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5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淑钧，女，195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阳，湖北今天（宜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兆红，女，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点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成祥，湖北善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淑钧与被上诉人胡兆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2民初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淑钧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胡兆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胡兆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刘淑钧与胡兆红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判决后，黄某主动将其微信转账记录交付给了刘淑钧，经查证核实，2018年5月28日至11月30日黄某分10笔共计向胡兆红转款14000元，均是用于支付其向胡兆红的利息。一审法院依据刘淑钧向胡兆红转款1500元的事实，认定刘淑钧与胡兆红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的可能性更大，但在刘淑钧证明了黄某存在更多还款事实的情况下，应当认定黄某与胡兆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可能性更大。二、虽然黄某与胡兆红之前还存在借贷关系，但依据(2019)鄂0592民初742号判决书查明的事实，2018年5月18日在黄某向徐艳萍出具了40000元借条之后，黄某当场销毁了其向胡兆红出具的100000元的借条；销毁借条的行为也足以证实黄某与胡兆红之间的借贷关系在此时已了结。2018年5月28日之后的还款行为显然不是偿还此前的借款，那么胡兆红与黄某形成新的借贷关系的可能性明显增加，如果胡兆红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与黄某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那么就案涉的47500元款项在胡兆红与黄某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的可能性更大。三、庭审中黄某明确陈述其向胡兆红借款50000元偿还了其对刘淑钧的借款，刘淑钧也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了与黄某存在50000元借款关系的事实，虽然黄某陈述如果胡兆红不能出具借条就不会向其还款，但是并不能否定黄某向胡兆红借款50000元偿还了其对刘淑钧借款的这一事实。综上,胡兆红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与刘淑钧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反而是黄某的证言和黄某向胡兆红的多次转款记录更能证实就案涉的47500元款项实际是胡兆红与黄某之间的借贷。胡兆红辩称，刘淑钧故意将本案的事实进行了歪曲，胡兆红从没有向黄某主张过本案的5万元借款，没有收取过5万元相应的利息。只有黄某陈述代刘淑钧向胡兆红偿还利息，这与事实明显不符。胡兆红与黄某之间的借贷，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刘淑钧在向胡兆红借款以后黄某也并没有向胡兆红出具过任何借条，所以刘淑钧单方片面的陈述是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同时一审庭审中也反复询问了这三方之间并没有形成由胡兆红替黄某向刘淑钧代为支付借款的约定，三方之间也没有达成任何的债权债务协议，胡兆红已经支付给刘淑钧5万元借款，刘淑钧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兆红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刘淑钧立即偿还胡兆红借款本金475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475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向胡兆红支付利息；2、刘淑钧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胡兆红、刘淑钧在黄某开设的麻将馆内相识，常一起打麻将。2018年5月，胡兆红、刘淑钧在黄某的牵线传话下商谈借款事宜。2018年5月27日，胡兆红向刘淑钧转款47500元。此后，刘淑钧向胡兆红口头承诺分期还款。2018年10月29日，刘淑钧向胡兆红通过微信转账归还1500元，现金归还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刘淑钧对收到胡兆红转账的47500元无异议，但对转款性质提出异议，胡兆红为证实其与刘淑钧存在借贷关系向法庭提交了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视频录像、微信转账截图；刘淑钧为证实黄某指示胡兆红代其归还借款，向法庭提交了黄某的当庭证言、借条复制件2份、通话记录。胡兆红提交的视频录像画面不完整，无法核对说话人的身份，不予采信；刘淑钧对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微信转账截图无异议，予以采信；刘淑钧提交的借条复制件，因证据不符合形式要件，不予采信；刘淑钧提交的2020年通话记录，拟证实其与胡兆红无电话联系从而排除其向胡兆红借款的可能性，因该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不予采纳；黄某的证言，陈述其以归还刘淑钧的借款5万元为由向胡兆红借款5万元，胡兆红受其指示直接将47500元钱转到刘淑钧账上，其未向胡兆红出具借条，故不应向胡兆红还款。因证人黄某与借款一事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前后矛盾无合理解释，故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刘淑钧在庭审中陈述“黄某让我跟原告说年前把钱还清，每个月27号到账……”“这个2500元是黄某让我帮忙给原告的”，该承诺还款及实际还款的行为与其不存在借贷的抗辩意见相矛盾，不符合生活常识与逻辑，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胡兆红所举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刘淑钧所举证据，足以证实双方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胡兆红主张刘淑钧还款2500元是利息，因其无证据证实双方约定了利息，故本案系无息借款，刘淑钧归还的2500元应视为归还借款本金，即尚欠借款本金45000元。同理，胡兆红主张逾期还款利息的计算基数也应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刘淑钧向胡兆红归还借款本金45000元，并以45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胡兆红支付利息。二、驳回胡兆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同时决定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4元（胡兆红已预交），由胡兆红负担44元，刘淑钧负担450元。刘淑钧负担的诉讼费由其在履行上述判项时一并直接给付胡兆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刘淑钧提交手机录屏一份、黄某向胡兆红微信转账记录一份、葛洲坝人民法院（2019）鄂0592民初74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黄某与胡兆红原有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黄某之后仍向胡兆红微信进行转账推断出该转款与本案有关联性。胡兆红质证认为，该三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黄某与胡兆红之间本身就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黄某向胡兆红的转款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认为，葛洲坝人民法院（2019）鄂0592民初742号民事判决书中并未确认黄某与胡兆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不能直接证明黄某向胡兆红的转款与本案有关，对于该几份证据拟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胡兆红提供其向刘淑钧转账47500元的银行流水和刘淑钧向胡兆红转账15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该两份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胡兆红对于证明本案民间借贷的事实已经尽到举证责任。刘淑钧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借条》复印件和黄某的证人证言仅能证实刘淑钧与黄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证明胡兆红向刘淑钧的转款系受黄某的委托向刘淑钧还款，且胡兆红对于受委托还款这一事实也予以否认，刘淑钧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故对于刘淑钧主张案涉借款系胡兆红受黄某委托向刘淑钧还款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本案应予维持。刘淑钧的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8元，由刘淑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为民审判员  罗 娟审判员  陈 璐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郑宇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