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宁民终41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金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1，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湛某，男，1986年4月2日出生，该公司法务部主管，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男，197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经理，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某，199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专员，住浙江省临海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宝塔盛华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女，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女，198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员工，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合肥市国宇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武汉金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金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伟星公司）、宝塔盛华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塔盛华公司）、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塔财务公司）、合肥市国宇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市国宇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初3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汉金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湛某、高某，被上诉人浙江伟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某，被上诉人宝塔盛华公司、宝塔财务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合肥市国宇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汉金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初372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浙江伟星公司对武汉金牛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武汉金牛公司为生产制造企业，合肥市国宇公司是合肥市建材市场内的一个经营建材的贸易型销售门面，是武汉金牛公司在合肥地区的经销商。根据公司性质及经营范围，两公司之间不可能存在逆向交易。武汉金牛公司通过交易合同、交易发票、用于重新付款的汇票、武汉金牛公司与合肥市国宇公司的财务表、退票手续记账凭证，结合宝塔石化公司2018年7月第一次公告形成的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武汉金牛公司的观点及事实。事实是武汉金牛公司发现宝塔公司出具的汇票不能按期兑付，处于维权考虑将涉案票据退还合肥市国宇公司。而浙江伟星公司与武汉金牛公司没有关系，又拿不出证据反驳武汉金牛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其理由不应被法院采信。（二）一审程序违法，剥夺合肥市国宇公司的诉讼权利。合肥市国宇公司在一审开庭前并没有收到一审法院的开庭通知。后其于2020年5月18日向一审法院邮寄了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2日签收。而一审判决直接认定合肥市国宇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剥夺了合肥市国宇公司的诉讼权利，间接导致武汉金牛公司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追索权的前置条件是持票人需举证合法取得票据，而浙江伟星公司仅举证其持有票据，并未举证其票据来源，一审法院不审理其合法取得票据的证据，直接予以认定，适用法律错误。而且，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浙江伟星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浙江伟星公司所持涉案票据信息完整、背书连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浙江伟星公司合法享有汇票权利，无须另行举证票据的合法来源。（二）合肥市国宇公司为武汉金牛公司经销商，二者存在贸易关系及票据往来支付关系。涉案票据背书连续，合法有效，武汉金牛公司作为涉案票据的背书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武汉金牛公司应承担涉案票据的支付义务。宝塔盛华公司、宝塔财务公司共同辩称，武汉金牛公司和该两公司是否承担责任，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裁判。合肥市国宇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浙江伟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宝塔盛华公司、宝塔财务公司、合肥市国宇公司、武汉金牛公司共同支付浙江伟星公司汇票款50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自2019年5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35%计算），暂算至起诉日利息损失为8941.67元；2.本案诉讼费等其他费用由宝塔盛华公司、宝塔财务公司、合肥市国宇公司、武汉金牛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8日，浙江伟星公司收到案外人上海羽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的票据号码为130810000514120180528200387800电子银行承兑汇票1张，票面金额为5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8年5月28日，到期日期为2019年5月28日，出票人为宝塔盛华公司，承兑人为宝塔财务公司。出票人与承兑人承诺：上述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涉案汇票“可转让”。上述汇票由收款人依次连续背书至合肥市国宇公司、武汉金牛公司，后背书至浙江伟星公司处。2019年5月16日，浙江伟星公司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提示付款未果，票据状态一直为：提示付款待签收。后各一审被告均未付款，故浙江伟星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另查明，2018年7月10日，宝塔财务公司发出公告，载明：“因其公司工作上的失误，造成持有票据未能如期兑付。公告10万元（含）到期尚未兑付票据于本周兑付，持有10万元-50万元（含）到期尚未兑付票据于7月16日-20日兑付。在此期间已经到期及即将到期尚未兑付的票据，于下周一另行公告……”2018年11月17日，宝塔财务公司、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发出公告，载明：“一、宝塔集团、宝塔财务公司将在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积极稳妥解决宝塔财务公司到期票据兑付问题。二、宝塔集团、宝塔财务公司将积极筹集兑付资金，依法制定兑付原则和可行的兑付方案，并适时公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总结以下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予以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的问题；二、浙江伟星公司能否行使追索权，其诉请应否予以支持。