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14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子杰，男，199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柏智，广东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宇铭，男，199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红福，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侦鑫，广东秦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子杰、袁宇铭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民初1361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子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柏智、上诉人袁宇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红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子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袁宇铭返还借款本金1329600元及逾期利息(从借款到期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不支持杨子杰主张现金支付的9张借条所涉及的借款820000元有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一）杨子杰已穷尽举证责任，案件事实不存真伪未明之情形。1.该9张现金借条均是袁宇铭亲笔书写及签名，袁宇铭作为成年人，应清楚知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且在借条出具过程中不存在欺诈及胁迫情形，上述事实有杨子杰提供的视频证据及公安机关的复函结论为证。一审法院绕开上述证据仅以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就主观地评判袁宇铭出具借条较为随意，从而质疑该9张现金借条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有误。2.杨子杰提供的录音证据显示，袁宇铭对有差不多1000000元的现金借款是认可的，杨子杰主张现金支付的9张借条所涉的金额（借款金额共计820000元）并未超过该数额，从而印证该9张现金借条均是真实的。3.杨子杰在一审中对起诉金额调整的陈述正常合理，并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1）杨子杰立案时的起诉金额为1680000元，一审第一次庭审时明确诉讼请求为1400000元，第二次庭审时明确诉讼请求为1330000元，属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非一审法院所质疑的杨子杰缺乏对实际出借金额稳定的认知。（2）杨子杰起诉金额的调整跟杨子杰自身法律知识的局限性有关。杨子杰立案及第一次庭审时并未委托律师代理，不清楚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第一次庭审后找到律师咨询，了解到本案中主张的部分金额仅系袁宇铭口头承诺的补偿，现袁宇铭反悔不予承认，杨子杰将面临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所以其于第二次庭审时才明确以借条中的金额作为诉讼请求，并非一事三变。（3）如前所述，由于杨子杰立案时起诉金额1680000元包括部分袁宇铭承诺补偿给杨子杰的金额，所以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才会出现数额的骤变，现杨子杰最终以该9张现金借条所载金额主张并无不妥。4.杨子杰对该9张现金借条资金来源的陈述合理，并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1）一审法院支持的转账支付借款的3张借条（共计510000元）及该9张现金条的借款，均来源于杨子杰向其姐夫杨隆俊取得，一审法院同案不同判，区别对待。（2）杨子杰的姐夫杨隆俊已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询问，并向公安机关提交了涉案的银行流水，证实杨子杰出借的款项来源真实、合法。（3）由于杨子杰法律知识缺乏，不清楚还要陈述资金来源，且也不想麻烦到杨隆俊，故导致杨子杰在第一次庭审跟第二次庭审中的陈述不一致，但杨子杰为此已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仅以杨子杰陈述不一致为由质疑现金借款来源的真实性有误。5.杨子杰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已证实杨子杰与袁宇铭之间存在现金交易，可以印证该9张现金借条的真实性。（二）杨子杰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袁宇铭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一审法院不支持杨子杰主张的现金借款有误。