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刑初57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邱红军，男，1978年7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汉族，高中文化，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户籍所在地龙游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18日被大榭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辩护人范云，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干浦，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邱行，男，1981年11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汉族，高中文化，住龙游县，户籍所在地龙游县。2010年6月28日因犯聚众斗殴罪被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10年10月15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与前罪未执行的刑罚实行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因本案于2018年4月18日被大榭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辩护人干科威，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健，浙江瀛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徐胜洪，男，1986年10月6日出生于江西省浮梁县，汉族，大学文化，住浮梁县，户籍所在地浮梁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18日被大榭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辩护人杨军汉、罗杰龙，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丰登，男，1980年12月20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汉族，高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金华市婺城区。2017年9月28日、10月20日因赌博被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三江派出所行政拘留及行政罚款。因本案于2018年4月18日被大榭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辩护人董浩樑、王仲志，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丰谦，男，197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汉族，高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金华市婺城区。因本案于2018年1月10日被大榭海关缉私分局取保候审，同年4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浙江省宁波市看守所。 辩护人常晓波，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红杰，男，1971年1月1日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市，汉族，小学文化，装卸工，住浙江省义乌市，户籍所在地永城市。因本案于2018年5月8日被大榭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辩护人朱阁雯、梁若冰，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董辉，男，1979年7月26日出生于河南省沈丘县，汉族，初中文化，货柜车司机，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户籍所在地沈丘县。因本案于2018年6月23日被抓获，同月26日被大榭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6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9年6月12日经本院依法决定被逮捕。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辩护人施建桥、徐一珂，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四锋，男，1982年6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沈丘县，汉族，小学文化，货柜车司机，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户籍所在地沈丘县。因本案于2018年4月18日被大榭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辩护人苏洪维，浙江政科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伟，男，1976年10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沈丘县，汉族，初中文化，货柜车司机，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户籍所在地沈丘县。因本案于2018年7月2日被大榭海关缉私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6月12日经本院依法决定被逮捕。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辩护人俞高强，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坛，河南恪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朴相军，男，1989年3月2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五常市，朝鲜族，小学文化，无固定职业，住安徽省滁州市，户籍所在地五常市。因本案于2018年5月15日被抓获，同月16日被大榭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9年6月12日经本院依法决定被逮捕。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辩护人袁倩倩，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由宁波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被告人陈长春，男，1968年6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明光市，汉族，半文盲，无固定职业，住明光市，户籍所在地明光市。因本案于2018年5月4日被抓获，同月5日被大榭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7日被依法逮捕。2020年10月3日经本院依法决定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车力，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以甬检刑诉〔2019〕6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邱红军、邱行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诈骗罪，被告人徐胜洪、丰登、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朴相军、陈长春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一案，于2019年5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开庭条件，决定开庭审判，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5日至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亚琴、代理检察员战晓宁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邱红军、邱行、徐胜洪、丰登、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朴相军、陈长春及其各自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其间，经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本院依法决定对本案延期审理二次。审理过程中，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本院于2020年1月23日对本案裁定中止审理，并于2020年7月23日裁定恢复审理。