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01民终31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辉琴，女，1961年6月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克拉玛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秀荣，新疆尹秀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彬，男，197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上诉人王辉琴因与被上诉人王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4民初7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辉琴及委托代理人尹秀荣，被上诉人王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辉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彬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一审法院已查明王辉琴向王彬借款均于借款当日转账给于晓红，于晓红系实际借款人，应当追加于晓红为本案诉讼参与人。于晓红也确认其与王彬串通以王辉琴名义在借贷宝平台挂单借款，故王辉琴是受于晓红委托在借贷宝平台替其借款。王彬明知该委托关系，且王彬与于晓红恶意串通。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于晓红系委托人，王辉琴基于于晓红委托行事，产生的法律后果产生法律后果应由于晓红承担还款责任，并非王辉琴。二、一审程序有误。王彬系职业放贷人，在本案中认定其于2017年12月6日与于晓红、史留起签订还款协议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涉嫌非法经营或诈骗等违法犯罪的嫌疑，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应当严格审查或移交公安部门。三、因王辉琴并非本案借款的偿还主体，无需支付借款利息。即使王辉琴应承担借款返还责任，因借款合同无效是因王彬造成，王辉琴并无过错，王彬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王辉琴最多承担返还责任。一审判决王辉琴承担利息缺乏依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公告[2019]第15号），自2019年8月20日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按新的形成机制报价，原利率标准已经不再适用，一审判决按照年利率4.75%认定利息不符合上述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驳回王彬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王彬辩称，一、我与王辉琴等人之间、王辉琴等人与史留起及于晓红之间均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王辉琴等人积极配合案外人于晓红、史留起提供个人信息，注册借贷宝账户是自愿行为，王辉琴等人从我处取得款项后，再次转账给史留起、于晓红。王辉琴等人是受案外人于晓红、史留起委托借款，我不是委托人也不是受托人，借款时对王辉琴等人与史留起、于晓红的委托关系并不知情，更无串通意思。从史留起、于晓红及王辉琴等人签名的报案材料可知，史留起、于晓红与王辉琴等人认识，具备串通条件，骗取我的钱款。史留起、于晓红针对王辉琴等人在借贷宝上的借款向其出具借条，该借贷关系真实有效。故王辉琴明知与我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否则也不能通过其本人账户将借款转账给案外人。史留起、于晓红与王辉琴等人之间存在亲戚、朋友或同事关系，故王辉琴等人同意帮助史留起、于晓红借款，该关系与本案无关。我从未与史留起针对本系列案件有过借贷合意。史留起、于晓红并非本案出借人或借款人，不应追加为本案诉讼参与人。王辉琴等人应当另行起诉史留起、于晓红或通过刑事案件主张权利，不应在本案中混淆责任。二、我不是职业放贷人。我出借款项均是按照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收取利息，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的利息限额。一审认定借款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我对职业放贷人的身份不认可，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无异议。三、2017年12月6日还款协议形成是因为我出借款项后在催要无果的情况下，借款人告知存在借款实际使用人。同时史留起、于晓红找到我告知先不要向借款人催要，愿意以债务加入的形式优先偿还涉案借款人的债务并自愿出具还款协议，该还款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四、本案并无“先刑后民”的情形，王辉琴等人不能以案外人涉及刑事案件就免除其应在本案中承担的民事责任。我通过借贷宝平台向王辉琴等人支付借款，王辉琴等人是否使用该款、该款是否被骗与我无关。我既非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也不是犯罪嫌疑人，案外人史留起、于晓红涉嫌诈骗罪与我和王辉琴等人通过借贷宝平台借款无关。刑事案件的审理并非本案民事案件审理的依据，故本案不属于应当“先刑后民”的情形。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辉琴偿还借款30,000元；2.王辉琴支付利息10,722.68元（自2017年9月2日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并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3.判决王辉琴偿付律师代理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借贷宝是一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主打熟人间单向匿名借贷模式（即借款人实名、出借人匿名），王彬和王辉琴均为借贷宝注册用户。2017年9月2日，王彬（甲方、出借人）与王辉琴（乙方、借款人）及案外人人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丙方，以下简称人人行）在借贷宝平台签订《借款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30,000元，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4％，借款期限19天，自2017年9月2日至2017年9月21日。