杨子杰提供的借条、视频、录音、银行流水、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及公安机关的复函及调查笔录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杨子杰主张现金借款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而袁宇铭提供的双方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足以抗辩。一审法院认为袁宇铭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杨子杰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从而不支持杨子杰主张的现金借款属于实体处理不当，有违相关司法解释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二、杨子杰并非职业放贷人，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杨子杰主张转账支付的510000元是合法的，二审法院应当支持逾期利息（从借款到期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一）经公安机关审查，本案不涉及经济犯罪，公安机关也没有认定双方存在放贷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杨子杰为职业放贷人缺乏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杨子杰为职业放贷人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之规定，目前韶关地区对于职业放贷人的具体认定标准尚未制定，一审法院的该认定缺乏标准。即使参照《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之规定，杨子杰也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条件，因此一审法院仅凭双方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及杨子杰的部分陈述，便认定杨子杰为职业放贷人系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漏算部分诉讼费，二审法院应予纠正。杨子杰在一审立案时缴交的案件受理费为19920元，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受理费16770元。袁宇铭辩称，一、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应当按照袁宇铭实际收到的款项来认定本案出借款项的数额，杨子杰并没有将现金借条中列明的款项出借给袁宇铭。杨子杰未完成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杨子杰所提供的视频证据中，只有很短的时间拍摄到袁宇铭在书写借条，且并未拍摄到杨子杰出借现金给袁宇铭，按照常理，如果是现金交易，一般都是一边写借条，一边出借现金，故本案中杨子杰所陈述的内容不符合常理。三、双方实际已形成转账的交易习惯，从双方的聊天记录、支付宝等转账记录，可以证实双方是通过转账的形式进行交易。杨子杰并没有出借现金给袁宇铭，这也符合年轻人的交易方式。袁宇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袁宇铭向杨子杰返还借款102464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子杰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杨子杰虽然通过转账方式向袁宇铭出借510000元，但是该510000元实际是包含在双方往来款项中，并非杨子杰另外出借。（一）杨子杰在一审中主张的820000元现金借款，实际是杨子杰按照日息计算的出借给袁宇铭的1167242元的利息，而不是借款本金。结合袁宇铭在一审阶段提交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知，杨子杰自认截止至2019年4月6日袁宇铭欠其1110000元本金，这1110000元本金与杨子杰的微信、支付宝和银行转账的数额相吻合。杨子杰在微信聊天中所述的1680000元实际上是1110000元本金加上其所计算的日息570000元，合计本息为1680000元。但是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杨子杰明确表示不计算利息，即本案不应当再计算利息，杨子杰仅仅向袁宇铭出借了1110000元款项。2019年4月6日之后，杨子杰只通过微信向袁宇铭转账50元，除此之外，杨子杰再未向袁宇铭出借款项，而杨子杰在2019年4月6日时主张向袁宇铭出借款项本金1110000元，但是在2019年4月27日变成了本金1680000元，其中的差额570000元是如何产生的？如果是杨子杰在该期间有继续向袁宇铭出借款项，那么杨子杰应当提供微信、支付宝、银行流水等记录予以证明，或者在该期间袁宇铭有向杨子杰出具《借条》，但截止目前杨子杰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进一步说明，杨子杰实际只向袁宇铭出借本金1167242元。（二）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杨子杰不断地诱骗袁宇铭书写“欠条”或者“借条”，目的是让杨子杰找董哥、飞哥拿钱，但实际上袁宇铭根本没有收到过杨子杰的任何现金借款，且杨子杰是跟袁宇铭说补“欠条”，但是实际上杨子杰发给袁宇铭的是“借条”模版，让袁宇铭根据“借条”模版进行书写。杨子杰提交的所有欠条都是袁宇铭在遭受威逼利诱之下后补的，因为杨子杰拿董哥和阿飞可能会告袁宇铭诈骗来恐吓袁宇铭，还称董哥和阿飞知道袁宇铭的父亲叫袁艾东，在市一医院工作，袁宇铭当心他们会骚扰父母甚至影响人身安全，故违心的按照杨子杰的要求补写了欠条和借条。