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74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军明，男，1971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愉忠，上海火鑫律师事务所律师（2020年10月22日撤销代理权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市江宁区持大五金建材商行，经营场所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江宁建材市场内。经营者：黄大维，男，1977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琴，浙江保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军明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市江宁区持大五金建材商行（以下简称持大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5民初15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刘阿珍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军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愉忠、被上诉人持大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军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宋军明与卫某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错误。一审认定该事实的证据是卫某出庭作证并提供其与宋军明的微信聊天记录、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奉贤区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以及宋军明向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但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之间有关工作方面的联系；奉贤区法院判决所涉及的事实与本案不同，对本案没有法律拘束力；授权委托书是复印件，卫某未提供原件，依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宋军明与卫某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二、一审认定卫某受雇于宋军明、代宋军明在施工现场履行管理职责错误。一审认定该事实的证据是卫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卫某2018年4月12日在湖州市所作的询问笔录。但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双方之间有关工作方面的联系；询问笔录仅是对卫某单方陈述的记录，其性质就是证人证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也无法核实和确认其所陈述事实的真实性，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而宋军明提交的湖州建筑业劳动合同可以清楚地证明卫某是上海能超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超公司）派遣到湖州爱家华城Ｃ标段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同时宋军明提交的工程内部承包管理协议和社保缴费记录也可以证明宋军明系上海德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中公司）职工以及内部承包关系，故卫某和宋军明在该Ｃ标段项目部是工作关系，两人之间只有职务和岗位的区别，没有雇佣关系和代为履行管理职责的关系。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导致法律关系认定不清，宋军明作为德中公司指派到湖州爱家华城Ｃ标段项目部的负责人，其在该项目上实施的与建设工程有关的行为均属职务行为，其法律效力应归于德中公司，故其作为被告承担付款义务的主体并不适格。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正确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法作出公正裁判。持大商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依法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所欠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一、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卫某受雇于上诉人，代上诉人在施工现场履行管理职责，上诉人授权卫某与被上诉人发生，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授权委托书虽系复印件，但依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卫某的证人证言、询问笔录以及证人施某的证言等，共同证实了授权内容的真实性。2.依据证人卫某提交的其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了卫某与被上诉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从询价、收货及对账等整个交易过程均由卫某汇报上诉人，上诉人予以确认的事实。3.卫某的证人证言、询问笔录及其与上诉人的聊天记录、授权委托书及证人施某的证言等证据，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客观地反映了卫某受雇于上诉人，代上诉人在施工现场履行管理职责，上诉人授权卫某与被上诉人发生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二、上诉人系本案适格的承担义务的主体，其授权卫某与被上诉人发生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承担。上诉人辩解其系德中公司的员工，案涉纠纷系其履行职务的行为，与事实相悖。1.德中公司将湖州爱家华城Ｃ标段工程承包给上诉人，上诉人及其安排的人员，不接受德中公司的劳动纪律约束和工作考勤，同时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德中公司以工资形式支付其劳动报酬。此外，上诉人在其承包的工程中自主决定，工作具有独立性。综合上述情况，上诉人与德中公司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上诉人既非德中公司在册职工，也非该公司下属分支机构，其不具备内部承包协议中承包人必须具备的身份要求。因此上诉人以德中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系违法分包，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3.上诉人辩解其系德中公司的员工，系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所作的虚假陈述。上诉人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作出的（2019）沪01民终15400号（以下简称15400号）一案中否认其与卫某的雇佣关系，辩解“双方仅为认识”，在本案中同样否认其与卫某的雇佣关系，辩解“双方系工作关系”，证实了上诉人为逃避法律责任作出虚假陈述的客观事实。三、卫某与被上诉人签订案涉合同及履行合同过程中签收货物及对账的行为，均系上诉人授权的代理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当由上诉人承担。持大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宋军明立即给付货款68596.39元及违约金13719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7日，案外人卫某受宋军明委托，以德中公司的名义与持大商行签订物资购销合同，向持大商行采购灯具、电线等建材，双方约定货到工地后60日内结清货款，若逾期，应支付20%的违约金。