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71民初22871号原告：朱伟彬，女，197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中山市东区*****之二，公民身份号码440************222。被告：中山市经贸纬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东区*****弘业大厦1313卡，统一社会信用914***********824A。法定代表人：董久慧，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煜培，男，该公司员工。原告朱伟彬与被告中山市经贸纬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纬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因经贸纬公司不服同一仲裁裁决于同年7月15日也向本院提起诉讼（因涉及网上立案和诉前调解，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正式立案），本院依法一并审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伟彬，被告经贸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煜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伟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1.支付原告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8日少计工资4101元；2.支付其不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告开具离职证明导致原告无法入职的经济损失6921元；3.补发2019年12月工资中无故克扣的工资150元；4.支付2020年4月4日、4月5日现场交接工资636.41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认为该裁决认定事实有误，处理不当。诉讼中，原告朱伟彬将第1项诉求中的“2020年3月8日”变更为“2020年3月7日”。原告朱伟彬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仲裁裁决书；2.劳动合同；3.经法人签署的201902-201912现金；4.费用报销单；5.工作交接表；6.入职通知书；7.劳动合同第1页及最后一页的照片打印件；8.疫情管控证明；9.工资条；10.工资组成说明；11.工行资金记录；12.微信沟通记录之一；13.微信沟通记录之二。14.微信沟通记录之三；15.微信记录；16.书面交接记录；17.入职通知；18.拟入职公司的全国信用平台资料；19.仲裁答辩书、民事起诉状、答辩意见；20.公司来访登记。被告经贸纬公司辩称，一、被告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已于2020年2月4日自动延续，原告的正式离职时间为2020年4月3日。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企业延长了春节假期，同时企业未经审批不允许复工，导致公司复工时间一再延后，直到2020年3月1日才分批陆续复工。2020年3月3日，被告才收到原告的离职申请表，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提出离职必须提前30天书面通知用人单位，按此推算，原告的正式离职时间应为2020年4月3日。二、被告及时开出原告的离职证明，并足额向原告发放工资和费用。三、原告不能向被告主张未开具离职证明导致其未能重新就业造成的赔偿责任。1.员工入职通知书疑点居多，不应当作为定案认定。2.原告在办理交接期间于2020年3月份在案外人广东东太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太公司）履新，并由该公司为其缴纳社保，原告并没有因为没有离职证明而无法找到新的用人单位。四、被告扣除原告150元作为公司经济损失合法合规。经贸纬公司也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为：被告不需支付原告支付赔偿款4068.73元。针对经贸纬公司的起诉，朱伟彬辩称，被告不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告开具离职证明，导致原告无法入职的经济损失6921元，被告该当赔偿。被告经贸纬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劳动合同；2.薪资明细表（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3.员工离职申请表；4.2020年2-3月薪资明细表。5.2020年3月报销单；6.汇款电子回单；6.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员工资员工调薪协议书；8.疫情期间回司登记表；9.纠正和预防措施记录表；10.现金收支明细表；11.微信截图1；12.微信截图2；13.微信截图3；14.员工手册；15.孙文东路雅致街4号201现场照片；16.社保缴费证明。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朱伟彬于2017年2月4日入职经贸纬公司，任财务主管。