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1民终155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麦林，男，1974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合适，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银行，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中国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丁香里**。法定代表人：田志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焕强，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航空港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航空港区护航路**兴港大厦法定代表人：许永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慧，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郭子勤，男，197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上诉人蒋麦林因与被上诉人华中国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电力公司）、郑州航空港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区国资公司）、原审第三人郭子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2020）豫0192民初3375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蒋麦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合适，被上诉人华中电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焕强，被上诉人港区国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慧、原审第三人郭子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麦林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民事裁定，并依法指令适当的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存在程序错误。本案当事人之间均存在复杂的法律关系并存在较大争议，且本案作为实际施工人提起诉讼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案件的复杂性更为显著，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之规定。对此，上诉人通过在10月14日第一次开庭时就当庭提出异议，此后又在代理意见中书面提交异议，建议本案应转为普通程序。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审查也未告知上诉人，存在明显的程序不当。而且，上诉人在2020年10月9日方收到一审法院传票，但开庭日期却定在10月14日，举证期限明显不足。而在2020年10月28日第二次庭审后隔日上诉人就收到裁定书，对如此复杂的案件，不合常理的裁判效率必然会严重影响裁判的合法、科学与公正。二、一审法院对实际施工人认定的法律标准存在理解和适用错误，应予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在公布该《解释》时答记者问中，对“实际施工人”的阐释是：“承包人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往往又将建设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第三人，第三人就是实际施工人。”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明确而充分地证明了蒋麦林完全符合上述实际施工人的主体要件：第一是通过签订转分包协议承接工程项目，这是合同主体身份的要素：第二是实际投入工程施工所需资金，如缴纳保证金、垫资等，并在工程款项拨付时以自己或其指定账户收款，这是资金往来的要素；第三，组织人员完成实际施工任务，如雇佣管理人员、组织劳务人员并支付劳务费等，这是实际施工的行为要素。蒋麦林完全符合上述三个因素的要求，毫无疑问在本案中属于实际施工人，诉讼主体资格完备，依法享有向二被告主张工程价款的请求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实际施工人并非凡事亲力亲为，在建筑施工领域，因为工程事务繁杂，实际施工人必须通过雇佣现场管理人员和劳务人员才能完成施工任务，这是基本常态和常识。郭子勤受蒋麦林雇佣，作为其代理人负责现场施工管理工作，恰好证明了蒋麦林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对此第三人郭子勤均予以认同。一审裁定依据郭子勤受蒋麦林委托签署的部分施工资料来否定蒋麦林的实际施工人资格，显然是混淆了实际施工人这一特定法律概念的内涵，错误理解为“实际在现场干活的人”。如果按照这一标准认定实际施工人，那么真正投入大量资金并组织人员施工的主体就被排除在外，作为虚拟主体的公司就不能成为实际施工人。据此错误标准做出的裁定明显违背实际施工人的法律内涵和最高院的解释，依法应予撤销。三、一审裁定在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质证意见及代理意见、第三人郭子勤提交的情况说明和庭审意见、法庭调查反映的事实都明确而充分地证明了蒋麦林应为本案实际施工人，依法应为本案适格的原告，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错误。