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13507号原告：张小青，女，198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平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玲,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烽满皮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南航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4MA59AKKK49。法定代表人：周远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盛河，广东益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小青诉被告广州烽满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满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小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玲，被告烽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远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盛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小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自2014年2月20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3月21日至2015年2月21日11个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33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的工资44312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并非陆满芳所雇佣，原告与陆满芳都是被告的员工，广州连卡档口只是被告的内设销售部门，原告与陆满芳都在该档口工作，实际上就是为被告提供劳动。原告在2014年2月20日入职，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工作地点是广州市白云区梓元岗路新东豪商贸城（即连卡档口），工作岗位是销售跟单，工作范围是跟单、接单、下单、档口进货，对账等工作，客户在档口下单订货，原告就联系被告发货，原告工资由底薪5500元+提成（销售业绩提成）组成，工资是由被告以陆满芳的名义通过工商银行转账发放，离职时间是2019年10月31日，离职原因是被告拖欠工资提成。档口挂名的连卡，没有在工商注册，只是作为档口名称使用，实际上，连卡档口就是被告的内设销售部门，客户在档口下单订货，都是以被告的名义进行经营交易，被告指派原告到该内设销售部门担任销售跟单工作，陆满芳负责档口的经营管理工作。因此，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二、以下是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连卡档口是被告的内设销售部门的依据：1、社保缴费证明就是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最好证明。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不可能为原告购买社保，因为被告要承担法律上的用工责任，若如被告所述的是代缴社保关系，为什么双方没有签订代缴社保协议，不符合常理（因为原告考虑到离职后不可能立即能找到第二份工作，这样会导致社保断了，耽误其他事情，所以，原告就向被告提出离职后是否可以以公司名义为原告购买两个月的社保，这两个月社保钱是原告自己出）。2、原告持有的4张名片是被告公司法人兼股东周远锋、监事邱春香、员工陆满芳及原告张小青的名片，抬头写着广州连卡皮具有限公司，但写的厂址就是被告公司的住所地址，证明了连卡档口就是被告的内设销售部门，周远锋、邱春香、陆满芳、原告都与连卡档口及被告有关联，也证明了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另，原告持有的两张《收据》，记载着收到“周远锋18类THEPOSUI图形商标注册申请款1600元”及记载收到“陆满芳18类英文DERBEUF商标注册申请款1600元”，上述周远锋申请注册的图形商标，现在被告公司也在销售该商标产品，且该图形商标就是上述4张名片上面的图形商标，这证明了陆满芳是被告的员工，也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3、原告持有广州连卡皮具有限公司单据，上面记载的厂址就是被告公司的住所地，证明连卡档口就是被告的内设销售部门，原告在此工作，实际就是为被告提供劳动。4、工厂工作微信群，原告、陆满芳、周远锋、邱春香、连卡档口手机号都在该群，以及连卡档口微信聊天也提及了被告公司事宜，证明连卡档口就是被告的内设销售部门，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三、原告的工资组成包括提成，被告拖欠原告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工资44312元的事实。陆满芳是被告的员工，负责连卡档口的经营管理工作，被告以陆满芳的名义每月向原告发放工资，陆满芳向原告发放工资及决定提成分配行为就是在履行被告公司的职务行为，实际是被告的行为。连卡档口作为被告的内设销售部门，对外销售被告产品所得款项，档口会每月结算款项给被告，剩余部分就作为档口业绩提成，分配给员工。