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17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德健，男，195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强，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炜，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委会，男，1977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浙江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微，浙江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德强，男，196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德，浙江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德建因与被上诉人孙委会、孙德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3民初1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德健上诉请求：1.撤销（2019）浙1023民初148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两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后续医疗费、住院护理费、出院护理费、住院伙食补贴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定残后护理费、鉴定费等合计人民币1750286.08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孙委会、孙德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多个就诊病历，包括天台县人民医院、浙医二院、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河西学院张掖人民医院等多个医院的病历，均清楚地对上诉人的病情进行了记载，结合经法医鉴定所作的结论等材料，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伤残与本次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关于伤残鉴定的真实性及因果关系。上诉人在2016年5月9日天台县人民医院入院记录中就被诊断为颈髓损伤（颈髓损伤，又可称为颈部脊髓损伤，因为发病位置在颈部故称为颈髓损伤，该病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损伤，常造成死亡或残疾脊髓损伤，损伤多伴发于颈髓损伤），后又诊断出肌力下降，这明显是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着直接联系的。根据2016年5月9日天台县人民医院病程记录（首次病程记录），其中明确记载“患者处于急性期，有可能合并其部位损伤，目前无明显其他损伤表现，但不完全排除诊断”。可见，上诉人即使后续出现其他与初诊不一致的伤情也是可能的。而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伤残情况共有两处，其中一处为伤残等级四级的偏瘫（肌力4级以下），这一点情况早在2016年6月3日的出院记录中就有详细记载，无论是出院情况还是入院情况，上诉人的肌力均存在问题，同时在后续其他医院的治疗过程中，上诉人的肌力没有好转。以上足以证明上诉人伤残与事故的因果关系。并且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证据的证明标准仅需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二）关于是否存在延误治疗的问题。至于上诉人是否存在延误治疗的情况，事实上，上诉人多方就医，已经对手术治疗方案有了深入的了解。首先治疗手术需要百余万的资金；其次治疗分为两次手术，均在颈椎处进行，风险极大，很有可能死亡或者更加严重；最后根据治疗期间接触的病友，手术后的恢复效果并不乐观。因此，在被上诉人不予支付治疗款项同时治疗风险极大的情况下，上诉人采取保守治疗也是合乎情理的。（三）被上诉人提出重新鉴定的违法性及不合理性。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被上诉人实际上是晚于举证期限内提出重新鉴定，其申请的落款时间是在第一次送达的传票中写明的开庭时间即2019年5月31日，由此开庭时间也往后顺延，这明显是违反民事诉讼相关程序的行为。而所谓的多次终止鉴定导致案件退回，实际上是因为鉴定的申请人即被上诉人迟迟不提供其主张的实质性证据，那么不能重新鉴定产生的举证责任应由其承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认为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上诉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事实主张，理由如下：1.上诉人已经向法院提交上诉人自车祸发生后至今的全部诊疗记录、住院情况等详细资料，已经穷尽上诉人所能获取的一切治疗材料。2.上诉人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2018年6月14日台州求是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报告，该报告所载明内容，已经通知被上诉人。3.上诉人主要的伤残情况为偏瘫，构成道路交通事故四级伤残，而达到该等伤残程度的标准是肌力4级以下。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从交通事故发生后入院开始，上诉人的肌力就存在问题。4.