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16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丽凤，女，1978年4月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石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超，云南天外天（蒙自）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发贵，男，1972年5月1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石屏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学节，女，1991年5月6日生，彝族，住云南省元阳县，现住云南省石屏县。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朴仙，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丽凤因与被上诉人杨发贵、白学节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石屏县人民法院（2020）云2525民初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丽凤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石屏县人民法院（2020）云2525民初51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采信证据错误。首先，上诉人关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陈述能够与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白某1、白某2的证言相互印证，却未被一审采信；其次，一审错误采信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吴银行的证言，而该名证人与本案二被上诉人及本案的处理均有利害关系，不应被法院采信；再次，事发后2018年5月12日双方协商过程中被上诉人白学节没有否认双方系雇佣关系，还在一定程度认可了上诉人是帮被上诉人干活。2.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基于证据采信错误，导致未认定其与二被上诉人系雇佣关系，未判令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杨发贵、白学节辩称，1.其没有雇佣过杨丽凤，与上诉人杨丽凤不存在雇佣关系，杨丽凤申请的证人证言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2.杨丽凤自己跌倒受伤及费用均与被上诉人无关，事发时被上诉人也不在现场，被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丽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杨丽凤的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车旅费、伤残补助费、装洋芋的工钱费共计人民币698033.41元。其中医疗费计算有误，变更为两次医疗费共计38508.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发贵、白学节系夫妻关系，杨丽凤与杨发贵系同村村民。杨发贵、白学节从事土豆收购生意，其收购地点位于建水县，吴银行向杨发贵、白学节收购土豆。2018年4月12日下午，杨丽凤在建水县土豆地里不慎摔倒受伤，同在土豆地的吴银行将其扶至路边白某2、卢琼凤的三轮摩托车上后一起将其送至杨发贵、白学节的土豆收购地点。当天，杨丽凤被送至云南通海骨伤医院住院治疗17天，支付医疗费31133.26元；出院后，杨丽凤在云南通海骨伤医院支付检查治疗费515.79元。2019年7月22日，杨丽凤行内固定术再次至云南通海骨伤医院住院治疗9天，支付医疗费6645.38元。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杨丽凤与杨发贵、白学节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本案中，杨丽凤主张其与杨发贵、白学节存在雇佣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其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其主张杨发贵、白学节作为雇主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也缺乏适用的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杨丽凤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丽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80元，减半收取5390元，由原告杨丽凤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杨丽凤向本院提交与白学节的录音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1.2018年5月14日21时28分杨丽凤与白学节的对话录音一份，欲证明：对话过程中白学节称“你跟亲戚家干活计，你（摔）着，这种说怪哪个么，只能怪自己倒霉”；2018年5月15日21时32分杨丽凤的丈夫杨广云与白学节的通话录音一份，欲证明：通话过程中杨广云向白学节询问收洋芋老板的电话，白学节说有什么事情直接跟她说。认为从上述两份录音的内容来看，白学节没有否认双方存在雇佣关系。2.证人白某3陈述：事发当天其路过洋芋收购点，一名50岁左右的新疆老板叫杨丽凤去买洋芋，虽没有见过老板给过杨丽凤钱，但曾见到杨丽凤在收购点帮忙装洋芋，故认为杨丽凤是负责收洋芋的小工。3.证人杨某陈述：事发当天下午其在铁厂村××白××节与××摩托车××村收洋芋，但不知道白学节是否给过杨丽凤钱。4.证人王某陈述：2018年4月12日下午其在洋芋地里见到杨丽凤骑摩托车路过，杨丽凤接到白学节的电话叫杨丽凤的洋芋收购点，虽然没有见过白学节向杨丽凤支付过钱，但因曾见过杨丽凤帮白学节收洋芋，认为杨丽凤是白学节家雇佣的小工。经质证，被上诉人杨发贵、白学节认为，1.录音材料只能证明杨丽凤找白学节要钱，对话过程中没有提到帮干活受伤赔钱等类似的内容，只是说受伤了有良心帮助付点钱，不能据此证明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对录音材料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三名证人的证言内容均不能证明杨丽凤是白学节雇请的小工，其中杨某关于事发当天下午见到白学节骑摩托车前往上寨村的陈述不真实、不客观。事实为当天下午白学节没有与杨丽凤一同前往上寨村，出庭作证的王某也没有见到白学节与杨丽凤同行。对上诉人申请上述三名证人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杨发贵、白学节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本院审查认为，1.录音材料内容仅涉及事发后双方对话的部分经过，白学节没有承认或认可杨丽凤系其雇请工人的意思表示，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2.出庭作证的证人杨某在回答法庭询问及回答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关于“是否听到白学节叫杨丽凤”的问题时，先回答“听到”后回答“没听到”，对同一问题的陈述前后矛盾；杨某在上诉人的代理人于2020年9月2日向其调查时陈述“记不得白学节与杨丽凤是否各骑一辆摩托车”，与当庭陈述“白学节与杨丽凤各骑一辆摩托车”前后矛盾；杨某关于见到白学节与杨丽凤一同前往上寨村的陈述也与另一名证人王某关于只见到杨丽凤的陈述，相互矛盾。综上，该证人的证言内容前后矛盾，本院不予采信。另，上述三名证人出庭作证均陈述没有见过白学节向杨丽凤支付过工钱，三名证人关于“杨丽凤系白学节雇请的工人”的陈述属于证人单某的主观推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语言”的规定，三名证人均不能证明杨丽凤系二被上诉人雇请的工人。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欲证明杨丽凤与白学节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本院认为，雇佣关系系雇员按照雇主的指示，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以自己的技能为雇主提供劳务并由雇主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中最明显特征为雇佣双方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性。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订立书面用工合同或书面协议，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曾口头达成过雇佣协议；上诉人从田梗上不慎跌倒受伤时二被上诉人未在现场；上诉人在一、二审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陈述“因曾见过杨丽凤帮白学节收过土豆，白学节应该是杨丽凤的雇主”，均属于证人的主观推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语言”的规定，上述证人证言均不能直接证明杨丽凤系二被上诉人雇请的工人。杨丽凤主张其系二被上诉人雇请从事收土豆的工人，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进一步举证加以证明。一、二审期间，上诉人杨丽凤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管理上的从属性，以及被上诉人支付劳务报酬、提供必要劳动工具或劳务条件等基础事实，其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杨丽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80元，由上诉人杨丽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红审判员 宋安娥审判员 王 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卢俊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