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4民终14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缪浩宇，男，197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江苏省江阴市人，住江苏省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磊，江西威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龚益祥，男，195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江苏省江阴市人，住江苏省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玮琅，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缪浩宇因与上诉人龚益祥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瑞昌市人民法院（2020）赣0481民初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询问当事人等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缪浩宇上诉请求：一、依法确认上诉人支付的314.7万元为投资款，并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除支付一审法院第一项判决的投资款本金及溢价110万元外，还应向上诉人支付投资款本金及溢价631.4万元。二、本案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实际投资数额为400万元错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314.7万元应依法认定为上诉人的投资款。上诉人于2011年7月4日至2011年12月12日期间，通过上诉人账户向被上诉人账户支付款项9笔，合计314.7万元。该款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投资款。如被上诉人认为上述九笔转账并非上诉人支付的投资款，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九笔款项系不当得利错误。虽然该款项发生在2011年6月25日后，已在被上诉人等受让股权变更登记后，但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原股权出让人黄耀兴出具的三份收条可知，被上诉人原受让股权的对价于2011年10月以后才完成支付，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无其他经营性经济往来，恰恰证明上诉人该九笔转账实为股权投资款。一审法院以公司登记股东的股权登记未发生变化的公示形式，来界定及排除隐名股东的股权代持权益是错误的，否则股权代持的争议不复存在。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所持股份转让后可分配额度确定为2100万元错误，应以2500万元作为股权溢价的基础确定溢价。1、上诉人对股权转让款的诉请系基于所有权，而投资经营期间及转让后的债权、债务系债权关系，一审判决混淆两个法律关系。公司经营期间的公司经营行为产生的债权债务，与双方之间的股权代持损失赔偿无关，非本案审理范围。2、被上诉人股权转让后，受让方已支付2500万元转让款是不争事实，所谓400万元风险金是股权转让款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该款项的管理方式及用途不影响被上诉人对该款项的实际占有，一审认为被上诉人未收到该款项错误。3、被上诉人股权受让人黄君平就已出现的原公司经营期间债务向本案的上诉人、被上诉人起诉追偿，上诉人作为担保人依法应承担不利的法律责任，如本案中以2100万元作为溢价的计算基础，则导致上诉人的损失，上诉人在其他案件中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权利无法获得保护。龚益祥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缪浩宇实际投资400万元正确。缪浩宇在没有其他证据证实314.7万元为投资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只能认定实际投资额为400万元。答辩人认为314.7万元款项性质为票据贴现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为不当得利完全错误，即便构成不当得利也应当另案处理，况且缪浩宇在庭审中没有变更诉请，一审法院超出当事人诉请处理完全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以2100万元作为可分配额度完全错误，应当将该2100万元剔除相关债务的余额进行分配，一审法院未对合伙期间债务进行清算属于事实不清，故恳请二审法院驳回缪浩宇的诉讼请求。龚益祥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缪浩宇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314.7万元票据贴现款为上诉人的不当得利，明显定性错误，且超出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1、关于314.7万元的性质，被上诉人在转账汇款时已明确备注“承兑贴现款”，上诉人也认定该款项为承兑贴现款性质而收款，并在收款后基于该款项隶属于公司性质，直接将其用于公司经营。其中，部分款项由上诉人直接汇入公司账户，另有部分款项用于代替公司支付应付款项。被上诉人应就否认“承兑贴现款”性质承担举证责任。截至目前，被上诉人均未能就其为何打款、为何备注为“承兑贴现款”给予合理解释，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此款在“承兑贴现款”以外还有其他性质，故一审法院认定该款为不当得利属于定性错误。2、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上诉赔偿其股权转让款9,828,300元并支付利息，此9,828,300元款项是被上诉人基于其投资款8,297,000元计算得来。