即使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原就存在其他疾病为真，上诉人原疾病的介入也不能阻断本案因被上诉人行为导致上诉人受伤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仍然应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更重要的是，根据原审法院依照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其承担全部责任导致的交通事故并没有致使上诉人受伤、伤残。而根据一审审理情况，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足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明》，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该份证据为证人证言，证人证言应由证人出庭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仅在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一审法院并未对该份证据展开合理的说理分析。综上，上诉人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应当予以赔偿，原审法院认为因果关系无法确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孙委会辩称：一、认定上诉人的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一）上诉人自身患有的颈椎退行性改变以及糖尿病。根据天台县骨伤医院、天台县人民医院、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的诊治记录，均提到了上诉人椎间盘变性，伴有骨刺、骨质增生，这些都是颈椎退行性改变的表现，上诉人自身患有颈椎退行性改变以及2型糖尿病的事实不可否认，且根据河西医院的用药记录，孙德健曾经使用过低分子右旋糖酐氨基酸，与孙德健村里人所证明的孙德健原本就有糖尿病、颈椎病，因此发生过中风的情况相互吻合。颈椎退行性改变是一种慢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车祸不会导致上诉人颈椎退行性改变，该病的临床症状表现为脊椎僵硬、酸痛，活动范围缩小。有时会伴随着头晕、头痛、手臂、腿脚麻木及脊椎相关性疾病，这与上诉人目前的情况极像，颈椎退行性改变若是任其发展，也会导致椎间盘变性向后膨隆或突出的情况，甚至会有颈髓损伤的后果，根据诊断记录而言，上诉人当时的病情可以说是均是与上诉人颈椎退行性改变有关，再加上上诉人自身消极治疗的行为，才导致上诉人目前的伤情，其伤情与本次事故并无任何因果关系，上诉人对自己的伤情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二）上诉人伤情存在意外参与的很大可能性。根据上诉人在距事故一年三个月后在河西医院的诊治记录可以看到，当时收治入院时，对上诉人的描述中有“颜面流血、伤后昏迷6小时”的情况，但2016年5月9日，无论是天台骨伤医院还是天台县人民医院都没有这样的描述，天台县人民医院的护理记录中反而明确记载了“入院时神志清”，与河西医院的记载相去甚远，河西医院之后做出的外伤性颈髓损伤想必也是依据收治时的记录所作，但上诉人在事故发生时无昏迷及颜面流血的情况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未有外伤情况显现。在间隔一年三个月之久时间里，很可能发生了使上诉人昏迷6小时及颜面流血的意外事故，河西医院的收治记录中才会如此记载，从而导致诊断出现偏差。（三）委托法院鉴定的多家鉴定机构均无法鉴定因果关系。在上诉人伤情与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上，天台法院曾多次委托多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1.2016年5月9日事故发生后，上诉人诉至天台法院，天台法院委托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事故与上诉人治疗伤情是否存在关联性进行鉴定，但被汉博司法鉴定中心以无法鉴定关联性退回；2.本次诉讼发生后，一审法院依申请向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委托司法鉴定，被以“上诉人不配合以及上诉人伤情有好转”为由回函无法鉴定上诉人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以及本身疾病因果关系是否存在；3.一审法院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也被回函因材料不全无法鉴定；4.一审法院向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金华（正路）所委托鉴定同样被以情况差异较大为由退回。可见只要是通过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都表示无法鉴定出本次交通事故与上诉人伤残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自身疾病与上诉人伤残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理由或是上诉人不配合或是上诉人首次提供的鉴定材料与目前的材料差异较大等等，这充分说明了上诉人在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时均消极对待，不希望鉴定机构鉴定出结果，上诉人的行为明显是在隐藏自己真实的伤情，本案中关于上诉人自身伤情与本次事故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并不充足。二、关于孙德健提供的鉴定报告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答辩人认为上诉人提供的鉴定报告存在严重的片面性，且系依据虚假的诊治记录进行判断，鉴定的程序不合法、结果不合理，鉴定报告不应采纳为定案依据，理由如下：（一）孙德健在自行委托求是鉴定机构时从未通知答辩人到场，程序上不合法。