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44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霞，女，汉族，1969年3月27日出生，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静波，河南霁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迎丽，女，1984年12月3日出生，住河南省中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河南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蒙，河南宇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海霞因与被上诉人王迎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4民初5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李海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静波，王迎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海霞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104民初513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王迎丽承担。事实和理由：1、关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不清的问题。（1）李海霞与王迎丽之间的部分银行转账往来虽表面备注“货款”，但实际为“借款”、“还款”与“付息”，法院应以款项的实际性质来进行认定，不应将其认定为没有事实依据的“货款”。一审法院仅仅根据纸面记载便认为既然李海霞于2014年2月28日向王迎丽账户转账的100000元与80000元在银行流水备注中显示为“货款”，而王迎丽于2016年3月17日向李海霞转账的2000000元中，其中1430000元的备注为“货款”，那么其款项的性质必定为“货款”，而实际上二人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与货物往来，根据李海霞在一审程序中所提供的关于讨债与对账的录音材料来看，其转账往来钱款的实际性质确实为“借款”、“还款”与“付息”，但一审法院在没有彻底查清二人之间资金往来性质的情况下，便草率认定李海霞与王迎丽、杨会琚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2）一审法院没有根据庭审中已经发现的证据及线索来查清李海霞与杨会琚、王迎丽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造成了误判。根据李海霞向一审法院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清晰地看出王迎丽通过银行转给李海霞的款项比李海霞通过银行转给王迎丽的款项多出很多，而王迎丽并没有能够以举证的方式说清楚为何转给李海霞如此之多的款项，可见，李海霞与王迎丽之间互相转款的行为并不具有“货款”与“买卖关系”的特征，其并非购货行为，而根据民间的转款习惯，这却完全符合民间借贷关系中“借”与“还”的特征，再加上李海霞提交的由李海霞与杨会琚等人对账与结算的现场录音，完全可以证明李海霞与王迎丽以及杨会琚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成立的，而一审法院却对王迎丽的收款与转款行为以及杨会琚承认借款与欠款的录音之间的关系不加以综合评判，反而在判决书的第四页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王迎丽存在借款关系……”，进而判决李海霞败诉，这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关于一审法院因未查清基本事实而误认为不存在借贷关系进而剥夺原告申请追加杨会琚为被告的权利，也未依法依职权添加杨会琚为一审被告，最终导致更加无法查清案件事实，产生了严重的误判结果的问题。在立案阶段，由于一审法院的立案部门要求李海霞的代理人去掉原诉状中关于杨会瑁的记载，否则便拒绝立案，导致李海霞的代理人在立案阶段被迫将原诉状中的有关杨会捃的内容用笔直接划掉，只能选择在立上案之后再追加杨会瑁为被告。由于一审法院没有认真审查李海霞提供的数份讨债与对账的录音材料，导致错误判断李海霞与王迎丽、杨会瑁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最终没有同意李海霞的代理人所提出的追加杨会捃为被告的申请。可见，一审阶段法官拒绝追加杨会捃为被告，进而拒绝李海霞的代理人向申请调查令以调取登封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关于杨会瑁等人涉嫌土地违法的刑事案件的相关材料来证明本案所涉债权债务纠纷的真实存在（注：一审庭审中李海霞提交的关于杨会瑁的录音资料内容显示，杨会琚对于欠款的事实与利息的约定是认可的），严重影响了案件的调查，导致案情更加难以查清，产生了严重的误判结果。事实上，杨会琚是本案中的借款人之一，其对于本案所涉的纠纷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杨会琚属于必须进行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即使当事人未申请追加其为被告，法院也应依职权主动追加。3、一审法院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不当地加重了李海霞的举证责任的同时，置李海霞提交的录音材料于不顾，完全不理会该录音材料所能够证明的本案所涉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王迎丽未进行举证的情况下便轻信了其答辩内容，并仅以王迎丽虚构性的陈述作为依据便认定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这是违背审判原则做法。4、程序选择错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的规定，简易程序只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而本案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并不一致，且王迎丽与杨会琚为共同借款人这一事实需要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之后才能查明事实，且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存在巨大分歧，但一审法院却直接适用了简易程序，剥夺了李海霞的诉讼权利，明显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程序错误、举证责任分配失衡、违规未追加被告，致使本案的判决结果不公正。故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王迎丽辩称：1、李海霞提起的本案诉讼系虚假诉讼。（1）一审庭审中，主办法官向其发问涉案款项是怎么回事时，其明确回答：“是向杨会珺投资建仓库的款，杨会珺让转到王迎丽的卡上”。从李海霞本人对涉案款项的回答看，其明知涉案款项是向杨会珺投资建仓库的，不是王迎丽向其借款，但仍以王迎丽借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属于典型的虚假诉讼。（2）王迎丽与李海霞不是朋友，李海霞是杨会珺的哥哥刘科军儿子的干妈，只是见过几次面，根本就不熟，更没有交集。在刘科军、杨会珺建设中牟县郑庵镇郑油磨村仓库的时候，李海霞认为建设仓库对外出租收益好，加上与刘科军的亲家关系就进行了投资。后因贾鲁河改造，李海霞的仓库拆迁补偿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便迁怒于杨会珺、刘科军，举报二人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杨会珺是公职人员被登封市公安局异地管辖立案侦查，登封市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理。在刑事案件中，李海霞是证人，详细陈述了涉案款项是投资建仓库的款，拆迁没有补偿到位的事实，与其在一审中回答法庭问题时陈述的一致。