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初229号 原告：王兴川，男，198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 被告：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朱健翀，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兴川与被告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兴川、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1、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依法享有著作权的《第九只兔子》作品的实体图书盗版销售违法行为并销毁所有涉案盗版商品的库存。2、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40000元，曾辉英承担连带责任。3、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系畅销书《第九只兔子》的作者及著作权人，该原创作品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近期原告在被告拼多多经营的万家书窗1：https：//mobile.yangkeduo.com/goods.html?goods_id=5856298323&refer_page_el_sn=99369&refer_rn=&refer_page_name=search_result&refer-page_id=10015_1583367056456_MDJhgtmkEq&refer_page_sn=10015&_x_share_id=2fd49eb8fc7d49ce84176e2d61cb4031上发现上述作品全本内容未经原告授权许可被被告公然盗版公开销售发行，盗版作品被被告擅自定价价格为27元，且被告拼多多销售的盗版图书商品数量4441，已拼3490件,商品数量价值119907元，已拼价值94230元。被告的盗版行为对原告正版图书的销售造成了重大影响，冲击了正版图书市场，相对守法经营的同行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告以营利为目的非法盗版公然销售发行的行为已严重侵犯了原告对《第九只兔子》作品享有的使用权及获得合法报酬的权利，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给原告对本作品的其它IP授权交易造成了重大影响。被告作为拼多多运营平台主体，在接到原告的权利通知警示函应依法立即断开删除销售盗版图书链接，但被告收到原告法定通知后，拒绝断开删除销售盗版图书链接，构成对被告书店事实上的帮助盗版违法行为及涉嫌犯罪行为，应依法承担盗版违法责任及承担盗版涉嫌犯罪责任。被告未经原告授权许可擅自使用原告依法享有著作权的本作品，以营利为目的，在其官方网络商业平台公开销售盗版图书，公然违反著作权法，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情节极其严重，已涉嫌构成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侵犯著作权罪，原告将严格依法保留追究被告相关刑事责任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原告无法知悉被告通过网络及实体店销售涉案盗版作品的数量及经营营利数额，根据《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规定，原创作品按300元/千字，涉案作品共计200千字，计算费用为60000元，本案原告只主张40000元。 被告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辩称：一、从法律地位来看，答辩人系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应是被控侵权主体，涉案商家“万家书窗1”经营者曾辉英才是被控侵权主体，应当依法追加涉案商家作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才能进一步查清事实，正确认定本案的法律责任。实践中在有些案件中，有的权利人只起诉平台为被告，经过平台的申请，法院通常也追加涉案商家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一)答辩人系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拼多多”的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既非涉案商品生产者、亦非涉案商品销售者。属于电子商务法第九条规定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仅在电子商务中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并不参与销售。店铺内的商品信息均由商家自行制作、编辑、发布及维护，商品进货、仓储、配送、销售、售后服务等也由商家负责。答辩人关于“拼多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地位，已通过《拼多多平台合作协议》予以明确。商家在入驻拼多多平台销售商品前，需要与答辩人签署《拼多多平台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第2.3条关于合作方式中约定，答辩人负责拼多多平台的日常维护、技术支持，保证平台的正常运作。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仅为商家与消费者达成交易提供网页空间、虚拟经营场所、交易规则等服务，并非商家与消费者之间交易行为的参与方，不对商家及/或消费者的任何口头、书面陈述或承诺，发布的信息及交易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及时性、有效性等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第5.3条约定，商家保证商品来源真实、合法，未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或其他合法权益，不存在伪造商品产地，伪造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认证标志、质量标志、名优标志、包装装潢等行为。第8.1条约定，商家保证有权销售。