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2民终68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葛乃榕，女，1994年2月26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廊坊市燕郊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洪波，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宇轩，男，198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雁领，北京美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源，北京美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葛乃榕因与被上诉人高宇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2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乃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高宇轩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高宇轩曾以与葛乃榕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为由向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河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已经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高宇轩基于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同一标的再次向葛乃榕主张权利，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高宇轩起诉状的事实及理由部分依然要求葛乃榕为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且葛乃榕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法院主持的谈话中亦明确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非民间借贷纠纷，足以证明其所实际主张的诉讼标的依然为同一标的，一审法院未依法驳回其起诉错误。二、一审判决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的规定，对高宇轩出具的形成于澳门的证据并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的情形下，对该部分证据予以采信错误。一审法院未严格依照该规定进行审查，却适用该部分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一审判决遗漏必要的诉讼参加人，导致作出错误判决。葛乃榕在前诉以及本案一审程序中，均抗辩借款人为杨志广。证人王某1、王某2亦证明杨志广向高宇轩借赌资。葛乃榕与杨志广的电话录音均证明杨志广向高宇轩借赌资的事实。因此，杨志广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系本案的必要诉讼参与人，葛乃榕曾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依法追加杨志广参加诉讼，追加杨志广参加诉讼，可以查明高宇轩与杨志广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所出借款项的违法性质，以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然而一审法院却未依法追加其参加诉讼，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四、一审法院无充分证据证明葛乃榕与高宇轩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1.高宇轩在起诉状中称“2015年10月17日，原、被告达成口头借款协议，由原告出借给被告40万元，被告于同年10月31日前还清”。除此之外，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所引用的杨志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仅称“房屋买卖与己无关”；高宇轩的证人王某2（王俊皓）出庭仅证明杨志广通过其向高宇轩借款及葛乃榕与高宇轩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未证实葛乃榕与高宇轩之间达成借款协议的事实，相反却证实了其接受高宇轩委托向杨志广催讨借款的事实。2.高宇轩代理人在一审谈话中曾否认与葛乃榕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询问时，高宇轩代理人当庭表示对三河市、廊坊市两级人民法院驳回其基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请求持有异议，称本案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承办法官急忙予以制止，足以证明高宇轩一方也不认可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同时，高宇轩对于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却为何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无法做出合理解释。3.一审法院对葛乃榕提供的证人王某1以及与杨志广的电话录音证明涉案款项为杨志广向高宇轩所借的事实未予以认定，既有违事实且显失公正。一审中，葛乃榕调取了高宇轩与葛乃榕在三河法院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庭审笔录及与杨志广电话录音等证据，均证明杨志广向高宇轩借款用于赌博的事实。一审中，证人王某2也证实接受高宇轩委托向杨志广催讨赌资，并未有向葛乃榕催讨欠款的经过。