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38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1，女，1988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新泰市翟镇柳家庄村**，现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长满，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云婷，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196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新，山东青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赡养费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902民初1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收养关系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收养行为虽发生在收养法实行之前，但上诉人在刚出生就被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未经过上诉人亲生父母的同意，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应该认定收养关系无效。被上诉人系1964年生人，其称1987年收养上诉人时年仅23岁，不符合收养法规定的收养年龄的限制性条件，收养关系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未经审查，对不符合收养条件的收养关系予以保护，违背了收养法的强制性规定，收养关系依法不能成立；2.依据收养关系成立而适用到相关法律错误，上诉人不应支付赡养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收养关系依法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进而适用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支付的赡养费依法更不能得到支持。   被上诉人刘某1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双方之间的事实收养关系合法成立，被上诉人也尽了抚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2年4月1日实行，本案的收养行为发生在1988年，当时并没有法律法规对收养问题作出专门的规定，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符合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中对于收养问题的规定，双方之间的养父母关系合法成立。被上诉人尽到了抚养子女的义务，现其年老体弱，生活困难，作为成年子女有义务其向父母提供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蔚籍，满足父母合理的赡养需求。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应对支付赡养费。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6条收养关系、第21条父母与子女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判决上诉人支付赡养费，适用法律正确。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抚养费的权利。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上诉人不能因成家立业后，生活上不再依靠和需要上诉人就断绝与上诉人的联系。参照现在的城市生活消费水平，每月800元的赡养费数额并不能满足一位老年人的正常生活需要。另外，赡养义务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情感的交流、生活上的照顾，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被上诉人生活不能自理时，上诉人还应当承担照料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赡养费17094元；2.被告自2019年10月起每月向原告支付赡养费939元；3.被告支付医药费、住院费等费用24976元；4.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第1项为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赡养费25715元（自2018年1月至2020年4月，均按照上一年度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变更诉讼请求第2项为被告自2020年5月起每月支付赡养费1025元；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为2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案外人张某1原系夫妻关系，2002年1月25日，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01）岱民初字第1886号民事调解书，准许刘某1与张某1离婚。原告主张被告系村里邻居的孩子，因为是女孩邻居不想要了，其在被告出生两天后将其收养，后将被告抚养成人，尽到了抚养义务，其自2017年患有胆结石、胆囊炎、胃息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住院治疗，现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在泰山区租房居住，租赁费每月100多元，每天需要吃胃药，每月正常情况下花费700多元，若去就医，花费更多，被告有经济实力，应依法支付赡养费。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2001）岱民初字第1886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该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部分记载：婚生女张某由被告刘某1抚养，并放弃抚养费……。对该证据，被告质证称，该调解书中载明“1987年10月8日生一女孩，婚生女为张某”与事实不符，该证据不能作为具有收养关系的依据，被告姓名为黄某1，从未叫过张某，曾经叫过张某2。   二、2019年5月24日泰安市岱岳区化马湾乡贾家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领养证明、证明各一份，领养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我村村民刘某1（身份证号码：）于××××年与我村村民张某1登记结婚，两人于1987年领养一刚出生两天的女孩，取名黄某2（身份证号码：），刘某1与张某1于2001年经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领养女黄某2一直由刘某1抚养长大成人。”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我村村民刘某1独自生活，在我村无土地、无工作、无其他任何生活收入来源，生活困难。”对该证据，被告质证称，对真实性均有异议，两份证明除加盖村委会公章，还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以证实该公章的真实性。