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7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辉，男，1982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毅，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梦娟，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武汉保利文化广场****及**。负责人：金桂贤,该分公司管理部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雨，女，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院**楼**1001、1002/div>法定代表人：崔胜植,该公司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雨，女，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员工。上诉人叶辉因与被上诉人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以下简称三星武汉公司）、被上诉人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2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叶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毅、饶梦娟，被上诉人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雨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叶辉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11月1日，三星武汉公司发现叶辉曾因出差时乘坐朋友车辆、自驾、火车票遗失…打印假火车票进行报销，共7次，金额共计408.5元”明显错误，这并不是客观事实。三星武汉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叶辉报销的那几张2014年的火车票是假的，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叶辉那几次出差是乘坐朋友车辆或者是自驾出差等。上面认定的事实只是三星武汉公司的单方辩称，并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认定的情况下对这一情况进行事实认定明显错误，火车票的真假由铁道部门进行认定或者税务部门认定，不是由三星武汉公司自行陈述，就如驾照的真假由交管部门进行认定，并且三星武汉公司违反民事诉讼基本的诚信原则，因为原来报销已经过层层审批，不存在问题。2.三星武汉公司所谓的虚假报销的事件是在2014年，而作出处罚是在2017年底，已过去三年，三星武汉公司明显是另有目的，就是要解除叶辉的劳动合同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三星公司在中国市场全面崩盘，导致其逐步退出中国市场，但是又要解决员工补偿的问题，于是采用此种方式。叶辉的票据存放在三星武汉公司，且已经审查通过，应由三星公司、三星武汉公司自行承担责任。3.公司承认报销票据上的时间叶辉确实出差，出差肯定会产生出差的费用，交通费实属必须，三星武汉公司称叶辉存在虚假报销交通费的情形，三星武汉公司需要举证证明叶辉存在重复报销，否则三星武汉公司的主张不成立。现在暂且不论叶辉是通过何种交通方式出差，那么既然必然会产生交通费，而叶辉又没有同一次出差报销两次交通费，那么就说明是正常的报销而不是虚假的报销。如果是既报销了火车票、又同时报销了油费、过路费等，那才能说明叶辉存在虚假报销。而三星武汉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4.一审法院关于叶辉入职地点认定错误。叶辉是武汉人，合同签订也是在武汉，在合同签订后公司安排在武汉培训了半个月，之后就去宜昌工作了半年，再之后才被公司安排去荆州工作。所以上诉人叶辉的入职地点根本就不是荆州，而是在武汉入职之后，经过多次派遣，后来才去的荆州工作，因此，叶辉在武汉之外的地方工作就应当享受公司的外派福利。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三星武汉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事实确认书》和《人员异动调查表》，但是叶辉在质证时已经明确对真实性进行了否认，并且对这两份证据的内容和签字提出了字迹鉴定。2020年7月1日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终止鉴定告知书，理由是因提供的鉴定比对样本未获得双方认可，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但是实际上未获双方认可的比对样本只是对于签字的样本，并不是关于内容的样本，鉴定中心也承认三星武汉公司并没有提供关于内容鉴定的样本。在通知书出来后，叶辉多次向承办法官联系说明此事，希望其能够向鉴定中心核实，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向鉴定中心核实此事，并且仍将举证责任划归叶辉。导致最后鉴定无法进行被退回的原因是由于三星武汉公司没有按照要求提供关于内容鉴定的样本。而事实上，叶辉在三星武汉公司工作了十余年，三星武汉公司完全可以提供足够的样本，该公司完全是主观刻意不配合鉴定。因此，无法进行字迹鉴定的过错方在三星武汉公司，三星武汉公司应当承担鉴定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不是要求叶辉承担举证责任。既然三星武汉公司认为叶辉存在不实报销，那么就需要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否则就不能证明叶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现在由于三星武汉公司自身的过错不予配合导致鉴定不能进行，说明三星武汉公司的证据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三星武汉公司现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叶辉存在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因此其作出的惩戒通知书和解除劳动通知均违法。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而一审法院认为不符合明显错误。2.现在暂且不论叶辉2014年是否存在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情况，假设叶辉2014年存在虚假报销，那么，公司也不能根据《员工手册》对其进行处罚，因为该《员工手册》是2016年才制定的，三星武汉公司不能依据后面制定的规章制度对之前的行为进行处罚。而且按照三星武汉公司的说法，员工只要存在虚假报销，哪怕是一元钱，也是严重违纪，可以解除劳动关系。我国法律虽然对于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立法的精神和原则，公司也不能随意定义严重违纪。