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50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边国贞，男，194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边文革，男，196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边长青，男，194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志海，男，195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志祥，男，1941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民，男，196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芳，女，196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春平，女，1967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进瑞，男，1937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2—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小艳，女，197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占稳，女，1958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宝台，男，194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兰香，女，195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娥，女，197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芳继承人：张汝为，男，1934年2月28日生，汉族，住献县，是张建芳的父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芳继承人：李秀珍，女，1939年4月5日生，汉族，住献县，是张建芳的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庆怀，男，195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铁马，男，196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运成，男，194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福桂，男，1958年10月9日出 —3— 生，汉族，住献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文奎，男，194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上列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天津时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金昌，男，195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福旺，河北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边国贞、边文革、边长青、崔志海、崔志祥、范民、黄芳、焦春平、李进瑞、李小艳、李占稳、苏宝台、魏兰香、张娥、张汝为（张建芳的继承人）、李秀珍（张建芳的继承人）、张庆怀、张铁马、赵运成、郑福桂、苏文奎因与被上诉人范金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9民初3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边国贞、边文革、边长青、崔志海、崔志祥、范民、黄芳、焦春平、李进瑞、李小艳、李占稳、苏宝台、魏兰香、张娥、张汝为（张建芳的继承人）、李秀珍（张建芳的继承人）、张庆怀、张铁马、赵运成、郑福桂、苏文奎上诉请求：1、依法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撤销第二项，判令被上诉人返还各上诉人人民币共计474000元，并从各上诉人借款之日起按照同期人民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 —4— 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系受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委托，以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162条的规定，双方之间是代理关系。被上诉人系受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在献县做宣传，甚至到各上诉人家里做工作，鼓动各上诉人在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存款，各上诉人根本不知道有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这个单位，更不知道这个单位根本没有存款的资质，在被上诉人的反复劝说下，基于对被上诉人本人的信任，各上诉人才将钱款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自己家里作出股金单交给各上诉人，并承诺支付各上诉人高额利息。根据调取的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蔡强红案件的卷宗材料显示，被上诉人范金昌受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其在献县办理业务，并按照收到的存款按比例支付代理费，且该单位并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固定工资，更没有缴纳社保、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受其委托，凭借自己在本村的信誉拉取存款，收取代理费，被上诉人从事的不是职务行为，而是代理行为，双方没有形式上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因此被上诉人与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之间不是劳动关系，而是代理关系，这种代理关系包括被上诉人范金昌在内的所有各村的代办员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均予以认可，所以原审判决既认定被上诉人是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是代 —5— 办员，受其委托办理业务，又不认定其代理关系，是极其错误的。2、被上诉人在明知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没有存款资质的情况下，依然在村里发广告、做宣传，走家串户让大家存款，明显是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167条的规定，应当与蔡强红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是民事责任，非刑事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没有判决被上诉人刑事责任，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就没有过错是错误的，刑事案件仅限于该案的被告，而被上诉人没有被列为刑事案件的被告，这并不意味着被上诉人因此不承担民事责任！