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民终9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易生，男，汉族，1974年8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太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惠文，广东通惠达律师事务所律师。·1·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大虫，男，汉族，1951年8月26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欣苗，广东国源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媛媛，广东国源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永强，男，汉族，1970年4月12日出生，住安徽省阜阳市颍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银中，男，汉族，1977年2月4日出生，住河南省郸城县。上诉人杨易生因与被上诉人高大虫、被上诉人韩永强、被上诉人任银中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507民初1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易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惠文、被上诉人高大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欣苗、被上诉人韩永强、被上诉人任银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易生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大虫对杨易生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存在案件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高大虫是物流公司的职工，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并不是真正获利人。高大虫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与货物的损失不存在任何的直接关系。1.从高大虫的陈述来看，高大虫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并不具备所有权人的资格。高大虫在诉状第一段称“原告系广州市友信物流公司的主管。”，（2017）粤0507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中第5页第2段被害人高大虫的陈述及辨认：“我是友信物流公司的主管。因为我们公司有一批冻牛肉要从汕头市龙湖区星光物流运往河南省郑州市销售”。高大虫始终强调是物流公司的主管，既然是主管就是职务行为，不是实际权利人。2.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个人从事牛肉进出口业务，进口牛肉实行主体特许许可制度，高大虫不可能成为进口货物的所有权人。刑事判决书中第19页、刑事裁定书中第19页：“高大虫在刑事案件中向公安部门提交海关报关资料、检疫部门的入境货物检验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向我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进口食品的进口商应当向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备案。向我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食品生产企业应当经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注册。已经注册的境外食品生产企业提供虚假材料，或者因其自身的原因致使进口食品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应当撤销注册并公告。”牛肉属于食品，本案涉及的牛肉属于进口，我国对于进出口牛肉是有着严格的规定，实行进口特许许可制度。条件之一必须“国内的收货人要有进出口权，有进出口权同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食品或农产品的进口、生产、经销或代理等内容，注册资金应达到500万元人民币以上（包括500万元）”，可以得出高大虫不可能是货物的进口人，提交的报关资料等材料，应该是企业的行为。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应当定期公布已经备案的境外出口商、代理商、进口商和已经注册的境外食品生产企业名单。从相关部门的政府网站信息，无法查询到高大虫具备进口牛肉的资格。因此，高大虫既然在刑事案件提交报关材料，显然高大虫属于职务行为，高大虫不是货物的所有权人，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无权作为原告主体资格起诉。二、从刑事判决书及刑事裁定书看，杨易生与高大虫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高大虫陈述是微信转账给李运红、杨易生每人介绍费500元，从介绍费的性质看，更加符合居间法律关系。刑事判决书中第3页高大虫陈述：“在创邦冷藏网发布信息后，当日一名叫李运红的人在网上联系我，说可以承接我发的业务。李运红安排车辆。两人把司机等资料微信发给我，我通过微信转账给他们每人500元。然后我跟货车司机联系。”。高大虫从货车的行驶证上，就可以得知货车的车主不是华北货运站，高大虫明知华北货运站无车辆且支付费用属于介绍费，就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属于信息介绍的作用，存在居间作用而已。