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102行初78号原告丁春兰，女，1958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代理人喻曦（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区改造更新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法定代表人刘原钰，局长。出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费丹，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谢鹏飞（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丁春兰诉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区改造更新局（以下简称区城改局）行政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受理后，向被告区城改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夏露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李莉、赵静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春兰及其代理人喻曦，被告区城改局的负责人费丹及其委托代理人谢鹏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丁春兰诉称，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书》（岸政征〔2017〕6号），对古德寺片（二期）旧城区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原告居住的江岸区新建街32号5层楼私房被列入了征收范围，被告工作人员王红艳与原告协商征收补偿金额，达成征收补偿金额720万元的合意，但被告未与原告签订相关《征收补偿协议书》。后被告工作人员王红艳于2019年1月通知原告去银行领款，原告领取款项后发现与被告协商确定的金额不符，随即要求被告提供补偿依据，被告均以已经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为由推脱不允，但不提供相关《征收补偿协议书》。2019年7月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信息公开，要求被告公开原告的《征收补偿协议书》，被告于2019年7月18作出公开答复，公开上述协议，原告至此才第一次看到该协议，经原告确认，该协议并非原告签名及盖手印，属于被告伪造，且该份伪造的协议所涉建筑面积认定错误。原告认为该《征收补偿协议书》系被告伪造，应当予以撤销，并依法对原告进行征收补偿。原告丁春兰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0702号），用以证明原告丁春兰至此才知道该协议存在。证据2、《征收补偿协议书》复印件（征收序号：0369号），用以证明该协议上非原告本人签字，属于伪造。被告区城改局辩称，原告丁春兰与被告区城改局依法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其要求撤销上述协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其要求被告依法履行征收补偿职责的诉讼请求并不明确，应依法予以驳回。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2017年10月31日，江岸区人民政府作出岸政征〔2017〕6号《房屋征收决定书》，决定征收江岸区古德寺二期旧城改建项目范围内房屋，该征收项目的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负责组织实施该项目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与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经查，新建村32号房屋，位于该项目征收范围内，未办理房屋权属证明，经丁春兰、丁安安、袁超、丁向东等四人共同签订具结书，确认该房屋1层为原告丁春兰所有。2018年2月18日，原告及其他三人分别与被告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书》，其中征收序号为0369号协议确定上述1层房屋实际面积为35.79平方米，按未登记建筑进行补偿，原告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补偿及奖励款项总计1071383.69元，该协议由原告本人亲笔签名并按捺手印。2019年1月16日，被告将上述款项支付给指定的原告账户；2019年1月18日，上述款项的放款通知书发放给原告，同日，原告在《房屋移交验收单》上签字，同意将腾退完毕的房屋交付拆除。根据上述事实，被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原告所称上述协议系被告伪造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二、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对被征收人的补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达成一致，双方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该协议基于双方合意，并非单方强制性行政行为；另一种是无法达成协议，征收部门报请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故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征收补偿职责的诉讼请求并不明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区城改局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岸政征〔2017〕6号《房屋征收决定书》，用以证明2017年10月31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作出岸政征〔2017〕6号《房屋征收决定书》，决定征收武汉市江岸区古德寺二期旧城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该征收项目的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证据2、具结书，用以证明新建村32号房屋，位于该项目征收范围内，未办理房屋权属证明，经丁春兰、丁安安、袁超、丁向东等四人共同签订具结书，确认该房屋1层为原告丁春兰所有。证据3、《征收补偿协议书》（征收序号：0369号），用以证明2018年2月18日，原告及其他三人分别与被告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书》，其中征收序号为0369号协议确定上述1层房屋实际面积为35.79平方米，按未登记建筑进行补偿，原告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补偿及奖励款项总计1071383.69元，该协议由原告本人亲笔签名并按捺手印。证据4、付款明细及转账凭证、放款通知书、《房屋移交验收单》，用以证明2019年1月16日，被告将上述款项支付给指定的原告账户；2019年1月18日，上述款项的放款通知书发放给原告，同日，原告在《房屋移交验收单》上签字，同意将腾退完毕的房屋交付拆除。