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2民终12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后殷村。法定代表人：叶春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燕，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明芳，男，197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忻重光，男，196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锋良，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兆宇，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汇公司）、杨明芳因与被上诉人忻重光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19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汇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忻重光一审的诉讼请求；二、改判确认浙ＢＴ××**出租车及该车辆相关营运权属国汇公司所有；三、改判确认杨明芳享有浙ＢＴ××**出租车的经营使用权。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涉案浙ＢＴ××**出租车属忻重光所有，不属于国汇公司所有，属事实认定错误。从现有证据看，忻重光将涉案车辆转让给国汇公司后，国汇公司不仅向忻重光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将款项列入国汇公司财务报表中，还将车辆计入国汇公司的固定资产范围。国汇公司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国汇公司是支付车辆转让款的。一审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披露的公司的资产与叶春良支付的13250000元股权转让款，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双方付出处于不对等状态是主观臆断，没有事实依据。同时，《股权转让协议》中有许多内容可以证明叶春良出资13250000元收购国汇公司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国汇公司认为，如果股权转让不包括涉案车辆，那么股权转让方及受让方应当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股权转让不包括哪部分资产，事实上叶春良与忻重光等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无明示，反而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1款明确股权转让标的是国汇公司100%的股权包括但不限于每辆股权车及股东代表的相关公司利益，更加明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涉案车辆属于国汇公司的资产，是包含在股权转让标的范围之内的；二、一审认为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随之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明确双方之间为挂靠关系，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作出不同的意思表示时，应当认定之后作出的意思表示作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国汇公司所述在未付清股权转让款，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以作过渡是客观事实；三、国汇公司根本没有履行《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的意思表示，实际也没有履行，一审认定《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处于履行状态有违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中对营运权的约定是与法律有关规定相抵触的，忻重光无权享有涉案车辆的营运使用权，一审判决忻重光享有涉案车辆营运权，并要国汇公司赔偿忻重光营运损失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忻重光与国汇公司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涉案车辆及车辆营运权应属国汇公司所有，忻重光不拥有涉案车辆的任何权利；四、一审认定杨明芳未尽审查义务，无法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相应权利的结论，明显加重了杨明芳义务，损害了杨明芳的合法权利，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杨明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杨明芳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查明不清。涉案车辆登记是国汇公司的，后来案外人丁学芳将车辆转让给杨明芳，杨明芳支付了对价，占有并使用至今；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杨明芳诉请适用善意取得，一审法院对于重要客观事实和法律依据没有审视和采纳，导致判决错误。忻重光辩称，一、涉案车辆运营权证从来没有转让至国汇公司，忻重光与国汇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只是形式上的协议，里面对车辆的价值、运营证的价格没有填写，也没有评估，故协议根本没有履行的可能性。国汇公司一审主张涉案车辆运营权证已经赠与给了国汇公司，不能成立。