2020年9月3日，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以甬检刑补诉〔2020〕3号补充起诉决定书追加指控被告人邱红军、邱行、徐胜洪、张红杰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本院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开庭条件，决定开庭审判，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亚琴、代理检察员战晓宁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邱红军、邱行、徐胜洪、丰登、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朴相军、陈长春及其各自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2017年2月底至3月初，经被告人邱红军介绍、安排，被告人邱行、徐胜洪在明知国家禁止出口以木材为原料直接烧制的木炭（以下简称“木炭”）的情况下，为牟取非法利益，以“包通关”的方式接受“大姐”等客户的委托，雇佣被告人张红杰等人采用开箱换货、伪报货物品名等方式，将3个集装箱重约73.66吨木炭申报出口韩国，被上海海关缉私局查获。 2017年3月以来，经被告人邱红军介绍、安排，被告人邱行、徐胜洪为牟取非法利益，以“包通关”的方式接受“大姐”等客户的委托，雇佣被告人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等人在江苏省常熟市采用伪报品名、开箱换货等方式，走私出口木炭至韩国。期间，经被告人陈长春介绍，邱红军另安排邱行以上述方式为被告人朴相军走私出口一个集装箱木炭至韩国。 同年10月，在被告人邱红军安排下，被告人邱行将上述走私业务转移至浙江省义乌市，交由被告人丰登负责。后丰登雇佣被告人丰谦，与被告人徐胜洪、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等人，先后在浙江省义乌市××嵊州市以同样方式继续从事走私出口木炭活动。 在实施具体走私犯罪过程中，被告人徐胜洪主要负责与客户“大姐”联系，接受对方发来的待出口木炭数量、运输司机情况、申报品名等信息，再转发给被告人邱行、丰谦。之后，邱行、丰谦指挥司机将木炭运至事先租好的仓库；又联系被告人董辉安排被告人张四锋、王伟驾驶集卡车拖带空集装箱至上述仓库，由被告人张红杰组织搬运工将服装等“道具货”装入集装箱，再由邱行或被告人丰登根据“道具货”的数量、品名等委托报关公司向海关申报出口。董辉、张四锋、王伟根据丰谦、张红杰的指示，将装有“道具货”的集装箱拖至海关加封后再拉回上述仓库，由张红杰负责开箱换成木炭。之后，董辉、张四锋、王伟将集装箱运往宁波口岸转关出口。期间，上述走私货物中的3个集装箱木炭，重约74.44吨，被海关当场查获。 经查，2017年2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邱红军、邱行等人采用上述方式走私出口木炭141个集装箱，重约2846.571吨。其中，被告人邱红军、邱行参与走私木炭共141个集装箱，重约2846.571吨；被告人徐胜洪参与走私木炭共124个集装箱，重约2494.845吨；被告人丰登、丰谦参与走私木炭共60个集装箱，重约1159.217吨；被告人张红杰参与走私木炭共134个集装箱，重约2698.103吨；被告人董辉参与走私木炭共138个集装箱，重约2772.911吨；被告人张四锋参与走私木炭共72个集装箱，重约1419.989吨；被告人王伟参与走私木炭共50个集装箱，重约1055.364吨；被告人朴相军、陈长春参与走私木炭1个集装箱，重约21.049吨。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物证查扣的木炭，书证报关单证、查验记录单、银行交易流水、户籍证明等，证人刘某、方某、戴某1、潘某1、戴某2、涂某等人证言，搜查笔录、辨认笔录，电脑及手机提取数据，以及被告人邱红军、邱行、徐胜洪、丰登、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朴相军、陈长春供述和辩解等证据。 二、诈骗 2016年8月，被告人邱红军得知在江苏省常熟市服装城内注册的商户，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常熟报关出口纺织品可以获取当地政府扶持金及运费补贴，随即先后成立常熟悦逸丰川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逸丰川公司”）、常熟汇众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众诚公司”）、常熟市一步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步达公司”）等五家公司，其本人为上述公司的实际控制者。同时，邱红军又指使他人先后注册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清球纺织品经营部（以下简称“清球商行”）、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辰行百货商行（以下简称“辰行商行”）、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戴敦喜服装商行（以下简称“戴敦喜商行”）等十二家商户，并将该十二家商户的银行账户交由邱红军实际控制的苏州丝路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路通公司”）财务人员管理。 2016年10月起，被告人邱红军在该十二家商户均未实际经营市场采购贸易的情况下，指使丝路通公司业务人员，以代理出口或买断数据的方式，将他人不符合领取补贴标准的出口业务挂在其掌控的清球商行、辰行商行、戴敦喜商行等商户名下，通过悦逸丰川公司、一步达公司、汇众诚公司等五家公司申报出口，从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骗取扶持金及运费补贴共计人民币2331万余元。 期间，被告人邱行利用其在丝路通公司担任业务人员的便利，将部分走私出口的木炭，伪报成纺织品，以戴敦喜商行等商户的名义，通过汇众诚公司申报出口，向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骗取补贴共计人民币79万余元。 2018年4月18日，被告人邱红军因涉嫌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被大榭海关缉私分局抓获。到案后，邱红军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诈骗犯罪事实。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书证补贴明细表、出口记录单、银行查询记录等，证人崔某、徐某、戴某1等人证言，以及被告人邱红军、邱行供述和辩解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邱红军、邱行、徐胜洪、丰登、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朴相军、陈长春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采用伪报品名、开箱换货等方式将木炭走私出境，其中被告人邱红军、邱行、徐胜洪、丰登、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犯罪情节严重，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应当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邱红军、邱行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政府补贴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共同走私犯罪中，被告人邱红军、邱行、徐胜洪、丰登、朴相军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陈长春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在诈骗犯罪中，被告人邱红军有自首情节。公诉机关建议法庭对被告人徐胜洪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对被告人丰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对被告人张红杰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对被告人董辉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对被告人张四锋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对被告人王伟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对被告人朴相军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对被告人陈长春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提请本院依法判处。庭审中，公诉机关提出邱红军诈骗犯罪不构成自首。 被告人邱红军对起诉指控的走私木炭一节，辩解称其不认识“大姐”，也没接受“大姐”委托走私木炭。其对邱行走私木炭不知情，没有安排邱行将走私木炭业务转移到义乌，没有为陈长春、朴相军走私木炭。关于起诉指控的诈骗一节，被告人邱红军辩解称，其公司是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重点招商对象，客户主动跟其合作将货物放到其商户，由其贸易公司提供配套代理业务，这种贸易方式是合法的。领取补贴的商户都是有实际经营，而且有实际的货物运输发生就可以领取运输补贴。所以，商户领取补贴是合法的，其行为不是诈骗罪。 辩护人范云提出：1.邱红军能够通过公司经营获取较大利润，缺乏走私木炭获利的犯罪动机。2.