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4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常茂。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祥群，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华锐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观发。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莎莎，广东驰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达富，广东驰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常茂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华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129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常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祥群，被上诉人丁斌及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莎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常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向黄常茂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共计989943.9元，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对本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财产保全费及案件审理相关费用由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两次股权转让行为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的行为属侵害黄常茂股权的侵权行为。1.一审仅针对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2018年3月19日向案外人转让股权时的第一个转让行为，以各方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尚未生效为由，认定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转让股权行为未违背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的规定，属错误。2.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于2019年8月8日实施第二次转让行为时，各方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已经生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18)粤01民终15498号判决，且一审法院已于2019年7月24日受理了黄常茂的强制执行申请。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的行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犯罪。虽然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在2020年1月21日将公司股东重新变更为丁斌、段观发，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是既成事实。事后的纠正行为，同时反映了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滥用股东权利，共同侵权的状况。3.在两次股权转让过程中，第一次股权转让的股权受让人广州鼠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是丁斌、段观发；第二次股权转让的受让人高某平是丁斌的母亲。且两次转让行为均通过华锐公司的名义实施，在生效文书作出后，再次将股权变更到高某平名下。（二）(2018)粤0l民终15498号案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该股权的取得时间应追溯到丁斌、段观发签订《广州华锐软件有限公司股份分配方案》并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2013年1月7日。在此之后发生的未经黄常茂同意的股权转让行为，实际侵害了黄常茂法律意义上的股权利益，股权价值应当以实际的侵权行为发生之日2018年3月19日作为计算的基准日。（三）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利用实际控制权操控华锐公司并通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方式阻止黄常茂实现其股东权利，导致黄常茂不能通过股东变更工商登记的方式实现其股东权利。（四）黄常茂在职期间，华锐公司的营业收入一直都有明显增长，因黄常茂发现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通过丁斌个人账户或其他的子公司账户通过管理费用或其他名目亏空公司，且以各种理由拒绝把股权过户登记到黄常茂名下，黄常茂于2016年5月被解除劳动关系。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提交的2013年至2019年度的审计财务报告与华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有重大不符，且审计财务报告的编制时间是2020年4月至6月之间，其真实性、及时性、可靠性均与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不符。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有提交虚假的财务报表、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共同辩称，（一）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不存在恶意侵害黄常茂股权的侵权行为。1.丁斌、段观发在2018年3月19日进行第一次股东变更时，双方之间对黄常茂股东资格确认的案件尚未有生效判决，且黄常茂通过邮件发送的《广州华锐软件有限公司资产及业务分拆置换协议》明确记载“乙方加入甲方时未支付给丁斌及段观发的投资款”，黄常茂不可能是华锐公司的股东，丁斌、段观发通过合法的手续对外出让自己名下的股权并未侵害任何人的权益。2.丁斌、段观发并不清楚其实施的变更股权行为会导致黄常茂后续无法进行工商变更，至收到一审法院(2019)粤0112执417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该执行裁定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9月2日，才得知股权变更无法执行，但丁斌、段观发不清楚执行在被终结后如何处理。3.丁斌、段观发直至再次收到本案的应诉通知，才得知变更股权的行为有违法院生效判决，故采取措施恢复原状，华锐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已于2020年1月21日办理完成，黄常茂并未因此遭受任何实质上的损失。且在恢复原状后，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已主动通知黄常茂提供资料进行工商变更事宜，但黄常茂无任何答复。（二）黄常茂的股权价值应以华锐公司经营状况或可售价值决定，与何时起算评估没有关联，黄常茂要求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支付股权价值3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华锐公司经营状况不理想，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不存在可向股东分配利润的情形。黄常茂作为公司股东且能收到公司基本账户变动通知，其知悉公司经营不善，存在恶意诉讼的情形。（四）分取红利应由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进行分配，华锐公司以其自身的全部财产承担责任，丁斌、段观发不承担向其他股东支付分红的责任。黄常茂是否能获得收益是以投资项目是否有盈利而决定的，华锐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无利润可分配，丁斌、段观发同样也未能从中获得收益。