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6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潘塘街振兴路**。负责人：黄宗川，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阳，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燕，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成山大道东段**/div>法定代表人：王卫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一鸣，山东众成清泰（北京）律师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静，山东成山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天陈路**。法定代表人：程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晏金祥，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晏芳，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菲菲，女，1961年4月28日生，，住重庆市渝中区原审第三人：王建华，男，1966年1月20日生，，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利胜，四川达宽（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建工武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威海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建工二公司）、王菲菲、王建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2民初6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鲁1082民初609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保证金4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有权根据其与重庆建工二公司的合同约定，将800万元投标保证金中的500万元转为施工合同履约保证金系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系为自身支付的投标保证金，从未有过同意将其转为第三方履约保证金的意思表示。2.该认定违法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重庆建工二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履约保证金应由重庆建工二公司向被上诉人缴纳。3.上诉人不是该合同相对方，也从未与重庆建工二公司、被上诉人以及其他第三方，就履约保证金代付、代退签订过任何协议。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重庆建工二公司、王建华之间就涉案800万元保证金存在内部法律关系，系代重庆建工二公司及王建华支付，系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与重庆建工二公司及王建华，从未就涉案项目达成任何约定。1.上诉人和重庆建工二公司及王建华，与被上诉人的接洽分别是不同的时间、阶段、方式，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互不干涉，互相之间也不产生权利义务。（1）上诉人是在2014年初与被上诉人之间接洽，并分别于2014年3月14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5月20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800万元投标保证金。此期间涉案项目尚未进行招投标，上诉人是预备要承接该项目，所以才预付了投标保证金。（2）2014年8月，被上诉人才对盛世公园壹号项目开始进行公开招投标，重庆建工二公司也是在此阶段通过公开投标的方式接洽涉案项目，是重庆建工二公司独立经营的行为，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2.被上诉人、吴应伦、王建华三方于2018年2月6日签订的《债权确认协议书》，与上诉人无关，也与本案无关。（1）吴应伦的签字不能代表上诉人。该《债权确认协议书》没有上诉人时任负责人黄宗川签字，更没有上诉人的盖章。并且事实上，上诉人从未收到、知晓过该协议；吴应伦于2017年底就已经不再担任上诉人的负责人，上诉人也从未授权吴应伦对外签署协议，故吴应伦签字的协议对上诉人没有法律效力。（2）协议书中涉及的500万元并非本案所涉的投标保证金。从协议内容来看，其指向的标的为“王菲菲经营管理盛世公司期间，无息向乙方借款500万元，乙方将该款打到甲方账户”；从盛世公司的情况来看，王菲菲是于2014年7月21日受让王卫民的股份，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从本案上诉人转款的情况来看，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3月14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5月20日转款800万元。上诉人所转的投标保证金根本不是在王菲菲经营管理盛世公司期间，因此被上诉人与自然人吴应伦、王建华三方签订的《债权确认协议书》与上诉人完全没有关系。（二）王建华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款与上诉人无关。1.上诉人与王建华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未给予过授权。2.王建华向被上诉人转款，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都是各自独立的。金钱是种类物，又没有相应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款项性质互相印证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800万元投标保证金是客观事实，上诉人最终没有进行投标，被上诉人依法应予返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法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盛世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形成招投标合同关系，没有形成建设施工合同关系，涉案工程不存在上诉人所称招标保证金，被上诉人没有向其返还保证金的义务。2.上诉人所谓的保证金，已经由被上诉人与重庆建工二公司、王建华结算清楚，履行完毕，与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其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重庆建工二公司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债权确认协议书与本案无关，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1.