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黔0525民初4164号 原告：姚某某，男，某年某月某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周元举，贵州辰胜思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省华蓥山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安市。 法定代表人：肖某某1。 被告：四川华蓥山广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 法定代表人：肖某某2。 被告：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 法定代表人：景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向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帆。 第三人：山东泰山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 原告姚某某与四川省华蓥山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华蓥山广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山东泰山阳光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10月2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原告姚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2017年8月21日的《付款通知书》是原告姚某某、被告四川省华蓥山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1”）、山东泰山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三方达成的最后一份有效“补充协议”；2.判决被告四川省华蓥山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债权9619825元；并以961982元为基数，利息按年利率15.4%，从2017年9月10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11月10日，延迟付款支付利息为4629541元，具体计算直至欠款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3.判决被告因迟延支付税款8884735.63元产生的延迟支付利息752537元。4.判决四川省华蓥山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实现上述债权所支出的差旅费、生活费1843元；律师费50000元。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保险费等由三被告承担。6.判决被告2四川华蓥山广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告3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自2011年11月25日至2014年7月7日，姚某某、山东泰山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目标公司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公司”）、被告1、被告2、被告3之间共签订了四份协议。分别是《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的股权、隆基公司矿业权等全部财产转让的框架协议、编号：川华煤股洞口投字2011-01》（以下简称“2011年框架协议”）。《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的股权、隆基公司矿业权等全部财产转让的协议、编号：四川华蓥山广能洞口投字2012-01》（以下简称“2012年正式协议”）。《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的股权、隆基公司采矿权等全部财产转让的协议》的补充协议、编号为：华煤股洞口投字2014-01》（以下简称“2014年补充协议”）。《合同履行保证书》（以下简称“2014年保证书”）。第一条：被告1在实现自己的协议目的后，为了延迟支付我方最后一笔壹亿元股权转让款，2017年9月30日前，拒不配合我方办理“隆基公司”股权转让过户手续，为减少我方损失，我方向被告1发出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一、“隆基公司”有两个股东，其中姚某某占公司股权15%，“阳光集团”占公司股权85%。“隆基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取得贵州省纳雍县洞口煤矿年产60万吨采矿权，该采矿权是“隆基公司”唯一有价值资产。根据“2014年补充协议”第二条第1款规定：“......在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规定的时间内，甲方与中航国际到贵州省国土资源部门签署采矿权由隆基公司转移到贵州中航国际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采矿权转让合同》......”。“隆基公司”股东于2014年9月23日，将“隆基公司”采矿权过户到贵州中航国际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此时，“被告1”已实现了“2012年正式协议”，“2014年补充协议”规定的100%的合同利益和目的；而“隆基公司”仅剩下帐本、帐册，无其它任何有价值财产，实质上是一个空壳公司。二、“2014年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甲方与中航国际同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价值为人民币肆亿柒仟玖佰捌拾伍万叁仟柒佰元（小写：人民币479853700元）]；并在采矿权转让办理完毕后10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甲方主办，乙方协助盖章签字，在30日内完成合格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报件。甲方确保将隆基公司的全部股权转到中航国际名下”。“2014年补充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第二次付款（备注：即最后一笔付款）：在隆基公司采矿权变更到贵州中航国际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贵州中航国际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1年内乙方支付给甲方壹亿元”（备注：在“2014年补充协议”中，“被告1”称为乙方，姚某某、“阳光集团”合称甲方；本诉状“我”专指姚某某个人、“我方”专指姚某某和“阳光集团”）。2014年9月24日至2014年10月12日，我方多次电话催促“被告1”配合我方办理“隆基公司”股权过户手续未果，在此情况下，我方形成了2014年10月12日《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4年10月13日，姚某某、“阳光集团”向“被告1”发出《关于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洞口煤矿）股权转让确认主体相关事宜的通知函》，2015年11月12日，“阳光集团”向“被告1”发出《关于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变更及支付剩余转让价款的催促函》，2016年12月7日，“阳光集团”向“被告1”发出《关于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变更及支付剩余转让价款的催促函》。