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7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广东国际大酒店A附楼****。负责人：谢乐安，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乐安，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星，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用生，男，196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隆回县。上诉人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国律所）因与被上诉人段用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7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国律所的负责人谢乐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星、被上诉人段用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国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段用生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段用生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陈某建签订并履行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安国律所与段用生之间存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安国律所从未与段用生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也没有收取相应律师代理费。安国律所对律所内部档案、登记册等进行了查询，发现合同登记册中没有段用生提交的(2010)穗安律代民字579号《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登记记录，公章使用登记册中也没有该合同使用公章的记录，未发现该合同的备份文件及安国律所收取代理费后向段用生开具的发票。其次，陈某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安国律所与段用生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十三条规定，认定构成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还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一审庭审中，段用生述称其于2010年9月17日在安国律所办公室与陈某建签订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用现金支付律师费10000元，当时只有其妻子与陈某建在场，陈某建开具收款收据给段用生，因财务不在故无法开具发票，段用生事后也没有要求安国律所补开发票。首先，现场只有陈某建、段用生及其妻子，律所行政及财务人员都不在，段用生与陈某建是否是在律所办公室签订的合同存疑，极有可能是在律所外私下签订合同，段用生主观上是否善意也存疑。其次，段用生作为生意人，经常对外签订合同，应当知道公章以及合同章等印章由专人保管。既然律所行政和财务人员都不在，陈某建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加盖的合同专用章是否真实，段用生对此应产生合理怀疑，其当时继续签署合同，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最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律师费已达到上述账号或在乙方办公场所交由乙方财务并由乙方财务开具发票为收讫。任何私人间的支付，乙方均不予承担，相关责任由收款人自行承担”。实际上段用生并未依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将10000元律师费交给律所财务或转账至律所账号，而是交给陈某建，且未要求安国律所开具发票，段用生存在重大过失。第二，一审判决根据双方过错情况酌定安国律所承担段用生30％部分损失，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安国律所与段用生之间不存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不应当承担合同违约责任。经司法鉴定，从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调取的涉案卷宗中安国律所公章为假章，依据《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不承担律师私刻印章并私自接受委托行为的相关法律责任的批复》提及的“律师私自刻制所属律师事务所印章并私自接受委托，属于该律师的个人行为，律师事务所对其行为和后果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个人责任”的指导意见，陈某建私刻公章并私自接受委托，安国律所不应当承担责任。其次，安国律所对陈某建私自接受段用生的委托毫不知情，对段用生的损失不应承担次要责任。安国律所作为一家规范经营的专业律所，在陈某建离职时，严格按法律规定和律所规章制度进行工作交接，妥善履行其未履行之义务。陈某建从未将其私自接受委托的事实告知安国律所，在段用生提起本案诉讼前，安国律所对该事实毫不知情。第三，段用生怠于行使权利，其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也导致安国律所购买的律师执业责任险过了保险期限，不能向保险公司主张赔偿。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三案民事判决的时间为2011年5月19日，段用生依法应在申请执行时效届满后即2013年8月2日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其应在2015年8月1日前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其于2019年2月15日提起的本案诉讼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由于段用生未在诉讼时效内起诉，导致安国律所购买的律师执业责任险已过保险期限，不能再向保险公司索赔。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请求二审改判支持安国律所的主张。段用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安国律所的上诉意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段用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安国律所将未执行支付的工程款255258.60元，案件受理费5639.38元支付给段用生，并从2010年12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段用生为证实其与安国律所存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提交了以下证据：1.一份落款日期为2010年9月17日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其中载明：段用生为甲方，安国律所为乙方，甲方因与佛山市南海区三山消防实业有限公司及佛山市南海三山防火设备有限公司纠纷一案，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委派律师在案件下列阶段担任甲方委托代理人：非诉、一审、二审、执行；委托代理权限详见授权委托书；第三条：乙方的义务：（一）乙方委派陈某建、赵某坡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甲方同意上述律师指派其他律师或助理配合完成工作，但乙方更换代理律师应取得甲方书面认可；（二）乙方律师应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尽心尽职地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本合同约定的被委托事项，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三）乙方律师应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出专业判断，客观地告知甲方所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四）乙方律师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的时限、时效以及审理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五）乙方律师应当及时告知委托人有关代理工作的情况，对委托人了解委托事项情况的正当要求，应当尽快给予答复；（六）乙方在代理甲方案件期间，在涉及甲方的对抗性案件中，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委派律师同时担任与甲方具有利益冲突的另一方的委托代理人；（七）乙方律师对其获知的甲方的商业秘密/或者甲方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八）乙方对甲方业务应单独建档，对涉及甲方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设立交接记录。