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1民初2424号 原告：郑晓明，男，196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 委托代理人：程玉祥，上海政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绪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永源，男，195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 委托代理人：何志明，方新元，浙江金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郑海明，男，195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婺城区。 第三人：吴慧萍，女，196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婺城区。 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朝晖，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晓明与被告郑永源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10月20日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7）浙0781民初6301号判决书，郑晓明、郑永源均不服提起上诉。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4月4日作出（2018）浙07民终5135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重新立案，2020年3月31日作出（2019）浙0781民初2945号民事裁定，以郑晓明的起诉条件尚不成就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2020）浙07民终182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裁定指定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追加郑海明、吴慧萍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于2020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晓明和委托代理人程玉祥、刘绪光，被告郑永源和委托代理人何志明、方新元，第三人郑海明、吴慧萍的委托代理人张朝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晓明诉称，兰溪捷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润公司”）系由郑海明、吴慧萍夫妇于2009年9月份从案外人闫冬处购得100%股权，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公司主营房地产开发项目。原告于2009年通过安排其他人汇款给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股东吴慧萍账户土地购置款人民币1273万元，用于竞拍购置“今日名都地块”土地。2010年-2011年期间，原告方又通过安排其他人汇款至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股东吴慧萍账户用于公司正常运营资金用途合计达到人民币1568.4万元。2010年12月13日原告方通过其亲属向郑海明支付人民币245万元，该笔款项及前述汇款实际是出资行为，原告累计出资人民币3086.4万元。根据原告出资行为及与郑海明夫妇口头约定，原告拥有公司49%股权。虽然原告疏于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但是原告一直积极以股东身份办理公司后续土地规划及其相关公司管理事项，以及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同时，公司原有股东郑海明、吴慧萍夫妇也通过实际行为，认同原告方在公司中股东地位。 2012年被告想从原告处购买其持有公司股权，于是双方于2012年7月17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依据该份协议双方约定原告方将其持有公司49%股权作价人民币4000万元转让给被告。在签署协议后，被告方分别通过其儿子、兰溪理想建材经营部于2012年7月20日汇款人民币200万元；2012年8月3日汇款人民币200万元；2012年8月13日汇款人民币200万元；2012年11月19日汇款人民币100万元；2012年12月10日汇款人民币100万元。被告方累计向原告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800万元。被告方在支付首笔股权转让价款日即2012年7月20日办理公司股权变更手续，在办理过程中考虑到原告方虽然实际拥有公司49%股权，但是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登记股东，所以被告方及其儿子通过增资形式登记为公司股东，但是被告在股东变更登记完成后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公司、亲属等主体，立即将增资款人民币500万元转出。同时，被告方在支付完600万股权转让款后，考虑到自己并无能力全额支付人民币4000万股权转让价款，只能以人民币2000万元购买原告持有公司24.5%股权，但是被告父子又实际登记为公司49%股东。于是，在2012年8月31日被告父子与原告签署《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投资证明》等，主要约定：被告父子持有公司49%中的一半即24.5%系为原告代持，同时又确认原告实际投资到位公司24.5%资金即人民币2000万元。基于《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投资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12月5日签署了《对账单》，该份《对账单》就支付2000万股权转让款约定支付安排，其中包括由被告向原告转让其对案外人享有的人民币400万债权，以及代为偿还相当于原告所欠的800万债务予以实现。也就是说，被告方向原告支付的人民币2000万，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现金支付人民币800万元；（二）代为偿还原告负债人民币800万元；（三）转让其案外人享有的人民币400万债权；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直至本次起诉之日为止,原告仅仅收到被告人民币8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被告方并未实际偿还原告对案外人负债即人民币800万元;同时也未履行对案外人享有债权通知转让义务,原告也未实际取得其对案外人享有的400万债权。 原被告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及被告父子间又通过协议将实际转让股权从49%变更为24.5%，这也证明双方之间在实际履行2012年7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事实上，原告已经将股权转让到被告父子名下，被告父子已经登记为公司股东且实际享有公司股东权利。可惜的是，被告对原告多次要求履行继续支付剩余人民币1200万股权转让价款不予理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被告仅仅履行其部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义务，而原告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其义务。 综上所述，被告向贵院另案先行提出确认股权转让无效诉讼旨在拖延、甚至拒付其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所以希望贵院在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1200万元整；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经被告和第三人质证，本院作如下认定： 证据一,《变更情况登记》，证明案外人郑海明、吴慧萍夫妇分别从闫冬处购得捷润公司49%和51%股权。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恰恰证明受让捷润公司股权的是郑海明和吴慧萍，郑晓明并无捷润公司股权。第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证明是郑海明和吴慧萍受让了捷润公司股权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二,2018年2月27日陈宁宁出具给兰溪市人民法院的证明及陈宁宁签字的附表（一）-（七）；2018年2月27日在兰溪税务局办公室郑晓明、吴淑青、陈宁宁、孙卫东对话录音书面整理材料。证明（1）截止2011年4月6日，郑晓明实际向捷润公司投入三笔资金分别为：13184000元、6110000元和8247741元，上述三笔资金按照每月3分计息分别为1117949.57元、1035672.60元和1105197.33元，本息合计作为郑晓明的投资款，郑晓明与吴慧萍、郑海明就投资事项进行了结算并签字确认；（2）郑晓明占捷润公司49%的股份，是会计陈宁宁依据公司财务账的每一笔发生额确定的；（3）吴慧萍、郑海明和郑晓明投资款进入的形式是各自承担公司的借款，郑晓明承担了公司在外本金人民币19294000元借款；（4）结算的时间是2011年4月6日，吴慧萍和郑晓明对投资表签字确认，具体的投资情况是有七张附表为依据。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如果举证人不能说明原件在何处，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不能被确认。对结算表及附表七份认为：1，该份结算表的制作人陈宁宁在原一审主审法官对其所作的笔录中承认，郑晓明向法院提供的陈宁宁书面证明并非陈宁宁本人所写，系郑晓明写好叫她签字的。关于结算表，陈宁宁也认为结算清单中的金额没有任何财务凭证，其并不清楚结算表上的数据，也不清楚19294000元公司债务借条是否被郑晓明收回，由于只有部分费用是有支付凭证的，所以她拒绝在表上签字。因此结算表及附表当中“陈宁宁”的签字显然是为本案需要郑晓明做了陈宁宁工作临时补上去的。2、与郑晓明在他案中自认的取得公司股权的方式相互矛盾。3、结算表及附表存在相互矛盾、拼凑痕迹明显等问题：①，结算表中既有本金项，也有利息项，既然是投资购买公司股权，就不能计算利息，因此，即使这些款项真实存在，也是郑晓明和吴慧萍个人之间的借款关系，而非投资款。②，如果是郑晓明投资捷润公司的款项，投资款即为公司资产，但在结算表中又将投资款予以扣减，也不符合有关投资的法律规定，且这些款项从未进入过捷润公司账户；③，这七份附表只是打印件，只有“陈宁宁”的签字而没有其他人的签字，真实性存疑；④，附表四对应的结算表中的浦发银行借款，是郑海明、吴慧萍在2009年9月取得捷润公司股权、捷润公司又通过拍卖方式取得兰溪市丹溪路土地及房产后的2012年才发生的，郑晓明在（2018）浙07民终5135号案件中也承认是他朋友公司作为平台进行的贷款，该笔贷款根本没有进入捷润公司账户，而是被吴慧萍和郑晓明瓜分，之后由吴慧萍和郑晓明归还（其中郑永源替郑晓明承担了贷款总额的24.5%），与郑晓明所谓投资捷润公司股权毫无关联性。对谈话录音笔录，由于没有提供原始载体，也没有提供录音光盘，又存在剪辑的现象，该份录音在税务部门办公室所作，但录音的内容又不涉及税务，真实性不能确认；该份笔录中，陈宁宁对郑晓明是捷润公司股东也不知情，都是郑晓明自己的陈述。第三人对三性均有异议：关于陈宁宁的书面证明不符合证据形式，在原一审法院主审法官对其所作的笔录中承认，该证明是郑晓明写好叫她签字的。关于结算表第一页吴慧萍回忆，数据全部是郑晓明提供的，吴慧萍并未核对过，但这些款项不是投资捷润公司的投资款，因为如果投资款是不需要算利息的。后面的附件中吴慧萍没有签字过，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谈话录音笔录，我方没有参与过，不清楚。本院认为，郑晓明不能提供证据原件，但陈宁宁承认过证明和附表1-7系由其签名，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合法性、关联性需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 证据三,吴慧萍《收条》，郑晓明投资清单（附表五）投资款的证据清单及证明材料。证明郑晓明投资款本金人民币611万元，是以承担偿还了公司对27人次借款本金合计611万元的形式投资的,且该611万元吴慧萍已经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需举证人说明这些吴慧萍的收条和银行凭证原件在何处。①，对吴慧萍出具的收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请举证人提供原件；②，该组证据中的证人书写的《情况说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情况说明》均陈述是受郑晓明委托，用于购买今日名都酒店，但郑海明、吴慧萍受让捷润公司股权及捷润公司参加兰溪丹溪大道188号土地及房产（今日名都大酒店），两项款项支付的时间都发生在2009年的9月份，但吴慧萍出具的收条和附表5中款项的发生时间是在2010年3月至11月，捷润公司此时早已全额支付完毕相关拍卖款；③，郑晓明申请法院调取捷润公司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5月31日期间的账户流水，也可以证明捷润公司没有对外举债的经营需要，也没有相应的资金款项往来，其在中院开庭时也承认捷润公司无债务；④，购买今日名都大酒店及土地的主体是捷润公司，如这些所谓债权人出借的款项是用于捷润公司支付今日名都酒店的购买款，款项也应该支付到捷润公司账户而不是吴慧萍个人账户，也应该由捷润公司出具收条而不是吴慧萍出具，吴慧萍出具的这份收条的真实性我们不予认可，即使真实性没有问题，正如郑海明在公安笔录中陈述的一样，这些人与他们夫妻个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有可能是郑晓明做资金生意的过桥资金，与郑晓明出资购买捷润公司股权没有关联性。⑤，附件5中的这些款项都记载有固定利息，利率高达20%至30%，根据最高院（2019）最高法民终35号判决书的观点，约定一方只收回报不担风险的，应认定为借款关系。⑥，清单是郑晓明自己所列，不是证据，清单中的毛国瑶、汪全顺、郎丽红、吴淑华、董皓琦没有任何银行转账凭证佐证，其中毛国瑶、汪全顺两笔款项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而银行凭证全部来自于兰溪市农村信用合作社，郑晓明担任过该信用社营业部主任、其妻子吴淑青也是该行档案管理员，提交法庭的银行凭证应该是吴淑青利用职务之便偷拍的，但清单和银行转账凭证不能相互对应：1，第一笔赵月仙的10万元与银行凭证记载的金额无法对应，其中3万元的银行凭证是吴慧萍本人的存款凭证；2，第八笔，清单上记载的投资人姓名是凌小红，说明里又记载是凌小芳存入，但存款凭条上的签字显然不是凌小芳，而是“凌小云”；3，第九笔张晓东的款项，清单上记载的50万元，但郑晓明提供的证明材料有四份银行凭证，不能得出该四份凭证具有关联性，时间记载也错误，附表5中记载的时间是2010年4月10日，但提供的银行凭证记载的时间两张发生在2009年4月10日，后两笔银行凭证记载的时间是4月16日，最后一张是吴慧萍本人存入自己账户的凭证；4，第10笔陶晓芳的23万元、第21、22、23笔卢永明、卢桂娥、毛兆云合计17万元，银行凭证都是吴慧萍自己的存款凭证，对应的17万元款项的银行凭证数额只有15.6万元；5，第11笔傅玉秀名下的75万元的款项，银行凭证只有60万元，时间也有篡改。