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0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保税区广保大道****。法定代表人：TOKUICHIROYOSHIMURA，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潇，上海市方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颖欣，上海市方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永宁街凤凰北横路****（**）div>法定代表人：柴伟，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平，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钊，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新铭鸿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百果洞社区塑胶原料市场******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郑再儿。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樟木头新铭鸿塑料胶原料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樟木，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塑胶原料市场******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经营者：郑再儿，男，1969年3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璇，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藤忠）与被上诉人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北化）与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新铭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铭鸿公司）、东莞市樟木头新铭鸿塑料胶原料经营部（以下简称新铭鸿经营部，两名原审第三人合称新铭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59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伊藤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伊藤忠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新铭鸿与伊藤忠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中，诸多各方当事人都确认真实性的证据，全部与伊藤忠提交的买卖合同一一对应，证实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这些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伊藤忠向广州北化之间订立合同的电子邮件、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款支付凭证、广州北化确认货物买卖关系的审计询证函、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委托的仓储公司的入仓记录、伊藤忠联系广州北化询问送货情况的短信记录、广州北化向伊藤忠解释质量问题的电子邮件等。其次，除广州北化、新铭鸿的单方陈述之外，没有任何能够反映新铭鸿和伊藤忠之间借款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如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借款担保的意思表示、固定利息、还款期限等。第三，广州北化提交了其与新铭鸿之间的367份“买卖合同”，但这些合同既无原件、印章是抠图（广州北化法定代表人称是“电子印章”），而且没有任何与这些合同所载的金额、货物名称、数量等一致的付款、开票、物流记录等的履行证据，根本无从认定广州北化和新铭鸿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具体如下：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1.一审判决认定伊藤忠未能证明签订案涉合同过程的结论是错误的。伊藤忠和广州北化之间互相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盖章的买卖合同，采取了明示的要约、承诺方式。在历史交易中，无论是先收到广州北化盖章的合同（第一种情况）或者自身先盖章（第二种情况），伊藤忠都会将盖章后的合同直接发送给广州北化，而广州北化回复确认收到（第一种情况）或者盖章后发回（第二种情况）。这两种盖章流程都存在，而且伊藤忠也都举证证明。对此，广州北化从未提出异议。因此，一审判决仅以盖章的先后顺序否定要约、承诺的存在，是错误的。伊藤忠是在上游供应商广州北化、下游新铭鸿公司（在2018年12月之前则是新铭鸿经营部介绍的其他下游买家）之间的中游批发商，提供大批量采购、规模化仓储等服务。所以，一直以来都是由新铭鸿向广州北化及伊藤忠直接反馈其需要的货物种类、数量等供货需求信息。故此，新铭鸿先收到广州北化盖章的买卖合同后，核对货物数量、价格等是否准确后再转发伊藤忠，符合常理。特别是，嗣后的履行行为也与合同的约定内容一一印证，能够证明合同成立。伊藤忠将合同直接发给广州北化，付款、开票、物流等均依约履行且与广州北化直接沟通，多年来的交易习惯及交易过程均是如此。鉴于此，一审判决仅以新铭鸿提供了广州北化盖章的合同给伊藤忠就否定案涉合同的签订过程，是错误的。广州北化的法定代表人在一审时当庭陈述，马某是广州北化的石化部业务员，新铭鸿业务由其负责，且马某所在部门即可决定是否签订合同。伊藤忠也已举证证明，马某是广州北化石化部副部长。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认为伊藤忠未能举证证明广州北化授权马某签订或者同意买卖合同，实为认定错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存在沟通电邮、合同上加盖的广州北化印章、以及发票、付款、收货等各个环节的履行证明的情况下，马某有权代表广州北化签订合同、达成交易的客观表征已经非常充分。更何况广州北化参与与伊藤忠交易的员工还不止马某一人。一审判决第45页载明，伊藤忠没有“李某权有权代表广州北化签订合同的证据”且“案涉的三份合同还是其所称的2013年12月的首次与广州北化交易的合同……都由伊藤忠陈某与新铭鸿李某权签订”，这是事实查明和认定错误。伊藤忠从未主张广州北化的合同是由李某权签订或者李某权代表广州北化签订。在前述的案涉交易模式下，因新铭鸿介绍下游买方并向广州北化、伊藤忠反馈供货需求信息，新铭鸿代为填写供货需求信息并对广州北化盖章的合同加以核对后传递给伊藤忠，并未违反常理。2.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的所谓买卖合同无原件，对签订方式的陈述前后矛盾，印章是抠图，而且无任何在金额、货物名称等方面一一对应的履行证据。种种现象表明，这些买卖合同明显系伪造。广州北化提交了与新铭鸿之间367份所谓历史交易的“买卖合同”，但是该等合同都是黑白印章，未能提供原件，也没有所谓广州北化员工授权签订这些合同的文件。在签订方式上，广州北化以及新铭鸿在陈述中多次出现前后矛盾。在庭前会议时，广州北化代理人称是通过传真签订，新铭鸿代理人称是通过电邮签订，但在开庭时广州北化补充举证，又变为通过QQ传递签订，但仅提交了不完整的、无原始记录的QQ聊天截图。更甚者，这些合同上的黑白“业务专用章（3）”都是抠图，广州北化法定代表人当庭辩称是通过QQ系统启用的“电子印章”，但未能提供证据。广州北化提交的其与新铭鸿之间的367份“买卖合同”没有任何与这些合同所载的金额、货物名称、数量等一致的付款、开票、物流记录等的履行证据。3.一审判决错查“货权转移”的标准，认定事实与合同约定不一致，错误地分配了伊藤忠的举证证明责任。现有证据已经证明，伊藤忠在与广州北化的历史交易中，合同约定的收货地址是伊藤忠委托的仓库地址，交货方式是“卖方送货”。因此，“入仓”就是合同约定的货物交付方式。根据合同约定，伊藤忠无义务跟进前期的物流环节，更不可能掌握货运单、提单等交货前的物流单证。案涉货物作为动产，在无特殊约定的情况下，进入伊藤忠委托的仓库即应视为交付伊藤忠，货权自入仓时起即发生转移。入仓记录已经足以证明双方历史交易的履行情况。因此，一审广州北化认可二份审计询证函的真实性，其自认是收取伊藤忠的款项是货物贸易的“预收账款”。但一审判决对此拒不认定。2015年、2018年伊藤忠、广州北化互相致送的二份审计询证函及复函，双方都认可其真实性。广州北化在询证函中确认与伊藤忠的往来款项是“预收账款”。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预收账款只能指货物贸易项下的款项收付。换言之，广州北化在内部记账时，就将伊藤忠视为向其采购货物的客户，该等询证函形成于案涉纠纷之前，代表了广州北化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判决认定伊藤忠系根据新铭鸿指示代为向广州北化付款错误。1.在案证据无一处显示伊藤忠对“代付款”同意、认可乃至知情。一审判决仅凭新铭鸿单方出具的说明就认定伊藤忠对广州北化的付款是代新铭鸿付款，属事实查明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伊藤忠向广州北化支付的案涉货物款项是“代付款”，唯一的证据是新铭鸿经营部向广州北化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是由新铭鸿经营部单方出具、手写、无落款日期、无伊藤忠或者广州北化的确认。伊藤忠对前述《情况说明》及代付款事宜从不知情，在本案诉讼之前从未见过、不知晓其存在。在案证据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伊藤忠对所谓“代付款”同意、认可乃至知情；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广州北化曾就此向伊藤忠询问、核实。一审判决也并未查明各方是否曾就代付款达成任何形式的合意。2.一审判决无视交易客观情况，对交易过程的一般商务沟通、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等情况认定不当。首先，就伊藤忠前员工张某琪与新铭鸿员工李某权关于付款时间进行的沟通问题。伊藤忠与广州北化合同中虽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但付款方式注明为“全额付款”。据此，只有伊藤忠全额付款后广州北化方才安排发货，伊藤忠的付款时间将影响广州北化的发货时间。鉴于伊藤忠采购后仍需向新铭鸿及其指定的买方销售，伊藤忠当然应当就付款时间与新铭鸿沟通，加之新铭鸿本身与广州北化沟通密切，伊藤忠因此与新铭鸿进行沟通亦符合常理。一审判决认定不合逻辑，有失客观。其次，就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开具发票问题。一审判决认定“新铭鸿向本院提交的其员工李某权与广州北化马某之间的QQ聊天记录（新铭鸿证据11）则印证了广州北化是根据新铭鸿的要求开具发票给伊藤忠”。但是，新铭鸿所称其发送的开票信息，与案涉合同的信息完全一致。案涉买卖合同由伊藤忠发送给广州北化在先，新铭鸿提供所谓“开票信息”在后。换言之，即使新铭鸿不发送该等信息，广州北化也可以依据合同向伊藤忠开具发票。3.一审判决漏查关于广州北化、新铭鸿之间就案涉货物的买卖合同、“代付款”金额及发货明细之间的对应关系，且在广州北化怠于在庭后补充提交其承诺提供的对账记录的情况下，仍未予查明。一审法院仅凭新铭鸿单方确认即认定货物交付，查明错误。一审中，伊藤忠已反复向一审法院要求查明广州北化及新铭鸿所主张的代付款与其所称的“真实”的买卖合同及货物的对应关系。就此，经法庭当庭询问，广州北化称其与第三人之间“有对账，也形成了相应的对账记录。庭后补交对账记录”。但截至一审判决送达，伊藤忠仍未收到广州北化所称的上述对账记录，一审判决中亦完全未予查明。在广州北化及新铭鸿既无与货款准确对应的合同及货物证明，又无关于债权的确认和对账的情况下，广州北化与新铭鸿关于就案涉货物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且广州北化已履行货物交付义务的陈述均无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的所谓“真实”的交易并不存在，代付款根本无从谈起。三、一审判决无视伊藤忠先向广州北化追货未果的客观事实，反而认定伊藤忠已认可新铭鸿收货并接受应由新铭鸿还款，且仅凭当事人陈述认定货物交付这一关键事实。1.一审判决认定伊藤忠先向新铭鸿追讨货物和欠款，与事实不符。2.一审判决未查明交货情况，即凭新铭鸿单方陈述而认定伊藤忠确认货物已由新铭鸿收取并接受应由新铭鸿还款，与客观事实不符。3.一审判决仅凭当事人陈述认定货物已经交付，是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判决就其他若干重大事实的查明也都仅依据新铭鸿单方陈述作出。综上，特向本院提起上诉。广州北化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伊藤忠上诉中故意捏造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意回避其伪造与广州北化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伊藤忠故意隐瞒与新铭鸿之间的融资借贷关系的真相，一审判决认为结合本案的诸多证据，能够证明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系正确的。