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48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青海乐科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海东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42。法定代表人：陈彦彤，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龙，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真本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66。法定代表人：张金明，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青海乐科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科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真本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11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乐科贝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真本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判决真本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于2020年4月20日下午已经进行了一次庭审，该庭审双方已提交全部的证据资料，并陈述举证质证意见、辩论观点及最后陈述，故2020年6月1日再次安排开庭，在未向乐科贝公司说明事由的情况下，第二次庭审是错误的。第二次开庭，乐科贝公司就真本公司提交的证据，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意见阐述案件观点，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仅认定“乐科贝公司第二次庭审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该认定明显错误。2.真本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截止第一次庭审完毕时，真本公司举证期限已届满，再次提交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应当予以受理。一审法院已组织双方于2020年4月20日进行庭审，并已经组织双方进行最后陈述，即庭审已经全部完毕，真本公司已丧失举证权利，所提交证据不应当予以认可。3.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宣布的合议庭成员为石一夫、何文璋、姚红波。两次开庭传票中，案件的承办法官均为石一夫法官，但一审判决书中合议庭成员及主审法官变更为许双阳，对如此重大事项的变更，一审法院却从未向乐科贝公司书面进行说明，且变更事由乐科贝公司至今未知，一审判决书对此亦未进行阐述。2020年4月20日和6月1日两次开庭传票所签发的法官为同一人，但实际开庭为二人，已实际侵害了乐科贝公司的诉权，一审法院未及时告知当事人，存在程序不当之处。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因真本公司无法提交双方之间签订的销售合同原件，乐科贝公司即明确表态本案中认定事实的关键证据不存在，对未能提交原件的证据一律不予质证，且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2.一审判决认定合法有效的《发货单》中均没有乐科贝公司盖章，更没有乐科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应当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杨强”为乐科贝公司的员工，“杨强”所签署的全部单据均视为乐科贝公司行为，对此事实认定错误。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乐科贝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公司全部人事登记资料及社保缴纳清单，公司员工中并无杨强。同时，针对涉案证据，乐科贝公司表示不认识杨强，对其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发货单》系真本公司单方制作的证据，是否系虚假、捏造的，一审法院均未认定清楚。3.本案中认定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关键人物即杨强，为调查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应依职权追加杨强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否则认定杨强为乐科贝公司的员工，明显缺乏依据。4.一审法院关于货款的认定，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表述金额时都是大概的陈述，但在判项中却得到准确数字，乐科贝公司认为不准确。5.乐科贝公司收到的真本公司证据即收货单，经核对才40046724元，达不到一审认定的500多万元，因此真本公司一审主张的货款金额不对。真本公司辩称，真本公司已经提供所有单据给一审法院，法院已经核对过没有问题，如果需要重新核实真本公司也可以重新提交给二审法院。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真本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乐科贝公司向真本公司返还所欠货款1192307元及利息（自2017年3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真本公司提交的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共25份格式统一、订购内容不同的《真本公司销售合同》反映：需方为乐科贝公司，供方为真本公司；双方对交货时间，交货方式及地点（常规方式为供方将货物送至厂家所属地货运部，代办托运），货款结算（预付10%定金、发货前付到总货款60%，余款40%货到三个月内付清），运输费用由需方承担，验收标准及提出异议期限（需方收到货后须清点数量，并于三天内提出异议，货品规格参数按订货单相关要求验收，并于十五日内提出异议），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订购内容载明了订购产品名称、型号、单位、数量、单价、总额、图片等。上述25份购销合同中，其中有13份合同有双方盖章确认。每份合同均附有一份或多份客户名称为乐科贝公司《发货单》，《发货单》上载明有货品编号、产品规格、单位、数量、单价等，《发货单》落款的客户确认处均有“杨强”签名。真本公司主张涉案货款系2016年8月至同年12月，共涉及12份购销合同，总金额为1579644元，其中有双方盖章的购销合同4份（合同业务编号分别为：ZB-2016-8-20、ZB-2016-10-20两份、ZB-2016-11-28），其余8份合同仅有真本公司盖章。上述12份购销合同均有相对应的送货单。一审庭审中，真本公司述称双方交易期间为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乐科贝公司通过电子方式下单，销售合同由真本公司盖章后发送给乐科贝公司，乐科贝公司盖章扫描后（部分没有盖章）发送给真本公司，真本公司办理快递托运，发货单均有乐科贝公司员工杨强确认签收。双方交易总额大概500多万元，乐科贝公司已支付了400多万元。涉案尚欠货款1579644元系2016年8月至同年12月的货款，乐科贝公司已支付387337元，尚欠货款1192307元。