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6民终34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1138854172P。 法定代表人：杨晓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银芳，安徽丰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武，北京市君泽君（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臣，男，1980年1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蒙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民锋，安徽和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蒙城县捷邦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住所地安徽省蒙城县学院社区大市场体育路北侧****信用代码91341622MA2NOT8H0J。 法定代表人：于贝贝，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长飞，安徽康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于建华，男，1964年4月11日，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 原审被告：丁大根，男，1971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 上诉人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二建）与被上诉人刘玉臣、蒙城县捷邦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邦公司）、原审被告于建华、丁大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2020）皖1622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6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南通二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银芳、李秀武，被上诉人刘玉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民锋，被上诉人捷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长飞，原审被告于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通二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玉臣、捷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判决,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刘玉臣当庭明确其诉讼主张为南通二建与于建华系共同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但一审判决第5页最终认定南通二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系基于其认定于建华为南通二建负责人、相关借款用于南通二建税费的缴纳,故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判定南通二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应该说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上述规定是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突破合同相对性来要求企业对个人名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例外规定,这与刘玉臣一审所主张的共同借款人存在本质区别。若以共同借款人来审理本案,应当根据借款合同的签字盖章情况、客观打款情况等查明双方有无借款合意及借款事实,而不能超出诉请范围来判定南通二建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程序违法。二、于建华非南通二建负责人,案涉借款也未用于南通二建生产经营,一审法院仅根据部分资金流向即作出与前述相反的认定,明显证据不足、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一)于建华为捷邦公司负责人而非南通二建负责人。根据一审判决第5页第22-26行说理部分内容可知,一审法院认定于建华是南通二建负责人的事实依据有三个:一是于建华与南通二建在该项目建设期间存在多次经济往来流水;二是于建华替南通二建支付相关工会经费、税款等;三是南通二建未对于建华的行为作合理解释或提供相反证据。首先,对于第一个事实,一审法院明显认定错误,通过核对一审法院调取的于建华银行流水,无论是尾号为863还是251的于建华银行流水中均没有与南通二建发生任何直接经济往来的证据。其次,对于第二个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不清,根据银行流水及相关税收发票等,可以看出南通二建的部分工会经费、税款由于建华代为缴纳,但一审法院没有进一步查明的是,于建华所缴纳的工会经费、税款等资金来源均为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方凯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二建东方公司),而非本案中的借款。另,对于第三个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与事实不符,庭审中南通二建对于相关证据已经作出合理解释。且从另一角度而言,该事实不应当作为一审法院认定于建华为南通二建负责人的依据之一,一审法院应当在严格审查证据的基础之上作出与事实相符的认定,而不是简单以“未提供反证”为由作出对南通二建不利的判决结果。更何况本案中于建华在答辩时主张南通二建欠其工程款,单从这一点而言其不可能为南通二建负责人。基于上述情况,一审法院未尽严格审查义务,事实认定错误,导致最终判决与银行流水等定案证据相矛盾。另外,对于于建华系捷邦公司项目负责人的事实,南通二建于2020年7月6日收到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皖16民终59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11页第6行明确认定于建华系捷邦公司项目负责人。且在近期蒙城县劳动局协调的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信访事件中,于建华亦是作为捷邦公司的负责人参与处理,有相关劳动局的材料可以佐证。故一审法院认定于建华系南通二建负责人,明显与生效判决的认定相违背,与客观事实不符。(二)案涉借款并未用于南通二建生产经营。本案的借款事实发生于2017年4月5日和2017年5月17日,借款金额为70万元和160万元,均打款至于建华尾号为863的银行卡号。