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4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培菊，女，1953年8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海，湖北江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三育，男，196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爽，男，199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琦，湖北七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向勇，男，1982年3月20日出生，土家族，农民，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系魏培菊之子。上诉人魏培菊因与被上诉人邱三育、邱爽，原审被告向勇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鄂0528民初1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培菊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邱三育、邱爽对魏培菊的全部诉讼请求。（不服金额为183537.01元）二、请求依法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邱三育、邱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张玉芬、胡春英、张根远等人乘座三轮车是为了结算工钱，因此认为雇佣关系仍未结束，其认定不符合事实，也无证据证实。张根远等人乘座三轮车的行为不属于雇佣活动的范围。1.魏培菊雇佣张玉芬、胡春英、张根远从事的劳务是扯文木苗，雇佣关系应终止于将文木苗扯完，且本案文木苗扯完后已交付给购买人陆千灯，并装上了购买人陆千灯雇请的三轮车；2.双方对何时结算工钱并未约定，加上张玉芬、胡春英、张根远与魏培菊均属于同一镇上的农民，且陆千灯当天也不会将文木苗费用结算给魏培菊，而是需要通过案外人张新干向魏培菊支付，事实上也是由张新干事后向魏培菊支付的文木苗款，因此，一审法院推定当天坐车是为了结算当天工钱，没有事实依据。3、根据胡春英在公安机关的笔录（第二页11行至15行）中说：“……苗装完后，三轮车要走时，因为我们做事的几个人也要出去回家，就请三轮车驾驶员带我们一段，驾驶员答应了，起初是想让三轮车把我们带到高家堰××（该地方××家××路），我就说高家堰流溪口有监控，三轮车车厢带人被拍到会罚款，我们就说只将我们几个从小路带到国道那个路口附近就行了（国道离魏培菊家有300米以上）……”从前述陈述来看，显然当天张玉芬、胡春英、张根远等人是准备直接回家的，并不是去结算工钱的。4.既使当天需要结算工钱也无需乘座三轮车，扯文木苗的地方离魏培菊家仅有一公里左右，张根远等人早上从魏培菊家到地里时，就是步行而去，且步行只需十分钟左右，根本无需乘座车辆。魏培菊也未安排张根远等人乘座三轮车去结算工钱，并当场多次劝说不要乘座三轮车。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三版）民事卷580页，《义务帮工人在帮工活动结束后返回途中意外死亡不属于帮工事故》的司法观点：“帮工事故是在帮工活动期间发生的，帮工人遭受人身损害与帮工活动存在因果关系。帮工活动结束后，回家途中发生事故死亡，不能按照工伤待遇的有关规定认定为帮工活动期间”。本案张玉芬、胡春英、张根远受伤，不是在雇佣活动期间发生的，且其受伤与雇佣活动本身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属于雇佣活动结束后，回家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导致死亡，不能按工伤保险的理论，将上下班途中视为雇佣活动期间，且一审法院扩大雇佣活动的范围，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或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除最高人民法院外，其他层级的人民法院本身不具有司法解释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张玉芬、胡春英、张根远受伤属于雇佣活动期间受伤，与事实和司法理论不符，应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条规定的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情形，不应包括雇员与第三人建立另一合同关系，并履行另一合同关系的情形。就本案来说，张根远、张玉芬、胡春英与魏培菊建立了雇佣关系，但该三人搭乘李**三轮车的行为，又与李**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而上述规定，针对第三人直接侵权的情形，并不能包括双方履行另一合同的情形。四、个人与个人之间提供劳务，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劳务接受方以过错为前提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不能再适用。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上下班途中不属于雇佣活动，即使按一审法院认为的事故当天张根远坐车是为了结算工钱，那么，连上下班途中都不能认定为雇佣活动更不用说结算工钱属于雇佣活动，因为结算工钱的行为不是发生在雇佣活动的地点和时间范围内，与雇佣活动也没有法律上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与上下班途中法律理论基础一致。六、本案最终承担责任的主体应该是李**，李**因交通肇事罪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一审判决支持了邱三育、邱爽1万元精神抚慰金不符合法律规定。邱三育、邱爽辩称：一、魏培菊与陆千灯之间如何结算苗木费与佣金的支付无关，魏培菊以未结算苗木费为由主张当日不会支付佣金，明显与交易习惯不符。二、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中“关于义务帮工人在上下班途中发生意外不属于帮工事故”的观点。三、本案中整个雇佣活动并未结束，张根远、张玉芬、胡春英三人仍需按照雇主指示乘坐车辆结算佣金，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遭受伤害雇主应该承担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邱三育、邱爽一审诉讼请求：判令魏培菊、向勇连带赔偿邱三育、邱爽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办理丧事人员误工损失、餐饮费、住宿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351883.2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6月1日，因魏培菊所有的苗木需要出售，向勇电话联系胡春英，然后胡春英联系张玉芬、张根远三人前往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高家堰村小溪（小地名）扯文木苗，并约定报酬为每人每天100元。同日17时，陆千灯雇佣李**驾驶鄂Ｅ×××**号“双狮”牌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一同前往小溪收购文木苗。经魏培菊、陆千灯现场清点后确认，陆千灯共收购文木苗29200根。陆千灯将文木苗装车后，胡春英、张玉芬、张根远及魏培菊等四人乘坐李**驾驶的车辆一同离开。李**驾驶该三轮载货摩托车沿高家堰镇高家堰村六组乡村公路高半线由南往北行驶，行驶至小地名“大珰”急弯陡坡路段，所驾驶车辆失控驶出道路西侧边沿外与山体发生碰撞后侧翻，造成张根远当场死亡、胡春英、张玉芬、魏培菊、陆千灯受伤的交通事故。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李**负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胡春英、张根远、张玉芬、魏培菊、陆千灯不负责任。一审法院另认定，李**驾驶的车辆，未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行驶证载明车辆所有权人为石端贵；邱三育系死者张根远之夫，邱爽系张根远之子。交通事故发生后，李**给邱三育、邱爽支付了10000元，向勇支付了30000元。一审法院根据邱三育、邱爽提交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并参照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等综合认定邱三育、邱爽的各项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276240元（13812/年×20年），丧葬费27951.50元（55903元÷2），办理丧事人员误工损失按照“三天”的标准来支持为561.37元（34150元/年÷365天×3天×2人），交通费酌情认定3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共计为315052.87元。