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11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忠明，男，1946年10月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秀贵，男，1966年10月出生，彝族，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修江，男，1957年5月出生，汉族，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昌市安哈镇牛郎村五组。 负责人：骆向华，系该组组长。 原审第三人：李玉海，男，1974年1月出生，回族，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上诉人方忠明因与被上诉人李秀贵、尹修江、西昌市安哈镇牛郎村五组（以下简称“牛郎村五组”），原审第三人李玉海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9）川3401民初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忠明，被上诉人李秀贵、牛郎村五组的负责人骆向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尹修江、原审第三人李玉海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忠明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侵权损失。事实和理由：一、部分事实认定不清。1.上诉人诉讼本案前因后果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被上诉人李秀贵侵权时为牛郎村五组组长，其存心侵权，全部侵权责任都应由其承担。上诉人承包案涉鱼塘时有闸阀，可以关满水，承包后被上诉人李秀贵第一次悄悄取走闸阀导致鱼塘里的水和鱼流出，后由上诉人堵上流水口，第二次被上诉人李秀贵雇用挖机将鱼塘水口降低2至3米，将上诉人安装的四根大水泥管擅自挖掉，并拉走三根，留下一根至今还在鱼塘里。第三次，被上诉人李秀贵、尹修江挖鱼塘放鱼被上诉人当场发现。第三次挖鱼塘当天流出的水超过了他们用上诉人的沙石浇筑的水泥墩，当晚冲倒了道班的围墙并毁损了邱班长的鱼塘。本案应由被上诉人李秀贵承担全部责任，牛郎村五组承担部分责任。2.上诉人有证人证明被上诉人李秀贵、尹修江挖鱼塘，证人均出庭作证。3.被上诉人李秀贵陈述挖渠沟是为了生产队用水并经过村民代表同意，但上诉人走访过村民代表，均表示不清楚此事，李秀贵的陈述系撒谎。4.被上诉人李秀贵在庭审中述称挖鱼塘是蓄水、关水，但实际是蓄意破坏上诉人的鱼塘。李秀贵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与村组的陈述也不相符。二、本案判决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开始让上诉人申请鉴定侵权赔偿数额，上诉人签字捺印后，又说不能鉴定需要评估，需评估费十五万多，上诉人无力缴纳。一审法院多次推迟判决，市委政法委也曾督办此案，结果造成如此判决，判决结果完全错误。一审法院曾告知上诉人的陈述与法院调查事实一致，但因上诉人不缴纳评估费导致无法判决赔偿损失。综上所述，本案因果关系清楚，事实确凿，无论是挖机损坏鱼塘导致无法养鱼，还是造成的土地损失，都造成上诉人损失严重。上诉人家境贫穷，独自生活，坚决不服被上诉人李秀贵的侵权行为。 李秀贵辩称，案涉鱼塘是承包给李玉海后，又由李玉海转包给上诉人，那年因为天干，生产队需要用水就找了一个挖机挖排洪道的尾端，确实挖低了两米左右，但没有挖到上诉人的鱼塘，有两个石墩是由生产队找人拉水泥和砂砌起来的，一审法院也去现场看过。2016年、2017年前后村上解决此事时了解了事情经过，上诉人亲口承认挖鱼塘时鱼和水都没有放出来，该材料已提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的土地不清楚。 牛郎村五组辩称，对本案的相关情况均不清楚。 尹修江、李玉海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方忠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养鱼三年失败的经济损失480000元，其他损失也要赔偿；2.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全额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李玉海将其从牛郎村五组承包的位于响水沟的水塘（承包期限：2011年7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转包给原告方忠明养鱼。2012年时任牛郎村五组组长李秀贵组织尹修江等5人将案涉鱼塘排洪道的尾道挖深，对鱼塘出水口有一定影响。后双方发生纠纷，牛郎村村委会主任朱沛华和袁大山于2017年1月24日组织双方调解，调解失败。后原告方忠明诉至一审法院，请求赔偿损失。另查明，就案涉纠纷原告方忠明于2017年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作出（2017）川3401民初3270号民事判决，方忠明不服上诉至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34民终200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川3401民初3270号民事判决，即案涉纠纷尚未作出实体处分。 一审法院认为，一、李秀贵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原告方忠明认为，李秀贵多次破坏鱼塘，是想把原告转包的鱼塘（集体所有）和承包的土地（农场所有）卖来自己所得，没有达到那种想法目的，李秀贵就故意搞破坏，其所做的一切行为，不属于集体行为，都是个人行为，都是破坏行为；被告李秀贵（时任牛郎村五组组长）陈述，挖渠沟是生产队用水需要，当时有几个村民代表（马某1、马某2）都同意的，找挖机来挖，160元一小时，尹修江负责计时；被告尹修江陈述，李秀贵说的是事实，尹修江只是生产队请去做事情的。