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35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增辉，男，198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鹏翔，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占伟，义乌市天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伟，男，1969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军，浙江冠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薇，女，198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 上诉人宋增辉因与被上诉人杨伟及原审被告张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5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增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杨伟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一、关于第一份《买卖合同》约定的一台机器：2020年4月10日，宋增辉将该合同约定的一台机器交付给杨伟并经杨伟验机合格，杨伟并未提出机器不能正常生产，不合格。事后杨伟提出要退款，不论是在微信中还是在通话中，宋增辉也一直主张机器合格并且可以正常使用，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机器技术手段存在问题、没有调试成功、质量存在问题。因此，一审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证据支持，明显错误，判决解除第一份《买卖合同》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关于第二份合同约定的两台机器：1、宋增辉交付的后两台机器可以正常使用，没有任何质量问题。2020年4月12日，宋增辉通知杨伟对后两台机器进行验机，但杨伟称等不了，已经去江苏向他人购买了两台，并要求退款。因此，杨伟要求退款的真实原因根本不是机器质量存在问题，而是时间上等不及去其他人处另外购买了机器，导致宋增辉的机器对杨伟而言多余，该退款理由明显不能成立。2、2020年4月12日，杨伟就表示要“退款”，4月22日又要求“退款”，4月26日就直接起诉了，后两台机器没有进行调试的原因是杨伟从始至终都要求退货退款，没有给宋增辉调试的机会，导致事情一直僵持，并非是宋增辉的原因导致机器未能完成调试。因此，后两台机器未能调试也不能作为杨伟解除合同的理由。3、根据合同法第165条、第166条规定，即使是同一买卖合同下有数个标的物，买受人也只能对其中不符合约定的部分标的物主张解除，而不能对全部标的物主张解除。更何况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是两份《买卖合同》，相互独立，互不关联。在后两台机器因杨伟原因未进行调试，杨伟也没有证据证明后两台机器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一审以第一份《买卖合同》应当解除，并连带解除第二份《买卖合同》，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三、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杨伟提出机器存在质量问题，而目前机器又在其厂房内，因此杨伟应当就该事实进行举证。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通话录音均不能证明案涉机器存在质量问题，杨伟单方面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双方协商过程中，包括在一审庭审以及庭后调解的过程中，宋增辉多次表示可以给杨伟进行调试，但杨伟均予以拒绝。因此，案涉两份《买卖合同》根本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只要杨伟愿意接受机器，宋增辉就可以调试机器。杨伟之所以拒绝调试机器，一是因为从其他地方又另外购买了机器，宋增辉的机器多余，二是因为目前口罩机的价格随着口罩价格的下跌也随之下跌，杨伟只要接受机器就必然导致亏损，希望将该亏损转嫁给宋增辉。五、退一万步讲，即便假设案涉机器在打片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某些问题，也可以通过后期的调试、保修解决。在杨伟没有证据证明宋增辉违约，更没有证据证明违约行为足以达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下，一审简单粗暴地选择解除合同并判令宋增辉返还全部货款，系适用法律错误。六、一审判决不仅不利于维护交易的稳定与安全，同时也会给宋增辉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案涉机器系定制，后续两台机器也是杨伟要求追加的，宋增辉为了满足杨伟的定制需求并按约交付机器，前前后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每天晚上都加班加点，每台机器光成本就高达20多万元。