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99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梁伟锋，男，1972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鹏，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松华，广东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冯惠梅，女，1975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润婷，广东绿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伟锋因与被上诉人冯惠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伟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冯惠梅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冯惠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梁伟锋与冯惠梅于2016年9月30日《借款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已在2018年4月1日消灭，一审判决认定从2012年12月至2018年4月的转款属支付利息，完全错误。2012年4月20日，冯惠梅丈夫张某向梁伟锋转款30万元实际是用于投资，未约定转款性质。因投资失利，张某要求梁伟锋立即归还，梁伟锋短期无力归还，便应其要求向冯惠梅按期归还部分，以避免冯惠梅夫妻二人因投资失利矛盾加剧。2016年9月30日，冯惠梅督促张某向梁伟锋追回投资款，双方补签《借款合同》，对投资款定性为借款，并展期12个月，未约定借期利息和逾期利息，为此，冯惠梅实际未向梁伟锋转款30万元，但梁伟锋仍按张某的要求不定期向冯惠梅归还投资款。截止2018年4月1日，梁伟锋已向冯惠梅转款285900元，由张某在2016年9月30日《借款合同》注明“此笔款项已收回，双方债权债务结清”，并交由梁伟锋保管。至此，梁伟锋与冯惠梅及张某之间就2012年4月20日30万元转款的权利与义务已消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规定，2016年9月30日，由梁伟锋与冯惠梅签订的《借款合同》因冯惠梅未向梁伟锋提供借款未生效；再结合冯惠梅提交的《证明》发生的时间在2019年10月10日，而2018年4月1日就2012年4月20日的转款已清偿完毕，且该转让的通知证明并未送达梁伟锋，反证2012年4月20日的债权债务在张某与冯惠梅之间转让对梁伟锋不发生效力。因此，冯惠梅不是主张2012年4月20日由张某转款的正当权利人，倘若冯惠梅对2012年4月20日转款产生的债权债务已清偿事实不予承认，梁伟锋则有权向冯惠梅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根据一般民事行为习惯，若非双方的债权债务不清偿，债权人决然不会向债务人交还书面单据、合同，甚至书写“债权债务结清”字样，因此，梁伟锋2018年4月1日前向冯惠梅转账并非支付利息，而是有针对性地返还投资款项，一审判决认定错误，应当纠正。二、2018年4月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未明确借款本金已由30万元变为40万元，未约定利息，一审判决推定该合同中40万元包含30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发回重审。2018年4月1日，梁伟锋与冯惠梅签订《借款合同》，达成新的借款合意，由冯惠梅向梁伟锋出借40万元，借期12个月。梁伟锋实际只收到冯惠梅10万元的借款，因此，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梁伟锋不应当承担该冯惠梅未出借30万元的还款付息义务。如前所述，冯惠梅无证据证明2018年4月1日《借款合同》中40万元包含30万元，更不能证明原30万元就是借款，并由冯惠梅合法享有。由梁伟锋在一审中提交2016年9月30日《借款合同》是为了厘清双方之间原30万元款项形成与清偿的事实，并非印证截止2016年9月30日，梁伟锋向冯惠梅转款209400元是否扣减情形。另，张某是冯惠梅的丈夫，系涉案利害关系人和2012年4月20日30万元的实际投资人，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证明力较弱。一审判决错误采信冯惠梅的陈述和张某的证言，推定的事实不清，结论错误，依法应当发回重审。三、《借款合同》未约定借期内利息和逾期利息，一审判决支持冯惠梅从2018年10月1日按月利息1.7％计算，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改判。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18年4月1日，《借款合同》未约定利息、违约金、逾期利息，之后冯惠梅在借期内从未向梁伟锋主张过利息，梁伟锋也从未追认过。综上，梁伟锋根据2018年4月1日的《借款合同》约定和冯惠梅实际出借10万元的事实，梁伟锋只应承担10万元本金的返还义务，以及逾期之日起的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而不应当承担另外冯惠梅未出借30万元的本金返还以及从2018年10月1日按月利息1.7％支付利息。冯惠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冯惠梅的丈夫张某于2012年4月20日向梁伟锋转账的款项30万元属于借款且梁伟锋已经支付的款项性质均为利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首先，梁伟锋一审中明确确认该30万元是借款，仅抗辩其归还款项为本金而非利息，其一审并无抗辩称该30万元是投资款。其次，梁伟锋上诉称该30万元投资款未实际交付，且借款合同的相对人为冯惠梅的丈夫张某而非冯惠梅。