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17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肇源县万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肇源县城北街（人民广场东侧）。法定代表人：于长江，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红亮，黑龙江智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青国，男，197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个体，住黑龙江省肇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梅，黑龙江德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丹，黑龙江德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肇源县万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青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2民初9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财产。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刘青国并非肇源县轻工市场及老新新饭店的所有权人，其无权与上诉人签订案涉拆迁合同。老新新饭店系案外人包凤林所有，万家公司与包凤林签订有拆迁合同，刘青国无权代表包凤林处分其不动产。刘青国辩称，一、上诉人利用案外人权利为理由否认诉争合同效力，其上诉请求不真实。1、刘青国是2012年购买的轻工市场，当时他是以龙祥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义要开发，为了尽快开发三通一平，其在2012年先期购买了轻工市场，2013年4月10日政府出会议纪要之后，于2013年5月购买了新新饭店。2、上诉人所主张的新新饭店是肇源县经贸委下属集体企业，所在位置在其当初要开发的区域范围，通过其手中持有的合同原件、原新新饭店职工签字的领款手续原件、《原新新饭店职工会议记录》原件、在公安机关的提取现金的来源证据均可以证明，其出资购买了新新饭店。因其当时正是要开发该区域，不可能自己付款替案外人包凤林购买开发区域的房屋。3、本案中一审法院之所以看到庭审证据中有涉及包凤林的签字手续，没有追加包凤林为第三人，包凤林也知道上诉人与刘青国正在诉讼，他本人不申请第三人身份加入诉讼，是因为包凤林针对新新饭店的权利主张已经被肇源县人民法院、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了。所以，上诉人在本案中还要借助包凤林的名义继续纠缠上诉，实属无理上诉，拖延时间更多出售诉争合同涉及的房屋。二、被拆迁人行使拆迁安置优先权应满足的条件全都具备，因此诉请迁优先权合同有效性得到一审法院支持是正确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7号解释”以及对支持“拆迁安置优先权”的司法实践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被上诉人认为被拆迁人主张“拆迁安置优先权”满足以下条件即可享有。1、被拆迁人与拆迁人签订了合法有效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拆迁人主张拆迁安置优先权的必备前提条件。本案中上诉人是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签署主体，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均应是适格的主体，同时，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不应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2、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安置房的具体位置、用途，被拆迁人的安置房得到了明确的锁定。“最高人民法院7号解释”明确要求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的房屋需要“位置、用途特定”。因此上诉人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已明确约定清楚被拆迁人应获得安置房的楼号、单元号、层号和商铺号，被上诉人的安置房已经能够得到明确的锁定，应确认无疑地用作被拆迁人的安置。3、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署于安置房尚未设定他权、尚未出售给第三人或被查封、抵押之前。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早于安置房出卖于第三人之前及安置房被设定他权之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现在的房屋还没有房屋预售许可证，因此不存在合法出售情形，即使私下出售，也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条款，不得对抗回迁优先权人。三、一审法院认定诉争合同有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2012年开始就已经取得了4082.6平方米房屋的合法物权，上诉人在刘青国取得该物权以后开始的动迁，取得土地使用权。