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23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男，195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军，北京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女，194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华龙，山东天颐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东，山东天颐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某1因与被上诉人陈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13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军，被上诉人陈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华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1上诉请求：l.撤销、改判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13495号民事判决或者依法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被上诉人陈某2一方提交的所谓被继承人石桂珍于2018年3月23日的遗嘱，不管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关于遗嘱的构成要件，应该是一份无效的遗嘱。1.立遗嘱人石桂珍本人在立遗嘱时已经不能自主表达思想意识。立遗嘱人石桂珍生于1923年，其2018年时已经95岁高龄，其本人并不识字、耳朵也多有听不见，说话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已经不能完全自主表达其思想意识。该份所谓的遗嘱系被上诉人陈某2一人从头到尾书写的，无从确认被继承人石桂珍本人的真实意思。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一方律师对上诉人一方证人翟某的证明力提出异议，主要是基于翟某本人现在已经92岁高龄，但其忘记了本案上诉人自己提交的遗嘱中立遗嘱人石桂珍已经95岁高龄的事实。2.被上诉人提交遗嘱不符合继承法对代书遗嘱的明确规定。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继承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见证人。纵观被上诉人一方提交的所谓被继承人石桂珍于2018年3月23日的遗嘱，上面见证人仅一人石东海，书写也是被上诉人陈某2一人书写，明显不符合继承法对代书遗嘱的明确规定。3.即便上诉人在上述遗嘱上签字也不能当然认为遗嘱有效。由于遗嘱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不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是一份无效的遗嘱，该无效遗嘱不能因为上诉人的签字而理所当然变为有效。也不能认定是对相关财产的当然处分，此时立遗嘱人石桂珍尚健在，相关财产还不是所谓的遗产，遗产继承人之间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4.即便被上诉人提交的所谓遗嘱有效，其也只能处分被继承人石桂珍本人名下的财产。本案涉案房产建于上世纪70年代，至今40多年，系被继承人陈汝良、石桂珍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被上诉人提交遗嘱也只能处分被继承人石桂珍一人的遗产（即两间平房），被继承人陈汝良的遗产部分（另两间平房）应当按照其他有效遗嘱执行。也就是说上诉人至少能得到75%的遗产份额。可见，被上诉人提交的被继承入石桂珍于2018年3月23日的所谓的遗嘱是一份无效的遗嘱，上面的约定是无效的约定。一审判决仅从两继承人也在所谓“遗嘱”上签字就认定该遗嘱有效，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以及适用法律错误。二、上诉人陈某1一方提交的被继承人陈汝良、石桂珍于1978年4月20日订立的《家庭分家公约》应当被认为是一份带有遗嘱性质的分家公约，其中的遗嘱内容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1.该《家庭分家公约》的真实性已经得到一审庭审认可。该分家公约订立于1978年，至今40多年了，该分家公约的真实性已经得到一审庭审的认定。2.《家庭分家公约》中对遗产的处分是十分明确的。本案被继承人陈汝良与石桂珍在1978年4月20日订立的《家庭分家公约》中明确约定，被继承人名下所有财产均归上诉人陈某1一人继承。在该公约第一页第10行住房问题中明确约定：（涉案房屋）父母死后交给儿子，儿子死后交给孙子。在该公约第二页末尾及第三页开头明确写明：总之，儿子如能自觉地遵守国家宪法精神尽到应尽的义务，当然父母的所有家具和一切财产（包括房屋与现金在内），儿子是理所当然的享有继承权。任何外人不得分争。上述分家公约内容详实，累计达4页之多，对财产的处分等都有权利与义务，这就明确排除了被上诉人陈某2作为女儿的继承权。综合来看，分家公约中对遗产的处分是十分明确的。一审判决认定该分家公约仅是对居住权的分配不具备遗嘱的性质，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针对分家公约这种情况明确予以认可。被继承人陈汝良、石桂珍于1978年4月20日订立的《家庭分家公约》应当认定为一份有效遗嘱。4.相关司法判例也明确支持带遗嘱内容的分家公约的合法性，并认可其效力优先于法定继承。三、上诉人陈某1尽到绝大部分赡养义务。一审查明的事实表明被继承人陈汝良、石桂珍在其年老体弱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是与上诉人陈某1生活在一起的，死后也是由上诉人操持的出殡等等，这些都表明上诉人对二位被继承人陈汝良、石桂珍尽到了绝大部分赡养义务。 陈某2辩称，一、被继承人石桂珍于2018年3月3日作出的遗嘱合法有效。