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93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达启，男，196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坚，山东海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山东海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元硕，男，199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现住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刚，山东诚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喆，女，199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青岛市黄岛区，现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福刚，山东诚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淑琴，女，1958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山东诚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青岛杰盛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李沧区书院路。 法定代表人：薛晓明，职务执行董事。 上诉人王达启与被上诉人崔元硕、许喆、刘淑琴，原审被告青岛杰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盛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3民初5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达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3民初5211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支持王达启的一审诉讼请求，改判崔元硕、许喆、刘淑琴共同偿付王达启购房款510090元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崔元硕、许喆、刘淑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完全错误。1、王达启享有对适园雅居15号楼4单元102户房屋的销售权和收益权。“适园雅居”项目有合法开发手续，王达启作为项目的实际建筑施工人，通过开发商杰盛公司以房折抵工程款的方式，取得了涉案房屋的销售权和收益权，杰盛公司对涉案房屋的销售权和收益权已经转让给王达启的事实，王达启提交的杰盛公司出具的证明、杰盛公司庭审中提交的杰盛公司与王达启签署的《分房结算协议书》项下所显示的王达启分得住宅后续签约明细以及杰盛公司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承认的事实给予确认。一审没有认定涉案房屋为王达启享有所有权和处分收益权，显属错误。2、一审认定王达启和崔元硕于2015年7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履行属错误；认为应当及时向刘淑琴主张权利，违反了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法律规定。2015年7月27日，王达启与崔元硕之间签订的购买王达启享有所有权和处置收益权的涉案房屋买卖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致，属合法有效协议，对王达启和崔元硕均有约束力。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崔元硕购买涉案房屋，除了与杰盛公司履行签订《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向杰盛公司缴纳签订的《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相关的合同费用外，崔元硕另行向王达启支付该商品房的转售差价（即部分购房款）人民币510090元，该510090元的款项，协议约定在协议书签订当日，由崔元硕全额支付给王达启。一审却错误认定为王达启与崔元硕之间未履行该协议，有失偏颇。崔元硕接收到王达启签署姓名的空白的《商品房更名申请书》后，崔元硕将接收到王达启签署姓名的空白的《商品房更名申请书》交付给与王达启从未谋面的刘淑琴，由刘淑琴与杰盛公司签订了《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王达启一直查询崔元硕的住址和通讯信息，2017年，王达启曾向李沧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相关的程序问题，李沧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但一审法院以商品房合同权利转让给了刘淑琴，王达启应当向刘淑琴主张权利，这一错误认定，更是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崔元硕在庭审中认可是与王达启签订协议书，就应当按照双方《协议书》的约定，向王达启支付房屋转售的差价款。一审也应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购房人的崔元硕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判令其向王达启支付协议约定的购房差价款人民币510090元。但是一审错误认定，也纵容了崔元硕与刘淑琴相互串通，利用签订合同形式非法占有王达启财产；3、一审将具有所有权凭证的《商品房更名申请书》的认定以及如何转移到刘淑琴处的相关事实认定错误。