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终228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洋波。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伯星，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奎。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忠理，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莹，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陆洋波因与被上诉人董奎、原审第三人广州鸿富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富鑫公司，该公司已于2020年8月25日注销)股东资格确定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8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陆洋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伯星，被上诉人董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忠理、李坤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洋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陆洋波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董奎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鉴定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足以确认董奎非鸿富鑫公司的实际股东及监事，故一审判决应支持陆洋波主张的董奎不是鸿富鑫公司的实际股东及监事的诉请。（二）一审在庭审程序、证据采信、举证责任、法律适用等实体方面认定有误，损害了陆洋波的举证权利，加重了陆洋波的举证责任。1.杨某勇作为旁听人员，全程参与旁听，在庭审中多次发言，后法庭以向杨某勇发问的形式让其持续发言，不符合法定程序。2.董奎与杨某勇系姻亲关系，双方确认存在案涉的代持股关系，即董奎与杨某勇均认为杨某勇属于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但董奎与杨某勇均不向法院申请追加为一审被告或第三人、也不申请作为证人，杨某勇的法庭发言不能轻易采信。3.董奎与杨某勇间的《代持股确认书》，对于认定董奎的代持股关系事实至关重要。一审法院仅因董奎与杨某勇间的当庭确认，即采信董奎代杨某勇持股的真实性，不予准许陆洋波的鉴定申请，属认定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准许陆洋波提出的对《代持股确认书》的鉴定申请。即使董奎与杨某勇间的《代持股确认书》的形成时间是真实的，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间存在真实的代持股事实。因为陆洋波及鸿富鑫公司对代持事实或行为不知情，也从未确认过该《代持股确认书》，董奎更未基于该《代持股确认书》所述内容行使过权利或履行过义务。4.陆洋波将董奎代其持有的股份变更至陆洋波名下、变更董奎的借名监事身份，是陆洋波对董奎授权的处分，不需要征得董奎同意、单方解除委托关系可不告知董奎、也不存在侵犯董奎及其他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性。5.鸿富鑫公司名为2人有限公司，实为1人有限公司的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且与案涉纠纷无关。6.鸿富鑫公司自设立至注销，董奎和杨某勇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注册资金及经营资金的出资，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参与鸿富鑫公司的经营管理运营。董奎辩称，（一）案涉公司仅有两名股东，分别是董奎和陆洋波，股权登记符合公司法规定，对外具有排他性，股东之间不能相互侵犯。董奎和陆洋波都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股东利益受法律保护。陆洋波主张案涉公司是其单独持有，董奎代持其股份，与事实不符。（二）陆洋波的行为涉嫌合同诈骗。陆洋波在一审中承认股权变更未经董奎知情，以伪造董奎签名的方式，虚构了《股权转让协议》，向广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虚假的申请文件，从而使董奎的股权全部变更至自己名下，后再由陆洋波一人变更为陆洋波持股99％，黄景森持股1％。陆洋波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且数额巨大。（三）董奎与杨某勇的关系为委托关系。一审中，董奎提交了与杨某勇之间的《代持股确认书》，证明了隐名出资关系，董奎也当庭确认了该委托关系。法律并未规定代持股权的文件必须在登记时或登记前向其他股东出具。杨某勇是隐名股东，了解案情线索，一审法院只是询问了解案情，陆洋波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四）从鸿富鑫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可证明，董奎作为公司股东的身份已记载于公司章程和发起人名录中，符合公司法规定。（五）公司股东是否行使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决策的行为，不是判断股东资格的唯一标准。本案中董奎是代杨某勇持股，董奎在一审中也提供证据证明事实上隐名股东杨某勇参与了鸿富鑫公司经营、管理和决策。陆洋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董奎不是鸿富鑫公司的实际股东及监事；2.