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9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蓝柚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崧镇南路**。 法定代表人：朱兆伟，系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钢，浙江泽厚（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减字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深南大道**汉京金融中心1401/div> 法定代表人：马龙，系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莹，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朱兆伟，男，199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 上诉人浙江蓝柚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柚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减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减字公司）、原审被告朱兆伟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4民初4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审理，并于同年11月20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蓝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兆伟、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钢，被上诉人减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莹，及原审被告朱兆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一、撤销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4民初454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著作权权属问题。首先，作品著作权的认定应依据《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仅有《作品登记证书》不宜作为定案证据。上诉人在一审中已就被上诉人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被上诉人利用我国著作权自愿登记制度，涉嫌冒名登记他人著作权，仅为形式审查的《作品登记证书》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系权利主体，仅能作为公示和初步证据，并非系获得著作权的法定依据。一审法院将《作品登记证书》作为确定著作权权属定案证据，并要求上诉人提供相反证据，不然则需承担败诉风险的传统审判思路，应当转换为以广州互联网法院为代表的对作品底稿、原件进行实质审查的新审判思路较为合理，且依据《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亦是如此规定。其次，认定涉案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前，应对其独创性进行审查。一审法院认定“蕉下”伞具图案与被上诉人美术作品是否存在相似非系本案审理范围，而将审理范围限定在被上诉人美术作品与上诉人所售伞具之间是否存在著作权侵权法律关系不当。被上诉人一审中所提交的《琉璃》与“蕉下”伞具琉璃图案对比可发现，二者之间高度相似但不相同，说明“蕉下”伞具琉璃并非被上诉人所主张保护的美术作品，考虑到被上诉人系“蕉下”伞具的零售商，销售过程中必然会接触到“蕉下”伞具图案，故被上诉人所主张保护的作品与“蕉下”伞具图案存在“接触+实质相似”情况下创作而成的美术作品不具有独创性，而一审法院未予审查，略有不妥。最后，关于被上诉人与“蕉下”的关系和著作权人的认定。被上诉人系2014年4月18日成立的境内公司，其在诉状中所称其于2012年开始生产和销售“蕉下”伞具，且香港蕉下公司系被上诉人所创设的陈述涉嫌虚假陈述。“蕉下”伞的创始人系减字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减字香港公司），成立于2003年，与被上诉人成立时间存在逻辑矛盾。“蕉下”系列商标系减字香港公司在2013年1月17日在境内申请“BananaUmbrella”商标，2014年8月6日申请“蕉下”商标，现系“蕉下”系列商标唯一持有人。被上诉人的证据中均是减字香港公司的“蕉下”伞具，而被上诉人与减字香港公司系不同民事主体，即便存在关联关系，不同公司主体的权利义务亦不可混同。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蕉下”伞具图案及其具有高度相似的登记美术作品，足以证明《作品登记证书》中的作品系抄袭境外公司的“蕉下”伞具，即便被上诉人能提供原始的创作证据证明创作完成时间与《作品登记证书》的时间相一致，也要证明该创作完成时间早于境外“蕉下”相关图案的美术作品或伞具的首次发表时间。