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05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超星博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马路龙凤市场**内****。法定代表人：阎志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光明，北京市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玉，北京市汉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中线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国教宾馆****iv>法定代表人：付铮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穆二林，女，该公司职员。上诉人天津超星博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星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中线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线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5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上诉人超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光明、被上诉人中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穆二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超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中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费费用由中线公司分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法缺席判决，未依法向超星公司送达起诉书、证据及开庭传票，剥夺了超星公司的答辩、举证、辩论等诉讼权利，本案应当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六条第二款、第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在本案开庭送达时存在以下违法行为：1.一审法院未将诉讼材料直接送达超星公司，导致超星公司无法行使诉讼权利。一审法院送达诉讼文书时，首先应直接送达，尤其是本案一审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可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只有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时，才可以交由国家邮政机构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众所周知，电话通知快捷、高效、经济，中线公司在起诉书中明确载明了超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手机号，该手机号至今仍在使用。但是，一审法院从未给超星公司打过电话，却舍近求远，径行通过司法专递的方式向超星公司邮寄诉讼材料，不仅导致超星公司未能收到诉讼材料，无法行使诉讼权利，也浪费了司法资源。2.邮政机构的邮寄送达存在瑕疵，一审法院未予核实即缺席审理。通过查询一审法院的送达情况，超星公司发现一审法院向两个地址邮寄了诉讼材料，其中一封邮件为他人代收，根据上述规定，受送达人是法人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该法人负责收件的人签收，且收件人应当出示其有效身份证件并在回执上填写该证件的号码，而该邮件既非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收件的人签收，也无身份证件号码，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他人代收”即认定已成功送达，过于草率。另一封邮件被退回，根据上述规定，邮件无法妥投，邮政机构应通过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联系超星公司，但是邮政机构并未与超星公司联系，一审法院也未核实情况即缺席审理，严重漠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邮政机构送达传票无法妥投时不打电话，但送达判决书时却跟超星公司电话联系，也可以看出本案送达仅需一个电话即可解决，一审法院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即缺席审理本案。本案审理期间，超星公司与中线公司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兴法院）也存在诉讼，案号为（2019）京0115民初20591号，现已审结。该案的诉讼材料由超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前往大兴法院领取，后又参加大兴法院主持的调解，该案举行了两次庭审，第一次开庭时间为2019年8月20日，第二次开庭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超星公司均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中线公司在本案一审中也提及在大兴法院开庭的事情，但一审法院仍想当然地认可中线公司关于超星公司在拖延时间的说法。本案庭审时间为2019年10月14日，超星公司同一时间积极参加大兴法院的诉讼却不参加本案一审的诉讼，与常理不符。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超星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中线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1.超星公司并不存在所谓的未经中线公司许可、违规注册微信公众号等情形。根据微信公众号注册要求，单位注册微信公众号必须加盖单位公章，所以如果中线公司不加盖公章、不授权，其他人不可能以中线公司的名义注册微信公众号。实际情况是中线公司授权超星公司的工作人员以中线公司的名义申请了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的主体为中线公司，且运营、管理均处于中线公司的控制之下。超星公司在大兴法院的诉讼中曾提交了相应证据，由于本案违法缺席审理，超星公司无法提交证据，故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错误裁判。2.中线公司以双方磋商的材料作为超星公司违约的证据，一审法院未加辨别即予认可，失之草率，有悖公平。