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洪雅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23民初1163号 原告：袁友军，男，197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清，四川必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祝良利，男，198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洪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明忠，四川恒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友军与被告祝良利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元月26日签订的《合伙协议》；2.责令被告与原告进行结算；3.判决由被告支付原告合伙投资超额款158764.5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5年7月1日与黄龙村1组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向本组承包了“烂包沟”鱼塘的经营权22年。被告因开发资金不足邀约原告合伙开发经营农家乐，双方于2016年元月26日签订了《合伙协议》，协议约定由双方承继原合同的权利义务，约定按照1:1分配利润，原告出资额多出平均出资的多投资部分由被告现金支付。合伙期间，原告实际出资300000元，被告出资50000元。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双方发生矛盾无法协商处理，由被告实际经营，后该合伙项目获得拆迁补偿款162000元，各应分得81000元，但被告仅分给了原告50000元，欠31000元未分给原告。另外，原告合伙投资超额款25万元被告应当支付原告125000元，拆迁后资产残值补偿款原告应分得10000元，废旧折价款应分得10000元，以上共计178764.5元扣除原告收入20000元，被告应支付原告158764.5元。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被告与花溪黄龙村签订了承包烂包沟鱼塘22年，原、被告对投入没有进行过任何估价，双方补签了合伙协议，协议签订后双方没有进行过结算，该鱼塘发生事故导致一人死亡，被告自行出资120000元赔偿，该款项发生在合伙期间，属共同债务，应按出资比例进行承担。2019年11月因工程建设占用该鱼塘，补偿162000元，按照协议被告向原告支付了50000元。原告出资款并未超额，经营期间各项支出费用均是被告自行支出。原告诉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要求被告支付超额部分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被告围绕本案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双方均对对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质证，现针对各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证：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诉讼主体适格。被告质证后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土地流转协议》、《合伙协议》，拟证明向洪雅县花溪镇黄龙村1组承包鱼塘以及原、被告双方合伙以及双方对盈利分配、债务承担等内容的约定。被告质证后对《土地流转协议》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仅证明被告如实向原告陈述了鱼塘的合法来源，承包年限为22年且已向发包方支付了全部承包费2200元。对《合伙协议》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了双方的合伙行为，但该协议未载明原、被告具体出资金额以及分配方案，并且协议上载明的是要有利润后才按协议约定的进行分配和承担债务，现在合伙没有利润，所以即使原告有多投资的部分被告也不应该分摊支付。本院认为，《土地流转协议》系2015年7月1日被告祝良利与黄龙村1组就案涉鱼塘的承包经营权签署的协议，原、被告对鱼塘的承包年限及租金均无异议。《合伙协议》系鱼塘承包后，原、被告对鱼塘进行修整、修建地面房屋并装饰装修、购买经营用品用于养殖业以及农家乐经营，该协议签订于2016年元月26日，而双方经营的农家乐于2018年2月4日（农历2017年腊月19日）开业，因协议签订时原、被告一直在对经营项目持续投资，无法确定具体的投资金额，故协议第三条出资金额无法确定，仅注明“算账签字确认”。