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77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建娥，女，198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甘肃省兰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高，上海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锦云，上海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洪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郭恩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根，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彭卫，男，198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项城市。原审第三人：上海南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吴锋，董事长。上诉人胡建娥与被上诉人上海洪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典公司”)、原审第三人彭卫、原审第三人上海南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翔公司”)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7民初6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建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洪典公司支付胡建娥提成款人民币(币种下同)2，808，500元。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郭恩志受南翔公司委托属事实不清。南翔公司委托洪典公司提供居间服务，就其对外融资寻找交易机会，洪典公司是南翔公司唯一委托方。2016年11月18日南翔公司的委托书以及2019年7月11日南翔公司出具的证明，均载明南翔公司仅委托洪典公司，而非其法定代表人郭恩志。南翔公司与郭恩志确有委托关系，但委托事项是为新三板挂牌寻找辅导券商和买壳。二、胡建娥的工作与南翔公司融资交易完成有着必然因果关系。胡建娥为南翔公司提供与吴某交易的机会。南翔公司与吴某接触并最终与受吴某控制的上海榕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榕康合伙企业”)、黄榕(吴某配偶)达成交易，离不开胡建娥撮合，根据胡建娥一审提交的证据，反推可排除所有合理怀疑，且胡建娥撮合交易具有唯一可能性。胡建娥通过案外人王1接触上海分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分略公司”)，进而接触分略公司总经理吴某。郭恩志不可能先于胡建娥认识案外人王1，否则郭恩志无需通过胡建娥，更无须认可胡建娥工作成果，进而发放提成。案外人王1亦不可能在先认识南翔公司，否则王1可直接引荐吴某给南翔公司，无需通过胡建娥、郭恩志、彭卫等人。事实上，分略公司及其总经理吴某系由案外人王1介绍给胡建娥，并由胡建娥上报给郭恩志，最终介绍给南翔公司。在南翔解除委托协议前，洪典公司居间服务已完成，胡建娥的工作也应视为完成。三、一审遗漏查明事实。1．该次融资交易实为增资扩股，增资扩股本质系为企业增加资本金。吴某的相应投资款系为南翔公司履行债务使用，因此转让款实为企业资本金，交易实为增资扩股。案外人陈某某等人最终利用洪典公司提供的交易机会，完成了公司股权出售，仅因交易形式问题而否定洪典公司的服务，进而否定胡建娥的工作成果，显失公平。2．吴某在2018年对南翔公司投资总额为23，188，400元(3，998，000股＊5.8元)，因回购散户时南翔公司未遵循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导致相应融资未计入南翔公司资本金，故虽然融资交易成功，南翔公司总股本仍为2300万元。吴某投资款除用于回购散户外，还有用于清偿南翔公司债务，故而，此次交易实为增资扩股。交易达成的具体时间及形式并不影响居间服务的完成，交易形式的改变与胡建娥无关。3．对于南翔公司项目，胡建娥项目提成计算方式应依照业务员提成计算表300万元至1000万元档计算，并增加计算团队经理提成3％，总监提成1.5％，合计12.5％。四、胡建娥已尽举证责任，洪典公司消极应诉，应承担不利后果。南翔公司利用胡建娥提供的交易机会，达成投资交易，胡建娥的工作已完成，理应获得项目提成。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如其诉请。洪典公司辩称，不同意胡建娥的上诉请求，胡建娥称一审中洪典公司声称南翔公司委托郭恩志进行融资属认识错误，本案中南翔公司确实委托了洪典公司，但南翔公司在另案中也与郭恩志有过其他的委托代理关系，并已另案调解结案。一审认定南翔公司最终股权变动的结果与胡建娥无关，有据可依。南翔公司最终发生了公司负责人变更，与是否融资成功，是否与胡建娥工作有相关联，没有基础证据加以支撑。《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明确约定需要以签订具体书面合同作为代理业务成功的标志，但胡建娥并能举证在其居间下各方签订了相应协议。至于胡建娥所述的其他案外人吴某、王1等，均无法证明在胡建娥介绍下促成南翔公司增资扩股或股权转让。南翔公司在一审中明确表示不认识胡建娥，胡建娥也没有为南翔公司的融资行为提供任何服务。胡建娥认为一审漏查增资扩股等事实，然，胡建娥一审中提供的新三板交易记录显示系股权挂牌转让，而非增资扩股。同时，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吴某向南翔公司投资23，188，400元。胡建娥未能证明其在职期间有过任何工资、业务提成、业务奖励等拖欠的事实，洪典公司已经履行了作为用人单位的主要义务，且郭恩志念在多年同事份上，以个人名义私下给胡建娥9万元，于公于私均已尽到企业责任。