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1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华厦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西小路**。法定代表人：张百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财生，广东上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蔡金生，男，1962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玉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贤，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斌，男，197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广东正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惠敏，广东正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莲港大道**。负责人：郑绍新。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赟，女，番禺区石楼镇司法所副所长。上诉人北京华厦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厦恒公司）、蔡金生因与被上诉人崔斌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人民政府（下称石楼镇政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7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厦恒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将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蔡金生以1632764.25元为基数自2010年11月2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华厦恒公司支付的利息764133.67元（暂计至2018年11月25日，要求计算至清偿日止）。2.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崔斌对不当得利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蔡金生、崔斌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酌情判决不当得利的利息起算之日为原审起诉之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已认定涉案的1632764.25元为不当得利。依据原审法院已查明蔡金生、崔斌私自领取涉案工程款的事实，本案属于恶意不当得利，蔡金生、崔斌获得该不当得利款项的时间为2010年11月25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因为蔡金生、崔斌没有合法依据恶意占有涉案的1632764.25元，应返还因占用款项期间的利息损失，该款项的利息应当从不当得利的发生之日2010年11月25日起算。2、依据华厦恒公司提供的（2018）粤01民终577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华厦恒公司被错误判定为“未按合同约定付款”从而向蔡金生承担了巨额的利息，且该判决已经强制执行完毕。如果蔡金生在（2018）粤01民终577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如实陈述，承认未经华厦恒公司同意私自从案外人石楼镇政府取走本案的1632764.25元工程款，华厦恒公司就不会在（2018）粤01民终5775号判决中被认定为尚欠蔡金生工程款1944287.4元，华厦恒公司也不必向蔡金生支付由此产生的利息，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蔡金生、崔斌无需支付不当得利款项取得之日即2010年11月25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的利息，严重违反了《民法总则》第三条关于“公平原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判令崔斌对涉案的1632764.25元及利息不承担连带责任，属于事实不清。1、因为（2018）粤01民终5775号案件并未对蔡金生与崔斌是否存在合伙关系进行审理。原审法院根据（2018）粤01民终577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项目内部承包责任书》是华厦恒公司与蔡金生签订的，涉案工程转包给蔡金生自行施工”作为蔡金生与崔斌不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依据，属于事实不清。