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粤执复147号 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PacificHarborAdvisorsPte.Ltd.（太平洋港咨询私人有限公司）。住所地：NO.1ScottsRoad,#21-07ShawCentreSingapore228208. 负责人：FooKuoFei,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上海东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毅军，上海东座律师事务所律师。 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PacificHarborSpecialHoldingsLimited（太平洋港特别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P.O.Box957,OffshoreIncorporationCentre,RoadTown,Tortoal,BritishVirginIslands. 负责人：WarrenDudleyAllderige，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上海东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毅军，上海东座律师事务所律师。 异议人（利害关系人）：曹某，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1971年4月23日出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福龙，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莉，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简某〔KAN,Ka-chongFrederick,作为CHOYUKKEICARLOS（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1940年11月11日出生，住香港西摩道**嘉辉大厦****。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志，广东卓信（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莹，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WinsonFederalLimited（永信发有限公司）。住所地：Room303,3rdFloor,St.George’sBuilding,2IceStreet,Central,HongKong。 负责人：WarrenDudleyAllderige。 复议申请人PacificHarborAdvisorsPte.Ltd.（太平洋港咨询私人有限公司，下称太平洋港咨询公司）、PacificHarborSpecialHoldingsLimited（太平洋港特别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太平洋港控股公司）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广州中院）（2019）粤01执异58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广州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与被执行人简某〔KAN,Ka-chongFrederick,作为CHOYUKKEICARLOS（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WinsonFederalLimited（永信发有限公司）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下称香港高等法院）民事判决一案中，曹某对该院执行曹某某的遗产的执行行为不服，提出书面异议。 曹某请求：1.撤销（2019）粤01执2542号案的执行行为；2、解除对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某某15号1801号单元房产的查封和其他保全措施。理由：（一）执行行为侵害了曹某作为继承人的合法权益。香港1257号判决经由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作出后，2016年3月18日，申请执行人与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简某根据香港高等法院法官的命令，就香港1257号案判决签署了《和解契据》，其中第1条及第3条约定，简某作为遗产执行人履行该协议1（a）及（b）条款后，申请执行人承诺中止对简某在香港1257号案判决项下的索赔，并放弃对简某在香港1257号案项下所有债权及利息的追索权。之后，简某全面履行和解协议项下义务，故申请执行人与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简某已就香港1257号判决达成和解，申请执行人不能再就香港1257号判决对简某（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提起强制执行申请，法院应对已查封的曹某某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某某15号1801单元的房产中曹某某所有的部分解封。曹某作为曹某某的继承人，对广州涉案房产中曹某某所有的部分享有继承权及收益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的行为违背《和解契据》，对曹某的合法权益也造成损害。（二）被查封房产由曹某与曹某某共有。曹某与曹某某为父子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没有约定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的，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视为共同共有。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已灭失，曹某某的份额应由该房产的受益人（包括配偶、曹某及曹某某的其他子女等）享有权益，该房产不能作为执行标的，请求排除执行。 广州中院查明：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因贷款合同纠纷与永信发有限公司、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在香港进行诉讼。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于2014年8月1日作出香港1257号判决，该判决就原告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针对被告永信发有限公司、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的诉讼作出终审判决（可执行判决），认定永信发有限公司、简某应赔偿38000000美元或支付时的等值港元及利息等。该判决生效后，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向广州中院申请认可和执行该判决。广州中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对香港1257号判决予以认可和执行。 简某以其与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已于2016年3月18日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全面履行和解协议、香港1257号判决的债务及利息已最终解决而不应被认可与执行为由，对（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8）粤认复1号案受理。