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2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衡发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梁木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锋，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延兵，广东中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越秀区崇讯电子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经营者：柯丽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柯丽吟，女，1976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文龙，广东法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子，广东法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广州市衡发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越秀区崇讯电子经营部（以下简称崇讯经营部）、柯丽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5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杨凡独任审理，于2020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衡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锋、胡延兵，被上诉人崇讯经营部、柯丽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文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崇讯经营部、柯丽吟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邓超是衡发公司的采购员属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衡发公司并未雇请邓超为采购员或业务员，衡发公司与邓超之间系合伙关系。崇讯经营部、柯丽吟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邓超系衡发公司的采购员，其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一审判决认定衡发公司与崇讯经营部、柯丽吟之间有关案涉电子零配件的交易方式亦属事实认定错误。案涉电子零配件系邓超向崇讯经营部、柯丽吟订购，崇讯经营部、柯丽吟通过快递的方式寄至衡发公司，衡发公司并未与崇讯经营部、柯丽吟达成购买案涉电子零配件的合意，只是收货方而非买方。3．一审判决认定的案涉电子零配件货款共35023元属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案涉电子零配件货款的总额仅依崇讯经营部、柯丽吟在一审的陈述，而在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提交的微信聊天内容中，无论是衡发公司的股东陈剑锋还是邓超，均没有对案涉电子零配件价格的确认。4．关于崇讯经营部、柯丽吟的主体资格问题。其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显示的主体是香港长信电子国际公司（广州崇讯门市部），快递单上显示的是崇讯电子，2019年10-11月对账单主体是深圳长信电子（广州门市部）。根据网上核实，深圳长信公司客观存在，一审认定崇讯经营部、柯丽吟主体资格错误。（二）案涉电子零配件属假冒伪劣产品，衡发公司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享有要求退货及损害赔偿请求权，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享有要求对方承担包括退货等方式的违约责任。1．崇讯经营部、柯丽吟快递至衡发公司的电子零配件中的型号为BT139B的可控硅电子元件系假冒伪劣产品，崇讯经营部、柯丽吟快递该产品的同时并未依法提供任何有关该产品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产品规格及等级、所含主要成分的名称和含量等内容。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提供的产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2．衡发公司在使用案涉电子零配件时发现该产品存有质量问题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后经咨询相关专业人士后得知案涉零配件中型号为BT139B的可控硅电子元件系假冒伪劣产品：其一，正品元件随产品附有相应规格书或可下载的规格书文档，该产品没有；其二，正品元件表面并无“NXP”标识，该产品却有。3．衡发公司因使用上述元件导致其产品（仪器）出现故障，公司200余台半成品（价值近16万余元）停止生产，至今仍存放于衡发公司中。衡发公司多次联系邓超要求其就该问题产品与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沟通，然邓超一直不肯出面解决问题。4．衡发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向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崇讯经营部的违法行为，后因同意协商，故衡发公司暂时撤回了投诉。（三）本案一审诉讼程序违法。1．一审漏列了应当共同参加诉讼的被告邓超。本案崇讯经营部、柯丽吟与邓超直接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衡发公司与邓超系合伙关系，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及合伙关系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规定，邓超应为本案的当然被告。衡发公司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依法申请追加邓超为共同被告，但一审未予追加。2．一审中衡发公司提交了数组证据，但一审法院未组织质证，一审判决亦未记载。综上，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崇讯经营部、柯丽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一）邓超是衡发公司的采购员，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证据2中邓超以衡发公司员工身份与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沟通，其微信中多次确认其只是工厂的采购员，老板是陈剑锋，且在崇讯经营部、柯丽吟多次催款情况下邓超要求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找陈剑锋付款。可见案涉合同相对方为衡发公司与崇讯经营部、柯丽吟，与案外人邓超无关，没有必要追加其为被告，一审程序合法。衡发公司声称其与邓超是合作关系，退一步说，作为合作关系，邓超也可以代表衡发公司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有权代表衡发公司进行采购，该行为也及于衡发公司。但无论是员工还是合伙关系，该内部关系不能对外对抗债务关系及债权人，不能免除衡发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二）崇讯经营部、柯丽吟已经提供送货单、对账单及双方间微信聊天记录充分证明崇讯经营部、柯丽吟主张的货款。尤其是陈剑锋在证据3的16至17页明确回复对2019年10-11月对账单无异议，会安排打款。可见衡发公司明确作出同意付款的意思表示及承诺。（三）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提供的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衡发公司始终没有向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提出过质量异议，且在双方对账结算时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反而承诺尽快付款。同时送货单也明确载明有七天退货时间，但衡发公司在接收货物后也没有在约定期限内提出退货及质量问题，在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提起起诉后才在一审当庭提出质量问题。衡发公司无证据证明案涉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及其曾有提出质量异议，其当庭提出质量问题已经超过合理期限，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崇讯经营部、柯丽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衡发公司向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支付所欠货款3502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暂计498元（其中以11408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6日起计至清偿日止；以23615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6日起计至清偿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即年利率4.35%的标准计收逾期付款利息）；2．