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2民终6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包梅，女，196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系受害人王忠凯妻子。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小燕，女，198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系受害人王忠凯女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劭健，江西太阳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喜生，男，1970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安，江西三人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永样，男，1956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忠赐，男，195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训林，男，195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诉人王包梅、王小燕、汪喜生因与被上诉人洪永样、王忠赐、江训林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20）赣0203民初1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包梅、王小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劭建，上诉人汪喜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安，被上诉人洪永样、王忠赐、江训林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包梅、王小燕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汪喜生赔偿其各项损失847536.28元，比一审判决汪喜生赔偿款增加612530.8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汪喜生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以举证不充分为由未支持上诉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发生的交通、食宿、误工费12000元，与事实和情理不符。本案受害人王忠凯为外来景德镇市打工人员，其死亡后，许多老家亲属到景德镇市办理其丧葬事宜，必然发生交通、食宿及误工费用，虽然没有提供票据，但是该损失属于必然发生且已经发生的损失，上诉人在一审中对该项损失提出12000元的诉请，合情合理合法却未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酌情予以增加。2、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汪喜生与被上诉人洪永样、王忠赐、江训林、受害人王忠凯为承揽关系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洪永样、王忠赐、江训林、受害人王忠凯之间应当为劳务关系，而不是承揽关系。首先，上述人员均为普通提供劳力的农民工，且汪喜生提供的工资也就是打墙及清运垃圾，并非复杂的建设工程或含有较高技术内容的工作，完全是一种提供劳力就能够完成的工作。其次，被上诉人汪喜生工作场所的提供者，一般来说，承揽工作都是由承揽人自行完成工作，工作场所由承揽人自行确定而非由定作人提供。再次，劳务费金额都是被上诉人汪喜生与被上诉人洪永样、王忠赐、江训林、受害人王忠凯共同商定的，是根据工作量的增加通过两次加价最终才确定的。最后，提供报酬的人是被上诉人汪喜生，认定被上诉人洪永样、江训林与被上诉人王忠赐、受害人王忠凯之间为承揽关系是错误的，他们都是同为被上诉人汪喜生提供劳力的人，而不是定作人与承揽人的关系。3、本案应由被上诉人汪喜生一方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洪永样、江训林作为提供劳务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汪喜生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如提供的工作场所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能提示风险、未能提供安全防护网用具、多次到工作现场却未能尽到指挥监督责任等等。汪喜生答辩称，1、上诉人王包梅、王小燕要求汪喜生赔偿全部的各项的经济损失847536.28元，其上诉请求不成立，无事实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王包梅、王小燕在一审中未提供办理丧葬事宜发生的交通、食宿和误工费12000元的证据，在法律上来讲视为不能举证，因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没有支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3、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承揽法律关系，该认定事实是清楚的，但是适用法律有错误，对赔偿责任的划分不恰当，应当依法予以改判。