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4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南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之**。法定代表人：吴林，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舒辉，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萍（WONGPENG），女，1961年5月15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习江玲，广东习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瞿勇,广东习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黎燕贞，女，1957年10月24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高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604之**自编**>法定代表人：黎燕贞。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骏轩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原广花四路**自编**）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张美芳。上述三原审第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多，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南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萍（WONGPENG）、原审第三人黎燕贞、广州市高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顿公司）、广州市骏轩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轩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28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南大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粤0104民初2825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驳回黄萍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黄萍承担。事实与理由：南大公司认为原审判决：一方面，事实认定错误，未查明借款的背景、经过、黄萍与原审第三人的关系，以及黄萍的恶意和过错，以致错误地将南大公司认定为实际的借款人；另一方面，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且原审法院未依法将本案所呈现的经济犯罪嫌疑、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实际上，南大公司未向黄萍借款，黄萍也未将所谓的借款款项支付至南大公司账户，南大公司更未使用过借款款项。本案的借款极为不正常和不合常理，黄萍存在明显恶意和过错，南大公司不应当负担还款义务。具体理由为：一、黄萍主张本案借款发生时即2017年5月南大公司及其股东背景情况、各主体关系介绍。南大公司在2016年9月14日前股东为吴林、黎燕贞、张茵。2016年9月14日之后，南大公司股东变更为吴林和黎燕贞，其中吴林持股80%，担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黎燕贞持股20%，担任经理。2017年1月22日，执行董事吴林发现南大公司财务状况混乱，存在重复支付工程款的情形，特于调查确证后在“南大管理群”中提出停止黎燕贞、许倩岚的工作，解聘黎燕贞的经理职务，并公告公司，黎燕贞确认“没问题”。自该日后，黎燕贞、许倩岚等人即从南大公司私自带走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法人签字章、发票专用章、财务账册等所有公司法人财产。为此，南大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吴林先是多次联系催告黎燕贞等人归还公司法人财产；继而在2017年2月24日登报公告；又于2017年3月7日向公安机关报警；再在2017年12月19日寄发律师函；后于2017年12月20日在南方都市报上公告，直至2018年4月25日刻制新的公章，并在2018年5月14日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白云法院）提起证照返还诉讼，即（2018）粤0111民初5986号案。在此期间，南大公司人员离职，且因无证照印章，无法正常经营，所有代表南大公司的民事行为均是以法定代表人吴林的亲笔签名完成。原审第三人黎燕贞在2017年1月22日之后非法持有南大公司的印章证照，并利用持有印章证照的便利：一方面，私自出售南大公司的房产。因为南大公司有在房管局备案印章被黎燕贞非法控制，黎燕贞无法为购房者办理房产证，继而引发购房者主张办理过户登记的诉讼或仲裁，南大公司进而才得知名下房产被私自出售，且购房款被指示支付至黎燕贞所实际控制的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账户。另一方面，其以南大公司名义委托律师代表南大公司提起诉讼、出庭应诉，如以南大公司名义起诉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主张欠付的租金费用等。南大公司直至黄萍在原审审理时举证才知道该案的存在，并知晓了租赁费用被指示支付至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账户。南大公司在知道原审第三人黎燕贞一系列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后，均采取了法律救济手段，如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参加庭审提出异议、提起上诉、刑事报案等。吴林和黎燕贞原为夫妻关系。2017年3月17日，黎燕贞在澳门××行政区初级法院（以下简称澳门初级法院）申请离婚；2017年4月27日，澳门初级法院向吴林寄发传唤书；2017年5月3日，黎燕贞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提出关于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原审案号为（2017）闽01民初525号]；澳门初级法院在2018年5月7日判决双方两愿离婚，该判决于2018年5月25日发生法律效力；黎燕贞在2018年6月向福州中院申请认可澳门离婚判决；福州中院在2018年9月6日依（2018）闽01认澳1号《民事裁定书》认可澳门离婚判决。高顿公司的股东为骏轩公司和黎燕贞，而黎燕贞是骏轩公司的唯一股东，也即黎燕贞是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的唯一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受益人。黄萍和黎燕贞是多年好友，两人合作经营广州市跨屏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注册地址和高顿公司的经营注册地址完全一致。二、鉴于以上背景，即黎燕贞被解聘总经理职务，公司印章证照等法人财产被黎燕贞非法持有、南大公司不得不停止经营行为和对外活动；吴林和黎燕贞离婚及财产事宜分别在各地诉讼的情况下，南大公司不需要也没必要对外大额借款，更没有指示由黎燕贞作为唯一实际控制人的公司收款的可能性。三、南大公司在2017年1月22日依章程解聘了黎燕贞的总经理职务，南大公司从未授权黎燕贞对外抵押借款，更没有授权他人将借款款项指示支付至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账户。本案《借款担保合同》《抵押担保合同》《补充协议》《收款收据》《对账单》等均非南大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代表南大公司，应为无效合同。原审判决以2016年2月17日的《南大公司2016年（第一次）股东会暨董事会会议决议》（以下简称《2016年决议》）认为黎燕贞有权代表南大公司借款与事实不符。第一，根据南大公司章程规定，执行董事有权解聘总经理。执行董事吴林依章程解聘黎燕贞的总经理职务后在公司公告并通知到了其本人，且在南方都市报上声明公告。自2017年1月22日之后，黎燕贞已经不具有总经理身份，白云法院（2018）粤0111民初5986号案民事判决书也认定黎燕贞的总经理职务于2017年1月22日被解聘。