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5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大江，男，197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泽佳，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尚成，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邓舒丹，女，196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广东登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悦，女，1968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系达州果硕蔬菜专业合作社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仕林，男，1973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连邦琳，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莫永全，男，1982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原审第三人：崔庆宁，男，1987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原审第三人：苟于兰，女，197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海，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大江、邓舒丹与被上诉人杜仕林、原审第三人莫永全、崔庆宁、苟于兰民间借贷及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于作出（2017）粤0106民初10515号民事判决，杜仕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8）粤01民终203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并发回重审。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后作出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0341号民事判决，邓大江、邓舒丹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大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杜仕林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杜仕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邓大江已向杜仕林偿还了40万的款项。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于法无据。1.邓大江提交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邓大江在杜仕林的授意下向杜仕林的助理崔庆宁转款共40万元以清偿借款，崔庆宁亦在庭审中承认其曾受杜仕林委托代为收取40万元，崔庆宁在邓大江的代理律师对其所做的《调查笔录》中也确认与邓大江并不相识，双方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但是一审法院仍认为收款人是崔庆宁而非杜仕林，认为40万元转账与本案无关，该判决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2.杜仕林在（2017）粤0106民初10515号案件（以下简称10151号案）、（2018）粤01民终20339号案件（以下简称20339号案）庭审过程中，多次否认收到邓大江还款40万，而在邓大江提交证据后，杜仕林转而称该40万元属于其与邓大江的其他经济往来，可见杜仕林严重缺乏诚信。杜仕林主张前述40万元为其他用途，理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交的证据中转账的日期均发生在2015年12月后，明显与本案毫无关联，其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3.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在邓大江已经举证还款后，需进一步证明借贷款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应当由杜仕林承担。一审法院认为邓大江须进一步举证证明崔庆宁是杜仕林指定的收款人以及40万元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明显不当。二、邓大江曾在杜仕林的授意下向苟于兰的账户转款30万元偿还借款。但邓大江因刑事案件于2017年9月被羁押至今，其民事能力受限，举证存在客观困难，然而邓大江向法庭申请调查苟于兰和邓大江的银行流水，一审法院却未予准许，忽略了对本案审理结果具有重大意义的证据。三、邓大江与邓舒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杜仕林主张代位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在莫永全与邓舒丹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所涉房屋实际所有人为案外人黄晓悦。邓舒丹仅为房屋代持人，对此邓舒丹、黄晓悦均予以确认，并提供了书面说明、购房合同等证据证明。