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0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亚恩，男，汉族，1943年2月27日出生，住庄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居民委员会邵亮屯**。负责人：刘胜利，该居委会委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君，男，汉族，居委会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凌云，辽宁法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住所地：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村法定代表人：刘富忱，该养殖场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君，男，汉族，该养殖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凌云，辽宁法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庆连，男，汉族，1949年4月20日生，住庄河市。上诉人梁亚恩因与被上诉人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海洋居委会）、被上诉人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以下简称贝类养殖场）、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3民初6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亚恩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借款投资协议，时任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庆连收到了上诉人的20万元，并由村委会会计邵吉贵填写收据出具给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应履行还款义务。2.庄河市委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社区居委会资产核查情况说明》记载被上诉人有能力及时偿还已吸收投资款项，且被上诉人对此还做出承诺，应承担还款义务。海洋居委会、贝类养殖场共同辩称，不同意梁亚恩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主要理由为，根据（2011）开刑初字第12、15号刑事判决书最终判决是贝类养殖场犯罪，而未涉及海洋居委会，因此可以确定吸收资金的主体为贝类养殖场，而非海洋居委会，因此不应该对相应的债务承担责任。刘庆连未作陈述。梁亚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海洋居委会返还投资款20万元及利息，自约定还款日2010年9月19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3月19日，时任贝类养殖场场长、海洋居委会负责人的刘庆连作为项目发起人，与梁亚恩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梁亚恩投资20万元，期限2.5年，自2008年3月18日起至2010年9月17日止，到期一次性兑付本金，并按本金100%兑付收益。同时，梁亚恩交付投资款。双方均知晓，协议虽名为投资，但梁亚恩到期仅收取本金及收益，不承担风险、损失，不参与项目经营、管理；集资涉及金额较高、集体组织外人员较多。另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因前述行为等，刘庆连、贝类养殖场等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受到刑事处罚。前述集资款项，刑事判决未直接处理。起诉前，梁亚恩等人多次、多渠道，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寻求救济。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前述协议，名为投资实为民间借贷。合同因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双方均明确相应行为及情节，因此借贷关系应当无效，因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原物是否包括法定孳息一节，本案实为刑事诉讼未经处理的赃款、被占有的被害人财产，按当时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返还，物质损失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处理。而在判决生效后2013年开始实施的司法解释则规定，被害人财产只能追缴、退赔，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而通常理解，退赔财产、物质损失均不包括利息。因此，在本案无效合同中应返还的财产仅为借款本金。在本案中，贝类养殖场是民间借贷中的借款人，刘庆连为经办人和养殖场法定代表人。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特定情形下经办民间借贷的法定代表人亦可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因当事人均不主张，系对自己权利的合法处分，法院不能干预。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之一，借款人身份、尤其是梁亚恩等人有关居委会系借款人的主张，因无相应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梁亚恩等人主张借款人系居委会，并以刑事判决有关“居委会在刘庆连的组织下面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公开吸收存款”的事实认定作为依据。但是，该判决在后续的查明事实部分亦同时认定，庄河市委办、贝类养殖场、城关街道办、海洋居委会分别出具说明，其中涉及“刘庆连及养殖场所有吸收投资款项主要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养殖场账面资金可以用于偿还其账面债务”等。上述资金、账目涵盖该判决查明的两部分集资款项（“刘庆连组织居委会开展的集资”和养殖场集资）。并且，最终判决贝类养殖场单位犯罪，而未涉及海洋居委会。由此可知，前述事实叙述，未完全如梁亚恩等所述，已经认定海洋居委会是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此外，按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可不予认定。人民法院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独立审判。其次，因刘庆连身系海洋居委会、贝类养殖场负责人等多重身份，其以何种身份（或以何单位名义）或依在何单位职权或授权从事案涉行为，对判断案涉民间借贷关系主体有重要影响。与部分经生效判决认定的属于贝类养殖场集资的投资人、其集资单据加盖贝类养殖场印章不同，梁亚恩等人集资单据未加盖任何单位印章。梁亚恩、刘庆连主张当时以海洋居委会名义集资，但因双方之间、双方与本案之间均有利害关系，居委会又否认，因此仅凭当时交易经办双方之间的陈述，不足以单独证实，当时刘庆连系以海洋居委会名义从事集资行为。关于刘庆连当时是否依其职权或授权从事案涉行为一节，须结合相关事实及法律规定加以确认。以前述刑事判决为例，在目前立法及司法实践当中，一般企事业单位可成为单位犯罪主体，但未涉及海洋居委会等其他组织。其原因在于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按照刑法相关规定，除犯罪行为、定罪量刑有明确刑法规定，没有规定不为罪；犯罪主体等亦包括其中。民事活动，国家法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但亦有相应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制。以本案为例，海洋居委会前身（村委会）亦系独立法人，可依法从事相应民事活动，但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亦受法律调整和限制。