（1）在协议书签订当日（2015年7月27日），王达启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按照崔元硕的要求，随即将王达启的权属证明空白的《商品房更名申请书》签署姓名，签署完毕后将该空白的《商品房更名申请书》交予给崔元硕。（2）崔元硕与王达启签订协议书，收到了王达启签署姓名的空白的《商品房更名申请书》后，恶意转交给其姨母刘淑琴；随后，刘淑琴将购房人姓名栏的信息，填写变更为刘淑琴自己。2015年7月29日，刘淑琴使用了《商品房更名申请书》与杰盛公司签订了《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刘淑琴向杰盛公司支付了签订《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关于涉案房屋后续的相关差价（和王达启与崔元硕签订的《协议书》履行情况一致），杰盛公司根据《商品房更名申请书》和《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向刘淑琴交付了涉案房屋，刘淑琴也就涉案房屋办理了不动产预登记。一审在本案审理期间，应当询问查明以下情况：1、王达启与崔元硕签订协议书后，得到带有王达启签名的空白的《商品房更名申请书》如何处置的；2、王达启签署姓名的空白的《商品房更名申请书》，刘淑琴是从谁的手中得到的，是否通过正当途径得到。3、本案庭审过程中，崔元硕与刘淑琴为何一直隐瞒两者为姨甥的亲属关系，二人是否具有恶意串通的嫌疑。一审法院由于对本案具有直接关联的关系没有查明的情况基础上，作出了错误认定。4、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混淆法律关系，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在最后一次庭审中，刘淑琴提交的案外人孙达功于2004年期间与南王家上流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购房合同》以及王达启对孙达功出具的所谓债务凭证。一审法院给予认定明显错误：1、该《购房合同》与本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2、该《购房合同》中约定的房屋的性质为小产权房，该《购房合同》的相同合同文本，业经数个基层人民法院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无效合同；本案王达启出卖的涉案房屋是属于法律允许销售的商品房性质，协议书合法有效；3、房屋坐落不同；4、解决方式不同。该无效的《购房合同》纠纷或者与王达启其他债务纠纷，应由案外人孙达功另行主张；而本案是王达启在取得杰盛公司授权后，取得的涉案房屋的处分权和收益权；5、刘淑琴与案外人孙达功属于儿女亲家关系，崔元硕与二者相互串通，崔元硕与刘淑琴可能是为帮助案外人孙达功实现非法利益，利用签署购房协议的方式骗取王达启合法财产。 崔元硕、许喆答辩称：一、崔元硕与王达启于2015年7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王达启无权要求崔元硕支付房屋差价款。协议书签订当天，在双方准备办理差价款转账时，王达启在银行即因个人债务问题被其债权人强行带走，导致该协议书履行不能。之后，崔元硕了解到涉案房屋所在项目涉及众多诉讼，其基于房屋交易安全考量，遂放弃购买涉案房屋，且其也从未将该协议书权利义务或涉案房屋转让给任何第三方，王达启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刘淑琴与杰盛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基于崔元硕履行协议书的行为所致，崔元硕与刘淑琴之间不存在任何协议书权利义务转让或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同时，崔元硕也未收到过任何第三方支付的涉案房屋差价款。因此，王达启要求崔元硕支付涉案房屋差价款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协议书》签订时，许喆尚未与崔元硕结婚，对涉案房屋买卖事宜毫不知情，也未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王达启无权要求许喆赔偿涉案房屋差价款。综上，王达启提交的证据不能相互印证，其要求崔元硕和许喆承担赔偿房屋差价款连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王达启的上诉请求 刘淑琴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达启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 王达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崔元硕、许喆、刘淑琴共同偿付购房款510090元及延期支付的利息122421.60元（按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2.判令杰盛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崔元硕、许喆、刘淑琴、杰盛公司承担。 对一审中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王达启提交2019年6月19日杰盛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青岛杰盛置业有限公司是南王家上流社区住宅项目（原销售名称“瑞峰苑小区”、现销售名称更名为“适园雅居”，以下简称“项目”）的开发单位，王达启是该项目15号楼的实际施工人。2003年，王达启与该项目的原建设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取得该项目15号楼2单元全部房屋和15号楼4单元一楼二楼东西户房屋的销售权，其房屋销售后的款项应该由王达启收取。2011年青岛杰盛置业有限公司竞得并负责完善该项目。之后，王达启继续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未尽的施工义务。在此基础上，我公司对王达启分得房屋的销售权予以追认。