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5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翠琼，女，193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名华（吴翠琼的儿子），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润兰（吴翠琼的儿媳），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旭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法定代表人：刘大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昭琴，广东百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容，广东百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翠琼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旭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城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20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翠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名华、许润兰、被上诉人旭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昭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翠琼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旭城公司依法与吴翠琼依据[2001]174号《关于调整2001年广州市住宅房屋租金的通知》和2019年《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广州市公房住宅租金标准的通知》订立公房住宅的租赁关系，按照2019年广州市公房住宅租金标准订立租金；3.判令旭城公司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作出裁判，按房管部门公布的同期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参考价计算租金是错误的。（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判决书是依据穗常发[1997]42号《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作出判决，同期相应的[2001]174号《关于调整2001年广州市住宅房屋租金的通知》是特别具针对性的回迁房屋租金政策法规，是涉案房屋关系判案依据。采用与本案无关的商品房参考租金价订立租金，首先造成确立租赁关系错误，作为参考租金价订立租金也是错误的。旭城公司依据房管部门2019年颁布的房屋租金参考价是根据住建部《商品房租赁管理办法》及《广州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精神执行的，涉案房屋是按政策安置回迁的回迁房，并非商品房，是在20年前由国有企业广州东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晨公司）拆迁，并要由国有企业按政策安置回迁的侨房租户，20年后由旭城公司承诺承担原拆迁人一切权利义务、经拍卖所得的拆迁人旭城公司安置被拆迁人的回迁安置房屋。且涉案房屋经历多次执法机关、根据人大和当地政府部门订立的法律、法规进行执法才得以到回迁安置阶段。一审已查明涉案房屋的所有诉讼、强制执行都是根据房屋拆迁条例进行判决和执行，但本案一审裁判回迁安置的租赁关系却依据适用于商品房的《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作参考，是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六条作出裁判，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房屋从一开始拆迁至回迁安置都是按照20年前侨房拆迁、临迁、回迁安置的人大立法的政策执行。从（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判决到多次被强制执行，旭城公司罔顾一直以来都是按相应的拆迁、回迁安置政策执行的事实，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企图将回迁房作为商品房，并采用所谓的市场参考价计算租金。政府的拆迁、回迁安置政策从20年前到现在都非常明确租金和租赁关系的表述，特别是同时期的穗国房字[2001]关于调整2001年广州市住宅房屋租金的通知。因此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是旭城公司，一审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第六条的规定支持吴翠琼要求按相应侨房回迁安置政策，确立租赁关系和租金标准。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仅凭拆迁之前原出租方并非公房，与原出租人并非公房租赁关系，而不支持吴翠琼主张回迁后双方订立公房租赁关系，忽略原拆迁人是国家企业这一事实。根据《广东省拆迁城镇华侨房屋的规定》第十四条，拆迁华侨出租住宅房屋原承租户的住房由拆迁人解决，或者由拆迁人与承租户单位协商解决，原租赁关系终止。（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判决中依法判决原拆迁人东晨公司与吴翠琼订立租赁关系。公房有分为直管公房和企业（单位）自管公房，鉴于东晨公司是国企这一事实，吴翠琼主张与旭城公司签订公房租赁合同合法合理。