只有真的违纪行为非常严重，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是造成极大影响才算严重违纪。而只有达到严重违纪，公司才能行使解除权。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答辩认为：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具有合法有效的证据已证明叶辉存在虚假报销行为。首先，叶辉书写的《事实确认书》已确认其累计7次使用假火车票用于虚报差旅费，且叶辉认识到此事的错误及严重性，并愿意补偿。其次，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提交的叶辉的假火车票样张、刷卡单等，均可证明叶辉使用假火车票用于虚报差旅费。除在前期提交的时间出入的相关证明外，叶辉提交给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的虚假火车票样张扫描二维码体现出来的信息与票面信息均不一致，也能证明叶辉提交的火车票样张为虚假火车票。再者，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在审核报销文件时，基于对员工的信任、关怀及报销的效率性上考量，都是采用“报销时形式审查，事后抽查”的形式，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于2017年收到其他员工对叶辉的举报，对叶辉的报销材料进行抽查，未违法、违规，也未违反诚信原则。2.虚假报销无论何时发现，均不能否认其虚假报销的定性。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是接到员工举报才对叶辉进行抽查，无论何时发现，都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法律、法规及公司的规章制度中均无事后不可追责的规定，公司系合法解除劳动关系。3.三星武汉公司《员工手册》等文件已经明确规定“提供虚假的报销单据属于严重违纪”，叶辉也签字同意。若差旅费产生，应当提供实际产生的差旅票据，而非提供虚假的票据来报销，这是最基本的道理。4.关于入职地点，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提交的人员异动调查表，明确叶辉的入职地点为荆州，且有叶辉的签字认可。入职地不是以“哪里人”来进行认定，也不是以劳动合同签订地来认定。此外，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也明确约定了叶辉工作特殊性（销售类）及工作地点调整的正当性，根据劳动合同第二章第4条之约定“根据甲方的岗位和行业作业特点，乙方的工作地点按照…基于乙方的工作性质，其具体工作地点具有不固定性…并安排乙方在湖北省等多处区域工作”，叶辉签字认可且已实际履行。至于外派福利，叶辉不属于外派人员，不享有外派福利。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正确。叶辉对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否认，应当自行提供反驳举证。叶辉申请笔迹鉴定，应当由叶辉提交符合规定的样本，其屡次不按照要求提交笔迹鉴定材料后，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也主动提交了部分双方签署的协议、文件等鉴定材料给一审法院，但叶辉均无正当理由不予认可其亲笔签署的文件，叶辉的行为属于浪费诉讼资源。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依法制定的《员工手册》均为根据法律、法规的更新及实际情况的变化对既往《员工手册》进行微调更新，且根据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书第三章第3条的约定，可证明及确认，在劳动合同签署时就已经存在《员工手册》，且叶辉也已书面确认知晓与认可。另外，根据叶辉在入职时签署的《廉洁自律承诺书》经费处理“虚假凭证挪用经费”、《个人承诺书》的第6条、叶辉2009年签署的《员工手册》第18页第21项等规定，叶辉自2007年入职时起，就明确知悉提供虚假报销材料即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有权依据相关规定依法解除与叶辉的劳动关系。叶辉均是在已知悉规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虚假报销行为，公司并非以后来制定的规章制度对之前的行为进行处罚。用人单位有依法自主制定规章制度的权利，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的《员工手册》对轻微违纪、一般违纪、严重违纪进行了明确详细的划分与规定，合情、合理、合法。叶辉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316,777.9元(即181,015.94÷12×10.5×2=316,777.9元)；2.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支付其外派补贴76,000元[即(1,000+2,000)×24+2,000=76,000元];3.诉讼费由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8月9日，叶辉在荆州办理入职手续，与三星武汉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于2014年3月1日晋升为课长。叶辉自入职起至2016年9月期间的工作地点在湖北省,2016年9月之后的工作地点在湖北省武汉市。2014年8月1日，叶辉与三星武汉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第十四章第一条约定：“甲方(即三星武汉公司)的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员工手册》等)及双方签署的各类书面协议均属合同的主要附件，其效力与合同条款等同，乙方（即叶辉）确认在签订本合同的同时，已经收到并知晓认可前述文件。三星武汉公司的《员工手册》第8章第5条第105项规定，虚报资料、提供虚假或不实的报销单据或擅自篡改记录或伪造各类单据、报表的属于严重违纪行为。2017年11月1日，三星武汉公司发现叶辉曾因出差时乘坐朋友车辆、自驾、火车票遗失无法向公司提交火车票用于报销时，托朋友在宜昌打印假火车票进行报销，共7次，金额共计408.5元。2017年12月15日，三星武汉公司就将于2017年12月19日起与叶辉解除劳动关系的事项告知工会，三星武汉公司工会委员会于当日予以答复。2017年12月19日，三星武汉公司向叶辉发出《惩戒通知书》，因叶辉虚报资料、提供虚假或不实的报销单据报销差旅费用，根据《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员工手册》第8章第5条第105项的规定，对叶辉给予解除劳动合同的惩戒措施。2018年1月23日，叶辉向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令:1.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向叶辉支付21个月的赔偿金316,777.9元；2.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支付叶辉外派补贴76,000元。该委作出昌劳人仲裁字[2018]第28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叶辉的全部仲裁请求。