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5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龙康，男，196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红，贵州一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国清，贵州一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申红林，男，197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女，197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1，男，200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法定代理人：袁某（系邓某1之母），身份信息同上。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剑，贵州珉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摇，女，199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红，贵州一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国清，贵州一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世文，男，196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申红林因与上诉人姚龙康，被上诉人姚摇、袁某、邓某1、袁世文提供劳务受害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申红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袁某、邓某1对上诉人申红林的诉讼请求或依法改判上诉人申红林对被上诉人袁某、邓某1死亡赔偿金邓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充分的证据证明申红林仅是为姚龙康房屋装修提供泥水工劳务的农民工，案涉房屋系姚龙康自行装修，且业主姚龙康是施工负责人，双方不是承包关系，申红林不是案涉装修工程的承包人，无证据证明姚龙康与申红林就案涉工程签订有任何书面承包协议或达成口头协议，也没有证据证明申红林与姚龙康就案涉工程的承包价款有任何约定，原判决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形下认定姚龙康将案涉工程承包给申红林施工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申红林曾为姚龙康提供过装修劳务，业主姚龙康信任申红林，申红林出于好心帮忙才为姚龙康代为购买材料，介绍部分装修工人，申红林从中没有收取任何好处，仅起到居间介绍作用。二、死者邓伟民不是上诉人申红林联系或雇佣的，是袁世文叫到工地现场帮姚龙康安装门，因此申红林不应对邓伟民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原判决认定姚龙康将案涉工程承包给申红林施工，死者邓伟民系申红林雇佣，袁世文仅仅是和死者一起做工的工友，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袁世文应当对邓伟民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针对申红林的上诉，姚龙康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针对申红林的上诉，姚摇辩称，我在本案中与申红林等人之间没有任何事实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针对申红林的上诉，袁世文辩称，我没有责任，死者与我系工友关系。姚龙康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对姚龙康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由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1．一审判决认定姚龙康承担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姚龙康与邓伟民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本案仅仅是家庭装修，并非生产经营活动，本案系姚龙康自住房的家庭装修，并不需要相应资质，个人施工在家庭装修中普遍存在，姚龙康在选任施工人方面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更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邓伟民本人应对本次事件承担主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仅承担10%责任明显过轻，从邓伟民的住院病历来看，邓伟民患有高血压、心房颤动等疾病，并做过心脏瓣膜手术，应当避免过度劳累和重体力劳动，从用药情况以及自身身体状况，邓伟民本不应该从事重体力的装修工作。3．事发时袁世文和邓伟民抬着门从一楼上二楼，袁世文走在前面，邓伟民走在后面，邓伟民从高处摔下必然与袁世文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且袁世文明知邓伟民患有疾病仍带他一起做工，存在一定过错，袁世文亦应当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承担侵权责任。针对姚龙康的上诉，申红林辩称其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针对姚龙康的上诉，姚摇辩称，我在本案中与申红林等人之间没有任何事实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针对申红林与姚龙康的上诉，袁某、邓某1共同辩称，一审法院经过两次审理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二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1．死者的心脏瓣膜手术是在十年前做的，在这十年间一直从事木工工作至今，并未发生手术后遗症等相关情况，死者的死因是高空坠落导致颅内损伤后引起的多处脏器衰竭而死，与十年前做的心脏瓣膜手术毫无关系。2．死者与袁世文间是工友关系，工作报酬均分，两人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3．姚摇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姚摇负责部分材料的采购，偶尔在现场作为现场监工装饰工作，整个案件属于姚龙康、姚摇将案涉房屋的装修工程以包工，部分包料的形式交给申红林，而申红林是没有相应资质的个人，根据相应的法律规定，雇员邓伟民在雇主申红林包下的房屋装修工程中致死，申红林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业主姚龙康、姚摇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针对姚龙康的上诉，袁世文辩称，我没有责任，死者与我系工友关系。