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6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明，男，198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阳辉，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锦信，男，196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嘉琪，广东益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明因与被上诉人邵锦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3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明的委托代理人黄阳辉、被上诉人邵锦信的委托代理人江嘉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明无需偿还本案款项和一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因身体不适和地区限出，何明一审未到庭应诉，但提交了书面答辩状。二、邵锦信在起诉状上只提及何明支付了利息13500元，还有100000元本金及剩余利息52500元未归还，其在何明提交其收款的证据后才承认收到过多笔还款，证明邵锦信的起诉不诚实且可信性低，一审法院应考虑判决撤销起诉。三、2016年12月19日至2016年12月20日邵锦信的代理人利某及其三个同伙以武力威逼非法禁锢何明两日一夜，威逼何明还款。何明在2016年12月20日支付63000元给利某后，其称没带原借据，故在原借据复印件上注明原件作废并签字捺印，没开具收据。利某的签字捺印是具有法律效力并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是何明已还款的最有力证据，但一审判决忽略了利某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此何明保留控告邵锦信代理人利某及其三个同伙上述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权力，邵锦信不承认收到何明63000元的还款就应当要求其代理人偿还。四、何明提交的证据有利某注明原借据原件作废和签字捺印的，但因63000元的还款没开具收据，邵锦信口头上不予承认，不代表其代理人没收到钱，一审判决何明还款83000元给邵锦信忽略了实质证据。五、何明提出以上多处疑点，疑点利益归于何明，应当判决何明胜诉，但一审法院把所有疑点利益都归于邵锦信。六、邵锦信不诚实的起诉对何明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并且产生了律师咨询费用，在此何明向邵锦信追偿何明的损失费20000元。补充三点，第一，一审认定何明归还的款项先偿还利息是错误的。在何明还款时未注明归还的是本金还是利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能随意认定为是归还利息。邵锦信是获利的一方，一审法院对归还的款项定性时，应当作出有利于何明的认定，才更为客观、公正。第二，何明在《欠据》上载明归还33000元，还剩下67000元，可以明确看出是归还本金。且双方对债权债务做出了新的约定和变更，即该欠据签订后，变更了原来的借条，已经不存在利息，从2016年12月20日起不再计算利息。何明在签订《欠据》后归还了8000元和3500元，剩下55500元未归还，55500元不应计算利息。第三，依据邵锦信的代理人利某在《借条》上载明原件已作废的字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利某的行为真实有效，构成表见代理，视为邵锦信对何明剩下未还的款项予以免除，本案债务债权关系不再存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何明的诉讼请求。邵锦信辩称，不同意何明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何明的上诉状及其当庭作出的补充陈述自相矛盾，何明上诉称其已向邵锦信归还全部款项，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二审庭询时又称对剩下未还的款项予以免除。一审法院将何明向邵锦信支付的款项认定为利息，该认定公平合理。何明作为欠款应付的一方，其在欠条中明确约定每月支付利息，但并未按时支付，因此何明向邵锦信归还款项应先抵扣利息，剩余部分才用于抵扣本金。另外何明称在欠据上记载的欠款剩余67000元，该欠据是何明自己书写，其自身认为所归还的款项应先抵扣本金，仅是其个人的意愿，邵锦信不同意先抵扣本金。而且其出具的欠据也不能视为双方对欠款金额的重新约定，邵锦信从未表示可以免除剩下的利息。从何明的还款行为来看，其在出具《欠据》之后仍向邵锦信支付利息，因此其主张《欠据》出具后剩余款项不再计算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何明应按一审法院判决的金额向邵锦信归还款项。邵锦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明立即向邵锦信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暂计10000元；2.诉讼费由何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锦信提交《借条》载明：“现本人何明（身份证号码：）向邵锦信借支壹拾万元正（￥100000.00）用于增城万家好专柜用，此款项已于2014年7月15日付现金叁万元正（￥30000.00），7月16日转帐叁万元正（￥30000.00），7月28日转帐贰万元正（￥20000.00），8月1日转帐贰万元正（￥20000.00），利息每月壹仟元正（￥1000.00）支付，本人已收到款项共拾万元正（￥100000.00）。”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2日，何明在借款人处签名捺印。2019年1月24日邵锦信通过微信向何明主张归还欠款，何明答复称：“上次借了几万还给你，我还欠着别人的还未还给别人，今年真的没钱。”2019年9月16日，邵锦信再次通过微信向何明主张归还欠款。何明称在2014年12月至2017年8月期间，共计向邵锦信还款125500元，并提供微信转账记录、委托书、欠据、收据予以佐证。《欠据》载明：“原本人何明于2014年7月15日借的拾万元正（￥100000.00），现2016年12月20日已还款叁万叁仟元正（￥33000.00），还剩余陆万柒仟元（￥67000.00）。剩余分两期归还，于2016年12月31日还齐。”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20日，何明在下方签字并捺印。欠据下方备注：“以前所写的欠据作废，以此份为准。2016年12月20日收到何明欠款33000元正（叁万叁仟元）。”代理人利某在下方签字并捺印。同日代理人利某在《借条》复印件手写字体：“原件以作废”，并签字捺印。2016年12月27日，利某向何明出具“今收到何明还款8000元整”的收据。2016年12月19日，何明通过微信向邵锦信还款4000元。2017年4月30日，何明通过微信向邵锦信还款1500元。2017年8月20日，何明通过微信向邵锦信还款2000元。一审庭审中，邵锦信对何明主张的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以薪资10000元抵债的说法不予认可，且认为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对2016年12月20日委托案外人利某收取欠款33000元以及2016年12月27日收取8000元予以确认；对于何明主张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的款项共计7500元予以确认。并认为上述款项应当先抵扣利息再用于归还欠款。对于何明主张利某于2016年12月20日收取还款现金63000元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邵锦信提交《借条》以证明其向何明出借款项100000元，因其提交的证据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且其保证真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借条》约定利息为每月1000元，经核算年利率为12%。何明称其已经归还全部款项，但其并未提交已经归还63000元的证据，其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已经归还完毕借款。