第一次庭审中乐科贝公司述称前期送货单系其员工杨延霞签收（并表示无该方面相关证据证实），杨强并非其公司员工，双方合作期间其共向真本公司支付了400多万元货款，双方交易至2016年6月。一审法院另查明，真本公司提交的账户交易明细反映乐科贝公司于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期间多次向真本公司、张金明（部分购销合同约定真本公司的收款人）转账。乐科贝公司提交的失业登记花名册、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花名册无杨强的相关登记记录。一审法院认为,真本公司与乐科贝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乐科贝公司拖欠真本公司2016年8月至同年12月的货款1579644元的事实，有真本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发货单》及其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乐科贝公司以杨强并非其公司员工未收取到上述货物予以抗辩，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2016年8月至同年12月期间的合同有乐科贝公司盖章确认的共4份（合同业务编号分别为：ZB-2016-8-20、ZB-2016-10-20两份、ZB-2016-11-28）涉及合同金额841033元，上述合同有对应的《发货单》（均有“杨强”签名确认）予以佐证；其次，即使没有乐科贝公司盖章的销售合同也均有“杨强”作为客户确认的《发货单》予以证实；再者，在有乐科贝公司盖章的《销售合同》中“杨强”曾作为经办人签名（2016年5月3日销售合同），2016年5月至同年8月送货单中客户确认处均有“杨强”签名，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乐科贝公司对其上述抗辩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真本公司确认乐科贝公司已经支付387337元，尚欠1192307元，乐科贝公司未就其付款事实进行举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真本公司诉请乐科贝公司支付尚欠货款1192307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乐科贝公司逾期支付货款给真本公司造成实际利息损失，故真本公司以最后一份送货单（2016年12月28日）依据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诉请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计算标准应自2017年3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乐科贝公司第二次庭审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乐科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真本公司支付货款119230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192307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739元，由乐科贝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乐科贝公司向本院提交乐科贝公司转款凭证，拟证明乐科贝公司向真本公司转账4095855.3元，乐科贝公司不欠真本公司货款。真本公司对乐科贝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这些单据应该真实，但是否已经在一审核实过真本公司不能确定。本院另查明：1.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0日下午3时第一次开庭之后，向乐科贝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陈和庆律师邮寄送达了同年6月1日下午3时第二次开庭的传票，陈和庆于同年5月11日签收了该传票。一审法院在第二次开庭时，通知变更了合议庭成员。二审中，本院向乐科贝公司予以释明，乐科贝公司确认收到上述传票，对一审法院变更合议庭成员没有异议，但认为法庭辩论已经终结，再次开庭违反法律规定，所以没有应诉。2.二审中，乐科贝公司确认盖有其公司公章及有杨强签名的部分单据，但认为杨强不是其员工，只是与乐科贝公司有合作关系，杨强当时能代表乐科贝公司，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杨强与乐科贝公司是合作关系。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针对乐科贝公司上诉的事实和理由，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本案中，首先，一审法院已依法发出传票通知乐科贝公司第二次开庭，但乐科贝公司未按照传票通知的时间到庭应诉，一审法院按其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处理并无不妥。其次，对真本公司逾期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可以根据本案情形不予采纳，或者予以采纳但予以训诫、罚款，一审法院在本案中的处理并无不妥。此外，一审法院在变更合议庭之后，应在判决书中对变更合议庭的情况予以说明而未作说明，一审法院对此处理欠妥，但该瑕疵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故此，对乐科贝公司以一审程序违法为由请求驳回真本公司诉讼请求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错误的问题。首先，在2016年5月3日销售合同中，有乐科贝公司盖章、杨强作为经办人签名；2016年8月至同年12月期间4份合同（合同业务编号分别为：ZB-2016-8-20、ZB-2016-10-20两份、ZB-2016-11-28）有乐科贝公司盖章确认，对应的《发货单》均有杨强签名确认，乐科贝公司在二审中予以确认，其主张与杨强为合作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此，一审判决确认有杨强签名送货单的效力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一审判决并未认定杨强为乐科贝公司员工，乐科贝公司对此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即使如乐科贝公司所言，杨强与乐科贝公司为合作关系，乐科贝公司在终止与杨强的合作关系后并未及时通知真本公司，杨强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判决认定乐科贝公司应对有杨强签名的送货单承担清偿责任亦无不妥，乐科贝公司在向真本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之后可依法另行向杨强主张权利。其次，关于本案货款数额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真本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发货单》及其当庭陈述进行了认定，乐科贝公司在二审中提供转款凭证，仅能证明其向真本公司转账4095855.3元，而不能证明不欠真本公司货款。综上，对乐科贝公司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乐科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39元，由青海乐科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涓审判员 刘运充审判员 钟平春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