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07行终8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云，女，195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委托代理人毕似恩，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宾王路**。法定代表人吴朝晖，局长。出庭行政负责人郭剑，副局长。委托代理人何丽蓉、陈群阳。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义乌市翔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江滨中路******/div>负责人吴云。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义乌市永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赋城******v>负责人吴云。上诉人吴云因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行初34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询问当事人、调阅一审案卷等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4月1日，案外人周玎玎持原告吴云和第三人义乌市永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永皓企业）的身份信息证明及授权委托书等，向被告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设立翔程企业，并提交了有合伙人“吴云”签字及加盖有“永皓企业”公章的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全体合伙人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书、全体合伙人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书、合伙协议、义乌市企业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申报承诺书、承诺书、确认书及财务负责人信息、全体合伙人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联络员信息、执行事务合伙人（含委派代表）信息、办公大楼租赁协议、房权证复印件等材料。当日，被告作出准予设立登记的行政决定。同年4月6日，被告向周玎玎送达义乌市翔程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翔程企业）的营业执照。同年4月20日，第三人翔程企业经被告核准变更经营范围。2016年6月3日，第三人翔程企业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光大保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增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编号：2016-9800-基金资管-073）”(以下简称《资管合同》)，第三人翔程企业与原告吴云分别在该合同风险承诺函及当事人签章栏上加盖了翔程企业的公章和原告吴云的私章。该合同第二条释义第2.1条载明：补仓义务人/差额补足义务人：自然人吴云，为翔程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同日，原告吴云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光大保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增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差额补足、补仓及保证协议书（编号CB2016-9800-基金资管-073）”（以下简称《保证协议书》）。该协议明确，原告吴云同意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可获分配的优先级预期收效（即“基准收益”）及本金、存续期内的管理费、托管费、投资顾问费等费用承担差额付款补足义务以及补仓义务，并在此无条件不可撤销承诺：已充分知晓劣后级委托人翔程企业在《资产管理合同》项下认购劣后级份额的义务及风险，吴云作为本计划项下的补仓义务人及差额补足义务人，承诺履行对《资产管理合同》项下可能产生的资管计划存续期间的补仓义务、费用支付的差额补足义务和资产管理计划到期清算时优先级委托人的本金及预期收益的差额补足义务，并承担不可撤销的保证责任。原告吴云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2016年6月17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该报告显示：截止2016年6月17日止，“光大保德信浦发银行耀财富富增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专户收到募集资本合计人民币3.2亿元，折合为3.2亿份耀财富富增4号专项计划份额，其中优先级份额2.1亿份，劣后级份额1.1亿份，均以货币形式出资到位。2018年6月15日，原告吴云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光大保德信资产管理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共同签署了“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增4号专项资金资产管理计划差额补足、补仓及保证协议书之补充协议1”，约定：吴云、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2019年1月2日，原审法院因原告吴云的申请，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案涉工商登记档案中“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翔程企业合伙协议”上“吴云”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2月22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华政[2019]物证（文）鉴字第A-14号文检鉴定意见书，认定：全体合伙人签字、执行事务合伙人（含委派代表签字）、全体合伙人签名、翔程企业合伙协议合伙人签字中，“吴云”签名字迹均不是原告吴云本人所写。为此，原告吴云支付鉴定费22000元。另查，第三人永皓企业于2016年3月31日成立，合伙人为原告吴云，毛宜红；其中吴云持90%股份，毛宜红持10%股份。后第三人永皓企业的合伙人变更为吴云与黄玲芳，吴云持90%股份，黄玲芳持10%的股份。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2016年6月3日，第三人翔程企业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光大保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增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原告吴云作为翔程企业的负责人在该合同上加盖了私章。根据该合同2.1条的约定，原告吴云为补仓义务人，系第三人翔程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同日，上述三家单位又签署了补充协议。原告吴云作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充分知晓劣后级委托人翔程企业在《资产管理合同》项下认购劣后级份额的义务及风险等，在补充协议上签字，承担保证责任。