然而一审法院却置上述证据于不顾，仅凭高宇轩单方且矛盾的陈述，错误作出葛乃榕与高宇轩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五、一审法院违反证据规定，未严格审查高宇轩是否存在将非法债务合法化及虚构事实、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一）一审法院未审查涉案借贷行为是否涉及违法犯罪。1.葛乃榕在前诉以及本案一审程序中均抗辩涉案款项系高宇轩在澳门赌场大厅向杨志广出借的赌资。葛乃榕提供的其与杨志广的电话录音，杨志广亦自认其向高宇轩借赌资的事实；证人王某1、王某2均证实杨志广向高宇轩借赌资的事实，而一审判决对此未依法予以认定。2.一审中，葛乃榕提供了银行流水，证明高宇轩通过手机银行向葛乃榕转账40万元后又指令葛乃榕将该款项同时通过移动POS机刷出，款项秒进秒出，制造了支付购房款项的银行流水的假象形成证据链条闭环，目的是为了预防杨志广不偿还高宇轩赌资，便于其在国内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或民间借贷）为由，借助民事诉讼程序，达到将非法债务合法化并堂而皇之侵占葛乃榕财产的非法目的。（二）一审法院并未严格审查涉案民间借贷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1.葛乃榕与高宇轩并不相识，不存在出借款项的信赖基础；高宇轩及其代理人对向葛乃榕借款的原因、款项的去向、为何不签订借款协议等诸多关键事实均无法说清楚，一审法院亦未按有关规定进行严格审查。2.一审法院应依法审查涉案款项的银行流水是否虚构，本应依法调取移动POS机的所有人郑州市金水区元盛通讯器材部的银行账户或责令高宇轩提供其在该时间段内的完整的进出账的银行流水记录，如果认真审查便可查明高宇轩所主张的房屋买卖合同及民间借贷的虚假性，一审法院并未严格审查上述事实。六、一审法院判令葛乃榕向高宇轩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不仅缺乏事实依据，还有悖于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葛乃榕与高宇轩之间无民间借贷关系，亦无利息约定。一审法院引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利息条款不能适用本案。一审法院以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利息条款替代民间借贷中没有约定利息或利息约定不明，无事实根据。七、本案错误的一审判决将产生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由于个人的道德水准差异，也存在泥沙俱下的情形，国内一些不劳而获、嗜赌成性的人企图通过违法参与赌博的方式达到一夜暴富获取巨大利益的目的，纷纷前往澳门赌场从事赌博活动，而澳门赌场一些所谓的“洗码”的人，以给输了钱急于返本获利的赌徒提供赌资方式获得巨额利益和抽成。为了规避我国法律禁止进行赌博行为及对赌债不予保护的规定，提供赌资的人不会采取直接与赌徒签订借款协议的方式出借款项，而是采取变通的方式，如：与第三方签订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贸易合同、担保合同、制造虚假付款流水等方式对出借赌资的违法行为予以掩盖，给违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一旦筹借赌资的人无法偿还借款，便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利用民事判决堂而皇之侵占参加赌博的人和其他被害人财产。本案中，高宇轩即以合法方式掩盖非法目的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来达到讨要赌资的典型违法案例。一审法院错误判决恰恰保护了该违法行为，一旦该错误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则会有大量以出借赌资为常业的违法分子如法炮制，进而严重影响我国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序良俗。综上所述，葛乃榕作为受害者，不服一审法院错误判决，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真相，驳回高宇轩的诉讼请求，同时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打击违法犯罪。高宇轩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葛乃榕的上诉请求。关于本案案由，经过此前的审理已经确认，不影响高宇轩的诉讼权利。本案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并没有与澳门和香港有直接关系，由于适用中国法律，无须进行公证。杨志广并非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或者担保人，无须追加其为本案的当事人。2015年10月17日，高宇轩与葛乃榕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相关文件，每页重要部分都有葛乃榕签字。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高宇轩向葛乃榕转账了购房款40万元，当时在签订涉案买卖合同的高宇轩、葛乃榕、杨志广、王某2均在场。本案系高宇轩与葛乃榕的借贷关系纠纷，经过三河市、廊坊市两级法院审理以及本案一审法院审理，已对本案事实查明清楚，高宇轩对一审判决无异议。高宇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葛乃榕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诉讼费由葛乃榕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7日，高宇轩、葛乃榕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葛乃榕同意出售涉案房屋，成交价40万元，葛乃榕应于收到高宇轩购房款40万元之日起30日内为高宇轩办理完毕房产过户手续，葛乃榕未按约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每逾期一日向高宇轩支付违约金1万元；葛乃榕应于同年10月31日前将涉案房屋交予高宇轩，逾期交付，按日向高宇轩承担房屋总价款10%的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的，高宇轩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葛乃榕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返还已付转让价格及同期银行利息。