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7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三贞，女，197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君，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邝国冀，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胜，男，197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禄，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媛，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三贞因与被上诉人汪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2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徐三贞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君、邝国冀，被上诉人汪胜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三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汪胜的全部诉讼请求；3.案件诉讼费用由汪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外人包静明接手广州东之旭试验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之旭公司）后，东之旭公司持续亏损、负债累累，其股权客观上不具价值，各股东仅是通过股权变更来集结人才整顿公司。包静明在2017年5月5日以1元收购公司股权后，东之旭公司的股权转让已经形成了零对价的交易习惯。每次股权变更前，各方都明确股权转让无需支付对价，但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转让双方会签署由中介人员填好对价、日期等内容的《股权转让合同》模板。涉案股权转让同样如此，徐三贞无需向汪胜支付对价。另外，东之旭公司为挽留核心员工，对员工进行股权激励。汪胜作为代表，代其余九名员工合计持有公司10%的股权。因此，涉案股权实际并非汪胜所有。加之东之旭公司每况愈下的经营状况，任何一个理智的商事主体都不可能支付21.4万元受让不具有价值的股权。（二）涉案股权的来源是：2017年5月5日于金凤转让20%给梁立烦，2018年4月23日梁立烦分别转让10%给汪胜和陈群波。汪胜所转让的10%股权与包静明1元收购75%股权发生在同一时期，从那时开始东之旭公司持续亏损、负债累累，股权毫无价值。后续的股权变动均是为了引进人才盘活公司，股权转让都是零对价，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在三次股权变动过程中，共牵涉十多个旧股东和新股东，各方都签订了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条款完全一致的合同，但是合同签订后，均未支付对价。2.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和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形成于2018年10月23日，股权变更申请也发生在2018年10月23日，合同约定的款项支付时间为2018年10月23日前。换言之，款项支付和股权变动全部在一天内完成，明显有违交易习惯。3.汪胜仅提交了工商行政部门备案的材料，但无提供签订前的磋商记录和签订后的催款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其原因在于，汪胜和徐三贞并不熟悉，徐三贞通过徐某引荐进入东之旭公司，以零对价受让汪胜的股权，双方不存在关于股权转让的磋商；因不需要支付对价，也不存在关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催告。4.汪胜起诉后，徐三贞在与汪胜的约谈过程中，多次提出无需支付对价，应当撤诉。汪胜从不给予正面回应，也不反驳，其行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补充：汪胜主张是代包静明持有涉案股权，却未提供股权代持协议等证据予以佐证。据徐三贞了解，汪胜与包静明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徐三贞曾看到一份书面文件，内容大致为汪胜代公司部分员工持有10%股权。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汪胜的全部诉讼请求。汪胜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汪胜是否代包静明持有股权，与本案无直接关系。汪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三贞支付股权转让款21.4万元；2.判令徐三贞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1.4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0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5日，东之旭公司召开股东会，应到10人，实到7人，徐某缺席并于会前委托包静明全权处理。会议决议的第三项记载：东之旭作价1元出售，由包静明购买，包静明负责东之旭所有的债权和债务。2018年10月23日，汪胜（转让方）与徐三贞（受让方）就东之旭公司的出资转让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部分内容如下：1.汪胜将原出资100.3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的部分50.15万元转让给徐三贞，转让金为21.4万元。2.2018年10月23日前，徐三贞需将转让金额21.4万元全部付给转让方。3.至2018年10月23日止，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从2018年10月23日起，徐三贞成为公司股东，承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承担责任。4.公司红利的收益按本合同签订之日计算，汪胜享有转让前的红利，受让方享有转让后的红利。5.汪胜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公司股东，不得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9.合同自汪胜和合同自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尾部，除汪胜、徐三贞签名之外，东之旭公司其他股东包静明、徐某、李某、陈群波、高先智亦分别签名。同日，东之旭公司召开股东会，包静明、徐某、李某、汪胜、陈群波作为会议股东出席，徐三贞、高先智作为新增股东列席。会议作出《股东会决议》，部分内容如下：一、1.徐三贞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同时免去包静明的法定代表人职务。2.包静明为公司监事，任期三年，同时免去李某的监事职务。3.徐三贞为公司经理，任期三年，同时免去包静明的经理职务。二、2.汪胜股东将原出资100.3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的部分50.15万元转让给徐三贞，转让金为24.7万元.并作出股东会决议。5.股权转让后，徐三贞股东注册资本50.1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决议的尾部，前述参加、列席会议的全体股东签名；东之旭公司在决议尾部及骑缝处加盖印章。