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5民终16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连成，男，满族，1948年1月1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立军，男，满族，1964年5月30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永臣，男，满族，1965年11月2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志新，男，满族，1995年1月2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凤云，女，满族，1982年10月24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成岩，男，满族，1981年2月2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秀姜，女满族，1991年3月12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荣，女，满族，1957年3月4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国义，男，满族，1958年12月28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明祥，男，满族，1931年8月12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已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金，男，满族，1988年9月24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承颖，女，满族，1985年5月25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城程，女，满族，1981年11月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桂凤，女，满族，1958年9月18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国兴，男，满族，1957年3月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志刚，男，满族，1987年7月5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喜霞，女，满族，1967年9月14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珍，女，满族，1949年6月1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忠珍，女，汉族，1948年3月14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敬德，男，汉族，1947年10月27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英，女，汉族，1943年9月9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如杰，男，汉族，1938年6月20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宇，女，满族，1991年9月17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家岐，男，汉族，1967年7月22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凤兰，女，汉族，1961年6月1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平，女，汉族，1988年1月21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胜利，男，汉族，1956年2月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岩，女，汉族，1990年1月15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桂霞，女，汉族，1968年2月1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润生，男，汉族，1966年3月1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娜，女，1981年5月13日出生，满族，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会权，男，满族，1986年6月19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会双，男，满族，1981年4月8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德凤，女，满族，1954年12月1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杰，男，满族，1957年2月2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霞，女，汉族，1980年10月1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义，男，汉族，1982年1月2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国敏，女，汉族，1955年6月1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德，男，汉族，1952年12月20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权林，男，满族，1952年11月7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长荣，女，汉族，1930年4月19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苗苗，女，汉族，1993年3月2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敬玉，男，汉族，1990年3月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正海，男，汉族，1964年9月14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正春，男，汉族，1962年8月8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成家，男，满族，1987年11月18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