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42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江龙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土桥社区桂花南街。法定代表人：李芸，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翟启俊，男，1968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成贵，男，196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浩基，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子豪，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李芸，女，196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上诉人南京江龙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龙公司）、翟启俊因与被上诉人倪成贵，原审被告李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5民初16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龙公司、翟启俊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仅偿还借款本金18425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倪成贵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部分事实未能查清。2016年12月24日，江龙公司、翟启俊与倪成贵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协议中只约定了倪成贵进行投资后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享受经营利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书》“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系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讼争款项系倪成贵的投资款，并非借款。倪成贵分批次以转款和房租的形式完成了三十万元的投资。在此期间，翟启俊以微信转账方式共归还115750元，应当从30万元本金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未认定上诉人所归还的款项错误的。2.案涉协议中并未约定投资款的利息，倪成贵主张支付利息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中约定的利益分配额系利息性质，违背当事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得到支持。倪成贵辨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是正确的。案涉协议书约定倪成贵每年享受12万元分红款实际上就是利息。每年12万元分红款，实际超出了30万元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24%认定本案借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翟启俊一审中所举证的所谓还款与本案讼争借款没有关联性，该部分款项系对双方共同从平安普惠贷款10万元中翟启俊所实际使用部分的还款。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芸陈述，其同意江龙公司、翟启俊的意见。倪成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其与江龙公司、翟启俊、李芸于2018年12月24日签署的《协议书》，江龙公司、翟启俊、李芸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1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至2019年10月31日为144000元）；2.江龙公司、翟启俊、李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起，倪成贵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陆续向翟启俊转账，于2016年1月26日转账15000元，于2016年2月2日转账30000元，于2016年3月7日转账40000元，于2016年5月20日转账15000元，于2016年9月6日转账30000元，于2016年10月17日转账5000元，于2016年10月22日转账97000元。2016年1月21日，倪成贵另通过其工商银行账户向翟启俊转账15000元。同年10月29日，倪成贵亦通过该银行账户为翟启俊支付房租50000元。2016年12月24日，倪成贵（乙方）与翟启俊、江龙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出资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入股江龙公司，在2016年10月31号之前资金全部到位。二、2017年1月1号前，甲方所有债权、债务与乙方无关，由甲方自行承担，双方合作时间从2017年1月1日后开始计算。三、甲乙双方的权益。（1）甲方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有充分自主权，乙方不得无故干涉甲方的日常管理。（2）乙方由于其他原因，不直接参与公司管理，但公司的账目、生产成本、工资增减、人员增减、设备增加，乙方有知情权、建议权，甲方应予以配合告知。四、利润分配。乙方投资30万元，在年产值达300万或不足300万时甲方应付乙方12万元/每年，每年农历年底结清。随着时间推移和经营发展，如年产值超300万元时，资金可能出现短缺，需投资时，甲乙双方应同时相等投入，投入所增加的销售收入，乙方按4%参与分配，如乙方由于种种原因不再投入，所增加的销售收入则乙方不再参与再分配，仍然以每年12万元参与分配……六、乙方出资30万元为干股，若干年后如甲方由于种种原因，不愿经营该公司，乙方股金30万元甲方应及时退还给乙方。七、以上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可补充增加，经协商后增加部分视同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即刻生效。”协议落款处甲方位置载有：“甲方（盖章）……法人代表签字……”江龙公司在该位置加盖公章，翟启俊、李芸均在该处签名。2018年12月4日，双方协议调整每年的利润分配金额为8万元，并在协议书上备注“从2018年开始，每年支付倪成贵人民币捌万元正。”同日，江龙公司、李芸、翟启俊向倪成贵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倪成贵投资款叁拾万元正。”2019年8月19日，翟启俊向倪成贵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倪成贵人民币壹拾肆万元（2017年和2018年两年分红款）。其中肆万元2019年8月31日前付给倪成贵，余款2019年12月30日前付清。”