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苏03行终3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孝东，男，1953年9月23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 委托代理人：李敏杰，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伍柳，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海路**科技大厦。 法定代表人：臧晓鹏，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吕伟，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燕，江苏圣典（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征迁管理办公室，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软件园聚慧楼。 负责人：赵礼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黄山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协鑫大道（杨山路）。 法定代表人：李军，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钧智，江苏管亚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朱**俊，男，1966年2月23日生，汉族，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诉人朱孝东与被上诉人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征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开发区征迁办）、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黄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大黄山街道办）及原审第三人朱**俊行政协议一案，不服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1行初165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朱孝东与朱**俊系同胞兄弟，朱孝东是长子，朱**俊系三子，其母亲为孟现兰，父亲为朱广恩。1995年12月2日，原铜山县土地管理局为孟现兰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地址为夏庄**。 因夏庄村征收土地项目，2018年3月16日，就上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的房屋，开发区征迁办（作为甲方）与朱**俊（作为乙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就被征收房屋情况、乙方选择补偿方式、过渡方式等作出了具体约定。大黄山办在甲方处盖章确认。 2018年4月17日，朱广恩病故。 在庭审中，孟现兰作为证人出庭，其陈述，三个儿子一人一处房子，签协议的房子是其三儿子的，朱广恩在世时也是这么说的。朱孝东与朱**俊在村里调解时陈述，其于2018年4月27日得知涉案协议的签订。朱孝东与朱**俊对协议的内容均无异议，朱孝东认为该协议应当与朱孝东父母签订，不应与朱**俊签订，遂诉请来院。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具备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条件。根据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首先，涉案协议系开发区征迁办与朱**俊签订，朱孝东不是协议的签订主体；其次，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的使用权人为朱孝东的母亲孟现兰，朱孝东亦认为该协议应当与其父母签订，与该协议有利害关系的是其父母。朱孝东认为其父亲已经去世，其基于继承权享有权利，因协议签订时，其父亲仍在世，还未发生继承，故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朱孝东与涉案协议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 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朱孝东陈述，其于2018年4月27日得知协议已经与朱**俊签订，至2019年12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上述法定期限。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朱孝东的起诉。朱孝东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一审法院退还。 上诉人朱孝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1行初1659号行政裁定书，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2.上诉费用和一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关于起诉期限问题。被上诉人没有告知上诉人起诉期限，也没有告知上诉人行政协议的具体内容，上诉人知道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具体内容的时间为2019年5月30日。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档案卷宗也是由于上诉人无法获取征收补偿协议的具体内容而委托律师调取的，上诉人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于2018年4月27日得知协议已经与朱**俊签订，至2019年12月4日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错误。上诉人是在其父去世后，才得知协议与朱**俊签订，但并不知道订立协议的具体内容。直至村委会调解，朱**俊也一直不出示征收补偿协议，而且直至2020年1月21日在大黄山办调解时，朱**俊还在故意隐瞒2018年2月6日的农村房产赠与协议，因为该赠与协议中包含有由朱**俊负责赡养上诉人父母的内容。由于朱**俊的故意隐瞒行为，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征收上诉人父母房屋情况、安置房屋的数据面积大小、安置过渡费数额、过渡方式、补偿总额、结算付款情况等具体内容并不知情。为此，上诉人向大黄山办、开发区管委会信访。上诉人被逼无奈才委托律师向开发区征迁办调取征收补偿协议档案卷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本案涉案协议是在2018年3月16日签署，确认协议无效不受时间限制，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因此，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关于上诉人的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下列与行政协议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三)其他认为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朱**俊在2018年3月12日就得知上诉人的父亲朱广恩对夫妻共同共有房产进行了分配处置。但朱**俊在2018年3月16日隐瞒父亲朱广恩已经对夫妻共同共有房产进行了分配处置(有分配方案)这一事实，虚构上诉人之父将涉案房产全部给付朱**俊，骗取被上诉人的安置房产，属于诈骗行为。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与朱**俊在2018年3月16日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时，玩忽职守、疏忽大意，未履行审查义务，在未经房产共有权人朱广恩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六套房产全部安置给朱**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的房产安置处分行为明显违法。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上诉人父母的房屋被拆迁，上诉人父亲对涉案征迁利益有分配方案的情况下（分配方案明确有分配给上诉人的房产），上诉人母亲和朱**俊擅自处分了父亲的涉案拆迁利益，违背了父亲的真实意愿，损害了上诉人从其父亲处应该得到的房产，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上诉人父亲已故，上诉人朱孝东与涉案行政协议有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三、本案被上诉人的行政征收行为不合法。1.本案被征收房产坐落于下庄村××号，家庭成员只有上诉人的父亲和母亲两个人，拆迁前父母一直独立生活，与朱**俊已分户27年，所以朱**俊不属上诉人父母户籍中家庭成员。朱**俊的户口为夏庄村****，属一无承包土地、二无宅基地住房、三无投靠的空挂户，无资格享有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享有的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朱**俊1992年大学毕业分配公立中学任教至今，在1996年享受过单位学校低价福利分房(湖庄联中)，朱**俊系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徐州工业学校主任党员，不应当作为涉案房产的被征收人。