确认鸿富鑫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的工商变更（股东变更及监事变更）登记有效；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20000元由董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鸿富鑫公司成立于2018年12月4日，法定代表人陆洋波，注册资本100万元。2019年5月22日鸿富鑫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信息，将企业类型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由陆洋波和董奎变更为陆洋波一人，监事由董奎变更为黄洁维，并办理了公司章程备案。陆洋波主张此次变更前，鸿富鑫公司系借用董奎的名义将其登记为股东，要求确认此次鸿富鑫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有效，同时确认董奎不是鸿富鑫公司的实际股东和监事。陆洋波提供了2019年5月22日鸿富鑫公司变更登记信息的工商内档资料，包括有陆洋波和董奎签名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鸿富鑫公司章程（公司设执行董事）》（载明陆洋波货币出资51万元、董奎货币出资49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60.12.30）、2019年5月21日鸿富鑫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其中《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包括董奎将其持有的鸿富鑫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陆洋波，转让金额为0元，《股东会决议》予以通过。经查，《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上“董奎”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而是陆洋波签署的。陆洋波称鸿富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陆洋波，为避免一人公司与股东的财产混同，故公司设立时借用了董奎的名义登记股东和监事，对此与董奎进行了口头约定，实际上董奎没有履行过监事职责；因为董奎只是名义股东，故2019年5月21日《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无需也没有告知董奎，公司自设立以来的文件上“董奎”的名字都是陆洋波代签的。董奎确认鸿富鑫公司办理注册登记时向其借用了身份证。陆洋波提供的顺丰速运单、与董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董奎于2018年12月1日向陆洋波邮寄了身份证，2018年12月5日向陆洋波索取。董奎主张其在鸿富鑫公司成立时代杨某勇持股，杨某勇实际参与了鸿富鑫公司经营，提供了与“lulu冼村停车场”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杨某勇询问对方“你怎么把我踢出群了？？？”对方回复“陆总说你已经退股了，不在这办公，要我把你退出去”，以及杨某勇与案外人沟通冼村停车场经营及股权变更登记纠纷的微信聊天记录。杨某勇（男，198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到庭对此予以确认。陆洋波否认杨某勇参与鸿富鑫公司的经营，称与杨某勇是朋友关系，但杨某勇对外宣称其是鸿富鑫公司的股东，并妨碍鸿富鑫公司停车场的经营，双方遂产生矛盾。董奎申请了证人朱某出庭作证。朱某称其曾和陆洋波一起做金融，并介绍杨某勇和陆洋波认识，杨某勇告诉朱某陆洋波找杨某勇一起做停车场，杨某勇还邀请朱某去停车场，但朱某没有去，因为朱某与陆洋波合作金融产生了纠纷，不想再与陆洋波打交道；朱某曾在陆洋波和杨某勇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他们二人发停车场的广告宣传，内容都是一样的，杨某勇还向朱某询问过有无合适的场地介绍给他们二人。2019年6月19日，鸿富鑫公司再次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将股东由陆洋波一人变更为陆洋波和黄景森，其中陆洋波持股99%、黄景森持股1%。陆洋波称黄景森也是鸿富鑫公司借名的股东。陆洋波还提供了律师费发票等，主张董奎支付本案律师费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鸿富鑫公司成立时，将董奎登记为鸿富鑫公司的股东，陆洋波主张其系借用董奎的名义办理鸿富鑫公司股东的登记，所谓借用关系实为陆洋波主张将其自己所有的鸿富鑫公司股份登记在董奎的名下，即双方之间为委托代持股的关系。董奎确认借名登记属实，但认为其系代杨某勇持股，而非陆洋波，杨某勇亦到庭确认。陆洋波申请鉴定董奎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30日的《代持股确认书》形成的时间，因董奎与杨某勇的当庭确认，已无鉴定之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由上述查明的事实可知，陆洋波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系认为董奎代自己持股，故其于2019年5月21日代董奎签署《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并于次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董奎名下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自己的名下是合法有效的，且无需通知董奎，进而要求确认董奎不是鸿富鑫公司的实际股东。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董奎代持股情况属实，但董奎代持的股份是否属陆洋波所有，对此陆洋波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而鸿富鑫公司章程反映公司股东认缴出资的时间均未到期，由董奎代持股份的隐名股东认缴出资、成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应予保护；陆洋波向董奎借用身份证办理鸿富鑫公司的工商登记，却没有证据证实陆洋波委托董奎代持陆洋波的股份，从陆洋波提供的其与董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鸿富鑫公司成立前二人并不相识，陆洋波也没有委托董奎代其持股的信任基础；而董奎辩称其系代杨某勇持股，受杨某勇的指示向陆洋波邮寄身份证登记为股东，其与杨某勇系姻亲，结合董奎提供的杨某勇与案外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从侧面反映杨某勇与陆洋波之间存在鸿富鑫公司经营及股权的争议，故董奎的辩解具有一定合理性。