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3290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成森，男，1981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常青，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凡义，男，195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涛，山东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枣庄森氏吉他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市中区孟庄工业园愚公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2564067841R。法定代表人：王成森，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李继凤，女，196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原审第三人：李京，女，199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春（李京之父），住枣庄市市中区。上诉人王成森因与被上诉人孟凡义、枣庄森氏吉他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氏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李继凤、李京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2民初2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成森上诉请求：1.改判驳回孟凡义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申；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孟凡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森氏公司并非如一审判决书所载的“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交任何答辩意见”的情况，森氏公司的一审诉讼权利完全被孟凡义恶意剥夺了，本案在未对森氏公司经过合法传唤、也未责令实控人依法为其指定诉讼代表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即缺席审理，严重侵害了森氏公司的合法诉讼权利，程序严重错误。根据民诉法第八十五条“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而在本案一审送达过程中，一审法院仅以邮寄的形式向森氏公司办公地址寄送了关于本案的起诉状及相关诉讼材料，根据送达签收回执，签收人为森氏公司记账员何友华，一审庭审中何友华当庭表示其收到起诉材料后口头告知了孟凡义、李继凤，并未告知公司法定代表王成森。而根据孟凡义的自述，其系森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成森对公司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公司的印章、营业执照等法律文件均在孟凡义控制之下，孟凡义一审中也自述并非未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材料，而是所谓的“无法出具盖章文件才导致森氏公司未有符合民诉法规定的人员出庭应诉”，在印章即保存在公司办公场所、孟凡义实际控制公司办公场所、控制印章、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居然声称无法盖章导致公司无法参加本案一审诉讼，孟凡义明显属于恶意剥夺森氏公司正当的诉讼权利和抗辩权利的行为。一审法院应当将起诉材料向公司法定代表人送达，或者根据公司控制情况责令公司实控人派出合法诉讼代理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程序，以保证公司的正当诉讼权益。而本案一审程序中，一审法院在明知诉讼材料因非上诉人的过错未送达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孟凡义存在明显的恶意剥夺公司诉权行为的情况下，也未经再次送达或者公告程序，即以原审被告缺席审理的方式强行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此种程序上的严重错误导致上诉人虽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却未能提前准备森氏公司诉讼意见或以其作为法定代表人身份为公司安排适当诉讼代理人，从而森氏公司的诉讼权利在一审中被完全剥夺了。综上，本案原审原告恶意控制森氏公司公章、法人章，为达到其不当的诉讼目的，采取恶意行为，致使森氏公司不能单独就其诉求发表任何答辩意见：该情况并非森氏公司经法庭有效送达拒不到庭，而是未经有效送达，且受原告控制森氏公司无法到庭。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就该问题已向法庭充分说明，但一审法院并未就此采取任何补救，其程序存在重大错误。二、本案一审案由认定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及合法权益。