适园雅居15号楼4单元102户在王达启可销售房源范围之内，王达启享有对上述房屋的对外销售权，销售后的款项亦应由王达启收取。x号楼x单元x户我公司在王达启销售给他人后，按我公司与王达启的约定，我公司仅收取购房人差价款408505元，剩余的购房款应当由购房人根据王达启与购房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的约定另行支付给王达启”。王达启预据此证明杰盛公司与刘淑琴签订的预登记合同，仅仅交付了房屋差价款408505元，剩余房款510090元应当由崔元硕、刘淑琴另行支付给王达启。 杰盛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认可所载内容，同时表示对王达启与其他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崔元硕、许喆、刘淑琴均认为该证据系杰盛公司单方出具，对其内容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系杰盛公司出具给王达启，仅对王达启和杰盛公司之间发生效力，其内容真实性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2、杰盛公司提交分房结算协议书，用以证明涉案房屋系以房抵工程款所取得的房屋之一，涉案房屋已在王达启认可的情况下，补交差价并签约。王达启对此没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涉案房屋为王达启分得的房屋。崔元硕、许喆、刘淑琴均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系王达启与杰盛公司所签订，认为该协议系2019年6月签订，房屋销售时间是2015年，说明王达启当时无权处置涉案房屋。 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系王达启与杰盛公司之间签订，仅对王达启和杰盛公司之间发生效力，其内容真实性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3、杰盛公司提交更名申请书一份，用以证明2015年7月27日应王达启申请将涉案房屋购房人名称变更为刘淑琴。王达启对此没有异议。崔元硕、许喆、刘淑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不予认可，认为该申请应由崔元硕填写，而不是王达启，且应由崔元硕、王达启、刘淑琴三方签字确认，该证据仅有王达启签字，不产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该申请书系杰盛公司提交，上仅有王达启的签名，对其真实性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4、刘淑琴提交收款收据、欠条、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刘淑琴购买涉案房屋是从案外人孙达功(亲家关系)取得的购房权利，而且当时购房价格约定的是每平米1400元，并包含煤屋一个，煤屋价值是另算的。2004年9月6日，孙达功与王达启签订了一份购房协议，卖方为李沧区九水街道办事处南王家上流村民委员会，也就是争议房屋的开发商，王达启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名，该证据约定将x号楼x单元x房屋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150.05平米，单价人民币1400元，合计人民币147070元，另煤屋价4480元，总价款151550元，王达启于2005年5月28日向孙达功出具欠条一份，收据一张，声明欠孙达功钢材款165531.6元，减去购房款151550元，尾款13981.6元，向孙达功出具的收据上写着x号楼x单元x购房款，因该协议受王达启众多诉讼的影响，一直没有实际履行。后2015年7月27日王达启另行出具的一份证明，约定如该房屋无法按约定出售给孙达功，将x号楼x单元x户房屋出售给孙达功，该证明的事项也未实际履行，后双方约定将刘淑琴现购买的房屋出售给孙达功，但实际合同签订人为刘淑琴，王达启欠孙达功的钢材款作为购房款顶给刘淑琴，该款项刘淑琴不需要再缴纳给开发商，双方再无债权债务争议，孙达功也不再向王达启追究欠款的利息等费用。后刘淑琴按双方约定购买了该房屋，房屋实际购房价格是1400元每平方米，另每平米3600元系补交的土地出让金等税费由杰盛公司代收。孙达功作为证人出庭证实了以上事实。王达启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房屋买卖合同是2004年签订，房屋性质是小产权房，是无效合同，且合同主体是南王家上流村民委员会而不是王达启；证明中涉及的系王达启与南王家上流村民委员会就房屋产权性质发生纠纷，所涉纠纷的房屋买卖合同均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该证明没有法律效力。王达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于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的适园雅居x号楼x单元x户房屋所在项目原系青岛瑞丰德不锈钢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小产权房，因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于2004年被青岛市政府列为违法拆除项目，并被依法没收，后根据青岛市和李沧区两级政府文件，杰盛公司按照商品房开发建设条件完善建设及相关手续，并取得相应开发许可，独立开发建设。 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政府于2011年9月27日发布的《李沧区人民政府关于广水路以北、四十三号线以西地块有关事项的复函》（青李沧政函（2011）210号）中载明：涉案项目的房屋销售情况为：该地块共有楼房15栋，截止到2004年9月15日，对外销售住宅45套；以房抵工、抵料住宅260套；以房抵债住宅138套；未销售住宅110套。已售房屋处理方案为：该地块拍卖后，竞得人须与原购房户重新签订房屋销售合同（房屋位置不变），继受原购房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原购房户向竞得人缴清未交款项，原购房合同废止。 