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03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泉县鸿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万和社区。法定代表人：郭显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武，安徽天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浏阳市银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浏阳市荷花办事处杨家弄村。法定代表人：杨庆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旭，浏阳市至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杨传真，男，197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金局，浏阳市弘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临泉县鸿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浏阳市银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盛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杨传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20）湘0181民初4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泰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浏阳市人民法院（2020）湘0181民初474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货款支付责任。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临泉县鸿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浏阳市银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杨传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浏阳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20）湘0181民初4740号民事判决书，但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认定本案部分事实及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均存在错误。一、涉案的《产品购销合同》既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也不是上诉人委托或授权杨传真与被上诉人签订，而是杨传真个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庭审中已经查明，《产品购销合同》中上诉人的印章并不是上诉人合法使用的印章，由此说明上诉人并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在杨传真与王贤棠联系时，杨传真并没有向王贤棠出示上诉人给其开具的介绍信、委托书等足以证明杨传真系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的相关函件。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杨传真也没有举证证明杨传真是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的相关证据，那么，在一审判决书的查明事实部分“2018年10月15日，杨传真作为鸿泰烟花爆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一”的依据从何而来。实际上就上述问题，在一审判决书的第7页，一审法院已经作了很好的诠释，一审判决认为，涉案的《产品购销合同》实际上是杨传真个人签订的，杨传真与银盛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非常赞同这一观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审判决杨传真支付货款是完全正确的。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与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系关联企业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与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并不是关联企业，法律上并没有关联企业这一概念。经查询企业信息，被上诉人注册资本500万元，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6日，经营期限至2044年1月5日，登记机关为浏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浏阳市荷花办事处杨家弄村，法定代表人为杨庆忠，公司股东为彭玉成、杨庆忠、张新华三人。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公司成立于2011年5月20日，经营期限至2031年5月19日，登记机关为浏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浏阳市××镇××道××道××广场小区××栋，法定代表人为熊苗，公司股东为熊苗、王贤棠二人。将两个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对比后足以看出两公司没有一项具有关联性质，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法人企业。同时，王贤棠既不是银盛公司股东也不是银盛公司副经理，王贤棠所代表的仅是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而该公司又不是本案的诉讼当事人。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银盛公司与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系关联企业无事实依据。三、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卖方主体是银盛公司，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供了一份银盛公司与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共同出具的《证明》，以说明被上诉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正是该份《证明》反证了被上诉人没有诉讼主体资格。首先，银盛公司与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不是关联企业上诉人在前面已经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其次，仅凭被上诉人出具的一份证明，不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在本案中，虽然杨传真是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但在对账时却是与另一法人单位法律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对账，在本案中，除被上诉人提供一份《证明》外，并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与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再次，结合《客户对账函》及《证明》可以看出，发货单位应当是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货款接收人也应当是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据此事实，被上诉人是没有资格提起诉讼的。另外，按《证明》所涉及的内容及被上诉人的起诉行为看，其中涉及到债权转让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的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被上诉人之所以采取这种“移花接木”方式提起诉讼，其目的就是想让上诉人在本案中承担货款支付责任。同时，更值得提请二审法院注意的是，在本案中上诉人与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事实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四、一审判决认定杨传真与上诉人系挂靠关系不能成立。仅凭上诉人协助杨传真办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的行为，不能认定两者之间系挂靠关系。