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2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晓军，男，197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康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保税区东涌路****。法定代表人：何志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杰，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沿沿，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李晓军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康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祺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5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2020〕10号《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法〔2020〕11号《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由康玉衡法官一人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李晓军，被上诉人康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杰、欧阳沿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晓军上诉请求：1.康祺公司向李晓军补发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2353元；2.康祺公司向李晓军补发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扣款3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康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9年1月3日，李晓军入职康祺公司工作，任销售工程师一职，月度应发工资（包括基本工资10000元，全勤奖励300元）合计为10300元；自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2月31日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终止之时，双方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康祺公司从未向李晓军提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直至协商解除事实劳动关系时，双方也从未就关于未签劳动合同做出任何明确的具体协商意见；康祺公司每个月都会按照与国家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未写周报、未提供项目机会等)克扣李晓军部分应发工资，12个月扣款总计为3500元。2019年12月6日，李晓军在职期间，康祺公司领导以工作业绩不达标为由向李晓军提出终止事实劳动关系，双方经过一致协商，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约定李晓军正常工作截止日期为当月月底即2019年12月31日，康祺公司向李晓军正常支付12月当月工资；康祺公司向李晓军另外补偿2个月工资和1个月代通知金作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补偿款总计30000元，双方解除事实劳动关系。2.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超一个月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必须逐月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仅仅是针对事实劳动关系进行的一致协商，经济补偿也是由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进行的补偿；协议书并未对其它任何劳动争议有明确约定，更没有对补发二倍工资进行过任何约定，并且双方从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一审认为双方约定并协商一致的30000元已经超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倍以上，因此推断其包含了无法找到劳动合同而多支付的补偿，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事实上康祺公司原本是以日常项目提成奖金30000元代替劳动关系补偿金发放，结果被税局多扣税金2845元，李晓军当时表示异议，康祺公司又通过个人账户向李晓军补发被多扣的税金。3.一审认为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约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后李晓军不得再就劳动关系和社保公积金等向康祺公司主张权利。因此排除李晓军就任何劳动争议提起主张的权利，也排除李晓军就未签书面劳动合同要求补发二倍工资的权利，该认定错误。一审将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代替二倍工资，将协商解除劳动关系代替一切劳动争议的认定完全错误。李晓军就双方未有明确约定的、未协商解决的、且实际存在的劳动争议提出权益主张，完全合法。4.一审错误认为李晓军在2019年12月6日在离职申请表中，在“公司存在哪些问题及建议”一栏填写“无”，即说明劳动者没有提出康祺公司需要解决的其它问题，因此得出康祺公司已经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进行处分的主张。离职申请表中的“公司存在哪些问题及建议”本身属于问卷调查性质，对双方没有任何强制性的义务和责任。这样的问卷调查目的是为了劳动者对公司经营和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和意见，不是为了排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主张的。一审认为李晓军离职时没有对康祺公司提出其它需要解决的问题，排除李晓军在有效诉讼期间的合法权益主张是错误的。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康祺公司应向李晓军补发事实劳动关系存续期间10个月28天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2353元。康祺公司辩称，一、李晓军主张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要求补发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10个月28天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2353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019年1月3日，李晓军入职于康祺公司，职务销售工程师，试用期及转正后工资10000元，李晓军入职不久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康祺公司与李晓军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因康祺公司人事行政部员工患病辞职，公司内部员工工作交接不到位，导致其丢失，而不是李晓军所说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并且跟李晓军前后入职的同岗位销售工程师或是其他岗位工作人员都与之签订了劳动合同。无论是同岗位销售工程师还是其他岗位，康祺公司都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根据劳动合同双方签订的日期，康祺公司先将合同交与员工，员工确认合同后进行签字，交与康祺公司，康祺公司再进行签字盖章，所以不存在漏签了康祺公司与李晓军之间的劳动合同。康祺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每月按时向李晓军支付工资、缴纳社保、公积金等，并未损害李晓军的合法权益，也并未出现因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克扣工资、不缴纳社保、公积金等违法行为，所以康祺公司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不与李晓军签订劳动合同，而李晓军在职期间及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时也一直未向康祺公司提出。李晓军在自己所填写的《离职申请表》中，对于康祺公司存在哪些问题及建议那一栏填写的是“无”，《离职申请表》具有针对性，其表格内个人信息由本人亲自填写，再由康祺公司签字，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对于康祺公司存在哪些问题及建议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人单位存在哪些行为，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李晓军填写的“无”，可证明康祺公司不存在李晓军所说的上述情形。退一步讲，《员工入职表格》具备了劳动合同的基本要素，明确了李晓军的岗位、职务、工资待遇等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在《员工入职表格》中双方就薪酬、岗位等内容达成合意，且双方也是按入职表内容实际履行的，也未违反法律规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立法目的，则可视为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现行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2019年12月6日，康祺公司与李晓军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解除劳动关系事宜协商一致，达成合意，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限内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履行了各项社会保险缴纳的法定义务，乙方不得再就双方劳动关系、社保及公积金等向甲方主张权利”，该协议是双方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的约定，而所谓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是指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工资报酬、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高温津贴、已经发生的工伤或职业病的赔偿金、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等可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自行协商决定的权利义务。协议虽未明确约定不得就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向康祺公司主张权利，但从协议使用的“包括乙方不得再就双方劳动关系、社保及公积金等向甲方主张权利”等词句，可合理推知“劳动关系”或“等”包含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不应做除外解释。康祺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已履行完相关义务，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利与义务。