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83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1，女，1950年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住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2，男，195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住上海市宝山区。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磊，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1，男，196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住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2，男，1989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住上海市宝山区。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平，上海市致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某，女，1988年2月2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吴某1、吴某2，上诉人郑某1、郑某2因与被上诉人唐某某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26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某1、吴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2639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郑某1、郑某2立即向吴某1、吴某2返还安置补偿款4，487，65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某1、郑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海市宝山区八棉一村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被拆迁房屋”)拆迁时，承租人吴凤英已去世，其对拆迁补偿款不应享有份额，房屋拆迁补偿款更不属于遗产，故吴凤英的继承人无权继承。首先，从房屋拆迁补偿款的性质来看，是对被拆迁房屋居住人的货币补偿和住房安置费用。房屋实际动迁时，承租人吴凤英已死亡，户口也已注销，更不可能是被拆迁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故不应是拆迁实际安置对象，不应享有份额。拆迁协议虽然有吴凤英的名字，只因为其是登记意义上的承租人，法律规定拆迁协议需跟“承租人”签订，但并不代表拆迁时考虑到了吴凤英已死亡的事实。拆迁办不能决定哪些人员享有份额，份额是法律法规决定的。其次，房屋拆迁补偿款不属于遗产，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吴凤英于2018年1月26日死亡，被拆迁房屋的《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吴淞西块91号街坊旧区改造项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是2019年8月20日签订的，也就是说在承租人吴凤英去世时，拆迁补偿款还未形成、未确定、未取得，不应当属于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范围。且公有住房所有权人为国家，承租人在房屋内仅享有承租使用权，使用权利不应作为遗产继承。因此被拆迁房屋不应作为吴凤英的个人财产纳入遗产范围。所以，不论是承租人吴凤英，还是吴凤英的继承人均不应享有拆迁补偿款的份额，更不用说多分。退一步说，即使考虑吴凤英作为承租人的要素和对房屋的贡献，酌情分予份额，也不应超过一人一份的原则。一审判决判定吴凤英享有等同于两人份额的拆迁补偿款，实属不当，也对其他安置对象不公平；二、吴某2也属于被拆迁房屋的同住人，应当对拆迁补偿款享有份额。首先，吴某2系上世纪70年代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离退休后2010年11月3日户口正式从安徽芜湖迁回被拆迁房屋。由于房屋面积小但居住人口多居住困难，故吴某2一直在外租房居住，且在本市他处没有福利性质的房屋和其他住房，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属于可被视为同住人的情形之一，应被视为同住人。其次，一审法院根据日期为“2010.6.20”的《承诺书》最后一行字，认定吴某2不享有拆迁款安置份额。但吴某2坚持确定该部分非本人所写，非本人真实意思，特向一审法院申请重新笔迹鉴定，但未被批准采纳，并因此剥夺了吴某2作为被安置对象的资格。吴某2恳请二审法院同意吴某2要求重新笔迹鉴定的申请。需补充说明的是，1954年全家是为照顾吴凤英在原国棉八厂的工作，决定举家搬迁，从徐汇区汾阳路XXX号木楼迁至被拆迁房屋，汾阳路XXX号木楼是当时上海海关分配给海关职员吴源达的福利分房，吴源达是吴凤英、吴某1、吴某2的父亲。