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408民初1517号原告：贺为，男，汉族，1985年6月12日出生，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佘珍君，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凯译，男，汉族，1985年3月7日出生，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兵，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贺为与被告郑凯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贺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佘珍君，被告郑凯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贺为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300.25万元（其中本金200万元，截止到2019年12月底借款利息100.25万元，借款利息应计算至被告借款本金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郑凯译辩称：1.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不存在，应予驳回，原告诉称的借款事实及提供的银行流水，均不属实，因两人之间经常有经济往来，且双方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被告转账给原告方的比原告方转给被告的金额要多；2.原告未提出充分、合理的银行流水证明双方关于借款金额和利息约定。原、被告围绕其诉讼主张均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作如下分析：一、原告提供的借条、微信记录、短信记录、视听资料以及银行交易记录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共同印证原、被告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及双方关于利息的约定、被告还款的情况、剩余欠款的情况等事实，借条系被告本人书写；转账凭证上加盖了出具银行的印章；被告对聊天记录提出异议，认为原告可能删除了对自己不利的部分，但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而原告当庭提交了记录载体供法庭核实；被告对试听资料提出异议，认为存在截取的可能性，但未提供反驳的证据，亦未向本院申请试听资料的鉴定，上述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虽部分证据系原告在第一次开庭后提交，但均系本案关键证据，故本院在向原告作出训诫后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纳。原告提供的借款收据以及贺健向案外人上海鑫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羿公司）转款的银行交易记录虽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但可以侧面反映原、被告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事实，该收据与交易记录上加盖了出具方的印章，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被告提供银行、微信交易记录与原告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证实了部分被告还款的情况；原告提交的部分银行交易记录证实了其与案外人贺健存在诸多经济往来，本院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被告提交的部分银行交易没有体现与涉案借款的关联性，例如：部分款项发生于涉案借贷关系形成之前、部分款项发生于其与案外人贺健之间等，故本院对于被告提出的其已偿清全部涉案借款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被告与原告以及原告的哥哥案外人贺健系朋友关系，被告与贺健存在诸多经济往来。2015年3月12日，原、被告达成被告向原告借款200万元的一致意见，双方口头约定利息按2.5%/月计算。经协商，原告当日将款项足额转入贺健的银行账户，贺健在收到款项后旋即转入被告的银行账户，因被告与贺健存在经济往来，被告在收到款项后又转入贺健的银行账户，贺健在收款后第二天将款项汇入案外人鑫羿公司的银行账户。被告于借款当日未出具借据，后应原告的请求于2015年5月2日出具借据。借条载明了借款金额及借款人等事项，未载明借款利息的情况。2015年4月11日，被告银行转账支付了3月12日至5月11日期间的利息10万元；6月12日转账支付了5月12日至6月11日期间的利息5万元；7月10日支付了6月12日至7月11日期间的利息5万元；9月17日支付了7月12日至8月11日期间的利息5万元；12月1日支付了8月12日至9月11日期间的利息5万元；12月20日支付了9月12日至10月11日期间的利息5万元；2016年3月24日支付6万元、4月15日15万元、5月4日3万元、6月16日21万元，合计45万元，偿还了2015年10月12日至2016年7月11日期间的利息；后被告分别于8月23日、9月19日、10月21日、11月14日、11月26日、12月8日依次通过银行转账还款3万元、3万元、3.5万元、2.5万元、2.25万元、2万元，又分别于2017年2月15日、4月18日依次微信还款2万元、3万元，合计21.25万元。自被告于2月15日向原告微信还款2万元开始，原告多次通过微信、短信与被告沟通还款事宜，此后被告也多次通过微信、银行转账还款。2017年4月18日，被告微信转账还款3万元后，原告说道：“你到这个月底一共欠利息25.25万了”“没到一个月别人就按天算了”，即经原告核算，至2017年4月30日止，被告欠付的利息为25.25万元，被告未提出异议，此后，双方口头协议将利息改为按4.25万元/月计算、月底进行结算；4月26日，被告银行转账还款2万元；5月4日，被告银行转账还款2万元；6月5日，原告说到“要是上次一百万算贺健的，你到上个月已欠24.5万利息”；8月4日，被告银行转账还款10万元，原告说到：“7月30号之前欠33万，今天8月4日还10万，还欠23万利息。