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3民终15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红牛维他命饮料（泰国）有限公司【英文名：RedBullVitaminDrink(Thailand)Co.,LTD.】。住所地：泰国曼谷市邦蓬区,EkachaiRoad,BangbonSub-district,BangbonDistrict,BangkokMetropolis,Thailand)。代表人：帕瓦娜·拉撒拉（英文名：PavanaLangthara），董事。代表人：许馨雄（英文名：SaravootYoovidhya）,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久光，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云健，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严彬（英文名：CHANCHAIRUAYRUNGRUANG），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奇敏，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伟，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红牛维他命饮料（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红牛公司）与被上诉人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牛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6民初5720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泰红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久光、侯云健，被上诉人红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奇敏、章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泰红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责令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背景事实。红牛公司是一家注册地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根据红牛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成员7名，其中持股88%的泰红牛公司有权委派4名董事，其余三股东各委派1名，公司董事长由泰红牛公司委派。除此之外，对于董事委派，合资公司章程并未设定额外条件。2016年9月20日，泰红牛公司指定SaravootYoovidhya（许馨雄）作为泰红牛公司登记于中国政府部门的法定代表人（实为授权代表人）并记载于红牛公司的合资合同与章程及其修订中，并就此向相关的中国政府部门（包括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与北京市工商局）报备。同时，泰红牛公司决议免去严彬、张立刚、费晓暄及严丹骅的红牛公司董事职务，并免去严彬红牛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委派蔡业生、许雅洁、许明、卓俐芬担任红牛公司的董事职务，并委派蔡业生为红牛公司的董事长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日，泰红牛公司通知了上述泰红牛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及红牛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罢免及委派事项，要求红牛公司履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义务，但红牛公司一直没有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在此情况下，泰红牛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向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怀柔法院）提起诉讼，诉请红牛公司办理上述变更登记。2017年2月7日，红牛公司董事许馨雄收到严彬签署的《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通知》，称经红牛公司“董事”张立刚、费晓暄、严丹骅等人共同提议，严彬作为“董事长”召集董事会临时会议，该董事会临时会议将于2017年2月20日在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召开。2017年2月20日，上述董事会临时会议在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召开，并形成了关于确认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事宜，公司印鉴、证照保管事宜，公司资产处置事宜，利润分配事宜，委派红牛公司与环球市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公司）间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的诉讼代表人事宜等与公司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的所谓“决议”。然而，如前所述，提议召开案涉董事会会议的费晓暄、严丹骅和张立刚的董事身份已于2016年9月20日被罢免，其根本不具备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的合法资格；同时，严彬的董事和董事长身份也已于同日被罢免，其无权召集红牛公司董事会会议。在严彬等人非法召开了案涉董事会会议并形成了所谓决议的情况下，泰红牛公司于2017年8月10日向怀柔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案涉董事会决议无效，后变更诉讼请求确认案涉董事会决议不成立。在泰红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红牛公司为拖延诉讼程序，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在怀柔法院驳回其管辖权异议后上诉。在穷尽管辖权异议程序拖延本案诉讼的同时，红牛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彬通过其他关联公司恶意另起他诉，试图阻挠本案程序进展，于2017年3月利用同在其控制下的泰国华彬国际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泰华彬集团）提起针对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讼案件，请求法院确认泰红牛公司持有的红牛公司66.5%的股权系代泰华彬集团持股，后在2018年9月27日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确认泰红牛公司持有的全部88%红牛公司的股权均系代其持股，并以此申请变更登记案中止审理，同时以变更登记案涉及的董事变更事实待审为由申请本案中止审理。