但梁伟锋归还的相关款项均直接支付至冯惠梅，故可认定梁伟锋一直认可出借人是冯惠梅，张某仅是受冯惠梅委托转款的。再者，诚如梁伟锋上诉所称，2016年9月30日的《借款合同》是对双方债权债务的展期12个月即对借款30万元的展期，可见该合同是对借款本金30万元的再次确认，梁伟锋关于归还本金以及投资款的陈述，不符合事实且与合同关于30万元本金的确认内容是相悖的。张某在2016年9月30日的《借款合同》上注明“此款项已经收回，双方债权债务已经结清”，系因上述30万元借款经结算转为当日的新债务，即2018年4月1日《借款合同》确认的40万元借款本金。最后，在本案成讼前，冯惠梅及其丈夫张某均多次电话、微信、短信催促梁伟锋，要求梁伟锋尽快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但梁伟锋不但未对拖欠的借款本金提出异议，还直接回复尽快归还。二、关于利息标准的认定。从梁伟锋每次支付时间以及支付金额的稳定性看，上述款项的支付跟冯惠梅所述的每季度支付一次利息，利息以月利率1.7%为计算标准相一致。同时，梁伟锋在2018年4月1日后也曾向冯惠梅支付利息，该利息是以本金40万元为基数，月利率1.7%计算得出。可见，上述两笔借款利息均与月利率1.7%相吻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次，从梁伟锋本人于2019年6月13日向冯惠梅丈夫张某发送的微信信息中关于“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息款系20400元，已支付5100，余15300；2019年1月1日至6月1日，息款（5个月）共34000元，已付5000，余29000；以上两项未付息款共44300”的内容，亦可认定案涉借款实际履行中约定月利率1.7%。冯惠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伟锋向冯惠梅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4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10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1.7%计至还清款日止）；2.梁伟锋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梁伟锋于2012年4月20日向冯惠梅借款300000元，同日，冯惠梅通过其丈夫张某在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62×××54账户将借款300000元转入梁伟锋的卡号为95×××01账户。冯惠梅（贷款人、乙方）与梁伟锋（借款人、甲方）于2016年9月30日就2012年4月20日的借款300000元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乙方以本金300000元短期借款交给甲方使用，期限12个月（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30日止）；借款期限到期甲方须一次性偿还借款”。张某于2018年4月1日在该《借款合同》上书写“此笔款项已收回，双方债权债务结清。”冯惠梅（贷款人、乙方）与梁伟锋（借款人、甲方）于2018年4月1日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乙方以本金400000元短期借款交给甲方使用，期限12个月（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借款期限到期甲方须一次性偿还借款”。同日，冯惠梅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62×××65账户向梁伟锋6222****8111账户转账100000元。梁伟锋与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梁伟锋在2019年6月3日提出：“资金贫乏艰难时期，已经汇5000元，查收下”，2019年6月13日提出“截止到6月1日1、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息款系20400，已支付5100，余15300；2、2019年1月1日至6月1日，息款（5个月）共34000，已付5000，余29000；3、以上两项为付息款共44300。以上数目，请你核对后给我信息。谢谢兄弟”。另查明，根据梁伟锋提交的交易明细清单的记载，梁伟锋向冯惠梅转款如下：2012年12月26日10500元；2013年4月3日、7月4日，2014年1月2日、4月2日、7月3日、10月8日，2015年1月5日、4月7日、7月9日、10月10日，2016年1月7日、4月12日、7月11日，2017年1月5日、4月17日、10月9日，2018年1月8日、4月1日，梁伟锋分别向冯惠梅各转账15300元，以上款项共计285900元。庭审中，冯惠梅称2018年4月1日《借款合同》的400000元借款包括2012年4月20日的借款300000元及2018年4月1日的借款100000元，2018年4月1日签订《借款合同》后，梁伟锋于2018年7月13日、17日共向冯惠梅支付20400元，2018年10月11日支付20400元，2019年1月份支付5100元，2019年6月3日支付5000元。梁伟锋称2016年9月30日《借款合同》中的300000元借款是对2012年4月20日向冯惠梅借款300000元的确认，借款后已在2012年12月26日至2018年4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还款285900元及现金支付，300000元借款已还清。2018年4月1日的《借款合同》是新的借款合同，与2012年4月20日的300000元借款无关。证人张某称与冯惠梅系夫妻关系，与梁伟锋是朋友关系；2016年9月30日的《借款合同》中的“此笔款项已收回，双方债权债务结清”系其所书写，因为当时的《借款合同》已到期，梁伟锋提出若签订新的合同，要求其在旧的合同上书写上述说明。一审判决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1.