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7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宏，男，195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劲，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丹，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方林，男，1926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奥思琪，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天公证处，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发展大道**。法定代表人：曾庆玉，该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毅，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宏、王方林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天公证处（以下简称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9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宏、王方林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989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公证处出具的（2012）鄂江天证民字第4289号《公证书》具有过错，判决公证处赔偿王宏损失379813.51元；或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公证处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办理公证时确认王宏拥有案涉房屋产权份额的判决及赵家条干休所于2017年12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未产生,公证处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将涉案房产认定为王方林与秦希琳夫妻共有财产并无过错，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涉案房屋为王方林与前妻李枫珑的夫妻共同财产，即使涉案房屋是与秦希琳结婚后再取得，根据《个人购房申请书》载明的“申请人（王方林）与现配偶秦希琳按售房政策规定允许视为两个家庭情况处理”，也不能认定为是王方林与秦希琳的夫妻共同财产。涉案房屋为王方林和李枫珑夫妻共有财产，是依据军队房改售房政策，并经过严格审查、审批程序确定的。公证时王方林已向公证处提交了《个人购房申请书》及附后的军队各级部门审查、审批意见，一审法院认定“王方林和秦希琳递交的公证材料中并无案涉房屋系王方林和李枫珑共同共有的材料”与事实不符。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未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致使公证书错误或不真实，即使没有售房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的规定和涉案房屋的权属证明仍然是客观事实，是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前就已明确的。所以虽然（2018）鄂0102民初4229号判决书及《情况说明》产生于公证之后，但不能成为公证处未审查致使错误公证免除责任的理由。公证处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以下简称公证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涉案房屋的权属进行审查便认定为王方林与秦希琳夫妻共有，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项所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2.不动产权属证书明确记载：公证书所涉房屋产权为王方林个人100%所有，房产来源为房改售房，售房单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空军汉口赵家条离职干部休养所（以下简称赵家条干休所）。一审判决根据《夫妻财产约定》和《谈话笔录》的内容即认定涉案房屋为王方林与秦希琳共同共有明显违反物权法定原则。公证处没有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记载审查房产的归属为谁，也没有根据《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调查转让房产是否经过售房单位审批，就认定涉案房屋为王、秦夫妻共同财产，并以此为由出具公证书，其公证过程及结果具有明显错误。3.公证时认定涉案房产为王、秦二人夫妻共有属于明显不真实的事项；军队售房的转让实行准入制，转让行为包括有偿转让和无偿赠与，转让房产均应经军队管理单位准许，并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军队现有住房出售协议书》和《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并未禁止涉案房屋的赠与行为”，所以军队房改售房未经售房单位批准、登记就进行转让的行为属于明显不合法的事项。王方林与售房单位签订的《军队现有住房出售协议书》即表明王方林无权随意处分涉案房屋，其处分权受到售房单位的严格限制，私自将房屋赠与给秦希琳违反了协议约定，但公证处还据此出具了公证书，其公证行为违反公证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明显具有过错。（二）公证处未充分审查王方林需要办理的公证事项，便为其办理了赠与公证，并出具公证书，违反公证程序、办证规则以及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属于公证程序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公证处在办理公证的过程中并无过错，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第一，《民事公证申请表》并非由王方林本人填写，在“申办何种公证”一栏当中勾选了夫妻财产协议，不是王方林对办理公证事项的真实意愿。第二，公证处为王方林办理的公证事项“夫妻财产约定”不在公证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公证事项范围内，公证处为王方林办理夫妻财产协议公证没有法律依据。第三，公证的内容也并非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协议，而是错误地将王方林的个人房产全部无偿赠与给秦希琳的赠与协议，说明“夫妻财产约定”的名目实际上是为了隐瞒“赠与”的真实目的。而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十一条之规定，赠与公证应当由本人亲自申办，不得委托他人代理申办，而王方林在公证处办理公证的过程中，基本是由案外人宋育升代其申办，王方林只是坐在一旁等待宋育升将打印好的文件拿过来签字，王方林并未授予宋育升任何委托代理权限，公证事项依法也不得由宋育升代理申办，但公证处仍然为其办理并出具了错误的《公证书》，属于程序违法，具有明显过错。