因此，2014年9月2日上诉人签订的还建回迁协议期间还不涉及新建房屋商铺设定他权，因此合法有效。2016年6月18日，双方在销控图上进行了具体楼层、具体位置的签字确认，符合法律规定，符合回迁优先权的行使条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后期虽然签订了其他的协议，但是最终因为上诉人方的融资混乱频频发生，导致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存在被侵害的风险。因此，在2018年10月26日，在上诉人单位尚未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前，上诉人再次与被上诉人协商，恢复履行还建回迁协议。这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属于合法有效的约定。四、上诉人单位的赵文阁在与被上诉人协商期间是该公司的股东、出资人、法定代表人，因此，他的确认行为合法有效，具有代表公司形式权力的合法性。王玉双代表上诉人单位与被上诉人签订还建回迁协议期间，系该公司的51%控股股东，持有公司公章，其在2016年以前一直行使公司的开发业务和对外签署合同业务，使用公司印章的行为完全可以认定是公司法人的授权行为。因此，王玉双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还建回迁协议合法有效。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双方还建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刘青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2014年9月2日签订的《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2016年6月18日签订的《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补充条款》有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23日原告刘青国与大庆市新恒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轻工市场转让合同》，原告支付对价后取得肇源县轻工市场所有权和使用权，并持有该市场《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国用（2002）字第00015号。2013年案外人包凤林和万家公司与肇源县原新新饭店职工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书》，支付每名职工5万元房款后取得原新新饭店房产。2002年1月14日案外人王江永与肇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签订《产权转让协议》，取得轻工市场院内三间平房所有权。原告刘青国持有上述财产的转让合同及相应手续，于2014年9月2日与被告万家房地产公司签订《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约定：甲方（万家房地产公司）将上述三处房产总面积4082.6平方米按照1:1.5倍还建比例回迁给乙方（刘青国），乙方同意回迁并享有优先回迁权。甲方建成天和购物中心后，实际应回迁的使用面积6123.9平方米，位置为该购物中心一至三楼。具体位置待项目的图纸出具审核后确认，参照销控图确认的位置为准。回迁时间不得超过开工后18个月。2016年6月18日原、被告又签订《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补充条款》，明确上述回迁房产具体位置和面积。两份协议刘青国签字，万家房地产公司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于长江名章，万家房地产公司委托代理人王玉双签字。2016年6月18日原、被告在销控图和回迁位置面积表上确认具体位置，共计确认面积4521.742平方米。2018年10月26日原告与被告万家房地产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赵文阁签订《确认书》，确认上述回迁协议和补充协议为唯一有效协议。赵文阁在协议复印件中签名。据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回迁协议”和“回迁补充协议”有效。被告抗辩原、被告系合作开发建设肇源县天和购物中心项目，被告万家公司仅同意对原告刘青国给予合作补偿，不存在回迁安置的问题，2017年10月31日原告刘青国退出合作开发时，双方确认《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补偿条款》均告作废。原告串通赵文阁利用其担任被告万家房地产公司法人的职务条件，对已作废的“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及其“补充条款”进行了非法确认，并非被告万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另查明，2014年9月6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组成合伙性质、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经济联合组织即“天河购物中心”；甲方（刘青国）负责土地挂牌前的“三通一平”具体工作，乙方（万家公司）负责合作项目的前期办理手续所缴纳的各项规费及土地出让金、建设投资，待合作项目出售收取房款后的再投资行为属于双方共同投资行为；项目建成后优先履行甲方与乙方的回迁协议及乙方与第三方的回迁协议…。