根据法律的规定，承揽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的区别，主要是看是提供劳动的这一方交付的是劳动成果，还是提供劳务活动的过程，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而不是像上诉人在事实理由里面所说的，他提供劳动的人身份是不是农民工？工作是不是复杂？是否有较高的技术内容，负责工作场所是由哪一方来提供？付款人是谁？是否是双方共同商定？跟这些活动都没有关系，关键是看他们是交付劳动成果还是提供劳务活动过程，而不是跟这些活动有关系，这是他们承揽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别。4、王忠赐用6米的钢管推倒3米的墙，这是本案的关键的焦点，也是他让他弟弟致命死亡的主要作用，我认为他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并赔偿我个人损失，追究其刑事责任。洪永样答辩称：事发当天下午加300元打墙是5个人都在场协商，汪喜生也在场。汪喜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汪喜生不承担被上诉人王包梅、王小燕因王忠凯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王包梅、王小燕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系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承揽人与定做人是一种合同关系，双方依据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互相承担的是一种合同责任，承揽人如在工作当中受伤或者死亡，因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债权的范围，定作人不负有赔偿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当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将具有危险作业的墙体拆除工作交给了无安全施工资质的个人被告洪永样来完成，在选任上存在过失；基于该过失，被告洪永样与共同承揽人江训林又将部分工作交付给仍无建筑施工资质的王忠凯、王忠赐完成，因此，被告洪永样和江训林在选择上也存在过失，且该过失与汪喜生的选任过失存在因果关系”，该认定与本案事实不符。首先，承揽人洪永样是以帮人拆墙和清运垃圾施工为常业的。其次，拆墙施工的地点是在一层房屋的店铺内，非危险高空作业，且墙高不超过4米，施工费也仅为3400元。再次，被上诉人方也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该拆墙和清运垃圾工作也需要相关的资质要求。王忠凯在工作过程当中受伤死亡，系其在与被上诉人王忠赐施工过程当中违反操作规程，他打墙的时候是从下往上的，导致墙体坍塌，墙体坍塌的墙体碰到了脚手架，导致墙脚手架翻倒了，站在上面的王忠凯倒下来碰伤了头，结果抢救无效死亡，他们自身具有重大的过错，造成了本案的结果，与上诉人汪喜生选任过失无关。依照法律规定，上诉人汪喜生不应该对王忠志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王包梅、王小燕答辩称，我们坚持我们的上诉理由，我们认为汪喜生与其他4人即王忠赐、王忠凯、洪永样、江训林为劳务关系，而非承揽关系，理由就是我们上诉理由。洪永样答辩称，汪喜生他是老板是雇主，出了事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他叫了我和江训林去谈打墙的价格，我们两个人做不下来，就让我们叫其他人一起来做，第一次我叫了江训林来，打了半个小时发现有根横梁，然后就叫汪喜生来看，三人商议加了500元，到了中午我们又和汪喜生说需要叫过人来打墙，汪喜生就说再叫人来把墙打了，是汪喜生叫我叫人的。王忠赐答辩称，1、在我们打墙的时候未要求汪喜生提供安全措施是我们的过错，但我弟弟王忠凯以死亡的代价为其承担了最大的后果。2、汪喜生未提供安全帽，也未在约4米高的墙体下安装防护网，只是在口头上讲注意安全，并未付于行动。3、在1米多点的脚手架摔下，按常理来讲不会致人死亡，而是头碰撞在一块石头上致命，这次死亡纯属巧合意外，并不是我方打墙的直接原因。江训林答辩称，1、我与汪喜生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或口头承诺属《承揽合同》。2、景德镇市自由劳动力市场很多，都是靠临时被雇佣为主，我们工友们都是互相关心。互相介绍、互相帮忙做事的，共享劳动成果。3、我和洪永样、王忠赐、受害人王忠凯都是卖苦力的农民工，都是帮汪喜生打墙清运垃圾的脏活，并非技术含量的建设工程，是提供劳力就能完成的工作。4、劳务费是上诉人汪喜生与洪永样、江训林、王忠赐、受害人王忠凯共同一起商定的，并根据工作量的增加通过两次加价，最终商定的。提供报酬的人是汪喜生，本案认定我与洪永样、王忠赐、受害人王忠凯之间属承揽关系错误的，我们都是同为汪喜生提供劳力的人而不是定作人与承揽人的关系。王包梅、王小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汪喜生赔偿两原告因王忠凯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医疗费3259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40元、营养费400元、误工费1200元、护理费2400元、交通费120元、死亡赔偿金73092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食宿、误工费12000元，共计86566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汪喜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汪喜生系景德镇市太白园古镇停车场处四间店面的承租者。