（二）天台县人民医院以及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都提出上诉人存在颈椎退行性改变，但是在本案的鉴定报告里，对于两家权威医院做出的诊断只字未提，阅片所见中仅提到了“椎间盘突出、颈髓损伤”，但是颈椎退行性改变也会导致颈髓损伤，鉴定机构对此只字未提本就不合理；且对于“右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认定为交通事故引起也无相关依据，根据河西医院2017年8月9日的CT记录，上诉人在当时“双侧外耳通畅、鼓室盖骨质完整、听小骨结构正常、耳蜗、前庭、半规管未见异常改变……”，上诉人的听力不存在任何外伤性的问题，但是在鉴定时却提出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这本就与常理不符。（三）上诉人所提供的用于鉴定的材料不全面。根据被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令所调取的证据以及求是司法鉴定中心列明的鉴定依据的材料，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上诉人至少隐藏了2016年5月9日骨伤医院的DR检查报告单（检查号为020347）、CT检查报告单（检查号为CT8249）、2016年5月13日人民医院的放射科诊断报告书（检查号为CT1339494）。且上诉人明明于2017年5月18日在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住院13天，但只提供了门诊病历，未提供住院病历，包括在本次诉讼中也未提供住院病历，如此隐瞒交通事故当时诊断的材料，本身就会导致因果关系的鉴定存在偏差。根据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以及汉博司法鉴定中心退回函，目前的提供鉴定的材料与当时鉴定的材料存在出入。上诉人隐藏相关诊治记录获得的鉴定结论并不可靠，存在极大的片面性。（四）鉴定意见依据的医疗诊断记录系虚假的。根据河西医院与天台县人民医院诊治记录的对比，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对事故发生之时上诉人损害情况之描述存在明显的不一致，这也直接影响了河西医院的诊断结果。且根据河西医院2017年8月9日的检查报告单，上诉人当时双耳均无问题。但在8月12日出院时却出现了毫无根据的“右耳听力减退”的诊断结果。河西医院不仅在诊治记录存在虚假描述，且诊断结论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鉴定机构依据这样的诊治记录作出的鉴定结论必然存在严重的偏差。（五）2018年尚无进行鉴定的条件。虽然鉴定报告说当时上诉人的病情已经稳定，但上诉人病情存在反复，说明上诉人病情直至2019年都没有治疗结束。2018年鉴定之时上诉人的治疗也未结束，按理说是无法进行鉴定的。但是鉴定机构却对其完成了鉴定，上诉人提供这样的鉴定结论本身就值得怀疑。综上，上诉人发生交通事故后一年三个月这一期间，其伤情完全有可能是自身病情以及其他事故造成。上诉人所提供的鉴定报告缺乏全面的诊治材料、依据的材料存在虚假、鉴定程序不合法，不应采信为定案依据。上诉人目前的伤情与自身固有疾病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且不能排除其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上诉人主张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所有的损失应当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三、答辩人申请鉴定合理合法，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答辩人经多方了解发现，上诉人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无任何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立刻申请法院进行因果关系的鉴定，鉴定程序及结论直接关系到本案的处理结果，法院允许鉴定合情合理，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综合考虑鉴定结论的合理性、合法性，认定上诉人主张自己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有关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合情合理。上诉人作为举证证明义务人，在鉴定报告不具有合理性的情况下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但上诉人并未提供更多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孙德强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从上诉人的医疗诊断情况来看，上诉人自身存在严重疾病，无法认定其伤情与本次事故之间是否存在果关系。1.事故发生当天，上诉人在天台骨伤科专科医院就诊、检查：①劲椎MRI检查诊断意见：颈4-7椎间盘变性伴膨出或突出（颈5/6椎间盘为著）；颈椎骨质增生（详见2016年5月9日天台骨伤医院孙德健的《MR检查报告单》）；②头颅CT平扫，诊断意见：颅脑CT平扫未见明显异常。2.2016年5月13日，上诉人在天台人民医院进行颈椎螺旋CT扫描，三维重建检查，影像所见，颈椎曲度存在，C1-7椎体及附件未见明显骨折征象，部分椎体骨质增生，椎管未见明显狭窄，椎管内未见明显异常密度影，椎旁软组织未见肿胀，诊断结果：颈椎退行性改变。3.2016年6月3日，上诉人在天台县人民医院治疗的出院记录诊断：颈髓损伤，2型糖尿病。（二）从鉴定情况来看，上诉人的伤情与本次事故是否存因果关系也无法确认。1.需要指出的是，上诉人单方委托台州求是司法鉴定所所作的鉴定是不具有证明效力的。（1）上诉人在鉴定时，未与被上诉人孙委会、孙德强共同协商选择鉴定机构，系单方擅自委托鉴定，且鉴定机构在鉴定时也没有通知两被上诉人到场，鉴定程序违法。（2）本案事故发生前，上诉人自身患有严重颈椎疾病，这在本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上诉人的诊断、检查报告单中也能得到印证。（3）鉴定时上诉人仅提交了部分检查影像学胶片，隐瞒了5月9日天台骨伤医院CT检查报告单（头颅CT平扫，诊断意见，颅脑CT平扫未见明显异常）、2016年5月13日天台县人民医院CT1339494号片（该报告单诊断结果，颈椎退行性改变）等能证明上诉人颅脑没有伤损，和其原先存在颈椎疾病的重要片子。2.本案诉讼过程中，两被上诉人申请重新鉴定后，法庭曾先后三次委托重新鉴定。