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民终6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芜湖市红日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湾沚镇环城南路**。法定代表人：夏金波，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广东广和（芜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苏州伟领宏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晓南路****法定代表人：汪洪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剑锋，上海通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丹，上海通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芜湖市红日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航运公司）与上诉人苏州伟领宏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领环保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25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红日航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伟领环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剑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日航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在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2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支持657953元滞期费与相应利息以及538.65元违约金基础上，另增加支持206559元运费诉请和708088元滞期费诉请，以及该运费和滞期费的利息，并相应调整该判决第二项红日航运公司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律师费、保险费、保全申请费的金额。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伟领环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7年10月9日《运输合同》项下运费计算错误。1.此阶段运费所依据吨位应结合此后各《运输转航合同书》约定，按6800吨结算，不应按实载吨位3683吨结算。2.红日航运公司按照伟领环保公司指定航线运输，已经接近目的港，完成整个运输任务的五分之四强，且系因托运人手续不全、指定航道不便通行两项原因而受阻，承运人红日航运公司有权收取全程运费。一审法院仅支持99441元运费，错误扣减206559元运费。二、2017年10月21日至2018年2月5日滞期损失计算错误。1.双方2017年10月9日《运输合同》未明确吨位是实载吨位还是可受载吨位。结合双方后续各份《运输转航合同书》约定，滞港费、延期费均应按照6800吨计算。2.一审法院认定由红日航运公司分担此阶段滞期损失错误。双方数份合同均约定装卸货码头、航道、闸口应满足装卸货及航行需要，否则相关损失均由托运人承担。红日航运公司不存在过错，滞期责任完全在托运人伟领环保公司。此期间滞期费应为：1.0元/吨/天×6800吨×110天（18天+92天）=748000元。一审法院仅支持235712元（66294元+169418元），错误扣减512288元。三、2018年2月6日至2018年3月22日滞期损失认定错误。双方2018年3月22日《运输转航合同书》仅表明红日航运公司同意将已付的151000元抵偿合同取消及船舶停靠损失，其未能抵偿的部分，红日航运公司作为承运人仍有权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该款项一次性解决此阶段滞期损失306000元（45天×6800元/天）和解除合同损失，缺乏事实依据。超出部分155000元应支持。四、2018年4月29日至2018年5月5日期间滞期前6天是伟领环保公司原因所致，应支持该6天共40800元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另行支持2017年10月9日运输合同项下运费206559元；2017年10月21日至2018年2月5日滞期损失补偿512288元；2018年2月6日至2018年3月22日滞期损失补偿155000元；2018年4月29日至2018年5月5日滞期损失40800元。伟领环保公司辩称，双方运输合同关系不成立，伟领环保公司不应支付运费、滞期费、利息等，已经支付的款项应予返还。请求驳回红日航运公司上诉请求及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伟领环保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驳回红日航运公司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支持伟领环保公司一审反诉请求；3.