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2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湖昌，男，汉族，住xx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洋角街**401。法定代表人：刘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翠玲，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镇新桥路**负责人：黄文斌，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荔通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街新桥北路**法定代表人：黄文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成，上海市汇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倩文，上海市汇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湖昌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以下简称红海公司）、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以下简称市运公司）、广州市荔通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徐艳进行独任审理。上诉人朱湖昌，被上诉人红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翠玲、被上诉人市运公司、荔通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成郭倩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湖昌上诉请求：1.改判红海公司向朱湖昌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69978.34元；2.改判红海公司向朱湖昌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8950元；3.改判红海公司按照朱湖昌2013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工作年限支付朱湖昌经济补偿金27320元；4.市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朱湖昌于2013年8月1日入职市运公司，在市运公司未与朱湖昌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非朱湖昌的原因，自2014年6月1日起市运公司安排朱湖昌与红海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再派遣回市运公司。在市运公司的安排下，朱湖昌与红海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第一次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6月1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止，合同约定派遣至市运公司处工作；第二次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起至2017年5月31日止，合同约定派遣至市运公司处工作；第三次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6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合同约定派遣至荔通公司处工作。但是，朱湖昌的工作岗位一直为市运公司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班车的司机，工作岗位没有发生变更，实际上朱湖昌从未在荔通公司工作过，荔通公司与市运公司为关联企业。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的变更并非朱湖昌的原因导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非因劳动者的原因导致用人单位发生变更，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应该合并计算。因此，朱湖昌自2013年8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二）荔通公司与市运公司混同用工。市运公司的总公司是荔通公司的唯一股东，市运公司与荔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为姚桂桐，两个公司的注册办公地址分别为增城荔城镇新桥路3号、增城荔城街新桥北路3号，两个地址实际为同一个地方，两个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是同一班人，实际上两个公司为同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荔通公司与市运公司为关联企业，两个公司管理和员工都是混同的。（三）红海公司、市运公司主张朱湖昌旷工，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于2017年4月19日解除了朱湖昌的劳动关系，一个月后于2017年6月1日红海公司又与朱湖昌重新建立劳动关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将朱湖昌派遣红海公司的关联企业荔通公司工作。该说法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如果朱湖昌随意旷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而被红海公司、市运公司开除，不到一个月，红海公司又重新将朱湖昌招聘回来，并安排在红海公司的关联企业荔通公司工作，这个说法说不通。实际上，是朱湖昌与红海公司第二次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起至2017年5月31日止，在离劳动合同期满还有11天的时候，朱湖昌与红海公司虚构朱湖昌旷工的事实，单方解除与朱湖昌的劳动关系，朱湖昌对此不知情，也从未接收到任何旷工通知和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红海公司在2017年6月1日又与朱湖昌重新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因为劳动合同期满而续签，新合同的期限与原劳动合同的期限无缝对接，朱湖昌不知道红海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红海公司、市运公司如此造假行为，请求二审法院对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重新进行认定和查明。（四）朱湖昌并不存在旷工的行为，不上班也是因为市运公司怀疑朱湖昌贪污票款而将朱湖昌停职，而且停职期间朱湖昌也是按照市运公司的管理要求，每日报到打卡。根据工作安排，朱湖昌一直是在市运公司的荔城至广州越秀南线路上班，从未安排在荔通公司上过班，停职期间朱湖昌也是一直回到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即市运公司处打卡签到，各方都没有异议，荔通公司与红海公司以朱湖昌在荔通公司工作期间旷工没有依据。2017年3月16日，因为市运公司怀疑朱湖昌贪污票款，将朱湖昌停职进行调查，其后在短暂上班后再次要求朱湖昌停职配合调查，但是朱湖昌不存在贪污票款，市运公司也一直无法出具调查结论，而是无故多次将朱湖昌停班和停止发放工资，除了停班的时间，恢复上班的时间朱湖昌一直都是驾驶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班车，停班的时间也是按照市运公司的管理要求，回到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即市运公司处打卡签到。