经贸纬公司已为朱伟彬参加社会保险。2017年2月4日，经贸纬公司（甲方）与朱伟彬（乙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17年2月4日起至2020年2月3日；乙方的岗位为会计；乙方正常工作时间工资1510元/月，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月30日发上月工资。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经贸纬公司、朱伟彬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2月3日期限届满后，朱伟彬于2020年2月27日通过微信向经贸纬公司表示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并向该公司提交员工离职申请书。员工离职申请书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2月26日，其中离职类型勾选为正常离职及合同到期，计划离职日期填写为2020年3月10日；员工离职须知栏处显示有朱伟彬的签名，其中第二点载明“离职审批后请做好离职交接工作，待工作交接完毕，方可办理离职手续”；审批栏处人力资源审核意见为“此申请实际收到日期为3月3日，此岗位属主管级别，目前没有合适后备交接人，希望离职日期延后，直到招到合适交接人为止”；总经理审批意见为“由于岗位重要，加上疫情期间，既然国家规定疫情期间不能随便辞退员工，出于人道，同理，员工也不能在此期间离开公司，所以必须等疫情过后，才能离开岗位”，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3日。朱伟彬主张其在经贸纬公司最后工作至2020年3月7日，2020年3月共出勤6天。2020年4月4日、5日，朱伟彬回经贸纬公司，办理相应的工作交接手续。朱伟彬称经贸纬公司并未及时为其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其无法到新公司入职，直至2020年4月9日才重新就业，故要求经贸纬公司支付相应的经济损失。朱伟彬提交员工入职通知书拟证。经贸纬公司不确认朱伟彬的主张及所提交的员工入职通知书，并称朱伟彬旷工自行离职导致其方相关工作无法正常交接运营，因此经贸纬公司一直要求朱伟彬完成工作交接手续后再办理离职手续，但朱伟彬一直拖延未完成工作交接手续，因未出具离职证明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在于朱伟彬自身。经贸纬公司同时称其方人事专员于2020年4月6日通过微信通知朱伟彬回公司领取离职证明，但朱伟彬一直未回公司领取。经贸纬公司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方曾通知朱伟彬回公司领取离职证明。朱伟彬确认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不确认经贸纬公司所主张的证明内容。经查，“员工入职通知书”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10日，落款单位为中山市博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内容为“尊敬的朱伟彬女士，您好：您已经通过我公司的招聘考核，我们现以书面方式通知您已被公司正式录用，请于2020年3月16日上午9:00到我公司办理入职手续……担任我公司的财务人员。需携带下列个人资料到我司办理入职手续：……4.原单位离职证明……请在本通知书的规定期限内报到，逾期未报到，公司将不予录用……”。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经贸纬公司的人事专员于2020年4月6日向朱伟彬发出信息通知其回公司领取离职证明，朱伟彬回复“明天中午”。朱伟彬的月工资由基本工资1720元、绩效工资3680元、奖金521.74元组成，共5921.74元。朱伟彬称其2018年2月起固定补助1000元/月，每月通过报销的形式发放补助。经贸纬公司已支付朱伟彬2020年2月应发工资3223.53元（含提成118.58元）、2020年3月应发工资1227.27元，且已支付朱伟彬2020年4月4日、5日现场交接工资368.18元。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经贸纬公司自春节假期后一直停工至2020年2月23日，直至次日复工。朱伟彬称经贸纬公司要求停工期间在家办公，紧急情况下可回公司处理事务，而其疫情期间均在家办公，而经贸纬公司并未足额支付其2020年2月、3月工资及2020年4月4日、5日现场交接的工资。经贸纬公司不确认朱伟彬的主张，并称其方并未要求全体员工在家办公，因特殊情况需回公司工作的员工必须进行登记，而总经理指示在家办公的岗位人员必须按要求发送工作日报，而朱伟彬作为会计岗位，无须在家办公。经贸纬公司又称其方已与员工订立《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员工自愿调薪协议书》（以下简称“员工自愿调薪协议书”），员工同意按照1720元/月的标准计发停工期间的工资，其方不存在未足额支付朱伟彬工资的情况。该公司提交“疫情期间回司办公登记表”和“员工自愿调薪协议书”拟证。朱伟彬确认以上证据的真实性。经查，“疫情期间回司办公登记表”反映：朱伟彬2020年2月14日回公司办公，工作内容登记为“开票、报税”；2020年2月20日回公司办公，工作内容登记为“贷款、现金、流量表、整理申请贴息补贴资料”。