合同上未加盖德中公司的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同年7月22日，持大商行共供应各类建材共计68596.39元。后持大商行发现无法向德中公司主张债权，卫某系宋军明的委托代理人，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宋军明为反驳持大商行的请求，提供德中公司为其缴纳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养老保险的缴费记录以及卫某与能超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欲证明其系代表德中公司实施的职务行为以及卫某与其无劳动和雇佣关系。对此，卫某出庭作证并提供其与宋军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奉贤区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以及宋军明向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其受雇佣于宋军明，为宋军明在施工现场管理全面事务。宋军明又提供了卫某于2018年6月30日出具的承诺书，拟证明卫某无权对外代其或代表德中公司与他人签订合同,持大商行质证认为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存疑，且形成于双方合同签订之后，对同年3月签订的购销合同没有约束力。宋军明又提供其与德中公司于2016年11月4日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管理协议》及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吴兴区法院）（2019）浙0502民初5795号民事判决，拟证明其在湖州工地的经营行为均系职务行为，持大商行质证认为该协议签订时，德中公司尚未为宋军明缴纳社会保险，从而证明宋军明并非德中公司职工，宋军明与德中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系为规避违法分包、转包的法律责任。卫某、宋军明均未证明奉贤区法院、吴兴区法院民事判决系生效判决，故以上述判决认定事实对本案无证明力。一审法院认为，持大商行已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供货义务，有权获取货款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本案争议焦点为宋军明是不是付款义务的适格主体。宋军明提供的养老保险缴费记录、《内部承包协议》仅能证明其与德中公司之间的社保关系，不能证明其购买建材系受德中公司授权或追认的代理行为；卫某与其他公司存在劳动合同，亦不足以证明其不能受雇于宋军明。卫某提供的聊天记录等证据以及持大五金商行自湖州市处调取的卫某于2018年4月12日所作询问笔录，能够客观反映卫某受雇于宋军明、代宋军明在施工现场履行管理职责的事实。故对于宋军明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持大商行主张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宋军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持大商行货款68596.39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13719元，合计82315.39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58元，减半收取计929元，由宋军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宋军明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德中公司与能超公司于2016年9月5日签订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以证明卫某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卫某是能超公司员工；案涉工程系德中公司将劳务分包给能超公司，卫某系能超公司员工，中德公司为宋军明缴纳社会保险，宋军明是工地负责人，卫某与宋军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仅仅是职务或工作上的交流，并非存在个人劳务雇佣关系。证据二、安全员资质证书，以证明卫某系德中公司安全员，与宋军明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证据三、《南京黄大伟建材有限公司销售单》，以证明卫某不是受雇于宋军明，宋军明其他工地上的签字人员并非卫某签字，卫某在本案中的签字行为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持大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浙江省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太湖新区法院）（2020）浙0591民初505号（以下简称505号）民事判决书及补充协议，以证明上诉人系江苏华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江公司）句容爱家理想城二期二标B区的负责人，协议第三条明确宋军明承诺作为甲方负责人同时以个人身份作为甲方担保人向乙方负责，宋军明身份很明确，其不是德中公司员工。证据二、上海一中院15400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在该案中，上诉人辩解其与卫某的关系仅为认识，与其在本案一审中辩解双方系工作关系相矛盾，系虚假陈述；证明上诉人经营土建生意，卫某为宋军明提供劳务，从事工程工地管理和材料采购，双方系雇佣关系。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举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是复印件，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上被上诉人的印章，且客户名称为江苏华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505号案件上诉人已经在上诉过程中，上海一中院的15400号案件，上诉人也在申请再审，是否改判还不知道，因此两份判决书没有生效，两份判决书的内容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涉及到不同的工地。本院对双方二审中所举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系复印件，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三虽有原件，但该证据上没有被上诉人人员签字，也未加盖被上诉人印章，亦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确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二审中所举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有关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将在裁判说理部分予以综合分析认证。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有异议，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17日签订的物资购销合同约定：“工程名称：湖州爱家华城。产品名称、材质、型号、数量、金额：详见每批次销售清单（备注：南京市江宁区持大五金建材商行与南京黄大伟建材有限公司系同一公司，所制销售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交付经办人：甲方卫某为本合同具体经办人，经办人手续甲方公司应予以承认。本合同的付款方式为：货到工地60天内付至已供货款结清。若甲方未按合同结算货款，应支付乙方20%的违约金。”在该合同抬头甲方（需方）及尾部甲方处为“上海德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但未加盖德中公司印章，在尾部甲方授权代理人处有卫某签名及身份证号码。