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2民终18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柳芝，女，194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河池市宜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锋，广西真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玉芬，女，194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朗舒，广西桂臣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柳芝因与被上诉人吴玉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法院（2020）桂1281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柳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锋，被上诉人吴玉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朗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柳芝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吴玉芬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陈述，其自2000年开始就逐步借钱给上诉人，但是没有讲明借款的本金，出借的方式，利率的约定和利息的支付方法，总计借了多少，还了多少，得到了多少利息，还有多少没还。被上诉人一笔带过直接跳到2017年3月15日、6月1日、8月12日、8月14日、9月18日、9月22日这七张总金额为164万元的借条。被上诉人在起诉状称，这七张164万元的借条是上诉人书写借条后新出借的，与之前的借款无关。但从其一审提供的取款凭证看，工行卡号62×××51的银行流水是2004年8月5日开始至2015年10月14日结束；中国银行存折号码04×××36、07×××76均是2014年之前的记录；存折号码44×××05有三笔2017年的转帐记录，但这些都不是转给上诉人的；账号61×××43的流水中只有其中2018年8月7日这笔是转给上诉人的。那么，2017年那七张金额为164万元的款项来源呢？借款是如何交付给上诉人的？2.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很多银行流水欲证实其经济能力，那说明被上诉人长期以来都有通过银行转款的习惯，那为何2017年那七张164万元的借条都没有一笔给上诉人转帐的记录呢？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这些银行流水中却有大量给他人转帐的记录！显然，被上诉人根本就没有实际向上诉人交付这164万！3.被上诉人无法向法庭提供164万元借款的转账记录，也没有声称是现金交付，却向法庭提供了2004年以来的银行流水，分析其隐含的意思，那就是其认为这七张借条是2004年以来的多次借款形成的。如果是这样，被上诉人就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原先出借的本金是多少，利息是多少，如何结算才形成2017年七张借条的金额。但是被上诉人都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就连一个合理的说明和计算方法都没有！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认定“经结算”，而在判决书说理部分又认为“借条形成后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的情况下，再要求原告提供之前的借款或者付款的所有凭证，属于加重了原告方的举证责任，故本院不予支持”的观点无法成立。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既然认定这七张借条是经结算而来，那就必须查明被上诉人最初借款本金是多少，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是多少，然后再对照上诉人已经支付的款项又是多少。因为从借条上看，至少有一部分的年利率约定超过了36%。而实际上这么多年以来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利息都超过36%，所以，一审法院不查明这些关键事实直接按借条上的表面金额下判，实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对本案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认定分析错误。四、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性质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把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认定为还款利息是不正确的。一审时双方当事人均承认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上诉人的汇款用途已经注明是购房款、货款等，而且转账的金额也不符合被上诉人所说的利息额。五、本案的真实情况是：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代其转让位于吾隘镇开发区市场边一块70平方米的宅基地，2012年上诉人将该土地以245000元的价格出售，被上诉人叫上诉人帮其把这笔钱拿去放高利贷，这么多年以来被上诉人每一年都要求上诉人结清当年的所有本息，而且对上诉人说她是公务员不能通过银行收钱，每一次她都要求上诉人提现金带在车上拿到她指定的地点给她。在此期间，每当被上诉人急用钱的时候也经常向上诉人借钱，并称以后另外结算。2015开始被上诉人说其儿子要在广州买房、做生意等让上诉人先借钱给她，以后双方再抵扣，由于双方几十年的交情上诉人都按她的意思去做。被上诉人仍然要求上诉人每年都结清她这边出借的款项，但是被上诉人另外借上诉人的钱却一直拖着不结。2017年被上诉人见上诉人起诉吾隘镇政府支付开发区利润，以为上诉人很快就能得到很多钱，就设计陷害上诉人。在2016年底双方清账后，被上诉人便说，她有好几笔投资理财近期分别到期，想继续让上诉人帮她放高利贷，叫上诉人先按她指定的日期一口气写了7张164万的借条，到时候她一定会转钱给上诉人。上诉人万万没想到合作了几十年的老姐妹会陷害自己，于是便按她的要求在同一天写了7张借条给被上诉人，但过后被上诉人却没有按约定将钱转给上诉人，还把2018年8月7日归还给上诉人借给其儿子买房的一部分欠款27万元当做她的借款一并向法庭起诉，真是天理难容！到目前为止，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一分钱，反而是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几十万元一直拖着不还！ 