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79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余峰，男，198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烨，上海浦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根兴，上海浦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善勇，男，197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晓峰，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宇，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邓可友，男，1978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上诉人刘余峰因与被上诉人吴善勇、原审第三人邓可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5民初11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余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烨、张根兴，被上诉人吴善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晓峰、李静宇、原审第三人邓可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余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判决书不规范等问题。一审判决书遗漏立案日期和审理情况，一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的一般情况只字不提，对上诉人提交的反驳双方买卖关系的关键证据更是不置可否。2.一审判决对涉案中国石化卡的标的物性质及交易流程认定不准确，致错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买卖关系。上诉人交付的卡片不是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不能推定为买卖关系，因为卡片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不能直接消费，必须由案外人徐鹏在中国石化公司的后台系统进行操作，即充值，此后被上诉人或上诉人才能转售获利，即承担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主体系案外人徐鹏。存在资金流转不能推定买卖关系。被上诉人确向上诉人转账汇款，且其汇出的资金是汇集了其与原审第三人的资金，上诉人收到后加入自己投入的资金再转付给案外人徐鹏购买涉案卡，并全部交付给被上诉人出售牟利。涉案标的物单价、数量未查明。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系买卖关系，但对于单价、数量均以“原告吴善勇称”认定，并无证据佐证，属于事实不清。在单价不明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要求返还的金额计算即缺乏依据。另，上诉人将自己投资向案外人徐鹏购买的卡片也交付给了被上诉人时，如法院认定双方系买卖关系，该部分应予返还。3.一审判决将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分摊的向案外人支付的费用认定为买卖交易过程产生的费用、风险负担是错误的。买卖交易中产生的费用一般是指运输、保险、装卸、登记过户等费用；而风险负担，是指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本案“押金50000元、月饼卡和螃蟹费用9542元、罚款15000元”均不是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所谓交易流程中。“押金50000元”是被上诉人将充值后的卡片出售时买受人提出的履约担保金，如双方系买卖关系，上诉人不可能承担与其无关的交易担保责任。“月饼卡和螃蟹费用9542元”和“罚款15000元”是案外人徐鹏提出的公关费用和违约金，如双方系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亦不可能承担。之所以发生这种与买卖关系矛盾的费用承担，是因为上诉人、被上诉人、案外人是一致对外的关系。该三笔费用，与涉案卡片的毁损、灭失无关联，不属于风险负担金。4.一审判决遗漏了三方对各自分摊金额已达成一致且已部分履行的事实，导致支持被上诉人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解除原本已达成的分摊合意是错误的。2019年1月13日，上诉人代表三人与案外人徐鹏进行了结算，经被上诉人催促，16日在三人组成的“非油业务项目组”微信群中告知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额度124.5W”或现金抵扣，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均未提出异议，且表示“咱们始终如一，不干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事”。后因案外人徐鹏未按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三人共同向案外人徐鹏追讨，被上诉人还催促上诉人“还得辛苦你尽快让他们拿出退款计划出来”，据此足以认定：在外部关系上，三人共同享有对案外人徐鹏享有“非油品款项面值243万圆，如未能实现可以现金抵扣”的债权；在内部关系上，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合并计算与上诉人系平分关系。