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9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列权，男，1985年4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权吏，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慧杰，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湛礼祺，男，1969年2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惠芬，女，1969年2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单俊嘉，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依虹，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国联创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法定代表人：湛礼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政，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卢列权、湛礼祺因与被上诉人邓惠芬、广州市国联创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创展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6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列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湛礼祺向卢列权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0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11月27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国联创展公司、邓惠芬对湛礼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湛礼祺、邓惠芬、国联创展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卢列权并非是职业借贷人，本案借款协议合法有效。1.借款协议不存在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2.卢列权也并不是《九民纪要》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职业借贷人，其经营多家纺织类企业，并非以民间借贷为主业；所发生的一些案件也并不是向不特定的人群进行借贷，而都是一些亲戚朋友，或者是为了帮助对方解决资金困难而借出，而且借款利率是在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没有超过36%。3.湛礼祺为了逃废本案的债务，称卢列权隶属于卢某森高利转贷集团，本案资金来源于新某某公司向银行的贷款，这些完全不属实，而且我们保留向湛礼祺追究其捏造事实、向法庭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如果法院觉得有必要，可以查询卢列权、卢某森或新某某公司在本案借款发生时是否有向银行贷款。二、国联创展公司与湛礼祺存在相互担保的情形，根据《九民纪要》第十九条第三点，涉案担保属于无需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而有效的担保，应当认定涉案担保有效。根据我方提交的一份法律文书显示存在湛礼祺为国联创展公司担保的情形，而本案中则是湛礼祺向卢列权借款，由国联创展公司为湛礼祺个人提供担保，故可以证明湛礼祺与国联创展公司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的合作关系的事实，本案担保属于《九民纪要》第十九条规定无需公司决议而有效的担保，但一审对于该事实未能查明。三、湛礼祺是国联创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及《九民纪要》第二十条，国联创展公司也应当依法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退一步而言，即使在因为国联创展公司没有出具股东会决议而导致担保无效的情况下，国联创展公司也应当认定存在过错，从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承担本案二分之一赔偿责任。1.最高院有判决担保人承担二分之一的类似判例。2.包括《九民纪要》在内的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认为担保人违反第十六条导致担保无效，担保人属于没有过错而可完全免责；3.湛礼祺是国联创展公司50%股东（另外50%股东是邓惠芬父亲）、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国联创展公司的公章及事物均是湛礼祺进行管理和处理，卢列权有充足且合理的理由相信湛礼祺让国联创展公司在本案中为其借款进行担保。在《九民纪要》出台前，作为一个普通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也有理由相信湛礼祺作为国联创展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负责人，其作为法定代表人代表国联创展公司并加盖国联创展公司公章所作出担保行为是符合规定的。4.国联创展公司和湛礼祺对造成本案担保无效的法律后果，过错比卢列权更大。五、涉案的担保并不存在《公司法》第十六条和《九民纪要》第十七条立法意旨中为限制法定代表人滥用职权侵害股东权益情形，前述条款被恶意利用以保护其非法利益，不应支持其主张。六、如果不判决国联创展公司承担责任，不符合《九民纪要》第三十二条“在确定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财产返还或者折价补偿范围时，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的规定。七、由于湛礼祺夫妇早已将其名下财产全部转移，如果国联创展公司在本案中完全免责，将致使卢列权即使胜诉判决也难以执行，2000万债权本息将无以追索。八、邓惠芬应当在本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邓惠芬无需承担本案债务错误。1.本案借款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2.本案款项的《借款合同》约定收款账户为联某公司账户，只是后来湛礼祺临时变更为湛礼祺私人账户收款，实际使用人可能还是联某公司。此时联某公司的股东仅湛礼祺和邓惠芬，直到2018年12月19日湛礼祺夫妇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而将90%股份转让给邓惠芬的弟弟邓某坚代持，股东变更后，邓惠芬仍然持有联某公司10%股份并担任监事，湛礼祺则仍然担任联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3.湛礼祺提供的答辩状附表《1000万借款还款情况》显示，两案大部分利息均是联某公司直接支付的，按常理，支付利息一般是借款实际使用人。