（三）一审判决认定的2019年1月4日《借条》中的100000元，袁宇铭实际已全部返还。通过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和交易记录可以证明，袁宇铭于2019年1月12日微信转给杨子杰10000元，于1月14日微信转给杨子杰10000元，于2月2日在大家乐档口给杨子杰现金50000元，于2月3日通过银行给杨子杰转账30000元。（四）一审判决认定的2019年3月31日《借条》里的400000元，袁宇铭实际已经返还272557元。该《借条》是事后补写的，并非杨子杰在2019年3月31日当天出借400000元给袁宇铭，而是从2019年3月1日至3月31日通过微信、支付宝和银行卡向袁宇铭出借的款项。在2019年3月31日之前袁宇铭已陆续通过微信、支付宝和银行卡向杨子杰返还部分借款共272557元。二、不应该将2019年1月4日的《借条》和2019年3月31日的《借条》分割开来计算。由于双方交易记录繁多，既然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每笔还款指向不明确，则更不应将该两张借条单独分割开来计算。而应将双方从2018年12月2日至2019年4月21日的款项往来期间所有借款和还款总数进行比对，更为合理、公正。袁宇铭在公安局陈述最开始借款70000也不是单笔的借款，是分多次转账的。袁宇铭从未收过杨子杰出借的任何现金，所有的借款都有支付宝、微信、银行交易记录，并不存在另外的借贷关系，杨子杰主张的欠款总额是利滚利滚计算出来的。综上所述，杨子杰实际仅通过微信、支付宝和银行转账向袁宇铭出借1167242元，袁宇铭已实际向杨子杰返还1064778元，尚有102464元款项未返还。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二审法院应当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杨子杰辩称，一、对于现金820000元借款的事实与理由杨子杰已在上诉状中陈述，现不再累述。二、至于微信、支付宝转账的数额，一审判决对此予以认可，有袁宇铭出具的借条予以证明，借条中也载明是通过微信、支付宝的方式转账，杨子杰有资金来源，结合视频证据也可以证实现金交付的事实存在，其已经穷尽举证责任，不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况。三、袁宇铭在一、二审阶段提交的证据、统计表，只是涉及到双方部分的资金往来，双方除了涉案的款项外，还包括其他已结清的款项，且微信、支付宝的转账记录也不是完整的交易记录，故袁宇铭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应驳回袁宇铭的上诉请求。杨子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宇铭归还1680000元借款本金，利息从借条借款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2.杨子杰为实现债权委托律师的费用由袁宇铭承担；3.本案所产生的一切其他相关费用由袁宇铭承担；4.本案诉讼费由袁宇铭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子杰、袁宇铭为朋友关系，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期间袁宇铭向杨子杰出具了12张《借条》，借条内容分别为：1.本人袁宇铭因个人财务原因于2018年12月10日向杨子杰借款人民币现金贰万元（¥20000），定于2018年12月25日偿还，如不能按时归还，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借款人袁宇铭，身份证号440************315，电话号码178******20，家庭住址******，特此为据，2018年12月10日。2.本人袁宇铭因个人财务原因于2018年12月23日向杨子杰借款人民币贰万元（¥20000），定于2018年12月31日偿还，如不能按时归还，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特此为据。借款人袁宇铭，身份证号440************315，电话号码178******20，家庭住址******，2018年12月23日。3.本人袁宇铭因个人财务原因于2018年12月31日向杨子杰借款人民币现金拾万元（¥100000），定于2019年1月10日偿还，如不能按时偿还，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借款人袁宇铭，身份证号440************315，电话号码178******20，家庭住址******，特此为据，2018年12月31日。4.本人袁宇铭因个人财务原因于2019年1月4日向杨子杰借款人民币现金捌万元（¥80000），定于2019年1月10日偿还，如不能按时归还，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借款人袁宇铭，身份证号440************315，电话号码178******20，家庭住址******，2019年1月4日。5.本人袁宇铭因个人财务原因于2019年1月4日向杨子杰借款通过微信转账人民币现金拾万元（¥100000），定于2019年4月5日偿还，如不能按时归还，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借款人袁宇铭，身份证号440************315，电话号码178******20，家庭住址******，2019年1月4日。6.