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4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天涯楼**。法定代表人：苏家平。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降雄，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杨，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卫平，男，1973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丘保华，女，197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一衍，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洁，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础工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卫平、丘保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0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基础工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杨，被上诉人丘保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一衍、卢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基础工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基础工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姚卫平、丘保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案由为合同纠纷是错误的，应当以侵权责任纠纷的案由处理本案。基础工程公司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姚卫平、丘保华赔偿基础工程公司经济损失1455万元”。事实及理由为姚卫平以表见代理行为擅自向程久明等多名案外人收取合同款项并据为己有，其行为侵犯了基础工程公司合法财产权利，而姚卫平的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且姚卫平、丘保华通过离婚方式逃避债务构成共同侵权，故应共同向基础工程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基础工程公司认为姚卫平、丘保华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并起诉要求姚卫平、丘保华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依法应当以侵权责任纠纷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一审法院以合同纠纷的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并在处理丘保华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争议焦点时，认为姚卫平的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不支持丘保华承担赔偿责任，是因认定的案由错误而导致的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基础工程公司主张的是侵权之债，而案涉债务的发生也是因姚卫平侵犯基础工程公司财产权利而导致的，故本案应当以侵权责任纠纷为案由进行审理，并应当审查姚卫平、丘保华是否构成侵权或共同侵权。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7688号民事判决书所查明认定的事实，姚卫平、丘保华在与基础工程公司的关联公司关于案涉工程的纠纷中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并判决要求姚卫平、丘保华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根据同案同判的基本原则，和基础工程公司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本案依法应当以侵权责任纠纷进行处理，并认定姚卫平、丘保华构成共同侵权。（二）关于张锐现金支付50万元及孙谦支付450万元的款项，一审法院不认定为姚卫平侵权造成的基础工程公司损失属于未查清事实，依法应当查清事实，改判支持基础工程公司的该部分请求。案涉纠纷的发生系因姚卫平、丘保华擅自收取案外人程久明等人的款项后据为己有而不退还相关案外人，并且失去联系，导致与案涉工程相关的大量案外人围堵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办公场所，限制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负责人的人身自由。随后，当地政府部门和公安部门介入调查、调处纠纷，由当地政府部门核实、清查相关案外人支付给姚卫平的款项后，由基础工程公司先行偿付给了相关案外人。因此，涉案的1455万元均是由当地政府部门已经核查过，并由基础工程公司实际支付给案外人，基础工程公司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失。关于张锐向姚卫平支付现金50万元的款项，姚卫平曾签署借据确认；关于孙谦向姚卫平支付450万元的款项，姚卫平曾签署收据确认。根据姚卫平在案涉纠纷中行为表现，以及当地政府部门的核查情况，张锐支付的50万元现金以及孙谦支付的450万元实际已经由姚卫平私自收取并据为己有，依法应当确认该事实。一审法院未查清上述事实，也未向相关当事人调查取证，属于未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应当查清事实后改判。（三）姚卫平、丘保华通过离婚方式逃避债务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查明事实后改判。姚卫平、丘保华在案涉债务发生期间，通过协议离婚方式将两人名下的不动产全部分割给丘保华，并且丘保华无须向姚卫平作出任何补偿。（2019）粤01民终7688号民事判决书已查明上述事实，认定姚卫平、丘保华逃避债务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基础工程公司在本案重审一审过程中提出认为，姚卫平、丘保华通过离婚方式逃避债务，构成对基础工程公司的共同侵权。但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只对姚卫平的案涉债务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了论述和认定，而未对基础工程公司提出的共同侵权作出审查和认定。并且一审法院仅根据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法律规定，认定丘保华不承担赔偿责任，逻辑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以及同案同判的基本审判原则，依法应当认定姚卫平、丘保华构成共同侵权，姚卫平、丘保华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丘保华答辩称，请求驳回基础工程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本案姚卫平与基础工程公司是承包关系。本案事实基础也是基于双方的承包关系而进行的内部追偿，一审认定案由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二）本案属于系列案件，涉案项目姚卫平并未与基础工程公司结算，也即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不明确和不确定的。