遗嘱中，被继承人石桂珍明确表明，遗产分配方案是其与丈夫商量好的结果，即将房屋产权平均分开，儿女一人一半。该遗嘱既有上诉人与答辩人的舅舅石东海见证，且有两人的签名确认，上诉人否认该遗嘱的效力，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陈汝良与儿子陈某1家庭分家公约未对房屋产权和继承作出约定。首先，该公约不具有分家协议的性质，公约的订立，是因为上诉人不孝顺，出现了家庭纠纷，感情不洽，矛盾百出，无法继续同居，因此，只是约定了上诉人对房屋享有居住权，而房屋所有权归父母所有，上诉人在没有另盖新房或迁出之前，父母应给儿子以住房的义务，因此，该公约并不是实质上的分家协议。其次，该公约并不具备遗嘱的性质，仅约定在上诉人履行赡养义务的前提下，可以享有继承权，也就是说，上诉人不履行赡养义务，就不享有继承权。公约并未明确表明，房屋由谁继承、继承的比例等问题。由此可见，该公约并不是遗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原告陈某2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继承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集体土地使用证号为南集用（2013）第84092569号的位于青岛市黄岛区份额；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陈汝良与被继承人石桂珍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即原告陈某2与被告陈某1。两被继承人在青岛市黄岛区遗留房屋四间，集体土地使用证号为南集用（2013）第84092569号，地号370284004204JC00144，实测面积151.74平方米。2015年5月16日经确权登记在被继承人石桂珍名下。两被继承人去世后，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房产继承事宜，均未达成一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法院认定如下： 1.对原告提交的“遗嘱”一份，被告对其不予认可，法院认为，该份“遗嘱”虽不是石桂珍本人书写，但上有继承人即原被告的签字确认，且被告没有证据证实系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该“遗嘱”，故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2.对被告提交的“陈汝良与儿子陈某1家庭分家公约”一份，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原告并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且被告提交时任党支部书记的证明及视频资料证实分家公约的形成经过，再结合原被告均认可1978年被告与其父母分开居住的事实，可以综合认定该公约的真实性。3.对被告提交的青岛市黄岛区灵山卫街道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原告认为其没有经办人签字，对其不予认可，因该证据仅系对老人及其子女居住情况的客观陈述，亦与原告提交的亲属关系证明可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法院予以确认。4.对被告申请的证人丁某的证人证言，虽原告不予认可，但丁某的证言反应了原被告均对老人尽到赡养义务，并未否认任何一方未履行赡养义务，因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1.青岛市黄岛区灵山卫街道民陈汝良于2012年11月27日去世，其妻石桂珍生于1923年8月3日，于2020年4月24日去世，两位老人生前育有一子一女，即原告陈某2，被告陈某1。陈某2婚后居住并落户在青岛，陈某1婚后与老人居住。两位老人生前在有宅基地房产四间，2015年5月16日，该房产确权至石桂珍名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南集用（2013）第84092569号，地号370284004204JC00144，使用权面积为151.20平方米。 2.××××年，被告陈某1结婚。1978年4月20日，在委会党支部书记翟某的主持下，陈某1（乙方）与其父陈汝良、石桂珍（甲方）签订《家庭分家公约》一份，约定，甲乙双方由于家庭纠纷，矛盾突出，无法继续同居，今后为了政治上互不干涉、经济上独立自主，过团结和睦的生活，在东街大队党支部的监督下，甲乙双方通过周密地商讨后，并经大队党支部的批准，自78年4月20日起实行分居，并就分居期间和分居以后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约定，现有正房四间，房产所有权是家长的私有财产，父母死后交给儿子，儿子死后交给孙子，只要儿子对父母能尽到应尽的义务，儿子当然有继承父母一切遗产的权利，当今之计，既然父母在，又要实行分居，甲乙双方各住原有的房间、暂且不动，在儿子没有另盖新房或迁出之前，父母应给儿子住房的义务，不得无故撵出，但所有权仍归父母所有……总之，儿子如能自觉的遵守国家宪法精神，尽到应尽的义务，当然父母的所有家具和一切财产（包括房屋与现金在内），儿子是理所当然的享有继承权，任何外人不得分争，但儿子在对待父母尽义务的问题上，持消极对抗态度，经教育无效，甚至借故刁难，无事生非，那么父母有权自由处理自己的所有财产，任何人无权过问或阻挡……。签订该公约后被告与父母分开居住，因住房拥挤问题，被告在外租房居住，后在该村委申请宅基地建房居住。 3.2018年3月23日，在石东海的见证下，经原告陈某2代笔石桂珍出具“遗嘱”一份，内容为：“我叫石桂珍，有两个孩子，女儿叫陈某2，儿子叫陈某1，儿女都很孝顺听话，为照顾我和她爸爸都付出了很多，为他爸养老送终，都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出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他爸爸去世后，两个孩子还和往常一样轮换着照顾着我、关心着我，我很满意，活得很开心、很幸福，我有房屋四间，东至街巷、南至街巷、西邻薛兰英家、北至街巷，总共房屋宅基地面积为151.74㎡，他爸爸临终前俺俩早已商议好了，等我们百年之后，愿将房屋产权平均分开给儿女一人一半，儿女都有继承权，房屋拆迁后能分两套房，给儿子一套，也能女儿一套，在此还请的负责人和领导们帮忙，帮我实现我的心愿为盼”，该份遗嘱石桂珍摁手印，原被告作为继承人签字确认，石东海作为证明人签字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978年4月20日陈汝良与儿子陈某1家庭分家公约的性质以及2018年3月23日“遗嘱”的性质及效力。