2019年2月14日，简某向该院书面提出撤回复议申请，以香港高等法院已作出判决认定在曹某某的遗产不足以支付本案复议程序所需费用的情况下，简某无需自行垫资继续本案复议程序为由，请求撤回复议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8）粤认复1号民事裁定，准许简某撤回复议申请，（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遂生效。 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向广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永信发有限公司、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履行支付690000000元（暂计至2014年8月1日）的义务。 广州中院以（2019）粤01执2542号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该院于2019年5月24日向永信发有限公司、简某发出（2019）粤01执2542号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向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并交纳执行费。2019年5月31日，广州中院作出（2019）粤01执254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扣划、截留、扣押属于被执行人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永信发有限公司价值人民币690757400元的财产。2019年6月3日，广州中院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出（2019）粤01执2542号执行通知书，查封曹某某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某某15号1801单元的房产（以下简称涉案房产）中其所享有的产权份额。 香港1257号判决查明，曹某为曹某某之子。据《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显示，涉案房产由曹某与曹某某共有。 另查，曹某提交一份经公证认证的《和解契据》复印件，拟证明在（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案执行和认可审查过程中，简某与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已在香港签订《和解契据》，对香港1257号判决确定的债务已和解解决。该和解协议记载，太平洋港咨询公司（PHAPL）、太平洋港控股公司（PHSHL）是民事讼案HCA1257/2013中的第一及第二原告人，该讼案是针对案中的被告人发起的，涉及违反两份由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及该讼案中第一被告人永信发有限公司签订的书面《贷款协议》；被执行人是该讼案中的第二被告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简某，曹某某根据一份个人担保，担保永信发有限公司（WFL）履行及完成于该等《贷款协议》中的所有义务而涉诉。2014年8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暂委法官BChu于该讼案中颁下判决，要求担保永信发有限公司（WFL）及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共同和各别地向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支付共约84000000美元的款项，以及其后案判决利率计算的利息。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作为被执行人于2014年10月20日向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转账1450005.27美元局部偿还遗产于判决债项中的欠款，截至2016年3月16日，该判决债项未清缴的部分及产生的利息共为87584381.69美元。香港高等法院暂委法官LePichon于2016年2月15日就HCMP2676/2014案颁下决定，命令简某有权与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按照WP信函的条款签定和解协议。 在和解协议中，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向简某提出以下条款，作为完全及最终的解决方法：“E(ⅰ).简某须向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交付由简某签署的购买单据、售卖单据及转让书，用作转让死者及/或执行人持有担保永信发有限公司（WFL），InternationalHoteliers&AssociatesLimited(IHAL),Furma(Shenyang)CompanyLimited(FSCL),RanmarkInvestmentsLimited(RIL),UpSpeedInvestmentsLimited(USIL)的股份于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及/或其指定的人;E(ⅱ).所有因上述E(ⅰ)段提及的WFL，IHAL，FSCL，RIL及USIL的股份转让而产生的收费、费用及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印花税及登记费）全数由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或其指定的人承担；E(ⅲ).为完成管理该遗产及实施本和解的条款，简某约于2014年10月20日起扣款1500000港元，简某须向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提供一份支出附表，并向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归还未用的余款；E(ⅳ).执行人须向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转让该遗产所有列于附表2的珠宝、金币及实产；……简某同意于7日内：1（a）.将死者及/或简某所持有WFL，IHAL，FSCL，RIL及USIL股票的买卖单据及转让书，由简某妥为签署，并交付太平洋港咨询公司或由太平洋港咨询公司指定的其他实体；1（b）.向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转让该遗产所有列于附表2内的珠宝、金币及实产……3.自简某满足上述1（a）及（b）条款之日起，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契诺会中止对简某（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就该诉讼案的申索，并终绝该对简某的判定债项及一切利息的申索；……8.上述和解条款将完全及最终偿付该遗产于香港及英属维尔京群岛欠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的该判定债项及对该遗产一切的利息申索……10.为解除疑虑，判定债项与以下相关的，本契据不会使其消灭，也不得视为放弃或解除：(a)WFL在该判决下对太平洋港咨询公司（PHAPL）及太平洋港控股公司（PHSHL）的法律责任；(b)其他被告人等于该讼案中对太平洋港咨询公司（PHAPL）及太平洋港控股公司（PHSHL）负有的实际及/或有法律责任；及(c)根据日期为2008年6月2日的承诺契据等，死者对太平洋港咨询公司（PHAPL）及太平洋港控股公司（PHSHL）有关该广州物业的法律责任（如有）。” 在本案中，简某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听证，表示其已全面履行了上述《和解契据》，香港1257判决项下曹某某的全部债务已解决，不应再被申请强制执行。