按照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等，必须经村民会议或者经其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即使按照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筹资筹劳方案、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等事项必须经村民会议或经其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方可办理。最初集资以及之后相关行为，均涉及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筹资筹劳方案、处分村集体财产，或者当事人主张的村公益事业等的经费筹集等事项，均受前述法律调整。梁亚恩、刘庆连等提出集资已经两委会讨论决定，但两委与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等不同，其主张不符合前述规定。因此，依据前述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不能认定借款人系居委会；依据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亦不存在作出前述认定的可能。又因贝类养殖场认可，刘庆连作为贝类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亦有相应职权，可以认定案涉集资行为系刘庆连代表贝类养殖场作出，贝类养殖场是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借款人。关于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之二，海洋居委会、贝类养殖场等有关梁亚恩诉讼时效届满的辩解，因有证据表明，自刑事诉讼起至民事案件起诉时止，相关人员多次、多渠道主张权利，寻求救济。养殖场等虽持相反主张，但未提供相反证据，可以证实对方怠于行使权利。因此，前述辩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另外，梁亚恩虽提及债务加入，但表示“系以前述情况说明等证实居委会是借款关系主体，而债务加入人是养殖场，不列其为被告”。因此，所谓海洋居委会是否因承诺而债务加入一节，不在本案审查范围内。判决：驳回梁亚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梁亚恩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3月19日，上诉人梁亚恩（乙方）与原审第三人刘庆连（甲方）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为了更好地整合利用现有的海域资源，进一步把浅海贝类底播增养殖业推向社会，甲方作为本次开发项目的发起人，拟对庄河沿海海域进行规模性贝类底播养殖开发，乙方作为该项目的投资者，应本着自发自愿的原则，进行项目投资合作，为了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特制定本协议；投资自愿投资，甲方同意认可；本次投资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拾万元（￥200000元）；投资周期从2008年3月18日到2010年9月17日止（计2.5年）；本次投资到期一次性兑付投资本金，并按投资本金的100%兑付投资收益；甲方作为本次投资项目的发起人，主要在庄河浅海海域进行规模性贝类底播养殖开发，重点解决渔民转产就业问题，夯实地区优势项目基础，福祉百姓；甲方作为该投资项目的发起人，主要负责对开发项目组织策划，对资金进行统一调配，对生产经营实际全权掌控；在投资期内，项目开发主要依靠规模养殖、科学管理来规避养殖风险，降低养殖成本；依靠诚信、品牌来占领市场、赢得客户，保证乙方既得利益；在投资期内乙方不得支取投资款，否则不享受投资分利；在投资期内，开发项目发生争议时，乙方应积极支持、参与、配合甲方解决问题。同日，上诉人梁亚恩获得收款收据一份，该收据记载交款人为梁亚恩、收款人刘庆连、收款项目投资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结算方式现金、收款事由收投资本金（周期为2.5年），上诉人梁亚恩在交款人处签字，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收款人处签字。经各方当事人确认，上诉人梁亚恩交付的20万元投资款及协议承诺的投资收益至今未兑付。还查明：2010年4月26日，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所做讯问笔录中针对陈述称：“2008年又以一万元为基数，分别以18个月、20个月、10年和风险投资四个期限方式，吸收海洋村民和一些社会人员资金共7581万元。社会人员占20%，占资金总额的20%。社会人员的投资居委会没有记账，甩在外面，和2007年一样，相当于我个人借的。因为2008年吸收的投资太多了，又赶上金融危机，产生不了预计利润，经居委会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在2009年7月30日，进行了清算，提前将本、利一起分期分批返还。因未到吸收资金协议约定期限，我承诺付完本金后再加付50%的利息。到现在，还有约4000万元没有兑付。”在回答“2007年和2008年吸收的资金都干什么用了”的问题时，陈述称：“2008年吸收的7581万元主要用于：①居委会贝类养殖场（集体企业）借用3900万元。②刘富伟借刘庆连3452元（有借条）。③交土地局建楼相关费用186万元。④居委会建集资楼占农民菜田补偿费3.9443万元。⑤居委会建集资楼设计费39.3297万元。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回答“2007年、2008年你吸收群众投资都经过哪些部门同意了”的问题时，陈述称：“就是居民代表会议及居委会两委会议和扩大会议同意。”2010年5月10日，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所做讯问笔录中陈述称：“‘养殖场’以‘养殖场’的名义向村民和社会上的关系朋友搞过集资……”，“‘养殖场’内部集点资，规模不大，村里知道，具体集了多少资，向谁集资我不清楚，‘养殖场’自己有点关系，向谁集资不用经我批准……”，“（‘养殖场’的集资）是以‘养殖场’的名义做的，应该给人开收据，但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签过字，也没有盖过章”。2010年5月12日，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所做讯问笔录中陈述称：“2008年春天开会研究投资，定下来村里最后一次搞集资，因为我们也想控制集资额度在三千万。当时，全村老百姓积极性非常高，争着抢着要投资。谁知村民都想多投，也是考虑让村民挣点钱，再加上社会上朋友和关系单位的人也要投资，所以才又搞了个‘社会2.5年’集资，村民想多投的和社会关系、朋友想投资的，就走‘社会2.5年’，也是为了控制集资额度，要求要有我签字同意‘投资审批单’，账务才能开票签协议。”2011年7月29日，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向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关于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集资清退情况的说明》。内容为：“截至2011年4月22日，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有账面资金2326万元。这部分资金是企业经营收入，可以用于偿还贝类养殖场账面体现出来的债务。由于贝类养殖场经营状况良好，效益较为理想，因此对贝类养殖场集资行为形成的债务，我们有能力依据法院判决进行偿还。目前，本村村民集资的款项已全部兑付；由于企业账目仍在查封中，因此贝类养殖场职工的集资部分款兑付，社会上的集资未清退。对于没有清退的资金，计划在法院判决生效后，依法逐步清退。”2011年2月28日，中共庄河市委办公室出具《关于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社区居委会资产核查情况的说明》，对原审第三人贝类养殖场、原审第三人刘庆连涉刑后，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社区居委会资产核查工作领导小组委托专业机构对海洋社区居委会及其所属企业集体资产状况依法进行审计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内容包含：“……经过审计，刘庆连及贝类养殖场所有吸收投资款项主要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结合依法审计后的资产状况，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社区居委会完全有能力及时清偿已吸收投资款项”。