2019年2月3日，翟启俊向倪成贵支付分红款6万元。另，倪成贵曾向翟启俊发送其账本照片。账本中载有：“9月6号晚汇3万元（农行），南京银行2万，计5万；9月8号汇2万（南京银行），9月10号汇1万（南京银行），10月16号晚汇5000元（农行），10月23左右在东山农行转97000元（平安惠普贷10万元，二人各5万，每月还1850元）。”一审庭审中，倪成贵还提交了其南京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其于2016年9月6日、9月8日和9月10日向翟启俊转账3笔，金额分别为20000元、20000元、10000元。对于该份证据，翟启俊先于一审庭审中表示不予认可，后又称记不清楚。经一审法院要求，翟启俊于一审庭后查询了其本人银行账户，确认其于2016年9月6日收到一笔20000元的款项，于2016年9月8日收到一笔20000元的款项，于2016年9月10日收到一笔10000元的款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倪成贵于2016年9月6日、2016年9月8日、2016年9月10日通过其南京银行账户向翟启俊转账5万元。翟启俊于一审庭审中提交了其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其已陆续归还倪成贵十余万元。具体付款时间和金额为：2016年3月30日5000元、2016年7月29日2000元、2016年7月30日3000元、2016年11月22日1850元、2017年1月26日5000元、2017年2月20日5850元、2017年3月21日1850元、2017年4月21日1850元、2017年5月22日1850元、2017年6月22日1850元、2017年7月22日1850元、2017年8月21日1850元、2017年9月22日1850元、2017年10月20日1850元、2017年11月22日1850元、2017年12月22日1850元、2018年1月20日1850元、2018年3月21日3700元、2018年4月22日1850元、2018年5月22日1850元、2018年6月21日1850元、2018年8月22日3700元、2018年9月21日1850元、2018年10月23日1850元、2018年11月22日1850元、2018年12月20日1850元、2019年1月21日1850元、2019年3月27日3700元、2019年4月27日1850元。倪成贵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倪成贵陈述：因资金需要，其与翟启俊约定以其名义共同通过平安普惠贷款10万元，二人各占一半，其享有的5万元作为协议书项下的投资款，翟启俊的5万元由翟启俊承担相应本息，于每月将应还本息1850元支付给其，由其代为还款；平安普惠实际下款97000元，即为其2016年10月22日通过农行转账给翟启俊的97000元；差额3000元为平安普惠预扣的贷款手续费，翟启俊当时也同意承担该3000元费用；2016年11月至2019年4月期间，所有金额为1850元和3700元的付款均系翟启俊向平安普惠偿还5万元贷款本息，3700元系两个月的应付本息。对此，翟启俊陈述：二人确实共同从平安普惠贷款97000元；倪成贵向其转账97000元后，称资金不够用又取回了一半；因此该97000元中仅有48500元为投资款，另48500元其已返还给倪成贵，系倪成贵自行使用。对翟启俊提交的该组证据，一审法院认证如下：亦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倪成贵于2016年10月22日向翟启俊转账的97000元中多少为案涉协议书项下款项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翟启俊称其将48500元返还给倪成贵，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翟启俊提交的倪成贵的账本可以确认，倪成贵与翟启俊约定共同向平安普惠贷款10万元，二人各5万，每月还1850元。虽然平安普惠实际放款97000元，但因案涉协议书系在所有款项交付完毕之后签署，故根据倪成贵向翟启俊转账支付的其他款项金额，以及协议书约定的投资金额，可以计算得出二人实际系将该97000元中的50000元纳入了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款。关于该组证据中翟启俊向倪成贵支付的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问题。翟启俊称97000元中其已交还48500元给倪成贵，另48500元为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款。但翟启俊自收到该97000元转账的次月起，即按照每月1850元的固定金额向倪成贵付款。一审庭审中，翟启俊本人亦陈述1850元既包括本金也包括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协议书于2016年12月签订，翟启俊自2016年11月起即开始按月归还本息，该行为恰恰可以证明其归还的本金并不属于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款。倪成贵陈述翟启俊按照每月1850元的金额向其转账，系为了通过其账户偿还平安普惠的贷款本息。因该陈述能够合理解释翟启俊的付款行为，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此，翟启俊提交的该组证据中金额为1850元和37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应计作案涉协议书项下款项的返还。2016年3月30日的5000元、2016年7月29日的2000元、2016年7月30日的3000元、2017年1月26日的5000元及2017年2月20日的5850元，一审法院认为亦与本案无关。因为以上款项的支付时间均在翟启俊和江龙公司向倪成贵出具案涉收条和欠条之前，但根据收条和欠条的内容可知，江龙公司和翟启俊确认截至2018年12月4日收到投资款30万元，截至2019年8月19日欠付分红款14万元。即，出具收条和欠条时，江龙公司和翟启俊并不认为上述已付款项系返还案涉投资款或支付协议书约定的分红。且翟启俊和倪成贵之间确实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收条和欠条可以证明双方已对翟启俊支付的上述款项与协议书项下的投资款及分红无关达成合意。因该部分款项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一审法院于本案中不予理涉，双方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可另案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的性质应当根据合同权利及合同义务的内容进行认定。案涉协议书虽然约定倪成贵出资入股江龙公司，但江龙公司的登记股东并未进行相应的变更，且协议书约定倪成贵每年取得固定金额的收益，并可在退出时全额收回出资股金。由此可知，在案涉合同关系中，倪成贵提供资金，不承担江龙公司的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货币作为收益，符合借贷关系的实质特征。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书的性质实为借款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利润分配实为借款利息。关于合同主体，倪成贵主张翟启俊、江龙公司、李芸为共同借款人。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首部载明合同甲方为翟启俊和江龙公司，虽然合同落款处甲方位置有李芸的签名，但李芸系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合同落款处亦有“法人代表签字”一栏。