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6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薛茂胜，男，1986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公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旭德，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佳森，男，199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石首市。上诉人薛茂胜因与被上诉人刘佳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5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茂胜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5381号民事判决，改判刘佳森向薛茂胜支付35000元的债款；二、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佳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薛茂胜、刘佳森均认可双方之间无借款往来，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事实上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的基础法律关系。二、一审判决认为薛茂胜主张存在债务缺乏证据，系认定错误。2017年刘佳森联系薛茂胜让其到缅甸给刘佳森的朋友帮忙，谈好的工资是一个月一万元，可是从2017年4月11日开始至9月底，就一直拖欠工资，累计25000元。在此期间刘佳森和王林将薛茂胜带到山上殴打，并找薛茂胜要钱，薛茂胜迫于无奈让家人从国内汇了10,000元到他们指定的账户。由此，拖欠工资和汇款金额总计35,000元。薛茂胜回国后，找到刘佳森协商还款，刘佳森自行认可存在35,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并出具了一张欠条，承诺会按时还钱给薛茂胜。由此，刘佳森认可并自愿承担该债务。刘佳森辩称，薛茂胜上诉状陈述内容多有不实。薛茂胜受雇于餐馆老板王林，老板给他发工资。我不是合伙人，不是老板，也没有和王林一起将其带至山上殴打。没有协商说要承担35,000元的债务。薛茂胜一审的时候起诉我，说借条是因为我找他借了35,000元现金，但我从始至终没有拿他35,000元。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事实，请维持一审判决。薛茂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佳森向薛茂胜偿还借款本金35,000元及利息（以3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2、由刘佳森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薛茂胜与刘佳森系朋友关系。2017年10月9日，刘佳森向薛茂胜出具手书借条一张“今借到薛茂胜现金叁万伍仟元整，于2017年11月9日无息返还。借款人：刘佳森2017年10月9日”。2017年10月1日，刘佳森向案外人陈子林转款10,000元。刘佳森与薛茂胜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7月5日，刘“兄弟，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有没有到你手上拿钱”，薛“欠条就是你的证明，还有我常德的朋友，你表态了的”，刘“好吧！钱我会还，给我二年的时间，我一定还你”，薛“是你自己说找我借的，也是事实”。一审庭审中，薛茂胜陈述：我在缅甸帮刘佳森及刘佳森的两个朋友合伙开的农家乐打工5个月，其中一个叫王林，从2017年4月11日起至9月底，刘佳森及王林一直拖欠我工资25,000元，我在缅甸被刘佳森和王林的另外一个合伙人打了一顿，扣留我不让我回家，我的家人为了让对方放我回国汇给陈子林10,000元。刘佳森和王林叫我回国后到他们合伙开的火锅店拿钱，刘佳森欠王林的钱，原本该王林支付的工资及损失转移至刘佳森，刘佳森与王林间的债务抵销35,000元，刘佳森承诺支付欠我的工资25,000元及我的损失10,000元，共计35,000元，并向我出具借条。一审庭审中，刘佳森陈述：薛茂胜所述不属实，薛茂胜到缅甸打工，确实是我介绍去的，缅甸店的两个老板是我朋友，但我并未投资。我当时是看薛茂胜伤得很严重，出于补偿的心理向薛茂胜出具的借条，我这几年过得不好，欠外债二百余万元，没有能力向薛茂胜支付该笔款项。我不欠王林的钱，也不存在债务转移的问题。王林是我的朋友，但我并未与其合伙投资开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薛茂胜、刘佳森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薛茂胜、刘佳森均认可事实上不存在借款往来。