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69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玲，女，198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祥，男，张玲前夫，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冬萍，女，1965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上诉人张玲因与被上诉人朱冬萍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5民初15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玲上诉请求：1.撤销（2019）苏0115民初15194号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改判确认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驳回朱冬萍关于张玲退还债权转让对价25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3.判令朱冬萍向张玲返还6万元不当得利案款；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朱冬萍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以下审判程序：1.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属于受领权转让合同性质，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为案由错误，且一审法院四次更改案由，影响张玲质证和答辩方向。2.一审法院未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和向当事人征求意见。3.两份债权转让协议虽然事实上无效，但一审判决以张玲与朱冬萍签订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串通影响王剑实现债权之嫌认定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无效，明显错误，且遗漏对朱冬萍第一项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判决结果。4.朱冬萍在2019年11月11日的庭审中回答法庭提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判令张玲履行给付债权转让协议中的25万元”是否为“要求张玲退还债权转让协议的对价25万元？”时称：“是的”，但未书面变更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且一审法院未向张玲充分释明朱冬萍诉请是否已变更，导致张玲对朱冬萍该诉请是否变更产生重大误解。二、一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错误：1.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明确转让标的不是债权财产，而是“执行财产受领权”，未注明或约定朱冬萍支付了对价，朱冬萍以受托人身份受领案款，证明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债权转让协议关于“张玲不得受偿，否则视为不当得利”的约定属无效，张玲将李迎清债权转让给朱冬萍作为酬劳应理解为张玲并非对李迎清转让整个执行案款，而是执行划扣超过11万多元的剩余未执行尾款。张玲签订诉争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的本意和目的是为了方便朱冬萍代收执行案款。2.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内容不能证明朱冬萍已支付对价，（2014）江宁执字第2178号（以下简称2178号执行案件）的《结案说明》并未记载双方以债权转让作为条件才结案，朱冬萍在2178号执行案件的实际执行金额远超执行标的98.95万元。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朱冬萍在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3）江宁民初字第333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3330号判决）执行中已无未受偿债权，无足以支付对价依据，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在前、提交《结案说明》在后不能证明两者必然存在因果关系，张玲与朱冬萍签署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与3330号判决的强制执行程序无关。三、一审判决未采用（2018）苏0115民初20809号（以下简称20809号案件）判决书认定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与3330号判决执行无关”、3330号案件没有执行和解协议等，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款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判令张玲返还25万元对价款，适用法律错误。朱冬萍受领的陈昌文6万元案款是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受领的张玲执行财产，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判令朱冬萍返还，无证据证明朱冬萍以3330号判决未受偿债权作为对价换取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中对沙双扣、朱日泳、陈昌文等人的债权，朱冬萍于2017年10月16日实际收到6万元，3330号判决已经执行完毕且结案，双方不存在债务抵销情形。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认定债务抵销，适用法律错误。朱冬萍辩称，1.朱冬萍受领陈昌文6万元案款，经张玲夫妻两人同意后办理了结案手续，不属于不当得利，且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朱冬萍不同意就此款调解，张玲可另行主张。2.本案系朱冬萍诉请确认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并基于此向张玲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为案由正确。3.2017年6月21日，双方当事人至一审法院找到执行法官签订案涉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以张玲与朱日泳、陈昌文及张玲与朱日泳、朱宏，张玲与沙双扣、沙飞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债权抵销3330号判决尚未执行案款。上述协议签订后，法院将张玲从失信人员名单中删除。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由张玲与潘春祥共同协商确认，是朱冬萍与张玲真实意思表示。4.生效判决确认张玲与朱日泳、陈昌文及张玲与朱日泳、朱宏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合计13万元，陈昌文已支付5万元，张玲与沙双扣、沙飞民间借贷纠纷案款20万元，上述案件未执行案款合计28万元，现朱冬萍主张张玲返还债权转让对价25万元以及利息，依据充分。