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初389号 原告闫应中，男，195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住红花岗区。 原告陈秀珍，女，195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住红花岗区。 原告李某1，女，2009年6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住红花岗区。 法定代理人李某2，男，197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高枫，贵州储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广州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560919015T。 法定代表人王长林，系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谢恩涛。 委托代理人江彦军。 委托代理人李惠骞，贵州储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遵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银河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750177075Q。 法定代表人张羽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杜秋霖，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韦芳芳，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闫应中、陈秀珍、李某1不服被告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遵义市人社局）作出的遵工认字［2020］00000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20年8月6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本案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10月29日、2020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闫应中、陈秀珍、李某1之委托代理人高枫、被告遵义市人社局之出庭负责人谢恩涛及其委托代理人江彦军、李惠骞、第三人遵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公交公司）委托代理人杜秋霖、韦芳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3月18日，被告遵义市人社局作出遵工认字［2020］00000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查明闫玲系第三人遵义公交公司驾驶员。2020年1月15日13时15分左右，闫玲在南部公交车换乘站接班时，因家庭纠纷被其丈夫伤害死亡。根据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20]12号《红花岗公安分局死亡证明书》显示死亡原因为他杀。闫玲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现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 原告闫应中、陈秀珍、李某1诉称，2020年1月15日，闫玲当天就已经知道其丈夫扬言要来杀她，正在公交站处等她。闫玲出于内心恐惧，特向领班说明情况，表示当天不能去上班，是否可以调班。其领班当时同意后，事后又打电话告知闫玲不能调班，必须来上班。从事情的起因及结果，可知闫玲的死亡与其工作有一定的关联性。若非领班通知闫玲必须上班，闫玲死亡结果不一定会发生，至少在2020年1月15日那天，不会在南部公交车站发生。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认定过于片面并有遗漏。工伤认定标准为“三工”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闫玲在意识到自己可以受到人身伤害时，特向工作单位说明原因请假，但工作单位不允许，强行要求闫玲去上班。闫玲出于工作原因，不得不出现在案发现场，致使危害结果的发生。闫玲是因为工作原因才在工作时间在工作地点出现。闫玲被杀害这一结果与工作具有紧密性、关联性，闫玲被杀害的危害结果是工作原因导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闫玲应认定为工伤。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存在事实遗漏、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请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遵工认字［2020］00000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被告遵义市人社局辩称，闫玲死亡时并不在工作时间。根据朱成通的询问笔录可知，按照发车班次闫玲在其之后，而闫玲遇害时朱成通尚未发车，即前一班次的朱成通都尚在做准备工作，后一班次的闫玲自然还未进入上班时间。闫玲遇害完全属于家庭纠纷，而非工作原因遇害，这一点从证人证言以及询问笔录均可以看出。闫玲死亡时，既不在工作时间，也不是工作原因，故我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正确。事故发生时虽是在工作时间前后，也在工作场所，但闫玲并未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从闫玲之弟的证言看，闫玲是下车后立即与其丈夫相遇并产生矛盾接着便发生了事故，整个过程中闫玲并未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故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与理由均不成立。 被告遵义市人社局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2、遵义公交公司营业执照，3、闫玲身份证复印件，3、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执，4、遵义公交公司申请，证明被告程序合法。 第二组证据：1、《劳务合同》，2、考勤表，3、喻有舜、闫冬证言，4、遵义公交公司生产管理中心公示及事故报告，5、喻有舜、朱成通证言，6、红花岗公安分局死亡证明书，7、接处警登记表，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 第三人遵义公交公司述称，闫玲系我公司驾驶员。2020年1月15日上午闫玲向我公司路队长喻有舜请假，理由是因家庭纠纷需要处理，喻有舜回复可以，并在站点等待其他驾驶员下班为其寻找代班人员。后闫玲通知喻有舜家里纠纷已经解决，她要回去上班，所以原告诉称公司领班不同意请假属于虚假陈述。我公司按规定向被告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并按时将受害人的工资发放给其亲属，我公司已尽到了用人单位的义务。我公司对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予以认可。 第三人遵义公交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2020年1月1日事故报告。 2、2020年1月16日生产管理中心的公示。 3、2020年1月17日贵州省工伤事故信息快报。 4、2020年2月10日申请。 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与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被告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予以采纳。 根据上述合法有效的证据和当事人当庭无争议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原告闫应中、陈秀珍之女、李某1之母闫玲系第三人遵义公交公司10路公交车驾驶员。2020年1月15日13时许，闫玲由其弟闫冬驾车送至南部公交换乘站准备接班。闫玲下车后，与等候在公共站台的丈夫徐中宇发生争吵，后闫玲被徐中宇持刀杀害。经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认定，闫玲死亡系他杀。 2020年3月4日，被告遵义市人社局受理遵义公交公司申请对闫玲工伤认定。遵义公交公司向遵义市人社局提交了与闫玲签订的劳动合同、考勤表、事故报告、工伤公示、接处警登记表、红花岗公安分局死亡证明书、闫玲身份证复印件、喻有舜证言、闫冬证言等材料。遵义市人社局经调查收集了喻有舜、朱成通的证言后，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遵市人社工认字［2020］00000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为闫玲是因家庭纠纷被其丈夫杀害，其伤害事故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及第二十条的规定，被告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工伤事故进行处理和认定的职权。本案争议焦点是，闫玲的死亡是否是由于工作原因而造成的，即闫玲的死亡是否应认定为工伤。原告认为，闫玲明知徐中宇扬言要杀害她，当天会在公交站处等待，故向单位请假未得批准，闫玲只好前往上班地点，故其死亡是因工作原因造成，应认定为工伤。被告认为，闫玲被第三人杀害的是因家庭矛盾，而不是因工作原因造成，故不能认定为工伤。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导致受到的伤害，不应认定为工伤。而本案中，被告虽然提供了证据证明闫玲的死亡系他杀，但在其收集到闫冬证明其姐闫玲已向公司请假而公司未批准的情况下，没有收集第三人已同意闫玲请假并找人代替闫玲上班的证据，即没有证据证明闫玲当天上班并非是迫不得已，以及闫玲也可以避免被杀的其他证据，故被告认定闫玲非工作原因造成的伤害的事实，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遵工认字［2020］00000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 琳 人民陪审员  李作洪 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法官助理韦文舟 书记员蒲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