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34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贤足（别名何贤科），男，199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夏冰，浙江金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冰纯，浙江金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李秋，女，1966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蒿伟，浙江六和（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贤足因与被上诉人何李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2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何贤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何李秋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何李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3年3月初，何贤足没有向何李秋借款过15万元，何贤足与何李秋或其丈夫陈可叠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1.何李秋不能提供相应的借条等书面证据。2.谢作锦在2013年3月2日向摊位出租方何某打款13.5万元系谢作锦与何某的租赁关系，与何贤足无关。当时是何贤足和谢作锦向何某各承租了一半的摊位，各自付各自的摊位费。3.谢作锦的转账行为不符合常规，如果何贤足真的需要向何李秋或其丈夫陈可叠借款，以下方式更为合理：第一种，谢作锦直接转回何李秋或其丈夫陈可叠47万元，然后让何李秋或陈可叠转账给何贤足15万元，然后何贤足或冯星星再向何某转账13.5万元；第二种，谢作锦直接向何贤足或其妻子冯星星转账15万元，然后何贤足或冯星星再向何某转账13.5万元。第三种，谢作锦直接向何某转账15万元，因为一个摊位的租金为27万元，剩下12万元再由何贤足自己想办法支付给何某。事实上，何贤足在2013年3月13日自己转账给何某13.5万元，已经完成自己租赁半个摊位的支付租金义务。4.谢作锦的证人证言无效。无法排除谢作锦为了逃避自己的债务而作出不利于何贤足的证言。5、2013年3月3日，谢作锦转入何贤足账户1.5万元不是何贤足向陈可叠或何李秋的借款。首先该款是谢作锦转给何贤足的，不是陈可叠或何李秋向何贤足转的；其次在何李秋提供的谢作锦的银行明细单中可以看出谢作锦在2013年3月27日、3月28日分别又向何贤足转账3万元、1.5万元，而2013年3月29日何贤足又向谢作锦转账14900元，只能证明谢作锦与何贤足之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关系，而不能证明是谢作锦借钱给何贤足，或何李秋或其丈夫陈可叠借钱给何贤足。二、何李秋方提供的何某的录音，何贤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种类上属于证人证言和视听资料。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除证人具有该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并经法院准许不出庭外，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而本案中所述的情况显然不符合有关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应该出庭作证。对于应该出庭的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则需要根据具体内容由法院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力。本案中，何贤足对该录音中提出两大重点异议，在录音中有两次出现何李秋方这边的谢作锦赠送礼物或现金（说一点点心意）给证人何某，这让何贤足方有理由相信何某在录音中的陈述是不真实、不客观甚至是虚假的。过去5、6年的事情，刚开始说记不得了，后来却异常清晰，这完全违背常理。该录音无法作为证据使用。三、何李秋第一次起诉时提供的《情况说明》以及向法庭陈述的内容（包括陈可叠的当庭陈述）多处自相矛盾，存在极大的虚假可能性。1.何李秋在《情况说明》中的陈述以及其丈夫陈可叠的当庭陈述是：2013年3月初，何贤足因需要承租摊位向陈可叠借款15万元（其中13.5万元由谢作锦在2013年3月2日支付给何某，另1.5万元于第二天由谢作锦转账给何贤足），约定利息为月息0.5%，取得以上15万元款项后，何贤足按每两个月支付1500元利息，并提供了2013年5月1日、7月1日、10月8日、12月9日的截取的银行转账记录（有两笔是何贤足账户支付、另两笔是冯星星账户支付）。以上陈述说明存在重大虚假，理由是：何李秋提供陈可叠银行收款凭证4份，全部是截取的单笔银行流水，而不是整段的银行流水，且没有银行盖章，如果一审法院依法调取陈可叠的2013年全年银行交易明细，就会发现何贤足、冯星星另外还多次转账1500元，因此按照15万元的基数算，按照何李秋多次承认的月息0.5%计算，根本不存在按每两个月支付利息的情形。