经一审查明被上诉人作为隐名股东的实际投资只有400万元，其他款项均非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因此，即使上诉人需要支付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也应当以400万元为基数计算被上诉人应得款项，超出400万元的部分，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径自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不当得利314.7万元，明显超出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有违法律规定。二、在未经债务清算确定分红基数的前提下，一审法院直接以2100万元作为分红基数错误。根据上诉人与黄君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时仍有未列明的其他债务，转让人应赔偿受让人的损失。虽然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双方是上诉人与黄君平，但该股权转让款由公司的实际股东依法享有，故该条款中的义务人应当是各实际股东。除《股权转让协议》列明的债务外，瑞昌市江瑞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瑞公司）仍然有其他债务需要履行，且债务金额尚不确定，各实际股东需要向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但目前仍未确定责任多少。因此，上诉人要求对公司债务进行清算，明确各股东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金额，并将责任金额扣除后的款项按照投资比例尽快分配给各股东。本案中，被上诉人能得到的股权转让款明显低于2100万元基数进行分配，一审以此基数确定被上诉人应得的股权转让款，不仅侵害上诉人的权利（需要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向受让人承担责任），也侵害其他隐名股东的权利，由此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整体受让江瑞公司时的投资总额为2500万元，也属事实认定错误。虽然上诉人、案外人黄国浩在受让江瑞公司全部股权时约定股权款为2500万元，但各位实际股东的全部出资总额为2,943.8万元。其中，2500万元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他款项作为生产准备金用于之后的生产经营。缪浩宇辩称，一、涉案314.7万元系答辩人汇入龚益祥账户是不争事实，该笔资金来源不是本案审查范围，更重要的是龚益祥诉称该款项直接汇入公司账户或代公司支付应付款不是事实，且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如为承兑贴现款，第三方公司不可能将其应付给关联公司江瑞公司的合同款转入龚益祥个人账户，龚益祥此项诉称不符合逻辑。二、基于本案同一事实、同一诉争双方，一审对其中的部分款项即使不认定为股权投资款，对不认定股权投资款的部分仍然属于给付之诉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可以按照查明事实予以直接判决。三、龚益祥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中混淆了股权与债权两个法律关系。四、其他答辩意见与原一、二审及本案一审质证及代理意见一致。综上，龚益祥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请。缪浩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龚益祥赔偿股权投资款本金及溢价收益损失9,828,3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至实际付清前述款项之日止（利息计算方式：2019年8月19日前以9,828,3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2,496,780元，2019年8月20日至2020年2月20日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3,9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2月10日，吴浩兴、黄耀兴、蒋宇国等人与龚益祥、黄国浩签订公司整体转让协议书，约定龚益祥、黄国浩受让江瑞公司全部股权，价款25,000,000元，分3次付款；2011年2月28日前支付第二笔转让款13,000,000元后十日内办理工商变更；受让股权中龚益祥占50%股份，黄国浩占50%股份（实际黄国浩占10%股份，黄国浩代持龚益祥40%股份）。因受让股权资金不足，龚、黄吸收缪浩宇、吴跃乘、龚国贤等人共同投资，其中缪浩宇先后转账或代付货款共出资4,000,000元给龚益祥，龚益祥、黄国浩为登记股东，缪浩宇等人为隐名股东。2011年2月26日，龚益祥、黄国浩、潘国军三人一致同意由潘国军受让龚益祥、黄国浩所持有的江瑞公司40%的股权。2011年5月12日，股权变更登记为：龚益祥占50%，潘国军占40%，黄国浩占10%。龚益祥、黄国浩、潘国军完成股权转让后，黄国浩担任江瑞公司法人代表，王郑担任总经理期间，缪浩宇先后转账（摘要:汇票承兑贴现）给龚益祥个人账户3,147,000元。2012年7月始由缪浩宇任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2013年3月25日，双方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对缪浩宇为江瑞公司实际出资人予以确认，一份是龚益祥（简称甲方）与缪浩宇（简称乙方）签订的，另一份增加了黄国浩（简称第三方），两份协议内容基本一致，主要约定：一、2011年2月10日，甲方和第三方受让由吴浩兴、黄耀兴等6人投资成立的江瑞公司全部股权（详见公司整体转让协议书），甲方为名义股东，乙方为甲方的实际出资人，甲方受让的股权由乙方实际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二、现甲方作为江瑞公司的登记股东同意乙方变更为江瑞公司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三、甲方应配合乙方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四、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签订后，双方到瑞昌市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因公司另一股东潘国军未签署意见，股权变更手续未办成。