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35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成章，男，197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云腾，广西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广西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大春，男，1965年4月12日出生，瑶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雪珍，女，1964年10月4日出生，瑶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 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华，广西鑫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成章因与被上诉人郑大春、田雪珍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桂033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成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云腾、王波，被上诉人郑大春，田雪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成章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桂0332民初32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且认定的部分事实与实际严重不符。1、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上诉人并不否认2017年7月6日的《鸭场租赁合同》以及2019年《桂柳麻鸭种鸭委托养殖合同》是以被上诉人郑大春的名义签订的。但一审法院完全忽视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从2017年7月就开始合伙养殖种鸭，截止2020年7月双方共合伙养殖了2批种鸭的事实。双方合伙养殖第一批种鸭的投资款是以郑大春的名义向银行贷款150000元，利息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偿还的。第一批种鸭纯利润为357191元，上诉人占比40%为142876.4元，上诉人为第一批养殖种鸭垫付的各种费用17436元，因此，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160312元。后双方合伙养殖了第二批种鸭，被上诉人剩余的80312元作为第二批合伙种鸭的投资款。2、对于上述一审法院未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完全可以证实，且各项证据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完全忽视上诉人以上所有证据，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几份与桂林市桂柳家禽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来认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实。对于双方是合伙关系的证据完全予以忽略，甚至连上诉人为搬迁鸭场租赁骆庆辉的鸭场，并支付租金30000元和请人清理鸭场支出人工及购买物品费用2200元的事实都不予以认定；二、在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申请调取相关证据，一审法院未调取，也未下达不予调取通知书就开庭审理，程序违法。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递交了书面的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调取：1、万军民在广西桂林市桂柳家禽有限公司开户（蛋号为MG6)承养种鸭的账务资料(包括各项成本、费用、收入、利润等)。2、调取郑大春在广西桂林市桂柳家禽有限公司开户（蛋号为MA017)承养种鸭的账务资料（包括各项成本、费用、收入、利润等）。上述证据是广西桂林市桂柳家禽有限公司的财务资料属于该公司商业秘密，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涉及商业秘密的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应当向有关单位调取。一审法院在收到调查取证申请书后不告知申请人是否准许,就开庭审理程序明显不当；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对于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致同意以被上诉人郑大春的名义向银行贷款150000元作为第一批养殖鸭子的投资款，并口头约定上诉人负责技术指导及寻找并租赁鸭场等，被上诉人负责鸭场的日常管理。双方并对投资款的利息承担、盈亏占比进行了约定。双方明显具备了合伙的条件。事实上双方在合伙养殖第一批鸭子过程中，上诉人还投入了17436元的现金，被上诉人也是按照约定向上诉人分配了8万元。且在开庭过程中，证人已经在庭审中的证言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一审法院未按照该条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郑大春、田雪珍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从未有过一起在灵川县和临桂四塘合伙养殖鸭子的协议，所有的合同及鸭场事务均为二被上诉人签订和处理，均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作为广西桂柳家禽有限责任公司的技术人员，片区经理，虽然给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鸭子养殖户业务指导和服务，但这是其应尽的职责，并不是合伙。而且按照广西桂柳家禽有限责任公司的《告联营户朋友书》第六条“公司严禁技术员或者公司其他员工向联营户朋友借钱、请吃拿要，也不允许合作经营”的规定，上诉人也不能成为合伙人；2、鸭子场所有投资全部都是二被上诉人出资，上诉人没有任何投资，也未参加任何劳动。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林成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并对合伙期间的合伙财产进行清算；2、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112512元；3、依法判决二被告按合伙期间产生的合伙财产的40%补偿给原告30000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成章系被告郑大春、田雪珍夫妇之外甥。2016年7月30日，被告郑大春向案外人谢玉芳支付土地租金6000元后，于同年8月1日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谢玉芳签订了一份《土地租用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香饼厂沟边的3亩土地承包给乙方进行养殖，承包期为15年，租金为每年1290元，除已支付的6000元，其余租金于协议签订五年后一次性付清。2017年7月6日，案外人毛林芳代案外人张旺成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郑大春、案外人万军民签订了一份《鸭场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广西桂林市灵川县水塘里的饲养规模为2400羽的鸭场出租给乙方用于饲养种鸭，租赁期限为乙方饲养完一批桂柳种鸭，以乙方与桂柳家禽公司签订的种鸭联营合同期限时间为准，约为17个月，在租赁期限内的租金共计19200元。