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2243、22244号上诉人（原审37702号案原告、原审41327号案被告）：马红甫，男，196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襄城县，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原审37702号案被告、原审41327号案原告）：广州凯盛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郭柏盛。上诉人马红甫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凯盛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二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7702、41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红甫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凯盛公司经本院依法送达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红甫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凯盛公司的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凯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入职时间、社保扣费、工资错误。凯盛公司经本院依法送达传票未到庭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2019年8月30日，马红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双方在2008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凯盛公司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工资15200元；三、凯盛公司支付2018年6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8380元；四、凯盛公司支付2017年6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春节法定节假日所扣工资12861.53元。2019年11月22日，凯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双方于2009年9月25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判决凯盛公司无需向马红甫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3172.41元；三、判决凯盛公司无需向马红甫支付2017年6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春节法定节假日所扣工资5234.48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马红甫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双方签有劳动合同。二、工资及支付情况：马红甫每月不定时以现金或银行转账形式领取凯盛公司发放的工资，有签收，没有工资条。马红甫主张：其月工资为3800元，由基本工资1900元+职务津贴700元+各项津贴+加班费构成，凯盛公司拖欠其工资，需向其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工资。马红甫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2017年1月员工工资表》（系打印件。内容显示：马红甫的月工资由1900元+职务津贴700元+平常加班费120元+法定日加班补贴300元+餐费200元+新农保补助100元+计件绩效600元构成，请假迟到扣款为1169.23元，用于证明马红甫的工资情况，及证明凯盛公司扣除马红甫的春节法定节假日工资）凯盛公司主张：马红甫的月工资自2017年11月1日起调整为3450元，由基本工资1900元+职务津贴350元+平时加班费+法定日加班补贴300元+餐费200元+新农保补助100元+计件绩效600元构成，并提供了马红甫签收的工资条等证据作为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审查工资条后可知，马红甫在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每月均有在工资单上签名确认并领取工资，由此表明，马红甫知悉本人的月工资构成，以及职务津贴为350元，马红甫对此虽以凯盛公司并未向其说明调低职务津贴，只说扣工资的10%作房屋补贴等为由对此不予确认，但经查明现有之证据，可知马红甫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并就此曾向凯盛公司提出异议或向政府相关行政部门投诉，亦没有证据证明凯盛公司该职务津贴调整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之规定，加之，马红甫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应知悉个人签名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及后果。再者，经查明凯盛公司提供的《未发放工资的工资条〔2019年2月至2019年5月〕》，可知马红甫的月工资构成（含职务津贴）与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一致，且凯盛公司应支付马红甫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工资为11643.55元，马红甫对此虽以凯盛公司没有向其说明需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没有经过其同意，其不接受等为由不予确认，但经查明现有之证据可知，马红甫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凯盛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违反了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亦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凯盛公司计其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工资的项目及金额有误，并反驳凯盛公司的主张和证据。综上，在马红甫知悉及认可下每月签名领取工资，且未能就自身主张予以充分有效举证证明，并反驳凯盛公司的主张和证据之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马红甫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采纳凯盛公司的主张及其提供的《未发放工资的工资条（2019年2月至2019年5月）》，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马红甫确认其于2019年7月26日领取了工资1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凯盛公司应支付马红甫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1643.55元（3169.18元+3169.18元+3235.53元+3069.66元-1000元）。一审法院对马红甫该项仲裁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具体金额以一审法院核算的为准。凯盛公司在仲裁时确认未支付马红甫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工资。凯盛公司一审当庭主张称已向马红甫支付上述期限工资。并提交了微信转账记录等材料以证明，经一审法院核实，凯盛公司在2019年9月5日至2020年3月19日期间一共向马红甫支付了人民币35082.75元。