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8民终97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某，男，满族，2002年9月24日出生，现住沈阳市于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艳，女，汉族，1975年10月7日出生，现住沈阳市于洪区，系上诉人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计静，辽宁睿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旭，男，汉族，1973年11月12日出生，现住佳木斯市向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仉玺钰，黑龙江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佳木斯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佳木斯市郊区莲江口镇。法定代表人：邵弘韬，系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晓东，男，汉族，1958年11月26日出生，现住沈阳市东陵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安，男，满族，1974年10月22日出生，现住沈阳市于洪区。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旭、李晓东、王安、佳木斯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通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2019)黑0811民初2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某上诉请求：一、撤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2019）黑0811民初202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异议请求；二、案件受理费、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房屋是上诉人个人的合法财产，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应是家庭共有财产是完全错误的。1、案涉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是上诉人，交付房款收据的交款人是上诉人，房屋登记备案在上诉人名下，权属证书上的所有人是上诉人。根据《物权法》第十九条规定，如果确认案涉房屋为家庭共有，应通过行政程序变更登记，重新下发产权证书，或者通过另一个确权、撤销权民事诉讼解决。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不是确权或撤销权之诉，一审判决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2、案涉房屋是上诉人合法取得的。根据《民法通则》第九条、第十条规定，财产权是公民权利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诉人和其他公民一样从出生就享有财产权，所以案涉房屋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就是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不容侵犯。上诉人是未成年人，但是未成年人也有获得财产的权利，其虽不能自行获得劳动报酬，但可以通过继承、他人赠与获得财产，案涉房屋就是由上诉人父母王安、赵春艳赠与的购房款，并为上诉人购买的房屋。一审判决认为：“除成年人因继承、奖励、他人赠与、报酬、收益等合法来源获得的财产外，无论来源于父母任何一方，都应确认为家庭共同财产”，这段论述中“无论来源于哪里都”自相矛盾，违背法律规定。论述中承认未成年人可以通过他人赠与获得财产，父母赠与子女钱或物也是赠与。根据我国民情，父母在有条件时给未成年子女购房已经司空见惯、比比皆是，法律没有规定父母不能对未成年子女赠与财产、父母对子女的赠与行为无效、父母出资给子女购买的房屋或其它财产是家庭共有财产。3、家庭共同居住使用的房屋不能必然被认定为家庭共同财产。房屋的居住使用不能代表产权的归属，房屋的权属以登记和核发的产权证为准，《物权法》对此有明确规定，有一些成年子女住着父母产权的房屋，也有父母住的房屋是子女购买的，还有父母子女在一起共同生活居住着产权登记在其中一方名下的。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产权是子女的，购买案涉房屋时上诉人无民事行为能力，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与父母共同居住在产权属于上诉人的房屋不能改变房屋的权属。4、其它判例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只能作为比较和参考。本案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主要摘抄自《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5民初152号民事判决书》（简称152号案件）的内容，这完全是生搬硬套、张冠李戴，任何一个案件的论述都不能完全作为另一个案件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只能是参考，本案与152号案件虽然都是执行异议之诉，但在事实和证据上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该案例的论述自相矛盾且有法律上的实质性错误。第一，从法律上看：①一审判决和152号案件的论述均称：“《婚姻法》规定，夫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不管登记在夫或妻的名下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原文规定的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该条款下共罗列了5项内容，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没有规定“不管登记在谁的名下”，而且现在的不动产权属，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个人财产，所以判决中这段论述是对法律真实意思的曲解；②“我国家庭成员的基础关系决定了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共有属性”的论述完全否定了物权法定的规定，《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的根据；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父母给子女购房是我国的普遍现象，法律没有规定父母给子女购房具有家庭共有的属性，不动产权属以登记注册为依据；③论述称：“除未成年人因继承、奖励、他人赠与、报酬、收益等合法来源获得的财产外，无论来源于父母任何一方，都应该确定为家庭共同财产”，法律没有规定禁止父母赠与未成年子女财产，赠与就是一方的财产无偿赠给另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就是父母向子女赠与购房款给子女买房。第二，从事实和证据上看，两个案件有截然不同之处：①本案所涉房屋是住宅，而152号案件所涉房屋是商用经营性房屋，且一直由其父母用于经营；②本案上诉人父母出资给上诉人购房后，父母自己也另行购买了自己的住房，且父母还有另一处用于经营的商业用房；③在（2014）鄂宜昌中民一初字第00363号（简称363号案件）民事判决中，已确认了152号案件所涉房屋为家庭共同财产，而本案所涉房屋未经任何其它法定程序确认是家庭共有财产，且案涉房屋购买时，王安与另一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尚未发生。152号案件判决之所以在二审阶段能得到其省高院的维持，从而得到最高法院的认可，根本原因就是案涉房屋已经被发生法律效力的363号案件民事判决确认为家庭共同财产，所以本案与其参考的案例没有可比性。二、一审法院非法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在整个诉讼、执行过程中完全违反法律程序，枉法裁判、充当地方保护伞：第一，执行所依据的判决是未经合法送达的判决；第二，一审法院违法执行，本案被执行的债务是王安和刘旭的共同债务，可以执行两个被执行人的任何一方财产，刘旭本人有个人财产却没有被执行，而其执行的第一处房产是王安和其配偶赵春艳的共同财产，作为法官完全明白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只能执行债务人的个人财产而不能执行属于另一方的财产部分。这种情况当事人不提出执行异议，法官也应依法执行，房屋拍卖流拍后，申请执行人同意按拍卖价格接收房屋，执行法官应要求申请执行人将属于赵春艳部分的房产价款返还给赵春艳，执行法官却直接把房屋裁定给申请执行人。本案所涉房产是上诉人个人财产，假如该房屋是家庭共有，也应该是上诉人和王安、赵春艳共有财产，法官也只能执行王安拥有的份额，而不能执行赵春艳和上诉人所有的部分。