木炭货主“大姐”是徐胜洪的客户，并非是邱红军介绍给徐胜洪等人，走私木炭是邱行、徐胜洪等人个人行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指控的常熟走私木炭是经邱红军介绍、安排。指控邱红军将走私木炭转移至义乌仅有徐胜洪、丰登供述，但两人供述前后矛盾，认定该节走私木炭系邱红军安排证据不足。3.在整个走私木炭事实中，邱红军未获取任何收益，也与常理不符。4.邱红军作为招商引资对象，注册成立贸易公司和商户，开展代理出口业务，依法依规，且由商户组货后通过贸易公司申报出口，均是有实际经营活动。代理报关出口或买断数据都是代理出口的经营模式，获取扶持补贴的最终受益人是客户，邱红军不具有非法占有补贴的目的。邱红军根据真实贸易数据向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申请扶持补贴，经职能部门审核后发放，邱红军并未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5.邱红军公司仅是收取服务费，以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补贴发放汇总作为诈骗金额缺乏事实依据。据此，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邱红军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恳请法庭作出公正判决。 辩护人陈干浦提出：1.能够证明邱红军参与常熟走私木炭的证据仅是徐胜洪和丰登供述，但两人供述前后不一，且丰登在法庭上明确表示邱红军没有参与。证明邱红军参与义乌走私木炭的证据也仅有徐胜洪和丰登供述，但两人供述只能证明是邱行提出将走私木炭从常熟转移到义乌。证明邱红军安排朴相军走私木炭只有陈长春一人供述，同时无证据证明邱红军参与被上海海关查获的三个货柜木炭。2.邱红军控制的商户以组货为主进行市场贸易采购，并非指控的商户没有实际经营。邱红军以买断数据方式代理出口货物，客户出口货物也是真实存在。邱红军通过上述二种方式代理出口及领取扶持补贴符合政策规定。故指控邱红军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诈骗罪不能成立。 被告人邱行对起诉指控的走私木炭一节，辩解称邱红军对走私木炭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其是受徐胜洪指使参与常熟走私木炭，丰登在义乌走私木炭与其无关。对起诉指控的诈骗一节，被告人邱行辩解称是徐胜洪指使其用木炭出口申领补贴，其共分到18万元，诈骗金额应为18万元。 辩护人干科威提出：1.在常熟走私木炭过程中，徐胜洪与境外客户联系、收取代理费用，邱行仅是在徐胜洪和报关人员间传递报关信息、收到徐胜洪转款后代为支付运输费和搬运费，在整个走私木炭环节中起次要、辅助作用。2017年10月后义乌、嵊州走私木炭是徐胜洪、丰登、丰谦所为，与邱行无关。2.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邱行参与走私141个集装箱木炭。3.对邱行构成诈骗罪不持异议，但应以邱行实际获取的18万元认定诈骗金额。 辩护人张健提出：1.从现有证据看，指控邱红军安排邱行、徐胜洪在南通、常熟走私木炭仅有徐胜洪一人供述，不能证明走私木炭系邱红军安排。根据徐胜洪供述结合在案其他证据，能证明徐胜洪直接联系境外货主、安排走私出口木炭、分配非法收益，邱行听从徐胜洪指使联系人员装运木炭和申报出口，邱行起帮助作用，属于从犯。2.无证据证明是邱红军将走私木炭业务转移到义乌，被告人供述及徐胜洪使用的银行账户恰恰证明是徐胜洪将走私木炭转移至义乌，义乌业务由丰登负责，与邱行无关。3.根据韩国方面回函，结合被告人供述及银行账户明细，邱行参与走私木炭不超过68个集装箱。4.邱行按徐胜洪指令将木炭伪报品名后走私出口，起初并无骗取政府补贴的故意，获取补贴行为应当被吸收到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中。如认定邱行构成诈骗罪，但徐胜洪在整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邱行处次要地位，是从犯，且邱行所得补贴款仅为18万元。5.邱行认罪态度良好，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可以适用认罪认罚。 被告人徐胜洪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且签字具结，同时称其受邱红军安排联系客户“大姐”。 辩护人杨军汉、罗杰龙提出：1.邱红军早在徐胜洪加入其公司前已有走私木炭行为，徐胜洪不是本案走私木炭的起意者，走私业务和人员均不是徐胜洪安排，徐胜洪也不是出资者和非法利益分配者，徐胜洪在整个走私环节中仅是联系境外货主，起次要作用，是从犯。2.徐胜洪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对侦破案件起到较大作用，又系初犯。辩护人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徐胜洪减轻处罚。 被告人丰登对起诉指控其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无异议，但辩解称邱红军只是和其说将正常的贸易业务从常熟转到义乌，让其开报关行，不是做木炭出口，其和邱行、徐胜洪对接后，接手走私木炭业务。 辩护人董浩樑、王仲志提出：1.丰登当庭提出邱红军对走私木炭是知情的，但其无法确认邱红军是否参与走私木炭的辩解与之前供述基本一致，也是符合客观情况。鉴于丰登认可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符合认罪认罚的适用条件。2.丰登受邱红军雇佣和受邱行指派参与本案，并非走私木炭犯意的提起者和组织者，对走私木炭起到协助作用，是从犯，且现有证据只能证明丰登参与走私木炭为24个集装箱。3.丰登归案后如实供述了涉案事实，具有坦白情节，又系初犯、偶犯。辩护人恳请法庭对被告人丰登从宽处罚。 被告人丰谦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且签字具结。 辩护人常晓波提出：1.丰谦并非走私木炭犯意的提起者，没有提供资金支持，不参与和客户联系，丰谦只是按照丰登、邱行指令行事，且参与时间短、获利少，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2.丰谦自动投案，且到案后如实供述了本案的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3.丰谦无犯罪前科，愿意将5万元取保候审保证金抵违法所得和罚金，有悔罪表现。辩护人恳请法庭对被告人丰谦减轻处罚。 被告人张红杰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且签字具结。 辩护人朱阁雯、梁若冰提出：1.张红杰受雇佣从事木炭掏箱换货工作，主观恶性较小，且获利较少，是从犯。2.张红杰有自动投案行为，认罪悔罪，又是初犯、偶犯。辩护人恳请法庭给被告人张红杰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被告人董辉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且签字具结。 辩护人施建桥、徐一珂提出：1.董辉接受安排参与走私木炭的运输环节，作用较小，是从犯。董辉本人实际运输16个集装箱木炭，其余均是介绍给王伟、张四锋。2.董辉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又系初犯、偶犯。辩护人恳请法庭对被告人董辉适用缓刑。 被告人张四锋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且签字具结。 辩护人苏洪维提出：1.张四锋经人介绍参与走私木炭运输，在本案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2.张四锋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家属在经济困难情况下仍代为缴纳部分违法所得。辩护人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张四锋减轻处罚。 被告人王伟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且签字具结。 辩护人俞高强、王坛提出：1.王伟经人介绍参与走私木炭的运输环节，且获利少，是从犯。2.王伟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无犯罪前科，本次犯罪是法律意识淡薄所致。辩护人恳请法庭对被告人王伟适用缓刑。 被告人朴相军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且签字具结。 辩护人袁倩倩提出：1.朴相军虽是走私木炭的货主，但未直接参与运输、报关、换货等环节，主观恶性较小，且只走私一个集装箱木炭，获利少，犯罪情节较轻。2.朴相军归案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又系初犯、偶犯，且愿意缴纳违法所得及罚金，有悔罪表现。据此，辩护人恳请法庭对被告人朴相军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陈长春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且签字具结。 辩护人车力提出，陈长春介绍他人走私一个集装箱木炭，是从犯，且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恳请法庭对被告人陈长春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2017年2月底至3月初，被告人邱行、徐胜洪在明知国家禁止出口以木材为原料直接烧制的木炭（以下简称“木炭”）的情况下，为牟取非法利益，以“包通关”的方式接受“大姐”等客户的委托，雇佣被告人张红杰等人采用开箱换货、伪报货物品名等方式，将3个集装箱重约73.66吨木炭申报出口韩国，被上海海关缉私局查获。 