在红牛公司的种种拖延手段下，本案在立案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2019年10月下旬，怀柔法院紧急通知本案于11月5日开庭审理，且在开庭后十余日内即作出一审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的起诉。泰红牛公司认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超越人民法院个案审判的权限，且涉嫌滥用职权、枉法裁判，已经严重损害泰红牛公司的程序及实体等合法权益。二、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1.一审裁定以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在审且泰红牛公司任命的新董事及董事长效力未定为由，裁定驳回本案起诉，缺乏法律依据，法律适用严重错误。怀柔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的起诉。然而，本案并不存在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应当驳回起诉的情形。首先，本案起诉及后续程序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也不存在任何起诉后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形。（1）泰红牛公司作为红牛公司股东，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在对红牛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效力有异议的情况下，有权提起诉讼；（2）本案有明确的被告即红牛公司；（3）泰红牛公司提起本案有具体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4）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及怀柔法院均审理确定怀柔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因此，本案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怀柔法院适用上述规定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起诉，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以“本案不宜作出认定”为由驳回起诉，也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驳回起诉的情形。综上，怀柔法院所认定的情形根本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的任何一种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形；一审裁定中也没有引用任何足以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起诉的实体性依据或条款，仅仅引用了适用裁定的形式性条款，这恰恰说明怀柔法院承认无论在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司法解释中都找不到任何支持、佐证自己非法行为的法律依据。2.对于本案类似情形的处理方式，在《民事诉讼法》中已有明确规定，怀柔法院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起诉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即便怀柔法院认为本案需要以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审理结果为依据，也应当适用前述规定，裁定中止本案审理，待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审结后，再恢复本案诉讼，而不应当直接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的起诉，剥夺泰红牛公司在本案中获得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一审裁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3.一审裁定认定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对本案的审理结果造成影响存在严重错误。（1）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关系，怀柔法院认为其对本案的审理结果造成影响是错误的。红牛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董事会成员共七名，其中甲方委派1名，乙方（泰红牛公司）委派4名，丙方委派1名，丁方委派1名。”该章程对红牛公司及合资各方有效并有约束力。泰红牛公司委派红牛公司董事的行为系根据红牛公司的章程所赋予的权限做出的；红牛公司章程从未对泰红牛公司的董事委派权限做出其他限制，泰红牛公司的委派与罢免行为一经做出即已生效。在此情况下，已被罢免的董事长严彬等人在案涉董事会会议召开之日已不具有董事身份，自然无权再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形成有关决议，所谓的“董事会决议”是当然不成立的。泰红牛公司是红牛公司的创始大股东，持有红牛公司88%股权，工商登记的持股情况与实际情况一致。泰红牛公司作为红牛公司章程记载并经工商登记在册的合法股东，做出委派与罢免行为是在2016年9月，彼时尚无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退一步讲，且不论泰华彬集团提起的莫须有的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在实体上毫无证据、纯粹恶意诉讼，即便假设法院最终认定泰红牛公司所持有的红牛公司股权系代持，也应由届时认定的实际股东与其他股东协商修改红牛公司章程，再依据届时有效的章程授予其的董事委派权限另行委派或罢免董事，而不能否认泰红牛公司依据有效的公司章程已经做出的董事委派或罢免行为的效力。否则，一旦有人挑战某个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就必须立即停止行使法律及章程赋予的股东权利，这将使公司的运营处于极度不稳定甚至瘫痪的状态，这显然既不符合立法和司法本意，也是极不现实的。因此，泰红牛公司委派董事长、董事的行为一经作出即已合法生效，被罢免的董事长、董事非法召开的案涉董事会会议及形成的有关决议当然不成立，本案与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没有法律上的关系；无论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最终的结果如何，泰红牛公司的董事委派与罢免行为均已合法生效，案涉董事会决议当然不成立。（2）泰红牛公司是合法股东，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明显是泰华彬集团恶意提起的虚假诉讼。首先，在20多年的红牛公司的合营过程中，从未有任何人质疑过泰红牛公司作为红牛公司大股东的股东身份。泰华彬集团在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中，亦未举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其是红牛公司的股东。其次，泰华彬集团提起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的时间（2017年3月24日）刚好是变更登记案的管辖权异议进入二审、即将做出裁定之时，且其起诉时仅主张泰红牛公司持有的红牛公司66.5%股权为代持；而在红牛公司营业执照上记载的经营期限到期日（2018年9月29日）即将到来时，突然于2018年9月27日变更诉讼请求，在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恶意挑战泰红牛公司持有红牛公司全部的88%股权。