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023刑初195号 公诉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传心，男，1976年3月25日出生于山东省郓城县，汉族，初中文化，个体，户籍地山东省郓城县，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2020年4月23日因涉嫌滥伐林木罪，被霍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英，新疆博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人民检察院以霍检一部刑诉〔2020〕10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传心犯滥伐林木罪，于2020年10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霍城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郑星、杨雪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传心及其辩护人刘英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12月底，被告人刘传心持采伐证将霍城县惠远镇新城村9区陈某1林场内的1260棵树采伐（限采1000棵）及吴某林带林木310棵采伐，超过采伐限额260棵树，经霍城县林业局林业工程师检验，被采伐林木树种为杨树，林种为防护林，被采伐570棵林木活立木蓄积为100.0542立方米，其中超伐陈某1所有林木260棵树，林木活立木蓄积39.3938立方米。 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户籍证明、林业工程师资格证书复印件、王某收款收条、吴某收条、陈某1收条、伐工记账本复印件、陈某1采伐证及申请资料、吴某采伐证及申请资料、森林案件每木（伐根）调查表、刘传心木材厂营业执照、土地承包合同、认罪认罚具结书等书证，证人王某、吴某、陈某1、高某、阿某、班某、袁某、陈某2的证词，现场勘查、检查笔录、图及照片，森林案件现场技术检验报告书，被告人刘传心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传心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超过采伐许可证范围采伐林木，数量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以滥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传心案发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且被告人刘传心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对被告人刘传心免予刑事处罚。 被告人刘传心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 辩护人刘英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导致本案的发生是因为陈某1和吴某的树没有明显标识或界限划分，被告人刘传心误以为陈某1和吴某两人采伐证中的2000棵树是吴某和陈某1共同的，只是分别在陈某1和吴某名下而已，并且砍伐之前王某已经给树打记号，做记号时并未区分陈某1和吴某的树，而是混合一起打的记号，导致陈某1名下的采伐证超伐了260棵。二、被告人刘传心系霍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引进的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建木材加工厂，人生地不熟，经人介绍找到吴某和陈某1买树。此时吴某和陈某1的树已卖给王某，且王某已办出2000棵树的采伐证，也给需要采伐的树打好了记号。2019年12月18日，被告人刘传心买下陈某1和吴某的3000棵，并支付了树款，12月23日被告人刘传心雇佣伐木工人就按照王某之前打好记号的树进行间伐，吴某和陈某1并未到现场向被告人刘传心明确两人或两个采伐证的范围。三、被告人刘传心拿到采伐证后雇佣高某等人伐树，其本人并未到现场，伐木工人也是根据王某打好的记号进行伐树；四、被告人刘传心无犯罪前科，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且社会危害不大。综上，请求法庭考虑被告人刘传心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尤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导致超伐后果，应对其从轻处罚，建议免予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20日，被告人刘传心承包了陈某1位于霍城县惠远镇开发办20亩地，并与陈某1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之后被告人刘传心欲购买陈某1的树，但陈某1称树已于2019年7月卖给了王某，并且王某已办理了采伐证。12月7日，陈某11000棵树的采伐证与吴某1000棵树的采伐证出来后，王某和陈某1的哥哥陈某2一起给需砍伐的树打记号。