由红日航运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10月9日就涉案污泥构成运输合同关系，证据采信不当，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运输合同》上并无伟领环保公司盖章，仅有李顺才签字。李顺才并非伟领环保公司的员工，其签字的合同对伟领环保公司无约束力。伟领环保公司系将涉案污泥运输委托给苏州工业园区盐淮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淮市政公司），后者经过层层介绍委托，最终由李顺才联系上红日航运公司，第一次运输的运费由盐准市政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某支付。仅凭李顺才证言，不足以认定双方合同关系成立及具体内容。双方事后签订的《运输转航合同书》不能推定2017年10月9日双方必然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二、一审判决依据李顺才证言以及后续四份合同认定苏钢厂至宣城的航线系由伟领环保公司指定，缺乏事实依据，对滞留溧阳濑阳河桥水域的责任及损失认定错误。伟领环保公司对运输不熟悉，不可能指挥作为运输公司的红日航运公司如何行进。即使认定路线是伟领环保公司指定，运输方也有核查的义务，其对于航行是否安全在合同义务之上还负有基本的、法定的适航义务，不应认定货方承担全部责任。即便2017年10月9日形成合同关系，则该合意中也不存在“滞期”损失由货方承担的约定。三、2018年3月22日、4月29日《运输转航合同书》，系伟领环保公司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应予撤销该两份合同。红日航运公司应返还该合同项下已经支付的款项75万元。四、红日航运公司多次找伟领环保公司的合作方闹事，导致该合作方对伟领环保公司极为不满，与伟领环保公司解除了污泥清运处置项目合同，造成伟领环保公司合同项下的预期利润损失420187.5元，红日航运公司应予赔偿。请求驳回红日航运公司上诉请求，支持伟领环保公司上诉请求。红日航运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2017年10月9日形成运输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合同系伟领环保公司受托人李顺才以受托人名义与红日航运公司签订。双方事先通过手机短信方式达成一致意见，争议发生后，为确定订约事实，补签了书面合同。伟领环保公司项目经理盛某（也是相关多份合同的签约代表）登船查看后才委托李顺才出面签订合同。确定航线时，是盛某告知李顺才。2017年10月18日《废物转运联单》有伟领环保公司盖章确认，载明承运人为红日航运公司。且船队在溧阳受阻后，红日航运公司与李顺才联系未果，伟领环保公司盛某介入，后期一直由盛某与红日航运公司联系，并由盛某代表伟领环保公司与红日航运公司签订后续四份《运输转航合同书》。二、涉案污泥运输在溧阳受阻、此后转运耽误，系欠缺环保手续、不符合航道通航要求、无法落实接收单位及卸货码头等原因造成，依据双方合同约定，由此产生的责任及损失均应全部由伟领环保公司负担。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由红日航运公司进行分担，就此，红日航运公司已提出上诉。三、伟领环保公司一审反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2018年2月5日合同项下151000元系伟领环保公司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支付的取消合同以及停靠损失的补偿，其要求返还，既与事实不符且违反合同约定。伟领环保公司没有证据证明2018年3月22日、4月29日《运输转航合同书》系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不应予以撤销。伟领环保公司诉称的预期利润损失420187.5元，与红日航运公司无关，且与双方合同项下履约行为无关，依法应予驳回。综上，请求驳回伟领环保公司上诉请求，支持红日航运公司上诉请求。红日航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伟领环保公司支付红日航运公司运费、滞期费、违约金共计17454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4.35%，自2018年8月5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伟领环保公司赔偿红日航运公司因实现本案债权发生的损失（包括律师费63830元、购买保全责任险支付的保费24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3.由伟领环保公司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伟领环保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红日航运公司返还伟领环保公司在双方于2018年2月5日签订的运输转航合同项下已支付的款项15100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自伟领环保公司支付相应款项之日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3月21日为7365.88元）；2.