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6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翔平，女，198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殷川，男，198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明，北京市隆安（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清芳，北京市隆安（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丽盈，女，198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繁祺，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懿，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翔平、殷川因与被上诉人张丽盈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2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翔平、殷川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明、李清芳、被上诉人张丽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繁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翔平、殷川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丽盈的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诉讼费用由张丽盈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张丽盈明知殷川对其提供的《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不予认可且不同意签订的前提下，转而要求李翔平签订该协议，李翔平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1.殷川在2019年5月29日微信聊天中表示“我给你一份先看看吧”，间接回应张丽盈表示不同意签署张丽盈提供的《解除股份代持协议》。2.一审法院对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话录音内容理解片面。2019年3月22日的电话录音内容系双方就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事宜进行的第一次协商，录音中殷川虽承诺对方有退出机制，但并没有确认退出机制的具体内容，而且殷川在录音的最后也明确说到要根据原《股份代持协议》的内容来最终确定如何退出、退出多少钱、回报是多少，并且形成书面的协议。针对微信聊天记录，殷川在2019年12月15日回复张丽盈信息“我最近都在安排，看能否一次性解决一部分”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为殷川回复张丽盈的“催款”信息，表明殷川默示认可《解除股份代持协议》。实际上，2019年9月29日张丽盈向殷川发送的“殷总，每月那10800元请转这个账号…”、“殷总，转了吗？”系张丽盈因个人资金紧张，要求殷川先代为垫付银行的贷款利息每月10800元。2019年12月15日张丽盈提出“殷总，至今你都没有转钱过来，请问还我115万这个事情要拖到什么时候呢？…”这里张丽盈所谓的“没有转钱过来”系指殷川没有将代张丽盈支付的银行利息转过来，其所谓的“还我115万…”系张丽盈在其个人制作的《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中提出的要求，殷川回复“最近都在安排，看能否一次性解决一部分”系其在安排进一步协商事宜，并没有具体认可张丽盈所谓的还款“115万元…”。3.李翔平在2019年8月25日签署《解除股份代持协议》时殷川对此并不知情。根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张丽盈在明知殷川不同意签订其制作的《解除股权代理协议》的情况下，利用其和李翔平的同学关系主动要求李翔平帮忙签署该协议，该行为本身并非善意。李翔平碍于同学情面才签订了解除协议。（二）一审判决认定“李翔平构成表见代理，其自愿签订《解除股份代持协议》视为债的加入，理应共同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系自相矛盾，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应当归属于被代理人，并非“债的加入”。一审判决在认定李翔平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下又认定李翔平签订《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为债的加入，理应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该说法自相矛盾。（三）即使一审判决认定《解除股份代持协议》有效，判决中的利息计算方式也存在重复计息问题。1.本案张丽盈实际支出的投资款本金为100万元人民币，在《股份代持协议》中约定需支付股权认购投资款130万元人民币，张丽盈实际支付股权投资款为100万人民币，其本身存在违约支付投资款问题，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张丽盈主张的所谓资金占用费15万元人民币，为其本金100万元人民币两年的计息，因此15万元人民币不能计入本金，一审判决以115万元为基数计息系重复计息，间接为张丽盈谋取高利，损害李翔平、殷川利益。（四）张丽盈的资金确已投入广州崇大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大公司”）的广体地块建设项目中，张丽盈实际持有该公司的股权，其应当依照原《股份代持协议》的约定解除代持，且同时不能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张丽盈在签订《股份代持协议》时对其投资项目有充分的了解，并在合同中明确接受投资所带来的时间成本和回报风险，其投资的广体地块项目一直在积极筹建过程中，张丽盈对该事实也明确知晓，在没有充分协商的前提下张丽盈要求殷川签订其提供的《解除股份代持协议》撤回所有投资，一方面损害崇大公司利益，另一方面也会间接损害崇大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五）张丽盈没有按照《股份代持协议》的约定支付130万元出资款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李翔平、殷川在张丽盈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已陆续向其转款共计10万元。《解除股份代持协议》是在殷川明确表示不同意的情况下由张丽盈诱导李翔平签订，其本身并非善意，不产生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张丽盈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殷川、李翔平是夫妻关系，且同是崇大公司的股东，两人对涉案代持事实是知情的。结合张丽盈与殷川多次沟通退款事宜，我方有理由相信李翔平是经过殷川的同意签署涉案解除协议。（二）《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的乙方为殷川、李翔平，且协议书有支付义务的具体内容，李翔平基于签字行为承担案涉款项退还责任并无不当。（三）《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签订后，我方有明确的向殷川催款行为，且催款信息明确提及涉诉的115万元，并非李翔平、殷川辩称的其他利息或贷款。殷川对于我方的催款也没有进行否定。（四）崇大公司不是股权代持协议的当事人，代持协议对崇大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的纠纷仍应采用合同理论解决，在本质上是债权债务关系，本案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依据合同规则和《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的约定处理。