2013年4月10日，江瑞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为龚益祥占60%，潘国军占40%。2013年11月10日，甲方（转让方）龚益祥与乙方（受让方）黄君平、丙方（担保人）缪浩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龚益祥持有的江瑞公司60%股权转让给黄君平，转让价格为25,000,000元；付款方式为：签订协议之日乙方支付给甲方21,000,000元，余款4,000,000元在与银行签署《托管协议》之日，支付至甲乙双方共管账户（户名龚益祥），用于优先支付本次股权转让前甲方应承担的应付款（详见债权债务表）；丙方对本协议中股权变更登记及公司交割完成之日前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当日，黄君平依约向龚益祥支付转让款21,000,000元，同月18、19日共将4,000,000元存入共管账户,由银行托管控制，龚益祥并未实际占有该款。龚益祥收到转让款后,于同月12日向缪浩宇支付转让款4,000,000元，缪浩宇在其与潘国军债权转让纠纷及黄国浩与缪浩宇、龚益祥债权转让纠纷两案中，实际获取债权500,000元，共计4,500,000元。另查：2013年11月10日转让时，缪浩宇、龚益祥对经营江瑞公司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核算，其中应收款7笔计5,190,301.10元；应付款10笔计2,460,500元。制作清单附于转让协议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缪浩宇、龚益祥及黄国浩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尽管该协议没有对出资额、内部持股比例、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事项作出明确约定，但双方均承认缪浩宇系龚益祥持股的实际出资人之一，为江瑞公司隐名股东，且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认缪浩宇股东资格，应当认定双方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缪浩宇也在原一审和重审中变更诉讼请求，未再坚持股东资格确认，仅要求龚益祥赔偿缪浩宇股权投资款本金及溢价收益损失，因此，本案的法律关系实为股东内部的投资权益分配，案由应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缪浩宇作为隐名股东对股权转让后投资权益如何分享，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其有权基于股权获得相应的价款，龚益祥作为股权代持人，对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按缪浩宇实际投资份额支付股权本金及溢价。龚益祥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综上，缪浩宇主张龚益祥赔偿缪浩宇股权投资款本金及溢价收益损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缪浩宇实际投资款为4,000,000元，应以此额度分配股权转让后的本金及溢价，即5,600,000元{21,000,000元/（25,000,000元*60%）*4,000,000元}，剔除获取的转让款和债权4,500,000元，缪浩宇还可从龚益祥处分得投资款本金及溢价1,100,000元。龚益祥主张受让江瑞公司股权后经营亏损，经营期间债权债务未清算，待公司清算后再分配股权转让款，因龚益祥所持股权转让时，双方已对债权债务进行核对，并制作清单予以确认，江瑞公司的应收款大于应付款不存在亏损，只是双方对债权债务分享、承担未进一步细化、明了，可另行协商确定，但不影响股权转让后投资权益分配，况且共管账户资金足够支付债务和相关费用。龚益祥的该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缪浩宇主张按全部转让款25,000,000元来分配，因共管账户资金由黄君平与龚益祥控制、银行托管，没有实际支付给龚益祥，龚益祥不占有该款也就不能将其分配，如若共管资金出现结余，龚益祥及其名下股东可再行分配，将其纳入本次分配不尽合理，缪浩宇的该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缪浩宇主张龚益祥赔偿利息损失，因股东间投资权益分配迟迟未确定,且缪浩宇享受股权转让的溢价；至于通过汇票承兑贴现转账给龚益祥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缪浩宇以前未主张过权利,又未提供证据证明不当得利造成的损失,缪浩宇的该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龚益祥向原告缪浩宇支付投资款本金及溢价1,100,000元；二、被告龚益祥返还原告缪浩宇不当得利3,147,000元；三、上述一、二项累计，被告龚益祥应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原告缪浩宇支付4,247,000元；四、驳回原告缪浩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973.88元，由被告龚益祥承担33,415.44元，原告缪浩宇承担63,558.44元。二审中，当事人未能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的314.7万元性质如何认定；二、一审以2100万元作为案涉股权投资款及收益的分配基数是否适当。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别作出如下评析意见：一、关于即案涉的314.7万元性质如何认定问题。缪浩宇是龚益祥持有的江瑞公司股权实际出资人，龚益祥认可该事实，且认为缪浩宇实际出资额为400万元。针对缪浩宇提出转账给龚益祥的另外九笔合计金额314.7万元性质亦为实际出资的诉请，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缪浩宇主张该314.7万元为股权投资款，应对其主张存在的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龚益祥认为该款为江瑞公司货款，由其交给缪浩宇办理承兑贴现后经其账户部分转入江瑞公司账户，部分用于公司经营，亦应对上述待证事实予以证实。