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86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兴盛世纪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文化大道**融科智谷工业项目****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086645466A。 法定代表人：李成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华，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庆生，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金宇乐建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住所地合肥市包河区新五里庙建材市场****代码91340100MA2MQ7XW3A。 法定代表人：胡文红，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来林，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蒋长园，男，198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 上诉人武汉兴盛世纪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金宇乐建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乐公司），原审被告蒋长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11民初8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兴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金宇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均由金宇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19年9月2日的《货物买卖合同书》确系伪造，兴盛公司并非买卖合同当事人。该事实已在蒋长园、来成超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案件中得到证实。怀宁县公安局已经向一审法院出具函件载明“2019年8月中旬的一天，蒋长园指使来成超找人伪造兴盛公司合同专用章。2019年9月2日，蒋长园在案涉货物买卖合同书上加盖伪造的兴盛公司合同专用章，与金宇乐公司签订了购买方木和模板合同”。一审法院无视案涉合同专用章系伪造的事实，明知合同系伪造，仍然认可其法律效力，完全歪曲了案件事实。2.一审判决无视伪造印章之事实，认定虚假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无端嫁祸兴盛公司，难以自圆其说。首先，本案系典型的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却假借劳务分包合同未履行报备手续以及向社会公示，错误的推定金宇乐公司不知晓和掌握劳务分包的事实，从而牵强的将兴盛公司变成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实质上，金宇乐公司是否知晓承包关系，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也不能改变案涉买卖合同确为虚假的事实。其次，一审法院既然查明兴盛公司与湖北劳抡施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劳抡施公司）及蒋长园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亦认定蒋长园为劳务分包工程施工负责人，就足以说明蒋长园并非兴盛公司人员，且蒋长园为劳抡施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经过工商登记备案的，任何人都可以查证。故无论是蒋长园与金宇乐公司达成的口头买卖协议还是伪造兴盛公司印章补签的虚假合同，均对兴盛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再次，一审法院采信了兴盛公司举证的劳务分包合同、履约保证合同，认定蒋长园以兴盛公司名义就案涉工程进行相关的民事行为，并以此认为体现了兴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全然歪曲事实，毫无法律逻辑。劳务分包合同及履约保证合同非但没有约定蒋长园、来成超能以兴盛公司名义对外从事民事行为，反而印证了蒋长园、来成超在案涉买卖合同的真实身份和其应尽的合同义务。民法总则定义意思表示是指民事主体向外部表明意欲发生一定的民法上法律效果的意思行为。针对案涉买卖合同，意思法院认定在供货过程中，双方又补签了书面货物买卖合同，由蒋长园签字并办理了盖章，足以证明兴盛公司从未与金宇乐公司有过接触，也从未对其作出任何意思表示，谈何真实意思表示？