三、“被告1”收到我方上述正式三次发函催促办理“隆基公司”股权过户的请求后，“被告1”第一次向我方“阳光集团”回函，见2016年12月19日【《四川省华蓥山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变更及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事宜的复函》华煤股函（2016〕91号文】，提出四条不正当理由，明确拒绝办理“隆基公司”股权过户手续。原告于2018年3月31日向“被告1”发送的《关于请求支付最后一笔9619825.00元股权转让价款的意见》，对2016年12月19日《四川省华蓥山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变更及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事宜的复函》的四条拒绝办理“隆基公司”股权过户的不正当理由，进行了逐条全面驳斥。四、“被告1”拒不配合我方办理“隆基公司”股权过户手续，其目的在于恶意阻止“2014年补充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支付姚某某、“阳光集团”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壹亿元所附条件的成就，延迟支付我方最后一笔壹亿元股权转让价款，给我方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我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5条规定及本条第一至三款原因，视为2014年12月31日前，我方与“被告1”已共同完成了“隆基公司”股权过户手续，2015年12月31日前“被告1”应向姚某某、“阳光集团”完成最后一笔壹亿元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工作。“2014年补充协议”第三条第3款约定：“乙方每一笔付款，均应按甲方两股东签署的书面付款通知内容，向甲方两股东指定帐户分别支付或甲方股东共同指定的帐户付款”鉴于上述原因，姚某某、“阳光集团”相互协商一致，形成2017年8月21日《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两份文件，并各自分别将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送达“被告1”。五、本条综上所述：第一、2014年9月23日，“隆基公司”股东将其名下唯一有价值资产，纳雍县洞口煤矿60万吨采矿权过户到贵州中航国际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此时，“被告1”已实现了“2012年正式协议”，“2014年补充协议”规定的100%的合同利益和目的；而“隆基公司”实质上成为一个空壳公司。第二、虽然经过我方2014年10月13日，2015年11月12日、2016年12月7日三次发函催促“被告1”配合我方办理“隆基公司”股权转让手续，但是，“被告1”为了恶意阻止“2014年补充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支付姚某某、“阳光集团”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壹亿元所附条件的成就，“被告1”在2017年9月30日前，拒不配合我方办理“隆基公司”股权转让手续，给我方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在此情况下，我方向“被告1”送达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并始终坚持要求“被告1”以实际付款行为，认可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全部内容。第二条：姚某某六次向“被告1”追要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本金及相应违约金经过。“被告1”态度。一、2017年8月22日，姚某某用顺丰快递将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发送“被告1”。姚某某第一次向“被告1”追要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本金1850.456万元。“阳光集团”于2017年8底，将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送达“被告1”，见“阳光集团”2020年9月23日《关于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送达情况的说明》。结果：1、“被告1”拒绝在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支付姚某某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本金1850.456万元.2、“被告1“在2017年8月底前，收到姚某某、“阳光集团”各自送达的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二、2017年11月20日，姚某某向“被告1”发出《关于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和依法纳税问题的意见》，第二次向“被告1”追要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本金1850.456万元。结果：“被告1”于2018年3月27日代扣代缴姚某某个人所得税8884735.63元（见姚某某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剩余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本金9619825元未付。三、2018年3月31日，姚某某向“被告1”发出《关于请求支付最后一笔9619825.00元股权转让价款的意见》。结果：“被告1”未支付姚某某最后一笔本金9619825.00元股权转让款本金及相应违约金。四、2018年4月21日，姚某某向“被告1”发出《关于《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过户及请求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延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的意见》。结果：“被告1”未支付姚某某最后一笔本金9619825元股权转让款及相应违约金。五、2020年6月1日，姚某某向“被告1”发出《关于贵州隆基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过户及请求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相关问题的意见》。结果：“被告1”未支付姚某某最后一笔本金9619825.00元股权转让款本金及相应违约金。六、2020年9月13日，姚某某向“被告1”发出《关于请求支付最后一笔9619825.00元股权转让款的意见》。结果：“被告1”未支付姚某某最后一笔本金9619825元股权转让款及相应违约金。七、本条综上所述：第一、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送达“被告1”后，姚某某六次催款函，均始终如一地坚持要求“被告1”以实际付款行为，认可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内容。