在此情况下，基础工程公司所称丘保华的共同侵权行为根本不存在事实前提和基础。（三）丘保华与姚卫平离婚的行为不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情形。双方离婚时关于财产分配的协议是合理的。（2019）粤01民终7688号判决已经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再审，该案关于认定夫妻共同侵权的事实基础是不存在的。姚卫平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基础工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姚卫平、丘保华赔偿基础工程公司经济损失1455万元；2.姚卫平、丘保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认定的事实：基础工程公司原名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原设有云南分公司；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经2017年8月7日工商行政管理局通知准予注销登记。2014年4月1日，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甲方、代表为姚卫平）与程久明（乙方）签订《合作协议》，就甲方在云南省区域官渡文化新城安置房总包的工程项目优先分包给乙方施工之事协商一致。2015年4月24日，程久明向袁本华写具《借条》，载明：今借到袁本华105万元，月息按50000元收取；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作为担保单位在《借条》上盖章确认。同日，袁本华向姚卫平个人账户转账100万元，基础工程公司称袁本华按程久明指示转款。2014年6月17日，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甲方、代表为姚卫平）与李云霞（乙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载明甲方为总包单位、乙方为项目分包单位，甲方应保证乙方分包产值不少于8亿元。同日，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及姚卫平向李云霞出具《收据》，载明：兹收到李云霞女士昆明市福保村开发改造工程项目分包工程履约保证金200万元，工程进场施工两个月内退还；已注明账户为姚卫平个人账户。次日，李云霞向姚卫平汇款200万元。2014年8月20日，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及姚卫平向李云霞写具《收据》，载明：兹收到李云霞女士官渡文化新城市政工程分包保证金100万元，开工后一个月内退还，工程量不少于一个亿；已注明账户为姚卫平个人账户。李云霞分别于2014年8月20日及9月1日各向姚卫平转账50万元。姚卫平、丘保华在原审中主张李云霞未履约、保证金被没收。2014年6月30日，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和姚卫平向孙谦写具《收据》，载明：兹收到工程一处孙谦交来临沧市临翔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保证金800万元，四个月后退还。姚卫平、丘保华在原审中否认实际收到该款。2015年1月4日，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姚卫平作为共同借款人向高亢写具《借据》，载明：今借到高亢300万元，下周内归还；另备注：借款人承诺若未按期全额归还所借款项，未归还部分款项按年利息36%计算延期利息。2015年2月4日，高亢向姚卫平账户转账300万元。2015年1月30日，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姚卫平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张锐写具《借据》，载明：兹借到张锐400万元，其中转账350万元、现金50万元等；已注明账户为姚卫平个人账户。同日，张锐向姚卫平转账350万元。另查明：2015年4月5日，基础工程公司聘用洪冬明为云南分公司负责人。2015年6月25日洪冬明向公安机关报警称2015年5月27日、28日被人非法拘禁，并在项目部办公室内胁迫其签署了数份情况说明；对该报案公安机关于2015年7月14日向洪冬明发出《立案告知书》、决定立案侦查。2015年5月26日，基础工程公司在《春城晚报》发出《声明》，载明：姚卫平不是基础工程公司员工，凡涉及的所有债务及任何法律、经济责任均与基础工程公司无关。再查明：姚卫平、丘保华于1997年9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5月13日登记离婚。基础工程公司提交2015年10月26日程久明、袁本华向基础工程公司提交的《申请书》两份，表示程久明向袁本华借款105万元，再经由程久明借给姚卫平，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为担保方，请求基础工程公司替程久明向袁本华归还借款105万元，并指定了垫江县文泰保温材料经营部的银行账户作为收款账号。次日，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向垫江县文泰保温材料经营部汇款105万元，摘要为工程款。基础工程公司提交2016年6月6日基础工程公司及云南分公司（甲方）与重庆市佳沁丸劳务有限公司（乙方，代表为李云霞）签订的《和解协议》，载明：若乙方在2016年6月7日收到甲方足额支付的350万元，则乙方申请撤回（2016）渝0113民初3011号案的起诉，收款户名为重庆首金物资有限公司；乙方确认本案所涉的300万元本金均由乙方委托李云霞支付给姚卫平，姚卫平没有偿还所有款项。次日，基础工程公司建安工程分公司向重庆首金物资有限公司转账350万元，用途为工程款；重庆市佳沁丸劳务有限公司向基础工程公司出具350万元的《收据》。2016年6月7日，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渝0113民初30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重庆市佳沁丸劳务有限公司撤诉。基础工程公司提交2015年12月9日孙谦向基础工程公司写具的《承诺书》，载明：孙谦于2014年6月30日以临沧市临翔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履约保证金的名义向姚卫平缴纳800万元，姚卫平个人收取此款后在收据加盖了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公章，截至2015年5月13日姚卫平已向孙谦归还部分款项；现申请基础工程公司分两期向孙谦归还剩余450万元，汇入户名为昆明平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12月14日、18日、2016年1月4日，基础工程公司建安工程分公司向昆明平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分别转账付款225万元、150万元、148万元，用途为工程款。基础工程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向昆明市鑫海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基础工程公司委托该公司在工程款中分别向张锐、高亢支付400万元、150万元。基础工程公司提交2016年5月19日基础工程公司及云南分公司（甲方）与高亢签订的《和解协议》，载明：乙方向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起诉姚卫平、甲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5）官法民一初字第5680号】，诉讼标的为300万元，因姚卫平于2015年5月至今下落不明，为尽快妥善处理纠纷、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乙方愿意接受甲方支付本金150万元、并自愿放弃向甲方主张另150万元借款本金及其他诉讼请求，乙方应于签订本协议三个工作日内向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和对甲方的财产保全；乙方确认本案所涉借款的所有金额均已由乙方直接支付给姚卫平个人，姚卫平没有偿还所借款项等。