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27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林，男，1986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世平，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金娇，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同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一环路北段平政汽车客运站。 法定代表人：贾小平，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军，四川法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林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同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业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20）川0703民初3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石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世平、被上诉人同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林上诉请求：1.判令被上诉人立即支付上诉人租车款46300元，并以463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2020年6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采信尹伊出具的《欠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欠条》确系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负责人尹伊出具，真实性应予以确认。如果认为尹伊不出庭影响法庭审查《欠条》的出具人，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2.《欠条》确系尹伊书写、签字、捺印，是尹伊作为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负责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落款为“尹伊（负责人）四川同业国际旅行社广安分公司”。3.尹伊于2018年12月26日向案外人四川成都环球国际旅行社武胜东街店负责人出具的《借条》与本案《欠条》笔迹完全一致，进一步证实了《欠条》的真实性。4.从2018年9月19日被上诉人最大股东李岷在同行微信聊天中发的《公告》来看，被上诉人所述的“尹伊于2018年5月就停职”不是事实。尹伊出具《欠条》时是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的负责人，其出具《欠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从《欠条》内容来看，所欠款项为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的业务款。5.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财务负责人熊艳燕分6次向上诉人转账支付租车款35700元也是职务行为，证实了李岷所发的《公告》的真实性。二、一审对已付租车款认定错误。1.黄宇通过微信分三次支付的15000元均不在对账确认函所列11项“应付车款”之内，与对账确认函记载的转款时间、金额不相符，故该款不能予以抵扣。2.聊天记录只能反映对话沟通的事实，但不能证明真的支付的事实，因此黄宇让导游给驾驶员的三笔款12000元，不能抵扣。即使该三笔款项真的已支付，但均不在对账确认函所列的11项“应付车款”之内，与对账确认函记载的转款时间、金额不符。对账确认函记载的“张家界5天”的旅游时间是2018年4月1日，聊天记录谈到的张家界旅游的时间是2018年4月21日。三、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18年6月28日的《对账确认函》所列的11次旅游用车的应付车款是82000元，上诉人认可已收到其中三笔合计15500元，其余8笔没有收到。对账确认函“转款时间”一列均已载明款项支付的时间、金额、对应的旅游目的地和车牌号，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其余8笔已转账支付，但被上诉人未尽到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的后果。被上诉人提供的11份《付款凭证》，恰恰证明其仅向上诉人支付了3笔，其余8笔的收款人不是上诉人。双方之间长期存在大量旅游租车业务，交易习惯是每笔车款的支付，均附有日期、旅游目的地、车牌号、车型、金额等信息。被上诉人对其“已付款”的举证并不困难，但未能举证唯一的原因只能是，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支付对帐确认函记载的8笔款项。在此情况下，《欠条》出具人尹伊作为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的负责人，最清楚双方车款的实际情况。 同业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不欠付上诉人租车款。2018年6月28日的对账确认函，截止对账之日，被上诉人仅欠付1万元租车款，该1万元已于2019年2月2日付清。上诉人在一审及上诉状中均认可对账确认函的真实性，结合双方提交的转款凭证，可以看出，对账函的形成时间是在单笔租车款支付之后，也就是先结算再对账。通过前述证据看出，被上诉人已经付清了所有款项。二、《欠条》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欠条》的内容与上诉人主张的租车款不一致，《欠条》没有载明是车款而不是租车款，该《欠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三、被上诉人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其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 石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同业公司立即支付下欠石林租车款46300元，并以463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息6%支付利息；2.诉讼费由同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因旅游用车需租赁石林经营的车辆，双方有租赁车辆业务往来。