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申136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松梅，女，196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任保良，男，196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冬发，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文娟，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薛素琴，女，195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再审申请人张松梅、任保良因与被申请人薛素琴债权债务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豫03民终4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松梅、任保良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七项、第十三项，申请再审。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双方之间是债权转让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本案在一审程序中，薛素琴主张其与张松梅、任保良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案涉款项为借款，证据是张松梅书写的《证明》；张松梅认为案涉款项为外汇投资转让款，证据是由双方共同签名的《转让书》。按照正常的交易习惯、生活常识和法律规定，大额借贷关系的形成应由借据、转款记录、收据等重要环节组成，但在本案中，如此大额的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往来却没有吻合时间的借据发生，没有相应的转账记录。涉案款项发生在2013年底和2014年初，若系民间借贷关系，则中间数年薛素琴没有任何的催要记录，只凭2017年底的一个抵债《证明》就欲主张其诉请，不但《证明》中的欠款数据与转款数额不符，且有证人可证明该《证明》的产生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用这样的证据去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明显不能证明其主张。另外，按照正常的交易习惯和生活常识，双方存在真实的债权转让的合意，并由双方共同签署了《转让书》并实际履行，在签署转让书前后，薛素琴将大部分购买款项转入张松梅和任保良相关账户；且在债权转让后，双方对转让账户进行了户名的变更，合情合理合法。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薛素琴并未把《转让书》商议的款项全额转给张松梅和任保良，所以张松梅和任保良至今仍保有对薛素琴剩余所欠转让款的追索权。（二）借贷关系是薛素琴虚构的事实。薛素琴在2013年12月3日签订《转让书》前后一个月的时间内，向张松梅和任保良转款120万元，该外汇账户转让是真实的，120万元是薛素琴支付给张松梅的外汇账户转让款。因为此时薛素琴对冲后，外汇账户每天都是可以看到收益的，薛素琴并没有意识到投资骗局的存在。直到2014年8月29日，外汇账户已不再产生收益，薛素琴自己的投资1000多万元的外汇账户以及购买的张松梅的190余万元外汇账户全部收回无望，便对2013年12月3日的转让协议进行反悔，开始了自己的虚构事实行为。但是二审判决仅仅因公安机关向外汇账户的原始投资人张松梅账户进行了返还款项，便认定张松梅、薛素琴之间的账户转让没有实际发生，属明显错误。因为返还款项只能返还给原始客户，也只有原始客户拥有当初投资时本息的转款记录，所以公安机关在发布债权确认公告时也要求是账户投资的原始客户才能报名确认。因双方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薛素琴对双方借贷关系的陈述在一审、二审中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而且陈述多次变更，明显系虚假陈述。仅就利息的口头约定为例：薛素琴在一审中所称月息2%，到二审时改称部分月息2%、部分月息1%。但无论按月息1%，还是按月息2%，或是分阶段计算利息，薛素琴始终无法对其132.9万元诉请的产生过程明确举证，这足以证明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更没有所谓的口头利息的约定。二审法院在判决里已明确说明“薛素琴主张120万元系借款，但其并未提交借款人出具的借条”，薛素琴虽称2014年10月后张松梅向其出具了借条和利息欠条，“但薛素琴对其所陈述的该事实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既然薛素琴对其主张的借款事实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那么薛素琴便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应对薛素琴的诉求予以驳回，但二审却在证据严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支持了薛素琴的诉请，属明显错误。所以，二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未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在基本事实缺乏相关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判定张松梅、薛素琴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并支持了薛素琴的全部诉讼请求，属明显错误，应予再审。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假的。（一）《证明》本为特殊情况下的产物，没有证据真实效力。二审认为张松梅、薛素琴所涉及的外汇投资案件，公安机关已于2015年立案，刑事判决于2016年作出，薛素琴及其家人应对薛素琴投资受损的事实早已知晓。客观上，法官只是做出了对薛素琴有利的主观方面推理。薛素琴是否给家人说过投资受损的事实，以及薛素琴在之前是否向家人说过其接收了张松梅的外汇投资账户均无从考证。薛素琴1000多万元投资已经亏损，如果家人再知道除了1000多万元外还有150多万元的损失，薛素琴无疑将会承受更大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薛素琴不可能会将事实真相告知家人，而找最了解自己处境的好朋友张松梅，导演并利用其同情心写假证明以哄骗家人。所以《证明》本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证明薛素琴的诉讼请求。（二）《证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审法院在审理中已经查明，作为认定该案的最主要证据--《证明》，在内容上已被薛素琴添加和修饰，属于伪造、变造的证据，然而二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却以此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明显属自相矛盾，最终导致判决错误。二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事实情况的前提下，不顾《证明》书写的具体背景，忽略一审中两位证人的重要证言，片面听取薛素琴的一面之词，做出对薛素琴有利的判决，显失公平。因此该判决应予撤销并依法再审。第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2020年7月2日上午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张松梅提交了四组新的证据，并对证明目的进行了阐述。但二审法院并没有要求薛素琴进行质证，对张松梅提交的新证据置之不理并不做评价，枉顾事实真相和法律真相，错误地维持了一审判决，所以该错误判决应予撤销并依法再审。第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本案于2020年7月2日上午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按普通程序开庭审理，但本案在开庭审理之前并未将本次的合议庭成员提前告知张松梅、任保良，在开庭审理时，法庭上除了本案的双方当事人之外，只有审判人员一位，书记员一位参与、记录了本案的审理过程，判决书中所列的其他审判人员均未列席。所以本案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符合再审的法定条件，本案应予再审。第五，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程序违法，本案应予再审。张松梅在收到一审判决后，认为判决内容明显错误，即去找承办法官问明原由。承办法官向张松梅坦言自己也不认可该判决，只是因为该案件由审委会讨论决定，合议庭对审委会虽有异议，但也只能遵从。同时承办法官还向张松梅透露，因薛素琴是吉利区的洛阳市人大代表，与区里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都对本案比较关心，都曾向法官过问过该案，因为此种案外因素的影响，才致使审委会做出了对薛素琴有利的判决结果。据此可以确定，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存在徇私舞弊和枉法裁判行为，才会导致在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处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请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对审判人员的不法行为予以查明，还张松梅以公道，现法治社会之公平和正义。综上所述，张松梅、任保良提出此再审申请，请法院依法适用再审程序，以维护张松梅、任保良的合法权益。薛素琴陈述意见称：涉案款项为借款，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查明，2013年薛素琴与张松梅签订关于外汇项目资金的转让书，约定转让价格150万元，张松梅的丈夫任保良作为保证人在该转让书上签字；薛素琴先后分四次向张松梅的银行账户转款共计120万元；2017年6月2日张松梅在收到郑州市金水区非法集资案件资产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退款后，向薛素琴的银行账户存入29万元。以上事实说明薛素琴与张松梅在2013年至2017年间存在经济往来，2017年12月28日张松梅给薛素琴出具《证明》一份，确认张松梅欠薛素琴132.9万元，该行为系张松梅、薛素琴对双方之间经济往来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数额的清算和确认。原审据此判决张松梅、任保良承担清偿责任，结果并无不当。张松梅、任保良主张该“证明”系被薛素琴欺骗的情况下出具，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张松梅、任保良的其他申请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张松梅、任保良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松梅、任保良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苏 娜审判员 王鑫杰审判员 时志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姚显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