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18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应鼎，男，1976年3月2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桃，系贵州真知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2011220242。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系贵州真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证号：23082005110035。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伯林，男，196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克云，系贵州永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1307869。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辉，执业证号：32409051100080。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杨应鼎因与被上诉人唐伯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20）黔0222民初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应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桃、马勇，被上诉人唐伯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克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应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26628.45元包含在被上诉人合伙投资款974809元当中。本案不是民间借贷，应当按合伙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审理。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伙建设经营纸厂期间，因纸厂处于长期投资建设的特殊情况，所以被上诉人在不同时期，数额不等的投入合伙投资款的行为，符合合伙出资的习惯。本案中的126628.45元款项是投资款，记账单中载明了款项用途。上诉人签字是为了证明被上诉人的出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期间，被上诉人总出资额为974809元，被上诉人提交的手写台账上截止日期是2015年5月25日，被上诉人与贵州鼎兴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核算的截止日期也是2015年5月25日。据此，被上诉人本案中诉请的款项，系重复起诉，已经包含在了2015年5月25日贵州鼎兴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收条中。2、本案不具备民间借贷成立的任何条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合伙关系，记账单上的费用是合伙期间产生的合理支出，是被上诉人的出资证明。被上诉人只能以此作为核算合伙出资金额的依据。仅凭记账单无法证明涉案款项为借款。3、本案遗漏诉讼主体。2016年11月份，经本系列案件的所有一审原告同意，唐柏林，陈家林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杨应鼎，杨大尧，共同引入了新的合伙人翟树明，李兴华，刘成海。本案属于合伙纠纷，为查明案件事实，不损害其他合伙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将所有合伙人列为案件当事人。被上诉人唐伯林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驳回。理由如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对合伙事务、资金、份额等合伙必备事宜达成有效协议，也未成立合伙企业，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法律关系。上诉人称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不是民间借贷，而是合伙关系，纯属无稽之谈。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一条和第二条、第九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借条清楚的显示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款项是借款，被上诉人完成借款交付义务后，上诉人出具借条，自被上诉人完成交付义务之日起，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并生效。虽未约定还款期限，但被上诉人可以随时主张上诉人履行清偿义务，上诉人也应及时履行清偿义务，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借条上载明的主体就是合同主体，不存在遗漏诉讼主体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判决上诉人履行借款清偿义务并无不当。本案案涉金额并未包含在2015年5月2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当中，二者之间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唐伯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杨应鼎偿还唐伯林借款126628.45元。2、案件受理费由杨应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鼎兴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15日，出资股东为杨应鼎和杨大尧，法定代表人为杨应鼎。2010年初，鼎兴公司开始筹资建造纸厂，陈家林及其家人（包括陈家林的二姨夫彭仲智、二姨娘万文庆、三姨夫唐伯林、四姨娘万奎英、五姨夫吴崇斌、五姨娘万素英和小舅子万玉龙）欲参与合伙投资办造纸厂。杨应鼎、杨大尧及陈家林等人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口头约定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但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事后，陈家林、万文庆、唐伯林、万奎英、吴崇斌、万素英及万玉龙均参与投资并向杨应鼎交付数额不等的投资款，杨应鼎均以收到“入股资金”或“投资款”的形式向投资人出具《收条》，多数《收条》上加盖了贵州鼎兴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出具的《收条》共10张，金额3274809元。包括：一、出具给陈家林的《收条》有一张，出具的时间为2010年1月22日，载明金额为300000元。二、出具给万素英的《收条》有两张，出具的时间分别是2012年8月30日和2012年9月2日，载明金额分别为500000元和100000元。三、出具给万玉龙的《收条》有一张，出具的时间为2012年5月5日，载明金额为550000元。四、出具给唐伯林的《收条》有一张，出具的时间是2015年5月25日，载明金额为974809元。五、出具给万奎英的《收条》有两张，出具的时间分别是2012年8月8日和2012年9月26日，载明金额分别为100000元和200000元。六、出具给万文庆的《收条》有两张，出具的时间分别是2012年8月8日和2012年9月10日，载明金额分别为300000元和50000元。