上诉人之所以区别其与减字香港公司，不仅仅是考虑到两者系不同的民事主体，更是基于著作权跨域自动保护原则和独创性作品著作权唯一的特性。根据《尼泊尔公约》和《著作权法》规定，作品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受著作权法保护。减字香港公司在《尼泊尔公约》成员国内首次发表后，其著作权即在所有《尼泊尔公约》成员国(含中国大陆)中受到保护，该保护采用自动保护原则，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现被上诉人引用已在我国境内登记“蕉下”商标、“蕉下”伞具上的图案作为著作权作品，考虑到单一作品的著作权唯一性(独创性)，根据《尼泊尔公约》、《著作权法》，应当对境外减字香港公司(涉案作品以伞具为载体的作品发表人)对涉案作品是否存在著作权保护冲突进行合理审查。二、关于著作权的侵权问题。首先，作品抄袭侵权，需满足两要素：“接触+实质性相似”。关于“接触”，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和关于供货方绍兴市上虞区崧厦恒与正伞布经营部（以下简称恒与正经营部）的登记信息等，足以证明伞布系上诉人经过合法采购取得。上诉人在采购时供货方告知伞面图案均系自行设计，上诉人采购的伞面图案种类较多，未针对性挑选，也未定制伞面图案。“接触”涉案著作权美术作品的要素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复制、发行涉案美术作品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且上诉人系小微企业，无复制发行能力。关于“实质性相似”问题，上诉人采购的伞布与“蕉下”伞具图案间存在明显差异，普通消费者能轻易辨别系两种不同的伞具图案。《著作权法》的保护力度相较于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力度更小，实质性相似的认定范围比外观设计混淆的认定范围狭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指出，对于美术作品实质性相似问题，不能将有限空间里的各个组成要素再细化而分别独立进行比较，而应以普通观察者的角度对整个作品表达进行整体认定和综合判断。在判断“实质性相似”问题的时候不能忽略著作权法的保护特点是保护作品的表达，而不保护作品的构思。相同的构思，明显不相同的作品表达，则属于相互独立、均具有独立著作权的作品。退而言之，即便恒与正经营部在创作构思上与涉案作品构思相同，但表达方式明显不同。两幅作品相同构思、表达明显不同，并不构成著作权作品侵权。其次，本案侵权、赔偿主体不宜认定为上诉人。即使认定恒与正经营部侵犯他人著作权，上诉人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侵权、赔偿主体错误。上诉人在销售涉案伞具的过程中，主观上并无过错，系善意，在涉诉之前无人要求上诉人停止销售涉及侵犯著作权的产品，客观上亦无法知晓、判断相关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究竟是谁。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除非权利人出具有力凭证证明其系权利人并通知上诉人消除影响等而上诉人继续销售的，否则无需承担责任。最后，本案上诉人的行为应定性为传播作品。恒与正经营部在供应绘制涉案美术作品的伞布后，上诉人以伞具为载体，通过伞具销售对涉案作品传播行为，应定性为“涉嫌传播侵权作品”，以伞具为载体，善意传播了恒与正经营部已复制、已发行的涉嫌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美术作品。三、关于著作权的赔偿问题。首先，损失赔偿标准不该机械地按《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计算；若按《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计算，判决赔偿标准亦过高。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于证明其达到判决损失金额15000元。被上诉人销售的“蕉下”伞具与上诉人所销售的伞具在价格、品牌、商标、消费群体、质量和设计上均存在巨大差异，被上诉人所做广告对象系“蕉下”品牌伞，而非美术作品本身，提升的是“蕉下伞”的客户忠诚度和品牌认可度、知名度，故相关营销费用并非损失赔偿依据，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从2017年知晓、公证，到2020年提起诉讼，未积极行使权利，亦未要求上诉人立即停止传播其具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可证明被上诉人并不存在实际经营影响、经济损失。且上诉人在网上销售的37种伞具，累计销售虽千余把，然平摊到涉讼3种伞具，销售数量极低，加之每把伞具才二三十元，按上诉人违法所得、结合被上诉人合理开支，应赔偿金额也远未达判决金额。其次，本案中涉案的赔偿对象是美术作品，并非其载体。侵权人不管将他人具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用于何处，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法律责任均是存在的，但著作权保护对象为美术作品，赔偿对象也应限于美术作品，而不应过于考虑其载体。伞具仅是本案作品载体，不宜以伞具的销售金额酌定赔偿额。最后，赔偿标准认定和不同主体的赔偿责任分担。