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7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先慧，男，196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武车路陈家湾小区******。法定代表人：陈松。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悦，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许先慧与上诉人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振兴法律服务所）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3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许先慧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一、确认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于2004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振兴法律服务所向许先慧支付剩余工作报酬（税后）23.2万元及孳息。孳息以剩余工作报酬为基数与分段利率的积值之和。分段利率标准分别为(1)自2011年6月16日起至2018年8月19日期间依中国人民银行同期5年期贷款利率标准；(2)自2018年8月20日至支付完毕时止依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拆借市场利率标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和已过劳动仲裁时效等重大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一审认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6年3月20日至2012年8月28日期间”，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许先慧提交的《执业证》和《收据》，虽然不能证实主张的2003年3月为劳动关系建立的起点，但足以证实许先慧2004年3月与振兴法律服务所建立了劳动关系的事实。许先慧还提交了证据《合影照片》（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定代表人陈松）、《微信记录截屏》数份，足以证明振兴法律服务所以迟延送达《处分决定》选择不解除劳动关系，仅因许先慧向其主张剩余工作报酬才选择2018年3月27日送达处分决定终止劳动关系。依法应当以劳动者实际收到处分决定之日作为终止劳动关系的时间。一审法院认定许先慧主张剩余工作报酬及孳息的仲裁时效已过，属认定事实错误。许先慧已提供曾经在代位权诉讼中应振兴法律服务所授权起草的《民事诉讼状》和直接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民事诉讼状》以及一二审《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证据目录》等证据，都足以证明许先慧不断地向振兴法律服务所和第三人刘平以及人民法院主张该剩余工作报酬权利，直到代位权诉讼一二审终结后的2020年1月9日提起仲裁，仲裁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应当适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确认振兴法律服务所在许先慧被刑事追究时，未送达《开除决定书》其行为选择不与许先慧解除劳动关系，直至许先慧向其追索剩余报酬时才选择解除劳动关系。对于许先慧举出受送达《开除处分决定》的时间、地点、、地点微信记录截图等证据，振兴法律服务所经一审法庭责令提交送达凭证而未提交。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规定。应当确定为双方的争议日为2020年1月9日。许先慧主张剩余工作报酬的时效没有超过。即使是依许先慧自认的劳动争议日为2018年3月27日，许先慧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自2018年3月27日至2019年3月26日期间，具有向振兴法律服务所主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许先慧追索剩余工作报酬及孳息的主张时效，应当自2018年3月27日起算，到2018年8月30日中断，2018年11月18日再次中断。此后，直至代位权纠纷案的二审裁定生效之日2019年12月30日重新计算。许先慧追索剩余劳动报酬的仲裁时效，亦未超过。振兴法律服务所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振兴法律服务所与许先慧2006年3月20日至2012年8月28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许先慧曾是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在振兴法律服务所执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工作者应当实行聘用制”和第三十三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遵守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的相关规定”。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双方之间形成长期的稳定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是人身隶属性。本案中用人单位据司法部的相关规定管理许先慧，对在所人员采取聘用形式，签订聘用合同，业务是由许先慧自行招揽，许先慧的业务收入，由其自收自支，振兴法律服务所也没有规章制度约束许先慧，许先慧按年向振兴法律服务所缴纳管理费，振兴法律服务所仅为许先慧办理年检手续及以基层法律服务所为许先慧开具开展业务所需手续，许先慧未为振兴法律服务所创造任何经济价值和效益，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性，不符合劳动关系成立的要件，振兴法律服务所与许先慧之间的关系实际应当为挂靠关系，属于特殊行业，双方并非是劳动关系。已生效的(2016)鄂0106民初第1676号民事判决书、（2016）鄂01民终5741号民事判决书、(2017)鄂民申183号民事裁定书案件的当事人身份、诉求、案情和本案基本相同，同类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同案同判。许先慧和振兴法律服务所均以上诉意见作为对对方上诉意见的答辩意见。