与商品相关的专利、商标、名称、特有标识、装潢、技术秘密、图片等均属于其权利人所有。商家保证已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获得了销售商品的合法授权或许可。答辩人系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作为网络服务平台，只是信息发布平台的服务提供商，对涉案商品并没有参与制作、编辑、印刷或者给予推荐，也不参 与买卖交易，并非涉案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拼多多平台合作协议》是由答辩人向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的格式合同，其真实性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均可确认，其中详细约定了平台仅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参与销售的地位，也没有任何连带赔偿的内容约定。法律也没有任何关于平台经营者应在此种情况下负赔偿责任的规定。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六条，被答辩人明知其《权利通知警示函》不属于有效通知仍不及时撤回或改正，仍反复提交错误通知，且本人拒绝与平台沟通。可以认为，被答辩人的投诉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构成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所称的“恶意”通知，不属于善意的范畴，也不能够以“内部协议”的借口对抗《拼多多平台合作协议》。进一步的，鉴于答辩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地位，且本案为著作权权属及侵权纠纷。因此，曾辉英作为店铺“万家书窗1”的实际经营者，应当由其承担相应责任。况且王兴川在起诉状中诉请“销毁所有涉案盗版商品的库存”，这显然不能够由答辩人实施，否则有侵犯他人物权之舆，根据该诉请，也可知王兴川告诉的对象应该是店铺经营者曾辉英。且王兴川起诉状中诉请“曾辉英承担连带责任”，可推知将曾辉英列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不违反王兴川本意。综上，从法律地位来看，涉案商家“万家书窗1”经营者曾辉英才是被控侵权主体，根据侵权责任法及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应当由其承担相应责任。应当依法追加曾辉英作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才能进一步查清事实，正确认定本案的法律责任。实践中，有些案件的权利人只起诉平台为被告，经过平台的申请，法院通常也追加涉案商家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见(2018)苏0581民初13288号判决书)。在此答辩人请求法官追加涉案商家经营者曾辉英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二)大量生效司法裁判亦对拼多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地位进行了认定。随着拼多多品牌影响力的逐步扩大，拼多多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商购物平台。根据答辩人在其他类似案件中的举证说明，各地法院也已完全了解了拼多多平台的法律地位，作出了大量判决对“拼多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地位进行了认定，更有大量生效司法判决可以印证(见：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2民初2466号判决书、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4民初376号民事判决书)。可见，无论是拼多多与入驻商家签订的《合作协议》还是司法实践，均已对拼多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进行了全方位的认定。(三)对被答辩人于庭上提出的“支付款去向”问题的回应，答辩人于支付宝开立的账户仅作为消费者与商家交易支付的第三方担保账户，该账户为虚拟账户，答辩人并非涉案商品的销售方。1、答辩人于支付宝开立的银行账户，系第三方托管账户，答辩人并不直接收取消费者支付的价款。2016年8月，央行就明确表态称，一段时间内原则上不再批设新申请的第三方支付机构。鉴于此，为保证消费者与拼多多入驻商家的资金安全及合法权益，答辩人与支付宝签订第三方托管账户协议，以答辩人的名义在支付宝开立托管账户，即当消费者通过拼多多平台点击购买商品，并进入支付页面，货款将会支付至答辩人在支付宝开立的托管账户，支付宝在收到货款后，会通知答辩人已收到消费者支付的货款，并同时通知商家发货。因此，只有在消费者支付货款后，才会进入发货阶段。当商家向消费者发货，并且消费者确认收到满意的商家商品后，支付宝便将货款支付给商家。因此，该银行账户仅为虚拟账户，系消费者与入驻商家之间第三方资金托管账户，收款方并非答辩人。设立托管账户的模式已经为大部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所广泛采用，是一种商业习惯和业内的惯常操作，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1、答辩人与平台内经营者签订的《拼多多平台合作协议》7.5.条：“货款入账。正常经营情况下，商家发货满15日(海外直邮商品30日)或消费者确认收货后(以较早者为准)，消费者支付的货款自动进入商家账户，商家可提取货款。若商家存在虚假发货、欺诈发货等违法行为，甲方有权调整相关订单的自动确认收货时间，或者取消商家店铺订单的自动确认收货功能，相关订单的货款需消费者主动确认收货或主动申请退款后，方可进入商家账户。”可见，拼多多设置账户收款同样是为了《拼多多平台合作协议》7.5.条的实现。所以，答辩人并非涉案商品的销售方，被答辩人庭上提出的观点不能成立。2、涉案店铺“万家书窗1”业已绑定商家曾辉英的个人银行账户，答辩人一并将其后台提现记录调出，已作为庭后证据提交。3、此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9)苏民终1609号判决书中亦对拼多多前述资金流向作出回应和认定，其载：“其次，拼多多平台合作协议第7.5条约定在发货一定时间后，消费者支付的货款自动进入商家账户，商家可自行提取。寻梦公司仅代为收取货款，最终取得货款是实际销售产品的商户。