领养证明从形式来看，仅是村委会出具，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领养关系的主管部门即民政部门，该证明中证明的是黄某2，不是被告，该领养证明与本案无关亦不符合法律形式，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依据。证明出具时间系在本案第一次起诉时，无法证明5月24日之前的情况，对于原告是否有生活来源，村委会无权证明。被告作为村委会生活困难居民，其应该有国家认定的贫困农户的相关证书。   三、2017年7月15日、7月16日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医院门诊收费票据2份，合计32.7元；2017年7月16日泰安市泰山区人民医院门诊收费票据1份，项目为西药费，合计4980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住院病案、电子胃镜检查报告各一份及2017年8月3日、8月14日该院医疗门诊收费票据9份，记载：2017年8月10日入院，2017年8月14日出院，主要诊断：胆总管结石伴胆囊炎，其他诊断：高血压二级，花费共计4805.49元。2017年8月15日、9月5日济南红会医院费用项目清单4份，共计2384元。2017年9月21日泰安市中心医院特检科超声检查报告单一份。2017年10月18日泰安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统筹费用清算单1份，记载：住院日期为2017年10月1日，出院日期为2017年10月18日，疾病名称为胆总管结石，统筹支付额合计12839.50元，个人自负总额为12970.75元。原告主张其花费上述医药费、住院费等费用25000余元，其中25000元系其向弟弟借款，应由被告承担。对该证据，被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花费发生时间均系在2018年之前，花费是否属实被告不清楚，同时与原告主张的自2018年开始支付赡养费相矛盾。   四、2020年3月18日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一份，记载：坐落为泰安市泰山区户，权利人为郭某1、被告，共有方式为共同共有，权利情况为预告登记，登记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对该证据，被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该房屋首付款系由黄某支付，办理抵押贷款200000元，由被告夫妻每月偿还贷款1447.32元。   被告称，据后来了解，因原告不能生育，其系原告母亲花费150元购买，原告母亲一直抚养被告至四五岁左右，后去了河南，跟着养父黄某生活，基于对黄某的感恩，金色领域小区的房屋贷款由被告夫妻支付，被告夫妻也一直赡养着黄某。为此，被告提交黄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被告5岁至13岁系由黄某抚养，14岁开始上班，原告存在对被告虐待等情形。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证人证词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询问质证，该情况说明不属实，被告系原告抚养的，即便有打骂也是正常的管教，黄某之所以出具该证明系因被告在赡养他。   对于被告现在的工作及收入，被告主张其现在没有工作，有两个孩子，小的两岁半，大的有五岁半，其丈夫在网络公司上班，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丈夫每个月给5000元生活费，用于生活支出及房贷。被告认可从小称呼原告为“妈”，但因原告对其伤害太大了，从心里上不认可原告系其养母。   另查明，2018年、2019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1270元、12309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2年4月1日起施行，本案的收养行为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并没有法律法规对收养问题作出专门的规定，但在1984年8月3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于收养问题作出规定，该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按照该意见的精神，对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应予以保护。本案中，被告认可原告系其养母，只因未办理收养手续而否认收养关系，根据以上规定原被告已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赡养父母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当父母年老体弱、生活困难时，作为成年子女有义务向父母提供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以充分满足父母合理的赡养需求。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8年起的赡养费，2018年原告尚未年满55周岁，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无劳动能力，原告提交的2019年5月村委会出具的生活困难困难证明，无村委会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且该证明无法证实2018年原告的生活情况，故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年满55周岁之前的赡养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赡养费是子女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而支付的费用。被告虽主张原告对其有虐待、恐吓等各种行为致使其心理和身体都受到巨大伤害至今未能恢复正常，原告未尽抚养义务，不同意支付赡养费，但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故被告应自2019年5月起向原告支付赡养费。关于赡养费数额的问题，综合考虑原告自身的经济状况及实际需要，并参考泰安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和消费支出，同时考虑被告的实际情况和负担能力，本院依法确定自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被告每月应当支付原告赡养费的数额为700元。自2020年1月起，被告每月应当支付原告赡养费的数额为800元。则自2019年5月至2020年7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赡养费为11200元。   原告主张的25000元医药费，因该花费均系在2017年，原告要求该费用由被告负担，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五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黄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刘某12019年5月至2020年7月的赡养费11200元；二、被告黄某1每月支付原告刘某1赡养费800元，每月15日前给付，自2020年8月份开始；三、驳回原告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3.94元、保全费520元，共计1053.94元由原告刘某1负担453.94元，被告黄某1负担600元。   