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5民初11048号 原告：东方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环湖西二路********。 法定代表人：王欣，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傅莲芳、张少东，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蕾彬，男，1983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邵岳、李丽，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伍剑，男，1971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被告：吕卿，女，198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邵岳、李丽，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住所地江苏省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智路兴智科技园****v> 法定代表人：丁丽红，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家宏、向华，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东方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为与被告王蕾彬、伍剑、吕卿，第三人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千里集团）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并于2020年10月27日进行补充举证质证。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少东，被告王蕾彬、吕卿的委托代理人邵岳、李丽，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向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伍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东方公司与第三人保千里集团、案外人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保千里公司)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案件编号：(2017)沪01民初1356号；二审案件编号：(2018)沪民终547号】已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及上海巿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市高院）作出生效判决，判决确认保千里集团对东方公司负有人民币1.08亿余元的债务，目前该案的执行已由上海一中院受理，案件编号为(2019)沪01执91号。原告东方公司对保千里集团的债权合法有效，履行期限已至届满，并进入执行阶段。 根据第三人保千里集团披露的《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第119页、《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为CAC证审字【2019】0287号)第46页的内容，杭州爱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卿公司)作为债务人，对第三人保千里集团负有合计人民币150079750.00的债务尚未偿还。 经查，爱卿公司自2016年7月19日设立，设立时被告吕卿持股93.20%，对应注册资本7456万元，被告王蕾彬持股6.8%，对应注册资本544万元。2017年9月18日，爱卿公司股东变更为被告伍剑持股93.20%，对应注册资本7456万元，其承诺的出资期限为2017年9月10日，被告王蕾彬持股6.8%，对应注册资本544万元。2018年12月5日，被告伍剑及被告王蕾彬作为股东，共同作出《股东会决议—关于确认公司清算报告的决定》，决议注销爱卿公司并通过《公司清算报告》，确认公司总资产0.01万元，总负债0万元，净资产0.01万元，并承诺“报告不含虚假内容，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同日，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爱卿公司完成注销登记。 根据案外人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照人民法院调查令向原告东方公司披露的第三人保千里集团2018年上市公司年报的审计底稿的部分资料，2017年间，爱卿公司与第三人保千里集团共进行过三笔交易，具体如下：1、2017年3月2日、5月3日、6月7日，爱卿公司与保千里集团分别签订三份《购销合同》，货款数额共计2906万元。2017年3月2日、5月3日，爱卿公司分别与第三人保千里集团签订两份《购销合同》，约定爱卿公司向保千里集团购买价值人民币1150万元的商品及价值人民币540万元的商品，合计货物价值1690万元。付款方式均为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10%作为预付款给第三人保千里集团，爱卿公司收到货物后60日内付清合同总额的20%，剩余货款在交货后于180日内付清。双方还约定，若爱卿公司逾期未支付，按货款剩余金额的日千分之四支付违约金至货款支付完毕止。2017年6月7日，爱卿公司与第三人保千里集团另行签订一份《购销合同》，约定爱卿公司向第三人保千里集团购买价值人民币1216万元的商品，约定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10%作为预付款给第三人保千里集团，收到货物后的120日内付清合同总额的20%，剩余货款在交货后360日内付清。违约责任与之前一致。2、第三人保千里集团已履行交货、交付发票义务，爱卿公司确认对第三人保千里集团负有2906万余元货款债务。三份《购销合同》签署并生效后，2017年3月13日，第三人保千里集团按2017年3月2日签署的《购销合同》约定向爱卿公司送货。2017年8月3日、4日，第三人保千里集团按2017年5月24日签署的《购销合同》约定送货。2017年6月16日、26日、29日，第三人保千里集团分三批次，按照2017年6月28日签署的《购销合同》约定送货，爱卿公司在第三人保千里集团提供的《送货单》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其已收货。