故，倪成贵主张李芸为共同借款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李芸在协议书上签名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其个人与江龙公司、翟启俊共同承担合同义务，而非作为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名。案涉收条亦是如此。但倪成贵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虽然江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于2018年8月变更为李芸，但倪成贵确认案涉协议书系双方于2018年李芸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重新签署。倪成贵同时确认，其要求李芸在协议书上签名的原因即为李芸系江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为江龙公司和翟启俊。倪成贵主张李芸与江龙公司、翟启俊为共同借款人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双方约定，江龙公司、翟启俊应于2017年农历年底向倪成贵支付12万元，于2018年农历年底支付8万元。但翟启俊仅于2019年2月3日向倪成贵转账6万元。2019年8月19日，翟启俊和江龙公司向倪成贵出具欠条，承诺欠付的14万元于2019年8月31日支付4万元，于2019年12月30日支付10万元。但翟启俊和江龙公司亦未按期付款。因此，翟启俊和江龙公司的行为已经表明其不履行合同义务，倪成贵现依法有权主张取回本金30万元。根据协议书的约定，2017年的利息为12万元，2018年的利息为8万元，均超过了以3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结果。倪成贵主张利息自2017年1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日，案涉借款利息应为152600元（300000元×24%÷360天×763天）。2019年2月3日，翟启俊向倪成贵支付分红款6万元，抵充应付利息后，截至该日还欠利息92600元。自2017年2月3日至2019年10月31日，应付利息为54200元（300000元×24%÷360天×271天）。故，计算至2019年10月31日，应付利息共计146800元。倪成贵主张截至该日的利息为144000元并未加重债务人的负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自2019年11月1日起，翟启俊、江龙公司应继续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借款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江龙公司、翟启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倪成贵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截至2019年10月31日的利息为144000元，自2019年11月1日起，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倪成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应收案件受理费796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10980元，由江龙公司、翟启俊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为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经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30万元款项性质是否为借款；2.如案涉30万元系借款，利息应如何认定；3.翟启俊所主张的向倪成贵微信转账款项是否系对本案讼争借款的还款。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出借人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应当对款项交付及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倪成贵向翟启俊交付30万元不持争议。根据倪成贵与江龙公司、翟启俊签订的《协议书》，虽然约定倪成贵出资入股江龙公司，但江龙公司的登记股东并未进行相应的变更，亦未提交进行增资扩股的相关证据，而协议书约定倪成贵每年取得固定金额的收益，并可在退出时全额收回出资股金，不承担江龙公司的经营风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借贷关系法律特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书的性质实为借款合同，并无不当之处。江龙公司、翟启俊辩称其与倪成贵不存在借贷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借款利息如何认定的问题，案涉《协议书》约定倪成贵应获取的固定收益为2017年12万元、2018年8万元，该收益是江龙公司、翟启俊按约应向倪成贵支付30万元的资金使用成本，实质上即指借款利息，但该固定收益金额均超过了未付月息按2%计算的司法保护上限，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利息按照月息2%计算，并无不妥。江龙公司、翟启俊上诉称案涉借款未约定利息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翟启俊主张的其向倪成贵以微信转账方式转账款项是否系对本案借款还款的问题，根据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倪成贵与翟启俊约定由倪成贵向案外人平安普惠贷款10万元，由倪成贵将前述贷款实际获得的9.7万元转账给翟启俊，二人并约定由翟启俊负责偿还其中5万元，每月还款1850元，而翟启俊向倪成贵以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的款项中金额为1850元或者1850元的两倍金额即3700元的款项，与前述翟启俊应按约偿还的5万元贷款每月还款额相符，故与本案讼争30万元借款缺乏关联性，不能认定系对本案借款的还款。关于翟启俊向倪成贵微信转账的5笔款项合计20850元发生于2017年2月20日之前，而翟启俊向倪成贵出具欠付分红款14万元欠条的时间为2019年8月19日，结合二人之间尚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且翟启俊二审陈述其对实际使用的贷款款项并未全部清偿等事实，故一审法院对该20850元未予认定为本案借款的还款，亦无不当。综上，江龙公司、翟启俊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33元，由江龙公司、翟启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永刚审判员  夏奇海审判员  陈 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刘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