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13536号 原告：义乌市继红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高园路**。 法定代表人：唐继红，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国忠，浙江绣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姚国海，男，197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侠炜，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国兴，男，196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被告：戴伟静，女，1970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原告义乌市继红服饰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姚国海、张国兴、戴伟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9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本院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义乌市继红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继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国忠，被告姚国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骆侠炜，被告张国兴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戴伟静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义乌市继红服饰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500729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为止)。事实和理由：被告姚国海、张国兴一直向原告购买围巾货物，至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500729元，该款经原告屡次催讨无果。另本案债务也系被告张国兴、戴伟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且夫妻系共同生产经营，理应属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承担。 被告姚国海答辩称：一、姚国海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方，不是适格的被告，原告应当撤回对姚国海的起诉。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是张国兴，张国兴是姚国海的朋友，也是姚国海的客户，姚国海和原告一样，经营围巾的生意，姚国海本身也是张国兴的供货商，当初围巾生意好的时候，出于提携朋友的意思，姚国海给原告介绍了客户张国兴，所以才有了姚国海在原告与张国兴之间充当中间人的局面。自始至终，姚国海没有从原告或是张国兴那里获得过一分钱的利益，相反，张国兴还欠着姚国海四百多万的货款未支付。二、姚国海和原告一样，都是张国兴的供货商，当初姚国海把自己的货装柜运送给张国兴时，原告的货也同时在装柜，原告要求张国兴签收，由于张国兴人在国外，便委托姚国海帮其在送货单上签字，其实，由于装柜的时候都是包装成袋了，所以具体的货物数量、价值姚国海都不清楚，只是因为出于帮帮朋友，才签了字。原告的订单、对账单等，都是写明客户是印尼张老板。三、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姚国海都是以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在发言，原告也都是让中间人姚国海与张国兴沟通协调。四、支付给原告的银行转账凭证，都是张国兴的账户，更能说明姚国海并非原告的客户。 被告张国兴辩称：生意是我与原告做的，货款金额应该不会错，付过的金额应该也没有错，原告的货确实是发给我的，货还有一个柜我没有收到，货运公司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交货给我，事情一直没有解决，所以现在我没有资金付货款。因为我人不在国内，是在印尼的，我向姚国海也拿过货，本案的货送过来的时候让姚国海帮我收货签字装柜。我与姚国海是朋友，也是老乡，我没有付姚国海钱的，姚国海纯属朋友帮忙。 被告戴伟静未作答辩。 原告义乌市继红服饰有限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对账单打印件（款项明细和交货明细）； 证据2、订货单原件两份； 证据3、送货单原件两份； 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 证据5、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打印件七份； 证据1-5共同证明三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和货款数额，且被告姚国海、张国兴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加微信好友是同一天，因为是第一次做生意，所以原告是通知姚国海来签订合同，而不是通知张国兴。 证据6、婚姻信息原件,证明被告张国兴、戴伟静婚姻状况及原告对两被告的债权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 证据7、原告法定代表人分别与姚国海、张国兴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原告是与姚国海确认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关事宜的。 被告姚国海质证认为：证据1，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姚国海不是与原告产生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姚国海对款项的往来不清楚。抬头是印尼张老板款项明细或印尼张老板交货明细，与姚国海无关。证据2，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字确实是姚国海签的，但签字的原因在答辩时已经阐述，是出于朋友帮忙，替张国兴签的字。对其中的数量、单价、金额姚国海并不清楚。证据3，质证意见同证据2，另外，对未签字的送货单不予认可，姚国海不清楚。证据4，对原告与张国兴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无法确定其是否存在。对原告与姚国海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内容看姚国海仅是中间人的角色，在原告与张国兴间起沟通的桥梁作用，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对添加好友是同一天没有意见，张国兴这个客户是姚国海介绍给原告的，同一天添加好友或者同时到店面去恰恰印证了是姚国海介绍张国兴给原告的。证据5，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款项支付的是张国兴，与姚国海无关，结合上述证据，能印证姚国海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与姚国海无关。原告既然认为姚国海是当事方，但未起诉姚国海妻子为被告，恰恰证明了姚国海非本案当事方。证据7，原告违反证据规则，要求法庭对原告进行训诫。另，原告与姚国海的聊天记录是有的，聊天记录里姚国海有把打压缩包的视频发给原告的内容，并不是说所有的内容都是与原告谈款式、价格等的内容。张国兴与原告业务员聊过后，张国兴把相关内容发给姚国海，姚国海再与原告说的，姚国海是沟通的桥梁作用。对张国兴与原告间的聊天记录，应由张国兴来确认是否真实，姚国海无法确认。 被告张国兴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3，姚国海有签字的姚国海都有发照片通过微信给我看过的，应该不会错，对没有签字的送货单我也不清楚是否收到了，因为我人在印尼，收货都是让姚国海帮忙收的。