第二，2017年3月7日，南大公司法定代表人前往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同德派出所报警公司印章被他人非法控制的情况。因报案笔录属于南大公司因客观原因无法获取的证据，为证明报警内容，南大公司在原审时提交了调取报案笔录的申请，原审法院却未依法调取。第三，南大公司的《2016年决议》是在三人股东的情形下形成，目的在于解决同股东张茵的纠纷。南大公司在2016年9月14日另进行了股权和管理人员变更，且本案借款发生距《2016年决议》是一年之后，该决议显然与本案无关。第四，根据原审法院在庭审中对借款经过的调查，黄萍的借款并不依赖于《2016年决议》、黎燕贞的总经理身份和南大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仅因为和黎燕贞相熟即前往房管局利用房管局的版本签订了借款抵押合同。否则，黄萍查询工商档案也应该发现《2016年决议》的形成背景和股东情况。四、即使黎燕贞是南大公司的总经理，依南大公司的章程，总经理并不具有直接决定以南大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的权利，仅有对执行董事决定事项的执行权。黎燕贞以南大公司名义的借款行为不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黄萍未尽审查义务，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0条规定，涉案借款对南大公司无法律效力。南大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约定“总经理由执行董事聘请……总经理直接对执行董事负责，实施执行董事的各项决定”，也即意味着总经理没有直接以南大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的决定权，仅有执行权，而本案中并没有提供执行董事决定以南大公司名义对外抵押借款的文件，黎燕贞的行为超越职权范围。黄萍在借款前理应审查黎燕贞的授权文件但实际并没有，故本案借款对南大公司不具有效力。五、从本案各方关系、借款背景、借款合同签署、款项支付及事后沟通情况看，黄萍在本案的借款发生中明显存在恶意和过错，并非善意的相对人，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一，黄萍基于和黎燕贞的特殊关系，是完全了解南大公司的股东情况，更知道黎燕贞在2017年3月起诉离婚及主张共同财产的事实。在本案借款之前，南大公司也曾向黄萍小额借款，黄萍均要求吴林亲笔签名确认，但在本案的特殊背景下，如此高额的借款却只和黎燕贞签订合同，而不知会南大公司、吴林，不符合常理。第二，黄萍在大陆有投资、开设公司，是精明理性的生意人，涉案借款从签约、借款支付、偿还利息、对账等所有环节均只是和黎燕贞一个人对接。同一时间，在一份最高额抵押借款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即同时签订多份大额的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1800万元、1100万元、500万元），均草草使用房管局的版本签署且还不持有借款合同的原件；而在全部款项未到账的情况下又办理了全部借款的抵押登记手续，操作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黄萍同时确认500万元的借款协议（2017年5月26日）未实际支付，但依然用南大公司的两套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可反映黄萍和黎燕贞恶意侵害南大公司利益。第三，黄萍在本案的借款关系中主张支付200万元至南大公司账户以及南大公司账户有还款50万元，一方面，可反映南大公司账户在2017年无任何收款障碍；另一方面，黄萍在明明知道南大公司账户的情况下却不将款项支付至南大公司，而是付至黎燕贞实际控制的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账户，实属不正常。第四，本案借款期限是一年，黄萍在南大公司没有如约还本付息时仍陆续付款；借款期限届满后也未催促南大公司还款就又立刻诉讼，有悖于常理。第五，黄萍在2017年5月30日前针对涉案借款仅付款450万元，而2017年5月30日的《补充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不足一年的，也以2018年5月19日作为借款期限届满日，南大公司无理由放弃借款期限利益，也不符合借款本意。《补充协议》显属倒签文件，黄萍和黎燕贞是以此造就已经完全支付借款款项、借款期限届满并满足起诉条件的事实。第六，吴林在2017年底知道南大公司房产车位被抵押的情况后通过案外人庄雪云，以及在黄萍老公、姐姐吕丽云在场的情况和黄萍说明南大公司没有借款，黄萍此后仍陆续付款，并且和黎燕贞对账。除借款过程只和黎燕贞发生关系外，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由黎燕贞在第一时间积极为其提供对南大公司不利的证据，双方恶意明显。六、即使认为本案存在借款关系，也应该是原审第三人和黄萍建立借款关系。南大公司未收到涉案借款，也未实际使用涉案借款，涉案借款和南大公司无关。第一，借款款项、利息支付、对账均是在黄萍和黎燕贞、高顿公司、骏轩公司间发生。依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涉案的大部分借款实际是以“报销、还款、还骏轩借款、代南大转骏轩、代骏轩付投资款、往来款、还贷”等名义用于黎燕贞、骏轩公司和高顿公司。第二，2018年5月7日对账单上所加盖南大公司的印章早已公告失效，不能以对账单作为南大公司确实收到款项的依据。而且涉案1100万元借款中，转入高顿公司的（2017年7月12日的50万元；2017年8月28日的100万元）并无备注“南大公司借款”，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也有付利息情况（无说明代付利息）。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又称其自身和黄萍也有借款关系，完全可认为该部分借款是高顿公司、骏轩公司和黄萍的借款往来，与涉案合同无关。七、本案庭审调查中可明显发现原审第三人黎燕贞职务侵占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南大公司已经提交《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经侦部分查处申请书》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予处理，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应予纠正。综上，南大公司未授权黎燕贞对外借款，黄萍未谨慎审查黎燕贞的权利，且涉案的借款过程存在诸多违背常理和交易习惯之处，黄萍存在恶意和过错。黄萍和原审第三人互相配合、联合一致指向南大公司借款，但实际上南大公司才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恳请法庭查明事实，公正处理，维护南大公司的合法权益。在二审庭询后，南大公司提交了《关于庭审的补充意见》，称即便二审法院认为应由南大公司偿还黄萍借款款项，原审法院所支持的利息业已超过2020年8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所支持的利息，应予纠正。被上诉人黄萍二审答辩称：一、南大公司与黄萍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借款担保合同》及《补充协议》，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1、南大公司在向黄萍借款之前就已经在外欠了顾松峰等三四十个高利贷的钱到期要还（高利贷月息2.5%到3.5%不等，比被上诉人收取的利息还要高），再加上南大公司拖欠的工人工资、材料款、工程款、小业主的违约金等南大公司所欠的债务有3000万元左右。为此，南大公司通过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公证的方式授权身为南大公司总经理、股东的黎燕贞对外融资，融资额度约3000多万元，并授权黎燕贞可用南大公司资产抵押。黎燕贞持南大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公证书原件等文件给黄萍看过，然后才向黄萍借款，其就是为了解决上述资金缺口、降低利息、违约金的问题，将数十个债权人的债权归入到黄萍一人，这就是南大公司需要资金并向黄萍借贷的原因。2、南大公司与黄萍签订1100万元的借款合同、另案的1800万元的借款合同、500万元的借款合同，并没有在签订合同后就要求一次性支付借款，原因是南大公司通过签合同只是向黄萍要了一个额度，在南大公司有资金需要的时候才会叫黄萍打款，否则的话在没有资金需要的情况下借到这么大笔款项只会在账户中空转，南大公司还要承担每月2%的利息。3、签名章与公章并用是南大公司的惯常做法，在合同管理是常态：南大公司自2008年以来一直都在同时并用吴林的签名章、公司公章于小业主房地产预售契约中，所有房屋销售都是如此使用，且全部到广州市房管局去备案；在工商备案文件当中也多处可见吴林签名章与公章并用的情形。