权利人可以选择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也可以选择要求侵权人按《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要求侵权人支付报酬、赔偿损失等。现权利人选择前者，参照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冰河世纪》侵犯《师氏剑齿象》等八幅美术作品的侵权赔偿判决为：赔礼道歉+赔付公证费等损失合计2198元。本案还应考虑著作权权利人可向作品复制发行者主张损害赔偿。损害赔偿具有损失填平原则，若判定侵权损失均由传播者赔偿损失则有悖于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的一致性。 被上诉人辩称：一、关于著作权权属问题。被上诉人已在一审中不仅提交了《作品登记证书》，还有各个美术作品发表时间的公证书，对天猫店铺后台首次销售带有该美术作品伞具的销售记录进行了公证，可证明首次发表时间。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之规定，《作品登记证书》已可证明被上诉人系署名作者，更何况被上诉人还提交了首次销售公证书，上诉人虽提出质疑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被上诉人所生产的伞具因深受消费者喜爱，故被很多商家模仿，被上诉人因此已在全国多地起诉了20多家侵权企业，目前尚未有任意一家就涉案美术作品权利人并非被上诉人提出过相反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著作权权属稳固。减字香港公司系被上诉人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持有“蕉下”商标，与被上诉人持有伞面美术作品著作权并不冲突。二、关于著作权侵权问题。上诉人所提交之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侵权产品是从恒与正经营部采购的。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及聊天记录并未涉及与本案被上诉人所主张保护的美术作品相关的品名。且本案中的侵权商品系伞具，而非伞布，上诉人所提合法来源抗辩并不适用，上诉人将伞布加工成伞具的过程中包含了将伞布进行切割和缝制进而加工成伞面的行为，故涉案商品仍是由上诉人进行生产销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公证书所附照片亦可证明上诉人厂房有许多缝纫机等生产设备，并非上诉人所称规模小无生产能力。另外，上诉人若已起诉恒与正经营部，其在该案中可以获得相应赔偿，与本案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并无冲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为伞具生产、销售企业，上诉人已在一审庭审和上诉状中认可“蕉下”品牌伞具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可证明上诉人对该品牌伞具具有一定了解，上诉人不仅抄袭了被上诉人的美术作品还抄袭了作品名称，可证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产品有一定接触，侵权商品图案与被上诉人美术作品二者在整体上高度相似，根据“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标准，上诉人明显侵权了被上诉人著作权。三、关于赔偿数额。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已经认可其侵权行为自2017年开始，侵权行为持续时间长，而且本案已经一审、二审，维权费用中包含了公证费、样品费、代理人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等，一审法院判决赔偿15000元，与维权成本相比不高。本案与图片侵权案件不同，将他人美术作品复制用于自己商品上是为了提高商品销量，为其带来经济利益，故一般法院会考虑美术作品带来的经济价值，判赔金额会较图片侵权案件高很多。被上诉人的伞具之所以能独树一帜，主要是依靠独特的设计，被上诉人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的费用用于开发设计，其他企业直接抄袭他人作品，不仅窃取了他人成果，而且会导致原本独特的设计变成“烂大街”，当然会损害被上诉人利益。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陈述称：首先，我与公司之间系相互独立。其次，公司所销售的伞布均是从市面上进行挑选，并不知道是否有产权的问题，市面上的销售者也不知道。最后，“蕉下”公司随便找明星拍一下广告就认为自己是知名企业、知名商品显然不当。 减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蓝柚公司立即停止对涉案美术作品伞图案（琉璃）的侵权行为；2.判令蓝柚公司立即销毁侵权产品的库存以及相关的宣传资料，停止对侵权产品的任何商业宣传行为；3.判令蓝柚公司、朱兆伟连带赔偿减字公司因其侵权行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人民币3万元；4.判令蓝柚公司、朱兆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对减字公司的美术作品“伞图案（琉璃）”进行了作品登记,登记号为国作登字-2017-Ｆ-00374726，创作完成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首次发表时间为2016年3月21日。