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7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军瑞，男，198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锋，男，197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耀光，男，1966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东，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锐涛，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晓飞，男，198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上诉人高军瑞因与被上诉人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6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军瑞，被上诉人黄伟锋、谭耀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东，被上诉人何晓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军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共同向高军瑞支付收益款37594.8元及利息；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股东退出协议书》，掌通家园项目应由高军瑞、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按照比例拥有，广州星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誉公司）与广州爱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宝公司）签订的《神州鹰“掌通家园”系统软件平台交接协议》（以下简称《交接协议》）是在未知会高军瑞的情况下私自转让属于高军瑞的权益，理应无效。且在《股东退出协议》后签订，一审判决不应以此为依据。（二）签订《股东退出协议》并非以星誉公司是否拥有收益为分成依据，该协议当事人为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据《掌通家园代理商管理平台后台数据》计算涉案园所收益由何晓飞持股份的爱宝公司掌握，而据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信息显示，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在非法分割高军瑞权益时，何晓飞既是星誉公司股东，也是爱宝公司股东。《交接协议》实际上为何晓飞与黄伟锋、谭耀光退出合作的协议，严重损害高军瑞合法权益。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理应按照《股东退出协议》及《掌通家园代理商管理平台后台数据》所计算出的收益，共同支付高军瑞应得的收益。（三）根据《保证金特别声明》第一点，高军瑞和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为掌通家园项目合作关系，不应因为星誉公司与爱宝公司签订《交接协议》而非法侵害高军瑞合法权益。（四）《原有幼儿园每期收益估值表(从2015年10月1号至2017年5月3l号止开发的园)》估算项目价值为幼儿园收益价值，在高军瑞退出项目时因未结算项目价值，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并没有一次性支付高军瑞应得价值。（五）高军瑞了解案涉幼儿园的掌通家园项目收益被分割给何晓飞后，一直与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沟通，但均被推脱。在此期间，三人以各种方式让高军瑞无法接触案涉幼儿园，这也是高军瑞未能对案涉幼儿园进行硬件维护的根本原因。（六）从《星誉广州与星誉清远需报销集资清单》《掌通家园（广州）代理商股东第一期流动资金投人与支出情况确认函》以及《掌通家园项目20万代理保证金汇款帐号》可知，高军瑞在前期开拓业务也按权益比例投入资金，但因前期业务投资巨大，导致资金链断裂，被迫退出，但项目收益无法覆盖前期投入，只能从后续园所收益中慢慢挽回损失。黄伟锋、谭耀光共同辩称，不同意高军瑞的上诉请求。高军瑞、黄伟锋、谭耀光合作的星誉公司从2018年1月份开始与案涉两个幼儿园终止合作，没有收取支付的款项，故黄伟锋、谭耀光不应再支付分成款给高军瑞。且根据《股东退出协议书》约定，只有高军瑞履行了对幼儿园的承包维护义务后，高军瑞才有权主张收益分成，故高军瑞不具备要求分配2018年1月以后项目收益分成的条件。何晓飞辩称，根据黄伟锋、谭耀光与何晓飞的《股东退股协议书》，何晓飞退伙时，三方达成协议，何晓飞仅仅是分得包括案涉幼儿园在内的5家幼儿园的项目权益，而放弃了其原有的合伙份额，并且在三方签订的《关于何晓飞退出星誉公司股东的交接协议》，约定在办理园所交接协议后，何晓飞的爱宝公司需承担交接后的所有风险和责任，以后这五家园所收益风险责任均与星誉公司无关，故不应再由何晓飞承担向高军瑞分红的责任。