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58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友勇，男，197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杨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2028933457。法定代表人：谢应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阳，重庆泰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友勇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长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1民初7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友勇，被上诉人重长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友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友勇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判决重长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主要的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未查明月承包费、规税费的具体数额，重长司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和承包费（含规税费）的收取者，有义务说明各项费用的具体金额，而不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王友勇，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程序违法。2.王友勇提交的《补充协议》中记载实收费用中包含了税费，但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不清。重长司辩称，王友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王友勇的上诉请求并维持原判。王友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重长司立即清退向王友勇违法收取的税费，自2013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止，共30000元。2.诉讼费用由重长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29日，重长司（甲方）与王友勇（乙方、经营责任人）签订《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摘录）：车牌号为渝Ｃ×××**，车型为天语的车辆实行承包经营制，即：乙方每月固定交纳承包费（含规税费），自主经营，费用自理，超收全留，亏损自负，风险自担的出租汽车营运管理办法；第二条，在合同期内，甲方拥有其出资购买的车辆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拥有车身广告发布权，乙方通过向甲方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足额交纳承包费（含规税费）和服从甲方管理，遵守甲方规章管理制度而获得出租汽车营运的使用权；第三条，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期限至2017年12月31日止。甲方向政府缴纳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费。有偿使用期到期后，若政府将出租汽车经营权继续出让给甲方，乙方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取得承包经营权。第二个责任制经营期为肆年玖个月，即：从2013年3月28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第四条，乙方每月交纳承包费1653元。乙方营运收入减除交纳给甲方的承包费后，其余营收归乙方所有。用于乙方支付经营期间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包括乙方及乙方所聘用的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其它福利待遇及乙方应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其它一切费用。乙方应按有关部门规定，按时到甲方财务部门一次性缴清以年计缴的车船使用税及其它费用；第十一条，乙方营运的车辆经使用后达不到国家机动车技术标准（无法修复或无修复价值）或达到使用年限或因其它特殊情况必须报废的，应将车辆及附属设施设备完整交给甲方报废，残值归乙方；第十六条，本合同到期后，甲方收回车辆营运使用权和车辆牌照、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治安登记证、车购税证、出租汽车车辆的相关证照及手续；第十七条，本合同发生争议的解决方式为：甲、乙双方协商未果可在大足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2016年6月18日，重长司（甲方）与王友勇（乙方、经营责任人）签订《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摘录）：车牌号为渝Ｃ×××**，车型为天语的车辆实行承包经营制，即：乙方每月固定交纳承包费、规税费，自主经营，费用自理，超收全留，亏损自负，风险自担的出租汽车营运管理办法；第二条，甲方向乙方收取一次性车辆发包费总额为91289元；第三条，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期限至2017年12月31日止。第二个责任制经营期从2016年6月18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第四条，乙方每月交纳规费4711元。乙方营运收入减除交纳给甲方的规费后，其余营收归乙方所有。用于乙方支付经营期间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包括乙方及乙方所聘用的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其它福利待遇及乙方应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其它一切费用。除前述内容，其他摘录内容与前述重长司与王友勇2013年3月29日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摘录内容一致。2017年12月17日，重长司（甲方）与王友勇（乙方、经营责任人）签订《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摘录）：车牌号为渝Ｃ×××**，车型为天语的车辆实行承包经营制，即：乙方每月固定交纳承包费、规税费，自主经营，费用自理，超收全留，亏损自负，风险自担的出租汽车营运管理办法；第二条，甲方向乙方收取一次性车辆发包费总额为91289元；第三条，政府许可给甲方出租车的经营权期限为6年，即2017年12月18日起至2023年12月18日截止。经营权使用到期后，若政府将出租汽车经营权继续许可给甲方经营，乙方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本合同期限为4年，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22年6月14日止；乙方每月交纳规费4294元。除前述内容，其他摘录内容与前述重长司与王友勇2016年6月18日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摘录内容一致。为证明其主张，王友勇提供了向重长司大足分公司缴纳的车牌号为渝Ｃ×××**、渝Ｃ×××**收据，收据显示：缴款时间从2014年5月至2019年8月；收费项目绝大部分为规费（其中2016年3月1日、2019年8月12日收据中注明含车船使用税）；个别收据显示为：保险费、服务监督卡、ＧＰＳ超速、安全统筹金等。2019年11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大足区税务局对王友勇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渝大足税信息公开〔2019〕第16号），告知书载明（摘录）：“您要求获取：1.公开税务部门委托重长司大足分公司向一线出租汽车驾驶员（实际经营者）代征代扣出租车营业税（增值税）的授权委托书。