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0民初9166号 原告：黎冰，男，1974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宪明，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鼎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衢海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丽，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涛，公司法务。 第三人：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div> 管理人：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原告黎冰（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杭州鼎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钟其炳独任审判，并于2020年8月17日组织庭前会议。因原告申请追加当事人，本院经审查后，依法通知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裁定驳回原告要求追加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2020年11月5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宪明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涛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经本院合法传唤，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第二次诉讼，第三人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开始吧（即杭州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9月2日改名为厦门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公共网络平台宣传其始于2015年4月盈动资本等天使投资，系杭州一家生活风格型众筹消费平台其在互联网大力推广其平台优势，宣称平台拥有专业风控、资金安全专业法务、安全隐私四大保障，宣传其于2017年8月29日经过融资，估值二亿元美金，推广新中产人群消费升级理念。在该平台大力推广及多次游说之下，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因本公司大悦城与七宝经营项目餐饮生活消费经营需要，自2016年与之建立众筹项目联合经营关系。在合作过程中，平台按照自己的运营模式，为第三人推荐了许多消费型投资者。社会投资者依照平台的规则，对第三人进行了一部分投资。2018年初左右，因为市场形势不景气，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出现经营困难，社会投资者出现诸多退资现象。开始吧为平息社会投资者狂热的退资需求，以帮助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解决经营困难为名，推荐与该平台有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资管公司（即本案被告）为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提供资金，以解决社会投资者退资现象。在此情形下，按照开始吧安排，于2018年5月17日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与被告签定借款协议。协议约定：1、由被告代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向社会消费投资者支付款项2379000元。分三次汇入第三方消费投资者账户；2、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在五年内（2018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以年利率5％还清被告。3、纠纷解决诉讼法院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之后于2019年8月15日，被告又私下动员让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金额调整为2289000元，并对还款方式进行了变更，平台社会投资者的投资联营权益回购问题，因此得以解决。本案原告原系第三人处财务管理高级职员，协议签订时，文本系由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原告虽作为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代理人出席签订，但协议上没有补盖第三人公章。之后，因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经营混乱及经营形势持续恶化等原因，久久未予补正。原告作为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高级职员，为帮助摆脱公司困境等原因，从人道主义出发自2018年6月至今向被告偿付出资款利息共计95000元。后原告失业久无收入，代付能力下降。虑及本为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应付债务，单纯原告的代付，对于整笔债务项目的清偿，无异于杯水车薪。后经了解，被告没有金融资质，不具备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资质。根据以上事实并结合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1、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合同无效。2、基于委托代理成立的法律关系，其责任归属于委托人。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原告并非本借贷法律关系借款人主体，借款人实际应为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3、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被告的出借行为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鉴于以上原因结合其他案件事实：原告黎冰系以其所在公司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代理人身份参与该交易过程，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与该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由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人上海中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后经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1月21日依法裁定进入破产程序。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杭州鼎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本次交易提供安排，对于促进本合同签订具有重要意义应当作为被告主体身份参加诉讼。