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6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商伟彪，男，196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辉，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宝林，男，198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德汤，男，198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汉锋，广东诺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祥，男，198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纯，广东弦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深，广东弦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商伟彪与上诉人伍宝林、曾德汤，原审第三人李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6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商伟彪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辉，上诉人伍宝林、曾德汤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汉锋，原审第三人李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商伟彪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项，改判伍宝林、曾德汤连带支付商伟彪赔偿款156000元，并由伍宝林、曾德汤连带向商伟彪支付租金124995元（从2018年3月21日开始暂计至2019年6月6日为124995，之后的租金继续计算至付清赔偿款之日止）；3.本案上诉费由伍宝林、曾德汤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一）关于租金问题。首先，商伟彪一直不认可伍宝林和曾德汤关于设备丢失的主张，如果设备丢失，其应立即报案，而非时隔多年，到2019年9月才报案，可见设备丢失只是借口。商伟彪两次起诉均要求返还设备，一审判决认定商伟彪于2018年10月25日知晓设备丢失没有事实依据；其次，商伟彪系在法院释明“若设备丢失”的情况下才变更诉请为设备丢失的损害赔偿，不等于商伟彪认可设备丢失的事实；再次，即使商伟彪主张设备赔偿，亦不影响主张租金。伍宝林、曾德汤一直未返还并占有使用设备，应当支付租金。即使设备被盗，被盗责任也在伍宝林、曾德汤，且设备丢失后，其不仅未通知商伟彪，也没有立即与商伟彪协商解除合同，租金仍属于商伟彪的期待利益，不因伍宝林、曾德汤称设备丢失而丧失。（二）商伟彪交付设备给伍宝林和曾德汤时，交接凭证注明设备价值为156000元，双方对此无争议，该设备用于摆放展示，不存在磨损、折旧等损耗，不存在随时间推移而造成价值减少，只会因通货膨胀影响价值，如今以同等资金已无法购买该批设备。一审判决以设备丢失为由判令伍宝林、曾德汤赔偿6万元，不足以弥补商伟彪损失。在伍宝林、曾德汤拒绝返还设备的情况下，应当按照设备价值156000元等价赔偿。伍宝林、曾德汤辩称，1.因为设备在伍宝林、曾德汤不在场的情况下已被李祥拉走，其事后称是置换设备，但一直未换设备回来，故其不应再支付款项。2.机器是二手的旧机器，当时的价值是5、6万元，而商伟彪已经取得17万元。前案判决伍宝林、曾德汤支付租金后，伍宝林、曾德汤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只是因其委托的代理人没有为其缴交上诉费导致前案判决生效。其他意见与伍宝林、曾德汤上诉状的意见一致。李祥述称，对商伟彪的上诉没有异议。伍宝林、曾德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商伟彪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商伟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伍宝林、曾德汤提供的电话录音及视频等新证据，表明李祥承认其未出具《声明书》，且反对将租赁纠纷进行诉讼并拉黑商伟彪委托的律师，可见其对一审认定李祥与商伟彪存在合伙关系、案涉租赁物权属、租金等均存在争议，与《声明书》记载内容相反，足以推翻（2018）粤0114民初3603号案（以下简称3603号案）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事实，一审判决不能以该事实作为认定案涉机器归商伟彪所有的依据。（二）伍宝林、曾德汤基于经营成本及工厂运营的考虑，在案涉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三个月，以合同约定的机器总额136000元，约定租金为25000元，属超高价的短期机器租赁，计算得出季度利润回报率为18.38%，折合年回报率为73.52%。