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13679号 原告：朱廷贤，男，195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冯玉龙，男，198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徐冬香，女，1966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楼纯彬、楼思媛，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廷贤为与被告徐冬香、冯玉龙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于2020年9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廷贤，被告徐冬香、冯玉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思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廷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对浙江红狐服饰有限公司向原告所负的债务31万元及利息30.719万元（190000元*0.013元/月*77个月+120000元*0.013元/月*75个月）承担清偿的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两被告系浙江红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狐服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于2013年12月15日和2014年2月16日以公司名义向原告借款26.8万元（陆续已归还7.8万元）和12万元，借期一年，月利息按0.013元计算，到期本利一起归还。2016年1月26日，因向公众借款金额较大，被告徐冬香的丈夫冯泽兴（红狐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贵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追缴犯罪所得赃款。2013年6月11日，义乌商报第一版以“红狐服饰公司占地少，亩产创税高为题作为报道”其中载明“在公司总经理冯玉龙看来，这些成绩的取得……冯玉龙在两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这家企业的，作为接班人……”足以证明冯玉龙是红狐服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判决生效后，两被告均下落不明，更没有归还原告欠款。期间，被告冯玉龙利用自己既不是公司股东，又握有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之便，钻了法律空子，把红狐服饰公司的资金、财产转移到自己公司名下，并有预谋灭失红狐服饰公司的账册和重要文件以达到既得利益又不要负法律责任的目的。2019年7月1日，义乌市人民法院下达了（2018）浙0782强清4号裁定书，认定红狐服饰公司没有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且公司主要人员下落不明，致使清算组无法对红狐服饰公司进行清算，终结清算程序。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红狐服饰公司的债权人可另行向红狐服饰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主张有关权利。 被告徐冬香、冯玉龙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两份借条形成于2013年和2014年，借期均为一年，诉讼时效早已届满。原告所主张的金额也不应得到支持，刑事案件已明确查明红狐服饰公司应退赔原告的款项为31万元，即使被告应承担责任，也应以31万元为限。原告陈述两被告以公司名义借款也不是事实。两被告无需承担责任，作为股东，徐冬香没有下落不明，没有怠于行使清算义务，也没有不配合清算；徐冬香负责公司生产业务，包括接单、生产、发货，并不管理财务，也没有持有账册，公司财务一直由冯泽兴掌控，账册及公司重要文件一直由冯泽兴掌管，公司的主要财产已经由抵押银行行使抵押权进行了拍卖，因此，徐冬香不用承担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冯泽兴，而非冯玉龙，冯玉龙也没有损害原告的权益，因此，冯玉龙无需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2015）金义刑初字第2571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红狐服饰公司欠原告借款。 2、借条二份，证明借款事实依据。 3、2013年6月11日义乌商报复印件一份，证明冯玉龙是红狐服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4、承诺计划书及具体还款计划复印件一份，证明冯玉龙承诺要还款的。 5、冯岳新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证明冯玉龙转移资产。 6、河南红狐服饰有限公司基本情况打印件、浙江红狐服饰公司基本情况打印件、龙游雪伦服饰有限公司基本情况打印件各一份，证明三个公司的基本情况。 7、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起诉的依据。 经庭审质证，两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已经查明是冯泽兴以公司经营需要资金为由借款，而非两被告向原告借款，同时也可以看出红狐服饰公司的控制人一直都是冯泽兴；该判决已经认定冯泽兴与红狐服饰公司应承担的退赔金额是31万元，股东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也应当以31万元为限。 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清楚，借款属实，借条出具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15日和2014年2月16日，借款期限均为一年，诉讼时效均已届满。 对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冯玉龙不是红狐服饰公司的总经理，在2013年6月份左右作为一名公司的新成员参与公司业务，是业务经理，根本没有能力实际控制公司，最多算个高管；新闻报道不是权威的调查报告，无法证明冯玉龙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有过这样一份还款承承诺书，红狐服饰公司债务危机爆发时，在政府和各大银行的主持下形成了还款计划，借款人是冯泽兴和红狐服饰公司，甚至在签署该承诺书时冯玉龙对该公司的债务形成和债务规模都不清楚，因此，在2014年8月20日冯玉龙只是作为经办人签字，并且在2014年9月12日的时候又重新注明了一遍。 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应提供证人的身份信息，且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现原告未提供冯岳新的身份信息，该份证据无法得到认可。此外，刑事判决书上一名叫冯岳新的受害人，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该证人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 对证据6，其中河南红狐公司、龙游雪伦公司的工商信息与本案无关，也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红狐服饰公司工商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看出该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都由冯泽兴、徐冬香担任公司股东和主要人员，冯玉龙既不是股东，也不是公司的主要人员，当时只是公司的一个业务经理，并没有实际控制公司。 