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58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勇，男，198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洪梅，贵州众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琴，贵州众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柳州市北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27298084XF。法定代表人：欧志永，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程雪球，女，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雨秋，公司员工。上诉人毛勇因与被上诉人广西第三建筑公司（简称广西第三建筑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28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毛勇上诉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事实及理由：一、本案一审庭审违反民事诉讼法之辩论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租赁合同关系应被认定。首先，本案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双纵十一路项目由被上诉人承建（该承建情况经有关部门公示，且被上诉人在其答辩和庭审中均予以自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属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双纵十一路项目部（下称双纵十一路项目部）签订《机械租赁合同》，且该涉案合同在项目部所在地签订，依相关法律规定，项目部对外发生的责任应当由施工单位予以承担。本案虽仅有双纵十一路项目部签章，但项目部仅是被上诉人企业内设机构，法律法规对企业的印章管理并没有明确规定，施工企业的印章管理仅是企业内部文件，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关于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毕节金海湖新区双山片区双纵十一路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使用范围的函（桂建集团三建函[2018]115号）》仅函告“贵州毕节双山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即涉案工程的业主单位），可见被上诉人印章的管理，并不能就该涉案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免责，被上诉人以其非合同相对方所作的抗辩不成立。其次，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单方出具《毕节金海湖新区双山片区双纵十一路（原双纵四路）工程施工经理部管理机构及组成人员名单》中的人员虽未出现在涉案租赁合同、机械结账清单中，该名单应向社会公布，至少应在双纵十一路项目部及该工程施工现场公示。2、庭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证人当堂作出的证言已足以证明上诉人的涉案设备挖机在被上诉人双纵十路工程工地操作施工。涉案租赁合同已被实际履行的事实应予以认可。三、一审对于应查清的基本事实未查清。本案完全可能存在违法转包、分包或者挂靠的情况，即本案涉案机械租赁合同完全可能是产生在上诉人与实际施工人或者违法分包、转包人或挂靠单位之间。根据相关司法审判指导：在建筑施工企业、实际施工人与第三人买卖、租赁等合同纠纷案件中，应当查明建筑施工企业与实际施工人的协议内容及其他相关事实，以确定建筑施工企业与实际施工人法律性质及效力，确认是否属于工程挂靠、转包、违法分包协议。其次，考虑到本案涉案合同的签订权利外观、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及背景，本案完全可能存在职务行为、表见代理或者建筑施工企业已经予以默认等情况。四、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1、本案一审法院加重了上诉人的证明责任。本案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和履行中均处于劣势地位，上诉人无法得知双纵十一路项目部有无签约的实际权利，无法核实与其接触的人员是否被上诉人员工，无法去规范被上诉人的结算行为。因此与上诉人每月作结算的清单原件由被上诉人一方单方面保管，对方只出具复印件，如此种种，上诉人认为，本案中一审审理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合理。2、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属项目部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签订地在该项目部，该项目部印章虽然不是授权委托书，但其与建筑单位有密切联系，具有专有性，起着证明代理权的作用。因此，双纵十一路项目部客观上具有代理权的外观表象。上诉人作为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双纵十一路有代理权而与之订立合同，构成表见代理。广西第三建筑公司答辩称：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我公司不是本案案涉合同的相对人，案涉合同所加盖的印章是他人伪造，我公司已提出证据证明我公司在案涉项目有且只有一枚印章，故我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二、本案属于租赁合同纠纷，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当严格尊重合同相对性原则。