故本案是一起纯粹的虚假诉讼案。2、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李海霞与王迎丽不存在借款关系，没有借款的合意和借款手续，二人之间银行转账的往来不能证明是借款关系。（1）王迎丽没有经商办企业，不需要借钱，更不需要借大额资金。杨会珺建设仓库时公司尚未注册，因其是公职人员，故使用王迎丽及其他人名下的银行卡作为公司收支使用。王迎丽没有向李海霞借钱，不存在借款手续的问题，更不存在对账的问题。李海霞明知杨会珺因其举报而被羁押，仍向与涉案款项无关的王迎丽发出非法催收的律师函，后提起本案虚假诉讼，王迎丽对李海霞这一系列的行为感到非常气愤。（2）关于转款凭证的备注，李海霞上诉称表面备注是“货款”，实际是“借款”、“还款”没有任何依据。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李海霞作为商人，又有录音等固定证据的习惯，如果是“借款”，其无论如何是不会备注“货款”的，只会备注“借款”。王迎丽作为正常人更不会将“还款”备注为“货款”，二人没有借款关系，只有李海霞向杨会珺建设仓库的投资关系，才会有这样的备注。（3）王迎丽没有参与仓库的经营管理，不清楚李海霞与杨会珺投资建设仓库的结算情况，但从李海霞一审提交的其与杨会珺的通话录音看，录音不是其与杨会珺最后的结算，不能证明所诉款项的真实性，也是截取的片段，是不完整的。3、一审判决程序正确。（1）李海霞以王迎丽系借款人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杨会珺是否系本案被告均不影响审理。通过庭审活动以及李海霞自己提交的证据已能充分说明涉案款项是李海霞向杨会珺建设仓库的投资款，杨会珺的刑事卷宗材料不需要调取事实就已很清楚。刑事卷宗材料中李海霞的证人证言只会证明其本案虚假诉讼的事实，其与杨会珺之间的投资结算应另行解决，而不是向王迎丽非法索取。（2）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合法，在开庭时，法庭征求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李海霞是同意的，现又以此为理由提起上诉认为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已经违反了诚信诉讼原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公正，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海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迎丽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874080元及利息1600317.14元（以1874080元为基数，按月息2分，自2018年10月26日暂计算至2020年7月8日）剩余利息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合计：3474397.14元；2、本案诉讼费由王迎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海霞称2013年至2014年期间，案外人杨会珺做生意需要向李海霞借款，因杨会珺与王迎丽二人是夫妻，李海霞于2014年2月28日分两次向王迎丽账户转账180000元、2014年3月27日向王迎丽账户转账730000元、2014年4月17日分两次向王迎丽账户转账300000元，共计1210000元。庭审中，李海霞称2013年至2014年期间杨会珺陆续向李海霞借款4000000元，除上述款项1210000元，剩余借款李海霞通过现金及柜台转账的方式支付给杨会珺及其哥哥刘科军，但未提交借据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李海霞称，王迎丽借款后陆续向李海霞支付4300000元的借款利息及本金，李海霞仅提交了王迎丽账户于2016年3月17日分五次向李海霞账户转账2000000元、2016年5月8日分三次向李海霞账户转账299999元、2016年5月9日分八次向李海霞账户转账499999元，2017年11月16日向李海霞账户转账200000元、2018年10月25日向李海霞账户转账100000元，合计3099998元。该银行交易流水显示的款项，与李海霞所述不符，李海霞未提交其它证据证明，也未做出合理解释。诉讼过程中，李海霞提交一份单据复印件，自称系对账单，载明：“2014年5月1日借款400万元，2015年9月1号付120万，400万付息16个月128万（欠息8万），2016年3月1号付款200万，400万付息6个月48万元，还本金152万，最后余本金248万，2个月利息99200元，合计：应付本金2480000＋息99200＋息80000＝2659200元”，李海霞称，该单据系杨会珺出具的对账单。但该单据系复印件，也没有借款人及其他人签名，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核实。李海霞于2014年2月28日分两次向王迎丽账户转账100000元、80000元，银行流水显示均备注为货款，王迎丽于2016年3月17日向李海霞转账的2000000元中，其中1430000元，附言为货款；王迎丽与杨会珺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3年12月9日办理离婚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海霞没有证据证明其与王迎丽之间就借款形成合意，亦没有借款协议、借据及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李海霞仅提供1210000元的银行流水转账凭证来说明其与王迎丽存在4000000元借贷关系，明显不符合常理，缺乏事实依据。庭审中，王迎丽提出“2014年2月28日的两笔银行流水，李海霞本人备注系“货款”，不能证明二人存在借款关系”。对此李海霞没有作出合理解释，且从李海霞提交的转账凭证看，李海霞向王迎丽转账数额与李海霞所述的借款数额不符，也没有提供涉案款项系借款的具体相关证据。因此，李海霞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李海霞与王迎丽存在借款关系，故李海霞诉讼请求，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李海霞李海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595元，减半收取计17298元，由李海霞李海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海霞上诉称其与王迎丽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其未能提供事关借贷事实的借据、还款协议等相关证据。其与王迎丽之间确有银行流水往来，但李海霞没有证据证明其与王迎丽之间就该款项往来有借贷的合意，且李海霞仅提供1210000元的银行流水转账凭证，与其主张与王迎丽存在4000000元借贷关系的事实，不仅数额不符，流水凭证亦不能一一对应，因此李海丽的上诉请求与其提供的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亦缺乏事实依据，不符合常理。关于李海霞所称其2014年2月28日的两笔银行流水虽备注为“货款”，但实际为借款，本院认为，李海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区分“货款”与“借款”的区别，且应当了解转账备注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对该后果负责。李海霞对该备注内容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对于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李海霞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海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595.00元，由李海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成 锴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程金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