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3380号原告：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袍江袍中北路**。法定代表人：孙建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萍、徐雨朦,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上虞明百利服饰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汤浦镇霞里村/div>法定代表人：董明炎。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卫，上海市耀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宇公司）与被告绍兴上虞明百利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百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作出（2018）浙0602民初10695号民事判决。原告双宇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06民终3709号民事裁定之一，撤销（2018）浙0602民初10695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分别于2020年6月18日、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萍、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卫到庭参加诉讼。因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本案延期审理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双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595599.26元，并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申请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450190.29元，并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以货款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素有业务往来，被告陆续向原告采购纺织品，原告按要求向被告供货，截止2017年度被告共结欠货款595599.26元，经原告催讨，被告一直拒不支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明百利公司辩称，原告的计算方法本来就是错误的，原告在提供的证据中用了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从逻辑上也讲不通，增值税发票的开票金额不能认为是供货金额。第二个用了送货的金额，包括被告不予确认的五份，一共有42万多，里面如果全部认定的话，按原告计算的话是1288860.20元，其中有五份送货单被告是不认可的。原来也是袍江法庭把双方从开始到结束，所有的供货往来、发票进行全部审理，得到一个事实，原告最后一次送货2017年9月29日，最后一次开票是2017年11月21日，之后双方再也没有交流了。从之前来看，原告提供的凭证应统筹的包含在这个框架里面共3568893.36元，被告已付3543869.47元，相差25023.89元。原来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里表达的还不够精确，原告不服一审判决的时候把概念混淆了，双方总的贸易在范围内，没有跳出去，不管是真、假，都在2015年里面。因为当时对5张送货单不认可，所以原告认为是被告签收的，而且上面写的是丁苗娟，就该事实，原告认为签了，被告认为没有签，所以对这个事实需要做笔迹鉴定，鉴定下来确实不是丁苗娟签的，一审判决就出来了。到了二审，原告用了报警的方法，公安机关均是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取证，据此做出的笔迹鉴定，丁苗不是被告公司的人员。原来一审判决总体查明事实是正确的，所以被告在二审里提出不影响一审判决对实际的认定，而二审以有新证据为由，发回重审。被告认为原告代理人解释欠款是怎么构成，犯了二个错误，把不完整的发票当成了送货凭证，用原告认为是送货凭证加上去，把二个不是同一概念的加上去，扩大了金额。因原告变更了诉请，被告补充辩称，一、原告变更的诉讼请求存在矛盾。一方面是其按照原、被告之间2015年至2017年期间全部交易金额扣除已付款后的欠款金额25023.89元，另一方面又将在原（2018）浙0602民初10695号案件中也是作为2015年至2017年全部交易中其认为是送货凭证，但被告不予确认的5份《出库凭证》和销售细码单425166.4元作为这次发回重审变更后的诉讼请求组成之一（即425166.4+25023.89=450190.29）。可见这种诉讼构成请求在逻辑上显然是矛盾的。其即认可了全部交易金额的欠款金额，又把双方全部交易中其认为是送货凭证的单独列出来主张，而且总体交易范围没有突破原（2018）浙0602民初10695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因此不构成新的事实。二、如果原告将2016年11月24日、2016年12月21日两份《出库单》和销售码单结合由其提供的违法证据表明系案外人签字，同时在本案作为货款欠款凭证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原告在2020年6月12日提出这一诉讼请求也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8）浙0602民初10695号民事判决书1份，要求证明被告自认尚欠25023.89元货款未付；被告否认收到出库凭证日期为2016年11月9日、24日、2016年12月21日、2017年7月4日、2017年8月15日的5批总价值425166.4元的货物。