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客观真实，伊藤忠对此也明知，且在一审中两位证人都某经证明，但在上诉中却予以否认。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的《应付账款确认书》以及与新铭鸿之间的录音，以及新铭鸿已经实际还款的行为，也足以印证其与新铭鸿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对于《应付账款确认书》的认定是正确的。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第三人新铭鸿述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广州北化作为供货方、新铭鸿作为实际货物买受人、伊藤忠公司作为贷款方，三者真实的关系为代垫资金型融资型贸易。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二、伊藤忠声称广州北化与新铭鸿的买卖合同系伪造的，该陈述与其公司部门负责人陈述前后矛盾，且不符合正常逻辑。三、伊藤忠声称的背靠背交易的逻辑悖论已由一审判决清晰论证。四、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五、关于伊藤忠一审时提交的马某转发邮件的相关情况。涉案的交易模式是经伊藤忠的部门负责人符某指导下完成，为了通过公司内部的审核，符某教新铭鸿伪造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假的买卖合同。无论是制作假的合同，还是新铭鸿请马某转发邮件应付伊藤忠的内控，均是伊藤忠工作人员为了应付公司内部的审核机制而对应的操作，但不能就此反推广州北化与伊藤忠的买卖关系成立。六、关于《应付账款确认书》的问题。伊藤忠却认为该《确认书》是由郑再儿出具，显然与事实相悖。《录音稿》的对话内容明确显示，赵旭明认为该笔债权与广州北化没有关联，但现在又向广州北化提起诉讼，显然其有恶意将债权转嫁给广州北化的嫌疑。《应付账款确认书》明确记载该笔债权金额为16,289,500元，区别于伊藤忠的起诉金额18,217,500元，说明伊藤忠认可与新铭鸿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接受了其部分债务履行义务，抵扣了新铭鸿已还款的1,928,000元。六、伊藤忠强调自己未与新铭鸿签订过借贷协议或签订委托支付协议，实则是伊藤忠利用虚假的买卖行为意思表示掩盖真实的借贷关系以规避民事、刑事责任及证监会的行政处罚。综上，伊藤忠的上诉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伊藤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GZBHJ-20181213YTZ号、GZBHJ-20181218YTZ-A号及GZBHJ-20181218YTZ-B号《个别买卖合同》；2.广州北化向伊藤忠返还货款合计人民币18,127,500元；3.广州北化向伊藤忠赔偿因其违约导致的伊藤忠损失，以未返还货款金额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逾期交货之日，即2019年2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全部货款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31日为226,842.07元）；4.广州北化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关于案涉合同（一）伊藤忠向一审法院提交诉争的三份《个别买卖合同》均没有原件（伊藤忠证据1），合同的卖方均为广州北化，买方均为伊藤忠。合同内容如下：1.1213合同约定：1.买卖商品的名称、规格、单价、数量和总价款如下：品名：高密度聚乙烯树脂；规格：HD5502S优级品；数量：675；单价（含增值税）9,850.00元（挂牌价）；总价款（含增值税）：6,648,750.00元。品名：聚丙烯树脂；规格：HJ9060优级品；数量：475；单价（含增值税）9,750.00元（挂牌价）；总价款（含增值税）4,631,250.00元。总价款合计：11,280,000.00元。4.交货：（1）期限：【2019年02月15日前】；（2）地点：【买方指定汕头仓库）地点港】；（3）方式：卖方按下列第②项规定将本商品交付给买方或者买方指定人员。（①买方自提自运；②卖方送货；③卖方代运，由买方承担费用及责任。）5.检验：卖方在完成本合同第4条约定的交货以后，应当立即接受买方或者买方指定人员就本商品的数量、包装、批号、品名等外观进行的检验。检验合格以后，买方或者买方指定人员应当立即向卖方出具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双方认可的方式通知卖方。7.付款：买方应在卖方发货前将货款支付至卖方下述银行账户。卖方应当在交货当月开出增值税发票交付给买方，如货款在25日（含25日）后支付，增值税发票将顺延至交货次月开出。开户行：……8.违约金：卖方如发生迟延交货或者不能交货的情况时，卖方应当立即将情况通知买方，且应当按应交未交的本商品金额的1‰向买方支付迟延交货违约金。买方如发生迟延付款，买方应当按应付未付金额的1‰向卖方支付迟延支付违约金。12.本合同于2018年12月13日在广州市天河区签署。合同卖方有“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买方有伊藤忠公司公章。2.1218A合同约定买卖的商品是：聚丙烯树脂，规格RP344R/K优级品，数量450，单价（含增值税）10,750.00元（挂牌价），总价款4,837,500.00元；聚乙烯树脂，规格HD5070优级品，数量25，单价（含增值税）9,100.00元（挂牌价），总价款227,500.00；高密度聚乙烯树脂，规格HD5502S优级品，数量25，单价（含增值税）9,850.00元（挂牌价），总价款246,250.00元；合同总价款5,311,250.00元。该合同于2018年12月18日签署，合同其他约定与1213合同一样。3.1218B合同约定买卖的商品是：聚丙烯树脂，规格T30S优级品，数量75，单价（含增值税）9,300.00（挂牌价），总价款697,500.00元；聚丙烯树脂，规格RP344S/K优级品，数量50，单价（含增值税）10,750.00元（挂牌价），总价款537,500.00元；ABS树脂，规格275优级品，数量25，单价12,050.00元（挂牌价），总价款301,250.00元；合同总价款1,536,250.00元。该合同于2018年12月18日签署，合同其他约定与1213合同一样。（二）伊藤忠称上述三份合同是通过电子邮件交换的方式签订，通过新铭鸿员工李某权在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事先商定的合同标准模板上填写相关的货物数量、单价、种类等信息后，发送给伊藤忠，伊藤忠盖章后电邮发送给广州北化员工马某。伊藤忠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员工张某琪向广州北化员工马某发送的电子邮件（伊藤忠证据8），邮件显示2018年12月17日16时42分，张某琪向马某发邮件：“马先生：你好，附件合同请查收，谢谢。”邮件附件为1213合同，合同双方均已盖章。2018年12月19日15时08分，张某琪向马某发送邮件：“马先生：你好，附件采购合同回签请查收，谢谢。”邮件附件为1218A合同和1218B合同，合同双方均已盖章。（三）广州北化确认马某是其员工，但对上述三份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称上述合同均是伊藤忠与新铭鸿共同伪造，目的是为了应付伊藤忠的内控审查。新铭鸿确认上述合同是其应伊藤忠的要求伪造，广州北化的印章是其通过电脑复制上去。广州北化向一审法院提交有新铭鸿公司盖章和郑再儿签字的《情况说明》一份（广州北化证据14），内容为：“2018年12月13日，我打电话给伊藤忠公司的符某说要拿盘锦的产品，符某说还是老规矩，你还是跟北化订货，你把广州北化与伊藤忠的合同做好，发给陈某。我就叫小李做好通过邮件发给了伊藤忠公司。伊藤忠公司按照以往的惯例一样，每吨加价50元，拟订好与我新铭鸿公司的合同，通过邮件将盖好合同章的合同发到我公司邮箱，我公司收到之后，盖完章回传给伊藤忠公司。”（四）另外，广州北化和新铭鸿均补充提交了新铭鸿员工李某权与伊藤忠员工陈某、张某琪在2018年12月13日、12月18日和19日的其他邮件（广州北化证据14、新铭鸿证据4、5），伊藤忠对邮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邮件的具体内容为：1．2018年12月13日16时42分，李某权向陈某、张某琪发邮件，邮件内容空白，附件为1213合同，合同显示卖方盖有“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买方伊藤忠未盖章。2．2018年12月18日15时05分，李某权向陈某、张某琪发邮件，邮件内容空白，附件为1218A合同和1218B合同，两份合同均是卖方盖有“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买方伊藤忠未盖章。3．2018年12月19日11时22分，张某琪向李某权发邮件：“李先生：Bh181213客户改成新铭鸿，合同以此份为准，请尽快回签，谢谢。”邮件附件为《合同》一份，《合同》右上角有合同编号：bh181213，签订时间：2018/12/13，卖方伊藤忠，买方新铭鸿公司。《合同》约定买卖商品名称、规格、数量与1213合同相同，但单价均每吨增加50元，具体如下：高密度聚乙烯树脂HD5502S，数量675吨，单价9,900元/吨，总价6,682,500元；聚丙烯HJ9060，数量475吨，单价9,800元/吨，总价4,655,000元；总值：11,337,500元。买方自提，买方需在合同签订后1天内预付本合同总价的10%，剩余货款需在商品交货之日前，收到卖方通知后预付至卖方指定账户。上述合同有卖方伊藤忠盖章。4．2018年12月19日15时07分，张某琪向李某权发邮件：“李先生：你好，附件合同请回签，谢谢。”邮件附件为两份《合同》，买卖双方均为伊藤忠和新铭鸿公司，合同编号为bh181218a和bh181218b,买卖商品分别对应1218A合同和1218B合同的商品，单价均每吨增加50元，两份合同均有卖方伊藤忠盖章。二、关于案涉货款和发票（一）2018年12月14日，伊藤忠向广州北化转账1,128万元。12月19日，伊藤忠向广州北化转账684.75万元。12月25日，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开具总额1,812.75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伊藤忠提交了相应的转账记录和发票为证（伊藤忠证据2、3）。（二）广州北化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并开具相应的发票，但认为伊藤忠是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支付货款，广州北化接受新铭鸿的指令向伊藤忠开具发票广州北化提交新铭鸿经营部向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广州北化证据7），内容为：“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兹有我方向贵司购买华锦乙稀产原料委托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付款一事，说明如下：我方与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系多年生意合作伙伴，具有良好信用，因我方资金问题，通过友好协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意为我方代货款，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每吨加收50元，我方预付百分之十保证金给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全款付给贵司。特此说明。”该份《情况说明》为手写并盖有新铭鸿经营部印章，没有落款日期。（三）广州北化还提交新铭鸿员工李某权与伊藤忠员工张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广州北化证据18）。其中2018年12月13日下午16时55分，张某琪向李某权发信息：“北化合同收到”、“要明天付款吗”、“一定要吗”。17时21分，李某权回复：“明天付款”，接着张某琪回复：“好吧”、“可以晚几天吗”、“下周一付可以吗，我们每天要损失1500多利息”、“金额太大了”、“1125万”。18时21分，李某权回复：“领导说明天付款”。伊藤忠确认上述聊天记录真实性。（四）新铭鸿确认上述《情况说明》为其负责人郑再儿于2013年12月亲手写给广州北化。同时新铭鸿向一审法院提交两份银行转账回单（新铭鸿证据6、7），一份为2018年12月18日，由新铭鸿公司向伊藤忠转账114万元，另一份为2018年12月19日，由新铭鸿公司向伊藤忠转账69万元。新铭鸿称该两笔款项是按照其与伊藤忠关于借款的约定，分别对应1213合同和1218A、1218B合同，先付10%的保证金，然后伊藤忠全款付给广州北化。（五）新铭鸿还向一审法院三、关于案涉货物（一）伊藤忠主张广州北化没有向其交付案涉合同货物，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员工刘某向广州北化员工马某发送的手机短信（伊藤忠证据9），手机短信显示2019年3月5日13时38分，刘某发短信：“马经理，您好，我是刚刚和您沟通的广州伊藤忠商事的刘某，还请您多多支持。”