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民终26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水清，男，195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沁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阳，河南海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沁阳市紫陵镇西紫陵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沁阳市紫陵镇西紫陵村。法定代表人：李辉，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艳，焦作市沁阳市沁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翟青，焦作市沁阳市沁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郭水清因与被上诉人沁阳市紫陵镇西紫陵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紫陵村委)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20）豫0882民初1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水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判令被上诉人停止妨害上诉人继续经营2005年5月21日《承包村西非耕地合同书》项下的土地;2、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2793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双方于2005年5月21日签订的《承包村西非耕地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多年,该合同应当继续履行。1、2005年5月21日签订的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协商订立的,所有合同内容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虽然合同约定有生效条件,但合同签订后,双方已经实际履行长达十多年,被上诉人以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不成就为由主张合同不生效显然不能成立。2、2019年5月8日,被上诉人以《解除合同通知书》形式通知上诉人解除合同,其行为本身实际已经认可了2005年5月21日承包合同的法律效力，否则何来合同不生效之说。二、被上诉人2019年5月8日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因其不享有解除权,该《解除合同通知书》不能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1、原审以上诉人自2008年以后未办理抵账手续，也未向被上诉人交纳过承包款,认定上诉人未履行交纳承包费的主要义务,被上诉人因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享有法定解除权,此认定不符合本案客观实际,且适用法律错误。2004年以来,上诉人累计出借给被上诉人的30多万元借款用于冲抵上诉人应交承包费是本案事实,本案不存在上诉人恶意拖欠承包费、致被上诉人不能实现收取承包费之合同目的的违约情形。其一、2008年10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办理的土地承包费抵账手续本身已经说明: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借款在客观上包含抵扣上诉人应交土地承包费的目的。其二、被上诉人村委会计郭某、村委副主任任某可以证明,在上诉人应交承包费时,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借款直接用于抵扣承包费(详见郭某、任某证人证言)。其三、2008年10月至2019年5月8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解除合同通知书》,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没有以任何方式向上诉人催要承包费，即使在2019年5月8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解除合同通知书》中,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及上诉人拖欠承包费情况，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借款可以冲抵承包费,上诉人不存在拖欠承包费行为。其四、上诉人明确表示被上诉人的借款可以冲抵承包费,且该意思表示已经告知被上诉人。根据合同法关于抵销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并不拖欠被上诉人承包费。其五、至2019年11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余额为30万元,而每年承包费为25000元,该借款足以冲抵2008年10月以来的承包费。因此,本案不存在被上诉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法定情形。2、原审以“紫陵镇土地整治项目规模较大、涉及工程较多,且沁阳市紫陵镇人民政府因项目占地补偿郭水清177702元,郭水清已经获得该补偿款”,认定被上诉人行使解除权符合双方约定与本案事实严重不符。其一、根据《承包村西非耕地合同书》第五条关于“甲方投资大的项目,需占用此地时,乙方必须服从甲方占地需要,应交回承包地,乙方所投资的附着物合理作价,甲方一次将作价款付给乙方”之约定,被上诉人解除合同需以被上诉人投资大的项目需占用上诉人承包地为前提,而本案并不存在上述合同约定的投资占地情形。其二、根据焦作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沁阳市紫陵镇西紫陵土地整治项目立项的批复和沁阳市紫陵镇人民政府与上诉人签订的《地面附着物补偿协议》及该协议附件《地面附着物清点确认表》,镇政府仅仅是组织施工单位在上诉人承包的土地上进行施工,并不涉及承包土地收回事宜;镇政府补偿给上诉人的也仅仅是树木补偿,上诉人投资形成的其他地上附着物没有纳入补偿范围。所以,上诉人依《地面附着物补偿协议》从镇政府处领取补偿款，与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关系。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既不享有法定解除权,也不享有约定解除权。原审关于被上诉人享有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的认定在事实上和法律上不能成立。