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22民终13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前某，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某，内蒙古圣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住内蒙古自治区。上诉人前某因与被上诉人于某牧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人民法院（2019）内2221民初4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前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于某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于某负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作出判决，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客观事实的发生与合同无关或对合同的影响甚微，就不属于“情势”之列，而且于某租赁的草牧场不受五岔沟林业局管辖，于某所提交的78号文件与双方签订的《草牧场租赁合同书》无任何关联。因此，原审法院认为继续使用将使于某面临重大损失是客观事实，属于认定事实有误。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为防止情势变更原则被滥用，正确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的情势变更情况下解除合同有严格条件，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经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所以，原审法院未经审核的情形下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属于适用法律程序违法。3.适用法律错误，近两年，羊肉价格大幅上涨，对于于某是有利的，一审法院认为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某有失公平，明显违背经济学理论，并缺乏事实基础，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此外，前某补充其与于某在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在2020年1月9日双方就涉诉合同重新达成补充协议，本案立案后针对承包费经前旗法院调解作出调解书，应视为于某主动放弃原一审诉请。于某辩称，不同意前某的上诉请求。前某所述不符合实际，涉案土地归五岔沟林业局管理，适用五岔沟林业局作出的78号文件，载畜量不能超过文件要求，所以，要求解除合同。于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解除与前某签订的《牧业承包合同》（草牧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日，于某从前某处承包了位于绿水种畜场阿尔吉布根台草牧场，承包期限为5年，每年承包费为75000元，约定涨价幅度以羔羊价格13元为基准，价格每斤上涨1元，承包费上涨5000元。同时前某确保于某冬天草场放牧基础母羊数量不少于416只，夏天不少于1300只。庭审中，于某向一审法院提交草牧场合同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合同约定的内容包括草牧场面积（四至有争议，含100亩耕地）、租金、羊数、合同解除理由；出示证号：04992草牧场使用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合同约定承包的面积为9500亩，但实际承包面积不足；出示五岔沟林业局印发的五林发【2019】78号文件和家庭生态林场责任状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草场的载畜量超过国家规定，于某、前某间草场承包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前某质证称，我方已经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上述证据不是合同解除的必要条件。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意思自治的重要工具，应当依法予以保护。但当情势发生变更之时，继续履行合同明显违背公平原则。首先，本案中，于某、前某均未举证证明在牧业承包合同（草场）订立之时，对方明知或应知兴安盟五岔沟林业局对辖区内草场载畜量进行数量限制，故兴安盟五岔沟林业局对辖区内草场载畜量进行数量限制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之时无法预见、不可控制范围内，故不属于于某、前某能够预见、控制的商业风险。其次，兴安盟五岔沟林业局对辖区内草场载畜量进行数量限制不属于不可抗力因素。再次，2019年5月23日兴安盟五岔沟林业局对辖区内草场载畜量进行数量限制且前某于2018年4月1日签署家庭生态林场责任状使涉案草牧场使用价值下降、继续使用将使于某面临重大损失是客观事实，且双方当事人对于上述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均无过错。可见牧业承包合同（草场）双方成立的基础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合同虽然可以继续履行，但继续履行会导致牧业承包合同（草场）对价不平衡，对于于某来说有失公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某要求解除与前某牧业承包合同（草场）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解除原告于某与被告前某牧业承包合同（草场）。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于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前某提交证据如下:1.草牧场使用证（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林权证（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关于划定绿水种畜场生产界线的通知》（科右前旗人民政府（1990）81号文件）复印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政函[1996]120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兴安盟科右前旗阿尔山镇行政区域界线的批复》复印件、兴安盟五岔沟林业局五林发[2019]78号《关于开展家庭生态林场超限量养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复印件、兴安盟行政公署兴署发[1996]42号《关于五岔沟林业局与满族屯乡用地争议的调处意见》复印件，证明涉案土地可以放牧，属于科右前旗规划。被上诉人于某质证意见，涉案牧点是否归前旗管理，与于某无关，因实际上是五岔沟林业局，防疫、载畜量都是五岔沟林业局实际管理，绿水种蓄场没有来管理过，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考证。2.2017年11月2日双方签订的《草牧场租赁合同书》一份、科右前旗人民法院（2020）内2221民初31号民事调解书一份、2020年5月9日双方签订的《草牧场租赁合同书》一份（上述三份证据均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就草牧场载畜量等作出补充协议，证明于某否定一审判决，并要求按照新签订的合同发行，证明于某放弃一审诉请，新合同已经将载畜量和费用问题考虑在内，所以作出降低租金且不受羊价幅度影响。于某质证意见，民事调解书已经履行了，是双方达成的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能继续履行合同了，因为于某不懂，说是不能解除合同，所以，就又签了协议，新的租赁协议是2020年5月9日签的字，结果6月份五岔沟林业局来人查羊不让超过416只，现在于某有420只基础母羊，5月份时有600多只羊，当时来人查羊，我就把羊拿走了，现在羊就卖了。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前某提交的草牧场使用证、林权证、两份草牧场租赁合同及科右前旗人民法院（2020）内2221民初31号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关于划定绿水种畜场生产界线的通知》（科右前旗人民政府（1990）81号文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政函[1996]120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兴安盟科右前旗阿尔山镇行政区域界线的批复》、兴安盟五岔沟林业局五林发[2019]78号《关于开展家庭生态林场超限量养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兴安盟行政公署兴署发[1996]42号《关于五岔沟林业局与满族屯乡用地争议的调处意见》等证据，因均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11月2日签订的《草牧场租赁合同书》中明确约定由前某负责五岔沟林业书绿水种畜场的一切政策性事宜（包括草牧场羊数限数），说明双方均知道涉案草牧场归五岔沟林业局管理，故于某因五岔沟林业局作出的（2019）78号文件，对载畜量进行的限制，导致于某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的羊数进行放牧，从而要求解除合同，并得到一审法院的维护并无不当。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一审程序终结后，在另案中就本案案涉的2017年11月2日签订的《草牧场租赁合同书》中，截至2020年11月2日的承包费履行等事宜达成民事调解，同时，又签订一份《草牧场租赁合同书》，该合同中约定了就同一草牧场从2020年11月2日至2022年11月2日期间草牧场的租金数额、给付方式、放牧羊数及违约责任等主要事项，虽该合同标注其是2017年11月2日签订的《草牧场租赁合同书》的补充协议，但其已包括一个完整合同所需具备的全部要件，该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还约定草场租金、载畜量等合同核心内容均已新签订的合同为准，故事实上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新的《草牧场租赁合同》方式，对2020年11月2日至2022年11月2日期间双方如何履行合同进行了重新约定，且对原合同中2020年11月2日前双方的权利义务又以双方达成的科右前旗人民法院（2020）内2221民初31号民事调解书进行处理，故双方事实上已不再履行原《草牧场租赁合同书》。综上，前某以涉案草牧场归属科右前旗管理，并且双方又签订新的《草牧场租赁合同书》为由，要求继续履行2017年11月2日签订的《草牧场租赁合同书》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对于于某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又提出解除双方于2020年5月9日签订的《草牧场租赁合同书》的要求，因其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故双方应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前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前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丽审判员 崔玲玲审判员 刘立岩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