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82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俊东，男，194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江苏德誉法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旭日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文德路**。法定代表人：朱国富，该公司总经理。破产管理人负责人：贾政和，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寅，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俊东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旭日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旭日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1民初2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刘俊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被上诉人旭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俊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俊东原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旭日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刘俊东在2015年11月后仍在旭日公司从事门卫工作的事实未予认定，而该事实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在2015年11月后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关系。2015年底，公司因经营困难部分裁员，仅安排部分员工留守。刘俊东自2015年7月起，就因旭日公司将房屋抵给刘俊东，已在旭日公司院内居住，裁员时遂被安排留守从事门卫、接待、日常档案管理以及文件收发等工作。在此期间，无论刘俊东还是旭日公司均未提出解除或终止劳务关系，且旭日公司也未安排其他人员从事门卫工作，证人吴某、朱国富的证言亦证明上述事实。旭日公司一审也认可旭日公司的法律文书是由刘俊东接收。故刘俊东与旭日公司之间至案涉房屋被拆除前一直存在劳务关系。2.一审法院认定刘俊东工资支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已超过，属认定事实不清。2015年11月以后的工资表上没有刘俊东的名字，是由于涉案房屋被拆除前，破产管理人与旭日公司未及时办理交接手续，遗失部分文件资料，包含部分工资表，两证人的证言也可以证明2015年11月之后的工资表有刘俊东的名字。且旭日公司2015年底已经经营困难，2016年3月起不再发放职工工资，刘俊东没有必要去查看职工工资表，故刘俊东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期间不应为2015年11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欠付工资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用人单位明确拒绝支付工资之时起算，旭日公司从未明确拒绝支付刘俊东工资。据此，刘俊东主张的工资请求权未超过诉讼时效。3.一审法院认为刘俊东请求确认5000元／月工资债权依据不充分，属认定事实不清。虽然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签订时间是在2008年补签，但自2002年起刘俊东己作为旭日公司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2002年起旭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国富与刘俊东口头达成每月5000元工资的约定。2008年劳动合同法施行时，旭日公司为规范用工管理，刘俊东与旭日公司补签了劳动合同，补签时也延续了每月5000元的工资标准，该合同并非是破产受理后补签，故2008年补签的劳动合同不存在瑕疵。4.一审法院不采纳两证人证言，属适用法律错误。两证人与刘俊东虽系同事关系，但均为旭日公司的管理人员，刘俊东的劳动合同是由证人吴某与其签订，工资发放金额与发放方式是旭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国富确认的，刘俊东作为被返聘的公司职工，为证明工作期间的薪资报酬、工作情况，只能寻求原工作单位人员予以证明，不应认定为双方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陈述的工资标准双方有合同予以佐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支持刘俊东的诉请。旭日公司辩称，刘俊东一审提交的劳动合同及说明，并不能证明刘俊东的工资标准为5000元／月，也不能证明旭日公司克扣其工资。证人吴某、朱国富的证言前后矛盾，且与其他证据无法相互印证。刘俊东退休后入职旭日公司工作，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劳务关系。自2015年11月起，旭日公司的职工工资表中再未出现过刘俊东的名字，且刘俊东也无证据证明2015年10月以后为旭日公司提供过劳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需管理人经人民法院许可聘用，2018年6月5日后刘俊东未经管理人聘用。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刘俊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俊东对旭日公司享有793200元工资债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旭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俊东与旭日公司存在劳务关系，2008年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02年7月1日起，工作内容为副总经理从事总工程师工作，工作时间为弹性工作制，劳动报酬为每月5000元，合同并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旭日公司向破产管理人提供的职工工资表显示：刘俊东自2008年2月至2010年9月期间实际领取工资为每月1600元，自2010年10月至2015年7月期间实际领取工资为每月1900元，其中2008年8月旭日公司向刘俊东支付2007年工资15000元；2015年8月至2015年10月的工资表缺失，自2015年11月起旭日公司职工工资表中无刘俊东名字及领取工资的记录，旭日公司人员工资发放至2016年2月。一审另查明，2018年6月5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李广朝提出的对被申请旭日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担任旭日公司破产管理人，管理人于2018年9月19日在旭日公司厂区张贴申报债权通知，2019年11月29日刘俊东向破产管理人书面递交申报工资债权申请，2020年4月16日破产管理人向刘俊东寄发不予确认工资债权的书面通知书。刘俊东遂向法院起诉。一审中，刘俊东陈述2002年其从原工作单位退休后，即在旭日公司工作，旭日公司给了刘俊东三间住房，刘俊东居住在上述房屋内，自2016年起刘俊东代旭日公司收文发文件、传递信息。