三、原审认为,上诉人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为被上诉人解除合同行为合法有效,该认为属于的误解、曲解并错误适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最高院2019年11月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46条明确规定:“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被上诉人依法不享有法定和约定解除权,故被上诉人的解除通知依法不产生解除效果,原审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被上诉人解除合同行为合法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的行为违背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在承包期内单方解除合同、收回土地的行为违法,应当依法将上诉人承包土地交还上诉人继续经营使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即使承包方违约,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九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违约方也仅仅是承担违约责任,并不因此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虽然《合同法》规定有关于合同解除的条款,但是,《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该规定,本案应当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认定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收回承包土地行为的法律效力。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将上诉人承包土地交还上诉人继续经营使用。五、因被上诉人单方违约解除合同,在客观上已经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被上诉人应当对上诉人进行赔偿。上诉人承包的350余亩土地经上诉人巨额投资整理,其中210亩成为耕地。按秋麦两季,小麦年亩产700斤、市场单价1.1元/斤,玉米年亩收800斤、市场单价0.7元/斤,全年每亩收入合计1330元,210亩复耕土地合计收入279300元。由于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已经导致上诉人一年多无法经营使用承包用地,经营收入无法实现。对已经形成的上述279300元损失,被上诉人依法应当进行赔偿。综上,原审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判决结果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且违反法律规定，请求二审依法裁决。西紫陵村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公平公正，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理由：一、原审认定涉案《承包村西非耕地合同书》成立有效，但上诉人不能据此就主观认为无论出现任何情况，合同都应一直继续履行，不能解除。这是上诉人的单方说法，不能对抗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否定被上诉人依法、依约所享有的合同解除权。根据本案基本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正是因为上诉人多年未交承包款的根本违约行为，出现了上诉人应交回承包地合同约定情形，被上诉人依法依约均有权解除合同。上诉人的单方说法，不能否定法律、行政法规所赋予被上诉人的合同解除权。二、被上诉人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法定解除权和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情形，不存在妨害上诉人经营的行为。1、上诉人自2009年起已长达十年未交承包款，也未办理抵账手续，存在根本违约，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情形。（1）、上诉人提供并认可的证据信访答复意见，已经证实上诉人存在根本违约行为。该信访答复意见载明：2008年10月上诉人办理了土地承包费抵账手续75000元（2006年到2008年三年承包费），2009年以后上诉人未办理土地承包费抵账手续。该内容已经证实：上诉人于2009年起至2019年5月未给被上诉人交纳承包费，致使村委会不能实现收取承包费的根本目的，上诉人存在根本违约行为。（2）、上诉人依法不能以存在借款关系来免除其应当交纳承包费的义务。退一步讲，即使村委会对上诉人有部分借款未还，但根据《民法总则》、《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因借款产生的民间借贷关系与因拖欠承包费产生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属同一法律关系，除非当事人达成土地承包费抵账借款的合意。虽然双方曾于2008年10月办理了之前三年承包费75000元抵账手续，但2009年以后未再办理抵账手续，已经说明2009年以后双方没有达成继续抵账合意，上诉人依法不能以存在借款关系来免除其应当交纳承包费的义务。（3）、法律和涉案基本事实，赋予了被上诉人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法定解除权。《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被上诉人据此享有法定解除合同权。因上诉人自2009年起长达十年未交纳承包款，已经构成根本违约，被上诉人作为守约人即可通知上诉人解除合同，无须经催告程序。如果上诉人认为其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2、法律和涉案基本事实，赋予了被上诉人享有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权。《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1）、根据上诉人2009年至2019年5月长达十年未给村委会交纳承包款的违约事实，被上诉人依据合同第四条约定，有权单方解除合同。（2）、被上诉人根据上级政府要求，投资大的项目建设需占用涉案土地，出现了上诉人应交回承包地的合同约定情形，而且上诉人已经收到了地面附着物补偿款，被上诉人依约有权解除合同。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符合约定解除合同情形，不存在妨害上诉人经营的行为。2018年1月份，焦作市政府部门批复决定对包括涉案承包土地在内的西紫陵村和宋寨村的部分土地，立项为土地整治项目，该项目系被上诉人按照上级政府要求，为了打造“中药花海”项目建设，需占用整治后的土地来投资该项目，把非耕地变为耕地，退林还耕，投资花费巨大（约1000多万元），费用虽然由国家政府负担，也是为了减轻西紫陵村的负担，实际上是西紫陵村投资的大项目，是为了造福西紫陵村广大群众集体利益，该项目应属于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投资大的项目需占用此地”这一应交回承包地的情形。而且2018年4月份紫陵镇政府已支付了上诉人附着物补偿款，上诉人交回了承包地，不存在妨害上诉人经营的行为。上诉人要求继续经营原承包合同项下原属非耕地现变为耕地性质的土地，明显缺乏依据。