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3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红运，女，198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赤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洪恩，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才高绣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宾舍村板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29EN4460。 法定代表人：李海燕，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兆伟，浙江德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乾，浙江德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胡红运与上诉人绍兴才高绣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才高绣品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不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6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红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才高绣品公司支付双倍工资差额88000元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入职前双方约定工资标准为8000元/月，实际也是按照该标准发放，对方予认可。不过，对方认为包括加班工资、补贴等在内，应由其举证。双方工资系对用人单位的惩罚性措施，不应以是否提供劳动来衡量。一审判决认定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日期为2020年6月1日，故双倍工资计算期限应从胡红运入职的第二月即2019年6月中旬计算至解除之日共计11个月。 才高绣品公司辩称，胡红运称应以8000元/月计算其双倍工资差额，与事实不符。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实际于2020年1月已解除，双方约定的工资包括所有待遇在内为8000元/月。 才高绣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20年1月起解除。事实与理由：1.胡红运于2020年1月春节放假起便未再上班，2020年5月胡红运来到绍兴表示愿意在我公司继续上班，我公司也同意为其安排岗位，但其以学不会小样机为由拒绝我公司的安排。因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1月已结束。2.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1月解除，双方于2020年5月对重新建立劳动关系协商不成，故一审判决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判令我公司支付对方经济补偿金，不符合事实。胡红运称其需要其丈夫接受降薪方案后才能上班，我公司从来没有相关意思表述，系其丈夫的自行揣测。即使胡红运的丈夫不来上班，我公司也愿意为胡红运安排工作岗位。3.胡红运入职后，我公司曾要求与之签订劳动合同，但其并未要求与我公司签订，我公司从未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我公司依法支付工资、缴纳社保，故胡红运主张支付双倍工资没有事实依据。 胡红运辩称，本人工资8000元/月，应支付本人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期间的11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 胡红运于一审时的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从2020年6月1日起解除；2.请求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2000元(1.5个月×8000元/月)；3.请求被告支付原告双倍工资差额88000元(11个月×8000/月)；4.请求被告补缴2019年5月-2020年5月的医疗保险。 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于2019年5月中旬进入被告处工作，担任绣花机操作工作，月工资8000元，被告迄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20年1月，原告在与被告结清工资后回老家过春节。原告的丈夫陈永三同在被告处工作。2020年5月，被告向陈永三提出将其月工资调低至10000元，另需调动原告的工作岗位，陈永三不予以同意，被告遂要求原告及陈永三不再上班。自2020年1月春节放假起，原告未再上班。另，根据社保缴费信息显示，被告为原告交纳截至2020年4月止的养老保险。2020年6月9日，原告向绍兴市柯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受理决定。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酿成本案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应依法受到保护。原告于2019年5月中旬进入被告处工作，被告同意解除双方间的劳动关系，但对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原告主张自2020年6月起解除，被告则主张自2020年1月起解除。该院认为，原告于2020年1月回家过春节，此后发生疫情、工作岗位变化等才导致双方产生劳动争议，该院结合原告提供的录音资料形成时间以及其提请劳动仲裁时间等事实以及双方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认定原告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时间节点合理并据此予以采纳。围绕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该院作以下分析评判。一、关于原告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原告主张其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理由是被告降低原告丈夫陈永三的工资并改变原告的工作岗位，变相辞退原告，故被告应按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按每月8000元标准向原告支付1.5个月经济补偿计12000元。被告对此不予认同。该院认为，原告与其丈夫陈永三同在被告处上班，被告在与原告夫妇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降低陈永三的工资标准，同时变更原告的工作岗位，但双方未就此达成一致，在此情况下才导致被告与原告夫妇解除劳动关系，此解除情形应属用人单位依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关系，应承担支付经济补偿。据此，原告向被告主张支付经济补偿，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针对经济补偿的具体数额，依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1.5个月经济补偿，月工资可按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即8000元计取，总额为12000元。二、关于原告要求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原告主张双方间自2019年5月建立劳动关系始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至原、被告于2020年6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应按月薪8000元标准向原告支付该期间11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该院认为，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事实表明，原、被告间早于2019年5月始建立劳动关系，至2020年6月解除劳动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原告在2020年1月春节放假后未再给被告提供劳动，故原告要求支付11个月双倍工资差额不妥，该院支持其中原告正常工作期间的7个月双倍工资差额。被告辩称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原告，但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应以原告所在岗位对应的标准工资为计算基数，由于双方对标准工资未能充分举证证明，该院结合查明的事实按2019年6月起的7个月工资总额的70%计取该项双倍工资差额，其数额为39200元。三、关于原告要求补缴2019年5月-2020年5月的医疗保险的问题。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对于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产生的社会保险争议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据此，原告要求补缴社会保险的请求不属法院受案范围，该院不作处理。综上所述，该院对于原告诉求中的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对其不合理部分，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判决一、原告胡红运与被告绍兴才高绣品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20年6月1日起解除；二、被告绍兴才高绣品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胡红运双倍工资差额39200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2000元等合计51200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胡红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绍兴才高绣品有限公司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该院交纳。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解除、胡红运的双倍工资标准及时长等问题。本案中，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而解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胡红运自2020年1月离开才高绣品公司后直至2020年5月才返回，期间双方并未因就劳动关系的解除达成过一致意见，故一审判决综合胡红运及其丈夫陈永三与才高绣品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确定双方于2020年6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因胡红运在劳动关系解除前的几个月时间内并未在才高绣品公司实际工作，才高绣品公司也未支付其工资，胡红运要求按照11个月计算其双倍工资差额，依据不足。对于胡红运的标准工资，双方均未予以充分说明，一审判决酌定以胡红运的月收入的70%计取其双倍工资差额，亦无不当。综上，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并不充分，其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合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胡红运负担5元，由上诉人绍兴才高绣品有限公司负担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 云 审判员 姚 瑶 审判员 茹赵鑫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叶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