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到庭表示确认与简某签订《和解契据》，确认简某已向其转账支付1450005.27美元局部偿还债务，但不确认简某已履行《和解契据》中1（a）及（b）条款约定的向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转让曹某某所持有的相关公司的股票及交付遗产所附列表2的珠宝、金币及实产。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主张根据《和解契据》第10条的约定，该和解协议不消灭，也不得视为放弃或解除死者对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有关广州物业的法律责任。 曹某另提交简某履行《和解契据》中1（a）及（b）条款中约定的转让相关公司股票及交付珠宝、金币及实产的五份股份的《转让契据》及交付珠宝、金币及实产的《收据》的翻译件，但未提交原件及经公证认证的翻译件。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 曹某另提交经公证认证的WFL（永信发有限公司），IHAL(国际企业酒店有限公司),RIL（隆贸投资有限公司）三家香港公司的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证明书。曹某方对三份证明书作出了说明。从三份证明书上反映：1.关于永信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简某作为遗产执行人从曹某某处受让股权，签订《和解协议》后，简某将永信发有限公司中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PacificHarborCapitalⅢ,Limited，转让日期为2016年5月4日。从永信发有限公司最新日期为2019年7月15日的“周年申报表”中可见，本案申请执行人太平洋港特别控股有限公司PacificHarborSpecialHoldingsLimited的法定代表人WarrenDudleyAllderige同时为永信发有限公司的董事。2.关于国际酒店企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与永信发有限公司一致，从证明书中反映，简某作为遗产执行人于2016年5月4日，将原由曹某某持有的国际酒店公司的19股股权，转让给PacificHarborCapitalⅢ,Limited。3.关于隆贸投资公司的股权转让，从证明书上反映，简某作为遗产执行人，于2016年5月4日将原由曹某某持有的1股股份转让给PacificHarborCapitalⅢ,Limited。这三家公司现在的董事均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之一太平洋港特别控股有限公司（PacificHarbourSpecialHoldingsLimited）的法定代表人WarrenDudleyAllderige。 关于和解协议涉及的另外两家公司Furma(Shenyang)CompanyLimited(FSCL)及UpSpeedInvestmentsLimited(USIL)的股权转让的问题，曹某方提交情况说明表示，该两家公司为离岸公司，设立在英属维京群岛（BritishVirginIslands），一般简称为BVI公司，此类离岸公司根据《BVI商业公司法案》（BVIBusinessCompaniesAct,第2004版）关于“CompanyRecords（公司记录）”第96条“Documentstobekeptatofficeofregisteredagent(文件须存放于注册代理人的办事处)”的规定，除有特殊原因（例如公司的董事或股东涉及刑事犯罪，经政府同意要求公司注册代理人公开）之外，BVI公司的相关信息不向公众公开，公众不能直接查询，也无法通过委托其他机构查询BVI公司的股东或董事名称记载的内容，故就该两家公司的股权转让及股东情况信息，曹某方无法查明。 曹某提交了一份经公证认证的简某作出的《声明书》，在该声明书中，简某表示：1.简某是香港执业律师，其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及英属维尔京群岛法院颁出的遗产授予书委派为曹某某的遗嘱执行人，根据该等遗产授予书，简某只可执行曹某某的遗嘱及只可处理其在香港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遗产；2.解决就香港1257号案曹某某遗产欠原告人的判决债项的和解协议内容及条款，是经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多次审理HCMP2676/2014后，按照2016年2月15日的法庭命令，与原告达成的最终定稿；3.大约在2016年3月30日及4月6日，简某履行了该契约的1（a）条款，签署了以下公司的所有股权转让文件，并全部交给了原告的律师高李严律师行，以进行股权转让手续，这些公司包括WFL（永信发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Hoteliers&AssociatesLimited(IHAL),Furma(Shenyang)CompanyLimited(FSCL),RanmarkInvestmentsLimited(RIL),UpSpeedInvestmentsLimited(USIL)；4.大约在2016年3月24日，简某履行了该契约的1（b）条款，将清单所列的所有珠宝，金币及财产交了给高李严律师行，高李严律师行亦在清单上盖了公司印章，以证明收取了该财产；5.就香港1257号案，香港法院于2015年3月3日所发出的命令，确认由原告人所委托的WarrenAllderige成为曹某某遗产中香港所有公司股份的接管人；6.简某本人明白该声明的内容，亦明白若本人明知而故意做出虚假的陈述，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及罚款。该声明后附相关的文件材料。该声明于2019年12月9日在香港中环德辅道中71号永安集团大厦7楼703室，在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萧财发面前作出。 对上述证据，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及太平洋港控股公司质证称：1.对三份公司的公司信息材料真实性无异议，相关性不认可。股权受让公司为PacificHarborCapitalⅢ,Limited，并非本案申请执行人。且股东的变更发生在2016年5月，在执行认可裁定作出之前，曹某提交的证据实际是要推翻执行依据，应当通过再审程序处理，执行认可裁定经高院复议已审查完毕，执行认可裁定已生效；2.对简某作出的声明真实性无异议，但简某是本案的被执行人，作为当事人，其陈述的证明力不足，且其在陈述中明确表示，他只处理香港遗产，案涉标的在广州市内，和解协议不涉及广州房产，声明中的附件未经有资质的翻译公司翻译；3.和解协议第12条中明确约定该协议适用香港法律，和解协议不应在本案执行程序中审查，和解协议涉及多项义务，曹某仅提交了三家公司的股东变更信息，未尽到完全的举证责任。 简某的委托代理人质证表示：对曹某方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我方是遗产执行人，并非被执行人，我方在声明书中作出的内容均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中立身份，客观还原了当时的情况。声明书中的内容是签署和解协议过程和履行过程，并不涉及本案标的，对于履行情况的认定，由法院审查。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简某已完全履行和解协议项下所确定的义务，香港1257号判决所确定的曹某某的债务就此了结。 对于受让公司为PacificHarborCapitalⅢ,Limited，与本案申请执行人不一致的问题，曹某方表示，PacificHarborCapitalⅢ,Limited与本案申请执行人PacificHarborAdvisorsPte.LTD、PacificHarborSpecialHoldingsLimited两公司名称前缀都是一致的，且从其提交的三家公司的信息证明书中显示，公司董事即为申请执行人之一PacificHarborSpecialHoldingsLimited的法定代表人W某。和解协议中也是约定简某可将股权转让给香港两公司指定的公司。其他两公司为离岸公司，股东信息并不向公众开放，但从W某提交的接管人报告中可以看出，W某已经接管所有公司。且根据签署的股权转让文件，可以证明是根据太平洋港两公司的要求将股权转让给PacificHarborCapitalⅢ,Limited。 