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49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松，男，汉族，1984年9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40************053。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广东莞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江红，广东莞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跃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新城社区***风临美丽湾二期商铺C35号。法定代表人：黎康如，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政哲，该公司监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新安，广东经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松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跃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跃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7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林松无须向跃途公司返还货款3647600元及支付利息（以36476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从2019年9月3日起计至货款返还之日）；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跃途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林松和跃途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林松和跃途公司从未签订书面或口头买卖合同，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林松一直和黎康如联系，直到2019年8月19日收到本案诉讼材料，林松才知悉黎康如披露受跃途公司的委托进行案涉交易。林松和跃途公司从未联系，不可能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判决采信黎康如披露的买家是跃途公司，委托关系成立，按此逻辑，由于案涉微信记录反映谢明昕通知发货，银行转账记录反映资金最终流向了谢明昕指定的账号，在林松已经披露卖家是谢明昕的情况下，林松与谢明昕的委托关系同样成立，一审法院却对此采用不同的认定标准，明显错误。3.案涉刑事立案告知书、其他法院判决书和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可以证明谢明昕与本案有重大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为了查明本案事实，法院应依职权或依据林松的申请追加谢明昕为本案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庭审，而一审法院却不准许谢明昕出庭参与诉讼，明显错误。二、林松与黎康如之间是委托关系，不是买卖合同关系。1.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给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林松不具有车辆所有权，车辆所有权属于4S店，林松只是在黎康如和谢明昕之间上传下达，林松不负责发货，也不负责保管购车款。2.订单和资金流向是从黎康如到林松再到谢明昕的，林松不是本案交易相对方。本案实际最终的买卖双方是跃途公司与谢明昕。案涉交货地址、收货人信息都是黎康如通知林松，林松再通知谢明昕，最后由谢明昕告知提货地址交货的。黎康如下单的车型与谢明昕最终发货的车型也不是一一对应，交易的标的物不特定，而是随机的，不符合买卖合同有关标的物是特定实物、双方对标的物性能、价格、规格都有明确约定的主要特征。三、退一步说，即使黎康如不认识谢明昕，但黎康如知道存在“张明昕或李明昕”，而且试验了几次后才决定委托林松利用其关系购买价格优惠的车辆。黎康如利用林松的关系网挣钱，却将收不到货的责任推卸给林松，对林松非常不公平。黎康如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投资有风险投资应谨慎的道理。黎康如与林松是老乡，黎康如知悉林松有朋友可以买到便宜的车辆且在数次尝试挣钱后，就委托林松向其加拿大的同学帮忙购车。黎康如不仅帮跃途公司购车，还帮其他客户和自己购车。跃途公司作为原告，应对其起诉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哪些车辆是跃途公司所购，哪些是其他客户所购，也没有举证黎康如收车后如何分配，是否有将别人的车算在跃途公司名下，一审法院对此也未予查明。四、一审法院认定林松收取车款后向跃途公司交付车辆并认定林松和跃途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1.林松收到车款后转给了最终发货人谢明昕，因此不是林松收取车款，而是谢明昕收取车款。2.林松没有向跃途公司交付车辆。案涉车辆是谢明昕通知提货地点交付车辆的，一审法院对此未作认定。林松并不知悉黎康如收到车辆后如何分配，因此最终是黎康如向跃途公司交付车辆。在黎康如披露跃途公司之前，林松不知道实际买家是谁，不可能向跃途公司交付车辆。五、因谢明昕无法正常发货，林松立即向深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该公安局认为谢明昕涉嫌合同诈骗并已立案侦查。