袁某、邓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四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总计901141.52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贵阳市乌当区房屋（以下简称6-23-1号房屋）购房人为姚摇、共有人为姚龙康。2019年申红林与姚龙康通过微信达成协议，由申红林组织工人装修6-23-1号房屋。2019年4月申红林组织工人进场对6-23-1号房屋进行施工。施工现场悬挂“三申装饰”的横幅。施工中需安装门，2019年11月9日，被告申红林通过在贵阳市云岩区待活的工人介绍，打通被告袁世文电话，问袁世文是否安装门，袁世文回答可以安装，当日双方谈定价格为2300元，并定于2019年11月11日进场安装，因袁世文11日有事没去，将时间改为12日安装。2019年11月12日袁世文和邓伟民到达现场，二人在抬门上楼时，邓伟民从还未安装防护栏的二楼摔下受伤，邓伟民受伤后被送到贵阳市乌当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33天，花费医疗费142168.5元，姚龙康支付医药费等827245.1元。邓伟民于2019年12月14日因重型颅脑损伤，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另查明，原告袁某系死者邓伟民之妻，原告邓某1系死者邓伟民之子，邓伟民父亲邓礼勇，母亲秦应莲已死亡，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妻子袁某、儿子邓某1。被告姚摇与被告姚龙康系父女。贵阳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表载明6-23-1号房屋购房人为姚摇，共有人为姚龙康。一审法院认为，要确定被告姚摇、姚龙康及被告申红林、袁世文是否需要对邓伟民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首先要确定四被告与死者邓伟民之间以及被告姚摇、姚龙康与被告申红林、袁世文之间的法律关系。死者邓伟民与被告申红林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理由如下：一、根据被告袁世文在贵阳市公安局乌当分局高新派出所所作的陈述，袁世文和邓伟民去6-23-1号房屋安装门，是申红林叫其去的，工钱是申红林和袁世文商定不是与业主商定。而证人罗孔杰在（2019）黔0112民初4576号案件庭审中的证言证实，是申红林联系其去6-23-1号房屋刮瓷粉，其未和业主有过联系。二、被告申红林在案涉施工现场悬挂“三申装饰”的横幅，其到6-23-1号房屋做工的工人，都是通过申红林介绍，虽证人梁远福证实泥水工工钱是姚龙康支付，但证人邓某2和证实木工工钱虽是和姚龙康谈的，但工钱是由业主转给申红林，再由申红林转给邓某2和。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申红林提出是为姚龙康提供劳务的农民工，受姚龙康的委托为其介绍相关装修业务劳务人员的抗辩不予采信。故从优势证据规则的角度来看，证明死者邓伟民与被告申红林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据明显占优。综上，本案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死者邓伟民死亡前所从事的劳务，是受申红林雇佣，双方基于劳务构成法律上的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姚龙康将装修工程承包给不具有装修资质的个人申红林，其自身存在过错，应对死者邓伟民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姚摇虽是案涉房屋的购房人，但案涉工程系其父亲姚龙康承包给申红林施工，其对案涉事故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袁世文与死者邓伟民系一起做工的工友，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故不应对死者邓伟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死者邓伟民在施工过程中，明知楼梯没有护栏，未尽注意义务，由于自身的疏忽大意导致事故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其损失承担一定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其对该损失承担10%的责任较为合理。邓伟民是在雇佣活动中受伤导致死亡，其受害与执行受雇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申红林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姚龙康将装修工程承包给不具有装修资质的个人装修，具有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因邓伟民死亡而产生的实际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2019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元／年计算为631840元（31592元／年×20年＝63184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邓伟民之子邓某12003年1月5日出生，事故发生时邓某116周岁，赔偿年限两年，根据2019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348元／年计算为20348元（20348×2÷2＝20348元）；3、丧葬费按2019年贵州省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六个月为31462元（62924元／年÷12×6＝31462元）；处理邓伟民遗体所产生的费用属于丧葬费用，应包含在丧葬费中，不宜另外支付；4、医疗费根据发票确定为142168.5元（原告提供发票139923.4元、被告姚龙康提供的发票2245.1元）；5、家属处理邓伟民丧事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各项费用，原告主张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理，予以支持；6、住院伙食费，邓伟民住院33天，应为33天×100元／天＝3300元，7、护理费按照2019年居民服务业38568元计算为3486.9元（38568元／年÷365×33＝3486.9元）；8、误工费，根据建筑业56266元／年计算为5087元（56266元／年÷365天×33天＝5087）；9、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因死者自身存在过错，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以上九项共计人民币869692.4元，应由被告申红林、姚龙康连带向二原告赔偿90%即782723.16元，扣除姚龙康垫付的87245.1元，还应赔偿原告695478元。