第一次委托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上诉人及其家属不配合鉴定机构鉴定（检查），而被退回；第二次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第三次委托浙江千麦鉴定中心金华（正路）所鉴定，均无法明确上诉人孙德健伤残与本次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3.2016年上诉人在起诉被上诉人的机动车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法院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诉人的颈椎疾病治疗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关联性进行鉴定，也因无法确定而被退回。这充分说明上诉人的颈椎损伤（伤残）与本次事故之间是否存因果关系无法确定。（三）本案被上诉人提出重新鉴定合法。鉴于上诉人委托台州求是司法鉴定所所作的鉴定存在严重的合法性问题，被上诉人孙德强于2019年5月8日向法庭申请要求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等级重新鉴定，法庭决定启动重新鉴定程序并延期开庭。尔后，被上诉人孙委会相继申请对上诉人的伤情与本次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被上诉孙委会的申请鉴定并不是如上诉人所讲超过举证期限，实际上自法庭同意被上诉人孙德强重新鉴定开始，举证期限需要重新指定（当时法庭还没有重新指定），又何来超过举证期限。（四）上诉人贻误医疗事实清楚。1.2016年6月3日，上诉人在天台县人民医院出院时医嘱建议上一级医院继续治疗，但其没有及时去治疗，直到时隔1年左右（2017年5月18日）才去武警浙江省总队嘉兴医院医疗。2.2017年5月份上诉人在武警浙江省总队嘉兴医院医疗过程中，医院建议住院手术治疗，而上诉人及家属不愿手术，自动出院。3.2017年5月31日，上诉人在武警浙江省总队嘉兴医院出院后，不选择更好的医疗机构医疗，而是在时隔3个月后选择去路途遥远医疗条件差、设备落后的甘肃省张掖人民医院医疗。上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贻误医疗导致了病情加重的事实清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上诉人主张其伤情是本次交通事故所致，但经几次鉴定均无法明确上诉人的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在上诉人不能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孙委会、孙德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孙德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方赔偿原告后续医疗费、住院护理费、出院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定残后护理费、鉴定费等合计人民币1750286.0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9日，被告孙德强为其儿子举办婚礼，安排被告孙委会驾驶浙Ｂ6××××小型轿车接送受邀请的客人，原告系被告孙德强邀请的客人。2016年5月9日9时50分许，被告孙委会驾驶浙Ｂ6××××小型轿车（搭乘原告等四人），由本县平桥镇始丰东路驶往天台城区方向，行驶至本县××镇××村路段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的由王树球驾驶的浙Ｊ5××××号中型普通客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和双方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天台县新城骨伤科专科医院就诊、检查，颈椎ＭＲＩ检查诊断意见：颈4-7椎间盘变性伴膨出或突出（颈5／6椎间盘为著）；颈椎骨质增生，头颅ＣＴ平扫未见明显异常。后被送至天台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1.颈髓损伤，2.2型糖尿病；2016年5月13日，颈椎螺旋ＣＴ扫描影像所见：颈椎曲度存在，Ｃ1-7椎体及附件未见明显骨折征象，部分椎体骨质增生，椎管未见明显狭窄，椎管内未见明显异常密度影，椎旁软组织未见肿胀，诊断结果：颈椎退行性改变；经治疗于2016年6月3日出院，出院诊断：1.颈髓损伤，2.2型糖尿病；出院时原告左侧肢体肌力ＩＶ级，右上肢肌力Ⅲ级，右下肢肌力ＩＶ级，今予转上一级医院手术治疗。原告孙德健于2016年6月28日向该院起诉要求被告孙委会、孙德强等人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护理费、保全费等损失合计39852.44元。根据被告孙委会申请，该院于2016年7月15日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主张的伤情治疗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关联性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9月14日出具的函载明：经中心法医全面审阅送检材料，根据天台县人民医院入出院诊断：1.颈髓损伤，2.2型糖尿病；未发现颈椎疾病诊断，无法完成贵院委托要求对孙德健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颈椎疾病治疗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关联性的鉴定事项；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六条第（五）款“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的”之规定，可以不予受理，将案件退回。该案经调解，各方于2016年10月9日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孙委会、孙德强共同赔偿原告孙德健除交强险无责任险12000元及车上人员险9000元外本次交通事故损失人民币16000元（含受理费、保全费），若原告孙德健因本次交通事故有后续损失，则可待该损失实际发生后再另案主张。