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71民终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站，住所地郑州市郑东新区郑州东站。负责人：张会清，站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佳，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站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章，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梅，女，197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系死者张某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虎，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陇海中路**。法定代表人：孙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佳，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站职工。上诉人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站（以下简称郑州站）与被上诉人张红梅、原审被告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路郑州局）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郑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豫7101民初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州站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郑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豫7101民初2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张某因摔伤而住院，治疗期间病情恶化，××，不能排除摔伤是导致其死亡的一个介入因素”，确定双方各自承担50%的责任是错误的。××，诊断死亡原因系××，且未进行尸体解剖，未对摔伤对死亡结果的参与程度进行鉴定，直接确定双方承担责任的比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对张某上扶梯进行提醒或帮扶，事故发生后，上诉人亦未对其进行及时救助，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是错误的。车站大厅内设有垂直电梯和自动扶梯，扶梯入口有工作人员值守，两侧设有安全警示标志，且扶梯运行速度正常，自张某摔倒到电梯紧急制停仅用五秒的时间，上诉人已尽到安全警示义务。事故发生后，值守人员第一时间查看张某伤势，未发现明显外伤，且能独立行走。后副站长胡珊珊赶到现场与家属沟通张某伤情及选择医院事宜，张某家属选择去自己选定的医院就医，上诉人已尽到及时救助义务。三、死者张某本人及其家属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全部责任。张某自愿选择乘坐扶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安全采取放任态度，具有明显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其女儿张红霞先行上扶梯，未尽到必要的看护义务，应承担次要责任。被上诉人张红梅答辩称：一、开封北站作为承运人未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及救助义务，应当对旅客张某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电梯值守人员在张某独自上扶梯时未对其进行提醒和帮扶，事故发生后，开封北站没有安排医护人员为张某检查救治，没有拨打120，更没有将受伤的张某送往医院，上诉人未尽到法定的救助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开封北站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及救助义务的行为与旅客张某伤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张某系因摔伤后住院，期间未发生其他外来伤害，后其病情恶化后死亡。三、死者张某及其家属不存在重大过失，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从现场视频可以看出张某身体××行动自如，可以独立乘坐扶梯，其摔倒系开封北站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所致，不存在重大过失。其女儿张红霞在张某摔伤后及时搀扶其休息，送医救治，已尽到成年子女的扶助义务，亦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中国铁路郑州局述称，同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一致。张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郑州站和中国铁路郑州局赔偿其因张某死亡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费、营养费、护理费、住院期间的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及误工费暂计263715元；二、郑州站和中国铁路郑州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5月6日，死者张某、王某夫妇与女儿张红霞及外孙一行四人来到开封高铁北站，计划乘坐G1559次列车前往北京西站，监控视频显示：当日14时51分23秒，张某一行四人进入候车厅，14时52分24秒，张某的外孙及女儿张红霞先后进入扶梯，14时52分29秒，张某右手拿水杯从扶梯右侧独自踏入扶梯，14时52分34秒，张某站立不稳，身体向后摔倒在扶梯上，14时52分38秒，扶梯口值守人员按停扶梯急停按钮，14时52分39秒，扶梯停止运行，在此期间，扶梯运行速度正常，没有出现故障。事故发生后，张某坐在扶梯台阶上休息，值守人员上前查看张某伤势，未发现有明显外伤，便联系其他同事前来帮忙，随后站在扶梯入口处维持现场秩序。14时56分5秒，张某被女儿张红霞搀扶走下扶梯，与车站工作人员沟通交流后，张红霞去办理退票手续，车站值守人员搬来座椅供张某休息，15时1分30秒，客运值班员前来与张某及其家属沟通交流摔伤情况，之后开封北站客运副站长胡珊珊赶到现场与退票回来的张红霞沟通张某伤情及选择医院事宜，张红霞决定去自己选定的医院就诊，后车站工作人员推轮椅将张某一行四人送到出租车站牌后返回。当日16时38分，张某由其家属陪同到开封市人民医院入院治疗，门诊查体后以“多发外伤”收入骨科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多发外伤（头部、腰部、右髋部）；2、××3级；3、2型糖尿病；4、××。2019年5月12日6时，张某因抢救无效被宣告死亡，死亡诊断为1.心源性猝死；2.××；3.××3级；4.××；5.多发外伤（头部、腰部、右髋部）；6.腰1、腰3椎体压缩性骨折；7.右侧耻骨上下支骨折；8.2型糖尿病，9.抑郁症。死亡直接原因为心源性猝死，主要原因为××。另查明，事故发生时，开封高铁北站一楼大厅设有无障碍垂直电梯，自动扶梯两端及入口处设有“请站稳扶好”的安全警示标志，扶梯入口处有一名值守人员看守。