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8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程，男，196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大**。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红丽，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琳，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于继海，男，195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大**。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红丽，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琳，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利明，男，196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大**。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原，辽宁东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慧岩，辽宁东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锡萍，女，196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大**。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原，辽宁东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慧岩，辽宁东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袁程、于继海因与被上诉人朱利明、马锡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4民初10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程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正式开庭即作出判决，剥夺上诉人辩论的权利，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院以调解的名义传唤上诉人到大东区法院进行调解，并没有按照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审理过程中没有上诉人答辩、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以及发表辩论意见的程序，仅是简单的询问。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被上诉人属于非法放贷，其行为属于非法放贷行为，不属于民间借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借款关系发生前并不认识，是因为借款事项通过于继海介绍认识，于继海与被上诉人也是通过借钱认识，本案被上诉人在两年内向上诉人、胡玉岭、于继海、汪克见同样存在多次（30次以上）出借资金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属于“职业放贷人”；且被上诉人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等特点，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不符合民间借贷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于继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送达程序，缺席审判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未曾接到一审法院任何通知，亦未收到一审法院邮寄的起诉状、传票等，因此上诉人不知道本案情况，未参加一审询问，后经上诉人了解情况得知，一审法院将本应邮寄给上诉人的起诉状、传票等材料邮寄给袁程，在上诉人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法院在上诉人缺席的情况下，剥夺上诉人一审辩论的权利，认定的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书中第三页第上段认定于继海以担保人身份签署在《借款合同》、《收据》签字确认的共计9笔与事实不符。2016年10月24日至2016年12月14日期间上诉人在国外，有护照予以证明，因此，2016年11月26日上诉人不可能作为保证人签订借据。2016年11月26日借款20万，借款期限1个月的借据并非上诉人本人所签。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未经质证等情况下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因此作出的判决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属于非法放贷，本案是非法的民间借贷。被上诉人属于刑法上的“职业放贷人”，故本案不是合法的民间借贷，不应受法律保护。朱利明、马锡萍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原判。一、上诉人袁程因承接工程向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出朋友情谊和信任，将资金出借，符合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且一审中袁程也认可双方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对双方的朋友关系、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尚欠款金额都进行了确认，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上诉人未能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偿还本息，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于继海作为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送达程序合法，上诉人于继海个人原因未出庭是其主动放弃了诉讼权利。上诉人于继海身份证上地址无法送达，后法院通过被上诉人提供的电话，联系到于继海本人，于继海要求将传票和起诉状一并寄送给袁程，法院将开庭时间以短信形式发送给于继海，这一过程已经记录在一审的工作记录中，并且在本案诉讼阶段，上诉人袁程、于继海和被上诉人朱利明也多次通过电话和见面沟通，上诉人于继海是因个人原因没有出庭参加庭审，主动放弃了诉讼权利，依据我国民诉法，可以缺席审判。二、上诉人称双方借款前并不认识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与于继海在2014年通过朋友认识，后续相处较好，在一次聚会中通过于继海认识袁程，逐渐成为好朋友，后袁程承接工程需要资金，上诉人袁程和于继海一起找到被上诉人希望能提供帮助，上诉人于继海提出可以作保证人，被上诉人当时是做房产中介所，有一些资金积累，出于对朋友的帮助才同意借款。上诉人袁程与被上诉人的多笔借款是基于同一事由，是一次借款的延续。上诉人袁程仅偿还部分借款，被上诉人多次提出应按照合同约定还款，但袁程表示工程完工一起下发工程款，希望被上诉人可以继续出借资金以保证可以继续承接工程项目，被上诉人到工地查看的确正常施工，才陆续出借资金。三、被上诉人的涉诉案件只有两件，均是民间借贷，另案已审理终结。朱利明、马锡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袁程偿还借款本金570万元及利息（截止至2019年6月17日利息342000元），袁程偿还570万元借款利息，从2019年6月18日至还清借款利息之日止，以月利率2%计算；判令于继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偿还由其作为保证人的240万元借款及利息，从2019年6月18日至还清借款及利息之日止，以月利率2%计算；由袁程、于继海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利明与马锡萍系夫妻关系。2015年11月12日至2018年3月7日期间，袁程先后向朱利明与马锡萍借款二十四笔，共计57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分别签订《借款合同》、收据、收条。于继海以担保人身份签署在《借款合同》、《收据》签字确认的共计9笔，金额为240万元，其中：2015年11月12日借款15万元（期限2个月自2015年11月12日至2015年12月11日）、2016年3月1日借款30万元（期限2个月自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5月1日）、2017年6月16日借款20万元（期限4个月自2017年6月16日至2017年10月16日）、2017年2月17日借款50万元（期限自2017年2月17日至2017年7月17日）4笔借据约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限自借款到期后次日至借款人还清借款为止。