三、上诉人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法定异议权（即未依法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解除合同通知书》早已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上诉人收到解除通知之日起过了一年多时间，才起诉表示对解除通知有意见，要求继续经营已由原属非耕地性质变为现耕地性质的土地，于法无据，依法不能支持。1、双方均认可2019年5月8日上诉人收到了被上诉人送达的《解除合同通知书》。2、上诉人超期没有行使合同解除异议权，《解除合同通知书》早已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虽在起诉状中表示对解除合同通知有意见，但其没有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个月的法定异议权行使期限内，且至起诉时已长达一年多时间，一直没有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解除合同通知书》早已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3、上诉人主张的原承包合同已于2019年5月8日解除，自收到解除通知之日起已经过了一年多时间，上诉人才起诉表示对解除通知有意见，要求继续经营已经变更属性的土地，明显于法无据，不应支持。4、上诉人信访行为不能导致起诉期限的中断，即不能导致三个月内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的期限中断。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2017）最高法行申1471号行政裁定书中已经对此明确了司法意见。《解除合同通知书》早已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最高院的该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旨是：信访制度是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权利救济制度。根据《信访条例》第二条第一款关于“信访”定义的规定和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能够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事项，信访行为不能导致起诉期限的中断。本案中，上诉人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内未依法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该解除通知早已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上诉人收到解除通知一年后，才起诉表示对解除通知有意见，信访行为并不能导致应在三个月内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的期限中断。四、上诉人故意混淆了农村土地承包采取的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的两种不同承包方式的区别，混淆了合同解除权与合同违约责任存在多个方面的区别，企图扰乱法官视听。上诉人引用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不适用涉案合同的解除，不能支持其要求继续经营使用土地的主张。被上诉人解除涉案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1、上诉人引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是在故意混淆农村土地承包采取的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的两种不同承包方式的区别，企图扰乱法官视听。本案合同中承包的是“非耕地”，是通过协商方式承包的，应当适用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规定。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合法合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中，第四十八条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涉案承包合同是通过协商方式签订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承包费等，是由双方协商确定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被上诉人解除合同，既是行使合同赋予的约定解除权，又是行使《合同法》赋予的法定解除权。2、上诉人引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是在故意混淆合同解除权与合同违约责任的区别，企图扰乱法官视听。被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行使解除合同的法定解除权，并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涉案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行使约定解除权，合法合理。合同解除后，不可能再将土地交给上诉人继续经营使用。（1）、合同解除权与合同违约责任，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合同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即权利人仅凭自己的行为即能引起某种民事权利产生、变更、消灭的权利。为了保护合同关系的稳定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解除权有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两种形式。而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而产生的一种合同责任。（2）、合同解除权与合同违约责任，是合同法中两项各自独立的法律救济制度。违约责任是在合同有效成立的情况下，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对方当事人要求违约方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而合同解除则是无法实现合同订立目的时，当事人选择终止合同效力的一种救济制度。（3）、合同解除虽系基于违约事实而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不属于违约责任方式，而属于一方违约后对方采取的独立于违约责任的一种救济方式。（4）、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不可能表现为继续履行。五、上诉人明知村委会公开竞价发包却自动放弃报名参加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这是上诉人行使处分权的表现，被上诉人无权干涉。