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13民初5862号原告：陈某1，男，1940年9月5日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原告：陈某2，男，1971年12月22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原告：陈某3，男，1973年7月20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红，江苏泰有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江苏普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某1，男，1951年3月28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栖霞区。被告：唐某2，男，1959年12月14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栖霞区。被告：唐某3，女，1965年9月4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栖霞区。被告：袁某，女，1955年8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栖霞区。被告：唐某4，女，1980年3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栖霞区。以上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智萍，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陈某1、陈某2、陈某3与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袁某、唐某4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1、陈某2、陈某3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红，被告唐某1、唐某3、袁某、唐某4及五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智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某1、陈某2、陈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依法分割陈某甲名下的遗产，即栖霞区临江××××号房屋征收拆迁申购的燕子矶新城8套房产（Ｃ-XX幢XXXX室，88.76平方米；Ｃ-XX幢XXXX室，88.55平方米；Ｃ-XX幢XXXX室，88.55平方米；Ｃ-XX幢XXXX室，88.55平方米；Ｆ-XX幢XXXX室，73.39平方米；Ｆ-XX幢XXXX室，72.8平方米；Ｃ-XX幢XXXX室，48.89平方米；Ｃ-XX幢XXXX室，50.98平方米）；2、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陈某甲（已故）于2008年11月6日通过公证的方式订立一份遗嘱，主要内容是将自己名下的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房产留给子女即本案被告及唐某甲（已故）共同按份继承。2016年3月，上述房产因城中村危旧房改造征收拆迁，并以拆迁补偿款申购了燕子矶新城8套房产。陈某甲于2017年11月27日因病去世，临江××××号房产在其去世前已经拆迁，上述遗嘱涉及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已经灭失，遗嘱应被视为撤销。2019年，陈某甲的长子唐某1代表陈某甲对拆迁申购的房产进行了选房确认，共购得栖霞区燕子矶新城8套房产，面积共计600.47平方米。上述陈某甲遗留的房产应由陈某甲的五个子女依法继承。2019年4月23日，继承人之一的唐某甲因病去世，其应继承份额转由其法定继承人即本案三原告继承。现因各继承人对遗产分配无法达成一致，三原告因此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处。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袁某、唐某4辩称，1、临江××××号的房产仅是以家庭代表人登记在陈某甲名下，实际上是由唐某1、唐某乙、唐某2三家及唐某3和陈某甲申请建房的，由唐某1、唐某乙、唐某2共同出资建造，建造后也由唐某1、唐某乙、唐某2及母亲陈某甲实际居住使用，因此临江××××号的房产系唐某1、唐某乙、唐某2及陈某甲共同共有；2、陈某甲于2016年4月6日按手印的《关于拆迁财产（房屋）分割书》系分家析产协议，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唐某1、唐某乙、唐某2均表示同意。唐某甲及其大儿子、小儿媳在2019年1月7日参与实际选房并按照《分割书》选定了《客户确定书》上的Ｃ-XX幢XXXX室，该行为系原告方认可了《分割书》；3、陈某甲在2008年11月6日所立的公证遗嘱虽然是老人无权处分了三个儿子的房产，但是遗嘱处分的内容实际与《分割书》中约定给各子女的房屋面积基本一致。另根据《拆迁分房及赡养老人协议》，唐某3因赡养母亲而分得八十五平方米的房屋。