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10民终19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於伟一，男，196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球，北京市隆安（扬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迅，北京市隆安（扬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斌，男，195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利平，江苏石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滈，男，196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江苏唯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梦奇，江苏唯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於伟一与上诉人何斌、上诉人王滈追偿权纠纷一案，上诉人均不服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2民初5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於伟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何斌支付代垫费用127.77万元、王滈支付代垫费用237.77万元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斌、王滈依法承担。事实和理由：1.於伟一与何斌、王滈设立成都华安吉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初衷在于投资具有良好潜力的项目，从而赚取相应利润，故华安公司注册资金仅为50万元，所有项目前期培育费用或资金支持均需要於伟一对外融资或垫付。因此，华安公司的收益或损失实际上都由各股东享有或承担，各股东通过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方式进行损失分担符合情理，也是华安公司经营实际需要。2.华安公司成立后在运作普帝龙房屋集成项目（以下简称普帝龙项目）和江苏奥法玛项目（以下简称奥法玛项目）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於伟一与何斌、王滈在2015年7月19日股东会决议上明确对普帝龙项目投入的150万元资金进行了分担，在2013年11月17日董事会决议和2014年6月25日、2015年7月19日两次股东会决议中均确定了对奥法玛项目损失由股东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2016年9月29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终结了成都华房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房公司）对于奥法玛项目所涉债务人的执行程序，截止2017年7月9日华房公司己形成488.33万元损失。对此於伟一己经在华安公司无力补偿华房公司损失的情况下，代全体股东承担了488.33万元并与华房公司进行了财务结算。3.根据2013年11月17日董事会决议，在华安公司无力承担责任时由各股东按各自股本比例分摊承担。目前华安公司己进入注销程序，根据财务审核净资产为负，己无还款能力，於伟一代垫的奥法玛项目的垫款应由於伟一和两被上诉人各承担三分之一，即各承担162.77万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仅认定了普帝龙项目损失分担的事实，对于奥法玛项目损失分担相关事实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依法应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何斌辩称，1.主体问题，於伟一谈到奥法玛的投资项目在一审当中，於伟一提供的民事判决书明确看出是华房公司对江苏奥法玛项目进行投资，并非於伟一本人。2.於伟一无任何垫付借款本金和利息的凭据，这也是本案最关键的一个因素。3.於伟一在本案中强调的是华安公司委托华房公司投资，但是从一审至二审於伟一并没有提供任何委托协议及相关证据，华安公司没有对华房公司的投资进行担保，也没有债务加入，所以华房公司的对外投资不管是亏损还是盈利与华安公司都没有关系。何斌和王滈均是华安公司的股东，与华房公司的投资更没有任何关系。4.华房公司的投资本金沭阳经济开发区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沭阳担保公司）已经全部清偿，沭阳担保公司担保范围仅限债权利息不包含本金，这个不存在利息计算，即使是利息约定也仅是华房公司与徐金龙之间的个人约定，没有与华安公司、何斌、王滈进行利息约定，所以华房公司的投资利息损失是不存在的，也不由何斌来承担。5.关于华房公司的民事判决书支付时间的表述是判决给付之日，并非实际付清之日，即使华房公司计算利息是自2013年3月计算至2014年4月止，根本不存在於伟一计算至2017年7月7日。6.於伟一是华房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80%，所以如果於伟一对公司进行垫资，不存在向自己控股的公司收取高额利息。 王滈辩称，1.完全赞同何斌的答辩意见。2.补充2013年11月17日的华安公司的董事会决议第6点，这一点并不导致华安公司和华房公司之间产生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董事会决议是华安公司内部的法律文件，这个法律文件对华房公司没有约束力，如果三个股东作为自然人签订了平等的协议并且告知华房公司这才可能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本案中没有这种情况，於伟一在董事会决议中的法律身份是华安公司的股东，并不代表华房公司。