第二、姚某某六次催款函，均始终如一地坚持要求“被告1“尽快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本金及相应延迟付款违约金，追要延迟付款违约金，就是完全否定“隆基公司”股权变更1年后，支付最后壹亿元股权转让价款的前置条件。第三条：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2017年8月21日的《付款通知书》是原告姚某某、被告四川省华蓥山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文简称：“被告1”）、山东泰山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三方达成的最后一份有效“补充协议”）符合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应依法得到纳雍县人民法院全面支持。其事实和理由如下：一、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与“2014年补充协议”相比，内容有如下四点重大变更事项；充分证明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是我方向“被告1”发出的一份签订新的“补充协议”的“要约”邀请函。1、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变更了“被告1”支付最后一笔壹亿元股权转让价款的前置支付条件。“2014年补充协议”第三条第2款规定：“第二次付款：在隆基公司采矿权变更到贵州中航国际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贵州中航国际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1年内乙方支付给甲方壹亿元”。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第二条，将最后壹亿元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条件变更为：“........由贵方收到本通知10日内依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分别按本通知内容支付甲方、乙方应付款项。”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第一条规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将补充协议中第三条第二款两次付款合并为壹亿元作为贵方的最后一次付款。在最后一次付款中，甲方应得款共计8149.544万元，乙方应得款共计1850.456万元。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第二条，明确将支付最后一笔壹亿元的股权转让价款的前提条件变更为“被告1”收到《付款通知书》10日内支付完毕。“隆基公司”股权是否发生变更，已不再是支付最后一笔壹亿元股权转让价款的前置条件。2、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变更了“2014年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通知书》送达方式：“2014年补充协议”第三条第3款规定：“甲方两股东签订书面付款协议时，自然人姚某某必须签字划押，乙方必须在现场监督或甲方两股东公证后特快专递送达乙方，付款通知方为有效”。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第四条规定：“现在公证机关停止办理合同性质的公证事项，本通知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或手印）后生效，甲、乙双方各自送达贵方”。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废除了办理公证后送达方式，也不需要“被告1”现场监督，姚某某、“阳光集团”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只要将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送达“被告1”即可。3、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变更了“被告1”支付最后一笔壹亿元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2014年补充协议”第三条第2款：“最后一笔付款，山东泰山阳光集团有限公司、自然人姚某某、乙方、在贵阳相关银行开立共管帐户，在《转让协议》中5.4条人民币79853700元，付款日到期后10日内支付到共管帐户”。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第二条：“根据贵方过去的实际付款情况，甲、乙双方同意不再设立三方共管帐户共管贵方的最后一笔付款，由贵方收到本通知10日内依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分别按本通知内容支付甲方、乙方应付款项”。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废除了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的三方共管帐户。4、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变更了“被告1”支付最后一笔壹亿元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顺序。“2014年补充协议”第三条第2款规定：“其中贰仟零壹拾肆万陆仟叁佰元（小写：20146300.00元）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半年内支付；剩余价款在工商变更完成后一年内支付”。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第一条规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将补充协议中第三条第二款两次付款合并为壹亿元作为贵方的最后一次付款。在最后一次付款中，甲方应得款共计8149.544万元，乙方应得款共计1850.456万元。5、综上所述，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內容与“2014年补充协议”相比，有上述四点重大变更事项，充分证明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是我方向“被告1”发出的一份签订新的“补充协议”的“要约”邀请函。二、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第五条规定，充分体现了姚某某、“阳光集团”、“被告1”三方诚实信用，平等协商，公平自愿签订新的“补充协议”的原则。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第五条规定：“贵方收到本通知后，向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有付款行为、签订新的还款计划或协议时，即视为贵方对本付款通知的认可”。该条意见明确表明，无论何时何地，若“被告1”认可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全部内容，就可以向姚某某或“阳光集团”任何一方付款。若“被告1”不认可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全部内容，“被告1”有权利拒绝向姚某某或“阳光集团”任何一方付款。选择是否付款或全面认可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全部内容的主动权完全在“被告1”。