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05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1-33-1。法定代表人：张学东，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莉，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东，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男，1952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婷，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郭丽苹，女，1965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婷，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建通模板厂，住所，住所地沈阳市东陵区白塔镇鸡冠屯**div>投资人：于显臣，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婷，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于显臣、郭丽苹、沈阳建通模板厂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5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田丽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刘春杰、贺新发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辽0103民初5326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1、确认被告解除代理关系的行为是根本违约行为；2、被告支付原告1,163,984.32元费用，并支付违约金（以1,163,984.32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7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三、依法改判驳回各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四、判令各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理由为（一）2010年10月各被上诉人所有的案涉企业被政府征收拆迁，被上诉人向政府预借3500万元后便拆除所有房屋，相关证照交给浑南区政府，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补偿依据，因此而委托上诉人通过法院诉讼解决。（二）2013年8月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了《风险代理协议》。约定：1.甲方特别授权委托乙方依法追缴本案件的欠款及利息、违约金等相关权益，至执行或协商给付结案。2.案件承办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甲方不可单方解除和撤销本协议、中途增加和变更代理人（双方一致同意除外），否则视为乙方完成受托任务，甲方应按其他代理人完成的诉讼生效的判决20%向乙方支付费用。3.律师服务费付费标准和方式：（1）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国家《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取费，前期费用现款30万元，其余按生效判决确定的本、息及其他权益合计20%向乙方支付。（2）方式：前期费用30万元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生效判决、或和解确定的本、息及其他权益合计20%部分在相对人给付款时按比例即时支付给乙方。（3）甲方拖延给付需按给付金额的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三）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委派律师在各被上诉人零证据的前提下代理追债，进行了非诉取证、民事诉讼2审、行政诉讼3案共6审，申诉2案共2审、执行2案共2次等，耗时长达六年。其中：2013年8月26日至2014年03月10日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收集证据；2014年03月10日至2015年5月18日代理各被上诉人实施民事诉讼，2014年10月2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属于行政案件而驳回起诉。被上诉人不服提出上诉后于2015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2015年5月18日至2018年9月20日上诉人代理各被上诉人进行了行政诉讼，其中被上诉人辽宁建通模板厂行政诉讼标的47,180,642.80元及利息，被上诉人于显臣的三个公司诉讼标的12,373,011.94元及利息，被上诉人郭丽苹的住宅别墅诉讼标的3,949,750.00元及利息；2018年9月20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三个案件全部终审判决，其中模板厂判决认定补偿款3500万元，判决抵顶借款3500万元，三各公司判决补偿款本、息合计427万元，郭丽苹别墅判决补偿款本、息合计519万元，三份判决书总计判决4446万元；2018年9月20日至2019年3月27日除去模板厂判决3500万元抵顶借款外，三个公司和住宅别墅两份判决书共计956万元全部执行到被上诉人账户，案件执行完毕。2018年10月28日模板厂和三公司提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受案审查中，于显臣解除代理合同。（四）各被上诉人已经结算下列费用，合同签订后支付30万元，案涉协议约定该款不因任何缘由而退减；三个公司和住宅别墅两份判决书执行完毕后被上诉人支付182.91万元。（五）因各被上诉人基于《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约定的40%奖励报酬不予支付，上诉人提起诉讼，起诉的标的是在补充协议中被上诉人确定模板厂房屋拆迁的目标价格23,095,821.12元，与在诉讼中经评估鉴定并得到判决书确认的价格26,005,781.92元，二者差额2,909,960.80元乘以约定的40%等于116万元。二、原一审法院滥用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再申字第216号案件来认定涉案代理协议无效，同时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涉案合同无效，二审法院应与纠正改判。（一）一审对本案错误的适用《合同法》第52条（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律师法》第40条第二款（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在没有事实行为依据的前提下，认定涉案代理协议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尽职尽责完成非诉收集证据、民事诉讼、最终通过行政诉讼判决沈阳市浑南区政府给付被上诉人4500余万元补偿款，并执行给付到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按照约定给付了182万元代理费，被上诉人却反诉上诉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请求返还代理费，一审法院应该确认被上诉人完全突破道德底线，违反诚实守信和公序良俗原则。相反确认为上诉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的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侵害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或特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主体的利益，其结果是导致民事行为无效。而本案中律师代理风险收费行为尽管涉及了追债环节的行政诉讼，如果存在收费瑕疵也不存在损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情形，也不可能侵害到不特定多数主体的利益，无论如何也不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2.