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34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平，男，196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力夫，男，1980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金鑫宏源纤维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彭州市致和镇独柏路******。 法定代表人：李晓艳，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天辉，男，系成都金鑫宏源纤维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徐，女，系成都金鑫宏源纤维有限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阳玉梅，女，196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上诉人张家平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金鑫宏源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公司）、原审第三人阳玉梅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182民初4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滕洁适用普通程序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家平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182民初4598号民事判决或者发回重审，依法改判金鑫公司支付张家平128976.56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向张家平支付自2016年1月30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金鑫公司与张家平签订了《补充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照（2019）川01民终15041号民事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金鑫公司从2015年3月至7月底公司试营业以来，张家平向金鑫公司供应聚酯瓶片共计1100万元，按照当时的行情计算共计约3000余吨，按照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的约定，按照每吨40元计算报酬，也就是12万元。金鑫公司无法推翻第三人阳玉梅记录的2015年8月1日至12月30日期间采购记录的证据，应当认定该证据真实有效。在2015年8月至12月期间，张家平共计为金鑫公司采购聚酯瓶片3224.44吨，按照每吨40元标准计算，金鑫公司还应当支付张家平128976.56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张家平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金鑫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阳玉梅述称，2015年3月至6月期间，阳玉梅在金鑫公司上班，中途因家中有事请假，后，从2015年8月初开始至2016年1月期间一直在金鑫公司上班。金鑫公司向阳玉梅支付工资系现金发放。阳玉梅在金鑫公司工作期间一直从事材料入库的工作。 张家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金鑫公司向张家平支付提成费128976.56元，并以128976.5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1月30日起至劳务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家平与金鑫公司于2015年3月3日和3月6日分别签订了《原材料聚酯瓶片回收清洗供应承包责任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张家平负责原材料聚酯瓶片的回收、清洗、粉碎、包装等后，供给金鑫公司直接使用，由金鑫公司按数量计价付款。2015年8月1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合同》，约定：双方于2015年3月3日及3月6日签订的《原材料聚酯瓶片回收清洗供应承包责任书》及《补充协议书》所涉及全部合同条款于2015年7月31日终止；从2015年8月1日起金鑫公司聘用张家平采购聚酯瓶片（不含泡料），价格随行就市，以质论价，由客户将瓶片运厂区验收入库，由金鑫公司直接与瓶片供应商结算。金鑫公司直接支付张家平管理工资（含所有费用）每吨40元；从2015年8月1日起金鑫公司可直接采购原辅材料和聚酯瓶片，金鑫公司采购的聚酯瓶片数量算入张家平总工资计算内（不含泡料）；张家平必须遵守厂规厂纪、严格按采购要求落实采购计划，不得违反公司规定，接受总经理监督检查。《补充合同》签订后，张家平在2015年8月和10月，继续向金鑫公司供应了413021.03元的聚酯瓶片。2015年11月，双方就签订《原材料聚酯瓶片回收清洗供应承包责任书》后产生的所有买卖往来款项进行了对账和结算，并未就代为采购及合同约定的管理工资进行结算。 一审法院另查明：1、一审庭审中，经一审法庭询问，张家平陈述自2015年8月1日双方签订《补充合同》后，双方之间既存在买卖聚酯瓶片的事实，又存在张家平代金鑫公司采购聚酯瓶片的事实。