2017年3月以来，经被告人邱红军安排，被告人邱行、徐胜洪为牟取非法利益，以“包通关”的方式接受“大姐”等客户的委托，雇佣被告人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等人在江苏省常熟市采用伪报品名、开箱换货等方式，走私出口木炭至韩国。期间，经被告人陈长春介绍，邱红军另安排邱行以上述方式为被告人朴相军走私出口一个集装箱木炭至韩国。 同年10月，在被告人邱红军安排下，被告人邱行将上述走私业务转移至浙江省义乌市，交由被告人丰登负责。后丰登雇佣被告人丰谦，与被告人邱行、徐胜洪、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等人，先后在浙江省义乌市××嵊州市以同样方式继续从事走私出口木炭活动。 在实施具体走私犯罪过程中，被告人徐胜洪主要负责与客户“大姐”联系，接受对方发来的待出口木炭数量、运输司机情况、申报品名等信息，再转发给被告人邱行、丰谦。之后，邱行、丰谦指挥司机将木炭运至事先租好的仓库；又联系被告人董辉安排被告人张四锋、王伟驾驶集卡车拖带空集装箱至上述仓库，由被告人张红杰组织搬运工将服装等“道具货”装入集装箱，再由邱行或被告人丰登根据“道具货”的数量、品名等委托报关公司向海关申报出口。董辉、张四锋、王伟根据邱行、丰谦的指示，将装有“道具货”的集装箱拖至海关加封后再拉回上述仓库，由张红杰负责开箱换成木炭。之后，董辉、张四锋、王伟将集装箱运往宁波口岸转关出口。期间，上述走私货物中的3个集装箱木炭，重约74.44吨，被海关当场查获。 经查，2017年2月至2018年1月，被告人邱红军采用上述方式参与走私出口木炭共138个集装箱，重约2772.911吨；被告人邱行参与走私木炭共141个集装箱，重约2846.571吨；被告人徐胜洪参与走私木炭共124个集装箱，重约2494.845吨；被告人丰登、丰谦参与走私木炭共60个集装箱，重约1159.217吨；被告人张红杰参与走私木炭共134个集装箱，重约2698.103吨；被告人董辉参与走私木炭共138个集装箱，重约2772.911吨；被告人张四锋参与走私木炭共72个集装箱，重约1419.989吨；被告人王伟参与走私木炭共50个集装箱，重约1055.364吨；被告人朴相军、陈长春参与走私木炭1个集装箱，重约21.049吨。 另查明，被告人邱行走私木炭非法获利100万元、被告人徐胜洪非法获利46万元、被告人丰登非法获利40万元、被告人张红杰非法获利11万元、被告人董辉非法获利10万元、被告人张四锋非法获利8.5万元、被告人王伟非法获利3万元、被告人丰谦非法获利2万元、被告人陈长春非法获利2千元、被告人朴相军走私出口一柜木炭后获取款项25万元。 审理期间，被告人王伟向本院缴纳暂扣款8万元、被告人张四锋缴纳暂扣款3万元、被告人朴相军缴纳暂扣款35万元、被告人陈长春缴纳暂扣款1.2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一）证人证言 1．证人刘某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7年3月其在海门通过网上平台接到一票出口货物的运输业务，但不知道具体委托人是谁。委托人电话告知其提箱及装箱地址，其驾驶沪ＤＢ××××车辆按照指示在上海提了空箱后到常熟支塘镇的仓库装箱，其看到装进去的是服装，装好后运到南通海门的一个海关监管点施封。后其接到委托人电话让其将箱子再次运回常熟支塘仓库，到了仓库后有人拆箱将货物调包，完成调包后其直接拖箱至上海外高桥港区。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证人刘某指认出张红杰是在仓库内指挥装货和调包的人，即负责拆除海关封志、换货装箱的工头，当时张红杰不让其下车，其看到换进集装箱的货物是用纸箱包装。证人刘某还指认出邱行当时在现场，听小工说邱行是货主。 2．证人李某1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6年底，一名浙江姓邱的男子通过朋友介绍让其帮忙做一般贸易的货物运输和白卡转关运输业务。2017年2月其找了李某2和赵某1做白卡转关运输业务，邱姓男子告诉其提空箱的地点，然后其安排驾驶员去常熟支塘镇一个仓库装货，到海关监管点施封后拉到上海外高桥港区出口。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证人李某1指认出邱姓男子就是邱行。 3．证人李某2（沪ＢＬ××××驾驶员）证言，证实2017年2月经李某1介绍其在海门做过出口货物转关运输业务，其不清楚委托人是谁。当时委托人电话告诉其提箱及装箱地址，其按照指示提了空箱到常熟支塘镇的仓库装货，装箱后运到南通海门的一个海关监管点施封，施封后其按照李某1的要求将箱子再次运回常熟支塘仓库换货，之后直接运输到上海外高桥港区，箱子上的封志是完好无损的。其收取的2100元费用中，其中1300元是运费，另外的800元是施封的费用。 4．证人赵某1（沪ＢＥ××××驾驶员）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7年3月经李某1介绍其在海门做过出口货物转关运输业务。李某1让其驾驶车辆到常熟支塘镇一个仓库装货，将货物运到海门叠石桥附近的海关监管点施封，之后其根据指示开车回到常熟支塘镇仓库拆箱换货，再将货物拉到上海外高桥港区码头，箱子上的封志是完好无损的。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证人赵某1指认出在常熟支塘镇仓库指挥拆除海关封志、开箱换货的男子是张红杰。 5．证人周某（上海润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操作员）证言，证实2017年3月1日，其公司受海门尊缘贸易有限公司于姓女子委托申报一票出口转关业务，该票货物的报关单为239220170927501267，申报品名是男士牛仔裤和女士牛仔裤，被查验后实际货物是木炭。 6．证人奚某（美署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操作员）证言，证实由其公司负责在上海转关的报关单号为2392201709257501047、集装箱号为ＣＲＸＵ1040858，报关单号为2392201709257501053、集装箱号为ＣＲＸＵ9274628的二票货物是金华义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小姐与其联系，报关是金华义都公司自己操作。报关单证是金华义都公司于小姐或曹小姐制作好发给其，该二票货物申报品名是男士牛仔裤、女士牛仔裤，被海关查获后其才知道实际货物是木炭。 7．证人方某（金华义都进出口有限公司操作员）证言，证实海门尊缘贸易有限公司的几票货物是公司老板邱红军给其的，报关部报关时邱红军才提供了海门尊缘公司这个抬头，申报品名是女士牛仔裤、男士牛仔裤。具体客户其不记得了，其向客户要了货物资料后发给曹某，曹某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制作报关单证，委托当地报关公司向南通海关申报出口，然后找了上海的报关公司申报转关。 8．证人曹某（金华义都进出口有限公司操作员）证言，证实2017年2月，方某给其几份报关资料让其报关，其根据方某提供的资料制作报关单证，连同发票、合同、箱单发给中外运南通公司申报出口，后其又将报关资料发给美署公司奚某申报转关。该票货物向海关申报的品名是男士牛仔裤、女士牛仔裤，报关抬头海门尊缘公司是老板邱红军提供，海门尊缘公司不是实际客户，但其不知道实际客户是谁。海门尊缘公司这个抬头在该段时间内经常使用，2017年2月后老板邱红军提出为了工作方便将南通的单子都交给中外运南通公司做。 9．证人于某证言，证实其曾是海门泰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操作员，公司老板是邱红军，邱红军还有个货代公司是金华义都公司。海门泰达公司是金华义都公司在南通海门的一个办事处，专门处理货物到南通转关的单子，从南通转关报关的单子都是用曹某给其的海门尊缘公司这个抬头。报关单号为239220170927501047、239220170927501053、23922017092750167的三票货物报关资料是其制作，货物信息是曹某或者方某给其的，其不清楚是谁的业务。公司里平时称呼邱红军“大邱总”、邱行“小邱总”，但不清楚邱行在公司里负责什么业务。公司有些客户是邱行的，属于邱行的客户的报关资料也是通过方某或者曹某给其。 10．证人苏某1证言、银行交易凭证、情况说明（自书材料），证实其曾在金华义都公司上班，公司老板是邱红军，其名下尾号为6980的宁波银行卡一直是公司在使用。邱行是邱红军的堂弟，2017年5月邱行要求其转账5万元，其按照邱行要求向收款方刘霞账户汇款5万元。宁波银行网上交易凭证，证实2017年5月11日，苏某1宁波银行账户向刘霞农业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情况说明，证实山东乐舱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接受宁波中海环球货运有限公司委托订2017年3月4日上海至韩国仁川的航线，由于海关查验，二个箱子一直滞留在港区，后直客买下该二个高柜，箱款5万元由苏某1支付。 11．证人龚某证言，证实2017年3月以海门尊缘公司名义向海关申报出口的三柜木炭是徐胜洪联系的，然后由邱行联系清关。徐胜洪原是跟着其做的，经常做侵权违规的货物出口，后徐胜洪跳槽到邱红军公司做报关业务，徐胜洪跳槽前邱行到义乌找徐胜洪玩时向其讨教过转关调包出口的事。后其找徐胜洪聊过，告诉他与邱行做这个事情迟早要出事，让他考虑清楚。徐胜洪跟着其做的时候认识了一些韩国客户，木炭客户是一个叫“大姐”的人。当时邱行还从其这里挖走了一个叫张红杰的装卸工，帮他们装货、调包。 12．证人潘某1（原金华义甬舟供应链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证言，证实2016年邱红军让邱行、丰登向其学习报关流程，邱行、丰登与其聊天时提到学习报关流程是要出“黑货”，即木炭。邱红军也陆续提到过“黑货”，并称邱行、丰登赚钱能力差，要让他们赚些快钱，以及要让邱行用数据补贴的钱偿还债务。邱红军之前在场站工作，通过龚某认识了徐胜洪和掏箱工“老张”，徐胜洪有龚某以前做木炭的资源，邱红军就想要走“黑货”。邱红军曾在多个场合说邱行、龚某欠他钱，后龚某将徐胜洪、“老张”派到常熟帮邱红军。 13．证人潘某2（金华义甬舟供应链有限公司报关员）证言，证实2017年5月，其经丰登介绍到邱行经营的金华义甬舟公司从事报关和订舱工作，报关业务是与邱行指定的金华天悦报关代理有限公司联系。