除非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代理各被上诉人取得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行终581号、(2017)辽行终434号和（2016）辽行终1194号三份《行政判决书》和各被上诉人通过上述行政判决取得的4500余万元补偿款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否则上诉人付出劳动和法律智慧成果按照案涉合同约定收取的代理费就不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3.上诉人收取代理费并不是《律师法》第40条第二款（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法律行为，一审滥用法律概念。首先，本案收费比例不超过《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的最高限制，虽然依据《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标准起诉各被上诉人给付1,163,984.32元费用，但该项收费是上诉人整体追债收费的组成部分。即使单独针对模板厂整体房产鉴定金额26,005,781.92元而言，收费率仅为0.045%，对比《律师收费办法》还低100倍以上；其次计费基数被生效判决合法确认，因此该协议约定不属于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法律行为。其次，全国人大法工委对《律师法》第40条的理解和适用中明确阐述“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行为”包括与委托人约定胜诉后将争议标的物出售给自己;委托他人为自己或为自己的近亲属收购、租赁委托人与他人发生争议的诉讼标的物，等等。上述这些行为与本案代理协议约定的代理费没有关系，上诉人也从未实施过上述禁止行为。（二）一审判决抄袭网络文章、滥用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再申字第216号案件来认定涉案代理协议无效，裁判语言极其情绪化和太不专业化。首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再申字第216号案件涉及的事件是民事代理纠纷，是因为风险代理合同关于和解、调解、撤诉付费的案件，根本不是一审判决引用的代理刑事案件或行政案件产生的纠纷。其次，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再申字第216号案件根本不是司法指导判例，案件发生在2012年，对于现在的案件没有实用指导性，因为2014年发改委已经改变了2006年《律师收费办法》第12条的规定。三、涉案的《风险代理协议》和《风险代理补充协议》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和效力性规定，应该合法有效。四、涉案代理协议在实体上明确合同范围为代理追债，采取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本案代理协议并不是因行政诉讼而订立，也并不是以行政诉讼结案按照判决金额而付20%费用，而是在执行程序执行回款到被执行人帐户后上诉人才按照回款额20%的约定收取代理费用，不受行政诉讼有关不得风险收费的制约。五、上诉人诉请的116万元奖励报酬及其违约金有充分的合同依据、事实依据。1、合同依据：2016.10.5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基于鉴定工作的取证和市场调研确定房产价格问题，加重上诉人的负担，双方协商一致签署专项协议——《风险代理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甲方同意上述一至五项以各自的合计金额为基础，超出部分（含利息）的判决金额甲方按照40%奖励乙方”依照《风险代理协议》的律师服务费付费方式和甲方拖延给付需按给付金额的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的约定履行。2.事实依据：关于沈阳建通模板厂的（2017）辽行终581号判决书判决，认定沈阳建通模板厂房屋补偿价格26,005,781.92元，比照《风险代理补充协议》被上诉人确认的基准23,095,821.12元，形成差额2,909,960.80元，被上诉人依据该协议奖励40%的约定，上诉人应当取得116万元奖励报酬。六、如果法院认定案涉合同无效，上诉人付出的劳动和法律智慧成果都物化到判决的4500万元款项中，被上诉人不能原物返还律师的劳动和法律智慧，应该依法按照《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折价补偿，否则各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6年来的劳动和法律智慧取得4500余万元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对于上诉人不公平。七、关于开具发票问题，《风险代理协议》二、委托期限及相关法律责任中约定；“3.在最终一笔付款后开具票据，税费依法各自承担”。被上诉人申请再审是上诉人的合同范围，上诉人依据协议享有再审收费权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针对代理费用仍在诉讼争议之中，尚不符合开具发票的条件。一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开具发票裁判错误。被上诉人于显臣、郭丽苹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一、关于上诉人提出于显臣等厂房住宅拆迁是在零证据无法获得补偿的基础上得到补偿的问题。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于显臣向政府欲借3500万元后便拆除所有房屋，相关证照交给浑南区政府，没有留下任何补偿证据，认为是零证据，无法获得补偿。该说法纯属虚构。1.所有房屋在拆迁前都由政府和被拆迁人共同在现场进行了实地和实物的现场勘查，并做了现场实物的勘察书面清单(有现场勘查清单为证)。勘查后，政府单方对动迁标的进行了评估，有评估报告为证，在评估的基础上，先期支付给被动迁人3500万元，由政府开具预付部分动迁款两张票据为证，而后才对动迁物进行拆迁。2.所有的这些动迁材料和房照土地证，都是由我方提供的。自有宅基地房照交给政府，该合法证据也是存在的。可以调取，没有障碍。3.答辩人委托上诉人办理动迁一案，因为政府单方面对动迁标的评估4270万元，厂房、办公楼给评估的太低，还有土地和一些落项，政府只给预付了3500万元。想一并通过司法去公正解决。结果呢，连政府评估的4270万元都没有保持住，法院在结案中只用政府预付了3500万元作为抵顶结案。沈阳建通模板厂一案，分文没有要回。而上诉人回头向委托人要116万。哪有这种道理。4.拆迁补偿的行政一、二审案件生效判决已全面论述了该部分事实。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上诉人的观点不成立，拆迁补偿不是零证据，而是证据齐全的。答辩人行政诉讼的目的是评估计算，动迁标的的合理价值，在此基础上请求得到公平的补偿。二、关于上诉人提出的风险代理协议涉及到的案件性质是民事追债还是行政诉讼案件问题。第一，案件的性质不因代理协议如何确定所决定，关键问题是看案件的性质，双方的风险代理协议所涉及拆迁补偿实质就是行政诉讼，而不能因为上诉人提出的所谓追债而改变。第二，答辩人初始时并不清楚此案是民事还是行政诉讼，是由上诉人提出将此案件作为民事案件起诉，而结果是被辽宁省高院和最高院的终审裁定而否定，有最高院的生效裁定为证。第三，此案的动迁补偿，最终是以沈阳中院和辽宁省高院的一二审行政诉讼审理而确定。生效判决已经确定风险代理协议所涉及的案件系行政诉讼案件，而非民事案件。三、关于风险代理协议的效力问题，双方于2013年8月26日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及2016年10月5日所谓的风险代理补充协议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1.根据2006年国家发改委和司法部共同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2.2014年国家发改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该通知对部分服务收费包括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价。但又明确强调，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及国家赔偿案件除外仍然禁止风险代理（该通知第四项）。