档案保存时间根据律师业务档案管理规定执行。律师费、工作费及支付方式：签订合同时支付办案费10000元，律师费按全部案件执行标的的10%提成。乙方户名：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开户行：中信银行广州国际大厦支行，账号：74×××91，中国工商银行南方支行，账号：36×××65，律师代理费以到达上述账号或在乙方办公场所交由乙方财务并由乙方开出发票为收讫，任何私人间的支付乙方均不予承认，相关责任由收付款人自行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律师因工作延误、失职或者违反第三条第6-8项规定的义务之一，导致甲方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乙方应当通过已投保的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该合同由段用生在甲方一栏处签字确认，乙方一栏处加盖有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合同专用章，有权代表一栏有陈某建的签名。2.《收据》一张，显示如下内容：今收到段用生交来办案费10000元，经手人：陈某建。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19日出具的（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民事判决书，该三份判决书的原告均为段用生，段用生的委托代理人均为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某建、赵某坡，被告均为三山公司，且该三份判决书均已于2011年8月2日发生法律效力。其中，（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本案判决如下：一、三山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工程款128417元予段用生；二、三山公司应以128417元为本金从2010年12月23日起至上列第一项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予段用生，本项随上列第一项清。……本案受理费2868.34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还予原告，本院不另收退”。（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本案判决如下：一、三山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工程款50948.1元予段用生；二、三山公司应以50948.1元为本金从2010年12月23日起至上列第一项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予段用生，本项随上列第一项清。……本案受理费1073.7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还予原告，本院不另收退”。（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本案判决如下：一、三山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工程款75893.5元予段用生；二、三山公司应以75893.5元为本金从2010年12月23日起至上列第一项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予段用生，本项随上列第一项清。……本案受理费1697.34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还予原告，本院不另收退”。4.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四张，显示段用生分别就（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案件缴纳了受理费2868.34元、1073.70元、1697.34元，合计金额为5639.38元。安国律所对段用生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该合同由陈某建、赵某坡私自接案、私刻公章签订，安国律所毫不知情，安国律所并非合同当事人，且并未收到段用生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确认，收据为陈某建私下向段用生开具，与安国律所无关；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为证实其公章使用登记簿中没有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使用公章的记录，安国律所提交了其律所2010年加盖公章登记簿，显示：2010年8月26日至2010年10月21日期间，有多项盖章内容事项，2010年9月17日有三项盖章事项，为律师函和见证书，并未出现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用章登记，但陈某建作为经办人在2010年9月29日及2010年10月21日均有用章登记，登记盖章内容均为“律师函”。另查明，从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调取的（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三案的档案材料均显示如下内容：1.授权委托书显示，段用生委托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某建、赵某坡为代理人，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委托期限为从委托之日起至执行终止之日止；2.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落款日期均为2010年11月17日的（2010）穗安律代民字第579号《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公函》、（2010）穗安律代民字第398-2号《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公函》以及（2010）穗安律代民字第398-3号《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公函》上均加盖有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公章；3.陈某建的律师证显示其为专职律师，执业机构为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在案件的庭前交换证据笔录、开庭笔录、送达回证上均有陈某建的签名。4.2011年6月15日，陈某建签收了（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三案的民事判决书。安国律所对上述证据中的三份《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公函》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其他证据均予以确认。再查明，2016年8月24日，段用生就（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三案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于2016年12月26日分别就三案出具（2016）粤0605执7819号、7818号、7820号执行裁定书，以“申请执行人段用生因‘自身原因’而在判决生效近四年后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符合法定的时效中止或中断事由，已明显超过强制执行申请时效”为由，裁定不予执行（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民事判决书。