又查明，从2012年开始，陈家林与杨应鼎、杨大尧开始动工建造纸厂，陈家林、彭仲智、唐伯林还参与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在造纸厂的建设及经营过程中，为了造纸厂的正常生产经营，陈家林、万素英、万奎英、万文庆、唐伯林、吴崇斌又自己出钱支付了水泥、电费等费用，杨应鼎及贵州鼎兴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均以出具《借条》的形式认可相关款项。出具的借条共20张、记账凭证1张和欠条1张，载明借款总金额1986835.45元（含万文庆的44600元）。包括：一、陈家林持有借条7张（其中杨大尧出具的1张，金额为200000元；贵州鼎兴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2张，金额均为80000元；杨应鼎出具的4张，金额分别为10000元、10000元60000元和63154元。二、唐伯林未持有《借条》，但有一张杨应鼎签名认可的记账单，金额为126628.45元。三、吴崇斌持有借条一张，金额为92953元。四、万文庆持有借条一张，金额为44600元（已调解分期偿还）。五、万素英持有借条4张，其中一张金额为36000元，其余3张金额均为50000元。六、万奎英持有借条7张和欠条1张，借条金额分别为10000元、8000元、10000元、33000元、30000元、100000元、805000元，欠条金额为37500元。2016年11月16日，杨大尧、杨应鼎、陈家林、唐伯林作为甲方与翟树明、李兴华、刘成海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造纸厂有限合伙经营协议》，约定由乙方参与投资2000000元并分享50%的总利润。同月18日，杨大尧、杨应鼎、陈家林又作为甲方与翟树明、李兴华作为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乙方终止协议的条件及终止协议后对乙方投资款的处理方式。协议签订后，乙方投入资金参与经营。事后，因造纸厂管理混乱及账目不清等相关问题，陈家林、唐伯林与杨应鼎方发生争执后退出管理，现由杨应鼎方独自管理，双方未对共同投入的资产、债权、债务进行核算、清算。涉案纠纷属于系列案之一，涉案证据系记账单1份，系杨应鼎于2015年7月签名确认，记账单确认金额126628.45元，杨应鼎认可该款项至今未还，但认为此款应是合伙投资款而非借款，且已经包括在（2020）黔0222民初102号案件的974809元投资款中，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本系列案包括合伙投资合同关系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唐伯林的陈述及杨应鼎的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双方之间的基础关系是合伙关系还是股权投资关系。2、涉案《借条》载明的款项是借款还是合伙投资款。3、唐伯林主张偿还借款126628.45元是否支持。关于双方之间的基础关系是合伙关系还是股权投资关系的问题。唐伯林主张本案产生的基础关系属股权投资关系，但未提供投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增资增股协议等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根据陈家林、万素英、万奎英、唐伯林等人提供的《收条》记载的“收到合伙筹建贵州鼎兴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款项”和“收到入股办造纸厂款项”等内容，并结合陈家林、唐伯林、万玉龙曾经参与筹建、管理造纸厂的客观事实，足以认定陈家林、万素英、万奎英、唐伯林等人与杨应鼎、杨大尧或者贵州鼎兴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故双方之间的基础关系应认定为合伙关系而非股权投资关系。关于涉案记账单载明的款项是借款还是合伙投资款的问题。判断债权投资的核心标准是投资人是否承担经营风险，如若投资人的投资目的仅仅是为了取得固定收益，对经营不承担风险，则应认定为借贷关系。本案中，虽然双方之间存在合伙投资的客观事实，但并不能因为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就不能产生借款，也不能因为借款产生于合伙投资之后就当然认定为投资款，对于款项性质的认定，应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综合认定。根据杨应鼎签名确认的记账单，杨应鼎方认为是投资款，但未提供投资协议、投资明细、投资汇款等证据予以证明。根据该记账单记载的内容，依据民法高度盖然性规则，综合认定此记账单载明款项应属民间借贷关系而非合伙投资关系。关于唐伯林主张偿还借款126628.45元是否支持的问题。根据上述对涉案记账单的分析，应认定涉案记账单系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由于涉案记账单未约定还款期限，唐伯林有权随时主张权利，故唐伯林要求杨应鼎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借款金额，依法认定为126628.45元。杨应鼎辩解涉案款项为合伙投资款而非借款不应偿还，且已经包括在（2020）黔0222民初102号案件的974809元投资款中的辩解理由，因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唐伯林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杨应鼎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唐伯林借款人民币126628.45元。案件受理费1416元,由杨应鼎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否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本案是否遗漏诉讼主体。因本案一审是于2019年8月20日之前立案受理，故本案仍应适用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否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上诉人称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纠纷。依据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首先，上诉人应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但上诉人对此未能举证证明其取得案涉借款后，与出借人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伙关系的合意；其次，虽案涉记账单上注明的款项用于案涉公司的相应支出，但借款人取得借款后如何使用并不影响双方借贷关系的认定；最后，上诉人称案涉记账单体现的金额已经计入2015年5月25日载明金额为974809元的收条中，但是上诉人对此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据此，上诉人主张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本案是否遗漏诉讼主体的问题。因上诉人称本案为合伙纠纷，故应追加其他合伙人参加诉讼。对此，依据前文本案应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应由案涉借条上载明的借款人对出借人承担相应还款责任，故上诉人称本案遗漏诉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各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的部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二审不予审查。综上，上诉人杨应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32元，由上诉人杨应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波审判员 马功云审判员 杨 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黄佑玲书记员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