从上述事实并结合泰华彬集团在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中的举证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泰华彬集团提起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以及变更诉讼请求的目的仅是用以拖延本案程序以及阻碍红牛公司依法进行强制清算。此外，红牛公司在变更登记案中提交了一份所谓的“代持协议”，称是泰华彬集团在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中提交的。该“代持协议”在形式上漏洞百出，也没有原件，根本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红牛公司作为本案举证方对所谓“代持协议”的背景等基本情况含糊其辞。最为奇怪的是，据了解，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于2019年5月15日针对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组织的谈话中，泰华彬集团曾当庭表示不存在书面的代持协议，而后竟然在超过该案举证期后炮制出这样一份虚假协议。这种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说法更是证明了所谓的“代持协议”根本就是泰华彬集团炮制出来的。综上，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根本就是一起虚假诉讼，仅是泰华彬集团恶意拖延相关案件的手段，根本不应成为影响本案审理的理由。4.怀柔法院在变更登记案中非法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起诉，又在本案中以变更登记案未做出裁判为由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起诉，属于人为、非法制造障碍。怀柔法院以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为由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在变更登记案中起诉的行为明显错误，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泰红牛公司已经依法提出上诉。5.一审裁定严重损害泰红牛公司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自泰红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开始，红牛公司从未积极应诉，而是伙同由同一实际控制人严彬控制下的泰华彬集团等主体，恶意制造各种诉讼障碍，企图拖延本案的正常审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如此，红牛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本案中提出的也仅是中止审理，从未有任何一方提出过本案应当驳回起诉。而怀柔法院居然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一方提出相关申请的情况下，违法裁定驳回本案起诉。同时，本案在严彬一方的恶意拖延之下，两年多来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而在2019年11月5日开庭审理后，法院仅用了十余日即裁定驳回起诉，且裁定明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如果一审裁定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更正，就将意味着泰红牛公司在本案中获得保护的机会化为乌有，将极大损害泰红牛公司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一方面，一审裁定将导致泰红牛公司两年多来已经依法实施的诉讼行为以及为应对红牛公司恶意拖延行为所付出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泰红牛公司必须另行启动诉讼程序，重新付出巨大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进而严重拖延泰红牛公司的维权进度。6.怀柔法院超出个案审判及法律适用权限，随意创设驳回起诉的情形，架空《民事诉讼法》规定，不当以司法侵入立法领域，涉嫌滥用职权、枉法裁判，放任和鼓励恶意诉讼行为。怀柔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当严格适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本案进行审理，恪守司法职责、遵守司法界限。然而，其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以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案正在审理、变更登记案未做出生效裁判文书作出实体判断，因而“本案不宜作出认定”为由驳回泰红牛公司的起诉，其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个案审判以及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权限，等同于以司法侵入立法领域，在现有法律规定之外随意创设驳回起诉的情形。如果允许法院以“本案不宜作出认定”为由驳回当事人起诉，那么任何案件、任何程序均可适用该理由，当事人合法的程序权利亦将毫无保证。7.在中国深入改善外商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一审裁定必产生恶劣的国际影响，动摇广大外商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红牛品牌是全球最早、最具知名度的功能性饮料品牌之一。相关品牌远销全球市场，稳居全球功能饮料行业领先地位，年销售额高达数百亿美元。上世纪九十年代，泰红牛公司怀着对中国市场发展的巨大信心，将红牛品牌从泰国带到中国，全力拓展中国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深耕，红牛在中国亦已成为中国消费者家喻户晓的明星品牌，更是外商在华投资的典型成功范例。因此，对于泰红牛公司在中国的权益保护情况，广大外国投资者乃至全球业界一直报以热切的关注和讨论。在当今中国越来越重视改善外商营商环境、加大外商投资保护力度的大背景下，泰红牛公司亦对中国的司法和法院系统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充满信心。综上，泰红牛公司请求撤销一审裁定，责令怀柔法院依法审理本案。红牛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予维持。一、泰红牛公司是否是红牛公司的实际股东正在另案审理过程中，故泰红牛公司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存在争议，本案符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法定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规定，仅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可以请求确认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本案中，泰红牛公司是以红牛公司股东的身份请求确认案涉董事会决议不成立。