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6民终33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女，198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青岛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妍斐，山东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永伟，男，1980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明，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光，山东莫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进，男，197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山东滨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增福，男，197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青岛市崂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华，山东德衡（滨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晓峰，山东德衡（滨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佳棉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济阳县仁风镇西街村丰源街中段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25560790477H。 法定代表人：杨春凤。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恒新，山东天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青岛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山东路**阳光泰鼎大厦**2615-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27569392459。 法定代表人：王平杨。 原审被告：王平杨，男，1987年7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所在地山东省胶州市，现羁押于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高媛，女，198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高密市。 原审被告：董明德，男，197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青岛市崂山区。 原审被告：张洪世，男，195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青岛市李沧区。 上诉人王红、余永伟、丁进、李增福因与被上诉人山东佳棉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棉公司）及原审被告青岛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斯特公司）、高媛、王平杨、董明德、张洪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法院（2019）鲁1626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邹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626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不构成抽逃出资，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1、李增福是被冒名登记为股东。当时增资验资、工商登记所有手续均为丁进办理，李增福对其股东身份完全不知情，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8条的规定，李增福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股东抽逃出资是以损害公司权益为前提。2011年4月19日签订的《还款协议》是李子展向公司借款，实际上是丁进借用李子展的名义向公司借款，并非抽逃出资。丁进及王平彦分别于2013年3月4日和2013年12月30日共向公司转款950万，已偿还了上述借款。因此，丁进借款的行为并未损害公司的权益，该种情形并不构成抽逃出资。3、上诉人对被登记为股东完全不知情，均为丁进全权办理，在原审中丁进对此全部认可。因此，上诉人是被冒用身份，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上诉人作为股权受让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始股东已足额缴纳出资并经合法验资，并不存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原审判决适用的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是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并未包括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因此，即便公司的原始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被上诉人也不能依据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受让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未区分具体情形直接适用第十八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975号）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庭审中上诉人王红补充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为：一、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本案为刑民交叉案件。原审被告王平杨因涉嫌合同诈骗罪，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豫16刑终634号刑事裁定书维持了西华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作出（2019）豫1622刑初383号刑事判决，其中认定王平杨个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利用洲斯特公司名义实施了诈骗行为，判处王平杨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王平杨退赔被害单位山东佳棉进出口有限公司2437758.1元。上诉人认为，根据上述生效的刑事裁定书，原审被告洲斯特公司并无与被上诉人佳棉公司棉花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王平杨利用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代表洲斯特公司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洲斯特公司实为王平杨实施诈骗行为的利用工具，系以签订采购合同及后续签订担保协议的合法形式掩盖其个人想要占有他人财产的非法目的，涉案的三份棉花采购合同均应为无效合同，也因此认定了王平杨的合同诈骗罪成立，并责令其退赔被上诉人佳棉公司款项2437758.1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的是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的主要情形，但本案是被上诉人依据与王平杨所犯的合同诈骗罪一案的同一事实，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上诉人认为不应适用前述规定。