2019年6月23日，因店内相隔的三堵墙体需打通，被告汪喜生联系到被告洪永样，将该打墙及垃圾清运工作交给被告洪永样承接。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口头约定价格最初为2600元，后因工作量增加，分别增加了500元和300元，最终为3400元。被告洪永样承接工作后，联系了被告江训林，并于当天上午两人一起开始工作，期间被告洪永样租借了脚手架等工具。至中午时分，因身体原因，两人商议后，由被告江训林联系了王忠凯前来工作，王忠凯同时联系了其兄被告王忠赐一起到来。四人经口头商议，被告洪永样将剩余未打两面墙的打墙工作交给王忠凯和被告王忠赐负责完成，不含垃圾清运，价格为900元，后因工作量增加，增加为1200元。之后，被告洪永样、江训林离开，王忠凯和被告王忠赐在店内进行打墙。当天15时许，两人工作过程中，由于采取自下往上的打墙方式，墙体落下时碰撞到王忠凯站立的脚手架，致脚手架倾倒，王忠凯摔下头部受伤。受伤后，王忠凯被送至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后因抢救无效，于2019年6月30日死亡，住院8天。死亡主要原因诊断为：创伤性脑疝、呼吸循环衰竭、双侧颞叶脑挫伤出血、双侧颞顶部硬膜下出血、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侧颞顶骨骨折、颅底开放性骨折。两原告系王忠凯近亲属，事故发生后，因与被告汪喜生就赔偿一事协商未果，由此诉至本院。受害人王忠凯系农村户籍，2013年起其一直居住工作在景德镇市，超过一年，两原告经济损失按城镇标准计算，现已查明的有：1.医疗费81051.42元（按医疗费、急救费、购药费票据金额计算，即74797.42＋240＋20＋999×6＝81051.42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640元（住院8天，按每天80元计算）。3.营养费400元（住院8天，按每天50元计算）。4.误工费1078.86元（住院8天，王忠凯从事建筑业，其未能举证证明近三年来的平均收入状况，参照江西省2019年度统计数据中城镇私营单位建筑业年平均工资49223元计算，即8×49223÷365＝1078.86元）。5.护理费1200元（住院8天，按每天150元计算）。6.交通费120元（住院8天，按每天15元计算）。7.死亡赔偿金730920元（按照江西省2019年度统计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46元/年确定，王忠凯，1963年2月28日出生，年龄56岁，计算20年，即36546×20＝730920元）。8.精神抚慰金50000元（结合损害后果酌定）。9.丧葬费35386元（结合两原告诉请，按照江西省2018年度统计数据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0772元/年确定，以6个月计算，即70772×6÷12＝35386元）。以上共计900796.28元，其中被告汪喜生已付医疗费62260元、丧葬费3000元，合计6526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有：1.受害人王忠凯与各被告之间在本次工作活动中的法律关系；2.在该法律关系下，被告汪喜生对王忠凯死亡损害后果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第一点，双方争议的工作关系为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法律上，此两种工作关系的主要区别在于，定作人或接受劳务一方安排工作，承揽人或提供劳务一方接受并从事工作后，前者定作人合同目的表现于对工作成果的要求，后者接受劳务一方合同目的表现于对工作过程的要求。本案中，被告汪喜生将打墙及垃圾清运工作交付给被告洪永样完成，被告汪喜生的合同目的表现为对三面阻隔墙拆除这一工作成果，而对如何拆除、工具使用、人员安排等工作过程均无实质要求，因此被告汪喜生与被告洪永样之间的工作关系应属承揽关系。被告洪永样接受工作后，找来被告江训林一起工作，两人之间无工作成果和工作过程的要求，为共同承揽人。两人工作过程中，找来王忠凯和被告王忠赐，将剩余两面墙的打墙工作交由王忠凯和被告王忠赐完成，其合同目的亦表现于对剩余两面墙拆除这一工作成果的要求，按上述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分，被告洪永样、江训林与王忠凯和被告王忠赐之间仍属承揽关系，王忠凯与被告王忠赐为共同承揽人。对于第二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汪喜生将具有危险作业的墙体拆除工作交付给无安全施工资质的个人被告洪永样完成，其在选任上存在过失；基于该过失，被告洪永样与共同承揽人被告江训林又将部分工作交付给仍无建筑施工资质的王忠凯和被告王忠赐完成，因此，被告洪永样和江训林在选任上也存在过失，且该过失与被告汪喜生的选任过失存在因果关联。现王忠凯在工作过程中受伤死亡，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汪喜生和被告洪永样、江训林在各自的选任上存在过失，故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被告汪喜生的责任，考虑到王忠凯和被告王忠赐工作中自身亦存在安全防范上的过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按1/3确定；对于被告洪永样、江训林的责任，由于两原告放弃赔偿请求，故本案中不作划分。被告汪喜生前期已付费用，一并处理，相应扣除。