正如前所述，杨传真与上诉人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涉案的《产品购销合同》也被一审法院认定是杨传真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烟花爆竹是特种商品，不允许个人之间进行运输，被上诉人作为一个从事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对此是清楚的，因此，杨传真所提供的《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只是上诉人为协助杨传真与被上诉人进行烟花爆竹运输而提供给公安机关用于办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的备案合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买卖合同。《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中所涉内容与《产品购销合同》所涉内容完全不同，上诉人也只是在运输环节为杨传真提供了便利条件。业务的洽谈、合同的签订、货物的销售、货款的支付及利润均与上诉人无关，这些方面也均被一审查明认可，在此基础上，挂靠之说从何谈起，怎么挂靠。什么形式的挂靠。一审判决对此并没有具体说明。五、一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错误的。该法条解决的是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而并非实体处理上的责任承担问题，退一步说，即使挂靠关系成立。那么被挂靠人也并不必然要承担法律责任，这里面还存在一个对事实正确认定及法律是否具有明确规定问题。在本案中，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关系，那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就不存在支付货款的法律义务，同时，对于连带责任的承担均在实体法中具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本案中，一审判决却罔顾本案事实，对该条做人为地做扩大性解释，这种做法明显地是倾向于被上诉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一审庭审中，法庭没有将杨传真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形成挂靠关系总结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当时法庭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三点：1、杨传真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2、原被告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3、本案货款数额的确定及货款支付义务人和权利人（见一审庭审笔录）。当时法庭也是围绕这三个问题进行的举证、质证、辩论。对于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杨传真与上诉人之间形成挂靠关系问题，一审法院并没有组织双方当事人就此问题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但一审法院却在一审判决中径行认定杨传真与上诉人之间形成挂靠法律关系，进而作出让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错误判决。所以在此问题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六、原审第三人杨传真因涉嫌犯罪，已被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就该案，上诉人在接到一审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及涉案证据材料后，发现案涉的《产品购销合同》上上诉人的印章并不是上诉人合法使用的印章，为此上诉人依法向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进行了报案。在上诉人报案后，经公安机关对印章鉴定，结论是本案中《产品购销合同》上加盖的上诉人印章不是上诉人所持有的合法使用的印章，此后，安徽省临泉县公安局以（临公（刑）受案字［2020］4700号）对杨传真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给予立案，并于2020年8月7日给上诉人下发《立案告知书》。以上事实说明，杨传真与上诉人之间并不形成挂靠关系，同时也不是表见代理，否则，杨传真不会冒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而私刻上诉人印章。再说，上诉人本身就经营烟花爆竹业务，在现实中上诉人也不可能自己不经营而甘愿冒着承担责任的风险而让他人挂靠经营。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错误的，为此，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银盛公司辩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提出上诉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完全是在滥用诉权。一、杨传真持上诉人的公章与答辩人签订了合同之后，上诉人持该合同在临泉县公安局开出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这本来就是上诉人的行为。如果上诉人不认可杨传真的行为，那么上诉人是不可能持该合同去临泉县公安局开出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没有《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该交易是不可能完成的。临泉县公安局开出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明确标注收货人为：临泉县鸿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托运人为：浏阳市银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答辩人是基于对上诉人及临泉县公安局的信任而发货给上诉人的。临泉县公安局开具《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时的备案合同首页的购货单位同样加盖了“临泉县鸿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杨传真是代表上诉人在与答辩人进行交易的。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杨传真所持的公章不是上诉人的法定公章，该公章也得到了上诉人的认可，否则上诉人不可能持该合同去开具《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的。该合同的相对人本来就是上诉人而非杨传真，杨传真与答辩人签订合同对答辩人而言是一种职务行为，至于杨传真与上诉人是如何约定的，那是上诉人与杨传真之间的内部关系，与答辩人无关。上诉人为此提出上诉，完全是在胡搅蛮缠，无理取闹。二、答辩人为便于产品销售与王贤棠合作，由王贤棠成立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顺公司)，该销售公司由王贤棠负责，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这与上诉人诉称的公司注册地的远近没有任何关系。答辩人所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是由海顺公司进行销售的，海顺公司则依赖于答辩人生产的产品而成立的，两家企业相互依托，共同发展，答辩人认可海顺公司销售行为，海顺公司认可答辩人的生产行为，双方既分工又合作，虽然独立核算，但是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确系产销的关联企业。该销售是海顺公司的行为，其销售的产品系答辩人所生产，两家公司均有权进行对账，两家公司也相互认可该对账行为，这与上诉人所诉称的所谓“债权转让”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无论哪一家公司与上诉人对账，均改变不了上诉人欠答辩人货款的事实，因此更不存在上诉人所诉称的所谓的“移花接木”。因此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主体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三、一审人民法院是根据上诉人自己的陈述认定为挂靠关系的。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杨传真个人是不可能个人进行经营、运输烟花爆竹的。烟花爆竹属于特种行业，是不允许个人进行挂靠的，上诉人在一审时辩称系帮助杨传真开出《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从花上诉人开具的《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来看，就是上诉人与答辩人在交易。本案中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上诉人在违法允许杨传真挂靠进行经营；第二，实际就是上诉人在经营。无论从哪一个情况来看，上诉人均应对答辩人负责。答辩人是基于对上诉人及临泉县公安局的信任才进行交易的。四、上诉人持杨传真与答辩人所签订的合同在临泉县公安局开出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足以证明上诉人与杨传真共同实施了该行为。如果杨传真涉嫌犯罪，那么上诉人就是共犯。即使该公章是杨传真伪造的，那么上诉人持该合同去开具《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也足以证明上诉人认可了该公章的效力。