3.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严重影响案件公正审理。首先，对兴盛公司提出的中止审理申请未做任何处理。其次，对兴盛公司提交的材料不做任何审查。一审开庭前后，兴盛公司分别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足以影响本案判决结果的多份材料，即《受案回执》《鉴定意见通知书》《立案通知书》《破案告知书》，上述四份材料都对案涉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做了否定评价。一审法院不做审查，枉顾案件基本事实，作出的判决有悖司法公正。再次，对公安机关的函告不予理睬。怀宁县公安局在一审开题前后，两次前往包河区人民法院，并向一审法官主动告知了案涉买卖合同涉嫌伪造印章犯罪。尤其是2020年9月1日的书面函件明确伪造印章的基本犯罪事实。一审法院非但对公安机关出具的函件置之不理，反而错误的认定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让兴盛公司匪夷所思。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违法认定兴盛公司与金宇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可能会作为伪造公司印章罪刑事案件的辩方证据，从而影响刑事案件的审理。4.一审判决存在多处严重错误。一审法院为掩盖虚假买卖合同，以达到偏袒本土企业金宇乐公司的目的，刻意规避先刑后民法定原则，慌忙之中通过电子送达方式，于2020年9月8日向兴盛公司送达了错误的民事裁定书，进而违法判决支持金宇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一审法院为达到不采纳兴盛公司及公安机关提交的刑事案件材料目的，刻意将民事裁定书落款时间设定为2020年8月14日。5.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蒋长园系劳抡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是兴盛公司员工，其无权代表兴盛公司签订2019年9月2日的货物买卖合同，且买卖合同系蒋长园、来成超伪造，兴盛公司事后对买卖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亦未予以追认。 金宇乐公司辩称，一、案涉《货物买卖合同书》买受人系兴盛公司，该合同已获实际履行，双方关于案涉材料的买卖关系客观真实，兴盛公司系案涉材料买受主体、受益主体，应承担买受人的付款责任。金宇乐公司所送模板材料使用的案涉项目即“怀宁县-天盟-青桐湾项目”系兴盛公司承包并施工，备案承包合同及施工许可证的承包、施工主体均为兴盛公司。材料已用于兴盛公司承建的案涉工程，兴盛公司从建设单位结算工程款中包括金宇乐公司的材料款。兴盛公司是案涉材料的使用人、受益人。二、兴盛公司系案涉材料的买受主体，而非兴盛公司主张的劳抡施公司，金宇乐公司系基于项目总包单位即兴盛公司而向案涉工地送货。1.从买卖关系建立过程来看。（1）金宇乐公司与兴盛公司及蒋长园之前没有业务联系及经济往来，也不相识，金宇乐公司业务员许国强之前从业的材料批发市场朋友介绍知道案涉项目，介绍讲在安庆怀宁县有土建工程项目需要材料，通过加微信与蒋长园取得联系；（2）因不相识，故取得直接联系后至案涉项目现场进行核实确认工程及施工单位，项目现场工地门楼及围墙等均醒目载明“武汉兴盛世纪建筑有限公司承建怀宁天盟－青桐湾工程”；（3）金宇乐公司现场核实当日，蒋长园在现场指挥整个工地施工作业，蒋长园办公室及施工管理人员等的宿舍也在工地围墙之内，蒋长园还带金宇乐公司相关人员至其办公室；（4）经金宇乐公司前期了解及查询，案涉项目建设单位“怀宁天盟置业有限公司”与项目施工总包单位“武汉兴盛世纪建筑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兴盛公司履约可信度较高、供货风险较小。综合上述（1）-（4），金宇乐公司是基于兴盛公司而向案涉工地送货。2.从书面合同形成过程来看。（1）金宇乐公司业务人员于2019年7月4日至涉案项目工地现场核实并商定合同基本内容，蒋长园也明确提出材料的买受主体为兴盛公司，送货后最终结算款项时需要向兴盛公司开具税务发票，故不管是金宇乐公司发送蒋长园电子合同文本，还是2019年7月20日第一次送货一并带至涉案工地拟盖章的书面合同文本，还是2019年9月2日书面合同文本，前述三次合同文本首部的买受人均为“武汉兴盛世纪建筑有限公司”。（2）上述三次合同文本的买受人均为兴盛公司，因为金宇乐公司与兴盛公司及蒋长园均不熟悉，之前没有任何合作，故在兴盛公司作为买受人基础上，还要求蒋长园作为付款担保人。金宇乐公司提交的合同文本完全符合各方最初商定的合同内容，买受人兴盛公司，连带责任担保人蒋长园在担保人处签名承担连带责任担保。（3）金宇乐公司于2019年7月20日第一次送货时一并带至工地的合同文本未能加盖兴盛公司印章，原因系将长园称兴盛公司合同章不在项目工地，金宇乐公司作为材料出卖方，只好将盖有金宇乐公司印章合同文本留存于案涉项目工地。（4）金宇乐公司自第一次送货日起一个多月未能拿到盖有兴盛公司印章的书面买卖合同书，金宇乐公司期间经多次催要未果，后暂停送货，蒋长园后至金宇乐公司武汉门市部重新要求提供盖有金宇乐公司印章的书面合同书，重新提供的合同文本买方（兴盛公司）、担保人及合同内容与第一次送货带至案涉项目的合同文本相同。