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32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港保税区矿美能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纺织原料市场**。法定代表人：陈荷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江苏益友天元（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韵皎，江苏益友天元（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舜天国际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软件大道**div>法定代表人：高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伟，江苏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沙钢（连云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在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310国道北侧东侧物流广场。法定代表人：徐亮前，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张家港保税区矿美能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矿美公司）与上诉人江苏舜天国际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公司）、原审第三人沙钢（连云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4民初4145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矿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被上诉人舜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沙钢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矿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舜天公司支付价款2109321.91元的内容及第二项；2.判令舜天公司向矿美公司支付货款3209321.91元及逾期利息130298.47元（利息暂自2018年10月29日起计算至2019年6月10日，剩余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自2019年6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舜天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案外人吴某支付给黄全法的110万元不应从矿美公司主张的货款总额中扣除。1.吴某的银行流水不足以证明其支付给黄全法的110万元是代江某支付的公司货款。首先，银行存款通常系按照金融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来判断所有权，舜天公司提供的吴某银行账户内的款项往来记录，仅能证明转账给黄全法的110万元来源于吴某，且吴某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与矿美公司、黄全法之间本身也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其次，根据吴某一审陈述及江某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可知，江某与吴某、舜天公司之间，存在江某及其指定人员向吴某转账，再通过张家港市轩泰贸易有限公司向舜天公司回款的情况。因此，即使江某或其指定人员与吴某之间存在多笔转账，也无法证明江某转账给吴某资金的实际用途，更不能证明相关资金的性质是舜天公司的货款。一审中吴某明确表示其收到的是江某个人支付的保证金，不代表舜天公司。2.录音资料亦不能证明矿美公司确认吴某转账给黄金法的110万元是江某支付的案涉货款。首先，录音资料系矿美公司的业务人员基于与舜天公司友好协商处理货款支付事宜而形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为达成调解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因此，录音资料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其次，矿美公司一审明确录音资料存在截取情况，事实上，当时协商谈判过程中，双方均表示相关款项还需进一步核实，舜天公司也从未提出存在通过江某向矿美公司打款110万元的情况。据此，舜天公司提出其业务员江某通过吴某向矿美公司打款110万元，证据不足，不应支持。舜天公司仅向矿美公司支付2183101.13元，尚欠3209321.91元。二、舜天公司应当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一审判决以矿美公司开具全额发票的时间，认为矿美公司至2020年1月22日付款条件才成就，据此否定矿美公司要求舜天公司支付逾期利息的主张，系基于错误的事实作出的错误判决。第一，矿美公司向舜天公司供货后开具发票系从合同义务，违反从合同义务，债权人可以独立请求履行，但舜天公司在本案中未主张该项权利。第二，双方一直以滚动方式进行结算，截至2019年1月，矿美公司向舜天公司累计开票金额已达2934818.5元，远超过舜天公司已付款2183101.13元。即使矿美公司未开票是舜天公司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使条件，因舜天公司就已开票金额部分未能完全履行付款义务，矿美公司亦享有暂不予开具剩余发票的抗辩权。第三，矿美公司未能及时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原因为舜天公司拒绝接收发票。其一，根据交易习惯，矿美公司一直是按照江某的指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二，业务履行过程中，矿美公司曾多次向舜天公司及江某提出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要求，但均被拒绝。