3.上诉人是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区别于普通代理人，应当明知法律对律师职业相关禁止性规定，却仍然以争议标的作为其履行法律服务合同的对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2条第二项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规定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2条的规定。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52条第四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故对本案风险代理协议应根据上述规定，认定为无效协议。四、关于上诉人提出如果涉案合同无效，除却上诉人实际实施的非诉讼程序，民事诉讼上诉人另诉外，仅行政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应该折价给付10474488.54元代理费的问题。第一，风险代理，顾名思义就是需要付出一定的风险收取费用的代理，这种代理行为的收费应当是高于普通代理的收费，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计算方法，可以收取如此高额的代理费，其作为专业从事法律服务的代理机构，怎么会选择风险代理。第二，答辩人在拆迁前已经得到了政府先期支付的3500万元，通过行政诉讼所获得的补偿本金为600余万元，加上利息总计900余万元。如按上诉人提出的风险代理合同被认定无效，答辩人应支付给上诉人10474488.54元，则答辩人将动迁补偿金都搭进去还不够，还需要从自己的腰包里，再掏出100余万元给上诉人。沈阳建通模板厂辩称：同意于显臣、郭丽苹意见。原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解除代理关系的行为是根本违约行为；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1,163,984.32元费用，并支付违约金（以1,163,984.32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7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24%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于显臣、郭丽苹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中关于风险代理约定的内容无效；2.依法判令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多支付的代理费人民币1829191.05元：3.依法判反诉被告为反诉原告开具代理费发票；4、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3日，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与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被告（反诉原告）郭丽苹、被告（反诉原告）沈阳建通模板厂签订上诉人委托合同风险代理协议，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内容为：甲方于显臣（证号一210824195202056333）、郭丽苹（证号210824196503146329）、沈阳建通模板厂、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通分公司、沈阳市东陵区荣盛畜牧养殖场、沈阳市特种胶管厂，住址：沈阳市沈河区地王国际俱乐部A802。乙方上诉人，地址：沈阳市，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1-33-1马志宇。一、合同范围：甲方所涉及的沈阳建通模板厂、沈阳北方建设股份限公司建通分公司、沈阳市东陵区荣盛畜牧养殖场、沈阳市东陵（浑南）新区白塔街道青堆子村住房、沈阳市特种胶管厂等与沈市东陵（浑南）新区拆迁办公室、沈阳市东陵（浑南）新区白塔街道办事处因拆迁补偿纠纷一案，在双方平等协商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甲方特别授权委托乙方依法追缴本案件的欠款及利息、违约金等相关权益，至执行或协商给付结案。二、委托期限及相关法律责任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执行或协商给付结案。2、甲方根据需求必须提供细致、合法、真实、有效的相关案件材料，办理乙方所需的司法委托手续。3、案件承办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甲方不可单方解除和撤销本协议、中途增加和变更代理人（双方一致同意除外），否则视为乙方完成委托任务，甲方应按其他代理人完成的诉讼生效的判决20％向乙方支付费用（在最终一笔付款后开具票据，税费依法各自承担）。4、案件承办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中的任一环节），甲方未经乙方同意撤诉或于相对人自行和解，否则视为乙方完成受托任务，甲方应按自行和解的20％标准向乙方支付费用。5、甲方先行垫付诉讼、保全、执行、评估、拍卖、公告、审计、鉴定等正常费用，甲方先行垫付的正常费用在结案给付款甲方优先扣除并不占分配比例，但甲方应承担败诉无法收回的风险；乙方应意识到败诉后付出的法律专业成果和相关劳动没有报酬可取、付出的经费无法收回等风险，应通过法律、行政和社会以及协调等手段尽可能实现胜诉。6、涉及工程造价鉴定，由甲方负责资料提供、技术核算，双方都有贵任与鉴定机构沟通磋商，确定工程造价鉴定结论。三、律师服务费付费标准和方式1、标准：依照《屮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国家《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取费，前期费用现款30万元，其余按生效判决确定的本、息及其他权益合计20％向乙方支付。2、方式：前期费用30万元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生效判决、或和解确定的本、息及其他权益合计20％部分在相对人给付款时按比例即时支付给乙方；如索回的是房产等实物或股权、债权等，通过变卖或评估拍卖处理分配，出卖不成按比例分割处理分配。3、甲方拖延给付需按给付金额的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四、争议解决方式友好协商，不成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并由沈阳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甲方于显臣、郭丽苹签字、摁印，乙方上诉人盖章，李仁财签字。2013年9月24日，于显臣通过建设银行转账给付李仁财前期律师代理费300000元，之后，在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的授权委托情况下，李仁财以沈阳建通模板厂总经理身份、郝莉以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律师身份做为于显臣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因拆迁补偿纠纷为内容的财产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案件，2014年10月2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民一初字第0001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拆迁补偿纠纷，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于显臣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当，裁定：驳回于显臣的起诉。