因此，罗莱公司在购买被诉侵权产品时通过微信支付系统将货款支付给‘拼多多’，也不能据此认定寻梦公司最终取得了销售价款。”综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答辩人就是收款人，设立托管账户是商业习惯，且是为了确保《拼多多平台合作协议》7.5.条履行的行为，答辩人并非涉案商品的销售方，且不存在过错，平台内经营者曾辉英已绑定个人账户且有提现记录，曾辉英才是真正收款人。二、被答辩人王兴川20**年3月10日发送的《权利通知警示函》不能构成有效通知，理由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知识产权权利人认为其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有权通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第五条第一款(五、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据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发出的通知一般包括：知识产权权利证明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能够实现准确定位的被诉侵权商品或者服务信息；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通知真实性的书面保证等。通知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第83号指导性案例的规定，权利人发出的有效通知应当包含被侵权人身份情况、权属凭证、侵权人网络地址、侵权事实初步证据等内容，且只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及时采取措施的，才需要就损害扩大部分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被答辩人《权利通知警示函》第一、二条要求称：“1、你司务必对拼多多网店中所有上述作品的‘包邮’、‘二手’及非正版保证及非正版承诺的网店进行查封并依法保留盗版者盗版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你司的自主取证、镜像、商品沟通记录的证据保全等)，同时向本人书面提供上述网店的实际经营者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实际姓名、有效电话、有效联系地址，以便本人依法追究其盗版的违法责任。” 2、对于上述作品，你司务必人工全面排查其上传的营业执照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真实性，包括后续所开拼多多网店销售上述作品时上传的营业执照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真实性人工审查及销售正版的承诺，对于伪造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网店以及非正版承诺销售上述作品的网店，不得上架销售，拼多多不得通过审核。”答辩人认为，上述请求已经超出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定义务范畴，属于不合理请求，不应当由答辩人承担上述义务，答辩人作为网络服务平台的提供者也不可能有能力去完成上述请求。被答辩人的请求已经大大超出了答辩人的能力和职责范围，不属于有效通知。最新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法发(2020)32号)第十一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一)未履行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审核平台内经营者经营资质等法定义务；(二)未审核平台内店铺类型标注为‘旗舰店’‘品牌店’等字样的经营者的权利证明……”、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要求申请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提交其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验更新。”由此可见，拼多多只负有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审核平台内经营者经营资质、审查“旗舰店”“品牌店”等字样的经营者的权利证明的义务，不负有逐一审查商品销售承诺的义务，被答辩人上述请求已经超出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定义务范畴。事实上，拼多多网站内存有海量商品资源，举例来说，一家书店就可能经营上千中来自不同作者不同出版社的书，对海量商品全部进行逐一审查是拼多多在法定义务中不需完成，现实也不可能完成的行为。 首先，拼多多在网店注册时，即审核了其营业执照及合法经营证照，履行了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审查义务，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说的履行不及时问题。商户入驻拼多多平台时，均需签订《拼多多平台合作协议》，该协议第5.3条约定，商家保证商品来源真实、合法，未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或其他合法权益，不存在伪造商品产地，伪造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认证标志、质量标志、名优标志、包装装潢等行为。第8.1条约定，商家保证有权销售。与商品相关的专利、商标、名称、特有标识、装潢、技术秘密、图片等均属于其权利人所有。商家保证已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获得了销售商品的合法授权或许可。另外，查封店铺是拼多多对网店所进行的顶格处罚，其适用要求极高(如严重售假、缺货/虚假发货单数过多、严重违反平台协议规则等)，且被答辩人的警告函内没有标明要求查封店铺的期限，答辩人无法准确获知被答辩人具体请求。若仅凭被答辩人一封信息不全的警告函便可肆意达到顶格处罚的效果，显然会损害网店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也会破坏电商平台的交易秩序。且法律没有规定拼多多在不能识别警告函内容真伪的情况下负有依法保留盗版者盗版证据的义务，被答辩人该请求亦于理无依，于法无据。 