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002民初4430号原告：李静，女，汉族，1976年10月1日出生，现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原告：李峰，女，汉族，1978年2月12日出生，现住许昌市。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懿，河南天时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银玲，女，汉族，1969年10月2日出生，现住许昌市魏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朝辉，河南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静、李峰与被告刘银玲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峰及李静、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懿，被告刘银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朝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静、李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96,142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前夫李进喜的女儿，原告母亲冯巧玲于2014年10月9日去世后，本应由原告继承的遗产存款96,142元一直由原告父亲李进喜掌管。2017年6、7月份，原告父亲与被告结婚后用其与原告共同所有的存款购买了位于魏都区××办事处××铁路家属院××北××单元××南户房屋，并将该房屋登记在了被告名下。2019年11月10日原告父亲李进喜去世，被告又依据遗嘱取得了部分遗产。原告认为被告取得的这些财产中包含了原告的合法财产，被告取得财产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不当得利。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刘银玲辩称：一、案涉房产是被告与二原告父亲于婚后共同购买，后二原告父亲李进喜和被告以书面形式约定了该房屋归刘银玲个人所有并进行了公证，这一事实已经魏都区人民法院（2020）豫1002民初2012号民事判决所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因此被告取得案涉房产的单独所有权于法有据。二、二原告应按基础的法律关系起诉案外人李进喜，而不是按不当得利起诉被告。二原告的母亲冯巧玲于2014年去世，冯巧玲的遗产96,142元由二原告和李进喜继承后转化为三人的共同财产。被告与李进喜于2017年办理结婚登记，并于同年6月购买案涉房产。李进喜向原房主付款时冯巧玲去世已三年，被告并不知道该款项的性质。如果该款项含有共同部分，二原告可以其他案由起诉李进喜。被告并未直接从二原告处取得任何财产，二原告损失也与被告无因果关系。被告并不抅成不当得利，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二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法庭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二原告系被告前夫李进喜的女儿，二原告母亲冯巧玲于2014年10月9日去世，生前未立遗嘱，故关于其遗产的继承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李进喜、李静、李峰作为冯巧玲的继承人，享有对冯巧玲遗产的继承权，在对冯巧玲遗产分配前对遗产属共同共有的法律关系。2017年2月李进喜与刘银玲经人介绍相识，于2017年3月7日登记领取结婚证。2017年6月，刘银玲通过房产中介购买位于许昌市魏都区××办事处××铁路家属院××北××单元××南户房屋，总价款262,000元。李进喜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购房款187,000元，李进喜、刘银玲现金支付购房款75,000元，后刘银玲办理了上述房产的产权证，编号为（2017）许昌市不动产权第0026409号。2017年8月29日李进喜作为甲方、刘银玲作为乙方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一份，内容为：“甲、乙双方于2017年3月7日结婚，于2017年7月7日购买了一套房产，房产不动产权证号为：豫（2017）许昌市不动产权证第0026409号。为避免以后因家庭财产发生纠纷，经双方共同协商，特订立以下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一、登记在乙方名下的房产［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豫（2017）许昌市不动产权证第0026409号］，系乙方刘银玲的个人财产归乙方刘银玲个人所有。二、以上协议内容系甲、乙双力真实意愿，愿甲、乙双方共同遵守。三、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公证处留存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按指印并经公证之日起生效”。同日，许昌市天平公证处对上述“夫妻财产约定协议”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2017）许天证民字第2538号公证书。2018年9月20日李进喜书写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为了防止突发事情后产生冲突给现在的妻子留下后遗症，特给妻子银铃留下次遗嘱如下：……因此在我死后的后事（包括生前的存款和债务、骨灰、抚恤金等所有的补助和欠账）全部由妻子刘银玲处理和支配。……如有其它变故和原因，那就按除去妻子应拥有和应得的部分外，其他一律作为党费或捐给希望学校”。2018年9月21日，李进喜书写“补充情况说明”一份。2019年9月3日，李进喜再次书写“遗嘱补充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为防止我的病情万一恶化到思维不清，没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候，给我妻子留下无法预见的可怕局面，因此我把2018年9月20日给妻子立下的遗嘱再加上一份补充……特对遗嘱补充如下：一、××危期间和我死后，任何人无权找我妻子刘银玲的任何麻烦和事端（包括经济和住房）。二、如果我死在妻了前面，少量存款和死后不管有多少个月的抚恤金，全部由妻子刘银玲支配，任何人无权使用（特别是李静、李峰）。三、鉴于李峰、李静对我生前极度的伤害，我的后事，尸体让妻子一个人处理，李静、李峰不能干涉；四、以前的遗嘱和这两次的补充说明，只有壹份，是留给妻子刘银玲的，除此之外，任何其他遗嘱或有关材料，都不是出自我本人，都是假的，如果有人挑事或打官司，这也是铁的证明材料。遗嘱补充人：李进喜”。2019年11月10日，李进喜因病死亡。二原告认为本应由其继承冯巧玲的遗产存款96,142元由其父亲李进喜掌管，2017年6、7月份，原告父亲与被告结婚后用其与原告共同所有的存款购买了位于魏都区××办事处××铁路家属院××北××单元××南户房屋，并将该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2019年11月10日原告父亲李进喜去世，被告又依据遗嘱取得了部分遗产。原告认为被告取得的这些财产中包含原告的合法财产，被告取得财产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遂诉至本院，形成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二原告是否可以以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被告返还款项，即本案事实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的主张，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第一，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法律上的原因）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李进喜生前与刘银玲对婚后购买房屋进行约定并公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的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刘银玲基于公证和遗嘱取得李进喜部分遗产，具有合法根据。二原告主张的损失与被告取得财产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第二，原告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对其损失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因原告怠于行使其对冯巧玲遗产继承分配请求权，2017年3月7日李进喜与被告结婚时，李进喜名下存款情况及2017年6月李进喜与被告买房时，李进喜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款中有无冯巧玲遗产以及占额，二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本案中被告取得李进喜部分遗产具有合法根据，即使二原告主张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本案也不具备适用不当得利的基础。原告只能以其主张的基础债务关系作为请求权基础主张其权利。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静、李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04元，减半收取计1,102元，由原告李静、李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戴延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耿鹏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