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60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伟英，男，1985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靖琪，广东上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兰琴，广东上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木芳，女，1972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定臻，男，197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上列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图胜，广东融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彭伟英因与上诉人董木芳、吴定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22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伟英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董木芳向彭伟英偿还借款本金9241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924100元为基数，从欠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吴定臻对涉案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第二份《明细》载明的内容可以作为认定双方借款的依据，该《明细》内容明确指出“共借出143W，共收获34.2W，已还46W，尚欠97W”，可以证明彭伟英出借给董木芳的款项为1430000元，尚欠借款970000元，双方对此也通过微信进行了确认；其次，一审判决已认可《明细》可以证明董木芳承认了九笔借款的事实，且董木芳未提供证据证明款项已还清，故应以《明细》确认的内容作为认定尚欠款项的基本事实依据；最后，彭伟英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可以显示在出借款项的初期，董木芳按出借款的3%向彭伟英支付借款利息与《明细》所述吻合，但一审法院以双方之间的往来款众多、性质各异为由，认定彭伟英主张已付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未付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的依据不足，认定有误，故尚欠款项为924100元，利息应从欠款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判决吴定臻对涉案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庭审中董木芳自认其与吴定臻为夫妻关系，并明确“当时原告与两被告都是同意用被告一账户先接收原告的转账”,且彭伟英提交的银行流水中有一笔借款是直接汇入吴定臻的银行账户，董木芳、吴定臻之间存在多笔大额款项往来，说明夫妻二人对借款均予确认，且事后亦追认，并实际共享借款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吴定臻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董木芳、吴定臻辩称，一、《明细》来源于彭伟英，由董木芳代彭伟英与梁某对账后转发给彭伟英，彭伟英也知道两份明细是由其本人直接交给董木芳，只是其当庭否认；二、董木芳只是借用了吴定臻的账号给彭伟英转账，吴定臻在本案起诉前并不知情，也不知道其银行账户接受彭伟英款项的原因或用途，且彭伟英与吴定臻也没有就涉案款项作任何口头或书面约定。此外，吴定臻与董木芳有稳定收入，每年都有四五十万元以上，吴定臻与董木芳无需向彭伟英借款。董木芳、吴定臻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彭伟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双方不成立民间借贷关系。1.彭伟英、董木芳均认识梁某。彭伟英同意借款给梁某，而董木芳只是提供其银行账户代梁某接收彭伟英的借款，再转给梁某。董木芳收到梁某返还给彭伟英的借款本金或利息，再将相应款项转汇给彭伟英，且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彭伟英要求董木芳提供梁某；2.彭伟英与董木芳之间只有银行转账记录，但没有相应借据，在董木芳否认与彭伟英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不能证明《明细》由董木芳制作且其承认是借款人。