原判认定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是基于对涉案三份合同有效的认定，这将会明显导致法律逻辑上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已生效的刑事案件文书具有可执行性，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佳棉公司的损失可以获得补偿。且此前，王平杨已经分8次向其退回1477000元款项。如按照原审（2019）鲁1626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内容，众上诉人及其他原审被告再因被上诉人佳棉公司的诉讼请求承担民事责任，则佳棉公司将同时获得刑事、民事双重补偿，其将从中双重获益。上诉人认为这明显违反立法本意。二、即使涉案合同被认定为有效，上诉人也不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即使认定涉案的三份棉花采购合同有效，根据原审所查明事实（记载于原审判决第11页），2011年4月15日，青岛涵思雨商贸有限公司（即原审被告洲斯特公司变更前曾用名）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同时增加李增福为股东，新增注册资本950万元由李增福认缴，同月19日，李增福抽逃了全部出资。而上诉人自青岛市市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调取的企业登记档案中：（1）北京红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显示，青岛涵思雨商贸有限公司截至2011年4月18日止，新增股东李增福对其认缴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950万元已于2011年4月18日缴存至公司开立在中信银行青岛麦岛路支行开立的人民币存款账户73716101839********账号中，而上诉人王红是于2011年8月24日受让李增福的股权，此时不存在李增福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2）上诉人王红自2011年6月15日时才成为青岛涵思雨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前其对该公司的情况一概不知，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2011年4月19日发生的李增福抽逃出资情况。截至本案审理时，上诉人虽为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所记载的股东，但从未参与过青岛涵思雨商贸有限公司或其变更后的洲斯特公司的经营管理，对于该公司的经营及资本的变动情况无从知晓，对原审被告王平杨利用洲斯特公司名义实施诈骗涉嫌犯罪也是自王平杨被刑事羁押之后才得知。抽逃出资，不同于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其与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并列属于股东在公司资本问题上可能存在的违法情形之列，不能同一而论。原审针对案件焦点四，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自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类案检索到已生效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975号民事判决书，其所涉案件与本案具有相同情形。该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前手股东已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后抽逃出资情况下，后手股东受让的股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另据2020年7月31日开始试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上诉人认为，本案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所作的判决主文“八、被告丁进、王红对上述第五项中被告李增福承担的补充赔偿份额承担连带责任”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从立法本意出发，上诉人不应承担原审所判民事责任。三、原判决程序严重违法，应发回重审。原判决书载明，于2019年4月10日、5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5月11日的开庭，除被上诉人佳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洲斯特公司、王平杨外的同案被告均未出庭。上诉人确定并未收到原审法院将于此次开庭审理的通知，上诉人对该次开庭的内容一无所知。被上诉人在该次开庭中更换了委托诉讼代理人，且第一次开庭时未到庭的王平杨是对本案事实认定起关键作用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开审理的，应当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的时间、地、地点此上诉人认为，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四项规定的“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情形，故应裁定撤销原判决，将全案发回重审。 余永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邹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626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董明德、张洪世未出资无任何依据。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公司登记材料，有董明德和张洪世工商银行的进账单和验资报告，该证据足以证明二人的出资已实缴到位。被上诉人未提交二人将出资款转出的任何证据，法院据此认定二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作为股权受让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始股东已足额缴纳出资并经合法验资，并不存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原审判决适用的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是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并未包括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因此，即便公司的原始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被上诉人也不能依据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受让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未区分具体情形直接适用第十八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