高军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立即向高军瑞支付收益款37594.80元；2.请求判令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向高军瑞支付利息（以本金37594.8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2019年11月13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3.判令由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高军瑞、黄炽坤、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陈述，上述五人就掌通家园业务系统进行合作，以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共同投资的星誉公司作为掌通家园的代理服务商拓展幼儿园客户，开发相应的幼儿园入驻掌通家园的业务系统，服务内容包括掌通家园的软件系统以及幼儿园的门禁、签到及摄像系统的安装和维护，以此向幼儿园收取服务费。项目的合作方是星誉公司与厦门神州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5月12日，高军瑞（乙方1）、黄炽坤（乙方2）、黄伟锋（甲方1）、谭耀光（甲方2）、何晓飞（甲方3）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约定，根据原合作伙伴共同确立“神州鹰掌通家园”业务系由星誉公司作为广州区域、清远区域代理商，现合伙人高军瑞、黄炽坤两位股东中途要求退出；乙方从2015年10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止，计算已开拓且转为正式园的原有幼儿园所产生的收益，并以甲方实际收取的金额数值为准，计算从2017年6月1日起至与幼儿园合作协议当期终止，其后续责任与收益比例分成如下：广州区域原有的26家正式园分成收益占比:高军瑞原股权占比18%，黄炽坤原股权占比22%；甲方股东内部则按原股权比例递进分配收益权，在乙方退出星誉公司股东会后，乙方承包对广州区域原有的26家正式园进行功能设备及系统维护，乙方只有对以上原有园所进行承包维护后，才能享有以上对应的比例进行收益分成。高军瑞、黄炽坤、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所签署的《原有幼儿园每期收益估值表（从2015年10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止开发的园）》详细记载了幼儿园的名称、收取的费用、高军瑞及黄炽坤收益估值，其中广州区域的幼儿园中包括海北博雅实验幼儿园、君诚博雅实验幼儿园。高军瑞与黄伟锋、谭耀光确认，除海北博雅实验幼儿园、君诚博雅实验幼儿园外，其余24家幼儿园所涉2018年的分成款已经由黄伟锋、谭耀光支付给高军瑞。2020年1月19日，高军瑞主张海北博雅实验幼儿园、君诚博雅实验幼儿园涉及的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收益款尚未分成，并以此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审理过程中，高军瑞为证明其收益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掌通家园代理商管理平台后台数据》，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业务代理商为广州爱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爱宝公司），所涉及的幼儿园为海北博雅实验幼儿园及君诚博雅实验幼儿园以及相应的充值数据。高军瑞依据上述数据统计：上述时间段海北博雅实验幼儿园的收益合计196860元，君诚博雅实验幼儿园的收益合计12000元。高军瑞主张依据上述收益及《股东退出协议书》约定的分成收益占比分配高军瑞可得收益。黄伟锋、谭耀光称，从2018年1月1日开始，涉案的2家幼儿园已经跟星誉公司终止合作，星誉公司从2018年1月份开始就不是涉案幼儿园的服务商也没有再收取关于该幼儿园的任何款项，爱宝公司是涉案两家幼儿园新的代理商，爱宝公司与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星誉公司均无关联。根据《交接协议》记载，甲方（原服务商）为星誉公司、乙方（现服务商）为爱宝公司，协议约定甲方拟终止与厦门神州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掌通家园”项目合作，甲方同意于2018年1月23日，将甲方与海北博雅实验幼儿园、君诚博雅实验幼儿园在内的5家幼儿园签订的《神州鹰“掌通家园”系统软件平台服务合同》中甲方所承担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全部转移至乙方，乙方同意接受并承担甲方与幼儿园签订的服务合同中所规定应由甲方承担的全部责任、权利和义务；乙方落款处加盖爱宝公司印章及何晓飞的签名。何晓飞还提交了一份甲方为星誉公司、乙方为谭荣伟的《神州鹰“掌通家园”系统软件平台交接协议》，内容与上述星誉公司、爱宝公司签订的协议内容一致。