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52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元弟，男，196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聂伟凯，男，197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宋迪，男，198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晓东，河南正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建立，男，196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成涛，江苏元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付元弟、聂伟凯、宋迪因与被上诉人彭建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3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8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元弟、聂伟凯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晓东，被上诉人彭建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成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付元弟、聂伟凯、宋迪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案件受理费由彭建立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损失共计62.12万元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合同关系，上诉人付元弟仅是作为朋友介绍合作工程项目，与涉案工程各项费用承担无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提交的欠条、承诺书虽有上诉人的签字，但是欠条和承诺书的形成过程系在被上诉人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情形下出具的，不应作为证据使用。首先，在出具欠条之前，被上诉人先是带领十几人到徐州，将上诉人宋迪及付元弟限制在家中一周时间，对此上诉人已经两次报警处理，上诉人一审时已经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此后，两上诉人又被带到萧县宾馆关闭一个月左右，被上诉人一直派人看守，在此过程中，上诉人也向公安机关报警。其次，在签署欠条后，上诉人为防止以后产生风险，再次报警，上诉人已申请法院调查，因萧县龙城镇派出所当时未查到资料，故法院未能调取。上诉人多次找到龙城派出所要求调取材料，最终查到当时的报案资料，现申请二审法院继续到派出所调查取证。再次，关于上诉人提供的签字现场视频不能全面反映现场环境，在签署欠条之前上诉人已经被关了一个多月，且一直十几人看守，在拍摄视频时，被上诉人提供提前准备好的欠条和承诺书要求上诉人签字，并且在签字时仍由十几人在场看守，但是视频中故意隐瞒这一事实，未能全部拍摄现场环境，且两上诉人均不是萧县当地人，上诉人签字时完全被控制，考虑到自身生命安全及健康状况，迫于无奈签署上述欠条，不能仅以部分视频来证明上诉人属于自愿签字。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欠条及承诺书不应当认定为债务加入，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彭建立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的上诉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具体如下：1、上诉状中关于双方的工程款单独进行核算,聂伟凯在工程款中不享有利润是不真实的陈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再三承诺不会欠付相关款项,账目会计算清楚,相关事实在承诺书中都有体现。2、上诉人聂伟凯与被上诉人彭建立不是合伙关系，涉案35万元是借款，在一审中已经予以查明，并有转账记录、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已经予以佐证。交给林州二建的押金是聂伟凯缴纳的，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3、对于欠条。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欠条以及承诺书的形成过程中受到胁迫，该欠条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当事人共同核算最终形成的。4、对于2016年3月18日的字条，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彭建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上诉人连带向被上诉人支付欠款（租赁费及工人工资等相关费用）54.2万元、经济损失7.92万元及相应利息（以62.12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成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判令三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上诉人聂伟凯、付元弟连带返还被上诉人押金借款35万元及相应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成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三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0月9日，聂伟凯与林州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洛阳新能源项目部签订了内部施工合同，工程名称为洛阳纽爱奇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秋扒风力发电项目，工程地点在栾川县，工程内容为土石方挖、装、运、平及本工区内所有机座，其中风险押金为贰佰万元，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内容。在上述合同签订后，林州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洛阳新能源项目部于2015年12月5日向聂伟凯出具了收据，该收据载明收到了聂伟凯交纳的安全生产保障金60万元。2015年10月16日，彭建立通过李肖肖的银行账户向聂伟凯转账一笔5万元。2015年10月22日，彭建立通过李肖肖的银行账户向聂伟凯转账六笔合计30万元。2016年6月2日，付元弟、聂伟凯、宋迪向彭建立出具欠条与承诺书，欠条载明的内容为：“今欠彭建立挖掘机租赁费每月5.5万元，工程师一名，工资每月1万元，驾驶员2名，每人每月6000元，管理人员2名，每人每月5000元，拖车费及生活用品、房租2万元整，以上费用欠款从2015年12月2号计算至2016年6月2日止，挖机租赁费及工资每月8.7万元×6个月＝52.2万元，拖车费及生活用品房租费合计2万元整，以上合计欠款54.2万元整，大写伍拾肆万贰仟元整”，另附欠款人身份证复印件，三被告在欠款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备注处注明已收到宋迪31000元。承诺书载明的内容为：“本人承诺现租用彭建立的挖掘机一台，若从2016年6月2日之后我们不能安全把挖掘机归还给彭建立本人，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我们三人承担，如不能实现承诺，我们三人愿意负法律责任”。三被告在承诺人和承担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上述欠条及承诺书形成的过程中，彭建立进行了部分录像。录像中显示，宋迪提到“我也拿一份，都给我吧，我十月份都过去了，那天我们也算了得二十多万都不止”，在付元弟签名时，宋迪又说“他家你都认识，要电话有啥用，打也不接”。