合同同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宜作了约定。2019年1月2日，案外人广西桂林市桂柳家禽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郑大春签订了一份《桂柳麻鸭种鸭委托养殖合同》，约定甲、乙双方按“公司＋农户”养殖模式开展委托养殖，甲方提供桂柳麻鸭种鸭苗、饲料、兽药、疫苗委托乙方进行养殖，乙方饲养的桂柳麻鸭种鸭产蛋后，种鸭蛋、淘汰种鸭由甲方进行回收，甲方承担市场风险，不论鸭苗市价多低，甲方均需按合同约定的不低于保底价全部回收种鸭蛋；乙方承担饲养过程风险。委托养殖数量为公鸭462羽，母鸭3000羽，合计3462羽，合同期限为自乙方领养种鸭苗入栏第1日龄起（以领苗单的日期为准；若分两次接够合同数量的，以最后一次领苗单的日期为准）至入栏第510日龄止，折合为17个月；乙方应支付合同保证金173100元给甲方，合同终止后甲方将保证金退还乙方。合同同时对物料供应、种鸭蛋的质量标准及回收价格、淘汰种鸭的回收等问题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当日，广西桂林市桂柳家禽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郑大春签订了一份《领卡协议》，协议主要就养殖户开票专用卡相关事宜作出了规定，内容大致为：养殖户开票专用卡是养殖户到桂柳公司开票的凭证，无卡不能办理业务；养殖户开票专用卡之使用权人为养殖户本人，公司财务凭卡开票......2019年2月，案外人张先树代案外人张旺成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郑大春签订了一份《鸭场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广西桂林市灵川县水塘里的饲养规模为2400羽的鸭场出租给乙方用于饲养种鸭，租赁期限为乙方饲养完一批桂柳种鸭，以乙方与桂柳家禽公司签订的种鸭联营合同期限时间为准，约为17个月，在租赁期限内的租金共计21000元。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宜作了约定。2020年5月28日，原告以其与二被告系合伙养殖鸭子关系，但二被告未对合伙财产予以清算、未分配合伙财产且未返还原告投资款，侵害原告合法权益为由向法院起诉，形成本案。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本案审理情况并综合当事人所举证据来看，该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理由如下：1、原、被告双方诉辩的养鸭场所涉租赁合同系由被告郑大春分别与案外人谢玉芳、毛林芳、张先树签订，与案外人广西桂林市桂柳家禽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涉案《桂柳麻鸭种鸭委托养殖合同》的亦为被告郑大春，原告并非合同签订主体。2、原告既无法提供书面合伙协议以证实其与二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亦未能提供任何双方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相关证据;原告虽申请两名证人出庭，但证人均未参与所谓合伙人之间的协商谈判过程，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如何出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如何经营等事项均不知情，不能证实个人合伙协议中应具备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也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曾达成有口头合伙协议。3、虽然原告提供了几段通话录音，但二被告在通话录音中并未认可与原告的合伙关系，通话录音亦未涉及口头合伙协议的内容,故通话录音无法证明原告、被告之间存在口头合伙协议。4、原告诉称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但二被告不予认可，而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足以证明其履行了合伙出资义务。综上，原告主张与二被告存在合伙关系，要求对合伙财产予以清算、分配合伙财产并要求二被告返还投资款之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该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判决：驳回原告林成章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488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依法减半收取3744元，由原告林成章负担；保全费2582元，由原告林成章负担。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2、上诉人主张二被上诉人返还投资款及分配合伙财产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上诉人主张其与二被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签订共同养殖鸭子的协议书。其也未能提供双方存在合伙养殖鸭子的其他充分证据。而且，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养殖鸭子，在养殖第一批鸭子后双方没有具体的结算又投入养殖第二批鸭子，对双方的投资数额及占比都没有约定不符合常理。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主张其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二被上诉人返还投资款及分配合伙财产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如前所述，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其要求二被上诉人分配合伙财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主张其为二被上诉人第一批养殖种鸭垫付的各种费用17436元，被上诉人的15万元贷款利息也是双方共同偿还，要求返还该投资款。二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主张的垫付费用和共同偿还贷款利息没有证据支持，其转给二被上诉人只有几千元，该款项是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五通养鸭场做工的工钱，另二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的10万元，是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的借款，双方不存在投资和分配利润的情形。本院认为，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综合全案事实，可以确认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关系,上诉人转给二被上诉人的款项不能认定为养鸭投资款。故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林成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88元，由林成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小兰 审 判 员 朱孟儒 审 判 员 王 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唐 静 书 记 员 罗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