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6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荣养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丁字桥南路**保利中央公馆******F2-T12。法定代表人：胡肄民，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体育学院，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珞，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吕万刚，该学校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漫，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运才，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市荣养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养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体育学院（以下简称武汉体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1民初1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养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武汉体院向荣养堂公司支付驻国家运动队康复外包服务15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至付清本息之日止；2.武汉体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约定符合合同订立要件，双方成立的法律关系属于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提交了《原始单据交接单》两份、康复师唐志强往返北京的高铁票据及报销凭证、上诉人员工与被上诉人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二、一审判决认定“本院认为该案涉及的两份合同应为原告员工和被告共同履行康复义务”，否定上诉人荣养堂是案涉的两份合同的执行主体，该认定无证据支持。被上诉人庭审中承认其没有与6名驻队康复师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签订劳务合同，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与康复师联系和派遣到国家队服务的任何证据。康复师从运动队拿回的工作评价表不是直接给被上诉人，而是给了上诉人。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约定的委托事项的报酬标准8000元／人月，存在充分的合理性。被上诉人应当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和双方约定向上诉人支付报酬。上述服务费标准要平衡六名康复师的工资、社保缴费、交通费用、管理费用。两份外包服务协议约定服务费标准是每人每月1万元，武汉体院有获利。武汉体院辩称，双方没有达成口头协议，不存在委托合同，双方没有对委托服务的对价、期限进行协商，没有约定康复师服务费8000元／人月。上诉人提到的高铁票据和报销单证不是新证据，一审质证过了。被上诉人对六名康复师（学生）履行了义务是认可的，被上诉人是学校，与学生没有劳动合同，只有委派函，被上诉人与学生间存在劳务关系，报酬标准也不是8000元／人月，且与上诉人无关，主张劳务报酬的主体是提供劳务的学生。荣养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武汉体院向荣养堂公司支付驻国家运动员康复外包服务15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至付清本息之日止。2.武汉体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6日，武汉体院与国家体育总局签订《劳务外包服务协议》，协议约定由武汉体院派驻运动康复师4名，服务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服务价格为33万每年。同年8月，武汉体院与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签订《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科技服务项目合同书》，约定由武汉体院向国家高尔夫球队派遣驻运动队康复师2名，服务期限：2018年8月至2018年12月，2018年8月一次性支付科技服务工作经费15.5万元，其中2名康复师的5个月的劳务费10万元。合同签订后，由唐志强、王佳妙、李道元、朱洁、王慧慧作为康复师履行上述合同20个月的驻队康复服务，唐志强、王佳妙、李道元系荣养堂公司公司的员工，朱洁、王慧慧系荣养堂公司公司的实习生。武汉体院于2018年收到国家体育总局的医疗康复外包服务费33万元和科技服务工作经费15.5万元。现荣养堂公司要求武汉体院支付外包服务费，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荣养堂公司、武汉体院双方构成何种法律关系，荣养堂公司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对该六名康复师履行案涉的两份合同的事实双方予以认可，但该六名康复师在原始单据交接单上有荣养堂公司及武汉体院该案涉项目负责人扈盛的签字，且该六名康复师系荣养堂公司的员工或实习生，故一审法院认为该案涉的两份合同应为荣养堂公司员工和武汉体院共同履行康复义务。但荣养堂公司在起诉中诉称，荣养堂公司、武汉体院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由荣养堂公司派驻康复师，并约定康复师工资为8000元每月，驻队时间不足一个月按照一个月计算，双方构成合伙关系。后荣养堂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诉称荣养堂公司、武汉体院双方构成委托关系，武汉体院委托荣养堂公司执行该合同。但武汉体院否认该口头协议，且认为双方不构成任何法律关系，上述两份协议的履行系武汉体育学院派驻学生完成任务，该六名康复师与武汉体院构成劳务关系，康复师的劳务费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双方是否达成口头协议，仅荣养堂公司陈诉，武汉体院未认可，并无其他证据佐证，荣养堂公司所举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双方口头协议的相关内容。其二，即便依据荣养堂公司陈述的口头协议8000元每月的劳务报酬标准也远高于该六名康复师的社保显示工资及劳动合同的工资标准，且其中有两名康复师为实习生，实习生的实习报酬荣养堂公司亦未举证，故其诉称的8000元每月的劳务费与荣养堂公司在代理词中的该劳务费是员工工资的论述显然矛盾，一审法院亦无法采信。其三，荣养堂公司诉称双方存在合伙或委托关系，但未向一审法院举证口头协议的存在、合伙的利益风险共担比例或委托的报酬、必要支出费用等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可该案涉的两份合同系荣养堂公司员工与武汉体院共同履行，但荣养堂公司与武汉体院双方是为合伙亦或是委托、劳务派遣等法律关系，根据已有证据无法确认，且双方的费用支付的数额亦无法确定，荣养堂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对荣养堂公司要求武汉体院支付150000元的外包服务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武汉市荣养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50元整，由武汉市荣养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中心出具的《手曲棒垒球中心关于组织国家女子曲棍球队集训的通知》，拟证明王彤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工作人员；证据二，上诉人公司员工陶璋与王彤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上诉人直接与体育总局对接，佐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了口头协议；证据三，上诉人员工陶璋与被上诉人负责人扈盛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上诉人按照与被上诉人的口头协议履行了合同，康复师是上诉人直接委派，不是通过武汉体院委派的。被上诉人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是新证据，证据二、证据三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应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进行审理。上诉人荣养堂公司主张与被上诉人武汉体院之间存在口头委托合同关系，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关于委托事项、委托费用、委托期限达成过约定；武汉体院认为其与荣养堂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与康复师之间成立劳务关系，并直接向康复师支付工资。本院认为，荣养堂公司于一审、二审均认可武汉体院曾于2018年11月26日、2018年11月28日向两名康复师各支付5000元劳务费，这与其主张的由其承担康复师工资的说法不符，且其无法举证证明其向案涉康复师支付过工资。荣养堂公司称上述1万元系武汉体院支付给荣养堂公司委托合同的报酬，但因既没有支付给荣养堂公司的对公账户，也没有支付给荣养堂公司所称的案涉服务项目的负责人员、对接人员，其说法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有悖常理，本院无法采信。综上所述，荣养堂公司主张武汉体育学院向其支付驻国家运动员康复外包服务费15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荣养堂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上诉人武汉市荣养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宋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庄敏书记员庄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