2017年3月27日、8月24日及6月28、29日，第三人保千里集团向爱卿公司开具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150万元、540万元、1216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爱卿公司在发票签收单上加盖公章以确认签收足额货款的发票。2017年4月21日、7月20日及9月19日，爱卿公司在第三人保千里集团致送的《2017年3月对账单》、《2017年6月对账单》及《2017年8月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确认，三份《购销合同》已实际履行，爱卿公司已收到合同约定的货物及专票，截至2017年8月，爱卿公司对第三人保千里集团负有合计人民币2906万元的应付债务。 因爱卿公司未依约向第三人保千里集团履行货款支付义务，2018年11月30日，第三人保千里集团对爱卿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其履行债务。2019年2月28日，经原告东方公司申请，上海一中院向爱卿公司发送《通知书》，要求爱卿公司向原告东方公司履行对第三人保千里集团的债务，但截至原告东方公司起诉之日，爱卿公司未有任何回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据此，被告伍剑及被告王蕾彬作为爱卿公司的股东，在爱卿公司没有清偿完债务的情况下声称公司债务已经清算完结而注销了爱卿公司，其行为损害了原告东方公司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其应当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据此，被告吕卿作为爱卿公司的发起人，理应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利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王蕾彬、伍剑连带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10000000元；2、被告吕卿在74560000元中未实缴出资本息(利息自2018年12月6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范围内对被告王蕾彬、伍剑向原告所负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王蕾彬辩称：对原告东方公司与第三人保千里集团之间的债权债务，我方无异议。但原告对被告王蕾彬的诉请不成立。一、原告无权对王蕾彬和吕卿行使债权人代位权。1、如果保千里集团与爱卿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存在，债权已到期且保千里集团怠于主张，原告可以向爱卿公司主张。但本案中，爱卿公司对保千里集团并不负有原告所述债务，因此，原告行使代位权的事实基础不成立。2、目前爱卿公司已办理注销登记，公司股东已经依法对公司进行了清算，清算期间并无过错且已经通知保千里集团，保千里集团未在债权申报期内申报债权，其债权已经因爱卿公司主体消亡而消灭。3、保千里集团未追偿案涉应收账款债权并未直接导致原告的利益受损。纵观本案证据可知，原告与保千里集团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案件处于执行阶段，但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在该执行案件中保千里集团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且从判决书可以看出，原告也已对保千里集团相应的财产申请保全，查封冻结了保千里集团的财产。因此，即便保千里集团怠于行使到期债权，也未对原告造成伤害。4、至于作为爱卿公司的股东，即本案三被告是否需要对保千里集团承担责任、承担何种性质的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要视爱卿公司在清算过程中是否有瑕疵、已经清算的公司剩余资产范围等具体情形而确定。而该事实并非与债权人代位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该事实有待于另案中确定。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清晰这一法律要件。 二、第三人保千里集团对爱卿公司的债权不真实。1、爱卿公司系保千里集团控制的关联企业，两者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的交易系保千里集团及其原实控人庄敏虚构，对应的应收账款也是不真实的。在爱卿公司成立之前，爱卿公司的原股东经保千里的高管邀请，与众多保千里集团发展的下游壳公司一起，通过参加在保千里集团现场路演等方式，按照保千里集团的要求进行合作。保千里集团承诺会对公司进行投资，扶持公司的发展，帮助公司提高估值。后注册成立了爱卿公司，保千里集团以投资的名义为爱卿公司注入资金，并控制了爱卿公司和爱卿公司股东的银行账户、U盾，以此控制了公司经营和财务。保千里集团根据其自己制定的虚假交易转账路线图，决定虚假的供销计划，制作虚假的合同和送货单证。爱卿公司根据保千里集团通知的产品型号、数量、价格等，使用其注入的资金以及其虚高的价格采购保千里集团自身的产品，最终使保千里集团投资的款项回到保千里集团或其关联公司的账户，从而达到虚增保千里集团营业收入和利润，以操纵股价的目的。而且买卖合同所涉产品爱卿公司也未用于销售。根据保千里集团的指示，以爱卿公司的名义高价采购的产品，从而一方面实现保千里公司的财务利润，另一方面为保千里公司向各地合作商家和用户铺货。该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系无效合同。爱卿公司因该合同所取得的资金，均已经以货款形式返还保千里集团。2、单从原告提供的《购销合同》等材料的内容看：买卖合同关系也是不真实的。第一，合同所涉产品的价格与实际售价不符。《购销合同》所涉保千里集团的产品为超级机器人、魔镜机器人、打令小宝，其中超级机器人的单价为每台230**元，魔镜机器人的单价为每台108**元，打令小宝的单价为每台230**元，三份购销合同总价高达二千九百多万元。暂不论产品的用途如何，作为购买人而言，当然希望其产品价格具有市场竞争优势，降低企业成本。但实际上，该批机器人在2017年度的零售价仅三四千元，爱卿公司的采购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因此，购销合同所涉的款项并非产品的真实售价，作为保千里集团而言不能据此主张债权。3、合同未获得实际履行。本案所涉的购销合同共三份。首先，三份购销合同中均约定，在保千里集团确认款项到账后，才会给爱卿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三份购销合同所涉的合同价款爱卿公司均未支付。