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277、22278号上诉人（22277号案原审原告、22278号案原审被告）：邓以浩，男，198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蓉梅，广东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22277号案原审被告、22278号案原审原告）：山东高速海南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洋浦经济开发区神头港区园二路与滨海路交叉口西侧。法定代表人：张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乔延，山东兴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以浩因与被上诉人山东高速海南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公司）劳动争议两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7113号、13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以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蓉梅，被上诉人高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乔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以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高速公司向邓以浩支付扣发的薪酬109354元；3.高速公司向邓以浩支付经济补偿金84484.57元；4.一、二审诉讼费由高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一、高速公司扣发邓以浩薪酬共计109354元。按照合同规定，2018年年度20%的年终考核薪酬42354元，应予2019年第一季度发放。但高速公司的控股国有股东山东高速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高速公司）决定从2019年8月其暂停发放全体员工的绩效工资，该决定不能对抗已经发生并计算出来生效的考核薪酬。高速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其扣发邓以浩的薪酬，根据双方劳动合同明文约定，绩效工资是邓以浩的薪酬组成部分。一审法院并未查清该事实，故错误认定绩效工资的暂停发放是高速公司自主经营的范围。高速公司不能以其管理制度规定为由拖延支付邓以浩的薪酬，更不能无故停发邓以浩的绩效工资，变相扣发邓以浩的实际应得工资。邓以浩已按正规流程办理了离职交接手续，对于扣发的工资，高速公司没有理由拖延支付；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但告知邓以浩等恢复发放绩效工资后，再另行主张。一审法院不支持邓以浩的请求，使邓以浩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力保障。二、关于邓以浩申请高速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4484.57元。从邓以浩的社保、公积金缴纳情况、打卡记录、快递记录等证据，可证明邓以浩实际长期在广州办事处上班，故应认定双方以实际行为约定了邓以浩的工作地点为广州。且，邓以浩已在广州定居，工作地点的变更对邓以浩的影响很大。工作地点的变更属于对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的变更，高速公司在未与邓以浩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面变更工作地点的行为违反《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邓以浩据此理由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对于邓以浩要求高速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的请求，应予得到支持。高速公司分别在2019年7月30日、8月20日、9月25日、10月28日发放2019年7月至10月工资，属于拖延支付工资。高速公司于2019年7月开始扣发邓以浩工资，导致邓以浩2019年7至10月的实际收入低于应发工资，等于变相降低劳动者的工资，邓以浩作为劳动者可因此解除劳动合同，并依法主张高速公司支付相应补偿金。因补偿金涉及的月度平均工资需以邓以浩正常收入时间为计算标准，故从2018年6月计算至2019年5月，即16896.914×5=84484.57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邓以浩的上诉请求。高速公司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2.关于邓以浩主张的经济补偿金的金额，邓以浩一审中已明确表示对仲裁裁决书中的金额没有异议，且在一审时当庭变更了诉讼请求，庭审笔录及一审判决书中有明确表示，现其变更上诉请求，不仅违反了诚信原则，更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邓以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高速公司支付1、2018年年度20%的年终考核薪酬42354元；2、2019年第二季度考核薪酬1750元；3、2019年7月至11月的月度预兑现考核薪酬16875元；4、2019年第三季度考核薪酬1750元；5、2019年年度兑现考核薪酬5万元。高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驳回邓以浩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邓以浩于2015年1月1日入职高速公司，任高速公司的经营贸易部广州办事处主任。双方于2015年1月1日签订了期限从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的劳动合同，约定邓以浩的工作地点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广州；高速公司每月15日支付邓以浩工资。2015年7月1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变更书，约定邓以浩年度劳动报酬总额为20万元（已包含防暑降温补贴、采暖补贴、节日货币福利、各项货币性收入等全部薪金）；其中月度标准工资发放部分为劳动报酬总额的40%，业绩考核报酬发放部分为劳动报酬总额60%（其中30%为季度考核薪酬，结合季度考核结果发放；30%年为度考核薪酬，结合年度考核结果发放）。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对原劳动合同进行续订，期限从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019年8月12日高速公司的控股国有股东山东高速公司向高速公司发出通知，表示根据2018年高速公司业绩考核情况，高速公司2018年工资总额实际发放786.25万元，工资总额严重超发，同时，高速公司2019年任务指标未能达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进度要求，经物资集团办公会研究，现就高速公司工资发放事宜做如下通知：一、公司领导及总经理助理的月度应发工资按照月度应发工资的三分之一执行；二、公司中层人员、合同制员工暂停发放绩效工资；三、自2019年8月起，高速公司须将工资表等相关资料报物资集团人力资源部审核通过后，方可发放工资；四、上述标准自2019年8月起执行。高速公司于2019年8月19日以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形式，表示收到物资集团下发的关于暂时调整高速公司职工工资的《通知》。按照暂时的标准核定职工工资执行情况，系统分析调整后职工工资发放情况。高速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撤销其经营贸易部在广州办事处，要求邓以浩于2019年10月回海南省洋浦工作，但邓以浩没有按高速公司要求回洋浦工作。邓以浩于2019年11月18日向高速公司发出《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该通知书表示高速公司：1、没有按照劳动合同和公司薪酬制度约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无故克扣工资，克扣2018年年度考核工资未发；克扣2019年7月至10月份月度预兑现业绩考核薪酬；克扣2019年二、三季度考核薪酬。2、没有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工资，劳动合同约定每月15日发放劳动报酬，7、8、9月份部分工资分别于30日、20日、25日支付，10月工资至今没有发放；3、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在不与劳动者协商的情况下，随意变更劳动者的工作地点，而且变更工作地点的区域跨度较大，对本人的工作生活产生重大不良影响，劳动合同上约定本人的工作地点为广州，现撤销广州营销中心办公地点，逼迫员工去海南洋浦工作；4、贵公司关于撤销广州办事处的决定，关系职工群众确实利益，属于“三重一大”事项，……。