进一步印证了案外人徐鹏回款15万时，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分得7.5万元。因案外人徐鹏延迟履行，被上诉人转而诉请与上诉人系买卖关系、返还货款，即解除三方合意，既无法定解除权，亦无约定解除权，依法无据。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前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基于买卖关系返还货款，亦反映了被上诉人在诉前并不认为其与上诉人系买卖关系。综上，仅通过款项流转和不转移所有权的交付推定买卖关系，显然法律依据不足。上诉人通过原审第三人介绍认识被上诉人，在此之前其单独从事类似本案的加油卡交易，有自己的渠道和客户，本着扩大投入、增加收益的初衷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合作，为表诚意和信任未签订书面协议，现“大难临头”，原审第三人倒向被上诉人，歪曲事实，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吴善勇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一审程序合法，关于审限，疫情期间一审依法延长并扣除审限。关于裁判文书，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能够认定双方系买卖关系，而对方关于合伙关系没有证据证明。关于买卖关系的认定，双方认可的转账记录及具备财产价值石油卡的转移，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关于标的物转移，上诉人认为石油卡的交付不是财产转移，并强行将案外人徐鹏充值的行为视为与被上诉人建立法律关系完全是偷换概念。被上诉人购买的石油卡是具备金钱价值的石油卡。对于物权的转移，动产是通过交付来完成的，交付的方式有很多种，上诉人对石油卡的交付行为是完成物权转移的过程，至于谁来进行充值，是上诉人与案外人的法律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即使案外人与被上诉人进行了交付，也不能否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相对关系。关于合伙，其特点是共享利益、共担风险，通过双方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在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双方从未提到过要进行分红和分红比例问题，被上诉人也从未与徐鹏进行过接触，并不认识。上诉人提到的被上诉人的只言片语只是为了保持与上诉人良好的买卖关系，为了获取和对方的继续交易，包括在之后也是为了尽快的拿回货款做了一些人之常情的话语，这些话不代表被上诉人法律上的意思表示。关于罚款以及月饼卡和螃蟹卡也是对方进行优势交易地位提出的，被上诉人基于继续交易的目的也就同意了，相当于变相给予对方的一些实惠，这些单独列明不是合伙关系，如果是合伙关系没有必要单独提及。关于本案标的物的单价和数量，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中已经非常清晰的列明，并且上诉人在2019年8月21日开庭的庭审笔录中明确表示对于被上诉人陈述的向上诉人转账的金额是认可的，被上诉人和案外人邓可友共占124.5万元。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垫付款项、单价、如何计算等问题，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自认，上诉人无争议的事实一审予以认定合法。由此可见，上诉人一审自认的事实，二审中又狡辩一审没有查清，其陈述存在反复矛盾的情况，证明其没有如实陈述事实，甚至是做了虚假陈述，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邓可友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吴善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刘余峰向其返还货款1155625元、支付利息（自2018年10月22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善勇向刘余峰汇款后，刘余峰向吴善勇提供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加油卡（该类卡适用“中国石化加油卡章程”的约定，可反复充值，充值后可在加油卡联网加油站消费，不记名卡不能设置密码）。吴善勇将刘余峰提供的加油卡出售并刷空卡内余额后，将空卡返还给刘余峰。吴善勇于2018年10月22日、当月25日、29日、同年11月19日、当月22日和25日分别向刘余峰支付了416250元、444000元、89000元、166500元、50000元和221875元，合计1387625元。其中，吴善勇自认其于2018年10月22日向刘余峰支付的416250元，刘余峰已交付部分加油卡，尚欠价值210000元加油卡未交付，该部分款项应向其返还194250元。经计算，吴善勇已付1165625元，刘余峰未交付相应加油卡。吴善勇与刘余峰之间未曾分红。刘余峰分别于2019年2月16日和2019年5月1日返还10000元和75000元，合计85000元。审理中，吴善勇称其按照个人卡卡内余额的9.2折或9.25折、企业卡卡内余额的8.9折向刘余峰汇款后，刘余峰向吴善勇提供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加油卡；吴善勇自认刘余峰分别于2019年2月16日、2019年5月1日偿还10000元和75000元，合计85000元。