若依李祥和商伟彪陈述，案涉机器为二手机回收，价格约5-6万元，由此得季度利润回报率为41.67%，折合年回报率为166.67%。租赁期届满后，李祥于2016年12月私自撬开伍宝林、曾德汤厂房拉走机器，机器由此丢失。伍宝林、曾德汤不再继续占有租赁机器，租赁期届满后，也就不存在不定期租赁关系，不应继续产生租金和利息。李祥将设备拉走后没有实际进行置换，伍宝林、曾德汤也没有签收过置换的设备，为此伍宝林、曾德汤无需赔偿设备，何况李祥已通过租金获得回报，没有损失。即使设备不是李祥拉走而是丢失，伍宝林、曾德汤也只需向李祥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不存在继续支付租金的责任。3603号案中，伍宝林、曾德汤已明确表示机器丢失，商伟彪在其起诉状也承认伍宝林、曾德汤在庭审中告知其机器丢失，因此商伟彪诉请伍宝林、曾德汤继续支付租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商伟彪不是本案适格主体。首先，商伟彪不是签约主体，即使其与李祥存在合伙关系也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商伟彪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李祥的合伙关系，也无证据证明其是广州雅信包装设备厂（以下简称雅信厂）的经营主体。其次，即使商伟彪与李祥是合伙关系，李祥作为雅信厂经营主体之一，签订合同无需委托。签约时，伍宝林、曾德汤未见过商伟彪，李祥也未提供任何授权委托书表明其系代商伟彪签约。李祥签约时表明其为雅信厂负责人，设备权属归他，伍宝林、曾德汤若知道案涉机器不是李祥的或相对方是商伟彪就不会签约，若商伟彪主张隐名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四百零三条，商伟彪不能以案涉合同向伍宝林、曾德汤主张合同权利义务。最后，商伟彪依据与李祥存在合伙关系而向伍宝林、曾德汤主张权利，从法律意义上不构成债权转让，也无证据证明。即使构成债权转让，李祥未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伍宝林、曾德汤，也未委托商伟彪、黄学辉进行上述事项，黄学辉以个人手机发送《声明书》短信，认为已履行通知义务，没有法律依据，更可况伍宝林、曾德汤提供的证据证明李祥陈述其未出具《声明书》。（四）本案存在多处事实不清，且与李祥有利害关系，虽然追加李祥为第三人，但在其不出庭的情况下，现有证据无法查清事实，法院应驳回商伟彪诉请。伍宝林、曾德汤提供的录音中李祥承认私自拉走机器，并谎称曾置换，但本案中并没有签收置换机器的收据。即使李祥对机器进行了置换，商伟彪也明显隐瞒该事实，在未查清置换设备情况和价值时，按原约定价格和租金进行折价赔偿和支付租金没有合同依据。商伟彪推脱李祥拉走设备与其无关，但伍宝林、曾德汤能以李祥拉走机器后未实际置换作为抗辩理由。（五）本案商伟彪存在恶意诉讼、谋取不当利益的嫌疑。3603号案中，伍宝林、曾德汤已明确表示设备下落不明无法返回，商伟彪应当变更诉请为赔偿设备对价，而非隐瞒李祥拉走设备的事实，继续要求伍宝林、曾德汤支付租金，属恶意诉讼。商伟彪凭3603号案已取得租金108329元及利息和之前已收取的5万元押金，足以抵偿设备价值，取得丰厚利润，不存在损失。但其却继续隐瞒李祥拉走设备的事实，继续无休止地要求伍宝林、曾德汤支付租金和赔偿损失，也属恶意诉讼。商伟彪辩称，请求依法驳回伍宝林、曾德汤的上诉请求。本案上诉费应当由伍宝林、曾德汤、李祥承担。（一）伍宝林、曾德汤一直占有使用商伟彪设备，依法应当向出租人商伟彪支付租金。伍宝林、曾德汤在2018年10月25日开庭时主张设备丢失没有依据。商伟彪也没有认可丢失设备的事实，更没有委托任何人置换设备或拉走设备。商伟彪一直主张返还设备，要求设备折价赔偿也是在法院询问商伟彪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才变更，显然丢失设备的说法是一审判决单方认定。且伍宝林、曾德汤直到2019年9月16日才向公安机关报案。租金也应当计算到2019年9月16日为止。（二）在租赁期间商伟彪没有授权任何人对设备进行更换或拉走，伍宝林、曾德汤当时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查明事实真相，而不是在没有报案的情况下以虚构的事实对抗商伟彪。商伟彪认为伍宝林、曾德汤称设备被盗缺乏依据。在2019年9月16日向公安机关报警没有立案，设备是否被盗至今没有查明，商伟彪始终没有收到伍宝林、曾德汤解除合同的通知，故其应当支付租金。（三）前案已经经过生效判决及伍宝林、曾德汤向二审法院提出的再审申请，均已驳回其上诉请求和申诉请求。同一案件同一理由，本案应当保持判决一致性。（四）租赁设备的回报没有对比性，与价值无关。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且在合同中明确设备价值和租金的计算方式，双方应当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法律上没有规定设备租金达到多少回报可以支付租金的限制，故伍宝林、曾德汤的上诉理由不充分，不足以对抗商伟彪的上诉请求和诉讼请求。