本案一审中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为案由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而实际上本案是基于2016年4月14日签署的股权分配协议书产生的所谓“股权转让行为”导致的纠纷，争议的主体应在孟凡义、李继凤、李京和王成森之间，并非任何一方与森氏公司之间产生任何争议，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孟凡义无权直接向森氏公司主张任何权利，而一审法院却错认的将本案案由定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并以此案由将与本案利益直接密切相关的上诉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且作出了严重损害上诉人利益的一审判决，案由错定剥夺了上诉人应有的诉讼权利。1、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发生在原告和公司之间的争议，原告起诉公司确认资格及办理过户手续，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以公司为被告.2、股权转让纠纷，是发生在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争议.审理对象是合同效力问题、合同内容是否引起股权变动等问题，原告的起诉对象是股权转让合同、委托持股关系的相对方，相对方应为被告，公司因与股权是否变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应当作为被告。具体到本案中来看.显然目前各方的争议焦点在于2016年4月14日签署的股权分配协议导致的争议，孟凡义亦是完全基于该文件提起的本次诉讼，其中存在孟凡义、李继风与李京之间或系股权转让、或系隐名显名股东之间的争议：孟凡义和王成森之间关于20%股权转让导致的争议，而并非任何一方与森氏公司之间存在的争议。4、本案要审查的对象应当为2016年4月14日签署的《股权分配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履行问题、该文件内容是否引起股权变动的问题等，本质上是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由于案由错定，我们认为会影响相关当事人行使正当诉讼权利，尤其是王成森在本案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非在股权转让纠纷案由中以被告身份参加诉讼，案由错定会剥夺其应有的诉讼权利。5、孟凡义是否如其主张合法拥有公司50%股权，首先需要确认2016年4月14日股权分配协议书的效力、履行及导致的法律后果等问题，需要确认孟凡义与王成森之间是否就20%的股权转让达成了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可以实际履行的协议；孟凡义、李继凤与李京之问是否存在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或有效的股份代持协议。该两个问题应是各方争议审查的重点内容，其均不属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由应重点审查的内容。综上，本案不应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由进行审理，应当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孟凡义在一审中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对公司存在出资行为，公司档案明确记载孟凡义在2015年9月25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计12.75万元注册资本）转让给李京，在此之后，孟凡义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对森氏公司存在注册资本性质的出资，其出资早已全部转让退出公司，一审法院确认孟凡义对森氏公司存在出资，并认定其具备持股50%股权的股东资格，明显是错误的。在整个一审程序中，孟凡义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以证明其在2015年9月25日退出公司以后又对公司存在股权投资性质出资或认缴出资的行为，公司的注册资本从成立到目前没有发生过变化，没有任何增资扩股的情况，公司的底档、章程、股东名称、工商登记等文件均未有任何孟凡义对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性质出资或认缴出资的记录。而此种情况下，孟凡义实际享有公司的股权利益存在两种情况，其一，其通过合法受让、继受取得了公司股权；其二，其与公司股东存在委托持股的关系，系公司的隐名股东。对于第一种情况，孟凡义在一审程序中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通过何种合法手续、支付了何种对价从而受让了王成森名下20%的森氏公司股份；至于其基于与李京的特殊身份关系是否形成委托持股的法律关系、股权如何分配等均系孟凡义与李京、李继凤之间的问题，王成森无从得知，也与王成森无关，而一审法院却认定孟凡义对公司存在出资，从而直接以所谓股权分配协议书认定孟凡义系持有公司50%股权的股东，导致王成森的股权遭到损害。如果孟凡义系以出资方式或者转让对价的方式，获得王成森20%森氏公司股权，那么孟凡义的出资或者股权转让对价均应当明确而具体，现观一审判决，对如此重要的基础事实此只字未提，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案涉股权分配协议的内容缺乏必备条款，数年来均未得到实际的履行，其内容也被孟凡义在后亲自签署的文件推翻，即使认为案涉股权分配协议成立，其内容明显是单务性质的赠予合同，在王成森未实际将其拟赠予孟凡义的20%公司股份转移登记至孟凡义名下之前，王成森依法可以随时撤销赠予，而一审庭审中，王成森已多次明确表示撤销赠予，孟凡义无权依据该文件主张其权利，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一审法院以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为依据支持孟凡义的诉讼请求，明显是错误认定事实导致的错误适用法律，应当予以纠正。