2.本案被上诉人与朱**俊订立的房屋征收协议不合法。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行政征收档案卷宗中，上诉人没有看到一审庭审中朱**俊提交的遗嘱和赠与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于自己具有法定职权、履行法定程序、履行相应法定职责以及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朱**俊在诉讼中即2020年6月提交了两份证据，一份是2016年5月21日上诉人父母朱广恩、孟现兰的遗嘱，一份是2018年2月6日的农村房产赠与协议，该两份证据均不能作为证明被上诉人与朱**俊订立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性的依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的规定。因此，被上诉人的行政征收行为不合法。四、朱**俊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遗嘱、赠与协议是不合法的，被上诉人将其作为安置依据也是错误的。1.遗嘱是在立遗嘱人死后生效。2018年3月16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时，此时上诉人的父亲还未去世、继承尚未开始，朱**俊也不能享有继承权，因此房屋征收方以朱**俊作为被征收人订立该征收协议不能成立，是错误的。2.对于2018年2月6日的农村房产赠与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赠与人签订赠与协议后直至征收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都没有到产权部门履行办理物权变更登记手续。2018年3月12日，上诉人的父亲朱广恩对夫妻共同共有房产进行了重新分配处置(有分配方案)。从上诉人之父朱广恩这一行为可以推定，朱广恩是不同意将房产赠与给朱**俊的。因此，朱**俊在庭审中提交的赠与协议是无效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的征收安置行为属于行政行为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与朱**俊于2018年3月16日订立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 被上诉人开发区管委会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开发区征迁办未提供其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大黄山办答辩意见同开发区管委会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朱**俊意见同开发区管委会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上诉人朱孝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调查遗嘱证明协议见证人见证过程内容记录、调查原主持调解人（村文书）确认原调解内容记录，证明：遗嘱内容是遗嘱继承人的意思，赠与协议是受让人伪造，2018年5月9日上午调解音频及转文字材料是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伪造。2.调查遗嘱赠与协议见证人二次确认现场见证过程内容记录，证明：遗嘱内容是遗嘱继承人的意思，赠与协议是受让人伪造。3.出具《夏庄村房屋征收家庭关系证明》过程内容记录，证明：出具证明人擅自变更权利人物权，授权人未经共有人知道擅自处分共有人拆迁置换房产，被授权签协议人另空挂假户籍、空门牌号。4.调查原主持调解人二次确认原调解内容记录，证明：2018年5月9日上午调解音频及2020年7月30日提交的音频转文字材料是伪造的，确认属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伪造音频及转文字材料。5.光盘一张，证明：遗嘱、赠与协议见证内容、2018年5月7日下午调解过程内容、出具家庭关系证明过程内容，影音确认已签字、按捺手印。6.影音转文字材料，证明：影音确认已签字、按捺手印。7.出院记录一份（共六页），证明：医生诊断上诉人父亲朱广恩神智清醒。8.光盘一张和转换文字材料一份，证明：房子是上诉人父母的，朱**俊28年来从未住过，上诉人父亲建80平方房屋的时候用了上诉人的建筑材料，两个邻居都看到了上诉人父亲从上诉人那里拉建筑材料；从1984年到2014年，上诉人父母承包地由上诉人和其二弟两家耕种，由上诉人和其二弟两家供养父母生活。 经质证，被上诉人开发区管委会质证认为：证据1、2、3实为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询问，故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上述证据同时证实在宅基地使用权人孟现兰仍然健在的情况下，其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孟现兰明确表示由被赠与人朱**俊签署补偿协议，上诉人在未发生继承的情形下不具有被征收人主体资格，也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证据4证明了上诉人的母亲孟现兰将补偿利益赠送给小儿子朱**俊。证据5、6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7不是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8是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法庭定案依据；该份证据显示，朱继宜和朱继芬证实老房子是80平方，系上诉人的父母出资所建；涉案房屋总建筑面积为286平米，一审法院已经查实206平米系朱**俊所建；上诉人供父母生活吃粮，系其作为长子应尽的义务，与本案无关联性。被上诉人大黄山办质证认为：证据1-4在法律上应当属于证人证言，上诉人没有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而证人提供书面证人证言也必须经过法庭的许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必须具备该条规定的三种情况且经过法庭的许可，证人才可以不出庭。上诉人并未做这些程序，上诉人提供的书面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不满足证人证言的法定条件。证据5、6、8属于证人证言，但上诉人并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即便证人通过书面或者视听资料的方式来代替出庭作证，也要满足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情况，且经过法庭的许可；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也未向法庭申请以书面或视频资料方式作证，也不满足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可以不出庭的法定情形，故该组证据不具备证据的法定条件。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所反映的情况在一审法院已经经过庭审描述，与本案就没有关联性。原审第三人质证认为：同意管委会和街道办意见。另补充，对证据8，该证据中的视频是在酒店里录制的，承包地是朱**俊母亲的，后来朱**俊两个哥哥要求把母亲的地分给他们一人一半；上诉人在耕种母亲承包地期间，两次转包给别人种；1996年至2001年，是朱**俊负责母亲的衣食住行，这五年多时间没有花家里一分钱；1999年，上诉人一家人搬到市里去住，平时庄稼的维护和施肥都是父母或者是朱**俊的二哥进行的。开发区征迁办未提供其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开发区管委会、开发区征迁办、大黄山办及原审第三人朱**俊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2、3、4、5、6、8，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及法律规定予以综合分析认定；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7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将结合全案证据及法律规定予以综合分析认定。 对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依据该规定，行政诉讼原告应当为行政行为相对人或者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上诉人既非涉案协议签订主体，所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对涉案协议具有利害关系，故其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上诉人认可其于2018年4月27日得知涉案协议已经与原审第三人签订，且此次征收中上诉人就其自有房屋于2018年3月12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上诉人至2019年12月4日方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上述法定期限。综上所述，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主体不适格，且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赵 涛 审判员 周美来 审判员 李帅胜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艾文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