衡发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崇讯经营部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柯丽吟。衡发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股东为陈剑锋（持股90%）和梁木珍（持股10%）。崇讯经营部与衡发公司有生意往来，衡发公司向崇讯经营部购买电子零配件，崇讯经营部根据衡发公司的要求，将货物以快递物流的方式交付衡发公司。2019年10月、11月衡发公司通过其采购员邓超向崇讯经营部购买电子零配件，10月份货款11408元，11月份货款23615元，合共35023元，该款衡发公司至今未向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支付。诉讼中，衡发公司认可收到崇讯经营部、柯丽吟货物，但认为邓超是公司的合伙人，现已不在公司，货物的数量和金额要与经手人邓超核实后才清楚。要求一审法院追加邓超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并认为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提供的产品是假冒产品，要求法院调查。另查明，诉讼中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提供了柯丽吟与陈剑锋（衡发公司股东及托诉讼代理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柯丽吟给陈剑锋发了2019年10月、11月份的对账单，陈剑锋表示会核对。其中2019年12月18日晚上19：16，柯丽吟给陈剑锋发微信“请问可以给我转款了吗”，陈剑锋回复“明天吧，明天是没问题的，可以安排过去的哈。不好意思。”同晚19：54，柯丽吟给陈剑锋发微信“那你明天就叫财务打过来，谢谢你。”陈剑锋回复“好的。”上述事实，有崇讯经营部、柯丽吟、衡发公司的陈述以及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送货单、快递单、对账单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衡发公司欠下崇讯经营部、柯丽吟2019年10月份货款11408元，11月份货款23615元，合共35023元的事实，诉讼中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所举证据能形成充分的证据链，合理可信，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认定，衡发公司应向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支付货款35023元。关于货款利息，因双方并无约定，利息应从崇讯经营部、柯丽吟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衡发公司本案中的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为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2020年7月27日判决：一、衡发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支付货款35023元及利息，利息以35023元为基数，从2020年4月8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崇讯经营部、柯丽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4元，由衡发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衡发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广州市衡发电气有限公司举报事项的答复》，其中载明“你向我局反映广州市越秀区崇讯电子经营部涉嫌销售假冒BT139B型号的可控硅电子元件，要求查处的材料收悉。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我局依照《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待处理完成后再将相关情况答复你”，拟证明衡发公司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涉嫌销售假冒BT139B型号的可控硅电子元件。2．广州芯菲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打印件、送货单复印件、与“A广州芯菲联（楚兴）电子”“清布美容厂刘总”“苏’W-威尔达-Arvin”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产品实物对比图片，拟证明衡发公司向广州芯菲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另购正品BT139B电子元件及该公司确认衡发公司从崇讯经营部、柯丽吟处所购的案涉BT139B电子元件系假冒产品。崇讯经营部、柯丽吟质证认为，1．证据1真实性确认，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认可，从该文件形成时间看，衡发公司是在崇讯经营部、柯丽吟起诉后为了逃避支付货款的责任而去投诉，该答复也没有明确回复意见，无法证明涉案电子配件存在质量问题。2．证据2中，微信记录确认原件与复印件一致，但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微信中崇讯经营部、柯丽吟不是当事人，无法核实真实性，且微信截取了部分内容，且也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也无法证明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提供了假冒产品；商事登记信息无异议；送货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实物图片原件与复印件一致，因时隔太久且元配件可从多种渠道购买，无法当庭核实产品实物是否为崇讯经营部、柯丽吟提供的货物。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相对方如何认定，二是衡发公司主张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是否成立，一审认定的欠付货款金额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一。崇讯经营部、柯丽吟一审中提交与邓超、陈剑锋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邓超在微信中沟通采购及付款事宜，指引崇讯经营部与公司财务对账，在崇讯经营部催付货款时指引其与陈剑锋沟通确认，要求崇讯经营部到工厂商谈。结合崇讯经营部、柯丽吟对账单载明的相对方“衡发机电厂”，及衡发公司确认收到货物、陈剑锋亦曾支付过部分货款等事实，可见崇讯经营部有理由相信邓超是代表衡发公司沟通涉案交易。衡发公司上诉主张与邓超之间是合作关系、邓超为涉案交易买方等，属于双方内部关系，不足以对抗外部交易相对方崇讯经营部。衡发公司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一审遗漏邓超为共同被告，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衡发公司二审中对崇讯经营部、柯丽吟原告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对此，本案中，除崇讯经营部一审中提交的交易单据及磋商微信外，衡发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与“深圳长信电子”或“香港长信电子国际公司”就涉案货物存在交易关系，衡发公司二审中提交的举报事项答复材料中亦载明其是针对崇讯经营部提供的电子元件进行举报。据此，衡发公司二审中主张崇讯经营部、柯丽吟主体不适格，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衡发公司主张涉案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并造成其损失。对此，审查衡发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其中举报事项答复中并未显示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举报处理的结果；衡发公司与案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仅显示案外人有“你那个是假的”“两个都假的”等陈述，但上述案外人不是涉案货物生产厂家的相关人员，也没有证据证实案外人具有鉴定货物真伪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资格权限；至于实物照片，亦无法证明货物真伪。同时，衡发公司于2019年10至11月期间收到货物后，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质量异议，并同意支付货款。综上，衡发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涉案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其上诉主张无需支付货款，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货款金额认定，崇讯经营部一审中提交了送货单和快递单据、微信聊天中曾发送对账单文件，亦明确陈述货款金额。衡发公司虽对上述金额不予确认，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采信崇讯经营部主张的货款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衡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5.58元，由广州市衡发电气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杨凡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