所以陈某甲的《关于拆迁财产（房屋）分割书》、《公证书》与《拆迁分房及赡养老人协议》的处分内容是一致的，结合证人证言，陈某甲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拆迁的八套房屋由唐某1分得85平方米一套、65平方米一套；唐某乙分得85平方米一套、65平方米一套；唐某2分得85平方米一套、45平方米一套；唐某甲分得45平方米一套；唐某3分得85平方米一套，带老母亲生活。因此，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坐落于神农路××单元××室和××单元××室房屋归唐某1所有，坐落于神农路××单元××室和××单元××室房屋归唐某2所有，坐落于神农路××单元××室和××单元××室房屋归唐某乙的妻子袁某和女儿唐某4所有，坐落于神农路××单元××室房屋归唐某3所有，坐落于神农路××单元××室房屋归唐某甲的法定继承人即三原告所有。经审理查明：唐某丙与陈某甲系夫妻，二人育有三子两女，即长子唐某1、次子唐某乙、三子唐某2，长女唐某甲、次女唐某3。唐某丙于1982年死亡。陈某甲于2017年11月27日死亡。唐某甲于2019年4月23日死亡，其生前与原告陈某1共育二子，即原告陈某2、陈某3。唐某乙于2019年8月27日因死亡注销户籍，其生前与被告袁某共育一女，即被告唐某4。南京市房屋系自建房，1996年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土地使用者为陈某甲，用地面积为173.8平方米；2004年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陈某甲，建筑面积为294.1平方米，产别为私有房产。2016年3月31日，陈某甲委托唐某1与南京市栖霞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征收办）签订《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就陈某甲名下坐落于临江××××号房屋的征收补偿事宜约定：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金额为4306380元；陈某甲同意将该补偿款项由征收办封闭，用于申购约45㎡房屋2套、约65㎡房屋2套、约85㎡房屋4套。以陈某甲名义申购的上述8套房屋，其中6套已经交付，地址分别确定为：某某路XX幢二单元XXXX室（50.98平方米）、神农路××单元××室（48.89平方米）、某某路XX号X幢二单元XXXX室（88.55平方米）、神农路××单元××室（88.55平方米）、某某路XX号X幢二单元XXXX室（88.55平方米）、某某路XX号X幢二单元XXXX室（88.76平方米）。另有2套约65㎡房屋尚未交付，客户确认书载明地址为Ｆ-XX幢XXXX室及Ｆ-XX幢XXXX室，实际地址分别为某某路XX号X幢X单元XXXX室、某某路XX号X幢X单元XXXX室。另查明，陈某甲自临江××××号房屋被征收后，一直跟随小女儿唐某3共同生活，直至其去世。审理中，原、被告对案涉8套征收安置房的处理存在争议，双方的各自主张及具体举证、质证意见如下：一、三原告主张临江××××号房屋建于1988年，是陈某甲的私有房产，该房屋的被拆迁人和8套征收安置房的申购人都是陈某甲，因陈某甲生前对该8套征收安置房未留有有效遗嘱，因此应按法定继承分割。三原告当庭提交了以陈某甲名义申购8套征收安置房的客户确认书影印件，以证实8套征收安置房是陈某甲的遗产；同时提交了陈某甲于2008年11月11日在江苏省南京市钟山公证处所立的公证遗嘱复印件一份，认为该遗嘱所处分的临江××××号房屋已因拆迁而灭失，因此该遗嘱应当撤销。该公证遗嘱内容为：“本人的丈夫唐某丙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去世，在他去世后，本人未再婚。本人拥有房产一处，坐落于南京市（建筑面积：275.42＋3.2＋15.48平方米，丘号：802105-8）。现本人头脑清楚、经仔细考虑，决定待我去世之后，将上述房产留给子女唐某1、唐某乙、唐某2、唐某甲、唐某3共同按份继承（女儿唐某甲、唐某3每人各占35平方米，其他剩余面积由儿子唐某1、唐某乙、唐某2共同平分），均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原告陈某2还提出唐某甲在1988年陈某甲建房时出资了1600元并交与陈某甲，但对此未提交任何证据。审理中，本院至南京市钟山公证处调取了上述公证遗嘱的原件，与三原告提交的复印件内容一致。二、经质证，五被告表示：1、对客户确认书真实性不持异议。陈某甲的五个子女于2019年1月按照分割书对应的面积分别选房，各自选好后将房号汇总给唐某1，唐某1签字确认后形成了上述客户确认书。目前有6套房屋已经交付，房屋编号、面积和客户确认书所载不完全一致。唐某甲选的房屋是Ｃ-XX幢XXXX室，面积48.89平方米，实际地址为神农路××单元××室，该房屋钥匙现在被告唐某1处。其余已交付的5套房屋都根据分割书在各被告处；2、对公证遗嘱真实性无异议。该遗嘱中虽然由陈某甲无权处分了三个儿子的财产，但遗嘱的实际内容与其后确定的各子女实际分割拆迁安置房屋的面积基本一致；3、原告陈某2陈述唐某甲出资翻建房屋不是事实，也没有任何证据，对此不予认可。五被告认为：临江××××号房屋是以陈某甲名义申请建造的家庭共有房屋，在2016年3月拆迁后，即确定可以取得8套房屋，陈某甲的五个子女协商后同意由小女儿唐某3负责母亲陈某甲的生养死葬，并分得一套85平方米的房屋；随后陈某甲对8套征收安置房进行了分割，并由唐某3的老公来某代笔书写了《关于拆迁财产（房屋）分割书》（以下简称分割书），陈某甲自己捺印。