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津01行赔终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景良，男，194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代理人韩祯祥，天津环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姚春红，北京市弘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韩玉平，女，195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代理人韩祯祥，天津环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姚春红，北京市弘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南园香林路9-1。法定代表人王洪涛，镇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周德全，副镇长。委托代理人耿磊，天津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水务局，住所地天津市河**围堤道**。法定代表人张志颇，局长。委托代理人秦树强。委托代理人卢刚，天津允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景良、韩玉平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9行赔初8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景良及其与上诉人韩玉平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韩祯祥、姚春红，被上诉人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州河湾镇政府）的负责人周德全及委托代理人耿磊，被上诉人天津市水务局的委托代理人秦树强、卢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原为天津市蓟州区五百户镇，州河湾镇人民政府原为五百户镇人民政府。原告刘景良系蓟州区**镇**村村民，韩玉平系五百系**镇夏庄村村民。5年6月8日，刘景良与原蓟县五百户乡东三百户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承包鱼池合同，承包蓟州区于桥水库22米高程线以下45亩土地用于鱼池开发经营。2006年，蓟州区对于桥水库周边鱼池进行清理，原蓟县库区经济发展办公室与刘景良于2006年12月5日签订清除鱼池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对刘景良经营的鱼池予以补偿，鱼池、地、地上附着物全部清除议签订后，刘景良未及时领取补偿款，也未进行腾迁。直至2012年6月13日，刘景良、韩玉平又向东三百户村村民委员会交纳25000元承包费，在涉案土地上饲养畜禽，在原有建筑规模上新建建筑。2013年12月5日，刘景良领取鱼池补偿款108630元。2017年4月28日，被告天津市水务局的下属单位原于桥水库管理处向原告下达限期清理通告。2017年4月29日，原于桥水库管理处与原五百户镇政府将原告建筑拆除，拆除时建筑内有部分物品未搬出，后续至2018年9月原于桥水库管理处和原五百户镇政府又对拆除现场进行了清理。二原告对拆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判决确认天津市××镇政府的强拆行为违法，天津市水务局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2月9日，二原告向二被告申请行政赔偿，州河湾镇政府于2020年2月10日作出不予赔偿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天津市水务局于2020年2月17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二原告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7301054元（其中房屋建筑损失10845300元，养殖场建筑材料损失1340600元，养殖场设备设施损失10610990元，生活设施损失1385274元，额外补助损失12640000元，蔡永平、蔡永全、裴爱中、张宝全物资损失47889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该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该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二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虽然已被确认违法，但被确认违法并非导致被告对原告予以赔偿的唯一要件，原告具有合法权益是其获得行政赔偿的另一必要条件。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否是其合法的直接损失。现就原告主张的损失分述如下：一、原告主张的房屋建筑损失10845300元及养殖场建筑材料损失1340600元。一审法院认为，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天津市境内引滦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二款将于桥水库东、南、西、北四面22米高程线以内划定为引滦水源保护区××区，第六条规定：“在警戒区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新建、扩建与水利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有的与水利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永久性或临时性建筑设施应予拆除）；……（八）放养畜禽”。2002年7月1日，《天津市引滦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施行，《天津市境内引滦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同时废止，《天津市引滦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依然将于桥水库周边22米高程线以内范围列为引滦水源保护区的警戒区，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警戒区内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与供水设施、水电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饲养畜禽和从事集约化水产养殖。