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13刑终55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莫礼深，男，1954年10月1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2************014，汉族，中专文化，中共党员，原惠州市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惠州市华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户籍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号****，因涉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于2017年1月13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1月26日被依法逮捕。现押于惠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罗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艳红，女，1958年7月1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2************047，汉族，高中文化，原惠州市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会计，户籍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因涉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于2017年1月16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8年1月15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同年6月8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逮捕，2019年12月7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同年12月**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逮捕。现押于惠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郝国典，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朱新明，男，1970年10月1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2************015，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惠州市华夏物业管理公司经理、法人代表（兼任惠州市国团体育健身有限公司监事），户籍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1*****，因涉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于2016年12月28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2017年1月12日被依法逮捕，2020年6月27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卢建君，广东增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黄国华，女，1969年12月1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2************063，汉族，中专文化，惠州市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出纳，户籍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景绮阁1205房，因涉嫌挪用资金罪，于2016年10月19日被惠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3日被依法逮捕，2018年10月18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陈建辉，男，1968年12月1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2************014，汉族，大专文化，惠州市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副经理，户籍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2******，因涉嫌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于2017年1月16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8年1月15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莫礼深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原审被告人朱新明、李艳红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原审被告人黄国华犯挪用公款罪，原审被告人陈建辉犯贪污罪，于2018年6月8日作出（2017）粤1302刑初81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莫礼深不服，提出上诉；原公诉机关以原审判决确有错误为由，提起抗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粤13刑终33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粤1302刑初23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莫礼深、李艳红不服，提出上诉；原公诉机关以原审判决确有错误为由，再次提起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9日、9月21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冯石泉出庭支持抗诉，上诉人莫礼深及其辩护人李罗胜，上诉人李艳红及其辩护人郝国典，原审被告人朱新明及其辩护人卢建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惠州市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惠州市华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惠州市国团体育健身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城乡公司”、“华夏公司”和“国团公司”）均为市国资委下属国有企业，是“三个牌子、一套人马”，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由城乡公司员工挂名，实际管理人员为莫礼深、朱新明、陈建辉等人，会计是李艳红，出纳是黄国华。莫礼深等人在管理国有公司过程中，存在贪污、挪用公款、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受贿等犯罪行为。 （一）被告人莫礼深、朱新明、李艳红、陈建辉、黄国华共同侵吞华夏公司押金收入人民币280000元。从2005年开始，华夏公司总经理莫礼深指使公司出纳黄国华将公司的一些公款存入其个人账户，款项来源主要是华夏公司物业（麦地市场综合楼）出租的押金、租金，以及租金高息借贷所得利息。2008年4月初，时任华夏公司总经理莫礼深在公司财务室跟朱新明、李艳红、陈建辉、黄国华共同商量，将公司未入账的28万元租户违约押金从黄国华个人账户中取出，由莫礼深、朱新明、黄国华、李艳红和陈建辉等5名在岗人员私分，其中莫礼深分8万元，其余四人每人各5万元。随后，黄国华从其账户分别转给朱新明、陈建辉和李艳红的账户各5万元，分两笔取现金8万元、4.3万元，其中8万元现金交给莫礼深，4.3万元凑齐5万元留给自己。 （二）被告人莫礼深、朱新明、李艳红为获得高额利息回报，共同挪用公款人民币9600000元用于借款生息。 2011年11月，惠州市柏新房地产开房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某新（民营企业，简称柏新公司）向莫礼深提出借款2000万元用于投资，并承诺支付2.5%月息的高额利息。莫礼深与其朋友高新光、黄利国及李艳红凑齐了1040万元，因未凑够2000万元，莫礼深找到时任国团公司监事朱新明（国团公司实际控制人）商量将国团公司公款借给柏新公司事宜。在得知国团公司账上只有160万元后，莫礼深指使朱新明以国团公司需要资金周转的名义向惠州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简称国资公司）借款800万元，约定每月管理费16万元（月息2%）。在凑齐2000万元后，莫礼深、朱新明与李艳红共同商量，以李艳红个人名义与柏新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月息2.5%，并由柏新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在上述借款手续办妥后，朱新明交代公司财务人员将国团公司自有资金160万元连同向国资公司借的800万元合计960万元通过国团公司的账户转到柏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另外莫礼深筹集的私人款项共计640万元也通过国团账户转到柏新公司，另外400万元私人借款直接转账到柏新公司账户。随后，李艳红开设一个人账户交给朱新明用于收取、分配上述借款利息。朱新明按照事先与莫礼深的商定，仅以2%月利率支付利息给国团公司，其余0.5%的利息差额截留作为莫礼深、朱新明等人的辛苦费。直至2012年10月26日，莫礼深和朱新明将800万元归还国团公司并用于归还国资公司。2013年3月28日莫礼深和朱新明将160万元归还国团公司。 （三）被告人莫礼深决定将公司资产低价出卖给公司职工，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数额达人民币932400元。 2002年初，在未经报告市国资委审批、未进行评估等国有资产处置程序的情况下，城乡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的莫礼深召集公司班子成员陈建辉、汪少武召开班子会，自行决定将城乡公司位于麦地花园三楼304至317号（建筑面积1153.79平方米）的物业以总价98.4万元转让给莫礼深（由其儿子莫剑锋代为出名）等24名全体职工，24人按照购房出资比例持有房产份额。2004年4月，上述物业被莫礼深等人出售套现，该物业出租、出售的款项由24名职工按持有份额私分。经惠州市纪委委托惠州市恒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物业进行评估，当时价格为人民币191.64万元。莫礼深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达93.24万元。 （四）被告人莫礼深在任城乡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提供材料协助顺德外经公司办理房产证，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顺德外经公司购买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车库，受贿财物价值人民币2038888.32元。 因城乡公司欠佛山市顺德区外经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外经公司”）债务，2000年至2002年期间，通过法院裁决、两公司进行和解等方式，城乡公司将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车库及第4、第5层物业抵给顺德外经公司作为还款。2004年至2005年底，顺德外经公司全权委托员工张斌涛多次找到时任城乡公司总经理的莫礼深，要求其提供上述物业的土地证、报建证等资料，协助将上述物业办证到顺德外经公司名下。2005年底，顺德外经公司同意以30万元的价格将上述物业地下车库（建筑面积为1442.18平方米）转让给莫礼深，作为对莫礼深协助办证的感谢。之后莫礼深吩咐朱新明提供相关资料协助将麦地市场综合楼第4、第5层物业产权登记到顺德外经公司名下。2006年初，莫礼深捏造顺德外经公司借其妻妹严明莲30万元的虚假债务，通过法院诉讼程序将上述物业地下车库产权登记到严明莲的名下。经惠州市纪委委托惠州市恒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麦地市场地下车库进行评估，该地下车库当时价值为人民币341.51万元。 （五）2007年至2016年期间，时任华夏公司出纳的被告人黄国华利用保管华夏公司物业承包费的便利，挪用公司物业承包费人民币691397元用于个人炒股营利。 2005年底开始，华夏公司与本公司内部员工吴挺签定承包合同，将麦地市场综合楼一楼的经营权承包给吴挺。时任华夏公司出纳的黄国华先后使用其本人在中国工商银行开设的银行账户（账号分别为200*************512、622*************293，开户名黄国华）收取吴挺等人交纳的物业承包费。上述两个银行账户为先后承接关系，均归华夏公司使用，账户内资金全部为公司资金。 2007年2月14日至2016年2月17日期间，被告人黄国华利用担任华夏公司出纳及保管公司收取的物业承包费的便利条件，多次私自从上述两个工商银行的银行账户转出资金至其私人开设的工商银行银行账户（账号为955*************099，开户名黄国华）用于炒股营利。在上述期间内，被告人黄国华挪用华夏公司资金合计3735100元。为掩盖其挪用华夏公司资金的事实，被告人黄国华采取从炒股账户转账或现金存入等方式归还挪用资金至200*************512、622*************293账户。被告人黄国华已陆续归还华夏公司3043703元，案发时未还数额为691397元。 案发后，莫礼深家属代其退交赃款人民币260000元，朱新明家属代其退交赃款人民币275000元，黄国华家属代其退交赃款人民币50000元，陈建辉和李艳红各退交赃款人民币50000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刑事案件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移送函，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任职材料，退赃收据，取保候审决定书，到案经过，户籍材料，查封决定书、解除查封决定书，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随案移送赃证款物品清单，开户信息及银行交易明细，租赁合同，银行交易记录，长江证券开户信息、交易及转账明细，民事一审诉讼卷宗材料，惠州中院民事裁定书，房地产估价报告，朱新明对房产交易材料的辨认签供，商品房买卖合同、房产产权证，集资说明，中国工商银行业务申请书、开户信息、汇款凭单、支票、业务凭证、交易明细，大额资金支付统计月报告、情况说明、银行对账单、记账凭证、收款收据等材料，城建公司申请报告，房地产权证存根、商品房买卖合同，截留租金统计表，华夏公司会计说明，租赁合同、记账凭证，辨认材料及签供，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 原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对被告人莫礼深任城乡公司总经理期间，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顺德外经公司购买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车库，受贿财物价值人民币3115100元指控： 2000年至2002年期间，通过法院裁决及双方和解的方式，城乡公司将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车库及第4、5层物业抵偿给顺德外经公司作为还款；其中地下车库，在法院两次流拍后，经第二次下调后的价值2338888.32元，予以抵偿（[2001]惠中法执字第149-2号民事裁定书）。但在办理过户手续中，为了得到时任城乡公司总经理莫礼深的帮助，顺德外经公司同意以30万元的价格将地下车库（建筑面积1442.18平方米）转让给被告人莫礼深，随后，被告人莫礼深通过诉讼方式，将该车库登记到其妻妹的名下。被告人莫礼深利用职务之便，给他人提供帮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受让地下车库，该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法律特征。公诉机关指控该罪名成立。 关于标的物的价值问题，原审认为涉案的地下车库顺德外经公司是通过法律程序，以下调后的价值2338888.32元抵偿受让过来的，该物业价值的市场价应予确认。随后，顺德外经公司将该物业以低价转给被告人莫礼深，被告人莫礼深得到的利益也止于此。重审认为，综合当时的拍卖及市场接受状况，以下调后最终的价格认定被告人莫礼深受贿数额，符合客观事实，因此，在减去被告人莫礼深付出的30万元后，应认定其受贿金额为2038888.32元。原审法院认为，符合当时的房地产市场的价值和客观实际。相关机关在受理该案后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格3415100元抵扣被告人莫礼深支付的30万元后，认定莫礼深涉受贿财务价值3115100元，公诉机关将上述评估价格作为对该财产价值的认定也是基于一般形式案件办理过程中需作出的价值认定，但涉案的地下车库顺德外经公司是通过法律程序，作为债权人向法院主张，并通过民事诉讼法律程序以2338888.32元抵偿过来，符合当时的市场实际价值，被告人莫礼深受贿金额也应以城乡公司用以抵偿顺德外经公司2338888.32元的债务为限。