成凤，女，满族，1985年12月1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付英，女，汉族，1963年8月24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超，男，汉族，1989年3月1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妍，女，汉族，1988年11月27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淑红，女，汉族，1966年3月4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长飞，男，满族，1993年9月25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文杰，女，满族，1970年3月20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永军，男，满族，1966年6月18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迟发源，男，满族，1979年3月12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迟发达，男，满族，1976年4月17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国杰，女，满族，1954年12月12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平，女，满族，1983年8月9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绍云，女，满族，1954年10月15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利，男，满族，1957年5月20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秀月，女，满族，1988年1月9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宇，女，满族，1965年2月1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国仁，男，满族，1963年4月1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凤珍，女，汉族，1954年12月19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迟同金，男，汉族，1949年12月29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麒麟，女，满族，1988年12月20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桂琴，女，满族，1966年6月8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敏，女，汉族，1971年1月8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柱，男，满族，1969年9月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淑芳，女，满族，1948年4月11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权武，男，满族，1948年2月28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占波，女，汉族，1980年4月11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慧民，男，汉族，1977年3月2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隋国荣，女，汉族，1952年12月21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士德，男，汉族，1951年11月15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丹，女，满族，1988年1月2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仁伟，男，满族，1982年8月29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永连，女，满族，1957年7月15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成库，男，满族，1956年1月15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会刚，男，满族，1990年6月11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会学，男，满族，1987年7月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永菊，女，满族，1964年9月25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志，男，汉族，1964年10月7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吉峰，男，汉族，1990年2月2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吉庆，女，汉族，1986年3月19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丛敬娥，女，汉族，1958年9月1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永成，男，汉族，1960年6月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烈，女，汉族，1979年7月24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坤珍，女，汉族，1952年10月28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凤财，男，汉族，1949年6月1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迟秀婷，女，满族，1990年8月10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宫传红，女，满族，1969年12月5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迟友生，男，满族，1966年3月5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迟同珍，男，满族，1936年12月17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