黄常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向黄常茂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共计989943.9元（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公司利润分配689943.9元，暂计至2014年12月31日，以实际已分配红利和实际可分配利润为准；第二部分为股权价值300000元，该金额为暂估金额，以侵害事实发生时公司价值为准）；2.判令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与案件受理相关的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112民初61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黄常茂为华锐公司的股东，并拥有该公司30%的股权，同时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丁斌、段观发分别持有的华锐公司20%、10%的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黄常茂名下。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了（2018）粤01民终154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1月6日，黄常茂与丁斌、段观发及案外人彭杰签订了一份生效日期为2013年1月11日的《广州华锐软件有限公司股份分配方案》，载明：黄常茂的股份类型为原始股东，占比30%，个人分红比例为18%；并约定若公司原始股东不满3年内退出，公司将不给任何经济上的赔偿，而且不偿还任何原始股东所在这期间所投资的任何资金，并在法律上解除公司原始股东关系，以及解除公司所担任的所有职务；等。2013年3月1日，丁斌向黄常茂、段观发发送一封主题为“关于针对与黄常茂的合作2013年不能到岗的相关解决办法”的电子邮件，载明：公司2013年1月-12月的公司所有利润归丁斌和段观发所有（公司利润=公司总收入-公司总成本），黄常茂将不参与股份比例分配，丁斌和段观发将按照原公司注册投资比例进行分配；等。另查，华锐公司于2012年1月11日成立，公司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2月6日，资金数额从50万元变更为1080万元；2018年3月19日，公司股东从丁斌、段观发变更为案外人广州鼠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9月10日，公司名称从广州华锐软件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华锐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8月8日，公司股东从案外人广州鼠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高某平，法定代表人从丁斌变更为高某平，企业类型由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1月21日，公司股东从高某平变更为丁斌、段观发，企业类型由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再查，本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5498号民事判决书和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粤0112民初6171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黄常茂以华锐公司于2013年1月资产清理结果作为确定股权转让金数额4800元来取得股东资格以及黄常茂以股东的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并参与了2015年2月的股东分红的事实。黄常茂向法庭提交了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官网查询的华锐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用于证明华锐公司2014年度净利润为1954923.1元，至2014年会计报表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3833021.66元，未分配利润的计量规则为已扣除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已分配利润后留存在公司的利润。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报告来源不明，与华锐公司实际资产状况不符，不具有证明力，不应采纳。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向法庭提交了广州市黄埔区国家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及华锐公司2013-2018年度审计报告，用于证明华锐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好，年年处于亏损状态，不存在可分配利润的情形。该证据显示，2013年-2018年期间，华锐公司的经营状况逐年变差，收入与支出基本持平，不存在大额净利润；其中2014年净利润为-18766.44元，至2014年会计报表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603987元。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称华锐公司从2012-2015年间为核定征收（按照收入总额核定应税所得），2016-2019年为查账征收，故第三方财税公司对于2012-2015年期间公司账簿中关于成本等支出费用并未要求华锐公司提交，因此华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的数据与实际不符合。黄常茂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所反映的内容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一审庭审中，各方均确认：黄常茂于2014年5月1日入职，2016年5月离职。另，黄常茂陈述称：1.黄常茂诉请的可得利益损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公司利润分配（分红689943.9元），是截止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应分给黄常茂的分红，根据黄常茂提交的华锐公司2014年审计报告显示利润表的净利润是1954923.1元、未分配利润是3833021.66元，未分配利润的计量对未分配利润进行了界定；根据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提交的股份分配方案约定，黄常茂的个人分红比例为18%，属于B类，所以计算方式：3833021.66*0.18=689943.9元；2015年1月1日至黄常茂起诉时即2019年12月31日的利润分红黄常茂无法行使股东权利，无法得知具体的计算基础，无法计算出此阶段公司应分给黄常茂的利润分红金额，所以黄常茂只主张了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的应分给黄常茂的分红689943.9元，其他阶段的分红，黄常茂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第二部分为股权价值暂估300000元（以侵害事实发生时公司价值为准）是按照公司2013年1月6日注册资本100万元为基础*30%计算出的，于2018年10月29日生效的（2018）粤01民终1549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黄常茂享有公司股权，因为工商登记显示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于2018年3月19日共同将丁斌、段观发名下的股权恶意转让给案外人广州鼠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股东是丁斌、段观发，故侵害发生的时间是2018年3月19日，黄常茂一直无法行使股东权利，请法庭对公司2018年3月19日为节点做资产评估。2.因为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的侵权行为导致黄常茂任职时间不足三年，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不能依据自己的过错来免除自己的责任。3.丁斌在2013年3月1日发出的电子邮件仅是其个人意思表示，并非双方合意。