每次报关都是由邱行或者丰谦通过微信发给其集装箱号以及货物品名、件数照片，并告诉其申报海关、施封地、出口口岸、目的国、目的港、车牌号、司机手机等信息，其将上述信息和订舱后船公司反馈的提单号、船名、航次等数据填入报关底单，通过ＱＱ发送给天悦公司“小叶”。2017年10月至2017年年底，其经手的报关业务有30余票，航线多数是到韩国仁川，偶尔一二个到釜山，30余票货物的订舱是其与宁波卓志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苏某2联系。其不清楚这些货的实际货主，都是邱行让其报关、订舱，其就去操作。邱行给过其一个手机号码用于与邱行、丰谦联系，2017年年底其离职时，邱行让其将与邱行、丰谦的聊天记录删除，并将该手机号码收回。事发后，其才知道出口的货物是木炭。 14．证人戴某1（金华天悦报关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证实天悦报关公司主要承接金华地区的出口报关业务，在常熟没有业务，其把承接的部分报关业务转卖给邱红军的丝路通公司，每票收取600-700元业务介绍费。据其所知，徐胜洪主要负责丝路通公司报关和承接业务，邱行是邱红军堂弟，跟着邱红军做事，丰登是邱红军司机。2017年3月，邱行电话里称在上海口岸申报出口的三个集装箱货物被海关查扣，实际货物是木炭，问其是否有办法解决，后邱行、徐胜洪和其在上海碰面商量怎么解决。被查扣三个柜子木炭的事都是邱行与其谈的，也是邱行委托申报出口，邱行向其介绍徐胜洪负责三个柜子的操作，徐胜洪在常熟帮助邱行操作报关、联系客户等事宜。2017年年底，邱红军电话里称邱行、丰谦有二个柜子木炭被宁波海关查获，希望其能帮忙处理，其和邱红军说谁做的就自己去自首，邱红军嫌其不够意思没帮忙，后邱行、徐胜洪、丰登等人还到宁波和其碰面，说木炭是邱行、丰谦出口的。 15．证人朱某（金华天悦报关代理有限公司接单员）证言，证实其主管公司接单业务，2017年5、6月份后使用东来报关公司和通绩报关公司抬头报关。“小潘”共委托其公司34票报关业务，其中包括被布控查验的报关单号为292020180208503639这票货物。2017年10月18日至2017年11月4日，使用通绩报关公司抬头报关的有9票，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1月9日，使用东来报关公司抬头报关的有25票。“小潘”委托报关的货物基本出口到韩国仁川，个别到韩国釜山，但没有提供货主、贸易国、运输港等信息，都由其公司伪造。 16．证人苏某2（宁波卓志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销售）证言，证实2017年11月底，有一自称“小潘”的人通过ＱＱ向其询问到韩国仁川的船运价格，12月6日“小潘”以“杭州利途进出口有限公司”名义向其公司订舱，订了二个高箱。二个柜子是分开报关，其中一柜被海关布控查验，“小潘”称是普通货物，货主会自行处理。此后“小潘”要求全部箱子从梅山出口，至2018年1月13日，“小潘”通过其共订了二十五个高箱，大部分出口到韩国仁川，小部分到韩国釜山。1月13日一个柜子在梅山被海关查验，其又向“小潘”问货物情况，“小潘”还是说货主会自行处理。其向“小潘”催讨订舱费用时，“小潘”让其找电话号码为132××××5711、186××××6888的人要，但对方说真正货主在江苏，事后订舱费用一直没要回来。其和“小潘”签订的订舱协议里的收货地址都是到韩国、品名基本上是帽子、服饰等。证人苏某2与“小潘”的ＱＱ聊天截图、微信聊天截图印证上述内容。 17．证人崔某证言（苏州丝路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证言、苏州丝路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工资表，证实一步达公司是丝路通公司运营的一家公司，实际经营人都是邱红军，邱行在丝路通公司每个月领取5000元工资，但其不清楚邱行跟着邱红军具体从事什么工作。徐胜洪是一步达公司业务员，负责接单工作，2017年9月离职，徐胜洪在公司以他妻子汪飞靖名义领取工资。张红杰在2017年6月至年底在丝路通公司做掏箱工，在海关监管场所从事掏箱工作。丝路通公司工资表显示，邱行领取工资时间为2017年2月至12月，徐胜洪领取工资时间为2017年2月至9月，张红杰领取工资时间为2017年4月至9月。 18．证人章某（苏州丝路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接单员）证言、章某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证实2017年4月起，其在邱红军的丝路通公司做接单业务，邱行、徐胜洪给了其到韩国的服装柜让其报关，但是说目的地不要写韩国，后来几个月都是同样的单子，品名也相似，邱行与徐胜洪都是通过ＱＱ传给其报关资料。 19．证人戴某2（仓库人员）证言，证实2018年1月，丰登联系其称丰谦因走私木炭被宁波海关处理，让其到嵊州黄泽村的仓库帮忙，仓库装运工的领头是河南人“老张”。丰谦接到运输木炭司机电话后，开车带其将运输木炭的车辆带到黄泽仓库，“老张”组织搬运工将集装箱里原有的货卸下，之后“老张”让搬运工将运输木炭车上的木炭搬到集卡车的集装箱内，然后集卡车开去宁波。换货过程中，“老张”他们很防备，其一走过去就被叫走开。集卡车司机是董辉和张四锋，每次丰谦会给集卡车司机500元现金。丰登称丰谦的手机可能被监控，就用其手机收发董辉的对账单，另外丰登曾让其用丰谦的手机通过微信与客户联系是否有木炭，客户会将车牌号、司机电话、件数等内容回复。 20．证人赵某2证言，证实其在义乌做库存服装批发生意时，听徐胜洪提起他向韩国出口货物。后经徐胜洪介绍，丰登到其处购买了一批库存的围巾、帽子、手套，2万元货款是丰登转账支付。2018年春节前其听徐胜洪说有一个出口柜子出了事情。 21．证人吴某（金华市顺通报关代理有限公司接单员）证言，证实报关单号292020180208511558、292020180208511987、29202018208515088、2920201808516132、29202018208517172五票货物是一个ＱＱ名为“晓春156××××3388”、微信号为“ｄａｉ58968508”的人委托其公司报关出口，对方提供的报关底单上显示的目的港是新加坡，其公司在报关时把贸易国、目的港报成了印度。 22．证人李某3（浙Ｂ8××××车主）证言，证实2017年3月底其驾车与张四锋驾驶的浙Ｂ8××××车到常熟运输货物，该业务是由张四锋介绍的，装好货后到海关施封，后张四锋带其回到装货的仓库。仓库内管事的人指挥其与张四锋停车，并且不让其下车，之后有人开始换货。其跟着张四锋到常熟做了三次这样换货的运输，张四锋告诉其换的是木炭。 23．证人涂某（浙Ｂ8××××、浙Ｌ1××××车主）证言，证实2017年6月，张四锋介绍其去常熟装一单业务，其驾驶浙Ｂ8××××车到张四锋告诉的常熟仓库装货，之后到常熟海关施封，施封后张四锋让其回到仓库，有人将集装箱打开换货，该笔业务张四锋额外给了其500元。另一单张四锋介绍的业务，是驾驶员邢东伟驾驶浙Ｌ1××××车到常熟运输，也是施封后回到仓库换货，邢东伟跟其提起换的货物是木炭。 （二）物证、书证等 1．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非报关单查验记录单、超重箱过磅验证记录、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认定书，证实2017年2月27日、3月2日以海门尊缘公司报关的申报品名为男式、女式牛仔裤，报关单号为239220170927501047（集装箱号CXDU1040858）、239220170927501053（集装箱号CRXU9274628）、239220170927501267（集装箱CXDU1680304）的三票货物，经上海海关开箱查验均为木炭，与申报品名不符，经称重该三柜木炭共计73.66吨。 2．上海海关缉私局外港分局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证实侦查人员于2017年3月23日对报关单号239220170927501047、239220170927501053、239220170927501267项下的三柜木炭予以扣押。 3．进港车辆信息，证实报关单号为239220170927501047、239220170927501053、239220170927501267三票货物对应集卡车分别为沪ＢＥ××××、沪ＢＬ××××、沪ＤＢ××××。 4．海关货物查验记录单、木炭照片，证实宁波海关对集装箱号为CCLU6654382、TEMU7990024、TGHU6931179，目的港为韩国仁川的三个集装箱进行查验，发现集装箱内所装货物均为木炭。 5．大榭海关缉私分局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出库通知书、入库单，证实侦查人员对集装箱号为CCLU6654382、TEMU7990024、TGHU6931179的三个集装箱木炭予以扣押，共计木炭6508箱、74.44吨，均已入库。 6．运输工具备案表，承运海关监管货物境内运输车辆注册登记表，证实车牌号为浙Ｌ1××××、浙Ｂ8××××、浙Ｂ8××××、浙Ｂ8××××、浙Ｌ1××××、浙Ｂ8××××等车辆的基本情况，上述车辆均为在海关备案的从事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车辆。 7．车辆高速出入口流水，证实被告人董辉、张四锋、王伟及李某3、涂某驾驶车辆出入黄泽、霞浦高速口的情况。 8．协查函、韩国海关部门回函（翻译件），证实经韩国海关部门协助，出口至韩国仁川等港口的部分货物实际为木炭。 9．协助查询通知书、被告人徐胜洪、丰登、张四锋及徐利红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分别证实： （1）2017年4月27日至2017年9月18日，徐利红共向徐胜洪转账142.6万元，同期徐胜洪共向劳雅琴转账129.07万元；2017年10月25日至2018年2月9日，徐利红共向徐胜洪转账198万元，同期徐胜洪共向丰登转账181.5万元；徐胜洪向自己银行账户（6217**********）转账15.58万元。 （2）2018年1月1日，丰登转账7万元至戴某2账户。 （3）2017年5月5日，劳雅琴向张四锋账户转账3万元；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2月29日，董辉共向张四锋转账54999元。 