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60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国明，男，196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国，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耀，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晶信宏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金童路****1-19-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N8U48Y。法定代表人：戴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四海，重庆公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国明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晶信宏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信宏中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范国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国、胡耀，被上诉人晶信宏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四海到庭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国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诉讼费由晶信宏中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范国明与晶信宏中公司的证据只能证明范国明通过证人陈某帮助向晶信宏中公司购买舒驰凌特并向其支付296400元的事实，不能证明本案晶信宏中公司辩称的涉案款296400元是范国明代陈某支付的购车款，一审法院关于证人陈某陈述事实的认定严重错误。陈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被采信。证人陈某不仅与晶信宏中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同时证人陈某的证人证言是在免除自身义务的前提下作出的，所以证人陈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被采信。2.一审法院以范国明与晶信宏中公司双方是否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来判定是否支持范国明诉讼请求的事实逻辑错误，因为如果双方不存在舒驰凌特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那么晶信宏中公司便没有收受296400元购车款的法律基础，晶信宏中公司同样需要退还296400元购车款。范国明认为，人民法院审理的重点应是晶信宏中公司是否应退还范国明购车款，而非是否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3.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范国明举证的转账凭证清楚载明了买卖双方当事人为双方，标的为舒驰凌特车辆，即合同主要内容为范国明向晶信宏中公司购买舒驰凌特车辆，同时购车款总额296400元确定了，也就确定了舒驰凌特车辆的数量。晶信宏中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双方客观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其他任何法律关系，双方也从无经济往来，本案一审中范国明未能举示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因客观上双方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范国明也无法完成举证责任。2.关于证人证言效力问题，根据民诉法规定，知晓案件事实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陈某与晶信宏中公司在法律上也不存在利害关系，陈某一审出庭之前也签署了如实作证保证书，依据陈某证言及其与双方的聊天记录，足以证明与我方车辆买卖合同并实际履行的主体是陈某。范国明向我方转账的296400元系支付的陈某购车款。3.依据买卖合同构成要件，如果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就买卖合同内容进行协商并达成合议，范国明与我方从无通信往来，更不存在任何书面合同。范国明仅依据转账凭证主张买卖合同的成立的理由不能成立，转账凭证记载的内容属于范国明单方行为，该记载内容等同于范国明的当庭陈述，范国明用自己的陈述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显然荒唐。范国明称不管合同成立生效未履行还是不成立，我方均应向其退还货款，范国明的该主张也是建立在双方有关于缔结买卖合同意思表示基础之上，合同不成立而退款包含的是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成立不履行也是违约，都是与合同相关。本案真实情况是双方未建立合同关系。范国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晶信宏中公司退还范国明购车款296400元；2.判令晶信宏中公司向范国明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2946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9月20日计算至晶信宏中公司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晶信宏中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20日，范国明通过其中国银行尾号4227账户向晶信宏中公司尾号6413中信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96400元，并在附言中载明“舒驰凌特购车款”。范国明在庭审中称，该笔款项系其向晶信宏中公司购买3辆舒驰凌特汽车的购车款。晶信宏中公司否认与范国明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称上述款项系案外人陈某向范国明购买6辆上汽南专杰泰新能源汽车的购车款，所购车辆已经交付，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为证明上述事实，晶信宏中公司举示了其负责人张建起分别与范国明、案外人陈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并申请陈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案外人陈某与张建起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9月19日11点26分，张建起向案外人陈某发送晶信宏中公司公司银行账号及开户行信息，并于14点41分询问：“款还没有打啊”，陈某于9月20日09点09分向张建起发送金额为296400元的转账截图。2019年10月28日张建起向陈某发送车辆运输视频及运输车辆牌照、司机联系电话机身份证号，并于18点57分发送信息称：“今天已经上路，明天联系司机吧”。范国明与张建起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1月1日，范国明以其微信账号“及时雨”添加张建起微信后，发送信息：“我是范国明”，“您好！您是晶信宏中张总吗？”“老师，您好！我于9月20日9点07分转账付款时，误把付款公司搞错，转到贵公司重庆晶信宏中汽车销售公司账户上，金额为296400元。本为操作失误。烦请贵公司把误转款退回为感！谢谢！”，并发送转账截图页面。11月1日至5日，范国明多次联系张建起，要求晶信宏中公司将其打错的钱退还范国明，张建起于5日回复：“首先我这里没有收到不该收的钱，见面沟通是可以的，但是今天我没有时间”。陈某在庭审中做了如下陈述：我与范国明是合作关系，我负责经营公司，他负责出资，6台杰泰新能源车是九月十几号我联系张总协商采购，张总把公司账户发给我，我发给财务，财务发给范国明，19号转账没有成功，20号转账成功后，范国明把截图发给我。这个车到货比较晚，10月才到门店，当时就验收了，车拿到之后就放在那儿，后来范国明想退车起诉。根据陈某当庭出示的其与范国明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9月20日09点08分，范国明微信账号“及时雨”向案外人陈某发送金额为296400元的转账记录截图。陈某回复“收到，马上核实”。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范国明应当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虽然范国明举示了向晶信宏中公司转款的凭证且在附言中载明“舒驰凌特购车款”，但在晶信宏中公司对基础法律关系的成立提出抗辩且举示了相应的证据的情况下，范国明并未举示其他证据来佐证其所主张的事实。相反，根据晶信宏中公司举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范国明打款之后多次向晶信宏中公司负责人表示该笔款项是“误打”，要求其退还。范国明从未向晶信宏中公司主张过买卖合同项下权利，未作出任何关于车辆采购之意思表示。故基于该转账记录难以认定双方之间就购买舒驰凌特车辆达成了买卖合意。对于范国明主张晶信宏中公司未依约履行买卖合同之义务而要求晶信宏中公司退还货款之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驳回范国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87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270元，均由范国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范国明诉称其与晶信宏中公司存在买卖舒驰凌特车辆的法律关系，因晶信宏中公司未交付车辆而应退返范国明支付的购车款296400元。基于原告诉请的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围绕买卖合同审理并无不当。关于晶信宏中公司到底与范国明是否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范国明举示了转款凭证及该凭证上转账备注信息，而晶信宏中公司辩称其是与案外人陈某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并非是范国明，并已经向陈某交付了货物，且举示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陈某的证言及陈某与晶信宏中公司微信记录。本院认为，范国明虽然举示了有备注的转账凭证，但在晶信宏中公司举示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陈某出庭作证后，并未再举示其他证据佐证其通过案外人陈某向晶信宏中公司购买舒驰凌特车辆，也没有及时向晶信宏中公司披露自己才是真正的购买人。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范国明与晶信宏中公司就舒驰凌特车辆建立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范国明上诉认为无论其是否与晶信宏中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对方均应退还其购车款，对此本院认为，范国明向晶信宏中转账后，将转账截图提供给陈某，陈某向晶信宏中确认该转款为购车款，陈某出庭作证对此再予确认，故晶信宏中取得该笔款项有合理依据，范国明要求其退款于法无据。综上所述，范国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46元，由范国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菊霞审 判 员 罗太平审 判 员 赵 青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姚刚应书 记 员 左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