在同时期生效的穗国房字[2001]174号《关于调整2001年广州市住宅房屋租金的通知》明确表明：凡在1995年7月1日以后重新分配承租新建（包括因征地拆迁、危房翻新、新建的回迁房）的公房或私房一律按本条例的租金标准，还有因城市建设需要，而被征用拆迁的住宅（包括公房、私房），凡在2001年7月31日以前拆迁单位与房屋所有人已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也一律按规定调整租金。虽然拆迁之前原出租房是侨房租户租赁关系，但经原拆迁人在原地段新建楼房就是国有企业投资兴建的企业公房，因此由国有企业投资兴建、出租的住宅为企业公房，与旭城公司重新确立租赁关系是公房租赁关系。在2019年《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广州市公房住宅租金标准的通知》政策解读中三（六），明确指出“公房住宅，是指由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投资兴建、出租的住宅，包括政府公房（直管房、单位公房）、企业公房……”，将直管公房和企业公房等统一为公房住宅。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时，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原拆迁补偿合同中有关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受让人。在《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补充协议，旭城公司和吴翠琼双方协定“拆迁人在原地段新建楼房，回迁按（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判决第五项执行”，因此，旭城公司理应依法延续原拆迁人与吴翠琼应有的租赁关系，与吴翠琼签订公房租赁的租赁关系。2.一审已查明拆迁初期吴翠琼与原拆迁人签订弃租协议，并由于原拆迁人支付了一半弃租补偿金额后违约，才出现（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判决，之后吴翠琼开始领临迁费。从当时直至现在承租私房的拆迁户不是由拆迁人负责，是由私房的业主出租人补偿安置的，并且按政策私房承租人拆迁人是不安置回迁的。只有承租公房和承租侨房的拆迁户才可以按政策拆迁补偿和回迁安置，这一点侨房的承租户与私房的承租户有区别，与公房一致。涉案房屋在房管局拆迁回迁安置有备案，并有相应的优惠政策给原拆迁人享受国家基于土地及其他相关的优惠政策，以补偿和安置拆迁户。3.涉案房屋的回迁大楼尚未验收合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以及《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旭城公司未提供验收合格的房屋，还没具备合法收取租金的条件，未能出示涉案房屋在拆迁部门和房管局备案的回迁资料，吴翠琼也未实际收楼（回迁），向吴翠琼收取租金是违法违规的。4.一审只强调旭城公司的收租权利，没有追究旭城公司拍卖公告和《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补充协议承诺的义务，承担和延续原拆迁人东晨公司对吴翠琼应有的回迁安置条件。5.在补充协议中，回迁安置双方一致认为按（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第五项判决执行，对该判决按相关政策回迁安置的理解有异议，应由一审法院进行释疑，旭城公司对回迁安置房租赁关系和租金的理解和依据都不是拆迁政策的延续，对补充协议的按相关政策安置回迁的解读有异议，该合同文本由旭城公司提供，发生对条款理解发生争议时，应作出对旭城公司不利解释。三、一审违反了法定程序。（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第五项判决，判令拆迁人根据相应法律法规与被拆迁人订立租赁关系。吴翠琼与旭城公司双方在《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补充协议中已协定按（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判决第五项执行回迁安置，吴翠琼也在一审中表明正在对971号案申请判后答疑。基于双方已有协定和一事不能二理的原则，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旭城公司二审答辩：同意一审判决的处理结果，不同意吴翠琼的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被拆迁之前吴翠琼承租的房屋并非公房，其与原出租人之间并非公房租赁关系，吴翠琼无权主张按照公房标准计算租金。1.吴翠琼原为广州市越秀区东华西路XX号二楼房屋的承租户，该被拆迁房屋属于侨房，不具备任何公房性质。涉案地段的原拆迁人为东晨公司，虽然原拆迁人东晨公司为国有企业，但并非所有国有企业投资兴建的房屋都属于公房性质，吴翠琼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承租房屋属于公房。旭城公司于2009年8月12日通过竞拍得到该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开发建设，2012年9月3日涉案地块转移登记至旭城公司名下，目前涉案地段已建成了可供回迁的项目，回迁房屋属于旭城公司所有的私房。2.2018年吴翠琼向越秀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案号为（2018）粤0104执1804号，要求东晨公司安排其回迁居住。东晨公司协调旭城公司安排吴翠琼回迁至东华西路XX房，回迁房屋建筑面积为78.6310㎡，已经远远超出了判决书所确定的30㎡的回迁面积。双方之间成立了事实上的租赁关系，吴翠琼作为回迁房屋的承租人，依法应当支付租金。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在双方对租金标准无法达成一致时，适用房管部门公布的同期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参考价公平合理，合法有据。1.吴翠琼于2019年9月26日完成回迁，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租赁关系，因双方对于租金标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也未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价款或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由此，一审法院按照房管部门公布的租金参考价计算房屋租金合法有据。