在董木芳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不是借款人的情况下，应由彭伟英进一步举证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二、《明细》是彭伟英提交给董木芳以便董木芳代其与梁某核对借款本息。三、退一步讲，倘若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彭伟英经董木芳、吴定臻银行账户出借给梁某的实际金额为716100元。其中2016年8月12日转账的194000元属于彭伟英的还款，2016年10月5日转账的97000元为共同购买土地的备用金，2016年10月8日至2016年11月30日转账的300000元则为支付共同购房的诚意金。本案的实际金额具体为2015年1月20日转账291000元、2015年10月19日转账88000元，2016年6月17日转账45500元，2016年6月17日转账20000元，2016年6月21日转账194000元、2016年6月27日转账77600元，共计716100元，彭伟英在出借借款时均已预先扣除首月利息。四、《明细》中“共收获34.2W”应认定为梁某归还的借款本金而非利息。梁某与彭伟英之间未口头或书面约定利息，也无证据证明约定利息不明，在彭伟英未作具体说明或举证证明该342000元属于利息或本金的情况下，该342000元应认定为梁某归还的借款本金，而非利息。五、彭伟英存在高利转贷行为，梁某与彭伟英之间借贷关系应认定无效。彭伟英在微信聊天中称“甚至当时你说要还钱给你父母，我还从农商行贷款再借给你二十万”以及其在庭审承认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信贷资金后又以月息3%甚至更高的月息高利转贷出借给梁某。六、彭伟英与梁某均同意通过董木芳的银行账户偿还借款，截止至2017年11月1日，董木芳代梁某转账共计738700元给彭伟英，其后梁某没有偿还任何款项。七、2017年10月21日彭伟英还发微信称向董木芳借款偿还银行贷款，显然双方没有借贷关系。彭伟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1.彭伟英与梁某不认识，董木芳在借到彭伟英的款项后再出借给梁某，是两个独立的借贷关系，彭伟英与梁某没有借款往来也无签订借条，董木芳提交的梁某的借条，借款时间、数额等重要要素均与本案无关，说明彭伟英与梁某无借贷关系；2.彭伟英与董木芳、吴定臻之间虽无签订书面借据、借款凭证，但董木芳自行制作并修改的明细，可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并约定利息且董木芳已实际支付。董木芳在一审庭审及上诉主张中对于明细的解释前后矛盾，明细是由董木芳制作提供，明细上的收获是指收益；3.涉案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期间彭伟英也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因双方并非在中山结婚，无法查询，应由董木芳、吴定臻举证双方的关系，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彭伟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董木芳、吴定臻连带偿还彭伟英借款本金970000元；2.判令董木芳、吴定臻连带支付彭伟英利息636373.34元（利息计算方式：从欠款之日起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以欠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暂计至2019年7月31日为636373.34元）。诉讼中，彭伟英明确诉求2的利息计算方法：暂计至2019年7月31日的利息为636373.34元，从2019年8月1日起以97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伟英与董木芳系朋友关系，二人自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存在较为频繁的经济往来。彭伟英主张，董木芳自2015年1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多次向其借款，金额共计1430000元，但彭伟英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实际付款金额为1304100元。具体情况如下：1.董木芳于2015年1月20日借款300000元，彭伟英已向吴定臻银行账户转账291000元；2.董木芳于2015年10月19日借款100000元，彭伟英已向董木芳银行账户转账88000元;3.董木芳于2016年6月17日借款150000元，彭伟英已向董木芳银行账户转账65500元；4.董木芳于2016年6月21日借款200000元，彭伟英已向董木芳银行账户转账194000元；5.董木芳于2016年6月27日借款80000元，彭伟英已向董木芳银行账户转账77600元；6.