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06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金兰，女，汉族，1959年12月4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军，男，汉族，1984年8月1日出生，系上诉人徐金兰之子，住江苏省通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枝祥，男，汉族，1990年9月25日出生，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 上诉人徐金兰因与被上诉人熊枝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3民初4834号民事判决，于2020年7月13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曲波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胡金鳌、审判员温燕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金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军和被上诉人熊枝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金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熊枝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十倍赔偿20万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第一，熊枝祥销售的食品属不安全食品；《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不安全食品是指：“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根据上述定义，本案食品符合上述不安全食品定义。国家食药总局明确回复：“禁止将野生河豚鱼加工成野生河豚鱼干及制品进行销售”，根据该回复函，明确涉案野生河豚鱼干属食药总局禁止销售的食品，由于法律明令禁止销售且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符合不安全食品的定义。第二，中国渔业协会河豚分会专家表示，食用野生河豚存在很大风险，因为“不同品种的河豚鱼毒素大小和带毒的部位不一样，有的鱼肉带毒，有的鱼皮带毒”。而我国沿海的野生河豚鱼有40多种，自然捕捞上来的品种往往多种多样，无法确定毒性大小和带毒部位。加上目前市面上销售的野生河豚鱼都是违法的，更不能保证河豚的处理过程是否合规，安全是否达标。”因此，涉案野生河豚鱼干是不安全食品。第三，熊枝祥在销售涉案河豚鱼干时已明确称其销售的为东海纯野生河豚鱼干，且熊枝祥称其所售河豚鱼干的产地为宁波石浦，而宁波石浦并没有养殖基地(熊枝祥已认可宁波石浦没有河豚鱼养殖基地)，徐金兰已举证证明涉案河豚鱼干为野生河豚鱼干。熊枝祥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所售河豚鱼干来源于合法的养殖基地，故无法否定其销售的为野生河豚鱼干。综上，熊枝祥销售野生河豚鱼干，存在安全风险，甚至能够致人死亡，属于不安全食品。第四，关于食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是否适用《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问题。《食品安全法》第二条但书条款已明确“食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以及食品安全法对农业投入品作出规定的，应遵守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释义》一书中明确阐述《食品安全法》第二条但书条款的立法本意即：根据食品的定义，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食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以及食品安全法对农业投入品作出规定的，适用食品安全法。原审法院明显适用法律错误。第五，关于在食品药品特殊领域，消费者“知假买假”是否有权主张十倍惩罚性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司法解释强化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严格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条款中使用的是“购买者”的概念，权利主体为购买者，而非普通消费者，生产者与销售者不得以“购买者”的身份因素对抗权利人权利的行使，因此，在食药领域，只要是“购买者”，就有权主张权利。“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针对新时期食品药品事故多发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的目的就是鼓励消费者和社会成员同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作斗争，之所以将“知假买假者”列入保护范围，主要是考虑到“知假买假者”虽然主观上为了获利，但客观上确有净化市场的效果，其对于打击无良商家，抑制制假售假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因此，本案中熊枝祥抗辩称“知假买假无权主张十倍价款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第六，关于承担“十倍价款赔偿”惩罚性赔偿责任是否以人身财产损害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消费者主张“十倍价款赔偿”的前提是食品经营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非销售行为是否给消费者造成了实际损害。因此，熊枝祥关于承担“十倍赔偿责任”是以消费者受到损害为前提的主张，与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第七，关于熊枝祥是否构成《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规定的销售者明知的问题。在民事法律体系中，“明知”的法律含义包括“知道”和“应知道”。所谓“知道”即指“知晓”“清楚”；而“应当知道”则是指“本应知晓”“本应清楚”。《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根据上述规定，食品经营者在采购食品进货时，应履行法定职责，查验供货者的检验合格证明，况且，本案属于特殊食品野生河豚鱼，更应尽到经营者的注意义务和法定义务。熊枝祥未经查验致使国家禁止销售的食品流入市场，构成销售者明知。