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3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海英。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燕珍，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欣莹，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沛莱贸易有限公司（原广州普泰移动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赖惠燕。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洪。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桂渠。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广东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涛，广东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海英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沛莱贸易有限公司[原广州普泰移动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泰公司）股东，以下简称沛莱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及沈桂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9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海英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连带向邓海英支付项目提成1684373元和风险金863785.2元，合计2548158.2元；3.本案诉讼费由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邓海英在广州金瑞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瑞泰公司）任职时，从事业务工作，邓海英已经提交了劳动合同、工作证、名片和黄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明。邓海英提交的工作证显示所属部门是投行业务部，职位为业务经理，邓海英在职期间实际从事的是业务工作。二、邓海英实际跟进了“百嘉信”项目，并收到该项目提成1838096.74元，尚有1684373元及风险金863785.2元未发放。根据广州百嘉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嘉信公司）监事黄某的证人证言，邓海英实际跟进“百嘉信”项目，代表金瑞泰公司管理百嘉信公司的公章。邓海英提供的与金瑞泰公司员工黄凤等多人的聊天记录显示，金瑞泰公司已经审批通过了邓海英提交的《工作签报表》，并向邓海英发放了《工作签报表》中的部分提成1838096.74元，邓海英已经提交银行流水、聊天记录以及《工作签报表》予以证明。沛莱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答辩称：一、邓海英提交的劳动合同以及仲裁案件要素调查表表明其工作岗位是人事专员，其提交的工作证及名片记载的是金瑞泰集团，如果邓海英与金瑞泰集团存在劳动关系，可以向金瑞泰集团主张权利，或起诉两个主体。二、邓海英主张的“百嘉信”项目并非金瑞泰公司的业务，金瑞泰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而从邓海英提交的证据来看，“百嘉信”项目融资额度高达20多亿元，小额贷款公司无能力向该项目融资。三、金瑞泰公司已经于2019年12月24日注销，并在注销时进行了清算，清理了所有的债权债务，如果“百嘉信”项目属于公司应承担的债权债务，则应当在清算中反映，金瑞泰公司注销的情况也证明“百嘉信”项目并非小额贷款公司的项目。邓海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连带向邓海英支付拖欠工资43000元；2.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连带向邓海英支付经济补偿96750元；3.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连带向邓海英支付项目提成1684373元和风险金863785.2元，合计2548158.2元；4.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连带向邓海英返还员工股本金263900元；5.本案诉讼费由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为第五项至第八项，其他事项双方无争议。一、用人单位注销情况：金瑞泰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注销，没有成立清算组，注销前的股东为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应承担金瑞泰公司的所有权利与义务。二、入职时间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情况：邓海英于2012年6月15日入职金瑞泰公司，双方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最近一期劳动合同约定期限为2016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三、工资支付情况：每月固定工资10750元，金瑞泰公司每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上月工资，没有工资条，已经支付至2019年6月30日的工资。四、社会保险购买情况、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金瑞泰公司有为邓海英购买社会保险至2019年12月，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0750元。五、欠发工资：邓海英主张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应支付从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且金瑞泰公司每月15日发放的工资为上月1日至该月最后一天的工资；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主张每月15日发放上月15日至次月14日的工资。六、劳动关系解除情况及经济补偿金：邓海英与金瑞泰公司劳动关系于2019年11月1日由邓海英提出解除，邓海英主张解除的原因为金瑞泰公司存在上述拖欠工资的行为。七、项目提成和风险金：邓海英主张其在职期间的岗位从人事专员转为业务员，并经办金瑞泰公司的“百嘉信”项目，该项目由于借贷金额超过500万元的上限，故金瑞泰公司指定唐允祥作为出借人与借款人百嘉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邓海英作为项目负责人按照《工作签报表》应当可以分配提成及风险金，金瑞泰公司已经通过欧阳滔的账户发放部分提成，其于本案主张剩余提成及风险金，并提交以下证据证明：1.