本人袁宇铭因个人财务原因于2019年1月7日向杨子杰借款人民币肆万元（40000），定于2019年2月27日偿还，如不能按时归还，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特此为据，借款人袁宇铭，身份证号440************315，电话号码178******20，2019年1月7日。7.本人袁宇铭因个人财务原因于2019年1月12日向杨子杰借款人民币现金拾叁万元（130000），定于2月27日偿还，如不能按时归还，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特此为据。借款人袁宇铭，身份证号440************315，家庭住址******，电话号码178******20，2019年1月12日。8.本人袁宇铭因个人财务原因于2019年1月31日向杨子杰借款人民币现金叁万元（30000），定于2019年2月27日偿还，如不能按时归还，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特此为据。借款人袁宇铭，身份证号440************315，电话号码178******20，2019年1月31日。9.本人袁宇铭因个人财务原因于2019年2月14日向杨子杰借款人民币现金贰拾万元（200000），定于2月17日偿还，如不能按时归还，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特此为据。借款人袁宇铭，身份证号440************315，电话号码178******20，家庭住址******，2019年2月14日。10.本人袁宇铭因个人财务原因于2019年3月1日至3月31日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向杨子杰借款共计人民币肆拾万元（¥400000），定于2019年4月5日偿还，如不能按时归还，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借款人袁宇铭，身份证号440************315，电话号码178******20，家庭住址******，2019年3月31日。11.本人袁宇铭因个人财务原因于2019年3月1日向杨子杰借款人民币现金贰拾万元（200000），定于2019年4月1日偿还，如不能按时归还，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特此为据。借款人袁宇铭，身份证号440************315，电话号码178******20，家庭住址******，2019年4月1日。12.本人袁宇铭因个人财务原因于2019年4月4日向杨子杰借款，通过微信转账人民币壹万元（¥10000），定于2019年4月5日偿还，如不能按时归还，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借款人袁宇铭，身份证号440************315，电话号码178******20，家庭住址******，2019年4月4日。杨子杰以上述12张借条为依据将袁宇铭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袁宇铭偿还借款及利息。对于上述12张借条的借款如何支付，杨子杰陈述2019年1月4日的100000元、2019年3月31日的400000元、2019年4年4日的10000元借款是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其余9张借条则全部通过现金支付。在第一次庭审中，杨子杰对现金借款的资金来源陈述为：系其父母的现金流，其家中鞋厂为A级纳税人，有200多个员工，父母年收入纯利润为10000000元，其每次出借现金只需向父母知会就可从家里拿取现金。杨子杰主张在2018年12月2日至2019年4月21日期间，其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共出借738210元，通过现金出借1661790元，合计出借2400000元给袁宇铭。袁宇铭偿还了676393元及209000元，尚欠1514607元，随后又表示该1514607元包含袁宇铭承诺的补偿款60000元，因袁宇铭另外还通过现金还款50000元，故在免除袁宇铭承诺的补偿款60000元后，杨子杰认为袁宇铭尚欠借款本金1400000元。而在双方2019年4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杨子杰表示袁宇铭尚欠1110000本金，但至2019年4月2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又称袁宇铭欠其1680000元本金。杨子杰对此解释为是因没有算清数目。袁宇铭则认为12张借条中，只有2019年1月4日的100000元、2019年3月31日的400000元、2019年4月4日的10000元借款是真实的，并确认收到上述借款，但认为已经清偿全部借款，其余9张借条未实际出借，其并未收到杨子杰主张的现金820000元。在第二次庭审中，杨子杰对借款情况陈述为：杨子杰提交的2019年4月4日的录音中提到袁宇铭尚欠借款1500000元是包含袁宇铭口头承诺补偿的180000元；2019年4月6日微信聊天记录中其称尚欠借款1110000元是因没有计算清楚；起诉时其主张袁宇铭尚欠借款1680000元是因包含袁宇铭第二次口头承诺补偿的钱；第一次庭审其主张袁宇铭尚欠借款1400000元是包含现金支付而未写借条的70000元借款；该次庭审主张袁宇铭尚欠借款1330000元是按照借条记载的金额1330000元予以主张。双方之间从2018年12月2日至2019年4月21日期间发生多笔借款，因双方之间资金未算清，故按借条的数额主张。对于现金借款的资金来源则陈述为：（1）借款资金是杨子杰的姐夫杨隆俊拿给杨子杰的，杨子杰以做生意名义向杨隆俊拿钱。至于为何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借款资金是家中的钱，是因为其认为姐夫也属于长辈。