而本案中，除前述理由外，被答辩人《权利通知警示函》还有下述几点不符合有效通知的要件：1、被答辩人提供的权利主体人身份情况不完整，没有提供身份证等其他可以证明发函人是著作权人本人的证件，答辩人无法核实是否是权利人本人发函；2、被答辩人提供的权属凭证不完整，所提供的著作权登记证书中载明的作品名称为《第九只兔子》，也与被控侵权商品《第九只兔子：一百次努力，不如一次正确的选择》并不一致，答辩人无法识辨识被答辩人与其所主张的侵权产品之间的联系；3、被答辩人在投诉时未提供涉案作品的章节信息、具体内容等，无法证明《著作权登记证书》所登记的具体内容；更没有提供任何《著作权登记证书》所登记的作品就是涉案作品、投诉人对涉案作品享有权利的证据；4、被答辩人提供的《权利通知警示函》未附有通知真实性的书面保证。5、最为重要的是，被答辩人更未提供正版、盗版对比等确定侵权事实的初步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是涉案店铺销售实体盗版书，在只有链接的情况下答辩人无法判断涉案商品是否为盗版，被答辩人不能证明相关产品是侵权产品。可见，王兴川发送的《权利通知警示函》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通知构成要件，不属于有效通知。并且，从被答辩人第一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来看，被答辩人有能力提供正版、盗版对比说明，但被答辩人在发送《权利通知警示函》时并未提供该项材料。被答辩人明知其不提供初步侵权证据会给自己维权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因不构成有效通知而无法被处理，却仍故意不提供，所以被答辩人也可预见平台无法处理其请求。现在被答辩人却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责任，属于混淆事实。从审判实践中众多案例来看，在权利人的投诉不符合有效通知要求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平台存在帮助侵权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 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指导思想，法院应更加着重考虑类案裁判的思路。答辩人现向法庭提交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1873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湘01民初2040号民事判决书及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9民终1647号民事判决书供法庭参考。 答辩人再次强调的是，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对有效通知的构成要件专门进行明确是基于对现实背景的考虑，实践中，恶意投诉、重复无效投诉等现象极为常见，严重影响了商家、平台的正常经营。因此，最高法院专门明确了有效通知的构成要件，确保各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法律统一适用。如果仅凭被答辩人的一纸函件就对所有商品进行下架处理，显然会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也会破坏平台的交易秩序。三、尽管被答辩人王兴川发送的《权利通知警示函》不构成有效通知，但答辩人仍然对其维权进行引导、指引；同时，答辩人也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将王兴川的投诉转通知给涉案商家；答辩人作为网络服务平台，不存在明知或应知的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并及时将涉案商品下架，全面履行了法定责任，未造成被答辩人损失扩大，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答辩人已尽到事前提醒义务。首先，商家入驻拼多多时均需确认、接受并与答辩人签署《拼多多平台合作协议V4.0》，不侵害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并要求其提供真实证照信息、地址、联系方式等真实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要求申请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提交其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验更新”的有关规定。根据拼多多提供的《涉案店铺信息》，可知答辩人已经尽到了对本案涉案商家的审查、提醒义务。其次，拼多多平台上的商品信息全部由商家自行上传，拼多多平台面对几十万家入驻店铺、海量在线商品信息，客观上无法对全部商品信息事先进行全面的、实质性的审查，网络服务提供商不是直接侵权行为人，平台经营商户的上传、销售等行为才是直接侵权行为；网络平台要承担的是与其身份、控制能力相对应的审查义务。(二)答辩人尽到了事后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未造成被答辩人损失扩大，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最后，尽管被答辩人王兴川发送的函件不能构成有效通知，但是平台仍然对其维权进行引导和指引；同时，平台也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将王兴川的投诉转通知给涉案商家，并采取了及时删除涉案商品信息链接等必要措施，尽到了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尽的义务，具体如下：第一，为便于权利人维权和被投诉商家申诉，答辩人运营的官方网站上设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维权投诉功能网页，便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并在官网发布了知识产权维权投诉指引，明确平台维权投诉通道(××)。收到被答辩人的《权利通知警示函》后，由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通知的要求，平台工作人员向该函件中预留的被答辩人电话进行了联系(见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6，证明已经有平台工作人员与其进行电话联系)，对其维权作进一步的指导，但被答辩人拒绝提供电子邮箱，导致平台无法进一步告知其维权投诉流程。