同日，葛乃榕向高宇轩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高宇轩购房款40万元。同时，葛乃榕向高宇轩出具共有人声明、自愿迁出承诺书，未出租及有第二居民住所证明。同月18日，高宇轩分8次各向葛乃榕转款5万元，共计40万元。2017年1月13日，高宇轩在三河法院起诉葛乃榕及第三人王滨虹、葛树槐、杨志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要求葛乃榕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支付违约金12万元及律师费2万元。同年7月17日，三河法院以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葛乃榕应配合高宇轩办理过户手续，但因葛乃榕尚未取得涉案房屋权属证书，过户条件尚未成就，高宇轩可待条件成就后再行主张权利为由，判决驳回高宇轩的全部诉讼请求。葛乃榕及第三人不服均提出上诉。同年11月15日，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廊坊中院）以案件应结合房屋买卖签订地点、40万元款项的去向、葛乃榕提交的其与高宇轩的通话录音等综合审查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重审。2018年2月2日，三河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经过审理后认为，该案系当事人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故高宇轩应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纠纷为由，另行提起诉讼，裁定驳回高宇轩的起诉。高宇轩不服提出上诉，廊坊中院于同年5月8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庭审中，葛乃榕称自己是被杨志广骗到澳门的，涉案40万元系高宇轩向杨志广提供的赌资，葛乃榕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方式为杨志广的债务作担保，且借款是先写的收条后才收到的转账，钱款先后共分8次在到账后，又按高宇轩指令分2次付到郑州市金水区元盛通讯器材部账户。为此，葛乃榕提供了银行账户明细、葛乃榕分别与杨志广和高宇轩间的两通电话录音、证人王某1的证言的公证书予以佐证。对此，高宇轩认为银行账户明细只能说明钱款在入到葛乃榕账户后随即又转出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葛乃榕关于借款系杨志广向高宇轩借款之主张，葛乃榕与杨志广系男女朋友关系，证人王某1的证言只能说明杨志广还向王某1借过钱，并让杨志广的女友（即葛乃榕）以自己的购房合同照片替杨志广筹钱，王某1与一个叫“三军”的人看到葛乃榕在签合同，但并不清楚合同的具体内容。至于葛乃榕与杨志广电话录音则是二人相互沟通的内容，无法确定是二人相互欺骗还是共同演戏给高宇轩听的，但在之前房屋买卖合同案的审理过程中，杨志广的代理人在开庭时坚持“借款是葛乃榕出于自身问题，与杨志广无关，不能将自己的民事行为的义务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以及“争议的诉讼标的与我方没有牵连”的说法，可见杨志广及其代理人否认向高宇轩借款的事实，而坚持认为借款系葛乃榕向高宇轩所借的说法。高宇轩为反驳葛乃榕的说法，申请证人王某2（曾用名王俊皓）出庭作证，针对葛乃榕关于杨志广每次赌博均是由证人王某2负责洗筹码的说法，证人王某2予以否认，强调自己在大陆系开甜品、奶茶店的，并作证称，自己先与杨志广相识多年，高宇轩、葛乃榕本不相识，事发时，自己与杨志广同在澳门，杨志广想要借钱，自己认为高宇轩经济条件好就介绍高宇轩与杨志广相识，当时葛乃榕与杨志广系情侣关系，杨志广带葛乃榕与高宇轩谈借款的事，让葛乃榕把房子卖给高宇轩，高宇轩将房款给葛乃榕，高宇轩、葛乃榕二人谈的具体事宜，自己和杨志在旁听着，后来高宇轩、葛乃榕二人签的合同，合同的具体内容自己并不清楚，转账时自己也没在现场，但听说钱款都交付了。对此，高宇轩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葛乃榕则认为证人王某2是高宇轩的手下，二人是同伙，其证言仅能证明高宇轩、葛乃榕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不能证明高宇轩、葛乃榕间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依据生效判决及高宇轩、葛乃榕提供的证据，结合及双方陈述，可以看出高宇轩、葛乃榕虽签有房屋买卖合同，但葛乃榕否认出售房屋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强调以出售房屋的形式为借款设定担保，三河法院及廊坊中院经审理认定涉案是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的担保，但对涉案4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却未予认定。庭审中，高宇轩对于葛乃榕坚持40万元系杨志广向高宇轩所借的说法，不予认可，葛乃榕就其主张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和电话录音，亦仅能证明其在收到高宇轩交付的款项后又分2次付至郑州市金水区元盛通讯器材部账户的事实，而葛乃榕提供的与杨志广的通话录音所体现的内容，又同杨志广在之前诉讼中庭审里关于涉案借款与杨志广无关的表述相互矛盾，即使按高宇轩所述，若涉案借款系杨志广向高宇轩所借，葛乃榕以房屋进行担保，在高宇轩、葛乃榕及杨志广三方均在场的情况下，不仅杨志广应在高宇轩、葛乃榕所签合同中签字，40万元借款亦应直接付至杨志广账户，才符合以房屋为他人借贷进行担保之交易习惯和常理，而葛乃榕在与高宇轩签订书面合同后，并接受高宇轩转款之行为，并不足以支持其关于代杨志广向高宇轩借款的说法，因此，葛乃榕以高宇轩、葛乃榕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为由要求免除还款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故葛乃榕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本付息之义务。