由于该案申红林是雇主，应承担主要责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后，由申红林承担损失的70%责任，姚龙康承担损失20%的责任，申红林承担的金额为608784.68元，姚龙康承担的金额为173938.4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申红林、姚龙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袁某、邓某1死亡赔偿金等损失共计782723.16元（扣除姚龙康垫付87245.1元，还应支付695478元，其中申红林承担608784.68、姚龙康承担86693.38元）；二、驳回原告袁某、邓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06元，减半收取2403元，原告袁某、邓某1负548元，申红林、姚龙康负担1855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申红林与姚龙康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即申红林、姚龙康是否应当对邓伟民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如何承担；2．袁世文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邓伟民是否应对自己的死亡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申红林主张其与姚龙康之间并无承包关系，仅为姚龙康提供泥水工劳务以及居间介绍，其并非邓伟民的雇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申红林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事发后，姚龙康、袁某、申红林在贵阳市乌当区服务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新天社区服务中心关于保利2010“11.12”三千郡6组团6-23-1事故调解备忘》，该事故调解备案载明“2019年11月12日，保利2010业主姚龙康请包工头申红林为房屋装修，后包工头申红林找到工人邓伟民、袁世文进行装修施工……”，申红林在包工方一处签字捺印；2．申红林在施工现场悬挂“三申装饰”的横幅；3．袁世文和邓伟民前往案涉房屋安装门，是申红林电话与袁世文进行商议安装事宜和工钱；4．证人罗孔杰在（2019）黔0112民初4576号案件庭审中的证言证实，是申红林联系其前往案涉房屋内做工，工钱也是与申红林协商，未与姚龙康联系；5．申红林主张其向姚龙康介绍装修工人及材料商，相关费用由姚龙康先支付给申红林，再由申红林支付给工人及材料商，本院认为，上述做法不符合居间介绍的一般特征，且申红林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从姚龙康处收取相关费用后，未从中赚取差价地向工人及材料商支付了相关费用。综上，对于申红林主张其为姚龙康提供劳务，并受姚龙康的委托为其介绍装修工人并购买材料的上诉理由，因无证据证明，且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原判认定邓伟民系申红林雇佣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中，姚龙康因需装修案涉房屋，将装修事宜交由申红林施工，因家庭装修并非强制要求相关资质，原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认定姚龙康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虽本案中的装修工程非强制要求相关资质，但鉴于房屋装修中的施工项目需要一定的操作技术，并非单纯提供劳务，姚龙康在选任承揽人时，应当审查承揽人是否具备相应的工匠资格，且事发时，案涉房屋二楼未安装护栏，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规定，姚龙康应对其选任过失承担相应责任。关于争议焦点2，申红林主张邓伟民系袁世文雇佣，袁世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邓伟民与袁世文一同前往案涉房屋进行施工，双方共同分配所获得的报酬，原判认定袁世文与邓伟民之间系是工友关系符合客观事实，并无不当。姚龙康主张事发时袁世文和邓伟民抬着门从一楼上二楼，袁世文走在前面，邓伟民走在后面，邓伟民从高处摔下必然与袁世文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本院认为，该主张系姚龙康的主观推测，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3，姚龙康主张邓伟民患有高血压、心房颤动等疾病，并做过心脏瓣膜手术，应当避免过度劳累和重体力劳动，邓伟民应对本次事件承担主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仅承担10%责任明显过轻。对此，本院认为，姚龙康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邓伟民的死亡系因自身疾病导致，且贵阳市乌当区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记载邓伟民的死亡原因为“重型颅脑损伤，多器官功能衰竭”，故姚龙康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申红林因承揽案涉房屋的装修工程，雇请邓伟民提供劳务，双方之间形成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申红林应当承担邓伟民因死亡造成的相关损失，邓伟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自身亦存在过错，姚龙康在选任过程中存在选任不当的过错，本院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认定申红林承担70%、姚龙康承担20%、邓伟民自行承担10%的责任。邓伟民因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869692.4元，由申红林承担70%即608784.68元，由姚龙康承担20%即173938.48元，扣除姚龙康已经垫付的87245.1元，姚龙康还应向袁某、邓某1支付86693.38元。综上，原判决适用法律欠妥，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126号民事判决；二、申红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袁某、邓某1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护理费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608784.68元；三、姚龙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袁某、邓某1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护理费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86693.38元；四、驳回袁某、邓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806元，减半收取2403元，由袁某、邓某1负担548元，由申红林负担1623元，由姚龙康负担2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54元，由申红林负担9,413元，由姚龙康负担1,34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 珑审判员 李 娜审判员 邱翠雪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