首先，一审裁定列明了蒋麦林和华中电力公司签订的《实验区2016年度道路电力排管工程施工框架合同》，但回避了对这一基础证据证明目的的分析。该合同系通过签订转分包协议承接工程项目，这是实际施工人主体身份认定的第一要素，也是最高院解释及司法判例中认定实际施工人的最关键依据。遗漏这一最重要的基础证据，使得实际施工人认定的法律逻辑不复存在，做出的裁定必然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其次，对于其他证据一审裁定更做出了选择性的错误审查和认定：第一，一审裁定认为“蒋麦林提交的证据1、2、5均与其主张的蒋麦林系实际施工人无关联性”明显错误。上诉人在质证意见中已明确提出：证据1为2017年4月28日郭子勤作为施工现场负责人与华中电力公司及监理等各方签订的工程变更签证单，说明郭子勤受雇于蒋麦林参与了工程施工的各个环节，充分证明了蒋麦林组织人员完成涉案工程施工的事实，蒋麦林符合实际施工人的行为要件。且对此郭子勤完全予以认可。证据2系工程竣工报告、监理质量评估报告和竣工验收证书，这是蒋麦林自始至终组织完成涉案工程施工并验收合格的证据，也是其作为实际施工人请求工程价款的基础。证据5系监理例会会议纪要，郭子勤作为施工现场负责人签字证明了其受蒋麦林委托履行施工义务，对此郭子勤完全予以认可。如此重要和明确的证据，都充分证明了蒋麦林作为实际施工人组织人员完成施工任务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无视证据、事实和上诉人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在选择性排除下做出的一审裁定明显错误。第二，证据3系蒋麦林组织劳务人员展开施工并向其发放劳务费的合同、情况说明和收据，证据内容充分证明了蒋麦林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行为要件。情况说明中内容有“该项目由蒋麦林与华中国电电力集团实验区2016年度电力排管工程项目部签订承包协议，委托郭子勤负责管理”的明确表述，收据也显示“今收到郭子勤负责的华中国电电力集团……劳务费”，这些都充分证明了蒋麦林作为实际施工人是劳务人员和其他主体众所周知的，蒋麦林提供合同和收据已充分尽到了其举证责任，在对方未有相反证据可以反驳的情况下，依法应予采信。第三，证据4的签证单系郭子勤作为蒋麦林雇佣人员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履职行为，项目管理人员身临一线，几乎所有的文件都由其和对方对接，这也是所有工程施工项目最常规的做法。综上所述，一审裁定在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上述所有证据都明确而充分地证明了蒋麦林应为本案实际施工人，依法应为本案适格的原告，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存在错误。四、关于一审裁定存在的其他问题。第一，一审裁定对实际施工人认定保护法益的问题做出了错误的论证，毫无根据地认为认定实际施工人可能关乎材料供应商等与本案无关主体的利益，令人费解。第二，一审裁定未依据各方提交的证据和经验法则对郭子勤的主体身份做出合理判断。首先郭子勤作为第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及在庭审中的意见都明确了其受蒋麦林雇佣负责现场管理，其本人未承接工程也未出资，并提供了领取劳务报酬的相关证据。其次涉案工程款项尚有一千三百万余元尚未支付的情况下，如果郭子勤是被上诉人主张的实际施工人，不会否认自己的主体资格，让上千万的巨款归于他人。第三，基于在庭审中涉及的蒋麦林具体的款项支付方式和材料采购、机械费用支付等诸多细节问题，庭审后蒋麦林立即着手进一步补充证据资料，但未等到全部搜集、打印出来，一审裁定一天之内就已做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庭审程序、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并指令适当的法院审理此案。华中电力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一审开庭审理时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各方当事人对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均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于法有据。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不了蒋麦林为实际施工人，蒋麦林不是适格主体。(一）蒋麦林虽然与华中电力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但蒋麦林并没有实际履行合同。(二）没有证据证明蒋麦林进行过组织施工，也没有证据证明其诉前向施工队伍支付过劳务费用。(三）没有证据证明蒋麦林出资购买过施工用材料。(四）施工活动都是第三人郭子勤以自己名义进行，蒋麦林从没有向华中电力公司提出过异议。(五）工程量的核算是由第三人郭子勤以自己名义进行，蒋麦林从未参与过。(六）已经支付的60%的工程款都是由第三人郭子勤以自己名义接收，或者由第三人郭子勤指定的账户代为接收，包括汇入蒋麦林账户的工程款也是由郭子勤出具委托付款后，华中电力公司才能汇款。(七）向华中电力公司出具收到工程款收据也是由第三人郭子勤以自己名义出具，而不是以蒋麦林名义出具。(八）蒋麦林不是工程款的支付对象，蒋麦林诉前从未向华中电力公司主张过工程款，华中电力公司向第三人郭子勤支付工程款蒋麦林也从未提出过异议。综上，没有证据证明蒋麦林组织工人施工、出资购买施工材料等施工行为，尤其是已支付的60%工程款均由第三人郭子勤接收并以自己名义出具收款收据，汇入蒋麦林账户的工程款也是由郭子勤出具书面委托付款后，华中电力公司方能汇款。