李祥述称，其向商伟彪出具的《声明书》是真实的意思。伍宝林、曾德汤称是李祥撬开工厂大门将设备拉走，与事实不符，事实是：伍宝林在无法到现场的情况下，指示保安为李祥开门放行、拉走其中的一台设备，李祥置换另一台机器放回伍宝林、曾德汤厂房内。如果伍宝林、曾德汤认为是李祥私自偷换或偷拉设备，其应当有与李祥协商或当日的报警记录。2019年9月16日商伟彪向伍宝林、曾德汤讨要租金无果的情况下才报警。商伟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商伟彪、伍宝林、曾德汤于2016年8月19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伍宝林、曾德汤共同支付财产折价款156000元及利息（从立案之日开始，以156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2.伍宝林、曾德汤共同支付暂计租金124995元及利息（租金从2018年3月21日开始计算至清偿财产折价款之日止，现暂计至2019年6月6日租金为124995元;而利息则从立案之日开始，以未付租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以上两项合计280995元；3.本案财产保全费、本案诉讼费由伍宝林、曾德汤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9日，由伍宝林（甲方）与雅信厂（乙方）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其中约定，乙方出租给甲方的机器不作为任何抵押抵债，机器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机器租赁到期后，如遇第三方干扰或阻拦，将由甲方负责办理，并保证乙方设备能正常拉回仓库，乙方租给甲方一批价值十五万六千元的设备用作摆放，设备如下：1、单色印刷机一台1万元；2、双色印刷机一台1万元；3、1.3米啤机一台3.5万元；4、开槽机一台2.5万元；5、双色开槽机一台4万元；6、分纸机一台60**元；7、钉机二台50**元；8、切角机一台50**元。第一个月租金1万元整，超出一个月，第二个月租金5000元整，第三个月租金1万元整，超出一天按一个月租金实收。租赁期间，甲方有权保管好乙方的设备，不能损坏，如装卸当中设备有损坏，需要按照实际情况相对应进行赔偿，运输方式为甲方自提，在乙方的装车费用由乙方负责，进入甲方的场地由甲方负责。该合同甲方处由伍宝林签名，乙方处由李祥签名。关于上述《租赁合同》中设备金额问题，商伟彪认为涉案设备购入价格为156000元，出租时价值为136000元；伍宝林、曾德汤则认为出租当时的设备价值为136000元。2016年8月20日，李祥与曾德汤共同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伍宝林租用纸箱机一套，预付押金5万元，设备总价值156000元，设备类型及数量同上述《租赁合同》中的相应类型及数量相同，并确认上述机器只作出租给甲方摆放，不作任何抵押、抵债，机器的归属权归乙方所有。李祥和曾德汤分别在其上签名，且曾德汤的电话号码为“139××××****”。2018年2月6日，李祥出具声明，内容为：我本人李祥在2016年8月19日与伍宝林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合同内所记载的机械设备：1、单色印刷机一台；2、双色印刷机一台；3、1.3米啤机一台；4、开槽机一台；5、双色印刷机开槽机一台；6、分纸机一台；7、钉机2台；8切角机一台，权属人为商伟彪本人，我只是受商伟彪的委托签署上面的合同，且将上述设备交付给伍宝林的合伙人曾德汤使用，并由曾德汤向我支付设备使用押金50000元，我本人已交还给商伟彪。今后由商伟彪负责追回租金及设备，一切债权、债务与我无关。2018年3月10日，商伟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辉通过自己的手机，将上述李祥所出具的声明，以短信图片形式分别发送至手机号码为“137××××****”“139××××****”上。其中“137××××****”回复说“我去年上半年就已经离开那家公司了，他们后面全部都是和曾总谈的，索性有什么事情直接打电话曾总（曾德汤）就行了”。伍宝林、曾德汤确认在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时其二人之间是合伙关系，并在3603案中陈述涉案设备尚未向商伟彪返还，且上述手机号码“137××××****”“139××××****”为伍宝林、曾德汤所持有。商伟彪陈述其与李祥于从2016年6月开始合伙，两三个月后散伙，雅信厂未经工商登记注册。商伟彪与伍宝林、曾德汤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商伟彪曾于2018年3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即3603号案，其主张伍宝林、曾德汤支付从2017年1月19日暂计至2018年3月18日的设备租金15万元及延付利息。该案于2018年10月25日开庭审理。