根据原告与陆满芳的微信聊天内容证明了原告的工资组成包括提成，原告2019年提成款为59738元（35839元+23899元）。1、原告将2018年盈利分配表发给陆满芳，其中小青即原告提成77824元，原告在2019年9月2日微信说2018年提成77824元，还差1万元未发放，陆满芳就在2019年11月15日微信向原告发送了7900元组成清单，上面写着2018年提成1万元等字体。证明了原告的工资组成包括提成，2018年提成77824元已经支付给原告了（在2019年1月开始分月支付）。2、原告在2019年11月15日向陆满芳微信发送2019广州连卡盈利分配协议（应付款44312元），陆满芳就在2020年1月23日向原告微信发送2019年提成35839元清单及回复已经算好了，余款是17613元，明天会转到你账户，证明陆满芳承认了原告在2019年至少也有30%即35839元提成。3、2019年2月25日微信聊天内容，原告说2019年盈利分配4、4、2比较合理并附上示例图片，表明连卡的盈利作为公司储备金、陆姐小青共同拥有，陆满芳微信回复4、3、3分配提成，证明陆满芳只是对各自占有分成比例提出意见，其认为应按4.3.3分配，并没有对原告提出的连卡盈利为陆姐小青共同拥有提出异议，这就证明了双方此前就已经达成了约定：40%连卡这部分盈利，原告享有一半提成。因此，原告在40%连卡这部分所得提成是23899元（47798元/2），再加上约定好及陆满芳微信答应支付给原告的30%提成即35839元，证明原告2019年提成款是59738元（35839元+23899元）。综上，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连卡档口只是被告的内设销售部门，被告拖欠原告工资提成的事实。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书》是错误的，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烽满公司辩称，原告的起诉是恶意且虚假诉讼！事实上如下：一、原告是陆满芳个人雇佣的员工，而被告与原告的陆满芳是合作关系。陆满芳在广州市白云区梓元岗路新东豪商贸城经营广州连卡皮具有限公司，该档口是由陆满芳承租，由于陆满芳是香港人且长期不在档口，档口的实际经营也是由原告长期在经营搭理。广州连卡皮具有限公司长期从被告处下单定制并采购皮具，仅是被告其中一个采购商，被告现跟大量的商户存在这样的合作关系。对于上述的事实，被告提供以下证据可以佐证：1、原告每月都跟被告的法人配偶邱春香的采购对账信息；2、陆满芳向被告支付采购款项的银行转账记录；3、原告大量向被告下单采购皮具的信息；4、原告与被告交易过程中对采购的皮具价格进行议价的过程信息等。同时，原告在劳动仲裁庭审时的陈述也确认其是由陆满芳招聘且发放工资等。同样，原告所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据、与陆满芳的聊天记录等也能从侧面证实上述事实。二、关于被告帮原告购买社保的原因。事实是：由于广州连卡皮具有限公司没有工商登记注册，原告有购买社保的需求，经陆满芳的同意，又碍于长期合作关系，被告才每个月帮原告购买社保，但每个月的对账均会将帮原告购买社保的款项1300元计算入款项中，每月与原告对好账后，陆满芳会将对账后的货款支付给被告。原告与陆满芳吵翻后，不再受陆满芳的雇佣，此后还曾想被告继续帮其购买社保，并承诺会将购买社保的款项转回给被告。对于上述的事实，被告可以提供证据佐证：1、每个月跟原告的对账记录及对账单、陆满芳的转账记录、被告与原告的聊天记录等。综上所述，原告本人是深知及了解上述的事实，其与陆满芳之间的纠纷，也应当向陆满芳主张权利而非被告，不能基于被告出于好心，为其代缴社保，反而陷入诉累。原告这种行为很明显就是存在恶意且虚假的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中第22条的规定，“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信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促使当事人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为此，为了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此恳请法院能依法查明事实，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并依法给予故意虚假、恶意者处于相关的司法惩戒。针对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其要求支付未签订合同的双倍工资已过劳动仲裁时效，原被告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告仅仅与其雇主陆满芳存在纠纷，其诉讼请求第一项及第三项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本次的诉讼及仲裁，均是恶意诉讼，请求法庭对相关司法部门提出司法建议。虽然本案并未受理我方反诉，但是我方会在本案审结后另行主张我方的损失。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张小青提交工商登记信息、广东省保险个人缴费证明、就业登记表、名片4张、收据2张、广州连卡皮具有限公司单据，2018年销售报表、2018年盈利分配、广州连卡2019年出货合计、2019销售报表、2019广州连卡盈利分配协议、原告与案外人陆满芳的微信聊天记录、工资银行流水、原告与邱春香微信聊天记录、LINK档口群微信聊天记录、工厂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连卡皮具档口微信聊天记录，上述证据证明案外人陆满芳系被告员工，连卡公司是被告的内设销售部门，陆满芳代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被告为原告购买社保，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为被告员工，被告应向原告发放欠付工资。