为此，在减去被告人莫礼深支出的30万元后认定其受贿金额为2038888.32元符合可款事实，符合市场价值，为此，以2338888.32元抵扣被告人莫礼深支付的30万元，以2038888.32元为其受贿金额更为符合法律原则。 （二）对被告人莫礼深、朱新明、李艳红、黄国华、陈建辉共同贪污28万元的评判。 2008年4月初，时任华夏公司总经理莫礼深提议将截留在出纳黄国华个人账户上未入公司帐的租户违约押金共28万元私分，同案人朱新明、李艳红、黄国华、陈建辉没有异议；随后，黄国华将款项取出，按商定分给莫礼深8万元，其余每人分得5万元。本案中，被截留私分的押金是华夏公司的营收，属于公款，而五名被告人身为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共同侵吞公款，该行为构成贪污罪。被告人朱新明辩护律师提出“私分28万元押金是属于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不是贪污行为”的辩护意见，经查，被截留存放在个人账户上的公款，不为外人所知，而五名参与私分公款的被告人只是公司小范围管理人员，私分未入帐公款的行为具有隐蔽性，与在单位内部带有普遍性和公开性的“集体私分”行为性质不同，因此，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与法律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但在本次共同贪污犯罪中，华夏公司经理莫礼深起了主导作用，而被告人朱新明无论是当时的职位，还是分赃的数额均与其他同案人相当，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与李艳红、黄国华、陈建辉同样认定为从犯；对于从犯，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审法院予以采纳。 （三）对指控被告人莫礼深、朱新明分别侵吞公司租金180000元和225005元的评判。 被告人莫礼深任华夏公司总经理期间指使朱新明截留了公司租金333540元不入帐，并由其个人支配使用；2010年1月后，被告人朱新明接任华夏公司总经理后，延续上任做法，截留公司租金225005元不入帐，由个人支配使用。对截留公款的数额，两被告人无异议，但两人均辩称，任职期间截留的租金另有专人保管，主要是用于公司的各项开支，包括了老干部的红包发放，年节的礼尚往来，平时请客吃饭等，且到年未，保管人和使用人还有对帐；尤其是朱新明开支使用的截留款，年尾时还另有结余交出纳黄国华入公司帐。以上事实，除被告人莫礼深、朱新明有供述外，被告人陈建辉、李艳红、黄国华均有证言，且能相互印证；至于被告人朱新明事后虚开单据交财务入帐的行为，目的是企图平帐，并没有改变该款项使用的性质；虽不排除两人有利用职权，侵吞公款的行为，但亦应正视该公司财务制度混乱，公款公私混用的客观事实。综上所述，指控被告人莫礼深侵吞公款180000元和指控被告人朱新明侵吞公款225005元，证据达不到唯一性的标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依照“疑点有利于被告人”刑事原则，指控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四）对被告人莫礼深、朱新明、李艳红挪用公款960万元用的评判。 2010年1月后，被告人朱新明接任华夏公司总经理，为了凑足2000万元借给民企柏新公司，在被告人莫礼深的协调联系下，以国团公司之名和国资公司签定了借款协议向惠州国资公司以2%月息借款800万元，而国资公司是基于国团公司为国有公司才出借800万元，国团公司在国资公司800万元转入该公司后以被告人李艳红个人的名义包括国资公司借给国团公司的800万元共2000万元一起出借给柏新公司，原审认为是借公司账户走账的行为，因此，认为800万元的借款没有构成挪用公款，原审法院认为国资公司款借给的是国团公司而非个人，且国资公司的800万元已转入国团公司的账户，属于国团公司支配和使用，为此由国团公司对该款承担借款的风险责任，该款属于国团公司的公款，莫礼深、朱新明、李艳红以个人名义将该款借给民企，私下截留0.5%的利息（获利差共56.8万元）利用公款为个人谋取利益，因此，国资公司出借给国团公司的800万元及国团公司所有的160万元共计960万元出借给柏新公司的行为属于挪用公款并予以认定。原公诉机关抗诉理由成立。 被告人朱新明并没有意愿将公司的公款借给他人获取利息，是被告人莫礼深为了从借款从借款给民企中获利差，在与国资公司及民企柏新公司并谈妥后，利用其曾担任城乡公司负责人的影响力，指使朱新明以国团公司之名和国资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其行为都是受被告人莫礼深的指使和影响下完成的，因此其在挪用公款的共同犯罪中应认定为从犯。 被告人李艳红以个人名义借款给柏新公司及转账、划款，到开具银行卡收取、分配利息均是受被告人莫礼深、朱新明的指派，且开具银行卡后，也即交由被告人朱新明使用，被告人李艳红并没支配权，因此，其在挪用公款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 本案利息收入的大部分，即2%的利率均进入公司账上，被告人莫礼深、朱新明只截留了小部分利息收入作为辛苦费，案发前该款已全部退还，且偿还国资公司借款还有收益，没有造成国家财产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理。以上事实，有三名被告人的供述、国资公司借款经手人及柏新公司经手人的陈述、还有转账记录及银行卡信息等证据，能相互印证，证明上述事实。被告人莫礼深、朱新明的辩护律师提出涉案的800万元不能认定为被告人莫礼深、朱新明挪用的公款的辩解，原审法院不予以采纳。 （五）对指控被告人莫礼深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造成93.24万元损失的评判。 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是华夏公司所有的国有资产，被告人莫礼深身为公司总经理，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任职期间，其召开班子会和职工会议，对国有资产未经审批及未依法评估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将国有资产低价出售给公司24名职工，该行为违反了国家规定，是徇私舞弊的行为。经惠州市恒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被低价出售的国有资产与当时的评估价差额93.24万元，致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辩护人提出国有资产损失数额应按24名职工在2004年卖出该物业时的价格来认定的辩解，因涉案的物业是国有资产，其处置方式有法律规定；因此，案发后，办案机关委托有资质的评估公司做出的评估价，虽然该评估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原办案机关委托评估机构做出的评估结论符合法律规定，应被采用。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六）对被告人黄国华挪用公司物业承包费691397元行为的评判。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国华挪用公款691397元用于个人炒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黄国华也无异议；办案机关是根据被告人黄国华私人名义开设的，用于存取公司款项的几张银行卡中的资金往来，通过比对核算，结合被告人黄国华供述，得出尚有691397元没有归还；且其在补充侦查时承认还有691397元未归还，指控被告人黄国华挪用公司691397元，被告人及辩护人无异议，事实也是清楚的；但对案发时未归还该款的指控，证据不足。根据“疑点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原则，不予认定案发时未还款的事实。 关于五名被告人是否自首问题，根据到案经过及市纪委复函，办案机关在调查城乡公司相关人员问题时，发现城乡公司原总经理莫礼深和公司原管理人员朱新明、李艳红、黄国华、陈建辉等5人存在严重违纪并涉嫌职务犯罪。2016年10月18日市纪委对被告人朱新明立案审查并采取“两规”措施；11月30日对被告人莫礼深、陈建辉立案审查并采取“两规”措施；5人在市纪委调查期间，主动如实交代严重违纪问题和涉嫌职务犯罪问题，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五人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根据“到案经过”的描述，五名被告人的行为，应认定为坦白，与自首的法律规定不相符。因此，各辩护人关于自首的辩护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人莫礼深、朱新明、李艳红、黄国华、陈建辉身为国有公司从事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结伙侵吞公款280000元，数额巨大，五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被告人莫礼深身为国有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出售，造成经济损失93.24万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被告人莫礼深伙同国有公司管理人员的被告人朱新明、李艳红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9600000元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超过三个月未还，情节严重，三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莫礼深任城乡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方式，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2038888.32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黄国华身为国有公司从事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691397元进行营利活动，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一、被告人莫礼深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总和刑期十七年，决定执行十五年，并处罚金七十万元。 二、被告人朱新明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总和刑期四年，决定执行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三、被告人李艳红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总和刑期三年，决定执行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四、被告人黄国华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总和刑期二年六个月，决定执行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五、被告人陈建辉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六、随案移送的款项685000元（其中五名被告人共同贪污的280000元及被告人莫礼深的非法所得180000元；被告人朱新明的非法所得225000元），依法追缴，返还给被害单位惠州市华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七、截留在被告人李艳红账户（工商银行卡号：622*************137）上的利息差568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八、本案查封的惠州市*******市场综合楼地下室（粤房地证字第C4483540号，权属人严某莲）予以没收，依法拍卖所得的款项，扣除被告人莫礼深已支付的30万元后，余款上缴国库，扣除的30万元充抵第一判项中被告人莫礼深的罚金； 九、本案扣押的其他物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原判认定的事实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不一致，确有错误，从而导致量刑不当，为维护司法公正，准确惩治犯罪，特提出抗诉，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理由是：1、原判认定朱新明在挪用公款的共同犯罪中为从犯。朱新明时任华夏公司总经理，同时系国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莫礼深与朱新明共同商议，以国团公司的名义向国资公司借款800万元，朱新明交代财务人员将国团公司账户内的960万元，转到柏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莫礼深与朱新明共同商定截留0.5%利息差作为两人的辛苦费。因此，朱新明在挪用公款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与莫礼深是同等的，不宜认定为从犯。2、原判认定涉案地下车库价值233888.32元符合当时的市场实际价值，以此减去其实际支付的30万元，以2038888.32元作为莫礼深受贿金额更为符合法律原则。原判这一认定依据不足，根据市纪委委托房地产评估公司评估，该地下车库价值时点的评估价为3415100元，该评估报告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地下车库交易时的价值，因此，该评估价341.51万元减去已支付的30万元，可以认定为莫礼深受贿的数额。原判以惠州中院民事裁定书中城乡公司的抵债价格认定地下车库价值233888.32元，由于抵债行为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并不能反映当时抵债财物的真实价值，因此，原判以该价格作为莫礼深受贿地下车库的价值明显不当。 出庭检察员意见：一是在挪用公款共同犯罪中，朱新明不仅与莫礼深有商量，而且交代财务人员办理，事后共同商定截留部分利息差作为辛苦费，其二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当，不能认定为从犯。二是原判以惠州中院民事裁定书确认的以物抵债价格减去已支付的部分，认定莫礼深受贿涉案地下车库的金额依据不足。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应的解释和指导案例，明确了受贿金额认定问题。本案中的评估报告是依法作出、数据客观真实，并经当庭质证，能够作为证据使用，应当认定莫礼深受贿金额为3115100元。三是原判认定李艳红在挪用公款共同犯罪中起协助作用，系从犯，并对其处以有期徒刑二年，不仅认定事实清楚，而且量刑适当。综上，原判对莫礼深犯受贿罪、朱新明犯挪用公款罪等，因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正确，应予支持，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李艳红的上诉意见，据理不足，建议依法予以驳回。 上诉人莫礼深提出上诉意见称，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且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理由是：1、对原判认定其受贿财物总价值有异议。给顺德外经公司提供帮助，非其权限范围，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应当从认定的受贿金额中扣除，因此，其受贿的金额远不足2038888.32元。2、对原判认定其挪用公款罪有异议。借款960万元时，其已离职，其事先联系国团公司，与国资公司也讲清楚了，因国资公司只能借款给国企性质的国团公司，也只是利用了国团公司的账户名义，而且借款是经过国资公司同意和国团公司集体决定的。后来，也按约定本息全部归还给国团公司。因此，该借款是国团公司为公司谋利的正常经营行为，而非其已是社会自由人挪用公款的行为，即便认定，也因其是体制外的人，应当认定为从犯。3、对原判认定其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有异议。出售给公司24名职工的资产，是单位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并召开职工大会决定的，而且当时出售价格高于成本价、接近市场价格，2002年售价98.4万元，近三年后，市场售价1442238元是真实状况下的市场行情。办案单位委托评估的价值为1916400元，既不合情，又不合理，故其并没有给国家造成932400元的损失。 莫礼深的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理由是：1、原判认定的贪污罪，莫礼深对犯罪事实和证据予以认可，真心忏悔并愿意接受法律处罚，但该笔款项是以单位的名义处置的，由李艳红提出，5人集体讨论，并最终确定分配方案，分配给当时在岗的5人，应当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而非贪污罪。2、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莫礼深构成受贿罪。