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92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彬，女，197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雁领，北京美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源，北京美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艳辉，女，197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元，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昱辉梓岳（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法定代表人：张广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元，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彬与被上诉人高艳辉、昱辉梓岳（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昱辉梓岳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4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雁领，被上诉人高艳辉、昱辉梓岳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元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曹彬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曹彬向高艳辉的汇款性质为借款而非注资。首先，曹彬与高艳辉是同学关系，昱辉梓岳公司由高艳辉和其丈夫杨伟华实际控制经营，2017年高艳辉因经营需要着急用钱向曹彬借款200万元，曹彬按照高艳辉的要求于2017年5月12日通过银行汇款200万元至昱辉梓岳公司账户。在曹彬和高艳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曹彬曾问“是你和老杨注，还是咱们一起注”，高艳辉回答“我跟老杨注”“我60，老杨40”。昱辉梓岳公司注册的股东为高艳辉（60%股权）、杨伟华（40%股权）两人，这也说明了曹彬的200万元汇款并非注资款，而是高艳辉因经营需要向曹彬的借款。后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曹彬多次向高艳辉发送《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模板，并敦促高艳辉尽快签署，高艳辉虽然口头答应，但一直推脱。由此可见，曹彬和高艳辉之间有借款的合意，高艳辉也明白200万元的款项是借款，但出于想要赖账的心态一直推脱没有签署该合同。其次，高艳辉虽然两次发送股权转让协议，但始终没有正式文本，而且曹彬只是说看一下，都没有实际认同和签署，投资关系当然没有成立，注资一事就更没有依据了。同时，曹彬并非昱辉梓岳公司的股东，也没有参与公司实际经营，公司由高艳辉和其丈夫实际控制，并未向曹彬沟通过有关公司经营的相关事项，说明曹彬汇款目的是借款而非注资成为公司股东参与经营。最后，一审法院仅仅根据转账凭证记载的用途为“注资”和曹彬参与了昱辉梓岳公司经营管理，就草率认定双方是投资关系。确认是否是投资关系，应该重点考察双方对于所投资项目、投资款用途、投资收益、风险承担等合同主要条款等内容是否达成合意，但曹彬和高艳辉都没有满足，双方投资合同关系没有最终成立。在一审庭审中曹彬明确表示，将该款项标记为“注资”是高艳辉向曹彬借款，然后高艳辉用这笔钱向公司注资，并非曹彬想要用这笔钱来注资。同时，基于朋友关系，曹彬帮助高艳辉跑腿、发朋友圈宣传项目，但这并不能代表曹彬有参与经营的意图，这只是基于朋友关系的相互帮忙行为。综合上述证据均可发现曹彬和高艳辉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借款已经实际交付，因此，该汇款是借款而非投资款，而一审法院最终认定该款项是注资，认为曹彬参与了昱辉梓岳公司的经营管理，认定高艳辉给曹彬发送了《股权转让协议》，提议将高艳辉名下的昱辉梓岳公司20%股权转让给曹彬，均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判决驳回曹彬的诉讼请求，但综合以上证据可以知道，双方有借款的合意，只是因为高艳辉一直推脱才没有实际签署借款协议，该款项属于借款而非注资，应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认定双方借款关系成立并生效。三、高艳辉在此借贷关系中存在明显恶意除曹彬以外，高艳辉还与孙海燕在同时期有相似的债权债务纠纷，高艳辉一直推脱不还钱，明显存在着赖账的恶意。曹彬在借款时并不知道孙海燕与高艳辉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才放心地将200万元借给高艳辉。高艳辉同时期多次向他人发生数百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又均产生纠纷诉至法院，足以看出高艳辉赖账的主观恶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曹彬的上诉请求。高艳辉、昱辉梓岳公司辩称，高艳辉与曹彬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曹彬向昱辉梓岳公司转账200万元，是高艳辉将其持有的昱辉梓岳公司20%股权转让给曹彬的对价，但是曹彬未与高艳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另外，曹彬要求昱辉梓岳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曹彬的上诉请求。曹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艳辉返还曹彬借款本金200万元并以200万元为基数向曹彬支付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自2017年5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昱辉梓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曹彬与高艳辉系同学关系，高艳辉系昱辉梓岳公司的股东。曹彬于2017年5月12日通过银行汇款200万元至昱辉梓岳公司的账号，用途标注为注资。后曹彬参与了昱辉梓岳公司的经营管理。曹彬认为此款的性质为高艳辉向其借款，事后向高艳辉索要借据，高艳辉拒绝出具。高艳辉认为此款的性质为曹彬向昱辉梓岳公司注入的投资款，给曹彬发送了《股权转让协议》，提议将高艳辉名下的昱辉梓岳公司20%股权转让给曹彬，但双方均未签字。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主要审查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以及借款是否实际交付。曹彬提供其向昱辉梓岳公司转账凭证作为证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高艳辉不认为该笔款项是自己向曹彬的借款，拒绝出具借据，双方始终没有就借贷关系形成合意。高艳辉主张转账200万元是曹彬投资入股昱辉梓岳公司的行为，与转账凭证记载的用途为“注资”相符，且曹彬参与了昱辉梓岳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主张存在合理性。曹彬除汇款凭证外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与高艳辉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曹彬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曹彬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曹彬与高艳辉是否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曹彬上诉主张，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规定，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可以视为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但是依据曹彬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可知曹彬是向昱辉梓岳公司汇款200万元，并未向高艳辉转账200万元。因此，曹彬以其向昱辉梓岳公司汇款200万元主张其与高艳辉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曹彬上诉主张，高艳辉因经营需要向其借款。但从曹彬与高艳辉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不能看出高艳辉有明确的借款意思表示，且高艳辉也未同意按照借款向曹彬返还案涉款项。再次，曹彬上诉主张其按照高艳辉的指示将案涉款项汇至昱辉梓岳公司账户且作为高艳辉向昱辉梓岳公司的出资。但曹彬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项主张，且曹彬在转账时备注用途仅为“注资”，不能得出案涉款项性质为高艳辉向曹彬借款的结论。最后，在曹彬既未与高艳辉签订借款合同亦未向高艳辉转账的情况下，曹彬主张其与高艳辉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能成立，进而曹彬要求昱辉梓岳公司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曹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曹彬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郭 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