吴善勇称其为了向刘余峰订购375000元加油卡，其应付346875元，其分别于2018年11月22日和当月25日向刘余峰支付50000元和221875元，合计271875元，该笔款项系在扣除了因刘余峰未按时提供加油卡支付给吴善勇买家的押金50000元、刘余峰向第三人邓可友借款20000元以及罚款5000元，合计75000元后得出的，即刘余峰同意承担上述75000元，现因双方合同解除，故要求刘余峰支付该75000元。刘余峰对于吴善勇向其转账的金额予以认可，但辩称其于2018年10月10日向吴善勇转账6000元，系其找其他客户出售后获得的利润；2018年8月6日的公关费3000元、2018年9月14日发生的月饼卡和螃蟹费用9542元系三方为处理与共同上家徐鹏的人际关系所产生的费用，此公关费说明三方非买卖合同关系；刘余峰称吴善勇所述押金50000元和罚款5000元与吴善勇所诉的买卖合同关系矛盾，押金50000元系吴善勇找的买家要求吴善勇与其支付的交易保证金，罚款系15000元由其与吴善勇和第三人分摊，每人5000元。刘余峰称双方未曾分红，但曾约定按季度结算。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吴善勇向刘余峰支付油卡价款后，刘余峰向吴善勇提供油卡，故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因双方未曾分红，亦无证据表明双方约定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故对于刘余峰关于其与吴善勇系合伙关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因吴善勇于2018年10月和11月间已付1165625元，刘余峰未交付相应加油卡，已超过合理期限，故对于吴善勇要求解除其与刘余峰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吴善勇自认其于2018年10月22日之前向刘余峰支付的款项，刘余峰已交付了油卡，其于2018年10月22日向刘余峰支付的416250元，刘余峰尚欠价值210000元加油卡未交付，该部分款项应向其返还194250元。故对于该日吴善勇向刘余峰支付的价款，刘余峰应返还194250元，予以确认；吴善勇于2018年10月25日、同年10月29日、同年11月19日、当月22日和25日向刘余峰支付了价款计971375元，刘余峰未向吴善勇提供加油卡。上述款项合计1165625元，刘余峰应予返还。后刘余峰已返还85000元，故对于吴善勇要求刘余峰返还价款108062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审理中，刘余峰称押金50000元系吴善勇的买家要求吴善勇与其支付的交易保证金，罚款系15000元由其与吴善勇和第三人分摊，每人5000元，故对于吴善勇要求刘余峰支付其垫付的押金和罚款即55000元，亦予以支持。吴善勇主张刘余峰欠第三人邓可友借款20000元，并要求返还，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不予理涉。故对于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刘余峰应向吴善勇返还1135625元。吴善勇一并要求刘余峰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亦予以支持。因买卖合同关系的主给付义务即一方支付价款，另一方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不妨碍买卖双方对于交易履行过程中产生的费用、风险负担等进行约定，故对于刘余峰关于双方之间发生的诸如月饼卡、螃蟹费用、罚款、押金等费用不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性质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吴善勇与刘余峰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二、刘余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善勇返还113562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的计算方法：以19425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2日起；以444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5日起；以89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9日起；以1665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9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2日起；并以221875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5日起；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吴善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余峰提供证据如下：1.微信聊天截图，证明2018年11月仍有涉案非油卡在刷卡交易。2.微信群聊天截图，证明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投入资金共同向上家买卡。3.微信群聊天截图，证明三人共同出资、相互分红、共担风险。4.涉案非油卡在中国石化网点刷卡交易记录打印件621份及表格，证明一审判决转账当天就开始计算延迟交货的利息损失是错误的，交卡日期在整个交易流程中是不确定的，完全靠上家徐鹏的沟通。表格第4列求和截止9月6日对应刷卡总额为751万元，根据九二折估算是751万×0.92=690.92万元，与被上诉人银行转账记录求和798.465万元差额是107.545万元，对应上诉人垫资120万元×0.92=110.4万元。