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85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束志国，男，1977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好俊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高新区西二环路****。 法定代表人：谢纯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军，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束志国因与被上诉人合肥好俊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俊康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皖0191民初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束志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好俊康公司支付束志国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7322元，2017年11月1日至次年2月28日的加班工资差额1125元，补缴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7月间的社会保险。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束志国整个用工阶段的劳动关系归属作出了正确的判定，但是对于其加班行为的判定存在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已认定2017年2月22日后束志国与好俊康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则束志国与合肥小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其加班条款不构成约束力。且该合同载明的工资与实际发放的工资完全不一致，束志国的每月工资基本为固定金额，如果工资里包含绩效工资、加班工资等，则每月工资应该是完全不一致的。二、根据新站高新区人事局2020年6月1日开具的新证据“花名册”则可证明束志国与合肥小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4日又重新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7年8月14日至2020年8月14日，为期3年，对束志国有效的应该是备案的这份劳动合同。三、束志国与好俊康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在束志国主张加班行为的期限内，对加班行为也不构成约定的法律效力。四、劳动合同不可能对无法未知的加班时间和加班工资总金额进行约定，一审法院对此并未查明。五、束志国在一审时提交了被好俊康公司安排加班的证据，即离职时与经理张学军的谈话视频，张学军亲口承认束志国有时常加班的事实。一审法院在庭审时也询问好俊康公司，束志国在工作期间的直接上司是谁，公司代理人先回答是李静，但后改成是管兵兵。束志国提交的有李静签字的好俊康公司的领料单、李静在朋友圈发布的好俊康公司实行白晚班作息制的信息，一审法院均未对上述证据进行审查。五、由于好俊康公司实行白晚班作息制度，造成仅有二人的配件部员工每周有额外的2.5小时的加班行为。六、束志国的工资实际上是按双方口头约定的方式履行的，根本不是劳动合同约定的，且实际发放的工资与合同约定的不相符。双方约定的工资仅包含标准工时工作制外多出一天的加班工资，但多出的1天也是标准工时下的一天8小时，不可能是没有限制的，而束志国本案主张的加班工资是6天标准工时外的加班工资。事实上，好俊康公司实行白晚班作息制也只是进行了三个月，如果是从入职时就一直进行的，一审法院推定束志国的工资已包含所有加班工资则可能成立。综上所述，本案中，束志国因好俊康公司实行白晚班作息制而被安排延时工作，符合加班构成要件，且通过束志国每月获得的相当固定的工资金额可得出，好俊康公司并未支付相应报酬，且好俊康公司存在不及时为员工缴纳社保的管理制度，束志国的辞职理由属实，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法定情形，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 好俊康公司辩称，一、关于束志国经济补偿金的诉请，束志国2018年5月28日向公司提交离职申请，并催促公司进行工作交接，虽然束志国的离职影响公司业务不畅，但是公司还是批准其离职申请，好俊康公司已与2018年6月4日正式解除与束志国的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37条规定，束志国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322元不成立。二、关于束志国加班工资的诉请，首先，束志国提供的证据中，钉钉只是一个移动办公软件，是我们公司的一项考勤管理措施而已。对于员工加班，好俊康公司是有制度性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加班申请审批制度。因此从束志国提供的考勤和打卡记录来看，只能说明其到达和离开公司的具体时间，不能够证明其从事的是加班的工作；其次，所谓的加班也分几种情况，有一种是员工的自愿加班。第二种是公司安排加班以及员工任务未完成从而被动加班。有的加班虽然看似延长了工作时间，但不是所有的加班都可以申请加班费用。好俊康公司从事的是服务性行业，以客户为中心的，束志国在客户服务的过程中，如果是为了办理业务或者是协助促成谈判，在没有经过公司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加班或者是延长工作时间的，是其个人的意愿的体现；再次，好俊康公司与束志国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也有对于加班的标准，束志国已在劳动合同上签名，其对该事项是知晓的。三、关于束志国补缴社保的诉请不应当作为劳动争议的诉讼请求来处理，但经过高新区仲裁委员会的协调，好俊康公司愿意对其补交社保。 束志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好俊康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7322元；2.判决好俊康公司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次年2月28日期间的加班工资1125元；3.判决好俊康公司补缴2017年2月20日至7月31日的社会保险或以现金方式补偿应承担的部份共计2911.75元；4.判决束志国、好俊康公司劳动关系于2018年6月3日终止；5.由好俊康公司承担诉讼费。庭审时，束志国将第三项诉讼请求明确为判决好俊康公司以现金方式补偿应承担的部份共计2911.7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20日，束志国（乙方）与小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为2017年2月20日起至2020年2月19日止。2018年5月21日，束志国（乙方）与好俊康公司（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为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止。两份合同均约定乙方同意按甲方生产工作所需受聘于甲方生产经营场所的仓库管理员岗位，该岗位按照合肥市社保局批复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甲方按照加班审批流程安排乙方加班或乙方申报加班得到甲方批准的，视为加班。除此之外，乙方未经甲方安排或批准等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行为，均不视为加班。