接着刘某将一份有合同号、品名、牌号、待交货数量的表格发给马某，并说：“以上是我们当前待发货的合同及具体牌号和数量，刚才我也和郑总解释了，由于发货期已经迟过合同规定日期以及我们公司内部的管理期限，已经出现了内部违规的情况，所以还请帮忙安排尽快发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15时44分马某回复：“货陆陆续续会到。”2019年4月24日，伊藤忠委托律师向广州北化发出律师函（伊藤忠证据4），要求广州北化在律师函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交付案涉合同货物，并支付违约金。广州北化于2019年5月9日向伊藤忠代理律师回函称从未签署过案涉的三份《个别买卖合同》，要求伊藤忠代理人撤回律师函（广州北化证据5）。（二）广州北化称与伊藤忠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与新铭鸿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已将货物全部交付新铭鸿，与新铭鸿钱货两清，不欠任何货物。广州北化向一审法院提交有新铭鸿经营部、新铭鸿公司盖章和郑再儿签字、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的两份《情况说明》（广州北化证据13）。1．其中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2013-2018年广州伊藤忠公司同我合作，授信额度由1000万元增到3000万元，业务滚动发生。2019年2月-3月广州伊藤忠公司人员多次找我追问2018年底签订合同的货物何时到货，因我司业务继续需要资金周转，所以我公司多次要求广州伊藤忠公司继续授信付款，但广州伊藤忠公司一直未明确答复……2019年3月5日上午11点左右，广州伊藤忠公司的刘松和刘某到樟木头我公司当面协商，刘松问我，这1800万的货到现在都没到是什么情况？我就编了个理由同他讲，由于牌号转产原因，导致发货推迟，现在在途陆陆续续有800吨发出来了，其他的1000吨等生产正常再发出来。……”2．另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2019年3月5日下午，北化马某打电话问我，说一个叫伊藤忠公司刘某的人发了一张货物的明细表，马某说截止2018年12月31日，我跟你是货和款已清，这个短信是怎么回事？我跟马某说今天上午伊藤忠公司的人来过我公司，我跟他们已经讲清楚了，这是我和伊藤忠公司之间的事，跟你北化没关系，你就回他一句，货陆陆续续会到就可以了。”（三）新铭鸿确认其与广州北化已钱货两清。新铭鸿向一审法院提交《应付账款确认书》一份（新铭鸿证据17），内容为：“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我司向贵司采购ABS树脂、聚乙烯、聚丙烯等塑料原料，双方之间签订了《合同》（合同编号：bh181213、bh181218a、bh181218b,以下统称“原合同”）。按照原合同的约定我司购买货物合计1800吨，我司应以预付款方式向贵司支付货款总额18,217,500元人民币。截至本确认书日我司支付贵司合计1,928,000元。我司于2018年12月31日前已经收到全部货物1800吨（贵司供应商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发货），确认货物的质量后已经全部转卖。我司应在2018年12月31日（应付款日）之前支付全额货款，但截至本确认书日，我司尚欠贵司货款，共计人民币16,289,500.00元。我司承认对贵司的应付账款以及相应责任，保证支付。保证人对我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9年3月28日。债务人：东莞市新铭鸿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再儿；保证人：郑再儿。”郑再儿在《应付账款确认书》正文下方手写“与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无任何责任。”同时在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和保证人处签名。（四）新铭鸿称上述《应付账款确认书》是2019年3月28日，新铭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新铭鸿经营部负责人郑再儿与伊藤忠企划事业部副总经理赵旭明就案涉货款沟通所形成，由赵旭明所写，郑再儿签名、盖章，新铭鸿同时还提交了当天的录音为证。伊藤忠确认上述《应收账款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认为根据《应收账款确认书》的表述，其与新铭鸿、广州北化之间均为买卖合同关系，其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货款清偿保障，要求新铭鸿公司出具上述确认书。四、关于交易模式（一）伊藤忠陈述自2013年至今，其与广州北化之间不定期地发生了40多笔交易，每笔交易均有独立的合同、电邮、发票、付款凭证、物流单据。伊藤忠为证明其与广州北化的首次交易，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3年12月25日14时22分伊藤忠陈某向新铭鸿李某权发送的电子邮件（伊藤忠证据25），内容为：“李先生：您好！请参阅附件回签给北方化工的464吨的合同。请把北方化工的传真和联系人邮箱也发给我吧。”邮件附件为一份《购销合同》，合同编号GZBHJ-20131223A，卖方广州北化，买方伊藤忠，交易货物为464吨聚丙烯，总金额5,674,720元。《购销合同》卖方有“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3）”的印章，买方有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华南合成树脂部合同专用章和授权人签字。同日14时27分，李某权回复陈某广州北化员工邱忠的联系方式。2．伊藤忠向广州北化汇款的凭证（伊藤忠证据26），该份中国银行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显示，2013年12月24日伊藤忠向广州北化汇款5,674,720元，汇款附言：货款。3．2013年12月25日由广州北化开具的购货单位为伊藤忠、金额合计为5,674,72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伊藤忠证据26）。4．2013年12月26日12时05分，陈某向劳某生（伊藤忠称是其仓储服务提供方广州亿通物流有限公司人员）发送的邮件（伊藤忠证据26），陈某通知劳先生将406吨的聚丙烯入库汕头利发货仓。（二）伊藤忠为证明其在诉状中所陈述的交易模式，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的8份《购销合同》及相应的付款记录（伊藤忠证据27），《购销合同》的卖方均为广州北化，买方均为伊藤忠，伊藤忠向广州北化付款金额与《购销合同》一致。伊藤忠称广州北化对该8笔交易未提出异议。2．2018年1月30日14时28分由李某权向陈某发送的邮件（伊藤忠证据39），邮件正文无内容，附件是编号为GZBHJ-20180130YTZ的《个别买卖合同》，签订日期2018年1月30日，合同卖方盖有“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买方伊藤忠未盖章。同年1月31日17时25分，张某琪给广州北化马某发邮件，内容为“马先生：你好，请签收附件我司盖章版本的新合同，谢谢。”邮件附件为编号为GZBHJ-20180130YTZ的《个别买卖合同》，买卖双方均盖章。同年2月2日18时16分，马某回复“谢谢”。伊藤忠称广州北化对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的买卖合同知情且认可。3．合同号为GZBHJ-20180130YTZ、GZBHJ-20180201YTZ、GZBHJ-20181207YTZ的三份《个别买卖合同》，以及相应的付款回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广州鸿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胜货运）的签收单、广州中物储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物储货运）的进仓收货单、广州亿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通物流）的入库通知书、汕头市金平区陇头利发货仓（以下简称利发仓）的入库单（伊藤忠证据28），拟证明其与广州北化之间从签约、付款、开票、收货、入仓等全流程交易环节。其中鸿胜货运的签收单显示收货地址是广州黄埔开发区xx路xx号宏盛仓，货名5502、RP344R-K，发货单位伊藤忠。中物储货运的进仓收货单显示客户名称伊藤忠，货物名称高密度聚乙烯，型号HD5502S，仓库名称广州市爱地储运有限公司。利发仓的入库单显示寄货单位是亿通物流、东莞市中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塑物流）。4．伊藤忠与亿通物流、中塑物流、中物储货运等签订的仓储合同，及伊藤忠员工与上述公司人员联系货物入库的电子邮件（伊藤忠证据29-32）。其中伊藤忠（存货人）与亿通物流（保管人）签订的《仓储业务委托基本合同》约定亿通物流的保管场所包括广州市开发区东区xx路xx号亿通物流宏盛仓库、汕头市金平区陇头利发仓库。伊藤忠与中塑物流的合同约定保管场所为东莞市樟木头镇石新社区笔架山路珠江桥旁和利发仓。伊藤忠与中物储货运约定的保管场所包括广州市黄埔区丰乐北路姬堂1号仓（广州市爱地储运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区xx路xx号（广州市国营汽车集装箱运输公司）等。5．亿通物流、中塑物流、中物储货运向伊藤忠出具的《库存明细表》《盘点报告》《说明函》等（伊藤忠证据41），证明物流公司定期对仓库内属于伊藤忠的货物进行盘点。6．伊藤忠员工陈某与鸿胜车队李庚生的微信聊天记录（伊藤忠证据33、42），拟证明广州北化委托的承运人鸿胜货运与伊藤忠联系送货事项，就具体送达的仓库接受伊藤忠的指令，伊藤忠强调货权归属。同时，截至2019年3月20日，伊藤忠仍在询问案涉货物是否运到，鸿胜货运确认未收到到货通知。7．伊藤忠还提交广州北化马某于2015年12月23日向伊藤忠陈某发送的电子邮件一份（伊藤忠证据10），邮件内容为：“货物已于8月底陆续到达，随后发现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滞留在码头、仓库，等待工厂处理。”伊藤忠称广州北化主动通过电子邮件与伊藤忠直接沟通货物质量问题，反证伊藤忠不仅系代付款方，是真实买方。8．伊藤忠还提交两份询证函（伊藤忠证据36、37），拟证明其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其中一份询证函为2015年3月16日由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发出的《企业询证函》，显示截止2014年12月31日，广州北化欠伊藤忠7,887,536.00元，备注为预收账款。伊藤忠于同日回复“截止14年12月31日我司账面余额为预付款12,838,996元，差异金额4,951,460.00元……”另一份为伊藤忠委托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向广州北化发送的《审计询证函-函证余额》，该函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伊藤忠公司预付广州北化19,612,500.00元。广州北化于2019年2月在该函中回复“截止2018年12月30日，贵公司预付余额为738.75万元。贵公司有19,611,761.25元我公司已开票，贵公司未入账。”9．另外，伊藤忠申请了两名证人符某和陈某出庭作证。其中证人符某于2009年2月11日至2019年4月19日在伊藤忠工作，先后在合成树脂部担任课长代行、课长职务。符某称新铭鸿与广州北化做了很多年生意，双方有着很深的渊源，是郑再儿将广州北化介绍给伊藤忠。符某没有听说过伊藤忠伪造合同，案涉合同是伊藤忠公司的版本，将新铭鸿要采购的货物单价、型号、数量记录下来，由新铭鸿发过去给广州北化核查、盖章后再由新铭鸿发给伊藤忠，伊藤忠盖章后再发给新铭鸿员工李某权和马某。2019年3月份伊藤忠发现没有货到，便开始核查。2019年3月14日符某去了新铭鸿公司，郑再儿回复会陆陆续续到货。2019年3月15日，郑再儿承认把货拿走了。符某对案涉三份合同伊藤忠有无跟广州北化沟通过品名、数量、单价等问题表示不清楚，称由其他同事负责的。除案涉三份合同之外的40多份合同的数量、单价等信息，符某表示“之前的合同单价、数量、付款时间等郑再儿都会打电话给我们他要买的货物数量、单价，再向广州北化购买。我们买后就会做一个合同给下游企业。我没有跟广州北化沟通过数量、单价等信息。”“因为郑总告诉我们不用联系北化，这之间的关系由郑总搞定。”符某称伊藤忠是做“背对背生意”，“我们不需要验货，只有出现质量问题才会来投诉，我会引导他们去找广州北化。”10．另一名证人陈某于2005年入职伊藤忠，一直工作至今，任华南合成树脂部业务助理课长。陈某称案涉三份合同是新铭鸿发给伊藤忠的，合同中的单价、数量等信息是根据采购合同“背靠背”提供的，陈某解释“背靠背”是指采购和销售同时进行，买进多少货物就销售多少货物。对广州北化代理人问：“包括案涉三份个别买卖合同在内的40多份合同你有没有跟北化沟通过？”陈某答：“这些合同不是我经手的，我不清楚状况。我跟的话肯定是会跟北化沟通的。”对广州北化代理人问：“2017年12月18日，您与李某权说‘跟北化说一下，和供应商的邮件我们内控要定期抽查，所以让他们对应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陈某答：“北化经常和第三人公司联系，绕开我们，我觉得不合适，想让北化公司直接跟我联系。”陈某确认会与新铭鸿定期核对利息，利息对账表的止息日期为收到其他下游企业客户付款的日期。陈某确认从码头到仓库这一段的运费伊藤忠没有支付过，仓储费用由客户承担。