故本人通知贵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正式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向本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以及克扣的本人工资、考核薪酬等。邓以浩于2019年12月10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高速公司：1、支付2018年年度20%的年终考核薪酬42354元；2、支付2019年二季度考核薪酬1750元；3、支付2019年7月、8月、9月、10月、11月月度预兑现考核薪酬16875元；4、支付2019年三季度考核薪酬1750元；5、支付2019年10月薪酬8697元；6、支付2019年11月薪酬6087.9元；7、支付2019年度年度兑现考核薪酬5万元；8、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4484.57元；9、确认与高速公司2014年3月26日至2019年11月21日存在劳动关系；10、出具离职证明。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穗劳人仲案［2020］240号裁决书作出裁决：一、确认邓以浩、高速公司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20日存在劳动关系；二、高速公司一次性支付邓以浩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3705.65元；三、高速公司应为邓以浩开具有效离职证明；四、驳回邓以浩的其他仲裁请求。对此，邓以浩、高速公司双方均表示不服，提出本两案的诉讼。另查，高速公司于2019年第一季度发放了邓以浩2018年年度80%的年终考核薪酬，于2019年11月28日发放了邓以浩2019年10月的工资。邓以浩的2019年7月、8月、9月工资分别在30日、20日、25日发放。另外，高速公司的“三重一大”事项，是指重大事项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一审法院认为：由于高速公司的控股国有股东山东高速公司核查高速公司2018年业绩考核情况时，发现高速公司在2018年度存在工资超发，要求高速公司从2019年8月起暂停发放员工的绩效工资。因此，高速公司根据该通知从2019年8月起暂停发放全体员工的绩效工资。由于高速公司目前尚未恢复发放，故邓以浩要求高速公司支付其诉讼请求第2至第5项的绩效工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邓以浩诉讼请示第1项，要求高速公司支付2018年度剩余20%的年终考核薪酬，由于高速公司表示该绩效工资发放与高速公司的上级公司对其公司的考核有关，该考核结果要在2019年下半年才能出结果。由于高速公司从2019年8月起暂停发放员工的绩效工资，故该绩效工资高速公司目前暂时不能发放。另外，由于绩效工资，是企业的激励机制，高速公司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故有权决定绩效工资的发放，及调整发放时间，故高速公司暂停发放绩效工资，属于高速公司自主经营的范围，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由于高速公司目前暂停发放绩效工资。因此，邓以浩的全部诉讼请求，本一审法院予以驳回。邓以浩待高速公司恢复发放绩效工资后，再另行主张。根据邓以浩、高速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了邓以浩的工作地点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及广州。虽然邓以浩入职后一直在高速公司的广州办事处工作，但高速公司因经营需要撤销了广州办事处，要求邓以浩回洋浦工作，没有违反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由于邓以浩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变更工作地点的约定，故邓以浩认为高速公司随意变更其工作地点，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另外，高速公司撤销广州办事处不属于高速公司的“三重一大”事项，邓以浩不能以此为由，认为高速公司的撤销没有经工会集体进行表决，不符合高速公司的章程。虽然邓以浩2019年7月、8月、9月的工资的发放时间比合同约定的每月15日发放要晚，但根据高速公司的控股国有股东山东高速公司下达的通知，高速公司员工的工资从2019年8月起经其审核通过后才能发放，故高速公司晚发工资有合理的理由，高速公司不存在故意拖欠邓以浩的工资。综上所述，高速公司不存在克扣及拖欠邓以浩的工资，也不存在随意变更邓以浩的工作地点，故邓以浩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均不成立。由于是邓以浩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且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高速公司无需向邓以浩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故高速公司要求不支付邓以浩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63705.65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邓以浩、高速公司已解除了劳动关系，高速公司应依法向邓以浩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离职证明。对于邓以浩、高速公司没有提出起诉的仲裁结果，视为双方没有异议，予以履行。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邓以浩与高速公司于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高速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5日内向邓以浩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离职证明。三、驳回邓以浩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高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两案受理费20元，由邓以浩负担10元，高速公司负担10元。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高速公司是否应向邓以浩支付扣发的薪酬109354元；二、高速公司是否应向邓以浩支付经济补偿金。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由于高速公司的控股国有股东山东高速公司核查高速公司2018年业绩考核情况时，发现高速公司在2018年度存在工资超发，要求高速公司从2019年8月起暂停发放员工的绩效工资。因此，高速公司根据该通知从2019年8月起暂停发放全体员工的绩效工资。由于高速公司目前尚未恢复发放绩效工资，故对邓以浩要求高速公司支付扣发的绩效工资的请求，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上述被扣发的工资，邓以浩可以待高速公司恢复发放绩效工资后，再另行主张。关于争议焦点二。其一、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邓以浩的工作地点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及广州。现高速公司因经营需要撤销了广州办事处，要求邓以浩回洋浦工作，没有违反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其二、虽然邓以浩2019年7月、8月、9月的工资的发放时间比合同约定的每月15日发放要晚，但根据高速公司的控股国有股东山东高速公司下达的通知，高速公司员工的工资从2019年8月起经其审核通过后才能发放，故高速公司晚发工资有合理的理由，高速公司不存在故意拖欠邓以浩工资的情形。其三、关于绩效工资，前文已作论述，高速公司不存在故意克扣绩效工资的情形。综上所述，高速公司不存在故意克扣及拖欠邓以浩的工资，也不存在随意变更邓以浩的工作地点的情形，故邓以浩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均不成立。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对邓以浩要求高速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以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邓以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杨玉芬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曾凡峰李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