第八，食品药品领域，销售者应对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在食品药品领域，法律明确“举证责任倒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对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熊枝祥未依法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 熊枝祥答辩称：徐金兰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依法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徐金兰认为涉案河豚鱼干属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缺乏相应证据。《食品召回管理办法》与涉案河豚鱼干是否属于不安全食品无关联性。首先，目前无法律法规规定河豚鱼干属于有毒有害食品，也无相应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标准。除食品安全标准外，不得制定其他食品强制性标准。《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食品安全标准有国家标准的，应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但有地方标准的，应执行地方标准。根据上述规定，对河豚鱼干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应以《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作为认定的基本依据。其次，涉案河豚鱼干与河豚鱼并非同一概念，涉案河豚鱼干系由河豚鱼经过去毒、清洗、腌渍、晾晒等程序加工而成，与河豚鱼在物理形态、毒素含量、食用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河豚鱼干未必仍然含有河豚毒素，食用河豚鱼干未必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河豚鱼本身含有毒素，但只要加工得当，完全可实现河豚鱼干无毒的可能，日常生活中食用河豚鱼干及其他河豚鱼制品的普遍性也足以证明这一判断。认定河豚鱼干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依据客观事实证据，而不是依据“河豚鱼有毒则河豚鱼干有毒”进行简单的主观推定。徐金兰无任何事实或法律依据证明涉案河豚鱼干是有毒有害食品。二、国家食药总局给予他人的回复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此函不能证明涉案河豚鱼干有毒。本案一审已查明，熊枝祥销售的涉案河豚鱼干是在石浦干货市场购买，熊枝祥并未生产和加工任何河豚鱼。徐金兰所说的回复函与本案所涉河豚鱼干是否有毒有害无任何关联性。此外，专家意见不是法律法规，不能作为案件裁判的依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徐金兰所述我国沿海的野生河豚鱼有40多种，但徐金兰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河豚鱼干是不安全食品，徐金兰主张涉案河豚鱼干有毒有害，完全是主观推测。三、徐金兰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河豚鱼干为野生河豚鱼干。本案一审已认定，熊枝祥是为了淘宝引流而将涉案河豚鱼干标注为野生河豚鱼干，其并不知道涉案河豚鱼干为养殖还是野生，也不知渔民到底是从什么养殖基地弄来的或是野生捕捞的。众所周知，在我国沿海地区，海鲜在全国各个海鲜基地的流通非常普遍，很多海鲜都是从一个基地贩卖到另外一个基地再进行售卖，河豚鱼干也不例外。而徐金兰却断章取义，主张涉案河豚鱼干为野生。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徐金兰并无任何事实依据或权威机构检测报告证明涉案河豚鱼干为野生，其认定涉案河豚鱼干为野生河豚鱼干，证据不足。四、徐金兰所述食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是否适用《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与涉案河豚鱼干是否属于不安全食品无关联性。《食品安全法》并无任何条款明确规定不能售卖河豚鱼干，也无任何条款明确说河豚鱼干有毒有害。因此，涉案河豚鱼干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以《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作为认定依据。对于涉案河豚鱼干是否有毒有害、毒害程度及对人体健康是否会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徐金兰并无任何权威检测报告或事实证明。因此，河豚鱼有毒并不能证明河豚鱼干一定有毒，如果徐金兰所作“河豚鱼有毒则河豚鱼干有毒”的推断能够成立，那么这将意味着所有河豚鱼干制品均应退出市场。而涉案河豚鱼干系由河豚鱼经过去毒、清洗、腌渍、晾晒等程序加工而成，与河豚鱼在物理形态、毒素含量、食用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徐金兰以概念置换的方式替代检测鉴定，将使本案审判失去事实基础，也有违“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的基本原则。河豚鱼本身含有毒素，但只要加工得当，完全可实现河豚鱼干无毒的可能，我国沿海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食用河豚鱼干及其他河豚鱼制品的普遍性也足以证明这一判断。由此可见，虽然河豚鱼有毒，但不能得出河豚鱼干一定有毒有害的结论。五、徐金兰无任何事实依据证明涉案河豚鱼干存在质量问题或对其身体造成任何损害，也无任何事实依据证明涉案河豚鱼干不符合安全标准，徐金兰仅凭主观推测涉案河豚鱼干有毒有害并以此主张十倍赔偿缺乏依据。因此，徐金兰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十五条规定与本案无关联性，十倍赔偿无任何事实依据和前提。六、参照本案一审及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农产品连锁经营试点的通知（商建发[2005]1号）》之附件《食用农产品范围注释》，涉案河豚鱼干属食用农产品范畴，是散装农产品，在淘宝网也是允许上架售卖的，而散装农产品可以有包装也可以无包装。在本案一审中已有明确说明，熊枝祥发货前已尽到相关义务。况且，渔民自晒河豚鱼干属于我国沿海地区的一种历史悠久的美食，存在已久。目前国家对于渔民自晒河豚鱼干没有任何规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理应由徐金兰举证其主张，而徐金兰无任何证据证明河豚鱼干为国家禁止销售的食品，也无任何事实和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河豚鱼干有毒有害，也不存在熊枝祥所谓的“明知”。