之后，被告万家房地产公司办理开发建设审批手续，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但原告称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2016年8月20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万家公司就刘青国前期拆迁补偿事宜约定：乙方（刘青国）对轻工市场等支付拆迁补偿款和相应费用支出合计3,500万元,甲方，万家房地产公司）应在本协议签订前给付。…甲方同意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甲方为偿还乙方本协议第一条确定相应补偿款和相关费用，决定用拟开发建设肇源县天和购物中心项目一、二、三层房屋抵偿，具体面积2000平方米。房屋区位由双方共同在规划图纸确认；在本协议签订前甲乙双方所签订的与本协议内容不一致之协议，均以本协议确定之内容为准。2017年8月30日原、被告签订《房屋还建补充合同书》，其中第二项约定：乙方（刘青国）现有4082.6平方米房产按1:1.2还建比例偿还给乙方；三、甲方（万家房地产公司）实际应还给乙方天和购物中心一楼使用面积4899.12平方米，乙方与原合伙人及刘青国前期项目工作相关事宜而引发纠纷和诉讼，如发生由乙方承担民事责任和相应给付或赔偿情形，应由甲方全部承接和承担。基于以上原因乙方放弃部分还建面积作为给甲方处理一切因乙方引起的产权及债权债务的赔偿。第十条约定：补充合同书与原合同书具备同等法律效力。2017年9月16日原、被告与股东王玉双签订《协议书》，明确股东王玉双已退出“案涉项目”的合作开发，王玉双与原、被告共同债务，由原、被告承接。2017年10月31日原告与被告万家公司法定代表人于长江签署《文件交接书》，约定除了于长江提交的《房屋还建补充合同书》1份、《交接书》1份、《协议书》2份，刘青国提交的《合作开发协议》1份及《回迁协议》外，其余涉及刘青国、于长江、王玉双签署的所有文件均作废无效。赵文阁作为见证人签字。2018年7月27日赵文阁与于长江签订《股份转让补充协议》，赵文阁在担任法人期间除与齐玉春等人签订的协议及欠款以外，无其他任何文件签署，如有其他签署文件由赵文阁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原告认为，2018年10月26日原、被告对上述证据确认不予履行，协议已经无效。另查明，2009年12月3日被告万家公司正式设立，法定代表人闵太宾（执行董事兼经理），监事肖云艳，注册资本1,000万元，二人各持50%股份。2013年11月22日闵太宾、肖云艳将万家公司资质及股权有偿整体转让李小龙、郑荣光，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小龙并持有公司股份60%。2014年4月25日李小龙、郑荣光将万家公司资质及股权有偿整体转让于长江，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于长江并持股40%，股东王玉双（监事）、钟云海、于占忠。2017年11月6日被告万家公司股东由于长江、王玉双、钟云海、于占忠变更为于长江、王玉双。2017年11月7日被告万家公司法人由于长江变更为赵文阁，监事李云龙，赵文阁持股100%。2018年12月24日被告万家公司股东变更为赵文阁、于长江，赵文阁持股49%，于长江持股51%。2019年1月3日万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于长江，持股51%，股东为于海邱，持股49%。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规定，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规定，本案中，被告万家房地产公司与原告刘青国签订《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和《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补充条款》后，已占用原告房产及土地使用面积建设肇源县天和购物中心，说明合同的权利义务已部分履行，该两份合同的签订应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协商一致的结果。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又陆续签订多份协议，对原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双方从合作开发协议到约定被告万家房地产公司给付刘青国前期拆迁补偿费用3,500万元及万家房地产公司按1:1.2还建比例给付刘青国天和购物中心一楼使用面积4899.12平方米，变更后的合同系基于“回迁协议”和“补充协议”产生。合同的变更前提和基础是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合同，应依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合同变更是对合同内容的调整，但并未消灭原合同。故原告刘青国主张的合同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由于原、被告存在多份协议，2017年10月31日原告与被告万家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于长江在《文件交接书》中，对提交的协议并未注明具体时间，无法排除作废文件，对于被告万家房地产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赵文阁任职期间是否存在虚假融资，系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被告抗辩理由本院不予确认。