被告质证认为该份判决事实清楚，该查的都查清楚了，结论也是公证的，既然双方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有一部分被告没有签收，而原告认为是被告签收的，依法定程序进行了鉴定，鉴定下来以后，法院作出了表述，原告认为有送货，被告认为不是丁苗娟签名，因没有证据，法院不予认定，被告认为不能单独的列开来，一审在事实查明上是正确的，只是表述的时候，容易给原告造成歧义。本院认为，因该判决已被中院裁定发回重审，不予认定，但对被告自认欠付原告25023.89元货款的事实予以确认。2、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要求证明收货日期为2016年11月24日、2016年12月21日的出库凭证和销售细码单上的“丁苗娟”与询问笔录上的“丁苗”签名字迹出自同一人笔迹，证明该两批货物系丁苗代丁苗娟签收的事实。3、询问笔录2份，要求证明丁苗是被告员工；丁苗也没有否认说签字不是他签的，只是说记不清了；原、被告双方的交易模式为：上海欣锦荣镀锡有限公司（上海厚劲镀锡有限公司）向原告订货，再通知原告直接送货给案重新起。对证据2、3，被告质证认为，一、法院向鉴定机构提供的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斗门派出所2019年9月26日“询问笔录”是一份违法的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自然也不能作为检材使用。到目前为止，本案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在法院进行一审、二审然后再发回重审(并没有发现犯罪事实移送公安机关)的民事案件审理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原告却在上诉期间，在收到了二审法院于2019年9月18日发出，并定于2019年10月9日开庭的传票后，向所在地斗门派出所报案，然后该派出所以所谓的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依据进行“调查”，明显干预了经济纠纷案件，而且没有任何行政处罚结论和治安管理处罚结论。因此，该调查是违法的，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当然也不能作为检材使用。原告双宇公司不服越城区法院的一审判决，于2019年8月23日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8日发出传票，定于2019年10月9日下午2：30在该院第九法庭进行庭询谈话。从整个案件双宇公司的起诉到一审判决，以及双宇公司提起上诉程序来看，都是明显的经济纠纷。但是，2019年9月23日下午(也就是法院传票发出以后，尚未开庭之前)，丁苗娟突然被斗门派出所的民警带到上虞分局汤浦警务室行政处罚案件名义实施调查，询问上述原告与被告之间经济案件有关的事情。再从绍兴中级人民法院寄来的资料发现，斗门派出所的这两位民警，在2019年9月26日在上浦派出所同样以行政处罚案件的名义传唤了一名叫“丁苗”的人，也就原告与被告之间已经在法院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进行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但根据原告双宇公司提供的报案材料看，送货单最迟的时间是在2017年8月，到原告在2019年9月报案，也已经超过两年。因此，即使原告双宇公司向斗门派出所报的是行政处罚案件，斗门派出所作为越城分局的派出机构，也应当知道行政处罚法的这一时效性规定。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如果接受行政报案，应当按照规定进行网上报案登记；另外根据该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在接报案登记中制作受案登记表和受案回执。但是到目前为止，原告没有向法院提供上述行政案件报案和接报案受理登记的凭证。而根据原告在越城区法院(2019)浙0602民初10353号案件和绍兴市中级法院的表述，他们是向公安机关以诈骗罪报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3000元至1万元以上的.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这也是刑事犯罪的立案起点。而原告报案的金额为425166.40元，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属于数额巨大。因此，该报案金额完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而且至今，该公安机关也没有任何的行政处罚书面结论。上述情况可以表明，越城公安分局斗门派出所民警姚程宇、倪伟军不顾公安部三令五申严禁公安机关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插手经济案件的规定，以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和治安处罚案件为由(均无法律依据和合法手续)，为一家公司出面就经济案件中的问题进行调查，干预经济纠纷，是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故他们所作的笔录是无效证据，法院不能采用。二、绍兴上虞明百利服饰有限公司并没有丁苗这个员工，其签字是否一致与被原告无关。本院认为，证据2系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及人员作出，且被告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证据3系双宇公司在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依职权按程序传唤相关人员作出的询问笔录，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且该询问笔录中丁苗陈述其系明百利公司的员工，与证据2可以相互印证丁苗代丁苗娟在2016年11月24日、2016年12月20日的出库凭证及销售细码单上签字的事实。