于显臣不服，李仁财、郝莉继续作为于显臣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3月20曰，最高人民法院以该案系行政法律关系，非平等的民事主体，应为行政案件，不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一审裁定正确，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嗣后，李仁财以沈阳建通模板厂总经理身份、郝莉以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律师身份作为于显臣、于显臣和郭丽苹、于显臣和沈阳通用模板厂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提起了（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2016）辽01行初31号、（2016）辽01行初32号履行法定职责和履行补偿职责的行政诉讼案件，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月10日、2016年3月1日和8日、2017年1月6日对（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于2016年3月28日对（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于2016年3月18日、2017年1月6日对（2016）辽01行初32号行政诉讼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之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1日作出（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于显臣涉案的三个企业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通分公司、沈阳市东陵区荣盛畜牧养殖场、沈阳华兴特种胶管厂拆迁补偿款2805571.2元；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于显臣补偿款2805571.2元的利息（自2011年6月2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驳回于显臣的其他诉讼请求。于显臣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7）辽行终43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维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判决第三项；三、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于显臣二次运输费用176864元及其利息（自2011年6月2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同期银布存款利息计算）；四、驳回于显臣的其他诉讼请求。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于显臣、郭丽苹拆迁补偿款3949750元；二、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于显臣、郭丽苹拆迁补偿款3949750元的利息（自2011年6月2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计算）；三、驳回于显臣、郭丽苹的其他诉讼请求。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6）辽行终119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日作出（2016）辽01行初3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于显臣、沈阳建通模板厂的诉讼请求。于显臣、沈阳建通模板厂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上述行政诉讼案件中，郝莉以上诉人律师的身份作为被告（反诉原告）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参加了（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案件一、二审，（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案件一、二审，（2016）辽01行初32号行政案件一、二审的庭审诉讼，在被告（反诉原告）的授权委托情况下，李仁财以沈阳建通模板厂总经理身份作为被告（反诉原告）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参加了以上行政诉讼审判，案件中除（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案件的上诉案件（二审）以外的其他行政案件的庭审诉讼，上述行政诉讼案件均已两审终审，并且已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判决书确定的给付钱款义务均已履行给付完毕，其屮包括沈阳建通模板厂于2011年6月1日收到预付部分拆迁补偿款20000000元和于2011年8月10日收到预付部分拆迁补偿款15000000元。再查明，在李仁财、郝莉作为被告（反诉原告）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履行法定补偿职责的案件诉讼后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所立行政案件开庭后以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所立的（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案件作出判决后，于2016年10月5日，于显臣与上诉人签订《编号2013房拆字第××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内容为：一、沈阳建通模板厂房屋、建筑希望补偿金额23095821.12元。二、沈阳建通模板厂集体工业土地使用权剩余十五年希望补偿金额3453946.00元。三、沈阳北方建通分公司房屋、建筑希望补偿金额568941.60元。四、荣盛养殖场房屋、建筑希望补偿金额是69143.60元。五、特种胶管厂房屋、建筑希望补偿金额1673133.88元，总计29260986.20元。甲方同意上述一至五项以各自的合计金额为基础，超出部分（含利息）的判决金额甲方按照40％奖励乙方，但乙方必须依法诉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余按照原协议执行。甲方于显臣签字，乙方上诉人盖章。另查明，在被告（反诉原告）收到涉案拆迁补偿款后，于2019年3月6日，于显臣通过盛京银行转账给李仁财风险代理费765839.14元。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于2019年3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反诉被告）风险代理费2227336．24元，并支付违约金（以2227336.24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7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止，按照年24％计算），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9年3月27日，郭丽苹通过盛京银行转账给李仁财风险代理费1038035.14元。2019年5月29日，于显臣通过盛京银行转账给李仁财风险代理费25316.77元。至此，已实际支付风险代理费1829190.77元。2019年6月15日，于显臣、郭丽苹、沈阳建通模板厂向上诉人及李仁财、郝莉律师发出《解除代理关系函》，载明：我因动迁行政赔偿案件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行终434号及（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请求再审该两个案件在前期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阶段委托你们代理申诉，现向你们提出解除再审申请及再审的代理关系，理由如下：1、这两个案件在原一、二审期间由你们代理，依据的是我们双方签订的（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该代理协议的履行截止日为执行或协商给付结案。现该案一、二审已结案并执行，就原代理协议而言已终结，你方不涉及再审申诉的代理义务，我方也不涉及再审申诉的代理费用问题。2、你方已于两个月前就该案原一、二审的代理费问题，在沈阳市沈河区法院对我提起了民事诉讼（此案正在审理中），我们已形成了原被告关系。因此，在申请再审及再审程序中无法保障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基于以上两点，现向你方提出声明，解除该两个案件在再审申请审查及再审程序中的代理关系，同时我方向最高法院递交再审申请审查及再审程序中更换代理人的相关手续及与你方解除该程序中代理关系的声明。