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6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某1，男，1969年8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正阳，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川，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某2，女，197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裕操，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永胜，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某4，女，196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某3，女，197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4，基本情况同上。原审第三人：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凤凰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1157435972905。法定代表人：杜某，职务：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丹丹，国信信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慧婷，国信信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嘉安花园嘉顺一街**首层之一、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1150784496174。法定代表人：韦某，职务：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章平，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国飞，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某1因与被上诉人冯某2、冯某4、冯某3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1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黄咏梅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冯某2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冯某2与冯某1、冯某4、冯某3和黄某某母亲共同按照法定继承，继承因第三人征收被继承人所有的广州市南沙区xx街XXX路XXX街139号［穗房证字第××号]签订的《国有划拨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项下的合同权利义务，其中黄某某母亲占四十八分之四，本案冯某2与冯某1、冯某4、冯某3各占四十八分之十一；2.诉讼费用由冯某1、冯某4、冯某3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冯某某（于2016年9月3日死亡）和被继承人黄某某（于2003年4月22日死亡）是夫妻。自越南回国后，冯某某和黄某某于1978年被安置在陆丰华侨农场工作，1986年从陆丰华侨农场到原国营珠江**侨农场工作，后退休。冯某某和黄某某婚后共同生育四名子女，即冯某2和冯某1、冯某4、冯某3。冯某2曾向公安机关、陆丰华侨农场和原国营珠江**侨农场调取冯某某父母和黄某某父母的相关情况，但仅在黄某某的档案登记中载有黄某某母亲居住在英国的信息，而冯某某的父母、黄某某的父亲均无记载。双方当事人当庭均确认：冯某某的父母先于其死亡；黄某某的父亲先于其死亡，黄某某的母亲卢某某（音）于2019年去世，但双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卢某某身份情况和其生育子女的情况；冯某某和黄某某均未订立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坐落于广州市南沙区xx街XXX路XXX街139号（XXXX区四区东方队）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穗房证字第××号）的权属人是黄某某，该房系1986年所建的难侨房，系黄某某与冯某某婚姻存续期间所建。因国家建设需要，前述房屋已被征收，冯某1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第三人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作为丙方的第三人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签署了《国有划拨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编号为穗南开土地珠拆[2018]0005号）。上述补偿安置合同记载乙方被征收房屋的具体情况：xx街XXX路XXX街139号（XXXX区四区东方队），房屋登记面积42.40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穗房证字第××号）；土地使用权面积38.5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珠江管理区国用（1996）字第005812号、000293号]，房屋结构为混合结构。无证房屋面积44.58平方米，房屋结构为混合结构；无证房屋面积29.98平方米，房屋结构为砖木结构。经确认的应补偿房屋面积为116.96平方米。乙方选择的补偿安置方式为产权置换方式，乙方在嘉安××安置区选择置换安置房，置换高层住宅（带电梯）185.64平方米，合计置换185.64平方米。参考“穗南开管办[2018]2号文”第三十七条规定，乙方申请按被征收人户籍人口数、按人均25平方米另行购买安置房。经共同确认，乙方户籍人口数为6人，乙方申请另行购买高层住宅(带电梯)150平方米,按2014年市场评估价的60%即3480元/平方米，购房款为522000元。乙方可置换与可购买的安置房面积之和为335.64平方米，但其意向获得的安置房总面积为344平方米（位于嘉安××安置区），其超出335.64平方米以外的部分房屋按安置房置换/购买合同签订当年度安置房的市场评估价进行购买。