吴玉芬以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为由进行答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玉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由被告杨柳芝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940000元和利息527000元；如逾期不偿还的，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由被告杨柳芝承担。庭审中变更诉请为：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为1910000元；二、判令被告支付2018年尚欠利息100000元；三、判令被告支付自2019年1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191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至实际清偿时止；四、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00年始，原、被告间持续发生借贷关系。双方经结算，被告分别于2017年3月15日、6月1日、8月12日、8月14日、9月18日、9月22日书写了七张借条，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其中3月15日的借条确认“借到吴玉芬200000元，借期一年，年利息36000元，到期本息一次性还清”，6月1日的借条确认“借到吴玉芬300000元，借期一年，年利息60000元，到期本息一次性还清”，8月12日的借条确认“借到吴玉芬500000元，借期一年，年利息90000元，到期本息一次性还清”，8月14日的借条确认“借到吴玉芬450000元，借期一年，年利息81000元，到期本息一次性还清”，9月18日的两张借条确认“借到吴玉芬100000元，借期一年，年利息36000元，到期本息一次性还清”、“借到吴玉芬40000元，借期一年，年利息14400元，到期本息一次性还清”，9月22日的借条确认“借到吴玉芬50000元，借期一年，年利息18000元，到期本息一次性还清”。2018年8月7日，被告再向原告借款，原告向被告账户转账270000元。以上被告向原告借款本金共计1910000元。2017年9月15日被告杨柳芝向原告吴玉芬转账155000元，转款用途为“装修房子”，2017年9月29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00000元，转款用途为“购房款”，2017年9月30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00000元，转款用途为“购房款”，2018年5月4日，被告通过公司人员覃艳琼向原告汇款240000元，汇款用途为“购房”，2019年1月31日，被告再通过覃艳琼向原告转款255000元，转账用途为“货款”。另外，被告于2017年10月1日书写内容为“增加借款利息贰万元正，从2016年10月1号到2017年10月1号止。欠款人杨柳芝”的文书材料交由原告吴玉芬保管。 一审法院认为：一、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 被告称其在原告要求下书写借条，实际并未得款，双方借贷关系应不真实存在，对该主张应不予支持。首先，七张借条确为被告杨柳芝所书写，对此被告予以承认。被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书写借条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若如被告主张的在其书写借条后未得款的情况下，其在2017年3月15日书写第一张借条后，就不应该再书写之后的欠条了，而实际上被告分别在6月、8月、9月又连续书写了另外六张借条，说明被告对其欠款事实明知并确认；其次，被告书写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应是对借条落款日期之前及当日发生的借款的确认，原告主张的债权实际是双方对于之前的欠款在各个阶段的结算核实后重新出具的多份借款凭证，是符合日常交易习惯的。而被告要求原告出具转账凭证等才认可借款关系的存在的主张，因实际在七张《借条》形成后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的情况下,再要求原告提供之前的借款或者付款的所有凭证,属于加重了原告方的举证责任，故不予支持；再次，被告认可之前确实存在有向原告借款，但已于2016年全部结清，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故不予认定。且从被告认可的其于2017年10月1日书写的“增加借款利息贰万元正，从2016年10月1号到2017年10月1号止”的内容可见，至少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间被告仍有对原告的欠款未能清偿，这与被告对于双方已结清全部借款的主张相互矛盾。综上，可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存在。七张借条上认定的欠款本金为1640000元，加上被告认可的2018年8月7日转账得的270000元借款，故而原告请求原、被告之间发生的欠款本金为1910000元，可予以认定。 二、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的钱款是被告向原告出借的借款还是被告偿还给原告的本息？被告提交的5张转账凭证，欲证实原告因急需用钱买房等而向被告借款的事实，这几笔转款到底是原告向被告的借款还是被告向原告偿还的借款本息？1、被告除出具5张转账凭证作为己方证据外，还提交了两张2002年原告书写的借条证实双方先前存在相互借贷关系。可见双方之间发生借贷关系均有书写借款凭证的交易习惯，故该5笔转账若是借款，被告应要求原告书写借条等凭证更符合常理；2、如上述认定，被告尚有欠款未向原告偿还，原告若有用钱需要可主张被告还款，而其未主张还款反而向被告借款显然违背常理；3、被告认可其同意将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间的借款利息增加贰万元的意见，可得出，被告认可2016年至2017年间有向原告借款且年利息按照原约定不变情况下增加20000元，这与原告陈述的事实基本一致。据此被告应支付给原告至2017年到期的欠款的利息为355400元，与被告于2017年9月15日、9月29日、9月30日支付给原告的355000元大致相符（仅相差400元）。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该5张转账凭证虽在转账用途中标注的是购房款等，但应认定为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欠款的利息；4、退一步说，该几笔款若为被告向原告出借的借款，被告在答辩中亦表示愿意抵扣，而原告在提出诉讼请求时已将部分款项在其应得利息中扣除，未有损害被告利益。综上，对于被告向原告转账应认定为被告偿还给原告的欠款本息。 三、原告请求的本息偿还能否得到支持？1、被告于2017年9月15日、9月29日、9月30日转账给付的共计355000元的钱款，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应认定为支付的是至2017年到期的欠款的利息，故原告主张至2017年到期的欠款的利息给付完毕，应予以支持。