3.华安公司与华房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华安公司从来没有委托过华房公司对外投资、对外借款或者华房公司与华安公司之间有合作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84条的规定，本案中没有合同约定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法律行为，即2013年11月17日的董事会决议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担保书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债务加入，既然华安公司与华房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华房公司无权要求华房公司支付所谓损失，同样华安公司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支付华房公司的所谓损失。就奥法玛项目於伟一不能成为本案的原告，一审判决表述的很清楚，於伟一没有提供代偿证据，退一步讲即使代偿也是於伟一的个人行为，与何斌、王滈无法律上的关联性，於伟一不能基于2013年11月17日的董事会决议行使所谓的追偿权。 何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何斌无付款责任。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应全部由於伟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1.於伟一没有证据证明其代为垫资150万元，也没有证据证明款项用于投资重庆普帝龙项目的事实。一审的庭审中，於伟一陈述150万元的构成是：何斌向其借70万元、20万元合计90万元用于投资普帝龙项目，该资金约定了利息年利率20%，另有向於伟一租赁车辆产生的费用，截止签协议时借款本息加租金费用己经超过150万元，於伟一以150万元结算。於伟一提供了2017年11月9日欠条一份、2015年7月19日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欠条，仅有复印件，未提供原件，也没有90万元的汇款凭证予以佐证，而且欠条的表述是“该笔费用何斌承担壹拾捌万元”，前后矛盾，在庭审中何斌对欠条内容的真实性予以了否认；关于该股东会决议，内容不属实，重庆普帝龙项目没有实际运作，只产生相关的成本费用，没有於伟一所说的150万元的实际支出，仅有的成本支出，三人也己经分担。因此，於伟一没有证据证明其垫资了150万元，更没有证据证明有150万元款项用于投资重庆普帝龙项目的事实。2.案件中的汇款凭证到底是於伟一代为垫资的投资款还是何斌与於伟一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於伟一的证据互相矛盾、判决出现逻辑矛盾和事实认定错误。於伟一在其提供的补充证据清单中的第四份证据证明目的与第五份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矛盾。其陈述第四份证据证明何斌向其借款70万元，且2017年7月9日，何斌己偿还55万元。那么，关于2013年11月18日中国银行60万元的汇款凭证，於伟一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个人之间的借款，且该凭证上用途备注为“借款”。2015年7月22日，何斌通过中国银行汇款给於伟一60万元，附言“往来”，即是归还上述60万元的借款。於伟一提供的第五组证据意图证明何斌向其支付55万元是按2015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履行普帝龙项目部分亏损义务，与其第四组陈述的2017年7月9日何斌向其偿还借款55万元的证明目的互相矛盾。同一笔款项，只可能存在一个用途，如果是个人之间的借款，就不存在是於伟一的代为垫付的投资款。—审法院未认定於伟一在奥法玛项目垫资的事实，那么就不存在2015年7月31日前王滈、何斌暂先支付利息60万元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何斌于2015年7月22日支付给於伟一60万元是归还两人之间的个人借款。但是，一审法院仅凭60万元的汇款凭证，就认定了於伟一150万元垫资款的事实，有违证据规则。何况，本案的60万元上备注了借款，於伟一也认为是个人之间的借款，并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是用于了投资普帝龙项目。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理解，何斌与於伟一之间不属于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而属于於伟一代为垫付投资款，那么在其两人之间，何斌共计汇款给於伟一115万元，相对于於伟一所称的75万元垫资款，何斌早己清偿。然而，一审法院一方面不认可60万元是借款，一方面又将该60万元作为支持於伟一诉求的关键证据，互相矛盾，没有查清何斌与於伟一之间的往来性质，事实认定错误。3.於伟一、何斌、王滈均是华安公司股东，於伟一掌控公章，是华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使投资项目有150万元，全部由何斌与王滈两人承担也不符合逻辑与事实。同时，作为实际控制人，於伟一掌控公司的投资方向、投资金额、投资收益，出资是他的义务，其掌管有华安公司投资普帝龙项目的所有材料，然而於伟一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垫资的金额、重庆普帝龙项目是否运作，是否亏损。於伟一仅凭股东会决议中的一句陈述，不足以证实其己垫资150万元投资款的事实。4.两份股东会决议矛盾。2014年6月25日，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第一条表述“鉴于公司三名股东针对普帝龙房屋集成项目己分别实际投入了一定的资金”。