证人朱国富陈述其是旭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口头承诺待公司效益好后将合同约定的5000元工资的差额补发给刘俊东，2016年公司不再经营后，刘俊东作为公司留守人员，履行门卫职责。证人吴某陈述，其是旭日公司办公室主任，主管人事和劳资，2016年公司停止经营后，其和刘俊东均为公司留守人员，负责公司文件收发、信息通知等工作，2016年后刘俊东未登记在职工工资表中的原因是因为公司未能提供给破产管理人完整的职工工资表。一审法院认为，刘俊东退休后与旭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刘俊东要求确认对旭日公司享有793200元工资债权，应提供证据证明旭日公司确存在拖欠其工资的行为，且其在合理期限内已向刘俊东主张相关权利；而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刘俊东未就上述事实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首先，一审中刘俊东虽提供劳动合同证明双方约定的劳动报酬为月工资5000元，但旭日公司提供的职工工资表载明双方并未按此工资标准实际履行；其次，刘俊东及旭日公司法定代表人虽陈述公司曾承诺刘俊东待公司效益好后将拖欠的工资差额补齐给刘俊东，就上述陈述刘俊东、旭日公司均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旭日公司拖欠刘俊东工资近20年，刘俊东也无证据证明其曾向旭日公司主张过上述权利；再次，刘俊东陈述其自2002年起至起诉之日均在旭日公司处工作，但根据旭日公司向破产管理人提供的职工工资表显示，自2015年11月起刘俊东已未登记在旭日公司职工工资表中，表明从2015年11月起双方已不存在劳务关系，一审中旭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国富及办公室主任吴某虽陈述自2016至今刘俊东作为公司留守人员一直在为公司工作，但该陈述与二人签字确认的职工工资表相悖，对此二人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刘俊东仅凭代旭日公司收取文件之行为，主张其与公司仍存在劳务关系，依据不充分；最后，旭日公司自2015年11月起不再支付刘俊东工资，也未将刘俊东登记在职工工资名册中，刘俊东权利已受到侵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刘俊东最迟应在2018年11月前向旭日公司主张权利，刘俊东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刘俊东怠于行使其付款请求权，诉讼时效已超过。综上，刘俊东要求确认其对旭日公司享有793200元工资债权，依据不充分，且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刘俊东该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刘俊东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除了旭日公司对一审查明的“2008年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有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一审中已经对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进行的质证，故本院对旭日公司该异议不予采纳。二审中，刘俊东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旭日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刘俊东一直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居住在旭日公司办公楼二楼并对房屋进行管理。2.提交截图照片一组，拟证明刘俊东履行了相关的工作职责，2018年2月12日对旭日公司的房屋进行了维护。旭日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刘俊东在旭日公司厂区内居住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刘俊东为旭日公司提供劳务。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旭日公司应否支付刘俊东793200元工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本案中，刘俊东出生于1940年11月4日，2000年其已经年满6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2002年8月2日，其从原工作单位退休后与旭日公司签订《南京市劳动合同书》，因刘俊东已不符合劳动关系构成的主体要件，故其与旭日公司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于劳务关系。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刘俊东与旭日公司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并无不当。关于刘俊东主张2015年11月之前的劳务报酬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旭日公司自2015年11月起不再向刘俊东支付劳务报酬，亦未将刘俊东登记在职工工资表中，此时，刘俊东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刘俊东应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向旭日公司主张权利。2019年11月29日，刘俊东向旭日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工资债权，其无充分证据证明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已向旭日公司主张权利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故刘俊东主张旭日公司支付其2015年11月之前的劳务报酬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据此，本院对刘俊东要求旭日公司支付其2015年11月之前劳务报酬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刘俊东主张2015年11月及之后的劳务报酬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虽然刘俊东提供了其与旭日公司签订的《南京市劳动合同书》、旭日公司的《资质证书》等证据，上述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刘俊东2015年11月及之后向旭日公司提供了劳务，亦不能证明旭日公司自2015年11月及之后向其支付了劳务报酬。在刘俊东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旭日公司提供劳务的情况下，其主张旭日公司支付其2015年11月及之后的劳务报酬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对刘俊东要求确认其对旭日公司享有793200元工资债权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刘俊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刘俊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刘俊东负担，本院决定均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 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