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彭卫未作答辩。原审第三人南翔公司未作答辩。胡建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洪典公司支付胡建娥项目提成款591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胡建娥2016年10月1日入职洪典公司，2017年6月1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2016年11月1日，双方签订了自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的劳动合同。胡建娥任直投二部销售，约定的工资为4000元。同日，洪典公司与胡建娥签订了《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期限自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协议约定委托人：洪典公司(甲方)，代理人：胡建娥(乙方)……兹就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股权类、基金类产品(以下简称“产品”)销售事宜提供代理服务……1.1甲方授权乙方利用乙方自身渠道资源与营销力量在办公区域内以甲方销售人员名义为甲方产品的销售提供代理服务。1.2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以甲方销售人员名义与意向客户进行商务洽谈，并最终促成意向客户提供必要的沟通协助服务。1.3乙方可向甲方推荐其他代理合作方，甲方经乙方推荐的其他代理合作方的代理销售服务而与其他意向客户订立产品协议的，乙方有权获取相应的推荐报酬，具体标准由甲乙双方另行约定。1.4本协议所指称代理成功指：经乙方提供上述完整的代理服务使得意向客户最终与甲方订立有效的产品协议……”。2017年6月28日，南翔公司因委托合同纠纷起诉郭恩志，要求返还992万元，案号为(2018)沪0114民初11056号。2018年8月3日，经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1．双方解除委托关系，2．郭恩志分期返还南翔公司515万元。2017年8月，南翔公司向嘉定公安分局报案，称洪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恩志涉嫌诈骗，后该案因证据不足，未提起公诉。2018年9月4日，胡建娥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洪典公司支付提成款600万元，后胡建娥对仲裁裁决结果不服，诉至法院。2019年4月，南翔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记载，案外人榕康合伙企业认缴注册资本3，176，000元，出资方式货币，实缴注册资本3，176，000元，持股比例13.81％；案外人黄榕认缴注册资本822，000元，出资方式货币，实缴注册资本822，000元，持股比例3.57％。上述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劳动合同、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裁决书、民事调解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法院予以确认。因双方当事人坚持各自诉辩意见，一审法院调解不成。一审法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胡建娥以其与洪典公司签订的《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作为主张的法律依据，以南翔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等证据作为融资成功的事实依据，从而向洪典公司主张诉请内容。对此法院评判如下：首先，《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作为胡建娥、洪典公司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的另行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于法不悖，法院予以确认。从该份协议约定的胡建娥工作内容看，可以视为双方在劳动合同之外的细化，是胡建娥履行劳动合同的具体表现，故对于洪典公司认为本案不属于劳动法律关系的调整范围的主张，不予采信。但《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内容依然比较笼统，并未将本案所渉的南翔公司项目列明。该份协议对于胡建娥工作成果的表述为“1.4本协议所指称代理成功指：经乙方提供上述完整的代理服务使得意向客户最终与甲方订立有效的产品协议。”，而本案胡建娥主张其为履行《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已引入了案外人分略公司对南翔公司的股权进行投资，并且也见证分略公司与南翔公司或洪典公司签订融资扩股产品协议的过程，但对此未能向法庭出示该份协议，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该事实。其次，胡建娥以南翔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等证据作为融资成功的事实依据。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案外人榕康合伙企业、黄榕于2018年成为南翔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13.81％、3.57％。胡建娥认为榕康合伙企业的大股东黄榕，2018年2月2日时所持南翔公司股份比例为63％；黄榕系南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的配偶，故其所持股份应当视为吴某的投资。