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87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市经济贸易总公司，住所青岛市山东路**。 法定代表人：张峰。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飞，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潆文，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聚丰飞腾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住，住所青岛市市**汇泉路/div> 法定代表人：李仁锋。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伟，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生，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优利来国际船务有限公司，住，住所青岛市市**龙城路/div> 法定代表人：王海燕。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伟，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生，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远洲船务有限公司，住，住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中路/div> 法定代表人：陈汪**。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伟，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生，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健，男，回族，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div>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向，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程程，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青岛滨海海洋防污染有限公司，住，住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东路/div> 法定代表人：崔学锦。 上诉人青岛市经济贸易总公司（以下简称经贸总公司），上诉人青岛聚丰飞腾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丰飞腾公司），上诉人青岛优利来国际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利来公司），上诉人青岛远洲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洲船务公司）因与原审被告张健，原审第三人青岛滨海海洋防污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公司）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8）鲁0202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贸总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聚丰飞腾公司、优利来公司和远洲船务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的认定。滨海公司放弃巨额债权，系聚丰飞腾公司、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以下简称三公司）恶意控制公司，转移公司财产，逃避债务。一审法院未认定述行为系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与事实不符。1.滨海公司因参与马克劳德公司的“MarCloud”轮与青岛华顺船务有限公司“华顺88号”轮船舶碰撞的海上清污，提起（2014）青海法确字第9号船舶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起诉数额为3000万元，本案也经青岛海事法院裁定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但在经贸总公司起诉滨海公司后、判决出具前，三公司控制下的滨海公司却于2017年3月15日撤回在青岛海事法院的起诉，该放弃巨额债权行为显系恶意逃避债务。2.虽三公司提交《关于华顺88事故污染抢险清污费用协调会会议纪要》《华顺88事故污染抢险清污费用协调会签到表》、和解协议、付款通知书及财务转账凭证，用以证明滨海公司已就清污工作获得赔偿，但付款通知书、财务转账凭证载明的实际付款时间却早于分配方案形成之前，且付款通知书、财务转账凭证所载实际收款人、实际分配数额与会议纪要所确定的收款人、分配数额均不一致，该组证据相互矛盾、违背常理。3.结合滨海公司在“华顺88”事故污染抢险清污项目承揽、案件起诉、撤诉、和解中的地位及作用，滨海公司作为“华顺88”事故污染抢险清污项目的承揽人不仅无收益，反而负担了高额的律师费及鉴定费，该行为违背商业逻辑。4.基于前述，结合三公司伪造股东会决议，无偿侵占公司核心财产（即“滨海1”船舶）之行为，经贸总公司认为前述会议纪要、签到表和付款通知书系三公司虚假制作，其实质是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转移公司资产、逃避债务。二、一审法院证据认定不当，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三公司与案外人王笃生签订的《船舶转让协议》系伪造，不应以其作为责任承担的依据；另“滨海1”船舶的实际价值应由三公司举证证明，不应由经贸总公司承担举证责任。1.一审法院认定三公司责任承担的依据为其与案外人王笃生签订的《船舶转让协议》，该协议中有张健签字，张健自述该协议非本人签字，一审法院也认定张健的签名非本人所签，该份《船舶转让协议》系伪造。不应以一份伪造协议中所载明的转让价格为责任承担的依据。2.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并综合举证能力等因素，应由三公司举证证明“滨海1”船舶的实际价值，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经贸总公司明显不公：一方面三公司均从事船舶污染物相关业务，且曾实际控制“滨海1”船舶，更了解“滨海1”船舶的具体情况，有更好地举证能力和查明优势；另一方面因三公司恶意转移、隐匿“滨海1”船舶，致使经贸总公司无法获得“滨海1”的相关线索，客观上也无法确定“滨海1”的实际价值，故应由三公司举证证明“滨海1”的实际价值。三、一审法院判决三公司仅就不当行为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三公司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经贸总公司的利益，应就滨海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1.根据公司法第20条规定，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该股东即丧失仅以其对公司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而应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公司法第20条的立法本意在于对特定法律关系中的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予以否认：当公司法人人格不再具有独立性时，应刺破法人的独立人格追究法人背后操纵者的法律责任，即直接追究股东的连带责任，要求股东对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以规制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一审法院已认定三公司存在滥用股东权利及公司有限责任，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之行为，但又判决其仅就不当行为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立法本意及法律规定。3.退一步讲，即使认定三公司就不当行为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应就“滨海1”的实际价值而非转让价值承担责任。三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就滨海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三公司明知滨海公司有巨额债务未清偿，却将滨海公司核心财产转移至自身名下，并恶意控制公司放弃巨额债权、转移财产，系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经贸总公司的利益，应对滨海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 聚丰飞腾公司、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辩称，一、滨海公司不存在放弃巨额债权的行为。涉及清污行动并非滨海公司单独所为，系多个公司共同合作，由海事部门主导完成，最终各公司共同撤诉完成权益分配。