第三人对收条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吴慧萍说记不清了，认为是有一些人把资金放在吴慧萍处赚利息的，有的是郑晓明帮人转贷，由于他自己是银行工作人员，所以先把钱汇到吴慧萍账户，以吴慧萍的名义将钱借给那些转贷的人。并不是郑晓明投入捷润公司的投资款，而且时间上看也不吻合，郑海明、吴慧萍取得捷润公司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是2009年9月9日，捷润公司拍卖取得今日名都大酒店后支付拍卖款的时间是2009年9月23日，而根据收条显示这些款项发生在2010年3月至12月期间。本院认为，收条清单虽然是复印件，但清单记载的内容与投资清单附表五上的投资人是相同的，27位投资人在本案中另有书面的情况说明和银行汇款凭证，故虽未提供原件，但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四、黄某、傅玉秀、吴瑞康公安询问笔录，《庭审笔录》【（2017）浙0708民初6301号，2017年12月18日，本院】。证明（1）黄某、傅玉秀、吴瑞康在公安笔录中说明：投资清单（附表五）黄刚45万元,黄劲松50万元、潘燕红20万元,共计115万元的资金，以及傅玉秀75万元，还有吴瑞康的150万元,都是经郑晓明指示打入吴慧萍账号用于投资今日名都项目，前述款项原本由捷润公司出具收据，后郑晓明收回捷润公司的收据并自行向前述三人出具借据；（2）投资清单（附表六）第9项的赵建民在（2017）浙0708民初630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出庭作证，2009年7月6日转给吴慧萍的200万是受郑晓明委托用于购买今日名都地块，原先由吴慧萍出具借条，后郑晓明以自己名义重新出具借条，该200万元借款已经由郑晓明还清（笔录14-16页）；（3）投资清单（附表六）第5项的舒旭曙在（2017）浙0708民初630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出庭作证，2009年其向吴慧萍汇款20万，2010年12月28日向吴慧萍汇款220万、30万，其受郑晓明委托向吴慧萍汇款用于购买今日名都地块，前述220万、30万来源于郑晓明，2009年的20万是舒旭曙自己贷款（笔录18-19页）；（4）投资清单（附表五）黄刚在（2017）浙0708民初630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出庭作证，其曾受郑晓明委托向吴慧萍汇款40万、45万元用于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郑晓明向其出具借条，并清偿前述款项（笔录20-21页）。被告对证人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这些证人与郑晓明存在利害关系，比如，证人黄某承认郑晓明曾经是她的上司，她和郑晓明夫妻是一个单位的，双方的父亲也是同事关系，而傅玉秀的爱人和郑晓明是同事关系。2，附表6中的款项发生时间是在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捷润公司早已在2009年9月就全额支付完毕相关拍卖款，无需为拍卖今日名都去借款。3，根据郑海明、吴慧萍于2018年8月12日所做的公安询问笔录，证明这些汇入吴慧萍账户的款项系他们的个人借款，有些是郑晓明帮别人转贷款，但由于郑晓明是银行工作人员，所以先将钱汇到吴慧萍账户，郑晓明作为中间人以他妻子的名义将钱借给那些需要贷款的人。4，郑海明夫妻通过拍卖方式取得捷润公司的股权的时间是2009年9月。但根据傅玉秀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银行汇款凭证，她是在2009年4月16日时就将款项汇入吴慧萍账户了，远远早于捷润公司拍卖取得今日名都大酒店和土地的时间，而且拍卖是通过法院执行局以司法拍卖的方式处置的，傅玉秀在2009年4月16日就将款项打给慧萍账户，说是用于购买捷润公司的股权显然与常理不符，是典型的虚假证词，郑晓明在伪造的附件5中又将汇款时间篡改到了2010年4月16日（附表5第11项）。第三人对公安笔录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人中有关款项是投入今日名都大酒店的证言内容有异议。他们的款项发生时间是在2010年3月至12月，捷润公司早已在2009年9月就全额支付完毕相关拍卖款，无需为拍卖今日名都去借款，而且郑海明当时有一定的资金实力。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证据五，郑晓明投资清单（附表六）投资款的证据清单及证明材料，证明郑晓明投资款本金人民币1318.4万元，是承担偿还了14笔公司借款合计金额人民币1318.4万元的形式投资的。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提出请举证人再说明一下这些吴慧萍的收条和银行凭证原件在何处。①，郑晓明自己在中院庭审中承认捷润公司没有债务、没有借款，所以捷润公司无需郑晓明替其归还借款；②，对吴慧萍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中吴慧萍的收条，明显是吴慧萍事后补签，而且是在同一时间、用同一支笔补签的，也与附表6的内容存在严重不符的情况。附表六中，有9个为无姓名的所谓投资人，金额高达1088.4万元，汇款凭证也不完整；③，附表六中的款项时间均发生在2010年。此时郑海明、吴慧萍夫妻早已取得捷润公司股权，捷润公司也已拍卖取得今日名都大酒店地块，且没有进一步的开发和经营行为，上述款项与捷润公司股权及捷润公司支付今日名都大酒店地块拍卖款不具有关联性。但附表六中的款项发生的时间段内，郑海明夫妻投资且已经开工的项目还有黔东南州贵仁房地产开发公司、徐州亿家圆投资公司。④，附表6中每笔款项的真实性都存在问题：1、对于第一笔26万元，收条与转账凭证时间不能对应，收条出具的时间2010年11月7日，而转账凭证的时间为2009年11月17日；2、第二笔2010年12月13日的245万元的汇款，郑晓明在其他案件的诉状及陈述中均自认是公司49%股权出资。3、对第三笔2010年的50万元，分20万和30万两笔，吴慧萍出具了两份收条，但只提供了一份20万元的转账凭证，并没有30万元的转账凭证，而20万元的转账凭证系吴慧萍自己的转存凭证，无法证明是郑晓明投资的款项；4、对第四笔2010年12月17日的12万元，虽有吴慧萍收条，但没有转账记录；5、对第五笔450万元，没有吴慧萍出具的收条，锦天公司与郑海明、吴慧萍有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具有利害关系，舒旭曙是郑晓明的专职驾驶员，有利害关系。舒旭曙转入吴慧萍账户的时间是在2010年12月28日，与购买今日名都地块无关。舒旭曙的转账凭证中备注是“还款”，显然并非投资款。根据了解，2010年12月28日锦天建设公司转入吴慧萍的125万和锦天房产公司转入的75万元，加上郑海明2010年12月13日的245万元（系赵月仙和吴旭峰在同日汇入郑海明账户），吴慧萍在第二天12月29日凑足500万元立即转入徐州亿家圆公司的财务总监郑巧燕的账户。6、对第六笔2010年12月29日的50万元，清单上记载是50万元，但吴慧萍出具收条记载的金额为500万元且有大小写，金额相差悬殊，而且也没有提供转账凭证。7、对第七笔89.4万元，吴慧萍出具收条的时间是2011年3月5日，与各转账凭证的时间不能相互印证，而且各转账凭证的总金额为89万元，并非89.4万元，2010年3月5日的2万元凭证体现的是吴慧萍自己的个人转存凭证。8、对第八笔26万元，吴慧萍出具收条的时间2011年3月6日与转账凭证的时间2010年3月5日不能相互印证，时间相隔一年，收条上记载的赵月仙的投资款，但存款凭条上客户为陶晓芳，显然两者不能对应，金额上也不一致，另外，第八笔的银行凭证记载的24万元已经包含在第七笔的89.4万元里，存款凭条的编号、流水号完全一致，存在重复计算的现象；9、对第九笔230万元，吴慧萍出具收条的时间2011年3月6日与转账凭证记载的时间2009年7月6日不能相互印证，时间相隔甚远，收条上记载的赵月仙的投资款，但存款凭条上客户为赵建明，存款主体不一致，金额上也无法对应，清单上是230万元，存款凭证上是200万元，而且该存款凭证上备注是续存，郑晓明又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兰溪营业部主任在存单上签字“同意”并签名，该款项是赵建明续存的款项，与郑晓明无关；10、对第10笔20万元，没有吴慧萍的收条，也没有任何转账凭证。只有一份情况说明，而说明人“王继芳”的身份证复印件都没有，身份不明。作为证人证言，应当出庭作证，《情况说明》内容显然是虚假的，该情况说明款项出资时间为2010年3月10日，显然与购买今日名都地块无关。11、对第11笔20万元，没有吴慧萍的收条，也没有任何转账凭证，只是一份情况说明，说明人“邵建良”的身份证复印件都没有。该情况说明款项出资时间为2010年7月7日，显然与购买今日名都地块无关。根据2018年8月12日兰溪公安对吴慧萍所作的笔录中，吴慧萍陈述，邵建良系郑晓明姐夫，该笔款项为个人借款，且明确该款项已归还。12、对第十二笔50万，转账凭证反应只有20万元，没有吴慧萍收条，没有身份信息，而清单上所列姓名也不一致，也无法确认与郑晓明具有关联性；13、对第十三笔40万元，没有任何凭证，没有收条、转账凭证、身份证信息，完全是虚构；14、对第十四笔10万元，只有情况说明，没有收条、转账凭证，也没有郎慧苹的身份证信息。情况说明的内容虚假，情况说明里记载的款项出资时间为2010年11月2日，与购买今日名都地块无关，情况说明里还说明该款项是打入舒旭曙的账户，与吴慧萍账户和捷润公司不具有关联性。第三人对三性均有异议。（1）该投资清单系郑晓明单方制作，不予认可。（2）郑海明夫妻接手捷润公司后，重点是在贵州黔东南的房地产项目（2010年6月13日设立黔东南州贵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附表6中的款项发生时间是在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此时捷润公司只收取今日名都大酒店的房租，没有其他经营行为，所以捷润公司没有借款，无需郑晓明替公司归还借款。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投资人无名字，仅有4人写有名字，对这4人的这部分可以认定，对其他部分不予认定。 证据六，郑晓明参与购买土地出面借款清单及证明材料，证明2009年9月郑晓明就参与公司经营，其出面借款共计人民币733万元用于购买土地，该借款是公司偿还，不是郑晓明的投资款。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浙江锦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向法院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里，陈述是受郑晓明委托，用于购买今日名都酒店，时间是2010年12月28日，金额分别是125万元和75万元，而这份清单里又出现了2009年11月12日238万元和12月1日的195万元两笔汇款，这四笔汇款的时间均发生在捷润公司购买今日名都酒店及土地之后，最迟的甚至在一年多以后，证明浙江锦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情况说明里陈述是用于购买今日名都大酒店完全与事实不符。他们与吴慧萍频繁发生资金往来，并且在2017年7月11日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过吴慧萍和郑海明（婺城区法院2017浙07**民初9676号判决书），同时还与郑海明实际控股的徐州亿家圆投资有限公司、郑海明的兄弟郑海坤、郑海兵发生多起诉讼，锦天公司还是徐州亿家圆投资有限公司房产项目的施工单位，吴慧萍在公安笔录中也陈述她向锦天公司借过款的事实，证明了锦天公司与吴慧萍夫妻本身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锦天公司汇给吴慧萍的款项与郑晓明所谓参与购买今日名都大酒店和土地不具有关联性的事实。第三人对三性均有异议。郑晓明参与购买土地借款清单系其单方制作，我方不予认可。浙江锦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郑海明、吴慧萍夫妻存在多笔借款关系，对尚欠的借款，锦天公司已向法院提起诉讼（锦天公司还是郑海明徐州亿家圆投资有限公司在丰县项目的施工单位）,其汇给吴慧萍的款项吴慧萍说是借款，与捷润公司无关。上述款项，吴慧萍均已还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定。 证据七，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2年7月17日，郑晓明与郑永源就股权转让达成合意，将郑晓明持有的捷润公司49%的股权，作价人民币4000万元转让给郑永源。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郑晓明是捷润公司股东，郑晓明不曾持有捷润公司股权，该协议是无效的，而事实上，郑永源是通过增资扩股形式成为捷润公司股东。第三人称我方不清楚，郑晓明与郑永源均未告知过我方。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八，捷润公司股东会决议2份，捷润公司变更登记情况，证明（1）原捷润公司股东郑海明夫妇已经按照郑晓明要求通过增资形式将郑永源、郑达登记为捷润公司股东；（2）郑永源最早应该在这个时间点（2012年7月20日）即应当知道郑晓明不是兰溪市捷润公司登记的股东，而非其此前多次所说的在付款到600万钱、偿还贷款时尚不知道郑晓明是捷润置业公司股东；（3）郑晓明虽然不是捷润公司登记股东，但是直接印证郑海明公安调查笔录，郑晓明将其持有捷润49%股权转让给郑永源后，虽然知道郑晓明不是捷润置业登记股东，通过增资形式实现其登记股东的目的。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组证据证明：1，郑晓明不是捷润公司股东；2，郑永源是通过增资扩股形式成为捷润公司股东。第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证明郑永源是通过增资扩股形式成为捷润公司股东的。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证据九，兰溪唐陶建材经营部存款分户明细查询；颜菲账户（账号×××75）流水明细；兰溪唐陶建材经营和兰溪市金卫陶建材经营部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庭审笔录【第10页第3行，2019年3月20日10时10分，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7民终5769号】。证明（1）增资款人民币500万元，捷润公司于变更工商登记完成后的第二天即2012年7月31日将增资款全部汇入兰溪市唐陶建材经营部（账号2010××××0591），该经营部于当天将款项汇入颜菲（郑达女朋友）账号（账号×××75），兰溪市金卫陶建材经营部于同日和8月1日分两次通过银联ｐｏｓ将500万元款项从颜菲账号转移至其账号；（2）兰溪市唐陶建材经营部是徐亦龙（是郑永源的老婆舅）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兰溪市金卫陶建材经营部是郑永源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3）证明郑永源没有实际支付增资款的事实；（4）证明郑永源和郑达当时取得捷润公司49%的股权来源于郑晓明的股权转让行为。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已经证明捷润公司因开发今日名都地块的需要，向兰溪市唐陶建材经营部购买建材500万元，因工程迟迟未能开工，兰溪市唐陶建材经营部已经将购买建材款500万元退还给捷润公司账户，不存在郑永源抽逃出资的事实。