从签订协议书的主体来看，协议书签订的主体是盛世公司、吴应伦、王建华，重庆建工二公司并没有参与，不是协议的当事方，该协议对重庆建工二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2.从内容上看，该协议所使用的词句以及合同条款非常明确，也不会产生任何歧义，合同内容就是关于王菲菲、吴应伦、王建华、盛世公司这四个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的确认和对于还款方式的约定，具体来说是：王菲菲向吴应伦借款500万元，王建华向王菲菲借款500万元，盛世公司欠付王建华300万元，盛世公司偿付王建华300万元后向王菲菲主张债权，没有涉及本案的履约保证金，而且王菲菲将款项以保证金形式无偿借贷给王建华，所谓借贷与保证金的约定，本身就是言语不详的约定，并不明确，不能当然的就依据该协议中“保证金”三个字就认定与本案履约保证金有关。因此，根据协议的字面语义，本案诉争的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与该协议没有任何关系。3.该协议书仅是表明盛世公司、吴应伦、王菲菲、王建华之间有经济上的往来，并没有就涉案工程进行结算，建设工程结算是一项庞大复杂的事情，从结算主体上看涉及业主、承包方、监理方等许多主体，内容上也涉及工程款调整调减、保证金退还比例等，而该债权确认协议书并没有承包方、监理方以及其他主体参与，内容也与正常的工程结算完全不沾边。而且，涉案款项是2014年发生的，该协议却是2018年2月6日签订，时间相差4年之久，如果的确是就投标保证金达成的协议，也应当是在投标保证金发生之后签订类似协议，不可能间隔长久时间再来确定，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盛世公司在该协议中认可500万元款项是王菲菲个人的借款，但又在一审庭审中认可重庆建工武汉公司支付的500万元，系吴应伦和王建华支付的履约保证金300万元，系盛世公司向重庆建工武汉公司的借款，相互矛盾。二、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代付保证金错误，代付需要代付双方之间达成合意，而重庆建工二公司与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从未达成代付保证金的合意，而且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作为收取款项的主体，盛世公司从没有认可过代付保证金，重庆建工二公司和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作为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跟盛世公司进行接洽，双方之间从没有约定代付保证金，而作为涉案款预收取主体的盛世公司认可王菲菲对涉案款项的陈述，但这也并非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代付款，且无任何证据证明代付行为。三、本案是普通的合同纠纷，应就合同双方之间争议的投标保证金事项进行审理，不应将当事人没有诉请的建设工程法律关系一并审理，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中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1民抗字第48号民事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也认为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处理民商事纠纷时，只能对已诉至法院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除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外，其审理和判决应当以当事人请求主张的范围为限。本案中，建设工程法律关系是盛世公司和重庆建工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并没有就该法律关系所涉事实诉请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仅依据盛世公司所谓三个第三人可能承受相应法律责任的理由，强行将盛世公司与重庆建工二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法律关系也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将工程款支付、工程结算、保证金交纳和退还列入审理范围，系混淆法律关系，超出本案审理范围，严重侵害重庆建工二公司的权利，应当予以纠正。一审法院对于建设工程法律关系并没有全面客观的审理，而是随意截取建设工程法律关系中部分付款情况来认定事实，目前业主方与施工方根本没有对工程款保证金等有争议的事项进行结算，根据现有的证据也根本不可能查清这方面事实。四、一审判决认定800万元投标保证金中500万元转为施工合同履约保证金，是重庆建工二公司与盛世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系认定事实错误。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虽约定重庆建工二公司缴纳履约保证金，但并没有约定以其他主体的款项来返还履约保证金，也没有约定向重庆建工二公司的代理人返还，一审法院认定重庆建工二公司中标成为施工合同主体后，盛世公司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向重庆建工二公司公司或其代理人返还保证金，或者将800万元投标保证金中500万元转为施工合同履约保证金，没有合同依据。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盛世公司无权处分重庆建工武汉公司的财产。另外，2014年11月11日，盛世公司向重庆建工武汉公司打款300万元，备注为投标保证金，从该笔款项支付背景来看，盛世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6000万的大型企业，又是涉案项目的业主，在向王建华付款时，其作为付款方，本身就处于优势地位，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但其仍然将该笔款项以投标保证金的名义支付给重庆建工武汉公司，这就证明盛世公司在支付该笔款项时，其真实意思表示就是投标保证金，因此结合此时重庆建工武汉公司并没有投标的事实，也与本案客观事实相符，盛世公司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至于王建华同日交纳的300万元保证金是根据重庆建工二公司和盛世公司合同约定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与盛世公司向重庆建工武汉公司支付的款项无关。仅是因为盛世公司选在同日向重庆建工武汉公司支付同笔金额的款项，该两笔款项才在付款时间和付款金额上相同，但这并不能否定两笔款项性质不同的事实。五、一审法院认定重庆建工武汉公司、重庆建工二公司、王建华之间就涉案800万元保证金存在内部法律关系，重庆建工武汉公司所付800万元系代重庆建工二公司及王建华支付，但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到底是什么内部关系，重庆建工武汉公司是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重庆建工二公司是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公司客观上都只是因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一定的联系，但两公司都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主体，双方之前也没有任何经济和业务往来，而王建华在涉案项目中只是签订合同的委托代理人，在涉案项目中并不能代表重庆建工二公司。