杰，女，满族，1990年4月18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艳玲，女，满族，1964年1月28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等94人诉讼代表人：侯慧民，男，汉族，1977年3月23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等94人诉讼代表人：陈喜霞，女，满族，1967年9月14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等94人诉讼代表人：齐永臣，男，满族，1965年11月26日出生，住址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温立军等94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顺学，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桓仁满族自治县华来镇蔡俄堡村第六村民组，住所地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负责人：隋国兴，该组组长。 上诉人于连成因与被上诉人温立军等94人、桓仁满族自治县华来镇蔡俄堡村第六村民组（以下简称蔡俄堡村六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辽0522民初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辽05民终1294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重审后，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522民初357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于连成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连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温立军等94人的诉讼请求，由温立军等94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温立军等94人主体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第六十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方和承包方为当事人。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效力只涉及合同双方当事人。本案是村集体与他人签订转让合同，涉及的是村集体的财产而不是个人财产，任何村集体中的个人都不能代表村集体行使权力。因此作为村集体成员不能代替村集体作为原告参与本案的诉讼。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认为本案村民可以作为主体起诉。但是，该《规定》已经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中，已被物权法及新的司法解释所取代为由予以废止。原审判决用一个被废止了的司法解释赋予了温立军等人的诉讼主体身份违反现行法律规定，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三、原审判决主观倾向性明显，选择性、差异化对待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原审判决认为双方转让时不包括天然林及1983年后的落叶松。依据主要有：一是时任组长黎长青在桓仁满族自治县纪委和公安机关分别作出的三次陈述，说转让协议不包括天然林。二是24名组民及宋永成的证人证言说转让协议不包括1983年以后的落叶松。三是沈阳嘉森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事务所的评估报告。但是，这些证据完全不能支持原审判决的结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黎长青的三次陈述并非在正常状态下做出的，且自相矛盾，其后出具了书面材料否认了之前的陈述。这三份笔录是在县纪委及公安机关对黎长青进行调查过程中产生的，压力环境下，黎长青为推卸责任，必然会有避重就轻的表述。但尽管是在压力环境下，黎长青也在2009年10月23日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说：“(协议)内容里就有石匠沟的天然林，由于当时村民急于分钱，就没太在意，会场比较乱，我也听到有天然林，我看大伙没有反应，也就没说什么。”可见，其陈述存在前后矛盾，而不是原审判决所述的“均证明”。而且，在之后本案的诉讼过程中，黎长青曾向人民法院出具了书面的证实材料，证明交易包括天然林。所以，原审判决仅凭这样一份前后矛盾的证据就否定交易不包括天然林明显属于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2.24名组民及宋永成出具的不是证人证言，而是当事人陈述，而且陈述自相矛盾，原审判决却据此认定交易不含1983年以后的落叶松。这24名组民及宋永成均是本案原告，所以该份证据不是证人证言，而是当事人陈述。原审判决不仅错误的认定了该证据的种类，进而增加了其证明力，甚至无视各原告间自相矛盾的陈述，据此认定交易不含1983年以后的落叶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根据温立军等人的主张，认定合同签订时间为2002年1月，也是没有根据的。3.沈阳嘉森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事务所的评估报告已经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否定，原审判决却以此报告结论作为认定依据。辽宁省高院在(2014)辽审一民申字第268号民事裁定中，关于沈阳嘉森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事务所的评估报告做出的表述是：“如再审时需用山林价格佐证六组转让山林的范围，应委托具备深林资源价格评估资质的机构进行价格评估，再行做出公正判决。”可见辽宁省高院否定了该份评估报告。原审判决却采信了此报告中得出的73.07亩数及191665元价值，进而得出与桓仁满族自治县林业勘测设计队出具的评估报告相差甚大的结论。所以，原审判决以一份已经被省高院否定的评估报告内容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该份报告没有任何证明力。综上，黎长青自相矛盾的陈述和24名组民及宋永成出具的自相矛盾的当事人陈述及被省高法否定的评估报告均不能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关于：“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的规定，作为本案关键性事实，温立军等人明显证据不足。但原审判决却在仅有当事人的陈述的情况下，认定了其主张的全部事实。