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30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龙泉，男，195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江军，男，198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浙江浩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代琼，浙江浩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何龙泉因与被上诉人黄江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2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龙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黄江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其一，收款人洑展宏提交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通话记录，证明黄江军委托何龙泉为其客户洑展宏付款623000元的事实。（2016）浙07民终584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何龙泉于2014年4月28日汇给洑展宏623000元，有何龙泉提供的凭据为证，且王立英表示洑展宏收到此款项，足以认定。”通话记录同时证明黄江军把该委托付款举假证为义乌市双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杰公司”）行为的原因是“那个时候因为找不到方炳伟，才出下策说是公司行为”。其二，2014年5月23日的汇款水单，因黄江军委托何龙泉在2014年4月22日汇出第一笔垫付款后，逾期半个月不还，催讨之下发来的汇款水单。证明何龙泉接受委托付款后，对黄江军存在催收行为，且该水单黄江军是认可的，足以证明由其委托并由其汇款归还，该证据与微信记录内容相吻合。其三，控告状及询问笔录，证明黄江军委托何龙泉垫付款及逾期不还的经过，控告状和询问笔录中找不到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何龙泉与双杰公司有业务往来之事实。况且，一审查明了双杰公司没有驻安哥拉办事处，2014年黄江军在自己的通达公司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能够证明黄江军为双杰公司的员工，这与通话记录中内容相吻合。其四，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与瑶海区人民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截然不同，一审法院判决采用不同案件中的判文所认定的事实作为本案的事实是错误的。更何况，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过程中对黄江军和方炳伟所作的相关笔录内容也与瑶海区人民法院所认定的事实相矛盾。其五，义乌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2民初1834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方关福向何龙泉借款最后一笔时间是2013年3月31日，除此之外，无任何其他经济往来，该认定足以推翻黄江军及案外人方炳伟陈述的本案与方关福有关系的一切不实之词。二、一审判决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一，一审判决认为“何龙泉提供证据中没有关键的合同内容及逾期付款后续的催收行为，认为仅凭一条短信，不足以明确双方已达成委托合意。”该理由缺乏事实依据。1、该委托合同关系是双方境内外异地通过电话商谈形成，双方确定了委托事项的相关内容、报酬给付等关键的合同内容，并确定了可操作的方法后予以实施。这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之要件。2014年4月28日，何龙泉是第二次接受黄江军的短信指令向其客户洑展宏账户汇款623000元，受托人按约于当日垫付汇出，证明双方不仅已达成合意，而且受托方已经完全履约。2、在一审法院庭审调查中，双方对本案的委托合同关系并无异议，黄江军在庭审中也承认该纠纷是委托垫付款的法律关系，只不过黄江军策划出“下策说是公司行为”，因而在（2016）皖0102民初2707号案庭审作证时称自己是双杰公司安哥拉办事处负责人，是职务行为。二审中改称该委托是方炳伟和其父亲的个人借款。在本案和（2019）浙0782民初2624号案件中又改称自己是伟邦公司员工。说明双方争议焦点已集中在是黄江军承担该委托付款的法律责任，还是由黄江军提出的案外人双杰公司或者伟邦公司，甚至是案外人方炳伟或者方关福个人来承担。可见一审判决认为仅凭一条短信，不足以明确双方已达成委托合意的理由过于片面。其二，一审判决认为“何龙泉曾起诉黄江军指示的其中两个收款人，均主张收款人不当得利，按常理若存在与黄江军的委托关系，其不会先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收款人返还款项。”该理由违背了案件事实，本案的事实是何龙泉第一次与长期做此生意的对手打交道，由于何龙泉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诉黄江军，只能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报案中没能提供黄江军发出的要求汇款短信，加之黄江军躲在国外，公安机关只做了笔录待查。为了保障何龙泉的合法权益，于是在诉讼时效即将届满前向收款人主张不当得利提起诉讼。且在不当得利诉讼过程中，在王粹春案件中，黄江军出庭作证，从而夯实了黄江军发短信让何龙泉垫付汇款的事实。其三，一审判决认为“2014年4月下旬一星期内何龙泉按黄江军指示付款共计248.2万元，在双方无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何龙泉作为多年经商人员，直接就汇款不符合商人在重大决策时的谨慎、精明特质。”