退一步而言，即使联某公司不是实际使用人，邓惠芬作为联某公司一直的股东及监事，一直为两案的2000万每月支付30万利息，说明邓惠芬是知悉并同意本案借款的；4.湛礼祺夫妇在借款及使用、公司经营、生活、为逃避债务转移财产等各方面都是高度融合、高度一致行为人。九、一审认定借款利率错误，从双方签订的《承诺书》留空利率一栏、《补充协议》按照月利率30‰进行对账、以及湛礼祺每月按照月利率30‰支付利息等证据和事实，完全能够相互印证双方实际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30‰。十、一审计算本案已支付利息金额错误。1.本案借款本金是1000万元，不存在砍头息。首先，卢列权确实汇出1000万元，其次《借款合同》约定为每个月支付利息且并未约定每月具体哪天支付，法律亦并未禁止先支付利息后使用资金，故卢列权借款1000万，湛礼祺在借款当日支付当月利息30万。2.退一步而言，即使在本案当中认定存在砍头息，一审计算方式也错误，因砍头息而每月多支付部分，未超过36%的利息部分不应抵扣本息或返还，超过36%部分也应该先抵扣湛礼祺最后一次支付利息日的应付未付利息。3.即使湛礼祺自愿按照月利率30‰支付利息，由于并未超过年利率36%，其已支付利息依法应当按照月利率30‰计算。综上，恳请二审撤销原判，支持卢列权全部诉讼请求。针对卢列权的上诉，湛礼祺辩称：一、根据一审法院事实查明部分，可以发现法院受理并判决了多宗卢列权及其与有合作关系的案外人卢某棋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可以看出其在2016年至2019年间，多次反复向不特定主体发放贷款，并获取高额利息，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的借款代理人，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一湛礼祺与卢某森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事实上出借款项的主体应当是以卢某森为首的高利放贷集团，一审中湛礼祺两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律师调查令申请书，申请调取卢列权出借的资金来源，但均未被采纳，卢列权本人也未到庭作出说明，导致本案的基本事实无法查清，在其无法证明借贷资金具有合法来源的情况下，应依法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湛礼祺仅需返还本金即可，对于已支付的利息部分应折抵本金。二、退一步讲，即便认定合同有效，一审认定的已还款部分的利息计算方式正确，符合客观事实。关于湛礼祺代偿还的本金，我方坚持一审判决部分，但未偿还的利息部分，则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参照卢列权起诉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代支付的利率上限，即便2017年11月24日的利率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湛礼祺代支付的利息应适用上述最新规定确定利率。三、湛礼祺将名下的财产抵押给他人，系正常经营活动当中所产生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再者，湛礼祺名下还持有广州市景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并不存在卢列权所述大部分资产在国联创展公司的情形，更不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针对卢列权的上诉，邓惠芬辩称：涉案债务虽然发生在湛礼祺与邓惠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邓惠芬自始至终对涉案的借款均不知情，亦未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确认，因此不具有共同作出负债的意思表示。邓惠芬虽持有联某公司的股份，但其并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完全是基于湛礼祺的要求而代为持有相应的股权，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事实上款项由广州市增城瑞某纺织品经营部转入联某公司后，联某公司已分多次将款项转至景某公司，用于景某公司的房地产投资，联某公司仅是作为款项中转的一个载体，而非款项的实际使用者，因此该部分款项并未用于联某公司的经营，更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邓惠芬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责任。针对卢列权的上诉，国联创展公司辩称：关于本案的担保是否有效，同意一审论述。关于卢列权提到湛礼祺与国联创展公司存在互相担保的合作行为，首先卢列权二审当庭补充的证据一中所谓的国联创展公司的借款，是湛礼祺个人为国联创展公司进行担保，而在卢列权说到的曾经向一审法院调取的国联创展公司、湛礼祺和中国工商银行的担保合同，也是湛礼祺为国联创展公司担保，其实都是湛礼祺单方为国联创展公司担保，并不存在所谓的互相担保的行为。卢列权对于互相担保的理解，不属于法律的范畴。本案也不应当说由于存在互相担保的行为，而卢列权不需要审查国联创展公司的会议纪要。关于卢列权提到的即使担保合同无效，国联创展公司也应当承担责任的意见，卢列权并未明确指出国联创展公司在此担保行为之中存在何种过错。相反，卢列权在明知湛礼祺是我公司股东，在对外担保时应当排除其表决权，作出股东会决议的前提下，也未从审查国联创展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同时将出具股东会决议这个行为作为国联创展公司的一种义务加以苛责，并据此要求国联创展公司承担所谓的过错责任，依法无据。至于卢列权提到的偷公章使用的行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偷用公章的情况，公章交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使用是非常符合常理的，与湛礼祺本人越权或者无权代表的行为是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九民纪要》不是法律法规，也不是司法解释，就不存在所谓的法律衔接适用的问题，本案的裁判也不会因为《九民纪要》的出现导致不公平。湛礼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本案《借款合同》无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卢列权承担。事实和理由：卢列权是以高利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人，其隶属于以卢某森为首的高利转贷集团，其资金来源于广州新某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某某公司)向工商银行广州新塘支行、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塘支行的贷款，本案中的高利转贷行为已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借款合同》无效。一审中没有查明本案借款资金来源是否合法的基本事实，导致一审作出错误裁判。(一)经查询裁判文书，可以发现法院受理并判决多宗卢列权及与其有合作关系的案外人卢某棋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的职业放贷人。