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00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凤冈县兴达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何坝镇林光村。法定代表人：季华龙。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男，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凤冈县兴达农资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龙泉镇和平路。法定代表人：金国新。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男，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浏阳市大吉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金刚镇余湾村。法定代表人：施小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左雪飞，湖南湘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遵义市农资（集团）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厦门路中段。法定代表人：曹永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男，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凤冈县兴达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达公司”）、凤冈县兴达农资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兴达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浏阳市大吉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吉公司”）、原审第三人遵义市农资（集团）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资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湘0181民初10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兴达公司、兴达合作社、原审第三人农资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佳男、被上诉人大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兴达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9）湘0181民初10393号民事判决，改判为驳回大吉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大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基本事实2018年3月，上诉人兴达公司与被上诉人大吉公司结算2017年度尚欠货款额为139200元，对账后上诉人兴达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2018年5月，上诉人兴达公司与被上诉人大吉公司签订《烟花爆竹买卖及保证合同》，被上诉人大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施某某口头许诺，只要上诉人扩大进货量，大吉公司将提供9%的返点。2019年3月，大吉公司与兴达公司、农资公司结算2018年度尚欠货款额合计2711211元，比2017年度进货量增加了18倍有余，大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施某某再次同意给9%的返点。2019年5月，兴达公司、农资公司的授权代表杨某某和大吉公司的授权代表贝某某签订书面协议载明：“经双方协商，大吉公司给返点9%，3852175*0.09=346695元……留陆万伍仟质保金”。2019年6月17日，上诉人兴达公司支付完最后一笔30万元，留质保金64582元。2019年11月，大吉公司起诉至法院，否认《协议》的效力，并要求兴达公司支付货款214211元。2、兴达公司与大吉公司2019年5月22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一审法院认定贝某某没有代理权限，该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贝某某有权代理被上诉人对外签订协议。上诉人兴达公司与被上诉人大吉公司签订的《烟花爆竹买卖及保证合同》首页出卖方为大吉公司盖章的授权代表人系贝某某；2018年3月18日，大吉公司向兴达公司出具《对账单》，载明贝某某代理权限为“洽谈业务、签订合同、核对账务、收回货款”，后续的业务往来中，贝某某一直是大吉公司的代理人，贝某某在授权范围内以大吉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大吉公司给返点9%……346695元”，属于有权代理，且其代理行为符合公司意志。而且，兴达公司的业务员杨某某与大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施某某分别在2018年初、2019年初多次确定了返点的比例。施某某系大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大吉公司的占股达到97.2%，双方往来款均支付进了施某某的个人银行账户中。贝某某作为大吉公司的业务员，对外签订协议、收回货款、核对账务等工作都是听从其上级领导的指示，符合大吉公司的公司意志，否则其作为大吉公司的员工，哪里敢擅自在《协议》上签字？一审法院对贝某某事后陈述片面采信，认为“施某某已经口头承诺可以返点，因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但施某某的口头承诺已有《协议》、贝某某、杨某某的陈述相互印证，足以认定。2、兴达公司对大吉公司无其他应立即履行的债务，不应承担大吉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2019年5月22日，兴达公司与大吉公司签订协议载明：“经双方协商，大吉公司给返点9%，3852175×9%=346695元……余额664582元，留陆万伍仟质保金……”。协议签订后，兴达公司、第三人农资公司支付大吉公司600000元，尚有64582元未支付。因买卖货品为烟花爆竹，具有较强的质保要求，为避免产品质量问题导致买受方的损失，兴达公司与大吉公司经双方商定留存了上述六万余元的质保金，兴达公司除上述质保金外，已完整履行了货款支付义务。