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9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九州方圆大厦**。代表人：张小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颖，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定贵，男，1967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青，女，1968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昌荣，男，199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远安县。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向定贵、曾青、徐昌荣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远安县人民法院(2020)鄂0525民初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责任限额内向向定贵、曾青赔偿267909元的诉求；上诉费用由向定贵、曾青、徐昌荣负担。事实和理由：保险公司在一审时已提交的机动车保险批改申请书、投保人声明及保险条款，足以证实保险公司已就涉案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徐昌荣作出了明确说明。因此，涉案责任免责条款已生效，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商业三责险的责任。交通部门对事故责任有划分，向克康负事故主要责任，在双方均为机动车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主次赔偿比例是7：3，且无法律规定存在减轻受害人责任的情形，同时一审对6：4的赔偿比例也没有合理的解释说明。因此，一审认定6：4的比例缺乏法律依据。向定贵、曾青辩称，徐昌荣的车如果不超速，事故也会这么严重，同时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向定贵、曾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昌荣、保险公司赔偿向定贵、曾青各项损失共计839223.50元[死亡赔偿金34455元/年×20年=689100元、丧葬费30280.50元、交通费1500元、误工费196元/人×3人×3天=1764元、施救费5300元、车辆维修费51010元、停车费4500元（计算至2020年5月8日）、停运损失35769元(计算至2020年6月9日，停运6个月，71538元/年×0.5年)、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责险范围内对向定贵、曾青所遭受的上述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且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赔偿；3.本案诉讼费用由徐昌荣、保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9日13时23分，向克康（生于1996年8月19日，系向定贵、曾青之子）驾驶鄂Ｅ×××**号中型自卸货车沿远安县南德线由南往北行驶至1099KM+795M处时，越过道路虚拟中心线，在其行驶方向左侧路面与徐昌荣驾驶的鄂Ｅ×××**号轻型自卸货车（载磷矿石）会车时发生碰撞，造成向克康当场死亡、徐昌荣受伤、双方车辆严重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同年12月25日，远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42052512019000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向克康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在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遇相对方向来车时未减速靠右，且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其违法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徐昌荣驾驶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其违法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据此认定向克康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徐昌荣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向定贵不服该事故认定，向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2020年1月19日，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宜公交复字结论[2020]第00001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认为该案认定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远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本起事故的调查及认定符合法定程序，责任划分公正。据此，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决定，维持远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第42052512019000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结论。事故发生后，向克康所驾驶的鄂Ｅ×××**号中型自卸货车当日被运往位于远安县城区的远安县三友汽车维护中心，向定贵、曾青支付施救费3500元。2020年4月1日，向定贵、曾青将E75600号中型自卸货车从远安县三友汽车维护中心运至夷陵区雾渡河世安汽车修理厂进行修理。向定贵、曾青支付施救费1800元。修理完毕后，向定贵、曾青于5月8日取出。夷陵区雾渡河世安汽车修理厂出具的修理清单显示修理费用为51010元。保险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定损，确认E75600号中型自卸货车损失为31400元（材料费30590元、工时费5650元，残值扣除4840元）。事故发生前，向定贵、曾青、向克康在向定贵、曾青购买的位于宜昌市××区黄金卡社区××小区××楼××单元××室居住生活已达6年，并以经营道路货物运输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徐昌荣在事故发生时驾驶的鄂Ｅ×××**号轻型自卸货车，原登记车主为宜昌进诚高岭土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以及责任限额为500000元的商业三责险，保险期间自2019年3月5日起至2020年3月4日止。该车辆过户登记至徐昌荣名下后，徐昌荣于2019年3月15日向保险公司申请办理了保险批改手续。事故发生后，徐昌荣已向向定贵、曾青垫付丧葬费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保险公司提出徐昌荣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公司商业三责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主张是否成立。虽然保险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载明，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而保险公司并不能证实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出过明确说明，相关责任免除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责任不能免除。故保险公司该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二、向定贵、曾青各项损失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参照《2019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结合向定贵、曾青诉请赔偿的范围以及徐昌荣、保险公司的答辩意见，对向定贵、曾青的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4455元/年计算，即为689100元；2.丧葬费30280.50元；3.交通费，酌情认定600元；4.误工费1764元；5.施救费5300元；6.车辆维修费，虽然向定贵、曾青提供的修理清单显示修理费用为51010元，但其并未提供实际支付凭证，依据保险公司定损数额认定，即为31400元；7.停车费，向定贵、曾青并未实际支付，不予认定；8.停运损失，向定贵、曾青实际修理车辆期间为2020年4月1日至5月8日，共计38天。综合考虑定损迟延以及新冠××疫情防控等因素，酌情认定停运天数为68天。参照全社会分行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中交通运输业71538元/年计算，即为13328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与死亡赔偿金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赔偿项目，按本辖区审判实践，认定为10000元。以上各项合计781772.50元，其中，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的损失有死亡赔偿金689100元、丧葬费30280.50元、交通费600元、误工费176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731744.50元，属于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范围的损失有车辆修理费31400元、施救费5300元、车辆停运损失13328元，合计50028元。三、事故各方责任划分及向定贵、曾青损失的分担。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后，远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向克康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徐昌荣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经复核，维持远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认定结论。该起交通事故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结合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公安交警部门所作的责任分析，认定向克康与徐昌荣分别承担该起事故60%和40%的责任。向定贵、曾青主张向克康与徐昌荣应负事故同等责任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向定贵、曾青的上述各项损失，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向定贵、曾青1100**元，在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向定贵、曾青20**元。余下损失，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责任限额内按40%比例向向定贵、曾青赔偿。徐昌荣已垫付的费用，向定贵、曾青在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后应予返还。其余损失，由向定贵、曾青自行承担。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向定贵、曾青1100**元，在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范围赔偿向定贵、曾青20**元；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向定贵、曾青2679**元；驳回向定贵、曾青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第一、二项给付内容，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合计给付金额379909元，保险公司汇入一审法院案款账户（户名远安县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远安支行，账号：55×××88），向定贵、曾青领取349909元，徐昌荣领取3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96元，减半计收2248元，向定贵、曾青负担150元，徐昌荣负担2098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障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中，责任免除的条款没有明显标志足以引起投保人徐昌荣注意。因此，不能认定保险公司就上述免责条款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故该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徐昌荣不发生效力。至于保险公司就涉案免责条款是否向投保人徐昌荣作出了明确说明，不影响本案的处理。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而不是必须要按照事故认定书认定责任。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事故认定书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考量，确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比例。本案中，向克康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在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遇相对方向来车时未减速靠右，且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自身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徐昌荣驾驶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次要责任。因此，根据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并结合案件相关事实和具体情况，一审酌定徐昌荣对损害承担40%责任符合案件事实的整体考量，并无不当。故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40元，由保险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谷晓峰审判员  张原鹏审判员  王瑞菊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