邓大江在其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代黄晓悦清偿和解款项70万。在知晓此事后，黄晓悦已向邓大江返还了70万元款项，有黄晓悦的银行流水佐证，邓大江也确认收到了黄晓悦返还款项，故就该70万元，邓舒丹、黄晓悦与邓大江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杜仕林无权依据代位权要求邓舒丹承担《借款协议》的还款责任。2.退一步讲，即便邓大江与邓舒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杜仕林主张代位权也没有法律依据。因为行使代位权的前提条件为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而邓大江因刑事案件自2017年9月起被羁押而自由受限，无法主张权利，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杜仕林辩称，邓大江没有向邓舒丹主张还款，邓舒丹也没有向邓大江还款，一审法院对于各方的借贷关系已经审查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邓大江的上诉请求。邓舒丹述称，同意邓大江的上诉意见。第一，邓大江对邓舒丹不存在债权，因为邓大江向杜仕林借款支付和解款并没有得到邓舒丹的同意，而黄晓悦已经向邓大江支付70万元作为清偿邓大江向杜仕林的借款，故不形成邓大江对邓舒丹的债权。第二，一审法院对于40万的还款事实没有查清楚。第三，一审法院将民间借贷纠纷和代位权纠纷进行并案处理是违法的。崔庆宁述称，其收取款项是受杜仕林的委托，收到款项后已经支付给杜仕林或者杜仕林指定的人员，其他的案涉事实由法庭予以审查。苟于兰述称，同意杜仕林的答辩意见。苟于兰本人未曾获得代杜仕林接收还款的相关授权，亦未曾向邓大江表示由其本人代为收还款，且没有收到邓大江30万元的还款。邓舒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杜仕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邓大江对邓舒丹不享有到期未清偿的债权，相反，邓舒丹和黄晓悦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邓大江是邓舒丹和黄晓悦的债务人，一审法院没有审查邓大江对邓舒丹享有到期债权的性质、依据、债权的范围、期限等要素，裁判有误。1.杜仕林、邓舒丹、黄晓悦、邓大江四人之间的关系，依10515号案和本案一审的证据显示，杜仕林是邓舒丹在另案的代理律师，其明知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黄晓悦，故邓大江向杜仕林所借款项的实际受益人是黄晓悦而不是邓舒丹；一审法院罔顾黄晓悦对邓大江享有巨额债权且已经向邓大江偿还62万元本金和利息的关键事实。2013年1月期间，邓大江利用其和黄晓悦是男女朋友关系的便利向黄晓悦借支的款项高达2003000元，正是如此，邓大江才有可能替黄晓悦支付本案所涉的和解款。2.邓大江在本案诉讼中确认邓舒丹已通过实际权利人黄晓悦偿还了借款本息70万元，一审法院还认定邓大江对邓舒丹享有到期债权显然是错误的。3.法院在发回重审的20339号案民事裁定中明确指出两个疑点“1.邓大江是否享有到期债权怠于行使；2.崔庆宁的还款是否属实”，但是一审法院未作审查，将邓大江偿还黄晓悦债务的行为视为对邓舒丹到期、无限额的债权，该认定是错误的。4.从邓大江申请律师调查令取得的银行流水来看，其转账给崔庆宁的款项也是来源于黄晓悦。二、一审法院对于邓大江和杜仕林之间的借款合同的效力、还款数额认定，举证责任分配等均严重错误。1.杜仕林和邓大江之间的借款合同明显是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合同。因为杜仕林作为邓舒丹的代理律师，明知黄晓悦是实际权利人，但是其在出借案涉巨额、高息的款项时没有告知邓舒丹或黄晓悦，更没有得到其两人同意。事实上其串通邓大江隐瞒邓舒丹和莫永全房屋纠纷案和解的事实，再由邓大江向黄晓悦吹嘘已通过领导摆平，从而才有可能在黄晓悦处骗取更多的钱财。2.杜仕林在10515号案和本案一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应推定其主张不成立。从还款时间、还款金额和收款对象看，邓大江于2013年1月转账70万元给杜仕林的助理崔庆宁和杜仕林的妻子苟于兰，都是合情合理的。3.杜仕林辩称40万元是刑事诈骗中的借款并提供了判决书和诈骗时间表，但是邓大江向崔庆宁转款的时间发生在2013年1月，而杜仕林辩称的借款发生在2015年以后，该证据不能反驳邓大江的主张。一审要求邓大江继续承担举证责任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将两个基础法律关系不同的案件合并审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判决内容超出了当事人请求的范围。1.民间借贷与代位权从案由上不能合并审理，诉讼中各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完全不同。从管辖权上看，一审法院合并审理该两案由也违反了法定的管辖条款。同时，一审法院将债权诉讼和代位权诉讼同时裁判也违反了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五条第二款关于诉讼顺序的规定。2.一审法院在庭审中阐明后，仍然超出诉讼请求进行裁判，处理有误。四、杜仕林作为邓舒丹的律师，在借款给邓大江用于偿还邓舒丹的债务时，未要求邓舒丹在《借款协议》上签字，明显不符合一般的生活常理。现在又以当事人身份提起虚假诉讼，耗费法律资源，应受法律的制裁。杜仕林在回答法官提问“为何要与邓大江签订协议而不是邓舒丹或者黄晓悦”时闪烁其词，以及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了不受法律保护的高额违约金和月息5％，不符合律师专业水平。