《劳动合同》三份，其中合同期限为2016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的合同有两份，由于其中一份的“乙方工作内容”错误，邓海英要求公司重新签订，重签后公司亦无收回错误的合同，签名的法人林华平是广东金瑞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瑞泰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由林华平签章的劳动合同；2.《工作签报表》，拟证明金瑞泰公司关于百嘉信打包结案项目、未结案项目的提成申请及提成计算方式；3.邓海英与黄凤（金瑞泰公司财务经理）微信聊天记录及黄凤为金瑞泰公司的员工证明；4.邓海英与王予君（金瑞泰公司行政人事经理）微信聊天记录；5.邓海英与朱柳清（金瑞泰公司财务人员）微信聊天记录；6.邓海英与冼艳桥（金瑞泰公司行政人事主管）微信聊天记录；7.平安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欧阳滔向邓海英发放“百嘉信”项目部分提成；8.《律师函》、EMS寄件单、EMS派送信息；9.《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咨询）登记表》，显示冼艳桥作为金瑞泰公司的代表签名，拟证明冼艳桥是金瑞泰公司员工；10.金瑞泰公司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摘自工商内档），拟证明梁穗玲是金瑞泰公司员工；11.金瑞泰集团部分员工合照，拟证明王予君是金瑞泰公司员工；12.百嘉信公司贷款项目业务调查报告；13.借据；14.确认函；15.委托收款通知函；16.“百嘉信”项目往来款项明细表。邓海英称百嘉信公司的还款亦不是直接向金瑞泰公司偿还，而是向金瑞泰公司指定的受控企业偿还。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对证据1中显示邓海英“从事业务工作”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合同签订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并非林华平或梁轩，该合同的章也不是金瑞泰公司的公章。工作内容为“从事人事工作”的合同才是真实的，该时的法定代表人为秦建龙；对证据2的三性不确认，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没有金瑞泰公司的盖章及签名，样式亦不是公司的表格样板，其司也没有工作签到表作为员工的考核内容；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仲裁阶段已经通过查询黄凤的社保缴费记录，其不是金瑞泰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确认王予君是公司的员工，但从证据可以看出王予君与邓海英均属于可以领取提成的人，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朱柳清与邓海英的聊天期间并不是其司员工；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冼艳桥不是其司员工；对证据7的真实性确认，证明内容有异议，银行流水记录中只显示欧阳滔与邓海英的转款记录，欧阳滔不是其司员工，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的真实性确认，证明内容有异议，并不能证明其司需要支付提成；对证据9的三性不确认，该证据没有表现出冼艳桥是其司员工，该表显示邓海英的岗位为人事岗位；对证据10、11的三性确认，梁穗玲、王予君是金瑞泰公司的员工；对证据12的三性不确认，邓海英只是出示打印出来的电子文档，并且其内容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对证据13-16的三性不确认，该证据没有原件，且其内容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主张邓海英的岗位为人事专员从未变更，邓海英从未接触过公司的放贷业务，认为金瑞泰公司仅以公司的名义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并从公司账户发放贷款，并未指定第三方代为放贷或收取还款，提交以下证据：1.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拟证明金瑞泰公司从事小额贷款的范围，上限为500万元；2.仲裁阶段邓海英填写的案件要素调查表，拟证明邓海英在提起仲裁申请时填写的工作岗位也是人事专员。邓海英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小额贷公司业务范围的限制，但是无法证明金瑞泰公司实际经营以及实际放贷的情况；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该要素调查表是在仲裁立案时代理人根据立案专员的指导进行填写，没有鉴别两份合同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而择一根据里面的内容进行填写，以邓海英在诉讼中的主张及提交的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为准。一审庭审中，邓海英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证人述称其为百嘉信公司的监事，其于2018年5月入职百嘉信公司，岗位公章管理员，因百嘉信公司与金瑞泰公司有业务对接，故结识邓海英。其入职时获知百嘉信公司和金瑞泰公司已经建立了借贷关系，因此需要把百嘉信公司的公章交给金瑞泰公司共管。公章放在农业银行的保险箱，由百嘉信公司保管保险箱钥匙，开柜人是金瑞泰公司。如邓海英有文件需要百嘉信公司盖章会通过微信向邓海英发送，但由于手机已经更换未能找到聊天记录。其不清楚百嘉信公司需要借的资金实际出借人为金瑞泰公司还是唐允祥，没有见过金瑞泰公司与百嘉信公司签订的合同，亦不清楚邓海英是否有项目提成。邓海英确认证人的上述证言，认为上述证言可以看出唐允祥并未接触过任何百嘉信公司的公章使用事宜，唐允祥并非实际的出借人，证人证言与邓海英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言反映了证人对“百嘉信”项目的贷款来源为金瑞泰公司都是听公司的其他人所述，并没有见到过金瑞泰公司在该贷款项目中签署任何文件，故证人证言跟本案没有关联，不能够证实“百嘉信”项目的贷款是金瑞泰公司的项目，反而能够证明该项目的资金出借人是唐允祥。八、返还员工股本金：邓海英主张金瑞泰公司存在向员工收取投资资金并定期返还股本金的做法，具体操作为员工通过向金瑞泰公司指定的第三方账户转入员工股本投资，金瑞泰公司定期向员工返还一定股本金。金瑞泰公司已经向邓海英返还部分股本金，邓海英于本案主张的部分为未返还部分，并提交以下证据证明：邓海英名下招商银行流水记录一份。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对证据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认为员工股本金不是劳动争议的审理范围，且邓海英主张的资金交易人陈杏莉，沈德霜与其司无关。九、仲裁请求：1.金瑞泰公司向邓海英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93500元；2.金瑞泰公司向邓海英支付2019年7月16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工资43000元；3.金瑞泰公司向邓海英支付项目提成1684373元和风险金863785.2元；4.金瑞泰公司向邓海英支付员工股本金263900元。