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2民辖终4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凯迪利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慈溪市横河镇伍梅村。 法定代表人：胡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震宇，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明，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群富国际（远东）有限公司（TGI（FAREAST）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红磡祟平街**富德中心****。 代表人：SchroederThorsten,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媛，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夏琳，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凯迪利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公司）与被上诉人群富国际（远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富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20）浙0282民初2700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魏金汉独任审理。 凯迪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指定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纠纷属于仲裁协议中约定的“商品供应、交付而引起的任何争议”及“争论或索赔”的范畴，故此，该三份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在本案纠纷中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首先，从一审法院的认定主文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认为仲裁条款中的“争论或索赔”与“商品供应、交付而引起的任何争议”在逻辑上是彼此并列、独立的，而后在此基础上认定任何涉及索赔的诉请（无论是否与商品供应、交付有关）都在仲裁条款的约束范围之内。而此种理解显然是背离文意且荒谬的。本案中，合同关于仲裁的具体约定，根据法律英语的行文习惯，上述文本的断句应为：anydispute,controversyorclaim/betweenTGIandSupplier/arisingoutofthesupply,qualityanddeliveryofgoods/relatingtothisAgreement/shallbedealtwithbyarbitration,/subjecttothelawofHongKong。断句后不难发现，此处的anydispute,controversyorclaim是严格限定于①betweenTGIandSupplier、②arisingoutofthesupply,qualityanddeliveryofgoods、③relatingtothisAgreement，即必须是两者间本协议项下由物的供应、质量、交付引起的dispute,controversyorclaim。故原文中的“争论或索赔”也是严格受到范围限制的，必须是两者间本协议项下由物的供应、质量、交付引起的，并非所有涉及索赔的诉请都必然在仲裁条款的约束范围之内。而本次涉案争议系凯迪公司在群富公司单方解约的情况下主张的损害赔偿，恰恰不属于物的供应、质量、交付引起的索赔。退一步来说，假定一审法院解释说自己并非系因为“任何争论或索赔都适用仲裁”这一理由裁定驳回起诉，其关于三份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在本案纠纷中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的认定，本身已属于对仲裁范围的错误认定。仲裁具有高度意定性，仲裁范围的约定并非必须是一个法律关系下的“全部”纠纷，即仲裁范围是可以就一个法律关系下产生的“部分”争议而专门约定的。具体到本案，合同关于仲裁的约定显然具有特殊性（专门约定了具体且限定性的仲裁范围和仲裁事项），并非一般仲裁条款中惯用的“所有涉及合同的纠纷都由……仲裁”或者“与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有关的一切纠纷都由……仲裁”这类笼统约定。从条款中可见，双方合意仲裁的事项和范围是明显是被严格限定的，仅限于supply,qualityanddeliveryofgoodstothisAgreement，即本协议项下的物的供应、质量、交付，而物的供应、质量、交付均为群富公司的诉争事项（关于承揽方违约而对定作方的救济：因承揽方供货瑕疵、质量瑕疵、交付瑕疵而引发的纠纷、争议、索偿，以承揽方未尽到合同义务为前提），是单纯为了方便群富公司作为定作方在处理承揽方违约时的特意约定，因而此类纠纷的解决方式约定为香港仲裁、适用法律约定为香港法。然而，本次涉案纠纷恰恰不是承揽方违约事项引起的纠纷，而是由定作方违约事项而引发的纠纷（因付款、单方解约等引发的纠纷、争议、索偿，以定作方未尽到合同义务为前提），此类纠纷往往由承揽方向定作方主张，而承揽方住所地在浙江省慈溪，故在审定时预先排除在限定性的合同仲裁范围和仲裁事项之外。如此安排恰恰是预防了所有纠纷都适用香港法、去香港仲裁而只对一方有利的情况，显然更符合双方利益衡平的正常交易习惯和双方能够接受的底线。因而，此处不应对供货、质量、交付进行任何超过字面意思的解读（比如香港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对物的供应、交付进行的基于因果关系的演绎性解读），否则必然消解“anydispute,controversyorclaimbetweenTGIandSupplierarisingoutofthesupply,qualityanddeliveryofgoodsrelatingtothisAgreement”与“anydispute,controversyorclaimbetweenTGIandSupplierrelatingtothisAgreement”两者之间的区别，损害双方真实原意之体现，突破仲裁意思自治的范畴。另外，考察双方缔约时的背景情况也可佐证：涉案订单是群富公司制作文本并发送给凯迪公司的（这一结论从证据的外观形式就可以直接得出），因此文本起草方将约定的仲裁事项范围仅仅考虑了合同相对方即承揽方的义务事项，也是可以理解的。综上，涉案仲裁条款是有限制范围的，而涉案诉争事项已超出了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范围和仲裁事项，故对该部分的理解应为没有仲裁约定，双方应按照所涉争议未合意约定仲裁条款的情况依法选择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起诉。