第一次庭审陈述的鞋厂是指杨生极及其姐夫杨隆俊(杨生极是杨隆俊的父亲)的鞋厂。此外杨子杰表示其母亲没有工作，父亲从事建筑生意，但不清楚父母年收入。（2）杨子杰表示微信聊天记录中其虚构从“董哥、阿飞”处调取资金，目的是为了给袁宇铭压力让其写借条。袁宇铭则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合伙放贷的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另查明，杨子杰提交一份录音资料，在该录音对话中杨子杰表示“怎样搞，现在这条数，1500000，知不知道？”杨子杰表示该对话发生于2019年4月4日。一审诉讼期间，因发现本案相关经济往来可能涉嫌经济犯罪，一审法院将本案材料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审查，韶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20年3月21日复函一审法院，明确：“根据调查所得，暂时没有证据证明杨子杰与袁宇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存在涉嫌经济犯罪的情况。”根据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询问笔录显示，袁宇铭向公安机关陈述：“一开始我只是向杨子杰借了7万元左右，我把这7万元再次转借给朋友，但朋友跑了，导致我因无力偿还这些钱，所以只能再向杨子杰借钱来填这笔钱，从2018年12月份开始至2019年5月份，我为了这7万元借款向杨子杰偿还利息借钱累计达到了110万元。但经我整理查看银行账户及流水，我已经累计还款有100多万元。”“我实际还欠杨子杰大概不到10万元的本金。”杨子杰向公安机关陈述：“刚开始的时候袁宇铭是以他妈妈出事的名义找我借钱，后来袁宇铭又说他叔叔有事的名义找我借钱，再后面袁宇铭就以高息诱惑我将钱借给他……刚开始的时候就借的不多，只有2-3万元的数额，而且没多久他就连本带息还给我了。经过几次借钱，我觉得袁宇铭还讲信用，所以后来袁宇铭再找我借钱，我都借给了他。但是他借的数额越来越大，也不准时还钱了，而且还不断的找借口向我继续借钱……”案外人杨隆俊则向公安机关陈述：“杨子杰是我老婆的弟弟，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杨子杰就在惠州鞋厂帮干活了，他经常惠州韶关来回跑的。”“我是现金拿给杨子杰的，第一次是2018年11月份的时候在惠州鞋厂里拿了100万元现金给杨子杰，第二次是2019年1月份的时候也是在惠州鞋厂里拿了96万元现金给杨子杰。这些钱都是鞋厂的备用金，是我几万、十几万分批取出来的，银行流水我已经打出来交给法院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为要物合同，杨子杰要求袁宇铭偿还借款，应首先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款已实际支付。现该院对杨子杰据以主张权利的12张借条分析如下：一、对于杨子杰主张现金支付的9张借条的借款金额（共计820000元）。该院认为，对于该9张借条，由于双方的陈述存在诸多的矛盾，互相之间无法印证，因此，在双方均无法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案件待证事实呈现出真伪不明的状态，本案应按照举证责任分配进行处理。首先，杨子杰提交的2019年4月4日的录音对话中杨子杰表示尚欠借款数额是1500000元，2019年4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杨子杰则称袁宇铭欠1110000元，随后在2019年4月27日微信记录中杨子杰又称袁宇铭欠1680000元，之后杨子杰起诉时主张的金额为1680000元，在第一次庭审中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400000元，第二次庭审中再次变更为1330000元。对于借款本金为何数次变更，且本案现有证据未反映双方在2019年4月6日至4月27日之间存在大额账目往来，为何4月27日借款金额即从1110000元骤变为1680000元？杨子杰解释为自身未仔细清算，但一位普通的出借人，其至少应对自身实际出借的金额具有稳定的认知，杨子杰该解释并不符合常理。其次，关于借款是否通过现金交付的问题。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反映，袁宇铭在出具借条方面较为随意，杨子杰又主张通过现金交付820000元借款，那么双方对于借款出借细节的陈述则是本案综合考量的因素。第一次庭审中，杨子杰陈述现金支付的820000元借款资金来源为其父母的现金流，其家中鞋厂为A级纳税人，有200多个员工，父母年收入纯利润为10000000元，其每次出借现金只需向父母知会就可从家里拿取现金。但第二次庭审中，杨子杰变更其原来陈述，表示其现金出借的来源为向其姐夫杨隆俊取得，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借款资金是家中的钱，是因为姐夫也属于长辈，鞋厂是指其姐夫杨隆俊及杨隆俊父亲杨生极的鞋厂，并表示其母亲没有工作，父亲从事建筑生意，且不清楚父母年收入。对于两次陈述为何不一致，杨子杰表示其理解的家中及长辈也包括姐夫，但普通人显然能够区分父母与姐夫的区别，杨子杰在两次庭审中对于借款来源的细节描述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其对此的解释亦不具有说服力。因此，对于该820000元借款是否通过现金实际出借，袁宇铭提交的证据证明力大于杨子杰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基于优势证据原则，该院对于杨子杰提出的已通过现金实际出借款项820000元给袁宇铭的主张不予采信。