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52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某，男，1994年5月2日生，汉族，居民，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火枝,江苏江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泳丞,江苏江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某，女，1996年10月26日生，汉族，居民，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江苏大运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某因与被上诉人龚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20)苏0382民初2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钟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火枝，被上诉人龚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钟某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双方于2017年上半年经媒人介绍相亲，2017年下半年双方确立男女朋友关系。龚某第一次去钟某家时，钟某父母给付龚某11000元见面礼。2018年3月3日双方按照邳州当地风俗传启，钟某给付龚某10万元彩礼及老凤祥品牌金手镯、金项链、钻戒。后双方于2018年腊月二十四(即2019年1月29日)在邳州当地举办酒席，钟某给付龚某10000元上轿礼、下轿礼。办酒席后龚某随钟某到南京生活，但龚某经常以各种理由回老家，也多次向钟某提出分手，双方共同生活仅三月有余。龚某不愿意领结婚证，也不愿意生孩子，双方多次就此发生争执。2020年3月25日龚某离开南京并向钟某提出分手。自办酒席至分手期间，钟某通过微信转账55217元给龚某作为生活费。本案涉及的彩礼不只10万元，还有见面礼11000元及上、下轿礼10000元。一审判决未对“三金”处理。一审法院认为10万元大部分用于双方共同生活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10万元彩礼已用完，上诉人已举证证明通过微信转款55217元用于生活开支。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较短，且双方分手的原因在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邳州老家，多次向上诉人提出分手，既不愿意去办理结婚证，也不愿意与上诉人共同孕育下一代，双方多次就登记结婚和生孩子发生争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龚某辩称，上诉人称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仅三个月是虚假的陈述，与一审庭审笔录第四页上诉人陈述和举证不符。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不愿意领结婚证，不愿生孩子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已经对本案彩礼范围予以认定，包括彩礼10万元及双方认可价值25000元的三金，共计125000元。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10万元用于共同生活，剩一万余元，及三金在上诉人处的辩称均未予以采信。一审判决根据10万元彩礼以及三金价值的总和，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按照法律的规定的比例作出的判决。2020年的4月5日，上诉人一方提出分手并写下协议书，最终导致双方解除同居关系的过错在上诉人。11000元的见面礼以及1万元的上轿礼、下轿礼，不是上诉人一审的诉请范围。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钟某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1、判令被告返还彩礼10万元及三金；2、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钟某、龚某于2017年经他人介绍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2018年3月3日（农历正月十六）钟某按照当地风俗向龚某传启，给付彩礼10万元及三金（老凤祥牌的金手镯、金项链、钻戒），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价值25000元。2019年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四）按照习俗举行婚礼，共同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于2020年3月25日因产生矛盾分开生活，同居期间未生育子女。另查明，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期间，钟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先后多次向龚某转账近5万元。庭审中，龚某主张传启10万元彩礼在与钟某共同生活期间用于共同生活开支，仅剩1万元左右，传启三金在钟某处。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彩礼范围的问题。彩礼是中国旧时婚礼程序之一，又称财礼、聘礼、聘财等。我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一般通过订亲仪式给付的数额较大的见面礼、聘礼等应认定为彩礼。结合本案，原、被告均认可，传启彩礼10万元及三金（价值25000元），共计125000元。二、关于龚某是否返还彩礼及返还数额的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本案符合该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但该项中还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亦未共同生活；另一种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显然本案适用另一种情形，对于该种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法办【2011】442号）第50条第一款规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本案中，钟某、龚某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按照习俗举办婚礼，并同居生活一年多，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必要开支等情况并适当兼顾妇女利益，参照风俗习惯和社会公德，一审法院对钟某要求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酌情支持35000元。钟某请求龚某给付其他钱款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庭审中，龚某虽辩称彩礼已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开支仅剩一万余元，且三金在钟某处，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钟某对此不予认可，故对其该项辩称不予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龚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钟某彩礼35000元。驳回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0元，由钟某负担800元，龚某负担35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1、钟某江苏邳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和储蓄存单各一份，证明钟某于2018年2月27日分三次以现金和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将10万元彩礼存入其江苏邳州农村商业银行卡中，后于2018年4月4日以整存整取的方式转入其同一银行存折，并于次日转入龚某同一银行存折账户。证据2、钟某父亲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户口页一份，证明上诉人于2018年2月28日和2月22日用其父亲银行卡分三次购买“三金”共计27258元。证据3、婚礼当天视频光盘一张，证明婚礼当天钟某给付龚某上、下轿礼共计1万元。证据4、证人吴某,4出庭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给付见面礼1.1万元。被上诉人龚某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无异议，龚某确实收到了彩礼10万元，但是不能证明该10万元现在仍全额存在龚某处。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三笔支出均没有写明是用于购买何物，不能证明是用于为被上诉人购买三金支出。对证据3视频的真实性无异议，被上诉人收到了10000元的上、下轿礼，但上诉人提出10000元上、下轿礼与一审、二审无关联性，超出了其一审的诉请范围即10万元彩礼和三金。对证据4证人吴某,4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被上诉人收到了11000元的见面礼。但该见面礼是上诉人的母亲附条件赠与被上诉人，目的是为了让亲事定下来即举行婚礼，双方已实际举行了婚礼并办了酒席，赠与合法有效，不应当予以返还。且见面礼超出上诉人一审诉请范围，且上诉人非主张返还的适格主体。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查明，订婚前钟某母亲给付龚某见面礼11000万元；婚礼时，钟某给付龚某上、下轿礼10000元。本院认为，关于彩礼范围的问题。一般通过订亲仪式给付的数额较大的见面礼、彩礼（狭义）、聘礼；数额不大但往往与较大数额彩礼一起给付的倒茶钱；具有传统意义的“三金”等应认定为彩礼。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传启彩礼10万元及三金（价值25000元）。钟某母亲给付龚某见面礼11000元，属于钟某家庭通过订亲仪式给付的数额较大的见面礼，应属彩礼范畴。而在双方结婚仪式过程中给付的上、下轿礼10000元，因结婚仪式实际举办不认定为彩礼。关于返还彩礼金额的问题。钟某、龚某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按照习俗举办婚礼。钟某上诉称双方实际共同生活仅三个月，但一方面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与其在2020年5月25日一审庭审中确认的双方当事人分开生活的时间不相符。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当事人同居生活一年多，并无不当。钟某在一审提交法院的彩礼明细中虽然包含见面礼11000元，上、下轿礼10000元，但其在起诉状和一审庭审中均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返还彩礼10万元及三金”，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彩礼共计125000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必要开支等情况并适当兼顾妇女利益，参照风俗习惯和社会公德，对钟某要求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酌情支持35000元，亦无不当。二审中，钟某要求龚某返还其给付的见面礼11000元，而龚某自愿放弃取回陪嫁物品，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利益及减少当事人诉累，关于彩礼返还金额，本院不予调整。综上所述，钟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钟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建航审 判 员 黄 博审 判 员 石镜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沙 莎书 记 员 梁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