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再2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男，1983年5月1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芸，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某，女，1981年3月2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晨，辽宁仁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张某因与被申请人王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辽02民终1775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30日作出（2020）辽民申341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张芸及被申请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本院（2020）辽02民终17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错误。二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张某婚内出轨及婚外生子，没有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再审被申请人提供的微信截图系复制件，没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户籍卡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婚外生子。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张某承担保证责任的债务到期时间为2016年9月20日，张某与王某离婚的时间为2016年10（应为11）月17日，即债务到期后不足一（应为二）个月张某与王某就协议离婚，二人在债务到期后快速办理离婚财产分割，从离婚财产分割内容看，离婚协议明显是逃避债务而虚假让与财产。且二人一直在一起居住并抚养两个女儿。综合以上事实，应认定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构成恶意串通，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部分的内容是恶意串通的通谋行为，约定无效。三、二审判决对于本案不属于恶意串通的观点是错误的。以恶意串通方式所作出的双方通谋行为是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绝对无效。二审判决质疑张某对2.5亿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王某辩称，不同意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同意二审判决。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张某婚内出轨、婚外生子是事实，王某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二、离婚协议是否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属于提高证明标准才能予以认定的事实，在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不应认定该事实存在。且只有受到侵害的第三人才能主张恶意串通行为无效，法院不应主动认定。三、本案中张某并非净身出户，双方还有大量资产没有分割，通过张某与王某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在其他地方还有房产。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归原告所有，被告协助过户；2.确认车牌号为辽Ｂ×××**五菱牌小货车归原告所有，被告将车辆返还并过户至原告名下；3.被告返还原告名下车牌号为辽Ｂ×××**号、辽Ｂ×××**号两辆车辆；4.被告返还原告代偿房屋贷款513517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某与被告张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1月17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在大连市中山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登记在原告王某名下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登记在被告张某名下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登记在原、被告双方名下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上述四套房屋均归原告王某所有。其中位于大连市中山区两套房屋有银行贷款，贷款由被告偿还。登记在原告名下的车牌号为辽Ｂ×××**车辆、辽Ｂ×××**奥迪车、辽Ｂ×××**号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下的车牌号为辽Ｂ×××**车辆，上述四台车辆均归原告王某所有。双方名下银行存款均归原告所有，个人债务由个人承担。原告与被告均陈述：上述《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财产基本系双方当时所有财产。另查，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作为担保人向案外人张春雷借款2.5亿元。2016年11月28日，张春雷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包括被告张某在内的借款人及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2016年11月2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查封包括张某在内的债务人财产2.5亿元。案涉登记在被告张某名下的房产及车辆均被该法院查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王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二审认定如下：原审认定事实基本属实，但认定“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作为担保人向案外人张春雷借款2.5亿元”错误。本院纠正为：张某向案外人张春雷出具《连带保证承诺函》，内容为：对借款人大连华根机械有限公司、大连机床（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20日的2.5亿元借款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另查明：根据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1.被上诉人张某在与上诉人婚姻关系期间存在婚内出轨，与他人婚外生子的情形。