市运公司在无法出具调查结论的情况下，一直拒绝为朱湖昌恢复工作，期间朱湖昌多次要求恢复上班，但是遭市运公司拒绝。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的工作时间，红海公司和市运公司仅仅发放了工资11981.66元，多个月份未足额发放工资或者未发放工资。（五）通过朱湖昌的考勤和工资发放情况，能够清楚朱湖昌在哪一个单位实际工作，也能够清楚考勤情况，但是市运公司、红海公司及荔通公司一直未能提供朱湖昌的考勤和工资发放情况，应该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应对朱湖昌的主张予以采信。在劳动仲裁阶段，红海公司、荔通公司主张朱湖昌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7月7日正常上班、2017年9月14日至2017年11月7日正常上班，其余的时间都为旷工。但是，实际上朱湖昌的工资是一直由红海公司、市运公司进行发放，所发放的工资金额也是朱湖昌驾驶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班车的工资。在劳动仲裁阶段，红海公司、荔通公司拒绝提供朱湖昌的考勤和工资发放情况。实际上，红海公司与荔通公司所主张的朱湖昌旷工的事实不存在，朱湖昌一直是在市运公司处上班，工资也一直由其发放。对于朱湖昌的考勤和工资发放情况红海公司、市运公司、荔通公司一直拒绝提供，无法证明朱湖昌实际上在哪个用工单位上班和由哪一个单位计发工资，应该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应对朱湖昌的主张予以采信。至于会议记录是红海公司和市运公司故意误导朱湖昌，所记录的内容也与事实不符。朱湖昌并不存在旷工行为，红海公司和市运公司应该按照朱湖昌的实际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朱湖昌自2013年8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的工作年限应该合并计算。（六）朱湖昌累计工作年限超过20年，每年应该享有年休假15天，但是公司从未安排过年休假。（七）市运公司、红海公司分别作为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和用工主体，期间用工主体的变更也非朱湖昌的原因导致，对于拖欠的工资、未休年休假报酬、经济补偿金等应该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红海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市运公司、荔通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朱湖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红海公司支付朱湖昌在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69978.34元；2.红海公司支付朱湖昌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8950元；3.红海公司按照朱湖昌2013年8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工作年限支付朱湖昌经济补偿金27320元；4.市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湖昌作为申请人，以红海公司为第一被申请人，市运公司为第二被申请人，荔通公司为第三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一、要求第一被申请人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69978.34元；二、要求第一被申请人支付2016年1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8950元；三、第一被申请人按照朱湖昌2013年8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27320元；四、第二被申请人承担连带支付责任。2019年10月18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52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工资19874.83元；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未休年休假工资5176.29元；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本裁决为终局裁决。仲裁裁决后，因朱湖昌不服仲裁裁决，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朱湖昌在2014年6月1日入职红海公司，双方签订了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劳动合同。在职期间，红海公司没有安排朱湖昌休年休假。朱湖昌在职期间的工资由红海公司发放。本案当事人就朱湖昌是否存在旷工行为存在争议。朱湖昌主张因市运公司怀疑其私自收取票款为由停职，停职时间为2017年3月16日至2017年5月31日；2017年6月起，其在市运公司上班，后公司又要求停职配合调查，停职时间直至2018年农历春节前。朱湖昌主张未能上班是因为配合市运公司的停职要求，其并未旷工，故红海公司应支付停职期间拖欠的工资。为此，朱湖昌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1、《劳动合同》2份，用于证明朱湖昌与红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中合同期限为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劳动合同载有：“乙方（职工）：朱湖昌……通讯地址：增城区派潭镇东洞村朱屋社一巷9号，联系电话：135××******……九、通知和送达甲乙双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文书、资料等，均可以当面交付或以本合同所列明的通讯地址履行送达义务。乙方如果迁址或变更电话，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另一方”。2、《保证金收据》；3、《退伍军人登记表》、《证明》，证明朱湖昌的累积工作年限超过20年，《证明》中载明朱湖昌于1985年10月入伍，1989年2月退伍；4、《银行流水》，证明朱湖昌的工资发放情况；5、《荔城至广州越秀南专线班车运行图位》，证明朱湖昌的上班的事实；6、仲裁裁决书、仲裁文书送达证明。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红海公司除对证据2、5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红海公司主张证据3，朱湖昌提交的劳动合同有缺失，缺失的为第二次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市运公司认为其已经返还证据2的保证金，对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红海公司一致。荔通公司的质证意见与市运公司一致。