具体包括：（1）江某作为证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矿美公司曾于2019年1月提出要开具全额发票。（2）2019年4月，矿美公司的业务人员前往舜天公司处协商处理案涉货款支付事宜时，曾重申开票事宜，但舜天公司仍未同意。据此，舜天公司拒不接收发票的行为，系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正当地阻止付款条件成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也应当视为付款条件已成就。2.本案中，矿美公司主张以舜天公司欠付货款总额3209321.91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双方之间系以滚动方式进行结算，无法将每一批所供货物与付款金额及付款时间逐一对应，据此，矿美公司酌情主张自所供最后一批货物入厂次日起开始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应予支持。舜天公司辩称，一、矿美公司关于案涉110万元与本案无关的主张不能成立。1.江某本人明确110万元是向矿美公司采购货物的款项。2.矿美公司在诉讼发生前到舜天公司进行交涉，明确“我们收到了江某的110万元，其余还打了欠条”，故矿美公司也认可该110万元系本案货款。3.吴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110万元是江某通过其经手交付到矿美公司实际控制人账上，用于购买案涉货物，公安机关同时也调出了江某、吴某及矿美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全法的银行流水，反映该110万元系用于向矿美公司支付案涉货款。二、舜天公司不应支付利息。案涉合同约定，矿美公司根据舜天公司的要求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舜天公司在收到沙钢公司的款项后再支付给矿美公司，一审诉讼中，矿美公司开具的所有发票所涉货款舜天公司均已支付完毕，一审庭审结束后，矿美公司又将其他部分发票交法院转给舜天公司，舜天公司支付货款并无违约行为，不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舜天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矿美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矿美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舜天公司已按约支付全部应付货款，江某涉嫌挪用资金犯罪，且以挪用的资金向矿美公司购货用于隐瞒犯罪事实，矿美公司对此明知，仍然与江某形成买卖合意并实际履行，后又与江某通谋伪造结算单，矿美公司无权以伪造的非法结算单向舜天公司主张货款。一、本案事实有待于江某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审理完结后才能得出结论。舜天公司与沙钢公司签订了四份买卖合同，约定舜天公司须向沙钢公司供应货物13万吨，舜天公司据此向矿美公司采购3.4万吨（矿美公司实际供货19764.6吨）、向案外人江苏范斯高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范斯高公司）等其他供应商采购货物9.6万吨。所有供应商均直接向沙钢公司交付货物，沙钢公司均视为舜天公司供货，与舜天公司结算后再由舜天公司一一与供应商结算。江某伙同范斯高公司刘超，采用未供货先开发票的方式，套取舜天公司资金用于牟利，然后再用挪用资金向矿美公司购货交付给沙钢公司，以此作为范斯高公司收款后的应供货物，掩盖其挪用资金的行为。江某个人向矿美公司购货31320.08吨，支付现金110万元，余款由江某向矿美公司出具欠条。当江某因资金不足无法继续付款后，矿美公司又与江某共谋制作假结算单，将江某购买的31320.08吨货物全部伪造成舜天公司购货，据此提起本案诉讼。矿美公司是江某挪用资金活动的知情人和参与人，是制作假结算单的共谋，其全部诉讼请求均应被驳回。江某在2019年2月1日的询问笔录中称：“一直到2017年9月份，那时我也不知道范斯高公司到底做了多少单假的，但我知道总金额在100大几十万，我就找刘超对他说，现在中标价是97，装船价在90，利润好，能赚钱，赶紧做，把前面的窟窿补起来……（由于窟窿没补上）我在2017年7月份样子找吴某和他的老板小张总，他们公司叫矿美公司，是杨峰总介绍我与他们认识的。我与吴某和他的老板小张总商量，让他们帮忙解决一下我虚开出来给沙钢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这样他们就从舜天少拿钱了，我就从私户上补给矿美公司的小张总，钱是先打到吴某，这样做的总金额是300万元样子。”据此可知，江某个人购货必须与矿美公司协商一致才能完成。江某个人购货由现款和欠条两部分组成，江某支付货款110万元的事实已经确认。江某出具给矿美公司的欠条，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讯问笔录中都有供述。江某在2019年10月30日出庭作证的时候也称：“在，给张浩打的，数额当时有问题，吴某当时不在，说看了金额不对，又重新打了一张。我是根据沙钢结算减去舜天已经付的钱减去舜天还差矿美的钱。欠条金额再减去付给吴某的钱，如果开票有一个税款，我写的欠张浩的。”矿美公司的张浩在2019年4月8日上午到舜天公司谈判时也称：“江某当时答应一定会在年前给我的，所以才打了欠条。”虽然矿美公司在开庭时否认欠条的存在，但并不能否认江某与矿美公司之间达成事实上的买卖关系。江某向矿美公司购货的情况和数额，决定了本案事实是否全部查清，而该事实在民事案件中无法查清。矿美公司负责人张浩、证人吴某均直接参与江某个人购货合意、协助江某挪用资金、共谋制作假结算单等活动，故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应当等待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再以其认定事实处理本案。二、矿美公司按约开具发票与舜天公司结算，舜天公司已按约支付了应付货款。舜天公司与矿美公司签订了四份《原辅料买卖合同》，其中并未约定以结算为付款依据，结算单仅仅是结算的中间过程，最终应付款是由舜天公司以矿美公司发票对照结算单核定。101Ａ合同项下，矿美公司开具金额为913487.7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舜天公司已经全额支付。101Ａ-ＭＡ-2号合同项下，矿美公司开具金额为796492.7元的增值税发票，舜天公司已经全额支付。101Ａ-ＳＴ号合同项下，矿美公司开具金额为237467.0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舜天公司已全额支付。