上述补偿安置合同记载乙方因拆迁所获全部补偿金为681284.4元，第三人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当庭称：补偿安置合同约定货币补偿部分征收办已向冯某1支付了614454元，剩余66830.4元是合同约定的临迁费，由于冯某1通过摇珠选定了两套房，该两套房的面积分别是67.5755平方米、58.7968平方米，因此临迁费的计算需按照原来安置面积185.64平方米减去126.3723平方米（上述两套房屋面积）后，即59.2677平方米计算，故支付临迁费应是21336.48元。又因冯某1与征收办签订了周转房租赁合同，租金共计19393.92元。根据补偿安置合同的约定该部分租金应从临迁费中扣减，扣减后征收办应支付给被征收人的临迁费为1942.56元。冯某2、冯某1、冯某4、冯某3当庭确认冯某1已领取614454元，尚余1942.56元在2020年6月1日（一审庭审时）仍未发放。另查明，无证房屋面积共计78.49平方米属于1989年1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前所建。再查明，双方当事人曾于2018年4月签署了关于明珠湾项目安置补偿事宜的授权委托书，在该授权书中冯某2、冯某4、冯某3不仅委托冯某1办理产前安置补偿的费用领取等事宜，且约定了将安置房中的一间57平方米和一间67平方米的安置房分配给冯某4、冯某3、冯某2，其余安置房为冯某1所有。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冯某1提出的应按照双方当事人2018年4月所签授权委托书中对安置房分配的约定进行继承的意见，经查，该约定遗漏了继承人即黄某某的母亲卢某某，侵犯了卢某某的合法权益，故该约定无效，对冯某1的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冯某1提出的无证部分的房屋系其出资所建且对房屋进行了修缮，故无证部分房屋并非被继承人的遗产的意见，经查，首先，冯某2、冯某4对冯某1的该意见均不认可。其次，冯某1提交的《广州市珠江管理区住宅用地审批表》仅记载1996年其作为申请人曾申请58平方米用地申请，但未能提供其申请用地已办理土地使用证，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44.58平方米的无证房屋是其出资建造在该申请用地上。最后，冯某1申请证人钟某出庭用于证实29.98平方米的无证房屋是其出资所建且对有证和无证房屋进行了修缮。证人钟某在接受冯某1询问“有无帮冯某1建房”时，回答“2006年他让我建了一间29点几平方米的房屋，是冯某1给的钱”；在回答冯某2询问时，回答“房子部分维修、部分加建、主要维修”；在回答冯某4询问有无建过房时，回答“2006年维修过房”；在回答法庭询问冯某1找其做过何种工程时，回答“2006年改窗口、杂物房、厨房重贴瓷砖”，在回答法庭询问有无为冯某1建房时，回答“没有”。因钟某在回答当事人及法庭询问时，前后矛盾，且冯某1未能提供如建房合同、购买建房材料凭证等其他与建房相关的证据，而冯某2和冯某4均否认无证房屋系其所建。综上，冯某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无证房屋实际所有者是其，故对冯某1的该意见不予采纳，该44.58平方米和29.98平方米的无证房屋属于被继承人冯某某和被继承人黄某某的遗产。关于冯某1提出的其与被继承人共同居住，对被继承人赡养多，在继承时应当多分的意见，经查，冯某2及冯某4均否认冯某1赡养父母较多，且冯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故对冯某1的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冯某1提出的安置房中一部分按照征收政策在册户籍人口可每人购买25平方米的安置房，因其、其妻子、儿子的户籍地均属于××街××街××号房屋户籍人口，故可购买的75平方米安置房不属于遗产的意见，经查，不论是谁代为签订了拆迁补偿合同，按户籍人口可另行购买的安置房面积、户籍人口奖励金、应补偿房屋面积奖励金等都是由房屋被拆迁而衍生的补偿或奖励，该权利义务与被征收房屋具有一致性。因此，139号房屋的户籍人口并不能因其户籍在被征收房屋处，就当然成为拆迁安置补偿的受益者，而是由被拆迁房屋的合法继承人，依法继承，故对冯某1的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法定继承纠纷。冯某某与黄某某是夫妻关系，婚后共生育四名子女，冯某4、冯某1、冯某3、冯某2；冯某某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黄某某的父亲先于其死亡，母亲卢某某后于黄某某死亡。对此，双方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位于xx街XXX路XXX街**房屋系被继承人冯某某、黄某某夫妻存续期间所建，是其二人的遗产，依法由其二人的继承人即黄某某母亲卢某某、冯某2、冯某1、冯某4、冯某3依法继承。黄某某死亡后，前述房屋产权份额的二分之一应属冯某某的个人财产，另外二分之一属于黄某某的遗产由其母亲卢某某、丈夫冯某某和子女冯某1、冯某4、冯某3、冯某2继承，继承份额均等，各分得六分之一，即各分得前述房屋产权份额的十二分之一。卢某某已去世，但因双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其身份情况和继承人的情况，故对其继承的份额予以保留，待查清其继承人后另案处理。冯某某共分得前述房屋产权份额的十二分之七，冯某某死亡后，其分得的前述房屋产权份额的十二分之七，由其继承人冯某1、冯某4、冯某3、冯某2继承，继承份额均等，各分得四分之一，即各分得前述房屋产权份额的四十八分之七。综上，冯某2、冯某1、冯某4、冯某3各继承前述房屋产权份额的四十八分之十一。现前述房屋被征收，已签署了《国有划拨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故该合同中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应由冯某某和黄某某的继承人依法继承，即冯某2、冯某1、冯某4、冯某3各继承《国有划拨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中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的四十八分之十一份额，卢某某继承《国有划拨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中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的十二分之一份额，予以保留，不在本案中处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编号为穗南开土地珠拆[2018]0005号《国有划拨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中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由冯某2继承四十八分之十一份额，冯某1、冯某4、冯某3各继承四十八分之十一份额；二、驳回冯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743元，由冯某2负担438元，由冯某1、冯某4、冯某3各负担435元。