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30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升文，男，1947年8月7日出生，汉族，博山陶瓷厂退休职工，现住淄博市博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升林，男，195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博山平板玻璃厂退休职工，现住淄博市博山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家栋，山东博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耜民，男，196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博山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职工，现住淄博市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耜强，山东法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升文、刘升林因与被上诉人毕耜民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4民初3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升文、刘升林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首先一审判决在亲属关系认定上出现严重错误，上诉人的父亲刘绪全(于1954年年底去世)与被上诉人的外祖父刘增祥之间应是养父子关系，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系兄弟关系，因为当时刘增祥婚后没有生育男孩，只生育了二个亲生女儿刘绪贞、刘绪华。刘绪全的亲生父亲叫刘延祥，而刘延祥婚后生育二个儿子，一个是上诉人的父亲刘绪全，另一个叫刘绪昌，所以，1951年3月8日按照当地的民间风俗习惯通过内亲和族人写了文书将刘绪全过继给了刘增祥作儿子，由书面文书为证，足以证明上诉人的父亲刘绪全与被上诉人的外祖父刘增祥系养父子关系。再就是刘增祥还有一个亲兄弟叫刘恒祥，刘恒祥与本案无关联，所以，被上诉人的外祖父刘增祥与上诉人的祖父刘延祥及叔伯爷爷刘恒祥三人系亲兄弟关系，所以，一审判决认定刘增祥与刘绪全是兄弟关系是错误的。其次涉案房屋来源权属认定错误，1954年8月20日刘增祥、刘延祥、刘恒祥兄弟三人从原博山区山头河北西村刘玉凤处购买0.407亩土地(有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买卖契纸第14117号为证)，后该宗地用于兄弟们建房居住之用，1964年刘增祥，刘延祥都新建了房屋，在1964年12月24日立契人刘延祥淄博市房地产建筑草契纸载明刘延祥建房屋六间；1964年12月24日立契人刘增祥淄博市房地产建筑草契纸载明刘增祥建房屋三间，他们新建房屋建成后又在1964年8月20日的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第14117号买卖契纸上附记登记，附记中载明：“刘延祥新建海青房陆间，刘增祥新建海青房叁间”，附记记载时间为1965年1月26日，可见，被上诉人的外祖父刘增祥当时新建了只有三间房屋，非四间房屋，权属登记的很清楚，而一审法院在毫无客观事实和权属登记证明依据的情况下，妄加推断将位于博山区间都认定该房屋所有权归被上诉人所有，是极其错误的，与事实不符，原建房屋现状未拆可以现场勘查确认清点。再就是上诉人主张涉案的位于博山区屋全部归上诉人的母亲曲克芬所有，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应当予以支持。事实是1972年期间，被上诉人的父母在博山区大峪沟新盖了房屋，1973年期间，被上诉人的父母和刘增祥就从原住处博山区搬到了被上诉人的父母新建房屋处居住，后来1974年期间刘增祥曾找到上诉人的母亲曲克芬说：“孩子他姑刘绪华盖了新房后经济上比较困难，你们给她几个钱帮帮她忙，家里的老房子(指刘增祥原先自建的北屋叁间)就归你们住了，空着也没用。”事后上诉人的母亲就给了刘增祥400元，刘增祥收了400元后将相关的该院房屋钥匙、地契和房契手续都交给了曲克芬，毕竟上诉人的父亲原先过继给了刘增祥，当时就没有办理任何购买或者赠与手续。但是自1974年起原刘增祥的叁间北屋就一直由上诉人的母亲曲克芬及孩子们一起居住至今，这样在1990年农村办理宅基地使用证时，涉案刘增祥的北屋叁间就登记在了曲克芬的名下，详见博集建(1990)字第027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及附图，当时办证和被上诉人起诉之前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虽然宅基地使用证不属于所有权证，但却是能证明谁是房产主人的证据，因为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是基于土地上房屋所有人，而确定房屋所有人的土地使用面积并缴纳土地使用费(其中包括房屋占地面积的应缴纳的费用)，在农村没有其他房屋所有权证明的情况下，事实上实践中就视为房屋所有权属证明依据。而一审法院脱离客观事实，在一审庭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供的1964年12月24日立契人刘增祥淄博市房地产建筑草契纸载明刘增祥建房屋只是三间，不知一审判决依据什么认定被上诉人的外祖父刘增祥的房屋由三间变成了四间，从何而来的第四间房屋，再就是按照1990年当时的国家政策需要全村全体村民住户都要办理并发放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而现在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刘增祥持有涉案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及附图予以相互印证，所以一审判决错误的认定脱离了客观事实。本案涉案房屋实际所有人就是上诉人的母亲曲克芬，因为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登记标注的房屋所有主人姓名和房屋所在位置及四邻都有明确登记，完全可以作为确认房屋所有权的根据，一审判决否定上诉人的抗辩事实和理由是没有道理和法律依据的，根本不成立。