2015年7月19日，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第一条表述“公司前期在该项目中共计投入150万元整（该部分资金由於伟一先行垫付）确定由王滈、何斌两人按同等责任对该笔资金负责，即两人均需向於伟一支付75万元整”。2014年，何斌与王滈己分别实际投资，就不存在於伟一一人垫资150万元的事实。5.—审认定事实逻辑矛盾。於伟一关于重庆普帝龙项目、江苏奥法玛项目的投资主要依据的是股东会决议。且不论股东会决议的真伪，於伟一并无证据证实决议的内容客观属实。一审法院以“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华房公司与徐金龙就奥法玛的借款纠纷未受偿款项己由原告代偿给了华房公司，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垫付款无事实依据”驳回了於伟一关于奥法玛项目的诉讼请求。而关于重庆普帝龙项目，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7月19日华安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两被告辩称原告承诺无需承担责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亦予以否认，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两被告应按约支付”。一审法院关于相同的法律事实认定采纳证据的标准是不统一的。本案事实认定的关键不在于於伟一是否提供了反驳证据，而是在于於伟一是否尽到了充分的举证责任。关于两个投资项目，於伟一均未举证证明其己代为垫资的事实：普帝龙项目，於伟一没有提供150万元的汇款凭证，更没有汇款用途的证明；奥法玛项目，於伟一意图通过借款合同、汇款记录来证明其代偿的事实，由于其提供的这些证据与其起诉时提供的宿迁判决书中陈述的事实相矛盾，奥法玛项目的代偿款未被一审法院认可。关于普帝龙项目，问题不在于一审法院所述的何斌没有提供抗辩的依据，而是於伟一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求，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二、诉讼时效已经过。2015年7月19日，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王滈、何斌均需向於伟一支付75万元整（本年度内支付完毕）”，诉讼时效自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於伟一起诉时间是2019年9月4日，3年的诉讼时效己经过，於伟一丧失了胜诉的权利。 於伟一辩称，根据何斌的上诉状，主要有三个事实：1.普帝龙项目150万元的构成及履行情况。2.奥法玛项目损失的构成及履行情况。3.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一、针对普帝龙项目150万元，包括90万元借款、租车费用12万元、车辆保险2.5万元（两年）、会计工资19.2万元（两年）、70万本金的利息28万元（两年）。这个履行可以从一审中於伟一提供的2013年11月18日何斌与华房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和2017年11月9日何斌出具的欠条，从借款合同2017年7月9日何斌本人在合同上书写的已还55万元，剩余15万元尽快归还，证明了该笔资金发生的真实性。从2017年11月9日的欠条进一步说明除了2013年11月18日华房公司借款合同载明的70万元，同日於伟一又借了20万元，欠条中明确载明款项用于普帝龙项目。对于何斌上诉状中对于欠条存在矛盾的质疑，我方做如下解释：1.欠条中所提到的该笔费用本人承担18万元指的是70万元以外的20万元借款到2017年是四年每年20%利息，共计16万元利息，连同本金合计36万元，何斌承担50%，即18万元。何斌认为这个20万元是王滈个人周转用于归还个人借款，所以他只承担一半。2.关于本人已归还85万元的说法，因为何斌借款时将自有房屋抵押给了於伟一指定的人员，后期由于何斌个人债务问题需要将房屋出售归还其个人借款，其承诺在卖房款中支付30万元给於伟一，那么加上原来还掉的55万元，就是85万元。在2017年11月8日买家给了5万元定金，该定金在当天已经支付给於伟一，但是在2017年11月9日双方办妥解押手续何斌出具该欠条后，买方的款项并没有当天支付，后期何斌把卖房款归还了个人借款，25万元没有支付给於伟一。3.关于尚欠於伟一的59万元的构成：70万元，20%利息截止到欠条之日共计四年，利息是56万元，欠条中的20万借款何斌承担18万元，何斌总金额144万元（70加56加18），减掉何斌所说的已还85万元（有25万元没有实际支付），尚欠59万元。关于150万元中的租车费用、车辆保险及会计工资在2017年7月9日股东会决议（何斌、王滈未签字）有明确说明。二、针对奥法玛项目和诉讼时效问题，我方举证时一并陈述。 王滈辩称，何斌的上诉陈述是基于基本事实，可以看出2015年7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普帝龙项目所谓150万元投资是不存在的，一审开庭包括今天庭审可以看出於伟一认为的150万元与普帝龙项目投资没有任何关系，是何斌的个人借款及所谓租车费用，一审的时候於伟一陈述只有两项费用，所谓的90万元借款和车辆租金，没有人员工资也没有保险费用，显然这所谓的90万元借款不存在的车辆租金与王滈没有任何关系，也就不能基于2015年7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要求王滈承担75万元，这显然是两个法律关系。90万元借款虽然何斌书写了欠条，但是於伟一实际支付给何斌的个人借款只有60万元（2013年11月18日），那么该60万元何斌在2015年7月22日已经偿还。另外一个20万元没有任何支付给何斌的凭证，就普帝龙项目所谓的90万元看来是一个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不是投资款追偿权。