张丽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张丽盈与殷川于2016年11月4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于2019年8月25日解除；2.李翔平和殷川共同向张丽盈返还投资款1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15万元；3.李翔平和殷川共同向张丽盈支付逾期返还投资款和资金占用费的利息93879元（利息以11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12月19日为93879元）；4.诉讼费、保全费由李翔平、殷川承担。一审认定的事实：崇大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19日，成立时的股东为马瑜、陈莉华、张润全、殷川、李翔平。殷川认缴出资额8.175万元，李翔平认缴出资额7.5万元。2016年11月4日，张丽盈作为甲方（委托人）与殷川作为乙方（受托人）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鉴于乙方与李翔平、陈文耀、张润全、马瑜计划出资设立崇大公司，各方也已于2016年5月28日签订了《股东入股合作协议》，共同经营广州体育学院GJ-21地块项目，并约定了其他事项（合作协议见附件），乙方为发起人。基于对共同经营广州体育学院GJ-21地块项目的发展预期，经友好沟通与协商，甲方拟参股崇大公司，成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也是公司的实质股东，享有作为公司股东的一切权利与义务。甲方委托乙方代持甲方在崇大公司的股份。代持股份实际由甲方所有并实际出资，由乙方以乙方名义代甲方持有。甲方拟以乙方名义认购崇大公司的股份，合计金额人民币130万元，占崇大公司总股本的1%。甲方于2017年1月1日前将上述购股款全部支付给乙方。乙方在收到甲方全部购股款后，接受甲方的委托，以自己名义代甲方与崇大公司另行订立认购股份的相关协议。甲方作为崇大公司上述股份的实际持有人，享有上述股份的所有权、处分权以及收益权。甲方对乙方办理股份转让过程中所签订的相关协议文件均予以认可，并享有和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甲方完全知悉并理解认购崇大公司上述股份的全部风险，本次认购并委托乙方代持的风险及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甲方对崇大公司以及经营的广州体育学院GJ-21地块项目的进展拥有知情权，如甲方需要，乙方应有义务向甲方进行说明。合同还约定了其他相关内容。2016年11月10日至2017年2月12日，张丽盈陆续向殷川转账100万元投资款。2019年3月，张丽盈与殷川多次在微信聊天和电话中沟通解除《股权代持协议》事宜。期间，二人多次在微信中就解除《股权代持协议》进行沟通，张丽盈还将拟好的内容与2019年8月25日签订的《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内容基本一致的《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发送给殷川。自2018年9月29日，张丽盈在微信中向殷川催款。2019年12月15日13：34，张丽盈在微信中跟殷川说“殷总，至今你都没有赚钱过来，请问还我115万这个事情要拖到什么时候呢？……”2019年12月15日17:14，殷川回复“我最近都在安排，看能否一次性解决一部分”。2019年8月25日，张丽盈作为甲方与殷川、李翔平作为乙方签订《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于签订本协议之日解除双方于2016年11月4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确认在签订《股份代持协议》前曾向甲方作出承诺，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2年时（即2018年11月5日），甲方有权单方退出上述项目的股份，并有权单方解除该《股份代持协议》，乙方承诺在甲方退出上述项目股份时向甲方全额返还该100万元投资款并按照投资款总额的15%标准向甲方补偿资金占用费，甲方已于2018年6月份向乙方提出退出该项目股份的要求，以便乙方有足够时间予以准备。乙方对该事实不持任何异议。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截至签订本协议书之日，乙方仍未将甲方的上述100万元投资款及15万元资金占用费（合共115万元）返还给甲方。双方《股份代持协议》解除后，甲方因投资上述项目并以乙方名义代持股份期间产生的与该项目有关的所有债权债务均与甲方无关，由乙方享有和承担。《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甲方处有张丽盈签名，乙方处仅有李翔平签名，没有殷川的签名。李翔平与殷川系夫妻关系。殷川、李翔平未向张丽盈返还投资款及资金占用费，张丽盈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广州安士丹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士丹公司”）成立于1998年10月19日，2017年1月9日，崇大公司与安士丹公司股东叶秀槐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书》，受让叶秀槐持有安士丹公司85%的股权。崇大公司现为安士丹公司股东。2011年3月10日，广州体育学院与安士丹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合同书》，就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和林和西横路交汇处临街一线地块的开发、建设、经营进行合作。广州体育学院与安士丹公司就《合作经营合同书》产生纠纷，本院作出（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0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合作经营合同书》成立并合法有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就该判决提起抗诉，2015年2月1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本院（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065号民事判决书。殷川认为崇大公司通过收购安士公司股权的形式准备接手广州体育学院相关项目，《股份代持协议》所涉项目真实合法，应继续履行。而《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并没有殷川签名，李翔平无权与张丽盈签订《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不产生解除《股份代持协议》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张丽盈与殷川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依法成立且生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张丽盈与李翔平签订的《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是否对殷川发生法律效力。《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抬头乙方载明是李翔平、殷川，但是落款处仅有李翔平的签名，没有殷川的签名。但结合张丽盈与殷川的聊天记录、电话录音，显示双方实际已经对解除《股份代持协议》达成了合意，合意内容与前述《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内容基本一致，李翔平为殷川配偶，又曾是崇大公司股东，李翔平对于殷川代张丽盈代持涉案股权的事情是清楚的，在此基础上，李翔平签署前述《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使张丽盈有理由相信其是经过殷川同意或授权签署的，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份《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对殷川发生法律效力。