卫某签字的《南京黄大伟建材有限公司商品销售对账明细清单》及《南京黄大伟建材有限公司商品销售对账汇总》上均有卫某签名及身份证号码，上述两份材料上均载明往来单位为湖州爱家华城，供货日期为2018年3月18日、6月11日、7月2日、7月21日及7月22日，货款总额为68596.39元。一审中卫某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载明：委托人为宋军明，受托人为卫某，内容为“兹委托受托人卫某为我的代理人，代表我在上海德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州华城项目办理资料签收、材料订货、质量管理、进度管理等事宜。代理人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材料订货、质量管理等，我均予承认，由此在法律上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在该委托书上宋军明签名，并按捺了手印。二审中，被上诉人陈述，2018年3月17日签订物资购销合同时，卫某拿了一张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卫某在上面签了“与原件一致”的内容，被上诉人到德中公司湖州项目部进行了询问，德中公司项目部认可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然后被上诉人就签订了购销合同。在此之前，被上诉人和宋军明在句容工地还有其他业务，所以被上诉人确信卫某是受宋军明授权。卫某一审中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上显示有“宋军明”签名，还有手印。二审庭审中，法庭询问上诉人“卫某一审中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是否真实”时，其代理人答复“宋军明不认可，因为是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上也未载明具体的日期”。当法庭要求上诉人明确是否认可该证据真实性时，宋军明代理人表示“庭后核实后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二审中上诉人称，其是湖州爱家华城项目负责人，是代表德中公司，与德中公司签订了《工程内部承包管理协议》。2020年10月22日，宋军明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称：“关于我和德中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是项目所涉工程的一部分即一个标段，另外两个部分德中公司分别分包给了谢国芳和罗才明，德中公司把工程分包给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是分包承办人，不存在我再分包的问题。关于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卫某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是复印件，看不清楚，所以也无法辨别。本人从来没有当面给于卫某任何形式的授权书，也从来没有授权卫某签定合同、签收材料、结算的权利”。本院另查明，2017年9月28日，江苏华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句容爱家理想城二期二标B区（甲方）与南京恒建混凝土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在该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宋军明作为甲方负责人同时以个人身份作为甲方担保人，向乙方负责。一审中卫某提供的其与宋军明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6月6日宋军明发微信给卫某“甲方地下灯具已定，上面那张是灯具报价单，下面是甲方认可报价单，如星明天可以发货了哥”，卫某回复“清单发给我”“付款，发票怎么说”；宋军明说“其他材料要买付款，灯具样品黄大伟送的甲方以（已）认可，带发票，你看如何”，卫某回复“清单发给我”“其它材料一起报”。2018年6月9日宋军明通过微信向卫某发出价目表图片，并说“湖州灯具电线套管等清单”，卫某回复“每样东西的数量多少，总价多少，全部写上去”；宋军明说“湖州灯具，电线等清单，如可以就叫他发货，那边等着用”，卫某回复“每样东西的数量多少，总价多少，全部写上去”。2018年6月24日宋军明通过微信向卫某发出一张图片，并说“湖州10平方江南线要购买”“叫王（黄）大伟送过来，你看如何”，卫某回复“为什么不一起报上来”“边上买不了吗”。2018年6月28日宋军明发微信给卫某说“湖州电线的事情打过电话给王（黄）大伟了，他说从去年句容11月份开始没付钱了，宣城也有十几万了，垫不出来，要接（结）他一点款子，才能垫”“句容已经有几十万了”，卫某回复“问问想想清楚”。2020年4月15日湖州同盛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盛公司）将卫某、宋军明诉至南太湖新区法院，请求判令卫某、宋军明支付货款及利息。在该案中宋军明答辩称“1.宋军明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宋军明是上海德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包的湖州爱家华城项目Ｃ标段建设工程的内部承包人和项目部负责人，其与德中公司签订了内部承包管理协议，其在该Ｃ标段实施的与建设工程有关的行为均为职务行为，其效力应归于德中公司；2.宋军明与原告没有签订过合同，也未委托卫某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在该案中法院认定“根据卫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授权委托书、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客观反映卫某受雇于宋军明、代宋军明在施工现场履行管理职责的事实”，南太湖新区法院于2020年8月6日作出505号民事判决，判决宋军明支付同盛公司货款及利息，驳回同盛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宋军明提出了上诉，该案目前在二审期间。针对上诉人宋军明与被上诉人宋培培、原审被告卫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案号为（2019）沪0120民初4238号］，上海一中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15400号终审判决，在该判决中认定“宋军明经营土建生意，卫某为宋军明提供劳务，从事案涉工程工地管理和材料采购等事务”。上述事实，有补充协议、微信聊天记录、书面说明、南太湖新区法院505号民事判决书、上海一中院15400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宋军明是否为案涉购销合同的相对方。本院认为，合法的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案涉购销合同上未加盖德中公司印章，只有卫某作为代理人签字，从授权委托书、证人证言、交易过程沟通和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以及相关案件认定事实看，卫某与宋军明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卫某是受宋军明委托向持大商行采购案涉灯具、电线等建材，在案证据形成的证据链表明，宋军明系案涉购销合同的相对方。根据卫某与宋军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及卫某签字确认的对账明细清单、对账汇总表，可以认定案涉灯具、电线等建材持大商行已送至湖州爱家华城工地，宋军明作为案涉购销合同的相对方，应向持大商行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宋军明是否与德中公司之间存在内部承包关系，是否为德中公司指派至湖州爱家华城项目的负责人，均不能当然认定宋军明在本案中授权卫某采购材料的行为系代表德中公司的职务行为。综上所述，上诉人宋军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8元，由上诉人宋军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阿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 李文达书 记 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