2013年4月27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于桥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调整方案的批复》将上述警戒区调整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2016年3月1日，《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开始施行，《天津市引滦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同时废止。《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堆放、存贮工业废渣、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禁止饲养畜禽、水产养殖和擅自放生水生生物。从以上法律沿革可以看出，早在1992年10月，于桥水库22米高程线以下区域就禁止建设与水利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和饲养畜禽，原告在此之后经营的鱼池，建设的看护房、料房等均不具有合法性，应予取缔。但由于农户靠经营鱼池维持生计，为了顺利清除鱼池，本着保护农户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则，2006年政府对原告的鱼池进行了清除补偿，原告也签订了鱼池补偿协议。在协议签定后，原告本应履行协议清除地上附着物退出于桥水库22米高程线以下范围，但原告始终未清除，并且在2012年6月继续交纳承包费后建设新的建筑物，堆放建筑材料，原告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其建设的养殖场的房屋及建筑材料的损失不属于合法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额外补助损失1264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强拆时被打致伤的损失250000元、各类蛋交货违约损失100000元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10790000元因养殖场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精神损失费1500000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原告主张的蔡永平、蔡永全、裴爱中、张宝全物资损失47889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主张与原告无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原告主张的养殖场设备设施损失10610990元及经营者生活设施损失1385274元。依日常生活常识判断，原告的建筑被拆除前，原告在该处看护时房屋内应存在必需的生活用品。被告天津市水务局下属单位原于桥水库管理处2017年4月28日下达限期清理通告，二被告2017年4月29日实施强拆，未给原告留出充足的自行清理时间，且二被告在强拆前未将原告物品全部搬出，亦未进行登记保存或公证，致无法确定原告物品的种类及数量，二被告应对本案的物品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原告自行列举了大量的物品明细，这些物品的种类和数量超出了原告的建筑作为鱼池看护房、料房依常理能够判断的应当具有的物品种类和数量，一审法院按照日常生活常识判断，对原告所列养殖场设备设施明细表、生活设施明细表中所载物品酌情予以采信。（一）原告所列养殖场设备设施明细表。1．固定在房屋建筑上的设备设施，与建筑已形成统一整体，属于房屋建筑的附属设施，因房屋建筑不具有合法性，故该部分附属设施的损失亦不属于合法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没有固定在建筑上，可移动的设备设施，包含两部分：①第一部分为2012年6月13日以前就已存在的养殖设备设施，该部分设施在2006年清除鱼池时，政府已在清除鱼池补偿协议中进行了补偿，原告也领取了补偿款，本案中不应再予以赔偿；②第二部分为2012年6月13日以后增置的设备设施，原告无法确定哪些属于2012年6月13日后增置的设备设施，致该部分设备设施的名称、数量、使用年限、价值均无法确定，属证据不足，故对该部分设备设施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对原告所列养殖场设备设施明细表中用于养殖的设备设施，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但对该表中鸭蛋等少部分不属于养殖设备设施的物品，一审法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酌情予以确认。（二）原告所列生活设施明细表。该表中瓷器、毛主席瓷像、五粮液、茅台、古玩字画、毛主席林**合影、古钱币、首饰、手表等物品，已经超出了按照日常生活经验能够判断的情形，原告未就该部分损失提交相应购买发票、资金来源或者资金使用等佐证以初步证明相应物品存在的事实，故对上述物品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生活设施明细表中其他生活必需品酌情予以部分确认。综合以上内容，一审法院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及物品使用年限，对原告的损失酌定2000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人民政府、天津市水务局共赔偿原告财物损失20000元，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人民政府和天津市水务局各赔偿10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上列第一项，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履行。上诉人刘景良、韩玉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房屋建筑损失及养殖场建筑材料损失不属于合法财产，与事实不符。上诉人自1995年起积极响应市、县、镇三级政府的号召，开始承包鱼池。2006年，上诉人又积极配合国家的政策，和原蓟县库区经济发展办公室签订了清除鱼池补偿协议书，但是至今补偿款未如实发放。2012年，上诉人所在村、镇又公开发包鱼池及周边的地块，上诉人取得了承包资格，依法继续承包，并交纳了承包费25000元和罚款10000元。涉诉房屋建筑物及养殖场建筑材料损失，均是上诉人的合法财产。被上诉人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定手续就将上诉人的养殖场及建筑房屋强制拆除，并造成了上诉人巨大经济损失。一审判决适用《天津市境内引滦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天津市引滦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认定上诉人的房屋建筑及养殖场建筑材料损失不是上诉人的合法财产，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上诉人因强拆被毁的财产均是上诉人的合法财产，上诉人有权获得依法赔偿的权利。