现薛茂胜主张该笔债务系案外人王林转移至刘佳森且刘佳森予以认可并为此出具借条一份，对此刘佳森辩称不存在债务转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薛茂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债务转移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薛茂胜主张刘佳森偿还借款35,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薛茂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8元，由薛茂胜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补充查明如下：一、薛茂胜申请胡家文、王军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1.胡家文到庭后陈述称：2017年4月份刘佳森电话联系我，介绍我至缅甸的一个餐馆打工。达成一致后，与薛茂胜、刘佳森一起至缅甸工作。刘佳森告诉我他自己也是股份之一。在缅甸期间，前三个月的工资由沙军（音）发放，后面薛茂胜主持经营，从股东处拿钱给员工发工资，现金发，只发了7月份。8月和9月份的工资由胡伟发放。2017年10月2日回国。2.王军到庭后陈述称：薛茂胜从缅甸回来，我听他说刘佳森欠他工资，身上还受伤了，我就陪同他去找刘佳森。第一次去，刘佳森、王林说钱一分不少、伤先看，不会亏待你们。半个月后，薛茂胜再次联系刘佳森，谈到这个事情要有个结果。刘佳森就说，既然这样打个欠条，并在欠条上签名捺印。第三次去找刘佳森，刘佳森说王林没有给他钱，他也没有钱给薛茂胜，我们就等刘佳森叫王林。王林过来后不承认欠薛茂胜的钱，说谁签字就找谁，跟自己没有关系。刘佳森质证认为两证人证言中均有与客观事实不符之处。首先，我只是薛茂胜、胡家文到缅甸工作的介绍人，不是老板，4月份陪同他们去缅甸后于5月19日返回，再没有去过缅甸。其次，我当时作为朋友看到薛茂胜的情况，不忍心，给了薛茂胜几百块钱让他看病。王林不认可还欠薛茂胜的工资，我个人出于同情愿意以个人的名义补偿他，但我并不欠他钱。二、薛茂胜提交了缅甸饭店营业额记录，拟证明刘佳森是股东。刘佳森阅看后，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表示其与王林系朋友关系，王林不精于账目，故将算账的事情交给刘佳森帮忙处理。对上述证言、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在本院认为中予以详述。三、2017年10月1日薛茂胜收到案外人陈子林转账10,000元，并向案外人（无交易对手记录）支付10,000元。确认一审法院其他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薛茂胜以刘佳森急需资金向其借款，其出借现金35,000元，定于2017年11月9日归还为由，以借条为证，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刘佳森偿还借款本金35,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据此确定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在一审庭审调查过程中，薛茂胜就其如何将35000元钱交付给刘佳森一事作出了与起诉状内容不同的陈述，提及“原本该王林支付的工资及损失转移至刘佳森，刘佳森与王林间的债务抵销35,000元，刘佳森承诺支付欠我的工资25000元及我的损失10000元，共计35,000元，并向我出具借条”。薛茂胜的请求事由从双方存在直接的借贷关系，转变为薛茂胜与王林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刘佳森自愿承担该债务。二审上诉时，薛茂胜于诉状中再次转变陈述为“刘佳森和王林将薛茂胜带到山上殴打，并找薛茂胜要钱……拖欠工资和汇款金额总计35,000元”，意指刘佳森为债务人，并非单纯的从王林处继受债务。但是，综合证人证言、当事人本人陈述、书证来看，薛茂胜的上述主张并不成立：1.关于欠付工资25,000元。按照证人陈述，餐馆控制权曾发生变化，最后三个月中，7月薛茂胜主持餐馆经营，后改由胡伟发8月和9月的工资，而王林并不认可欠付薛茂胜工资。证人还陈述称刘佳森是餐馆的股份之一，刘佳森亦不认可。薛茂胜无其他证据证实王林或刘佳森对其主张的欠薪具有付款义务。2.关于10,000元损失。王林、刘佳森不是薛茂胜10,000元转出款项的收款人，薛茂胜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王林和刘佳森将其带至山上进行殴打并索要10,000元金钱，两人对其受伤和金钱损失应承担赔偿或返还责任。薛茂胜无法证实债务转移的事实、刘佳森因欠薪欠款而负有清偿责任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薛茂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8元，由薛茂胜自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伶俐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邱冠群书记员李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