本案资金往来中，上诉人至少垫资120万元卡面值，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16967717元中至少有120万元属于上诉人，也就是说在249万元未交付的卡中，上诉人占124.5万元，吴善勇与邓可友占124.5万元。5.中国石化官方声明截图，内容是中国石化所属的加油站、网点和网上营业厅是中国石化加油卡唯一出售渠道。判决文书载明经查明中国石化的石油卡不允许对外打折销售。咨询电话是按照卡背面客服热线95105888打电话询问有没有打折的卡可以出售，客服告诉，中国石化规定不得对外打折销售中国石化加油卡。证明无论是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均没有买卖中国石化加油卡的资质，销售行为因违反国家关于特许经营的规定而无效。吴善勇质证认为，对证据1、2、3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均为复印件，有删减、伪造、剪辑的可能。关于证据1，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前3天支付货款；关于证据2，上诉人所谓的“垫资”实质是上诉人自己的进货款项；关于证据3，双方并没有说到共同出资，不存在合伙。双方之间是事实的买卖关系而非合伙关系。对证据4的三性和证明目的都不予认可。刘余峰提交的表格并不能看出就是吴善勇的刷卡交易记录，因为对方不止将卡卖给吴善勇，也把油卡卖给别人，每次购买油卡，都要油卡的实际提供者在电脑上操作，才可以刷卡成功，刷完后都要被对方回收，所以每次刷卡都要联系刘余峰，通过刘余峰联系他的卖家徐鹏，才可以交易成功。关于垫资，只是刘余峰拿自己的钱向上家徐鹏进货，并不存在垫资，更不是合伙关系。关于621份刷卡记录，恰恰证明刘余峰是油卡卖家的身份，油卡照片只有一部分是卖给吴善勇，另外一部分卖给别人，例如2018年10月21日，刷卡交易记录中尾号为9343的油卡，在对方提交的刷卡交易记录中，显示在徐州西郊站点刷卡，非吴善勇刷卡的指定站点，再结合刷卡的交易习惯，可以看出，对方提供的照片所显示的卡片并不是卖给吴善勇，从第566页可以看出在10月22日，对方在已经没有办法给吴善勇提供油卡的情况下，尾号为9343的油卡在徐州西郊站交易。刘余峰向不特定人员出卖卡片的行为频繁，其提交的2018年7月31日、8月17日、8月21日、8月28日、10月9日、11月25日、11月15日刷卡记录，均存在将部分卡片出卖给第三方的情形，比如7月31日交易记录，对方提交的卡片尾号为9202，在吴善勇这里并没有刷卡记录，而对方没有提交的尾号为8126的油卡，却有刷卡记录，说明对方的买家很多，自己也不清楚哪些油卡卖给吴善勇，哪些卖给别人，如果双方真的是合伙关系，不可能同意对方对外出卖损害合伙人的利益。对方证据存在明显的瑕疵，比如9月20日的记录，对方标注的刷卡时间是9月20日，预定油卡时间为9月11至9月23日，卡都还没有拿到，是怎么刷的？合理怀疑对方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以上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刘余峰只是一个油卡的卖家，与吴善勇并非合伙关系，只是买卖关系。对证据5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在一审中、二审的庭前谈话、质证中，上诉人从来没有提到过石油卡存在违法，一直强调双方是合伙关系，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上诉人意图将案外人徐鹏所涉嫌的刑事犯罪与本案被上诉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强行建立某种联系，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案涉行为违法。上诉人在一审、二审以及二审的两次质证期间多次提供大量的证据企图混淆本案原本已经清晰明确的法律关系。上诉人提供的判决书载明事实与本案事实有出入，且该份判决书只是一审判决，是否已经生效也无法核实。邓可友质证认为，对于上诉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吴善勇提交证据如下：1.三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与刘余峰是买卖关系，并不是合伙关系，在对方无法交付油卡后，吴善勇与邓可友一直向刘余峰催要油卡及货款的过程。2.吴善勇与邓可友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吴善勇与邓可友是合伙关系，吴善勇与刘余峰是买卖关系。在油卡的整个交易过程中，吴善勇与邓可友一直都有分红，每天交易每天分红，但是却没有与刘余峰的分红。3.营业执照，证明吴善勇用非油卡购买中国石化的非油项目是合法的。4.与中国石化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吴善勇从刘余峰处购买的加油卡用于中国石化的非油项目，是合法的商业行为。刘余峰质证认为，1.对于三人的群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该证据看不到双方是买卖关系，相反被上诉人讲咱们始终如一，不干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事情，上诉人把徐鹏出具的欠他们249万元的条子发到微信群中，从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微信三人是共同确认共同享有对案外人徐鹏交付249万元油卡的债权。2.对于吴善勇与邓可友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证据原件，真实性不认可。从该微信聊天内容可以看出“浙江那边能到账”“另外多出来的减去扬州的提成，多给了点雷子”等聊天记录不能指向本案的分红。吴善勇与邓可友之间有分红可以证明本案有合伙的基础，对照吴善勇与邓可友的行为，双方都在微信群中、都出资、都分摊了对徐鹏的公关费和月饼费、螃蟹费，都向徐鹏共同催款，这四个共同点，可以证明上诉人与邓可友的身份没有区别，有合伙基础。3.关于营业执照，该公司成立于2020年7月份，营业执照更加说明了必须由法人主体才能从事商业预付卡的销售，而本案均是自然人。