4、企业信息查询1份，要求证明名为“厚劲”、“厚实”的公司是关联企业，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有的已经注销。被告质证认为不能证明与本案有直接关联，也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与原告提供的这二家公司之间也没有任何的经济往来，本案所涉的这二份证据，所谓的货物包括之前的，与这二家公司不存在任何往来。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5、电子邮件及面料结算表1组、出库凭证和销售细码单各5份，要求证明昆山厚实服装有限公司的徐文广向原告工作人员黄爱娟发送面料结算表，在收到的货物中包含了被告否认收到货的五批订单，在门幅、颜色、数量等详细数据上完全一致。被告质证认为电子邮件截取了里面的内容，对该邮件的真实性、哪怕是真实演示，也不能认定是真实的，发件的主体与被告无关，怎么知道是真假，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同时需要注意一点，原告在原一审提交的邮件第一页对帐就有这么一句话，说“明百利需付双宇24237.5”，如果是对帐，应是乱的，不能截取一段出来，如果你跟你人家对帐，人家也跟你说好了，跟双方向法庭提供的结算凭证、付款基本一致，你既然拿出这份东西，你说这份是真的，法官看到了这个结果也会考量，有收货也有退货，收、退货有一个框架，而且原告提供的也应印了这个框架；对邮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如果要看的话，要全部看，邮件的时间是2018年8月份，被告付款是在2018年2月份，原告到2019年底才起诉，时隔一年多没有声音，对原告认为很重要的邮件不作任何表述，长时间的沉默就是默许，被告认为一审法官是认真的审判这个案子，原来的判决是正确的；出库码单不能证明被告收取该货物，而且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进入了自相矛盾状态，既要从大的方面讲欠原告2万多，又拿出被告不认可的东西来做主张，这也是不成立的。本院认为，该邮件系案外人发送给原告方，并非被告工作人员，且被告不予认可，故对电子邮件及面料结算表不予认定。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董事会成员情况表、任免书各1份，要求证明2015年7月13日编号NO6031716《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孙燕系原告公司董事。原告质证认为，与孙燕有关的这几笔，孙燕是董事会成员或与孙建平是父女关系也好，与本案无关联，被告要证明的是孙燕签收了这批货，如果证明孙燕是董事或和法定代表人是父女关系，不能证明她签收了退货，且根据送货单的签字目测可以看出不是孙燕签的，燕是燕子的燕，但签字像是艳丽的艳。本院认为，该证据系由绍兴市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盖章出具，对真实性予以确认。2、常住人口登记表1份，要证明孙燕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孙建平系父女关系。原告质证认为常住人口登记表里有申报人的签章，送货单上的签字跟这个比对，一看不是孙燕签的，完全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系由绍兴市越城公安分局府山派出所盖章出具，对真实性予以确认。3、企查查信息打印件1份，要求证明孙浙峰、陈建鹏（与孙燕是夫妻关系）、崔连栋系原告员工，也是2015年8月3日编号NO6031718《送货单》、2017年3月1日编号NO6007305出库单、2017年7月18日编号NO6031752送货单，2017年8月17日编号6031754送货单上签收人员，杨江认可当初是在原告处担任业务员。原告质证认为孙浙峰、陈建鹏、崔连栋不能证明他们签收了所谓这批退货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系企业网上公示信息，对真实性予以确认。4、杨江出具证明1份，要求证明确认其在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在原告处工作，2016年10月20日、11月10日编号分别为×××27、6007028两份出库单货物由其签收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从证据本身来讲属于证人证言，证人证言应由证人出庭作证，只是书写的证明是不符合证人证言法定的证据要求，不符证据的形式要件，对此证据不予认可；另外，被告拿出这个证据是因为他看到有五批否认收到货，可能会被认定他实际收到货了，他又拿出退货的证据，你应是实际收到货，退货与收货实际部分是对应的，这些退货单原告发现没有对应关系，不仅没有对应关系，上面没有显示是哪个单位退出来的，被告本身代理的案件也不是一个案件，被告有多家企业，有可能是从其他企业拿来用，按被告的计算应是应付金额减掉已付金额了，对这部分证据及被告主张的事实原告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实质系证人证言，因其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予认定。5、经被告申请，本院调取杨江的历年参保证明1份。原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仅能证明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之间杨江曾在原告处工作过，并不能证明退货单上的签字是杨江所签以及杨江代表原告接收了被告主张的退货，另外，被告主张的退货金额已经从应付账款中扣除，不能重复扣除，因此该节事实与本次诉讼中原告主张的诉请无关。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明杨江曾经是原告员工，代表原告收取了退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双宇公司与被告明百利公司曾有买卖业务往来。