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2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柯桥三禾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老市场****。法定代表人:张彩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雄伟包装装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住所地江苏省如东县开发区友谊西路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季敦兵，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祎，江苏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军，江苏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绍兴柯桥三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雄伟包装装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19）苏0623民初1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雄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雄伟公司之间是单线公对公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其他主体介入，其他主体与雄伟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与上诉人无关。雄伟公司开具发票17759526.85元，上诉人已付款1810万元，不存在欠款行为。2011年7月20日雄伟公司与绍兴荣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凯公司）之间签订了购销合同，相关交易往来与上诉人无关。所谓关联企业中的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飞天家用纺织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天纺公司）系国营企业，是不会允许浙江民营企业对其经营管理的。2、根据信用证付款流程要求，提交给银行的合同必须载明明确金额，因此上诉人与雄伟公司之间不可能出现金额不明确的购销合同。2010年5月15日双方之间的购销合同也可以佐证该点。2011年2月20日的购销合同手写部分系雄伟公司为达到不实诉讼目的后期填写，申请对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3、一审判决认定杨军、魏灿签名的对账单效力有误。每份对账单中展示的不同主体向雄伟公司的付款情况，对于应付账款是上诉人应付，还是天津天纺公司、绍兴孚美欧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美欧公司）、荣凯公司等应付或总共应付未明确，雄伟公司认为上诉人代表三家公司统一对账没有依据。2012年7月29日上诉人盖章的一页只代表上诉人对该表格中体现的关于三禾公司的财务内容表示认可，不代表上诉人应向雄伟公司付款，也不能类推对其他未盖章仅有杨军签名的表格内容认可，且杨军签字与其他几页的签名笔迹有明显差异。上诉人公司没有魏灿其人，也不认识魏灿，雄伟公司对于魏灿身份的陈述前后矛盾，一审法院以魏灿与张妙夫曾共同签名，而张妙夫此期间担任三禾公司经理认定魏灿签名的对账单效力有误。4、雄伟公司起诉已超诉讼时效。上诉人最后一次支付货款时间为2014年1月27日，此后雄伟公司未向上诉人主张过债权，诉讼时效已届满。2015年3月11日的律师函，签收时间为2015年6月2日，签收人“章京”，上诉人公司没有章京其人，函件三个多月才寄到也不可能。因雄伟公司未提交原件及邮寄证明，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且至2017年3月11日雄伟公司再也没有公对公催款记录，因此不论律师函是否真实，诉讼时效已经届满。2016年、2018年季敦兵通过微信向张文正要款，但2015年8月张文正已转让股权，彻底退出三禾公司经营，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文正已实际退出三禾公司的经营没有依据。卢旺的汇款已备注“付建筑款”，一审认定为货款有误。干雅超的汇款，上诉人已举证证明了华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绣公司）欠南通洋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款项的事实，干雅超作为华绣公司股东没有必要替上诉人支付货款。5、从2011年1月6日起，孚美欧公司实际付款660万元、荣凯公司实际付款1245.12万元，一审判决认定孚美欧公司付款600万元、荣凯公司付款945.12万元错误。且认定送货金额应以三禾公司、孚美欧公司、荣凯公司确认收货的金额为准，不应简单以雄伟公司送货单中载明的金额为准。6、上诉人的住所地一直有人上班，员工电话也可以联系，一审法院错误适用公告送达程序剥夺了上诉人本可以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等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雄伟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通过四次庭审，认真核对了每一笔对账单，送货单付款单，对双方交易事实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1、2011年2月20日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对交易布匹的所有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总金额均按照纺织行业的交易习惯采用滚动供应结账的方式，同时双方对于交货数量、期限、地点进行明确约、地点进行明确约定，送货至指定单位以及染厂分批发货，该项约定也是我国纺织行业正常的交易习惯，所以双方的合同约定合法有效。