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73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开发，男，195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桂海啸，重庆法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正红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观音桥街道建新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202857686G。法定代表人：吴谨玲，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杰，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开发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正红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红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5民初19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2日、同年11月6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王开发及其诉讼代理人桂海啸、被上诉人正红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李英杰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开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劳务费82302.50元；2．并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案涉养护劳务系由上诉人等完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进行了劳务费结算。程某并未从事案涉劳务，其仅仅是介绍上诉人等4人从事案涉劳务；被上诉人称案涉劳务分包给他人，而《劳务承包合同》载明的竣工日期为2018年5月30日，上诉人提供劳务的时间为2018年5月至9月，且两者之间并不冲突；上诉人称《程某点工汇总表》上填表人李伟不是其员工，但未提供证据证明。2．龙正秀、王某、吕学英三人将案涉劳务费的金钱性质债权转让给上诉人，故上诉人有权主张该三人的劳务费，上诉人在补交证据期间及时提交了该债权让与的证据，但法庭未组织质证。3．本案一审中应追加程某为当事人。正红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维持。1．一审中举示的证据足以证明我公司已将案涉工程劳务部分分给案外人重庆丰硕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硕公司”），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表示其是程某请去做工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既未签订任何书面劳务合同，事实上也未形成任何劳动合同关系。2．上诉人陈述的证据在一审中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也不属于二审中新证据的范畴，其陈述没有法律依据。3．程某并非必须追加的当事人。王开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重庆正红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王开发劳务费82302.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正红公司作为分包人与发包人银川世茂新发展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协议书》，约定发包人银川世茂新发展置业有限公司将银川茂悦府项目景观（A标段）工程分包给正红公司，计划开工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竣工日期为2018年5月30日，工期241天。2017年10月10日，正红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丰硕公司签订《劳务承包合同》，约定正红公司将银川茂悦府项目景观工程（A标段）的劳务工程分包给丰硕公司，计划开工时间为2017年10月10日，竣工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工期204天。一审庭审中，王开发举示了《程某点工汇总表》，载明项目名称为“世茂银川茂悦府项目景观园林工程（Ａ标段）（养护）”，施工队为“程某”，时间为2018年5月至9月，金额为82302.50元，填表人为李伟，项目负责人为郭金刚，表格上加盖有正红公司的印章。表格下方有手写“施工队：王开发”字样，王开发称程某是正红公司在银川茂悦府项目景观工程（Ａ标段）的负责人，是程某介绍其去做工的，王开发承认表格下方手写的“施工队：王开发”是其自己手写的，在手写后，正红公司又加盖的印章。正红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称其是在打印部分加盖的印章，手写部分系王开发自行书写，与正红公司无关，郭金刚系涉案项目的项目经理，程某是郭金刚聘请的施工队，正红公司不认可填表人李伟的身份，称该汇总表不能证明正红公司对王开发进行了考勤管理，正红公司也没有与王开发进行结算，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一审庭审中，王开发申请了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称与王开发是工友关系，王开发和龙正秀、王某、吕学英一起在银川茂悦府项目景观工程（Ａ标段）做园林养护，四人均是程某雇佣的，工资也是与程某洽谈的，四人一直做到2018年9月26日，王开发与龙正秀、王某、吕学英一起与郭金刚、程某对账，程某出具了点工汇总表，王开发手写了“施工队：王开发”后正红公司才加盖的印章。王开发起诉的劳务费中包括了王某的劳务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开发主张正红公司支付劳务费，在正红公司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依法应当由王开发举证证明其与正红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对此，王开发仅举示了《程某点工汇总表》，该汇总表上虽然有正红公司印章，但正红公司印章加盖在表格打印部分，表格下方手写的“施工队：王开发”系王开发自己书写，且王开发与其申请的证人王某均承认是程某请其去做工的。正红公司举示的《合同协议书》、《劳务承包合同》可以证明其已将银川茂悦府项目景观工程（Ａ标段）工程分包给了丰硕公司，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此外，王开发与其申请的证人王某均确认王开发的诉讼请求中包括了龙正秀、王某、吕学英的劳务费，对于龙正秀、王某、吕学英的劳务费，王开发无权代为主张。因此，一审法院对于王开发要求正红公司支付82302.50元劳务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开发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开发向本院举示：三份债权转让协议、三份债权转让通知、邮寄交递依据。拟证明龙正秀等三人将债权转让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正红公司对此发表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转让协议与我公司无关，即使是真的，也不属于新证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客观真实，应予以采信。另，上诉人王开发向本院申请证人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是程某介绍王开发等人到案涉工地从事花木养护劳务，王开发等人与正红公司存在劳务关系，程某系正红公司的员工，其仅起介绍作用，和本案劳务没有直接关联，案涉点工汇总表是正红公司出具给王开发的。正红公司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认为，程某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程某与正红公司曾在江北区劳动仲裁委有劳动争议，且已作出生效裁决，该裁决书确认了程某与正红公司于2017年6月1日至2020年3月1日存在劳务关系。事实上正红公司早于2019年底向程某发出了解除劳务合同通知，且程某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基于对正红公司的不满作出的陈述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程某并未参与案涉点工汇总表的签订。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客观真实，应予以采信。本院二审另查明：证人程某出庭陈述，其自2017年6月开始是正红公司的工作人员，直到现在双方也没有解除劳务关系。当时因正红公司花木需要养护，故程某介绍王开发等人去做花木养护，该施工队就叫程某队。介绍王开发到正红公司做花木养护是和正红公司的吴建峰联系的，吴建峰是正红公司在宁夏项目的负责人。当时工地上的项目部经理为郭金刚，施工员为李小伟，采购为杨土金。王开发等人在正红公司做花木养护并没有收到劳务费。2020年6月8日，王某、龙正秀、吕学英三人与王开发签订《转让协议》，三人自愿将“世茂银川茂悦府Ａ标段景观园林工程（养护）”2018年5月至2018年9月养护劳务费等债权全部转让给王开发。同日，王某、龙正秀、吕学英向正红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正红公司与王开发、王某、龙正秀、吕学英四人建立劳务关系，应当支付相应的劳务费。理由如下：《程某点工汇总表》载明劳务费用的金额，由正红公加盖公司印章确认。该《程某点工总汇表》原件由王开发四人持有。同时，证人程某亦证实王开发、王某、龙正秀、吕学英四人系由其介绍到正红公司银川项目工地，从事花木养护工作。本案中，虽然王开发、王某、龙正秀、吕学英四人未与正红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但通过证人程某的证人证言结合正红公司确认的《程某点工总汇表》，能够证明正红公司与王开发、王某、龙正秀、吕学英四人建立劳务关系，并对四人的劳务费用进行结算确认。此后，王某、龙正秀、吕学英将债权转让给王开发后，王开发依据该《程某点工总汇表》向正红公司主张相应的劳务费用，应予以支持。正红公司虽然否认其与王开发、王某、龙正秀、吕学英四人建立劳务关系，但其并未对《程某点工总汇表》中的盖章确认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其抗辩理由，缺乏证据支持，不成立。综上所述，由于二审中出现新证据，上诉人王开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江北区（2019）渝0105民初19409号民事判决；二、重庆正红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开发支付劳务费82302.5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928.78元，由王开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57.56元，由重庆正红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静审 判 员  陈 娟审 判 员  陈义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彭松涛书 记 员  唐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