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6民初323号 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负责人：陈福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传波，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碧希，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东港市荣达食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div> 法定代表人：刘作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港市成泰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东港市十字街镇十字街村/div> 法定代表人：申岩，经理。 被告：陶淑敏，女，1971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东港市。 被告：刘作涛，男，197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东港市荣达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东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作斌，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衣方洪，男，196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营口市西市区。 被告：潘玲，女，196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营口市西市区。 二名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仁，辽宁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名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丽华，辽宁宝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与被告东港市荣达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达公司）、被告东港市成泰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泰公司）、被告刘作涛、被告陶淑敏、被告衣方洪、被告潘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传波、吴碧玺，被告荣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被告刘作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作斌，被告衣方洪与被告潘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仁、韩丽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成泰公司、被告陶淑敏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融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荣达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8799443.07元及利息20201486.04元（暂计算至2019年3月18日），要求支付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被告荣达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如其不能履行上述债务，则拍卖其位于东港市的土地及房屋，由原告优先受偿；3、被告刘作涛、陶淑敏、衣方洪、潘玲、成泰公司对荣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9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签订了《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其中约定由工商银行对荣达公司发放贷款，贷款金额为288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1年，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每笔贷款发放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2015年6月期贷款基础利率）加浮动幅度（上浮10%）。合同签订后，工商银行于2015年6月10日向荣达公司发放了3笔贷款，总金额为2880万元人民币，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该笔贷款利率为5.555%，利息计算方式为月付。2015年6月9日，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荣达公司以其自有的位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前述《借款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实现抵押的费用等。2015年6月9日，刘作涛、陶淑敏、衣方洪、潘玲、成泰公司分别为工商银行出具《担保承诺书》，承诺为荣达公司自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期间向工商银行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贷款期间，荣达公司并未归还任何本金、利息及罚息等。贷款期限届满后，工商银行根据《借款合同》共扣款556.93元，此后荣达公司及保证人并未偿还任何欠款。2016年11月24日，工商银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以下简称长城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由工商银行将该笔贷款的债权转让给长城公司，后工商银行与长城公司于2016年12月6日在《辽宁日报》刊载：“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通知荣达公司及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及保证责任。2018年7月26日，长城公司与华融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由长城公司将该笔贷款的债权转让给华融公司，后长城公司与华融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辽宁日报》刊载：“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通知荣达公司及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及保证责任。至今，荣达公司及相关担保方均未能清偿拖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罚息等。 荣达公司辩称，关于华融公司主体问题，根据合同法债权转让规定，本案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保证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因华融公司与长城公司、工商银行与长城公司的债权转让均未书面通知债务人，而是直接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债权转让在未通知相关债务人的情况下，华融公司无权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刘作涛辩称，华融公司与刘作涛之间是保证合同关系，华融公司的债务有保证人和物的担保。根据法律规定，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华融公司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只能主张物的担保以外的债务。华融公司与荣达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但刘作涛并未在借款合同中签署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其只是于2015年6月9日，在华融公司出具的担保承诺书中签署了保证人的名字，担保承诺书中第一段规定了保证期间为2年，但第二段又规定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持续有效，保证期间不明确，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视为保证期间不明，应从履行期限届满前6个月，保证人才应承担保证责任。在法定期限内，华融公司并未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故刘作涛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衣方洪与潘玲共同辩称，一、无保证合同不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保证人没有签订任何保证合同，也未列明法定的条款，所以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未成立保证合同。虽然原告向法庭提供担保承诺书，但该承诺书未列明保证合同基本条款。二、保证合同无效不应承担责任。保证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承诺书并非本人签字，但衣方洪与潘玲不申请笔迹鉴定。本案担保承诺书属于恶意串通，是借贷双方骗取衣方洪与潘玲签署。且保证书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同一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保证人仅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而本案所涉保证书内容却与该法律规定相冲突，应属无效。三、其他法定事由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案贷款属于以新贷还旧贷，衣方洪与潘玲对此并不知情，而借贷双方隐瞒该情况骗取了衣方洪与潘玲的签字。