同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官民一初字第56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高亢撤诉。次日，高亢向基础工程公司写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基础工程公司支付150万元。2016年6月1日，昆明市鑫海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高亢汇款两笔共150万元。基础工程公司提交2016年5月19日基础工程公司及云南分公司（甲方）与张锐签订的《和解协议》，载明：乙方向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起诉姚卫平、甲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5）官法民一初字第5681号】，因姚卫平于2015年5月至今下落不明，为尽快妥善处理纠纷、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乙方愿意接受甲方支付本金400万元、并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乙方应于签订本协议三个工作日内向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和对甲方的财产保全；乙方确认本案所涉借款的所有金额均已由乙方直接支付给姚卫平个人，姚卫平没有偿还所借款项等。同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官民一初字第56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张锐撤诉。次日，张锐向基础工程公司写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基础工程公司支付400万元。2016年5月30日，昆明市鑫海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张锐汇款五笔共400万元。诉讼中，基础工程公司补充提交了姚卫平在原审二审时提交的《关于姚卫平收取案涉款项的情况说明》，姚卫平在该情况说明中表示确认收到袁本华100万元、李云霞300万元、高亢300万元、张锐350万元，不确认收到孙谦800万元。另外，姚卫平认为上述收款都是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实施的，案涉款项的《借据》或《收据》均由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盖章确认，款项的收取均是为了开展案涉工程并已用于工程建设的有关开销中，故其认为相关损失均应由基础工程公司承担，与其与关。诉讼中，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向案外人程久明、袁本华、李云霞、孙谦、高亢、张锐发出传票传唤其到庭接受询问，上述案外人因各种原因均未到庭。姚卫平在原审中提供了银行账户流水，主张姚卫平个人账户作工程支出。基础工程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无法确认该银行流水的连续性，账户流水明显是不完整的，明显欠缺了2014年7月4日至2017年6月27日的账户往来明细，该证据不能证明姚卫平所主张的证明事项。丘保华在原审中提供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主张丘保华有工作和收入。基础工程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不排除丘保华还持有其他银行的存款账户，即使姚卫平未向丘保华转账，也不意味着案涉款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本案诉讼中，丘保华补充提交了新陶大街5号2402房的房产证、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房地产抵押合同》、《应诉通知书》、《和解协议》、《民事裁定书》、银行回单以及南湖苑2栋203房房产证予以证明。上述证据显示丘保华名下的新陶大街5号2402房、南湖苑2栋203房均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分别为案外人张国应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张国应的抵押权登记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债权数额为250万元。张国应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丘保华、姚卫平实现债权后，丘保华与张国应达成和解并向张国应支付了款项300万元。原审庭审中，基础工程公司表示姚卫平不是基础工程公司或者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员工，也不是基础工程公司针对案涉工程项目所涉项目部的组成人员，姚卫平以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名义借款收取保证金并非基础工程公司及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的授权行为，相关借条收条协议上的公章是姚卫平未经基础工程公司审核同意而擅自加盖的，即便是基础工程公司同意的，基础工程公司也毫无理由会允许其将相关款项收入其个人帐号，姚卫平擅自加盖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印章的行为使得案涉人员误以为姚卫平有权代表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收取借款和保证金，进而使得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因为姚卫平的表见代理行为而遭受经济损失，案涉的借款保证金均已被姚卫平个人收取，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未收取任何的案涉款项。本案庭审中，基础工程公司确认案涉借条、收据上的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印章属实，这是因为当时基础工程公司想与姚卫平合作，让姚卫平做土方班主，而这些借条、收据实为姚卫平拿给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的管理印章的人员加盖的，而姚卫平收取了收据、借条上的款项后并没有交还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案涉项目实施前，姚卫平就以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名义称其有总包资质而与他人签订分包协议、承包协议来对外收取款项和借款。事实上，云南省官渡文化新城安置房项目没有实施，故整个工程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停工半年，后来是由建工集团负责施工建好，已经交付给政府了。另外，孙谦偿付的450万元是基础工程公司委托其建安工程分公司支付的，基础工程公司建安工程分公司向孙谦支付了三笔款项共523万元，多出来的73万元是孙谦在做其他工程的零散款项。基础工程公司主张的1455万元包括了退还程久明的105万元、退还李云霞的350万元（其中50万元是资金占用损失）、退还孙谦的450万元、退还高亢的150万元以及退还张锐的400万元。另外，基础工程公司表示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在与姚卫平合作时没有与丘保华接触。