第二，即便如此，收到被答辩人的《权利通知警示函》后，平台并没有放任被控侵权行为的存在，为了确保被答辩人投诉渠道的畅通，平台积极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将被答辩人投诉内容及时向商家发送了站内信进行转通知转送到平台内经营者。根据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因通知错误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恶意发出错误通知，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加倍承担赔偿责任。”本着审慎的原则，答辩人于2020年5月对涉案商品采取删除、断开链接、下架禁售措施(见《涉案订单信息及商品操作日志》)。被答辩人也当庭认可，五月份以后相关店铺再无销售记录，足以证明答辩人及时删除了链接。被答辩人诉称的侵权事实已不存在，不存在答辩人使被答辩人损害扩大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答辩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更何况，被答辩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其提出的以《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作为主张赔偿数额的依据，因其未能提供该书的字数统计及对“原创作品”的证明而无法客观反映所主张的赔偿数额。答辩人要特别指明，被答辩人主张的所受损失、合理支出数额也是极为不客观的。经过答辩人对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仔细梳理，发现本案证据存在以下情况：(1)证据5-公证书(2020)厦证内字第4924号：长达21分半的公证视频共公证了多达二十几家涉嫌侵权店铺，具体到本案中的店家“万家书窗1”，仅有第10分20秒-11分30秒，共计1.5分钟，占整个视频的7%。且第10分20秒清晰显示，涉案商品销量为“已拼3件”，即只卖出3件，在随后的视频中显示，王兴川已在该商品页面留有一条评价。也就是说，该涉案商品的销售记录包括被答辩人王兴川为收集证据购买的一件，此外只有2人购买过，“万家书窗1”在涉案商品上的收入仅为3X27=81元。(2)证据6—公证书(2020)厦证内字第5643号：长达25分钟的公证视频共公证了多达十几家涉嫌侵权店铺，具体到本案中的店家“万家书窗1”，仅有第21分53秒-22分22秒，共计7秒，仅占整个视频的0.6%。且第21分53秒清晰显示，涉案商品销量仍旧为“已拼3件”，即只卖出3件，与3月16日相比没有变化。 (3)证据7一公证书(2020)厦证内字第7229号：长达24分钟的公证视频共公证了多达十几家涉嫌侵权店铺，具体到本案中的店家“万家书窗1”，仅有第22分15秒-22分25秒，共计10秒，仅占整个视频的0.7%。且第22分15秒清晰显示，涉案商品销量仍旧为“已拼3件”，即只卖出3件，与3月16日相比没有变化。由此看来，“万家书窗1”仅仅收入81元，起诉状诉请2所主张的赔偿数额，被答辩人不但没有提交书的字数统计作为证据，而且涉案公证内容占公证书比例极小，其却将整篇公证书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全部主张为“合理支出”，明显违背常理，甚至有借此获利的企图。其公证费无论是多少，都不应获得全额支持，更何况被答辩人根本没有提交其公证费的发票及其他票据作为证据。而且，“万家书窗1”获利仅为81元，获利甚微，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的赔偿确定方式，首先考虑被答辩人的损失，被答辩人没有提供其损失的任何证据；其次考虑被控侵权人获利，被控侵权人也仅仅获利81块人民币；无论从哪种方式来讲，都达不到被答辩人所主张的4万元，更谈何起诉状中的诉请4中“对答辩人处以25万元顶格处罚”。此外，被答辩人起诉状最后一页，被答辩人声称：“原告无法知悉被告通过网络及实体店销售涉案盗版作品的数量及经营营利数额”也是无稽之谈，如前所述，网店商品销售数量、单价均已显示，被答辩人容易知悉销售数量及数额，只是为了逃避涉案商品销量几乎为零的事实才有此一说。 另外，被答辩人列出的证据11：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知民终278号二审民事判决书，与本案事实相距甚远，根本不能作为本案裁判所参考的类案。该案中，被答辩人向喜马拉雅听书发送了9次警告函，喜马拉雅回复了4次；而本案中，被答辩人仅向答辩人发送了一次不构成有效通知的“警告函”，且拒绝后续沟通，导致答辩人无法与被答辩人联系，指导其后续维权。而被答辩人证据10在本案也同样没有适用环境。综上，答辩人已履行了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的义务，将王兴川的投诉转通知给涉案商家，并采取了及时删除涉案商品信息链接等必要措施，尽到了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尽的义务，答辩人没有任何帮助侵权的情形，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不应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退一万步讲，即使被答辩人存在经济损失或必要开支，答辩人也无需承担相关赔偿责任，因为电子商务平台不是买卖合同的一方主体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售卖涉案产品，即便被答辩人受有损失也不是平台的过错造成的。同时，在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与济南佐康商贸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判决书中，济南中院基于佐康公司发送的侵权通知因缺少初步侵权成立的证据，不能证明相关产品就是侵权产品，不属于有效通知；其向淘宝提出的要求也超出客观上也远超出了淘宝公司所应负的合理注意义务。遂认定佐康公司支出的公证费系其为证明相关商家侵权进行取证支出的必要开支，淘宝公司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管理者并不存在帮助侵权行为，佐康公司要求淘宝公司承担该项费用没有合理依据。