因此，重庆建工武汉公司、重庆建工二公司之间并没有其他所谓的内部关系。王菲菲未陈述意见。王建华述称，涉案项目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重庆建工二公司还是王建华个人，都没有与被上诉人进行结算。基本赞同重庆建工二公司的意见，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重庆建工武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盛世公司向重庆建工武汉公司返还保证金400万元;2、请求判令盛世公司向重庆建工武汉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式为：以5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1月11日起至2018年2月8日；以40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6.9%计算，暂计为1，571，092.00元;3.请求判令盛世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以上暂总计：5，571，092.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庆建工武汉公司系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2017年12月28日，公司负责人由吴应伦变更为黄宗川。重庆建工二公司系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子公司。王菲菲于2014年7月21日从股东王卫民处受让20%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0%，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10月19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变更登记为王卫民，王卫民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1月7日，王菲菲将其持有的60%公司股份转让给王卫民。2014年3月14日、4月1日、5月20日，重庆建工武汉公司分别通过华夏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向盛世公司汇款200万元、300万元、300万元，合计汇入了800万元。其中2014年3月14日汇款附言往来款，4月1日、5月20日汇款附言招标保证金。2014年11月11日，盛世公司向重庆建工武汉公司转账汇款300万元，附言投标保证金；2018年2月8日转账汇款100万元，汇款附言收王建华转付款。2014年8月，盛世公司委托荣成诚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其开发盛世公园壹号1号楼、2号楼及地下车库工程进行招标。重庆建工二公司等三家公司参与投标，重庆建工二公司于2014年9月22日中标，盛世公司与重庆建工二公司于2014年9月28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中标工程承包给重庆建工二公司施工，合同约定履约保证金为500万元，王建华作为重庆建工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2015年2月13日、6月1日、11月27日、11月30日、12月4日，盛世公司分别向王建华转账付款100万元、80万元、50万元、10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其中王建华对2015年2月13日、6月1日收款出具收条，载明用途为退保证金，12月4日两笔汇款附言注明保证金。盛世公司提供承诺书、债权确认协议书、工程款确认单，证明王建华身份及王建华与王菲菲、重庆建工武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吴应伦之间就涉案的800万元资金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承诺书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6日，其内容为“威海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我叫罗斌，是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盛世项目部门负责人。我叫王建华，也是盛世项目部门负责人，根据双方合同规定，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将工程款支付给重庆建工，但为了工作方便，我们要求盛世公司将工程款打到王建华名下，王建华保证将款项用于工程或交付总公司。我们保证于2018年5月份或6月份办理总公司的相关委托手续，以完善财务制度。王建华罗斌”。确认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6日，甲方为盛世公司，乙方为“重庆建工武汉公司吴应伦”，丙方为王建华，约定内容为：王菲菲经营管理盛世公司期间，无息向乙方借款500万元，乙方将该款打到甲方账户；王菲菲收到该款后将其以保证金形式无偿借贷给王建华；王建华自愿向乙方偿还该500万元，乙方不再向盛世公司主张该债权。工程款确认单落款时间为2018年2月8日，由王建华与盛世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卫民签订，确认工程总造价、已付款数额、剩余工程款数额并充作质保金、已开发票数额。重庆建工武汉公司及三第三人对上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未予认可。王建华提供2014年11月11日向盛世公司转账支付300万元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该款系重庆建工二公司与盛世公司合同约定的500万元履约保证金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保证金系在2018年2月8日结算工程款时扣减工程100万元方式支付。该转账明细显示2014年11月7日，盛世公司向王建华支付3，500万元。重庆建工武汉公司及重庆建工二公司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盛世公司认为该款属于王菲菲与王建华之间的借款；王菲菲主张就涉案工程只有一笔500万元保证金，王建华转账的款项既不是保证金也不是借款。一审法院认为，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主张与盛世公司之间存在为参加招投标而交纳投标保证金事实，并以未参加投标为由要求返还保证金，本案应为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重庆建工武汉公司支付的800万元系与盛世公司约定的招标保证金还是重庆建工武汉公司因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的其他关系而代付款项。一审法院评判如下：1.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与盛世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建设工程领域招投标及工程承揽的实际，通常不存在同一公司之下子公司及分公司作为不同竞标主体参与同一工程投标的情况，而该事实的存在是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主张的其与盛世公司形成与重庆建工二公司最终承包涉案工程合同关系无关联的招投标关系的成立的前提。