这些行为明显与蒋麦林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地位不符，蒋麦林的诉请不合常理。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裁定有理有据，案件处理适当。(一）蒋麦林与第三人郭子勤均主张是雇佣关系，但无法解释蒋麦林收取工程款需要由郭子勤向华中电力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的原因。显然雇佣关系的主张不合逻辑和经验法则。(二）工程价款结算《对账单》是由第三人郭子勤独立与华中电力公司核算，认定蒋麦林是实际施工人，将会对工程款的结算产生重大不良影响，对下游施工材料款支付、劳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亦有重大影响。不利于下游债权债务关系的解决。(三）上诉人争取实际施工人的真实目的，一是意图否认郭子勤与华中电力公司已经核算的工程对账单，损害华中电力公司利益；二是借此规避施工活动中与相关材料供应商、劳务提供者的债务承担。蒋麦林与郭子勤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意图非常明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适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裁定。港区国资公司辩称，坚持一审答辩意见。另外再补充两点：第一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违反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均明确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适用专属管辖。本案涉案工程所在地在郑州市××区，上诉人现上诉请求贵院将本案指令其他法院进行审理，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该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上诉人质疑一审法院的公正性，明显与事实不符。在本案一审过程中，经一审原告向法院申请，法院冻结被上诉人港区国资公司的账户，冻结数额超过一审原告诉请数额的一倍。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港区国资公司多次与一审法院沟通，并提起复议申请。但被上诉人港区国资公司的银行存款约2800多万至今仍在冻结。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的公正性质疑与事实不符。原审第三人郭子勤述称：同意蒋麦林的上诉意见。蒋麦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2022831.33元及利息1932925.9元（暂计至2020年9月6日，最终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5日，港区国资公司（发包人甲方）与华中电力公司（承包人乙方）签订《2016年度电力排管工程施工项目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应依据本协议的原则，就甲方委托的单项工程分别签订电力排管工程施工合同，项目工程造价协议综合优惠率16.2%，最终结算价=经政府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造价*（1-综合优惠率），付款方式：1、工程完工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后，10日内付合同暂定价款的60%，2、移交符合甲方要求的工程竣工资料后付合同暂定价款的5%，经政府审计部门审计后，支付至最终结算价款的95%，余5%质保金，待两年保修期满30日内无息退还。2017年6月13日，港区国资公司（发包人甲方）与华中电力公司（承包人乙方）签订《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十一路（航兴路-会展路）道路电力排管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将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十一路（航兴路-会展路）道路电力排管工程，区间：新港十一路（滨河东路-会展路），新港十一路（航兴路-滨河西路），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项目工程造价协议综合优惠率：16.2%，优惠后本工程暂定合同价为2676.63万元，最终结算价=经政府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造价*（1-综合优惠率），付款方式：1、工程完工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后，10日内付合同暂定价款的60%，2、移交符合甲方要求的工程竣工资料后付合同暂定价款的5%，经政府审计部门审计后，支付至最终结算价款的95%，余5%质保金，待两年保修期满30日内无息退还。2017年4月10日，华中电力公司实验区2016年度电力排管工程项目部（甲方以下简称华中电力公司项目部）与蒋麦林（乙方）签订《实验区2016年度道路电力排管工程施工框架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区××（××东××、××街××路）电力排管工程发包给乙方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暂定电力排管施工不同管孔数的承包价格，附表列明：A电力管道CPVC9孔单价为120万元/Km，B电力管道CPVC12孔单价为170万元/Km，C电力管道CPVC15孔单价为210万元/Km，电力管道CPVC21孔单价为255万元/Km,付款方式：工程验收合格，待建设局工程款到账后，付合同价的60%，工程待港区财政局评审中心决算后付合同价的95%，合同价的5%作为质保金，质保期两年，乙方向甲方提供工程造价70%的成本发票，甲方扣除相应的管理费后5个工作日全额付至乙方指定的账户。