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37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建脚手架（辽宁）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1691436144D。法定代表人：陈秀荣，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明，辽宁君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天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金家街********会信用代码912102113358678536。法定代表人：曲为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辽宁利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安建脚手架（辽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建公司”）因与被告大连天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2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支付租金1149674.91元。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10月4日签订建筑施工物资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生效后，上诉人依约履行了义务。租赁期间由于工程总包方迟迟没有供应混凝土，导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31日协商一致解除租赁合同，但被上诉人并没有按照约定结算租赁费、返还租赁物，被上诉人一直使用租赁物至今。自合同解除日2017年12月31日起至起诉前2019年4月1日共计450天，累计发生租费为574181.23元，故上诉人主张此段时间内的租费损失，完全是合理合法。一审认定合同解除期限为2017年12月31日，但合同解除后被上诉人并没有返还租赁的设备，故依据合同法第236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上诉人起诉之日即2019年4月1日，支付租金共计为174181.23元。上诉人一审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赔偿损失。上诉人主张的前提条件是被上诉人如不能够返还已租赁的设备应当赔偿损失，损失就是设备的折价损失。天源公司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认为其只授权给王春生办理事务，但一审时安建公司提供的出库单和解除合同补充协议包括结算材料都是跟胡建伟签署的，天源公司根本就不认识胡建伟，也没有授权。安建公司对合同进行了变造，胡建伟以个人名义签署的合同履行地是河北献县，根本就不是天源公司给王春生盖章时那个合同约定的工程所在地，所以胡建伟签署的所有出库单及一切材料天源公司均不认可。天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直接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手中保留的《租赁合同》与被上诉人所持《租赁合同》的部分内容存在明显不同，被上诉人恶意添加、改动合同内容的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租赁合同》第十六条合同履行地变更为“河北献县”，根本就不是合同盖章时约定的工程项目地址，该证据与上诉人留存的合同明显不符，也与其他内容不是一个人书写，进一步证实原告变造合同，恶意诉讼。（二)、被上诉人所持的《授权委托书》与胡建伟有关的内容后期添加痕迹明显，在上诉人(包括王春生)没有实际取得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权的情况下，原审以不符合法律逻辑的推理作出的判决明显事实不清。本案的实际情况是案外人王春生想以被告单位名义承揽“天鸿展视界”部分工程，并承诺一切责任由他个人承担。案涉租赁业务只是王春生和被上诉人联系的，一审时已经查明《租赁合同》是被上诉人起草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没有接触，王春生带着打印好的合同和授权委托书找上诉人盖章。上诉人是在王春生作为《租赁合同》的担保人在合同上签字的情况下才在其个人亲自填写的授权委托书上盖章，上诉人与胡建伟不熟悉也从未见过其本人，不可能给他授权。一审时上诉人申请对《授权委托书》上黑色书写笔填写字迹形成时间是否为一天进行鉴定，但鉴定机构因超过检验时效不能结论，但从授权委托书上受托人为王春生和在正文最下面手写王春生电话号码的内容和体例来看，用另外一种笔迹添加的胡建伟及其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既不符合前述的书写习惯也与上面的其他笔迹明显不是一人书写，且胡建伟和王春生所按手印的印泥颜色也不同，胡建伟的名字有部分是写在王春生手印上面清晰可见，这些不符合生活常识的疑点充分证明了胡建伟有关的内容系事后添加，对此被上诉人有义务就其是从何人手中取得的授权书、取得时与胡建伟有关的内容是否存在等事实予以澄清。