因此，根本不涉及到需要保千里集团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其次，三份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是不同的，合同均约定货款分期支付，但爱卿公司自始至终未支付过货款。因保千里集团没有将该合同的对应资金支付给爱卿公司，爱卿公司因此并无资金向保千里付款。再次，爱卿公司并未收到《购销合同》所涉的产品。如上所述，爱卿公司系保千里集团实际控制，相关合同、票据、送货单等均系保千里集团事先制作，安排爱卿公司签订及签收，实际大部分产品均未实际发货。以上事实，被告提供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和保干里公司公告予以证实。 三、爱卿公司清算过程合法有效，被告无须承担清算不当的赔偿责任。1、爱卿公司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依法解散，并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组长由被告伍剑担任，清算组成员为被告王蕾彬、伍剑。清算组成立后对公司资产进行了清算审计，依法通知了债权人，在《市场导报》、《每日商报》上登报公告公司将注销清算，清算组已依法履行了通知和告知义务。而且在清算完毕后，才申请办理了公司注销登记。虽然市场监督部门存档的清算报告与实际清算报告并不完全一致，但此系被告不懂注销程序，按照工商部门的格式清算报告提交登记所致，但事实上被告是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合法清算。2、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18条、23条的规定，假设被告作为清算股东在清算中存在过错，也应当区分不同过错在清算财产的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而不是对债权人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公司财务账册资料仍然由股东保留，完全可以核实清算财产的范围，即使被告应当承担责任，其责任范围也不应超过清算报告所注明的清算财产的实际价值。 四、被告王蕾彬、伍剑、吕卿已实缴其认缴出资，吕卿已经转让股份退出公司，因此即使王蕾彬存在责任，也只是应当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吕卿则无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在爱卿公司成立时，被告王蕾彬认缴的出资额为544万元，其已于2017年10月20日实缴出资500万元，2017年10月23日认缴出资44万元，被告王蕾彬已实缴全部出资。在爱卿公司成立时，被告吕卿认缴的出资额为7456万元，而且被告吕卿已于2017年9月10日前缴纳认缴的全部资金。从而也可以看出，被告伍剑也已实缴出资到位。因此，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承担任何责任。 综上，恳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吕卿辩称：同意被告王蕾彬的答辩意见。关于吕卿出资额的情况，在爱卿公司成立时，被告的认缴出资额为7456万元，且已经在2017年全部实缴，已出资到位。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人保千里公司辩称：对原告的诉求及事实理由，无异议。 原告东方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17）沪01民初1356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沪民终547号民事裁定书，（2019）沪01执91号执行立案通知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保千里集团、案外人深圳保千里公司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案件案号（2017）沪01民初1356号、二审案件案号（2018）沪民终547号】已由上海一中院及上海市高院作出生效判决，确认保千里集团对东方公司负有人民币1.08亿余元的债务，目前该案的执行已由上海一中院受理，案号为（2019）沪01执91号，东方公司对保千里集团的债权合法有效，履行期限已至届满，并进入执行阶段。 2、《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报告》、《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证明根据保千里集团披露的《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报告》第119页、《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为CAC证审字（2019）0287号】第46页中的内容，爱卿公司作为债务人，对保千里集团负有合计为150079750元的债务尚未偿还。 3、工商登记信息及档案信息、股东会决议、公司清算报告、备案通知书及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证明：（1）爱卿公司自2016年7月19日设立，设立时吕卿持股93.20%，对应注册资本7456万元，王蕾彬持股6.8%，对应注册资本544万元。2017年9月18日，变更为伍剑持股93.20%，对应注册资本7456万元，伍剑承诺的出资期限为2017年9月10日，王蕾彬持股6.8%，对应注册资本544万元。（2）2018年12月5日，伍剑及王蕾彬作为股东，共同作出《股东会决议——关于确认公司清算报告的决定》，决议注销爱卿公司并通过公司清算报告，确认公司总资产0.01万元，总负债0万元，净资产0.01万元，并承诺“报告不含虚假内容，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同日，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爱卿公司完成注销登记。 4、《购销合同》三份，证明2017年3月2日、5月3日，爱卿公司分别与保千里集团签订两份《购销合同》，约定爱卿公司向保千里集团购买价值1150万元的商品及价值人民币540万元的商品，合计货物价值1690万元。2017年6月7日，爱卿公司分别与保千里集团签订一份《购销合同》，约定爱卿公司向保千里集团购买价值1216万元的商品。 5、出库单、送货单，证明三份购销合同签署并生效后，保千里集团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爱卿公司送货，爱卿公司在保千里集团提供的送货单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其已收货。 