被上诉人在依法解除合同后，根据上级政府要求和项目建设需要，为了配合政府做好土地整治项目后续验收工作，按照民主议定原则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对整治完工后的部分土地，面向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全体村民进行公开竞价发包，并在村中醒目显著位置张贴公告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告知村民有关公开种植竞价发承包的时间、地点以及竞标结果的情况等，完全符合法定程序，没有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020年3月10日下午，被上诉人村三委在镇政府纪检工作人员现场监督下，在村委会议室举行了土地种植发、承包公开竞价，上诉人的亲弟弟郭大雷还代表上诉人到场全程参加，并对村委会公开竞价发承包一事，现场发表了意见。上诉人弟弟的言行进一步证实，上诉人对村委会事先广泛宣传告知有关公开种植竞价发承包的情况，是知道的。上诉人单方推测计算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279300元，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正确，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水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妨害原告继续经营2005年5月21日《承包村西非耕地合同书》项下的土地；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793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原、被告于2005年5月21日签订《承包村西非耕地合同书》，双方约定：“1、承包期从2005年10月1日至2055年9月30日止，承包期为50年；2、承包期之日起，每年五月份乙方（郭水清）一次性交甲方（西紫陵村委）承包款贰万伍仟元整。最迟不得超过八月份，如不按时交款，甲方可终止合同；3、乙方要保证在三年内开发整理结束，承包区内的开发投资由乙方负责，甲方不负任何责任；4、甲方投资大的项目，需占用此地时，乙方必须服从甲方占地需要，应交回承包地，乙方所投资的附着物合理作价，甲方一次将作价款付给乙方；5、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公证机关各执一份，签字盖章后生效。”原告向被告提供有借款，原告曾办理了2006年至2008年三年土地承包费75000元的抵账手续，之后未再办理抵账手续，也未向被告西紫陵村委交纳过承包款。2018年1月25日，焦作市国土资源局同意沁阳市紫陵镇西紫陵土地整治项目立项的申请，项目区位于沁阳市紫陵镇西紫陵村和宋寨村等两个村，总规模为33.59公顷，规划新增耕地29.79公顷。2018年4月24日，甲方（沁阳市紫陵镇人民政府）与乙方（郭水清）达成地面附着物补偿协议，协议约定：“补偿占地范围为经甲乙双方确认的沁阳市紫陵镇西紫陵村西土地整治项目范围内，补偿金额为177702元”，原告郭水清已经获得该补偿款项。被告西紫陵村委向原告郭水清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2019年5月8日郭水清收到该通知书。2020年3月6日西紫陵村委会发布公告对整改土地300亩进行了种植招标，苗武利以每亩210元中标。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就本案而言，双方争议在于：一、双方于2005年5月21日签订的《承包村西非耕地合同书》是否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承包村西非耕地合同书》中约定：“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公证机关各执一份，签字盖章后生效”，虽然该合同中只有甲乙双方签字，缺少公证机关的签字盖章，但原告对该土地已经进行了开发种植且向被告交纳了三年的土地承包费，被告均予以接受，双方履行了该合同，故原、被告于2005年5月21日签订的《承包村西非耕地合同书》合法有效。二、被告解除《承包村西非耕地合同书》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合同的解除有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两种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第四款：“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及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原告虽向被告提供有借款，但原告在办理了2006年至2008年三年土地承包费75000元的抵账手续之后，未再办理抵账手续，也未向被告西紫陵村委交纳过承包款，原告未履行交纳土地承包费的主要义务，被告因此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享有法定解除权；且被告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中，引用了“现因该宗土地纳入紫陵镇土地整治项目，西紫陵村委会需要收回该宗土地，且你已收到地上附着物补偿款。鉴于上述原因，特通知解除该合同”，是行使约定解除权的行为。根据本案查明情况，紫陵镇土地整治项目规模较大、涉及工程较多，且沁阳市紫陵镇人民政府因项目占地补偿原告郭水清177702元，原告已经获得该补偿款，故被告行使解除权符合双方约定，其通知解除行为应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19年5月8日郭水清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其在三个月内并未向人民法院起诉。综上所述，被告解除《承包村西非耕地合同书》的行为合法有效。三、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否合理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任何被告造成其经济损失的证据，故原告主张的损失该院不予认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郭水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95元，由郭水清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郭水清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案提供：1、涉案承包土地现场照片9张，证明西紫陵村土地整治项目并不涉及土地征收行为，仅为平整土地，对上诉人的赔偿也仅限于地面种植物，而上诉人对涉案土地的其他投资至今均未予补偿，被上诉人无权以土地整治项目为由收回涉案承包土地，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西紫陵村委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指向均有异议，该证据仅为现场的部分图片，并不能够反映涉案土地的全部概况。且该证据后所附的表是上诉人单方制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涉案土地经焦作市政府部门批复，列项为土地整治项目，该项目系村委按照上级政府的要求，为了打造“中药花海”项目建设，需占用整治后的土地来投资该项目，把非耕地变为耕地，退林还耕，投资花费巨大。