安国律所因对上述《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乙方一栏加盖的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合同专用章及三份《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公函》复印件上加盖的安国律所的公章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上述印章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经摇珠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负责本案的印章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安国律所于2019年12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撤销鉴定申请书》，表示由于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合同专用章并未向国家机关进行备案，无法调取样式进行鉴定，故向一审法院撤回对该合同专用章的鉴定申请，只要求对三份《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公函》复印件上加盖的安国律所的公章进行鉴定。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粤明鉴[2019]文鉴字第039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检材：1.日期为“2010年11月17日”的《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公函（2010）穗安律代民字第579》原件1页，其上落款处印文“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为需检印文，下称检材1；日期为“2010年11月17日”的《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公函（2010）穗安律代民字第398-2号》原件1页，其上落款处印文“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为需检印文，下称检材2；日期为“2010年11月17日”的《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公函（2010）穗安律代民字第398-3号》原件1页，其上落款处印文“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为需检印文，下称检材3。以上检材为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的原件。本所鉴定工作人员应委托人要求于2019年10月18日在上述单位进行了现场勘验和提取。样本：《刻章许可证》（穗公印字NO138754）原件1页，其上“启用印模”处印文“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为比对印文，下称样本。以上样本为广州市公安局档案馆的原件。本所鉴定工作人员应委托人要求于2019年12月4日在上述单位进行了现场勘验和提取.鉴定意见：检材1至检材3与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安国律所表示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无异议，段用生表示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无论该公章是真是假，其是与安国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其完全有理由相信陈某建代表安国律所。此外，安国律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追加第三人申请书》，申请追加陈某建、赵某坡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讼中，段用生表示，其于2019年9月17日在安国律所律师办公楼陈某建的会客室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向陈某建支付现金10000元作为律师代理费，当时只有其本人及妻子、陈某建在场，陈某建向段用生开具收据，并称财务不在无法开具发票，段用生因法律意识不强，也并未坚持要求开具发票；因陈某建离开了广州，段用生没有其联系方式，故其拿到（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三案判决书后联系不上陈某建。安国律所则表示，其合同专用章何时启用已不清楚，但一直未更换过；其并未与段用生签订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且该合同中明确载明段用生应将律师代理费支付至安国律所账户，但安国律所并未收到段用生支付的10000元律师费。以上事实，有段用生提交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收据》、（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0605执7819号、7818号、7820号执行裁定书、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安国律所提交的2010年加盖公章登记簿等证据以及[2019]文鉴字第039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审庭审笔录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段用生、安国律所的举证、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段用生、安国律所之间是否存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以及段用生能否主张安国律所就（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执行款项损失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评析：关于段用生、安国律所之间是否存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问题。本案中，段用生主张依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可证实其与安国律所之间存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安国律所则主张其从未与段用生签订案涉合同，虽该合同加盖有安国律所的合同专用章，但该合同系安国律所当时的执业律师陈某建私刻公章所签订，安国律所对此并不知情。据此，陈某建与段用生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是认定段用生与安国律所之间是否存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十三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因此，构成表见代理须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从本案现有证据看，首先，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落款一栏有陈某建的签名及加盖有安国律所的合同专用章，安国律所在庭审中确认其有合同专用章，且已在律协备案过，启用后并未进行更换，并就该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申请了司法鉴定，后在鉴定过程中又明确该合同专用章并未向国家机关进行备案，故撤回对该印章的鉴定申请，据此，安国律所并无证据否认该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段用生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陈某建具有代理权；其次，除了加盖有安国律所的合同专用章以外，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段用生委托安国律所律师陈某建作为代理人，段用生提交的收据也显示陈某建收取了合同项下的律师代理费10000元，陈某建当时确为安国律所律师，安国律所虽抗辩称段用生现金支付律师代理费不符合案涉合同关于支付至安国律所账户的约定，但该合同为安国律所一方拟定的格式合同，该约定内容并未加粗加黑，安国律所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就此尽到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并不能否认陈某建已收取费用的事实。据此，陈某建的代理行为外在表现上有段用生相信陈某建有权代理安国律所签订合同并形成合理信赖的事实。