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基础工程公司确认案涉证据的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并确认系由姚卫平拿给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印章管理人员加盖，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姚卫平与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存在代理合同关系，属有权代理。关于基础工程公司要求姚卫平赔偿退还程久明105万元的损失问题。通过基础工程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借条》以及程久明、袁本华向基础工程公司提交的《申请书》两份可知，程久明向袁本华借款105万元用于出借姚卫平，而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系该笔借款的担保人。姚卫平亦确认其实际收取了袁本华100万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还款。现因姚卫平未向程久明偿还借款，导致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被追偿而支付了105万元，造成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产生损失，姚卫平作为债务人理应向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赔偿损失，故基础工程公司要求姚卫平赔偿上述105万元损失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基础工程公司要求姚卫平赔偿退还李云霞350万元的损失问题。通过基础工程公司提交的《合作框架协议》、《收据》、《和解协议》以及（2016）渝0113民初3011号《民事裁定书》可知，姚卫平代表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与李云霞签订协议并收取了李云霞保证金300万元未退还，导致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被起诉并最终向李云霞赔偿350万元。虽然姚卫平辩称该保证金因李云霞未履约而被没收，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保证金已交付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因此，姚卫平代表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收取保证金后未交付亦未退还，造成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产生损失理应赔偿。现基础工程公司要求姚卫平赔偿上述350万元损失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基础工程公司要求姚卫平赔偿退还孙谦450万元的损失问题。基础工程公司提交的《收据》以及《承诺书》仅能显示姚卫平与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曾共同确认收取孙谦保证金800万元，而姚卫平否认收取上述保证金，基础工程公司未提交该笔保证金的转账流水，无法证明该保证金由姚卫平实际收取。另外，孙谦虽然在《承诺书》中表示保证金由姚卫平收取，且已归还部分款项，但未有证据与孙谦的上述陈述进行佐证，孙谦亦未到庭接受询问。因此，基础工程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姚卫平收取了孙谦支付的保证金，基础工程公司要求姚卫平赔偿退还孙谦450万元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关于基础工程公司要求姚卫平赔偿退还高亢150万元的损失问题。通过基础工程公司提交的《借据》、《和解协议》以及姚卫平的自认可知，姚卫平与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曾共同出具借据向高亢借款300万元，并由姚卫平个人收取。而姚卫平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出借人偿还该借款或已将该借款交付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导致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被出借人起诉并最终向高亢偿还150万元，造成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损失，姚卫平作为实际借款人理应向基础工程公司赔偿损失。现基础工程公司要求姚卫平赔偿上述150万元损失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基础工程公司要求姚卫平赔偿退还张锐400万元的损失问题。通过基础工程公司提交的《借据》、《和解协议》以及姚卫平的自认可知，姚卫平与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曾共同出具借据向张锐借款400万元，并由姚卫平个人收取。而姚卫平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出借人偿还该借款或已将该借款交付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导致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被出借人起诉并最终向张锐偿还借款，造成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损失，姚卫平作为实际借款人理应向基础工程公司赔偿损失。但因上述400万元借款中的50万元在收据中载明为现金，而姚卫平仅确认收到张锐借款350万元，基础工程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50万元现金借款实际系由姚卫平收取，张锐亦未能到庭接受询问，应由基础工程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基础工程公司要求姚卫平赔偿上述损失中的350万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基础工程公司要求超出上述部分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姚卫平应赔偿基础工程公司损失共计955万元（105万元+350万元+150万元+350万元＝955万元），另姚卫平辩称其收取的款项均是为了案涉工程，并已用于工程建设的有关开销中，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基础工程公司要求丘保华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经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可知，姚卫平的案涉债务均系产生于与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合作期间，系姚卫平代表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或者与基础工程公司云南分公司共同与案外人发生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债务，且金额较大，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现基础工程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姚卫平的案涉债务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基础工程公司要求丘保华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姚卫平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为此，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姚卫