2020年4月6日，中国铁路郑州局下发了《客运直属站布局调整的通知》，郑州站管辖车站23个，其中包括开封北站。死者张某与配偶王某育有二儿（张志国、张志玮）二女（张红霞、张红梅），在本次诉讼中王某与张志国、张红霞、张志玮均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放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张红梅之父张某持有效车票进入开封北站，与开封北站形成了铁路运输合同关系，开封北站作为承运人,应当依约将旅客安全运输至约定地点,旅客在进站上车过程中出现伤亡的，承运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郑州站和中国铁路郑州局提出，××导致，应由张红梅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张某死亡的直接原因为心源性猝死，但张某因摔伤而住院，治疗期间病情恶化，××，不能排除摔伤是导致其死亡的一个介入因素，故对郑州站和中国铁路郑州局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开封北站作为承运人虽然在扶梯入口处设有安全警示标志并有值守人员看守，发现张某摔倒后也及时按停扶梯，对张某实施了相应的救助，但值守人员看见张某右手拿水杯从右侧进入扶梯时未对其进行提醒或帮扶，事故发生后，开封北站亦未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救助，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乘坐扶梯时因手握水杯而未扶好扶梯，导致站立不稳而摔倒。其女儿张红霞亦未尽到看护义务，在独自一人带领一名儿童和二位七十多岁老人外出乘车的情况下，既没有向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也没有选择乘坐安全系数较高的直梯，上扶梯时未对张某进行照料看护，自己先行乘坐，致使张某独自乘坐扶梯而摔伤。张某受伤后，其家属未及时将其送至医院，而是先办理退票手续，长时间与开封北站沟通协调选择医院事宜，延误了对张某的及时救助时间。因此，张红梅对张某的伤亡亦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所述，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及张某死亡原因分析，一审法院确定双方各自承担50%的责任。开封北站系郑州站的下属机构，其赔偿责任应由郑州站承担，郑州站系中国铁路郑州局的分公司，中国铁路郑州局应对其分公司的民事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赔偿范围及数额，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参照《河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规定，核定如下：1.医疗费12152.62元，有张红梅提供的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护理费770元，事故发生后，死者张某实际住院6天，按照2019年河南省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标准计算，护理费为770元(46858元/年÷365天×6天)；3.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50元/天×6天）；4.营养费120元（20元/天×6天）；5.交通费120元，死者张某于本市内就医，交通费为120元（20元/天×6天）；6.死亡赔偿金205205.82元，根据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河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200.97元，死者死亡时年龄为74周岁，根据法律规定，死亡赔偿金为205205.82元（34200.97元/年×6年）；7.丧葬费34152.5元，按照2019年河南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丧葬费为34152.5元（68305元/年÷12×6个月）；8.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和交通费，因张红梅未提供相关票据，一审法院酌定二项费用为3000元。以上各项费用共计255820.94元，郑州站及中国铁路郑州局应赔偿张红梅127910元，对张红梅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第三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郑州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红梅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和交通费共计127910元；二、中国铁路郑州局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张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站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56元，由张红梅负担2628元，由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站共同负担2628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三份证据：1.开封北站大厅内现场照片一张；2.杨某证人证言；3.杨某执法记录仪视频三段，用以证明上诉人已尽到充分的警示和安全保障义务及救助义务，张某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家属亦未尽到成年子女的扶助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提交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不予认可，对证人杨某的庭审陈述不予认可。原审被告中国铁路郑州局没有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属于新证据，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认可。证据1、2不属于新证据，证人杨某的庭审陈述部分与证据3矛盾，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张某的摔伤与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上诉人是否充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三、一审对双方责任承担比例的划分是否妥当；四、一审计算各项费用所引用的相应标准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在未对张某摔伤死亡结果的参与程度做鉴定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摔伤是死亡的介入因素错误，故提出了鉴定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中张某尸体已经火化，事实上已不存在对尸体进行解剖鉴定的基础。结合日常经验法则，××、急性心肌梗死等都是引发心源性猝死的常见原因，并不必然导致心源性猝死，其发病往往存在外在诱发因素，张某作为74岁的高龄老人，不能排除因摔伤导致其基础疾病恶化的可能性。