不管该项目是否存在转分包行为，上诉人均应向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而非我公司。三、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及证人出庭作证，均无法证实案涉的设备在案涉项目现场作业，其提供的项目现场照片只能证明该项目属于我公司施工，与上诉人所提出的设备无关。其次，证人非我公司所聘请，工资也非我公司发放，证人证言不能客观真实的反应现场的情况，不具备证据的效力。我公司从未承租上诉人的机械，也从未对案涉合同、结算单进行追认，上诉人主张其出租的设备已进场施工作业，应当举证证明机械已进场作业，以及证明其所完成的工程量得到我公司的确认或者追认。但综合全案证据来看，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不仅没有我公司的盖章或者签字确认，结算单的签名人员非我公司员工，也非项目管理人员。另外，上诉人提供的四份结算单没有签字，部分还是复印件，其所完成的工程量并未得到最终的确认，结算单作为重要的权利凭证，上诉人应妥善保管，其保管不当，以至举证不能，则将责任推给我公司，严重违反了相关规定。本案纠纷属于民事法律纠纷，诉讼地位属于平等主体。上诉人代理他人签订合同时或者结算时，未要求其合同相对方及签名人员提供与我公司有关的身份证明文件，也未向我公司核实相关人员的身份情况，其主观上并非善意且无过失，客观上，案涉合同的签订人员及结算人员，并未持有具有代理人身份的介绍信、授权委托书等，也没有证据证明合同签订人员及结算人员作为我公司的业务员与上诉人有我公司承认的长期的业务往来。上诉人主张本案存在职务行为、表见代理的，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但上诉人并不能证明，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合同签订人员及结算人员的签字行为是属于个人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要件。我公司在一审提交的项目经理管理机构及组成人员名单，是经过现场公示或者报备的，且提出该证据是我公司的权利而不是义务。上诉人认为李超、杨某某、张某某是职务行为、代理行为或者表见代理的，其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不是由我公司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告毛勇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租金213635.00元及资金占用费（以213635.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从被告应付租金之日计算至租金支付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查明，原告于2018年6月8日与“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双纵十一路工程项目部”签订了机械租赁合同，但不能证实系与被告广西第三建筑公司所签。同时原告提供了2018年4月至10月机械结账清单复印件7张，其中有两张由张某、杨某签名，另外五张无人签字确认，对有签名的两张，原告不能证实系被告员工所签。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应当提供有关证据证实本案的租赁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首先，原告提供的机械租赁合同不能证明是被告与原告所签订，该合同上名为“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双纵十一路工程项目部合同专用章”的公章与被告提供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名为“广西第三建筑公司毕节金海湖新区双山片区双纵十一路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的公章完全不同。原告提供的工程机械转让合同、发票、操作证、现场照片并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了涉案租赁物：1、该转让合同系原告向他人购买挖机所签；2、操作证系证人吴某的职业证书；3、发票系现代融资租赁公司租金发票，与本案无关；4、现场照片系工程项目部照片，不能证实涉案租赁物交付情况。其次，原告提供的机械结算清单有五张没有签名，另外两张不能证实系被告的员工所签，且原告提供的机械结账清单是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账户明细清单也没有被告支付原告租金的银行往来记录。最后，证人吴某的证言仅证明为原告驾驶挖掘机的情况，不能证明原、被告有租赁合同的法律关系，证人庞某的证言，证实庞某到该工程项目部收取租金，但没有相关证据佐证。另外，根据被告提供的书证，被告的毕节金海湖新区双山片区双纵十一路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与原告提供的租赁合同上加盖的公章截然不同，被告在该工程方面仅有一枚公章，同时已在公安机关备案，并已发文明确该公章的使用范围，且被告证实在工程开工审报表上向建设单位贵州毕节双山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开工时使用该公章，证实了该公章的使用情况。综上所述，原告不能证明该合同系与被告所签，且不能证实合同的履行状况，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自己的主张，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毛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0.