惠州市纪委委托对涉案车库进行评估，委托主体、委托机构的确定、委托结果均非法，其所作出的评估报告属于非法证据，必须排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莫礼深在协助办理涉案车库过户手续时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及索取他人财物。涉案地下车库层高低于正常车库，功能严重受损和受限，地势低洼且尚未办理房产证，属于不良资产，经两次公开拍卖均未成交。虽然经第二次委托评估，认定涉案车库价值为187.48万元，但评估报告却将涉案车库的层高错误认定为2.8米，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车库地势低洼、设置不合理等因素，评估价仍属畸高。因此，即便莫礼深构成犯罪，其涉案金额也在20-70万元之间，远低于原判认定的金额和第二次评估的价值，30万元才是涉案车库正常、合理且公允的市场价值。3、莫礼深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及客观要件，不构成该罪。2010年1月莫礼深已从城乡公司买断工龄，距离2011年11月案发时已近两年。借款决策及实施均由国团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新明实施，莫礼深所从事的仅是民事居间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借款合同由朱新明起草并由李艳红签署，担保借款的抵押手续由朱新明安排李艳红办理，用于分配利息收入的银行卡是以李艳红的名义开具，银行卡及利润分配是由朱新明控制，抵押手续的解除也是朱新明安排李艳红办理的。因此，莫礼深即使构成挪用公款罪，所起的只是次要和额外辅助作用，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4、莫礼深不构成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惠州市纪委无权委托评估机构对涉案房产进行评估，该评估报告与受贿罪中的评估报告一样，是确定无疑的非法证据，必须予以排除。第二次评估采用比较法得出涉案房屋价值184.61万元，却根本没有提供其所比较的对象，没有提及同栋楼大量其他房产交易价格。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于2003年3月，原判引用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颁布于城乡公司出售涉案304-317房的行为之后，对涉案2002年的销售行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城乡公司有权自主决定销售涉案房屋，在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无论销售给员工还是他人，只要价格合理，就不能认定为徇私舞弊；销售涉案房屋经过公司领导班子和全体职工讨论，且作出决议，销售行为不是莫礼深的私下决定；涉案房屋为尾盘，1997-2002年间处于滞销状态，2002年销售价格为98.4万元，2004年转卖价格为144.2万元余元，上涨47%，这说明当时的销售价格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并没有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失。因此，莫礼深的行为不符合徇私舞弊的主观、客观要件。即便涉案房产的销售需要审批，而未办理手续，也只是行政违法行为，即便莫礼深的行为构成犯罪，涉案金额也不可能超过45.8万元，而不是认定的93.24万元。5、原判罚金过高，恳请酌情减少至30万元。原判财产刑过高，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莫礼深及家人一直以来收入不高，没有积蓄，涉案所有款项均已退还给相关公司。莫礼深及配偶年老多病，家人多有疾病，每月各种医疗开销巨大，且受当前疫情影响，其家庭开支入不敷出，生活困难。 上诉人李艳红提出上诉意见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减轻对其刑罚及罚金处罚。理由：1、挪用公款一事完全由莫礼深、朱新明两人主使，其不清楚全过程，也没有参与商量，仅是受他们二人指令在相关文件中签名而已。2、其受莫礼深、朱新明指使开设银行账户，用于收取挪用公款的利息，也不是其主动的行为。其受指使开设账户，但对账户没有任何支配权和使用权。3、其积极退赃，有立功表现，依法应当减轻对其刑罚及罚金处罚。在纪委没有掌握案件真实情况时，其主动将与莫礼深等人共同贪污28万元的事实向纪委反映，应当认定为立功。 李艳红的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称，原判量刑过重，李艳红在贪污犯罪中能够及时悔过退赃，在挪用公款罪中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也没有获取高额利息回报，请求二审法院对李艳红减轻处罚。理由是：1、对于贪污罪保留以前几次的辩护意见，即涉案28万元属于私分，不属于贪污，并且李艳红具有自首情节。2、对于挪用公款问题，李艳红对事前莫礼深与朱新明如何协商向国资公司借款不知情，对800万元借款如何汇入国团公司账户不知情，对公司账户有960万元是公款不知情，其所同意签字的只是2000万元书面借款合同，并非仅是针对960万元的借款合同。办理银行卡是李艳红受命而为，且银行卡不受其控制，一直由朱新明控制和使用，其没有因此而获取任何额外利益。3、李艳红在贪污犯罪行为中能够及时悔过，退回全部5万元赃款，在挪用公款中没有获取任何利益。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小，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应当依法对李艳红犯罪行为减轻处罚。 原审被告人朱新明提出辩解意见称，其只是按照以前的合同帮莫礼深起草借款合同，也是莫礼深让我交代李艳红开账户，我负责管理账户，但至于钱怎么用都是听莫礼深交代。 朱新明的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涉案800万元款项实际上是莫礼深向国资公司的借款，然后借国团公司名义走账，并非国团公司的借款，也非朱新明所能控制的款项，不能认定朱新明构成挪用公款罪，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理由是：1、原判关于960万元事实部分有3处错误：该笔款项不是朱新明所借，是罗某新向莫礼深寻求借款才是事实；借款合同是事后补上去的，并不是借款时发生；国团公司根本没有借款的需要和必要，本质就是帮国资公司或莫礼深做一个资金过桥，朱新明对于这笔款项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这一特征。2、国资公司出借国团公司的800万元认定，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不能仅有借款合同就认定朱新明挪用公款，要综合事件所有细节，资金的来龙去脉、涉案人员的相关供述做出综合判定。本案中朱新明既没有挪用800万元的行为，也没有因挪用获得好处，其行为明显属于情节轻微。如果把800万元嫁接到朱新明头上，实属冤假错案。该笔800万元款项实际上是莫礼深向国资公司的借款，然后借国团公司名义走账，并非国团公司的借款，也非朱新明所能控制的款项，该款项不能认定朱新明构成挪用公款罪。 本院经审理查明：惠州市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惠州市华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惠州市国团体育健身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城乡公司、华夏公司和国团公司）均为市国资委下属国有企业，是“三个牌子、一套人马”，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由城乡公司员工挂名，实际管理人员有莫礼深、朱新明、陈建辉等人，李艳红任会计，黄国华任出纳。莫礼深等人在管理国有公司过程中，存在以下贪污、挪用公款、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受贿等犯罪行为： （一）上诉人莫礼深、李艳红和原审被告人朱新明、陈建辉、黄国华共同贪污华夏公司押金收入人民币280000元的事实： 从2005年开始，华夏公司总经理莫礼深指使公司出纳黄国华将公司的一些公款存入其个人账户，款项来源主要是华夏公司物业（麦地市场综合楼）出租的押金、租金，以及租金高息借贷所得利息。2008年4月初，时任华夏公司总经理莫礼深在公司财务室跟朱新明、李艳红、陈建辉、黄国华共同商量，将公司未入账的28万元租户违约押金从黄国华个人账户中取出，由莫礼深、朱新明、黄国华、李艳红和陈建辉等5名在岗人员私分，其中莫礼深分8万元，其余四人每人各5万元。随后，黄国华从其账户分别转给朱新明、陈建辉和李艳红的账户各5万元，分两笔取现金8万元、4.3万元，将其中8万元现金交给莫礼深，将4.3万元凑齐5万元留给自己。 （二）上诉人莫礼深、李艳红和原审被告人朱新明共同挪用公款人民币9600000元的事实： 2011年11月，惠州市柏新房地产开房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某新（民营企业，下称柏新公司）向莫礼深提出借款2000万元用于投资，并承诺支付2.5%月息的高额利息。莫礼深与其朋友高新光、黄利国及李艳红凑齐了1040万元，因未凑够2000万元，莫礼深找到时任国团公司监事的朱新明（实际控制人）商量将国团公司公款借给柏新公司事宜。在得知国团公司账上只有160万元后，莫礼深指使朱新明以国团公司需要资金周转的名义向惠州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简称国资公司）借款800万元，约定每月管理费16万元（月息2%）。在凑齐2000万元后，莫礼深、朱新明与李艳红共同商量，以李艳红个人名义与柏新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月息2.5%，并由柏新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在上述借款手续办妥后，朱新明交代财务人员将国团公司自有资金160万元，连同向国资公司借的800万元合计960万元，通过国团公司的账户转到柏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另外莫礼深筹集的私人款项共计640万元也通过国团账户转到柏新公司，另外400万元私人借款直接转账到柏新公司账户。随后，李艳红开设一个人账户交给朱新明用于收取、分配上述借款利息。朱新明按照与莫礼深的事先商定，仅将2%月利率支付利息给国团公司，将其余0.5%的利息差额截留，作为莫礼深、朱新明等人的辛苦费。直至2012年10月26日，莫礼深和朱新明将800万元归还国团公司并用于归还国资公司。2013年3月28日莫礼深和朱新明将160万元归还国团公司，上诉人莫礼深、原审被告人朱新明截留的0.5%利息差，共计人民币568000元。 （三）上诉人莫礼深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862100元的事实： 2002年初，在未经上报惠州市国资委审批、未进行评估等国有资产处置程序的情况下，城乡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的莫礼深召集公司班子成员陈建辉、汪少武召开班子会，自行决定将城乡公司位于麦地花园三楼304至317号办公楼（共14间，建筑面积1153.79平方米）的物业以总价98.4万元转让给莫礼深（由其儿子莫剑锋代为出名）等24名全体职工，24人按照购房出资比例持有房产份额。2004年4月，上述物业被莫礼深等人出售套现，该物业出租、出售的款项由24名职工按持有份额私分。经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委托惠州市欣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麦地花园三楼304至317号办公楼进行评估，当时价值为人民币184.61万元。莫礼深徇私舞弊低价出售上述国有资产，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862100元。 （四）上诉人莫礼深低价购买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车库，受贿财物价值人民币1574800元的事实： 因城乡公司欠佛山市顺德区外经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顺德外经公司）债务，2000年至2002年期间，通过法院裁决、两公司进行和解等方式，城乡公司将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车库及第4、第5层物业抵给顺德外经公司作为还款。2004年至2005年底，顺德外经公司全权委托员工张斌涛多次找到时任城乡公司总经理的莫礼深，要求其提供上述物业的土地证、报建证等资料，协助办理上述物业产权登记手续。2005年底，顺德外经公司同意以30万元的价格将上述地下车库（建筑面积1442.18平方米）转让给莫礼深，作为对莫礼深协助办证的感谢。之后莫礼深吩咐朱新明提供相关资料，协助将麦地市场综合楼第4、第5层物业产权登记到顺德外经公司名下。2006年初，莫礼深捏造顺德外经公司借其妻妹严明莲30万元的虚假债务，通过法院诉讼程序将上述地下车库产权登记到严明莲名下。经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委托惠州市欣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麦地市场地下车库进行评估，当时价值为人民币187.48万元。 （五）原审被告人黄国华挪用公司物业承包费人民币691397元，用于个人炒股营利的事实： 2005年底开始，华夏公司与本公司内部员工吴挺签定承包合同，将麦地市场综合楼一楼的经营权承包给吴挺。时任华夏公司出纳的黄国华先后使用其在中国工商银行开设的银行账户（账号分别为200*************512、622*************293，开户名黄国华）收取吴挺等人交纳的物业承包费。上述两个银行账户为先后承接关系，均归华夏公司使用，账户内资金全部为公司资金。 2007年2月14日至2016年2月17日期间，黄国华利用担任华夏公司出纳，以及保管公司收取的物业承包费的便利条件，多次私自将上述两个银行账户内的资金转至其私人开设的工商银行银行账户（账号为955*************099，开户名黄国华），用于炒股营利。在上述期间内，被告人黄国华挪用华夏公司资金合计3735100元。为掩盖其挪用华夏公司资金的事实，黄国华采取从炒股账户转账或现金存入等方式归还挪用资金至200*************512、622*************293账户。黄国华已陆续归还华夏公司资金3043703元，案发时未还的数额为691397元。 案发后，莫礼深、朱新明、黄国华的家属分别代其退交赃款人民币260000元、275000元和50000元，陈建辉和李艳红各退交赃款人民币5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刑事案件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案件的来源及由此启动的侦查程序合法、有效。 2、移送函，证明惠州市纪委在调查一起侵吞国有资产案件中，发现原审被告人黄国华在2015年1月6月期间，利用公司资金存放在个人账户的便利，先后5次挪用公司资金用于个人炒股，涉案57.5万元，涉嫌挪用资金罪，遂将黄国华等涉案事实及有关材料移送惠州市公安局依法处理。 3、工商登记资料和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明城乡公司、华夏公司、国团公司均经工商部门依法登记成立，其中华夏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朱新明变更为陈建辉，最后变更为莫礼深，监事是黄国华。 4、户籍材料，证明上诉人莫礼深、李艳红，原审被告人朱新明、黄国华、陈建辉均已达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5、任职材料，证明上诉人莫礼深、李艳红，原审被告人陈建辉、朱新明、黄国华的基本情况、工作履历及案发时所任的职务。 6、查封决定书（惠城检反贪封决[2017]1号、惠城检反贪封决[2017]2号）、处理查封财物、文件清单、解除查封决定书，证明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对严某莲位于惠州市*****1*市场综合楼地下室（证号：粤房地证字第**，建筑面积1442.18平方米）予以查封；对黄国华位于惠州市*****3***101、102、103、104、105、106、107、108号（证号：粤房地证字第C3889564，建筑面积186.71平方米）予以查封，后于2017年3月7日对黄国华位于惠州市*****3***101、102、103、104、105、106、107、108号（证号：粤房地证字第C3889564，建筑面积186.71平方米）决定解除查封。 7、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银行流水交易明细，证明2008年4月3日，华夏物业公司出纳黄国华将公司公款各5万元，分别转账给李艳红、陈建辉、朱新明账户的情况。 8、民事一审诉讼卷宗材料，证明原告严某莲与被告顺德外经公司因民事借贷纠纷一案，已经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事实及结果等情况。 9、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通过法院裁决，城乡公司与顺德外经公司进行和解等方式，城乡公司将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车库及第4、5层物业作为还款，抵偿给顺德外经公司。 10、原审被告人朱新明对商品房屋产权权属书、商品房屋产权权属证明书存根、惠州市房地产权交易登记申请书、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材料中“朱新明”是其所签。 11、商品房买卖合同、房产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2186330号），证明惠州市******************办公楼（共14间）权属人为陈建辉等24人。 