2.吴翠琼所主张的《关于调整2001年广州市住宅房屋租金的通知》规定的租金已经是2001年的标准，现已失效，无法适用，且《通知》第二条“私房租金”明确说明了因征地拆迁、危房翻建、新建回迁房适用私房租金的标准。吴翠琼主张适用2019年《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广州市公房住宅租金标准的通知》以及《2019年广州市公房住宅租金标准》没有任何依据，原被拆迁房屋及2019年回迁的房屋均属于私房，吴翠琼并不符合适用公房租金标准的情况，其上诉请求毫无依据。三、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吴翠琼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判决书第五项仅确定了回迁后，双方订立租赁关系，但并未明确租金标准，也未就此形成生效判决。吴翠琼于2020年提起的（2020）粤0104执7558号执行案件与本案无关，且已经被越秀法院裁定驳回执行申请。本案中不存在“一事不再理”的情形，关于租金标准并未形成过生效判决，旭城公司起诉请求吴翠琼支付租金合法合理，一审判决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旭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吴翠琼按房管部门公布的同期同地段同类住宅房屋租金参考价向旭城公司支付2019年9月26日至2020年4月26日止的租金（即按广州市房管部门公布的2019年租金参考价涉讼地段的房屋为47元/平方米/月计，房屋建筑面积78.631平方米）。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吴翠琼是广州市越秀区东华西路XX楼房屋（属侨房，使用面积30.79平方米）的承租户。在该屋户籍人口共7人，实际居住人口5人。2000年6月9日，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发出延拆许字（2000）1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和穗房延拆字（2000）14号《房屋拆迁公告》，批准东晨公司征用该房屋地段兴建综合商住楼。吴翠琼与东晨公司就拆迁该房屋安置问题于2000年10月14日签订了《弃租补偿协议》。同年11月10日，东晨公司给付了吴翠琼部分弃租款24000元。吴翠琼于2001年4月将该承租房交给东晨公司。但东晨公司没有给余下的弃租费给吴翠琼。该房屋已由东晨公司拆除。双方就拆迁安置纠纷已由原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于2001年10月19日作出（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其中判决：解除《弃租补偿协议书》，东晨公司于2005年4月29日前安置吴翠琼回迁，并与吴翠琼订立租赁关系，逾期安置回迁，由东晨公司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东晨公司每月按615.80元的标准及按吴翠琼户在职在学人员（每月以本市公共交通月卡计）向吴翠琼支付2001年4月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临迁费和交通费，之后逐月按上述标准支付临迁费和交通费至吴翠琼回迁之月止等。2002年1月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穗中法房终字第××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7月11日，一审法院及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发出《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拍卖公告》，旭城公司于同年8月12日与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签订《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转让成交确认书》[穗国土交易（2009）第01000017号]，其中确认由旭城公司承接越秀区（原东山区）东华西路以南、东濠涌永胜西以东地段（第二期用地）；并约定原拆迁合同仍然有效，拍卖成交后，旭城公司须承担拍卖标的上被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包括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已将补偿方式变更为货币补偿的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并按原签订的合同内容执行负担拍卖成交日后的合同义务，拍卖标的范围内因拆迁、回迁安置协议所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旭城公司与相关的被拆迁人共同解决等。吴翠琼曾于2011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1、旭城公司和东晨公司向吴翠琼支付2009年8月12日至2011年8月11日止的延期补助费29558.40元（按615.80元/月×200%标准计）、交通费4800元（按50元/月×4人×24月计），合共34538.40元；2、旭城公司和东晨公司向吴翠琼支付从2009年8月12日至2009年8月31日止共20天的临迁费410元（按615.80元/月标准计）。一审法院于2011年11月2日作出（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427号民事判决，认为：国务院《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时，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原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中有关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受让人。