同日，东之旭公司就以上股东变更、职务任免向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任（免）职证明》《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2018年10月25日，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东之旭公司出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准予东之旭公司完成以上变更登记（备案）。2017年7月11日，于金凤（转让方）与梁立烦（受让方），汪志东（转让方）与包静明（受让方），于金凤（转让方）与包静明（受让方），林楚珍（转让方）与包静明（受让方）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2018年4月18日，梁立烦（转让方）与陈群波（受让方），梁立烦（转让方）与汪胜（受让方），包静明（转让方）与李某（受让方）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2018年10月23日，李某（转让方）与徐某（受让方），陈群波（转让方）与包静明（受让方）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上转让方均将自己持有的东之旭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徐三贞提交东之旭公司作为证明单位于2018年10月3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如下：我司原股东汪胜于2018年4月23日所持10%的股权，有9%股权部分系代表我司原来的员工翁文翠、何平、汤庆林、汪**旭、蔡芳、张艳辉、周丽、何俊锋、麦健锋持有，上述员工每人实际持有1%的股权。我司原股东陈群波于2018年4月23日所持10%的股权，有9%股权部分系代表我司员工张云华、胡永明、侯远苟、张丕燕、王锡洪、何杨辉、陈智勇、冯渊、樊淑仪持有，上述员工每人实际持有1%的股权。上述股权变动，包括公司股东徐三贞、高先智在后续2018年10月23日受让的股权，均系为调动员工或外部人才的积极性、改善公司状况而进行的股权改革，各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实际上无需支付对价。在汪胜、陈群波受让上述股权时，我司已向其二人出具相关书面证明文件，证明上述股权代持和股权转让零对价的事实。《证明》尾部，东之旭公司加盖印章。徐三贞提交李某于2019年6月10日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一份，内容如下：2017年5至7月，汪志东、林楚珍和于金凤3个创始股东转让75%的股权给包静明（股东会决议显示转让对价为1元，7月份的工商内档文件显示转让对价合计375万元）。公司经营状况每况愈下。2018年4月，包静明、徐某和李某开始筹划重新分配股权，通过创始人汪志东投资钱款进入公司，包静明和徐某按照投资比例分配了大的股权，同时引入三个核心高管（汪胜、陈群波、李某）各持股10%，想调动大家积极盘活公司。包静明将对公司持有10%的股权转让给李某，工商登记文件写的转让对价为46.03万元。事实上，转让对价是工商代办机构写的，股权转让合同等文件也是工商代办机构提供的。股东之间内部协商的真实意思是，公司当时亏损，股权转让不用支付对价。所以李某一直没有向包静明支付46.03万元股权转让款，包静明也未要求其支付过。徐某于2020年8月1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证人证言》一份，内容如下：1.汪胜所持股权来源于案外人梁立烦，梁立烦持有股权来源于案外人于金凤，无论是汪胜受让梁立烦的股权，梁立烦受让于金凤的股权，还是汪胜起诉徐三贞和高先智所依据的股权转让合同，都是无需支付对价的。因为自2017年5月5日包静明1元收购东之旭公司起，东之旭公司的股权是没有价值的，转让股权只是为了股改，也就是调整股权结构，吸引能够盘活东之旭公司的人才进来。因此所有股权转让在签订合同之前，各方就已明确谈好无需支付对价。2.签订带有对价的股权转让合同，仅仅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实质上是无需支付对价的。该股权转让合同模板是工商代办中介提供，上面的对价和时间也是工商代办中介填写的。3.汪胜和陈群波的股权实际上是代东之旭公司的其他员工一并代为持有的，并非其真实持股。因此徐三贞和高先智受让其名下的股权也不可能需要向其支付对价。4.徐三贞、高先智在股权转让之前与汪胜并不相熟、来往甚少，其二人系在本人建议下进入东之旭公司帮助清理财务和业务。而汪胜其时要求退出东之旭公司，因此才将其名下1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徐三贞和高先智。徐某亦出庭作证，称自己未接手管理过东之旭公司的印章，东之旭公司作为证明单位于2018年10月30日出具的《证明》不是自己加盖的印章；与徐三贞是兄妹关系。徐三贞提交东之旭公司于2018年至2019年期间，涉诉及仲裁案件的裁判文书以及相关材料，拟证明东之旭公司的经营状况。其中有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5民初5290、5291、5296号民事调解，（2019）粤0115民初201号民事裁定，（2019）粤0115民初1241、1242号民事判决，（2018）粤0115财保434号-437号民事裁定、（2019）粤0115财保20-23号民事裁定；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784号民事裁定；本院（2019）粤01民终1372、10138、12340号民事判决，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穗南劳人仲案〔2019〕57-91号仲裁决定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股权转让价款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均于2018年10月23日形成、内容一致，均明确约定汪胜将其出资占东之旭公司注册资本5%的股权转让给徐三贞，转让金额为21.4万元。上述合同及文件落款处有汪胜、徐三贞及东之旭公司其他股东签名确认，并提交给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上述合同及文件均备案于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具备对外公示效力。徐三贞所称上述合同及文件仅为办理工商登记事宜之用，双方之间系以零价格转让股权，但未能就上述合同及文件的形成非出自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或汪胜与徐三贞之间就股权转让价格另有约定等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不足以产生对抗上述合同及文件的效力。证人徐某、李某同为相关股权受让人，且徐某与徐三贞为兄妹关系，与涉案股权转让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对其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东之旭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出具的《证明》，仅加盖东之旭公司印章，并无其中所称的其他隐名股东的签名确认，且无其他证据可与之互相佐证，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涉案合同中关于股权价格条款的约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其效力予以确认。汪胜、徐三贞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出自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协议约定徐三贞应于2018年10月23日前将转让金额21.4万元全部付给汪胜。