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8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维刚，男，196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雯，女，197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永红，女，1967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上诉人吕维刚、谢雯因与被上诉人吕永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2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张明艳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吕维刚、谢雯，被上诉人吕永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维刚、谢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谢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是民间借贷，但是民间借贷必须有借条。吕维刚与吕永红之间只有10万元汇款证据。本案实际情况是吕维刚用自己账户收取吕永红的投资款，收取前也已经向对方说明是投资款。二、吕永红出示的证据是吕维刚与吕永红汇款前后的聊天记录，是吕永红在投资失败后，时隔几年，有计划的密谋，与谢雯聊天，而谢雯对涉案款项的使用情况并不清楚。一审就此认定吕维刚、谢雯之间的10万元人民币是民间借贷，认定事实错误。三、事发前吕维刚的外汇投资账户一直运行顺利，与吕永红之间并非借款，至账户爆仓也没有签订赔偿协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依法查明事实真相，纠正一审判决。吕永红辩称，本案涉案款项是借款。吕永红在2014年借给吕维刚，每月收取固定利息。至于吕维刚做什么跟吕永红无关。吕维刚、谢雯称吕永红在2014年已有对方微信，但实际上吕永红在2014年时并没有智能手机，直到2016年才有第一台智能手机。吕永红对于吕维刚一审述称的报警过程也并不知情。因本案纠纷，吕永红于2020年3月1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吕维刚、谢雯立即返还吕永红借款本金1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8年8月26日起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吕永红曾经转账78000元至吕维刚账户，吕维刚每月转账支付吕永红1326元，约一年后将78000元返还吕永红。2014年11月27日，吕永红转账100000元至吕维刚账户。2015年，吕维刚每月转账2000元至吕永红账户（其中10月份微信转账）。2018年6月21日，吕永红通过微信方式向吕维刚、谢雯索要10万元，责问原本说卖房后就给钱为何没有下文。其中谢雯回复吕永红表示卖房的钱不归她管，钱要找吕永红哥哥吕维刚要。吕永红表示，2018年8月26日，吕永红曾会同父亲从韶关市到吕维刚、谢雯家追索借款。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11月27日，吕永红转账至吕维刚账户的10万元款项性质，双方存在争议。即使属于吕永红投资款，但吕维刚无证据证实双方对于投资风险作出约定，事实上吕永红获得固定回报，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特征。2018年6月21日吕永红索要该款时，吕维刚、谢雯并未否认，一审法院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吕永红主张吕维刚返还借款100000元及利息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吕维刚、谢雯对于本案债务发生于吕维刚、谢雯关系存续期间以及在吕永红追索时均不作否认，本案债务属于吕维刚、谢雯夫妻共同债务，谢雯应与吕维刚共同清偿本案债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于2020年5月20日判决如下：吕维刚、谢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吕永红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8年8月26日起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12元由吕维刚、谢雯共同负担（可迳付吕永红）。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吕维刚、谢雯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7年7月1日报警回执、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于2017年7月7日出具的《立案告知书》，拟证明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2.吕维刚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拟证明吕永红两次投资，第一次本息已结清；3.IGO外汇投资项目的相关宣传资料、照片等，拟证明吕维刚参与该外汇投资项目；4.广州大吕星河文化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和注销证明，拟证明吕维刚曾开饭店，该饭店已倒闭并拖欠工人工资；5.谢雯与吕永红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吕永红在一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6.2014年11月1日吕维刚汇款给吕永红86700元的银行明细单，拟证明吕永红并非第一次投资。吕永红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与其无关。上述证据中，第2项和第6项证据中，吕永红在一审对其收到的款项并无异议，只是争议款项涉及法律关系的争议，即该两项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第4项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其余证据系吕维刚新补充拟证明争议款项属于投资款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作为二审证据。根据吕维刚、谢雯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另查明，吕维刚于2017年7月1日到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松原派出所报案。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于2017年7月7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内容为“黎*希等人：6.30集资诈骗案一案，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现立集资诈骗案进行侦查，特此告知”。吕维刚于2020年6月5日收到该立案告知书。二审庭审中，吕维刚明确主张本案争议款项10万元是吕永红委托其理财，用于投资外汇，每月固定给予吕永红2000元收益。吕维刚承认未向吕永红报告过盈亏情况，但主张每月给吕永红固定收益即是一种汇报。关于吕永红每月收益计算的问题，吕维刚述称按照平均收益大约计算出，不收取吕永红的佣金。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诉争的10万元是否为借款。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吕永红主张本案系借贷关系，已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且其每月收取固定金额回报，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特征，故其已完成其与吕维刚之间就本案款项为民间借贷关系的初步举证。吕维刚反驳该款项系吕永红委托其理财，双方系委托理财关系，应就该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其次，吕维刚提供的报警回执、立案告知书及“IGO”宣传资料等证据，仅证明其本人在投资“IGO”外汇项目上可能受到诈骗，不能证明吕永红交付给吕维刚的10万元目的是为了委托吕维刚理财，或公安机关已就涉案款项作出6.30集资诈骗案赃款的结论，故上述报警回执、立案告知书及“IGO”宣传资料等不能证明涉款项为吕永红投资“IGO”的投资款。再次，吕维刚与吕永红之间没有签订投资理财相关协议，吕维刚陈述的投资收益计算方式也不符合理财基本的风险负担特征，吕维刚也从未向吕永红汇报过投资盈亏情况，不符合委托理财合同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吕维刚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也不是涉案款项发生当时的情况，未得到吕永红的回复或其他途径的承认，亦不具有证明力。此外，关于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及逾期利息的认定，一审已作出论述，本院亦予以认可，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吕维刚、谢雯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涉案款项为吕永红委托吕维刚投资“IGO”外汇项目的事实，其二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824元，由上诉人吕维刚、谢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明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眭翘书记员苏劲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