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纠纷属于仲裁协议中约定的“商品供应、交付而引起的任何争议”及“争论或索赔”的范畴，故此，该三份PurchaseContract中的仲裁条款在本案纠纷中对原、被告均具有约束力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对涉案管辖未尽适当审查义务，对凯迪公司提出的针对管辖异议的答辩及观点未做出任何回应，亦未在最终的裁定书中对涉案核心争议点，即是否超出合意的仲裁范围进行审查和作出说明，裁判理由未见！其次，关于凯迪公司提出的答辩及请求未作出必要回应。关于法的查明。凯迪公司曾在一审中提出，单就法的查明完整性而言，群富公司应该提供香港当地公证部门公证过的完整法条及检索过程才算起码完成了法的查明，而群富公司仅提供了筛选过的法条和凯迪公司无法识别效力和公信力的网站。上诉人未见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任何回应。关于证据认定及证明责任分配。凯迪公司曾在一审中提出：群富公司的证据在证明效力上有问题。《证明书》及《法律意见书》并不属于群富公司主张的专家意见，仅系香港律师有偿为群富公司做的具备倾向性意见的理解和分析，本质上属于个人判断而非证明文书，不具备客观证明力，律师意见中非法条引用的部分因存在利益关系应不予以采信；仲裁范围发生争议时的举证不利后果归于群富公司。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发生仲裁范围争议时主张适用的一方应依法负有举证义务。同时，群富公司提交的香港律师《证明书》更可以直接反证出即使在香港法视角下，当双方对仲裁范围发生争议时，即双方对争议事项是否超出仲裁条款约定范围或针对该争议事项是否存在仲裁约定时，主张适用仲裁条款的一方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均被仲裁条款约束。凯迪公司未见一审法院对此进行回应，亦未将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归于群富公司。 群富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双方有明确的仲裁条款，涉案争议的事项属于仲裁条款约定范围，法院应当尊重双方的仲裁合意。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中，凯迪公司、群富公司对双方先后签订三份编号分别为PC1902008、PC1902009、PC1904020的合同及在上述三份合同中均约定有仲裁条款的事实无异议，但凯迪公司认为，从本案合同仲裁条款中可以看出，所涉争议事项并非该仲裁条款预设的仲裁事项和仲裁范围，而是超出了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范围和仲裁事项，不应适用合同仲裁条款，即本协议项下的供货问题、货物质量问题及货物交付问题。群富公司认为，双方在本案诉争协议中已有明确的书面仲裁约定，在双方发生争议时应在香港进行仲裁，并适用香港法律。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仲裁条款是否有效。2.本案中，所涉争议事项有否超出了案涉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范围和仲裁事项。本案系凯迪公司因群富公司方单方取消订单，主张向群富公司进行索赔而引发的纠纷，凯迪公司、群富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三份采购合同，关于双方约定的仲裁条款的英文内容，根据凯迪公司提供的第三方有资质翻译公司的合同译文文本，上述仲裁条款的中文译文内容为：“如果TGI与供应商之间因与本协议有关的商品的供应，质量和交付而引起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索赔，应通过仲裁解决，适用香港法律，仲裁地点（包括所有口头听证）也应在香港”。在管辖异议审查期间，该院组织凯迪公司、群富公司双方进行了听证。在听证过程中，双方对各自所持的主张已充分发表了意见。关于群富公司提供的香港律师的《法律意见书》（含其中的案例）及对香港法律关于《仲裁条例》的互联网检索方法和网址链接，系群富公司方对其主张的关于案涉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及应适用香港法律等内容的说明或举证。凯迪公司未举证证明案涉仲裁条款系无效条款。根据上述已经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双方之间签订的仲裁协议应认定为有效约定。关于案涉仲裁条款是否对凯迪公司、群富公司双方具有拘束力的认定问题。根据凯迪公司的诉称及其主张的事实、理由，并结合现有的相关证据，因双方在上述仲裁条款明确约定：“如果TGI与供应商之间因与本协议有关的商品的供应，质量和交付而引起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索赔，应通过仲裁解决……”涉案纠纷属于仲裁协议中约定的“商品供应、交付而引起的任何争议”及“争论或索赔”的范畴，故此，该三份采购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在本案纠纷中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综上，凯迪公司、群富公司双方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且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故该院对该案件无管辖权。群富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应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裁定如下：驳回凯迪公司的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三份采购合同已明确约定“如果TGI与供应商之间因与本协议有关的商品的供应，质量和交付而引起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索赔，应通过仲裁解决，适用香港法律，仲裁地点（包括所有口头听证）也应在香港”，双方对仲裁条款的效力亦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在上述仲裁条款有效的情况下，本案双方争议在于凯迪公司诉请的争议事项是否属于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范围。凯迪公司以群富公司单方取消订单为由，向一审法院诉请要求群富公司向其支付已完成的成品定作款657837.28美元并赔偿未完成产品的损失，其要求支付已完成成品定作款，本质上就是要求群富公司接受已完成成品的供货，显然属于有关产品供应的争议；其要求赔偿未完成产品的损失，本质上亦属于供货不成引发的索赔，故当然属于双方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范围，双方争议事项应当提交仲裁解决，一审法院无管辖权，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凯迪公司主张有关商品的供应、质量和交付引发的争议提交仲裁的范围仅限于处理承揽方违约情形，显然没有任何理据，而况，审理凯迪公司诉请主张时，亦必然涉及审查凯迪公司履行供货义务方面的事实问题，故本院对其上诉主张难以认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魏金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王沂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