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02民再4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兰洋，男，1990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现羁押于涪陵监狱。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译，重庆博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胡容瑜，男，199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学，重庆市涪陵区敦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原告胡容瑜与原审被告兰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经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渝0102民初4096号民事判决，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兰洋不服本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于2020年6月4日作出(2020)渝0102民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胡容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学，原审被告兰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胡容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117100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同学关系，因原告欠他人借款急需资金偿还，原告向被告寻求帮助，被告介绍李洋借款给原告，李洋于2015年10月19日通过银行账号转给原告借款35000元。当日，被告就要求原告连本带息给其出具“今借到兰洋现金60000元……借款日期为2015年10月19日-2015年11月14日”的虚假借条一张。原告于同年11月16日通过银行转账还款给被告30000元；同年10月10日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还款1000元（两笔各500元）；2015年11月15日、16日，原告又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还款1100元（1000元、100元），原告共计向被告还款32100元，即原告尚欠李洋2900元，欠被告的虚假借款30000元。2016年1月21日，被告胁迫原告在32900元的基础上，连本带息再给其出具虚假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兰洋人民币63000元，于2016年1月19日-2016年2月16日归还”。到期后，因原告未还款，被告于2016年1月25日胁迫原告连本带息出具“今借到兰洋现金50000元，于2016年1月23日-2016年2月16日归还”的虚假借条一张。到期后，原告未还款，被告又于2016年3月1日胁迫原告连本带息出具“今借到兰洋现金65000元，于2016年6月1日之前归还”的虚假借条一张。之后，在被告的胁迫下，原告于2016年4月7日向被告转账支付3000元；当月11日用微信支付4000元（2次各2000元）；当月16日现金支付40000元（2次各20000元）；2016年5月1日支付现金8000元；同年6月1日支付现金30000元。被告借原告向李洋借款为由，多次胁迫原告向其支付的117100元属于不当得利，且无返还之意。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原审被告兰洋辩称，1、2015年10月19日，李洋通过银行向原告转账3.5万元，被告向原告支付现金2.5万元，原告因此给被告出具了6万元的借条；2、2015年11月16日，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转账支付3万元、10月10日微信支付1000元、11月15日微信支付1000元、16日微信支付100元，剩余27900元是通过现金支付；3、2016年1月21日、25日、3月1日三次出具的借条，均是原告向被告借款后出具，不存在虚假，至于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支付的款项共计8.5万元，是原告归还给被告的上述借款，差额部分借款是原告通过现金支付，已于2016年全部归还完毕。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借贷关系，不是不当得利，被告不同意向原告归还上述借款。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告与被告系同学关系。2015年10月19日，被告介绍其朋友李洋转账支付给原告35000元，原告当日给被告出具借款60000元的《借条》一张。同年10月10日，原告通过微信两次转账给被告共计1000元；11月15日，原告又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支付1000元。次日，原告再次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支付100元，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给被告30000元。2016年1月21日，原告给被告出具63000元的《借条》一张；当月25日，原告又给被告出具50000元的《借条》一张；同年3月1日，原告再给被告出具65000元的《借条》一张。2016年4月7日，原告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被告付款3000元；当月11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两次转账共计支付4000元；当月16日，原告向被告共计支付现金40000元，被告出具的《收条》明确该款系归还2016年3月1日《借条》载明的借款；2016年5月1日，原告向被告支付现金8000元，被告批注该款系原告的还款；同年6月1日，原告再次向被告支付现金30000元，被告出具的《收条》明确该款系归还2016年3月1日《借条》载明的借款。2019年2月20日，被告在接受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讯问时，陈述称原告在2015年向其借钱时，因自己没有钱，才介绍李洋借款给原告。之后，每隔十几天，李洋就要求被告去找原告还款，如不能还，就重新写借条，且金额比之前的更多，并要求被告将威胁的话转达给原告。本案庭审中，被告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在2016年1月21日、25日以及3月1日分别向原告支付了借款63000元、50000元、65000元，且其陈述原告给其出具的《借条》就是其在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讯问时陈述代李洋找原告催款时所书写。原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被告虽答辩时主张原告所付款项是原告向其归还的借款，但该答辩意见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意见以及庭审中的陈述意见不一致，且被告既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实际向原告支付了借款，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与原告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因此，被告收取原告的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属不当得利，依法应当予以返还。