杜仕林辩称，邓大江没有向邓舒丹主张还款，邓舒丹也没有向邓大江还款，因此一审对于各方的借贷关系已经审查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邓大江辩称，对邓舒丹的上诉请求没有异议。关于邓舒丹对邓大江所享有的债权问题，实际上黄晓悦是涉案房产的实际权益人，已经将相应的款项返还给邓大江，邓大江对于黄晓悦或者邓舒丹已经不享有任何的债权，杜仕林主张代位权没有任何依据。崔庆宁述称，对邓舒丹上诉请求的意见与对邓大江上诉请求的意见一致。苟于兰述称，同意杜仕林的答辩意见。莫永全对邓大江、邓舒丹的上诉请求未作陈述。杜仕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大江、邓舒丹偿还借款本金62万元及利息（从2012年11月21日起，以62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一审案件的诉讼费由邓大江、邓舒丹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16日，杜仕林（甲方）与邓大江（乙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鉴于邓舒丹与莫永全之间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于2012年10月31日所达成《和解协议》，鉴于邓大江暂时资金紧张，杜仕林在2012年11月15日前代邓大江先行垫付62万元，打入《和解协议》所约定转款账户（开户行：工商银行广州大石新浦支行，账号：36×××05，户名：杨志华），转入作为《和解协议》所约定的邓舒丹向莫永全返还的首期款及补偿款62万元，待杜仕林将款转入《和解协议》指定账户，该转入款即为邓大江向杜仕林借款；借款金额以杜仕林转入《和解协议》指定账户的和解款项数额为准；邓大江应于2012年11月20日前将90万元打入杜仕林指定账户予以返还，否则邓大江将承担10万元违约金，且自2012年11月21日起以借款额为基数，按照每月5%计收借款利息等。杜仕林称涉案款项系因邓舒丹与莫永全存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邓舒丹在一审败诉后委托杜仕林作为二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后邓舒丹与莫永全达成《和解协议》，由邓舒丹返还莫永全首期购房款32万元及补偿款30万元，即62万元，邓大江因为该笔款项与杜仕林签订了上述《借款协议》，并由杜仕林先行垫付。对此，杜仕林提交以下证据：一、经公证的《委托书》，证实邓舒丹委托黄晓悦全权代表其办理涉案房屋的相关手续；二、（2011）天法民四初字第791号《民事判决书》，证实莫永全向邓舒丹就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侨林街68号3011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提起房屋买卖合同之诉，要求邓舒丹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房屋并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同时要求邓舒丹支付违约金及住房损失等。一审法院于2012年4月14日作出判决，判令邓舒丹继续履行与莫永全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莫永全支付剩余购房款596000元、等邓舒丹支付莫永全违约金并在收到596000元购房款当日，协助莫永全办理涉案房屋的交接手续等；三、2012年5月2日《授权委托书》，证实邓舒丹委托杜仕林及黄浩佳在其与莫永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二审诉讼中，作为邓舒丹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为提起上诉、代为参加二审诉讼、参与调解或和解等；四、2012年5月3日，邓舒丹与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书》，约定该所接受邓舒丹委托，委派律师担任邓舒丹的委托代理人。该份合同由黄晓悦代邓舒丹签名；五、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所函》，证实该所接受邓舒丹委托，指派杜仕林律师担任邓舒丹与莫永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二审诉讼代理人；六、律师费发票，证实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收取邓舒丹律师代理费1万元并开具发票；七、《民事上诉状》，证实邓舒丹就（2011）天法民四初字第791号案于2012年5月3日提出上诉；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8月13日《庭询笔录》2份以及2012年9月28日的《询问笔录》，证实杜仕林在代理邓舒丹案件中尽心尽力维护其权利；九、《和解协议》，证实邓舒丹与莫永全就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经双方友好协商，于2012年10月31日达成和解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双方同意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不再履行；邓舒丹退还莫永全所交付的首期楼款32万元并自愿向莫永全补偿30万元；莫永全在收到款项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起诉，不得就涉案房屋主张任何权利，（2011）天法民四初字第791号民事判决书不再执行等。