2011年12月9日，李沧区人民政府作为甲方，杰盛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地上建筑物移交协议书》，协议载明：乙方于2011年12月9日，通过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举办的土地招拍挂活动取得了南王家上流保留建筑项目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甲方在乙方将地上建筑物工程费用交予甲方后10日内移交乙方；乙方应在接受该款项的同时，与甲方指定的购房人（仅限于原购房户）按照甲方指定的房号、单价重新签订房屋销售合同。 移交协议签订后，杰盛公司已接收涉案项目的地上建筑物。 2015年7月27日，王达启与崔元硕签订《协议书》，约定王达启将“适园雅居”项目x号楼x单元x户（预测绘面积为108.07平方米）的房产转销售给崔元硕；在协议签订当日由王达启协调“适园雅居”项目的现开发商即杰盛公司与崔元硕签订《适园雅居商品房预约合同》或《青岛市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崔元硕与杰盛公司自行履行相关合同；除了与杰盛公司履行相关合同以外，崔元硕另行向王达启支付商品房转售差价款4720元/平方米，合计差价总额510090元，该款在合同签订当日全额支付。协议同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同日，崔元硕（乙方）与杰盛公司（甲方）签订商品房确权合同，确认乙方购买甲方开发的适园雅居15号楼4单元102室，预测绘面积108.07平方米，单价5000元/平方米，销售总价540350元；乙方已经（自付或通过房产原权利人）支付了部分房款，其中131845元视为支付给甲方的已付房款，剩余房款408505元，合同中以加黑字体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乙方不得要求签订《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时办理更名。”上述协议及合同均未实际履行。 2015年7月29日，杰盛公司与刘淑琴签订商品房确权合同，除乙方名称由崔元硕变为刘淑琴外，合同内容与杰盛公司与崔元硕所签合同内容完全一致。同日，双方签订《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刘淑琴向杰盛公司购买李沧区广水路9号适园雅居x号楼x单元x层x户房屋，暂测建筑面积为108.07平方米，每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单价（不包含房屋全部装修价格）为人民币5000元，总房价款（不包含房屋全部装修价格）暂定为人民币540350元。杰盛公司与刘淑琴均确认刘淑琴缴纳给杰盛公司的房款为408505元，其中贷款37万元及另外收取刘淑琴的38505元，杰盛公司提供给刘淑琴收取预付款170350元的机打收据,二者的差额131845元，与确权合同中“视为支付给甲方的已付房款”金额一致。 现杰盛公司已向刘淑琴交付了涉案房屋，刘淑琴也就涉案房屋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明。 2019年6月19日，杰盛公司除了向王达启出具前述王达启提交的证明外，双方还签订分房结算协议书一份，王达启（乙方）与杰盛公司（甲方），双方确认“乙方曾在2003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据此分得部分“以房抵工”房源，具体房源以下表记载为准。……在2003年左右，乙方将此部分房源对外转售，相应款项由乙方收取。该项目原为违法建筑，后由甲方竞得并由甲方出资完善了该项目的商品房手续。”该协议中提到“截止该协议签订时，乙方分得的“以房抵工”房源对应的原购房人已在乙方认可的情况下按甲方要求补交差价并签约”，该明细中包含本案刘淑琴的15-x-x号房源，预测绘面积108.07。在该协议第3页中“与青岛市李沧区九水路街道办事处南王家上流村村民委员会的纠纷”部分中，提到王达启曾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未分得的房源私自转售给了褚云美、李会凯、王荣、刘壤世，并以南王家上流村委的名义签订房屋销售合同，并分别收取购房款140895元、222271元、140381元、120000元，相关款项由乙方本人收取并未转交村委，之后，该四人起诉至法院，并申请强制执行了房屋销售合同的名义主体单位南王村委775330.29元。“与原购房人的纠纷”部分中，有“乙方王达启还曾与王中珉、张宇轩、孙大公、孙聪聪、黄永德、李庆峰、王成君签订过协议书，现由乙方已与上述原购房人达成退款共识，但暂未完全妥善处置。” 关于刘淑琴购买涉案房屋的价款差价问题，刘淑琴提交孙达功签订的购房协议、收据、欠条、证明各一方予以解释：2004年9月6日王达启作为南王家上流村委会（甲方）的委托代理人与孙达功（乙方）签订购房协议，甲方将坐落于李沧区广水路南王家上流新村x号楼x单元x户房屋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105.05平方米，单价1400元，合计147070元，煤屋28#5.6平方米，单价800元，合计4480元，总计151550元。2005年5月28日，王达启向孙达功出具欠条，内容为：“欠钢材款165531.6元，减去购房款151550元，余款13981.6元+购房免3300元共欠人民币17281.6元”；同日，王达启还出具了收款收据一份，内容为收到“南王x#楼x单元x层x户购房款”151550元。2015年7月27日，王达启向孙达功出具证明，内容为：“2004年9月6日王达启与孙大功在李沧区南王家上流x#楼x单元x户房屋一处现因王达启与开发商有经济纠纷王达启以将开发商告李沧区人民法院如果此4单元502户经法院调解不成王达启自愿将x单元x户房屋给孙达功，现可以办认购手续，如果调解成功x单元x户仍归孙达功所有同将x单元x户退与王达启。” 庭审中，王达启明确表示分房结算协议书中的“孙大公”与本案证人孙达功非同一人。 另查明，2016年前述分房结算协议书中提到的褚云美、李会凯、王荣、刘壤世将王达启、青岛市李沧区世园街道办事处南王家上流社区居民委员会起诉至法院，诉请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返还购房款并赔偿损失。