乙方的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岗位工资+职称工资+津补贴+保密费+绩效工资+效率奖金（如有）+专项奖金（如有）+加班工资+年终奖。小康公司为束志国缴纳了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间的社会保险。好俊康公司为束志国缴纳了2018年6月份的社会保险。2017年3月至2017年11月间，由谢纯武向束志国支付相应的工资报酬。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由好俊康公司向束志国支付工资报酬。 2018年5月28日，束志国以好俊康公司管理制度混乱、存在延时加班情形却不支付加班费为由向好俊康公司提出辞职。2018年6月3日，束志国办理了交接手续。2018年6月4日，好俊康公司向束志国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记载“束志国……现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协商一致解除……”。随后，束志国向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好俊康公司支付加班工资1125元、经济补偿金7322元、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补缴2017年2月至2017年7月社会保险。经审理，高新区劳动仲裁委认定束志国自2017年2月20日起至2018年6月4日间在好俊康公司工作。该仲裁委裁决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6月4日解除，同时驳回了束志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束志国收到裁决书后不服裁决内容，于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好俊康公司于2017年2月22日成立，公司股东分别为许巧英、谢纯武。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束志国于2017年2月20日与小康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小康公司亦为其购买了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间的社会保险，但自2017年2月22日即好俊康公司成立后，束志国的劳动报酬即一直由好俊康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谢纯武以及好俊康公司支付。且束志国一直从事仓管工作，其提供的劳动亦是好俊康公司经营业务的组成部分。另结合好俊康公司在2018年5月28日尚未开始履行与束志国签订的劳动合同，即接受束志国辞职申请的事实，该院认为束志国实际是受好俊康公司的管理并向其提供劳动，故该院认定双方自2017年2月22日起建立了劳动关系。据此，双方的权利义务受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关于加班费。首先，因案涉劳动合同约定“甲方按照加班审批流程安排乙方加班或乙方申报加班得到甲方批准的，视为加班……乙方未经甲方安排或批准等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行为，均不视为加班”，故束志国仅提供打卡记录，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认定加班的标准；其次，因合同约定了束志国的劳动报酬中包含“加班工资”项，故如存在延迟加班情形，好俊康公司亦支付了加班费用；再次，束志国亦未举证证明好俊康公司已付的加班费中，存在未足额支付的情形，据此，束志国的该项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2018年5月28日，束志国先向好俊康公司提出辞职，依据《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记载内容可知，好俊康公司在收到束志国的辞职后，两者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关系。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用人单位只需在己方先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时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中，系劳动者束志国提出辞职，故好俊康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又因束志国未举证证明好俊康公司存在其他依法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束志国主张的经济补偿金，该院不予支持。关于社会保险补偿。首先，由社会保险而引发的争议，不作为劳动争议处理，劳动者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其次，由于社会保险费是在社会保险基金筹集过程中，由劳动者、用人单位按照规定的数额和期限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缴纳的费用，故好俊康公司未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时，是欠付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的筹集款，补缴时须支付至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账户，而非直接补偿给劳动者，故束志国的该项诉请，该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确认束志国、好俊康公司间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6月4日解除；二、驳回束志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束志国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束志国提交了九组新证据：证据一：2020年6月1日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局开具的证明花名册，证明目的：合肥小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束志国于2017年8月14日又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于2017年2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其中对加班行为的构成条款已于法律效力；证据二：2019年6月28日，束志国向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局R3窗口人员索取劳动合同备案信息的视频，证明目的：证明证据一为新证据，因新站高新区人事劳动局的档案管理出现问题，二审期间才调取；证据三：存储于束志国手机上的同事李静、张学军、陈亚凯在其朋友圈发布的信息及相关聊天记录等证据所拍摄的视频资料，证明目的：好俊康公司实行《悠享晚班车》服务活动，束志国每天除了有一天标准工时的加班外，又另外延长2.5小时工作时间；证据四：向一审法院提交依职权调查取证申请书的通话录音，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调查不当，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五：合肥好俊康车辆登记表、试用期评估表、导师协议、费用报销单、票据粘贴表、情况说明，证明目的：李静系公司售后部门的负责人，且是束志国在好俊康公司的上司；证据六：合肥小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及股东刘雯给束志国的汇款记录，证明目的：证明束志国垫付的款项由刘雯账户报销，同时证明费用报销单的真实性；证据七：公司售后微信工作群内与同事张双全的聊天记录及张双全的微信号基本信息截图，证明目的:2018年1月26日，束志国工作至晚上8点下班，也证实了好俊康公司此时实行了“悠享晚班车”活动；证据八：裁决书及判决书各一份，证明目的:2018年6月4日，束志国已在其他公司上班，束志国有不在场的证据。