判决：原告刘青国与被告肇源县万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2日签订的《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2016年6月18日签订的《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补充条款》有效。本院二审过程中，上诉人举示以下证据：证据一、2013年5月31日包凤林与新新饭店（案涉拆迁合同中的新新饭店）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2013年新新饭店股东会议记录、2020年4月21日包凤林与万家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及回迁附图、（2015）源民初字第854号民事判决书、（2016）黑06民终17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案涉合同中涉及的新新饭店系包凤林向新新饭店所有股东购买，经两份判决书论证确系包凤林购买，但由于当时诉讼时新新饭店已经灭失，人民法院没有支持包凤林的确权请求。万家公司认定新新饭店系包凤林所有，被拆迁的权利应该归于包凤林，所以与包凤林签订了拆迁协议。案涉合同涉及新新饭店的拆迁权不属于刘青国，并且包凤林也没有委托刘青国就新新饭店与万家公司签订拆迁协议。被上诉人质证称，2013年5月31日包凤林与新新饭店签订的买卖协议和2013年新新饭店股东会议记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因为两份协议的真实原件在刘青国手中，而包凤林提供的该协议是包凤林在刘青国向公安机关提交原件以后，包凤林复印后另外打印的，花钱找新新饭店股东后补的手印，同时将合同内容添加了一句“同时甲方与乙方先前所签署所有协议均作废，以此协议为准”。因此，包凤林通过花钱欺骗的手段骗取合同相对方签字，损害刘青国的经济利益。他之所以写上5月31日是为了否定刘青国手2013年5月份的协议，因为包凤林在公安机关得知刘青国主张是2013年5月份签订的协议。如果按照包凤林主张是1月份签订协议，完全可以写上1月份的日期，如果写上月份和日期，就无法否定刘青国手中的合同，这是典型的花钱炮制证据的手段。2020年4月21日，万家公司与包凤林的拆迁补偿协议与回迁图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对证明问题均有异议。刘青国与包凤林之间是权属之争，他们两人之间对案涉合同不存在效力之争。在万家公司与刘青国签订合同以后，万家公司既没有申请解除合同，也没申请确认合同无效，万家公司对新新饭店拆迁补偿是法定义务。因此，万家公司与刘青国签订回迁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新新饭店的回迁补偿归属不影响本案中的回迁合同的效力。另外可以看出，回迁协议原本就是在房地产开发建设初期进行的，如果包凤林是权利人，应该在万家公司开发前就会有协议，包凤林与万家公司在房子建设封顶以后，在刘青国与万家诉讼期间即2020年4月份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明显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炮制证据的行为。关于回签图纸，根据核对可以看出，与刘青国提交的面积不重合，刘青国提供的图纸面积原本就不够。因此，万家公司如果确认该位置依然是履行回迁面积，刘青国接受补充的面积。对（2015）源民初自第854号判决、2016黑06民终170号民事判决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不能作为万家公司抗辩的佐证，尤其是该判决并没有发现包凤林篡改合同内容事宜，所以法院认为合同没有出入，所以没有进行效力评判。事实上协议内容是不一样，另外该判决与本案中确认的合同无关联性。因为刘青国与包凤林之间是权属之争，他们两人之间对案涉合同不存在效力之争，在开发公司与刘青国签订合同以后，既没有申请解除，也没申请确认无效，开发公司对新新饭店拆迁补偿是法定义务，因此，开发公司与刘青国签订回迁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新新饭店的回迁补偿归属不影响本案中的回迁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新新饭店权属问题不影响案涉合同效力的认定，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二、2020年9月8日上诉人与大庆市新恒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案涉轻工市场拆迁抵顶协议书、刘青国在上诉人处经手的轻工市场购买款凭证4张、2012年5月23日刘青国与大庆市新恒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案涉轻工市场转让合同补充协议，证明刘青国与新恒基公司签订案涉轻工市场转让协议后付款给新恒基公司1,000万元，余下1,000万元应该支付给新恒基公司现金400万元和拆迁重建后价值600万元的商铺。当时刘青国是以开发企业的法律地位与新恒基公司达成的该补充协议，后由于刘青国没有能力履行与新恒基公司的转让协议，由万家公司继续履行该转让协议，分四次给付新恒基公司现金和实物合计544万元及回迁价值356万元的商铺。综合该组证据，案涉拆迁合同刘青国实际只享有50%的权利，其中应该包括包凤林应该享有的权利，所以案涉拆迁协议应无效。被上诉人质证称，1、2020年9月8日新恒基公司与万家公司签订的抵顶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轻工市场是刘青国购买的是不争的事实。