一审法院既不同意林松中止本案审理的请求，也未予追加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谢明昕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以查明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六、本案当事人对事实存在重大分歧，且权利义务难以理清，不属于简单民事案件，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一审法院迳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审判程序错误。本案案情复杂，双方法律关系不明确，不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特征，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不充分，且案外人谢明昕涉嫌刑事犯罪必须参与本案诉讼查明事实却未予追加，因此本案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有关“简单民事案件”的规定。七、一审错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剥夺林松的举证权利，限制林松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权利，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明。1.简易程序下，林松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期限不受举证期限的限制，一审法院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驳回林松申请证人出庭的书面申请，剥夺了林松的举证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即使适用简易程序，林松仍有权在举证期限届满后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前述规定属于简易程序的特别规定，应优先适用，但一审法院却错误适用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定，明显错误。林松申请林华容、林枫、林展鹍出庭作证以查明案涉资金往来的背景以及林松与谢明昕、黎康如的基础法律关系，从林松的证据可知，黎康如在案涉交易中，明确知悉谢明昕才是真正的卖家及微信截图中的“谢”或“谢明”的存在，这足以反映黎康如系发现可通过谢明昕购买价格低廉的车辆，有利可图，进而与林松沟通并持续让林松代为购车的事实经过。2.一审法院既已依职权询问证人黎康如，却不组织林松、跃途公司开庭质证，不符合公开质证的原则，限制了林松行使质证的权利，导致林松无法向证人黎康如问清有关本案事实，而相关询问笔录问题简单，流于形式，未能真实反映本案事实。八、本案系民刑交叉案件，案外人谢明昕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立案被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直接关系本案实体审理结果，因此林松依法再次向二审法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跃途公司辩称，一、跃途公司与林松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跃途公司委托股东黎康如向林松购买车辆并向其支付价款，林松向跃途公司或受托人黎康如交付车辆，有注明为订购车型、数量的银行转账记录、黎康如的确认书以及黎康如与林松的微信聊天内容等证据证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0条的规定，跃途公司与林松成立买卖合同关系。1.黎康如确认其受跃途公司委托向林松购买车辆并向林松支付购车款，黎康如向林松的银行转账明细也明确备注了订购的车辆型号、数量，证明跃途公司向林松购买车辆，不是林松代理黎康如向他人购买车辆。2.黎康如与林松之间主要通过电话、微信方式确认车辆的型号、数量、价格、交付方式。黎康如用微信向林松统计的《跃途汽贸客户订车明细》《跃途汽贸公司订车明细及金额》《跃途汽贸公司到车明细及总金额》《跃途汽贸公司3-5月份订车明细》《跃途汽贸公司到车（店提）明细及总金额》等内容，足以证明林松是明知黎康如代理跃途公司向其购买车辆的。3.从跃途公司查询的工商登记信息可知，林松本人从事汽车贸易经营，林松在微信中提出，其2017年的总任务是26个亿，在黎康如向林松询价时，林松回答“又不想升你们的价”，足以证明林松是自己向跃途公司出卖车辆的。二、一审认定跃途公司委托股东黎康如向林松订购车辆并支付价款，未采纳林松代理谢明昕的主张完全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1.黎康如是跃途公司的股东，跃途公司委托其采购车辆符合常情。黎康如基本上是收到跃途公司其他股东姚顺财、何政哲的银行转账款项后再向林松订购车辆并支付价款的，黎康如向林松支付的价款不是黎康如一人的。相关证据也证实林松是完全清楚黎康如是代理跃途公司向他订购车辆的。2.退一步说，即使黎康如在向林松订购车辆时未向林松披露跃途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的规定，跃途公司仍然可以依法向林松主张权利。2.从黎康如受跃途公司委托向林松订购车辆的全过程看，跃途公司一直向林松购买车辆，林松从未向跃途公司提及案涉车辆的实际出卖人是谢明昕。林松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是代理谢明昕出售车辆。在本案起诉前，林松从未披露过其系代理谢明昕向跃途公司出售车辆，即使林松在事后披露是代理谢明昕出卖车辆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3条第2款的规定，跃途公司仍有权选择向林松主张权利。三、林松主张一审程序错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合法。跃途公司向林松支付了购车款，林松仅向跃途公司交付了部分车辆，明显构成违约，林松应向跃途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简单明确。