12、集资说明，证明惠州市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全体职工（含退休人员）购买麦地花园三楼304-317的相关情况。 13、中国工商银行支票、业务凭证，证明国团公司将1600万元汇至惠州市新迪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柏新公司的借款）银行账户。 14、大额资金支付统计月报表、情况说明、银行对账单、记账凭证、进账单、出纳单、收款收据、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证明国资公司将800万元借款给国团公司已入账，2012年10月31日，国团公司归还全部本金与共计176万元的资金管理费。 15、出纳账、记账凭证、收款收据，证明国团公司收到柏新公司返还利息的凭证。 16、中国工商银行业务申请书、开户信息，汇款凭单，证明原审被告人李艳红在中国工商银行开设卡号为622*************137的账户，该账户用于收取、分配借款利息。 17、城乡公司申请报告、房地产权证存根、商品买卖合同，证明惠州市*******1*麦地市场综合楼第一层、第三层权属人为惠州市华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惠州市*********101、102、103、104、105、106、107、108商场权属人为城乡公司，后变更为黄国华所有。 18、辨认材料及签供： （1）证人邹某超对借款合同、会议笔录进行辨认，确认是国资公司与国团公司为借款800万元所签的文件；但该合同是2012年10月800万元还清之时，与国团公司重新签订和补充的会议记录，“邹某超”均是其所签。 （2）证人廖某成对会议记录进行辨认，确认该记录是其在借款800万元给国团公司周转时作的记录，记录人“廖某成”是其所签。 （3）证人高某光对结算业务申请书进行辨认，确认两笔共500万元是根据莫礼深的指示转给他的，该账号（200*************690）由莫礼深等人提供的。 （4）证人黄某国对账号为955*************604的中国工商银行卡进行辨认，确认是用于借款700万元给莫礼深和收取莫礼深借款利息及本金；对朱新明拿给其签的证明，是用于他公司打官司，黄某国的签名，为其所签。 （5）原审被告人朱新明对借款合同进行了辨认及签供，确认此合同是国团公司与国资公司签订的800万元借款合同，乙方法定代表人“朱新明”的签名是其所签；对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此银行单上的50万元是李艳红出资部份，委托其存入国团公司帐上，用于借给柏新公司2105万元借款中的一部份本金。该银行单上“朱新明”及其他手填内容是其填写。 （6）原审被告人李艳红对合同书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该合同书共5页，其中第5页（本页）中的“李艳红”签名为其所签，合同书中的实际借款金额为2000万元，其余的105万元为柏新房地产公司预付两个月的借款利息。 （7）证人林某东对房地产买卖合同、公证书、股东大会记录、授权委托书、购买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产房款的收据进行辨认，合同上的签名是其所签。 （8）证人莫某锋对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辨认，该买卖合同最后一页的签名不是其签的，是其父亲莫礼深代其签的。 （9）原审被告人陈建辉对城乡公司领导班子会议学习登记本进行辨认及签供，此会议记录是公司班子（莫礼深，其和汪某武）开班子会议，讨论职工集资购买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产的会议记录，该记录是其作为记录人写的。 （10）证人李某宏对借款协议书、严某莲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进行辨认，确认是莫礼深交给我作诉讼的资料；对委托书进行辨认，确认此授权委托书是莫礼深抄写后给严某莲签名的；对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的领取民事调解书的送达回证、开庭笔录进行辨认，确认此送达回证和开庭笔录上“李某宏”的名字是其所签；对委托其办理城乡公司位于惠州市*******1*麦地市场综合楼第四、第五层商品房房地产权证等工作的委托书进行了辨认。 （11）证人严某莲对房地产权证存根（粤房地证字第C4483540号）复印件、惠州市房地产权交易登记申请书（登记字号10049423）、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惠州[2006]№0093003）、民事诉讼状、授权委托书、领取民事调解书的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送达回证、开庭笔录、和解协议书均进行了辨认，确认上述材料的签名是莫礼深、李某宏叫其签的。 （12）被告人莫礼深对借款协议书、借款借据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此协议书中严某莲借给顺德外经公司30万元是虚构的，是为了通过诉讼方式将地下室过户登记到严某莲名下而制作的。 （13）被告人黄国华对其尾号为1512的银行卡转出款项列表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列表上10笔款项共1275000元转账到其尾号为5099的银行卡上；对其尾号为3293的银行卡转出款项列表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列表上23笔共2460100元转账到其尾号为5099的银行卡上；对其尾号为5099的银行卡转出款项列表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列表上2笔共679000元转回到其尾号为1512的银行卡上；对其尾号为5099的银行卡转出款项列表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列表上10笔共1253750元转回到其尾号为3293的银行卡上；对现金存入尾号为3293银行卡列表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其用现金分五笔共476000元存回尾号为3293的账号上。对尾号5099账户用于支付工资情况统计表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以上列表是其利用尾号为5099账户转出及取现用于支付华夏公司员工工资的统计情况列表，经其认真核对，与实际情况相符。 19、开户信息及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原审被告人黄国华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200*************512、200*************274）开户的基本信息及银行账户内款项来往的记录，其中有收取承租户交来承包款、租金款项的记录。 20、长江证券开户信息、交易明细、转账明细，证明原审被告人黄国华的证券账号、开户时间及证券交易的相关记录。 21、租赁合同，证明租户吴某雄、周某林、惠州亿星公司等承租华夏物业公司商铺所签订的合同，约定每月交付的租金等情况。 22、到案经过，证明2016年5月，惠州市纪委在调查城乡公司相关人员问题过程中，发现莫礼深、朱新明、李艳红、黄国华、陈建辉存在严重违纪并涉嫌职务犯罪，于同年10月18日后分别被立案审查，随后移送检察机关办理。黄国华于2016年10月1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上述五人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但不具有自首、立功表现的情节。 23、取保候审决定书，证明上诉人李艳红、原审被告人陈建辉于2017年1月16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24、退赃收据，证明上诉人莫礼深、李艳红和原审被告人陈建辉、朱新明、黄国华的退交赃款的情况。 25、随案移送赃证款物品清单，证明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已接收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移送的不动产（座落于惠州市惠城区*******市场综合楼地下室，证号：粤房地证字第：粤房地证字第**本、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退交的赃款685000元。 26、证人证言： （1）证人曾某书证言，我是华夏公司的职工，一直在物业部门工作，根据华夏公司老总莫礼深的安排，挂名为国团公司法人代表，但没有参与过国团公司的工作，国团公司、华夏公司、城乡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根据朱新明要求，有签过两份关于国团公司股权变动、股东变更的文件，国团公司实际上是由莫礼深、朱新明等人控制管理。经我辨认《和解协议书》中的“曾某书”是我本人所签名，该份协议书是国团公司和城乡公司在法院诉讼中的和解协议，是朱新明让我作为国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他说是为了理顺公司关系，不会有责任的，而且他是公司的领导，所以我签名。我认为这份和解协议书是虚构的，城乡公司和国团公司都是一套人马，两间公司的一切经营事务都是莫礼深负责，不可能存在债务关系。 （2）证人邹某超证言，我是国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国资公司是惠州国资委下属国有公司。我不清楚莫礼深、朱新明在国团公司具体任什么职务，但我了解国团公司、城乡公司、华夏公司实际上是三套牌子一套人马，都是由莫礼深、朱新明负责经营管理，莫礼深、朱新明是三个公司的领导，所以我对莫礼深、朱新明代表国团公司没有质疑。 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莫礼深联系我，提出国团公司因为资金周转困难，想借一笔资金，并联系我去华夏公司办公室洽谈；我去到后，莫礼深、朱新明说，他们国团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国资公司流动资金比较充足，希望能借800万元资金给国团公司周转，支持他们公司应付困难，国团公司按每月2%的利率支付给我公司，并保证11个月内将该借款还清。我问他们800万元作何用途，莫礼深说是用作国团公司经营周转，我担心国团公司无偿还能力，莫礼深说国团公司是国企，也是有实力的，资金周转很快的，到期肯定能还。我考虑到国团公司是国企，比较有保障，大家作为国有公司、兄弟公司也应该相互支持，而且我公司富余资金比较充足，又有比较可观的利息，有利于增值国有资产。因此，我回应莫礼深、朱新明说虽有富余资金，但要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同意，才能借给国团公司。我回到公司后与部门经理廖某威召开班子会议（有讨论记录），一致通过同意借款的决定，于是我将情况告知莫礼深、朱新明。接着，2011年11月下旬，我和国团公司代表朱新明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借给国团公司800万元，借款期限11个月，国团公司每月按2%的月利率支付给国资公司16万元利息。签订借款合同后，我公司财务在2011年11月17日将800万元付给了国团公司。国团公司收款后，也按每月16万元的标准支付利息给我公司，并全部入账。后来，国团公司在2012年10月31日将800万元本金归还给我公司。 国资公司与国团公司的借款合同刚开始约定借款期限是2个月，由于国团公司没有按时还款，经催讨国团公司的朱新明跟我说是资金周转仍需继续借款，后来共借11个月，即2012年10月底才将本金800万元还给我们。我们提供的与国团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其实是国团公司还清本金时重新签订的。当时也有借款合同，但因为国团公司没按时还款，为了工作方便及账上显示清晰，我们约定重新签订一份借款期限为11个月的借款合同，并将之前的合同撕毁。 （3）证人廖某成证言，我是国资公司的财务经理，总经理是邹某超，班子就我们俩人。在2011年10月份左右，邹某超跟我讲国团公司想跟我们公司借钱周转，且利息还是比较高。后来，城乡公司朱新明也到公司，说国团公司也是国有企业，是城乡公司下属公司，借款是为了要完善一些设施方面的情况，需要借800万元的资金周转。因我们公司资金还是比较充足，加上对方是国有企业，借款利息也较高，我们就同意借款800万元给国团公司，我还做了一个会议记录，有邹某超和我签名的。借款也是有借款协议的，具体是邹某超去操作，付款也是邹某超交代公司财务去划款。公司班子就是邹某超和我，我们公司有一个大额资金开支报备规定，凡是超过10万元的开支都要报惠州市国资委备案，这笔800万元的借款我们也有填写大额资金情况表上报给市国资委备案的。约定每月收取16万元资金管理费，也就是月息2%，这些利息国团公司有支付给我们，具体收取利息情况账上有反映。国团公司是什么时候还款的具体要问邹某超，但我知道是还清了的，公司账上也是可以查到的。 （4）证人高某光证言，2011年11月，莫礼深找到我说要借贷2000万元给他人，对方承诺给他高额利息（后来才知道对方是西湖大酒店老总罗某新），但他手头上没那么多钱，问我能否借他500万元，承诺给我月息2.5%的高额回报，同时他也找朱新明、李艳红、黄某国（我和莫礼深共同认识的朋友）等人筹集款项。考虑到与他的关系及业务上跟他公司有交集，当场答应他了。我与他口头协议借款期限为3-4个月，月利息2.5%，2011年11月15日，我将500万元分两笔从中行账号汇到国团公司的对公账号；之后，莫礼深每2个月都会按时将利息汇到我工商银行账户上，这些利息都是从国团公司会计李艳红的账户上转到我账户。500万元借款快到归还期限时，莫礼深找到我说本金没那么快还，但会按时支付利息给我（每月12.5万元），我觉得没问题就答应他。2012年7月，黄某国因急需用钱，希望将他借给莫礼深的借款中的其中100万元转到我名下，我同意后立刻支付100万元给黄某国。就这样，我借给莫礼深的借款数额变为600万元，此后莫礼深按照每月15万元的利息转到我工行账号。过后没多久，大概9月份的时候，莫礼深跟我说因为有个借款人要收回本金，还需要200万元把这个借款人的款项补齐，我觉得没问题就又借给200万元，并按照莫礼深的指示汇给李艳红名下的账户，就这样，我借给莫礼深的款项变为800万元，之后，莫礼深就按照每月20万元的利息支付利息给我。不过2013年起归还利息就不像之前那么准时，2014年8月后莫礼深就再也没给我利息了。2015年5月，莫礼深跟我说罗某新向他还了一笔钱，他先还给我85%的本金（680万元），其余的以后再说。我同意后，莫礼深通过李艳红账户转给我一笔680万元。莫礼深还欠我15%本金（120万元）及2014年8月至今所产生的利息。莫礼深借款2000万元给罗某新一事是莫礼深主导的，我知道除了我，还有莫礼深、朱新明、黄某国、李艳红都有参与借款给罗某新（具体借多少我就不知道了）。莫礼深告诉我他与罗某新有签协议，不过是以李艳红的名义跟罗某新签的。我按月获得利益都是从李艳红账户转来，是否她本人转给我就不清楚。每隔一段时间朱新明都会打电话给我确认我是否收到利息，包括我最后收到的680万元本金朱新明都同我确认过。莫礼深找到借款人高息借款，想赚这些利息，但资金不够，知道我有钱，就跟我说这件事，让我也出部分钱，凑足2000万元借给罗某新。实际上，我们所有凑钱借款给罗某新的人都是为了赚利息。 （5）证人黄某国证言，2011年11月，莫礼深急需2000万元借贷给西湖大酒店的老板罗某新，但还缺400万元，问我能否借他这笔数目，还承诺会给予高额回报（月息2.5%），同时他也找过朱新明、高某光等人筹集款项。经双方口头协议借款期限为3-4个月，月利息为2.5%。没过多久，罗某新把他银行账户发到我手机上，后我跟莫礼深确认这事。2011年11月17日，按照莫礼深的意思我通过尾号为9604的工行卡将400万元转到罗某新的账户。没过多久，朱新明主动联系我，提出按之前的口头协议补充一份书面协议，我到莫礼深的公司跟朱新明以公司名义按照口头承诺的收益，签了一份正式的协议。借款后，每月利息的支付都是由莫礼深交代朱新明跟我沟通，一般利息到账后我都会同朱新明进行电话沟通，如果利息没按期到账我会打电话去追朱新明。400万元借款快到约定归还期限时，莫礼深找到我说罗老板本金没那么快还，但会按时支付给我利息（每月10万元，直接汇入我尾号9604工行账户），我答应。2012年7月，因我做生意急需周转，联系到高某光，希望他能尽快借我100万元资金，我会将我与莫礼深的400万元借款中抵偿100万元给他，他同意后就支付了100万元到我尾号9604的工行账户，就这样，我借给莫礼深的款项变为300万元。此后，基本上每月7.5万元利息到我的工行账户后朱新明会同我确认。2012年10月左右，莫礼深说因为有个借款人要收回本金，需要400万元把借款的款项补齐，因朱新明每月都会按照约定支付利息，所以我答应了。莫礼深还跟我说高某光也同意出钱增资，让我把400万元增资款直接转入高某光账户，我同高某光确认后，按照莫礼深的指示将400万元从我的尾号9604工行卡汇入高某光的个人账户，这样我借给莫礼深的款项变为700万元。此后，每月汇入我账户的利息变成17.5万元（之后没有准时归还利息，有时二月一付，有时一月一付，但都有付清）。2014年底后，莫礼深再没给我利息。2015年5月，莫礼深跟我说罗某新已经还给他一笔钱，他先还给我85%的本金（595万元），其余的以后再还，我同意后，莫礼深交代了朱新明直接转给我一笔595万元。莫礼深还欠我15%本金及2014年底至今所产生的利息。听莫礼深和朱新明说罗某新后期没有钱还，所以他们和罗某新为此还到法院打官司。莫礼深告诉我他和罗某新有签协议，罗某新有抵押物进行借款，莫礼深说是以他公司名义同罗某新签订的协议，但是从上述证明看又是李艳红同罗某新之间签订的协议。 （6）证人罗某新证言，我是柏新公司总经理。2011年10月，经朋友介绍认识华夏公司的莫礼深，为借2000万元给公司周转，我将一块东平地皮拿去抵押给莫礼深，并表示要借2000万元，少了不借，月息2.5%，并要求尽快。约过了一周，莫礼深联系我说，钱已经筹到，可以签合同并办抵押。莫礼深带了一个叫“朱仔”（后来才知道叫朱新明）的人来签借款合同，按照莫礼深的要求我在合同乙方“借款人”处签名，并盖了柏新公司的章让莫礼深带回去，莫礼深说合同的出借人会叫一个叫李艳红的人出名，土地抵押也办到她名下，我表示没有异议。