判令撤销伟领环保公司与红日航运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22日和2018年4月29日订立的两份运输转航合同，红日航运公司返还已支付的款项75万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自伟领环保公司支付相应款项之日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3月21日为29955.26元），并赔偿伟领环保公司预期利润损失420187.5元；3.由红日航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伟领环保公司系一家从事新能源专业领域及污泥无害化处理的技术开发、服务的公司。2017年6月12日，经公开竞标方式中标了高新污水处理公司发包的涉案污泥清运处置项目，双方签订了相应合同，约定高新污水处理公司将其厂区内约12000吨污泥交由伟领环保公司清运处理，包干单价为300元/吨。同年7月1日，伟领环保公司与盐淮市政公司签订污泥承包运输合同，约定伟领环保公司委托盐淮市政公司将苏州高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浒东污水厂（以下简称高新污水公司）厂区内的涉案污泥运至苏钢厂码头，运费单价为27.75元/吨，另加机械费10元/吨。以上两份合同，盛育峰均以伟领环保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名，并加盖合同专用章。9月15日，伟领环保公司又与宣城市狸桥镇绿源固体垃圾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源垃圾处置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固体垃圾及污泥处理）签订污泥委托处理合同，约定前者将涉案污泥交由后者以土地改良的方式作无害化处理，处置费用单价为160元/吨。涉案污泥运至苏钢厂码头后，因需船运至绿源垃圾处置公司处理，伟领环保公司经他人介绍并委托李顺才物色合适的船舶承运涉案污泥。同年10月份，李顺才经人介绍找到红日航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金波，在李顺才的居间磋商下，伟领环保公司与红日航运公司就涉案污泥自苏州苏钢厂码头运至宣城汪联河大桥边码头相关事宜达成合意，约定由红日航运公司指派“红日拖008”拖队装载7000至8000吨涉案污泥，合同签订后，红日航运公司收到4万元定金后30小时开航至装货港码头；运费包干单价为45元/吨，按装货吨位结算，货物装好后伟领环保公司支付80%的运费，船到目的港码头卸货前一次性结清全部运费及洗舱费5000元；装卸货时间为7天（包括雨天，自船舶到港时开始计算，装卸完毕结束），滞期费1元/吨/天。李顺才将相应的合同电子文本转给盛育峰及夏金波。10月9日伟领环保公司通过严某向红日航运公司指定账户转账支付了开航定金4万元。10月11日，“红日拖008”拖队到达苏钢厂码头开始装货，10月17日和19日，伟领环保公司又通过严某分两次共向红日航运公司转账支付了约定的装货完毕前应付的12万元。10月18日，“红日拖008”拖队装载约3683吨涉案污泥完备后，伟领环保公司提供了经其盖章确认的废物转移联单，载明污泥来自高新污水处理公司，运输单位为红日航运公司，接收单位为绿源垃圾处置公司。10月21日，“红日拖008”拖队一轮七驳重载，由丹金溧漕河驶入溧阳市中河（六级航道），因航道条件受限，拖队与出港船舶会船时发生堵航。溧阳海事处接警后派员前往查看，发现船内所载货物发出刺激性味道，核查为3683吨污泥后，执法人员要求提供环保部门出具的转运手续，拖队负责人未能提供，溧阳海事处以航道不能满足该拖队航行要求且所载污泥没有环保部门出具的转运手续为由，告知拖队不能继续前行。11月8日，溧阳市环保部门经现场勘查、抽样检测后，向溧阳海事处送达了《关于苏州伟领宏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泥跨省转移手续告知函》，明确伟领环保公司提供的手续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溧阳海事处当日将该函件送达至涉案拖队，并要求拖队尽快掉头驶离其辖区，届时可提供交通管制便于拖队返航，但“红日拖008”拖队一直未驶离。因需要变更目的港，2018年2月5日，伟领环保公司与红日航运公司签订了第一份运输转航合同，约定将涉案污泥自溧阳濑阳河运至镇江丹阳市丹金曹河码头，合同期限为2月1日至2月28日，实际承运3683吨货物，但按6800吨结算运费，单价为15元/吨，合同签订后先付运费的一半作为开航费，余款货物卸空后5日内一次性付清；卸货期限为拖队到港后10天内卸完（除去国家法定节假日），逾期按6800元/天支付延港费，因拖队原因延港的除外。同年2月6日，伟领环保公司向红日航运公司转账支付了约定的一半运费51000元。2月7日，涉案拖队负责人知会溧阳海事处将离港，请求为其提供交通管制，但刚起航即发生拖头尾部液压杆断裂，未能成行。因前一合同未能履行，且双方协议更改目的港，2月12日，红日航运公司与伟领环保公司签订第二份运输转航合同，约定将涉案污泥自溧阳濑阳河转运至张家港宏硕码头仓储有限公司处，合同期限为2月12日至3月28日，实际承运3683吨货物，但按6800吨结算运费，单价为45元/吨，合同签订后先付5万元开航费；卸货期限为拖队到港后10天内卸完（除去国家法定节假日），逾期按6800元/天支付延港费，因拖队原因延港的除外。还特别约定双方于2月5日签订的运输转航合同即刻作废，但未对合同解除后的各方责任进行约定。2月14日，伟领环保公司又向红日航运公司转账支付10万元，但涉案拖队并未立即离港，直至3月21日，涉案拖队负责人再次知会溧阳海事处将离港，海事部门为其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拖队于次日安全离港。