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0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忠华，男，1963年12月22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居民委员会邵亮屯**。临时负责人：刘胜利。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君，男，居委会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凌云，辽宁法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住所地：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村法定代表人：刘富忱，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君，男，居委会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凌云，辽宁法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庆连，男，汉族，1949年4月20日生，住庄河市。上诉人姚忠华因与被上诉人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海洋居委会）、原审被告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贝类养殖场）、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3民初5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辽02民终4386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9）辽0283民初6214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姚忠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忠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海洋居委会、贝类养殖场共同返还上诉人投资款250万元并承担自投资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海洋居委会、贝类养殖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遗漏主要事实,致判决错误。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开办贝类养殖场,系村集体企业,由村统一领导,原海洋居委会法人代表刘庆连为该养殖场法人代表,原海洋居委会会计邵某,又系该养殖场会计。在刘庆连担任海洋居委会和贝类养殖场法人代表期间,多次主持召开村两委会研究兴建村养老楼和发展村集体经济筹集投资资金问题,最后经村两委会研究决定以投资方式筹集资金。海洋居委会和贝类养殖场对刘庆连以签订的协议方式筹集的投资款做了情况说明(及承诺),主要内容为“刘庆连及养殖场所吸收的投资款主要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贝类养殖场帐面资金可以用于偿还其帐面债务。刘庆连述称,经村两委会多次讨论决定集资,集资款用于集体建楼、养老,并声明集资时贝类养殖场生产情况非常好,有能力偿还集资款本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承担民事责任主体认定错误。虽然案涉两份投资协议是刘庆连与姚忠华签订的,但款项是用于海洋居委会集体建楼、养老及发展村集体经济,事后海洋居委会和贝类养殖场的承诺和说明,是典型的对刘庆连履行职务行为的追认,应当依法认定刘庆连与姚忠华签订的投资协议,系履行职务行为,其由此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应由海洋居委会和贝类养殖场承担。2.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是错误的。上诉人姚忠华是基于对海洋居委会及其法人代表的信任,才与其签订协议的,至于这笔款海洋居委会具体如何使用,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鉴于贝类养殖场事后做出的承诺,起诉贝类养殖场作为责任主体之一,现贝类养殖场自认,这是贝类养殖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法院依法认定是符合法律规定。但一审法院明知上诉人将250万投资款是投给海洋居委会,海洋居委会和原法人代表均证明此款是用于村集体经济及建村楼、养老等,而就是规避,致本案主要事实认定有误,导致错判。一审法院可能参照最高法院关于投资公司等未参与经营的投资协议,应认定名为投资实为借款,应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这一点上诉人没有异议,但以刘庆连和贝类养殖场单位涉嫌犯罪,就认定借款协议全部无效,上诉人不予认可。主要是该借款协议合同主体海洋居委会并未涉嫌单位犯罪,该合同对海洋居委会产生法律效力,上诉人要求海洋居委会返还借款250万元,并承担自投资日(应认定为借款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是合法的,理应得到法律支持。假设认定合同无效,也应分清楚造成合同无效是谁造成的,责任大小,而一审法院不分责任,规避责任划分,以驳回上诉人要求海洋居委会、贝类养殖场返还借款承担利息的诉讼请求,就是把造成合同无效的责任全部划给上诉人,而恰恰本案过错方是海洋居委会和贝类养殖场,故一审法院如此处理违背公平原则,违背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返还及赔偿损失的法律规定。