特此函告。于显臣、郭丽苹签字、摁印，沈阳建通模板厂盖章。2019年6月26日，上诉人向于显臣、郭丽苹、沈阳建通模板厂复函，载明：贵方书面的《解除代理关系函》于2019年6月26日到达我律师事务所，依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之规定，双方签署的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已经解除。根据《风险代理协议》一、合同范围：“甲方特别授权委托乙方依法追缴本案件的欠款及利息、违约金等相关权益，至执行或协商给付结案。”；二、委托期限及相关法律责任“3、案件承办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甲方不可单方解除和撤销本协议、中途增加和变更代理人（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外），否则视为乙方完成受托任务，甲方应案其他代理人完成的诉讼生效的判决20％向乙方支付费用”；编号2013房拆字第××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2016.10.5经协议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甲方同意上述一至五项以各自的合计金额为基础，超出部分（含利息）的判决金额甲方按照40％奖励乙方"之特别约定，合同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至追缴本案欠款及利息结束），再审程序是追缴本案欠款及利息的诉讼程序之一，并且贵方已经出具委托，我律师事务所写出再审申请书，整理证据目录及证据材料，进行再审立案、最高院二巡法庭在受理审查中，（于显臣与浑南区政府、白塔街道案号2019最高法行申3365号，于显臣、沈阳建通模板厂与浑南区政府、白塔街道案号2019最高法行申3368号，主审法官梁凤云。），我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法律智慧成果和劳动成果已经付出，因此我律师事务所将根据《风险代理协议》的相关约定，就预期收益损失、违约损失等追究方的法律责任。辽宁才宇律师事务盖章。2019年7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提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为：一、确认被告解除代理关系的行为是根本违约行为；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1163984.32元费用，并支付违约金（以1163984.32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7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24％计算）。2019年7月2日，被告于显臣、郭丽苹提出反诉，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中关于风险代理约定的内容无效；2、依法判令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多支付的代理费人民币1829191.05元；3、依法判令反诉被告为反诉原告开具代理费发票；4、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审理中，针对双方签订的《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及《编号2013房拆字第××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效力问题，上诉人提出：如果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52条之规定应该确认《风险代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效，请求法庭及法官释明，那么原告将增加诉讼标的额至14978779.96元（代理费16807971.02元-已付1829191.06），及自2019年3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24％利率计算违约利息，原告另行补交诉讼费用。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风险代理协议》（2013年8月26日签订，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2016年10月5日签订，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房地产项目司法鉴定估价报告》（估价报告编号：人牢房地估字××号）、《行政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行终581号）、律师记录的《工作日志》、（2012）东陵刑初字第213号《刑事判决书》、《村镇居民私有房产证》、《村镇居民建房申请表》、《农村个人建房宅基地申请批复、通知》、白塔办事处收取原告的建筑和土地管理费用收据、模板厂和三个公司的《评估报告》、模板厂和三个公司的《被拆迁户勘查表》、交接现场签字的照片、（2014）辽民一初字第00011号《民事裁定书》、（2015）辽民一终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判决书》、（2016）辽行终1194号《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判决书》、（2017）辽行终434号《行政判决书》、（2016）辽01行初32号《行政判决书》、（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诉讼材料收取清单》、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案件流程信息公开网上的案件详情、《接收诉讼材料收据》、《解除代理关系函》、EMS单据、2019年6月26日原告的《函》、汇款单、收款收据、（2016）辽01行初31号《行政判决书》、（2016）辽行终1194号《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初字第219号《行政判决书》、（2017）辽行终434号《行政判决书》、（2016）辽01行初32号《行政判决书》、（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微信截图、七份表格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风险代理是指委托代理人与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委托诉讼代理，委托人先支付较少的代理费，或不支付代理费，案件执行后，委托人按照执行到位债权的一定比例，付给代理人作为报酬，如果败诉或者执行不能，代理人将得不到回报，如果债权执行到位，被代理人将按照约定的高额比例支付给代理人，这对双方来讲都存在一定风险，所以称之为风险代理。风险代理可分为部分风险代理和全风险代理。前期支付一定基本律师费用后，再根据结果按比例支付律师费的是部分风险代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第13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民再申字第216号案件中〗认为：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中，委托人自身的权利是代理人合法行使代理权的基础，代理人应当依照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和权限，忠实、勤勉地为委托人服务，刑事案件代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代理，如果允许刑事诉讼中进行风险代理，律师在风险代理中有了足够的经济动机，因此可能会采取作伪证帮助犯罪分子或当事人规避刑事制裁，开脱罪责等来谋取胜诉判决，还可能导致司法腐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样，禁止行政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其本意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律师事务所对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是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