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5民终28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毕琳，女，199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东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研成，男，196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系毕琳之父。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忠，东阿同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阿县大桥镇后韩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东阿县大桥镇后韩村。 负责人：王允政，该村党支部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西军，该村第二村民小组原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华辉，山东雄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文君，女，199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山东省东阿县。 原审原告：张秀敏，女，1965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山东省东阿县，住山东省东阿县。 毕文君与张秀敏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研成，系张秀敏的丈夫、毕琳及毕文君的父亲。 毕文君与张秀敏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忠，东阿同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毕琳、上诉人东阿县大桥镇后韩村村民委员会（简称后韩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毕文君、原审原告张秀敏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4民初1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毕琳上诉请求：撤销(2020)鲁1524民初13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后韩村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毕琳无村民资格，不能领取土地补偿款是错误的。（一）毕琳具备农村集体成员的条件。毕琳的母亲张秀敏从小到大一直在后韩村生活，结婚后在后韩村教学，从没有离开过该村。婚后生育了毕琳和毕文君，大家一起生活。并参加了该村第一轮和第二轮土地承包，分得土地，东阿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按照《土地管理法》“耕地承包期满后再延长30年”的规定，毕琳始终是与外祖母王书苓一户的家庭成员。因此具备东阿县村集体成员资格。（二）上诉人没有领取两份土地。上诉人虽结婚生子，但只是在一厂打工享受五险一金，这是企业必须依法做的，但是婚嫁后没有在婆家领取土地，也没有迁出户口，按照土地管理法第30条规定，毕琳只有后韩村的承包地，一审判决认定毕琳不需要依赖土地，实属错误。毕琳仅是临时工，如遇单位裁员或毕琳身体原因不能胜任其工作，仍然依靠承包土地来保障生活。综上，毕琳自出生至现在均是后韩村集体成员的户口，不存在空挂户口现象，王书苓长期在村居住，毕琳与父母、妹妹因学习原因搬到县城居住只是为了方便。后韩村委会在东高路征地时对毕琳的青苗及11年半的土地进行了补偿，是默认或承认毕琳具备农村集体成员资格；因此，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三条和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决。 针对毕琳的上诉，后韩村委会辩称：毕琳不具有后韩村集体成员资格。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毕琳自2004年起长期不在后韩村居住且已结婚生子，有稳定工作，仅是户口在后韩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土地是以家庭方式承包，后韩村委会是依据被占土地面积以户为单位发放土地补偿费，不是针对户内部的人员发放补偿费。因三十年承包期未到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人员等信息无法变更，但不能据此认定其有集体成员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九条：“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原则、程序等，由法律、法规规定。”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聊城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按照“以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以村规民约为参照、以民主决策兜底”的办法，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元素，法律法规和现行政策有明确规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从其规定；未明确规定的，将确认方案提交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代表大会民主讨论决定，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因此，关于集体成员资格确认问题不属于司法调整范围，请二审人民法院改判，裁定驳回起诉。 后韩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2020)鲁1524民初136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理由错误，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应依法改判驳回毕文君、张秀敏、毕琳的起诉或发回重审，理由为：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对于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案属于村民委员会自治的范围，如何分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决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予以干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凡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公民都有依法分配补偿费的权利。本案毕文君主张应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标准分配补偿款，毕文君仅是在村内空挂户口，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实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所引起的纠纷，毕文君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双方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原则、程序等，由法律、法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毕文君是否能够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属于立法解决的问题，不属于司法调整的范围。