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京01行申7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艾宏，男，1961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现住北京市海淀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李大成，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正勇，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洌，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原审第三人毛见梅，女，1968年5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南岸区。再审申请人艾宏不服被申请人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以下简称海淀区民政局）作出的婚姻登记行为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行初55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艾宏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行初557号行政裁定书。事实与理由：一、再审申请人艾宏至今未收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8行初557号行政裁定书，一审法院的行为属于枉法裁判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邮寄送达的规定，邮寄送达指的是实际的送达，根本不存在推定送达和视为送达的情况，艾宏既没有委托接受送达的人，也实际上没有收到送达文书，因此，行政裁定书在没有送达的情况下应归于无效。再审申请人的上诉是否成立、是否符合上诉条件，应由上诉法院作出决定，而不应该由一审法院不经任何法定程序拒绝考虑适用最高法院邮寄送达规则，而通过擅自扣留艾宏的上诉文件的行为，剥夺了艾宏的上诉权利，同时僭越了上诉法院的管辖权。另外，一审法官行为构成枉法裁判，一审法院的送达属于恶意送达，这是典型的人民群众痛恨的司法操作，具体而言，就是在国庆十一长假前后，很多人响应政府号召，配合国庆交通管制，提前请假离京并晚几天回京上班，这已经成为中国假日经济的习惯做法，艾宏在2019年9月27日离京驾车回山东老家，之后驾车到济南，然后驾车到威海，后回济南，10月5日回到北京，10月6日从北京乘机到达广州，10月6日自广州出境至美国，10月20日从北京入境回国，在此期间，艾宏不在北京，一审法官刻意选择这个时段通过邮寄向本人送达行政裁定书，送达地址是我一审填写的我办公室的地址，但是没有选择委托代理人接受送达，办公室信件很多，单位同事以为是工作信件就拆开了，拆开后发现是我个人信件，电话联系不上我，就按照邮件上的地址将信件寄回给海淀法院。我回来后联系一审法官，一审法官让我将出行的证据交给法院，我就将行车记录、出入境等材料交给了一审法官，一审法官称我的上诉已经过期了，我仍将上诉状交给了一审法官，并要求一审法官将我不在北京的证据上交给二审法院。根据一审法官的算法，从2019年9月30日开始计算十天的上诉时效，这是一审法官电话告诉我的，10月9日是时效的截止日，还没上班，上诉期已过，这是恶意送达。以上是第一点程序问题。二、一审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明显缺乏证据证明应予撤销。1.行政裁定是驳回起诉，驳回起诉不应涉及对实体问题的认定，更不应当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变更行政行为相对人甄真的身份。2.海淀区民政局向艾宏与甄真颁发结婚证的行为存在严重过失，民政局在核发结婚证时，对甄真提交的身份证和户籍资料审查不严，未发现是甄真伪造虚假身份信息，甄真在申请结婚声明书中承诺其所述一切真实，承担虚假陈述的责任，艾宏基于信赖原则，作为受害者没有过错，一审法院驳回艾宏的起诉，让艾宏承担民政局和甄真以及公安机关制造假身份证的违法行为的后果，丧失法律的公平。3.一审法院认定甄真改名毛见梅是错误的，事实是毛见梅极有可能同时扮演了甄真和毛见梅两个角色，毛见梅在2000年创设了甄真这个虚拟的身份，毛见梅与甄真的身份信息和户籍信息同时存在且内容完全不同，毛见梅已婚且婚史复杂至少育有3个子女，最大已经30多岁，甄真比毛见梅小九岁，未婚无子女，毛见梅伙同重庆公安机关伪造户籍身份信息之后，毛见梅与甄真以至少6个身份证同时存在，毛见梅根据需要决定使用何种身份，如2006年以甄真身份与我登记结婚，2018年以毛见梅的身份并以其中之一的身份证与台湾人霜鸿章办理离婚手续，2019年3月4日重庆公安机关发现没有甄真这个自然人，注销了甄真的姓名**籍、身份证，甄真的民事主体在法律上被消灭。因此，艾宏与甄真的结婚证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4.一审法院以超过时效为由驳回艾宏的起诉，理由是以海淀区民政局颁发结婚证的时间计算时效，艾宏认为海淀区民政局办理结婚证正确与否取决于公安机关提供的身份证、户籍信息的真伪，甄真的户籍资料由重庆公安机关颁发，结婚证由海淀区民政局颁发，艾宏没有理由否定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行政信赖。如果没有重庆市公安机关在2019年3月作出注销甄真户口、身份证及甄真所有个人身份信息这一行政行为，艾宏不可能知道甄真这个民事主体的虚假和事实、法律上的不存在。也就是说没有重庆公安局在本人要求下纠错就不会有本案，所以诉讼时效不应以海淀区民政局颁发结婚证的时间计算，具体而言，艾宏依据行政信赖的后果本身就具有消灭时效的法律后果。5.根据行政法制原则，海淀区民政局颁发结婚证的行为属于没有事实依据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应予撤销，不存在时效问题。海淀区民政局颁发结婚证的行为应以公安机关颁发身份证、户籍资料为依据，重庆市公安机关在2019年3月注销甄真户口、身份证及甄真所有个人身份信息，艾宏结婚证上记载的另一方已经不存在，因此，海淀区民政局向艾宏和甄真颁发结婚证的行为失去了事实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应在重庆市公安机关注销甄真户口后，应依法撤销结婚证。6.根据法理原则，无效行政行为永远无效，不存在时效问题，海淀区民政局向艾宏和甄真颁发结婚证时，毛见梅与霜鸿章存在婚姻关系，如果甄真为毛见梅，甄真重婚，结婚证无效。重庆市公安机关在2019年3月注销甄真户口、身份证及甄真所有个人身份信息，海淀区民政局向艾宏和甄真颁发结婚证失去了事实依据，是违法的行政行为，而违法则无效。甄真或毛见梅婚史复杂，在与艾宏办理结婚登记时，最大的子女30多岁，最小的20多岁，比甄某九岁的毛见梅替换甄真，认定艾宏与毛见梅存在婚姻关系，违反我的自愿原则，理应无效。毛见梅冒名甄真，违法欺诈，违反公序良俗，违反婚姻法，该婚姻应无效。海淀区民政局向艾宏和甄真颁发结婚证是无效的行为，对于无效行为的追究，对于违反公序良俗行为的追究，不应受到时效限制。7.根据艾宏的调查，甄真以6个身份证结婚，以6个身份证离婚，是典型的婚姻诈骗行为。通过婚姻谋取巨额不当利益，在甄真提起与我的离婚诉讼后，我才发现海淀区民政局颁发结婚证行为的违法性，并向一审法院提交大量证据证明，一审法院的裁定消灭了艾宏婚姻权这一基本民事权利。根据海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的提示，艾宏根据结婚证书既不能离婚，因为没有离婚对象，也不能结婚因为艾宏属于已婚状态，这种法律后果绝不可能是行政法和民法所要达到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恶意邮寄本案行政裁定书，不向艾宏送达书面行政裁定书属于枉法裁判，一审法院认为艾宏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属于违背法理，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本院经审查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海淀区民政局为艾宏与甄真（毛见梅）作出的婚姻登记行为时间是2006年2月13日，艾宏不服该行政行为于2019年4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五年最长起诉期限，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艾宏的起诉，并无不当。对于艾宏主张的一审法院剥夺其上诉权的再审理由，经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艾宏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艾宏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宇红审 判 员 王颖君审 判 员 孙 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 薇书 记 员 章凯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