因此，被拆迁房屋实质上是基于和汾阳路XXX号木楼交换的结果，并不是原国棉八厂分配给吴凤英的福利分房。因此，当时第一承租人为吴源达，第二承租人为吴凤英，从对被拆迁房屋来源的贡献来看，吴某1、吴某2与吴凤英也是均等的。即使法院要采纳《承诺书》和《司法鉴定意见书》，也应当考虑吴某2作为家庭成员和对被拆迁房屋的贡献，因为其上山下乡在安徽芜湖待了数十年，直到2010年户口因政策合法迁回被拆迁房屋，又是因为户口迁回程序遇到障碍才写下承诺书，故也应酌情予以分配吴某2拆迁安置利益。一审判决酌情确定为350，000元过少；三、郑某1、郑某2不属于被拆迁房屋的同住人，且也已就其他房屋拆迁享受过安置利益，不应就被拆迁房屋再次享有拆迁利益份额。首先，郑某1、郑某2户口分别于2009年7月6日、2011年1月15日迁入，均是在拆迁许可证2003年核发之后，户口迁入原因是卖房抵债，居住原因是借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三条明确规定，同住人，是指在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在被拆迁居住房屋处有本市常住户口，已实际居住一年以上，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故郑某2、郑某1明显不应属于同住人范围，不具有同住人的资格。其次，郑某1、郑某2曾经就上海市宝山区淞安路XXX号拆迁已经享受过安置利益，分得宝山区安置房二套，后来因郑某1欠债累累，出卖了上述两套房屋用以抵债，搬进了被拆迁房屋，郑某2、郑某1不能二次享受拆迁补偿；四、郑某1伪造其他权利人签下一系列文件，存在明显过错。2019年8月20日，郑某1在吴某1、吴某2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吴某1、吴某2的签字并捺手印，与上海宝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补充协议》，将房屋安置补偿款合计4，487，650元全部私吞，打入其子郑某2的银行账户中，存在明显过错，主观恶意较大，严重侵害了吴某1、吴某2的合法权益，故其二人不应享有本次拆迁安置利益。综上所述，吴某1、吴某2属于被拆迁房屋的同住人，应当共同享有拆迁补偿款4，487，650元；拆迁安置补偿款不属于吴凤英的遗产，其继承人无权继承；郑某1、郑某2不是同住人，不应再次享有拆迁份额。郑某1、郑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26398号的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依法判令吴某1、吴某2不享有被拆迁房屋的全部权益，唐某某只享有相应的继承份额(四分之一)。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依法分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一审法院所确认如下事实中，即：被拆迁房屋承租人系吴凤英，系吴凤英工作单位原国棉八厂分配给吴凤英。该房屋于2003年被纳入动迁范围，吴凤英于2018年1月死亡……。吴某1和吴某2户口分别于1988年6月3日从上海华浜新村****，2010年11月3日退休从安徽芜湖迁入被拆迁房屋中，对于他们迁入被拆迁房屋中的户口性质户口性质未能查明。与被继承人吴凤英是兄妹关系，且房屋的取得是吴凤英单位分配所得，吴某1和吴某2不仅在其它地方有住宅，也享受过国家的福利分房，而且从未在被拆迁房屋内居住和生活过，户籍纯属户籍纯属挂靠。某2于2010年11月3日从外地迁入上海，因吴凤英看在同胞兄妹的情意上才让其挂靠，为此吴某2于2010年6月20日亲笔出具承诺书，已充分表明对被拆迁房屋在将来的拆迁中不享有任何权益的分配。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曲解法律，未能正确适用法律。对于唐某某具有法定的继承权利不持异议，但是对唐某某所享有的继承份额与郑某1具有同等的权利有异议。唐某某的母亲郑丽丽于2012年病逝，长期以来被继承人吴凤英与郑某1、郑某2生活在一起，生活起居均由郑某1、郑某2来照顾。尤其在被继承人吴凤英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五年内，均由郑某1、郑某2照顾，而唐某某及母亲郑丽丽从未对被继承人尽到赡养和照顾的义务，而一审法院对这一情节未能查明，却将唐某某的继承份额与郑某1平分，完全违背了在继承法中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公平原则。唐某某表示服从一审法院的判决。吴某1、吴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被拆迁房屋补偿款4，487，650元，要求补偿款归吴某1、吴某2共同所有。唐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代位继承吴凤英在拆迁补偿款中的遗产份额，吴凤英的份额由唐某某、郑某1各半继承。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拆迁房屋承租人系吴凤英，系吴凤英工作单位原国棉八厂分配给吴凤英。该房屋于2003年被纳入拆迁范围，吴凤英于2018年1月死亡，吴某1、吴某2与吴凤英系兄妹关系。郑某1系吴凤英之子，郑某2系郑某1之子。