何晓飞称一开始签订协议的时候是由爱宝公司签署，何晓飞是作为签字代表，但是因为当时何晓飞尚未从星誉公司退出，黄伟锋、谭耀光以及掌通家园平台对此提出异议，所以改由谭荣伟代表爱宝公司签署合同。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称，与幼儿园的合作时由星誉公司与幼儿园签署协议，转让后爱宝公司没有与案涉两家幼儿园签署新的协议。一审庭审中，高军瑞、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确认，高军瑞、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合作期间星誉公司的股东是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在2020年4月20日何晓飞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其已退出星誉公司，目前的股东是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称，爱宝公司从设立至今的股东均是谭荣伟、何晓飞。关于系统的承包维护，高军瑞称从未收到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要求高军瑞进行维护的通知，所以高军瑞认为幼儿园是无需维护的；黄伟锋、谭耀光称，2017年5月12日至2017年12月31日涉及的分成款黄伟锋、谭耀光已经支付完毕，黄伟锋、谭耀光也确认在该期间的维护由高军瑞方提供，2018年1月签署交接协议后，后续的维护事项两被告均不清楚。高军瑞确认，2018年1月海北博雅实验幼儿园、君诚博雅实验幼儿园没有收益收入。一审另查，2018年1月23日，黄伟锋、谭耀光（甲方）与何晓飞（乙方）签订《关于何晓飞退出星誉公司股东的交接协议》，约定原股东何晓飞因个人原因，提出退出星誉公司股东会；双方约定由星誉公司交接出海北博雅、博雅实验、君诚博雅等五家园所给何晓飞现在所在的爱宝公司，且在办理园所交接协议后，何晓飞的爱宝公司需承担交接后的所有风险和责任，以后这五家园所收益风险责任均与星誉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高军瑞、黄炽坤、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以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共同投资的星誉公司作为掌通家园的代理服务商就掌通家园业务系统进行合作，此后因高军瑞、黄炽坤退出合作，各方因此签署《股东退出协议书》，对原有合作的幼儿园收益分成进行结算。《股东退出协议书》约定，产生的收益以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实际收取的金额数值为准，计算从2017年6月1日起至与幼儿园合作协议当期终止。现高军瑞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海北博雅实验幼儿园、君诚博雅实验幼儿园涉及的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收益，而根据《神州鹰“掌通家园”系统软件平台交接协议》约定，上述两家幼儿园的业务自2018年1月23日已由星誉公司转交爱宝公司，即高军瑞、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开展合作所依据的星誉公司已终止与该两家幼儿园的业务合作关系，故高军瑞要求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支付2018年1月23日之后的业务分成缺乏事实依据，也与《股东退出协议书》约定不符。而根据高军瑞确认，2018年1月海北博雅实验幼儿园、君诚博雅实验幼儿园没有收益收入，故高军瑞要求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支付该两家幼儿园的收益分成，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14日判决：驳回高军瑞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53元，由高军瑞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高军瑞提交如下证据：2020年8月28日黄炽坤、高军瑞前往黄伟锋、谭耀光办公室，向其催讨24家幼儿园分成款的录音，拟证明案涉园所高军瑞拥有合法权益为事实，现收益谁支付为分歧，造成无法履行。黄伟锋、谭光耀共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其取证的方式不合法，故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确认；且也不能证实所要证明的内容，故对关联性不予确认。黄伟锋并没有承认黄伟锋、谭耀光确认应付高军瑞收益款项。相反，录音中提到因为何晓飞退出合作时带走五家幼儿园，故这五家幼儿园的分成，何晓飞支付一期给高军瑞，符合黄伟锋、谭耀光与何晓飞于2018年1月31日《交接协议》约定。2018年1月后，两家幼儿园没有与星誉公司合作，收益情况黄伟锋、谭光耀不清楚，即便有收益也不应当由黄伟锋、谭耀光向高军瑞支付。何晓飞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不同意黄伟锋、谭耀光的意见。