本次棚户区旧村改造，房屋拆迁就是依据居民住户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作为认定拆迁安置补偿的依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房屋拆迁评估价格测算表可以证明，并不需要房屋所有权证书来证明，所以，在没有其他足以推翻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记载登记的内容情况下，是完全可以作为认定房屋所有权人的依据，因此，一审法院违背了客观事实，适用法律不当，所作的一审判决是极不公正公平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作出的一审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查明事实，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裁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毕耜民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第一，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是主张涉案房屋是其母亲曲克芬家自己建造的，在上诉状中又说是刘增祥建造的。第一次庭审后，法院组织双方现场勘验涉案房屋时，两上诉人当场承认北屋系刘增祥的，东屋是他们的。后又提出是曲克芬以400元的价格从刘增祥处购买了涉案房屋。不仅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而且前后相互矛盾。第二，1964年12月24日淄博市房地产建筑草契纸载明涉案房屋是刘增祥的，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并不否认这一事实。只是承认三间北屋。而非四间。西面一小间是归其所有耳屋，耳屋是贴着正屋西山墙上建造的（也就是借正屋山墙）。按照规定，只有正屋的所有权人才能在此建造耳屋，外人在此建耳屋就是侵权，相邻之间是要留滴水的。该屋正屋是刘增祥的，因此贴着正屋建造的耳屋也应是刘增祥的。上诉人在一审中自始至终没有主张耳屋是其所有，在勘验现场认可北屋是刘增祥的，现又主张耳屋归其所有没有根据。第三，一审判决书在叙述中“原告的外祖父刘增祥与被告父亲系兄弟关系”。将其中的“祖父”写成“父亲”是一个笔误，不影响涉案房屋所有权的事实认定。第四，1973年，答辩人父母在外建造一套新房，外祖父刘增祥随我们一起搬到新居处居住，涉案房屋空闲着。后上诉人母亲曲克芬（刘增祥侄媳妇）找到我们想借住涉案房屋，考虑到上诉人父亲早年过世，孤儿寡母住房紧张，就将闲置的涉案房屋让其居住。并非“收了400元后，将该房屋地契和房契手续交给了曲克芬”，该房屋的房契手续始终在我们手里。1990年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曲克芬在此居住。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将村委会确权的工作人员隐瞒事实真相，导致我们所有的涉案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证都登记在其名下，与淄博市房地产建筑草契纸登记不一致，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是正确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述事实证实涉案房屋所有权归答辩人所有，但90年确权登记时，上诉人母亲曲克芬未经许可，私自将答辩人外祖父所有的涉案房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其名下。依照《物权法》第17条之规定及最高院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据此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完全正确。 毕耜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位于博山区屋（67.81平方米）及附属设施（北小棚、堰、院墙、厕所墙、大门墙、西北墙）归原告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争议房产位于博山区，79号院内有四栋房屋，其中北屋四间是本案争议标的。原告的外祖父刘增祥与两被告的父亲系兄弟关系，两被告的母亲是曲克芬。刘增祥的父母、妻子均先于刘增祥死亡；刘增祥及其妻子生有二女刘绪贞、刘绪华（原告母亲）。刘绪贞夫妇死亡时，他们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刘绪贞夫妇育有五个子女，分别是侯宝卫、侯宝霞、侯宝年、侯宝贞、侯宝庆。刘绪华、毕玉训夫妇死亡时，他们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刘绪华夫妇育有毕耜民、毕连民、毕耜菊三子女。2019年9月20日，侯宝卫、侯宝霞、侯宝年、侯宝贞、侯宝庆、毕连民、毕耜菊出具证明一份，证明称他们放弃对博山区房屋及附属物的继承，归毕耜民一人继承所有，故原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本案争议房屋及附属物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 2018年12月6日，两被告向山头街道河南东古窑村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改造指挥部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称“坐落于产权人为曲克芬的房产一处，由两被告全权处理，如发生经济纠纷，由两被告承担一切责任”，同日刘升文以曲克芬的名义与山头街道河南东古窑村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改造指挥部（甲方）签订《拆迁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一份，两被告以货币补偿的方式将涉案房屋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由两被告作价卖给他人也拟拆除）及附属物交由甲方拆除。原告知悉后，向山头街道河南东古窑村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改造指挥部提出异议，提出拟拆除房屋及附属建筑物系原告所有，不认可两被告的处分行为，现房屋未拆除并处于闲置状态。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淄博市房地产建筑草契纸一份用于证明涉案四间北屋原系刘增祥所有。原告主张，原告及其父母曾与刘增祥共同居住在涉案房屋内；1973年左右，原告父母及刘增祥搬离房屋到他处居住；搬离后被告母亲曲克芬提出借住原告的房屋，刘增祥予以同意，两被告及曲克芬借住原告房屋至2018年；在刘增祥不知情的情况下，曲克芬私自将涉案房屋的宅基地办理至其名下，两被告私自将涉案房屋处分，侵犯了原告因继承取得的房屋所有权。两被告主张涉案房屋系曲克芬所有，其主要证据是博集建（1990）字第027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勘验并向刘增祥、曲克芬的老邻居进行询问，查明涉案四间房屋的所有权人确系刘增祥，刘升文认可宅基地是曲克芬的，房屋是刘增祥的。