三、刑事案件二审法院查明高大虫与韩永强、任银中之间谈妥运输关系，杨易生并未参与运输关系。杨易生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刑事裁定书》第21至22页经审理查明：“韩永强、任银中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及车牌“粤B*****”“粤BSR**”,租用冷柜大挂车,通过“创邦冷藏网”与高大虫谈妥并承接了从汕头市运输27吨冷冻牛肉往郑州市的订单。”。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事实存在区别，应当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来认定本案的事实，而不是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来认定。二审法院的裁定书才是具备最终的法律效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已变更了一审法院部分的事实，而做出最终的认定事实。从二审查明的事实看，杨易生并未参与协商运输的具体事宜，不具备承运的的主体资格。四、一审法院认定货物的价值72万元是错误的，72万元是韩永强、任银中销赃的赃款，并不是货物实际损失的价值。1.72万元属于赃款，并不能够作为民事判决的依据。刑事判决书中第20页第一段最后一行：“本院认定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销赃获取的赃款为720000元。”刑事裁定书中第22页最后两行“所获赃款中720000由上诉人韩永强、任银中进行了瓜分。”刑事案件两级法院均认定720000元属于赃款，并不是货物损失的价值。不能将刑事案件中赃款与民事案件中的货物损失价值认定为相同，两个是不同范畴的。2.货物的损失价值，高大虫在诉状中始终认定货物损失是945000元，高大虫未进行任何举证。高大虫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冻牛肉约27吨，每吨单价35000元。《追加被告申请书》中事实与理由部分中，变更了诉状中的部分事实与理由，货物损失为945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规定，提起民事诉讼是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而不是以销赃的款项作为判决依据。五、一审法院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根据以上规定，高大虫在民事诉讼中向犯罪行为的被告主张权利，犯罪行为人始终是本案涉案的主体，诉讼请求也是犯罪行为人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犯罪行为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显然与法不符，有违法律规定。犯罪行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将纵容犯罪行为的发生。六、高大虫在一审中主张是友信物流公司的主管，经工商局查询该公司是存在，说明高大虫是该公司的主管是准确的。高大虫认为该公司的信息不存在是不准确的。高大虫主张的三人存在连带赔偿责任，杨易生既不是本案的侵权人，也不是合同运输主体一方。高大虫作为物流公司的主管，应当知晓物流具备的驾驶证和行驶证。杨易生只是介绍韩永强和任银中给高大虫，杨易生并没有参与价格和路线协商。杨易生在本案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高大虫辩称，一、高大虫是涉案货物的合法所有权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1.本案中，涉案牛肉是高大虫个人所有。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507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书》及该案证据2016年9月18日所作《询问笔录》中，高大虫陈述其系友信物流公司的主管，友信物流公司地址是广州市番禺区，因公司有一批冻牛肉需要运输销售而发布货源信息。本案一审时，高大虫于2019年12月24日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表明其在公安机关供述的“友信物流公司”仅是其对外进行生意往来的名称，并无进行工商登记。另外，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显示，广州市范围内仅有一家“广州友信物流有限公司”，住所为广州市白云区，与高大虫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所述的“友信物流公司”地址不同，并非同一家公司，也确实与高大虫没有关联。因此，涉案牛肉系高大虫以个人名义购入和运输的，属于高大虫个人所有。2.高大虫合法取得涉案牛肉的所有权。汕头市龙湖法院（2017）粤0507刑初385号案件案卷中，有公诉机关提交的海关报关资料、检疫部门的入境货物检验材料，用以证明涉案牛肉的来源。根据上述书证，涉案牛肉是由有进出口贸易资质的公司通过合法途径进口至国内后，再由高大虫购买所得，故不存在杨易生所述的“个人从事牛肉进出口业务”。高大虫合法拥有涉案牛肉，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二、高大虫与杨易生之间存在明确的运输合同关系，杨易生应承担赔偿责任。1.根据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在（2017）粤0507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书》中证据第二部分，杨易生的证言表示，其通过“创邦冷藏网”看到高大虫的订单信息后，联系了高大虫和韩永强、任银中谈好运费，共给高大虫配了两辆冷藏车（第6-7页）。