结合2019年12月15日张丽盈与殷川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殷川对于张丽盈的催款是确认的，更进一步证实殷川知晓并确认前述《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内容。故涉案《股份代持协议》于《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签署之日即2019年8月25日解除。同时，李翔平自愿签订《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视为债的加入，理应共同承担返还款项的责任。张丽盈要求李翔平、殷川按照协议约定返还100万元投资款及资金占用费1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翔平、殷川未按照约定返还投资款及支付资金占用费，张丽盈要求李翔平、殷川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协议解除时间为2019年8月25日，但张丽盈主张要求从2018年7月1日起计算利息，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利息应以115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张丽盈请求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确认张丽盈与殷川于2016年11月4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于2019年8月25日解除；二、李翔平、殷川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张丽盈投资款100万元、支付资金占用费1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15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张丽盈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94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翔平、殷川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在张丽盈与殷川的微信中，存在如下聊天内容：2019年5月29日（张丽盈）：“是签这份协议吗（同时发送与案涉2019年8月25日《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内容基本一致的协议）？”（殷川）：“我给你一份先看看吧。”6月13日（张丽盈）：“请问解除协议弄好了吗？”12月15日（张丽盈）：“殷总，至今你都没有转钱过来，请问还我115万这个事情要拖到什么时候？我急需用钱，你不要再拖我了好吗？”（殷川）：“我最近都在安排，看能否一次性解决一部分。”（张丽盈）：“具体是怎样安排啊？”（殷川）：“我都在等答复。”（张丽盈）：“2018年6月份跟你说到现在，一年半了都没有解决到一块钱。那天当着翔平的面在星巴克说的每月先来10800元你都没做，还有你说年底一半约50万到60万，明年2020年6月前完全搞定115万，我还该相信吗？”殷川没有再回复。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李翔平、殷川应否承担向张丽盈退还出资款的法律责任？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张丽盈依照其与殷川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向殷川交付100万元款项，委托殷川以其名义认购崇大公司股份并代为持有。双方对代持法律关系的设立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李翔平、殷川称张丽盈未按照《股权代持协议》约定交齐全部130万元出资款存在违约，但是殷川并未对张丽盈作出任何催缴行为，也无证据证实因该差额存在直接影响双方《股权代持协议》的履行，且在《股权代持协议》中亦未对张丽盈少交出资款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因此，李翔平、殷川以此主张张丽盈违约在先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就涉案《股权代持协议》解除一事，张丽盈主要通过微信和电话与殷川进行沟通。在双方2019年3月-12月的微信聊天中，双方前期一直在就解除协议的拟稿问题进行磋商，而从9月份之后，张丽盈主要在就款项的支付进行催促。涉案《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虽然仅有李翔平签字，但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殷川对该《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内容明知且确认，理由如下：1.李翔平与殷川系夫妻关系，且在案涉《股权代持协议》签订时李翔平、殷川均为崇大公司股东，其两人均应当对张丽盈与殷川代持关系的存在清楚明知。基于上述身份关系和实际任职情况，张丽盈有理由相信李翔平的签字行为可以代表殷川。2.从张丽盈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来看，其与殷川已在微信中就《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的框架和具体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在2019年5月29日微信中，张丽盈发送了与案涉2019年8月25日《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内容基本一致的协议，并询问“是签这份协议吗？”殷川回复“我给你一份先看看吧。”从殷川的回复来看，其意欲提供不同版本的解除协议书与张丽盈协商，但在张丽盈催促后殷川仍未提供其认可的合同版本。3.2019年8月25日之前，并无证据证实殷川有与张丽盈就双方认可的解除协议版本的确定进行磋商。涉案2019年8月25日《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签订后，双方更无提及再次草拟解除协议书的任何事宜。相反，张丽盈在2019年12月15日微信聊天中有就涉案115万元的支付进行催促，而款项金额也与2019年8月25日《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的殷川、李翔平应退还款项金额相吻合。殷川在微信中对于张丽盈的催款并无提出异议，反而表示尽力解决。上述行为足以证实殷川对于案涉2019年8月25日《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签订情况已经知悉。第三，双方合作的涉案项目是否真实存在以及经营状况如何，均不影响张丽盈以案涉《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为依据向李翔平、殷川主张投资款退还的权利。李翔平、殷川在《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明确承诺在退还投资款时按照投资款总额的15%向张丽盈支付资金占用费。《解除股份代持协议书》签订之日应当视为张丽盈退出项目股份之时，李翔平、殷川应即时向张丽盈退还115万元款项，李翔平、殷川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一审判决以115万元为基数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翔平、殷川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94元，由上诉人李翔平、殷川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林燕贞书记员 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