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2行终207号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宋建军，男，1964年1月28日生，回族，住开封市龙亭区。委托代理人熊海潮，河南王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开封市房产管理经营总公司龙亭房管所。住所地：开封市龙亭区宋都御街**。法定代表人孟宪军，所长。委托代理人刘士杰、赵晓雷，该所职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霍其红，女，1961年3月18日生，汉族，住开封市顺河回族区。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李建德（霍其红丈夫），1951年12月4日生，汉族，住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一审被告开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开封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包公湖南路**法定代表人陈泗，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张灏，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邓启祥，河南论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一审第三人开封市旧城改造开发公司。住。住所地：开封市徐府街**/div>法定代表人贾朝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侯金勇，该公司职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宋建军因开封市房产管理经营总公司龙亭房管所（以下简称龙亭房管所）诉开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其与霍其红、李建德、开封市旧城改造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旧城改造开发公司）为第三人房屋管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2020）豫0205行初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00年2月，一审被告为宋建军颁发汴房地权证字第31××**房屋所有权证（已被注销，以下简称第31××44号产权证），证载房地产坐落于龙亭区茅胡同2号，使用面积77.74平方米。房屋包括两幢，其中一幢砖木结构，建筑面积58.10平方米；另一幢即为案涉房屋，砖混结构，建筑面积19.64平方米。2001年7月，宋建军因为翻建砖木结构的房屋申请房屋登记，一审被告经审核后向其颁发汴房房地权证字第31××**屋所有权证（以下简称第31××56号产权证），本案案涉房屋登记内容未发生变化。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开封市龙亭区城建局于1992年10月12日出具《证明》，称1980年10月13日批准茅胡同9号居民吴爱国新建南屋一间，建筑面积9平方米+19.8平方米（9平方米为私自加上的，不予认可），批准文号为龙城字（80）107号。该处即是本案涉房屋。1999年12月16日，第三人宋建军取得案涉房屋登记，即第31××44号产权证，其办证依据包含落款日期为1994年6月30日的《文庙街危旧房改造产权调换协议书》一份，协议双方当事人为第三人旧城改造开发公司（甲方）和宋建军（乙方），并加盖有“开封市旧城改造开发公司合同专用章”。约定：甲方拆迁乙方文庙街11号西屋砖混结构房屋2间，建筑面积27.32平方米（另无证1间，建筑面积17.13平方米）；甲方同意将茅胡同8号北屋4间（58.10平方米）、9号南屋1间（19.8平方米），建筑面积77.90平方米的新建楼房调换给乙方所有；乙方应付甲方产权调换差价3000元。2001年8月9日，第三人宋建军因翻建茅胡同8号房屋重新申请颁证，第31××44号产权证因“改建”被注销，宋建军自此取得第31××56号产权证，证载建筑面积19.64平方米的房屋即是《文庙街危旧房改造产权调换协议书》所指的9号南屋1间。第三人宋建军未实际占有该房屋，原告龙亭房管所于1995年11月将该房屋登记造册，并出租给第三人李建德夫妇使用至今。在原审庭审中，法庭询问第三人旧城改造开发公司“在文庙街旧房改造工程中是什么角色”的问题，旧城改造开发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对该问题作出答复，而是在2018年10月31日的“答辩说明”中陈述：“经查我单位无宋建军相关档案资料。被告人所出具的调房协议无法人盖章签字确认。本公司认为宋建军提供调房协议不符合相关手续，应属无效协议”。根据原审庭审中原告龙亭房管所的陈述，文庙街旧房改造工程是由旧城改造开发公司与从深圳招商引资的“华亮公司”联合开发，龙亭房管所负责拆迁工作。茅胡同8号北屋4间原产权人赵连富，也是文庙街旧房改造工程的被拆迁户。