2012年7月17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开刑初字第12、15号民事判决如下：“被告单位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缴纳）；被告人刘庆连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犯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7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执行日期自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缴纳）……”。前述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包含：“2008年3月至5月，海洋居委会在被告人刘庆连的组织下，面向海洋村村民和社会不特定人员公开吸收浅海贝类（杂色蛤）底播养殖投资款，以被告人刘庆连个人名义同投资者签订协议书，承诺‘投资周期从2008年3月18日到2010年9月17日止(计2.5年),本次投资到期一次性兑付投资本金,并按投资本金的100%兑付投资收益’。先后向社会不特定人员蒋立新、梁亚恩、秦淑英、蔡加国、蔡培家、任传武、王仕珺、姜树斌、鲁言平、陈东金、张维萍、王成仁、杨美令、李善顺、姚忠华、唐明权、马秉广、曲宝泉、王道鹏、王昊、刘忠校、葛绍琴、林艳、孙德平、楚同贵、杨玉香、林守平、崔永迪（城关街道合伙）等35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人民币1,409万元。2005年至今，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未经相关部门审批，面向社会不特定人员，以支付高额利息（年利息15%至60%）为条件，通过签订借款协议、投资协议等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现已查明被吸收公众存款44人，金额人民币2551万元……”。经查，案涉投资款包含在（2011）开刑初字第12、15号刑事判决认定的原审第三人贝类养殖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范围内。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协议书、收款收据、转账凭条、讯问笔录在案为凭，前述证据已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及本院审查，应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是否是案涉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及上诉人梁亚恩关于本息的返还请求应否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协议书系上诉人梁亚恩与原审第三人刘庆连签订，原审第三人刘庆连亦以收款人名义向上诉人梁亚恩出具收款收据。根据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包含案涉投资款在内的2008年收取的所有投资款并未全部投入原审第三人贝类养殖场经营活动，且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公安机关或本案原一审中的陈述，亦未证实案涉投资款系由原审第三人贝类养殖场收取，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审第三人贝类养殖场为借款人依据不足。（2011）开刑初字第12、15号刑事判决已认定案涉款项是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在原审第三人刘庆连的组织下吸收。从案涉协议书载明的款项用途、上诉人梁亚恩庭审陈述，结合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公安机关所做陈述，上诉人梁亚恩交付款项的目的是出于对规模性贝类底播养殖开发项目的信任，而该项目系依托于海洋村集体经济。庄河市委办出具的说明亦有“刘庆连及养殖场所有吸收投资款项主要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表述，而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亦曾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表示有能力清偿。由此可知，案涉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为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原审第三人刘庆连系以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负责人的身份与上诉人梁亚恩签订案涉协议书并收款。故案涉款项应由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承担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2011）开刑初字第12、15号刑事判决虽已认定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在原审第三人刘庆连的组织下非法吸收上诉人梁亚恩等35人的存款，但并未认定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因此行为而构成单位犯罪，则案涉协议书应为有效。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向上诉人梁亚恩偿还案涉款项，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对于上诉人梁亚恩已支付20万元本金，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应全额返还。关于上诉人梁亚恩在本案中诉请的利息一节，因案涉协议书约定的100%的投资收益率已超过现行法律法规保护的上限。虽然上诉人梁亚恩在本案中仅主张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但案涉协议书约定的投资周期从2008年3月18日到2010年9月17日止，如按此标准从投资到期日起计算至今，利息数额亦为本金数额的二倍多。而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原审第三人贝类养殖场、刘庆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自2010年后长期处于刑事程序及当地行政机关协调处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并不具有长期拖欠投资本金的主观恶意。据此，本院认定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应自上诉人梁亚恩以诉讼方式向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主张权利之日，即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2016年10月1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综上所述，梁亚恩上诉请求部分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3民初6021号民事判决；二、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梁亚恩人民币20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梁亚恩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梁亚恩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梁亚恩已预交），均由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居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迪审判员 王 歆审判员 王慧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黄月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