於伟一庭审中陈述的账显然都是虚假的，欠条中的70万元、20万元、18万元、59万元都是虚假的，只有85万元的还款是真实的，因为欠条是何斌个人书写给於伟一（实际是於伟一写好的内容，何斌签了名），於伟一对85万元是认可的。 王滈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王滈不承担支付责任，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书在於伟一没有提供任何其在重庆普帝龙项目中支出150万元的基础证据的情况下，仅仅依据2015年7月19日的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就认定该150万元的真实存在，判决王滈和何斌承担支付150万元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书唯一依据的2015年7月19日的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与2014年6月25日的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不一致，也与2017年11月9日何斌出具的欠条中关于普帝龙项目的表述内容不一致。2015年7月19日的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而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是真实的，“鉴于公司三名股东针对普帝龙房屋集成项目己分别实际投入了一定的资金，现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由王滈作为实际负责人，确认各股东实际所投入的金额，待总投入金额确认后，由各股东按照所持公司股份比例承担”。2015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变成了费用150万元，由王滈、何斌二人承担，於伟一不承担，显然不符合常理。既然三人共同投资，当然是三个人要共同承担责任。2017年11月9日何斌出具的欠条也是真实有效的，欠条中涉及普帝龙项目的资金为20万元，其中何斌承担18万元。另外的70万元系何斌向於伟一个人借款，用于偿还何斌个人的其他债务，与普帝龙项目无关。欠条虽然是何斌单方面书写，但因为欠条是交给於伟一的，是个债权凭证，所以，可以推定於伟一对欠条中的内容是认可的。而欠条出具的时间在2015年7月19日股东会决议之后，从法律上讲，当事人的民事行为有矛盾的，应以发生时间在后的民事行为为准。所以，欠条的内容实际上也推翻了2015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就不存在何斌承担75万元的责任，只承担18万元的借款责任。同样，王滈也就没有75万元的责任了。根据於伟一一审中的陈述，150万元的组成为“何斌借款70万元、20万元，合计90万元用于投资普帝龙项目，该资金约定年利息20%，另外有向原告租赁车辆产生的费用，截止签协议时借款本息加租金费用己经超过150万元，三个股东以150万元结算”。该陈述系虚假陈述。实际用于普帝龙项目的借款仅仅为20万元，而不是90万元。这从於伟一提供的何斌和华房公司在2013年11月18日签订的70万元借款合同（即欠条中的70万元）看，借款期限为2013年11月18日到2013年12月17日，仅仅一个月时间，显然这70万元不可能用于普帝龙项目。退一步讲，如果单单从普帝龙项目讲，如果要求王滈承担75万元，这75万元要求在2015年12月底之前支付完毕，那该款项也早己超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一审中王滈没有涉及诉讼时效，是因为於伟一把奥法玛项目和普帝龙项目放在一起诉讼，奥法玛项目是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现在单单谈普帝龙项目，就存在诉讼时效问题。综上，於伟一捏造事实，欺骗法庭。一审判决王滈承担75万的唯一依据就是2015年7月19日的股东会决议，很显然该决议中150万投资不存在，实际就是於伟一和何斌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跟王滈没有任何关系。2015年7月19日股东会决议之前有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之后有何斌个人书写的欠条，这三份材料上面涉及的普帝龙项目的表述都不一样，是很混乱的。从法律上讲当然应该以最后一份材料为准，也就是於伟一书写好由何斌签字的欠条，该欠条上面涉及到的普帝龙项目只有18万元，当然这18万元也不是真实的。 於伟一辩称，1.王滈是普帝龙项目实际负责人，因此其对普帝龙项目的支出应当是十分清楚的，那么在2015年7月19日其在股东会上签字，认可150万元的费用，就不存在任何的误解，同时根据一审中於伟一补充的2013年6月15日的董事会决议，该决议是由王滈手写，其中就提到了关于项目聘用会计人员的内容，那么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王滈并未提供其聘用项目人员或租用车辆费用由其支付的凭证，而一个项目的运行，这些费用必不可少，从而也反应出150万的整体项目费用是真实且合理的。2.在王滈上诉状第2页第8行明确认可2017年11月9日何斌出具的欠条是真实有效的，在第11行也明确说明欠条是何斌单方书写的，由此可见王滈对于何斌出具欠条的事实及内容是清楚且认可的。3.2017年11月9日的欠条是由何斌出具给於伟一的，那么根据证据规则，对于何斌自认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应当推定成立，而对于其归还85万的事实是其自行陈述，於伟一当庭已作出了情况说明，何斌如果想证明这一事实仍应进一步提供证据，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何斌辩称，1.於伟一提供的欠条自始至终没有见过原件。2.