在听证中，关于审判人员向两申请执行人询问，根据两申请执行人的主张，简某未履行和解协议转让曹某某持有的相关公司股权及动产的义务，则这些公司股权及动产仍在曹某某名下，或由简某管理，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是否在香港申请执行曹某某名下的这些财产用于抵债的问题，两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表示不清楚，庭后也未提交书面意见对该问题进行说明。 广州中院认为，曹某作为曹某某的继承人及涉案被查封房产的共有人，以该院执行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提出执行异议，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审查。分析认定如下： 第一，关于曹某以其为涉案被查封房产的共有人为由认为不应查封涉案房产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曹某的该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 第二，关于在本案中是否应审查《和解契据》履行情况的问题。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主张曹某以简某已履行《和解契据》，两公司对曹某某的债权已消灭为由提出本案异议，是对（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的异议，属于对执行依据的异议，应通过再审程序处理，本案中不应审查。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十一条规定：“根据本安排而获认可的判决与执行地法院的判决效力相同。”香港1257号判决经法院裁定认可和执行，具有与内地判决相同的效力，故香港1257号判决应为本案执行依据。《和解契据》签订及履行情况发生在香港1257号判决生效之后，此和解协议是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与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就香港1257号判决履行达成的协议。关于《和解契据》的履行情况将影响到经该院认可和执行的香港1257号判决具体的执行内容，该院应予审查。 第三，关于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是否已履行《和解契据》所约定的，向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交付曹某某名下相关资产的义务的问题。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对与简某签订了《和解契据》及该和解协议的内容并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对于《和解契据》的履行，曹某提交了经公证认证的三家香港公司的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证明书、简某作出的《声明书》及其他相关证据证明简某已履行了交付五家公司股权及珠宝、金币及实产的义务。上述证据反映，受让股权的公司为PacificHarborCapitalⅢ,Limited。该公司虽与太平洋港咨询公司（PacificHarborAdvisorsPte.LTD）、太平洋港控股公司（PacificHarborSpecialHoldingsLimited）并非同一主体，但根据《和解契据》的约定，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可指定其他主体接收曹某某的遗产，且从受让公司PacificHarborCapitalⅢ,Limited公司名称来看，其与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应属关联公司，而WFL（永信发有限公司），IHAL(国际企业酒店有限公司),RIL（隆贸投资有限公司）三家香港公司的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也显示三家公司的董事即为申请执行人之一太平洋港控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W某。据此，曹某主张简某是根据《和解契据》的约定，按照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的指示，将曹某某持有的上述三家香港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PacificHarborCapitalⅢ,Limited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撑。对于其他两家公司的股权转让情况及珠宝等动产交付的情况，曹某虽未提交经公证认证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股权受让情况或经公证认证的转让契据，但其对未能查明离岸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的原因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同时提交了经公证认证的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简某作出的声明予以证明。简某作为香港执业律师，在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的面前作出的声明应予采信，其声明与曹某的主张及所提交的证据能相互印证，证明简某已按《和解契据》履行交付五家公司股权及相关珠宝、金币及实产的事实。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虽否认简某已履行《和解契据》，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且对于若简某未交付上述股权及珠宝等动产，对曹某某的这些遗产，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在香港申请执行的情况，经审判人员询问，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并未作出任何说明。若曹某某名下还存有上述股权及珠宝等遗产的情况下，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在香港不通过法律途径要求抵偿其债权，明显不符合常理。该院认为，曹某关于简某已按《和解契据》履行交付五家公司股权及珠宝等动产的义务的主张更为可信，证据更为充分，对其该主张，该院予以采纳。 第四，关于香港1257号判决所确定的曹某某对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债务是否已了结的问题。《和解契据》中明确约定，该和解协议的订立是就曹某某的遗产对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的判决债项的欠款的完全及最终的解决方案。该协议第3条同时约定，自简某履行1(a)及(b)条款之日起，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承诺会终止对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就香港1257号案的申索，并终绝对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的判定债项及一切利息的申索。如前所述，简某已履行《和解契据》1(a)及(b)条款约定的交付相关股权、珠宝、金币及实产的义务。根据《和解契据》上述条款的约定，香港1257号判决所确定的曹某某的债务应就此了结。至于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主张根据《和解契据》第10条约定，该和解协议中并未免除曹某某以广州物业对两公司所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问题。