975号）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审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余永伟补充上诉事实与理由为：一审程序严重错误，1、一审被告董明德既是被告又担任了被告张洪世的特别授权代理人，董明德并非张洪世的近亲属，其二人具有利益冲突，张洪世作为涉案公司的发起股东，对于查清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代理人身份不适格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清；2、本案要求股东承担补充责任，不能在一审中一并审理，一审时候原审提交的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涉案买卖合同是王平杨为实施诈骗犯罪而签署的，是王平杨个人犯罪行为而非单位犯罪行为，一审法院引用八民会第128条的规定，将买卖合同纠纷与股东的补充责任案件合并审理，是错误适用上述会议纪要，本案属于不同当事人的行为，刑事和民事案件不应该分开审理；3、本案开了两次庭，第二次庭审一审法院并未通知余永伟等人到庭，剥夺其诉讼权利。本案错误适用了公司法司法解释3第18条规定，该规定中股东仅仅适用于发起人股东或增资股东，并不适用于余永伟这种从继受股东处受让股份的股东，该规定同时要求受让人必须具有重大过错，余永伟已经注意到了自然人应该注意的审查义务，不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丁进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邹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626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董明德、张洪世未出资无任何依据。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公司登记材料，有董明德和张洪世工商银行的进账单和验资报告，该证据足以证明二人的出资已实缴到位。被上诉人未提交二人将出资款转出的任何证据，法院据此认定二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李增福不构成抽逃出资，不应承担任何责任。1.李增福是被冒名登记为股东，当时增资验资、工商登记所有手续均为上诉人办理，李增福对其股东身份完全不知情，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8条的规定，李增福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股东抽逃出资是以损害公司权益为前提。2011年4月19日签订的《还款协议》是李子展向公司借款，实际上是上诉人借用李子展的名义向公司借款，并非抽逃出资。上诉人及王平彦分别于2013年3月4日和2013年12月30日共向公司转款950万，已偿还了上述借款。因此，上诉人借款的行为并未损害公司的权益，该种情形并不构成抽逃出资。上诉人作为股权受让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始股东已足额缴纳出资并经合法验资，并不存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原审判决适用的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是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并未包括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因此，即便公司的原始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被上诉人也不能依据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受让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未区分具体情形直接适用第十八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975号）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丁进补充上诉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八条和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上诉人丁进对董明德、张洪世在未出资范围内，对李增福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的补充赔偿份额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且与事实不符。《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该条规定适用于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本案的情形是同一当事人因“同一事实”，既存在民事纠纷又涉嫌刑事犯罪，而非“不同事实”。本案不属于该会议纪要所规定的情形，不能适用。另外，在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三部分关于“准确把握《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中明确指出：“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因此，一审判决于法无据。本案的起因是由于被告王平杨采用诈骗手段与被上诉人佳棉公司签订的“棉花购销合同”引起。2019年1月23日至25日，王平杨以洲斯特公司的名义与被上诉人佳棉公司签订了三份“棉花购销合同”，骗取被上诉人购货款2437758.10元。2019年9月20日，王平杨以合同诈骗罪被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2刑初383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万元；并责令王平杨退赔被害单位山东佳棉进出口有限公司2437758.10元。在该刑事判决所依据的事实中，也就是起诉书指控的第3项犯罪事实，该项犯罪事实与本案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系同一事实。刑事判决中的三份“棉花购销合同”与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三份“棉花购销合同”为同一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中明确指出：“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司法解释之所以如此规定，是为避免同一事实重复评价。刑事判决中责令退赔，在性质上属于民事赔偿，被上诉人的损失，可以在刑事程序中获得，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基于同一事实，另行作出民事判决，必然造成与刑事判决中的责令赔偿的内容相重复。因此，依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丁进对董明德、张洪世在未出资范围内，对李增福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的补充赔偿份额承担连带责任，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有错误。洲斯特公司前身是青岛鸿利源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02年2月12日注册时，董明德出资45万元；张洪世出资5万元。