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便董奎系代陆洋波持股，二人之间委托合同关系成立，然陆洋波于2019年5月21日代董奎签署《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将董奎名下股权变更至自己名下，即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也没有告知董奎，双方对此并未达成合意，陆洋波的行为可能侵害作为受托人的董奎的合法权益。最后，鸿富鑫公司作为在我国境内设立和经营的公司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如实申报公司股东、监事等重要信息，进行章程和变更登记备案，接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监管，以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陆洋波称其自鸿富鑫公司成立以来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文件均由其一人签署，为避免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混同而借用他人名义登记为公司股东、监事，使得公司股东会、监事职务形同虚设，严重悖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于规范公司组织和行为的法律规定，故其主张董奎不是鸿富鑫公司的实际股东及监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陆洋波未经董奎同意以董奎的名义签署2019年5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应属无效，对其主张赔偿律师费亦不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于2020年9月22日判决：驳回陆洋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650元，由陆洋波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陆洋波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供了鸿富鑫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鸿富鑫公司已在本案一审判决前即2020年8月25日注销。董奎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确认。鸿富鑫公司的注销时间是在一审判决作出前，陆洋波在诉讼期间将鸿富鑫公司注销并销毁公司所有账户，是为掩盖其违法行为，且现也未有证据证明陆洋波取得董奎股权的合法性，其应承担违法的法律后果。二审查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鸿富鑫公司登记状态为注销企业，核准日期为2020年8月25日。二审期间，陆洋波表示其提起本案诉讼目的就是为了注销鸿富鑫公司，董奎和杨某勇对外主张是鸿富鑫公司的股东，董奎认为陆洋波非法转让董奎的股权，故其提起本案的诉讼确认董奎不是股东且其进行股东和监事变更行为有效。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属于确认之诉的一种。所谓确认之诉，是指起诉方请求法院对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作出确认的诉讼。提起确认之诉，除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的一般条件之外，还应符合确认之诉的特别诉讼要件，即起诉方应当具有相应的确认利益。否则，不仅导致滥诉，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关系和正常的诉讼秩序亦有混乱之虞。陆洋波表示其起诉就是为了注销公司，但本案中鸿富鑫公司已经注销。而且，董奎确认其不是鸿富鑫公司的实际股东，双方就董奎不是实际股东的事实并不存在争议，仅是对董奎为谁代持股份的问题存在争议。再者，虽然陆洋波主张因董奎和杨某勇对外主张其二人是股东身份导致双方对谁是实际股东的问题产生争议，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鸿富鑫公司已经注销，其所主张的股东权利和地位的不安或危险状态并未处于现实化阶段。应当指出，即使董奎或杨某勇就股东身份确认或股权转让问题提起诉讼，陆洋波也完全可以在相关诉讼中依法行使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以有效保障其切实利益。最后，工商变更登记涉及行政行为效力的问题，并不属于民事案件处理的范围。由上可知，陆洋波提起本案确认之诉既不具有必要性，亦不具有实效性。鉴于陆洋波对本案的诉讼标的不具有确认利益，本案依法应驳回其起诉。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842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陆洋波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8650元，退还陆洋波。陆洋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65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爽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廖 晞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