2.案涉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在（2016）浙01民初1339号案件查封于2019年12月1日到期后没有续封。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于2016年11月17日签订的离婚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应否认定无效。第一，因签订合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主体只能是遭受利益损害的第三人，除该第三人以外的其他人，包括订立合同的双方均不得请求因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而无效。因只有该第三人是恶意串通签订合同的受害人，如果受害人不主张合同无效，就无法确定有第三人遭受了损害或必然遭受损害，如果不能确定第三人已经遭受了损害或将要遭受损害，就不能满足《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或《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合同损害了第三人利益而导致无效的条件。本案被上诉人张某虽然在一审、二审及二审庭审后向法庭提供了其原供职单位向案外第三人借款2.5亿元，其对此提供担保，其案涉财产被相关法院查封，相关诉讼经相关法院调解，上诉人亦就案涉被查封的财产提起执行异议并被驳回的借款合同、连带保证承诺函、保全裁定书、民事调解书、执行裁定书等证据，但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实案外第三人就本案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的效力提起了诉讼，且依据上诉人二审提供的《房产查询卡》，足以证实案涉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在（2016）浙01民初1339号案件查封于2019年12月1日到期后没有被续封，被上诉人亦未根据本院的要求提供证据证实其名下案涉其他房屋及车辆被相关法院依法执行或被继续查封。且依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初1339号民事调解书，所涉2.5亿元借款债务除有被上诉人张某的担保外，还有其他众多企业和个人的担保，更有大连中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大量房产进行抵押担保，故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案外第三人的债权没有因主债务人或其他连带债务人的清偿或承诺清偿，且因本案双方的离婚协议而遭受损害或将要遭受损害。第二，关于恶意串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认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对签订合同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应能够排除恶意串通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本案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或至少能够合理怀疑存在因被上诉人张某婚内出轨并与他人婚外生子而双方协议离婚，致张某净身出户的可能性。被上诉人张某一、二审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双方签订案涉离婚协议时，上诉人王某明知被上诉人张某存在对外担保2.5亿元债务的事实，双方为躲避该债务有共同通谋的行为。第三，被上诉人张某既非借款2.5亿元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亦非该单位的股东、投资人，作为该单位的一名职员本无义务亦无相应能力为单位对外借贷2.5亿元巨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使是股东亦仅以其投入公司的股本为限对外承担责任），其无由对单位的巨额借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不合常理，且在无任何证据证实其对该笔单位的巨额借贷存在相应利益的情况下，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行为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其担保行为的后果是将其家庭，尤其是其配偶的全部共同财产无由置于其单位无法及时、足额偿还巨额债务时的危险之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在被上诉人无据证实其提供该担保取得了上诉人一致意见时，因该担保行为而处分非因生活所需的夫妻共同财产应为无效。即使是第三人提起诉讼，第三人亦应提供证据证实其有理由相信该对外担保行为系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否则上诉人仍有权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该非善意第三人。且经查，在被上诉人张某的单位与案外人借款时签订的借款合同上，有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及众多的其他单位提供的担保，但并无被上诉人张某作为担保人。张某提供担保的依据是其单方、另行向出借人出具的一份无签署日期的连带保证承诺函。在其无义务、不合常理、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其单方、未署日期向案外人出具保证承诺函的行为亦令人生疑。尤其是多年前原被查封的财产至今未被续封和执行，仍在被上诉人张某的名下；“被侵害的”案外人一直未起诉案涉离婚协议无效，而“恶意串通”的一方不仅不积极协助将财产转移至另一方名下，反而在另一方起诉其协助过户时，自己抗辩主张双方的离婚协议系“恶意串通”并损害了他人利益。另外，法律还赋予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具有追偿权，即使本案所涉被上诉人张某的担保合法有效，在本案所涉的登记在张某名下的财产对案外第三人履行了担保责任后，亦应当赋予上诉人王某对担保责任的主债务人及其他担保人具有追偿权。故，原判认定本案双方离婚协议无效的依据不足，本案仍应按双方离婚协议的约定处分相应的财产。第四，关于财产的处理。1.关于登记在被上诉人张某或双方共同名下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及车牌号为辽Ｂ×××**的五菱牌小货车一节，依据双方离婚协议的约定，应归上诉人王某所有，被上诉人张某应协助上诉人王某办理过户手续。2.关于登记在上诉人王某名下的车牌号为辽Ｂ×××**号、辽Ｂ×××**号车辆一节，因上诉人王某未提供证据证实现为被上诉人张某所占有，原审及二审中亦无被上诉人张某自认其占有了该两辆车辆的事实，故上诉人王某请求由被上诉人张某返还该两辆车辆的依据不足。占有返还的法律关系亦与本案认定离婚协议效力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本院不予处理，待其有证据证实时，可另行主张。3.关于上诉人王某主张被上诉人张某返还其代偿的房屋贷款5135176元一节，原审中上诉人王某虽提供证据证实该款系由其银行账户转出，但被上诉人张某亦辩称双方协议离婚后，其现金及存款等仍由上诉人王某保管，上诉人在原审中亦自认其自生孩子以后就不再工作，家庭的全部收入均来源于被上诉人，亦无据证实双方协议离婚时，上诉人王某获得的现金或银行存款的情况。