因超星公司未收到中线公司的证据，无法就其主张充分论述并收集、提交证据，但基本事实是：超星公司与中线公司之间的项目合作收入均由中线公司进行分配，中线公司是获益者，其不存在任何损失；因中线公司不同意继续合作，双方有过多次磋商，但从未就继续合作或解除合作达成过一致，也从未签署过任何协议，违约及违约赔偿也就无从谈起，一审法院未保障超星公司的诉讼权利，超星公司无法举证、质证，一审判决系基于单方陈述而作出，缺乏事实依据。中线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超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送达程序正确合法，超星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判决不存在程序瑕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超星公司住所地位于天津市南开区，两地相距较远，直接送达确有困难，满足适用邮寄送达的条件。一审法院向超星公司工商登记地址进行邮寄送达，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故一审法院送达程序不存在瑕疵。一审法院在邮寄地址无误的情况下，签收人应当视为超星公司负责收件之人，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无违反法律之处，一审法院作出缺席判决并无不当。超星公司称其参与了另案大兴法院的诉讼但不参加本案审理与常理不符。中线公司认为，中线公司与超星公司在大兴法院的诉讼纠纷案件与本案系两个独立案件，超星公司提出的参与了上述案件的审理并不能作为其未出席本案庭审系因法院送达不到位的依据。而且在实践中，被告选择参与自认为有胜算的案件而拒绝参与无把握的案件审理也在常理之中，二者并无关联性和因果关系。二、超星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且已经过超星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承认。现超星公司却枉顾事实称其不存在违约情形，毫无信用可言。2018年8月1日，中线公司与超星公司签订了《全国教师师德培训发展计划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超星公司不得以“中国教育电视台”（以下简称电视台）、“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及“果实网”等名义开展与本项目无关的其他工作。中线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若干文章截图等证据，足以证明超星公司存在未经许可在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电视台教师职业培训中心”发布大量不实文章，并以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教师职业培训中心的名义发布虚假通知、违规举办相关培训活动等违约行为。2019年4月23日，中线公司向超星公司发送的《律师函》中明确列明其四种违约行为，包括未经许可注册微信公众号、发布虚假通知及举办培训活动等，并提出了解除《合作协议》等主张。超星公司的《回复》中载明，同意解除合同、停止以电视台的名义开展活动、协调注销微信公众号、发布澄清公告并赔礼道歉。中线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5月16日出具《承诺书》中载明，基于超星公司未经中线公司及中国教育电视台许可，为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电视台教师职业培训中心”发布大量不实文章，并以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教师职业培训中心的名义发布虚假通知、违规举办相关培训活动等作出愿意赔偿损失并消除一切不良影响等承诺。因此，超星公司确实存在上述违约行为，且上述违约事实已经过超星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承认。超星公司称微信公众号的运营、管理均处在中线公司的控制，与客观事实不符。三、《合作协议》解除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赔偿金数额也系超星公司率先提出。超星公司称双方未达成过一致意见，违约赔偿金额也无从谈起等亦与事实不符。基于超星公司的上述违约事实，中线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委托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向超星公司发送了《律师函》，主张解除《合作协议》、注销公众号、发布澄清及道歉公告、赔偿损失违约及侵权损失等。超星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出具《回复》，明确同意解除《合作协议》。超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阎志伟于2019年5月16日提出申请，提出愿意赔偿人民币十万元。中线公司也于2019年5月28日发送了《赔偿协议》与《房屋租赁协议解除协议》，《赔偿协议》主要内容为签署协议后超星公司支付赔偿金十万元。因此，双方针对解除合同已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合作协议》已依法解除，中线公司也接受了超星公司关于赔偿金的申请。至于超星公司称未签署书面协议或者双方针对赔偿款项支付方式的磋商并不影响合同解除以及赔偿金额的认定。四、中线公司在一审中主张的赔偿款项及相关费用总计60余万元，但一审法院仅以超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的十万元作为赔偿标准，已充分考量了超星公司的权益。超星公司在承诺赔偿十万元后多次反复，毫无诚信可言，中线公司才提起本案诉讼。经超星公司核算，超星公司的违约行为给中线公司造成的损失以及相关费用等总计60余万元，但一审理法院仅以超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的十万元作为赔偿标准，并未支持中线公司包括律师费在内的其他主张，说明一审法院已充分考量了超星公司的权益。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法缺席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中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超星公司向中线公司赔偿合同解除后的损失59.67万元；2.超星公司向中线公司赔偿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用2.8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超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1日，中线公司（甲方）与超星公司（乙方）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中线公司授权超星公司对师德培训项目进行推广等。