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6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曲福国，男，1974年4月2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胜，系辽宁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成烈，系辽宁碧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桂兰，女，1948年9月26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系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昭君，系辽宁摩斯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立平，女，1976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胜，系辽宁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成烈，系辽宁碧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曲福国因与被上诉人徐桂兰、原审被告王立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3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福国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素不相识，双方无论是在借款前还是在借款后，从未针对借款事宜进行过协商。被上诉人也从未以上诉人不按期偿还借款为由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从未通过电话或者见面等方式催要款项。因为被上诉人自己清楚，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庭审中被上诉人举示的借条都是被上诉人的老公杨庆义之前打印好的，只需要上诉人签字即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老公杨庆义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杨庆义向上诉人索要的利息非常高，已经远远超过了民间借贷法律所保护的范围。杨庆义为了规避法律红线，将每个周期的借款都重新按照高利率进行计算，再要求上诉人书写借条，将所有的高利率产生的利息算作本金，计入到下一周期的借条里。事实上，上诉人为杨庆义出具过很多的借条，有的由杨庆义返还给上诉人，有的直接撕毁，有的杨庆义没有返还给上诉人。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就是杨庆义让上诉人出具的，所有的内容都是杨庆义事先书写打印好的。上诉人和本案被上诉人之间从未对借款的具体事项进行过协商。综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之间没有借贷的合意，书写的借条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体的内容及金额均不是由上诉人决定的。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第二、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交付任何款项。虽然被上诉人提交了取款凭证，但是该凭证无法证明其已经将款项交付给了上诉人，且没有任何的收条、没有任何的证人、没有任何的交付款项的影像资料。本案标的额是272万5千元整，如此巨大的金额应过银行转账。被上诉人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也是虚假的，被上诉人就是为了虚假诉讼，才在上诉人签署借条的日子，特意去银行取出现金的，取出来现金后也没有交付给上诉人。现在被上诉人仅有一张取款凭证，该凭证只能证明被上诉人曾经取过款项，但是无法证明其将272万多元的现金交付给了上诉人。272万元属于数额巨大的金额，完全可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一审法院仅仅因为被上诉人有能力出借272万元，便认定上诉人收到了被上诉人支付的272万，属于严重的错误。一审法院没有结合证据，而是仅仅依照自己的推断审理案件。第三、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涉嫌发放高利贷，涉嫌非法经营、涉嫌诈骗罪。被上诉人和其老公杨庆义合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诉讼或者仲裁等合法方式，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强迫上诉人书写不真实的借条，并刻意制造银行取款凭证，证明交付款项，以多个虚假的证据材料向法院提起诉讼。杨庆义在与上诉人的借贷关系中，杨庆义主张高额的利息，该利率远超法律所保护的上限，为了得到高额的非法的利息，采用由上诉人向其家属出具借条的方式，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经营。被上诉人提起虚假的民事诉讼，现该主张被一审法院认定，已经达到虚假诉讼既遂的标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综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各方之间没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支付272万多元的款项。被上诉人一审的起诉是虚假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徐桂兰辩称,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现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答辩如下：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上诉人提出的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上诉是毫无依据的。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借条、承诺函、银行取款记录等债权凭证已充分证明双方借贷法律关系成立。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上诉时均提出原、被告素不相识，但在一审庭审中却自认其与被上诉人双方同住一个小区，车位紧挨，与被上诉人配偶、亲戚熟悉，是前后楼邻居，可见上诉人前后矛盾、说法不一，在一审立案前还与被上诉人沟通以房700万元抵债，而被上诉人就是基于双方是10多年的老邻居，双方彼此了解才出借项款。上诉人明显是为了逃避债务而做的虚假陈述，与事实完全不符。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承诺书》均由上诉人签名捺印，证明借款关系成立，上诉人已收到所有借款。在上诉人签字确认的《承诺书》中，上诉人明确表述“承诺人曲福国、王立平因建设工程用途于2014年12月24日向徐桂兰借得现金：2725000元，……承诺人收到借款的同日出具了借条一份，……”这充分证明上诉人在2014年12月24日出具借条同时已收到了借款2725000元，双方民间借贷合同成立借款已给付。倘若上诉人没有收到借款，其不可能在2014年12月24日出具借条后，在时隔4年2018年10月24日出具承诺书，再一次确认收到借款的事实，以上都证明一个事实就是上诉人已收到全部借款。