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3民初35709号原告：广东银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时石厦北二街新天世纪商务中心A1114。法定代表人：周晓勇。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大成，广东银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310015404。被告：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南路(深圳湾段)**阿里云大厦**楼301。法定代表人：王添天，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广东鹏讯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611495421。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炎，广东鹏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列原告广东银华律师事务所诉被告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周晓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大成，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东银华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434832.00元，并以所欠律师费434832.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经广东省司法厅审批合法登记注册的律师事务所，自2015年初开始为被告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案件代理等法律服务。2015年初至2017年5月，双方均采取一案一签的方式就每个委托案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案件代理基本采取基础律师费+风险代理律师费的收费方式。2017年5月由于被告案件量增加，除被诉案件一案一签之外，就主诉案件双方签订了统一的《委托代理合同》(B69201700023),约定基础律师费3000元+风险代理费(比例15%),该基础律师费已包括交通、住宿、餐饮、通讯等办案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2017年8月17日之后，由于被告公司政策调整及负责人变动又改为一案一签的方式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主诉案件均采取全风险的收费方式，不再支付基础律师费，但办案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住宿、餐饮、通讯等一切费用仍均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除指派代理律师办理被告委托案件之外，还根据被告要求于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派驻一名律师助理到被告公司全职工作将近一年，该名律师助理的薪酬等支出也全部由原告承担。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即在上述合作背景下签订：2017年6月13日，在案外人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起诉被告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案号：2017粤03**民初9555号），被告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委托原告代理该案，并将案件资料通过邮件发给原告代理律师。根据法院送达的起诉状，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信用证项下货款人民币2617482.65元（383125美金按照当天一美金兑换6.831928元人民币计算）及逾期利息人民币196311元（自2017年1月13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共计2813793.65元；2.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65087.7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以上总计2878881.39元。根据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该案开庭时间为2017年7月6日14时30分。考虑到距离该案开庭、举证时间较短，以及双方长期合作惯例都是先将案件委托原告代理再签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原告收到被告发送的委托案件资料后立即指派律师研究案件资料并与被告工作人员就案情、证据进行多次沟通、开会讨论。双方于2017年6月29日就该案代理签订了书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本案被告）在与原告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案号：2017粤03**民初9555号）纠纷案件中委托乙方（本案原告）作为该案代理人。同时在第五条约定：“以基础律师费+风险代理费方式支付代理费用及相关费用：1.基础律师费【含一审、二审（如有）、保全、执行、管辖权异议（如有）阶段】：按人民币3000.00元（大写：叁仟元整）标准支付。律师费包括本合同下乙方代理案件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实际发生的财产调查费用、交通、住宿、餐饮、通讯、资料打印或复印等费用。2.风险代理费：按本案胜诉金额的15%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胜诉金额等于本案原告诉请支付金额减去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要求甲方赔付金额（法院生效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或者驳回起诉则甲方赔付金额为零）。3.甲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并在收到乙方对应金额的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原告代理律师在充分研究案件资料及证据后，将委托案件的管辖异议申请书及证据清单发给被告法务。此后，双方就管辖异议及举证方案进行了多次沟通，最终被告采纳了原告代理律师意见并在文书上盖章，于是原告代理律师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异议并举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接受代理律师管辖异议申请书并审核证据原件后，决定取消原定2017年7月6日的庭审。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经审查采纳了原告代理律师意见，并于2017年7月4日作出(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的起诉。此后，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并未就该裁定书上诉，故此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于2017年12月25日向被告提交书面律师费请款申请，请被告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支付本案律师费合计为434832.00元，其中基础律师费3000.00元，风险代理律师费人民币431832元（胜诉金额2878881.39元×15%)。被告法务负责人于2017年12月28日回复：“已经审核并交杨蕊办理了，放心吧。”同日，被告法务杨蕊告知原告律师按照434832.00元开具发票。但是本案律师费至今未付。原告特提起诉讼。被告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代理被告就维丝迪案取得（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民事裁定书，该代理事项包含在基础律师费的代理范围内，风险律师费给付条件并未达成。被告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原告代理被告与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简称“维丝迪公司”）的纠纷，《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1款明确约定，基础律师费3000元包含管辖权异议阶段。原告代理被告办理维丝迪案，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法院出具（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民事裁决书驳回了维丝迪公司的起诉（简称“维丝迪案”）。原告仅代理了维丝迪案管辖权异议阶段，该代理事项的相应费用已包含在基础律师费里面。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3款约定，应在原告向被告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律师费，但被告一直没有向原告开具3000元的基础律师费发票，故没有结算该笔费用。