上述系列事实可以表明，原告吴云于2016年6月3日即已知道第三人翔程企业的存在并参与重大经营活动，但其直到2018年11月19日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起诉期限，且吴云也未提交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证据。第三人翔程企业、永皓企业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吴云的起诉。司法鉴定费22000元，公告费900元，合计22900元，由原告吴云负担。上诉人吴云上诉称：一、一审裁定将效力待定且违反举证程序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裁定认为上诉人超过起诉期限，主要依据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2《资管合同》及证据23《保证协议书》。但是：(1)证据22及证据23系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案外人浦发银行上海分行搜集的证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被诉行政机关举证的规定。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也自认，该证据来源于案外人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非其自身所有也非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产生的证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被上诉人的行为显然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强制性规定。故，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2及23均依法不能作为裁判的定案依据。(2)一审裁定在缺乏合理依据的情况下，认定了证据22资管合同的真实性。首先，本案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未参与证据22资管合同的签署，合同中上诉人的私章系案外人伪造私刻，上诉人并不知晓劣后级委托人翔程企业在资管合同项下认购劣后级份额的义务及风险等事实。被上诉入并非合同当事人，如何确认该证据真实性？其次，一审裁定认定该证据真实性也极为草率。一审裁定仅在裁定书第12页以寥寥一句“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什么证据？本院查明的何种事实？一审裁定均未说明，望二审对此予以彻查。(3)一审裁定将有争议的证据23保证协议书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已在上海仲裁委申请撤销保证协议书，就保证协议书的相关事实，并非本案的裁判范围。一审裁定对其作出认定，对上诉人他案权利产生严重影响。就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3保证协议书，事实上系案外人周晓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光大保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恶意串通隐瞒合同真实背景及风险的情况下，欺诈诱骗上诉人签署的。该合同的签署及义务承担，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已向上海仲裁委提交仲裁申请，要求撤销该份协议。上海仲裁委业已受理，目前仍在审理中，尚未作出生效裁定。在庭审中，上诉人已经明确表明上诉人对证据23的效力存在异议。一审法院并未组织双方针对证据23中上诉人的落款与参与翔程企业经营之间的关系发表意见。一审法院仅凭未参与民事协议签署过程的行政机关寥寥几句意见就认定该证据载明“事实”的真实性，并认定上诉人参与翔程企业经营，极为草率。证据23保证协议书第八条明确该协议相关的纠纷应当在上海仲裁委仲裁解决。上诉人已经向上海仲裁委提出裁决，要求仲裁委撤销该份协议。一审法院违反管辖约定，越权认定事实，除导致本案误判外，更使得上诉人在他案中的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如果仲裁委认可了一审法院草率认定的事实，那么上诉人将会被迫承担本不应其承担的1.5亿人民币以上损失。二、被诉行政行为不合法的事实已被查清，理应得到纠正。在一审中，上诉人通过向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已经查明了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文件的上诉人签字系伪造。被上诉人未尽到审查义务，依据虚假申请材料做出企业设立登记行为的事实已经极为明显，理应得到纠正。综上，一审法院作出裁定所依据的基础事实不成立，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辩称：一、开户资料已印证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吴云质疑前述证据真实性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义乌翔程浦发银行开户资料已明确开户的时间为2016年5月4日，吴云与浦发银行员工吴晓君的通话内容完全与当日开户资料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以此确认前述证据真实性并无不当。二、一审法院认定吴云20**年6月3日即知晓义乌翔程存在的依据为吴云本人签署的差补协议，吴云以录音证据真实性存疑为由主张一审法院裁定错误，显然荒谬。依据一审裁定，一审法院认定吴云早在2016年即知晓义乌翔程存在的理由为：“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2016年6月3日，翔程企业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光大保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增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原告吴云作为翔程企业的负责人在该合同上加盖了私章。根据该合同第2．1条的约定，吴云作为补仓义务人，系翔程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同日，上述三家单位又签署了补充协议。吴云作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充分知晓劣后级委托人翔程企业在《资产管理合同》项下认购劣后级份额的义务及风向等，在补充协议上签字，承担保证责任。”显然，上述认定作出的依据为吴云于2016年6月3日签署的《光大保德信耀财富富增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差额补足、补仓及保证协议书》，并非电话录音。现吴云质疑电话录音真实性，进而主张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者本身不存在关联性。三、前述证据均为利害关系人浦发银行提供，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吴云主张系被上诉人主动调取与事实不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本案被上诉人证据为浦发银行主动提供，被诉行政行为也与浦发银行民事权益存在关联。吴云于上诉状中也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使得上诉人在他案(即浦发银行与上诉人等的仲裁案件)中的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认可行政行为与浦发银行主体的权益具有相关性。