因此，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2、两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郭某陈述称：其在1986年至2002年担任村委会的支委和村委委员，期间上诉人担任过村支书；2004年到2018年其任村委会计，并担任村委会的支委和村委委员，上诉人担任村委支书和主任，2018年5月因村里换届没有被选上，我和上诉人都不干了。在我担任会计期间，上诉人承包有村里土地，承包期间，村委向上诉人个人大概借有30万元钱，上诉人曾和村委沟通过用借款来抵扣其承包费。2009年后在村委会开会的时候说过上诉人以借款冲抵其承包费的事，但没有办理书面手续，是否有书面会议记录记不清了。证人任某陈述称：其从2004年至2018年担任村委会副主任，还担任村支委委员和村委委员，上诉人担任村委会支书和主任，2018年5月因村里换届一起退出不干了。期间上诉人承包有村里土地，承包期间村委借有上诉人约30万（以记账为准），上诉人曾和村委沟通过用其个人借款来抵扣其承包费。2009年后在村委会说过，村委会同意上诉人以借款冲抵其承包费，但是否办理书面手续，是否有书面会议记录记不清了。另，我和郭某一起去紫陵镇政府反映过现任村委会没有给我们发放退休工资的问题。上诉人郭水清质证称：上述两位证人均系上诉人承包土地经营期间的村委会干部，其证言可以证明上诉人在承包期间向村委会出借借款达30万，并且在2009年之后仍与村委会沟通以借款抵扣承包费的事实。按照承包合同中年租金25000元计算，该借款足以抵扣至2020年的承包费，因此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履行支付承包费义务为由解除合同不成立。被上诉人村委质证称：1、两个证人与上诉人同在一个村两委班子共事多年，而且与上诉人都是因2018年5月村两委新一届班子竞选成功后，一起退出不干的。两证人还一直去镇政府反映现任村两委班子没有给其发放工资等问题，对现任村两委班子非常不满，存在矛盾，在本案中明显具有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证据规则第90条第3项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2、两个证人在回答是否办理过书面抵账手续以及是否有会议记录等关键性问题时，均以记不清楚等搪塞，因此，在没有抵帐手续等有力证据佐证下，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依法不能认定；3、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信访答复意见，可以证实上诉人仅办理了2006年到2008年三年承包费的抵账手续，2009年以后未办理承包费的抵账手续，仅凭两个证人的口头说法，无法证实2009年以后存在以借款直接抵扣承包费的抵扣合意。因借款产生的民间借贷关系与拖欠承包费产生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属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因此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主张借款冲抵承包费的事实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郭水清提供的照片仅能证明目前土地的现状，不能证明村委解除合同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两位证人证言均对郭水清2009年以后以借款折抵承包费的事实是否有书面依据说不清，且郭水清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村委亦否认以借款折抵承包费的事实，故对郭水清主张2009年之后仍与村委会沟通以借款抵扣承包费至2020年的事实不予认定。经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另查明，2004年至2018年郭水清担任西紫陵村委支书及村委主任，2018年5月因西紫陵村委换届不再担任该职务。本院认为，本案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涉案合同合法有效。支付承包费是承包人履行承包合同的主要义务，郭水清自2009年以后未履行交纳土地承包费义务，导致西紫陵村委不能实现签订合同的目的，郭水清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关于上诉人郭水清主张以借款抵销其承包费问题。民间借贷关系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属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郭水清主张以借款抵销承包费，但其缺乏有效证据证明其与西紫陵村委达成了抵销合意，故其上诉所称的2009年之后与村委会沟通以借款抵扣承包费至2020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合同解除问题。因郭水清违约未支付承包费，西紫陵村委依法享有合同法定解除权，且依法向郭水清履行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义务，同时，政府批复决定对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西紫陵村和宋寨村的部分土地立项为土地整治项目,该项目系西紫陵村委按照上级政府要求进行的项目建设、投资,需占用整治后的土地投资项目，将非耕地变为耕地,应属西紫陵村建设的大项目,出现了郭水清应交回承包地的合同约定情形，且郭水清已经收到了地面附着物补偿款，故西紫陵村委收回涉案土地并解除合同，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不存在妨害郭水清经营的行为。郭水清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并未在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提出异议，故原审认定西紫陵村委解除合同的行为有效，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涉案承包地是“非耕地”，应当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涉案承包合同是双方通过协商方式签订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承包费等，是由双方协商确定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不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其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郭水清主张的经济损失279300元，因其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郭水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90元，由上诉人郭水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军审判员 余同云审判员 毕 蕾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王向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