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19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英杰，女，1988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素华，营口市西市区诚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九鼎劳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东段**楼****。法定代表人：修振利，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沛良，男，196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二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军，辽宁金朋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锐春，辽宁金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英杰因与被上诉人抚顺九鼎劳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公司）、刘沛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20）辽0411民初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英杰上诉请求：一、改判二被上诉人返还办理沈阳高铁乘务员定金50,000元，及330,000元全额的15%赔偿金49,500元，总计99,500元及利息。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刘沛良系九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一审法院认定刘沛良系九鼎公司职工，属于职务行为，认定事实错误，与九鼎公司系自然人刘沛良独资经营的事实严重不符。2、同期学员、同一事实、同一承诺书、同一案由、同一法院、同一法官、同一书记员，但判决结果却不同。2019年11月26日，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辽0411民初413号民事调解书载明：“本案审理过程中，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抚顺九鼎劳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被告刘沛良于2019年12月26日之前一次性给付原告赵某违约赔偿款42,000元……本院予以确认。”3、2018年8月5日孙英杰老姨李敏转帐给赵丽娟50,000培训定金。2018年8月5日，孙英杰与刘沛良签订了《培训就业推荐协议书》，刘沛良出具培训定金50,000元专用收款收据，在收据收款事由一栏签写“高铁乘务员孙英杰，”交款一格签写“李莉”的字样，加盖九鼎公司财务专用章。2018年8月8日，九鼎公司总经理赵丽娟打电话通知李莉再交188,000元，转账138,000元，因孙英杰年龄大，需要协调，必须交现金50,000元。2018年8月8日，李莉从渤海银行取现金70,000元，2018年8月9日，李莉用手机银行汇款给赵丽娟50,000元，从工商银行汇款给赵丽娟88,000元，两笔总计138,000元。2018年8月10日，因营口没有直达抚顺的车，从营口坐的拼车到九鼎公司办公室，李莉将50,000元现金交给赵丽娟，其给李莉出具的50,000元现金收条。赵丽娟告知李莉等公司出具188,000元收据时，打的50,000元现金收条交回。2018年8月21日，赵丽娟将50,000元现金收条收回，向李莉出具专用收款收据，金额188,000元。2018年9月19日，赵丽娟通知李莉转帐尾款92,000元。李莉从交行汇款给赵丽娟22,000元，从工商行汇款给赵丽娟70,000元，两笔总计92,000元。2019年5月8日，刘沛良给李莉出具92,000元专用收款收据。2019年8月19日，刘沛良安排孙英杰等学员由沈阳去苏州“南京卷烟厂”实习，结果是将孙英杰等学员带到苏州市电子厂，将孙英杰等学员身份证全部收缴，逼着孙英杰与苏州电子厂签订劳动合同，孙英杰签后用手机拍下了与苏州电子厂签的劳动合同登记表发给母亲李莉求救。2019年8月23日，将孙英杰等学员又带到山东临沂农村，身份证全部收缴。孙英杰给母亲打电话告之在山东公安局已报案求救，李莉和学员赵某的母亲2019年8月24日找到刘沛良要求按照承诺书约定履行退款和赔偿，赵丽娟将公司模板收条打印出来，让李莉在收条上签名，否则不予退款，无奈李莉在收条上签名，代孙英杰也签了名。李莉见收条上280,000元打成28元，用笔改成280,000元。九鼎公司并没有退还办高铁乘务员的50,000元定金。且九鼎公司是自然人独资机构，应当向法院提供完整的资金往来、明细、记账凭证的账目材料，但二被上诉人未提供上述证据对其一面之词的主张加以证明，所述答辩意见与事实不符，在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显失公允。九鼎公司辩称，一、孙英杰诉称的支付给九鼎公司50,000元现金不属实。理由如下：从九鼎公司开具的三张专用收款收据来看结账方式均为转账，并没有现金支付。且银行流水记录显示收到的也只有280,000元。另外，孙英杰在起诉状中明确表示“其收到原告母亲李莉转账188,000元”。孙英杰自己认可是转账支付的，而不是交过现金。既然孙英杰支付的款项均是转账，那么就应当以银行转账记录的金额为准，即总款项为280,000元，不是330,000元。孙英杰称2018年8月10日交给九鼎公司现金50,000元，有悖常理。九鼎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收取现金或接受转账对其来说并无差别。