袁程未能按期还款，多次向朱利明与马锡萍出具还款承诺，截至2019年6月17日，袁程出具《借款合同补充确认书》，确认：尚欠本金570万元；2018年10月7日至2019年6月17日期间利息按每月2%计算为34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于继海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根据朱利明与马锡萍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对本案的事实予以认定。合法的民间借贷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朱利明与马锡萍提供借款合同、收据、转款凭证、还款协议等，足以证明2015年11月12日至2018年3月7日期间朱利明与马锡萍依约履行了发放借款的义务，而袁程未能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已构成合同中约定的违约情形，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019年6月17日，袁程向朱利明与马锡萍出具《借款合同补充确认书》，确认尚欠本金570万元、2018年10月7日至2019年6月17日期间按每月2%计算利息3420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对朱利明与马锡萍要求其偿还借款本金570万元及利息342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利息，朱利明与马锡萍提出的逾期利息计算标准及起算时间，符合法律规定，系朱利明与马锡萍对于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朱利明与马锡萍要求于继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偿还由其作为保证人的240万元借款及利息。首先，对于2015年11月12日、2016年5月26日、2016年3月1日三笔借款，双方延长借款期限，均自认担保人于继海并不知情，且未提供证据证明担保人于继海对该事实予以追认，故朱利明与马锡萍无权要求担保人于继海按延后期限承担担保责任。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对于继海以担保人身份签署借款合同、收据予以认定，其中：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的，虽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但朱利明与马锡萍起诉时已超过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6个月，朱利明与马锡萍无权要求于继海承担保证责任；对于约定保证期限自借款到期后次日至借款人还清借款为止的，显然属于约定不明，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届满之日起2年。2015年11月12日借款15万元约定还款期限2015年12月11日，2016年3月1日借款30万元约定还款期限2016年5月1日，两笔均已超保证期间，朱利明与马锡萍无权要求于继海承担担保责任。2017年2月17日借款50万元约定还款期限2017年7月17日，2017年6月16日借款20万元，约定还款期限2017年10月16日，均未超保证期，于继海应对7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袁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偿还朱利明、马锡萍借款本金570万元、利息34.2万元（截止2019年6月17日）；二、袁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偿还朱利明、马锡萍逾期还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以本金57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于继海对以上一、二项中借款本金7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四、驳回朱利明与马锡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493元，保全费5000元，由袁程承担。二审中，上诉人袁程、于继海二审提交新证据如下：1、（2019）辽0104民初10822号传票一张，证明一审法院给袁程送达传票及传唤事由是“开庭审理（调解）”，一审法院并没有按照传唤事由进行调解，而是直接开庭审理。2、25份借款凭证，证明朱利明2015年11月12日至2018年3月7日多次反复从事有偿的借贷行为，借据及借款合同内容格式统一，借款金额高达510多万元，每份合同均预定利息月利率3%，符合认定职业放贷人的条件，该25份合同应认定无效。3、2018年3月17日和2017年10月29日银行转账记录各一份，证明该两次借款虽然合同金额为28万元和50万元，但朱利明向袁程转款28万元和50万元后又要求袁程向其分别返还68400元和50万元。4、（2019）辽0104民初6248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辽0104执异137号裁定书，证明被上诉人除了向袁程多次反复有偿出借借款之外，其同时也向不特定的案外人多次反复有偿出借借款，金额高达1000万元。因此被上诉人的出借行为符合认定职业放贷人的条件。5、护照出入境印章页五页，证明于继海2016年10月24日至12月24日期间并不在中国，被上诉人所提交的2016年11月26日借据上担保人的签字不是于继海本人签署的。被上诉人朱利明与马锡萍质证意见为：1、对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一审法院的工作记录明确记录已经电话通知于继海，于继海要求将传票一并发给袁程，并已经接受短信的形式视为送达。2、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3、关于转账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借贷关系多年，之所以产生诉讼也是因为本金与利息经常不对应是哪一笔，双方会签订对账协议，而上诉人仅是截取其中一张，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以是偿还之前借款的本金，也可以是之前借款的利息，不能证明其想证明的问题。4、对该证据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5、该组证据均为照片的打印件，没有原件，即使是真实的，对应时间内作为保证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也没有被一审法院认定承担担保责任。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袁程提出的一审法院没有正式开庭、审理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核实，一审法院送达传票记载“开庭审理（调解）”的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且一审庭审过程符合我国民诉法中法庭调查、质证、辩论、最后陈述的审理程序，并无不当，故一审程序合法，对二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1本院不予采信，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袁程、于继海提出的被上诉人属于非法放贷等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袁程、于继海对于被上诉人朱利明与马锡萍属于职业放贷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且朱利明与马锡萍向自然人出借资金的行为符合我国现行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并无多次反复有偿的情形存在，双方若干份借款协议均为双方自愿且真实性的意思表示，故二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袁程与被上诉人朱利明曾多次确认还款数额，最终被上诉人以2019年6月17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补充确认书》里确认的570万作为诉讼依据提起本次诉讼，该确认书系双方当事人对出借款项的最终确认，且上诉人袁程对该确认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2、3本院不予采信，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于继海提出的一审违反送达程序、缺席审判违法的问题。经核实，一审法院通过电话通知的方式联系到于继海本人，其本人明确表示将诉讼相关材料邮寄至袁程处，并同意接收短信通知其开庭时间。故于继海自愿放弃出庭应诉、辩论等权利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于继海提出的因身在国外、其以担保人身份签署的2016年11月26日借据不是其本人签署的问题。经核实，一审判决认定于继海承担保证责任的几笔借款中并不包含2016年11月26日的借款，即对于该借据中的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并未予以确认，故上诉人上诉请求的基础事实不存在，本院对此不予审理，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986元，由袁程和于继海各负担5449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那卓审判员  范猛审判员  华荻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李飞书记员教添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人，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