被上诉人在代理蔡强红注册的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吸收存款的时候，并没有告知各上诉人该单位没有资质和该单位的经营业务范围，被上诉人作为代理人在代理受委托的事项前就应当知道其委托事项是否合法，被上诉人作为代理人在明知受委托事项违法的情况下，依然欺骗各上诉人存款，应当与蔡强红一起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被上诉人在收取钱款时明确告知大家放心把钱交给他，合作社不还钱他本人还钱，以他的经济实力，这点钱肯定能还上！上诉人完全是基于对被上诉人本人的信任和对他以自己经济实力担保的认可才交钱的。4、被上诉人在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己经不能按时还款、被停止营业之后仍然继续鼓动上诉人存款，有部分款项是在蔡强红己经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被上诉人让上诉人办理的。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各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与蔡强红连带返还存款，刑事案件判决蔡强红退还存款与各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范 —6— 金昌返还存款并不矛盾，而原审法院认为刑事案件判决蔡强红退还钱款，就驳回上诉人的诉求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1、本案涉及人数众多，各上诉人多数是老人和妇女，积攒的都是常年辛苦积攒的血汗钱，都是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才存款，被上诉人在拉存款时拍着胸脯说肯定能给钱，合作社不给我个人给，还信不过我吗？各上诉人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才交钱，现在却一分钱本金也拿不回来，而其他村的代办员都自己掏钱还了自己村民们的钱，只有被上诉人范金昌不仅不还钱且气焰非常嚣张，仿佛和他没任何关系，因此被上诉人在当地民愤极大，本案属于案情复杂，争议极大的案件，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7条关于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仅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因此原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2、因各上诉人对本案极其关注，开庭时都到法庭，要求参加庭审，但是原审法院将各上诉人拦截在法庭大门外，不让各上诉人本人参加庭审，剥夺了各上诉人的庭审权利，属于程序严重违法。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适用法律、程序均错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判，以示公正。 范金昌答辩称：一、答辩人范金昌系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指派的办事员，在合作社向本案上诉人吸收存款的过程中，答辩人的身份始终是办事员，即受合作社指派办事的人员，答辩人的所有行为也是履行合作社指派的职务行为，答辩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从未超越过职权范 —7— 围。答辩人与合作社之间不存在代理与被代理关系。二、吸收上诉人入股的是合作社，而非答辩人。上诉人一审向法庭提交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固定股金单》、《民专业合作社股金单》等证据，既不是答辩人制作的，上面也没有答辩人的任何签字及盖章,上面注明的社员单位：合作社，均加盖了合作社印章以及蔡强红的私人印章,均说明吸收上诉人存款的是合作社或者应该说是蔡强红而不是答辩人。三、答辩人没有向上诉人实施过宣传、鼓动将钱存到答辩人处的行为，更没有向上诉人做过诸如合作社还不了由自己偿还的承诺。上诉人的钱是自愿存到了合作社，不是存到答辩人处，答辩人只是合作社雇佣的办事员，没有任何义务替合作社作担保。上诉人的说法不符合常理。四、答辩人在接受合作社指派时，并不知晓合作社及蔡强红吸收上诉人入股是违法犯罪行为。答辩人本人也是受害人，答辩人也向合作社入股99070元至今无法追回。另外，（2017）冀0926刑初字6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受害人中也包括答辩人的近亲属，如答辩人的弟弟范金国、内兄张振才、妹夫贾连营、外甥贾建雷、外甥女贾建美、内侄女张晓秒以及边志丹、张娜娜等，共计也有20多万元的股金无法追回，如果答辩人当时知道合作社的行为是犯罪行为，自己就不会入股，也不会让亲属入股。答辩人和各位上诉人一样，上诉人如果清楚合作社吸收存款是违法犯罪，也不会入股了，所以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恶意隐瞒”的情形。答辩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专业法律知识，从内心来讲，答辩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欺骗同村 —8— 父老乡亲的本意，也没有进行任何的欺骗行为。五、肃宁县法院在（2017）冀0926刑初字66号案件《刑事判决书》中已经对本案涉及的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项进行了审理，判令蔡强红将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退赔给包括本案上诉人在内的受害人，该判决书已生效。由于（2017）冀0926刑初字66号案件已经对涉案款项的民事赔偿责任进行了处理，根据一事不再审的原则，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答辩人只是受合作社指派的办事员，与合作社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的款项应由该合作社或蔡强红负责偿还，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边国贞、边文革、边长青、崔志海、崔志祥、范民、黄芳、焦春平、李进瑞、李小艳、李占稳、苏宝台、魏兰香、张娥、张建芳、张庆怀、张铁马、赵运成、郑福桂、苏文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各原告人民币共计484000元，并按照同期人民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6刑初66号判决书证实：2013年10月17日，蔡强红等人利用献县本地人的身份证注册成立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后到献县各村联系代办员，通过发放传单等途径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以承诺高额利息及物质奖励为诱饵向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至案发时非法吸收公共存款5249871.2元，已支付本 —9— 金39.77万元，其中范金昌是村里的信贷员，承诺月息五厘六，吸收资金时给一份入社凭证和股金单，认定蔡强红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责令蔡强红将非法吸收的存款退赔受害人（受害人包括本案原告在内）。 