在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5刑终65号《刑事裁定书》中，二审法院指出：“上述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能相互印证，证明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作为定案的依据。”（第22页）故杨易生在证言中的陈述已经承认了与高大虫建立运输合同关系的事实，也得到二审法院的确认。2.根据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在（2017）粤0507刑初385号一案中审理查明的事实：“同年9月2日，华北货运公司杨易生通过创邦冷藏网与被害人高大虫谈妥承接从汕头市运输一批约27吨的冷冻牛肉往郑州市的订单后，将该单业务安排给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承运（第4页）。”且该院认为：“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与货运站、被害人高某形成的口头协议可以视同为合同；货运站基于对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虚构货运司机身份的事实而将被害人高大虫的货交给两被告人承运（第20页）。”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故高大虫向杨易生主张权利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3.根据高大虫一审提交的证据以及杨易生当庭陈述，汕头华北货运站工商注册登记为“汕头市龙湖区畅通货运代理”，经营者为杨易生，现已注销，故杨易生作为经营者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综上，高大虫与汕头华北货运站之间已建立运输合同关系，高大虫是基于汕头华北货运站的相关运营手续且相信该货运站能提供具备运输资质的司机及车辆而进行货物运输，而汕头华北货运站作为承运人，未履行工作职责中的谨慎义务及运输合同的安全运输义务，致使涉案货物灭失，属违约，故杨易生应承担赔偿责任。三、货物实际损失价格不止刑事判决中定罪量刑的赃款金额，一审法院参照刑事判决以赃款金额认定杨易生应赔付金额并无不当。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刑事证明标准要高于民事证明标准，刑事判决中认定的作案人直接获得的赃款数额通常也只是受害人直接损失中的一部分，小于受害人遭受的实际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本案中，根据高大虫的陈述及公诉机关提交的海关报关资料、检疫部门的入境货物检验材料等，可以证明货物实际损失价格不止刑事判决中定罪量刑的赃款金额。此外，高大虫因财产遭受不法侵害而报案、诉讼等过程实际支出的费用均属于高大虫的损失，可见实际损失范围要远大于作案人所直接获得的赃款。一审判决认定赔偿范围立足的依据是作案人销赃获取的赃款，不超过高大虫的实际损失，没有加大杨易生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四、杨易生作为本案纠纷的民事责任人，应依法院认定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与刑事判决不存在冲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的责任承担主体不存在法律冲突，刑事程序中的退赃退赔不能阻却被害人向刑事责任主体之外的其他责任主体另行起诉。关于这一方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民事裁定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509号《民事判决书》的观点，在本案一审判决中，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认定杨易生与高大虫已建立运输合同关系，作为承运人的杨易生未履行运输合同安全运输义务，导致高大虫遭受损失，故杨易生违约，应对高大虫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且一审法院已将高大虫获得的退赃款从杨易生赔偿范围内进行扣减。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民事合同关系及责任认定正确，也避免了双重受偿，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杨易生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韩永强辩称，杨易生在上诉状中说没有和高大虫联系，在刑事判决的时候就承认这批货是在2016年9月看到高大虫发出一条信息，说明杨易生前后是矛盾的。这印证了高大虫在一审所说的杨易生看到高大虫发布的消息，随后高大虫和我们联系，当时是韩永强接的电话。杨易生不承认丢失的货物是他给韩永强与任银中，而是高大虫给的，不是事实。杨易生和高大虫建立了合同关系，并非高大虫和韩永强、任银中建立合同关系，韩永强和任银中无需承担合同责任。二审刑事裁定书第22页“韩永强和任银中是从创邦冷藏网.....”，不是事实。韩永强在本案中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任银中辩称，本案中韩永强和任银中拿了300元给货运站，杨易生承担本案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高大虫于2019年8月3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韩永强、任银中、杨易生赔偿高大虫损失720000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粤0507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书》在查明事实部分载明：“2016年8月底，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事先通谋制作虚假证件承运他人货物，后将货物私下卖掉从中获利。