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1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升文，男，197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开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贵州宜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勇，男，196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市农业试验中心，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镇北衙路**。法定代表人：杨**胜，职务：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兵，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邓升文因与被上诉人邓勇、贵阳市农业试验中心（以下简称农业中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3民初4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升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一审仅仅以补偿协议内容中表述的不规范便认定邓勇对上诉人的损失未确认，完全是断章取义，割裂了补偿协议的结果，补偿协议本身就是对邓升文与邓勇之间此前权利义务关系及责任的确认，签署协议的行为就是对损失确认的行为，协议很明显分三个部分，其一是双方此前关系的事实陈述，其二是上诉人损失的金额确认，最后是损失如何承担的约定，而一审法院完全无视协议最为重要的责任承担部分，实为断章取义。二、补偿协议书写内容的瑕疵并不能排斥甚至否认上诉人依协议而向上诉人请求支付补偿款的权利，首先，根据农业中心陈述，中心家属之女与中心之间矛盾确实存在，而该矛盾的解决农业中心未有任何措施，结合证人蒋某的证言，无疑证实了上诉人与邓勇之间关系及上诉人代表农业中心这一事实。其次，补偿协议中所书写上诉人的损失是安抚中心家属子女的损失是邓勇书写故意留的漏洞，上诉人的损失不仅仅包含安抚中心家属子女的安置款，也包含按照邓勇的承诺准备中心办公楼施工工程的前期进场损失，补偿协议中的表述也可以证实。三、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邓勇应依法依约履行协议内容，该协议是邓勇自愿、亲笔拟定，协议签订过程双方均多人在场，协议不存在无效、可撤销的事由，应属合法、有效，邓勇辩称其是受胁迫所书写的理由不成立。四、上诉人二审中将补充提交了一系列证据证明上诉人损失的事实。邓勇辩称，当时是因为上诉人打电话发短信威胁我，协议是因为他把合作社的肥料等扣下来的情况下签订的，我精神受到伤害，家庭不得安宁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当时没有喊他拿钱安抚职工家属子女，没有任何承诺，证人蒋某当时都是多次堵工的，证人证言都是不可采信的。邓升刚是上诉人的哥哥，威胁犯罪的事情我们都是报案的，至今对方还有物资没还，只是还一部分，拿钱没有通过单位，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补偿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涉及补偿用钱是必须要上办公会议的，上诉人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应该支持上诉人的请求。农业中心辩称，邓升文安抚子女的事情没有事实依据，单位没有安排过让他安抚家属子女，协议与我方无关，对方陈述的修办公楼土石方和家属子女与保利集团的土石方工程有矛盾不是同一件事，单位实际是没有任何工程的，对方拿出邓升文赔钱的时间和依据。邓升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款项20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6821元（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31日起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1907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3月18日为491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邓勇向邓升文出具一份《补偿协议》，载明：由于保利公园2010项目拆迁，贵阳市农业试验中心家属子女要求做土石方工程，造成了一些不稳定因素，邓升文帮助中心做了一些安稳工作，没有形成恶性事件，农业试验中心考虑到当时这些具体情况，曾表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邓升文，后由于种种原因试验中心办公楼无法动工，致使邓升文没有得到土石方工程做。据邓升文本人讲，他安抚农科所（试验中心）家属子女花去了贰拾万元。现邓升文要求当时的试验中心副主任邓勇补偿他所花的二十万元，为了不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损失，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双方共同信守：一、按邓升文要求邓勇补偿他二十万整，时间在2019年5月30日以前；二、此协议签订后，邓升文要负责督促邓升刚在三天内把和开阳隆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向所有财务手续和合作社负责人结清，不得拖延。