刘青国与新恒基是债权债务关系，刘青国与万家公司是合同关系，万家公司无权将合同权益未经权益人允许擅自向合同权利人的债务人代为行使，因此，上诉人与张宝顺签订抵偿协议，与本案合同诉请确认效力没有关系。2、对轻工市场购买凭证4张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被上诉人因为购买轻工市场欠新恒基公司交付1,000万元，后再次缴纳75万元加上刘青国抵给新恒基公司两套商服和、两套住宅，合计2,425,746元，此款是刘青国用亲属名下房屋置换抵偿，并不是万家公司支付的实物，面积600平方米也是刘青国转付，因为这期间刘青国准备以龙翔公司名义进行开发。因此，刘青国支付新恒基公司欠款和面积是刘青国的义务，不是万家公司房代为偿还的义务。刘青国与万家公司之间是拆迁与回迁的合同关系，所以才签订的回迁还建合同。至于刘青国与万家公司之间合作后退出，涉及的与开发有关的债务，万家公司进行接管的范围并不包括新恒基公司的债务。万家公司无权调整刘青国与新恒基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以及代为履行的义务。该组证据不能否认案涉合同的效力，不能改变万家公司应履行的还建面积的义务。本院将综合全案对证据进行认定。证据三、2015年7月2日万家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源县支行签订的房屋还建协议，证明结合一审时上诉人出示的双方之间的合伙协议，在签订案涉拆迁合同时，刘青国系万家公司的员工，专门负责案涉拆迁项目的拆迁合同洽谈及签订。刘青国在与万家公司员工王玉双签订案涉拆迁合同时于长江不知情，刘青国起诉时于长江才知道有这份拆迁合同。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合同没有任何关系。刘青国与万家公司存在两个关系，一是拆迁与被拆迁关系，二是合作关系。刘青国在2012年期间是借助龙翔公司资质要进行房地产开发，所以提前买下了部分房屋，后期与万家公司合作开发，刘青国和万家公司的股东王玉双均是开发商，但是合作期间发现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长江自有资金严重不足，四处拖欠高利贷。他是法定代表人，签字欠款刘青国不可控，因此刘青国终止与其公司合作，所以才会出现刘青国代表万家公司对外签字事宜。终止合作后，与开发有关的债欠债务由万家公司接管，但是案涉合同中的房屋与合作内容无关，存属于拆迁还建范围。因此该证据系合作开发期间的事情，与案涉合同也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四、（2020）黑0622民初2408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证明案涉新新饭店存在权属争议，854号判决书和1710号判决书中，包凤林、刘青国双方均要求确认新新饭店权属归各自，没有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理由为新新饭店已经灭失，无法确认权属。另2408号判决书能够证明包凤林依据2020年4月21日与万家公司签订的涉及新新饭店的回迁协议也没有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理由同为新新饭店已经灭失，无法确认权属，基于这三份判决，既然新新饭店权属无法确认，刘青国诉请应适用同样的理由，同样判决。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四的2408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组证据系双方基于回迁合同效力纠纷诉讼期间上诉人与包凤林私自签订，为了影响本案诉讼，有意利用法院的诉讼渠道达到双方确认目的。根据判决认定可以看出，双方从签订协议到诉讼均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进行，在此基础上双方还诉讼明显是虚假诉讼，用合法方式掩盖非法的目的，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因为本案在肇源法院一审，一审法院明知该组证据的形成是上诉人有意利用法院。所以该组证据不能作为上诉人的上诉佐证，本案是回迁协议效力确认之诉，并不涉及日后的合同履行问题，案外人与被上诉人有回迁范围、权属利益之争，不影响该案合同确认之诉。因此该组证据不能免除上诉人作为开发企业的回迁义务。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五、有证人包凤林出庭作证。上诉人质证称，证人证言客观真实。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人所述不真实，证人与刘青国之间存在纠纷，因此他作不真实的陈述，对同一事实在不同时间说法不一致。当时的协议是在2013年5月份签署，并没有写日期。但是证人在2015年诉讼之前通过花钱的方式让新新饭店的人员给他补的合同，补合同时间书写他按照2015年5月份填写，时间是真实的。可是他填写完之后发现没有资金来源证实，刘青国恰恰有在银行取钱的资金来源，因此证人提到的1月18日不真实。另外证人在他的确权诉讼中对刘青国出示的包凤林与新新饭店职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协议书原件及职工收款收据真实性有异议，并不是无异议的。刘青国从2012、2013年直到商场开发立项，肇源几乎都知道刘青国是负责人，也是开发商，当时由另外一个开发公司转由万家公司，在此期间刘青国负责地上三通一平，然后由万家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因此为了便于拆迁地上物全由刘青国出资、借资购买，包括证人说的新新饭店。