李晓军已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进行处分，现李晓军再向康祺公司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二、关于李晓军主张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应发工资无故违规扣款共计35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019年1月3日，李晓军入职于康祺公司，职务销售工程师，试用期及转正基本工资10000元，应发工资由基本工资、租赁费/全勤、考勤组成。按照公司规章制度，从事销售岗位，实行每月工资奖惩制，康祺公司依据公司指定的已经公示的规章制度对李晓军进行奖惩合法合理；关于李晓军2019年9月到12月的租赁费/全勤，按照工资明细表，康祺公司从2019年9月到12月一直有向李晓军发放租赁费/全勤，并未存在全勤奖未发情形。因此，李晓军主张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应发工资无故违规扣款共计35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李晓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康祺公司向李晓军补发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10个月28天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2353元；二、判令康祺公司向李晓军补发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应发工资违规扣款共计3500元；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康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晓军于2019年1月3日入职康祺公司，担任销售工程师，康祺公司有为李晓军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12月6日，康祺公司（甲方）与李晓军（乙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载明：一、双方经协商一致，确认双方劳动关系（期限自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于2019年12月31日解除。二、甲方于2020年1月20日前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补偿款项30000元。三、甲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限内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履行了各项社保保险缴纳的法定义务，乙方不得再就双方劳动关系、社保及公积金关系等向甲方主张权利。李晓军离职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双方均确认李晓军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9952.53元。李晓军主张康祺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故康祺公司应向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康祺公司辩称，第一，其司虽因丢失而无法提供与李晓军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但提供与李晓军工作岗位相同、入职时间相近的其他员工劳动合同拟证其司在客观上没有必要不与李晓军签订劳动合同；第二，双方签订前述《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后，其司已于2020年1月19日向李晓军支付了37987.6元，按照协议约定，李晓军不得再就双方劳动关系、社保及公积金关系等向康祺公司主张权利，且该协议书里约定的补偿款30000元，其中10000元属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另外20000元是由于当时无法找到劳动合同，而多支付的补偿；第三，康祺公司每月有按时向李晓军支付工资，缴纳社保及公积金等，并未损害李晓军的权益，也并未出现因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克扣工资、不缴纳社保、公积金的违法行为，李晓军2019年12月6日在自己所填写的《离职申请表》中，在离职原因一栏填写“按照双方签定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相关约定办理离职手续”，在“公司存在哪些问题及建议”一栏填写“无”，可证明康祺公司不存在李晓军所述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对此，李晓军认为其未签订劳动合同是事实，与康祺公司是否丢失没有关系，康祺公司提供的其他同事签订的劳动合同也不能推定李晓军签订了劳动合同，《离职申请表》中的问题及建议栏为调查问卷性质，并不能排除有效诉讼期内李晓军的合法权益，而补偿款的构成是针对解除劳动关系的，与未签劳动合同没有关系，且补偿款支付的是因康祺公司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补偿两个月的工资和一个月的代通知金。关于补偿金，康祺公司反驳称双方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解除劳动关系，不存在支付代通知金的情形。双方发生争议，李晓军于2020年3月11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请求：1.康祺公司向李晓军支付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共计112700元；2，康祺公司向李晓军支付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无故工资扣款2700元。2020年4月30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20]71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康祺公司一次性支付李晓军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2月31日工资扣款2700元；二、驳回李晓军其他仲裁请求。李晓军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关于工资扣款，庭审中，康祺公司陈述仲裁裁决后未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接受仲裁裁决支付2700元的裁决结果，也愿意向李晓军支付3500元。以上事实，有《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其他员工劳动合同、《离职申请表》、工资明细表、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事实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工资扣款，康祺公司庭审中同意向李晓军支付3500元，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康祺公司是否应向李晓军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一审法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康祺公司与李晓军均确认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康祺公司与李晓军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经济补偿金9952.53元，上述协议书约定康祺公司一次性补偿李晓军30000元，并且已实际支付，该金额已经超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倍以上，李晓军辩称为该补偿金构成为2个月工资及1个月代通知金，不符合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其对高出金额未能给出合理解释。反观康祺公司辩称该补偿金，其中10000元属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另外20000元是由于当时无法找到劳动合同而多支付的补偿，较具可信度。其次，《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中约定李晓军不得再就双方劳动关系、社保及公积金等向康祺公司主张权利，可合理解释为双方已就“劳动关系”“等”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即包含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已作了了断性解决；再次，李晓军于2019年12月6日在自己填写的《离职申请表》中，在离职原因一栏填写“按照双方签定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相关约定办理离职手续”，在“公司存在哪些问题及建议”一栏填写“无”，即李晓军在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没有提出需要康祺公司解决的其他问题。故康祺公司关于李晓军已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进行处分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李晓军再向康祺公司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康祺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晓军支付工资扣款3500元；二、驳回李晓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无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康祺公司向李晓军支付工资扣款3500元，康祺公司虽有异议，但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康祺公司是否应向李晓军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根据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时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李晓军离职时填写的《离职申请表》中的内容及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康祺公司依法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远低于《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约定的一次性补偿30000元的事实，一审认为康祺公司主张该补偿金，其中10000元属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另外20000元是由于当时无法找到劳动合同而多支付的补偿，较具可信度，故采纳康祺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的该认定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约定李晓军不得再就双方劳动关系、社保及公积金等向康祺公司主张权利，从上述约定来看，双方已就“劳动关系”“等”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即包含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已经作了了断性解决，现李晓军再要求康祺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晓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晓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康玉衡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曾凡峰李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