所使用的吴林签名章、公司公章与使用在本案南大公司与黄萍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中的印章是一样的。为了否认其向黄萍所借的巨款2900万元，南大公司不顾大量证据事实存在，向法庭陈述虚假情况。特别注意的是南大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3《变更税务登记表》上法定代表人使用的就是吴林签名章，这意味着吴林对使用签名章也是知情的。南大公司一直在实际使用本案相关合同上的印章。南大公司称“加盖南大公司印章的行为属于他人无权处分”“涉案合同应为无效的合同”是法律理解错误。涉案合同签订是有授权的，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二、南大公司称没有收到或者使用黄萍出借款项是与事实不符的。涉案收取借款的公司是本案第三人高顿公司、骏轩公司，这都是南大公司签字盖章确认指定的，且该两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当庭确认收到了黄萍向南大公司出借的款项。1、关于南大公司不以自己名下账户收取借款的问题。第一，这是南大公司签字盖章指定高顿公司、骏轩公司收取借款的；第二，从企查查、全国裁判文书公示系统可知，2016年南大公司就有31件执行案件面临执行，那么这些执行案件到2017年就会让南大公司面临严峻的执行压力，公司帐户当然不可能正常使用或面临不能正常使用的风险可能。另外，除去还在诉讼中的案件，本案起诉当时南大公司就有已出判决的111件诉讼案件，才过两三个月南大公司面临已经出判决的案件增长至高达131件，且案件主要是面临材料商、借款人和小业主的起诉。即南大公司面临着大量的诉讼、执行压力，账户有随时被查封的风险。黎燕贞担任公司总经理十年多，长期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工作，也一直对外，包括黄萍在内的很多人对此都是知晓的。作为股东的两夫妻闹离婚，双方争抢公司的管理权，就连公司对外借贷都予以否认，这完全是没有诚信的行为。2、南大公司与高顿公司、骏轩公司是关联公司，都是黎燕贞、吴林两夫妻直接百分百控制的公司，涉及的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南大公司开发了骏御华庭，而骏御华庭的物业管理公司就是高顿公司。高顿公司、骏轩公司的注册地址都是位于骏御华庭。高顿公司的监事就是南大公司的监事。这些公司都是关联公司，对于黄萍来讲这些公司都是吴林和黎燕贞共有的夫妻共同财产，是共同控制的，本案一审中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大量出现高顿公司、骏轩公司代南大付款、代南大还本金、利息的记录，即三公司财务、人员是混同的。至于其内部之间如何分割、具体使用借款与黄萍无关，黄萍也不可能知道，但这不影响南大公司对外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三、黄萍根本不存在恶意，与第三人不存在任何的恶意串通，黄萍是善意的。1、南大公司与黄萍签订借款合同是得到南大公司通过公证处公证的股东会决议同意的，南大公司股东会决议授权作为南大公司总经理、股东的黎燕贞，有权对外融资，融资额度约3000多万元，并授权黎燕贞可用南大公司资产抵押。黎燕贞一直以来都是南大公司对外工商登记公示的总经理，完全管理了南大公司十年，这是对外公示、众所周知的事实，且黎燕贞向黄萍借钱时是出示了《公证书》给黄萍看的，黄萍有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南大公司的，黄萍是善意的合同相对方。2、南大公司称借款没有任何意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从企查查、全国裁判文书公示系统可知，2016年南大公司就有31件执行案件，那么这些执行案件到2017年就会让南大公司面临严峻的执行压力。另外，除去还在诉讼中的案件，至今南大公司面临已经出判决的案件高达131件，且案件主要是面临小业主、农民工工人、材料商、出借人的起诉，即南大公司是有着紧急的资金需要的。3、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萍与第三人恶意串通，黄萍一审证据4《公证书》、证据17南大公司档案、黎燕贞持有公章、私章等都可以反映出黄萍是善意的。四、吴林与黎燕贞股东之间的离婚纠纷、执行董事与总经理之间的纠纷不影响南大公司对外责任的承担。南大公司股东之间、法定代表人与总经理之间的争议与纠纷是公司内部控制、管理问题，黄萍作为局外人是善意不知情的。公司和股东之间是两个不同的独立法律主体，南大公司股东之间离婚纠纷不影响南大公司对外责任的承担。因此，南大公司不能因为内部全资股东也是两夫妻即吴林与黎燕贞的离婚纠纷，就全盘否认黎燕贞代表南大公司对黄萍借贷一事以及抵赖承担还款责任，这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做法。吴林与黎燕贞的行为是严重损害了黄萍利益的。五、南大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向黄萍还本付息，经黄萍多次催告，南大公司仍不履行义务，其行为严重违背了双方协议的约定及法律的规定，已经严重侵害黄萍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本案中，南大公司在向黄萍偿还部分借款利息后，怠于向黄萍偿还借款本金及剩余利息，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经黄萍多次催告，南大公司仍然不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和二百零五条的规定，黄萍有权要求南大公司依法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因此，黄萍有权要求南大公司按照3%月息向黄萍支付自2018年5月19日至实际偿还借款本金期间的逾期利息。六、南大公司到期不偿还借款，黄萍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南大公司抵押给黄萍的房产优先受偿。为保障黄萍债权，黄萍、南大公司双方签订《抵押担保合同》，南大公司将其名下的房产为黄萍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债务人应当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发生的手续费、违约金、黄萍聘请的律师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南大公司无力偿还借款，黄萍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举证责任分配妥当，南大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原审第三人黎燕贞、高顿公司、骏轩公司二审共同答辩称：一、南大公司股东会决议上已经授权黎燕贞在3000万元的贷款融资限额内对外代表南大公司进行贷款融资，涉案1100万元的借款金额符合股东会决议授权的额度，黎燕贞作为南大公司的总经理，在授权范围内进行融资贷款，实际上代表着南大公司的行为，涉案合同的权利义务承担主体应为南大公司。二、南大公司在2016年2月出具股东会决议并在同年8月修订公司章程时曾使用过“DEVELOPMENT”的“E”上带黑点的涉案印章，南大公司对借款的事实是知情的，南大公司关于涉案合同上的公章不是南大公司有效的备案使用章主张与事实不符。三、南大公司否认借款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结合以下事实：涉案款项的收款收据上，南大公司许倩岚代表南大公司签字；办理抵押用了13个车位；在初期借款时南大公司向黄萍偿还了部分利息；2018年5月南大公司又与黄萍进行了一次对账。无论是从逻辑推理还是客观事实上看，南大公司一系列的行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借款行为具有高度盖然性，南大公司称不知情实属是自欺欺人，有违常理。退一万步讲，即使黎燕贞没有取得该笔借款的授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中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即是沉默而为的追认，南大公司的上述行为也应视为其对该笔借款的追认。四、从借款用途上看，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的银行流水显示，该部分的借款用于偿还南大公司的债务，符合股东会决议中授权黎燕贞融资贷款为了解决对外欠款和盘活公司资产的目的。五、南大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黎燕贞与黄萍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六、黎燕贞融资贷款的行为经过股东会决议授权并由公证处进行公证，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所述，涉案合同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身义务。