十、仲裁结果：一、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金瑞泰公司一次性支付邓海英2019年7月16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38181.03元；二、驳回邓海英的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欠发工资问题。依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台账应当包括支付日期、支付周期等；第四十八条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无对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其同意支付欠发工资，且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工资发放的周期为每月15日至次月14日，故一审法院对邓海英该项请求予以支持，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应向邓海英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43000元（计算公式：10750元/月×4个月）。关于劳动关系解除情况及经济补偿金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鉴于金瑞泰公司存在拖欠邓海英工资的上述行为，邓海英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应向邓海英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0625元（计算公式：10750元/月×7.5个月）。关于项目提成和风险金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于邓海英关于项目提成与风险金的主张是否应当支持，一审法院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考虑。首先，从邓海英的工作岗位看。邓海英主张其岗位于2016年6月1日从人事专员调整为业务专员，其提交了两份期限一致、工作内容不一致的劳动合同，理由为金瑞泰公司由于对工作内容写错了因此重新签订，但工作内容为“从事业务工作”的合同落款签章并非金瑞泰公司的法人，这与常理不符；邓海英在提起仲裁时亦自行填写岗位为“从事人事工作”，故一审法院认为邓海英对其主张岗位调整为业务员的事实未能举证充分。其次，从邓海英的工资构成看。双方确认邓海英每月固定工资为10750元，邓海英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工资构成包含提成、风险金，亦未能证明曾经发放过提成，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对邓海英主张欧阳滔已经发放部分项目提成不予确认，邓海英亦未能证明欧阳滔与金瑞泰公司的关系。最后，从邓海英提交的关于“百嘉信”项目的证据看。邓海英主张“百嘉信”项目存在及提成发放标准的依据为《工作签报表》及证人证言，但《工作签报表》无原件证实、亦无金瑞泰公司或者负责人的签章，证人证言仅能证明百嘉信公司与金瑞泰公司存在业务来往，亦无法证明邓海英主张的百嘉信公司向金瑞泰公司贷款的项目。综上，一审法院对邓海英主张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应向其支付项目提成及风险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返还员工股本金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故此，邓海英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审查范围，一审法院依法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3日作出判决如下：一、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邓海英一次性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43000元；二、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邓海英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金80625元；三、驳回邓海英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元，由普泰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负担。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普泰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经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该公司股东为沛莱公司。本院依法追加沛莱公司参加本案诉讼。沛莱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注销普泰公司，但未提交对普泰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合法清算的证据。又查明，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邓海英主张其知悉金瑞泰公司作为小额贷款公司放贷上限为500万元，但为了规避监管通过第三方自然人或者指定的法人发放贷款并且签订借贷合同，涉嫌违法行为；签订涉案“百嘉信”项目借款合同的自然人为唐允祥，但是唐允祥并非实际出借人。二审时，邓海英主张金瑞泰公司的管理层还以公司员工名义开设了多家关联公司，包括广州瑞灏商贸有限公司、广州佩傲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百榻米贸易有限公司、广州鹏佳威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安信融资担保公司等；邓海英是其中广州佩傲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在审批邓海英提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所提及的“温总”是“温竞引”，是金瑞泰公司关联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金瑞泰公司的管理层通过操控多家公司以及指定第三方自然人来发放贷款。又查明，二审庭询时，邓海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欧阳滔的广州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拟证明欧阳滔在2012年至2018年间是金瑞泰集团旗下关联公司员工，并在上述公司处购买过社会保险。