协议约定乙方不得以“电视台”、“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及“果实网”等名义开展与本项目无关的其他工作……乙方有责任并承诺在合同期限内每月至少在电视台亦庄基地组织一期“师德培训项目”并顺利开展。乙方承诺组织师德培训项目合同周期一年内（即一个结算期内）通过乙方渠道引流进入甲方账户收入不低于100万元……“师德培训项目”相关费用收入与支出的管理由甲方负责；相关的各项收入、进项款由甲方收取……双方约定50%房租成本及全部搭建装修及能源成本由乙方承担，不计入项目成本；剩余50%房租成本计入项目成本。该项目发生的其他费用，由甲方从已收入费用中支出。甲方如发现乙方有违反本协议各款约定的行为，有权要求乙方停止违约行为、消除影响。同时乙方要对甲方进行经济赔偿金额为乙方取得项目总利润的两倍。乙方如果任何一年未按照本协议二、（二）乙方权利义务第2款的要求达到收入目标或培训目标，甲方有权终止该项目合作，并不对乙方进行任何方式的赔偿。终止时双方存量净利润按照甲方70%、乙方30%进行分配……若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未按本合同履行其义务，则应当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中线公司提交名称为中国教育电视台教师职业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培训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及该微信公众号以电视台或培训中心名义发布的培训通知三则的截图。2019年4月23日电视台在其官网上发布《澄清公告》，称并无“培训中心”这样的机构，微信公众号“培训中心”为非官方公众号，发文亦未得到电视台的授权等。2019年4月24日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所）向超星公司的段连康邮寄了《律师函》一份，该邮件于2019年4月25日由本人签收。中线公司提交的《律师函》显示，中线公司认为超星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合作协议》的约定，也侵害了电视台及委托人的合法权利；并提出解除《合作协议》，要求超星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消除影响及道歉、向中线公司和电视台赔偿违约及侵权损失等。2019年4月27日，超星公司出具《回复》，并表示：一、同意与中线公司解除《合作协议》；二、立即停止以电视台或委托人名义开展任何活动；三、已与中线公司协调注销“培训中心”微信公众号，因腾讯公众号规则所限，账号冻结7日后，将于4月30日正式注销；四、将尽快寻找全国性报纸，发布澄清及道歉公告；五、对电视台及中线公司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深感抱歉！2019年5月16日，超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阎志伟签字的《关于中线公司与超星公司的相关业务情况报告》显示：2018年4月和2019年6月，超星公司协助中线公司开展了两期师德培训工作，所有培训费用已进入中线公司对公账户。2018年9月，超星公司协调北京华夏天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中线公司开展教育培训合作，约定2年支付整体指导培训费用36万元，第一年18万元已进入中线公司对公账户。同日，阎志伟签字的《承诺书》显示：超星公司未经中线公司和电视台授权许可，在微信公众号“培训中心”发布不实文章，并以电视台或培训中心之名义，发布虚假通知、违规举办相关培训活动等，并作出因使用电视台品牌或以培训中心名义给中线公司、电视台造成后续损失或不良影响的，超星公司愿意承担全部损失，赔偿并消除一切不良影响等承诺。同日，阎志伟签字的《申请书》显示：超星公司愿意就发布虚假通知、违规举办相关培训活动等事宜登报道歉并愿意承担上述事项给中线公司造成的损失赔偿金额10万元等。2019年5月28日，黄盛楠律师代表中线公司向超星公司的阎志伟、张勋发送了“根据前期谈判及近期沟通情况所起草的《赔偿协议》与《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协议》”，《赔偿协议》主要内容为超星公司同意于协议签订后60日内一次性向中线公司支付赔偿金10万元。2019年6月4日，张勋向黄盛楠律师发送了《赔偿方案》，方案中提出以业务合作方式弥补合作损失10万元和因房屋租赁带来的损失128800元。2019年6月5日，黄盛楠向阎志伟、张勋发送邮件表示不认可超星公司以业务合作方式弥补损失，并要求超星公司“尽快按照之前谈判商定的赔偿金额支付中线公司《合作协议》结算导致的损失……”2019年6月13日中线公司与中伦所签订《专项委托代理协议书》，约定中线公司委托中伦律所代理其与超星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两起案件，并于2019年6月19日支付两案一审阶段50%的律师代理费2万元。中线公司还提交了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记账凭证、发票等用以证明此期间获得培训收入9.34万元，支出交通费0.16万元、办公费0.06万元、其他劳务费4.67万元、服务费0.66万元、亦庄房租支出20万元及其计算的上述收入应纳税额为0.59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超星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庭审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中线公司与超星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协议签订后，超星公司未经中线公司、电视台的许可，注册名为“培训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并以电视台或培训中心名义发布数则培训通知，违反了不得以电视台的名义开展无关工作的协议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违约赔偿的标准，双方既在《合作协议》中进行了约定，在违约行为发生后也进行了磋商。超星公司表示愿意就《合作协议》给中线公司造成的损失赔偿10万元，中线公司也认可该赔偿数额并起草了《赔偿协议》。虽然此后双方对款项的给付方式未达成一致，但显然双方就超星公司违约行为的赔偿金额已经达成共识。对于违约金数额的确认，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且双方商定违约金数额的行为晚于《合作协议》的签订，故违约金的赔偿标准应以双方确认的金额为准。因而，超星公司应就其违约行为向中线公司赔偿10万元。一审法院对于中线公司主张的数额中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中线公司主张的赔偿计算标准，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中线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超出10万元。