该份《和解协议》由邓舒丹授权代表杜仕林及莫永全授权代表杨志华签名确认，同时并备注“将该款项汇入工商银行广州大石新浦支行”；十、《撤回上诉申请》，证实杜仕林于2012年11月19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申请撤回对（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193号案（以下简称2193号案）的上诉请求，理由为双方已达成和解；十一、2193号案民事裁定书，证实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双方达成和解且邓舒丹申请撤回上诉，莫永全申请撤回原审起诉，裁定撤销（2011）天法民四初字第791号民事判决、准许邓舒丹撤回上诉、准许莫永全撤回起诉。对于杜仕林提交的上述证据，邓舒丹在10515号案的质证意见：除《和解协议》邓舒丹不认可真实性，认为对此并不知情，其他证据邓舒丹确认真实性，但认为委托书不是委托参与诉讼，而是委托参与出售房产，且认为二审资料中邓舒丹的签名都是伪造的，虽然由黄晓悦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书并支付了律师费，但黄晓悦是没有资格签订委托书，应由邓舒丹本人签订；后邓舒丹在一审案件中又确认《和解协议》的真实性，亦确认杜仕林是其在案件中的合法代理人。邓大江在10515号案以及一审案件中均确认《借款协议》为其本人所签，且杜仕林此后有催款。杜仕林称签订《借款协议》后已依约向指定的杨志华账户转账支付涉案款项，涉案《和解协议》项下款项已结清。对此，杜仕林提交了以下证据：一、《结算业务申请书》，证实杜仕林于2012年11月16日向杨志华36×××05的账户转账支付了62万元，用途备注为“中院案件和解款”；二、《个人业务凭证》，证实杨志华于2012年11月20日通过其本人账户向莫永全转账支付了60万元；三、《收条》，证实莫永全确认收到杨志华律师通过工商银行转交邓舒丹退回房款首期32万元及解约赔偿款30万元，扣除应支付的2万元律师费实际收到60万元。邓舒丹不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为对借款协议及汇款情况并不知情。邓大江、莫永全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邓大江称其曾向杜仕林助理即崔庆宁的账户还款，并提交了银行流水，证明分别于2013年1月29日、2013年1月18日向崔庆宁转账支付10万元以及30万元。邓大江称是受杜仕林指示向崔庆宁进行转账，账户也是杜仕林提供的，对此提交《调查笔录》予以证明，笔录显示崔庆宁确认受杜仕林委托于2013年1月18日、1月29日收取邓大江40万元。经质证，杜仕林确认崔庆宁是其曾经的助理亦确认收到上述40万元，但称上述款项是杜仕林与邓大江的其他纠纷与一审案件无关，杜仕林称从未授权崔庆宁作为案涉款项的收款人。在10515号案的庭审中，邓舒丹多次向法庭提出申请对2193号案中的《授权委托书》《上诉状》《和解协议》等文件进行笔迹鉴定。同时，邓舒丹在10515号案否认对2193号案知情，认为杜仕林私自伪造委托书，联合其他人骗取邓舒丹的财产，认为没有授权杜仕林做任何法律代理，同时否认对《授权委托书》《和解协议》知情，亦否认对于涉案款项的支付情况知情。庭审中，杜仕林表示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邓大江提起一审案件诉讼，同时由于邓大江对邓舒丹享有到期债权却怠于行使，因此以代位求偿法律关系要求邓舒丹承责。邓舒丹明确表示邓大江没有向邓舒丹主张还款。另查明，莫永全就2193号案邓舒丹代理人的授权未经本人确认，和解协议违反自愿原则，于是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提出再审申请，案号为（2018）粤01民申115号。在该再审案件中，邓舒丹委托黄晓悦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在该案的听证过程中，邓舒丹通过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表示杜仕林确实是2193号案当时依法委托的代理人，而且代理权限是特别授权。在审判人员询问邓舒丹关于2193号案的和解协议是否代表真实意思表示时，邓舒丹通过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确认，并在审判人员询问“也就不管说杜仕林是否真实取得了你们的授权，但是即使他没有取得你们的授权的话，你们也对他与这个莫永全经过协商之后达成的和解协议上也是认可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时，邓舒丹代理人明确表示“首先杜仕林当时取得我们的一个合法授权，第二个当时这个上诉也是我们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意思表示，在双方进行一个支付和解款项而且撤回上诉，这一系列都是邓舒丹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另外，在审判人员询问“为何在（2017）粤0106民初10515号案里边，你们主张你们与杜仕林的签名是伪造的，然后向法官提交了一个投诉的情况，里边明确表示说你们对杜仕林律师的所有签名说是一无所知，也没有授权他做任何法律代理，说是你方与莫永全达成的和解协议也不知情，那么这个2017年9月6日的这份文件是不是你方的签名？”，邓舒丹对此并未直接作出回应。另，听证后，邓舒丹通过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悦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说明及答辩》，认可向10515号案经办人递交函件的真实性，认为《上诉状》《授权委托书》的签名均非邓舒丹本人亲笔签名，但确认2193号案中邓舒丹是通过金鹏律师所聘请的律师，并且已支付律师事务所律师费1万元，该所也出函给法院，指派杜仕林为邓舒丹二审代理人，整个二审程序合理合法，并称当时杜仕林代付62万元给莫永全，邓大江已付杜仕林70万元，邓舒丹也已委托其代理人支付给邓大江代付款70万元，邓舒丹也早已认可和解协议并已支付和解协议款项，邓舒丹对2193号案的处理结果予以认可，同意该案的和解协议等。