相反，原审判决无视于连成向法庭提交的原始合同等各类书证、证人证言，更无视合同签订后，于连成在2005年至2007年间采伐了83年以后，2003年以前栽植的林木25.6亩，而温立军等人完全没有提出异议的客观事实，全盘否定了于连成主张的事实。本案合同产生的真实过程是：2003年1月10日，于连成与组长及村民代表就村集体的林木转让达成一致，于连成根据协商内容形成了《转让山林股权协议》文本。当晚，六组组长黎长青就本次转让召开了村民小组会议，全组共有57户(超过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数)代表参加。会上宣读了《转让山林股权协议》书的内容，全体同意后当场发放了转让款。之后于连成在该份协议上签字按手印并加盖名章，六组组长黎长青代表六组也在该份协议上签字按手印并加盖名章，黎长青出具了收款收据。对此于连成提供了《转让山林股权协议》原件及收款收据。《转让山林股权协议》签订程序合法，协议内容不违反任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有书面的原始合同不予采信，却采信温立军等人的陈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此外于连成还提供了与24名当事人陈述完全相反的证人证言，原审判决也未予采信，并且没有做出任何说明。如此裁判，明显是有主观倾向性的有选择的采信证据，属于典型的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四、原审判决存在多项程序违法，应当予以纠正。第一，在原审中，隋国兴作为原告参与了诉讼，同时又作为六组的现任组长参与诉讼。原告与被告代表人是同一个人，自己告自己，必然导致完全同意温立军等人的主张，严重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更导致难以查清本案事实，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如此严重的程序违法应当予以纠正。第二，温志新在立案时未满18周岁，且没有独立经济来源，没有诉讼行为能力，不能亲自实施诉讼行为，其作为原告属于无效的诉讼行为。而原审法院在其没有代理人的情况下将其列为原告，参与诉讼，属于程序违法，应当予以纠正。事实上，本案的真实情况是温立军等人在案涉合同签订的几年之后，个别人自认为卖便宜了，为了实现其食言毁约的目的，便恶意串通，杜撰了合同的签订过程及合同内容。在上访、诬告陷害无果后，才起诉至人民法院。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总归难以自圆其说，更不可能掩盖真相。其毫无诚信精神与契约精神的行为，于情于理于法均不应得到支持。 温立军等94人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也就是说有诉权，可以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村民可以作为主体起诉。二、黎长青在桓仁县做笔录的时间分别是2009年6月2日，2009年10月23日；在桓仁县做笔录的时间分别是2009年10月23日，2009年10月28日。黎长青在相距4个月时间4次供述能做到高度一致，说明其没有受到外界环境压力，该供述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稳定性。三、沈阳嘉森的评估报告是在2013年,蔡俄堡六组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理期间提交的评估申请，经同意后并指定该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在评估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及一审法院的法官都到了评估现场，所以这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在评估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还征求了于连成的意见，于连成没有提出异议，并在一审法院办理了有关手续，因此，该评估报告是合法有效的。四、当初起诉作为原告的隋国兴，2014年11月被选为蔡俄堡六组组长。现在蔡俄堡六组是被告，其作为负责人出庭应诉是履行职务的行为。隋国兴本身不是被告而是被告负责人，被告与被告负责人是两回事，隋国兴不属于既当原告又当被告的情况。五、于连成在2005年至2007年间采伐了1983年以后2003年以前的林木，2005年左右，按照桓仁县林业局的要求，村集体对自己所有的林地都要进行透光抚育。组长黎长青带领组民作业时说，这次作业是为了套取国家的补助款，这都是给小组干的活,并没有说该落叶松已卖给于连成，因此，蔡俄堡六组组民没有提出异议。事后，林业站按50元/亩的标准发放补助款，于连成、王玉利等59户都得到了补偿款（该证据已提交）。黎长青是在2008年换届下台后，2009年春天林改时才知道林地买卖的真相，随后蔡俄堡六组全体组民到桓仁县委、桓仁县政府上访，以致今天的诉讼。二、一审开庭时，蔡俄堡六组组民提交了11组证据，可以证实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此不多赘述。另外，桓仁县在《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中写明“因原合同原件销毁，无法查清黎长青在林地买卖过程中是否存在侵占行为”，可见，我们主张的手写红格信纸合同存在。实际上，于连成提供的组民收款签字单就是红格信纸，这也证明红格信纸合同的存在。2002年1月，组民在领取30O元款项时，就在红格信纸上签的名，其名头为《卖落叶松同意签字》，因该红格信纸没有写上具体的年月日，因而被于连成张冠李戴，把该签字的红格信纸嫁接在于连成机打的合同上，作为组民签字同意的凭证。因手写合同只有两份，于连成和黎长青保管且不拿出来,导致我们不能提供。于连成手持的机打合同与当初的手写红格信纸合同有以下4个方面的区别：一是手写的红格信纸合同签订的日期是2002年1月10日,而于连成提供的合同日期是2003年1月10日，并且那是农村还没有电脑和打印机。二是手写的红格信纸合同既有组民代表侯世德、刘成库、王玉利、宋永成的签字，又有黎长青、于连成的签字。而于连成提供的机打合同只有黎长青、于连成的签字，没有组民代表的签字，这也不符合《林木买卖合同》的要求。三是手写的红格信纸合同为油瓶沟1983年前栽植的落叶松，不包括天然林，而于连成提供的合同既包括1983年以前栽植的落叶松，还包含1983以后及天然林。四是手写的红格信纸合同有合同的期限，即大落叶松砍伐完后，林地归还蔡俄堡六组。于连成提供的机打合同没有合同日期。综上，于连成提出的上诉理由，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没有证据支持，请求法院不予采纳。 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温立军等94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2003年1月10日黎长青与于连成签订的《转让山林股权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用由于连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1月，时任桓仁满族自治县木盂子镇（后与二户来镇合并，更名为华来镇）蔡俄堡村第六村民组组长黎长青组织召开部分组民参加的村民会议，讨论出卖本组所有的森林资源，同意以7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于连成。