本案已超过保证期限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本案明确约定的保证期间是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因此债权人主张权利的最晚时间是2017年12月8日，而保证人于2019年4月18日起诉，明显晚于主张权利期限，故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最为重要的是债权人通过报纸发布公告向债务人及保证人主张权利，不产生主张权利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78号民事判决，已经详细阐述了在没有证据证明保证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以公告形式不产生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本案保证人并未下落不明，且有明确住址与联系方式，所以债权人以公告形式主张权利对保证人不具有效力。四、原告诉求违反法律规定，若不变更即应依法驳回其对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五、本案应当将贷款人列为第三人。工商银行作为原债权人，应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进一步查明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是否存在以新贷还旧贷的事实。综上，应驳回原告对衣方洪、潘玲的诉讼请求。 成泰公司、陶淑敏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华融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借款合同、提款通知书、借款凭证。证明：2015年6月9日，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合同中约定借款本金为2880万元，每笔借款利率以基准利率加浮动幅度确定，基准利率为每笔借款发放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2015年6月期贷款基础利率，浮动幅度为上浮10%；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确定，挪用借款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借款到期(含被宣布立即到期)借款人未按约偿还的,贷款人有权自逾期之日起按本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罚息，借款人未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工商银行于2015年6月10日将三笔共计2880万元人民币（各笔贷款金额分别为：88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的贷款发放至荣达公司账户。 证据2、担保承诺书、核保书。证明：刘作涛、陶淑敏、衣方洪、潘玲、成泰公司为荣达公司于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期间在工商银行办理的所有借款业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刘作涛、陶淑敏、衣方洪、潘玲、成泰公司的保证期间为2年。 证据3、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核实书、房屋和土地证、他项权证。证明：荣达公司以本合同所涉的抵押物，对荣达公司于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期间在工商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最高额为2880万元人民币的抵押担保；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实现抵押权的费用等。抵押物为：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屋、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屋、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屋、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屋、房权证字第××号房屋、东房权证字第××号房屋以及东港国用（2006）第033699号、东港国用（2009）第037517号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涉及的全部抵押物，已经进行了抵押登记，抵押权已经合法设立。 证据4、明细单。证明：工商银行将贷款发放给荣达公司后，荣达公司并未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用途使用贷款。荣达公司并未主动向工商银行归还贷款，仅仅是贷款到期后，工商银行根据《借款合同》扣除了荣达公司账户内的556.93元。 证据5、资产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转让合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证明：2016年11月24日，工商银行将案涉债权转让给长城公司，案涉债权《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由长城公司享有。2016年12月6日，工商银行与长城公司向荣达公司、刘作涛、陶淑敏、衣方洪、潘玲、成泰公司作出通知，长城公司要求荣达公司、刘作涛、陶淑敏、衣方洪、潘玲、成泰公司立即向其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2018年7月26日，长城公司将案涉债权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华融公司。2018年8月21日，长城公司与华融公司向荣达公司、刘作涛、陶淑敏、衣方洪、潘玲、成泰公司作出通知，华融公司要求荣达公司、刘作涛、陶淑敏、衣方洪、潘玲、成泰公司立即向其履行相关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 荣达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至证据4均无异议。对证据5中的长城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华融公司与长城公司债权转让合同、华融公司的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有异议，借款合同中第14条明确约定为书面通知，合同载明的荣达公司住所地就是通讯地址，荣达公司住所地一直未发生变更。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荣达公司拒绝签收或无法送达的情况下，而随即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 刘作涛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担保承诺书是签订保证合同前，工商银行单方提前制作的，该承诺书中第一段约定了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从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但实际上借款期限为1年，而该承诺书第二段加重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约定保证人对借款人的保证持续有效，此项约定是原告单方强加给保证人的，根据法律规定，属于对保证期间约定不明。本案借款合同期限为一年，其保证期限是借款合同到期后6个月内，因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从2016年6月9日向后推6个月为保证期间，但原告在此期间内并未主张权利，故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应予解除，刘作涛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 衣方洪与潘玲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的借款合同真实性有异议，该借款合同第十页并非合同原件，不是原始证据，有理由怀疑该合同的主要条款即违约责任，原告进行了篡改。因为借款合同中唯有合同第十页格式与其他页码不一致，经核对原件，该合同每个骑缝章非常合理，只有第十页和其他的骑缝章不一致。对证据1中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另外在核对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原件时，其提供的档案中第72页有一份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签订的账户监管协议，要求华融公司向法庭提供。如果借款合同真实，工商银行对涉案借款用途有监管职责。借款合同恰证明了工商银行未履行相应监管职责，发放贷款用于荣达公司偿还旧贷款，因此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保证人未签订书面保证合同，且不符合借款合同约定的保证人资格。债权转让通知形式不符合借款合同约定的书面通知。对证据2中担保承诺书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确定衣方洪与潘玲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但不申请对签名进行鉴定。即使签名真实，也非衣方洪与潘玲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书中未列明借款金额，按常理自然人是不会为该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签订该承诺书前提为保证人是荣达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而衣方洪与潘玲并不是荣达公司的股东，故不符合担保承诺书中规定的保证人身份。承诺书所载内容，明显加重保证人责任，属于无效条款。对核保书证明内容有异议，因该核保书是专门为法人和其他组织制作的，不适用于自然人，该保证合同不成立。