且双方按照该合同约定进行供货并通过一定期限的对账对交易事实进行了确认，双方交易的约定及履约过程到结算事实清楚，被上诉人供货给上诉人，交易主体明确，不应因为送货地点和单位的不同否认作为交易的相对方，双方在对账时已经对上述事实进行确认。2、上诉人提供了三份购销合同认为双方之间的交易主体以该三份合同约定的主体为准，并以数量不一致而否认2011年2月20日的合同，该三份合同是提供给银行开具信用证所用，并没有约定规格型号、交货期限等要素，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根据对账单等显示送货数量及金额是该三份合同的几倍以上，进一步说明该三份合同不是双方当事人对2011年2月20日合同的推翻或者重新约定。上诉人认为2011年2月20日购销合同手写部分系后期填写，上诉人应提交己方持有的一份以证明其主张。该份购销合同是早已拟好的格式合同，在商品品名规格型号等地方存在空白用于手写，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且如双方持有的合同均具有上述内容，无论形成时间先后均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上诉人财务状况恶化，如因鉴定拖延时间，最后会导致被上诉人无法实现诉讼目的。3、杨军在对账单中签字的其中一份盖有上诉人的公章，证明上诉人也确认杨军是其员工履行职务行为；魏灿的签名中有一份是与张妙夫同时所签，所以魏灿也能代表上诉人。4、一审已对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律师函、微信以及上诉人的付款记录等情况进行了综合查明认证。且上诉人欠付数百万元巨款，被上诉人不可能不予主张。上诉人认为有一部分系工程款不是案涉布款的观点不能成立，在一审中已经对此事实进行查明，并通过工程款生效判决书予以佐证。5、孚美欧公司以及荣凯公司的付款有误，经核查系公司财务记载错误导致，但调整后与一审中提供的付款总额并无变化。对账单记录的交易数额、已付款数额、陈欠款数额均系双方确定，且与已经过双方确认的送货单所载完全一致，足以证明上诉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雄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禾公司给付货款3616505.87元。2、判令三禾公司承担自2011年1月6日起至2019年9月26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2381844.07元，此后的利息按照上述方式计算由三禾公司承担至实际履行之日止。3、诉讼费、保全费由三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合同订立及履行情况2011年2月20日，雄伟公司与三禾公司签订关于32s、40s全棉坯布的购销合同，约定数量“不定”，单价“随行就市”，总金额“按实际发生额为准”，交货数量及期限“按需方电话通知指定单位地点及染厂分批发货”，交货方式及地点“需方仓库”，结算方式及期限“三个月信用证支付”。合同订立后，自2011年2月22日起，雄伟公司按照三禾公司通知送货，雄伟公司分别向浙江屹男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屹男公司）送货32358916.12元，向浙江绿洲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送货671309.2元，向浙江亚太特宽幅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公司）送货82812.45元，向天津天纺公司送货19995385.37元，以上合计53108423.14元。二、双方对账及货款支付情况1、双方对账经过：因双方在该份合同签订前即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案涉合同签订前，双方于2011年1月6日第一次对账，三禾公司结欠雄伟公司5076649元，由张文正签字确认。第二次对账，2011年6月29日，三禾公司结欠雄伟公司4304369.77元，由张文正签字确认。第三次对账，2012年3月6日，三禾公司结欠雄伟公司3167081.78元，由杨军签字确认。第四次对账，2012年7月29日，三禾公司结欠雄伟公司7361751.69元，由杨军签字并加盖三禾公司公章。第五次对账，2012年11月1日，三禾公司结欠雄伟公司6788073.07元，由杨军签字确认。第六次对账，2012年12月26日，三禾公司结欠雄伟公司7821800.15元，由杨军签字确认。第七次对账，2013年6月27日，三禾公司结欠雄伟公司4650462.8元，由陈斌签核查人，张妙夫签证明人确认。第八次对账，2013年10月10日，三禾公司结欠雄伟公司7364848.97元（该款项中加入了雄伟公司代三禾公司向华新达公司付款的800000元），由魏灿、张妙夫签字确认。第九次对账，2013年12月23日，三禾公司结欠雄伟公司5676505.87元，由魏灿签字确认。第十次对账，2014年3月25日，三禾公司结欠雄伟公司4276505.87元，由魏灿签字确认。第十一次对账，2014年4月30日，三禾公司结欠雄伟公司3976505.87元，由魏灿签字确认。2、货款支付情况及货款追要情况从2011年1月6日起即第一次对账后，三禾公司直接向雄伟公司付款21390144.1元，三禾公司通过天津天纺公司向雄伟公司付款18284000元，三禾公司通过孚美欧公司向雄伟公司付款6000000元，三禾公司通过荣凯公司向雄伟公司付款9451200元，共计付款55125344.1元。