本案授权书中与胡建伟有关的内容是何时、何人添加，被上诉人与胡建伟是何关系、相关业务是否真实存在，特别是在上诉人(包括王春生)没有实际取得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权的情况下，原告或胡建伟的行为也是属于假借上诉人的名义实施的违法行为，应属无效，其后果应由违法行为人自行承担，原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明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无视被上诉人没有授权胡建伟，原告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存在诸多疑点，在本案事实不清的情况下错误认定没有上诉人盖章的《合同解除协议书》有效，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两张没有被告单位盖章也没有任何人签字确认的丢失物品清单判决上诉人赔偿损失1472322.5元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在事实不清基础上作出的裁判必然导致适用法律的错误。安建公司辩称，一、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安建公司所提供的租赁合同上面，不仅在第二页有被上诉人公章，而且还有骑缝章。租赁合同上新添的管辖地的相关内容，也是双方同意修改，修改后的合同也是一式两份，天源公司也有一份，但天源公司拒不提供该手中的原件，只拿了一份复印件来进行抗辩。显然，天源公司在隐瞒事实，是恶意的诉讼。合同上清楚地写明押金1万元。合同签订后，本案的被上诉人通过其自身的银行账号，向安建公司汇款1万元，因此租赁合同本来就是天源公司与安建公司双方签订的合同，而且安建公司所有的建筑材料都在合同所约定的中长街道天鸿展视界二期二标段这个工程中使用，到目前为止，安建公司还是工程的施工单位，天源公司为什么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予以否认？二、授权委托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为了推卸责任，否定了其签过的合同及授权委托，并且对两份文件的公章在一审时还进行了司法鉴定，最终的司法鉴定结论是两份文件上的公章均是本案的被上诉人天源公司盖的，与其公司所用的印章是完全一致的。三、安建公司的物品没有丢失，仍在工地上，由被上诉人使用。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这种真实的租赁合同关系是无法否认的。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安建公司支付租赁费并返还租赁物，如果不能返还租赁物，就应当赔偿其折价的损失。安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建筑施工物资租赁合同》于2017年12月31日解除；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1149674.91元人民币（暂计至2019年4月1日）；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479152元人民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4日，被告向大连安建脚手架有限公司（原告前身）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内容为：本单位委托相关人员到你单位办理租赁合同签订、物资的提货、退货、对账及结算等相关业务，人员为：1.王春生，身份证2101211974********。2.胡建伟，身份证2109021953********。第三行至第五行姓名和身份证的横线处均为空白。第五行横线下方空白处书写有王春生的电话182××******。同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一式两份《建筑施工物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双方各持有一份。原告持有的合同约定的施工名称为中长街，施工地点为中长街，被告持有的合同中施工名称和地点均为空白。合同第二条约定，租赁期限自提货开始日至物资清退日。合同第三条对租赁物名称（即钢管、扣件、铁桥板等）、单位（米、套、块、根）、日租金数额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租赁财产种类和数量如有变更，以领料单实际数量为准不再作变更手续。原告出具的出入库单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轮扣不足一米按一米计算。合同第四条约定，被告同意按合同规定的日租金执行，并在每月30日前支付上月租费。逾期未交，每日需按租费的百分之一支付违约金。结算时按拖欠天数累计收费。如违反不能按期结算租金，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停止供货……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了赔偿及维修的费用，钢管丢失每米赔付20元，扣件每套赔付7元，螺丝每套0.7元，桥板变形维修每块10元，丢失每块130元，U托丢失每套赔付26元，轮扣每米25元，梅花盘6元每个，五七头6元每个。横杠插销6元每个，立杆每根10元。合同第十二条约定，被告所租赁物资按甲方指定地点、仓库提退货。出入库运费及装卸费由被告承担。合同第十九条补充条例内容为手写，“合同第四条结款方式，不按第四条执行，工程完工结算，其他事项可协商解决”。原告在合同甲方处加盖合同专用印章，王春生在乙方担保人处签名，被告在合同名称处及合同尾部乙方处加盖被告公司印章。原、被告双方均在授权委托书和租赁合同上加盖骑缝印章。2016年10月1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万元押金。合同签订后，2016年10月7日至同年11月15日，原告向被告提供了不同型号的钢管、扣件、铁桥板等租赁物，出库单共30份，有承租方经办人胡建伟或王春生的签字。2017年6月17日至18日，被告退还了部分租赁物资，入库单共有3份，入库单备注一栏记载了装卸费、车费，3份合计3170元。经统计，原告为被告提供钢管56075米，扣件20430套，U托8400件，钢架板650块，步步紧（1米）4000套，接头（200cm、300cm）6340套，2.4米、1.8米、1.5米、1.2米立杆共20790米，0.9米横杆1264根，0.6米立杆2400根，1.2米横杆9186米，0.9米横杆18352根，0.6米横杆2556根。