签订完合同，莫礼深叫“朱仔”和我一起到国土局办理抵押登记，后又打电话给李艳红叫她直接到国土局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办好后朱新明联系我给他个账户，我给了他我新迪公司的账户。当天，公司财务人员何某昌告诉我有两笔钱共2000万元到账，一笔1600万元，一笔400万元，我知道2000万元借款已到。借款合同书没有直接约定利息，实际上是月息2.5%，按照2105万元算即每个月52.5万元，可能是莫礼深怕以后起诉时法院会不支持这样的高额利息，就签订成“利息为105万元人民币”。实际上莫礼深只借给我2000万元，是分两笔打到新迪公司账户上的。 合同约定在2012年1月前还款，因我没有这么多钱，跟莫礼深商量着，说还是按约定2.5%的利息，本金以后再还。并让他解封东平那块土地；莫礼深要求我还全部本息2300万元，我说没有这么多，只能还你1900万元，后达成协议，归还他1900万元本息，其中1700万元是本金，200万元是利息，我还欠莫礼深400万元本金。我这2105万元是跟莫礼深借的，从商定、筹钱、签合同、催利息到最终商量还款的事情，都是由莫礼深出面或指挥“朱仔”去搞的。 （7）证人曾某书证言，我2000年8月至2004年在城乡公司物业部门工作，2004年开始在华夏公司工作，2005年或2006年开始，根据华夏公司老总莫礼深的安排，挂名为国团公司法人代表，但没有参与国团公司工作，也没有得到国团公司的任何工资、补贴、分红，我一直在人生公司物业部门工作。国团公司是由华夏公司管理层莫礼深、朱新明、陈建辉登记成立，具体管理事务也是他们负责，公司财务由华夏公司出纳黄国华、会计李艳红兼任。莫礼深在2010年或2011年买断工龄后，具体由朱新明、陈建辉负责管理，财务人员有出纳黄国华、会计李艳红。国团公司账上的钱都是公款。据我所知，国团公司只是一个空壳，没有实际经营运作，就是莫礼深、朱新明、陈建辉用来存放和管理华夏公司、城乡公司的部分资金的，而城乡公司、华夏公司的资金都是名下物业产生的租金或其他收益，这些都是公款。我没有任何职权，还根据朱新明要求，签过两份关于国团公司股权变动，股东变更的文件。朱新明从2010年起控制了这三个公司，对外都是莫礼深和朱新明出面处理。 我与城乡公司其他23名员工一起购买了城乡公司位于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产。2002年初，城乡公司总经理莫礼深召集我们24名员工（其中包括了5名退休职工）开职工大会，说早期公司开发的麦地花园的三楼304-307房一直没有卖出去，现在我们全体职工有机会低价购买，并且将整个三楼的房产证过到我们全体职工名下；之后这层楼就拿去出租，租金按照集资购房款比例分，问我们是否愿意集资购买；另外莫礼深还说这是公司考虑到现在效益不好，为了感谢大家的辛苦劳动做出的决定。麦地花园三楼总面积大概1100㎡，当时公司想以90多万元的优惠价格卖给全体员工，算下来每平方米大概才800多元，相对当时周边每平方米1600多元的市场价格已经十分优惠了，之后收取的租金就当是公司的福利分给全体员工。由于这是公司福利，因此，我们未退休职工算下来每人只需要出资4.8万元。我们听到公司的决定后都非常高兴，都觉得整个三楼只卖90多万元十分划算，而且将楼房出租出去还有租金收益，就同意了莫礼深的建议。会后，我们24人筹齐了90多万元购房款，具体每人出资多少我不清楚，印象中退休职工好像是出资2.4万元，我们未退休职工是4.8万元，我以现金形式将集资购房款交给了公司财务。麦地花园的三楼304-317房的产权办到我们24人名下，具体是由公司业务经理朱新明去办理变更手续的，我就签过几次配合办理变更手续。后来，公司就将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的产权办到了我们24人名下，我们每个人按照各自的出资持有份额，但房产证是在公司保管。我们买下这层楼后就对外出租，大概出租了一年左右，印象中我分过两次租金，每次是2000元左右（以实际调查材料为准）。2004年，朱新明找到我，说公司想将麦地花园的三楼304-317房卖掉，并叫我签名同意，我看到前面已经有几个人签名，我就签名同意了。这套房卖了多少钱我记不清楚，只记得最后我分得6万元多元（包括本金4.8万元），这是按照出资购房比例分的，由于之前我还欠公司2万元多元，最终我拿到手的是3万元多元，是以现金形式从公司出纳黄国华手上拿的，还签了名。房子租金多少和最后卖了多少钱我都不是很清楚，具体事宜都是莫礼深、朱新明他们领导经办的。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是城乡公司开发的房产，权属归城乡公司所有，属于国有资产。当时周边房产约1600元左右每平方，具体以评估为准。集资购买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这个决定是莫礼深召集我们开会决定的，但这个决定有没经过单位领导班子讨论我就不清楚了，有无经过正规程序报批我也不清楚。 （8）证人吴某证言，我是华夏公司员工，2002年初，城乡公司总经理莫礼深召集我们24名员工（其中在职19人，退休5人）开职工大会，说为提高员工福利，将公司早期开发的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由员工以90多万元的优惠价购买，到时将这层楼出租，大家按集资购房款比例分红，问全体员工是否愿意购买。麦地花园三楼总面积大概1100㎡，每平方米约800多元，当时周边房屋已到1600元到1800元每平方了，因价格优惠，全体员工都很积极购买。由于是公司福利，莫礼深说退休职工出资少些，到时分红也少些，在职员工出资多些，以后分红也多些，在职员工每人出资4.8万元，大多数职工都实缴了，而我因当时手上没钱，只向朋友借了2.4万元，以后的分红就少些。我以汇款形式将集资购房款汇到黄国华（或李艳红）的账户。购买后，上述房产的房产证办到我们24人名下，具体是由公司的业务经理朱新明去办理变更手续的，我就签过几次名配合办理变更手续，办好的房产证都是统一在公司保管。房产出租了约一年多时间，期间莫礼深又做主将租金所产生的收益按照大家的出资比例进行了分红，印象中分过一两次，分了多少钱记不清。 2004年，莫礼深在公司会议上提议将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卖掉，我朋友黄某秋、林某东有意购买，并让我也出钱一起购买，我同意后，商量用黄某秋的名义去购买上述房产。我就将黄某秋、林某东两人介绍给了莫礼深认识，不久双方就达成以黄某秋个人名义买下来，价格是1250元每平方（总价145万元），成交价格是莫礼深和黄某秋谈的，我没有参与。2004年4月初，交了20万元定金给莫礼深，剩下的购房款贷款122万元由林某东汇给李艳红。一切谈妥后，公司就委托我去办理房屋转让手续；《买卖合同》上的购房价格284544元是为了避税而写低的。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权属归城乡公司所有，属于国有资产。最初集资的价格是莫礼深告诉我们的，我不清楚他如何算出来的，反正我们员工觉得优惠就集资购买了。其后公司卖房给黄某秋的价格是莫礼深和黄某秋协商的，但肯定的是在两次买卖房屋过程中我们员工和黄某秋都赚了钱，这个决定有无经过班子讨论我不清楚，这房产有无经过正规程序报批我也不清楚，这是领导莫礼深等人决定的。 （9）证人汪某武证言，我任城乡公司副总经理时，总经理是莫礼深。在2002年3、4月份（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了），莫礼深召开班子会议（班子就是莫礼深、我、陈建辉共三人）提议将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以成本价卖给职工，我和陈建辉没有异议。后来莫礼深召开全体职工大会，通报这件事，职工都同意，在职的每人出资4.8万元，有几个职工出资2.4万元，总出资金额有98.4万元，这个价格当时是比较低的，后来莫礼深让朱新明将14间房过户到我们24人名下，14间房屋出租约两年时间，租金收取及分配由公司财务人员处理。2004年莫礼深提议将14间房再转让出去，公司职工吴某介绍黄某秋来买，因房产已在职工名下，怕发生不必要的纠纷，我们24名职工还通过公证的方式确认要出售这14间房，这样以144万元左右的价格转让给黄某秋。房产出租我们24名职工都有分得租金收益，房产转让给黄某秋后也有获利，这些钱也是公司财务人员去处理。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最初权属是城乡公司的，房产转让给公司全体职工时，没有经过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定价。 （10）证人林某东证言，2004年3月，得知城乡公司位于惠城区麦地花园3楼（房号304至317房共计14间，面积共计1153.79）要对外出售，我和黄某秋、吴某三人商量合伙出钱，由黄某秋出名，由吴某带着我们到城乡公司总经理莫礼深的办公室洽谈购房事项，谈好的价格，总价144万元多元，后来莫礼深说因为他的事情较多，购房过户等手续由吴某同我们对接。2004年5月初，我们凑齐钱按照吴某提供李艳红的私人账户汇了过去，李艳红确认收到该笔款项后又给我开了收据。收到款项后，实际由吴某作为代理人办理上述14间房产的过户手续。这14间房产的权属是城乡公司24名员工的，之后房产证就过户到我们三人名下了。 （11）证人张某涛证言，受公司指派处理顺德外经公司位于惠州市惠城区******的房产办证过程中认识了时任城乡公司总经理莫礼深。2000年初，按国家当时国有企业改制政策，中国银行顺德支行将部分不良资产剥离移交给东方资产公司处理，东方资产公司将包括顺德外经公司债权在内的资产包拿出来竞拍，该资产包括顺德外经公司对城乡公司的债权，该债权已经由法院裁定，裁定内容是城乡公司开发的惠州市惠城区*******、五层及地下室的房屋用于抵债，2002年中鼎公司成功竞拍到该资产包。2004年，为顺利处理这些资产包，中鼎公司接手了顺德外经公司，我被中鼎公司指派到惠州全权处理（委托具体权限：有关顺德外经公司的债权都由我全权处理，包括办理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过户手续的办理等，外经公司的公章也由我保管，重大事项经请示公司股东会后可以直接代为处理）顺德外经公司位于惠州麦地综合市场四、五层及地下室的房屋。经了解，城乡公司开发的上述麦地综合市场的房产没有办理过初始登记，顺德外经公司于2002年通过法院裁定获得了上述房产后也一直没有办证，如果要卖掉上述房产必须先办理房产证，所以就需要城乡公司配合提供验收材料、权属证明等材料，如果没有城乡公司的配合，我们无法单凭法院判决直接到惠州房管局办证。后经中国银行原负责债权的工作人员介绍，我联系到时任城乡公司总经理的莫礼深商量办证事宜，但自2004年底开始，我多次找莫礼深，但其不支持、不配合我公司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一直洽谈了半年多都没什么进展。2005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到莫礼深的办公室商谈配合我们办理房产证的事情，莫礼深提出，你把地下室卖给我，我会帮你把办证的事情全部配合搞定好，我说地下室不可能白白就给你，我们公司也不可能同意的，莫礼深又说，那我付30万元给你公司当你们在这边办事的成本，你问下公司那边同不同意，我说好的，会向公司请求。随后我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中鼎公司股东会，股东会经过考察和讨论，同意莫礼深的上述要求，我跟莫礼深说公司同意了其要求。不久城乡公司把相关材料给了我，我也顺利办好四、五层的房产证，之后我配合莫礼深将地下室办到他指定的严某莲名下。我不知道严某莲是什么人，也不认识她，没有和她见过面。因麦地综合市场四、五层及地下室当时还没有办房产证，办证的消防、验收等材料都在莫礼深的城乡公司手上，如果没有城乡公司配合，中鼎公司就办不了四、五层的房产证，也处置不了这些房产。股东会考虑到如果这个项目拖在这里，四、五层的房产也无法处置，还不如将地下停车场折价卖给莫礼深。我公司同意莫礼深的要求后，莫就把验收材料、权属证明等相关材料准备好后，我到城乡总公司拿了资料后就到惠州房管局办理了四、五层房产的房地产权证，房产证办在了外经公司名下。之后我公司通过中介介绍将该这两层房产转让给了惠州市翔一实业有限公司。办理地下室房产不是我办理的，是城乡总公司和莫礼深指定人去办理的，我没有参与，具体不清楚，莫礼深提出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把产权转移给他的指定人名下，我为了获得他的配合，只好同意配合他，后来莫礼深指派了他聘请的律师李某宏具体找我办理这件事。李某宏拿了事先准备好一份内容为30万元借款协议给我，我盖好外经公司的公章后交回李某宏，并配合李某宏借助法院借贷诉讼和解的方式，将上述地下室的产权转让给了莫礼深的指定人严某莲。通过这种诉讼和解的方式将地下室的权属转给严某莲的方法是莫礼深提出的，他是想掩盖低价购买地下室的事实，如果我公司先以评估价300多万元价格办理房产证后，再马上以30万元价格卖给严某莲，肯定会被房管部门质疑。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外经公司没有向严某莲借过款，这是为了配合莫礼深提出的以诉讼方式转让地下停车场而搞的假借条。上述借款协议书是李某宏事先准备好拿给我盖章的，借款协议书上说外经公司因办理四、五层房产证向严某莲借款30万元的内容也是假的，办理四、五层房产证的相关费用是我公司支付的，只花费了一些工本费、印花税等，大概就几百块，完全没有借款的必要。我公司应该有收到30万元地下车库转让款，但具体怎么收取的我记不清了。以30万元这个价格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按照2002年评估都要300多万元，在2006年以30万元的价格卖给莫礼深肯定是非常不合理的，但莫礼深一直不配合、阻挠我办理房产证工作，没有他的支持的话我们就无法办到房产证，就不能转让房产变现，公司综合考虑，还是同意以这么低价格卖给他。如果不同意按莫礼深的要求，他肯定就不会出具必须的材料给我公司，以配合我公司办证，这样我公司在麦地综合市场全部的房产就肯定不可能办证，更不能将过户转让以变现，对我公司的经营收益造成影响。 （12）证人严某莲证言，莫礼深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姐夫。2006年上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楚），莫礼深拿过一些关于麦地市场一个地下室的材料让我签字，说让我帮他办件事，还借了身份证去用，说不会影响我的。我想他是我老板，又是我姐夫，不会害我的，也就同意了。接着，莫礼深介绍了他朋友，一个叫李某宏的人给我认识，说接下来有些手续和材料，李某宏会叫我办理，我也答应了。这个地下室登记在我名下的原因我不清楚，实际上不是我个人的，地下室有无出租、租金去向我也不知道，租金收益我也没有收到过。我只是按照莫礼深要求，在相关材料上签名，房产证办好后，我领回来交给了莫礼深，后续事实就没有理了。我个人与顺德外经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但莫礼深、李某宏让我签过借条，实际上我没有借过30万元给这间公司的，我也没有和这间公司的人联系、接触过。2006年间，按照莫礼深的要求，由李某宏带着去和顺德外经公司在惠城区法院打了一场官司，官司结果最后双方是和解。 经我辨认，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卷宗（民事诉讼状、授权委托书、和解协议书、借款协议书、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中的材料有“严某莲”签名的都是我本人所签，这些就是莫礼深要求我签名的材料，以及按照莫礼深要求跟李某宏去法院办手续时签名的材料，实际上我个人是没有借过钱给这间公司的，这场官司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经我辨认，惠州市房产管理局房产档案资料（商品房买卖合同，惠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申请书、房产证存根）中的“严某莲”签名是我本人所签，就是莫礼深在2006年间，要求我签名的有关麦地市场地下室的材料，我按要求签名后交回给他，具体这个地下室的房产证是怎么办证的，我不清楚，我也没有去办过房产证办证手续；2006年下半年房产证办好后，我按照莫礼深安排去把房产证领回来交给他，至于后来怎么处理我就不清楚。莫礼深还要求用我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过一笔钱。 （13）证人李某宏证言，我跟莫礼深是朋友关系。严某莲是莫礼深的小姨子，2006年上半年，莫礼深让我代理严某莲的一场官司，通过这种方式把城乡公司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车库办到严某莲名下。我就是在这件事过程中，经过莫礼深介绍认识了严某莲，她是华夏物业公司的清洁工。2005年底的一天，莫礼深在办公室向我提出作为严某莲的诉讼代理人在惠城区法院打一场官司，通过这种方式拿下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室的产权。官司内容是：城乡公司以前将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室作价抵偿给顺德外经公司，但是目前还没过户，而严某莲借了30万元给外经公司，要通过起诉对方逾期不还，让对方把地下室抵偿给严某莲。因严某莲文化水平较低，所以让我作为代理人帮严某莲打这场官司。莫礼深还告诉我说，他已经和外经公司那边协商好了。我同意后不久，莫礼深介绍了严某莲给我认识，并把严某莲的身份证、借款材料等资料交给我，我则起草了一份委托代理书，让严某莲签名后，去惠城区法院办理了立案手续，然后我又按照莫礼深安排，带严某莲去法院参加了开庭审理，而开庭时外经公司由一名叫张某涛的员工代表出庭。最后法院将地下室裁定给了严某莲，并顺利过户到了严某莲名下。实际上严某莲是不认识外经公司的人，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借给外经公司的，借款合同是假的，实际是莫礼深策划了虚假借款官司，通过这种方式拿下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室的产权，严某莲只是挂名作为车库持有人的，该地下室实际是莫礼深得到的。在这次诉讼之前，莫礼深还在2006年、2007年间，将该地下室交给我公司管理，所得收益除支付3名保安工资（每人每月1500元左右）以及水电费（每月要800元以上）外，其余全部由我经手交给莫礼深。