而且，旭城公司与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签订的《广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转让成交确认书》约定，拍卖成交后，旭城公司须承担拍卖标的上被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包括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已将补偿方式变更为货币补偿的拆迁户的回迁安置），并按原签订的合同内容执行负担拍卖成交日后的合同义务，拍卖标的范围内因拆迁、回迁安置协议所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旭城公司与相关的被拆迁人共同解决。据此，旭城公司应承担涉案地块的拆迁补偿安置责任。鉴于东晨公司是涉案地块的原使用人和拆迁人，而涉案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至今还未登记在旭城公司名下，为保障被拆迁人合法权益得以实现，涉案地块的拆迁补偿安置责任应由原告与东晨公司共同承担。因拆迁人逾期安置回迁，根据双方拆迁安置权利义务确定当时颁布施行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吴翠琼要求旭城公司和东晨公司支付2009年11月1日起至2011年8月11日止的延期补助费（按615.80元/月×200%标准计），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2009年11月1日前的延期补助费，已有生效的（2009）越法民三初字第3146号民事判决作出处理，一审法院对此不再作处理。同理，生效的（2001）穗中法房终字第××号民事判决已对2001年4月起至吴翠琼回迁之月止的临迁费和交通费作出处理，一审法院对吴翠琼提出的2009年8月12日至2009年8月31日止的临迁费请求和2009年8月12日至2011年8月11日止的交通费请求不再作处理。吴翠琼可通过上述生效判决的执行予以解决。遂判决如下：一、旭城公司、东晨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从2009年11月1日起至2011年8月11日止的延期补助费（按615.80元/月×200%标准计）支付给吴翠琼。二、驳回吴翠琼的其他诉讼请求。旭城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日作出（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9月10日，旭城公司（为甲方）与吴翠琼（为乙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为：鉴于1、广州市东山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东晨公司）经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以（2000）房拆许字1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拆除越秀区东华西路XX号二楼的房屋，承租面积30.79平方米。乙方是该屋的使用人。根据《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理》和广州市房屋拆迁有关部门规定，根据法院（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及（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427号判决。2、乙方清楚甲方通过公开竞拍的方式取得了越秀区东华西路以南、东濠涌永胜西以东地段（第二期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穗府国用(2003）第82号)，根据拍卖成交确认书所确定的义务，甲方承接东晨公司在该地块上拆迁户的回迁安置义务。现双方就增加逾期补助费、更改具体回迁日期、取消未按期回迁的赔偿条款达成以下补充协议，双方同意从2013年9月1日起按本补充协议约定履行：一、临迁办法：乙方同意按本条第1款的约定解决临迁。1、就拆除越秀区东华西路XX号二楼的房屋，乙方愿意自行解决临时搬迁。（原每月临迁费为615.8元），现甲方每月支付临迁费615.8元，另支付延期补助费985元／月及交通费200元／月，合计1801元，支付至甲方通知乙方回迁之月止。乙方不得向甲方追究其它补助费等，甲方预计2016年12月31日前安排乙方回迁。2、如甲方未能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安排因迁则从2017年1月1日起按相关政策执行。……五、甲乙双方务必严格履行本协议和政府部门有关拆迁规定，如发生违约、违规行为，违约、违规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保护。六、其他事项：l、甲方同意在协议签定日起三个月内向乙方支付2009年11月至2013年8月共48个月，按985元／月的补助费及交通费200元／月，合计总补助费为56880元。同时乙方应配合甲方到法院按本协议的内容出具调解书。2、房屋的租金由乙方自行缴交。七、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2019年9月26日，旭城公司与吴翠琼签署《回迁确认书》，确认吴翠琼按房屋现状在2019年9月30日前回迁东华西路XX房；确认该房的所有权及收益权属归旭城公司所有。同日，旭城公司与吴翠琼签署《收楼确认书》，确认粤泰.荣廷府东华西路XX房于2019年9月26日由旭城公司交付给吴翠琼使用。据广州市房地产测绘院于2018年7月31日出具的《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显示，广州市越秀区东华西路XX房建筑面积为78.631平方米。2019年12月6日，旭城公司向吴翠琼发出《关于尽快办理回迁房屋签订〈租赁合同〉的函》，告知吴翠琼已于2019年9月26日回迁到荣延府项目广州市越秀区东华西路XX房，实测建筑面积78.631平方米；要求吴翠琼在2019年12月31日前来签订租赁合同等。