现在口罩机价格一落千丈，杨伟却趁机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一审支持杨伟的诉讼请求，无疑会导致将本应由杨伟承担的口罩机价格下跌的市场风险全部转嫁给宋增辉，明显不符合公平原则。综上，一审认定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没有证据支持，系事实认定错误，判决解除两份《买卖合同》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宋增辉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依法予以支持。二审庭审中宋增辉补充：1、杨伟定制的打片机，是非标定制，根据杨伟提供的口罩样品制作，原打片机是链条式，后来杨伟要求改成齿轮式。宋增辉按照杨伟的要求组成打片机，没有任何不符合要求的地方。2、虽然宋增辉之前没有生产KN95口罩打片机，但有生产类似机器的经验。KN95口罩打片机的工作原理、结构并不复杂，并没有什么专业技术门槛，一审以宋增辉之前没有生产过KN95打片机认定机器因为质量问题不能生产错误。3、当时因为疫情全国封锁，打片机供不应求，光是成本需要20多万元，杨伟下单时看过机器配件，认为机器没有问题，还曾经一度想加价再追加5台机器。4、通话录音中杨伟再三强调退货的理由，实际上是杨伟及其合伙人着急要机器，口罩价格从订合同时的7元多一路下跌到3元多而等不及，从别的地方加购了机器。所以，杨伟并非因为机器质量问题退货，杨伟是因为口罩价格大幅下跌不想要才找的借口。 杨伟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宋增辉认为质量符合要求，杨伟不认可。因宋增辉提供的机器存在质量问题，无法调试做出合格的产品，所以杨伟才会向其他单位购取机器，宋增辉提出的机器经过杨伟验收合格后系为了赶时间才向其他单位购取机器不符合事实。二、另外两台机器，由于第一台都没有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且机器也没有经过杨伟验收，在一审庭审中宋增辉也陈述机器一样的，所以第二台、第三台机器也是不符合质量要求。杨伟要求宋增辉全部返还3台机器货款的诉讼请求合法，宋增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薇未作陈述。 杨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解除杨伟与宋增辉签订的两份《买卖合同》。2、判令宋增辉、张薇返还杨伟货款88.8万元并赔偿杨伟的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宋增辉、张薇系夫妻。杨伟与宋增辉经朋友介绍认识。2020年3月30日，杨伟（乙方）与宋增辉（甲方）签订《买卖合同》一份，格式合同由宋增辉提供，合同约定：甲方提供给乙方ＫＮ95机器打片机一台，价格为28.8万元；甲方必须在2020年4月10日前交机；在甲方工厂试机完成交付尾款，机器拉走；甲方的机器搬运费、安装费及搬回时所需的一切费用，应由乙方负担；甲方若未能在前列日期前交付机器，乙方得向甲方催告，于十日之内交付机器，在此期限内甲方若仍然无法交付，则本合同视同作废，乙方得请求甲方退还定金等。2020年4月3日，杨伟与宋增辉又签订第二份《买卖合同》，同上次合同格式，约定宋增辉提供ＫＮ95打片机两台，货款总金额为60万元，宋增辉需在2020年4月12日前交付等。杨伟的第一份合同货款28.8万元在签订合同的当天支付给宋增辉；杨伟第二份合同货款30万元于2020年4月3日汇入宋增辉指定的张薇账户内，另30万元汇入宋增辉指定的张立民账户内。2020年4月10日宋增辉将一台自制的机器交给杨伟在廿三里的厂房，并进行试机，但杨伟认为机器不能正常生产，不合格。同年4月12日深夜，宋增辉通知杨伟两台机器可以进行验机了；杨伟则称等不了宋增辉的机器，耽误了时间，已另外去江苏向他人购买了两台机器，并要求退回货款。2020年4月21日晚上，宋增辉将两台机器送到杨伟在义乌市廿三里的厂房外，没有办理交接手续。在微信中，杨伟对宋增辉称，宋增辉一次又一次不讲信用，第一台机器到十号送来不能用，等于是废铁；中间再三说去宋增辉工厂看看机器，宋增辉都不让看；机器放在这里宋增辉就走人了，联系不到宋增辉了等。后宋增辉同意三台机器退回一台机器，退一台的货款。双方争执不下，杨伟诉至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因杨伟申请，该院裁定查封了登记在宋增辉、张薇名下的坐落于义乌市××路××号××单元××室的房地产和登记在宋增辉名下的浙ＧＭ××××、浙ＧＺ××××号小型汽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杨伟主张解除合同是否成立。双方没有约定解除的条件，所以适用法定解除条件。从证据分析，宋增辉自认以前没有生产过KN95口罩打片机，技术质量存在问题，宋增辉交付的第一台机器，没有完成调试机器，即因质量问题不能正常生产，宋增辉认为后两台机器与第一台相同，杨伟购买宋增辉KN95口罩机器的目的无法实现，杨伟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宋增辉所辩机器可用的事实主张，与杨伟主张的可以用于生产合格KN95口罩的标准不同，不予采纳。杨伟要求解除两份《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杨伟要求宋增辉返还货款88.8万元的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由于杨伟明知宋增辉系个人自制机器，仍予以购买，且约定的质量要求不明，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自有过错，宋增辉所制的机器仍在杨伟处没有返还，杨伟要求宋增辉赔偿利息损失，不予支持。