该事实一审予以查实。二、经贸总公司应举证说明与王笃生签订《船舶转让协议》系伪造。张健虽对签字不予确认，但对船舶转让的事实予以认可，其价格予以确认，故不存在伪造事实。三、如本案支持滨海公司各股东承担责任，应在侵权范围内的补充赔偿责任，而非全部债务的连带责任。其余答辩详见上诉状。 张健述称，一、张健对判决结果无异议，其他人也未将张健列为被上诉人，应视为张健未滥用股东权利事实的认可。二、张健受让股权后未参与滨海公司的实际经营，也未从滨海公司获取任何款项。三、一审焦点是船舶抵账是否成立，表象为股东侵害债权人纠纷，实质为船舶买卖合同，为防止滨海公司后续的债权人以此案为由直接将张健本人列为被告，张健还是坚持本案不应直接否定滨海公司的独立人格，而应由经贸总公司通过代位权、撤销权等形式主张权利。 聚丰飞腾公司、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经贸总公司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经贸总公司对滨海公司、青岛宝裕海洋生态净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裕公司）、崔学锦享有的债权已经在（2017）鲁0202执2525号执行案件中部分获得清偿，该债权不能清偿数额为多少并未最终确定，故经贸总公司无提起本案的基础，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明，直接判决三公司承担责任，应当依法发回重审。首先，经贸总公司在（2017）鲁0202执2525号执行案件中，已通过查封手段对滨海公司、宝裕公司、崔学锦名下的银行账户、房产进行执行。在此过程中，经贸总公司对滨海公司、宝裕公司、崔学锦享有的债权已获得部分清偿。其次，2019年6月4日，崔学锦名下的青岛市市北区山东路171号丙一单元1503户房屋被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拍卖，拍卖款为1901480元，经贸总公司作为该房屋查封人，也参与拍卖款的分配当中。再次，三公司当庭向经贸总公司提供了相关执行线索依据，经贸总公司均未予说明未能执行原因，只是怠于履行执行程序。故经贸总公司对滨海公司的债权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其怠于行使权利。（2017）鲁0202执2525号案件执行中有大量执行线索未予执行，经贸总公司未穷尽所有执行手段，不能直接认定滨海公司及其他债务人无履行能力。即便一审法院（2017）鲁0202执2525号案件未发现该公司财产而终结了本次执行，经贸总公司也可在获得新财产线索后申请恢复执行。庭审过程中三公司依然要求经贸总公司明确本案请求权基础，该债权不能清偿的数额为多少，最终仍未确定，经贸总公司无提起本案的基础，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未查明，直接判决三公司承担责任，故本案应当依法发回重审。二、针对滨海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将其名下船舶转让给三公司、张建的行为，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1.滨海公司实际运营期间，三公司一直将自有的船舶租赁给滨海公司使用，并与滨海公司签订《海洋污染应急处置船舶设施使用协议》，与滨海公司债权债务真实存在。自滨海公司创立伊始，三公司均与滨海公司签订了《海洋污染应急处置船舶设施使用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三公司将各自持有的船舶租赁给滨海公司使用，并约定船舶每年的租赁费用，其中聚丰飞腾公司60万元/年，优利来公司60万元/年，远洲船务公司72万元/年。滨海公司经营期间，未向三公司支付过上诉费用，且滨海公司需要多只船舶才能取得海上清污资格，是无争议的事实。在滨海公司名下无多只船舶情况下，却能继续经营，也印证了三公司将船舶租赁给滨海公司经营的情况。而实际情况为2011年为了满足滨海公司的实际经营资质要求，各股东将名下船舶转让到滨海公司名下，也说明租赁事实情况。故三公司与滨海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有效。三公司向法院提交与滨海公司签订的《海洋污染应急处置船舶设施使用协议》，已完成举证义务，滨海公司一直处于由法人崔学锦实际控制当中，财务账目也一直由崔学锦雇佣员工进行管理，三公司无法掌控。一审法院判决要求三公司提交滨海公司欠付费用的实际有效证据，该事实属于消极事实，法院要求对消极事实举证远超过三公司的能力范围。且该费用虽在股东会议决议中记载为施救费用，但究其根本为同一笔费用，两者性质一致。2.2016年11月9日，既是三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之时，也是经贸总公司起诉滨海公司之日。一审法院做出的（2016）鲁0202民初7305号民事判决载明，各个股东均不知情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三公司系该案件开庭结束后才得知公司被起诉。并不存在三公司已获知被起诉仍转移财产（故意或恶意）的情形。三公司与滨海公司形成的债权债务时间均发生自2011年起，滨海公司经营期间，均为崔学锦全权掌控，三公司均不知滨海公司存在对外担保的事实。2016年11月9日，经贸总公司起诉滨海公司、宝裕公司、崔学锦并进行立案。此时案件尚未送达，三公司并未获知滨海公司对外负担担保债务，此时召开股东会并实行权利，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该事实在（2016）鲁0202民初7305号民事判决中有明确记载，股东均不知情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并对该案庭审法官出具说明。直到案件开庭结束后，才得知公司被起诉。故一审法院认定三公司在已获知滨海公司为宝裕公司提供担保并被起诉后转移财产与事实不符。3.三公司与张健均依据《股东会决议》各获得“滨海1”船舶25%的股权，此后共同将该转让给案外人王笃生。现已分割船舶转让款项，三公司与张健各分得50万元，张健已实际获得款项。一审法院对转让款项未予查明，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庭审过程中张健虽称对船舶转让一事不知情，但其同时表示同意滨海公司将船舶转让给其他股东，也同意各股东将船舶转让给他人。现三公司与张健依据各自享有的股权已经分配该款项，三公司与张健各分得50万元，张健也通过其代表的华顺公司获得上述转让款项。一审法院未查明船舶转让款、三公司与张健均取得转让款的情况下，仅判决三公司承担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三公司受让滨海公司船舶与经贸总公司不能获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转让的船舶并非滨海公司的核心、主要财产，不影响滨海公司的偿债能力。三公司的行为未对债权人造成严重后果时不应当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根据滨海公司工商档案资料显示，三公司作为股东均已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其中注册资本2000万元均已实际出资到位，加之滨海公司每年的盈利部分，船舶转让的200万元相对于注册资本从数量上算不上核心资产。另外滨海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海上清污，其主要资产为购置的大量清污设备及清污材料。实际运营期间，清污船舶均是租赁各个股东名下的船舶进行经营活动。滨海公司名下的船舶也不是其核心资产。而适用公司法第20条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需存在造成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的情形，债权人利益受损构成法人人格否认的结果要件。在股东的行为未对债权人造成严重后果时不应当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2.关于船舶转让是否影响滨海公司的清偿债能力应由经贸总公司举证，然而直至一审庭审结束经贸总公司仍无法有效举证。适应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债权人应当举证证明：一是负债法人无清偿债务的能力，二是该清偿能力的丧失与人格混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结合本案，应当由经贸总公司举证证明关于船舶转让是否影响滨海公司的偿债能力。然而直至一审结束，经贸总公司仍举证不到位。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三公司受让船舶与经贸总公司之间不能获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本案案由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该类诉讼中审理的是股东是否需就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审理的是股东是否有侵权之行为，即侵权之诉。经贸总公司不能证明三公司的侵权行为，应驳回其要请求。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为三公司赔偿责任成立，也应当是在损害行为范围内对判决确定的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非连带责任。五、二审庭审中三公司补充上诉意见，1.滨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学锦挪用资金行为，公安机关已经依法立案。其滥用职权与经贸总公司存在串通让滨海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损害滨海公司利益，损害滨海公司其他股东权益，公安机关正在予以核查。