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13行终1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建平县绿保装潢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建平县经济开发区家居产业园内**和**。法定代表人吕兆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邢吉伟，辽宁吉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三段**法定代表人丁文举，局长。委托代理人付永奎，建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股股长。原审第三人刘风芝，女，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建平县。委托代理人马军烨，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建平县绿保装潢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保公司)因劳动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2020）辽1302行初5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绿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兆安及其委托代理人邢吉伟，被上诉人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付永奎，原审第三人刘风芝的委托代理人马军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第三人系原告绿保公司职工。2019年9月26日早7时许，第三人下夜班后乘坐工友曹玉柱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去往路口等班车回家途中，行至建平县城区繁荣路与万寿工业园区十字路口（小叶线，157公里+200米处）时被辽Ｎ×××**号重型货车刮撞，致左腿、右足等多部位受伤。经朝阳显微外科医院诊断为车祸伤，失血性休克，左大腿离断伤。左膝及左小腿毁损伤，左膝及左小腿皮肤撕脱伤，左胫腓骨骨折、右足及右手擦皮伤，右腘窝皮裂伤。同年10月9日，建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21132212019000010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第三人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10月17日，第三人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受理后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单，经调查于12月5日作出朝人社（D）工伤认定[2019]第7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第三人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第三人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范围，决定认定第三人为工伤。该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后，分别于12月5日及12月13日送达第三人和原告。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该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第三人受到的交通事故伤害是否发生在上下班途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由此可见，判断是否属上下班途中，主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以上下班为目的”，“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这里的“合理时间”并未严格限定为用人单位规定的上下班时间，“合理路线”也并未限定为上下班的唯一路线，只要是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时间及路线上存在合理性，就应该属于上下班途中的情形。具体到本案中，现有有效证据表明，首先第三人乘坐工友驾驶的摩托车是在由单位去往回家公交站点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虽第三人平时在原告职工宿舍休息，但不能否认其事发当日存在回家的主观目的。其次第三人确实不是在原告规定的早7时准时下夜班，存在违反企业劳动纪律的情形，但基于原告单位的实际交接班状况和此前形成的惯例，第三人当日的下班时间并未超出合理范围。再次，第三人行走的路线，虽不是其回家唯一路线，但是其去往回家客运站点的直接路线，应该属于合理路线。因此，被告作出第三人是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伤害的认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提出的第三人受到事故伤害不是在上下班的合理时间内，也不是在其回家的合理路线的主张，不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所作调查笔录主体错误及被告在工伤认定中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是以行政代替劳动仲裁的主张，因建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系受被告委托而承担相应工伤认定的工作职责，有明确的委托依据，不存在调查主体错误情形。另，《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2009〕行他字第12号）中已经明确了“根据《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依该答复意见，被告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具有认定原告与第三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故被告在本案工伤认定程序中，根据上述意见，结合第三人的工资花名表及证明等材料，认定第三人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符合规定。原告的上述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认定第三人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认定工伤范围，认定第三人为工伤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绿保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绿保公司负担。上诉人绿保公司上诉称，⒈农村养老保险是否是本案劳动关系不能成立的法定事由，根据农村养老保险的法律规定，养老保险是以村为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向国家交纳保险费，农村成员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此形成劳动关系，根据我们国家劳动法，不承认双重劳动关系，刘风芝已经参缴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已不具备与企业再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身份条件，其与我公司只能建立劳务聘用法律关系，不构成劳动法律关系。⒉劳动关系是能否认定工伤的前提条件，劳动关系认定是专属劳动仲裁部门的职权，人社部门无权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直接认定劳动关系。综上，我公司与刘风芝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刘风芝的受伤不能被认定为工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诉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答辩称：⒈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我机关行政调查程序中原审第三人递交了有上诉人盖章的证明一份，工资花名表三份，两份证据中清楚体现刘风芝是上诉人的职工，2016年4月参加工作，岗位是捡板，月工资3000元，双方的劳动关系非常清楚；在行政调查程序中，被上诉人根据相关规定向上诉人送达了第三人申请认定工伤的申请材料并给了上诉人举证权利和期限，在整个调查程序中，上诉人未就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提出异议，而且在一审过程中也没有就此问题提出异议；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或基本养老保险都不是农民作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制约条件，否则就不会出现农民工这个群体。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申请认定工伤需要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也就是说，并非在申请认定工伤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劳动关系认定的前置程序，而是只要有证据能证明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即可进入认定工伤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2009〕行他字第12号），我机关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具有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综上，我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刘风芝陈述称，上诉人认为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就不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劳动关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问题，根本就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凭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去评论是否有劳动关系。一审事实审查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结果。本院认定原审法院经庭审质证且能够证明本案基本事实的证据有效，予以采信。本院根据本案有效证据所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原审认定市人社局具有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法定职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上诉人绿保公司原审起诉意见主要是刘风芝违反单位规章制度早退、交通事故发生地非下班回家途中，故其不应认定为工伤，二审阶段未再就此意见主张异议，上诉请求是其在原审阶段未主张的意见，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无异议，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直接认定劳动关系的职权和刘风芝与绿保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2009〕行他字第12号），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上诉人所称劳动关系认定权专属劳动仲裁部门，无法律依据。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市人社局作出被诉工伤认定程序中，在其举证期限内未提出双方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异议。市人社局经过审查双方提交材料和意见，作出刘风芝与绿保公司具有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事实依据充分，结果并无不当。绿保公司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建平县绿保装潢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文涛审判员  郭继飞审判员  王敏一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孙晓敏(法官助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