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32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介迪，男，194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泽江，江苏漫修（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富民路**。负责人：潘俊，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技平，江苏常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翊，江苏常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邵丰，男，1967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朝阳（系邵丰妻子），住常州市武进区。原审第三人：蔡朝阳，女，196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上诉人邵介迪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办事处、原审第三人邵丰、蔡朝阳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苏0492民初1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介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邵介迪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潞城街办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亦存在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一、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和证据，认定事实存在多处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2007年2月16日，安置办安置给邵介迪东方公寓小区14状甲单元602室房屋一套，面积123.04平方米，抵安置房款135344元”，该等认定毫无依据，且完全背离客观事实。事实上，邵介迪与常州市潞城拆迁安置办公室（下称安置办）于2005年7月7日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后，安置办从未通知邵介迪办理安置房领取手续，邵介迪也从未授权任何第三人代为办理领取安置房。本案中，蔡朝阳于2007年2月16日领取的东方公寓小区14幢甲单元602室房屋，并非邵介迪委托其代为领取，邵介迪从未有过口头或书面委托手续，潞城街办未提供任何委托领取安置房的相关依据。蔡朝阳虽为邵介迪的儿媳，但是与邵介迪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民事主体，邵介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署安置协议时就是本人亲自签署的，那么安置办在通知或领取安置房时，也应当通知邵介迪本人并由本人亲自领取，除非有邵介迪的授权委托手续，而不能仅仅因为身份关系就将蔡朝阳领取的安置房认定为安置给邵介迪的房屋，该等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存在错误，且严重侵害了邵介迪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认定“蔡朝阳在2007年5月30日领取40万元款项的行为，蔡朝阳主张是借款，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结合潞城街办在记账凭证上注明的是：预付邵介迪回购房及补偿款（以后再结算），应视为与邵介迪达成回购意思表示，仅未结算”，系一审法院凭主观臆断作出的错误认定。事实上，蔡朝阳领取的40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而非回购款。1.邵介迪与安置办签署的安置协议中，约定邵介迪可以取得2套120平、2套80平的安置房屋，因此，邵介迪按约享有4套安置房的权利。此后，邵介迪未再与安置办协商过回购事宜，更未达成过回购的意思表示，更未授权任何人磋商回购或领取房屋回购款项。2.法院仅凭潞城街办单方保管、单方出具的付款凭证上一句“预付邵介迪回购房及补偿款”以及蔡朝阳的签字，即认定邵介迪与潞城街办达成回购意思表示，证据不足。（1）对于邵介迪及潞城街办而言，在双方签署了房屋安置协议后，如果要变更为房屋回购，对双方而言都是极其严肃且极其慎重的事情，如果是回购，双方应当就回购对象、回购价格、款项支付等事项进行协商并签订回购协议，且邵介迪提交的证据也证明了其他案外人的回购是需要签署回购协议的。而本案中，邵介迪与潞城街办之间从未就回购进行过磋商，更未签署回购协议。（2）40万元付款凭证系潞城街办单方出具、单方保管，并没有邵介迪的签字认可，而蔡朝阳也陈述，该笔款项是借款，当时邵丰曾出具过借条，蔡朝阳在付款凭证上签名时，事由一栏是空白的，即“预付邵介迪回购房及补偿款（以后结算）”这行字当时是没有的。且事后，在2015年6、7月份，拆迁办的工作人员潘连杰，镇领导陈国贤还向蔡朝阳催讨前述40万元借款。因此，40万元款项系借款而非回购款。（3）法院认定“蔡朝阳虽未有邵介迪的授权，但其作为儿媳的身份和领取安置房的行为足以让潞城街办相信蔡朝阳有代理权”，并据此认定蔡朝阳在付款凭证上的签字，视为与邵介迪达成回购意思表示，这是自相矛盾的错误认定。首先，蔡朝阳领取东方公寓小区14幢甲单元602室房屋，并非邵介迪授权，也未获得邵介迪的认可，因此，蔡朝阳从未获得过邵介迪的任何授权。