2、华厦恒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崔斌在（2018）粤01民终5775号案件中所作的证人证言，同时，崔斌在原审中亦自认其与蔡金生属于合伙关系，蔡金生、崔斌共同承包涉案工程，崔斌作为涉案工程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并占有16%技术干股，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6条关于合伙关系的法律规定，所以崔斌对涉案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对于该问题的处理明显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判决，支持华厦恒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蔡金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驳回华厦恒公司对蔡金生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华厦恒公司、崔斌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根据合同约定，本案全部工程款由华厦恒公司收取业主石楼镇政府工程款并扣除管理费、税金后在三天内将工程款支付给蔡金生，而崔斌作为华厦恒公司的项目代表，其代华厦恒公司领取涉案工程款支票后未归还华厦恒公司的行为与蔡金生无关，崔斌没有义务直接将涉案支票交给蔡金生，事实上崔斌从来没有将本案工程项目中任何一笔工程款支票交给蔡金生，蔡金生也从来没有从崔斌处收取过涉案支票。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崔斌将涉案支票交给蔡金生的情况下却认定蔡金生使用了涉案支票，属认定事实不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本案中，崔斌是华厦恒公司的项目代表，在华厦恒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蔡金生之前，崔斌代表华厦恒公司参与石楼镇政府组织的关于涉案工程的相关会议等全部投标活动；在华厦恒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蔡金生之后，崔斌代表华厦恒公司协助蔡金生全面履行承包合同及办理工程承建的相关业务以及协调监督、检查蔡金生在承包经营中的施工质量、人事安排、劳务使用、工程款使用、费用开支等事项。而根据石楼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可知，在石楼镇政府处签收工程款支票的人一直都是华厦恒公司的项目代表崔斌，涉案1632764.25元工程款支票的领取人也是崔斌。即崔斌作为华厦恒公司的项目代表代华厦恒公司领取涉案支票的行为有理有据，符合事实。至于崔斌领取涉案支票后如何与华厦恒公司交接或者如何使用支票是崔斌与华厦恒公司之间的事情，与蔡金生无关，蔡金生也并不知情。崔斌没有义务将涉案支票直接交给蔡金生，事实上崔斌从来没有将本案工程项目中任何一笔工程款支票交给蔡金生，蔡金生也从来没有从崔斌处收取过涉案支票，华夏恒公司、崔斌未提供证据证明蔡金生收到了涉案支票。二、蔡金生从未从崔斌处收到过涉案1632764.25元工程款支票，更没有使用过涉案1632764.25元工程款，原审法院没有查清涉案1632764.25元工程款支票在背书案外人之后的流向，仅以一张来源不明、指向不明、内容混乱的所谓的款项支出明细表便认定蔡金生收到并使用涉案1632764.25元工程款支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中，根据石楼镇政府提供的证据以及崔斌的陈述，涉案1632764.25元工程款支票由崔斌领取；又根据原审法庭出具律师调查令调查到的证据以及崔斌的陈述“华厦恒公司默认我方去背书，该支票是没有交给华厦恒公司入账”，可知涉案1632764.25元工程款支票已由崔斌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背书给“电白县博贺镇源霞五金建材经营部”。原审法院未继续联系电白县博贺镇源霞五金建材经营部查明该笔款项的具体交易使用情况，本案现有证据已充分证明涉案支票由崔斌领取及背书使用，而蔡金生没有收到过涉案支票，亦不认识“电白县博贺镇源霞五金建材经营部”，更不存在将涉案支票背书使用的行为，故蔡金生与涉案支票的领取和使用没有关系，崔斌应自行承担相关责任。原审判决根据崔斌在原审庭审中提交的一张所谓的款项支出明细表，认定华厦恒公司和崔斌主张的蔡金生已将支票款项用于涉案工程的说法，毫无根据，亦不符合事理。首先，根据合同约定应由华厦恒公司直接向石楼镇政府收取工程款，崔斌作为华厦恒公司的项目代表代华厦恒公司领取工程款支票却将支票交给蔡金生使用没有依据，而且崔斌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将涉案支票交给蔡金生。其次，既然前述已证明涉案1632764.25元工程款支票已背书给“电白县博贺镇源霞五金建材经营部”使用，那么蔡金生不可能根据所谓的款项支出明细表去使用1632764.25元工程款。华厦恒公司和崔斌的陈述显然毫无逻辑、前后矛盾。而且华厦恒公司或崔斌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蔡金生存在前述背书行为或从“电白县博贺镇源霞五金建材经营部”处取得支票款项或蔡金生与该经营部有特殊关联。再者，崔斌声称因怕耽误工期所以华厦恒公司默认其和蔡金生背书使用支票款项，试问，是将支票交由华厦恒公司兑换后转账给蔡金生使用耽误工期，还是将支票冒险通过非法途径背书给第三方，由第三方兑换支票后再转账给崔斌或蔡金生耽误工期？显然，崔斌上述说法毫无逻辑，不符合情理。此外，款项支出明细表内容本身应是关于162万金额的支出明细，而并非是关于1632764.25元金额的支出明细，更与本案华厦恒公司所主张的涉案1632764.25元支票款项无关。蔡金生表示红色字体“（1632764.25元）”“1632764.25-1552600=8.0164.25-3万元”“余5.0164.25元崔斌手”等与其笔迹差异很大，不是其笔迹，而且从红色字体的笔迹及内容便可知与表上其他内容不具有关联系和整体性，其显得尤其突兀。该红色字体显然是后期人为添加所写，目的是将162万元工程款的支出明细伪装成是1632764.25元款项的支出明细以混淆视线。