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再57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新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卫山开发区（加工区中区）。法定代表人：罗柏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淼，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吉，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沙埔长巷村下庄（土名）。法定代表人：吴会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传胜，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鸿丰实业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旺角黑布街****。登记合伙人：罗柏林、罗智辉。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淼，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吉，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罗柏林，男，1947年9月1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淼，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吉，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第三人：吴会东，男，1970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沙埔瑶晖路**。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思敏，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陈刘毅，男，196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欣，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吴会颜，女，1966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思敏，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李亚兰，女，1968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淼，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光炜，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申诉人广州新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鸿公司）因与被申诉人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盈公司）、一审反诉被告并二审被上诉人鸿丰实业公司（以下简称鸿丰公司）、一审第三人罗柏林、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李亚兰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4382号民事判决，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新鸿公司不服，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复查（2018）44000000002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民抗16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曹军、书记员许斯媛出庭。申诉人新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淼、尹吉，被申诉人嘉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传胜，一审反诉被告并二审被上诉人鸿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淼、尹吉，一审第三人吴会东、吴会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思敏，一审第三人罗柏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淼、尹吉，李亚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淼、丁光炜，一审第三人陈刘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另查明，根据增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函咨询，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穗规划资源协查（2019）574号《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增国用（2004）第B0400138号土地相关情况的复函》，回复如下：土地位于新塘镇新元山（土名），面积为47051.30平方米（折合70.577亩），用途为住宅、工业，已核发国土证（证号：增国用（2004）第B0400138号），权利人为新鸿公司，无查封、抵押情况。因新鸿公司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按照约定开发建设，该局于2006年5月15日向其发出《闲置土地认定通知书》，认定上述70.577亩为闲置土地。再查明，2017年9月29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向新鸿公司发出穗国土规划业务函（2017）5018号《关于协商闲置土地处置事宜的函》，要求新鸿公司在收到函后5个工作日内到该委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提供地块开发情况资料，并协商处置的相关事宜。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终审判决未考虑罗柏林与吴会东等人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与本案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之间的关联性，判决驳回新鸿公司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诉讼请求，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一、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另案罗柏林与吴会东等人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之间存在关联，应结合审查。本案中，2005年5月7日，吴会东（甲方）、陈刘毅（乙方）、罗柏林（丙方）和吴会颜（丁方）签订了《股东协议书》，约定由嘉盈公司以35250000元的转让金受让股东罗柏林个人控股的新鸿公司名下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各股东应按股东协议约定增资，甲方、乙方、丁方应于嘉盈公司与新鸿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前，甲方增资8200000元，乙方增资7050000元，丁方增资2375000元，该增资均须以货币形式汇（存）入公司银行账户；甲方、乙方、丁方完成首期增资后，须于2007年12月28日分别缴付增资余额14725000元、12600000元、4175000元，此前如政府要求或公司经营需要而提前启动经营项目，则出资期限相应提前；丙方增资额16375000元，以从新鸿公司转让其土地使用权给嘉盈公司所得转让金35250000元中的16375000元直接作为丙方的增资，余款18875000元由嘉盈公司支付给新鸿公司，在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时即视丙方完成出资义务，待嘉盈公司取得该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再由嘉盈公司向丙方出具由各股东签字确认的出资证明。从上述合同约定来看，《股东协议书》实际包含了涉案土地的转让、增资共同开发涉案土地的意思表示。2005年5月12日，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属于履行《股东协议书》后续签订的合同，两者之间具有关联性。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应结合《股东协议书》一起作出，即新鸿公司出让涉案土地并非仅为取得土地转让款，而是在出让土地的同时实现其控制股东罗柏林完成在嘉盈公司的增资，促使嘉盈公司其他股东也相应增资，共同开发涉案土地。终审判决认定新鸿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目的是取得全部转让款且已经实现，认定事实存在不当。二、在《股东协议书》被判决解除的情况下，共同开发涉案土地的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新鸿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符合规定，应予支持。生效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由于吴会东、吴会颜、陈刘毅不履行《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增资义务，导致各方通过嘉盈公司合作开发土地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判决解除《股东协议书》。如前所述，新鸿公司转让涉案土地亦应为通过嘉盈公司合作开发该土地。在各方通过嘉盈公司合作开发土地的目的已无法实现，余款因《股东协议书》被解除已无法转为增资额的情况下，新鸿公司主张解除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终审判决对此不予支持，适用法律存在不当。新鸿公司申请再审称，再审请求：一、撤销二审判决；二、解除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三、嘉盈公司将位于增××××白江村新元山（土名）、证号为增国用（2004）第B040013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国有土地返还新鸿公司；四、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嘉盈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交易为一整体，嘉盈公司的设立、《股东协议书》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密不可分，上述行为具有内在因果联系，两份协议实际上构成主从合同。二审判决割裂交易的整体性，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在《股东协议书》已依法解除，出现情势变更的情况下，判令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造成严重不公。（一）嘉盈公司设立、增资及涉案土地转让系具有因果关系的整体，《股东协议书》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具有高度关联性，构成主从合同。本案交易模式为，设立项目公司嘉盈公司为项目开发主体，罗柏林投入土地，吴会东等另三人投入资金，利用涉案土地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并通过开发获利并分红。嘉盈公司的设立、《股东协议书》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密不可分，具有内在因果关联。首先，罗柏林以新鸿公司为主体，通过出让的方式取得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其后，因涉案土地紧邻吴会东所控制的盈毅公司所开发的楼盘，吴会东便找到罗柏林商议共同开发涉案土地，涉案土地与吴会东所开发楼盘紧密相邻系吴会东希望共同的开发土地的驱动力。就共同开发涉案土地事宜，吴会东及其姐吴会颜又拉来其合作伙伴陈刘毅，与罗柏林就共同开发达成一致，即罗柏林提供涉案土地，吴会东等三人提供开发资金，设立嘉盈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其后为进一步明确土地和资金注入嘉盈公司，各方才签订《股东协议书》，为履行该协议继而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嘉盈公司的设立以及两份协议的签订，本质上都是为了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服务。其次，就《股东协议书》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关系上看，《股权协议书》签订在先（2005年5月7日），明确将涉案土地注入嘉盈公司作为罗柏林的义务，并由大量合同条款约定涉案土地转让相关事宜以及土地转让对罗柏林增资的影响。相比，《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签订在后（2005年5月12日），且内容仅有一页纸，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单纯以土地转让获取转让对价为目的的转让合同的形式。《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非独立的转让行为，而是与嘉盈公司增资互为一体。即罗柏林之所以安排新鸿公司签署《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其原因在于为了履行其在《股东协议书》中的义务。