许先慧一审诉讼请求：一、振兴法律服务所向许先慧支付业务收入（税后）的工作报酬23.2万元及孳息（孳息明确为：1.2011年6月16日至2018年8月19日期间，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2018年8月20日之后按照银行同期拆借市场利率计算利息）；二、确认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在2003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许先慧，2007年5月9日取得《湖北省司法厅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曾为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聘用人员，该所于2018年5月14日更名为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2011年5月8日，许先慧以振兴法律服务所的名义与刘平签订了《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均在合同落款处签名，但未加盖振兴法律服务所公章，合同一式两份，各持一份。合同内容显示：委托方刘平（甲方）、被委托方振兴法律服务所（乙方）；由乙方代理甲方对其与仙桃市某公司、湖北某公司、西平某公司（河南）纠纷案进行诉讼或参与调解；乙方指派许先慧等人承办本案全部事务；本申诉案采用分期收费办法，以总报酬追索的标的之8%向乙方计算并支付代理报酬，第一期在本合同签字之日支付3万元作为启动费用，第二期在甲方的请求权被确认或权利追索实现时支付剩余代理费，若未实现则不支付剩余代理费；甲方另行支付代理事务的打印、通讯、交通等实际支出费用包干为3万元；本合同双方均应认真遵守，非经对方同意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时生效。《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许先慧向刘平出具收条二张，内容分别为“收到刘平案件实际支出费人民币叁万元。许先慧二〇一一.五.八”、“暂收刘平案件代理费叁万元。（30,000.00元）正式收据待结案时换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经手人：许先慧二〇一一年五月八日”。振兴法律服务所为许先慧持有的代理合同补盖公章一份。2011年5月10日、12日，振兴法律服务所出具《调查函》一份、《介绍信》两份，指派许先慧前往河南省西平县工商局及税务局、湖北省仙桃市车辆管理所为该代理案件进行调查，振兴法律服务所的现任法定代表人陈松亦陪同前往仙桃市调查。2011年6月15日，刘平与张宏平、江坦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张）》、《股权转让协议（刘-江）》。同日，江坦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刘平转账290万元。2011年6月16日，刘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许先慧转账25万元。同日，许先慧先向刘平出具收条一张：“暂收刘平股东权益纠纷代理费贰拾伍万元。（正式收据待案件终结时换取）经手人：许先慧2011.6.16”。2011年6月20日，振兴法律服务所因许先慧对当事人开白条的行为作出鄂振字【2011】第002号文件《关于对许先慧同志暂缓年检注册的决定》。同年7月6日，许先慧签收鄂振字【2011】第002号文件。2011年9月30日，刘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许先慧转账22万元。同日，许先慧先向刘平出具收条一张：“暂收刘平案件代理费贰拾贰万元。（220,000.00元）（正式收据待结案时换取）振兴所经手人：许先慧二〇一一.九.三十”。2011年11月2日至2017年11月1日，许先慧因刑事犯罪在监狱服刑。2012年8月28日，振兴法律服务所作出鄂振字【2012】第001号文件《给予许先慧开除处分决定书》。2017年11月，许先慧刑满获释后与刘平取得联系，在向刘平主张债权未果后，又于2018年3月与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定代表人陈松取得联系，要求振兴法律服务所向刘平追讨代理报酬，振兴法律服务所拒绝起诉。振兴法律服务所在（2019）鄂0106民初2979号案件庭审中陈述许先慧在2011年6月28日前为代理案件所做工作均系该所指派，属于职务行为。刘平陈述股权转让协议系由许先慧拟定；2011年6月30日收到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9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已全部实现。在该案中，经许先慧和振兴法律服务所确认：双方在聘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每一、二年签订聘用合同，许先慧每年向所里交纳管理费，2011年的管理费业已交纳；振兴法律服务所不提供底薪不抽成，许先慧的业务收入（税后）即为工作报酬，税率为10.8%，由振兴法律服务所代收代缴并开具增值税发票；差旅费等案件支出包干费用不扣税不开发票；案涉合同为半风险代理合同，前期收取30,000元代理费，剩余代理费不确定。许先慧（乙方）和振兴法律服务所（甲方）签订的《聘用合同》约定，乙方自愿接受甲方聘用，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乙方聘用期内的业务收入（税后）作为工资报酬。甲方给乙方提供必要的执业工作条件，同时维护乙方在执业活动和所务管理中应享有的合法权益。甲方依照有关规定对乙方进行管理、检查、监督，乙方对甲方的管理、检查、监督行为的不当之处可以提出批评、建议。乙方应自觉遵守所内各项规章制度，违者按有关制度处理等。上述事实有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即（2019）鄂0106民初2979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鄂01民终11864号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分别于2007年3月11日和2008年4月28日签订《聘用合同》，合同期限分别为2006年3月20日至2008年4月30日、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许先慧于2020年1月9日向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振兴法律服务所支付许先慧业务收入（税后）工作报酬18万元（2011年5月8日至2011年6月15日期间的代理费），并确认双方2003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委作出裁决书，驳回许先慧全部仲裁请求事项。