2019年9月6日，蒋长园将盖有兴盛公司印章的合同通过微信发给金宇乐公司业务员，表明兴盛公司已盖章。同时蒋长园个人也按第一次送货前的商定在担保人处签字。金宇乐公司于收到盖章的合同照片第二天（即2019年9月7日）继续向案涉工地送货，后蒋长园将盖章的书面合同送交金宇乐公司（即一审提交法庭的买卖合同书）。综合上述（1）-（4）项，金宇乐公司是基于兴盛公司为买受人而签署供货合同。3.案涉材料的买受主体非劳抡施公司，兴盛公司提供《货物买卖合同书》复印件企图将案涉材料买卖合同关系转嫁至劳抡施公司的观点明显不成立。（1）金宇乐公司自商谈合同到实际送货完毕均不知道还有劳抡施公司的主体存在，更不知道劳抡施公司与案涉工程存在任何关系。金宇乐公司并非基于劳抡施公司作为买受主体而送货。如果基于买受主体系劳伦施公司，那么在数份合同文本首部的买受人不会打印出“兴盛公司”。（2）如果金宇乐公司是基于劳抡施公司作为买受人送货，按上诉状所述蒋长园又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则金宇乐公司在送货当日或之后几日内完全可以盖上劳抡施公司印章。金宇乐公司没有必要在2019年9月1日还在询问蒋总关于合同有没有签好，蒋长园也不可能直到2019年9月6日将盖有兴盛公司印章的合同通过微信发送金宇乐公司业务人员。（3）兴盛公司一审提供的《货物买卖合同书》不具备真实性，其未能提交原件，金宇乐公司对该合同书不认可，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4）兴盛公司一审提供的《货物买卖合同书》复印件所载落款时间系2019年7月18日，金宇乐公司留存于案涉项目部合同时间为第一次送货日即2019年7月20日，而2019年7月18日，此时盖有金宇乐公司印章的合同还没有到达案涉项目部，蒋长园还没拿到合同。（5）兴盛公司一审提供的《货物买卖合同书》复印件首部载明买方为“武汉兴盛世纪建筑有限公司”，打印的买受人名称与实际盖章劳抡施公司不符；尾部担保人处没有担保人签字盖章，这与金宇乐公司一审提供的首部所载名称与尾部盖章名称一致及担保人实际签名的买卖合同书相比，金宇乐公司提交法庭的合同书明显更具备客观真实性，更能够成为双方买卖关系的依据。三、兴盛公司与其提出的劳抡施公司之间法律关系未经任何公示、备案，且双方关系如何均系其内部关系，金宇乐公司不知悉也不可能知悉，不能据此否定金宇乐公司向兴盛公司行使权利，不能据此否定兴盛公司应承担的责任。四、货物买卖合同所用印章与备案印章是否一致，均不能免除兴盛公司的付款责任。1.金宇乐公司是基于兴盛公司而进行的合同签署及送货，退一万步讲，即使合同所用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金宇乐公司基于工地现场宣传标语、现场施工情况及合同签署过程等（不做赘述）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蒋长园可以代表兴盛公司，材料的实际买受人为兴盛公司。2.为了消除金宇乐公司交易安全的顾虑，蒋长园承诺其个人担保款项支付，其在后期提供的书面买卖合同中也在担保人处签名，使金宇乐公司进一步确认材料的买受人为兴盛公司。即便案涉买卖合同中所加盖的兴盛公司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蒋长园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兴盛公司有义务支付该款项。五、如果案涉货物买卖合同使用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也并非一定是他人私刻，不排除恶意串通等情形，正如《九民会议纪要》关于合同纠纷审理第41条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载明“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或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进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公章或假公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结合本案，劳抡施公司即便是部分工程量的承包人，对金宇乐公司而言从门楼公示、蒋长园现场指挥施工、现场管理、送货前现场查看、材料实际运至工地现场、建设主管部门的备案情况等事实情况，金宇乐公司对蒋长园代表兴盛公司的判断没有任何过错，项目现场是没有任何提示或公示“劳抡施公司”系承包人或蒋长园系“劳抡施担保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六、案涉货物买卖合同所使用印章在其他与案涉项目相关的协议中使用且兴盛公司给予认可。例如钢管架搭设协议中也使用了相同印章且双方正在办理决算款项。七、本案案由系买卖合同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范畴，不管金宇乐公司提交合同书印章是否与备案印章一致或他人私刻均不应中止审理，依据九民会议纪要第十二项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第128条（分别审理）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处理，主要有下列情形。