七、经熊枝祥核实，徐金兰及其丈夫郑耀达、儿子郑志军、亲家公季敦华，亲家母张锦连、儿媳季海燕，一家六口人都是被全国多家法院认定的非正常消费者，是职业索赔人，多家法院都不支持他们的恶意行为。最新出台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与举报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五款也不支持这种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恶意投诉行为。再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及其立法目的，其所指的“消费者”是指为个人或家庭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而不是为了从事生产经营或职业活动的需要。而徐金兰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购买如此巨额的河豚鱼干为其生活所需，反而是到全国各地法院通过诉讼牟取十倍赔偿，其行为已不是正常消费者，不应得到支持。此外，熊枝祥现已查明徐金兰家族在淘宝网与多个淘宝卖家的河豚鱼干及其他产品的交易记录，并收集了徐金兰家族到法院的恶意诉讼记录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展示的他们一家作为职业打假人案例的涉案记录等证据。（在本案一审中，熊枝祥已提交了《郑志军家族成员部份案件搜集表》，高达数百起），此处再列举部分案例。1、季海燕于2017年9月24日在郑泽钦网店里购买了6,400元河豚鱼干，起诉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案号（2018）京0105民初12359号，后再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7223号，法院均不支持其十倍赔偿诉讼请求。2、2018年1月29日，徐金兰在王志龙经营的淘宝商铺购买河豚鱼干，数量为30件，单价为107元，徐金兰向王志龙支付货款3,210元，其中含快递费150元。（2019）京02民终11020号不支持其十倍赔偿诉讼请求。3、2017年11月16日，郑志军在李富泉的淘宝网店铺中购买了世圣破壁灵芝孢子粉40盒，单价为120元，商品总金额为4,800元。2017年11月18日，郑志军收到上述货物。（2019）京01民终8021号已认定其并非是以生活消费目的而购买涉案产品，更多的是为了牟取利益，其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不符，不应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规则的保护，故对郑志军要求李富泉承担十倍赔偿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3、2017年7月29日，郑志军在马国新开设的店铺购买“百草林长白山灵芝孢子粉纯天然散装称重100克头道粉正品包邮”100罐，共计付款6,000元。（2019）沪01民终322号也认定其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不符。而且，郑志军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购买涉案产品系为生活所需。因此，郑志军亦明显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为生活消费所需而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范畴。4、2018年3月6日，季海燕与李丽竹灵芝孢子粉责任纠纷案（2017）浙8601民初3397号在杭州运输法院开庭，在李丽竹没到庭的情况下，法院驳回季海燕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认定其为非正常消费者。5、2018年8月28日，季海燕和李富泉灵芝孢子粉买卖合同纠纷案（2018）沪02民终5983号及（2019）沪02民申72号中，季海燕同样被法院驳回了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认定季海燕家族为职业打假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其家族十倍索赔有如下看法：“关于季海燕要求十倍赔偿的诉请主张，在诉讼之前已就与涉案产品相类似的产品以同样的诉请主张和理由向法院主张惩罚性赔偿，且其亦长期、频繁购买产品后提起大量与本案类似的诉讼，能够证明其并非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购买涉案产品，而季海燕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购买涉案产品系为生活所需。诸如此类案例非常多，更多相关案例可参考中国裁判文书网或熊枝祥提交的《郑志军家族成员部份案件搜集表》。显然，徐金兰、郑志军家族的购买行为不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而是出于职业索赔，以营利为目的，滥用法律条文，将法律变成他们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这种行为已严重损害了我国法律的立法精神，不应支持这种损害我国建设精神文明国家的行为。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 徐金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熊枝祥按《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赔偿徐金兰2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徐金兰于2019年6月3日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向熊枝祥购买了野生河豚鱼干，而野生河豚鱼干存在安全风险，甚至有能够致人中毒死亡的可能，此外熊枝祥所售食品无生产日期，也存在安全隐患，综上两点，熊枝祥所售食品属不符合安全要求的食品，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二款，第六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徐金兰依法行使法定权利，主张惩罚性赔偿。 熊枝祥在一审中答辩称：一、熊枝祥销售的河豚鱼干是经过处理后允许销售的，且依据农办渔[2016]53号文件，对渔民自晒的河豚鱼干未有相关要求和限制。徐金兰在购买涉案产品时，客服在发货前就已提前告知其使用不当可能会有风险，徐金兰已认可并主动要求发货，熊枝祥已尽到履行告知的责任，徐金兰要求十倍赔偿的条件无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徐金兰未提交任何有关涉案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证据，因此，熊枝祥作为经营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徐金兰、郑志军、季海燕、张锦莲、季敦华、郑耀达属一家人，近年来大量通过购买网络产品后即诉至法院请求赔偿，徐金兰根本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自然人以牟利为目的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条例。