2019年8月20日郑某1与上海宝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林公司”)就被拆迁房屋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共获得拆迁补偿款共计4，487，650元，《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记载，房屋拆迁许可证号为2003第17号，被拆迁人选择货币补偿的补偿安置方式，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35.89平方米，房屋性质公房，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为每平方米11，080元，货币补偿款为516，959.56元(其中价格补贴为119，298.36元)，被安置人为郑某1、郑某2、吴某1、吴某2、吴凤英(死亡)。协议其他事项中约定，拆迁人支付被拆迁人房屋安置补偿款3，400，000元；另被拆迁人还获得了过渡费、搬家补助费等费用。《补充协议》约定，被拆迁人符合特殊家庭照顾范围和标准，一次性补助1，087，650元，共计安置款为4，487，650元。后宝林公司将拆迁款全部打入郑某2账户。郑某1、郑某2表示，获得安置款后，购置了商品房两套。吴凤英生育子女三人，即郑丽华、郑丽丽、郑某1。郑丽华、郑丽丽均先于吴凤英死亡，郑丽华无子女，唐某某系郑丽丽女儿。郑某1、郑某2提供吴某2于2010年6月20日出具的承诺书记载，“首先感谢大姐同意接受我们把户口从芜户口从芜湖迁入回来，承诺，如以后该住房动迁时，我们享受到国家的有关政策分到了房子，我可以很诚意的替晓东归还他所欠吴某1阿姨的50，000元欠款。八厂分房的代遇我不参于亨受”。吴某2表示，该承诺书尾部“八厂分房的代遇我不参于亨受”的笔迹与前面明显不一样，系添加，意思表示与前面不一致，且有涂改、错别字，“八厂分房的代遇我不参于亨受”这句内容非吴某2书写。一审审理中，经吴某2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八厂分房的代遇我不参于亨受”是否系吴某2所写进行鉴定，结论为“八厂分房的代遇我不参于亨受”字迹是吴某2所写。吴某2支付了鉴定费11，900元。吴某2要求重新鉴定，理由如下：1．申请人承担本次鉴定费用，是检材的当事人，十分明确需检字迹非本人所写，若鉴定结果非本人所写，不但可以证明自己的诚信，还能证明郑某1、郑某2的不法不良用意。2．分析鉴定意见第二条“鉴定过程及分析说明”：检材上需检的“八厂分房的代遇我不参于亨受”，其中“遇”字为涂改，“不”字为涂改后添加，但鉴定人却认为“字迹笔画较清晰”、“运笔较自然”、“未检见摹仿书写的迹象”。鉴定意见的分析说明不合理。3．鉴定人鉴定程序存在许多缺陷。首先，鉴定人未按照《文书鉴定通用规范》充分了解案件内容，包括案件争议焦点、为何提出鉴定、对文件中怀疑的内容是否明确，以及怀疑对象和其他相关人员的个人情况、利害关系等；其次，鉴定人未按照《文书鉴定通用规范》审查送检材料，没有了解样本的来源、书写人等情况，用以对比的样本局限于到场书写的文本，没有保障样本数量的充足充分；最后，没有明确委托方具体的鉴定要求，及提供鉴定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也没有对于检材的形成过程及形成的关键环节进行了解。一审审理中，吴某2表示，其系被安置人，对获得的拆迁安置款有很大贡献，现吴某2名下无房，如果法院认定“八厂分房的代遇我不参于亨受”是吴某2所写，继而不分配安置款，亦应当对吴某2进行补偿。另郑某1、郑某2表示，其两人间份额无需本案处理。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承诺书、户籍资料户籍资料、书等证据证明，经庭审质证，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确定的被安置人为郑某1、郑某2、吴某1、吴某2、吴凤英(死亡)，各被安置人均有安置利益，份额考虑被安置人身份、承租房来源等情况酌情分割，其中吴凤英适当多分。吴凤英在安置协议签订时虽已死亡，但房屋拆迁许可证系2003年度，吴凤英是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被安置人，故本案当事人提出的吴凤英无遗产份额的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纳，吴凤英的份额由唐某某、郑某1各半继承。关于吴某2的份额，吴某2出具的承诺书对其有约束力。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鉴定意见程序合法，其结论系具有专业知识的鉴定机构接受法院委托后经过分析判断后作出的意见，予以采纳。吴某2要求重新鉴定，其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吴某2将承诺书出具给吴凤英，而吴凤英在签订协议时已死亡，而郑某1与宝林公司签订协议时，吴某2系被安置人，拆迁利益因吴某2列为被安置人而增加，故吴某2要求补偿的意见，具有合理性，予以采纳，数额酌情确定为350，000元。