2.公开税务部门向大足区出租车实际纳税人出具的纳税凭证。答复如下：一、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财行〔2019〕11号）规定，委托代征是指税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关于有利于税收控管和方便纳税的要求，按照双方自愿、简便征收、强化管理、依法委托的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委托有关单位和人员代征零星、分散和异地缴纳的税收的行为。我局未与重长司大足分公司签订委托代征协议，也未签订代征代扣授权委托书。二、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单位以承包、承租、挂靠方式经营的，承包人、承租人、挂靠人（以下统称承包人）以发包人、出租人、被挂靠人（以下统称发包人）名义对外经营并由发包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以该发包人为纳税人。否则，以承包人为纳税人。’附件《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规定：‘出租车公司向使用本公司自有出租车的出租车司机收取的管理费用按照陆路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以上文件内容属主动公开内容，您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查询。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应根据具体合同约定进行判断，目前重长司大足分公司为提供该运输服务的增值税纳税义务人，由该公司对经营行为进行申报缴纳。我单位于2019年10月24日通过纸质函件向该公司征求意见，该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回复不同意对外公开。按照相关规定，我局不能向您公开其纳税凭证。”关于王友勇与重长司之间的案涉合同中规费缴纳情况，审理查明：第一个经营期（2013年3月28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车牌号渝Ｃ×××**，规费1653元／月；第二个经营期（2016年6月18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车牌号渝Ｃ×××**，约定规费4711元／月，实际缴纳规费1853元／月；第三个经营期（2018年1月1日起至2022年6月14日），车牌号渝Ｃ×××**，约定规费4294元／月，实际缴纳规费1436元／月。另查明，在重长司（甲方）与案外人代可福（乙方）于2019年8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载明：甲乙双方于2018年12月15日签订了《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基于甲方向乙方让利，现经双方协商，对合同第四条第一款予以变更，变更为“合同期间，乙方每月向甲方交纳的规费为3988元，其中企业实收1130元（含企业管理费、税金、GPS服务费、季度维护保养工时费）”。关于退还违法收取税费的主张，王友勇明确不包含合同中约定的车船使用税。就主张退还税费的具体种类、金额计算依据，王友勇未提供证据予以明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王友勇与重长司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当事方均应遵守。王友勇以重长司“虚构代征代缴税费事实，向其收取总额为1653元/月税费等其他不明费用，骗取王友勇合法财产”为由主张退还自2013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税费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在法律、行政法规未对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中的规费收取标准作出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王友勇与重长司约定的规费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符合本地出租车行业事实，且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即：2013年3月29日、2016年6月18日的合同）在实际履行期间，当事人一直按规费约定主张权利履行义务，均未提出异议。根据国家税法的相关规定，代征代缴是依照税法规定负有代征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从纳税人持有的收入中扣取应纳税款并向税务机关解缴的一种纳税方式。代征代缴至少需具备两个因素：一是代征代缴人是负有代征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二是代征代缴的对象是本身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依据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大足区税务局作出的答复可知，案涉出租车承包经营中的纳税人是重长司而非王友勇，王友勇诉称重长司虚构代征代缴税费事实收取税费，应当明确其作为纳税人应缴纳的具体税费种类、金额并证明重长司存在代征代缴的基本事实。本案中，王友勇不能明确其应缴纳的税种、金额，也未举证证明重长司存在虚构代征代缴税费并予收取的事实。王友勇提供的规费收据除个别显示包含车船使用税外，均未显示存在其他税费成分，王友勇以规费收据证实重长司代征代缴其他不明税费，缺乏事实依据。关于《补充协议》，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系重长司与案外人于2019年8月7日签订，而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系重长司与王友勇于2017年12月底前签订，两者是不同主体之间的独立合同，合同与合同之间有关规费的涵义、内容、标准是否一致，王友勇未举证予以证明；《补充协议》中的规费虽注明含税金，但实际履行中是否收取、收取种类、有无违规等情形，王友勇均未举证证明，王友勇以《补充协议》证实重长司代征代缴其他不明税费，依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本案王友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友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原告王友勇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友勇与重长司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中未明确本案争议的税费，现王友勇主张重长司通过虚构代征代缴税费的事实收取税费，应当由主张该事实成立的王友勇对重长司存在前述基本事实以及重长司代征代缴税费的具体金额承担举证责任。而王友勇在本案中举示的交费票据除个别显示包含车船使用税外，均未显示存在其他税费内容，王友勇以此证实重长司代征代缴了其他不明税费，缺乏事实依据。王友勇举示的《补充协议》系重长司与案外人签订，该协议中有关规费部分是否包含税金的内容与本案并无直接的关联性，不足以证明重长司在本案中向王友勇代征代缴了其他不明税费。王友勇亦不能说明其主张由重长司退还的税费30000元的具体组成，故应由王友勇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王友勇提出的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意见，其并未举证证明，故对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王友勇上诉所涉及的其他问题，一审法院均已逐一进行了详细评述并作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本院的处理意见及具体理由与一审法院一致，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王友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王友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颖审 判 员  赵 青审 判 员  李菊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阎海峰书 记 员  刘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