九鼎公司为了避免收到假币，所有的学员均是转账支付钱款。2018年8月6日至8月20日期间，作为居住在营口市的孙英杰及母亲李莉未到过位于抚顺市的九鼎公司办公室，既然没有到过抚顺市，他们是如何交的50,000现金？孙英杰在庭审时称2018年8月8日李莉在营口市的银行取出70,000元现金，8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两笔共138,000元，8月10日带着50,000元现金乘车到抚顺市鼎公司，这完全违背常理，难道不考虑安全？难道不能通过银行转账吗？假设李莉在8月10日到过抚顺市当面交付50,000元现金，那么李莉为什么不在8月10日当时取走收据？却在8月21日再跑一趟抚顺市，仅为收取收据吗？这一点有违常理。如果8月10日李莉真的交过50,000元现金，那么截至8月10日李莉前后共交款的金额应当为238,000元，但是奇怪的是2018年8月21日双方签订的第二个协议上已经明确写明培训服务费188,000元，既然8月10日之前李莉交款238,000元，那为什么在11天之后8月21日签字确认总价款是188,000元，而不是238,000元？李莉这时应当否认188,000元啊，这是巨大的矛盾。李莉可能会反驳说九鼎公司让我这么做的，50,000元是好处费，不让写在协议里，这个理由如果成立的话，九鼎公司为什么还在收据里体现188,000元，写138,000元才符合逻辑。现有证据表明9月19日以前李莉已经明确表示不办高铁乘务员了，改为办烟草公司，李莉也明确知道价格是280,000元，9月19日李莉给九鼎公司转款两笔，共计92,000元，这是为了补交烟草的款项。既然高铁乘务员不办了，那么给铁路学院的50,000元好处费是不是就不该付了。既然办烟草公司的价款是280,000元，已经支付238,000元，那么他再支付42,000元，就达到280,000元。为什么他又补92,000元，违背常理，李莉没有交50,000元现金。依据双方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2009年8月24日，共同签字确认了收条，在收条中明确载明是全额280,000元，而不是330,000元。上述分析说明，原告所称的交50,000元现金不是事实，没有任何的证据来加以证明，而且孙英杰及证人的陈述自相矛盾。二、孙英杰要求赔偿金49,500元没有事实依据。依据2016年8月24日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九鼎公司已经返还给孙英杰全部款项，之前的承诺已经作废，孙英杰再主张赔偿金与约定不符，于法无据。刘沛良辩称，刘沛良作为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刘沛良是九鼎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行为是办理公司业务的职务行为，后果应由公司承担，其本人不应承担责任。孙英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返还孙英杰50,000元及全额330,000元的15%的赔偿金49,500元，总计99,500元及利息（从诉讼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及由此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莉与原告孙英杰系母女关系。被告刘沛良及案外人赵丽娟系被告九鼎公司的员工。2018年8月5日，李莉作为孙英杰的监护人与被告九鼎公司签订了《培训就业推荐协议书》，约定：甲方（九鼎公司）根据用人单位情况制定招聘计划，并选拔专业学员，负责对乙方（孙英杰）进行为期短期专业培训，负责对培训合格、考试达标、符合上岗要求的学员推荐就业；乙方支付培训服务费定金50,000；乙方支付培训服务费之日起至全款缴费的三个月内参加高铁乘务员入职培训止。该协议由被告九鼎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及李莉、刘沛良签名。该协议手写注明，剩余尾款116,000元，上岗培训前交付此款项。2018年8月21日，李莉与被告九鼎公司重新签订一份《培训就业推荐协议书》，与2018年8月5日的协议基本一致，将乙方支付培训服务费定金50,000，变更为培训服务费188,000元。2019年5月8日，被告九鼎公司向原告出具《承诺书》，内容：孙英杰家长李莉要求5月底安排孙英杰烟草工作，开具入职通知书，签订正式劳动关系，否则退全款，在约定时间内没有入职赔偿全款的15%。2018年8月5日，李莉向被告九鼎公司工作人员赵丽娟转款50,000元，同日被告九鼎公司向李莉出具《专用收款收据》，金额50,000元，收款项目培训费，转账，收款事由高铁乘务员孙英杰，交款人李莉；同年8月9日，李莉分二次向被告九鼎公司工作人员赵丽娟转款50,000元及88,000元，8月21日被告九鼎公司向李莉出具《专用收款收据》，金额188,000元，结算方式转账，收款事由沈阳高铁乘务员，交款人李莉；同年9月19日，李莉向被告九鼎公司工作人员赵丽娟分二次转款22,000元及70,000元，2019年5月8日被告九鼎公司向李莉出具《专用收款收据》，金额92,000元，收款项目培训费，结算方式转账，收款事由尾款，交款人李莉。原告向被告九鼎公司转账共计280,000元，被告九鼎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据金额330,000元。审理中，原告称向被告九鼎公司给付现金50,000元加上转账280,000元，总计330,000元。被告九鼎公司称开具188,000元收据时重复计算了50,000元，向原告追讨50,000元收据，原告拒绝返还。2019年8月24日，原告孙英杰母亲李莉向被告九鼎公司出具《收条》一份，内容：收到为孙英杰办理总计费用28万元，由于各种因素未成功，九鼎公司全额退还孙英杰母亲李莉28万元，退还在外实习的费用总计2547元，并与九鼎公司签署协议及补充条款全部作废。