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37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洁，女，1976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平，江苏樵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萍，江苏樵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庄善云，男，195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芳，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庄严（系原审第三人庄善春之子），男，197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法定代理人：黄洁（系庄严之妻、监护人），住常州市钟楼区。黄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平，江苏樵杨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萍，江苏樵杨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定代理人：张舫琪（系庄严之母、监护人），住常州市武进区。张舫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茗淇（系张舫琪之女），住常州市钟楼区。原审第三人：常州永春电子有限公司，所地常州市武进区南夏墅街道华阳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250917209T。法定代表人：庄严。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茗淇（系庄严之妹），住常州市钟楼区。原审第三人：徐虎国，男，汉族，1954年8月8日出生，住常州市武进区。第三人：张舫琪（系原审第三人庄善春之妻），女，汉族，1947年1月23日出生，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茗淇（系张舫琪之女），住常州市钟楼区。第三人：庄茗淇（系原审第三人庄善春之女），女，汉族，1973年5月29日出生，住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黄洁因与被上诉人庄善云、原审第三人庄严、庄善春、常州永春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春公司）、徐虎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8)苏0412民初8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期间，原审第三人庄善春于2020年6月17日死亡，由庄善春继承人张舫琪、庄茗淇、庄严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洁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鉴定费、鉴定人员出庭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上诉人对发回重审一审中人民法院查明相关事实部分无异议，对于一审法院认为部分有异议。一、一审法院以“鉴定报告”直接作为主要的裁判依据，上诉人认为不妥。1、一审法院对鉴定报告认定为“对鉴定报告，系原告申请，经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鉴定机构具有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所具鉴定报告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份鉴定报告系被上诉人申请，属被上诉人举证，应为被上诉人一方的举证证据，而被上诉人对该鉴定意见明确表示不予认可，认为“鉴定报告的相关委托及鉴定程序违法，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即被上诉人自行否认自己提供的证据，应视为没有举证，而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自行举证而不予认可的证据作为裁判依据，有违《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适用。2、本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收据”等原件，来源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亲眼见到过该份原件，鉴定报告认为该份原件中被上诉人签名字迹与被上诉人样本字迹出自同一人笔迹，但系碳粉堆积而成，符合复制形成的特点，上诉人认为，即使是复制件，也是原件复制而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亦确认了复制件的法律效力。各方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过程中，需涉及使用多份“股权转让协议、收据”，以原件进行复制使用，亦是正常行为，无法得出本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收据”的否定性结论，不能径行认为不存在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收据”是根据股权转让作出的格式化文本，系股权转让工商变更中的形式要件材料，不能代表背后真实的交易情况，即使是“0”对价转让，亦是有效的股权转让，即款项的交付不影响股权转让的生效与否。二、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自1999年就不再参与企业经营的，上诉人及第三人未能提供被上诉人知晓股权变动情况的证据，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不妥。股权是身份权、财产权等复合性权利，被上诉人作为案涉公司投资人，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分红等收益，而被上诉人长期不主张企业收益，不问企业发展，甚至连企业名称、企业面貌都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却不知自身股权己经发生变更。