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97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左阳波，男，1981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汨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健，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杰顺，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姜林，女，198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业森，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妍思，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左阳波因与被上诉人姜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3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左阳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姜林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姜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姜林要求左阳波签署《欠条》存在欺骗的故意，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依据错误。左阳波与姜林曾经系男女朋友关系，两人于2015年底相识并开始同居生活，2017年生育一女，至2019年初双方感情破裂遂协商分手。同居期间，因生活及各类消费所需，双方之间存在频繁的款项往来，结合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多次补充及提供的证据亦可显示，双方之间往来款项的总体金额大抵相近，不存在所谓的巨额欠款的情形。在此情形下，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左阳波万不可能向姜林出具如此巨额的《欠条》。但是，姜林当时却利用左阳波急于希望在双方分手后可以由其抚养女儿的心态，由姜林口述，左阳波单方书写的方式，假意骗取左阳波按照其要求出具了案涉《欠条》。在左阳波按照姜林要求出具《欠条》后，姜林便立即向法院起诉争夺女儿的抚养权。虽然抚养权纠纷一案姜林最终未能胜诉，但由此亦足以证明该《欠条》系姜林以欺骗的方式要求左阳波出具，并非左阳波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前述规定，应认定双方签订的《欠条》无效。二、左阳波出具的《欠条》不构成独立双方在结算基础上设立的独立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退一步而言，若一审判决认为《欠条》合法有效，系双方在同居关系解除时就前期经济往来账目进行结算的基础上设立的独立合同。那么，根据合同成立的基本原理，则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要素：其一，主观上双方应当有共同结算或共同设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其二，双方之间应当存在经济往来账目，即有真实的债务存在；其三，双方有结算的行为，否则出具该《欠条》的基础即不存在。但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以上三个基本要素均不具备。首先，如上述所分析，左阳波系因姜林欺骗才签署该《欠条》，主观方面没有进行结算或设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其次，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双方往来款项大多用于双方及双方父母生活消费、礼金（赠与）等，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欠款关系，对此一审判决亦未依法予以查明；其三，根据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多次补充证据的行为来看，双方亦未进行过任何的款项结算，一审判决认为系双方在进行账目结算基础上设立的合同亦不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将《欠条》认定为双方结算的独立合同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左阳波出具《欠条》的行为系无效的民事行为。如上述所分析，《欠条》实际是左阳波在受到姜林欺骗的情形下，以姜林口述其代为手写的方式予以出具，《欠条》中所述的款项用途并非真实用途，仅仅只是以该用途作为表象而已，对此一审判决明显属查明事实不清。而上述款项实际上是在姜林承诺由左阳波取得女儿抚养权的情况下，双方为解决同居关系，由左阳波给予姜林的“分手费”。《中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上述规定，鉴于该款项的真实性质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因此应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该《欠条》亦属无效。姜林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左阳波主张涉案《欠条》无效，但左阳波一审时答辩称是可撤销的赠与行为，其意见前后自相矛盾，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涉案《欠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二、左阳波关于案涉《欠条》并无进行结算亦是缺乏事实依据的。首先，左阳波声称受欺骗才签署《欠条》，但实际上姜林才是受左阳波欺骗的受害者。因为导致本案的发生是左阳波隐瞒已婚的事实与姜林同居，后姜林发现左阳波已婚并且未离婚，才导致双方分手，而同居期间姜林从未使用自己名下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左阳波期间还有其他女朋友，左阳波并不存在被欺骗的情形。其次，涉案两份《欠条》，第一份《欠条》是对卖房款进行结算，第二份《欠条》是对信用卡的欠款、贷款以及债务进行结算，左阳波在出具两份《欠条》后已经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并再次签署协议和授权书，确认尚欠姜林147万，左阳波上诉称双方未进行结算缺乏依据。姜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左阳波向姜林还款147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47万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左阳波清偿债务之日）；2.本案受理费由左阳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左阳波与姜林2015年底至2019年5月间为同居男女朋友关系，期间育有一女。双方在同居期间互有大量金钱往来。2019年3月11日，左阳波向姜林出具《欠条》两张，分别载明“本人左阳波于2017年因姜林为本人创业卖掉房子一套，本人需还房款115万”“本人左阳波于2017年-2019年间使用姜林信用卡、平安贷款等合计45万元”。2019年5月1日，姜林与左阳波签订《协议》，主要内容为：二人于2016年-2019年期间未婚，以夫妻名义同居，由于性格不合，双方经协议分开，并约定双方共同的小孩，由左阳波抚养并享有监护权；左阳波要将与姜林同居期间，姜林卖房的115万元以及左阳波用姜林名义贷款和信用卡消费、外债合计45万元整，以上合计160万元，其中已还13万元，剩余147万元，左阳波要在拿到房产证两个月内一次性还清余款147万元，余款付清时间最迟不超过2019年新历8月底；如未正常取得房产证（非人为故意为之），余款最晚于2020年5月1日付清；原左阳波写给姜林所有欠条作废等。