三、熊枝祥淘宝店铺介绍已明确显示销售的河豚鱼干是散装农产品，无标签，方便运输。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所谓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一般指向食品本身存在质量问题；若食品本身没有质量问题，只是外包装标注不符合规定，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不能适用食品安全法的惩罚性赔偿。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属合同无效的情形。五、涉案河豚鱼干属食用农产品、水产品、农副产品。包装也符合包装法，可简单包装、方便运输。虽然河豚鱼有毒，但不能得出河豚鱼干一定有毒有害的结论，并且随着国内河豚养殖开发及脱毒技术的研究发展，人工养殖的河豚鱼可达到低毒甚至无毒，从生产、销售、食用已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六、鉴于职业打假人带来的恶劣影响以及净化市场的效果基本为零，对三聚氰胺、毒奶粉、毒大米、假疫苗等各大案件无揭发的可能性，反而对很多初入行业的小卖家提起诉讼使其雪上加霜，多地已将频繁提起食药诉讼的职业打假人定性为黑恶势力并不予支持。本案中，徐金兰一家五口人以营利为目的，是职业打假，不具有法定消费者身份，其主张惩罚性赔偿不应支持。徐金兰等用极其恶劣的手段敲诈经营者，给国家和个人造成巨大损失，浪费法律资源，给网络平台和个人造成很大影响，在北京、上海、江苏、杭州、山东等多地用假地址、假电话、假名字起诉商家，充分说明这些人的目的是何性质。综上，请求驳回徐金兰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金兰于2019年6月3日在熊枝祥经营的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名称为老渔翁石浦海鲜东海纯野生河豚鱼干的商品400份，单价为50元，共计20,000元，运费2,005元。徐金兰同日向熊枝祥支付22,005元，收货地为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虎山路街道金水路1057号馨苑小区10号楼，熊枝祥发货物流运单号为顺丰速运：349032767708。涉案产品的交易快照载明，产地：中国浙江宁波市，食品工艺：水产干货，包装方式：食用农产品。徐金兰购买的商品实物照片显示，涉案商品为散装，没有包装袋、产品名称、加工日期、检验合格信息等。发货前熊枝祥的客服人员向徐金兰说明河豚鱼干使用不当会中毒，徐金兰称其购买河豚鱼干是送人，要求熊枝祥发货。徐金兰购买河豚鱼干后未食用，也没联系熊枝祥退款退货，涉案河豚鱼干现均已变质发霉。熊枝祥称其是从宁波当地市场购买河豚鱼干后再销售，并称其不知道涉案河豚鱼干是野生还是养殖的，还称其是为了淘宝引流在其淘宝店铺上标注为野生河豚鱼干。经查，徐金兰及其家属成员在全国法院存在多起在淘宝平台购买河豚鱼干而起诉商家要求十倍惩罚性赔偿的案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熊枝祥是否应按《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向徐金兰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首先，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以下称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但食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有关质量安全标准的制定、有关安全信息的公布和该法对农业投入品作出规定的，应遵守该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参照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农产品连锁经营试点的通知（商建发[2005]1号）》之附件《食用农产品范围注释》，水产动物产品包括将水产动物整体或去头、去鳞（皮、壳）、去内脏、去骨（刺）、擂溃或切块、切片，经冰鲜、冷冻、冷藏、盐渍、干制等保险防腐处理和包装的水产动物初加工品。可见，河豚鱼干属食用农产品范畴，其应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关于质量安全管理及法律责任的规定，而非《食品安全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因此，徐金兰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主张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只有在生产、销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三条所列农产品且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徐金兰主张其购买的涉案野生河豚鱼干存在安全风险，可能使人中毒，但均是其推测结果，其并未食用，也未造成损害，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购买的河豚鱼干是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产品。因此，徐金兰主张赔偿无事实依据。再次，根据《关于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鲀和养殖暗纹东方鲀加工经营的通知》（农办渔[2016]53号），我国禁止加工经营所有品种的野生河豚。但徐金兰未有充足证据证明涉案河豚鱼干为野生河豚鱼干，且即使是野生的，属国家禁止销售产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或《食品安全法》也只规定了行政处罚责任和刑事责任，未对此种情况作出十倍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另国家之所以禁止加工经营野生河豚，是因河豚可能含有毒性，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食用安全而禁止加工经营。但徐金兰及其亲属大量从淘宝平台购买河豚鱼干等产品并在全国各个法院起诉多个商家要求十倍惩罚性赔偿，其对河豚可能含有毒性及国家禁止加工经营野生河豚是明知的，其购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以此牟利，这有悖于国家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的初衷，也有悖于食品安全法出台的立法本意。