大吉公司不存在待实现的债权，本案产生的原因系大吉公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反复无常，在诉讼过程中满口谎话，兴达公司作为诚实守信方不应承担大吉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原判，依法驳回大吉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兴达合作社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浏阳市人民法院（2019）湘0181民初103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为上诉人对货款与违约金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大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兴达公司对大吉公司不负有债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论述的理由前后矛盾，兴达公司依法经营，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兴达公司对大吉公司无应付款项也不存在违约责任。2、因兴达公司对大吉公司不负有债务，故兴达合作社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兴达合作社仅为兴达公司的股东，相互之间财务独立，况且兴达公司不负有债务，故兴达合作社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上诉人大吉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所称大吉公司的股东施某某口头许诺，只要兴达公司扩大进货量，大吉公司将提供9%返点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施某某从未口头许诺9%的返点事实。首先，烟花爆竹行业纯利润也就大概10个点左右，给予客户9%的返点大吉公司等于这个买卖基本不赚取利润，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其次，如果确实存在返点的情况，也是签订合同时双方协商一致，并将相关返点的具体写入到双方的烟花合同条款中，不存在由某个股东给予口头承诺。2、案外人贝某某与杨某某签订的“返点协议”对大吉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返点协议未取得大吉公司授权，属于无权代理。案外人贝某某与杨某某签订返点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从《烟花爆竹买卖及保证合同》及《对账单》授权进一步说明贝某某无权代表大吉公司返点。《烟花爆竹买卖及保证合同》系贝某某代表公司签订，但并非可以代表公司随意对产品降价。从《对账单》中可以看出大吉公司2018年3月与兴达公司对账出具了授权，更进一步证明大吉公司单位制度非常严格，业务员代表公司均需要公司特别授权，无授权业务员是无权代表公司的。综上，贝某某签订返点协议的行为并非有权代理，亦不能构成表见代理。该返点协议并非大吉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对大吉公司不具有约束力。3、兴达公司欠大吉公司214211元货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9年3月9日，双方进行对账，确认兴达公司尚欠大吉公司货款614211元。对账后，兴达公司于2019年4月7日向大吉公司支付货款400000元，故尚欠214211元。兴达公司主张其已经全面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从兴达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可知，兴达公司财务江某某每次转账的金额均超过300000元且均是代表兴达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一起支付，并未区别具体哪笔货款是由兴达公司向大吉公司支付。故，从常理上，在兴达公司仅欠214211元货款的情况下，其不可能超出实际欠款金额向大吉公司给付300000元。在原审第三人尚欠大吉公司1097000元货款的情况下，该四笔转账应视为原审被第三人向大吉公司进行的给付。3、兴达公司尚欠大吉公司214211元货款系客观事实。4、兴达合作社作为兴达公司唯一的股东，在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兴达公司，依法应当对兴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原告大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兴达公司、兴达合作社支付大吉公司货款21421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1000元（按欠款金额的日息万分之五计算，自2019年3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兴达公司、兴达合作社支付律师费10000元；3、判令兴达公司、兴达合作社支付大吉公司支付的保全担保费69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兴达公司、兴达合作社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5月20日，大吉公司（甲方）的授权代表人贝某某与兴达公司（乙方）的授权代表人杨某某签订《烟花爆竹买卖及保证合同》，并分别加盖双方公司公章。合同约定由大吉公司向兴达公司供应烟花爆竹材料，付款方式是货到付款60%，当年度农历12月20日前付清总货款的80%，余款及铺底资金在次年公历3月31日前付清。合同第十条违约责任约定：1、如乙方即本案中的兴达公司未按本合同第七条之约定支付货款，乙方须自逾期之日起至全部付清之日止，按未支付货款金额的日息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2、甲乙双方应当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如违反合同约定，违约方除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外，还应承担守约方为主张权利所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公告费、保全担保费、评估拍卖费等所有费用。合同签订后，大吉公司按约送货，兴达公司仅支付了部分货款。2019年3月9日，大吉公司与兴达公司进行对账结算，双方确认截至2019年2月28日止，兴达公司尚欠大吉公司货款614211元，对账单加盖了两公司公章并分别由贝某某、杨某某在经手人处签名。对账后，兴达公司于2019年4月7日通过其公司出纳刘中妙向大吉公司指定账户支付货款400000元。另外，大吉公司在为兴达公司供货的同时，也向农资公司提供了货物。2019年3月8日，大吉公司派工作人员贝某某前往农资公司对账，双方对账后确认，截止2019年3月8日，农资公司尚欠大吉公司货款2097000元。2019年5月22日，贝某某与杨某某达成协议，协议上载明“遵义市农资集团烟花爆有限责任公司，凤冈县兴达烟花爆竹有限责公司2018年与大吉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往来共计发货遵义农资公司（3852175.4元）凤冈兴达公司发货（979785.8元）共计发货3852175.4元叁佰捌拾伍万贰仟壹佰柒拾伍元肆毛整经双方协商大吉公司给返点9%3852175×0.09=346695元叁拾肆万陆仟陆佰玖拾伍元整.余额：陆拾陆万肆仟伍佰捌拾贰元.留陆万伍仟质保金余款2019年5月28日前付清杨某某2019.5.22贝某某2019.5.22”，该协议未加盖双方公司公章，由贝某某、杨某某分别签字。另查明：兴达公司、农资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江某某于2019年4月14日、2019年4月29日、2019年5月30日、2019年6月17日分别向大吉公司指定的施某某账户转账支付100万元、30万元、30万元、30万元。