其中第（2）项规定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本案并非必须以刑事案件结果为依据，故本案应继续审理。八、金宇乐公司提供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受合同内容约束，兴盛公司等未能按约支付材料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蒋长园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应承担付款担保责任。九、兴盛公司恶意启动刑事报案程序完全是为其所涉本案民事诉讼服务，通过刑事案件影响本案审理，逃避付款责任。1.公安机关在本案开庭前依据兴盛公司提供的由金宇乐公司作为证据的买卖合同书复印件即开展工作（这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没有原件及相关专业机构有效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开展刑事介入），曾在一天内多次催足配合鉴定，在本案开庭前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而在此之后却没有及时对关联人员采取措施，至本案一审民事开庭当日也没有正式的刑事案件立案材料，更没有审查起诉或法院审理。在一审法院开庭问及是否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后公安机关很快对蒋长园采取了强制措施，但又很快取保，这完全是兴盛公司需要立案相关材料企图终止民事诉讼的需要。2.正如兴盛公司在上诉状中所述怀宁县公安局在一审开庭前后，两次前往包河区人民法院并与案件承办人当面告知，案涉买卖合同涉嫌犯罪，也就是说在一审开庭前即没有鉴定意见也没有立案的条件下主动向独立办案审判机关人民法院要求中止审理该案，其行为的目的性显而易见。3.兴盛公司明显系通过公安机关刑事介入、插手经济纠纷、鉴定等手段帮助其逃避民事责任。金宇乐公司认为，刑事受理及鉴定不能否定兴盛公司的付款义务，案涉工地施工过程中，相关人员是否私刻兴盛公司印章，完全是兴盛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因此对抗毫无过错的金宇乐公司。综上，金宇乐公司送货客观真实，其系基于兴盛公司作为买受人及蒋长园作为担保人而进行送货，金宇乐公司不知道劳伦施公司的存在及其与案涉工程的关系，金宇乐公司一审提供的买卖合同书使用印章与备案印章是否一致不影响兴盛公司的付款责任。即便印章不一致及兴盛公司仅一枚备案印章，则也符合“表见代理”行为，兴盛公司也应承担付款责任，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驳回兴盛公司的上诉请求。 金宇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兴盛公司支付金宇乐公司货款695464元，并支付利息(按月息2%标准，以695464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0日计算至货款付清日止);2.蒋长园对第1项请求承担连带付款责任;3.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用兴盛公司、蒋长园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5月，兴盛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承建怀宁县天盟*水青桐湾项目工程，并与怀宁天盟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9年6月21日，兴盛公司与劳抡施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将案涉工程中的泥工、木工、钢筋工、架子工等工程承包给劳抡施公司，并约定承包方式为劳务清包，即采用包人工、包辅料等，包工期、包质量、包验收、包维修的承包方式。在该劳务分包合同尾部，双方均加盖公司合同专用章，蒋长园代表劳抡施公司在合同上签字。在劳务分包合同签订当日，兴盛公司又分别与蒋长园、来成超签订履约保证合同，由蒋长园、来成超对劳抡施公司履行合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019年7月，金宇乐公司经办人许某某与蒋长园在案涉工程地进行协商，由金宇乐公司向案涉工程供应方木、模板。此后，金宇乐公司于2019年7月20日开始向案涉工程供应方木、一级模板等材料，并送至案涉工程地。在供货期间即2019年9月2日，金宇乐公司与兴盛公司、蒋长园签订货物买卖合同书，并对供货名称、数量、单价、金额进行明确约定，合同价款3405000元。合同第三、四条对交货时间、指定收货人及交货地点约定“买方要货需提前五天通知卖方，双方指定来成超为收货人，买方指定收货人的权限包括但不限于对送货单、验收单、结算单、补充协议等单据进行签字确认；交货地点为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天盟*水青桐湾项目”。合同第五条对付款约定“1.