133Ａ-ＳＴ号合同项下，矿美公司开具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124509.53元、235653.56元，其中金额为235653.5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货款，舜天公司已全额支付。一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矿美公司收到货款2183101.13元。舜天公司尚未支付的124509.53元，矿美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开具发票，舜天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向沙钢公司开具了该124509.53元货物对应的销售发票，沙钢公司于2019年12月19日支付到期日为2020年6月的承兑汇票，故舜天公司拒绝支付矿美公司124503.59元货款，符合合同约定。三、江某个人向矿美公司购买货物，用于解决其他供应商收款而供货不足的问题，系江某个人与矿美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关系。以舜天公司名义向沙钢公司供货的有四家供应商，矿美公司系其中一家。沙钢公司确认四家供应商总供货130334.6吨，价款11245153.16元。沙钢公司的收货付款与舜天公司付给四家供应商是一一对应的。本案中，舜天公司与矿美公司签订了四份合同，合同约定总供货为34000吨，还约定舜天公司有权随时通知停止发货。合同履行中，矿美公司向舜天公司开票收款的是19764.6吨，而矿美公司另外向沙钢公司交付的31320.08吨货物，系江某个人向矿美公司购买，用于替范斯高公司补货。2019年5月19日，江某在公安机关供述：“2018年5月份通过沙钢公司杨峰认识了矿美公司的张浩和吴某。我同张浩、吴某如实陈述了我被刘超骗，希望他们帮忙代发货，发货款会打到吴某个人卡。由于矿美公司自己与舜天的合同到10月才完成，实际发货51000多吨，实际发货总金额539万，矿美给舜天开票总金额280万，剩余未开票部分为代范斯高发货（计259万含税）”江某的上述供述与矿美公司的开票情况一一对应。2018年7月10日，矿美公司向舜天公司开具《货权转移证明》，载明：“今我司装载白云石块，船号诺普688，计2365.21吨。这批货物货权转移至贵公司名下，已装载完毕离港。”2018年7月16日，沙钢公司收到诺普688号货船运送的货物6724.94吨。2018年9月10日，矿美公司向舜天公司开具内容为“白云石块2365.21吨”的发票。2018年12月14日，矿美公司向舜天公司出具《贴现承诺函》，确认：“针对我司与贵公司签订的140Ａ-ＳＴ号合同，由于合同签订为按照承兑，现在改为按照现金结算，还剩余171265.43元未结算给我司，我司愿意按照半年2.6%的利息进行贴现。”此后，双方办理了贴现手续。由此可见，矿美公司以诺普688号货物运送给沙钢公司的6724.94吨货物中，只有2365.21吨是矿美公司合同项下供货，其他货物是算作范斯高公司的供货交付给沙钢公司的。案涉皖永安128的货物亦为上述情况，矿美公司只将货物的一部分与舜天公司结算。矿美公司一审主张的明洋001、鑫平288、豫恒昌、宝英688号船的四船货物，矿美公司从未向舜天公司结算过。案涉货物是矿美公司直接交付沙钢公司，在沙钢公司看来，所有供应商交付的货物都是舜天公司交付的，沙钢公司只与舜天公司结算，不分供应商。而舜天公司并不知道矿美公司每次每船实际交货的数量。把一般货分为两部分货权，向舜天公司结算一部分，向江某结算另一部分，该情况仅有矿美公司与江某知道。江某提交舜天公司的结算单，就是舜天公司开票的金额，反映的是矿美公司与江某的合意。对舜天公司而言，江某提交的结算单仅仅是记录，而非付款的凭据。矿美公司开具发票给舜天公司，发票上有矿美公司自认的供货数量和结算金额，舜天公司审核后认为与记录一致，才以发票为依据支付货款。据此，舜天公司应付货款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完毕。从合同履行期间双方结算的凭据看，舜天公司支付第一笔款项时超付了86512.21元，超付的款项在第三笔付款中双方抵扣了66201.65元，在第四笔付款中抵扣完毕。矿美公司自认抵扣完毕的时间是2019年3月1日的贴息函。矿美公司起诉时自称2018年10月29日就发生货款迟延支付，而此时舜天公司尚存第一笔超付货款。由此可见，矿美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和诉讼中的表示相互矛盾。四、江某支付矿美公司110万元用于补货，矿美公司不需要给江某开发票，实际收到货款127.6万元。江某用110万元买货为范斯高公司补货，舜天公司此前已收到范斯高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需要发票。因此，矿美公司在不开票的情况下，收到不含税金额的110万元现款，税率按16%测算，税额为17.6万元，矿美公司价税合计收到江某127.6万元。五、江某支付的现金和欠条是矿美公司向江某供货的对价。在江某付款困难的情况下，江某与矿美公司通谋伪造结算单，属于非法证据。矿美公司一审提交2018年7月6日至2018年11月14日的8张结算单，其中5张与已经结算过的结算单重复（3张数额一致、2张数额不一致）。矿美公司在2019年4月8日谈判时承认，8张结算单是2019年1月到舜天公司办公室找江某重新要的。江某支付的现金和欠条已经是矿美公司向江某供货的对价，在江某出现付款困难的情况下，江某与矿美公司通谋伪造的结算单，属于非法证据，其通谋伪造的行为，进一步证明矿美公司不是善意第三人。1.江某供述其个人向矿美公司买货，矿美公司也向江某供货并收取货款，按照江某的指示将同一船货物分别转移给不同的供货商，只向舜天公司开具一部分货物的发票，故矿美公司明知其余部分货物是向江某供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矿美公司与江某之间已经形成货物买卖关系。2.8张结算单是江某与矿美公司通谋伪造，结算单的数额、单价、时间与矿美公司自己开具的发票均不一致，矿美公司已经开票结算过的5笔款项，双方并无异议，无需用结算单证明，善意的正常卖方是不会重复计算的。而矿美公司仍然要求江某开具8张结算单用于起诉，刻意制造全部货物均为舜天公司当时即购买的假象，故矿美公司并非善意第三人，不存在误解江某代表舜天公司的情况。3.江某向矿美公司购货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江某一开始就向矿美公司称是自己要货，而非舜天公司要货，没有假冒舜天公司名义。