滨海公司应承担责任还存在疑问。故申请依法驳回经贸总公司的起诉，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行处理。2.崔学锦与经贸总公司发生借贷时，滨海公司并未成立，因此经贸总公司与崔学锦之间的借款与滨海公司是否提供担保无关。其次，经贸总公司未能审慎的审查滨海公司的股东是否同意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属于其自身过失，不应由滨海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故滨海各股东也无担责的基础。 经贸总公司辩称，一、经贸总公司诉讼请求基础在于滨海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转移资产，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1.经贸总公司在（2017）鲁0202执2525号执行案件中未获清偿，现本次执行程序终结；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滨海公司、宝裕公司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据经贸总公司了解滨海公司、宝裕公司已不再正常经营。另崔学锦名下位于青岛市市北区山东路171号丙一单元1503户的房屋拍卖总价1901480元，但该房产存在抵押（抵押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南京路支行，本金137余万元）及查封在先的执行案件（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本金29万元），且需预留15-18万元唯一住房租金。经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扣除唯一住房租金、在先案件执行，无剩余资金可供执行。现崔学锦下落不明。2.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股东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非补充清偿责任。鉴于三公司存在恶意转移公司财产、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之行为，经贸总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3.如依照三公司“经贸总公司可在获取新的财产线索后申请恢复执行”的陈述，则任何债权均可清偿，公司法第20条将失去意义，成为一纸空文。二、三公司在有巨额未清偿债务情况下，虚构债权债务、恶意控制股东会，转移公司核心财产，显系逃避债务。1.三公司仅提交《海洋污染应急装置船舶设施使用协议》，但未提交协议履行的相关证据，如施救合同、参与的具体项目或业务、施救时间、地点、工作内容等，无法证明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且经贸总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六（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部分）已证明滨海公司无对外负债。退一步讲，即使协议真实履行且债权真实有效，但“租金”与“施救费用”性质明显不一致，三公司始终未证明滨海公司欠付其施救费用。2.各股东出具的对于担保不知情的《声明》，系三公司及张健单方面出具，（2016）鲁0202民初7305号判决书中明确载明对于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另经贸总公司与滨海公司债权债务关系自2014年起便已存在，而非起诉之日，三公司作为合计持股60%的股东不可能不知悉公司担保事宜。在公司存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无偿转移公司名下核心财产“滨海1”号显系恶意逃避债务，一审法院认定三公司系恶意转移公司财产的事实认定正确。另本案关键点不在于股东会决议时间与立案时间是否同时，而在于股东是否无偿抽走公司财产、公司抽逃资产的行为是否损害债权人利益。显然三公司恶意转移船舶的行为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3.不论张健是否分得船舶转让款，都无法否认三公司虚构债权债务、恶意控制股东会、转移滨海公司核心财产的事实。三公司应就滨海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三公司受让滨海公司船舶与经贸总公司不能获清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滨海公司以“滨海1”号船舶作为宝裕公司还款的保证，该事实在（2016）鲁0202民初7305号判决书中已被认定。而三公司无偿转让抵押物“滨海1”号，导致经贸总公司不能获得清偿，损害了经贸总公司的利益。2.判定“滨海1”号是否为公司核心资产，不应依据未经评估、股东伪造的船舶转让合同所载船舶转让价格，而应侧重考量其是否影响公司偿债能力，是否损害债权人利益：滨海公司是海上清污公司，名下无厂房、无土地、无生产设备，结合其经营范围，“滨海1”号作为清污船舶，是公司运营最根本的经营设备，无偿转移“滨海1”号属于釜底抽薪，公司彻底丧失开展业务的基础，也从根本上断绝了债权人未来获得清偿的可能。另根据经贸总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六，滨海公司2013年至2016年的净利润均为负值，2017年和2018年的财报显示的净利润同样为负值，即为亏损状态，非三公司所述“海滨公司每年盈利”。3.经贸总公司已证明未获清偿与船舶转让存在因果关系，因公司经营资料均为公司所掌握，且股东与公司存在紧密关系，根据证据远近原则，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应转移给股东，由股东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善意、公平和合法的，即应由三公司举证证明受让“滨海1”号履行了合规程序且存在正当交易背景并支付对价。鉴于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无偿受让“滨海1”号的合理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法院应依据法律法规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案件案由非判决依据。三公司所述“依据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案由认定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公司法第20条明确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非三公司所述的补充赔偿责任。五、二审庭审中，经贸总公司对三公司补充上诉意见答辩如下：1.滨海公司何时成立不影响担保的效力，且滨海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2.崔学锦与公司及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 张健对三公司的补充上诉意见没有新的答辩意见。 经贸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聚丰飞腾公司、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张健连带偿还借款本金、违约金、利息、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共计8023280元；同时还需连带偿还从2018年10月28日开始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以本金400万元按年息百分之二十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保全等费用由聚丰飞腾公司、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张健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一、2016年11月9日，经贸总公司作为原告对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6）鲁0202民初7305号民事判决，查明如下事实：1.2011年7月23日，经贸总公司（乙方）与宝裕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股东孙海、刘润将二人名下共计39%的股权以39万元的价格转让乙方，乙方按接受股权39万元及拟认缴的投资成立滨海公司361万元，共计400万元交付给甲方。协议生效后，乙方按年度分享宝裕公司的利润80万元，按受让股权比例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若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导致交易不能继续进行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应返还乙方已支付的400万元款项，并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同年7月25日，经贸总公司将投资款4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宝裕公司账户项下。2.2011年7月27日，滨海公司设立，在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中股东或发起人情况中未有经贸总公司登记。