因此，亦不能必然排除张某的摔伤与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提供铁路运输服务,××、分娩、遇险的旅客。开封北站作为承运人虽在大厅设有无障碍垂直电梯，扶梯入口设有安全警示标志及值守人员，其值守人员在看到张某摔倒后也及时关停了扶梯，但在张某受伤后，对突发状况造成旅客遇险更有救助经验的铁路运输企业，没有及时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而是和家属商量选定医院问题将近一个小时，随后又未随员陪同前往医院治疗，开封北站未尽力协助履行伤者救助义务，亦未尽到完全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具有对张某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免责事由,故依法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因开封北站系上诉人郑州站的下属机构，其赔偿责任应由郑州站承担，郑州站系中国铁路郑州局的分公司，中国铁路郑州局应对其分公司的民事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中，张某作为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自愿选择乘坐扶梯时应当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并加以审慎注意,摔伤事故的发生和其自身疏忽大意关联至深,上诉人所提供现场监控视频等证据能够证明张某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般过失。因为张某并非违反了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以极不合理的方式未尽到对自己人身安全最基本的注意,所以张某的过失不是重大过失。张某之女张红霞作为成年子女，××的情况下，仍独自带领一名儿童先行乘坐电梯，未对张某进行必要的照顾和搀扶，致使其父摔倒受伤。张某摔伤后，其亦未第一时间与车站沟通协调送医事宜，而是去办理退票手续，延误了对张某的救助时机，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应当对张某的伤亡承担主要责任。铁路作为大众型公共交通工具,其票价、运输成本和乘坐人数较多等因素决定了铁路企业采取广播、视频、标牌提示等方式提醒旅客相关注意事项，工作人员难以完成逐一提示引导每位旅客注意事项等服务,被上诉人也未提前与铁路运输企业联系需要帮扶等特殊服务且旅客运输合同对此也没有相关约定，但张某摔伤后，开封北站没有将伤者及时送医，未尽到帮扶和及时救助义务，其违约行为对张某的伤亡起次要作用，应当承担次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等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的大小;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有关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的大小。”之规定,本案系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张某在乘坐列车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上诉人作为承运人依法应对张某的人身损害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张某摔伤系因其过失所致,依法也应相应减轻上诉人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综合本案事实,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承运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等,上诉人应对张某的人身损害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50%的赔偿责任失当,应予纠正。关于争议焦点四，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认定，一审法院对各项费用的计算所引用的标准及计算方法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合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应当对张某伤亡承担70%的责任，上诉人郑州站及原审被告中国铁路郑州局对张某伤亡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76746.28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郑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豫7101民初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郑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豫7101民初2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郑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豫7101民初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张红梅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和交通费共计76746.28元；四、驳回张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站、原审被告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56元，由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站和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576.8元，张红梅负担3679.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58.2元，由上诉人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站和原审被告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57.46元，被上诉人张红梅负担2000.7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姚黎辉审 判 员  赵 艳审 判 员  张昕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法官助理郜梦雅代理书记员  李 颖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条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等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的大小；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有关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的大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