尽管从2018年1月后两家幼儿园没有与星誉公司合作，但收益的变化不大。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案涉五人的合伙关系情况。高军瑞、黄炽坤、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确认五人曾是合伙关系，各方于2017年5月12日签订《股东退出协议书》可以视作高军瑞、黄炽坤两人退伙的清算。高军瑞、黄炽坤退伙后，黄伟锋、谭耀光和何晓飞三人之间的合伙份额比例调整为4:3:3。何晓飞称，其在2018年1月退伙时，其三人达成一致，由何晓飞获得五家园区的收益作为其持有30%合伙份额的对价，退伙后，合伙债务与其无关。其成立爱宝公司就是为了实现三方退伙时约定由其获得五家幼儿园的项目收益。（二）高军瑞依据《股东退出协议书》主张的可分配收益的期限、给付时间问题。1.可分配收益的期限。黄伟锋、谭耀光在二审中提出，高军瑞可得分红并不是无限期的，《股东退出协议书》约定分红期限至幼儿园的合作协议当期终止。就案涉两家幼儿园的合作期限情况，黄伟锋、谭耀光称因何晓飞退伙时，由其分得涉案两家幼儿园的项目收益，故相关协议资料均已交付给何晓飞，应由何晓飞举证。何晓飞当庭出示了两份《“掌通家园”系统软件平台服务合作协议》，其中一份为海北幼儿园与星誉公司于2016年8月22日签订的协议，该协议中第九条第2项约定：“本协议之掌通家园系统使用最高不设限，可长期使用，最低3年，3年后双方无其他异议的，本协议自动续约”；另一份合作协议中，甲方为“博雅实验幼儿园”、地址为“广州市荔湾区博雅实验幼儿园祥兴新村****”、联系人叶园长、159××××****；乙方为星誉公司。但该协议落款处没有双方签名、盖章，也没有日期。何晓飞表示，该份协议确实没有盖章，但该协议中的“博雅实验幼儿园”就是“君诚幼儿园”，实际上，星誉公司与博雅幼儿园就是按照该协议内容履行。在上述两份合作协议期满后，爱宝公司没有与海北幼儿园、君诚幼儿园重新签订书面合同，但实际上双方仍是按照原合同内容继续履行。2.可分配收益的给付时间。一审庭审中，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称没有约定；高军瑞称按惯例是星誉公司收到分成款后即应支付。（三）海北幼儿园和君诚幼儿园2018年和2019年的收益情况和维修费用情况。1.关于海北幼儿园和君诚幼儿园2018、2019年的收益情况。（1）海北幼儿园的项目收益，高军瑞与何晓飞的主张略有分歧：何晓飞主张，海北幼儿园两年收益约80000元。高军瑞表示，海北幼儿园的项目收益根据后台显示两年收费共计196860元，同意扣减何晓飞当庭陈述的每个学生返还的成本91200元（每个学期380人×每个学生60元×4个学期），共计105660元（196860-91200）。（2）君诚幼儿园的项目收益，高军瑞与何晓飞的主张一致，2018年和2019年共计12000元。高军瑞在二审庭后调整其主张的可分配收益款为21178.8元（19018.8元+2160元），比一审中主张的金额37594.8元有所减少。2.关于海北幼儿园和君诚幼儿园2018、2019年的维修费用。高军瑞与何晓飞的主张略有分歧：（1）何晓飞当庭陈述与庭后书面陈述不一致：当庭称两年的维修费用大概是1万元，庭后称每年设备维护费用加应酬等费用支出约1万元，故两年约2万元。（2）高军瑞称两年维修费用大约为8000多元。黄伟锋、谭耀光表示，其对上述两家幼儿园2018年、2019年的收费、维修情况均不清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1.高军瑞依据《股东退出协议书》是否仍可主张分配海北幼儿园和君诚幼儿园在2018、2019年的收益；2.高军瑞可主张的收益款项金额是多少；3.该收益是否应该由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三人共同支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高军瑞依据《股东退出协议书》是否仍可主张分配海北幼儿园和君诚幼儿园在2018、2019年的收益问题。一方面，该协议没有明确具体收益截止日期，而黄伟锋、谭耀光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与幼儿园合作协议当期”具体是哪个时间；且称协议均交给了何晓飞。何晓飞提供的星誉公司于2016年8月22日与海北幼儿园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本协议之掌通家园系统使用最高不设限，可长期使用，最低3年，3年后双方无其他异议的，本协议自动续约”，何晓飞也确认该协议期满后，实际上仍与该幼儿园合作并收取项目费用；尽管何晓飞未提供与君诚幼儿园的协议，但也确认实际上继续与该幼儿园合作并收取项目费用；因此，高军瑞依据《股东退出协议书》约定，仍然有权对案涉幼儿园的项目按比例主张可分配的收益。黄伟锋、谭耀光抗辩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高军瑞可主张的收益款项金额是多少。高军瑞在一审中主张的可分配收益款为37594.8元，二审中其主张的可分配收益款为21178.8元（19018.8元+2160元），相比其在一审时主张是减少金额，属于自主处分权利，且有利于相对方，故本院予以准许。首先，关于收益情况的认定。1.海北幼儿园，高军瑞与何晓飞的陈述略有不同。高军瑞主张，海北幼儿园两年收益为105660元；何晓飞主张，海北幼儿园两年收益约80000元。