虽然签订协议时双方对各自出资金额无法确认，但经双方初步计算，原告袁友军的出资金额已超过被告祝良利的出资金额，故双方在第四条盈金分配与债务承担中约定：合伙各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1、盈利分配：当鱼塘有收益时，先归还袁友军超过祝良利投资额的部分。以后利润按1:1的比例分配。2、债务承担：有经营利润不足归还袁友军多投资超出部分时，多投资部分也由双方1:1承担，在解散时现金支付。原、被告均在该协议上签名捺印。该协议系双方自愿协商后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充分说明双方对于利润与亏损均应平均分担，相关约定内容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双方无论合伙时还是散伙时的出资比例都要一致，以及在签订协议时已经出现双方出资金额不一致时，在后期经营过程中以及散伙时对原告超过被告的出资部分如何处理的问题。如经营利润超过双方投资总额时，应先偿还原告超过被告的投资金额，保证双方投资金额一致，剩余利润部分再进行平均分配；如没有利润或利润低于原告超出被告投资金额的部分，则该部分金额原、被告各承担一半，并在散伙时由被告现金支付原告。故本院认定，原、被告对渔塘合伙经营，且原告出资大于被告，双方对原告多于被告的出资部分作出明确约定以保证双方出资额一致，且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三、记账单。原告陈述合伙的渔塘、农家乐于2018年2月4日（农历2017年腊月19日）开业后，双方于2018年正月对各自记载的出资金额进行当面扎帐，对双方具体出资金额予以明确，因为此后没有再对渔塘及农家乐投入资金，所以就没有其他的账目了。同时对未支付的款项一一列明，记载的未给付的款项均由2019年10月的渔塘拆迁补偿款予以支付。原告提供本人记载的记账单拟证明本人的支出项目以及出资金额为296743元。被告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该记录是原告单方行为，没有被告签名，且给付款项的收款人不明确，没有注明发生日期，款项是否支付也不清楚，不能证明原告实际支付了该记账单上的金额。本院认为，原告提供了记账单，详细载明了收款人姓名、支出项目、具体金额，部分项目与被告提供的明细能够一一对应，其中未支付的项目事后确实也是通过被告从渔塘补助款中予以支付，该记账单记载的项目系从渔塘承包后清整渔塘、修建农家乐至开业后不久的支出，此期间原、被告一直亲自参与其中，对相关建设项目及人员、费用均了解且清楚，虽然该记账单上没有双方签名，但并不代表该账目双方未予认可。被告作为亲身参与者，庭审中泛泛而言否认该证据，既未提出反证否定该证据的三性，连记账单中载明的某项支出均未提出具体明确的否定，其抗辩理由苍白无力。被告在庭审后接受法庭询问时承认“他出的钱是要比我多，大家的账也没有乱记”，充分说明被告庭审时发表的抗辩理由为虚假陈述，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认定原告实际出资296743元。 四、补偿领款单，证明被告领取渔塘拆迁补偿款167529元。被告质证后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原、被告2017年就没有合伙了，2018年10月才口头解除了合伙协议原告退伙，该补偿金系原告退伙后发生的，与原告无关。本院认为，双方合伙的农家乐2018年2月4日才开业，被告陈述双方2017年就没有合伙、原告2018年10月退伙明显与事实不符，且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告知原告渔塘补偿款为162000元，且在原告未提供该证据时仍在答辩状中强调补偿款为162000元，其在明知真实补偿款金额的情况下仍然作虚假陈述，其陈述内容证明力极低。本院认定双方合伙期间因渔塘拆迁获补偿金167529元。 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诉讼主体适格。原告质证后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土地流转协议》，拟证明案涉鱼塘系被告向发包方通过承包方式取得，具有合法来源，承包期限为22年，被告已支付承包款2200元。《合伙协议》拟证明双方合伙关系，该协议约定内容上虽然约定了投资金额和分配义务，但并未约定拟投资金额和盈余分配。原告质证后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对盈利分配、债务承担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合伙协议证明双方合伙期限至今未届满，仍处于合伙期间。