董木芳于2016年8月12日借款200000元，彭伟英已向董木芳银行账户转账194000元；7.董木芳于2016年10月5日借款100000元，彭伟英已向董木芳银行账户转账97000元；8.董木芳于2016年10月8日借款100000元，彭伟英已向董木芳银行账户转账97000元；9.董木芳于2016年11月30日借款200000元，彭伟英已向董木芳银行账户转账200000元。彭伟英还主张，上述借款约定了3%的月利息，根据习惯，其每次出借借款都会预扣利息，故实际向董木芳支付借款总金额为1384100元（与上述统计的银行转账1304100元相差80000元，彭伟英述称暂时找不到该80000元的银行转账记录）；董木芳借款后至2017年1月共还款738700元，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主张拖欠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已支付的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故主张董木芳已归还利息275700元、本金463000元，截至2019年12月拖欠借款本金921100元、借款利息704792元。彭伟英除了提供银行流水佐证其以上的陈述事实，还提供了其与董木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董木芳于2019年7月1日下午15:04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向彭伟英发出一份《明细》（以下称第一份《明细》），董木芳随后称“这个是明细，你核对下，具体起诉几多你自己定，我配合”“这份搞错，重新发比你”，董木芳又于当日15：16重新发出一份《明细》（以下简称第二份《明细》）。上述第一份《明细》内容为：“1.2015年1月14日转30W，收获19.8W。2016年10月14日后无收获了。2.2015年10月19日转10W，收获3.9W。2016年10月19日后无收获了。3.2016年6月22日转20W，收获3.0W。2016年10月22日后无收获了。4.2016年8月12日转20W，收获2.4W。2016年12月12日后无收获了（2016年9月13日已还10W）。5.2016年6月16日转15W，收获2.7W。2016年12月16日后无收获了。6.2016年6月27日转8W，收获1.2W。2016年11月27日后无收获了。7.2016年10月5日转10W，收获0.6W。2016年12月5日后无收获了（2017年4月27日、5月25日还10W）。8.2016年10月8日转10W，收获0.6W。2016年12月8日后无收获了（2017年10月30日已还6W）。9.2016年11月30日转20W，2017年1月4日已还20W。共借出143W，共收获34.2W，已还43W，尚欠97W。”第二份《明细》主要将上述第一份《明细》的最后一行内容修改为“共借出143W，共收获34.2W，已还46W，尚欠97W。”庭审中，彭伟英认可第二份《明细》的收支情况，并称“共收获34.2W”已包含预扣的利息，但彭伟英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约定了月利率3%的利息。董木芳述称，案涉借款的借款主体系案外人梁某而非其本人。理由：1.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彭伟英刚参加工作便以急需用钱为由，多次向其夫妻借现金共计194000元，彭伟英通过出借借款给梁某收取高息后，于2016年8月12日归还上述借款（即彭伟英主张的第6笔借款），故其没有向彭伟英借款也不需要向彭伟英借款，彭伟英说的一切都是违背事实、无中生有，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彭伟英与梁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他们之间有《借据》，彭伟英一直以来只是要求其配合起诉梁某，并误导其一步一步掉进圈套，其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彭伟英的角度帮他考虑、对他毫无防备，后来，彭伟英突然通知不起诉梁某，说赢了官司也收不了钱，故直接起诉其夫妻，至此其才认清彭伟英的本性，不懂感恩、恩将仇报，为了利益可以编造事实、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去诬告曾给予他无数帮助的人；2.彭伟英刚到中山工作便通过朋友认识其并跟随其身边，其视彭伟英如同亲弟弟，经常带他参加各种活动，无条件帮助他，彭伟英当时提出借用其银行账户转账借款给梁某，其基于信任故没考虑风险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彭伟英每次都是与梁某谈好然后让其代转借款的，梁某给彭伟英的利息或本金也是通过其银行账户或现金方式代为转交给彭伟英；3.彭伟英述称不认识梁某是不尊重事实，梁某自2006年至2016年在其单位工作，作为同事、朋友，其不定时约上他们参加吃饭、烧烤等活动，彭伟英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梁某，彭伟英与梁某之间是有沟通交流的；4.