该推理的理由十分牵强，何龙泉退休后主要从事商会工作，只是利用自有商位做点小生意，从未碰过类似金融的生意。而黄江军长期从事这种生意，在安哥拉光从洑展宏手里就弄到美金185万元，事后全推到方炳法身上，写个借条了事。黄江军早已牵涉到义乌赵雪莲（2015）金义刑初字第527号案，澳门沈倩湄（2016）浙0822刑初314号案等几个地下钱庄和非法经营的刑事案，2017年4月，义乌市公安局以其涉嫌参与地下钱庄搞非法经营立案查处，6月取保候审。与黄江军相比，何龙泉算不上商人，更谈不上谨慎、精明。其四，一审判决错误认定（2016）皖0102民初2707号案瑶海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该案进入二审时，一审的该部分事实已被黄江军和方炳伟推翻，在2017年7月12日谈话笔录中黄江军承认“自己是双杰公司员工没有劳动合同，以前曾交过社保，2014年就没有了。”这与方炳伟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的笔录相吻合，即其为双杰公司以前的员工，2014年案发时已不是。黄江军自称“是双杰公司驻安哥拉办事处负责人并无工商登记，该身份是老板认可的。”方炳伟称“何龙泉这笔款项是我和我父亲以个人名义要求何龙泉垫付的”。该案二审虽然只有裁定书，但庭审中形成的材料和谈话笔录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把瑶海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作为最终认定的事实是不正确的，更不能作为本案的事实“予以确认”。再者，黄江军委托何龙泉垫付款共有三笔，在没有掌握其发短信证据前，皆以不当得利起诉，三个案子一审和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都不相同，在何龙泉诉温新珠不当得利案中，台山市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是“温新珠于2014年4月28日收取了何龙泉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方式的银行汇款623000元，未向原法院提供有取得该款项的合法依据，依法应属不当得利。”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为“2016年4月28日，何龙泉划帐到温新珠账户的623000元是何龙泉替他人购买珠宝的代付款，由大杨珠宝电讯收取。”如果瑶海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可予以确认，那么诉温新珠一案的江门市人民法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也可予以确认，诉洑展宏一案的东阳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也可予以确认采信。然而，每个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截然不同，相互矛盾交错。本案一审判决采信黄江军提供的瑶海区人民法院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有失公正。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明显相违背。本案在一审审理时，黄江军承认本案发生时其身份是方炳伟的员工，同时又是有一定意义的合作伙伴。本案发生时，其是负责管理伟邦公司，是伟邦公司的人员。黄江军提供的证据一是瑶海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认定黄江军系双杰公司驻安哥拉办事处负责人，进而可证明黄江军在瑶海区人民法院的案件中其与双杰公司的关系。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本案中黄江军与伟邦公司的关系。本案是何龙泉接受黄江军的委托，按黄江军发出的短信汇款给他的客户洑展宏账户623000元，黄江军当时是伟邦公司负责的管理人，与方炳伟的该公司有一定意义的合作关系。因此，瑶海区人民法院判决书所认定的该事实不能证明本案黄江军的委托行为是双杰公司的职务行为，这完全是黄江军的个人行为。黄江军推出双杰公司安哥拉办事处负责人，又推出伟邦公司负责人。该两个公司机构均没有法定的证照文件可以证实该两个机构确实存在，该职务也存在。不可能在法律上把黄江军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就这样口说无凭的转移到没有法律根基的机构身上。如果人民法院认定上述机构存在，黄江军是上述机构的负责人，应提供该机构的资质文件依据及他所任职的证明材料。并且，黄江军所指的该机构在法律上属于案外第三人。按照法律规定，该机构或人员应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黄江军辩称：本案涉及的资金何龙泉于2016年以不当得利起诉洑展宏、王立英，该案经再审以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合意结案。由洑展宏、王立英支付10万元终结，随之以该事实主张权利的基础丧失。但何龙泉又以该事实再次向法院起诉黄江军，又是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因程序问题发回重审。何龙泉因这笔款项与黄江军来来回回经历了五次庭审，加上洑展宏案，因这笔资金共计前后经历了八次庭审。何龙泉这种缺乏合理的根据，违法诉讼目的而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影响对方当事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财力损失的行为，属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无理缠诉，严重消耗司法资源，其诉请应依法予以驳回，并追究相应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严格遵循证据认定以下的关键事实，主要有三：1、何龙泉在肥东县公安局的控诉书以及询问笔录中均认可其与关键案外人方炳伟控制的双杰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黄江军系双杰公司驻安哥拉的负责人，该部分事实对应的证据是（2016）皖0102民初2707号民事判决书，而该判决书认定事实的依据为何龙泉书写的控诉书以及其本人的询问笔录，该事实是非常明确的，绝不是何龙泉信口雌黄可以随意回避或者改变的。