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的额外补助损失、强拆时上诉人被打伤的损失及各类蛋交货违约损失，不予支持，于法无据。上诉人因长期经营家禽养殖，积累了大量的客户，但因被上诉人的违法强拆，致使上诉人无法交货，使其构成了违约，并支付了违约金。上诉人强拆时遭受强拆人员暴力击打其头部，至今仍留有后遗症，被上诉人应当依法对上诉人所遭受的人身伤害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因认定上诉人养殖场不具有合法性，继而对其提出的养殖场停产停业损失不予支持，于法无据。上诉人2012年通过村里公告发包取得承包地，进行养殖，市、县水务局、村及镇政府并未对其取缔，但现逢拆迁，将上诉人的养殖场定性为不合法，实际是在剥夺上诉人因拆迁而获得依法补偿的权利。3．一审判决认定蔡永平、蔡永全、裴爱中、张宝全物资损失不予以支持，于法无据。上诉人与蔡永平等人属于雇佣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蔡永平等人可以就自己的损失要求上诉人赔偿，但是实际上造成蔡永平等人损失的，是被上诉人强拆行为所致。上诉人赔偿蔡永平等人之后，有权向被上诉人追偿。4．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的养殖场设备设施损失及经营者生活设施损失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与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上诉人辛苦经营多年的养殖场被突然强拆，致使养殖场内所有物品均被埋在废墟中，后被二被上诉人强行运走灭失，其中也包括上诉人购入的建筑材料、养殖场设备设施及生活设施等凭证及所有物品的来源。被上诉人在实施强拆的过程中没有进行物品登记或公证，更没有全程进行录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上诉人遭受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二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州河湾镇政府答辩称，1．二上诉人与养殖场有关的所有建筑物、设施设备、生产工具等物品都不是合法权益，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不应予以赔偿。1992年就已实施的《天津市境内引滦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和2016年实施的《天津市引滦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等均规定于桥水库及周边22米高程线以内为水源保护区，禁止新建、扩建、改建与供水设施、水电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饲养畜禽和从事集约化水产养殖。二上诉人的养殖场禽舍、建筑物、设施等均位于于桥水库保护区内，违反了上述规定，早已被明令禁止，不具有合法性。2．二上诉人没有签订承包合同，且发包方案和邻近村民的承包协议均对禁止养殖作出了规定。二上诉人未与当地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不具有在涉案土地上建设建筑物、占用土地的主体资格。原蓟州区五百户镇三百户村的发包方案第六条明确规定不准搞养殖业，上诉人占用土地邻近的刘恩悦、黄振刚、蔡泽彬、王福增等四人与三百户村村委会分别签订的《承包库区地合同书》第五条明确规定了“不准养鱼、不准搞各种养殖业”。二上诉人违反发包方案不准搞养殖业的规定，违反了诚信原则，其权益不应受到法律保护。3．二上诉人所主张的生活物品损失明显超出了正常的生活情形。二上诉人的养殖场及附属看护房位于于桥水库岸边，都是简易房屋，依据生活常理，不可能在此存放名贵的古玩字画、茅台、五粮液、古钱币等物品，其他生活物品也超过了正常看护养殖场所需。被上诉人州河湾镇政府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二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天津市水务局答辩称，1．根据《天津市引滦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于桥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调整方案的批复》（津政函［2013］37号）的规定，于桥水库周边22米高程线以内属于于桥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上诉人在于桥水库22米高程线以内搞养殖，建看护房、禽舍等建筑物不具有合法性，依法应予拆除。2．一审判决对二上诉人损失认定合理。二上诉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建设建筑物，影响环境和饮用水安全，在接到限期清理通告后，仍不自行清理。被上诉人对其建筑物实施了处置，该行为已被认定存在程序瑕疵。一审判决酌情支持二上诉人的部分损失，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上诉人天津市水务局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二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二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复印件）：1．前置库原版图及现状图，用以证明二上诉人退耕退渔还林三块承包地的地上地下附着物没有清除，前置库四标段西头被砍掉500多亩没有修建，库内有700亩污染源没有断绝；2．《引滦水源保护工程于桥水库入库河口湿地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稿）》，用以证明二上诉人退耕退渔还林三块承包地在该工程拆迁补偿范围内；3．《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县畜牧中心拟定的于桥水库周边畜禽生态床养殖技术改造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蓟政办发〔2013〕64号），用以证明刘景良从事的家畜禽养殖符合补偿标准；4．《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县财政局拟定的于桥水库水源保护工程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蓟政办发〔2013〕72号），用以证明刘景良经营的鱼池周边栽种的草树、家畜禽养殖、鱼池清除及22米以上林业、蔬菜种植、生态建设等符合补偿标准，应纳入补偿；5．《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县林业局拟定的于桥水库周边林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蓟政办发〔2013〕62号），用以证明二上诉人经营的鱼池周边栽种的草树、退渔退耕三块承包地均位于前置库内，理应征收；6．