2015年5月28日至2017年11月21日期间，原告共向被告开具了金额合计3568893.3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2016年11月3日至2017年9月29日期间，原告陆续向被告供货。2015年5月5日至2018年2月13日期间，被告共向原告付款3543869.47元。原告双宇公司曾申请对落款日期为的出库凭证及销售细码单上的“丁苗娟”签名字迹是否系丁苗娟本人签字进行笔迹鉴定，本院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认为不是同一人所写。2019年9月26日14时48分至2019年9月26日15时10分，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斗门派出所民警对案外人丁苗作有询问笔录一份，其中丁苗陈述其在明百利公司干活，从事产品包装，老板是丁苗娟，2015年到2017年期间，明百利公司和双宇公司有贸易上的往来，双宇公司送到货之后要在一张送货单上面签字，但是其实在想不起来其有没有在上面签过字，时间有点久了。2020年1月17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收货日期为2016年11月24日、2016年12月20日的出库凭证及销售细码单中的“丁苗娟”签字与2019年9月26日14时48分至2019年9月26日15时10分的《询问笔录》上“丁苗”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所写进行鉴定，经鉴定认为系出自同一人的笔迹。本院认为，本案争议为原告送货金额如何认定。原告主张起诉金额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加上出库凭证日期为2016年11月9日、24日、2016年12月21日、2017年7月4日、2017年8月15日的5批货款425166.4元扣减被告已付金额后组成。首先根据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及被告付款时间看，2016年11月2日之前原告开票金额2611756.16元，被告付款金额为2650705.1元，两者金额相当，应当视为被告认可此前供货金额，故2016年11月2日之前原告的送货金额可认定为2611756.16元。2016年11月3日以后的送货金额，被告认可的十组由丁苗娟签字的出库凭证和销售细码单合计金额为873265.04元；现原告提供的询问笔录及鉴定意见书可以认定丁苗系被告明百利公司员工，且其代丁苗娟在收货日期为2016年11月24日、2016年12月20日的出库凭证及销售细码单签字，故该两笔合计送货金额为175324.4元的货物应视为被告已签收，但原告未能证明收货日期为2016年11月9日、2017年7月4日、2017年8月15日的出库凭证及销售细码单亦系丁苗或由被告认可的其他工作人员签字，故对该三笔货款不予认定。原告在2016年11月3日之后开具增值税发票合计957137.2元，该金额小于在此期间的出库凭证及销售细码单记载金额，可根据原告提交出库凭证及销售细码单认定2016年11月3日以后的供货金额为1048589.44元。综上，原告合计送货金额为2611756.16元+1048589.44元=3660345.6元。关于被告提出的退货问题，因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退货单中签字的梁毅、沈兴炎系原告方工作人员，由上述人员签字的出库单/送货单不作认定；其中一份签字人员孙某的送货单，其签名字迹与常住人口登记表中的孙燕签名明显不一致，无法认定该退货系孙燕签收；庭审中原告认可孙浙峰、陈建鹏、崔连栋系原告公司员工，另经本院调取的参保证明显示，杨江在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期间在原告处工作，对上述四人签字的出库单/送货单予以认定。对于退货金额，结合送货单记载规格、数量及原告退货单、销售细码单记载的同款货物单价，经计算为71486.08元。综上，扣除被告已付款3543869.47元，尚应支付原告货款44990.05元，对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核减后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计算标准，本院依法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被告抗辩原告以2016年11月24日、12月21日的出库单和销售细码单作为货款欠款凭证要求被告支付货款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认为，该组出库单和销售细码单中未约定货款支付时间，故原告主张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绍兴上虞明百利服饰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货款44990.05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0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其中2018年10月10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53元，诉前财产保全费710元，合计8763元，由原告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负担7888元，被告绍兴上虞明百利服饰有限公司负担87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结清；诉讼中产生的司法鉴定费24000元，由原告绍兴双宇纺织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裘彬彬人民陪审员  陶娟平人民陪审员  金 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沙利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