退一万步讲，即使该款项支出明细表是关于1632764.25元金额的支出明细，亦不能证明其与本案华厦恒公司主张的崔斌所领取的1632764.25元支票是同一笔款项，更不能证明蔡金生收到涉案1632764.25元支票并使用了该支票款项，崔斌仅以一张含糊不清的、没有签名和日期、没有其他辅助证据证明具体开支事实的款项明细表欲证明其将该支票交由蔡金生使用无理无据，难以让人相信。综上，原审判决前后矛盾，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蔡金生的上诉请求。针对华厦恒公司的上诉，蔡金生答辩称：不同意华厦恒公司的上诉请求，关于利息部分，我方没有收到涉案163多万的支票，在本案中没有收到任何的利益，因此不需要支付华厦恒公司称的利息。本案崔斌是涉案160多万支票的领取人及使用人，崔斌应对涉案163万多元承担责任，但是崔斌不是华厦恒公司主张的合伙关系，崔斌是华厦恒公司的项目代表，其受华厦恒公司委托领取适用支票的行为与我方无关。其外，崔斌并非我方雇佣的人员，其没有提供任何雇佣合同、支付凭证证明双方存在雇佣关系，也没有提供崔斌在施工过程中作为技术负责人签署相关文件证明其工作职责，本案中崔斌对我方的不利陈述不应该予以采纳。针对蔡金生的上诉请求，华厦恒公司答辩称：蔡金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完全与事实相违背，原审判决除了利息计算方式有误以及崔斌英爱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有误，其他认定和法律适用正确。涉案工程是蔡金生以我方的名义承接的工程，崔斌和蔡金生是合伙关系，我方至始至终没有实际参与涉案工程，因此，蔡金生主张崔斌为我方项目代表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蔡金生是否从崔斌处收到涉案工程支票1632764.25元，原审法院查明清楚，该笔钱没有进入我方账户，伪造我方银行预留印件通过非法手段转走，原审期间蔡金生本来有到庭，崔斌在原审期间向法庭举证手写的账目明细由原审法院附卷，字体分为黑色、红色两种，蔡金生对于手写的清算表进行了明确对账，具体至角分，与涉案工程款一致，争议的款项已经被蔡金生和崔斌领走并使用，蔡金生本人在原审期间面对法庭追问承认上述字体是本人书写，崔斌陈述只记得总数是162万，蔡金生在后面字体备注是1632764.25元，因此，涉案款项是到了蔡金生手上才知晓这么详细，蔡金生说没有见过该笔钱是与事实不符。综上，原审判决针对该两笔问题的事实查明清楚，蔡金生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针对华厦恒公司和蔡金生的上诉，崔斌答辩称：一、关于崔斌与蔡金生的关系。首先，蔡金生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崔斌系蔡金生雇佣作为涉案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及技术人员，并口头承诺给予崔斌16%的技术干股作为工资报酬。该事实从（2019）粤0113民初7459号案中可看出，该案系蔡金生因涉案工程需资金周转向华厦恒公司员工邱杰聪借款，崔斌作为蔡金生的技术人员才同意为其借款作担保人，若崔斌如蔡金生所说是华厦恒公司的代表，崔斌不可能为蔡金生的借款作担保人。其次，根据本案《款项明细表》也可以看出，如果崔斌是华厦恒公司的代表，蔡金生会与华厦恒公司的员工去核对涉案1632764.25元款项的已支出费用情况列清单对账，会与其他公司的员工参与自己内部账目的核算？二、《款项明细表》该确凿证据已证实蔡金生已取到涉案的款项。首先，关于蔡金生在诉讼中不诚信的行为，在（2019）粤0113民初7459号案中，该案的借据蔡金生及代理人均表示时间长久无法确认借据中签名及指印的真实性，后提出笔迹鉴定，但在法院约了鉴定人员及华厦恒公司、崔斌等案件当事人到法院共同见证采取时，所有人在等待其一两个小时后，其告知法院发生了交通事故但又无法提供证据证实，导致针对借据的司法鉴定未能完成。后法院认定鉴于蔡金生在诉讼中不诚信的表现，法院对其在诉讼中的所有抗辩意见均持高度怀疑态度，对其抗辩均要求具备更高的举证责任。其次，在本案原审第一次开庭我方提交该证据时，蔡金生代理人也否认表上内容系蔡金生所写。后原审法院为查清事实，要求崔斌与蔡金生本人在下次庭审中必须出庭接受法庭询问以及对《款项明细表》进行质证。蔡金生到庭后陈述，不清楚该表如何形成，没有其签名。接着，法官在多次与蔡金生核实，表中数字或文字是否有其所书写。其之后又陈述，可以确认该表上的“未有单”“斌手用8千元未入数”的内容有可能是其书写，但记不清楚为何书写“未有单”“斌手用8千未入数”的内容。再次，该《款项明细表》已证实蔡金生已取到涉案的款项，该表系蔡金生在领取了本案标的1632764.25元的工程款后与崔斌分项明细的结算，清单上的第一项“工程款总额162万元”系崔斌所写，因其忘记了具体的数额而仅按约162万元的数额进行核算，但蔡金生知道具体数额，因此，蔡金生用红色笔手写的与支票完全一致不差一分一毫的金额，即括号里的1632764.25元进行了核算。“未有单”三字后也是蔡金生所写所画，第二项的二至三项费用支出因为没有票据，因此，蔡金生注明“未有单”三字，但经核算确认后其把该三字划掉。第三项余款：-=162-155.26=6.74万元系崔斌所写，系崔斌列出收入162万元后，扣除支出后所剩的余款金额，因此，在表的最后写下余款在斌手：3.8万元。而蔡金生核算时在第一项的括号中列出与支票数额一致的金额，在第三项核算余款时也用了准确无误的1632764.25元，扣减费用支出1552600元=80167.25，再扣减费用3万元后，写下了余50164.25元催斌手的字。说明蔡金生无论是对款项的总数还是款项的走向都一清二楚，并且款项也由其进行支配。原审时，蔡金生对该证据反复变更陈述，又不申请笔迹鉴定，蔡金生应对其不诚信诉讼的行为承担后果，因此，法院采信崔斌证据及陈述并无不当。三、支票的背书与蔡金生是否收取支票并无因果关系。