（三）广州北化为证明其与新铭鸿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以及反驳伊藤忠陈述的交易模式，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4年5月至2019年3月期间广州北化与新铭鸿经营部签订的《购销合同》357份（广州北化证据6），合同约定新铭鸿经营部向广州北化购买华锦集团生产的聚乙烯、聚丙烯等化工产品，合同卖方有“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3）”的印章，买方有新铭鸿经营部盖章。伊藤忠质疑该357份合同中广州北化的印章旋转角度均一致，不符合常理，认为该357份合同是伪造合同。广州北化法定代表人在庭审中解释该公司从2013年开始无纸化办公，合同上的印章是电子印章，所以每份合同的印章都一样。2．广州北化还提交其与辽宁美商联物流公司（以下简称美商联）的《客户委托运输合同》、美商联出具的《情况说明》《水路集装箱货物运单》、美商联出具的2014年至2018年广州北化与新铭鸿的货运明细、美商联与鸿胜货运的《目的港集装箱运输协议书》、鸿胜货运出具的《货物运输流程说明》等证据（广州北化证据8），用以证明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多年的贸易往来，广州北化委托美商联直接将货物运给新铭鸿。其中集装箱货运单显示卸货港包括汕头、南沙、东莞、黄埔，收货人为新铭鸿经营部，美商联委托鸿胜货运承运从目的港码头到各门点的集装箱运输业务。美商联出具《情况说明》表示从未承运过伊藤忠的任何业务，也从未交付过任何产品。鸿胜货运出具的《货物运输流程说明》说明鸿胜货运接到厂家指令后联系货主（第一收货人），按货主的指令配送。如货主（第一收货人）要转货权给另一家公司（第二收货人），该公司就按货主的给的新的联系方式联系客户，等待客户安排。2018年2月5日，该公司接到厂家指令放7个柜（4柜5502，3柜344R）给新铭鸿（货主），该公司按指令联系新铭鸿，等待新铭鸿的配送指令。2018年2月6日，该公司接到新铭鸿指令转2个5502和2个244R给伊藤忠，该公司按货主给的新的联系电话联系客户。3．广州北化还提交2017年7月12至14日，伊藤忠陈某等人与广州北化员工刘某之间的往来邮件23封，及邮件附件中的《买卖合同》《个别买卖合同》、伊藤忠营业执照、开票资料变更通知、委托提货证明书、司机照片等证据（广州北化证据11），广州北化称该笔交易是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唯一真实的交易，该笔交易从协商、签订、履行，真实的展现了贸易的流程。其中2017年7月12日15时19分，伊藤忠陈某给广州北化刘某发邮件：“刘先生：初次联系，请多关照。添付我司营业资料和开票资料，请参考。”邮件附件为伊藤忠营业执照和开票信息。同日15时30分，刘某向陈某回复邮件：“陈小姐您好！合同和付款信息请查收附件。谢谢！”邮件附件为广州北化的《购销合同》模板和广州北化的付款账号。7月13日10时19分，陈某又给刘某发邮件：“刘先生：您好！添付我司合同模板，请查收，谢谢！”附件内容为伊藤忠版本的《个别买卖合同》，合同编号GZBHJ-2017071201，伊藤忠向广州北化购买10吨ABS，交货方式是买方自提。同日11时12分，刘某回复陈某：“陈小姐，合同也确认，贵司确认后回我，谢谢！”邮件的附件为广州北化盖了“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红章的合同扫描件。同日14时14分，陈某给刘某发邮件：“刘先生：您好！将安排下午付款。请问是否可以明日提货？是否邮件通知提货司机信息给您即可？”刘某14时43分回复：“到账就能提货，请把提货车信息给到了”。同日16时01分，陈某回复刘某：“刘先生：您好！添附合同回签，请查收，谢谢！”附件为加盖了伊藤忠红章的《个别买卖合同》。7月14日10时33分，伊藤忠给刘某发邮件：“合同号GZBHJ-2017071201的付款昨天已经安排汇出……另外，提货司机的资料预计今天下午5点前可以提供给贵司，请知悉，谢谢。”刘某于当天10时41分回复：“款已经到账……今天周五提货车信息请早点提供，我方便通知仓库。谢谢！”当天上午伊藤忠又发邮件：“……关于提货的问题，由于车子已经排满了，安排不了今天提货，请问这周日7月16日可以去贵司提货吗？另外，可以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吗？”当日中午11时04分，刘某回复：“周末可以提货，但今天要把提货车信息确认了，把提单给开好。非工作日开不了提单。提货车信息包括：车牌号、司机姓名、联系电话。”当日15时31分，伊藤忠又给刘某发邮件：“烦请查收附件提货委托书。以下是司机资料FYI：车号：……司机姓名……提货日期：2017-7-16本周日”并添加了《提货委托书》及司机个人照片。刘某15时53分回复：“收到，周日让这车直接去提货就行”。伊藤忠16时26分回复刘某：“收悉，谢谢！”4．针对伊藤忠所称的广州北化主动联系其沟通货物质量的问题（伊藤忠证据10），广州北化提交了新铭鸿经营部2015年9月15日和9月17日出具的两份《关于货物质量问题请求理赔的函》（广州北化证据10），函件显示从2015年4月下旬新铭鸿经营部采购的华锦聚烯烃产品分批出现质量问题，要求广州北化给予降价处理或退货处理。同时广州北化提交北方华锦集团销售总公司出具的《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理赔请求反馈意见》，对上述函件反映的质量问题作出回复。2015年10月14日，广州北化又向北方华锦集团销售总公司发出《关于产品质量问题请求理赔的函》，要求厂家给部分产品作降价处理。广州北化同时提交新铭鸿经营部2019年6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广州北化马某于2015年10月23日向陈某发送的电子邮件，新铭鸿在《情况说明》中解释因质量问题原因，新铭鸿的下游客户无法及时向伊藤忠回款，伊藤忠向新铭鸿追问回款的事情，新铭鸿告知伊藤忠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正在解决，伊藤忠要求新铭鸿上游卖方发邮件对质量问题作解释，新铭鸿于是通知广州北化马某向陈某发邮件对质量问题作解释，说：“货物已于8月底陆续到达，随后发现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滞留在码头、仓库，等待工厂处理。”5．针对伊藤忠所说的收货流程，广州北化提交了伊藤忠委托的仓储方亿通物流、中塑物流、利发仓等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广州北化证据21）。亿通物流和中塑物流在《情况说明》中均表示新铭鸿在汕头利发仓入库盘锦产品的程序是：新铭鸿从码头提货送到利发仓，卸货后由新铭鸿下指令给仓库转给伊藤忠，该司收到利发仓的入库通知单后再通知伊藤忠。该司未收到过伊藤忠的仓储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全部费用由新铭鸿支付。利发仓在《情况说明》中称2013年至2019年2月份止，盘锦产品到港后，由新铭鸿通知车队将货物送到该仓库。6．另外，广州北化还补充提交了2017年12月18日李某权与陈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相应的《个别买卖合同》、电子邮件等（广州北化证据17），用以证明伊藤忠与新铭鸿共同伪造合同。其中微信记录显示，2017年12月18日17时12分，李某权给陈某发信息：“陈小姐，2吨RP344S/K你做一下北方的合同，按10675元/吨，然后合同发给我就行了。”陈某同日18时06分回复：“和北化说一下，和供应商的邮件我们内控要定期抽查，所以让他们对应一下。”《个别买卖合同》显示日期是2017年12月18日，买卖商品为聚丙烯树脂RP344S/K，数量2吨，单价10675元，金额21350元。交货地址聚赛龙公司。合同有广州北化和伊藤忠印章。该份合同李某权于同日17时37分发给广州北化马某。伊藤忠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称伊藤忠内部具有严格的合同管理流程，相关合同发送给广州北化马某，马某未提出异议。(四)新铭鸿针对伊藤忠陈述的交易模式，提交以下反驳证据：1．关于伊藤忠主张的与广州北化的首次交易，新铭鸿补充提交李某权与陈某于2013年12月23日至25日的电子邮件（新铭鸿证据24）。其中2013年12月23日15时46分，李某权向陈某发邮件：“陈小姐：以这个为准。”附件为广州北化与伊藤忠的《购销合同》，卖方有广州北化的业务专用章（3），买方伊藤忠未盖章。陈某同日15时50分回复：“这个暂时签不了。”12月24日10时07分，李某权又发一份《购销合同》发给陈某，该合同与23日的合同相比较，修改了结算方式和违约责任。10时54分，李某权将广州北化的地税、国税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营业执照副本发给陈某。14时28分，李某权将广州北化的银行账号信息发给陈某。17时01分，陈某给李某权发邮件：“北方的款付了！！”12月25日14时22分，陈某给李某权发邮件：“李先生：您好！请参阅附件回签给北方化工的464吨的合同。请把北方化工的传真和联系人邮箱也发给我吧。”2．新铭鸿还提交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其员工李某权与伊藤忠员工陈某、魏某青之间的电子邮件约72封（新铭鸿证据10、18），新铭鸿称双方共同伪造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的虚假买卖合同，为通过伊藤忠内部的财务审核流程。如2015年7月10日，李某权向陈某发邮件：“陈小姐，这个合同麻烦你走一下流程，星期一付款。”附件为编号GZBHJ-2015071012的《购销合同》，卖方广州北化（已盖章），买方伊藤忠（未盖章）。2017年1月10日，陈某给李某权发邮件：“李先生，2个合同请回签，谢谢！”合同附件之一为编号为GZBHJ-20170109YTZ的广州北化与伊藤忠的《个别买卖合同》，双方均未盖章。2017年1月12日，陈某向广州北化马某发邮件：“马先生：您好！添附回签合同，敬请参阅。”附件为编号GZBHJ-20170109YTZ的《个别买卖合同》，合同显示双方已盖章。2017年10月13日13时10分，魏某青给李某权发邮件：“李先生：下午好。烦请查看并回签附件合同，谢谢。”附件为编号BH-20171013的《个别买卖合同》，买卖双方为广州北化与伊藤忠，合同未盖章。同日13时51分，李某权回复魏某青，邮件正文空白，附件为编号BH-20171013的《个别买卖合同》，合同显示卖方盖有广州北化合同专用章。同日16时43分，魏某青回复李某权：“李先生，您好！附件双签合同BH-20171013。”附件BH-20171013《个别买卖合同》显示双方已盖章。伊藤忠确认邮件的真实性，称伊藤忠及新铭鸿曾多次将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的合同发给广州北化员工马某，广州北化均未提出异议。伊藤忠认为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的款项收付、发票出具均按照双方之间的合同履行，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具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3．另外，新铭鸿还提交了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4月10日期间魏某青、陈某、张某琪等人与李某权的电子邮件记录（新铭鸿沟证据19），邮件内容均是伊藤忠员工要求李某权回签邮件附件中的个别买卖合同，合同买卖双方同样为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但交货地点为聚赛龙公司、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特公司）。新铭鸿称伊藤忠与聚赛龙公司、沃特公司的交易，真实情况仍为伊藤忠与新铭鸿共同伪造合同，与以往通过伊藤忠代付款的情况一致。伊藤忠确认邮件的真实性，但称就下游买方聚赛龙公司、沃特公司的相关货物交易，伊藤忠仍自广州北化处采购、向广州北化支付货款、广州北化按照与伊藤忠的合同出具发票及交付货物。4．针对伊藤忠的收货证据（伊藤忠证据28、32、33），新铭鸿提交美商联出具的《2018新铭鸿明细》、鸿胜货运、新铭鸿以及伊藤忠员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广州北化的《提货委托书》、邮件往来记录等证据（新铭鸿证据28），证明伊藤忠举证的仅为入仓过程，不能证明完整的收货流程。新铭鸿主张真实的物流环节为广州北化先转货权给新铭鸿，再由新铭鸿转给伊藤忠。其中2014年1月20日，李某权给陈某发邮件：“陈小姐，麻烦你，东莞的4个T30S麻烦你通知一下入中塑仓库，谢谢。”《提货委托书》为广州北化于2018年3月29日出具，内容为：“北方华锦公司：我公司黄埔仓库有辽宁华锦通达公司聚烯烃5502产品200吨（8000包），转货权：东莞市樟木头新铭鸿塑胶原料经营部。”伊藤忠对《2018新铭鸿明细》与广州北化的《提货委托书》不予认可。5．新铭鸿还提供数十份银行转账回单（新铭鸿证据25、26），证明伊藤忠所称的“四十多笔正常交易”的短途运费全部由新铭鸿支付，货物的仓库费用亦由新铭鸿支付。伊藤忠认为上述费用与案涉三份合同项下的争议无关，并称因采用“背对背”交易模式，新铭鸿寻找下游买方的时间不能确定，将显著增加伊藤忠的仓储成本，故仓储费用由新铭鸿承担。6．针对货物质量问题，新铭鸿除确认广州北化提交的证据外，还提交伊藤忠员工张某琪、魏某青向李某权发送的邮件记录（新铭鸿证据23）。其中2017年9月13日，魏某青给李某权发邮件：“李先生：……2911优级品于9月11-12日陆续入库亿通宏盛仓库，其中9月12日入库的2911中，有4包湿水……”2017年9月19日，魏某青向李某权发邮件：“李先生：您好！附件是HDPEHD5502S入库6车的签收单以及入库破包照片，6车入库共有2包破包约少2KG……”2018年1月30日13时19分，张某琪向李某权发邮件：“李先生，附件是鸿盛仓的入库单……来货有4包破包（其中一包破包严重），请告知可否请北化补发，或是另行处理？”