浦发银行作为合法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关联方，有权提供相应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办[2012]62号中“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吴云亲笔签署协议驳回吴云起诉的事实与理由充分，吴云以录音等资料无效为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显然系对一审裁定理解错误，其上诉请求不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被上诉人翔程企业和永皓企业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周晓光询问笔录，证明上诉人不知情翔程企业的设立及银行开户，也从未参与翔程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起诉期限。2、公证书，证明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义乌新光金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富越铭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周晓光，瞿琳萍系新光控股及其关联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诉人没有直接联系。翔程企业的设立从一开始就是由新光集团及周晓光主导。3、上诉人备案在浦发银行的私章印戳件，证明“吴云”的盖章系伪造。4、仲裁申请书、上海仲裁委开庭通知，证明原审被告证据19-30系案外人浦发银行提供，系被上诉人在作出行政行为后搜集的证据。另因浦发银行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与上诉人间就原审被告证据22-23的效力问题存在重大争议，故原审被告证据19-30不应当采纳。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核实，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人和周晓光系朋友关系，周晓光的陈述不应采信。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公证书里面都是一些工商公示信息，其不属于新证据。同时可以看到上诉人与周晓光夫妇都认识，其委托瞿琳萍去办理相关业务是非常合理的。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其也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作为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名下应该有很多不同的公司，不同公司用不同的法人章是比较正常的，且私章是没有任何备案信息可以查询的。证据4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翔程企业和永皓企业未就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4真实性、合法性应予确认，但与本案上诉人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所涉事实无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裁定所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资管合同》中加盖的“吴云”私章与上诉人吴云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备案的“吴云”私章在字体上存在明显区别。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吴云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已告知上诉人吴云起诉期限，故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起诉期限依法为一年，起止时间应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之日开始计算。此处所谓的“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是指不仅要知道被诉行政行为本身，还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状态产生影响的内容。关于上诉人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问题。首先，翔程企业的设立申请系由他人代办，而非由上诉人直接办理，相关申请材料中“吴云”的签名经鉴定亦非上诉人本人书写，翔程企业的营业执照也没有直接送达给上诉人，故不能认定上诉人在翔程企业获准登记时即已知晓该情况。其次，翔程企业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光大保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3日签署的《资管合同》中，虽载明了“自然人吴云，为翔程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但该合同仅盖有吴云的私章而没有签字，上诉人亦不认可该私章的真实性，且该私章与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其保留在浦发银行的私章明显不同，故无法确认在合同上加盖私章系上诉人本人所为，结合翔程企业登记并非上诉人本人申请办理的事实，不能认定系上诉人参与了《资管合同》的签署及其在当时应知晓合同约定相关内容的事实。第三，上诉人认可2016年6月3日《保证协议书》中“吴云”的签字为其本人所书写，但上诉人系以个人身份参与《保证协议书》的签订，其中也没有明确上诉人作为翔程企业负责人或合伙人的内容，故不能认定上诉人在当时已知晓翔程企业将其登记为合伙人的具体内容。第四，根据周晓光的询问笔录，其确认翔程企业的设立系新光集团需要，上诉人不知情，也没有参与经营。虽然周晓光没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其书面证言在印证上述三点分析意见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综合上述，即便上诉人知道翔程企业的存在，但尚不足以认定上诉人知道翔程企业登记的负责人或合伙人为其本人等直接关乎其权利义务的内容，因此不能视为上诉人已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基于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于2016年6月3日签订《资管合同》及《保证协议书》是即已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并以此作为本案起诉期限的起算时点存在不当。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了一年的起诉期限的事实，故原审法院以上诉人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的结论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行初344号行政裁定；二、指令义乌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单晓剑审 判 员 张淑英审 判 员 徐青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代书记员 余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