（2018）粤01民申115号庭审后，邓舒丹在10515号案庭审中又明确表示：1.黄晓悦的授权为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黄晓悦在一审案件中的所有陈述都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邓舒丹对于2193号案相关情况整个过程均不知情，对该案中邓舒丹与莫永全达成的和解协议也不知情，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认为在收到10515号案起诉材料才知道该份和解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杜仕林与邓大江签订的《借款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切实履行。关于杜仕林要求邓大江偿还本金并支付违约金、利息的问题。借款协议明确约定了款项的用途并约定了款项的支付方式，现杜仕林已依约向指定的收款人杨志华转账支付了62万元，杜仕林已依约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邓大江辩称还款40万元的问题。首先，邓大江于2013年1月18日、2013年1月29日向崔庆宁转账30万元、10万元，因上述款项的收款人是崔庆宁并非杜仕林，杜仕林称上述款项是杜仕林与邓大江的其他纠纷与一审案件无关，且杜仕林称并未授权崔庆宁代为收取案涉款项的还款；邓大江须进一步举证证明崔庆宁是杜仕林指定的收款人；因崔庆宁称不清楚款项40万元的性质，邓大江须进一步举证证明上述40万元与一审案件存在关联性；否则邓大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邓大江提交的《调查笔录》，虽显示崔庆宁确认受杜仕林委托收取邓大江40万元；但该笔录并未显示与一审案件存在关联性。综上，邓大江关于已归还部分款项的抗辩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借款协议》的约定，现杜仕林要求邓大江依约偿还借款本金62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11月21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杜仕林要求邓舒丹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借款协议》明确约定了所借款项的用途为基于邓舒丹及莫永全所达成的涉案《和解协议》项下邓舒丹应付款项，且莫永全亦确认了收到涉案《和解协议》项下以邓舒丹名义支付的相应款项，从一审案件查明的事实可见，因涉案《和解协议》履行完毕，邓舒丹及第三人之间的2193号案已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结案，足以证实涉案款项虽以邓大江名义所借，但实际用于邓舒丹，无论因何种理由，邓大江为解决2193号案的纠纷为邓舒丹向杜仕林借款，邓大江对邓舒丹享有债权；二、邓舒丹在10515号案中通过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三番四次地否认对2193号案知情，认为杜仕林私自伪造委托书，联合其他人骗取邓舒丹的财产，认为没有授权杜仕林做任何法律代理，同时否认对《授权委托书》《和解协议》知情，对涉案款项的支付情况亦否认知情，除了坚持进行笔迹鉴定外，邓舒丹从未承认对《和解协议》《授权委托书》已进行追认。但在（2018）粤01民申115号案的审理过程中邓舒丹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表述，明确表示杜仕林确实是2193号案中邓舒丹合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而且代理权限是特别授权，取得了邓舒丹的合法授权，又确认和解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当时这个上诉也是邓舒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双方进行支付和解款项而且撤回上诉，这一系列都是邓舒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更是明确表示了当时杜仕林代付62万元给莫永全，邓大江已付杜仕林70万元，邓舒丹也已委托其代理人支付给邓大江代付款70万元，邓舒丹也早已认可和解协议并已支付和解协议款项。从上述事实可见，邓舒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陈述自相矛盾且互相冲突，在诉讼中有意隐瞒其在相关诉讼案件中的事实，明显有失诚信、妨碍诉讼，一审法院对邓舒丹在一审案件中的抗辩均不予采信，并由邓舒丹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案件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杜仕林所述属实，邓舒丹明知2193号案的处理结果，且已通过杜仕林垫付和解协议项下款项解决了该案的纠纷，涉案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为邓舒丹，且邓舒丹亦已因此获益；三、邓大江至今未向杜仕林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亦未向邓舒丹主张过债权，现杜仕林以代位权向邓舒丹提起一审案件诉讼，要求邓舒丹在邓大江需向杜仕林承担责任的范围内承责，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在邓舒丹向杜仕林履行清偿义务后，杜仕林与邓大江、邓大江与邓舒丹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关于邓大江在代理词中要求延期调取邓大江向苟于兰还款30万元银行流水的问题。