6、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发票签收单，证明保千里集团于2017年3月27日、2017年8月24日、2017年6月28日、2017年6月29日分别向爱卿公司开具金额合计为1150万元、540万元、1216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爱卿公司在发票签收单上加盖公章确认签收足额货款的发票； 7、2017年3月对账单、2017年6月对账单、2017年8月对账单，证明2017年4月21日、2017年7月20日、2017年9月19日，爱卿公司在保千里集团致送的2017年3月对账单、2017年6月对账单及2017年8月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确认，三份《购销合同》已实际履行，爱卿公司已收到合同约定的货物及专票，截至2017年8月，爱卿公司对保千里集团负有合计2906万元的应付债务； 8、催款函，证明因爱卿公司未依约向保千里集团履行货款支付义务，2018年11月30日，保千里集团对爱卿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其履行债务； 9、通知书，证明2019年2月28日，经东方公司之申请，上海一中院向爱卿公司发送通知书，要求爱卿公司向东方公司履行对保千里集团的债务，但截至东方公司起诉之日，爱卿公司未有任何回复。 10、（2019）苏01民初207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相关另案的裁判情况。 11、（2019）粤0305民初24775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105民初718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相关另案的裁判情况。 12、（2019）沪01执9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证明2019年6月25日，因保千里集团无可供执行财产，上海一中院裁定东方公司基于（2017）沪01民初1356号案件所提起的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 被告王蕾彬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2、信会师函字（2018）第ZI1043号《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3、CAC函字（2019）002号《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财务报表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 4、搜狐网文章《保千里往事：一场无尽的造假漩涡》； 5、“保千里集团”微信公众号推文《2016保千里智能硬件+行业应用研讨会隆重举行》； 6、“保千里打令”微信公众号推文：《保千里打令智能助力爱卿驾到构建智慧社区新形态》； 7、“保千里集团”微信公众号推文《保千里智能体验馆进驻上海虹桥机场》； 以上证据1-7共同证明，爱卿公司系保千里集团实际控制，系保千里集团的关联企业，其与保千里集团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 8、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 9、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10、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以上证据8-10共同证明，保千里集团年度报告，其应收账款数额巨大，但保千里集团始终未通过诉讼途径向包含爱卿公司在内的欠款人主张权利；保千里集团年度报告中列明的应收账款是不真实的，其与爱卿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 11、吴燕、王泳、吕卿、王蕾彬等人与保千里集团相关人员银行明细； 12、吕卿与爱卿公司间的银行明细； 以上证据11、12共同证明，爱卿公司系保千里集团实际投资成立；保千里集团以投资的名义通过其控制的吕卿等人账户将资金注入爱卿公司，并将资金用于采购其自身产品的事实。 13、保千里机器人产品价格网页截图及与卖家聊天记录，证明《购销合同》所涉的保千里机器人的价格与实际售价不符；《购销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 1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证明2020年4月1日，保千里集团股票终止上市。 15、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 16、资本金入账银行回单； 17、杭州爱卿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 以上证据15-17共同证明，被告王蕾彬已履行出资义务且出资到位。 18、杭德税咨字（2018）第039号《企业清算税费申报准备咨询业务意见书》； 19、杭德专审字（2018）第027号《杭州爱卿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20、审计业务约定书； 21、杭州爱卿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财务会计凭证； 以上证据18-21共同证明，爱卿公司经合法清算而注销且无剩余财产可供分配；爱卿公司已实收注册资本8000万元，各股东已实缴出资。 22、2018年9月盘库数据； 23、《关于杭州爱卿科技仓库物品的处理方案》； 以上证据22、23共同证明，爱卿公司清算期间，爱卿公司处理仓库库存物品情况。 24、2018年8月杭州爱卿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明细、预付账款明细、其他应收账款明细、预收账款明细、应付账款明细、其他应付款明细，用于补强爱卿公司已提交的清算报告，相关资料完整的保留在公司原工作人员的手中，不存在相关材料缺失导致无法清算的情况； 25、2018浙义证民内字第13071号公证书，证明保千里集团产品合同价格与实际售价相差巨大。 26、南京鹈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保千里集团股份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民事起诉状》、《诉讼费预缴通知书》，证明《购销合同》所涉的合同价格高于市场公允价格的事实；购销合同为无效合同。 27、证人证言，证明爱卿公司与保千里公司之间的交易系虚构，其目的为提高股价。 