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250.00元由原告承担。二审诉讼中，毛勇向本院举示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身份证复印件、《机械租赁合同》；第二组证据，图片及随附名单；第三组证据，影像资料；共同证明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属案涉项目部之间签订机械租赁合同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2.上诉人实际履行该涉案机械租赁合同，被上诉人对所欠上诉人涉案机械租金有支付义务。上诉人质证意见：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事实的证据，在一审中能够提交而不提交的，在二审中不应作为证据使用。故请求法院依法裁判。对身份证的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第一小组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租赁合同与本案无关，且该租赁合同正在大方县双山法庭审理中，我公司对该租赁合同的签章及签字行为均不予认可。故不能在本案作为证明其证明目的的证据使用。我们对三份租赁合同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合同上所加盖的印章非我公司印章，且合同上的签名人员也非我公司员工，或者没有我公司的授权，其无权代理我公司对外签订任何的合同。对关于案涉工程项目管理办法文件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文件没有我公司的任何签章，不能证实是出自我公司处，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处罚决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持疑，首先我公司无法核实该公章的真伪，由法院认定。其次，该份证据也恰好证明我公司在案涉项目有且只有一枚技术资料专用章，不存在案涉合同所加盖的印章。再者，我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关于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毕节金海湖新区双山片区双纵十一路工程技术资料专用章使用范围的函，已经明确该枚印章使用的范围仅限用于技术资料、工程档案资料上，禁止用于为我公司以外单位人员发任职文件或各种聘书，郭先红非我公司的员工，也非我公司所聘请的管理人员，该枚技术资料专用章不能用于聘用文件上，因此该份文件不能证明郭先红是我公司的管理人员。如果上诉人主张郭先红是我公司聘请的人员，其应当举证证明郭先红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或者社保缴费证明。最后，我公司也从未委托过任何人向上诉人支付过机械租金。我公司与郭先红也从未有过任何资金往来，因此，郭先红向上诉人支付租金的行为不能证明上诉人与我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郭先红的行为也不构成对我公司的表见代理。同时该组证据并未能体现杨柏香有权作为财务管理人员与上诉人进行资金结算，不能提交杨柏香的身份。对安全文明施工区域责任牌及治安保卫责任分解、义务消防队员名单，对该两组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首先，该两份证明名单在何时何地拍摄无法证实，其次，该拍摄名单不全，不能真实客观的反应案涉项目的管理人，且该两份证据的人员名单并非是案涉项目的管理人员名单，属于不同的两个名单。再者，现场的人员名单与我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三个管理人员名单不一致，但上诉人提交的名单与我公司提交的名单同样证明了李超、杨柏香、张某某及郭先红均不在管理人员名单上，更不属于我公司的管理人员。上诉人既然已经到了现场看过公示牌，也了解了相关人员，我公司在案涉项目自始至终都未进行过李超、杨柏香、张某某及郭先红作为我公司的施工管理人员，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权利外观，不构成表见代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当庭播放的影像资料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除了第二、第三组拍摄于2020年9月7日下午是在诉讼过程中形成的，其他影像资料的形成时间无法证实，不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且简某、林义锋另案起诉我公司，其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客观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与简某、林义锋之间的利害关系非常明显，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证明与本案的租赁合同存在关联性。毛勇申请的证人简某出庭主要陈述：简某与毛勇是合作伙伴，简某的推土地机与毛勇的挖机在一个土地上干活，双方是在工地上认识的，简某的推土机在被上诉人公司的工地上干活。简某的合同是在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公司金海湖新区双纵十一路项目部签订的，签订合同的地址与合同上的地址是一致的。金海湖新区只有一个双纵十一路项目部。简某在项目上推土机的租金是郭先红支付的。毛勇申请的证人林某出庭主要陈述：毛勇的挖机2018年在广西三建毕节职教城里面租赁给广西三建干活是事实。两份机械租赁合同是我与三建公司签订的，在双纵十一路项目部里面签订的。工地上无其他项目部了。我合同上的签字人是李超，公章是项目部的合同专用章。签订合同后，基本上广西三建都没有按照合同给租金，我的机械在工地上从4月份干至12月份。