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6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封卫民，男，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曾芬，女，198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碧浩，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江宁，男，1980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资辉宇，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松林，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封卫民、曾芬因与被上诉人贺江宁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8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封卫民、曾芬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碧浩，被上诉人贺江宁委托诉讼代理人资辉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封卫民、曾芬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封卫民、曾芬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贺江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贺江宁未按《协议书》的约定完成委托事项，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医疗牌照由贺江宁转委托给案外人及袁某乙及汪某甲成功办理错误。根据《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封卫民、曾芬委托贺江宁办理的事项有：1.开设东莞皮肤医疗诊所的相关牌照（含营业执照）、许可证（医疗执业许可证）等证件；2.寻找医生（具有副高、副主任职称以上）挂在封卫民、曾芬皮肤科医疗诊所。若贺江宁在3个月期限内，没有成功办理好前述事宜，则封卫民、曾芬有权解除本协议，贺江宁应退回所有已收款项。《协议书》签订后，贺江宁对于前述的委托事宜从未曾开展任何办理工作，且从2019年5月12日开始，封卫民、曾芬便联系不上贺江宁，鉴于封卫民、曾芬一直未能联系上贺江宁，《协议书》约定的办证期限亦即将到期，封卫民、曾芬才于2019年6月22日委托案外人李某丙办理营业执照，并于2019年7月19日委托案外人汪某甲办理医疗执业许可证。其次，2019年9月17日，案外人向封卫民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系封卫民直接与汪某甲达成的办证委托协议，委托费用亦是支付至汪某甲指定账户，而非由贺江宁把办证事宜转委托给汪某甲，由贺江宁收款或由贺江宁指定账户收款，且本次支付的委托费用108000元与《协议书》约定的27万元金额不符，前后矛盾。另，整个一审阶段，贺江宁都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能证明贺江宁与汪某甲达成办理证照的委托协议。基于上述事实，营业执照为封卫民、曾芬委托案外人李某丙办理，于2019年7月15日成功办理，医疗执业许可证为封卫民、曾芬委托汪某甲办理，于2019年9月17日成功办理。贺江宁未能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完成委托事项，故贺江宁应按《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向封卫民、曾芬退还15万元。（二）延误办理诊所相关牌照、许可证的原因并非封卫民、曾芬造成，该原因不能成为贺江宁免除责任的理由。首先，办理营业执照本就属于委托事项之一，而一审法院却认定封卫民、曾芬委托贺江宁办理的仅仅为医疗执业许可证，还认定因封卫民、曾芬装修原因逾期提交营业执照导致延误办理诊所医疗执业许可证，与事实不符。其次，贺江宁对封卫民、曾芬诊所装修进度是知情了解的，随后双方才签订的《协议书》。事实上，诊所的装修已于2019年4月30日就装修完毕，并交付使用。另，办理医疗执业许可证所需递交材料中第23项显示仅提交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即可，没有提及必须装修完毕。而且在办理证照过程中如需封卫民、曾芬补充任何材料，贺江宁应及时向封卫民、曾芬提出。贺江宁辩称，封卫民、曾芬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也不合常理。1.从程序上看，封卫民、曾芬二审提交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定，如果封卫民、曾芬追加李某丙为证人，应出庭接受询问。2.如封卫民、曾芬主张，委托事项是由李某丙完成了，为何不提交双方的委托合同。委托人委托办理医疗执照只向李某丙支付了3000元，也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医疗执照办理的收费标准，3000元连挂靠医生的费用都不够。3.退一步说，即使封卫民、曾芬委托了李某丙办理相关事项，从一审提交的双方聊天交流证据中可知，封卫民、曾芬从来没有向贺江宁提出解除委托，贺江宁指定的办事人员袁某乙和汪某甲从头到尾都在办理委托事项，并且曾芬最后去领取了医疗牌照，说明贺江宁已完成了受托事项。