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为案涉企业的投资人，在企业名称等外观事项发生变更中不再需要其作为投资人签署相关文件未尽注意义务，也未提出异议显然与常理不符。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14年2月己经上线，在此之前亦有常州信用网等企业公示系统，被上诉人作为其他企业的业主，1999年开始开办企业，有理由有条件查询自身企业情况及投资情况，对案涉企业自身的股权发生变动浑然不知，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三、一审法院认定庄善春不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认为不妥。庄善春是本案股权转让的关键，2003年2月股权转让时同步进行了增资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而庄善春作为案涉企业的前法人却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不知情，显属虚假陈述。2003年2月的变更登记申请表中同时载明了股东变更及增资变更情况，其上加盖有案涉企业的公章，2003年12月的变更登记申请表中同时载明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及增资变更情况，应当认为，案涉企业的公章等应有法定代表人控制，现变更登记申请中己加盖了企业公章，应当认为庄善春对变更事项是知情的。根据《民法总则》及《合同法》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本案案涉企业在1997年改制时，是庄善春一手操办，相关改制文件等均存在庄善春等代签等行为，且庄善春及庄善云系亲兄弟关系，庄善春与另一投资人徐虎国系子舅关系，三人投资接手改制企业，实际系庄善春在经营负责，该案涉企业应属家族企业，庄善春作为占股70%的主要投资人，系家长式控制人，将自己亲兄弟的股权变更到自己儿子儿媳名下，实际不具有对价利益，也不能体现股东权利。且本案系将股权对外转让，如庄善春、被上诉人不知情，从工商变更的角度看，也无法通过正常的变更手续。因此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本案股权转让行为系庄善春认可的，一手操作策划的，亦是经过被上诉人认可的，且被上诉人在长达十多年的过程中亦未表示否认，应为同意。四、一审法院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收据上加盖“庄善云”的私章，庄善云未在该两份证据上加盖过私章是事实，上诉人及第三人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私章的来源和庄善云曾经在他处使用过该私章，上诉人认为不妥。《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亦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盖章。应当认为，法律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确认方式规定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对仅签字或仅盖章的方式均予以认可。现有股权转让协议，形式上已有被上诉人之印章及签名，初步具备合同成立之要件，至于该私章的性质，则应推定为被上诉人所控制，其应当就上诉人盗盖其私章承担举证责任，且一审庭审过程中，人民法院己经明确告知被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否则应作出不利于被上诉人的解释。但是一审法院径行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亦不予信服。五、一审法院裁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因不具有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上诉人不服。股权转让协议的成立、生效、变更履行是一系列的法律行为，牵涉各方的权益，无法仅凭上诉人一方行为即可办成。上诉人认为，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和形式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己经实际履行，并办理了案涉企业的变更登记手续，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外部的各种表示行为，产生了一种客观状态，上诉人等对表示行为形成了合理的信赖，对这种信赖在法律上应当予以保护，才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秩序，据此应当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己经生效，法律行为合法有效。六、当庭补充上诉理由。1、上诉人受让股权之后十余年来一直以股东的身份参与股东会决议增资扩股、投资增地、建造厂房等，实际履行行为印证了股权转让协议。案涉家族相关人员多年来对此是明知，即便股权转让协议形式上存在着所谓瑕疵，但已经通过受让股东的实际履行行为治愈，具体表现为受让股权之前资本金为42.9万元，受让股权之后资金通过增资扩股现为1308万元，整整翻了31倍。而且每一次的增资扩股都有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每一次的增资都有注册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2、经营场所的面积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受让股权之后，2003年7月15日建造平房1857平方，2004年2月19日建造三层房屋2405平方，2005年建造三层房屋804平方，2006年南大楼三层房屋1720平方，北大楼三层房屋2586平方，平房建造332.5平方，2011年加盖三楼房屋540平方，2012年建平方以及装修两层宿舍公共厕所。其中2013年-2017年购买机器设备模具是132.37万元，2007年-2014年购买大量机器设备，整个厂房的大门从原来的小门变成了大门。3、所有的增资扩股协议、章程修改案都有上诉人本人的签字，并且经过工商局的公示，上述行为足以证明上诉人一直在以股东的身份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也印证了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存在和履行。