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84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高翊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光华路****。法定代表人：杨中祥，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广宁纸业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南亭公路******div>法定代表人：马葵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钊，浙江嘉诚中天（嘉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苏益平，男，汉族，1970年8月7日出生，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上海高翊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广宁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宁公司）、原审被告苏益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9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翊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广宁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广宁公司提供发票中最后一张的开票日期为2016年4月26日，而其起诉的时间为2019年10月24日，故已过3年诉讼时效。高翊公司并不知晓欠款的事实。2.苏益平认可涉案债务并提供担保，广宁公司可向其主张。广宁公司辩称，不同意高翊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审判决。苏益平述称，同意高翊公司的上诉请求。广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翊公司、苏益平向广宁公司支付货款36,288元，以及以36,288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起，按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5倍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一审诉讼中，广宁公司变更其诉请中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36,288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期间，广宁公司向高翊公司供应艺术纸、卡纸等材料，广宁公司供货后开具了8张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号码分别为：4265218、42652210、37504852、08625022、08625055、08625096、60379152、08625023，金额分别为：907.50元、830元、8,509.75元、11,698元、3,575元、3,038元、7,771元、6,697元，以上金额合计为43,026.25元。广宁公司称以上金额中的907.50元、830元高翊公司已经支付，同时，广宁公司与苏益平均认可高翊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支付了货款5,000元，因此高翊公司尚未支付的货款为36,288.75元。2017年12月14日，苏益平作为担保人，签字确认“还款计划书”一份，其上写有“上海高翊印务有限公司欠上海广宁纸业有限公司货款合计人民币叁万陆仟贰佰捌拾元整（￥36288.00），约定于2018年1月底全部付清！”2018年2月11日，马葵珍与苏益平的聊天记录显示：苏益平：“我在广州要账，都放假了，不好意思，要不年后上来我看汇部分，马经理”……马葵珍：“体谅～”；2018年3月8日，马葵珍：“苏总，正月十五也过了，你这个钱怎么计划的？”苏益平：“这个月底可以找小杨拿了”，马葵珍：“你的钱拿到了吗？”苏益平：“没有，到月底拿”……马葵珍：“那我先到你这里，再一起去嘛？”；2018年3月22日，马葵珍：“苏总，我们计划几日去你老公司某？”苏益平：“4月头上去”，马葵珍：“怎么月底不去了吗？”苏益平：“4月头上去他钱一定到了”；2018年4月27日，苏益平：“我在催讨，过五一他没消息，我准备起诉了”；2019年5月5日，马葵珍：“苏总，你们协商的怎么样了？”苏益平：“他说今天来对账”，马葵珍：“他还没到啊”，苏益平：“没有。估计今天来不了了，也没消息给我，等到现在，我等下要出去了”；2019年5月5日，马葵珍：“苏总，高总那边律师函已经签收了”，苏益平：“他已经收到了，也发给我看了”，马葵珍：“我希望他能写收据给你，这样你也安心。”苏益平：“是啊”。名称为“高翊&广宁应收款”的微信群聊天记录：2019年8月3日，杨中祥：“老苏啊，把材料再寄一份吧，没有找到，再寄寄顺丰号了，不行就到付好了”；2019年8月29日，马葵珍：“我从四五月份一直催你们，直到现在你们还在扯来扯去对账，一分钱都没有打给广宁公司。该给的面子已经给足，我准备周一直接走法律程序”。另，经广宁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向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闵行区税务局调取了4265218、42652210、37504852、08625022、08625055、08625096、60379152的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情况，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闵行区税务局于2020年4月23日出具涉税事项调查证明材料一份，载明上述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认证。广宁公司、高翊公司对该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苏益平称不清楚。诉讼中，广宁公司与苏益平陈述双方2018年3月8日的聊天记录“已经过了十五了，你这个钱是怎么计划的”中的款项就是本案系争货款。苏益平陈述：其在离开高翊公司前在高翊公司负责采购，其妻子吴某在高翊公司任出纳至2017年1月；在广宁公司催款前，苏益平就跟杨中祥说过欠广宁公司钱的事情。高翊公司则陈述，在苏益平给广宁公司写担保后几天，大概是2018年年后，马葵珍至高翊公司处，高翊公司才知道广宁公司催款的事情。高翊公司知道苏益平出具担保书后，没有表示过不同意担保。一审法院认为，广宁公司与高翊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有广宁公司提交的还款计划书、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销售单，以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情况为证，一审法院对广宁公司与高翊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予以确认。