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26民终16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男，1964年8月14日出生，壮族，云南省富宁县人，住云南省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宇，富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宁县新华镇文华社区金陵村小组。住所地：云南省富宁县新华镇文华社区金陵村。负责人：季艳华，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礼，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华欢，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何某因与被上诉人富宁县新华镇文华社区金陵村小组（以下简称金陵村小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2020）云2628民初96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和调解。上诉人何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宇，被上诉人金陵村小组的负责人季艳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礼、叶华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某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2020）云2628民初960号民事裁定，改判由金陵村小组补发何某应得集体分红利400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裁定错误。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时，何某户共有四个人，分得四个人的承包地，其中哥哥何良自己分得一份田地，何某分得一份田地，弟弟何富和母亲作为一户分得一份。因母亲韦瑞艳以前是有职务的，在1951年被划为“小姐派”，所以开除公职回家务农，故韦瑞艳才在1982年分得土地。1984年落实政策，韦瑞艳又恢复工作，因此母亲土地被集体收回，这是无可争议的。1982年至1984年期间，何某虽然和母亲是一户，但何某1983年被劳教，期间母亲平反落实政策把农业户口变更为“非农业”户口。1984年6月30日富宁县【1984】48号文件明确指出“何某，男，19岁，1983年8月被劳教二年，得劳教期满回家后，再办理落粮落户。”因此，何某1985年8月回家，富宁县公安局并没有给何某办理落为“非农业”。一审中，金陵村小组虽然提交了《富宁县公安局户口登记簿》，该登记簿没有具体的填表日期，上方有人为笔写“何某第二次落户，87.12.31再次落街办事处”，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根本不是出自公安人员手笔，且登记簿上注明“何某，籍贯广南”，而何某一直成长在富宁，故该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一审没有公平公正审理。何某1985年8月回家后一直耕种自己的田地，1990年何某再次被劳教，也就在这年，村小组没收何某的承包地，最主要是新城区开发后，政府征用了何某的土地，并由村小组签收了土地补偿款。至此，何某彻头彻尾变成“黑人黑户”，而村小组认为何某是“非农业户”，但多年来没有享有“非农户”政策，村小组没有依法定程序没收何某的土地也是违法的。从1997年至2017年期间，村小组先后将集体资金发放给其他村民，平均个人应得40000.00元，为此金陵小组侵害了何某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二审审查后改判。金陵村小组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何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是：首先，何某自1984年7月10日起就不再是金陵村小组成员是不争的事实。何某母亲韦瑞艳1984年落实政策时，为了恢复工作资格，享受离休待遇，主动将户内承包地交还村小组，并于1984年7月10日带着尚未成年的何某和何富，将户籍从金陵村小组迁出，迁入新华街道办事处金陵街75号，据此何某的户籍不再属于金陵村小组，也没在金陵村居住生活，不再是金陵村小组成员，也不享有该村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987年12月31日，何某成家，从母亲户内迁出后再次落户街道办事处。因此，何某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主体资格。其次，一审时金陵村小组提交的《富宁县公安局公共户口登记簿》是富宁县新华镇派出所出具的有效证据，印证何某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019年5月26日，何某伙同隆胜立骗取权证登记机关办理了承包经营权证书，现该证书已被政府撤销。综上，何某不具备金陵村小组成员资格，一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何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补发给何某应得集体分发红利40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金陵村小组负担。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是指侵害集体成员就集体所有财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以及集体财产进行管理决策的权益所引发的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主要是指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具有法定性、综合性、专属性。本案中，何某一户原系金陵村小组成员，但1984年7月10日因政策原因何某随母亲韦瑞艳办理农转非手续，将其户口迁至街道办事处金陵街**，自此成为居民户。庭审中，虽然何某主张金陵小组没收其承包地且其本人并未落户为“非农业户”，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同时，何某并无证据证明其随母亲办理农转非手续后，金陵小组仍继续发包承包地给何某耕种。因此，何某自1984年7月10日起便不再是金陵村小组成员，即不再享有金陵村小组成员权益，其不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故其不是本案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的适格主体。裁定：驳回何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800.00元，不予收取。本案二审审理期间，金陵村小组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何某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入股收据》和《入户手册》，用以证明：2013年5月20日金陵村小组收取了何某户的入股金600.00元及办理了入户手册，证明金陵村小组认可何某户为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组证据：《农村户户口登记簿》，以证明：何某户为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1981年、1987年何某的户户口均为农业户口。/div>经质证，金陵村小组对《入户手册》不认可，认为该手册是打印的，没有任何人的签章、没有任何人的签字，是机器打印出来的，该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对待证的事实也不认可；对《入股收据》的真实性认可，收据是村小组因为集体的土地被其他村委会侵占，因没有钱打公司，村民自愿入股，当时有两户人家不是我们村集体的人员，只是一条街的，一个是曾元刚，一个是何某，是他们自愿帮助村小组打官司入股的，所以村小组收了他们的入股钱，该证据不能证明何某的待证观点；对1981年的农村户户口登记簿的真实性认可，这个是在何某转为居民户之前的登记，1981年他是农村户口，在1984年7月10日是转为非农户口，该证据只能证明何某在农转非之前是农民情况，1984年7月10日以后其已经农转非，该证据无法证明何某一直是农村户口；1987年农村户户口登记簿是何良户口，瑞艳变更为农转非时，应政府要求只可以带未婚子女一起办理，但当年何良已经成家，因此何良户没有跟随韦瑞艳转为居民户口，该份登记簿就是韦瑞艳、何某、何富农转非后何良的单户的户户口登记簿，该登记上字体可以见，何某与何良、余艳超，何晓争的字体不一致，书写的笔迹颜色也不一致，显然是后续添加和人为修改过，二审应结合何某提交的户户口登记簿进行认定。