〔以上付款包括2014年4月30日即第十一次对账后三禾公司付款360000元，分别为三禾公司向南通鑫盛节能门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盛公司）付款220000元，干雅超向季娇娇（季敦兵之女）付款30000元，干雅超于2016年2月7日、2016年11月18日向季敦兵个人付款合计80000元，及最后一笔2018年2月13日卢旺向季敦兵个人付款30000元。〕雄伟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委托江苏琴海律师事务所通过邮政专递向三禾公司发送催款通知书，催要案涉货款。季敦兵也曾于2016年11月、2018年2月通过微信向张文正追要货款。2011年2月20日案涉购销合同订立后，雄伟公司累计送货金额为53108423.14元，原有欠款5076649元，代付华新达公司800000元，双方协商扣减瑕疵坯布243222.17元，最终欠款3616505.87元〔（53108423.14+5076649+800000）－55125344.1－243222.17〕。三、案涉相关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及已查明的人员信息1、三禾公司，2015年7月28日股东由胡灵华、张文正变更为张文正、张彩玉，法定代表人由胡灵华变更为张彩玉；2015年8月14日股东由张文正、张彩玉变更为张彩飞、张彩玉；2016年6月23日，公司名称由绍兴县三禾贸易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在的三禾公司。2010年4月至2015年7月张妙夫担任三禾公司经理职务。2、荣凯公司，2009年7月13日股东由张文正变更为张文正、魏学涛、张妙夫；2010年9月17日股东由张文正、魏学涛、张妙夫变更为魏学涛、张妙夫；2013年6月27日由魏学涛、张妙夫变更为魏学涛、叶明法。2009年4月27日三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荣凯公司为其股东。3、孚美欧公司，张彩玉为该公司股东，干亚顺为该公司高管。4、华绣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文正，干雅超为华绣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兼出纳。5、鑫盛公司，现法定代表人陈淋娜，系季敦兵之妻。四、雄伟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对三禾公司价值6000000元的财产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并预交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一、三禾公司是否结欠雄伟公司货款；二、雄伟公司主张的利息应否支持；三、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第一，关于三禾公司是否结欠雄伟公司货款的问题。首先，三禾公司辩称，雄伟公司送货的金额应以其开具给三禾公司的发票为准，本案应只审理雄伟公司与三禾公司之间的货款部分。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购销合同的约定“按需方电话通知指定单位地点及染厂分批发货”，合同履行过程中雄伟公司亦是按照三禾公司的指示向天津天纺公司、亚太公司、绿洲公司、屹男公司送货，雄伟公司依据向上述公司送货的全部款项向三禾公司主张货款符合合同约定，且该交易方式亦符合纺织行业交易习惯，即大部分坯布需要进行印染后进入市场销售，为了减少运营成本，销售方时常根据采购方的指示向指定染厂交付或向其他关联单位交付。雄伟公司在计算三禾公司已付款项时，将三禾公司、天津天纺公司、孚美欧公司、荣凯公司及相关联的个人支付的款项均计算在内。双方对账的签字单付款备注栏也有“孚美欧”“荣凯”“天津天纺”的字样。此外，雄伟公司与鑫盛公司，三禾公司与荣凯公司、孚美欧公司、华绣公司的股东之间都存在着联系。故本案不能只审查雄伟公司与三禾公司两个公司之间的开票、付款情况。其次，对于货款金额，雄伟公司提交了与三禾公司十一次对账的材料，虽然在部分对账单上签字的杨军、魏灿的身份在庭审中双方各执一词，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对账单的证据效力。在2012年7月29日的对账单上，既有杨军的签名也有三禾公司的盖章，说明杨军在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三禾公司是认可的，那么杨军在紧邻着这份对账单的前后三份对账单上的签字行为在三禾公司未能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是三禾公司的意思表示。在2013年10月10日的对账单上，有魏灿与张妙夫的共同签名，在此期间张妙夫担任三禾公司经理职务，这表明三禾公司认可魏灿的身份，故也不能否认魏灿单独签名的对账单的效力。且最后一次对账的金额与总货款减去已付货款后的金额是一致的。对于雄伟公司代三禾公司向华新达公司支付的800000元，已在对账过程中得到确认，故计入欠付的货款总额并无不妥；对于雄伟公司提供的原始送货码单，从单一证据角度看是有瑕疵，但纵观本案其他证据，雄伟公司所主张的交易过程及付款过程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于案涉合同签订之前欠付的货款，雄伟公司已与张文正在2011年1月6日经对账确认，之后的对账也是从第一次对账延续下去的，且双方间的交易付款习惯也是滚动结算，双方间的交易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能只取案涉合同签订后的账目单独核算。综上，雄伟公司主张的三禾公司欠付货款3616505.87元应予支持。