广宁公司向高翊公司供货后，向高翊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且高翊公司亦已对发票进行了认证，高翊公司理应支付相应的款项。关于高翊公司辩称广宁公司向其开具的最后一张发票日期为2016年4月26日，广宁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高翊公司的陈述其认可在苏益平写给广宁公司担保后几天，大概在2018年年后时，广宁公司法定代表人马葵珍到高翊公司处后，高翊公司知道了欠款的事情，而苏益平出具担保的落款日期是2017年12月14日，即使按照高翊公司认可的最晚的时间即2018年年后，广宁公司向高翊公司催讨系争货款，也已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至广宁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尚未超过诉讼时效，同时，根据广宁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各方庭审中的陈述，广宁公司也一直在向苏益平催讨货款，苏益平也认可其将广宁公司催款的事情告知了高翊公司，广宁公司并未怠于催讨其债权，故高翊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高翊公司已认证的发票的金额以及其付款情况，尚欠广宁公司货款36,288.75元，广宁公司现仅主张还款计划书中的金额36,288元，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高翊公司未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货款的付款时间，各方均未举证证明，且广宁公司早已向高翊公司供货完毕并开具了发票，现广宁公司主张以还款计划书中的付款时间届满之次日即2018年2月1日起，以36,288元为基数，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高翊公司认为因经营者发生了变更，新旧经营者之间对高翊公司的经营责任做出过约定，故其无义务支付货款，一审法院认为，高翊公司新旧经营者之间的约定系其内部约定，不能以此对抗外部债权人，因此对于高翊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对于高翊公司在超过举证期间就此项抗辩意见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不再组织双方质证。关于广宁公司要求苏益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苏益平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确认还款计划书，广宁公司作为债权人未提出异议，高翊公司在知晓后亦未表示反对，故苏益平向广宁公司提供担保之行为合法有效，双方之间的保证关系依法成立，苏益平应向广宁公司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同时，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苏益平在提供担保之时并未对保证方式进行约定，故其保证方式应当为连带责任保证。在苏益平提供担保后，苏益平于2018年2月11日向广宁公司表示年后汇一部分、广宁公司于2018年3月8日向苏益平询问还款事宜，可见广宁公司于保证期间内向苏益平催讨了货款，虽然广宁公司用词并非“承担保证责任”，但实质即为要求苏益平承担还款责任，本质与承担保证责任无异。因此，苏益平认为应当免除其保证责任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苏益平应当对高翊公司的上述还款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上海高翊印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广宁纸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6,288元；二、上海高翊印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广宁纸业有限公司支付以36,288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三、苏益平对上海高翊印务有限公司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苏益平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上海高翊印务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3.50元，由上海高翊印务有限公司、苏益平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争议货款所涉最后一张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时间为2016年4月26日。2020年3月17日，一审法院收到广宁公司本案诉状。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广宁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广宁公司为高翊公司出具的最后一张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时间为2016年4月26日。高翊公司认为从该日起算至广宁公司2019年10月24日一审起诉之日已过法定三年诉讼时效。本院注意到，在2020年5月18日一审法院组织的谈话中，高翊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中祥自认：大概在2018年年后，广宁公司法定代表人至其公司处，其才知晓高翊公司欠付广宁公司货款事宜。二审期间，杨中祥再次确认一审自述。现根据高翊公司的自认，可知在2018年后广宁公司曾向其催讨欠款。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本案诉讼时效自广宁公司向高翊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2018年后发生中断。具体时间虽无法确认，但已可推知2020年3月17日广宁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诉状时未过诉讼时效。至于高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中祥认为，其系通过协议受让高翊公司，其与苏益平约定，受让前的公司债务由苏益平承担，故本案债务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所涉债务发生于高翊公司与广宁公司之间。其所述涉及具体债务的最终负担，系杨中祥与苏益平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处理无关。综上所述，上诉人上海高翊印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7元，由上诉人上海高翊印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海波审判员  吴慧琼审判员  刘丽园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须海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