案涉借款的损失就是利息损失,关于利息的认定一是可以认定投资回报率太高,应按年利率24%计算;二是最低也得以公司法人单位占用债权人资金期间,应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鉴于本案过错方是海洋居委会和贝类养殖场,其在返还借款的同时,应赔付自借款之日起(应按收到投资款日起)到实际给付之日止依法律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综上,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有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海洋居委会、贝类养殖场辩称，不同意姚忠华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根据（2011）开刑初字第12、15号刑事判决书的记载最终判决是贝类养殖场犯罪，而未涉及海洋居委会，因此可以确定吸收资金的主体为贝类养殖场，而非海洋居委会，因此不应该对相应的债务承担责任。刘庆连未作陈述。姚忠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海洋居委会、贝类养殖场返还投资款2,500,000元并承担此款自投资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5月,时任贝类养殖场场长、海洋居委会负责人的刘庆连向原告出具《投资协议书收据》,载明:收到被告姚忠华投资款90万元,使用期限18个月,不担风险,到期按总额70%加倍分利。2008年3月,刘庆连作为项目发起人,与姚忠华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姚忠华投资160万元,期限2.5年,自2008年3月18日起至2010年9月17日止,到期一次性兑付本金,并按本金100%兑付收益。同时,姚忠华交付投资款。双方均知晓,协议虽名为投资,但姚忠华到期仅收取本金及收益,不承担风险、损失,不参与项目经营、管理;集资涉及金额较高、集体组织外人员较多。另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因前述行为等,刘庆连、贝类养殖场等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受到刑事处罚。前述集资款项,刑事判决未直接处理。起诉前,姚忠华等多次、多渠道,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寻求救济。一审法院认为，前述协议，名为投资实为民间借贷。合同因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双方均明确相应行为及情节，因此借贷关系应当无效，因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原物是否包括法定孳息一节，本案实为刑事诉讼未经处理的赃款、被占有的被害人财产，按当时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返还，物质损失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处理。而在判决生效后2013年开始实施的司法解释则规定，被害人财产只能追缴、退赔，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而通常理解，退赔财产、物质损失均不包括利息。因此，在本案无效合同中应返还的财产仅为借款本金。在本案中，贝类养殖场是民间借贷中的借款人，刘庆连为经办人和贝类养殖场法定代表人。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特定情形下经办民间借贷的法定代表人亦可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因当事人均不主张，系对自己权利的合法处分，法院不能干预。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之一，借款人身份、尤其是姚忠华等人有关居委会系借款人的主张，因无相应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姚忠华等人主张借款人系居委会，并以刑事判决有关“居委会在刘庆连的组织下面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公开吸收存款”的事实认定作为依据。但是，该判决在后续的查明事实部分亦同时认定，庄河市委办、贝类养殖场、城关街道办、海洋居委会分别出具说明，其中涉及“刘庆连及养殖场所有吸收投资款项主要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养殖场账面资金可以用于偿还其账面债务”等。上述资金、账目涵盖该判决查明的两部分集资款项（“刘庆连组织居委会开展的集资”和养殖场集资）。并且，最终判决贝类养殖场单位犯罪，而未涉及海洋居委会。由此可知，前述事实叙述，未完全如姚忠华等所述，已经认定海洋居委会是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此外，按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可不予认定。人民法院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独立审判。其次，因刘庆连身系海洋居委会、贝类养殖场负责人等多重身份，其以何种身份（或以何单位名义）或依在何单位职权或授权从事案涉行为，对判断案涉民间借贷关系主体有重要影响。与部分经生效判决认定的属于贝类养殖场集资的投资人、其集资单据加盖贝类养殖场印章不同，姚忠华等人集资单据未加盖任何单位印章。姚忠华、刘庆连主张当时以海洋居委会名义集资，但因双方之间、双方与本案之间均有利害关系，居委会又否认，因此仅凭当时交易经办双方之间的陈述，不足以单独证实，当时刘庆连系以海洋居委会名义从事集资行为。关于刘庆连当时是否依其职权或授权从事案涉行为一节，须结合相关事实及法律规定加以确认。以前述刑事判决为例，在目前立法及司法实践当中，一般企事业单位可成为单位犯罪主体，但未涉及海洋居委会等其他组织。其原因在于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按照刑法相关规定，除犯罪行为、定罪量刑有明确刑法规定，没有规定不为罪；犯罪主体等亦包括其中。民事活动，国家法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但亦有相应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制。以本案为例，海洋居委会前身（村委会）亦系独立法人，可依法从事相应民事活动，但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亦受法律调整和限制。