随后，由被告人韩永强为被告人任银中伪造一本驾驶人为‘李俊勇’的虚假《机动车驾驶证》，伪造前车牌号为‘粤B*****’、后车牌为‘粤粤BSR**的假车牌及车辆行驶证，后将上述假车牌悬挂在一辆租用的红色冷柜大挂车上，由被告人韩永强驾驶该辆冷柜大挂车搭载被告人任银中一同至汕头市，由被告人任银中持伪造的‘李俊勇’《机动车驾驶证》及上述车辆虚假信息，到位于汕头市龙湖区*********内的‘华北货运’公司登记申请运送冷冻货物。同年9月2日，‘华北货运’公司员工杨易生通过‘创邦冷藏网’与被害人高大虫谈妥承接从汕头市运输一批约27吨的冷冻牛肉往郑州市的订单后，将该单业务安排给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承运。同月3日，被告人韩永强驾驶已经装运约27吨冻牛肉的上述冷柜大挂车与被告人任银中一同出发往河南省。期间，被告人韩永强联系同案人马纪科（在逃）商谈销赃事宜，同案人马纪科则又联系买货人常险峰（已被取保候审）收购该批冻牛肉。同月4日，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将该批冷冻牛肉运抵河南省驻马店市，被告人韩永强经同案人马纪科接洽将上述冷冻牛肉变卖给常险峰，先后通过同案人马纪科得款共计人民币720000元，随后，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将上述赃款进行瓜分。”上述《刑事判决书》在关于本案的定性评析部分载明：“本案中，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并非从事货运职业的司机，两人经事先通谋，以非法占有目的，事先制作虚假的身份证明、虚假车辆行驶证及假车牌进行登记，随后以运输货物为幌子，按照事先通谋将被害人托运的货物进行变卖并从中获利。诚然，在此过程中，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与货运站、被害人高大虫形成的口头协议可以视同为合同，但该口头合同并非诈骗的手段，而是实施诈骗的诱饵，货运站基于对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虚构货运司机身份的事实而将被害人高大虫的货交给两被告人承运，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的行为特征不属于在正常经济活动中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而符合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使被害人信以为真而交出财物的犯罪构成，故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一审法院另查明：上述《刑事判决书》关于高大虫的陈述部分载明：“因为我们公司有一批冻牛肉要从汕头龙湖区星光物流运往河南省郑州市销售，所以于2016年9月2日在‘创邦冷藏网’发布了一条有货要发往郑州的信息，当日汕头市‘华北货运站’一名叫李运红的人在网上联系我，说可以承接我发的业务。我们约定了每车运费是12000元，两车运费共24000元。李运红安排了一辆车牌号为粤B**、粤B**的冷藏车，司机叫李俊勇（电话为188*）、关红森，而杨易生则安排了一辆车牌号为豫N*、豫NF挂的河南牌冷藏车，司机叫张亚楠，电话为152*），两人还把上述两辆车的行驶证、司机的驾驶证、司机的联系电话等资料通过微信发给我，并让我跟司机直接联系装货事宜。我收到他们发给我的上述信息后，就通过微信转账给他们每人介绍费500元，然后我就跟冷藏车司机联系要他们于9月3日在汕头市澄海区的一个地方接运（我不知道具体地名，发给司机的装货地点的信息找不到了）。同月3日约18时左右，‘华北货运站’的人跟我联系说货已经装好，其中一辆车装了约27.3吨冷冻牛肉，另一辆车装了约27.5吨冷冻牛肉，每吨单价是35000元，全部冷冻牛约54.8吨总价值约1918000元，并说第二天就可以到达郑州。装完货后，货车司机通过微信发了两张收条给我：一张是司机关红森写的收条，显示‘车牌号码为粤B*，装了1111件+210公斤（散装），联系电话188*’；一张是司机张亚楠写的收条，显示‘车牌为豫N*，装了1083件+2099公斤（散装），联系电话152*’，上述收条落款时间均为9月3日。但在第二天我派到郑州的人跟我说没有接到货，于是我拨打冷藏车司机的电话都提示关机了。我就找‘华北货运站’的杨易生，但是杨易生也说未能打通司机的电话，我们连续几天拨打了司机的电话均未能打通，我意识到可能出事了，所以9月8日就和杨易生、李运红一起到派出所报案。但是第二天杨易生又跟我说跟司机联系上了，我听后认为没事就让杨易生到派出所帮我销案，到了9月中旬，我们再也没有和司机联系上，就再次和杨易生、李云红一起到派出所报案。我的微信号为我的手机号码188*，名称为‘友住，高天’，杨易生的微信号为其手机号码138*，名称为‘华北冷运’；畅通货运的另一位联系人为李运红，微信号为138*，名称为‘华北冷运’”。一审法院又查明：上述《刑事判决书》关于杨易生的陈述部分载明：“我在汕头市水果中心市*内的‘华北货运’负责空车配货工作。2016年9月2日上午11时许，我在‘创邦冷藏网’看到一条信息：汕头至郑州，需15米冷藏车，友信物流公司，联系方式188*，高大虫。因为9月1日有一名叫李俊勇的大货车司机在我公司留有联系方式和车牌号码为粤B*、粤粤B**藏车的信息，对方说他这几天在汕头，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他。于是我就联系了高大虫和李俊勇谈好运费后，向李俊勇收取人民币300元的信息费。随后我将李俊勇的手机号码、车牌号码通过手机短信发给高大虫，高大虫就直接跟李俊勇联系装车运输冻肉的事情。至于在什么地方装车、什么时候发出我都不知道。在我跟高大虫联系货运的事情时，公司另一名同事也在上述网站看到这个信息后跟高大虫联系，同时也安排了车牌为豫N*、豫NF挂、司机为张亚楠的一辆冷藏车给高大虫。这样子我们一共给高大虫配了两辆冷藏车。9月6日，高大虫打电话给我，说货在9月3日装好了并于当晚就发走，但到现在还没有送到郑州的目的地。