4.微信聊天时间是2020年8月5日，对微信截图的真实性没有意见。案涉卡的交易时间是2018年7月份到11月份，不可能留到2020年8月份再去买这么多大米。涉案金额高达1700万元，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都是用于购买大米或矿泉水等商品。邓可友质证认为，对于吴善勇提供证据的真实性都认可。关于为什么一起去催款，向上诉人买货，货不给，肯定要打欠条，上诉人一直在推托，找各种理由，说要回南通，要跟徐鹏谈，没有回音，完了之后，才一起去找徐鹏。关于打条子，是在去南通之前，让上诉人打条子，其推托，从南通回来以后，上诉人说徐鹏给其打了一个条子。对于邓可友与吴善勇的分红，交易完成后，当天吴善勇就把所得钱款转账给邓可友。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刘余峰主张，双方交易中国石化加油卡的行为涉嫌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案外人徐鹏因为买卖中国石化加油卡引发了诈骗罪正在接受刑事侦查，本案涉案油卡全部从徐鹏处取得，并且依赖徐鹏才能充值。本案交易的标的物中国石化加油卡属于徐鹏所犯诈骗罪的赃物，对于赃物的交易行为一定是无效的。本案双方交易的不是简单的一张卡，而是加油卡所承载的面值货币，持有这张卡可以在中石油的加油站和指定的超市购买商品，这张卡具有货币结算功能，是具有金融属性的金融商品。法律规定从事金融商品的买卖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否则构成非法经营，应当予以取缔。无论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均没有交易中国石化加油卡的主体资格，只有中国石化有这个资格。交易行为均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的行为。被上诉人吴善勇认为，其与中国石化有一些合作，主要是做非油业务，用油卡结算，不是把卡卖给别人，所有的油卡都是自己使用。吴善勇去买中国石化的产品，比如一段时间矿泉水比较流行，其就去中国石化的站点买矿泉水，中国石化会给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结算的时候不用现金，就用这个加油卡，加油卡类似于苏果超市的充值卡。上述事实，有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石油卡图片、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刷卡交易记录截图、表格、中国石化官方声明截图、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法律关系如何认定，本案所涉款项应当如何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吴善勇向刘余峰支付油卡价款后，刘余峰向吴善勇提供油卡，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刘余峰上诉认为双方系合伙关系，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刘余峰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有口头合伙约定，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等事实，故对于刘余峰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刘余峰上诉认为吴善勇购买油卡行为涉嫌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但吴善勇二审中陈述其购买案涉油卡系用于购买中国石化的非油商品，吴善勇提交的营业执照及与中国石化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可以使用中国石化的油卡购买非油商品。刘余峰的此项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刘余峰主张中国石化不允许无资质的个人或无授权的单位私自打折出售加油卡，也仅说明刘余峰及其上家作为销售者违反了上述规定。刘余峰提交的中国石化网站官方声明载明“请您到中国石化自有网站、加油站及售卡网点办理加油卡业务。因从非正规渠道购卡或充值所造成的损失，中国石化一律不负责。”可见，该声明仅要求消费者从正规渠道购卡或充值，否则中国石化不承担责任。关于刘余峰上诉认为，涉案标的物单价、数量未查明，但因双方系持续买卖油卡，吴善勇认可2018年10月22日前购买的油卡均已交付，仅对10月22日以后支付的货款，主张未全部交付油卡，一审法院根据吴善勇于2018年10月22日以后支付的款项，结合吴善勇的自认以及刘余峰交付的油卡充值金额，认定刘余峰对吴善勇支付的116565元价款未交付相应油卡，并无不当。关于刘余峰上诉认为其与吴善勇、邓可友已经达成分摊“月饼卡和螃蟹费用9542元、罚款15000元”等费用，但因案涉合同已经解除，刘余峰的此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余峰上诉认为其不应当承担押金50000元，但因刘余峰未交付相应油卡，导致吴善勇的押金损失，一审法院认定由刘余峰承担，并无不当。刘余峰的此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刘余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0元，由上诉人刘余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珺珉审 判 员 胡庆东审 判 员 陈礼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 千书 记 员 陈思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