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5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超，男，198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章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尚义，山东华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烙，男，1985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兴平，浙江志远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志成，浙江志远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超因与被上诉人方烙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3民初3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超上诉请求：1、撤销（2020）浙1003民初3542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684392.52元；3、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不当得利孳息95814.95元（自2018年3月5日起至2020年7月5日止，以684392.52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4、改判被上诉人以684392.52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向上诉人支付自2020年7月5日至本案判决之日止的孳息；5、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先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后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是基于完全不同的法律事实，不构成重复起诉，也不会导致法律关系的混乱。1、上诉人原以民间借贷起诉，是因为涉案款项确系借款，上诉人苦于没有借贷合同难以主张权利，上诉人若因自己的诚信行为而在审判程序上对自己产生不利影响，违反公平原则。2、民间借贷纠纷与不当得利纠纷对于法律事实的审查重点不同，两次审理只会让本案越发清晰，不可能导致法律关系的混乱。民间借贷纠纷中，上诉人认为684392.52元是借款，而被上诉人认为是上诉人向其支付的利息，上诉人因无法证明借贷关系，故诉讼请求不能被支持，民间借贷的审查重点在于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但对上诉人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684392.52元的利息并未审查，出借人收到的超额利息的法律性质就是不当得利。正因为在民间借贷纠纷中人民法院未对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利息是否合理进行审理，所以在不当得利纠纷中应当重点审查被上诉人的主张是由成立。二、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足以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取得的684392.52元是不当得利。1、差额695047.19元有转账交易明细、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客户回单打印件、微信转账记录、微信转账截图等证据加以证明，经上诉人在借贷宝平台中查询，即便以24%计息，利息总额也才10654.67元，被上诉人所陈述的684392.52元是借款利息的主张，仅根据转账明细便可以排除，该转账明细足以证明本案涉案的684392.2元不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的利息，而本案中对该款的性质又不存在其他的合理怀疑，因此，上诉人主张不当得利的证据充分。2、本案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款项为1454150.31元错误。三、上诉人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是否会导致法律关系的混乱，不能作为一审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理由。 方烙辩称，一、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已查明并认定清楚。二、上诉人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提起的诉讼，构成“重复起诉”。李超以方烙为被告先后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其诉请均未得到法院裁判支持。后来，李超又基于同一事实，以相同的当事人方烙为被告，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尽管所提诉讼的案由不同，但案件实质的诉讼标的相同，符合“重复起诉”的认定条件。三、在案件实体方面，李超要求返还不当得利并支付孳息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上诉人作为主张不当得利成立的一方，应对相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上诉人主张返还款项差额，却没有提供构成不当得利认定的有效证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684392.52元及孳息（以684392.52元为本金，自2018年3月5日起至判决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通过“借贷宝”平台认识。被告通过借贷宝平台向原告出借款项175笔（李超认可，但借款本金数额不详）。自2016年4月4日至2017年11月10日，被告通过借贷宝平台分142次向李超借贷宝账户转账总计1167167.81元。自2016年7月26日起至2018年1月11日止，被告通过支付宝17次向原告转款共计59915元。自2017年1月5日至2017年5月20日，被告通过微信转款给原告11435元。上述被告交付给原告的款项共计1238517.81元。自2017年2月28日起至2018年1月5日止，被告为债权人，原告为债务人，与人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签订销账协议15份，销账金额合计215632.5元。综上，被告交付给原告的款项有转账记录的共计1454150.31元。 自2016年5月8日起至2018年1月18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分145次向被告转账共计680671元。自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2月1日，原告分189次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962386元。自2016年4月23日至2017年7月7日，李超通过借贷宝平台向被告分88次转账共计290508元。上述李超交付给被告的款项共计1933565元。 综上，原、被告间能够计算的互相转账的差额为479414.69元。 原告对转账差额479414.69元向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的诉讼，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4日作出（2018）鲁0181民初153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从李超和方烙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方烙始终在向李超催收借款，而李超始终处于还款和续借的状况，并且还款基本上都是通过支付宝转账，李超从未向方烙主张过债权，亦未主张过债务相互抵销；从当事人双方转款数额来看，除去书面协议销账的数额，李超多出479414.69元，双方在微信对话时，如存在李超享有479414.69元债权的事实，那么李超在与方烙微信对话中一直作为债务人的意思表示显然不符合常理；2018年2月15日，方烙通过微信向李超要2万元用来给李超销账，李超明确表示这样的话方烙会损失4万元；李超和方烙并无特殊的身份关系，双方之间的借贷显然不会是无偿的，且从双方的微信对话中也可以看出方烙帮助李超处理了一些其它债务，并且这种帮助也并非全部是无偿的；李超对方烙不存在479414.69元的债权；遂判决驳回原告李超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2018）鲁01民终720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虽然根据双方通过网络借贷平台、支付宝及微信的转账记录来看，双方转账差额为479414.69元，李超多向方烙转账交付479414.69元，但方烙主张李超通过网络借款平台借款190余万元，李超亦认可向网络平台借款190多万元，现尚欠5万佘元，李超的该陈述与方烙的陈述及李超向方烙转账金额能够相互吻合，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该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到损失；一方获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根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主张不当得利成立的当事人应对相关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对该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不当得利是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其本身具有自己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起诉被告，未能被法院采纳。现原告又将同一事实以不当得利为请求权基础再次主张权利，如能获得支持，将会导致法律关系上的混乱。如果原告在前次诉讼中主张的事实成立，原告应当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对上述纠纷的民事判决进行救济，而不能通过不当得利的诉讼进行。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22元，减半收取5811元，由原告李超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不当得利请求权人系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因此，应由其就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曾以出借人身份起诉被上诉人要求其归还相应的款项，说明给付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且上诉人也无证据对于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对此上诉人应承当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将此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符合法律规定，也与法理相符。据此，上诉人上诉缺乏法律和证据支持，本院对其主张无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622元，由上诉人李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邬卫国 审 判 员 阮丹军 审 判 员 胡精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严 凌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