烽满公司对工商登记信息予以确认；对社保缴费证明及就业登记表关联性不予认可，主张其是应陆满芳和张小青的要求代张小青购买社保，并提交了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12月的每个月与张小青的对账聊天记录以及陆满芳每个月按照对账信息向烽满公司支付货款的银行流水，同时在对账单上将每月将帮张小青购买社保的1300元计入应付货款进行结算，在烽满公司邱春香与陆满芳的聊天记录中可以证明；对名片及收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名片并非烽满公司出具，是陆满芳自己打印，陆满芳声称是为了应对皮具存在问题可以返修便利，该名片明确是连卡公司而并非烽满公司，对于收据，没有烽满公司盖章，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广州连卡皮具有限公司单据，仅是打印体，没有公司盖章，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对2018年销售报表、2018年盈利分配、广州连卡2019年出货合计、2019销售报表、2019广州连卡盈利分配协议均是打印体，是其单方制作，没有烽满公司盖章，不予确认，烽满公司不清楚陆满芳经营的连卡公司的销售情况，2019广州连卡盈利分配协议中载明：陆姐占30%，张小青占30%，连卡公司占40%（公司储备金由陆小姐和张小青持有），可以看出烽满公司与连卡是合作供货关系，张小青是陆满芳雇佣；对原告与陆满芳微信聊天记录，仅是截取了部分的记录，从中也可以看出张小青由陆满芳雇佣；对工资银行流水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确认，原告每月工资由陆满芳向其支付，并非由烽满公司支付；对原告与邱春香微信聊天记录、LINK档口群微信聊天记录、工厂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连卡皮具档口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原告跟邱春香聊天记录并不完整，烽满公司提交的证据更为完整。烽满公司提交邱春香（邱春香为烽满公司监事）与原告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陆满芳支付货款转账银行流水，证明其与陆满芳系合作关系，其为陆满芳的供货商，烽满皮具为张小青代缴社保。其中邱春香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10月24日，张小青微信邱春香：“香姐，我做到月底就不帮陆小姐做了，我的工作由小君跟进，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邱春香回复：“关于社保你可以我们先帮你交，如果你认为已经不需要我们交，你再告诉我们也可以，我都愿意帮你交的，毕竟我们大家都同事多年”，张小青：“好的，社保1300继续帮我交吧！我每月月底前转你农行”“我跟陆小姐做那么久，有局限性，没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想试试其他方式”；烽满公司提交张小青下单采购的记录、下单表、邱春香与陆满芳微信聊天记录、租赁合同，证明其与陆满芳是合作关系，原告跟陆满芳产生纠纷。张小青对邱春香与陆满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予确认，认为陆满芳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确认关联性，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并坚持认为连卡为被告内设销售部门。另查明，2020年3月20日，张小青作为申请人，以烽满公司为被申请人就本案纠纷到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20]56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本院认为，张小青主张广州连卡是被告的内设销售部门，陆满芳是被告的员工，其受陆满芳雇佣，被告为其购买社保，并据此主张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主张，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知，张小青受案外人陆满芳所雇佣，经营管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梓元岗路新东豪商贸城的连卡档口，并由陆满芳向其发放工资及提成。如广州连卡为被告内设销售部门，则该档口盈利应属于被告，但根据张小青与陆满芳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张小青明确陈述“定金、押金，库存额，都是属于你个人资产”，并与陆满芳沟通该档口的盈利比例在张小青、陆满芳及广州连卡档口（张小青与陆满芳共同拥有）之间进行分配。另外，张小青向被告下单采购商品、并就单价与被告进行讨价还价，且陆满芳就采购的商品向被告支付货款的行为可知被告仅是与陆满芳为生意合作关系。故张小青主张广州连卡为被告内设销售部门依据不足。虽然烽满公司为张小青缴纳社保，但烽满公司已经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系代张小青缴社保，张小青以此主张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小青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张小青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大亮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曾佩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