庭审中，两被告先是主张涉案房屋是曲克芬家庭自己建设的，后又主张是以400元的价格从刘增祥处购买的，但均未提供建设或者购买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对两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但有充分证据证实不动产实际权利人与登记的权利人不一致，实际权利人向人民法院主张物权，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应当予以理清权属，当事人可以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申请登记机关予以更正。在本案中，淄博市房地产建筑草契纸载明的涉案房屋权属及原审法院查明的房屋所有权人均为刘增祥，但博集建（1990）字第027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涉案房屋土地使用权人为曲克芬，但刘增祥享有房屋所有权在先，曲克芬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后，该宅基地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与房屋实际所有权人不一致，根据地随房走、地房一致原则，宅基地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确有错误，因此该博集建（1990）字第027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不能作为确认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的根据，应确认位于博山区间原为刘增祥所有。对于附属物北小棚、堰、院墙、厕所墙、大门墙、西北墙，因南沟街79号院落属于四户共同使用，为共同利益建设的院墙、围墙等（包括其他户建设的院墙、围墙）应为四户共同使用，当事人可在拆迁补偿、房屋转让过程中对于自己建设的部分主张相关补偿权利，但不属于单独确认权属的范围；北小棚等临时建筑，因建设在共同使用的院落内，属于合伙建设使用还是个人建设使用，原、被告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当事人可在拆迁补偿、房屋转让过程中对于自己建设的部分主张相关补偿权利，但也不属于单独确认权属的范围，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亦不予确认权属。本案原告通过继承取得博山区间，要求确权，予以确认；对于两被告处分涉案房产的行为，因原告不予追认，不能以此改变原告享有房屋所有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原告的其他诉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位于博山区间（三间正房、一间耳屋）所有权人为原告毕耜民；二、驳回原告毕耜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原告毕耜民负担12.50元，被告刘升文、刘升林负担12.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刘升文、刘升林提交证据一，1954年5月23日刘玉凤的房地产买卖草契纸一份，拟证明涉案房屋、土地从刘玉凤手中购得；证据二，1954年8月20日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买卖契纸，载明上诉人的爷爷刘延祥、刘恒祥、刘增祥从刘玉凤手中购得河南西村南沟土地0.807亩，同时该契纸上附记部分载明1965年1月26日刘延祥新建海 青房六间，刘增祥新建海青房三间，所以不存在刘增祥建有四间房屋的事实；证据三，1964年12月26日淄博市房地产建筑草契纸，确权证明上诉人的爷爷刘延祥建房六间与上述二号证据相印证；证据四，1951年3月8日过继文书，即上诉人的父亲刘绪全过继给刘增祥的文书，在1951年3月有族人和证明人，拟证明上诉人的父亲刘绪全过继给刘增祥为儿子，形成过继子关系。被上诉人毕耜民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的是购买案涉宅基地建造涉案房屋院子，兄弟三人各自建房，刘增祥建造的北屋三间，东屋和南屋是刘延祥建的，西屋是刘恒祥建的，该证据与涉案房屋并不冲突；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证明北屋三间是刘增祥建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我方提供的证据是相联系的，上诉人的证据三是1964年12月26日发的，我方是同年同月的24日颁发的确权证，相互之间并不矛盾，上诉人六间我方三间；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诉人的父亲从来没与刘增祥在一起生活过，刘绪全1954年就去世了，一直都是被上诉人的一家人对刘增祥养老送终。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对上述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过继文书的真实性虽有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本案中对案涉房屋的主张，对该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刘增祥与刘升文、刘升林祖父刘延祥系兄弟关系。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陈述意见能够认定，案涉北屋系刘增祥合法建造，依照上述规定，刘增祥应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案涉房屋所在宅基地登记的使用权人虽为曲克芬，但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曲克芬通过何种方式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上诉人主张上述房屋曲克芬系以400元价款从刘增祥处购买取得，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北屋（三间正房、一间耳屋）系刘增祥遗留的合法财产，由被上诉人继承取得，从而确认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毕耜民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升文、刘升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升文、刘升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兴民 审 判 员 王 娜 审 判 员 李灵福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法官助理 赵树一 书 记 员 苏银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