2018年6月28日，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财务人员熊艳燕通过微信向石林发出“对账确认函”文件，要求石林对账，石林表示要计算，同月29日，熊艳燕要求石林在同月30日前对好账，石林表示“好的”，但此后石林未再回复。“对账确认函”载明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12日前后，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先后租用了石林经营的川Ｒ×××××（3次）、川Ｒ×××××、川Ｒ×××××（3次）、川Ｒ×××××（2次）、川Ｒ×××××、川Ｒ×××××车辆，未付车款10000元。根据该对账函累加计算，同业公司应付车款共计82000元，载明已付车款合计为72000元。2019年2月2日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通过建行向石林转账支付10000元，并备注“车款，广安同业所有车款已结清”。 另查明，尹伊曾是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负责人，2018年9月，同业公司发出公告，说明尹伊因家事及其他个人问题即日起停职，现广安分公司负责人为黄宇，财务负责人为熊艳燕。还查明，2018年5月21日，同业公司通过建行转账向石林支付9500元，备注“2018.5.16九寨车款”；同年6月1日通过建行向石林转账4700元，备注“2018.6.2赤水团车款”；同年6月8日通过建行向石林转账支付3000元，备注“预付2018.6.9草原团车款川Ｒ×××××”；同年6月22日，通过建行向石林转账支付3000元，备注“川Ｒ×××××,2018.6.12赤水车款”；同年7月22日通过建行向石林转账支付5500元，备注“2018.7.21赤水川Ｒ×××××车款”。 庭审中，石林认可对账确认函中同业公司应付款项为82000元，但表示同业公司实际并未支付72000元，自己仅收到同业公司通过建行转账的前述款项，共计35700元；并说明同业公司知晓该对账函不准确，故在对账后除支付函中所注明的下欠10000元外，还于2018年7月22日支付了5500元。同业公司对此明确表示，2018年7月22日所支付的5500元，并非对账函中的款项，而是对账后新发生的租赁费。 关于对同业公司发出的对账确认函未向同业公司财务人员提异议，以及未对2019年2月转款10000元备注内容提异议的事实，石林称自己对账后发现有误，曾去找过同业公司大股东商谈，该股东认可有误，但拒绝出具书面意见。对于上述陈述，石林未提交证据印证。 庭审中，石林提交欠条一份，欠条载明，截至于2018年6月14日广安分公司欠石林总车款55500元。欠条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21日，欠款人写明为“尹伊（负责人）四川同业国际旅行社广安分公司”。石林并说明结算时尚欠租车款56300元，石林让了800元，尹伊出具欠条的金额遂为55500元。同业公司对该欠条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未加盖公司印章，且认为欠条所载金额，从日期上看也与对 账函不一致。 为证明除通过建行转款外，还存在通过微信转账以及导游现款支付等方式支付过款项，同业公司提交微信转款记录及聊天记录。转款记录显示2018年4月22日黄宇微信转款“南充石林旅游车”3000元，转账说明为“现付车款3000”；4月23日转款“南充石林旅游车”3000元，转账说明为“现付车款4.24号九寨”；4月27日转款“南充石林旅游车”6000元,转账说明为“4.28号阿依河车款”；5月2日转款“南充石林旅游车”3000元，转账说明为“5.3日九寨沟车款预 付”。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4月21日，“南充石林旅游车”要求黄宇让去张家界的导游支付车辆驾驶员5000元，后告诉黄宇导游只给了2000元，让继续给，黄宇表示同意；4月22日，“南充石林旅游车”告知黄宇给川Ｒ×××××车驾驶员现付4000元；黄宇受“南充石林旅游车”指示，于2018年4月26日将石林未收取的3000元转给导游，并通知导游将款项支付给所租车驾驶员。石林质证认为，同业公司所提交的微信记录没有原件，不符合证据规定，且金额也与对账函不 一致，同时广安分公司原负责人尹伊出具的欠条时间在上述款项支付时间之后，而且导游支付给驾驶员的款项并非租车款，故微信转账及聊天记录不能达到同业公司的证明目的。 庭审后，石林为证明案涉欠条确为尹伊出具，且尹伊出具欠条时为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负责人，补充提交微信记录及借条一份、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微信记录备注为“广安同业尹伊”，表示“公司也没有任何问题”、“我晓得有人在外面乱说”，借条显示尹伊作为借款人向他人借款。同业公司质证意见为，借条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达不到石林证明目的；微信记录系单方陈述，亦无法核实真实性；对营业执照真实性无异议，但尹伊在2018年5月就不再在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担任职务。 同业公司补充提交公司财务凭证及视频资料，以证明同业公司已向石林付清款项。财务凭证显示2018年4月16日至同年5月2日，同业公司陆续向黄宇账户及缺失收款人姓名的一账户转款共计56500元，同年5月21日至6月22日向石林账户转款15500元。视频资料显示同业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来源于黄宇的微信。石林质证意见为，同业公司转款给黄宇等人的款项，并非是转给石林的，并且凭证载明的时间均发生于尹伊出具的欠条之前，不能充抵石林诉请金额；其中转款给石林的款项，已在石林诉请中折抵，不应再重复扣减；关于视频资料，无法确认微信聊天人的身份，聊天内容只能证明商谈过程，不能证明向车辆驾驶员支付了租车款以及驾驶员向石林付款的事实，其中的微信转账系在尹伊出具欠条之前，也不能充抵石林诉请金额。 一审法院认为，石林与同业公司建立有租车业务关系，双方均认可对账确认函中的应付车款为82000元，但双方对函中载明的已付及未付款项存在争议。查明显示，2018年6月，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财务人员即向石林发出对账函，载明未付款项为10000元，石林同意对账，但未作回复，在2018年9月尹伊已被公告停止职务后，石林亦未向同业公司财务人员提出对账异议，2019年2月同业公司向石林转款10000元时，有“车款，广安同业所有车款已结清”的备注，石林仍未提出异议，直至2020年6月起诉至一审法院。石林主张同业公司支付的仅有通过建行转账的款项，且应以尹伊出具的欠条为准，同时认为同业公司在对账后，在其自认的下欠款项之外另支付有5500元，即2018年7月22 日支付的款项，故认为同业公司亦认可对账金额不真实。但经查明，该笔5500元款项，其车辆租赁关系形成于对账函之后，并非对账函所列明车辆及款项，故不属本案对账范围。根据对账函，按照对账金额扣减石林认可的收款金额（除去不属对账函中的5500元），所得金额与石林主张的金额以及让与的800元金额并不相符，与石林所举欠条金额亦不相符。