但举证的角度，何晓飞实际收取了该幼儿园两年的款项，理应能够提供相关证据，但其在本案中并未举证证实其主张；而高军瑞提供了系统后台收费的数据予以证实，且同意扣减何晓飞当庭陈述的两年中每个学生的成本共计91200元，具有一定的可信性；黄伟锋、谭耀光两人对案涉两家幼儿园的收益情况均不作明确表示，故根据证据规则，本院采信高军瑞的主张，海北幼儿园两年收益为105660元。2.君诚幼儿园，高军瑞与何晓飞的陈述一致，2018年、2019年的费用共计12000元。故海北幼儿园、君诚幼儿园2018年、2019年的费用合计117660元，高军瑞按其所占份额18%的比例可分配的收益为21178.8元。其次，关于维修义务的承担问题。因《股东退出协议书》明确约定高军瑞收取款项同时也应负担维修的义务，由于各方对维修费用均未举证证实，且何晓飞以及高军瑞当庭陈述两年两家幼儿园的分别为10000元和8000多元，因该数额差距甚小，故本院据此酌定两家幼儿园两年期间的维修费用为9000元。因何晓飞庭后陈述的金额高于其当庭陈述的金额，但对此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变更后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高军瑞按其18%的比例承担费用1620元。综上所述，高军瑞应分得的款项为19558.8元（收益21178.8元-维修成本1620元）。至于逾期利息的计算问题，因《股东退出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具体的款项支付日期，虽高军瑞称惯例是收到幼儿园支付的项目收益款后结算，但其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幼儿园何时支付的项目收益款，故本院酌定以19558.8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同期报价利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该收益是否应该由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三人共同支付。首先，黄伟锋、谭耀光抗辩，星誉公司2018年和2019年均不再收取海北幼儿园和君诚幼儿园的项目收益，故其两人不应再向高军瑞支付该款项。但是，从本案二审查明事实来看，五人合伙项目先是以星誉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在黄炽坤、高军瑞退伙后，黄伟锋、谭耀光与何晓飞三人继续合伙，此后何晓飞退伙，根据三人内部清算，何晓飞又以爱宝公司承接其所分得的包括案涉两家幼儿园在内的项目收益。因此，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三人在何晓飞退出合伙时，将属于高军瑞的可分配收益作为合伙财产进行了清算。其三人的内部清算行为不能对抗黄炽坤、高军瑞。故对于黄伟锋、谭耀光上述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两家幼儿园的业务自2018年1月23日已由星誉公司转交爱宝公司，认为高军瑞要求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支付2018年1月23日之后的业务分成缺乏事实依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其次，何晓飞抗辩，根据2018年1月23日与黄伟锋、谭耀光签订的《交接协议》约定，其退伙后，合伙债务与其无关。一方面，何晓飞作为《股东退出协议书》甲方之一，理应清楚知晓高军瑞对海北幼儿园和君诚幼儿园的收益仍享有收益分成；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三人合伙清算时的约定不能对抗黄炽坤、高军瑞。因此，何晓飞的上述抗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何晓飞与黄伟锋、谭耀光的内部清算问题，可由其承担付款责任后，再另行主张。综上所述，高军瑞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6120号民事判决；二、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军瑞支付收益款19558.8元及利息（以19558.8元为本金，从2020年1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同期报价利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高军瑞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43元，由高军瑞负担356元，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负担3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3元,由高军瑞负担356元，黄伟锋、谭耀光、何晓飞负担3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娟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成宇珑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