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03民初4921号 原告：任周川，男，1994年7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宁波市鄞州区，现住址宁波市鄞州区。 被告：刘佳慧，女，2000年5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有浩，男，194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宁波市江**，现住宁波市海曙区，（系被告祖父）。 原告任周川诉被告刘佳慧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于2020年4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先于2020年5月4日以民诉前调1472号立案受理，并邮寄应诉材料，被告未签收，导致无法调解，后于2020年7月2日以（2020）浙0203民初4921号正式立案受理，并邮寄起诉状、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被告本人也未签收，本院于7月8日公告向被告送达了应诉材料和开庭传票等。本案运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审理，于2020年9月4日公开开庭。庭审中，承办法官与被告母亲取得了联系，其表示女儿不在本地，将委托祖父代理此案，后本院又于2020年10月20日、2020年11月2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周川，被告委托代理人刘有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被告双方原系情侣关系，恋爱时间为2018年3月21日至10月上旬，10月上旬分手后，被告都未经原告同意又刷了原告信用卡，第一次在2018年10月19日刷了信用卡350元，第二次在2018年11月2日信用卡套现6500元，第三次在2018年11月24日刷了信用卡799元，第4次也在2018年11月24日刷了信用卡1428.60元，上述总计9077.60元，后原告多次联系被告，被告不予理睬。故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刷信用卡金额9107.60元。审理中，变更为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9077.60元。 被告辩称：（一）原告起诉状中请求事项三次刷信用卡金额为9107.6元，而事实理由部分总计金额却为9077.6元，前后出现逻辑矛盾，不能构起前后一致。（二）原告并未提供刷信用卡受款人的相关依据或其他债权凭证，不排除手机有遗失被使用，10月20日原告在庭审中已明确手机遗失，但没有表示信用卡注销及密码更改，故不排除有此可能。（三）退一步而言，即使被告使用过原告的信用卡用于购物等，那被告信用卡的取得和刷卡金额属于原告赠与的范畴，是原告自愿给对方的“情侣”投资，故是得利方的善意取得，也是合理、合法，显然不属于不当得利。（四）《中国人民银行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信用卡仅限于合法持卡人本人使用，持卡人不得出租或转借账户”，持卡人必须妥善保管和使用其信用卡，否则，因此造成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1.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一份，证明被告刷原告信用卡的时间分别于2018年10月19日信用卡消费350元、2018年11月2日信用卡套现6500元、2018年11月24日信用卡消费799元、2018年11月24日信用卡消费1428.60元，上述共计刷信用卡9107.60元的事实； 证2.阳光豪生大酒店考勤表一份，证明原告于2018年10月19日、2018年11月2日、2018年11月24日均在上班，并未使用信用卡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证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证1原告未提交相应的债权凭证或刷信用卡受款人的相关依据，不排除手机有遗失被使用可能，对证2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不可能24小时都在上班，打卡考勤也不能证明原告始终在酒店上班，中途溜出去消费刷卡也未知。经审核，本院对原告证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定。 被告为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1.原告（2020）浙0203民初4921号民事诉讼状，证明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逻辑矛盾，明显不符合常理。 证2.原告在另一案庭审和本案的“事实理由”庭审录音光盘及节选扎录一组。证明原、被告原是一对情侣，即使被告刷了信用卡，也是原告基于自愿目的，属于情侣之间财务赠与而非不当得利。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证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刷原告的信用卡，系不当得利而非原告自愿赠与。经审核，本院对证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定。 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其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3月下旬起，原告任周川与被告刘佳慧曾建立恋爱关系。2018年9月，被告要求原告垫付学费。为此，被告于2018年9月15日通过支付宝，转账3400元。11月3日，又信用卡套现6100元等，为被告支付了学费。后原、被告分手，被告于2019年1月22日出具了欠条一份，内容如下：“本人刘佳慧欠任周川大写人民币壹万元整，小写（10000元），保证2020年1月22日之前，还清欠款。欠款人：刘佳慧，欠款人身份证号：×××6023,2019年1月22日。”此后，被告未按欠条约定归还10000元。2020年4月，原告诉至本院，认为被告除上述欠款10000元外，还刷了原告信用卡如下，即在2018年10月19日刷350元、2018年11月2日刷信用卡（套现）6500元、2018年11月24日分别刷信用卡799元和1428.60元，上述合计9077.60元，分别诉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10000元和返还不当得利9107.60元。本院于2020年7月2日分别以（2020）浙0203民初4918和4921号立案处理，并于2020年9月24日首先对民初4918号作出缺席判决（即判令被告刘佳慧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归还原告任周川借款10000元）。当日，在此后对本案的审理中，原告提供了被告母亲的手机号码（180××××9001），经承办法官联系，其母要求再次送达应诉材料和延期开庭。此后，又委托了被告祖父刘有浩参加了二次庭审。审理中，被告方对原告上述款项的刷卡是否系被告所为提出了异议，不认可是被告刷卡消费或套现，并认为即使确定被告所刷，也是原告因恋爱关系而自愿赠与被告的钱财，而非不当得利。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为：一是一方获得利益；二是获益无法律根据；三是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自认原、被告原系情侣关系，本案争议焦点：一、该信用卡所产生的四笔消费是否由被告所为？原告主张上述四笔账单系被告消费或套现，其应当对被告使用原告信用卡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据以主张被告使用信用卡消费等的证据系信用卡对账单、阳光豪生大酒店考勤表，但此证据，至多仅可证明该信用卡于2018年10月19日、2018年11月2日、2018年11月24日中所产生的消费非原告使用。而不能证明系被告使用（刷卡或套现）；二、即使被告使用了原告信用卡，是否系原告自愿赠与还是被告不当得利？原告未向本院证明原、被告恋爱关系终止的确切时间，根据本院（2020）浙0203民初4918号案件查明的事实，被告在2019年1月22日出具一份欠款10000元的欠条，被告在欠条中并未承认本案的刷卡金额，而本案刷卡时间早于欠条出具时间，据此，可推定双方于2019年1月才结束恋爱关系，所以，2018年11月24日以前的刷卡，即使是被告所为但是否属于不当得利还是原告自愿赠与难于确认，此外，原告也不能证明被告有盗卡行为，故而被告方关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是被告使用了原告的信用卡或未经原告同意而使用了信用卡，也无法有效证明即使被告有涉案刷卡行为，该行为已构成不当得利。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9077.60元的诉讼请求，难予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任周川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任周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频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代书记员 林静益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