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00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先瑜，男，1971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春，上海市铭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显林，男，197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龙，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先瑜因与被上诉人李显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7民初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先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李显林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本案起始时间与起诉立案时间间隔4年有余，且设立公司期间没有建立财务制度，朱先瑜提交详细财务凭证确有难度。2．公司设立前期事项均由朱先瑜办理，即使办理证照所需设备、物品等是借用，也需要费用支出。李显林提供的微信聊天证据也表明朱先瑜花费十几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朱先瑜未出资有误。3．朱先瑜独立承担了公司设立前期工作，且双方均认可公司设立时会产生一定费用，一审法院仅支持50，000元明显不公。李显林辩称：1．朱先瑜在别的保安公司拍照走个形式，并不存在相关物品的购买，因此无法提供财务凭证。朱先瑜作为商事活动的主体与李显林进行合伙，若有支出，既不保留购买凭证，也未向李显林进行告知核算，声称时间长导致提交财务凭证有难度的观点无法让人信服。朱先瑜在一审时提供的房租收款收据涉嫌伪造证据。2．朱先瑜自称花费十几万元，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认定是其本人出资。3．李显林陈述公司注册可能会产生费用，并非是认可朱先瑜主张的费用。一审中李显林出具了调解方案的倾向性意见，法院判决朱先瑜少还50，000元，已足以高过朱先瑜可能支出的费用。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李显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先瑜返还办理保安经营许可证费用出资款550，000元；2．判令朱先瑜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75％的四倍支付暂计算自2016年8月16日至2019年12月31日利息352，731.456元(88182.864×4)，直至付清时止；3．本案诉讼费用、担保费用、保全费用由朱先瑜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5年，李显林、朱先瑜协商欲成立一家保安公司。二、2015年5月19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沪工商注名预核字第XXXXXXXXXXXXXX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载明：“根据……规定，同意预先核准下列2个投资人出资，注册资本(金)10，000，000元，住所设在上海市的企业名称为：上海昌豪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投资人信息：股东(发起人)李显林……朱先瑜……企业名称保留期至2015年11月19日。在保留期内，企业名称不得用于经营活动，不得转让。经企业登记机关设立登记，颁发营业执照后企业名称正式生效。”2015年11月20日，工商部门第二次发出《企业名称延期核准通知书》，告知名称保留至2016年5月20日。2016年5月6日，工商部门发出《企业名称延期核准通知书》，批准企业名称保留期延长6个月，至2016年11月20日。2016年11月24日，工商部门再次发出《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告知企业名称保留期限至2017年5月24日。在向工商部门申请名称核准登记时，李显林、朱先瑜向工商部门提交了验资报告书、股东出资协议书、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方为上海鑫海经济开发区)、装备库房情况(部分物品堆放在货架上的物品照片、灭火器箱照片等等)、办公设备情况、训练器材、防卫性装备情况(其中列表详细载明了器材名称和数量)。三、李显林于2015年1月23日、2016年4月12日和8月15日，分三笔通过银行及支付宝向朱先瑜转账共计550，000元。四、因保安经营许可证未获批准，上述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注册成立。五、朱先瑜未归还李显林550，000元，李显林多次催讨，未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李显林、朱先瑜的陈述及提交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双方预按比例出资成立标的公司名称为“上海昌豪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后因未获得保安资质的行政许可，故公司未能依法成立，因此二人存在合伙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李显林向朱先瑜转账的550，000元的性质。因李显林提交的证据仅为己方所写许可证费用，证据中未能反映出双方均认可系由李显林单方出资垫付的许可证费用，因此该款定性应当为李显林的出资款。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在于朱先瑜是否出资。虽然朱先瑜提供了工商注册时提交给工商部门的设备照片与设备名称清单，但因朱先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购买所谓设施设备的费用支出凭证，因此难以认定朱先瑜已经进行了出资。由于李显林提交了案外人就朱先瑜出具租赁收款凭证的反证，该证据系李显林持《调查令》所获，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因此朱先瑜就租赁房屋和场地支付费用的凭据难以采信，该笔费用同样难以认定为合伙过程中已经产生的支出。综上所述，在因标的公司未能注册成立，双方合伙关系无法继续经营后，合伙关系即终止。在对合伙账务进行清算后应当对各自的出资进行返还。一审审理中，李显林以双方成立公司之初均有诚意，在进行公司注册登记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故愿意酌情降低要求朱先瑜归还的金额。至于利息损失，因双方未约定，故应当作为法定孳息损失，由朱先瑜承担赔偿责任，故应按法律规定的利率标准，自李显林主张起进行计算。至于财产保全担保费用损失，因双方对此并无约定，故李显林要求朱先瑜承担该费用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朱先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显林500，000元；二、朱先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显林500，000元的利息损失，自2020年1月1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朱先瑜实际付清之日止；三、对李显林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82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朱先瑜负担。二审中，李显林未提交新的证据。朱先瑜提交以下新的证据材料：1．委托代理协议、指令书、告知函各一份，拟证明朱先瑜与上海乾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寰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乾寰公司为朱先瑜拟新设的保安公司(核名为：上海昌豪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所需的前置审批(保安经营许可)提供委托代理服务。