12月18日，陈某1、吴某、王某和被告人刘传心一起协商转让树木的事，最终协商，被告人刘传心从王某手里转让3000棵树，一棵树135元，其中125元为树钱，10元为给王某的转让费，树木采伐手续由王某负责办理，被告人刘传心当场向王某支付了树木转让费30,000元，被告人刘传心知晓王某已申请下来两张采伐证，每张采伐证可采伐1000棵。12月20日，被告人刘传心拿到采伐证后，于12月23日雇佣伐木工人开始伐树，伐木工人按照王某之前打好的记号进行伐树。12月23日至30日，被告人刘传心雇佣的伐木工人根据王某和陈某2打的记号将霍城县惠远镇新城村9区陈某1林场内的1570棵树砍伐，因陈某1与吴某树木界限不清，导致被告人刘传心在陈某1采伐证范围内砍伐了吴某的310棵树，被告人刘传心向吴某支付了38,750元树钱。被告人刘传心总计向陈某1支付了205,000元树钱。经霍城县林业局林业工程师检验，被采伐林木树种为杨树，林种为防护林，被采伐570棵林木活立木蓄积为100.0542立方米，其中超伐陈某1所有林木260棵树，林木活立木蓄积39.3938立方米。 另查，被告人刘传心系霍城县鲁郓木材加工厂经营者，霍城县鲁郓木材加工厂系霍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0月份招商引资企业。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立案决定书，证实霍城县公安局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的事实。 2、受案登记表，证实霍城县公安局依法受理此案的过程。 3、户籍信息，证实被告人刘传心的基本身份信息，系完全刑事行为能力人。 4、林业工程师资格证复印件，证实检验鉴定程序合法。 5、王某收条、吴某收条、陈某1收条，证实王某收刘传心30,000元、吴某收刘传心38,750元、陈某1收刘传心205,000元。 6、伐工记账本复印件，证实刘传心向伐木工付工钱的情况。 7、陈某1采伐证及申请资料，证实陈某1申请采伐树木以及获得1000棵树采伐证的情况。 8、吴某采伐证及申请资料，证实吴某申请采伐树木以及获得1000棵树采伐证的情况。 9、森林案件每木（伐根）调查表，证实所伐树木的伐根直径和材积的详细情况。 10、霍城县鲁郓木材加工厂营业执照、承包土地合同，证实刘传心承包土地建立木材厂的情况。 11、认罪认罚具结书，证实被告人刘传心在公诉机关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对公诉机关提出的罪名及量刑建议无异议，且签字捺印的情况。 12、证明，证实霍城县鲁郓木材加工厂是霍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招商引资企业。 二、证人证言 1、证人王某的证词，证实其买了陈某1和吴某的树，采伐证手续由其办理，陈某1的采伐证和吴某的采伐证同一天出来的，都是1000棵。其买陈某1的树也是125元一棵，挑大树间伐，当时买了陈某13000棵树，付了5万元的定金，但是采伐证只办出来1000棵。采伐证出来以后其和陈某1的哥哥陈某2一起打的号，当时其打了1000多棵树的号，胸径70㎝以上的喷红漆，有些树比较大，不用量就可以伐的就用镰刀砍个印子。其和陈某2把树量完后，就准备给陈某1树钱然后伐树，但吴某和陈某1找其说有人要陈某1的树，让其出让，然后其和吴某、陈某1还有买树人刘传心一起商量，最后协商其每棵树加10元将3000棵树转卖给刘传心，刘传心要预付给其3万元，到时候按他实际采伐的数量多退少补，刘传心给其付了8万元，8万元里包括其付给陈某1的5万元定金。 2、证人吴某的证词，证实王某买了其的树，其又把王某介绍给陈某1，陈某1也把树卖给了王某。后来刘传心承包了陈某1的地要建木材厂，刘传心让刘守军和陈某1来找其，让其给王某说说，让王某把树转让给刘传心。12月18日，其把陈某1、王某、刘传心三人叫到一起协商买树，他们三人达成协议，其帮他们写的收据，转让3000棵树，采伐证由王某负责办理，王某收转让费1棵树10元，当场收了2万元，刘传心把王某付给陈某1的5.5万元也付给王某了，就相当于刘传心付定金买了陈某1的树，王某和陈某1的买卖关系结束了，后面刘传心直接付给陈某115万元树钱。采伐证办下来后王某和陈某1他哥陈某2去给树打号，打号的时候王某、其哥吴明华、给其看树的马萨利黑给陈某2说，外面树是其的，陈某2不听也给树把号打上了。后面把树转让给刘传心后，刘传心先伐外圈的树，伐了310棵，其找到刘传心说那是其的树，然后刘传心把310棵树钱付给了其。采伐证是按地块办的，地块很明显，所以办了2个采伐证，陈某1这块地三面的防护林是其的，其余树是他的。 3、证人陈某1的证词，证实2019年7月份经吴某介绍其把树卖给了王某和他合伙人，他们只要胸径70厘米以上的树，一棵树付125元，当时估计那块地里大概有3000多棵树可以采伐，所以当场就付了4万元。因为其没有伐过树也不懂伐树的事情，所以采伐手续由伐树人自己办理，其配合他们出相关证明。后来经人介绍刘传心承包了其那块地建木材加工厂，刘传心想要买其的树。之后其和吴某把王某和刘传心叫到一起谈转让树的事情，当时协商一棵树给王某10元转让费，采伐手续时由王某办理，并且还写了一个收条。采伐证是2019年12月10日批下来了。王某给其打电话说要去数树，他要自己去量70厘米胸径的树，说让其一起去，其就让哥哥陈某2去量的树，当时测量完，打过号的树有2000多棵，将近3000棵树。其那块地有400多亩，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树，里面都是吴某种的树，2014年买上那块地后也是吴某种的树。具体地里的树怎么分都是吴某说了算，所以打号的时候就没办法分，只有把其地里的70㎝以上的树都打上记号算数量。给刘传心转让树之前，吴某说过有2000棵树的采伐证，王某一个人伐树，不管哪边的都有吴某的树，问题不大，意思是只要是吴某的树，在其地里也可以用吴某的采伐证，大家一起说的时候，刘传心也听到了。 