第四，由于王方林年事已高，且患有严重疾病，容易产生误解，公证处工作人员未采用询问方式向当事人核实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以及证明材料，未充分告知被询问人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及其法律责任。而且，公证处无任何证据证明公证员在公证过程中亲自当面给王方林做过谈话笔录，只是通过案外人宋育升将打印好的《谈话笔录》交给王方林签字而己，也充分说明了公证处的公证行为违反了《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无过错，且认定王方林的签名及捺印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王方林在公证处办理公证事项的过程中，没有主动申请过办理夫妻共同财产公证或赠与公证，没有填写过《民事公证申请表》，没有与公证处的公证人员进行谈话，甚至没有收到过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一审法院认定王方林的签名及捺印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公证处在办理公证当天（2012年7月12日）已向案外人宋育升发出了公证书，事后才审签拟稿（2012年7月13日），充分说明公证处未经审核就出具公证书，该事后审核行为违反了《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属于程序错误。同时也说明公证处在出具公证书前没有充分审查核实军售房改住房的政策，没有审查王方林提交的《个人购房申请书》、武房权证市字第**房产证等材料，确定涉案房产的来源、所有权人，便出具的公证书，违反了公证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审查义务。（三）公证处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出具错误公证书，致使王宏诉讼确权产生巨大损失，根据公证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公证处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公证处错误公证使房屋权属发生改变，王宏只有通过继承纠纷诉讼才能确定其份额。继承纠纷诉讼因公证处错误公证导致，公证处应对王宏因诉讼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王宏、王方林所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等400,000元均因公证处违法公证引起，公证处应该予以赔偿。（四）王方林在办理公证的过程中提交的材料均为真实合法的，公证处仍出具错误、不真实公证书，是因为未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与王宏、王方林无关，王宏、王方林没有任何过错。被上诉人公证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公证处出具（2012）鄂江天证民字第4289号《公证书》具有过错；2.公证处赔偿王宏损失400,000元（人民币，下同）；3.诉讼费用由公证处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12日，王方林（作为甲方）与案外人秦希琳（作为乙方）在公证处签订《夫妻财产约定》，载明：“甲乙双方于2002年6月26日登记结婚，二人共同拥有坐落在武汉市江岸区新江岸六村XXX室[建筑面积：119.67平方米，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土地证号：岸国用（改20**）第××号]房产。现甲方王方林自愿将上述房产中属其个人所有的份额无偿赠与给乙方秦希琳个人所有。该房系秦希琳个人所有，与王方林无关。”同日，公证处出具（2012）鄂江天证民字第4289号《公证书》，公证事项为夫妻财产约定，载明：“甲、乙双方于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二日向本处申请办理前面的《夫妻财产约定》公证。经查，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了前面的《夫妻财产约定》。甲、乙双方在订立协议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双方当事人签订夫妻财产约定的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协议内容具体、明确。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王方林与秦希琳于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二日签订了前面的《夫妻财产约定》，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协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协议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捺手印均属实。”2018年，包括王宏在内4人作为原告因继承纠纷将秦希琳、王方林作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鄂0102民初422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如下事实：王方林与案外人李枫珑于1946年登记结婚，二人育有包括王宏在内的四个子女；李枫珑于1997年12月27日去世。王方林与秦希琳于2002年6月26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再婚后未生育子女；2017年1月，王方林起诉秦希琳要求离婚，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决准予离婚；1980年，王方林所在单位赵家条干休所将案涉房屋分配给王方林及李枫珑居住；2003年6月20日，王方林向赵家条干休所提交《个人购房申请书》要求购买案涉房屋；同年7月30日，王方林与赵家条干休所签订《军队现有住房出售协议书》；同年12月，案涉房屋过户登记至王方林名下；2012年7月19日，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至秦希琳名下，同年7月21日，土地使用权登记至秦希琳名下；2017年12月25日，赵家条干休所出具《情况说明》，说明鉴于李枫珑已去世，案涉房屋所有权仅登记于王方林个人名下，房屋实质上属于王方林及其原配偶李枫珑共同所有。该判决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2012年7月12日，王方林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将诉争房屋属于其个人所有的60%的份额无偿赠与给秦希琳所有，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合法有效，但其处分应由王晓军等4人继承的共计40%的份额即约定‘该房屋系秦希琳个人所有’系无权处分，且王晓军等4人不予追认，故《夫妻财产约定》中王方林处分应由王晓军等4人继承的共计40%的份额的内容无效。”并判决案涉房屋由王宏在内的4人各享有10%的产权。该判决已于2018年10月24日生效。一审法院认为，公证处公证的是王方林和秦希琳签订的《夫妻财产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其上的签名及捺印均系双方本人所为，并未确认案涉房屋的权属，且《军队现有住房出售协议书》和《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并未禁止案涉房屋的赠与行为。