新铭鸿称货物出现瑕疵和数量短缺时伊藤忠并未向广州北化反映，而是向新铭鸿反映，伊藤忠从未向广州北化履行过货物验收义务，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并无真实的买卖关系。伊藤忠则称因案涉贸易采用“背对背”的交易模式，伊藤忠自广州北化处采购的货物最终将售予新铭鸿确定的下游买方，因此，如新铭鸿同意接受瑕疵货物的，则伊藤忠将无必要向广州北化主张退换货，可以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并避免不必要的麻烦。7．为证明新铭鸿与伊藤忠之间的借款关系，新铭鸿提交李某权与陈某之间2014年至2018年期间电子邮件（新铭鸿证据16），邮件内有众多利息对账表，新铭鸿称双方存在长期的借贷关系，并且按期结算利息与本金。其中2014年11月4日，陈某给李某权发邮件：“李先生：您好！580吨的到期日调回10月6日后利息合计为：150,882.59，比之前计算减少了13,110.59……”2017年10月16日，陈某向李某权发邮件：“……2.关于利息。免息期为和我司给供应商预付款起3天内，第4天起计算，计算截止日为收到贵司客户的预付款，年息率含税5.5%；贵司所有客户的利息由贵司统一负担，在最后一批出货时结算，也就是说最后一笔出货前贵司需付清所有利息及货款才能提货。……”2019年1月4日，陈某向李某权发邮件：“由于18年4月起部长要求利率提高为含税6%了，所以利息数据修改如下……”伊藤忠确认邮件的真实性，但认为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的邮件从未涉及借款事宜，邮件中的“利息”实为违约金。8．同时，新铭鸿还提交伊藤忠与汕头市新元亨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市川亿新材料有限公司、东莞市塘厦富源五金塑胶制品厂、深圳市瑞鸿祥贸易有限公司等签订的合同、出库单，以及李某权通知陈某上述公司打款的信息、李某权通知陈某放货的电子邮件（新铭鸿证据27），用以证明新铭鸿并非伊藤忠的转售方，而是借款方，并且由新铭鸿下游企业加算利息后回款。伊藤忠确认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伊藤忠作为货物的出卖方及发货方，享有对货物的占有、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伊藤忠在本案中主张其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要求广州北化退还货款，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广州北化与新铭鸿均抗辩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与新铭鸿存在借款合同关系，那么本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经综合审查分析各方的证据和陈述，一审法院认为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一、伊藤忠不能证明与广州北化签订案涉合同的过程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伊藤忠本案的证据不能证明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要约、承诺的签约过程。第一，伊藤忠陈述的合同签订过程与证据相矛盾。伊藤忠提交的案涉合同没有原件，伊藤忠在诉中陈述合同是通过电邮方式签订，由新铭鸿员工李某权在事先商定的合同标准模板上填写相关的货物数量、单价、种类等信息后，发送给伊藤忠，伊藤忠盖章后电邮发送给广州北化员工马某。但伊藤忠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电子邮件（伊藤忠证据8）显示，其员工张某琪向马某发送邮件时，案涉的三份合同均已盖上了广州北化的章，与伊藤忠所称的伊藤忠先盖章，然后发给广州北化再盖章的流程相矛盾。本案中，伊藤忠没有双方对案涉合同内容进行协商的证据，也没有关于广州北化的印章何时盖在合同上的证据。而广州北化和新铭鸿提交的李某权与陈某的邮件记录（广州北化证据14、新铭鸿证据4、5）则清楚显示案涉的三份合同是李某权先发给陈某，并且在李某权发给陈某时已盖有广州北化的印章，与新铭鸿所称的由李某权做好广州北化与伊藤忠的合同后再发给伊藤忠的陈述相印证。第二，伊藤忠没有提交马某有权签订或认可合同的证据。伊藤忠称其曾将案涉的合同发给广州北化员工马某，马某没有反对，表示广州北化对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的合同知情并认可。一审法院对该意见不予认同，理由如下：首先，伊藤忠没有证据证明广州北化授权马某代表广州北化与伊藤忠签订合同或同意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的合同。其次，邮件记录显示，伊藤忠是事后将已有双方盖章的合同发给马某，但伊藤忠没有双方员工在合同签订前就合同买卖的商品名称、数量、单价等细节进行沟通的证据，如何能确定马某一定会同意双方之间的合同？最后，伊藤忠的两名证人符某和陈某在出庭作证时均表示对伊藤忠与广州北化的40多份合同（包括2013年12月首次交易的合同）都没有跟广州北化沟通过，那么伊藤忠凭什么一开始就确定马某是有权决定同意和事后追认合同的人？伊藤忠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及提交相关证据。而根据新铭鸿向广州北化出具的《情况说明》（广州北化证据7），新铭鸿已告知广州北化其委托伊藤忠代为付款，故马某对作为付款手续的合同不提出反对意见符合常理，不能以此认为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第三，伊藤忠也没有李某权有权代表广州北化签订合同的证据。从伊藤忠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无论是案涉的三份合同还是其称的2013年12月的首次与广州北化交易的合同、或者是其他合同（除广州北化唯一确认是真实交易的2017年7月12日的合同外，该份合同恰恰是由伊藤忠陈某与广州北化员工刘某直接签订），均由伊藤忠陈某与新铭鸿李某权签订，但伊藤忠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铭鸿员工李某权有权代表广州北化签订该等合同。并且伊藤忠在诉中确认李某权是其下游买家新铭鸿公司的员工，但从各方提交的邮件显示，伊藤忠签订与广州北化之间的合同均通过李某权签订，包括伊藤忠与其他下游买家聚赛龙公司、沃特公司之间的交易（该等交易与新铭鸿无关），伊藤忠的员工亦要求李某权回签合同，行为表现上将李某权当作广州北化的代理人，与其陈述相互矛盾并且不符合常理。二、伊藤忠不能证明与广州北化存在固定的交易模式伊藤忠陈述自2013年至今，其与广州北化之间不定期地发生了40多笔交易，每笔交易均有独立的合同、电邮、发票、付款凭证、物流单据，即其所称的合同流、资金流、票据流及货物流“四流合一”，但经综合分析各方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该“四流合一”经不起推敲。首先，伊藤忠所提交的合同均没有原件，其称均通过电子邮件签订。如前所述，伊藤忠的证据不能证明与广州北化的签约过程，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某权、马某有权代表广州北化签订合同或者追认合同，因此合同流并不能成立。其次，伊藤忠提交的物流单据均是其委托的仓储公司的入仓记录，仅证明仓库有货物进入，是物流环节的最后一环，但伊藤忠没有任何货运单、提单、货权转移凭证等证据证明货物从哪里运来，货权从何而来。而广州北化提交其与美商联的《客户委托运输合同》《水路集装箱货物运单》等证据（广州北化证据8）能显示货物的运输过程，并且美商联出具《情况说明》表示从未承运过伊藤忠的任何业务，也从未交付过任何产品。而伊藤忠委托的亿通物流、中塑物流、利发仓等物流、仓储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证实货物到达码头后，由新铭鸿接收货物，并由新铭鸿支付运费运输到伊藤忠公司指定的仓库，仓储费用全部由新铭鸿支付。陈某在庭上亦称伊藤忠未付过运费和仓储费，与上述《情况说明》相佐证。因此，伊藤忠所谓的货物流亦不能成立。最后，伊藤忠与广州北化确定存在资金流和票据流，即伊藤忠确实向广州北化付过款，广州北化亦确实向伊藤忠开具了发票。但广州北化和新铭鸿提交的证据能够反映伊藤忠是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付款，广州北化是根据新铭鸿的要求向伊藤忠开具发票。如伊藤忠所称的与广州北化最早的一次交易，合同显示是2013年12月25日签订，但伊藤忠证据26汇款凭证显示12月24日伊藤忠已向广州北化汇款5,674,720元，即伊藤忠在还未与广州北化沟通联系、还未与广州北化签订首份合同前就已向广州北化全额付款，不符合常理。而新铭鸿证据24则清楚反映了新铭鸿与伊藤忠双方制作合同的过程，并且在12月24日17时01分，陈某向李某权发邮件报告：“北方的款付了！！”如新铭鸿是伊藤忠所称的下游买方，伊藤忠没有必要向新铭鸿报告向上游付款的情况，只需通知新铭鸿什么时候付款提货情况即可。只有在代付款的情况下，伊藤忠才有必要通知新铭鸿相关的货款已支付。再如2015年7月10日，李某权向陈某发邮件：“陈小姐，这个合同麻烦你走一下流程，星期一付款。”新铭鸿明确要求伊藤忠何时付款。在广州北化证据18李某权与张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则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伊藤忠是根据新铭鸿的要求付款。2018年12月13日下午16时55分，张某琪向李某权发信息：“要明天付款吗”、“一定要吗”。17时21分，李某权回复：“明天付款”，接着张某琪回复：“好吧”、“可以晚几天吗”、“下周一付可以吗，我们每天要损失1500多利息”、“金额太大了”、“1125万”。18时21分，李某权回复：“领导说明天付款”。2018年12月14日，伊藤忠向广州北化转账1128万元。从上述聊天记录可看出，李某权用不容协商甚至近似命令的语气明确要求伊藤忠“明天付款”，而伊藤忠也不顾“每天损失1500多利息”按新铭鸿要求的时间付了款。如果新铭鸿是伊藤忠的下游买家，上述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而新铭鸿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其员工李某权与广州北化马某之间的QQ聊天记录（新铭鸿证据11）则印证了广州北化是根据新铭鸿的要求开具发票给伊藤忠。该记录显示，2018年12月20日，在广州北化开具发票前，李某权向马某发送《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制票依据》表格，表格列明伊藤忠全称、税号、地址、开户行、电话、账号，以及所要开具发票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等信息。广州北化其后开具给伊藤忠发票的货物种类、数量、金额等与上述表格内容一致。另外，在广州北化唯一确认是真实交易的2017年7月12日的合同中，从合同签订前双方协商合同的版本、伊藤忠向广州北化提交营业执照和开票资料、到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以及之后双方反复沟通付款和提货时间等，均与伊藤忠陈述和提交的证据所展示的交易方式不同，反证了伊藤忠与广州北化在此前并不存在固定的交易模式。三、伊藤忠的多种行为不符合正常的买卖合同交易习惯第一，关于“背靠背”交易行为。伊藤忠及其两名证人在诉中均提到伊藤忠是做“背靠背”生意。“背靠背”是交易方式的一种惯常说法，并非法律概念。在多种贸易中都有“背靠背”的交易方式，在买卖合同交易中，通常意义上的“背靠背”一般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象上的“背靠背”，即中间商分别与上下游签订合同，上下游互不知晓、互不接触，以避免上下游撇开中间商直接交易；二是时间上的“背靠背”，即两个交易接连发生，中间商从上游买入货物后，紧接着甚至同时将货物转卖给下游。“背靠背”交易有可能是对象和时间都“背靠背”，也有可能是对象或者时间其中之一的“背靠背”。本案中，符某在庭上称新铭鸿与广州北化做了很多年生意，双方有着很深的渊源；其没有跟广州北化沟通过数量、单价等信息，因为郑再儿告诉他不用联系广州北化。而陈某在庭上解释“背靠背”是指采购和销售同时进行，买进多少货物就销售多少货物。也即伊藤忠在本案中所称的“背靠背”不包括对象上的“背靠背”，而是时间上的“背靠背”。但陈某在解释2017年12月18日其与李某权说“跟北化说一下，和供应商的邮件我们内控要定期抽查，所以让他们对应一下”是什么意思时，陈某称：“北化经常和第三人公司联系，绕开我们，我觉得不合适，想让广州北化直接跟我联系。”该解释明显与符某的证言相矛盾。既然符某、陈某从未与广州北化沟通过，并且知道广州北化与新铭鸿早已做了很多年生意，为何突然要广州北化直接与其联系？既然伊藤忠仅是做时间上“背靠背”的生意，并且知道广州北化与新铭鸿有很深厚的渊源，即使广州北化与新铭鸿绕开伊藤忠直接联系对其生意也没有影响的情况下，为何仍要广州北化直接与其联系？陈某的解释难以让人信服。从上述信息可以看出，陈某所谓的要广州北化与其联系，目的在于应付伊藤忠内控抽查“和供应商的邮件”，这与新铭鸿关于伊藤忠内部有相应的审核流程，需要新铭鸿配合的陈述相印证，也解释了为何陈某与李某权制作合同后，在没有任何事前沟通的情况下，会将个别合同发给广州北化马某。第二，关于验货行为。伊藤忠提交广州北化马某于2015年12月23日向伊藤忠陈某发送的电子邮件（伊藤忠证据10）“货物已于8月底陆续到达，随后发现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滞留在码头、仓库，等待工厂处理。”拟证明广州北化主动通过电子邮件与伊藤忠直接沟通货物质量问题，反证伊藤忠是真实买方。但其证人符某在庭上称“我们不需要验货，只有出现质量问题才会来投诉，我会引导他们去找广州北化。”