第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郑永源父子的增资款是490万元，不是500万元，之所以汇款给兰溪市唐陶建材经营部，是因为当时捷润公司准备开发，需购买建材。由于最终没有开工，该款项已经于2015年归还到捷润公司账户。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十，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投资证明，证明（1）2012年8月31日，郑晓明与郑永源、郑达共同达成合意：郑晓明隐名持有郑永源及其子郑达持有的捷润公司49%股权中的一半，即捷润公司24.5%的股权；（2）郑晓明对捷润公司的投资款已经实际到位；（3）间接印证郑晓明持有捷润公司49%股权。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一纸协议书并不能证明郑晓明对捷润公司的投资款已到位，更不能证明其拥有捷润公司49%的股份。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公司股权，应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来认定。第三人称不清楚，没有告知过我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需结合证据予以认定。 证据十一、郑海明询问笔录（兰溪市公安局，2017.6.6），证明2017年6月6日，郑海明在接受兰溪市××队询问时自认:（1）郑晓明在公司里有投资，虽然郑海明不知道郑晓明的资金来源；（2）郑海明将公司49%股权转让给郑晓明，并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因此郑晓明隐名持有捷润公司49%股权；（3）郑海明是根据郑晓明指示，配合郑永源、郑达变更登记为捷润公司的股东。被告对郑海明笔录的内容及证明对象有异议：1，郑海明在此后的情况说明、法院调查笔录和2018年8月12日的公安询问笔录中坚决否认郑晓明拥有捷润公司股权，据了解，2017年6月6日的公安笔录是已被判刑的兰溪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陈国洪向郑海明施加压力以后做的；2，郑永源是以增资入股的形式成为股东的，并非将郑海明代持的49%股份转让给郑永源；3，该份笔录可以证明郑海明有关将49%股份转让给郑晓明仅限于口头表示，并未达成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郑晓明实际也未支付过股权转让款；5，介于当时郑晓明是银行行长，郑海明、吴慧萍是其业务对象，如其收受捷润公司干股，也将构成商业受贿犯罪。第三人对郑海明笔录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笔录是当时不知道他们双方究竟在争什么，而且兰溪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陈局向郑海明施加压力以后，怕牵扯到自己所做的，所以有些陈述与事实不符。应按2018年8月12日公安询问笔录所陈述的事实为准。本院认为，郑海明的此次笔录与2018年8月12日兰溪市公安局作的询问笔录相互矛盾，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十二，吴慧萍询问笔录（兰溪市公安局，2017.6.7），证明（1）在2012年7月30日前，公司股东虽然登记为郑海明、吴慧萍夫妇，但是实际都是郑海明在经营，郑海明的行为即代表夫妻双方的行为；（2）捷润公司49%的股权已经转让给郑晓明，仅仅是没有登记而已。被告对证据12的质证意见与证据11一致。第三人对证据12的质证意见与证据11一致。吴慧萍的此次笔录与2018年8月12日兰溪市公安局作的询问笔录相互矛盾，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十三，郑永源询问笔录（兰溪市公安局，2017.6.22），证明（1）郑永源父子持有公司股份是从郑晓明转让取得；（2）郑永源取得49%股权的经过；（3）郑永源事先知道郑晓明不是公司登记的股东，所以才用增资方式增加登记为捷润公司的股东。被告对郑永源笔录的证明对象有异议：1、郑晓明并非是公司股东，郑永源取得的股权是增资所取得的。2、郑永源陈述“股权是从郑晓明处转让过来”是基于认识错误，由于郑晓明是银行行长，在兰溪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郑晓明说其享有捷润公司49%的股权，郑永源过于相信，未进行查验，就与郑晓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其主观上错误认定其股权是从郑晓明转让所得。3、如果郑晓明股权是由郑海明代持股权，那应当提供代持股协议，且股权转让协议应当由郑海明与郑永源签订，并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第三人对郑永源笔录称我方不清楚，郑晓明和郑永源从来没有告知过我方他们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我方也不认可郑晓明拥有捷润公司股权。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十四，借款确认书，证明郑永源与郑晓明签署《借款确认书》约定，从2012年8月31日起，对李伟献的400万借款及利息债权归郑晓明所有，郑永源为名义借款人，直到借款清偿为止。被告对三性无异议。第三人称和我方无关，也不清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十五，2014年4月4日李伟献和郑永源、兰溪市华伦造纸有限公司、浙江金华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协议书》；2015年5月15日兰溪市人民法院郑永源和李伟献、兰溪市华伦造纸有限公司、浙江金华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笔录；2016年1月29日兰溪市人民法院（2014）金兰商初字第165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2014年4月4日郑永源和李伟献、兰溪市华伦造纸有限公司、浙江金华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对李伟献的400万债权做出了重新约定，将原债权的到期日是2012年6月3日变更为2014年6月30日；（2）2012年8月31日到2014年4月4日郑永源获取了债权利息人民币193.6万元的利益；（3）2012年8月31日郑永源和郑晓明确认李伟献的债权归郑晓明所有时债权到期日是2012年6月3日。2014年4月4日后因郑永源对权利的处置，债权的内容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①、郑永源与李伟献并不认识，该笔借款原本由郑晓明牵线，而且2010年12月4日李伟献出具的第一张借条上，郑晓明是保证人身份。而郑永源与郑晓明签订的借款确认书明确约定，从2012年8月31日起，有关李伟献40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债权归郑晓明所有，所以之后所签订的有关本次借款方面的协议书、法院诉讼文书，都由郑晓明实际操作，郑永源只负责签字。2014年4月4日的《协议书》也是郑晓明安排其单位法律顾问江碧仲律师和李伟献谈好协议，李伟献签字后，由江碧仲律师将协议交由郑永源签字。2014年11月18日，郑晓明以郑永源名义向李伟献提出诉讼，该案件诉讼过程中律师的聘请、诉讼费的支付均由郑晓明实际支付。案件结束后，2016年3月17日，兰溪市法院将该案诉讼费65380元退还给郑永源名下，3月18日，郑永源即将上述款项全部汇入郑晓明小姨子吴旭华账户。上述事实也充分证明对该借款的处置权实际已由郑晓明行使。②、郑晓明在金华中院（2018）浙07民终5135号2018年10月25日的庭审笔录第19页中也承认他是知道有2014年4月4日这份协议书的，也承认起诉李伟献的诉讼费由其支付，在该案件中，2014年4月4日这份协议书郑晓明聘请的律师已作为证据二提交，证明该协议他不但知情而且是由其参与签订的；③、2012年8月31日之前的借款利息本身属于郑永源所有，根据2014年4月4日协议书和判决书，李伟献利息已付至2012年11月3日，2012年11月4日之后利息未支付。而郑永源已将从2012年8月31日起至2012年11月3日三个月的利息全部支付给了郑晓明，因此，郑晓明认为郑永源已获得2012年8月31日到2014年4月4日的债权利息193.6万元不能成立。第三人称和我方无关，也不清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十六，委托书、撤销执行委托函，证明（1）郑永源对案外人李伟献享有的400万债权转让给郑晓明的行为，但未发生法律效力；（2）郑永源将400万的债权转让给郑晓明，但在执行该笔债权时又撤销委托，至此郑永源与郑晓明的债权转让并未实际履行；（3）郑永源在撤销（2014）金兰商初字第1657号案件中对郑晓明的执行委托时告诉法官“此执行款是属于他的”，至此140多万执行款还留存法院账户。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债权转让合同依法只要签订就对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撤销郑晓明的委托代理人身份，并不是否认债权转让的事实，且之后的2018年10月22日，郑永源通过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方式，明确告知债务人李伟献直接向郑晓明归还执行款。本案开庭前，郑永源又向兰溪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递交了“变更执行主体申请书”，申请将申请执行人主体变更为郑晓明，郑晓明行使该笔债权的权力已无事实和法律上的阻碍。第三人称和我方无关，也不清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十七，郑永源在(2018)浙07民终5135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清单和2012年10月5日证明人赵月仙的《证明》:2012年郑永源与郑晓明签字确认的付款安排清单；《庭审笔录》【第22页第2-8行，兰溪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1民初6301号，2018年4月20日】。证明（1）郑永源确认赵月仙(郑晓明母亲)证明的事实,赵月仙的《证明》证明了郑晓明的股权转让给了郑永源，股权转让后，郑晓明对应股份的银行贷款，归还和续贷都由郑永源负责；（2）庭审笔录第22页第二行到第八行郑永源确认,郑永源有股权贷款认过去由其承担,所有贷款最终是公司资产拍卖后归还的,当时清单中约定的贷款没有归还；（3）郑永源在证据清单中确认归还银行借款时(其实是转贷),占49%股份份额的银行贷款部分都是从郑永源账号走的,其中占24.5%股份的资金是郑永源的,另24.5%股份的资金是郑晓明；（4）郑永源没有承担2012年12月5日双方签字确认的付款安排，清单中应在郑晓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的银行款项人民币833万元,即浦发银行贷款人民币465.5万元和杭州银行贷款人民币367.5万元的事实。郑永源支付的是其占24.5%股份自己应当承担的部分。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结算对账单”所列的两笔银行贷款完全是郑晓明的个人债务，与郑永源和捷润公司无关，郑永源名下并无欠银行贷款的份额。郑永源只需替郑晓明归还其中的800万元即完成了支付全部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2年浦发银行义乌支行和上海银行杭州城东支行的两笔银行贷款，贷款全部由郑晓明一手操作，贷款单位也是郑晓明找来的，说是郑晓明朋友的公司，贷款到位后分多少钱，也都是郑晓明操作。这些贷款也没有进入过捷润公司账户，贷款到期后也由我们个人归还，该两笔贷款已经全部还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十八，捷润公司企业信息；郑海明、吴慧萍和郑永源、徐州亿家圆投资有限公司、黔东南州贵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捷润公司、郑飞于2014年4月23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结算确认书》；2015年3月22日郑海明、吴慧萍和郑永源签订的《仲裁协议》；2015年3月26日申请人郑永源的《仲裁申请书》；2015年5月22日(2015)金裁经字第091号案件的庭审笔录；2015年6月3日金华仲裁委员会(2015)金裁经字第091号裁决书。证明捷润公司两方股东之间,即郑永源、郑达方和郑海明、吴慧萍方通过借款形式设计由兰溪捷润置业发展有服公司提供担保,作出捷润公司承担巨额债务的仲裁法律文书，使捷润公司丧失经营获取利润的机会。且整个仲裁程序存在大量违法之处，包括主合同无仲裁条款、仲裁协议中无担保人签字的情况下便直接适用仲裁程序，捷润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时未经有效的内部决议程序。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根据吴慧萍的公安询问笔录，吴慧萍、郑海明夫妻是不认识郑永源的，是通过郑晓明介绍才认识的。借款发生后从2011年开始就要求用捷润公司担保了，而郑永源在2012年7月30日经工商登记才成为捷润公司股东，不可能与郑海明夫妻事先串通设计捷润公司担保。实际上，郑晓明是借款的牵线人，没有捷润公司担保郑永源也不可能将巨额款项出借给郑海明夫妻，正是郑晓明提议以捷润公司等企业提供担保，郑永源才同意出借。郑晓明以转让捷润公司股权的名义收取了郑永源股权转让款等2000多万元，而捷润公司在2009年9月从法院拍卖到的资产价格才2280万元，郑永源参股捷润公司后还发现捷润公司所有资产已被全部抵押给银行，银行贷款已被郑晓明等人全部瓜分。郑永源的几千万元出借款至今没有收回，而捷润公司的公司资产被法院拍卖后，也意味郑永源所支付的股权价值为零，转让款全部打了水漂。第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郑海明在公安询问笔录也谈到过，他们是通过郑晓明才认识郑永源的。借款在郑永源成为捷润公司股东之前就已发生，不可能事先串通设计。双方借款有银行汇款凭证证明，《债权债务结算确认书》也是由当时郑晓明的越商银行的法律顾问起草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郑海明夫妻和儿子郑飞均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给他们的生活及经营都带来极大的不便，捷润公司资产被拍卖，郑海明夫妻是捷润公司最大股东，损失最大，所以没有设计的理由和动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十九，2016年5月16执行异议申请书、2018年5月7日郑晓明举报姜建新的举报信2份。证明郑晓明对捷润公司的拍卖偿债一直有异议,认为郑永源通过人情执行了（2015）金裁经字第091号仲裁案件，并且在举报材料中指出：“2016年10月14日捷润公司的土地房产便被挂牌拍卖,10月17日通知开关于郑飞异议的听证会,10月24日才开听证会，使听证会失去实际的意义，10月28日在拍卖土地房产尚有4000万元抵押优先权的情况下便先将执行款支付给郑永源，后又让郑飞等人补签调解协议，整个执行过程是精心设计的”。被告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执行案件中郑晓明提出了执行异议，该异议先后被金华中院和浙江省高院驳回，对姜建新的控告也纯属诽谤。第三人对三性有异议，郑晓明不是捷润公司股东。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二十，本院对郑永源的调查笔录（2018.7.23）、郑永源《情况说明（2018.7.20）》。