江某向矿美公司购货是为了挪用资金的犯罪行为不暴露，本身也不是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是经营行为，法人不能为其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审判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60条规定：“企业法人内部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科室、车间、班组等职能部门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未经授权，其对外签订的合同无效。”矿美公司提交的8张结算单，虽然由江某加盖了江苏舜天国际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业务一部印章，但结算单不是合同约定的付款凭据，江某出具的结算单需与矿美公司开具的发票对应，舜天公司才视为有效而付款。江某出于挪用资金的犯罪目的，与矿美公司串通在事后伪造的结算单，并未得到舜天公司认可，不能作为舜天公司应付款的依据。舜天公司系使用公章与矿美公司签订合同，在需要盖章确定供货数量，特别是确认超过合同约定数量的供货时，善意的卖方应当要求加盖公司公章，而矿美公司2019年1月已经到了舜天公司办公室，却故意避开舜天公司领导和财务部门，专门找江某补盖舜天公司业务一部的部门章，就是明知舜天公司不会盖章认可，试图用加盖部门章来制造诉讼证据。对舜天公司一审提交的所有证据，矿美公司仅提出异议而未提供证据反驳，故对舜天公司提交证据均应予采信，本案应当驳回矿美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矿美公司辩称，一、案涉事实与舜天公司业务员江某所涉刑事案件无关，无需以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依据。1.舜天公司称矿美公司是江某挪用资金活动的知情人和参与者，是出具假结算单的共谋，无事实根据。案涉业务发生在矿美公司与舜天公司之间，至于江某与舜天公司内部纠纷或江某与其他单位的纠纷，与矿美公司无关，矿美公司亦不知情。2.案涉业务的供货时间为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一审法院2019年10月30日对江某调查时，江某明确“矿美发货的时候不知道，我是11月左右的时候，把结算单改了告诉他的，开结算单的时候他不知道，开完发给他，他收到的和沙钢的总数量不一致。”故矿美公司与舜天公司所称“江某涉嫌伙同范斯高公司挪用舜天公司资金”无关，更不存在“矿美公司与江某共谋制作假结算单”的情况。3.舜天公司为了逃避支付货款义务，利用其在本地的影响力，通过公安多次试图让江某刻意制造对舜天公司有利的询问（讯问）笔录，从江某2019年2月、2019年3月、2019年5月15日的笔录内容看，舜天公司与江某之间明显就本案所涉业务达成了内部统一口径的合意，对江某而言，如果舜天公司在本案中遭受损失，即全部要由江某个人来承担，因此，矿美公司有理由相信江某会根据舜天公司要求作出有利于舜天公司的供述，矿美公司对该供述内容的真实合法性持异议，江某个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讯问）笔录在本案中不应当作为证据采信。事实上，据矿美公司了解，江某已经向舜天公司作出高额赔偿，该赔偿意味着舜天公司也认可案涉业务应由其履行付款义务，而非江某。二、案涉业务发生在矿美公司与舜天公司之间，舜天公司欠付矿美公司3209321.91元货款的事实清楚。1.根据矿美公司一审提交证据，无论是买卖合同的签订主体、结算单还是相应付款、开票情况，均可证实本案交易发生在舜天公司与矿美公司之间。矿美公司作为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江某就案涉业务相关的行为是代表舜天公司的履职行为，相应后果应由舜天公司承担。2.从整个供货业务所涉及的上下游合同关系及各方之间的具体交易模式来看，矿美公司向舜天公司供货的事实清楚明确。（1）合同关系。矿美公司与舜天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由舜天公司向矿美公司采购货物供货给沙钢公司。（2）交易模式。舜天公司与矿美公司签订合同后，矿美公司根据舜天公司的指示直接将货物送至沙钢公司本部卸货码头，沙钢公司向舜天公司出具结算单，舜天公司再制作结算单交给矿美公司，矿美公司凭结算单与舜天公司结算，各方之间均为滚动结算。矿美公司供给舜天公司的货物最终由沙钢公司接收，舜天公司与矿美公司之间结算也是以沙钢公司与舜天公司的结算为基础，故矿美公司与舜天公司供货结算的数量与沙钢公司与舜天公司结算的数量应当一致。事实上，矿美公司向舜天公司实际供货的船名、货物数量，与舜天公司与沙钢公司之间供货的船名、货物数量完全一致，舜天公司出具给矿美公司的结算单与沙钢公司出具给舜天公司的结算单能够相互印证，证明矿美公司向舜天公司的实际供货量为51084.68吨，结算总额为5392423.04元。三、矿美公司与舜天公司之间的案涉业务付款是以双方进行结算为前提，结算单由舜天公司出具给矿美公司，真实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1.结算单是各方业务开票、付款的前提和依据。根据合同约定及各方的交易习惯，舜天公司无论是在跟沙钢公司还是矿美公司的业务中，由于双方并非直接以合同单价、数量来结算，而是需要在供货完成后根据货物的验收情况对可能存在质量、数量扣罚之后，按照最终的结算数量跟单价作为付款依据。因此，只有通过出具结算单的方式由双方认可实际结算价格后，才涉及后续开票、付款问题。2.案涉业务中，矿美公司所开具发票上的数量、金额不等于该批次货物的结算数量、金额。首先，在案涉业务履行过程中，由于舜天公司作为国企的强势合同地位，矿美公司实际一直是被动地根据舜天公司的指令来开票。矿美公司作为收款方，当然希望尽快开具全额发票，舜天公司尽快付款，但舜天公司为了逃避付款责任，却拒不接收发票，刻意阻止付款条件成就。其次，从双方履行情况看，矿美公司实际开具的发票金额为2934818.5元，也已远远超过了舜天公司实际支付的货款金额2183101.13元。一审庭审中，矿美公司也已向舜天公司提供剩余货款全额发票2457604.54元。根据矿美公司的收款记录，舜天公司并非直接对应发票来支付货款，而是滚动结算。再次，舜天公司出具的结算单与其跟沙钢公司之间的结算单是对应的，且都有舜天公司加盖业务章予以确认。但舜天公司一审自行提交的结算单，无论是与沙钢公司的还是与矿美公司的，不仅大部分单据没有任何一方盖章确认，且结算数量、金额也都与矿美公司和沙钢公司提供的经舜天公司盖章确认的单据不一致。如果按照舜天公司的逻辑，因为出具给矿美公司的结算单与其内部的结算单不一致，即认为矿美公司的结算单是非法证据，甚至否认其公司盖章行为的效力，也意味着舜天公司与沙钢公司之间的结算单也是业务员伪造的，不具有任何效力。