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4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惠兴，女，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星，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玲，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演照，男，197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原审被告：袁少敏，女，197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原审被告：杨健正，男，1971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卢惠兴因与被上诉人杨演照、原审被告袁少敏、杨健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2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卢惠兴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杨演照对原审被告袁少敏、杨健正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被上诉人杨演照以及原审被告袁少敏、杨健正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诉讼时效抗辩权本质上是义务人的一项民事权利，义务人是否行使，司法不应过多干预，这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根本要求。当事人一方根据实体法上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在诉讼中提起的诉讼时效抗辩是实体权利的抗辩，是需由当事人主张的抗辩，当事人是否主张，属于其自由处分的范畴，司法也不应过多干涉，这是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应有之意。因此，遵循上述意思自治原则和处分原则，在义务人不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不应主动援引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该规定也与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相适应。诉讼时效抗辩权是颠覆性权利，义务人在法院释明后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将会使裁判结果较之其不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情形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将导致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予保护。还应指出的是，在义务人无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意思表示的情形下，如果人民法院主动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则无异于提醒和帮助义务人逃债，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也有违法院居中裁判的中立地位。因此，该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义务人二审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不予支持。司法解释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使阶段进行了限制，原则上，义务人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应当在一审中提出，二审提出的，不予支持。因此，在原审被告袁少敏、杨健正没有对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提出抗辩的情况下，法院是不能主动审查并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而判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查明事实真相，支持上诉人卢惠兴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卢惠兴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杨演照、原审被告袁少敏、杨健正均未到庭，亦无提交书面意见。卢惠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杨演照、袁少敏、杨健正偿还卢惠兴2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3年8月27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日止）；2.请求判令杨演照、袁少敏、杨健正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暂合计248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少敏与杨健正是夫妻关系。2012年8月27日，袁少敏、杨健正两夫妻因家庭资金周转向卢惠兴借取20万元，为此，卢惠兴于2012年8月27日从广东农村商业银行取款190812.5元，加上自有的部分现金。卢惠兴当天向袁少敏、杨健正支付20万元，袁少敏、杨健正即向卢惠兴出具《借据》一张，内容为：“今借到卢惠兴人民币20万元（贰拾万元正）。1）、借款期：2012年8月27日；2）、归还期：2013年8月27日（贰拾万元正）；3）利息：每月陆仟元正。借款人签名：袁少敏、杨健正，担保人签名：杨演照，身份证号码：”。2013年8月28日袁少敏为确认上述借款20万元，故又向卢惠兴出具了《借据》一份，内容为：“今借卢惠兴人民币20万元正，借款期为一年（从2013年8月28日至2014年8月28日止）每月利息人民币6000元正。”2017年6月4日袁少敏（甲方）与卢惠兴（乙方）就上述同一借款20万元，双方再次签订了《借钱合同》，合同约定：第一条主要借钱内容：“甲方共借钱金额人民币（大写）贰拾万整（小写200000元），该钱以现金给予甲方。借钱利率：以银行同期利率四倍计算。借钱期限：自2017年6月4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第二条：还钱日期和方式：借钱利息按月息支付，借钱本金于年月日前一次还清。逾期还钱以上述利率基础上浮10%计算罚息。”卢惠兴陈述袁少敏于2013年6月11日偿还卢惠兴5000元，2013年11月24日偿还卢惠兴6000元，2013年12月24日偿还卢惠兴6000元，2014年1月24日偿还卢惠兴6000元，2014年4月1日偿还卢惠兴6000元，共计5个月利息。袁少敏、杨健正对卢惠兴现金交付没有异议，但是对交付金额有异议，认为交付金额是194000元，因为扣除了一个月利息6000元。袁少敏、杨健正还认为除了上述转账还款外，还有现金交付偿还卢惠兴利息，除卢惠兴陈述的以外，袁少敏、杨健正还在2015年2月存入卢惠兴的账户55000元，2017年6月4日之前的利息袁少敏、杨健正已经付清，结清后双方在2017年6月4日重新结算。