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30民终2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会，女，197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绍彬，男，197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小明，湖南超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克州金洋芋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天山路（阿图什市农行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周治余，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巧红，新疆驼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会、王绍彬因与上诉人克州金洋芋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洋芋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人民法院（2020）新3001民初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7日通过互联网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会、王绍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小明，上诉人金洋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巧红在线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会、王绍彬上诉请求：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人民法院（2020）新3001民初5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金洋芋公司支付滞付金/违约金79887元。事实与理由：本案基于以租赁合同为内容的房屋托管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在该份合同中，对于滞付金（违约金）的约定是双方的合意，本身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一审诉讼中彭会、王绍彬已充分考虑了司法实践及司法惯例，将总金额高达266290元的滞付金（违约金）自动下调至金额的30%予以主张，符合司法惯例及司法实践。一审将滞付金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缺乏法律及合同依据。从托管合同内容来看，彭会、王绍彬如果在此交易中违反合同约定，金洋芋公司将会提出更高的赔偿要求，故双方对于滞付金的约定是明显带有惩罚性质的，所以一审不予支持滞付金是错误的。 金洋芋公司辩称，彭会、王绍彬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理由：1.金洋芋公司与彭会、王绍彬系委托合同法律关系。2.双方签订合同后，答辩人依约将涉案商铺租赁给第三方李艳，金洋芋公司与李艳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该合同根据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对彭会、王绍彬直接发生法律约束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30民终84号案件对金洋芋公司与李艳的租赁合同关系已作出判决，该判决结果应直接约束彭会、王绍彬。即2016年4月26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租金，李艳不应支付给金洋芋公司，即表明金洋芋公司亦不应支付年收益金。因此，此期间亦不应存在滞付金，彭会、王绍彬主张此期间的滞付金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即使正常履行托管合同，彭会、王绍彬在长达四年之久时间内未及早主张其权利，防止损失扩大，因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3.2019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3月1日止，金洋芋公司是否应向彭会、王绍彬支付年收益及滞付金（滞付金约定过高），请法院依法认定，作出公平公正判决。 金洋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人民法院（2020）新3001民初541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因认定事实错误，致使案件案由确定错误。2015年1月7日，金洋芋公司与彭会、王绍彬签订《商铺委托管理合同》。合同约定：彭会、王绍彬将其所有的克州香港××街5号商铺委托金洋芋公司经营管理。委托期限不低于三年，金洋芋公司有权以第三方的名义统一进行招租经营管理，也可以由第三方代替金洋芋公司履行本合同。彭会、王绍彬应在规定的时间内领取年收益，金洋芋公司每年向彭会、王绍彬一次性收取月租金50%的管理服务费。一审已查明，履行合同过程中，第三人李艳向金洋芋公司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后，金洋芋公司扣除应收取的管理服务费，将应交付给彭会、王绍彬的年收益金交给了彭会、王绍彬。从双方所签合同及履行情况可以确定双方形成的是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委托合同是指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委托人支付报酬）。一审认定为租赁合同关系，与双方所签合同及客观事实不符，显属定性错误。第二，因定性错误，致使适用法律错误。委托合同与租赁合同适用法律规定是完全不同的。金洋芋公司在委托经营管理过程中，将案涉商铺租赁给第三人李艳，李艳因拖欠租金，构成违约后，金洋芋公司为维护彭会、王绍彬利益，于2016年4月26日将李艳已上锁的商铺门加了一把锁。锁门后，金洋芋公司按法律规定报告了彭会、王绍彬，并约彭会、王绍彬及第三人李艳解决欠费及开锁事宜。金洋芋公司诉李艳案中，李艳已对三方协商的事实进行了表述，本案一审庭审调查也查实，彭会清楚李艳欠费、公司锁门的事实，并参与商谈解决，其当时表明：锁门不管，只要租金。对此一审法院（2019）新3001民初285号民事判决以及二审法院（2019）新30民终84号民事判决、一审庭审笔录在案为证。鉴于以上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金洋芋公司与第三人李艳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应直接约束彭会、王绍彬，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由彭会、王绍彬承担。