封卫民、曾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封卫民、曾芬与贺江宁签订的《协议书》，贺江宁返还费用15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从2019年6月23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贺江宁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9年3月22日，封卫民、曾芬（甲方）与贺江宁（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在东莞开设皮肤科医疗诊所项目，拟委托乙方办理相关业务，乙方接受委托；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的事项：1、开设东莞皮肤科医疗诊所的相关牌照、许可证等证件；2、寻找医生（具有副高、副主任职称以上）挂在甲方皮肤科医疗诊所；费用为27万元整，签订本协议后2日内支付15万元整，上述委托事项办理完成后3日内支付尾款12万元整；委托办理上述事项的期限为3个月，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算；如在委托期限内，乙方没有为甲方成功办理好上述事项的，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应退回所有已收款。封卫民、曾芬于2019年3月23日向贺江宁转账150000元。诉讼中，封卫民、曾芬提交与贺江宁、案外人袁某乙（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合同约定期间内联系不上贺江宁，贺江宁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诉讼中，贺江宁提交银行转账记录、营业执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执业登记）办事指南、卫生健康委员会网页查询、贺江宁与封卫民、曾芬、案外人袁某乙（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案外人袁某乙与案外人汪某甲（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案外人汪某甲与封卫民、曾芬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贺江宁委托案外人袁某乙办理牌照，因封卫民、曾芬装修逾期提交营业执照导致延误办理诊所牌照的事实，其中，（一）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贺江宁于2019年3月25日向案外人袁某乙转账150000元。经质证，封卫民、曾芬表示不清楚该笔转账情况。（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执业登记）办事指南显示：需提交文件包括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等。经质证，封卫民、曾芬对此无异议。（三）贺江宁与封卫民、曾芬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1日下午5:45，贺江宁：“装修到什么时间”，封卫民、曾芬：“在做水电了”，2019年6月27日下午10:29，封卫民、曾芬：“营业执照还要一周下来”。经质证，封卫民、曾芬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不能证实贺江宁委托他人办理，且办理时间已超期。（四）营业执照显示：名称：东莞东城xxx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芬；成立日期2019年7月15日。经质证，封卫民、曾芬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办理时间已超期。（五）案外人袁某乙（微信号：×××）与案外人汪某甲（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4月19日上午10:09，袁某乙：“东莞办牌事情进行到哪个节点？有无阻碍及困难点”，2019年7月17日下午6:15，汪某甲：“袁总在吗？东莞工商证下来了……主要东莞拖的时间太长”。经质证，封卫民、曾芬表示对此不知情。（六）案外人汪某甲与封卫民、曾芬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9月17日下午14:51，汪某甲：“关于汪某甲同志协助东莞东城xxx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办理诊所牌照与医务人务之事，双方达成协议，汪某甲顺利将诊所牌照下来日起，诊所在三天内将医务人员劳务费与汪某甲的劳务费共计人民币拾万零捌仟元汇到汪某甲指定账号；汪某甲已将医疗证与医生注册完毕，今天已正式发证，东莞东城谭帮清医疗美容诊所，已将医生劳务费人民币拾万零捌仟元汇到汪某甲指定账号；汪某甲协助办医疗证履行完毕。此文字为证2019年9月17日”。经质证，封卫民、曾芬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七）案外人袁某乙（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1月6日下午8:48，袁某乙：“对的，6月27日之前未办理好是因为封总装修与办理医疗牌的装修需整改，故未完成（而装修不是我方负责，是封总自行完成），故时间延误与我方无关系”，2019年11月7日凌晨0:01，袁某乙：“证人证言，兹本人袁斌身份证名袁某乙受贺江宁委托办理封卫民，曾芬东莞开设皮肤科医疗诊所牌照，本人袁斌指派汪某甲具体负责办理医疗牌照，对接封总封卫民和曾芬，中间办理牌照过程中，封总封卫民和曾芬因为装修场地没有弄好，营业执照的时间在2019年6月27日还没有下来，按照国家医疗牌照的正常流程营业执照没有根本无法办理医疗牌照，东莞东城谭帮清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办理下来的时间是2019年7月15日，东莞东城谭帮清医疗美容诊所的医疗牌照下来的时间是2019年9月10号，证明人：袁斌袁某乙（确认属实）时间：2019年11月6日”。经质证，封卫民、曾芬表示对此不知情。（八）卫生健康委员会网页查询显示：东莞东城谭帮清医疗美容诊所，审批机关：东莞市卫生健康局，法人：曾芬，执业许可证有效期：2019/9/10至2024/9/10。经质证，封卫民、曾芬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贺江宁另提交与案外人贺艳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及与封卫民、曾芬的通话记录，拟证实贺江宁向封卫民、曾芬汇报跟进办理牌照的事实。