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8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沪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龙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梅，上海汇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揽钢钢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柯鹏程，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萧栩彦，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上海沪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揽钢钢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揽钢公司）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6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沪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梅、被上诉人揽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柯鹏程、萧栩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沪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沪信公司的一审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由揽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未认定揽钢公司承担责任，该认定错误。（一）一审既认定合同无效，却未对合同无效的后果作出处理，案结事未了。（二）揽钢公司将扣除税款后的3009205元转给李文渊，该款的性质是本案的焦点，直接涉及《对私收款账户》授权李文渊收的什么款，是合法款项还是非法款项。一审对焦点事实没有查清的前提下，错误认定李文渊是代沪信公司收款。（三）一审认定《对私收款账户》是沪信公司的明确授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认定错误。（四）揽钢公司是两份无效合同的主体，没有揽钢公司的配合，李文渊一人无法达到购买增票、侵占款项的目的。（五）一审认定“沪信公司已经对部分发票进行抵扣，主张的损失不相符”错误。揽钢公司辩称，不同意沪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涉案货款是沪信公司与揽钢公司的借款，李文渊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后果应由沪信公司承担。沪信公司的损失经相关刑事判决已退回，已得到弥补，不需要揽钢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沪信公司向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揽钢公司赔偿沪信公司的货款损失340万元；2.判令揽钢公司支付自2018年7月1日起以34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损失；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揽钢公司承担。沪信公司一审当庭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沪信公司和揽钢公司于2018年5月和6月的两份钢材购销合同无效；2.揽钢公司退还沪信公司的货款340万元；3.判令揽钢公司赔偿沪信公司损失支付自2018年7月1日起以34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损失；4.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揽钢公司承担。本案立案时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沪信公司一审当庭主张变更为侵权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日，揽钢公司（供方）与沪信公司（需方）签订《购销合同》，由沪信公司向揽钢公司购买螺纹钢材，总价格为2365500元。2018年4月27日，沪信公司通过其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揽钢公司账户分两笔转账235万元。揽钢公司收到款项一个多小时后，委托案外人陈振华通过银行转账分两笔向沪信公司李文渊银行账户转账2079090元。2018年6月9日，揽钢公司（供方）与沪信公司（需方）签订《购销合同》，由沪信公司向揽钢公司购买螺纹钢材，总价1047427元。同日，沪信公司通过其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揽钢公司账户转账105万元。揽钢公司收到款项十余分钟后，同样委托案外人陈振华通过银行转账向沪信公司李文渊银行账户转账930115元。通过上述方式，揽钢公司共计向李文渊账户转款金额3009205元。2018年7月13日，李文渊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供述了其作为沪信公司驻广州业务代表期间，于2018年4月至6月间，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制作虚假报价单、结算单和购销合同等方式，挪用沪信公司资金3009205元归个人使用的事实。2018年7月14日13时50分，李文渊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我们知道买卖发票是违法的，这件事是由我公司与揽钢公司买卖发票引起的，知道虚开发票是违法的，所以没有说明实情。”“我挪用公司的资金，赌博亏空了，我和公司达成了还款协议，2018年5月份，我由于赌博欠钱及期货亏空，需要一笔资金周转，于是以正常买卖货物的方式为由，在我公司不知道实情的情况下，让我公司打了340万元的货款给揽钢公司。