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08民终32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胜男，女，197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站**。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卫星，辽宁元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玉俊，女，193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站**。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诚，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敬文，男，1931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站**。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诚，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吕海波，男，1961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站**。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东，内蒙古巨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胜男因与被上诉人宋玉俊、吕敬文、原审被告吕海波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2019）辽0802民初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胜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卫星，被上诉人吕敬文、宋玉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诚，原审被告吕海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卫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胜男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拒绝当事人合理的调查取证申请，属程序违法。上诉人庭前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被上诉人营南永盛海运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资金流的情况申请，调取银行账户系人民法院职权行为。而作为自然人的上诉人及代理律师无资质调取。因被申请人诉称是上诉人李胜男利用工作便利将原告的经营资金挪用。那么本案的焦点问题就是被上诉人账户是否有资金，上诉人是如何挪用其公司账户资金的，挪用了多少。一审法院对如此关键的重要证据不予调取，拒绝当事人合理的调查取证申请，属程序违法。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系合理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没有调取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其程序违法。其二，原判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据以定案的证据不足、不充分，且适用法律不当。无论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还是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最根本的就是要有事实做基础，本案的焦点和关键问题是被上诉人营南永盛海运有限公司的账户资金是否有1000余万元，上诉人是否从被上诉人营南永盛海运有限公司挪用了1000余万元的资金。如果经查证被上诉人的营南永盛海运有限公司并无资金可挪用，那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就缺乏事实基础。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所谓还款协议书上的签字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是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形下所为。本案最基本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根本就没有查清，或者说根本就不去查实。仅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一份《协议书》就盖棺定论了，就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代理费、营运费1000余万元。因为被上诉人诉称是上诉人借用工作之便挪用其公司资金，后以欠代理费、营运费的名义签《还款协议》。所以本案就应当查证核实上诉人是否在被上诉人营南永盛海运有限公司挪用了其资金，挪用了多少资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明确规定“被告提出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的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实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援引上述法律规定，不难得出上诉人否认欠被上诉人巨额资金的事实，欠款关系不成立。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也不能仅凭上诉人支付了被上诉人部分资金便认定了双方存在欠款关系。因为原审法院违背上述法律规定的原则，忽略了双方之间系父母子女关系的事实。原判的本院认为，上诉人“确认合同无效，但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是混淆了合同无效和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关系。上诉人诉讼请求的是确认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还款协议的这种民事行为无效，理由是基于上诉人不存在欠款的基础事实，且违背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确认民事行为无效的诉讼时效为3年，上诉人主张权利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将法律概念张冠李戴，导致本院认为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并不等于和证明该合同有效和该民事行为有效。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判违反法定程序，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据以定案的证据不足、不充分，且适用法律不当，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宋玉俊、吕敬文辩称，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诉争《协议书》业经生效判决确认合法有效，请依法对一审判决书予以维持。