食品安全法的立法本意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不应成为“职业打假人”牟利的手段。最后，食品安全问题理应由国家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公众作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服务时，其权益才受到法律保护。法律并未赋予“职业打假人”监督管理食品安全的职责权限，公众监督可通过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反映来实现。综上，徐金兰要求熊枝祥支付涉案商品价款的十倍赔偿款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徐金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徐金兰负担。 上诉人徐金兰在二审中提交以下新证据： 证据1，国家食药监督总局办公厅函件一份，证明：国家有关部门已明确野生河豚鱼属《食品安全法》第34条第12项规定的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证据2，《食品召回管理办法》，该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不安全食品是指《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身体健康的食品，证明：涉案河豚是国家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也是有可能危害身体健康的食品，因此属于不安全食品。 证据3，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3民初745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已认定野生河豚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证据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证明：食品包括作为原料的农产品，同样适用于《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证据5，最高院指导案例23号，证明：最高院指导案例认定“知假买假”不影响维权，徐金兰的身份是消费者。 证据6，最高人民法院答记者问记录，证明：法律规定的消费者定义并未将“知假买假者”排除在消费者之外，未将“职业打假人”排除在“知假买假者”之外，消费者是相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而言，只要购买产品除非是另行销售，都应认定为消费者。 证据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食品药品纠纷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10页，证明：知假买假不影响消费者主张权利，知假买假的行为不影响消费者的权益，通常情况下，购物者就是消费者，惩罚性赔偿不以消费者遭受人身损害为前提。 证据8，青岛市中级法院（2019）鲁02民终26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职业打假人也是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给消费者下定义，法院同时还认为打假不是坏事。 证据9，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公布的第3批、第4批、第5批、第6批养殖河豚鱼源基地名单，证明：熊枝祥在销售涉案河豚鱼干时描述的产地宁波石浦并不在合法养殖基地之中。 证据10，北京市东城区法院（2018）京0101民初212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食用农产品的销售应遵守食品安全法。 证据11，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2019）渝01民终934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虽然熊枝祥辩称其所售非野生河豚鱼干，但其未能举证反驳，应认定涉案河豚是野生的，熊枝祥在网页上描述的是野生河豚鱼，产地是宁波石浦。 证据12，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2019）渝01民终1069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事项同证据10，同时证明应适用惩罚性赔偿。 证据13，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2017）沪01民终1295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野生河豚鱼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徐金兰有权主张10倍赔偿，同时法院还认定销售者主张并非是野生河豚但未提交相应证据，把举证责任分配给经营者，而不是分配给购买人。 证据14，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申71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法院认定职业打假人不能作为申请人免除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还证明野生河豚是属于不安全食品。 证据15，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673号判决书认定野生河豚鱼属于不安全食品，证明：消费者有权主张10倍赔偿。 证据16，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终11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没有合法来源的河豚鱼也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证据17，河南省卫辉市（2020）豫0781民初37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河豚鱼是属于我国明令禁止生产的食品，同时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对食品的质量问题承担举证责任。在食品药品特殊领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这一特别规定，职业打假人、知假打假者应当获得惩罚性赔偿。 证据18，福建省平潭县法院（2020）闽0128民初25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野生河豚是属于明令禁止销售的食品，属于不安全食品，证明惩罚性赔偿不以人身损害为前提，还有知假买假不影响维权。 