后被告退还钢管8386.5米，扣件5035套，U托149件，钢架板292块，接头（200cm、300cm）101套，2.4米、1.8米、1.5米、1.2米立杆共715.8米，0.9米立杆53根，0.6米立杆15根，1.2米横杆61.2米，0.9米横杆524米，0.6米横杆10根。尚有钢管47688.5米，扣件15395套，U托8251件，钢架板358块，步步紧（1米）4000套，接头（200cm、300cm）6239套，2.4米、1.8米、1.5米、1.2米立杆共2074.2米，0.9米立杆1211根，0.6米立杆2385根，1.2米立杆2074.2米，0.9米横杆17828根，0.6米横杆2546根未退还。2017年12月31日，原告代理人张泽民与被告代理人胡建伟签订一份《合同解除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双方于2016年10月4日签订了脚手架租赁合同，工地名称天鸿展世界二期二标段，施工地点为大连金州区中长街道中长村。因总包方的混凝土迟迟不能供应，至2017年11月工地还未开工。为避免双方的损失进一步扩大，经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由被告公司结算租赁费，返还租赁物。如发生纠纷履行地约定为河北省献县。后原告起诉至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因被告提出管辖异议，该案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申请的四项内容进行了鉴定。被告的申请事项包括：1、请求对原告提供的2016年10月4日《授权委托书》上的授权单位印章与2016年10月4日原、被告签订的《建筑施工物资租赁合同》（一式两份）中被告单位的四枚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2、请求对原告提供的2016年10月4日《授权委托书》上“王春生2101211974××××××××”、“电话182××******”、“2016年10月4日”和“胡建伟2109021953××××××××”书写时间是否是为同日书写进行鉴定；3、请求对原告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上委托人“胡建伟”与安建建筑器材租赁物资出库单上“胡建伟”是否是同一个人书写进行鉴定；4、对原告提供的《建筑施工物资租赁合同》中第三条表格中最后一行“步步紧根0.07”、第十一条中“步步紧丢失每根8元”、第十六条中“河北省献县”、第十九条“合同第四条结款方式，不按第四条执行，工程完工结算，其他事项可协商解决”的手写笔迹是否是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1、原告举证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10月4日《授权委托书》中的授权单位处“大连天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双方举证的2016年10月4日《租赁合同》中同名印文系同一印章盖印。2、原告提供的2016年10月4日《授权委托书》中黑色书写笔填写的字迹因超过检验时效不能结论。3、原告举证的2016年10月4日《授权委托书》中“胡建伟”签名字迹与原告提供的出库单上“胡建伟”签名系同一人书写。4、被告申请鉴定的第四项内容不是同一人书写。被告支付鉴定费4200元。庭审中，原告认可己方持有的租赁合同第三条表格中最后一行“步步紧根0.07”、第十一条中“步步紧丢失每根8元”系原告书写，被告认可双方持有的租赁合同中第十二条和第十九条手写黑色字体内容为被告书写。另查，2017年9月25日，大连安建脚手架有限公司更名为原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双方均认可租赁合同系王春生代表被告与原告进行磋商，之后原、被告分别在合同上加盖单位印章，被告亦认可合同第十二条和第十九条的手写黑体字为被告方书写，故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有效。被告关于授权委托书中胡建伟的签名及身份证号码系被告加盖印章后由胡建伟另行添加，被告并非合同相对方的辩称，不予采信。该授权委托书系被告于2016年10月4日加盖印章后交付原告，被告制作的格式中一共可委托五名人员办理租赁合同的签订、提货等业务。如被告仅授权王春生与原告办理相关租赁业务，则不应在授权委托书中预留空白的姓名和身份证。假如被告所述王春生未承揽到案涉工程无需租赁案涉物资一事属实，被告亦应在知晓该事实后解除对受托人的授权或与原告解除租赁合同。但被告并未行使解除权，原告收到被告加盖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后，有理由相信王春生和胡建伟均具有代理权。因此，王春生和胡建伟履行合同的行为对被告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作为租赁合同的承租方，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关于案涉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原告提供的出库单和入库单能够证明租赁物资被告已使用，被告也已支付1万元押金，故原、被告的行为表明双方已履行案涉租赁合同。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案外总承包人的原因案涉工地至2017年11月仍未开工，原告代理人张泽民与被告代理人胡建伟经协商，为避免双方损失进一步扩大，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并于2017年12月31日签订一份《合同解除协议书》。至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已于2017年12月31日协商一致解除。关于原告主张的租金及损失。