因此，已生效判决中，李艳不应向金洋芋公司支付案涉205号商铺三年零七个月的（2016年3月1日-2019年9月30日）租金84398元，金洋芋公司亦不应再向彭会、王绍彬交付收益金。彭会、王绍彬主张的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止的租金，及2020年6月30日之后的租金不应由金洋芋公司承担。理由是金洋芋公司与第三人李艳合同解除后，直接约束彭会、王绍彬，应视为金洋芋公司与彭会、王绍彬之间的合同解除。合同解除，没有履行部分终止履行。一审法院（2019）新3001民初285号民事判决以及二审法院（2019）新30民终84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因案涉房屋李艳未返还给彭会、王绍彬，由李艳一直违法占有使用，为此，金洋芋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向一审法院提交追加李艳为第三人的申请，以便查明李艳占用房屋、侵权的事实及赔偿主体问题，一审法院未予追加，致使案件遗漏赔偿主体，认定赔偿主体错误。 彭会、王绍彬辩称，金洋芋公司错误的将双方形成的租赁合同关系单方认定为委托合同关系，双方签订合同以及金洋芋公司与案外人李艳形成的诉讼客观事实与其法律认识相违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金洋芋公司的上诉请求。 彭会、王绍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金洋芋公司返还租赁房屋并将托管的房屋恢复原状。2.判决金洋芋公司支付租金106690.8元（本次租金计算至2020年6月30日，其余租金以每平方米45元计算至金洋芋公司实际交付之日止），滞付金266290元的30%为79887元，合计186577元；3.本案保全费由金洋芋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7日，彭会与金洋芋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克州香港城步行街第12幢2层205号房。2015年1月7日，彭会与金洋芋公司签订《克州香港城商铺托管合同》，约定彭会所有的香港××街商铺（产权面积53.56平方米），委托金洋芋公司经营管理。委托期限不低于三年，金洋芋公司有权以第三方的名义统一进行招租、经营和管理，也可以由第三方代替金洋芋公司履行本合同。委托经营管理期限五年，自2015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日。经营管理费用第一年（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按照商铺实际租金，即18元/平方米，合计11569元在2015年3月1日前由金洋芋公司一次性支付给彭会，第二年（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按照商铺实际租金，即25元/平方米，合计16068元在2016年3月1日前由金洋芋公司一次性支付给彭会，第三年（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3月1日）按照商铺实际租金，即36元/平方米，合计23138元在2017年3月1日前由金洋芋公司一次性支付给彭会，第四、第五年年租金按商铺实际租金，即45元/平方米，合计57844元在每年3月1日前由金洋芋公司支付下一年度租金。彭会与王绍彬系夫妻关系，该商铺系共同共有财产。2015年4月14日，彭会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香港××街铺租金11569元”。另查明，2014年8月4日，金洋芋公司与李艳签订《商铺租赁合同》，金洋芋公司将彭会所有的商铺租赁于李艳，因李艳未支付租赁费，金洋芋公司将李艳诉至法院，法院作出民事判决，解除金洋芋公司与李艳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李艳将商铺返还于金洋芋公司并支付租赁费及滞纳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1．本案定性是租赁合同还是委托合同；2.关于涉案房屋是否应恢复原状，金洋芋公司是否应支付租金及滞付金，具体数额及依据。一、关于本案案由定性是租赁合同还是委托合同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本案双方签订《克州香港城商铺托管合同》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将彭会所有的香港××街商铺（产权面积53.56平方米），委托金洋芋公司经营管理，并约定了经营管理期限及支付的经营管理费用。且在合同第五项双方权利义务中约定，在合同期间，彭会不得以任何名义和理由收回该商铺的使用权，否则，必须承担金洋芋公司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其他违约责任。本合同履行期间，彭会不得干涉金洋芋公司的经营活动，金洋芋公司具有自主经营、招商或将其使用权转让给第三方的权利，否则，彭会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彭会将商铺租赁给金洋芋公司，金洋芋公司向彭会交纳租金，该份合同性质实际为租赁合同，故对金洋芋公司认为是委托合同的辩称，不应采信。二、关于涉案房屋是否应恢复原状，金洋芋公司是否应支付彭会租金及滞付金，具体数额及依据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双方租赁合同已到期，合同自动解除，且金洋芋公司认可该租赁的房屋进行过装修，故对彭会请求金洋芋公司返还租赁房屋并将托管的房屋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双方签订《克州香港城商铺托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彭会于合同签订后及时履行了义务，双方签订的合同具有主体相对性及内容相对性，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规定的权利，并承担该合同规定的义务，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中规定的权利，更不负担合同中规定的义务。且在（2019）新3001民初285号民事判决、（2019）新30民终84号民事判决中，已判令案外人李艳返还其租赁的香港××街商铺，并向金洋芋公司支付租赁费及违约滞纳金。金洋芋公司与案外人李艳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其自行解决，不得约束彭会。故对金洋芋公司以案外人李艳未交付租金为由拒绝向彭会支付租金的抗辩理由不应采信。