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20）陕08委赔再1号申诉人（赔偿请求人）：杜英，女，197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住榆林市榆阳区。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开发区榆溪大道。法定代表人：杜志龙，局长。委托代理人：魏磊磊，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法制支队民警。委托代理人：项磊，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民警。被申诉人（复议机关）：榆林市公安局，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肤施路**。法定代表人：邱祖满，局长。委托代理人：王炜，榆林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委托代理人：王龙，榆林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申诉人杜英与被申诉人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榆林市公安局违法刑事拘留赔偿一案，本院赔偿委员会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陕08委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该决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1月6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9）陕委赔监29号决定书，指令本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本案。本院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申诉人杜英申请国家赔偿的事项：一、由赔偿义务机关向赔偿请求人赔偿被剥夺人身自由赔偿金57972.72元；二、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事实与理由：赔偿请求人因建设银行绥德县支行买断工龄，并停止为其交纳社保，与绥德县建设银行协商此事，未果。为此请求人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维权。2016年9月2日，请求人去北京向有关上级部门反映情况，却被榆阳区信访局工作人员尤超、榆阳青山路办事处工作人员宋悦等人从北京带回榆林市，同日，被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后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于9月29日以“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同日释放。2017年9月28日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解除取保候审，并于同日撤销案件。请求人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的犯罪特征，也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更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先行拘留的情形。请求人的行为仅为正常的维权行为，不属于犯罪，而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在请求人无犯罪事实的前提下违反法律规定将其拘留长达20多日，违反《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请求人有权获得赔偿。赔偿义务机关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复议机关榆林市公安局作出的维持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属违法行为。原国家赔偿决定经审理查明：赔偿请求人杜英原系中国建设银行榆林分行绥德县支行职工，以中国建设银行榆林分行绥德县支行于2002年强迫其买断工龄、并不给其缴纳社保、医保，其没办法生存为由，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并数次前往北京市中南海周边等地上访，被北京市公安部门数次出具训诫书。2016年9月2日，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以杜英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其刑事拘留，9月5日延长拘留至10月2日，2017年9月28日解除取保候审，同年9月29日作出对其取保候审决定书，同日释放。赔偿请求人杜英刑事拘留共计28天。为此，赔偿请求人杜英向赔偿义务机关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提起国家赔偿，赔偿义务机关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榆阳公刑赔字[2018]00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不服，向复议机关榆林市公安局提起复议，复议机关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榆公赔复决字[2018]1号复议决定：维持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的榆阳公赔决字[2018]001号国家赔偿决定。赔偿请求人仍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提出前述赔偿请求。原国家赔偿决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解除、撤销拘留或者逮捕措施虽尚未撤销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判决宣告无罪，但是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第二款赔偿义务机关有证据证明尚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且经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属实的，应当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本案中，赔偿请求人杜英与赔偿义务机关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复议机关榆林市公安局违法拘留、不予赔偿，向本院申请国家赔偿。本院在审理过程中，赔偿义务机关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向本院递交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检察院榆区检批捕[2019]280号批准逮捕决定书及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作出榆阳公（刑）捕字[2019]216号逮捕证，用于证明赔偿请求人杜英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执行逮捕。并已列举查明赔偿请求人杜英涉嫌此罪的事实。根据上述条款赔偿义务机关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赔偿请求人杜英尚未被终止追究刑事责任，故赔偿请求人杜英的请求依法应予驳回。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决定如下：驳回杜英的国家赔偿申请。在重新审理过程中，申诉人杜英向本院提举了以下证据：第一组：榆林市地区行政公署劳动人事局文件一份、建行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及审批表各一份、建行股东大会的回执一份、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告知单一份、招商证券西安北大街对账单一份。证明目的：绥德建设银行违法在先，申诉人是维护合法权益，与绥德建设银行之间存在纠纷是事实，但申诉人去北京维权是合法的，不属犯罪。第二组：榆阳分局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一份、西城分局电话记录一份、工作记录一份、西城分局登记回执两份。证明目的：申诉人在北京没有违法行为。被申诉人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提举了以下证据：第一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提供的工作说明。证明目的：申诉人的犯罪事实是存在的，杜英于9月1日确实在中南海非正常上访。第二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具的训诫书10份。证明目的：杜英从2014年到2016年9月1日共十次在中南海附近上访。第三组：榆林市榆阳区青山路办事处的情况说明。证明目的：由于杜英非法上访，造成办公秩序受到影响，本地维稳经费花费较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第四组：中国建行榆林分行信访维稳工作情况说明。证明目的：由于杜英多次上访，中国建行榆林分行在信访维稳中的花销也较大。第五组：领条一支。证明目的：由于杜英多次缠访，榆林建设银行也对其给予困难救助金。第六组：北京建设总行关于杜英的上访材料。证明杜英从2016年8月31日-9月1日在中国建设总行两次打横幅非法上访。第七组：王雄谈话记录。证明目的：杜英当时解除劳动关系是有偿的，解除劳动合同与非法上访无关联性。第八组：高弘谈话笔录。证明目的：杜英以上访为由恐吓要挟相关部门，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第九组：拘留通知书、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释放通知书、取保候审执行通知书各一份。证明目的：榆阳分局刑事拘留并未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期限，刑事拘留行为合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申诉人榆林市公安局未向本院提举证据。申诉人杜英对被申诉人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北京市公安局的训诫书恰恰证明申诉人是合法上访，在北京打横幅也是合法的抗议，赔偿义务机关拦访、截访是违法行为。王雄的询问笔录是无中生有，申诉人是绥德建行的正式员工而不是合同工。2017年9月份高弘的谈话笔录中说到一万八千元是他强行截访后给申诉人的房租费。对工作说明不予认可，因属于后补的证据。