徐三贞未按时履行股权转让款的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汪胜主张其支付该款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确认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21.4万元为本金，2018年10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徐三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汪胜支付21.4万元；二、徐三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汪胜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1.4万元为本金，2018年10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10元，由徐三贞负担。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另查明：根据双方陈述和本院通过关联案件检索系统查询的信息显示：（一）2018年4月18日，包静明曾与徐某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包静明将原出资802.4万元（占东之旭公司注册资本的80%）中的381.4万元转让给徐某，转让金为174.91万元，徐某需于2018年4月18日前支付转让款。双方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徐某持有东之旭公司48%的股份。因徐某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包静明将徐某诉至法院。徐某反诉请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将股权退回给包静明。徐某在该案中主张：《股权转让合同》系基于东之旭公司股东之间的交易习惯所签署而用于办理工商登记；包静明以1元的价格受让股权，在东之旭公司持续亏损的情况下，任何理智的商事主体都不会作出受让股权、支付高达174万元对价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之前及之后的数次股权变动，均仅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签署了约定高价、但实际无需支付对价并合同版本、条款完全一致的《股权转让合同》；徐某与包静明明确约定无需实际支付对价；包静明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过程中存在隐瞒、欺诈东之旭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情形。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粤0115民初357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未采信徐某的主张，判令徐某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向包静明支付股权转让款14.91万元以及利息。徐某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20）粤01民终432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2018年10月23日，汪胜与高先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汪胜将原出资100.3万元（占东之旭公司注册资本的10%）中的50.15万元转让给高先智，转让金为21.4万元。高先智需于2018年10月23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高先智持有东之旭公司5%的股份。因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汪胜将高先智诉至法院。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20）粤0115民初2023号民事判决，判令高先智向汪胜支付股权转让款21.4万元以及利息。目前，该案正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徐三贞是否需要按照《股权转让合同》向汪胜支付股权转让款。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汪胜与徐三贞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汪胜将其持有的东之旭公司5%股权转让给徐三贞，徐三贞需在2018年10月23日前向汪胜支付股权转让款21.4万元。东之旭公司的其他股东亦在协议上签名确认。协议签署后，徐三贞已经登记成为股东，持有东之旭公司5%股份，但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徐三贞辩称双方实际是以零对价转让涉案股权，对此应举证证明，但本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徐三贞的主张，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关于涉案股权的来源问题。汪胜称其是代包静明持有股权，徐三贞则称汪胜是代公司其他九名员工持股。汪胜究竟代何人持有股权，属于汪胜与被代持人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涉。且徐三贞已经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取得了5%股权，并登记成为东之旭公司的股东，到目前为止也未有第三人就此提出异议。第二，关于涉案股权是否具有价值的问题。徐三贞主张，东之旭公司持续亏损，涉案股权不具有价值，汪胜从他人处受让涉案股权时亦未支付对价。但公司股权的价值不仅与公司经营业绩相关，还与公司成长前景，甚至团队管理、宏观环境等大量因素相关。评定公司股权是否具有投资价值，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徐三贞依据债权人向东之旭公司追索债务的判决书，而没有提供专业的评估报告，尚不足以佐证东之旭公司股权价值为零。《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载明了此次股权转让应支付的对价，徐三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东之旭公司的股权价值理应有理性的判断，徐三贞不能以汪胜从他人处受让涉案股权时未支付对价为由，拒绝向汪胜支付股权转让款。第三，关于是否存在以零对价转让股权的交易习惯问题。在徐某与包静明的股权转让纠纷中，徐某亦辩称在之前的数次股权变动过程中，均存在着仅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签署含有高额对价的股权转让合同，但实际无需支付价款的习惯。本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并未采信徐某的主张。在先股权转让是否实际支付了对价，与徐三贞是否需要支付对价，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徐三贞在本案中再次提出同样的抗辩，本院亦不予支持。第四，除上述主张外，徐三贞为证明以零对价受让涉案股权的事实，主要提供了徐某、李某的证人证言以及东之旭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出具的《证明》。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大小问题，一审法院已进行了详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徐三贞的主张。综上所述，徐三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10元，由上诉人徐三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祥瑞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