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16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侯光利，男，汉族，1962年9月22日出生，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苑承林，泰安岱岳方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菅庆立，男，汉族，1974年2月5日出生，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合福，山东德衡（泰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翔宇，山东德衡（泰安）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菅玉法，男，汉族，1942年9月1日出生，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合福，山东德衡（泰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翔宇，山东德衡（泰安）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 上诉人侯光利与上诉人菅庆立、菅玉法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均不服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9）鲁0911民初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侯光利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返还土地0.8854亩。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返还0.34亩土地不对，应返还0.8854亩。按照1998年第二轮承包合同的记载，菅玉法所称的菅玉芝的宅基地（225平方）及包括所谓的“柴火院子”的土地173平米也在村委与侯光利签订的承包合同内，才符合合同约定的和土地经营权证书上确定的2.23亩土地的数量。一审中，对所勘验丈量的四至中的北至菅玉法的记载也是错误的，应当是北至路。土地经营权证书上记载的北至菅玉法也是属于记载错误，因为该证是在2014年10月份打印登记，而合同是在1998年就已确定了该宗土地在侯光利承包的范围内。一审中，被上诉人称菅玉芝的宅基地是经批准所建，但没有提供其有宅基地使用权的证据。 菅庆立、菅玉法辩称：一、菅玉法提供的证据可证实早在2002年侯光利就已将涉案土地交回村委会，由村委会发包给了菅玉法，侯光利开始享受无地补偿，每人160元，涉案土地承包给菅玉法后，菅玉法向村委每年缴纳100元的承包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菅玉法，菅玉法不存在侵占侯光利土地的行为，更不存在侯光利委托组长将涉案土地承包给菅玉法的事实，侯光利无证据证实其将涉案土地承包给了菅玉法。二、侯光利将菅庆立列为被告是错误的，涉案土地的承包人是菅玉法，不是菅庆立，菅庆立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请求二审法院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改判驳回侯光利的起诉，因为本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 菅玉法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侯光利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02年当时谁种地就必须出村里的义务工，没有工钱，且交纳三提五统的提留，因村里土地少，村里还有个规定，即不种地的还可以享受每人160元的失地补偿，并不再出义务工和上交提留，当时侯光利会经商，是聪明人，觉得种地不合适，就主动将涉案“三亩地”的全部土地交回了村第四生产组，不再承包，由原来享有口粮田承包权变为享受第四组每人每年160元的无口粮田的补贴。村委遂于2002年将侯光利交回的名为“三亩地”的土地北段部分的225平米划分为菅玉芝的宅基地，剩余的0.34亩作为菅玉芝出行的道路，在菅玉芝建房前由菅玉法承包，承包费为100元，建房后不再交纳，这是当时组里和菅玉法的口头合同，至今已17年之久。侯光利既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菅玉法之间存在转包关系（如，转包合同及菅玉法向其支付转包费的证据等），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2002年年底之后向村委交纳过土地承包费，而是在土地经营权证书发放到其手后，才向菅玉法主张权利，假设如其所称，其将土地转包给了菅玉法、菅玉法自2002年至今未向其支付租金，其为何一直未向菅玉法主张权利？菅玉法一审中提交了村委证明数份、参与为菅玉法测量和分配土地工作的选区会计魏安岭、原四组组长徐学平的证明、承包费收表和无口粮田补助每人160元的收入凭证等证据，足可证实涉案土地的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菅玉法，证书错误登记问题已经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农办政改（2019）5号文件的要求，进入政府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纠错程序。菅玉法作为“三亩地”土地承包人，对涉案土地享有合法占有、使用、收益至今已16年之久，如法院认为菅玉法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菅玉法的主张，法院可以到村里调查。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村委与菅玉法的承包关系是根据农村惯例的口头约定。侯光利与村委就“三亩地”的土地承包关系自其将土地交回之日起便已终止。自村委将“三亩地”南段测量分配给菅玉法、菅玉法交纳承包费开始，菅玉法与村委就“三亩地”的土地承包关系就成立并生效，菅玉法对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就已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未订立书面承包合同，以及后来的承包经营权证未登记在菅玉法名下，菅玉法均没有过错，由菅玉法承担不利后果，有失公平。本案案由虽定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但双方不存在承包关系，菅玉法是与村委存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侯光利不是该承包关系的当事方，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本案案由实际为物权保护纠纷，菅玉法有证据证明是涉案土地的现承包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对已有经营权的确认，并非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创设，确权错误并不能创设新的权利主体，也不能否认实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真实情况。一审法院依据错误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作出的判决，支持了错误登记，将使土地的合法使用人遭受巨大损失。