五被告主张，陈某甲生前通过《分割书》的形式对自己所有的8套征收安置房作出了真实处分的意思表示，是家庭的分家析产的行为，因此应按照《分割书》的意见对案涉8套房屋进行分割。为证实其主张，五被告当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一）2016年4月5日《拆迁分房及善养老人协议》一份，内容为：“经协商全家一致同意，唐某3分得八十五平米房产一套，产权归唐某3所有。老母亲随唐某3一起生活。生、老、病、死由唐某3负责。老母亲丧葬费由唐某3全权处理，与家庭所有成员无关。签字：唐某乙唐某1唐某2唐某甲唐某32006.4.5”。（二）2016年4月6日分割书三份，内容一致，均为：“因燕子矶老镇城中村危旧房改造，我陈某甲名下的临江××××号征收拆迁，分得燕子矶新城房屋八套，现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分配如下：1、唐某1应得房产八十五平方壹套，六十五平方壹套。2、唐某乙应得房产八十五平方壹套，六十五平方壹套。3、唐某2应得房产八十五平方壹套，四十五平方壹套。4、唐某甲应得四十五平方壹套。5、唐某3应得八十五平方壹套，带老母亲生活。分割人：陈某甲2016.4.6证明人：吴某139××××****欧某范某”。分割书陈某甲签名上有红色捺印，签名旁盖有陈某甲的印章。（三）1988年5月20日的建房申请表，五被告陈述当时以陈某甲为户主申请拆除原来无证的老房并建造楼房，家庭居住人口为12人，包括唐某1一家四口、唐某乙一家三口、唐某2一家三口、唐某3和陈某甲。（四）唐某1等人在1988年前后购买建筑材料的多份票据。（五）五被告还申请证人周某、钟某、朱某、吴某出庭作证。1、证人周某当庭陈述，其与被告原来是一个生产队的，其自1984年至2003年在生产队做队长，建房申请表上生产队的签字和盖章是其办理的；陈某甲家原来是草房，1976年左右翻盖成瓦房，1988年5月翻盖成二层楼房，是陈某甲三个儿子同心协力盖起来的，其中旁边一个坯房给陈某甲居住；2、证人钟某当庭陈述，其自2008年至2013年担任生产队队长，陈某甲家的原房是陈某甲三个儿子建造的。其每年都会代表生产队去慰问老年人，其跟陈某甲聊天的时候，陈某甲说儿子盖的房子他们拿走，其自己盖的坯房带女儿分。其在2017年慰问陈某甲的时候，陈某甲沟通表达都很正常，跟其说了将八套房屋分给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具体意见，其中大儿子、二儿子各分一个大套一个中套，小儿子分一个大套一个小套，大女儿和小女儿每人45平方米，陈某甲自己还有45平方米，因为要跟小女儿生活所以给小女儿；3、证人朱某当庭陈述，其是唐某1的邻居，陈某甲家的原房是自建的，是弟兄几个出钱盖的。其到陈某甲家串门时，陈某甲对其说了八套房屋的分割情况，分别是大儿子、二儿子各分一个大套一个中套，小儿子分一个大套一个小套，剩下的是给女儿的；4、证人吴某当庭陈述，其是被告的邻居，分割书上“吴某”的签名和手机号都是其本人写的。当时唐某2等人到其家里让其去签字，其看每个人拿房的情况与其之前跟陈某甲闲聊时了解到的陈某甲的意思一致，就签字了。五被告还主张，原告选定的神农路××单元××室房屋交付后，由被告唐某1垫付了物业费等相关费用共1052.69元，要求三原告向被告唐某1返还该笔款项。五被告为此提交了收费确认书、发票、收据作为证据。三、经质证，三原告认为：1、子女对父母均有赡养的义务，陈某甲并不需要遗赠财产以获得他人赡养，所以《拆迁分房及善养老人协议》本身是不合法的；2、唐某甲参与选房并不表示其对分割书的认可。分割书相当于一个代书遗嘱，但是写分割书时房子并没有拿到，代书人来某的身份也不符合继承法的要求；且陈某甲在2017年11月27日因脑梗死去世，其在立遗嘱时可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加上陈某甲不识字，其在分割人处签字、捺印，不能判断是其真实意思，所以该份分割书应是一份无效遗嘱。三原告后表示对分割书上陈某甲的捺印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不申请对该捺印是否是陈某甲本人捺印形成进行鉴定；3、分割书也并非是所有参与分配房屋的子女的合意，形式上看不是协议；4、对建房申请表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申请表载明的户主姓名是陈某甲，因此房屋翻建前后的所有权都应归属于陈某甲。房屋拆迁时实际居住为5人，陈某甲以货币补偿款申购8套房屋与人口无关；5、被告持有票据不能证明被告的出资，只能证明被告是经办人，因为陈某甲不识字，购买材料环节是其他家庭成员完成的；6、出庭的证人都没有在现场见证，其证言不能证明分割书所载内容是陈某甲本人的意思表示；7、对物业费发票和收据真实性无异议，对收费确认书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本案是继承纠纷，遗产尚未分割，原告享有的房屋目前尚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认为被告要求三原告返还物业费没有依据，应当在本案判决生效后另行主张。上述事实，有户籍信息底档、户籍注销证明、死亡证明、建房申请表、《公证书》、《关于拆迁财产（房屋）分割书》、《拆迁分房及善养老人协议》、《南京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购房协议书、客户确认书、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认定。因三原告不同意调解，致本院组织调解不成。