经一审法院审查，2012年1月24日牛郎村出具的《调解笔录》载明“李秀贵：20**年因天干旱，组上群众要求放秋水（3月份左右），按照承包合同约定我找了个挖机去挖排水沟……”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现有证据中没有租赁挖机的支出费用在牛郎村村委会的报账记录、牛郎村五组相关会议记录、村民代表证言等证据，不能完全排除李秀贵将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混同的可能性，但根据后述两点意见，李秀贵租赁挖机清理排水沟影响原告鱼塘出水口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且没有证据证明李秀贵在侵权行为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其行为后果应由牛郎村五组承担：⑴李秀贵的陈述与尹修江陈述一致，且可由《调解笔录》记载的内容相互印证，可初步认为李秀贵（时任牛郎村五组组长）租赁挖机清理排水沟系工作需要，属于职务行为，即李秀贵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并非本案适格被告；⑵原告方忠明认为被告李秀贵租赁挖机故意挖坏鱼塘出水口是为了李秀贵个人私利，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支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无论李秀贵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被告尹修江按照李秀贵安排从事相关工作，且没有证据证明尹修江在侵权行为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尹修江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二、损害后果。原告方忠明认为被告李秀贵故意搞破坏，租赁挖机毁坏鱼塘出水口，被告李秀贵未否认侵权事实，其陈述“闸阀我并未拉走，有一节戳烂的管子是生产队拉走的”，根据双方陈述，被告租赁挖机清理排水沟至少影响了原告所承包鱼塘的出水口，一审法院对侵权事实予以认定，现争议焦点为被告的行为给方忠明造成的损害后果。关于财产损失金额，方忠明向一审法院列明了清单：⑴鱼塘：9年540000元；⑵土地：9年900000元；⑶养鱼三年失败：480000元；⑷修水口拉石：5000元；⑸4个大水泥管：400元；⑹修水口师傅钱：1000元；⑺水泥：500元；⑻沙：500元；⑼7个证人开支：1500元；⑽8次上诉状：2400元；⑾几年误工费：20000元；⑿泥巴建房：6000元；⒀修路：4000元；⒁蜂子：8400元；⒂水管：800元；⒃树苗：5000多株，25000元；⒄陈律师：1000元；⒅请照证据两次：500元；⒆2019年5月7日证人开支：950元。合计199715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方忠明列明的上述损失，系其单方陈述，并没有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要件的证据能够证明其损失高达1997150元，其提供的相关证据（收条、收据等），不予采信。经审查，原告方忠明诉讼请求金额为480000元，与前述金额不一致，方忠明未作出合理说明。另，方忠明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评估申请，请求评估其损失，后自愿撤回申请；经审查方忠明提交的证据，方忠明未举证证明李贵秀等人的行为与其主张的损害后果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一审法院在原告方忠明诉讼请求范围内审理本案，认为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损失为480000元，原告方忠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对其要求被告赔偿480000元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其他相关问题。㈠原告方忠明坚持认为被告李秀贵、尹修江故意破坏其承包的鱼塘。如果方忠明陈述属实，根据其主张的赔偿金额或损失清单，李秀贵等人可能涉嫌侵犯财产类犯罪或职务类犯罪，相关问题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现方忠明并未提供李秀贵、尹修江涉嫌犯罪的证据或线索，无法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或监察机关。㈡原告方忠明多次到一审法院陈述相关案情、表达相关意见，且案涉纠纷一审法院曾作出（2017）川3401民初3270号民事判决，凉山州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34民终200号民事裁定撤销（2017）川3401民初3270号民事判决；方忠明又于2018年诉至一审法院，后自愿撤诉，一审法院作出（2018）川3401民初4689号民事裁定，准予撤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方忠明因案涉纠纷多年来一直在主张其权利，其在维权过程中可能承担了合理的维权成本，但其未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而一审法院只能在其诉讼请求范围内审理本案，关于其维权成本问题，不予评判。㈢原告方忠明可能未充分认识到本案受理前一审法院向其告知的诉讼风险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案件当事人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力，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方忠明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作为原告，应当认识到如果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相应主张，则应当承担败诉的诉讼风险。