证明1、郑永源自认浦发银行的931万元贷款和上海银行的735万元贷款其认下一半（另一半抵扣其应当向郑晓明支付的捷润公司股权转让款）；2、郑永源对法院虚假陈述，恶意隐瞒“其汇给吴慧萍的931万元中有461万元来源于郑晓明，给借款平台凯胜公司的980万元中有490万元来源于郑晓明”这一事实，却对法院谎称浦发银行的931万元贷款和上海银行的735万元贷款都是由他个人归还；3、郑永源《调查笔录》中表述“贷款归还后没有转贷”，在2018年10月25日金华中院审理（2018）浙07民终5153号案件的《庭审笔录》第14页又说：“这两笔贷款归还了以后又向浦发银行义乌分行贷款了4000万元……”，前后陈述存在明显矛盾。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上述两笔银行贷款在郑永源入股捷润公司之前就存在，郑晓明也承认结算对账单中的两笔银行贷款发生在郑永源成为捷润公司股东之前，郑永源不是股东，这两笔贷款郑永源不可能分到钱。因此，郑永源对该两笔银行贷款本没有归还义务，上述两笔银行贷款也不是“捷润公司”的借款。对这两笔郑晓明通过其小姨子吴旭华的账户先后汇入郑永源账户460万元、490万元，来归还郑晓明自己的银行借款份额从未否认，在答辩状中我方也予以了明确。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2年的这两笔银行贷款，贷款全部由郑晓明操作，这些贷款也没有进入过捷润公司账户，到期后是第三人和郑永源归还的，该两笔贷款已经全部还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二十一，2010年12月9日郑海明、郑晓明、李伟献协议，证明郑晓明的股份从一开始到后期取得的经过。被告对协议的三性有异议，协议是复印件，郑晓明不能提供原件，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双方诉讼已经历经4年，到现在才出具不符合常理。第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不能确认签字是否真实，即便是真实，协议也未履行。因无法提供原件，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 证据二十二，银行流水，证明银行贷款4000万元到账后由郑永源账号按股份分配打到郑晓明账户5554000元。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这笔钱系郑晓明向郑永源的贷款，该借款本息已于2013年12月2日归还，该款项与郑晓明所称的24.5%的比例不符。第三人质证称，对事实不清楚，与第三人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仅凭单一的这份流水，无法认定系4000万元贷款按股份比例分配给郑晓明，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 被告郑永源辩称：一、郑晓明不具有捷润公司股东资格，无权转让捷润公司股权并收取巨额股权转让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双方股权纠纷从诉讼至今已经有四年，郑晓明至今无法举证证明其已经依法向捷润公司出资或者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因此，其无权向郑永源转让捷润公司股权并收取股权转让款。 二、郑永源向郑晓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数额2000万元，该款项由800万元现金加400万元债权加800万元银行贷款组成{见（2018）浙07民终5769号2018年12月18庭审笔录第6页郑晓明陈述}。我方已提供证据，证明郑永源已经向郑晓明超额支付了该2000万元款项。 （一）郑永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郑晓明的800万元款项，我方已提供证据（证据三），郑晓明也无异议{详见郑晓明在（2017）浙0781民初6301号案件起诉状以及在金华中院庭审时的陈诉}。 （二）双方约定的以归还银行贷款800万元的方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郑永源已经替郑晓明归还，并且替其多归还了161万元银行贷款。 ①归还情况（见我方证据9）：第一笔，浦发银行义乌支行贷款1900万元（是2012年12月5日郑晓明出具的“结算对账单”所列第①项，实际为2500万元，以义乌市天权进出口有限公司向兰溪市神雕文具有限公司购买产品为由申请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贷款，义乌市天权进出口有限公司为付款人，兰溪市神雕文具有限公司为收款人，被背书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2年5月8日，期限6个月，2012年11月8日到期，按“结算对账单”确定该笔贷款郑永源替郑晓明归还1900万元的24.5%即465.5万元。具体还款情况是:2012年11月8日，郑晓明通过其小姨子吴旭华的账户汇入郑永源账户460万元，同日，郑永源补上自己替郑晓明归还的471万元后（比465.5万元多承担了5.5万元），向吴慧萍汇款931万元，同一天吴慧萍立即归还了浦发银行的2500万元贷款，归还贷款的资金流向为:（吴旭华＋郑永源）一吴慧萍一义乌市天权进出口有限公司一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至此，浦发银行义乌支行的贷款还清。第二笔，上海银行杭州城东支行的2000万元贷款（“对账单”所列第②项），按“结算对账单”确定该笔贷款郑永源需承担1500万元的24.5%即367.5万元。具体还款情况是:2013年7月25日，郑晓明又通过吴旭华的账户汇入郑永源账户440万元，7月29日，还是通过吴旭华的账户汇入郑永源账户50万元，同日，郑永源补上自己替郑晓明归还的490万元后（比367.5万元多承担了122.5万元），向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汇款980万元，同日吴慧萍也分两笔向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汇款总计1020万元，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将上述2000万元款项归还给上海银行杭州城东支行，“结算对账单”所列第②项的银行贷款还清。至此，郑永源替郑晓明归还的银行贷款总计961万元，多支付了161万元。 ②郑晓明在金华中院的庭审中对郑永源已经替其归还上述银行贷款无异议。1、在（2018）浙07民终5769号2019年3月20日庭审笔录第6页倒数第6行证据质证时，郑晓明的代理人承认“对2012年11月18日向浦发银行还款2500万元贷款时，郑永源支付了471万元，2013年7月25日，归还杭州银行贷款时郑永源付款490万元的事实是认可的”；2、在（2018）浙07民终5135号（2018年10月25庭审笔录），郑晓明承认2012年12月5日的结算对账单内容是他写的，内容里面第④列1205.47-5.5，5.5是郑永源还了471万元，和465.5万元有5.5万元的差额，是郑永源多还的，在这里减去。 ③“结算对账单”所列的两笔银行贷款完全是郑晓明的个人债务，与郑永源和捷润公司无关，郑永源名下并无欠银行贷款的份额。郑永源只需替郑晓明归还其中的800万元即完成了支付全部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理由如下： 1、上述两笔银行贷款在郑永源入股捷润公司之前就存在，在（2018）浙07民终5769号2018年12月18日的庭审笔录第7行至第13行中，郑晓明承认结算对账单中的两笔银行贷款发生在郑永源成为捷润公司股东之前，郑永源不是股东，这两笔贷款郑永源不可能分到钱。因此，郑永源对该两笔银行贷款本没有归还义务。 2、上述两笔银行贷款也不是“捷润公司”的借款。我方提供的证据十六证明“捷润公司”银行账户没有大额资金进出，除了其名下的今日名都大酒店进行出租、收取租赁费外，公司没有其他经营活动，不需要向外举债。郑晓明在（2018）浙07民终5769号2019年3月20日第三次开庭的庭审笔录第11至第13行中，也承认捷润公司是没有负债的，其在该案2018年12月18日的庭审笔录倒数第8行至倒数第4行中，承认该两笔银行的贷款单位分别是兰溪市神雕文具有限公司和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其在（2018）浙07民终5135号（2018年10月25庭审笔录）第22页第2行，也承认贷款单位是他一个朋友的公司。郑海明在公安笔录中，还承认2009年9月支付的拍卖款资金来源是自有资金2000万元，加上自己的店面贷款900万元，加上一些借款构成。另外，如果上述两笔银行贷款是公司债务，按郑晓明所言郑永源也有承担债务的份额，那么郑永源这个份额也应该按比例分摊郑海明、吴慧萍的份额，毕竟郑海明夫妻所占公司股权份额更大，但郑海明、吴慧萍全额归还了自己瓜分到的全部银行贷款也证明该两笔银行贷款并不是捷润公司的债务，郑永源本身没有归还的义务那为什么郑海明夫妻又全部自己归还了呢？ 3、在归还上述贷款时，各方均按自己应该承担的份额归还银行贷款，且郑晓明还主动向郑永源账户汇入了自己应承担的还贷份额。郑晓明在（2018）浙07民终5135号（2018年10月25庭审笔录）第21页，承认2012年11月8日通过其小姨子吴旭华的账户汇入郑永源账户460万元、2013年7月25日汇给郑永源的440万元（实际为490万元）是郑晓明自己主动归还的银行贷款，该事实证明还款的时候对上述款项应由郑晓明归还双方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且至本案诉讼之前长达四年的时间内，郑晓明也从未提出过异议。 4、郑晓明和郑永源在2012年7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49%的股权转让价格是4000万元，也可以得出郑永源除了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外无需承担任何债务的结论。按郑海明和郑晓明多次提到的捷润公司资产价值8000万元（但2009年9月9日捷润公司拍卖的成交价是2280万元，2012以后贷款最多的时候也只贷了4500万元，事隔四年之后金华中院在2016年10月15日拍卖成交的价款才是7350万元），而且郑永源入股后发现公司资产已全部抵押给银行，公司资产是零。因此，郑永源按双方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是不需要承担其他任何债务的。 5、在2012年12月5日。郑晓明出具的“结算对账单”中，明确载明了郑永源应替其归还的银行贷款数额，并按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计算，逐笔减去郑永源应替郑晓明归还的银行借款的50％即800万元、转让债权400万元和现金转账金额等款项后，双方确认“账结清”。郑晓明也承认，“结算对账单”中第④列1205.47-5.5，5.5是郑永源还了471万元，和465.5万元有5.5万元的差额，是郑永源多还的，在这里减去。郑晓明这个自认也证明郑永源只要归还郑晓明名下的24.5％份额、金额达到800万元就完成了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6、由于“结算对账单”中的两笔银行贷款在郑永源入股捷润公司之前就存在，郑永源也未从该两笔款项中收取分文，该两笔银行贷款也不是捷润公司的债务，如果郑晓明瓜分到的这些银行贷款全部要郑永源归还，郑永源要支付郑晓明的股权转让款将高达3111万元，也与双方约定的2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不符。 （三）400万元债权转让已实际生效，郑晓明已行使债权人的相关权利。 ①该款项实际是通过郑晓明介绍，由郑永源将款项借给李伟献（郑永源与李伟献不认识），当时郑晓明是该笔借款的担保人。郑永源受郑晓明欺骗，受让其所谓在“捷润公司”的股权后发现“捷润公司”所有的资产实际已被全部抵押给银行，郑永源用4000万元购买所谓的兰溪“捷润公司”股权实际上买到的是一个资产为零的公司，但当时已实际支付巨额转让款给郑晓明，在郑永源一再要求郑晓明退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郑晓明表示已收取郑永源的600万元款项已经被其全部归还了债务，无力归还了，并表示可以收回一半的股权，郑永源只需支付其2000万元转让款即可，而且用李伟献的400万元抵付。郑永源无奈，答应了郑晓明的条件，2012年8月31日，郑永源、郑达与郑晓明同时签订《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和《借款确认书》各一份，《借款确认书》，明确载明：“关于李伟献向郑永源借款肆佰万元及利息，由于郑晓明与郑永源的经济往来，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加以明确。从2012年8月3l日起，有关李伟献肆佰万无的借款及利息、债权归郑晓明所有，郑永源实为名义借款人，直到本笔借款清偿为止”。因此，将对李伟献的400万元债权转给郑晓明，不仅因为郑晓明本身就是该笔借款的保证人，也是郑永源愿意继续接受股权转让的条件之一，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郑晓明承担了保证责任。双发达成合意后，8月31日当天，郑永源就将之前收到李伟献支付的12万元利息转给了郑晓明，之后收取的李伟献利息也全部转交给郑晓明（见我方证据5）。在2012年12月5日签订的“结算对账单”第④项中，在扣除郑永源替郑晓明承担的银行贷款后，还剩下1200万元，”结算对账单”中的表述是1200-已付1000=200-200=0，证明郑晓明已确认400万元债权应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2014年，郑晓明以郑永源的名义向李伟献提起诉讼（2014金兰商初字第1657号），该案件诉讼过程中，律师的聘请，诉讼费的支付全部由郑晓明实际支付，案件结束后，2016年3月17日，兰溪市法院将该案诉讼费65380元退还给郑永源名下，3月18日，郑永源经将上述款项全部汇入郑晓明小姨子吴旭华名下（见我方证据4及（2018）浙07民终5135号2018年10月25庭审笔录第19页郑晓明陈述）。之所以《借款确认书》约定郑永源实为名义借款人，诉讼又以郑永源的名义提起，皆由于郑晓明系银行行长，系金融系统高管，在其名下不能有巨额资产，怕被反贪机构盯上。但该400万元借款的债权，在“结算对账单”上郑晓明已列明为郑永源的已付款，在“结算对账单”签署之前已经有两笔利息共计24万元郑晓明也已收到，该债权转让已实际生效，郑晓明已行使债权人的相关权利。另外，从2012年该笔债权转让至2017年郑晓明提起本案诉讼，时间跨度长达5年，郑晓明从未提起异议也证明其行使权力并未受到事实和法律上的阻碍。案件在本院执行阶段，执行人员多次通知郑永源去领已到位的100多万元执行款，但郑永源表示要等案件判决后再行处理，并没有去领一分款项，郑永源没有霸占该案执行款的意图。且2018年10月22日，郑永源通过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方式，明确告知债务人李伟献“因本人已将该债权转让给郑晓明，特通知你，请你接通知后直接向郑晓明归还本案执行款”。本案开庭前，郑永源又向兰溪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递交了“变更执行主体申请书”，申请将申请执行人主体变更为郑晓明，郑晓明行使该笔债权的权力已无事实和法律上的阻碍。 ②关于400万元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的履行是否影响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佛山市顺德区太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中鼎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案件中认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务人享有对抗受让人的抗辩权，但不影响债权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见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二终字第212号民事判决书）。