我马上分别打电话给李俊勇、张亚楠，但他俩的手机均是关机，之后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他们。李俊勇当时是一个人来我公司登记的，2016年8月28日他在我们这里拉了一车火锅料到江西赣州，运费8000元，张亚楠就没有在我们这里拉过货。9月1日，李俊勇曾经用手机号码188*发短息给我：‘粤B*、粤B粤B**红森，身份证411*，阜阳市颍州区’，并说关红森是他的另外一名司机，我没有见过他。我有拍了李俊勇的驾驶证，上面显示李俊勇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人，年龄大概30多岁，他说话的时候有河南口音。”一审法院又查明，汕头市龙湖区畅运货运代理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杨易生，该企业已注销。一审法院认为，案件存在侵权之债和合同之债竞合，现高大虫选择以合同之债请求法院予以裁判，故案由应确定为运输合同纠纷。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运输费用的合同。根据一审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0507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书》中关于“诚然，在此过程中，被告人韩永强、任银中与货运站、被害人高大虫形成的口头协议可以视同为合同”的认定，高大虫作为作出要约的托运人，杨易生作为承诺的承运人，双方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杨易生未履行运输合同安全运输的义务，致高大虫运输的冷冻牛肉被韩永强、任银中卖掉，杨易生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高大虫的损失。因高大虫已获得退赃款275000元，而其运输的冷冻牛肉价值为720000元，故杨易生应赔偿高大虫445000元，并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的利息。韩永强、任银中与高大虫没有建立运输合同关系，故韩永强、任银中无需承担合同的违约责任。高大虫关于被告韩永强、任银中依据合同违约应赔偿其损失的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高大虫关于杨易生赔偿其损失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部分，法院予以支持；高大虫关于韩永强、任银中赔偿其损失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杨易生、韩永强、任银中的抗辩，符合法律规定部分，予以采纳；不符合法律规定部分，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杨易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高大虫445000元及该款自2019年8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的利息；二、驳回高大虫的其他诉讼请求。债务人未在上述限定期限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高大虫负担4201元，杨易生负担6799元。杨易生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审理期间，杨易生提交从广东省市场监督局网上打印的登记档案一份，证明广州市友信物流公司是存在的，高大虫是该公司的员工。高大虫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证明涉案牛肉的来源。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因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本案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院于2018年3月2日作出的（2018）粤05刑终65号刑事裁定书在查明事实部分载明：“上诉人韩永强、任银中事先密谋通过制作虚假证件承运他人货物，后将货物私下卖掉从中牟利。接着，上诉人韩永强、任银中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及车牌“粤B*”、“粤BS粤B**用冷柜大挂车，通过“创邦冷藏网”与被害人高某虫谈妥并承接了从汕头市运输27吨冷冻牛肉往郑州市的订单。”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7）粤0507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书》在被告人任银中的供述、辩解及辨认部分载明：“2016年8月下旬,我们来到汕头市水果市*，那里有几家货运站，韩永强要我拿假的驾驶证到货运站登记，如果有货要拉，货运站就会通知我们。我当时用韩永强为我做的名字为李俊勇的假驾驶证去了一家叫“华北货运”货运站登记，并登记韩永强给我的一个手机号码（忘记了具体的手机号码），货运站的人还在停车场要我站在冷藏车前面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们拉的第一车冻品是从汕头到江西赣州市，当时我们到赣州市后将货交给货主之后就回汕头了。”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高大虫与杨易生、韩永强、任银中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以及存在何种合同关系。