经庭审质证，原告丁春兰对被告区城改局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未在《具结书》上签字按捺手印，有涂改痕迹，也未列明时间，且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上的签字和手印不是原告留的系被告伪造，庭前已经申请笔迹和指纹鉴定，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4中的付款明细及转账凭证，认为转账凭证及存根是内部文件，收款人并非原告账户，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4中的放款通知书，认为不是原告签字，且该通知书制发的对象是民生银行，而非丁春兰，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4中的房屋移交验收单，认为并非原告本人签字，系被告伪造，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区城改局对原告丁春兰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这是原告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进行申请，被告所做的答复，不能证明丁春兰在获得答复书时才第一次知道协议内容；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上面原告签名系伪造。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丁春兰及被告区城改局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源合法，可以证明案件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31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作出岸政征〔2017〕6号《房屋征收决定书》，决定征收武汉市江岸区古德寺二期旧城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原告居住的武汉市江岸区新建街32号5层楼私房，位于该项目征收范围内，但未办理房屋权属证明，经丁春兰、丁安安、袁超、丁向东等四人共同签订具结书，确认该房屋1层为原告丁春兰所有。2018年2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征收序号为0369号的《征收补偿协议书》，协议确定上述1层房屋实际面积为35.79平方米，按未登记建筑进行补偿，原告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补偿及奖励款项总计1071383.69元，该协议加盖有征收部门“武汉市江岸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征收实施单位“江岸区二七街道古德寺二期旧城改建指挥部”，并有丁春兰的签名捺印，及签约服务单位经办人王艳红签字。2019年1月16日，被告将上述款项支付给指定的原告账户；2019年1月18日，上述款项的放款通知书发放给原告，同日，原告在《房屋移交验收单》上签字，同意将腾退完毕的房屋交付拆除。次日，原告丁春兰前往中国民生银行将上述款项取出。2019年7月2日，丁春兰向被告区城改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原告丁春兰的《征收补偿协议书》，被告于2019年7月18作出公开答复，向丁春兰公开上述《征收补偿协议书》。原告丁春兰认为该协议上的“丁春兰”签名捺印并非其本人所为，主张系被告伪造，且认为该份《征收补偿协议书》所涉建筑面积认定错误，故诉至法院，诉请如前。本案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征收序号为0369号的《征收补偿协议书》上的“丁春兰”签字和捺印进行鉴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但原告并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符合鉴定要求的可供比对的检材，又在庭审中当庭推翻签字及捺印非本人所为的主张，认可系其本人亲笔签名并捺印，称其在《征收补偿协议书》、具结书等四份文件上签名，但签的征收补偿协议并未填写款项具体金额，是空白协议。庭审中，丁春兰认可其已于2019年1月将被告发放的拆迁补偿款从银行取出，金额同《征收补偿协议书》（征收序号：0369号）载明的款项。另查明，《中共江岸区委、江岸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岸发[2019]1号）文件规定，将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区征收办）更名为武汉市江岸区城区改造更新局。本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作出岸政征〔2017〕6号《房屋征收决定书》，决定征收武汉市江岸区古德寺二期旧城改造项目范围内房屋，被告区城改局作为该征收项目的房屋征收部门，具体负责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因此，本案被告区城改局具有与原告丁春兰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的职权。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和合同性，协议是否可撤销，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关于撤销条件和是否享有撤销权的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2018年2月18日，被告区城改局就新建街32号的5层楼私房中的1层，与原告丁春兰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征收序号：0369）。该协议签订后，被告区城改局于2019年1月16日将协议约定的补偿及奖励款项总计1071383.69元支付给指定的原告账户，2019年1月18日，上述款项的放款通知书发放给原告，同日，原告在《房屋移交验收单》上签字，同意将腾退完毕的房屋交付拆除。2019年1月19日，原告丁春兰前往银行将上述款项取出。现新建街32号已被拆除。事实上，征收序号0369号《征收补偿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在领取补偿及奖励款项后，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行政协议，明显违反诚信原则。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丁春兰诉称被告在协议及配套拆迁材料中伪造原告签名捺印，后在庭审时又认可协议及配套拆迁材料系其亲笔签名，主张其签的为空白协议。对于原告主张签名捺印系伪造的观点，其已经通过自认予以否定，至于空白协议一说，原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其诉称的事实相悖，与其积极领取拆迁款的主观心态不符，其请求撤销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依据不足。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同时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涉案拆迁补偿协议于2018年2月18日签订，现原告丁春兰已确认其在协议上亲笔签名，而非被告伪造签名，故原告理应在签名之日即知晓涉案拆迁补偿协议的存在，对于时效的计算应从协议签订之日起，因此原告丁春兰于2020年5月11日请求撤销涉案行政补偿协议，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综上，原告丁春兰所诉行政协议，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原告丁春兰起诉要求撤销与被告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书》，并要求对原告进行征收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丁春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丁春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夏露人民陪审员  李莉人民陪审员  赵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 记 员  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