综上，张玲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朱冬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张玲退还债权转让的对价25万元并支付违约金利息（以98.9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3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8日，朱冬萍代理张玲以沙双扣、沙飞为被告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沙双扣、沙飞偿还借款20万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和违约金。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3年9月23日作出（2013）江宁民初字第155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554号判决），判令：沙双扣偿还借款20万元并以8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8日起支付逾期利息，以12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3月11日起支付逾期利息，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该案受理费4400元，由沙双扣负担。该判决生效后，张玲于2014年1月2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2014）江宁执字第552号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3年5月21日，朱冬萍代理张玲起诉朱宏、朱日泳，案号为（2013）江宁民调初字第00386号。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为：朱宏、朱日泳欠张玲借款5万元、违约金1万元，合计6万元，于2013年5月25日前给付2万元，余款4万元于2013年6月25日前一次性付清；如逾期未履行，朱宏、朱日泳须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向张玲支付利息；该案案件受理费575元由朱宏、朱日泳负担。2014年1月20日，张玲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2014）江宁执字第550号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3年7月24日，朱冬萍代理张玲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与朱日泳、陈昌文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当日制作（2013）江宁民初字第217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确认的协议内容为：朱日泳欠张玲借款8万元，于2013年8月25日前、9月25日前、10月25日前、11月25日前各支付2万元；如朱日泳未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从未按期还款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逾期利息；陈昌文对上述欠款中的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受理费950元，由朱日泳负担，于2013年8月25日年前一并支付给张玲。2014年1月20日，张玲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2014）江宁执字第551号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3年9月14日，朱冬萍以潘春祥、张玲、王剑为被告，起诉至一审法院，主张潘春祥、张玲偿还借款10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王剑对其中50万元借款的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依法受理后，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潘春祥、张玲共同向朱冬萍借款两次，每次50万元，共计100万元；王剑对于其中的第一次借款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3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3330号判决，判令：潘春祥、张玲向朱冬萍偿还借款98.95万元并自2013年7月31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逾期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王剑对上述借款中5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诉讼费用由潘春祥、张玲负担9521元，由潘春祥、张玲、王剑共同负担9725元。该民事判决生效后，朱冬萍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潘春祥、张玲、王剑共计1000695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14年7月8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4）江宁执字第2178号。后因双方经协商达成延期还款协议，一审法院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2014）江宁执字第2178号执行裁定书，终结3330号民事判决的本次执行程序。2017年6月7日，张玲与朱冬萍签署债权转让协议，载明：“因朱冬萍对张玲享有执行债权（执行依据为3330号判决），所以张玲将其对李迎清、胡剑锋业经一审法院（2012）江宁民初字第77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777号判决）确定的全部债权转让给朱冬萍。”2017年6月21日，王剑以潘春祥、张玲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担保追偿权纠纷，称其代潘春祥、张玲向朱冬萍清偿案款及法院执行费共计614179.79元，故要求潘春祥、张玲予以返还并赔偿其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依法受理该案，案号为（2017）苏0115民初9337号。同日，张玲与朱冬萍在一审法院执行局签订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其中一份载明：“张玲与朱日泳、陈昌文及张玲与朱日泳、朱宏民间借贷纠纷两案，朱冬萍、张玲双方自愿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如下：一、张玲无条件将该两案执行财产受领权转移给朱冬萍。二、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名后生效。”另一份债权转让协议载明：“张玲与沙双扣、沙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朱冬萍和张玲自愿达成以下债权转让协议：一、张玲无条件将（2013）江宁民初字第1554号判决书中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朱冬萍，包括案件执行财产受领权、申请执行权等所有权利。张玲不得受偿，否则视为不当得利。二、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2017年9月4日，一审法院依法受理朱冬萍就变更其为张玲与沙双扣、沙飞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提出的执行异议。