三、此协议签订后邓升文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邓勇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也不得干涉合作社的正常工作。五、在二十万元没给邓升文以前，合作社存于邓升文家的复合肥不能动。证人为：邓升刚，曹阜强。被告邓勇称曹阜强系其侄儿。2019年4月14日，被告邓勇向开阳县公安局就其被敲诈勒索一案提出控告，开阳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于该日向被告邓勇出具一份《受案回执》。2019年5月8日，开阳县公安局向被告邓勇作出一份《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你于2019年4月12日提出控告的开阳县邓勇被敲诈勒索案我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发生，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2019年7月，邓升文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邓勇支付其款项200000元及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黔0103民初8002号民事裁定书，以该案可能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裁定驳回邓升文的起诉。后原告知晓开阳县公安局未对邓勇控告敲诈勒索案立案侦查，故又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如前诉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述称：没有证人蒋某陈述的补偿家属子女签字领钱的资料。原告主张被告农业中心承担责任的依据为被告邓勇原系农业中心的副主任，其行为代表农业中心，对于原告主张的20万元，虽经证人证言证实收款金额为8万元，但原告因与被告邓勇之间的协议在安抚农业中心家属子女过程中的损失不仅包含该费用，也包含了前期的经常准备工作，损失因是被告邓勇没有按照口头约定导致。被告邓勇述称：我曾经是农业中心的副主任，分管科研生产，在2017年6月因为计划生育问题被开除；我方没有委托邓升文安抚职工家属，原告通过邓书林认识我，原告与蒋某他们是一起的，当时我代表单位承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农科所家属承包土石方工程，但并非是针对原告作出的承诺；原告威胁的方式体现为要举报我超生的事情，其与社会帮派认识，担心其对我家人造成伤害。被告农业中心述称：邓勇曾经是农业中心的副主任，但是不分管基地管理站工作（就是安抚家属的问题）。对被告邓勇提交的以下证据：1、短消息，并未举证证明对话对象身份，不能确认系与原告对话，且内容系向纪委实名举报，该行为不构成威胁，故一审法院未予采纳。2、举报材料，系被告邓勇陈述，不能证明其受到敲诈勒索。3、会议纪要、结算清单均为复印件，且内容与本案无关，故一审法院未予采纳。4、通话录音三份，根据被告邓勇陈述，其中威胁语言主要体现为：如果我不归还合作社榜单、公章，原告就要杀害我年幼子女，录音中所指要还就还20万元是会议纪要中的20万元。其所证明的目的与本案20万元无关联，故一审法院未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被告邓勇虽向原告出具承诺，承诺在2019年5月30日前补偿其20万元，但该20万元在邓勇出具的承诺中载明的用途、数额为“据邓升文本人讲，他安抚农科所（试验中心）家属子女花去了二十万元……”，而非被告邓勇确认的用途及金额，故邓升文还应举证证明存在其安抚农业中心家属子女花费20万元的事实。庭审中，原告申请的证人蒋某述称，原告邓升文安置家属款项金额约为8万元，是签字后支付的款项，其证言与承诺中邓升文所述金额不一致，原告也不能提供该签字资料，即原告是否向农业中心家属支付过款项、款项金额存疑，证人所述称该8万元也无证据佐证，故原告主张被告邓勇、农业中心向其支付20万元，缺乏事实基础，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邓升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01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邓升文负担（已预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安置费用清单两份，餐饮结算单一份，参会人员名单及签字名单一份，收款单一份，拟证明2010年9月因农业中心家属子女发生矛盾，邓升文作为农业中心和邓勇的代表对家属子女进行安抚，2010年9月17日安排家属子女19户，一同吃饭，餐饮费4392元，安抚家属子女支付的安置款八万元，当时没有签字，事后是因为家属子女代表蒋某让家属子女签字，但是没有具体金额，一审庭审后，上诉人找到领款家属子女补签领款的金额，其中两户没有找到，所以没有签字。农业中心经质证认为餐饮单子是不能证明谁吃的饭，不能作为证据，收款单子签字是做什么都没有内容的，谁都可以写。有贵阳市农业试验中心盖章的单子确实有的，但是与邓升文无关，需要原件，复印件是有可能篡改内容的，对单子有异议，单位出的土石方工程是与保利谈的协调函，与上诉人无关，但是与办公楼的土石方是不存在的事情，2010年的时候没有拆完，何来修办公楼一说，不存在赔偿的事情，我们的单位赔偿款都是2012年才到位的，该项工作才做完的。有农科所抬头的单子不是单位工人签字的，农科所是1999年的事情，2002年是改为贵阳市农业试验中心的。