2019年5月27日，左阳波向姜林出具《授权书》一份，载明“今授权姜林可以在左阳波名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账户里自行领取147万元，剩下余款以左诗羽名义存定期。”姜林主张在同居期间提供大量款项供左阳波创业使用，主要通过代替左阳波向第三方付款、直接转账给左阳波姐姐左红艳、提供信用卡供左阳波使用等方式向左阳波提供款项，为此姜林提供了《房地产买卖合同》、信用卡账单、贷款出借凭证、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证据显示：1.2017年2月28日，姜林与案外人张晓勇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姜林将其名下位于增城市××首府环府××房××房产以21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张晓雷。2.2017年1月11日至2019年2月1日间姜林通过招联好期贷借款合计76261.8元，截止至2019年3月15日尚有18096元未还清。3.2016年11月24日至2019年3月16日间姜林通过微粒贷借款合计322000元，截止至2019年3月16日尚有83516.81元未还清。4.2017年5月姜林合计向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贷款159900元。5.姜林名下2019年2-3月应还信用卡账单合计121794.21元。6.姜林名下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其于2017年3月2日、3日分别向左红艳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50000元，于2017年6月16日向左红艳支付宝账户转账9909.9元，于2017年6月18日向左红艳银行账户、支付宝账户分别转账80000元、10000元，于2017年6月18日向敖顺周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于2017年7月3日向左红艳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于2017年7月13日向左红艳银行账户转账100000元，于2017年7月21日、22日分别向黄金华银行账户转账30265元、114240元。7.2016年1月至2019年3月间姜林通过微信、支付宝向左罗、左红艳共计转账145余万元。左阳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表示：1.确认收到姜林转账的平安银行贷款中8万元，但该款项已用于支付姜林开设的美容店装修款；2.认可其姐姐左红艳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62×××75）、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62×××83）及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62×××05）系其长期使用；3.对于其他款项均不予认可，认为姜林卖房所得款项均用于美容，给姜林前夫、父母等。左阳波为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提交了微信、支付宝及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记录显示2016年1月7日至2019年6月7日间，左阳波通过其微信、支付宝及其姐左红艳的银行账户合计向姜林转账130余万元。姜林回应称案涉《欠条》是其与左阳波分手时通过和解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并非以转账记录为依据要求左阳波还款。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左阳波与姜林在同居生活期间经济往来频繁，双方在同居关系解除时由左阳波向姜林出具《欠条》，应认定为系双方就前期经济往来账目进行结算基础上设立的独立合同关系。左阳波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具备相应判断能力，在不存在被欺诈或被胁迫的情形下，应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该《欠条》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该结算的《欠条》，姜林有权要求左阳波支付147万元及相应利息。左阳波辩称案涉147万元实为附条件赠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实双方存在大量经济往来，无法证明案涉147万元系赠款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左阳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姜林支付147万元及利息（以147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一审案件诉讼费23030元（包括案件受理费18030元、保全费5000元），由左阳波承担。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湖南省汨罗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2019）湘0681民初2432号民事判决，因姜林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2日作出（2020）湘06民终10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湖南省汨罗市人民法院（2019）湘0681民初2432号民事判决中认定：“2019年5月，两人解除同居关系，同时对同居期间所生子女及财产、债务问题进行了协商处理，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其中协议第一条约定‘双方共同的小孩由左阳波抚养并享有监护权，但小孩18岁前一定必须生活除在广州市以内的地方，女方可能随时探望小孩’。”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借贷关系的认定。左阳波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于2019年3月11日出具两份《欠条》并签名确认，该《欠条》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具有约束力。姜林主张其为帮助左阳波创业将售房款115万元借给左阳波，以及自2017年至2019年由左阳波使用其信用卡及平安贷款45万元，提供了2019年3月11日的两份《欠条》、《协议》、《房地产买卖合同》、信用卡账单、贷款出借凭证、转账记录等证据佐证。根据湖南省汨罗市人民法院（2019）湘0681民初2432号生效民事判决的认定，案涉《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因解除同居关系对同居期间的抚养权、财产、债务的协商处理，姜林据此主张左阳波依《协议》归还欠款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左阳波主张《协议》并非对双方债务的结算，与上述生效民事判决的认定不符，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左阳波称其因受欺诈而出具上述《欠条》，除其陈述并无证据证实，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左阳波二审中关于案涉《欠条》确认的款项为赠与或分手费的主张，均未能举证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左阳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30元，由上诉人左阳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琼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玉娜黄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