综上，答辩人作为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并非涉案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在被答辩人发出的函件不构成有效通知的情况下，仍已尽到了事前审核义务及事后合理注意义务，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不存在明知或者应知的过错，未造成被答辩人损害扩大，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涉案商品实际经营人为曾辉英，应当由其承担责任。且被答辩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遭受的损失，故其主张的赔偿数额于法无据，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答辩人也已一一回驳。因此，答辩人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第九只兔子作品登记证书。证据来源：山东省版权局。证明原告作为著作权人依法享有著作权。 证据二、被告营业执照打印件。证据来源：被告官网。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证据三、盗版证据9页打印件一份。证据来源：被告官网。证明被告的盗版事实证明，通过拼多多聊天记录显示被告承认涉案作品为盗版,实体盗版图书的信息为：圆通快递，单号：YT9111048633893，寄件人信息：陈女士182××××9199，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涟钢白竹街。且快递信息有突出标识“514”字样。被控侵权图书从“万家书窗1”购买。通过2020年4月28日原告在被告官网“万家书窗1”购买涉案作品的支付宝交易号为：2020042822001441021446040541电子回单显示，订单编号：200428-156553380951438收款方为被告，被告收到款项却未发货，被告从涉案作品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涉案的28元直接进入被告账户。 证据四、向拼多多发送权利通知警示函内容及签收记录。证据来源：原告、顺丰官网及被告。证明原告于2020年3月10日依法向被告发送权利警示函，要求其在收到后3日内删除涉案盗版链接，被告于2020年3月11日收到后，拒绝删除涉案盗版链接。 证据五、公证书(2020)厦证内字第4924号（包括证据三的所有内容以及2020年3月16日进行的公证）。证据来源：厦门市公证处，证明针对被告拒绝删除涉案盗版作品链接的恶劣行为，原告于2020年3月16日做了第一次公证。 证据六、公证书(2020)厦证内字第5643号。证据来源：厦门市公证处。证明针对被告拒绝删除涉案盗版作品链接的恶劣行为，原告于2020年3月23日做了第二次公证，打开拼多多手机APP搜索“第九只兔子”弹出的页面显示被告仍然销售涉案盗版作品，涉案盗版作品在拼多多平台依然疯狂销售（页面店铺为“万家书窗1”）。 证据七、公证书(2020)厦证内字第7229号。证据来源：厦门市公证处，证明针对被告拒绝删除涉案盗版作品链接的恶劣行为，原告于2020年4月14日做了第三次公证，打开拼多多手机APP搜索“第九只兔子”弹出的页面显示被告仍然销售涉案盗版作品，涉案盗版作品在拼多多平台依然疯狂销售（页面店铺为“万家书窗1”）。 证据八、盗版图书一本。证据来源：被告拼多多官网购买，证明被告盗版的事实证明。 证据九、正版图书一本。证据来源：古吴轩出版社，证明与盗版图书作比对使用。 证据十、（2019）苏0505民初1015号判决书。证据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证明类似拒绝删除盗版链接的一个判决案例，作为平台淘宝承担四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判决中载明本案比判决案例的性质更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 证据十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知民终278号二审民事判决书。证据来源：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份判决中已经明确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依法享有著作权的法律事实。喜马拉雅听书作为平台与被告具有类似性质，侵权原告《第九只兔子》系列另一作品的判决案例，判决案例中只有三个章节不足10000字内容，法院判决被告赔偿5000元。本案中被告盗版原告实体图书200000字的内容，根据类案同判的原则，本案中被告同样是接到权利通知后拒绝删除涉案盗版链接拒绝采取任何预防盗版侵权的技术措施，且在本案中发送的权利通知格式与判决案例发送权利通知的格式一致，若被告或法院有异议，可依法向河南省高院调取该权利通知书，被告致使原告多次公证加重原告的举证成本，应依法对被告予以严惩。 被告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这只是一份作品登记证书，作品类别是文字，并没有显示具体登记的内容，所以我方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据三的截图价格是28元和诉状中27元的价格不一致，其次被告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无法核实证据三的真实性。对证据四的真实性认可，对其内容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警示函并没有完整的权属证明和投诉人身份证明，不符合电商法对于警示函的形式规定，所以该警示函并不能构成有效通知。对证据五到证据七，原告并没有给答辩时间系原告当庭提交，故无法质证。对证据八，被告系网络服务提供者，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所以对于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据九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十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在判决中淘宝实际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对涉案作品进行删除或屏蔽，导致损失扩大，该判决是一审判决，原告并没有提供该判决生效的依据，所以对于未生效的一审判决不予认可。证据十一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予一至九均当庭出示，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作为定案证据。