2016年5月26日，宋迪电话向徐州市公安局报警称其在徐州市泉山区被关押了五天。接警后，徐州市公安局火花派出所派员到场处理，了解到宋迪、付元弟与他人因债务发生纠纷，宋迪并未被限制人身自由，告知到事发地协商解决或法院起诉。另查明，在聂伟凯、宋迪、付元弟出具欠条之前，在徐州市火花格林豪泰酒店楼下的农业银行，宋迪通过转账方式向彭建立指定的账户转账31000元。欠条中载明的挖机，彭建立在2016年7月10日拖回。一审法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义务，其中享有权利的债权人有权要求负有义务的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本案中，付元弟、聂伟凯、宋迪认为向彭建立出具欠条和承诺书时受到了彭建立的胁迫和恐吓。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项反驳意见不能成立，具体理由为：首先，宋迪陈述其在2016年5、6月份在徐州市和萧县报警，经依法调取宋迪在2016年5月26日向徐州市公安局的报警记录显示，在徐州市公安局火花派出所民警出警当时宋迪并未被限制人身自由，且宋迪报警所谓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地点在徐州市华美风景园，该处地址为付元弟的住所，并非彭建立的住所，经查询，宋迪并未在2016年5、6月份在萧县公安局报警。其次，宋迪陈述因付元弟将其所有的车辆开到徐州，其在2016年5月底来徐州的原因是要开回自己的车辆，先到付元弟家里，当时彭建立也在，因找不到聂伟凯，就不让其走，双方遂发生冲突，之后开车去火车站，被彭建立截住，先住在徐州火花的宾馆，后又住到萧县中山宾馆。但在欠条及承诺书形成的2016年6月2日之前，通过付元弟到河南永城或者商丘将聂伟凯接到了萧县中山宾馆，而中山宾馆距萧县龙城城西派出所较近，在此期间，三被告均有报警的时间，但均未报警，这与一般人受到恐吓或胁迫的表现不相符。最后，在欠条或承诺书形成之时，彭建立对此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录像中宋迪语气自如，表达清晰，也表达了自己计算的账目的数额，并提出要一份欠条和承诺书，整个过程并没有体现出彭建立向付元弟、聂伟凯、宋迪发出过强迫指令，恐吓不签字的具体后果，并足以造成了心理上的强制。综上，付元弟、聂伟凯、宋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署欠条及承诺书时人身自由并未受到限制，其意思表达自主且真实。一、关于彭建立和聂伟凯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聂伟凯认为其与彭建立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其没有提交书面的合伙协议或者其他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有关出资和盈余分配约定的证据，故聂伟凯主张的合伙关系因其不能提交证据证实，不予采纳。通过审理，业已查明系聂伟凯与林州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内部施工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缴纳安全生产保障金的主体是聂伟凯，彭建立向聂伟凯支付的35万元，并非由彭建立直接向林州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缴纳，现彭建立认为该款为借款性质，并非与聂伟凯之间的合伙投入，根据聂伟凯出具的欠条及承诺书，可知彭建立租赁设备，雇佣人员，系聂伟凯将涉案部分施工工程转包给彭建立施工，彭建立与聂伟凯建立的是建设工程转包、分包合同关系。在无法施工后，付元弟、聂伟凯、宋迪同意赔偿彭建立在此期间的损失，故欠条和承诺书所体现的法律关系与聂伟凯主张的合伙关系并不一致，聂伟凯主张合伙关系的依据不足。二、关于彭建立在本案中主张的租赁费用等损失是否有依据，是否应当由付元弟、聂伟凯、宋迪连带承担的问题。双方在欠条及承诺书中，对于彭建立所主张损失中的54.2万元进行了明确，并明确付元弟、聂伟凯、宋迪承担2016年6月2日之后不能归还挖机造成的经济损失。故自2016年6月2日至2016年7月10日，共计38天，按照每月8.7万元计算，计款11.02万元，彭建立扣除宋迪已经支付的3.1万元，余款为7.92万元。故彭建立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62.12万元，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双方对于上述损失的给付时间没有进行约定，故利息可自彭建立起诉的2019年5月26日开始计算。付元弟、聂伟凯、宋迪共同在承诺人和承担人处签名，故三人应当承担共同责任。虽然聂伟凯与林州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内部施工合同，同时聂伟凯陈述付元弟、宋迪系帮忙，但是付元弟、宋迪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债务加入，其两人也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三、关于彭建立在本案中主张的押金35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是否应当由聂伟凯、付元弟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问题。彭建立通过案外人李肖肖向聂伟凯支付35万元，彭建立认为该款为聂伟凯、付元弟的借款。该款应为聂伟凯的个人借款，具体理由是：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彭建立在本案中主张35万元系借款，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付元弟、聂伟凯、宋迪认为该款系其与彭建立合伙期间彭建立缴纳的押金，且彭建立在2016年3月18日出具了证明，证实该押金由彭建立自行讨要。但通过本案的审理，业已查明聂伟凯与彭建立之间并非合伙关系，彭建立对出具证明的原因在质证时已经作出了合理解释；二是从彭建立通过案外人向聂伟凯支付35万元的时间及聂伟凯向林州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缴纳60万元安全生产保障金的时间先后来看，聂伟凯将该35万元用于缴纳安全生产保障金，此为聂伟凯的借款用途；三是聂伟凯所举证据不足以支持其抗辩的该35万元系其他债务的意见；四是付元弟并非共同借款人，即便存在彭建立所述系因付元弟电话联系要求支付该35万元，被告付元弟也仅仅是介绍人，并非共同借款人或者担保人，故彭建立要求付元弟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因彭建立与聂伟凯之间就利息的支付及款项的偿还时间没有进行约定，可自彭建立起诉的2019年5月26日开始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付元弟、聂伟凯、宋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彭建立赔偿租金、工人工资等损失共计62.12万元及利息（以62.12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62.12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二、聂伟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彭建立偿还借款本金35万元及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三、驳回彭建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20元，公告费230元，合计13750元，由聂伟凯负担13750元，付元弟、宋迪共同负担96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本院二审期间，三上诉人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1、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3刑终593号刑事裁定书打印件一份。