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1082民初7493号 原告：刘利颖，女，198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浙江**海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海市汛桥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7601715152。 法定代表人：陈保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桂兰。 原告刘利颖与被告浙江**海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于2020年10月29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利颖及被告华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桂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利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华海公司在其营业执照所在地（临海）为刘利颖依（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11946号判决书中所确认的）月均收入150000元标准补缴自2006年7月24日至2017年8月24日期间11年1个月的社保金及住房公积金。事实和理由：刘利颖于2006年7月24日入职华海公司，任北京办事处经理，负责公司在京全部事宜。行政部负责人鲁家平2016年12月31日与其签订了《续签劳动合同意向书》，书面承诺了续签2017年1月开始的劳动合同须维持原2016年待遇不变，于2017年1月3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华海公司设有行政人事部，所有人事相关均由该部门负责。但由于公司要体制转型大幅削减销售人员却不愿承担任何解聘补偿金，遂对裁减员工一事进行了保密，从未让行政人事部约谈刘利颖。2017年1月，公司委派试用期人员孙成任北京大区经理作为刘利颖的直属领导空降北京约谈，多次劝其自己提出辞职但表示公司不会给予任何经济补偿。遭拒后便各种寻衅挤兑逼刘利颖自己辞职，办事处所有人员均亲眼所见。刘利颖在职11年工作兢兢业业，从未休过病假及事假，从无过错且业绩优秀，10年全国销售前三及优秀员工。刘利颖此时却因长期受排挤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在同事及家人的陪同下三次到北京安定医院就诊，专家出具了休息30天的病假条建议休假和住院治疗，因医院当周无病床让隔周联系住院事宜。刘利颖向孙成提出申请将病假和年假婚假一起休的要求，得到孙成的口头批准，约定待刘利颖交接完所有工作于2017年7月28日正式休假到2017年9月10日(其中：带薪病假30天，带薪婚假3天，带薪年假共20天，共计53天)。刘利颖依公司流程于当周将休假相关材料全部交由同事杨毅回公司时转交给了孙成。2017年7月27日下午，刘利颖已将工作交接完毕，于7月28日正式开始休假。但华海公司在未与刘利颖电话联系，也未跟其合法配偶取得任何联系(刘利颖丈夫也是公司员工，和孙成都熟悉)的情况下，在刘利颖休病假期间(2017年8月24日)单方面做出开除处理。刘利颖和丈夫有独立居所，公司日常快递发件均发往此住址。但公司并未按常规邮寄到刘利颖家却快递《开除通知》到娘家父母住址。其开除理由称：“自2017年7月20日起在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的情况下旷工，联系不上，依法开除”。刘利颖多次致电公司希望其为自己出具离职证明并补发无故克扣的工资及补缴社保和公积金被拒。刘利颖本就因工作患重度抑郁症，又无故被开除导致病情加重一度精神恍惚，几次自杀，经自费进行数月的治疗后才有所好转。刘利颖于2018年4月13日申请仲裁，华海公司在获知被申请仲裁后，在其新工作背调时告知对方无此人，致其求职不得。此案历时1年9个月，经劳动仲裁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裁两审，依法确认了刘利颖平均月收入为15000元，判令华海公司支付刘利颖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及带薪年休假工资。因华海公司在北京并未注册营业执照无法在京为刘利颖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且刘利颖在职11年的个人所得税均由公司代为在公司注册地临海扣缴)，所以在支付赔偿金时，刘利颖提出请其在临海为自己补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但公司不予理睬。 根据劳动法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保金是用人单位必须要尽的义务和责任。根据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063号建议的答复人社建字[2017]105号指出，为维护参保人员社会保险权益，强化征缴清欠工作，经办机构接到超过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2年的追诉期投诉后，一般也按程序进行受理，对能够提供佐证材料的，尽量满足参保者诉求予以解决，以减少企业职工临近退休时要求企业足额补缴欠款的问题发生。以上足以说明刘利颖要求华海公司为其补缴社保金的诉求属于不受诉讼期时效的限制的类型，理应予以受理和支持。同时，刘利颖与华海公司存在11余年的劳动关系(月收入15000元)已经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11946号判决书中予以确认。