对证据2中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3中最高额抵押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内容完备的抵押合同与保证承诺书内容的巨大差别，恰证明保证承诺书是借款人和贷款人恶意串通，骗取保证的。对证据3中其他证据无异议。证据4可以证明借款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监管账户责任，荣达公司账户余额为几百元，贷款人却未提起诉讼，放任贷款流失，明显损害保证人利益。证据5中资产转让协议及公告通知形式对保证人不发生效力。按照协议约定，转让方式为通知，确实无法通知的采用公告。保证人均有明确地址，故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以公告形式不能达到通知法律后果。且转让协议中在担保合同一栏仅注明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未提及保证合同，这足以证明借款人与贷款人恶意串通，损害保证人利益，保证合同无效。对证据5中其他证据无异议。 综合各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华融公司提供的五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五组证据予以确认。 依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9日，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工商银行对荣达公司发放贷款，贷款金额为288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1年，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基准利率为每笔贷款发放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2015年6月期贷款基础利率）上浮10%。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确定。借款人未按约偿还的，贷款人有权自逾期之日起按本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罚息。对借款人未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2015年6月10日，工商银行向荣达公司发放三笔贷款：88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共计2880万元。 2015年6月9日，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5年东港（抵）字003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是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期间，因工商银行向荣达公司连续发放贷款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无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也不论该债权是否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产生。担保最高额为2880万元整。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但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应首先从抵押物变现所得中扣除，而不包括在上述所述之最高余额内。荣达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为：（1）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2）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3）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4）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5）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字第××号）房产；（6）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房权证字第××号）房产；（7）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东港国用（2006）第033699号]土地使用权；（8）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东港国用（2009）第037517号]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后，工商银行办理了抵押登记。 2015年6月9日，刘作涛、陶淑敏、方衣洪、潘玲、成泰公司分别为工商银行出具《担保承诺书》，承诺书中均载明：保证人为荣达公司在工商银行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期间的所有融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2年。工商银行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借款人荣达公司提供还是第三人提供，工商银行有权要求保证人先承担保证责任或要求保证人与物的担保人同时履行担保责任。同日，工商银行又分别为上述五位保证人出具《中国工商银行核保书》，确定担保金额为2880万元，保证责任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期间自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 2016年8月30日，工商银行对荣达公司银行账户扣款495.39元。2016年9月21日，工商银行对荣达公司银行账户扣款61.54元。 2016年11月24日，工商银行与长城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和《债权转让协议》（单户适用），《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工商银行转让给长城公司的债权为债务人（荣达公司）所欠在该协议附件中列明的不良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2016年12月6日，工商银行辽宁分公司与长城公司沈阳办事处在《辽宁日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该公告载明，序号13债务企业为荣达公司；贷款本金余额为2879.94万元；担保人为成泰公司、刘作涛、衣方洪、陶淑敏、潘玲。 2018年7月26日，长城公司与华融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所附的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中载明：序号2，借款人为荣达公司；担保人为成泰公司、刘作涛、衣方洪、陶淑敏、潘玲；账面本金余额28799443.07元、账面利息4403198.27元，本息合计33202641.34元。2018年8月21日，长城公司与华融公司在《辽宁日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该公告载明序号2借款人为荣达公司；贷款本金余额为28799443.07元；担保人为成泰公司、刘作涛、衣方洪、陶淑敏、潘玲；担保本金金额为28799443.07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主要对以下方面存在争议： 一、关于《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虽被告辩称华融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第十页格式与合同其他页不同存在篡改，但经与案涉抵押财产登记机关备案的《借款合同》核实，第十页合同内容一致，未有篡改之处。所以，本院认为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应为合法有效，荣达公司应依据该合同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二、关于工商银行与长城公司以及长城公司与华融公司的两次债权转让对债务人荣达公司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 华融公司向荣达公司主张债权，系基于两次债权转让，即工商银行与长城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以及长城公司与华融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现荣达公司辩称因上述两次债权转让均未依据合同约定书面通知债务人荣达公司，故对荣达公司不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虽两次债权转让未书面通知荣达公司，但均以报纸刊登通知的形式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因上述法律对债权转让通知形式并未规定具体形式，且辽宁日报是在辽宁省内公开广泛发行的报纸，债权人在该报纸上登报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债权转让的事实，不违反法律规定。虽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在《借款合同》中约定所有通知以书面形式通知，但登报通知形式并未致荣达公司错误履行债务、双重履行债务或加重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负担，也没有损害荣达公司的利益，且华融公司以此债权向荣达公司提起诉讼，亦可视为书面通知了荣达公司债权转让的事实。所以，结合以上事实，本院认为华融公司已完成了向债务人荣达公司通知债权转让的义务。荣达公司仅以债权人在报纸上登载债权转让通知不当为由，否认债权转让对其发生法律效力，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荣达公司应依据《借款合同》约定，向华融公司履行给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的义务。 三、关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以及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问题。 （一）案涉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保证人衣方洪与潘玲辩称其签订的《担保承诺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书面保证合同的形式要件，其与债权人之间的保证合同未依法成立。经审查，案涉《保证承诺书》中已对保证期间、保证方式予以明确。且同日，由保证人签字的《工商银行核保书》中也已对担保的贷款金额2880万元予以确定。所以，保证人已就担保的主要事项与工商银行以书面形式达成合意，故应认定案涉保证合同依法成立。虽衣方洪与潘玲主张承诺书中签名并非本人所签，且签订该承诺书时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但是衣方洪与潘玲已明确表示不对签名的笔迹申请司法鉴定。对于工商银行与荣达公司的恶意串通行为，衣方洪与潘玲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衣方洪与潘玲主张保证合同无效的上述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经审查，案涉保证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保证人具有法律拘束力。 （二）报纸公告催收能否作为债权人向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 其一，案涉保证合同中保证期限的认定。刘作涛辩称其所签订的《保证承诺书》中对保证期限约定不明确，故应视为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限约定不明的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应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经审查，各保证人与工商银行签订的《保证承诺书》中约定保证期限为2年，《中国工商银行核保书》中又载明保证期限自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应视为是对2年保证期限具体日期的明确，故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2015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 其二，债权人于2016年12月6日在报纸刊登的催收公告能否认定为该行为系债权人在保证责任期间内向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人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连带责任保证期限，可以认定本案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至2017年6月9日届满。而对于债权人于2016年12月6日在报纸上刊登要求担保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公告，该行为能否认定为债权人在保证责任期间内已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担保期间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及程序问题的请示》的答复中，虽然明确了公告送达可以作为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但就公告送达方式的适用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据此可知，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以公告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保证人下落不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原则上必须由保证人实际受领或能够实际受领方能发生法律效力，只有在保证人因下落不明导致无法受领的情况下，才能以公告送达这一拟制受领的方式主张权利。第二，公告的内容需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第三，公告的媒体应当是国家级或者保证人住所地省级有影响的媒体。本案中，无据可证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存在下落不明导致债权人无法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的情形。故本案工商银行与长城公司在未通过其他途径向保证人主张债权的情形下，仅通过在报纸刊登公告的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不符合上述规定，依法不能产生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所以，案涉债权的原始债权人工商银行及第一次受让债权人长城公司并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保证人应免除其保证责任。故对华融公司提出的刘作涛、陶淑敏、衣方洪、潘玲、成泰公司对荣达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华融公司请求确认对案涉抵押房屋和土地的拍卖、变卖、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 本案中，《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案涉债务属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范围，且抵押权人及抵押人已对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故抵押权成立。虽案涉债权经过两次债权转让，但在债权转让前，《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合同债权实际已经确定，不可能发生新的债权及浮动变化，即使发生新的借贷关系也与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无关，不属其所担保的债权范围。故本案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已经特定，本案主债权可以依法转让，受让债权人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所以，对华融公司主张的在担保最高额2880万元限额内对案涉抵押房产和土地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五、关于华融公司主张的保全费和律师费的问题。经审查，华融公司所主张的保全费和律师费，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两笔费用实际发生，故华融公司诉请的该二项费用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东港市荣达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8799443.07元、利息（以借款本金288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0日至2016年6月9日止，按照每笔贷款发放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2015年6月期贷款基础利率上浮10%计算）、逾期罚息（逾期罚息第一部分以288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0日至2016年8月29日止，按照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计算；逾期罚息第二部分以28799504.61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30日至2016年9月20日止，按照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计算；逾期罚息第三部分以28799443.07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21日至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按照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30%计算）及复利（复利以所欠利息为基数，自2016年6月10日至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按本合同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 二、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于本判决第一项在2880万元限额内，对被告东港市荣达食品有限公司设定抵押的（1）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2）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3）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4）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村字第××号）房产；（5）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东房权证字第××号）房产；（6）坐落于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葛岚组（房权证字第××号）房产；（7）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东港国用（2006）第033699号土地]土地使用权；（8）东港市椅圈镇高桥村[东港国用（2009）第037517号土地]土地使用权拍卖、变卖或折价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驳回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东港市荣达食品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8389元，由东港市荣达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吕 姝 审判员 于 军 审判员 康 璐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