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2中的验资报告可以证明二人出资属实，验资报告中附有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四方区支行的进账单两张、银行询证函一张，证明董明德、张洪世二人出资分别为45万元和5万元。现我方将提供一份2004年2月18日由青岛市市北区东发实业公司东工针纺织品经营部转入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四方区支行青岛鸿利源商贸有限公司验资账户的50万元的转款明细单一份。该证据印证了董明德、张洪世出资情况。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四方支行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律师调查令（回执）记载，洲斯特公司尾号为4974号的账户和丁进尾号为2418号的账户，“通过后台查账，查无记录”。之所以查无记录，是因为当时50万元的出资款是董明德、张洪世委托青岛市市北区东发实业公司东工针纺织品经营部将50万元出资款转入青岛鸿利源商贸有限公司在工商银行青岛市四方支行的验资账户。董明德、张洪世二人出资属实。该公司股东李增福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对李增福的出资是认可的，公司归还李子展950万借款，属正常业务往来，并非故意抽逃出资。更何况上诉人丁进和其妻子王平彦分别于2013年3月4日、2013年12月30日分三次将950万元款项转入洲斯特公司在工商银行的账户。一审法院判决丁进、王红对李增福承担的补充赔偿份额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错误。三、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三）之项规定，当事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王平杨采用合同诈骗的手段骗取被上诉人购货款，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因此，王平杨与被上诉人分别于2019年1月23日、24日、25日所签订的三份“棉花购销合同”属无效合同。不存在合同解除问题，也不应当支付违约金和利息。综合上述事实理由，我们认为，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八条受理本案并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上诉人丁进对董明德、李增福二人承担的补充赔偿份额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在第二次开庭时除王平杨到场外，均未通知其他当事人，程序违法。 李增福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邹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626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李增福不构成抽逃出资，不应承担任何责任。1.上诉人是被冒名登记为股东，当时增资验资、工商登记所有手续均为丁进办理，上诉人对其股东身份完全不知情，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8条的规定，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在庭审中，上诉人明确提出当时办理增资的所有工商登记材料均非本人签字，并提出鉴定申请，而法院未经任何审查，当庭表示对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程序上严重违法。3、上诉人提交了丁进出具的协议书，证明当时增资验资工商登记的所有手续均为丁进办理，丁进也当庭予以认可，原审法院却以丁进为利害关系人为由对该证据全盘否认，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丁进与上诉人不具有利害关系，相反，丁进自认的是对其不利的事实，其陈述具有客观性。且，根据上述规定，具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中上诉人的签字均系虚假，与丁进出具的协议书以及当庭陈述相互佐证，足以证明上诉人对其股东身份不知情。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李增福补充上诉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适用全国法院适用的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案件事实与西华县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同一当事人因不同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但是本案中是同一案件事实，原审法院受理此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他同上诉状一致。 佳棉公司辩称，一、董明德、张洪世未出资事实认定清楚，丁进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一审中佳棉公司提交的证据2，洲斯特公司设立时的验资账号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该账号无任何交易记录，由此，可以认定董明德、张洪世并没有将出资款打入指定的银行账号，验资时董明德、张洪世提供的进账单系伪造的。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董明德、张洪世未履行出资义务正确。2004年11月11日，经股东会决议，董明德将持有的45万股权零对价转让给丁进，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董明德亦认可丁进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丁进也无证据证明其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此次股权转让为零对价转让，由此可以认定受让人丁进对董明德未出资的事实知道或应当知道，故丁进应对董明德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份额承担连带责任。二、李增福抽逃出资、丁进协助抽逃出资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2011年4月，洲斯特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李增福成为新股东，出资950万，验资账户交易明细显示950万验资款在2011年4月18日转入验资账户后，2011年4月19日该款项本息被转出，支付给案外人李子展。洲斯特公司及李增福不能说明该笔交易的正当理由，由此可以认定，李增福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李增福并非被冒名登记为股东，李增福曾向洲斯特公司出资，并对和王红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2013年4月，洲斯特公司曾转账劳务费，与李增福之间存在经济往来。由此可以认定，李增福对向洲斯特公司出资并抽逃出资的事实知情，没有必要对其在工商登记资料中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不同意鉴定申请是正确的。丁进协助抽逃出资的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对丁进出具的证明因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予认可的认定是正确的。丁进在此期间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李增福抽逃出资的支票由银行工作人员和丁进电话确认，丁进应在协助李增福抽逃出资范围本息范围内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丁进为了免除自己的法律责任，而与李增福串通提供假证明的可能极大。