我姑姑欠150万，2012年借我40万，从我老婆借15万，15万你答应三分息，等下吧（把）姑姑钱还清在（再）算我的”，被告表示：“还的是曾（韵）的钱，条子我写的就是2分5，你说后面找曾（韵）借要3分，我也没说什么，一个月加5000，现在都是2分5的，那也要减下来吧”，原告回：“曾韵的钱可以说没还，上次100万还我姑姑了”，此后原告仍表示双方争议的100万元偿还给了案外人曾韵；9月20日，原告说到：“到9月30号你已欠利息31.5万”；10月24日，原告说到：“到10月30日你已欠利息35.75万元”；11月22日，被告还款5万元；12月14日原告说到：“11月30日欠利息40万元，到12月30日欠利息44.25万，11月24日还了5万利息，到12月30日还欠利息39.25万”；2018年1月，原告说到：“到2018年1月31日你已欠利息43.5万元”；2018年2月3日原告说到：“2018年2月2日付5万利息，你到1月30日还欠利息38.25万”；原告后又分别于3月16日、4月2日、4月30日、6月5日表示至2、3、4、5月份被告累计欠付的利息依次达42.75万元、47万元、51.25万元、55.5万元；6月份，被告微信转账还款5万元，并通过案外人贺健还款10万元；7月15日，原告说到：“6月30号你欠利息44.75万，7月31号你欠利息49万”；8月9日，被告银行转账还款5万元；9月13日，原告说到：“8月底欠利息53.25万,8月初还利息5万，8月底还欠利息48.5万”，同日，被告微信还款3万元；在原告的催促下，被告于10月27日回复：“我一定尽快就安排给你，钱到了马上就转你，再给天时间，我也确实好急”，于11月7日回复：“等一下，钱还没有到，到了马上就会转过去”“今天说好了会转过来”；11月9日，被告银行转账还款3万元；原告于11月11日说到：“10（月）还了3万利息，10月30日还欠利息50万”；11月19日，被告微信还款2万元原告说到：“已收你2万，还欠利息48万”；12月12日，原告说到：“11月30号前（欠）利息52.5万”；12月29日，被告银行转账还款2万元；2019年2月1日，被告银行转账还款2万元；2月4日，原告说到：“昨天还2万利息，到2019年1月30号还欠利息57万，本金205万”；3月27日，原告说到：“2019年2月底欠利息61.25万”“本金205万”“2019年3月底前利息65.5万，本金205万”；8月9日被告银行转账还款2.5万元；2019年9月26日，原告说到：“2019年8月底欠利息86.75万，本金205万”“2019年欠利息9月底欠利息91万”；12月10日，被告微信还款2.5万元，原告说到：“你欠我地（的）本金和利息什么时候还”“2019年10月欠利息95.25万”“2019年12月底欠利息100.25万”；2020年年中，原告说到：“现在欠我300多万”；7月7日，被告向原告转款3万元，并说到“转了你3万，其他的有钱再算，我确实现在没有钱，差不多等9月份，我回去跟你坐着对一下。那个时间我应当钱会回来一部分”，原告表示会到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回复：“那就起诉吧，反正我也确实没有钱，也不是不想跟你算那个钱”。原告分别于2019年5月16日、6月2日，2020年1月9日、1月16日致电被告沟通还款事宜，在2019年5月16日的通话中，原告提出，被告欠付的款项达三百万元，且其每月都给被告打了账单，被告未提出异议，并表示这两天会想办法；6月2日的通话中提出，原告提出，不含另欠的55万元，被告欠付的款项本息达两百七八十万，被告未提出异议，并表示会尽快出售钢材以偿还借款；在2020年1月9日的通话中，原告提出被告欠付的本息已达300万元，被告未提出异议，亦表示会尽快处理钢材以还款；在1月16日的通话中，原告提出，一年的利息是四十多万，被告未提出异议，并让原告放心，表示等收到工程款后就会还款。另查明，2015年4月28日，被告向原告转款60万元；6月2日，被告向原告转账40万元；2017年5月17日，被告向原告转款4笔5万元、合计20万元；5月19日，被告向原告转款69万元。又查明，被告系鑫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持股60%），案外人贺健亦系该公司股东（持股40%）。2011年11月12日，原告贺为向贺健转款192万，当日贺健向鑫羿公司转款150万元，2012年12月31日，鑫羿公司向贺健出具借款收据：“今收到贺健人民币贰佰万元整作为上海鑫羿贸易有限公司资金周转使用”。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告将200万元转入案外人贺健的银行账户，贺健收到后再转入被告的银行账户时，涉案借贷款项的交付已经完成，原告提供的被告书写的借条以及双方的聊天记录、被告的还款记录足以印证该笔款项的性质为民间借贷，故双方已于被告收到贺健转入的200万元款项时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法依约履行义务。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欠付原告的本金为205万元，而原告仅主张200万元的本金，也仅提供了200元的借款凭证，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借款本金200万元予以支持。被告辩称涉案款项属于拆借，其在收到借款后又将款项转入案外人贺健的银行账户，故拆借已经完成，其已在此时偿清了涉案借款。本院认为，被告与贺健本身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贺健转账的性质属于偿还涉案借款或贺健在收到款项后又转还给原告，且偿清借款后或者借款并未发生却未收回借条、并陆续进行还款的行为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于被告提出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对于双方于2017年年中提到的100万元，被告在聊天过程中主张为偿还案外人曾韵，原告则坚持认为系偿还原告的姑姑，双方意见不一，但根据原、被告后续的聊天记录，可以推断出被告对原告的观点予以认可的结果，且不论款项是还给曾韵还是原告的姑姑，均系偿还给案外人，故本院认定该100万元不影响涉案借款的欠付金额。对于借款利息，被告曾向原告提出利息“现在都是2分5”，而原、被告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前期利息形成了5万元/月较有规律的支付方式，而通过双方的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出，后期双方协商一致将利率改为4.25万元/月，被告在收到原告发送的数据后并未对此提出异议，亦未在本案中提交反驳证据，且原告提出的，利息均系按200万本金进行计算、另5万元并未计算利息的主张，也不会损害被告的权益，而该利率标准不论是按205万元的本金计算（约2.073%/月）还是按200万元本金计算（2.125%）均低于被告提出的2.5%/月，亦均符合法律规定的已收取的利率标准（年利率36%），故本院认为原告已收取的利息部分无须返还。