卢惠兴的证据有：1、《2012年8月27日借据》以及《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2、《2013年8月28日借据》；3、《2017年6月4日借款合同》；4、《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5、《婚姻登记档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卢惠兴主张袁少敏、杨健正欠其借款200000元，对此，卢惠兴提供了《2012年8月27日借据》、《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2013年8月28日借据》、《2017年6月4日借款合同》佐证，上述证据已证明双方已形成了借贷合意。对于借款交付的问题，卢惠兴认为现金交付了袁少敏借款20万元，袁少敏、杨健正抗辩认为卢惠兴当时只交付了194000元，扣除了一个月利息6000元，但未能提供证据佐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袁少敏、杨健正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双方证据的证明力对比，卢惠兴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袁少敏、杨健正的证明力，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卢惠兴交付袁少敏、杨健正借款本金20万元。关于借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双方的约定，对袁少敏、杨健正已支付卢惠兴的利息可以按月利率3%计算，对未支付的借款利息，应按月利率2%支付。卢惠兴认为袁少敏、杨健正只于2013年6月11日偿还利息5000元，2013年11月24日偿还利息6000元，2013年12月24日偿还利息6000元，2014年1月24日偿还利息6000元，2014年4月1日偿还利息6000元，并主张借款利息应以2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3年8月27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日止。袁少敏、杨健正认为2017年6月4日前的借款利息已全部清偿，故利息应从2017年6月4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借款20万元的借期及利息计算进行三次约定，应视为双方对借款本金及利息计算标准进行重新变更，最后双方在2017年6月4日签订《借钱合同》，确定借款利率以银行同期利率四倍计算，借钱期限为2017年6月4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该约定已重新确定了借款利息从2017年6月4日起计算，且卢惠兴在诉讼中陈述鉴于袁少敏、杨健正负债累累，便免除了之前的利息。综上，双方已确定了借款利息应从2017年6月4日计算。对于利息标准，从2017年6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对于袁少敏在2017年6月4日前已支付的款项应视为对该日前的利息支付，一审法院不再作处理。杨健正与袁少敏为夫妻关系，且杨健正是共同借款人，虽然杨健正在借钱合同中未签名，但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杨健正亦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对于杨演照的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杨演照于2012年8月27日为袁少敏、杨演照向卢惠兴借款20万元作出连带责任担保，借款期限为一年，故卢惠兴应在借款期限届满后半年内即于2014年2月27日前要求杨演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卢惠兴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该期限内向其主张清偿，故卢惠兴请求杨演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演照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并违反了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袁少敏、杨健正向卢惠兴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付清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二、驳回卢惠兴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20元，由袁少敏、杨健正负担。二审期间，各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为被上诉人杨演照是否应当就原审被告袁少敏、杨健正所负债务向上诉人卢惠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首先，一审判决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因上诉人卢惠兴未举证证实其曾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被上诉人杨演照承担保证责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不支持上诉人卢惠兴要求被上诉人杨演照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即驳回上诉人卢惠兴此项诉讼请求的原因并非是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但上诉人卢惠兴上诉认为一审判决是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而驳回其相关诉讼请求，该上诉理由完全出于假想，对此本院无法予以支持。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再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之规定，可以得出，保证期间具有不变期间、经过后实体权利消灭等特点，因此从法律性质上而言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因为除斥期间届满之后实体权利消灭，所以法院必须对保证期间主动审查，以查明当事人实体权利是否仍存在，故一审法院对保证期间进行主动审查的处理无误；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本案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因为上诉人卢惠兴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于该期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所以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卢惠兴提起诉时本案保证期间已经届满的事实认定正确。在确认本案保证期间已经届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卢惠兴针对保证人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卢惠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20元，由上诉人卢惠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汪 婷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