余额4，137，650元，由吴某1、郑某1、郑某2各得897，530元，剩余1，445，060元为吴凤英的遗产份额，由唐某某、郑某1各半继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郑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某1安置补偿款897，530元；二、郑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某2安置补偿款350，000元；三、郑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唐某某安置补偿款722，530元；四、郑某2对郑某1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1，350元，由吴某1负担6，438元，由唐某某负担5，512元，由郑某1、郑某2共同负担9，400元；鉴定费11，900元由吴某2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郑某1、郑某2提供如下证据：一、《摘抄户籍资料户籍资料》四份，吴某1及其丈夫陶根兴前后多次户口迁移户口迁移，单位职工享受国家福利分房的变迁事实；二、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吴某1和丈夫享受单位福利分房的事实；三、上海申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汇丰苑管理处提供的《住房调配单》《住房建设债券认购单》《住户发问登记表》等六份证据，用以证明吴某1享受福利分房的事实；四、吴淞街XXX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吴凤英都是郑某1照顾。吴某1、吴某2的质证意见认为：一、针对《摘抄户籍资料户籍资料》，籍自1户籍自1988年6月2日即迁往被拆迁房屋，再未户籍再未变动过。XXX号XXX室和长江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均为吴某1丈夫陶根兴生前所承租公房，吴某1从未享受过福利分房；二、针对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明确指出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后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为“国权后路房屋”)为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于1998年调配给陶根兴居住使用，吴某1户籍自1户籍自1988年6月2日即迁往被拆迁房屋，再未户籍再未变动过。年吴某1户籍并不户籍并不在国权后路房屋内，受配人。因此，证明内容所述吴某1享受单位福利分房与事实不符；三、针对《住房调配单》《住房建设债券认购单》《住房情况登记表》等证据，《住房调配单》明确记载国权后路房屋受配人为陶根兴一人，吴某1非房屋受配人。该房屋系由陶根兴退掉宝林四村XXX号XXX室公有住房后单位配房而来。1998年该房屋配房时，吴某1户籍在被户籍在被拆迁房屋内，已从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退休。因此，吴某1未享受过福利分房；四、针对吴淞街XXX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吴某1、吴某2无关。唐某某的质证意见认为：对上述证据中的内容没有异议和其他意见。由于其母亲于2012年过世，所以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对吴凤英再进行照顾，其母亲在世时尽了非常多的照顾义务。本院认为，对于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待证事实，需结合本案案情综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拆迁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应安置人员为郑某1、郑某2、吴某1、吴某2、吴凤英(死亡)。吴凤英系在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后去世，且《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亦明确将吴凤英列为应安置人员，故一审法院认为吴凤英可分得拆迁利益是正确的，吴凤英所获利益应作为遗产继承。郑某1、郑某2、吴某1、吴某2亦被《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列为应安置人员，故均可享有拆迁利益。一审法院考虑被安置人身份、承租房来源等情况，对被拆迁房屋的拆迁利益酌情予以分割，并无不当。吴某2出具的《承诺书》在一审审理期间经鉴定机构鉴定，结论为“八厂分房的代遇我不参于亨受”字迹是吴某2所写，二审中吴某2虽申请重新鉴定，但未能提供充分之证据和理由，故本院不予准许。吴某2理应受《承诺书》的约束，不能享有被拆迁房屋本身因拆迁而产生的拆迁利益。但对于因人口因素而增加的拆迁利益，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吴某2可享有350，000元，尚属合理。一审法院认定吴凤英的遗产份额，由唐某某、郑某1各半继承，亦无不妥。综上，吴某1、吴某2和郑某1、郑某2的上诉请求，本院均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350元，由吴某1、吴某2共同负担16，920.75元，由郑某1、郑某2共同负担4，429.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倩芸审判员  杨 俊审判员  刘建颖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段 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