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38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明，男，196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倩，山东盈和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妍，山东盈和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智，男，1978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罗丹，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明因与被上诉人袁智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902民初3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4600万元系对明智公司的全部权益及股东的全部股权的整体作价属认定事实错误。460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4600万元包含明智公司权益、股东全部股权及明智公司与粮食系统三家企业的合作开发项目（含明智公司支付给粮库、面粉公司的2080万元），并非股东股权价值的全部作价。1、4600万元不是单纯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已经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董明与李强2020年1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第一条：明智公司权益、股东的全部股权及明智公司与粮食系统三家企业的合作开发项目（含明智公司支付给粮库、面粉公司的2080万元）作价4600万元转让给李强。从该协议可以看出作价4600万元的组成分为三部分，1为明智公司的权益，2为股东的股权，3是明智公司与粮食系统三家企业的合作开发项目（包含明智公司支付给粮库、面粉公司的2080万元）。股东的股权价值仅是4600万元中的一部分，对于股东的股权价值为多少该协议根本没有明确。在没有明确约定，也无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将包含三部分的转让款4600万元认定成全部股权的价值，存在明显认定错误。2、在上诉人董明、股东徐熙萍与李强协商确定4600万元的转让款时，该转让款包含2000万元的注册资本及3100万元的明智公司的财务、管理费用支出，合计5100万元，经过与李强的多次协商，最终成交价减少500万元，以4600万元成交。故该460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二、上诉人有新证据证实明智公司100%的股权转让款为2000万元。明智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显示：2016年8月18日上诉人董明、徐熙萍与李强指定的案外人恒通公司签订《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徐熙萍将自己持有的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8%的股权即人民币160万元依法转让给案外人恒通公司；上诉人董明将自己持有的明智公司52%的股权即人民币1040万元依法转让给案外人恒通公司，并于2016年8月26日向泰安市工商局申请股权变更登记。根据两份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60%（徐熙萍8%+董明52%）的股权价值为1200万元（160万元+1040万元），则明智公司的100%股权价值应为2000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股权整体作价4600万元与明智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的载明的股权价值相违背，则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三、二审法院如果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极大的损害了不特定的债权人及明智公司原股东徐熙萍及上诉人董明的合法权益。1、经过审计，明智公司转让之前存在大量债务，查证属实的约2000万元。在明智公司没有进行决算，债务没有结清的前提下，径行认定460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且判决被上诉人享有对明智公司享有20%的相应权益，严重混淆了股东股权权益与公司权益的概念，更严重损害了不特定债权人的权益。如果一审判决生效，则被上诉人袁智得到520万元的股权款，而对公司的负债不能按照20%的持股比例进行分担，违背公司章程及公司法规定。2、被上诉人袁智于2019年6月16日向明智公司借款人民币10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1分，该款项被上诉人袁智至今尚未偿还。在没偿还债务的前提下反而先将转让款占为己有违背诚实守信原则。3、明智公司股东徐熙萍与上诉人董明为股权转让前的显名股东，不特定的债权人向明智公司主张债权，根据上诉人董明、案外人徐熙萍签订的《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约定，不特定的债权人也可以直接向显名股东徐熙萍、上诉人董明主张债权，因为被上诉袁智系隐名股东，不特定的债权人无法向隐名股东袁智主张债权，则隐名股东袁智只分配股权转让款而不承担公司债务，违背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承担盈亏的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袁智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原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约定的“甲方公司权益、乙方的全部股权及甲方公司与粮食系统三家企业的合作开发项目，含甲方支付给粮库、面粉公司的2080万元，作价人民币肆仟陆佰万元整转让给丙方”，该转让金系交易各方对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全部权益和股权的作价。1、《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的主要目的是将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智公司）各股东持有的全部股权和对应的股权权益转让给案外人李强，协议履行完毕后，由案外人李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将购得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智公司）100%的股权，取得对明智公司的控制权。因此《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处置的是明智公司100%的股权及公司权益，只有各股东将持有的全部股权和对应的股权权益一并转让，案外人李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才能完成对明智公司的收购，取得明智公司100%控制权。故4600万元转让金系交易各方对明智公司全部权益和股权的作价。2、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诉称“4600万元的组成分成三部分，1是明智公司的权益，2为股东的股权，3是明智公司与粮食系统三家企业的合作开发项目（包含明智公司支付给粮库、面粉公司的2080万元）”，其中的第3部分合作开发项目包含明智公司支付给粮库、面粉公司的2080万元，实际上是明智公司将各股东投入的注册资本金作为投资支付给粮库和面粉公司，并不存在明智公司另行筹措资金支付合作开发项目金的情形，因此《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中约定的4600万元转让金并不能机械的认为是明智公司权益、股东股权和合作开发项目金的加和，而是对明智公司全部权益和股权的作价。