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03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成松，男，1977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畔，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绍松，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平，男，196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上诉人杜成松因与被上诉人龚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0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成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0326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杜成松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龚平承担。事实和理由：玺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6日注册成立，截止到公司股权转让前，杜成松持有公司90%的股份。公司成立后开展了大量经营活动，并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因此龚平及另外几人（梁海丰、杨明雨、谢星英）想购买杜成松公司部分股权，与杜成松一起共同经营公司。经过多次协商，各方均已达成一致意见，即龚平及梁海丰、杨明雨分别以50万元人民币购买杜成松持有的玺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20％的股权；谢星英以25万元人民币购买朱岳刚持有的玺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10％的股权，股权转让后，杜成松持股减为30%，朱岳刚减为0%。2015年8月14日，各方共同签署了《玺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同时玺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也予以通过。实际上各方意见达成一致后，梁海丰、杨明雨均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了杜成松，但龚平一直未支付，后杜成松才起诉至西城区法院，在一审阶段，杜成松提交了公司章程、梁海丰、杨明雨、谢星英等人的证言、股权转让款支付记录等证据证明，但是一审以杜成松同梁海丰、杨明雨、谢星英等人有债权债务关系就否定了杜成松主张的股权转让的事实，明显系不顾事实依据的严重错误。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就股权转让事宜，经双方自愿达成一致，不能因杜成松同梁海丰、杨明雨、谢星英等人有债权债务关系就否认股权转让事实。杜成松将其持有的玺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20%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龚平，经公司100%表决权的股东会议通过，程序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并且龚平在公司章程上签字，表明龚平真实自愿受让公司股权，该股权转让合法有效，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虽然杜成松同梁海丰、杨明雨、谢星英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各方均在公司章程上签字，且有转账记录，各方也均承认股权转让事宜，就足以证明各方对于股权转让事宜进行过磋商，股权转让事宜客观存在。二、股权转让后已完成股东变更，龚平作为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股东权益。2015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次股东会，经代表100%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作出股东会决议，并于同日，修改公司章程，股权变更后的股东龚平、杜成松、杨明雨、梁海丰、谢星英均在该章程上签字。根据该公司章程的约定，龚平作为股东会成员之一，具有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等的股东权利，在公司存续期间，龚平将其股份转让以前，其始终具有股东身份，并依法享有股东权益。三、工商登记并非股东资格设权程序，而是宣示性登记，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经工商登记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1.公司章程公示内容显示，龚平已为公司显名股东。我国施行股权登记公示制度，同时也承认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并对其享有的股东权益加以保护，本案中龚平作为公司股东已经通过公司章程进行了对外公示，系公司的显名股东。2.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因而是宣示性登记，本案没有变更工商股东登记不影响股东资格的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出资人的姓名和名称并不是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必须的明示条件，故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公司设立登记具有创设公司法人资格的功能，但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因而仅是宣示性登记，本案没有变更工商股东登记不影响股东资格的确认。3.出资行为是股东取得股东资格并享有股权的内心真意的外在表示。龚平出资行为能够表明其向公司投资并享有股东权益的内心真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条款可以适用于股东资格认定的判定，本案龚平已经向公司认缴出资，继受取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龚平依法享有股东资格。综上所述，本案虽没有书面的股权转让合同，但是已经达成股权转让合意，龚平已经作为新股东参与公司章程的修改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字，而公司章程第七条明确记载了股东的姓名、股权比例、出资方式、认缴情况，龚平股权比例为20%，显然龚平已经确认了股权转让的事实，龚平已继受取得公司股权并依法享有股东权益。更何况，投资本就存在风险，投资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获得收益，这是龚平受让股权时必须承担的风险，不能因为公司收益不理想而拒绝支付股权受让款。既然受让公司股权系龚平真实自愿的，根据交易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龚平就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向杜成松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故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杜成松的诉讼请求。龚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成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龚平向杜成松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2、龚平赔偿杜成松律师费4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龚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玺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聚公司）于2014年3月6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杜成松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该公司90%的股权，朱某某持有该公司10%的股权。2015年8月14日，玺聚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召集人为朱某某，会议由全体股东参加，代表100%表决权，经代表100%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作出如下决议：1、股东变更后，本公司新的股东出资结构如下：杜成松认缴3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5年8月14日；梁某认缴2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5年8月14日；杨某某认缴2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5年8月14日；龚平认缴2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5年8月14日；谢某某认缴1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5年8月14日。2、各方同意：将杜成松持有的玺聚公司60%的股权分别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梁某、杨某某、龚平各20%；将朱某某持有的玺聚公司的10%的股权以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谢某某。就上述各项变更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上签署。杜成松、朱某某在股东会决议尾部签名。同日，玺聚公司修改公司章程，主要内容如下：杜成松、龚平、梁某、杨某某、谢某某五人（方）共同出资，设立玺聚公司，特制定本章程。…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杜成松认缴股权比例为30%，出资方式为货币；龚平认缴股权比例为20%，出资方式为货币；梁某认缴股权比例为20%，出资方式为货币；杨某某认缴股权比例为20%，出资方式为货币；谢某某认缴股权比例为10%，出资方式为货币。杜成松、杨某某、梁某、谢某某、龚平在该章程尾部签名。庭审中，杜成松提交两份中信银行业务凭证/客户回单，主张梁某、杨某某分别于2015年5月7日、2016年4月20日向其转款120万元、100万元，其中包括梁某、杨某某、谢某某的股权转让对价共计125万元，其余的为二人向玺聚公司出借的款项。另外，杜成松提交谢某某、杨某某于2018年5月出具的二份说明，欲证明杜成松、龚平、梁某、杨某某、谢某某共同协商，龚平、梁某、杨某某、谢某某分别受让杜成松和朱某某持有的玺聚公司20%、20%、20%、10%的股权，受让价款分别为50万元、50万元、50万元、25万元。梁某出庭陈述称，其与杨某某、龚平协商各自受让杜成松所持玺聚公司2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50万元。其向杜成松转款120万元后，杜成松向其返还70万元。据其所知，除龚平外，其他人均已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一审法院另查，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显示，杜成松、朱某某仍为玺聚公司股东，分别持有该公司90%、10%的股权。一审法院再查，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分别于2018年8月17日和2018年7月31日向杜成松开具金额为3万元、1万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鉴证咨询服务*律师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杜成松、龚平等人在《玺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章程》签名可视为各方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磋商，但明确的股权转让价款系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对此，杜成松提交了股东会决议及梁某、杨某某、谢某某的证言等证据，欲证明各方就股权转让价款达成了合意，且梁某、杨某某、谢某某均已实际履行了支付义务。但龚平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梁某、杨某某、谢某某与杜成松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再者，杨某某、梁某向杜成松转款的时间与数额亦无法与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证据一一对应。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杜成松与龚平就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达成合意。对杜成松要求龚平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并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17日作出（2019）京0102民初30326号民事判决：驳回杜成松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因此明确的股权转让价款应该系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本案中，杜成松提交股东会决议及证言等证据，证明目的是虽然各方就股权转让价款50万元全部已经达成合意，且梁某、杨某某、谢某某均已实际履行了支付义务，仅。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龚平仅在《玺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章程》上签名，并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因此杜成松提交股东会决议及证言等证据无法证明杜成松与龚平就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已经达成合意。因此，对杜成松要求龚平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并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杜成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00元，由杜成松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琳琳审判员  韩耀斌审判员  陈 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赵梓羽书记员  佟世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