自本协议签署生效第一次送货日起90日为第一阶段送货结算期间,该期间送货金额合计不超过260万元(具体金额以送货单金额为准),该期间货款支付日期及金额分别为:（1）买方于本协议签署日(签署日为第一次付款节点日)支付卖方预付款20万元;（2）第一次供货之日起届满15日(届满15日当日为第二次付款节点日)支付30万元；（3）第二次付款节点日起届满15日(届满15日当日为第三次付款节点日)支付20万元;（4）第三次付款节点日起届满15日(届满15日当日为第四次付款节点日)支付30万元；（5）余款在第四次付款节点日起届满45日内付清(即第一次供货之日起90日内付清）；2.第一阶段送货结算期间届满之日起30日为第二阶段送货结算期间，该第二阶段送货结算期间送货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具体付款金额及日期如下，（1）第二阶段中从第一次供货日起届满15日支付50万元（届满15日为第二阶段第一次付款节点日）；（2）第二阶段第一次付款节点日起届满15日内付清余款”。合同第六条约定“买方必须按约定付款,逾期付款在3个月以内的按日千分之一标准支付违约金给卖方,逾期付款在6个月以内的按日千分之二标准支付违约金给卖方,逾期付款在12个月以内的按日千分之三至六标准支付违约金给卖方”。合同第七条约定“买方在出具验收单（送货单）后，应当就欠款金额出具欠条给卖方，如买方未能出具欠条则买方验收人员签字的验收单（送货单）等同于货款欠条，验收单（送货单）上的货款金额即为买方欠款金额”。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本协议担保人对货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担保期限为本协议约定应付款日起两年，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货款本金、违约金、律师费用、利息等”。在合同尾部，金宇乐公司加盖公司印章，兴盛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在付款连带责任担保人一栏蒋长园签字。 合同签订后，金宇乐公司继续向案涉工程供应方木、模板等材料。自2019年7月20日至2019年9月24日，金宇乐公司先后十一次向案涉工程供应方木、一级模板，货款累计1210464元，在金宇乐公司出具的十一份送货单上来成超、王某某等人签字确认。2019年12月27日，金宇乐公司出具“兴盛公司对账单”，该对账单详细记载了供货时间、货物名称、单价及金额(记载内容与送货单内容一致)，货款累计1210464元，指定收货人来成超在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蒋长园通过银行转账、微信及支付宝等方式，先后九次共支付金宇乐公司货款计515000元。下欠货款695464元，兴盛公司、蒋长园未予给付。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11月20日，兴盛公司与劳抡施公司以及履约保证人蒋长园、来成超签订解除协议书，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涉工程由兴盛公司中标承建，此后与劳抡施公司及蒋长园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将案涉工程中的泥工、木工、钢筋工、架子工等工程承包给劳抡施公司，并与蒋长园、来成超个人签订履约保证合同，由蒋长园、来成超对劳抡施公司履行合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此事实兴盛公司已举证并予以认可，应予认定。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以及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1.兴盛公司将承建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对外进行分包，所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应属承包性质，仅对分包合同双方具有拘束力，由于未履行报备手续以及向社会进行公示，并未改变案涉工程由兴盛公司承建之事实；同时，该承包关系也不是金宇乐公司所能知晓和掌握的。2.金宇乐公司与案涉分包工程施工负责人蒋长园协商，就案涉工程所需方木、模板材料达成口头买卖协议，金宇乐公司按约供货并送至案涉工程地，由来成超等人签收并在送货单上签字，在供货过程中，双方又补签书面货物买卖合同，由蒋长园签字并办理了盖章手续，此后金宇乐公司又继续向案涉工程地供货，并进行对账结算。无论在双方协商达成口头协议时，还是补签合同以及履行合同时，金宇乐公司已尽审查注意义务，合同上所加盖的兴盛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真伪不是金宇乐公司进行审查所能甄别，蒋长园办理盖章手续的具体形成过程也不是金宇乐公司所能知晓，同时合同中加盖的兴盛公司合同专用章也充分证明蒋长园是以兴盛公司名义进行施工的事实。3.蒋长园作为案涉分包工程实际施工负责人，以兴盛公司名义就案涉工程进行相关民事活动，有兴盛公司举证的劳务分包合同、履约保证合同在卷佐证，体现了兴盛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兴盛公司承担。