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基础工程公司赔偿955万元；二、驳回基础工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姚卫平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9100元，由基础工程公司负担37491元、由姚卫平负担71609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丘保华提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申11956号民事裁定书，内容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丘保华申请再审的意见，本案主要审查的问题是丘保华是否需要对姚卫平欠付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公司”）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经查明，姚卫平收取案涉350万元保证金属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且无证据证明姚卫平收取案涉350万元保证金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故涉案债务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姚卫平收取案涉保证金后与丘保华协议离婚，约定案涉两套房屋归丘保华所有无需给姚卫平补偿，建工集团公司认为此举属于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但丘保华在再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案涉房产在离婚时存在之前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设立的抵押，离婚后两套房产先后卖出用于偿还了相关债务，所得售房款并非全部归丘保华所有，二审判决以上述两套房产均由丘保华享有认定二人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依据不足。因此，对于丘保华是否应对350万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应进一步查明案涉房产抵押及丘保华以售房款偿还相关债务的情况，并考虑子女抚养的实际情况后依法处理。综上，丘保华的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故裁定指令本院再审（2019）粤01民终7688号民事案件，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经质证，基础工程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再审裁定不足以证实生效文书已对于姚卫平、丘保华的共同侵权事实作出了否定。至本案二审阶段，尚无该再审案件生效裁判结果。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在本案原二审【（2018）粤01民终22224号】庭审中，姚卫平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瑞泉到庭参加了诉讼。在该案庭审过程中，经办法官要求姚卫平于庭后三天提交涉及本案交易期间的所有银行流水，并告知姚卫平方如果存在虚假诉讼或者隐瞒的情况，本院将对其作出相关制裁。姚卫平方于2018年12月7日提交有“姚卫平”签名的《关于姚卫平收取案涉款项的情况说明》，确认其本人收到张锐350万元，不确认收到孙谦800万元。本院曾在本案二审庭询时询问“姚卫平在原二审时确认收到孙谦支付的800万元，为何于本案又予以否认？”经再核实，姚卫平在原一、二审期间均无作出确认收取孙谦800万元的陈述。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基础工程公司在原一、二审阶段，均是以其作为被代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对外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有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而提起本案诉讼，并以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一并要求丘保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在本案重审一审期间，基础工程公司虽增加了要求丘保华作为配合姚卫平以离婚方式转移财产的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事实理由，但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对于基础工程公司以共同侵权事实要求丘保华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及事实理由未予审查认定并无不当，本案二审对此亦不作处理。此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申11956号民事裁定书，已指定本院就丘保华与姚卫平离婚是否存在逃避债务的故意和共同侵权的事实进行再审审理，基础工程公司可待另案生效判决作出相关事实认定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有二：其一，姚卫平应当偿还基础工程公司的款项金额如何确定？其二，姚卫平涉案债务应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及丘保华应否就此承担夫妻连带清偿责任？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基础工程公司主张姚卫平收取了孙谦支付的800万元保证金，但对于该事实仅有《收据》及孙谦出具的《承诺书》为证。一审法院已依法通知孙谦出庭作证，但其未能到庭出具证人证言并接受各方当事人质询，对其出具的《承诺书》本院不予采信。而对于涉案800万元巨额资金，基础工程公司不能举证证实该款项出借的具体形式，姚卫平在原一、二审及本案一审期间均明确否认实际收取该款项金额。因此，在基础工程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以补强其陈述内容为真实的情况下，单凭基础工程公司提交的《收据》不足以证实姚卫平实际收取了孙谦支付的800万元保证金。基础工程公司要求姚卫平赔偿其代为对外偿还的该款项，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对于基础工程公司所称张锐出借给姚卫平的50万元现金借款，基于上述同样理由，不足以证实姚卫平有实际收取该现金款项金额。此外，该50万元现金款项与张锐转账支付的350万元记载于同一《借据》中，而张锐转账的时间与《借据》产生于同日，也即不能判断《借据》是在姚卫平实际收取全部款项后而开具。因此，一审法院对于该50万元现金借款不予认可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三，基础工程公司于本案主张的款项性质主要包括姚卫平与案外人的借款和收取的履约保证金两类。但无论是何种款项性质，每一笔款项金额均较大，属于姚卫平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且无证据证明姚卫平收取案涉保证金或借款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不属于丘保华与姚卫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并无不当，丘保华不应基于夫妻共同债务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基础工程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491元，由上诉人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