许先慧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以下几个问题：关于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2019）鄂01民终11864号民事裁定书载明：结合《聘用合同》之内容可知，振兴法律服务所在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后，以许先慧聘用期内业务收入的税后所得作为工资报酬的支付标准。同时，许先慧的从职行为受振兴法律服务所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振兴法律服务所依其规章有权对许先慧执业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并在实际中就许先慧履职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了开除的处分决定，该事实表明振兴法律服务所基于其与许先慧间的身份隶属关系，对许先慧的职业行为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可见，双方具有较为紧密的人身、财产、组织上的隶属性，其间社会属性不符合平等民事主体的法律特征。故认定许先慧系就其从职期间劳动报酬而提起该案诉讼。一审法院认同上述观点，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振兴法律服务所和许先慧均符合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许先慧在振兴法律服务所从事的工作系该所的业务组成部分，该所对许先慧进行劳动管理，且该所在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后以许先慧聘用期内业务收入的税后所得作为工资报酬的支付标准，因此双方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形。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许先慧主张其与振兴法律服务所双方在2003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许先慧提交的两份《聘用合同》显示，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分别于2007年3月11日和2008年4月28日签订《聘用合同》，合同期限分别为2006年3月20日至2008年4月30日、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但许先慧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交证明2003年3月至2006年3月19日期间与振兴法律服务所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2011年11月2日至2017年11月1日，许先慧因刑事犯罪在监狱服刑。2012年8月28日，振兴法律服务所作出鄂振字【2012】第001号文件《给予许先慧开除处分决定书》。因此，确认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于2006年3月20日至2012年8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许先慧主张的业务报酬23.2万元及其利息。振兴法律服务所在答辩意见中提出该项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依法进行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许先慧自述其在2018年3月27日收到《给予许先慧开除处分决定书》的微信版本，至少在此时许先慧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最迟应当在2019年3月26日之前提起仲裁申请，但许先慧在2020年1月9日才提起仲裁，已过仲裁时效，故对许先慧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于2006年3月20日至2012年8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许先慧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收。二审中，许先慧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执业证。证明自2004年5月18日起，用人单位发给许先慧具有工作证性质的执业证书。证明存在符合劳动关系的要件，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二、《关于要求依法理顺振兴法律服务所运作方式追求法律服务又好又快发展的请求书》，《关于要求贯彻执行省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文件建立健全振兴法律所管理机制的申请书》。形成于2009年8月10日。证明目的为证实振兴法律服务所行使用人单位的民主管理，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之间具有完全要件的劳动关系，足以反驳振兴法律服务所关于挂靠的主张。同时，也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包括吴全宜、李和平、刘长华等人均能佐证。三、湖北省振兴法律服务所规章制度。形成于2011年5月31日。证明用人单位制度适用于许先慧，反驳振兴法律服务所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四、8份收据。2004年--2011年各年度缴纳费用，系许先慧向振兴法律服务所履行聘用合同的任务，向振兴法律服务所缴纳年度任务款，履行聘用合同的义务。劳动关系应从2004年起算。五、《武汉市服务业发票》《中国银行电汇凭证》《湖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网络发票》。这些证据是振兴法律服务所在仲裁中提交的证据。原件在振兴法律服务所，许先慧只有复印件。证明目的为许先慧曾经办理数宗诉讼与非诉讼案件，振兴法律服务所均是以劳动关系对待。六、两份《证明》。证明用人单位与其他人一样，都是办理《证明》代替《执业证》。《法律服务所年度检验审批表》的时间是2011年8月12日，足以印证许先慧从事劳动是振兴法律服务所业务的组成部分，从事有报酬的劳动。七、2011年9月16日《振兴法律服务所出席法庭审理案件联络函》，上面有振兴法律服务所盖章。证明许先慧为振兴法律服务所办理业务，履行劳动合同义务。