如前所述，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应为金宇乐公司与兴盛公司，双方所签订的货物买卖合同，内容具体明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属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履行各自义务。 金宇乐公司按约向兴盛公司承建的案涉工程地供货，有送货单、对账单予以证实，已履行供货义务，而兴盛公司未能按约给付所欠货款，依法应承担违约民事责任。蒋长园在买卖合同付款连带责任担保人一栏签字，依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此，金宇乐公司诉请兴盛公司给付下欠货款并支付利息，诉请蒋长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应予以支持。关于本案逾期付款利息，金宇乐公司依据合同约定，主张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9年10月20日起计算，理由充分，并无不当，依法应予支持。兴盛公司举证提交的怀宁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以及合同专用章印模件，尚不足以证明货物买卖合同上所加盖的兴盛公司合同专用章系伪造；其举证提交的货物买卖合同书系复印件，金宇乐公司并不认可，且合同首部注明甲方兴盛公司与合同尾部甲方盖章的劳抡施公司名称也不相符，故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定。因此，兴盛公司关于案涉买卖合同加盖的兴盛公司合同专用印章系伪造，以及金宇乐公司与蒋长园存在恶意串通、涉嫌虚假诉讼等辩解意见，理由不足，且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故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兴盛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宇乐公司货款695464元，并支付利息（按照月利率2%标准，以695464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0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日止）；二、蒋长园对兴盛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864元，保全费4670元，合计10534元，由兴盛公司、蒋长园共同负担。 二审期间，兴盛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怀宁县公安局《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鉴定意见通知书》、《破案告知书》、《关于武汉兴盛世纪建筑有限公司报公司印章案有关情况的函》，证明金宇乐公司与兴盛公司于2019年9月2日签订的《货物买卖合同书》中加盖的兴盛公司合同专用章涉嫌被伪造已由怀宁县公安局立案调查现已结案。案涉印章系蒋长园指示来成超找人伪造。犯罪嫌疑人蒋长园、来成超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案涉合同印章系伪造即表明该合同并非兴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兴盛公司与案涉合同无关。 证据二、中止审理申请书，证明兴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中止审理申请，一审法院未予以采纳，存在未审先判的嫌疑。 证据三、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2020）皖0822民初171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兴盛公司已经超额支付劳抡施公司工程款，法院已判决劳抡施公司予以返还。 金宇乐公司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印章鉴定情况，并没有经过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判决最终认定。同时印章是否真实与本案买卖关系的民事诉讼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兴盛公司作为材料的买受人承担责任，并非必须所盖印章一定真实。案涉材料买卖过程中，应该考虑经办人是否有代理权。案涉项目是兴盛公司总承包施工，案涉材料是送到案涉工地，用于了案涉项目，兴盛公司应该对案涉材料款承担付款责任。本案为买卖合同民事纠纷，无需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不应当中止审理。印章是否真实属于兴盛公司与其项目部人员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因此对抗第三人。2.