2、何龙泉曾针对本案的款项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了收款人洑展宏、王立英，但是该案最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由洑展宏、王立英支付何龙泉10万元结案，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认定也是清楚的。3、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显示何龙泉与黄江军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三点核心事实作出的判决，再结合举证规则以及案件背景以及各方事实陈述的合理性，最终判决驳回何龙泉的全部诉请，判决专业全面。另本案实际只是何龙泉汇付款项中的一笔，除了本案涉及的10万元美金对应的人民币之外，还有何龙泉汇付给朱勇、王粹春的20万元美金对应的人民币，汇付给温新珠的10万元美金对应的人民币。真实情况是：方炳伟在安哥拉设立的伟邦公司需要美金，但是方炳伟本人没有对应的美金，也没有足够的人民币，于是方炳伟向何龙泉借款。由何龙泉将相应的人民币汇给朱勇、王粹春以及洑展宏、温新珠。然后再由这些人将对应的美金给到安哥拉的伟邦公司。而黄江军作为安哥拉伟邦公司衔接人中间起到的是替方炳伟传讯给何龙泉的作用。之所以会发生本案诉争案件，其核心原因是方炳伟因刑事案件被判刑，何龙泉眼见无法从方炳伟处要回借款，所以才一会儿诉洑展宏，朱勇，王粹春，一会儿又来诉黄江军。其行为的实质是虚假诉讼，捏造与黄江军之间的委托关系，同时捏造了其与其他收款人的不当得利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虽然本案中法律关系比较复杂，但核心事实是始终明确的，请求依法追究何龙泉相应的法律责任。 何龙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黄江军立即归还垫付款623000元；二、判令黄江军立即支付利息（以623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4年4月29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8日，黄江军向何龙泉发送短信：“汇款洑展宏，人民币623000元，农行东阳市城南支行，账号6228××××1519”。同日，何龙泉通过转账方式汇入洑展宏账号623000元，往案外人温新珠账号汇款623000元。2014年4月22日，何龙泉往案外人王粹春农业银行账号汇款1236000元。何龙泉称上述三笔款均为汇错的款，并曾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洑展宏、王粹春。何龙泉在肥东县公安局的控告书及询问笔录中均认可其与黄江军所在的双杰公司存在业务上的合作关系，由何龙泉在义乌给黄江军的客户垫付货款，黄江军在半个月内将垫付款打回来，同时给何龙泉三个点的回报。黄江军是双杰公司驻安哥拉的负责人。何龙泉于2015年10月左右、2016年2月左右找过洑展宏、王立英，但双方对所谈话的内容陈述不一致。2015年10月前，何龙泉与洑展宏、王立英（系洑展宏妻子）互不认识。2016年4月25日，何龙泉起诉洑展宏、王立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0783民初5352号］，诉称何龙泉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商，平时经常通过所接到的电话或所收到的短信给客户转账汇款。2014年4月28日，何龙泉收到手机短信，误以为是自己的员工或客户要求给洑展宏付款，于是就通过网银从自己的农行卡将钱打到洑展宏账户里。请求判令洑展宏、王立英返还何龙泉不当得利款6230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2016）浙0783民初5352号民事判决，支持了何龙泉的诉请。洑展宏、王立英不服，上诉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2016）浙07民终584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洑展宏、王立英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8月14日，该院裁定提审该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并由该院作出（2017）浙民再220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洑展宏、王立英自愿支付何龙泉10万元，于2017年8月15日之前付清；二、一审案件受理费10120元，由何龙泉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120元，由洑展宏、王立英负担；三、本案纠纷就此了结，双方互不再究。2019年1月25日，何龙泉起诉黄江军［案号：（2019）浙0782民初2624号］委托合同纠纷一案，要求黄江军归还垫付款623000元及利息。2019年4月1日，该院作出（2019）浙0782民初2624号民事裁定，认为根据省高院的调解书，何龙泉主张的623000元已作实体了结，何龙泉就同一笔款项以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再次提起诉讼，不符合受理条件，裁定驳回起诉。