自2017年提起10515号案诉讼至今已将近三年，将近三年的时间足以让邓大江充分举证，且邓大江亦委托专业的律师进行诉讼，现邓大江要求延期举证不符合举证期限的规定，故关于该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受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邓大江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杜仕林返还本金62万元及利息（以62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付）；二、邓舒丹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邓大江的上述债务范围内对杜仕林承担清偿责任，其向杜仕林履行清偿义务后，杜仕林与邓大江、邓大江与邓舒丹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如果未按照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190元、保全费5000元，由邓大江、邓舒丹负担。二审期间，邓舒丹依法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还贷银行流水，拟证明2193号案所涉房屋实际所有人为黄晓悦，杜仕林对该事实也知晓。2.邓大江与黄晓悦银行流水、3.本案一审庭审笔录，拟共同证明黄晓悦对邓大江享有2003000元债权，邓大江实际为黄晓悦的债务人，一审法院认定邓大江享有到期债权显然是错误的；本案一审庭审笔录另证明杜仕林在发回重审后针对案涉40万元的陈述与10515号案中的陈述自相矛盾，对该笔款项改口声称已收到了但是与本案无关，明显属于不诚信诉讼。4.银行出具提前还款受理回执、银行流水清单、案外人黄先恒身份证及手写证明、平安银行业务凭证，拟证明房屋的实际产权人是黄晓悦。二审中，邓大江以其因刑事案件而人身自由受限为由向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以查明其向苟于兰交付30万元的事实，本院依其申请向其代理律师发出律师调查令，通过广发银行广州沙太路支行、工商银行广州东山广场支行、建设银行广州体育中心支行、农业银行广州越秀支行、招商银行广州分行体育东路支行、工商银行广州东山广场支行、工商银行广州署前路支行调取了邓大江名下账户在2012年1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交易记录，上述银行回复提交了相关交易数据，其中没有关于邓大江与苟于兰的交易记录。本院组织各方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杜仕林对邓舒丹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确认，邓舒丹已提交原件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请法庭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及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黄晓悦在10515号案中作为邓舒丹的代理人，称邓大江与邓舒丹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该陈述与该证据相互矛盾，杜仕林不认可，黄晓悦转给邓大江的款项与本案无关；证据3庭审笔录是本案一审笔录，不是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杜仕林对邓大江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的银行交易记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中的交易与本案无关。邓大江对邓舒丹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和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由法院审查；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邓大江对其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的银行交易记录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另称经邓大江本人确认其是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州市骏源支行转账30万元给苟于兰，请求补充调取该账户的数据。邓舒丹对邓大江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的银行交易记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崔庆宁对上述证据质证称，上述证据的三性由法庭予以审查。苟于兰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同意杜仕林的质证意见。本院审查上述证据认为，邓舒丹提交的证据中，还贷银行流水、银行出具提前还款受理回执、银行流水清单、案外人黄先恒身份证及手写证明、平安银行业务凭证，用于证明邓舒丹为黄晓悦代持房屋，该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采纳该两份证据；邓大江与黄晓悦的银行流水记录用于证明黄晓悦向邓大江支付了款项，对邓大江享有债权，但该债权即便为真实，与邓舒丹亦没有关系，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亦不予采纳；本案的一审庭审笔录，其性质在本案中不属于证据，本院不作为证据予以采纳。邓大江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的银行交易记录，虽然是真实合法，但其中并不能反映邓大江向苟于兰还款的事实，故本院不采纳该组交易记录。