八、仙桃市社会保险局2020年10月9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为许先慧在该局没有参加企、事业职工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振兴法律服务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执业证一审已提交，二审重复提交。二、申请书是提交给司法厅，都是打印的名字，没有手写的。是5个人的个人行为，与振兴法律服务所无关。其他与一审质证意见相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8月10日的申请书，是写给湖北省司法厅及法律工作者协会的，是4个人的个人行为，与振兴法律服务所无关，与本案无关联性。三、对规章制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一审已经提交，其他同一审质证意见。规章制度根本没有实施。四、认可2014年所刘长华开具收据的真实性，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是聘用合同关系，不是劳动合同关系。2004年缴纳的是任务目标费，即俗称的管理费。其他收据不是刘长华开具，请法庭核实其真实性。如果是真实的，振兴法律服务所认可。但是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是劳动关系，双方是聘用关系。五、该组证据都是复印件，一审均提交了。意见同一审质证意见，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当时对方一个人在两个所里上班，另一个是仙桃市晨曦法律服务所。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湖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网络发票》是复印件，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六、对第一份证明，认可该证明的真实性，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双方是劳动关系。对第二份证明，认可其真实性，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是劳动关系。七、该联络函一审已经提交，同一审质证意见，不能证明双方系劳动关系。经审核，许先慧提交的证据一虽载明颁证日期为2004年5月18日，执业机构为湖北省振兴法律事务所，但为复印件，在无法与原件核对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许先慧提交的证据八，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证明仅加盖单位印章，不符合该条关于单位证明材料形式要件的规定，且社保机构对公民参保信息查询有专门的渠道与查询单格式，本院对该证据依法不予采信。许先慧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综合证明目的均为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以上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以及是否采信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客观事实综合审查判断。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已生效的本院（2019）鄂01民终11864号民事裁定载明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之间并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具有较为紧密的人身、财产、组织上的隶属性，许先慧在该案中所主张的款项为从职期间劳动报酬，即已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基于该法律关系认定许先慧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主体资格不适格，裁定驳回许先慧的起诉。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是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判断,因此,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就是裁判所确定的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即生效裁判所确定的诉讼标的。生效裁判主文中所作的判断具有当然的既判力,判决理由也不能排除在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之外。判决理由是确定诉讼标的的前提,如果判决理由没有既判力,允许当事人就判决理由中所涉及的判断事项另行起诉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后诉判决就该判断事项得出相反的结论,并进而推翻前诉判决所确定的诉讼标的。在本院（2019）鄂01民终11864号民事裁定生效后，振兴法律服务所不认可与许先慧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只能通过申请再审或申请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方式予以解决，而不能在他案中对生效裁判已确认的法律关系再行争议。(2016)鄂0106民初第1676号民事判决书、（2016）鄂01民终5741号民事判决书、(2017)鄂民申183号民事裁定书案件，虽当事人身份、诉求、案情和本案基本相同，但并无本案已有生效裁判认定存在劳动关系这一特殊情形。一审认定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不存在同类案件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振兴法律服务所关于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许先慧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2006年3月20日之前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审提交的执业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其他证据除两张收款收据落款时间分别为2004年5月25日、2005年9月29日外，落款时间均为2006年3月20日之后。同理，两张收款收据亦为复印件，在无法与原件核对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许先慧自述其在2018年3月27日收到《给予许先慧开除处分决定书》的微信版本，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3月终止。