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44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爱菊，女，197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荔男，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丰，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春南，男，195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玺，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倩玉，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国田，男，197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 上诉人朱爱菊因与被上诉人洪春南、原审第三人张国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6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爱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洪春南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讼争借款500万元虽发生在朱爱菊与前夫张国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系前夫张国田个人向洪春南所借，朱爱菊并不知晓该笔债务的存在，且洪春南在原审中也并未举证证明讼争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依法讼争借款不应当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洪春南主张该笔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500万元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依法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纵观在案证据，洪春南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讼争借款用于朱爱菊与前夫张国田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或朱爱菊存在事后追认案涉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朱爱菊认为洪春南关于讼争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不应被支持。在本案发生前，朱爱菊根本不知晓讼争借款的存在。本案发生后，据朱爱菊向张国田的了解，讼争借款发生的原因系张国田个人用于投资与洪春南共同设立的“深圳夏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该情况洪春南也予以确认，所以借款的资金流向是非常清晰的，即“洪春南——张国田——深圳夏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并未流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且朱爱菊对该“深圳夏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情况完全不知晓，朱爱菊虽然在2002年11月18日与张国田登记结婚，但也早已于2017年8月12日与张国田离婚，且在案《离婚协议书》也体现，朱爱菊完全不知晓该“深圳夏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存在，更不可能共同经营该公司。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讼争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明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据朱爱菊向前夫张国田了解，该“深圳夏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至今未产生任何收益分红，该情况洪春南作为“深圳夏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也是知晓的，该情况更加证明讼争的借款不会也不可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并非夫妻共同债务。2.虽朱爱菊账户曾向洪春南账户转款，但该转款行为并不能径直推定讼争借款系朱爱菊与前夫张国田的夫妻共同债务，洪春南仍然应当就讼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举证责任。两笔转账均是前夫张国田使用朱爱菊的银行卡所转，具体情况朱爱菊并不知晓。但即使该款项系朱爱菊所转，也是根据前夫张国田的指示转款，转款行为与追认借款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朱爱菊与前夫张国田虽在婚内存在购房行为，但该购房行为与讼争借款明显没有任何关联性，原审法院以存在购房行为即推断讼争借款夫妻共同债务，明显认定错误。虽然朱爱菊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购房行为，但是仅有两处房产系在讼争借款发生之后，大部分的房产均是在讼争借款发生前的二零零几年期间，明显与讼争借款无关，而且讼争的借款明显未流入任何购房行为。不能仅凭朱爱菊与前夫在婚内有购房行为即推断讼争借款属于夫妻共债，该认定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4.洪春南此前就讼争债务在2016年仅起诉张国田个人的行为也证明洪春南自认讼争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5.朱爱菊在婚内及离婚后一直有正当工作，朱爱菊在2005年即开设美容店有正常收入，具体公司名称为厦门丹婷海清化妆品有限公司，完全可以支撑朱爱菊生活以及日常的消费开支。 洪春南辩称，1.朱爱菊第一个上诉理由认为讼争借款用于投资深圳夏朗，没有流入夫妻共同生活所需，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中，民一庭明确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居民家庭财产结构、类型、数量、形态以及理财模式等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消费日趋多元，很多夫妻的共同生活支出不再局限于以前传统的家庭日常生活消费开支，还包括大量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的支出，这些支出系夫妻双方共同消费支配，或者用于形成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基于夫妻共同利益管理共同财产产生的支出，性质上属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根据上述答记者问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解读，本案尽管金额较大，但是其最终目的是用于形成夫妻双方的长期股权投资，即形成了前述答记者问中的“用于形成夫妻共同财产”。事实上该笔500万元，用于购买房产还是用于购买/增资股权，在法律性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因为固定资产与股权一样，均属于用货币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朱爱菊客观上成为该股权增资部分的共同所有人，依法应该对该共同财产的来源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至于《离婚协议》，则纯粹是讼争500万元债务在二审判决生效的第8天，张国田与朱爱菊急于办理分家析产逃避债务而炮制形成，且发生于夫妻内部的合意，不能证明朱爱菊对张国田的债务毫不知情。至于夏朗公司有没有分红跟本案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作为股权本身的形成已经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至于是否分红、有否分红，只是夫妻基于股权这一共同财产而形成的期待权，影响本案增效扩股部分实实在在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基本事实。而且张国田在深圳夏朗抽逃出资高达2000万元，该笔抽逃款也是被夫妻二人挥霍或用于购置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即使夏朗公司确实没有分红，也是张国田抽逃出资引起的，跟洪春南一点关系也没有，也不影响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2.