综上，两原告诉请理由成立，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两原告另诉请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食宿、误工费12000元，以及需两人护理的费用，因未能提供相关票据及证明，举证不充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汪喜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王包梅、王小燕因王忠凯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235005.43元（900796.28×1/3－65260＝235005.43元）；二、驳回原告王包梅、王小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828元，原告王包梅、王小燕共同承担3517元，被告汪喜生承担1311元。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根据一审庭审查明、一审中汪喜生提供的景德镇市公安局珠山分局太白园派出所对汪喜生、洪永样、江训林、王忠赐、刘晓平、王国发的询问笔录及二审对各方当事人的核实，查明事实：事发当天，汪喜生将三堵墙的打通及清运垃圾工作交由洪永样完成，当时谈好价钱为2600元，洪永样联系江训林一起做事，打墙过程中，发现有一根横梁比较难打，就联系了汪喜生要求加钱，后谈好增加500元。上午基本完成了一堵墙的工作量，因洪永样、江训林年纪较大，感觉吃不消，两人决定找人来完成剩余的两堵墙，于是江训林电话联系了受害人王忠凯，下午王忠凯及王忠赐兄弟俩来到现场，与洪永样、江训林谈好打两堵墙的工钱900元。在王忠凯打墙过程中，又发现有根横梁，感觉工作量大，认为900元做不下来，于是要求增加工钱500元。上诉人王包梅、王小燕、被上诉人洪永样、王忠赐、江训林均述称当时汪喜生来到了现场，谈好增加300元，上诉人汪喜生述称自己当时并未到现场，是洪永样电话联系他的，在电话中同意增加300元。王忠凯及王忠赐只负责完成打通两堵墙的工作，现场垃圾的清运工作约定了由洪永样、江训林完成，洪永样、江训林述称，一堵墙的垃圾清运大约需要两车，一车垃圾需要费用220元，三堵墙清运费用需要1320元。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2、上诉人王包梅、王小燕主张的因办理丧葬事宜发生的交通、食宿、误工费12000元是否支持。关于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上诉人王包梅、王小燕、被上诉人洪永样、王忠赐、江训林主张本案为劳务关系，上诉人汪喜生主张本案为承揽关系。承揽关系指一方按照另一方的要求完成一定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另一方接受该工作成果并给付一定报酬的合同关系。劳务关系指根据双方约定，一方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合同关系。因此，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的主要区别在于，承揽合同关注的是工作成果，承揽人完成工作具有独立性，与定作人之间不存在支配与服从关系。劳务关系是指劳动者提供劳动力，双方形成劳动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本案中，上诉人汪喜生将店内的三堵墙的拆除及垃圾清运工作交由被上诉人洪永样完成，而对如何拆除、工具使用、人员安排等工作过程均无实质要求。在工作过程中，洪永样租借了脚手架，叫来了江训林一起完成，使用自己带来的工具进行墙体拆除工作，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洪永样、江训林为共同承揽人。洪永样、江训林在完成一堵墙的拆除工作量后，由于体力及身体原因，又找来王忠凯和王忠赐，将剩余两堵墙的打墙工作交由王忠凯和被告王忠赐完成，其合同目的亦表现于对剩余两堵墙拆除这一工作成果的要求，洪永样、江训林、王忠凯、王忠赐应为共同承揽人。故上诉人王包梅、王小燕主张劳务关系不成立，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拆墙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和专业性，要完成此项工作，负责拆墙的人必须凭一定的专业技术确保所拆房屋的安全，独立完成，然后将工作成果交给汪喜生。虽然法律上对此工作性质未有明确的资质要求，但上诉人汪喜生将此项工作交由60多岁的老年人来完成施工，对可能存在的危险及安全隐患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显然存在一定的选任过失。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法律关系及本案事实，对承揽关系的认定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王包梅、王小燕主张的因办理丧葬事宜发生的交通、食宿、误工费12000元是否支持。受害人王忠凯死亡后，可能因办理丧葬事宜导致亲属发生一定的交通、食宿等费用，但上诉人王包梅、王小燕对此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实际发生的费用金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未予支持该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包梅、王小燕及上诉人汪喜生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73元，由上诉人王包梅、王小燕负担3562元，上诉人汪喜生负担131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亮常审判员  欧阳国审判员  余 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冯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