况且郑永源在2018年10月22日，已经通过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方式（见我方证据6），将债权转让的事实明确告知了债务人李伟献，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债权转让对债务人李伟献也已经发生效力。 针对先前的郑晓明代理人当庭确认，根据答辩状及其明确出资行为，原告拥有公司49%股权不成立。在2423号答辩中，郑晓明代理人陈述其取得股权是初始取得，但当庭又陈述说是根据郑晓明与郑海明最终确认的2010-2011年的出资结算取得股权，显然自相矛盾，而其依据的出资的凭证也不能证明其取得股权，支持其陈述。 综上，郑晓明不拥有捷润公司股权，其无权向郑永源转让股权并收取巨额转让款，郑永源已经实际向其支付了2161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超过双方约定，请求法院驳回郑晓明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经原告第三人质证，本院作如下认证： 证据一，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第三人均无异议。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二，股权转让协议、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证明郑晓明原本以4000万元的价格将其所谓在兰溪捷润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郑永源，后改为将24.5%的股权转让给郑永源，郑永源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2000万元。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且该证据能证明：1、郑永源以2000万股价受让郑晓明持有的捷润公司24.5%股权；2、郑永源持有的49%捷润公司股权有一半（即24.5%）是代郑晓明持有的。第三人称不清楚。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三，个人活期明细查询单，存款分户明细查询，证明郑永源向郑晓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800万元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郑永源向郑晓明汇款800万元，但因双方之间经济往来繁复，这800万元款项的性质并不一定是捷润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第三人称没有异议，与我方无关。对该证据郑晓明一直承认是郑永源向他支付的转让款，质证意见与其陈述的事实不一致，结合本案的事实及其他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证据四，银行凭证2份，证明股权转让款400万元以将对李伟献债权转让的方式支付给郑晓明，所涉债权转让的400万元款项，郑永源转让给被告郑晓明后，其以郑永源的名义向李伟献提起诉讼（2014金兰商初字第1657号），该案件诉讼过程中，律师的聘请、诉讼费的支付全部由郑晓明实际支付。案件结束后，2016年3月17日，兰溪市法院将该案件诉讼费65380元退还给郑永源名下，3月18日，郑永源即将上述款项全部汇入郑晓明小姨子吴旭华名下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实际证明了郑永源拟用其对李伟献的债权抵扣应当支付给郑晓明的股权转让款，但却没有通知李伟献导致债权转让未生效，所以法院还是将65380元汇入郑永源而非郑晓明的账户，郑晓明依然有权要求郑永源支付400万元款项。第三人称我方不清楚。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五，银行凭证7份，证明从2012年8月31日起，有关李伟献40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债权全部归郑晓明所有，郑永源实际为名义借款人，直到本笔借款清偿为止。李伟献分别于2012年8月、9月和2013年2月向郑永源支付了利息36万元，郑永源即将上述利息全部转付给了郑晓明账户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一，郑永源汇款给郑晓明的36万元,本质上并非是该400万元的利息,而是2012年12月5日《股权款支付安排协议》倒数第三行所截的利息费用；第二，通过郑永源向案外人李伟献收取利息恰恰证明了该400万元的债权并未发生转让,而本案的郑永源实际取得该利息收回权。第三人称我方不清楚。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六，短信截图、录音光盘、录音文字整理笔录、中国移动通信客户详单，证明郑永源已将400万元债权转让给郑晓明的事实于2018年10月22日通过短信以及直接通话的方式通知了债务人李伟献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客观上是不是由李伟献收发该短信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合法性有异议。第三人称我方不清楚。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七，浙江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证明电话号码135××××8999和135××××9999系李伟献名下手机号码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人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八，诉讼费缴纳通知书、诉讼费专用发票，证明郑永源于2016年11月10日提起诉讼，诉请判决郑晓明归还郑永源支付的2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郑永源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并预交了财产保全费用，但法院并没有对郑晓明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郑永源无奈只得向法院执行机构申请暂时撤销(2014)金兰商初字第1657号案件对郑晓明的委托，以暂时阻止其领取执行款，该行为只是撤销郑晓明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并不是否认债权转让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以暂时阻止郑晓明领取执行款而撤销郑晓明身份，而非否认债权转让”的证明目的。第三人称没有异议，与我方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九，结算单、转账凭证、商业承兑汇票等，证明根据结算单的约定，郑永源以替郑晓明归还银行贷款800万元作为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根据法院调查令取得转账凭证、商业承兑汇票证据证明郑永源实际替郑晓明归还银行贷款961万元，郑永源已为郑晓明多支付了银行贷款161万元的事实。（1）、“结算对账单”所列第1项，浦发银行义乌支行贷款1900万元（实际为2500万元，按郑晓明证明，其中平台费600万元，系银行汇票贴现贷款），按“结算对账单”确定该笔贷款郑永源替郑晓明归还贷款1900万元的24.5%即465.5万元。具体还款情况是：2012年11月8日，郑晓明通过其小姨子吴旭华的账户汇入郑永源账户460万元，同日，郑永源补上自己的471万元后（比465.5万元多承担了5.5万元），向吴慧萍汇款931万元，同一天吴慧萍立即归还了浦发银行的2500万元贷款，归还贷款的资金流向为：（吴旭华+郑永源）-吴慧萍-义乌市天权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至此，浦发银行义乌支行的贷款还清。（2）、“结算对账单”所列第2项，上海银行杭州城东支行的2000万元贷款，按“结算对账单”确定该笔贷款郑永源替郑晓明归还贷款1500万元的24.5%即367.5万元。具体还款情况是：2013年7月25日，郑晓明又通过吴旭华的账户汇入郑永源账户440万元,7月29日，还是通过吴旭华的账户汇入郑永源账户50万元，同日，郑永源补上自己的490万元后（比367.5万元多承担122.5万元），向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汇款980万元，同日吴慧萍也分两笔向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汇款总计1020万元，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将上述2000万元款项归还给上海银行杭州城东支行，“结算对账单”所列第2项的银行贷款还清。2、根据2012年12月5日的结算单，郑晓明自认股权转让款按2000万元计算，并逐次减去郑永源替郑晓明归还的银行贷款的50%即800万元、转让债权400万元和现金转账金额等款项后，“账结清”。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第一，除了对吴旭华汇款460万及490万元没有异议,其他的证据郑永源在一审及2018年10月25日金华中院的庭审中均未出示原件,在一审中也未出示过；第二，吴旭华汇款的460万元以及490万元，包括郑永源出示的三份原件2012年11月8日郑永源向吴慧萍汇款500万元、2012年11月8日郑永源向吴慧萍汇款431万元、2013年7月29日郑永源向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汇款980万元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以认可,通过刚刚5笔款项，无法真实地证明郑永源所主张的替捷润公司还贷，因为通过5张汇款凭证无法看出与捷润公司的关联性；第三，按照股权份额，郑晓明应该支付465.5万元,郑晓明承担了460万元,因为当时郑晓明资金不足,郑永源有钱就给郑晓明多付了5.5万元。因为贷款是转贷,后面重新向浦发银行贷出来了,重新贷出来的款项也是按照这个金额给郑永源的，郑永源说多承担了122.5万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该金额已经通过转贷的形式支付给了郑永源，且郑晓明也在转贷完成后收到了554万元。第三人对结算单不清楚，对银行转账凭证和商业承兑汇票没有异议，该两笔贷款已还清。结算单的原件在（2016）浙0781民初5993号案卷中，转账凭证、商业承兑汇票原件在（2018）浙07民终5769号案卷中，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十，赵月仙证明,证明郑晓明自认以兰溪市神雕文具有限公司为借款平台向浦发银行义乌支行贷款2500万元，除平台占款外，其以母亲赵月仙名义占款931万元，而该证明由郑晓明书写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了银行贷款当时是郑晓明使用,郑晓明是有股权的。第三人对真实性不清楚,但以兰溪市神雕文具有限公司为借款平台向浦发银行义乌支行贷款的2500万元,除平台款外,郑晓明个人占了931万元贷款。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十一，捷润公司工商登记及变更登记查询单,证明1、郑晓明在兰溪捷润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并无股权登记，其并不享有公司49%的股权的事实。2、郑永源及郑达系通过公司增资的方式成为公司股东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1、郑永源、吴慧萍及郑海明在公安笔录中已经承认郑海明将49%股份转让给郑晓明，其享有股权只是不做工商登记，郑海明、吴慧萍系受郑晓明指示配合郑永源做工商变更登记将其登记为捷润公司的股东，即郑晓明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将捷润公司的股权转到郑永源及郑达名下；2、郑永源的500万元增资款在捷润公司于变更工商登记完成后的第二天即返回给郑永源，其没有实际支付增资款，该事实印证了郑永源和郑达当时取得捷润公司49%的股权是来源于郑晓明的股权转让行为。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十二，捷润公司股东决议会、捷润公司章程、兰开会验[2012]238号捷润公司验资报告、中国银行业务交易单各1份、收据4份。证明郑永源与郑达系增资的方式成为捷润公司的股东，并非受让郑晓明的股权成为捷润公司的股东。郑永源与郑达已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已完成足额出资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1、郑永源、吴慧萍及郑海明在公安笔录中已经承认郑海明将49%股份转让给郑晓明，其享有股权只是不做工商登记，郑海明、吴慧萍系受郑晓明指示配合郑永源做工商变更登记将其登记为捷润公司的股东，即郑晓明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将捷润公司的股权转到郑永源及郑达名下；2、郑永源的500万元增资款在捷润公司于变更工商登记完成后的第二天即返回给郑永源，其没有实际支付增资款，该事实印证了郑永源和郑达当时取得捷润公司49%的股权是来源于郑晓明的股权转让行为。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十三，（2016）浙0781民初5993号民事起诉状、判决书，（2017）浙0781民初1480号民事起诉状、裁定书，（2017）浙0781民初6301号案起诉状、郑海明情况说明、调查笔录。证明1、郑晓明对捷润公司49%的股权取得方式、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出资金额、股权依据的陈述自相矛盾的事实。2、2010年12月13日的245万元的汇款，本案中郑晓明举证的收条及付款凭证及在其他案件的陈述中，均明确表示是用该笔款项购买了“捷润公司”49%的股权，对该款项，郑海明已作出证明表示不是投资到“捷润公司”的投资款，并明确郑晓明在“捷润公司”一直没有股份的事实。3、结合公司工商登记，可以明确郑晓明并无公司股份及份额的记载，其并非公司股东，没有公司股份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达到郑永源的证明目的。1，郑海明已经在2017年6月6日的公安笔录（第3-4页）明确承认和郑晓明“口头商定将公司49%的股份转让给他”，也是根据郑晓明的要求“把他的49%股份变更登记到郑永源和郑达名下”，郑海明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其在2017年11月10日关于“郑晓明在捷润公司没有股份”的陈述明显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事实进行歪曲，不能采信；2，郑晓明安排他人汇款至吴慧萍和郑海明账号的款项购买捷润公司股权，这是针对郑晓明的实际投资，“245万出资购买捷润公司49%股权”，是根据捷润公司500万注册资本计算的一个数额，这是针对注册资本金的一个说法，两者并不矛盾。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郑晓明没有投资过捷润公司，也从来没有和我方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他不拥有捷润公司股权。