3、被答辩人在上诉状第2页第7行也明确认为4600万元转让款包含财务、管理等费用支出，而公司的财务、管理费用明显属于公司权益的一部分，在公司转让全部股权的情形下，公司权益随股权一并转让，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转让金系交易各方对涉案公司全部权益和股权的作价事实清楚。二、明智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的《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能真实反映交易各方认可的明智公司全部权益和股权价格。我国现行《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除对国有股权的转让评估作限制性规定外，未对普通股权转让对价的确定作具体的和限制性规定，也未规定股权转让对价以工商登记档案为准，而是交易双方可以自由确定股权转让对价。因此本案中，明智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的《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能真实反映交易各方认可的明智公司全部权益和股权价格。1、从签订时间来看，明智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的《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交易各方于2016年8月17日签订《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后第二日签订的，明显是为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工商登记而签订的，否则完全可以用2016年8月17日签订《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办理变更工商登记。2、从履行情况来看，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案外人李强已经将《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确定的4600万元转让金全部支付，且交易各方也是按照《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而工商登记档案中的《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仅有三个条款，且未对股权转让前后公司债权债务、争议解决等关键条款进行约定，这明显不能真实反映交易各方认可的明智公司全部权益和股权价格。故原审法院根据《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认定4600万元转让金系交易各方对涉案公司全部权益和股权的作价事实清楚。三、本案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被答辩人将其代持的答辩人20%明智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本案处理的也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股权代持纠纷，与明智公司、不特定的债权人等并无关系。1、答辩人基于股权代持纠纷向被答辩人主张权利，是因被答辩人损害答辩人利益在先，这并未混淆股东股权权益与公司权益，也与明智公司、不特定的债权人并无关系。而根据被答辩人的逻辑，其作为明智公司原股东以答辩人主张权利损害公司、不特定债权人利益为抗辩，才属于混淆股东股权权益与公司权益。2、无论答辩人是否向明智公司借款，这都属于答辩人与明智公司之间的纠纷，与被答辩人并无关系，不能作为其上诉理由。四、答辩人向被答辩人主张支付转让金520万而不是4600万元转让金20%的份额即920万元，是因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借款400万元，920万元在冲抵借款400万元后，被答辩人应向答辩人支付转让金520万元。 袁智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20%的股权转让款和20%的项目转让金共计52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原告与被告作为发起人成立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智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原告实缴资本600万元持股30%，被告实缴资本1400万元持股70%。2014年4月15日原告将其持有的10%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徐熙萍，被告将其持有的50%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徐熙萍，明智公司股东变更为原告持股20%、被告持股20%、案外人徐熙萍持股60%。原被告签署《证明》，内容为：明智公司因内部业务经营需要，股东袁智将自己所有公司20%股份由股东董明代持，工商变更时间2015年8月7日。2015年8月7日，明智公司股东变更为被告持股72%，案外人徐熙萍持股28%。2016年8月17日，明智公司作为甲方，董明及徐熙萍作为乙方，与丙方李强签订《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约定：一、甲方公司权益、乙方的全部股权及甲方公司与粮食系统三家企业的合作开发项目，含甲方支付给粮库、面粉公司的2080万元，作价人民币4600万转让给丙方……；二、丙方于协议签订当日支付给乙方第一期股权及项目转让金2000万元，乙方先转让甲方公司股权60%给丙方，由丙方控股……；三、股权变更后，丙方以甲方名义运作项目顺利推进，……，丙方即将股权转让金剩余部分2600万元支付给乙方，乙方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丙方……。协议签订后案外人李强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金2000万，被告将其持有的52%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恒通公司，徐熙萍将其持有的8%股权转让给恒通公司。2016年8月26日，明智公司行了工商登记变更，公司股东变更为被告持股20%、徐熙萍持股20%、恒通公司持股60%。2020年1月16日，甲方李强与作为乙方的被告和案外人徐熙萍签订《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约定“剩余2600万元的股权转让金暂时支付到董明名下的共管账户中，董明将持有的20%股权变更到甲方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后，甲乙双方同意董明从共管账户中支取1300万元归自己所有。被告认可案外人李强已将4600万元的转让金全部付清。原告提出4600万元转让金的20%为920万元，因其曾向被告借款600万元作为明智公司实缴资本持股30%，后其将10%股权转让给徐熙萍，徐熙萍将转让金200万元直接支付给被告，冲抵了其向被告借款200万元，其仍欠被告借款400万元，故扣除其所欠被告借款400万元后，其向被告主张转让金52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将自己所有的明智公司20%股权交由被告代持，并于2015年8月7日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6年8月17日，明智公司作为甲方，董明及徐熙萍作为乙方，与丙方李强签订《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约定将甲方公司权益、乙方的全部股权及甲方公司与粮食系统三家企业的合作开发项目，含甲方支付给粮库、面粉公司的2080万元，作价人民币4600万转让给丙方。该转让金4600万元系对明智公司的权益、明智公司与粮食系统三家企业的合作开发项目、及明智公司股东的全部股权的作价，即系对明智公司的全部权益及股东的全部股权的整体作价，原告享有明智公司20%的股权，即应享有明智公司的相应权益，因此该转让金4600万元的20%即920万元应归原告所有。现案外人已将4600万元的转让金全部付清，被告应当将原告应得转让金920万元支付给原告，原告在本案中仅主张520万元系处分自己的权利，并无不妥。