(二)卢列权或卢某棋根本不具备出借能力，两人均隶属于以卢某森为首的高利转贷集团，本案借款资金是卢某森以新某某公司名义从银行贷款所得。事实上真正向本人放贷的主体是卢某森，并且本人一直与卢某森就放贷事宜进行沟通，卢列权仅仅是协助卢某森从事非法放贷活动的助手。湛礼祺已经在一审庭审中提出卢列权的出借款项实际来源于卢某森及其控股的广州新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的事实，一审未予审理查明。(三)湛礼祺提出的调查卢列权及相关企业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的申请未被采纳，导致本案借款资金来源是否合法的基本事实没有查清。一审庭审中湛礼祺两次向法庭提交律师调查令申请书，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或法院批准调查卢列权、瑞某经营部、贰某经营部、新某某公司的相关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均未被采纳，导致本案借款资金来源是否合法的基本事实没有查清。综上所述，卢列权显然是隶属于以卢某森为首的高利转贷集团的非法放贷人，其无法证明用于借贷的资金具有合法来源，应依法认定本案中涉及的《借款合同》无效。请求法院查明本案中借款资金来源的基本事实，依法改判。针对湛礼祺的上诉，卢列权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理由一致。本案《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都是有效的，应该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每个月30‰的利息向卢列权进行返还，邓惠芬也应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针对湛礼祺的上诉，邓惠芬述称：同意湛礼祺的上诉意见。针对湛礼祺的上诉，国联创展公司述称：我方对涉案借款不知情，对湛礼祺的上诉不发表意见。卢列权于2019年8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湛礼祺、邓惠芬共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及利息人民币400万元（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从2017年11月14日起，暂计至2019年7月13日，并要求计算至付清款日止），合计人民币1400万元；2.国联创展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含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由湛礼祺、邓惠芬、国联创展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7日，湛礼祺与卢列权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主要载明：因湛礼祺周转资金需求向卢列权借款10000000元，卢列权将借款转入指定的户名为广州市联某实业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借款期限为2015年4月2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借款期限从卢列权划账之日起开始计算，现金借款期以借据、借条之日起计算；借款月利率为18‰，借款利息从卢列权提供借款之日起开始计算，湛礼祺可以提前还款，如湛礼祺提前还款，借款利息按七天为一计息时间段，不足七天的按七天计付，以此类推;并载明担保人为湛礼祺的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等；同时，担保人栏均加盖有内容为该公司名称的公章。在同一日，湛礼祺与卢列权还签订了《借款借据》，该《借款借据》载明：借款人湛礼祺收到出借人卢列权的借款人民币10000000元正，借款期限自2015年4月2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月利率30‰，担保人为借款人的上述借款向出借人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借款人可提前归还借款；借款划入户名为湛礼祺的银行账户；等。落款栏担保人处加盖有内容为国联创展公司名称的公章。后湛礼祺于该日出具《证明》，确认其与卢列权于改期签订的借款合同原收款账户为广州市联某实业有限公司，现该为其个人账户。在当日，卢列权将借款10000000元转账交付至湛礼祺的银行账户。湛礼祺表示卢列权出借的款项来源于卢某森及其控股的广州新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对此，卢列权不予确认。仍在同一日，湛礼祺并签订了一份《承诺书》，确认其收到卢列权的借款人民币10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4月27日到2016年12月31日；保证人对该付款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至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该承诺书是《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落款栏担保人处加盖有内容为国联创展公司名称的公章。在上述约定期限届满后，湛礼祺与卢列权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借款展期合同》，分别就上述《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借款月利率、借款期限等事项再次进行确认，并确认借款期限展期至2017年12月31日；等。此后，湛礼祺与卢列权于2018年7月2日签订《借款展期合同二》《补充协议》，该《借款展期合同二》均约定上述借款期限展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其他约定内容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借款展期合同》一致。该《补充协议》载明原借款人民币10000000元按签订的相关合同及协议继续执行，截止2018年5月31日湛礼祺拖欠利息情况等。上述《借款展期合同》《借款展期合同二》《补充协议》均载明由担保人为湛礼祺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落款栏担保人均载明为国联创展公司，并加盖有该公司名称的公章及湛礼祺的手写签名。湛礼祺在收到借款10000000元后，于2015年4月27日、5月26日、6月27日、7月27日、8月28日、9月25日、10月26日、11月27日，2016年1月1日、1月26日、2月25日、4月1日、4月27日、5月27日、6月28日、7月28日、8月26日、9月26日、10月26日、11月29日，2017年1月3日、1月24日、3月1日、4月1日、5月1日、6月1日、7月3日、7月28日、10月20日、11月24日分别向卢列权偿还款项，其中除2017年10月20日偿还款项为600000元外，其余日期各偿还300000元，合计9300000元。邓惠芬、国联创展公司司均未向卢列权偿还过款项。