3.2014年12月6日宝裕公司向经贸总公司出具计划书一份，载明：经与经贸总公司褚桂春总经理协商，关于还欠经贸总公司红利及注入本金计划如下：……滨海公司作为担保人身份在该份协议上盖章。之后，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多次向经贸总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该判决判令：一、宝裕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经贸总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228万元、违约金8万元，并支付给经贸总公司自2016年10月28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0%计算本金400万元产生的利息。二、滨海公司就宝裕公司上述债务的履行向经贸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滨海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宝裕公司追偿。三、崔学锦就宝裕公司上述债务的履行以其名下位于青岛市市北区山东路171号丙1单元1503户房屋价值为限向青岛市经济贸易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82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收取63280元，由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负担。 二、上述判决生效后，经贸总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于2017年11月17日做出（2017）鲁0202执252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三、滨海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28日，原公司股东为宝裕公司、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青岛华顺船务有限公司。2014年7月28日，张健受让青岛华顺船务有限公司的股权，成为滨海公司的股东。其他股东的持股情况不变。 四、2014年4月13日，滨海公司、青岛祥和海洋环保有限公司、青岛中德恒运船舶服务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召开会议，就“华顺88轮”海上清污工作召开协调会，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如下：1.由滨海公司牵头进行海上污染清除，各单位服从滨海公司统一调度、协调；……3.各单位所产生的费用统一由滨海公司对责任方主张权利。 2014年8月20日，滨海公司作为原告在青岛海事法院对马克劳德公司、切诺亚航运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二公司连带赔偿“华顺88轮”海上清污费用3000万元人民币。 2017年3月15日，青岛海事法院做出（2014）青海法确字第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滨海公司撤回起诉。 2017年3月16日，远洲船务公司、青岛祥和海洋环保有限公司、青岛中德恒运船舶服务有限公司、青岛斯兰德永清巨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青岛福凯船务有限公司、青岛海利源船舶服务有限公司、青岛碧海海事咨询有限公司黄岛分公司参与协调会，就“华顺88”事故污染抢险清污赔偿费用的分配达成一致，最终分配方案为，以上7家公司及青岛港驳公司、青岛欧森海事分配款项4364400元。其中，远洲船务公司应分得1606900元。 五、会议时间记载为2016年11月9日的滨海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滨海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为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张健，主持人陈新顺系滨海公司的董事，同时也是远洲船务公司的监事。会议决议事项如下：因滨海公司拖欠各股东单位施救费用（详见滨海公司出具拖欠费用清单），与会股东一致同意将滨海公司所有的“滨海1”轮（船舶登记号：050112000085）及设备（详见设备清单）所有权转让给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张健，抵顶滨海公司所欠股东单位债务。滨海公司抵债财产由与会股东单位共同平均享有所有权。 同日，滨海公司向青岛海事局出具《“滨海1”股权分配说明》，载明将所拥有的“滨海1”船舶以债务清偿的形式转让给以下四位股东，股权分配情况如下：1.优利来公司股权25%；2.远洲船务公司股权25%；3.聚丰飞腾公司股权25%；4.张健25%。 2016年11月12日，滨海公司（转让方）与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张健（受让方）签订《船舶转让合同》。 2017年2月14日，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张健与案外人王笃生签订《船舶转让合同》，将滨海1船舶转让至王笃生名下，船舶转让价格为200万元。 对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船舶转让合同》中张健的签名，张健均表示不是本人所签，其对船舶转让一事并不知情，也未收到船舶转让款，但同意滨海公司将船舶转让给其他股东，也同意其他股东将船舶转让给他人。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则主张船舶转让事宜是张健委托相关人员持授权办理了相关手续，并代为签字，会议组织人员有足够理由相信，该行为代表张健。 各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如下：一、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提交（2014）青海法确字第9号和解协议、付款通知书、财务转账凭证复印件，以证明在（2014）青海法确字第9号案件审理期间，滨海公司与马克劳德公司、切诺亚航运有限公司就清污抢险费达成赔偿和解协议，约定滨海公司所得赔偿款支付至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在全部赔偿款支付完毕后，滨海公司申请撤回上述案件；马克劳德公司、切诺亚航运有限公司已依协议赔偿，滨海公司向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发出付款通知书要求对抢险清污费进行分配，故不存在滨海公司的股东放弃债权、恶意转移财产的情形。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称上述证据的原件均在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和解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10日，该协议载明：滨海公司同意接受5070000元作为其索赔的全部和最终解决方案。马克劳德公司、切诺亚航运有限公司同意支付上述和解金额，并在本协议生效后12个银行工作日内通过山东敏洋律师事务所将和解金额支付至滨海公司指定的以下银行账户（指定账户为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银行账户）。滨海公司在收到和解金额3个工作日内向青岛海事法院提交申请，申请撤回起诉。付款通知书的时间为2017年3月15日，内容为滨海公司通知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扣除405600元律师费及垫付的300000元鉴定费后，将剩余款项4364400元支付至所列账户。该通知书所列的账户及金额与2017年3月16日相关公司达成的分配方案并不一致。记账凭证的复印件无法看清具体内容。经贸总公司认为上述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落实，且内容自相矛盾：付款通知书的形成时间早于各方达成分配方案的时间，且实际分配的数额也与分配方案记载的不一致，故认为上述证据的内容为虚假，系本案被告为转移公司资产，逃避债务而虚假制作。一审法院认为，和解协议虽为复印件，但该证据与2017年3月16日的会议记录以及滨海公司向海事法院的撤诉行为能够相互印证，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付款通知书、财务转账凭证均为复印件，且证据的内容无法看清，故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 二、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提交股东会会议通知函一份，内容为通知崔学锦参加2016年11月9日的滨海公司的股东会，该通知函下加盖滨海公司的公章及崔学锦的印章。经贸总公司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崔学锦并非滨海公司的股东，且该通知函上也无崔学锦本人的签名，无法证明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法定程序。一审法院认为，崔学锦并非滨海公司的股东，该份通知函是否由崔学锦本人盖章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不予采信。 