《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系《股东协议书》履行的结果。在整个交易中，《股东协议书》起到规定交易主要内容的作用，对嘉盈公司为项目开发主体，罗柏林投入土地，吴会东等另三人投入资金，通过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分红获利进行了明确约定，系主合同。作为主合同履行结果而签订的内容极为简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则构成从合同。最后，从上述合同约定来看，《股东协议书》实际包含了涉案土地的转让、增资共同开发土地的意思表示。2005年5月12日，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属于履行《股东协议书》后续签订的合同，两者具有高度关联性。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应结合《股东协议书》一起做出，即新鸿公司出让该涉案土地并非仅为取得土地转让款，而是在出让土地的同时实现其控股股东罗柏林完成在嘉盈公司的增资，促使嘉盈公司其他股东也相应增资，共同开发涉案土地。二审判决认定新鸿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目的是取得全部转让款且已经实现，认定事实错误。从嘉盈公司的设立到其增资，再到涉案土地的转让，相关行为构成一个具有因果联系的整体，任何割裂该整体，而单独审视单一环节的做法，都是对已发生客观交易的片面解读，都将造成对事实的错误认识。（二）在《股东协议书》被依法解除的情况下共同开发涉案土地的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新鸿公司主张解除合同与法有据，应予支持；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基础已丧失的情况下，继续履行该合同将显失公平。罗柏林之所以签订《股东协议书》并安排新鸿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其根本目的在于其出让土地、由吴会东等三人出资金，通过共同开发涉案土地获利。但吴会东等三人未能按照《股东协议书》约定增加投资，严重违约。生效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由于吴会东、吴会颜、陈刘毅不履行《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增资义务，导致各方通过嘉盈公司合作开发土地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判决解除《股东协议书》。新鸿公司转让涉案土地亦应为通过嘉盈公司合作开发该土地，在各方通过嘉盈公司合作开发土地的目的已无法实现，余款因《股东协议书》被解除已无法转为增资款的情况下，新鸿公司主张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退一步说，即便每份合同都有其独立目的，但也不能否认两份合同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目的，更不能否认两份合同间的关联性。即便按二审判决的逻辑，两份合同的当事人不同，但如上文所述的两份合同签订的根本原因及其关联性无法否认。《股东协议书》解除，对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而言已构合同法规定的情势变更，即因不可归责于新鸿公司及嘉盈公司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致《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之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显失公平，应解除合同。显失公平表现在：(a)《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转让价格低于市场价。合同签订于2005年，正值我国房地产产业的高速发展的阶段，任何理性的商业投资在当时的选择也肯定是将符合建筑条件的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而非直接低价转让。罗柏林仅实际获得一半的转让款，另一半作为其对嘉盈公司的增资，但《股东协议书》已解除，其增资也没有意义。故《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下，罗柏林实际所得转让款仅为约定款项的一半，更是远远低于市场价。《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之所以约定如此低价，就是为了共同开发的便利，如果共同开发不能实现，还必须强行以该低价转让，显然对转让人严重不公平。(b)共同开发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吴会东等三人违约，罗柏林已按《股东协议书》安排新鸿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其没有任何过错。在吴会东等人违约的情况下，还按照不合理的低价将涉案土地转让至吴会东控制的嘉盈公司，意味着吴会东通过违约行为将获巨额利润；作为守约方的罗柏林则要蒙受巨额经济损失，有违公平正义。(c)吴会东等三人已从违反《股东协议书》中获得了巨额经济利益。罗柏林在按《股东协议书》的要求安排新鸿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后，就立即将涉案土地权证交吴会东持有。但吴会东在获得涉案土地证后，非但不履行《股东协议书》的约定增加投资以涉案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反而利用其实际控制嘉盈公司之便，故意造成涉案土地闲置，并违规利用涉案土地进行高尔夫球场的运营。因涉案土地紧邻吴会东名下公司已开发楼盘用地，故其利用涉案土地作为高尔夫球场，在其名下公司楼盘销售中，又利用该高尔夫球场作为宣传卖点，来增加其楼盘的商业价值，并从中获利颇丰。吴会东在签订《股东协议书》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时，可能就未打算实际履行相关协议，而是假借两份合同的名义，来获取涉案土地使用权，以为其名下公司所开发楼盘的销售及商业价值服务，以通过违约来非法获取巨额经济利益。在吴会东等人因违约导致《股东协议书》被依法撤销，且其已通过违约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再要求罗柏林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显失公平。在已出现法定的情势变更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不应再继续履行。二、二审判决认定新鸿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仅为收取全部转让款，该基本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一)《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签署是吴会东、吴会颜、陈刘毅和罗柏林为履行《股东协议书》、合作开发涉案土地所作的特殊交易安排，二审判决未就该基本事实予以查明。1、二审判决未查明涉案土地的交易背景。2004年8月25日，新鸿公司与原广东省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增城国土局)签署《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取得涉案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吴会东主动找到新鸿公司老板罗柏林，希望共同开发涉案土地。约定由罗柏林提供涉案土地，由吴会东、吴会颜与陈刘毅等三方提供涉案土地的合作开发资金，用以共同投资。各方商定采取项目公司的方式进行合作开发，先由四方成立项目公司，再将涉案土地转移至项目公司名下进行开发。吴会东、陈刘毅、罗柏林、吴会颜确定分别以35％、30％、25％、10％持有该项目公司嘉盈公司的股权，并拟按照持股比例分配利润与承担风险。鉴于涉案土地的实际使用权人罗柏林仅分配有项目公司25％的股权，四方商定在罗柏林向项目公司转让涉案土地前，由吴会东等三方先给予罗柏林涉案土地对应价款的二分之一作为补偿。最终，四方确定按照50万元每亩的价格对涉案土地进行估价，并以该估价金额的二分之一作为罗柏林提供土地的实际作价，吴会东等三方以此实际作价为基数按照各方在项目公司的持股比例为涉案土地提供前期开发资金。其中，根据补偿安排，四方确定将率先从吴会东等三方所提供的资金中拿出涉案土地估价金额的二分之一给予罗柏林作为补偿。吴会东、陈刘毅、罗柏林、吴会颜四方于2005年4月18日设立嘉盈公司作为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项目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四方按照前述商定比例各出资175万、150万、125万、50万元，四方均确认李亚兰在嘉盈公司中代罗柏林持股。根据上述由罗柏林提供土地、吴会东等三方提供资金的合作方式，罗柏林注册资本出资款125万元实则由其他三方承担，后续土地及开发资金的提供将通过股东增资方式完成。2、《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股东协议书》是四方合作开发涉案土地交易背景的体现，二审判决对其关联性未予查明。2005年5月7日，四方签订《股东协议书》，该协议除类似公司章程般就公司组织机构、股东间分工合作、会计与审计、经营期限等事项作出具体约定外；四方根据之前商定结果，就合作开发涉案争土地中的共同投资、共享利润与风险共担问题达如下协议：(a)由罗柏林提供涉案土地并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由于涉案土地在罗柏林全资持有的新鸿公司名下，因此，四方按照每亩50万元的价格计算涉案土地的土地转让款为35250000元。根据《股东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四方一致同意嘉盈公司按照上述价格受让新鸿公司名下的涉案土地。协议同时明确约定，特授权吴会东代表嘉盈公司与新鸿公司签署《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负责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所需税费全部有嘉盈公司承担。(b)提供土地的作价及四方投资总额：鉴于四方对罗柏林提供土地作价的前述特殊安排，罗柏林仅以涉案土地转让价款的二分之一，即17625000元作为其对嘉盈公司的总出资，结合四方对罗柏林在项目公司中持股比例及利润分配比例为25％的确定，故《股东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约定嘉盈公司总投资额为70500000元，其中罗柏林总出资额为17625000元，所持公司股权比例为25％。(c)罗柏林提供土地的补偿安排：《股东协议书》第二条第3款约定吴会东、吴会颜与陈刘毅增资分为两期，其中，首期增资吴会东8200000元、陈刘毅7050000元、吴会颜2375000元，合计17625000元应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签订前完成。与四方商定的补偿安排一致，其他三方的首期增资金额恰为土地转让款的二分之一17625000元，该首期增资资金应按照合同约定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签署前支付予新鸿公司与罗柏林。同时，由于罗柏林在嘉盈公司注册资本中已出资1250000元(实际由其他三方承担)，为保持持股比例与投资总额不变，故四方作出嘉盈公司向新鸿公司支付土地转让款18875000元(实际支付人民币17625000元)，土地转让款余款16375000元作为罗柏林在《股东协议书》项下增资的约定。上述交易安排使得罗柏林注册资本出资1250000元及16375000元增资的总和，与四方商定的罗柏林提供土地的实际作价17625000元保持一致。(d)由吴会东等三方提供资金：根据《股东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其他三方以罗柏林提供土地的实际作价17625000元为基数，吴会东总出资额为24675000元，其中注册资本1750000元、首期增资8200000元、二期增资14725000元；陈刘毅总出资额为21150000元，其中注册资本1500000元、首期增资7050000元、二期增资12600000元；吴会颜总出资额为7050000元，其中注册资本500000元、首期增资2375000元、二期增资4175000元。吴会东、陈刘毅、罗柏林、吴会颜的出资均到位后，所持嘉盈公司股权比例仍保持35％、30％、25％、10％不变。(e)共享利润与共担风险：《股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在各方均足额出资前，按各方实际出资比例分享利润。无论各方实际出资多少，吴会东、陈刘毅、罗柏林、吴会颜的亏损和风险承担比例分别为35％、30％、25％、10％，该比例自公司成立后的存续期间内均维持不变。2005年5月12日，为履行《股东协议书》项下各方提供土地及开发资金的义务，并根据《股东协议书》约定，吴会东代表嘉盈公司与罗柏林全资持有的新鸿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主要约定：(a)新鸿公司将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嘉盈公司，转让金为35250000元。(b)该合同签订前，嘉盈公司支付18875000元转让金给新鸿公司，余款16375000元直接作为新鸿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柏林先生投入嘉盈公司的增资额。(c)嘉盈公司负责具体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手续，并承担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税收和费用。