卢列权表示因双方实际约定月利率为3%，且湛礼祺亦系按该月利率支付借款利息，故湛礼祺上述已偿还款项，均系用于偿还借款利息；湛礼祺则表示其与卢列权在上述《借款合同》等明确约定借款月利率为1.8%，应以该月利率计算利息，且其可提前偿还借款，故上述已偿还款项计算应以其往来明细表中所载明为准，根据湛礼祺提供的该明细表显示，截止2017年11月24日，湛礼祺尚欠借款本金4772813.6元。另查明，广州市联某实业有限公司于2001年11月16日设立，其股东为湛礼祺、邓惠芬，其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湛礼祺，其监事为邓惠芬；2018年12月19日，其股东变为邓某坚、邓惠芬。国联创展公司于2002年3月19日设立，2005年11月至今，其股东均为湛礼祺、邓某头，股权比例各为50%。卢列权表示借款时其不知道是否需审查股东会决议，而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无论卢列权是否要求，国联创展公司负有主动向卢列权提供股东会决议的义务，若涉案担保被认定为无效，则国联创展公司负有过错，且国联创展公司应按公司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第七条规定承担湛礼祺债务的二分之一连带赔偿责任。国联创展公司则表示其对涉案借款并不知情，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向卢列权出具股东会决议，湛礼祺在上述合同等私自加盖国联创展公司的公章是无权代表的行为，卢列权应当知道湛礼祺没有国联创展公司对外担保的表决权，国联创展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而湛礼祺则表示审查国联创展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系卢列权应负的义务，但卢列权未要求其出具，且其系经卢列权要求加盖了国联创展公司的公章。又查明，湛礼祺、邓惠芬于1991年3月26日登记结婚。湛礼祺陈述涉案借款系用于广州市景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邓惠芬陈述，其不知晓涉案借款的事实，涉案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卢列权亦无向其催收过款项，其无需承担责任。此外，经一审法院审判系统查询，以全省、全部及卢列权作为关联信息，显示卢列权除上述两案外，作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告的数量为9件，具体为：卢列权与李某相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为（2016）粤0183民初2655号]；卢列权与李某相、余某玉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为（2016）粤0183民初2868号]；卢列权与肖某松、增城市建某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为(2016)粤0183民初4936号]；卢列权与湛某源、黄某群、湛某钊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为(2017)粤0183民初1444号]；卢列权与湛某钊、厦门市景某饮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为（2017）粤0118民初1445号]；卢列权与钟某锋、郑某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分别为（2019）粤0118民初1617号、1618号、1619号]。以全省、全部及湛礼祺作为关联信息，显示湛礼祺除本案外，作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告的数量为8件，其中只有案号为（2019）粤0118民初6626号案件的原告与本案原告一致，其他案件中只有两个案件系同一原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二、借款本金、剩余借款本息应如何认定；三、邓惠芬应否承担责任；四、国联创展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所谓职业放贷人，是指未经批准，以经营性为目的，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擅自从事经常性贷款业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而职业放贷人所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本案中，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并结合卢列权与湛礼祺的陈述，不足以认定涉案《借款合同》存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应认定为无效的情形，亦不足以认定卢列权系职业放贷人且其与湛礼祺签订的涉案《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因此，湛礼祺关于应认定《借款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鉴于湛礼祺与卢列权作为平等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双方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并达成了合意，且约定的借款已实际交付，故双方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应为成立有效，但借款本金、剩余借款本息及湛礼祺、邓惠芬及国联创展公司的责任问题，一审法院需要逐一认定。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卢列权于2015年4月27日将借款10000000元交付给湛礼祺，但湛礼祺于该日即将300000元偿还给卢列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认定该300000元为预扣借款利息，故借款本金应为9700000元。第二，卢列权与湛礼祺在《借款合同》等中约定借款月利率为1.8%，卢列权关于应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经按月利率1.8%的标准并结合实际出借本金及湛礼祺已偿还款项具体情况进行核算，计算得出截止2017年11月24日，湛礼祺已付清截止该日期的借款利息，尚拖欠借款本金4959122.32元（具体计算过程，见附表）。基于上述，因湛礼祺现仍未向卢列权偿还上述所拖欠的借款，且未偿还自2017年11月25日起的借款利息，因此，湛礼祺应向卢列权偿还借款本金4959122.32元及利息（利息以4959122.32元为本金，自2017年11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卢列权诉请湛礼祺偿还金额中超出上述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湛礼祺与卢列权虽然在签订上述合同时约定涉案借款转入广州市联某实业有限公司银行账户，但双方在此后对借款交付进行了新的约定且已实际交付至湛礼祺的个人账户。