金鑫公司则陈述双方之间只存在买卖聚酯瓶片的事实，不存在代为采购的事实。 2、张家平一审庭审中陈述，因为在签《补充合同》时，金鑫公司仍欠张家平大量货款，且张家平将所有的客户资源都给了金鑫公司，故双方在《补充合同》中约定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聚酯瓶片的数量也计入张家平计算管理工资的数量中。张家平同时陈述，张家平主张的管理工资金额系根据金鑫公司的员工阳玉梅的笔记记载的自2015年8月1日后金鑫公司共收购的聚酯瓶片数量计算的，上述记载的聚酯瓶片既包含张家平代金鑫公司采购的部分，也包含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部分。张家平代为采购的部分包含三部分，一是张家平以前的供货商，现在直接向金鑫公司供货，二是张家平联系的新的供货商，三是由张家平提供供货商的电话号码，由金鑫公司直接联系供货商采购的部分。 3、一审法庭询问张家平于2015年11月进行货款的往来对账，为何未就管理工资同时进行对账时，张家平陈述，2015年9月，张家平要求金鑫公司对账，金鑫公司的总经理李世富让张家平和阳玉梅对账，在年底时同货款一并支付，后来张家平就与阳玉梅每个月进行对账，形成了阳玉梅提供的记录本。12月份，张家平找金鑫公司要钱时，对方就以生意不好为由与张家平产生纠纷，因此未对账。 4、金鑫公司提供的财务会计记账凭证原件显示，阳玉梅于2015年8月前均领取了工资，并在工资领取表中签字。从2015年8月起，金鑫公司均是将工资款项打入银行卡，工资表清单中已没有阳玉梅的名字。 5、2015年8月1日以后，张家平、金鑫公司与张家平原来的供货商林孝章、唐光定、李联才、罗南群、张清贵、鲁登政、张友成、李学明、高大明分别签订了《聚酯瓶片购销合同》，约定上述供货商自合同签订后直接向金鑫公司供货，供货截止期限至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不等。金鑫公司提供的财务会计记账凭证原件显示，上述合同签订后，仅有唐光定、张清贵在向金鑫公司继续供应聚酯瓶片，根据该记账凭证中的聚酯瓶片入库单累计计算，2015年8月至12月，唐光定共向金鑫公司供货13471kg，张清贵向金鑫公司供货11691kg。 6、张家平提供的原料购进记录本中，记录有廖厚金、陈刚、廖贵英、郑学元等四位供货商。在金鑫公司提供的财务会计记账凭证中，上述四人于2015年8月至12月为金鑫公司提供了聚酯瓶片。其中，廖厚金为金鑫公司供货13095kg，陈刚为金鑫公司供货15287kg，廖贵英为金鑫公司供货14870kg，郑学元为金鑫公司供货13206kg。除上述四人及《聚酯瓶片购销合同》中的供应商外，张家平在记录本中记载的其余供应商名称与金鑫公司的财务会计记账会计凭证中的供应商名称均不吻合。 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案件事实，有张家平举出的《原材料聚酯瓶片回收清洗供应承包责任书》、《补充协议书》、《补充合同》、（2016）川0182民初3990号民事判决书、（2019）川0182民终15401号民事判决书、《聚酯瓶片购销合同》、庭审笔录，金鑫公司举出的（2019）川0182民初112号民事判决书、（2019）川0182民终15401号民事判决书、财务会计记账凭证中的入库单、工资表，以及双方一审当庭相一致的陈述在卷为凭。以上证据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审查，因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张家平举出的入库单及瓶片收购表，载明的时间均在2015年8月份之前，与2015年8月1日后张家平是否存在代采购的行为无关，因缺乏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张家平举出的金鑫原料收购记录本。首先，阳玉梅记载了2015年8月至12月的原料入库数量，但根据金鑫公司提供的完整的财务记账凭证显示，阳玉梅于2015年8月前在领取工资，于2015年8月后未再领取工资，即阳玉梅于2015年8月后就未在金鑫公司上班。阳玉梅关于2015年8至12月的入库记载存疑。其次，阳玉梅一审当庭陈述其于2015年6至7月请假2月未上班，但金鑫公司提供的财务记账凭证中有阳玉梅6、7月的工资领条签名，阳玉梅的一审当庭陈述存疑。再次，从该记录本显示，关于原料入库的记录顺序混乱，与正常的记录习惯不符。基于上述疑点，该证据真实性存疑，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张家平举出的金鑫原料购进记录本。对该记录本记载的廖厚金、陈刚、廖贵英、郑学元等四位供应商名称，与金鑫公司提供的财务会计凭证中的供应商名称相吻合，一审法院对记载的四位供应商名称予以采信。对于其余内容，首先，该记录系张家平自行制作，并未经金鑫公司盖章确认或金鑫公司人员的签字确认，不足以证明该记录的真实性。其次，该记录本中记载的供货商名称中，除廖厚金、陈刚、唐光定、廖贵英、张清贵、郑学元等个别供货商名称与金鑫公司的财务会计凭证中入库单的供货商名称相吻合外，其余供货商名称均与入库单的供货商名称不吻合。且张家平记录的供货数量，与入库单中的供货数量也不能对应。综上，张家平举出的上述记录本记载的材料采购记录与金鑫公司的财务会计凭证中的入库单并不吻合，因缺乏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金鑫公司举出的职工考勤表，系由金鑫公司自行制作，因缺乏真实性和证明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张家平与金鑫公司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补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该协议约定张家平自2015年8月1日起为金鑫公司采购聚酯瓶片，由金鑫公司按其采购的数量以每吨40元给付报酬，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关于金鑫公司辩称根据该协议约定，双方系劳动合同关系而非劳务合同关系的意见。