该第10条第(c)项的表述为：“为解除疑虑，判定债项与以下相关的，本契据不会使其消灭，也不得视为放弃或解除：……(c)根据日期为2008年6月2日的承诺契据等，死者对PHAPL及PHSHL有关该广州物业的法律责任（如有）”。由此可见，曹某某以广州物业对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根据日期为2008年6月2日的承诺契据所确定，且句末括号中备注“如有”表明该法律责任尚待定。而香港1257号判决中，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被列为第二被告承担债务，是根据一份曹某某的个人担保，对永信发有限公司履行及完成涉讼的《贷款协议》中的所有义务进行担保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二者事实基础不同。根据《和解契据》，香港1257号判决项下曹某某所负债务已了结，对于曹某某名下广州物业对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应由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根据承诺契据另循法律途径处理。 最后，关于对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就香港1257号判决是否有可执行内容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与简某已就香港1257号判决所确定的曹某某的债务已达成和解协议，对以曹某某的遗产偿付香港1257号判决确定的债务达成了新的合意，该协议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予认可。简某已按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完毕，香港1257号判决确定的曹某某对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的债务已了结，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依据经认可和执行的香港1257号判决对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已无可执行内容，对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对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的强制执行申请，应予驳回，已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也应予撤销。故应撤销（2019）粤01执2542号执行通知书中对简某（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的执行内容，同时撤销（2019）粤01执2542号执行裁定中查封、冻结、扣划、截留、扣押属于被执行人简某（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价值人民币690757400元财产的内容，解除对曹某某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某某15号1801单元房产中产权份额的查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广州中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粤01执异585号执行裁定：一、驳回P某.（太平洋港咨询私人有限公司）、PacificHarborSpecialHoldingsLimited（太平洋港特别控股有限公司）对简某〔KAN,Ka-chongFrederick,作为CHOYUKKEICARLOS（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要求支付690000000元的强制执行申请。二、撤销（2019）粤01执2542号执行通知书中对简某〔KAN,Ka-chongFrederick,作为CHOYUKKEICARLOS（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的执行内容。三、撤销（2019）粤01执2542号执行裁定中查封、冻结、扣划、截留、扣押属于被执行人简某〔KAN,Ka-chongFrederick,作为CHOYUKKEICARLOS（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价值人民币690757400元财产的内容。四、解除对曹某某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某某15号1801单元房产产权份额的查封。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对广州中院上述异议裁定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广州中院（2019）粤01执异585号执行裁定，继续查封曹某某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某某15号1801单元房产产权份额。事实与理由：（一）曹某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中的利害关系人。曹某某及曹某均是香港居民，曹某对涉案房产是否有继承权权益，应依照香港法律查明，不应由一审法院执行局依据中国法律判断。（二）曹某无权对实体权利提出异议，法院也无权在执行异议程序中对实体权利进行审查。根据前述《规定》第八条，即便曹某可作为利害关系人，其也仅能就执行行为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对曹某拥有的实体权利进行审查，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三）前述《规定》第七条规定，“被执行人以债权消灭、丧失强制执行效力等执行依据生效之后的实体事由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进行审查”。曹某被一审法院列为利害关系人，其无权提出前述请求。（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九条规定，“对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判决，原审判决中的债务人提供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理申请的法院经审查核实，应当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二）判决已获完全履行；”。对“香港1257号判决是否已通过和解履行”事宜，简某于2017年1月以与本案相同的抗辩理由向贵院提出复议，其后又因自身原因撤回复议申请。广州中院（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裁定和贵院（2018）粤认复1号民事裁定均已生效，对该事宜都已审理过也已盖棺定论。本着一事不再理原则，异议法院无权在执行异议程序中审理该事宜并推翻广州中院、贵院已作出的生效裁定。若异议裁定成立，则表明广州中院（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裁定及贵院（2018）粤认复1号民事裁定为错误裁定，而生效判决的纠错应走审判监督程序处理。（2017）粤01执1079号执行裁定足以证明简某早已就相同问题向贵院提出过复议。（五）曹某未就简某已全面履行《和解契据》进行举证。曹某提供的大量证据未经过公证认证，其提供的中文译本均为自行翻译或没有翻译，不是适格证据。异议法院本应要求曹某履行举证责任，而非要求我方自认或通过多次推理来帮助曹某完成举证责任。（六）即便简某已全面履行《和解契据》，也不能免除曹某某以广州物业遗产履行香港1257号判决的义务。1.《和解契据》提及的遗产仅为香港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曹某某的遗产，不包括中国大陆的遗产。比如，简某声明书第一页称其“只可处理在香港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遗产”，应理解为其无权处理曹某某在中国大陆的遗产。