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生效，上诉人受借款合同约束，承担还款义务。因此，上诉人所述被胁迫签字捺印根本是不存在的，上诉人做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条和承诺书上签字，就代表对借款事实的认可。三、被上诉人所述“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涉嫌发放高利贷，涉嫌非法经营、涉嫌诈骗”是对被上诉人诽谤。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借款是从银行取出现金后就在交付给上诉人，并且银行流水交易对帐单也可证明在当年当月没有虚假重复存款的情况。借款月利息2%也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并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应付利息也进行了部分减免。故被上诉人上诉理由所述都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四、被上诉人出借款项，都是按上诉人要求以现金支付，提前沟通需要多少借款，被上诉人才提前向银行预约取款。据被上诉人事后了解，上诉人对外债务很多，也是法院失信人员。所以其借款时要求被上诉人现金支付，以规避法院查封。而被上诉人出借款项时还想着让被上诉人渡过难关等回笼资金来偿还借款。被上诉人才是受害者，出于对上诉人的信任出借款项，而上诉人为了不偿还借款找来一堆莫须有的理由倒打一耙，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五、至于上诉人与案外人的借款关系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不予认可。王立平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徐桂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2725000元；2、判决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利息（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全部借款偿还完毕止，按年利率24%计算，截至起诉日暂计算21800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均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4日，被告曲福国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借徐桂兰现金：贰佰柒拾贰万伍仟元整（2725000.00元）”。同日，原告通过招商银行取款2725000元。2018年10月24日，被告曲福国出具《承诺书》，载明：“承诺人曲福国、王立平因建设工程用途于2014年12月24日向徐桂兰借得现金：贰佰柒拾贰万伍仟元整（2725000.00元），利息从2016年12月24日，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二分），承诺人收到借款的同日出具了借条一份，到2018年12月24日内偿还款完毕上述借款本息。若逾期按违约偿还，应从2016年12月24日到偿还款日起止承担利息为月息3%（三分）计算利息，直至上述借款本息全部偿还完毕止。”二被告另提供2010年11月23日至2014年12月24日期间，被告曲福国向原告徐桂兰、案外人徐家蕴、杨永明出具的借条5张；交通银行个人（电汇）回单2份、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一份，证明被告曲福国分别于2012年10月23日、2012年10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杨永明转账500000元、175000元；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3份，证明被告曲福国分别于2012年9月5日转存800000元、2012年9月6日现支1500000元、2014年7月1日还款及利息370000元、2014年12月1日利息300000元；转账单一份，证明被告曲福国于2017年1月26日以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杨永明支付500000元；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一份、活期账户历史明细2份，证明2010年11月23日案外人大连世纪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向被告曲福国付款900000元。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和案外人杨庆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均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被告已还清杨庆义全部借款，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几点：第一，本案原告与被告曲福国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第二，本案原告是否已向被告曲福国实际交付借款；第三，本案被告王立平是否应对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本案原告与被告曲福国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首先，本案中2014年12月24日《借条》中被告曲福国签字并按捺手印确认了向原告借款的事实，2018年10月24日《承诺书》上亦有被告曲福国的签字及手印，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被告曲福国虽辩称上述《借条》、《承诺书》系在被欺骗、被逼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但被告曲福国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抗辩主张。其次，被告曲福国向原告出具的《借条》载明：“借徐桂兰现金：贰佰柒拾贰万伍仟元整（2725000.00元）”，《承诺书》载明：“承诺人曲福国、王立平因建设工程用途于2014年12月24日向徐桂兰借得现金：贰佰柒拾贰万伍仟元整（2725000.00元）……”。上述内容不仅反映了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亦表明了被告曲福国作为借款人认可收到了《借条》载明的款项。虽然款项的给付没有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给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款项给付了被告，但从原告提供的银行取款凭证能够证明其具有现金支付借款2725000元的能力。再次，被告曲福国辩称不认识原告，但从庭审调查看，原告徐桂兰与二被告住在同一个小区前后楼，且被告曲福国自认其与原告徐桂兰配偶熟识，根据被告当庭提供了2010年11月23日至2014年12月24日期间被告曲福国向原告徐桂兰、案外人徐家蕴、杨永明出具的借条及银行转款凭证、转账单等证据，可以看出，2014年12月24日被告曲福国曾经给原告出具过一张手写的金额为2725000元的借条，但该份手写借条的原件已经不存在，而案涉机打的同样金额的借条与手写借条复印件的时间和金额均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条真实有效。