现上诉人不择手段的嫁祸于杨传真，无非就是为了逃避责任，其上诉诉称是根本不能自圆其说。杨传真述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判决结果公正，请求依法予以维持。公安立案有待核查，理由如下：1.根据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使用的法律文书是立案决定书，而不是立案告知书，其上有统一编号。2.公安机关办案程序违法，上诉人提交的公安机关鉴定意见书，但没有一家鉴定机构去调取过合同原件，没有原件比对又是如何作出鉴定。上诉人认为公安机关已经立案的意见，不能够成立。银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鸿泰公司立即支付所欠银盛公司货款319502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鸿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银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杨传真向银盛公司支付货款8000元。2、银盛公司与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之一均系王贤棠，本案与杨传真的往来由王贤棠经手；银盛公司认可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与杨传真的对账结果。3、鸿泰公司于2018年9月左右将公司内约120平方米的仓库租赁给杨传真使用，由杨传真每购进一车烟花产品支付鸿泰公司8000元-120000元不等的租赁费，鸿泰公司代杨传真至临泉县公安局相关部门办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后交付给杨传真使用；临泉县公安局于2018年10月22日开具的编号为皖公烟运证字341221018100029号《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中载明：下列烟花爆竹由湖南省浏阳市启运，经湖南省浏阳市、湖南省长沙市、湖南省岳阳市、湖北省武汉市、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安徽省六安市、河南省信阳市、河南省驻马店市、安徽省阜阳市至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收货人为临泉县鸿泰公司，托运人为浏阳市银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4、鸿泰公司陈述公司现有公章两枚，一枚有编码“3412210915671”、另一枚无编码，在《产品购销合同》上所盖的印章并非鸿泰公司所使用的印章，而系杨传真伪造；鸿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显作为此于2020年5月22日向临泉县公安局报案，临泉县公安局于2020年5月23日向其出具《受案回执》，并委托阜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本案《产品购销合同》中的印章是否与鸿泰公司使用的两枚印章一致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5、杨传真于2020年5月29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至临泉县公安局调取办理编号为皖公烟运证字341221018100029号的《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时备案的银盛公司与鸿泰公司签订的《烟花爆竹购销合同》，一审法院依法准许，并委托杨传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至临泉县公安局调取了鸿泰公司办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时提交的《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的首页1份，首页上载明供货单位为“浏阳市银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并加盖了银盛公司公章、而购货单位处加盖了“临泉县鸿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签订时间显示为2018年9月6日。6、鸿泰公司曾于2020年5月28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又于2020年6月18日撤回该项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双方具体为谁的问题。其一，关于卖方主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的对账虽然由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经手进行，但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卖方主体为银盛公司，《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中载明的托运人及在公安部门备案的《烟花爆竹购销合同》中载明的合同方均为银盛公司，且银盛公司与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系关联企业，浏阳市海顺鞭炮烟花销售有限公司系代银盛公司与杨传真进行对账，银盛公司亦认可对账结果，故本案的卖方应为银盛公司。其二，关于买方主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产品购销合同》名义上系鸿泰公司与银盛公司签订，但实际上是由杨传真个人签订，并由杨传真与银盛公司实际履行合同项下的烟花产品买卖；鸿泰公司仅协助杨传真办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及有偿提供仓库给杨传真使用，并未与银盛公司发生实质上买卖业务往来。故杨传真作为《产品购销合同》项下货物的实际收受人，与银盛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杨传真已收到货物，其应按约向银盛公司给付货款，故对于银盛公司要求杨传真支付货款311502元（319502-8000）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的另一争议焦点在于鸿泰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本案债务的问题。关于杨传真与鸿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实际上是杨传真借用鸿泰公司的经营资质进行烟花产品经营，杨传真与鸿泰公司之间形成的是挂靠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民事诉讼中将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列为共同诉讼人，以便二者共同对外承担民事责任，这既是对被挂靠人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挂靠经营归责的程序回应，也是规范市场主体、治理非法挂靠的法律举措。本案中，鸿泰公司作为本案烟花爆竹买卖行为中买受人杨传真的被挂靠单位，应与挂靠人杨传真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杨传真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浏阳市银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偿付货款311502元；二、临泉县鸿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浏阳市银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092元，由浏阳市银盛烟花制造有限公司负担92元，由杨传真、临泉县鸿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负担6000元。本院二审期间，鸿泰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通话录音、临泉县公安机关的立案告知书各一份。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鸿泰公司对杨传真欠付的货款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基于上述规定，我国实行烟花生产经营许可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本案中，杨传真不具备烟花经营、运输资质，鸿泰公司作为合法的烟花经营企业，允许杨传真租赁其库房并为其代办运输许可证的行为，是规避上述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实质上是出借烟花生产经营资质，允许杨传真挂靠经营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比照上述法律规定，鸿泰公司应对杨传真承包经营期间从事烟花生产经营所负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处理妥当。综上所述，鸿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92元，由临泉县鸿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高 进审判员  常晓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法官助理何麟书记员詹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