叶辉对该仲裁裁决书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依诉予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叶辉主张《事实确认书》、《人员异动调查表》上的内容并非其本人书写及签名，为此其向一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但因鉴定样本未获得双方认可，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决定终止鉴定工作。叶辉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三星武汉公司的《员工手册》第8章第5条第105项规定，虚报资料、提供虚假或不实的报销单据或擅自篡改记录或伪造各类单据、报表的属于严重违纪行为。叶辉已详细阅读并了解《员工手册》规定的各项内容。2017年11月1日，三星武汉公司发现叶辉曾在出差乘坐朋友车辆或自驾、火车票遗失时托朋友在宜昌打印假火车票进行报销，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行为。2017年12月19日，三星武汉公司向叶辉发出《惩戒通知书》因其虚报资料、提供虚假或不实的报销单据报销差旅费用，对其给予解除劳动合同的惩戒措施，且在事先征询了工会的意见。三星武汉公司与叶辉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的情形，故对叶辉要求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叶辉主张2016年9月之前工作地在荆州，且为课长，属于出差，应享受外派福利，但叶辉系在荆州办理的入职手续，且未能举证证明其属于外派至荆州，故对叶辉要求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支付其外派补贴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叶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予以免收。二审期间，叶辉向本院申请证人李某、崔某出庭，本庭予以允许。李某出庭陈述证言为：2015年夏天公司向其询问叶辉和另外一位同事何时到宜昌，一般待多久，使用什么出行工具，住哪里等情况。三星公司到宜昌询问员工虚假报销情况。叶辉经常出差到宜昌办理事情，时间较长，来不及赶返程车的时候会把信用卡密码告诉李某帮忙结账。叶辉去宜昌出差乘坐火车或汽车。叶辉出差宜昌和武汉往返期间没有帮叶辉打印或购买车票。大概知道公司和叶辉存在争议，但不清楚叶辉是否存在虚假报销的情况。崔某出庭陈述证言为：2015年三星的监察部门到宜昌跟李某沟通过叶辉的情况。具体沟通什么内容不清楚，因为没有和崔某本人沟通，是和李某在宜昌的办公室沟通，崔某当时是三星投资公司华中公司负责彩电部门的。没有帮叶辉买过或取过票，也不清楚其出差乘坐的交通工具，不清楚叶辉是否存在虚假报销的情况和公司的调查情况。叶辉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可证明叶辉不存在虚假报销；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核实，上述证言也不能证明叶辉不存在虚假报销的情形。叶辉另向本庭提供租房证明、房产证复印件，来源于房东刘勇，拟证明叶辉是在武汉被招聘后，2007年9月-2008年2月被派遣到宜昌并在宜昌工作、居住，之后才调到荆州工作，而不是在荆州入职，应一直享受异地补贴，但根据公司规定异地补贴上限两年，因此诉请两年在荆州的异地补贴。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但没附上证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也未到庭，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叶辉是在宜昌居住被外派到荆州，是否租房与是否在宜昌工作没有关系，即使在宜昌租房也不符合领取异地补贴的条件。二审期间，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向本院提交2007年《廉洁自律承诺书》、2007年《个人承诺书》、2009年《员工手册》，拟证明叶辉对《廉洁自律承诺书》、《个人承诺书》、《员工手册》均予以签字确认，其从入职之日起就已知晓并认可虚假报销行为属于严重违纪行为，且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可根据规章制度以及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叶辉质证认为：对2007年《廉洁自律承诺书》、2007年《个人承诺书》的真实性均有异议，非叶辉本人签名，对《员工手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非叶辉本人签名，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核，对叶辉提供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但对证人证言是否能达到叶辉的证明目的，对此本院认为，两位证人陈述的内容可以印证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对叶辉是否存在虚假报销的行为曾进行调查，但两位证人也客观陈述对叶辉是否存在虚假报销的行为并不知晓，也不清楚公司最后的调查结果，两位证人的陈述较为客观，可以证明公司对叶辉进行过调查，但不能直接证明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存在捏造叶辉虚假报销的行为，也不能直接从证人证言中推定叶辉不存在虚假报销的行为。租房证明类型应属于证人证言，刘勇并未出庭，且租房证明、房产证复印件只能反映房屋租赁情况，并不能直接证明叶辉属于外派人员，符合和满足异地补贴的发放条件，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提交的证据，叶辉虽对《廉洁自律承诺书》、《个人承诺书》真实性存在异议，但未提供实质性反驳证据，对《员工手册》真实性表示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虽然《员工手册》显示的为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但可以证明叶辉知晓三星公司制定的相应规章制度和规则，本院对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二审期间：叶辉向本院提交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对两份《事实确认书》的内容和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对此，叶辉虽对署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在仲裁时并未在仲裁委指定的期限内提出笔迹鉴定的申请，且叶辉已向一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因鉴定样本未获得双方认可，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决定终止鉴定工作。《事实确认书》并非为本案进行实质处理的唯一评判依据，本案以现有证据和查明的事实，结合双方的举证义务和能力综合对本案予以评判，故本院对叶辉该项申请不予准许。