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苏01行终7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洪生，男，1958年5月11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溧水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福康，男，1982年9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溧水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玲，女，1962年1月25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溧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永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秦淮大道**。 法定代表人王兆伟，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永阳街道办事处主任。 出庭负责人袁兴胜。 委托代理人王玉新，江苏宗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洪生、朱福康、陈玲因房屋行政强制拆除一案，不服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92行初7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朱洪生、朱福康、陈玲在南京市溧水区存有多处建筑物，其中部分房屋领取了相关手续。该建筑物所处地块于2014年起实施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工作。2016年起，原南京市溧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原溧水区执法局）先后对上述部分建筑进行了现场勘察，发出《调查取证通知书》《限期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决定书》等。朱洪生、朱福康、陈玲对上述相关决定亦进行了复议与诉讼，案件均已审结。后朱洪生、朱福康、陈玲的上述部分建筑被强制拆除。朱洪生、朱福康、陈玲认为，其房屋部分于2019年10月16日被原溧水区执法局强制拆除，部分于2019年10月18日被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永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永阳街道办）强制拆除，故诉至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中，永阳街道办称其2019年10月18日未拆除朱洪生、朱福康、陈玲的房屋，是原溧水区执法局拆除的，具体拆了多少、怎么拆的不清楚。本次诉讼之后，永阳街道办也找原溧水区执法局了解沟通过，原溧水区执法局认可其实施了涉案拆除行为。一审庭审结束后，朱洪生、朱福康于2020年8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原溧水区执法局，要求确认原溧水区执法局2019年10月18日拆除朱洪生、朱福康、陈玲建筑物的行为违法，一审法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向原溧水区执法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2020年9月9日，原溧水区执法局提交答辩状，称朱洪生、朱福康、陈玲剩余房屋存在安全隐患，基于安全考虑，故将剩余房屋予以拆除。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本案中，朱洪生、朱福康、陈玲称其涉案部分房屋于2019年10月16日由原溧水区执法局强制拆除，但涉案其他部分房屋于2019年10月18日由永阳街道办强制拆除，永阳街道办对此予以否认，并指出朱洪生、朱福康、陈玲的房屋系原溧水区执法局拆除，并作了相关说明。在行政诉讼中，原告对被告实施了被诉行政行为这一基础事实，具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的法定义务。在立案登记制度下，原告只要提供了初步证据或线索证明被诉行为可能系被告所为即可立案进入审理程序。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若被告对实施被诉行政行为予以认可，则就此可免除原告方进一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系被告实施的举证责任，但若被告否认实施了被诉行政行为，则原告依然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确系被告实施，至少要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否则可能会承担不利后果。综合本案分析，朱洪生、朱福康、陈玲提交的在案证据并不能直接、充分证明永阳街道办于2019年10月18日实施了拆除朱洪生、朱福康、陈玲涉案房屋的行为，且永阳街道办在否认系其自身所为的同时，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合理说明，并指出拆除行为系由原溧水区执法局实施。庭审结束之后，朱洪生、朱福康亦以原溧水区执法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原溧水区执法局2019年10月18日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原溧水区执法局进行了答辩，未否认其实施了拆除行为。综上，结合本案证据材料、查明的案件事实及相关诉讼案件情况，朱洪生、朱福康、陈玲以永阳街道办为被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缺乏基础事实根据，经审理后认定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朱洪生、陈玲、朱福康的本案起诉。 上诉人朱洪生、朱福康、陈玲上诉称，被上诉人永阳街道办在2019年10月18日强制拆除上诉人的合法建筑之前，就己向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申请公证，说明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的房屋是有预谋的，而且被上诉人拆除了上诉人的合法房屋后，将上诉人的宅基地交与观音寺从事建设活动。因此，系被上诉人永阳街道办拆除了上诉人的合法建筑。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裁定并进行实体审理；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永阳街道办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称，上诉人认为系被上诉人实施了拆除行为，但没有证据加以证实。同时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明确，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以及过程，并告知了上诉人。上诉人也以原溧水区执法局为被告提起了行政诉讼，说明上诉人对实施拆除行为的主体是明知且认可的。原审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朱洪生、朱福康、陈玲向本院提交2项证据：1．询问笔录，该证据系在庭审结束后，由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永阳派出所提供。用以证明上诉人合法房屋系由被上诉人城管中队组织拆除；2．《撤销强制拆除决定书》，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有市容管理的设置，被上诉人曾对上诉人朱洪生作出过强制拆除决定书，后来撤销了。 经质证，被上诉人永阳街道办认为从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当日拆违的依据是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原溧水区执法局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上诉人就2019年10月18日的强拆行为又以原溧水区执法局为被告，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溧水区执法局答辩意见可以充分说明，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并非永阳街道办。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联。该两份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系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新的证据”，且来源合法、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系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其就已掌握，且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本院不予接纳。 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22日，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永阳派出所民警对永阳街道办城市管理执法中队队员进行了询问。该城管队员陈述，朱福康、朱洪生家有违建，永阳街道办城市管理执法中队开始立案调查，也是原溧水区执法局审批的，程序走完后，给对方六个月的起诉期。2019年10月18日我们拆除了朱福康和朱洪生家剩余的违建，约200平方米的违建。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系永阳街道办实施了拆除其房屋的行为，永阳街道办予以否认，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来看，不能直接、充分证明系被上诉人永阳街道办于2019年10月18日实施了强制拆除其合法房屋的行为。从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询问笔录来看，系永阳街道办城市管理执法中队参与了拆除上诉人违建的行为，其所依据的系原溧水区执法局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从该证据中亦无法得出系永阳街道办实施了拆除上诉人合法房屋的行为，且上诉人朱洪生、朱福康已就2019年10月18日实施的强拆行为以原溧水区执法局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原溧水区执法局在答辩状中亦未否认其实施了拆除行为。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朱洪生、朱福康、陈玲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 兵 审判员 崔玉文 审判员 王攀峰 二Ｏ二Ｏ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刘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