原告称被告应按维丝迪公司诉请金额的15%向其支付风险律师费，但如前所述，管辖权异议阶段的代理费用已包含在3000元基础律师费内，又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2款约定，风险律师费以胜诉为前提，是以法院生效文书要求被告赔付金额为依据的，也就是说需要案件在经过实体审理的情况下取得最终生效文书才计算，而维丝迪案仅对管辖权进行审查，未进入实体审理阶段，风险律师费的给付条件并未达成。《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风险律师费比例为15%，在行业内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而被告之所以愿意与原告约定高额风险律师费，本意是在被告与维丝迪公司的纠纷彻底解决的情况下给予原告的律师费奖励，但维丝迪案法院仅就管辖权进行审查，并未实质解决争议，并且之后维丝迪公司就该案争议事项通过各种途径多次起诉被告。二、《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原告代理的纠纷并未终结。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出具（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民事裁决书后，维丝迪公司将债权转让给深圳市明浩威服装有限公司（简称“明浩威公司”），2017年7月，明浩威公司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该案提起管辖权异议，法院驳回了明浩威公司的起诉（简称“明浩威案”）。明浩威公司将从维丝迪公司受让的（2017)粤0305民初9555号诉争债权转让给邹平亚美服装有限公司（简称“亚美公司”），2017年11月，亚美公司向山东省邹平县人民法院起诉被告，邹平县人民法院驳回了被告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被告委托上海市锦天诚（深圳）律师事务所代理该案提起管辖权异议，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裁定，驳回亚美公司的起诉（简称“亚美案”）。2018年7月，维丝迪公司就被告代理的（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案诉争纠纷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深圳仲裁委员会受理了该案，被告委托广东钧沐律师事务所代理该案，广东钧沐律师事务所对该案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多次与被告开会沟通案件情况，向仲裁庭整理和提交了13份证据，还提交了答辩意见、质证意见、代理意见等专业代理材料。深圳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裁决，驳回了维丝迪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由此可知，《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原告代理的纠纷，在取得（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民事裁决书后，维丝迪公司通过2次债权转让的方式提起诉讼，最后维丝迪公司以自己名义申请仲裁，纠纷才得以彻底解决，但原告并未代理纠纷实体审理的仲裁阶段，其仍主张以胜诉为前提的风险律师费没有任何依据。三、原告主张高额律师费并不符合交易惯例，且有违公平。原告与被告是长期批量案件合作关系，2017年5月31日，原告与被告就批量案件签订合同，约定包含案件所有阶段的基础律师费为3000元，风险代理费依个案实际回款金额按比例计算支付，实际回款额以被告账户最终到账金额为准。原告与被告关于风险律师费的交易惯例一直是在实际回款后才予以结算。对于被诉案件也是同样的标准，在案件经过实体审理纠纷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才结算风险费用。原告与被告自2014年合作以来，代理的案件大部分都是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的批量案件，被告自始至终都严格按照所签署的代理合同履行付款义务，仅2016年4月至今，被告已向原告支付律师费243万多元，即使在与原告发生本案纠纷后，被告仍然在符合付款条件的情况下履行着其他案件的付款义务(即使存在原告不知道的回款的情况下），原告在与被告的合作中也收获颇丰，也正是基于此，原告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才愿意与被告签署包含风险费用的委托代理合同，这也是双方自愿选择的结果，并不存在被告利用优势地位侵害原告的情形。原告代理被告办理明浩威案件，收取的一审律师费2万元，二审律师费1万元。原告代理亚美案一审，没有另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表明双方是认可该代理事项包含在维丝迪案《委托代理合同》范围内的，更加说明诉争风险律师费尚未达到支付条件，但后续原告与被告解除了代理关系。被告委托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代理亚美案管辖权异议二审，律师费为2.5万元。而广东钧沐律师事务所代理维丝迪案的实体审理阶段收取的基础律师费为5000元，后期律师费为15000元。原告仅代理维丝迪案管辖权异议，就索要43万多元律师费，不仅不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双方交易惯例，更加有违公平。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毫无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并据此查明如下事实：一、2017年6月29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在与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案号：2017粤03**民初9555号）纠纷案件中委托乙方作为该案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委派具有诉讼代理资格的律师在甲方与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案件中担任甲方的代理人；乙方委派黄大成、苏柯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中甲方的代理人；甲乙双方协商以基础律师费+风险代理费方式支付代理费用及相关费用，1.基础律师费[含一审、二审（如有）、保全、执行、管辖权异议（如有）阶段]，按3000元标准支付，律师费包括本合同下乙方代理案件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实际发生的财产调查费用、交通、住宿、餐饮、通讯、资料打印或复印等费用，2.风险代理费，按本案胜诉金额的15%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胜诉金额等于本案原告诉请支付金额减去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要求甲方赔付金额（法院生效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或者驳回起诉则甲方赔付金额为零），甲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并在收到乙方对应金额的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双方还就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同日，被告依据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黄大成、苏柯作为被告与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的代理人。二、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诉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7）粤0305民初9555号]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被告支付信用证项下货款2617482.65元（383125美金按照当天一美金兑换6.831928元人民币计算）及逾期利息196311元（自2017年1月13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共计2813793.65元；2.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65087.7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2017年7月4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出具（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民事裁定书，该案查明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系因履行《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供货合作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供货合作合同》均约定双方如发生争议应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被告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在开庭前以双方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故裁定驳回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的起诉。