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9民终14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水西街道办事处文昌社区城东路**。法定代表人：李朝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珈，贵州黔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奎良平，男，197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孔榕，云南谦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杨茜，云南谦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李朝文，男，197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珈，贵州黔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杜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奎良平、原审被告李朝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弥渡县人民法院（2020）云2925民初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15日接待了上诉人贵州杜鹃公司及原审被告李朝文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珈、被上诉人奎良平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孔榕、高杨茜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州杜鹃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弥渡县人民法院（2020）云2925民初7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奎良平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奎良平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奎良平受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在弥渡县生产玉米种子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奎良平向法庭提交的是一份复印件，三性就不符合证据的规定，其次该复印件与另案确认协议无效时提交的证据明显不相符；第三，综合两案可以基本确定，奎良平与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公司串通向其公司制售伪劣玉米种子，共同牟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其公司正式向审理本案的人民法院提出控告，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依法将涉嫌犯罪的奎良平及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犯罪线索和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查处，这是一宗典型的制售假种子坑农害农的事件，其公司已为此被赔偿农户经济损失数十万元，加上已支付给奎良平49万元，涉案金额近百万元，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二、一审判决既然认定奎良平系受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生产种子，那么奎良平就无权销售其委托人委托生产的种子，除非其委托人又委托奎良平代为销售涉案种子，否则，一审如此认定，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如果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成立，那么奎良平也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真正的原告应当是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公司，而不是奎良平，奎良平作为受委托人，只有因委托合同发生纠纷时，才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因此，原审对案涉种子是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奎良平生产的事实尚无充分证据证明，该事实的认定错误导致案件判决结果必然出现程序或实体上的问题。三、原审在（2018）云2925民初761号《民事判决书》、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云29民终127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其公司与奎良平签订的《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无效的基础上，认定了协议无效的责任属奎良平一方，根据无效合同造成的损失需按照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过错被进行分摊的原则，本案原审法院已认定，其公司无过错，但却支持了奎良平的请求，显然系适用法律错误。奎良平制售的该批种子给其公司造成近百万元直接经济损失，其中除了已支付的49万元外，又对已售种子出问题赔偿农户外经济损失30多万元，另外种子的包装、冷藏、运输等约20余万元，最终为了防止损失的扩大，其公司不得不将冷藏的该批剩余的种子以0.6元/公斤的单价出售给菌类生产商，挽回经济损失不到5万元。综上所述，奎良平向其公司销售的伪劣种子共120336公斤，价格为8元/公斤，涉案金额为962688元，其公司第一批支付了490000元后，开始出售案涉种子，数月后种子出现严重质量问题被投诉，其公司立即停止销售该批种子，但此时已售出41836公斤，剩余78500公斤一直存放于冷库中，最后由其公司自行将种子样本到权威机构进行检测，结论是种子质量严重不合格，不能作为种子使用。又因为作为玉米种子的防虫、防病、防霉等需求，必须对其进行药物处理（行业称为包衣），故剩余种子除了菌类生产商需要外，连做饲料都不行，最终，其公司不得不以600元/吨的单价将剩余的78500公斤出售给菌类生产商，共得款47100元，但奎良平的行为给其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仍然数额特别巨大，其公司将另案起诉其承担全部经济损失，请求二审作出公正裁判，支持其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奎良平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事实及理由：一、贵州杜鹃公司认为，一审认定奎良平受师宗晨光种业公司的委托在弥渡县生产玉米种子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并称奎良平向法庭提交的是复印件，三性不符合证据的规定。