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72民初1391号 原告：罗丙撑，男，197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代理人：曹理尚，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锦宝，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叔利，男，196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被告：王良好，男，196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代理人：董丽玲，浙江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丙撑与被告李叔利、王良好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5日通过浙江移动微法院平台在线开庭审理，于2020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丙撑的委托代理人曹理尚，被告李叔利（参加第二次开庭审理）及被告王良好的委托代理人董丽玲参加诉讼。原告罗丙撑申请的证人李某到庭陈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丙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叔利立即支付原告剩余工资25000元，被告王良好对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确认原告就上述债权对被告王良好所有的“浙临渔2××××”渔船享有船舶优先权。事实和理由：被告李叔利于2019年5月3日租用被告王良好的“浙临渔2××××”船，租期为九个月，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20年5月1日止。2019年7月，被告李叔利通过其外甥李安龙雇佣原告罗丙撑到被告李叔利租用的“浙临渔2××××”渔船上从事海上捕捞作业，并口头约定：1.工作时间两个月，每个月工资为30000元；2.工作期间李叔利包饭；3.工资每月结算一次。原告同意，于2019年7月25日开始为被告李叔利做渔网，7月31日到“浙临渔2××××”渔船上开始为被告李叔利作业。2019年9月6日，被告李叔利将船舶停靠在嵊泗，原告与几个伙计一起到岸上吃饭，由于无法及时回到船上，只能住在岸上的旅馆，于是被告李叔利产生误会，认为原告不帮他干活，双方发生口角。2019年9月7日，原告等几个人让被告李叔利把船靠到岸边，有利于原告等人下船，但被告李叔利把船开走，原告等人无法下船作业，原告只能乘车回家。9月8日，原告重新回到被告船上作业，此时由于被告已经另找他人作业，船上没有床位给原告住宿，故原告于9月12日离开被告船只，回到家中。原告受被告雇佣期间，在船上实际工作时间共计34天，在家做网时间为6天，按照原、被告之间约定的工资标准，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工资报酬合计37000元（34天×1000元／天＋6天×500元／天），而被告仅支付给原告工资报酬12000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工资报酬25000元，但被告李叔利一直不予支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被告李叔利辩称：原告诉称李叔利租用王良好的“浙临渔2××××”船及通过外甥李安龙雇佣原告到该渔船上从事海上捕捞作业的情况属实，但诉称原告工作时间及工资标准不属实，当时李叔利在该渔船上与原告当面口头约定原告工作时间为70天，工资总额为30000元，未约定工资支付时间。原告诉称为李叔利做渔网不属实，且在临海桃渚当地做渔网时间一般为1天，最多2天，不存在做渔网6天的情况。2019年8月1日，涉案渔船从临海红脚岩渔港出海作业，9月1日到舟山嵊泗避风，未作业，期间原告和李某等七名船员私自上岸，次日凌晨李叔利因渔船准备出海打电话联系原告等上岸船员未果（上岸船员手机均已关机），早上该渔船驶离码头到海上由加油船加油，加油结束后返回码头等待了一个小时左右，船员李安宝（李安龙弟弟）曾离船寻找原告等上岸船员，上岸船员中回船的船员李省表示上岸船员已统一关机，是找不到人的。之后，李叔利在舟山沈家门职业介绍所重新找来了六名船员。时隔一周左右，原告和李某等四人到涉案渔船上短时务工后离船，在船时间不到一整天。李叔利已支付原告工资12500元，其中500元系现金支付，其余大部分款项系通过微信支付。 被告王良好辩称：一、对原告诉称李叔利租用王良好的“浙临渔2××××”船的事实无异议，该船系王良好所有并光租给李叔利，王良好未参与该船经营，不认识原告，本案劳务纠纷与王良好无关。二、对原告诉称其余事实不清楚。从原告举证情况看，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在涉案渔船上工作，原告所举证据材料无法反映其曾为李叔利工作。