二审中，上诉人黄某1围绕上诉请求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证人黄某证实：其与黄某1系收养关系，与被上诉人刘某1曾系同居关系，认识二十多年了，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从2007年买了利民小区的房子后，与刘某1的关系闹僵，不再同居，通过刘某1认识的黄某1，对于上诉人是如何跟着刘某1生活在一起的以及黄某1与刘某1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均不清楚，我自己抚养的黄某1，刘某1经常不在家，从三四岁开始抚养到长大，钱基本上是我花的，每个月刘某1基本上没往家拿钱，黄某1当时与刘某1生活的时候，经常被打骂，听刘某1说过黄某1是通过购买途径获得，有套房产在利民小区33号楼5单元201室，这个房子当时是我买的，写的刘某1的名字，我与刘某1打过官司，说是给我7.5万元，到现在也没给，法院作出的调解书还是判决书我不清楚，也找不到了。上诉人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能够证实本案刘某1在未经黄某1亲生父母的同意下，经过非法购买获得黄某1，后在与黄某共同生活期间，由黄某单独抚养，同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刘某1未如实陈述自己拥有的财产即利民小区以及存在社保，因此通过证人证言可以明确本案收养关系不能成立，同时又因刘某1未如实陈述自己的财产状况，必然导致一审对赡养费的判决存在失当，因此应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首先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收养上诉人是花钱买的不成立，即使是购买，也是其父母卖给被上诉人的，一审中已经查明，上诉人的父母因为上诉人是女孩，不愿意养孩子，便在其出生两天就送给被上诉人抚养，如果是购买，其父母完全可以报警找回自己的孩子，证人陈述的证言是虚假的，证人对被上诉人的提问含糊其辞，均答记不清楚，对上诉人有利的事情反而说的非常清楚，证人陈述被上诉人在三四岁时就收养了上诉人，而实际收养上诉人的是被上诉人，但双方并没有结婚，证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收养关系，被上诉人于2002年离婚，证人与上诉人同居生活也不属实，现证人与上诉人居住在同一小区，且证人有一定的技术能获取较高的收入，故上诉人与证人关系较好，但是双方并没有收养关系，证人证言不应当采纳。   对于上述证人证言，本院经审查认为，通过上诉人在一审时陈述坐落于泰安市泰山区户的房产，首付款系由证人黄某支付，办理抵押贷款20万元，而贷款现由上诉人及其丈夫每月偿还的事实来看，证人黄某与上诉人之间有着经济利害关系，并且证人证实对于上诉人是如何跟着刘某1生活在一起的以及黄某1与刘某1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均不清楚，证人在上诉人代理人的庭审中问及“黄某1称刘某1是通过购买途径获得的黄某1，你是否清楚”后，才回答“听刘某1说过。”故本院认为，证人黄某的证言并不能直接证实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系未经上诉人父母同意通过非法途径购买的上诉人的事实。另外关于证人证实的利民小区的房屋问题，被上诉人刘某1二审审理中认可了曾经与证人黄某通过调解，房子归她所有，但主张后因急着做手术而借高利贷，后用房抵债。对此，上诉人不予认可，主张被上诉人现将利民小区的房屋进行出租获取出租利益，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刘某1在二审中亦认可其享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事实。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形成收养关系；二、关于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赡养费以及赡养费金额的问题。   对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形成收养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系于1992年4月1日起施行，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收养行为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上述法律尚未施行，当时亦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收养问题作以规定，故上诉人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六条规定的收养人应当年满三十周岁的条件为由主张收养关系不成立，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外，上诉人还主张其系在刚出生时被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未经上诉人亲生父母的同意，故收养关系应认定为无效，对此主张，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并主张上诉人系村里邻居的孩子，出生两天后，因系女孩邻居不想要了，被上诉人才收养的上诉人，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就其上述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系其养母，结合本案案情，原审法院依据1984年8月3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收养问题的规定，综合认定双方确系形成了收养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对于争议焦点二，关于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赡养费以及赡养费金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子女对父母履行赡养义务，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应当尊重老人，关心老人。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被上诉人自2019年5月份即已年满55周岁，其以年老体弱、无生活来源为由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赡养费，于法有据，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应自2019年5月起支付赡养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赡养费的数额问题，原审法院综合考虑了被上诉人的自身经济状况、实际需要并参考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和消费支出等因素，并结合考虑了上诉人的实际情况和负担能力，综合酌定上诉人自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每月应当支付被上诉人赡养费的数额700元、自2020年1月起，上诉人每月应当支付原告赡养费的数额800元，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至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有养老保险、有租金等相关事实，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亦无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黄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8元，由上诉人黄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鸿雷 审判员  宋许科 审判员  张晓丹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张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