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赣01刑终539号 原公诉机关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柏锋，男，197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湖南省宁远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10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昌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喻宙翔、方芷琦，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审理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柏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20年9月14日作出（2020）赣0102刑初16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柏锋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柏锋，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被告人柏锋经李龙军（已判刑）介绍在武汉缴纳人民币698000元后加入一名为“自愿连锁经营”的组织。该组织既无营业场所，又无商品，完全依靠所谓“纯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运营，即让每位参加者通过缴纳人民币3800元至69800元不等的现金获取加入资格，而后加入者通过发展自己的直接或者间接下线，获取升级的资格和返利。组织内部分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业务老总等级别及大总管、总管、自律、申购、能力、经晨等职务，按照“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复制规范”等规章制度进行管理。柏锋加入该组织后成为李献晖（另案处理）的直接下线，先后发展了柏杨（已判刑）、柏某（已判刑）、费莉（另案处理）为其直接下线，唐志娟（另案处理）、黄安（已判刑）、费颂书（另案处理）等人为其间接下线，在传销组织中担任经晨总管等职务。2014年10月，柏锋将旗下团队迁至南昌市继续从事传销活动，至案发其下线人数超过120人。 另查明，2019年10月7日，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柏锋，并于次日临时寄押于永州市看守所，同月15日被南昌市第一看守所收押。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审法院经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立案决定书，证明2016年9月11日，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决定对一批湖南籍传销人员在本市红谷滩新区从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进行立案侦查。 2.被告人柏锋火车出行记录，证明2014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柏锋频繁往来于南昌、长沙、武汉三地。 3.被告人柏锋航班出行记录，证明2014年11月7日，其乘机从昆明飞武汉，同乘的有传销人员蒋剑飞、柏某，当天从昆明飞武汉的还有传销人员蒋雄飞；2016年2月28日，柏锋乘机从武汉飞昆明，同乘的有传销人员蒋雄飞；2015年6月30日，柏锋乘机从武汉飞青岛，同乘的有传销人员胡东；2015年7月2日，柏锋乘机从青岛飞武汉，同乘的有传销人员胡东；2016年5月2日，柏锋乘机从海口飞往武汉，同乘的有传销人员胡东。 4.被告人柏锋名下车牌鄂Ａ×××××汽车违章记录，证明该车辆2014年在武汉有3次违章记录，2015年在武汉有2次违章记录，2016年在武汉有2次违章记录，2017年在武汉有1次违章记录。 5.同案犯李龙军的供述与辩解，证明被告人柏锋是李龙军在传销组织中的下线人员，于2013年升为传销组织中“老总”。柏锋的直接上线是李献晖（另案处理），直接下线是费莉，费莉是2013年上总的。胡东是从事传销活动的人，应该是2012年升总的，是传销团队管事人员。 6.同案犯李日军的供述与辩解（2017年11月27日所作供述，含其手绘传销老总网络图），证明被告人柏锋在传销组织中是体系老总，管理团队，其直接下线人员有柏某（已判刑）、费莉（体总）、邓和生（伞下10个老总）等人。黄崇伟被抓的那次，胡东也被抓了。 7.同案犯黄安的供述与辩解（2017年1月9日所作供述，含其手绘传销人员结构图），证明黄安系2013年11月经被告人柏锋介绍在武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并成为柏某（直接上线是柏锋）的直接下线，其于2015年3月在该组织升总。柏锋把其放在其母亲柏某名下，其母亲也是柏锋叫过来的，一直称呼其母亲“姨妈”。其供述被告人柏锋系传销组织体系老总，邓红平系2016年11月升总。 8.同案犯柏杨的供述与辩解（含其手绘老总体系图），证明柏杨系与其哥哥被告人柏锋一同于2012年12月底经李龙军介绍在武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并成为柏锋的直接下线，其2014年7月升总，柏锋的上线是李龙军。所谓的“自愿连锁经营”是纯资本运作，没有产品的，是一个采取五级三晋制返利模式的组织，每人最多申购21份份额（69800元），需要不断拉人头、发展下线人员，使自己伞下份额超过600份，就可以升为老总了。其供述被告人柏锋系传销组织老总，升总旅游时同行的有费颂书等人。 9.同案犯邓红平的供述与辩解（含其手绘传销人员体系结构图），证明邓红平系2013年4月经张依恒介绍在武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并成为张依恒的直接下线，该组织没有产品，只要投入申购款就行，最多21份（69800元）份额，采取五级三晋制的返利模式和纯资本运作，根据每个成员伞下不同份额分为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600份）即老总级别五个级别，需要不断拉人头，发展下线人员，其2016年11月升总。其供述被告人柏锋系传销组织老总，也是其间接上线，其间接上线还有费莉、费颂书等人，而费莉是柏锋的直接下线。 10.同案犯柏某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柏某系2012年10月经其外甥被告人柏锋介绍在武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并成为柏锋的直接下线，该组织是采取五级三晋制和纯资本运作的组织，组织里根据每个成员伞下不同的份额分为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和高级业务员即老总级别共五个级别，每个人最多申购21份（69800元），需要不断拉人头、发展下线人员，其2014年11月升总，柏锋是体系老总，一般都是柏锋给其发工资。其供述伞下有三个老总，分别是黄世海（实际为黄安）、欧奇东和刘爱丽，份额超1500份，伞下人员超100人。 11.同案犯刘爱丽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刘爱丽系2014年2月经其同学被告人柏锋介绍和其丈夫欧奇东一起在武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并成为欧奇东的直接下线，也是柏锋的间接下线，2015年3月升总。 12.同案犯唐志凯的供述与辩解（含其手绘结构图），证明唐志凯系2014年3月经其姐姐唐志娟介绍在武汉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为成为唐志娟的直接下线，也是被告人柏锋的间接下线，其2016年5月升总。 13.辨认笔录若干，证明同案犯李龙军辨认出被告人柏锋就是传销组织中的“老总”，其上线是李献晖，下线是费莉。同案犯黄安辨认出被告人柏锋就是传销组织中的“体系老总”。柏某辨认出被告人柏锋是传销行业体系老总之一。 14.传销网络结构图，证明公安机关根据同案犯柏某、邓红平、黄安、刘爱丽、柏杨、唐志凯等人及被告人柏锋本人绘制的传销网络结构图绘制出来的较为详尽的传销人员结构图。 