原告诉称工资37000元无足够证据佐证，原告诉请工资25000元证据不足。 原告罗丙撑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原告身份证与渔业船员专业训练合格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两被告户籍证明，证明两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3.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证明“浙临渔2××××”渔船所有权人为被告王良好； 4.原告与李安龙的通话录音记录与光盘，证明被告李叔利雇佣原告的事实及双方约定原告在船工资为每月30000元； 5.原告委托代理人分别与陶岳云、李某的通话录音记录与光盘，证明原告在被告李叔利租用的“浙临渔2××××”船上工作及双方约定原告月工资为30000元的事实。 被告李叔利未提供证据材料。 被告王良好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了船舶租赁合同一份作为证据材料，用以证明被告王良好已将其所有的“浙临渔2××××”船光租给被告李叔利，无论被告李叔利有无雇佣原告，本案劳务纠纷均与被告王良好无关，被告王良好无须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根据原告罗丙撑的申请，准许证人李某到庭作证。证人李某陈述：李某是罗丙撑的外甥，不认识王良好。2019年7月31日，李某和罗丙撑、陶岳云一同随“浙临渔2××××”船出海，帮船长李叔利捕蟹，据李叔利讲该船是他租来的。李某和罗丙撑是李叔利的外甥李安龙联系上船的，当时李安龙一人分别到李某和罗丙撑家中讲上船捕蟹的事情，月工资30000元，做完两个月当面结清，未签订书面合同，在罗丙撑家中李安龙另讲过做网的事情，未讲做网工资，工资另算，行情价是每天800-1000元。另据李安龙讲，他与李叔利是本案渔船合伙人。“浙临渔2××××”船上除船长李叔利外有18名船员，李安龙未在船上，工资由李叔利发放。该船曾在舟山嵊泗躲避台风，未作业，期间李某、罗丙撑、陶岳云等五名同船船员经李叔利同意乘摆渡小船上岸吃晚饭，当晚一同住在宾馆，住宾馆一事未同李叔利讲过，之后李叔利讲要开船，五名船员在次日早上7点前来到摆渡小船码头，发现码头上有两三千人，当时台风刚过，边防派出所要求摆渡小船只能载8-10人。因无法登上摆渡小船，罗丙撑用自己的电话联系船长李叔利，让他把船靠到码头接一下五名船员，李叔利在电话中让五名船员不要再上船了，相当于把五名船员开除了，之后五个人各自回家。后李安龙又到李某、罗丙撑等人家中将李某、罗丙撑和另外几个人重新召集上船，上船时间为9月9日或10日，上船后实际做工一天一夜，9月12日李某和罗丙撑一同解职离船。李某在该船务工42天，期间因家人急需用钱曾两次向李叔利预借工资，数额分别为2000元和15000元，实际工资尚未结清，离船后未向李叔利催讨过，对罗丙撑领取工资情况不清楚。2020年9月19日原告委托代理人曾与李某通电话并表示要录音。 经质证，对原告所举证据材料，被告李叔利质证意见如下：对证1、2、3无异议；对证4，李叔利只是让李安龙联系船员，未讲明工资标准，船员工资由李叔利自行与船员商定，对原告主张的月工资30000元不予认可；对证5，陶岳云、李某与原告是同一伙人，他们一同离船并关闭手机，给李叔利造成较大损失。被告王良好质证意见如下：对证1、3无异议；对证2中被告王良好户籍证明无异议，被告李叔利户籍证明因其本人未到庭，由法院审查；对证4，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有异议，真实性方面，没有通话对象的通话记录与通话时间，无法证明通话对象的真实身份为李安龙，并且李安龙不是本案被告，无法通过法庭质证确定李安龙的身份，对于录音中除原告之外的其他通话人员的身份均无法确认；关联性方面，因王良好是船主，录音文字记录显示原告是为李安龙做事，与王良好及其船舶都没有关系，另，该录音无法证明原告的工作时间和工资的发放，既然原告表示已拿到12000元，可以合理怀疑该款项是在月工资19500元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对应工作时间只有18天左右，月工资30000元的发放标准也是附条件的，捕满两个月才算，而该录音中讲到原告第二次上船只有一天工作而非工作四天；对证5，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有异议，没有通话对象的通话记录与通话时间，无法证明通话对象的真实身份，且该组证据材料明显属于证人证言，未经质询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对被告王良好所举证据材料，原告无异议，主张该证据材料能够证明两被告之间存在光船租赁关系。被告李叔利无异议。 对证人李某陈述的证言，原告无异议，主张该证人证言与原告所举通话录音一致，该证人陈述的与自己相关的事情是真实的，对涉及原告的一些事情不清楚也合乎常理。