我告诉揽钢公司340万元是用来买卖发票的（揽钢公司也以为是我代表公司来与揽钢钢材公司洽谈有关买卖发票的情况的，但实际是我个人在两家公司都不知道具体实情的情况下，想通过买卖发票的形式，筹集一笔资金来补上我的赌博亏空），当时我和揽钢公司约定，这340万元扣除11.2%的税点，剩余299万元。扣除税点后的款项299万元退回我的私人账户，然后我就私自挪用，最后又赌博亏空了。”“2018年5月份的340万元，当时我告诉公司。广州打捞局中山工地需要一批钢筋，由于我公司之前与揽钢公司一直有合作，所以这次也是由揽钢公司提供货物，当时揽钢公司提供了采购合同（因为买卖发票也需要采购合同），所以我公司汇款给揽钢公司。所以我公司并不知道2018年5月份340万元的具体实情，后来我挪用后我公司才知道的，并且揽钢公司也以为340万元这笔款项就是用来买卖发票的。340万元这笔款项没有实际的货物交接。我知道开假发票是违法的，但是我为了补上赌博亏空，才出此下策。”同日23时55分的询问笔录中民警询问到:“干嘛买卖发票用购买合同来完成?”李文渊答:“因为开具发票必须有合同和银行公帐走账这样看上去才合法，虚开增值税发票是违法行为，公司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才用这种方式来提，用买卖合同来体现卖发票的合法性。”我跟沪信公司说我已向揽钢公司购买钢材发到工地去了，要公司汇款给揽钢，我公司按照我的意思转款给了揽钢。我又跟揽钢说公司只是买卖发票。扣除税点后把钱转到我的私人账户，侵占公司290多万。揽钢开发票给沪信公司，沪信收到发票后做了账抵税，开始公司不知道我虚假交易，后来钱回不来公司才发现这个虚假交易是我一手捏造的。我随身带着合同专用章（上海沪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这个章是沪信公司用快递给我的，都是沪信公司刻好的，我并没有伪造公章，印章是真实的。2018年7月14日15时15分，李献（揽钢公司员工）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公安分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李文渊在2018年5月来我公司问有没有多余的增值税发票，李文渊要大概3388745元，我们同意了。他当天就将3388745元通过沪信公司对公账户转到了我公司的对公账户，我当时就用公司的私人账户（陈振华的农业银行账户）将扣除11.2%作为税点后的3009205元转给了李文渊。”2018年9月26日15时15分，李文渊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公安分局预审大队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沪信公司分了两次转账给了揽钢公司，金额大约340多万，揽钢公司收到款项后，没有发货给沪信公司。因为我与揽钢公司的李献说，这次合同我们只是购买发票，不需要发货的，揽钢公司在扣除了发票的税点后，转账到我的个人账户，大约收到299万元。我之前由于赌博及期货亏空了很多钱，收到钱后，继续买卖期货和用于赌博，结果都输掉了。”关于李文渊的涉及的刑事犯罪，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开庭审理，庭审中李文渊陈述称，我于6月30日已向上海沪信如实陈述，对方让我签署《还款协议》，签署后上海沪信让我继续担任原工作，我拼命找业务弥补损失。我父亲、妻子、岳父都签署了《还款协议》，已经归还了32万元，其余欠款分期付款，我们已经打算变卖田地偿还欠款，沪信公司的老板黄龙英是我的表婶。制作虚假报价单是我个人的意思，与公司无关。我是沪信公司驻广州的代表，李献信任我，揽钢公司已经开出发票，我告知其先不采购，只要把款项退回私人账户即可。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粤0112刑初1409号刑事判决书:1、李文渊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责令李文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沪信公司退赔人民币2689205元(李文渊于判决之前已归还32万元)。该案现已生效。已经生效的（2018）粤0112刑初140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4月至6月，被告人李文渊在担任被害单位沪信公司业务员期间，利用其负责广州地区钢材采购与销售业务的职务便利，采取制作虚假报价单、结算单和购销合同等手段，挪用沪信公司的资金人民币3009205元归个人使用。案发后，被告人李文渊通过其亲属归还了沪信公司32万元，至今尚有2689205元未予归还。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沪02民终7433号判决书中，沪信公司称其法定代表人黄龙英于2018年6月30日知道李文渊挪用公司资金的事实，当时因考虑到双方有亲属关系，且李文渊的家人也愿意共同还款，故让李文渊本人与其家人分别出具了还款承诺，之后就让李文渊继续在沪信公司上班，也没有就其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涉案合同签订时李文渊系沪信公司派驻广州市的业务代表。揽钢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对私收款账户》显示，上海沪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对私收款账号为，户名：李文渊（账户：********行上海国定路支行），户名：李勤（账户********行福清支行），备注：以上是我公司的对私账户，我司对报送的银行账户信息承担责任。该《对私收款账户》盖有“上海沪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沪信公司称，上面盖章是公司的印章，是真实的。但这是李文渊私自出具，不代表沪信公司行为。户名李勤我司无此人。该印章在广州的李文渊使用，其他地方没有使用过。沪信公司陈述称，双方在2017年起至2018年到本案340万元案发前存在正常交易关系。交易模式沪信公司是买方，揽钢公司是卖方，沪信公司全部是公对公打款给揽钢公司，揽钢公司出具出仓单和增值税发票给沪信公司。涉案两份合同名为买卖合同实际上为买卖增值税发票，是李文渊和揽钢公司买卖增值税发票，是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该认定为无效。双方无借款事实。签订涉案两份合同的时候沪信公司认为是正常的合同交易，沪信公司支付货款，揽钢公司出具出仓单及发票。根据以往交易流程，沪信公司根据出仓单向揽钢公司提货送给下家广州打捞局，广州打捞局会在当月支付货款给沪信公司。而广州打捞局货款沪信公司迟迟未收到，沪信公司就问李文渊为何未收到货款，李文渊说货款被其挪用了。李文渊是沪信公司驻广州业务员，代表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没有授权李文渊收款。