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44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雄焰，男，197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颖，北京尚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梅，北京尚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金艳，女，196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琳，北京市瑞晶鹏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礼泽，男，197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鹏，男，198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高雄焰因与被上诉人付金艳、郑礼泽、张家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1民初4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雄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1民初469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错误认定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客观真实、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付金艳之间的借贷关系明确。其一，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付金艳签订有借款合同并办理了车辆抵押登记，上诉人亦将借款本金全部汇入付金艳账户。同时，从案涉借款协议的签订过程看，被上诉人付金艳认可借款合同中借款人、借款金额、落款处系由其本人签字捺印，应认定为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因此，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付金艳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其二，上诉人与付金艳均与张家鹏相识，虽然涉案借款系通过张家鹏完成签订，但不能据此否认上诉人与付金艳存在客观真实、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本案中，付金艳系在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将涉案车辆抵押登记至上诉人名下，而此前被上诉人亦曾向上诉人借取款项并将其他车辆抵押登记至上诉人名下，因此可以推定付金艳系明确知晓本案借款系由上诉人出借。其三，虽然上诉人在涉案借款发生时在北京金元典当有限公司任职，但涉案借款本金系上诉人的自有资金，上诉人向付金艳出借款项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而付金艳辩称本案借款实际是北京金元典当有限公司的实际出借行为，并无任何事实依据，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如仅因上诉人系北京金元典当有限公司经理，既可否认上诉人与付金艳的借款关系，明显缺乏合理性。其四，上诉人于借款合同签订当日委托案外人将全部借款本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入付金艳账户内，付金艳收到借款本金后即开始使用资金，期间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而根据付金艳此前为上诉人办理抵押登记、签订借款合同的行为来看，付金艳系明确知晓该笔款项系涉案借款合同项目的借款本金，亦理应知道该笔借款系由上诉人出借，而付金艳在借款事实发生后又以其不认识上诉人、涉案借款并非上诉人实际出借等原因予以推诿，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上述事实，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已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并就本案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付金艳提交的证据清单内关于录音录像证据的证明对象，很多内容属于其主观臆断，录音录像内容中并未予以体现，无法充分证明其抗辩理由。故此，原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客观真实、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并无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原判决错误认定“张家鹏出具承诺函的行为及时间均有悖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而被上诉人张家鹏应就本案借款本息向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7年11月22日被上诉人张家鹏向上诉人出具了《承诺函》，其中载明张家鹏自愿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承诺函出具之日起2年内，该承诺函由张家鹏本人出具并签字捺印。结合本案借款合同的签订过程来看，张家鹏明确知悉上诉人与付金艳之间的借款关系，张家鹏出具本承诺函的意思表示真实自由、指向性明确，尽管张家鹏在出具承诺函时误将借款期限的终止日期填写错误，但承诺函的其他信息均与涉案借款信息相一致，仅系其误将借款到期时间理解为承诺函出具之日。另外，被上诉人付金艳辩称已将借款本息全部支付给张家鹏。因此，尽管承诺函存在轻微瑕疵，但张家鹏出具承诺函的行为和时间均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并能够予以充分证明及合理解释，故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付金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一、事实简述。2016年2月，付金艳需要资金周转，因知晓张家鹏办理抵押借款故找到他，2016年3月3日，张家鹏让付金艳到其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上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2%，签订合同时，张家鹏只是让付金艳在乙方处签字，甲方处是空白的，且签订协议后，两份协议都被张家鹏扣留。当天收到了李婉瑜转账的50万元。二、付金艳与上诉人没有签订借款合同的合意，也不知晓上诉人的存在，上诉人所提供的《借款合同》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2016年3月3日，张家鹏让付金艳到其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签订了借款合同，付金艳签字后两份合同都被扣留，付金艳自始至终都认为是与张家鹏签订的借款合同，而且《借款合同》签订时，上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也没给张家鹏任何授权书。付金艳并不认识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时并不知晓上诉人的存在，签订借款合同后也没有收到过从上诉人账户支付的款项。由此可知，付金艳没有与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的合意；付金艳一直认为是与张家鹏签订的借款合同，因此本案中，上诉人的提供的《借款合同》，虽有付金艳的签字和手印，但并不是付金艳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获取合同，自行签字，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三、上诉人没有直接向被上诉人一支付借款，也没有提供第三人代为支付该笔借款的合法有效证明，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和实际履行，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一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一付金艳并不认识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时并不知晓上诉人的存在，签订协议时上诉人也从未出现，且上诉人也并没有向被上诉人一账户中转款，虽然借款合同中有付金艳的签字，但是因上诉人并没有直接向被上诉人一的账户中支付借款，也没有提供第三人签字的代为支付该笔借款的合法有效证明，因此无法证明上诉人实际支付了该笔借款，故无法证明该借款合同生效及实际履行。