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而纵观全案案情，一审法院认为李秀贵等人的行为与方忠明主张的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行为是否造成方忠明造成金额高达480000元的损害后果，均不明确，方忠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方忠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计1450元，由原告方忠明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院作出的（2018）川34民终200号民事裁定书中查明以下事实“2012年期间，原牛郎村五组组长李秀贵以天旱需蓄水放秧田水为由，请了尹修江等工人用挖掘机将案涉水塘排洪道的尾道挖深，并在水塘出水口下方3米处砌了两个石墩用于蓄水。请工人及挖掘机的工钱由李秀贵在牛郎村五组报销”，并认定“李秀贵的行为系代表牛郎村五组的行为，并非是李秀贵个人行为。尹修江系牛郎村**雇请的工人，其本人是按照雇主的安排完成工作任务，其参与挖排洪道的行为亦不是尹修江的个人行为。被上诉人李秀贵、尹修江的行为均属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上诉人方忠明在一审起诉状中主张其经济损失为480000元，在一审审理中提交的损失清单列明其经济损失为1996200元。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方忠明要求赔偿其损失1200000元，并明确该损失系被上诉人李秀贵、尹修江的个人行为造成，应由被上诉人李秀贵、尹修江进行赔偿，与牛郎村五组和李玉海无关。还查明，2019年因西昌市部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原西溪乡所属行政区域划归安哈镇管辖，故一审判决书中载明的“西昌市西溪乡”均已变更为“西昌市安哈镇”。 本院认为，上诉人方忠明在二审审理中明确其主张的损失与牛郎村五组、李玉海无关，并表示只要求李秀贵、尹修江二人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之规定，对上诉人方忠明不要求牛郎村五组和李玉海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主张，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方忠明要求被上诉人李秀贵、尹修江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其损失的理由是否成立。 本案中，上诉人方忠明主张：被上诉人李秀贵、尹修江在挖排洪道时毁损其原安装在出水口的四根水泥管道，毁坏了其承包水塘的出水口，并将出水口的排洪尾道降低了2米左右，致使其承包水塘水位下降，导致养鱼失败，故李秀贵、尹修江因个人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失，应由李秀贵和尹修江二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而本院作出的（2018）川34民终200号民事裁定书已明确认定被上诉人李秀贵雇请工人及挖掘机挖排洪道的行为系由牛郎村五组集体决定，挖排洪道所需工钱由牛郎村五组支付，所挖掘的排洪道系牛郎村五组集体所有并使用，李秀贵的行为系代表牛郎村五组的行为；被上诉人尹修江系牛郎村**雇请的工人，其本人是按照雇主的安排完成工作任务，其参与挖排洪道的行为亦不是个人行为。因（2018）川34民终200号民事裁定书系生效裁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对该生效裁定书确认的李秀贵、尹修江挖排洪道的行为系代表牛郎村五组实施，均不属于个人行为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方忠明主张李秀贵、尹修江系个人实施挖排洪道的行为，与该生效裁定书确认的事实不相符，且上诉人方忠明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该生效裁定书的认定，因此，本院对上诉人方忠明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如上所述，因本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8）川34民终200号民事裁定书已确认被上诉人李秀贵、尹修江挖排洪道的行为均属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被上诉人李秀贵、尹修江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上诉人方忠明要求被上诉人李秀贵、尹修江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方忠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方忠明负担。因方忠明在二审中向本院申请缓交诉讼费，本院予以准许后，方忠明又以其生活困难为由申请免交诉讼费，并提交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证》、《西昌市城乡低保定期复核认定表》，本院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准予方忠明免交二审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文婷 审判员  朱 江 审判员  李爱军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田尚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