4、证人高某的证词，证实2019年12月份，刘传心给其打电话找其伐树，其就找到阿不力孜合伙伐树，当时谈好一吨28元，伐树的时候其问过刘传心有没有采伐证，刘传心说有采伐证，并听说树是从王某手里转买过来的，采伐证是王某办理的，要伐的树也是王某打的号。伐的都是打过记号的树，没有数过伐了多少。 5、证人阿某的证词，证实12月22日其和高某一起去看要伐的树，看完树后与树主说好了伐一吨树28元。伐树方式是间伐，伐树时树主没有去，只是第一天树主交代好让他们伐打过标记的树，其和高某于12月23日开始伐树，一直伐到12月30日下午。 6、证人班某的证词，证实陈某1和吴某采伐证是2019年12月7日批准下来的，其知道陈某1和吴某把树卖给了王某，所以其把陈某1和吴某采伐证领回来后就交给了给买树人王某。吴某的树是王某伐的，王某伐树的时候其去过现场，并给王某说不要超伐。后同事袁某给其打电话说陈某1林地也在伐树，其就给袁某说陈某1有采伐证，让袁某给伐树的人通知不要超伐。后来公安局调查时，其才知道陈某1的树是刘传心伐的。吴某的采伐证范围除了陈某1的采伐范围，四周属于吴某的林地都在采伐范围内。为办理采伐证只弄清楚是谁的地块，没想到陈某1地块里有吴某的树，吴某和陈某1怎么算的其不知道。 7、证人袁某的证词，证实2019年12月底，其到惠远镇新城9区采伐现场，检查了王某的采伐证，并说让他们不要超伐，其又到路西面伐树现场检查了刘传心的采伐证，并说不要超伐。 8、证人陈某2的证词，证实其和王某一起在地里数了三天树，第一天其和王某还有一个维吾尔族大个子一起用镰刀打记号，第二天买的油漆打号，第三天王某没来，其和他的一个维吾尔族木工一起打的号，当时3天打了2100多棵树的记号。 三、被告人刘传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9年10月20日，其承包了陈某1的那块林地开始搞旋切板厂。其当时知道陈某1和吴某的树卖给了王某，聊天时吴某和陈某1说不行就加点钱把树从王某那买过来，并说采伐证王某都办好了。2019年12月18日吴某和陈某1把王某和其叫到一块谈树转让的事情，当时达成协议，其每棵树加10元从王某手里转让，一共3000棵树，一棵树本来125元，其是135元买的。2019年12月20日其拿到采伐证。2019年12月22日其开始雇佣伐木工人伐树，伐了七天。他们让其伐有记号的树，伐倒的树里面有吴某的310棵树，其以一棵树125元付给吴某38,750元。因陈某1急需用钱，其预付给陈某1,205,000元树钱，约定伐完后数树根多退少补。其知道陈某1和吴某的树在一起，两个人的采伐证是一起申请的，同一天办下来的。其认为伐的1570棵树没有超伐，应该把树算在吴某的采伐证里。 四、森林案件现场技术检验报告书，证实经城县林业局林业工程师检验，被采伐林木树种为杨树，林种为防护林，被采伐570棵林木活立木蓄积为100.0542立方米，其中超伐陈某1所有林木260棵树，林木活立木蓄积39.3938立方米。 五、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图及照片，证实现场位于××县陈某1林带内，附现场卫星示意图5张，现场照片18张。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传心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超过采伐许可证范围采伐林木，数量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以支持。被告人刘传心案发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接受处罚，对其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刘传心系初犯、偶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本案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客观因素，其一陈某1与吴某树木界限不清，被告人刘传心伐树时陈某1与吴某也未到采伐现场为其区分树木。其二，王某负责办理采伐手续，并已收取被告人刘传心3000棵树的转让费，协商转让树木时，王某手中有已办好的吴某1000棵树采伐证和陈某11000棵树采伐证，被告人刘传心就认为王某手中2000棵树的采伐证可以让其采伐2000棵树，后因采伐证规定的采伐时间已到，其才停止砍伐。其三，被告人刘传心雇佣的伐木工人是根据王某和陈某2哥哥给树打的记号进行伐树。结合被告人刘传心经营的木材厂系当地招商引资企业，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可酌情对其减轻处罚，其砍伐林木方式为间伐，对生态环境资源未造成严重后果，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综上，根据被告人刘传心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态度及其危害后果，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刘传心犯滥伐林木罪，免予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郭 娟 审 判 员  刘 娇 人民陪审员  杨贵霞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顾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