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2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集信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3M地块。诉讼代表人：涂志鹏，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欢，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寒玉，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集诚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3M地块。法定代表人：季朝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涛，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武汉集信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信传动）因与被上诉人武汉集诚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诚汽车）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鄂0191民初3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集信传动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的债权金额为419,426.7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享有的债权金额为929,085.68元错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债权金额为419,426.70元，另外的509,658.98元，由于证据不足不能得到认定。主要理由如下：根据武汉宏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武汉集信传动技术有限公司截止2018年10月23日债务人申报债权金额的财务账面审查情况》认定，2009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商品和劳务合计15,923,055.55元，其中14,966,467.10元附件齐全（发票、入库单均有），剩余956,588.45元仅有发票证明，没有入库单等附件。该期间内上诉人累计向被上诉人付款金额为14,596,115.4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己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因此，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非买卖合同履行、买卖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直接证据。虽然被上诉人补充提供了509,658.98元的出库单，但由于全部是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且出库单上并无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仅为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己收到此部分货物，仅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能证明该交易的真实性。而且上诉人管理人在破产审核过程中，也未发现上诉人的财务凭证中有该部分货物对应的入库单等相关材料。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部分抵扣，进而说明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补充提供出库单对应的金额已实际发生，最终确认该509,658.98元债权的理由，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也相违背。上诉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行为，并不视为认可己收到被上诉人的相关货物，仅是基于一般纳税人必须自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进行认证并申报抵扣，否则逾期不予抵扣的规定。被上诉人主张己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且在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货物己交付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509,658.98元对应的货物已向上诉人完成交付，该部分债权不应得到认定。另，被上诉人是上诉人持股50%的法人股东，同时也是申请上诉人进入破产程序的申请人身份，两个公司系关联企业，应对关联交易形成的债权作严谨、审慎的审查。集诚汽车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投资主体虽有关联，但各自账目分开。开具发票是有成本的，如果没有真实收入我方不会开具增值税发票，集信传动没有收到货物不会接受我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且发票不是连续开具，而是依据实际交易行为开具。我方是集信传动金属皮带轮唯一供货商，只要把集信传动给一汽的供货找出来就可以推断出我方对集信传动的债权数额。集诚汽车对集信传动债权是真实存在的。集诚汽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集信传动欠付集诚汽车到期应付未付的货款为1,382,868.31元；2.集信传动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集诚汽车系集信传动公司股东。2009年起，集信传动向集诚汽车定制零部件。集信传动通过邮件的方式向集诚汽车下发订单，集诚汽车根据订单制造部件后向集信传动交付产品和增值税专用发票，集信传动再向集诚汽车支付款项。从2015年6月份之后，双方再无交易往来。随后，双方对之间的债权对账确认为截止2018年7月31日，集信传动应付集诚汽车货款为1,288,221.71元。2018年10月10日，集诚汽车以集信传动资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申请集信传动破产清算，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鄂0191破申2号民事裁定，受理集诚汽车对集信传动的破产清算申请。2018年12月3日，一审法院指定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担任集信传动的管理人。2018年12月12日，管理人询问集信传动的实际控制人陈枫，陈枫表示，集信传动向集诚汽车采购零部件，双方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并且2011年跟集诚汽车签订一年租赁合同，其后搬至集诚汽车地点办公，集信传动不拖欠任何租金。2019年1月10日，集诚汽车向管理人申报债权1,288,221.71元。2019年2月28日，集诚汽车又向管理人补充申报债权为94,646.60元。2019年4月17日，管理人再次询问集信传动的实际控制人陈枫，陈枫表述，没有核对对账确认单上的数字，因感觉集信传动与集诚汽车对账的金额没有超过集信传动账上记载的数额，就授权他人在对账确认单上盖章。2019年5月30日，管理人询问集诚汽车法定代表人季朝辉时，季朝辉表示，集诚汽车向被告集信传动发送货物时随货开具增值税发票，集信传动根据发票付款。随后，管理人委托武汉宏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债权人申报债权进行审查，针对集诚汽车申报的债权，武汉宏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查意见为，首先，经审计调整后集信传动账面向集诚汽车应付账款为1,493,535.82元，与集诚汽车申报金额1,382,868.31元不一致。第二，2009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集诚汽车向集信传动提供商品和劳务15,923,055.55元，其中14,966,467.10元附件齐全（发票、入库单均有）；有956,588.45元仅有发票证明，没有入库单等附件，后经集诚汽车补充证据（相关出库单），上述956,588.45元中509,658.98元的出库单与集信传动原始凭证中的发票相匹配。综上，集诚汽车向集信传动提供商品和劳务为15,476,126.08元。在扣除集信传动向集诚汽车累计支付货款14,596,115.40元，暂时可以确认集信传动累计欠付集诚汽车商品和劳务880,010.68元。