矿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舜天公司支付矿美公司货款共计3209321.91元及逾期利息130298.47元（利息自2018年10月29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3600元由舜天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矿美公司（卖方）、舜天公司（买方）于2018年4月30日签订《原辅料买卖合同》（合同编号SGLYG18-101A）一份，约定：舜天公司向矿美公司采购白云石块7500吨，含税单价121元，含税总额907500元；合同数量7500吨，买方有权按照到货量通知卖方停止发货；付款时间为货到验收合格，票（16%增值税）到买方，当买方收到其客户沙钢公司针对此批货物（以结算单为依据）的货款后，支付货款给卖方。舜天公司（买方）、矿美公司（卖方）于2018年5月11日签订《原辅料买卖合同》（合同编号SGLYG18-101A-KM-2）一份，约定：舜天公司向矿美公司采购白云石块6500吨，含税单价121元，含税总额786500元；合同数量6500吨，买方有权按照到货量通知卖方停止发货；付款时间为货到验收合格，票（16%增值税）到买方，当买方收到其客户沙钢公司针对此批货物（以结算单为依据）的货款后，支付卖方全款；无论何种原因，若买方未收到沙钢公司针对此批货物的全额货款，则无需向卖方支付货款。舜天公司（买方）、矿美公司（卖方）于2018年6月18日签订《原辅料买卖合同》（合同编号SGLYG18-133A-KM）一份，约定：舜天公司向矿美公司采购石灰石粉10000吨，含税单价96元，含税总额960000元；合同数量10000吨，买方有权按照到货量通知卖方停止发货；付款时间为交货完毕，验收合格后买方出具结算单，卖方依据此结算单开具全额发票，票到买方且沙钢公司支付针对此批货物的全款后，买方方能支付卖方该批货物的全额货款。舜天公司（买方）、矿美公司（卖方）于2018年6月18日签订《原辅料买卖合同》（合同编号SGLYG18-140A-KM）一份，约定：舜天公司向矿美公司采购白云石块10000吨，含税单价114元，含税总额1140000元；合同数量10000吨，买方有权按照到货量通知卖方停止发货；付款时间为交货完毕，验收合格后买方出具结算单，卖方依据此结算单开具全额发票，票到买方且沙钢公司支付针对此批货物的全款后，买方方能支付卖方该批货物的全额货款。上述合同签订后，矿美公司向舜天公司开具了金额为5392423.04元的增值税发票（其中金额为2457604.54元的发票由矿美公司于2020年1月22日交至一审法院），舜天公司已向矿美公司支付价款2183101.13元。舜天公司与矿美公司均确认，双方的交易模式为，矿美公司向沙钢公司交货后，沙钢公司向舜天公司的工作人员江某出具结算单，江某再制作结算单交付给矿美公司，矿美公司凭结算单与舜天公司进行结算，在矿美公司开具发票后，舜天公司支付相应价款。对于交货的事实，矿美公司主张其已向舜天公司交付货物总价5392423.04元，舜天公司认为根据双方的结算单，仅交付了货物51084.68吨，货款总额为2307610.66元。矿美公司为了证明其主张，提交了8张结算单、9张送销货单、收货证明9份，舜天公司仅认可其中三张结算单，对于其余结算单均不予认可，对于送销货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对于收货证明没有沙钢公司的盖章，真实性无法确认。沙钢公司对于收货证明真实性无法确认，至于其他证据是舜天公司与矿美公司之间的事，沙钢公司不清楚。一审法院将矿美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沙钢公司提交的与舜天公司之间的结算单相比对，可以看出矿美公司主张的交货数量、品名、船号与舜天公司向沙钢公司交货的情况一致，对于矿美公司交货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如下：矿美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11日向沙钢公司交付白云石块7426.73吨（船号金海2118），于2018年6月24日向沙钢公司交付白云石块6475.55吨（船号永泰1128），于2018年8月14日向沙钢公司交付石灰石粉6023.76吨（船号豫恒昌1），于2018年9月18日向沙钢公司交付石灰石粉4248吨（船号皖永安128），于2018年10月25日向沙钢公司交付石灰石粉7120.08吨（船号宝英688），于2018年10月28日向沙钢公司交付石灰石粉1425.35吨（船号炜伦121），于2018年7月15日向沙钢公司交付白云石块6724.94吨（船号诺普688），于2018年7月27日向沙钢公司交付白云石块5600.03吨（船号明洋001），于2018年8月19日向沙钢公司交付白云石块6040.24吨（船号鑫平288），根据双方约定的价格，上述货物价款总额为5392423.04元。对于付款的事实，舜天公司认为其员工江某与矿美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江某已经通过吴某向矿美公司打款110万元，剩余差异的款项由江某向矿美公司出具了欠条。舜天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询问笔录、录音资料、打款记录、证人证言，矿美公司对询问笔录、录音资料、打款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录音资料并不完整，张浩提到吴某的公司与矿美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吴某对黄全法的打款不能说明是江某支付的款项，吴某的证人证言与询问笔录不一致，对于其在公安机关不一致的陈述，应当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人江某与吴某均到庭接受质询。根据江某与吴某的证人证言，可以确认江某曾经确实向吴某交付115万元用于支付案涉货款。吴某的银行流水显示，吴某曾分两笔打款110万元给黄全法，黄全法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证明其名下银行卡有时也用于矿美公司经营，矿美公司的张浩在录音中提到“吴某这私账110万元”，矿美公司的其他人员在录音中提到“吴某说出来110万元打给股东黄全法，是保证金，就是货款”。综合上述证据，应认定吴某打款给黄全法的110万元系江某支付案涉货款，应当从矿美公司主张的欠款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舜天公司、矿美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对双方均有法律拘束力。矿美公司已经按约履行了交货义务，舜天公司未能按约支付价款，应当承担本案的违约责任。矿美公司要求舜天公司支付货款3209321.91元，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矿美公司共计向舜天公司交货总额为5392423.04元并已经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舜天公司仅支付价款2183101.13元，再加上案外人江某支付的110万元，合计3283101.13元，剩余2109321.91元舜天公司应予支付。