彭伟英述称不知道有《借据》的情况不属实，彭伟英为了隐瞒事实故意不将其手上持有的《借据》原件提交法庭，其记得《借据》是按彭伟英要求由其代为书写然后拿给梁某签名确认的，梁某签名后其再将《借据》原件拿回给彭伟英，因为《借据》是其按彭伟英要求代为书写的，故彭伟英将全部《借据》（共5份）复印给其作留底之用；5.从2019年5月开始，彭伟英一直催促其协助起诉梁某，至2019年6月12日中午12：33其发微信给彭伟英，让彭伟英将出借给梁某的借款明细整理好，好让其找梁某核对，大约在2019年6月中下旬彭伟英拿出第一份《明细》让其找梁某核对，其于2019年6月下旬通过辖区治保会同志找到梁某，梁某核对后说已还460000元本金给彭伟英而不是第一份《明细》载明的430000元，故要求更正，2019年7月1日下午15：04，其将梁某核对的第一份《明细》拍照并微信给彭伟英，突然想起未将430000元的还款进行更正，便迅速参照第一份《明细》制作了第二份《明细》，于当日15：16发给彭伟英；6.2016年7月，彭伟英与其协商一致找到案外人梁康明建房，由于梁康明系其同学，彭伟英同意由其代表甲方于2016年8月20日与梁康明签订建房协议，当时梁康明要求其与彭伟英各支付建房诚意金300000元，并于三十日内付清，但彭伟英直到2016年10月8日、2016年11月30日才向其转账100000元、200000元（即彭伟英主张的第8、9笔借款）；7.2015年1月14日，当时彭伟英跟其说梁某急着要借一笔钱，让其帮他转账291000元给梁某，出于对彭伟英的信任，其答应并代转了291000元给梁某，直到同年1月20日彭伟英将该款返还至其指定账户即吴定臻银行账户（即彭伟英主张的第1笔借款），吴定臻对此是不知情的。董木芳为了证明其以上陈述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五份《借据》复印件。五份《借据》的出具时间均系2016年6月，约定借款金额分别为300000元、150000元、80000元、150000元、300000元，借款期间均为一年、折算的借款月利率均为3%。董木芳述称这些《借据》的主文内容是其根据彭伟英要求填写然后由梁某签名捺印的，其已将原件交给彭伟英，现其只有复印件。彭伟英对五份《借据》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这五份《借据》既没有原件也没有其签名，而且《借据》记载的内容与其转账的时间、金额均不吻合。2.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彭伟英在2019年6月11日早上10：47问“娇的全名叫什么”，董木芳答“梁某”；彭伟英在2019年6月11日早上11：11说“先起诉固定吧，然后追她还吧”，董木芳回应“肯定不会放过她啦”；彭伟英在2019年6月11日晚上22：43说“芳姐，你有空发和阿娇签的借条我看看吧”，董木芳于次日中午12：38回复“你把每次借比佢的，佢已还你的以及你收到佢总共几多息的明细整理好发过来同佢对清楚先”；彭伟英于2019年6月12下午15：25说“借条里不是有吗？我每交给你转钱你借给梁某不是每次都写借条吗？我没有详细记录，只是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了些和你转账的数字：30+10+15+20+8+20-10+10+10+20-20-5-5-3-3=97万。这些钱大部分都是2016年下半年给你转的，然后到2016年11.12月你就说那个阿娇跑路了给不了利息也还不了钱，我总共也没拿到多少利息。……当初你说要钱我就马上给你转，一是私人感情上对您是很信任；二是有利益诱惑；三是你说我对你这边，你对其对方，觉得这样挺可靠。说真的，我都从来没有见过你那前同事阿娇，也从来不看借条，你说你是借给阿娇我都信了，也从不过问其他，都是昨天问你才知道她全名叫梁某，之前每次给你转钱也没问过你拿借条什么的，也是充分信任你，事情发生后，也是信任你寄希望你能追回钱还给我，可是一直等到现在这，这样熬了两三年真的很累很累啊，……芳姐，这两三年一直不愿意面对，但是现在真的得面对，怕你难堪，知道你也压力很大，但是现在真的得面对了，若有借条，你把借条给我和把你银行给对方转账的记录打印给我吧，我自己来处理。免得一直影响心情，影响生活，影响工作！”董木芳于晚上20：46回应“没问题，肯定要你自己处理的”；董木芳于2019年6月12日晚上22：12说“借条有的当时是连在一起的，要分清后再可以比你，银行流水要等我得闲先去银行打印”，彭伟英当晚22：31回复“抓紧吧，早点处理了，烦心啊！”；董木芳于2019年7月1日下午15:04向彭伟英发出前述第一份《明细》，后来发现数据有错故于15：16发出前述第二份《明细》，彭伟英于当日下午15：45说“还有该起诉哪方，起诉的数额，怎么起诉，都要和你详谈的。起诉书要综合这些才能找人写的，我也需要掌握情况好计出数额。另外，希望你和阿娇那边之前的情况也对我坦诚吧，我自己也私下了解了一些，还有若到时是起诉阿娇，她也会把情况说出来。事到如今需大家要坦诚，我既然拿出诚恳的态度来请求你协调解决这件事，我是不想为难你的，但是你也不要让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当时一共转了143万元给你，后来转回了46万，按照借款协定收获了部分钱。