1、本案中股权分配协议书涉及到对王成森持有的20%公司股权进行处分、李京持有的50%公司股份进行处分，但是却未约定任何转让价款和对价，明显属于合同缺乏了必备的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条的规定，有偿合同应当约定价款或报酬，该法第61条和第62条还规定，当事人就价款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股行。而鉴于股权价值的考量因素众多，根本不具有实际按照市场价格履行的基础，故价款或报酬是有偿合同的必备条款，缺少该内容，股权转让合同则无法履行。结合本案，如认定案涉股权分配协议书性质属于股权转让性质，则该协议书因无对价约定，无法履行而未成立。缔约各方因协议不成立，各自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生效与否、有无效力，皆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没有成立的合同，自开始即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2、一审法院以案涉股权分配协议书为根据确认孟凡义卓有公司50%股份，而孟凡义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其获得王成森20%股份支付了何种对价，因此，即使案涉股权分配协议书成立、生效，那么也明显是单务性的无偿赠予合同，系王成森将其持有的20%公司股份无偿赠予孟凡义，此种情况下，对案涉股权分配协议书的认定也应当按照合同法关于赠予合同的相关条款来确定，王成森作为赠与方根据合同法186条的规定，完全有权利撤销此20%股份的赠予，在王成森已经作出明确撤销赠予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据案涉股权分配协议书认定孟凡义具备持有公司50%股份，是错误的，严重侵害了王成森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明显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审理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补充意见：股权分配协议违反了公司法关于向非股东转让股权设置的程序性限制而未生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分配协议，将其持有的森氏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未举证证实其已就获得股权支付了相应对价，应认定是转让股权的性质属无偿赠与，是单务性无偿赠与合同。孟凡义辩称，本案是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公司即使放弃诉讼权利也不影响对股东资格的确认，本案案由定性无问题，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符合关于出资人显名条件的规定。森氏公司显名股东是王成森和李京，隐名股东是孟凡义、李继凤。股权转让协议是三股东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后来孟凡义自书的遗嘱里王成森也签订确认。协议签订后，公司对各股东的分红一直按该比例分配，不存在王成森赠与股权的问题，协议里也明确了孟凡义对公司的资金投入，虽然协议签订后没有办理变更登记，但并未影响到孟凡义作为股东实际享受股东权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森氏公司未答辩。李继凤述称，一审判决完全正确。李京述称，李继凤是我母亲，孟凡义曾经是我养父，王成森是我干姐夫。大约2013年，听说王成森的企业干不下去了，养父孟凡义过去救活了厂子。2015年妈妈跟我说，她和孟凡义的股份放在我和王成森身上，我同意了。2019年11月或12月，我亲生父亲跟我说王成森的媳妇带律师找他，要私下里买我的股份。我所想的是，我的股份只是挂名，我把股份卖掉就把孟凡义给坑了，这种昧良心的事我可不干，我就把我的态度跟我亲生父亲说了。孟凡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森氏公司股权中50%份额为原告所有，确认原告为森氏公司股东；2.森氏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27日，王成森、薛兆龙、刘新军、尹学成、武连选等发起成立森氏公司。2012年9月26日，森氏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成森、王冲。2013年7月1日，森氏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成森、孟凡义，工商登记显示王成森持股比例70%，孟凡义从王冲、王成森处受让30%的股权。2015年1月8日，森氏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成森、孟凡义、李继凤，王成森持股比例50%，孟凡义持股比例25%，李继凤持股比例25%。2015年9月25日，森氏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成森、李京，二人持股比例各占50%。2016年4月14日，孟凡义、王成森、李继凤签订《股权分配协议》约定：森氏公司由王成森发起成立，股东5人，后因经营不善，除王成森外，其余四名股东全部撤出，2013年3月王成森因经营不下去了，决定卖掉企业，以偿还借款。此时孟凡义、李继凤介入，三年内将所有欠款还清，期间资金投入全部有孟凡义承担，并在企业扭亏转盈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因此，为了明确贡献和对企业起死回生、发展壮大的价值，经协商股权分配如下：孟凡义占所有股份的50%，王成森占所有股份的30%，李继凤占所有股份的20%。此前股东所占持股比例均以此次协议为准。孟凡义、王成森、李继凤在股东签字处签字捺印。2018年12月21日，孟凡义立《遗嘱》一份：孟凡义占公司总股本10%归李京，35%归孟祥鹏见证人、执行（遗嘱人）：王成森、刘付坤、任冰玉。