故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认定从上诉人王某银行卡转出的500余万元款项系用王某自己的款项代偿张某应偿还的房屋贷款。且代偿返还的法律关系亦与本案认定离婚协议效力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亦不予处理，待有证据时，亦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本院二审予以支持。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二、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房屋归上诉人王某所有，被上诉人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上诉人王某将上述房屋过户至上诉人王某名下；三、车牌号为辽Ｂ×××**的五菱牌小货车归上诉人王某所有，被上诉人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上诉人王某将上述车辆过户至上诉人王某名下；四、驳回上诉人王某其他诉讼请求。再审期间，申请人张某提交如下证据：1.2016年11月21日上海清算所发布的公告；2.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春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执行材料，拟证实张某明知大连机床（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无债务偿还能力，为逃避债务，与被申请人签订离婚协议，应属无效。被申请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此，本院认为，申请人提交的公告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张春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执行材料与本案离婚协议的认定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申请人王某提交如下证据：1.其与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并当庭出示手机载体，拟证实张某婚内出轨的事实；2.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查询结果，拟证实案涉房屋现均未被查封。申请人对查询结果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申请人代理人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称需向张某进行核实，但其至本案判决作出时尚未针对其真实性向本院作出说明。对此，本院认为，王某提交的其与张某的聊天记录，张某代理人至本案判决作出时亦未作出说明，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王某提交的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查询结果，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再审对二审判决认定的除“被上诉人张某在与上诉人婚姻关系期间存在婚内出轨，与他人婚外生子的情形”外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必须合法，不能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财产权益。本案中，首先，张某对外承担担保责任的时间为2016年8月20日，因承担担保责任被债权人提起另案诉讼的时间为2016年11月28日，而张某与王某签订离婚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7日，上述时间间隔很近，张某与王某有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之嫌。其次，根据双方离婚协议约定，登记在王某及夫妻二人名下的房屋和车辆均归王某所有，登记在张某名下的房屋和车辆亦归王某所有，夫妻二人全部存款归王某所有，张某不但未取得任何财产，其还需要承担房屋贷款和个人债务，这种夫妻一方分得全部财产，另一方负担全部债务的分配方式非常不符合生活常理，尤其是在一方对外负有大额债务的情况下，该分配方式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意图显而易见。再次，针对上述离婚协议，王某辩解，张某婚内出轨，双方夫妻感情破裂，故对其心存愧疚，自愿向其交付全部财产。而根据王某提供的夫妻二人微信聊天记录，夫妻二人在2016年7月、8月、9月份尚共同协商买房、转款事宜，在2018年尚协商收房事宜，由此可见，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前后感情并未破裂。王某主张张某婚内出轨导致双方夫妻感情破裂，张某“净身出户”的解释与上述事实相悖，亦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最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张某与王某夫妻感情破裂，因此亦不足以证实双方签订离婚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相反，根据上述微信聊天内容结合一审时物业出具的证明，本院有理由相信双方签订离婚协议的目的系为了逃避债务。综上，本案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离婚协议的时间与张某承担债务的时间相近，且签订离婚协议当时双方仍然协商共同买房、转款事宜。因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离婚协议系为了逃避债务，其二人恶意串通，转移财产，明显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其二人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王某在本案中依据无效的离婚协议主张权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某辩称只能由受害人主张恶意串通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张某的再审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20）辽02民终177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207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75800元（王某预交），由被申请人王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述云审判员  张真洪审判员  祝 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孙雨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