到底是按97万来起诉，还是我这边让步扣除一些收获的钱，都是需要和你这边好好谈谈的。我的最大愿望是在不伤你我彼此感情的基础上协调解决这个事情，让步一些也是愿意的，但是不能让我受特别不公平对待，只求尽快解决和单位有个交待，免得影响你我工作。希望您理解和支持！”董木芳于当日下午17：01回复“你想起诉几多自己决定，我配合”，彭伟英于当日下午17：04说“那明晚是否有空见面？和把银行流水给我”“不是我想起诉多少，是要确定以哪种方式起诉和综合情况计算，才能确定”，董木芳于当晚20：18回答“我也不清楚”“你写好状纸，最迟后天我提供相关资料比你”；董木芳于2019年7月2日下午16：06说“当时佢比几多你我都如数比你，我只是代劳，其实我真不该做这蠢事，吃力不讨好，两败俱伤，简直比猪还蠢”“我同佢无任何特殊关系，你我都是受害者，你想点起诉佢都得”“今晚我抽时间找大状一起聊聊怎样操作吧，到时比电话你”，彭伟英于当日下午17：18回复“我接了专案没时间理那个了，我委托了一个同学律师全权跟进了，到时让她和大状聊吧。”彭伟英对上述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认为相关聊天内容不能代表其真实意思，双方聊天时间是2019年6月即借款逾期之后，而所谓的“阿娇”的信息都是由董木芳告知的，其是事后才得知董木芳将款项转借他人，事实上，其与董木芳、董木芳与梁某是两个独立的借款关系，其当时只是暂时相信董木芳所陈述的情况而作出了相应回答。3.转让合同、建房协议、收据、发票等建房资料。彭伟英对转让合同的真实性确认，确认其与董木芳因为朋友关系共同在中山市东升镇购置集体土地，并且建造了房屋用于出租获取收益，但认为购地协议与借款无关，且双方的购地款已支付完毕，支付购地款也是发生在借款之后的，至于最终的建房总额以及各自付款数额未最终核对确定，即不影响本案借款的性质，也不能与本案债权债务相互抵销，同理，董木芳提供的与建房相关的其他收据、发票也与本案借款无关。4.董木芳的部分银行流水。彭伟英认为，董木芳提供的是区间流水而不是连续的银行流水，无法反映完整的款项出入情况，从流水情况看，董木芳于2016年1月19日收到梁某40000元然后转给彭伟英12000元、2016年5月21日收到梁某30000元然后转给彭伟英12000元、2016年10月17日收到梁某12800元然后转给彭伟英7500元、2016年11月14日收到梁某7500元然后转给彭伟英6000元、2016年11月19日收到梁某8000元然后转给彭伟英4500元，可见，董木芳的收支数额并不一致，不能证明董木芳所述其只是居间方。诉讼中，彭伟英申请调取董木芳完整的银行流水，但董木芳以涉及其个人隐私为由拒绝，仅提供其认为与本案有关的银行流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提供的证据，归纳如下争议焦点：一、关于借款主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彭伟英主张其与董木芳存在借贷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互间的银行转账记录佐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彭伟英已初步完成其举证证明责任。董木芳辩称其不是实际借款人，并主张实际借款人是梁某。综合审查双方陈述事实和证据后，认为董木芳的上述辩解不足以采信。理由：第一，彭伟英主张自2015年1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分九次出借借款给董木芳，除了提交银行转账记录，还提交了董木芳于2017年7月1日通过微信传送的两份《明细》佐证，虽双方对两份《明细》的制作主体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份《明细》都经由董木芳传送给彭伟英，故董木芳应提交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明细》是由彭伟英制作，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二，董木芳述称彭伟英与实际借款人梁某早已相互认识，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董木芳述称每次借款都是由彭伟英与梁某谈好后通过其银行账户代转相关款项，但董木芳既拒绝提供其完整的银行流水佐证，又不能提供双方之间更早期的微信聊天记录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董木芳提供的五份《借据》既没有原件也没有彭伟英的签名认可，在彭伟英否认与梁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情况下，不能达到董木芳的证明目的；第四，董木芳提供的其与彭伟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时间从2019年6月起，此时距离借款发生时间已有四年之久，基于双方的友好关系以及没有