一审法院因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之规定，李增福应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洲斯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丁进对此应承担连带责任。三、余永伟应在丁进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份额内承担连带责任。如前所述，董明德未履行出资义务，后以零对价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丁进，2011年6月17日，丁进、聂金成将其持有的50万股权零对价转让给余永伟，2019年2月22日，余永伟将其持有的45万股权零对价转让给转给王平杨。余永伟参与的不管是受让股权还是转让股权，股权转让协议均未约定股价转让价款，为零对价转让；自2011年开始至今，余永伟一直担任公司股东，参与了洲斯特公司的零对价股权转让及受让，对公司的出资情况应该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之规定，余永伟应在丁进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份额内承担连带责任。四、王红应在李增幅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份额内承担连带责任。2011年8月12日，李增福950万股权转让给王红，2019年2月22日，王红950万转让给王平杨。王红参与的不管是股权受让还是股权转让，均未约定股价转让价款，为零对价转让；自2011年至2015年，王红一直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参与了洲斯特公司的零对价股权转让，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前期股东抽逃出资情况应该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之规定，王红应对李增福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份额内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补充答辩意见为：一审程序合法，董明德、张洪世作为发起人股东，各自应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两人并无利害关系，一审时董明德担任张洪世的代理人，各方并无异议。一审法院组织第二次开庭完全是因为王平杨因刑事犯罪被羁押看守所，所以单独到其羁押场所组织王平杨对原告的诉求及证据提出答辩意见及质证意见，并无必要通知其他被告。法院受理本案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的有关规定，王平杨因刑事犯罪被判处承担刑事责任及有关退赔责任，不影响受害单位佳棉公司要求洲斯特公司及其股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8条规定的就是受让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并且余永伟等受让股东在受让股权时应当谨慎审查公司有关情况，不能仅仅看到验资报告显示有出资就认为其实际出资，还应审查财务账册，银行账户实际余额等公司真实财务状况，从其零对价受让股权看，其对有关股东未出资或抽逃出资的情况是知情的。 佳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佳棉公司与洲斯特公司的合同；洲斯特公司立即返还佳棉公司货款2354758.1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2354758.1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自2019年2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货款返还之日止）；2.洲斯特公司立即支付佳棉公司违约金470951.62元；3.高媛、王平杨对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董明德、张洪世在未出资额本息范围内、李增福在抽逃出资额本息范围内对诉讼请求第1、2项中洲斯特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5.丁进、王红、余永伟对诉讼请求1、2、4项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23日至25日佳棉公司与洲斯特公司签订棉花购销合同三份，佳棉公司从洲斯特公司分别购买43.613吨、132.211吨、88.392吨新疆棉，合同分别约定：“单价14900元/吨、金额649833.70元；单价14800元/吨、金额1956722.80元；单价14800元/吨、金额1308201.60元。同时对交货地点、付款及结算等均进行了约定。同月24日，佳棉公司按合同约定向洲斯特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共计3914758.10元，但洲斯特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交付货物。2019年2月15日，佳棉公司与洲斯特公司就合同履行、违约责任、纠纷处理等签订担保协议一份，协议中写明：“洲斯特公司认可佳棉公司按合同规定期限付清全款，但洲斯特公司未在合同期内交货，已造成违约事实……。洲斯特公司保证在2019年2月20日之前完成履约，如违约自愿承担货款总额20%的违约金，并承担货款利息15%……，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由洲斯特公司与担保人全部承担。”，高媛、王平杨作为担保人在担保协议中签字捺印。佳棉公司自认洲斯特公司返还其货款1560000元，现尚欠货款2354758.10元。 另查明，洲斯特公司前身系青岛鸿利源商贸有限公司，2002年2月12日，由董明德、张洪世设立，但未出资。2004年11月11日，青岛鸿利源商贸有限公司更名为青岛涵思雨商贸有限公司，董明德将其持有的45万元股权转让给丁进，张洪世将其持有的5万元股权转让给聂金成，两人均未支付对价，青岛涵思雨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明德变更为丁进。2011年4月15日，青岛涵思雨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同时增加李增福为股东，新增注册资本950万元由李增福认缴，同月19日，李增福抽逃了全部出资。2011年6月15日，丁进、聂金成将其所持有股权转让给余永伟，2011年8月24日，李增福将持有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王红，余永伟、王红均未支付对价。2013年2月23日青岛涵思雨商贸有限公司更名为洲斯特公司，王红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平杨。王平杨因犯合同诈骗罪于2019年9月20日被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责令其退赔佳棉公司2437758.10元。