最后一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反倒能够证明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迫害申诉人的事实。被申诉人榆林市公安局对被申诉人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所举证据均无异议。被申诉人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对申诉人杜英提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因证据均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申诉人应通过合法途径维权，而不是在明确规定不可以信访的场所上访维权。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申诉人在北京的系统中没有违法记录，但在陕西的系统中是存在违法记录的。被申诉人榆林市公安局对申诉人杜英提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申诉人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因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的（2019）陕0802刑初709号刑事判决、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作出的（2020）陕08刑终184号刑事裁定已经查明了申诉人杜英寻衅滋事的违法事实，并判决被告人杜英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故此，申诉人杜英所提举的证据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证明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被申诉人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所提举的证据与前述刑事裁判文书相互印证，能够证明申诉人因犯寻衅滋事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且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对杜英的刑事拘留未超过法定期限的事实。本院重新审理查明：赔偿请求人杜英原系中国建设银行榆林分行绥德县支行职工，以中国建设银行榆林分行绥德县支行于2002年强迫其买断工龄、并不给其缴纳社保、医保，其没办法生存为由，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并数次前往北京市中南海周边等地上访，被北京市公安部门数次出具训诫书。2016年9月2日，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以杜英多次违法上访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其刑事拘留，9月5日延长拘留至10月2日，同年9月29日作出对其取保候审决定书，同日释放。2017年9月28日解除取保候审，赔偿请求人杜英被刑事拘留共计28天。为此，赔偿请求人杜英向赔偿义务机关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赔偿义务机关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榆阳公刑赔字〔2018〕001号刑事赔偿决定，决定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不服，向复议机关榆林市公安局提起复议，复议机关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榆公赔复决字〔2018〕001号复议决定，维持了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的榆阳公赔决字〔2018〕001号国家赔偿决定。赔偿请求人仍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提出前述赔偿请求。另查明：2017年10月13日，杜英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监视居住，2018年5月10日被解除监视居住，2019年6月5日被逮捕。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榆区检刑检诉刑诉（2019）第66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杜英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9月11日向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2019）陕0802刑初709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杜英因其与建行榆林分行解除劳动关系及由此引发的其他事项，于2013年9月至2019年3月期间多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走访，并与多人在建行总行门前以打横幅、喊口号的方式哄闹，杜英在非信访场所提出信访事项的方式不属于依法维权，已严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2013年9月至2018年10月期间，被告人杜英先后28次赴省、进京上访，其中赴省上访4次，进京上访24次，其中到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法滞留上访15次，因非访行为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2次，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8次，被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行政处罚6次；2017年6月21日因在北京市西城区建设银行大门内以喊口号的方式上访，扰乱单位秩序，被北京市西城分局行政拘留五日。2017年3月份，全国“两会”期间，被告人杜英购买了火车票准备去北京上访，在榆阳区青山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前去对其进行稳控时，遭到其辱骂，其还在青山路办事处三楼辱骂该办事处干部张俊峰。2018年4月12日至4月13日，被告人杜英到北京中国建没银行总行门口以拉横幅、喊口号等方式上访；同年9月20日至10月2日，被告人杜英在陕西省建行门口以拉横幅、举牌子的方式上访，持续时间达12日之久；同年10月17日至25日，被告人杜英到北京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门口以拉横幅、举牌子的方式上访，持续时间达7日之久。2019年3月份，全国两会期间，杜英再次到北京无理上访。从2014年开始至今，被告人杜英多次在陕西省建行和北京建行总行打横幅、喊口号上访，到中南海周边及天安门地区非访，辱骂维稳、劝返工作人员。多次非法上访、缠访，给政府施加压力，不服从劝返安排，提出生活困难和离京条件，使其获得共计人民币22000元的困难救助。榆阳区稳控单位榆阳区信访局、榆阳区青山路办事处、青山路派出所、榆林建行先后为接访被告人杜英共出动22批次72人次，共支付接访维稳费用人民币245935.30元。该刑事判决还查明了其他事实，并判决被告人杜英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杜英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作出（2020）陕08刑终184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使侦查权的机关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申诉人杜英以赔偿义务机关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自2016年9月2日至9月29日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其刑事拘留后又撤销案件，属违法刑事拘留为由，申请国家赔偿。经审查，原赔偿义务机关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2016年9月2日以杜英因与绥德县建设银行在2002年强迫其买断工龄、不给其缴纳社保、医保为由，多次在北京中南海周边等地非法滞留上访，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对其刑事拘留，该案被撤销后，2017年10月13日杜英再次因涉嫌该罪被该局刑事拘留，后由榆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公诉，经榆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9）陕0802刑初709号刑事判决，并经本院二审，作出（2020）陕08刑终184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其中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2019）陕0802刑初709号刑事判决已列举查明赔偿请求人杜英犯寻衅滋事罪的违法事实包括：2013年9月至2018年10月期间，被告人杜英先后28次赴省、进京上访，到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法滞留上访15次，因非访行为被公安机关多次训诫、行政处罚的事实。并已判决被告人杜英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即申诉人杜英并未被终止追究刑事责任。且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杜英采取拘留措施，拘留时间亦未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故申诉人杜英申请国家赔偿的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赔偿请求应予驳回。本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原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驳回杜英的国家赔偿申请不当，应予纠正。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如下：一、撤销本院赔偿委员会（2019）陕08委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二、驳回杜英关于由赔偿义务机关向赔偿请求人赔偿被剥夺人身自由赔偿金57972.72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0元的国家赔偿申请。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