/div>本院认为，何某提交的《入户手册》系打印体，没有村小组的签章和何某本人的签字按印，不能证实其证明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提交的《入股收据》虽然金陵村小组收到何某600.00元是事实，但金陵村小组称是何某作为外人自愿交的，而何某称是村小组叫其交的，双方各说不一，结合何某对金陵村小组另外二次入股情况不清楚也未参与的事实，仅凭《入股收据》不能证明金陵村小组认可何某为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院不予采信；提交的1981年《公共户户口登记簿》，陵村小组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予以采信，至于是否能证实何某一直都是金陵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评判；提交的《农村户户口登记簿金陵街》这份证据，方面，该证据是复印件，在复印件上“87.3.1”日期，何某委托代理人认可是其写的，另一方面，该登记簿上登记的户主是何良，何某对为什么会成为何良户的一员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本院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是：何某于1964年8月14日出生，于1986年结婚，其身份证住址为富宁县，属于居民户。其母亲韦瑞艳之前有公职，1951年被划为“小姐派”，被开除公职回金陵村小组务农。在1982年，以韦瑞艳为户主，何良、何某、何富为家庭成员承包分得金陵村小组土地耕种。在1981年何某及其母亲、哥哥何良、弟弟何富均未农业户口。1984年6月30日，韦瑞艳因落实政策给予平反，恢复公职，落粮落户，按有关规定办理了离休手续，以韦瑞艳为户主的承包地被金陵村小组收回后承包给何某的哥哥何良。在中共富宁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落发【1984】48号文件中明确：“根据州委（82）23号文件规定，同意其子何某，男，19岁，（于1983年8月送丘北新沟农场劳教二年，待劳教期满回家后，再办理落粮落户）；何富，男，17岁，跟随韦瑞艳同志落粮落户，从1984年7月份起，由县医院给予办理。”富宁县公安局公共户户口登记簿中记载韦瑞艳、富、何某于1984年7月10日迁入街道办事处金陵街75号。2020年5月20日，富宁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向何某送达了《富宁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关于依法收回告知书》，内容为：“经金陵村小组群众举报，我局查实，你户在申请××你××对××村小组那响三角田地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对村集体未发包的集体土地存在虚假申报违法侵占集体土地的行为。现本机关就拟报富宁县人民政府公告作废，并依法注销已向你发放的编号ＮＯ.Ｄ5326280031980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事向你进行告知，请你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2日内将编号ＮＯ.Ｄ5326280031980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交回富宁县农村土地确权办公室。”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何某是否是金陵村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主体是否适格，是否应驳回其起诉。本院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是指以集体所有权为基础的集体成员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对集体财产享有集体所有权，这是集体成员权益产生、存在和行使的依据。本案中，何某主张应得金陵村小组分发红利40000.00元的前提，是何某要具有金陵村小组成员身份，即何某是金陵村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要判断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要从户口、土地承包、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等情况予以界定。经审查，首先，从户口看。何某母亲韦瑞艳在1951年前是有公职的人员，在1951年被划为“小姐派”开除公职回到金陵村小组务农。何某于1964年8月14日出生于金陵村小组，其与母亲韦瑞艳、哥哥何良、弟弟何富为一户，在1982年时以其母亲为户主承包了金陵村小组的土地耕种，何某及其母亲曾经是金陵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事实，但在1984年，其母亲韦瑞艳因落实政策被平反，政府准予恢复公职并办理离休手续，落粮落户，从农业人口转为居民人口，而何某及其弟弟何富当时尚未成年，是以母亲一起落粮落户，即可以跟随母亲转为居民户。从一审中金陵村小组提交的《富宁县公安局公共户户口登记簿》显示，某及其母亲、弟弟何富是于1984年7月10日将户户口迁出金陵村小组，户于街道办事处金陵街75号，身份为居民。何某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该登记簿没有具体的填表日期，上方有人为笔写‘何某第二次落户，87.12.31再次落街办事处’，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根本不是出自公安人员手笔，且登记簿上注明‘何某，籍贯广南’，而何某一直成长在富宁，故该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金陵村小组同时还提交了一份没有在表头上写有字迹的《富宁县公安局公共户户口登记簿》，在登记簿上注明“何某，籍贯广南”与何某在二审提交的1981年户户口簿注明的“何某，贯广南”是一致的，何某也称其父亲籍贯是广南，故《富宁县公安局公共户户口登记簿》应予采信。某在二审中提交的1981年户户口簿仅能证明何某在1981年时是属于农村户口，在1984年7月10日前，何某身份为农民是事实，但在1984年7月10日已随母亲转为居民。其次，从土地承包情况看。何某在上诉状中称“何某1985年8月回家后一直耕种自己的田地”，但何某并没有提交金陵村小组发包土地给其耕种的依据，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一直在金陵村小组依赖土地生产、生活的事实，且其编号ＮＯ.Ｄ5326280031980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因是虚假申报被富宁县人民政府公告撤销。第三，从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情况看。何某虽然提交了2013年5月20日金陵村小组收到其600.00元的《入股收据》，但对金陵村小组其他两次的入股没有参与，且其对为金陵村小组做过哪些公益性和管理性事务，并不能举证证明。何某要求金陵村小组给付其1997年至2017年期间的分红利40000.00元，但对金陵村小组何时分红的、分红多少并不清楚，说明何某未参与过金陵村小组的民主议定管理，未享受权利，也未履行过义务。综上，何某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属于金陵村小组成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何某不具有金陵村小组成员身份，其提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一审裁定驳回何某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何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邹祖俊审判员  贺雯琦审判员  郭 琴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伊寿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