首先，本案上诉人诉请主张名为确认合同无效实应为撤销。其在2018年4月23日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部分明确提及：“依据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而该法律规定应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一）项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但条第二款又进一步明确：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如果合同内容损害国家利益，则该合同为无效合同。如果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则该合同为可变更或可撤销的合同。故与此相对应《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故本案上诉人的真实诉请应为撤销《协议书》而非确认无效。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无论上诉人是被胁迫还是欺诈，其最迟均应于2015年3月24日离婚时知悉所谓的“欺诈、胁迫”事实，现均已过一年撤销时效。即使按其上诉状中自认的“3年诉讼时效”因其提起诉讼时间为2018年4月23日也已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其次，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不合理的调查取证申请，人民法院有权拒绝。因为本案二被上诉人于2018年3月向站前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详见站前区人民法院2019辽08**民初275号判决），李胜男一直避而不见躲避法院的送达，之后在5月份又基于与本案同一事实要求撤销涉案的协议显系对被上诉人诉请的反诉，其应向本诉的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提出。但其突然到与本案管辖无关的西市区人民法院起诉，显系拖延时间，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虚构“哄骗”“迫于无奈”签署涉案协议书的事实，其强调“如不签字就离婚”一事更是自相矛盾。上诉人与吕海波于2015年3月离婚，其在2016年5月9日还曾还款50万元，可见本案2014年12月31日《协议书》的签订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撤销事由。上诉人要求调查取证早已被其实际控制的公司资金流，并提出公司的账目均是由被上诉人宋玉俊掌管，就是为了通过其不合理的请求达到混淆视听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明的目的。答辩人认为：“拒绝当事人合理的调查取证申请，属程序违法”，这句话的前提是“调查取证申请须合理的”。现其提出明显不合理的要求，系故技重施，意图拖延案件审理时间，强迫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承担不合理的举证责任。再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对返还不当利益的确认，并非是表明双方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书面协议，故无需依据《最高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审查该协议的客观性。只需依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72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来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即可。本案上诉人以欠代理费、海运费方式对部分挪用资金一事予以承认，并承诺分三次偿还1500万元。当时协议内容均由李胜男亲自书写。这一点从其协议中多次提及“减持”一事可见，时至今日二被上诉人也并不清楚何为减持，根本无法写出此类的内容。并且协议签订后李胜男也曾在永江城市花园附近的农业银行分两次履行了其中的150万元给付义务。其中第二次给付是在上诉人离婚之后，如李胜男在签订该协议书时真的存有被“胁迫”、“欺诈”事实，其应于2015年3月离婚时知悉所谓的“欺诈、胁迫”事实，但其依然按约履行给付义务，表明其认可该协议的效力，现提出反悔于法无据。并且上诉人与吕海波的离婚协议第二条第1项也明确约定：“男女双方共同在欠款欠条上的签名的欠据归女方偿还”，也是对该《协议书》实际履行的确认。最后，本案上诉人主张撤销的2014年11月30日《协议书》已业经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辽08民终139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真实有效。上诉人与吕海波在此之后又共同向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及营口市检察院提起申诉及申请检察监督均被予以驳回及不予再审。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93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属免证事实。故该《协议书》合法有效，上诉人的诉请应予驳回。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与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矛盾，故从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审判效率角度出发恳请对一审判决依法予以维持。原审被告吕海波辩称，一、答辩人吕海波与上诉人李胜男在婚姻存续期间并不欠被上诉人吕敬文，宋玉俊分文。因为，上诉人李胜男在所谓的1500万元协议上签字是基于答辩人吕海波和李胜男成立了金宏矿业上市公司，被上诉人作为吕海波的父母认为吕海波和李胜男二人有钱了，应该孝顺父母，报答父母，所以三番五次找我们要钱，吕海波作为长子，考虑到其父母的身体原因，更是想到让其父母能够安度晚年，所以李胜男的签字完全是在吕海波的劝说之下行为，并不是二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事情的详细经过是：刚开始吕敬文，宋玉俊要的钱数额是5000万，看答辩人不同意，后又降至3000万，也没同意，二人一看不行，吕敬文又起草了一份1500万协议，让上诉人李胜男照此抄一遍，李胜男当时坚决不同意，后来是答辩人吕海波反复做李胜男的工作，理由是看在其父母年事已高且身体不好情面上，并向李胜男承诺，他们是其亲生父母，毕竟这么大年龄了，让他们心情高兴一些就好，他们也绝不会真告我们要这笔钱的，同时，吕海波还向李胜男说，如果你不答应咱们就得离婚，为了表示答辩人的诚意，答辩人当时还给李胜男写了一个声明，内容是以后所有债务都由吕海波承担；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李胜男才同意在协议上签字。二、原审法院没有详细的调查本案事实。从永盛公司再到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吕敬文，宋玉俊不是主要的经营者，公司经营的方针及决策都是由吕海波亲力亲为，宋玉俊只是管理财务，1500万欠款额如何形成的法院没有调查清楚，因为，被上诉人吕敬文，宋玉俊二人没有实力精力和能力经营上述二个公司实际运营，所以1500万的欠款纯粹是子虚乌有。