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7民终13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文忠，男，1963年4月16日生，汉族，职员，现住黑龙江省克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贵，男，吉林升圆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华，女，1956年8月20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扶余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竞芳，扶余市三岔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于文忠因与被上诉人刘艳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2020）吉0781民初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列当事人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文忠、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华及其上述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文忠上诉请求：1.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人民法院（2020）吉0781民初70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涉案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告自认，使“还款期限为不超过一个月”依法成为本案的一个确定的基本事实；原告在原一审和这次发回重审的民事起诉状中都对还款期限做了以下明确表述：“被告当时承诺就是周转一下，不超过一个月就能还上。”本案的焦点问题之一，是诉讼时效是否超过。从原告起诉时提交证人证言和视听资料予以证实其积极向被告主张权利和诉讼中一再强调是1999年秋季发生的借款予以规避请求权超过二十年的情况看，原告明显清楚诉讼时效是否超过关乎其请求权能否得到人民法院保护的关键性问题，特别是原告有具备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的专业人士为其全程代理诉讼，完全知道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就不涉及诉讼时效是否超过的法律常识，也必然知道原告自认借款有还款期限会使自己在诉讼时效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对于原告上述对借款期限的明确自认，被告无需举证证明。同时，没有相反且明确的事实可以推翻原告关于还款期限不超过一个月的自认。其一，被告认可了原告的自认。原一审庭审笔录明确记载：在回答法官“当时说没说这个钱什么时候还。”时，被告说“张忠义当时说马上就还，不用我管了。”显然，被告认可了原告“被告当时承诺就是周转一下，不超过一个月就能还上。”的说法。其二，该借款用途及资金来源佐证了借款的短期性。原告在几次庭审中都强调该借款用途是用于帮助还贷款“倒一下”的周转借款，资金来源都是临时从邻居和亲属家筹集的钱需要及时归还的。其三，在欠条上没有写明还款期限和利率，从常理上和交易习惯上表明了借款的短期性。从常理和交易习惯上分析，如果借款期限长，就会有利息的约定，而且怕时间久了忘记还款期限的约定也会在欠条上写明还款期限，而对于短期还款的借款，一般不会提及利息问题，还款期限也往往口头约定不在欠条上写明。这样分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关于按照交易习惯确定合同约定内容的规定。其四，不能以欠条上没有写明还款期限就断言该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因为不可无端地否定口头约定的法定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当事人确认的关于还款期限的口头约定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口头形式。二、人民法院（2020）吉0781民初704号《民事判决书》判定诉讼时效没有超过，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原告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债权诉讼时效期间明显超过了三年。首先，借款还款期限是明确的。原告的自认，已使“还款期限为不超过一个月”依法成为本案的一个确定的基本事实。其次，原告不清楚被告的工作单位和多年来一直不间断寻找被告索要欠款的情形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况且，原告的这种说法有悖常理，也不符合事实。张忠义带着被告一同到有亲属关系的原告家借款时，被告着检察院派驻金融机构人员检察院工作服，当时张忠义向原告介绍了被告的克山县农业银行监察室主任身份，被告还出示工作证给原告看。这次重审庭审中，审判员问原告：“借款时，知道被告是克山县银行上班吗。”原告回答“他说是银行主任，有工作证。”，显然，原告完全清楚被告工作单位的，正是出于对被告身份的信任，原告才要求被告代张忠义出具欠条，而无任何疑虑地出借该笔借款的。