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6日对该案作出民事判决，认为李祥出具声明确认其代表商伟彪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涉案机器设备所有权属于商伟彪。伍宝林、曾德汤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是合伙关系，曾德汤确认收到涉案《租赁合同》中的机器，则伍宝林、曾德汤应按涉案《租赁合同》约定连带向商伟彪履行租金支付义务，并认定《租赁合同》中第四个月及之后的每月租金计算为：（10000元+5000元+10000元）÷3=8333元。伍宝林、曾德汤向商伟彪支付的5万元押金折抵2016年8月20日至2017年2月19日期间的租金，支持商伟彪2017年2月20日至该案立案之日2018年3月20日期间共计13个月的租金108329元，并判决：伍宝林、曾德汤连带向商伟彪支付租金108329元及利息（利息以10832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3月20日起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驳回商伟彪的其他诉讼请求。后，伍宝林、曾德汤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案号为（2019）粤01民终8758号。因伍宝林、曾德汤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按伍宝林、曾德汤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经商伟彪申请执行，伍宝林、曾德汤付清了3603号案中确定的金钱支付义务。一审诉讼中，商伟彪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伍宝林、曾德汤价值共280995元的财产，并提供了相应担保。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9）粤0114民初6667号民事裁定，并作出了相应的财产保全。本案一审庭审中，商伟彪确认涉案设备是从破产的出售方处购买，并通过翻新再出租给伍宝林、曾德汤，无购买设备的发票。伍宝林、曾德汤伍宝林、曾德汤认为涉案设备已由李祥于2016年12月份拉走，不清楚机器下落，已报警处理，并提交了伍宝林于2019年9月16日的报警回执。伍宝林、曾德汤还提交了于2019年6月22日、9月6日在非正常拍摄情况下录制的关于李祥的录音、录像资料。商伟彪质证认为李祥未出庭，录音不客观。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录音录像资料在非正常情况下录制，且同一日的音频、视频不连续，内容多有诱导性，对上述录音录像资料，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解除合同问题。李祥与伍宝林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由于李祥出具了相应声明，载明是受商伟彪的委托签署涉案《租赁合同》，涉案设备属于商伟彪所有，即实际上是商伟彪与伍宝林、曾德汤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伍宝林、曾德汤未及时履行租金支付义务并在本案中抗辩称涉案设备已经丢失，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现商伟彪主张解除涉案合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租金问题。商伟彪诉称在3603号案审理过程中，其已知晓涉案设备已丢失无法返还，则商伟彪的租金应当计算至商伟彪知道或应当知道设备丢失之日即2018年10月25日，本案商伟彪还主张了设备丢失的损害赔偿，及对商伟彪知晓设备丢失后的租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商伟彪已经在3603案中主张了2018年3月20日前的欠付租金，则此后的欠付租金应从2018年3月21日起计算至2018年10月25日，经核算为7个月5天，因《租赁合同》约定超出一天按一个月租金实收，则租金按约定应计算8个月，标准应按8333元/月，本案欠付租金计算为：8333元/月×8月=66664元。关于利息，双方虽未约定租金的支付时间，但伍宝林、曾德汤拖欠租金的事实已造成商伟彪的孳息损失，则应以所欠租金66664元为本金，从2019年6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设备丢失赔偿款问题。