原告于2017年4月27日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省总队嘉兴医院门诊治疗，后于2017年5月18日经该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颈椎过伸性损失（外伤性）、颈髓损伤，原告及家属不愿手术治疗要求出院于2017年5月31日办理出院手续，出院诊断：颈椎过伸性损失（外伤性）、颈髓损伤，出院医嘱建议住院手术治疗。原告于2017年8月1日经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颈脊髓损伤并截瘫（外伤性）、颅内损伤后遗症、右耳听力减退，于2017年8月12日出院，出院诊断：颈脊髓损伤并截瘫（外伤性）、颅内损伤后遗症、右耳听力减退。另原告陆续至临海市××人民医院、台州医院等医院门诊治疗或检查。为此原告共花去医疗费用14121.88元。原告于2018年5月27日向天台知音听力技术设备服务中心购买西嘉ＦＡＳＴＰ助听器一只，价格为1089元。原告于2018年5月23日自行委托台州求是司法鉴定所对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经鉴定原告因交通事故致颈脊髓损伤并截瘫（外伤性）、颅内损伤后遗症、双耳听力减退等，目前遗留偏瘫（肌力4级以下），构成道路交通事故ＩＶ（四）级伤残，目前遗留右耳中等重度听觉障碍，构成道路交通事故Ｘ（十）级伤残；误工期为100日（自损伤之日起计算），护理期为自出院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止，营养期为180天。原告又于2018年11月5日自行委托台州求是司法鉴定所对护理等级进行鉴定，经鉴定为大部分护理依赖，即二级护理等级。为此原告花去鉴定费2600元。根据被告孙德强、孙委会分别申请，该院于2019年5月31日委托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孙德健受伤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等级及原告孙德健的伤残与其原有疾病、本次交通事故分别占有多大因果关系等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7月3日出具的函载明：根据病历记载原告孙德健为颈髓损伤，并遗留左侧偏瘫症状，右侧肌力接近正常，其于2019年7月2日至本中心进行活动检查，查体见其四肢肌力Ｉ-ＩＩ级，与其病历材料及首次鉴定的情况差异较大，本中心多次与伤者及家属沟通，不予完全配合，本中心决定终止鉴定，将案件退回。该院又于2019年7月12日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继续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10月31日出具的函载明：1.经审核所有病历资料及后期补充材料，根据目前提供的鉴定材料，无法明确孙德健的伤残与原有疾病以及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多大的因果关系；2.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ＧＢ18667-2002）3.1评定原则“伤残评定应以人体伤后治疗效果为依据，认真分析残疾与事故、损伤之间的关系，实事求是的评定”之规定，因无法明确上述因果关系，无法实事求是的评定伤残等级，而护理依赖程度主要根据伤残后遗症来确定的，故决定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二）款“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终止鉴定”之规定，决定对贵院委托的鉴定事项予以终止，将案件退回。该院于2020年1月15日再次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金华（正路）所对原告受伤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等级及原告目前的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存在，参与度多少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20年5月12日出具的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目前法医检验见原告四肢肌力均明显减退，与提供的病历资料和首次鉴定的情况差异较大，无法明确原告伤残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从而无法实事求是的评定伤残等级和护理依赖等级，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决定对贵院委托的鉴定事项予以终止。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孙德强作为本案被告是否适格及承保本次交通事故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是否应列为本案被告问题？被告孙德强辩称其非本次交通事故的肇事者，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该院认为被告孙委会系接受安排为被告孙德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其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告孙德强作为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被告孙委会在无偿提供劳务时存在重大过失，故原告将孙德强作为被帮工人列为本案被告是适格的，被告孙德强这一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采纳。因承保本次交通事故肇事车辆的两保险公司已在（2016）浙1023民初3091号案件中分别在交强险无责任限额、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依法承担了赔偿责任，现被告孙德强要求将承保肇事车辆的两保险公司列为本案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采纳。