原告于2018年11月11日说到：“10（月）还了3万利息，10月30日还欠利息50万”，又于2019年9月26日，原告说到：“2019年欠利息9月底欠利息91万”，虽在双方的聊天过程中，被告对此均未提出异议，但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共产生利息为46.75万元（4.25万元/月×11个月），加上原告叙述的此前欠付的50万元，共计欠付的款项应为96.75万元，而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于11月19日还款2万元、于12月29日还款2万元、于2019年2月1日还款2万元、于8月9日还款2.5万元，共计8.5万元，故截至2019年7月31日，被告欠付的款项应为88.25万元（96.75万元-8.5万元），原告未对其陈述的2.75万元（91万元-88.25万元）的利息差提供证据或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依法予以核减。被告另于2018年11月9日偿还3万元，而原告于11月11日说到：“10（月）还了3万利息”，但原、被告提供的证均显示被告在2018年10月份并未还款，被告亦未主张其于2018年10月份偿还了3万元，根据常理推断，原告应是将11月9日的该笔款项视为10月份的还款。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于2015年4月28日向原告转款60万元，该笔款项发生于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2015年5月2日）之前，如属于偿还借款，按照常理应当会在出具借条时予以扣除；被告于6月2日向原告转账的40万元，发生于借款形成（2015年3月12日）后不足3个月，此前被告已于2015年4月11日支付了3月12日至5月11日期间的利息10万，故该笔款项的性质应当不属于偿还借款利息，而此后被告又于6月12日向原告转账5万元、于7月10日5万元、于9月17日5万元等偿还利息，即被告支付的利息并未因该40万元而受到影响，故该笔款项亦应不属于偿还涉案借款本金；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于2017年4月底欠付的利息为25.25万元，而被告提交了其于2017年5月17日向原告转款的20万元、于5月19日转款69万元的证据，如该笔款项属于偿还本金，此后计算利息的基数应当减少，如属于偿还利息，则利息已经偿清，并应抵扣部分本金，但在被告另偿还部分款项后，原告于8月4日提出被告于八月底还欠23万元，还分别于89万元转账发生前的2019年2月、3月以及转账发生的9月提出被告欠付的本金为205万元，被告对此均未提出异议，即被告偿还的上述89万元的支付对于涉案借款的本息均未产生影响，综合上述分析，结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均证明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事实，以及双方在后续的聊天过程中均未将前述大额款项作为涉案借款的本金或利息予以考虑的事实，本院认定前述在借款后发生的被告向原告转款的189万元，均不属于偿还涉案借款本息；对于被告主张的在借款之前发生的转款记录，应属于与本案无关的事实，本院不予分析、确认。对于涉案款项利息的欠付情况，原告曾说到：“2019年12月底欠利息100.25万”，被告对此未提出异议，被告亦在前期（2019年5月16日）与原告通话的过程中，默认了欠付原告二百六七十万本息的事实，在后续（2019年1月9日）与原告通话的过程中，默认了欠付原告本息300多万元的事实，故本院依据前述事实以及核定的利息差额，结合双方按4.25万元/月计算利息以及被告于原告起诉后偿还3万元款项的事实，认定截至2019年12月31日，被告共欠付利息94.5万元（100.25万元-2.75万元-3万元）的利息，即被告偿还了2018年1月31日之前的利息，而2018年2月份的利息仅支付了3.25万元。原告的起诉在2020年8月20日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旧）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结合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之事实，本院认定自2018年2月1日起，被告应当以2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据此，截至2019年12月31日，被告欠付的利息应为88.75万元（200万元×2%/月×23个月-3.25万元），对于原告请求的100.25万元的利息，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此后的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至被告偿清借款本金时止。被告提出本案系虚假诉讼、其已通过向原告以及原告的哥哥贺健转款将款项偿清等抗辩意见，本院认为，如前述分析，被告与贺健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贺健的转款均系用于偿付原告的借款，且出具借条后未发生实际借款却未将借条收回，借款已经还清后却陆续进行还款，并在双方沟通过程中对于对方提出的本金、利息等事实不予否认，甚至在对方催款时允诺还款或表示无力偿还等行为、言论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被告对此也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对于被告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凯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贺为支付借款本金2000000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利息887500元，并以欠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向原告贺为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借款本金实际偿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贺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820元，由原告贺为负担920元，被告郑凯译负担29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孝杰人民陪审员  杨成富人民陪审员  李杏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罗娜书记员洪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旧）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