从以上计算结果看出，马红甫在工资调整后的每月工资为3450元，从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一共10月，应支付的仲裁后工资为34500元，所以凯盛公司实际在庭后就本案仅支付了582.75元。综上，凯盛公司仍需支付工资差额11060.8元。三、劳动关系情况：马红甫与凯盛公司均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至今没有解除。四、关于日期及劳动关系问题。马红甫主张：其于2008年4月1日入职凯盛公司处。马红甫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广州市来穗流动人口基本情况查询打印表》（下文简称《流动人口打印表》）（载明马红甫系2008年抵达广州）及证人朱某作为证明。证人朱某的证言内容，经一审法院大致归纳如下：1.我是马红甫的妻子；2.马红甫是我招募进厂的，时间大约是2008年。凯盛公司以证人与马红甫有特殊关系为由主张应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凯盛公司主张：马红甫于2009年9月25日入职其公司，并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凯盛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职工（入职〉登记表》（内容显示：该登记表栏目均没有注明及印刷有入职日期字样及内容，手书注明了入职日期为2009年9月25日）；2.《劳动合同》（内容显示：期限自2009年9月25日起至2012年9月25日止的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为，马红甫提交的《流动人口打印表》无法证明其到广州的时间与凯盛公司有何联系，证人与马红甫是夫妻，证明力显然较弱。同样，用人单位所提交的《员工（入职）登记表》的时间系手书，证明力也较弱，但劳动合同可以证明至迟在2009年9月25日双方即已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从本案看，关于入职时间的所有证据和证人中，《劳动合同》是本案中唯一一个有强证明力的证据，其所记载的时间一审法院应予以采信，一审法院遂认定本案双方的劳动关系系产生于2009年9月25日。五、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马红甫主张：其任职期间未休过年休假，凯盛公司需支付其2008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凯盛公司主张：马红甫主张的200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过仲裁时效，不应支持，再有，基于双方自2009年9月25日起至今仍存在劳动关系，其可安排马红甫的2019年年休假在今年年度内或马红甫离职前休完毕，因此，其无需支付马红甫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一审法院认为，经查明，马红甫于2019年6月20日申请劳动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马红甫主张的2008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超过仲裁时效，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另查明本案中，凯盛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马红甫2018年度的年休假已休完，而且在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的现在，马红甫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凯盛公司已明确拒绝其不能休2019年度年休假，以及凯盛公司不可能存在安排其休完该2019年度年休假的情形。综上，鉴于双方各自应履行的举证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马红甫、凯盛公司双方双方对此应各自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认为凯盛公司应支付马红甫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并可在今年内安排马红甫休2019年度的年休假。同时，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马红甫每年享有年休假10天。因此，一审法院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马红甫2018年年度固定的月工资为3450元，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凯盛公司应支付马红甫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3172.41元，遂一审法院对马红甫该项仲裁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具体金额以一审法院核算的为准。六、关于春节法定节假日加班费问题。马红甫主张：根据其所提交的《2017年1月员工工资表》中的请假迟到扣款项目显示，其在职期间凯盛公司每年均扣除其春节法定节假日工资，凯盛公司需向其支付2008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春节法定节假日所扣工资。凯盛公司主张：马红甫主张的200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所扣工资的请求已过仲裁时效，不应支持，其公司在2019年1月31日至2019年2月11日期间系放春节假期，没有计发马红甫该2019年春节法定节假日3天的工资，其同意发放马红甫该春节3天工资462元。一审法院认为，经庭审查明的事实和现有之证据，可知凯盛公司并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足额支付马红甫2008年4月1曰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春节法定节假日工资，亦未举证证明其没有扣除马红甫2008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春节法定节假日工资，并反驳马红甫的主张和证据。据此，参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凯盛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采纳马红甫的主张和证据，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马红甫2018年、2019年年度固定的月工资均为345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凯盛公司应支付马红甫2017年6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春节法定节假日所扣工资5234.48元，对马红甫该项仲裁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具体金额以一审法院核算的为准。七、申请仲裁时间：2019年6月20日。八、仲裁请求：一、确认双方在2008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凯盛公司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工资15200元；三、凯盛公司支付2018年6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8380元；四、凯盛公司支付2017年6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春节法定节假日所扣工资5234.48元。