二、关于杨子杰主张转账支付的3张借条（共计510000元），袁宇铭在第一次庭审中认可已收到借款，但第二次庭审中变更陈述表示双方应为合伙关系。杨子杰主张其就该3张借条已实际支付借款，提交了相应的转账记录予以证明，袁宇铭在第一次庭审中亦予以认可。虽然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出现了合伙放贷的表述，但双方的聊天内容中就合伙的资金问题并未明确指向上述三笔借款。虽然袁宇铭于第二次庭审中表示双方为合伙关系，但在袁宇铭已实际出具借条的情况下，袁宇铭就该主张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袁宇铭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借条载明的内容。因此，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就2019年1月4日的100000元借条、2019年3月31日的400000元借条、2019年4月4日的10000元借条应认定为杨子杰已实际向袁宇铭出借了款项。至于该三笔借款有无偿还的问题。如前所述，在案件待证事实呈现出真伪不明的状态下，则应按照举证责任分配进行处理。对于2019年1月4日的100000元借款，因双方之间的账务往来频繁，对于各笔款项之间如何对应双方均无法厘清。且根据袁宇铭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其一开始是向杨子杰借款70000元,与涉案的借条金额并不相符,可见双方除了涉案借款外亦存在其他借贷关系。现该借条的原件仍由杨子杰持有，袁宇铭主张该100000元借款已偿还应由袁宇铭负责举证，但对于借款具体如何清偿以及对应的清偿款项，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据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应认定该笔借款尚未清偿。至于2019年3月31日的400000元、2019年4月4日的10000元借款，在2019年3月31日后，袁宇铭除在2019年4月14日支付400元外未再付款。因此，应认定该两笔借款共计410000元的债务尚未消灭。其次，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的精神，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反复出现了利息计算的描述，且杨子杰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亦反映杨子杰在一定时间内向袁宇铭出借款项是具有反复性、经常性、盈利性，因此，本案中杨子杰的行为可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对于上述510000元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袁宇铭应将取得的借款返还给杨子杰，但袁宇铭在2019年4月14日支付的400元应予以扣除,扣除后袁宇铭尚应向杨子杰返还509600元（100000元+400000元+10000元-400元）。上述民间借贷合同已被确认无效，相关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亦属无效条款，对于杨子杰以约定的还款期限为依据主张的逾期还款利息，该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之规定，于2020年4月17日作出（2019）粤0203民初1361号民事判决：一、袁宇铭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子杰返还借款509600元；二、驳回杨子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70元，由杨子杰负担7874元，袁宇铭负担889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子杰向本院提交了四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1.袁宇铭认可向杨子杰借款1680000元，只不过其不想让父母知情，故杨子杰的诉请有事实依据。2.所谓的“利息单”都是袁宇铭发给杨子杰的。3.杨子杰与袁宇铭之间存在现金借款的事实。袁宇铭质证称：对杨子杰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1.袁宇铭在一审时已提交完整的聊天记录，其并未认可欠款1680000元，该数额是杨子杰提出的，但通过双方之间的交易流水及聊天记录看，杨子杰实际只出借了1110000元给袁宇铭，1680000元当中包括了杨子杰当时所主张的本金加利息。2.通过2018年12月24日的微信聊天截图可知，是杨子杰主动将按日计算高息的内容发给袁宇铭，进一步证实杨子杰系职业放贷人，其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认定无效。3.杨子杰与袁宇铭在2018年12月2日至2019年4月21日期间的资金往来只有两次现金交易，都是袁宇铭偿还借款给杨子杰，分别是2019年1月1日存入杨子杰银行卡的50000元，及2019年2月2日在网吧偿还的50000元，一审庭审时，杨子杰已当庭查看了手机银行记录，承认收到了该两笔款项。除此之外，双方没有其他现金往来，都是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进行交易。袁宇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双方所有的交易明细，拟证明双方的交易是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转账的形式，这是双方的交易习惯，从该证据可知，杨子杰出借款项为1167242元，而袁宇铭还款数额是1064778元。