该参保证明显示欧阳滔在2012年1月至5月期间由广州市瑞灏商贸有限公司为其购买社会保险；2012年8月至2013年8月期间由金瑞泰公司为其购买社会保险；2013年8月至2014年1月期间由广州贝蔡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为其购买社会保险；2014年2月至2017年3月期间由广州佩傲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其购买社会保险；2017年4月至5月期间由金瑞泰实业公司为其购买社会保险；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期间由广州百榻米贸易有限公司为其购买社会保险；2018年2月至2018年8月期间由广州鹏佳威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为其购买社会保险；2018年9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由安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其购买社会保险。2.欧阳滔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欧阳滔名下尾号为4176的农行卡实际由金瑞泰公司操控。3.金瑞泰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4.金瑞泰实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金瑞泰公司和金瑞泰实业公司的股东和主要人员部分重合，两公司为关联公司。5.温竞引的《董监高对外投资及任职报告》，拟证明温竞引在金瑞泰公司关联公司担任股东和法定代表人。6.广州城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信用报告，拟证明温竞引是该公司股东之一，该公司另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梁轩也是金瑞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7.广州瑞灏商贸有限公司信用报告。8.广州华晟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信用报告。9.广州佩傲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信用报告。10.广州百榻米贸易有限公司信用报告。11.安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信用报告。以上证据拟证明欧阳滔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购买社会保险的数家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在各公司的股东上有个别重合。沛莱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称：邓海英提交上述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欧阳滔在金瑞泰公司购买社会保险的时间是2012年至2013年8月，后欧阳滔已经离开金瑞泰公司，与邓海英主张欧阳滔于2018年才离开公司不相符。欧阳滔之后参保的各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与金瑞泰公司无关。邓海英主张上述公司与金瑞泰公司存在关联性，但是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欧阳滔在金瑞泰实业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期间为2017年4月及5月，之后也离开了金瑞泰实业公司。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无法确定该情况说明是由欧阳滔所书写。该说明属于证人证言，欧阳滔在本案中应当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同时也无法证明其证明内容。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至1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各公司高管的任职情况，与本案无关。在本案中，最主要的是确定“百嘉信”项目的实际债权人，从该证据不能反映出金瑞泰公司或者其股东有对“百嘉信”项目进行出资的行为，“百嘉信”项目的实际债权人为唐允祥，该事实有生效的法律文书证实且在本院执行。又查明，本院根据沛莱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的申请，查明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月31日就唐允祥与广州百嘉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华骏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作出了（2018）穗仲案字第31815号裁决书，该裁决书已经生效。唐允祥就上述裁决书申请本院执行，执行案号为（2019）粤01执890号。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向唐允祥出具（2019）粤01执890号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邓海英对上述裁决书及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发表意见称：该两份文书侧面印证“百嘉信”项目的客观真实性。邓海英在本案中主张的是已结案贷款项目的应发提成，未主张未结部分（未收回部分）的项目提成。根据《工作签报表》中金瑞泰公司的规定，只要项目本金累计回收满一定比例，金瑞泰公司就应当向邓海英发放提成。金瑞泰公司已经通过欧阳滔账户向邓海英发放部分项目提成的事实可以认证。上述两份文件不影响邓海英获得应发提成的权利，也不影响应发提成的金额。沛莱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对上述裁决书及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发表意见称：对于上述文件均没有异议。从上述两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内容可知，有生效的法律文书即仲裁裁决书可以证明“百嘉信”项目的债权人是唐允祥，该民间借贷纠纷的当事人是唐允祥、广州百嘉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华骏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太阳新天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上述主体与沛莱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金瑞泰公司或者金瑞泰集团不存在任何关系。又查明，一审时，邓海英提交了其与主张为黄凤、王予君、朱柳青、冼艳桥的人员的聊天记录，拟证明邓海英存在1684373元的提成未发放。经本院当庭核查，仅能通过支付宝APP实名验证冼艳桥所使用的微信注册电话显示为“冼艳桥”，其他人未能验证。金瑞泰公司主张除了冼艳桥以外，其他人无法查明其微信的真实性，但冼艳桥在2017年5月已经从金瑞泰公司离职，邓海英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从该微信的聊天记录来看邓海英的提成由一名叫“温总”的人审批，但是该人并不是金瑞泰公司的员工。根据邓海英一审时提交的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广州市人社局）信访（咨询）登记表，2018年12月24日邓海英向广州市人社局投诉金瑞泰公司漏缴社会保险问题，来访人姓名为邓海英，但署名为冼艳桥。