2011年11月2日至2017年11月1日，许先慧因刑事犯罪在监狱服刑。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六项赋予了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享有单方解除权。2012年8月28日，振兴法律服务所作出鄂振字【2012】第001号文件《给予许先慧开除处分决定书》，明确载明“主送许先慧”“报送湖北省司法厅基层工作处、湖北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许先慧二审提交的证据二自认“振兴法律服务所是湖北省司法厅出资开班的合作性质的法律服务机构，隶属省司法厅基层工作处参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许先慧应当对振兴法律服务所在省级司法行政主管机关的管理下规范公文主报送流程有明确的认知。且许先慧未提交诸如振兴法律服务所与其续签聘用合同、办理执业证年检注册等用人单位明示继续保留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2年8月28日解除，于法有据。关于许先慧的主张是否经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问题。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2年8月28日解除，根据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此时应视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且刘平认可股权转让款9,500,000元已实现，于2011年6月30日收到最后一笔转让款，此时根据《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刘平应当开始履行付款义务，2012年8月28日也处于本院已生效的（2019）鄂01民终11864号民事裁定认定的时效利益保护期限内（从2011年6月15日起至2013年6月15日止）。2011年11月2日至2017年11月1日，许先慧因刑事犯罪在监狱服刑，其主张仲裁时效中止。尽管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是其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七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因此，服刑期间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并没有被剥夺，在服刑期间仍然享有起诉、上诉、请求赔偿的民事权利。当事人在服刑期间，虽然剥夺了人身自由权利，但是享有完全的民事权利，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进行诉讼。因此服刑不是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所以诉讼时效不能发生中止，服刑期间不影响诉讼时效的计算，许先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即便按照许先慧自述其在2018年3月27日才收到《给予许先慧开除处分决定书》的微信版本，至少在此时其也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许先慧作为法律工作者，其在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中以普通债权人而非劳动者的身份提起诉讼，足以说明其对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充分认知，其提起代位权诉讼系向案外人刘平主张权利，而非其作为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主张工资，并不能当然的引起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中断，重新计算。一审认定许先慧2020年1月9日提起仲裁主张业务报酬及利息，已过仲裁时效，于法有据。许先慧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系对事实状态的确认属于确认之诉，并非给付之诉，一般不应受到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的限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一审法院在振兴法律服务所提出时效抗辩后，判决确认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于2006年3月20日至2012年8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确与上述规定不符，但本院（2019）鄂01民终11864号民事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如以许先慧的该项请求已过仲裁时效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则与生效裁判发生冲突，可能导致后诉判决就该判断事项得出相反的结论,并进而推翻前诉判决所确定的诉讼标的。本院对一审判决确认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于2006年3月20日至2012年8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判项予以维持。二审中，许先慧向本院提交《责令用人单位提交控制书证的申请书》，请求本院责令振兴法律服务所提交一、由振兴法律服务所控制但曾在诉讼或仲裁中提出过的书证4份；二、应当由振兴法律服务所控制且有其他证据线索证明其控制的书证8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了书证提出命令准许条件。许先慧要求振兴法律服务所提交的书证，作用均为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均为2006年3月20日至2012年8月28日之间，本院根据已生效的（2019）鄂01民终11864号民事裁定已经认定许先慧与振兴法律服务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无必要责令振兴法律服务所继续提交上述证据。综上，许先慧和振兴法律服务所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廖正国书记员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