於伟一利用其是华房公司控股股东的身份在个人与公司之间自由转换很随意，首先於伟一提供了2013年11月18日华房公司与何斌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70万元，该份合同华房公司并没有盖章实际上未成立，华房公司也未向何斌汇款70万元，之后於伟一又提供了一个欠条，上面是何斌向於伟一借款70万元，那於伟一与何斌之间仅有於伟一向何斌汇款60万元，同一个60万元不存在两个借款关系，而且主体都不同，如果是投资款两份借款合同均未注明借款用于投资款，反而是於伟一2013年11月18日中国银行汇款凭证上备注借款，并非投资款。於伟一与何斌是好朋友关系，两个人之间经常存在互相借款，何斌还款凭证上写的是往来，这已经充分证明是个人民间借贷关系。3.在一审中於伟一提供的王晓鸣的借款合同当中注明了600万元用于奥法玛项目，合同签订时间及汇款时间是2013年4月1日，实质上华房公司出借资金汇款时间是2013年3月22日，於伟一利用实际控制人身份伪造证据不是第一次，提供的证据明显与事实不符，所以今天其提到的借款合同及欠条均不是事实，借款关系也是需要有合同实际履行的证明，仅有於伟一个人草拟好的欠条不能证明该欠条已经履行完毕。4.2013年6月15日董事会决议连框架协议都不算，根本没有实施。5.如何承担公司亏损不是股东会决议的事项，应该是三个股东之间的事情，控股股东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6.普帝龙项目并没有实际运作，没有於伟一所说的损失，他作为实际控制人完全可以提供决策以及实施的整套材料，不必只提供股东会决议这一份材料，如果於伟一垫资了，他完全可以向公司主张，无权向华安公司的其他两个股东主张。 於伟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斌向於伟一支付代其垫付的款项127.77万元；2.王滈向於伟一支付代其垫付的款项237.77万元；3.两被告按比例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1年3月18日，於伟一与两被告共同投资成立华安公司，於伟一占股30%、何斌占股30%、王滈占股40%。公司成立后，分别对外投资普帝龙项目、奥法玛项目。其中普帝龙项目系由两被告以华安公司的名义牵头运作，於伟一为该项目垫付150万元投资款。奥法玛项目由华安公司与江苏奥法玛维生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法玛公司）进行合作，合作项目的“前期资金支持”系华安公司委托於伟一控股的华房公司向奥法玛公司出借的600万元。2013年3月22日，华房公司将600万元借款汇给奥法玛公司，双方约定借款年利息为20%。2013年11月17日，华安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重新确定公司股份，於伟一与两被告各占30%，剩余10%由王滈代持后分配给公司高管，工商登记手续暂不办理；如华房公司借给奥法玛公司的600万元借款本息产生损失由华安公司承担，如公司不足以承担，则由全体股东按各自股本比例分摊承担。2014年6月25日，华安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普帝龙项目总投入金额确定后，由各股东按照所持公司股权比例承担；於伟一垫付的华安公司与奥法玛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徐金龙合作期间的费用180万元作为两被告向於伟一的借款。2015年7月19日，华安公司召开股东会确定：普帝龙项目投资款150万元已由於伟一先行垫付,此款由两被告各承担75万元；奥法玛项目投入的本金和利息系於伟一一人垫资，截至2015年7月19日，於伟一已垫资借款本金600万元，利息近400万元，两被告于2015年7月31日前向於伟一先支付60万元，归还其垫付的部分利息。华房公司通过诉讼强制执行共收回600万元，截至2017年7月7日，剩余420万元借款本金及68.33万元利息未能收回，该款已由於伟一代为垫付给了华房公司。2017年7月9日，华安公司召开股东会确定：於伟一代垫的奥法玛项目的损失合计488.33万元，由於伟一、何斌和王滈各承担三分之一，即各承担162.77万元。两被告均参加了前述的董事会、股东会、并均对相关决议内容签字确认。根据华安公司上述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内容，何斌、王滈应各向於伟一支付普帝龙项目垫款75万元、奥法玛项目垫款162.77万元，但何斌仅向於伟一支付了110万元垫付款，王滈至今分文未付。 何斌一审辩称，1.於伟一认为普帝龙项目投资款其已垫付150万元，但没有提供支付凭证，也不是客观事实。该项目投资属于公司决策，不存在被告以华安公司名义牵头运作。华安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均由於伟一一人草拟，於伟一提出这些决议是应付华房公司另一股东的需要，两被告配合签字但无需承担责任。即使於伟一垫资，也属于於伟一与华安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与其他股东无关。2.华房公司投资江苏奥法玛项目是该公司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华安公司委托的事实。宿迁中院于2014年4月17日作出（2013）宿中商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查明华房公司投资给江苏奥法玛项目的600万元是华房公司转账给徐金龙指定账户，与於伟一无关。该判决书确定利息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即为判决生效后十日，华房公司与徐金龙之间的利息计息时间也不过1年时间，不存在於伟一诉称计算至2017年7月7日。於伟一既没有垫资600万元，也没有垫资488.33万元的事实和依据。华房公司的投资行为应由其自负盈亏。2013年11月17日华安公司董事会决议明显违反公司有限责任原则和逻辑，内容纯属虚构。何况华房公司与徐金龙案件还在执行，不存在损失事实；即使有损失，要穷尽徐金龙执行、华安破产仍不足以清偿才有下一步的事实。3.於伟一与何斌账户往来属于个人往来，与本案无关。综上，请求驳回於伟一的诉讼请求。 王滈一审辩称，本案基于於伟一所谓代偿了华房公司600万元及其相应的损失，於伟一并没有提供强制执行终结的材料，没有提供穷尽所有强制执行手段的证据。