故本院对原告请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原告向李洋的借款35000元，因被告未举示证据证明李洋委托其收款。因此，被告收取原告的款项中不予扣除原告向李洋的借款35000元。原审判决结果：被告兰洋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胡容瑜返还不当得利117100元。案件受理费3042元，由被告兰洋负担。兰洋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本院作出的（2019）渝0102民初4096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胡容瑜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对胡容瑜向李洋的借款35000元，因兰洋未举示证据证明李洋委托其收款。因此，兰洋收取胡容瑜的款项中不予扣除胡容瑜向李洋的借款35000元”，严重脱离了原审原告的陈述内容、原审被告答辩的内容，且与客观事实不符，与证据证明事实不符。原审原告向李洋收取的35000元，应当在原审被告收取原审原告的款项中予以扣除。二、再审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进一步证明原审判决对案涉35000元款项认定错误。原审诉讼后，再审申请人联系李洋出具《民间借贷委托说明书》和《李洋对以下5笔资金流向真实情况》。该两份证据的内容与原审原告的诉称事实、原审被告辩称事实相互印证，进一步说明：李洋支付给原审原告的35000元是原审原告给原审被告出具的60000元借条的一部分金额，该35000元应当在原审被告收取原审原告的款项中予以扣除。三、再审申请人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交易记录等证明证明，兰洋及其代理的李洋合计向胡容瑜实际支付借款本金76000元，胡容瑜实际向兰洋及其代理的李洋合计归还借款本息84000元，差额8000元系借款利息，故胡容瑜要求兰洋支付117100元的请求不能成立。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错误认定兰洋与胡容瑜之间法律关系，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兰洋与胡容瑜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不属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原审判决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五、原审判决违反了“先刑后民”的原则，程序违法。本案案涉往来资金金额应由诈骗罪的刑事判决结果为依据，不能在民事案件中以高度盖然性来认定往来资金金额。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改判驳回胡容瑜的诉讼请求。胡容瑜辩称，一、针对再审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即“原审原告向李洋收取的35000元，应当在原审被告收取原审原告的款项中予以扣除”的再审理由，被申请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申请人根本就没有借钱给被申请人，申请人只是介绍被申请人向李洋借款，双方之间民间借贷事实根本就不成立。2015年10月19日，李洋转款给被申请人35000元，而非申请人转账给被申请人35000元，充分说明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申请人在胡容瑜支付其的款项中扣除这35000元，理由显然不成立。原审判决依据上述事实作出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二、针对申请人认为其有“有新证据”的再审理由，被申请人认为《民间借贷委托说明书》、《李洋对以下5笔资金流向情况证实》不应认定为新证据，明显是申请人为再审而编造的，不属于新证据的范围，被申请人不认可两份证据的三性。这两份证据也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的60000元借条就产生了民间借贷关，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要件是以实际交付资金为法定要件，被申请人从未收到过申请人借款。事实上，申请人只是借款介绍人，被申请人是向李洋借款35000元。三、针对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借款关系，申请人实际向被申请人支付了76000元，被申请人实际向申请人归还借款本息84000元，故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支付117100元的请求不成立”的再审理由，被申请人认为，1、原审查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无民间借贷资金往来，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未成立民间借贷关系。2、申请人称向被申请人支付借款76000元事实不成立。3、被申请人称向申请人归还本息84000元根本不成立。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无借贷资金往来，也无借贷关系。申请人实际获得不当得利金额为129100元，被申请人漏主张12000元，因本案是再审，对漏主张的12000元，被申请人将另行主张。4、原审查明申请人通过诈骗手段，骗取被申请人117100元事实成立。涪陵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渝0102刑初327号《刑事判决书》中，公诉机关指控“兰洋最终采取威胁、软暴力等手段迫使胡容瑜共计‘还款’人民币126100元，从而以收取‘借贷利息’为由骗取胡容瑜人民币86100元。这一数额是126100元减去李洋转账借给胡容瑜35000元和2015年10月19日兰洋支付宝转给胡容瑜5000元而得。按此刑事判决申请人实际收取了被申请人126100元，该数额大于原审原告主张的117100元，原审原告仍少主张9000元。四、针对申请人所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理由，被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未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形成的借条是被协迫书写的，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实施了诈谝，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五、针对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违反‘先刑后民’的原则，程序违法”的再审理由，被申请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申请人系涉嫌诈骗罪，不是涉嫌非法集资罪，因此，不适用上述规定。本案不当得利数额清楚，不需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不符合法定中止情形。