何龙泉不服，上诉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浙07民终2217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何龙泉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2019）浙民再552号民事裁定，认为（2017）浙民再220号案件与本案当事人、案由均不相同，本案争议事实在（2017）浙民再220号民事调解书中未作出处理，故两个案件并非同一个案件，何龙泉有权对本案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裁定撤销一、二审的裁定，指令义乌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何龙泉依据2014年4月28日短信“汇款洑展宏，人民币623000元，农行东阳市城南支行，账号6228××××1519”，主张其与黄江军存在委托垫付款的法律关系，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委托人与受托人一般对大宗、复杂的委托事项都会明确合同内容，从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委托合同有偿的情况下，获得报酬是受托人的主要合同利益，但纵观何龙泉的证据材料，并没有双方接洽、磋商，最后确定委托事项、报酬等关键的合同内容及逾期付款后续的催收行为。仅凭一条短信，不足以明确双方已达成委托合意；二、何龙泉曾起诉黄江军指示的其中两个收款人，均主张收款人不当得利，按常理若存在与黄江军的委托关系，其不会先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收款人返还款项；三、2014年4月下旬一星期内何龙泉按黄江军指示付款共计248.2万元，在双方无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何龙泉作为多年经商人员，直接就汇款不符合商人在重大决策时的谨慎、精明特质；四、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在何龙泉提供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黄江军提供的安徽合肥瑶海区法院的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已确认何龙泉与黄江军就职的双杰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双杰公司在非洲安哥拉开清关和外贸公司，要给一些到非洲经营的全国各地客户垫付到义乌市场采购时的货款，让何龙泉在义乌给双杰公司的客户垫付，黄江军在半个月内将垫付款打回，同时给予何龙泉三个点的回报。该认定的事实，让何龙泉凭一条短信主张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待证事实，更加真伪不明。综上，何龙泉的诉请，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龙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74元，由何龙泉负担。 二审中，黄江军未提交新证据，何龙泉提交新证据及黄江军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一、收款人洑展宏提交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通话记录，证明黄江军委托何龙泉为其客户洑展宏付款623000元以及何龙泉已完全履约，黄江军逾期不还款，及该汇款是黄江军个人委托，不是双杰公司职务行为的事实。黄江军质证：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能够呈现的事实与何龙泉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黄江军发送短信给何龙泉的行为系替方炳伟或是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发出的，方炳伟的陈述是明确的，是何龙泉借钱给方炳伟，但是没有写过借条，且在当时何龙泉也不要方炳伟出具借条。在方炳伟的经济状况还是可以的情况下，如果写了借条，何龙泉有机会拿回钱，但是后来方炳伟的公司经营不善负债累累，方炳伟没有钱，何龙泉就向其他人要，方炳伟最后也陈述何龙泉是无赖。事实上何龙泉对事实是清楚的。黄江军也提及让方炳伟出庭，但是方炳伟有顾虑，所以不愿意出庭。黄江军也做了明确的表态，在鼓励方炳伟针对事情凭着良心把事情干好就可以。 证据二：汇款水单（2014年5月23日的微信打印件、黄江军在庭审中多次提到其发过该水单），证明何龙泉接受委托付款后存在后续的催收行为，与微信记录内容相吻合，佐证微信记录内容真实。黄江军质证：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是第一次看到，一审的微信聊天记录何龙泉也没有出具过原件。该案所涉的一系列案件中最早一次一审开庭的时候何龙泉是带着手机的，要求其打开微信，但何龙泉百般推脱，且该份证据是近期打印的。从始至终，何龙泉没有提供微信记录的原件。 证据三：控告状及肥东县公安局询问笔录、控告状及义乌市公安局询问笔录，证明黄江军委托何龙泉垫付款逾期不还的事实及材料中找不到何龙泉与双杰公司有业务的事实。材料中找不到瑶海区人民法院判决书中认定事实的依据，该材料为未经肥东县公安机关盖章的无证据效力材料。黄江军质证：实际系何龙泉的单方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证据四：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证明该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与瑶海区人民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截然不同，一审法院采用不同案件中的判文所认定的事实作为本案的事实是错误的，显失公正。黄江军质证：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案最终也是根据举证规则认定的案件事实作出的判决，与本案的一审的裁判规则是一致的，但该点与何龙泉的证明目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证据五：（2016）浙0782民初1834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方关福向何龙泉借款最后一笔时间是2013年3月31日，除此之外，无任何其他经济往来之事实。