2.情况说明中的第二大段，何李秋陈述说何贤足于2014年1月5日归还给陈可叠9万元，1月6日何贤足分两笔转账归还合计61800元（一笔51800元、另一笔1万元），何贤足从未向何李秋或陈发造、陈可叠转账过这1万元，在情况说明中何李秋所说的这1万元完全是无中生有。另外在2019年12月19日下午开庭庭审中，作为旁听人员的陈可叠曾说，这个1万元是谢作锦给他的钱。从以上迹象看，高度怀疑2013年3约月初的这笔13.5万元或15万元的款项很可能是谢作锦向陈可叠的借款。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谢作锦要出庭作证证明何贤足系借款人，这样谢作锦就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了。3.《情况说明》中关于1800元是按15万元为基数以月息0.5%计算出的两个月零6天的利息是错误的，应该是1650元。4.《情况说明》第二页提到的何贤足向何李秋的配偶借款已经还清，何贤足仅转了一笔9万元，一笔51800元，合计141800元，本金15万元都没有还清，何李秋一家会对何贤足善罢甘休？四、2014年1月5日、6日的两笔款项系过桥款，当天何贤足接到谢作锦的电话，说有两笔款项进到何贤足账号，叫何贤足将相应的款项直接转给陈可叠，何贤足在收到款项9万元、5万元后，当即就转给了陈可叠，顺便将1800元爷爷奶奶赡养医疗款连同5万元一笔一共51800元，转给了陈可叠。五、本案中，即使存在借款，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无论是何李秋2013年或2014年借了钱给何贤足，何李秋均没有向何贤足发生过催款，一直到2019年6月，何李秋一家到何贤足在义乌的加工厂闹事，在此前从没有发生催款。在2017年何贤足还和何李秋一家结算过欠款，出具一张5万元的欠条给何李秋一家。按照常理，既然是2017年在结算2012年的钱的问题，为什么2013年、2014年的欠款不一并进行结算呢？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存在借贷合意以及款项交付两个条件，两者缺一不可。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且何李秋提供的证据多处自相矛盾，诉讼时效早已经过了。 被上诉人何李秋辩称，一、何贤足确于2013年3月2日向陈可叠借款15万元。何贤足之所以大学未毕业就来到义乌做生意，是因为其父母生意失败后，只有来投奔姑父谢作锦（何李秋是何贤足的大姑姑，陈可叠是大姑父，谢作锦是何贤足的二姑父，在义乌做生意做的相对较好），何贤足也正是主要在谢作锦的帮助下才逐步发展起来的。2013年3月1日陈可叠向工商银行贷款47万元，工商银行将该贷款发放在谢作锦的账户上。何贤足需向案外人何某租赁摊位，租金27万元。何贤足向陈可叠借款15万元并委托谢作锦将其中13.5万元直接交付给何某作为一半的摊位租金。这一事实，可从何李秋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八可以证实。尤其是录音证据一（何贤足与陈发造电话录音）和录音证据二（即谢作锦与何某谈话录音），在录音证据一中，何贤足多次提到还给陈可叠15万元，并且说还清了。而在录音证据二（即谢作锦与何某谈话录音）中，何某明确提到不认识谢作锦，其在2013年3月2日收到的谢作锦支付的13.5万元是何贤足所租摊位的一半租金。这也否定了何贤足在庭审中关于摊位是与谢作锦合租的辩解。事实上，国际商贸城楼层间的商品分类是比较明晰的，何贤足租用的摊位在一楼是卖裤子的，这一点何某在录音中也提到过，而谢作锦是生产销售内衣的，商铺在四楼。另外，在何李秋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三（苏溪镇司法所录音）中，何贤足在苏溪镇司法所调解时多次提到2013年在学校读书，根本没有也不可能租赁何某的摊位。这一论述也与何贤足一直主张的何某摊位与谢作锦合租自相矛盾。谢作锦在2013年3月2日将何贤足的剩余借款1.5万元打入其工行账户。至此，也即是在2013年3月2日当天，何贤足向陈可叠借款15万元已全部收到。至于何贤足上诉状中提到的3月20几号谢作锦还向何贤足汇过几笔钱，谢作锦回忆可能是他借给何贤足发工资或者其他办厂用的钱，与该15万元借款没有关系。二、何贤足向陈可叠按时支付利息，何贤足在一审中辩解自相矛盾。因为何贤足知道陈可叠的钱来自银行贷款要支付银行利息，便按月息0.5%向陈可叠支付借款利息，并于2013年5月1日、7月1日、10月8日、12月9日向陈可叠账户支付四笔利息（每笔1500元，为两个月的利息）。最后一笔利息是2014年1月6日支付的51800元中的1800元，应该是1个月多6天的利息。至于何贤足庭审中提到此外还有一笔1500元汇给陈可叠，陈可叠认为，当时两家关系比较好，又都在义乌，也经常见面，何贤足可能向陈可叠临时借用了1500元，后来通过汇款还过来。该1500元不是利息，也与该15万元借款无关。一审庭审中，对于该有时间规律性的连续多次支出的1500元，何贤足解释为其通过陈可叠支付给爷爷的赡养费。这一辩解是不成立的，何贤足的爷爷在老家单独居住，有自己的（农村）养老银行账户，且并没有跟随陈可叠夫妇。同时，陈可叠和何贤足一样常年在义乌做生意，没在老家。何贤足没有理由将赡养费打给陈可叠。而且，除了这几笔汇款外，何贤足在此之前或之后都没有汇过钱（即何贤足所说的赡养费）。