朱爱菊个人偿还了其中100万元，对借款知情、事实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朱爱菊在张国田借款后，分别于2011年3月2日、7日先后偿还了100万元，说明其对案涉借款以实际行为履行还款义务，可见案涉借款是出于朱爱菊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夫妻一方举债后，配偶可以通过自认、追认等方式确认债务，其主动归还借款的行为足以表明该配偶对债务既明知，又自愿承担。该还款金额高达100万元，已经超过了家事代理的基本范畴，如此高额的还款应该根据生活经验推定其已经得到夫妻的共同确认才能共同处分。3.朱爱菊以其夫妻共同财产购置房产登记于个人名下，说明夫妻的共同财产从张国田的对外投资中整体获益。根据档询结果，朱爱菊于06年、12年、13年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购买了四套房产，且办理了抵押贷款。该等财产的取得系夫妻共同财产购买，以此对应的融资行为也由夫妻共同经营所得偿还贷款，故应夫妻两人在家庭中的分工为，张国田负责对外投资，以对外投资所得收益用于购置夫妻共同财产。虽然一审中朱爱菊提供了工商登记信息企图证明其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独立购买上述房产。但是其并未提供该公司的审计报告、年检报告，更没有提供任何银行流水证明前述房产的购买是朱爱菊以个人收入购买。且张国田的职业本身就是以从事股权投资为主，应该推定张国田融资投资的行为与夫妻双方共同购置共同财产存在客观的必然联系。4.张国田与朱爱菊通过离婚分家析产，逃避债务，将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分部分配给朱爱菊所有，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根据公平原则，也应当判决朱爱菊承担共同还款责任。5.朱爱菊投资经营武汉夏朗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足以推定其与张国田经营的深圳夏朗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关联企业，案涉借款用于深圳夏朗增资扩股，应认定为夫妻二人共同的投资经营行为。深圳夏朗与武汉夏朗，无论从名称还是企业经营范围都几乎一致，同属于通信行业，张国田本人又是夏新电子的原高管。从企业性质及其关联性、二人的婚姻关系等等均足以认定深圳夏朗、武汉夏朗事实上为关联企业。案涉借款既然用于深圳夏朗的增资扩股，当然也可视为朱爱菊与张国田的共同经营。案涉借款应当视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洪春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爱菊对（2017）闽02民终2022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张国田尚欠洪春南的借款本金3671285.37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3671285.3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的标准，从2011年3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0年11月17日，洪春南通过银行转款500万给张国田。同日，张国田向深圳夏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500万元，并实际出资到位。 2010年12月15日，张国田出具借条给洪春南，载明：“兹借到洪春南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利息按1分（年息12%）核算，借期双方暂定为壹年以内。” 2011年1月18日，张国田向洪春南转账支付50.25万元。2011年3月2日，朱爱菊向洪春南转账支付50万元。2011年3月7日，朱爱菊向洪春南转账支付50万元。 2016年5月24日，洪春南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起诉张国田，请求法院判令张国田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按月利率1%，计付2010年11月17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认为洪春南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判决驳回洪春南的诉讼请求。洪春南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中，洪春南自认其分别于2011年1月18日、2011年3月2日和2011年3月7日收到张国田及其配偶朱爱菊支付的50.25万元、50万元和50万元用于偿还借款，张国田对洪春南的自认事实予以认可。 2017年7月18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2民终202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8092号民事判决；二、张国田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洪春南借款本金3671285.37元及相应利息（以3671285.37元，按年利率12%的标准，从2011年3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017年8月4日，（2017）闽02民终2022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2017年8月12日，张国田与朱爱菊办理离婚手续，双方签订一份《离婚协议书》，协议约定：一、双方长期分居，感情上已经完全破裂，没有和好可能，因此，双方均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育有3子女张海清、张海鸿、张海扬均由男方抚养，直至18周岁。女方有随时的探视权，但应提前三日通知男方。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确认共同房产：登记在男方名下的：1.湖里区台湾街1号308室、309室，2.杭州市滨江区临江花园37幢一单元101室，男方同意归女方所有。登记在女方名下的：1.厦门市思明区莲前东路930号702室，2.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路353号503室，3.厦门市思明区莲坂商业广场南区58号，4.思明区云顶中路400号，5.武汉欢乐大道166号纯水岸东湖一期（Ａ-3，Ａ-4）Ｔ2栋3层04室，6.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嘉运大道2号12幢1-2，登记在女方名下的系女方自己购买，仍归女方所有。四、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女方同意给男方及男方父母、子女再居住12年，即截止2029年8月31日，每年的应付房租与女方应支付的子女抚养费相抵，使用期间的物业费等相关费用由男方承担。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有1辆共同车辆，车牌号：闽Ｄ×××××归女方所有。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确认无共同债务，如有，各自名下的债务由负债方自行承担。 2017年12月23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203执5353号之一裁定，被执行人张国田名下无银行存款、车辆、支付宝、股票、股权等财产，已保全查封被执行人名下位于厦门市湖里区房屋产权，此外未查询到张国田有财产。现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且名下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张国田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终2022号民事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7月3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2020年4月16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2民再54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2017）闽02民终202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洪春南原审其他诉讼请求。 