吴翠琼收到该函。因本案纠纷，旭城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经查，涉讼房屋所在地段2019年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为47元/平方米/月，2020年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房管部门尚未公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生效判决，旭城公司安置吴翠琼回迁后，与吴翠琼订立租赁关系。故旭城公司现要求吴翠琼向其支付回迁房租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租金标准，因拆迁之前吴翠琼原承租的房屋并非公房，其与原出租人之间亦非公房租赁关系，故吴翠琼主张回迁后双方订立公房租赁关系、按公房租金标准计算租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双方对租金标准无法协商一致，旭城公司主张按房管部门公布的同期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参考价计算租金，公平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于2020年8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吴翠琼向广州旭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2019年9月26日至2020年4月26日的租金（以建筑面积为78.631平方米，按47元/平方米/月计）。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3元，由吴翠琼负担。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二审庭审中，关于涉案回迁房的性质问题。吴翠琼认为：涉案回迁房是企业公房，旭城公司承接了原拆迁人国有企业东晨公司的权利义务，所以应与吴翠琼建立公房的租赁关系。（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第五判项可以直接明确回迁房的租赁是公房租赁，因为（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认定回迁房产权归东晨公司所有，而东晨公司属于国有企业，所以与吴翠琼签订的租赁协议应属公房的租赁协议。对此，旭城公司认为：涉案回迁房属于旭城公司所有的私房。旭城公司通过竞拍得到涉案地块的开发权益，承接了东晨公司在涉案地块的拆迁安置义务；吴翠琼和东晨公司是通过（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确定回迁安置权利义务，（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第五判项并不能直接明确回迁房的租赁是公房租赁还是私房租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本案二审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吴翠琼主张按照公房租赁的租金标准与旭城公司订立公房租赁关系应否支持。案件事实表明，吴翠琼是原被拆迁房屋的承租户，后由东晨公司征用拆迁该房屋等地段兴建综合商住楼，吴翠琼与东晨公司曾于2000年10月14日签订《弃租补偿协议书》，约定东晨公司向吴翠琼支付弃租补偿46185元。因东晨公司未能按协议付清弃租费，吴翠琼以东晨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01年10月19日作出（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弃租补偿协议书》，东晨公司安置吴翠琼回迁并与吴翠琼订立租赁关系等。东晨公司不服（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2年1月16日作出（2001）穗中法房终字第××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由此可见，吴翠琼拆迁安置权利义务通过前案诉讼经法院判决确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民事判决订立租赁关系。前案生效判决并未明确确定吴翠琼与东晨公司订立的租赁关系是公房租赁关系。在2019年9月26日旭城公司与吴翠琼签署《回迁确认书》，双方就租赁合同签订对租金标准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本案一审判决依房管部门公布的同期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参考价计算租金的处理，于本案实际情况并非不符。吴翠琼本案上诉主张旭城公司通过竞拍取得涉案地块的开发权益，应承接东晨公司与吴翠琼订立公房租赁关系的义务，以公房租赁的租金标准确定承租涉案回迁房的租金，现有依据并不充分。因吴翠琼已与旭城公司签署《回迁确认书》，已实际入住、使用涉案回迁房。吴翠琼本案以涉案回迁房所在大楼尚未验收合格为由，拒绝向旭城公司支付租金，理由欠当。吴翠琼虽与旭城公司并未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但双方之间已构成事实上的租赁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处理的是租金支付问题，与（2001）东法房初字第××号判决处理的拆迁安置权利义务内容，并非同一事项。吴翠琼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理据并不成立。综上所述，吴翠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6元，由吴翠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赵云川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吴敏玲李美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