邵锦信主张何明已还款项应当先偿还利息再抵扣本金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经核算，截止到2017年8月，何明尚欠邵锦信欠款本金83000元，利息3140元（利息按月计算），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号              本金      （元）              还款日期              已还款（元）              按照年利率12%（月利率1%）计算累计利息（元）              抵扣本金（元）              抵扣利息      （元）                  1              100000              2016年12月19日              4000              28000              0              4000                  2              100000              2016年12月20日              33000              24000              9000              24000                  3              91000              2016年12月27日              8000              0              8000              0                  4              83000              2017年4月30日              1500              3320              0              1500                  5              83000              2017年8月20日              2000              5140              0              2000                                                                          3140元（截止到2017年8月）                                  何明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何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邵锦信偿还借款本金83000元及2017年8月前的利息3140元；二、何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邵锦信支付2017年8月后的利息（以83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12%，自2017年8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50元，已由邵锦信预缴，由邵锦信负担212元，由何明负担1038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邵锦信一审开庭时表示对于案涉《欠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代理人利某称有制作，但未向其提交。邵锦信在二审开庭时表示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无异议，并表示不愿就何明要求其赔偿2万元进行调解。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何明尚未清偿的借款本息如何确定。第一，何明上诉称一审法院应当因邵锦信未如实陈述何明还款情况而驳回邵锦信起诉，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何明一审阶段经合法送达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已提交答辩状并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诉辩主张及提交的证据进行审理和裁判，程序并无不当；何明上诉称邵锦信提起诉讼严重影响其生活工作及导致支出律师费，应向其赔偿20000元，但其一审阶段并未就此提出反诉，邵锦信也拒绝对此进行调解，故本案中对此不予调处，何明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第二，何明称遭到邵锦信代理人利某等人非法拘禁，且其在此期间向邵锦信代理人利某支付63000元，但其未能就此提交相应证据，也没有提交事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及公安机关立案的证据，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在何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何明主张的其已于2016年12月20日偿还63000元的事实不予采信，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第三，邵锦信委托案外人利某向何明催款，且委托书仅概括写明代为追缴，未明确载明具体权限，应当视为对代理人授权不明，因此，应由邵锦信就其代理人的行为对作为相对人的何明承担法律后果；如邵锦信认为其代理人利某超越代理权限，可另行向其主张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何明的还款除非存在特别约定，否则应先用于抵扣利息，剩余部分方能抵扣本金。何明出具的《欠据》明确主张当日清偿的33000元冲抵本金，而邵锦信的代理人在《欠条》中未提出异议，且予以收执，并备注“以此份为准”，因此本院认为邵锦信的代理人当时是认同该33000元冲抵本金，即双方存在就该33000元存在先抵扣本金的约定。但是，在案证据不能证实双方就其他各笔还款亦存在类似约定，因此本院认为其他还款应当先抵充利息。同时，双方在《欠据》中未重新约定利息标准，本院视为未作变更，何明仍应按年利率12%标准支付利息。此外，邵锦信代理人虽然在《借条》写明作废，但并无豁免债务的意思表示，且在何明清偿部分借款并重新出具《欠据》的情况下，在原《借条》注明作废以避免债权人双重受偿，亦符合社会生活常理，故何明关于邵锦信的代理人已经放弃债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至于借款尚未清偿的具体金额，至何明于2016年12月20日偿还33000元之前，按年利率12%计算其应付利息金额为28000元，已付利息为4000元，即欠付利息为24000元，之后何明分别偿还8000元、1500元、2000元，合计11500元，此部分款项亦应用于冲抵前述欠付利息，冲抵后欠付利息为12500元；自2016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何明亦应当以本金67000元按照年利率12%标准继续计付利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何明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388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何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邵锦信偿还借款本金67000元及2016年12月20日前的利息12500元”；二、变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388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为“何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邵锦信偿还2016年12月21日后的利息（以67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12%标准，自2016年12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邵锦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被上诉人邵锦信负担350元、上诉人何明负担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75元，由被上诉人邵锦信负担525元、上诉人何明负担13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