4、从2003年2月股权转让至被上诉人提起诉讼已有十三年之久，工商变更登记对内对外均具有公示效力，如案涉股权转让被上诉人不知晓，直至2016年至工商部门查询才得知股权转让事宜，其作为股东在长达13年是时间里对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不加过问，包括公司名称的变更、公司的增资、经营范围的变更，又不过问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投资收益，明显与常理不符。本案实际上是上诉人的老公庄严生病恶化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为避免财产落入所谓的外人即上诉人的手中，才有庄善春、被上诉人以及徐虎国利用变更登记中的所谓形式瑕疵恶意提起诉讼，意图剥夺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所导致的诉讼。5、关于鉴定结论，一审的鉴定报告已经明确了股权转让协议上被上诉人的字迹与本人的书写出自同一人的笔迹，依法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成立。一审法院还遗漏了对股东会协议中被上诉人的签名进行鉴定的项目，在2019年7月31日庭审笔录第十页，当时的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明确提出要求对股东会决议的被上诉人、徐虎国的签名进行鉴定，但是我们从鉴定结论上看缺少这个项目，至于什么原因没有这个项目的我们不清楚，但是如果说股东会决议中被上诉人的签字与本人出自同一笔迹也为原件，这完全可以反证股权转让协议中被上诉人的签字出自其本人。庄善云辩称，一、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受让股权后十年内公司发生了增资造厂增地相关的情况，据此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应当已经履行，因此有效，被上诉人认为完全不合理、不合法。1、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增资需要经过公司三分之二股东同意并且形成真实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履行法定的增资程序，才能生效，本案中作为股东一方的被上诉人并不知晓相关的增资情况，因此公司的增资均不能成立。2、上诉人伪造被上诉人的签名从而侵吞了被上诉人的股权，一审对于相关的事实均已查清，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存在相关的不诚信的行为，并不符合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19年7月3日在审判工作会议上的相关讲话中明确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无效而获益。在本案中，上诉人一方即是不诚信的，不能因其后续管理公司，进行了相关的增资而反过来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有效的。3、纠正一下上诉人的说法，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刚才所说的管理公司、修建厂房、业务活动等这些都是基于上诉人一方的管理职责而做出的行为，也就是说上诉人在履行一个高管的职责，这个与股东的权利的保护并不矛盾，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也不受上述行为的约束。4、公司现在的发展恰恰能够说明被上诉人一方因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遭受了重大的损失。5、合同不成立或者生效的法律救济途径有恢复原状、损害赔偿等多种情形，因此本案不应受到后续增资的影响，且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仅包括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不生效。二、针对上诉人当庭补充的被上诉人十三年内没有主张权利的说法。1、在原二审以及重审一审中，被上诉人均向法庭陈述过其在十三年内曾不断的向庄善春询问过分红的情况，因此并非对公司从未过问。2、对于公司更名的情况，因被上诉人知晓公司当时更换产品引进拉线机因此变更名称符合常理。3、因为被上诉人自己开办了公司，经济上并无急用，对于庄善春也一直非常信任，且听说公司修建厂房资金占用所以在庄善春向其口头告知公司的相关情况后并没有特别急切要求分红，均是符合常理的。4、如一审判决所述，上诉人自始至终未提供证据证明向被上诉人告知过企业股权变动的情况，被上诉人正是基于对上诉人、庄善春的信任，在无人告知的情况下不可能知晓股东权益受到侵犯，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长期未主张权利不合常理显然颠倒了逻辑和因果关系。三、对于鉴定结论，被上诉人认为总体上一审法院以鉴定报告作为裁判依据并无不当。鉴定结论是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以及专业知识所出具的专门性意见，一审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鉴定结论是否采信属于审理法院认证范畴，因此本案不管被上诉人是否认定鉴定结论中笔迹出自同一人的结论，但法院已经委托鉴定机构明确被上诉人的笔迹碳粉堆积形成系复制，被上诉人对这一结论自始至终表示认可，一审法院对案涉协议及收据上被上诉人的签名系复制形成的采纳亦无不当。四、一审法院依职权至工商管理部门调取的案涉协议及收据系原始档案，该原件上被上诉人均未签名，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不可能成立。且该份鉴定意见更能证明被上诉人完全不知情未参与案涉股权的转让，未表达过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这一事实。特别说明的一点是，上诉人在原审二审的答辩状中明确其在向工商局提交具体材料时应工商局现场指导要求下当场代庄善春签字，包括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庄善春的签字，有两处，一是法定代表人处，二是委托代理人处。收据上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庄善春的签字也是上诉人当场补签的。