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同一天微信添加好友，是因为姚国兴介绍我到原告处的。证据5，真实性应该无异议，我有可能叫我老婆帮忙付过货款。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我和戴伟静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我老婆不知道我生意上的事情的，也没有参与生意上的事情。证据7原告与我的聊天记录是真实的，款式都是与原告的业务员谈的，有时候要谈价格便宜点是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谈的。原告与姚国海的聊天记录，我不知情也不清楚。 被告姚国海为证明其辩解，向本院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证明姚国海非本案的被告，不是合同的相对方。证人当庭陈述：我与姚国海是朋友关系，以前有生意往来，与张国兴有生意往来，我不认识戴伟静和原告。张国兴有欠我货款很久了，我听姚国海说张国兴也欠了他的货款。现在我和姚国海之间没有做生意了，姚国海现在没有欠我钱了。我也是生产围巾的厂家，张国兴在印尼的时候，我和姚国海一起供货给张国兴的。因为我与姚国海、张国兴有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有提起过原告与姚国海、张国兴的生意。但原告是否与张国兴有买卖合同关系我不清楚，也没有听说过张国兴与姚国海有合伙做生意。我跟张国兴的生意是用货车送货到张国兴指定的仓库，那批货也是张国兴让姚国海代收的。我发货给张国兴，张国兴跟我说让姚国海代收就行了。其他人的生意姚国海有无代签我不清楚。我并不清楚原告究竟与谁发生交易。 原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且证人陈述并不清楚其他人的生意姚国海有无代收的情况。 被告张国兴质证认为：证人说的事实的。 被告张国兴、戴伟静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戴伟静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和举证的权利。 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被告姚国海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系原件，原告法定代表人在微信中分别向被告姚国海、张国兴发送过证据1，被告姚国海、张国兴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3中除2017年5月7日的送货单没有签名，被告姚国海、张国兴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余三张姚国海签字的订货单、送货单被告姚国海、张国兴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确认被告姚国兴签收原告货物的事实。证据4被告张国兴、姚国海分别对自己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被告张国兴及戴伟静曾向原告支付陆续支付货款80万元，结合原告证据1中自认2017年1月25日被告张国兴付款10万元，共计支付90万元，其中2017年6月9日被告戴伟静转账支付10万元。证据6系婚姻信息查询件，被告张国兴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和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7被告张国兴、姚国海分别对自己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合原告证据，本院认定被告张国兴、姚国海共同向原告购买涉案货物，理由如下：（1）被告姚国海庭审中陈述其与原告没有其他的生意往来，从证据7姚国海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来看，被告姚国海曾要求原告报价，双方有大量的产品款式等内容协商确认，姚国海还在微信中要求原告方“不要把价格报价出去给他”，原告回复“给小姑娘讲过没给他报价”，原告陈述“他”就是被告张国兴，可见被告姚国海与原告协商款式且在订立合同款式等方面有一定的决定权，并非其答辩所述对产品款式、数量、价格均不清楚，且在聊天记录中也没有披露或者表明其仅系代表张国兴。（2）原告方2017年1月开始向被告姚国海催要货款，并于2018年3月13日向其发送证据1，被告姚国海回复为“正在想办法”、“知道啦我在等钱”、“可能要22号到”，对货款金额及支付并未提出异议。（3）证据2、3表明由姚国海签收货物，其陈述还负责装柜。综上，结合原告庭审中陈述被告张国兴、姚国海最初是一起到原告处洽谈业务，本院认定系二者共同购买。同时，从证据4、7聊天记录看，原告方向被告张国兴催讨货款，并于2017年11月1日告知2016年和2017年的货款分别尚欠675280元、825500元，被告张国兴表明“知道了会尽快”，原告又于2018年3月13日向其发送证据1，被告张国兴均未提出异议，故可以确认被告张国兴、姚国海尚欠原告货款1500729元。 2、被告姚国海提供的证据。证人到庭接受质询，根据其陈述其仅是与被告姚国海、张国兴吃饭时听说过与原告有生意往来，对于原告究竟和被告姚国海或张国兴或二者一起进行交易并不清楚，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被告张国兴与被告戴伟静系夫妻关系，于1994年1月4日登记结婚。 被告张国兴、姚国海于2016年、2017年向原告义乌市继红服饰有限公司购买围巾类产品，由被告姚国海签收货物，货款共计2400729元。后2017年被告张国兴陆续向原告支付货款800000元，被告戴伟静向原告支付货款100000元，共计支付900000元，尚欠原告货款1500729元未付。原告催讨未果，于2020年9月3日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合同相对方系被告姚国海、张国兴，理由在证据认证部分已详述，此处不再赘述。原告与被告姚国海、张国兴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二被告应及时支付剩余货款1500729元，逾期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张国兴与被告戴伟静系夫妻关系，本案买卖合同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经营，且被告戴伟静曾向原告支付部分货款，故本案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三被告应共同承担责任。原告与被告未明确约定具体的付款期限和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现原告要求被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偿利息损失至实际履行日止，利率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姚国海辩称其出于帮忙，代被告张国兴收货，并非本案合同相对方，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辩解，本院对该抗辩不予采纳。被告戴伟静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抗辩、质证、举证的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姚国海、张国兴、戴伟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继红服饰有限公司货款150072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9月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306元，由被告姚国海、张国兴、戴伟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 瑶 人民陪审员  鲍春宜 人民陪审员  华 康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鲍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