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9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女，195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1，女，1980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2，女，194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3，男，195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魁刚，当阳市恒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女，195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点军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4，男，1954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点军区。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威，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某、何某1、何某2、何某3因与被上诉人胡某、何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4民初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蔡某、何某1、何某2、何某3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4民初3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四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胡某、何某4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将位于清静庵××为××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周秀昌的房屋位于宜昌市点军区××市街居委会清静庵50号，属国有土地，与十里红村没有任何关联。（2）周秀昌的身份属于国有企业退休职工，与十里红村没有关联。周秀昌一家包括所有子女都是城镇户口，并相继参加工作，与十里红村没有关联。（3）胡某是农村户口，属十里红村农民身份。虽然胡某和何某4结婚后住进了周秀昌的房屋，但作为儿媳身份的胡某与周秀昌的房屋所有权没有任何关联。房屋仍属周秀昌的个人财产。（4）胡某作为十里红村农民，申请房屋维修，经十里红村逐级上报批准。实际维修的是周秀昌的房屋，胡某在十里红村并没有房屋需要维修，也不应该由十里红村签章上报。2.一审法院将周秀昌的房屋维修认定为拆除平房重建二层楼房，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该房屋的维修申报文件依据表明为维修，不存在重建。事实上也只是维修，没有重建。（2）维修前的房产面积为82平方米，维修后的面积扩大为99.18平方米，从面积可以看出不存在拆除平房而建成两层楼房。3.一审将属于周秀昌的个人财产认定为周秀昌、何某4、胡某、何**四人的共同财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的认为共同居住，就是共同所有，分割了周秀昌的房屋所有权。（2）周秀昌的房屋于1976年建成，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均证明为周秀昌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认定为四人共有违反法律规定。4.一审错误的将周秀昌的个人财产认定为四人共同所有，周秀昌仅享有四分之一后，再行继承分割。何某4实际两次分得，即重复取得周秀昌的遗产，没有法律依据。5.一审法院错误的将《拆迁补偿协议》的财产权混淆为人身权。而合同的全部条款内容仅为财产权，并不涉及到人身权利。（1）拆迁补偿合同的基础是置换，与人的身份是否为农民没有关系，与居住的人口没有关系。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不是本村村民为由，否定其实体权利于法无据。另外，拆迁的房屋所在的土地与十里红村没有关系，该土地属国有土地，不属于集体土地。6.一审法院错误的将拆迁合同酌定的房屋价格作为遗产分割的依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当按照拆迁合同约定的房屋转换面积作为遗产分割的依据，也可以按上诉人请求的按置换面积为依据，按市场价经评估后分割。7.一审法院明知胡某、何某4通过拆迁置换合同，实际取得316.02平方米的房屋，按市场价100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计算，其实际取得3160000元。作为周秀昌的另外三个子女每人仅分得9647.42元，何某4一人分得的份额是其他人的300多倍，有失公正。被上诉人胡某、何某4辩称，1.根据1991年5月24日宜昌市政府印发的《关于变更郊区部分村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权属问题的通知》，十里红村三组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但土地仍由原村组使用，仍然参照集体土地进行管理。一审法院将涉案房屋按照集体土地的性质进行认定并无不当。2.周秀昌原有的土木结构的房屋在其生前，即1999年已被拆除，于2003年、2006年加建、扩建成了砖混结构的房屋，建设房屋的主体为共同生活的全体家庭成员，一审法院将涉案房屋认定为家庭成员共同所有，并无不当。3.周秀昌生前的合法财产为其享有的涉案房屋的份额，一审法院在房屋拆迁后将其享有的房屋份额对应的补偿款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蔡某、何某1、何某2、何某3的全部上诉请求。蔡某、何某1、何某2、何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胡某、何某4将位于五龙社区西边冲安置小区的房子四套总面积316.02平方米和补偿款166999.51元，由蔡某、何某1代为继承何大年名下，何某2、何某3各继承母亲周秀昌遗产四分之一。