2017年10月17日，朱冬萍向一审法院递交结案说明，称其申请执行潘春祥、张玲、王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在庭外已自行达成协议，双方已无任何纠纷，请法院以自动履行方式结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2014）江宁执字第2178号结案通知书（以下简称2178号结案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根据3330号判决的内容，现已经执行完毕。对于朱冬萍要求变更为1554号案件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苏0115执异90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因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苏0115民初9337号民事判决，判令张玲承担还款责任，故张玲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将影响第三人之外的其他债权人实现债权。因此，该裁定驳回了朱冬萍的申请。2018年1月15日，朱冬萍向一审法院提交恢复执行申请书，申请恢复3330号判决的执行程序，并明确其申请恢复执行的标的为299911.51元及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依法受理并立案，案号为（2018）苏0115执恢329号（以下简称329号执行案件）。在该案中，朱冬萍提出撤销结案申请，并就2178号执行案件的结案通知书提出执行异议。对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2018）苏0115执异63号执行裁定书，认为：朱冬萍就2178号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提出异议超出规定期限；至于朱冬萍请求恢复3330号判决的执行程序，因一审法院执行实施部门尚未作出是否恢复执行的执行行为，故朱冬萍的该请求事项不属于执行异议，本案不予理涉。据此，（2018）苏0115执异6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朱冬萍的异议申请。在329号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朱冬萍经一审法院调查，陈述：在张玲申请执行徐公贵、李文四、邵吉春、陈卫良4起执行案件中，其直接领取案款153325元和汇至张玲银行卡内30600元，上述款项其认可用于偿还3330号判决确定的债务，但应当抵偿债务利息；张玲诉陈小伢、邵吉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3）江宁民初字第2200号，陈小伢、邵吉春并未向其支付款项；邵吉春在另案执行过程中向其给付6500元；张玲诉余正保、汪来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3）江宁民禄初字第392号，余正保、汪来红未曾向其给付欠款；张玲诉朱日泳、朱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即（2014）江宁执字第550号案件中，朱日泳通过法院向其给付2000元，朱宏未曾给付欠款；张玲诉朱日泳、陈昌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即（2014）江宁执字第551号案件中，陈昌文在担保范围内给付50000元；上述收款可以抵付张玲的债务，但只能抵偿利息部分。2018年6月15日，一审法院就329号执行案件作出结案通知书，以“执行完毕”方式结案。2018年12月18日，朱冬萍诉至一审法院，称因一审法院认定其与张玲之间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其依据3330号判决享有的部分债权落空，故要求潘春祥、张玲给付剩余的299911.51元及利息（自2013年7月3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依法受理，案号为（2018）苏0115民初20809号。经开庭审理，一审法院查明：777号判决判令李迎清归还张玲借款10万元并自2011年8月30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还款之日，胡剑锋对李迎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该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朱冬萍不能基于3330号判决的执行向潘春祥、张玲主张权利；就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履行，朱冬萍可另行主张。最终，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8）苏0115民初20809号民事判决，驳回朱冬萍的诉讼请求。2019年，朱冬萍向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玲给付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中的债权25万元及利息、违约金。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认为：两份债权转让协议脱离执行案件则无独立存在的基础，不具备单独提起诉讼的价值；朱冬萍依据其中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被驳回后，应向江宁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3330号判决的执行，如该请求被驳回，应依法通过执行监督程序进行权利救济；朱冬萍依据两份债权转让协议起诉张玲、潘春祥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经过江宁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的20809号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裁定，对朱冬萍的起诉，不予受理。朱冬萍对该裁定不服，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朱冬萍和张玲因履行执行和解中的债权转让协议而产生的纠纷，依法应由执行法院管辖，故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无管辖权，其裁定不予受理朱冬萍的起诉并无不当。因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另，2017年10月16日，朱冬萍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法院转陈昌文的执行款5万元整。陈昌文本金已执行完毕，利息由朱日泳承担。”2018年1月12日，朱冬萍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江宁法院转来陈昌文执行款1万元整，陈昌文已执行完毕。”对于该6万元，朱冬萍于其提交的还款明细中注明“从总额中扣减”。关于本案涉及到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于本案审理过程中调取了相关案件卷宗，并据此查明以下事实：2013年5月4日，朱冬萍签署收条1张，载明：“今收到潘春祥、张玲转来的借条原件一批，具体如下：徐公贵欠张玲人民币伍万元（王远华担保），借条原件壹张；余正保欠张玲人民币叁万伍仟元（汪来红担保），借条原件壹张；李文四欠张玲人民币柒万元，借条原件壹张；邵吉春欠张玲人民币叁万元（邵吉红担保），借条原件壹张；陈小伢欠张玲人民币贰万元（邵吉春担保），借条原件壹张；朱宏欠张玲人民币伍万元（朱日泳担保），借条原件壹张；朱日泳欠张玲人民币捌万元（陈昌文担保伍万元），借条原件贰张；沙双扣欠张玲人民币贰拾万元（沙飞担保），借条原件贰张；沙双扣欠潘春祥人民币肆拾万元（沙飞担保），借条原件叁张。