本案中，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是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区别于普通的代理人，应当明知法律对律师执业相关禁止性规定，却仍然以争议标的作为其履行法律服务合同的对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0条……（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规定和国家发改委、司法部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2条关于禁止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及《编号2013房拆字第××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律师费约定条款属于风险代理条款，行政风险代理以行政诉讼司法活动结果作为收取代理报酬的条件，其性质和后果干扰了正常的司法审判秩序和司法公正，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社会公共利益，符合《合同法》第52条（四）项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的规定，该风险代理收费条款内容无效。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应当将按该风险代理收费条款内容收取的风险代理费因该条款无效而依法返还给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郭丽苹。为此，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要求被告按双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给付其风险代理费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郭丽苹要求确认风险代理协议风险收费内容无效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返还已实际支付的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8条“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收取律师服务费，应当向委托人出具合法票据”的规定，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先期收取了被告律师代理费300000元，当事人对此没有争议，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务应当给出具合法票据，所以，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郭丽苹要求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开具此300000元代理费发票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为，原告（反诉被告）辽宁才宇律师事作为告的诉讼委托代理人根据《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所代理的本案相关行政诉讼案件均以“两审终审”，并且已经执行完毕，符合《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中关于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执行或协商给付结案"的约定，而被告给原告发出的《解除代理关系函》，其内容是被告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再审的新的授权委托行为内容，与根据《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的授权委托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原告上诉人要求确认被告解除授权委托原告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再审的授权委托行为，为根本违约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审理，如有纠纷，原告可另案告诉处理。关于上诉人提出：如果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52条之规定应该确认《风险代理协议》以其《补充协议》无效，请求法庭及法官释明，那么原告将增加诉讼标的额至14978779.96元（代理费16807971.02元-已付1829191.06），及自2019年3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24％利率计算违约利息，原告另行补交诉讼费用问题。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是否需要释明，但是，根据法律精神，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6提出了合同无效时的释明问题，即在双务合同中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并请求继续履行合同，被告主张合同无效的，或者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返还财产，而被告主张合同有效的，都要防止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仅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而应向原告释明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或者向被告释明，提出同时履行抗辩，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避免“诉累”。本案没有不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6提出的内容意见情况。首先，涉案的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内容是风险代理协议的一部分，而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内容并非完全无效，其中无效的部分是本案需要审判的范畴，这与上诉人提出的风险代理协议无效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不属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6提出的内容意见情况。其次，根据本案审理的具体情况，涉案风险代理协议中有关首付代理费的内容中属于不完全的风险代理内容，其中约定先收取的300000元，符合普通代理收费情况，之后的部分属风险代理收费，2014年10月2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民一初字第0001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拆迁补偿纠纷，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于显臣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当，裁定：驳回于显臣的起诉。于显臣不服，李仁财、郝莉继续作为于显臣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该案系行政法律关系，非平等的民事主体，应为行政案件，不属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一审裁定正确，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在此之后的诉讼均为行政诉讼案件。根据以上情况，一方面，上诉人明知行政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是法律禁止的情况下，未与被告重新签订收取代理费合同，仍然以风险代理协议中风险代理收费内容作为行政诉讼收取律师代理费的依据，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0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禁止性规定。