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因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高宇轩在葛乃榕逾期超过30日时，有权要求葛乃榕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故一审法院对葛乃榕支付利息的起始时间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葛乃榕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高宇轩借款本金40万元；二、葛乃榕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高宇轩借款利息（其中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三、驳回高宇轩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经葛乃榕申请，本院要求高宇轩提供其名下尾号为0777的借记卡2015年10月17日至2015年10月20日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该历史明细清单显示，高宇轩在分4笔转给葛乃榕共计20万元后，从案外人占*随处收到四笔汇款共计198320元，高宇轩再次向葛乃榕分4笔转账共计20万元，接着从案外人*燕处收到四笔汇款共计198320元。高宇轩未能对上述转账情况作出合理解释。之后，本院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取高宇轩名下该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取案外人李燕名下尾号为7250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占岁随名下尾号为2188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查明，高宇轩名下尾号为0777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15年10月17日晚22：05案外人张辉分四笔向高宇轩转账共计20万元；2015年10月18日00：15高宇轩向葛乃榕名下卡号为×××的银行账号分四笔转账共计20万元；2015年10月18日00：33高宇轩收到案外人占岁随（银行卡号×××）转来四笔款项共计198320元；2015年10月18日00：43高宇轩向葛乃榕上述银行卡分四笔转账共计20万元；2015年10月18日00：51高宇轩收到案外人李燕（银行卡号×××）转来四笔款项共计198320元；2015年10月18日1：00高宇轩向案外人张辉汇款20万元。案外人李燕名下卡号为×××的中国民生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10月18日00：27以及00：46李燕分别从账户×××收到转账20万元，共计40万元，交易摘要均为乐收银收款。2015年10月18日00：51李燕向高宇轩分四笔转账共计198320元。案外人占岁随名下卡号为×××的中国民生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10月18日00：33占岁随向高宇轩分四笔转账公司198320元。本院另查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2019）鲁04刑终10号刑事裁定书，其中认定：“一、非法经营事实2015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人汤锡明、汤珍发、郑书中、张利峰、张诚、张静、汤珠琴等人，利用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江苏省启东市等地以本人、家属或他人名义在银行办理大量具有国际支付功能的内地银联储蓄卡用于澳门取现港币。汤锡明、汤珍发按银行汇率将与1-1.2万元港币相对应的人民币金额注入每张取现卡账户，累计共存入278286007.16元，逃避国家对银联人民币卡境外提现管理规定，携带大量取现卡赴澳门ATM机取现港币，然后以高于正常汇率的价格售卖到‘福兴珠宝’、‘金门电讯’等多个澳门店铺。被告人…李燕…占岁随等人，利用自己或者他人名义办理银联POS终端机，提供给‘福兴珠宝’、‘金门电讯’等澳门店铺，POS机被非法移机、解码后，由澳门店铺用于内地赴澳人员银联卡刷卡服务，店铺通过POS机收到刷卡者人民币后，抽取一定比例的提成，然后向刷卡者支付相应港币，澳门店铺以租金形式向POS机提供者支付相应的使用费。POS机及其绑定的银行卡交易总金额最高达11.97亿余元。”根据上述事实，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认定李燕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00000元；占岁随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5000元。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本案中,葛乃榕上诉主张高宇轩存在制造虚假付款流水、签订虚假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涉嫌经济犯罪。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高宇轩于2015年10月17日晚间22时收到案外人张辉汇款20万元后，于次日凌晨00:15分四笔转账给葛乃榕，之后葛乃榕刷POS机，将20万元支付至郑州市金水区元盛通讯器材部，关联账号即为案外人李燕尾号为7250的中国民生银行卡号，随后，高宇轩分四笔从案外人占岁随处收到汇款198320元，接着分四笔汇款至葛乃榕银行账户，葛乃榕刷POS机，再次将20万元支付至郑州市金水区元盛通讯器材部，案外人李燕尾号为7250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即收到20万元汇款，后李燕分四笔向高宇轩汇款198320元，高宇轩于2015年10月18日凌晨1时向张辉转账20万元。通过上述查明事实，高宇轩在向葛乃榕转款后，相应款项在一小时之内通过案外人李燕、占岁随转回至高宇轩账户，高宇轩未能提交证据对上述事实给予合理解释。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261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高宇轩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暂不退还高宇轩；葛乃榕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 楠审 判 员  曹 欣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穆小丽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