本人承诺将妥善保管上述借条原件，并严格按照起诉状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内容履行代理人职责。凡是追讨回来的钱款，将抵销潘春祥、张玲欠我的借款。”该收条上最后两项，即“沙双扣欠张玲人民币贰拾万元（沙飞担保），借条原件贰张；沙双扣欠潘春祥人民币肆拾万元（沙飞担保），借条原件叁张”的内容被划去。在强制执行3330号判决的过程中，一审法院执行到位的款项包括：2014年7月14日，王剑给付113279.79元；2014年7月25日，执行张玲对李迎清的债权118951元；2014年7月25日，执行张玲对徐公贵的债权7000元；2015年5月26日，张玲给付31362.49元；2015年6月25日，王剑给付19000元；2016年2月22日，王剑给付24500元；2016年2月22日，张玲给付16000元；2016年3月8日，王剑给付10000元；2016年11月1日，执行张玲对何俊的债权26000元；2016年4月18日，王剑给付440000元。以上合计806093.28元，其中王剑给付606779.79元，张玲给付199313.49元。2016年4月27日，一审法院向王剑发出（2014）江宁执字第2178号结案通知书，告知其对3330号判决中5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的连带还款责任已全部执行完毕。根据相关执行案件材料、朱冬萍提交的已还款项明细、收条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除了3330号判决强制执行阶段收取的款项外，朱冬萍还于2014年2月20日从邵吉春处收款10000元；于2014年3月25日从李文四处收款9000元；于2014年4月4日从李文四处收款51825元；于2014年4月16日从邵吉春处收款6500元；于2014年11月14日从陈卫良处收款5000元；于2014年12月10日从陈卫良处收款2000元；于2015年1月8日从陈卫良处收款15000元；于2015年2月16日从陈卫良处收款8000元；于2015年4月10日从陈卫良处收款45600元；于2016年1月20日从徐公贵处收款10000元；于2016年4月18日从徐公贵处收款10000元；于2016年4月19日从徐公贵处收款21000元；于2016年10月13日从何俊处收款2000元；于2016年12月30日从何俊处收款4000元；于2017年10月16日从陈昌文处收款50000元；于2018年1月12日从陈昌文处收款10000元。另，朱冬萍于329号执行案件中自认收到朱日泳还款2000元。上述款项朱冬萍均认可抵偿3330号判决确定的债务。一审法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2017年6月21日，王剑以潘春祥、张玲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担保追偿权纠纷。同日，张玲与朱冬萍签订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将1554号判决、386号调解书、2175号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转让给朱冬萍，存在恶意串通影响王剑实现债权之嫌。对此，一审法院业已作出（2017）苏0115执异9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朱冬萍要求变更其为张玲申请执行沙双扣、沙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因此，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朱冬萍、张玲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无效。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本案中，案涉两份债权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后，张玲因转让债权获得的利益，亦即朱冬萍因受让债权支付的对价，应由张玲返还。张玲抗辩称，双方通过案涉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实际成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而非债权转让合同关系。但从债权转让协议的标题及内容来看，均无法体现双方存在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在转让张玲对沙双扣、沙飞债权的协议中，更是明确载明“张玲不得受偿，否则视为不当得利”。由此可以证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转让债权。因此，对于张玲就合同性质提出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债权转让对价的认定。张玲抗辩称该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与3330号判决的强制执行程序无关。张玲还于一审中陈述：当时3330号案件已经了结，出于对朱冬萍的信任，其委托朱冬萍代为向多位债务人主张债权；并将其对李迎清、胡剑锋的债权作为对朱冬萍完成委托事务的报酬。但，张玲与朱冬萍签订诉争债权转让协议时，3330号判决的强制执行程序尚未结案。即，朱冬萍系在受让债权后才向一审法院递交2178号执行案件的结案说明的。且张玲与朱冬萍于2017年6月7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明确载明，张玲将对李迎清、胡剑锋的债权转让给朱冬萍系因朱冬萍依据3330号判决对张玲享有债权。在2178号执行案件中，一审法院从李迎清账户扣划的款项亦已实际支付至朱冬萍的账户，用于抵偿张玲欠朱冬萍的借款本息。故张玲辩称该项债权系委托朱冬萍代收其他债权的报酬，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张玲关于为何签订诉争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的解释缺乏合理性，亦与现有证据证实的事实不符，结合债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以及朱冬萍向一审法院提交2178号执行案件结案说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张玲将1554号判决、386号调解书、2175号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转让给朱冬萍系为了抵偿3330号判决确认的张玲对朱冬萍的债务。换言之，朱冬萍受让上述债权的对价为3330号判决确认的债权中未实现的部分。关于朱冬萍提起本案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虽然2018年12月18日，朱冬萍起诉至一审法院，主张潘春祥、张玲继续给付3330号判决确认的债权299911.51元及利息。但该案中，朱冬萍提出其诉求系基于3330号判决未执行完毕。20809号生效判决亦载明“朱冬萍不能基于3330号判决的执行向潘春祥、张玲主张权利”。但本案，系朱冬萍依据其与张玲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关系提起诉讼，系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要求对双方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和清理。20809号判决亦载明朱冬萍有权就诉争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履行另案主张。