根据上诉人这段陈述，其确实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交了案涉协议和收据原件，因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各方在办理工商登记办理中需涉及使用多份股权转让协议收据以原件进行复制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从举证责任上讲，本案中作为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成立有效的上诉人一方应当就其主张的事项进行举证，但其至今未提交任何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关于股权转让款，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支付过股权转让款，案涉收据上明确显示股权转让存在对价，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零对价转让的说法与其此前庭审中所称的股权转让款由庄善春进行安排矛盾，与收据上存在的转让价款金额矛盾，其说法均不能成立，且其对未举证证明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五、庄善春不构成表见代理，庄善春本人曾向一审法庭明确表示其不知晓被上诉人股权被转让事宜，未签署过相关文件，而上诉人也已经在原二审答辩状中明确股权转让协议中代理人处庄善春的签名为上诉人所签即庄善春并未在案涉协议上签名，不存在代理一说，更何谈表见代理，且上诉人未支付对价，代庄善春签名系事实，非善意第三人，本案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六、关于私章，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收据上的私章系被上诉人本人所用，该章也未登记备案，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据此认定该私章与被上诉人本人有任何关系。七、提请二审法庭注意，本案中上诉人对相关事实的描述一直在变化，自相矛盾，不合常理，不可采信。1、上诉人在原审一审中称案涉协议系庄善春一手组织实施，上诉人只是在协议上签字，此时并未提及上诉人代庄善春签过字。2、原审一审2017年6月26日庭审中对于案涉协议，上诉人明确表示这个材料中其他人的签字是否是其本人所签不做评价，对于股权转让款，上诉人称转让款的支付都是由庄善春办理，庄善春在该庭审中明确表示案涉协议代理人处庄善春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3、此后上诉人一直延续上述说法，直至原审二审开庭后因被上诉人提出对案涉协议上庄善春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上诉人在庭后提交的答辩状中才承认案涉协议上庄善春的签名收据上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庄善春的签名均是上诉人当场补签。4、案涉协议转让方被上诉人处既然已经存在了转让方的姓名，为什么还需要加盖所谓的私章，为什么需要庄善春在代理人处签名，该份协议本身就是漏洞百出，不合常理，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上诉人一方存在恶意，恶意方不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一说。综上，被上诉人认为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对相关事实已经查清，即案涉协议及收据原件上被上诉人的签名均系复制形成，被上诉人不存在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股权转让的合意，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永春公司述称，庄善春对于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在一审中判决阐述的非常清楚了，庄善春不能适用表见代理。1、表见代理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代理人没有代理权、客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相对人与行为人成立法律行为。本案中，后三个要件均不符合。2、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庄善春有代理权限，第二个构成要件不符合。首先，法院从未询问过上诉人基于什么理由相信庄善春有代理权限。其次，关于工商内档中被上诉人的签名，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已明确说明每一次签名的内容他都是知情的，都是会计沈益新向他们出示过文件，被上诉人口头授权沈益新签名的。当时主要的文件都是公司的会计沈益新代签的，而不是庄善春。因为被上诉人当时在公司上班，对上述内容都是知情的，每一次代签行为都是独立的法律行为，都经过被上诉人授权。即便是过去的签名都是代签的，也不能倒推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庄善春有代理权，上诉人之前并不是公司股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生意往来，被上诉人之前也从未委托过庄善春与上诉人处理任何事宜，过去代签的文件跟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都是关于公司内部事宜。既然跟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就有严格审查的义务来确定过去的每一份文件到底是不是庄善春代签。即便过去所有的文件都是代签，都是涉及公司内部管理的事宜，而股权转让涉及到被上诉人最重要最根本的权益事情，上诉人更应该严格审查的义务。上诉人又不是不认识被上诉人，打一个电话就能确认的事实，但是上诉人从未跟被上诉人沟通过这个事实。既然上诉人希望受让股份，为什么不直接找被上诉人而要通过庄善春中转呢，足以证明上诉人明知根本无法从被上诉人获得权益，就通过伪造签名的方式非法获取股权。同时庄善春本人也有70%的股份，被上诉人如果想要获得股份可以直接和庄善春提出转让他的股份，为何要以这种形式侵占被上诉人的股份呢。相比于被上诉人的关系，上诉人与庄善春的关系要亲密的多，他们是公媳关系，庄严是独子。原审一审中法院以被上诉人与庄善春的兄弟关系来倒推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庄善春有代理权，这不合情理。3、上诉人不是善意，且有过失，不构成第三个要件。首先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支付过股权转让款，既然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又凭什么让被上诉人出具收条，没有支付任何对价没有履行任何义务又凭什么享受权利。