2017年4月11日，蒋麦林向华中电力公司项目部交纳保证金50万元。蒋麦林主张其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雇佣郭子勤为现场负责人，另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7年4月28日签证单一份，该签证单显示“施工负责人”为郭子勤；2、工程竣工报告、监理质量评估报告、竣工验收证书复印件一组；3、2017年4月10日，蒋麦林与孔令生签订的《郑州航空港新港十一路（雁鸣路-滨河东路）电力排管工程项目劳务分包合同》、孔令生出具的《情况说明》、孔令生出具的收到劳务费396000元的《收条》一组；4、由郭子勤出具的收到工程款1256025元（银行转账1230904.50元、贴现费用25120.50元）的收据复印件，显示款项转入账户至蒋麦林账户，蒋麦林手机短信截屏，证明实际收到上述款项；5、监理例会会议纪要及签到表复印件，签到人为郭子勤，安全施工文明承诺书，签署人为郭子勤。华中电力公司主张其与蒋麦林所签订的合同，蒋麦林并未实际履行，实际施工人为郭子勤，并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郭子勤于2020年1月23日出具的收款委托书，内容为郭子勤系新港十一路路段负责人，委托蒋麦林代收工程款1256025元，郭子勤出具的委托谢登文分别收取1081920元、30000元的收款委托书；2、郭子勤于2019年7月23日出具的《承诺书》，内容为“本人郭子勤代蒋麦林办理华中国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度电力排管工程办理工程款事宜，如果蒋麦林及本人与项目部有任何经济纠纷，与华中国电项目部无关，均由我本人承担负责”；3、2019年7月23日，郭子勤作为新港十一路施工路段负责人签署的《全额发放民工工资承诺书》；4、2017年4月26日，郭子勤作为施工负责人签署的签证单；5、2020年1月23日，郭子勤签署的对账单，该对账单显示路段名称：新港十一路（滨河东路-雁鸣路）、新港十一路（仓储二街-会展路），工程量：3*7排管1128.794m；3*7排管1123.608m；21孔MPP180/14顺路顶管82m；21孔MPP180/12顺路顶管374.539m，总金额7113242.1元，支付总金额的60%为4267945.26元，已支付1930000元，60%剩余金额为2337945.26元，并注明：“本人对以上收到工程款数据确认无误”，郭子勤在该对账单注明“因过路支管双方有争议，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其他无异议”。郭子勤在庭审中陈述，其系接受蒋麦林雇佣到工地负责现场施工，工资按照每公里5万元的标准计算，大概15万元左右，蒋麦林仍拖欠其几万元的工资，蒋麦林为实际施工人，因一开始在工地上华中电力公司就误认为郭子勤是“老板”，所有收款手续都由郭子勤应华中电力公司项目及蒋麦林要求出具，曾向华中电力公司解释过，但大家当时没有太在意。经对以上证据审核认定，蒋麦林所提交的证据1、2、5均与其所主张的蒋麦林系实际施工人无关联性，证据3只提供了合同及收据，未有其他证据佐证孔令生实际进行劳务施工的事实，不足以证明蒋麦林在施工工程中将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的事实，证据4出具收据的人为郭子勤，与华中电力公司所提供的郭子勤出具的付款委托书相对应，不能证明华中电力公司关于工程款的支付对象为蒋麦林。华中电力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显示在施工过程中，均是由郭子勤作为施工路段负责人参与收款、施工，但郭子勤在2019年7月23日出具的《承诺书》内容却显示“郭子勤代蒋麦林办理工程款事宜……如果蒋麦林及本人与项目部有任何经济纠纷，与华中国电项目部无关，均由我本人承担负责”，该承诺书内容及责任承担方式与代理关系的表现特征及效果归属不符，前后矛盾。另双方对郭子勤出具的对账单真实性均以认可，但郭子勤主张系因为急切讨要工程款的情况下，在华中电力公司迫使的情况下签署，并未征得蒋麦林的同意，不能作为结算依据，双方对此争议较大。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蒋麦林主张其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要求参照其与华中电力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依照合同约定实际履行了约定义务，且华中电力公司在本案中提供了相反证据予以证明郭子勤为实际施工人，经对双方所提供的证据综合分析，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虽然郭子勤在庭审中认可蒋麦林为实际施工人，但不能合理解释蒋麦林收取工程款项需要由郭子勤向华中电力公司出具付款委托的原因，且郭子勤签署了有关工程价款结算的《对账单》，郭子勤是否为实际施工人身份认定对该《对账单》的效力以及工程价款的结算有重大影响。同时，实际施工人身份的认定对因案涉工程施工所产生的对下游材料供应商、劳务提供者的债务承担亦具有重大影响，在双方存有争议的情况下，对实际施工人身份的认定应当由蒋麦林提供充分、可靠的证据予以证明。在此情况下，蒋麦林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依照与华中电力公司之间的约定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不足以证明其系实际施工人，不能认定其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利责任，对其起诉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蒋麦林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5534元，减半收取计52767元，向原告蒋麦林退回。