矿美公司要求舜天公司支付逾期利息，根据合同约定，舜天公司收到相应增值税发票以及沙钢公司货款后才能支付矿美公司价款，矿美公司直至2020年1月22日才将全额增值税发票开出并交付，付款条件刚刚成就，故对于矿美公司要求舜天公司支付逾期利息的主张，应不予支持。矿美公司要求舜天公司承担保全保险费3600元，舜天公司未能按约付款，已属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系因舜天公司违约引起的诉讼，矿美公司为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其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矿美公司的损失，应当由舜天公司承担，故对矿美公司的该项主张，应予支持。舜天公司辩称其员工江某与矿美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举证予以证明，舜天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矿美公司与江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矿美公司已按约将案涉货物交付给沙钢公司，沙钢公司亦将货物记在舜天公司名下与其结算并支付款项，舜天公司应当向矿美公司支付相应价款。至于舜天公司所称其已经就案涉货物的款项应江某的要求结算给案外人，该事实并不影响舜天公司与矿美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的履行，舜天公司可向江某或相关案外人主张权利，故对舜天公司的该项抗辩，应不予采信。舜天公司辩称沙钢公司尚未支付案涉价款，本案付款条件未成就，根据沙钢公司的陈述，其与舜天公司之间存在多笔往来，不仅仅包括案涉货物，双方一直以滚动付款的方式进行结算，其付款与单笔货物并不能一一对应，且双方付款金额已大于矿美公司主张的货款总额。舜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沙钢公司尚欠款项与矿美公司主张的货款存在对应关系，故对舜天公司的该项抗辩，亦应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江苏舜天国际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家港保税区矿美能源贸易有限公司价款2109321.91元及保全保险费3600元；二、驳回张家港保税区矿美能源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517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38517元，由矿美公司负担9814元，舜天公司负担2870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舜天公司提交以下证据：宁专审（2020）第23009号《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分局有关江苏舜天国际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江某涉嫌挪用资金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宁瑞专审（2020）第23009号《有关江苏舜天国际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江某涉嫌挪用资金专项审计报告补充报告》（以下简称补充报告），拟证明：矿美公司合同供货34000吨，沙钢公司实际收货数量为51084.68吨，超发17084.648吨。舜天公司已收到沙钢公司全部货款并支付给了范斯高公司。江某在公安机关和审计中均交代，该货物当时已告知矿美公司是帮助范斯高公司供货。矿美公司提交的结算单系私下伪造偷盖。因矿美公司拒不配合审计机构工作，不提交财务账册，无法对矿美公司进行审计，故补充报告认为矿美公司存在虚假诉讼嫌疑。沙钢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矿美公司有如下意见：一、该证据并非新证据，二审不应采纳。二、对审计报告和补充报告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涉及矿美公司的审计结论不予认可，认为审计报告不能反映本案真实情况，更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1.审计报告是注册会计师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或其他专项审计事项发表审计意见的书面文件。因此，审计报告约束的对象只能是被审计单位，对应此处的两份报告，其约束的对象也仅限于舜天公司或江某，而无法约束其他单位或个人。2.该审计报告及补充报告中描述的基础情况、业务流程审核情况等内容，均是根据舜天公司及其业务员江某单方提供的相关合同、凭证、账目及其单方的陈述所作出，因此该审计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不具有任何客观性、公正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例如：（1）审计报告第一页第一段，该会计师事务所明确陈述审计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舜天公司的内部规章制度进行的。显然，该审计报告是为舜天公司量身定制的审计报告，并非是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作出的审计报告。（2）审计报告第一页第一段，该会计师事务所是核对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分局移交的相关资料和舜天公司的账册、凭证及相关合同，证明该会计师作出审计的依据均是舜天公司单方移交的材料，不具有全面性，作出的审计报告是单方面的，不应当采纳。（3）审计报告第三点业务流程审核情况从签订合同及违约处理等流程均是按照舜天公司内部流程，说明该审计完全是依照舜天公司内部要求制作的。（4）审计报告第六页第一段，“在公安笔录中，江某交代该货物当时已告知对方帮助范斯高发货；江某在与审计沟通中也承认该说法……我们认为江某个人应承担相关的款项及其他责任。”该段均是该会计师事务所依照江某单方陈述作出的单方面的评论。案涉业务供货时间在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根据一审法院2019年10月30日对江某本人的调查，江某已明确表示“矿美发货的时候不知道，我是11月左右的时候，把结算单改了告诉他的。