再次，从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三案的卷宗材料看，陈某建作为段用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该三案的诉讼活动，虽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意见显示，陈某建在该三案中提交的三份《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公函》上加盖的安国律所公章均与安国律所在广州市公安局备案的公章不一致，但陈某建的律师证载明其执业机构为安国律所，致使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完全有理由相信上述所函上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而致使段用生在陈某建履行代理合同的过程中善意且无过失地继续对其有权代理安国律所产生合理信赖。综上，安国律所陈某建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段用生与安国律所之间存在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关于段用生能否主张安国律所就（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执行款项损失承担责任的问题。该三案均发生法律效力且段用生在该三案中胜诉，现因未及时申请执行，导致段用生产生未能执行的工程款损失为255258.60元（128417元+75893.5元+50948.1元+5639.38元）、受理费损失为5639.38元，利息损失为9993.59元[以255258.60元为本金，从2010年12月23日起至2011年8月12日（该三案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针对该损失，因段用生及安国律所在损失产生过程中均存在过错，故应按照双方的过错程度来划分各自的责任。从段用生的责任角度，其作为该三案判决书项下的实际权利人，从其2011年6月拿到该三案的民事判决书起至其本人2016年8月申请强制执行期间，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内，段用生并未申请执行，且其即使无法联系到陈某建作为代理人申请执行，也未向安国律所主张案涉合同项下的权利，导致其因超过强制执行申请时效而无法获得执行救济，故其本人应对上述损失承担主要责任。从安国律所的责任角度，安国律所作为受委托方，为专业机构，明知案件胜诉后应申请执行以保障委托人段用生的利益，应依据合同约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代理义务，即使陈某建已离职，安国律所未做好工作交接，委派其他律师继续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及时申请强制执行，构成违约，故安国律所对段用生的损失应承担次要责任。据此，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酌定段用生对其损失承担70%的责任，安国律所对上述损失承担30%的责任，即安国律所应向段用生赔偿工程款损失76577.58元、受理费损失1691.81元，利息损失2998.08元。关于安国律所追加陈某建、赵某坡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本案中，因陈某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赵某坡并非《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对方或经办人，故该两人均与本案的处理结果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故一审法院对安国律所的上述追加第三人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十三条之规定，于2020年2月24日判决：一、安国律所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段用生赔偿工程款损失76577.58元、受理费损失1691.81元、利息损失2998.08元；二、驳回段用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13元，由段用生负担3649.10元，安国律所负担1563.90元；鉴定费15850元，由段用生负担11095元，安国律所负担4755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安国律所是否应向段用生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问题；2.安国律所在二审提出的时效抗辩是否成立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安国律所对段用生在（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民事判决项下的执行款及案件受理费损失存在过错，酌定安国律所赔偿段用生30%部分损失，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具体理由阐述如下：首先，段用生在本案中提交了2010年9月17日与安国律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加盖了安国律所的合同专用章，安国律所在本案中无证据证明该合同专用章是虚假的。该合同约定指派为段用生代理人的陈某建当时为安国律所的执业律师，其实际也作为段用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了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述三案。鉴此，段用生有理由相信其与安国律所成立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该合同对安国律所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已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此不赘述。其次，案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安国律所接受段用生的委托，委派律师在案件一审、二审、执行阶段担任段用生的委托代理人。关于律师费问题约定，签订合同时支付办案费10000元，律师费按全部案件执行标的10%提成。段用生已举证证明其已向陈某建支付了10000元费用。根据上述约定，安国律所接受委托的事项包括生效判决的执行。但在上述三案的民事判决生效后，安国律所未履行代理职责在法定的执行时限内提起执行申请，导致该生效判决过了申请执行时效，安国律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显然具有过错，应对段用生的损失承担相应过错赔偿责任。最后，即使安国律所主张的陈某建私自接受段用生委托的事实属实，但当时陈某建是安国律所的执业律师，其是以安国律所名义接受客户的委托代理，安国律所对陈某建负有教育、监督和管理职责。因陈某建的工作失误给段用生造成损失，安国律所显然未尽到监督和管理职责，对段用生的损失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一审判决根据段用生本人及安国律所的过错情况，酌情认定安国律所赔偿段用生30%部分的损失，合理有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安国律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经查明，段用生于2016年8月24日向南海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1）南法民三初字第98号、99号、100号三案民事判决，南海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就该三案出具执行裁定书，认定段用生的申请已超过强制执行申请时效，裁定不予执行，此时段用生知道或应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段用生于2019年2月15日提起的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另外，安国律所在本案一审的法庭辩论终结前并未提出段用生提起的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关于“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的规定，对安国律所在二审提出的时效抗辩也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安国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89.66元，由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玉宝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晓妍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