林松单方否认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林松主张自己受到谢明昕的合同诈骗，均不构成案情复杂、争议巨大的客观根据。2.一审没有支持林松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并无不当。第一，林松超过举证期限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第二，林松在一审提出由林华容、林枫、林展鹍出庭作证，实际上，林华容是林松的堂哥及股东关系，林枫是林松的亲弟弟，林展鹍是林松的妻子的哥哥，均与林松有利害关系，没有出庭作证的实际意义。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跃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林松向跃途公司返还货款3647600元及利息（以36476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5倍计算利息，自2017年11月1日起计至货款返还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6月1日利息为12766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林松承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限林松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跃途公司返还货款3647600元及支付利息（以36476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从2019年9月3日起计至货款返还之日止）；二、驳回跃途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501.06元（跃途公司已预交），由跃途公司负担2501.06元，林松负担16000元。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763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以下事实：一、二审法庭调查期间，林松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黎康如与林松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16日至2019年1月30日），证明黎康如知悉案涉资金往来的整个过程，且知悉实际相对人是案外人谢明昕。证据二黎康如与林松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8月13日至2017年9月30日，2018年5月20日至2018年6月1日），证明黎康如委托林松下单订车以及黎康如明知林松不是车辆卖方、实际卖方是谢明或谢总（谢明昕）的事实。前述证据中，证据一聊天内容为黎康如与林松沟通“谢明”何时回来以及“谢明”涉及刑事犯罪的事宜；证据二中2017年8月13日至2017年9月30日的聊天记录为黎康如向林松下单订车的内容，2018年5月20日至2018年6月1日为黎康如就“谢明”何时回来与林松联系。经质证，跃途公司确认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但前述证据不能反映案件全部事实，不确认关联性，并称案涉诉请购车款期间为2017年3月至10月，前述证据反映林松没有在该期间提及谢明昕，仅在林松无法交付车辆即2018年5月后才向黎康如解释无法按期交付车辆的原因是其上家谢明遇到麻烦，黎康如对此才予回应，至于2018年12月微信聊天记录中林松向黎康如发送的立案告知书，只是林松对黎康如的进一步解释。跃途公司称对于前述证据中黎康如微信说“帮我下单”实际是习惯性说法，意思是向林松本人下订单。二、跃途公司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黎康如与林松的微信主页，证明前述二人的微信基本信息。证据二黎康如与林松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3月4日至2017年6月7日），证明黎康如与林松就订购车辆、报价等进行洽谈。证据三黎康如与林松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7月19日至2017年8月21日），证明黎康如向林松发送《跃途汽贸客户订车明细》、《跃途汽贸公司订车明细及金额》、《跃途汽贸公司到车明细及总金额》、《跃途汽贸公司3-5月份订车明细》、《跃途汽贸公司到车（店提）明细及总金额》等，表明案涉车辆是跃途公司向林松订购车辆。证据四黎康如与林松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8月19日至2017年12月20日，另外三页截图未显示日期仅标注早上11:03至早上11:41），该聊天记录中，林松多次提到黎康如“你的团队”、“你跟你的股东们说”、“你的拍档”、“你跟股东们”等字眼，黎康如则向林松提出“两个伙计有意见”、“股东们······”，证明林松明知黎康如不是以个人名义订购车辆，而是以跃途公司名义订购车辆。证据五黎康如与林松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6月23至26日，2017年12月20日），该记录中林松向黎康如说“我又不想升你们价”、“我们这两个月的车本身年底就少······我们今年的总任务是26个亿。完成不了罚款3%，6800万·······”，证明林松本人向跃途公司出卖车辆。证据六黎康如与林松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4月20日至2018年4月26日），证明2018年以来林松一直未向跃途公司交付车辆，黎康如向林松表示自己的压力及追车情况。证据七广州途跃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华加润投资咨询发展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查询打印件，证明林松从事汽车贸易经营，且林松与林华容是股东关系。