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证据在卷佐证，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杜仕林与崔庆宁均确认崔庆宁曾是杜仕林的律师助理；杜仕林与苟于兰对邓大江主张其两人为夫妻关系未提出异议；黄晓悦是邓舒丹在10515号案、20339号案及本案一审和二审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据杜仕林一审提交的《委托书》，黄晓悦受邓晓丹委托全权代表其办理房屋相关手续。邓舒丹在一审中提交黄晓悦名下账户于2017年4月25日、26日转账给邓大江共70万元的交易明细，主张黄晓悦已经向邓大江偿还了案涉款项。二审中，邓大江、邓舒丹以及作为邓舒丹的委托代理人到庭的黄晓悦均确认前述转账70万元是偿还给邓大江的款项，原因是当时获知邓大江向杜仕林借款用于偿还邓舒丹与莫永全案件的和解款。二审中，杜仕林本人向法院提交《关于（2020）粤01民终12598号相关情况的再说明》，写明：在2013年，邓大江有意和杜仕林合作做一些项目。杜仕林说已经通过邓大江为邓舒丹借了62万元的调解款，目前手中非常紧张，故向邓大江提出能否借40万元给其用于今后的合作项目。杜仕林将助理崔庆宁的账户给了邓大江，让其将借给杜仕林的40万元打给崔庆宁。崔庆宁收到款项后将40万给了杜仕林。（2018）粤1971刑初2660号刑事判决中，查明邓大江在该案检察笔录中陈述：以前邓大江前前后后借了40多万元给杜仕林。该案判决书中未对邓大江向杜仕林出借款项予以认定。本案二审中，邓大江称其没有向杜仕林出借4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及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邓舒丹关于杜仕林与邓大江的借款协议无效的主张是否成立？2.邓大江与杜仕林就案涉62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债务是否已经结清？如未全部结清，邓大江应偿还多少借款本息？3.邓舒丹是否应向杜仕林承担本案借款的还款义务？关于焦点1，杜仕林与邓大江之间的《借款协议》经一审法院认定为成立有效，双方当事人并无提出异议，本院对该协议予以确认。邓舒丹虽然在本案中提出异议称前述借款事项未得到其同意，但是从邓舒丹所确认的已经由黄晓悦将款项70万元归还给邓大江的意见，也反映其追认了邓大江向杜仕林借款支付了邓舒丹在2193号案和解协议中还款义务的行为，故邓舒丹的该项异议不能成立。关于焦点2，杜仕林主张邓大江欠其案涉62万元借款本息未还，邓大江抗辩其已经按照杜仕林指示向崔庆宁、苟于兰转账清偿了借款本息，本院对此评析如下：第一，邓大江分别于2013年1月18日、29日向崔庆宁转账共40万元，并主张为偿还案涉借款，为此提交了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崔庆宁陈述受杜仕林委托收取上述款项，并已经转交给杜仕林。尽管杜仕林曾在10515号案中否认收到上述款项，但其已经在本案中确认委托崔庆宁收款，则本院依法确认杜仕林已经收到该40万元。第二，杜仕林称该40万元并非偿还本案借款，而是邓大江出借给杜仕林的款项，借款原因是其出借了62万元的和解款后资金紧张，故向邓大江提出借款用于双方的合作项目。但是杜仕林于2012年11月16日出借62万元给邓大江，约定了2012年11月20日为还款日，还款金额为90万元，逾期另支付违约金和计收月利率为5%的利息。杜仕林是律师，其应清楚如何维护自身权利，在邓大江没有还清前述借款62万元本息和违约金的情况下，杜仕林反而向邓大江借款40万元，明显与常理相悖。且邓大江对62万元的借款需负担较高利息，在其有还款能力情况下不清偿借款本息，而将款项未经约定利息出借给债权人，也有违日常生活逻辑。第三，杜仕林为佐证其向邓大江借款40万元的主张，提交了（2018）粤1971刑初2660号刑事判决书，指出其中记载邓大江自述曾借款40万元给杜仕林。从该刑事判决内容看，邓大江陈述其“前前后后借了40多万元给杜仕林”，从文义上理解，该借款应是陆续多次支付，但邓大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所陈述的借款发生事实，法院在该判决中也没有对40万元的借款予以确认。邓大江在本案二审中明确表示其实际上并没有出借40万元给杜仕林。因此，仅依据邓大江在刑事案件中陈述的内容，不足以证明该40万元是邓大江出借给杜仕林的借款。第四，邓大江另主张其按照杜仕林指示向苟于兰转账30万元用于清偿案涉借款，但苟于兰明确表示没有收到邓大江30万元的还款，本院依邓大江申请发出律师调查令的调查结果亦未能证明邓大江的前述主张。故邓大江的该项意见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邓大江的代理律师在庭询中明确邓大江是通过其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州市骏源支行的账户向苟于兰转账，请求再次调取证据。但既然邓大江已经确定转账账户，其完全可以通过委托律师或者委托家属自行查询转账记录，故本院对邓大江的该项请求不予准许。综上，由于杜仕林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前述40万元是邓大江向其出借的款项，且其作为邓大江的债权人在债权到期后不主张还款反而向邓大江借款的说法明显有违常理，故本院依法采信邓大江的主张，确认邓大江已经向杜仕林偿还款项40万元。杜仕林在一审质证时已经确认崔庆宁曾是其助理且确认收到前述40万元，一审法院仍认为邓大江应承担证明崔庆宁是杜仕林指定的收款人的责任，举证责任的分配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邓大江证明了转账40万元的真实性并抗辩为还款，则转账与本案无关的举证责任应由杜仕林承担，一审法院对该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院亦予以纠正。