上诉人对此部分风险代理收费内容因违反法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后果应负严格的法律责任，不但禁止，也不能准许按普通的代理进行收费，相反，应当将已经收取的违法收费予以退返，并且，还应当受到法律的应有制裁，所以上诉人要求释明后变更诉讼请求的目的，实际是滥用诉权，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另一方面，针对风险代理协议中风险代理收费部分无效内容，反诉原告（被告）于显臣、郭丽苹已提出反诉请求，本院在本案中对反诉请求一并审判，相对于被告而言，其权利义务在本案中得到一并处理，不存在该无效条款确认后留有尚待诉讼裁判的权利义务内容，所以，本案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6提出的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意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四）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编号2013房拆第003号风险代理协议》及《编号2013房拆字第××号风险代理协议补充协议》中律师费约定条款属于风险代理收费条款的内容部分无效；二、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郭丽苹因风险代理收费条款内容收取的风险代理费1829190.77元（包括2019年3月6日给付的风险代理费765839.14元、2019年3月27日给付的风险代理费1038035.14元、2019年5月29日给付的风险代理费25316.77元）；三、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郭丽苹出具人民币300000元的代理费合法票据；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和被告（反诉原告）于显臣、郭丽苹的其他诉讼请求和反诉请求。本诉受理费24618元，反诉费39252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负担。若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没有新证据提交，本院审理另外查明：2013年12月16日，在进入司法诉讼程序前，上诉人经过非诉方式在白塔街道办事处取得各被上诉人的《被拆迁户勘察表》和住宅别墅的改扩建批复手续。2014年03月10日至2015年5月18日，上诉人代理各被上诉人进行民事诉讼，2015年3月20日最高人民院裁定上诉人代理各被上诉人的拆迁补偿案件为行政诉讼案件。2018年9月20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大丰房地产估字××号《鉴定估价报告》关于模板厂有证房和无证房的鉴定结论合计是26005781.92元。还查明，上诉人代理被上诉人的(2017)辽行终434号行政案件和（2016）辽行终1194号行政案件，上诉人已经代理执行完毕，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代理费1829190.77元。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订立的《风险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二、如果涉案协议无效是否应该向上诉人当庭释明，允许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三、各被上诉人是否应该向上诉人支付1163984.32元奖励费用及违约金，上诉人是否应该向各被上诉人返还收取的1829190.77元代理费。一、关于案涉的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本案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对合同各方均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2006年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法律位阶是行政规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的规定，《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不能作为合同是否有效的依据。因此被上诉人依据2006年实施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2条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作为抗辩案涉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案涉合同的约定是否符合《合同法》第52条（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的情形问题。所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指的是损害的是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侵害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或特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主体的利益，其结果是导致民事行为无效。但律师事务所是否风险代理收取费用，针对的只是合同的相对人，不存在侵害到不特定多数主体的利益，不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因此各被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构成损害公共利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被上诉人认为2014年12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2014]2755号《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文件强调行政诉讼仍然禁止风险代理而构成合同无效问题。首先如上所述该《通知》属于部门规章，非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效力性规定。其次该《通知》中规定的是除刑事案件、国家赔偿案件外不允许市场化收费，部分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已经允许市场化风险收费。不允许市场化收费的仅四种，其中一种定义为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上诉人代理各被上诉人的案件虽然涉及征地拆迁赔偿(补偿)，但并不是群体性案件。因此各被上诉人以该《通知》否定合同效力不能成立。关于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0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上诉人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问题，本院认为，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行为包括与委托人约定胜诉后将争议标的物出售给自己;委托他人为自己或为自己的近亲属收购、租赁委托人与他人发生争议的诉讼标的物等等。本案双方合同约定的是各被上诉人因与政府征收拆迁发生补偿纠纷，各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追缴欠款及利息、违约金等权益，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律师服务费用，双方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而非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行为。关于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再申字第216号案件的裁判观点，认定本案协议无效的问题。第216号案件是有关风险代理合同关于和解、调解、撤诉付费的民事案件，而本案虽然是风险代理合同，但是该合同是关于征收补偿追缴债务的案件，第216号案件并不是与本案相似的类案，也不是一审判决书所表述的刑事案件，对于本案没有指导意义。