合同具有相对性，第三人黎燕贞不属于涉案合同的缔约方，其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偿还借款的义务应由南大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为了防止南大公司非法损害第三人的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萍于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南大公司向黄萍偿还借款本金1100万元及借款利息2172083.34元（按月息2.5%计算，详见《利息计算清单》）；2.南大公司向黄萍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暂计518500元（以1100万元为基数，逾期利息按每月3%计算，自2018年5月20日起暂计至2018年7月5日，实计至实际清偿之日）；3.南大公司支付黄萍因本案付出的律师费25000元；4、南大公司支付黄萍因本案付出的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13715.58元；5、黄萍对南大公司抵押给黄萍并办理抵押登记的担保财产及其拍卖、变卖所得享有优先受偿权；6、本案诉讼费用由南大公司承担。一审庭审中，黄萍明确其第五项诉讼请求中的担保财产为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2789、00032790、00032791、00032792、00032793、00032794、00034041、00034042、00034044、00034045、00034047、00034048、00034049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载明的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大道××号1211房、1212房、1410房、1411房、1412房、1508房、1511房、1602房、1703房、1805房、1806房、1903房、1904房的房屋产权。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关于涉案合同的签署情况和印章使用情况。2016年2月17日，南大公司的股东吴林、黎燕贞在《2016年决议》上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并到广州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2016）粤广广州第024545号]。该《2016年决议》共通过两项决议，其中第二项决议载明：“本次会议特别决议：为解决公司发展资金问题，需向有关专业银行、社会人士或者其他途径贷款融资额度约人民币3000多万元，无抵押担保方式贷款年利率控制在30%以内。该项贷款融资工作具体由股东黎燕贞负责，并授权股东黎燕贞可用南大公司资产（房产）抵押担保方式委托第三人予以贷款。但所有融资金额均应当用于南大公司经营发展用途”。为核查上述公证书的真实性，原审法院根据黄萍的申请，依法向广州公证处调取了上述公证书，广州公证处向原审法院出具的复函中所附（2016）粤广广州第024545号公证书中《2016年决议内容》与上述内容一致。2017年5月19日，南大公司作为甲方借款人与黄萍作为乙方出借人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甲方因经营资金周转原因向乙方借款人民币1100万元整，借款利率按月息2.5%计算；甲方指定高顿公司的账户作为收款账户；如甲方不按期还款的，逾期期间的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上浮20%且承担乙方实现债权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诉讼保全费、执行费、交通费等）。同日，黄萍作为甲方债权人与南大公司作为乙方抵押人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约定：为了保证甲方与乙方在2017年5月19日所签订的金额为1100万元《借款合同》的履行，乙方愿作为该合同的担保人向甲方提供抵押担保；乙方以其拥有合法产权的位于白云区××大道××号（详见抵押物清单）为本合同债务人提供抵押担保；本合同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债务人应当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发生的手续费、违约金、甲方聘请的律师费、实现债权的费用；本合同的担保期限为主合同债务到期日另加两年，所附《抵押物清单》载明的抵押物为：白云区××大道××号1211房、1212房、1410房、1411房、1412房、1508房、1511房、1602房、1703房、1805房、1806房、1903房、1904房；上述两份合同均有南大公司的印章及吴林签名章，该公司印章“DEVELOPMENT”中的“E”上方有一黑点。同日，黄萍与作为南大公司代理人的黎燕贞共同前往房管局就上述《抵押物清单》所载的13套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分别为：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2789号（坐落：白云区××大道××号1211房）、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2790号（坐落：白云区××大道××号1212房）、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2791号（坐落：白云区××大道××号1410房）、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2792号（坐落：白云区××大道××号1411房）、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2793号（坐落：白云区××大道××号1511房）、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2794号（坐落：白云区××大道××号1703房）、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4041号（坐落：白云区××大道××号1412房）、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4042号（坐落：白云区××大道××号1508房）、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4044号（坐落：白云区××大道××号1602房）、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4045号（坐落：白云区××大道××号1805房）、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4047号（坐落：白云区××大道××号1806房）、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4048号（坐落：白云区××大道××号1903房）、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0034049号（坐落：白云区××大道××号1904房）抵押登记证书，上述十三本抵押登记证书均载有：证明权利为抵押权；权利人为黄萍；义务人为南大公司，抵押范围为全部，抵押方式为最高额抵押，最高债权数额为1100万元。2017年5月30日，南大公司作为甲方借款人，黄萍作为乙方出借人与吴林作为丙方担保人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甲方因经营需要，除了2017年3月24日已收到的200万元支付入甲方账户以外，其余借款已付或者将支付到指定收款人：高顿公司、骏轩公司。该两公司收取乙方出借款的视为甲方收取了乙方出借款，并由甲方出具收款收据给乙方。2、收取乙方出借款的账号是：（1）高顿公司：银行：建设银行广州空港支行；账号：44×××60。（2）骏轩公司：银行：广州银行科学城支行；账号：80×××13。3、乙方分期分批支付出借款，甲方最后还款期在2018年5月19日，如果乙方分期支付出借款到甲方最后还款期的时间不足一年的，也以2018年5月19日为限即在此期限之前甲方应当还清所有借款，超出还款期限的，乙方有权追讨并追究违约责任。4、乙方出借期间利息按月息2.5%计算，甲方无权调低承诺不调低月息利率，如果乙方利息被法院调低的，甲方同意按总借款的20%承担违约金，甲方先还息后还本金。5、双方发生纠纷协商不成交给三份协议签订地广州市越秀区所在地的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6、本补充协议是《借款担保合同》有效补充，本协议条款内容与原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该《补充协议》上有南大公司印章、黎燕贞签名以及黄萍签名，但无吴林签名或签名章。