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6行终1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义成，男，197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隗寿丽，女，1977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代理人王义成，系隗寿丽之夫。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襄城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下简称襄城区城管局），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环山路**。法定代表人郭飞飞，襄城区城管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卞露卫，湖北先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政府（下简称襄城区政府），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法定代表人周俊明，襄城区区长。委托代理人王峰艳，湖北今天（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王义成、隗寿丽因诉被上诉人襄城区城管局、襄城区政府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2行初4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9年11月，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需要，襄城区城管局开展对城区内市容和环境卫生秩序综合治理工作。襄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在巡查至襄城区××段“智慧家庭体验店”门店（楼上为王义成、隗寿丽房屋）时，将王义成、隗寿丽售卖袜子、凳子、收音机予以暂扣，并制作扣押清单。隗寿丽下楼后未发现物品，经询问后找到区城管局古城中队，襄城区城管局古城中队将扣押的袜子及凳子返还给隗寿丽。2020年1月15日，王义成、隗寿丽向襄城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要求确认区城管局拿、收袜子的行为违法；返还袜子和一台老年收音机或者折价赔偿490元。2020年4月26日，襄城区政府作出襄城政复决字（202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襄阳市襄城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对王义成、隗寿丽的行政强制行为。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制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2002年）17号、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湖北省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国法函（2002）164号，确定襄阳市开展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具体职责包括市容环境卫生方面以及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2003年12月2日，襄阳市政府制发《关于印发襄樊市城市管理局、襄樊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城市绿化管理、规划管理等行政处罚权。以及《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临街商场、门店的经营者不得超出门、窗外墙摆摊经营、作业或者展示商品。”的规定，故而襄城区城管局具有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执法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襄城区城管局对王义成、隗寿丽是否存在超出门店经营的行为负有举证义务。审理中王义成、隗寿丽对其实施了超出门店经营的行为提出异议，并指出其出售的物品在自己屋檐下，未超出门口经营。襄城区城管局应当提供王义成、隗寿丽存在违法事实的证据。而襄城区城管局未能提供在作出扣押行为时，王义成、隗寿丽存在超出门店经营事实的证据，故襄城区城管局实施的扣押行为无事实依据。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以及第九条“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三）扣押财物；（四）冻结存款、汇款；（五）其他强制措施。”的规定，本案中，襄城区城管局因认为王义成、隗寿丽行为违法，采取制止违法行为的措施，故襄城区城管局对王义成、隗寿丽物品扣押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襄城区城管局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不仅要具有法律、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实施依据，同时也应根据该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程序进行。综上，襄城区城管局在无王义成、隗寿丽违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未按程序实施对王义成、隗寿丽物品扣押的行为违法。襄城区政府作出的襄城政复决字（202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关于王义成、隗寿丽提出的赔偿请求的问题。襄城区城管局对王义成、隗寿丽物品进行扣押时针对物品进行了登记，具体为袜子4.5盒、凳子1个、播放器1个。扣押当天向王义成、隗寿丽返还了袜子及凳子，王义成、隗寿丽予以领取，并未产生争议。王义成、隗寿丽在返回后基于平常摆放袜子的情况认为返还袜子数量减少，应当提供证据。经庭审询问，王义成、隗寿丽不能确定摆放袜子具体的数量，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损失情况，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王义成、隗寿丽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的规定，对于王义成、隗寿丽请求返还袜子或者折价赔偿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收音机返还的问题，襄城区政府在行政复议时通知王义成、隗寿丽予以领取，王义成、隗寿丽未领取，由襄城区城管局予以返还。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襄城政复决字（202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确认襄阳市襄城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对王义成、隗寿丽的物品实施扣押行为违法。三、驳回王义成、隗寿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王义成、隗寿丽不服上述裁定，向本院上诉称，襄城区城管局在本人未在现场的情况下，不出具清单，利用职务之便，拿、收原告人袜子，襄城区城管局谷城中队反而说执法正确，有执法记录仪。在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监督中，襄城区城管局谷城中队又说从其他执法记录的物品中翻出了收音机，襄城区政府通知上诉人领取。襄城区城管局不提供上诉人录音中的执法记录仪，襄城区政府对违法扣押行为不监督，襄城区人民法院对有关联的两份录音证据不认定。上诉人对原审驳回王义成、隗寿丽的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不公行为不服，请求撤销〔2020〕鄂06**行初45号行政判决，并给予立案重新审理及公正判决。被上诉人襄城区城管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襄城区政府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另查明，襄城区城管局提供了一份2019年11月24日的扣押清单，执法人员二人注明扣押袜子4.5盒、凳子、小播放器各一个，王义成、隗寿丽未签名，王义成自述去襄城区城管局领取了4.5盒袜子和一个凳子；对一审查明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行政赔偿之诉。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襄城区城管局在扣押王义成、隗寿丽出店经营物品时未提供确实的违法事实的证据，已判决确认扣押违法。襄城区政府因此而维持襄城区城管局的强制行为也一并被撤销。对王义成、隗寿丽上诉称，襄城区城管局在扣押时不出具清单，又不提供执法记录仪，少返还了6盒袜子价值420元和收音机一个价值70元，应予返还或者折价490元予以赔偿的理由，因襄城区城管局仅提供了扣押物品清单注明只有4.5盒袜子和一个凳子、一个播放器，王义成也自述已领取4.5盒袜子和一个凳子，播放器因事情未处理完不愿领取的事实，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王义成、隗寿丽应当对襄城区城管局行政强制扣押行为造成了其有6盒袜子未返还的损害事实提供证据，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襄城区城管局少返还6盒袜子的事实存在，对其要求返还6盒袜子或折价赔偿420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襄城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义成、隗寿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杰锋审判员  曾建彬审判员  梁慧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卜冠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