李继凤同意放弃孟凡义赠与的5%股权的份额，第三人李京为孟凡义、李继凤的挂名股东，不参与实际经营和利润分配。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2016年4月14日，孟凡义、王成森、李继凤签订的《股权分配协议》，孟凡义、第三人王成森、李继凤均签字、捺印予以认可，李京虽然没签字确认，但庭审中其对协议的内容也予以确认。第三人王成森辩称上述协议签订时孟凡义、李继凤属于国家公职人员，王成森受胁迫签订上述协议，但并未提交孟凡义、李继凤利用职权胁迫其签订《股权分配协议》的有关证据，因此对王成森受胁迫签订的协议辩称不予采信。《股权分配协议》中明确约定，基于2013年3月王成森因经营不下去了，决定卖掉企业，以偿还借款。此时孟凡义、李继凤介入，三年内将所有欠款还清，期间资金投入全部有孟凡义承担，并在企业扭亏转盈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经协商签订的《股权分配协议》。由协议内容可知，股权分配并非完全基于孟凡义对公司的贡献，亦因孟凡义对森氏公司的资金投入，故对第三人王成森称孟凡义无任何出资的辩称不予采信。森氏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3年6月27日，孟凡义从王冲、王成森处受让森氏公司25%的股权，2015年9月25日，孟凡义、李继凤将其股权转让与第三人李京，森氏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成森、李京，第三人李京在庭审中称其只是孟凡义、李继凤的挂名股东，公司实际股东为孟凡义、第三人王成森、李继凤，证人的证言也可以证明自2013年孟凡义一直在森氏公司管理经营，《股权分配协议》中第三人王成森也予以签字、捺印确认同意股权分配，且其也认可原告为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对王成森称股权向非股东转让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此辩称不予采信。孟凡义在2018年12月21日立的《遗嘱》中之所以对股权45%的分配而不是《股权分配协议》中其股权50%分配，是因为其与李继凤双方约定将5%的股权已赠与李继凤，李继凤也予以认可，庭审中，李继凤表示愿意放弃原告的赠与，第三人王成森作为见证人也在原告的《遗嘱》中予以签字、捺印确认，说明王成森对于原告的股东资格予以认可。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王成森、孟凡义、李继凤签订的《股权分配协议》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孟凡义的股东资格予以认定，根据原告诉讼请求确定本案案由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并无不妥。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孟凡义为被告枣庄森氏吉他制作有限公司的股东并享有被告枣庄森氏吉他制作有限公司50%的股权；二、被告枣庄森氏吉他制作有限公司协助原告孟凡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案件受理费2563元，由被告枣庄森氏吉他制作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森氏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中记载的公司股东为王成森、李京，现孟凡义依据股权分配协议书要求确认其为森氏公司的股东并持有森氏公司50%的股权，孟凡义与王成森就孟凡义是否为森氏公司股东及孟凡义持有的森氏公司股权均存在争议，且孟凡义与王成森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确定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王成森关于本案案由定性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016年4月14日，孟凡义、王成森、李继凤共同签署了股权分配协议，李京虽未在股权分配协议中签字，但事后明确表示认可该协议。该股权分配协议系孟凡义、王成森、李继凤对森氏公司股东构成及各自持有森氏公司股权份额协商一致的结果，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依法确认为有效。该股权分配协议明确了孟凡成、李继凤对森氏公司所作贡献及资金投入行为，并确定按孟凡义占森氏公司所有股份的50%、王成森占所有股份的30%、李继凤占所有股份的20%。王成森提出股权分配协议实际上是王成森单方赠与孟凡义20%公司股权的单方赠与行为，但该主张与股权分配协议内容明显矛盾，依法不能成立。因此，虽然王成森与孟凡义对森氏公司股权归属产生争议，但孟凡义要求确认其享有森氏公司50%股权的诉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应予支持。关于诉讼程序。一审法院庭前以森氏公司办公地址向森氏公司寄送诉讼材料，符合民事案件送达的规定。在一审法院审理的森氏公司诉孟凡义、任冰玉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中，森氏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持王成森以森氏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参加了诉讼，因此王成森提出的一审法院未对森氏公司合法传唤、未责令实际控制人为森氏公司指定诉讼代表参加诉讼，侵害森氏公司诉讼权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王成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3元，由上诉人王成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东徽审判员  王 丹审判员  张 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