按照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等，必须经村民会议或者经其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即使按照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筹资筹劳方案、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等事项必须经村民会议或经其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方可办理。最初集资以及之后相关行为，均涉及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筹资筹劳方案、处分村集体财产，或者当事人主张的村公益事业等的经费筹集等事项，均受前述法律调整。姚忠华、刘庆连等提出集资已经两委会讨论决定，但两委与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等不同，其主张不符合前述规定。因此，依据前述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不能认定借款人系居委会；依据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亦不存在作出前述认定的可能。又因贝类养殖场认可，刘庆连作为贝类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亦有相应职权，可以认定案涉集资行为系刘庆连代表贝类养殖场作出，贝类养殖场是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借款人。关于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之二，海洋居委会、贝类养殖场等有关姚忠华诉讼时效届满的辩解，因有证据表明，自刑事诉讼起至民事案件起诉时止，相关人员多次、多渠道主张权利，寻求救济。贝类养殖场等虽持相反主张，但未提供相反证据，可以证实对方怠于行使权利。因此，前述辩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另外，因原告表示,本次诉讼意在证实海洋居委会是借款关系主体,根据借款关系承担责任;不涉及在借款关系之外,以相关说明等证实海洋居委会作出相应承诺,因此其虽非借款人但仍应承担责任的情形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判决：一、被告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姚忠华25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姚忠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5月11日,原审第三人刘庆连以经办人名义向上诉人姚忠华出具《投资协议书收据》,载明:收到投资人姚忠华投资养殖杂色蛤款玖拾万元整,投资使用养殖周期为十八个月,投资方不承担风险。投资到期按总额70%增加分利，到期后本金玖拾万元×70％分利，投资方即得总计人民币壹佰伍拾叁万元整。一投资款使用到期后，连本带利一次付清给投资方。2008年3月25日,上诉人姚忠华（乙方）与原审第三人刘庆连（甲方）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为了更好地整合利用现有的海域资源，进一步把浅海贝类底播增养殖业推向社会，甲方作为本次开发项目的发起人，拟对庄河沿海海域进行规模性贝类底播养殖开发，乙方作为该项目的投资者，应本着自发自愿的原则，进行项目投资合作，为了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特制定本协议；乙方自愿投资，甲方同意认可；本次投资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佰陆拾万元（￥1,600,000元）；投资周期从2008年3月18日到2010年9月17日止（计2.5年）；本次投资到期一次性兑付投资本金，并按投资本金的100%兑付投资收益；甲方作为本次投资项目的发起人，主要在庄河浅海海域进行规模性贝类底播养殖开发，重点解决渔民转产就业问题，夯实地区优势项目基础，福祉百姓；甲方作为该投资项目的发起人，主要负责对开发项目组织策划，对资金进行统一调配，对生产经营实际全权掌控；在投资期内，项目开发主要依靠规模养殖、科学管理来规避养殖风险，降低养殖成本；依靠诚信、品牌来占领市场、赢得客户，保证乙方既得利益；在投资期内乙方不得支取投资款，否则不享受投资分利；在投资期内，开发项目发生争议时，乙方应积极支持、参与、配合甲方解决问题。同日，上诉人姚忠华得案外人邵吉贵（音译）开具的收款收据一份，交款人为姚忠华、收款人刘庆连、收款项目投资款、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整、结算方式现金、收款事由收投资本金（周期为2.5年）08-456，上诉人姚忠华在交款人处签字，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收款人处签字，案外人邵吉贵在制票人处签字。经各方当事人确认，上诉人姚忠华交付的2,500,000元投资款及协议承诺的投资收益至今未兑付。本院另查明：2010年4月26日，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所做讯问笔录中针对陈述称：“2008年又以一万元为基数，分别以18个月、20个月、10年和风险投资四个期限方式，吸收海洋村民和一些社会人员资金共7581万元。社会人员占20%，占资金总额的20%。社会人员的投资居委会没有记账，甩在外面，和2007年一样，相当于我个人借的。因为2008年吸收的投资太多了，又赶上金融危机，产生不了预计利润，经居委会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在2009年7月30日，进行了清算，提前将本、利一起分期分批返还。因未到吸收资金协议约定期限，我承诺付完本金后再加付50%的利息。到现在，还有约4000万元没有兑付。”在回答“2007年和2008年吸收的资金都干什么用了”的问题时，陈述称：“2008年吸收的7581万元主要用于：①居委会贝类养殖场（集体企业）借用3900万元。②刘富伟借刘庆连3452元（有借条）。③交土地局建楼相关费用186万元。④居委会建集资楼占农民菜田补偿费3.9443万元。⑤居委会建集资楼设计费39.3297万元。