因原告亦提供了该两份证据，本院认证理由同上，不再赘述，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三、被告记录的开支明细、材料购买、生活费开支等，共计31页，拟证明合伙期间被告为合伙事务的支出项目及金额，合伙关系解除后因该鱼塘由被告自行经营，故没有记录支出账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31页明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用圆珠笔事后在皮套笔记本上梳理记载的被告出资明细共5页，主要内容为渔塘租赁后清理渔塘及修建农家乐的人工、伙食、油费等杂项开支等，钢笔书写总金额为56809元，后他人用圆珠笔在该金额下方书写减10000元，最终为46809元，原告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该5页事后书写的支出明细与金额与被告另外提供的4页（4-19—4-22）用黑色、红色签字笔以流水账形式记载的渔塘租赁后的支出明细高度一致，原告质证后陈述这就是双方对账后，被告妻子将原来所记的流水账重新核对后抄在笔记本上的，这就是双方结算对账的重要证据。第二，关于被告之妻用黑色笔迹写出“共计：56809元”下面，有明显笔迹不一致的用圆珠笔添加的“一10000/46809元”的情况，在回答添加笔迹是谁书写时，被告先回答是其妻书写，后又回答可能是其妻所写，也可能是本人书写，记不清了，其回答前后矛盾。在回答为什么要扣减10000元时，其回答是因为还有的款项没有支付，但到底是欠谁的款项、欠多少钱也不知道，所以大概估算为10000元。被告回答的内容与其提供的本人保管的尚欠他人的姓名、金额明显不符，完全不合常理，纯属胡编乱造。原告质证后认为为什么被告对账单上要扣减10000元的原因是因为该款系原告提前支付被告用于合伙开支的，该10000元已记载在原告记账单第一项“付祝良利10000元”，该款属于原告的出资而不是被告的出资，也非被告陈述的系未支付他人的款项，所以要予以扣除。原告陈述该添加笔迹为什么与被告之妻书写的颜色、笔迹不同，是因为该数字系原告提出应当扣除后原告本人用圆珠笔在被告的记账单上添加的，故两者颜色、笔迹存在不同。针对上述问题，被告的陈述前后矛盾、而原告的解释合情合理，故对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信。 针对被告提供的合伙事务产生的票据，购物明细等26页材料，欲证明本人还有其它出资金额，本院认为并不能因为其持有票据就能证明该费用由其本人支付，还是应查明该费用的实际支付情况。首先，原告质证后对该系列票据清单一一作出了详细明确的说明：赈欠成都力成电缆有限公司材料款，负责人谭斌介34805元；赈欠花溪顺达装饰建材铺树脂瓦等材料款，负责人张荣25929元，该两笔款不属于被告个人投资，均系原、被告事后用渔塘补偿款于2019年11月24日偿还，属于共同投资。其次，虽然被告祝良利提供了洪雅县花溪电力管理站用笺记载的电力材料款6417元、袁家杰五金水管销售清单记载的6761元、尹述军8200元、任先平6430元、何明富11800元、刘明旭鱼苗钱8276元，原告陈述上述款项均由其本人或前妻支付，而非被告支付；支付祝明福的农家乐所用水泥款14016元、生活费6000元系原告把现金给予被告后由其向他人支付。上述款项均记载于原告本人的记账单中。最后，如果被告提交的出资清单或票据全部属于其本人投资，那么其出资金额将大大超过其用圆珠笔合并累计的金额。被告在回答“为何主张原告只出资了48000元，这个数据哪里来的？”时自认“账本是各人记录各人的，我是以我本子上记录的金额为准，反正我投资了4.8万元，大家投资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对方也只出资了4.8万元”，其自认出资金额与其累计并扣除原告支付的10000元后的46809元高度吻合，与其提供的证据欲证明的出资金额大相径庭。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部分采信、部分不采信。 2016年7月双方合伙期间承包的渔塘发生一起男童溺水死亡事件，赔偿了死者家属120000元。原告陈述双方各自支付了55000元，其他部门支付了10000元；被告在答辩及庭审时作虚假陈述，主张赔偿款120000元是自己独自赔偿的，原告未承担过赔偿费用。后经法庭询问，又承认双方各自出资50000元，其他部门支付了20000元。无论双方实际支付的赔偿款数额为多少，总之双方承担的赔偿费用均为一致，且已实际支付，故该费用不再予以计算。原告除述农家乐开张营业后没有其他的投入了，所以其提供的对账单记载的就是其全部投资金额；被告陈述其提供的记账单所记录的是双方合伙时本人的投资金额，原告2018年退伙后本人还有投入，但因为是自己独自经营，所以没有记录。本院认为被告陈述原告于2018年退伙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庭审结束后，经法庭询问，被告陈述“他出的钱是要比我多，大家的账也没有乱记，但他没有和我好好说怎么算账就直接告我，所以说不是我不认账。”这充分说明被告庭审时所作陈述均为虚假陈述。原、被告提供的记账单的项目、时间段均为渔塘租赁后修整渔塘、修建农家乐的支出，农家乐营业后双方均无继续投资的支出及记录，故本院认定双方提供记账单的金额就是本人全部投资。原、被告对账后袁友军个人支付了白永胜、彭三的水管钱1000余元，原告自动放弃不再计算。原告记录的未支付尹铁匠7860元；成都力成电缆有限公司材料款，负责人谭斌介34805元；赈欠花溪顺达装饰建材铺树脂瓦等材料款，负责人张荣25929元，该三笔款项共计68594元均是用2019年渔塘拆迁补偿款支付，故该费用作为双方共同平均支出的投资款不再予以计算。最终，根据双方提供且本院认定后的记账单，本院认定原告实际出资296743元，被告实际出资46859元（46809元＋2016年1月5日购买火草纸50元）。 