证据19，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8）沪7101民初63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认定野生河豚不属于安全食品，应适用10倍惩罚性赔偿。 证据20，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91739号、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6民初23395号、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7民终3586号民事判决书，共同证明：野生河豚鱼是属于明令禁止销售的食品，属于不安全食品，“知假买假”“职业打假”不影响维权。 被上诉人熊枝祥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季海燕和郑志军是一家人，此回复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证明涉案河豚鱼干是有毒有害食品，此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2与涉案河豚鱼干无关联性，目前我国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河豚鱼干属于有毒有害食品，涉案河豚鱼干也无国家或地方标准，河豚鱼和河豚鱼干是不同概念，河豚鱼有毒并不能代表河豚鱼干有毒。《食品安全法》第25条规定，除了食品安全标准外，不得制定其他食品安全强制性要求，《食品安全法》第150条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涉案河豚鱼干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应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50条规定作出认定。河豚鱼干是经过河豚去毒、清洗、腌制、晾晒等程序加工而成，和鲜活河豚物理形态、毒素含量和食用方法有明显差异，因此，不能因河豚鱼有毒就推断出河豚鱼干有毒。徐金兰认定涉案河豚鱼干有毒是其主观臆断。关于徐金兰提交的法院判决案例，因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其他判决案例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徐金兰提交的河豚鱼养殖基地名单与熊枝祥无关。熊枝祥在其淘宝店铺标注为野生河豚鱼干是为了引流，熊枝祥销售的河豚鱼干是从当地渔民手中购买的，熊枝祥不知道当地渔民是从何处养殖基地和何处捕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出证据，但徐金兰并无任何事实依据或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认定涉案河豚鱼干是野生河豚制成。在我们国家沿海地区，海鲜在各个基地的流通很普遍，河豚鱼干也不例外，徐金兰所述食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是否适用《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与涉案河豚鱼干是否属于不安全食品无关。没有任何条款规定不能销售河豚鱼干，也没有规定河豚鱼干有毒。徐金兰在混淆法律概念，涉案河豚鱼干是食用农产品，根据《食品安全法》第2条第2款规定，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徐金兰所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第3条、第15条规定与本案无关，徐金兰无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河豚鱼干是有毒有害食品，且这两条司法解释适用的前提是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根据《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农产品连锁经营试点的通知》，食用农产品范畴是散装农产品。 被上诉人熊枝祥在二审中提交录音证据一份，证明其在发货前就已告知徐金兰其销售的是经去毒处理的河豚鱼干，而徐金兰明确告知其是要将涉案河豚鱼干送给老外，进而证明熊枝祥已尽到告知责任。 上诉人徐金兰质证称：此份证据在一审中已提交，不是新证据，熊枝祥明知其所售产品有问题仍予销售，构成《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的明知却仍销售。熊枝祥认为徐金兰是明知涉案河豚鱼干有毒而购买，但根据指导案例，“知假买假”者仍属消费者，有权获得惩罚性赔偿。只要经营者销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就应赔偿，不以其是否告知为前提条件。 基于本案双方的示证内容和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首先，因徐金兰所举上述证据1的证明事项是野生河豚鱼属《食品安全法》第34条第12款规定的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而涉案货品系河豚鱼干并非野生河豚鱼，故此份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此份证据在形式上仅系一份答复函件，而熊枝祥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本院亦不能确认此份函件的真实性，故本院对此份证据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其次，徐金兰提交的上述证据2、证据4、证据6和证据7系我国有关食品的法律规定及有关解读，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不具有证据效力。再次，因我国非判例法国家，判例非法律渊源，徐金兰提交的多份全国各地法院的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而因熊枝祥在其淘宝店铺上标注其销售的涉案货品是野生河豚鱼干，故徐金兰提交的上述证据9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信。最后，因徐金兰对熊枝祥所提交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并未表示异议，故本院确认熊枝祥曾提醒徐金兰涉案河豚鱼干在被加工前其内脏含有毒素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徐金兰在一审中称其购买和收取涉案河豚鱼干时不知野生河豚鱼干被禁止销售，并称其到起诉时方知野生河豚鱼干被禁止销售，但徐金兰确认其在收到涉案河豚鱼干后既未食用也未送人，且未联系熊枝祥退款退货。而徐金兰在二审中却称其系知假买假者，并称其系在明知野生河豚鱼干有毒或可能有毒的情况下仍向熊枝祥购买涉案河豚鱼干。 再查明，徐金兰曾于2019年10月14日因其购买涉案河豚鱼干在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熊枝祥，其在此案的诉讼请求是判令熊枝祥向其退还货款2万元和快递费2,005元。