支票具有无因性，支票的背书是无因行为，因此，背书内容不能证明蔡金生就没有收取到支票，而从本案证据来看，显然华厦恒公司并未收到该支票和相应的款项，而蔡金生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受益人，其与该款项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如果该款项不翼而飞，蔡金生不可能无动于衷，款项明细表已经能够明确说明，蔡金生已经收到并能够支配该1632764.25元的款项，之后支票如何背书，都与本案没有联系。四、崔斌没有取得不当利益，其也并非《项目内部承包责任书》的合同当事人，华厦恒公司要求崔斌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五、崔斌在涉案工程中没有获得任何利益。虽然在涉案工程中蔡金生聘请崔斌作为该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并口头承诺给予崔斌16%的技术干股作为工资报酬，但蔡金生以涉案工程项目亏损为由明确告知崔斌无可分配的利润，因此，至今未支付给崔斌任何关于本案工程的收益及工资报酬，崔斌仅是涉案工程的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及技术人员，不负责也无权干涉工程内部的财务管理。崔斌的工作也是直接听从蔡金生的管理和指挥，故每次领取支票后崔斌都会把支票转交给蔡金生处理，由崔斌领取支票之后交蔡金生处理已经形成惯例，结合崔斌多次在石楼镇政府处签名领取工程款支票的事实以及内部费用支出核算清单，足以认定本案的1632764.25元工程款已由蔡金生领取及支配。综上，崔斌与蔡金生是雇佣关系，本案中不当利益取得者不是崔斌，故崔斌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华厦恒公司要求崔斌对返还不当得利负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恳请二审法院驳回华厦恒公司、蔡金生的上诉请求。石楼镇政府述称，我方已经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华厦恒公司、蔡金生之间的纠纷与我方无关。华厦恒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蔡金生、崔斌向华厦恒公司连带返还不当得利1632764.25元；2.请求判令蔡金生、崔斌自2010年11月26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华厦恒公司支付利息共计764133.67元（暂计至2018年11月25日，要求计算至清偿日止，计算公式为：1632764.25×5.2%×9年=764133.67元）；3.请求判令蔡金生、崔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9月18日，蔡金生就石楼镇潮田工业聚集区黄河路（二期）道路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向原审法院提起案号为（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169号民事诉讼，要求石楼镇政府及华厦恒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原审法院于2017年9月16日作出（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169号民事判决后，蔡金生、华厦恒公司分别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8）粤01民终577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判项：一、华厦恒公司与蔡金生签订《项目内部承包责任书》，实际上是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蔡金生自行施工，该转包行为无效。二、石楼镇政府已支付的工程款为10340840.25元。石楼镇政府举证证明2010年2月5日支付了3265528.5元，2010年8月26日支付了2177019.00元，2010年11月25日支付了1632764.25元，2010年1月24日支付了500000元，2011年3月7日支付了1132764.25元，2013年支付了800000元，2014年1月24日支付了832764.25元。三、判决华厦恒公司向蔡金生支付工程进度款1944287.4元及利息；石楼镇政府在欠付的工程款544244.75元内对蔡金生承担连带责任。华厦恒公司提供的存款对账单显示，2010年2月5日，华厦恒公司账户贷方发生额3265528.5元，对方户名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财政结算中心，摘要为黄河路二期工程款；2010年8月31日，华厦恒公司账户贷方发生额2177019元，对方户名为石楼镇财政结算中心；2011年1月25日，华厦恒公司账户贷方发生额500000元，对方户名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财政结算中心，摘要为工程款；2011年3月8日，华厦恒公司账户贷方发生额1132764.25元，对方户名为同城票据交换差额户；2013年2月8日，华厦恒公司账户贷方发生额800000元，对方户名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摘要为工程款；2014年1月24日，华厦恒公司账户贷方发生额832764.25元，对方户名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摘要为工程款。华厦恒共计收到石楼镇政府支付的工程款8708076元。本案争议款项1632764.25元，石楼镇政府于2010年11月25日出具该金额支票，收款人为华厦恒公司，该支票由崔斌签收。