既然伊藤忠不需要验货，并且出现问题会引导下游买方直接找广州北化解决，那么广州北化直接与伊藤忠下游买方沟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专门向伊藤忠发邮件解释，伊藤忠提交的该份邮件并未能反映事情的前因后果。而广州北化提交的新铭鸿经营部2015年9月15日和9月17日出具的两份《关于货物质量问题请求理赔的函》、北方华锦集团销售总公司出具的《关于产品质量问题理赔请求反馈意见》、广州北化向北方华锦集团销售总公司发出《关于产品质量问题请求理赔的函》、新铭鸿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广州北化证据10），则清楚反映了产生质量问题的原因，以及新铭鸿的下游客户无法及时向伊藤忠回款，伊藤忠向新铭鸿追问回款，以及伊藤忠要求新铭鸿上游卖方发邮件对质量问题作解释的过程，并不是伊藤忠所称的广州北化主动通过电子邮件与其直接沟通货物质量问题。新铭鸿提交的伊藤忠员工张某琪、魏某青向新铭鸿李某权发送的邮件记录（新铭鸿证据23）显示，伊藤忠员工向李某权反映入库货物湿水、破包等情况，伊藤忠解释称自广州北化处采购的货物最终将售予新铭鸿确定的下游买方，因此，如新铭鸿同意接受瑕疵货物的，则伊藤忠将无必要向广州北化主张退换货，可以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并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一审法院对该陈述不予采信，理由如下：一，如果伊藤忠是从广州北化采购货物，当货物出现瑕疵和数量短缺时，正常情况下伊藤忠应向广州北化反映，而不是向其下游买方新铭鸿反映。二，如果伊藤忠是要问新铭鸿是否同意接受瑕疵货物，应在邮件中明确询问新铭鸿是否同意接受瑕疵货物，并且对货物价款作出一定让步（毕竟伊藤忠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每吨增加50-100元）。但伊藤忠的邮件中并没有出现任何询问新铭鸿是否愿意接受瑕疵货物的意思表示，而是询问“可否请北化补发，或是另行处理？”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正常情况下，接收货物的人当发现货物出现瑕疵或者数量短少时，会向货主或者交付货物的人反映。因此，根据上述邮件内容，以及结合亿通物流、中塑物流、利发仓等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伊藤忠仓库内的货物是由新铭鸿所交付，当伊藤忠员工发现货物出现瑕疵或者数量短少时，通知新铭鸿补充货物，或者将瑕疵货物另行处理掉，这也说明了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并无真实的买卖关系。第三，关于伊藤忠的追款行为。根据各方证据显示，伊藤忠在2019年3月份未收到货物后，是先向新铭鸿追讨货物和欠款，并要求新铭鸿签署《应付账款确认书》。伊藤忠解释是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货款清偿保障，要求新铭鸿公司出具上述确认书。一审法院认为伊藤忠的解释不符合常理。如果伊藤忠是与广州北化发生买卖关系，当广州北化没有交付案涉货物时，伊藤忠理应先向广州北化追讨货物，而不是向下游买方新铭鸿追讨货物和货款。并且在《应付账款确认书》中明确载明：“我司（新铭鸿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前已经收到全部货物1800吨（贵司供应商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发货），确认货物的质量后已经全部转卖。”虽说该确认书是新铭鸿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再儿签字，但确认书的内容是由伊藤忠的具体负责人所写，表明伊藤忠已确认新铭鸿已收到货物并且全部转卖，而且伊藤忠实际上也接受了新铭鸿的还款，现又以广州北化未交货为由要求退货款，明显前后矛盾。第四，关于利息对账行为。新铭鸿提交其员工李某权与伊藤忠陈某之间2014年至2018年期间电子邮件（新铭鸿证据16），邮件内有众多利息对账表，用以证明双方存在长期的借贷关系，并且按期结算利息与本金。伊藤忠解释上述利息实质是违约金，一审法院对该解释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陈某给李某权的邮件中使用了“利息”、“到期日”、“免息期”、“利率”等与借贷关系密切相关的字眼。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伊藤忠并不关心向广州北化购买商品的品名、数量、规格、单价等信息，伊藤忠并不与广州北化沟通上述信息，而是由新铭鸿直接填写在合同上，也不关心广州北化交付货物的质量，因为他们不需要验货，但却定期与新铭鸿对账回款的本金及利息，不符合正常的买卖合同交易习惯。最后，伊藤忠主张的利息可以随时调整，甚至其“部长”可以单方面要求而无需征得新铭鸿的同意就可以将“利率提高为含税6%”，与正常的买卖合同违约金由双方协商确定相悖。而新铭鸿的证据能证明伊藤忠与其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从2017年10月16日陈某向李某权发邮件的内容：“贵司所有客户的利息由贵司统一负担，在最后一批出货时结算，也就是说最后一笔出货前贵司需付清所有利息及货款才能提货。”结合亿通物流、中塑物流、利发仓等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新铭鸿提交的伊藤忠与汕头市新元亨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市川亿新材料有限公司、东莞市塘厦富源五金塑胶制品厂、深圳市瑞鸿祥贸易有限公司等签订的合同、出库单，以及李某权通知陈某上述公司打款的信息、李某权通知陈某放货的电子邮件等（新铭鸿证据27）可以看出，伊藤忠替新铭鸿向广州北化支付货款后，相应的货物交由伊藤忠保管，在新铭鸿将货物转卖并由下游买方回款给伊藤忠后，伊藤忠才放货给新铭鸿，这与新铭鸿所称的将货物质押给伊藤忠的陈述相一致。另外，伊藤忠提到双方的两份询证函（伊藤忠证据36、37）能证明其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询证函主要用于公司内部记账和审计，表明函证双方可能存在款项往来，但函证双方的真实法律关系，不能仅以询证函来断定，尚须结合其他相关证据进行综合认定。本案结合其他证据不能认定伊藤忠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对伊藤忠的上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伊藤忠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已向伊藤忠释明如其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不一致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伊藤忠明确不变更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对伊藤忠本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的关系，由伊藤忠另循途径解决。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伊藤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1926元，由伊藤忠负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伊藤忠提交新证据如下：1.广州北化对伊藤忠2017年《审计询证函》的回函，拟证明广州北化回函确认，截止2017年12月31日，伊藤忠预付广州北化人民币21,175,850元，广州北化已于2017年12月开具发票给伊藤忠，但其中的人民币17,301,350元为“已开票，未发货”。由此可证，广州北化认可与伊藤忠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否则不可能答复“未发货”；2.伊藤忠对2013年《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财务对账函》的回函及相关财务记账凭证，拟证明2013年12月27日，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发出对账函，表示截止至2013年12月27日广州北化欠伊藤忠人民币3,113,179元，并注明该等款项为“合同GZBHJ-48P1312250009订货货款”。该函所载合同编号、金额与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的第一份合同GZBHJ-48P1312250009完全一致。由此可证，早在2013年广州北化与伊藤忠就已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广州北化与伊藤忠双方均认可合同GZBHJ-48P1312250009的真实性，并依据该合同各自记账；3.伊藤忠在2018年度与广州北化之间14笔交易的财务记账一览表及相关记账凭证，拟证明2018年伊藤忠与广州北化共发生17笔交易（含案涉3笔交易），其中14笔交易已经完全履行，钱货两清。伊藤忠在其财务账簿中对每笔交易的合同、付款记录及凭证、收货记录、发票等作出详实的记录，足以证明该等交易的真实性；4.广州北化对伊藤忠2014年《审计询证函》的回函，拟证明广州北化回函确认，截至2014年12月31日，广州北化预收伊藤忠“货款”7，887,536元。由此可证，广州北化与伊藤忠在2014年也有交易，且其认可与伊藤忠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否则不可能答复其预收了“货款”；5.广州北化对伊藤忠2013年《审计询证函》的回函及相关沟通邮件，拟证明在该回函中，广州北化确认预收款金额3,113,179元，与前述证据2共同证明早在2013年广州北化与伊藤忠就已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对伊藤忠提交的证据，广州北化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第1页、第2页、第4页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可以确定是虚假的。3.对证据3中除了发票和银行回单认可真实性之外，其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事项均不予认可。而银行回单，并未记载款项的用途，显然伊藤忠也认为只是代打款，只是单纯的资金关系。4.对证据4的广州北化财务人员的签字和广州北化印章的真实性认可，其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事项均不予认可。5.对证据5的广州北化财务人员的手写文字和广州北化的印章的真实性认可。除此之外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事项均不予认可。对伊藤忠提交的证据，新铭鸿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已开票未发货的字样与广州北化盖章处的字迹不一致，并非广州北化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1999年财政部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做好企业银行存款借款及往来款项函证工作通知中，对企业询证函，明确表述为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新铭鸿认为询证函仅用于有款项往来的企业之间核对往来账目的数额，并无催款结算用途，也无证明基础法律关系的功能。本案中，伊藤忠代替新铭鸿向广州北化支付货款，因此伊藤忠直接与广州北化进行对账，确认往来资金实属正常，真实的买卖关系应有真实的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等基础证据支持，而非询证函的只言片语和货物买卖相关的字眼判断。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质证意见与广州北化质证意见一致，新铭鸿认为对账函是一份伪造的证据，非常明显的是页眉处是2005年3月22日的时间，但是对账函指示的合同是2013年12月27日，是明显矛盾的，不符合正常情况的。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伊藤忠内部的财务账簿及付款记录，仅能证明伊藤忠向广州北化代为支付货款，不能证明其与广州北化存在买卖关系。4.对证据4及证据5关于审计询证函的内容同上述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广州北化提交新证据如下:1.2018、2019新铭鸿订货及交货统计（对合同、数量、单价、金额、箱号、船名、到港日期、提货单据、货转证明等的统计），拟证明2018年度广州北化同新铭鸿签订购销合同78份，合计数量7，531.525吨，合计金额82，292，264.5元，广州北化承运商辽宁美商联物流有限公司海运集装箱发往新铭鸿246个货柜，其中工厂直发161个柜（其中直发黄埔港68柜、直发汕头港93柜）；港提85个货柜（其中汕头港提54柜，黄埔港提31柜）；另有库提1381.525吨（其中黄埔库提706.7吨，汕头库提674.825吨）。有海运集装箱明细、港口车队运输交接单及签收单原件、广州北化发往华锦工厂的提货委托书、黄埔库出库凭证、汕头库出库凭证、QQ聊天记录等在案证据证实。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货物买卖、交付的证据充分，买卖关系客观、真实。