10．协助查询通知书、账户信息、劳雅琴银行流水，证实2017年1月至2017年8月，徐胜洪共向劳雅琴转账154.47万元；2017年3月徐利红向劳雅琴转账5万元。2017年2月至10月13日，劳雅琴共向张红杰转账23.94万元；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劳雅琴共向董辉转账28万元。 11．报关单证，证实涉案木炭以伪报品名方式申报出口的情况。 12．大榭海关缉私分局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证实侦查人员对邱红军随身携带的三部手机、丝路通公司、丰谦浙Ｇ9××××车辆搜查发现的电脑、单证、对账单、租赁合同、厂房租赁合同等均依法予以扣押。其中，租赁合同显示邱行租用位于常熟市××镇××村的常熟市锦辉无纺制品有限公司车间及场地，租期自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12月31日；厂房租赁合同显示丰谦租用位于嵊州市××镇××村××小区××房，租期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 （三）电脑及手机提取数据、检验报告，证实宁波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依法对大榭海关缉私分局送检的4个检材进行检验，并将检材中提取的短信息、通话记录、媒体文件、微信记录、办公文档、图形图像、压缩文件等刻录在光盘中。 1．编号为NBJS-JC-10-2018-38-3号的检材（被告人邱红军黑色360手机数据）内容摘录如下： （1）2018年3月26日，章某发微信给邱红军“若我走之后，关于常熟的一些东西，我也不会去说的”。 （2）2018年3月27日，邱行发微信给邱红军“问下陈东有空吗？来我们办公室坐下，张总说删单的事情怎么做跟他商量一下”。 （3）2018年4月2日，崔某发微信给邱红军“宁波的柜子删单成功”。 2．编号为NBJS-JC-10-2018-38-2号的检材（丝路通公司电脑硬盘内储存的文件），显示箱号、提单号、车牌号、司机号码等报关底单信息。 （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邱红军辩解称，其不清楚被上海海关查获三票货物的事，上海海关缉私局问其情况时才知道这事，如果是走私木炭，肯定是邱行和徐胜洪做的。徐胜洪在外面揽木炭业务，邱行使用其注册的公司抬头向海门、常熟等地海关申报出口，然后由邱行安排车辆到仓库装道具货，将道具货拉到海门、常熟海关监管区施封，之后邱行、徐胜洪负责指挥调包，调包后将木炭运至实际出口的口岸。其听说邱行在常熟走私木炭，其也曾告诉过邱行，如果有不符合规定的货物不要用其公司抬头报关，但是邱行瞒着其在用。2017年12月被海关查验的一个柜子木炭，就是邱行用其公司抬头报关。 2．被告人邱行供述和辩解，证实2017年3月，其和徐胜洪采用伪报品名方式走私出口三个货柜的木炭，其将品名、数量、价格等发给金华义都公司方某，由方某制作报关单证、联系订舱，当时是借用邱红军海门尊缘公司抬头申报出口。该三柜木炭是徐胜洪联系客户“大姐”，将木炭运到常熟支塘仓库，由其联系车队带着空箱到支塘仓库装服装，装好后让司机到南通海关施封，再让司机回到支塘仓库，其安排张红杰拆封将服装全部调换成木炭，之后拉到上海口岸出口。常熟支塘的仓库是其找的，车辆也是其联系的，张红杰负责开箱换货，其付给张红杰每柜800元费用。常熟走私木炭的货源、外商也都是徐胜洪联系，徐胜洪发给其报关资料，其转发给章某或谢某制作单证。丰登、丰谦在义乌的木炭走私业务，由董辉车队运输。陈长春曾打电话让其出口一柜木炭，其收取了陈长春2.7万元左右的代理费。 3．被告人徐胜洪供述和辩解，证实2017年2、3月份，上海查验的三票木炭是其和邱行做的，其负责与“大姐”对接，邱行负责报关、换货和安排车辆。2017年3、4月份，邱红军让其帮助邱行联系“大姐”，传递“大姐”的单子给邱行。邱红军与其聊天时说过要出口“黑的”，事情由邱行负责，因为邱行对货代行业不熟，又常赌博，让其协助邱行，其就明白邱红军说的是出口木炭。邱红军与其谈及走私木炭时，除了用行话“黑的”来代替木炭，也有直接说过出口木炭。2017年9月其从邱红军公司离职，邱行向其转达了邱红军的意思，将客户“大姐”的木炭业务交给丰登，还是由其负责联系“大姐”。具体操作流程是，客户“大姐”将司机联系方式及车牌号、品名发给其，其转给邱行或者丰登，再由邱行、丰登负责后续的报关、订舱和换货。走私木炭的代理费都是先汇到其使用的徐利红银行账户，其给邱行联系时，收取每柜5千元好处费，给丰登联系时，收取每柜3千元好处费。2018年4月18日被抓前，崔某打电话让其把事情都认下来，如果被抓就说出口木炭是其和邱行一起做的，其他不要乱说。 4．被告人丰登供述和辩解，证实2016年年底至2017年8、9月份其给邱红军做司机期间，知道了邱行与徐胜洪在走私木炭，曾听到邱红军同邱行讲以后做事要认真、不要惹事情、木炭的事情要么别做了要么换个地方做。2017年9月，邱红军找其谈话，称邱行有业务要转给其做，让其在义乌接手该业务，具体邱行会与其谈，当时邱红军也没明说是木炭业务。后邱行、徐胜洪找到其说在常熟风险太大，将出口木炭业务交给其做，其可以继续使用邱行原来的押金，邱行当时说利润五五分，其就同意了。关于徐胜洪的费用，其问过邱行，邱行称在常熟给徐胜洪5000元一柜，在义乌给3000元一柜，徐胜洪也是同意的。2017年10月开始，其与丰谦先后在金华义乌和嵊州黄泽租仓库用于出口木炭，丰谦负责租赁、看管仓库、与徐胜洪联系，以及代其支付司机、装卸工费用。徐胜洪负责联系客户，将车牌号、数量等信息告诉其或者丰谦。搬运工“老张”负责换货。“老张”和集卡车司机都是邱行找的。义乌和常熟木炭被海关查验后，邱红军、邱行、徐胜洪与其商量如何处理，邱红军让丰谦把事情认下来。 5．被告人丰谦供述和辩解，证实2017年10月，丰登让其一起做出口木炭，每个月给其5000元工资，丰登让其与微信名为“哈特”的人联系。其先在金华租仓库，后又换到嵊州黄泽租了一个仓库。每次出口木炭前，对方会把司机联系方式、木炭数量发过来，其联系司机到仓库装上道具货，施封后再开回仓库，由装卸工张红杰负责把道具货换成木炭，之后其将集卡车的车牌号及箱号告诉“哈特”。丰登说让其与邱行联系，因为邱行有报关公司可以操作，由邱行负责报关。装卸工张红杰和集卡车司机董辉、张四锋、王伟都是邱行介绍的，很多事情包括租仓库都是向邱行汇报，每次“哈特”发给其的信息，其都要告诉邱行。二柜木炭被海关查验后，邱红军、邱行、丰登、徐胜洪商量对策，让其将二个柜子都承认下来。 6．被告人张红杰供述和辩解，证实其是装卸工，2017年春节后邱行让其到仓库换货，每柜给其800元。2017年10月后，其到丰登、丰谦在金华、嵊州的仓库换货，换货过程中需要将海关施封锁头锯开，将已经装好的道具货物卸下换成木炭。 7．被告人董辉供述和辩解、运输账单，证实其是集卡车司机，2017年邱行联系其拉货，因其车子装载量不够就介绍张四锋给邱行。同年8月其购买了车牌号为浙Ｌ1××××的集卡车后联系邱行做运输业务，同年10月底，通过邱行介绍认识丰谦，之后丰谦派给其运输业务，其将部分业务给了张四锋、王伟。具体运输过程是，其在金华或者黄泽的仓库装货后运去施封，之后按照丰谦要求再运回仓库，其按照装卸工张红杰等人指挥将集卡车与散货车尾对尾停好，装卸工卸货、换货，其看到换的货物是木炭。其对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从丰谦处承接的换货运输业务作了记录。运输账单显示，除张四锋对本人的23次运输业务作了标记外，未作标记中的27次为董辉与王伟的运输业务，还有14次为董辉与张四锋的运输业务。 8．被告人张四锋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照片、日出车登记本、运输账单，证实其是浙Ｂ8××××集卡车司机，经董辉介绍认识邱行、丰谦。其给邱行运输是从2017年3月开始，邱行让其到常熟××镇××村的常熟市锦辉无纺制品有限公司仓库装货，完成出口报关、施封后，重新回到仓库调换集装箱内的货物。在装卸工换货时，其看到货物外包装纸箱上是韩文，有小块木炭从箱子里掉出来，就知道了箱子里是木炭。2017年3、4月运的几批货是邱行直接与其联系，之后是董辉联系其运货。根据其记录，2017年3月29日至10月16日，“常熟加封”的都是给邱行运输的转关货物，邱行都会要求其中途停车换货，最后装箱的都是木炭。运输费用最初是邱行转账到其农业银行账户，后来通过董辉给的。其曾让浙Ｂ8××××、浙Ｌ1××××车主涂某、浙Ｂ8××××车主李某3去常熟换货。2017年10月，其经董辉介绍到金华的仓库给丰谦运输木炭，之后又换到嵊州黄泽仓库。根据其记录，2017年10月18日从金华运货的那笔开始，后面记录的都是转关过程中换成木炭。常熟、金华、嵊州仓库都是张红杰负责换货。 9．被告人王伟供述和辩解、微信聊天记录、指认仓库材料，证实其是浙Ｂ8××××集卡车驾驶员，经董辉介绍到常熟、嵊州仓库运输货物，董辉说货物施封后要重新换货，每次多500元，第一次装货时其发现换的货物是木炭。被海关查验的其中一柜货物是从嵊州黄泽仓库运出，联系人是丰谦，箱号是ＣＣＬＵ6654382，另一柜箱号是ＴＧＨＵ6931179，是邱行的货。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王伟向董辉发送提单、箱号、封号及车辆情况等信息，其中箱号为ＣＣＬＵ6654382、ＴＧＨＵ6931179的二柜货发货日期分别为2017年12月3日、5日。经王伟指认，常熟市锦辉无纺制品有限公司仓库和嵊州市黄泽镇官元村仓库是换货的仓库。 10．被告人朴相军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照片、木炭装箱入库明细表、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其在安徽省滁州经营木炭厂，2017年得知陈长春有走私出口木炭渠道，其与韩国客户李海英联系后，于同年8月9日通过陈长春出口了一柜木炭。木炭货款先是李海英转账至李花在韩国的银行账户，再由李花转账至其账户。陈长春和其谈木炭生意时称他身后老板叫“邱总”，他是帮“邱总”做木炭生意，后得知陈长春说的“邱总”就是邱红军。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朴相军指认出陈长春说的出口木炭的幕后老板“邱总”就是邱红军。木炭装箱入库明细表记载了朴相军于2017年8月9日发出2150箱木炭。