三、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提交各自与滨海公司签订的《海洋污染应急处置船舶设施使用协议》及滨海公司应付股东租船费用明细，以证明三公司将各自持有的船舶租赁给滨海公司使用，滨海公司应向三公司支付租金。其中，聚丰飞腾公司提交使用协议为复印件，费用明细载明，滨海公司欠付优利来公司租金608万元，欠付远洲公司租金648万元，欠付华顺公司租金336万元，欠付聚丰飞腾公司租金300万元。经贸总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以认可，认为三公司实际控制公司，存在伪造上述材料的可能。一审法院认为，租船费用明细并未加盖任何公章，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可。关于上述三份使用协议即使为真实的，亦不足以证明截止本案争议股东会决议形成之日，滨海公司对上述三公司欠付租金的情况，且根据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内容，滨海公司对上述三公司所负债务为施救费用，而非租金。故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一、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张健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经贸总公司主张上述被告存在滥用行为的事实依据如下：一是滨海公司在海事法院的撤诉行为，二是滨海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将其名下船舶转让给上述股东的行为。 （一）针对滨海公司在青岛海事法院的撤诉行为，根据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可以认定滨海公司在提起撤诉前，已与该案的被告马克劳德公司、切诺亚航运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同意接受5070000元作为其索赔的全部和最终解决方案，故不存在滨海公司恶意放弃债权的行为。另因该案所涉及的清污行动并非滨海公司单独所为，系其与多家公司联合行动，分配方案也是各家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联合作出，而非滨海公司股东的意志，故该事实不足以证明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张健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 （二）针对滨海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将其名下船舶转让给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张健的行为。第一，根据股东会决议的记载，滨海公司名下船舶的无偿转让系抵顶滨海公司所欠股东单位债务。但庭审中，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仅提交了各方与滨海公司之间签署的《海洋污染应急处置船舶设施使用协议》，而未能提交滨海公司欠付其费用的实际有效证据，且该三公司在庭审中所主张的欠付租金与股东会决议记载的欠付款项（施救费用）性质不一致。其次，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陈述称张健系委托他人参与股东会，而根据股东会决议的记载，张健系作为与会代表参会，故该陈述与股东会决议所记载的内容不一致，同时张健在庭审中一再表示其从未参加过上述股东会，说明股东会的召开存在瑕疵。第三，上述股东会决议的召开以及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将船舶最终转让至案外人均发生在经贸总公司向滨海公司、宝裕公司、崔学锦提起诉讼期间，即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在已获知滨海公司为宝裕公司提供担保并被起诉后，仍将滨海公司的财产转移至自己名下并再次转移至案外人，使债权人滨海公司丧失通过该船舶获得赔偿的机会。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存在对滨海公司进行不正当支配和控制的情形，可以认定三公司存在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 （三）张健作为滨海公司的股东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庭审中张健申请对股东会决议、船舶交接协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后经贸总公司认可张健的签名非本人所签，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作为股东会决议的当事人也陈述称张健的签名系张健委托他人代签，故认定张健的签名非本人所签。至于张健的签名是否是其委托他人代签，张健予以否认，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作为直接参与船舶转让事宜的当事方，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张健曾委托他人代签并收到相应的船舶转让款项，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健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 二、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的上述行为是否严重损害了经贸总公司的利益。一审法院已经作出（2017）鲁0202执252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经贸总公司与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一案的执行程序，截止到一审法院最后一次庭审，经贸总公司未执行到任何款项。目前未有任何证据证明经贸总公司存在通过上述执行案件获偿的可能。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将滨海公司的主要财产转让与经贸总公司不能获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认定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的上述行为已严重损害了经贸总公司的利益。 三、如何界定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对滨海公司债务所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经贸总公司主张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对滨海公司所负的全部债务（8023280元及2018年10月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产生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股东的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是单一具体的不当支配和控制行为，而非持续性的过度控制或人格的高度混同，即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认也应当限于该具体的不当支配和控制行为中。据此，本案中股东对滨海公司债务所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应当限于股东不当行为给滨海公司造成的损害范围之内。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将滨海公司的船舶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无偿转让至其名下后又以200万价款转让给案外人，在经济贸易总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船舶转让存在价格过低的情况下，认定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应以200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2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限对滨海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第三人滨海公司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青岛聚丰飞腾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青岛优利来国际船务有限公司、青岛远洲船务有限公司对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6）鲁0202民初7305号民事判决项下青岛滨海海洋防污染有限公司所负的付款义务在200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2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青岛市经济贸易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96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2963元，由青岛聚丰飞腾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青岛优利来国际船务有限公司、青岛远洲船务有限公司连带负担27800元，余款由青岛市经济贸易总公司负担。