2016年10月17日，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法官渠秀敏、赵猛在开封市房地产档案信息中心调查显示：“宋建军在文庙街没有相关房屋产权的登记信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对宋建军在文庙街11号是否有房产对宋建军代理人进行了询问，要求宋建军将其在文庙街11号房产的坐落位置、房屋结构、拆迁时的现状、房屋面积以及四邻向法庭陈述清楚；针对《文庙街危旧房改造产权调换协议书》上显示宋建军作为乙方只加盖了私章，甲方加盖的是开封市旧城改造开发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且甲乙双方均没有经办人员的签名的情况，一审法院询问宋建军代理人该协议是否为宋建军本人所签？如果是本人所签为何只盖章不签名？开封市旧城改造开发公司的经办人员是谁？为何只加盖公章而没有经办人员签名？在宋建军本人未到庭其代理人不了解具体详情的情况下，法庭要求宋建军的代理人庭后一周内宋建军本人正面答复。2020年8月31日，宋建军答复如下：“我们家在开封市丁角街牛羊肉加工厂隔壁有一室一厅的住房一套，该房是70年代开封工人俱乐部的家属院，房改的时候我们家购买了产权。此套房年久失修，由于是一楼，下水管道经常往上翻水，我们家就想换套房以供家中的老人居住。90年代初，我们将该套房交付给了旧城公司的白宝仁经理，委托他想调换至东大寺附近的住房。之后，白经理讲旧城公司与桦亮公司合作开发文庙街组团，已经成立了联合开发部，可以为我们解决房屋调换问题，于是我们就将宋建军的印鉴交付给了旧城公司的白宝仁经理委托他办理调换文庙街组团的开发事宜。后来，桦亮公司的陈瑞敏经理通知我们到桦亮公司交付了7750元的购房款，在办理房屋产权证时，我们又交付旧城公司房屋补差款3000元。上述房屋的调换手续，有相应的缴款发票，已提交法院。”上述回复系宋建军代理人所提交，有宋建军签字并捺印。另查明，根据2018年开封市机构改革方案，将开封市国土资源局的职责，市城乡规划局的职责等整合后，组建开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由该局负责。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关于“行政机关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开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本案适格被告。涉案房屋是原告出租给第三人霍其红和李建德使用是客观存在，且目前原告仍在收取第三人霍其红和李建德的房屋租金，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2行终7号裁定认定涉案房屋原告出租给第三人霍其红和李建德使用，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原告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具备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为本案第三人宋建军所颁发第31××56号产权证，基础法律依据是宋建军通过与旧城改造开发公司签订《文庙街危旧房改造产权调换协议书》，就上述协议而言，虽然加盖了公司和个人双方的印章，但合同双方无任何人员签名，从形式上看不规范；该协议载明产权调换系拆迁宋建军位于文庙街11号西屋砖混结构房屋2间，建筑面积27.32平方米，而开封市房地产档案信息中心显示：“宋建军在文庙街没有相关房屋产权的登记信息”的结论，否定了宋建军在本市文庙街11号拥有房产；宋建军给一审法院的回复虽然未正面回答其在本市文庙街11号是否拥有房产，但其“将宋建军的印鉴交付给了旧城公司的白宝仁经理委托他办理调换文庙街组团的开发事宜”的肯定性陈述，反映了其在签订上述协议时的不知情和未亲自办理，这与协议中只加盖宋建军的印章而未签名相印证，说明宋建军在本市文庙街11号未登记有房产，也与开封市房地产档案信息中心显示：“宋建军在文庙街没有相关房屋产权的登记信息”的结论相印证，且旧城改造公司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无论宋建军在办理产权登记时是否交付了款项，均不能证明宋建军在本市文庙街11号具有房产是事实；综上，一审法院综合评判，第三人宋建军在本市文庙街11号没有房产，产权调换的基础不存在，上述协议书又是宋建军取得案涉房屋的基础法律依据，宋建军也是通过《文庙街危旧房改造产权调换协议书》取得了茅胡同8号和9号两处房屋的产权并登记，第三人宋建军在本市文庙街11号不存在房产，当然不存在安置问题，显然，《文庙街危旧房改造产权调换协议书》不真实，第三人宋建军依据不真实《文庙街危旧房改造产权调换协议书》申请房屋登记，导致被告为第三人宋建军颁发第31××44号房地产权证和因“改建”而注销后为第三人宋建军颁发的第31××56号房地产权证；被告未认真核查协议的形式要件是否规范，也未对房屋现状和是否有人居住进行调查，即签署权属调查、测绘意见，同意发证、换证，案涉行政行为违法，应予撤销，对被告提出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于第31××56号房地产权证涉及第三人宋建军其他合法产权，故应当对案涉房产部分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开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第三人宋建军颁发的位于开封市龙亭区茅胡同2号旁边第31××56号房地产权证中证载建筑面积19.64平方米部分。