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不主张补偿款166999.51元，要求按面积316.02平方米主张份额，如不能分得房屋，则按2020年6月16日的市场价进行货币化补偿；2.由胡某、何某4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周秀昌育有一女三子，分别是何某2、何大年、何某4、何某3。周秀昌于1976年在宜昌市点军区××号建有私房一栋，占地面积82平方米。建筑面积82平方米。胡某、何某4于1982年1月10登记结婚，1982年生育何**，胡某、何某4婚后与周秀昌共同生活居住。1998年胡某作为家庭代表（包括胡某、其夫何某4、其子何**、其母周秀昌）以房屋陈旧并在原宅改建为由申请建房，同年12月25日，经点军乡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政府审批同意该户维修建房。1999年前后周秀昌的土木结构房屋被拆除，后建设两层楼房。周秀昌于2000年4月30日去世。2001年12月，胡某申请土地登记，其《农村宅基地登记申请书、审批表》中载明：权属性质国有，经验收实际占用99.18平方米，超占部分已处理，同意按99.18平方米住宅用地登记发证。2013年6月30日，胡某与宜昌市点军区××市街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维多利亚项目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一、该户实际补偿总金额193384.99元，其中：1.房屋补偿总金额154358.71元（房屋建筑主体补偿总金额92196.80元、房屋附属物补偿总金额19298元、房屋室内装饰补偿总金额42863.91元），2.搬迁奖励总金额39026.28元（时间奖励3000元，搬迁平方奖励15801元，残值补偿费6320.4元，拆迁运输误工费6320.4元，临时安置过渡费7584.48元）。二、拟置换房屋金额223455.28元，拟置换120.5㎡一套，80.2㎡三套，其中：1.置换部分金额：316.02㎡×364=115031.28元；2.成本部分金额：20×1450=29000元；3.市场部分金额：25.08×2550=63954元，阁楼42.5×364=15470元；三、计算成果，应补差30070.29元。协议签订后，该房屋被拆迁。一审法院还认定：周秀昌去世前一直随何某4在本案诉争的房屋中居住，其生前未立遗嘱，去世后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为何某2、何大年、何某4、何某3。本案诉讼过程中，何大年于2020年2月6日去世，其生前未立遗嘱，去世后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为蔡某、何某1。清静庵50号与十里红村三组的涉案房址为同一地点。何某4为十里红村村民，除本案诉争的房屋之外，何某4在该村再无其他房屋或宅基地，何某2、何大年、何某3均不在该村居住生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遗产继承纠纷。本案诉争的房屋由周秀昌个人于1976年所建，后周秀昌、胡某、何某4、何**于1999年将其拆除后建成两层楼房。被继承人周秀昌去世后，遗留的农村房屋已被拆迁，根据拆迁协议，被拆迁房屋的价值转化为相应的拆迁补偿款，由胡某补差30070.29元后置换房屋四套。何大年、何某2、何某3、何某4作为继承人，对于上述拆迁利益中属于遗产的部分依法享有继承权，但对于遗产的范围如何确定系双方争议的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老房拆迁的房屋补偿款，其来源于周秀昌、何某4、胡某、何**原有房屋的拆迁利益，其中属于周秀昌财产的部分应纳入遗产继承范围，涉案房屋补偿总金额154358.71元，属于周秀昌的份额为其四分之一，即为38589.68元。农村拆迁安置房系宅基地上房屋被拆迁后的还建房，是为解决失去宅基地房屋的农民的基本居住权。何某4系十里红村村民，一直在案涉老房屋居住、生活，亦无其他房屋或宅基地，其根据政府安置补偿政策获得安置房指标。而何大年、何某2、何某3均非十里红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宅基地以及还建房不具备享有权利的基础，对于其要求分得安置房份额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拆迁协议中属于搬迁奖励的时间奖励、搬迁平方奖励、残值补偿费、拆迁运输误工费、临时安置过渡费均系对实际被搬迁人损失的补偿，该部分费用不属于遗产范围，故蔡某、何某1、何某2、何某4无权主张该部分拆迁利益，其要求继承该部分补偿款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周秀昌生前未立遗嘱，其去世后应按法定继承进行遗产分配，何大年、何某2、何某3、何某4为其法定继承人，应各平均分得周秀昌四分之一遗产，即为9647.42元。上述遗产对价应由何某4、胡某予以返还。因何大年在诉讼过程中去世，且其生前未立遗嘱，蔡某、何某1作为其法定继承人，属于何大年的遗产9647.42元由蔡某、何某1共同分得。蔡某、何某1、何某2、何某3要求按2020年6月16日的市场价进行货币化补偿，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胡某辩称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因周秀昌去世后的遗产由胡某一家共同占有，其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何某4、胡某辩称，蔡某、何某1、何某2、何某3只能将周秀昌生前享有的房屋份额即24.8平方米房屋所得补偿款作为遗产，因置换协议书并未明确载明房屋补偿的总面积，且继2001年该房屋确权登记为99.18平后，胡某、何某4再未进行过确权登记，后期是否实际新建及新建面积无法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何某4、胡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蔡某、何某1返还应分得的遗产对价9647.42元，向原告何某2返还应分得的遗产对价9647.42元，向原告何某3返还应分得的遗产对价9647.42元；二、驳回蔡某、何某1、何某2、何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68元，减半收取计3484元（蔡某、何某1、何某2、何某3已预交），由何某4、胡某负担1784元，蔡某、何某1、何某2、何某3负担1700元。