对证据二，我们不知情，对证明目的以及关联性持有异议，该案属于民事纠纷，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情形。3.对证据三本身的真实性不持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该份判决书明确载明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表明兴盛公司与劳伦斯公司存在的是工程内部转包的关系。该份判决书表明的是兴盛公司与其内部班组的内部关系，至于双方款项的结算，与金宇乐公司无关联。案涉项目是兴盛公司为总包单位，案涉材料的实际买受人为兴盛公司。内部结算不能影响金宇乐公司向兴盛公司主张材料款。 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系怀宁县公安局出具的相关文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二及证据三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予确认。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如金宇乐公司提交的其与兴盛公司于2019年9月2日签订的《货物买卖合同书》上加盖的兴盛公司合同专用章确系伪造，兴盛公司是否还应承担案涉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责任。 本案中，按金宇乐公司陈述及怀宁县公安局调查的事实，能够说明在案涉合同的订立及履行过程中，金宇乐公司均是与蒋长园进行沟通、对接。如金宇乐公司提交的案涉《货物买卖合同书》上加盖的兴盛公司合同专用章确系伪造，则不能直接认定案涉合同系兴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认定案涉合同是否仍然对兴盛公司具有约束力，则要进一步分析蒋长园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就本案事实而言，首先，金宇乐公司认为蒋长园是案涉项目的负责人，对此兴盛公司虽不予认可，但其认可蒋长园系劳务分包人劳抡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其亦陈述按双方分包协议约定，劳抡施公司系包工包料施工，故而就实际情况而言，蒋长园确在案涉项目负责部分工程的建造、施工、材料采购等事宜。采购案涉货物用于项目施工，本就是蒋长园的分内之事，蒋长园在项目上具有有权负责材料采购、施工的权利表象。金宇乐公司与其就工程施工所需的材料采购进行洽谈、签约具备基本的事实基础。其次，案涉项目对外以兴盛公司名义施工，虽按兴盛公司陈述，其将项目分包给了劳抡施公司施工，但二者之间的劳务分包合同并未备案，亦未对外公示，不能推定第三人知晓案涉项目上劳抡施公司的存在，也即第三人对蒋长园以兴盛公司名义对外采购货物并无明显的审查过失。再次，金宇乐公司提交的案涉合同以兴盛公司作为买方，可见不仅金宇乐公司的主观意愿是与兴盛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蒋长园客观上也是以兴盛公司名义在向金宇乐公司采购货物。最后，案涉合同加盖了“兴盛公司合同专用章”，对金宇乐公司来说，其无从知晓该印章是谁刻制，无从判断该印章真伪。兴盛公司也无证据表明，金宇乐公司对所谓蒋长园伪造印章的行为明知，故金宇乐公司仍处于善意第三人的地位。由上述分析可知，蒋长园本身就有采购案涉货物的权利义务，其采购的货物亦是实际送至案涉工地，且蒋长园又能加盖“兴盛公司合同专用章”加持其权利外观，故应认定金宇乐公司有理由相信蒋长园确能代表兴盛公司采购案涉货物，且主观上属于善意无过失。蒋长园以兴盛公司名义与金宇乐公司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后果应由兴盛公司承受。也即即便金宇乐公司提交的案涉合同上加盖的“兴盛公司合同专用章”系蒋长园等人伪造，案涉合同对兴盛公司仍然具有约束力。金宇乐公司主张兴盛公司承担案涉买卖合同的付款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兴盛公司虽主张案涉合同加盖的“兴盛公司合同专用章”是蒋长园伪造，但表见代理的认定并非以加盖的印章真实为前提，本院也非基于该印章真实作出蒋长园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案涉合同对兴盛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与蒋长园等人伪造公司印章的罪名是否成立系两个不同维度的评价，并不具有直接关联。伪造事实是否存在，罪名是否成立，均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一审法院未予中止审理，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728元，由上诉人武汉兴盛世纪建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朱斌斌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张明武 书记员刁春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