其次，如果法院认定作为儿媳的蔡朝阳领取一套安置房的行为足以让潞城街办相信蔡朝阳有代理权，那么，蔡朝阳代理权的范围也仅限于领取安置房，而不能超出授权范围、超出安置协议内容来办理房屋回购，更不能仅以付款凭证作为双方回购的合意，而没有回购对象、回购价格等关键条款的约定。因此，法院认定40万元款项为回购款显然是自相矛盾的错误认定。3.潞城街办向邵介迪支付过渡费的事实也证明了法院认定房屋回购是错误的，是与事实不符的。庭审中，潞城街办对双方拆迁安置协议上备注的“过渡费结算至2008.1.14”、“过渡费已结算至2010.1.14”均是认可的，其提供的两份过渡费付款凭证也证明了潞城街办向邵介迪支付了过渡费，两次过渡费分别是按照拆迁面积370.96平方、250.96平方米计算的。如果法院认定2007年5月30日的40万元付款凭证是双方达成回购的意思表示，按照这个逻辑，40万元款项折抵房屋面积是210.52平方米，则回购后的剩余面积为160.44平方米（370.96-210.52＝160.44），那么，自2007年5月31日起，潞城街办就不应该按照370.96平方米、250.96平方米发放过渡费。因此，潞城街办仍按照拆迁面积发放过渡费的行为也证明了回购是不存在的，40万元款项并非回购款而是借款，4.潞城街办向邵介迪发放东方公寓24-乙-202室房票的事实，也可以证明回购是不存在的。2013年2月，潞城街办向邵介迪发放了东方公寓24-乙-202室房票，面积为120平方米，如果法院认定蔡朝阳第一次领取的120.04平方米的房屋系发放给邵介迪的，鉴于2007年5月30日发放的40万元回购款项对应的房屋面积是210.52平方米，而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为400平方米，那么，已经安置和回购的面积为120.04＋210.52＝330.56平方米，则尚未安置的房屋面积仅剩下69.44平方米，那么潞城街办为何在时隔6年之后的2013年2月再次发放120平方米房屋的房票？因此，潞城街办发放120平米房屋也可以证明回购不存在，40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而非回购款。（三）法院认定“潞城街办错误发放给邵介迪的过渡费105765元，应在回购款中扣除”，更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错误认定。潞城街办作为国家地方行政机关，其工作流程应当是严谨规范的，特别是涉及到款项发放问题，更应该是慎之又慎，其在安置协议上备注的内容是客观的、不容质疑的。而一审法院为了自圆其说，为了证明回购成立，居然将邵介迪与潞城街办均认可的书证记载的过渡费发放认定为“错误发放”，这是将潞城街办的职能行为视同乡野村夫的胡闹作为吗？该等认定显然是严重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存在错误。一审中，邵介迪向法院申请调取潞城街办于2013年2月发放的东方公寓24-乙-202室房票的分配档案信息，用以查明该套安置房房票的安置对象是否为邵介迪。如前所述，若该套安置房房票的安置对象为邵介迪，则与潞城街办主张的2007年5月30日安置房回购明显不符，则潞城街办的回购抗辩根本不能成立。因此，东方公寓24-乙-202室房票的安置对象应当属于必须查明的基本事实，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会构成重大影响，但一审法院既未调查，也未给予邵介迪合理的答复和理由，这显然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相关规定。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2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根据该条规定，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须满足两个条件：1.行为人具有取得代理权的表象；2.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即相对人不知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欠缺代理权，而且相对人的这种不知情不能归咎于其疏忽和懈怠。结合本案，邵介迪认为：（一）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均为邵介迪本人签署，协议签署后，潞城街办从未通知邵介迪办理有关安置房领取手续，故邵介迪没有授权第三人领取安置房、过渡费之必要，也从未授权蔡朝阳代为领取安置房、过渡费。故邵介迪不存在任何可以让潞城街办认为蔡朝阳具有取得代理权的表象。第二，潞城街办作为依法行政的行政主体，在办理领取安置房、过渡费以及潞城街办所称安置房回购事宜时，应当严格审查蔡朝阳是否经过合法授权。虽然，邵介迪与蔡朝阳之间为亲属关系，但本案安置补偿的方式为产权调换，如果潞城街办主张后来变更为回购，则是将原先双方约定的房屋调换变更为货币补偿，这属于重大处分权的变更。即便法院认定蔡朝阳儿媳的身份和领取过一套安置房的行为足以让潞城街办认为蔡朝阳有代理权，那么其代理权限也仅限于领取安置房而非回购，蔡朝阳无权与潞城街办协商变更邵介迪签署的安置协议，故潞城街办应当严格审查蔡朝阳是否获得授权、授权范围及是否在授权范围内行事等事项，而实际上潞城街办并未审查蔡朝阳是否获得授权，更未有过询问或核实，因此，潞城街办并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不构成善意且无过失。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蔡朝阳有代理权回购事宜显然是对法律规定的错误适用。四、一审法院的裁判超出了潞城街办的抗辩范围。一审中，潞城街办对安置协议上备注的两次过渡费发放均予以认可，且从未主张两次过渡费的发放是错误的，更未主张将过渡费进行抵消，也未提出反诉。而一审法院却在计算潞城街办应支付的过渡费时直接予以扣除，并据此判决款项两相抵消，这显然超出了潞城街办的抗辩范围和主张，明显错误。