任何书面字据等实际情况，彭伟英要求董木芳提供梁某的身份信息以及董木芳的银行流水以弄清应返还的借款数额，符合情理，加之整个对话过程没有反映彭伟英要求或同意使用董木芳银行账户向梁某出借借款，故董木芳主张彭伟英的真实意思是借用其银行账户出借借款，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因董木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辩解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彭伟英的上述主张予以采信，对董木芳的上述抗辩不予采信，故而认定彭伟英与董木芳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二、关于董木芳实际收到的借款本金数额问题。经查，彭伟英与董木芳还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这从彭伟英与董木芳之间较为频繁的账目往来以及彭伟英的自认得到印证。故彭伟英实际出借借款数额应以双方认可以及法律规定进行处理。至于借款明细，《明细》载明的九笔借款具有较高的可信性。理由：如前所述，没有证据证明《明细》是由彭伟英制作或提供，即《明细》有可能是董木芳也有可能是梁某制作或提供，如果《明细》是董木芳制作或提供的，则足以证明董木芳认可这九笔借款的明细，如果《明细》是梁某制作或提供的，那么董木芳在传送《明细》给彭伟英过程中理应对《明细》载明的款项进行审查以厘清其与彭伟英之间纷繁的款项往来关系，但董木芳两次传送《明细》都没有对载明的九笔借款明细提出异议或说明，可推定董木芳对彭伟英主张的九笔借款是认可的。基于彭伟英认可第二份《明细》的收支明细，故第二份《明细》可作为认定双方借款的依据之一。也基于以上理由，对董木芳辩称的九笔款项中有部分属于建房款、有部分是彭伟英的还款，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以及彭伟英的自认，彭伟英存在预扣利息的情形，应以彭伟英实际转账数额来认定借款金额。根据彭伟英提供的银行流水以及第二份《明细》载明的借款情况，彭伟英实际出借的本金为1304100元。彭伟英主张实际转账金额为1384100元，但对于差额80000元是否已实际支付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三、关于董木芳尚欠借款本息问题。关于本金，综合上述第二点论述和第二份《明细》载明的内容（“共借出143W，共收获34.2W，已还46W，尚欠97W”）以及银行流水等证据，董木芳尚欠彭伟英借款本金为844100元（1304100元-460000元）。关于利息。首先，第二份《明细》可作为认定双方借款的依据之一，而第二份《明细》载明的“共收获34.2W”性质为利息，但该利息是如何演算得出的？彭伟英没有作具体说明和举证证明；其次，彭伟英与董木芳至今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或借据对借款期间和借款利息进行约定；最后，彭伟英与董木芳之间存在九笔借款合同关系，每笔借款应付利息和已付利息各是多少？单纯按银行流水是无从考究的，加之他们之间的往来款众多、性质各异，在董木芳自始至终否认借款的情况下，彭伟英应负有进一步举证证明的义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案涉借款的利息约定不明，彭伟英主张双方约定了月利率3%的利息，并主张已付利息按月利率3%计算、未付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董木芳拖欠了上述借款，构成违约，应向彭伟英偿还借款本金844100元以及利息。利息计算宜从彭伟英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3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四、关于吴定臻的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本案中，第一，虽然董木芳、吴定臻自认系夫妻关系，但上述法律规定对身份关系的自认是加以限制的，加之对于二人的结婚登记时间以及案涉借款是否发生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等问题，彭伟英未完成举证，故彭伟英诉请吴定臻对董木芳上述债务承担夫妻连带责任，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第二，案涉九笔借款中，只有第一笔借款是由彭伟英转账至吴定臻银行账户，其余八笔借款由彭伟英直接转账至董木芳银行账户，再综合彭伟英与董木芳的关系以及在诉讼中所作陈述，对董木芳有关第一笔款项是其指示彭伟英转账至吴定臻银行账户的陈述予以采信。董木芳的行为构成指示交付，故借款主体仍系董木芳。因此，在彭伟英不能完成上述第一点的举证证明责任情况下，其要求吴定臻承担本案法律责任依据不足。