2、对于2018年5月4日给付的240000元，原告称因与被告之间有其他相互等同数额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相互抵扣，不应计算为该案几笔债务的利息，该主张无证据证实，故不予采信。该笔款亦应认定为被告偿还欠款本息。3、对于2019年1月31日给付的255000元，原告主张为被告偿还的欠款的利息，并在请求中予以扣除，可予以认定。4、至于2018年8月7日原告向被告转账的270000元借款，原告虽然以短信截图欲证明双方对该笔借款有利息约定，但截图中未有被告的明确意思表示，被告在庭审中亦予否认，原告无其他证据证实该主张，应视为双方对该笔借款未有约定还款时间及借款利息。 对于原告请求的2018年整年的利息及2019年1月1日之后的逾期利息，因被告至2019年1月31日止已向原告支付495000元，且因各笔借款确定的到期时间不一致、双方对于借款约定的借期内利息不一致、约定了借期内的利息而未约定逾期利息等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将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利息分阶段计算如下：第一张本金为200000元的借条：至2018年3月15日利息为36000元，3月16日至2019年1月31日为31266元（36000元÷365天×317天）；第二张本金为300000元的借条：至2018年6月1日利息为60000元，6月2日至2019年1月31日为39616元（60000元÷365天×241天）；第三张本金为500000元的借条：至2018年8月12日利息为90000元，8月13日至2019年1月31日为41918元（90000元÷365天×170天）；第四张本金为450000元的借条：至2018年8月14日利息为81000元，8月15日至2019年1月31日为37282元（81000元÷365天×168天）；第五张本金为100000元的借条中，原、被告约定利息过高，逾期利息应按年息24%计算为：至2018年9月18日为36000元，9月19日至2019年1月31日为8811元（100000元×24%÷365天×134天）；第六张本金为40000元的借条中，原、被告约定利息过高，逾期利息应按年息24%计算为：至2018年9月18日为14400元，9月19日至2019年1月31日为3524元（40000元×24%÷365天×134天）；第七张本金为50000元的借条中，原、被告约定利息过高，逾期利息应按年息24%计算为：至2018年9月22日为18000元，9月23日至2019年1月31日为4274元（50000元×24%÷365天×130天）。以上合计502091元。 综上，截至2019年1月31日，被告尚欠原告本金191000元及利息7091元（502091元-495000元）。对于2019年2月1日之后的利息，原告可按借期内利息请求被告支付，对于利息约定过高部分，按年息24%计算，即被告应以1150000元（200000元+500000元+4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计付，以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付；以190000元（100000元+40000元+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至于本金为270000元的欠款，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亦未约定借期利率，故逾期利息从原告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28日开始计算，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杨柳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吴玉芬借款本金1910000元及至2019年1月31日的利息7091元。2019年2月1日之后的利息：以11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元计付；以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计付；以19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另自2020年4月28日起以27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吴玉芬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880元，减半收取11440元，由原告吴玉芬承担529元，由被告杨柳芝承担10911元。 二审中，杨柳芝没有证据提交法庭。吴玉芬则当庭提交了三段杨柳芝与吴玉芬的电话录音(附文字内容)，拟用于证实杨柳芝承认借吴玉芬的钱，写借条给吴玉芬并年年支付利息给吴玉芬。杨柳芝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录音里的话是她讲的。本院认为，该通话录音可以证实杨柳芝多年以来，一直向吴玉芬借款并支付利息的事实。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上诉人杨柳芝主张她虽写了借条给被上诉人吴玉芬，但没有实际得到借款。杨柳芝的这一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杨柳芝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知道或应当知道没有收到借款而向他人出具借条的不利后果；二、从双方的交易习惯来后，杨柳芝有多年以来一直向吴玉芬借款、写借条并支付利息的行为；三、从双方的电话录音内容分析，杨柳芝是因为在吾隘的项目造成资金积压，2019年不能及时支付利息给吴玉芬，从而引起本案诉讼，杨柳芝在录音中多次表示欠吴玉芬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四、如杨柳芝认为本案存在高利贷，应向人民法院说明真实的借款本金是多少，双方对利息的约定是多少，以便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公正判决。但杨柳芝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她虽然写有借条但没有收到借款，也不欠吴玉芬的钱。杨柳芝的上述主张与本案的证据材料明显不符，杨柳芝在诉讼中存在不诚信诉讼的行为。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柳芝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54元，由上诉人杨柳芝负担(杨柳芝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覃志凌 审判员  吴亚玲 审判员  黄美秀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贲玉瑕 附：本案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