九、仲裁结果：一、确认双方在2008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凯盛公司支付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工资11643.55元；三、凯盛公司支付2008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8380元；四、凯盛公司支付2017年6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春节法定节假日所扣工资12861.53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以上事实，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马红甫与广州凯盛服装有限公司在2009年9月25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广州凯盛服装有限公司支付马红甫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工资11060.8元；三、广州凯盛服装有限公司支付马红甫2008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3172.41元；四、广州凯盛服装有限公司支付马红甫2017年6月21日至2019年6月20日期间春节法定节假日所扣工资5234.48元；五、驳回马红甫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广州凯盛服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一审受理费20元，由马红甫及广州凯盛服装有限公司各负担1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马红甫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入职时间、社保扣费、工资的构成及金额有异议，对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其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一是马红甫的入职时间；二是马红甫的工资构成和金额；三是社保扣费是否适当。一、关于马红甫的入职时间的问题。马红甫主张其于2008年4月1日入职凯盛公司，但其提交的《流动人口打印表》仅显示其居住登记信息，并无用人单位信息，与其入职凯盛公司缺乏关联性，无法证明其入职时间。马红甫的配偶朱某虽在一审出庭作证称马红甫于2008年4月入职凯盛公司，但双方系夫妻关系，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证明力较弱，在马红甫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朱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纳。凯盛公司主张马红甫于2009年9月25日入职，提交了《职工（入职登记表）》《劳动合同》为证。从凯盛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来看，《职工（入职登记表）》表格中无入职时间栏目，仅在登记表上方空白处有手写“2009.9.25”字样，不足以证明该日期为马红甫的入职日期。而凯盛公司与马红甫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明确载明劳动合同起始时间为2009年9月25日，落款处有双方的签字盖章，马红甫亦确认其签名的真实性，马红甫虽对《劳动合同》载明的入职时间不予认可，但马红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其签字的法律后果，且马红甫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劳动合同》所证明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凯盛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采纳凯盛公司的主张，认定马红甫入职时间为2009年9月25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马红甫还主张2009年2月26日其身份证号码已由15位数变更为18位数，故从《职工（入职登记表）》中填写15位数身份证号码可以认定其入职时间并非2009年9月25日。但《职工（入职登记表）》中劳动者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等内容，系马红甫自行填写，虽然其身份证号码已于2009年2月26日变更为18位数，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第二十三条：“本法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同时废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领取的居民身份证，自2013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依照本法在2012年1月1日以前领取的居民身份证，在其有效期内，继续有效。国家决定换发新一代居民身份证后，原居民身份证的停止使用日期由国务院决定。”2013年1月1日之前，15位数身份证并未全面停止使用，且15位数及18位数身份证号码，均系属于马红甫的身份证号码，故不排除马红甫在《职工（入职登记表）》中填写15位数身份证号码的可能性。因此，《职工（入职登记表）》中的身份证号码为15位数身份证号码这一事实，不足以推翻《劳动合同》所载明的入职时间，故对马红甫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马红甫的工资构成和金额的问题。马红甫主张其月工资为3800元，由基本工资1900元+职务津贴700元+各项津贴+加班费构成，但仅提交了2017年1月份工资条为证，不足以证明其2018年、2019年的工资构成及金额。凯盛公司主张马红甫的月工资自2017年11月1日调整为3450元，由基本工资1900元+职务津贴350元+平时加班费+法定日加班补贴300元+餐费200元+新农保补助100元+计件绩效600元构成，并提交了马红甫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工资签收表、2019年2月至5月工资表为证。经审查，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工资签收表中，除了加班补贴每月数额不同，其他项目有基本工资1900元、职务津贴350元、法定日加班补贴300元、餐费200元、新农保100元、计件绩效600元，以上项目每月数额固定不变，共计3450元。该工资签收表每月均有马红甫签名，马红甫亦确认签名的真实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马红甫2018年度固定的月工资为345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2019年2月至5月工资表虽无马红甫签名，但该工资表中的工资构成、固定项目金额，与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工资签收表一致，且其中的扣除社保数额，与《社保费申报缴款个人明细查询》中马红甫的个人社保缴纳数额一致，均为380.34元，上述证据可相互佐证，一审法院认定马红甫2018年度、2019年度固定的月工资均为3450元，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社保扣费是否适当的问题。马红甫主张凯盛公司未向其说明需缴纳社保且未经其同意，故不应在工资中扣除社保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之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保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凯盛公司因履行法定义务为马红甫缴纳社保，并在马红甫工资中扣除应由马红甫个人承担的社保费用，不违反法律规定，马红甫仅以凯盛公司未向其说明社保缴纳事项为由主张不应扣除社保费用，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马红甫所持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上诉人马红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冬梅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唐亚玲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