王平杨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合同是否解除，洲斯特公司是否返还货款、支付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二、王平杨、高媛是否承担保证责任；三、董明德、张洪世、李增福是否具有未出资、抽逃出资的事实，对上述债务是否承担责任；四、丁进、王红、余永伟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焦点一，佳棉公司与洲斯特公司签订三份棉花购销合同，共计价款3914758.10元，佳棉公司依约履行付款义务，洲斯特公司未依约履行交付货物义务，经协商后退还货款1560000元，尚有2354758.1元货款未返还，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洲斯特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平杨通过签订涉案合同在内的多份合同实施诈骗，已被判处刑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主要有下列情形：（2）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佳棉公司依据合同要求洲斯特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符合上述规定，但因王平杨已被判处刑罚，且其以洲斯特公司名义与佳棉公司签订的合同为合同诈骗，洲斯特公司无法继续履行，现佳棉公司主张解除所签订的购销合同，并要求返还货款2354758.10元，支付违约金470951.62元（2354758.1元×20%）及利息，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余永伟辩称本案不符合合同解除的条件，因案件事实在刑事案件中做过认定和处理，其抗辩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2019年2月15日，佳棉公司与洲斯特公司、王平杨、高媛签订担保协议，协议约定高媛、王平杨为洲斯特公司还款承担担保责任，故佳棉公司主张高媛、王平杨承担担保责任，理由成立，予以支持。王平杨辩称其已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予承担的抗辩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属于抽逃出资。”，第十三条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佳棉公司依据上述规定主张董明德、张洪世存在未履行出资义务，丁进协助李增福抽逃全部出资950万元，已初步完成举证责任。李增福辩称给公司介绍了一笔矿石业务，公司给的佣金，其并非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公司的高管，因未能举证证明，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其抗辩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纳。董明德、张洪世辩称转让时未收转让金，承诺给的30%利润至今未收到，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责任应予免除，其抗辩理由不当，不予采纳。佳棉公司主张并要求董明德在45万元本息范围内、张洪世在5万元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主张李增福抽逃出资950万元，要求李增福在抽逃出资95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诉求，予以支持。关于焦点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涉案中董明德将其持有的青岛鸿利源商贸有限公司（洲斯特公司前身）45万元股权转让给丁进，张洪世将其持有的5万股权转让给聂金成，丁进、聂金成两人均未支付对价，青岛鸿利源商贸有限公司更名为青岛涵思雨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丁进，后聂金成将其持有的5万元股权转让给余永伟、丁进将其持有的45万元股权转让给余永伟，李增福将其持有的青岛涵思雨商贸有限公司950万元股权转让给王红，余永伟、王红亦未支付对价。丁进、余永伟、王红在受让股权时未对股东出资情况审慎核查，且丁进、王红任青岛涵思雨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前期股东抽逃出资情况应予知情，故佳棉公司主张要求丁进在45万元本息范围内、余永伟在50万元本息范围内，丁进、王红在950万元本息范围内与抽逃出资股东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余永伟辩称佳棉公司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条错误，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王红辩称的其居民身份证借给丁进，具体丁进干什么不清楚，本人不承担责任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佳棉公司要求解除与洲斯特公司签订的三份棉花购销合同并返还货款2354758.10元，支付利息损失（以2354758.1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自2019年2月21日起计算至货款实际返还之日止）及支付违约金470951.62元诉求，符合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佳棉公司要求高媛、王平杨承担返还货款并支付利息、违约金的连带偿还责任；要求董明德、张洪世、李增福分别在未出资额及抽逃出资额本息范围内对洲斯特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要求丁进、王红、余永伟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高媛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权及质证权，不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山东佳棉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青岛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签定的棉花购销合同（合同编号：20190123001、20190124002、20190125002）；二、被告青岛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山东佳棉进出口有限公司货款2354758.1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2354758.1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自2019年2月21日起计算至货款实际还清之日止）；三、被告青岛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山东佳棉进出口有限公司违约金470951.62元；四、被告高媛、王平杨对上述第二、三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其承担偿还责任后，有权就已偿还份额向被告青岛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追偿；五、被告董明德、张洪世分别在未出资45万元、5万元本息范围内，李增福在抽逃出资额95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上述第二、三项被告青岛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六、被告丁进对上述第五项中被告董明德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份额承担连带责任；七、被告余永伟对上述第六项中被告丁进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份额承担连带责任；八、被告丁进、王红对上述第五项中被告李增福承担的补充赔偿份额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29405.6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4405.68元，由被告青岛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高媛、王平杨负担。