但徐金兰随后于2019年11月29日向杭州互联网法院申请撤诉。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浙0192民初87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徐金兰撤诉。 还查明，熊枝祥称徐金兰及其亲属自2013年起已通过“知假买假”向全国各地法院累计提起索赔案达681件。徐金兰与郑志军是母子关系、徐金兰与季海燕是婆媳关系、张锦连与季海燕是母女关系、郑志军与季海燕是夫妻关系。经本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查询，发现仅徐金兰因购买河豚鱼干而诉讼索赔的案件就有16件，而郑志军、季海燕、张锦连因购买河豚鱼干而诉讼索赔的案件则分别有21件、9件和4件，生效裁判文书显示徐金兰、郑志军、季海燕、张锦连最早自2017年2月起就分别陆续在网络上购买河豚鱼干，然后起诉销售者提出十倍索赔。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熊枝祥向徐金兰销售的涉案货品是否是野生河豚鱼制作成的河豚鱼干。二、涉案河豚鱼干是否属《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三、涉案河豚鱼干是否有毒有害或属不安全食品。四、熊枝祥是否“明知”其销售的河豚鱼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五、熊枝祥应否向“知假买假”的徐金兰赔偿十倍价款。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徐金兰作为涉案河豚鱼干的进货人，主张其向熊枝祥购买的涉案河豚鱼干为野生河豚鱼干，已提交证据证明其从熊枝祥经营的淘宝网店订购涉案河豚鱼干时，熊枝祥在其淘宝店铺网页中清楚标明涉案货品为“老渔翁石浦海鲜东海纯野生河豚鱼干”；而熊枝祥在本案庭审中却否认其向徐金兰出售的是野生河豚鱼干，并称其不知涉案河豚鱼干是养殖河豚鱼还是野生河豚鱼加工制作而成，还称其也不知渔民是从何养殖基地取得或是捕获野生河豚鱼制作成涉案河豚鱼干，则因熊枝祥的上述抗辩主张与其出售涉案河豚鱼干时在其淘宝店铺网页标注的内容不一致，故关于涉案河豚鱼干是否系由养殖河豚鱼制作而成的举证责任应由熊枝祥承担。徐金兰已举证证明熊枝祥在淘宝网公开宣传的是经销野生河豚鱼干，至此已完成其初步举证责任，不应再要求徐金兰进一步举证证明涉案河豚鱼干系由野生河豚鱼加工制作而成。在熊枝祥未能举证证明涉案河豚鱼干系由养殖河豚鱼制作而成从而反驳徐金兰关于涉案河豚鱼干系野生河豚鱼干的主张，甚至熊枝祥称其也不能断定涉案河豚鱼干非由野生河豚鱼制作而成的情况下，熊枝祥应就其未能举证推翻其销售宣传内容和反驳徐金兰的上述诉讼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徐金兰关于熊枝祥向其所售涉案河豚鱼干是由野生河豚鱼制作而成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条规定，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二〔2016〕72号）规定，食用农产品是指在传统的种植、养殖、采摘、捕捞等农业活动中以及设施农业、生物工程等现代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干燥、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分级、包装等加工，但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供人食用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依据上述规定，涉案河豚鱼干当属食用农产品。而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且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二条之规定，食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有关质量安全标准的制定、有关安全信息的公布和食品安全法对农业投入品作出规定的，应遵守食品安全法。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仅应适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关于质量安全管理和法律责任的规定而不适用《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徐金兰关于本案应适用《食品安全法》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首先，虽然野生河豚鱼含有河豚毒素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食用野生河豚鱼导致死亡的实例亦确实存在，但河豚鱼干与河豚鱼并非同一概念，河豚鱼经过去毒、清洗、腌渍、晾晒等多道程序加工成河豚鱼干后，未必仍含有或沾染可致人中毒的河豚毒素，即不能因野生河豚鱼有毒便据之得出野生河豚鱼干必然有毒的结论。从野生河豚鱼有毒推论野生河豚鱼干有毒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居住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食用河豚鱼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此亦可佐证野生河豚鱼只要加工方法正确、去毒充分，完全可实现河豚鱼干的无毒化。徐金兰作为长期生活在江苏南通的居民，其也一定熟知江浙地区人们食用河豚鱼干的习惯。因徐金兰并未举证证明其曾就涉案河豚鱼干的毒性进行检测鉴定从而得出涉案河豚鱼干有毒的检验结果，也未提交其他证据验证涉案河豚鱼干带毒有害而不可食用，则徐金兰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徐金兰主张涉案河豚鱼干有毒有害仅系其个人推测，本院对徐金兰关于涉案河豚鱼干有毒有害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因徐金兰亦未举证证明我国曾针对河豚鱼干已制定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故涉案河豚鱼干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根据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进行认定。