因伟领环保公司再次变更目的港，3月22日，双方又签订了第三份运输转航合同，将合同期限变更为3月21日至合同履行完毕，目的港变更为南通市如皋港水利枢纽后第一个码头，运费为18万元（30元/吨×6000吨），外加补助费146400元，合同签订时伟领环保公司支付运费224400元，余款在船到码头卸货前付清。还特别约定双方于2月12日签订的运输转航合同终止履行，伟领环保公司先前支付给红日航运公司的费用作为伟领环保公司取消合同及弥补红日航运公司停靠损失的补偿。3月23日，涉案拖队航行至镇江市内谏壁闸时又无法通过，伟领环保公司再次变更目的港，为此，双方于4月29日签订第四份运输转航合同，将目的港变更为苏州通港港口有限公司码头，运费18万元（30元/吨×6000吨），外加补助费24000元，以上费用需在5月2日前付清，否则按违约处理；拖队到达目的港后，除去国家法定节假日10天卸完（法定节假日安排卸货的要计算卸货时间），逾期按6800元/天计算滞期费。还特别约定双方于2018年3月22日签订的运输转航合同因污泥转运手续不符合环保部门要求终止履行，伟领环保公司除应支付该航次运费224400元外，需另行在5月2日支付321600元作为红日航运公司损失的补偿，否则按合同违约处理，付清该补偿款后，该航次双方的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任何一方不得提出异议，付清后拖队开航至苏州。以上运输合同及四份转航运输协议均约定由伟领环保公司保证污泥转运的相关环保手续完备、确保码头、航道符合拖队航行停靠要求，否则由伟领环保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还约定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金10万元及对方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评估费、鉴定费、差旅费等损失。5月4日，伟领环保公司向红日航运公司指定账户转账支付了前述321600元补偿款，次日涉案拖队启航前往苏州，5月6日到达目的港，于2018年5月21日支付了最后一份运输转航合同项下的全部运费及补助费204000元。6月8日，伟领环保公司安排卸货，直至8月4日卸清，其中法定节假日未安排卸货的时间为10天。另查明，为实现本案债权，红日航运公司委托安徽深蓝律师事务所代理其进行诉讼，为此支付律师费63830元，其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购买保全责任险支付保费2400元，交纳保全申请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红日航运公司与伟领环保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及四份运输转航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红日航运公司主张的运费、违约金、滞期费金额及伟领环保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范围的确定。一、关于红日航运公司主张伟领环保公司支付2017年10月9日运输合同项下苏钢厂码头至宣城汪联河大桥边码头航次全额运费306000元（6800吨×45元/吨）。根据双方2017年10月9日签订的运输合同约定，货物应按装货吨位确认运费，也可与伟领环保公司根据约定在装货完毕前支付了80%以上运费（16万元）的事实相印证，故红日航运公司主张的按6800吨计算没有依据。据此，涉案货物自苏钢厂码头至宣城全程运费应为165735元（45元/吨×3683吨），因“红日拖008”拖队该航次实际航行至溧阳即停止运输，未履行完毕，红日航运公司主张按全程计收运费无事实依据。考虑到该航次实际航行距离大约占整个航程的五分之三，一审法院对红日航运公司主张的该航次运费在99441元以内予以保护，伟领环保公司多支付的运费60559元可用以冲抵其应承担的滞期费、违约金。二、关于“红日拖008”拖队滞期损失。（1）2017年10月21日至2018年2月5日期间2017年10月21日涉案拖队因航道不符合通航条件及欠缺转运环保手续被海事部门禁止前行，至海事部门同年11月8日要求拖队掉头驶离其辖区，该期间发生的船舶滞期系伟领环保公司原因所致，应由其承担滞期损失66294元（1元/吨/天×3683吨×18天）。此后，“红日拖008”拖队未按海事部门要求返航，继续滞期，红日航运公司主张系因伟领环保公司未找到新的接收涉案污泥单位，船舶继续原地等待指令，伟领环保公司主张系红日航运公司不听从其返航指令，但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红日航运公司作为专业的航运公司应熟悉掌握航运线路，在本航次运输航线无法继续通行的情况下，应及时与托运人协商更换航线以完成航次运输。伟领环保公司亦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更换运输线路或变更货物卸载地。双方当事人均未积极采取防止损失扩大的措施，对“红日拖008”拖队继续滞期均存在过错，应承担同等责任。自11月9日至2018年2月5日双方签订运输转航合同，拖队共滞期92天，滞期损失为338836元（1元/吨/天×3683吨×92天），一审法院酌定由伟领环保公司承担红日航运公司船舶滞期损失169418元。（2）2018年2月6日至3月22日期间双方于2018年3月22日签订的运输转航合同第6.3条约定，2月12日签订的运输转航合同终止履行，伟领环保公司先前支付给红日航运公司的费用作为伟领环保公司取消合同及船舶停靠损失的补偿。