被告李叔利质证认为，当时涉案渔船系停靠在舟山嵊泗大桥头一沙场码头，无需乘小船上岸；原告等船员上岸后，次日早上原告未曾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联系李叔利，而因当时正值生产旺季，李叔利不可能开除原告等上岸船员；原告等上岸船员离船后，李叔利曾到舟山沈家门的劳务公司重新找来了六名船员，时隔五六天时间，渔船生产损失达七八十万元；涉案渔船船员平时关系融洽，但原告性格不好，与其他几名船员一同离船就是为了让船长李叔利有求于他。被告王良好质证认为，该证人作为原告的外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明显偏向于原告；根据该证人与原告的一致陈述，假如原告存在劳务关系，诉讼主体是李叔利和李安龙，应由二人共同承担；该证人证言同原告所举与李安龙、李某的通话录音存在较大出入，两份通话录音中均无李安龙让原告做网的记录，而月工资30000元假设存在，也应该是捕满两个月后才能拿到这笔钱；该证人讲到避台风，原告起诉状中记载的时间是9月6日至7日，而通过网上查询，该台风并未在舟山登陆，登陆点距离舟山500公里；该证人记不全上岸五名船员的姓名有违常理，另据该证人陈述，上岸第二天原告用自己的手机联系李叔利，说明原告的手机并未因没电关机，而是原告自己关机，李叔利对于原告等人在岸上过夜事先也是不知情的，原告等人第二次上船也没有三四天时间，综上，该证人所作陈述是虚假的，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所举证1、2系双方当事人身份证明材料，内容清晰，被告李叔利无异议，被告王良好未提出异议，予以认定；证3形式规范，加盖有临海渔港监督公章，内容清晰，能够证明涉案“浙临渔2××××”船系被告王良好登记所有的事实，两被告均无异议，予以认定；证4，内容基本清晰、连贯，通话对象对于原告多次称呼其“安龙”始终未作否认或纠正，结合本案在案证据和审理情况，可以初步认定通话对象为李安龙本人，对该通话录音的内容在与本案审理直接相关的范围内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方提出异议的原告在涉案渔船上工作时间、工资标准及被告王良好的责任认定问题将在后文作具体分析与认定；证5，内容清晰、连贯，其中李某已作为本案证人到庭陈述并确认其通话录音属实，其证言与其通话录音内容基本相符，另一份通话录音的通话对象“陶岳云”据原告方陈述因出海作业未能到庭，但根据该通话录音中通话对象对自己姓名的确认，可以初步认定通话对象为陶岳云本人，被告李叔利也当庭陈述陶岳云、李叔利与原告是一同离船的同一伙人，故对陶岳云的身份可予确认，其通话录音内容与李某的通话录音内容及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共同反映原告和李某、陶岳云等人一同在涉案渔船上捕蟹，工资由船长李叔利发放，其中原告每月工资为30000元等事实，两被告虽持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反驳，故对该组证据材料予以认定，作为定案证据。 被告王良好所举证据材料，有原件佐证，原告与被告李叔利均无异议，予以认定。 证人李某陈述的证言，内容清晰、连贯，与原告所举通话录音的内容基本相符，两被告虽持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反驳，结合法庭调查，对该证人证言的内容除做网一事因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而难以认定外，对其余内容在与本案审理直接相关的范围内予以认定，作为定案证据，对于原告诉请工资是否真实、合法将在后文作具体分析与认定；至于被告王良好主张李安龙应为本案共同诉讼主体的问题，因本案中尚无直接证据证实李安龙与被告李叔利之间存在涉案渔船合伙经营法律关系，证人李某陈述的李安龙与李叔利是本案渔船合伙人的情况性质上仅为传闻证据，未经以上两人共同确认，其中被告李叔利已当庭陈述李安龙同涉案渔船无关联，原告方也明确表示追加被告没有意义，故对上述问题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审查处理。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结合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涉案“浙临渔2××××”钢质刺网渔船系王良好登记所有。2019年5月3日，王良好与李叔利签订船舶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王良好将“浙临渔2××××”船出租给李叔利，出租期限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20年5月1日止，租金共计432000元，等等。 2019年7月31日，持有渔业船员专业训练合格证的罗丙撑与其外甥李某等人到“浙临渔2××××”船上从事捕蟹作业，次日随船出海，李叔利为该船船长，工资由李叔利发放。此前，受李叔利委托，李叔利外甥李安龙到罗丙撑家中联系罗丙撑到该渔船上捕蟹，口头约定月工资为30000元，做完两个月当面结清，未签订书面合同。 