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33份《农民专业合作社股金单》，其中边国贞1张金额为10000元；边文革3张金额为25000元、边长青1张金额为10000元；崔志海1张金额为5000元；崔志祥1张金额为40000元；范民2张金额为51000元；黄芳1张1金额为10000元；焦春平1张金额为10000元；李进瑞7张金额为80000元；李小艳1张金额为20000元；李占稳1张金额为30000元；苏宝台2张金额为15000元；魏兰香1张金额为20000元；张娥1张金额为6000元；张建芳2张金额为36000元；张庆怀1张金额为5000元；张铁马2张金额为46000元；赵运成1张金额为15000元；郑福桂2张金额为20000元；苏文奎1张金额为10000元；以上合计464000元，原告出示的股金单子均加盖了“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印章和蔡强红的私章，没有被告范金昌的签字。原告边文学提供了一张被告范金昌于2015年2月28日出具的收条一张，金额为10000元，被告称是被告给边文学收款条是因为收款时间是大年三十，故只给其打了收款条，以后出具了股金证，但被告未提供2015年2月28日以后给边文学出具的股金单凭证。被告范金昌和本案原告张建芳等人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均认可是村里的储户将现金给代办员，由代办员将款项 —10— 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开具股金单后再由代办员交给储户，合作社承诺存钱可随时支取、利息保证支付、用钱方便、信誉好，但原告只是和范金昌联系，并没有见过合作社的工作人员。 一审法院认为：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蔡强红因非法吸收存款，给原告出具股金单，是一种变相的吸收存款，且已经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6刑初66号判决书所确认，故原告和合作社之间并非借款合同纠纷，而是变相吸收存款，所以本案案由应定为储蓄存款纠纷。非法吸收存款罪是被告人非法吸收存款达到一定的数额，从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发生质变，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但具体到单独的一笔存款时并不构成犯罪，而应作为普通的民事案件来处理。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原告出具的股金单中只盖有合作社印章和蔡强红的私章，被告范金昌作为该合作社吸收存款的代办员并没有在股金单上签字或盖章，作为存款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合作社和原告一方，被告范金昌作为代办员是受合作社的委托履行职务的行为，双方并不构成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6刑初66号判决书中被告范金昌只是作为证人，并没有确认被告范金昌存在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蔡强红相存勾结吸收存款的事实，原告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被告范金昌明知蔡强红吸收存款是犯罪行为的证据，且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6刑初66号判决书已经判令蔡强红经非法吸收的存款退赔包括本案原告在 —11— 内的受害人，故原告要求被告范金昌与蔡强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范金昌于2015年2月28日给原告边文革出具的金额10000元的收条，被告范金昌称以后给边文革补发了股金单，但原告边文革予以否认，被告也未提交2015年2月28日以后给边文革出具股金单的证据，故被告范金昌无法证实边文革缴纳的10000元已经交给合作社，故被告范金昌应退还原告边文革1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范金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边文革10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80元，由原告负担4000元、由被告负担28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如下：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474000元并支付利息应否支持。 本案中，从上诉人出具的股金单中可知，合同双方是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和上诉人，被上诉人受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委托代为收取“股金”并将股金单交给上诉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被上诉人不是返还股金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与献县 —12— 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是代理关系，是在明知或应知代理事项违法的情况下实施的代理行为，从而请求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从形式上作为合作社成员具有出资的义务和分红的权利。被上诉人代为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收取股金，属于代理，从股金单的形式及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的经营情况，被上诉人非专业人员，很难区分献县晨旭玉米种植专业合作是否存在违法。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6刑初66号判决书中被上诉人范金昌只是作为证人，并没有确认其存在与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蔡强红相互勾结吸收存款的事实。另外，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2017）冀0926刑初66号判决书已经判令蔡强红将非法吸收的存款退赔包括本案上诉人在内的受害人。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是在明知或应知代理事项违法的情况下实施的代理行为，并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10元，由上诉人边国贞、边文革、边长青、崔志海、崔志祥、范民、黄芳、焦春平、李进瑞、李小艳、李占稳、苏宝台、魏兰香、张娥、张汝为（张建芳的继承人）、李秀珍（张建芳的继承人）、张庆怀、张铁马、赵运成、 —13— 郑福桂、苏文奎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梅 审 判 员  余志刚 审 判 员  李悦萍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刘青青 书 记 员  郭洪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