借款流程为出借人提供过借贷宝平台同意向借款人出借资金后，将出借资金存入出借人借贷宝账户，并授权人人行将出借资金由出借人借贷宝账户划转至借款人借贷宝账户，划转完毕即视为借款成功，借款成功次日即为利息起算日。借款人于借款期限届满次日（即宽限日）24：00前未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视为借款人逾期，自逾期之日起，则按照24％年利率计收利息，直至借款人清偿全部借款本息为止。人人行向借款人收取交易服务费，交易服务费金额=实际借款金额×0.3％×借款天数／365；若借款人逾期超过7日，则人人行向乐器借款人另行收取一笔交易服务费，交易费服务费金额=借款人逾期未偿还借款本息之和×5％。如因借款人违约引起的纠纷，由借款人承担与债权主张有关的实际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公告费、公证费、差旅费、催收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等。当日，王彬通过个人借贷宝账户（尾号6743）向王辉琴借贷宝账户（尾号7574）转账30,000元。王辉琴通过银行转账向案外人于晓红支付29,995元。2017年9月21日至2018年3月2日期间，王辉琴借贷宝账户因上述《借款协议》共支出款项18笔，具体包括：2017年9月21日，支付利息8.28元；2017年11月20日，支付罚息8.51元；2017年11月22日，支付罚息8.36元；2017年11月25日，支付罚息8.36元、特别逾期管理费0.41元；2017年11月28日，支付罚息192.97元、特别逾期管理费9.64元；2017年12月2日，支付罚息5.78元、特别逾期管理费0.28元；2017年12月4日，支付罚息7.89、特别逾期管理费0.39元，2017年12月7日，支付特别逾期管理费1582.66元；2018年1月19日，支付罚息8.28元；2018年2月3日，支付罚息10.55元；2018年2月7日，支付罚息12.63元；2018年2月10日，支付罚息9.27元；2018年2月15日，支付罚息6.55元；2018年3月2日，支付特别逾期管理费1664.12元。王辉琴支付利息及罚息共计279.07元。2017年12月6日，王彬（收款人）与案外人于晓红、史留起（均为还款人）签订《还款协议》，主要内容为：还款平台借贷宝，总额280万元。每月还款4分利，结清后作出下次展期。在于晓红、史留起资金充足时，在展期点进行本金偿还，如在还款时间节点范围内不能及时还款，必须书面说明原因及下一个延长时间点，三方确认方可生效。借款期限一年。2017年12月7日-2018年1月20日由史留起先支付，2018年1月20日后到3月5日前由于晓红支付，以45天内进行轮流支付，以此类推。2019年2月以来，一审法院共受理王彬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40余件，且均为追索2017年通过借贷宝平台向他人出借的款项。再查明：2019年4月19日，案外人于晓红、史留起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现羁押于克拉玛依市看守所。2019年7月23日，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克拉玛依区分局作出克区公（刑）诉字［2019］165号起诉意见书，认为案外人史留起、于晓红涉嫌诈骗罪。2019年11月4日，在一审法院询问过程中，案外人于晓红称王辉琴是其朋友，王辉琴与王彬不认识，是其找来的挂单人。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王彬、王辉琴通过借贷宝平台签订《借款协议》，且王彬按照协议约定向王辉琴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贷关系的相对方应认定为王彬和王辉琴。关于王辉琴辩称实际借款人系案外人于晓红，自己不承担还款责任的意见。王彬在庭审过程中虽然表示不认识王辉琴，但陈述王辉琴是案外人史留起介绍的借款人。而王辉琴针对上述抗辩意见仅提供了自己向案外人于晓红转账的记录，该证据仅反映出对收到借款的处分，故一审法院认为王辉琴的上述抗辩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据此，王彬在2017年通过借贷宝平台向包括本案王辉琴在内的三、四十人出借借款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行为，其与签订的《借款协议》应当依法认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因王彬与王辉琴签订的《借款协议》无效，故王彬要求王辉琴返还借款30,000元的请求,应予以支持，但王彬主张根据协议约定要求王辉琴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利息和律师代理费的请求不予支持。王辉琴因无效合同而取得并占用30,000元的借款本金，客观上给王彬造成了损失，王辉琴除应返还借款本金外，还应支付基于该无效《借款协议》占有借款本金期间的资金占用费即利息损失。《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借款合同利率的规定表述为“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据此，一审法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75％计算自2017年9月2日至2019年2月28日（3万元×4.75％年利率÷365天×544天-已付利息和罚息279.07元＝1844.77元）以及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并自219年8月20日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判决：一、王辉琴偿还王彬借款30,000元；二、王辉琴支付王彬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1844.77元，并自2019年3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以未返还的借款本金为基准，自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王彬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王辉琴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11月史留起、于晓红和王辉琴及另案其他二十名当事人共同向克拉玛依市公安局递交的报案材料。