证明作为林州二建负责人的贾文昌在2019年7月16日被河南省嵩山县人民法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决定逮捕，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筹集的保证金直接支付给贾文昌个人账户，由于后来被上诉人声明该款项中的35万元由被上诉人负责，至于该35万元是否实际获取，需要向贾文昌予以核实。而贾文昌目前处于羁押状态，当事人及代理人无法核实，请求二审法院向贾文昌核实35万元是否被被上诉人领取。被上诉人彭建立发表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裁定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三上诉人的证明观点。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根据诉辩双方的诉辩意见，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1、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如何认定。2、三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支付涉案相关款项。本院认为：关于案涉法律关系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诉人聂伟凯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彭建立之间就案涉工程存在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将本案法律关系定性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民间借贷关系错误。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聂伟凯与被上诉人彭建立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将本案法律关系定性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民间借贷关系亦存在不当。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聂伟凯作为主张合伙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上诉人聂伟凯虽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彭建立合伙共同承包案外人林州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发包的工程，但从《内部施工合同》的签订主体来看，与林州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形成合同关系的主体是上诉人聂伟凯，其并无证据反映被上诉人彭建立参与到案涉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且其并未与被上诉人彭建立订立书面合伙协议，故本案并非合伙关系；再次，聂伟凯与彭建立并未签订书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且从涉案欠条载明的内容看，当事人亦非是对建设工程施工进行的结算，故认定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存在不当；最后，被上诉人彭建立主张就该35万元与上诉人聂伟凯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但根据在案证据，双方对借款的期限及利息并未进行约定，不具有借款合同的特征，故不足以证明该主张的成立。综合上述理由，加之诉争款项均是上诉人聂伟凯在履行其与林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内部施工合同》过程中与被上诉人彭建立所形成的权利义务纠纷，故本案案由应认定为合同纠纷，而非合伙纠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或民间借贷纠纷。关于三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彭建立支付相关款项的问题。（一）关于被上诉人彭建立所主张的租赁费用等损失问题。三上诉人认为案涉欠条及承诺书是受被上诉人彭建立胁迫所出具的，违背三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三上诉人所提交的拟证明被上诉人彭建立存在胁迫情形的证据主要有：徐州市公安局火花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及照片打印件。上诉人宋迪向公安机关报警发生在案涉欠条及承诺书出具前，公安机关经调查后确认上诉人宋迪人身未受到限制并告知其因债务发生纠纷可通过协商或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其他在案证据也能够反映在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彭建立出具欠条及承诺书时，三上诉人并未受到明显的控制，且即使三上诉人受到胁迫，在事后报警寻求帮助并不困难，但三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与常理不符。因此，三上诉人所提交的拟证明受胁迫而出具案涉欠条及承诺书的证据尚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一审法院对三上诉人主张胁迫的事实未予认定，并无不当。因案涉欠条及承诺书真实有效，一审法院依据欠条及承诺书的相关内容以及上诉人宋迪已经支付3.1万元的相关事实认定被上诉人彭建立租赁费用损失为62.12万元，并认定该损失应由三上诉人承担的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被上诉人彭建立所主张的35万元及利息应否由上诉人聂伟凯支付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彭建立确曾通过案外人李肖肖的账户向上诉人聂伟凯转账35万元的事实并无争议，争议在于上诉人聂伟凯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彭建立之间就案涉工程存在合伙关系，且依据相关证明，该款项应由被上诉人彭建立自行向林州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讨要。但正如前所述，上诉人聂伟凯与被上诉人彭建立就案涉工程并不存在合伙关系，施工关系直接建立于上诉人聂伟凯与林州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之间，上诉人聂伟凯也正是基于《内部施工合同》的相关约定一并向林州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缴纳了60万元安全生产保障金。被上诉人彭建立与林州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并无合同关系，缺乏直接向林州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主张返还安全生产保障金的权利基础，且被上诉人彭建立已对其所出具的证明给出合理地解释和说明，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聂伟凯应当向被上诉人彭建立返还3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一审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付元弟、聂伟凯、宋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对法律关系认定虽存在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故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20元，由上诉人付元弟、聂伟凯、宋迪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祝 杰审判员 崔金城审判员 孟 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徐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