经质证，林松确认前述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对证据二、三、四真实性确认，不确认关联性，认为黎康如是以个人名义委托林松向第三方订购车辆；对证据五、六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聊天记录中的“我们”是指谢明昕，不是指林松，林松本人不出售车辆，也不存在如此大金额的销售任务。证据六可说明黎康如要求林松向谢明追索相关资金以及车辆、车款损失。对证据七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三、为证明谢明昕掌控林华容的银行账户，林松二审庭后向本院补充提交了罗韶先的身份证、罗韶先出具的情况说明书、罗韶先的银行交易记录以及罗韶先与谢明昕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跃途公司经质证不确认前述罗韶先出具的情况说明书的证据三性，并称罗韶先与谢明昕的微信聊天记录、罗韶先的银行转账记录以及罗韶先的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不确认关联性。四、二审中，林松确认没有证据证明黎康如委托林松购车，只是口头约定，但微信聊天记录中“帮下单”的用词可以证明是黎康如委托林松购车的事实，林松亦没有证据证明谢明昕委托林松卖车。五、林松在其提交的证据控告材料中称“我打入谢明昕支配的林华容账户的一直未发货的订车资金高达两亿四千一百七十五万元。”林松对此解释其向林华容账户转账金额远远高于黎康如转账的金额的原因系除了黎康如，还有其他人委托林松购车，但没有相应证据佐证，由于谢明昕与林松是同学关系，基于信任，因此没有签订合同。六、林松二审中确认林华容、林枫、林展鹍系其亲属。林松亦确认其在一审中没有就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中，根据林松的上诉意见，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跃途公司与林松就案涉车辆交易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关于跃途公司与林松就案涉车辆交易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首先，从本案证据看，案涉黎康如的银行转账记录、黎康如出具的自认书、黎康如与林松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显示，案涉购车款项系从黎康如转账至林松账户且交易记录有备注订购车型及数量，黎康如通过微信联系林松确定订购车辆型号以及沟通购车后续发货事宜，且黎康如作为跃途公司股东已确认系受跃途公司委托向林松购车。故前述证据可初步认定跃途公司委托黎康如向林松订购案涉车辆的事实。其次，从林松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可知，林松对案涉车辆交易的实际发生以及未发货款项数额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对此林松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从林松提交的证据看，案涉报案控告材料、立案告知书、林松与谢明昕的微信聊天记录、林松向林华容转账的记录、林松与黎康如的微信聊天记录、罗韶先的情况说明及银行流水等证据均未能充分证实林松接受黎康如、谢明昕的委托处理案涉车辆买卖事宜，亦未能充分反驳跃途公司的前述举证。因此，林松未能举证证明其前述主张成立，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本案的合同主体、标的及数量已经可以确定，一审法院认定跃途公司与林松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且林松应返还其至今未交付车辆的相应货款及利息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本案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虽然本案双方对买卖合同主体的认定存在一定争议，但案涉双方对于案涉买卖合同是否实际发生、未发货车辆对应的货款数额等交易事实并无较大分歧，且从双方举证情况看，跃途公司的举证已可证明林松至今未交付相应货款的车辆，但林松未能举证反驳，亦未能证实其受黎康如或谢明昕的委托，不构成案涉车辆买卖的合同相对人的主张属实。况且，林松二审亦确认其在一审中并没有就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因此，本案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一审法院据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林松超过举证时限于一审庭后才申请林华容、林枫、林展鹍等证人出庭作证，且前述证人均是林松的亲属，故一审未予准许林松于一审庭后申请亦无误。至于本案应否追加谢明昕为本案共同被告以及应否中止本案审理，林松并无证据证明其接受谢明昕的委托的证据，退一步说，即使委托关系确实存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跃途公司仍有权选择林松主张其权利，因此，一审不予准许林松追加谢明昕为共同被告及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维持。综上所述，林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前述援引的法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283.55元（林松已预交），由林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姚渠旺审 判 员 邓晓畅审 判 员 李远伦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法官助理 张春宁书 记 员 谭震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