一、关于先刑后民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浙江伟星公司以违法手段取得票据，且与各一审被告之间发生的是票据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浙江伟星公司系合法持票人，故本案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予以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二、关于浙江伟星公司行使追索权的问题。票据权利分为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付款请求权是指票据持票人向票据主债务人或者其他付款义务人请求按照票据记载的金额付款的一种票据权利。追索权是指票据到期不获付款或期前不获承兑或有其他法定原因时，持票人在依法履行了保全手续以后，向其前手请求偿还票据金额、利息及其他法定款项的一种票据权利。付款请求权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一顺序权利，追索权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二顺序权利。涉案票据系定日付款，本案浙江伟星公司作为涉案票据的合法持有人，享有票据权利。浙江伟星公司于汇票到期日前提示付款，在承兑人未付款的情况下，浙江伟星公司可待票据到期后再次提示付款，在此情况下浙江伟星公司需要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撤回前次提示付款，虽然浙江伟星公司在票据到期后未再次提示付款，但是浙江伟星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的提示付款由于承兑人未予以应答而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呈连续状态，该提示付款的效力及于汇票到期后的提示付款，故浙江伟星公司在2019年5月16日的提示付款具有法定提示付款期限内提示付款的效力。宝塔财务公司作为承兑人，承诺汇票到期无条件付款，但票据到期后，浙江伟星公司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在法定期限内提示付款，宝塔财务公司未按承诺付款，浙江伟星公司已行使了第一顺序权利即付款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持票人提示承兑或者提示付款被拒绝的，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必须出具拒绝证明，或者出具退票理由书，未出具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因此，出具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是承兑人或付款人的法定义务，也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必备形式要件。承兑人宝塔财务公司的公告写明其存在“造成持有宝塔票据的客户不能如期兑付”的问题，其作为付款义务人向所有持票人以发布公告的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表明其存在拒绝付款的事实，该公告一经发布即对所有持票人发生效力，该公告可以认定为拒付证明。故，浙江伟星公司行使追索权的条件成就。综上，浙江伟星公司所持汇票信息完整、背书连续，享有票据追索权。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且持票人可以不按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故浙江伟星公司作为合法持票人，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宝塔财务公司、宝塔盛华公司、合肥市国宇公司、武汉金牛公司应向浙江伟星公司支付票据款。浙江伟星公司主张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调整。武汉金牛公司关于与合肥市国宇公司不是互为上下手票据关系的辩解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合肥市国宇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宝塔盛华公司、宝塔财务公司、合肥市国宇公司、武汉金牛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浙江伟星公司支付银行承兑汇票金额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票据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5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89元，由宝塔盛华公司、宝塔财务公司、合肥市国宇公司、武汉金牛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武汉金牛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询问笔录一份，证明武汉金牛公司同上一手背书人之间退票及财务记账的相关事实。经质证，浙江伟星公司认为武汉金牛公司是逾期提交证据，存在故意及重大过失，且该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也与本案无关联。宝塔盛华公司、宝塔财务公司认为该证据与其两公司无关，请法庭审核。本院认为，武汉金牛公司所举证据不能证实浙江伟星公司明知武汉金牛公司与合肥市国宇公司之间退票而取得涉案票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证明目的，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浙江伟星公司提交的汇票显示，出票人为宝塔盛华公司，承兑人为宝塔财务公司，票据出票当日承兑人办理了承兑，承诺汇票到期无条件付款，汇票于2019年5月28日到期，票据状态为提示付款待签收。其中汇票背书情况显示，2018年5月30日合肥市国宇公司将票据背书至武汉金牛公司，之后武汉金牛公司于2018年7月23日将票据背书至合肥市国宇公司，合肥市国宇公司同日又将汇票背书至浙江伟星公司合肥分公司，之后票据经依次连续背书最终背书至浙江伟星公司，各次背书中“不得转让标记”均载明“可转让”。因此，浙江伟星公司所持汇票信息完整、背书连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浙江伟星公司作为持票人起诉要求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支付票款及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武汉金牛公司提出浙江伟星公司不是涉案票据合法持票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本法所称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根据本法规定对票据债权人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武汉金牛公司提出该公司与其前手合肥市国宇公司之间进行了退票，浙江伟星公司明知涉案票据不能兑付的上诉理由，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浙江伟星公司是明知其与合肥市国宇公司退票而取得涉案票据，不能证明其与合肥市国宇公司之间的抗辩事由可以对抗浙江伟星公司，故一审判决认定武汉金牛公司应向浙江伟星公司承担汇票金额及利息损失的支付责任并无不当。一审中，合肥市国宇公司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二审中，合肥市国宇公司仍未到庭，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武汉金牛公司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一审法院剥夺了合肥市国宇公司的诉讼权利，故其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武汉金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18元，由上诉人武汉金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雁滨审判员 杨 烨审判员 康宏伟 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马风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