用以证明王辉琴是名义借款人，实际借款人是于晓红、史留起，史留起、于晓红承认是他们借款且使用，只是让王辉琴挂单帮忙借款；王彬构成“套路贷”，收取线上年利率24%的高额利息，线下史留起、于晓红另行支付给王彬每万元每日50元利息，已支付200余万元；王彬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与史留起、于晓红共同构成诈骗罪；史留起、于晓红证实其向王彬付款有转账记录，王彬应当提交自2016年起的银行、支付宝、微信流水。2.2019年6月27日王彬在克拉玛依区公安分局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约有36人经史留起介绍从借贷宝平台借款；王彬确认除了收取线上利息，还依照每万元每日50元收取2017年2月支付至2017年8月期间的线下利息，证实史留起是王彬在克拉玛依贷款的代理人，史留起将需要贷款的信息告知王彬，王彬才给挂单人放贷，王彬与史留起互相串通，有犯罪故意；王彬确认其已经和史留起、于晓红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由史留起、于晓红偿还，不再由各原债务人还款；王彬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息，提供借款的来源包括银行贷款40万元和信用卡透支30万元，是刑事案件。3.2017年10月17日史留起向潘宗梅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实际借款人为史留起，剩余本息和潘宗梅无关，由史留起偿还。4.2019年3月7日于晓红向彭金梅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于晓红确认彭金梅是帮于晓红挂单，是帮忙行为，由于晓红负责偿还。5.史留起的财务人员祝要锋和王彬聊天记录截屏、2017年9月27日史留起向王彬汇款的凭证。用以证明王彬和史留起串通放贷，并收取线下利息。在聊天中王彬要求将钱款打入指定银行。王彬应当提交其所有银行流水。6.史留起、于晓红与王彬签订的还款协议。用以证明王彬确认所有挂单人的钱由史留起、于晓红偿还，还款协议约定史留起、于晓红承诺向王彬还款。   王彬的质证意见为：1.对报案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相关数据是假的，报案材料与事实不符，且有众多债务人签字，表明债务人不愿还款。2.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该询问笔录是在特定情况下作的，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王彬收取线下高额利息。3.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只能说明于晓红、史留起和潘宗梅存在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4.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5.微信聊天记录模糊不清，其内容未明确具体金额和理由，因债务人未偿还本金，故王彬有权主张利息；对2017年9月27日汇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只能证明存在转账流水，与本案无关。6.对还款协议的真实性认可，只能证明于晓红、史留起愿意还款，但并未还款，且该还款协议的还款数额280万元经核实也不对。   王彬提交如下证据：史留起、于晓红在2017年10月30日至2017年12月1日银行、借贷宝、微信转账对账证明，这是史留起拍照经王彬打印形成。用以证明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多人参与的情况下，史留起与于晓红完成了相互转账的对账，于晓红在借贷宝上的借款史留起只使用一部分，史留起、于晓红与亲戚、朋友对通过银行、借贷宝、微信各自信用额度借款的事实清楚，对账中注明了部分参与人员；史留起、于晓红的亲戚、朋友的许多资金是通过史留起、于晓红在周转，涉及金额巨大，还存在许多未报案的出借人和借款人。本系列案件的众多债务人已经清楚与我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我与王辉琴等人、史留起、于晓红与王辉琴等人之间分别存在借贷关系。   王辉琴的质证意见为：对对账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王彬要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王彬等人把钱给挂单人，都是于晓红找的挂单人，钱款进入于晓红账户后，一部分由于晓红使用，一部分由史留起使用，于晓红向史留起支付线下利息270,963元，通过手机银行转出25万元，通过银行转出107,823元，这些钱都是通过史留起线下支付给贷款人王彬、叶素梅、张志娟，与我方主张已向王彬支付216万元一致，该证据只能证明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史留起、于晓红，并且该证据并无挂单人签字，只是史留起、于晓红等人内部对账。   本院对王辉琴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1.报案材料系复印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即或该证据真实，因该证据仅系报案材料，亦无法反映其内容属实，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2.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根据该询问笔录的内容无法认定王彬与史留起于晓红相互串通放贷及王彬因出借款项来源问题涉嫌刑事犯罪的主张，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3.情况说明内容反映是史留起向潘宗梅出具，与本案中王辉琴与王彬之间的争议不具有关联性，对其效力本院不作认定。4.证明内容反映系于晓红向彭金梅出具，与本案中王辉琴与王彬之间的争议不具有关联性，对其效力本院不作认定。5.因微信聊天记录系截屏打印件，对其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即或该证据真实系王彬与祝要峰聊天记录，其内容无法反映双方谈及的款项与涉案借款有关，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2017年9月27日汇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因该款项发生在王彬与史留起之间，无法证明王彬收款与本案有关，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6.