该支票背书给电白县博贺镇源霞五金建材经营部，背书私章为林文华。华厦恒提供出票日期2010年11月25日、2010年12月7日的支票显示，华厦恒公司的私章为张百合。崔斌提供款项明细表，第一点载明工程款总额：162万元，后有红色笔补充“（1632764.25元）”。第二点载明已开支款项：155.26万元，并分6项列明各项开支，其中第2、3项后载明“未有单”，第6项后载明“斌手用8千未入数”。第三点载明余款：（一）-（二）=162-155.26=6.74万元，后有红色笔补充“1632764.25-1552600=80164.25-3万元余50164.25元崔斌手”，后有黑色笔补充“余款在崔斌手3.8万元（叁万捌仟元）”。庭审中，关于该款项明细表如何形成，崔斌陈述，该表是其与蔡金生列出来的该支票款项的流向明细；蔡金生陈述，不清楚该表是如何形成的，没有其签名；之后蔡金生又陈述，可以确认该表上的“未有单”“斌手用8千未入数”的内容有可能是其书写，但记不清楚为何书写“未有单”“斌手用8千未入数”的内容。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蔡金生是否就涉案工程收到并使用争议款项1632764.25元。第一、根据石楼镇政府支付每笔工程款的情况，结合华厦恒公司对应每笔工程款的入账情况，款项均能够逐一对应，唯独争议款项1632764.25元未见入账情况，该特殊情况与其他工程款交付的交易习惯不符。第二、争议款项1632764.25元的支票存在背书情形，但该支票背书私章显示的林文华与华厦恒公司同时期其他支票显示的私章张百合不相符，争议款项1632764.25元支票的背书存疑。第三、关于款项明细表，该表列明工程款的各项开支情况，崔斌陈述，该表是其与蔡金生列出来的该支票款项的流向明细；蔡金生先陈述不清楚该表是如何形成；之后蔡金生又陈述，可以确认该表上的“未有单”“斌手用8千未入数”的内容有可能是其书写，但记不清楚为何书写该内容。蔡金生对于关键事实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真实性存疑。综上分析，华厦恒主张就涉案工程未收到争议款项1632764.25元，而是由蔡金生收取并已用于涉案工程，原审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华厦恒主张的上述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原审法院依法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由于蔡金生就涉案工程收到并使用争议款项1632764.25元，而该争议款项理应支付给华厦恒公司，蔡金生取得不当利益，构成不当得利，华厦恒公司有权请求蔡金生返还不当利益，华厦恒公司主张蔡金生返还不当得利1632764.25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问题，由于蔡金生与华厦恒公司、石楼镇政府就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存在纠纷且争议较大，蔡金生另案提起（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169号民事诉讼，后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5775号民事判决，华厦恒公司又提起本案诉讼。结合本案相关事实，原审法院酌情确定利息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18年8月13日计至清偿之日。华厦恒公司主张利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由于该标准在2019年8月20日取消，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改为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华厦恒公司主张利息的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崔斌是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577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判项包括：华厦恒公司与蔡金生签订《项目内部承包责任书》，实际上是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蔡金生自行施工，该转包行为无效。判决华厦恒公司向蔡金生支付工程进度款1944287.4元及利息；石楼镇政府在欠付的工程款544244.75元内对蔡金生承担连带责任。可见，就涉案工程而言，华厦恒公司与蔡金生之间存在转包行为，华厦恒公司及石楼镇政府对蔡金生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华厦恒公司主张蔡金生与崔斌存在合伙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华厦恒公司主张崔斌返还不当得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蔡金生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华厦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返还不当得利1632764.25元及利息（利息以1632764.25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3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清偿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北京华厦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9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北京华厦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063元，蔡金生负担22913元。