综上所述，答辩人在本案中如果有错，那就是太过于相信父子及母子亲情了，答辩人的本意是为了尽孝，为了能让其父母高兴一些，是答辩人一时的冲动造成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完全是答辩人一人造成的，也应由答辩人一人承担，绝不应该让上诉人李胜男来承担，如果这样，答辩人是愧对其的一双子女及上诉人李胜男的，同时原审的判决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事实的，更是违背了我国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的。所以请求上级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李胜男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确认原告、被告一与被告二、被告三签订的偿还欠款协议书的民事行为无效；二、请求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返还原告给付的15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30日，被告吕敬文、宋玉俊与原告李胜男、被告吕海波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原告李胜男及被告吕海波分三次共同偿还被告吕敬文、宋玉俊拖欠的代理费、营运费，并写明了三次偿还的具体时间及金额，且双方均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2014年12月30日，原告李胜男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给被告吕敬文转账人民币100万元。2015年3月24日，原告李胜男与被告吕海波签订离婚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男女双方共同在欠款欠条上的签名的欠据归女方(即原告李胜男)偿还”。2016年5月9日，原告李胜男又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给被告吕敬文转账人民币50万元。另查，当庭内容为“与一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吕海波书写的《协议书》，切吕海波本人有关联的亲属包括(父母、兄弟、姐妹)所发生的一切财产纠纷由吕海波本人用除去所有负债外的四分之一份财产中偿还。与配偶李胜男及子女吕承达、吕佳卓怡无任何关联关系，特此更正。此声明真实有效，具有法律效益”，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9日。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胜男、被告吕海波与被告吕敬文、宋玉俊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真实有效，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吕海波辩称该份《协议书》是为了其父母的身体着想而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但并无证据证明此观点。被告吕敬文、宋玉俊共同辩称该份《协议书》的签订不存在“哄骗”和“迫于无奈”的情况，且协议起草是由原告李胜男亲自书写，虽然2014年11月29日吕海波本人书写“自愿承担一切债务”的承诺书，但并不能影响2014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合法有效。同时，原告李胜男在该份《协议书》签订后曾两次向被告吕敬文的账户转账，其中第一次转账完全按照《协议书》中第一笔款项偿还的期限及金额履行，后在2016年5月9日还款50万元，表明原告李胜男以自己的行为已经认定该份《协议书》的真实性，并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部分款项，且原告李胜男与被告吕海波于2015年3月24日离婚时约定“男女双方共同在欠款欠条上的签名的欠据归女方(即原告李胜男)偿还”系对上述偿还行为的认可，现原告李胜男主张合同无效并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因此，原告李胜男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胜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争议事实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诉争焦点为本案是否为重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2014年11月30日，上诉人李胜男、原审被告吕海波与被上诉人吕敬文、宋玉俊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李胜男及吕海波分三次共同偿还吕敬文、宋玉俊拖欠的代理费、营运费1500万元，并约定了三次偿还时间及金额。2014年12月30日，李胜男给吕敬文转账人民币100万元，2016年5月9日，李胜男给吕敬文转账人民币50万元。因协议的履行，吕敬文、宋玉俊于2018年11月12日向站前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胜男、吕海波偿还欠款1350万元及利息。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802民初227号民事判决，判决李胜男、吕海波返还吕敬文、宋玉俊人民币1350元及利息。后李胜男、吕海波不服该判决向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及申诉，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8民终1397号和（2019）辽08民申261号判决，均予以驳回。李胜男于2018年11月22日向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协议书》无效。上述两个案件事实均基于李胜男、吕海波与吕敬文、宋玉俊于2014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双方争议围绕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后诉的诉讼请求系前诉审查的首要内容，亦为李胜男、吕海波的抗辩理由。李胜男提起的本案诉讼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亦相同，意在否定前诉的诉讼请求，构成重复诉讼，应予驳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2019）辽0802民初27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李胜男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退还上诉人李胜男；上诉人李胜男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丽丽审判员  崔 卿审判员  盖世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王睿书记员李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