《股东协议书》、《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前述具体约定，以及项目公司的设立，均是四方为合作开发涉案土地交易背景的直接体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14条之约定，《股东协议书》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有关各方提供土地、资金作为共同投资的约定、利润分配与风险承担比例的约定，以及有关涉案土地与项目公司关系的约定，均体现出两个合同整体可被视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其合同目的为四方合作开发涉案土地。二审判决以就该基本事实没有查明，忽略了其间不可割裂的密切联系，从而错误的认定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作为《股东协议书》项下各方提供土地与资金的特殊安排，是为履行《股东协议书》并根据《股东协议书》约定签署的合同，其本质合同目的系履行《股东协议书》以实现合作开发涉案土地，二审法院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目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篇幅仅有1页合计7条约定，且合同当事人一方新鸿公司系罗柏林全资持有，另一方嘉盈公司更是涉案土地开发的项目公司，根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股东协议书》的约定条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四方为履行《股东协议书》项下各方提供土地与资金，以达到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目的而约定由项目公司与罗柏林实际控制的土地使用权人签署的合同。二者有关土地转让价款的金额、支付方式、转让手续及税费承担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已构成主从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二审判决在没有查明本案交易背景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股东协议书》之间联系的情况下割裂两个合同之间的关联、忽视两个合同的履行情况，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7条的相关规定，认定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仅为收取转让款与接收土地，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1、《股东协议书》的合同目的为四方通过嘉盈公司合作开发涉案土地，二审判决对该事实未予认定。2012年8月27日，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受嘉盈公司委托向新鸿公司出具《律师函》，函中确认嘉盈公司的注册成立目的就是通过转让方式取得涉案土地，继而在该宗土地上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股东协议书》项下嘉盈公司股东增资的唯一目的也是为了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及筹集项目建设所需的前期资金。《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也仅是四方根据《股东协议书》约定提供土地与资金以实现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目的而作出的特殊安排，其本质合同目的是合作开发涉案土地。二审判决均未就此事实予以查明。在罗柏林、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及李亚兰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定《股东协议书》进行增资的目的是为了合作开发涉案土地，而由于吴会东、陈刘毅与吴会颜三方未能依约履行二期增资，导致涉案土地未能合作开发，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法院判令解除《股东协议书》并由吴会东等三方承担违约及赔偿责任。吴会东等三方不服股东出资纠纷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会东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在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中，各级法院均认为《股东协议书》的合同目的为合作开发涉案土地，本案二审忽视生效裁判的认定，未在本案中就《股东协议书》的合同目的作出认定，在二审判决没有查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股东协议书》之间联系的情况下，难以对二者合同目的的一致性及主从合同的关联性作出正确认定。2、新鸿公司与罗柏林在整个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利益、行动、义务均是一致的，不能简单认定为不同主体，二审判决认定《股东协议书》系四方之间的约定，与新鸿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的合同目的无关，系对本案基本事实错误解读。二审判决认定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双方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仅为收取全部转让款与接收土地，系忽略四方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交易背景、割裂了嘉盈公司的设立与《股东协议书》、《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签署之间的联系而认定的事实。退一步说，即使明确区分罗柏林与新鸿公司两个主体，并根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第3条有关嘉盈公司支付新鸿公司土地转让金l8875000的约定，也仅能认定新鸿公司的部分合同目的为收取部分土地转让金。实际上，该条款同时约定余款16375000元直接作为新鸿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柏林先生投入嘉盈公司的增资额。仅就该条款而言，《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属于“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即约定了嘉盈公司本应支付给新鸿公司的部分土地转让金，可直接与罗柏林在嘉盈公司中的增资义务相抵。鉴于此，新鸿公司签署并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另一个合同目的是为了实现罗柏林与吴会东等三方合作开发涉案土地并按照既定比例分配利益的目的；而最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四方通过项目公司共同开发涉案土地。此外，《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项下土地转让价款的实际支付情况同样可以体现整个交易背景的安排与其合同目的，具体支付情况如下：(a)2005年4月6日、4月20日，盈毅公司代嘉盈公司向新鸿公司支付土地转让金800000元、2700000元；(b)2005年4月14日，新鸿公司收款凭证显示抵消罗柏林对嘉盈公司注册资本出资额1250000元；(c)2005年5月18日，新鸿公司收到嘉盈公司转让金港币9000000元按照汇率1.07折算人民币为9630000元；(d)2005年5月24日，罗柏林收到嘉盈公司现金1000000元；(e)2005年5月25日，罗柏林收到嘉盈公司现金1000000元；(f)2005年7月11日，罗柏林收到嘉盈公司现金300000元；(g)2005年8月11日，新鸿公司收到嘉盈公司转让金1000000元，并实际用于支付嘉盈公司买车款；同日，新鸿公司另收到嘉盈公司转让金1195000元。上述款项共计18875000元，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约定嘉盈公司应于合同签订前支付给新鸿公司的部分转让金对应。其中，抵销罗柏林注册资本出资额1250000元后罗柏林与新鸿公司应收17625000元，又由于其中1000000元系罗柏林给予嘉盈公司的买车款，罗柏林与新鸿公司实收土地转让款为16625000元。上述土地转让金的支付金额、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可以证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实质为履行各方在《股东协议书》项下提供土地与资金的义务，以及实现各方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目的。首先，盈毅公司向新鸿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显示，在嘉盈公司成立前后，盈毅公司已经于2005年4月6日、4月20日向新鸿公司支付土地转让款合计3500000元，该事实足以证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整个交易背景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四方始终按照协商结果，通过《股东协议书》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提供土地与开发资金。其次，嘉盈公司在支付土地转让价款时并未明确区分新鸿公司与罗柏林两个主体，新鸿公司在《股东协议书》项下代罗柏林增资16625000元、并于2005年4月14日通过抵销土地转让金的方式代罗柏林支付注册资本出资款1250000元、以及同样于2005年8月11日通过抵销土地转让金的方式支付给嘉盈公司1000000元买车款，新鸿公司在本案中也屡次代罗柏林履行其合作开发涉案土地项下的义务。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与本案二审判决的认定不符，嘉盈公司实际上对新鸿公司、罗柏林与其签署《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十分清楚，无论是嘉盈公司，亦或是四方与土地使用权人新鸿公司均明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就是为了合作开发涉案土地。二审判决在未查明以上事实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因未查明上述事实所适用的法律确有错误。三、二审判决认定新鸿公司具有办理土地过户的义务，以及认定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双方因怠于行使自身权利对未能完成土地过户手续均有过错且均应承担责任，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一)《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股东协议书》均明确约定由嘉盈公司负责办理涉案土地的过户手续并承担所需税费，二审判决认定新鸿公司具有办理转移土地使用权手续的义务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嘉盈公司负责办理该宗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手续，并应当承担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税收和费用。新鸿公司仅负有给予协助的义务。由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仅是各方履行《股东协议书》的特殊安排，因此《股东协议书》同样约定有类似条款，其第一条约定各方授权吴会东代嘉盈公司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并由嘉盈公司承担全部所需税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享有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订立合同并约定合同内容的权利，二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7条认定新鸿公司具有办理转移土地使用权手续的义务，明显与当事人就合同相关约定的意思表示不符，该事实的认定没有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二)二审法院认定新鸿公司对未能完成涉案土地使用权交易过户手续存在过错缺乏证据证明。1、无证据证明新鸿公司未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项下办理过户手续的协助义务。由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由嘉盈公司负责办理涉案土地的转让手续，新鸿公司仅具有协助义务。在嘉盈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向增城国土局提交转让过户申请，亦无证据证明新鸿公司不提供转让手续所需材料的前提下，根据本案一审法院查明，新鸿公司与罗柏林已于2005年8月11日根据合同约定将涉案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交给吴会东收执，股东出资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亦查明新鸿公司已于2005年8月11日将土地使用权证交予嘉盈公司，涉案土地一直由嘉盈公司控制使用，故不应认定新鸿公司未履行办理过户手续的协助义务。同时，股东出资纠纷再审裁定中明确认定罗柏林对土地使用权至今未变更登记至嘉盈公司名下并无过错。二审判决对以上事实未予查明。2、涉案土地被认定为闲置土地并被限制办理交易过户手续的过错及后果应由嘉盈公司与吴会东等三方承担，二审判决均未对上述事实予以查明。2005年8月11日，新鸿公司与罗柏林根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股东协议书》的约定在收取转让款后将土地使用权证交予嘉盈公司与吴会东、并将土地交付予嘉盈公司与吴会东等三方占有使用。涉案土地的风险应由交付后并实际控制占有的嘉盈公司承担。由于嘉盈公司与吴会东等三方无故拖延办理过户手续，且未履行增资义务开发涉案土地，增城国土局于2005年9月27日向新鸿公司发出《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拟对涉案土地开展闲置土地调查工作。