红海公司答辩主张提供以下主要证据：1、《外派员工手册》、劳动合同签收公示表和确认函手续，证明《外派员工手册》规定连续旷工3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7天者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并且朱湖昌入职时已经签收该制度；2、《催上班的通知书》（2017年3月27日、2017年4月6日、2017年4月14日）及EMS邮单，证明在朱湖昌旷工后，红海公司多次催促其返岗，其中朱湖昌于3月28日签收了2017年3月27日的EMS邮单；3、《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7年4月19日）及EMS邮单、社保缴费明细，证明红海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与朱湖昌的劳动合同；4、入职表、劳动合同书、个人声明、安全责任书、培训签到表、计划生育责任书，证明朱湖昌于2017年6月1日重新入职红海公司处并被派遣至荔通公司处工作；5、《会议纪要》（2017年9月13日），证明朱湖昌于2017年7月8日开始旷工的事情及理由；6、《催上班通知书》（2017年11月13日）及EMS邮单；7、会议记录（2018年1月12日），证明朱湖昌于2017年11月8日旷工后，在2017年12月12日申请病假休息一个月；8、《催上班通知书》（2018年1月17日）及EMS邮单；9、《催上班通知书》（2018年2月27日）及EMS邮单，《催上班通知书》记载红海公司江翠玲、荔通公司姚玉彩、姚淑娟告知朱湖昌应于2018年2月23日到荔通公司上班，但是朱湖昌至今仍未到公司上班，行为属于旷工，再次通知朱湖昌于2018年3月2日来红海公司上班并说明情况，否则公司将按照相关制度处理。朱湖昌于2018年3月1日签收该EMS邮单；10、《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8年3月13日）及EMS邮单，证明红海公司以朱湖昌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朱湖昌确认证据1中劳动合同签收公示表上“朱湖昌”签名的真实性，但主张没有看过《外派员工手册》，亦未进行签字；对证据2、证据3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7年4月19日）及EMS邮单、证据6、证据8、证据10，均主张没有收到上述函件，而且红海公司没有提交邮寄及签收情况，无法证明朱湖昌收到该函件；对于证据3的社保缴费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主张除员工登记表不是其填写外，该组证据中“朱湖昌”的签名予以确认；对证据5、证据7中“朱湖昌”的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记录的内容与实际沟通的内容不一致；对证据9，确认其已经签收该快递。市运公司和荔通公司对红海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案在庭审中，朱湖昌和红海公司均确认双方签订的三份劳动合同中约定的通讯地址都是“增城区派潭镇东洞村朱屋社一巷9号”。一审庭审中，朱湖昌确认红海公司提交的EMS邮单中电话是其所有的，但载明的地址是家乡地址，其不在该地址实际居住。一审法院认为，朱湖昌与红海公司连续签订了2014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劳动合同，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朱湖昌的行为是否属于旷工。一审法院认为，一、红海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2017年9月13日）记载了申请人因线路工资低，想上全日制班，而从2017年7月至2017年9月13日不上班的事实，并有朱湖昌的签名，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二、红海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2018年1月12日）记载朱湖昌因身体及个人原因向荔通公司申请2017年12月12日至2018年1月12日期间不在从化线工作的事实，并有朱湖昌的签名，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三、朱湖昌主张没有上班的原因是配合公司的停职调查，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结合两次《会议纪要》中，其陈述不上班的理由分别是“工资低”、“愿意上班（身体状况）就适宜，不愿意上班（身体状况）就不适”，与其在庭审陈述不符，据此，对于朱湖昌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四、红海公司提交的《催上班的通知书》（2017年3月27日）和《催上班通知书》（2018年2月27日），均有朱湖昌签收的EMS邮单为证，一审法院予以釆信，朱湖昌主张没有收到《催上班通知书》（2017年3月27日）及EMS函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五、对于没有提交送达情况的《催上班通知书》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根据《劳动合同》约定“乙方如果迁址或变更电话，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另一方”。红海公司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向朱湖昌寄送上述文书，因朱湖昌未及时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变更通讯地址，导致文书未能被朱湖昌实际接收，上述文书应视为送达。退一步说，朱湖昌签收了红海公司于2017年3月27日、2018年2月27日寄送的邮单，未签收的邮单中联系地址、电话与已签收的邮单载明的信息一致，综上一审法院采信红海公司分别于2017年4月6日、2017年4月14日、2017年11月13日、2018年1月17日催朱湖昌上班以及分别于2017年4月19日、2018年3月13日已向朱湖昌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朱湖昌自认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5月31日没有在市运公司处上班，红海公司提交证据证明了朱湖昌在上述期间没有到被派遣单位处上班，红海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27日、2017年4月6日、2017年4月14日通知朱湖昌正常上班，并认为朱湖昌的行为构成旷工。由此可知，朱湖昌自2017年3月17日长期不到被派遣公司上班，且经红海公司通知仍不上班，一审法院认定朱湖昌在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4月19日期间的行为构成旷工。红海公司以朱湖昌旷工为由于2017年4月19日解除劳动关系的做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红海公司无需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朱湖昌自认2018年1月后就没有在被派遣单位处打卡上班，红海公司提交证据证明了朱湖昌在2017年7月8日至2017年9月13日、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3月13日期间因个人原因没有到被派遣单位处上班，红海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13日、2017年11月13日、2018年1月12日、2018年1月17日、2018年2月27日通知朱湖昌正常上班，并认为朱湖昌的行为构成旷工。由此可知，朱湖昌在2017年7月8日至2017年9月13日、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3月13日期间以个人原因为由长期不去被派遣公司上班，且经红海公司通知仍不上班，一审法院认定朱湖昌在上述期间的行为构成旷工。红海公司以朱湖昌旷工为由于2018年3月13日解除劳动关系的做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红海公司无需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关于工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朱湖昌起诉主张红海公司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鉴于一审法院在上文中已认定双方争议的朱湖昌在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4月19日期间属于旷工，在2017年4月20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已经解除劳动关系，在2017年7月8日至2017年9月13日、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3月13日期间旷工，在2018年3月14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上述期间，红海公司无须支付朱湖昌工资，故朱湖昌起诉主张红海公司支付上述期间拖欠的工资，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结合朱湖昌2017年6月、10月的工资标准，一审法院推算出其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3722.51元【计算公式：（3272.57元+4172.45元）/2】。