於伟一诉称2017年7月9日召开股东会是不存在的，两被告没有委托於伟一为华房公司代偿，两被告既不是华房公司的担保人，也不是后来的债务加入，股东会决议只在股东内部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对外华安公司及三位股东并没有基于2013年11月17日股东会决议与华房公司签订担保协议或者签订债务加入协议。本案是於伟一一手操纵的，希望法庭严格审查於伟一虚假诉讼的行为。其他同意被告何斌的意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华安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金50万元。2013年4月，於伟一成为华安公司股东，该公司股东变更为於伟一、王滈、何斌三人，於伟一掌管公司公章。华房公司成立于2011年，於伟一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80%，另一股东为张**。 2013年2月28日，华房公司与徐金龙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徐金龙向华房公司借款600万元，借期6个月，年资金占用率20%等。徐金龙将持有的奥法玛公司50%的股权质押给华房公司，沭阳担保公司提供最高担保600万的连带保证。华房公司于2013年3月22日将600万元汇至徐金龙指定的沭阳担保公司账户。 上述600万元借款到期后，因借款人、担保人未履行义务，华房公司诉至宿迁中院，该院于2013年12月3日立案受理，该院于2014年4月17日作出（2013）宿中商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徐金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华房公司借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3月22日期按年利率20%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律师代理费101325元，华房公司在上述债权范围内对徐金龙持有的奥法玛公司50%的股权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对质押股权不足以清偿借款本息部分，沭阳担保公司在600万元为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2016年9月29日，宿迁中院作出（2014）宿中执字第372-7号执行裁定书：评估奥法玛公司股权过程中，奥法玛公司被沭阳法院裁定宣告破产。依法扣划沭阳担保公司银行存款600万元。对徐金龙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工商登记等进行调查，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2013）宿中商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 另查，2013年11月17日，华安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内容有：重新确定公司股份，於伟一与两被告各占30%，剩余10%由王滈代持后分配给公司高管，工商登记手续暂不办理；如华房借给奥法玛公司的600万元借款本息产生损失由华安公司承担，如公司不足以承担，则由全体股东按各自股本比例分摊承担。於伟一、王滈、何斌三人均签字。2015年7月19日，华安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内容有：一、重庆普帝龙项目：公司前期在该项目中共计投入150万元（由於伟一先行垫付），确定由王滈、何斌按同等责任对该笔资金负责，即两人均需向於伟一支付75万元（本年内支付完毕）；二、奥法玛项目：鉴于之前股东会中确定该项目由全体股东均担责任，项目投入的本金和利息也全由於伟一一人垫资（本金600万元，利息近400万元），在7月31日前王滈、何斌暂先支付60万元，归还於伟一先行垫付的部分利息。原、被告三人均签字。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2015年7月19日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确定就重庆普帝龙项目由王滈、何斌各自向於伟一支付75万元，该决议王滈、何斌签字确认，该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两被告辩称於伟一承诺无需承担责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於伟一亦予以否认，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两被告应按约定支付。於伟一自认何斌已按照该决议向其支付55万元，但何斌予以否认，其否认表述系对於伟一整个诉讼请求的抗辩，不影响於伟一作出对己不利的自认，故被告何斌需给付於伟一20万元，王滈需给付於伟一75万元。 於伟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华房公司与徐金龙就奥法玛项目的借款纠纷未受偿款项已由於伟一代偿给了华房公司，於伟一要求两被告支付垫付款无事实依据；且2013年11月17日华安公司董事会决议“如华房借给奥法玛公司的600万元借款本息产生损失由华安公司承担，如公司不足以承担，则由全体股东按各自股本比例分摊承担”，该决议确定了偿还的先后顺序，2015年7月19日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并未变更该前置条件，而於伟一在未让华安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径直要求股东承担责任与该约定不符，在此情况下於伟一要求两被告分摊款项亦无法律依据。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何斌于判决发生效力后十日内给付於伟一20万元；二、王滈于判决发生效力后十日内给付於伟一75万元；三、驳回於伟一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为36044元，由於伟一负担26677元，由何斌负担1972元，由王滈负担7395元。