“员工自愿调薪协议书”反映经贸纬公司倡议疫情停工期间，按照1720元/月的标准发放员工工资，朱伟彬在反馈意见栏目处签名，并提出意见为“原则上同意公司意见，但在疫情期间，有回公司处理工作约10小时（有打卡记录及签到记录），要求补休或绩效工资”。朱伟彬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疫情期间在家办公的主张，经贸纬公司确认微天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微天聊天记录反映朱伟彬分别与经贸纬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经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等人的聊天记录，上述聊天记录多为朱伟彬与相关人员关于工作问题的咨询与解答。因报税问题被处罚所导致损失，经贸纬公司在朱伟彬2019年12月工资扣除150元。经贸纬公司提交“纠正和预防措施记录表”以证明其方对朱伟彬进行工资扣罚的合理性。朱伟彬确认该记录表的真实性，但主张其与记录表中的广东建麟货运有限公司漏报2019年9－11月个税，被所属税务机关处罚，朱伟彬的事实陈述为“建麟货运公司于2019年7月已在网上做税务备案了，但无纸质税务备案资料”；事件的处理结果为公司承担处罚金额的50%，余下金额中，朱伟彬承担100元，朱伟彬对事件的处理结果栏目处签名并勾选同意。2020年4月23日，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朱伟彬（申请人）的仲裁申请，请求裁决经贸纬公司（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7日少计发工资4101元；二、被申请人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人开具离职证明，导致申请人无法入职的经济损失6921元；三、2019年12月工资中无故克扣的工资150元；四、4月4日至4月5日现场交接工资636.41元。2020年6月29日，该会出具中劳人仲案字[2020]2194号仲裁裁决：“被申请人须于本裁决生效后即：一、支付申请人2020年2月、3月及2020年4月4日、5日期间工资差额411.61元；二、（支付申请人）2020年3月16日至2020年4月6日期间未能重新就业的赔偿款4068.73元；三、返还申请人2019年12月扣罚工资的差额50元；以上合计4530.34元。”朱伟彬和经贸纬公司均不服仲裁裁决，均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诉讼中，对朱伟彬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平均工资，经贸纬公司确认为仲裁裁决查明的5530.93元/月，朱伟彬认为差了固定补助1000元/月，该期间的平均工资为6530.93元/月。经贸纬公司提交的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反映，经贸纬公司为朱伟彬参加社会保险至2020年2月，朱伟彬2020年3－9月期间的参保单位为东太公司。朱伟彬确认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的真实性，称其不想社保断保，故委托别人东太公司缴交，同时确认东太公司从2020年3月至今均为其代为参保。朱伟彬在诉讼中确认，其2020年4月6日到新单位上班，明确新单位不是中山市博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但不愿说出新单位的名字。2020年2月1日至同年2月23日期间共有15个工作日。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虽然朱伟彬主张其工资包含1000元/月的补助，每月通过报销的形式发放，但其所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并未载明转账款项的具体明细，且经贸纬公司提交的并显示朱伟彬签名确认的“2019年2月至2019年12月现金收支明细表－经贸纬”反映“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经贸纬公司总经理马陈勇向朱伟彬转账的款项为凭票报销的报销款，金额也非朱伟彬所主张的1000元/月，朱伟彬未能提交依据以证明其关于补助通过报销形式发放的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朱伟彬关于工资中包含1000元/月的补助的主张不予采信。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经贸纬公司是否拖欠朱伟彬2020年2月1日至同年3月7日期间、2020年4月4日、5日交接工作的工资；二、经贸纬公司在朱伟彬2019年12月工资中扣除150元是否妥当；三、经贸纬公司应否向朱伟彬支付未在法定期限内出具离职证明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关于焦点一。根据“员工自愿调薪协议书”的反映，朱伟彬在反馈意见栏目处同意经贸纬公司按1720元/月的标准发放疫情停工期间工资的倡议，且该标准与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一致，也符合《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明电[2020]5号）第二条的规定，故本院按照1720元/月的工资标准予以核算朱伟彬疫情停工期间的工资。