梁伟锋转账给冯惠梅的款项是偿还本金还是支付利息，是否约定利息；2.2018年4月1日《借款合同》约定的400000元借款是否包括2012年4月20日冯惠梅出借的300000元；还款性质及利息约定问题。案涉的《借款合同》虽未约定借款利息，但根据梁伟锋提交的转账记录可见，梁伟锋自2013年4月3日起至2018年4月1日止每季度均向冯惠梅转款15300元，转款时间及金额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再结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6月13日，梁伟锋称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息款系20400；2019年1月1日至6月1日，息款（5个月）共34000”，亦有提及“息款”；梁伟锋亦确认2016年9月30日的《借款合同》是对2012年4月20日借款300000元的确认，从借款日至2016年9月，梁伟锋已转款209400元给冯惠梅，但2016年9月30日的借款合同并未对该209400元予以扣减，梁伟锋仍确认借款本金为300000元，佐证了梁伟锋所付款项是支付利息。上述转款情况、微信信息及《借款合同》间已形成证据链，可相互印证，故一审判决认定梁伟锋从2012年12月至2018年4月的转款属支付利息。根据上述所析，截至2018年4月1日前，梁伟锋仍拖欠冯惠梅借款300000元借款本金，结合梁伟锋每季转款15300元，计得每月利息5100元，与冯惠梅所主张的借款月利率1.7%一致，一审判决予以采信。借款本金问题。梁伟锋根据其提交的银行转款记录，主张其在2012年12月至2018年4月期间已向冯惠梅归还借款285900元，但该款项性质已经一审判决认定为利息。冯惠梅丈夫张某在2016年9月30日的《借款合同》书写“此笔款项已收回，双方债权债务结清”与签订案涉的400000元的《借款合同》均是发生在同一天，即2018年4月1日。且梁伟锋自在2018年4月1日签订《借款合同》后，在与冯惠梅的微信聊天信息中亦确认“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息款系20400元”，即每月息款6800元。息款从每月5100元（15300元/季）更变为每月6800元，结合冯惠梅主张的月利率1.7%，可以看出借款本金已由300000元变为400000元。因此，一审判决推定冯惠梅、梁伟锋在2018年4月1日签订的400000元《借款合同》包含2016年9月30日的《借款合同》的300000元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冯惠梅主张利息从2018年10月1日起按月利率1.7%计算，一审判决予以支持，但应扣除已支付利息10100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梁伟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冯惠梅偿还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拖欠借款数额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日起按月利率1.7%计至付清款日止，已支付的利息10100元应予扣除）。一审案件受理费8784元，由梁伟锋负担。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案涉借款本金数额的认定；二、案涉借款利率标准以及尚欠借款本息的认定。案涉借款本金数额的认定。冯惠梅主张分两次向梁伟锋出借借款合共40万元，提供了2012年4月1日的《借款合同》、2016年9月30日的《借款合同》，2012年4月20日及2018年4月1日的银行转账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为证，上述证据载明冯惠梅夫妇向梁伟锋先后转账40万元的事实，且2018年4月1日的《借款合同》确认的40万元借款本金，亦与张某（冯惠梅的配偶）在2016年9月30日的《借款合同》上书写的“此笔款项已收回，双方债权债务结清”内容相互印证，冯惠梅据此主张双方当事人经结算以2018年4月1日的《借款合同》确认40万元借款本金，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梁伟锋一审时确认2016年9月30日的《借款合同》指向的30万元为借款，二审变更其陈述为张某将投资款转让给冯惠梅，但无提供证据佐证，本院对其投资款的陈述不予采纳。案涉借款利率标准以及尚欠借款本息的认定。2016年9月30日及2018年4月1日的《借款合同》中均未约定借款利息，但梁伟锋于2019年6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确认“息款”，足以认定双方在实际履行中存在计息。此外，根据银行转账流水反映，梁伟锋实际履行中存在多笔以月利率1.7%为计付标准按每季度还款15300元（以借款本金30万元为基数），20400元（以借款本金40万元为基数）的事实，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双方履行过程中按月利率1.7%计付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梁伟锋主张其转账款项209400元均用于归还借款本金，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借款尚欠本息的认定。经核算，梁伟锋归还的款项209400元均不足以抵扣当期本金，故至2018年4月1日梁伟锋尚欠借款本金40万元。另，鉴于梁伟锋分别于2018年7月、10月支付季息20400元，冯惠梅要求梁伟锋自2018年10月起按月利率1.7%支付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梁伟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84元，由上诉人梁伟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琼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玉娜黄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