不可能有时间去签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员工离职通知单，以上两份材料的内容及日期均由好俊康公司单方添加，束志国本人只是提前签了名，束志国的离职理由应以其提交的辞职报告为准，该证据在一审已提交；证据九：告知书一份，证明目的：好俊康公司认可了自2017年2月22日起与束志国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并且在该案一审后，为束志国补交了五个月的社会保险。 好俊康公司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束志国提供与合肥小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因为束志国是合肥小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外派到好俊康公司工作的。对于加班工资，好俊康公司是有规定的，必须经过流程审批才能被认定为加班；关于证据二，在新站高新区人事局备案的劳动合同是为了缴纳社保备案登记的，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关于证据三：该证据已于一审提交，不属于新证据，且该视频系束志国单方录制，真实性不认可；证据四不属于新证据，且语音文件真实性无法判断，也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关于证据五，束志国是合肥小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外派过去的，其直接负责人另有其人，束志国提交的证据中的李静、陈亚凯是好俊康公司的员工，与束志国之间只是业务审批的交往及证明人，不是束志国的直接上司；证据六与本案无关，好俊康公司的费用报销单需有财务、行政等员工的证明，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七较为模糊无法辨认，内容也无法体现束志国在加班，该证据只能证明束志国离开公司的时间；关于证据八和证据九，好俊康公司与合肥小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公司，合肥小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系2011年4月28日注册成立，股东是谢亚军和刘文，法人代表是谢亚俊，而好俊康公司是2017年2年22日注册成立的，法人代表为谢群武，股东是谢群武和徐巧英。两公司从法律上是独立的，但好俊康公司的法人代表谢群武授权谢亚军进行管理，谢亚军调配了人力资源和外派资源协助好俊康公司进行工作。束志国接受工作安排是表示对外派工作的认可。束志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签名负责，其签名提交的离职申请可证明是主动离职。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束志国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四不属于新证据，证据五、证据六、证据八、证据九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足以证明其上诉请求，其他证据是否予以采纳，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若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一、关于加班及加班工资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据此，束志国应当对产生存在加班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其初步举证责任完成不能的情况下，举证责任不发生转移。本案中，束志国主张在好俊康公司从事汽车配件管理工作，每周工作六天，公司实行悠享晚班车活动的三个月期间，每周再额外延长2.5小时工作时间，并提供了两天的钉钉考勤记录以及与公司同事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首先，束志国与合肥小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好俊康公司的劳动合同中均约定了“甲方按照加班审批流程安排乙方加班或乙方申报加班得到甲方批准的，视为加班……乙方未经甲方安排或批准等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行为，均不视为加班。加班的书面通知及书面申请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故束志国仅提供打卡记录，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认定加班的标准，其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加班的事实；其次，因劳动合同约定了劳动报酬中包含“加班工资”项，故如存在延迟加班情形，好俊康公司亦支付了相应的加班费用；最后，根据好俊康公司的经营范围，其根据经营需要灵活安排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时间，属于用工自主权，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综上，对于束志国主张的加班工资1125元，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经济补偿金。本案虽系束志国因好俊康公司不支付加班工资为由主动提出辞职，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关系，但因本院已认定好俊康公司不存在未支付加班工资的情形，故束志国请求好俊康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基础不存在，且其也未举证证明好俊康公司存在其他依法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对该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三、关于补缴社保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补足。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属于社会保险征收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另外，《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行政法规赋予了劳动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的专属管理权、监察权和处罚权，用人单位、劳动者和社会保险机构就欠费发生争议，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会保险争议。因此，此类纠纷应由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综上，束志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束志国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束志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王二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王瑾 书记员乔思齐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