关于风险代理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否针对行政诉讼实施的风险代理问题。案涉风险代理协议签订于2013年8月26日，从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来看双方当初签订风险代理协议的意思表示并不是针对行政诉讼而签订的协议，协议签订后上诉人代理各被上诉人进行了非诉取证和民事诉讼的一审和二审，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拆迁补偿案件为行政诉讼案件的前提下继续代理各被上诉人进行了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判决生效后代理各被执行人执行回款。从协议内容和范围来看该协议明确载明为追讨债务，不限于采取诉讼和执行的方式。从收费方式上来看并不是以行政判决书判决的金额为终点目标即可收取20%费用，而是上诉人在执行程序将执行款划转至各被上诉人帐户后，被上诉人才向上诉人支付共计1829190.77元费用，因此对于一审法院认为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收费条款是为行政诉讼约定的风险收费条款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的风险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费用给付问题。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涉案的风险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和效力性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关于上诉人依据风险代理补充协议主张各被上诉人给付差额2909960.80元x40%=1163984.32元奖励费用问题。首先，关于沈阳建通模板厂补偿款的（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2018年9月30日生效，该判决书中认定沈阳建通模板厂应该获得拆迁补偿款34999654.8元，判决书中又将该款抵顶沈阳建通模板厂在拆迁初期政府向其借款3500万元，应属于上诉人完成《风险代理协议》中关于沈阳建通模板厂的委托事项。依据《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约定，在行政诉讼中的鉴定阶段被上诉人确定了沈阳建通模板厂的房屋可接受的目标价位为23095821.12元，而经过上诉人的代理工作，大丰房地产估字××号《鉴定估价报告》对沈阳建通模板厂的房屋鉴定结论是26005781.92元，该鉴定结论得到（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确认，至此沈阳建通模板厂关于房屋的补偿金额为26005781.92元，比照被上诉人接受的目标价位为23095821.12元，形成的差额是2909960.80元，该差额是上诉人依据《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约定计取40%的奖励即1163984.32元的基础，是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劳动和付出法律智慧成果特殊贡献的报酬，各被上诉人应该依据协议约定支付给上诉人。关于本案依照风险代理补充协议约定的40%计费1163984.32元是否合理问题，首先该40%计费1163984.32元是上诉人代理在沈阳建通模板厂的（2017）辽行终581号案件中产生的费用，而与代理被上诉人三个公司的(2017)辽行终434号案件和被上诉人宅别墅的（2016）辽行终1194号案件没有关系，与因该两案执行回款后被上诉人而支付的代理费1829190.77元不重叠。其次该40%计费1163984.32元包含在（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对沈阳建通模板厂确认的拆迁补偿款总额34999654.8元当中，该款项各被上诉人已经获得。如果按照《沈阳市律师收费办法》以诉讼标的为计费标准，反推收费比例是2.8%（即1163984.32元÷3500000元=0.028），上诉人主张的款项并未超出律师收费办法的规定。因此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1163984.32元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请求违约金问题。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行终581号《行政判决书》2018年9月30日生效，认定的拆迁补偿款金额34999654.8元抵顶被上诉人在拆迁前期的借款3500万元，上诉人针对沈阳建通模板厂履行完风险代理协议中的追债义务，各被上诉人应当在2018年9月30日向上诉人给付1163984.32元，逾期给付各被上诉人构成违约，应该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风险代理协议》第三条3项约定甲方拖延给付需按给付金额的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该约定的日千分之五利率换算为年利率是180%，上诉人主张以1,163,984.32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24%计算违约金。上诉人按照年24%的标准主张违约金，不高于起诉时国家保护的年24%民间借贷利率，违约金具有惩罚违约人和补偿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所受损失的效果，上诉人的主张标准适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上诉人请求返还已付的代理费1829190.77元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代理的案件包括模板厂、三公公司和郭丽萍的别墅三个案件，三个案件均作出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且已经执行完毕，其中三公公司和郭丽萍的别墅的两个案件执行款划入于显臣和郭丽萍的账户后，于显臣和郭丽萍是按照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20%标准将代理费1829190.77元支付给上诉人。案涉合同有效，于显臣和郭丽萍请求返还该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各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给付发票问题。上诉人是合法的纳税人，收取款项应该依法开具发票。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给付案涉款项代理费后就已付款项开具发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二），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5326号民事判决书。二、于显臣、郭丽萍、沈阳建通模板厂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1,163,984.32元；三、于显臣、郭丽萍、沈阳建通模板厂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上诉人违约金，以1,163,984.32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30日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四、上诉人在于显臣、郭丽萍和模板厂履行上述款项后开具付款等额发票。五、驳回于显臣、郭丽萍和模板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的其他上诉请求。若被上诉人于显臣、郭丽萍、沈阳建通模板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4618元，反诉费39252元，保全费5000元，由于显臣、郭丽萍、沈阳建通模板厂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618元，由于显臣、郭丽萍、沈阳建通模板厂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丽审判员 刘春杰审判员 贺新发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李国楠书记员刘思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