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的本质区别在于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在劳动关系确立后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须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双方之间具有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隶属关系，这种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和人身关系。而劳务合同的一方无须成为另一方成员即可提供劳务，双方只发生财产关系。本案中，双方虽在《补充协议》第六条中约定张家平“须遵守厂规厂纪、严格按采购要求落实采购计划，不得违反公司规定，接受总经理监督检查”，但从整个补充协议来看，双方约定的重点在于张家平严格按照采购计划为金鑫公司采购聚酯瓶片，而非接受金鑫公司的管理，双方形成的是财产关系。张家平并未成为金鑫公司的一员，双方并未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人身隶属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的范畴。故金鑫公司的该项辩称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双方在签订《补充合同》后，张家平是否为金鑫公司采购了聚酯瓶片的问题。张家平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5年8月1日后，金鑫公司收购的原料聚酯瓶片既包含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部分，也包含张家平代为采购的部分，张家平代为采购的部分包含其移交的供应商所供货、开发的新供应商所供货、提供电话号码，由金鑫公司联系的新供应商所供货三部分。首先，围绕张家平提出的移交供应商供货部分，张家平、金鑫公司虽与张家平原供应商林孝章、唐光定、李联才、罗南群、张清贵、鲁登政、张友成、李学明、高大明签订了《聚酯瓶片购销合同》，但从金鑫公司的财务会计记账凭证来看，实际继续向金鑫公司供应聚酯瓶片的供应商只有唐光定和张清贵；其次，围绕张家平提出的开发新的供应商供货部分，以及提供电话号码的供应商供货部分，张家平虽向一审法庭举出了原料购进记录本，记载了新供应商的名称及供货量，但在金鑫公司的正规会计凭证中除有陈刚的入库记录外，并不存在记录本中记载的其余新客户，该记录本不能证明存在上述供应商向金鑫公司供应了聚酯瓶片。另，张家平在记录本中记载的原供应商廖厚金、廖贵英、郑学元（未签《聚酯瓶片购销合同》），但在金鑫公司的正规会计凭证中能够得到印证，一审法院对上述供应商供货的事实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除了唐光定、张清贵、廖厚金、陈刚、廖贵英、郑学元向金鑫公司供应聚酯瓶片外，张家平没有其余代为采购的行为。金鑫公司财务记账凭证中的其余供应商供应的聚酯瓶片均系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部分。 关于双方在签订《补充合同》后，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聚酯瓶片能否计入张家平的劳务报酬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应结合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方面，综合确定双方对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双方虽在《补充合同》第五条中约定自2015年8月1日后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聚酯瓶片数量纳入计算张家平劳务报酬的数量范畴，但结合双方签订该《补充合同》的背景、目的，以及合同的前后条款内容，双方之所以约定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聚酯瓶片数量纳入张家平劳务报酬计算范畴，系因双方终止聚酯瓶片的买卖合同关系后，张家平将其所有原瓶片供应商移交给金鑫公司，由原瓶片供应商直接向金鑫公司供货，同时张家平应严格按照金鑫公司的采购计划为金鑫公司采购聚酯瓶片。一审庭审中，张家平也自述双方之所以作出上述约定，系基于张家平将其客户资源均移交给金鑫公司。因此，双方约定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聚酯瓶片数量纳入张家平劳务报酬计算范畴，应附有张家平严格按采购计划为金鑫公司采购聚酯瓶片并达到金鑫公司的采购要求为条件。但结合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张家平与金鑫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后，在上述签订《聚酯瓶片购销合同》的原供应商中，仅有唐光定、张清贵在向金鑫公司供应聚酯瓶片。另外也仅有廖厚金、陈刚、廖贵英、郑学元供应的聚酯瓶片视为张家平采购的部分。除此之外，张家平并未举出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金鑫公司进行了采购。