因双方均未对各自主张的基本事实予以证实，在双方之间没有书面或者口头合意，也无证据足以证明事实合意存在时，不应将往来款项认定为隐名投资行为，双方亦确认除案涉纠纷外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可以据此认为龚益祥取得该利益致他人损失之间缺乏受利益的法律根据，故一审认定该314.7万元属不当得利，基于给付之诉判令龚益祥返还缪浩宇，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二、关于一审以2100万元作为案涉投资及收益的分配基数是否适当问题。（一）应确认缪浩宇实际出资额400万元在龚益祥持有的江瑞公司股权内部投资份额。龚益祥提出其持有股权包含缪浩宇在内尚有13位隐名股东，合计出29,438,000元。作为显名股东，龚益祥对其名下隐名股东、投资款总额以及投资份额等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从龚益祥提供的2011年6月25日江瑞公司投资明细表、相关票据及银行交易清单，因缺乏相关人员的投资合意，亦不具有认定往来款项为隐名投资行为的意思表示，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龚益祥提出的上述主张。江瑞公司企业变更信息反映，在龚益祥持有江瑞公司股权期间，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800万元。龚益祥转让其60%公司股权时的实缴出资为1680万元，在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龚益祥持有股权内部投资款是否大于该实缴出资额，以及股权内部盈亏风险承担比例的情形下，该出资即为龚益祥名下全体投资人实缴的出资额。即缪浩宇的实际出资额在龚益祥持有江瑞公司股权内部所占份额为23.8%（400万元÷1680万元）。（二）龚益祥转让60%股权所得的2500万元是否存在投资收益。对于股权对价2500万元的组成中是否包含收益部分，作为参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本院认为，第一，《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股权转让款中的余款4,000,000元用于优先支付本次股权转让前甲方应承担的应付款（详见债权债务表），债权债务清单反映应收款项大于应付款项。第二，《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第三款约定，龚益祥应保证债权债务清单真实性，除清单所列债务外，目标公司不存在其他债务。第三，若龚益祥所述的审计结论为亏损以及内部实际投资款大于股权转让款确属事实，其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即向缪浩宇支付转让款4,000,000元，有悖于常理。一审认为该股权转让款中包含投资款收益部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三）一审以21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作为案涉投资及收益的分配基数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约定2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留存400万元主要用于优先支付股权转让前的相关债务，并由受让人黄君平与龚益祥共同管理该部分资金。该协议所附的债权债务清单虽反映应收账款大于应付债务，但从2013年11月签订该协议至今，双方当事人对于债权债务清单中的债务部分是否全部履行未予明确，考虑债务在实际履行过程中，除主债务之外存在支付利息及相关费用的情形，为尽量避免产生不公平结果，待全部债务清结后对盈余部分再行主张分配为宜。故一审法院以2100万元作为案涉投资及收益分配基数，符合本案实际，予以维持。有鉴于此，缪浩宇可从龚益祥处分得投资款本金及收益合计498,000元（2100万元×23.8%-450万元）。一审认定投资款本金收益为110万元[2100万元÷（2500万元×60%）×400万元-450万元]的计算方式不当，应予纠正。另外，关于314.7万元不当得利应否计算利息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不当得利人的返还义务，应当区分不当得利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如不当得利人是善意的，应当适当倾向于保护不当得利人的利益。如不当得利人是恶意的，则应当倾向于保护利益受损方的利益。本案中，并无相关事实和证据显示龚益祥取得利益时为恶意。一审对不当得利以及投资款未予支持利息，理据充分，应予维持。综上所述，缪浩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龚益祥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瑞昌市人民法院（2020）赣0481民初4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即“一、被告龚益祥向原告缪浩宇支付投资款本金及溢价1,100,000元；三、上述一、二项累计，被告龚益祥应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原告缪浩宇支付4,247,000元；四、驳回原告缪浩宇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江西省瑞昌市人民法院（2020）赣0481民初4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告龚益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缪浩宇不当得利3,147,000元”；三、上诉人龚益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诉人缪浩宇支付投资款本金及收益498,000元；四、驳回上诉人缪浩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73,687元，由上诉人缪浩宇负担41,764元，上诉人龚益祥负担31,9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炜审判员 熊 涛审判员 顾佰成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 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