在一审中，虽然高雄焰提交了一份李婉瑜签字的证明，但是李婉瑜本人并未出庭作证，该证明是否是李婉瑜本人签署无法认证，付金艳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和关联性都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借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本案中，付金艳没有收到上诉人支付的借款，应视为该借款合同尚未生效。上诉人向付金艳主张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付金艳已经将所借款项本息全额偿还给张家鹏，且有银行转款凭证、微信转款凭证为证。付金艳于2016年3月3日收到李婉瑜转账的款项后，一直向张家鹏指定的还款账户偿还借款（详见付金艳提供的证据3银行转账统计表及证据4转账明细、证据6微信还款统计表及证据7微信转款截图），截止到2019年1月27日，关于该笔借款共偿还借款本息共计79.4万元，本息已经全部偿还完毕。按照月息2%，从2016年3月3日到2019年1月27日共计1060天，按照该期限内未偿还本金情况下计算，利息=50万*24%*1060天/365天=348493元，因付金艳是陆续偿还本息，本金部分并不是完全使用到2019年1月27日，故张家鹏同意，本息共计79.4万，视为本息结清，并多次承诺协调解押事宜。综上，付金艳已经全额偿还了本息款项，付金艳自始至终都认为出借人是张家鹏，并且按照张家鹏的指示，还款到张家鹏指定的账户中，但是鉴于本案中付金艳并不认识上诉人（而且付款人也不是上诉人），一直都是张家鹏在对接和办理相关事务，故付金艳向张家鹏指定的账户还款，应视为是实质还款行为。2017年11月22日，张家鹏为高雄焰出具《承诺函》，承诺对涉案借款合同中所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系其个人行为，与付金艳无关，且付金艳直至收到法院的材料才知晓《承诺函》的存在。张家鹏在并未告知付金艳的情况下自行签订《承诺函》，也进一步表明其已经全额收到了付金艳偿还的本息，否则，张家鹏与付金艳只是客户关系，只是委托办理抵押借款关系，不可能无缘无故为付金艳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综上，第一，付金艳是通过张家鹏办理的抵押借款，签订合同时合同上并没有写出借人的名字，付金艳并不知晓上诉人的存在，付金艳根据张家鹏的指示，向张家鹏指定还款账户中还款，应视为是实质还款行为；第二，根据付金艳提交的银行还款明细及微信还款记录可知，付金艳已经全额偿还本息；第三，上诉人没有直接向付金艳支付借款，也没有提供授权他人支付借款的合法有效证明，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协议并未生效和实际履行，故上诉人要求付金艳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郑礼泽无答辩意见。 张家鹏无答辩意见。 高雄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付金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420000元（利息暂计至2019年9月2日，要求给付至实际付清之日，具体数额以最终对账为准）；2、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二所有的机动车（车架号WAURGB4H2DN046935.）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请求判令被告三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付金艳因需要资金周转，于2016年3月3日在被告张家鹏提供的借款合同签名，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借款期限自2016年3月3日至2016年6月2日，借款利率2.5%，约定借款金额500000元。合同约定被告付金艳以奥迪A8轿车作为本次借款抵押担保（车架号WAURGB4H2DN046935），后将该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交于被告张家鹏，2016年3月3日该机动车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原告高雄焰，2016年3月3日李婉瑜将500000元汇入付金艳账户。2017年11月22日张家鹏向原告出具的《承诺函》一份，自愿承诺对原告与被告付金艳之间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2年，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计算。上述事实，有原告高雄焰、被告付金艳的庭审陈述，原告提供的2016年3月3日借款合同一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一份、2017年11月22日张家鹏出具的《承诺函》一份、李婉瑜出具的说明一份；被告付金艳提供的2019年7月22日到北京市西城区菜市口大街甲2号院3号楼北京金元典当有限公司与该公司会计李婉瑜聊天录像视频资料一份及文字整理记录一份、被告付金艳与张家鹏谈话录音及文字整理记录一份、银行转账还款统计表一份及转账明细一份、被告付金艳向张家鹏微信转账截图、户口本复印件一份、行驶证复印件一份、北京金元典当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有关事实。本案中，就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被告付金艳提供了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通过法庭审理，原、被告陈述举证，可知原告与被告付金艳并不相识，双方通过被告张家鹏完成了借款合同的签订，涉案借款通过李婉瑜账户支付给被告付金艳，而李婉瑜系北京金元典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原告高雄焰对被告付金艳所提供的视频证据中李婉瑜的身份无异议，李婉瑜在视频中陈述原告当时是金元典当行的经理；原告提供的2017年11月22日被告张家鹏为其出具的《承诺函》所载明的借款期间为2016年的3月3日至2017年的11月22日，与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借款合同所载明的借款期限（2016年3月3日至2016年6月2日）不符，被告付金艳明确表示对《承诺函》不知情，被告张家鹏向原告出具《承诺函》的行为及时间（2017年11月22日）均有悖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对被告付金艳提供的证据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其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综上所述，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其与本案被告付金艳存在客观真实、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雄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0元，减半收取为6500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高雄焰与被上诉人付金艳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从本案现有证据看，案涉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出借人高雄焰与借款人付金艳双方并不相识，该合同系通过被上诉人张家鹏签订。上诉人主张系经张家鹏介绍签订借款合同。付金艳陈述其一直认为是与张家鹏签订的借款合同。从款项给付看，涉案500000元系通过李婉瑜账户支付给被上诉人付金艳，而李婉瑜系北京金元典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亦曾在北京金元典当有限公司工作。张家鹏与北京金元典当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付金艳主张其已将该款项打入张家鹏指定的账户。综合全案证据分析，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其与付金艳存在借贷关系，但从合同的签订、款项的给付、双方各自不同陈述等方面看，上诉人所举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原判以原告高雄焰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其与本案被告付金艳存在客观真实、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为由，判决驳回高雄焰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应支持其原审诉求的主张，证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高雄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0元，由上诉人高雄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康珍惠 审判员  王志强 审判员  杨玉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杨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