开结算单的时候他不知道，开完发给他，他收到的和沙钢的总数量不一致。”由此足以证明，矿美公司对舜天公司主张的“江某涉嫌伙同范斯高公司挪用舜天公司资金”并无任何关联，更不存在“矿美公司与江某共谋制作假结算单”的情况，审计报告作出的审计意见不具有客观性，不应作为证据采信。（5）补充报告大量运用了江某称及核实了舜天公司销售合同及对应的采购合同，该补充报告均是舜天公司单方提供给该会计师事务所制作的审计报告，有利于舜天公司。3.审计报告及补充报告并非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作出，而是由第三方委托鉴定机构作出，并非通过合法程序、方法形成或取得。三、本案与江某涉嫌的刑事案件并无关联，与审计报告和补充报告亦无关，本案无需以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及审计报告、补充报告为依据。会计师事务所在报告中表述用户运用了大量带有主观色彩的用词，大幅度的片段均是该会计事务所主观臆断，甚至将自己设定为“公安”“法官”角色，来评判甚至审理本案，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完全忽视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审计而非审判。例如：1.审计报告第二页“审计发现另有苏州丰奇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也存在‘疑似’占用舜天公司资金的现象。”该审计报告运用了大量的“疑似”等主观用词，缺乏依据，同时也缺乏专业性，是否存在占用资金也并非会计师事务所评判的范畴。2.审计报告第三页，该会计师事务所描述“业务员江某存在签订虚假合同、伪造单据等，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舜天公司资金”等等描述，审计报告未站在公正的角度，上述用词也并非会计师事务所评判的范畴。3.审计报告中“我们认为存在虚假诉讼嫌疑”“经办人江某未及时向公司汇报，也未向该公司追偿此笔赔偿款，给公司造成损失”“江某通过伪造发货手续及利用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资金”等陈述完全是将审计报告当作刑事判决书及民事判决书在写。本院认证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该两份报告不符合上述规定设立的鉴定启动、质证程序，故不应采信。二审中，舜天公司以矿美公司的公司账册、记载原始凭证中，合同供货34000吨的款项应该记载在与舜天公司的往来中，超发货物17084.648吨的款项应当另外记账，由此可以证明矿美公司与江某具有口头合同并且已经实际履行。矿美公司拒不配合审计机构工作，不提交财务账册，无法对矿美公司审计为由，申请本院责令矿美公司提交公司账册、记账原始凭证。矿美公司以其并无义务提交且矿美公司账册、记账原始凭证不影响本案相关事实认定为由，不同意舜天公司的申请。本院认为，证据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书证的，申请书应当载明所申请提交的书证名称或者内容、需要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及事实的重要性、对方当事人控制该书证的根据以及应当提交该书证的理由。对方当事人否认控制书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习惯等因素，结合案件的事实、证据，对于书证是否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事实作出综合判断。”双方争议在于矿美公司所发31320.08吨货物的交易相对人应如何认定，舜天公司认为上述货物系江某本人购买，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现其申请人民法院责令矿美公司提供公司账册、记账原始凭证，系矿美公司内部资料，不符合前述规定，故对舜天公司的该项申请应不予准许。各方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还有如下异议：矿美公司认为吴某打给黄全法的110万元并非支付案涉货款。舜天公司认为矿美公司已交付货物为19764.6吨，剩余货物为江某个人购买。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双方无异议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9年4月8日上午，矿美公司张浩与公司其他员工至舜天公司索要货款，张浩称：“我来找他（江某），就是因为最后两船没有合同，本来是让他补签合同，结果他说，我直接给你们结算单，都这个时候了还签什么合同，结果做了2万吨结算单……现在退一万步讲，我们私下讨论，他这个的钱打过来，我们现在是已经纳入公司货款，我们完全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可以弥补或原路返还都可以，我们只想收到货款……他私人的钱是对这个业务的私人担保。我们现在也不纠结这私账的110万，我们现在就说公账，按合同按结算单，很清楚。按明面上的，签了合同的有结算的，我们把这个事情处理掉。”舜天公司谢小露：“这个私账我想你们再回去了解一下，打给这个黄路径是什么，我们也会了解一下。”矿美公司其他员工：“吴某打给我们股东黄全法……他（吴某）个人的钱不能打给公司，我们公司和他个人是没往来的；但是打给黄可以啊，他是我们股东，打给黄之后，我们了解到，这个钱是江某打进来的，但是江某打到吴某是怎么操作的，实际上就是为了那两船货，我们不愿意跟你们，因为前期账太乱了，不付款。其实船已经到了沙钢，其实当时已经不想跟你们公司再对接了，希望和沙钢拿合同，结果沙钢还是推到你们公司的，然后吴某说出来这110万就是保证金，就是货款。”张浩：“我第一时间过来拿结算单，结算单给我了，我肯定放心……是拿到结算单之后，收到110万元……他（江某）当时答应一定会在年前给我的，所以才打了欠条。他说公司没打钱，所以他自己打钱过来，是110万。后面两条船是沙钢收到货，我们拿到结算单之后，才算把这110万定下性来。这个船虽然没合同，但是舜天公司拿结算单了，认可这个货。”张浩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在听取上述录音后称：“这个时候我知道江某拿了自己钱出来才这么说的，脑子里是这个概念，所以没有反驳。”吴某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江某个人账户转账给我115万元作为矿美公司继续发货石灰石的保证金……江某具体什么账户打过来的，分了几次打的我记不得了。