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 於伟一提交：1.奥法玛借款结算说明，证明奥法玛项目亏损总额及计算方式。证据来源于虞扬制作并计算，形成时间是2017年7月7日。2.2017年7月9日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於伟一与何斌、王滈就项目亏损及承担进行了再次协商和细化。证据来源于虞扬。3.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条，证明於伟一与何斌、王滈就2014年6月25日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奥法玛项目180万元利息分担拟采用借款形式承担。4.审计报告，证明华安公司目前已处于亏损状态，无法承担奥法玛项目亏损。证据来源于四川尚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华安公司委托审计的。5.华房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证明，证明奥法玛项目剩余借款本息488.33万元在於伟一与华房公司的往来款中冲抵，由於伟一向华安公司其他股东主张权利。证据来源于华房公司。6.2017年11月9日欠条。用于回应何斌上诉称没有看到欠条原件的主张。7.借款收据，形成时间是2013年11月18日，证明2013年11月18日借款合同中70万元已通过银行转账60万元和现金10万元完成支付，收款人为何斌。8.华安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和新城快报2018年12月11日的注销公告，证明华安公司进入了注销清算流程，但因对本案中债务的承担何斌与王滈存有异议，未能完成最终的公司注销流程。 何斌质证认为：1.三性不认可，是单方制作，计算的没有依据。2.三性不认可，单方制作，何斌、王滈均未签字，在2019年一审庭审中庭审笔录第3页第6行於伟一表述关于2017年7月9日的股东会仅进行了讨论，何斌、王滈不肯签字，正是何斌、王滈发现了决议的内容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无法签字。3.三性不认可，於伟一仅提供了借款合同和借款收条，并未向何斌汇款，且这些借款合同是个人的往来证明与投资款无关，而且借款合同第6条约定如果关于借款合同有争议，有管辖权的法院是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且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4.三性不认可，该证据是华安公司单方委托，而且证据的形成时间是2020年5月15日，事后形成的报告不具有客观性，审计报告的年度仅为2019年度，不能说明公司的全部财务状况。5.关于华房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证明，三性不认可，於伟一没有420万元及68.33万元的支付凭证，於伟一的垫资不是客观事实，其作为华房公司的决定控股股东，掌管公章，该股东会决议不具有客观属实性，形成时间是2020年5月25日，是一审判决之后补的。6.欠条原件已看过，内容真实性与关联性不认可，只能证明於伟一与何斌之间有个人借款关系，没有任何汇款记录。7.借款收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70万元组成部分的10万元，借款收据上面的签名是何斌所签。於伟一今天提交的所有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提交时间是2020年7月5日。8.三性不认可，注销登记申请书上的签字不是何斌本人所签，本案中有多份何斌签字的证据，申请书的签字与其他材料上的签字明显不同，字迹不同。关键是公司并没有注销，而且於伟一提供的报纸时间是2018年12月11日，在2019年12月广陵法院庭审中於伟一本人出庭陈述公司还在经营没有注销。 王滈经质证认为，同意何斌的质证意见。另外，1.奥法玛借款结算说明是由华房公司出具的，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的形式要件，没有证明力，不能作为证据，为了法庭审理方便，该说明第2项说华房公司按期支付了利息420万元显然是虚假事实，根据於伟一一审提供的证据，他可能指的是王晓明打到於伟一账上的600万元（2013年4月1日），该款在2013年10月10日由於伟一支付给了王晓明，所以不存在什么利息，更不是华房公司支付的利息现在作为损失来进行追偿。2.2017年7月9日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三性不认可，上面没有股东的签名。於伟一捏造了两个事实进行诉讼，第一个捏造华安公司委托华房公司投资，第二个捏造2017年7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就是捏造了这两个事实进行奥法玛项目的追偿。3.与本案无关，是何斌、王滈与於伟一之间个人借款关系，实际也没有发生。4.於伟一单方委托审计，不是华安公司委托，而是於伟一个人委托，华安公司的其他两个股东对此不知情，三性不认可。5.华房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证明，华房公司的控股股东就是於伟一，於伟一利用这个身份作出损害华安公司的行为是违法行为，该股东会决议中涉及到华安公司的内容没有法律效力，此时於伟一的身份不能同时代表华安公司。6.欠条上何斌的签名是真实有效的，并不是说内容，上面的内容与王滈无关，王滈没有权利评价欠条上的内容。7.借款收据与本案无关，与欠条上的70万元没有任何关联性。欠条上面的是欠於伟一，并不是欠华房公司，借款收据上写的是收到华房公司的什么钱。8.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显然是虚假的，连日期都没有，如果是真的应该有市场管理部门的章。於伟一利用优势地位伪造证据应该予以处罚。