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回答“2007年、2008年你吸收群众投资都经过哪些部门同意了”的问题时，陈述称：“就是居民代表会议及居委会两委会议和扩大会议同意。”2010年5月10日，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所做讯问笔录中陈述称：“‘养殖场’以‘养殖场’的名义向村民和社会上的关系朋友搞过集资……”，“‘养殖场’内部集点资，规模不大，村里知道，具体集了多少资，向谁集资我不清楚，‘养殖场’自己有点关系，向谁集资不用经我批准……”，“（‘养殖场’的集资）是以‘养殖场’的名义做的，应该给人开收据，但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签过字，也没有盖过章”。2010年5月12日，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所做讯问笔录中陈述称：“2008年春天开会研究投资，定下来村里最后一次搞集资，因为我们也想控制集资额度在三千万。当时，全村老百姓积极性非常高，争着抢着要投资。谁知村民都想多投，也是考虑让村民挣点钱，再加上社会上朋友和关系单位的人也要投资，所以才又搞了个‘社会2.5年’集资，村民想多投的和社会关系、朋友想投资的，就走‘社会2.5年’，也是为了控制集资额度，要求要有我签字同意‘投资审批单’，账务才能开票签协议。”2011年7月29日，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向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关于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集资清退情况的说明》，内容为：“截至2011年4月22日，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有账面资金2326万元。这部分资金是企业经营收入，可以用于偿还贝类养殖场账面体现出来的债务。由于贝类养殖场经营状况良好，效益较为理想，因此对贝类养殖场集资行为形成的债务，我们有能力依据法院判决进行偿还。目前，本村村民集资的款项已全部兑付；由于企业账目仍在查封中，因此贝类养殖场职工的集资部分款兑付，社会上的集资未清退。对于没有清退的资金，计划在法院判决生效后，依法逐步清退。”2011年2月28日，中共庄河市委办公室出具《关于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社区居委会资产核查情况的说明》，对原审被告贝类养殖场、原审第三人刘庆连涉刑后，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社区居委会资产核查工作领导小组委托专业机构对海洋社区居委会及其所属企业集体资产状况依法进行审计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内容包含：“……经过审计，刘庆连及贝类养殖场所有吸收投资款项主要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结合依法审计后的资产状况，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社区居委会完全有能力及时清偿已吸收投资款项”。2012年7月17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开刑初字第12、15号民事判决如下：“被告单位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缴纳）；被告人刘庆连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犯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7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执行日期自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缴纳）……”。前述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包含：“2007年4月至2007年6月，海洋居委会在被告人刘庆连的组织下，面向海阳村村民和社会不特定人员公开吸收杂色蛤养殖投资款，以被告人刘庆连个人名义同投资者签订‘投资协议书收据’，承诺‘投资款使用周期为18个月，投资方不承担养殖风险，投资到期按总投资70%增加分利，投资款使用期限满后，连本带利一次付清给投资人’。先后向社会不特定人员李政富、王金全、孙政国、马秉广、李国禄、姚忠华、刘永田。刘永刚、崔永迪、周富荣、周新华、邹本敬、苗淑凤、张卫星、孙淑华、邢春武、李桂清、孙胜先、姜世洪、唐英20人非法吸收公共存款人民币556万元。2008年3月至5月，海洋居委会在被告人刘庆连的组织下，面向海洋村村民和社会不特定人员公开吸收浅海贝类（杂色蛤）底播养殖投资款，以被告人刘庆连个人名义同投资者签订协议书，承诺‘投资周期从2008年3月18日到2010年9月17日止(计2.5年),本次投资到期一次性兑付投资本金,并按投资本金的100%兑付投资收益’。先后向社会不特定人员蒋立新、梁亚恩、秦淑英、蔡加国、蔡培家、任传武、王仕珺、姜树斌、鲁言平、陈东金、张维萍、王成仕、杨美令、李善顺、姚忠华、唐明权、马秉广、曲宝泉、王道鹏、王昊、姚忠华、葛绍琴、葛绍波、张扬、孙晶、王淑香、林守平、崔永迪（城关街道合伙）等35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人民币1409万元。2005年至今，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未经相关部门审批，面向社会不特定人员，以支付高额利息（年利息15%至60%）为条件，通过签订借款协议、投资协议等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现已查明被吸收公众存款44人，金额人民币2551万元……”。经查，案涉投资款不包含在（2011）开刑初字第12、15号刑事判决认定的原审被告贝类养殖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范围内。