公告费1350元，由青岛聚丰飞腾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青岛优利来国际船务有限公司、青岛远洲船务有限公司连带负担1050元，余款由青岛市经济贸易总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经贸总公司提交国家企业信息公示信息截图一份。拟证明滨海公司、宝裕公司已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三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能否继续执行涉案滨海公司、宝裕公司、崔学锦与列入异常名录无关。张健对真实性无异议，质证意见同三公司的质证意见。虽各方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提交第一组证据：证据1、立案告知书。证据2、受案回执。证据3、褚桂春担任经贸总公司法定代表人信息查询。证据4、崔学锦与褚桂春资金往来证明。拟证明崔学锦作为滨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存在恶意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财产的情形。同时其又与经贸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褚桂春进行串通，进行利益转移，存在共同损害滨海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案应驳回经贸总公司起诉，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行受理。经贸总公司对第一组立案告知书和受案回执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1.滨海公司何时成立不影响担保的效力，且滨海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2.崔学锦与公司及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本案不应中止审理。对褚桂春担任经贸总公司法定代表人信息查询、崔学锦与褚桂春资金往来证明与本案无关，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张健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也无异议。各方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褚桂春在（2016）鲁0202民初7305号民事判决已认定系经贸总公司法定代表人，且资金往来证明系来自银行，本院予以确认。 第二组证据：证据5、执行裁定书。证据6、拍卖查询信息裁定。证据7、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拟证明经贸总公司未能明确其损失的具体主张。现在可先实现债权数额已经存在1901480元，故其损失范围不明确。其未穷尽全部执行措施，不能否认公司人格。且根据该证据显示，经贸总公司让各股东承担责任的范围不明确。经贸总公司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复印件不予质证。张健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也无异议。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第三组证据：证据8、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1年第4号。拟证明根据法律规定，滨海公司具备一级资质，名下需要有8艘辅助船舶。因此其租用各股东船舶的事实属实，各股东变卖滨海公司船舶进行受偿债权符合实际情况，不存在恶意转让财产问题。经贸总公司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张健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在一审中张健本人也对经贸总公司与滨海公司、宝裕公司、崔学锦的借贷案件提出异议，希望法庭予以重点审查。对法律法规的适用本院根据案情依法适用，对此不予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一）在经贸总公司作为原告诉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作为被告的（2016）鲁0202民初7305号民间借贷纠纷民事判决中，认定经贸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褚桂春。经贸总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及截止到2016年10月24日利息和违约金共计664万元（从2016年10月25日的利息按双方合同的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事实与理由：2011年7月25日，宝裕公司向经贸总公司借款400万元，年息20%，未约定还款时间。协议签订后，经贸总公司履行了全部的出借义务。宝裕公司也一直按照约定每年支付利息至2013年，但之后被告就一直未能偿还利息，多次催要，宝裕公司也多次出具还款计划书，但是时至今日，宝裕公司仅支付了172万元利息，本金和其他利息一直未付；2016年7月30日宝裕公司又向经贸总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约定逾期还款需承担每日万分之八的利息；滨海公司对于宝裕公司的所有债务承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崔学锦以其自有的房屋为借款提供担保。之后虽经反复催要，被告也未能按承诺书内容履行相应的义务。滨海公司辩称，1.根据事实和法律经贸总公司与宝裕公司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经贸总公司并非善意第三人，其明知宝裕公司系滨海公司股东之一，在宝裕公司没有提供滨海公司同意为股东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前提下，要求滨海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宝裕公司、崔学锦经依法传唤未到庭，亦未在诉讼答辩期内提出答辩意见。 （二）一审法院在该案中确认：1.2011年7月23日，经贸总公司（乙方）与宝裕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依据公司章程之规定，于2011年7月21日召开的股东会通过股东孙海占19.5%的股权、股东刘润占19.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股东崔学锦、鲁涛放弃优先购买权。（1）股东孙海、刘润以39万元对外转让给乙方；（2）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乙方按受让股权39万元及拟认缴的投资成立滨海公司361万元，共计400万元交付给甲方。其中乙方应付二股东股权39万元款项，由甲方代为乙方支付给股东；（6）本协议书生效后，乙方按受让股权39万元及拟认缴的投资成立滨海公司361万元共计400万元，按年度分享宝裕公司的利润80万元，按受让股权比例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导致交易不能继续进行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应返还乙方已支付的400万元款项，并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同年7月25日，经贸总公司将投资款4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宝裕公司账户项下。2.2011年7月27日，滨海公司成立，在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中股东或发起人情况中未有经贸总公司登记。2014年12月6日宝裕公司向经贸总公司出具计划书一份，其上载明：经与经贸总公司褚桂春总经理协商，关于还欠经贸总公司红利及注入本金计划如下：（1）自2011年8月始给付经贸总公司红利每年80万元，至2014年8月份止，应付红利240万元，已付119万元，尚欠121万元。计划在2015年8月底前，每月还款15万元，这样在2015年8月份全部还清。（2）经贸总公司注入本金400万元，计划于2015年12月底前还清200万元，这当中应产生红利根据还款情况如实交付。（3）在2014年12月底前还款（应欠红利50万元），并计划在2015年2月底前视情况给付经贸总公司100万元。滨海公司作为担保人身份在该份协议上盖章。3.2015年6月10日宝裕公司及滨海公司共同向经贸总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一份，其上载明：经贸总公司投资宝裕公司400万元成立滨海公司，每年应分得利润80万元（自2011年8月起）。（1）原应付自2011年8月-2014年8月的利润240万元，到2015年6月份已付169万元，尚欠71万元。（2）原应付自2014年8月-2015年8月份利润80万元。（3）以上两项共计应付利润151万元，计划在2015年6月底之前付给经贸总公司71万元，在8月底之前付清80万元。关于400万元本金的还款时间定于2015年底一次性还清，自2015年9月-12月底产生的利润也将在还清本金时一次性还清。