2017年11月15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出具了（2017）粤广海珠第39711号《公证书》，内容是对减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美红浏览、打印网页的过程进行证据保全公证。该公证书显示，李美红在淘宝网站上搜索“蕉下官方旗舰店：三通”，该店铺曾于2016年4月5日销售了一款名为“ＢａｎａｎａＵｍｂｒｅｌｌａ蕉下琉璃／乱花双层小黑伞太阳伞遮阳伞”的产品，颜色分类为琉璃，售价为799元，该产品的伞内面使用了前述《作品登记证书》登记的“伞图案（琉璃）”。减字公司为该次公证支出公证费660元。2019年8月8日，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出具了（2019）粤广南粤第18960号《保管证书》，对减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莹莹使用该公证处“公证云”电子数据保管平台的“见证实录”功能进行电子数据保管。电子数据显示：李莹莹登陆阿里巴巴网站上名为“浙江蓝柚伞业有限公司”的店铺工商注册信息与被告蓝柚公司一致，经营范围包括伞及伞配件、雨具、帐篷、旅游休闲用品的制造、加工，销售，经营模式为生产厂家等。在涉案雨伞的销售页面中显示有“价格”、“起批量”和“成交量”等信息，产品单价根据购买数量的递增相应减少，商品的库存显示有1110966把可售。网页中显示李莹莹购买了该店铺销售的名为“创意站立免持Ｃ型汽车反向伞双层直杆广告伞商务伞雨伞可定制ＬＯＧＯ”的雨伞共5把，颜色分类分别为新树叶、粉菊、樱花草、枫叶、琉璃、樱花、花妖；售价为人民币21元／把，运费为19元，货品金额共计人民币161元。该笔交易的订单号为524661218285239713，供应商为被告。减字公司为该次公证支出公证费200元。减字公司提交的（2019）粤广南粤第17630号《公证书》显示，其转委托代理人李美红于2019年7月12日向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申请对其收取行为办理证据保全公证。2019年7月13日，一位快递员将快递单号“×××66”的货物包裹送至该处。李美红在该处公证员吴某、工作人员张晓荧的监督下，拆开上述货物包裹，该处公证员吴某、工作人员张晓荧对该货物包裹进行了拍摄，然后将货物包裹内的有关产品以及快递物流单一并封存，交由李美红保管。减字公司为该次公证支出公证费800元。上述订单详情单显示：交易的订单号为524661218285239713，运单编号×××66。一审庭审中，在确认公证封存实物完好后，该院当庭进行了拆封，内有七款雨伞，其中一款“琉璃”的雨伞，经比对，与减字公司主张权利的美术作品“伞图案（琉璃）”的图案近似。另查明，蓝柚公司为2017年3月2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被告朱兆伟为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经营范围包括伞及伞配件、雨具、帐篷、旅游休闲用品的制造、加工，销售等。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美术作品“伞图案（琉璃）”是以线条、色彩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图案，具有独创性，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减字公司对上述美术作品进行了作品登记并取得了《作品登记证书》，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院认定减字公司系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其著作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减字公司主张蓝柚公司生产并销售了涉案产品，侵害其享有的复制权和发行权。蓝柚公司确认销售了涉案产品，但辩称涉案产品系从第三方采购而来，该院根据《保管证书》显示的涉案店铺经营的主体、经营范围及经营模式等，结合涉案产品的销售页面中的起批量参数等综合考虑，采信减字公司说法，蓝柚公司系涉案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蓝柚公司未经减字公司许可，生产并销售使用了涉案美术作品的涉案产品，其行为已经侵犯了减字公司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和发行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减字公司要求被告蓝柚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涉案产品并删除侵权产品的相关网页宣传信息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减字公司主张蓝柚公司销毁库存，但未举证证明库存存在，对该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减字公司的经济损失和维权合理开支，因减字公司未有证据证明其因侵权行为所受的具体损失及蓝柚公司因此获利的情况，该院综合考虑涉案美术作品的知名度、蓝柚公司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后果、减字公司为委托律师出庭参加诉讼并为维权支付的公证费、购买侵权产品的费用等合理费用，酌定蓝柚公司应向减字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人民币15000元。