因此，张家平虽为金鑫公司采购了一部分聚酯瓶片，但采购的聚酯瓶片数量极小，绝大多数的聚酯瓶片系由金鑫公司自行采购完成，若将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聚酯瓶片数量也纳入张家平劳务报酬的计算范畴，对金鑫公司显失公平，且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张家平未严格按采购计划为金鑫公司采购聚酯瓶片，《补充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其条件未成就，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聚酯瓶片不能纳入张家平劳务报酬的计算范围，张家平的劳务报酬应按其实际采购的数量计算。如上所述，唐光定、张清贵、廖厚金、陈刚、廖贵英、郑学元供应的聚酯瓶片数量即张家平采购的数量，共计81620kg，按每吨40元计算，其劳务报酬应为3264.8元（81.62吨×40元）。张家平主张的该项请求的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张家平主张的资金利息。金鑫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张家平支付劳务报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金鑫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对张家平主张的资金利息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并未在《补充合同》中约定劳务报酬的支付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确定资金利息的起付时间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2月2日起算，金鑫公司应以本金3264.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向张家平支付自2019年12月2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张家平主张的该项请求的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金鑫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张家平支付劳务报酬3264.8元，并以3264.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向张家平支付自2019年12月2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张家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0元，由张家平负担1390元，金鑫公司负担50元（金鑫公司应负担的部分，张家平已垫付，金鑫公司在支付劳务报酬时一并给付张家平）。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张家平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金鑫公司的答辩意见以及原审第三人阳玉梅的述称，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聚酯瓶片能否计入张家平的劳务报酬。针对焦点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本院认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对其主张的案件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如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然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应当由该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在本案中，张家平与金鑫公司签订了《补充合同》，终止了双方之前签订的《聚酯瓶片购销合同》，张家平将其所有原瓶片供应商移交给金鑫公司，由原瓶片供应商直接向金鑫公司供货，金鑫公司直接向原供应商支付原料款，并约定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聚酯瓶片数量算入张家平总工资计算内。但从金鑫公司财务记账凭证中可以看出《聚酯瓶片购销合同》的原供应商中，除了唐光定、张清贵、廖厚金、陈刚、廖贵英、郑学元向金鑫公司供应聚酯瓶片外，张家平没有其余代为采购的行为。因此，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聚酯瓶片不能计入张家平的劳务报酬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由于除了唐光定、张清贵、廖厚金、陈刚、廖贵英、郑学元向金鑫公司供应聚酯瓶片外，张家平没有其余代为采购的行为。张家平主张金鑫公司自行采购的聚酯瓶片应当计入张家平的劳务报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张家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0元，由上诉人张家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责刑事责任。 审判员  滕洁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