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裁定书已经明确了因公司无法清算而对债务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主体只有公司股东，而且是下落不明、掌握账册、重要文件而没有移交的股东，不包括其他人员，两被告均不是裁定书所认定的责任主体。 两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6、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未提供证人的身份信息，且未申请该证人出庭作证，被告提出的异议成立，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红狐服饰公司及冯泽兴自2008年起向原告借款，并于2013年12月15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朱廷贤人民币268000元，借期为一年，月利率按壹分三厘计算，到期连本带利一起归还；于2014年2月16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12万元，其余内容与2013年12月15日的借条约定一致。2014年7月7日、7月15日、7月30日、8月12日，原告收到红狐服饰公司及冯泽兴的还款共计人民币7.8万元。 2016年1月26日，本院作出（2015）金义刑初字第2571号刑事判决，红狐服饰公司及冯泽兴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刑事处罚，同时判决追缴红狐服饰公司及冯泽兴违法所得1816.407万元返还给各被害人（本案原告是被害人之一，追缴、退赔清单载明原告的退赔款项为31万元），追缴不足部分，由红狐服饰公司及冯泽兴予以退赔。原告至今未实际获得追缴及退赔款项。 另查明，红狐服饰公司成立于2001年11月15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冯泽兴（占股50%）与被告徐冬香（占股50%）为公司股东，冯泽兴任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徐冬香任公司监事。2018年2月11日，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吊销红狐服饰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公告。2018年7月31日，根据案外人（刑事被害人之一）朱初明的申请，本院裁定受理红狐服饰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清算组。因红狐服饰公司没有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且公司主要人员下落不明，致使清算组无法对红狐服饰公司进行清算，本院于2019年7月1日作出（2018）浙0782强清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红狐服饰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 本院另案中还查明：2009年12月至2015年3月，红狐服饰公司向冯玉龙转账计91662247.15元，冯玉龙向红狐服饰公司转账计29737788.54元。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作为公司股东及监事的徐冬香，未及时组织清算，在红狐服饰公司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后，也未将相关财务账册、文书材料移交给管理人，导致红狐服饰公司无法有效清算，应当对红狐服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9年12月至2015年3月期间，红狐服饰公司与冯玉龙之间存在巨额资金往来（转账差额达6000多万元），且冯玉龙自2013年7、8月份起一直作为红狐服饰公司业务经理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可认定冯玉龙基于其与红狐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泽兴之间的特殊关系（父子关系）事实上对红狐服饰公司的资金享有控制与处置权，在红狐服饰公司清算事由出现后，冯玉龙未将相应的款项返还，亦未配合清算组进行清算调查，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徐冬香及冯玉龙对红狐服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徐冬香提出公司财务一直由冯泽兴管理、徐东香并不管理公司财务、也不保管公司账册及重要文件等抗辩，本院认为，徐冬香作为公司股东及监事，且与冯泽兴系夫妻关系，在未提供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对该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本院问及冯玉龙为何其账户与红狐服饰公司账户之间转账差额如此巨大时，被告冯玉龙陈述是因为其个人账户提供给红狐服饰公司走账用，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两被告提出的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认为，本院于2019年7月1日作出（2018）浙0782强清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红狐服饰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故原告于2020年9月1日起诉并非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两被告提出被告方承担责任应以31万元为限的抗辩，本院认为，本案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系要求红狐服饰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红狐服饰公司及冯泽兴向原告出具了借款金额共计31万元的借条，并约定了利息的计算方式；但根据本院已生效的（2015）金义刑初字第2571号刑事判决书的认定，红狐服饰公司应退赔给原告的款项为31万元，也就是说生效判决已经确定原告对红狐服饰公司享有的债权（即红狐服饰公司应退赔给原告的款项）为31万元，故对被告该抗辩，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项、第一百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冬香、冯玉龙对浙江红狐服饰有限公司所欠原告朱廷贤债务人民币31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二、驳回原告朱廷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986元，由原告朱廷贤负担2482元，由被告徐冬香、冯玉龙负担250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小燕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傅俊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