新鸿公司在收到《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后立刻将其转交嘉盈公司，并配合嘉盈公司将涉案土地开发利用情况、办理用地手续情况及相关资料通过书面《情况说明》报送增城国土局。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与《广州市闲置土地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未规定动工开发建设日期，自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生效之日起满1年未动工开发建设的，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同时，《股东协议书》第二条第3款明确约定如政府要求或公司经营需要而提前启动经营项目，则出资期限相应提前。在吴会东等三方明知上述情况的前提下，仍未及时履行《股东协议书》项下增资义务，从而导致嘉盈公司因缺少资金始终未对涉案土地进行开发，致使涉案土地存在被认定为闲置的风险。2010年4月26日，增城国土局作出《拟处置闲置土地告知书》，告知书称增城国土局已于2006年5月15日发出《闲置土地认定通知书》，认定涉案土地从2005年8月25日为闲置土地，未经同意，不得对涉案土地擅自建设、转让和抵押。同样，新鸿公司在收到通知书后立刻转交嘉盈公司，并协助嘉盈公司就涉案土地的后续利用意见及情况说明以回函方式报送增城国土局。由于涉案土地被认定为闲置土地的调查、认定、拟处置过程均发生于嘉盈公司收到土地使用权证并实际占有涉案土地后，且作为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各方均对《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实际情况十分清楚，新鸿公司在涉案土地被认定为闲置土地的问题上已经给予嘉盈公司必要的协助，因此，涉案土地被认定为闲置土地的风险转移应当由嘉盈公司承担，涉案土地被认定为闲置土地并被限制办理交易过户手续的过错及结果也应由嘉盈公司承担。但二审法院及再审法院均未就上述事实予以查明，从而导致作出错误认定。3、二审判决认定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不清楚涉案土地的占用情况并怠于行使自身权利系未能完成涉案土地过户手续的主观原因，该事实的认定明显缺乏证据证明。二审法院为查明诉涉案地的有关情况，于2015年11月30日向增城国土局发函调查，增城国土局于2015年12月24日以《增城区国土房管局关于查询广州新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47051.3平方米地块有关情况的复函》函复二审法院，复函称根据数据库管理系统显示，广园快速路和黄埔东路(G107)占用了新鸿公司名下涉案土地，占用面积为10912平方米(实际占用面积以专业测量队伍测量结果为准)。由于相关单位未到增城国土局办理权属变更登记，增城国土局无法提供有关占用情况的详细信息。据此，二审法院错误认为作为土地使用权登记权利人的新鸿公司与作为实际权利人的嘉盈公司，均不清楚涉案土地的占用人，更未向占用人主张权利。虽然存在上述阻碍土地使用权交易过户的客观事实，但新鸿公司、嘉盈公司作为权利人均怠于行使自身的权利是未能完成交易过户手续的主观原因。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均有过错，均应承担责任。然而，本案涉案土地不能办理过户手续的主要原因在于涉案土地被认定为闲置土地后转让受到限制，及有关部门尚未制定闲置土地处置方案导致各方无从缴纳闲置费用，以及吴会东等三方控制的嘉盈公司未主动申请办理过户手续，也不愿承担办理过户手续的税费及闲置费，而非二审判决中认定的占用问题以及新鸿公司、嘉盈公司怠于行使自身权利的原因。二审判决对涉案土地未能过户的主观原因认定缺乏证据证明。涉案土地被认定为闲置土地并被限制办理交易过户手续的过错及后果应由嘉盈公司与吴会东等三方承担，新鸿公司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的义务、也不应因闲置问题所导致的未能办理过户承担任何责任。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前后矛盾，缺乏证据证明。四、二审判决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不应解除且能够继续履行的认定系所依据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法院仅依据增城国土局的复函认定合同能够继续履行，系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依据上述错误的事实认定，忽视整个交易背景，认为新鸿公司作为涉案土地转让人，其合同目的在获取转让价款时已经实现，而未能完成交易过户手续的责任又不完全在于嘉盈公司一方。进而认为新鸿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缺乏法律依据、合同和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系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一)由于吴会东等三方增资违约导致《股东协议书》的解除，嘉盈公司应对其资产、债权和债务进行清算，各方已无继续开发涉案土地的合作基础，且嘉盈公司实际控制人吴会东等三方已不具有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意愿。二审判决未对上述事实予以查明。1、二审判决未查明《股东协议书》中有关嘉盈公司清算的约定。《股东协议书》第十条第2款约定，协议终止后，公司应对其资产、债权和债务进行清算。清算后的资产，根据各方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现股东出资纠纷案中的生效裁判已判决解除《股东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嘉盈公司应在《股东协议书》终止后进行公司清算，其结果是，各方已无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基础。而作为土地使用权提供方的罗柏林与新鸿公司，也无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义务，且《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项下过户手续也因嘉盈公司的清算而无法继续履行。2、二审判决未查明闲置土地的认定原因与时间，且认定合同能够存在继续履行的可能性系所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增城国土局向二审法院作出的调查复函中称“由于企业反映该地块存在非企业自身因素的土地闲置情形，且该情形至今未消除，因而我局暂未对该地块作出闲置处置”，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土地不排除存在继续开发的可能性，且闲置土地在缴纳土地闲置费用、完善手续后不影响转让、使用，却未对增城国土局提及的“非企业自身因素”予以查明，而“非企业自身因素”的具体内容则会影响到该因素是否存在消灭的可能性。如该“非企业自身因素”本身就不具备消灭或短时间内不具备消灭的可能性，那么土地闲置问题也就不存在解决的可能性，二审法院据此简单认为土地闲置问题可以消除，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实际上，除吴会东等三方及嘉盈公司不及时增资、拖延办理过户手续这一因素外，导致包含涉案土地在内的新塘镇大林(1700亩)片区政府控制性详细规划(2006)与涉案土地的用地规划方案冲突导致无法报批涉案土地规划方案，也是未及时开发土地的原因之一。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规定，属于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动工开发延迟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向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提供土地闲置原因说明材料，经审核属实的，可以延长动工开发期限、调整土地用途、规划条件、由政府安排临时使用等。但不应直接认定为闲置土地，二审判决对上述基本事实未予查明。最后，由于上述非企业自身因素造成的土地闲置始终未予解决，增城国土局在错误认定闲置土地的情况下，难以作出闲置土地处置方案，因而嘉盈公司实际上无从缴纳土地闲置费。且由于《股东协议书》的解除，四方也无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意愿。同时，控制性详细规划与涉案土地规划方案的冲突是各方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由于各方因上述种种原因已无继续开发涉案土地的意愿，继续履行合同对于罗柏林及新鸿公司明显不公平且不能实现开发涉案土地的目的，当事人请求法院解除合同的，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解除。二审判决对上述基本事实未予查明，所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3、二审判决未查明，且有新的证据证明嘉盈公司实际控制人吴会东等三方已无继续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意愿。首先，无论是于本案亦或是股东出资纠纷案中，新鸿公司与罗柏林一直作为原告方就被告的违约责任主张权利。相反，吴会东等三方未履行《股东协议书》项下增资义务、其操控的嘉盈公司也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曾有办理过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也未主动向新鸿公司与罗柏林主张任何权利等事实，能够证明嘉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会东等三方已无继续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意愿。其次，作为涉案土地临近地块使用权人盈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会东、吴会颜，为了提升其相邻地块的房产价值，刻意将涉案土地修建成高尔夫球练习场，并在销售其名下项目时，以与高尔夫球场相邻为由对外进行宣传，以此来促进销售和提升房产价格。由此看来，吴会东、吴会颜基于个人利益考虑，并无继续开发涉案土地的愿望。罗柏林多次要求其办理过户并开发涉案土地，均被其以各种理由拒绝，罗柏林迫于无奈提起解除合同诉讼之后，其才提出了反诉。如其真的希望开发涉案土地，绝对不会从来都不主动推进涉案土地的建设，反而将其建设为高尔夫练习场。最后，新鸿公司在二审过程中曾向二审法院提交过涉案土地2007年、2010年至2015年期间土地使用税完税凭证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吴会东等三方控制的嘉盈公司不按期缴纳涉案土地使用税，而是一直由新鸿公司代缴，吴会东等三方及嘉盈公司已无继续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诚意与意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88条规定，就该份证据，二审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未作为裁判根据，由于该份证据能够证明二审判决认定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可以继续履行的基本事实错误，因此，该份证据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本质为四方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现由于吴会东等三方未履行增资义务致使《股东协议书》解除，导致各方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继续履行将显失公平，故新鸿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二审及再审中，法院认为审理焦点应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具有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只有在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况下，才能解除合同。但是，新鸿公司认为，法院对本案审理焦点归纳严重错误，事实上，本案的核心焦点问题应为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显失公平，即便该合同客观上具有继续履行的可能，但因存在情势变更，导致继续履行将显失公平，则也应将依法予以解除。从罗柏林、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的初衷来看，四方明显具有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目的，如上文所述，在整个交易背景下，四方商定设立嘉盈公司作为开发土地的项目公司，由罗柏林提供土地，其他三方提供资金，按照既定持股比例分配利润并承担风险。实际上，嘉盈公司的设立、持股比例的确定、《股东协议书》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且作为整体得以体现四方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全部交易背景。而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之间签署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仅是因为罗柏林全资持有新鸿公司，对该公司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新鸿公司本身并非仅具有转让土地获取土地转让金的目的，其主要体现的是罗柏林的意志与目的，即以提供土地方式合作开发涉案土地。实际上，罗柏林通过新鸿公司转让土地的最终目的是按照持股比例获取25％的涉案土地开发利润，而绝非仅仅按照50万元每亩的价格获取土地转让金。