现该借款虽发生在湛礼祺与邓惠芬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鉴于该借款系以湛礼祺个人名义所借且亦实际交付至其个人账户，本案现无证据显示邓惠芬对该借款进行过偿还或作出过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并结合双方陈述，卢列权关于要求邓惠芬对被告湛礼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卢列权主张的涉案担保系国联创展公司为其股东即湛礼祺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而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且该项表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现卢列权并无证据证明涉案担保经过国联创展公司股东会决议，从而湛礼祺加盖国联创展公司的公章的行为已经超越代表权；同时，卢列权未对公司担保进行审查，不构成善意，故涉案担保无效。简言之，卢列权未依法对国联创展公司提供担保进行形式审查，故其应当知道涉案担保系湛礼祺超越权限签订的无效担保，因此，卢列权关于要求国联创展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主张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湛礼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卢列权偿还本金4959122.32元及利息（利息以4959122.32元为本金，自2017年11月2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卢列权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800元，由卢列权负担52583元，湛礼祺负担53217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湛礼祺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卢列权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7执复164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2018年3月12日庾某曦、国联创展公司、湛礼祺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湛礼祺为国联创展公司向庾某曦借款7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结合本案国联创展公司为湛礼祺向卢列权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可以证明，国联创展公司与湛礼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的合作关系。2.广州市联某实业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联某公司的股东为湛礼祺、邓惠芬夫妻两人，两人为逃避债务将90%股份转让给邓惠芬弟弟邓某坚代持。3.国联创展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国联创展公司股东为湛礼祺和湛礼祺的岳父邓某头，湛礼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4.董监高对外投资及任职报告（湛某祺），拟证明湛礼祺于2018年12月18日将房屋以2300万元债权金额抵押给其弟弟湛某祺是在为恶意逃避债务做准备。5.国联创展公司章程，拟证明国联创展公司章程也未对公司担保进行任何相关规定，让卢列权等债权人无法知道国联创展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司内部流程和限制。湛礼祺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湛礼祺与卢某森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款项的出借人实际上是卢某森。2.广州市增城瑞某纺织品经营部信用信息、广州市增城贰某纺织品经营部企业信用信息、广州新某某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广州市壹某纺织品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广州市千某贸易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拟证明广州市增城瑞某纺织品经营部注册资本金仅2万元，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本案借款资金来源不明，卢列权伙同卢某棋从事非法高利放贷活动，卢列权、卢某棋及卢某森均是以高利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人，其资金来源于广州新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二审另查明：涉案《借款合同》中还约定，如湛礼祺归还的款项部分不足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则该部分款项优先用于偿还利息，剩余部分用于偿还本金。根据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7执复164号执行裁定书查明事实显示，2018年3月12日，庾某曦、国联创展公司、湛礼祺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由湛礼祺为国联创展公司向庾某曦所借7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对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进行审查。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结为：一、湛礼祺关于卢列权是职业放贷人故涉案借款合同无效的主张能否成立；二、一审判决关于本案借款本金数额、借款利率的认定以及已偿还本息的计算是否有误；三、国联创展公司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涉案债务是否属于湛礼祺与邓惠芬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关于湛礼祺所提卢列权是职业放贷人故涉案借款合同无效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首先，湛礼祺上诉主张卢列权隶属于卢某森为首的高利转贷集团，其资金来源于广州新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向工商银行广州新塘支行、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塘支行的贷款，构成高利转贷行为。对于这一主张，湛礼祺二审中所提交的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反映出聊天人的身份，无法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证据2广州市增城瑞某纺织品经营部等商事主体的信用信息并非二审新证据，也不足以证实湛礼祺所主张的涉案资金来源以及湛礼祺涉嫌高利放贷的内容。