黄江军质证：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与何龙泉主张的证明事实并不能直接关联，究竟有多少经济往来需要结合全部的证据以及事实真相才能得出结论，也不排除当事人故意隐瞒了一部分的经济往来事实，且该部分事实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何龙泉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调取义乌市公安局制作的黄江军非法经营案讯问笔录，主张涉案款项黄江军自认发短信给何龙泉垫付汇款，是借款而不属于非法经营款。本院予以准许，并向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调取黄江军涉非法经营案件中黄江军的讯问笔录五份，何龙泉质证：证据来源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的合法性无异议，但讯问笔录的供词不符合事实，亦不能证明委托付款关系可转移到方炳伟的公司，黄江军无法改变委托付款的法律关系，应当受委托合同法律的调整，即使黄江军利用原有渠道走回款项被他人用掉，系应另行主张权利，与本案无关。黄江军质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且进一步印证黄江军是受方炳伟指示给何龙泉发送信息，是方炳伟向何龙泉借款周转，因方炳伟经营不善又涉及刑事犯罪，故何龙泉才转而向黄江军主张款项。 本院认证意见：何龙泉所举证据一，黄江军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该份通话记录当事人分别为方炳伟、黄江军、王立英，从方炳伟的陈述中可认定，其曾就涉案款项提出向何龙泉出具借条，但何龙泉认为方炳伟没有归还能力故拒绝接收借条。方炳伟认可这笔款项系其与何龙泉谈好后，交由黄江军操作的事实。故对于何龙泉关于涉案款项系其因与黄江军个人之间形成委托关系而汇出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何龙泉所举证据二系打印件，黄江军对证据三性均持异议，何龙泉亦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对，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何龙泉所举证据三中两份控告状系何龙泉拟定后向公安机关提交，属于其单方陈述，另何龙泉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形成的笔录，（2016）皖0102民初2707号民事判决记载，何龙泉在该案庭审中称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内容不真实，现何龙泉又以此作为证据，本院对其证明目的难以确认；关于王粹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何龙泉所举证据四系民事判决书，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系依据该案的证据及各方陈述进行综合认定，不影响瑶海区人民法院对其案件的事实认定，故本院对何龙泉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何龙泉所举证据五系民事判决书，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何龙泉所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本院调取的黄江军讯问笔录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五份讯问笔录并未有何龙泉所主张的黄江军曾自认发送短信让其汇款系借款的事实。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何龙泉与黄江军之间就 涉案款项的汇付是否存在委托垫付的法律关系。首先，何龙泉就涉案款项曾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收款人洑展宏及其配偶王立英，在该案中，何龙泉明确经商过程中收到“汇款洑展宏…”的手机短信，误以为是自己的员工或客户要求给洑展宏汇款，故向洑展宏汇款632000元，这与本案中何龙泉关于其系因与黄江军存在委托付款关系，双方事先谈好由其为黄江军向客户垫付款项并获得一定收益的主张，显然自相矛盾。其次，何龙泉自认其与黄江军并非相当熟悉，但却依据黄江军发送的短信在一周内即向外汇付近250万元，且未签署任何书面的委托付款材料，显然与常理不符，亦与何龙泉作为商人应有的经商之道相悖。再次，黄江军一审中提供的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方炳伟所作的谈话笔录（何龙泉及其该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亦在场）中方炳伟的陈述（黄江军系其双杰公司员工、驻安哥拉公司负责人，系其将何龙泉的电话号码提供给黄江军并指示黄江军发送短信让何龙泉汇款），结合本案中何龙泉未能提供其与黄江军之间就委托付款进行过洽谈、磋商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何龙泉仅依据黄江军发送其汇付款项的短信，主张其与黄江军之间存在委托垫付款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据证据规则及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对何龙泉的诉请未予支持，合理合法。综上分析，何龙泉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74元，由上诉人何龙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晋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周俊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代书记员  徐锴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