然而，由于作为嘉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办理过户手续的受委托人吴会东，未及时办理过户手续，导致涉案土地存在被认定为闲置土地的风险。后由于吴会东等三方未按照《股东协议书》约定及时提前完成增资，致使涉案土地最终被认定为闲置土地，从而被限制开发及转让。股东出资纠纷案件中，一审判决、二审判决皆认定吴会东等三方未依约出资的行为构成违约并致使《股东协议书》解除，最终导致各方合作开发土地的目的不能实现。如前文所述，事实上，各方也无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以实现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的意愿与可能。新鸿公司及罗柏林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项下的合同目的由于嘉盈公司与吴会东等三方违约及各方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已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关于“情势变更”之规定，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合作开发已不可能实现，继续履行转让合同将显失公平，故罗柏林有权收回提供的涉案土地，相应的，新鸿公司有权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本案二审判决认为股东出资纠纷案二审判决已经支持了罗柏林要求吴会东等三方承担未能增资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即不能再在本案中要求嘉盈公司与吴会东等三方返还土地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而股东出资纠纷案中法院仅支持了罗柏林关于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罗柏林与新鸿公司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根据《股东协议书》约定提供的土地，也应当在本案中恢复原状并由嘉盈公司予以返还。嘉盈公司再审答辩称，一、2004年8月25日，以349493元的土地出让金获得涉案土地使用权，2005年5月12日，以35250000元转让给嘉盈公司，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获利超过100倍，不存在交易价格显示公平的问题。二、新鸿公司除获利18525507元外，实际控制人罗柏林还通过持有嘉盈公司25%股份的方式，继续享有嘉盈公司后期对土地开发获得的收益。新鸿公司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嘉盈公司的目的是尽早实现投资回报，避免后期市场风险，同时也反映新鸿公司根本没有资金对涉案土地进行开发建设，只能引进资金共同开发。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签订后，由于土地闲置问题、道路占用及其他问题，嘉盈公司一直与新鸿公司进行沟通，但新鸿公司均以土地已经交付为由不予配合，导致涉案土地使用权一直未能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无法进行开发建设。2012年8月，新鸿公司及罗柏林委托律师事务所向相关方寄发律师函，9月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因是涉案土地的价值较签署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时又有近10倍的增长。罗柏林通过嘉盈公司仅能分享25%的收益，但通过新鸿公司则能独享100%的收益。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号生效判决，认定罗柏林已经履行了增资义务，而罗柏林的增资来源正是嘉盈公司后期支付的16375000元土地使用权转让款，因此，该生效判决确定嘉盈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土地转让款。在嘉盈公司已经全额付款的情况下，新鸿公司无权要求解除合同。五、罗柏林是新鸿公司和嘉盈公司的股东，嘉盈公司基于信赖，与新鸿公司签署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六、2005年，新鸿公司通过土地转让已经实际收取了土地使用权转让款18875000元，之后，罗柏林通过追究其他股东逾期增资的违约责任获取11192031元违约金，最后新鸿公司通过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获得全部收益。七、无论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股东协议》的属性如何认定，也不能改变上述两份合同完全独立的事实。从两份合同的主体看，前者是嘉盈公司与新鸿公司，后者是嘉盈公司内部各个股东；从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看，前者约定的是土地使用权，后者是股东之间增资，虽然后者在内容上有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内容，但该内容是为了更清楚阐述增资的目的。八、公司股东的内部事项，可以直接影响、变更公司对外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及后果，对于公司的相对方不公平。股东投资公司的目的是获得回报，不论公司经营的具体项目是什么，公司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中获取收益的目的必然与股东获取投资回报的目的存在必然联系。如果仅因公司与股东的目的存在联系，就将股东的目的不能实现视为公司的目的不能实现，对第三方极为不公。九、检察机关认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股东协议书》存在关联，继而将罗柏林与新鸿公司两个完全不同的主体等同，缺乏法律依据。十、检察机关以两份合同存在联系为由，将罗柏林在增资合同中的目的视为嘉盈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忽视了两个不同合同中不同主体之间的独立性。十一、股东协议解除，是罗柏林积极主动寻求的结果，依据协议约定的条款，并非法定解除。如要继续履行股东协议，罗柏林完全可以在主张继续履行合同的同时追究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而非诉请解除增资协议。十二、嘉盈公司的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不履行合同的情形，也没有违约行为，新鸿公司无权解除合同。十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号判决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表述为“继续履行的可能性较小”，而非无法履行，该判决是将股东逾期增资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可能性，作为判决解除增资协议的考量因素，并非认定土地使用权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十四、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股东增资协议不存在主、从关系，任一合同解除，另一合同依然可以独立存在并履行。十五、在增资纠纷中，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可能不履行是“因”，解除股东协议是“果”，新鸿公司的逻辑相反，将解除股东协议为“因”，意图得出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果”，假定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也恰恰说明两者之间没有主从之分。2012年10月21日，新鸿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一、解除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签署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二、嘉盈公司将位于增××××白江村新元山（土名）、国有土地证编号为增国用（2004）第B0400138号、面积为47051.3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新元山地块）返还予新鸿公司。嘉盈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反诉请求：一、新鸿公司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直至将增国用（2004）第B0400138号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至嘉盈公司名下；二、新鸿公司在一个月内按照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公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收件资料清单》向嘉盈公司提交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所需资料；三、新鸿公司在一个月内按照规定程序解决土地闲置问题；四、嘉盈公司在取得涉案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按照土地使用权的实际面积支付剩余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约为100000元，多退少补，计算公式为单价×面积－18875000元）；五、新鸿公司与鸿丰公司连带赔偿嘉盈公司损失约6422873.42元（以1887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房地产开发贷款利率，计算自2007年12月29日起至新鸿公司交齐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所需全部资料之日止的利息）；六、本案诉讼费用由新鸿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新鸿公司于1990年11月15日成立，由鸿丰公司独立出资成立。2004年8月25日，新鸿公司与原增城市国有土地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增国合字（2004）第152号）。同年8月30日，原增城市国有土地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填发了增国用（2004）第B040013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将该证交给新鸿公司。上述使用权证载明了新鸿公司是座落于增××××白江村新元山（土名）、使用权面积为47051.3平方米地块的使用权人，该地块的用途为住宅、工业等内容。嘉盈公司于2005年4月18日成立，公司登记的股东为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及李亚兰。2005年5月7日，吴会东（甲方）、陈刘毅（乙方）、罗柏林（丙方）和吴会颜（丁方）签订了《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嘉盈公司由四位股东共同发起成立，公司已于2005年4月18日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500万，公司成立时各股东已完成首期出资，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分别占嘉盈公司股份35％、30％、25％、l0％；股东一致同意嘉盈公司以35250000元的转让金受让新鸿公司名下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为此，特授权甲方代表嘉盈公司与新鸿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负责办理该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等；嘉盈公司投资总额为7050万元(包括注册资本500万元)，各股东应按股东协议约定增资；甲方、乙方、丁方应于嘉盈公司与新鸿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前，甲方增资8200000元，乙方增资7050000元，丁方增资2375000元，该增资均须以货币形式汇(存)入公司银行帐户；甲方、乙方、丁方完成首期增资后，须于2007年12月28日分别缴付增资余额14725000元、12600000元、4175000元，此前如政府要求或公司经营需要而提前启动经营项目，则出资期限相应提前；丙方增资额16375000元，以从新鸿公司转让其土地使用权给嘉盈公司所得转让金35250000元中的16375000元直接作为丙方的增资，余款18875000元由嘉盈公司支付给新鸿公司，在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时即视丙方完成出资义务，待嘉盈公司取得该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再由嘉盈公司向丙方出具由各股东签字确认的出资证明；股东出资须以由公司出具、全部股东签字确认的出资证明为凭证；任一方未按约定期限和金额出(增)资的，即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超过规定的最后出(增)资期限三个月仍未足额出(增)资的，视同违约方放弃其在公司的一切权利，自动退出公司；任何一方构成违约的，该违约方除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外，还应赔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违约方从逾期之日起，每逾期一日，按实际欠缴出(增)资额的千分之一计付，直至其违约行为消失或已承担违约责任之日止。