被告至今一直在克山县农业银行工作，居住在克山县农业银行楼*单元，原告说不清楚被告的工作单位和多年来一直不间断寻找被告索要欠款的说法明显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原告出借借款后，曾经到过克山县，原告和张忠义及被告在克山县饭店一起就餐，当时原告并没有提起索要欠款的事，被告问张忠义是否将欠款还给原告了，张忠义说还了，欠条也撕了，告诉被告不用担心。时隔20多年，即2019年7月30日，原告才打电话向被告提起这笔借款的事。2.借款发生在1995年底前，其债权请求权超过了人民法院保护的20年期间。原告说该笔借款发生在1999年秋季，没有提供相关客观证据证实，也不符合事实，只是有意规避债权请求权超过20年不受人民法院保护规定的一种主观说法。在重审庭审中，原告提交法庭1999年4月30日张忠义向其借款118,000元的欠条，用于证实被告出具欠条的借款也是1999年，不是1995年。审判员问原告：“24,000元欠条时间是什么时候。”原告回答：“就是还贷款之前，1999年，在118000之后拿的钱，在之后几个月记不清了。”记不清，怎么确定是1999秋季哪。实际上，庭审时原告开始说是在118,000元借款发生后的一周内出借24,000元借款，因当庭被原告代理人一再打断纠正，没有记载在庭审笔录上。显然，原告强调24000借款发生在1999年秋季，可信度极低。被告当年去扶余时，是着检察院工作装的。因当时被告在克山县农行监察室工作与县检察院派驻农行的检察室合署办公，按要求着检察院工作装，这个时间段是在1995年底前，1995年以后因检察院派驻检察室撤销，服装及工作证收回，不再着检察院工作装了。故，24,000元欠条形成时间是在1995年底前。因此，被告才在原审的二审和这次的重审中提出了要求对欠条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被告最终放弃司法鉴定的申请是缘于两个因素，一是，无法找到司法鉴定必须提供的当年检材（同时同质的笔和纸张及参照字迹）。二是，重审庭审中，原告确认被告当时是着装陪同原告亲属张忠义一同到原告家中借款，并由被告书写出具欠条的（见重审庭审笔录记载原告的陈述“当时于文忠着装，带枪，原告由于信任，他没写时间，当时是还贷款时间，涉及公职，请求原告帮忙，借的款。”“原告当时是基于对于文忠的着装，带枪，有证的信任，没有标注具体时间。”）而被告着装期间是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表明该欠条实际形成时间是在1995年底前，使得费时费力的司法鉴定已没有必要。2020年5月14日的重审庭审后，被告针对原告在该次庭审中已确认被告书写出具欠条时着装的事实，积极收集并向重审法庭补充提交新证据。首先，多次联系寻找到了当年与被告同在检察院派驻农行检察室工作的两位县检察院同志，请求其就被告着装期间一事出庭作证，最终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可以作为证实被告着装期间的证人证言。其次，广泛在网上搜索检察院有关在农行等单位设立及撤销派驻检察室的文件信息，最终查到了1993年7月23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关于整顿各类检察室的通知》和尤溪县人民检察院1993年拟撤销该院驻供销社、安委会、粮食局、农行等四个检察室的相关文件，作为证实被告着装期间的书证。最后，被告也将自己着装书写出具欠条的时间明确在1995年底前的陈述形成单独材料作为补充证据。5月27日，被告将《被告补充提交证据的申请》《被告补充提供证据目录》和《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以邮政专递方式邮寄给重审该案的书记员，5月28日，被告又将申请补充证据所涉的载有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和书证具体内容的复印件，以邮政专递方式邮寄给该案的书记员。5月29日，重审法院派员向被告送达了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2020）吉0781民初704号《民事判决书》。6月5日该案书记员来电话告知因判决已下，补充证据材料不能入卷，将被告的上述证据材料退寄给了被告。三、重审法院认定被告是实际的借款人错误，判决被告承担还款责任错误。原告在这次重审庭审中陈述：“1999年于文忠和张忠义是朋友关系，张忠义做买卖，然后于文忠作为银行工作人员给张忠义贷款还不上。结果导致于文忠被开除公职等处分。由于张忠义系原告婆母的继子，因此二人找到原告，”上面意思的表达，明确了这样的情形：张忠义从银行贷了款，张忠义还不上贷款，张忠义找到亲属原告借款用于还银行贷款。因该贷款是被告帮助张忠义从银行贷的，还不上，银行可能会追究被告的责任，所以被告出于促成张忠义从原告处借到款项及时归还贷款考虑就帮助书写欠条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情形无疑表明，张忠义是实际借款人，原告是把钱借给张忠义，张忠义将借到的钱还了被告帮助张忠义贷款的银行，这是符合生活常理的逻辑关系。从被告与原告素不相识，被告仅出具一张没有住址单位和联系方式的欠条，原告作为一个收入平平的普通农民就无任何担忧地将临时借来的大额金钱出借给被告，也明显违背常理。原告提交法庭的该笔借款的欠条，欠款人签字处上面的名字是张忠义，下面的名字是于文忠，也体现了张忠义是实际借款人的地位。原告出借借款后二十多年里，没有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在找不到张忠义及其家人（原告在重审庭审中陈述“现在张忠义找不到了。家人无法找到。”）的情况下才起诉被告，也相应证实了原告实际上是借钱给张忠义，张忠义是实际借款人。被告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异地应诉历经多审打这区区几万元的官司，就是因为自己不是实际借款人感到委屈不平而执着抗争。