4.2015年11月12日，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共同向经贸总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其上载明：（1）计划于2015年11月底还款30万元；（2）计划于2015年12月底还款100万元；（3）计划于2016年阴历年前还清投资本金及余额。5.2016年2月6日，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共同向经贸总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其上载明：原为投资成立滨海公司的注入投资款400万元，因有关手续没能够及时完成，故改投资注入400万元资金，改为宝裕公司借经贸总公司400万元，利息每年80万元。（1）自2011年8月始至2015年8月止应付经贸总公司利息320万元，至今已付172万元，剩148万元。（2）本金400万元……。6.2016年7月16日，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共同向经贸总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其上载明：（1）于本月25日还款150万元；（2）于8月5日还款100万元；（3）于8月31日还款200万元。总计以上还款450万元。我以滨海1号船作为保证。余下本金及利息，计划于2016年12月底还清。7.2016年7月16日，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共同向经贸总公司出具承诺书，其上载明：（1）至2016年7月22日，我公司共欠经贸总公司本金和红利628万元；（2）按照2016年7月16日我所承诺还款计划，……未按期履行；（3）现承诺以本承诺书第二款所列时间继续履行，如若不予履行，每拖延一日，按应还金额万分之八给付利息，依次类推；（4）我将以滨海一号船作为保证，并以本人山东路171号房屋一套作为抵押担保。崔学锦名下登记有位于青岛市市北区山东路171号丙1单元1502户房屋一处。8.该案件另查明，滨海公司现有股东5名，宝裕公司系股东之一，经贸总公司未列入该公司股东名册。崔学锦系宝裕公司及滨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三）该案一审法院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1、滨海公司对经贸总公司提交的与宝裕公司于2011年7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及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向经贸总公司出具的还款协议书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举证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对此，上述协议书及还款计划书均加盖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印鉴，对该印鉴的真实性未作否认，因此对于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2、滨海公司于庭审程序结束后提交滨海公司股东聚丰飞腾公司、优利来公司、远洲公司、张健所出具的《声明》一份，证明上述股东对崔学锦对外担保事宜均不知情，其行为损害了股东的合法权益，其担保行为无效。经贸总公司认为该份证据系在庭审结束后提供，已过举证期限，不同意予以质证。滨海公司在庭审结束后超过举证期限提交证据，依法不应采信，退一步讲，即使考虑该声明的证明效力，对本案的判决结果亦无影响，在后文中详细分析。 （四）该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1.宝裕公司是否应当偿还本案的欠款本息。2.滨海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3.崔学锦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4.关于经贸总公司主张的借款利息及违约金如何计算的问题。 对于焦点一、宝裕公司与经贸总公司就股权转让问题签订《协议书》后，未能实际履行，之后向经贸总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书》《承诺书》等系对前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做的约定，经贸总公司亦以行动表示明知和接受，该约定未违反法律规定，系宝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理应按照承诺书履行。现经贸总公司主张支付尚欠的款项并承担利息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焦点二、滨海公司认为，经贸总公司明知宝裕公司是滨海公司的股东之一，且宝裕公司未向经贸总公司提交滨海公司股东决议的前提下，与担保人达成担保协议，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担保合同无效。另经贸总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行为必须进行产权登记等审批手续，经贸总公司在未履行相应手续的情况下直接与宝裕公司签订出资成立公司协议书，是知法犯法行为，对不可能成为股东的事实是明知的，故经贸总公司与宝裕公司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因此滨海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所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但上述条款并未确定违反该规定必然导致担保无效。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方可认定合同无效。具体到本案，虽滨海公司自称，以及滨海公司其他股东声明称为宝裕公司担保未经股东会形成决议，但公司内部的程序并不能约束第三人，该担保亦未违反法律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无证据证明经贸总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接受还款承诺时具有恶意或欺诈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该担保对善意相对人的经贸总公司而言应为有效。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崔学锦作为宝裕公司、滨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多次就延期还款问题向经贸总公司出具多份还款计划书并加盖两个公司的印鉴，经贸总公司有理由相信崔学锦代表公司作出的担保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行为，应认定经贸总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据此滨海公司为宝裕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合法有效，对于该担保效力予以确认。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保证范围、保证期限未明确约定。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滨海公司应就宝裕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焦点三、崔学锦在还款计划中声明以其自有房屋为宝裕公司提供担保。虽双方并未对此特别约定需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但崔学锦的意思表示真实，系为履行债务所提供的担保行为，该担保行为应认定为有效，崔学锦担保人身份成立。在抵押权未设立的情况下，崔学锦应以担保房屋为限对滨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焦点四、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经贸总公司向宝裕公司投入投资款400万元，按年度分享宝裕公司的利润80万元。之后宝裕公司向经贸总公司多次出具的“欠付青岛市经济贸易总公司投资利润及本金还款的计划书”中，均明确自2011年8月开始每年度给付经贸总公司红利80万元并返还本金400万元。对此，该红利表述应视为宝裕公司承诺返还经贸总公司的利息，折算成利率为年息20%，未超出法律规定的利息限额。据此计算宝裕公司在2011年8月至2016年8月期间，合计应支付利息400万元。经贸总公司在庭审中述称宝裕公司已向其支付172万元利息，因此经贸总公司主张截至2016年10月24日宝裕公司应支付利息228万元、违约金8万元。