另外，《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在2018年12月29日修订的，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的一系列文件是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前出台，相关文件未明确表明集体成员资格问题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2.一审法院认定毕文君具有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事实错误。毕文君不具有后韩村集体成员资格，不应享有补偿款待遇。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应从户籍性质、生活保障基础、是否与本集体组织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等因素综合考量，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毕文君仅是户籍在后韩村，其2004年起长期随父母在县城居住，不依赖农村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从未履行集体义务，虽然分配补偿款时是在校大学生，但其已成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理能力，其与后韩村的关联点仅是户籍，但是户籍管理属于行政管理范畴，户籍的迁出与否村委会无权干涉。因此，毕文君不具有本村集体成员资格，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另外，考量集体成员资格应以2019年4月上诉人及村民小组确定村内集体成员补偿款分配方案时间为节点。2018年6月12日原东阿县国土资源局发布的安置方案仅是针对全村被占土地总面积、补偿标准进行公示，并非村内占地安置补偿分配方案确定的时间。因此，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毕文君不具有集体成员资格，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审法院认定义务主体错误，本案的诉讼主体应为大桥镇后韩村第二生产小组，理由为：毕文君所在的第二生产小组有独立的财产，村内土地调整以生产小组为单位，各小组根据各小组情况自行发包，并非全村统一发包。结合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对于案争补偿费的分配，后韩村每个村民小组也是根据本组情况进行分配，因占地亩数不同，各小组成员之间的补偿款分配数额有差异；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诉讼权利如何行使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大桥镇后韩村第二生产小组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针对后韩村委会的上诉，毕琳、毕文君、张秀敏辩称：服从一审判决第一项，不服第二项，张秀敏放弃补偿款的要求，但毕琳的户口是在后韩村，由后韩村分配了土地，并签订了承包合同，东阿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至今没有变动过；高速公路占地就在这个期间；同时，后韩村委会已将十一年半的补偿给了其家庭承包户，包括王淑玲、毕琳、毕文君、张秀敏，由此应当认定毕琳、毕文君是后韩村集体组织成员，应当享受同其他村民分配的高速占地补偿待遇。 张秀敏、毕琳、毕文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占地、失地补助款99000元；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诉求金额变更为69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毕研成和张秀敏于1989年结婚，当时毕研成为非农业户口、张秀敏为农业户口，婚后张秀敏未迁移户口。二人生育长女毕琳、次女毕文君，该二人户口随其母亲张秀敏登记落户在东阿县，户主为王淑苓（系张秀敏母亲）。后韩村委会向王淑苓为户主的承包方发包了土地，期限自1999年9月30日至2029年9月30日，该承包户成员包括王淑苓、张秀敏、毕琳、毕文君。 为保障高唐至东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用地需要，2018年6月12日原东阿县国土资源局发布《关于大桥镇后韩村拟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大桥镇后韩村部分集体土地被征收。2019年，后韩村发放高东高速占地补偿款，给付被征收土地农户青苗费和11.5年的补偿费（每亩地每年1400元），该款项已给付王淑苓。对于剩余的补偿费，每个村民小组根据本组情况进行分配，后韩村第二村民小组向包括王淑苓在内的102人每人分配了23474元，第二村民小组以三原告系出嫁女及出嫁女所生子女为由，未向三原告给付每人23474元的补偿款。 因生活、上学等原因，三原告自2004年起即至东阿县城居住。2015年张秀敏因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将户口自后韩村迁至东阿县前进街**，并自2015年享受保险待遇。约在2017年，毕琳即在聊城一家公司工作，该公司为毕琳缴纳五险一金；自2015年9月至2019年6月，毕文君在东北林业大学就读，现在南京大学就读研究生。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时案由为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由应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本案实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所引起的纠纷。 首先，案涉纠纷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不可否认，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是否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原则、程序等，由法律、法规规定”，系该法2018年12月29日修改新增条款，反映了立法机关对该问题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一系列文件（如2016年《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23条、2018年《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第37条），要求依法妥善处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不论是探求立法本意还是最高审判机关的表态均可以看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关乎公民基本权利、关乎公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不宜完全由村民自治决定，防止简单以村民自治为由剥夺村民的基本财产权利。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法院有权进行裁判予以确认。 