金洋芋公司已于2015年4月14日支付租金11569元，2016年3月1日-2020年6月30日共计欠付租金106690.7元，故对彭会请求金洋芋公司支付租金106690.8元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对于彭会请求金洋芋公司支付滞付金79887元，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滞付金应理解为违约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3-5年贷款基准年利率为4.75%计算，利息为5067.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故彭会请求的滞付金，应当支持6588.1元［5067.8元＋（5067.8元×30%）]。综上所述，金洋芋公司应返还彭会所有的商铺并将商铺恢复原状，并支付彭会与王绍彬欠付租金、滞付金共计113278.8元。一审法院判决：一、金洋芋公司将彭会、王绍彬所有的香港××街商铺恢复原状后返还于彭会、王绍彬；二、金洋芋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彭会、王绍彬欠付租金106690.7元，滞付金6588.1元，合计113278.8元。2020年7月1日之后的租金按约定计算支付（2020年7月1日起每方平米45元计算至实际交付完之日止）；三、驳回彭会、王绍彬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彭会、王绍彬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两份新证据。第一份证据是本院（2016）新30民终27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金洋芋公司直接以出租人的身份将其租赁的商铺统一对外出租的事实，金洋芋公司是以出租人的身份而非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徐斐案和李艳案是一样的性质。第二份证据是本院（2019）新30民终8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金洋芋公司认为自己是代理人，但是判决认定的是诉讼当事人，是权利义务的承担者，而不是彭会的代理人，在李艳的租赁合同关系中金洋芋公司滥用私权、私自作为，彭会没有参与无过错。 金洋芋公司质证意见为：1.对两份判决书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2016）新30民终278号民事判决，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2019）新30民终84号民事判决的三性均认可，证明的目的不认可，理由：（2016）新30民终278号民事判决与李艳和金洋芋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不一致，李艳与金洋芋公司签订的是租赁合同，李艳承租的涉案商铺系彭会、王绍彬托管的商铺，这一点李艳与金洋芋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有明确的说明；2.（2019）新30民终84号判决书，是委托关系还是租赁合同关系由法院依法认定。金洋芋公司与彭会签订的合同写得很清楚，名称就是商铺委托管理合同，对经营期限、经营方式、经营管理费用、双方权利义务、委托管理期限届满后重新签订合同都有明确约定；3.金洋芋公司与彭会签订委托合同后，依据合同将涉案商铺租赁给第三人李艳，李艳向金洋芋公司缴纳第一年租金后，金洋芋公司扣除月租金50%的管理服务费482元后，将年收益11087元交给了彭会，2016年因第三人李艳欠缴租金后，金洋芋公司将李艳锁着的门又加了锁，金洋芋公司将李艳欠费及锁门的事情报告给彭会，后三方经协商达成口头协议，因李艳一直未履行交付租金义务，涉案商铺一直锁至（2019）新30民终84号判决生效之日；4.合同性质的理解，从本案的客观事实结合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及合同法的规定来看，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实质性内容包括经营期限、经营方式、双方权利义务等多处均使用“委托”一词，对合同标的物表述为“托管商铺”，其次，根据合同法规定及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来看租赁合同的标的是涉案商铺，委托经营合同的标的是商铺委托合同项下，双方权利义务的指向，及委托人通过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事务，而获得委托收益的权利，与受托人办理受托事务而获得报酬的权利；5.法律并没有禁止委托收益意思自治权。因此，是本案委托人向受托人收取年收益的委托合同；6.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和第四百零二条的法律规定，金洋芋公司与李艳签订的租赁合同，直接约束彭会、王绍彬，产生法律后果也应当由委托人彭会、王绍彬承担，2016年4月26日-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收益金、滞付金，金洋芋公司不应向彭会、王绍彬支付；7.2019年10月1日-2020年3月1日这五个月的收益金及滞付金，由法院依法认定。 针对彭会、王绍彬二审提交的证据，并结合金洋芋公司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对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2016）新30民终278号民事判决中金洋芋公司虽然有诉讼当事人身份，但所涉及的商铺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不是金洋芋公司。对第二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 金洋芋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金洋芋公司与李艳签订的合同。证明目的：金洋芋公司与李艳签订的是租赁合同，李艳清楚知道该涉案商铺为托管商铺。该商铺的租金和彭会与金洋芋公司签订的合同的年收益18元/平方米/每月一致，该租赁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彭会和王绍彬。 彭会、王绍彬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针对金洋芋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彭会、王绍彬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所要证明的问题不予确认。因无论金洋芋公司与彭会之间的商铺委托管理合同还是金洋芋公司与李艳之间的商铺租赁合同，都未约定合同内容约束合同当事人以外第三人。 在综合审查认证双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后，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商铺自2014年8月1日至今实际占用人为李艳。