该约定应当认定为伟领环保公司在前两份未履行的运输转航合同项下支付的费用151000元用以弥补2018年3月22日运输转航合同签订之前的船舶滞期损失。故红日航运公司无权再行向伟领环保公司主张2018年2月6日至2018年3月22日期间船舶滞期损失。（3）2018年3月23日至4月29日期间双方于2018年4月29日签订的运输转运合同约定终止履行3月22日运输转航合同，伟领环保公司除应付该航次运费224400元外，需另行在5月2日支付321600元补偿红日航运公司损失。该约定实际为伟领环保公司终止履行3月22日运输转航合同后对红日航运公司损失赔偿的安排，且伟领环保公司实际于3月21日支付了该航次先前约定应付运费224400元，亦于5月4日履行了支付补偿款321600元的义务。故红日航运公司再行主张2018年3月23日至4月29日期间的船舶滞期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2018年5月6日至8月4日期间按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签订运输转航合同后，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及时履行。4月29日双方签订运输转航合同至5月5日开航赴苏州前，“红日拖008”拖队在谏壁闸滞留，红日航运公司未举证证明系伟领环保公司原因所致。故红日航运公司主张该期间船舶滞期损失，不予保护。“红日拖008”拖队2018年5月6日到达目的港，至2018年8月4日卸货完毕，共历时91天，扣除10天卸载期及10天未安排卸货的节假日，实际滞期71天。船舶滞期系因伟领环保公司迟延安排卸货所致，应承担船舶滞期费损失，计482800元（6800元/天×71天）。三、关于伟领环保公司违约责任。伟领环保公司违约行为主要是未提供转运环保手续致船舶滞期，红日航运公司已通过主张滞期费弥补了2017年10月21日至2018年2月5日期间、2018年5月6日至2018年8月4日期间的实际损失。同时，伟领环保公司在双方于2018年3月22日、2018年4月29日签订的运输转航合同弥补了红日航运公司的“红日拖008”拖队在2018年2月6日至3月22日期间、2018年3月23日至4月29日期间的船舶滞期损失。上述各份合同项下的滞期费均已超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红日航运公司未证明还存在其他损失，其再行主张违约金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虽伟领环保公司支付补偿款321600元晚于约定时间两天，但并非严重违约，其给红日航运公司造成的损失仅为应收款的资金利息损失。伟领环保公司提出违约金10万元过高，要求调低，符合法律规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计算，一审法院对红日航运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在76.65元（321600元×4.35%÷365×2）以内予以保护。伟领环保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支付的运费及补助费204000元晚于合同约定付款时间19天，同上理，一审法院对红日航运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在462元（204000元×4.35%÷365×19）以内予以保护。以上经一审法院认定的红日航运公司滞期损失共计718512元，违约金共计538.65元，伟领环保公司应予支付。扣除伟领环保公司多支付的运费60559元，还应支付红日航运公司费用658491.65元（包括付滞期费657953元及违约金538.65元）。红日航运公司主张伟领环保公司应支付该未付滞期费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其主张上述违约金的利息，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保护。红日航运公司主张由伟领环保公司赔偿其因实现债权发生的律师费63830元、购买诉讼责任险的保费24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但该费用的发生金额均与红日航运公司诉请的标的额相关，由于其部分请求未予保护，一审法院按其得到保护的标的额与请求保护标的额的比例在双方之间予以分摊，确定支持红日航运公司主张实现债权费用26846元。关于伟领环保公司反诉请求。伟领环保公司以双方签订的第一份运输转航合同未履行已解除为由，要求红日航运公司返还该合同项下支付的运费151000元，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双方在2018年3月22日签订的运输转航合同中约定该款项作为弥补红日航运公司损失的补偿款，伟领环保公司再行主张返还，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保护。伟领环保公司主张双方2018年3月22日、4月29日签订的运输转运合同系受到红日航运公司胁迫签订，应予撤销，由红日航运公司返还两份合同项下支付的款项75万元，但未举证证明存在其受胁迫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该项主张亦不予保护。