双方的租赁合同已于2017年12月31日解除，原告主张合同解除后的租金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但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妥善保管租赁物，否则，租赁物灭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原、被告所签订的租赁合同第二条、第三条的内容，出库单、入库单是租金结算依据，日租金以表内所填单价为准，租金计费从提货之日起到物资清退之日止按日计算。被告于2016年10月7日至原告处提货，原告主张自该日起计算租金，符合合同约定。2017年6月17日、6月18日，被告返还部分租赁物品，但仍有大部分物品一直未返还，未清退的物资租金应当计算至合同解除之日。经计算，被告所租赁原告物品的租金合计为575493.68元。关于未清退的物资，根据查明的明细及合同对应的单价，未清退的租赁物价值为1479152.5元。关于装卸费、车费，入库单合计3170元。上述租金及各项损失，扣除1万元押金后，应当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关于案外人王春生、胡建伟是否损害被告的利益，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被告可另行主张。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安建脚手架（辽宁）有限公司与被告大连天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建筑施工物资租赁合同》于2017年12月31日解除。二、自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大连天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安建脚手架（辽宁）有限公司租金575493.68元。三、自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大连天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安建脚手架（辽宁）有限公司损失1472322.5元。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83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283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11151元，由被告承担21679元。鉴定费4200元（被告已预交），由被告承担。二审中，安建公司提交了15张租金结算单作为二审中的新证据。这些结算单由王春生本人签字。拟证明虽然出入库单上面没有王春生本人的签字，但结算单上可以看到出入库单上所有的数量即发生的经费都经过王春生本人签字确认。安建公司主张一审未提交上述证据的理由是当时没找到。天源公司的质证意见是不能断定签字是王春生本人的签字。安建公司起诉状称2016年10月至2016年12月，货已经送完了，这些对账单上一直到2017年2月都有王春生签字，跟起诉状不符，不予认可。既然安建公司一直跟王春生在沟通，合同上也有王春生是债权的担保人，承担一切债权责任。起诉的时候安建公司应该起诉王春生，建议法院发回重审，追加王春生为第三人，否则无法查明事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应属于一审即应提交的证据，而不是二审中的新的证据，且该证据对本案的处理并无实质影响，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所持有的租赁合同内容虽不完全一致，但在合同的主要条款上并无差异，且已经司法鉴定确认合同上的印章和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均是天源公司的印章，故合同的一方主体是天源公司，一审认定租赁关系发生在安建公司和天源公司之间、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天源公司要求追加王春生为本案当事人，本院不予照准。其与王春生的法律关系，可通过另案诉讼解决。鉴于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已经司法鉴定确认为天源公司的印章，现并无证据证明授权委托书上委托胡建伟一栏是后添加形成的，本院认定胡建伟是天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故2017年12月31日其与安建公司代理人张哲铭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有效。一审认定合同解除日为2017年12月31日并无不当。合同解除后，安建公司作为出租方，应积极主张租赁物的返还，其未积极主张，而在一年半后提起诉讼，本案存在损失扩大的情况，对此，安建公司负有责任，其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故安建公司要求天源公司赔偿合同解除日之后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但对于天源公司来说，合同解除即意味着其负有租赁物的返还义务，正常情况下，应先返还租赁物，不能返还再折算成现金。但因双方未予清点，能返还哪些租赁物尚属不确定状态，而天源公司对现金返还并未提出异议，从便于执行角度，本院认可一审的处理方式。一审法院根据合同约定以及出入库单记载，再扣除押金、装卸费、车费后确定了天源公司应退还的租赁物价值额度为1472322.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安建公司和上诉人天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安建公司预交9610元，天源公司预交27830元，各自预交的各自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 宏审判员 何 川审判员 周欣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