被上诉人刘旭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为家庭共有财产，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该房屋不应属于上诉人的个人合法财产。上诉人称是接受父母赠与的金钱而购买的房屋，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未提供赠与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赠与合同是不真实的，不能成立。案涉房屋事实上是王安所有，案涉房屋购买时上诉人年龄未满八周岁，无独立经济来源，购房款来源于其父母王安及赵春艳，即房屋实际的出资人为上诉人父母，所以本案房屋的归属不应以产权登记为准，应以实际出资人为准，案涉房屋应属于家庭共有财产。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李晓东、王安、顺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原告王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2019）黑0811执异88号执行裁定书，停止对辽宁省××××号1-3-1房屋的执行并解除查封，判令房屋归原告所有；2、被告刘旭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被告王安与赵春艳为夫妻，王某为二人共同儿子。2009年5月19日，王安与赵春艳出资，以639161元的全款购买了本案案涉房屋，以原告王某名义签订购房合同、开具发票、在产权登记部门进行登记备案、缴纳契税等，于2016年1月26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原告王某。王某于2002年9月24日出生，至今未满18周岁。被告刘旭与本案其他三被告的债权债务发生在2011年末。刘旭与顺通公司、李晓东、王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2日作出（2013）佳商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并已生效。2014年12月6日，刘旭依法申请执行，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郊区法院执行。在执行中郊区法院依法查封了被告王安儿子本案原告王某名下的位于辽宁省××××号1-3-1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NO90156786，房屋面积为135.41㎡。本院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8）黑0811执恢5-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评估拍卖该房屋。本案原告王某于2019年10月10日提出书面异议，认为该房屋不应成为抵偿王安欠款的执行标的物，要求郊区法院撤销相关裁定，停止执行该房屋。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2019）黑0811执异8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王某的异议请求。原告在诉状中称王安、赵春艳当时是全款购买了案涉房屋并赠与给原告，在庭审中又变成是赠与的钱款，其母亲用此款代原告购买了该房屋，原告是该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该房屋与王安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购买本案案涉房屋时，原告王某年龄未满8周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未成年子女没有独立经济来源，购房款源于其父母，被告王安及赵春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不管登记在夫或妻名下均为夫妻共同财产。未成年子女系家庭成员，一般无独立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尚需父母供给，其名下财产自然是共有财产的组成部分。我国家庭成员的基础关系决定了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家庭共有属性。除未成年人因继承、奖励、他人赠与、报酬、收益等合法来源获得的财产外，无论来源于父母任何一方，都应确定为家庭共同财产。原告未满8周岁时获得本案案涉房屋，无民事行为能力、无经济收入，且该房屋一直由原告王某及赵春艳共同居住使用。且该房款项不是王某因继承、奖励、他人赠与、报酬、收益等合法来源获得，是其父母的钱款购买，故该房屋应是家庭共同财产。刘旭作为债权人依据生效判决申请执行债务人王安及原告王某、赵春艳共有财产并无不当，原告主张案涉房屋应排除执行的诉讼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但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一般情况下登记权利人即推定为实际权利人，但有证据证明购房款实际出资人不是登记权利人时，要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房屋归属。王安、赵春艳对王某的赠与是否成立，不影响本案案涉房屋为家庭共同财产的确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佳商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问题：王安在佳木斯有第三人债权500多万元，法院没有执行。正常应该优先执行法院判决的王安的债权。刘旭执行非被执行人的财产不合理不合法。被上诉人质证：对判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及关联性有异议。该份判决内容与本案的诉争事实没有关联性，更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证据二、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08执复15号执行裁定书一份、佳木斯郊区人民法院（2018）黑0811执恢5-1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证明问题：结合一审上诉人提交的赵春艳提出的执行异议裁定书，李晓东的配偶和王安的配偶赵春艳均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均主张预留房屋的50%的份额。佳木斯中院将原裁定撤销发回重审，但是佳木斯郊区法院给李晓东的配偶预留了50%，王安的配偶赵春艳没有预留50%，直接进行了拍卖。并且拍卖了王安和赵春艳共同的房子，以及本案上诉人王某名下的房屋，没有将赵春艳的份额予以预留，本案上诉人名下的房屋不是被执行人王安的。说明在执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合理和不公平，一审法院明显执法偏向于刘旭。被上诉人质证：对判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及关联性有异议。该份判决内容与本案的诉争事实没有关联性，更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证据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津民申246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问题：父母为未成年子女购买房屋，法院判决认定系子女个人财产，驳回了申请执行人执行的请求。被上诉人质证：对该份证据有异议，该份证据不属于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交的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系类案裁判，不涉及本案案件事实，仅能作为参考，不属于本案证据。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应当重点审查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案涉房屋系王某的父母王安与赵春艳出资购买，签订购房合同及办理产权登记时，王某尚未成年，亦无独立经济来源，购房款不是王某因继承、奖励、他人赠与、报酬、收益等合法来源获得，即购买案涉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为王某的父母，且王某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居住在案涉房屋中，故案涉房屋应为王安、赵春艳、王某的家庭共有财产，即案涉房屋为王安、赵春艳、王某三人共同共有，平均分配，各享有三分之一份额。被执行人王安享有案涉房屋份额，故上诉人要求停止对案涉房屋整体的执行不能成立，对上诉人所享有的份额可以在执行程序中予以考虑。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上诉人王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广武审判员  王春霞审判员  梁淑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韩文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