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与20809号案件并不构成重复起诉。案涉两份债权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后，张玲依据债权转让协议获得的财产依法应当予以返还。张玲因转让债权获得的财产的价值，等于朱冬萍在2178号执行案件中未实现的债权价值。经核算，截至2017年6月21日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时，朱冬萍在3330号判决确认的债权中未实现的部分金额远超过31万元。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朱冬萍又依据协议从陈昌文处收取6万元，虽然债权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张玲有权主张朱冬萍返还该6万元，但因3330号判决确认的张玲对朱冬萍的债务与朱冬萍应向张玲返还该6万元不当得利的债务，属于依法可以相互抵销的到期债务，故朱冬萍主张从债权转让的对价中扣减该6万元于法有据。扣除该6万元后，朱冬萍未实现的3330号判决确认的债权仍远超过25万元。其于本案中主张张玲按照25万元退还债权转让的对价款，系朱冬萍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对于朱冬萍主张张玲返还债权转让的对价款25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虽然朱冬萍于庭审后提交说明，称其主张权利本息按50万元计算，但因其并未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朱冬萍于本案中主张张玲以98.9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31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实际与3330号判决确认的利息债务一致。虽然案涉两份债权转让协议被确认无效，但根据协议内容以及朱冬萍提交2178号执行案件结案说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已就3330号判决确认的债权债务的清洁达成一致意见，即以转让的债权抵偿3330号判决确认的债务中剩余的全部本息。故朱冬萍仅有权主张以债权转让的对价金额为基数，自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即2017年6月21日起计算利息。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朱冬萍有权主张张玲赔偿其在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朱冬萍与张玲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自始无效；二、张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冬萍返还债权转让的对价25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朱冬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00元，诉前财产保全保全费1770元，合计6870元，由张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玲提交证据一、《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2017年10月17日，朱冬萍向一审法院递交3330号判决结案说明，称双方在庭外已自行达成的协议将上述还款纳入执行案款。证据二、《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南京市）（收据）》（2份），拟证明张玲委托朱冬萍代理并执行余正保、陈小伢的案款用以抵销朱冬萍债权，但朱冬萍未经授权撤回起诉，造成5.5万元损失应由朱冬萍承担，该款也包含在3330号判决结案说明所涉协议款中。证据三、（2017）苏0115执异90号《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朱冬萍收到该通知书，但未将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作为执行结案的前提条件，该不利法律后果应由朱冬萍承担。证据四、《收条》，拟证明朱冬萍庭外所收的案款全部应归入3330号判决的执行结案中。朱冬萍不得擅自减免对第三方债务人的借款数额，其实际收到的款项应抵销潘春祥、张玲共同欠款的本金。朱冬萍质证意见：对张玲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朱冬萍撤回对陈小伢、余正保两人的起诉，均经张玲特别授权。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反而证实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朱冬萍才有权变更为执行异议申请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反而证明潘春祥欠朱冬萍60万元。朱冬萍提交2017年5月、7月、10月其与潘春祥之间部分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拟证明潘春祥发微信给朱冬萍自愿签订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将生效判决确认的两个债权转给朱冬萍以抵销3330号案件的执行。张玲质证称，朱冬萍提交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且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证意见：张玲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一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朱冬萍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出实质性的反驳，对其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因朱冬萍对张玲提供的证据二至证据四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故本院对上述三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张玲对朱冬萍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相关证据及事实，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分析认定。张玲对一审法院已查明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如下事实：1.20809号判决认定的“朱冬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3330号判决的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过执行和解协议”“从朱冬萍提供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中也无法反映与3330号判决的执行有关”。2.3330号判决执行过程中，张玲向朱冬萍网银转账还款10.31万元，朱冬萍擅自撤销对余正保起诉案标的额3.5万元，陈小伢起诉案款2万元。