三、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内容，是姚某某、“阳光集团”、“被告1”三方于2018年7月13日，达成的最后一份有效的“补充协议”。“被告1”于2017年8月底，收到姚某某、“阳光集团”各自送达的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后，分别四次向“阳光集团”支付13245498.36元。详见“阳光集团”2020年9月10日《四川华蓥山股权转让收款明细表》，其中2017年12月21日第一次付款200万元，是以“阳光集团”借款办理“隆基公司”股权过户手续为籍口，支付“阳光集团”公司，其本质上也是一次向“阳光集团”的付款行为。为了不产生异议，本文原告把2018年7月13日，“被告1”向“阳光集团”第二次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400万元，见“阳光集团”2020年9月20日《关于2018年7月13日向四川省华蓥山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催要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400万元承兑汇票情况的说明》，作为“被告1”向“阳光集团”第一次实际付款来陈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2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做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做出承诺的除外”。2018年7月13日，“被告1”向“阳光集团”第一次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400万元，证明“被告1”根据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第五条要约要求，以向“阳光集团”实际付款的行为，全面认可了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内容。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内容，是姚某某、“阳光集团”、“被告1”三方于2018年7月13日，达成的最后一份有效的“补充协议”。四、根据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第六条规定，再次明确告诉“被告1”，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是姚某某、“阳光集团”向“被告1”送达的签订新的“补充协议”的“要约”邀请函。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第六条规定：“贵方认可本付款通知后，原来多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与本付款通知不一致时，依本付款通知为准”。五、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是原告、被告1、“阳光集团”三方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充分协商，达成的最后一份有效“补充协议”。2017年8底，原告与“阳光集团”将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各自送达“被告1”后，“被告1”并未按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要求，十日内向原告、“阳光集团”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壹亿元，该行为表明，在2018年7月13日“被告1”第一次向“阳光集团”支付400万元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前，“被告1”对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一直持否定和协商的态度。姚某某六次向“被告1”发函追要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及相应延迟付款违约金，“阳光集团”多次委派时任常务副总经理张洪山带队，亲赴“被告1”驻所地商谈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问题，原告、“阳光集团”均始终如一地坚持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是我方合理诉求，要求“被告1”以实际付款行为，全面认可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内容。姚某某、“阳光集团”对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一直持肯定与协商的态度。“被告1”、姚某某、“阳光集团”上述两种不同的立场，充分证明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是一份新的“要约”邀请函，对于该要约邀请函内容，双方在否定、协商、肯定---再否定、再协商、再肯定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经过充分交流与沟通，协商近一年时间，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即2018年7月13日，“被告1”按照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第五条要约要求，第一次向“阳光集团”支付400万元最后一笔股权转让价款，表明“被告1”以实际付款行为，全面认可了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内容。六、本条综上所述：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是被告、原告、“阳光集团”三方于2018年7月13日达成的最后一份有效的“补充协议”。2017年8月21日《付款通知书》第二条，明确将支付最后一笔壹亿元股权转让价款的前提条件变更为“被告1”收到《付款通知书》10日内支付完毕。“隆基公司”股权是否发生变更，已不再是支付最后一笔壹亿元股权转让价款的前置条件。第四条：被告1应当承担的延迟付款违约金及相应费用（见《被告1应当承担的延迟付款违约金及相应费用计算说明及清单》）第五条：根据“2014年保证书”约定，被告1、被告2应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合法诉求。 经审查，本院认为，因案外人四川省商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本案被告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1日以（2020）川01破申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四川省商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现该案正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因本院不是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本案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移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审判员  王懿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郭鹏 书记员岑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