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 证据十四，兰溪市公安局询问笔录2份（郑海明、吴慧萍，时间2018年8月12日），证明1、捷润公司系郑海明自有资金及借款方式拍卖所得，郑晓明只是为郑海明向他人借款提供帮助的事实。2、郑晓明并未向捷润公司实际出资，也并未取得相应股权的事实。3、郑晓明提供的所谓的确认股权的结算表及投资清单中所对应的人员的汇款凭证和情况说明中的款项明确是借款，这与结算表中对于郑晓明所谓的“出资”还计算利息的事实可以相互印证。4、郑永源与郑达系增资的方式成为公司股东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1、郑海明在2017年6月6日的《询问笔录》中已经确认了郑晓明有49%的股份及郑永源、郑达成为捷润公司的股东是郑晓明安排的事实,郑永源、吴慧萍在笔录中提到的“没有投资”不是事实。郑晓明的投资清单附表五和附表六及两个表格中的人通过出庭作证、笔录、情况说明等方式都证明郑晓明是有投资的；2、《郑海明询问笔录（兰溪市公安局，2018年8月12日）》第6页第8行,也确认了公司的债务郑晓明是按股份比例承担的事实；3、郑海明此前的公安笔录和这个笔录是前后矛盾的,郑永源想通过该两份公安笔录证明郑晓明委托案外人等向吴慧萍汇款系借款,这和事实不符。吴慧萍在公安笔录陈述里她对于这些款项都不清楚的,要么就是忘记了,这与此前郑晓明与吴慧萍的结算单完全不一致。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郑海明、吴慧萍的此次笔录与之前2017年6月6日兰溪市公安局作的询问笔录相互矛盾，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十五，本院2018年4月3日对陈宁宁所做的调查笔录，证明1、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的书面证明并非是陈宁宁书写，系郑晓明写好叫她签字的。2、结算表中的数据都是郑晓明提供的，而没有财务凭证，并非根据公司财务账的每一笔发生额结算的。其也不清楚19294000元借条的事实。由于没有支付凭证，数据不清楚，所以陈宁宁没有签字。原告质证认为，陈宁宁确实在捷润公司当过会计的,郑晓明提供的结算清单及签字的附表也是陈宁宁制作的。法官给陈宁宁做笔录的时候，吴淑青及郑晓明是在场的。郑晓明也要求法官补充内容，但是法官没有补充。此外，郑晓明在庭审笔录（2018年12月10日，金华中院，（2018）浙07民终5769号）第16页中做了说明：“这份调查笔录当时我妻子也在场。我听到之后就到了法院,其中有几个问题,我也与法官提出过。首先，结算表的数字是哪里来的，陈宁宁回复是‘他们给我的’，是吴慧萍和出纳给他们的……；关于郑永源是否在场的问题,会计说有三四个人在场,其不认识郑永源,所以法院询问其是否在场,陈宁宁也补充了她不认识,但是有三个人。之后电话询问的时候陈宁宁回复其也忘记了。”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十六，有关捷润公司自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5月31日止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捷润公司”银行账户没有大额资金进出，除了名下的今日名都大酒店进行出租收取租赁费外，公司没有其他经营活动，不需要对外举债，也不存在“捷润公司”向他人借款或收取投资款的行为。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1、根据金华中院（2018）浙07民终5769号庭审笔录第15页，该证据未出示原件；2、郑晓明也陈述了财务账比较简单，财务账不能反应真实情况。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捷润公司确实除出租今日名都大酒店收取租金外，无其他经营活动，也无借款。该证据的原件在本院（2016）浙0781民初6506号案卷中，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十七，（2018）浙07民终5769号庭审笔录，证明1、2018年12月10日庭审笔录第5页郑晓明答辩意见承认郑永源及郑达系通过增资的方式成为公司股东的事实，与郑永源提供的证据11和12能够相互印证。2、2018年12月10日庭审笔录第5页郑晓明答辩意见以及2018年12月18日的第二次庭审笔录第6页，郑晓明在庭审中自认收到现金8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与郑永源提供的证据3可以相互印证。3、2019年3月20日庭审笔录第6页，郑晓明在庭审中自认2012年11月8日向浦发银行还款2500万元贷款的时候，郑永源支付了471万元。2013年7月25日，归还杭州银行的贷款的时候郑永源支付了490万元，与郑永源提供的证据9可以相互印证。4、2019年3月20日庭审笔录第10页，郑晓明承认捷润公司一直对外没有负债，与郑永源提供的证据16可以相互印证。公司没有其他经营活动，不需要向外负债，也不存在“捷润公司”向他人借款或收取投资款的行为，郑晓明以承担公司债务作为投资款的理由不能成立。5、2018年12月18日庭审笔录第7页，郑晓明明确本案所涉的两笔贷款发生在郑永源成为公司股东之前，所贷款项郑永源并没有分得，郑永源归还的贷款系为郑晓明归还贷款的事实。6、2018年12月10日庭审笔录第19页，郑晓明承认结算表只是确认其与郑海明占股权的计算方法，并非是主张股权的依据。与其在一审、二审中提供的结算表等证据主张股权依据以及其在（2018）浙07民终5135号庭审笔录、2018年11月25日庭审笔录第17页的陈述显然自相矛盾。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达到郑永源的证明目的。一，郑永源及郑达能通过增资方式成为捷润公司股东系郑晓明指示郑海明夫妇配合的，实质上受让的股份是郑晓明隐名持有的；二，该证据只能证明郑晓明收到郑永源800万元人民币，但双方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该800万元款项性质不一定是捷润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三，郑永源支付471万元及490万元是承担了根据其占股比例本应承担的债务，而并非用于抵扣2000万郑晓明的股权转让款；四，郑晓明在庭审中的表述是“之前捷润公司一直都是没有负债的,只不过是将公司资产作为担保抵押。郑永源进入之后,这块资产也是一直作为担保抵押,公司实际是没有负债的。”所谓“公司对外没有负债”是建立在“郑晓明前期自己对外借款筹钱购买土地，这些借款都作为郑晓明对捷润公司的投资款而非借款”的基础上；五，根据郑永源提交的证据十：“因捷润公司股份转让郑永源，……此款后归还续贷郑永源负责”，即郑永源原本就应当对自己占股部分的公司债务负责；六，一审提供的《结算表》是对郑晓明投资到捷润公司的款项做了结算，并根据结算数额计算出郑晓明对捷润公司占股49%，该结算表都有郑晓明、吴慧萍及捷润公司会计陈宁宁的签字确认。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十八，（2018）浙07民终5135号庭审笔录，证明1、2018年10月25日庭审笔录第5页郑晓明答辩意见明确郑永源及郑达系通过增资的方式成为公司股东的事实，与郑永源提供的证据11和12能够相互印证。2、2018年11月25日庭审笔录第6页答辩意见，郑晓明在庭审中自认收到现金8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与郑永源提供的证据3可以相互印证。3、2018年10月25日庭审笔录第19页郑晓明在庭审中自认所涉债权转让的400万元款项，郑永源转让给郑晓明以后，其以郑永源的名义向李伟献提起诉讼（2014金兰商初字第1657号），所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全部由郑晓明实际支付。对于2014年4月4日的协议书郑晓明也是知晓的，都是由郑晓明主导下进行，郑永源只是配合郑晓明，与郑永源提供的证据5、证据6可以相互印证。4、2018年11月25日庭审笔录第19、20页，郑晓明承认，2012年12月5日的“结算对账单”内容是他写的，第4项中的1205.47-5.5=1200，其中的5.5万元，就是因为郑永源多归还了“结算对账单”第1项中多付的5.5万元（471-465.5），而补偿给郑永源的。5、2018年10月25日庭审笔录第22页，郑晓明承认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是他一个朋友的公司，他利用该公司平台向银行贷款。6、2019年3月20日庭审笔录第7页，郑晓明对其取得股权的时间、方式的陈述是2009年通过郑海明老婆及其小姨子吴旭华一起参与拍卖捷润置业公司取得股权，与其在（2017）浙0781民初6301号案件的起诉状及第一次庭审的陈述2010年12月13日通过汇款245万元取得股权以及在第二次开庭陈述庭审中陈述是以承担公司对外债务并于2011年4月6日经结算后取得股权，而在（2018）浙07民终5769号的2018年12月10日庭审笔录第19页却又陈述2011年4月6日的结算表并非是取得股权的依据，郑晓明对于股权取得的时间、方式、金额、依据等陈述存在自相矛盾。7、2018年10月25日庭审笔录第17页，郑晓明自认吴旭华为郑晓明的小姨子的事实，与郑永源提供的证据24相互印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达到郑永源的证明目的。一，郑永源及郑达能通过增资方式成为捷润公司股东系郑晓明指示郑海明夫妇配合的，实质上受让的股份是郑晓明隐名持有的；二，该证据只能证明郑晓明收到郑永源800万元人民币，但双方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该800万元款项性质不一定是捷润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三，根据《合同法》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应当通知债务人，否则对其不发生效力，当前无任何证据证明郑永源以任何形式通知了李伟献，所以郑晓明是以郑永源的名义向法院主张对李伟献的债权，且在【（2014）金兰商初字第1657号】执行过程中，郑永源原本出具《委托书》委托郑晓明处理执行事宜，但其后郑永源又出具了《撤销执行委托书》，郑晓明根本没有取得该400万元的决定权，包括利息的收回权以及处分决定权，因此李伟献的400万元债权权属未发生转移到郑晓明名下；四，郑晓明在笔录中已经解释，具体内容其记不清楚，可能是“上诉人是471万，我是460万，有5.5万的差额，是上诉人多还的，在这里减掉”；五，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和郑晓明的关系与本案无关，只是说捷润公司有通过该平台贷款，但无法证明通过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贷款是郑晓明操作主导的；六，2019年3月20日庭审笔录第7页的原文表述是“当时是郑海明老婆和我小姨子吴旭华一起去拍卖的，我参与这个项目，有股份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拍了土地以后，很多钱都是我借进来的……”即郑晓明通过“对外承担债务筹钱用于购买捷润公司今日名都土地”的方式投资，这些对外债务都是郑晓明的实际投资，245万元是针对捷润公司500万元的注册资本的49%计算得出，后郑海明、吴慧萍对郑晓明的实际投资进行结算，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并不存在矛盾的地方。七，郑晓明与吴旭华的关系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法定代表人是吴旭华的浙江鑫浩康涂层有限公司由郑晓明实际控制，且该案已经查清，浙江鑫浩康涂层有限公司或是吴旭华、郑晓明都不涉及虚假诉讼。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十九，房产信息，证明郑晓明借给郑海明的款项，郑海明已经用其开发的位于兰溪市××号别墅进行抵账，且价值远远超过郑晓明借给郑海明的款项，间接证明郑晓明对捷润公司没有投资的事实。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第一，根据《庭审笔录【2019年3月20日，金华中院，（2018）浙07民终5135号】》第4页，开庭当日未提交原件核对，因此对该证据讲到的事实是认可的，但是真实性无法核实；第二，郑晓明在庭审中做了解释：公安已经调查清楚房子确实是郑晓明的，但抵销的债务和本案没有关系，是其他的资金往来，相应债务清单已经提交公安并形成相应笔录；第三，根据郑永源提交的证据十四《郑海明询问笔录》第9页，公安机关询问“郑晓明原来居住的灵羊岛的房子是如何来的？”，郑海明回答“我和他之间也有资金往来的，是我和他之间账目上抵消的，就是说抵账的”，由此可以看出房屋抵消的债务和本案郑晓明委托案外人向吴慧萍所汇的投资款是不同的钱。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我方也举证证明该套房屋价款由郑海明与房开公司结算。因该原件在金华中院（2018）浙07民终5135号案卷中，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二十，宝丰拍卖公告、（2010）浙金执监字第01号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证明捷润公司系于2009年8月21日经法院拍卖取得今日名都地块，用于反证郑晓明提供的证据中所提供的人员的汇款凭证都是2010年之后，其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于购买今日名都地块是不成立的。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009年拍卖该土地的时候筹集款项，之后向案外人筹集款项用于偿还之前的款项，拍卖筹集时间确实是在2010年之后。此外，郑晓明在《庭审笔录【2018年12月18日，金华中院，（2018）浙07民终5769号】》第5页中解释：“当时土地所有人抵押在永康一家银行,拍卖之前告诉我们,我们就开始做拍卖的准备、当时手头上没有这么多钱,都是问朋友、亲戚借的。我的打款凭证有很多都是2009年的,算账清单是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算账时间点,其实有很多款项2009年已经有打款凭证，只不过是把后来短期的资金换成了长期的。当时拍卖的时候,是吴慧萍和吴旭华参与拍卖的。”第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拍卖成交是2009年8月21日，拍卖款支付时间是2009年9月23日。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二十一、浙江省银监局答复意见、金华市银监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金银监罚决字（2018）1号、2号。证明郑晓明由于在担任银行高管期间，违规经商办企业、发放贷款严重不审慎而受到监管部门处罚的事实。同时，还存在部分贷款资金流向郑晓明小姨子吴旭华个人账户，向捷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慧萍、股东郑海明兄弟郑海兵、郑海坤发放个人贷款，部分贷款已构成不良贷款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三人称不清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二十二，兰检控申控复字（2018）10号答复函，证明郑晓明涉嫌合同诈骗犯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职务侵占罪，郑永源已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并向兰溪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检察院回函明确已要求兰溪市公安局调查取证，如查实郑晓明涉嫌犯罪，要求公安机关及时立案查处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需要说明的是，公安机关对控告都已经调查清楚，郑晓明并没有构成犯罪；此外，该证据也可以证明郑永源多次虚构事实，通过投诉举报等方式主张郑晓明涉嫌犯罪，但其举报的犯罪事实都已经被司法机关予以驳回。