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朱湖昌主张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3月13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积工作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五天；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天；已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五天。根据《劳动部工资局复转业、复员、退伍军人的工龄计算问题》【（63）中劳薪便字第260号】第二条的规定，复员退伍军人，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以后，又到企业、事业或国家机关工作时，其军龄应与参加企业、事业或国家机关工作之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一段时间不得计算工龄。根据红海公司提交并经朱湖昌确认的《缴费历史明细表》可知，自2008年5月起市运公司为申请人参加社会保险，经核算朱湖昌工龄是13年零4个月，年休假为十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前款规定的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朱湖昌于2018年3月30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广州市运输公司和本案市运公司支付其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因朱湖昌主张2017年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折算出朱湖昌2017年、2018年应休年休假为7天（计算公式：286天/365天*10天），因此红海公司应当支付朱湖昌未休年休假工资2396.1元（3722.51元/21.75天*7天*200%）。关于连带支付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朱湖昌与红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朱湖昌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红海公司与市运公司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其要求市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判决：一、红海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朱湖昌未休年休假工资2396.1元；二、驳回朱湖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红海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红海公司是否拖欠朱湖昌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工资69978.34元问题，依据多份会议纪要、催上班通知书以及朱湖昌自认没有上班的时间，朱湖昌在2017年3月17日至2017年4月19日期间属于旷工，在2017年4月20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已经解除劳动关系，在2017年7月8日至2017年9月13日、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3月13日期间旷工，在2018年3月14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上述期间，红海公司无须支付朱湖昌工资。朱湖昌主张是红海公司从2017年3月16日开始安排其无须上班，停职调查，故应照常发放工资。该主张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也与红海公司提交的多份会议纪要、催上班通知书所反映的事实不一致。另外，朱湖昌要求红海公司员工出庭作证，以证实其被停职调查的事实。本院认为，红海公司已经提交了书面证据证实朱湖昌未上班的原因，且朱湖昌申请红海公司员工出庭作证本身属于提交证人证言的性质，系其自身的举证责任。故朱湖昌要求本院责令红海公司员工出庭为其作证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朱湖昌主张是红海公司的原因导致其未能上班，并要求红海公司补足未上班期间的工资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相悖，一审未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同理，红海公司以朱湖昌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朱湖昌以其没有旷工为由要求红海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理据不足，一审未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的年休假工资。首先，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仲裁时效是1年，劳动者从次年的1月1日起理应知晓其前一年与未休年休假工资有关的权利受到侵害，从该日起的1年仲裁时效期间内，劳动者可提出仲裁请求。对于2016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朱湖昌在2018年3月30日才提起仲裁，已经过了仲裁时效，一审未予支持正确。其次，关于2017年、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天数，朱湖昌要求将其退伍前军龄合并计入到红海公司的工龄一起算。依据现有的证据，朱湖昌军龄3年零4个月。从2008年5月起参加社会保险，军龄合并计入工龄未达到20年，故朱湖昌在2017年、2018年分别享有十天年休假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朱湖昌要求按照每年享有15天年休假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市运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朱湖昌以市运公司与红海公司之间存在劳务派遣关系主张混同用工缺乏法律依据。至于市运公司与荔通公司是否存在混同用工与市运公司是否应对红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关联，本案不予审查。朱湖昌要求市运公司与红海公司一起对其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湖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朱湖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泽如邱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