公民可以依据继承法规定订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遗嘱的形式有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及口头遗嘱。代书遗嘱又称“代笔遗嘱”，是指因遗嘱人不能书写而口述内容，委托他人代为书写的遗嘱。根据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书写，而继承人或者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见证人。本案中原被告均主张各自所持有的系有效遗嘱。对于分家公约的性质，综合分家公约的整体内容，其应为对婚后子女的居住权的分配，虽老人表明若被告履行赡养义务可享有继承权，但并未明确表明房屋仅由被告一人继承，故该份分家公约并不具备遗嘱的性质。反之，2018年3月23日的“遗嘱”，证明人处由石东海签字，石东海与两继承人的亲疏程度相同，不能认定存在利害关系，虽然形式上仅由石东海一人签字，但该“遗嘱”已由两继承人签字确认，被告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其应具备遗嘱的效力，应为有效遗嘱，根据该遗嘱的约定，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号为南集用（2013）第84092569号的位于青岛市黄岛区房屋，由原告陈某2继承二分之一的份额，由被告陈某1继承二分之一的份额。据此判决： 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号为南集用（2013）第84092569号的位于青岛市黄岛区房屋，由原告陈某2继承二分之一的份额，由被告陈某1继承二分之一的份额。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被告陈某1负担。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3月23日的“遗嘱”效力,并判决登记在被继承人石桂珍名下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号为南集用（2013）第84092569号的位于青岛市黄岛区房屋，由上诉人陈某1与被上诉人陈某2各继承二分之一的份额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陈某1上诉主张被上诉人陈某2所提交的被继承人石桂珍于2018年3月23日的所谓遗嘱应是一份无效遗嘱，而其提交的被继承人陈汝良、石桂珍于1978年4月20日订立的《家庭分家公约》应当被认为是一份带有遗嘱性质的分家公约。本院经审查认为，1978年4月20日，在委会党支部书记翟某的主持下，陈某1（乙方）与其父陈汝良、石桂珍（甲方）签订《家庭分家公约》一份，约定了双方由于家庭纠纷，矛盾突出，无法继续同居，自78年4月20日起实行分居，并就分居期间和分居以后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约定，现有正房四间，房产所有权是家长的私有财产，父母死后交给儿子，儿子死后交给孙子，只要儿子对父母能尽到应尽的义务，儿子当然有继承父母一切遗产的权利等。该公约签订后上诉人陈某1与父母分开居住，因住房拥挤问题，陈某1在外租房居住，后其在该村委申请宅基地建房居住。2018年3月23日，在石东海的见证下，经陈某2代笔石桂珍出具一份“遗嘱”，其内容为：……房屋四间，东至街巷、南至街巷、西邻薛兰英家、北至街巷，总共房屋宅基地面积为151.74㎡，他爸爸临终前俺俩早已商议好了，等我们百年之后，愿将房屋产权平均分开给儿女一人一半，儿女都有继承权，房屋拆迁后能分两套房，给儿子一套，也能女儿一套。该份遗嘱石桂珍摁手印，上诉人陈某1与被上诉人陈某2作为继承人均签字确认，石东海作为证明人签字予以确认。上述《家庭分家公约》订立于1978年4月20日，而石桂珍出具的“遗嘱”订立于2018年3月23日。《家庭分家公约》虽对涉案正房四间明确由上诉人陈某1予以继承，但房产所有权明确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一审法院对于分家公约的性质，综合分家公约的整体内容，认定为对婚后子女的居住权的分配，虽老人表明若陈某1履行赡养义务可享有继承权，但并未明确表明房屋仅由陈某1一人继承，故该份分家公约并不具备遗嘱的性质并无不当。同时由2015年5月16日涉案房产确权至石桂珍名下的事实也可证明涉案房产并非我国农村传统习惯上的“分家析产”所涉房屋，且涉案房产的所有权转移也未得到实际履行。关于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3月23日的“遗嘱”，虽然形式上仅由石东海一人签字，但该“遗嘱”已由两继承人签字确认，上诉人陈某1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其应具备遗嘱的效力，应为有效遗嘱。本院认为，2018年3月23日的“遗嘱”订立于2012年11月27日陈汝良去世之后，本案上诉人陈某1与被上诉人陈某2以及石桂珍均签字或摁手印予以确认，有关涉案房屋的处分应系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达成的协议，而非遗嘱性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3月23日的“遗嘱”为遗嘱性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的处理结果正确，本院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陈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立宁 审判员  魏 文 审判员  毕 威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常兵 书记员王璇 书记员肖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