三、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侯光利应举证证明其承包关系中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实际情况、转包事实的存在及菅玉法对土地的占有属于侵占，而侯光利均未举证证明，因此其应承担不利后果。 侯光利辩称：菅玉法与村委违反法定程序，串通伪造证据，在没有与侯光利解除原承包合同及撤销土地经营权证书的情况下，就涉案土地签订新的承包合同，行为无效。 菅庆立述称对菅玉法的上诉无异议。 侯光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侵占的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0.8854亩，并赔偿损失4249.92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侯光利与被告菅庆立、菅玉法均系泰安市岱岳区下港镇上港村村民。1995年9月1日，原告与原泰安市郊区下港乡上港村村民委员签订合同一份，由原告承包该村地名为“三亩地”的土地共计1.849亩，承包期20年，自1996年至2015年。合同签订后，原告即开始承包该土地。1999年，原告与泰安市岱岳区下港镇上港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港村委会)又签订了《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原告为承包方（乙方），上港村委会为发包方（甲方），合同约定:一、甲方将一块土地共计2.23亩承包经营权给乙方；二、承包时间共30年，自1999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乙方权利义务：1、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合同地块信息：地块名称三亩地，2.23亩，东至魏键，西至路，南至菅玉连，北至菅玉法。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事项。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即开始承包经营该宗土地。2014年10月4日，原告取得了由泰安岱岳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为：370911200211040002J，该证载明：发包方岱岳区下港乡上港村，承包方代表候光利，身份证号码，承包方式家庭承包，承包期限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地块名称三亩地，实测面积2.23亩，四至：东至魏键，西至路，南至菅玉连，北至菅玉法。 诉讼中，原告主张其于2002年委托上港村第四组组长徐学平将诉争的土地予以转包；被告主张原告于2002年将诉争的土地交回上港村第四组，上港村第四组收回土地后将该土地225平方米划给五保户菅玉芝作为宅基地，发包给菅玉法0.34亩，由菅玉法交纳承包费，2013年进行承包土地确权登记时，上港村委会未经实际调查，未按实际的土地承包现状进行登记，将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错误登记到了原承包人侯光利名下。现菅玉法占有、使用该三亩地地块土地0.34亩，四至：东至魏键，西至路，南至侯彦光，北至路及菅玉芝。 2018年3月4日，上港村委会提出申请称，2014年发放给侯光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为：370911200211040002J，因土地确权登记时该村没有实际调查，致使没有按土地实际的承包现状进行登记，将该土地错误登记到了原承包人侯光利名下，为此申请撤销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9年4月2日，泰安市岱岳区农村经济管理局根据下港镇上报的《关于泰安市下港镇上港村土地问题的情况说明》作出了《关于注销下港镇上港村村民候光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公告》，称鉴于上港村在2013年土地确权时误将“三亩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到了候光利名下的实际,按照农业部等六部门(农经发[2015]2号)《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有关规定，现注销上港村村民候光利持有的编号为370911200211040002J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由经管站统一收回作废。同年4月16日，泰安市岱岳区农村经济管理局又作出了《关于撤销“注销下港镇上港村村民候光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公告”的通知》,称鉴于你镇提报的《关于泰安市下港镇上港村土地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多次出现上港村民“候光利”、“侯光利”等不同表述,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录入信息不相符的实际,收回“关于注销下港镇上港村村民候光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公告”,待你镇提报准确的农户信息后,我局协助进行确权登记颁证信息纠错。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问题。《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本案中，原告于1999年与上港村委会签订《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后即取得了该合同中载明的三亩地地块中2.2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于2014年10月4日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国家依法对原告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原告对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原告主张其于2002年委托他人将诉争的土地予以转包，被告主张原告于2002年将诉争的土地交回上港村第四组，上港村第四组收回土地后将其中的部分土地发包给了菅玉法，其是涉案土地的现承包人，原告土地经营权证书系确权登记错误，现已进入纠错程序。对此，菅玉法应当举证证明其已取得了所占有、使用该三亩地地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诉讼中，菅玉法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告已自愿交回了诉争土地，或者原告与上港村委会签订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已解除、原告所持有的土地经营权证书确已失效。被告的抗辩于法无据，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菅玉法应当将所占有、使用该三亩地地块的土地返还原告。菅庆立并未占有、使用诉争土地，原告向菅庆立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按照每亩每年租金300元的标准赔偿损失，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菅玉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侯光利承包的泰安市岱岳区下港镇上港村的地块名称为三亩地的土地0.34亩(四至：东至魏键，西至路，南至侯彦光，北至路及菅玉芝)。