重庆建工武汉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盛世公司存在明确的为参与投标，订立施工合同而预付保证金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的约定，重庆建工武汉公司的主张明显与常理不符，盛世公司抗辩与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重庆建工武汉公司非合同相对方，重庆建工二公司中标成为施工合同主体后，盛世公司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向重庆建工二公司或其代理人返还保证金或者将该800万投标保证金中的500万元转为施工合同履约保证金，盛世公司提供的向王建华退还480万元保证金的证据能够与此印证。2.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与重庆建工二公司、王建华之间就涉案800万元保证金存在内部法律关系，重庆建工武汉公司所付800万元系代重庆建工二公司及王建华支付。盛世公司与重庆建工二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500万元履约保证金，王建华提供的2014年11月11日向盛世公司支付300万元的证据不能证明该款系支付履约保证金，相反该款能够与盛世公司同日向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付款300万元的事实相互印证，证明该800万元系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代付，盛世公司系代王建华转付300万元的事实；2018年2月6日，盛世公司向重庆建工武汉公司支付的100万元的备注用途为代王建华转付，可以进一步佐证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与重庆建工二公司及王建华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虽然重庆建工武汉公司及各第三人对盛世公司提供的债权确认协议不予认可，但该协议书的形成时间符合工程结算时对于未明事项进行确认清结的惯例，履约保证金与确认当时尚欠的800万元中余额500万元，债权协议书确认的款项支付目的、过程及数额能够与前述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代付及盛世公司代转王建华还款、盛世公司2014年3月14日汇款附言往来款，均能够相互印证，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足以认定。基于前述两点，足以认定重庆建工武汉公司并非基于与盛世公司的合同关系而支付800万元，而是基于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与二公司及王建华的内部关系而支付，否则三方没有必要在2018年2月6日签订债权确认协议书。3.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也没有基于不当得利请求盛世公司返还400万元的请求权。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与盛世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重庆建工武汉公司无权依合同关系要求盛世公司返还未付款。同时，基于吴应伦代重庆建工武汉公司在债权确认协议中作出的意思表示，以及盛世公司已向王建华退还480万元保证金的事实，尚欠的400万元也不可能构成不当得利，重庆建工武汉公司亦无权以该理由要求返还。综上所述，重庆建工武汉公司诉请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盛世公司答辩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重庆建工武汉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798元，由重庆建工武汉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1.2014年9月28日，被上诉人盛世公司与原审第三人重庆建工二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原审第三人王建华在原审第三人重庆建工二公司一侧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处签字。2.2019年6月25日，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涉案款项向被上诉人发出催款函。3.原审第三人王菲菲在一审中陈述，涉案施工合同约定原审第三人重庆建工二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保证金500万元，王建华与吴应伦是重庆建工二公司的内部承包人，吴应伦是上诉人负责人，因此该500万元保证金是王建华和吴应伦通过上诉人账户支付。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涉案款项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原审第三人王建华在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其系原审第三人重庆建工二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建华之间的款项转付事实，与原审第三人王菲菲关于原审第三人重庆建工二公司系通过上诉人账户交纳履约保证金的陈述基本吻合，因此，本院认为，原审第三人重庆建工二公司系通过上诉人账户交纳履约保证金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涉案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系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原审第三人重庆建工二公司系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于2019年6月25日就涉案款项向被上诉人发出催款函。就三者关系而言，一审判决结果亦不会损害其实体权利。因此，如被上诉人确应返还相关款项，原审第三人重庆建工二公司仍可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张相应权利。合同虽然具有相对性，但当多个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交织或叠加时，由此产生的事实不能割裂，应当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逻辑，而不是以法律概念去切割事实，然后仅就切割后的部分事实进行论证。故，上诉人关于一审判决突破合同相对性的上诉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亦不当，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重庆建工武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798元，由上诉人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李斐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