第二，关于雄伟公司主张的利息应否支持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虽然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三禾公司逾期付款确给雄伟公司造成一定损失，故雄伟公司按年利率6%的标准主张欠付货款的逾期付款损失于法有据。对于损失的计算方法，雄伟公司认为，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2月20日，合同签订后2011年3月27日雄伟公司向三禾公司第一次交付坯布，从该日期往后计算三个月至2011年6月26日之前，该段期间内不予计息。且该段期间原有欠款5076649元。三禾公司在该期间内支付的货款已超过前段期间欠付的货款，那么视为前期不予计息的欠款也已清偿完毕。故从2011年6月27日开始，以欠付货款的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2011年6月27日，欠款数额为4304369.77元，以该数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进行计息。在下一批送货之前即以该数额为基数不变。计息基数以送货及付款进行相应的增减。计算至2019年9月26日，利息合计2243473.35元。一审法院认为，雄伟公司根据约定向不同地点持续送货，双方多次进行对账、滚动结算，三禾公司付款也并非针对明确的送货批次。案涉合同对于货物的数量、价格都未作约定，也未明确约定三个月信用证支付到底是送货后三个月信用证支付还是结算后三个月信用证支付，雄伟公司主张的计算损失方式并无依据。故对于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一审法院调整为以最后一次对账日往后延三个月作为计算损失的起算点，以最后一次对账的未付货款（即3976505.87元）相应扣减此后的付款金额作为基数按年利率6%分段计算。据此，经核算至2019年9月26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为1150439.67元。第三，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三禾公司认为，三禾公司最后一次支付货款的时间为2014年1月27日，自2014年1月27日起至起诉之日止雄伟公司没有向三禾公司主张过债权。三禾公司还提出季敦兵与华绣公司之间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关的纠纷，干雅超及卢旺的汇款均是“华绣工程款”，2018年2月13日卢旺的汇款也备注为“付建筑款”，上述付款行为与本案无关，故本案诉讼时效已满。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自2014年4月30日双方最后一次对账后，雄伟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通过发送律师函的方式催要过案涉货款，季敦兵也曾于2016年11月、2018年2月通过微信向张文正追要货款，三禾公司也通过其他形式向雄伟公司支付过款项。对于律师函，虽然三禾公司辩称签收人的身份不能确认系其公司工作人员，但雄伟公司所寄收件人地址系三禾公司的住所地，该行为能够证明雄伟公司积极主张其权利的事实。对于张文正的身份，三禾公司辩称其已于2015年将股权进行转让，并退出三禾公司的经营，但是三禾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文正已经实际退出三禾公司的经营。对于卢旺、干雅超的汇款，三禾公司辩称是华绣公司的工程款，而实际最后两笔款项的汇款时间与季敦兵向张文正追要案涉坯布款的时间是吻合的。故对三禾公司的相关辩解意见，不予采信。综上，自2014年4月30日双方最后一次对账后，雄伟公司多次向三禾公司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多次发生中断，延续至起诉时本案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据此一审判决：一、三禾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雄伟公司货款3616505.87元及逾期付款损失1150439.67元（已计算至2019年9月26日，2019年9月27日以后的损失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二、驳回雄伟公司其他诉讼请求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三禾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孚美欧付雄伟汇总表（2011年1月6日起）及付款凭证、荣凯付雄伟汇总表（2011年1月6日起）及付款凭证，以证明2011年1月6日起孚美欧公司共计支付雄伟公司660万元，荣凯公司共计支付雄伟公司12451200元。2、南通雄伟包装开具发票（孚美欧）明细及发票、孚美欧付雄伟汇总表及付款凭证，以证明雄伟公司与孚美欧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账已平，一审法院将孚美欧公司与雄伟公司之间的交易并到三禾公司没有依据。3、南通雄伟包装开具发票（荣凯）明细及发票、荣凯付雄伟汇总表及付款凭证。以证明雄伟公司与荣凯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余款38000元因雄伟公司涉及执行事项被法院冻结。4、2011年1月及2011年7月20日雄伟公司与荣凯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两份，以证明雄伟公司与荣凯公司之间进行交易会签订买卖合同，双方交易模式为合同、发货、收货、发票、付款，不存在其他主体介入，与三禾公司无关。