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6月10日、8月7日李花账户共汇入3500万韩元，同年8月14日、9月1日，朴相军收到李花转账共计37580美元。 11．被告人陈长春供述和辩解，证实2017年，朴相军让其介绍出口木炭的代理公司，其就联系邱红军问是否可以出口木炭，邱红军称可以出口，具体操作让其与邱行联系，最终通过邱行给朴相军出口了一柜木炭，其从中拿到2千元介绍费。 二、诈骗 被告人邱行利用其在丝路通公司担任业务人员的便利，将走私出口的木炭，伪报成纺织品，以常熟市服装城戴敦喜服装商行等商户的名义，通过常熟汇众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经营单位申报出口，向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骗取补贴共计人民币79.1926万余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出口木炭伪报纺织品骗取补贴统计表，证实经统计，出口木炭伪报纺织品骗取补贴款共计人民币88.0081万元，经与证人谢某提供的数据比对，扣除其中四柜后骗取的补贴款为79.1926万元。 2．业务记录，证实2017年3月29日至10月16日，丝路通公司代理出口业务中实际为邱行走私木炭的数量、出口口岸、报关单号、集装箱号等情况。 3．协助查询通知书、劳雅琴银行账户流水，证实2017年5月至12月，戴某1、崔某、章某账户转入劳雅琴账户的资金情况。 4．证人章某证言，证实其按照邱行要求将邱行的单子记录在何长江、刘胜、戴某1、谢某等人名下。2017年9月后，邱行将他的单子挂在他本人名下，补贴款按照邱行指示汇到劳雅琴、李某1账户。 5．证人谢某（苏州丝路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操作员）证言，证实其在公司负责接单、对接客户、统计业务量。邱行让其将部分业务记在了何长江、刘胜、戴某1名下，其制作补贴账单后提交邱红军审批，何长江、刘胜名下的邱行业务补贴款，按照邱红军指示没有给邱行，戴某1名下的业务补贴全部转给了戴某1。 6．证人张某证言，证实其曾在丝路通公司担任出纳，与谢某核对戴某1公司补贴费用时，发现戴某1名下的业务是邱行的，其将该情况告诉了邱红军，邱红军得知后将徐胜洪、邱行骂了一顿。 7．被告人邱行供述和辩解，证实其将出口木炭伪报成纺织品，获取的部分补贴款转入了其使用的劳雅琴银行账户。 证实本案事实的其他证据有： 1．户籍证明、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刑事判决书，证实各被告人身份及被告人邱行、丰登的前科情况。 2．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案发经过、移送案件通知书，证实2017年3月20日，上海海关缉私局外港分局接情报处、外港海关线索移交称海门尊缘公司存在伪报品名走私出口木炭的嫌疑，遂于3月22日立案侦查，并于2020年6月24日移送宁波海关缉私局。2017年12月4日、5日，宁波海关对报关单号292020170207711037、232420170247537615项下二个集装箱进行布控查验，发现实际货物均为国家禁止出口的原木木炭，将该案移交大榭海关缉私分局侦查。 3．到案经过，证实各被告人到案情况。 4．暂扣款收据，证实被告人王伟、张四锋、朴相军、陈长春向本院缴纳暂扣款的情况。 关于公诉意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结合全案证据及法律规定，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被告人邱红军及其辩护人提出邱红军不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口出的货物罪的意见。经审理认为：（1）2017年2月底至3月初走私木炭部分。该节事实中申报出口的三票货物虽以邱红军经营、控制的金华义都公司、海门尊缘公司名义向海关申报出口，具体操作人员也是邱红军公司员工，但除证人金华义都公司操作员方某证言中提到报关时邱红军提供了海门尊缘公司抬头外，无其他证据显示邱红军有其他涉案行为。反之，证人龚某证言提到以海门尊缘公司名义向海关申报出口的三柜木炭是徐胜洪与其联系，然后由邱行联系清关。证人戴某1证言提到上海被查扣三个柜子木炭的事都是邱行与其谈的，也是邱行委托申报出口，邱行向其介绍徐胜洪负责三个柜子的操作。证人苏某1证言提到是邱行联系其转账5万元支付费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邱红军对该三票货物系木炭是明知的，公诉机关指控系邱红军介绍、安排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走私木炭部分。首先，被告人徐胜洪明确指认邱红军与其聊天时说过要出口“黑的”（即木炭），具体由邱行负责，让其协助邱行，联系客户由其负责。作为邱红军驾驶员的被告人丰登也是明确指认其给邱红军做司机期间，曾听到邱红军同邱行讲以后做事要认真、不要惹事情、木炭的事情要么别做了要么换个地方做。2017年9月，邱红军找其谈话，让其在义乌接手走私木炭业务，邱行、徐胜洪也找到其说在常熟风险太大，将走私木炭交给其做。上述两被告人供述可以证实邱红军总体安排走私木炭业务，具体由邱行、徐胜洪、丰登等人操作的基本事实。其次，被告人陈长春供述朴相军让其介绍出口木炭的代理公司，其还问过邱红军是否可以帮助出口，在得到邱红军允许后，最终通过邱行操作给朴相军出口了一柜木炭，此供述内容与被告人朴相军供述的其通过陈长春老板邱红军走私出口一柜木炭相印证。被告人陈长春、朴相军供述一方面证实了朴相军通过邱红军出口木炭的事实，另一方面印证出口木炭由邱红军安排的事实。再次，证人潘某1证言证实邱红军让邱行、丰登向其学习报关流程，邱行、丰登在与其聊天时提到学习报关流程是要出“黑货”（即木炭）。邱红军也陆续提到过“黑货”，并称邱行、丰登赚钱能力差，要让他们赚些快钱。证人潘某1证言进一步印证邱红军对出口木炭是明知的，且由邱红军安排操作人员的事实。此外，从被告人邱红军手机依法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章某发微信给邱红军提到“若我走之后，关于常熟的一些东西，我也不会去说的”，邱行发微信给邱红军提到“问下陈东有空吗？来我们办公室坐下，张总说删单的事情怎么做跟他商量一下”，崔某发微信给邱红军提到“宁波的柜子删单成功”。上述微信内容一方面说明所涉事情均向邱红军汇报，另一方面微信内容中提到“删单”，说明出口的货物为非正常货物。证人戴某1证言提到2017年底邱红军和其说邱行、丰谦有二个柜子木炭被宁波海关查获，希望其能帮忙处理。被告人丰登、丰谦亦是供述二个柜子木炭被查验后，邱红军、邱行等人与其商量对策，让丰谦承认是其走私木炭。说明走私木炭被查获后，邱红军为掩盖其参与走私木炭而商量对策。上述证据能证实该部分走私木炭系邱红军安排的事实，被告人邱红军及其辩护人就此提出的意见与事实、证据不符，不予采纳。 2．关于被告人邱行及其辩护人提出邱行不应对义乌、嵊州走私木炭负责的意见。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徐胜洪供述，证实2017年9月后，邱行向其转达了邱红军将客户“大姐”的业务交给丰登做的意思，还是由其负责联系“大姐”，让其将木炭有关信息转给邱行或者丰登，再由邱行、丰登负责后续的报关、订舱和换货。被告人丰登供述，证实2017年9月，邱红军找其谈话让其在义乌接手走私木炭业务，邱行、徐胜洪也是说将出口木炭业务交给其做，可以继续使用邱行原来的押金，邱行还说了利润分成，其就同意了。关于支付徐胜洪在义乌的费用，其也是经过邱行同意，装卸工张红杰和集卡车司机董辉都是邱行找的。被告人丰谦供述，证实租仓库前其向邱行请示，邱行让其将装运木炭的信息直接发给徐胜洪。被告人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等人供述，包括张四锋记载的出车记录均能印证其等人受邱行雇佣和联系后参与换货、运输木炭的事实。证人潘某2证言，证实至2017年年底，出口到韩国仁川、釜山的30余票货物都是邱行让其报关、订舱，邱行给其一个手机号码用于与邱行、丰谦联系。其离职时，邱行让其将与邱行、丰谦之间的聊天记录删除，30余票货物实际是木炭。邱行控制的劳雅琴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7年10月后邱行继续向张红杰、董辉转账支付费用，进一步印证被告人邱行仍在参与义乌、嵊州的走私木炭活动。被告人邱行及其辩护人就此提出的意见与事实、证据不符，不予采纳。 3．关于控辩双方对走私木炭数量提出的意见。经审理认为，根据韩国海关部门回函显示的集装箱号等信息，与出口报关单证进行比对，结合被告人董辉、张四锋记载的运输账单、现场查验的木炭数量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定各被告人参与走私木炭的数量依据充足、理由充分。被告人邱行、丰登辩护人对走私木炭数量提出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4．关于各被告人地位、作用。经审理认为，正如证据证实的，走私环节的人员安排、具体操作的分工、走私地点的转移等重大事项均由被告人邱红军决策，其在走私出口木炭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邱行根据徐胜洪提供的走私出口木炭信息，安排人员报关、订舱、换货、运输，分配走私非法利益，具体操作走私活动，是主犯。被告人徐胜洪接受安排，负责联系境外货主、将信息传递给邱行及代为收取费用，是走私活动的重要环节，且行为积极，是主犯。被告人丰登接受安排，安排人员报关、订舱，联系换货、运输，对义乌走私木炭部分起管理作用，是主犯。被告人朴相军系走私出口木炭的货主，是主犯。被告人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等人，受雇佣后从事走私木炭活动中的管理仓库、换货、运输等行为，被告人陈长春介绍他人走私木炭，且上述人员非法获利较少，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被告人邱行、徐胜洪、丰登辩护人提出从犯的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5．关于被告人丰登辩护人提出丰登具有坦白情节，被告人丰谦辩护人提出丰谦具有自首情节的意见。