基于此，为确保司法公平正义，亦为还原本案当事人所涉法律事实的本来面目，特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确认原、被告于2018年5月1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及2019年8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后诉讼请求变更为：1、依法判令确认原、被告于2018年5月1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及2019年8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2、由被告及第三人按照其过错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返还原告对该笔借款的支付款9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告提交借款合同、2019年8月15日补充协议、授权委托书、共建确认书、情况说明、转账凭证、开始吧网页资料、电子邮箱来往信息及邮件、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恒丰银行资料等证据材料，拟证明其诉称主张。 被告答辩称：借款当初是原告在平台发起项目，后项目出现问题，被告作为第三方机构介入纠纷，帮助处理纠纷，实际上是原告作为项目方主动找到被告，请求被告协助处理这个纠纷，向被告公司提出借款。借款合同第一条明确提出是乙方向我方借款。第一段最后一句明确指出了原告向甲方提出借款申请。本次所要审理的是民间借贷纠纷，说被告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借款合同当事人只有一个人即原告。本案是民间借贷关系，应当就合同成立的效力、履行进行审理，但是对方避重就轻，一直说明不相关的事情。被告出借的资金是公司自有资金，也不存在频繁出借，或者长期出借资金的情形。被告与原告于2018年5月17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借款2379000元，并具体约定了原告的还款方式、利率、期限及违约责任。2018年6月1日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原告委托被告将2379000元的借款款项直接向双方与共建人签订的收购有协议书中的乙方指定收款账户进行支付，且金额为收购协议书中载明的收购款项金额。后又于2019年8月15日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将借款本金调整为2289000元。以上三份协议均是双方协商签订，且被告按照原告打款到指定账户。原告说的格式条款，没有法律和事实根据。双方于2018年5月1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2019年8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签订，约定了相关权利义务。原告起诉称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是格式条款与事实与法律不符。原告称被告没有金融资质，是严重的事实认识错误。双方之间的借款不是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对于原告追加被告及第三人的申请，认为以上两方对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需要追加。被告签订借款合同时不清楚还有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是被告与原告直接签订。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是合作关系，是一个中介服务。本案借款中，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参与借款。众筹项目，后期是原告运营，后期项目经营不善，需要向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可以说厦门捕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被告反馈了相关项目信息和原告的个人情况，然后原告找到被告公司借款，被告根据原告情况，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款。被告按照投资协议发放，是打到对应的各个投资账户，原告都是签字确认的。借款合同在前。不认可原告诉请。 被告提交借款合同、2018年6月1日补充协议、2019年8月15日补充协议、收购协议书、交易凭证等证据材料，拟证明其抗辩意见。 第三人书面陈述称：认为原告黎冰的诉讼请求第二项所依据的事实不符合客观事实；对被告答辩意见中关于原、被告之间的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同。第三人与该案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理由如下：一、第三人不是借款合同主体。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共3份，一份是2018年5月17日被告与黎冰签订的《借款合同》；一份是2018年6月1日被告与黎冰签订的《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一份是2019年8月15日被告与黎冰签订的《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该3份合同主体均为被告与黎冰，约定借款使用目的也并非为第三人所欠债务。所以从合同来看，第三人不是借款合同主体。二、第三人从未向黎冰授权借款。在原告提交的2017年1月10日、3月15日的《授权书》中，授权内容有2项：一是代表第三人以普通合伙人身份，组织并与众筹投资人发起设立上海博创文化传播中心（有限合伙）；一是与第三人联营上海七宝宝龙城店。《授权书》中无第三人授权黎冰向被告借款事项。经管理人向第三人实际控制人（持股95%）张昕、监事程云调查了解到：第三人重要的文件签署是由张昕签字然后敲章的，原告作为第三人的财务负责人是掌控公司印章的，该《授权书》系未经公司负责人许可，原告黎冰为众筹事宜擅自做出的，事后张昕知道该事后，对原告的行为予以默许。该案中第三人从未以书面或是口头形式向黎冰授权借款事宜，且黎冰也未向法院提供有关第三人授权借款的证据。三、黎冰称为帮助第三人解决困难向被告借款不符合事实。经管理人向程云、张昕调查了解到，第三人并未直接参与上海七宝宝龙城店和上海大悦城店众筹共建项目，该项目是黎冰、杨栋宇、张昕、杨铁四人于2017年发起，后共建运营失败，对于众筹方责任划分，4位共建人曾有过争执，一度要诉诸司法程序解决，黎冰基于个人原因不愿诉诸法院，根据合同承担还款份额向被告借款2379000元，由被告代为向众筹方付款。《借款合同》第一条已经明确借款用途为“偿还乙方因经营商业项目所产生的第三方欠款”，该条与管理人向程云、张昕调查结果相符。四、黎冰借款、还款、申报债权、提出诉讼等行为相互矛盾。黎冰作为第三人财务负责人应对借款承担风险有高于普通人的认知，若黎冰为第三人借款，不可能不让第三人对自己行为进行背书，借款后也不可能不向第三人进行追讨。2019年1月21日，第三人裁定进入破产程序。2019年11月22日，黎冰向管理人申报债权914301.34元，该债权系黎冰于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向第三人提供的借款，2019年12月30日，管理人依法核定为904551.30元，黎冰异议期内未提出异议。2018年至2019年，黎冰多次向被告分期偿还欠款，期间从未向第三人进行追讨；与此相反，在黎冰申报债权材料中出现黎冰向第三人催讨欠款的函。如此反常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黎冰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的诉请无证据支持、无法律依据，并且黎冰提供证据与行为相互矛盾，不符合常理。很明显，第三人与该案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对黎冰追加第三人为该案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裁定驳回。 