《和解契据》第8条明确和解条款将完全及最终偿付该遗产于香港及英属维尔京群岛欠我方的债项及一切利息申索。《和解契据》附件一“WP信函”第9条明确指出“有关该遗产在香港××××群岛司法管辖区内欠本行客户的判定债项”。WP信函为双方缔结《和解契据》的基础，也是香港高等法院命令的基础，应结合《和解契据》主文进行理解。《和解契据》涉及移交所有财产均位于香港及英属维尔京群岛，可以印证《和解契据》中的该遗产仅指在香港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遗产。2.《和解契据》对广州物业有特别约定。第10条约定，“为避免疑惑，判定债项与以下相关的，本契据不会使其消灭，也不得视为放弃或解除：（C）根据日期为2008年6月2日的承诺契据等，死者对两申请人有关广州物业的法律责任（如有）。”该（C）项就是对广州物业保留权利的特别约定，其中包括曹某某因个人担保对我方所承担的广州物业的责任，故该条表明我方并不放弃曹某某名下的广州物业。在“法律责任”后加上“（如有）”，是因为签署《和解契据》时，香港1257号判决虽在香港已生效执行，但在中国大陆的申请与执行工作还在进行中（涉案广州物业已被查封），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2016年底才出一审裁定），具体是否可以执行广州物业还在等待中国法院的生效裁定确定。3.因《和解契据》签约双方均为律师，如双方皆认可广州物业可以豁免，理应写明：如简某履行协议义务，则我方应撤销当时尚在广州中院审理中的认可与执行案件。但是《和解契据》对此并无任何表述，难道是简某的疏忽？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此外，必须注意的是《和解契据》第12条明确约定“本契据受香港法律管辖”。在此情形下，异议法院并无权利对该《和解契据》的用语属于普通法系下的法律用语且原文为应为，以中国法律来判断条款的法律含义及法律后果。（七）异议法院超期审理，本应15日内审查完毕，实际审理时间却接近半年；且每次皆为法官一人出席听证，没有三名法官参与开庭，程序违法。 曹某答辩称：（一）曹某有权提起执行异议。1.本案执行标的是曹某某在大陆的遗产，包括被太平洋公司冻结的涉案广州物业。曹某与曹某某为父子关系，曹某是该物业的共同共有人，法院对广州物业采取执行措施必然损害曹某的合法权益，据此，曹某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执行异议。2.曹某某身故后，曹某成为曹某某财产的继承人之一。国内同类案件中，曹某将会被列为被执行人。本案只是因为简某根据香港法律作为香港判决下的被告而被列为被执行人，但本案所执行财产实际针对的是曹某在内的继承人，实际被执行人就是曹某等继承人。曹某有权以共有人、利害关系人身份提起执行异议，亦有权以继承人、被执行人的法律地位提起执行异议。（二）本案执行依据应是香港1257号判决，而不是广州中院（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裁定。太平洋公司与简某已签署《和解契据》且已由简某履行和解义务，香港1257号判决项下针对简某的债权已经归于消灭，本案不应继续执行。（三）广州中院有权对《和解契据》履行情况进行审查。香港1257号判决作出后，太平洋公司与简某根据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决，就香港1257号判决签订《和解契据》。因此，香港1257号判决下简某的义务已转化为《和解契据》下的义务，广州中院不应再根据香港1257号判决继续对简某（作为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进行执行。而《和解契据》作为各方当事人在香港1257号判决作出后对其项下权利义务重新作出的安排，履行情况将影响到内地法院就香港1257号判决需要采取的执行措施以及执行内容，为避免重复执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广州中院有权且应当就《和解契据》的履行情况进行审查。（四）2015年4月29日，太平洋公司向广州中院申请对香港1257号判决的认可和执行，广州中院予以受理，案号为（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下称66号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太平洋公司与简某根据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决达成和解，并于2016年3月18日签订《和解契据》，简某随后依约履行了《和解契据》项下的义务。至此，太平洋公司应根据约定，终止对简某就香港1257号案项下债务的申索。然而，66号案审理过程中，无论太平洋公司或是简某，均未向广州中院提交关于香港1257号判决已经达成和解并得以履行的情况。2016年12月19日，广州中院作出对香港1257号判决予以认可与执行的66号裁定。鉴于此，简某作为遗产执行人曾就66号裁定申请复议，贵院审理案件过程中，简某以缺少费用为由撤回了针对66号裁定的复议申请。2019年3月12日，贵院作出（2018）粤认复1号民事裁定（下称1号裁定），准许简某撤回复议申请。简某曾于2016年12月27日向广州中院提交一份情况说明及《和解契据》等相关文件，向广州中院披露香港1257号判决项下的债权已通过《和解契据》全面履行，已经失去强制执行效力，但是广州中院已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66号裁定。因此，自始至终，无论是66号裁定或是1号裁定，在认可与执行程序中，广州中院或是广东高院，均未对香港1257号判决是否通过《和解契据》得以履行进行审理，而不是太平洋公司主张的，广州中院以及广东高院都已对香港1257号判决是否通过和解履行进行审理。在此情况下，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更应对《和解契据》是否履行进行审查以确认执行行为的合法性。（五）《和解契据》已经得到履行，香港1257号判决已经失去强制执行效力，不应再作为执行依据。1.执行异议听证过程中，简家聰和曹某一方均已向广州中院提交相关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经公证认证的简某的声明书、已转移股份的香港公司的公司查册《证明书》等），可证明《和解契据》确实已经得到履行。反而太平洋公司对《和解契据》的履行情况，面对广州中院法官一再询问和释明，一直采取回避态度，也未能向广州中院提出任何反证。从举证责任角度而言，应推定简某确实已经履行《和解契据》。此外，从逻辑上而言，《和解契据》是在2016年3月18日根据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决而签署。如果简某没有履行《和解契据》，太平洋公司不可能在过去四年时间里，不在香港采取任何措施，要求简某履行《和解契据》约定的义务。综上，可以认定简某已经履行《和解契据》的相关义务。2.无论《和解契据》是否履行，太平洋公司均无权依据香港1257号判决就广州物业主张权利。首先，《和解契据》第3条已非常清晰地约定，简某作为遗产执行人履行《和解契据》1（a）及（b）条款后，太平洋公司应当终止对简某就“该讼案”的申索，并终结对“判决债项”及一切利息的申索，并未提及太平洋公司可以继续根据香港1257号案在其他司法区域申请强制执行该判决。唯一的保留，则是《和解契据》第10条的约定（将在下文第3点论及）。而根据《和解契据》的“鉴于部分”A条款和C条款，第3条中的“该讼案”即是香港1257号案，“判决债项”即是香港1257号判决项下简某应向太平洋公司履行的义务。也就是说，只要简某履行《和解契据》第1条（a）及（b）条款，太平洋公司即应当终止对简某就香港1257号案的申索。太平洋公司主张，根据《和解契据》第8条，此次和解仅限于就香港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财产偿付欠太平洋公司的债项及一切利息，然后得出其他地方的财产就不在和解范围内的结论。这种主张明显是对《和解契据》第8条的曲解。第8条约定的是：和解将作为香港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判决债项（JudgementDebt）”及一切“利息”（此处即指香港1257号判决）的完全及最终偿付，根本不是限定仅就前述地区的“财产”进行偿付，太平洋公司在此是偷换概念。在“判决债项”及“利息”通过和解方式转换成和解义务以及履行后，本案认可与执行的“判决债项”及“利息”自然不再存在。