钱是打到我名下农行卡的，打款时间是在2018年8月份到2018年10月份之间，我肯定收到了这笔钱……我肯定付了，但是怎么付的我需要回去查账……今天早上开庭的，实际上是不应该由江某付保证金，江某有权利向我和张浩追偿，所以矿美公司希望舜天公司付全款，只要江某同意这笔款项事后不向我和张浩追讨，舜天公司和江某出个证明认可这个事情，这个115万元款项就可以认定是舜天公司付款的。”矿美公司认可黄全法系矿美公司隐名股东，黄全法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农行账户62×××75）我自己在用，但是平时公司有事也可以使用，我两个女婿跟我说清楚了都可以使用。（与舜天公司）的业务是小女婿张浩负责，资金往来也是张浩自己搞的，我不清楚情况。”2019年2月1日，公安机关对江某进行询问时，江某称：“我在2017年7月份样子我找吴某和他的老板小张总，他们公司叫矿美公司，是杨峰总介绍我与他们认识的。我与吴某和他的老板小张总商量，让他们帮忙解决一下我虚开出来给沙钢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这样他们就从舜天少拿钱了，我就从私户上补给矿美公司的小张总，钱是先打到吴某，这样做的总金额是300万元样子。”2019年5月19日，江某在公安机关供述：“2018年5月份通过沙钢公司杨峰认识了矿美公司的张浩和吴某。我同张浩、吴某如实陈述了我被刘超骗，希望他们帮忙代发货，发货款会打到吴某个人卡。由于矿美公司自己与舜天的合同到10月才完成，实际发货51000多吨，实际发货总金额539万，矿美给舜天开票总金额280万，剩余未开票部分为代范斯高发货（计259万含税）。”一审庭审中，江某到庭称：“我有250几万额外发的货，发给沙钢的，当时没有告诉舜天，后来告诉的。我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补前面被骗的钱，矿美发货时候不知道……矿美在发货的时候不知道是代我发货，但是结算时候知道了，他提出异议我跟他解释的。”舜天公司对交货日期分别为2018年5月11日的7426.73吨白云石块、2018年6月24日6475.55吨白云石块、2018年10月28日1425.35吨石灰石粉不持异议，上述货物结算单中，均加盖舜天公司业务一部印章，舜天公司出具给沙钢公司的结算单中，亦均加盖舜天公司业务一部印章。舜天公司认可与沙钢公司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以上事实，有结算单、通话录音、询问笔录、讯问笔录、一审庭审笔录等在卷为凭。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货款的支付主体应如何认定；二、110万元的性质应如何认定；三、案涉货款是否已满足付款条件和时间；四、付款利息的起算点及利息计算标准应如何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系矿美公司起诉要求舜天公司支付货款，舜天公司主张争议货物系江某个人购买，故本案应当根据现有证据判断江某的行为能否代表舜天公司，至于江某涉嫌挪用舜天公司资金一案，系舜天公司与江某之间内部关系，不影响对外合同判断，故本案无需以该案处理结果为依据，对舜天公司要求本案中止诉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江某系舜天公司与矿美公司案涉业务经办人，且涉嫌挪用舜天公司资金犯罪，就案涉业务，江某在公安机关供述，在发货前即告知矿美公司被骗事实，请矿美公司代范斯高公司发货，但其在一审中又陈述，矿美公司在发货时不知道是代其发货，因本案处理结果与江某存在利害关系，且江某的陈述存在反复，另外，如江某所述为实，矿美公司在未依据合同约定向舜天公司足额供货的情况下，明知系代江某或范斯高公司发货，却未与江某或范斯高公司签订合同，而是要求舜天公司出具结算单，亦不符合交易逻辑，故对江某的相关陈述，本院不予采信，舜天公司据此认定矿美公司与江某串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矿美公司共向沙钢公司发货51084.68吨，虽超过其与舜天公司签订合同总量，但江某系案涉业务经办人，矿美公司应江某要求向沙钢公司送货，江某亦以舜天公司名义向矿美公司出具案涉结算单并加盖舜天公司业务一部印章，且舜天公司与沙钢公司的结算单中亦加盖该枚印章，故相应法律后果应由舜天公司承担，至于舜天公司内部对该印章的管理制度，以及舜天公司主张确认供货数量应当加盖公司公章，均不足以否定交易相对方认定。矿美公司虽应江某要求仅向舜天公司开具部分货权转移证明，但货权转移证明并不作为货款结算依据，江某已以舜天公司名义向矿美公司出具了结算单，矿美公司所供货物与舜天公司供应给沙钢公司的货物能够一一对应，沙钢公司也已向舜天公司支付全部货款，故依约舜天公司也应向矿美公司支付相应货款。就江某支付的110万元，吴某认可系作为矿美公司继续发货石灰石的保证金，其已经支付给矿美公司，且从案涉转账记录看，吴某收款后已将110万元转账支付给黄全法。矿美公司认可黄全法系公司隐名股东，黄全法称矿美公司亦使用其个人账户收款，矿美公司在向舜天公司催款时，也认可“我们现在已经（将江某支付的110万元）纳入公司货款……（110万元）是吴某打给我们股东黄全法……我们了解到，这个钱是江某打进来的……就是为了那两船货”，故在双方交易过程中，矿美公司也认可该110万元是用于支付案涉货款，一审法院将该110万元从舜天公司应付款中扣除，并无不当。双方之间多份合同均约定，票到舜天公司、舜天公司收到沙钢公司针对此批货物的货款后，支付矿美公司全款，据此，舜天公司支付货款的前提为收到矿美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到沙钢公司支付的全部货款，舜天公司认可其与沙钢公司之间的货款已全部结清，且矿美公司已于一审期间开具剩余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故舜天公司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舜天公司应当按约付款。矿美公司主张舜天公司拒收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且矿美公司直至一审审理过程中才开具剩余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法院据此未支持矿美公司要求舜天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并无不当，二审应予维持。综上所述，矿美公司、舜天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517元，由矿美公司负担9814元，舜天公司负担237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夏 雷审 判 员  刘阿珍审 判 员  王方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胡韡书 记 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