户名：邹平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邹平支行，帐号：1573××××5984。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李增福提交中信银行麦岛支行出具的2011年4月18日并非李增福本人签字的个人存款凭条一份，用以证实银行账号为7371××××3321的银行卡的开办人并非李增福本人，而该银行卡号为洲斯特公司增资的出资账号，进一步证实李增福对公司增资验资的事项完全不知情，系被冒名办理。被上诉人佳棉公司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该证据中有李增福的签名，联网核查凭证也显示公民身份号码与姓名一致，存在照片，说明当时李增福在现场，对此知情，即使签名不是本人所签，但是对开户是知情的。结合李增福认可与王红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并且后期公司与李增福之间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印证李增福对其股东身份是知情的。证据中显示的只是一元钱的开户信息，并没有提供其缴存950万元出资款的银行单据，该证据与出资及证实股东身份没有关联性。王红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事项，该份证据所载明的仅为该份账户开户信息，不能证明李增福对其认缴出资实缴到位，应当以企业工商登记查询档案中的验资报告为准，王红不应对李增福抽逃出资的行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余永伟质证称，该份证据与余永伟无关，不予质证。丁进对于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仅凭该银行凭证，不足以证实非李增福本人书写，即使其所述属实，但也不足以证实其对于增资情况不知情，亦不足以证实被冒名的主张。对李增福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丁进提交：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四方区支行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和验资报告一份，款项系原公司股东董明德、张洪世委托青岛市市北区东发实业公司东工针纺织品经营部以转账支票的形式于2004年2月18日转给青岛鸿利源商贸有限公司验资户的50万元出资款，用以证明董明德、张洪世出资属实，验资报告中所附的进账单是真实的，并非伪造；证据2.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市南区第二支行出具的丁进和其妻子王平彦于2013年3月4日分两笔，2013年12月30日一笔共950万元款项转入公司账户；证据3.由中信银行青岛麦岛支行提供的青岛涵思雨商贸公司和李子展于2011年4月19日签订的还款合同一份，证据2、3一并用以证明公司转款为正当业务往来，非有意抽逃出资。佳棉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与佳棉公司提交的证据二相矛盾，佳棉公司委托律师申请调查令，该验资账户并未有任何交易发生，并且丁进提交的证据一中款项摘要为货款，而非验资款，交易对手为东工针纺织品经营部，而非董明德和张洪世，说明该证据显示的内容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且验资报告中银行询征函载明董明德、张洪世的出资银行账户，进一步说明该组证据不能证实董明德、张洪世实际出资。对证据二、三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证明了李增福抽逃出资的行为，丁进在上诉状中主张向李子展的转账行为是李子展向公司借款，在补充意见中又提出是公司归还李子展借款，其主张前后矛盾，从该还款合同约定中看出，支付给李子展的9500129.54元系涵思雨公司向李子展的还款，合同中约定了乙方也就是涵思雨公司同意向李子展提供以下内容的还款，还款金额9500129.54元是该笔出资款950万元的本息，该本息全额偿还给了李子展，可以判定系案外人李子展为李增福提供了出资款，在验资后本息全额偿还李子展，而丁进和王平彦支付给尾号8655的资金与本案无关联性，8655账号无法证明账户是哪个公司的账户，在洲斯特公司的经营中，经常使用丁进和王平彦的个人账户来进行交易，无法证实该笔款为偿还借款。上诉人王红对上诉人丁进提交的该三份证据并不知情，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余永伟质证称，证据一与银行进账单相互印章，证实董明德、张洪世已经将注册资本实缴到位，同时有公司设立时的验资报告予以证实，余永伟受让股权时基于对验资报告的信赖，已经尽到合理审查的义务，且股权转让是股东之间的行为，受让股东无权对公司财务明细进行核查，公司也没有配合的义务，足以证实余永伟受让股权没有重大过错，证据二、三与余永伟无关，不予质证。李增福质证称，对丁进提交的证据从未见过，也不知情，通过证据二可以看出洲斯特公司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其他不予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显示款项系青岛市市北区东发实业公司东工针纺织品经营部于2004年2月18分别向青岛鸿利源商贸有限公司转款45万元、5万元，而转账明细摘要部分注明的是货款，并非受人委托转账的出资款，而且该明细与洲斯特公司设立时的验资报告所显示的出资情况不同，不足以证实公司原始股东董明德、张洪世履行了其出资义务，对于上主诉人丁进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3从上诉人提交的并不是很清楚的还款合同看，涵思雨公司于2011年4月19日与李子展签订还款合同，但详细内容看不清楚，上诉人主张向李子展的转账系公司的正常业务往来，但李增福向公司出资950万元的时间为2011年4月18日，而2011年4月19日公司即向李子展转账950余万元，上诉人丁进没有证据证实李子展此前向公司进行了转账，或李子展与公司还有其他业务往来，因此上诉人丁进主张该笔向李子展的转账系公司正常业务往来的证明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佳棉公司提交洲斯特公司尾号9672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一份（共20页），用以证明2013年5月至2013年12月洲斯特公司共计向丁进王平彦转账500多万，说明在洲斯特公司经营中有时使用丁进和王平彦账户进行交易，说明丁进所主张的于2013年4月和12月偿还公司款项是不成立的。王红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被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不完整，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余永伟称与其无关，不予质证。李增福质证称，与其无关，从未见过银行交易明细中所列明的事项，也从未参与，不予质证。丁进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在证据上看到大部分的转出都是有对应的转入，当时其用公司的名义办过一台P**机，刷个人的信用卡转入公司账户后又转入其个人账户。本院认为，该转账明细虽然显示洲斯特公司与丁进、王平彦有多笔转账往来，但不足以证实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此本院不予采信。 另查明，被上诉人洲斯特公司是于2004年2月23日设立。根据一审期间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洲斯特公司通过审核并完成增资的时间为2011年4月19日。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王红、余永伟、丁进、李增福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严重违法。 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问题。