但伊藤忠既不能提供和上游、下游沟通买卖的证据，也不能提供收货的证据，更不能提供销售的证据，其主张的买卖关系不能成立。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没有买卖关系。2.《应收明细账》（金算盘财务软件自动生成），拟证明伊藤忠是新铭鸿的代付款方，伊藤忠向广州北化付款，广州北化根据新铭鸿提供的信息，向伊藤忠开票，从2013年-2018年伊藤忠没有任何争议。3.广州北化2018年1月-12月《记账凭单》，内有《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送货单》，记载伊藤忠系替新铭鸿付款，另有《记账凭证》，其中明细科目记载：应收账款＼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石化部＼马某，拟证明新铭鸿向广州北化订货并签订买卖合同，广州北化向新铭鸿交货，新铭鸿收货，2018年度双方钱货两清。伊藤忠不能提供物流、运输、交货的证据，也不能提供收货的签收单，其主张的买卖关系不能成立。4.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公司开具发票的制票依据，拟证明在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5亿多元的贸易额中，约有1.6亿元（包括伊藤忠提起本案诉讼的该18，127，500元）由新铭鸿委托伊藤忠代付款。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开具发票，也是严格按照与新铭鸿之间《购销合同》约定的品种、数量、价款以及新铭鸿指令的信息开具。5年来，广州北化从来没有向伊藤忠交付过货物，伊藤忠也没有向广州北化要过货物，伊藤忠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支付货款，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异议。5.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拟证明伊藤忠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付款，款项的用途和摘要都写“电子汇入”。6.广州北化《关于货款结算问题的补充说明》及与新铭鸿之间的《结算明细表（2018-2019年）》，拟证明广州北化的财务记账严格按照《购销合同》约定价款、数量、品种、交货等内容执行，最后的盘点也是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开具发票，也是严格按照与新铭鸿之间《购销合同》约定的品种、数量、价款和新铭鸿指令的信息来开具。7.《申请人民法院责令伊藤忠公司提供证据申请书》，拟证明伊藤忠对其主张未尽到基本的举证责任，却对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的贸易关系纠缠不清，现广州北化已经全面证明了与新铭鸿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客观真实。现伊藤忠仍然对其主张未尽举证责任。8.《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记账凭证》，资料说明：广州北化的财务账簿中的单据证明广州北化销售货物给新铭鸿，因伊藤忠系新铭鸿的代付款方，广州北化按照新铭鸿的指令，向伊藤忠开具发票。账簿中的《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记账凭证》显示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开票的情况，结合《应收明细账款》，反映了资金流和票据流，2018年度伊藤忠付款金额与广州北化开票金额一致。发票对应的货物已经全部交付给了新铭鸿。广州北化收取的伊藤忠代新铭鸿支付的钱，确实是新铭鸿采购货物的货款，伊藤忠是以向新铭鸿代垫货款的方式向新铭鸿提供金融服务，因此伊藤忠代新铭鸿打给广州北化的钱款，广州北化称之为“货款”也是非常正常的，对于卖方来说，买方打的货款是货款，别人代买方打的货款也是货款。广州北化按照新铭鸿的指令向伊藤忠开具发票，记账凭证记载“应收款”也是非常正常的。资金流和票据流不能证明买卖关系，财务账更不能证明买卖关系。对广州北化提交的证据，伊藤忠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一，《交货统计》及证据2《应收明细账》、证据3《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送货单》都是广州北化提交，且后两者是广州北化的财务记录。但经对比，《交货统计》与后两者完全不能一一对应。相反，《送货单》与“北化-伊藤忠”合同是一一对应的。详见附件《证据疑点梳理》演示文档第4-6页。第二，《交货统计》是广州北化自行制作的统计表格，绝大部分交货记录无对应物流单据予以证明；在广州北化已提交的物流单据中，发货单位不是广州北化、收货单位也不是伊藤忠。第三，伊藤忠在2020年6月8日已提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反驳意见》对该份证据的其他内容加以反驳。2.对证据2形式上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认可，第一，《应收明细账》是广州北化内部系统输出的文档，所谓“新铭鸿代付款方”只是广州北化单方添加的备注，可以随意修改，无证据资格与证明力。在案证据中未有显示任何伊藤忠与新铭鸿及/或广州北化达成代付款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证明材料。不能根据单方系统备注，就认定伊藤忠是代付款方。第二，广州北化主张伊藤忠是代付“北化-新铭鸿合同”项下款项，包括付款、收货和发票。但是，在案证据已经证明，伊藤忠付款及广州北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都只能和“北化-伊藤忠合同”一一对应，而与“北化-新铭鸿合同”完全无法对应。广州北化本次提交的财务记录中全套《送货单》及对应的《记账凭证》进一步证明，《送货单》及《记账凭证》与“北化-伊藤忠”合同一一对应、与“北化-新铭鸿合同”不能一一对应。故此，广州北化财务记录中已显示是在履行“北化-伊藤忠合同”而非“北化-新铭鸿合同”，足以证明所谓代付款事实是虚假的。3.对证据3认可《记账凭单封面》形式上的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及与证明内容的关联性。对《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第一，广州北化的财务账簿原件中的《送货单》不是原件，上面广州北化及新铭鸿的印章均为黑章，完全无法辨认制作的真实时间。如果送货单是交易发生时产生的，应当是以加盖红章的原件作为记账凭证的附件装订在财务账簿中。除了《送货单》，其他原始凭证如发票等都有原件，伊藤忠有理由怀疑《送货单》是事后伪造插入财务账簿中的，不具有证据资格和证明力。第二，广州北化声称伊藤忠为“新铭鸿代付款方”，但实际上《送货单》对应的《记账凭证》显示，“摘要”均为“物品销售”，“明细科目”均为“应收账款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石化部马某货物名称应收款”，完全没有“新铭鸿”或“代付款”的字样，可见广州北化在其真实的财务记录中是将伊藤忠作为交易相对方，按照其与伊藤忠之间的货物买卖情况来记账。《送货单》上关于伊藤忠为新铭鸿“代付款”的备注必为伪造。第三，《送货单》与广州北化一审提交的向新铭鸿送货的《物流单据》互相矛盾。经核查，2018年度广州北化只出售过1次的3种特定货物（25吨5070、50吨9726和50吨9760），《送货单》日期与《物流单据》日期相差2-4个月不等。《送货单》是纳入广州北化财务记录的原始凭证，《物流单据》也是广州北化自行提交；广州北化声称，该等货物都是工厂直发新铭鸿，广州北化并无仓储。因为同一批货物不可能送货2次，故日期上的矛盾，证明必有伪造。第四，广州北化声称《送货单》是履行“北化-新铭鸿合同”，但《送货单》内容却与“北化-伊藤忠合同”一一对应、与“北化-新铭鸿合同”不能一一对应。《送货单》的“产品型号”、“数量”、“单价”、“金额”和“总金额”与“北化-伊藤忠合同”均完全一致（除1、2处可以解释的差异外）。而该等数据与广州北化装订在自家财务账簿、开具给伊藤忠的发票完全一致。故此，广州北化内部的财务记录也自认其履行的是“北化-伊藤忠合同”而非“北化-新铭鸿合同”。第五，每一笔交易，对应的完整财务记录必须包括记账凭证及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物流凭证等全套的原始凭证，且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必须相符才能平账。伊藤忠一审时就已要求广州北化就案涉交易及历史交易提供完整的财务记录，直到二审时广州北化才提供了《送货单》及《记账凭证》。无论是《送货单》还是《记账凭证》，都只能与“北化-伊藤忠合同”一一对应，而完全无法与2018年期间的74份“北化-新铭鸿合同”任何一份对应，足以说明广州北化财务账簿所载的“资金流”、“票据流”、“货物流”必然是在履行“北化-伊藤忠合同”，否则《记账凭证》的内容跟合同、发票、收款凭证及《送货单》的记载是不可能对得上的。一审时就已查明，“北化-新铭鸿合同”和“北化-伊藤忠合同”两套合同在货物的数量、单价及总金额上是完全不一样的，357份“北化-新铭鸿合同”与48份“北化-伊藤忠合同”只有一份能对上，其余全都不同，总金额也差异巨大。4.对证据4认可形式上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不认可与证明内容的关联性。此份证据是单方制作，无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庭审已查明，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开具的发票所载明的货物和种类、数量、金额均与“北化-伊藤忠合同”一一对应，与“北化-新铭鸿合同”完全无法对应，故开票依据是“北化-伊藤忠合同”。伊藤忠在起诉时已陈述，伊藤忠是案涉交易的中游，是依据新铭鸿所介绍的下游买家实际需求，向上游的广州北化采购。在这种情况下，新铭鸿根据下游买方所需采购的产品型号、数量直接联系伊藤忠乃至广州北化，再由伊藤忠与广州北化签约、购货、付款、收货，然后由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开具发票，整个过程符合一般贸易流程，并没有任何问题。认定贸易关系中的交易相对方，不应看制票依据由谁提供，而应看该等制票依据的内容依据谁的合同制定的，以及发票是开给谁的。制票依据虽然由新铭鸿发给广州北化，但新铭鸿只是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相关开票信息全部是依据“北化-伊藤忠合同”制定的，发票接收方也是伊藤忠，足以说明伊藤忠才是交易相对方，“北化-伊藤忠合同”才是实际履行的合同。5.对证据5认可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与证明内容的关联性。广州北化在质证时已展示其财务账簿原件，显示该等收款凭证对应的记账凭证上记载“收到伊藤忠的货款”，会计科目为“应收账款”，备注为“现款”，完全没有“新铭鸿”或“代付款”的字样，并且收款凭证和记账凭证均与“北化-伊藤忠合同”一一对应，说明广州北化是将其与伊藤忠的货物买卖关系记载在自己的财务账簿中的。相反，广州北化财务账簿中完全不包括其与新铭鸿之间的任何付款凭证、送货凭证、物流凭证或合同。至于收款凭证中的付款用途、摘要，该等内容都是由伊藤忠营业部门在系统申请付款时填写，不同人员的习惯不同，存在写合同编号、“货款”、“电子汇入”或留空等不同情况。伊藤忠一审证据提交了多份付款回单，同时存在几种情况：第330页《付款回单》附言填写了“货款”；第339、341、343、345、347、350、352页等《付款回单》填写了各笔付款对应的“北化-伊藤忠合同”编号；第4、5、288、323页等《付款回单》的附言留空。即使是广州北化主张的只附言“电子汇入”或留空的《付款回单》，相关金额也都与“北化-伊藤忠合同”一一对应，而与“北化-新铭鸿合同”完全无法对应。广州北化不能举证证明任何一项反例。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不予认可。《结算明细表》由广州北化自行制作、出具，且存在缺页、数据遭涂抹消除的情况；与证据2《应收明细账》、证据3《送货单》即广州北化的财务记录所显示的货物销售数据完全无法对应。《结算明细表》中有1份2018年广州北化致新铭鸿的《对账函》，其载明的未交货金额为738.75元，与同一年度广州北化对伊藤忠《审计询证函》的回函中确认的未交货金额完全相同，详见附件《证据疑点梳理》演示文档第13页。广州北化已确认《审计询证回函》的真实性。就2018年的交易，广州北化与伊藤忠、新铭鸿分别对账，金额相同，不符合常理；故此，所谓《结算明细表》《对账函》涉嫌伪造。至于广州北化补充证据第72-75页《关于货款结算问题的补充说明》，广州北化声称其财务记账、开具发票“严格按照与新铭鸿之间《购销合同》约定”，“发票上所有的货物的品名、规格、型号信息，都必须与年度销售给新铭鸿的货物相吻合”。但是，通过对比证据1至证据6及其他在案证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伊藤忠向广州北化付款的金额与广州北化《应收明细账》《记账凭证》及《送货单》记载的金额完全一致；第二，广州北化向伊藤忠开具发票的金额与“北化-伊藤忠合同”约定的金额完全一致；第三，广州北化《送货单》《制票依据》及发票所载的货物型号、数量、单价与“北化-伊藤忠合同”绝大部分一致，总金额完全一致；第四，广州北化《送货单》《制票依据》及发票所载的货物型号、数量、单价和总金额与新铭鸿《交货统计》完全不同。由此可见，广州北化提交的证据非但不能证明其证明内容，反而显示其履行的是“北化-伊藤忠合同”的约定。广州北化的《补充说明》与其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7.对证据7伊藤忠认为不属于证据。8.