姣提交的《工作工资证明》内容真实有效，足以证明本案的法律关系属于劳务关系。但是，又采信李小燕提交的另一份《工作工资证明》及喜姿颜公司从2018年成立的事实，认定其在2018年9月之后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的认定自相矛盾。因该证明所述并非事实，其中的月薪金额系彭姣自行算出并提供给李小燕签名，而且两份证明的延续时间刚好连接完整，因此，该第一份证明既违背了客观事实，也不存在李小燕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其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李小燕与彭姣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彭姣与李小燕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劳务合同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基于以上分析，这两份《工作工资证明》均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退一万步说，就算真实有效，李小燕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的《工作工资证明》签名，是第二份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0日的《工作工资证明》的延续，因这两份材料均是彭姣全部填写好给李小燕签名，而且时间也是一个工作时间的延续，故双方应成立劳动关系，应由劳动仲裁委员会进行审理裁决。2.其二，李小燕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出在彭姣不再工作以及诉求期限内曾以公司工资的名义给彭姣发放过款项，该部分应予以扣减，一审法院没有进行抵扣，损害了李小燕的合法权益。3.彭姣在起诉时要求李小燕支付劳务报酬，则有责任提供与彭姣形成了劳务关系和劳务报酬计算依据、劳务过程等相应证据。根据一审法院庭审查明的事实，彭姣在李小燕所开设的公司广州喜姿颜护肤品有限公司中担任监事，且李小燕提交的单位《工作工资证明》，表明是彭姣与广州喜姿颜护肤品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非李小燕与彭姣个人存在劳务关系。另外，彭姣作为一个96年仅24岁的小女生，对《工资工作证明》中约定的数额，综合全案的证据来看，与其自身学历、能力不相匹配，且若存在真实的劳务关系，为何拖欠了三年多的报酬却从未主张过，完全不合常理。李小燕认为彭姣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双方存在真实劳务关系的证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改判支持李小燕的上诉请求。彭姣答辩称，李小燕的全部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全部驳回。1.彭姣已经在一审时提交了《工作工资证明》及微信聊天记录，李小燕与彭姣已经以双方的实际行为履行了证明的部分内容，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及三十七条的规定，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并非认定双方劳务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并且退一步看，根据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釆用书面形式，劳务合同关系的成立签订合同并非是必备要件。2.两份《工作工资证明》手写部分均系李小燕亲自自行填写，并非是彭姣强迫其出具的，在李小燕与彭姣2019年6月26日中“30万，4月到今年年底……”及随之李小燕并无任何异议自愿主动向彭姣转账支付一万元款项，也可印证两份《工作工资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李小燕声称系彭姣签订该证明，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实属为赖账拖账的恶意托词。3.第二份公司出具的《工作工资证明》系一审时李小燕自行提供，并非彭姣提供，若非真实，为何李小燕还提供该证据？李小燕系一个具备完整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出具该两份证明也清楚明白自身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而彭姣仅是一个96年的小姑娘，如不是李小燕真真切切拖欠彭姣的劳务费用，凭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逼迫一个职场经验丰富且为老板的李小燕出具该两份证明且让李小燕自行转账支付劳务费？甚至还能让彭姣在李小燕创办公司之后担任公司监事？4.本案李小燕除2019年6月26日支付一万元的劳务款项外，未支付过本案其他款项，扣除该一万元后不应再进行任何抵扣。李小燕所主张的款项抵扣没有证据证明系支付本案彭姣的劳务费用，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小燕在一审提交的转账记录并未显示对手方的名称，即使李小燕曾经微信几百转了少部分金额给彭姣也并不是本案的劳务费用。根据彭姣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彭姣在担任李小燕私人助理期间，常常需要代李小燕购买物品、预订酒店，因此，本案除了上述一万元抵扣外，不存在其他款项抵扣，李小燕主张抵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完全正确，应予以全部维持。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李小燕的全部上诉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彭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李小燕向彭姣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劳务报酬合计289988元；2.本案诉讼费由李小燕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彭姣提交《工作工资证明》一份，其中载明：“兹证明彭娇身份证号是我李小燕私人助理，身份证在我处工作2016.1.1至2018.9.1，岗位为私人助理，月薪7692元（人民币），从2016.1.1日至2018.9.1日未发过工资，共计33月253836元（人民币），在三个月内按照每月84612元（人民币）给付，如未结清承担一切法律后果。特此证明”，李小燕在“雇用人签字”处签名盖章。李小燕认为该证明所述并非事实，其中的月薪金额系彭姣自行计算出的。彭姣为证明其为李小燕的私人助理，提交了自2017年4月12日至2019年7月1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的内容包括了李小燕要求彭姣购买生活物品、叫车、酒店订房、寄快递等事务。