第三人提交债权申报表、债权申报文件清单及催款函、交易凭证等证据材料，拟证明其陈述意见。 第三人放弃到庭质证的权利。 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管理财等金融服务）。2018年5月17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借款方）黎冰参与管理的第三人与特定第三方联营上海七宝宝龙城店和上海大悦城店，现需要回购特定第三方联营权益并支付款项，共计金额2379000元，乙方向甲方（出借方）杭州鼎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出借款申请；借款用途偿还乙方因经营商业项目所产生的第三方欠款，借款本金2379000元：委托支付，乙方本次借款用途为特定向第三方付款，所以乙方委托甲方同时办理具体支付事宜，即在本合同签署完成后，甲方应当在半年内分三次将借款汇入第三方账户，款项一经汇出，甲方即已履行合同约定；还款期限自2018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每1月/期，共60期，其中2018年6月-2019年5月每月30日24点前，将每月应还金额5000元足额存入甲方指定还款账户等。同年6月1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2379000元，乙方委托甲方直接向甲乙双方与乐晒项目的共建方签订的《收购协议书》中的“乙方指定收款账户”进行支付，且支付金额为《收购协议书》中载明的收购款项金额等内容。8月15日，原、被告又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一份，将借款本金修改为2289000元，还款方式第五条第2款修改为乙方应在2019年7月-2020年5月期间，每月30日24点前，将每月应还金额5000元足额存入甲方指定账户等。后原告于2018年6月9日、7月2日、8月9日、9月8日、10月11日、11月10日、12月10日分别向被告转账5000元，于2019年2月8日转账1万元，于3月10日、4月10日、5月23日分别转账5000元，于7月10日转账1万元，于8月9日、9月10日、10月9日分别转账5000元，其中前两笔转账备注“还款”。现原告起诉要求确认上述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庭审中，被告提供《收购协议书》一组，说明其已按约付款。协议书甲方为黎冰，被告为丙方，乙方为案外人，三方约定：甲方与张昕等三人发起众筹项目（乐晒大悦城店、宝龙城店），乙方投资支持大悦城店或宝龙城店项目，现因项目关停，甲方收购乙方所有投资权益，丙方为全部收购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另查明，第三人曾于2017年通过“开始吧”平台推出“七宝宝龙城店”等项目，并向原告出具授权书二份，授权原告“为了完成公司通过开始吧实施的上海七宝宝龙城店（另一份为大悦城店）众筹项目，代表公司以普通合伙人身份，组织并与众筹投资人发起设立上海博创文化传播中心（有限合伙），并与公司联营上海七宝宝龙城店（另一份为上海大悦城店）。”期间，第三人向众筹投资人发放《共建确认书》。2019年1月21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9）沪7101破6号民事裁定，受理第三人的破产清算申请。原告于2019年11月22日申报债权，主张其于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1月31日向第三人出借款项914301.43用于公司经商，至2018年3月还款期限均已届满，申报债权数额914301.34元，并附《催款函》一份，载明公司因经营需要向其借款1165000元，截止2018年3月10日止均已逾期，未偿还金额914301.34元。该催款函空白处手写“以上借款属实，因公司经营困难，无力偿还”，并加盖第三人公司印章。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因收购众筹项目投资方投资权益，自愿与被告签订案涉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应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结合原告的主张，具体分析如下：一、原告诉称其作为第三人代理人签订合同，事后未补盖公章，借款人实为第三人。首先，案涉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乙方（借款人）抬头均为原告本人，落款处亦仅有其签名，且前后三次书面协议均以原告个人名义签订，而原告作为第三人财务人员，理应知晓该行为的后果，亦有申请使用第三人公章的条件，但至第三人申请破产都未加盖第三人公章，其抗辩意见与上述事实相矛盾。其次，原告提交的委托书也未涉及与被告借款事宜，无法证明其与第三人就案涉借款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第三人亦否认其委托原告向被告借款，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作为第三人代理人签订合同。再者，被告提交的案涉收购协议书中的甲方亦系原告个人，款项用途与案涉借款合同相一致，事后原告也以个人名义依约还款一年以上，且在第三人宣告破产后至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也未向破产管理人说明案涉借款情况，即无证据表明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系替第三人代付。综上，原告关于案涉款项系第三人借用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如原告坚持认为上述众筹项目投资回购款应由第三人承担的，应收集证据另行主张，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二、原告诉称被告的出借行为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经查，案涉借款系为支付宝龙城店、大悦城店众筹项目投资回购款，其合同相对人为特定的原、被告，本次借贷行为并非面向社会公众，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间借贷，且无证据表明被告出借款项来源于银行贷款等非自有资金，或存在被告频繁出借资金等情形，借贷过程亦未发现存在欺诈行为，故该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认为案涉借款合同存在格式条款，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设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而案涉借款合同仅适用于本次借款，且事后又两次签订补充协议变更相应条款，不存在预先设立、未协商等情形，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合同存在加重其责任或排除其主要权利的条款，故原告关于格式条款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关于原、被告之间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的抗辩意见，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请求判令双方合同无效并赔偿损失、返还款项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黎冰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88元，由原告黎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员 钟其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王 岩 书 记 员 杜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