上诉人从未仔细审核过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就股权转让协议上被上诉人的签名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签名系庄善春所签，而且庄善春在屡次庭审过程中也表明自己不知晓转让事宜。上诉人有条件确认事实，而不予确认，时时刻刻都能联系上被上诉人而从未与被上诉人核对过股权转让事实。4、庄善春与上诉人没有法律行为不构成第四要件。庄善春从头到尾表示不知道股权转让事宜，是上诉人口口声声说庄善春一手策划，但是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庄善春策划的事实，如果真如庄善春所述，那就是上诉人一手策划的股权转让事宜，而将责任推卸给庄善春，庄善春对此不予认可。一审的重审2020年3月31日庭审中，当庭提交了庄善春自己陈述的意见、庄善春在2003年前涉案公司的基本情况说明及五个附件。庄善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庄善云与黄洁于2003年2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由黄洁配合庄善云办理股权变更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庄善春与庄善云系兄弟关系，徐虎国系庄善春妹婿，庄善春与庄严系父子关系，黄洁与庄严系夫妻关系。1991年5月22日，武进县庙桥第三电子元件厂成立，1996年3月14日，武进县庙桥第三电子元件厂名称变更为武进市庙桥磁头厂。1997年11月，武进市庙桥磁头厂根据原武进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办公室出具的武改制复字（1997）第3214号文件进行了企业改制，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由庄善春、庄善云、徐虎国与原武进市庙桥镇人民政府签订了企业转制协议及产权界定书。改制后的武进市庙桥磁头厂股东有庄善春、庄善云、徐虎国，分别占股70%、16%和14%，对应出资为30万元、6.9万元和6万元，股本总额为42.90万元，并制订了武进市庙桥磁头厂股份合作制章程，又于1997年11月10日召开了首届股东会议，选举庄善春为执行董事，担任法定代表人，形成了股东大会纪要。2000年1月25日，武进市庙桥磁头厂通过章程修正案对原章程第二条企业地址进行了修正。此后，永春公司工商注册资料显示：一、2003年2月，庄善云作为转让方，黄洁作为受让方，形成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为，庄善云将其在磁头厂的出资6.9万元转让给黄洁，协议转让的股权自2003年2月18日实施转让，受让方应支付给转让方的款额按转让之日在磁头厂的实际价值计算一次性支付等。该协议转让方处为“庄善云”并加盖有其私章，委托代理人处为“庄善春”，受让方处为“黄洁”并加盖有其私章。该股权转让协议后另有收据一份，内容为，乙方（庄善云）收到甲方（黄洁）股权转让款6.9万元，甲方处为“黄洁”并加盖有其私章，乙方处为“庄善云”并加盖有其私章，时间为2003年2月19日。二、2003年2月，徐虎国作为转让方，庄严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为徐虎国将其在磁头厂的出资6万元转让给庄严，协议转让的股权自2003年2月18日实施转让，受让方应支付给转让方的款额按转让之日在磁头厂的实际价值计算一次性支付等，协议转让方处为“徐虎国”并加盖有其私章，委托代理人处为“庄善春”，受让方处为“庄严”并加盖有其私章。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后并另有收据一份，内容为乙方（徐虎国）收到甲方（庄严）股权转让款6.9万元，甲方处为“庄严”并加盖有其私章，乙方处为“徐虎国”并加盖有其私章，时间为2003年2月19日。2003年2月19日，磁头厂召开了股东大会，确认了上述股权转让，同时决定增资60万元，由庄严认缴，增资后，庄善春出资30万元，占29.15%，庄严出资66万元，占64.14%，黄洁出资6.9万元，占6.71%，会议并通过了章程修正案。常州永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增资出具了验资报告。2003年2月19日，磁头厂就股东股权转让及增资由庄善春办理了变更登记。2003年12月18日，磁头厂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将磁头厂名称变更为永春公司，由股份合作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由102.9万元增加到258万元，其中庄善春增加出资21.60万元，庄严增加出资88.80万元，黄洁增加出资44.70万元，增资后，庄善春占20%，庄严占60%，黄洁占20%。并重新制订了公司章程，进行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庄善春变更为庄严。2007年6月29日，永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258万元增加到738万元，庄严增加出资288万元，庄善春和黄洁各增加出资96万元，增资后，庄善春占20%，庄严占60%，黄洁占20%。并重新制订了公司章程，进行了变更登记。2009年7月23日，永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738万元增加到1308万元，庄严增加出资211.20万元，庄善春增加出资9.36万元，黄洁增加出资349.44万元，增资后，庄善春占12%，庄严占50%，黄洁占38%。并通过了章程修正案，进行了变更登记。2014年1月，永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将公司经营期限变更为长期，决定重新制订公司章程。2016年2月，庄善云、第三人庄善春和徐虎国以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收据中庄善云、徐虎国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没有收到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庄善云无出让股权的意思表示等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处理。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是两个以上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合同的范围。