5、2010年5月15日三禾公司与雄伟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以证明双方签订合同金额明确，不可能出现2011年2月20日这份金额不明确的购销合同，根据信用证付款流程要求，提交给银行的合同金额必须具体明确，而案涉2011年2月20日合同中未写明金额，银行不会备案，因此案涉购销合同中的手写部分系雄伟公司为了达到诉讼目的自行填写，该合同的三性不应当被认可，申请对该合同手写部分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雄伟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5非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其中证据1，三禾公司所提款项是记账主体出现差错，但是总额一致，不影响审理也并不侵害三禾公司利益；证据2、3不能因送货地点、单位、开具发票影响到双方所签订合同相对方主体的认定；证据4两份合同符合银行办理信用证需要的要素，但缺少正常交易规格型号、交货期限、送达地点等关键要素，2011年2月20日的合同是因为滚动销售，没有具体金额，但具备交易必须的要素，充分证明证据4只用于办理银行信用证；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雄伟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付款明细一份，以证明三禾公司的付款情况，其中第23项是季敦兵支付给张文正的信用证款项，该款已从信用证中核减；天津天纺公司系由张文正承包经营，其代天津天纺公司支付款项应记在天津天纺公司名下，雄伟公司均是根据张文正的要求进行送货和开票。2、2011年至2014年雄伟公司向三禾公司、孚美欧公司、荣凯公司、天津天纺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三禾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中对于孚美欧和荣凯公司的付款金额不持异议，第7、11、23、29、30、48项是张文正与季敦兵之间的的借款或其他经济往来，与案涉买卖合同无关；第108、110-114、119-122项是三禾公司与鑫盛公司的往来，也与本案无关。证据2中雄伟公司2013年底之前开具给三禾公司的发票均认可；2014年的8张发票开票人是鑫盛公司，对其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三禾公司与鑫盛公司之间具有真实的布匹买卖关系，与本案无关；开具给天津天纺公司的发票三性无法确认。本院认证意见，雄伟公司对三禾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效力将综合予以认定；对雄伟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本院亦予以确认；对于雄伟公司制作的三禾公司等付款明细的效力将综合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基本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因雄伟公司记载错误，从2011年1月6日起即第一次对账后的实际付款情况应为，三禾公司向雄伟公司付款18390144.1元，三禾公司通过天津天纺公司向雄伟公司付款17684000元，三禾公司通过孚美欧公司向雄伟公司付款6600000元，三禾公司通过荣凯公司向雄伟公司付款12451200元，共计付款55125344.1元。〔以上付款包括2014年4月30日即第十一次对账后三禾公司付款360000元，分别为三禾公司向鑫盛公司付款220000元，干雅超向季娇娇付款30000元，干雅超于2016年2月7日、2016年11月18日向季敦兵个人付款合计80000元，及最后一笔2018年2月13日卢旺向季敦兵个人付款30000元。〕二审争议焦点：雄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三禾公司应付货款金额是否正确。本院认为，雄伟公司与三禾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三禾公司结欠货款未付，已然违约。雄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三禾公司应履行给付货款义务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第一，三禾公司认为其最后一次支付货款时间为2014年1月27日，此后雄伟公司未向其主张过债权，诉讼时效已届满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2015年3月11日雄伟公司曾向三禾公司邮寄律师函主张案涉货款，三禾公司认为3月11日邮寄的函件不可能6月2日才收到，且签收人“章京”非其公司人员。但EMS快递单中载明收件人为三禾公司，地址亦为三禾公，地址亦为三禾公司住所地来看该邮件确已妥投，快递流转时间过长并不影响邮件已被签收的客观事实。其次，季敦兵还曾于2016年11月、2018年2月通过微信向张文正追要货款。三禾公司称张文正已于2015年转让股权并退出三禾公司的经营，但张文正在担任三禾公司股东期间系与雄伟公司发生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经办人，雄伟公司有理由相信张文正有权代表三禾公司，而三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在季敦兵向张文正追要案涉货款时张文正曾告知过季敦兵其已非三禾公司股东，已与三禾公司无关等情况。且三禾公司股东、高管之间均有亲属关系，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能排除张文正仍在实际参与三禾公司经营的可能性，因此季敦兵向张文正追要货款的行为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综上，因雄伟公司多次向三禾公司主张权利，均使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故雄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第二，一审认定的三禾公司应付货款金额正确。