经审理，以上案件的审理结果均为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王达启返还购房款并赔付利息损失，南王家上流居委会对此付连带偿还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王达启与崔元硕签订了协议书及商品房确权合同，但王达启未依约协调杰盛公司与崔元硕签订商品房预约合同或预售合同，崔元硕亦未依约支付合同价款，也即协议及合同均未实际履行。王达启主张崔元硕将上述权利义务转让给了姨母刘淑琴，但对此没有证据佐证，故王达启要求崔元硕偿付购房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许喆虽系崔元硕的配偶，但未参与协议及合同的签订，王达启对许喆的诉讼请求亦应予驳回。 根据王达启认可的杰盛公司出具的证明及分房结算协议书，杰盛公司并无向王达启支付价款的义务，王达启在诉状中陈述的杰盛公司作为房产预登记申请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亦无法律根据和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达启对杰盛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关于涉案房屋刘淑琴对王达启是否有付款义务的问题。王达启主张崔元硕将其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了刘淑琴、刘淑琴系根据王达启签字确认的更名申请书才与杰盛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但对此无证据佐证，仅是根据崔元硕与刘淑琴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二人与王达启签订合同的日期相近所做推测。若确如王达启所说，则如此大金额的房产交易应当由三方签订书面合同对各方权利义务予以确认，而王达启声称其将空白的更名申请书交付给崔元硕并由崔元硕转让给刘淑琴显然与常理不符；与此同时，杰盛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参与人、合作人，在审查王达启签字的更名申请书时，不与王达启本人确认是否系其所指定的更名人即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亦不符合常理。王达启与崔元硕所签合同约定的差价款支付时间为合同签订当日，如该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了刘淑琴，王达启应当及时向刘淑琴主张权利，而王达启在刘淑琴与杰盛公司2015年签订商品房确权合同两年后才向刘淑琴提出诉讼。审查刘淑琴提交的证据，虽然房号存在差异，王达启、刘淑琴及孙达功之间亦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王达启在2015年7月27日向孙达功出具证明、并自认在同日向杰盛公司出具将购房人变更为刘淑琴的更名申请书，证明王达启对上述事实是明知的，即便如王达启所说其将空白的更名申请交付杰盛公司，更加证明王达启同意将该房产权益转移他人。综上，刘淑琴所陈述的事实经过及提交的证据更符合客观实际，刘淑琴与杰盛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亦不违反法律规定，王达启要求刘淑琴支付房款及利息证据不足，王达启对刘淑琴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王达启对杰盛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王达启对崔元硕、徐喆的诉讼请求；三、驳回王达启对刘淑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125元（王达启已预交），由王达启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基础争议在于，上诉人王达启于2015年7月27日同一天，就涉案房产向两个不同的相对人作出不同的两种意思表示，一是将房屋售给崔元硕赚取差价款，并与其签订《协议书》；二是将房屋抵顶给孙达功以消除自己所欠孙达功的债务，并向其出具了书面的证明。但房屋最终既未过户到崔元硕名下，也未过户到孙达功名下，而是交付给刘淑琴占有并取得办理产权登记的证明。上诉人王达启主张房屋交付给刘淑琴是履行与崔元硕签订的《协议书》的结果；刘淑琴则主张是王达启将涉案房屋处分给其以抵顶王达启所欠孙达功债务的结果，孙达功一审中出庭作证对刘淑琴的主张予以确认。崔元硕也主张其与王达启的《协议书》因在履行过程中王达启被其他债权人带走而未能履行。以此争议为基础，本院对王达启的诉求做如下评判： 首先，王达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明知其就涉案房屋于同一天内、向不同相对方作出不同处置意思表示的后果，一是房屋最终变动给非相对方的第三人时，是何种意思表示得到实际履行难以判断；二是任何一种意思表示得到实际履行都未脱离王达启当时的预期。 其次，王达启的两方相对人，崔元硕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孙达功、刘淑琴表示已经履行且刘淑琴已实际收房，一审不支持王达启要求履行与崔元硕签订的协议书的诉求，并无不当。 再次，一审认定刘淑琴、孙达功的主张成立，结果是消灭了王达启所欠孙达功的债务，对王达启并不构成利益失衡。一审判决结果可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王达启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25元，由上诉人王达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楷 审判员 李 丽 审判员 孙向东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法官助理 王明 书记员孔怡 书记员庞连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