一审法院认为：死者张根远是在受雇佣拔文木苗返回时乘坐李**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邱三育、邱爽选择以雇佣关系起诉，要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张根远等人系在扯文木苗结束后离开的路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张根远等人当日的工钱尚未支付，根据张根远等人的工作性质、内容及本地习惯等，张根远等人在一天工作结束后应该将当天的工钱结清，且双方并未约定另行结算工钱的时间，故一审法院认为张根远等人是在返回结算工钱的路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此时雇佣关系仍未结束，作为雇佣关系的雇主应对雇员受到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向勇系魏培菊的儿子，在整个雇佣活动过程中，只是帮其母魏培菊联系张根远等人给魏培菊扯文木苗，文木苗是属于魏培菊的，张根远被雇佣从事的活动内容就是拔文木苗，向勇帮忙经手操办相关事宜系人之常情，但并不能依此认定其就是雇主，故向勇不能作为雇主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本次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为李**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张根远等人不负事故责任，但是该事故责任认定书仅仅是针对造成单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而张根远等人作为成年人，应该知道载货三轮摩托车是不能载人的，若乘坐会存在安全隐患，故张根远对自己的死亡后果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按责任划分，综合认定魏培菊应予赔偿邱三育、邱爽的损失为183537.01元（305052.87元×70%+精神抚慰金10000元-李**、向勇支付的40000元）。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项、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魏培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邱三育、邱爽各项经济损失183537.01元。二、驳回邱三育、邱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同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2259元，由邱三育、邱爽负担1084元，魏培菊负担117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邱三育、邱爽先是以魏培菊、向勇、陆千灯、李**为共同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诉，在该案诉讼过程中，邱三育、邱爽自愿选择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对魏培菊、向勇提起诉讼，因此于2019年11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撤回了对陆千灯、李**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诉。2.2018年12月12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528刑初73号刑事判决，以李**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李**上诉后，本院于2019年4月2日作出（2019）鄂05刑终97号刑事判决，以李**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已预付被害人家属部分损失，依法可从轻处罚为由，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明确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员享有选择请求权，即可选择向雇主主张责任，也可选择向侵权第三人主张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邱三育、邱爽提起诉讼选择向雇主主张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依法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对本案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虽然案涉雇佣活动的主要工作是张根远给魏培菊拔文木苗，但拔苗工作完成后，雇主与雇员共同乘车返程结算工钱的活动仍应视为该雇佣活动的延续，在此意义上，案涉雇佣活动并未结束，雇主对于雇员的人身安全依然负有相应的保障义务。魏培菊主张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与张根远共同搭车是去结算工钱，但根据案外人陆千灯在2018年6月1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候的陈述，表明当时要求坐车的四人中可能是老板的人说要“跟着坐出去跟拔苗子的结账”，明显包含乘车返程结算工钱的意思表示，且该陈述系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由案外人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具备一定的客观性，且能与当天事故发生时最终确定的下车地点就在魏培菊家附近相印证。一审法院同时结合案涉雇佣工作内容、结算方式及当地农村风俗习惯，依据民事优势证据规则确认双方返程结算工钱的事实，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因此，张根远在完成受雇拔苗工作后与雇主一起返程结算工钱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身亡，魏培菊作为雇主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精神抚慰金。邱三育、邱爽虽然是选择向雇主魏培菊提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之诉，但本案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应该是肇事者李**。由于李**因犯交通肇事罪已被人民法院判决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支持邱三育、邱爽的精神抚慰金，该判项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综上所述，魏培菊作为雇主应当对张根远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身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魏培菊认为邱三育、邱爽提出的精神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的主张成立。一审判决结果应部分予以改判。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鄂0528民初1301号民事判决；二、魏培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邱三育、邱爽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73537.01元；三、驳回邱三育、邱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魏培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259元，由邱三育、邱爽负担1384元，魏培菊负担8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59元，由邱三育、邱爽负担300元，魏培菊负担195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雄审判员  曹 斌审判员  聂丽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王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