李文渊收取的款项不是沪信公司的借款，是李文渊和揽钢公司买卖增值税发票的违法款项。揽钢公司陈述称，从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份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因为之前双方签订的所有合同沪信公司均是让李文渊全权处理，李文渊是沪信公司在广州的全权代表，我们也只认识李文渊，沪信公司其他人我方没见过也不认识，且其提供具有沪信公司印章的对私收款账号，我们认为其有权收款，所以我司相信李文渊代表揽钢公司。涉案的两份是真实的合同交易，我们给沪信公司开票沪信公司抵扣发票的行为，可以证明该交易是真实的。揽钢公司也准备了相应货物，只是由于李文渊提出沪信公司资金紧张要求暂不发货并代表公司向揽钢公司借款，我们才将相关款项转账至沪信公司指定的李文渊账户。沪信公司打给我方340万元，我方在扣除税费成本后的余款大概300万元左右借给沪信公司。另查明，揽钢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向沪信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共计22张，总金额为2341318元，沪信公司已经收到并且对22张发票进行了抵扣。揽钢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向沪信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10张，总金额为1047427元。上述32张发票总额为3388745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侵权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涉案两份合同的效力；2.揽钢公司的责任。一审法院针对以上争议焦点分析如下：第一、本案涉案两份合同的效力。1.根据李文渊在公安机关处的供述，其多次稳定表述签订涉案两份合同的真实目的系向揽钢公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真实的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2.揽钢公司工作人员李献于2018年7月14日15时15分，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公安分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李文渊在2018年5月来我公司问有没有多余的增值税发票，李文渊要大概3388745元，我们同意了。他当天就将3388745元通过沪信公司对公账户转到了我公司的对公账户，我当时就用公司的私人账户（陈振华的农业银行账户）将扣除11.2%作为税点后的3009205元转给了李文渊。”该陈述亦与李文渊的陈述相互印证，且该笔录制作时间是2018年7月14日，离李文渊向公安机关投案相隔时间最近，较其他时间制作的笔录更能还原事实的客观情况；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对于如此大额的款项，通常做法是由借款人出具相关的《借条》、《收据》、《借款协议》等债权凭证确认双方的借贷关系，而沪信公司的印章亦在李文渊手中，但是揽钢公司至今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过任何有过沪信公司出具的《借条》等债权凭证，且沪信公司当天转账340万元，揽钢公司收款后当天即将收到的款项转账回去，这显然不符合常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双方签订涉案合同目的来看，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一审法院认定沪信公司、揽钢公司所签订的涉案两份合同无效。第二、揽钢公司的责任。沪信公司陈述称，因揽钢公司在签订二份《钢材购销合同》中具有与沪信公司所受的经济损失存在因果关系的过错，而且这个过错是明知、故意的行为，故要求揽钢公司承担本案的责任。本案为侵权纠纷，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沪信公司应当对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1）存在侵权行为的事实；（2）存在损害结果的事实；（3）侵权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事实；（4）被告主观上有明知且故意的事实。本案的结果如要成立，应同时具备两个要件，即当事人主观上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串通的行为。对此，沪信公司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要求当事人对其提出的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主张，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而相互通谋、相互勾结做出的意思表示，还要证明被告主观上具有加害债权人的故意，亦要证明客观上具有勾结、串通的行为，以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否则，其主张的恶意串通的待证事实便难以认定。本案中，沪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文渊于2018年7月14日13时50分，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我挪用公司的资金，赌博亏空了，我和公司达成了还款协议，2018年5月份，我由于赌博欠钱及期货亏空，需要一笔资金周转，于是以正常买卖货物的方式为由，在我公司不知道实情的情况下，让我公司打了340万元的货款给揽钢公司。我告诉揽钢公司340万元是用来买卖发票的（揽钢公司也以为是我代表公司来与揽钢钢材公司洽谈有关买卖发票的情况的，但实际是我个人在两家公司都不知道具体实情的情况下，想通过买卖发票的形式，筹集一笔资金来补上我的赌博亏空），当时我和揽钢公司约定，这340万元扣除11.2%的税点，剩余299万元。扣除税点后的款项299万元退回我的私人账户，然后我就私自挪用，最后又赌博亏空了。”且之后在黄埔区公安分局做的多份笔录中，李文渊均稳定供述这一情况。该案件中只有李文渊有侵占沪信公司款项的故意，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揽钢公司有侵占沪信公司款项的故意。