因华海公司在北京并未注册营业执照无法在京为刘利颖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且刘利颖在职11年的个人所得税均由公司代为在公司注册地临海扣缴。综上，刘利颖的诉求完全合理且符合事实及法律依据。 华海公司辩称，刘利颖与华海公司劳动人事争议纠纷先后多次庭审和裁决、判决，已历时2年半之久。一、刘利颖要求按照15000元标准补缴2006年7月24日至2017年8月24日的社保金及公积金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双方已于2017年8月24日解除劳动关系，自解除至今先后已经历过多次的仲裁、诉讼程序。期间刘利颖一直并未就社保与公积金问题提出任何诉求，现刘利颖于2020年10月14日方才提起本案诉讼，已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刘利颖所说的人社建字[2017]10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养老保险追诉期的答复，仅仅指地方社保经办机构追缴企业历史欠费不限定追诉期，而非指诉讼时效不受限定。且该文件仅适用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在行政管理范畴内的执行依据，从性质上看应属于部门规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民法总则》作为法律的效力高于部门规章，在二者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亦应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执行。二、根据2011年7月1日生效执行的《社会保险法》及2019年3月24日修订执行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用人单位有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法定义务，而双方已于2017年8月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华海公司无义务为刘利颖补缴期间的住房公积金。同时，因华海公司注册地在台州临海，只能在注册地开通社保缴存账户，但企业员工遍布全国多省市，当时员工出于医保使用、子女入学、购房等政策原因需要在其所在地缴纳社保，普遍对在临海缴纳社保提出异议。为了考虑员工的实际需求，华海公司折中处理，由员工自行在当地缴纳社保，事后可以向公司报销社保费用，即华海公司客观上已为员工缴纳了社保。根据刘利颖的报销记录统计，期间刘利颖报销支付费用共计36038.36元。如按照刘利颖补缴社保的请求，刘利颖应先向华海公司返还该部分报销所得。三、根据社保缴纳规则，社保金由公司和员工个人分别按照相应比例缴纳，如刘利颖要求华海公司补缴社保金，个人部分应由其自行承担缴纳，且按照相关规定，二者必须同步进行。除此，华海公司已通过前程无忧代缴的方式为刘利颖缴纳2017年1月至2017年8月的社保和公积金。同时，刘利颖要求按照15000元标准补缴的请求无事实根据。一方面，该15000元仅仅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不代表刘利颖在职期间的工资标准均为此；另一方面，根据浙江省社平工资显示，社保基数的缴纳范围远远低于15000元。因此，即使需要承担补缴义务，补缴的期限应自2011年7月至2016年12月，补缴标准不应为15000元。四、对刘利颖提供的证据北京朝阳法院和北京三中院的判决书，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关系。五、刘利颖与华海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已历经北京、临海两地的仲裁、诉讼等不下十次，华海公司有理由认为刘利颖不断仲裁、起诉系恶意报复、侵占和浪费司法资源的故意行为。刘利颖分别以违法解除和年休假、证人出庭作证和精神损害、克扣工资、未提供劳动证明及损失赔偿、补缴社保金和公积金等不同的诉求提出仲裁、诉讼，造成华海公司的讼累和经济损失。其次，刘利颖在历次诉讼中描述事实与理由时，均故意隐瞒对己不利的内容，夸大、歪曲被告的合法行为，与事实严重不符，破坏了华海公司企业形象，对此保留追究的权利。另，在前期的仲裁、诉讼中，刘利颖曾以自身患有精神抑郁症等为由用以解释仲裁、诉讼中的遗漏举证问题，对此提请法庭注意刘利颖的精神状态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要求，是否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以保证本次诉讼程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刘利颖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属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职权，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争议，应由社保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应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同时，双方之间关于补缴住房公积金的纠纷，亦不属于人民法院理民事诉讼受案的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利颖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金珊珊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朱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