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渝01行终87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必兰，女，汉族，1970年1月25日出生，住重庆市渝**。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住所地重庆市渝**锦湖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450531546K。法定代表人李永成，局长。委托代理人张浩、宁兆祥，该局民警。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公安局，住，住所地重庆市渝**黄泥磅黄龙路**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00927610XB。法定代表人胡明朗，局长。委托代理人屈昌华，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周必兰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简称渝北公安分局）信息公开及被上诉人重庆市公安局（简称市公安局）行政复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渝0112行初9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9年9月22日，渝北公安分局两路派出所依法传唤周必兰、案外人杜建碧至该所接受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在询问过程中，周必兰、杜建碧二人均陈述其购买动车票欲于2019年9月22日前往北京至国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关就房屋被拆迁事宜进行上访，在出发前被民警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询问。2019年10月5日，周必兰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请求公开“2019年9月22日8时30分许至10时许，渝北公安分局两路派出所将周必兰带走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政府信息，并在该申请表中注明了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为邮寄，政府信息的载体形式为纸质文本。2019年10月9日，渝北公安分局受理了周必兰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该局受理后，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渝北公信开〔2019〕3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简称31号《告知书》），告知周必兰申请获取的内容为周必兰因购买9月22日车票，准备至国家信访局走访，涉嫌违反《信访条例》第十六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渝北公安分局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依法口头传唤周必兰。渝北公安分局于2019年11月4日向周必兰邮寄送达了31号《告知书》。周必兰收到渝北公安分局作出的31号《告知书》后不服，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于2019年11月15日收到周必兰的申请后，经审理，于2020年1月6日作出渝公复决字[2019]2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简称200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渝北公安分局作出的31号《告知书》。周必兰仍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撤销31号《告知书》及200号《复议决定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简称《条例》）第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依法作出答复。渝北公安分局依法具有对本案周必兰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回复的法定职责。《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第三十六条规定：……（二）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本案中，渝北公安分局于2019年10月9日受理了周必兰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31号《告知书》，告知周必兰被渝北公安分局两路派出所带走的事实依据为其购买9月22日车票，准备至国家信访局走访，法律依据为《信访条例》第十六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渝北公安分局作出前述告知书后按照周必兰要求的方式将该纸质版告知书向周必兰进行了邮寄送达。故渝北公安分局作出的31号《告知书》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之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市公安局作为渝北公安分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对周必兰不服渝北公安分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而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市公安局于2019年11月15日收到周必兰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理，于2020年1月6日作出200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渝北公安分局作出的31号《告知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周必兰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周必兰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渝北公安分局没有证据证明周必兰要去国家信访局上访，且篡改笔录，传唤时间超过24小时，传唤也没有通知家属，程序违法；在传唤期间，渝北公安分局滥用警械，暴力执法；一审开庭前，周必兰没有收到渝北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材料，完全有理由相信是“逾期”提交，一审判决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复议决定。二审中，被上诉人渝北公安分局、市公安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被上诉人渝北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并举示以下证据：1.31号《告知书》；2.报案材料、受理登记表、传唤审批表、延长询问查证时限审批表、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周必兰询问笔录、杜建碧询问笔录、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渝北区公安分局训诫书；3.发文首页（发文审批）、送达回执、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被上诉人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并举示以下证据：1.复查申请书及附列材料（31号《告知书》）；2.答复通知书；3.200号《复议决定书》；4.送达回执。上诉人周必兰向一审法院提交并举示以下证据：1.30号《告知书》；2.立案查处申请书；3.渝北公安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4.渝北公安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5.渝北公信开〔2019〕3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6.周必兰的《补充说明》；7.渝北区中医院门诊病历表、发票、周必兰受伤图片5页、200号《复议决定书》、31号《告知书》。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举示的证据确认如下：对周必兰举示的证据3、证据7中的200号《复议决定书》及31号《告知书》、渝北公安分局举示的证据1-3以及市公安局举示的证据1-4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周必兰举示的证据1、2、4-6以及证据7中的渝北区中医院门诊病历表、发票、周必兰受伤图片5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依法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的认定意见与一审法院相同。本院所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无异。本院认为，《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含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渝北公安分局受理周必兰的信息公开申请并作出答复，属于履行法定职责。《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周必兰申请公开“2019年9月22日8时30分许至10时许，渝北公安分局两路派出所将周必兰带走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渝北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31号《告知书》，告知其“周必兰因购买9月22日车票，准备至国家信访局走访，涉嫌违反《信访条例》第十六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依法口头传唤申请人。”，并按照周必兰要求的方式将该纸质版告知书向其进行了邮寄送达。渝北公安分局作出的31号《告知书》符合《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市公安局作为渝北公安分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对周必兰不服渝北公安分局作出的告知而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市公安局举示的复查申请书及附列材料、重庆市公安局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执等证据，能够证明市公安局收到周必兰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过审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200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渝北公安分局作出的31号《告知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200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系对传唤行为不服，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中不予评判。上诉人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复议决定的上诉请求既无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周必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红审 判 员  李 宜审 判 员  李雪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  杜咏霞书 记 员  姜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