违约方支付的违约金由各守约方按照每一守约方的已出(增)资额占全部守约方的已出(增)资总额比例分配；守约方的经济损失计算方法，自守约方按期按额出(增)资之日起，由违约方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3倍赔偿守约方的利息损失；如二方或二方以上股东违约，除各自支付违约金给守约方外，应共同对按期按额出(增)资的守约方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部分股东不履行股东协议约定的义务或违反股东协议的任何条款，使其他股东无法行使股东权利和享有股东权益，或者导致股东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的，任一方可发出终止股东协议的通知书，但该通知书至少应在股东协议终止前的三十天内发出；股东协议终止后，嘉盈公司对其资产、债权和债务进行清算；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各方知悉并确认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李亚兰只是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和股东是罗柏林，罗柏林行使股东权利、享有股东权益并承担投资风险，李亚兰不能行使股东权利、不享有股东权益也不承担投资风险；股东协议生效之前各方签署的一切文件(包括公司申请注册登记时交工商部门备案的全部文件)；协议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生效之前各方所签的一切文件，凡与股东协议不一致的，均以股东协议为准等内容。2005年5月12日，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新鸿公司将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嘉盈公司；转让金为35250000元；本合同签订前，嘉盈公司支付18875000元的转让金给新鸿公司，余款16375000元直接作为新鸿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柏林投入嘉盈公司的增资额；新鸿公司负责地上建筑物清理，承担征地补偿款；嘉盈公司负责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手续，并承担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税收及费用；新鸿公司应根据国土部门的规定向嘉盈公司提供相应的、办证所需的资料，并给予嘉盈公司必要的协助；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等。合同签订后，新鸿公司即将涉案国有土地交给嘉盈公司使用。2005年8月11日，新鸿公司将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交给吴会东收执。2008年1月28日，新鸿公司开具《证明》一份，证明其公司已收齐应收的部分土地转让款18875000元，并已开具收据。2010年4月26日，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增国房处字【2010】72号《拟处置闲置土地告知书》。该告知书载明新鸿公司自取得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后，未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同意，至今未能动工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置超过2年；该局于2006年5月15日发出增国房处字【2006】201号《闲置土地认定通知书》，认定涉案国有土地从2005年8月25日为闲置土地；市政府拟依法处置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未经该局同意，对涉案国有土地不得擅自建设，转让和抵押等内容。后，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将上述告知书送达给新鸿公司。2012年8月23日，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受嘉盈公司的委托，向新鸿公司、罗柏林发出《律师函》。《律师函》载明了嘉盈公司注册成立的目的是通过转让方式取得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继而在涉案国有土地上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嘉盈公司股东增资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支付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的转让价款及筹集项目建设所需的前期资金；股东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增加投资供嘉盈公司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前期价款后，由于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迟迟未能办理，项目开发建设无法开展，导致股东后期增资计划顺延；由于贵方欠缺办理转让登记的法定资料，涉案国有土地的出让交易几乎不可能通过原增城市国土部门及用地委员会的批准，贵方存在根本违约的主观恶意；故通知贵方，请务必于2012年9月30日之前，向嘉盈公司及其股东解释拖延、拒绝办理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的转让手续的真实原因，并就《土地出让权转让合同》的后续履行及如何弥补嘉盈公司所遭受的损失等事宜提出具体处理方案，否则，嘉盈公司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贵方违约及欺诈的法律责任等内容。为了查明事实，一审法院去函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查询涉案国有土地的情况。2013年1月29日，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增国房复【2013】82号《关于协助查询相关土地情况的复函》。复函称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无抵押、查封；广园快速路和黄埔东路（G107）均占用涉案国有土地的部分面积，占用面积共约为10912平方米（实际占用面积以专业测量队伍测量结果为准）；目前，新鸿公司未到该局就该部分占用面积办理权属变更登记；该局闲置土地处置办公室于2005年9月27日作出《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增国房处字【2005】183号），对涉案国有土地展开闲置土地调查工作；2006年5月15日作出《闲置土地认定通知书》（增国房处字【2006】201号），认定涉案国有土地为闲置土地；2010年4月26日作出《拟处置闲置土地告知书》（增国房处字【2010】72号），通知用地单位提供土地后续利用意见，逾期将依法处置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拟处置闲置土地告知书》作出后，截止目前为止暂未作出处置；根据数据库系统2012年的影像显示，在涉案国有土地上有建筑物，建筑物在该局没有权属登记等。另查明，2012年9月2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罗柏林诉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案号为（2012）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37号。罗柏林在该案中请求法院判令，一、解除罗柏林、吴会东、陈刘毅和吴会颜签署的《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二、吴会东向罗柏林支付逾期增资违约金107479250元；三、陈刘毅向罗柏林支付逾期增资违约金9198000元；四、吴会颜向罗柏林支付逾期增资违约金3047750元；五、吴会东、陈刘毅和吴会颜自2010年10月1日起（具体从罗柏林向法院起诉之日往前倒推两年起算）以16375000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的标准共同向罗柏林支付两年的利息损失5993169元，且吴会东、陈刘毅和吴会颜就该等利息损失之赔偿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书，载明“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违反《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增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与三被告签订《股东协议书》进行增资的目的是为了合作开发位于增××××白江村新元山（土名）、国有土地证编号为增国用（2004）第B0400138号的地块，而由于各被告均未能依约向嘉盈公司增资，导致上述土地至今未能合作开发，双方增资的目的无法实现，三被告构成根本违约，原告作为守约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故原告起诉要求解除上述《股东协议书》，本院予以支持。……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罗柏林与被告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于2005年5月7日签订的《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二、被告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分别以14725000元、12600000元、417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计收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从2010年9月30日至2012年9月29日的违约金给原告罗柏林；三、被告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共同以16375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三倍的标准，计算从2010年9月30日至2012年9月29日的利息损失赔偿给原告罗柏林，并就该利息损失的赔偿互负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罗柏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后，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该案二审仍在审理中。一审庭审中，一、新鸿公司、嘉盈公司、鸿丰公司、罗柏林、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和李亚兰均确认李亚兰是嘉盈公司的名义股东，由李亚兰代罗柏林持有股份。二、新鸿公司主张以下事实，1、转让合同签订后，新鸿公司多次催促嘉盈公司办理涉案国有土地的转让登记手续；2、在签订转让合同前，涉案国有土地的部分土地作为公共道路使用，但新鸿公司未办理被征收手续，也没有收取相应的征收补偿款；3、新鸿公司在收到《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闲置土地认定通知书》和《拟处置闲置土地告知书》后，已将三份文书送达给嘉盈公司。三、嘉盈公司主张以下事实，1、2006年上半年，嘉盈公司单方到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办理涉案国有土地转让登记手续，为此，嘉盈公司曾要求新鸿公司提供登记所需的资料，但新鸿公司未能提交，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认为不符合办理变更登记的条件，也没有出具任何的受理回执；2、嘉盈公司不确认收到《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闲置土地认定通知书》和《拟处置闲置土地告知书》，不知道涉案国有土地被处置的情况；3、嘉盈公司没有办理涉案国有土地的部分土地的被征收手续，也没有收取相应的征收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新鸿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新鸿公司将该使用权转让给嘉盈公司，双方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诉辩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问题。根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可知，新鸿公司将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的目的是将涉案国有土地交由罗柏林、吴会东、陈刘毅和吴会颜共同出资成立的嘉盈公司进行开发。故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由嘉盈公司负责办理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的转让手续，现嘉盈公司无证据证明其曾向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提交转让申请，亦无证据证明新鸿公司不提供转让手续所需材料。同时，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作为嘉盈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增资义务，嘉盈公司怠于开发涉案国有土地。为此，一审法院认定嘉盈公司怠于办理转让手续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另，根据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拟处置闲置土地告知书》和复函的内容可知该局已认定涉案国有土地自2005年8月25日起为闲置土地，并明确了未经该局同意，对仍登记在新鸿公司名下的涉案国有土地不得擅自建设、转让和抵押等，上述限制对于新鸿公司和嘉盈公司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已存在现实障碍。