但是，在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项下，案外人泰华彬集团诉请确认其是持有红牛公司88%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并要求显明化，该案目前正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审理中，因此，泰红牛公司是否为红牛公司的实际股东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的基本条件必须满足“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一旦泰红牛公司是在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败诉，则其并非红牛公司的股东，与本案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进而丧失在本案中的诉讼资格。因此，在泰红牛公司是否为红牛公司实际股东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其是否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也不确定，不符合起诉条件。因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二、在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不确定的情况下，其委派及罢免董事行为的效力也存在争议，一审法院充分考虑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对本案所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完全正确的。泰红牛公司起诉确认案涉董事会决议不成立的理由为作出案涉董事会决议的其中四名董事已经被罢免，因此决议不成立。泰红牛公司作为红牛公司的大股东，根据公司章程享有委派及罢免红牛公司董事的权利。但是，股东委派和罢免董事的权利来源于其对名下所持股权所享有的所有者权利，在泰红牛公司是否为红牛公司实际股东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泰红牛公司是否有权罢免严彬等人的董事身份并且委派新的董事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一审法院充分考虑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对本案所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完全正确的。在股东资格不确定的情况下，推动本案审理将损害红牛公司的合法利益，并造成浪费司法资源。三、在一审法院已经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提起的工商变更登记案的情况下，本案也应裁定驳回起诉。案涉董事会决议是否成立也依赖于红牛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案件中关于泰红牛公司委派及罢免董事行为效力的审理结果。然而，就红牛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案件，一审法院已经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6）京0116民初590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泰红牛公司是否具有红牛公司股东资格、是否有权委派董事、董事长在他案诉讼中，一审法院不宜处理，并因此依法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工商登记的起诉。在此情况下，泰红牛公司委派及罢免行为的效力尚不确定，如果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将不得不在本案中审理泰红牛公司委派及罢免董事的效力，造成变更登记案未审而本案先审的结果，与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变更登记案的初衷相悖。泰红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2017年2月20日的“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不成立；2.请求判令红牛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工商档案中备案的红牛公司1998年8月31日《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1998年章程），第四章董事会第二十条规定，董事会成员共七名，其中甲方（北京市怀柔区乡镇企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怀柔乡企）委派1名，乙方（泰红牛公司）委派4名，丙方（泰华彬集团）委派1名，丁方（泰国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国天丝）委派1名，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一人，均由乙方（泰红牛公司）委派，董事由遇特殊情况各方也可在任期内提前更换董事。2002年11月12日《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关于合同、章程的修改协议》中，将1998年章程第20条修改为，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怀柔乡企）委派1名，乙方（泰红牛公司）委派4名，丙方（环球公司）委派1名，丁方（英特生物制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特生物）委派1名，董事长由乙方（泰红牛公司）委派，副董事长1人，由乙方（泰红牛公司）委派。董事任期四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红牛公司现工商登记资料中登记的董事7名，分别是严彬、张立刚、吴玉海、许馨雄、严丹骅、郑刚、费晓暄，其中董事长为严彬、副董事长为张立刚。其中严彬、张立刚、严丹骅、费晓暄为泰红牛公司委派的董事。2016年9月20日，泰红牛公司作出《委派及罢免书》，其上载明，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红牛公司章程以及泰红牛公司董事会决议，特此作出以下委派及罢免决定，第一，委派许馨雄作为记载于红牛公司的合资合同与公司章程及其修订中的泰红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删除严彬在上述文件中作为泰红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记载，且就此向相关的中国政府部门（包括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登记备案；第二，罢免严彬、张立刚、费晓暄及严丹骅的红牛公司董事职务，并罢免严彬的红牛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的职务；第三，委派蔡业生、许雅洁、许明及卓俐芬担任红牛公司的董事，并委派蔡业生担任红牛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敦促红牛公司各相关部门和人员于本委派及罢免书之日起十四日内，首先，完成上述委派及罢免相关的全部中国政府部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许馨雄代替严彬登记/备案为泰红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业生、许雅洁、许明及卓俐芬登记/备案为红牛公司的董事，将蔡业生登记/备案为红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次，将全部红牛公司公章、营业执照原件、《保健食品注册证书》原件、红牛公司财务账薄等公司档案、证照和印章移交给蔡业生。