二审时，邓海英称冼艳桥系代替邓海英主张权利。再查明，二审庭询后，署名为欧阳滔的案外人向本院提交了关于撤回配合邓海英案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声明。邓海英对上述证明发表意见称：欧阳滔不是本案的诉讼当事人，对于邓海英提交的证据材料，其无权撤回。欧阳滔亲自到法院提交情况说明的撤回声明的行为印证了《情况说明》的客观真实性。《情况说明》一旦做出，便具有证据效力，欧阳滔无正当理由随意撤回的行为并不影响《情况说明》的证明力。沛莱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对上述声明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沛莱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应否向邓海英支付提成以及风险金。根据邓海英所提交的劳动合同内容，邓海英签订的期限为2012年6月15日至2013年6月14日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为2000元/月，两份期限为2016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为4000元/月。邓海英实际每月发放的工资固定为10750元。邓海英主张除此之外金瑞泰公司还与其约定了高达3522469.74元的提成（其中已发放1838096.74元，尚未发放1684373元），应该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时，邓海英提交了主张为黄凤、王予君、朱柳青、冼艳桥等金瑞泰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工作签到表、案外人欧阳滔的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多个公司信用报告拟证明其主张。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从邓海英提交证据的形式以及证明力而言，邓海英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为电子数据，对话人员的身份除了“冼艳桥”外，其他人未能验证，难以确定实际对话人员的身份，亦不能确定上述人员均是金瑞泰公司的员工，该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力较低；而对于邓海英提交的案外人欧阳滔的说明，属于证人证言，但是欧阳滔未能出庭作证，且在二审庭询后，署名为欧阳滔的案外人向本院撤回其作出的说明，故欧阳滔的证人证言真实性难以核实，本院对邓海英提交的该证据不予采纳。第二，从邓海英提交证据的证明内容来看。首先，关于涉案提成项目的性质，邓海英主张其知悉金瑞泰公司的贷款上限为500万元，且根据生效仲裁裁决所认定的事实，案外人唐允祥系邓海英所称“百嘉信”项目的债权人，不能证实涉案“百嘉信”项目属于或者完全属于金瑞泰公司经营的项目。邓海英主张金瑞泰公司的管理层操控其它关联企业以及第三人来进行经营，证据尚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根据邓海英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审批邓海英提成的人员为“温总”。邓海英主张“温总”为案外人温竞引。但是，无证据证实温竞引属于金瑞泰公司的员工。而且从邓海英所提交的证据来看，仅能证实温竞引与金瑞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轩同为广州城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足以证实温竞引本人以及其所在的其它公司与金瑞泰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虽然邓海英提交了不同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报告，但是邓海英仅仅以个别股东在不同公司存在部分重叠的股权投资来印证各公司之间均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混同用工关系，在证据上非常薄弱，本院难以采纳。故，邓海英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所称的“温竞引”系代表金瑞泰公司向邓海英承诺发放相应的提成。再次，根据邓海英自己的主张，实际向邓海英转账的案外人欧阳滔在转账时亦已经不是金瑞泰公司的员工，故不能证实欧阳滔系代表金瑞泰公司向邓海英发放提成。综上，即使根据邓海英提交的证据内容，亦不能证实其与金瑞泰公司约定了相应的提成，或者金瑞泰公司承诺向邓海英发放高额提成。一审法院对于邓海英关于提成以及风险金的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鉴于金瑞泰公司的股东对于支付邓海英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43000元、经济补偿金80625元未提起上诉，视为同意一审判决，本院予以维持。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之规定，“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由于普泰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注销，且未提交公司已经进行合法的清算证据，故普泰公司的股东沛莱公司应该对普泰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邓海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鉴于本案中部分当事人已经发生了变更，故本院对相应的判项予以变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912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91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沛莱贸易有限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邓海英一次性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43000元。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91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州沛莱贸易有限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邓海英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金80625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沛莱贸易有限公司、倪骏、张伟权、黄伟洪、沈桂渠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邓海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小迪审判员  乔 营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王威淞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