被告吕卿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爱卿公司企业信用报告、资本金入账银行回单、吕卿招商银行交易明细、吕卿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吕卿已履行出资义务且出资到位。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其所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7年11月14日，东方公司以保千里集团、深圳保千里公司为共同被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阜阳北路支行为第三人提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上海一中院立案并审理后，于2018年7月19日做出（2017）沪01民初1356号判决，判令：一、保千里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东方公司借款本金108100000元；二、保千里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东方公司资金占用成本（以108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计算，自2017年12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三、深圳保千里公司对保千里集团依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向东方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在其清偿的范围内向保千里集团追偿；四、驳回东方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保千里集团、深圳保千里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因未缴纳诉讼费用，上海市高院于2018年11月26日裁定按保千里集团、深圳保千里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7）沪01民初1356号判决生效后，东方公司申请执行，上海一中院立案执行，案号为（2019）沪01执91号。2019年6月25日，上海一中院认为被执行人保千里集团、深圳保千里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2019）沪01执91号案件的执行程序。 另查明，2017年3月2日、5月3日、6月7日，爱卿公司（甲方）与保千里集团（乙方）分别签订三份《购销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超级机器人、魔镜机器人、打令小宝。3月2日签订的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型号规格为RBA-B的超级机器人500台，单价23000元，总金额11500000元。5月3日签订的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型号规格为RMJ-B的魔镜机器人500台，单价10800元，总金额5400000元。6月7日签订的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型号规格为RMJ-B的魔镜机器人700台，单价10800元，总金额7560000元；型号规格为RBA-1的打令小宝200台，单价23000元，总金额4600000元。三份合同总计货款金额29060000元。三份合同均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6月7日签订的合同为60日内），乙方按甲方要求生产，并按规定时间送货给甲方，甲方收到所有货物后在60日内（6月7日签订的合同为120日内）付清合同总额的20%给乙方，其剩余货款在交货后于180天内（6月7日签订的合同为360日内）付清。如甲方逾期未支付，按货款剩余金额的日千分之四支付违约金至货款支付完毕止。乙方确认款到账后，以实际交货数量、对账金额为基础，给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质量保障为，按照乙方出厂标注之日一年内出现质量问题保修，如个人操作不当、人为损坏、不可抗力事故造成损坏不属保修范围。验收方式为，甲方对货物核验合格后，甲方指定的货物接收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并将甲方盖章的收货单原件交还乙公司。2017年3月13日、6月16日、6月26日、6月29日、8月3日、8月4日保千里集团分别开出收货人为爱卿公司的出库单，载明货物分别为：超级机器人500台、打令小宝200台、魔镜机器人200台、魔镜机器人500台、魔镜机器人300台、魔镜机器人200台。伍剑在上述货物的送货单上签字，并加盖了爱卿公司的公章。2017年3月27日、8月24日、6月28日、29日，保千里集团向爱卿公司开具金额合计为11500000元、5400000元、1216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爱卿公司在发票签收单上加盖公章确认已签收。 2017年4月10日、7月12日，9月11日，保千里集团向爱卿公司发出《2017年3月对账单》、《2017年6月对账单》、《2017年8月对账单》，分别载明：截止2017年3月爱卿公司欠保千里集团账款余款为11500000元；截止2017年6月24日爱卿公司欠保千里集团账款余款为23660000元；截止2017年8月24日爱卿公司欠保千里集团账款余款为29060000元，爱卿公司分别于2017年4月21、7月20日、9月19日在上述三份对账单上予以盖章确认。 保千里集团《2017年年度报告》及编号为CAC证审字[2019]0287号《保千里集团审计报告》显示，保千里集团对爱卿公司尚有149350000元应收账款/150079750元应收账款。2018年11月30日，保千里集团向爱卿公司发送催款函，要求爱卿公司支付应付货款29060000元。 还查明，爱卿公司自2016年7月19日设立，设立时被告吕卿持股93.20%，对应注册资本7456万元，被告王蕾彬持股6.8%，对应注册资本544万元，认缴出资时间均为2036年12月30日。2017年9月18日，爱卿公司股东变更为被告伍剑持股93.20%，对应注册资本7456万元，其承诺的出资期限为2017年9月10日，被告王蕾彬持股6.8%，对应注册资本544万元。根据财务凭证显示，吕卿于2016年8月16日至2017年6月2日共支付投资款7465万元，王蕾彬于2017年10月20日、10月21日向爱卿公司支付投资款500万元、44万元，共计544万元。 