对证据8认可真实性与合法性，不认可与其证明内容的关联性。广州北化提交的《记账凭证》显示，“摘要”均为“物品销售”，“明细科目”均为应收账款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石化部马某货物名称应收款，完全没有“新铭鸿”或“代付款”的字样，可见广州北化在其真实的财务记录中是将伊藤忠作为交易相对方，按照其与伊藤忠之间的货物买卖情况来记账。该等《记账凭证》确实如广州北化在资料说明中所述“反映了资金流和票据流”，但是该等“资金流”和“票据流”对应的明显是“北化-伊藤忠合同”。广州北化声称其财务记账、开具发票“严格按照与新铭鸿之间《购销合同》约定”，“发票上所有的货物的品名、规格、型号信息，都必须与年度销售给新铭鸿的货物相吻合”，但其《记账凭证》却完全没有“新铭鸿”或“代付款”的字样，显然是虚假陈述。无论是《送货单》还是《记账凭证》，都只能与“北化-伊藤忠合同”一一对应，而完全无法与2018年期间的74份“北化-新铭鸿合同”任何一份对应，足以说明广州北化财务账簿所载的“资金流”、“票据流”、“货物流”必然是在履行“北化-伊藤忠合同”。一审时就已查明，“北化-新铭鸿合同”和“北化-伊藤忠合同”两套合同在货物的数量、单价及总金额上是完全不一样的，357份“北化-新铭鸿合同”与48份“北化-伊藤忠合同”只有一份能对上，其余全都不同，总金额也差异巨大。广州北化的陈述与其自行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事实证明都是虚假陈述。对广州北化提交的证据，新铭鸿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新铭鸿提交新证据如下：1.北化-新铭鸿-伊藤忠关系示意图：①广州北化-伊藤忠-新铭鸿真实货物、资金、发票流向；②代垫资金型融资贸易—虚假买卖合同及真实借贷关系；③广州北化与新铭鸿，新铭鸿与伊藤忠间的资金结算关系；拟证明广州北化、新铭鸿和伊藤忠之间真实的货物、资金、发票流向，广州北化和伊藤忠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伊藤忠和新铭鸿之间实为借贷关系。2.一例真实完整的贸易，拟证明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以及伊藤忠和新铭鸿共同伪造合同以便伊藤忠顺利通过内部审核流程以向广州北化代付款，同时新铭鸿向伊藤忠支付利息。3.《合同传签过程表》，拟证明2013年-2018年伊藤忠和新铭鸿共同伪造48份合同的具体过程。4.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拟证明2013-2018年伊藤忠向广州北化代付新铭鸿货款记录，伊藤忠在合同未盖章、合同未生效的情况下，却仍然按合同履行放款义务，伊藤忠履行放款义务真实的依据根本不是广州北化和伊藤忠之间的虚假贸易合同，双方之间也并无真实的买卖关系的意思表示，这些合同只是为了确认新铭鸿实际借款的数量。5.德富塑料网实时公布各厂家发布的产品信息及种类的网页截图，拟证明化工类产品价格透明，利润空间较小，并不存在伊藤忠所称的大批量采购便有更优惠的价格。6.聊天记录及公证书：①“新铭鸿郑生”与“鸿胜小李”聊天记录；②关于物流的聊天记录，拟证明广州北化与新铭鸿贸易中的真实物流环节。7.伊藤忠系公司“应收账款确认单”5份判决书，拟证明伊藤忠均以《应付账款确认书》确定偿债主体和偿债金额。8.广州北化-伊藤忠5份合同，拟证明伊藤忠作伪证。对新铭鸿提交的证据，伊藤忠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新铭鸿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新铭鸿提交的三张示意图均为其单方制作，并无证据支持，甚至与已有证据相矛盾。2.对证据2所述证明事项不予认可。3.证据3是新铭鸿单方制作的表格，其中所称的“伪造广州北化公章”，除了新铭鸿单方陈述，无任何事实依据。新铭鸿所指伊藤忠“涉嫌伪造”的五份合同以及未回签的八份合同，均已由广州北化及伊藤忠实际履行，钱货两清，合同均真实、有效。4.证据4无法证明新铭鸿主张的证明事项，将《网上银行电子回执》的日期与对应广州北化-伊藤忠合同的签订时间，甚至是发送给伊藤忠的日期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转账日期都是在合同签订/发送日期当天或者之后，明显是履行合同项下付款义务的行为。伊藤忠的付款行为既符合合同约定，也符合买卖的一般交易惯例。5.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新铭鸿所述证明事项不予认可。6.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新铭鸿所述证明事项均不予认可。该等聊天记录虽然显示鸿胜货代就货物运送问题联系新铭鸿，但该等联系并未表明鸿胜货代系按广州北化指示将货权交付给新铭鸿，更不能证明新铭鸿系将货物质押给伊藤忠。该等聊天记录均证明，就相关货物的货权及入仓事宜，新铭鸿亦认为鸿胜货代应就货物入仓事宜联系伊藤忠进行确认而非新铭鸿。此外，广州北化-伊藤忠的合同约定由卖方送货，这意味着伊藤忠作为买方只需要根据合同签收货物即可，在货物送到伊藤忠指定地点之前的货物流转情况，伊藤忠并无义务进行全程跟踪。鸿胜货代未直接联系伊藤忠属于其履行行为不规范，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伊藤忠对其所承运货物的货权。新铭鸿以鸿胜货代与其联系为由认为其享有货权，理由不能成立。公证书的公证过程仅是对登录账户、查阅到聊天记录截图的反映，不能排除该等聊天记录被人事先使用电脑技术手段篡改的可能性。此外公证录像也显示被公证内容没有包括证据6所包含的全部聊天记录，是有选择性的部分公证。7.证据7与本案事实无关，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在该等案件中，案涉货物均已由伊藤忠交付下游买方，伊藤忠当然应向已收货但未付款的下游买方进行追偿。而本案中，广州北化未按《个别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交货义务，伊藤忠当然应向广州北化进行追责。此外，该等案件恰能够证明，伊藤忠确定追偿主体系根据实际的法律关系和客观事实，而非基于债务人的清偿能力。8.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新铭鸿提交的五份合同涉及两名伊藤忠员工的签名章，分别是伊藤忠营业部门部长ShingoTada（中文名多田信吾）和营业科科长杨阳，两人均有对外签署销售合同的权限。另外“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华南合成树脂部合同专用章”也是伊藤忠认可的印章，在与广州北化的其他历史合同中也曾使用。加盖伊藤忠公章、合同专用章或者上述人员签名章的合同均合法有效且具有约束力，并且，该等合同也由广州北化及伊藤忠实际履行，钱货两清，该等合同真实性毋庸置疑。伊藤忠根本不具有伪造合同的必要。更重要的是，伊藤忠提交的合同与新铭鸿提交的合同在内容上完全一致，印章是否一致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对新铭鸿提交的证据，广州北化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事项均予以认可。二审另查明：广州北化提交的聊天记录，记载以下内容：1.新铭鸿员工李某权于2018年1月23日、2018年3月22日、2018年4月19日、2018年5月22日、2018年7月23日、2018年8月23日、2018年9月21日、2018年10月23日、2018年11月22日、2018年12月18日、2018年12月20日向广州北化员工马某发送制票依据，要求广州北化开具名称为伊藤忠的发票，其中2018年12月20日发送的《制票依据》中包括5502S，150吨，单价9900元（根据伊藤忠提交的证据显示，为2018年1月7日签订的合同货物），其项目与广州北化于2019年12月25日开具给伊藤忠的发票项目一致，但是与涉案《个别买卖合同》相比，缺少5502S，0.075吨，金额共计738.75万元；2.新铭鸿的李某权在2018年期间与广州北化的马某之间发送《2018新铭鸿明细》，对广州北化未开发票的货物数量进行对账，对账时间包括2018年8月23日，2018年10月24日，2018年11月23日，双方于2018年12月25日再次对账，广州北化确认新铭鸿多支付货款738.75万元，由伊藤忠代付。广州北化于2019年1月17日向伊藤忠出具金额为738.75万元（5502S，0.075吨）的发票。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伊藤忠的上诉请求范围，本案中，伊藤忠主张其与广州北化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而广州北化、新铭鸿则认为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伊藤忠仅是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付款，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本案二审需要处理的问题如下：一、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尽管伊藤忠提供了涉案三份《个别买卖合同》证明其主张，但未提交合同原件，而根据前述三份合同签订过程的邮件，不能证明三份《个别买卖合同》上广州北化的印章系广州北化或者广州北化委托新铭鸿加盖，也不能证明加盖了广州北化印章的《个别买卖合同》是由广州北化的员工发送给新铭鸿或伊藤忠，而伊藤忠也没有提交能证明其与广州北化就涉案《个别买卖合同》项下货物种类、单价、付款及交货方式等进行磋商的证据，在伊藤忠不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三份《个别买卖合同》是广州北化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其将涉案三份加盖双方印章的《个别买卖合同》发送给广州北化的马某，不能证明广州北化追认了该三份《个别买卖合同》。广州北化在记账凭证上记载应收账款来自于伊藤忠并在伊藤忠《审计征询函》上确认预收伊藤忠货款等证据，仅能证明伊藤忠向广州北化付款，但并不能证明双方因此建立了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伊藤忠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与广州北化、新铭鸿之间形成了广州北化授权或者通过新铭鸿与伊藤忠签订买卖合同并实际履行与伊藤忠签订的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伊藤忠主张其与广州北化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伊藤忠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广州北化、新铭鸿则抗辩称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广州北化与新铭鸿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伊藤忠是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付款，对此，伊藤忠及广州北化、新铭鸿围绕各自主张，均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但是伊藤忠的举证较之广州北化、新铭鸿在本案中的举证，并未形成证据优势，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经综合审查全案证据，本院难以确信广州北化与伊藤忠之间买卖关系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伊藤忠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伊藤忠提出的其与广州北化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份《个别买卖合同》是广州北化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伊藤忠、广州北化申请本院责令对方提交除本案证据以外的其他证据，本院均不予准许。二、伊藤忠主张广州北化返还涉案款项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对此，本院认为，如前所述，综合本案证据，能够证明广州北化与新铭鸿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广州北化向新铭鸿滚动供货，双方定期进行结算，伊藤忠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付款，广州北化根据新铭鸿的指示向伊藤忠开具发票，因此，伊藤忠主张广州北化返还涉案款项并赔偿损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伊藤忠与新铭鸿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审查和认定，伊藤忠可就其代新铭鸿向广州北化支付的涉案货款，另案向新铭鸿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伊藤忠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1926元,由上诉人广州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玉宝审判员  俞 颖审判员  李志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思泳尹艳阳王嘉宝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