国汇公司由众多股东出资组建，股东的车辆价值、使用年份不一致，故各股东不可能把车辆赠与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赠与的意向；二、本案不能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后续的变更协议认定涉案车辆的运营权证属于国汇公司。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时叶春良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的车辆运营权归属非常明确，并非《股权转让协议》上讲的125辆的车辆包含在内；涉案车辆及运营权在股权登记后仍然归属于忻重光。从运营模式来看，涉案车辆的运营权一直属于忻重光的；三、从忻重光与国汇公司最后签订的《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的约定内容来看，车辆的所有权及运营权是归属于忻重光的，合同明确约定，忻重光有权一直经营、使用车辆的运营权，直至国家政策允许及车辆转让为止。合同还约定，涉案车辆的转让决定权也是由忻重光行使的，只不过转让的时候要向国汇公司支付一笔费用。涉案《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能够体现各方的权利义务，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各方应当继续履行；四、一审法院认定杨明芳负有协助返还涉案车辆的义务也是正确的，杨明芳主张善意取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杨明芳没有善意取得车辆所有权，其法律地位还是挂靠经营合同的债权人，并不是所有人，其法律地位并不优于忻重光，且杨明芳在本案中并非善意，购买二手车按照正常的交易模式应当审查车辆的所有权情况，不仅要看车辆的登记证而且还要看车辆当时购买的发票。涉案车辆的所有权纠纷在2016年叶春良就以个人名义向法院起诉了国汇公司等共47位前股东，被法院驳回，涉案车辆发生纠纷时间早于杨明芳购买车辆的时间，故杨明芳不是善意第三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忻重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国汇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至客运出租汽车营运证失效为止；2.国汇公司返还车牌号为浙ＢＴ××**的出租车一辆（原车架号为ＬＦＶ3Ａ31ＧＸ93188506，因国汇公司取回后，对原车辆进行了报废处理，并对车辆进行了更新，故要求返还车辆变更为更新后的车辆）；3.国汇公司赔偿忻重光停运损失（自2016年10月计算至国汇公司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2500元／月计算）。国汇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确认浙ＢＴ××**出租车及营运权属国汇公司所有。杨明芳向一审法院请求：确认杨明芳享有浙ＢＴ××**出租车的经营使用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29日，忻重光出资购买了车架号为ＬＦＶ3Ａ31ＧＸ93188506的捷达牌轿车一辆，用以从事出租车经营。国汇公司于2012年4月10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000元，忻重光为股东之一，持有公司2%的股份。2012年5月8日，忻重光与国汇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协议载明忻重光自愿将其所有的客运出租汽车一辆（即忻重光购买车辆）转让给国汇公司。该协议书为填空式印制文本，双方仅填写了协议书第一条的诸项目，包括车辆型号、有偿营运权证号、车牌号码、发动机号码、底盘号码等。合同第二条、第三条涉及的车辆有偿营运权评估价、车辆一次性转让价格均为空白状态。宁波市城市客运管理中心、宁波市鄞州区交通运输局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书上加盖印章。2014年10月10日，国汇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叶春良与包括忻重光在内的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共七页，其中前五页为合同条款，第六、七页无合同条款，均为当事人签字，忻重光在第六、七页均有签名。协议约定，叶春良以13250000元的价格收购国汇公司股东100%的股权。协议载明，国汇公司的资产情况如下：ｌ.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125辆；2.流动资金共计肆佰伍拾万元（4500000元）。协议签订后，双方办理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2014年12月10日，忻重光向国汇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浙ＢＴ××**出租车股权款230000元。至此，股权款已全部结清。”同日，忻重光、国汇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甲方（国汇公司）出资车辆成本230000元收购乙方（忻重光），挂靠经营，甲方拥有经营产权，乙方拥有经营使用权，有偿使用费由乙方缴纳，乙方享有今后国家政策允许下的营运证继续使用权；合同期限自2014年12月10日至车辆转让止；合同期间，乙方保证每月28日前向甲方缴付下月管理费600元；第一轮挂靠车主不需要缴纳服务质量及交通事故保证金给甲方，之后参与挂靠的车主需要缴纳服务质量及交通事故保证金，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公司制度来实施；甲方对于乙方车辆在家庭内部之间过户以及第一次对外转让免收手续费，对于第二次对外转让甲方向乙方收取3000元手续费；合同期内，遇国家政策性运价调整，损益均归乙方。合同附件4载明，乙方在经营使用当中对车子使用权转让后，甲方对新的使用者仍收取挂靠费600元。协议签订后，涉案车辆由忻重光继续经营，忻重光向国汇公司缴纳管理费。2016年5月10日，叶春良向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包括忻重光在内的47名原国汇公司股东向其支付流动资金差额款4066595元。