地下室每月收入有六七千元，扣掉水电费和保安工资，大概每月会给1000元左右。2007年间的一天，莫礼深通知我说，地下室已经被他出租给综合楼**的歌舞厅，不需要我公司派人管理了。我听后马上通知我公司的保安退场，没再管理了。我和严某莲没有协商过，两人都是按照莫礼深的要求，把上述官司程序打好。以这种诉讼方式来办理上述地下室的产权是莫礼深向我提出的，他之所以要通过这种方法来拿下地下室的产权，是因为以前法院曾判决把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室和四、五层判决给外经公司，地下室的房产证只能先办到莫礼深名下。如再办一次过户手续到严某莲名下，就要多一套手续，多交一次税费；而通过这样一次虚假诉讼就可以直接把地下室过户到莫礼深指定的人名下，而且还可以掩人耳目。以30万元的价格拿下地下室这是低于正常市场价的，十分便宜的价格，我估计当时市场价100万元左右。 经我辨认，惠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卷宗（授权委托书、借款协议书、开庭笔录）中“李某宏”的签名是我本人所签，委托书是应莫礼深要求起草的，作为严某莲诉讼代理人打假借贷官司的资料，官司具体情况我在前面已经反映清楚了；但借款协议书不清楚，“严某莲”的名字是她本人所签。 经我辨认，城乡公司委托书（内容为城乡公司委托李某宏办理麦地市场综合楼四、五层的房产证手续，时间2006年1月28日，盖城乡公司公章）这份材料是莫礼深在2006年初莫礼深请我帮忙配合顺德外经公司办理麦地综合市场四、五层转让办证手续时，出具的委托书，但是我印象中是没有经手办理这件事。 （14）证人吴某证言，2005年，我通过公司的内部员工拍卖会，以每月承包款报价83000元获得一楼市场承包经营权；2014年重新签订承包合同，租金为15万元。2014年底以前，每个月的承包款83000元从我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014年底以后华夏公司把每月承包款提高到15万元，我就每月分两笔转账支付，一笔83000元，一笔67000元。我先后用工商银行账号200********20671812（这个账户用到2011年）和建行账号3171********0237298将每月的承包款付到华夏公司出纳黄国华的两个私人账户，开始时是公司的总经理莫礼深指定将承包款汇入黄国华的工行账号200*************512；到2009年黄国华个人通过电话通知我将承包款转入她名下的另一个工行账户622*************293。但是从2016年5月起，黄国华给我妹妹一个在建行的华夏公司银行账号，并要求我将每月的承包款打入这个账号内。承包款汇入的事情由我妹妹负责，她每次都是将承包款直接汇入指定的黄国华账户，汇款成功后，我妹妹就会用手机打电话或发信息给黄国华告之其该月的承包款已汇入。每次支付承包款后，华夏公司的出纳黄国华会出具相应金额的发票给我妹妹。 37、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A、关于莫礼深等人私分28万元公款的供述与辩解： （1）莫礼深供称，1988年至2007年在城乡公司任法人代表兼经理，2002年至2009年在华夏公司任法人代表兼经理，2011年6月退休在家。华夏公司是城乡公司的子公司，两个公司均是国有公司，是两套牌子一套人马，主管部门是市国资委……2005年，因公司业务较少，我们就开了职工大会，分流部分人员，但继续发工资给他们，只留下了我、陈建辉、朱新明、李艳红、黄国华。 2008年初的一天，朱新明、陈建辉、李艳红、黄国华一起在我办公室喝茶，会计李艳红汇报说公司有笔20多万元押金一直在黄国华账户那里存放，是麦地市场综合楼三楼违约的押金及电费押金，已经放很久了，问我怎么处理。我就说要处理掉，知道她的意思是想问能不能分了，我说大家就把钱分掉，他们听到有钱分，都表示支持。我问黄国华具体有多少钱，她说有28万元。我提出要分8万元，朱新明、陈建辉、李艳红和黄国华每人5万元，于是黄国华要了各人的银行账号转账过来，当天下午黄国华就转账给了他们三人，因我要现金，黄国华在第二天上午才拿8万元现金给我，该款被我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支了。这私分的28万元应该是麦地市场综合楼3楼的租户的合同违约押金和用电押金，是公司的公款收入；3楼租户变动的比较频繁，我记得有金色年华KTV、英皇会酒吧、新银座都租过，这些押金都是黄国华负责收取的，应该是没有全部入账而是存放在黄国华个人账户上。 （2）朱新明供称，城乡公司、华夏公司、国团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是“一套人马三个牌子”，2010年1月任华夏公司经理；国团公司成立以来任公司监事。因为城乡与华夏两个公司的经济纠纷比较多，后来就将两个公司的大部分现金都放到国团公司账户；2015年国团公司合并到华夏公司，账目撤销，只剩下了华夏公司的账目。2005年以来，三家公司都是莫礼深、李艳红、黄国华、陈建辉及我共五人在上班，莫礼深在2010年之前是华夏公司经理、城乡公司经理，李艳红是三个公司的会计，黄国华是三个公司的出纳，陈建辉是华夏公司的支部副书记，我在2010年1月以来任华夏公司经理，莫礼深就退休了。 被私分的28万元应该是华夏公司在麦地综合楼三楼的租户没有入账的场地押金及及用电押金。2008年4月份，黄国华跟我要银行账号，并说是要分没有入账的押金，并从其个人存放公司资金的账户往我尾号0515工行账号转账5万元，后来我得知莫礼深分到有8万元，黄国华、李艳红、陈建辉每人5万元，共28万元。我知道都是莫礼深决定了的事，我应该没有参加商量；黄国华的这个账号是用于公款私存的，当时也是为了方便我们的工资发放和一些费用开支。我分得的5万元被我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支。我认为这28万元是华夏公司的公款，我们私分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3）李艳红供称，华夏公司、城乡公司、国团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是“三个牌子一套人马”，2008年4月，我和莫礼深、朱新明、黄国华、陈建辉等人私分的28万元公款，是华夏公司没有入账的违约押金、租金等收入，肯定是公款。后来我知道黄国华给我、朱新明、陈建辉每人转账5万元，莫礼深拿8万元现金。转钱给我们的黄国华银行账号是用于国团公司公款私存的，也是用于华夏公司与城乡公司躲债将钱存进国团公司的现金账上的。 （4）黄国华供称，2008年4月份的一天，莫礼深来到财务室，会计李艳红就跟莫礼深讲，说有一笔28万元押金放了很久，莫礼深也是知道这笔钱的，其就提议说这笔28万元用不到，就当作福利分掉，并说他个人要8万元，我、李艳红、陈建辉、朱新明每人5万元，让我负责将钱分发下去，还交代说他要现金，第二天，我就将每人分得的5万元转账给他们；莫礼深分得的8万元我取出现金在办公室交给他；我自己分得的5万元是我后来自己支取的，因为这28万元就存放在我个人账户上，我分得的5万元我可以自由支配。我们五人私分的28万元是华夏公司的公款收入，我分得的5万元都被我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支了。 （5）陈建辉供称，我是华夏公司的支部副书记，因城乡公司与华夏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套牌子，所以我两边都有兼任……因为城乡公司与华夏公司的负债问题，就将城乡公司与华夏公司的资金放到国团公司账户上。2015年的时候，朱新明跟我提过国团公司账目合并到华夏公司，后来就不清楚了。城乡公司、华夏公司、国团公司其实都是一套人马，2005年至2011年初有莫礼深、朱新明、我、黄国华、李艳红五个人；2011年初至2016年就是莫礼深换了他儿子莫某锋，也是五个人。 2008年4月份的一天，黄国华在公司办公室跟我要账号，并说莫礼深经理吩咐要分钱给我，我就将尾号为3155的工商银行账户告诉了黄国华，也没有多问是什么钱，事后黄国华把钱转到我账户上，才知道分得5万元。后来我还看见黄国华拿过一袋现金在莫的办公室交给莫礼深，他还问了黄国华有没有将钱分发给我们，后来我私下问了李艳红具体是什么钱。在纪委调查时我才知道莫礼深分了8万元，我和李艳红、朱新明、黄国华每人5万元，共28万元，这5万元款项具体来源我不清楚，但既然是莫礼深说要分给我们的钱，肯定是公司的公款，这些钱都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支了。 B、关于莫礼深等人挪用公款960万元的供述与辩解： （1）莫礼深供称，2011年10月份的一天，西湖大酒店老板罗某新我说有块村民合作用地要开发，急需2000万元资金，他可以用东平的一块地抵押，并问利息多少，我提出要月利息2.5%，他同意后我联系了黄某国、高某光、李艳红几人一起商量，我有90万元，黄某国有400万元，高某光有500万元，李艳红有50万元，一共才1040万元不够数，于是我就找到时任华夏公司总经理的朱新明，想让他把国团公司的钱借出来凑一下，朱明新查账后说国团公司只有160万元可用资金，还差800万元；朱新明说国资公司老总邹某超那边可能有钱，我就叫朱新明先去联系邹某超，后来朱新明说还是要我跟邹某超联系才行，于是我电话联系邹某超两个人去一个茶庄喝茶，跟他说罗某新借款的事，并提出跟他（即向国资公司借）借款800万元，利息为月息2%还款，邹某超没有答应说要回去商量一下。第二天邹某超跟我说可以借款800万元，但这些借款不跟个人发生关系，只认国团公司，可以把钱借给国团公司，我就将这件事告诉朱新明，让朱新明代表国团公司去跟国资公司借款，具体就由朱新明去操作。这800万元打到国团公司账户后，加上国团公司的160万元公款，共960万元，再加上我们私人筹的1040万元，凑足了2000万元借给罗某新。我提议以李艳红的名义来跟罗某新签合同，并问李艳红是否同意，因为李艳红个人也有50万元在借款里面，所以她表示同意。后来罗某新将柏新公司名下位于惠州东平长湖北路的一块土地作为抵押，李艳红就在借款合同上签名，由她出名跟罗某新的柏新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因为第一、二个月利息没有支付而是转为本金，在合同上就是本金2105万元，合同借期为2个月，月利息2.5%。签好合同及抵押物手续办好后，朱新明让李艳红、高某光和我（是我儿子莫某锋账上转钱到国团公司）各自将钱转到国团公司账上，共640万元。朱新明就连国团公司筹集的960万元跟这640万元一起，合计1600万元转到罗某新指定的账户上；还有我朋友黄某国的400万元则另行转账到柏新公司指定的账户。这些钱借出去给罗某新后，为了便于管理，我们让李艳红开通了一个银行账户用于收取本金和利息，并统一安排朱新明负责经手这件事。因为借款的第一、二个月的利息罗某新没有支付，而是作为本金在借款合同上体现，所以我和朱新明在结算利息时我就跟朱新明说，国团公司的960万元借款先按照2%的月息还给公司，但这960万元借款剩下的0.5%月息就作为我和朱新明的辛苦费留在账户上，其他私人筹集的1040万元资金都是按2.5%月息分配给他们个人。刚开始罗某新付利息比较准时，到后来就没有那么准时了，钱借出的第四个月左右，朱新明就担心国团公司的资金不安全，让我催罗某新还款，我就提出，国团公司的960万元借款利息还是按照2%月息计算给国团公司，提取出0.5%月息就作为我们借款的风险金。因朱新明比较紧张国团公司的借款，我们就商量筹资先还了国团公司的借款，于是我在2012年10月份就找黄某国等人筹款800万元，存入李艳红存放利息的账户后一次性还给国团公司，让国团公司还款给国资公司；2013年4月份左右，我自己筹资160万元，也是在李艳红存放利息的账户一次性还给国团公司。这960万元都是按照2%月息计算，其中向国资公司借的800万元借款时间为11个月，国团公司的160万元借款时间为15个月，利息共结算出227万元左右本息还清。这件事是我向朱新明、李艳红提出来的，他们同意后就这样做的。 （2）朱新明供称，2011年10月，莫礼深跟我说他联系到一笔借贷业务，他朋友罗某新的柏新公司急需2000万元资金，利息收益十分可观，也有土地抵押，他跟几个朋友筹了大概1000万元，还差1000万元才够钱借出去。莫礼深问我华夏公司还有多少钱，我告诉他华夏公司在国团公司账上只有160万元可用资金，远远不够数。莫礼深说与国资公司已经联系好，让我以国团公司名义跟国资公司借800万元，加上国团公司的160万元，共筹足960万元。莫礼深还说柏新公司那边借款给的是2.5分利息，到时国团公司的960万元公款以2分月息入账，多出的0.5利差就作为他的辛苦费，我同意。2011年11月，我代表国团公司跟国资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借款800万元，月利2分（月利率2%），借期11个月。筹足资金后，莫礼深说以李艳红的名义跟柏新公司签借款合同，借款2000万元给柏新公司。这2000万元的借款就是国团公司的960万元，剩下的1040万元分别由莫礼深出资90万元、李艳红出资50万元、莫礼深朋友高某光出资500万元、莫礼深朋友黄某国出资400万元。签合同时，罗某新说月息以2.5分计，借期两个月，我们同意，但要求柏新公司先支付两个月利息100万元，柏新公司因资金紧张，不肯先支付利息，最后双方商定这100万元利息转为本金，100万元利息产生的两个月利息共5万元也转为本金，最终我们以李艳红名义跟柏新公司签订了本金为2105万元的借款协议，柏新公司将名下位于惠州东平长湖苑的一块土地作为抵押担保。这2000万元的借款有1600万元是通过国团公司直接转账到柏新公司指定的“新迪公司”账户上，这1600万元就包括国团公司的960万元、李艳红的50万元、莫礼深的90万元、高某光的500万元、黄某国的400万元是由黄某国直接转账也给了罗某新。约定的2个月借款期限到期后，因柏新公司无力还款，合同就一直延期。莫礼深就让李艳红另外开了一张个人工行账户用于收取利息，交给我管理，由我负责2105万元借款的利息收取和分配。私人筹集的1040万元资金都是按2.5分月息分配给个人；国团公司960万元资金是按2.5分月息入账后，再由国团公司支付国资公司800万元借款的利息。到2012年10月份，莫礼深就让我、高某光、黄某国、李艳红筹资800万元让国团公司归还给国资公司；再后来又筹资160万元还给了国团公司。此后，上述2105万元的借款就全部转为个人集资借款，收取的利息我都按约定支付给各个出资人。2013年5月份一次性还款160万元给国团公司。国团公司在2012年收到800万元还款后，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一次性还清本金给国资公司，按照合同，国团公司总共打了三笔利息给国资公司，其中2012年4月份还了一笔64万元利息，9月份还了一笔64万元利息，10月还了一笔48万元利息，总共还了176万元利息，国团公司是按2分月息入账后归还给国资公司；国团公司的160万元借款是按2分钱的月息入账；960万元借款利息中的0.5的利差都存放在李艳红个人的工行账户里，这个账户是专门收取柏新公司支付的利息的，这个账户的银行卡由我保管，借款利息的0.5分利差开支方面是莫礼深开支后让我用这些钱来结账。国团公司的960万元公款以李艳红的名义借给柏新公司获取利息是我决定的，也没有征求过公司员工的意见，也没有跟上级主管部门惠州市建设集团公司报告过，我知道这960万元都是公司的公款。 （3）李艳红供称，我2001年6月至2005年2月在城乡公司任会计；2005年至2013年在华夏公司任会计，2001年至2013年在国团公司任会计。2011年的时候，莫礼深找到我，说罗某新的柏新公司需要一笔钱资金周转，利息2.5%，利润很高，并且有土地作抵押，问我参不参与，我说可以出资50万元。不久莫礼深和朱新明又找到我，说罗某新要2000万元，凑足钱就以我的名义借给柏新公司，我同意了。但当时莫礼深凑不出那么多钱，跟社会的人借钱也就筹了1040万元，只好又在国资公司筹了800万元及加上国团公司的160万元才凑够2000万元。筹到钱之后，我应莫礼深的要求，出名借给罗某新，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开始我以为莫礼深是找我们个人集资来借给罗某新，在付款给罗某新时我才知道有960万元是国团公司的钱，其中有800万元是向国资公司借的，另160万元国团公司自己的公款。签合同的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是朱新明带我去西湖大酒店在罗某新办公室跟他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内容大概是：我负责融资2105万元借给罗某新周转，利息为每月2.5%，借款时间2个月。朱新明告诉我按照民间借贷的规矩，借款要扣除2个月利息，算下来是105.25万元，但柏新公司不肯先支付，这105.25万元就作为本金，因此我们支付了2000万元，但合同本金就写的是2105万元。签了合同后，就从国团公司账上转了1600万元给罗某新，剩下400万元是莫礼深和朱新明跟社会人士借的。我只出资50万元，国团公司出资160万元，国资公司出资800万元，莫礼深、高某光、朱新明有份，具体多少钱就不知道了。柏新公司的罗某新在合同签名并盖了柏新公司的章。有一天朱新明带我到惠州市国土局，与柏新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办理了抵押土地手续，我在抵押登记上的抵押权人签名确认了；后来解除抵押登记也是我和朱新明跟柏新公司的工作人员去办理的。国团公司的960万元中，有160万元是国团公司自由资金，另外的800万元，是国团公司跟国资公司借的，每月要给国资公司的2%的月利息。2000万元借款的利息柏新公司都是按照2.5%的月息支付到以我名字开户的工商银行账户内，是莫礼深让我开个账户专门收取这些利息，我开了账户后就把银行卡交给朱新明保管，由朱新明去分配这些利息，收到利息后，朱新明是按2%的利息让我去支付给国团公司和国资公司，个人借款部分是按照2.5%的月息给我们个人。因为借款利息是月息2.5%，而支付给国团公司及国资公司的利息是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差就留在卡里，由朱新明去处理，我不清楚，朱新明也没有告诉过我如何处理的。国资公司的800万元大概借了11个多月，国团公司的160万元大概借了15个月，国团公司向国资公司借款800万元的事情不是我去操作不清楚。借国资公司的800万元在一年左右就还了，国团公司的160万元就一年过三个月就还了，都是一次性还款。国团公司以我的名义将960万元公款借给柏新公司获取利息的事情，这件事是莫礼深和朱新明商量好跟我提出来的，当时除了这960万元公款还有我们个人的借款，我个人也有50万元借款，所以我就同意这样做了。 （4）黄国华供称，国团公司公款960万元以李艳红名义借给柏新公司的事我知道，是在朱新明任华夏公司经理的时候，国团公司只有160万元公款，还有800万元是向国资公司借的，筹足这960万元后，朱新明跟李艳红就交代我将这960万元从国团账户转到朱新明提供给我的账户上，具体什么账户我就记不起来了。