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丰登归案后一直未供述案件事实，第八次讯问中才供述其参与走私木炭的基本犯罪事实，且庭审中又对其之前供述的有关邱红军参与本案的事实予以否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坦白条件。被告人丰谦于2018年1月10日主动到大榭海关缉私分局说明被查扣二票木炭的走私过程，但根据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丰谦供述等证据，丰谦虽名为投案但实为替他人顶包，且2018年4月18日归案后仍未如实供述案件事实，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自首条件。被告人丰登、丰谦辩护人提出的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6．关于被告人邱红军及其辩护人提出邱红军不构成诈骗罪的意见。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邱红军以代理出口或买断数据方式，将他人出口业务挂在其掌控的清球商行、辰行商行、戴敦喜商行等商户名下，并通过一步达公司、悦逸丰川公司、汇众诚公司、百顺元公司、鸿君公司等公司作为经营单位代理申报出口，并从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获取扶持金及运费补贴。上述事实有出口记录单、商户出口数据、商户补贴明细表、买断数据涉补贴金额统计表、商户银行流水、公司注册登记材料及营业执照等证据为证。虽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戴某1、崔某、徐某、章某等人证言，以及被告人邱红军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但目前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被告人邱红军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政府补贴款。公诉机关的该项指控不能成立，被告人邱红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理由成立，予以采纳。 7．关于被告人邱行及其辩护人对邱行犯诈骗罪及诈骗金额提出的意见。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邱行利用担任丝路通公司业务人员的便利，将走私出口的木炭，伪报成纺织品，以戴敦喜商行等商户的名义，通过汇众诚公司申报出口，从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骗取补贴，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关于犯罪金额的认定。根据出口木炭伪报纺织品骗取补贴部分统计表、结合丝路通公司工作人员提供的实际为邱行走私木炭业务的统计表等证据，被告人邱行应对上述将木炭伪报成纺织品从而骗取的全部补贴款承担责任。虽然劳雅琴银行账户流水显示，被告人邱行通过戴某1、崔某、章某账户已实际获取的骗取补贴款为22余万元，但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已将第三批补贴款发放到相应商户，被告人邱行仍应对上述骗取补贴款承担责任。认定被告人邱行诈骗金额79余万元依据充足。被告人邱行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邱红军、邱行、徐胜洪、丰登、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朴相军、陈长春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采用伪报品名、开箱换货等方式将木炭走私出境，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其中被告人邱红军、邱行、徐胜洪、丰登、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属情节严重；被告人邱行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政府补贴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邱行一人犯二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邱红军犯诈骗罪，证据不足，被告人邱红军及其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在共同走私犯罪中，被告人邱红军、邱行、徐胜洪、丰登、朴相军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陈长春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徐胜洪、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朴相军、陈长春自愿认罪，愿意接受处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罚，相关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意见成立，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王伟、朴相军的认罪态度及悔罪表现，依法可对其适用缓刑。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徐胜洪、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朴相军、陈长春提出的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邱红军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8日起至2026年4月1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邱行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8日起至2033年4月1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三、被告人徐胜洪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8日起至2024年1月1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四、被告人丰登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8日起至2023年10月1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五、被告人丰谦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8日起至2021年4月1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六、被告人张红杰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8日起至2021年11月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七、被告人董辉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12日起至2022年5月8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八、被告人张四锋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8日起至2020年12月1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九、被告人王伟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十、被告人朴相军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十一、被告人陈长春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十二、被告人邱行、徐胜洪、丰登、丰谦、张红杰、董辉、张四锋、王伟、朴相军、陈长春走私木炭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详见附件），并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邱行退赔诈骗违法所得79.1926万元，并返还给被害单位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管委会。 十三、扣押在案的集装箱号为CXDU1040858、CRXU9274628、CXDU1680304、CCLU6654382、TEMU7990024、TGHU6931179的六柜木炭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张奇辉 审 判 员  袁益波 人民陪审员  李 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周雨婷 代书 记员  孙佳璐 附件 序号 被告人 追缴违法所得金额（元） 1 邱行 1000000 2 徐胜洪 460000 3 丰登 400000 4 张红杰 110000 5 董辉 100000 6 张四锋 85000（已缴纳30000） 7 王伟 30000（已缴纳） 8 丰谦 20000 9 朴相军 250000（已缴纳） 10 陈长春 2000（已缴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