证据十、十一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涉案店铺基本信息打印件； 证据2、拼多多平台合作协议； 证据3、涉案店铺协议签署记录打印件。证明目的：1)被告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涉案商家是直接侵权人：《拼多多平台合作协议》就拼多多平台的法律地位作了明确约定，上被告仅负责拼多多平台的日常维护和技术支持，商家在拼多多设立店铺后直接对外销售，店铺内的商品信息均由商家自行制作、编辑、发布及维护，商品的进货、仓储、配送、销售、售后服务等也由商家自行负责；2)、被告已尽到事前提醒注意义务：协议明确约定，商家保证所售商品均为正牌商品，商品来源真实、合法，未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 证据4、知识产权投诉王兴川权利通知警示函、站内信转通知、涉案商品操作日志（商品下架、禁售）。被告及时采取了必要措施：1）被告曾于2020年3月16日联系原告；2）被告于2020年3月15日，以站内信的方式转通知商家，要求其自行整改、删除、屏蔽疑似侵权的商品；3）涉案商家于2020年5月15日禁售了涉案商品；被告在收到起诉材料后，删除、屏蔽被诉侵权商品。原告诉称的侵权事实已不存在，没有造成原告损害扩大，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证据5、拼多多官方网站知产维权投诉指引，证明被告运营的官方网站上设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维权投诉功能网页，便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证据6、提交8份判决书，用以证明王兴川在投诉不构成有效通知，且被告已经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情况下，不应就该侵权行为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原告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因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中购买盗版作品的款项直接打入被告账户，而非店铺账户，被告非网络服务提供者，而是直接销售盗版图书的违法者，如果被告将盗版责任推卸于第三方，需要提供此笔款项转向第三方店铺的合法转账记录。而事实上被告并未提交涉案店铺为拼多多直营，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第22条的规定，未从涉案作品获取直接经济利益的条款。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此条款为拼多多单项的格式条款，严重排除了其他方的合法权益，严重违反合同法的规定。同时对于涉案作品并未提交合法来源性的保证信息。对证据3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原因为此份协议没有双方的签名和盖章，不符合合同法规定，此协议无效。对证据4的投诉函的三性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2014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1次会议通过至2014年10月10日起实行），该投诉函包含了上述法律规定的所以内容。系符合法定条件的有效通知。对于证据4中的其他内容均不予认可，原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对于涉案侵权作品链接，被告应该保留三个月，已备司法机关备查。但该转通知涉案商品操作日志禁售并未显示涉案盗版作品链接，至于何时删除何时下架及禁售不确定，原告视为其侵权仍在进行。对证据5的三性均不认可，原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二条，有明确规定，关于出版不适用于电子商务法，本案为出版中的复制权与发行权，只是用于著作权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关于证据6，其中83号指导案例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原因为本案为著作权，83号为专利，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该证据无效。关于11873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原因为本案为著作权，11873号为商标，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该证据无效，关于2040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原因为本案为著作权中的文字，2040号为著作权中的美术作品，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该证据无效，关于1647号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本案为著作权中的文字，1647号为视频，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该证据无效，关于3439号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本案为著作权，3439号为商标，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该证据无效；关于13288号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本案为著作权，13288号为商标，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该证据无效。关于2466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因为该判决被告并未提供生效证明且为基层法院判决，而原告提供的证据十一为高院判决，根据基层服从高层的原则，该证据无效，该判决中被告已经提供了涉案盗版的第三方信息，原告并未举证，被告获取直接经济利益的事实。关于376号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本案为著作权，376号为商标，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该证据无效。 