诉讼中：1.兴达公司、农资公司称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付款也是一起，故江某某支付的上述四笔款项系用于支付兴达公司欠付大吉公司的剩余款项和农资公司欠付大吉公司的烟花货款，但一直未明确表明具体哪笔款项系用于支付兴达公司欠大吉公司的货款。2.兴达公司提交大吉公司于2018年3月8日出具的对账函，兴达公司、农资公司于2018年元月共同出具的授权函，其中贝某某为大吉公司的代理人，杨某某为兴达公司、农资公司的代理人，两人的代理权限均为：洽谈业务、签订合同、核对账务、回收货款，拟证明贝某某、杨某某均为有权代理，即使大吉公司不曾授权贝某某对外签订返点协议，贝某某的行为也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3.兴达公司称大吉公司负责人施某某已经口头承诺可以返点，并提交了杨某某与贝某某的通话录音内容证实。在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对贝某某所制作的调查笔录中，贝某某陈述：其与杨某某签订返点协议一事并未取得大吉公司授权，签订协议后亦未向大吉公司进行汇报。2018年5月10日左右，杨某某曾找大吉公司的股东施某某就返点一事进行过协商，施某某同意返点，但要求杨某某尽快付款，后因杨某某未及时付清全部款项，施某某就让贝某某通知杨某某不再返点了。且在签订返点协议时，贝某某告知过杨某某其未取得大吉公司授权，同时要求杨某某在2019年5月28日前付清款项，贝某某就可以向老板汇报摆平此事，否则协议就不作数。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委托代理合同、增值税普通发票、银行流水、协议、授权文件、对账单、烟花爆竹买卖合同及保证合同、电话笔录、调查笔录等证据证实，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第一，贝某某与杨某某签订的返点协议是否对兴达公司具有约束力，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第二，兴达公司是否已经向大吉公司全面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第三，兴达合作社是否应当对兴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一，关于贝某某与杨某某签订的返点协议是否对兴达公司具有约束力，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诉讼中，贝某某与大吉公司一致认可贝某某在签订返点协议前未取得大吉公司的授权，故贝某某签订返点协议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关于贝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在大吉公司与兴达公司的往来过程中，合同的签订及对账均需由双方的经办人签字确认，并同时加盖公章或者合同章。承诺按双方往来总金额的9%返点346695元属于放弃大吉公司权利的重大事项，按照双方的往来习惯，在签订协议时需要获得大吉公司的授权并加盖公章，在贝某某既未获得大吉公司相关授权文件，协议也未经过公司盖章的情况下，贝某某并没有代理大吉公司签订协议的权利外观，兴达公司应该意识到贝某某与其签订协议的行为是没有获得公司授权的。既然贝某某没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在签订协议时，兴达公司未向大吉公司核实贝某某的行为能否代表公司的意志，兴达公司未履行其应尽的审慎注意义务，对返点协议的签订具有过失。根据兴达公司提交的授权文件，如果在双方的往来过程中，兴达公司的代理人杨某某确信贝某某有权代表公司签订返点协议，那么杨某某就可以直接与贝某某就返点一事进行协商确定，而无需再与大吉公司的股东施某某进行协商。且贝某某表示协议系在其参加贵州省某订货会时应杨某某的要求签订。综合考虑双方交易往来的习惯、协议签订的地点、协议尾部的签字等可知，贝某某签订返点协议的行为并非有权代理，对兴达公司亦不构成表见代理，事后也未获得大吉公司的追认，故该返点协议对大吉公司没有约束力。诉讼中，兴达公司称大吉公司负责人施某某已经口头承诺可以返点，但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且根据贝某某的陈述，施某某口头承诺可以返点的前提是要求对方尽快付款，但兴达公司、农资公司未在2019年6月前付清全部款项，故施某某已经通过贝某某告知杨某某取消返点，故对兴达公司的该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第二，关于兴达公司是否已经向大吉公司全面履行支付货款义务的问题。兴达公司在大吉公司处购买烟花，双方就烟花买卖事项签订了《烟花爆竹买卖及保证合同》，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大吉公司向兴达公司全面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且双方于2019年3月9日进行了对账，确认兴达公司尚欠大吉公司货款614211元。对账后，兴达公司于2019年4月7日向大吉公司支付货款400000元，故大吉公司在本案中要求兴达公司支付剩余货款214211元。庭审中，兴达公司抗辩称，除支付400000元外，还通过财务江某某向大吉公司转账支付了应付余款，剩余64516元系质保金尚未达到支付条件，所以，兴达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了其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对于该点抗辩，兴达公司提交了江某某向买卖合同约定的账户即施某某账户进行4次转账的银行流水记录及江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兴达公司对其已经全面履行付款义务负完全举证责任，否则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从兴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可知，江某某每次转账金额均超过300000元且江某某所付4笔款项均系代农资公司与兴达公司一起向大吉公司支付，农资公司与兴达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其并未区分所付4笔款项到底是由兴达公司还是农资公司向大吉公司进行的给付，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常理角度考虑，在兴达公司只欠付大吉公司214211元的情况下，其不可能超出实际欠款金额向大吉公司给付300000元，故江某某支付的4笔款项应视作农资公司向大吉公司进行的给付。兴达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剩余款项的给付义务，应该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对于大吉公司要求兴达公司支付货款214211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合同约定余款及铺底资金在2019年3月31日前付清，自逾期之日起至全部付清之日止，须按未支付货款金额的日息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双方于2019年3月9日对账时未通过其他方式改变合同约定，故大吉公司可自2019年4月1日起向兴达公司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或者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标准计算。