伍宝林、曾德汤作为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设备,因其保管不善造成租赁设备丢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结合涉案《租赁合同》约定的8项设备金额、出租时间、设备出租时状况、折旧，以及伍宝林、曾德汤已实际向商伟彪支付租金情况，一审法院酌定伍宝林、曾德汤应付商伟彪设备丢失赔偿费用为6万元，商伟彪主张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判决：一、解除李祥与伍宝林、曾德汤于2016年8月19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二、伍宝林、曾德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商伟彪支付赔偿款6万元；三、伍宝林、曾德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商伟彪支付租金66664元及利息（利息以66664元为本金，从2019年6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商伟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14元，财产保全费1925元，合计7439元，由商伟彪负担4880元，伍宝林、曾德汤共同负担2559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伍宝林、曾德汤提交如下一组证据：伍宝林、曾德汤3603号案提起上诉的二审裁定书，拟证明该裁定书和3603号案判决错误，因为本案一审判决是根据前案判决作出，而在再审案件的裁定书中明确指引伍宝林、曾德汤另案起诉李祥，因案涉合同是李祥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商伟彪以该合同起诉伍宝林、曾德汤有误。商伟彪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3603号案与本案的事实和案件的性质一致，该裁定书经过申诉审查认定商伟彪诉讼请求等事实符合法律规定，虽然裁定书记载伍宝林、曾德汤和李祥的纠纷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但是李祥签署合同的行为与本案有关，而李祥置换设备的行为没有经过商伟彪委托，至于是否有拉走、置换设备与商伟彪无关。故是两个行为，不能将李祥牵扯到本案中。如果伍宝林、曾德汤认为与李祥之间有纠纷，应当另行主张。李祥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李祥没有独立请求权，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由商伟彪与伍宝林、曾德汤享有，置换设备的行为商伟彪也知情。二审查明以下事实：因李祥在二审中到庭，故根据各方陈述的意见，梳理以下主要事实和争议内容：（1）关于租赁合同主体李祥到庭陈述，确认其于2018年2月6日出具的《声明》内容属实。案涉设备的租赁合同关系与其无关。（二）关于租赁设备是否被李祥取回的问题。伍宝林、曾德汤坚持认为案涉设备已经在2016年12月被李祥以置换的名义取回，此后并未置换设备给伍宝林、曾德汤。对此，其在一审中提交了录音、视频资料予以证明，其转译的文字材料中有一页标题为“2019年9月6日第二段视频文字”，与置换设备有关的对话内容摘录如下：            李祥：补了一台过去。      伍宝林：线都没有，所以说      李祥：那个已经很长时间了，咱们也不记得了。      伍宝林：对啊。      李祥：关于你，关于你要的东西，关于我知道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曾德汤：我想问，李总，你中途是拉了多少台机走先？      李祥：不是啊，你中途置换一台，就是置换一台出来嘛。      曾德汤：就是拉那台印刷的那一台大的那一台？      李祥：也不是说大的那一台，你总共就是，是不是，就那么几台机器嘛，有一台置换是通过你同意的嘛，本身是当时是不愿意租的嘛，我说这个设备，假如说有客人要的时候，你租在哪里，又不能拉出来，到时候，是不是，能赚你多少钱嘛，是不是。      伍宝林：当时你跟我说了嘛，把最贵那台机拉走了嘛，拉走以后。      李祥：也不是说讲最贵，这个事，这个时候，不能讲这个话的，兄弟，只是说你中间设备是拉了一台设备，是置换了一台设备，这个没有错，      伍宝林、曾德汤称，此后其与李祥协商，同意将已支付的5万元押金作为租金进行抵扣，双方不再追究。但其表示这些内容是口头电话沟通的，故无法提供证据。根据双方协商，其不应再支付租金，也不应赔偿设备损失。李祥在二审中确认，经与伍宝林协商同意后，其将原来租赁设备中的一台双色印刷机（河北）置换成一台双色印刷机（广东）给伍宝林、曾德汤，价格不变。伍宝林、曾德汤提交的录音资料中正好证实了这一点。李祥在庭后书面补充陈述称，其与商伟彪合伙经营广州雅信包装设备厂，经营方式为：出租、销售机器设备。如有买家需要购买已出租的设备，李祥、商伟彪会跟承租人沟通，用其他同等价格、同等使用功能的设备置换承租设备，从而将租赁出去的设备置换回来销售给客户。伍宝林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也知悉上述合伙经营模式，清楚租赁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置换的情形。另外，商伟彪对案涉设备置换的情况是清楚知晓。案涉设备出租给伍宝林、曾德汤后，经商伟彪的同意，李祥将其中的一台双色印刷机进行了置换，置换前出租的印刷机已销售给客户，销售利润由其与商伟彪分成。（三）关于租赁期限与租金标准伍宝林、曾德汤认为合同约定三个月的租期，所以租金标准才那么高。