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叶春良的诉讼请求。2016年10月，国汇公司未经忻重光允许，扣留了忻重光经营使用的浙ＢＴ××**车辆。2016年10月20日，国汇公司与案外人钱全忠签订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约定涉案车辆提供给钱全忠营运，钱全忠向国汇公司支付160000元。2016年10月25日，钱全忠与丁学芳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钱全忠以165000元的价格将涉案车辆转让给丁学芳经营。2018年7月20日，丁学芳与杨明芳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再次将涉案车辆转让给本案杨明芳。2017年10月25日，车架号为ＬＦＶ3Ａ31ＧＸ93188506车辆报废。2018年7月25日，浙ＢＴ××**车辆进行了更新，更换为车架号为ＬＳＶＮＨ418ＸＪ2106629的车辆。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为：1.忻重光与国汇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是否存在挂靠关系；2.杨明芳是否享有浙ＢＴ××**出租车的经营使用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在叶春良与包括忻重光在内的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忻重光与国汇公司之间系车辆挂靠关系。理由如下：1.国汇公司为说明涉案车辆属于国汇公司所有，向该院提交了《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从上述证据的条款分析，忻重光将车辆转让至国汇公司名下，包括忻重光在内的诸股东在股权转让时，也向叶春良承诺了涉案车辆属于国汇公司的资产。但是，《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关于转让价格等合同的必要要素未做约定，国汇公司也未向忻重光支付相应价款。而忻重光对于该协议书的签订背景、签订目的、作用等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忻重光将车辆及经营权转让给国汇公司”这一待证事实。《股权转让协议》披露的公司资产包括125辆出租车、账面资金4500000元，如上述资产均为原国汇公司所有，叶春良支付股权款为13250000元，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双方付出处于不对价状态，不合常理。综上，上述两份协议难以证明涉案车辆及营运权属于国汇公司所有。2.忻重光、国汇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随之签订了《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明确了双方之间关系为挂靠关系。一般而言，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作出不同的意思表示时，应当认定之后作出的意思表示作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忻重光对签订该挂靠合同的背景、目的作出了合理说明，忻重光作为国汇公司股东之时，因特殊的身份关系，故未与国汇公司签订挂靠协议，股权转让后，股东身份不存，故需签订挂靠协议，明确双方挂靠关系。故应当认定《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体现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国汇公司辩称，因国汇公司当时尚未付清股权转让款，乃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以作过渡，此后忻重光所付的每月600元乃归还之前尚欠国汇公司的债务。首先，国汇公司对其解释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其次，依据国汇公司提供的证据，忻重光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与挂靠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同一天，与国汇公司辩称的“尚未付清股权转让款，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以作过渡”自相矛盾。该院不予采信。3.《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签订之后，忻重光持续、和平、公然地营运该车辆，并向国汇公司缴纳合同约定的费用，合同处于履行状态。这也说明了双方对彼此之间的挂靠经营关系的认可。综上，该院认为，忻重光、国汇公司之间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的关系为挂靠经营关系。车架号为ＬＦＶ3Ａ31ＧＸ93188506的浙ＢＴ××**出租车为忻重光出资购买，挂靠于国汇公司名下运营，国汇公司于2016年10月强行取走忻重光车辆，不会发生车辆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营运权虽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但实际权利人为忻重光。关于杨明芳是否享有浙ＢＴ××**车辆的经营使用权问题。如上所述，国汇公司并非浙ＢＴ××**车辆的所有权人，也非实际营运权人。国汇公司以违背忻重光意思的手段将浙ＢＴ××**车辆取回后，再行转让，系无权处分行为。因原权利人丧失对标的物的占有并非基于其意思，即标的物并非“占有委托物”（基于租赁、借用、寄存等原因占有），在此情况下，杨明芳未尽审慎审查义务，无法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相应权利。杨明芳请求确认其享有浙ＢＴ××**车辆的经营使用权，无法律依据。综上，该院认为，忻重光、国汇公司签订的《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忻重光请求继续履行，符合合同约定，该院予以支持。