嗣后，召开了六组村民大会，会上该组村民宋永成宣读了由组长黎长青和于连成签字的转让森林资源协议书。参加大会的村民均同意转让。六组将转让款按照每人300元当即发放给村民，并由村民签收。2008年华来镇蔡俄堡村第六村民组改选组长，原组长黎长青落选，齐永臣被选为该组组长。2009年，根据林业改革政策规定，齐永臣召开六组村民会议，讨论六组所有的1983年以后栽植的落叶松及天然林的分配问题时，于连成称六组所有的森林资源已由其全部购买。并出示了与原组长黎长青签订的“转让山林股权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为2003年1月10日。内容为：“甲方（木盂子镇蔡俄堡村第六居民组）与乙方（于连成）共同研究同意，乙方一次性交给甲方人民币75000元，甲方将2003年以前栽植的人工林（油瓶沟的落叶松，树龄不等），股权（产权）全部转让给乙方，在落叶松林以内的杂树也归乙方所有，包括石匠沟天然林，以林权证亩数为准……”。为此，温立军等人认为于连成与黎长青签订的“转让山林股权协议书”完全违背了“民主议定”原则，是时任组长的黎长青私自与于连成签订的协议，并伪造了交款收据，在村民大会上宣布的合同内容与于连成提供的书面合同不符，会上宣布的内容不包括1983年以后栽植的落叶松和天然林。该合同应无效。 2009年4月份，因温立军等人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县有关部门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该组村民证实会上宣读的内容只是卖给于连成1983年以前栽植的落叶松，不包括天然林。村民侯世德证实：“2001年12月在我家宣读的合同书是用手写的，不是打印的。”村民宋永成对此予以证实，并进一步证实：“六组1983年以前栽植的落叶松以75000元的价格卖给于连成。”该组原组长黎长青在接受县有关部门调查时讲当时卖给于连成的只是落叶松，不包括天然林。县有关部门在对该案的调查过程中，委托桓仁满族自治县林业设计队对六组的十八个林班的落叶松和阔叶林进行了评估。按照2003年林木资产价格，落叶松面积349.67亩，评估价格为78432元，（其中20-30年生落叶松53.07亩，评估价格为21758.7元，9-15年生落叶松130.9亩，评估价格为46731.3元，3年生落叶松（造林）165.70亩，评估价格为9942元。）阔叶林面积264.7亩，价格为15882元。温立军等人以于连成与签订的转让山木股权协议书违背民主议定原则为由，于2010年5月12日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于2010年12月10日作出判决。宣判后，双方均不服，上诉至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5月4日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1年6月1日一审法院受理此案，2011年7月15日作出温立军等39户村民组组民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驳回起诉裁定，温立军等39户村民上诉，后又撤诉。于2012年5月14日温立军等人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2年11月27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宣判后，双方均不服，上诉于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本民一终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温立军等人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5日作出（2014）辽审一民申字第268号民事裁定，指定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7日作出（2015）本审民再字第000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2）桓民一初字第00207号民事判决，（2013）本民一终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发回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再审。 另查明，于连成购买林木后，对林木进行了实际经营和管理，期间进行了采伐和透光抚育等经营活动。 又查明，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委托沈阳嘉森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事务所对桓仁满族自治县华来镇蔡俄堡村第六村民组1983年前（含83年）营造的落叶松（2003年时点）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包括地点位于桓仁满族自治县年林龄的面积8.6亩的落叶松，位于麻泡沿12林班5-1、5-2小班32年林龄面积4.62亩的落叶松，位于小南沟门11林班3-1、3-2、3-3小班面积5.95亩的落叶松，位于石匠沟门12林班5小班32年林龄8.3亩的落叶松，位于石匠沟里12林班15小班面积25.6亩的落叶松，位于老雕后望8林班9小班面积20亩的落叶松。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1月4日，经评估核算，大落叶松53.07亩，单价2830元/亩，每亩蓄积量442元，价值150189元；大落叶松20亩，单价为2074元/亩，每亩蓄积量276元，价值41476元。以上共计191665元。现温立军等人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于连成与签订的转让山林股权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一）与于连成签订的转让山林股权协议书，经该组村民签字并领取了林木转让款。该转让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二）针对双方转让时是否包括天然林及1983年后的落叶松，因代表第六村民组与于连成签字的时任组长黎长青在桓仁满族自治县纪委和公安机关分别作出三次陈述，均证明当时签订的协议时并不包含转让天然林，故该转让协议不包括天然林，参考沈阳嘉森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事务所的评估报告，于连成购买的林木中1983年前栽植的73.07亩经评估价值为191665元，与桓仁满族自治县林业勘测设计队出具的评估报告相差甚大，且根据24名组民以及宋永成等人的证人证言，可以认定双方转让林木不包括1983年以后的落叶松，只包括1983年以前的落叶松。（三）于连成与签订的森林资源有偿转让合同不应包括天然林和1983年以后的落叶松部分。