第三人称不清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二十三，（2015）金兰商初字第133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判定吴旭华代表郑晓明成立浙江鑫浩康涂层有限公司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郑永源想要主张的证明目的。且该证据也无法证明吴旭华是代表郑晓明成立浙江鑫浩康涂层有限公司的，移送公安机关之后，公安机关并没有确认是虚假诉讼。第三人称不清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二十四，（2016）浙0781民初489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名为法定代表人为吴旭华，实际控制人为郑晓明的浙江鑫浩康涂层有限公司曾以转账凭证复印件以及作废的增值税发票，在没有买卖合同及款项支付凭证虚构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提出虚假诉讼被法院驳回，而吴旭华为郑晓明小姨子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系案外人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关。第三人称不清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二十五，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4份，证明捷润公司因开发今日名都地块的需要，向兰溪市唐陶建材经营部购买建材的500万元，因工程迟迟未能开工，兰溪市唐陶建材经营部已经将购买建材款500万元退还给捷润公司账户，不存在郑永源抽逃出资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郑永源增资进入捷润公司，而后钱款转出，不存在郑永源抽逃出资的事实没有依据。郑永源在2015年3月22日申请仲裁，之前刚刚把钱转回，是为了防止仲裁出问题。第三人称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二十六，借款确认书，证明郑永源将李伟献的400万元债权转让给郑晓明，双方确认从2012年8月31日起，有关李伟献40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债权归郑晓明所有，郑永源实为名义借款人，郑晓明为实际借款人，直到本笔借款清偿为止。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不能证明其目的。第三人称不清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二十七，变更执行主体申请书、EMS快递面单、快递详情，证明郑永源已向执行法院申请将对李伟献的债权的申请执行的主体变更为郑晓明，执行法院已于2020年10月10日收到变更申请的事实。原告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反而证明2020年10月10日该债权依旧在郑永源手中。第三人称不清楚。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 证据二十八，（2017）浙0702民初967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浙江锦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吴慧萍、郑海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因此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的款项不能认定是郑晓明出资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民事判决书中并没有写明本案所涉及的锦天公司向吴慧萍汇出的200万元这两笔款项。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二十九，（2019）浙0781民初60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浙江锦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系徐州亿家圆投资有限公司开发的江苏省丰县“中阳壹号”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人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对三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需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认定。 证据三十，银行转账凭证2份。证明1、2010年12月13日，郑海明收到郑晓明通过其母亲赵月仙和舅子吴旭峰账户的245万元购房款，兰溪锦天房地产有限公司、浙江锦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2010年12月28日支付的总计200万元借款后，在第二天即2010年12月29日，就凑齐500万元款项，汇入徐州亿家圆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郑巧燕账户，用于丰县中阳壹号房产项目工程的事实。2、吴慧萍于2010年10月12日分四笔共计18847680.07元转入浙江锦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慧萍与浙江锦天之间存在频繁的款项往来的事实。3、证明吴慧萍于2010年9月25日转账给黄某，说明吴慧萍和黄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原告对三性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能够提供原件的情况下，可证明2012年12月28日吴慧萍的由锦天汇入的两笔款项是投资款。第三人对三性无异议。虽然郑永源未能提供证据原件，但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笔款项的去向与本案并无关联，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 证据三十一，（通过移动微法院提交、质证）控告书，受案回执、不予立案通知书、贷款资金受委托支付审核单、2012年7月31日捷润公司股东会决议、大额转账明细清单、吴慧萍建行明细单、还款凭证各一份。证明2012年7月份通过凯胜科技公司向银行贷款的2000万元，该笔贷款发生在郑永源成为捷润公司股东的过程中，2012年7月30日郑永源完成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但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31日、内容是同意为贷款提供担保的捷润公司股东会决议上，只有郑海明和吴慧萍的签字。借款单位是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贷款理由是向浙江舜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原材料，该两家公司都是杭州企业。上述贷款，郑永源都不知情，更未分到一分钱。第一笔款项1500万元在2013年8月16日放款，款项进入浙江舜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即被郑晓明全部侵吞。第二笔500万元在2012年12月13日放款当日，郑晓明就通过其驾驶员的老婆赵晖的银行卡汇入吴慧萍35万，2012年12月15日通过郑晓明银行卡汇入吴慧萍30万，通过郑晓明的驾驶员的老婆赵晖的银行卡汇入吴慧萍20万，2012年12月17日通过郑晓明的小姨子吴旭华银行卡汇入吴慧萍149.6万，以上四笔共计234.6万元汇给吴慧萍，而郑晓明自己截留了265.4万元。同时也证明郑永源为500万元贷款向公安控告过的事实。原告对控告书，受案回执、不予立案通知书、答复函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不认可。从该组证据可以看出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均认定郑晓明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同时也不具备骗取钱财的主观目的。也可以间接证明郑晓明在捷润公司在拥有股权，否则公安机关不会以没有犯罪事实而不予立案。对贷款资金受委托支付审核单、大额转账明细清单、吴慧萍建行明细单、还款凭证的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对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第三人对证据无异议，认为郑海明在2000万元贷款中得到的金额以银行凭证为准。本院对控告书，受案回执、不予立案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贷款资金受委托支付审核单、2012年7月31日捷润公司股东会决议、大额转账明细清单、吴慧萍建行明细单、还款凭证、股东会决议因未提供原件，也不能说明证据的来源，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定。 第三人郑海明、吴慧萍陈述，1，第三人从闫冬处取得捷润公司股权，股权转让款为500万元，拍卖土地及房产2280万元，加上其他费用共计3600万元左右，这些资金的来源是第三人一部分自有资金（2000万元），用兰溪滨江路灯具市场的店面抵押贷款900万元，其余个人借款，其中部分借款是郑晓明帮忙借，需收取利息，由第三人支付。2、第三人原先均不认识郑永源，通过郑晓明的介绍才熟悉，后来从2010年11月份左右向郑永源借款。3、郑晓明并不拥有捷润公司的股权。第三人从未与郑晓明达成将股权转让给郑晓明的协议，郑晓明从未向郑海明支付过投资款。4、郑晓明将49%的股权转让给郑永源并收取4000万元转让款，第三人直到本案发生才知道。之前郑晓明向第三人索要3000万元的好处费，被郑海明拒绝。如果郑海明知道郑晓明转让股权并且有4000万元的转让款，那第三人不会同意，也不会配合办理郑永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5、郑永源之所以会成为捷润公司股东，是因为郑晓明找到郑海明说接受郑永源成为股东有助于捷润公司的开发，因为郑永源有资金。并用增资扩股的方式成为股东，会马上有资金进来，郑永源还能承担债务。当时第三人资金紧张，徐州公司资金紧张，捷润公司贷款就要到期，就同意了。2012年7月郑永源和郑达成为公司股东。6、郑晓明提供的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与事实不符。2012年12月13日郑晓明通过其母亲赵月仙和其亲戚吴旭峰汇入郑海明账户的245万元不是投资款，与捷润公司无关，是郑晓明支付郑海明参股的浙江兰溪新江山旅游娱乐度假有限公司开发的灵羊岛美庐苑21号别墅款。而且吴慧萍在公安笔录中陈述郑晓明没有向开发商支付过该房的购房款，是由郑海明与开发商结账的。后来该款被用于徐州丰县房产项目的工程。关于陈宁宁出具的附表一到七，郑晓明替捷润公司承担债务的说法也是不真实的。因为捷润公司没有进行过开发，没有债务，而且附表上没有捷润公司股东的签字。吴慧萍看过后说记不起来了，这些向吴慧萍汇款的人中有些是与吴慧萍个人存在的借款，与捷润公司无关，有些已经归还，有些是郑晓明担任越商银行行长期间由于帮别人转贷，自己不方便，打吴慧萍这里再打给别人，汇入的款项是过桥资金。7、2010年浦发银行义乌支行和上海银行杭州支行贷款是由郑晓明一手操作，贷款公司也是郑晓明联系的，说是郑晓明朋友的公司，贷款后的分配也是由郑晓明分配，没有进入捷润公司。后由个人归还。这两笔贷款都已经还清。8、第三人与郑永源民间借贷仲裁案件不存在设计的行为。最大的受害者是第三人。因为借款本身就是郑晓明牵头介绍的。而且一开始就是由捷润公司提供担保。何况该案件进入执行以后，第三人夫妻和儿子均列入失信人名单，给他们生产生活带来不便。9、郑晓明不拥有捷润公司股权，而他将属于第三人的股权转让给郑永源并收取转让款，其行为实际是侵犯了第三人的利益。对此，第三人保留相关追偿权利。以上答辩意见请法院参考事实依法进行审理。 为支持自己的陈述，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经原告被告质证，本院作如下认证： 证据一，协议书一份，证明2009年9月9日，兰溪捷润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闫冬（一人公司）和吴慧萍和郑海明签订协议，约定将闫冬拥有的股权转让给吴慧萍和郑海明，并以捷润公司的名义参加金华市中院拍卖的位于兰溪市丹溪大道的土地和房产，并约定拍卖款2280万元。被告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反而证明郑晓明陈述从闫冬处收到的股权是不对的。原告对真实性无法确认。由第三人和案外人签署，郑晓明并不属于当事人，无法确认。捷润公司股权确实是郑海明和吴慧萍从闫冬处购买。 证据二，收据两份，证明吴慧萍和郑海明已将股权转让款共计500万元支付给闫冬。被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原告认为大额款项支出仅凭收据不能证明该款项已经支出，当事人需提供银行转账凭证。 证据三，收款凭证和拍卖成交确认书各一份。证明兰溪捷润置业有限公司参与拍卖取得兰溪市丹溪大道的土地及房产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认为反而证明捷润公司支付拍卖的款项是在2009年9月23日，证明郑晓明之后的款项来往与拍卖款没有关联。原告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三性不予认可。通过多次调查，捷润置业土地房产由吴慧萍名义取得。 证据四，情况说明一份，证明郑晓明购买的位于兰溪市灵羊岛兰江美庐苑21号楼别墅购房款由郑海明与房开公司结算、郑晓明在2010年12月13日通过赵月仙和吴旭峰汇给郑海明的245万元系购买灵羊岛别墅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原告认为证人提供情况说明应该出庭作证，介于未出庭，三性不予认可。 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3年9月9日，兰溪捷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2008年3月20日，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自然人登记为胡晓岚。2009年4月，李伟献、郑晓明和郑海明商量拍卖今日名都大酒店及土地。2009年7月17日，闫冬（李伟献驾驶员的女儿）从胡晓岚处受让捷润公司股权，成为捷润公司唯一股东。2009年8月21日，捷润公司以2280万元竞得上述房地产。2009年9月9日，闫冬与郑海明、吴慧萍夫妻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闫冬将捷润公司股权转让给郑海明、吴慧萍，并以捷润公司的名义购买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宝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胡晓岚所有的位于兰溪市××道的土地及房产（今日名都酒店），随后吴慧萍、郑海明各向闫冬支付了255万元、245万元股权转让款，2009年9月16日，吴慧萍、郑海明经工商登记成为公司股东，分别占公司51%、49%股权。