潞城街办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就领取的安置房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潞城街办已经举证证明邵介迪实际领取了一套安置房。就蔡朝阳所陈述的所谓的借款事实，邵介迪及蔡朝阳均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结合潞城街办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邵介迪实际进行了回购。就支付过渡费的事情，潞城街办也多次向邵介迪说明，因为当时工作人员不一致，以及办公条件限制，确实存在发放错误的情况，并不仅仅是邵介迪，其他人也有同样情况，并且有生效判决予以佐证。就邵介迪所说的房票的事情，潞城街办已经在一审庭审中予以说明，该抽签系村委负责，村委对回购情况不了解，因此存在这样的情况。2.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存在错误，鉴于邵介迪实际已经回购，因此其所抽的房票潞城街办认为是无效的，因此没有安排安置房给邵介迪，该房票所记载房屋的实际归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查明不属于程序错误。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存在错误，鉴于蔡朝阳每次来办理手续时均携带了邵介迪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的原件，且蔡朝阳系邵介迪的儿子、儿媳，且邵介迪只有一个儿子，因此我们认为考虑到前述情况可以认定蔡朝阳系替邵介迪领取相应的房屋及补偿。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邵丰、蔡朝阳陈述，同意邵介迪的上诉意见。邵介迪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潞城街办履行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为邵介迪在东方公寓二期小区安置4套住房（其中120平方米二套和80平方米二套），并协助完成房屋登记过户手续。2.依法判令潞城街办支付邵介迪自2006年7月7日起至2016年7月6日止的过渡费267091.2元及此后的过渡费（自2016年7月7日起至安置完毕之日止，按370.96平方米×36元/平方米/年×实际过渡年数的2倍计算）；3、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潞城街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7月7日，常州市东元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元拆迁公司）与邵介迪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载明：拆迁私房面积370.96平方米，拆迁补偿费用共计425632元；安置邵介迪的房屋由常州市潞城镇拆迁安置办公室具体负责实施和邵介迪另行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房屋安置以双方签订的安置协议书为准；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自行过渡，过渡期限为12个月，逾期过渡费双倍支付。同日，安置办与邵介迪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安置办安置邵介迪房屋坐落于东方公寓二期小区，户型为120平方米二套，80平方米二套，安置房总价448520元；邵介迪应支付给安置办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差价22888元；安置办按年息2%支付邵介迪拆迁补偿款425632元的利息，利息按实际过渡期支付。2007年2月16日，安置办安置给邵介迪东方公寓小区14幢甲单元602室房屋一套，面积123.04平方米，抵安置房款135344元，蔡朝阳办理了相关手续。2007年5月30日，蔡朝阳在安置办领取了40万元，款项事由注明为：预付邵介迪回购房及补偿款（以后再结算）。2008年1月29日，蔡朝阳代邵介迪领取了过渡费45535元。2010年1月29日，蔡朝阳代邵介迪领取了过渡费60230元。邵丰、蔡朝阳是邵介迪的儿子、儿媳。一审法院认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蔡朝阳虽未有邵介迪的授权，但其作为儿媳的身份和领取安置房的行为足以让潞城街办相信蔡朝阳有代理权。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蔡朝阳在2007年5月30日领取40万款项的行为，蔡朝阳主张是借款，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结合潞城街办在记账凭证上注明的是：预付邵介迪回购房及补偿款（以后再结算），应视为与邵介迪达成回购意思表示，仅未结算。按照安置协议，潞城街办应安置邵介迪400平方米房屋，邵介迪接收了一套123.04平方米的房屋，剩余部分进行了回购，按照回购价每平方米1900元计算，应取得回购款526224元。蔡朝阳代邵介迪领取了40万元，按照安置协议还应补房屋配户型差价22888元，故邵介迪还应领取回购款103336元。根据补偿协议约定，安置事宜应以安置协议为准，故潞城街办应在未安置前支付邵介迪补偿款利息，潞城街办错误发放给邵介迪的过渡费105765元，应在回购款中扣除。潞城街办应按照年利率2%，支付给邵介迪拆迁补偿款的利息共计14930元（自2005年7月7日起计算至2007年2月16日，以补偿款425632元为基数计算，共计13478元；从2007年2月16日至2007年5月30日，以425632-135344=290288元为基数计算，共计1452元），故潞城街办还应支付给邵介迪103336-105765+14930=12501元。