对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该协议系王彬与史留起、于晓红签订，其内容并未反映王彬免除王辉琴等人的还款责任，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王彬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因王辉琴对王彬提交的对账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内容无法证明与本案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相关，故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9年7月23日，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克拉玛依区分局作出克区公（刑）诉字[2019]165号起诉意见书，认为犯罪嫌疑人史留起、于晓红涉嫌诈骗罪于2019年4月12日被立案侦查。其侦查查明：2016年至2018年期间，史留起、于晓红在已欠下巨额外债的情况下，隐瞒无力偿还的状况，虚构周转资金的事实，使王伟平等人认为于晓红、史留起具备偿还能力，让王伟平等人通过“借贷宝”软件、向银行贷款等方式向他人及单位借款资金共计288.04万元供史留起、于晓红使用，史留起、于晓红隐瞒不具备偿还能力向另外12人借款412.1万元，至今未还。   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1.关于王辉琴上诉称其并非本案实际借款人，本案中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即实际借款人史留起。本院认为，本案中王彬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彬与王辉琴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王辉琴提出其并非实际借款人，涉案借款系他人所借的抗辩意见，实际为对案件实体审理上作出的抗辩，对涉案借款主体的认定属于案件实体审理范畴，不属于程序问题，亦不属于法律规定必须有共同诉讼人参与诉讼的情形，对王辉琴的上述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2.关于王辉琴上诉称本案违反先刑后民原则。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于晓红、史留起因向多人借款不能偿还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且公安机关已作出起诉决定，因刑事案件系于晓红、史留起对王辉琴等人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罪认定问题，于晓红、史留起系犯罪嫌疑人，王彬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与公安机关因于晓红、史留起涉嫌对王辉琴等人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一审法院继续审理并作出判决，程序并无不当。   二、关于王彬与王辉琴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王辉琴提供个人信息注册借贷宝账户并进行实名认证，并将借贷宝账户与个人名下银行卡绑定交易，其账户亦收到王彬通过借贷宝平台支付的3万元借款，故王彬与王辉琴之间通过借贷宝平台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关于王辉琴称其受于晓红委托在借贷宝平台替其借款，并非本案实际借款人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王辉琴以自己的名义与出借人王彬签订借款协议，即使王辉琴与于晓红之间确实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其在向王彬披露于晓红系实际借款人后，作为债权人的王彬对债务人主体仍可以行使选择权并主张相应权益，因此该上诉理由并不能成为王辉琴不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另，根据现有证据，王辉琴亦未能举证证明在借款时已告知王彬其系受于晓红委托进行借款或者王彬明知王辉琴系受托借款、实际借款人为于晓红的事实，故对王辉琴主张应由于晓红直接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对于王辉琴基于何种认识向于晓红或史留起提供借款，于晓红、史留起是否对王辉琴实施诈骗属于刑事案件认定问题，与本案中王彬与王辉琴之间通过借贷宝形成借款关系无关。   三、关于是否应偿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的问题。因出借人王彬系自然人通过借贷宝平台向王辉琴等人发放多笔借款，属于职业放贷行为，一审认定王彬与王辉琴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双方对于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王辉琴作为借款人应当返还借款，同时应当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王辉琴上诉称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本案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因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开始适用，故此前利息损失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4.7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损失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王辉琴认为一审计算利息损失适用利率有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利息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王辉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943.06元（王彬已预交），由王彬负担286.22元，王辉琴负担656.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96.12元（王辉琴已预交），由王辉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惠君   审  判  员   黄淑梅   审  判  员   蒋 欣     二 〇 二 〇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书  记  员   江璐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