二、关于原告的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被告孙委会对原告的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向该院申请司法鉴定，该院根据其申请依法委托相关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但两次因无法明确原告的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从而无法实事求是的评定伤残等级和护理依赖等级而被终止鉴定；原告主张其伤情系本次交通事故所致，在相关司法鉴定中心根据目前鉴定材料无法明确其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情况下，应由原告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但原告并未向该院提供其他相关证据，故该院对原告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法确认，对原告请求的各项赔偿项目的合理性、合法性亦无须进行审查确定，进而对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其后续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1750286.08元的诉讼请求，该院无法支持。如原告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伤情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的，则原告可以依法再次提起民事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德健对被告孙委会、孙德强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0550元，由原告孙德健负担。 在本案二审中，经上诉人申请，本院通知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金华（正路）所的鉴定人姚伟出庭接受质询。在庭询中，鉴定人对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5月12日出具的终止鉴定告知书一事进行了详细解释说明，并回答了各方当事人就该次鉴定所涉事项的提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期间，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伤情与案涉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主张其伤情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要求两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上诉人作为主张侵权责任成立的一方，应当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从现有证据来看，上诉人依据其单方委托鉴定所出具的鉴定结论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损害后果与案涉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本案之前，上诉人因交通事故于2016年6月向两被上诉人等人主张损害赔偿，在该案审理期间，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接受一审法院委托，对上诉人主张的伤情治疗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关联性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以“未发现颈椎疾病诊断，无法完成贵院委托要求对孙德健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颈椎疾病治疗与本次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关联性的鉴定事项”为由将案件退回。该案在2016年10月9日达成调解协议后，上诉人从2017年4月开始治疗，并于2019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在一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先委托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相关事项司法鉴定，该中心以伤者及家属不予完全配合为由将案件退回。此后，一审法院先后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金华（正路）所对于上诉人的行情与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进行鉴定，两家鉴定机构均以无法确定上述因果关系为由对鉴定事项予以终止。二审期间，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金华（正路）所的鉴定人就其终止鉴定事项等作了合理的解释说明。因此，本案已多次委托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均无法就上诉人主张的伤情与案涉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作出鉴定意见。在此情况下，本案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至于上诉人主张的一审程序问题，经审查，一审程序并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孙德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上诉人孙德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黎明 审 判 员 陈文杰 审 判 员 张淑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黄 磊 书 记 员 应一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