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5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刘红，女，1980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徐海霞，女，198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兵，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安毅，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蔡焯允，男，196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理人：蔡某，男，198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系被上诉人蔡焯允的儿子。上诉人刘红因与被上诉人徐海霞、蔡焯允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9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刘红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徐海霞、蔡焯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刘红所有与涉案房屋有关民事行为均认定为刘红、蔡焯允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刘红已证明涉案房屋所有购买费用为其支付，蔡焯允未向刘红支付任何费用，且涉案房屋一直由刘红居住，蔡焯允从未干涉；2.在蔡焯允于2016年因意外事故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后，刘红仍一直支付涉案房屋按揭款的行为能够证明刘红是为自己购房。刘红从未向蔡焯允追索购房款项，明显不符合债权债务的特征，刘红实际为涉案房屋的购房人；3.因蔡焯允于2016年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涉案房屋不能过户不能归咎于刘红；4.涉案房屋虽登记在蔡焯允名下，但涉案房屋交易活动均由刘红参与办理，蔡焯允从未参与。二、刘红对涉案房屋的归属更具紧迫性，有正当理由排除对该套房屋的执行程序，一审判决不利于维护刘红合法权利。1.蔡焯允只是名义产权人，而刘红已支付房屋全部价款，其诉求应得到支持；2.一审判决确认了强制执行涉案房屋的合法性，剥夺了刘红的居住权；3.蔡焯允已经资不抵债，一审法院认定刘红行为仅为债权债务范围，不利于维护刘红合法权益。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查明事实，判如所请。被上诉人徐海霞二审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红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根据物权公示及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原则，现有证据均反映被执行人蔡焯允为涉案房屋的购买人及登记所有权人。购房合同的签订、费用支付及产权登记均为蔡焯允，故刘红并非该房屋权利人，不享有足以对抗执行的民事权益。二、刘红主张所谓的紧迫性、居住权等缺乏事实依据，即使存在亦不构成足以对抗执行的实体权益。被上诉人蔡焯允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及举证。刘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对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车站北路××号湾居（第一湾）第5、6、7栋14xx号房屋的查封，停止对上述执行标的物的其他强制执行措施；2.依法确认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车站北路××号湾居（第一湾）第5、6、7栋14xx号房为刘红单独所有，并判令蔡焯允返还该房屋，将该房屋过户到刘红名下；3.蔡焯允承担本案受理费。一审诉讼过程中，刘红明确其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其他强制执行措施”即为解除查封。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车站北路××、××、××房（以下简称涉讼房屋）的登记权属人为蔡焯允，建筑面积为83.97平方米，登记时间为2013年5月24日。2016年5月10日，徐海霞因与蔡焯允之间的抚养权纠纷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6）粤0113民初3715号（以下简称3715号案）。后因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5日作出该案民事调解书。2017年7月27日，因3715号案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而被执行人蔡焯允未自觉履行该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113执3473号（以下简称3473号执行案）《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扣押、扣留、提取、划拨被执行人蔡焯允价值450000元的财产（详见一审法院的“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协助划拨存款通知书”、“查封财产清单”或“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年9月1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113执3473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协助查封被执行人蔡焯允名下的涉讼房屋，查封期限为自生效之日起三年。2019年4月11日，刘红因与蔡焯允之间的所有权确认纠纷诉至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后刘红于2019年7月22日向该院提出撤诉申请。2019年4月25日，就3473号执行案，刘红以涉讼房屋由其出资购买，其系涉讼房屋的实际产权人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请求解除对涉讼房屋的查封以及其他强制执行程序，并退还已执行的24557.04元银行存款，一审法院受理后以（2019）粤0113执异266号案立案处理。2019年7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该案《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刘红的执行异议。该裁定书于2019年7月22日送达刘红。2019年8月6日，刘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解除对涉讼房屋的查封，并确认涉讼房屋为其单独所有等。一审庭审过程中，刘红称涉讼房屋虽登记在蔡焯允名下，但系其借蔡焯允的名义购买的。