还款的事在账上有反映，可以通过查账查出来。国团公司向国资公司借的这800万元是还清了的，国团公司的160万元也归还给公司了的，利息方面在账上也有反映，我记得是按照2分钱的月息入账的，具体情况朱新明会比较清楚。国团公司外借这960万元是朱新明决定的，他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听李艳红讲除了公司借的钱外，他们私人还有筹资借款，利息是按2.5分每月计，具体不清楚。 C、关于莫礼深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的供述与辩解： （1）莫礼深供称，我是城乡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2002年春节左右，我想把麦地花园的三楼304-317房高于成本价一点卖给职工，改善一下职工的生活，我就召开班子会议，跟公司副经理陈建辉、汪某武二个班子成员一起商量这件事，陈建辉、汪某武都同意。随后我们召集了公司全体职工共24名（包括退休的职工）开会，在会上我就跟他们讲，这14间房比成本价高一点点卖给全体职工，以征求大家的意见，在场职工听了后觉得价格比较优惠，都同意出资购买。会后几天，公司全体职工包括我在内的24人，共筹齐了98多万元购房款后交给了公司财务黄国华。因为我是公司法人代表，不方便出名参与，所以就用我儿子莫某锋的名义代表我出名，之后我安排朱新明代表24个职工，将上述房产的产权过户到24名职工个人名下，每人按照各自的出资份额持有产权。产权过户后，出租了两年左右，租金按每人出资比例分发给职工。2004年的时候，因为这些房子空着，我就提出把这些房产卖出去，后来公司职工吴某就介绍了一个姓黄的老板来购买这些房产，当时是以1200元左右每平方米卖给黄姓老板的，共卖了144万元多。卖房款也是按照职工的出资比例来分的，先将各自出资部分给回职工，然后再分些钱。我个人出资4.8万元，是以我儿子莫某锋名义出资的，我们将这些房产低价卖给职工没有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2）朱新明供称，我任城乡公司业务部经理期间，负责单位出售房产业务有关的签订合同、办证等事务。2002年初，城乡公司总经理莫礼深召集我们公司24名员工（其中19名在职员工，5名退休职工）开职工大会，说公司开发的麦地花园的三楼304-317房（总面积大概1100㎡）一直没有卖出去，现公司效益不好，为了感谢大家劳动的辛苦劳动，公司准备将该层物业以98.4万元优惠价卖给全体员工，收取的租金当公司的福利分给全体员工。我们听后，都觉得98.4万元的价格十分划算，每平方米大概才800多元相对于当时周边每平方米1600多元的市场价格已经十分优惠了，而且将楼房出租出去还有租金收益，就同意了莫礼深的建议。会后，我们24人集体筹齐了98.4万元购房款（具体每人出资多少我不清楚，以什么形式支付的我也不清楚，我自己出资了4.8万元）后交给了公司财务。后来，公司就将该房屋产权办到了我们24人名下，这层楼就对外出租了一年左右。2004年，莫礼深又召集我们说城乡公司正在进行改制，麦地花园的三楼通过吴某联系，卖给了姓黄的老板，多少钱我记不清楚，只记得我分得6万元多元（包括本金4.8万元）。上述麦地花园三楼权属归城乡公司所有，属于国有资产。莫礼深召集我们开会决定将上述房产卖给我们24个员工，我们觉得价格很优惠，就都赞成他的提议，有没有会议纪要不清楚，因我不是班子成员，有无经过单位领导班子讨论我也不清楚。我是公司的业务经理，所以职工大会确定价格后，就由我经手并负责上述房产的签订合同、办理房产证等过户办证业务。98.4万元购房款的价格是大家开会讨论定出来的，没有进行评估，也没有报告上级主管单位，但我们有召开全体职工会议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以98.4万元的价格将上述麦地花园三楼卖给我们24个职工。 （3）李艳红供称，2002年4月，城乡公司总经理莫礼深召集我们公司24名员工（其中19名在职员工，5名退休职工）开会，说公司开发的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总面积大概1100㎡）一直没有卖出去，公司现在效益不好，为了感谢大家的辛苦劳动，公司准备将该层物业以98.4万元优惠卖给全体员工，收取的租金分给全体员工。我们听后，都觉得98.4万元的价格十分优惠，每平方米才800多元，相对于当是周边每平方米1600多元的市场价格已经十分划算，而且将楼房出租出去还有租金收益，于是会上大家一致同意了莫礼深的建议。会后，我们24人筹齐了98.4万元购房款（其中7人每人集资2.4万元，其他17人每人集资4.8万元）交给了公司财务。城乡公司就将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的产权办到了我们24人名下，并对外出租了一年左右，共分了两次租金，每次17名出资多的分11658元，7名出资少的人分5829元。2004年，莫礼深又召集我们说城乡公司正在进行改制，改制后情况不清楚，动员我们把上述房产卖掉，我们都同意了。后来，通过吴某联系，上述楼层以1442238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叫黄某秋老总，除了98.4万元的出资成本，我们总共获利458238元，除了其中20000元被我们集体决定作为我们24人送给吴某婚礼的贺礼红包外，其余438238元被我们24人按照集资比例分发，其中17名出资多的人分21378元，7名出资少的人分10688元。上述房产转让给我们24人之前是城乡公司开发的房产，权属归城乡公司所有，属于国有资产。当时周边房产大概1500元左右每平方米，这层楼大概值多少钱我不不清楚，具体以评估为准。是莫礼深召集我们开会决定的，我只是在购房合同上签过名，没有签过其他协议或会议记录。上述98.4万元的价格是大家开会讨论定出来的，没有进行评估，也没有报告上级主管单位，但我们有召开全体职工会议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以98.4万元的价格将上述房产卖给我们24个职工，也无申报公司主管单位审批同意。 （4）陈建辉供称，2002年初的一天上午，莫礼深总经理召集我、汪某武三个班子成员开会说：公司开发的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总面积大概1100㎡）一直没有卖出去，公司经营困难，职工收益比较低，准备将该层物业以100万元左右的优惠价卖给全体员工作为福利，其中在职的出资4.8万元，退休的出资2.4万元，并说明欠公司钱的职工要先交清欠款才能参加集资，准备召开职工大会商讨这件事。我和汪某武听了后都没有异议。不久后，莫礼深就组织召开了公司全体职工大会，向大家通报了这件事，征求大家的意见。各位职工听后，都觉得98.4万元的价格很划算，还可以将楼房出租出去赚租金，都同意要集资购买房子。会后24人每人出资2.4万元或4.8万元（17个职工出资4.8万元，7个职工出资2.4万元），集体共筹齐了98.4万元购房款后交给了公司财务。资金到位后，莫礼深就交代朱新明代表城乡公司将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的产权办到了24名职工个人名下，并对外出租了一年左右，租金由城乡公司财务收取后按比例分发。2004年左右，职工一致商定把上述麦地花园的三楼卖掉，并以转让价1442238元卖给黄某秋的。在整个过程中，除去我个人出资的4.8万元，我共获利有11658元的租金和21378元的卖房款。上述麦地花园三楼304-317房是城乡公司开发的房产，权属归城乡公司所有，属于国有资产。 D、关于莫礼深受贿地下车库的供述与辩解： （1）莫礼深供称，城乡公司的物业包括已抵债给顺德外经公司的麦地市场综合楼4、5楼及地下停车场，后来地下停车场卖给我。 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银行的一个下属公司将城乡公司借款未还一事起诉到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了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并查封了麦地市场综合楼整栋楼。2002年的时候，顺德外经公司接手城乡公司的债务资产包，这些债务还了一部分利息，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顺德外经公司和我们城乡公司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商还款事宜，我们提交说明麦地综合楼1、2、3楼是政府批准的农贸市场，让法院不要执行。后来法院就让顺德外经公司挑选除麦地市场综合楼1、2、3楼以外的楼层拍卖还债，顺德外经公司也同意并挑选了麦地市场综合楼4、5楼及地下室让法院评估拍卖。但三次拍卖都流拍，最后经过法院调解，城乡公司同意将麦地市场综合楼4、5层及地下室作价2000多万元抵给顺德外经公司作为还债。双方和解后，这麦地市场综合楼4、5楼及地下室一直都没有办理产权变更，权属人还是城乡公司。不过顺德外经公司的张某涛经常过来和我商量办证事宜，也会问市场价及买卖事宜，大概2、3个月会来一次，但一直到2004年都卖不出去。后来顺德外经公司再次让张某涛来城乡公司找我，让我配合将上述物业的产权办好产权证，以方便他们自己去转让该产权。张某涛为了能得到我的帮助，就说将地下室作价40万元到50万元的价格给我让我去卖，我就还价30万元，张某涛说要回去问公司领导，后来张某涛说公司领导可以将地下车库以30万元的价格卖给我，我就委托房产中介的一个好朋友李某宏帮我办理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室产权证，也有跟我小姨子严某莲商量，让她配合李某宏办证。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房产证办不下来，李某宏就跟我们提出以严某莲名义跟顺德外经公司签订一份借款30万元的假协议，并到法院起诉，然后通过惠城区人民法院调解裁定将麦地综合楼地下室产权过户到严某莲名下。我跟顺德外经公司沟通后，顺德外经公司也同意这个做法，让张某涛跟严某莲到惠城区人民法院调解，最终惠城区人民法院也将麦地综合楼地下室抵债给严某莲，后来就依据法院的调解书裁定书到房产局办理好地下室的房产证。我是有实际出资30万元从顺德外经公司将麦地市场综合楼地下室买过来，因我是城乡公司总经理，本人出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就登记到我小姨子严某莲名下。我也让朱新明将我们城乡公司可以提供的资料提供出来协助顺德外经公司张某涛办理麦地市场综合楼4、5层房产证，最后房产证也顺利办给了顺德外经公司。30万元债务是虚构的，没有实际发生，只是用诉讼的方式将地下室产权转移到严某莲名下。但30万元有实际支付，是从我工商银行账户在龙丰的一个储蓄点直接转账到张某涛的账户，是买地下室的钱。顺德外经公司有授权委托张某涛代收，严某莲只是代我出名持有，具体情况她不清楚。 （2）朱新明供称，城乡公司将麦地市场综合楼四、五层及地下车库抵债给顺德外经公司一事，我大概知道。2002年间，经法院判决和执行，债务经过双方协商就麦地市场综合楼四、五楼及地下车库抵债给了外经公司，而外经公司是外地的，很想直接卖掉这些物业，因此就没有办理产权证，但一直卖不出去，过了两、三年左右，外经公司就想将这些物业产权证办到其公司名下。记得是在2006年的时候，莫礼深就交代我提供包括购房合同、申请办证的申请书等在内的资料，加上法院的裁判文书，并让我作为城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协助外经公司办理以上物业的产权证，是通过中介公司的李某宏去办证，但只是将麦地市场综合楼四、五楼的产权办到外经公司的名下，地下车库的产权是办到莫礼深妻子妹妹严某莲名下的。外经公司需要我们城乡公司协助才能办到产权证，如果外经公司只持有法院的裁判文书没有城乡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是无法办证的，所以要我们城乡公司提供相关材料，并加盖城乡公司印章。是外经公司的人找到莫礼深协助办理上述房产证的，具体他们怎么商量我不清楚，只是后来莫礼深就交代我去协助他们办证。麦地市场综合楼的地下车库产权证办到莫礼深妻妹严某莲的名下是因为严某莲跟外经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通过法院调解后外经公司将地下车库抵债给严某莲，最后就将地下车库的产权证办到严某莲名下。他们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我不清楚。 E、关于黄国华挪用公款的供述与辩解： （1）莫礼深供称，我叫黄国华开设个人账户进行公款私存，具体是哪个银行的我不知道，这个账户是由黄国华本人保管，公款私存的账户，会计李艳红也知道，因为这部分钱也要入账的，朱新明也肯定知道，陈建辉是否知道我不太确定。公司除了收租之外没有其他业务，在岗上班的只有我、黄国华、李艳红、朱新明和陈建辉5人。黄国华公款私存主要是公司物业的租金，我只是交待她将部分公司的公款存到她的个人账户，主要用于发放职工工资。我们公司一共有20个左右的职工。 （2）李艳红供称，我从2001年入职至2016年7月一直在华夏公司担任会计。华夏公司的业务只有出租麦地市场综合楼一项；华夏公司没有设单独的财务经理，财务方面的事情都是请示总经理。我知道黄国华用自己的私人名义开设了银行账号归公司使用，部分以现金形式交的租金，黄国华就会存入到她的私人银行账号；还有部分租金是直接转账到黄国华的私人银行账号。黄国华的私人银行账户归公司使用这件事公司里大多数人都是知道的，是莫礼深要求的。黄国华担任出纳期间是有做出纳帐的，从2004年开始的一年左右时间，我与黄国华是每个季度对账一次；后来就变为一年对账一次；对账的主要方式是黄国华将其归公司使用的私人银行账户内的存款结余的银行对账单交给我，在我核对会计账册上结余与银行对账单上的金额吻合后将对账单入账，之后进行审计。对账的过程中，每次都是我先告诉黄国华会计账上的结余，黄国华每次都能提供相应金额的对账单给我。会计帐上体现的结余是不包括银行活期存款利息的，黄国华会提供相应存款的利息金额给我入账。华夏公司出租物业的承包合同在黄国华那里有一部分，一部分在总经理朱新明那里，惠州市地税局也会有全部的承包合同复印件。华夏公司在收到承包方的租金后，都会开具发票或收据给承租方，具体的是由黄国华对外开具，之后由我进行入账处理。 （3）黄国华供称，我在华夏公司担任出纳，主要负责收租金、开发票、发工资、报销、转账，做出纳帐，公司财务由总经理直管。华夏公司总经理先是莫礼深，之后是朱新明（变更时间好像是2013年），副总经理是汪某武、陈建辉两人，会计人员先后是黄某娣、黄某群、李艳红、周某儿（2016年开始负责）。华夏公司名下的物业有麦地市场的一、二、三楼以及六、七、八楼共约15000平方，一楼由公司职工承包，每月租金15万元；二楼由金煌酒店娱乐有限公司承租，每月租金5.2万元三楼由英皇会承租，每月租金5万元；六楼也是由金煌酒店娱乐有限公司承租，每月租金2万元；七楼每月租金为2.5万元；八楼的商家分的比较散，租给了他人用来运营网吧，每月租金7920元，租金共计每月32万元左右，收取的租金属于华夏公司的营业收入。收取的这些租金存放在三个地方：一部分存放在我个人的银行卡上，一部分存放在国团公司账上，一部分放在华夏公司的一般账户上。华夏公司分别在工行和建行有账号；另还以我个人名义在工商银行开设两个账号归公司使用，分别为200*************512、622*************293，除此之外，华夏公司再没有实际支配使用的银行账号了。我任华夏公司出纳期间，没有私自使用过公司银行账户内的资金，我只是挪用我个人名义开设的归公司使用的银行账户内资金用于炒股。 两个账户完全是华夏公司使用，收取租金后，都有开具发票，开票方署名是惠州市华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大约从2005年开始，承包人吴某每个月会将租金转入我个人账户，以前是每个月转83000元，2015年开始公司提高租金到15万元，吴某每月分两笔转过来，一笔83000元，一笔67000元；有时也会有比较零散的租金转进来，这两个账户内的资金除了收取租金外，不存在其他的进项资金，账上的钱都是公司的日常支出，例如员工工资等。2003年开始，这两个账户上的租金我有挪用部分用于个人炒股，是将收到的租金，转到我另一个工行账户（账号200*************274），捆绑证券公司股票账户。我挪用资金炒股，做账前都会将挪用的资金的钱转回账户，出纳账无人监管，但每年年底，会计事务所都会审计公司的会计凭证，分管财务的总经理没有亲自去查看，一般都是会计做好相关报表给他查看。存放租金的两个账户除了公司的钱外，有时我的其他账户会转钱过去，但那是为了还挪用的钱。公司正常使用资金的审批流程是使用资金的员工填写《报销单》，交由公司老总（以前是莫礼深，后是朱新明）签名同意，再拿给我，由我支付费用给员工。公司不知道我挪用公司资金用于个人炒股，炒股总体上亏了60多万元，我后来四处借钱才将欠款填平。现任经理朱新明是公司老总，在接任时肯定有了解我用私人账户存放公司收取的租金这方面的情况，而且我也跟他说过有些租金放在我个人账户。朱新明担任公司总经理后，没有要求我注销用于存放租金的私人账户，我与会计之间有对账，每个月的月底都和会计对账。 经查看账户为200*************512的银行流水，我转出了10笔资金用于炒股，金额共计1275000元到我的账号为955*************099账户内，具体转账时间及金额分别为：1、2007年2月14日，转出金额为60000元；2、2007年2月28日，转出金额为100000元；3、2007年3月28日，转出金额为80000元；4、2007年4月6日，转出金额为100000元；5、2007年5月21日，转出金额为200000元；6、2008年5月8日，转出金额为150000元；7、2009年1月15日，转出金额为145000元；8、2009年2月3日，转出金额为150000元；9、2009年8月6日，转出金额为40000元；10、2009年8月10日，转出金额为250000元。 