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5均当庭出示，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作为定案证据。证据6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根据原告陈述、被告的答辩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王兴川为文字作品《第九只兔子》的作者，该作品登记号为鲁作登字-2017-A-00008911，创作完成日期为2010年6月18日，首次发表日期为2011年2月1日，登记日期为2017年5月9日。 王兴川于2020年3月4日在拼多多“万家书窗1”网店购买了《第九只兔子：一百次努力不如一次正确的选择》图书。“万家书窗1”网店的注册人为金牛区辉英文体用品商贸部，该商行的经营者为曾辉英，经营范围为图书等，住所成都市金牛区××楼××号。 2020年3月16日、3月23、4月14日王兴川申请对侵权行为进行证据保全，文件名称分别为20200316065154盗版公证（屏幕录像）.mp4、20200323072637盗版平台拒绝删除链接（淘宝拼多多京东）（屏幕录像）.mp4、20200414070707（屏幕录像）.mp4。2020年3月17日、3月25日、4月15日厦门市公证处分别出具（2020）厦证内字第4924号、第5643号、第7229号公证书。 2020年3月10日王兴川通过顺丰快递向被告邮寄了“权利通知警示函”，权利通知警示函内容有:王兴川的联系方式：187××××9813（微信同号），被控侵权作品的名称、作品登记证书以及要求被告应采取的处理措施等。2020年3月11日被告收到该权利通知警示函。 2020年3月15日被告以站内信的方式将投诉函转通知商家，2020年5月15日禁售了商品。 经当庭拆封，内有《第九只兔子：一百次努力不如一次正确选择》图书一本。原告比对认为，正版图书有封面折页，且有白色荧光纸，被控侵权图书无封面折页，无白色荧光纸，印刷粗糙，打开第一页显示古吴轩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下部分有三分之一文字未显示，且被控侵权图书的封面颜色呈绿色淡白，而正版图书为绿色鲜亮，被控侵权图书中的文字内容与正版图书文字内容完全一致，且被控侵权图书的大小比正版图书小，并非正版图书的32开纸。 另查明，被告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朱健翀，成立日期为2014年1月9日，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主张的文字作品《第九只兔子》的著作权；二、被告应否承担原告主张的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问题一，原告系作品《第九只兔子：一百次努力不如一次正确选择》的作者，是作品的著作权人，有权禁止他人擅自使用该作品。被控侵权图书是从拼多多“万家书窗1”网店购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11号）第五条规定，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侵权人以书面形式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公示的方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包含下列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一）通知人的姓名（名称）和联系方式；（二）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地址或者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相关信息；（三）通知人要求删除相关信息的理由。第十三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以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的通知，未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法院应当认定其明知相关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本案中，王兴川提供的权利通知警示函中包含了权利人的姓名、联系方式、涉嫌侵权的作品名称、权利证明等，属于有效通知。2020年3月11日被告收到原告的通知函后应当及时删除和屏蔽被控侵权作品的链接，但在通知函发出后至原告多次采取公证方式取证期间，被告并未及时采取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致使损害扩大，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关于焦点问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关于赔偿数额，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因被告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故结合原告维权的合理开支、被告侵权行为的情节等，本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万元。原告要求曾辉英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11号）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原告王兴川主张的《第九只兔子》作品著作权的行为； 二、被告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兴川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万元； 三、驳回原告王兴川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原告王兴川负担750元；由被告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牛祺忠 人民陪审员  张 民 人民陪审员  苏伟伟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法官助理闫滨 书记员刘心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