其次，实际上，无论简某有无履行《和解契据》，由于《和解契据》是太平洋公司与简某就香港1257号判决项下债务作出的最终的解决，只要太平洋公司确认有签署过《和解契据》，则其已经无权再要求广州中院以香港1257号判决作为执行依据，执行国内任何财产。最后，如果贵院对香港1257号案判决下的履行情况仍然有任何疑问的，根据《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的安排》第五条规定，即“已经部分或者全部执行判决的法院应当根据对方法院的要求提供已执行判决的情况”，贵院也可以要求香港法院提供相关裁决的执行情况。3.《和解契据》第10条并非对广州物业在香港1257号判决下的特别约定。太平洋公司主张，根据《和解契据》第10条约定，该和解契据并未免除曹某某以广州物业对其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根据《和解契据》第10条第（c）项，约定：“为解除疑虑，判决债项与以下相关的，本契据不会使其消灭，也不得视为放弃或解除：。(c)根据日期为2008年6月2日的承诺契据等，死者对PHAPL及PHSHL有关该广州物业的法律责任(如有)”。可以看到，此处太平洋公司对广州物业可能享有法律权利的依据是曹某以及已故曹某某曾于2008年6月2日签署的《承诺契据》，也就是66号裁定中提及的担保协议。然而，在香港1257号判决中，香港高等法院仅支持太平洋公司针对简某及永信发有限公司提出的简易判决请求，而驳回了太平洋公司根据《承诺契据》提出的简易判决请求（太平洋公司此后一直未在香港提起一般判决请求）。因此，根据《和解契据》约定，如果要对广州物业进行追偿，则应当根据日期为2008年6月2日的《承诺契据》提起索赔。也就是说，应当由太平洋公司在香港或者大陆，以该《承诺契据》（即担保协议）提起正式诉讼，要求《承诺契据》下的担保人承担责任。事实上，太平洋港咨询私人有限公司也已经就该担保协议在广州中院对曹某提起诉讼，要求曹某出售广州物业偿还部分欠款，但一审败诉，因此未以相同理由对简某或曹某某提起诉讼。而以上事实均不能改变太平洋公司针对广州物业的法律行动，应当依据《承诺契据》，而非香港1257号判决。《和解契据》第10条（c）项中载明“如有”的原因，也不是太平洋公司所称由于在签订《和解契据》时，香港1257号判决还未被内地法院认可与执行，而是由于担保协议的效力存在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和解契据》第10条约定的并不是太平洋公司可以根据香港1257号判决对广州物业另行进行处置，该条根本未赋予太平洋公司依据香港1257号判决申请执行广州物业的权利。4.本案简某是否完全履行《和解契据》，属于事实认定问题，广州中院有权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确认。（五）广州中院审理本案程序合法。1.本案不存在超期审理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该规定并未禁止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审查期限进行延长。曹某提出执行异议后，因本案当事人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涉案证据文件多数在香港形成，需要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且该案涉及金额较大，背景情况复杂。同时，太平洋公司代理人对于法官提出的《和解契据》是否已经履行的问题，一直采取回避态度。为查明案件事实，广州中院在该案中的审查期限完全合理，程序合法，并无不当。2.听证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法律并未规定执行听证程序必须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涉外案件，事实争议较大，法官举行多次听证，仔细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亦是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审理，程序公证合法，并无不当。最后，本案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太平洋公司的不诚信（在与简某和解及获得简某交付全部资产后，又继续对简某在内地提起诉讼、执行程序），另一方面是因为简某与继承人之间的费用争议（简某签署和解协议后，向太平洋公司交付了全部资产）。但这些理由均不能改变太平洋公司与简家聰已经签署《和解契据》和履行协议，继承人也已经失去曹某某名下绝大部分资产的事实。如果香港1257号判决在中国大陆重复执行，无疑将极大损害继承人的利益。另外，由于本案包括曹某在内的继承人均不是66号案的当事人，未能实际参与该案审理，根据《安排》第十二条规定，曹某也无权就66号裁定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而在简某以缺乏费用为由撤回复议申请之后，针对法院作出的予以认可和执行的裁定，法律应当赋予曹某作为继承人、利害关系人以及实际意义上的被执行人合适的救济途径，以维护自身权利。综上，本案执行依据香港1257号判决，已由作为曹某某遗产执行人的简某根据香港高等法院的裁决与太平洋公司达成《和解契据》并全部履行，本案针对简某的债权已经消灭，执行依据丧失强制执行的效力。执行曹某某包括广州物业在内的内地财产的行为，侵害了曹某作为财产共有人，以及曹某某遗产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异议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贵院驳回复议请求。 本院对广州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如下事实： 太平洋港咨询公司曾于2015年4月23日向广州中院以借款合同纠纷案起诉曹某，请求：1.判令曹某出售其名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某某15号1801号单元的房屋并以其份额偿还部分借款900万元；2.判令曹某支付全部诉讼费用。广州中院经审查认为，共同担保人中的一方不同意借款展期的情况下，其担保责任免除，并因此导致其余的共同担保人无法向其寻求分摊，加重了其余共同担保人的责任，因此，共同担保中一人的担保责任免除则引致其余共同担保人的责任免除。本案中，广州物业由曹某某与曹某共同共有，二人各自享有的份额并不明确。曹某某与曹某在承诺函系共同向太平洋港咨询公司作出担保承诺，并未区分担保份额。而本案借款展期后，曹某某已经去世，曹某也未向债权人明确表示继续承担承诺函中的担保责任。因此，该院认为曹某的担保责任已经解除，太平洋港咨询公司不能再依据承诺函向曹某主张担保责任。广州中院遂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太平洋港咨询公司的诉讼请求。 广州中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的（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查明：2016年1月7日，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与简某于庭审确认以下事实：1.上述判决在香港获得了简某（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的自动履行，获得了1450005.27美元的清偿。2.对于涉案借款及担保事宜，双方约定由香港法院诉讼管辖，是唯一排他性管辖，双方于2008年6月2日签订《贷款协议》、《担保协议》后没有签订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其他协议，且对上述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没有异议。3.上述判决在香港是具有执行力的判决。上述判决并不存在《安排》第九条所规定的不予认可和执行的情形。简某述称其是以香港律师身份作为曹某某的遗产管理人，曹某某在内地的遗产也归其管理，其负责处理曹某某身故后的遗产相关事宜。2016年1月9日，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来函述称，由于永信发有限公司、曹某某在香港已无可供执行财产，其未在香港申请执行该判决。 