经质证，封卫民、曾芬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表示不能体现贺江宁与牌照的办理有关。庭审中，封卫民、曾芬表示：医疗牌照于2019年9月10日办理成功，因贺江宁的原因导致延期办理，医疗牌照是由案外人李某丙及汪某甲办理的，与贺江宁无关。贺江宁则表示：贺江宁与封卫民、曾芬签订合同后，贺江宁委托案外人袁某乙转委托给案外人汪某甲，具体是案外人袁某乙与汪某甲办理的。办理的过程中袁某乙、汪某甲与封卫民、曾芬很熟悉，一直在办理过程中封卫民、曾芬是知悉的，贺江宁转账了15万元（该笔费用是办理牌照的款项）给袁某乙，袁某乙指派汪某甲具体负责办理封卫民的牌照。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法庭告知，封卫民、曾芬未能在指定期限内提交案外人李某丙的身份材料及联系方式。一审法院认为，封卫民、曾芬主张因贺江宁未能在协议约定时间内办理牌照而请求解除协议及要求贺江宁返还费用、利息，并提交了《协议书》、银行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经查，本案中封卫民、曾芬与贺江宁双方均确认涉案医疗牌照已于2019年9月10日办理，而封卫民、曾芬主张案涉牌照为案外人李某丙及汪某甲办理，但经一审法院释明，封卫民、曾芬未能在指定期限内提交案外人李某丙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封卫民、曾芬亦未能提交向两案外人进行委托及支付委托款等相关证据佐证其主张，应承担相应的法律不利后果。而贺江宁主张已委托案外人袁某乙、汪某甲成功办理牌照，其中系因封卫民、曾芬装修逾期提交营业执照导致延误办理诊所牌照，并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各项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贺江宁主张，对封卫民、曾芬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故封卫民、曾芬请求解除协议及返还费用、利息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20日判决：驳回封卫民、曾芬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5350元，由封卫民、曾芬共同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封卫民、曾芬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汪某甲联系方式，证据2.与汪某甲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3.转账记录，证据1-3拟共同证明封卫民、曾芬委托汪某甲办理医疗执业许可证，并向汪某甲指定账户支付委托费用；证据4.李某丙联系方式，证据5.证明，证据6.工商登记材料，证据4-6拟共同证明诊所工商营业执照由李某丙办理，并非贺江宁。贺江宁对此质证认为：证据1-3的质证意见与一审时相一致。证据4-6不符合证据规则，不是新产生的。证据5转帐给李某丙3000元是在2019年8月17日，反观汪某甲催收时间是2019年9月17日，那么其逻辑先付给李某丙，后汪某甲向其催收委托尾款，其仍支付，然而其内心是认定李某丙办理了委托事项，说明封卫民、曾芬的内心是存在严重的矛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院针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了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封卫民、曾芬请求解除协议及返还费用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案，封卫民、曾芬主张解除协议及要求贺江宁返还费用、利息的主要理由是案涉医疗牌照延迟交付且不是由贺江宁完成，认为是其直接委托汪某甲完成的，同时主张李某丙办理了相关事项。封卫民、曾芬应该对上诉主张的事实负举证的责任。本案中，封卫民、曾芬未能提交向两案外人进行委托及支付委托款等相关证据佐证其主张，应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相反，贺江宁提供了其与封卫民、曾芬、案外人袁某乙（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案外人袁某乙与案外人汪某甲（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案外人汪某甲与封卫民、曾芬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贺江宁于2019年3月25日向案外人袁某乙转账150000元的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贺江宁委托案外人袁某乙办理牌照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封卫民、曾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均确认案涉医疗牌照已于2019年9月10日办理完毕，从办理完毕的时间上看，贺江宁确实存在时间延误的情况，但从案外人袁某乙的证人证言以及其与汪某甲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确实存在因封卫民、曾芬装修逾期提交营业执照导致延误办理诊所牌照的事实，且在案外人袁某乙、汪某甲成功办理了医疗牌照后，曾芬也领取了牌照，并且已按合同约定将尾款12万元支付给了汪某甲指定的收款账户，委托事项已完成，委托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封卫民、曾芬主张解除协议返还费用、利息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封卫民、曾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封卫民、曾芬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尤志华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