新城快报是剪辑的，形式上不符合证据的要求，没有证明力，即使刊登也是於伟一的个人行为，并非华安公司股东会行为，该公司根据於伟一的陈述是没有注销的。注销有注销的法定程序。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9年11月9日何斌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本人何斌于2013年11月18日向成都华房股权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柒拾万元（该笔款项实际是於伟一通过成都华房借出）年息20%，同日於伟一又借给本人贰拾万元，年息20%，由本人与王滈运作重庆普帝龙项目，该笔费用本人承担壹拾捌万元。至今上述欠款本人已归还捌拾伍万元，尚欠於伟一伍拾玖万元。本人承诺在2017年12月31日前归还，如逾期则本人愿意按年息20%承担欠款利息。另奥法玛项目款项不计算在上述金额内。” 二审中於伟一陈述，何斌已经就普帝龙项目向於伟一支付60万元，於伟一认为何斌尚欠15万元；何斌已经就奥法玛项目向於伟一支付60万元，於伟一认为何斌尚欠102.77万元。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中於伟一主张何斌、王滈按比例向其支付其相应垫付款项，该主张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於伟一主张的款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於伟一主张其垫付普帝龙项目的150万元投资款，要求何斌、王滈各承担75万元；二是於伟一主张其代为向华房公司垫付借款本金及利息488.33万元，要求何斌、王滈各承担162.77万元。 对于普帝龙项目的款项。本院认为，於伟一向何斌、王滈提出主张的依据是2015年7月19日股东会决议，该份股东会决议载明“公司前期在该项目中共计投入150万元（由於伟一先行垫付），确定由王滈、何斌按同等责任对该笔资金负责，即两人均需向於伟一支付75万元”，於伟一、何斌、王滈三人均在该份决议上签字，故应认定上述内容系三方对于该150万元的确认以及对支付比例的明确约定。对于何斌而言，二审中於伟一认可，就普帝龙项目款项，何斌已经向其支付了60万元，仅尚欠15万元，而该数额低于何斌2017年11月9日欠条载明的欠款数额，故本院对於伟一向何斌提出返还15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对于王滈而言，其签字同意向於伟一支付75万元，且并未提交其后付款的任何证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滈应给付75万元并无不当。 对于奥法玛项目的款项。本院认为，2013年11月17日董事会决议载明“如华房借给奥法玛公司的600万元借款本息产生损失由华安公司承担，如公司不足以承担，则由全体股东按各自股本比例分摊承担”，於伟一、何斌、王滈三人均在该份决议上签字，故应认定三方对于该600万元借款本息损失约定了明确的责任承担顺序，即先由华安公司承担，在华安公司不足以承担的情况下，才由於伟一、何斌、王滈三人分摊承担，而其后的决议也并未明确变更该责任承担顺序。现虽然於伟一提交了华房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华房公司600万元借款的剩余损失已经在与於伟一的往来款中直接扣除，华房公司配合於伟一向华安公司股东主张，故於伟一可进行主张，至于於伟一与华房公司之间的问题则非本案应予以理涉，但是，鉴于於伟一、何斌、王滈已经约定了责任承担顺序，而於伟一主张华安公司不足以承担，仅提交了一份审计报告，但该审计报告系华安公司于一审判决之后委托形成，何斌、王滈均表示不知情，一审中於伟一又认可华安公司公章由其控制，且该审计报告仅反映的是华安公司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9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因此，於伟一仅以该审计报告主张华安公司已经不足以承担案涉本金损失缺乏依据。故在此情况下，於伟一直接向何斌、王滈提出主张违反了三方约定，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至于何斌、王滈提出的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四条的规定，由于何斌、王滈均未在一审中提出诉讼时效的主张，其在二审中提出，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於伟一、何斌、王滈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借贷纠纷以及如何处理，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理涉。 综上所述，鉴于二审中出现新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2民初585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2民初58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何斌于本判决发生效力后十日内给付於伟一15万元； 四、驳回於伟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6044元，由於伟一负担27170元，由何斌负担1479元，王滈负担737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044元，由於伟一负担27170元，由何斌负担1479元，王滈负担737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明霞审判员孙建瑢 审判员 韩       冰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施   亚   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