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民终8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邬权光。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荣松，广东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邬赞东。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英，广东粤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长风，广东粤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邬权光因与被上诉人邬赞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20）粤1481民初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邬权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邬赞东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邬赞东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曾于2018年3月或4月间向被上诉人借了50000元，当时写有借条，未约定利息，一审法院认定月利息为1250元是错误的。上诉人自2018年8月开始偿还，至2019年8月13日已偿还清楚。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转账截图，正好证明上诉人已归还50000元借款中的33550元。而上诉人的手机微信转账截图，证明上诉人已归还了另外的剩余借款。二、上诉人在2018年10月19日和2018年10月21日并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提交两份《挖掘机抵押合同》不是借条，属于无效的合同，不能证实借款的事实，也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有交款给上诉人的事实，上诉人没有挖掘机可以抵押。1.被上诉人在2020年3月2日的第一次庭审中称：“被告来到我店里，用现金支付。2018年10月19日借10万元，一起去到曾曲新办公室交给曾曲新。2018年10月21日借款10万元，去到罗振文办公室交付。”关于资金来源：被上诉人称“2018年10月19日的15万元中，一笔5万元是2018年3月借款，一笔是向杨展新借款而来，一笔是银行取款而来。2018年10月21日的10万元，是从银行取款而来。”2.被上诉人2020年3月23日的第二次庭审中称：“2018年10月19日支付12000元，是出借给被告10万元中的12000元，然后被告出借给曾曲新，另外40000元有银行提现单。”3.被上诉人在2020年4月27日的第三次庭审中称：“2018年10月19日的15万元资金来源：2018年7月13日借5万元，有借条，微信转12000元，银行取款40000元，另向杨展新借款50000元。2018年10月21日资金来源：向李作云借8万元，2018年10月19日多出2000元，及其本人猪肉款，合计10万元。原告称交付地点：“2018年10月19日曾曲新办公室交9.75万元，曾曲新在场。2018年10月21日罗振文办公室交款9.8万元，罗振文在场。”通过被上诉人的陈述可见，其不能提交合法有效的债权凭证，且每次所述的金额及资金来源等均不一致，明显存在虚假陈述的事实，也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有交付资金给上诉人的事实。三、一审法院以当事人的部分微信内容推定上诉人有向被上诉人借款及有约定利息，明显属于错误的推定。退一步说，即使字面上有关于利息支付一说，但并不等于存在有实际借款的事实，也不等于有真实交付借款的事实，仍然存在有虚构事实、并通过诉讼达到不法目的的事实。四、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主观臆断、严重偏袒被上诉人，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依法纠正。邬赞东辩称，一、一审事实认定正确。上诉人曾于2018年3、4月间向被上诉人借了50000元，约定了以月利率2.5%计息，上诉人从2018年8月开始每月偿还利息，但从未偿还过本金，至今本金仍未清偿。上诉人在2018年10月19日和2018年10月21日又两次借钱，双方在签订《挖掘机抵押合同》时将此前50000元的借款并入到2018年10月19日的《挖掘机抵押合同》中，两份合同明确记载了有借款金额、抵押时间和应支付利息。《挖掘机抵押合同》具有债权凭证的属性，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二、在2018年9月17日和2019年4月10日的微信内容中，上诉人都明确表示了支付的是利息。且在2018年10月19日前后，上诉人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利息的数额明显不同，后者的数额大于前者，可以说明2018年10月19日以后的借款本金的数额明显大于此前的借款本金的数额。三、被上诉人经营生意20多年，每月均有稳定的积蓄，完全具备出借能力，《挖掘机抵押合同》上有上诉人的签名，且在一审中上诉人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也无异议，借贷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完全符合常理。上诉人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不会无缘无故给人支付利息。四、上诉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和支付逾期还款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的违约责任。邬赞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250000元，并支付从2019年9月19日至2020年1月19日共5个月的利息25000元（利息每月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4月间，被告邬权光曾向原告邬赞东借款本金50000元，双方约定以月利率2.5%计息。借款后，被告按约履行了付息的义务。2018年10月19日，被告邬权光提出向原告邬赞东借款时，原、被告双方将2018年3、4月间的50000元借款并入此次的借款之中，借款总额为150000元。借款后，被告邬权光出具了一张由原告邬赞东提供的填空式格式《挖掘机抵押合同》交由邬赞东收执。《挖掘机抵押合同》第二条记载：本合同担保范围限于主合同项下甲方向乙方借款总额人民币壹拾伍万元（￥150000元），每月利息人民币￥3750元，抵押时间从2018年10月19日至2019年6月19日，为期半年。被告邬权光在《挖掘机抵押合同》甲方处签名和捺印，原告邬赞东则未在合同上签名。2018年10月21日，被告邬权光又向原告邬赞东借款100000元。借款后，被告邬权光同样出具了一张由邬赞东提供的填空式格式《挖掘机抵押合同》交由原告收执。《挖掘机抵押合同》第二条记载：本合同担保范围限于主合同项下甲方向乙方借款总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正（￥100000元正），每月利息人民币2000元。抵押时间从2018年10月21日至2019年6月21日，为期半年。被告邬权光在该《挖掘机抵押合同》甲方处签名和捺印，原告邬赞东在该合同乙方处签名。借款后，被告按约包括通过微信转账在内的方式支付上述两笔借款的利息给原告。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微信转账交易记录显示，被告邬权光最后一笔付款记录为2019年8月13日。原告邬赞东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被告邬权光已付清2019年9月19日之前的利息，本金则未偿还。另查明，原告邬赞东在一审庭审中还自认：2018年3、4月间借给被告邬权光50000元时，扣除了当月利息1250元；2018年10月19日的150000元借款，扣除了当月利息2500元（以100000元本金计）；2018年10月21日的100000元借款，同样扣除了当月利息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的民间借贷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因此，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二个条件：1是有借款合意；2是有款项交付的事实。