合同约定：甲方如发现乙方有违反本协议各款约定的行为，有权要求乙方停止违约行为、消除影响。同时乙方要对甲方进行经济赔偿金额为乙方取得项目总利润的两倍。乙方如果任何一年未按照本协议二、（二）乙方权利义务第2款的要求达到收入目标或培训目标，甲方有权终止该项目合作，并不对乙方进行任何方式的赔偿。终止时双方存量净利润按照甲方70%、乙方30%进行分配，中线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存量净利润，故按照约定计算的分配方式低于10万元。超星公司证据材料中确认了中线公司收取款项的数额，作为合同约定收取款项一方，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实际合作期间的全部收入，亦未对此给出合理解释，无法证明在双方实际合作期间其实际损失超过10万元。故一审法院对超出双方曾认可的10万元部分主张，不予支持。中线公司亦主张要求超星公司支付律师费28000元，但双方《合作协议》的违约责任条款与此后双方商定赔偿数额时均未涉及律师费，且一般情况下律师费并非诉讼必须发生的费用，也并非因诉讼而造成的必然损失。故一审法院对中线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天津超星博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北京中线传媒有限公司违约金10万元；二、驳回北京中线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超星公司提交以下材料：1.《全国教师师德培训发展计划项目合作协议》，证明超星公司与中线公司在合作过程中，项目收入均打入中线公司账户，再由中线公司将超星公司应得份额分配给超星公司。超星公司主张中线公司从未向其分配应得份额，故中线公司亦未受到任何损失；2.《微信公众平台认证公函》，证明中线公司授权超星公司协助其申请微信公众号，该微信公众号注册主体系中线公司，且运营、管理均受中线公司控制，故超星公司并不存在以中线公司的名义发布虚假通知、违规举办相关培训活动的情形；3.电子邮件七份，证明超星公司为了维护双方的合作关系与中线公司进行磋商；但邮件内容仅是为达成和解、作出妥协而不得不同意的事实，是磋商的过程，而非客观事实，不应在诉讼中作为对超星公司不利的根据；4.（2019）京0115民初20591号案件的材料，证明超星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20日和12月20日，在大兴法院开过庭。而本案一审开庭时间是2019年10月14日，故在这期间不存在超星公司送达不到的情形，超星公司亦一直持积极态度去法院参加诉讼的。中线公司对证据1、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二审中，本院另查明，超星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中天大道2018号科技园19号楼201。2019年9月20日，一审法院分别向超星公司的上述实际经营地址以及工商登记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马路龙凤市场25号内B区302f区”邮寄送达开庭传票，所留电话均为超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阎志伟个人电话。送往超星公司实际经营地址的邮件回单显示：已签收，他人代收；送往注册地址的邮件显示：退回，收件人不在收件地址。2020年6月30日，一审法院再次向超星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以及工商登记注册地址邮寄送达判决书，送达结果与送达本案起诉状、开庭传票等的送达情况一致。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送达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二、超星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向中线公司赔偿十万元的违约责任。关于一审法院送达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案中，一审法院向超星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地址以及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邮寄送达了相关应诉手续及开庭传票，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显示签收后，超星公司未按照传票载明的时间、地址参加庭审，、地址参加庭审司放弃了答辩及举证质证的权利。超星公司上诉主张其并未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本案应诉材料及传票，但一审法院按照该地址邮寄一审民事判决书，在两次送达联系电话相同、签收情况一致均为“他人代收”的情况下，超星公司陈述未收到开庭传票却收到了民事判决书并提出上诉，本院难以采信。超星公司提出的同时期其在大兴法院参加中线公司另案诉讼的意见，不构成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的法定事由。综上，超星公司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超星公司应否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超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阎志伟出具的《承诺书》及《申请书》，超星公司愿意就发布虚假通知、违规举办相关培训活动等事宜登报道歉并愿意承担上述事项给中线公司造成的损失赔偿金额10万元。阎志伟认可上述《承诺书》及《申请书》的真实性，但表示系出于重大误解所出具。二审中，超星公司提交一份《微信公众平台认证公函》，欲证明案涉微信公众号注册主体系中线公司，但该证据未能体现与案涉纠纷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因阎志伟并未提交有效证据推翻《承诺书》及《申请书》的效力，故本院对上述文件所载内容予以确认，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超星公司应当赔偿中线公司1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超星公司向本院申请向腾讯公司调取案涉微信公众号的注册信息，因与案涉纠纷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超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47元，由天津超星博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楠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穆小丽书 记 员  侯雨欣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