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32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富生，男，196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培菊，女，1965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标，山东远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元文，男，196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沂源县盛嘉电影放映公司经理，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原审第三人：王可军，男，197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现住山东省沂源县。 上诉人李富生、王培菊因与被上诉人戴元文及原审第三人王可军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3民初1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富生、王培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3民初1586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一审判决第5页“戴元文2018年4月17日的协议,该协议不是以物抵债协议，因未进一步明确用以抵债的猪是全部或者部分及哪部分，对于抵债的债权数额亦未约定，该协议的目的是阻止戴元文处理猪，即便处理，出卖生猪价款优先偿还王可军饲料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焦点是2018年4月17日戴元文向王可军出具协议后有多少头猪?当时的实际价格是多少?猪的实际价值是否能够抵顶所欠饲料款，如果价值不及饲料款，也就是全部抵顶了，不再将剩余猪归戴元文。根据2019年8月2日王可军与李富生签订的协议载明当时有202头猪，共计243770元,明显不能抵顶欠王可军的33万元的饲料款（27头肥猪每头165斤×9.5元=42320元，母猪每头3000元×24头=72000元、公猪2头每头1500×2=3000元、中猪41头×70斤×15元=43050元、乳猪108头×800=86400元，总共是202头猪，共计243770元，王可军实际收到并认可变卖款为202320元，也能证明实际价值)。202头猪都是王可军的,戴元文没有猪了。实际情况是2018年11月13日王可军拿着戴元文的协议让李富生看过猪所有权归王可军所有，是李富生告诉戴元文并证实，当时已经没有钱买饲料等，猪几天吃不上料就全部死掉了。王可军和李富生商量，口头协议，由李富生出钱，让猪场运转起来，卖了猪归李富生所有，只要少不了202头就行，多出的猪是李富生的。戴元文向王可军出具的协议明确说明“该猪的处理权由王可军所有”,王可军收到条的内容为收到戴元文饲料款，事实是王可军在有权全部处理的情况下认可其占有33/39，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将6/39的猪送给了李富生，因为戴元文欠李富生各种款项6万元导致李富生行使了留置权，而且没有李富生继续经营喂猪,可能这些猪均会死掉也就不能实现任何债权。戴元文虽然抵顶给了王可军，但王可军无法取得所有权及处分权，所以将自己的6/39的猪送给了李富生。随后将自己所有的33/39让李富生出卖，李富生出卖后支付给他猪款202320元，王可军出具收到戴元文饲料款说明了出卖了全部抵账的猪获得饲料款全部交易过程。因为6/39头猪已经归李富生所有，一审认定李富生无权处分6/39头猪是错误的。第二，一审判决认定的329头猪是由150多头发展来的，是天然孳息，归戴元文所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戴元文已经将全部猪抵顶给了王可军，王可军又全卖给了李富生，这些猪的所有权归李富生所有,所以产生的自然孳息也应当李富生所有。第三，李富生于2018年7月10日与猪场所有人签订了《承包合同》,戴元文也从未主张为其支付工资以及饲料款，均是李富生在购买饲料并养猪，充分证明了李富生享有猪场的猪的所有权。第四，由于戴元文不再经营与承担责任，如果李富生不继续经营,所有猪均会死掉，王可军的抵账也不会实现，更不会产生孳息，现在却提出索要猪，明显违背良心与事实。综上所述,所有的猪均已经归上诉人李富生所有。 戴元文辩称，一审判决公正合理合法，应当维持原判。 王可军未作陈述。 戴元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排除妨害，返还养猪场（生猪、养殖设施）；2、赔偿经济损失（自2019年7月27日起至返还养猪场之日，按照实际出售收入计算，必要时申请评估）；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李富生与王培菊系夫妻，戴元文在从事生猪养殖，2016年12月，戴元文雇佣二被告为其养猪，约定戴元文每月支付二被告工资5000元。2017年7月31日，戴元文将150余头猪及加工粉碎拌料一体机一台搬迁到大张庄镇北村，租赁张兆贤的养殖场继续从事养殖，二被告为戴元文从事养殖兼防疫工作，期间，饲料由王可军供应，肥猪由戴元文出售。