同时自2016年10月28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0%计算本金400万元产生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宝裕公司、崔学锦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可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青岛宝裕海洋生态净化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青岛市经济贸易总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228万元、违约金8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10月28日起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0%计算本金400万元产生的利息；二、青岛滨海海洋防污染有限公司就青岛宝裕海洋生态净化工程有限公司上述债务的履行向青岛市经济贸易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青岛滨海海洋防污染有限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青岛宝裕海洋生态净化工程有限公司追偿；三、崔学锦就青岛宝裕海洋生态净化工程有限公司上述债务的履行以其名下位于青岛市市北区山东路171号丙1单元1502户房屋价值为限向青岛市经济贸易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2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收取63280元，由青岛宝裕海洋生态净化工程有限公司、青岛滨海海洋防污染有限公司、崔学锦负担。 二、2020年4月23日，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八大峡派出所向优利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海燕出具《受案回执》：王海燕：你（单位）于2020年1月7日报称青岛市市南区崔学锦涉嫌职务侵占一案我单位已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青南（峡）受案字[2020]5号）。2020年5月18日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出具《立案告知书》：王海燕：青岛市市南区崔学锦涉嫌挪用资金一案，我局认为符合立案，现已立案。特此告知。王海燕于当日收到该告知书。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2011年7月23日，经贸总公司与宝裕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经贸总公司按受让股权39万元及拟认缴的投资成立滨海公司361万元，共计400万元交付给宝裕公司；其中经贸总公司应付二股东股权39万元款项，由宝裕公司支付。上述《协议书》签订后，经贸总公司将400万元交付给宝裕公司，并主张宝裕公司未将39万元支付给其转让股权的股东，2011年7月27日滨海公司成立，经贸总公司也未成为滨海公司的股东。2014年12月6日宝裕公司向经贸总公司出具计划书，滨海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该份协议上盖章；2015年6月10日宝裕公司及滨海公司共同向经贸总公司还款计划书，其上载明：经贸总公司投资宝裕公司400万元成立滨海公司，每年应分得利润80万元；2015年11月12日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共同向经贸总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2016年2月6日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共同向经贸总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其上载明：原为投资成立滨海公司的注入投资款400万元，因有关手续没能够及时完成，故改投资注入400万元资金，改为宝裕公司借经贸总公司400万元，利息每年80万元；2016年7月16日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共同向经贸总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我以滨海1号船作为保证；2016年7月16日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共同向经贸总公司出具承诺书，我将以滨海一号船作为保证，并以本人山东路171号房屋一套作为抵押担保。从上述过程看，在2011年7月23日签订《协议书》时滨海公司尚未成立，但经贸总公司知道滨海公司的存在，崔学锦系宝裕公司、滨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2014年12月6日宝裕公司向经贸总公司第一次出具计划书，滨海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该份协议上盖章，直到2016年7月16日，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共同向经贸总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承诺书，经贸总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向滨海公司或崔学锦催要过滨海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在经贸总公司作为原告诉宝裕公司、滨海公司、崔学锦作为被告的（2016）鲁0202民初7305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滨海公司认为经贸总公司明知宝裕公司是滨海公司的股东之一，且宝裕公司未向经贸总公司提交滨海公司股东决议的前提下，与担保人达成担保协议，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担保合同无效。但（2016）鲁0202民初7305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现已生效，滨海公司或滨海公司的股东并无证据证实要求撤销上述判决。另优利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崔学锦的违法犯罪嫌疑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但至今并无最终结果，不知该结果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性。综上，在滨海公司或股东未撤销上述判决或公安机关未破案情况下，聚丰飞腾公司、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要求驳回经贸总公司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三公司可在上述情形确定后再行主张。三公司的其他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滨海公司代表参加清污的公司在青岛海事法院起诉又撤诉，因该案所涉及的清污行动并非滨海公司单独所为，系其与多家公司联合行动，分配方案也是各家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联合作出，而非仅以滨海公司股东的意志做出的，故该事实不足以证明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聚丰飞腾公司、张健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且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滨海公司在提起撤诉前，已与该案的被告马克劳德公司、切诺亚航运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同意接受5070000元作为其索赔的全部和最终解决方案。故不存在滨海公司恶意放弃债权的行为。经贸总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的认定，聚丰飞腾公司、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恶意控制滨海公司放弃巨额债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已有证据证实聚丰飞腾公司、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等股东处分涉案船舶时的价值，经贸总公司对此不认可应提交证据证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中股东的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是单一具体的不当支配和控制行为，而非持续性的过度控制或人格的高度混同，即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认也应当限于该具体的不当支配和控制行为中。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股东对滨海公司债务所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应当限于股东不当行为给滨海公司造成的损害范围之内是正确的。经济贸易总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经贸总公司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聚丰飞腾公司、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上诉请求也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经贸总公司53963元，自行承担；上诉人聚丰飞腾公司、优利来公司、远洲船务公司22800元，自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琳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郭建才 书记员张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