2009年9月23日，捷润公司向宝丰拍卖有限公司支付了2280万元拍卖款。 2010年11月,经郑晓明介绍，郑海明、吴慧萍开始陆续向郑永源借款，在郑永源的要求下，郑飞、徐州亿家圆投资有限公司、黔东南州贵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捷润公司为借款提供了担保。同年12月，经郑晓明介绍，李伟献向郑永源借款400万元。 2012年3、4月份，郑晓明与郑永源商谈捷润公司股权转让事宜。2012年7月17日，郑晓明与郑永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捷润公司49%的股权作价4000万元转让给郑永源。郑晓明找到郑海明，劝说郑海明接受郑永源为捷润公司新股东，还建议用增资扩股的方式吸收郑永源成为公司股东。2012年7月20日，捷润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吸收郑达、郑永源为捷润公司新股东，并将公司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增至1000万元。2012年7月26日，郑永源通过中国银行兰溪支行向捷润公司出资100万元。郑达通过中国银行兰溪支行向捷润公司出资390万元。2012年7月30日，郑永源、郑达经工商登记为捷润公司股东，分别占公司股权10%和39%。2012年7月31日捷润公司汇款500.2万元给兰溪市唐陶建材经营部（个体户徐亦龙为郑永源的妻弟）。7月31日兰溪市唐陶建材经营部汇款500.2万元给颜菲，颜菲账户内原有余额100万元，7月31日，颜菲通过兰溪市金卫陶建材经营部（郑永源个人经营的个体户）银联POS机刷卡消费350万元，8月1日刷卡消费250.2万元。 2012年8月底，郑永源发现捷润公司所有的资产实际已被抵押给银行，要求郑晓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退还已支付的转让款。其时已分别在2012年7月20日、8月3日、8月13日每次200万元共计支付了600万元，郑晓明表示该600万元款项已经被其全部归还了债务，无力归还了，并表示可以收回一半的股权，郑永源只需支付其2000万元转让款即可，而且还可以用李伟献的400万元债权抵付。2012年8月31日，郑永源、郑达与郑晓明同时签订《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和《借款确认书》各一份，《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约定郑晓明出资245万元，郑永源、郑达出资245万元，作为捷润公司49%的一半股权即24.5%的出资，郑晓明的股权份额由郑永源、郑达代持。《借款确认书》则确认，自2012年8月31日起，有关李伟献400万元借款及利息、债权归郑晓明所有。同日，郑永源与郑达向郑晓明出具《投资证明》。 2012年8月17日，李伟献向郑永源支付5万元利息，2012年8月30日，李伟献向郑永源支付了7万元利息。2012年8月31日签订《借款确认书》后，郑永源通过建设银行兰溪支行向郑晓明支付上述收到的12万元的利息。2012年9月18日，李伟献向郑永源支付了12万元利息，2012年9月20日，郑永源即通过建设银行兰溪支行将该款项全部转给郑晓明。2013年2月8日，李伟献又向郑永源支付了12万元利息，郑永源当日即通过建设银行兰溪支行将该12万元款项全部转给郑晓明。 2012月11月19日，郑永源通过兰溪市理想建材经营部向郑晓明指定的其小姨子吴旭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万元。2012年12月10日，郑永源通过建设银行兰溪支行向郑晓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万元。 2012年5月8日，由浦发银行义乌支行开具收款人为兰溪市神雕文具有限公司付款人为义乌市天权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编号20923276，金额1000万元，编号×××77，金额1000万元，编号×××24，金额500万元。 2012年11月8日，郑晓明通过其小姨子吴旭华的账户汇入郑永源账户460万元，同日，郑永源补上自己替郑晓明归还的471万元后（比465.5万元多承担了5.5万元），向吴慧萍汇款931万元，同一天吴慧萍立即归还了浦发银行的2500万元贷款，归还贷款的资金流向为:（吴旭华＋郑永源）一吴慧萍一义乌市天权进出口有限公司一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浦发银行义乌支行的贷款还清。 2012年12月5日，郑晓明书写了一份“结算对账单”，、义乌浦发银行1900万贷款按49％的50％（931）郑永源认465.50万元，8/1-11/8,期限三个月，利息13.98.、杭州银行贷款1500万元贷款2012/8/12贷49%应认735万元50%=367.50万元，、款存组织费用7.35，平台占用7.35，8/12-11/12,1500*7.2‰*3月=32.4*49%*50%=7.94.、8/1-11月结余费用175460.31*49%*50%=42987.78，按2000万-浦发465.50-杭州367.50=1167万元（+13.98+7.35+7.94+4.3）-12-2.45=1205.47-5.50=1200-已付1000=200-200=0。至10/31止郑晓明于郑永源账结清，后期费用、银行贷款、利息按股份分担。郑永源也在该“结算对账单”签字确认。 2012年8月16日，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贷款1500万元。2012年12月13日，又贷款500万元。二笔贷款均以捷润公司的资产作抵押，然后贷款转给浙江舜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郑州鑫宁商贸有限公司，后再转给郑海明、郑晓明。 2013年7月25日，郑晓明通过吴旭华的账户汇入郑永源账户440万元，7月29日，还是通过吴旭华的账户汇入郑永源账户50万元，同日，郑永源补上490万元（比“结算对账单”第②项中注明的367.5万元多承担了122.5）向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汇款980万元，同日吴慧萍也分两笔向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汇款总计1020万元，浙江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将2000万元款项归还给上海银行杭州城东支行。该笔贷款还清。 2015年5月，郑晓明以郑永源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李伟献归还400万借款及利息。2015年6月5日，本院作出（2014）金兰商初字第16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伟献归还郑永源借款400万及利息，金华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案件诉讼过程中，律师的聘请，诉讼费的支付全部由郑晓明实际支付，案件结束后，2016年3月17日，本院将该案诉讼费65380元退还给郑永源名下，3月18日，郑永源经将上述款项全部汇入郑晓明小姨子吴旭华名下。2016年9月1日，郑永源出具委托书，委托郑晓明代为执行（2014）金兰商初字第1657号案件。2016年11日1日，郑永源与郑晓明因股权转让纠纷，郑永源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预交了保全费。2017年1月19日，因本院未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郑永源向法院申请《撤销执行委托函》，撤销了郑晓明的代理资格。2018年10月22日，郑永源将债权转让给郑晓明的事实以短信及电话方式通知了李伟献，明确告知李伟献“因本人已将该债权转让给郑晓明，特通知你，请你接通知后直接向郑晓明归还本案执行款”。2020年10月9日，郑永源向本院提出《变更执行主体申请书》，申请将（2014）金兰商初字第1657号的执行主体从郑永源变更为郑晓明。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有三个： 一、郑晓明是不是捷润公司的股东？其获得49%股权的依据是什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本案中的捷润公司的投资方式，与一般的公司不同，他们不是采取股东各自投入多少资金来进行运营，而是采取各自向他人借款投入到公司来运营的方式。买入捷润公司的土地及房产后，就用其他公司的平台，并以捷润公司的资产进行抵押贷款，借入的款项，优先归还前期的借款，而到归还贷款的时间，郑海明、郑晓明又各自凑钱来归还，还掉之后又重新贷款，贷款各自分配使用。其次，郑永源股权的来源是由郑晓明转让获得，其通过增资获得股权只是一种形式。郑永源的增资款第二天就从公司转出，然后通过POS机刷卡转入自己的账号。郑永源在增资获得股权后，仍然向郑晓明支付剩余的600万元股权转让款，帮助郑晓明归还巨额的银行贷款，说明其认可股权从郑晓明处转让而来。最后，郑晓明说是以承担债务的方式进行投资的，也是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常理的。虽然郑晓明与郑海明没有签订书面的隐名股东协议，但从几笔银行贷款的申请，贷款的分配使用，按比例归还贷款的操作方式上来看，在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上述资金流向系郑晓明向捷润公司借款的情形下，可以认定郑晓明是捷润公司的隐名股东。郑晓明如果不是捷润公司的股东，发生的这一系列与贷款有关的行为就会显得极不合理。郑海明、吴慧萍作为公司的股东一直都说不清楚与贷款有关的系列行为，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他们认可郑晓明掌控着公司的资金，掌控着这几笔大额贷款的分配使用，也就是默认了郑晓明是公司隐名股东。因此，本院确认郑晓明的实际投资人身份。 二、双方约定的由郑永源归还银行贷款800万元，到底是归还郑晓明名下的贷款份额，还是归还郑永源名下的24.5%贷款份额？郑永源的观点是2000万股权转让款是800万现金+400万债权+800万银行债务，该800万元债务是郑晓明自己的债务，郑永源替郑晓明还掉了，所以该800万已还清。郑晓明的观点是各方所偿还的贷款基于捷润公司抵押，不是捷润公司贷款。郑永源进入公司前后时间，并不影响捷润公司偿还贷款。各方基于股权事实和股权比例偿还贷款，不存在郑永源替郑晓明偿还贷款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1、800万元涉及到三笔银行贷款，一笔是2012年5月8日的1900万元，一笔是2012年8月16日的1500万元，一笔是2012年12月13日的500万元。三笔银行贷款均借用他人平台利用捷润公司的资产抵押获得，贷款发放之后，具体郑晓明分得多少，郑海明分得多少，郑永源分得多少，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查明。但可以确认的是第一笔贷款发生在郑永源与郑晓明的转让协议之前，第二、三笔是在转让协议之后。其中第三笔贷款是在双方的结算对账单之后发生的。故双方对账单上的贷款只涉及到前二笔，对第三笔500万元贷款，可以按双方对账单中所表述的“后期费用、银行贷款、利息按股份分担”去理解和执行。2、根据双方2012年12月5日的结算对账单，双方约定1900万元的49%的50%的即465.50万元，1500万元的49%的50%即367.50元由郑永源承担，作为郑永源向郑晓明支付股权转让款。按2000万-465.50-367.50=1167万元，再加上其他一些费用用找补的钱=1200-已付1000=200-200=0，到10/31止郑晓明于郑永源账结清，后期费用、银行贷款、利息按股份分担。实际上2012年11月8日郑晓明汇给郑永源460万元，郑永源加上自己的471万元汇给吴慧萍931万元，吴慧萍汇给义乌市天权进出口有限公司2500万元。2013年7月29日郑晓明汇给郑永源490万元，郑永源汇给吴慧萍980万元，吴慧萍汇给浙江凯胜科技有限公司2000万元。至此，郑永源已经按协议的约定归还了贷款，视为按约定向郑晓明支付了800万元股权转让款。3、郑晓明认为郑永源归还的是他成为股东后自己应当承担的份额，所以没有帮郑晓明归还郑晓明名下的24.5%，也就是未支付800万元贷款。本案中，1900万元贷款发放时，郑永源未成为公司股东，其没有义务承担该笔贷款，故郑永源归还的是郑晓明应当承担的份额，原告郑晓明辩称郑永源归还的是自己的份额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三、400万元债权转让的行为是否已经完成？郑晓明的观点是，400万元债权转让行为完成的核心是郑晓明是否实际控制李伟献400万元的债权的决定权，包括利息的处分决定权。因为郑永源撤销了执行委托书，导致郑晓明未实际获得债权。对该400万元债权没有任何决定权。郑永源的观点是400万元借款是通过郑晓明介绍，郑永源借钱给李伟献，郑晓明是该借款的保证人。郑永源用4000万购买捷润公司股权之后发现公司有贷款，想退回股权，郑晓明提出拿回股权一半同时李伟献的债权转给他。故同时签订隐名股东投资协议和借款确认书，证明郑晓明主动承担保证责任。郑永源将收到的利息给了郑晓明，包括诉讼费用也给了郑晓明，该债权转让已经实际生效。直到2017年郑晓明都没有提起异议，后本院执行局通知郑永源来领执行款，郑永源一直说等案子结束再领。2018年10月22日郑永源打电话和发短信的形式通知李伟献债权转让。2020年10月9日郑永源向本院执行局递交执行申请人主体的变更申请，目前郑晓明若要行使该债权无任何阻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之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本案双方确定将李伟献的400万元债权转让后，并未通知李伟献，仍然以郑永源的名义主张权利、收取利息，并且以郑永源的名义向本院起诉和申请执行。直到2018年10月22日在案件的上诉期间，郑永源才通知李伟献债权已经转让给郑晓明，至此债权转让行为才发生法律效力。但由于该笔债权已经以郑永源的名义向本院起诉并已经判决，双方本应通过变更申请执行人的形式来完成债权转让，但由于自2016年以来双方互相提起诉讼并要求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查封已经执行到位的140多万元，故一直无法办理变更手续。但郑晓明作为债权转让的受让人，可以向法院提起变更申请，或者依法向法院诉请确认债权为其所有。因此，本案的债权转让并不会因为郑永源撤销了郑晓明的委托代理权限而无法实现。郑永源起诉的案件受理费由郑晓明缴纳，郑永源收到的利息及时转账给郑晓明，退回的案件受理费立即转账给郑晓明，从这些行为来判断，郑晓明对转让行为还是予以认可的，因此本案400万元债权转让的行为已经完成。 综上，原告郑晓明与被告郑永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郑永源已经按双方的约定支付了全部转让款，现郑晓明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1200万元的请求，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晓明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93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郑晓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施俊慧 审 判 员  邹可风 人民陪审员  冯美琴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胡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