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如下：1.涉案合同的性质为租赁合同还是委托管理合同；2.彭会、王绍彬主张的租金和滞付金是否应当由金洋芋公司来支付；3.滞付金的计算方式和期限的确定问题。 一、关于涉案合同的性质为租赁合同还是委托合同的问题。本案所涉合同名称虽然为商铺委托管理合同，但合同内容符合租赁合同的构成要件。首先是该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金洋芋公司）可根据实际经营的需要进行装修，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根据此法条的内容该合同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构成要件。其次是合同第四条经营管理费用中明确约定每一个合同履行期间金洋芋公司向彭会支付的租金以及金洋芋公司逾期支付的违约责任。合同中未约定金洋芋公司支付租金必须以合同双方以外的第三人支付租金为基础。故该合同性质为租赁合同。 二、彭会、王绍彬主张的租金和滞付金是否应当由金洋芋公司来支付的问题。本案所涉商铺委托管理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系彭会、王绍彬与金洋芋公司，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只约束彭会、王绍彬与金洋芋公司。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因此，彭会、王绍彬主张的租金和滞付金应当由金洋芋公司支付。 三、滞付金的计算方式和期限的确定问题。涉案合同第四条第7项约定：甲方（彭会）应在规定的时间内领取年收益，逾时来领，逾时乙方（金洋芋公司）不计利息给甲方。乙方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甲方年收益，逾时支付，逾时期间乙方向甲方每天支付该年收益3‰的滞付金（违约金）。违约金设立的目的在于督促合同双方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具有惩罚性质。当事人可以约定违约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法律不做禁止，体现出民事行为应最大限度地遵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但违约金的数额不宜过高，当突破民法公平原则时，法律要进行必要的限制。违约金数额的确定应结合合同约定内容、当事人履约情况、违约方是否存在明显恶意、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等酌量因素。本案中，彭会、王绍彬未举证证实其因金洋芋公司逾期支付租金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及可获得的预期利益，且根据当事人陈述，可以排除金洋芋公司存在无故拖欠租赁费的恶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双方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分期付款期限，金洋芋公司应当从2016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75%向彭会、王绍彬支付16068元四年的利息损失为3052.92元（16068元×4.75%×4年=3052.92元）；从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75%向彭会、王绍彬支付23138元三年的利息损失为3297.16元（23138元×4.75%×3年=3297.16元）；从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75%向彭会、王绍彬支付28922元两年的利息损失为2747.6元（28，922元×4.75%×2年=2747.6元）；从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75%向彭会、王绍彬支付28922元一年的利息损失为1373.8元（28922元×4.75%×1年=1373.8元）；以上利息损失共计10198.48元。一审法院以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为由作出调整，符合本案客观实际，但调整方式不妥，本院予以纠正。金洋芋公司应支付彭会、王绍彬的利息损失为10198.48元，对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涉案合同于2020年3月1日到期，此后彭会、王绍彬对金洋芋公司不再享有合同请求权。因此，租金应当算到2020年3月1日为止，即97050元。 综上所述，彭会、王绍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金洋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人民法院（2020）新3001民初5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克州金洋芋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将彭会、王绍彬所有的香港××街商铺恢复原状后返还于彭会、王绍彬”“驳回彭会、王绍彬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人民法院（2020）新3001民初5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克州金洋芋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彭会、王绍彬支付租金97050元，滞付金10198.48元，合计107248.4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016元，由克州金洋芋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149元，彭会、王绍彬负担867元；保全费1053元由克州金洋芋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63(彭会、王绍彬预交1797元，克州金洋芋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预交2566元)，由彭会、王绍彬负担1797元，克州金洋芋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56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磊 审判员 姚   春   梅 审判员 阿不都卡迪尔亚森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龙   有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