原告主张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并未就该裁定书上诉，前述（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主张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后续就（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案件的诉争纠纷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三、原告主张已向被告开具金额为434832元的律师费发票并向被告提交书面律师费请款申请，并提交律师费发票、律师费请款电子邮件与被告员工的钉钉聊天记录为证。2017年12月25日，原告方律师向被告员工发送电子邮件，邮件内容载明：因年底律所财务要统一结算开发票，我把手头上几个已经完成一直没有时间整理资料的5个案件写了个请款申请，并附上授权书、合同等资料，还请帮忙请款，5个案件分别为惠州泉源案、开平案、维丝迪案、新疆永固案、明浩威案。原告主张其于2019年11月28日向被告邮寄《维丝迪一案律师费请款说明》，并提交快递单为证。《维丝迪一案律师费请款说明》载明：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诉被告合同纠纷案中，深圳市南山区法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受理，我所律师接受公司委托后研讨案件，提出管辖异议，2017年7月4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维丝迪起诉。根据所签《委托代理合同》，一达通委托我所律师代理本案并同时约定律师费为基础律师费3000元+按本案胜诉金额的15%支付风险代理费[胜诉金额等于本案原告诉请支付金额减去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要求甲方赔付的金额（法院生效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或者驳回起诉则甲方赔付金额为零）]。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已就本案出具生效法律文书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故，根据合同约定计算律师费合计为434832元，其中基础律师费3000元、风险代理律师费431832元（胜诉金额2878881.39元×15%），故本案律师费合计需支付434832元。被告对原告提交律师费发票、《维丝迪一案律师费请款说明》以及快递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其未收到原告出具的律师费发票，并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快递单仅载明原告在2019年将请款说明邮寄给被告，并没有将发票移交的记录。四、2020年1月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代理案件终止委托确认书》，载明：双方确认附件《代理一达通33案移交确认表》中各案自本确认书签订之日终止委托，甲方认可乙方已按照约定履行完毕各案代理义务，乙方将附件各案资料移交甲方后即由甲方自行负责各案后续工作；未列入附件《代理一达通33案移交确认表》的其他案件，双方继续按照所签委托代理合同执行。附件《代理一达通33案移交确认表》中未列明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原告已实际履行受托事项，有（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民事裁定书为证，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由“基础律师费+风险代理费”构成，基于原告已实际履行受托事项，故被告应向原告基础律师费3000元。关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风险代理费431832元，关键在于风险代理费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双方委托代理的案件为（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案件，是具体的诉讼案件。其次，（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案件的处理结果为法院基于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与被告就该案所涉合同纠纷存在有效的仲裁约定为由驳回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的起诉，且被告亦确认该案所涉合同纠纷后续由深圳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故（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案件的诉讼程序已结束。再者，原告主张其已向被告开具434832元的律师费发票并发出请款通知，但原告提交的与被告员工的钉钉聊天记录均无原始载体予以核对，亦未提交其向被告送达（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案件律师费发票的证明，且即使原告系根据被告员工要求开具发票，亦不能认定被告已作出同意支付律师费的意思表示。最后，案涉合同关于风险代理费的约定为“按本案胜诉金额的15%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胜诉金额等于本案原告诉请支付金额减去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要求甲方赔付金额（法院生效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或者驳回起诉则甲方赔付金额为零）”，双方当事人对该条款的理解上存在争议，则应当按照合同的目的、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所使用的字句、交易习惯、诚实信用以及公平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合同的目的及有关条款来看，被告委托原告代理的系其作为被诉主体的（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案件，被告订立合同的目的系减轻自己在（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案件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条款使用的字句来看，该条款对“胜诉金额”的计算方式进行了明确，而“法院生效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或者驳回起诉则甲方赔付金额为零”是对“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要求甲方赔付金额”进行的补充说明，该补充说明并不是对“胜诉”情形的明确，且实行风险代理亦应当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等价有偿原则，故案涉合同中双方约定风险代理费支付的前提应为“胜诉”，即是被告在（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案件中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相较于深圳市维丝迪服装有限公司的诉请得到减轻或免除；从代理诉讼的效果来看，（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案件所涉纠纷并未进行法律关系的实体审理，而仅是就案件所涉纠纷的管辖问题进行认定，该种情形并不符合诉讼当事人对于“胜诉”的理解，故（2017）粤0305民初9555号民事裁定书裁决的结果不符合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支付风险代理费的情形。据此，本院认定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风险代理费的付款条件未成就，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风险代理费431832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认为，该利息实质为逾期付款违约金，鉴于双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并在收到乙方对应金额的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向乙方支付律师费”，案涉合同于2017年6月29日签订，原告已于2017年12月25日向被告发送请款邮件，原告主张从2017年12月28日起计算利息，故被告应自以应付律师费3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银华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广东银华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241元，由原告广东银华律师事务所负担4000元，由被告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41元,上述费用原告已预付，被告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苏 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朱秋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