判后，冯某1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以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3.改判编号为穗南开土地珠拆[2018]0005号《国有划拨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中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由冯某1继承55/86（220平方米/344平方米），冯某2、冯某3、冯某4各自继承3l/258（124平方米/344平方米/3）；4.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鉴定费、公证费等)由各继承人按继承比例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中四位继承人已经对遗产继承达成一致合意，一审法院认定协议无效没有依据。冯某2、冯某1、冯某4、冯某3已经于2018年4月签署了案涉139号房屋安置补偿项目的委托书，该委托书明确约定了将安置房中的一间57平方米和一间67平方米的安置房分配给冯某4、冯某3、冯某2，其余安置房为冯某1所有，该约定是四位继承人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和说服力，且不存在法定的协议无效的情形。即便一审法院认为须保障卢某某(音)的权益，也应当在双方当事人协议的基础上，按比例扣除保留卢某某(音)的份额，剩余部分份额则与卢某某(音)完全无关，应继续按照委托协议约定来履行。由于本案为继承纠纷，本身就涉及到当事人家庭内部情、血脉等复杂的家族关系，人民法院应当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内部约定，尽可能缓和双方矛盾，而一审法院在事实不清、法律依据不充分的前提下，强行突破继承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将案涉139号房屋采用全部一刀切的方法，重新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配，破坏了当事人家庭成员间的平衡，直接激化了家庭矛盾，损害了更大的法益，于事实无理、于法律无据。再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保管单位。”一审法院为卢某某(音)预留了继承份额，却未指定保管人，导致双方当事人和卢某某(音)都无法使用，该份继承份额丧失使用价值，是对任何一方都无实际意义的裁决。二、一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遗产范围及划分举证责任错误。本案案涉的主要遗产即是位于广州市南沙区XXXX区XXX路XXXX街139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建筑面积为42.40平方米，始建于1986年；无证部分共计74.56平方米，由冯某1出资分别于1996年、2006年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冯某2主张要求继承139房无证部分的份额，但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无证部分房屋系冯某某、黄某某的遗产范围。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物权因登记公示产生社会公信力，权利凭证上记载的内容才具有权威性。本案未有证据证明无证部分房屋是在两被继承人婚姻存续期间建设，将该74.56平方米无证部分房屋认定为两被继承人的遗产属于严重认定错误。冯某2辩称不同意冯某1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1.《国有划拨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衍生的全部权益来源显然是涉案广州市南沙区XXXX区XXX路XXXX街139号房，所以一审法院以拆迁合同衍生的全部权益作为继承的全部标的是正确的，而且冯某1在二审阶段混淆概念，广州市南沙区XXXX区XXX路XXXX街139号房本身就是待继承标的，只是因为拆迁已经灭失，所以本案的继承标的转化为由该房屋衍生的全部拆迁补偿权益。而且，不能仅仅因为自然人的户籍在被征收房屋内就可以成为拆迁的受益者，受益者有且仅有应当确定权利的继承人。所以，该衍生的回购安置房权益也是属于遗产标的。2.涉案授权委托书的用途仅仅是应拆迁单位的要求以及方便拆迁工作来进行签署委托性质的文书，最终的继承权益的确定，应该以最后签署确定的补偿协议权利义务及在查明的全体继承人正式开始继承之后为准。而且，该委托书仅是针对可直接置换的面积份额来进行的约定，目前，拆迁合同确定可回购的房屋是尚未落实，而且拆迁单位也确认并非直接用拆迁补偿款来用于抵扣回购房屋的价格，补偿款已经另行发放给冯某1了。因此，委托书上载明的内容不能及于未进行回购房屋以及没有约定处理的拆迁补偿款。3.关于冯某1陈述卢某某(音)的预留份额，我方认为一审的处理是正确的，是否指定遗产的相关管理人只是执行的问题，与本案处理实体继承法律关系没有直接关联，一审判决是正确的。而且，涉案授权委托书也因涉及到卢某某(音)的权益处分而依法无效。冯某4、冯某3辩称不同意冯某1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与冯某2一致。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共同辩称：我方没有意见，由法庭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裁决。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并没有要求本案继承人签署协议，这是他们内部的事情，我们只是要求有委托书签署安置合同就可以了。涉案房屋的征收拆迁是依法依规进行的，我方在拆迁过程中已经依法对各方当事人如实披露了涉案拆迁房屋的全部权利义务。至于涉案《国有划拨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中，被征收人的权益义务的分割是冯某1与冯某2、冯某4、冯某3之间的内部家庭事务，我方从未进行干涉，而且具体如何分割由法庭依法裁决。但是，对于预留给卢某某(音)的份额应当在冯某1与冯某2、冯某4、冯某3中指定保管人，如不指定保管人，我方在实际履行中存在困难。本案二审期间，冯某1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冯家人微信群’、‘冯某1与冯某4’、‘冯某1与燕德’微信聊天语音公证书及文字翻译，拟证明直至2019年8月，冯某2与冯某4、冯某3均明确作出意思表示认可《委托书》中的内容，按照《委托书》的约定分配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所得的房屋面积。