《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县农工委拟定的于桥水库周边文明生态村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蓟政办发〔2013〕61号），用以证明刘景良所在的五百户镇符合补偿标准，理应全部纳入补偿范围；7．《引滦水源保护工程于桥水库库区防护工程工程建设征地拆迁安置规划设计报告》，用以证明刘景良承包的鱼池所有设施包含在该工程拆迁补偿范围内；8．蓟县新城建设拆迁地上附着物清登表三（1-103号），用以证明刘景良的房屋坐落在原五百户镇五百户村，理应享受相应清登补偿。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州河湾镇政府对二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有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天津市水务局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州河湾镇政府一致，同时主张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二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接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天津市水务局与原五百户镇政府拆除刘景良、韩玉平位于于桥水库22米高程线以下区域内建筑的行为已由人民法院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故二上诉人具有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权利，而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造成损失。二上诉人请求判令二被上诉人赔偿因强制拆除行为给其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37301054元。其中，房屋建筑损失10845300元，养殖场建筑材料损失1340600元，养殖场设备设施损失10610990元，生活设施损失1385274元，额外补助损失12640000元，蔡永平、蔡永全、裴爱中、张宝全物资损失478890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二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是否成立。关于二上诉人主张的房屋建筑损失及养殖场建筑材料损失问题，因二上诉人在于桥水库22米高程线以内搞养殖，建看护房、禽舍等建筑物不具有合法性，二上诉人就此提出的赔偿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已作了详细的论述，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二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上诉人主张的养殖场设备设施损失及生活设施损失问题，因涉案建筑被认定为违法建设，本身不具有法律保护的利益，与涉案建筑已形成一体的设备设施、生活设施，属于涉案建筑的组成部分或附属部分，强制拆除时的损毁不可避免，故一审判决未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在未固定的养殖设备设施、生活设施中，二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均系2012年之后添置，而不包括在2006年的清除鱼池补偿协议中已得到补偿的部分，一审法院综合各方当事人主张及考虑日常生活经验、生活常识及物品使用年限，对二上诉人的生活必需品酌情支持2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对于超出正常生活消费水平的贵重稀有物品，原告仍负有举证责任。结合二上诉人所列的“经营者生活设施明细表”，其所主张的价值昂贵的名酒、古玩字画、古钱币、首饰等物品，即属于超出正常生活消费水平的贵重稀有物品，二上诉人应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这些物品在涉案建筑内客观存在以及各自具体价值，否则人民法院亦无酌定之基础依据。而二上诉人既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上述物品真实存在，亦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财物损失与涉案建筑被拆除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况且二上诉人在涉案地块经营鱼池、饲养畜禽，涉案建筑主要用作禽舍和看护房，二上诉人主张在该处存放各类价格昂贵或价值重要的财物，亦与一般生活经验和常理不符，故对二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上诉人主张的额外补助损失问题，根据二上诉人的主张，所谓的额外补助损失包括上诉人在拆除过程中被打造成的人身伤害、停产停业损失、各类蛋交货违约赔偿损失、精神损失费等项目。就二上诉人主张的人身伤害，二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不应予以支持。因涉案建筑系违法建设，二上诉人在该处的经营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其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为直接损失，二上诉人主张的各类蛋交货违约赔偿损失并不属于涉案拆除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就二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损失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权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前提是致人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且精神损害赔偿限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及第十七条列举的行为时，而本案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二上诉人亦未能举证证实涉案强制拆除行为致其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就二上诉人主张的额外补助损失，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蔡永平、蔡永全、裴爱中、张宝全的物资损失，二上诉人未能证明其具有提起赔偿请求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桂英审判员  李柏翠审判员  刘 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赵光明书记员许洁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