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被拆迁的房屋原属周秀昌的个人财产，还是周秀昌、何某4、胡某、何**的家庭共同财产，即周秀昌的遗产范围如何确定；各继承人如何继承案涉房屋被拆迁后的补偿款及置换房屋是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关于遗产范围的确定问题。分析争议房屋的来源及产权变迁过程。首先，被继承人周秀昌于1976年建成位于宜昌市点军区××市街××号的土木结构房屋后，宜昌市房地产权监理处于1989年10月13日向周秀昌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书，该房屋属于周秀昌的私有财产。1982年，周秀昌的儿子何某4与胡某结婚后与周秀昌共同居住此房多年。至1998年，胡某作为家庭成员代表，以其居住建于70年代的土木结构房屋已陈旧为由，申请在原宅基地上建房。宜昌市规划管理局点军规划管理分局为胡某核发《宜昌市村镇农（居）民建房定点通知书》，同意其在点军区十里红村三组维修建房，批准建筑面积92平方米。随后，宜昌市点军乡人民政府核发《宜昌市点军乡个人建房宅基地许可证》，批准胡某在原宅基地改建住房。后胡某在已拆除房屋的宅基地上修建了新房，宜昌市政府还依据胡某的申请，为其核发宜市国用（2001）字第0303030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述审批、登记资料，足以证实胡某与家庭成员一起在原宅基地上修建房屋的事实属实，四上诉人关于胡某只是对原登记于周秀昌名下的房屋进行维修，并没有拆除后重新修建房屋，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至此，因胡某及其家庭成员在原宅基地上实施修建房屋的事实行为导致新的房屋权属产生，而周秀昌对拆除前的房屋享有的权属因拆除事实行为而消灭。四上诉人关于该房屋至今还登记于周秀昌名下，属周秀昌个人财产不仅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与生效裁判文书确认诉争土地上的房屋为胡某、何某4、周秀昌、何**的家庭共有财产相悖，本院对该项理由难以采纳。至于四上诉人提到的案涉房屋宅基地属国有土地性质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宜昌市政府1991年5月24日《关于变更郊区部分村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权属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点军区十里红村第三组的集体土地在1991年转为国有土地，但根据《土地登记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建设项目使用划拨国有土地的，土地使用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接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用地文件之后，持批准用地文件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登记。胡某依照上述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登记申请，并获得政府部门颁发的《宜昌市点军乡个人建房宅基地许可证》（98-342号）和宜市国用（2001）字第0303030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其用地申请审批程序合法，且符合当时的村镇宅基地管理审批流程和当时点军区的经济社会实际情况，故即使案涉原房屋的宅基地属国有土地性质，在胡某已享有该宗土地使用权的情形下，并不影响房屋权属的认定。四上诉人以案涉原房屋宅基地属国有土地，胡某向十里红村提出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登记申请错误为由，从而否定案涉房屋权属归周秀昌、胡某、何某4、何**家庭共有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胡某以家庭名义，通过合法的申请审批程序获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并在原宅基地上建房，被拆迁的房屋属于胡某、何某4、周秀昌、何**的家庭共有财产，一审法院确定案涉老房拆迁的房屋补偿款和置换房屋，来源于周秀昌、何某4、胡某、何**原有房屋的拆迁利益，其中属于周秀昌财产的部分应纳入遗产继承范围，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各继承人如何继承案涉房屋被拆迁后的补偿款及置换房屋的问题。法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周秀昌生前未立遗嘱，亦无遗赠抚养协议，则属于周秀昌财产的部分应当依法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定继承办理，即由何大年、何某2、何某3、何某4四人继承。因何大年在诉讼过程中去世，属于何大年继承的份额应由蔡某、何某1共同分得。关于继承的方式和份额问题。属于周秀昌、何某4、胡某、何**的家庭共有的房屋已被拆迁，根据拆迁协议，被拆迁房屋的价值转化为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和置换房屋。关于拆迁补偿款和置换所得的房屋如何分割的问题，一审法院阐述理据清晰透彻，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划分继承份额有失公正的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蔡某、何某1、何某2、何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68元，由上诉人蔡某、何某1、何某2、何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宜华审判员  陶霄溶审判员  易正鑫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彭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