沪信公司主张揽钢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从其提交的证据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2.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2018）粤0112刑初1409号刑事判决书:1、李文渊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责令李文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沪信公司退赔人民币2689205元(李文渊于判决之前已归还32万元)。沪信公司主张损失340万元与生效判决认定不符，沪信公司在本案中并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上述生效判决，且对生效判决的否定应经过审判监督程序。3.揽钢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向沪信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共计22张，总金额为2341318元，沪信公司已经收到并且对22张发票进行了抵扣。沪信公司已经将其中的一部分予以抵扣，亦与沪信公司主张的损失不相符。4.揽钢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对私收款账户》显示，上海沪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对私收款账号为，户名：李文渊（账户：********行上海国定路支行），备注：以上是我公司的对私账户，我司对报送的银行账户信息承担责任。沪信公司对公章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认可李文渊收款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沪信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商事主体，理应对公章做严格保管，但作为对外有签约效力的公章允许由李文渊持有，该行为本身对外就是一种明确的授权。沪信公司并未否认公章的真实性，那么，沪信公司应对其盖章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对于沪信公司要求揽钢公司承担340万元的诉讼请求及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沪信公司与揽钢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和2018年6月9日签订的《购销合同》无效；二、驳回沪信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000元，由沪信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揽钢公司对于沪信公司的损失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在揽钢公司与沪信公司的交易模式中，一直由李文渊担任沪信公司的代理人，且本案所涉交易中，李文渊出具盖有沪信公司真实印章的《对私收款账户》，构成表见代理的合理外观，揽钢公司据此产生信赖与李文渊签署涉案《购销合同》，并无过错。换言之，揽钢公司与沪信公司签订涉案购销合同，系基于李文渊具有代理权的合理外观而形成的信赖，其对于李文渊挪用资金的刑事犯罪行为，造成沪信公司的损失，并无过错。但揽钢公司与李文渊以买卖发票为目的签订的涉案购销合同违反法律规定，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沪信公司的损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揽钢公司理应承担一定比例的侵权责任。综合上述分析，李文渊违法犯罪行为导致沪信公司损失为主要原因，揽钢公司的过错责任明显小于李文渊的责任。根据侵权人主观过错及比例，结合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故本院酌定揽钢公司向沪信公司承担10%（2689205元×10%=268920.5元）的侵权责任。因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救济方式并不相同，在刑事判决明确进行退赔的情况下，民事判决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时，应对刑事退赔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及执行进行协调。故本案中，揽钢公司应就（2018）粤0112刑初1409号刑事判决李文渊退赔沪信公司2689205元的不足部分，在268920.5元的范围内向沪信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沪信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61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61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广东揽钢钢材有限公司就（2018）粤0112刑初1409号刑事判决李文渊退赔上海沪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689205元的不足部分，在268920.5元的范围内向上海沪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上海沪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000元，由上海沪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5655元，由广东揽钢钢材有限公司负担13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0元，由上海沪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31311元，由广东揽钢钢材有限公司负担268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 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蔡嘉瑜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