庭审中，黎燕贞表示上述借款担保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和补充协议上南大公司的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吴林签名章均系黎燕贞所为，南大公司的所有印章从其成立至今一直由黎燕贞掌控，吴林签名章也是吴林同意在所有对内对外的文件上一直这样使用。2018年4月23日，南大公司重新刻制公司公章，故目前黎燕贞手上的南大公司公章已经作废。南大公司则认为2017年1月22日至2018年4月23日，南大公司所有对外民事行为均是吴林作为法定代表人以签名的形式完成，但在黄萍提供的证据10南大公司与案外人顾松峰签订的《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申请表》上，南大公司确认除了《借款合同》上是吴林签名，其他文件上均是加盖吴林签名章，并表示上述文件落款处所加盖的在“DEVELOPMENT”中的“E”上方有一黑点的南大公司印章在当时是南大公司使用的印章。南大公司另认为黄萍提供的涉案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并非其公司合法有效的印章，其为此提供的证据显示，2007年、2008年南大公司在相关工商登记资料中所加盖的公章“DEVELOPMENT”中的“E”上方没有黑点。但其同时提供的2016年8月18日修订的公司章程在“公司盖章”处所盖的南大公司印章，“DEVELOPMENT”的“E”上方有一黑点，与黄萍提供的涉案合同上包括南大公司《2016年决议》上南大公司印章一致。南大公司另认为其公司印章自2017年1月22日即被黎燕贞非法控制，其为此提供的证据显示，2017年1月22日，吴林在名为“南大管理群”微信聊天群中表示“现在公司总经理黎燕贞，财务许出纳，严重违反公司董事会、股东会规定，在本人不知情情况下，私自转账出公司账户，本人决定暂停上述2位职务，特此公告”。2017年2月24日，南大公司在《民营经济报》上作出《遗失声明》，称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2017年3月7日，吴林前往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同德派出所报警，《报警回执》上并未明确具体报警事由。2017年12月19日，南大公司委托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舒辉向黎燕贞发《律师函》，要求黎燕贞返还南大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2017年12月20日，南大公司在《南方都市报》上刊登《声明》，称其于2017年1月22日依章程解除黎燕贞总经理职务，黎燕贞将该司公章、营业执照、财务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章带离公司而不归还，故公告声明作废。2019年11月26日，白云法院作出（2018）粤0111民初5986号民事判决书，该院认为吴林解聘黎燕贞的时间为2017年1月22日，黎燕贞被解聘总经理后继续持有南大公司公章1枚、财务专用章1枚、开户银行许可证1枚、银行预留印鉴1枚、法人章1枚、发票专用章1枚、营业执照正副本各1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1本、不动产权证130本、不动产权登记证明113本，注册号为6516808号与9783485号商标权证、开户行为中国银行广州中山7路支行卡号为6561********的银行卡、银行U盾、公司自成立至今的财务账册（包括原始凭证、记账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表）的行为损害了南大公司的合法权益，判决黎燕贞向南大公司返还上述证照印章、财务账册及银行卡等。黎燕贞不服上述判决，于2019年12月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为证明加盖在涉案合同上的南大公司的印章能够代表南大公司，黄萍提供了相关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和起诉状等。其中，1、2018年南大公司作为原告，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作为被告并将广州市南方大厦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南方大厦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列为第三人的租赁合同纠纷中，起诉状、授权委托资料、租赁合同、和解协议书等均加盖了南大公司涉案印章，南大公司指定收取调解款项的账户为高顿公司账户。南大公司则称其不知晓上述诉讼情况。2、2017年12月25日案外人俞晓华与南大公司的和解协议书，黄萍提供的版本上在南大公司落款处有吴林的签名并加盖南大公司涉案印章，南大公司提供的版本则仅有吴林签名，南大公司称黎燕贞在拿到有吴林签名的和解协议之后私自加盖公章给黄萍以提供对南大公司不利的证据，但两份和解协议书在协议相对方俞晓华的签名和捺指模处有所不同，南大公司解释称和解协议不止一份，其不清楚黄萍的版本是哪一份。3、对南大公司与孔瑞芳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特284号民事裁定书载明，该案中南大公司以代表公司出庭的人员不是其委托的、授权委托书加盖的印章和签名不是合法有效的印章、是无效的委托等理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后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南大公司该申请。二、关于涉案款项的流转情况。根据各方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黄萍在2017年3月到2018年4月期间，向南大公司转账200万元，向高顿公司、骏轩公司转账共2750万元，并收取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转款193.25万元。黄萍提供的盖有南大公司上述公章和黄萍、黎燕贞签名的《对账单》记载，鉴于2017年5月19日黄萍与南大公司签订的抵押贷款协议，上述协议总借款金额2900万元，为明确双方已发生的本金及利息，双方对账并予以确认（数据截止日期为2018年4月30日）并详细列举了黄萍在2017年3月到2018年4月期间合计向南大公司、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支付的共2950万元款项的付款时间、金额、已还本金、应付利息、已付利息、受南大委托收款人及账号等情况，合计：本金2950万元、已还本金50万元、应付利息657.25万元、已还利息178.25万元。对于上述黄萍支付的2950万元款项中如何区分出本案的1100万元款项，黄萍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明确，本案1100万元和另案1800万元的划分只是为了在房管局办手续进行的划分，并将上述《对账单》中记载的如下转账给南大公司的200万元和转账给高顿公司的950万元确认为黄萍在本案诉请的1100万元借款，已经收取的利息情况亦如该单记载：2017年3月24日，黄萍向南大公司账户转账200万元，已还本金50万元，已付利息25万元；2017年5月19日，黄萍向高顿公司账户转账150万元，已付利息15万元；2017年5月23日，黄萍向高顿公司账户转账150万元，已付利息15万元；2017年6月5日，黄萍向高顿公司账户转账250万元，已付利息25万元；2017年6月19日，黄萍向高顿公司账户转账250万元，已付利息18.75万元；2017年7月12日，黄萍向高顿公司账户转账50万元，已付利息3.75万元；2017年8月28日，黄萍向高顿公司账户转账100万元，已付利息2.5万元。上述借款本金总额为1150万元，已还50万元，已付利息总额105万元。庭审中，南大公司确认其账户收到上述200万元，高顿公司确认其收到上述950万元。对于上述对账单中记载的利息的支付时间，以及如何区分已付利息是针对哪一笔本金已付的利息，黄萍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表示只要开始支付本金就要计算利息，其无法确认借款利息的具体付款时间和针对哪一笔借款，故均以上述对账单的记载为准，并表示至于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实际向黄萍支付利息193.25万元与上述《对账单》记载的已收利息178.25万元相差15万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另案1800万元案件的判决中已认定该15万元为归还1800万元借款的利息，故针对1800万元借款的利息合计88.25万元，剩余的105万元即为南大公司在本案中应当归还的利息。