首先，三禾公司主张其与雄伟公司签订的合同都有明确的金额，而2011年2月20日的合同中手写部分对数量、单价、金额均无明确约定，系雄伟公司为诉讼而事后添加，申请对手写部分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2011年2月20日的合同中加盖有雄伟公司及三禾公司的公章，且合同载明“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三禾公司未能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其自行持有的合同，亦未能提交其与雄伟公司之间签订其他的全部买卖合同以佐证其主张，结合一审庭审过程中三禾公司从未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的情况，本院对2011年2月20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双方实际结算的数量、单价及货款金额均非依据该合同，对手写部分内容进行鉴定并无必要，故本院对三禾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其次，雄伟公司按照需方三禾公司的通知向指定地点发货并据此将送货的全部款项向三禾公司合并结算符合合同约定，亦符合行业交易习惯。三禾公司主张本案仅应审理三禾公司与雄伟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荣凯公司、孚美欧公司、天津天纺公司、鑫盛公司无关；魏灿非其公司人员，对其签名的对账单不能确认；其仅仅是对涉及到三禾公司的部分确认盖章的理由均不能成立。1、双方第二次结算的对账单中仅载明截止2011年6月29日欠雄伟公司4304369.77元，张文正在该对账单中代表三禾公司签名。对于该数额的组成，可与雄伟公司提供的第二账期送货总计表、付款统计表相互印证，而三禾公司并未对该对账单的数额或组成提出异议。根据送货总计表、付款统计表的内容，均体现出三禾公司、孚美欧公司、荣凯公司、天津天纺公司的收货及付款情况，亦包含了张文正个人支付却记载在天津天纺公司名下的款项，对此三禾公司未能有合理解释。2、双方后续结算的对账单中均涉及“孚美欧”“荣凯”“天津天纺”等内容，在对表格中所有款项结算后形成了最终欠款金额，三禾公司认为其在对账单中盖章仅仅表明对涉及三禾公司部分内容的确认，显然与事实不符，亦有悖常理。3、雄伟公司先后与三禾公司进行了十一次对账，三禾公司认为除对加盖三禾公司公章的对账单中杨军的签名认可外，对其余对账单中杨军的签名不予认可，但三禾公司明确不申请对其余“杨军”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三禾公司该主张不予采信。4、对于部分有“魏灿”签名的对账单，三禾公司称魏灿非其公司员工，但在2013年10月10日第八次结算的对账单中有魏灿与时任三禾公司经理张妙夫的共同签名，应认定为系三禾公司对魏灿身份的认可，则此后由巍灿单独签名的对账单的效力亦应认定。5、三禾公司对于雄伟公司在记账明细中将季敦兵转给张文正的120万元从三禾公司款项中扣减，以及张文正支付的5笔合计200万元记载在天津天纺公司名下提出异议，认为系张文正与季敦兵的借贷或其他经济往来。但三禾公司提出异议的几笔款项，均包含在对账单中，三禾公司已在对账单中签字确认，且未就其主张的上述款项系张文正与季敦兵之间借贷或其他经济往来提供任何证据，故本院对此碍难采信。6、雄伟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付款凭证、对账单等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滚动结算的事实。根据第十一次对账单显示，其中包含了三禾公司支付给鑫盛公司的款项，三禾公司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现三禾公司认为鑫盛公司与本案无关，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干雅超、卢旺分别向季娇娇、季敦兵支付的款项在本案中进行抵扣，雄伟公司及季敦兵、季娇娇均未提出异议，三禾公司也无证据证明相关款项已另行结算，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付款为三禾公司向雄伟公司的付款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三禾公司尚欠货款3616505.87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此外，三禾公司主张一审法院适用公告送达程序错误，剥夺了其本可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等诉讼权利。经查，一审法院在向三禾公司住所地邮寄诉状副本、受理通知书等材料被退回后，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并无不当。且不论一审法院向三禾公司公告送达或在确认地址后再次进行邮寄送达，三禾公司在收到相关材料后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参与了全部庭审。现三禾公司主张其诉讼权利受到侵害，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三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236元，由上诉人绍兴柯桥三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卓审判员 戴志霞审判员 张志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