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82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睿，男，197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跃峰，辽宁拓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雍春华，辽宁拓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双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时代大道。法定代表人：江逸明，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恒逸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江逸明，该公司董事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伟民，江苏德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睿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双运物流有限公司（简称双运公司）、南京恒逸达物流有限公司（简称恒逸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92民初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吕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雍春华，被上诉人双运公司、恒逸达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伟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吕睿的诉讼请求；2.由双运公司、恒逸达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另案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中并未对双运公司使用400万元贷款的事实予以否定，只是未支持吕睿不承担还款责任的抗辩意见，因吕睿未上诉，二审法院亦未就此进行审查。2吕睿申请的400万元贷款发放路径明确，即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简称招商银行）至南京富暄物流有限公司（简称富暄公司）账户，再从富暄公司账户转至双运公司账户，且富暄公司同时期仅有从招商银行大额进款，并无其他资金来源，故一审法院以金钱为种类物无法区分两笔款项为由未认定为同一笔款项，系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法院确认吕睿提交的2017年3月6日《双运公司债务确认表》（简称3月6日债务确认表）的真实性，却否认该表所载双运公司确认讼争债务的内容，亦属于事实认定不清。4.一审法院认为恒逸达公司提交的《双运公司债务表（截止2017年12月12日）》（简称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即为《股权转让合同》中的对外应付款明细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5.正因为3月6日债务确认表与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不同，说明整个债务情况统计是动态的，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前后覆盖的，恒逸达公司既然在3月6日债务确认表中确认双运公司欠付吕睿讼争债务，在无证据证明吕睿书面放弃该债权的情况下，应由恒逸达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将相关举证责任分配给吕睿，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双运公司、恒逸达公司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吕睿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应予驳回。事实和理由：1.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是由双运公司原股东（吕睿及其父吕某）确认的双运公司对外债务，是《股权转让合同》所载对外应付款项明细，而该表并未列明应当偿付吕睿400万元。2.吕睿及其父原持有双运公司100%股权，实际控制双运公司生产经营，两人在转让股权时对双运公司是否欠付讼争债务应明知，不可能遗漏如此高额的债务。3.即使有遗漏，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造成双运公司被遗漏的债权人追索，恒逸达公司有权向吕睿、吕某进行追偿。吕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双运公司支付欠款400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起算时间为2017年11月25日）；2.恒逸达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由双运公司和恒逸达公司负担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运公司的原股东为吕睿（持股49%）及其父吕某（持股51%，原法定代表人）。2017年，吕睿、吕某意向将持有的双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恒逸达公司，二人在与恒逸达公司就股权转让意向性谈判阶段，编制了一份3月6日债务确认表，载明截止2017年3月6日双运公司的债务合计87737752.50元，表中含招商银行应付款3911122.16元，备注“吕睿秦淮法院本金3328147.27元、利息447755.89元、法院费用135219元”。2017年12月1日，吕某代理吕睿及其本人与恒逸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逸明签署《确认书》，约定吕睿、吕某将持有的双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恒逸达公司，股权转让总价款8400万元，《确认书》生效后，双方共同协商拟定《股权转让合同》并实际履行。2017年12月12日，吕睿、吕某再次向恒逸达公司提交一份债务确认表，双运公司在表格下方加盖印章，吕睿、吕某分别签名，表中载明双运公司债务总额72244137.91元，不含3月6日债务表中所列的招商银行应付款。次日，吕睿、吕某作为出让方（甲方）与受让方恒逸达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双运公司）100%股权；合同第三条第1款约定，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1755862.09元，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已扣除目标公司对外应付款项（具体数额以目标公司对外应付款明细表为准），所有应付款项由乙方直接向债权人偿付。2018年3月14日，原双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吕某、吕睿将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恒逸达公司，并于同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3月27日，南京市六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双运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另查明，2016年2月29日，招商银行以吕睿、双运公司为共同被告，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简称秦淮法院）提起金融借款诉讼，案号为（2016）苏0104民初1856号（简称1856号案件），秦淮法院经审理查明：招商银行依据其与吕睿签订的《个人授信及担保协议》于2014年7月14日向吕睿发放400万元贷款，双运公司出具《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自愿为吕睿该笔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期限届满，吕睿未按约足额还款，招商银行提起诉讼。吕睿抗辩贷款系双运公司实际使用，应由双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法院以该抗辩意见缺乏证据支持未予采信。2016年10月24日，秦淮法院作出判决，判令吕睿偿还招商银行借款本金3328147.27元及利息、罚息、复息等，双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双运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二审后判决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招商银行申请强制执行，通过行使对吕睿名下房屋的抵押权实现了债权。又查，吕睿系富暄公司股东，2014年7月14日，富暄公司向双运公司汇款400万元，备注“运输费”，吕睿主张该款即为其向招商银行所贷400万元，双运公司系贷款实际使用人。一审争议焦点为：1.吕睿向招商银行贷款的400万元，双运公司是否为实际使用人；2.若吕睿有权向双运公司追偿，恒逸达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就双运公司是否为吕睿从招商银行400万元贷款实际使用人，吕睿在1856号案件中已经做出同样抗辩，一、二审法院并未采信其观点，现吕睿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发表同样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金钱系种类物，虽然招商银行放贷同天，富暄公司向双运公司转账汇款了400万元，但并无借款合同、委托付款函等相关证据能够将两笔款项建立直接关系，合同具有相对性，富暄公司基于“运输费”或其他缘由付款，系富暄公司与双运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涉。