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16民初27834号原告：刘宗状，男,1973年8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现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实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三道**金融中心**楼，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200006688390253。法定代表人：夏仁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秋实，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雯，女，该公司员工。原告刘宗状与被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宗状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秋实、刘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宗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非法解除劳动合同；2.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2日仍存续；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于1992年12月在被告银行处入职参加工作,一直为被告职工,双方为劳动关系。2009年10月1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中约定“甲乙双方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先行协商解决;协商解决无效时可进行调解;调解无效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明确了义务和权利。但是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在清楚知晓原告有效联系电话、联系地址情况下,违反合同约定,不与原告联系,不按照合同进行协商,故意按照无效、错误的联系地址、错误的联系电话发送快递,有意造成邮寄“原书地址不详、空号”退回,有意影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时有效的送达,有意不让原告知道解除劳动合同事情经过。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二）被告于2016年8月17日制发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依据其于2014年9月28日自行印发的《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法》和2016年3月30日自行印发的《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劳动纪律和休假管理暂行规定》,但是被告没有向原告告知和公示过这两份文件,且两份文件没有经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审批,没有经过民主合法程序。被告违反《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与劳动者亲身利益相关的制度应经过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应告知劳动者。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三）根据《天津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指南》第六条规定:(认定劳动关系的基本要素)确定当事人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可以综合考虑下列因素:1、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2、劳动者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与监督。3、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工资性劳动报酬。4、劳动者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组织体系从事劳动,而不是从事独立的业务或经营活动。5、劳动者无权将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6、生产资料一般由用人单位提供。7、劳动者提供的劳务是继续性的而不是一次性的。8、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有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有主管负责人签字的已经提交的《内退申请书》,有主管负责人监督的工作交接表,而被告2016年至2019年分别向原告支付劳动工资报酬。根据上述规定,劳动关系的认定应综合考虑。（四）2015年被告银行公布内部退养政策,发布滨银发【2015】302号文件,原告符合文件第二章第四条第三款。原告于2015年9月9日申请内部退养,经主管支行行长陈孟波,事业部负责人张殿来签字。原告于2015年11月18日在主管监交下办理工作交接,经主管领导同意,原告不用上班工作,回家等消息。原告在没有收到被告书面通知的情况下,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单方制发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虚假,其解除理由虚假,未经工会审批,解除根据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应,未经银监局和人民银行审批,未向原告告知,未经过合法程序,未向其他职工通告阅读。然而却向职工通告了《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员工内部退养管理办法(试行)》文件,并要求职工阅读签字,且审批了原告提交的《内退申请书》,并且在主管负责人监督下交接工作。被告违反了《工会法》第二十一条:企业、实业单位处分职工,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企业单方面解除职工劳动合同时,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工会认为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合同,要求重新研究处理时,企业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职工认为企业侵犯其劳动权益而申请劳动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工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五）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克扣、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被告在2019年2月2日仍向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职工发放工资,证明双方劳动关系仍有延续。综上诉述,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工会法》《合同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于2020年3月30日向天津港保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确认被告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确认2019年2月2日劳动关系仍有延续,仲裁裁决认为原告主张的确认经过仲裁、一审、二审、再审程序,以“一事不再审”原则不予审理。原告不认可,故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为盼!被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辩称,要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本案原告诉请为仲裁请求的第二、三项，经仲裁审理查明，原告全部仲裁请求均超过诉讼时效，且存在“一事不再理”的情形。天津滨海新区法院作出的（2018）津0116民初85099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三中院作出的（2019）民03民终2661号民事判决书均已生效。上述判决书认定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请求，驳回其申请。原告对判决不服，申请再审，天津市高院作出（2020）津民申53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再审申请。本次诉讼的原告诉请与生效判决书中完全一致，本案诉请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刘宗状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十组证据材料，被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围绕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津保劳人仲裁字【2020】第50306号仲裁裁决书）、证据2中《劳动合同书》、《员工内部退养管理办法》、证据3（邮寄快递退改批条）、证据4（《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证据5（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作出的（2016）津0116民初47844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起诉状）、证据6（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02民终64号民事判决书）、证据7（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时的名片）、证据8（天津滨海农商行杨家泊支行考勤记录表）、证据9（个人存款账户明细、客户明细对账单）、证据10（（2018）津0116民初85099号民事判决书、（2019）津03民终2661号民事判决书、（2020）津民申539号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018）津0116民初85099号民事判决书、（2019）津03民终2661号民事判决书、（2020）津民申539号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述证据可以作为本院查清事实的依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中《员工内部退养审批表》，被告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因该证据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1992年2月入职被告处，工作岗位为储蓄员、客户经理。2009年10月1日，原、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6年8月17日，被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决定自2016年8月8日起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2018年9月20日，原告向天津港保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继续履行与被告的劳动合同，该委驳回了原告的请求，原告不服，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2018）津0116民初8509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首先，本案中，被告于2016年8月作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其既已知晓原告的有效联系地址，但未能按照该有效地址向原告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而是仅按照2009年原告在劳动合同书中留存的地址进行邮寄及报纸公告，影响了该解除劳动合同书及时到达原告处，被告的行为确属不妥。其次，结合原告书写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原告起诉案外人劳动争议案件、原告自2017年3月由案外人投缴社会保险及庭审陈述等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在2016年10月已知晓被告为其停止缴纳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其明确确认已在2016年10月知道被告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故应以该时间起算相关诉讼时效。鉴于原告并未在一年内就该劳动合同解除事项主张权利，且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故原告于2018年9月方通过劳动仲裁主张权利，显然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并判决“驳回原告刘宗状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该案提起上诉。2019年11月12日，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3民终266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刘宗状二审期间主张其诉讼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要求继续履行与滨海农商银行的劳动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一审判决结合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认定2016年10月，刘宗状已知道滨海农商银行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即应以该时间起算相关诉讼时效。因此刘宗状首次提出权利主张，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驳回刘宗状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其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不服，就该案申请再审。2020年5月8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津民申53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关于刘宗状主张其诉讼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审法院结合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认定刘宗状于2016年10月知悉滨海农商行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应以该时间起算时效并无不当，刘宗状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关于刘宗状主张原审法院存在主要证据未质证、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等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经查阅原审卷宗，没有事实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裁定“驳回刘宗状的再审申请”。2020年3月30日，原告向天津港保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加倍支付2016年2月6日、2016年7月20日工资共计4432.7元；2.确认被申请人非法解除劳动合同；3.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2日仍存续。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8日作出津保劳人仲裁字[2020]第50306号仲裁裁决书，驳回原告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明确本案中不再主张仲裁申请中第一项请求。本院认为，对于原告要求确认被告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已生效的（2018）津0116民初85099号民事判决书明确认定“原告在2016年10月已知晓被告为其停止缴纳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其明确确认已在2016年10月知道被告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故应以该时间起算相关诉讼时效”，本案原告上述主张系基于与被告的劳动争议，诉讼时效亦应自2016年10月起算，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故原告于2020年3月30日通过劳动仲裁主张权利，超过了诉讼时效，本院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至2019年2月2日仍存续的主张，根据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原、被告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16年解除，被告于2019年2月2日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应为延期支付的绩效薪酬，不能以此认定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仍存续，故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宗状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刘宗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杨宝鹏附：法条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