广州中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的（2017）粤01执1079号执行裁定书查明：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与被执行人永信发有限公司、简某（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法院民事判决一案，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对香港1257号判决予以认可和执行。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该院于2017年3月14日立案强制执行。经审查，在该院作出（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后，被执行人简某（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认为香港1257号判决已经通过和解履行完毕，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十二条的规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要求撤销（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查，于2018年5月以（2018）粤认复1号受理，现该案正在审查中。广州中院认为，因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8）粤认复1号案正在审理过程中，香港1257号判决能否认可和执行尚不能确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执行人P某.（太平洋港咨询私人有限公司）、PacificHarborSpecialHoldingsLimited（太平洋港特别控股有限公司）的执行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广州中院发出（2019）粤01执2542号执行通知书，查封曹某某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某某15号1801单元的房产中所享有的产权份额，是否侵害了曹某某的继承人、该房产共有人曹某的合法权益。 第一，内地法院承认与执行香港法院判决是基于双方签订的司法协助协议。依照2008年8月1日施行的法释[2008]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内地法院认可香港判决具有域内效力是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内地法院无权对香港法院的执行依据进行实质性审查。 第二，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向广州中院申请承认与执行香港1257号判决，请求永信发有限公司、简某（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偿付690000000元及利息。而简某主张香港1257号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在香港法官的组织下又签署了《和解契据》并已履行完毕，故香港1257号判决所涉债权已实际消灭，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无权再向广州中院申请执行香港1257号判决。对于香港1257号判决有无执行完毕、《和解契据》是否履行完毕、《和解契据》有无替代香港1257号判决内容等涉及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问题的争议，广州中院无权进行实质性审查，而应依照《安排》第七条“申请人请求内地法院认可和执行香港民商事判决，其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三）判决是否在原审法院地申请执行以及已执行的情况”及第九条“对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判决，原审判决中的债务人提供证据证明判决已获完全履行的，受理申请的法院经审查核实，应当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规定，首先由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在简某主张《和解契据》履行完毕因而香港1257号判决所涉债务清偿完毕后，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应进一步举证证明香港1257号判决已执行情况及永信发有限公司、简某（曹某某的遗产执行人）仍欠其690000000元及利息等事实。但是，广州中院未要求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提供证据证明香港1257号判决是否已在香港法院申请执行、已执行情况、尚未执行债权数额等事实，即作出（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对香港1257号判决予以认可和执行，不符合《安排》的有关规定。 第三，广州中院发出（2019）粤01执2542号执行通知书，查封曹某某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某某15号1801单元的房产中其所享有的产权份额，该执行行为的依据是香港1257号判决，而非（2015）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执行异议程序中，执行部门无权对执行依据进行审查判断，故广州中院异议裁定对《和解契据》是否替代香港1257号判决内容、《和解契据》是否履行完毕等涉及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进行审查，超越了执行部门的审查权限，处理失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第四，《和解契据》系各方当事人在香港法官组织下在香港签署并约定适用香港法律解决争议，《和解契据》与香港1257号判决之间的关系为何、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和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有权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是香港1257号判决抑或《和解契据》等争议应由香港法院进行审查判断。广州中院异议裁定凭当事人的陈述并适用中国内地法律认为“根据《和解契据》，香港1257号判决项下曹某某所负债务已了结，对于曹某某名下广州物业对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应由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太平洋港控股公司根据承诺契据另循法律途径处理”，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本案应发回重新审查。重新审查期间，广州中院应本着两地法院执行财产的总额不得超过判决或有效执行依据确定数额、避免重复执行的原则，对本案具体执行情况、香港法院已执行债权数额、太平洋港咨询公司和太平洋港控股公司申请执行事项是否符合《安排》规定等问题进行审查。 综上，广州中院（2019）粤01执异585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撤销。本案发回重新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执异585号执行裁定。 二、本案发回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詹伟雄 审判员  李焱辉 审判员  张 磊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麦 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