国汇公司于2016年10月强行取走忻重光车辆，忻重光请求支付车辆被国汇公司取走之后的、按照2500元／月计算的营运损失，该院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均无法确定国汇公司取走车辆的具体时间，该院参照国汇公司与钱全忠签订转让协议的时间，确定营运损失支付的起算点为2016年10月15日。车架号为ＬＦＶ3Ａ31ＧＸ93188506的浙ＢＴ××**出租车为忻重光出资购买，挂靠于国汇公司名下运营，国汇公司于2016年10月以违背忻重光意思的方式取走车辆，不会发生车辆所有权转让的法律效果。营运权虽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但基于双方的挂靠经营合同，国汇公司仅为名义上的权利人，实际的权利人为忻重光。国汇公司请求确认车辆所有权及营运权归其所有，该院不予支持。国汇公司应当将浙ＢＴ××**车辆返还给忻重光。杨明芳请求确认享有浙ＢＴ××**车辆的经营使用权，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现车辆由杨明芳实际控制，杨明芳应当协助国汇公司将浙ＢＴ××**车辆返还给忻重光。杨明芳对更新车辆进行了出资，为此支付的费用，可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忻重光与国汇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签订的《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继续履行；二、国汇公司返还忻重光浙ＢＴ××**（车架号为ＬＳＶＮＨ418ＸＪ2106629）出租汽车一辆，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杨明芳协助国汇公司返还忻重光浙ＢＴ××**（车架号为ＬＳＶＮＨ418ＸＪ2106629）出租汽车一辆，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四、国汇公司支付忻重光自2016年10月15日起至国汇公司实际返还车辆之日止，按照2500元／月计算的营运损失，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五、驳回国汇公司的反诉请求；六、驳回杨明芳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诉案件受理费192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均由国汇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国汇公司的上诉事由及任国方的答辩意见，双方二审争议的主要问题系涉案原车架号为ＬＦＶ3Ａ31ＧＸ93188506的浙ＢＴ××**出租车权属应归于忻重光还是国汇公司，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已查明事实，国汇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本1000000元，股东47名，忻重光作为股东之一，除将涉案车租车登记至国汇公司名下之外，持国汇公司2%股份，由此忻重光成为国汇公司的股东系基于出资，而非将涉案出租车作为对国汇公司的出资，故涉案出租车的权属尚归于忻重光；其次，2012年5月8日《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系一份未全面履行的协议，虽国汇公司向包括忻重光在内的各股东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但其并未实际支付对价，故忻重光认为该协议系形式合同，具有合理性，至此涉案出租车的所有权仍归属于忻重光；第三，2014年10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发生在国汇公司原全体股东（包括忻重光在内）与国汇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叶春良之间，是一次将国汇公司原有资产打包后整体出让的过程，从该协议载述的对价、叶春良之后起诉原股东支付流动资金差额被驳回以及转让之后涉案出租车仍保持原有经营模式的事实来看，虽该协议中将涉案出租车表述为“股权车”，但其并非意指涉案出租车属于股权组成部分，而是基于忻重光等人的原股东身份，从而与其他性质的车辆（社会挂靠车辆20辆、阿范中介35辆）进行区分，故叶春良通过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取得的是国汇公司原全体股东的各自股权以及登记在国汇公司名下但归股东各自所有的出租车对应的营运权，而不包括该些出租车的所有权，否则，无法合理解释为何涉案不同车型、车况的50辆出租车会以同一个价格进行转让，亦无法合理解释后续忻重光在使用车辆过程中仅需向国汇公司缴纳管理费，而车辆的保险费、燃油费等其他费用均由忻重光自行负担的事实；最后，叶春良解释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中150000元系支付车辆运营证的价格，但叶春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150000元处于当时市场上出租车运营证价格的合理区间内。综合以上几点，本院认为，涉案浙ＢＴ××**出租车应归属忻重光所有，一审判令国汇公司继续履行合同、返还车辆，并赔偿相应的营运损失，并无不当。此外，国汇公司与案外人发生涉案车辆转让之前，叶春良与原国汇公司股东曾发生诉讼，杨明芳作为出租车从业人员，对出租车权属更应尽审慎审查义务。国汇公司强扣涉案车辆，不发生车辆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其再行转让他人行为无效，杨明芳虽非直接与国汇公司发生关系，但仍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涉案车辆经营使用权，应配合做好车辆返还工作。至于杨明芳为此已支出费用，可以依法另行理直。国汇公司、杨明芳各自上诉，均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国汇公司、杨明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1965元，上诉人杨明芳负担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梦梦审判员  梅亚琴审判员  朱 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