经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就1800万元借款作出（2018）粤01民初71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萍在2017年3月到2018年4月期间，向南大公司及高顿公司、骏轩公司转账2950万元，并收取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转款193.25万元，1800万元借款的已付利息为《对账单》上备注的与1800万元借款有关的已偿还的73.25万元利息及上述15万元之和即88.25万元，并判决南大公司向黄萍偿还借款1800万元及利息（在计算出的利息总额中扣除882500元）、南大公司向黄萍支付律师费25000元及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21639.83元等。南大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对于黄萍为何分多次提供案涉借款，黄萍称黎燕贞陈述是为了南大公司还款需要，需要还款时才会通知黄萍打款。黎燕贞表示是为了替南大公司节省利息支出，从黄萍处拿到借款后需要支付利息，所以不一次性向黄萍借出全部款项。对于为何将借给南大公司的钱转账至高顿公司，黄萍表示是按合同约定进行划款，黎燕贞则表示，因南大公司逾期交房导致很多购买业主起诉，故南大公司的银行账户经常被查封冻结，且南大公司前股东张茵也起诉查封过南大公司的银行账户，故为了能够实际得到借款用于周转，故要求黄萍将涉案款项划至高顿公司及骏轩公司账户。高顿公司对黎燕贞上述陈述予以确认，骏轩公司表示其没有收到涉案1100万元的借款。根据高顿公司的银行流水显示，高顿公司收取黄萍的款项之后，根据对外付款摘要，以“代南大还本金”、“代南大付利息”、“代南大还骏轩借款”、“代南大发工资”、“代南大付报销款”、“代南大付律师费”、“代南大退购房定金”、“代南大退房款车位款”等往张洪陆、王帅、庄雪云、黄耀佳、吴继军、余丽云、骏轩公司、黎燕贞、黄萍、广州曼德大酒店有限公司等账户多次付款。骏轩公司账户亦多次以“代南大付利息”、“代南大付工程款”等向黄萍、庄雪云、黄桂芳、黄桂芬、汤建聪、高顿公司、广州增广楼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广州行盛玻璃幕墙工程有限公司等账户付款。三、关于涉案各公司的相关情况。本案所涉及各公司及股东情况如下：1、南大公司系于1994年7月5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股东原为吴林、黎燕贞和张茵，后变更为吴林和黎燕贞，吴林持80%股份，黎燕贞持20%股份，两人原本是夫妻关系，2017年5月在澳门离婚。南大公司确认黎燕贞在2016年8月18日到2017年1月22日期间担任南大公司总经理，并认为吴林于2017年1月22日解聘黎燕贞，但工商登记至今未变更，仍然显示黎燕贞是南大公司的总经理。2、高顿公司系成立于2009年12月1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2017年1月20日公司股东由黎燕贞、黎德明、张茵变更为黎燕贞和骏轩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黎燕贞，高顿公司称其原本是南大公司的物业管理公司，后来被南大公司单方发函解除。3、骏轩公司系成立于2015年5月11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2019年12月2日公司股东由黎燕贞变更为黎燕贞和高顿公司。4、跨屏公司系成立于2016年4月1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为黄萍，监事为黎燕贞，黄萍向南大公司租赁了该公司经营地址，该地址与高顿公司2016年5月12日至2019年11月13日之间的登记注册地址一致。四、黄萍主张的为实现债权的费用情况。为提起本案诉讼，黄萍分别向广东习法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5000元和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支付诉讼保全担保保费13715.58元，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转账凭证、律师费发票（NO.59790042，金额25000元）、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保险单及保单保函、保全担保费发票（NO.29164117，金额13715.58元）为证。根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显示，黄萍于2018年7月3日委托广东习法律师事务所指派的习江玲律师、邹伟健实习律师代理其与南大公司涉及1100万元借款合同纠纷事宜，律师费为25000元；根据转账凭证显示，2018年7月5日黄萍向广东习法律师事务所转账律师费50000元；根据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保险单及保单保函显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担保金额为13715583.34元，保险费为13715.58元。五、对南大公司在本案提出的各项申请问题。南大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出的各项鉴定、调查取证等申请情况以及原审法院认定情况如下：南大公司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调取其备案公章同时对涉案《借款担保合同》《抵押担保合同》《补充协议》《收款收据》和《对账单》上的公章与备案公章的同一性、《借款担保合同》《抵押担保合同》上法定代表人“吴林”的签名真实性以及《补充协议》上文字和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南大公司针对上述合同上所盖的其公司印章提出的疑点为“DEVELOPMENT”中的“E”上方有黑点，而其在本案提供的其他证据足以令原审法院查明该问题，南大公司并在本案中发表意见认为其已经失去对公司印章的控制，而黄萍确认上述合同上吴林并未签名仅盖有签名章，且黎燕贞确认上述公章、法人签名章均由其加盖，本案其他证据足以对《补充协议》的内容进行印证，故南大公司上述鉴定申请已无必要，原审法院对此均不予同意。南大公司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同德派出所调取吴林于2017年3月7日的报案笔录材料、向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空港支行调取高顿公司银行账户从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5月1日的流水记录、向广州银行科学城支行调取骏轩公司银行账户从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5月1日的流水记录，南大公司申请调取的上述材料中，前一项属于南大公司可自行调取的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同意。后两项原审法院已责令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提供，无需原审法院进行调取。南大公司申请将本案移送公安进行处理，南大公司如认为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可自行报案，原审法院并未发现本案涉嫌经济犯罪，故不同意南大公司上述申请。庭审中，各方均确认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法律。原审法院认为，因原审原告黄萍、第三人黎燕贞系澳门××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澳民间借贷纠纷，应参照涉外民商事纠纷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虽然黄萍和南大公司在涉案《借款担保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均未约定适用的法律，但各方在庭审中一致同意适用内地法律，故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关于原审原告黄萍和被告南大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借款关系。首先，关于涉案公章和吴林的签名章能否代表南大公司的问题。第一，根据南大公司提供的证据，其分别于2016年2月出具股东会决议并在同年8月修订公司章程时曾使用过“DEVELOPMENT”的“E”上带黑点的涉案印章，即早在与黄萍签订借款合同之前，南大公司已经公开对外使用涉案印章，故南大公司关于涉案合同上的公章不是南大公司合法有效的备案使用章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第二，南大公司主张其印章自2017年1月22日起被黎燕贞非法控制、该印章即使真实也不能代表南大公司。