而吴某原系分略公司的总经理，现其妻子投资南翔公司而吴某成为南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是胡建娥的工作成果。洪典公司对两案外人持股的事实予以确认，但不认同胡建娥证明的目的。法院通过对南翔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等内容的综合审查，可以认定南翔公司股权变动的事实，但2018年年度报告同时确认了南翔公司的股本自2014年7月3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始终为2300万元，未发生变动。换而言之，即使股权变动的事实作为结果，由于成就该结果有诸多的可能性，并不能反向推导出系由胡建娥在洪典公司处工作而必然产生的结果，即胡建娥的工作与该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该因果关系的唯一性，法院难以认定。再次，从时间上看，2017年6月1日，胡建娥、洪典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此时双方的劳动合同尚未到期。一审庭审中，胡建娥虽陈述洪典公司系违法解除，但胡建娥并未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申请劳动仲裁，而本案的仲裁至2018年9月4日才提起。在胡建娥劳动关存续期间，亦无证据证明南翔公司的股权因胡建娥的工作发生了变动。综上，一审法院对于胡建娥主张的代理成功的意见，不予采信，胡建娥根据《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的约定主张提成，证据不足，法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胡建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胡建娥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之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胡建娥提供：1．谈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短信截图，拟证明吴某在胡建娥在职期间与洪典公司签订协议，进行增资扩股，资金已经投入南翔公司项目，胡建娥符合获得提成的要求。洪典公司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并表示录音内容显示对话并未指明具体哪个项目，吴某明确表示项目不是定增，且从吴某的表述可见不是融资，而是股权转让。洪典公司表示胡建娥并未能提供证据可直接证明其促成了吴某以增资扩股形式投资南翔公司，并签订相关书面协议，录音内容无法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2．他案民事判决书三份，拟证明劳动者完成工作主要内容情况下离职，有权获得提成工资。洪典公司对真实性认可，但表示与本案没有关联。3．洪典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恩志在一审法院的谈话笔录，拟证明郭恩志认可胡建娥在职期间负责南翔公司股权融资，胡建娥对南翔公司进入的资金有一些点位，南翔公司的资金已经进账。洪典公司对真实性认可，但郭恩志明确表示对胡建娥的诉请不认可，并表示胡建娥离职时款项已结清，甚至还多给了。4．委托书复印件，拟证明南翔公司与洪典公司签订委托书，委托内容为增资扩股，委托书系在胡建娥在职期间签订，胡建娥应获得相应提成。洪典公司对真实性认可，但表示代理成功的唯一标准是各方签订相关书面协议，但胡建娥无法证明存在相关协议，故该材料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原审第三人彭卫、南翔公司对胡建娥提供的上述材料未发表意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首先，胡建娥与洪典公司签订的《产品销售代理合作协议》对代理成功的表述为“经乙方(胡建娥)提供上述完整的代理服务使得意向客户最终与甲方(洪典公司)订立有效的产品协议”，本案中胡建娥主张吴某在其居间下对南翔公司完成投资，但未能提供相关书面协议予以证明。其次，胡建娥在一审中提供南翔公司相关年度报告作为融资成功的依据，并在二审中主张吴某的投资款除用于回购散户，还用于清偿南翔公司对外债务，故虽融资交易成功，但南翔公司股本仍为2300万。然，胡建娥于二审中提供的对话录音显示，吴某对胡建娥之主张不予认可，吴某明确表示项目不是融资，而是股权转让。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胡建娥居间促成了吴某以增资扩股形式投资南翔公司。最后，胡建娥主张高额提成，然其于二审中对其居间的工作内容却表述为“客户若有问题，其找彭卫解答”，“租车、接人、带去南翔公司”，“为客户提供企业财报或行业发展”等，同时，其陈述中涉及了诸多案外人，结合在案证据及胡建娥相关陈述，难以体现其从事了有效的居间工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即使南翔公司股权发生变动，但结果产生的原因有诸多可能，不能反向推导出系胡建娥在洪典公司工作产生的必然结果，正确。本院认为，无论南翔公司的股东变动是否属于“增资扩股”，相关查明事实和在案证据难以证明胡建娥的工作与南翔公司股权变动存在因果关系及该因果关系的唯一性。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胡建娥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胡建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樱审 判 员  武之歌审 判 员  姜 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张 曦书 记 员  吴是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