租赁期满后，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租金应按照行情确定，约两三千元。对此，没有提交相关证据。商伟彪则在一审中主张双方应为不定期租赁，租金标准应参照双方约定的标准计算。（四）关于折旧费金额商伟彪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折旧费过低，案涉设备仅用于摆放、展示所用，故其折旧率不应过高。伍宝林、曾德汤认为案涉设备为二手回收，价格约5-6万元，其已付租金足以覆盖设备成本。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租赁设备的出租方是商伟彪还是李祥；2.租赁设备是否已经被李祥取回；3.伍宝林、曾德汤应向商伟彪支付的租金计算截止时间；4.案涉设备在无法返还时的折价赔偿款金额。对此，本院逐一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针对伍宝林、曾德汤抗辩就涉案设备其与李祥成立租赁合同关系，并非商伟彪的问题，第一，李祥出庭确认其于2018年2月6日出具的《声明》内容属实，就案涉租赁设备，出租方的合同权利义务主体均为商伟彪，自己并非合同相对方。第二，已经生效的3603号案判决中已经认定就案涉设备成立的租赁合同相对方为商伟彪、伍宝林、曾德汤，因此，在伍宝林、曾德汤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认定就案涉设备的租赁合同关系主体应为伍宝林、曾德汤（承租人）与商伟彪（出租人）为宜。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针对伍宝林、曾德汤声称涉案设备被李祥以“置换”的名义取回设备后再没有向其交付过设备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负有举证的义务。李祥自认置换过其中一台双色印刷机，但也交付了另一台同等价值的印刷机给伍宝林、曾德汤。从伍宝林、曾德汤在一审中提供的视频转译文字材料中标题为“2019年9月6日第二段视频文字”的内容中可见：当李祥称“补了一台过去”后，伍宝林接话表示“线都没有的”，据此可以判断，李祥置换的设备已经交付给伍宝林。而且在该段文字中还可见，李祥称“由一台置换是通过你同意的嘛”，伍宝林接话表示“当时你跟我说了嘛，把最贵的那台机拉走了嘛”，据此可以判断，李祥仅仅置换的是一台设备，且经过伍宝林同意。伍宝林、曾德汤提出涉案设备已经由李祥取回，仅仅提供了2019年9月的报警记录，但该报警时间与2016年8月租赁设备的时间相距甚远，故仅凭该证据无法证实其所主张的“设备均被李祥取回”的事实，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在未有证据证实，双方对置换其中一台设备后的租金、租期有重新协商并作出变更的情况下，应视作双方同意按原租赁合同继续履行合同。伍宝林、曾德汤以“设备均被李祥取回”为由拒绝支付租金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针对商伟彪提出租金不应只计算到前案庭审时伍宝林、曾德汤提出设备丢失的时间，而应持续计算到折价款清偿之日止的问题。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案涉的《租赁合同》中仅仅约定租金方式为“第一个月租金1万元整，超出一个月，第二个月租金5000元整，第三个月租金1万元整，超出一天按一个月租金实收”，并未明确约定租赁期限，因此，双方的租赁合同应为不定期租赁，对伍宝林、曾德汤主张租期仅仅为三个月的定期租赁合同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基于不定期租赁合同，当事人可随时解除合同。因伍宝林、曾德汤在3603号案中明确表示设备丢失无法返还，其实已表明其不同意、也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商伟彪理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设备租金计算至2018年10月25日（即伍宝林、曾德汤表示设备丢失无法返还设备之日），并无不当。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针对商伟彪提出案涉设备无法返还时折价赔偿金额认定过低问题，一审法院已经充分考虑本案案情，结合涉案《租赁合同》约定的8项设备金额、出租时间、设备出租时状况、折旧，以及伍宝林、曾德汤已实际向商伟彪支付租金情况，酌定伍宝林、曾德汤应付商伟彪设备丢失赔偿费用为6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认可。综上所述，商伟彪、伍宝林、曾德汤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20元,由商伟彪负担3387元，伍宝林、曾德汤负担283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娟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尤志华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