杭州德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5日出具的杭德税咨字（2018）第039号《企业清算税费申报准备咨询业务意见书》显示，爱卿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公司并办理相关清算手续；2018年12月5日出具的杭德专审字（2018）第027号《清算审计报告》显示，清算结果：清算收益5266622.19元。清算终结日的所有者权益为4497661.13元。爱卿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在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清算组进行备案，清算组负责人为伍剑，清算组成员为伍剑、王蕾彬。2018年12月5日，爱卿公司清算组出具《清算报告》，载明：爱卿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2日在《市场导报》发布公告，并书面通知了已知债权人等等；清算财产结余0元，无剩余财产需要在股东之间按股权比例进行分配。 2018年12月5日，被告伍剑、王蕾彬作为爱卿公司的股东，共同做出《关于确认公司清算报告的决定》的股东会决议，决议通过公司清算组的清算报告，报告不含虚假内容，如有虚假，全体股东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同日，爱卿公司向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注销登记申请。爱卿公司向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公司清算报告》，载明：根据公司2017年12月12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本清算组自2017年12月12日成立，现将本清算组成立后开展的清算工作报告如下：……通知、公告债权人……确认各项税收、职工工资已结清；债权债务已清理完结；截止2018年12月5日止，共有总资产0.01万元，负债0万元，净资产0.01万元；等等。该局审查后，认为爱卿公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准予注销登记。爱卿公司完成注销登记。 2019年4月26日，保千里集团董事会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告知书载明，2015年至2017年9月，保千里集团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庄敏以扶持小微企业为名，与深圳市车米云图科技有限公司等20家小微企业合作，实际控制这些企业的经营和财务，庄敏指挥其下属以投资名义进行具体采购付款操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三条的规定，这20家小微企业属于庄敏控制的企业，与保千里构成关联方，其与保千里之间的购销业务属于关联交易。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保千里集团未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未披露对外担保情况、未披露大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为由，决定对保千里集团及相关人员给予警告、罚款等处罚。 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债权人代位权成立需具备四个要件：1、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享有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2、债务人对于次债务人享有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3、债务人怠于行使对此次债务人的债权并因此损害债权人的债权；4、债务人对于次债务人享有的债权不具有专属性。本案中，东方公司对保千里集团之间的债权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并经过执行，其债权仍未得到清偿。东方公司所主张的保千里集团对爱卿公司的债权系欠付的货款，不具有专属性。现各方的争议焦点为：一、保千里集团对爱卿公司是否享有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也即爱卿公司与保千里集团之间的《购销合同》是否有效。二、王蕾彬、伍剑作为清算组成员，在爱卿公司的清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对爱卿公司的对外债务承担赔偿责任。三、被告吕卿作为爱卿公司的股东是否出资到位？是否应承担出资不到位的赔偿责任。 一、关于爱卿公司与保千里集团之间的《购销合同》是否有效、保千里集团对爱卿公司是否享有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的问题。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保千里集团与爱卿公司签订了三份《购销合同》，约定爱卿公司向保千里集团购买超级机器人、打令小宝、魔镜机器人。合同签订后，保千里集团向爱卿公司履行了合同项下全部货物的交付义务，保千里集团还履行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附随义务。据此，可以认定保千里集团与爱卿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三份《购销合同》合法有效。爱卿公司作为买受人，应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三份购销合同总价为2906万元，爱卿公司均未支付。经2017年8月24日双方最后一次对账，爱卿公司欠付保千里集团货款2906万元。该债权合法有效，且早已到期。 爱卿公司主张，爱卿公司与保千里集团系关联公司，案涉《购销合同》价格虚高、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购销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做出的《行政处罚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中，并未认定爱卿公司系保千里集团的关联企业。其次，法律并未禁止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之所以对保千里集团做出处罚也不是因为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而是保千里集团未将其与关联方交易的情况对外披露，未履行重大信息披露义务。再次，爱卿公司提交的打令小宝、魔镜机器人网络销售价格均系2019年价格，并不能以此证明2017年间《购销合同》的价格虚高。