鉴于嘉盈公司在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存在违约行为直接导致新鸿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新鸿公司主张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嘉盈公司要求新鸿公司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直至将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转移登记至嘉盈公司名下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新鸿公司要求嘉盈公司返还涉案国有土地，合理合法，予以支持。鉴于涉案国有土地的部分土地已被另行用作市政道路使用，故嘉盈公司返还涉案国有土地的范围限于其占用的、未被用于市政道路使用的其余部分。嘉盈公司基于继续履行合同的目的而提出的其他反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予支持。至于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的转让款返还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双方其他权利义务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可另行解决，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6月1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解除广州新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05年5月12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二、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增国用（2004）第B040013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国有土地（返还的范围限于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占用的、未被用于市政道路使用的其余部分）给广州新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三、驳回广州新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18150元，分别由广州新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50150元和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168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1470元，由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嘉盈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第四项；二、改判支持嘉盈公司的全部一审反诉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新鸿公司承担。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不服本院（2012）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5年6月4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于2015年7月20日发生法律效力。为查明涉案土地的有关情况，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向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管理局增城区分局发函调查，该局于2015年12月24日以增国房复（2015）1139号函复本院：“一、基本情况。广州新鸿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新鸿房地产公司）位于增××××白江村新元山（土名）面积为47051.33平方米地块，《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增国用(2004)第B0400138号，用途为住宅、工业，无抵押、查封。我局2010年4月26日作出《拟处置闲置土地告知书》（增国房处字：【2010】72号），通知用地单位提供土地后续利用意见，逾期将依法处置上述土地使用权。由于企业反映该地块存在非企业自身因素的土地闲置情形，且该情形至今未消除，因而我局暂未对该地块作出闲置处置。在该因素清除后，我局将按“以用为先”的原则促进土地的盘活利用。二、道路占用情况。根据我局数据库管理系统显示，广园快速路和黄埔东路(G107)占用了新鸿房地产公司部分用地，占用面积约为10912平方米（实际占用面积以专业测量队伍测量结果为准）。由于相关单位没有到我局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我局无法提供其权属变更的申请资料，也无法核实占用新鸿房地产公司用地的占用人具体名称。《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17号）明确国土部门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以法律、法规和土地管理规章为依据。上述土地的占用问题，属于土地侵权，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侵权案件不作为争议案件受理。如土地权属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建议其循司法途径解决。三、转移登记所需资料。该地如司法裁定过户，且用地单位按附件要求提交相关资料，经审核符合转让条件的，我局将积极配合执行”。（附件：依法院、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收件清单）嘉盈公司、吴会东、吴会颜共同质证称：对于该复函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1、该复函明确了涉案土地并不存在交易的法律障碍，根据复函的附件显示，如果涉案土地进行交易，只需提供附件所需的资料，即可完成交易过户。而附件所列明的资料，双方主动即能够提交，因此涉案的土地交易可以继续履行。2、该复函确认了涉案土地的面积与当初双方签订转让时减少了大约一万平方米，该事实足以支持嘉盈公司的反诉请求，要求减付土地交易的成交价款。新鸿公司、鸿丰公司、罗柏林、李亚兰共同质证称：1、根据该复函房管局何时作出土地闲置处置不确定，至今还没有作出闲置处置的决定，也没有确定在何时作出闲置处置，该复函明确说企业反映该地块存在非企业自身因素的土地闲置情形，且该情形至今未消除，因而我局暂未作出闲置处置，在该因素消除后才作出处置，但是该函没有明确是什么因素。2、根据闲置土地的处置办法，是要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才可以作出处置。现在该土地只是发出了闲置土地认定通知书，还没有作出正式的闲置土地决定书，也就是说闲置土地的认定程序都没有正式的完成，也没有处置方案。3、根据复函涉案土地中有10912平方米存在土地权属争议，根据房地产管理法，存在土地权属争议不能办理土地过户手续。复函虽然初步认定大约有10912平方米的土地被占用，建设为道路，但是连增城国土局都不清楚10912平方米的土地的占用人是谁。复函进一步明确占用土地的行为属于土地侵权，建议土地权属人寻司法途径解决。如果说10912平方米的土地属于侵权人对土地的非法占用，那么导致土地被非法占用的责任是由嘉盈公司还是新鸿公司承担对此存在争议。我方认为土地、国土证原件已经交付给嘉盈公司，所以土地被占用的责任应该由嘉盈公司承担。复函里提及的办理过户所需资料表格有提到一份闲置土地缴费通知书及缴费单据，我方认为只有增城国土局经过政府审批作出正式的闲置土地处理决定并且以缴交闲置土地费的形式对闲置土地进行处置，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有可能取得闲置土地缴费通知书以及根据缴费通知书缴纳了闲置土地费以后才可以取得缴费单据，但是涉案土地现在的情形不可能取得闲置土地缴费通知书，更不可能取得缴费单据，同时即使政府最终审批决定以缴纳闲置土地费的形式对涉案土地进行处置，双方也对由谁缴纳闲置土地费存在争议。陈刘毅质证称：对于该复函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根据复函，涉案土地的现状是可以过户交易的。涉案土地10912平方米已经被占用了，因此涉案土地的转让价款应相应的减少。本院二审认为，关于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原审论理清晰，认定准确，本院不再赘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新鸿公司主张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能否成立？《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应因《股东协议书》的解除而解除？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关于焦点一，新鸿公司主张因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未依据股东协议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从而导致新鸿公司及罗柏林与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通过共同组建嘉盈公司的方式，共同开发新元山地块的合同目的落空，且该地块被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认定为闲置土地，使该地块被禁止转让，客观上已不能履行转让合同，故要求解除合同。本院认为，第一、本案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指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将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于受让方，受让方支付价款的协议。”故新鸿公司作为转让方，负有交付土地并办理转移土地使用权手续的义务；而嘉盈公司作为受让方，负有支付土地转让款的义务，双方上述义务是基本、对等的义务，一方完全、及时履行义务，是另一方实现合同目的保证。也就是说，新鸿公司作为转让方，其合同目的是按照约定收取全部的转让款；而嘉盈公司作为受让方，其合同目的是接收土地及成功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虽然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嘉盈公司负责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手续，但同时也约定新鸿公司应当根据国土部门的规定向嘉盈公司提供相应的、办证所需的资料，并给予嘉盈公司必要的协助，该约定并没有完全排除新鸿公司转移土地使用权的义务，更没有明确将新鸿公司本应当履行的转移土地使用权义务作为其合同目的，故涉案土地使用权未能办理转移手续，并不影响新鸿公司合同目的的实现。第二、从增城区国土房管局的复函结合本案的事实反映，双方合同签订于2005年5月12日，而2005年9月27日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即作出《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对涉案土地展开闲置土地调查工作，2006年5月15日该局作出《闲置土地认定通知书》，认定涉案土地在2005年8月25日成为闲置土地，之后，2010年4月26日该局又作出《拟处置闲置土地告知书》，但由于该地块存在非企业自身因素的土地闲置情形，且该情形至今未消除，故该局至今还未对该地块作出处置。而且，涉案土地部分面积被广园快速路和黄埔东路占用，而作为涉案土地使用权登记权利人的新鸿公司与作为实际权利人的嘉盈公司，均不清楚具体占用人是谁，更未向占用人主张权利。由此可见，从双方签订合同后，存在阻碍土地使用权交易过户的客观事实，而新鸿公司、嘉盈公司作为权利人均怠于行使自身的权利，更是未能完成涉案土地使用权交易过户手续的主观原因。对此，双方均有过错，均应承担责任。原审法院没有综合考虑本案的情况，而认定涉案土地未能成功办理土地使用权转移手续，系嘉盈公司单方违约行为造成的，并不妥当。第三、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看，嘉盈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18875000元土地使用权转让金支付给新鸿公司，另外16375000元转让金依合同约定作为新鸿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柏林投入嘉盈公司的增资额，对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罗柏林完成了增资义务，因此，嘉盈公司实际上已经履行了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转让款35250000元的义务，也就是说，新鸿公司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第四、《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是属于罗柏林与嘉盈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公司内部关系约定，与新鸿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的合同目的无关。