伟领环保公司要求红日航运公司赔偿其因高新污水处理公司解除污泥清运处置合同遭受的预期利润损失，未证明该合同解除系因红日航运公司所致，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苏州伟领宏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芜湖市红日航运有限公司支付滞期费657953元及违约金538.65元，并承担657953元相应利息（按年利率4.35%，自2018年8月5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苏州伟领宏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芜湖市红日航运有限公司支付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律师费、保险费、保全申请费26846元；三、驳回芜湖市红日航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苏州伟领宏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1548元，由芜湖市红日航运有限公司负担13612元，由苏州伟领宏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93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513元，由苏州伟领宏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行负担。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红日航运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伟领环保公司提交下列证据：第一份证据：盐淮市政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某的证人证言、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及手机原始载体，拟证明：1.伟领环保公司委托盐淮市政公司运输涉案货物，没有委托红日航运公司，也没有委托和授权给李顺才签署任何运输合同。2.李顺才是承包涉案货物运输的一方，与红日航运公司签订合同，在与严某的微信记录中可以体现过程。详见证据清单。第二份证据：李顺才与盛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红日航运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2017年10月9日《运输合同》，是李顺才为本案诉讼所假造的，伟领环保公司事前不知情，也未授权其和对方协商任何运输事宜。伟领环保公司申请证人盛某出庭作证，拟证明：1.上述第二份证据是李顺才和盛某本人之间的聊天记录。2.在李顺才与红日航运公司签订2017年10月9日《运输合同》前，盛某不认识李顺才，没有委托过李顺才进行运输，也没有委托过李顺才与红日航运公司签订运输合同，故该合同对伟领环保公司没有约束力。证人盛某当庭陈述：其是伟领环保公司的业务经理，负责项目部码头质检方面的工作。涉案物品的运输是委托盐淮市政公司严某签署的陆路运输协议，并由严某兼带负责联系水上运输业务。之前跟李顺才不认识，严某通过第二个联系人联系到第三个联系人李顺才，李顺才联系了红日航运公司，具体情况由严某联系，伟领环保公司不是很清楚。就本案运输，口头上约定陆地、水路运输均一并委托盐淮市政公司严某，但与严某只有一份书面陆地运输合同，水路运输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口头约定水运大概按45元/吨结算，航线等全部都委托给盐淮市政公司。上述与李顺才的微信聊天记录是真实的，该聊天记录中称李顺才为了起诉补签合同和之前李顺才发的内容不一样，但没有留存之前的合同，内容记不清楚，只记得差价很大。2018年2月5日到4月29日四份《运输转航合同书》，均由盛某经手与红日航运公司签订。伟领环保公司对盛某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称，本案运输合同关系属层层委托，伟领环保公司将包括水路、陆路运输一并包给了盐淮市政公司严某，进而证明伟领环保公司与红日航运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红日航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针对第一份证据：证人严某未出庭接受询问，对其证人证言及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果证人证言和微信聊天记录属实的话，其所证明的内容与证人盛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表明伟领环保公司先委托严某和盐淮市政公司负责陆路和水路运输，后将水路运输转委托至红日航运公司。李顺才最开始是跟红日航运公司签订合同，但李顺才在码头披露托运方是伟领环保公司，伟领环保公司经办人盛某全程监督，故伟领环保公司与红日航运公司成立运输合同关系。本案运输实际是由红日航运公司完成，伟领环保公司签署了《废物转移联单》，加盖其公章，载明承运人为红日航运公司，进一步证明双方成立运输合同关系。针对第二份证据：电子证据未出示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便该记录属实，但与证明内容无法对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盛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本案水路运输经过层层委托给李顺才，李顺才作为受托人再转委托给红日航运公司，可印证红日航运公司的主张。