但在贵州杜鹃公司所提的另案确认协议无效的（2018）云2925民初76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中已载明“被告提交的证据与原件一致的玉米种子生产委托书复印件一份，客观真实，予以确认。”且在二审（2018）云29民终1276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二审中，上诉人贵州杜鹃公司、奎良平及李朝文均无证据向本院提交，也均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2018）云29民终1276号民事判决书系终审判决，已经生效。说明在确认协议无效的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已将奎良平提交的玉米种子生产委托书复印件与原件进行核对后并予以确认，同时，在二审中，贵州杜鹃公司也对该认定提出无异议。对贵州杜鹃公司称奎良平与师宗晨光种业公司串通向其制售伪劣玉米种子，共同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向法院提出控告的行为。纯属无中生有，贵州杜鹃公司在无任何证据证明，也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捏造事实陷害奎良平行为，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奎良平将保留起诉及控告的权利。二、根据玉米种子生产委托书，奎良平与师宗晨光种业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委托关系，但该委托关系并不影响奎良平对其享有权利的主张，在弥渡县农作物种子生产备案登记表中，种子生产单位为师宗晨光种业公司，制种地技术负责人为奎良平，奎良平所从事工作属于完成师宗晨光种业公司安排的种子生产任务。本案是由师宗晨光种业公司作为中间人，介绍奎良平以自己名义与贵州杜鹃公司签订《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但因奎良平无种子经营许可证，导致该协议无效。但作为买卖合同的双方，奎良平已将标的物交付给贵州杜鹃公司，贵州杜鹃公司需支付相应的价款给奎良平，虽然本案的合同被确认无效，但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贵州杜鹃公司认为奎良平不是适格的原告，但作为买卖合同的双方，在双方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贵州杜鹃公司也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折价补充奎良平。三、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的责任属于奎良平，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在奎良平已交付标的物的情况下，依据法律规定，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贵州杜鹃公司应当返还标的物，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而不能占有不返还，或者不补偿，这也不公平，故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贵州杜鹃公司上诉称因该批种子造成其近百万元的损失，并无证据证明。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李朝文辩称，同意贵州杜鹃公司上诉事实理由及请求。奎良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贵州杜鹃公司参照市场玉米种子价格立即支付给奎良平因合同无效、无法返还玉米种子而产生的损失472888元（大写：肆拾柒万贰仟捌佰捌拾捌元整），并支付从2017年4月3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判令李朝文对前述欠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由贵州杜鹃公司、李朝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贵州杜鹃公司系经营农作物种子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被告李朝文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4月至2016年12月，原告奎良平受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在弥渡县生产玉米种子450亩。奎良平种植的玉米种子成熟后，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了部分玉米种子，经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伟介绍，贵州杜鹃公司、李朝文（乙方）与奎良平（甲方）于2016年10月23日在杨伟的见证下签订了《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协议约定：甲方预计产量15万公斤，全部由乙方收购；单价为8元/公斤，种子质量执行国家二级标准；11月30日前全部收完；收购种子结束时支付种子款的70%，余款于收购结束后次年4月30日前全部结清给甲方；如任何一方单方面违约，需支付对方总价款30%的违约金。协议签订后至2016年11月17日，贵州杜鹃公司共计向奎良平收购其销售的玉米120336公斤。贵州杜鹃公司共向奎良平支付了款项490000元。2018年5月，奎良平向本院提起诉讼【（2018）云2925民初391号】，要求“1、依法判令共同被告支付玉米种子款人民币472888元，2、判令共同被告赔偿逾期支付货款违约金288806.4元，3、由共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此案审理过程中，因需等待另案结果作为裁判依据，本案遂中止审理。经我院（2018）云2925民初761号民事判决书、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29民终127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因奎良平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贵州杜鹃公司、李朝文（乙方）与奎良平（甲方）于2016年10月23日在杨伟的见证下签订的《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无效。后我院（2018）云2925民初391号判决驳回了原告奎良平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陈述所主张的损失数额472888元系其依照约定的玉米种子价格8元/公斤实际交付给被告的120336公斤种子数量，扣除了被告已付款份额61250公斤（490000元÷8元/公斤）后，剩余的59086公斤的损失。另经庭审查实，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已支付的款项490000元系按约定的价格8元/公斤总计支付了61250公斤玉米种子的交易款。