2019年9月上旬，为躲避台风“玲玲”，“浙临渔2××××”船到舟山嵊泗避风，未作业，期间罗丙撑、李某、陶岳云等数名船员一同上岸吃晚饭，当晚一同住在宾馆，住宾馆一事未同李叔利讲过。次日早上，罗丙撑等上岸船员来到码头准备上船，由罗丙撑用自己的电话联系船长李叔利安排上船未果，上岸船员遂自行返程。后李安龙再次到罗丙撑家中联系其上船，罗丙撑再次到“浙临渔2××××”船上，做工约一天时间，后与李某一同离船。罗丙撑受雇至离船前实际领取工资12000元。 2020年9月27日，罗丙撑就本案纠纷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员劳务合同纠纷。被告李叔利通过其外甥李安龙联系原告到被告李叔利承租并担任船长的涉案“浙临渔2××××”船上从事捕蟹作业，工资由被告李叔利发放，原告与被告李叔利之间依法成立船员劳务合同关系。李安龙与原告口头约定原告月工资为30000元，该工资标准符合当时当地捕蟹船员工资一般行情，可信度较高，在原告与被告李叔利之间的船员劳务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的条件下，结合本案在案证据和审理情况，上述工资标准对被告李叔利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李叔利当庭辩称其与原告口头约定原告在船工作70天的工资为30000元，证据和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受雇在涉案渔船上履职过程中，因在2019年9月上旬该渔船避风期间上岸后重新上船未果而中途停工返程，经李安龙联系再次上船务工约一天时间后最终离船，在双方当事人未就此情况另行约定原告工资标准的情况下，被告李叔利作为涉案渔船经营人暨雇主应当按上述工资标准即30000元／月及时付清原告实际在船务工期间的工资报酬。原告诉称其受被告雇佣期间在船上实际工作时间共计34天，工资数额计34000元（34天×1000元／天），该工作时间符合2019年8月1日原告随涉案渔船出海作业至2019年9月上旬涉案渔船在舟山嵊泗避风期间台风“玲玲”扫过舟山外海的大致时间，上述工资数额的计算合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定，扣减原告自认已领取的工资12000元，余额22000元依法应当由被告李叔利偿付给原告，拖延未付且无正当理由，显属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王良好辩称原告月工资30000元的发放标准假设存在也是附条件的，捕满两个月才算，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曾就原告中途离船的工资结算达成任何其他约定，被告李叔利亦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加以佐证或作出相关说明，故对被告王良好的上述抗辩不予采纳。原告另诉请上船前做网6天的工资3000元（6天×500元／天），证据不足，被告方未予认可，本院不予保护。本案中无有效证据证明被告王良好作为涉案渔船登记所有权人将该渔船光租给被告李叔利后实际参与该渔船生产经营，与原告之间不存在直接法律关系，对原告诉请工资无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船舶优先权，因原告起诉之日距其自述最终离船之日已超过一年，根据我国海商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原告就上述船员工资债权已丧失对涉案“浙临渔2××××”船的船舶优先权，故对原告提出的确认船舶优先权请求本院不予保护。 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叔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罗丙撑船员工资22000元； 二、驳回原告罗丙撑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5元，减半收取213元，由原告罗丙撑负担26元，被告李叔利负担18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林 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迟佳鑫 ? 附页：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船舶优先权，除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外，因下列原因之一而消灭： （一）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自优先权产生之日起满一年不行使； …… 第二款前款第（一）项的一年期限，不得中止或者中断。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