二审中，被上诉人华中电力公司、港区国资公司、原审第三人郭子勤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蒋麦林提交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蒋麦林付款凭证；2.冯云情况说明；3.供货清单。证明目的：蒋麦林支付给冯云的管材款为承包项目施工所进行的投资，进一步证明蒋麦林为实际施工人。第二组证据：1.蒋士伟的银行流水、情况说明；2.王铁亮、孟卫光的情况说明；证明：为完成项目施工，支付的材料款、机械费、人工费，经蒋麦林授意后让蒋士伟支付的上述费用。华中电力公司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中付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目的、关联性均有异议。汇款没有写明汇款的用途，蒋麦林和冯云之间有可能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证明上述款项用于案涉工程的相关费用。对冯云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情况说明其实是证人证言，对真实性有异议。供货清单与本案无关联，因为供货人和收货人均与蒋麦林没有关系。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蒋麦林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银行流水、银行转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银行转账与蒋麦林没有关系，也不能说明与本案的工程有关。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形式格式化，形式有瑕疵。不是新证据，在一审之前都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在一审向法庭出示说明，并由相关证人出庭作证，不能证明蒋麦林的证明目的。港区国资公司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证明目的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提交的结算单名称为河南凌坤商贸有限公司，不能证明于冯云有任何关系，且结算单以及转账凭证，均不能说明涉案的材料确实已经提供，也无法证明涉案的材料提供用于涉案工程，因此不能证明蒋麦林对涉案工程有实际投入。第二组证据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银行流水均是蒋士伟的银行转账，该银行流水均是蒋士伟与他人之间的金钱往来，不能证明与涉案工程相关，且蒋士伟出具的情况说明与一审中蒋麦林及第三人关于涉案工程现场负责人为郭子勤的陈述相矛盾。本案中两份情况说明同样无法证明材料确实已提供，也无法证明材料提供至涉案工程。如蒋麦林确实为实际施工人，应有对下的采购合同、机械租赁合同等相关书面证据。蒋麦林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为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郭子勤质证称，对蒋麦林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证据符合事实，这些证据郭子勤都清楚，郭子勤一直负责现场的施工管理。蒋士伟是蒋麦林的侄子，郭子勤是现场经理，大钱付款都会告知郭子勤，蒋麦林当庭提交的证据付款时郭子勤都知道，财务是蒋士伟在管。本院经审查认为，蒋麦林与华中电力公司实验区2016年度电力排管工程项目部签订《实验区2016年度道路电力排管工程施工框架合同》，蒋麦林是合同相对一方，蒋麦林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华中电力公司认为郭子勤是案涉蒋麦林签订合同的实际履行一方，郭子勤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陈述了相关情况，蒋麦林与郭子勤均确认案涉工程为蒋麦林出资，虽然案涉工程的施工资料多为郭子勤签名，付款、对账均是郭子勤与华中电力公司直接进行，但根据郭子勤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案涉工程款虽是郭子勤办理手续，但工程款并非郭子勤本人直接收取；形式上蒋麦林是合同相对一方，实质上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郭子勤实际投入资金、人员、材料、设备等进行工程施工或收益。因此，在蒋麦林与郭子勤对于案涉合同投资、收益情况陈述一致，蒋麦林二审补充提交了部分支付款项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仅以施工资料系郭子勤签字，在合同履行中华中电力公司与郭子勤实际对接相关事宜等，而否定蒋麦林的诉权。另外，根据郭子勤于2019年7月23日出具的《承诺书》，“本人郭子勤代蒋麦林办理华中国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度电力排管工程办理工程款事宜，如果蒋麦林及本人与项目部有任何经济纠纷，与华中国电项目部无关，均由我本人承担负责”等内容，郭子勤对外亦表明代蒋麦林办理工程款事项，该承诺也说明华中电力公司明知郭子勤代表蒋麦林办理工程款事宜，从该承诺亦不能认定蒋麦林不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综上，一审法院驳回蒋麦林的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2020）豫0192民初3375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王燕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