经查，南大公司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的报纸公告称遗失的是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并未提及公司印章及法人章是否遗失，吴林2017年3月7日的报警记录亦未显示具体报警事由，而且该报警事由和报警记录亦不为包括黄萍在内的外人所知，直至2017年12月，南大公司与黄萍签订涉案《借款担保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及《补充协议》近7个月后方再次登报声明印章遗失，因此，南大公司关于2017年1月22日之后其公司印章已经不能代表南大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双方当事人在本案提供的多份生效判决也做出了同样的认定；第三，关于南大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林的签名章的问题。南大公司在本案中陈述吴林没有签名章，但在办理吴林亲笔签名的与案外人顾松峰的《借款合同》相关抵押担保手续中，多次使用吴林签名章，南大公司称吴林对此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第四，黄萍在本案中提供了南大公司经公证的股东会暨董事会决议即《2016年决议》，根据该决议，为解决南大公司发展资金问题，南大公司授权黎燕贞可用公司资产抵押担保方式向银行、社会人士进行融资。南大公司认为该份股东会决议是在南大公司股东为吴林、黎燕贞和张茵三人的情况下作出的，在股东变更为只有吴林和黎燕贞两人之后不再适用，南大公司该抗辩意见并无法律依据。黎燕贞作为南大公司的股东、总经理，同时亦是该份经公证的《2016年决议》授权的代表，其向黄萍进行抵押借款并未超出上述决议授权范围，南大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授权含有期限或其已经撤销上述授权，虽然白云法院作出（2018）粤0111民初598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吴林解聘黎燕贞的时间为2017年1月22日，并判决黎燕贞向南大公司返还公章、财务专用章、银行卡及财务账册等，但是该判决因黎燕贞提起上诉尚未生效，且南大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至今仍然显示公司总经理为黎燕贞，故黄萍基于对黎燕贞身份和上述决议的信任，向南大公司提供借款，符合常理。综上，南大公司在本案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黎燕贞持有上述《2016年决议》、南大公司印章和吴林的签名章对外签署合同进行借款不能代表南大公司，南大公司该抗辩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涉案款项的流转问题。黄萍和被告南大公司在涉案合同中约定将款项支付至第三人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账户之中，黄萍按约向高顿公司付款，且高顿公司及骏轩公司亦多次向黄萍支付利息。第三人黎燕贞对使用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账户收款作出了解释，被告南大公司不同意上述解释并认为其账户虽然收到200万元款项，但不清楚转款的原因及经过，其余950万元的收款方为高顿公司，故南大公司不是实际借款人，原审法院认为，南大公司已经在涉案合同和协议中指定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账户作为涉案借款的收款账户，且从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的账户流水情况来看，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账户的确备注摘要为南大公司多次向外付款，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账户并用来为南大公司向黄萍还款和付息，因此，黄萍按照合同约定将借款款项划至南大公司和高顿公司账户，应视为南大公司已经接收了上述款项。如南大公司认为上述款项并未全部用于南大公司或并非根据南大指示对外支付，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再次，关于黄萍是否与黎燕贞恶意串通的问题。南大公司主张因黄萍早已知晓黎燕贞与吴林离婚之事，故与黎燕贞恶意串通。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如前所述，黄萍基于对黎燕贞身份的信任和黎燕贞持有南大公司印章、吴林签名章的情况，签订涉案合同、提供借款，黄萍在本案中提供了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转账记录、对账单等一系列证据以证明其与南大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南大公司在本案提供的证据中，并无能够证明黄萍与黎燕贞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据，南大公司上述抗辩意见没有相关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如果南大公司认为黎燕贞作为公司股东或高管确实实施了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涉案《借款担保合同》《抵押担保合同》《补充协议》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在黄萍依约向南大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涉案借款之后，南大公司收到借款但未按约归还借款本息，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实际向黄萍支付利息193.25万元与涉案《对账单》记载的已收利息178.25万元相差15万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另案1800万元案件的判决中已认定该15万元为归还1800万元借款的利息，故该15万元在本案中不再重复处理。至于另外的178.25万元还款如何区分是向本案还是另案借款的还款，各方并无明确约定，黄萍主张其中的105万元系归还本案借款并在《对账单》上有清晰备注，南大公司在该《对账单》上盖章确认，在被告南大公司没有相反主张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同时，无论是按照双方在涉案合同中约定的每月2.5%的月利率，还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年利率24%的标准，黄萍在两案中收取的利息均未超出应付的利息总额，故对于黄萍关于其已经收取的款项只是归还利息、尚未归还本金的主张，原审法院予以采信。黄萍请求南大公司归还本金110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黄萍另主张对于该笔借款的借期利息按照月利率2.5%的标准计收，逾期还款利息按月利率3%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黄萍与南大公司之间约定的上述利率过高，违反了上述规定，故对于黄萍关于利息及逾期还款利息分别按照2.5%和3%计收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此，原审法院统一调整为从每笔款项付款之日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收本案利息，并在计算出的利息总额中扣除黄萍已经收到的针对本案借款的利息1050000元。至于黄萍诉请的对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本案南大公司以其名下所有的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大道××号1211房、1212房、1410房、1411房、1412房、1508房、1511房、1602房、1703房、1805房、1806房、1903房、1904房的十三套房屋产权为涉案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且上述抵押房产已在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故黄萍对南大公司提供抵押的房产依法享有抵押物权，在南大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时，黄萍有权从处分上述抵押房产所得的价款中优先受偿。至于黄萍诉请的律师费和财产保全保险费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经查，黄萍与南大公司在涉案《借款担保合同》中约定，在南大公司不按期还款的情况下，应承担黄萍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诉讼保全费、执行费、交通费等。