被告称原告不是明智公司股东，其主张转让金没有法律依据的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被告称原告主张转让金系被代持的股东的分红权利的意见，显然系被告认识错误，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转让金52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三条、第六条规定，判决：被告董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袁智转让金52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9100元，由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新的证据--企业变更登记卷宗一份，欲证明上诉人董明与徐熙萍转让的明智公司100%的股权价值为2000万元，并非法院认定的4600万元。1、明智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卷宗第6页《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声明》记载：同意股东董明将持有本公司的52%股权即人民币1040万元，依法转让给山东恒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意股东徐熙萍将持有本公司的8%股权即人民币160万元，依法转让给山东恒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明智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卷宗第12页《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记载：甲方徐熙萍自愿将其持有的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8%的股权即人民币160万元依法转让给山东恒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3、明智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卷宗第14页《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记载：甲方董明自愿将其持有的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52%的股权即人民币1040万元依法转让给山东恒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综上：根据两份工商局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60%（徐熙萍8%+董明52%）的股权价值为1200万元（160万元+1040万元），则明智公司的100%股权价值应为2000万元。结合上诉人董明与李强2020年1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第一条：明智公司权益、股东的全部股权及明智公司与粮食系统三家企业的合作开发项目（含明智公司支付给粮库、面粉公司的2080万元）作价4600万元转让给李强。可以看出作价4600万元的组成分为三部分，1为明智公司的权益，2为股东的股权，3是明智公司与粮食系统三家企业的合作开发项目（包含明智公司支付给粮库、面粉公司的2080万元）。股东的股权价值仅是4600万元中的一部分。对于股东的股权价值为多少该协议根本没有明确。但是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了明智公司100%的股权价值为20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股权整体作价4600万元与明智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的载明的股权价值相违背，则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明智公司100%的股权价值为2000万元，而非4600万元。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属于一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存在的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新证据，不能作为二审定案依据，请求法庭依法不予采纳。其次，上诉人提交的企业变更登记卷宗中的泰安明智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只能证明明智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2000万元，并不能证明明智公司全部股权的转让价格为2000万元。档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在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之后，且交易各方按照《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说明《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才是各方对明智公司全部权益和股权价格的真实反映。 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8月17日，明智公司作为甲方，董明及徐熙萍作为乙方，与丙方李强签订《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载明“乙方承诺甲方明智公司成立以来无其他任何业务和经济往来，唯一业务就是运作上述项目”。协议还约定“甲方转让前的所有债权全部由乙方董明负责，债务由乙方共同承担，与丙方无关，转让后的公司出现债权债务与乙方董明无关”。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袁智将自己所有的明智公司20%股权交由上诉人董明代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认定该事实正确。2016年8月17日签订《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董明承诺“明智公司成立以来无其他任何业务和经济往来，唯一业务就是运作上述项目”，《股权转让及项目收购协议》各方还约定：明智公司转让前的所有债权全部由董明负责，债务由董明、徐熙萍共同承担，与李强无关，转让后的公司出现债权债务与董明、徐熙萍无关。本案上诉人董明没有证据证明转让前存在具体债务，现上诉人已将明智公司全部资产（即明智公司的权益、股东的全部股权及甲方公司与粮食系统三家企业的合作开发项目）由2000万元投资作价为4600万元卖给案外人李强开发房地产，也就是股东占公司全部股份从1%股分由20万元升至46万元，因此，被上诉人袁智占20%股份，应当是920万元。因袁智向董明借款600万元，徐熙萍将袁智10%的股份转让金200万元直接支付给董明，冲抵了其向董明的借款200万元，其仍欠董明借款400万元，故扣除其所欠董明借款400万元后，董明应当支付袁智转让金520万元。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定4600万元系对明智公司的全部权益及股东的全部股权的整体作价属认定事实错误”不能成立。因为袁智和董明的投资款2000万元购买了土地项目，所以土地项目也就成了公司的资产，该资产由于出卖升值为4600万元，即明智公司100%的股权从2000万元升值为4600万元。上诉人董明主张“二审法院如果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极大的损害了不特定的债权人及明智公司原股东徐熙萍及上诉人董明的合法权益”也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所主张的公司没有决算、债务没有结清的理由与公司出售给案外人李强的约定相矛盾，因此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双方若有涉及公司其他债务没有解决，可另行主张权利。上诉人主张袁智借款约定月息1分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200元，由上诉人董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兴文 审判员  魏 军 审判员  张 萍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