虽然朱伟彬主张其疫情期间在家办公，但其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仅反映朱伟彬与相关人员关于工作问题的咨询与解答，并未实质反映其居家办公的情况，朱伟彬在“员工自愿调薪协议书”中的意见为“在疫情期间有回公司处理工作约10小时”，且“疫情期间回司办公登记表”也反映朱伟彬疫情期间回公司办公2天，上述情形与朱伟彬的主张相矛盾，故本院对朱伟彬关于疫情期间在家办公的主张不予采信。另，经贸纬公司并未就2020年2月1日至同年3月7日期间的工资仲裁项向法院提起诉讼，应视为接受仲裁裁决的相关认定，故本院认定朱伟彬2020年3月出勤6天。综上，朱伟彬疫情期间停工13天，疫情期间工作日出勤2天，2020年2月24－28日出勤5天，2020年3月出勤6天，2020年4月4日、5日出勤2天。结合朱伟彬平常的工资标准及疫情停工期间的工资标准，本院认定朱伟彬2020年2月1日至同年3月7日期间的工资为4686.06元[1720元/月÷21.75天/月×13天+5921.74元/月÷21.75天/月×（2天+5天+6天）+118.58元]、2020年4月4日（清明节）、5日（星期日）期间的工资为1361.32元（5921.74元/月÷21.75天/月×1天×300%+5921.74元/月÷21.75天/月×200%×1天），扣除朱伟彬已领取该期间的工资，经贸纬公司尚应向朱伟彬支付2020年2月1日至同年3月7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35.26元（4686.06元－3223.53元－1227.27元）、2020年4月4日、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993.14元（1361.32元－368.18元）。鉴于朱伟彬只主张2020年4月4日、5日期间的工资636.41元，与法无悖，本院从其主张，经贸纬公司实际应向朱伟彬支付2020年4月4日、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636.41元。关于焦点二。《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因劳动者过错造成用人直接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从其工资中扣除赔偿费，但应当提前书面告知扣除原因及金额；未书面告知的不得扣除，扣除赔偿费后的工资余额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根据显示有朱伟彬签名的“纠正和预防措施记录表”的反映，朱伟彬因所负责工作的失误而导致经贸纬公司存在经济损失系事实，且朱伟彬也同意该公司的处罚意见，即该记录表的扣罚意见合法合理，但是该记录表的扣罚意见载明朱伟彬承担100元的赔偿责任，而经贸纬公司实际在朱伟彬的工资扣除150元，已超出双方所同意的扣罚金额，故经贸纬公司应向朱伟彬返还2019年12月扣罚工资差额50元（150元－100元）。关于焦点三。朱伟彬在诉讼中确认其于2020年4月6日到新单位上班。经贸纬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东太公司于2020年3－9月期间为朱伟彬参加社保，朱伟彬在诉讼中确认东太公司从2020年3月至今为其代为参加社保。朱伟彬能够提供新的用人单位名称而不愿意提供，且未能提交委托东太公司参加社会保险的有关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本院采信经贸纬公司的主张，从而认定朱伟彬于2020年3月入职东太公司。朱伟彬称经贸纬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其经济损失，本院不予采信，其要求经贸纬公司支付相应的经济损失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经贸纬公司无需要向朱伟彬支付因未在法定期限内出具离职证明而导致的赔偿款。综上，朱伟彬的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经贸纬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九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山市经贸纬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朱伟彬支付2020年2月1日至同年3月7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35.26元；二、被告中山市经贸纬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朱伟彬支付2020年4月4日、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636.41元；三、被告中山市经贸纬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朱伟彬返还2019年12月扣罚工资的差额50元；四、被告中山市经贸纬进出口有限公司无需向原告朱伟彬支付因未在法定期限内出具离职证明而导致的赔偿款；五、驳回原告朱伟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原告朱伟彬已预交），由原告朱伟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 逵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余海玲石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