第三，2009年10月29日，集诚汽车向集信传动追加的投资款，集信传动凭证调整为其他应付款项。由于无增资合同、账面未计入实收资本、也未变更登记，应归为集信传动负债。第四，租金，集信传动账目显示集诚汽车房租（09.2-2010.2）16,595.67元，虽然缺少租赁合同，但该期间集信传动确认在使用集诚汽车的地点办公，并有集诚汽车代开给集信传动发票、支出证明单，因此可以确认。综上，暂可确认集信传动欠付集诚汽车1,046,606.35元。2019年7月5日，管理人对集诚汽车申报的债权金额1,382,868.31元，审查确认的债权金额为419,426.70元。具体意见为：1.货物及劳务，2009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集诚汽车向集信传动提供货物和劳务15,923,055.55元，其中956,588.45元货物仅有发票证明，没有入库单等附件，管理人认为仅有发票不能确认交易真实发生，应有其他证据做支撑。对于集诚汽车进一步补充提供的出货单，仅有集诚汽车工作人员的签字，并无集信传动工作人员签字确认，不能证明集信传动收到货物。在此期间集信传动累计向集诚汽车支付14,596,115.40元，因此，集信传动累计欠付集诚汽车货物及劳务款项为370,351.70元。2.关于追加投资款150,000元，集信传动的原始凭证将此笔款项记载为追加投资，管理人认为其实际性质为股权投资，不属于借款，因此管理人不予认可。3.关于代垫房租，集诚汽车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代集信传动垫付2015年10月至2017年期间的房租64,800元，因此管理人不予认可。4.关于代垫运费3,357元，集诚汽车提供的证据为集诚汽车向沈阳市华兴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支付3,357元，不能证明系代集信传动垫付，因此管理人不予认可。5.关于代垫轴承费49,075元，集信传动确实拖欠北京汉文科贸有限公司49,075元。集诚汽车提供银行回单和北京汉文科贸有限公司提供集诚汽车代集信传动代付货款49,075元的说明，可反映集诚汽车代集信传动支付49,075元，因此管理人予以认可。同日，集信传动债权人会议核查集信传动债权表，其中集诚汽车申报金额为1,382,868.31元，审定金额为419,426.70元，不予确认金额为963,441.61元。其后，集诚汽车向集信传动管理人提出异议，但管理人表示不予调整。现集诚汽车诉至法院，请求依诉予判。另查明：在诉讼中集信传动表示将未予确认的商品和劳务费用956,588.45元中面值578,617.24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抵扣。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集诚汽车主张确认债权的金额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无效：（一）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二）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本案中集诚汽车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为对账确认单确认的金额1,288,221.71元和补充申报的金额94,646.60元，累计1,382,868.31元。前述款项由货物和劳务费用、追加投资款、代垫房租、代垫运费以及代垫货款组成。由于集诚汽车为集信传动公司股东，并且集诚汽车在诉讼中对对账单所确认欠款金额1,288,221.71元如何组成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提供相应的证据，据此，不能仅以对账确认单作为确认集诚汽车确认债权的依据，还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于货款和劳务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武汉宏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集信传动账目明细显示2009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集诚汽车向集信传动提供商品和劳务15,923,055.55元，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等附件均有的金额为14,966,467.10元；仅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为956,588.45元，在审计中集诚汽车补充出库单金额为509,658.98元；已付款金额为14,596,115.40元。集信传动管理人在审核集诚汽车申报的债权时，对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等附件的债权14,966,467.10元予以确认，法院亦予确认。对仅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债权为956,588.45元，管理人未予确认的金额，一审法院认为，集诚汽车在审计过程中补充提交了金额509,658.98元的出库单与集信传动已收到集诚汽车出具的增值税发票相互印证，同时，集信传动也抵扣了部分未予确认债权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足以说明集诚汽车补充提供出库单对应金额的相关费用509,658.98元已实际发生，对该部分债权，法院予以确认；对剩余债权金额，由于集诚汽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单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足以证明双方确有真实交易发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该剩余部分金额不予确认。据此商品和劳务确认金额为880,010.68元（14,966,467.10元＋509,658.98元－14,596,115.40元）。对于追加投资款和代垫的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投资款系集诚汽车向集信传动的投资款项，投资后属于集信传动的公司财产，故该部分债权不予确认。代垫费用中代垫房租和运费，集诚汽车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该部分费用不予确认；代垫货款，由于管理人对此予以确认，双方对此并无争议，对该部分款项49,075元，法院予以确认。综上，集诚汽车对集信传动享有的债权数额为929,085.68元（880,010.68元＋49,07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确认武汉集诚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对武汉集信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数额为929,085.68元。本案案件受理费17,246元，由武汉集诚汽车部件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659元，武汉集信传动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1,587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上诉人集信传动对一审确认的509,658.98元债权不予认可，故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该509,658.98元债权是否应予确认。本院认为，集诚汽车申报该笔债权时仅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在审计过程中补充提交了金额509,658.98元的出库单，能够与集信传动已收到集诚汽车出具的增值税发票相互印证，同时，集信传动也抵扣了部分未予确认债权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佐证集诚汽车补充提供出库单对应金额的相关费用509,658.98元已实际发生。此外，双方对截止2018年7月31日的债权进行了对账确认，该对账确认单虽不能直接作为确认债权的依据，但可以作为确认本案债权的佐证。综合本案发票、出库单、对账确认单，以及集信传动抵扣增值税发票的事实，原审确认509,658.98元债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集信传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91元，由武汉集信传动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子岑审判员  黎伟雄审判员  臧文颖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孙文楷书记员范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