蓝柚公司系朱兆伟独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蓝柚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公司,朱兆伟该公司的股东,其未向该院证明其个人资产与蓝柚公司的资产相对独立,因此朱兆伟应对蓝柚公司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该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蓝柚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犯减字公司美术作品伞图案（琉璃）著作权的产品，并销毁库存，删除对侵权产品的相关网页宣传信息；二、蓝柚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减字公司经济损失（含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15000元；三、朱兆伟对判决第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减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蓝柚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送货单原件二份，证明上诉人所销售的涉案商品均采购于案外人恒与正伞布直销基地，且所售伞具的名称主要是引用伞布名称，不存在与“蕉下”伞具“接触”的事实。 被上诉人减字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送货单所载送货单位与经营执照所载名称不一致，送货单仅有签字而无公章，且与一审所提交的送货单不一致，存在伪造的可能性。 证据2.商标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送货单中客户一栏“新蓝”系上诉人所申请注册的商标，该商标系由朱兆伟代公司进行注册的事实。 被上诉人减字公司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 证据3.施纯望所出具的《证明》、经营执照原件各一份，证明涉案商品所用伞布均系由上诉人于2017年向恒与正经营部所采购的事实。 被上诉人减字公司经质证认为，施纯望所出具的《证明》在证据形式上系证人证言，但其未出庭，且无法核对签名与捺印是否系其本人所做，亦无恒与正经营部公章，故对真实性不认可；对经营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 原审被告朱兆伟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3的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 被上诉人减字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4.公证书一份，证明减字香港公司系被上诉人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且两公司股东相同的事实。 上诉人蓝柚公司经质证认为，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且减字香港公司成立时间早于被上诉人成立时间，存在时间矛盾。 原审被告朱兆伟的质证意见与上诉人一致。 证据5.本院依职权对恒与正经营部施纯望就证据3中的《证明》的真实性所作询问笔录一份。 上诉人蓝柚公司经质证认为，对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中所述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存有异议，施纯望在笔录后半段对于其所售伞布与涉案美术作品是否对应不清楚是不成立的，上诉人所售伞具名称系根据其所提供的伞布名称来确定，故可证明涉案商品伞布系其提供的事实。 被上诉人减字公司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人从恒与正经营部采购的系伞布，而非成品伞，故合法来源抗辩不能成立。 原审被告朱兆伟经质证认为，市面上所有伞面的图形都是印在伞面上的。 原审被告朱兆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证据3的证据形式应当是证人证言，因恒与正经营部经营者施纯望作为证人未能出庭接受法庭和当事人的询问，本院为核实《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就施纯望与上诉人之间就涉案商品伞布的销售情况进行了询问。因证据3的证据形式要件存在瑕疵，故《证明》内容与证据5不同的部分，应当以证据5中施纯望的陈述为准。证据1送货单中客户一栏为“新蓝”，上诉人主张“新蓝”即代表了蓝柚公司，并提交了证据2朱兆伟申请注册的“新蓝”商标用以佐证，但根据施纯望在询问笔录中所述“2017年朱兆伟在跟我交易时，用的都是新蓝名字”“因为我问过朱兆伟厂名，朱兆伟说厂名是新蓝，所以我就写新蓝”的陈述，“新蓝”可能系案外人的厂名，而非如上诉人所称以商标名称代替蓝柚公司的厂名，送货单与上诉人主体无法对应一致。证据1送货单中品名与恒与正经营部所售伞布与本案涉案商品伞布的对应关系，上诉人认为其中“琉璃”即为本案涉案商品伞布，但根据施纯望在询问笔录中前述为“是的，分别对应樱花，琉璃和浅妃”，但后述“因为本案中的被控侵权产品是否是我当年卖的伞面，我是不清楚的，毕竟过了这么多年了”，笔录前后就上述三者之间对应关系的陈述存在矛盾，故该对应关系存疑。