于建华于2017年12月20日开始先后代替南通二建缴纳几笔工会费、税费,从法院调取的于建华尾号为863、251的两张银行流水明细中可以看出,截止2017年12月19日,尾号863银行卡余额为8262元,尾号251银行卡余额为1668元,由此不难看出于建华向刘玉臣所借的款项绝大部分在代替南通二建缴纳的工会费、税费前已经支出、所剩无几,由其个人使用而非用于南通二建生产经营。另,从每一次代缴工会费、税费的银行流水来看,于建华在相关费用支出前均会收到二建东方公司的一笔打款,该款项金额与于建华当次所代缴的工会费、税费总金额基本一致,这就充分说明于建华代缴税费的资金来源于二建东方公司,与案涉借款无任何关联,足以证明该两笔借款未用于南通二建生产经营。但一审法院基于同样的证据却作出与上述事实完全相反的认定,明显未尽严格审查义务,导致最终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该条规定适用的前提应当有两个,一是证明借款人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二是证明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而本案中,根据前述内容可知,一审法院对于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事实认定错误,于建华既不是南通二建负责人,案涉借款也未用于南通二建生产经营,故本案以该条规定作为判决依据,明显属于由果导因,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于建华非南通二建负责人,其所借资金也未用于南通二建生产经营,一审法院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南通二建对于建华的个人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均错误。 刘玉臣答辩称，一、原审审理程序合法。本案一审并未超出刘玉臣一审的诉讼请求范围，本案刘玉臣一审诉讼主张的诉讼请求数额就是要求南通二建及于建华承担170万元的还款责任以及利息，一审判决并未超出诉讼请求范围，最高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也并未要求出借人必须和企业有合同关系或者要求借款合同必须由生产经营的企业盖章才可以确定，只要借款的企业负责人的借款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依据该规定就应当承担责任。南通二建以此来说一审程序违法，显然缺乏依据，不应支持。二、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南通二建承担责任合情、合理、合法，其上诉理由不成立。1.本案一审于建华系南通二建在蒙城县六中高中部**建设项目的实地负责人，是为南通二建工作和服务的。蒙城县六中高中部二期建设项目是南通二建中标承建的，于建华是借用其资质实际承包并负责该项目的具体施工和监督、协调等工作的，于建华不是捷邦公司的负责人，于建华在蒙城县该项目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以南通二建的名义进行的，代表南通二建，包括缴纳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工会经费、工伤保险基金、增值税、还有工人工资等等，很显然于建华真正的身份就是南通二建在蒙城县六中高中部**建设项目的负责人，为此一审认定并无不当。2.在2019年春节，因为南通二建拖欠项目实际施工工人工资，为此好多施工的班组负责人及工人投诉到蒙城县重点工程管理局和蒙城县劳动监察大队，后蒙城县重点工程管理局和蒙城县劳动监察大队出面予以处理，南通二建也是指派负责人黄磊、于建华参与调解和处理的，于建华是作为南通二建公司单位的负责人出面的，同时和相关的班组负责人签订有协议书，蒙城县重点工程管理局和蒙城县劳动监察大队均有资料记载，也有南通二建及于建华支付工人工资以及其他相关材料，都可以证实于建华是南通二建公司的负责人，代表南通二建，由于刘玉臣无法调取该资料，为此请法庭予以调查并核实。3.案涉借款已经实际用于南通二建的生产经营及其承建的蒙城县六中高中部二期建设项目。蒙城县六中高中部二期建设项目系南通二建承建，缴纳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工会经费、工伤保险基金、增值税、还有工人工资等等均是南通二建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于建华作为项目的负责人，为了生产经营，为了施工能够正常进行，在南通二建不出资金的情况下，于建华便向刘玉臣借款来支付南通二建应当支付的费用，很显然该借款是用于南通二建的企业生产经营的。而且在一审中于建华也是这样陈述的，丁大根也是这样陈述的，一审法院经调取相关证据后核实也是如此的，多方证词以及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事实清楚，足以证实于建华向刘玉臣的借款确实用于了南通二建在蒙城县承建的施工项目的生产经营，南通二建上诉理由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完全是其单方辩解。三、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无误。由上述内容可知，于建华系南通二建在蒙城项目的负责人，且其所借款项是为了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替南通二建支付了有关的费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南通二建应当承担责任。 捷邦公司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结果正确。2.捷邦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基本不需要垫资，于建华作为南通公司委派的项目负责人所借款项均用于案涉工程施工，并非用于个人消费或捷邦公司支出，故一审判决南通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3.南通二建上诉理由与请求不能成立，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于建华述称，一审判决不正确，其是代表南通二建在项目上的负责人，因项目推进资金周转不流，公司拨不下来款项，其向刘玉臣借款用于项目的开支，其不能承担还款责任，应由南通二建公司承担还款。 刘玉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于建华、南通二建、捷邦公司共同偿还刘玉臣借款17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3月2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2.丁大根对上述借款偿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于建华、南通二建、捷邦公司、丁大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5日于建华向刘玉臣借款7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由丁大根提供担保；2017年5月17日于建华再次向刘玉臣借款16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利息为月利率2%，借款期限6个月，由丁大根提供担保。