至于办理过户中是否需要履行其他手续则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因此，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需要严格审查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及签名和捺印的真实性。王宏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王方林的赠与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如果王方林认为其意思表示错误，可以通过提起诉讼、撤销《公证书》等方式维护其权利，但其在随后近六年的时间里并未主张过权利。王方林与秦希琳结婚在前，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在后，王方林和秦希琳提交的公证材料中并无案涉房屋系王方林与其前妻共同共有的材料，且公证处在《谈话笔录》中询问案涉房屋来源及现状时，两人均表示房屋系婚后购买且为夫妻财产。王宏至2018年9月26日才被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拥有案涉房屋产权份额，且一审法院确认案涉房屋系王方林与李枫珑夫妻共同财产所依据的是赵家条干休所于2017年12月2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办理公证时，上述两份材料均尚未产生。故公证处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并无过错，王宏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王宏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王宏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公证处在公证活动中是否存在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证明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一）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二）毁损、篡改公证书或者公证档案的；（三）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四）违反公证程序、办证规则以及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出具公证书的；（五）公证机构在公证过程中未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致使公证书错误或者不真实的；（六）对存在错误的公证书，经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申请仍不予纠正或者补正的；（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具体到本案中，首先，关于公证书是否为王方林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公证材料，王方林、秦希琳在《夫妻财产约定》中明确表明王方林自愿将涉案房产中属其个人所有的份额无偿赠与给秦希琳个人所有，该房系秦希琳个人所有，与王方林无关，在公证处所做的《谈话笔录》中也对此进行确认和说明，现王宏、王方林主张该公证书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2018）鄂0102民初422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王方林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将诉争房屋属于其个人所有的60%的份额无偿赠与给秦希琳所有，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合法有效”，故王宏、王方林的该项主张与生效判决相冲突，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公证程序是否适当的问题。王方林主张其未亲自填写《民事公证申请表》，未主动申请办理公证，未授予宋育升代理公证事项及公证员未当面给王方林做谈话笔录，程序违法，但是王宏、王方林没有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且据《谈话笔录》记载，宋育升系王方林指定的公证书代领取人，并非其办理公证事项的代理人，故王宏、王方林主张宋育升无权代理王方林办理公证事项，没有事实基础，本院不予采纳。王宏、王方林还主张在办理公证当天（2012年7月12日）公证处已向案外人宋育升发出了公证书，事后才审签拟稿（2012年7月13日），本院认为公证书的内部审批流程系公证处对内自行实施的管理行为，虽然公证书的出具时间与审批时间不一致，存在一定瑕疵，但该瑕疵并未影响公证书的法律效力，故王宏、王方林以公证程序违法为由，要求公证处赔偿其损失，缺少因果关系的法律构成要件，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关于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是否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住房产权与变更第三十条规定，需要上市交易的，实行准入制度，在同等条件下，原售房单位有优先购买权；第三十四条规定，购房者去世后，由其合法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继承相应的权利义务；《军队现有住房出售协议书》第六条约定，购后出租、出售，乙方购房后，需要上市交易的，实行准入制度。上市交易时，在同等条件下，甲方（或甲方的上级单位）有优先购买权。按照通常意思理解，军队房改售房的准入制针对的是房屋在市场上的交易行为，保护的是军队的优先购买权。本案中王方林申请公证并非出于出售房屋的目的，而是将房产的个人所有部分赠与给秦希琳，因此，公证处的审查、核实义务应限于王方林是否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以及王方林的赠与行为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至于该房产是否能够进行上市交易，应当由房产管理部门在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时予以审查，公证处对此不应承担过高的审核义务。因此，王宏、王方林认为公证处应按照《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调查转让房产是否经过售房单位审批，没有法律依据。而且，王方林在公证时提交的房屋产权证上载明王方林的个人产权比例占100%，产权登记时间是2003年12月18日，系在王方林、秦希琳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方林在《谈话笔录》中也确认涉案房屋系王方林与秦希琳结婚后夫妻共有财产，而赵家条干休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在公证行为之后作出，不应作为公证处的审核依据，故王宏、王方林认为公证处未尽到审核义务存在过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宏、王方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王宏、王方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兰审判员  叶钧审判员  李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