判决：一、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办事处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支付给邵介迪邵介迪12501元；二、驳回邵介迪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604元，由邵介迪负担21459元，潞城街办负担145元。潞城街办负担部分邵介迪已垫付，潞城街办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邵介迪。二审中，邵介迪提交潞城街办与陈国兴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复印件两份，结合一审证据，证明潞城街办所称的回购要么签订回购协议，要么是安置协议上予以记载，本案不存在上述情况，故潞城街办主张的回购不能成立。潞城街办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邵介迪的观点，在邵介迪及蔡朝阳领取的回购款凭证上，明确载明有今后结算的字样，因此没有详细的明细，完全是因为邵介迪没有来结算的原因，而并非潞城街办不与其签订所谓的回购协议或者说没有列明回购清单所导致的，潞城街办在调解时提供的计算记录，是当时拆迁办在收到邵介迪的请求之后第一时间根据其手中部分资料所得出的结论，该结论在一审庭审时已经进行了调整，因此该计算记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也不能作为潞城街办观点的依据。蔡朝阳同意邵介迪的举证意见。二审查明，一审在询问各方调解意见时，邵介迪代理人提出，邵介迪还有三套房子要拿，过渡费可以商量。二审另查明，邵介迪持有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上注明：“过渡费已结算至2008年1月14日，14-甲-602室，123.04m²”“过渡费已结算至2010年1月14日（250.96m²）”。潞城街办对此解释为，邵介迪或蔡朝阳来领取安置房或过渡费结算时，必须带着原件到安置办来办理，工作人员就会在协议的原件上进行相应的注释。2007年3月1日之前是按照每平方米6元进行过渡的，2007年3月1日之后是按照每平方米10元进行过渡。250.96平方米的来源是邵介迪的拆迁面积370.96平方米，邵介迪在2007年领取安置房面积123.04平方米，按照安置政策，算是安置120平方米，所以370.96平方米减去120平方米等于250.96平方米。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结果错误，二审应予改判，理由如下：邵介迪起诉主张潞城街办继续履行《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潞城街办则抗辩邵介迪自行回购了剩余房屋，对此，潞城街办应当就双方已经达成房屋回购协议承担举证责任。潞城街办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潞城街办于2007年5月30日预付邵介迪回购房及补偿款（以后再结算）40万元，该内容不能反映双方已经就回购房的面积、单价、总价款、支付方式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缺失合同成立的主要内容，故潞城街办提出的双方已达成回购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不予采信。关于蔡朝阳于2007年2月16日办理手续领取的东方公寓小区14幢甲单元602室面积为123.04平方米的房屋及过渡费，鉴于蔡朝阳系邵介迪儿媳的身份及蔡朝阳的陈述、蔡朝阳代领过渡费时持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原件等实际情况，足以让潞城街办相信蔡朝阳有代理权，故蔡朝阳领取的上述房屋及过渡费应视为邵介迪已经领取。关于过渡费的结欠情况，因蔡朝阳已代邵介迪领取2010年1月14日前的过渡费，尚未领取的过渡费自2010年1月14日起计算。邵介迪起诉主张过渡费计算标准为每年36元/平方米的双倍，即每月6元/平方米，故对2010年1月14日以后的过渡费以250.96平方米为面积按6元/平方米/月计算。综上，邵介迪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二审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但判决错误，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苏0492民初1489号民事判决；二、邵介迪与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继续履行；三、常州市武进区潞城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邵介迪支付2010年1月15日起至安置房交付之日起按面积250.96平方米、6元/平方米/月计算的过渡费；四、驳回邵介迪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604元，由邵介迪负担1359元，潞城街办负担202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604元，由邵介迪负担1359元，潞城街办负担20245元。一、二审诉讼费均由邵介迪预交，潞城街办应负担的部分在履行本判决义务时一并向邵介迪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红娥审 判 员 卢文忠审 判 员 袁海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潘 军书 记 员 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