李小燕认为微信内容多为语音，不能证明双方从2016年开始存在劳务关系，也不能证明双方约定了月薪，且其中部分内容是在彭姣在李小燕开办的公司工作后发生的。李小燕于2018年8月28日创办了广州喜姿颜护肤品有限公司，李小燕任法定代表人，彭姣任监事。李小燕在本案中提交《工作工资证明》一份，其中载明：“兹证明彭娇是我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在我单位工作2018.9.1至2019.3.30，岗位为董事长助理，月薪7692元（人民币），从2018.9.1至2019.3.30未发过工资，共计6月46152元（人民币）在三个月内按照每月15384元（人民币）给付，如未结清承担一切法律后果。特此证明”，广州喜姿颜护肤品有限公司在“单位名称（盖章）”处加盖公章，李小燕在“法人签字”处签名。李小燕在庭上称是彭姣胁迫其所签订，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彭姣确认李小燕于2019年6月27日通过微信向其转账10000元。李小燕认为其向彭姣转账的金额不止10000元，为此提交了2019年3月份和4月份的微信转账交易记录，但无法看出对手方的名称。李小燕在庭审上还称李小燕让彭姣拿李小燕弟弟的卡转账，彭姣领取了广州喜姿颜护肤品有限公司支付的工资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务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李小燕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如存在，李小燕是否欠付以及欠付彭姣多少劳务报酬。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彭姣提交的李小燕签名的《工作工资证明》，内容真实合法，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且李小燕存在欠付彭姣劳务报酬的行为，李小燕虽否认该份证明的内容，并认为另一证明是在彭姣的胁迫下所签订，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李小燕的该项意见不予采信。李小燕抗辩其与李小燕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而是其开办的广州喜姿颜护肤品有限公司与彭姣存在劳动关系，该公司与彭姣产生的纠纷应先通过仲裁予以解决。但从彭姣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彭姣为李小燕处理的事项主要为私人事务，与彭姣作为李小燕私人助理的身份相吻合，而广州喜姿颜护肤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如彭姣与该公司确实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之间的其他纠纷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但不能免除李小燕聘请彭姣为私人助理期间应付劳务报酬的义务，而李小燕也不能对双方在上述公司成立之前双方就已存在劳务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原李小燕之间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期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李小燕应向彭姣支付该期间欠付的劳务报酬。对于李小燕具体欠付彭姣的劳务报酬金额，应以彭姣提交的李小燕签字确认的《工作工资证明》上载明的金额为依据，并扣减李小燕在2019年6月27日通过微信向彭姣转账的10000元，即李小燕尚欠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期间的劳务报酬243836元（253836元-10000元）。李小燕辩称其支付的金额不止10000元，但其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未能看出对手方，不足以证明是向彭姣支付的劳务报酬款项，且其主张让彭姣拿李小燕弟弟的卡转账并领取薪酬也无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对李小燕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至于彭姣主张的2018年9月2日之后李小燕仍欠付劳务报酬的情况，因无证据证明彭姣在此之后仍为李小燕的私人助理或存在其他劳务合同关系，且根据另一《工作工资证明》的内容，彭姣在2018年9月2日之后是在广州喜姿颜护肤品有限公司任职，其应另循其他法律途径向该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调处。因此，一审法院对彭姣请求李小燕支付2018年9月2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的劳务报酬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彭姣的诉请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李小燕应向彭姣支付劳务报酬243836元。案件受理费5648元，由彭姣负担898元，由李小燕负担4750元。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李小燕与彭娇之间是否成立劳务合同关系以及劳务费金额的认定。本案中，李小燕对涉案《工作工资证明》上其签名的真实性确认，李小燕虽主张《工作工资证明》系受胁迫所签，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签订《工作工资证明》时受胁迫，故一审法院认定《工作工资证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因《工作工资证明》、李小燕与彭娇微信聊天记录、李小燕给彭娇转款等事实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彭娇与李小燕之间成立劳务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李小燕与彭娇之间成立劳务关系，有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结合该《工作工资证明》约定的报酬及查明的事实，认定李小燕尚欠彭娇的劳务报酬数额，并无不当。李小燕虽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但本院审理期间，李小燕既未提出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李小燕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上诉人李小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敏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薛淑婷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