对上述已确认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以上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 被告祝良利于2015年7月1日与洪雅县花溪镇黄龙村1组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承包该组“烂包沟”鱼塘的经营权22年，每年承包费100元，被告一次性支付了全部承包费2200元。事后，原、被告协商一致，达成口头协议，合伙经营渔塘及农家乐。双方各自出资对渔塘进行清淤、修缮，同时修建、装修房屋、购买设施设备，准备经营农家乐。2016年元月26日，原、被告补签了书面《合伙协议》，协议签订时，由于相关修建项目还未完成，后期还需投入资金，故协议第三条出资金额无法明确，只载明“算账签字确认”，但经初步计算原告此时的投资金额已经超过被告的投资额，为保证双方权利义务一致，在协议第四条盈金分配与债务承担中对原告超出被告的出资如何处理作出约定：合伙各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1、盈利分配：当鱼塘有收益时，先归还袁友军超过祝良利投资额的部分。以后利润按1:1的比例分配。2、债务承担：有经营利润不足归还袁友军多投资超出部分时，多投资部分也由双方1:1承担，在解散时现金支付。原、被告均在该协议上签名捺印。2016年7月承包的渔塘发生一起男童溺水死亡事件，赔偿款120000元中原、被告对两人应承担的部分各自平均分摊。2018年2月4日（农历2017年腊月19日）农家乐开业后，双方于同年正月对各自记载的出资金额进行当面扎帐（因支付溺水者家属的赔偿金双方支出相等，故双方均未记载），明确了原告实际出资296743元，被告实际出资46859元，同时对未支付的项目一一列明。农家乐营业后双方未分配过利润。2019年10月10日因花溪镇旅游项目建设，原、被告合伙的渔塘、修建的农家乐被占用，被告祝良利出面领取了房屋及附属物拆除补偿费等其他搬迁补偿款167529元，经与原告商量后，被告用补偿款支付了合伙期间尚欠尹铁匠的7860元；成都力成电缆有限公司材料款，负责人谭斌介的34805元；赈欠花溪顺达装饰建材铺树脂瓦等材料款，负责人张荣的25929元，共计68594元。剩余款项98935元中，被告分两次支付了原告50000元，农家乐麻将桌变卖后再支付了原告500元。原告认为本人合伙出资金额超过被告，按协议约定合伙解除时对其超过被告的出资部分双方应各自承担一半，被告支付的50500元不足以弥补原告的出资，但被告不愿再支付，故原告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首先，根据双方提供的记账单，本院认定合伙后原告出资296743元，被告出资46859元。其次，现渔塘、农家乐所处的土地被占用，相关设施被拆迁后已无法经营，双方合伙目的无法实现，原告请求解除合伙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合伙协议第四条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的内容就是要确保双方权利义务对等，根据协议条款，合伙解除时原告超出被告的出资部分，应由双方平均分摊。现原告超过被告的出资额为249884元（296743元－46859元），被告应支付原告124942元（249884元÷2）。最后，原告未举证证明渔塘拆迁后还有残值，其要求被告支付残值补偿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本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对双方出资额已进行了认定，同时双方在2018年正月对账结算后没有再进行投资，至合伙解除时仅收入一笔补偿款167529元，本院已进行了品迭，故原告诉请责令被告与原告进行结算已无实际意义，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渔塘及农家乐被拆迁后获得的补偿款167529元扣除前期未付的68594元，剩余款项98935元作为双方的合伙财产应平均分配，故原告应分得49467.5元（98935元÷2）。同时，原告超过被告出资额的一半为124942元，亦应由被告支付。现被告仅支付原告50500元，故被告还需支付原告123909.5元（124942元＋49467.5元－505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袁友军与被告祝良利2016年元月26日签订的《合伙协议》。 二、由被告祝良利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袁友军123909.5元。 三、驳回原告袁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10元，由被告祝良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 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唐雅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