双纵十一路我认识的人李超，当时好像是项目部经理，是主要负责人，还有杨柏香是管我们所有机械的，郭先红是负责财务的，我们每次去结算都是郭先红。工地上除了我的挖机，其他机械设备还多得很。我之前联系我的挖机进场是找李超联系的，我也是听其他人说李超是项目经理，他没有向我出示过与三建公司有关的身份证明。杨柏香拿租赁合同给我们签订，李超直接签名的，签订合同的时候他们都在的，他们是项目负责人，我们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向我们出示证件。郭先红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我租金的。毛勇认为两位证人是和毛勇同时在广西三建所属的双纵十一路上出租他们的机械设备，且三份机械租赁合同加上毛勇的总共四份合同签章都是毕节金海湖新区双纵十一路项目部合同专用章，签字都是李超，足以说明涉案的机械租赁合同是真实存在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属的双纵十一路项目部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构成表见代理。签订的地点都是在项目部，因为项目部不具有合同主体的资格。因此，涉案合同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两位证人的证言都提到他们所接触的双纵十一路项目部的负责人员为李超、杨柏香、郭先红，李超是与他们签订合同的人，郭先红是向他们支付租金的负责人，足以说明，接触的人员、合同上的签章、签订的地点，构成了表见代理。上诉人实际履行了涉案机械租赁合同的机械操作义务，被上诉人对涉案的机械租金未付的部分有支付义务。广西第三建筑公司对证人的质证意见：对两位证人的证言均不认可。不应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首先在庭审时，针对三建公司的提问，上诉人及上诉人的代理人提醒证人简某拒绝回答我公司的提问，存在串供伪造证据的嫌疑。其次，李超及杨柏香、郭先红作为本案的关键人物，证人简某对我公司的提问拒绝回答，而证人林某也只是听说李超、杨柏香是项目的负责人。综上，很明显的说明了，上诉人或者两位证人对李超或者杨柏香签订合同或者结算时，均未要求对方提供与我公司有关的身份证明文件，其主观上并非善意且过失，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对毛勇所举第一组证据中的《机械租赁合同》、第二、第三组证据，广西第三建筑公司均不认可，不认可的理由成立，且凭该三组证据难以达到举证人的举证目的，本院对该三组证据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人简某、林某的证言，因二人所陈述的实事缺乏相应证据印证，且二人和毛勇的利益在对广西第三建筑公司上具有一致性，故该证言本院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经二审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毛勇与广西第三建筑公司是否建立有租赁合同关系，广西第三建筑公司应否向毛勇支付租赁费及资金占用费。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毛勇主张与广西第三建筑公司建立有租赁合同关系，举证责任在毛勇一方。毛勇所举的证据《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承租方为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双纵十一路项目部，其称该项目部为广西第三建筑公司的项目部，广西第三建筑公司不予认可，毛勇需进一步举证证明该项目部系广西第三建筑公司的项目部。但毛勇未举出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诉称其提供的证据及证人当堂作出的证言足以证明其涉案设备挖机在广西第三建筑公司双纵十路工程工地操作施工，因即便毛勇在该工地上施工，也不当然就能认定广西第三建筑公司承租了毛勇的挖机，事实上承租毛勇挖机的就是毕节市金海湖新区双纵十一路项目部，该项目部与广西第三建筑公司有何法律关系需毛勇举出有效证据证明。其次，毛勇上诉称一审对于应查清的基本事实未查清，本案完全可能存在违法转包、分包或挂靠的情况。因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毛勇如主张本案存在转包、分包或挂靠，其应承担举证的责任，而非人民法院主动调查的范围。即便存在违法转包、分包、挂靠，亦不当然就认定广西第三建筑公司需对毛勇的租金承担清偿责任。第三，毛勇上诉所称的表见代理，其所提供的承租方合同签字人为李超，支付租金的郭先红，机械结账清单上的签字人张某、杨某等人，广西第三建筑公司均不认可这些人是其员工，毛勇无有效证据表明这些人代表了广西第三建筑公司，也不能以合同是在案涉项目所在地所签或这些人在项目所在地工作便认为这些人有权代表主西第三建筑公司，故毛勇所称的表见代理依据和理由均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毛勇主张与广西第三建筑公司存在租赁关系的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加之，毛勇所提交的机械结算清单等证据属复印件，复印件中又有5张无人签字确认，这些证据难以认定租金的欠付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经查，一审法院并未驳夺毛勇的辩论权，也不存在加重毛勇的举证责任问题，毛勇对此所提出的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毛勇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依据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0元，由毛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洪审判员  张雄审判员  殷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