首先，从被告出具给原告的两份《挖掘机抵押合同》的内容上看，显然双方具有借款合意，第一个构成要件满足；其次，本案借款合同被告虽仅出具《挖掘机抵押合同》，而没有出具借据，原告也没有提交交付大部分涉案款项的直接证据，但从被告的履行行为分析，被告定期或不定期地付息给原告，该行为足以得出原告实际交付相应款项给被告的结论，第二个构成要件满足。综上，被告向原告借款后，虽然没有出具借条，但其向原告出具的两张《挖掘机抵押合同》同样具有债权凭证的属性，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因此，原、被告之间设立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法成立有效。二、关于本案借款本金数额的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原告邬赞东在诉讼中自认其在出借50000元给被告时，预先扣除了当月利息款1250元，在2018年10月19日出借的合计金额为150000元时，预先扣除了当月利息款2500元（以100000元计），在2018年10月21日出借100000元时，预先扣除了当月利息款2000元。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实际出借的本金数额应为244250元[（50000元-1250元+（100000元-2500元）+（100000元-2000元）]。三、关于被告支付给原告超过年利率24%计息的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年利率24%（即月利率2%）；当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而小于或等于年利率36%计算出来的利息，属于自然债务，债权人不得请求履行，债务人已经履行的，亦不得请求债权人返还；当双方约定的年利率超过36%的，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原告出借50000元给被告时，被告实际执行的月利率为2.56%（1250元/48750元×100%）；出借150000元的，被告实际执行的月利率为2.56%（3750元/146250元×100%）；出借100000元的，被告实际执行的月利率为2.04%（2000元/98000元×100%）。从上述计算可知，被告已付的利息中，虽超过年利率24%，但均未超过年利率36%，法律对已经履行的自然债务不进行干涉。合同是确定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基础，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适当地、全面地履行自己合同义务，否则，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同时，债务是否已履行，属于债务人的举证范畴，现原告主张被告借款后，本金未偿还过，利息则付至2019年9月18日。依据举证责任的共通原则，对原告主张的该事实，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依法予以确认。被告未按照双方的约定，适当地、全面地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和支付逾期还款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的违约责任，现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和支付相关利息，对该诉请的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由于原、被告双方未约定逾期利率，但双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原告请求被告按照月利率2%支付逾期还款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邬权光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给原告邬赞东借款本金244250元，并支付从2019年9月19日起至2020年1月19日止按月利率2%计息的利息款19540元；二、驳回原告邬赞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712.50元，由原告邬赞东负担110.57元，被告邬权光负担2601.93元。二审中，邬赞东提交了其与邬权光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语音光盘，主张双方在微信聊天中多次涉及不同的借款及利息，并要求邬权光支付利息，邬权光也进行了语音回复，并且多次支付了相应的利息。邬权光质证认为，对微信聊天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聊天内容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2018年10月19日和2018年10月21日实际出借了款项给上诉人。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9年4月10日，邬权光在微信聊天中要求邬赞东“减去利息5750元”，邬权光在二审中承认，该5750元是应邬赞东的要求，根据《挖掘机抵押合同》计算的利息；同时，邬权光亦认可其于2018年11月21日转账支付的4500元、12月22日转账支付的4500元同样是按照《挖掘机抵押合同》计算的利息。2019年9月6日，邬权光支付了4500元给邬赞东后，未再支付利息。另外，邬权光还将与涉案挖掘机有关的《购机协议》、《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海光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等原件均交给邬赞东收执，但邬权光认为涉案挖掘机并非属其所有，其是为了配合邬赞东才签订的《挖掘机合同》。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邬权光是否应当向邬赞东清偿借款本金244250元及利息。邬权光上诉称其仅于2018年3、4月间向邬赞东借过50000元，双方未约定利息，其已清偿了该笔借款；同时，其称未于2018年10月19日、2018年10月21日向邬赞东提出借款，邬赞东也未实际支付两份《挖掘机抵押合同》中载明的款项，主张其无须向邬赞东清偿债务。经查明的事实，邬权光认可两份《挖掘机抵押合同》的真实性，其还将与涉案挖掘机有关的《购机协议》、《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海光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等原件均交给邬赞东收执，进一步反映了双方签订《挖掘机抵押合同》的真实意愿。虽然邬赞东在陈述款项交付时的细节存在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但根据邬赞东提交的语音聊天记录，在《挖掘机抵押合同》签订之后，邬赞东多次要求邬权光支付利息1250元、4500元，邬权光亦按照邬赞东要求的金额予以支付，并且邬权光在二审中也承认支付的金额是按照《挖掘机抵押合同》计算的利息。涉案的两份《挖掘机抵押合同》先后签订于2018年10月19日、2018年10月21日，邬权光多次支付利息，至2019年9月6日仍然通过转账支付利息，说明邬权光也已实际多次履行了《挖掘机抵押合同》确定的偿还义务而未提出异议，现邬权光上诉主张其无须向邬赞东清偿债务缺乏充分依据。此外，邬权光虽称其偿还的款项均为借款本金，但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因此，一审认定邬权光应按照邬赞东实际出借的本金244250元承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25元，由上诉人邬权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庆浪审 判 员 幸庆迈审 判 员 曾柳青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 辉书 记 员 江 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