重审法院抛开基础法律关系，仅以一张欠条，简单地认定被告向原告借款24,000元，于法于理于事实都不能说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不是实际借款人，仅在欠条上签字的人，是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 刘艳华辩称，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供的三份书证和证人证言，无法证明其上诉主张，更无法证明案涉借款发生在1995年之前，尤其是证人证明的内容与前三次庭审上诉人自己的陈述，以及本案第二次上诉第二审审理时，与上诉人自己提供两个证人证言也相矛盾，且所有证据均不能证实案涉借款发生在1995年之前。本案在一审时一审法院已经明确向上诉人告知，关于诉讼时效以及笔迹形成时间的举证责任在上诉人，和上诉人却没有鉴定，理应承担败诉后果，请求维持原判。 刘艳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立即给付原告借款本金24,000元，并支付自2000年1月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原来并不相识，被告和原告婆母的继子张忠义系朋友关系。1999年，被告给张忠义借款张忠义还不上了，于是被告和张忠义一同到原告家请求原告帮忙，原告出于对被告和张忠义的朋友关系碍于情面借给被告24,000元现金。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一枚。被告当时承诺就是周转一下，不超过一个月就能还上，可借款到期后被告并没有按约定偿还欠款。这时张忠义已无法取得联系。原被告之间本来就不熟悉，原告也不清楚被告的具体住址和工作单位及电话等。多年来原告一直不间断寻找被告索要欠款。有人证和录音为证。终于在今年找到了被告的工作单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克山县支行。当时被告没有上班，但和被告本人通了电话，被告却失口否认借款一事并拒绝见面和还款。双方协商未果，原告故此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于文忠辩称，一、原告向被告主张债权，明显超过三年诉讼时效。1.借款还款期限是明确的。原告说“被告当时承诺就是周转一下，不超过一个月就能还上”。被告认同原告关于借款期限为一个月的说法。因为借款时，张忠义确实说了“马上就还。”就是说，当时出借人和借款人就该借款种类为短期临时借款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百度百科定义短期借款为还款期限一年以下的周转、临时等借款。2.原告不清楚被告的工作单位和多年来一直不间断寻找被告索要欠款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张忠义带着被告一同到有亲属关系的原告家借款时，被告着检察院派驻金融机构监察人员工作服，当时张忠义向原告介绍了被告是克山县农业银行监察室主任的身份。原告出于对被告身份的信任，要求被告代张忠义出具欠条，才无任何疑虑地出借该笔借款的。被告至今一直在克山县农业银行工作，居住在克山县农业银行楼*单元，原告说不清楚被告的工作单位和多年来一直不间断寻找被告索要欠款的说法不是事实。实际上，原告出借借款后，曾经到过克山县，原告和张忠义及被告在克山县饭店一起就餐，当时原告并没有提起索要欠款的事，被告问张忠义是否将欠款还给原告了，张忠义说还了，欠条也撕了，告诉被告不用担心。时隔20多年，即2019年7月30日，原告才打电话向被告提起这笔借款的事。二、借款发生在1995年底前，超过了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原告说该笔借款发生在1999年，不符合事实，这是有意规避债权超过20年不受法律保护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规定。被告当年去扶余时，是着检察院工作装的。因当时被告在克山县农行监察室工作与县检察院派驻农行的检察室合署办公，按要求着检察院工作装，这个时间段是在1995年底前，1995年以后因检察院派驻检察室撤销，服装及工作证收回，不再着检察院工作装了。故，24,000元欠条形成时间是在1995年底前。因此，被告才坚定地提出了要求对欠条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三、借款人是张忠义，不是被告。原告说“借给被告24,000元现金”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张忠义欠被告钱还不上，张忠义找到亲属原告借款用于还被告的欠款。只不过是原告出于对被告身份的信赖让被告写了欠条，签上被告和张忠义的名字。四、原告主张的借款利息依法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认为重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实自己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1．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欠条一枚。用以证明1999年被告在原告处借款人民币24,000.00元。 2．张忠义在1999年4月30日给原告出具的118,000.00元欠条一枚。用以证实本案被告于文忠在原告处借款24,000.00元人民币是在1999年4月30日之后。 3．邬冬梅证言。用以证实原告一直在向被告索要欠款，没有过诉讼时效。 4．原告与被告2019年7月30日电话录音一份。用以证实原告多年未间断找被告索要欠款，被告单位、电话，原告不知情；被告在录音中否认借款事实，拒绝见面，本案第一次开庭于文中承认借款事实，于文中承认书写欠条，24,000.00元交到其手中。 被告没有提供证据。 被告的质证意见：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认为：欠条真实性没有异议。