2.《结业证书》，拟证明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期间，袁宇铭系在校大学生，杨子杰面向在校学生非法发放贷款，并收取高额利息，具有营利性，属于职业放贷人，其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3.2018年12月1日至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1）杨子杰在微信中自认身上连2000元都没有，与其在庭审中的陈述相矛盾，其没有能力向袁宇铭出借涉案款项。（2）2018年12月2日，杨子杰通过支付宝向袁宇铭出借20000元，该笔款项是杨子杰从案外人处取得，并非其自有资金，其没有能力向袁宇铭出借涉案款项。（3）杨子杰在2018年12月5日通过微信向袁宇铭收取2000元利息（三天日息），其面向在校学生非法发放贷款并收取高额利息，具有盈利性，属于职业放贷人，其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杨子杰质证称：1.对证据1不予认可，该证据系袁宇铭自己罗列，应当以完整的微信转账记录为准，且该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只是袁宇铭单方制作的统计表。2.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袁宇铭主张的证明事实有异议。据袁宇铭所述，其上学仅是挂名，多数时间不在校，袁宇铭向杨子杰借款后，再向他人放贷属于其个人行为，杨子杰并未参与其中。3.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袁宇铭主张的证明事实有异议。为促使袁宇铭尽快还款，杨子杰并无必要向袁宇铭透露其真实资金情况，袁宇铭称杨子杰没有能力出借款项与事实不符。袁宇铭向杨子杰借款并非自用，其目的是向他人放贷并盈利，杨子杰并未参与其中。对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因袁宇铭对杨子杰提交的证据，及杨子杰对袁宇铭提交的证据2、证据3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袁宇铭提交的证据1系其自行制作的表格，对于表格中袁宇铭的还款明细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表格中杨子杰的出借明细，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及事实予以认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期间，杨子杰提交了其自制的表格《杨子杰出借明细》，显示其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期间通过微信、支付宝共向袁宇铭转账1039013元。本院二审期间，袁宇铭自行制作了表格，反映杨子杰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期间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共向其支付116724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袁宇铭自认杨子杰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共向其支付1167242元，属于对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本院确认杨子杰实际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共向袁宇铭支付1167242元。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8年12月5日至2019年4月14日期间，袁宇铭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共向杨子杰支付954603元。本院还查明，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对于借款期限和利息的问题，杨子杰称：“还款期限按借条所写，没有约定利息。”本院二审庭询时，针对借款的理由，杨子杰称：“其称会给我利息，所以我就出借款项给袁宇铭。”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将围绕杨子杰、袁宇铭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杨子杰与袁宇铭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二、袁宇铭尚欠杨子杰借款金额及利息如何计算。一、关于杨子杰与袁宇铭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中，杨子杰在短期内多次反复向袁宇铭支付款项，从杨子杰、袁宇铭的微信聊天记录分析，双方多次对某时期的款项及利息进行计算及对账，并反复提及日息、利息及催收款项等事宜，可知相应款项并非用于袁宇铭生产、生活所需，而是用于对外高息放贷，且袁宇铭向杨子杰多次小额转账亦符合利息分配的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规定，双方的放贷行为未经批准，且具有反复性、经常性、营业性，属于非法从事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杨子杰与袁宇铭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二、关于袁宇铭尚欠杨子杰借款金额及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如前所述，杨子杰与袁宇铭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袁宇铭因双方间的借贷合同所取得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对于袁宇铭应向杨子杰返还的款项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现金借款如何认定的问题。