后双方进行结算，截止2018年3月20日，于建华尚欠刘玉臣借款170万元未还，后续利息从2018年3月21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并继续由丁大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另查明，2017年9月3日发包人蒙城县新农村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蒙城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与承包人南通二建就蒙城县六中高中部二期建设项目施工（二次）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计划开工日期2017年9月3日，计划竣工日期2019年1月25日，合同价为165168086.8元。南通二建在中标后，于2017年8月20日就蒙城县六中高中部二期建设施工项目与蒙城县捷邦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计划开工日期：2017年8月20日，竣工日期2018年5月30日。该工程开工后，于建华于2017年11月3日替南通二建支付工伤保险基金收入税330336元，2017年12月20日于建华替南通二建支付增值税446396.4元、企业所得税44639.64元、城市维护建设税等65464.03元，2018年5月7日于建华替南通二建向蒙城县总工会支付工会经费19820.16元、向蒙城县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股缴纳增值税300305.45元，2018年8月23日于建华替南通二建向蒙城县总工会支付工会经费29724元、向蒙城县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股缴纳增值税450363.64元、企业所得税45036.36元、城市维护建设税等65978.27元，2018年10月22日于建华替南通二建向蒙城县总工会支付工会经费17170.4元、向国家税务总局蒙城县税务局缴纳增值税300181.82元、企业所得税和印花税34971.18元、城市维护建设税等39023.63元，2018年11月15日于建华替南通二建向蒙城县总工会支付工会经费17170.4元、向蒙城县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股缴纳增值税300181.82元、企业所得税30018.18元、城市维护建设税等43976.63元。南通二建在蒙城县六中高中部二期建设项目施工（二次）建设期间，与于建华存在多次经济往来，且数额较大。 一审法院认为，于建华向刘玉臣借款，并出具借条，事实清楚，对刘玉臣要求于建华偿还该借款及合法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丁大根为此笔借款作担保，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玉臣要求南通二建对该笔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南通二建虽辩称该款与南通二建无关，系于建华与刘玉臣之间的个人债务，但于建华提交的答辩状中认可该款实际用于南通二建承包的蒙城县六中高中部二期建设项目施工（二次）筹集资金等使用，且经刘玉臣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中于建华与南通二建在该项目建设期间存在多次经济往来流水及于建华替南通二建公司支付相关工会经费、税款等（数额大，笔数多），南通二建公司对于建华的该行为未作出合理化的解释或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足以证明于建华作为南通二建承包的蒙城县六中高中部二期建设项目施工（二次）工程的实际负责人。综上所述，于建华向刘玉臣借款，用于南通二建承包的蒙城县六中高中部二期建设项目施工（二次）工程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刘玉臣要求南通二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刘玉臣要求捷邦公司对该笔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刘玉臣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款实际用于捷邦公司使用，故对刘玉臣的该诉请，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三、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建华、南通二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偿还刘玉臣借款17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3月2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二、丁大根对上述借款偿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刘玉臣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050元、保全费5000元，由于建华负担。 二审中，南通二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告知书，证明2020年7月6日于建华作为捷邦公司的负责人处理六中高中项目上拖欠工人工资的问题，在工程的建设单位和劳动监察大队的督促下，向项目工人出具了处理情况告知书，告知书上代表南通二建签字的是该项目清算小组成员王海超，代表捷邦公司签字的是于建华，该份告知书同刘玉臣、于建华提到的处理工人工资的事实印证。证据二，承诺书，证明2020年7月20日于建华作为捷邦公司的负责人，向工程的建设单位和劳动监察大队出具承诺书，对六中高中项目上人员工资的支付进行了确认，并明确为南通二建代为支付，作为六中高中项目捷邦公司收到的工程款。证据三，（2020）皖16民终59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判决书第11页载明“一审查明蔡宏良慧汇至捷邦公司项目负责人于建华账户，生效判决已经查明于建华是捷邦公司负责人，判决书中提到的蔡洪良是蔡江涛的父亲，涉及的都是六中高中项目上的木工工资，都是与捷邦公司发生的结算问题。证据四，六中高中部捷邦公司分包班组结算明细表5张，证明2020年6月30日、7月2日、7月3日于建华作为捷邦公司的负责人在六中高中项目中代表集团公司与工人工资进行结算。以上证据共同证明在蒙城六中高中项目中于建华系捷邦公司负责人，对外代表并处理相关事宜，而非南通二建的负责人。 刘玉臣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无原件核对，与刘玉臣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实于建华系捷邦公司负责人。对证据二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于建华作为南通二建的实际项目发包人负责协调工资的支付，为此出现农民工工资问题，经劳动部门处理在协议上签字属正常行为，并不能以此推定于建华系捷邦公司负责人，于建华既不是捷邦公司负责人也不是股东。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案与本案并非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为此不能以该证据的合同关系来适用本案的借贷关系。对证据四真实性有异议，系复印件，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其签字代表的是南通二建和捷邦公司。 