本案也经涪陵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2刑初32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兰洋最终采取威胁、软暴力等手段迫使胡容瑜共计“还款”人民币126100万元事实成立，被申请人向李洋借款35000元理应偿还，但应偿还给李洋而非申请人，刑事判决对这35000元的债权到底归谁也未作出认定，显然申请人认为35000元归申请人的这一再审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申请人的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维持原判，裁定驳回申请人再审申请。本院再审查明，2015年10月19日，经兰洋联系李洋通过银行转账向胡容瑜支付35000元。同日，兰洋通过支付宝向胡容瑜转账支付5000元，并由胡容瑜出具26天还人民币60000元的《借条》一张。事后，胡容瑜先后于2015年11月15日、16日共计向兰洋“还款”人民币31100元。2016年1月21日，兰洋以逾期未全额还款为由，要求胡容瑜重新出具了63000元的《借条》一张。2016年1月25日，胡容瑜又向兰洋“还款”人民币13000元。2016年3月1日，经兰洋继续向胡容瑜追要，胡容瑜又重新出具65000元、于2016年6月1日之前归还的《借条》一张。后在兰洋追要下，胡容瑜又先后于2016年4月7日、4月8日、4月11日、4月12日、4月14日、4月16日、5月4日、5月11日共计向兰洋“还款”人民币47000元。几天后，兰洋又要求胡容瑜同意还款时间由2016年6月1日延长至同年9月1日但还款金额增加3000元。2016年6月1日，胡容瑜分两笔共计向兰洋“还款”人民币5000元（一笔4000元，一笔1000元）。2016年6月9日，经兰洋追要，胡容瑜又向兰洋“还款”人民币30000元。综上，胡容瑜共计向兰洋“还款”人民币126100元。2019年2月20日，兰洋因涉嫌犯诈骗罪被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3月23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1月7日被执行逮捕。2019年5月29日，本院立案受理胡容瑜诉兰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兰洋诈骗罪一案，检察机关于2020年5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经审理，于同年7月7日本院作出(2020)渝0102刑初327号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人兰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责令被告人兰洋退赔被害人胡容瑜经济损失人民币86100元。该刑事判决认定，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间，兰洋最终采取威胁、软暴力等手段迫使胡容瑜共计“还款”人民币126100元，从而以收取“借贷利息”为由骗取胡容瑜人民币86100元。兰洋至今未履行退赔义务。另查明，公安机关及本院对李洋的询问过程中，李洋均表示2015年10月19日兰洋因急需向其借款35000元，后应兰洋要求其将此款转至胡容瑜银行账户；事后，兰洋告知此款转借给了胡容瑜，起初其不认识胡容瑜，也未向其催收过借款，该笔借款其只认兰洋是借款人；2016年6月，兰洋向其归还了借款本金35000元；《民间借贷委托说明书》和《李洋对以下5笔资金流向真实情况》系兰洋还款后于2019年10月左右打印好找其签名，其签名时系醉酒状态。再审中，兰洋陈述李洋借款本金35000元胡容瑜向其付款后由其已归还给了李洋。胡容瑜陈述就李洋支付的35000元系其与李洋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该笔借款应由其归还，且目前尚未归还。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审原告胡容瑜、原审被告兰洋的当庭陈述笔录，原审被告兰洋提交的(2020)渝0102刑初327号《刑事判决书》，本院调取公安机关对胡容瑜、兰洋的讯问笔录及本院对李洋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这些证据材料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之规定，本案首要问题即为刑事判决的即判力范围。本院作出的（2020）渝0102刑初327号兰洋犯诈骗罪案件中，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也是针对兰洋收取到胡容瑜的“借款利息”86100元，对于借款本金40000元（李洋支付本金35000元、兰洋支付本金5000元）并未认定为犯罪所得或作为犯罪工具进行处理，本院审理后也确认了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事实，认定对兰洋诈骗犯罪所得金额为86100元，现该刑事判决已经生效，故对于借款本金40000元应当属于民事审理范围。其次，对于借款本金40000元的定性问题。关于李洋支付的35000元，兰洋与李洋均认可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李洋陈述其是按照兰洋指示向第三方胡容瑜付款，其只认可借款人为兰洋且仅向兰洋催收借款，也是兰洋向其履行了还款义务。结合本案兰洋向胡容瑜追收借款的具体情况，可以认定李洋支付的35000元系兰洋向李洋借款后再转借给胡容瑜，胡容瑜与李洋之间并未直接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且李洋支付35000元已由兰洋予以归还，胡容瑜无需向李洋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因此，胡容瑜系通过与兰洋自行协商达成的借款意思表示，兰洋出借胡容瑜借款40000元，即胡容瑜与兰洋之间仍在借款本金40000元范围内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胡容瑜应当承担归还义务，本院生效（2020）渝0102刑初327号刑事判决认定犯罪金额时也将40000元借款本金从胡容瑜共计“还款”126100元中予以扣除。至于兰洋收取到胡容瑜的“借款利息”86100元因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构成了诈骗罪，依法已经由刑事责任进行了制裁，不再另行处理。综上所述，胡容瑜向兰洋借款本金40000已经全部归还，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兰洋收取的不当得利（即“借款利息”）86100元，已由生效刑事判决责令兰洋向胡容瑜予以退赔，兰洋在胡容瑜处再无其他任何不当得利，胡容瑜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因此，本案因出现新证据、新事实，本院应予以纠正。综上，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渝0102民初409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胡容瑜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3042元，本案案件受理费2642元，合计5684元由原审原告胡容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郑德生审判员  常洪艳审判员  李欣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关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