冯某1于2019年1月17日才通过远方亲戚得知卢某某在英国去世的消息，由亲戚照料送终。2.卢某某临终前照片及葬礼通知，拟证明卢某某于2019年1月16日在英国去世。3.钟某明、钟某棠证人证言及所附房屋照片（混凝土结构），拟证明1996年钟某明、钟某棠为冯某1建设44平方米混凝土房屋，并由冯某1个人出资，不属于被继承人遗产范围。4.黄某强证人证言，拟证明案涉被征收房屋有30平方米是在2004年后建设的，不属于黄某某、冯某某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5.钟某建设房屋照片（砖木结构），拟证明2006年钟某为冯某1建设30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并由冯某1个人出资，不属于被继承人遗产范围。冯某2、冯某4、冯某3不同意冯某1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并发表意见：上述证据早就在本案一审前就已经形成了，并且由冯某1持有，但其却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故不能作为二审新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并且，法院应当对冯某1逾期举证的行为进行司法惩戒。质证意见如下：1.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并不能达到冯某1拟证明的目的。微信聊天的背景都是针对我方仅仅了解涉案拆迁合同有180多平方米面积的回迁房，所以才有授权委托书上约定的57、67平方米归我方的相关方案，但实际上，不管是授权委托书还是各方签订的其他文件均没有对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衍生的补偿款以及可回购房屋进行分配，而冯某1主张的所谓回迁房屋面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回购的房屋尚未成就，本案第三人也确认并非使用补偿款直接抵扣回购款，所以拆迁协议的第二部分是可回购的部分，实际上是赋予了继承人可回购的资格，而不是直接确定回迁房屋。因此，聊天记录中关于57、67平方米讨论的问题，并不能达到冯某1拟证明的目的。其次，‘冯某1与燕德’微信聊天记录中的“燕德”在冯某2的记忆中是她们的舅舅，但我方不太确定该真实性，由法庭来核实。本案存在遗漏继承人的情况，应当为卢某某(音)预留继承份额。因此，各方当事人就涉案继承标的的处分属于遗漏了必要的当事人，相关的方案和协议是无效的，并且此前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只能视为对涉案继承标的的确定，继承方案尚未有效地完成，应在诉讼中依法裁决。2.对于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燕德”微信聊天记录的意见一致。3.对于证据3、4、5的三性均不予确认，钟某明与黄某强并没有出庭作证，而且仅仅是其单方的陈述，也没有提供当时任何的书面实质证据予以佐证。而钟某棠是在一审出庭的证人，一审法院已经很细致地查明了其陈述的事实是前后矛盾的，并非是其陈述的当时的建房仅仅对涉案房屋的修缮行为，并非原始的建设，而且相关的无证部分房屋本身就作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标的罗列在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中，相应的权属包括各方当事人及拆迁单位共同确认的是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标的。否则在动迁开始，冯某1就会提出就该部分进行独立的拆迁补偿来协商。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同意冯某1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并发表意见：由于上述证据是冯某1当庭提交的，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由法庭依法核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坐，坐落于广州市南沙区xx街XXX路XXX街**XXX区四区东方队）房屋登记权属人是黄某某，系黄某某与冯某某婚姻存续期间所建，属于两人的共同财产。黄某某与冯某某生前没有订立遗嘱，故该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现该房屋被征用拆迁，遗产已转化为征用拆迁合同项下原广州市南沙区xx街XXX路XXX街139号房屋所产生的权益。征用拆迁合同中订明被征收的房屋为xx街XXX路XXX街139号，包括有证房屋面积和无证房屋面积，对于无证房屋的权属，一审已作详细的分析评述，本院予以认同，冯某1的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无证房屋的权属人。对于合同中订明的购买安置房和按被征收人户籍人口的奖励金，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办公室(征用拆迁合同丙方)已明确表示购买安置房和按被征收人户籍人口的奖励金基于房屋而来，利益应当归被征收人而不是给具体户籍人员，故这部分权益亦为遗产，冯某1主张该部分的权益不属于遗产，本院不予采纳。黄某某与冯某某去世后，冯某2、冯某3、冯某4、冯某1曾对拆迁补偿安置的房产进行约定，由于遗漏了黄某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卢某某，侵犯了卢某某的合法权益，且遗漏合法继承人参与协商对冯某2、冯某3、冯某4、冯某1之间的约定构成根本性的改变，故该约定无效。对于卢某某可继承的遗产是否需指定保管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保管单位”。因本案对仅明确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并未对遗产进行分割，故无需在本案指定保管人。综上，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冯某1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所提交的证据为逾期举证且不足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冯某1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3486元，由上诉人冯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黄咏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龙劲文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