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蔡金生是否应向华厦恒公司返还争议1632764.25元款项；（二）利息应如何计算；（三）崔斌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应先对蔡金生是否收到并使用争议款项1632764.25元进行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华厦恒公司主张争议1632764.25元未入其账，系由蔡金生收取并使用，提交了《款项明细表》等证据。关于涉案《款项明细表》，在原审庭审中，蔡金生陈述不清楚该表如何形成，之后表示确认该表上的“未有单”“斌手用8千元未入数”可能是其所写，但是又表示记不清楚为何书写前述内容。而蔡金生在二审上诉状中，又表示红色字体不是其笔迹，是后期人为添加所写。一方面，蔡金生系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其与工程款具有更直接的利益联系，故其对工程款的支出情况当较为清楚，但蔡金生关于《款项明细表》相关情况的陈述反复变更、前后不一致，难以让人产生认同其主张的内心确信。另一方面，蔡金生在原审中并未对该红色字体内容申请笔迹鉴定，也未提出红色字体系后期人为添加的主张，其在二审中提出前述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依据不足。故原审法院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提交的证据、庭审陈述的事实，确信华厦恒公司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并依法认定争议款项1632764.25元并未入华厦恒公司账，系由蔡金生收取并已用于涉案工程，符合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规则，且理由陈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另案生效判决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5775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第三人石楼镇政府于2010年11月25日已向华厦恒公司支付该笔争议工程款1632764.25元，即该争议款项1632764.25元本应支付给华厦恒公司，但因该笔1632764.25元实际由蔡金生直接收取并使用，故可以认定蔡金生就该笔款项取得利益，华厦恒公司利益受损。据此，本案构成不当得利。华厦恒公司主张蔡金生返还不当得利1632764.25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5775号民事判决认定石楼镇政府于2010年11月25日向华厦恒公司支付1632764.25元工程款，该判决于2018年6月19日才作出，且华厦恒公司无有效证据证明蔡金生使用涉案1632764.25元款项系恶意，故华厦恒公司主张蔡金生应从自2010年11月26日起就该笔款项支付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结合本案相关事实酌情确定利息自华厦恒公司起诉之日即2018年8月13日起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5775号民事判决认定华厦恒公司与蔡金生签订《项目内部承包责任书》实际上是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蔡金生自行施工，蔡金生与华厦恒公司系涉案承包书的相对方。其次，蔡金生对于崔斌的合伙人身份并不认可，华厦恒公司也未提交蔡金生与崔斌之间的合伙协议。最后，华厦恒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崔斌就涉案工程项目实际获得利益。综上，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蔡金生与崔斌就涉案工程系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故华厦恒公司主张崔斌应就涉案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蔡金生向本院申请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追究崔斌刑事责任并中止本案审理，因蔡金生未举证证实印章系崔斌伪造，故对其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如有相关证据，蔡金生可以自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综上所述，华厦恒公司与蔡金生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7416元，由上诉人北京华厦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1441元，上诉人蔡金生负担259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玉衡审判员  刘 敏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薛淑婷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