其次，三原告是否为权利主体。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山东省地方性法规中未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原则、程序等进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故三原告是否为权利主体，可根据该条款进行裁判。 成员资格，直接关系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关系农民成员权的实现与保障，关系集体产权改革的推进与成果分享。因此，应当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是否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为基本条件，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兼顾户籍、土地承包、履行集体义务及风俗习惯、社会大众认知、村民自治等因素进行确认。需要说明的是，成员资格不是取得后即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户而不是单个个人，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与个人发生直接联系，农户内个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与丧失，在本轮承包期内不影响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内不收回承包地不意味着出嫁女继续拥有集体成员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在本案中，应该按照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时间即2018年6月12日为节点考量三原告是否仍具有成员资格。毋庸置疑，三原告在1999年时具有成员资格，但不代表在2018年6月12日仍必然拥有成员资格，分述如下：张秀敏自2004年起长期不在后韩村居住且已于2015年将户籍迁出并享户籍迁出并享受城镇职工退休待遇，8年6月12日时已丧失成员资格，无权要求土地补偿费；毕琳虽拥有后韩村户籍，但自2004年起长期不在后韩村居住并于2017年享受了五险一金、有了独立经济来源，应认定不依赖农村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毕琳陈述计划生育关系在大桥镇即使属实，也只是行政管理范畴，不代表其继续拥有成员资格，故其在2018年6月12日时已丧失成员资格，无权要求土地补偿费；毕文君拥有后韩村户籍，虽其亦自2004年起长期不在后韩村居住，但在2018年6月12日时其为在校大学生，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其完成学业所必需费用仍有赖于户口所在地的户口所在地的土地，失成员资格，有权享有与其他成员同等份额的补偿费，其要求23000元补偿费系对权利的处分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法院予以准许。 再次，关于义务主体问题。向包括王淑苓在内的102人每人分配了23474元补偿款系后韩村第二村民小组决定，庭前经了解，该村民小组无独立银行账户也无依据物权法上能够确定的独立财产，故后韩村委会在辩称中关于追加第二村民小组作为被告的申请，法院不予准许。后韩村委会应承担给付毕文君23000元赔偿款的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一、限被告东阿县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毕文君补偿款23000元；二、驳回原告张秀敏、毕琳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计1138元，退回给原告张秀敏、毕琳、毕文君375元，由原告张秀敏、毕琳负担575元，由东阿县村民委员会负担188元；保全费1020元，由原告张秀敏、毕琳、毕文君负担770元，由东阿县村民委员会负担250元。 二审中，后韩村委会陈述：11.5年的补偿款是针对被占承包户土地经营承包权证所占面积，按每亩每年1400元乘以11.5年，该补偿款是按涉案土地经营权证记载面积结合实际被占面积计算，是以户为单位进行发放，本案争议的补偿款是在支付完本小组被占土地村民11.5年土地补偿费之后的结余部分，按本小组成员进行平均分配。高速公路补偿款是按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每公顷75万元、基本农田每公顷90万元补偿的，后韩村委会总共应领补偿款14825460元，所以会有剩余。毕琳、毕文君、张秀敏则陈述：高速公路占地是占的发了农村经营权证的土地，至于分配问题是村委会自己的做法，既然给了11.5年的补偿款，也就默认了毕琳是本集体组织成员和应该分剩余的钱，大约是23474元。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是对所占土地的一次性和永久性补偿，并非仅是对30年承包期内剩余期限土地被占用的补偿。本案中，土地被占用时，双方当事人之前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尚有11.5年未到期，后韩村委会根据东阿县每年每亩地的补偿标准，对包括毕琳、毕文君、张秀敏在内的王淑苓家庭承包户已经支付了11.5年的土地补偿款。本案争议的问题是在支付完毕上述11.5年补偿款后，余款由哪些人分配的问题。毕琳、毕文君认为，参与了前面11.5年的补偿款分配，也应参与后续补偿款的分配；后韩村委会则认为参与1999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时的集体组织成员与目前已不相同，应以现在的集体组织成员为基数对剩余款项进行分配，故参与前期11.5年的补偿款分配人数与参与分配余款的分配人数不一致，并不矛盾。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原则、程序等，由法律、法规规定”，本案中后韩村委会根据村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等因素，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和小组会议的方式确定参与后期补偿款余额的分配，属于行使村民自治权利的范畴，人民法院不应干涉。一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不当，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毕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对后韩村委会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4民初136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秀敏、毕琳、毕文君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138元，退还张秀敏、毕琳、毕文君；一审诉讼保全费1020元，由张秀敏、毕琳、毕文君负担。上诉人毕琳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75元、东阿县村民委员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76元，均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 炜 审判员 孔繁奎 审判员 郭召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刘豪 书记员刘琦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