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徐金兰主张涉案河豚鱼干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河豚鱼干有毒、有害，不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或对人体健康会造成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虽然徐金兰未能举证证明涉案河豚鱼干有毒有害，但其援引《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不安全食品是指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其他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主张涉案河豚鱼干系被国家食药监管部门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故而属不安全食品；则因《农业部办公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鲀和养殖暗纹东方鲀加工经营的通知》（农办渔[2016]53号）第十一条规定“禁止加工经营所有品种的野生河鲀”，而河豚即河鲀，且涉案河豚鱼干系由野生河鲀加工而成，故徐金兰关于涉案河豚鱼干属不安全食品的主张成立，本院对其此项主张予以采纳。最后，虽然农业部和国家食药总局联合下文禁止加工经营所有品种的野生河豚鱼，但据此并不能认定由野生河豚鱼加工而成的河豚鱼干一定会危害人体健康。鉴于野生河豚鱼若加工处理不当制成河豚鱼干确会对食用者造成危害甚至致死，而对加工野生河豚鱼进行细化管理的管控成本较高，且一旦发生意外状况的后果也通常比较严重，行政机关基于最大程度保护公众生命健康安全的考虑，作出禁止加工野生河豚鱼的规定，是为将野生河豚鱼制品的潜在风险降到最低而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行政管理举措，但此并不意味着凡是野生河豚鱼干必然不可食用，否则我国民间多地有着悠久历史食用河豚鱼干的习惯早就不复存在。 关于争议焦点四，本院认为，首先，对于《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知”如何理解，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常来讲，“明知”就是行为人在其实施某项行为前就确定预见到或应预判到其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虽然从食品领域法律语境上说，“明知”包括“知道”和“应知”，但也须结合食品销售者的经营环境、生活区域、经销时间、经验水平、营运规模和认知能力等综合分析判断食品销售者是否“明知”其经销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具体到本案，熊枝祥仅是一名在网络上销售土特农产品的年轻人，其既非领取工商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也非专业从事河豚鱼干销售的企业法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熊枝祥与在城镇农贸市场或农村集市刚刚尝试摆摊售卖农产品的小贩并无二致，只是熊枝祥的经营场所在网络店铺而集市小贩的经营场所在实地摊位。作为长期生活在拥有食用河豚鱼干习惯之环境下的熊枝祥来说，其基于自己的经验阅历，将涉案野生河豚鱼干作为普通土特农产品在网上进行销售，且经销时间较短，不应苛求其在河豚鱼干专业知识方面有着充分储备。徐金兰主张熊枝祥系“明知”其销售的河豚鱼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虽然徐金兰主张熊枝祥未提供涉案河豚鱼干的合格证明文件则应视为熊枝祥明知涉案河豚鱼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因涉案河豚鱼干属初加工的食用农产品，且野生河豚鱼干通常由渔民自制，而渔民将其自行腌渍晾晒制作的水产品干货卖予贩售者时通常系散装且不会有合格证明文件；人们逛农贸市场或赶集购买初加工的食用农产品时，也通常是经过讨价还价后直接付钱买定，而绝少向兜售食用农产品的小商贩索要食品合格证明文件，此种交易行为模式不仅普遍存在且属绝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现徐金兰主张熊枝祥未提供涉案河豚鱼干的合格证明文件则应视为熊枝祥明知涉案河豚鱼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系脱离现实生活而机械理解举证规则从而片面加重熊枝祥的举证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五，本院认为，熊枝祥不应向徐金兰承担支付十倍价款的赔偿责任。理由如下：首先，正如徐金兰上诉所述，消费者向食品销售者主张“十倍价款赔偿”可获支持的前提是食品经营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徐金兰既未举证证明也未充分论证证实熊枝祥系“明知”其经销的涉案河豚鱼干属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故徐金兰诉请熊枝祥向其支付十倍赔偿价款，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此项诉请依法不予支持。其次，因徐金兰自认其系“知假买假”，并称其系在明知野生河豚鱼干有毒或可能有毒的情况下仍向熊枝祥购买涉案河豚鱼干，且经本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查询，发现仅徐金兰因购买河豚鱼干而诉讼索赔的案件就有16件，徐金兰最早自2017年2月起就陆续在网络上购买河豚鱼干，然后起诉销售者提出十倍索赔。由此可知，徐金兰向熊枝祥购买涉案河豚鱼干的真正目的并非为生活消费或馈赠他人，而是欲通过向熊枝祥索赔意图获取高额利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食品药品领域的“购买者”等同于消费者，但此处的“购买者”应是指真正基于购买意向作出购买意思表示者，非指包装为“购买者”而实际目的是索赔牟利的所谓“打假者”。徐金兰的行为既不符合消费者的特征，也与“购买者”的身份和实际目的存在差异，其主观目的是牟利，此由其之前的诉讼行为可相验证。徐金兰向熊枝祥付款买货的行为，更像是一种经营行为，进货是投入，获赔是收益，其身份更符合“经营者”的特征，而非“购买者”，更非“消费者”。徐金兰取得涉案河豚鱼干并非是为了获得涉案河豚鱼干的所有权或处分权，而是将涉案河豚鱼干作为其向熊枝祥索赔的筹码，然后通过诉讼实现其获利目的。诚如原审判决所述，徐金兰的投机牟利行为有悖于国家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的初衷，也有悖于《食品安全法》出台的立法本意，其诉请不应获得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对徐金兰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而适用法律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徐金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曲 波 审判员 胡金鳌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王清 书记员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