关于争议焦点2，本案的关键在于《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对外应付款项”是否包含吕睿向招商银行贷款的400万元，综合本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吕睿“包含”的观点不能成立，理由是：1.案涉两份债务确认表，形成时间分别为2017年3月6日和2017年12月12日，前一份债务确认表中含案涉贷款，后一份债务确认表已经剔除该笔债务，并经吕睿、吕某共同签字确认，第二份债务确认表形成次日，吕睿、吕某与恒逸达公司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合同》，时间紧密关联，而第一份债务确认表距离《股权转让合同》的最终签订九个月有余，由其作为最终确认表明显不符合常理。2.吕睿主张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并非合同约定的“对外应付款明细表”，另有一份2017年12月13日当日形成的对外应付款明细表存在，对此吕睿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吕睿既未出示该表，也未举证证明该表由恒逸达公司实际掌握，由此吕睿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风险。3.吕睿、吕某与恒逸达公司经过长时间的股权转让事宜磋商后，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了8400万元股权转让总价《确认书》，而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中载明的双运公司对外应付款72244137.91元加上《股权转让合同》中扣除了对外应付债务后的股权转让款11755862.09元，等于《确认书》中约定的8400万元。4.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内容不含“内债”“外债”区分字样，何况公司系独立法人，即使吕睿对双运公司享有债权，也是双运公司对外债务，应当载入债务确认表中，且吕睿、吕某父子持有双运公司100%股权，实际控制双运公司，不存在不清楚讼争债务有无清偿并漏列的情形。综上，吕睿要求双运公司支付400万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吕睿要求恒逸达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亦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吕睿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吕睿负担。二审中，吕睿提交如下证据：1.富暄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富暄公司仅为财务需要，从未实际承揽或承接货物运输业务，与双运公司间并无实际运输业务发生，也从未向招商银行申请贷款，与吕睿、双运公司间均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2.银行流水明细，拟证明富暄公司在转付双运公司案涉款项时，账目余额仅为4000959.65元，其中400万元来源于招商银行汇款，不存在混同或无法区分情形；3.《仓库租赁合同》，拟证明恒逸达公司欠付双运公司400万元未载入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该表并非《股权转让合同》所载“对外应付款明细”；4.证人吕某到庭作证称：（1）其是吕睿之父，双运公司原股东、法定代表人；（2）其曾在3月6日债务确认表中确认双运公司欠付吕睿400万元，该表除由其签字确认外，还经恒逸达公司财务人员签字确认；（3）其在签署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时，恒逸达公司法务称双运公司的债务均由其承担，与吕某无关；（4）股权转让款是1170余万元，收了912万元，双运公司具体多少债务不清楚，但吕睿的400万元是清楚的，当时双运公司经营困难，没有确定何时归还，也没有约定利息，富暄公司收到银行贷款后没有做账，当天即转付给双运公司，双运公司账面记载为借款。双运公司、恒逸达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并质证认为：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吕睿系富暄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足以证明吕睿对双运公司享有合法债权；证据2拟证事实已在一审判决中载明；证人吕某称其清楚双运公司欠付吕睿400万元，但在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中却未列明该笔债务；另证人与吕睿系父子关系，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欠缺证明力，不应予以采信。本院认证如下：对证据1-4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3系双运公司享有的债权而非债务，其是否列入债务确认表与讼争纠纷无涉，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1、2、4关联性、证明目的将在后文予以综合认定。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焦点为：1.双运公司应否返还吕睿本金400万元，并支付利息；2.讼争债务是否包含在《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1款约定的双运公司对外应付款项内。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吕睿主张双运公司系招商银行400万元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其与双运公司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依据前述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吕睿对其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首先，吕睿未能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证明其与双运公司间存在400万元借款合同关系，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就借款期限、利息、还款日期等事宜达成合意。其次，双运公司收到的400万元的汇款方系富暄公司，并非直接源自吕睿，且汇款备注为运输费而非借款。最后，吕睿系富暄公司股东，并与双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吕某系父子关系，即吕睿与富暄公司、吕某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而富暄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吕某所作证言均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并与双运公司之前出具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相矛盾，故不能据此证明吕睿和双运公司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综上，吕睿要求双运公司返还本金400万元并支付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吕睿主张讼争债务包含在双运公司编制的3月6日债务确认表中，恒逸达公司应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承担还款责任。恒逸达公司则抗辩称《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1款约定的双运公司对外应付款项应以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为准。经全面客观审核在卷证据，本院认为，吕睿的主张不成立，恒逸达公司的抗辩成立。主要理由如下：1.从时间顺序而言，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形成在后，且与《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日（2017年12月13日）仅相隔一天，相较间隔九月余的3月6日债务确认表，关联性明显较强。2.从合理性而言，若《股权转让合同》所载“目标公司对外应付款明细表”系对应3月6日债务确认表，则双方无需在签订案涉合同前一日另行签订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3.吕睿、吕某认可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的真实性，但对于重新签订的理由、遗漏讼争债务的原因以及为何未提异议等均未给予合理解释。4.吕睿、吕某与恒逸达公司签订的《确认书》中，双方确定股权转让总价为8400万元，与《股权转让合同》应付股权转让款11755862.09元加上12月12日债务确认表中所载双运公司对外应付款72244137.91元所得之和相当。综上所述，吕睿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结果亦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吕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毓敏审 判 员 徐岩岩审 判 员 陈宏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 李成荫书 记 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