现卢列权亦对湛礼祺的上述主张予以否认，湛礼祺应对其所主张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湛礼祺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显示，卢列权作为原告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共8件（除卢列权与湛礼祺所涉的两案外），这些案件跨越2016年至2019年不同年份，且部分案件借款人相同。依据上述事实，尚不足以认定卢列权是以民间借贷为业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的职业放贷人。涉案《借款合同》是卢列权与湛礼祺真实意思表示，且借款已实际交付，故一审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一审判决对本案借款本金数额、借款利率的认定以及已偿还本息的计算是否有误的问题。卢列权向湛礼祺支付1000万元当天，湛礼祺即向卢列权支付30万元利息，致使湛礼祺于借款当天实际能使用的借款本金仅为970万元，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所规定的“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情形，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卢列权实际出借本金数额为970万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卢列权确认上述30万元是湛礼祺支付的借款利息，但又否认是提前预扣利息，与事实明显不符，故对其所提借款本金数额为100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借款的借款利率问题。涉案《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中已明确约定借款利率为每月18‰，其后卢列权与湛礼祺在先后签订的两份展期合同中亦再次明确借款利率为18‰。现卢列权以湛礼祺偿还款项所呈现规律以及补充协议对尚欠借款利息的约定，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率为每月30‰，其主张不足以反驳上述借款合同中关于借款利率的约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卢列权的主张，依据合同约定确认本案借款月利率为18‰，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经查，一审判决按先息后本的计算原则，对湛礼祺的还款逐期予以核算，将每期还款超出该期应付利息的部分冲抵借款本金，符合《借款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卢列权对一审判决计算方法和结果所提异议，不能成立，其就此所提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国联创展公司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或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借款合同所涉担保条款约定担保标的是国联创展公司股东的湛礼祺个人借款，该担保行为应取得国联创展公司的确认和特别授权，现国联创展公司股东会并未对湛礼祺的涉案借款提供担保作出决议，对于湛礼祺与卢列权签署的涉案《借款合同》、展期合同及补充协议上加盖的国联创展公司的印章，国联创展公司亦辩称是湛礼祺越权自行加盖，并非代表国联创展公司的真实意思。因此，湛礼祺代表国联创展公司签署涉案担保协议的行为构成越权代表。卢列权仅以湛礼祺是国联创展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合同上加盖有国联创展公司公章的外观即认定国联创展公司存在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未对是否存在公司决议的事实予以审查，不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故涉案借款合同中的担保条款应属无效约定，卢列权要求国联创展公司对涉案借款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据不足。至于卢列权所提国联创展公司与湛礼祺存在相互担保情形，故涉案担保属于无需股东会决议而有效的担保情形的主张。本院认为，无论是（2020）粤07执复164号执行裁定书所查明的湛礼祺为国联创展公司的借款提供个人保证担保，还是湛礼祺在二审答辩中所自认的其本人为国联创展公司向工商银行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均是湛礼祺单向的担保行为，而本案中关于国联创展公司是否为湛礼祺提供担保尚属于待查明事实，并不足以据此认定国联创展公司与湛礼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卢列权以此主张涉案担保行为无需国联创展公司股东会决议，理据并不充分，故本院不予采纳。现并无证据显示国联创展公司对于湛礼祺代表人公司向其本人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知情，国联创展公司并非涉案担保条款的缔约方，对于涉案担保条款无效不存在过错，故无需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综上，一审判决关于认定涉案担保系湛礼祺超越权限签订的无效担保，驳回卢列权对国联创展公司所提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卢列权二审所提供证据材料2、3、4、5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亦不足以反映出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湛礼祺与邓惠芬的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虽然，涉案债务发生于湛礼祺与邓惠芬鼓起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借款系湛礼祺以个人名义举债且亦按照变更后的约定实际交付至湛礼祺个人账户。现并无证据显示邓惠芬系实际借款人之一或对该借款予以追认。而涉案借款本金高达970万元，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卢列权亦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债务用于湛礼祺与邓惠芬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卢列权以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主张邓惠芬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驳回卢列权的该项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卢列权、湛礼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7731元，由卢列权负担119000元，由湛礼祺负担6873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琦铭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婷婷郭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