综合上述证据1与证据5的两个疑点，对证据1、2的关联性不宜直接认定。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无关，对关联性不予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应当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减字公司是否系涉案美术作品著作权人；二、蓝柚公司是否实施了侵害涉案美术作品著作权的行为；三、若蓝柚公司侵权行为成立，则一审法院判决蓝柚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是否合法合理以及判赔金额是否适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蓝柚公司认为减字公司并非涉案美术作品著作权人的理由有二，一是仅作形式审查的《作品登记证书》不足以证明减字公司系权利主体，二是减字公司所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中的美术作品与减字控股有限公司“蕉下”伞具图案高度相似，结合二公司的成立情况以及减字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蕉下”系列商标情况，减字公司存在抄袭“蕉下”伞具图案的情况，其所登记的美术作品不具有独创性。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减字公司已就其系涉案美术作品著作权人完成初步举证责任，若蓝柚公司抗辩减字公司并非著作权人应当提交相应的反证证据，但其未能提供。其次，蓝柚公司认为《作品登记证书》所附美术作品与天猫网店销售情况公证书所载图案并不一致，对其被上诉人否系著作权人存疑。本院认为，减字公司所主张保护的系《作品登记证书》所附美术作品的著作权权利，其在一审中提交的天猫网店销售情况公证书系用以证明涉案美术作品的最早发行时间，且天猫网店的经营主体为深圳市兜满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系由减字公司独资。最后，本案中并未涉及减字香港公司在减字公司之前存在销售印有涉案美术作品或与涉案美术作品相似伞具的证据，蓝柚公司所称减字公司存在抄袭“蕉下”伞具的可能性，进而认定减字公司并非涉案美术作品著作权人或所主张保护的美术作品无独创性的论述，均系是在减字香港公司成立时间与持有“蕉下”系列商标时间，在减字公司成立时间之前的情况下所做的推论，并不能代替举证责任，故对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减字公司系涉案美术作品著作权人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蓝柚公司认为根据“接触+实质性相似”，其并未侵犯涉案美术作品著作权，且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首先，蓝柚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2日，经营范围包括伞及伞配件的制造、加工、销售，而涉案美术作品首次发表时间为2015年8月10日，且亦使用在伞具上，故蓝柚公司与减字公司系同行业企业，存在接触涉案美术作品的可能性。其次，将两件作品从颜色上看，减字公司所主张保护的作品较深，蓝柚公司所使用的图案较亮，花蕊与花瓣链接点及花瓣数量也有不同，整体上进行对比，二者均表现出花朵开放的形态，由内到外表现为三个层次，从形状上最里层均表现为黄色花蕊，第二层、第三层均是花瓣，二层花瓣颜色均是从红紫色向蓝紫色渐变，整体视觉效果相差不大，构成实质相似。最后，蓝柚公司用以证明的合法来源的证据未被采信的理由已在认证部分予以详述，此处不再赘述，蓝柚公司的合法来源抗辩不能成立。故蓝柚公司关于其不构成著作权侵权以及涉案商品伞布存在合法来源的抗辩均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三，商品的使用价值虽然是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但在商品上使用美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为商品价格带来美观附加值。将带有图案的伞面加工成伞具，该种带有一定修饰、美化效果的图案会提升伞具的销售金额以及销售数量。且本案中减字公司与蓝柚公司均未能就侵权损失或获利的情况予以举证证明，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美术作品的知名度、蓝柚公司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后果，以及减字公司所委托律师出庭参加诉讼并为维权支付的公证费、购买侵权产品的费用等合理费用，酌定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所提之上诉理由均无法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结果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5元，由上诉人浙江蓝柚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秦善奎 审判员  夏 鸿 审判员  周 荧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许敏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