15.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7）赣0102刑初791号刑事判决书，证明2018年4月9日，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柏某、柏杨、黄安、刘爱丽、邓红平等人被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判处一年零四个月至一年零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人民币15万元至人民币30万元不等的罚金。其中柏某系2012年10月经柏锋介绍在武汉加入传销组织并于2014年5月升总；柏杨系2012年12月经李龙军介绍在武汉加入传销组织并于2014年7月升总；黄安系2013年11月经柏锋介绍在武汉加入传销组织并于2015年3月升总；刘爱丽系2014年2月经柏锋介绍在武汉加入传销组织并于2015年3月升总；邓红平系2013年4月经张依恒介绍在武汉加入传销组织并于2016年11月升总。 16.归案经过，证明被告人柏锋于2019年10月7日在湖南省宁远县禾亭镇新柏家村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17.户籍信息材料，证明被告人柏锋作案时系已成年，在户籍地未查询到前科劣迹。 18.被告人柏锋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3年5月，被告人柏锋经李龙军（已判刑）介绍在武汉缴纳人民币69800元后加入名为“自愿连锁经营”的传销组织，成为李献晖（另案处理）的直接下线，先后发展了柏某（已判刑）、柏杨（已判刑）和费莉（另案处理）为其直接下线，唐志娟（另案处理）、黄安（已判刑）和费颂书（另案处理）等人为其间接下线，在传销组织中先后担任行业经晨总管等职务，管理团队和经理室等，于2013年12月升为老总级别，由李龙军主持举行了晋升仪式并带其去云南旅游，升总后买了一些衣服首饰等物品。2014年10月将团队迁至南昌。截至案发其发展下线人员超60人，伞下份额超1000份，获利人民币十七八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柏锋伙同他人组织、领导无产品纯资本运作的“自愿连锁经营”传销活动，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扰乱了经济与社会的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柏锋的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被告人柏锋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柏锋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上诉人柏锋及其辩护人均提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理由如下：1.原审判决在未查明上诉人柏锋是否于2014年底已经离开传销组织并且未再继续从该传销组织中获利的情况下，将其离开后下线发展的人员计算为其发展的人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出现严重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柏锋发展人数超过120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在客观证据并未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证据标准和裁判尺度，导致上诉人柏锋的刑期远重于其多名上线，同案犯之间的量刑严重失衡，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4.上诉人柏锋的供述一直稳定，且在案证据不能证实其关于离开传销组织的供述不属实，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柏锋不具有坦白情节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诉人、辩护人二审期间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 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上诉人柏锋是否于2014年底离开传销组织的问题。经查，柏锋关于其于2014年底离开传销组织的辩解，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而在案的传销组织成员李日军于2017年11月27日所作的陈述，证实柏锋在当时已经是体系老总，管理团队。在案的柏锋于2014年至2016年间的出行记录，证实柏锋与传销组织成员（大部分为其上下线）一同乘坐交通工具出行。上述证据共同证实，2014年之后，柏锋仍与传销组织成员，尤其是与其上下线保持联系，一直在从事传销活动，在形式上、实质上均未离开传销组织。 2.关于上诉人柏锋组织、领导的传销组织发展人数的认定问题。经查，在案的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2017）赣0102刑初791号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同案犯李龙军、李日军、柏杨、柏某、黄安、邓红平、刘爱丽、唐志凯等人的供述及柏锋的供述等证据，证实柏锋加入该传销组织后成为李献晖的直接下线，柏杨、柏某、费莉为柏锋的直接下线，黄安、刘爱丽、邓红平、唐志娟、唐志凯为柏杨的间接下线，柏锋及其直接、间接下线均在传销组织内升为老总级别。柏锋直接组织、领导的，或其下线组织、领导的传销组织，层级均达到三层以上，应将以上多个传销组织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均认定为柏锋组织、领导的传销组织发展的人数。本案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予以核实，但依法收集的柏锋及其下线所绘制的传销体系结构图之间能够互相印证，结合在案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截至2017年，柏杨的传销组织共发展人员30余人，柏某的传销组织共发展人员60余人（其中，黄安、刘爱丽的传销组织各发展人员30余人），邓红平的传销组织共发展人员30余人。现无证据证明，以上传销人员中存在借用他人名义购买份额，而无实际参加传销组织。且无论有无虚拟传销人员，均已按照人头出资购买份额，为传销组织提供资金，本身就对传销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支持。据此，可以认定柏锋组织、领导的传销组织发展人数超过120人。 3.关于柏锋的量刑问题。经查，柏锋归案后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依法不能认定其具有坦白情节。本案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柏锋组织、领导的传销组织发展人数超过120人，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依法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原审判决综合考虑柏锋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在法定刑范围内予以量刑，罚当其罪，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审查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柏锋伙同他人组织、领导无产品纯资本运作的“自愿连锁经营”传销活动，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发展人数超过120人，骗取钱财，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熊祖贲 审 判 员 潘 建 审 判 员 叶 京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张延飞 书 记 员 李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