案涉机器宋增辉可以另行向杨伟主张权利。杨伟主张买卖合同发生于宋增辉、张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意见，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二人共同经营，该货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故该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张微提出的其非合同相对方，不应该承担责任的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杨伟与宋增辉签订的两份《买卖合同》；二、宋增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伟货款88.8万元；三、驳回杨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40元，由宋增辉负担6000元，杨伟负担340元；保全费5000元，由宋增辉负担。 二审期间，宋增辉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1、合同约定的第一台机器不存在质量问题，可以正常生产。2、2020年4月12日宋增辉通知杨伟交付后两台机器，但杨伟称等不了，已经向他人购买，并且要求退款，因此，机器不存在质量问题，只是杨伟单方面不想要。3、订购机器时杨伟还要求宋增辉再增加10台机器，说明机器质量没有问题。4、2020年4月26日杨伟还说帮宋增辉找个买家把机器卖掉，也说明机器是因为杨伟单方面不想要。如果机器有问题，也不可能另外找买家去卖掉。证据二、第一台机器的交付视频光盘一个，证明宋增辉交付的第一台机器在杨伟厂房内进行了验机，可以进行正常生产。杨伟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微信聊天中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第一台机器是经过宋增辉与杨伟验收合格确认，反而是杨伟在催促宋增辉将机器调试合格，并要求提供机器在哪里生产的资料。但是宋增辉仅是将机器拉到义乌模具城，装在汽车上，并没有卸下来进行调试，所以并没有经过验收。而且只是半成品，不存在经过杨伟验收的事实。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视频内容仅仅是一部分，要求提供完整的视频。该视频也无法证明双方对调试机器验收合格，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张薇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杨伟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但该证据的证明目的需结合在卷证据一并论证。证据二的视频内容不完整，杨伟亦不予认可，且未显示涉案机器实际运转情况，不能达到宋增辉的举证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杨伟、张薇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KN95口罩打片机是否符合质量要求，杨伟能否要求解除涉案合同。经查，2020年4月10日，宋增辉将《买卖合同》（2020年3月30日）所涉的一台自制KN95口罩打片机交给杨伟。同月12日23时53分，宋增辉微信通知杨伟组织人员验收另一《买卖合同》（2020年4月3日）所涉、约定于12日交付的两台KN**口罩打片机，杨伟拒绝并要求退款，且在微信中回复宋增辉称，“你说今天上午可以好，等你一天也没消息，没办法去江苏买了两台”。同月21日晚上，宋增辉将前述未经验收的两台机器自行送至杨伟在义乌廿三里的厂房外。当晚，杨伟向宋增辉发送微信称，“你一次又一次不讲信用，第一台机器说七号一定好，结果到十号送来不能用等于废铁。”次日，双方通话时宋增辉称之前的机器“一直卡在刀上面”，杨伟再次表示“十号拉过来的机器又不能用”。结合宋增辉自认以前没有生产过KN95口罩打片机，并称“实际上我们技术出来一直没有通过”，以及本院二审期间对涉案第一台机器运转的现场察看情况分析，一审法院认定宋增辉交付的第一台自制机器未完成调试，无法用于正常生产，符合客观实际。虽双方合同中未明确具体的质量标准，但宋增辉提供的涉案KN95口罩打片机确无法达到正常生产使用要求。鉴于宋增辉一审庭审中也认为后两台机器与第一台相同，故一审法院认定杨伟向宋增辉定购三台KN**口罩打片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杨伟有权主张解除涉案两份《买卖合同》，并要求返还已支付的货款。 综上所述，上诉人宋增辉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680元，由上诉人宋增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良飞 审 判 员 胡 照 审 判 员 金 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周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