朱冬萍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朱冬萍有异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张玲提出的一审法院遗漏认定20809号判决所载内容，并非20809号判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2.3330号判决实际受偿数额包含在本案争议焦点二中，本院将结合相关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分析认定。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如何认定；二、朱冬萍主张张玲返还债权转让对价25万元能否成立。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因此，转让行为一经完成，原债权人即不再是合同权利主体，丧失以自己名义作为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合同权利的资格。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朱冬萍、张玲双方自愿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如下：一、张玲无条件将该两案执行财产受领权转移给朱冬萍……”“一、张玲无条件将（2013）江宁民初字第1554号判决书中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朱冬萍，包括案件执行财产受领权、申请执行权等所有权利。张玲不得受偿，否则视为不当得利……”上述约定表述清晰，意思明确，表明双方当事人协商确认张玲无条件将1554号判决、386号调解书、2175号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转让给朱冬萍，即法律文书生效后当事人将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转让。该约定亦符合债权转让后，债权人即丧失合同权利主体地位的特征。据此，案涉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应定性为债权转让合同。张玲认为其转让的是受领权，显然不符合上述约定的文义，张玲将上述约定限缩解释为转让受领权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本案系朱冬萍以其与张玲签订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为基础，实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进而主张结算和清理债权债务的纠纷。案由是对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简要概括，法院有权根据诉争法律关系认定的变化对案由作出相应调整，一审法院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作为案由，并无不当。（2017）苏0115执异90号执行裁定书已经生效，该裁定书载明张玲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影响第三人之外的其他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驳回了朱冬萍关于变更其为张玲与沙双扣、沙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且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无效。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属无效合同，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张玲上诉称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与3330号判决的执行无关，经综合分析在案证据，本院认定张玲该主张不成立，理由如下：其一，以3330号判决为依据，根据朱冬萍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4年7月8日立2178号执行案件，强制执行3330号判决确认的张玲、潘春祥等债务。案涉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在张玲向一审法院提交结案说明和2017年10月16日2178号执行案件结案前。据此，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时，3330号判决的执行程序即2178号执行案件并未结案。其二，张玲虽然称签订案涉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目的是为了朱冬萍方便代收执行案款，但从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的文意无法解读出张玲委托朱冬萍代收执行款的意思表示。此外，2017年6月7日的债权转让协议清晰载明依据3330号判决，朱冬萍对张玲享有执行债权，所以张玲将其对李迎清、胡剑锋经生效判决确定的全部债权转让给朱冬萍。且一审法院在2178号执行案件中将李迎清账户款项扣划至朱冬萍账户以抵销3330号判决确认的朱冬萍对张玲的债权，张玲亦未提出异议。故张玲对签订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目的的解释，与事实不符，明显不成立。其三，张玲上诉称案涉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时，3330号判决已无未受偿债权，但既未举证证明其已全额履行3330号判决确认的债务，又未提交证据佐证其采取其他方式实际履行1554号判决、386号调解书、2175号调解书以及数额。故张玲此上诉意见，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认定朱冬萍签订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受让1554号判决、386号调解书、2175号调解书确认的债权用以抵偿3330号判决确认的债权中未实现部分。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前所述，两份债权转让协议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无效后，张玲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即3330号判决确认的债权中未受偿部分，应当返还。至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时，3330号判决确认的未实现金额高于31万元，朱冬萍此后收取陈昌文的6万元款项，依法可以抵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到期债务，扣除该6万元后，朱冬萍未受偿3330号判决的债权超过25万元，故一审法院判决张玲返还朱冬萍债权转让对价2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张玲主张另行返还其6万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朱冬萍一审中明确回复法庭变更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张玲退还债权转让协议的对价25万元，张玲并未就此变更提出异议，且双方当事人在2019年11月11日的庭审笔录上签字确认，一审法院对张玲诉讼请求变更的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张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00元，由张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志坚审判员  周毓敏审判员  徐岩岩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