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临江××××号房屋虽以陈某甲的名义取得产权证，但建房申请表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证实该房屋是在1988年以陈某甲作为户主的家庭为居住而共同申请建造的；当时陈某甲是年龄为65岁左右的农村妇女，该房屋建筑面积达294.1平方米，各被告陈述陈某甲的三个儿子与陈某甲共同建房具有合理性，且有被告提交的建房材料购买发票及证人证言予以印证；而该房屋建造后亦由陈某甲与三个儿子家庭共同居住使用，故本院对五被告提出的临江××××号房屋是陈某甲与唐某1、唐某乙、唐某2家庭共有财产的主张予以支持。原告陈某2提出的当时已经出嫁另住的唐某甲对该房屋进行建造出资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临江××××号房屋以陈某甲的名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以陈某甲的名义申购8套征收安置房，唐某1、唐某乙、唐某2作为房屋的共有权人对此均不持异议，即均认可以陈某甲的名义代表家庭取得8套征收安置房屋。陈某甲生前所立公证遗嘱中对临江××××号房屋的继承分配意见是两个女儿每人继承35平方米，三个儿子每人继承74.7平方米；后陈某甲配合政府拆迁，临江××××号房屋通过拆迁的方式转化为案涉8套征收安置房。五个子女签订的《拆迁分房及善养老人协议》是五人自愿达成的关于唐某3在安置房屋分割中多分面积的约定，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陈某甲之后亦按该协议跟随唐某3共同生活，故各方均应按此协议约定履行。2016年4月6日的分割书是陈某甲生前对其与唐某1、唐某乙、唐某2共有房产的分配，该分割书有陈某甲的捺印；分割书中对8套征收安置房的分配方案与公证遗嘱中对临江××××号房屋的继承分配意见及五子女达成的协议书内容基本对应；结合在案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分割书内容系陈某甲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案涉房屋共有权人唐某1、唐某乙、唐某2对该分割书内容均不持异议，故对案涉8套征收安置房应按分割书进行处理。三原告主张该分割书不是陈某甲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结合分割书的分配方案、案涉8套房屋的实际面积、坐落及当事人的各自意见，本院确定神农路××单元××室和××单元××室房屋归唐某1所有，坐落于神农路××单元××室和××单元××室房屋归唐某2所有，坐落于神农路××单元××室和××单元××室房屋归唐某乙所有，坐落于神农路××单元××室房屋归唐某3所有，坐落于神农路××单元××室房屋归唐某甲所有。唐某甲去世后，三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唐某甲生前曾立有遗嘱，故神农路××单元××室房屋作为唐某甲的遗产，应由唐某甲的法定继承人即本案三原告依法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故三原告应分别继承神农路××单元××室房屋1／3的份额。临江××××号房屋建造于唐某乙与袁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唐某乙对临江××××号房屋享有的房屋份额应为唐某乙与袁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唐某乙因该房屋拆迁所得的神农路××单元××室和××单元××室房屋亦为唐某乙与袁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唐某乙与袁某对上述两套房屋应分别享有1／2的份额。在唐某乙去世后，其享有的1／2的财产份额为唐某乙的遗产，现无证据证明唐某乙生前立有遗嘱，故被告袁某和唐某4作为唐某乙的法定继承人对唐某乙的遗产份额应当分别继承1／2的份额。因此，对神农路××单元××室和××单元××室房屋，被告袁某应当分别享有3／4的份额，被告唐某4应当分别享有1／4的份额。因案涉8套房屋均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故原、被告应当依法享有和负担相应房屋的权利和义务。本案系析产、继承纠纷，被告唐某1提出的要求三原告返还其为案涉房屋垫付的物业费用的主张，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被告唐某1可在相关房屋的权利义务确定后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坐落于南京市栖霞区房屋的权利和义务由原告陈某1、陈某2、陈某3共同享有和负担，每人享有1／3的份额；二、坐落于南京市栖霞区房屋的权利和义务均由被告唐某1享有和负担；三、坐落于南京市栖霞区房屋的权利和义务均由被告唐某2享有和负担；四、坐落于南京市栖霞区房屋的权利和义务由被告袁某和唐某4共同享有和负担，其中被告袁某对每套房屋享有3／4的份额，被告唐某4对每套房屋享有1／4的份额；五、坐落于南京市栖霞区房屋的权利和义务由被告唐某3享有和负担。案件受理费53600元，减半收取26800元，由原告陈某1、陈某2、陈某3每人负担727.5元，由被告唐某1负担7201元，由被告唐某2负担6227.5元，由被告唐某3负担3952元，由被告袁某负担5428元，由被告唐某4负担180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