邓大江主张向苟于兰转账30万元，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现其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基于本院认定邓大江已向杜仕林偿还40万元，故本院分析邓大江应还借款本息如下：由于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2012年11月16日借款62万元，2012年11月20日应还款90万元，可见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利息标准为5天28万元，该利率远远高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利率上限；另双方约定了逾期还款违约金，又约定逾期利率为月利率5%，也同样高于前述利率上限，依法均应予以调整。由于双方没有约定还款顺序，还款40万元应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进行清偿。因此，邓大江在2013年1月18日还款30万元，应按照月利率3%的标准计算自2012年11月16日至2013年1月18日的利息（即39680元），支付该利息后余款260320元应用于偿还本金，偿还后邓大江仍欠本金359680元。邓大江于2013年1月29日还款10万元，应按照月利率3%的标准计算自2013年1月19日至2013年1月29日的利息（即3956.48元），支付该利息后余款96043.52元应用于偿还本金，偿还后邓大江仍欠本金263636.48元。邓大江应向杜仕林清偿借款本金263636.48元，并以该本金为基数，自2013年1月30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向杜仕林计付利息至其实际清偿借款之日。关于焦点3，即邓舒丹是否应向杜仕林承担本案借款的还款义务。首先，债权人代位权是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情形下，债权人以自己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的权利。本案中，邓大江向杜仕林借款代为清偿了邓舒丹的债务债权，不论邓舒丹与黄晓悦之间是否存在房屋代持关系，也不管黄晓悦与邓大江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按照债务的相对性，一审法院认为邓舒丹应当向邓大江偿还其代付的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现邓大江、邓舒丹、黄晓悦三人均确认邓大江向杜仕林借款用于清偿另案和解款的事实，也确认黄晓悦已经代邓舒丹向邓大江清偿该款项70万元，并提供了转账凭证予以证明，黄晓悦的代付行为也与邓舒丹委托黄晓悦全权代表其办理房屋相关手续的《委托书》相符，足以采信。杜仕林未对此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杜仕林关于邓舒丹没有向邓大江还款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据此，杜仕林以邓大江怠于行使到期债权为由要求邓舒丹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本案一审立案时，将案由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和代位追偿权纠纷，对两个法律关系一并立案处理，虽有不妥，但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故邓舒丹提出本案中同时处理两个法律关系违法，本院不予采纳其主张。但代位追偿权纠纷并非《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规定的案由，本院依法纠正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综上所述，邓大江的关于40万元还款的上诉请求成立，邓舒丹的关于驳回杜仕林对其诉讼请求、驳回杜仕林对邓大江的诉讼请求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均予以支持；邓大江关于30万元还款的上诉请求不成立，邓舒丹的关于驳回杜仕林对邓大江的全部诉讼请求部分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03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03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邓大江于本判决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杜仕林清偿本金263636.48元及利息（以263636.48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3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借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付）；三、驳回被上诉人杜仕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1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杜仕林负担12759.3元，上诉人邓大江负担9430.7元；二审受理费10000元，由被上诉人杜仕林负担7874元，上诉人邓大江负担21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锦霞审判员  许雪芳审判员  吴 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徐施阮尹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