本案中，黄萍已提供《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转账凭证及律师费发票证明其委托广东习法律师事务所处理本案诉讼事宜并约定律师费为25000元并已实际支付，黄萍另提供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保单保函及保险单、保险费发票证明其已就本案实际支付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13715.58元，因此，上述25000元律师费和保险费13715.58元已经实际发生，南大公司应向黄萍支付上述黄萍为实现债权而实际支出的费用。至于黄萍诉请的保全费5000元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该笔费用是黄萍因申请财产保全而需要向法院交纳的申请费，该部分费用属于诉讼费用的范畴，而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用的负担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因此作为诉讼费用的保全申请费不能作为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南大公司在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萍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1000000元和利息（利息计算：第一笔借款150万元从2017年3月24日开始、第二笔借款150万元从2017年5月19日开始、第三笔借款150万元从2017年5月23日开始、第四笔借款250万元从2017年6月5日开始、第五笔借款250万元从2017年6月19日开始、第六笔借款50万元从2017年7月12日开始、第七笔借款100万元从2017年8月28日开始，均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并在计算出的利息总额中扣除1050000元）；二、南大公司在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萍支付黄萍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费人民币25000元、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人民币13715.58元；三、若南大公司不履行上述还款义务时，黄萍有权对南大公司提供抵押的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大道××号1211房、1212房、1410房、1411房、1412房、1508房、1511房、1602房、1703房、1805房、1806房、1903房、1904房的房产进行拍卖或者变卖，并从所得的价款中优先受偿。四、驳回黄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4205.8元，由黄萍负担6192元，南大公司负担98013.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南大公司负担。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审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住宅租赁合同（两份）、商铺租赁合同一份、收据四张；2、（2019）粤01执2632号拍卖公告、（2020）粤01执异4号、5号执行裁定书；3、起诉状、公证书-司法鉴定书。经质证，上诉人称证据1没有原件。对有原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内容以及与本案的证明内容不予确认。理由是，第一，这些只是原审第三人的一个揣测，生效裁判文书并没有认定南大公司有虚构租赁合同关系。第二，通过原审第三人所述的证明内容，恰恰能够反映南大公司和原审第三人黎燕贞存在着重大矛盾。在此情况下，南大公司也不可能要求黎燕贞对外借款，并且将款项支付至其实际控制的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的账户，也进一步可以反映本案的借款关系是不真实的，不是南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内容予以确认，认为股东内部的矛盾和夫妻离婚的矛盾不应该去影响善意的债权人。其是因为黎燕贞出具了授权文件及股东会决议，才将涉案大额的资金出借给上诉人，否则其不会轻易把这些款项出借给上诉人，而且其还办理了不动产的抵押登记手续，所以上诉人的陈述均不成立。本院认为，因原审原告黄萍、第三人黎燕贞系澳门××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澳民间借贷纠纷，应参照涉外民商事纠纷处理。因各方在一审庭审中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原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涉案借款关系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经审查，首先，南大公司于2016年2月出具股东会决议并在同年8月修订公司章程时使用过涉案印章，即早在与黄萍签订借款合同之前，南大公司已经公开对外使用涉案印章，并且直至2017年12月，南大公司与黄萍签订涉案《借款担保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及《补充协议》近7个月后才登报声明印章遗失；南大公司在办理吴林亲笔签名的与案外人顾松峰的《借款合同》相关抵押担保手续中，多次使用吴林签名章。由上可见，涉案印章和吴林的签名章能够代表南大公司。其次，黎燕贞作为南大公司的股东、总经理，同时亦是涉案《2016年决议》授权的代表，其向黄萍进行抵押借款并未超出上述决议授权范围，南大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授权含有期限或其已经撤销上述授权，且南大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至今仍然显示公司总经理为黎燕贞，故黄萍基于对黎燕贞身份和上述决议的信任，向南大公司提供借款，符合常理。原审法院在南大公司就本案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黎燕贞持有上述《2016年决议》、南大公司印章和吴林的签名章对外签署合同进行借款不能代表南大公司的情况下，认定涉案借款关系真实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南大公司是否收到涉案借款的问题。经审查，南大公司在涉案合同和协议中指定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账户作为涉案借款的收款账户，且从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的账户流水情况来看，高顿公司和骏轩公司账户的确备注摘要为南大公司多次向外付款，并用来为南大公司向黄萍还款和付息，因此，黄萍按照合同约定将借款款项划至南大公司和高顿公司账户，应视为南大公司已经收到了涉案借款。关于南大公司主张的黄萍与黎燕贞恶意串通及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经审查，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黄萍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转账记录、对账单等一系列证据以证明其与南大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南大公司在本案提供的证据并未足以证明黄萍与黎燕贞存在恶意串通及本案涉嫌经济犯罪的事实，故对南大公司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南大公司主张的原审法院所支持的利息业已超过2020年8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所支持的利息的问题，经审查，该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而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在该规定施行前，故对南大公司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判决南大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南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32元，由广州市南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建文审判员  王碧玉审判员  罗 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谢佶利郑子鹤易臻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