因戴元文拖欠王可军饲料款30余万元，2018年4月17日，戴元文向王可军出具协议一份，载明“由于戴元文欠王可军猪饲料款未结清，经双方协商，戴元文猪场所有权首先用于归还王可军饲料款。未还清期间，猪的处理权由王可军所有”。2019年7月27日，戴元文和王可军到养殖场，经清点，养殖场存栏量为329头，戴元文和李富生对账，戴元文欠二被告工资、借款及李富生为其垫付饲料款共计14万元，戴元文向李富生出具欠款14万元的欠条一份。2019年8月2日，李富生和王可军签订协议一份，载明“原戴元文猪场202头猪，王可军占33/39，李富生占6/39，李富生自愿用202320元买王可军占的33/39，双方均自愿”，后王可军将协议撕毁。当日，出售27头猪共计价款42320元（165斤/头×27头×9.5元/斤），李富生交给王可军，2019年8月26日，王可军向李富生出具收到条一份，内容为收回戴元文饲料款16万元，经手人李富生。 本案审理过程中，戴元文申请撤回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截至2020年7月17日，养殖场内生猪存栏量为300头，其中母猪30头、仔猪200头、肥猪70头（150-200斤50头、80-100斤20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养殖场内猪的所有权人是谁？养殖场2017年7月31日自永兴官庄村搬迁至北村，截至2019年7月27日，生猪存栏量由150余头发展到329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规定，养殖场内所有生猪均为戴元文所有。李富生关于养殖场内自然繁殖的生猪应由其所有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认可。对于李富生和王可军达成协议已经处理部分的生猪的归属问题如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对于202头猪中6/39部分，是李富生的处分行为，因未取得所有权人戴元文的同意或者追认，属无权处分，该部分猪的所有权人为戴元文。第二，对于202头猪中33/39部分，王可军和李富生达成协议并作出处理的依据是戴元文2018年4月17日的协议，该协议不是以物抵债协议，因未进一步明确用以抵债的猪是全部或者部分及哪部分，对于抵顶的债权数额亦未约定，该协议的目的是阻止戴元文处理猪，即便处理，出卖生猪价款优先用于偿还王可军饲料款，是对王可军债权优先实现的一种承诺，王可军并没有占有该部分猪，所有权人仍为戴元文，具体分析如下：其一，王可军依据该协议实现了部分债权（202320元），王可军给李富生出具的收到条明确记载收到戴元文饲料款而不是收到李富生出卖款；其二，该部分猪现由李富生占有，该占有是基于二被告受雇于戴元文为其养猪，为管理经营之需而占有。至于戴元文和李富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可另案主张。综上，位于沂源县租赁张兆贤养殖场内的生猪为戴元文所有，戴元文有权主张返还。戴元文撤回请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是对自己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判决：被告李富生、王培菊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戴元文位于沂源县租赁张兆贤养殖场内的生猪。案件受理费11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戴元文负担1000元，被告李富生、王培菊负担15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戴元文从事生猪养殖，雇佣李富生、王培菊养殖兼防疫工作。戴元文因欠王可军饲料款，向王可军出具协议一份，从该协议“猪场所有权须首先用于归还王可军的饲料款。未归还清期间，猪的处理权有王可军所有”，结合王可军给李富生出具的收到条、戴元文及王可军的庭审陈述等，上述协议的内容应理解为戴元文承诺在其向王可军清偿饲料款前，如戴元文要处理猪，出卖生猪价款优先用于偿还王可军饲料款，王可军如要处理猪，也需经戴元文同意并最终由双方对债权债务进行结算。一审认定该协议并不是以物抵债协议，该协议是对王可军债权优先实现的承诺，所有权人仍为戴元文并无不当。根据查明事实，虽然李富生与戴元文之间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李富生因此与王可军自行对戴元文所有的猪进行处分于法无据。故李富生、王培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李富生与戴元文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富生、王培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李富生、王培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戴永成 审 判 员 侯 康 审 判 员 王 娜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陈 蒙 书 记 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