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认为：与本案没关，证明不了原告主张。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不应采信。证人时原告的邻居，由利害关系证实内容只是听说，没有看到，也没去，不能采信。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认为：对于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在录音里没有承认欠款，也没有承认接到过原告的钱，原告主张权利，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 本案争议焦点： 1．被告是否欠原告24,000.00元人民币；2．原告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原被告举证、质证，原审法院综合认定如下： 1．被告是否欠原告24,000.00元人民币问题。 被告于文忠在（2019）吉0781民初3490号案件庭审记录中承认24,000.00元的欠条是其书写的，名字是其写的，指纹也是其按的。故对于被告于文忠欠原告刘艳华24,000.00元人民币这一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2．原告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在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欠条上，没有书写欠款时间，亦没有书写还款时间，被告没有提供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原告联系不上被告，责任在被告；在本次庭审中，被告称欠据的书写时间是1994年、1995年期间，在（2019）吉0781民初3490号案件庭审中称是在1998年之前，被告提出对欠条书写时间进行鉴定，但没有按照指定期间提供鉴定需要的材料，属被告举证不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就现有证据，被告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受法律保护，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被告承认原告提供的欠条是其本人书写，又称原告主张超过20年诉讼时效，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又没按时提供鉴定所需要的材料，故对被告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在欠条上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利息、利率，原告又没有要求还款的证据，对于原告的主张给付借款本金24,000.0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要求被告自2000年1月1日起给付利息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文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借款24,000.00元人民币，被告自2019年8月15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92.00元，由原告负担792元，由被告于文忠负担400元，由原审法院退还给原告600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案涉借款2.4万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此于文忠虽提出书证《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关于整顿各类检察室的通知》及证人周寄峰的证言，但证人周寄峰虽能证实1995年按照最高检察院的规定相关的派驻农行的检察室已经撤销，并且已经按照规定已经收回相关的服装、简章等，但是没有明确的证实本案上诉人于文忠所在得农行检察室什么时间撤销，并且在什么时间收回于文忠的服装，即该证言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时间。另外，上诉人提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关于整顿各类检察室的通知只能证明最高检察院下发了该通知，但是在黑龙江省克山县检察院是如何落实通知、在何时如何撤并外派驻农行的检察室和收回相关服装工作没有具体的证明。所以，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实在1995年时是出具涉案24,000元的该枚欠条的情节，亦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确已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对于文忠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92.0元，由上诉人于文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方德 审判员  潘 伟 审判员  高寒雪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田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