涉讼房屋的商品房购买合同、银行按揭贷款合同均系其以蔡焯允的名义代为签订的，涉讼房屋的首付款、面积补差款、契税等均系其支付，蔡焯允名下用于还贷的银行卡一直由其保管，其以现金存入或银行转账的形式将还贷的款项存入该银行卡用于每月还贷，且其后涉讼房屋与抵押银行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亦由其出面调解，并由其一次性偿还涉讼房屋的全部剩余贷款本金。涉讼房屋自交付时起一直由其居住至今，蔡焯允从未向其主张过任何权利。因此其系涉讼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及实际产权人，其就涉讼房屋享有的权利可排除对涉讼房屋的执行。为证明上述陈述，刘红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涉讼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银行流水清单、税票、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个人贷款抵押合同、商品房面积补差通知书、律师函、承诺书、调解协议、物业费缴费发票等证据，并申请了证人温某出庭作证。而徐海霞则认为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及物权登记原则，蔡焯允是涉讼房屋的购买人及登记所有权人，截至目前并无生效法律文书对蔡焯允为涉讼房屋的权属人作出相反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红对涉讼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可知，我国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不动产登记既是法定权属认定依据，同时亦是就登记物权属的排他性公示，当事人主张其为不动产真实权利人的，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不足以推翻不动产登记簿。现涉讼房屋的房产证明确载明权属人为蔡焯允，虽刘红主张涉讼房屋系其借蔡焯允的名义购买，涉讼房屋的购房款等款项均系其支付，且一直由其占有使用，故其系涉讼房屋的实际产权人。然根据现有证据显示，无论是涉讼房屋的购房合同，抑或按揭贷款合同，均系蔡焯允的名义签署，而刘红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与蔡焯允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约定，亦未就涉讼房屋的权属或物权变动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且刘红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涉讼房屋的房款全部由其实际支付，仅能证明其与蔡焯允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刘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刘红关于其系涉讼房屋的实际产权人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刘红以其系涉讼房屋的实际产权人为由要求解除对涉讼房屋的查封，并要求确认涉讼房屋为其单独所有，蔡焯允返还涉讼房屋并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请，缺乏理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蔡焯允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行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刘红的诉讼请求全部不予支持，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于2020年7月2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刘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红负担。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询问，一、刘红、徐海霞均确认：涉案房屋目前产权登记在蔡焯允名下；除被一审法院执行查封外，没有其他被查封情况；涉案房屋的购房贷款已还清，但因涉案房屋被查封，故尚未涂销抵押。二、关于借名购房过程及原因，刘红表示：1.其于2011年借蔡焯允的名义购买涉案房屋，但当时没有签订书面借名购房协议，只是办理了蔡焯允委托刘红全权办理房屋交易手续的公证，并与蔡焯允口头协商好等房屋办证五年后再将房屋过户回刘红名下。2.因刘红不是长沙本地人，且当时离婚，没有固定工作单位和社保，不符合当时限购政策，无法以自己名义购房，故只能借名购房。刘红本想借同母异父的姐姐温某名义购房，但温某当时已在广州购买了一套房，还想再买一套，而蔡焯允与温某是男女朋友关系，故温某建议刘红借蔡焯允的名义购买涉案房屋，蔡焯允也同意借名。徐海霞认为刘红上述陈述不属实，即使借名购房及刘红付款属实，这属于刘红与蔡焯允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且因规避限购政策而成立的借名购房关系不应受到保护。经本院主持调解，刘红与徐海霞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针对刘红的上诉，二审需要处理的是刘红有关借名购房的主张是否成立，其据此对涉案房屋提出的提出的停止执行、确认房屋归其所有并要求将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能否获得支持。对此，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刘红虽主张其借蔡焯允的名义购房，但一方面，刘红确认其并无与蔡焯允签订书面借名购房协议，而刘红现有举证仅能证明其与蔡焯允之间存在一定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已形成借名购房的合意，故此，本院无法采信其有关借名购房的主张。在此情况下，刘红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并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显然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即使刘红主张的借名购房及出资情况属实，其自称因不具备购房资格而借蔡焯允的名义购房的理由亦不具有正当性，无法排除法院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对涉案房屋进行的强制执行。鉴于刘红在二审中亦未举证佐证其上诉主张或推翻一审相关认定，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刘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刘红的上诉缺乏充分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卉审判员 赵云川审判员 戴俊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张冰玲书记员李逸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