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执的核心焦点为原告奎良平与被告贵州杜鹃公司签订的《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被认定无效后，原告奎良平因此造成的损失被告贵州杜鹃公司及李朝文应否担责及若担责如何担责的问题？首先，关于因《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被认定无效后原告奎良平的损失，被告贵州杜鹃公司及李朝文应否承担的问题。原告奎良平系受师宗晨光种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而种植种子，间接与被告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之间的《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已经被确定为无效，而无效的原因系原告无种子经营许可证，不具备经营玉米种子的生产、经营资质，故此协议无效应归责为原告自己。本案庭审中，双方一致认可已付款项490000元，系按先前约定8元/公斤交易了61250公斤玉米种子的交易款，为维护市场交易的稳定性，且属于双方一致认可的事项，本院予以确定。另外关于剩余的59086公斤交易标的物（玉米），因原告奎良平已将标的物（玉米）交付给被告贵州杜鹃公司，且庭审中被告贵州杜鹃公司陈述标的物（玉米）已由其公司进行了处理，因此已无返还可能亦无返还必要，根据买卖合同的性质，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买受人支付相应价款给出卖人。原告奎良平已完成交付，被告贵州杜鹃公司即应履行支付相应价款的义务，故被告贵州杜鹃公司应承担因《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被认定无效后原告奎良平的损失。关于被告李朝文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李朝文系贵州杜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上签名后加盖了贵州杜鹃公司的公章，故李朝文签名代表的是贵州杜鹃公司，而不是代表其个人，故承担责任的主体应为贵州杜鹃公司。其次，被告贵州杜鹃公司应如何向原告奎良平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告已完成交付，被告即应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因原告奎良平不具备经营玉米种子的生产、经营资质，双方交易的标的物亦不具备种子的经营价值，故除双方庭审中一致认可的已支付的490000元款项系按8元/公斤交易61250公斤玉米之外，剩余的59086公斤只能以一般市场玉米价格来衡量其价值，依照原、被告双方庭审中认可的一般市场玉米价格为2.1-2.7元/公斤，本院酌情按2.5元/公斤予以支持，故被告贵州杜鹃公司应支付给原告奎良平损失为147715元（59086公斤×2.5元/公斤）。关于利息的诉请，因双方无约定亦无证据证实，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辩称本案属于重复起诉的观点，因本院另两案中对原告因协议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并未进行处理，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奎良平玉米折价款147715元。二、驳回原告奎良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35元，由原告奎良平承担5460元（已交），由被告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承担2575元（限期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交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贵州杜鹃公司、李朝文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奎良平受师宗晨光种业公司委托在弥渡县生产玉米种子无事实依据，对其他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奎良平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由于贵州杜鹃公司、李朝文对其异议，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其异议主张与在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相符，故其异议主张不成立。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1月期间，贵州杜鹃公司及李朝文已将涉案收购的59086公斤玉米种子变卖处理。据贵州杜鹃公司二审陈述该批玉米种子长期存放冷库，支付仓储费用高，无力承受，故以0.6元/公斤处置，合计价款47100元。但奎良平对贵州杜鹃公司处置价款并不认可，同时辩称贵州杜鹃公司对尚存59086公斤的玉米种子处置未提供相关证据，处置价款也只是其单方陈述。归纳上述诉辩双方意见及结合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贵州杜鹃公司是否对其向奎良平收购的玉米种子59086公斤承担折价赔偿责任。在案的证据证实奎良平受师宗晨光种业公司委托，在弥渡县从事生产玉米种子，并担任制种地技术负责人，师宗晨光种业公司向奎良平收购部分玉米种子后，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伟介绍，贵州杜鹃公司、李朝文与奎良平签订了《农作物种子收购协议》，奎良平个人因不具备玉米种子生产经营资格，故双方所签订的协议违反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而无效，但由于奎良平已完成将协议约定标的物交付贵州杜鹃公司，贵州杜鹃公司并按约支付61250公斤玉米种子的价款49万元，对剩余59086公斤价款未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从双方签约主体情况看，奎良平个人无玉米种子生产经营资格，但贵州杜鹃公司作为种子销售经营企业，其对奎良平个人是否具备玉米种子经营资格未作审查，也存在过错。本案合同无效后，贵州杜鹃公司应将剩余的59086公斤玉米返还奎良平，现由于贵州杜鹃公司已将剩余的59086公斤玉米自行进行了处置，无法返还奎良平，故贵州杜鹃公司应对剩余玉米种子部分承担折价赔偿责任。一审中，双方认可一般市场玉米价格为2.1元至2.7元/公斤，一审结合一般市场玉米价格酌情按2.5元/公斤支持奎良平损失请求，并无不当。贵州杜鹃公司对其主张的上诉请求，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主张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杜鹃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35元，由上诉人贵州杜鹃农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克辉审判员  胡代勇审判员  苏春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王润芬书记员马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