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民终53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某1，女，2002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某2，男，1968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系聂某1父亲。 上诉人（原审被告）：商某，女，196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系聂某1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199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爱芹，女，1958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王某母亲。 上诉人聂某1、聂某2、商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2020）冀0423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某1、聂某2、商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返还彩礼款88000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彩礼款15万元事实错误，上诉人聂某1与被上诉人成亲，15万元是大折干。按农村的习俗风俗习惯，都包括着各种聘礼，这是农村长期以来男婚女嫁形成的风俗民情及惯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15万元全部是彩礼款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媒人没有到庭作证。被上诉人也没有媒人的相关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证言，来认定彩礼款15万元，明显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诉讼中，上诉人均向法院提供了媒人的书面证人证言，均证明大折干15万元。其中彩礼款是88000元，其他各项均是赠与性质的钱。如订婚饭、三金，装柜礼，端镜子，婚礼钱等等。这些均在订婚后属于男方给女方的聘礼，且大部分已开支，再让女方返还显失公平。上诉人聂某1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农历八月初十订婚，此后在双方往来中的开支约5000元，均由女方全部支付。该款是从所过的彩礼款中开支的。上诉人聂某1与被上诉人定亲数月后，原定于2020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仪式，结果因为疫情双方均同意不再举行仪式，简化了婚礼程序，于2020年农历正月份，上诉人聂某1就到被上诉人家生活，被上诉人母亲有病，上诉人聂某1还一直侍候。对于双方同居的事实，一审法院没有认可是错误的。同时应根据男女双方的同居时间来酌情考虑返还彩礼数额多少。二、在本案诉讼中，上诉人一审时已向一审法院提出了本案的主体资格，并向一审法院陈述了已经同居的事实。上诉人认为既然男女双方已形成了共同生活的事实，虽因疫情问题没有举行仪式，但毕竟是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被上诉人不应再将上诉人聂某1父母列为本案的被告。一审法院应审查本案的主体资格，不应判决上诉人聂某2、商某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彩礼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体资格不适格。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彩礼款88000元。 王某答辩称，聂某2、聂某1、商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款150000元，并再返还订婚后男方给付女方的28000元零星款；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于2019年农历八月初十订婚。经媒人手分三次给付被告彩礼款150000元。后双方产生矛盾，没有典礼，也未办理结婚登记。根据法律规定，要求被告返还我的彩礼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某与被告聂某1经媒人王荣珍介绍相识，并于2019年农历八月初十订婚。原告方分三次给付被告方150000元。订婚后，双方因产生矛盾，未办理结婚登记，也未典礼同居。2019年11月28日，被告聂某1在临漳县鑫鑫金店购买了梦金园耳饰，价值1900元；梦金园挂坠，价值2075元；梦金园戒指，价值3055元；梦金园项链，价值1874元，共计花费8904元。被告的陪送物品：一套沙发、一套两门推拉柜、一个十字绣，现在原告家中。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彩礼款，被告不同意返还。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订立婚约，原告为结婚按照农村风俗习惯给付被告的彩礼，后因双方解除婚约，被告应予返还。经过开庭审理，双方对给付15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150000元的性质，被告称彩礼款实际是88000元，其他的是订婚饭钱、三金、装柜、端镜子、婚礼钱等。关于彩礼款数额的认定问题，彩礼作为男女双方订立婚约的聘礼，属于双方缔结婚姻期间较大金钱的支出。被告辩称的订婚饭钱、三金、装柜、婚礼钱等近62000元，对该笔较大数额，被告方未有足够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即便如被告所言，该62000元也应认定为彩礼款较为妥当。故认定原、被告之间彩礼款的数额是150000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零星款项共计28000元，该院认为，该款项部分有证据支持，但也是双方恋爱期间，增进彼此感情而产生的多比、数额较小的款项，认定为赠予性质较为合适，故对原告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案由问题，本案中男女双方仅仅是举行了订婚，未有证据证明双方举办了结婚典礼仪式并同居生活，故本案案由应为婚约财产纠纷。关于被告聂某2、被告商某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问题，在我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身大事，一般是由双方父母一手操办的，彩礼款大多也是由父母接受的，且多作为家庭共有财产。本案中被告聂某1的父母是彩礼的接受方，故其诉讼主体适格，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关于被告要求原告返还陪送物品的请求，因陪送物品属婚前个人财产，对此予以支持。陪送物品以庭审查明的一套沙发、一套两门推拉柜、一个十字绣为准。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彩礼款150000元。同时考虑到被告聂某1已经购买了三金，且双方为缔结婚姻均作出了一系列的前期准备，酌定由三被告共同返还彩礼款140000元，三金不再另行返还较为妥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聂某1、被告聂某2、被告商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王某彩礼款140000元；二、原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聂某1陪送物品：一套沙发、一套两门推拉柜、一个十字绣；三、驳回原、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60元，由被告聂某1、被告聂某2、被告商某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王荣珍（双方均认可的媒人）出庭证实，在2020年8月份，经其介绍双方相亲认识，后来两人相处期间感觉合适，就于同年9月8号订婚，在订婚前与男女双方商量，订婚钱8800元，三金30000元，装柜20000元，端镜子10000元，彩礼88000元，当时因为麻烦，就定为大折15万元，并不是15万元全都是彩礼。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当时所给付15万元中三金、装柜、端镜子钱是到典礼当天才会给。被上诉人还出示了聂四军与王荣珍的通话录音，王荣珍称录音是其声音，但录音不完整。被上诉人又出示了其与聂某1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解除婚约并非其本人原因，聂某1质证意见为录音是其本人所说，但只是双方闹别扭，并未向媒人说解除婚约。另查明，一审法院于庭审前向聂某1、商某询问时，二人陈述王某与聂某1没有举行结婚典礼，也没有同居生活，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彩礼款数额的认定问题，彩礼作为男女双方订立婚约的聘礼，属于双方缔结婚姻期间较大金钱的支出。上诉人称彩礼款实际是88000元，其他的是订婚饭钱、三金、装柜、端镜子、婚礼钱等，其虽提供了媒人王荣珍证言，但因疫情等客观原因导致未能举办典礼仪式，即便如媒人所述，装柜礼、端镜子、婚礼钱、订饭钱等亦未实际产生，故原审认定双方之间彩礼款的数额是15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采信。因聂某1等在一审询问时自认没有与王某同居生活，且王某亦不认可同居生活的事实，故其上诉称在典礼前即与王某同居生活的理由不能成立。同理，因双方并未同居生活，故一审认定本案中聂某1的父母是彩礼的接受方，诉讼主体适格，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聂某1、聂某2、商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上诉人聂某1、聂某2、商某共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代 路 审 判 员  李 巍 审 判 员  张志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武东东 书 记 员  杨正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