本案与刑事案件不存在冲突。刑事案件是以行为人王平杨存在欺诈并判令王平杨承担刑事责任，退赔受害人损失。而本案基于洲斯特公司与佳棉公司之间因签订买卖合同所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尽管合同签订过程中王平杨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但根据民事法律规定，该种合同性质为可撤销的合同，在权利人佳棉公司未行使其撤销合同的形成权之前，该合同不存在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仍合法有效。因此各方主张合同无效，不能成立。佳棉公司基于有效的合同向相对方主张权利，并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向合同相对方洲斯特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主张权利，与刑事案件并非基于同一事实，本案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刑事案件中有王平杨退赔给佳棉公司款项的判项，在执行本案的过程中，已经退赔的款项应予以扣除。义务人可以在执行过程中向执行法院予以主张。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阶段未予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董明德、张洪世、李增福有无履行出资义务的问题。董明德、张洪世作为公司发起人成立了洲斯特公司，虽然青岛大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显示，两人出资缴存于公司在工商银行青岛四方区支行开立的账户中，但佳棉公司委托代理人持一审法院调查令至该银行查询时，该银行未查询到两人分别转入的5万元和45万元的资金。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丁进虽然提交了其称董明德、张洪世委托青岛市市北区东发实业公司东工针纺织品经营部以转账支票的形式于2004年2月18日转给青岛鸿利源商贸有限公司验资户的50万元出资款，用以证明董明德、张洪世出资，但一审期间，董明德在出庭时并未陈述该委托转款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实上述转账是基于董明德、张洪世的委托，目的是用于上述两人的出资。再者上述款项的用途处注明的是货款，与验资报告中所显示的出资情况也不相符合，因此对于上诉人丁进以青岛市市北区东发实业公司东工针纺织品经营部以转账支票的形式于2004年2月18日转给青岛鸿利源商贸有限公司50万元，主张董明德、张洪世已完成出资，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李增福的出资，李增福于2011年4月18日向公司转账950万进行验资，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工商部门审核增资并完成登记的时间为2011年4月19日，在工商部门审核登记的当天950万元的出资款即被转出，应当认定李增福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在本案上诉时，丁进称该款项是其以李子展的名义向公司所借，后其以自己和妻子的名义分别向公司转款，在本案补充陈述时，其又称是向李子展的转账是公司归还向李子展的借款，前后陈述存在矛盾。且上诉人丁进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公司向李子展转账前，李子展曾向公司有过转账的款项，因此上诉人主张李增福不存在抽逃出资，出资950万元后向李子展的转账系公司业务往来的主张，不能成立。股东抽逃出资，其实质是股东并未履行或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却仍享有投资收益权、公司管理权等股东权利，且仍受到公司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是一种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损害了公司作为独立主体的财产权益，也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权益，股东应当对其抽逃出资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李增福增资后，其增资的950万元在验资并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增资的当天即被转走，直接造成了洲斯特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属于抽逃出资的行为。一审法院据此判令李增福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李增福主张其是被冒用，所有手续均为丁进办理，但李增福作为股东增资，在工商登记部门有登记，已对外进行了公示，且其本人又与王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了其持有的股权，应当认定其对于增资及股东的身份是知情并同意的，其辩称是被丁进冒用身份并据此主张不承担责任，不能成立。王红受让李增福的股权，由于其受让的是瑕疵出资的股权，洲斯特公司的账户能够明确反映出作为增资股东李增福的出资在验资后被转走，且在受让李增福950万元股权，受让人王红未支付任何对价款，据此应认定王红受让股权时应当知晓股权转让人存在出资瑕疵的情况。据此一审法院判令王红连带承担李增福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同理，丁进自董明德处、余永伟自丁进处受让的亦是瑕疵出资的股权，其受让股权时亦未支付任何对价，据此其也应知道股权转让人存在瑕疵出资的事实，对此一审法院判令丁进、余永伟承担相应的责任，亦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丁进在担任洲斯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李增福的增资款在验资的当天即被转出，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判令丁进与李增福承担连带责任，亦无不当。 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是在王平杨被羁押的场所进行的，主要是让王平杨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并听取王平杨本人对本案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意见，目的是为了保证王平杨的诉讼权利。在第一次开庭时各方当事人均对本案发表了意见，并对证据进行了举证和质证，一审法院第二次到王平杨的羁押场所开庭，未通知其他当事人到庭，并未影响各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各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不能成立。一审期间，董明德作为张洪世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虽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规定，但在没有证据证实委托手续存在虚假的情形下，不能据此认定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217.04元，由上诉人王红承担29405.68元，由上诉人余永伟承担29405.68元，上诉人丁进承担29405.6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乃群 审 判 员 王忠民 审 判 员 高立俊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刘亚茹 书 记 员 李文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