杨子杰主张袁宇铭尚欠其现金借款820000元，并向法院提交了《借条》，袁宇铭则辩称并未收到杨子杰支付的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杨子杰系主张现金借贷关系成立的一方，则其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就现金借款达成合意及其已履行支付现金借款的合同义务，且若其已实际支付现金借款，则资金来源、尚欠数额、利息约定等事实应具有唯一性及确定性。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杨子杰多次变更主张的尚欠借款金额，对于资金来源及利息约定也存在相互矛盾的陈述。故，本院对双方是否存在现金借款的事实存疑，在杨子杰未进一步举证证实双方现金借款关系成立的情况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杨子杰主张袁宇铭尚欠其现金借款820000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借款如何认定的问题。杨子杰依据三张《借条》，主张袁宇铭尚欠其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借款510000元，而袁宇铭则认为其现仅欠杨子杰102464元。对此，本院认为，杨子杰、袁宇铭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期间频繁地互相转账，本院无法确认袁宇铭向杨子杰的转账款项系偿还哪笔借款或利息。结合杨子杰一审期间认为双方未约定利息的陈述，及涉案《借条》中并未对利息进行约定之事实，应认定袁宇铭向杨子杰转账支付的款项均系偿还借款本金，即袁宇铭已向杨子杰归还了954603元。对于袁宇铭主张向杨子杰归还了两笔现金共计100000元的问题，因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袁宇铭应当向杨子杰返还212639元（1167242元-954603元）。一审法院在不认可杨子杰向袁宇铭支付了现金的情况下，仅依据杨子杰提交的三张《借条》、转账记录，及无法确认双方频繁的账务往来如何对应，就认定袁宇铭尚欠杨子杰借款510000元，而未对杨子杰的其他转账行为与袁宇铭的转账行为进行分析及认定，一审法院的该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利息的问题，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属无效合同，故袁宇铭向杨子杰返还剩余款项的同时，还应当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有使用费。因袁宇铭向杨子杰转账的行为十分频繁，本院无法确定在双方资金往来期间袁宇铭占有资金的数额及时间段，故本院确认应从袁宇铭向杨子杰转账的最后一笔款项的次日开始计算资金占有使用费，即袁宇铭应从2019年4月15日起以21263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至款项返还完毕止。杨子杰主张按照涉案《借条》中的还款时间计算利息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子杰、袁宇铭的上诉请求均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民初13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民初13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袁宇铭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子杰返还212639元及资金占有使用费（从2019年4月15日起以21263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至款项返还完毕止）；三、驳回杨子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770元，由杨子杰负担14086.8元，由袁宇铭负担2683.2元；杨子杰多预交的5833.2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袁宇铭应向一审法院交纳268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349.28元，由杨子杰负担13217元，由袁宇铭负担1132.28元；袁宇铭多预交的1217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杨子杰应向本院交纳12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斌审 判 员  邓小华审 判 员  梁晓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张 莹书 记 员  江伟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