经核对账号为622*************293的银行流水，共分23次，合计转出2460100元到我用于炒股的银行账号（户名黄国华，账号955*************099），转款的具体时间及金额分别为：1、2009年11月30日，转款金额为200000元；2、2010年4月27日，转款金额为200000元；3、2011年1月11日，转款金额为100000元；4、2012年1月19日，转款金额为50000元；5、2012年3月20日，转款金额为50000元；6、2012年3月28日，转款金额为40000元；7、2012年4月24日，转款金额为375000元；8、2012年8月6日，转款金额为5000元；9、2012年8月28日，转款金额为5000元；10、2013年1月11日，转款金额为100000元；11、2013年1月24日，转款金额为50000元；12、2013年3月1日，转款金额为8000元；13、2013年9月12日，转款金额为322000元；14、2013年12月2日，转款金额为150000元；15、2014年4月28日，转款金额为250000元；16、2014年6月4日，转款金额为5100元；17、2014年12月10日，转款金额为35000元；18、2015年1月8日，转款金额为300000元；19、2015年1月13日，转款金额为50000元；20、2015年2月10日，转款金额为80000元；21、2015年6月2日，转款金额为45000元；22、2015年6月15日，转款金额为30000元；23、2016年2月17日，转款金额为10000元。我从账号200*************512、622*************293两个账户内共转出3735100元用于炒股。 华夏公司应该是国有企业，我只是普通职工，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我2005年任公司出纳的，收取的租金有部分是现金，有部分转到我尾号为1512和3293的工行卡上。因华夏公司的前身城乡公司逃避债务，不敢将公司收取的租金放到公司帐上，所以放到我个人账户上，公司对使用我的个人账户没有任何监督机制，只要每年余额对账清楚就行。我曾将这两张卡里的钱转到我的个人尾号为5099的工行卡上用于炒股票。2007年至2009年我从尾号为1512工行卡分10笔共转了1275000元到我的尾号为5099工行卡上；2009年至2016年我从尾号为3293的工行卡分23笔共转了2460100元到我的尾号为5099工行卡上，两张卡共转了3735100元到尾号为5099的银行卡上。后于2007年至2008年我分两笔从尾号为5099的工行卡上转回679000元到尾号为1512的工行卡上；2010年至2016年我10笔从尾号为5099的工行卡上转回1253750到尾号为3293的工行卡上；另2009年至2013年我还用现金分5笔共476000元返还到尾号为3293的工行卡上，我能清楚确认共返还了2408750元。未偿还的资金有多少我不确定，因为有部分现金是我个人的，包括2016年前发工资大部分是现金，每月都有8万元左右，还有报销、办公经费及律师费，不确定是否返还的金额是1326350元。 我一共从公司使用的银行账户内转出3735100元用于炒股。具体为：1、从尾号为1512的工行账户内共转出1275000元至我用于炒股的尾号为5099工行账户；2、从尾号为3293的工行账户内共转出2460100元至尾号为5099账户内用于炒股。我共偿还了3043703元，偿还途径有：1、我从尾号5099账户共转账679000元至尾号1512账户内；2、我从尾号5099账户转账1253750元至尾号3293账户；3、我现金存入尾号3293账户476000元。我利用尾号5099账户直接支付员工工资以及取现后支付员工工资共计329953元。经我认真核对尾号1512账户流水，未发现有其他任何的还款方式；尾号3293账户流水，发现我以现金方式偿还了挪用的欠款305000元。具体现金还款的时间及金额：1、2011年3月7日现金存入尾号3293账户60000元；2、2011年8月8日现金存入尾号3293账户40000元；3、2012年12月20日现金存入尾号3293账户50000元；4、2013年6月5日现金存入尾号3293账户50000元；5、2013年6月26日现金存入尾号3293账户30000元；6、2014年1月27日现金存入尾号45000元；7、2014年12月29日现金存入尾号3293账户30000元。这次经我认真核对流水发现我有利用尾号5099账户支付华夏公司的员工工资以及支取现金用于公司日常开支的情况。我以现金方式偿还这30.5万元至尾号3293账户的资金来源有一部分是我卖出自己房屋的房款，还有一部分是我出租房屋的租金，还有一部分是我的自有资金。经我计算，还有691397元未归还，但在公司的账面上，我是不欠公司的钱的，因为根据公司会计账上显示，我是将挪用公司的钱全部归还的。我没有其他途径偿还所挪用的资金了，只是通过刚才所说的四种途径偿还我所挪用的资金，具体的四种情况为利用尾号5099账户直接还钱给尾号1512账户及尾号3293账户，我直接偿还现金到尾号3293账户内，最后就是我直接利用尾号5099账户支付华夏公司员工，同时从尾号5099账户内提取现金用于支付部分员工工资以及公司日常费用支出。经我认真回忆以及核对尾号1512账户、尾号3293账户、尾号5099账户，我偿还所挪用的资金的途径就刚刚所说的四种途径，没有其他的途径了。我之前认为只要能打印出相应金额的对账单，就代表我全部归还了所挪用的资金。 原审被告人黄国华的辩护人提交了黄国华与廖某鑫签订的“租赁合同”及租户的证明、身份证，以及邱某达的转账凭证等，证明原审被告人黄国华名下的涉案银行卡公私混用，其中有黄国华私人的租金收入及其他往来资金。 上述证据均经原审法院当庭质证和认证，且证据之间能互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出庭检察员当庭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 1、房地产估价报告（惠欣估字[2020]第EK6A3F号），证实经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重新委托评估，惠州市******************办公楼（共14间）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为184.61万元。 2、房地产估价报告（惠欣估字[2020]第INF925号），证实经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重新委托评估，惠州市*******市场综合楼地下室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为187.48万元。 以上证据均经当庭质证，且与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莫礼深、李艳红，原审被告人朱新明、黄国华、陈建辉无视国家法律，身为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结伙侵吞公款280000元，数额巨大，五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上诉人莫礼深身为国有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出售，造成经济损失862100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又构成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上诉人莫礼深伙同国有公司管理人员原审被告人朱新明、上诉人李艳红，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9600000元，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超过三个月未还，情节严重，三人的行为又构成挪用公款罪。上诉人莫礼深任城乡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方式，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157480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又构成受贿罪。原审被告人黄国华身为国有公司从事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691397元进行营利活动，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又构成挪用公款罪。 在贪污共同犯罪中，上诉人莫礼深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李艳红，原审被告人朱新明、黄国华、陈建辉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且案发后积极退赃，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在挪用公款的共同犯罪中，上诉人莫礼深主导和指使他人挪用公款，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李艳红、原审被告人朱新明受他人指使，起次要和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依法可从轻处罚；另被挪用和筹借的款项，上诉人莫礼深、李艳红和原审被告人朱新明已在案发前将涉案款项本息归还，没有造成公款的流失，减轻了犯罪的危害性，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对上诉人莫礼深、原审被告人朱新明作为辛苦费截留的0.5%利息，利差共计568000元，系非法所得，依法应予没收，上缴国库。上诉人莫礼深、李艳红，原审被告人朱新明、黄国华均系一人犯数罪，依法对四人实行数罪并罚。上述五人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对于检、辩各方的意见，本院综合回应如下： （一）关于挪用公款问题的认定。经查，上诉人莫礼深为谋求高额利息回报，为柏新公司筹集2000万元借款，在私人借款达不到目的后，利用其曾任城乡公司、华夏公司总经理的影响力，不仅协调国资公司借出800万元，而且协调原审被告人朱新明以国团公司名义办理相关手续，连同国团公司的160万元一并借给柏公司。莫礼深虽当时已不具有国企负责人的身份，但其利用影响力，协调上述国企人员，将涉案公款挪用给民营企业使用，其行为已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且与朱新明、上诉人李艳红构成共同犯罪。在挪用公款共同犯罪中，不仅犯意的提起、策划和组织实施均是由莫礼深完成，而且主要的获利者也是莫礼深，起主要和决定作用，依法认定为主犯；朱新明在柏新公司要求借款2000万元、国资公司同意出借800万元均已谈妥后，在莫礼深的指使和影响下，安排李艳红完成借入、借出和抵押等相关手续，朱新明和李艳红均起次要和辅助作用，均依法认定为从犯，且李艳红的地位作用明显低于朱新明。因此，原判认定莫礼深、朱新明、李艳红构成挪用公款罪，莫礼深系主犯，朱新明和李艳红均系从犯，不仅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朱新明在挪用公款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与莫礼深是同等的，不宜认定为从犯”的抗诉和支抗意见，莫礼深及其辩护人关于“莫礼深案发时其已离职，即便构成挪用公款罪，也应当认定为从犯”的上诉和辩护意见，不仅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而且于法无据，本院均不予采纳；李艳红及其辩护人关于“事前不知情，受指使开设账户、签订借款合同、办理银行卡，未获取额外利益”等上诉和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相符，且原判已予认定并予减轻处罚，据此要求再予从轻处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涉案房产及地下车库价值的认定。经查，有案发后惠州市纪委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分别认定涉案房产和地下车库的价值为1916400元和3415100元；对于涉案房产，还有原判采信的本院（2001）惠中法执字第149-2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价值2338888.32元。对于惠州市纪委委托作出的评估报告，因程序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原判未予采信涉案地下车库价值的评估报告并无不当，但原判采信本院2001年执行中的以物抵债裁定，认定涉案车库的价值，且对涉案房产的价值却又采信了上述评估报告，原判如此采信证据，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还造成了认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原公诉机关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涉案车库均重新作出评估报告，送达了相关当事人，本院重新开庭组织了质证，将第二次委托的评估报告作为认定涉案房产和地下车库价值的依据。虽然莫礼深及其辩护人均对第二次的评估报告均提出异议，但经庭后征询评估机构的意见，涉案地下车库的层高并非莫礼深及其辩护人所称的净高，即便存在一定的误差，但对涉案地下车库的价值影响不大；对于地势低洼、设置不合理等问题，评估人员均已现场察看，已经考虑了上述因素。基上述情况，第二次委托评估作出的评估报告系原公诉机关依法委托作出，不仅程序合法，而且方法科学，结果准确，依法应当予以采信，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本院依法认定涉案房产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为184.61万元，由此认定莫礼深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出售，造成经济损失862100元；依法认定涉案地下车库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为187.48万元，由此认定莫礼深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1574800元。因此，抗诉和支抗意见关于“原判以惠州中院民事裁定书确认的以物抵债价格，减去已支付的部分，认定莫礼深受贿涉案地下车库的金额，依据不足；第二次评估报告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等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莫礼深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应当按照同时期同地段实际交易的房屋合同成交价认定莫礼深的涉案数额或认定莫礼深受贿金额20-70万元之间、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涉案金额最多不超过45.8万元”等意见，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 （三）关于其他相关问题。上诉人莫礼深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莫礼深不构成贪污罪，应当认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罪；不构成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只是行政违法行为”等上诉和辩护意见；上诉人李艳红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李艳红具有自首情节，积极退回全部5万元赃款，能够及时悔过”等上诉和辩护意见；原审被告人朱新明的辩护人提出的“朱新明挪用公款数额仅为160万元，800万元不能认定为朱新明挪用的数额”等辩护意见。经查，上述意见在原审法院审理时均已提出，原审判决已分别进行详细回应，本院均予以确认，不再赘述。此外，莫礼深的辩护人提出的“原判罚金过高，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恳请酌情减少至30万元；莫礼深及家人多有疾病，生活困难”等辩护意见，均据理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李艳红提出的“其在纪委没有掌握案件真实情况时，其主动交代与莫礼深等人共同贪污28万元的事实，应当认定为立功”等上诉意见，经查，原判根据“到案经过”的描述，已认定其具有坦白情节，且由于其与莫礼深构成贪污共同犯罪，即便纪委不掌握上述犯罪线索，依法也不能认定为立功。因此，这一上诉意见，不仅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而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上诉人莫礼深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和受贿涉案数额有误，导致对其量刑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莫礼深关于认定其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和受贿涉案数额有误的上诉意见，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抗诉意见、支抗意见和上诉人莫礼深的其他上诉意见，上诉人李艳红的上诉意见，均据理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刑初238号刑事判决中的第一项中的定罪部分以及第二项至第九项。 二、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刑初238号刑事判决中的第一项中的量刑部分。 三、被告人莫礼深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月13日起至2031年7月12日止。罚金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荣平 审 判 员 李浩浩 审 判 员 邱玉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邓梦琪 书 记 员 杨一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八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一百六十九条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