另查明，张国田与朱爱菊于2002年11月18日登记结婚，2017年8月12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本案讼争借款发生在张国田与朱爱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洪春南于2019年5月7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闽0206民初61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朱爱菊名下址于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路353号503室房屋、朱爱菊名下址于厦门市湖里区莲花商业广场南区58号房屋、朱爱菊名下址于厦门市思明区莲前东路930号702室房屋、朱爱菊名下址于厦门市云顶中路400号房屋。 一审法院认为，张国田与朱爱菊于2002年11月18日登记结婚，张国田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洪春南借款500万元，用于投资深圳夏朗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根据查明的事实，张国田与朱爱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购置了许多房产，朱爱菊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分别于2011年3月2日和2011年3月7日共向洪春南偿还借款100万元，在二审法院改判张国田还应向洪春南偿还借款本金3671285.37元及利息后，张国田与朱爱菊办理协议离婚手续，张国田与朱爱菊还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双方共有房产、车辆归朱爱菊所有，婚生三子女均由张国田抚养。因此，张国田与朱爱菊的上述行为证明该债务是用于张国田与朱爱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张国田与朱爱菊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所述，洪春南要求朱爱菊对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终2022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张国田尚欠洪春南的借款本金3671285.37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3671285.3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的标准，从2011年3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张国田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愿放弃抗辩权利，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朱爱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终2022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张国田尚欠洪春南的借款本金3671285.37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3671285.3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的标准，从2011年3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735.4元，由朱爱菊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洪春南提交了武汉夏朗通信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朱爱菊经营武汉夏朗通信有限公司，结合朱爱菊一审提供的深圳夏朗公司工商信息，张国田经营深圳夏朗通信有限公司，显然配偶二人共同从事通信行业，张国田本人又是夏新原高管，由此可以推定夫妻共同经营夏朗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客观事实。本案借款用于深圳夏朗的增资扩股，足以认定案涉款项为夫妻共同借款。朱爱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两家公司是完全独立的企业法人，股东并不一样，不能证明两家公司的关联。朱爱菊也没有实际参与经营，只是被挂名。武汉夏朗公司2017年已经被吊销，所以不能证明朱爱菊参与深圳夏朗的共同经营。张国田未作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除朱爱菊认为对（2017）闽0203执5353号之一裁定的表述不当外，其余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各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借款是否系朱爱菊与张国田的夫妻共同债务。本案案涉借款总额为3671285.37元及利息，已大大超过夫妻日常生活所需。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据此，应由洪春南举证证明案涉债务系朱爱菊与张国田的夫妻共同债务。但纵观洪春南的举证，首先，案涉借款系张国田用于投资深圳夏朗通信有限公司，朱爱菊虽是武汉夏朗通信有限公司的股东，但两个公司系独立法人主体，不能因此就认定朱爱菊参与了深圳夏朗通信有限公司的经营，因此，不能因此认定其与张国田共同经营深圳夏朗通信有限公司。其次，朱爱菊虽有归还案涉借款，但不能因其存在还款行为就认定其对案涉借款进行了追认。洪春南亦无证据证明二人存在银行账户中的财产混同情形。因此，还款行为亦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系基于朱爱菊与张国田共同的意思表示。其三，洪春南主张张国田存在抽逃深圳夏朗通信有限公司出资的行为，但抽逃出资与借款用途系两个法律问题，不能因为张国田抽逃出资就认定朱爱菊分享了经营收益，二者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洪春南也无证据证明张国田与朱爱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产资金来源完全来自张国田个人经营所得。洪春南也无证据证明朱爱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任何收入来源，完全依靠张国田的收入维系家庭生活。因此，洪春南据此主张朱爱菊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四，在二审法院改判张国田还应向洪春南偿还借款本金3671285.37元及利息后，张国田即与朱爱菊办理协议离婚手续，张国田与朱爱菊还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双方共有房产、车辆归朱爱菊所有，婚生三子女均由张国田抚养。虽张国田与朱爱菊的行为存在判决后恶意转移财产，侵害债权人利益的可能性，洪春南作为债权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但因此就认定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显然混淆了借款用途与转移财产两个不同的概念。考量案涉借款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应考量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而不是以夫妻是否存在财产转移的情形作为判断依据。因此，洪春南据此主张案涉债务系张国田与朱爱菊的夫妻共同债务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洪春南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债务用于朱爱菊与张国田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其主张案涉借款系张国田与朱爱菊的夫妻共同债务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案涉借款系张国田与朱爱菊的夫妻共同债务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朱爱菊无需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朱爱菊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民初610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洪春南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61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170元，均由洪春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欣欣 审 判 员 许 莹 审 判 员 胡林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代梁君 代书记员 郭 琛 附：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