对该转让合同中涉及天然林以及1983年以后的落叶松部分应为无效。故对温立军等人要求确认该合同全部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于连成关于该合同中购买天然林部分合理合法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五）对于于连成在答辩中提出的本案已经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本案中于连成与签订的林权转让合同是8年以前，但温立军等人对将油瓶沟及石匠沟的所有林木（包括人工林及自然林）全部转让给了于连成不知情，诉讼时效应当从2009年春进行林改时，才知道油瓶沟的林木全部转让给于连成之日起计算，温立军等人一直在主张，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六）针对于连成辩称的应由村民小组作为原告起诉的答辩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村民可以作为主体起诉。故对于连成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于连成与签订的转让该组所有位于该组石匠沟的264.7亩天然林的协议无效；二、于连成与签订的转让森林协议中的转让该组所有的位于该组油瓶沟内的1983年前栽植的（即73.07亩）落叶松林的协议有效；1983年后栽植的落叶松林协议无效。三、驳回温立军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温立军等人负担1475元，由于连成、各负担10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隋明祥于2020年5月23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隋国兴、隋国杰、隋国仁、隋国荣、隋国义、隋国利。其中，隋国利的户籍不在蔡俄堡村，为非农业户口，其放弃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 再查明，2009年6月23日，桓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出具一份“关于木盂子管委会蔡俄堡第六村民组温志军等六户上访的调查处理经过”，主要内容是：2002年11月下旬，因的组民温志军等6户因将该组温志军等6户自留山范围内的落叶松都转让给于连成的问题进行上访。受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分管林业工作相关领导的委托，桓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时任局长、法制办主任到进行调查。除确认了温志军等6户自留山范围内的落叶松归其个人所有以外，同时，还载明，当时看过与于连成签订的林木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主要内容是指六组所有的人工落叶松林，有转让价格，没有天然林的内容。这份证明材料由于连成在二审期间作为证据再次提交法庭，欲证明其与签订的转让协议时间不可能是2002年1月10日，而应该是2003年1月10日。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于连成所提交的由时任原组长黎长青与于连成达成的转让协议中，关于将该组石匠沟的264.7亩天然林，以及2003年之前栽植的落叶松部分内容的效力问题。其一，于连成所提交的转让协议的落款时间虽是2003年1月10日，但是，由其作为证据提交法庭的由桓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出具的证明材料显示，2002年11月，温志军等人就已经因该组转让的落叶松问题进行了上访，说明在2002年11月以前，于连成已经与达成了转让协议，而不可能是于连成所称的2003年1月10日。同样，也不可能在2002年协议约定转让2003年之前栽植的林木。于连成虽主张曾与就转让问题进行多次磋商，所称的手写协议只是其中的一份，因为温志军等人的上访，属于温志军等6户人的自留山范围内的落叶松无法转让，所以，其与不得不重新磋商，将2003年前栽植的落叶松及案涉天然林转让给于连成，故双方最终达成的是2003年1月10日的协议。但是，于连成所陈述的上述过程并无证据证明，故不能采纳。其二，于连成提交的2003年1月10的打印合同，虽附有组民的签字，但是，组民签字的纸张是红格信纸，与组民所认可的曾经达成的转让协议书是用红格信纸手写的形式一致。现组民对红格信纸上的组民签字仍然认可，但是称其所签字确认的是同样用红格信纸手写的协议，协议内容是转让于连成1983年之前栽植的落叶松。其三，于连成所提供的75000元收款收据中记载的收款用途是“落叶松款”，而并不包含天然林。其四，时任组长黎长青在历次调查及询问过程中所作的陈述，更多陈述的是2002年其与于连成达成的转让协议是手写协议，转让的是1983年之前的落叶松，无天然林。其五，双方之间的诉讼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理期间，经委托沈阳嘉森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事务所，对该组1983年前（含1983年）营造的落叶松（2003年时点）资产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于连成购买的林木中1983年前栽植的73.07亩经评估价值为191665元，而于连成支付的对价款为7.5万元，差额已经较大。如果按照于连成所主张的受让的是2003年以前栽植的落叶松，显然，其支付的对价款与林木的价值差额将更大。于连成虽然对该评估结论不予认可，但并无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此结论。综上，于连成所提交的2003年1月10日的转让协议真实性存疑，协议内容不能确认，其主张的受让了案涉天然林，及1983年之后至2003年之前落叶松并不是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部分内容严重侵害了组民的权益。故一审法院确认无效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于连成所称组民不是适格主体，不能提起诉讼的问题，因案涉协议的内容与组民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认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其当然享有请求确认无效的民事权利。故于连成的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于连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上诉人于连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广宇 审判员  赵丹阳 审判员  许 晶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宋光磊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