据此，一审法院认为，石林所举欠条即使确由尹伊所出具，因该欠条所载明金额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不能反映案件真 实情况，故该欠条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业公司主张应以对账函载明为准，同业公司已于2019年2月支付清函中所载下欠款项，款项已支付完毕，并认为石林在收到同业公司发出的对账函、以及收到尾款时，知晓对账函载明情况及备注内容后未提出异议，表明石林认可款已付清。对于对账函，石林虽未向同业公司财务人员提出异议，但亦未表示认可，同业公司前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 案件审理中，石林对同业公司转账至自己账户的款项 35700元无异议，但其中7月22日支付的5500元不属本案对账范围，应在本案中扣除，故石林认可的对账函中同业公司已支付款项为30200元。同业公司所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石林虽不予认可，但根据同业公司补充提交的视频资料，能印证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来源的真实性，故在石林无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同业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予以采信。根据聊天记录，显示石林、同业公司间除通过建行转款支付租车费之外，亦存在其他支付方式，其中通过黄宇微信直接支付石林15000元，且所支付款项的时间、转款时的说明及聊天商讨等，能与对账函载明的租车时间、地点对应；同时在聊天中还显示石林先后三次指示黄宇让导游交给车辆驾驶员付现款，分别为5000元、4000元和3000元，共计12000元，由于三笔款项均系受石林指示支付，故在石林无相反证据反驳下，一审法院认定该三笔款项亦应在对账函中的款项中折抵。石林认为导游支付给驾驶员的款项不应充抵租车费，但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对账函中的款项，同业公司实际支付给石林的款项为57200元，还下欠石林24800 元未付。故石林要求同业公司支付下欠租车费并承担资金利息的请求成立，但其诉请金额超出一审法院查明的部分不予支持，其要求同业公司按年利率6%承担资金利息亦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应承担的资金利息。 综上，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四川同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一审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石林下欠租车款24800元，并从2020年6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承担该款的资金利息至一审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息，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479元，由石林承担220元，同业公司承担259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中上诉人认可收到了黄宇通过微信转款的15000元，但上诉人认为这些款项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2018年6月28日《对账确认函》中确认的租车款82000元，被上诉人同业公司支付了多少。该争议焦点涉及处理的问题是：黄宇通过微信分四次转款给上诉人的15000元，是否应予以抵扣；被上诉人主张的通过导游分三次支付给驾驶员的12000元，是否应予以抵扣。 2018年6月28日《对账确认函》记载的租车款发生的时间段是在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期间，该对账确认函记载了出团路线、车牌号及应付车款等。从黄宇通过微信转账给上诉人的款项的时间及备注来看，该款项为车款，转款的时间、旅游路线与2018年6月28日《对账确认函》记载的相互吻合，故该微信转账的款项应认定为是被上诉人支付的2018年6月28日《对账确认函》中确认的租车款。黄宇通过微信转账给被上诉人的15000元应冲抵《对账确认函》中确认的租车款82000元。上诉人关于该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应抵扣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上诉人指示黄宇让导游于2018年4月21日给驾驶员5000元、2018年4月22日给驾驶员4000元、2018年4月26日给驾驶员3000元。其中2018年4月21日的5000元，上诉人称“只给了2000元，驾驶员没钱了，喊再给。”黄宇表示了同意。虽然驾驶员收款后未出具收条，但从双方的微信记录可以看出，确实存在上诉人指示被上诉人让导游把租车款给驾驶员的交易习惯，以及确实也发生了交付的行为。从该款指示交付的时间来看也发生在2018年6月28日《对账确认函》确认的期间内。因此，上诉人指示黄宇让导游交付给驾驶员的12000元租车款应冲抵《对账确认函》中确认的租车款82000元。上诉人关于并未收到该款，且该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提交欠款人为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负责人尹伊的欠条，拟证明被上诉人所欠的租车款。但是该《欠条》所记载的内容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并不一致，故对该《欠条》，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关于应采信该《欠条》并据此判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8年6月28日《对账确认函》中确认的租车款82000元，上诉人在起诉时及一审中自认已收到35700元，一审通过审查认定该款是同业公司广安分公司财务负责人熊艳燕通过建行转账给上诉人的租车款，上诉人自认的款项中有5000元并不与本案争议的焦点具有关联性，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收到的通过建行转账与本案有关联的租车款是30200元。一审的该认定并无不当，也并未损害上诉人利益。因此，上诉人关于2018年6月28日《对账确认函》所列的11次旅游用车款中，上诉人只认可收到其中三笔合计15500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石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8元，由石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雨林 审判员  宋 岩 审判员  邱学南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刘 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