因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协议，高大虫以合同之债请求杨易生、韩永强、任银中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高大虫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院根据高大虫提交的一审法院（2017）粤0507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书》和本院（2018）粤05刑终65号《刑事裁定书》载明的认定事实部分、被害人高大虫的陈述及证人杨易生的证言，结合本案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对本案存在的法律关系综合认定如下：一、高大虫通过创邦冷藏网发布了运输信息，该行为属于要约邀请行为。经营者为杨易生的个体工商户汕头市龙湖区畅运货运代理的员工在创邦冷藏网看到相关信息后以华北货运站的名义与高大虫联系，在与高大虫谈妥运输价格后又联系了任银中，随后通过微信向高大虫发送了任银中、韩永强的车辆行驶证、驾驶证、联系电话等资料并让高大虫与任银中、韩永强联系其他事项，畅运货运代理向高大虫、任银中分别收取了介绍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结合上述查明事实，畅运货运代理根据高大虫的要求提供运输信息，高大虫向其支付信息费，双方之间的行为符合《合同法》关于构成居间合同关系的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高大虫主张其与杨易生之间构成运输合同关系，但高大虫在一审法院（2017）粤0507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书》被害人陈述中称其付给畅运货运代理的是介绍费，且承运司机系以个人名义通过微信向其出具收到涉案货物的《收条》，故高大虫关于其与杨易生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于高大虫发布运输信息的行为认定为要约，并由此认定高大虫与杨易生之间成立了运输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二、根据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507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书》在定性评析部分载明的内容：“本案中，韩永强、任银中并非从事货运职业的司机，两人经事先通谋，以非法占有目的，事先制作虚假的身份证明、虚假车辆行驶证及假车牌进行登记，随后以运输货物为幌子，按照事先通谋将高大虫托运的货物进行变卖并从中获利，韩永强、任银中与高大虫之间形成的口头协议虽然可以视同为合同，但该口头合同并非诈骗的手段，而是实施诈骗的诱饵。”可见，韩永强、任银中与高大虫没有达成共同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没有真正的形成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韩永强、任银中与高大虫之间没有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并驳回高大虫关于韩永强、任银中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高大虫与畅运货运代理之间形成居间合同关系，虽然畅运货运代理提供给高大虫相关车辆信息、司机身份资料系伪造的，但这些虚假的资料系韩永强、任银中所伪造，且畅运货运代理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必要的形式审查和防范措施，故畅运货运代理在本案中并不存在上述法律所规定的“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情形，因此，本案中杨易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高大虫与杨易生为经营者的畅运货运代理之间形成的是居间合同关系且畅运货运代理在履行合同义务时不存在法律规定应当赔偿委托人损失的情形，故高大虫关于其与杨易生之间形成合同关系并请求杨易生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高大虫与杨易生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并判决杨易生赔偿高大虫损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高大虫与韩永强、任银中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高大虫以合同之债为由请求韩永强、任银中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该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高大虫可以另寻法律途径向韩永强、任银中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四百二十四条、四百二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507民初193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高大虫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高大虫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被上诉人高大虫负担；被上诉人高大虫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交纳，拒不交纳的，本院将强制执行。上诉人杨易生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依法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晓红审判员  江炯坤审判员  林 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逸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