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针对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一审提交的《员工手册》，叶辉质证意见为“《员工手册》是2016年1月1日才印发，原告收到《员工手册》是2016年2月2日，被告所举证报销的事实是在2014年发生的，不能溯及既往”；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提供的2009年版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员工手册》第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情形，员工存在以下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之一的，公司有权依法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补偿（6）有打架、斗殴…弄虚作假…”。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承担法定的举证责任。故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性问题，应由用人单位对解除劳动关系的事由和解除依据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处理程序的合法性等问题提供相应的证据。本案中，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叶辉出具的《个人承诺书》、《廉洁自律承诺书》可知，叶辉理应知晓公司的规章制度，即使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规章制度根据用人单位的需要予以细化和完善，但从现有证据中可以反映弄虚作假行为、虚报和伪造行为本身属于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所禁止和可以据此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故三星武汉公司在本案中据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依据的《员工手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叶辉也未证明《员工手册》等规章制度的制定未经过民主议定和公示程序，故《员工手册》作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体现，合法有效，对叶辉具有约束力。再则从叶辉在三星武汉公司任职经历来看，其作为公司员工理应受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其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作为劳动者的应有之义，故叶辉认为三星武汉公司的规章制度对其不适用的理由不成立。上述文件作为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一种严厉的、带有惩处性质的行为，将使劳动者丧失工机会，故劳动合同法在赋予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以保障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的同时，为了防止用人单位滥用解除权，随意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必须从实体上审查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是否按照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具体到本案：三星武汉公司解除与叶辉的劳动关系的理由为其虚报资料、提供虚假或不实的报销单据报销差旅费用，并提供《事实确认书》作为解除依据，叶辉虽对署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在仲裁时并未在仲裁委指定的期限内提出笔迹鉴定的申请，在向一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后，也因鉴定样本未获得双方认可，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决定终止鉴定工作。叶辉作为提出异议的一方，未举证证明已穷尽所有途径和方式提供符合要求的鉴定样本，也未举证证明针对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主张的报销不实的票据、票面信息与扫描信息不一致的情况提供实质性反驳证据或作出合理解释。叶辉主张应通过相关部门和单位对票证真伪予以认证，对此，叶辉对涉及自身重大权益的情况理应向相关部门自行核实举证从而支撑自身的观点反驳对方观点，叶辉主张该事实应由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进行举证，但上述事实并非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范畴，故叶辉对自身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法律、法规并未禁止企业进行倒查追责，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自身规章制度中也未规定可豁免责任，故叶辉主张2014年存在的问题不能之后再进行处理的理由，亦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据此认定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并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无需支付经济赔偿金，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关于外派福利补贴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叶辉入职地载明为荆州，叶辉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职期间工作属于外派的性质，符合和满足领取外派补贴的条件，亦未举证证明在相当长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曾就外派补贴问题通过相应的程序和途径向三星武汉公司、三星公司主张权益，故叶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该项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叶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叶辉负担，本院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陶歆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廖正国书记员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