况且，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经对《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作出认定，并支持了罗柏林要求吴会东等股东承担未能增资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故新鸿公司以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未依据股东协议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导致其与罗柏林开发新元山地块的目的落空，即其无法实现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合同目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新鸿公司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人，其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而未能完成交易过户手续的责任不全在嘉盈公司一方，因此，新鸿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缺乏法律、合同和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根据增城区国土房管局的复函，涉案土地无抵押、查封，故不存在合同继续履行的法律障碍；国土部门已认定涉案土地为闲置土地，拟作出处置，但因存在非企业自身因素的土地闲置情形，且该情形至今未消除，至今未作出闲置处置。国土部门并表示将按“以用为先”的原则促进土地的盘活利用。根据《广州市闲置土地处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处置已完善建设用地手续的闲置土地包括下列方式：（一）延长开发建设时间，但自闲置土地处置方案批准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1年；（二）改变土地用途，办理有关手续后继续开发建设；（三）安排临时使用，待原项目开发建设条件具备后，重新批准开发；（四）收回闲置土地。故涉案土地虽然被认定为闲置土地，但不排除存在继续开发建设的可能性，且闲置土地在缴纳土地闲置费用、完善手续之后并不影响转让、使用。因此，虽然国土部门作出《拟处置闲置土地告知书》明确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建设、转让和抵押，但不能以此认定涉案合同完全丧失继续履行的基础，涉案合同还存在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另外，虽然涉案土地部分面积被广园快速路和黄埔东路所占用，但涉案土地使用权权属清晰，本案无证据显示存在权属纠纷，且国土部门也认为占用问题属于土地侵权，故也不能以此认为构成合同继续履行的障碍。综上，虽然涉案合同目前继续履行存在障碍，但该障碍不足以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而需要解除，还需待国土部门作出处置决定后才能判断，原审的认定片面，并错误认为嘉盈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直接导致新鸿公司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导致处理结果不当，应予以纠正。关于嘉盈公司的反诉请求。如上所述，涉案土地已被认定为闲置土地，而国土部门至今尚未作出处置决定，其处置结果将直接影响合同能否继续履行。故在目前情况下，涉案土地使用权尚不具备可直接过户办证的条件，嘉盈公司要求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至其名下，暂不能得到支持。双方应按照国土部门的要求，积极提供土地后续利用意见，以便于国土部门尽快作出处置。因此，嘉盈公司反诉其要求合同继续履行直至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至其名下以及新鸿公司一个月内提交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所需资料、新鸿公司在一个月内解决土地闲置问题，本院均不予支持。虽然涉案土地部分被广园快速路和黄埔东路占用，但嘉盈公司和新鸿公司均不清楚占用的情况，据国土部门的复函，相关单位没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其数据库管理系统显示的占用面积10912平方米并不确定，最终结果还需专业测量队伍进行测量，故嘉盈公司要求按照实际面积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也不能得到支持。关于嘉盈公司要求赔偿损失问题，如上所述，双方对于未能完成交易过户手续均存在过错，故嘉盈公司该项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2)穗增法民一初字第264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广州新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8150元，由广州新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31470元由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9620元，由广州新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18150元，由广州嘉盈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31470元。再审期间，新鸿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1、鸿丰公司商业登记资料；2、《律师函》；3、本院穗中法民四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5、土地转让价款收据；6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572号民事裁定书；7、《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8、《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9《情况说明》；10、会议纪要；11、关于白江村地块规划报批的工作汇报；12、关于申报办案情况的了解；13、对规划路网局部调整的意见反映；14、《拟处置闲置土地告知书》；15、《关于拟处置闲置土地告知书的复函》；16、广州市盈毅房地产有限公司、广州市创兴服装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情况；17、广州市创兴服装集团有限公司官网网站有关“广园东东方名都”地产项目介绍；18、名都会高尔夫练习场宣传单；19、涉案土地使用税完税凭证；20、涉案场地及周边现状。嘉盈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16-18、20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9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鸿丰公司、罗柏林、李亚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吴会东、吴会颜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嘉盈公司一致。陈刘毅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据2、5、7、9、11、12、13、15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3、4、6、8、10、14、16、17、18、19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据20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检察机关提供了下列证据：1、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19年7月22日作出的穗规划资源协查（2019）574号《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增国用第B0400138号土地相关情况的复函》；2、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向新鸿公司发出穗国土规划业务函（2017）5018号《关于协商闲置土地处置事宜的函》。鸿丰公司、罗柏林、李亚兰、嘉盈公司、吴会东、吴会颜、陈刘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再审查明，各方当事人对民事抗诉书另查明、再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一、二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根据诉、辩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新鸿公司请求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是否成立。一、《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继续履行是否存在障碍。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于2005年5月12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新鸿公司将涉案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嘉盈公司，转让金额35250000元，合同签订前，嘉盈公司支付18875000元给新鸿公司，余款16375000元直接作为新鸿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柏林投入嘉盈公司的增资额；嘉盈公司负责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手续，并承担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税收及费用，新鸿公司根据国土部门的规定向嘉盈公司提供相应的、办证所需的资料，并给以嘉盈公司必要的协助。上述合同签订后，嘉盈公司已依约支付转让款给新鸿公司，新鸿公司亦交付涉案土地使用权给嘉盈公司，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除涉案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尚未办理外，其他的的权利义务双方当事人已经履行完毕。涉案土地使用权是否具备办理产权过户的条件，是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广州市国土资源和管理局增城区分局2015年12月24日的《复函》载明，涉案土地使用权无抵押、查封，由于企业反映涉案地块存在非企业自身因素的土地闲置情形，暂未对给地块作出闲置处置，在该因素清除后，将按“已用为先”的原则促进土地的盘活利用，如司法裁定过户，且用地单位按附件要求提交相关资料，经审查符合转让条件的，该局将积极配合执行。根据上述复函及《广州市闲置土地处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涉案地块虽然被认定为闲置土地，但并不排除继续开发建设的可能性，且闲置土地在缴纳土地闲置费用、完善手续之后也不影响转让及使用。据上，新鸿公司请求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理据不足，再审予以驳回。检察机关再审提供的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7月22日向增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复函》、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于2017年9月29日向新鸿公司作出的《关于协商闲置土地处置事宜的函》，其内容均与增城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之前就涉案地块使用权作出的答复及《拟处置闲置土地告知书》基本一致，即涉案地块现在的状况较二审时并无发生实质性改变，二审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履行问题作出的认定及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二、《股东协议书》解除，是否必然导致《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亦解除。首先，《股东协议书》是由吴会东、陈刘毅、罗柏林、吴会颜签署，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由新鸿公司与嘉盈公司签署，签约主体完全不同；其次，《股东协议书》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同、违约责任形式各异，是两个分别独立存在的合同；再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虽然解除了《股东协议书》，但并不因此影响嘉盈公司与新鸿公司依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行使双方因转让涉案土地使用权而产生的权利义务。综上，二审认定新鸿公司以吴会东、陈刘毅、吴会颜未依据股东协议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导致《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应解除的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审查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再审不予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438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卫勇审判员  兰永军审判员  张 怡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黄倩娜高宝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