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份证据，证人严某未出庭接受质询，该证明内容与本案其他相关事实相互矛盾的部分，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明内容与本案其他相关事实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关于第二份证据，经证人盛某出庭证实，本院对该微信聊天记录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盛某关于李顺才2017年10月9日补签合同系造假、与之前发的合同不一致的陈述及相关聊天内容，因盛某不能提供其所称的“之前的合同”予以印证，故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2017年10月9日合同系造假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盛某称伟领环保公司将涉案物品水路、陆路运输一并委托盐淮市政公司，但没有书面合同予以印证，该部分证言内容，本院不予采信。盛某的其他证言内容与本案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的部分，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其证明目的，本院将针对争议焦点结合本案其他事实及证据予以评判。本院在二审庭审中组织双方当事人对2017年10月18日《废物转移联单》进行了质证。红日航运公司认为该联单上加盖有伟领航运公司公章，载明承运人为红日航运公司，与2017年10月9日《运输合同》相互印证，证明双方成立运输合同关系。伟领环保公司当庭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联单系伟领环保公司工作人员填写，加盖公章后交给来装货的船舶；对承运人栏内容由谁填写，需庭后核实。伟领环保公司庭后提交意见称：《废物转移联单》上的文字系盐淮市政公司严某填写，仅第二栏末尾“运输人签字”栏中的“管××”是否其写，记不清，但看字迹其认为可能是自己书写；该联单上的伟领环保公司公章系事先盖好多份后交由盐淮市政公司现场工作人员保管，根据具体每批发运情况填写和交（运输联）于载货船舶保管。本院认为，伟领环保公司对该《废物转移联单》上的公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至于承运人栏目内容的填写，无论是伟领环保公司工作人员填写，还是伟领环保公司将加盖其公章的空白联单交由盐淮市政公司现场工作人员填写，均表明伟领环保公司对该栏目内容的认可，且该内容与红日航运公司实际承运本案物品的事实相互印证，伟领环保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内容系红日航运公司自行填写。故，本院对该《废物转移联单》的真实性以及红日航运公司关于该联单证明双方构成运输合同关系的主张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当事人上诉、答辩意见，针对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双方运输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以及2018年3月22日、4月29日《运输转航合同书》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1.虽然李顺才经手与红日航运公司签订2017年10月9日《运输合同》时，其未提供证据证明系受伟领环保公司授权委托而签订，但根据伟领环保公司涉案运输业务经手人盛某的当庭陈述来看，伟领环保公司应当知晓其托运物品的水路运输系经过严某、李顺才等人联系最终交由红日航运公司实际承运的事实，且李顺才与其进行过沟通，盛某关于运费按照45元/吨结算的的陈述与该合同约定标准相一致。2017年10月18日《废物转移联单》载明承运人为红日航运公司，货方伟领环保公司加盖公章，表明其对双方运输合同关系成立的追认。且双方在此后的2018年2月5日至4月29日四次就涉案物品的转运签订《运输转航合同书》，伟领环保公司加盖公章、盛某签字，多次印证双方在2017年10月即已成立运输合同关系。伟领环保公司主张其将涉案物品的水路、陆路运输一并委托盐淮市政公司承运，但没有书面水路运输合同予以印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伟领环保公司与红日航运公司之间成立水路运输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伟领环保公司认为该合同内容虚假，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该合同中关于伟领环保公司保证航道满足航行需求、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伟领环保公司负责等相关约定，与此后双方四份《运输转航合同书》相关条款均相互印证，故伟领环保公司关于该合同内容虚假、对其不具有约束力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伟领环保公司主张撤销2018年3月22日、4月29日《运输转航合同书》，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两份合同系其受胁迫而签订，且该两份合同已实际履行。伟领环保公司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红日公司请求支付的本案运费、滞期费、利息是否应予支持以及数额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1.