且庭审中，原告亦认可被告曲福国于2017年1月26日以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杨永明支付的500000元即为偿还案涉借款2年的利息，因此原告才同意被告曲福国在2018年10月24日在《承诺书》中自2016年12月24日开始支付利息，综合王丽明、杨永明作为原告起诉本案二被告的案件，原告关于利息起算的解释符合情理。综上，结合被告曲福国签字并按捺手印确认的《借条》、《承诺书》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之间能够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曲福国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关于本案原告是否已向被告曲福国实际交付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系实践性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庭审中，被告曲福国虽辩称没有实际收到原告支付的2725000元借款，但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曲福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签字并按捺手印的《借条》、《承诺书》的后果应当清楚。被告于2014年12月24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后，假使如被告所述是在没有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出具的，但时隔四年被告曲福国在2018年10月24日仍向原告出具《承诺书》确认借款事实，是不符合常理的。被告曲福国理应对自己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至于被告曲福国提供的2010年11月23日至2014年12月24日期间的《借条》、银行流水等证据，部分系被告曲福国与案外人之间的借贷往来，与本案无关，且部分证据为复印件，显示的借款时间与本案诉争的借款时间也不一致，据此，一审法院对被告的证据不予采信，对其辩驳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曲福国之间存在2725000元的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原告已向被告曲福国出借款项2725000元，被告曲福国应按《借条》、《还款承诺书》的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与被告曲福国在《还款承诺书》中约定：“若逾期按违约偿还借款，应从借款日期到偿还借款日期止，承担利息为月息2%（二分）计算利息，直到上述借款本息全部偿还完毕为止”，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照准。综上，被告曲福国应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725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关于被告王立平是否应对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原告主张案涉借款为二被告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举证证明该笔借款系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或者用于二被告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王立平承担共同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曲福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徐桂兰借款本金2725000元及利息（以2,725,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4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徐桂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20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共计2802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曲福国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2014年12月24日，上诉人曲福国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载明其向被上诉人徐桂兰借款现金2725000.00元。同日，被上诉人徐桂兰通过招商银行取款2725000元。2018年10月24日，上诉人曲福国向被上诉人徐桂兰出具承诺书，载明上诉人曲福国承诺其与原审被告王立平因建设工程的需要，曾于2014年12月24日向被上诉人徐桂兰借现金2725000.00元，利息从2016年12月24日，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上诉人曲福国辩称其向被上诉人徐桂兰出具的借条、承诺书记载的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具体的内容及金额均不是事实，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是被上诉人徐桂兰强迫其书写的借条和承诺书，被上诉人徐桂兰还制造银行取款的假象，以证明其向上诉人曲福国交付借款的事实，并以虚假的证据材料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上诉人曲福国于2014年12月24日，向被上诉人徐桂兰出具借条，又在2018年10月24日，向被上诉人徐桂兰出具承诺书是上诉人曲福国向被上诉人徐桂兰借款2725000元事实的确认。虽然上诉人曲福国辩称借条、承诺书系在被欺骗、被逼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有被被上诉人徐桂兰欺骗、逼迫的事实。被上诉人徐桂兰在上诉人曲福国向其出具借条当日有在银行取款的事实，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徐桂兰用自有资金向上诉人曲福国出借款的能力。据此，被上诉人徐桂兰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徐桂兰与上诉人曲福国之间借贷关系的存在。故，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徐桂兰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并认定被上诉人徐桂兰与上诉人曲福国之间存在2725000元的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曲福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4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曲福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富喜胜审判员  毛国强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于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