被告九鼎公司向原告指定账户转账280,000元及2547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原告与被告九鼎公司签订了《培训就业推荐协议书》，双方形成了合同关系。原告给付被告培训费，被告向原告提供培训服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8年8月9日至10日，原告孙英杰的母亲李莉给付被告九鼎公司188,000元还是138,000元；原告总计给付被告九鼎公司培训是330,000元还是280,000元。原告主张其诉讼请求的证据是三份被告九鼎公司出具的《专用收款收据》，总计是330,000元。被告九鼎公司以重复开具而否认，只认可收到培训费280,000元。2018年8月9日，李莉分二次向被告九鼎公司工作人员赵丽娟转款50,000元及88,000元，李莉陈述次日从营口乘坐无运营资质车辆来到抚顺，在被告九鼎公司将现金50,000元，交付给被告九鼎公司的工作人员赵丽娟。被告九鼎公司工作人员赵丽娟予以否认。原告也未提供被告九鼎公司或其工作人员的收条。原告所持有的188,000元的《专用收款收据》明确标注收款方式为转账，与原告所述给付现金的行为相悖。2019年8月24日，原告孙英杰母亲李莉向被告九鼎公司出具《收条》其中表述，被告九鼎公司收到为孙英杰办理总计费用280,000元，证明原、被告对孙英杰工作的办理费均认可为280,000元，而非原告所述的330,000元。通过原告与被告九鼎公司资金往来上看，原告数次向被告九鼎公司转款，被告九鼎公司也是通过转账的形式返还原告培训费。原告主张的现金交付是在转款138,000元的次日，给付现金的形式与原、被告转账的交易习惯也不相符。根据原告与被告九鼎公司签订的《收条》，原告与被告九鼎公司已解除了合同，原告已认可被告九鼎公司返还全部培训费为280,000元，且已收到该笔费用，故原告主张被告九鼎公司返还定金50,000元及违约金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刘沛良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刘沛良系被告九鼎公司职工，属于职务行为，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原告孙英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8元，原告孙英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孙英杰提交了（2019）辽0411民初4024号民事调解书，用以证明同案但判决结果却不同。九鼎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该调解书是学员赵某与九鼎公司经法院调解后达成的协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孙英杰的情况与其不同，九鼎公司与孙英杰最终达成的协议是退还280,000元和培训费2547元，其他的条款全部作废。孙英杰提交了九鼎公司的宣传广告，用以证明九鼎公司招聘的是高铁乘务员，办不成之后才改成了办烟草公司的工作，所以退还的是办烟草的280,000元，办高铁乘务员的定金50,000元没有退。九鼎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开始时是办高铁乘务员，交了50,000元定金，但后来改办去烟草公司了，这是一个连续的合同，总计是280,000元，不存在单独的50,000元定金没有返还。孙英杰提交了九鼎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及刘沛良和赵丽娟的名片复印件，用以证明刘沛良是九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丽娟是九鼎公司的经理。九鼎公司的质证意见为九鼎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是修振利，刘沛良和赵丽娟是九鼎公司的工作人员。经本院审查，孙英杰提交的三份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认可。庭后，孙英杰提交了赵丽娟与案外人以及李莉三人在九鼎公司办公室的谈话录音，用以证明李莉向赵丽娟交付了50,000元现金。经本院审查，该证据不能证明孙英杰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九鼎公司是否在280,000元之外另行收到孙英杰交付的50,000元现金；二是九鼎公司应否按照330,000元的15%给付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孙英杰所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九鼎公司另行交付了50,000元现金。且根据孙英杰与九鼎公司签订的《收条》，孙英杰与九鼎公司就案涉事宜达成了协议，并实际履行，孙英杰收到九鼎公司返还的培训费280,000元。因刘沛良系九鼎公司的员工，案涉事宜系其履行职务的行为，其个人不应当承担责任。故孙英杰再行主张九鼎公司返还50,000元及赔偿金之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孙英杰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8元，由孙英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史汉营审 判 员 王 爽审 判 员 田 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朱彤代书记员 王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