捷邦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告知书没有加盖南通二建的印章，没有王海超、于建华的委托书，不能证明于建华是代表捷邦公司还是代表南通二建，该告知书没有经过南通二建的追认，系无效的，不能证明于建华是捷邦公司的负责人。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无于建华授权委托书不能证明于建华的签字行为是代表南通二建还是捷邦公司，不能达到南通二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于建华并非是该案的当事人之一，相关事实的查证并没有得到于建华的认可和追认，一审判决的表述并非判决结果的认定，不能证明于建华是捷邦公司的负责人，因为案涉于建华借款均用于案涉工程施工支出。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无捷邦公司的授权不能证明于建华的签字是劳务公司的委派或认可，恰恰能够印证一审查明的事实，于建华作为南通公司委派的负责人予以确认相关事实，在捷邦公司没有追认于建华为其负责人的情况下于建华的签字并不能必然约束捷邦公司，达不到南通二建的证明目的。 于建华质证认为，证据一告知书签字是其签的，其当时是项目负责人，处理农民工工资时其是协调人。证据二承诺书也是其签的，同告知书身份一样。对证据三认为其是南通二建聘请的六中高中部的负责人，南通二建给其的费用均用于项目的材料及其他人员工资开支，其交不起上诉费用。对证据四其也是同一种身份来处理的问题。 刘玉臣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刘玉臣、于建华与蒙城县六中高中部项目施工负责人的协议书九份，证明于建华系南通二建的负责人，在2019年春节未处理工人工资问题，于建华和南通二建的其他人以南通二建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参与调解，签订协议书，同时蒙城县重点工程管理局也参与，并可以证实。 南通二建质证认为，对二审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是复印件，即使该证据客观存在于建华的签字也是代表了捷邦公司进行确认，涉案的工程中南通二建作为总包单位，一旦农民工资出现问题，相关监管部门会直接找到总包单位进行处理，为何会有于建华的签字就在于所处理的涉及到的农民工工资都是南通二建分包给捷邦公司范围内的所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所以相关的协议中必不可少的主体就是捷邦公司，于建华就是基于此代表捷邦公司参与解决办法的签字，鉴于南通二建提交的证据都在劳动部门存有原件，加之该份证据也是复印件，我们向法庭申请调查令，向劳动部门调取所有涉及民工工资处理的文件的原件，以查明于建华在处理过程中身份的认定。 捷邦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 于建华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南通二建二审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是：可以证明于建华系捷邦公司负责人。本院对刘玉臣二审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是：不能证明于建华是南通二建负责人。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从案涉款项的出借过程来看，无论是2017年4月5日的借款合同，还是2017年5月17日的借条，均未涉及南通二建。案涉款项汇入于建华的个人银行账号，刘玉臣与于建华的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用途为家庭经营。于建华并无证据证明在借款时取得了南通二建的授权，在向刘玉臣借款时亦未向刘玉臣出示取得南通二建授权的相关手续，刘玉臣并无理由相信借款时于建华代表南通二建，借款到期后刘玉臣亦始终仅向于建华主张偿还款项。故从上述借款过程来看，不能证明款项的出借与南通二建有关。 关于能否认定于建华是南通二建负责人的问题。本院审理的案号为（2020）皖16民终591号，上诉人南通二建与被上诉人蔡洪良、原审被告蒙城县重点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捷邦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已经认定于建华系捷邦公司的负责人。本案中于建华在一审答辩时称南通二建欠其工程款，亦认可其系捷邦公司的负责人。捷邦公司承包了蒙城六中高中项目部的劳务，其参与在处理农民工工资事宜属于其业务范围，不足以认定其系南通二建的负责人。一审中于建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六中高中部863卡流水系单方制作，提交的蒙城县工会经费（筹备金）专用缴款书及有关发票，均不能证明于建华系南通二建负责人。提交的银行流水大部分无对方户名，或不能显示对方户名全称，少量对方户名为蒙城县工会，于建华作为捷邦公司的负责人，向蒙城县工会缴纳工会费用属于其正常的业务范围。提交的单据报销封面，虽然其上载明开支项目为六中高中部，也不能证明于建华系南通二建负责人。综上，于建华就案涉项目支付相关工会经费、税款等，均不足以认定于建华为南通二建负责人。于建华代南通二建缴纳相关费用，与南通二建在项目建设期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系于建华与南通二建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可通过另案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规定适用的前提是借款人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二是证明借款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从本院对相关证据的分析认定来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于建华是南通二建负责人，也不能证明案涉款项用于南通二建生产经营，故一审判决南通二建就案涉款项承担偿还义务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南通二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蒙城县人民法院（2020）皖1622民初3029号民事判决； 二、于建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偿还刘玉臣借款17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3月2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 三、丁大根对上述借款偿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刘玉臣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5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均由于建华、丁大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超 审判员 王肖红 审判员 周甜甜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孙晓燕 书记员刘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