双方2017年10月9日《运输合同》以及2018年2月5日至4月29日四次《运输转航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红日航运公司请求伟领环保公司支付相应运费、滞期费以及利息等，合理部分应予支持。2.关于运费、滞期费、利息的计算问题（1）关于2017年10月9日《运输合同》项下运费计算问题。一审法院依据该合同关于按装货吨位计算运费的约定以及在装货完毕前支付了80%以上运费（16万元）的事实，认定此阶段运费按实际装载吨位计算，符合合同约定以及客观事实。此阶段实际航行至溧阳即停止运输，航运任务未完成，一审法院按照实际航行距离大约占整个航程的比例酌定支持此阶段运费99441元，超出部分60559元冲抵伟领环保公司应承担的滞期费、违约金等，符合客观实际，且较为公平合理。红日航运公司关于此阶段应按6800吨计算全程运费，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2017年10月21日至2018年2月5日滞期损失计算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此期间航程滞期，有航道不符合通航条件、欠缺转运环保手续被海事部门禁止前行、船队未按海事部门要求返航以及双方当事人在本次行程受阻的情况下，均未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等多种原因导致，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对此阶段滞期均存在过错，酌定红日航运公司分担部分损失，有事实依据，且较为公平合理。（3）关于2018年2月6日至2018年3月22日滞期损失认定问题。一审法院依据双方2018年3月22日《运输转航合同书》第6.3条的约定，认定伟领环保公司在前两份未履行的运输转航合同项下支付的费用151000元用以弥补2018年3月22日运输转航合同签订之前的船舶滞期损失，并无不当。红日航运公司主张此阶段滞期损失超出该费用的部分仍应予以支持，不符合该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4）关于2018年4月29日至2018年2018年8月4日滞期损失计算问题。红日航运公司未举证证明2018年4月29日至5月5日滞期系伟领环保公司原因导致，其主张该期间滞期损失，本院不予支持。涉案船队于2018年5月6日到达目的港，至2018年8月4日卸货完毕，共历时91天，扣除10天卸载期及10天未安排卸货的节假日，实际滞期71天，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滞期天数并无不当，伟领环保公司主张该滞期天数计算错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关于利息计算问题，已详尽阐述，本院不再赘述。三、伟领环保公司已经支付的费用是否应予返还以及伟领环保公司是否存在损失、损失金额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伟领环保公司主张返还2018年2月5日《运输转航合同书》项下运费151000元，但双方在2018年3月22日《运输转航合同书》中约定该款项作为弥补红日航运公司损失的补偿款，一审法院已将该款作为相应滞期损失予以扣减。伟领环保公司主张返还2018年3月22日、4月29日两份《运输转航合同书》项下款项75万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两份合同符合法定撤销情形，且一审法院已将该款项作为此阶段伟领环保公司应当支付的相关费用进行抵扣。伟领环保公司要求红日航运公司赔偿其因合作方解除相关合同遭受的预期利润损失，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解除系因红日航运公司原因所致。伟领环保公司主张返还已支付的费用及赔偿损失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红日公司请求的实现本案律师费、购买保全责任险支付的保费、保全申请费等是否应予支持以及金额认定的问题红日航运公司主张由伟领环保公司赔偿其因实现债权发生的律师费、购买诉讼责任险的保费、保全申请费等，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但相关费用的发生金额与红日航运公司诉请的标的额相关，一审法院按红日航运公司得到支持的标的额与其诉请保护的标的额的比例，酌定伟领环保公司支付红日航运公司为实现债权费用26846元，既符合合同约定及客观实际，且较为公平合理。红日航运公司主张全额支付、伟领环保公司主张不予支付，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芜湖市红日航运有限公司、苏州伟领宏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61元，由芜湖市红日航运有限公司负担13612元，苏州伟领宏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644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邬文俊审判员  卫逊敏审判员  马文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法官助理陈银华书记员何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