况且，即使价格过高，受损害的亦为爱卿公司自身，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因此，案涉《购销合同》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告认为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故东方公司作为保千里集团的债权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代位向爱卿公司行使债权。 二、关于王蕾彬、伍剑作为清算组成员，在爱卿公司的清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是否应对爱卿公司的对外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可以依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该解散事由出现后，公司应在该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在清算期间应当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通知、公告债权人；清理债权、债务；等等。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本案中，1、根据王蕾彬提交的杭德税咨字（2018）第039号《企业清算税费申报准备咨询业务意见书》显示，爱卿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公司并办理相关清算手续；2018年12月5日出具了杭德专审字（2018）第027号《清算审计报告》显示，清算结果：清算收益5266622.19元。清算终结日的所有者权益为4497661.13元。然爱卿公司和清算组向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公司清算报告》中显示，爱卿公司的清算组于2017年12月12日成立；截至2018年12月5日止的净资产为0.01万元。该《公司清算报告》与爱卿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不同，与其于2018年12月5日出具的《清算报告》亦不同。2、在爱卿公司的清算过程中，清算组未尽到通知、公告债权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爱卿公司成立清算组后，其并未向保千里集团书面通知解散事宜；且虽《公司清算报告》中显示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2日在《市场导报》上刊登了注销清算公告，但各被告一直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杭德税咨字（2018）第039号《企业清算税费申报准备咨询业务意见书》显示，爱卿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公司并办理相关清算手续。在被告方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对于公司何时通过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都存在不同的表述。爱卿公司清算组明知保千里公司为其债权人，其并未清偿，却在《公司清算报告》中虚假陈述“总负债为0万元”。因此，爱卿公司清算组并未依法进行清算，其以并不真实的清算报告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法人注销登记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因此，王蕾彬、伍剑作为清算组成员及公司股东，在爱卿公司的清算过程中存在过错，未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对东方公司要求王蕾彬、伍剑连带支付货款1000万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被告王蕾彬和吕卿辩称，虽然清算组在爱卿公司注销时出具的清算报告存在虚假内容，但爱卿公司经清算后确实已无多余的剩余财产，事实上并未给债权人保千里集团造成损失。现公司原有的财务账册尚保存完好，东方公司可以通过重新进行清算以确认爱卿公司是否有剩余资产。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中规定的关于“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情形，并不以实质上是否已对债权人权益造成损失为适用前提。本法的立法目的，是为督促公司清算义务人在公司解散清算时，主动依法进行清算，不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法人注销登记。如允许清算义务人以可以重新清算进行抗辩，既加重了债权人的负担，也失去了对弄虚作假之主体的惩戒作用。故对被告王蕾彬和吕卿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三、关于吕卿作为爱卿公司的股东是否出资到位、是否应承担出资不到位的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吕卿提交的相应财务凭证，吕卿作为爱卿公司的股东，已于认缴期限届满前缴纳了投资款7465万元。吕卿的出资已经到位，对东方公司要求其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蕾彬、伍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东方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0000000元【以（2017）沪01民初1356号民事判决中东方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获清偿的债权额为限】； 二、驳回原告东方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被告王蕾彬、伍剑共同负担。 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诉讼费；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碧莲 人民陪审员  李梦音 人民陪审员  杨 鑫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邓 然 代书 记员  项鸿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