本案当事人讼争焦点为：2003年2月18日形成的庄善云与黄洁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对此，法院认为，首先，根据鉴定意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尽管“庄善云”的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出自同一人笔迹，但是系碳粉堆积形成，符合复制形成的特点；同时鉴定的案涉收据上尽管“庄善云”的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出自同一人笔迹，但是系碳粉堆积形成，符合复制形成的特点。鉴于该股权转让协议和收据均为纸质书面，应当采用相对应亲笔签名作出意思表示，而庄善云既没有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又没有在收据上签名，且黄洁及第三人亦未能提供相应的原件和向庄善云支付相应款项的证据。因此，可以认定庄善云未亲自作出出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其次，庄善云自1999年以后就不再参与企业经营，黄洁及第三人亦未能提供向庄善云告知企业股权变动情况和经营状况的证据材料。因此，黄洁主张庄善云对永春公司的股权变动情况是知情的，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再次，庄善春的表见代理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是庄善春与黄洁、庄善云的身份关系导致在本案中认定庄善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障碍；二是黄洁及第三人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庄善春曾经接受过庄善云的委托处理过企业股权变动和经营的相关事宜，仅以庄善云在较长时间内未提出异议和曾经有其他人代庄善云签名，主张表见代理成立，显属不当；三是结合本案的证据，黄洁复制庄善云的签名，形成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收据，显然不能构成善意。因此，庄善春的表见代理不能成立。最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收据上加盖的“庄善云”的私章，庄善云未在该两份证据上加盖过该私章是事实，黄洁及第三人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私章的来源和庄善云曾经在他处使用过该私章，据此认定私章的效力显然不当。综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黄洁单方的意思表示行为，庄善云未有出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双方亦没有形成股权转让的一致合意，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鉴于合同不成产与合同无效存在相似之处，法律对合同不成立的规定并不完备，因此，庄善云的诉讼请求实际涵盖了确认合同不成立的内容。由于案涉股转让协议不成立，就谈不上审查合同的效力，经法院法律释明，合同不成立、无效的法律后果，庄善云可以在本案中一并提出返还原物或者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但庄善云表示不再变更诉讼请求，如有需要另行提起诉讼。因此，法院对庄善云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第三人徐虎国经法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自己的抗辩权利，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据此，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2003年2月18日形成的庄善云与黄洁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二、驳回庄善云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鉴定费和出庭费用合计5700元，由黄洁承担，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庄善云。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元，由黄洁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一审中，一审法院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档案中调取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款收据，并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该协议和收据上转让方处被上诉人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论为该协议和收据上被上诉人的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出自同一人笔迹，但是系碳粉堆积形成，符合复制形成的特点，故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意思表示并非被上诉人亲自作出。该股权转让协议中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处庄善春的签名上诉人认可系其代签，故庄善春的表见代理也不成立。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不成立并无不当。在缺乏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仅凭此后上诉人参与公司经营的行为不足以证明股权转让行为成立。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上诉人黄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超彦审 判 员 王 星审 判 员 尤建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郭 强书 记 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