综上，彭伟英诉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董木芳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彭伟英偿还借款本金844100元，并支付利息（计算方法：以8441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3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彭伟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258元，由彭伟英、董木芳各负担9629元。二审期间，董木芳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彭伟英没有资金出借，其资金来自亲戚朋友或银行借款，董木芳没有向彭伟英借款，当时彭伟英还向董木芳借款。彭伟英认为，该证据发生在2017年10月，该期间董木芳已停止向其支付利息，且该聊天记录发生在出借款项之后，其发生资金困难，但因双方是朋友关系只能以体面的方式向董木芳追款。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董木芳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彭伟英：“芳姐，我这个月底建设银行快贷要还八万多，我这边目前想办法最多凑三万，想看你能不能借我5万应急。上两个月还宁波银行的十一万多已经找我姐和亲戚都借了一遍，目前都不知道怎么走钱了，我自己每个月的收入都是在还银行的分期和利息和房贷也不剩下钱”。董木芳：“我想想办法吧”。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围绕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借款主体的认定；二、本案借款本息的认定；三、吴定臻的责任承担。关于焦点一。董木芳主张本案的借款人应为案外人梁某，其只是提供银行账户转账的。虽然彭伟英在与董木芳2019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主张向梁某起诉，但其在聊天记录中亦陈述每次转钱给董木芳，由董木芳出借给梁某的事实，且每次出借均未要求董木芳出具借条，该内容能够证明彭伟英与董木芳之间具有借贷的意思表示，且董木芳与彭伟英的款项明细亦由董木芳发送给彭伟英，而董木芳主张其仅提供银行账户转借的事实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董木芳为本案借款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彭伟英主张明细表系董木芳制作可以反映本案存在借款利息，且利息为三分。而董木芳不确认该明细的真实性，并主张该明细系由彭伟英提供通过董木芳交由梁某核对后才转发给彭伟英，且明细表中2016年8月12日转账的194000元应作为彭伟英的还款不应作为出借本金，但董木芳未能提供曾出借194000元给彭伟英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而董木芳主张2016年10月8日及2016年11月30日共转账的300000元应作为共同购房的诚意金不应作为出借的款项，但该明细表由董木芳发送，其并未对该笔款项提出异议，且如董木芳所主张的款项系经由其账户转借并经梁杏芳核对后再转发给彭伟英，其本人并未对上述两笔款项提出异议显然亦有违常理，故本案应以实际转账金额1304100元作为借款本金。关于利息的认定，上述明细表未载明利息，且彭伟英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明确约定了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约定利息不明的视为未约定利息，故一审法院将460000元作为本金扣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三，彭伟英主张董木芳与吴定臻系夫妻关系，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使双方为夫妻关系，彭伟英在制作款项统计表中已认可转入人为董木芳，其仅在账户一栏列明吴定臻的账户，故该证据亦反映吴定臻仅为董木芳该笔借款的收款人。故彭伟英上诉主张吴定臻对董木芳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彭伟英和董木芳、吴定臻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32299元（上诉人彭伟英已预交13041元，上诉人董木芳、吴定臻已预交19258元），由上诉人彭伟英负担13041元，上诉人董木芳、吴定臻负担1925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以下无正文）审判长  杨雪燕审判员  卢俊廷审判员  张 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林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