4.2014年未分配利润包括2013年的未分配利润，虽然其是2014年才入职的，但股权法律关系与劳动关系是不能混同的两个关系，其股权的取得是通过股权转让实现的，是概括取得，即包含了权利与义务，黄常茂有2013年的分红权利。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陈述称：1.根据丁斌发给黄常茂和段观发的《关于针对黄常茂的合作2013年不能到岗的相关解决办法》，其二人并没提出异议，应视为同意；2.2013年全年的公司利润与黄常茂无关，黄常茂诉请未分配利润计算的基数是38833021.66元，是包含了2012年公司设立至2014年12月31日的，因为分配方案是2013年1月6日签订的，故黄常茂对于华锐公司2013年12月31日前的未分配利润无分配权；且2014年公司审计报告载明未分配利润为3833021.66元，该数据是不真实的，同时黄常茂也无权参与2014年公司的利润分红，因为根据《广州华锐软件有限公司股份分配方案》黄常茂在公司任职不满3年内便退出公司运营，其已经丧失作为公司原始股东的资格，不应按照原始股东的分配比例进行分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常茂的股东利益是否受到损害。一审法院审查认为，1.根据本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5498号民事判决书和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粤0112民初6171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判结果，确认黄常茂为华锐公司的股东，故黄常茂提起本诉主体适格；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要求股东承担赔偿责任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股东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为；二是股东的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了其他股东的实际损失；三是股东滥用权利的行为与其他股东所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黄常茂主张其股权因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于2018年3月19日共同将丁斌、段观发名下的股权恶意转让给案外人广州鼠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而受到侵害，但此时关于黄常茂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尚在二审阶段，尚未有生效的裁判文书确认黄常茂的股东资格，且丁斌、段观发转让股权的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黄常茂将华锐公司列为被告，主张损害股东利益赔偿，其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华锐公司对其实施了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现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黄常茂要求华锐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另，黄常茂既未提交丁斌、段观发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行为的有效证据，也未提交其存在实际损失的相关证据，更未提交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黄常茂要求丁斌、段观发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6月17日判决：驳回黄常茂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700元，由黄常茂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丁斌、段观发表示2018年3月19日将公司股东变更为案外人广州鼠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未向案外人广州鼠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取股权转让费。2020年1月21日，公司股东从高某平变更为丁斌、段观发，其二人也未向高某平支付股权转让费。另查明，广州鼠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丁斌，股东为丁斌、段观发。黄常茂向本院提出律师调查令申请，申请调查内容为：1.调取华锐公司2012年2月7日至2020年8月11日相关账号银行流水；2.前往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局查阅并复制华锐公司创新企业档案资料及华锐公司的2014年度审计报告。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是否应当向黄常茂赔偿损失及损失的具体金额确定问题。本案中黄常茂主张可得利益损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2014年12月31日之前华锐公司的利润分配，一部分是丁斌、段观发恶意转让黄常茂的股权对黄常茂造成的相关损失。关于2014年12月31日之前华锐公司的利润分配属于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与本案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并非同一法律纠纷，黄常茂可另循法律途径处理，本院不予审查处理。关于丁斌、段观发恶意转让黄常茂的股权对黄常茂造成的相关损失。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曾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7）粤0112民初61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黄常茂为华锐公司的股东，并拥有该公司30%的股权，同时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丁斌、段观发分别持有的华锐公司20%、10%的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黄常茂名下。华锐公司、丁斌、段观发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了（2018）粤01民终154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是丁斌、段观发于2018年3月19日已将华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广州鼠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此后，案外人广州鼠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给高某平，高某平又于2020年1月21日将华锐公司股权转回给丁斌、段观发。虽然现在丁斌、段观发又成为华锐公司的股东，其二人表示可以按照（2017）粤0112民初6171号及（2018）粤01民终15498号的判决将相应股权过户至黄常茂名下，但上述一系列股权转让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对黄常茂的的股东利益造成实际损害的问题尚未定论，现阶段不宜对黄常茂是否产生损失及具体的损失金额进行审查认定。故黄常茂以现有的证据主张损失，本院不予支持。黄常茂通过其股东身份核实清楚华锐公司的经营状况后，其可另行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至于黄常茂的律师调查令的申请，因相关事实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故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黄常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认定事实有误，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99元，由上诉人黄常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爽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廖 晞韦伊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