同时，在何李秋提供的录音证据三（苏溪镇司法所录音）中，双方于2019年6月11日在苏溪镇司法所调解时，何贤足对该几笔1500元和一笔1800元汇款的辩解是说向陈可叠借了几千块钱，没有能力一次清偿，从而分几笔还给他。而从未提到过几笔钱是支付给爷爷的赡养费。而在4月21日的庭审中，何贤足又确认该几笔1500元和一笔1800元汇款是重合的，既是借款还款又是赡养费，相互矛盾。至于何贤足上诉状中提出的欠条，是何贤足出具给陈可叠的，而不是上诉状中所说的出具给何李秋一家的。如前所述，2012年下半年，何贤足父母生意失败后，何贤足来到义乌，陈可叠也在义乌做生意，何贤足时常会因还信用卡等原因找陈可叠临时借款，在2013年1月22日将几笔借款合并向陈可叠出具一份5万元的借条，又在2017年5月重新换写了一份并约定的还款时间。何贤足第一次出具欠条时，该15万元借款尚未发生，第二次换写欠条时，该15万元借款已还清。而且，何贤足出具该欠条给陈可叠的时候，陈可叠并不知道何贤足向何李秋借款的事实，因为何李秋借给何贤足的钱是向亲朋好友借来的，直到2019年5月何李秋的出借人上门催讨，陈可叠才知晓。何贤足向何李秋借款14万元理应归还，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013年12月底何贤足向何李秋提出借钱，何李秋不做生意只是家庭妇女，但基于亲情，瞒着丈夫陈可叠，从外面亲朋好友处借了钱让儿子陈发造打给何贤足。何贤足在5年多的时间内都没有还给何李秋，直到何李秋的出借人上门催讨，何李秋丈夫才知晓，家庭为此产生矛盾，而当何李秋向何贤足讨要时，何贤足竟不承认还说何李秋讹诈。此外，何贤足向何李秋借款并未约定还款时间，故不存在诉讼时效超过的问题，何贤足在一审也未主张诉讼时效抗辩。何贤足向陈可叠借款及向何李秋借款虽均未签订书面借据，但鉴于相互间的亲戚关系及何李秋提交的证据应该能够基本证明借款事实。何贤足一审辩解前后矛盾，上诉陈述故意混淆事实，综上，请求法庭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何贤足上诉请求。 何李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何贤足归还借款14万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归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李秋与何贤足系姑侄关系。何李秋的配偶陈可叠曾于2013年向银行贷款47万元，该款项于2013年3月1日汇入案外人谢作锦账户，谢作锦于次日将13.5万元汇给案外人何某用于支付半年的摊位费，于3月3日将32万元汇给陈可叠，将1.5万元汇给何贤足。2013年3月31日至2013年12月9日，何贤足及其妻子冯星星先后七次汇款给陈可叠，每次1500元。2014年1月4日、5日，何李秋让其儿子陈发造分别汇款给何贤足9万元、5万元，何贤足分别于2014年1月5日、1月6日汇给陈可叠9万元、51800元。2019年5月25日，陈发造与何贤足电联问何贤足，“就是我妈那时从别人那里借过来给你还贷款的那笔钱，你什么时候有呀？”何贤足回：“什么？哪个钱？”陈发造说：“就是你贷款我爸担保的那笔呀。”何贤足回：“那笔钱，那笔钱不是你转给我，我马上就还给你爸了吗？”“……后来谢作锦那里加了一万块钱凑够十五万马上转给你爸了。”2019年6月14日，何李秋与案外人谢作锦、谢尚胜找到何某询问2013年租摊位的事情，何某陈述2013年的摊位是何贤足承租的，租金27万元分两次支付，第一次是谢作锦汇的13.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点是谢作锦于2013年3月2日转给案外人何某的13.5万元是否是受何贤足委托代为支付的摊位租赁费。何贤足称摊位系其与谢作锦一人一半租赁，而根据何某的录音资料，何某陈述摊位系由何贤足个人租赁使用。加上租金13.5万元，何贤足共收到何李秋丈夫陈可叠贷款47万元中的15万元，与2019年5月25日何贤足回答陈发造“凑够15万马上还给你爸了”金额及还款对象是吻合的。综上，一审法院确认谢作锦系代何贤足将13.5万元汇给何某用于支付摊位租赁费，陈可叠于2013年3月3日共借给何贤足15万元。何李秋于2014年1月5日、6日借款给何贤足14万元事实清楚，何贤足收到款项后立即还款给何李秋丈夫陈可叠系用于偿还其2013年的债务，与本案无关，何贤足应及时归还14万元，逾期未还的，应承担违约责任。何贤足的抗辩与证据并不能互相印证，在庭审中回答问题也以“存在对抗情绪”来推诿，对何贤足的抗辩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何贤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何李秋借款14万元及利息（自2020年3月20日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何贤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何贤足提交录音光盘1份（录音一系何贤足的母亲李美云与何某的谈话录音，录音二系何贤足与何某的手机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2页，用以证明一审中何某系被收买，其与谢作锦的谈话录音不真实。何某不知道是谁租赁的摊位，只是知道有两笔钱汇入。 何李秋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在何李秋一审提交的证据录音中，案外人谢尚胜将何贤足照片出示给何某，何某确认摊位是何贤足租的，且明确谢作锦没有租其摊位。