关于律师费，合同约定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为主张权利所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公告费、保全担保费、评估拍卖费等所有费用。由于兴达公司未按约履行其付款义务，对大吉公司要求兴达公司支付律师费8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超出该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大吉公司要求兴达公司支付保全担保费690元的诉讼请求，因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第三，关于大吉公司要求兴达合作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由于兴达合作社系兴达公司唯一的股东且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兴达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三条“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兴达合作社应对兴达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兴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大吉公司支付货款21421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214211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兴达合作社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兴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大吉公司支付律师费8000元；三、驳回大吉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688元，减半收取2344元，保全申请费1670元，共计4014元，由兴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在于贝某某与杨某某签订的返点协议是否对兴达公司具有约束力、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兴达公司是否已经向大吉公司全面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兴达合作社是否应对兴达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的焦点一，即贝某某与杨某某签订的返点协议是否对兴达公司具有约束力、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大吉公司与兴达公司在往来过程中，合同的签订与对账均由双方的经办人签字确认，并同时加盖公章或者合同章。承诺按双方往来总金额的9%返点属于放弃大吉公司权利的重大事项，按照双方的往来习惯，在签订协议时应当获得大吉公司的授权并转加盖公章。在贝某某既未获得大吉公司相关授权文件，协议也未经过公司盖章的情况下，贝某某并没有代理大吉公司签订协议的权利外观；且贝某某于一审中陈述其与杨某某签订返点协议一事并未取得大吉公司授权，事后亦未向大吉公司进行汇报，兴达公司虽称大吉公司的股东口头同意返点，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故综合上述情况，贝某某签订返点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属于无权代理行为。现大吉公司对返点协议不予认可，兴达公司上诉称大吉公司承诺按双方往来总金额的9%34695元返点、其已经履行完本案付款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的焦点二，即兴达公司是否已经向大吉公司全面履行了支付货款义务的问题。兴达公司上诉称所欠大吉公司本案货款仅剩64582元保证金尚未达到支付条件而未支付，因此其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本院经审查认为，大吉公司除向兴达公司供货外，还与第三人农资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兴达公司、农资公司称该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付款也是在一起。截至2019年2月28日，兴达公司尚欠大吉公司货款614211元；截至2019年3月8日，农资公司尚欠大吉公司货款2097000元。兴达公司、农资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江某某分别于2019年4月7日、2019年4月14日、2019年4月29日、2019年5月30日、2019年6月17日向大吉公司指定的账户转账支付40万元、100万元、30万元、30万元、30万元，转账时并未标明具体哪笔款项系用于支付兴达公司欠大吉公司、或农资公司欠大吉公司的款项。现大吉公司认可2019年4月7日转账的40万元系兴达公司向其支付的货款，则截止2019年4月7日兴达公司尚欠大吉公司货款214211元。2019年4月14日之后支付的190万元，大吉公司不认可系兴达公司向其支付，且第三人农资公司与大吉公司确另有业务往来，故2019年4月14日后的上述4笔款项应视作农资公司向大吉公司进行的给付。兴达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剩余款项的给付义务，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大吉公司要求兴达公司支付货款214211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的处理适当。兴达公司上诉称应留存64582元的质保金，因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无约定，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的焦点三，即兴达合作社是否应对兴达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因兴达合作社系兴达公司唯一的股东，且其未提交相关的证据以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兴达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三条“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兴达合作社应对兴达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兴达公司、兴达合作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8元，由上诉人凤冈县兴达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曾慧红书记员郭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