上述罢免及委派即日生效。该《委派及罢免书》上有身为泰红牛公司董事的帕瓦娜和许馨雄的共同签字，并加盖了泰红牛公司的公章。《委派及罢免书》经过公证认证，泰红牛公司于2016年9月21日将《委派及罢免书》复印件寄送给严彬，并于22日被签收。2017年2月7日，严彬以红牛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向工商登记的各董事发出召开《董事会的会议通知》，载明：本次董事会是基于郑刚、张立刚、费晓暄、严丹骅的共同提议而召开的临时董事会，会议时间为2017年2月20日上午10时（北京时间），，地点在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会议室召开议题包括有，第一关于蔡业生、许雅洁、许明、卓俐芬等人于2016年11月1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暨其所谓决议事宜，第二关于公司印鉴、证照、财务资料等公司文件的保管事宜，第三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的处置权限事宜，第四，关于公司成立至今的利润分配事宜，第五关于聘请审计机构进行审计事宜，第六关于委派红牛公司与环球公司间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的诉讼代表人事宜。2017年2月20日红牛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主持人是张立刚，出席董事有严彬、张立刚、费晓暄、严丹骅、郑刚、吴玉海。工商登记中的英特生物的董事许馨雄缺席。经过出席会议的6名董事审议及表决，除吴玉海弃权外，其余5名董事一致同意如下决议：第一，2016年11月1日，蔡业生、许雅洁、许明、卓俐芬等人擅自以红牛公司董事身份召开的所谓红牛公司临时董事会，以及其作出的所谓临时董事会决议属于非法和无效的，对红牛公司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第二，红牛公司现任有效董事成员为严彬、张立刚、费晓暄、严丹骅、郑刚、吴玉海及许馨雄；第三，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董事长严彬或其指定的人员保管红牛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营业执照、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保健食品注册证书、公司财务账薄等公司全部证照及财务资料；第四，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长自主决定对公司土地房产、核心机械设备、保健食品注册证书等重要资产的处置安排；第五，鉴于公司股东间就历史遗留的泰红牛公司的股东股权调整等问题及股东资格等问题存在争议，并且已在泰国和中国诉讼，在相关方达成一致意见或通过法律程序为最终确认之前，红牛公司成立至今的历年利润暂不予分配；第六，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自主决定聘请审计机构进行审计的事宜；第七，就环球公司诉红牛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委派张立刚为诉讼代表人，有权代为签署与该案有关的全部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答辩状、对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以及需向法院提交的其他文书或文件；第八，红牛公司此前作出的任何决议与本次决议内容不一致的，均以本次决议为准。一审另查明，泰华彬集团认为泰红牛公司在红牛公司持有的88%股权为替泰华彬集团所代持，并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诉讼，目前该诉讼正在审理过程中。泰红牛公司与红牛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对于谁为泰红牛公司委派的合法董事、董事长，一审并未作出实体认定。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第304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组织、或者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或者诉讼标的物在外国的民事案件，为涉外民事案件。”本案中泰红牛公司为外国企业，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依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营企业）是中国的法人，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保护。本案诉争的是董事会决议效力，属于红牛公司法人组织机构范畴，登记地为中国，因此应当适用中国法律。该院认为，泰红牛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泰红牛公司被工商登记为红牛公司中的最大股东，依据公司章程规定享有委派四名董事和一名董事长的权力，泰红牛公司只有享有股东资格才会具有委派董事和董事长的权力，因此泰红牛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审理对本案的审理结果造成影响。另外，泰红牛公司任命的新董事、新董事长是否合法有效存在争议，尚未经生效裁判文书作出实体判断，因此本案不宜作出认定。综上所述，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的起诉。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泰红牛公司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泰红牛公司起诉确认2017年2月20日的“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不成立系公司内部治理事项，涉及泰红牛公司是否作为红牛公司最大股东享有派驻董事、董事长的权力，现泰红牛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正在另案审理过程中，泰红牛公司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尚不确定。一审法院在泰红牛公司任命新董事、新董事长是否合法有效存在争议，且受另案牵制的情况下，为避免多起诉讼相互拖延，节省诉讼资源，在对泰红牛公司诉权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和损害的前提下，对泰红牛公司的起诉先行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泰红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侯 军审 判 员  田 璐审 判 员  张海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梦琦书 记 员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