我方一审中提交的录音中双方谈话时间较长，其中谈到了许多细节，录音内容更真实。 何李秋提交欠条1份，用以证明何贤足在2013年1月22日前欠何李秋丈夫陈可叠5万元并于2017年5月28日重写欠条的事实。 何贤足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当时重写欠条的时候是陈发造和陈可叠让何贤足签字的，本案所涉的15万元很多钱是陈发造转账而来，既然陈发造是知情的，陈发造为什么在2017年结算的时候没有将该笔账计算入内。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认为，何贤足提交的光盘系当事人与案外人何某的录音，为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向案外人何某核实相关情况，何某陈述何贤足的母亲到义乌商贸城一直跟着她，并称“要死一起死”“你拿他（谢作锦）香烟，我给你5000元钱，你要不要”。该录音的形式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该录音系谈话截取部分，并不完整，录音中双方情绪激动，何李秋的异议成立，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何贤足对何李秋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谢作锦于2013年3月2日向何某转账的13.5万元是否系为何贤足支付的摊位租赁费。首先，关于何李秋在一审中提交的谢作锦与何某的录音证据认定问题。从该录音形成的原因看：双方当事人因案涉借贷纠纷曾于2019年6月11日在义乌市××镇××室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何贤足与其母亲对其曾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租赁商铺的事实予以否认，并陈述其多次向陈可叠转账1500元系用于支付货款。后，为证明何贤足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租赁过商铺的事实，谢作锦找到何某，向其询问2013年摊位租赁事宜并进行录音。从录音内容看：该录音中，谢作锦问“摊位租给他（何贤足），他是一次性付还是怎么付的？”何某陈述“我记不起来了这个东西，我只知道他租过的”后又陈述“做人怎么能这样呢，你钱打给我也是事实，我也没有租给你，是租给他的。”至最后何某对于何贤足支付款项的事实亦未进行确认，并询问谢作锦“银行流水，那么长时间能拉出来吗？”何贤足上诉主张何某在录音中对六、七年前事实“异常清晰”与实际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从何某与谢作锦及何贤足的亲疏关系看：现未有证据证明何某与双方当事人及谢作锦除了商铺租赁费用有款项往来之外，还有其他经济往来。从本院向何某核实的情况以及常理判断，何某回复何贤足及其母亲，对商铺租赁事项不清楚，系不想牵扯进案涉借贷纠纷。一审法院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对谢作锦与何某的录音证据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其次，关于何贤足上诉主张其未向陈可叠另行支付1万元的事实。何李秋就本案所涉纠纷曾于2019年11月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后以需要收集证据为由于2020年2月5日申请撤回起诉。在该次诉讼过程中，何李秋提交《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载明“1月6日原告儿子陈发造转给何贤足5万元后他分两笔向原告配偶还款，其中一笔51800元，另一笔1万元，合计61800元”与何李秋在本案庭审中陈述一致。且在陈发造与何贤足的录音中，何贤足回答“后来谢作锦那里加了1万块钱凑够15万，马上转给你爸了”可以相互印证。现何贤足上诉主张其未向陈可叠另行支付1万元，亦是前后矛盾。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何贤足称其向何某租了半个摊位，向陈可叠多次转账1500元以及51800元中的1800元系用于支付爷爷的赡养费。该陈述与其在司法所的陈述前后矛盾，且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故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谢作锦于2013年3月2日向何某转账的13.5万元系为何贤足支付的摊位租赁费，并无不当。另，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何贤足在一审中未对诉讼时效提出抗辩，故二审对该问题不作评述。 综上所述，何贤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上诉人何贤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青蓝 审 判 员 金佳卉 审 判 员 覃仕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徐云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