委托期限为自2015年10月15日起12个月，代理服务费用800，000元，协议签订后朱先瑜即应向乾寰公司支付前期费用550，000元，合同签署后十个工作日支付给乾寰公司300，000元(以现金形式)，之后二个月内支付给予250，000元。指令书证明乾寰公司由王耀华全权负责履行委托代理协议所涉义务、责任，并收取朱先瑜应支付的协议款项。2．收条及附属银行凭证、结婚证。收条拟证明2016年8月23日王耀华收到朱先瑜支付的委托代理款［收条中书写为“今收到朱先瑜交来委托代理款(上海昌豪保安服务公司办理保安许可证)合计人民币伍拾伍元整”］。银行凭证拟证明朱先瑜分别于2016年6月18日、2016年8月17日向王某某(王耀华妻子)各支付50，000元，共计100，000元，交易用途为：办理上海昌豪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保安证费用。此外，朱先瑜分别于2015年10月26日、27日及28日通过银行自动柜员机各提取现金20，000元，合计60，000元；2015年10月28日又通过银行柜面提取现金50，000元；2015年10月29日通过银行柜面提取现金190，000元。《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1》拟证明2016年1月13日朱先瑜通过转账方式向王耀华支付100，000元。《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2》拟证明2016年10月1日及8日朱先瑜共提取现金30，000元。前述款项均用于委托办理许可证。3．录音资料一份，拟证明李显林知道存在委托第三方办理保安经营许可事宜，还承诺增加费用至900，000元，李显林负责审批许可文件的组织和提供，并承认审批文件无法继续提供。李显林质证认为：1．对朱先瑜提供的委托代理协议、指令书、告知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均不认可。朱先瑜如果确有签定委托合同，却从未向李显林告知，不合常理，且前述证据材料均未得到案外人乾寰公司具体经办人的佐证，故不具有真实性，也不能反映案外人是否做过以及所做的代理工作。2．对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有作假嫌疑，且内容有误，所载金额与朱先瑜的主张不一致，李显林与该收条的出具人王耀华从未谋面，也不知其人，是否是“王耀华”本人签字无法确认。3．对银行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鉴于本案朱先瑜在一审中就有造假的事实，该银行凭证一是没有柜台盖章进一步确认，另一方面，朱先瑜与案外人是否有其他的经济往来和债权债务关系不得而知，朱先瑜未提供这一时间段的其他与案外人的银行流水明细，不能补强自己所提供的证据。再者，从结果意义上讲，许可证并未办出，且时间跨度有三、四年的时间，既然不能办出，是否有退费给朱先瑜，李显林并不知晓，故朱先瑜对其主张的事实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需要强调的是，朱先瑜其中2016年1月13日转给王耀华的一笔10万元是通过其“天添利A款”理财产品赎回进行汇支转账，所以，李显林也有理由相信朱先瑜将李显林的款项私自挪用。4．对结婚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结婚证只说明案外人王某某与王耀华婚姻登记时间，并不能证明委托代理期间上述案外人是否为婚姻存续期间，即便有也与本案无关，王某某既不是委托代理协议中的当事人，也不是转委托下的受托人或者指示代为接受款项的收款人。5．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认可，但对朱先瑜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录音明确了李显林就是因为搞不定许可证的事情才让朱先瑜以自己的人脉资源进行办理，并十分明确的表明了李显林不承担提供材料和安保人员的义务。为此，李显林在朱先瑜的要求下，特意追加了150，000元，就是为了由朱先瑜提供、准备材料进行许可证的运作事项。结合该录音和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均可证明在许可证办不下来的情况下，朱先瑜允诺将费用退给李显林的事实。综上，朱先瑜二审中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多有疑点，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一审法院在综合各种情况下，判决李显林少付5万元并无不当。本院认证认为，前述证据中的银行转账凭证、提现凭证、结婚证、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可予确认。委托代理协议、指令书、告知函、收条等，因该些证据材料显示的形成时间在本案诉讼前，朱先瑜应当能够在本案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供，但其既未按期提供，也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现二审中方才提交，加之收条所书内容存有瑕疵，故本院对该些证据材料的真实性难以确认。即便均为真实，也不足以证明朱先瑜收取的款项已用于办理许可证，以及其对外委托事项已实际办理。故朱先瑜二审提交的证据对本案要件实事仍缺乏证明力，本院均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对朱先瑜为成立公司而实际支出的认定，以及朱先瑜应否返还李显林500，000元本息。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系由朱先瑜和李显林未能共同设立公司而引起，现有证据表明，朱先瑜、李显林欲共同成立一家保安公司，当事人在公司筹建期间的关系应属合伙关系。后因保安经营许可证未获批准，标的公司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双方的合伙关系即告终止，此时应对账目进行清算后对负债进行清偿，然后再返还相应出资款，本案中并无负债，仅需返还各自出资款项。公司设立期间，由于需办理保安经营许可证，李显林先行垫付办理费用共计550，000元。朱先瑜上诉称，时间间隔久且未建立财务制度，因此难以提供财务凭证。但作为主张已实际支出费用的一方，朱先瑜应承担举证责任。李显林与朱先瑜的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朱先瑜为设立公司花费十几万元。故朱先瑜上诉称其存在实际支出因缺乏事实依据而不能成立，其应对主张的费用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朱先瑜未能充分举证证明保安许可证已由受托的案外人收取款项后实际办理，其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是由于李显林的原因导致许可证无法办理，朱先瑜同样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没有证据证明保安许可证办理事实的情况下，李显林诉请主张的返还请求权成立。一审中，李显林表示双方成立公司时均有诚意，公司注册登记时难免会产生一定费用，在朱先瑜未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同意酌情降低要求朱先瑜返还的金额，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朱先瑜返还500，000元本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朱先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27元，由上诉人朱先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增军审判员  肖光亮审判员  赵 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蓉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