二、驳回原告侯光利对被告菅庆立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侯光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菅玉法负担。 二审中，侯光利提交了以下证据：一、会议记录一页，主张系一审中菅玉法、菅庆立提交的岱岳区下港镇上港村村支部会议记录，侯光利复印后找参会人员李光勇、李红对会议内容进行落实，两人分别在复印件上书写未说地是侯彦光的等内容并按手印，用以证明会议记录是虚假的；二、会议记录一页，主张系一审中菅玉法、菅庆立提交的岱岳区下港镇上港村两委会会议记录，侯光利复印后找参会人员李光勇、李江**进行落实，两人分别在复印件上书写“后边是侯彦光的，我没讲”“我没说，不是我写的”等内容并按手印，用以证明会议记录是虚假的；三、签到表一页、村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一页，主张系一审中菅庆立提交的，侯光利复印后持签到表根据签到表上的人名挨个走访询问，被走访人员均不知情或没表态，被走访人员在签到表复印件上签字并按手印，用以证明会议记录虚假；四、录音光盘一张及说明两页，主张内载11段录音，仅将第11段录音作为证据提交，系其用手机在下港镇信访办对信访办主任、管区书记、上港村村主任的录音，用以证明涉案土地是由侯光利城堡，是上港村与侯光利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与菅庆立没有承包合同，土地经营权证由侯光利领取，对侯光利承包涉案土地没有任何争议，更不存在侯光利将承包地交回的事实。 菅玉法、菅庆立对证据一至三的真实性有异议，如果证据上的签字是侯光利陈述的人员所签，应属证人证言，应出庭作证；对证据四真实有异议，不能证实是对侯光利陈述的人员进行的录音，被录音者的身份不能确定，即便身份确定，也不能对抗相反证明力的证据。本院审查认为，菅玉法、菅庆立所提异议成立，上述证据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菅玉法、菅庆立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光盘一张，主张内载视频一段，内容为2020年6月24日下港镇经管站工作人员张华伟操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流转管理系统的过程，用以证明下港镇人民政府对涉案土地错误登记在侯光利名下进行纠错后，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流转管理系统中进行了修改，目前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登记在菅玉法名下，涉案土地的实际经营人是菅玉法而非侯光利；二、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用以证明菅玉法与上港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家庭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了涉案土地，经营承包权人是菅玉法而非侯光利；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一份，用以证明涉案土地经营权属于菅玉法；四、（2020）鲁09民终1774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用以证明本案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裁定驳回侯光利的起诉。 侯光利对上述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登记管理系统只是一个备案登记，不能证明涉案土地就应由菅玉法、菅庆立承包，登记是错误的；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合同签订时并没有与侯光利解除合同；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岱岳区农村经济管理局土地经营权登记簿上登记的仍是侯光利的名字；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侯光利已申请再审。本案审查认为，侯光利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是否能证实菅玉法、菅庆立的主张，本院综合全案证据予以分析认定。 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侯光利二审中明确其基于对涉案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主张菅玉法、菅庆立侵占涉案土地，要求返还土地，本案案由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以后，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关系已脱离其他土地法律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已不属于《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应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菅玉法、菅庆立主张应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驳回侯光利起诉，不能成立。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侯光利于1999年与上港村委会签订《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后即取得了该合同中载明的“三亩地”地块中2.2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菅玉法、菅庆立主张侯光利于2002年将诉争的土地交回了上港村第四组，上港村第四组收回土地后将其中的部分土地发包给了菅玉法、菅玉法是涉案土地的现承包经营权人。修正前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菅玉法未提交侯光利交回土地的书面通知，其提交的证据均为上港村委会单方制作，并未体现侯光利的意思表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侯光利交回了涉案土地，其主张侯光利已交回了涉案土地，未有充分有效证据证实，不能成立。菅玉法二审提交的证据虽可证实上港村村委会与其另行签订了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等事实，但并不能否定侯光利对合同所涉土地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上港村村委会虽将涉案土地中的0.34亩另行发包给菅玉法，但侯光利仍为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侯光利要求返还，应予支持，菅庆立未占有、使用该宗土地，侯光利要求菅庆立返还，并无依据。关于侯光利本案要求返还的其余土地，菅玉法提交的证据可证实已由上港村村委会作为宅基地分配给案外人，侯光利可另行主张处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侯光利负担25元，菅玉法、菅庆立负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勇 审判员 张立胜 审判员 陈树元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白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