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协议书、收款收据、转账凭条、讯问笔录在案为凭，前述证据已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及本院审查，应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是否是案涉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及上诉人姚忠华关于本息的返还请求应否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审第三人刘庆连个人名义向上诉人姚忠华出具了投资协议书收据，案涉协议书也系上诉人姚忠华与原审第三人刘庆连签订，原审第三人刘庆连亦以收款人名义向上诉人姚忠华出具收款收据。根据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包含案涉投资款在内的所有投资款并未全部投入原审被告贝类养殖场经营活动，且（2011）开刑初字第12、15号刑事判决的认定原审被告贝类养殖场“吸收存款44人、金额人民币2551万元”中并不包含上诉人姚忠华的案涉款项。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公安机关或本案原一审中的陈述，亦未证实案涉投资款系由原审被告贝类养殖场收取，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贝类养殖场为借款人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原审被告贝类养殖场向上诉人返还投资款，原审被告贝类养殖场未上诉，属该养殖场对自己民事权益和诉讼权利的处置，对此，本院不予纠正。（2011）开刑初字第12、15号刑事判决已认定案涉款项是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在原审第三人刘庆连的组织下吸收。从案涉协议书载明的款项用途、上诉人姚忠华庭审陈述，结合原审第三人刘庆连在公安机关所做陈述，姚忠华交付款项的目的是出于对规模性贝类底播养殖开发项目的信任，而该项目系依托于海洋村集体经济。庄河市委办出具的说明亦有“刘庆连及养殖场所有吸收投资款项主要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表述，而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亦曾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表示有能力清偿。由此可知，案涉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为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原审第三人刘庆连系以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负责人的身份与上诉人姚忠华签订案涉协议书并收款。故案涉款项应由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承担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2011）开刑初字第12、15号刑事判决虽已认定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在原审第三人刘庆连的组织下非法吸收上诉人姚忠华等人的存款，但并未认定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因此行为而构成单位犯罪，则案涉协议书应为有效。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向上诉人姚忠华偿还案涉款项，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对于上诉人姚忠华已支付2,500,000元本金，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应全额返还。关于上诉人姚忠华在本案中诉请的利息一节，因案涉协议书约定的100%的投资收益率已超过现行法律法规保护的上限。虽然上诉人姚忠华在本案中主张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支付利息，但如按此标准从投资之日起计算至今，利息数额亦为本金数额的倍数。而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原审被告贝类养殖场、刘庆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自2010年后长期处于刑事程序及当地行政机关协调处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并不具有长期拖欠投资本金的主观恶意。据此，本院认定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应自上诉人姚忠华以诉讼方式向被上诉人海洋居委会主张权利之日即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2017年8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综上所述，姚忠华上诉请求部分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3民初6214号民事判决；二、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居民委员会、庄河市海洋贝类养殖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姚忠华人民币2,500,000元；三、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姚忠华利息（以2,5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姚忠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姚忠华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姚忠华已预交），均由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居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虹审判员 盛韵同审判员 何 川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