而且与项目无关。安置费用清单与单位无关，单位不会委托邓升文做安抚工作，邓升文与单位没有任何关系，证据都无法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邓勇经质证，其质证意见与农业中心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证据是伪造的。第二组证据：土地租用合同及收条各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应被上诉人的要求为办公楼租用挖机及项目部产生的租金，因被上诉人长期未实现承诺导致上诉人支付停工的租金，共计66800元，租用的贵阳市农业试验中心的场地，由邓勇的侄儿曹阜强收取租金，合同是后面曹阜强补签的，当时只是拿了钱。农业中心经质证认为2017年这一片地是要开始拆迁的，单位开始拆了的，但是航天项目是2017年8月开始的，该份合同涉及的地与本案无关，是上诉人与曹阜强的租赁合同。收条也是与本案无关。邓勇经质证认为收条租挖机的事情与单位和个人无关，没有人喊他租挖机，租挖机是为了强揽工程。合同是与曹阜强签订的，是为了骗取补偿签订的假合同的，租金交付的证据是没有的，与本案无关。邓升文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领钱的事情，因为他是家属子女。农业中心经质证，认为两位证人陈述当时领钱的情况是不一致的，有当场领钱的，有今年领钱的，证言不可信。邓勇经质证，认为证人证明了自家提供的东西陈述都是前后不一致。邓升文还申请证人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蒋某作为家属子女的代表，钱是给家属子女，中间是给蒋某的。他领款过程有与上诉人接触，上诉人为了办公楼租用挖机产生的费用。农业中心经质证，认为证人陈述现场签字领钱，为什么还要后补，既然是二十万，证人提出是八万，金额不符合，邓勇作为当时的副职，不是法人，不能代表单位表态，不能代表单位，工程的进场必须要走平台的，土石方工程要经过平台招标的，任何人做出的承诺是无效的。邓勇经质证：邓升文与我的通话录音证明上诉人及证人证言都是虚假的，系恶意诉讼。经本院二审查明，2010年9月16日贵阳市农业试验中心向贵阳保利投资公司出函载明载明：由于2009-17号地块一级土地开发，涉及我中心科研试验用地收回，在原中心耕种的职工子女向中心提出就业安置的诉求。经座谈，职工子女提出请贵公司安排土石方给他们作来进行安置，按贵司提出的“让他们自行选出负责人和贵公司直接对接，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的原则”。2010年9月15日下午参会家属子女选出由蒋某负责，……。邓勇提交的与邓升文的通话录音中（第9页）邓勇陈述：安抚嘛就是喊这些人不要闹事，事情搞下来是要走程序的……。安置费用清单显示邓升文安置家属子女花费8万元。此外，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邓升文安抚农业中心家属子女的事实客观存在，上诉人在二审中补充提交的安置费用清单虽系上诉人事后制作，但该签单有多名领款人签字捺印，再结合相关证人证言，邓升文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其安抚家属子女花费了8万元。邓升文虽依据补偿协议要求邓勇支付20万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安抚农业中心家属子女花费8万元的事实，对于邓升文提交的餐饮收据以及租赁合同等证据因与安抚家属子女无关联性，无法证明其安抚家属子女花费20万元的事实。故本院认定邓勇应向邓升文支付补偿款8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从协议约定支付届满之次日即2019年5月31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邓勇辩称案涉协议系受胁迫所签，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关于农业中心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因邓升文无证据证明其安抚家属子女工作系农业中心委托或授权，且补充协议并无农业中心签字和盖章，邓升文要求农业中心承担责任于法无据，本院对邓升文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升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20）黔0103民初4715号民事判决；二、邓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邓升文补偿款8万元及利息（利息以8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31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三、驳回邓升文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01元，由邓升文负担1321元，由邓勇负担8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02元，由邓升文负担2642元，由邓勇负担17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俊审判员 李云鹤审判员 姜彦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曹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