宋建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被上诉人龙亭房管所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曾于2017年3月24日，向开封市龙亭区法院以要求撤销开封市国土资源局为第三人宋建军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为由提起诉讼，龙亭法院于2017年3月29日立案受理，审理期间原告申请撤诉，2017年11月6日，龙亭法院予以准许原告撤诉。2018年3月15日，原告又以同样的事实理由再次向禹王台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原告重新起诉，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二、被上诉人龙亭房管所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其占有本案涉及的房产没有法律依据。1.本案涉及的房产在1985年就由开封市房产管理经营总公司出售给了吴爱国，属于私有房产。2.1994年，桦亮公司与旧城公司合作，成立旧城公司联合开发部对涉案的当时归吴爱国所有的房产进行了拆迁安置，之后，该房产就归属于桦亮公司与旧城公司联合开发部所有，与龙亭房管所没有任何关系。3.龙亭房管所诉说的桦亮公司拆除了他们文庙街的房产将上述房屋补偿给他们的情况，没有任何证据显示。4.龙亭房管所提交的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证明，诉说吴爱国的房产被拆迁安置后，产权在1994年收归国有，归其管理。上述证明不能决定房产的归属，更不能证明开封市房产管理经营总公司龙亭房管所占有涉案房产的合法性。其单方提交的租赁证登记卡等材料，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能证明其占有涉案房产的合法性。5.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中的原告需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诉争的房产早在宋建军办证之前，其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吴爱国的名下。本案原告对诉争的房产没有所有权。三、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1.上诉人将自有房屋交付于开封市旧城改造开发公司并委托其用于调换住房。2.上诉人与开封市旧城改造开发公司签订有协议书，约定了调换房屋的相关事宜。3.上诉人为了房屋的调换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四、开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手续完备。本案诉争的房屋，在宋建军办证以前曾登记在吴爱国名下，1994年，由于该房产所在的地块征地拆迁，吴爱国名下登记的房产被拆迁安置，同时该房产被安排给了宋建军，宋建军持相关材料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了31××44号房产证。2001年宋建军依据31××44号房产证及相关材料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了31××56号房产证，程序合法，材料完备，登记机关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综上，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上级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龙亭房管所的起诉。被上诉人龙亭房管所、霍其红、李建德，一审被告开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审第三人开封市旧城改造开发公司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宋建军上诉称被上诉人龙亭房管所撤诉后重新起诉及其原告资格问题，本院（2018）豫02行终167号、（2019）豫02行终7号行政裁定已经分别作出认定，否定了上诉人的上述意见，具有法律效力，本案无须重复审理。经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宋建军在本市文庙街11号没有房产，不存在该区域的拆迁安置问题，那么与茅胡同案涉房屋产权调换的基础也就不存在。因此，一审被告开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第三人宋建军颁发第31××44号房地产权证和因“改建”而注销后为第三人宋建军颁发的第31××56号房地产权证没有基础事实依据。一审被告未认真核查产权调换协议的形式要件是否规范，也未对房屋现状进行调查，案涉行政行为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宋建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宋建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兴海审判员  何卫斌审判员  赵晓松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闫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