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4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鑫，男，198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浩，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思嘉（LIU，Sijia），女，1985年10月3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证件号码：M091723（6），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思霄，男，198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由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芳草辖区盛泰社区筹备组推荐。上诉人黄鑫因与被上诉人刘思嘉（LIU，Sijia，以下称刘思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4民初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强、周浩，被上诉人刘思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思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鑫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鑫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思嘉承担。黄鑫的主要上诉理由：一审法院未能查清案件事实，尤其是在刘思嘉已自愿还款350万元的情况下既未对涉案款项进行定性、又违反了应由刘思嘉举证证明赠与的裁判原则，应当予以纠正。一、刘思嘉已自认收到黄鑫的转账4703431元，黄鑫已完成举证责任。二、刘思嘉主张案涉近500万元款项均为赠与，应由刘思嘉承担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应基于双方恋爱关系这一特殊身份综合考虑本案，一审法院未落实刘思嘉购买案涉房屋的资金是否是自有资金、是否使用了黄鑫的款项，如果使用了黄鑫的款项，性质是合伙购房还是民间借贷的问题。基于双方恋爱关系并没有要求刘思嘉出具借据，但应基于双方恋爱期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及双方刚分手黄鑫就在微信中主张案涉款项等情况综合裁判。四、2017年7月25日备注为餐厅的70万元款项应当认定为借贷。刘思嘉在一审中关于该笔70万元款项的表述前后矛盾，先称是赠与，后又称是入股。关于赠与，刘思嘉未能举证证明；关于入股，刘思嘉自述餐厅全称为和幸（北京）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和幸公司），但工商信息登记该公司系法定代表人刘金英个人独资，并无其他股东，且未与黄鑫协商或签署任何代持或入股协议，更不存在分红、开会或者让黄鑫参与管理决策，即不存在投资入股餐厅的事实。五、连续10笔转账款应当认定为民间借贷。刘思嘉名下的案涉房屋购房贷款月供是48100元，黄鑫分别给刘思嘉转账10笔48100元共计481000元，该款项用途明确，应当认定为借款。六、除本案所诉款项外，黄鑫还给过刘思嘉其他款项。刘思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鑫的举证责任应当包括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和借款的事实行为。但在一审的庭审中，黄鑫只凭借金融机构的转账记录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因此黄鑫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除了转账记录外，黄鑫还应当对该转账款项的借贷性质加以证明。黄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思嘉立即向黄鑫偿还借款4703431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2018年8月16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以470343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等全部费用均由刘思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鑫、刘思嘉二人曾系男女朋友关系，二人于2017年5月份开始共同居住生活，2018年1月分手。2016年9月6日，刘思嘉与出卖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8号院10号楼1007号房产，房屋交易总价款为1388万元。同日，刘思嘉支付出卖人定金50万元。2016年9月7日、2016年11月22日、2017年1月4日，黄鑫分别向刘思嘉账户转款22万元、30万元、300.2431万元。黄鑫主张该三笔款项系刘思嘉借款，用于支付所购房屋的首付款。2017年7月25日，黄鑫向刘思嘉账户转款70万元，转账记录备注“餐厅”。2017年2月至12月间，黄鑫向刘思嘉账户转款10笔，每笔均为48100元，以上合计4810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和幸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8日，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50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为2048年2月26日。自然人股东及公司执行董事系刘思嘉之母刘金英。刘思嘉在诉讼中主张，黄鑫于2017年7月25日的70万元转款系用于投资和幸公司，黄鑫则予以否认。一审诉讼中经询，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一审法院认为，刘思嘉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民事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本案诉讼程序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本案准据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表示同意适用内地法律，应视为双方就法律适用达成一致意见，故一审法院决定依据双方当事人共同意思表示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关系的出借人，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就案涉款项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否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黄鑫与刘思嘉曾系恋人关系，恋爱期间，刘思嘉购买了位于朝阳公园南路的住房一处，黄鑫多次向刘思嘉转款，同时黄鑫也直接偿还了部分房屋贷款，两人亦在该处同居一段时间，因此，黄鑫知悉上述款项的用途。虽然双方就转款金额无异议，但该款项存在诸多因素，包括双方当事人之间有恋爱关系及共同居住使用等目的。在一审法院释明后，黄鑫仍坚持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民事主体有权处分自己权利和不诉不理的原则，依据黄鑫主张的诉讼请求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经审查，依据本案现有证据，黄鑫所持转账凭证仅能够证明转款的事实，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就上述款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双方间形成了借款关系，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因此，黄鑫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黄鑫在本案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鑫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期间，黄鑫向法院提交“泉川日本料理”照片一张、和幸公司工商公示材料一份，用于证明案涉餐厅已转让并更名，和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金英变更为刘丹丹、注册资本500万元变更为1万元，以上事项均未通知黄鑫本人，故黄鑫并非投资餐厅，案涉70万元款项为借款。刘思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各方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本案诉争款项，黄鑫在款项支出时并未与刘思嘉形成借贷合意，在主张还款时坚持与刘思嘉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要求刘思嘉偿还借款。刘思嘉则认为相关款项均系黄鑫的赠与，二人的观点均未被对方认可且无证据支持。黄鑫在一、二审诉讼中均不能提交其与刘思嘉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的证据，故一审法院综合二人间曾经存在的恋爱关系及共同居住等双方共同确认的事实，认定黄鑫所持转账凭证仅能够证明转款的事实，但无证据证明其与刘思嘉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而驳回黄鑫的诉讼请求所作的相关认定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黄鑫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427元，由黄鑫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淑莱审 判 员 王 肃审 判 员 龚晓娓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英博书 记 员 王 峥书 记 员 王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