新新饭店是刘青国在银行提取的现金，交由证人和刘青国的司机一起去给职工支付的款项，支付完之后将合同以及收款明细交还到刘青国手中。肇源的立项是在2013年4月10日，政府会议纪要决定的上面有对外公示，政府会议纪要的研究也是因为刘青国向政府提出。因此在2013年5月份与新新饭店职工办理的手续，证人提到的“1月18日”是他5月份补完合同后没有找到资金来源，所以去比照资金来源进行的虚假陈述。证人所述既不是事实也没有法律支撑，证人证言不应该被采纳。本院将综合全案对证人证言进行认定。被上诉人举示以下证据：证据一、公安机关在2015年101号案件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撤销案件决定书以及包凤林向公安机关报案时提交的会议记录房地产买卖协议收据、新新饭店职工的笔录共计52页（证据来源：申请律师调查令之后在肇源县公安局复印），证明：1、包凤林向公安机关提交的买卖协议和新新饭店职工会议记录不是2013年5月签订的协议，内容有添加。在双方854号、1710号判决中均未发现添加的内容，导致双方没有对其效力提出异议。在公安机关卷宗中体现包凤林是两次花钱给新新饭店的职工，其中一次1,000元是为了在他的打印件及复印件上按手印补签字，还有1,000元是公安机关立案后要向职工核实之前，目的是“让我们证实房屋是卖给了他，不能让我们白忙活，每个人给拿1,000元，一共每个人给了2,000元”。根据公安笔录还可以证实员工并不知道购买人是谁，但是知道是开发商购买，都体现的是开发商。本案中包凤林从来就不是开发商，刘青国在购买期间是开发商，在以龙祥公司购买时开发，包凤林补协议的时候自称是开发商，所以职工才给补按手印。该卷宗还可以体现刘青国手里的协议是在签完协议后协议交给了王红叶律师，然后王红叶律师交给了刘青国，并不是包凤林说的交给了王立平。购买款项是包凤林和王雨雷在刘青国办公室取走55万元，王雨雷开车拉着包凤林去的王红叶律师事务所，由包凤林签的字。包凤林在公安机关报案期间对自己的出资情况全是记不清，因此，公安机关的卷宗材料在2015年没有经过诉讼以及委托律师和外界因素的影响，陈述的事实相对真实客观，与本案中上诉人所主张的内容相反。因此，可以证实上诉人上诉请求不应该得到支持。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来源有异议，没有肇源县公安局的红章。该组证据是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形成的询问笔录，那么在呈请撤销案件报告书中，撤案理由是法院854号判决和1710号判决没有确认案涉新新饭店的权属才撤案。该份证据属于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形成的材料是预决事实，不应该作为定案的事实采信。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二、854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证明包凤林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取得了刘青国持有购买新新饭店协议的复印件和股东大会的复印件。同时知晓了相关内容，因此包凤林通过法院确认新新饭店权属，在确认中补充了后期添加的不实内容，在庭审中双方对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后对公安机关的笔录也予采纳，驳回了包凤林的确权诉请。该庭审笔录内容详实，结合公安机关的笔录可以看出包凤林系刘青国购买新新饭店的经手人，并不是产权人。在笔录中还可以看出其中有人还证实在签订买卖协议的时间、过程均与刘青国所述相符。上诉人质证称，对庭审笔录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没有红章，均可以变造。刘青国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证明案涉新新饭店的购买人也是包凤林，而不是刘青国，可以证明新新饭店的权属应当归包凤林。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确认万家公司与刘青国签订的《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及《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补充条款》的效力。《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万家公司与刘青国2014年9月2日签订的《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及2016年6月18日签订的《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补充条款》，系双方自愿签订，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刘青国是否为案涉地块相关拆迁土地或房屋的产权人，并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双方自2014年至2018年期间，反反复复签订一系列关于肇源县天和商场地块拆迁的协议，应视为双方协商一致对合同进行的变更，涉及合同实际履行应根据合同条款的具体变更情况进行判断，但与合同效力没有直接关系。关于2017年10月31日刘青国与万家公司法定代表人于长江签订的交接书。该交接书所列双方提交的文件名称过于笼统，不能确定提交的文件具体是哪些协议，也就无法确定作废无效的文件是哪些协议。并且，2018年10月26日刘青国与万家公司再次签订确认书，确认2014年9月2日的《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及2016年6月18日的《房屋改造还建（回迁）协议补充条款》唯一有效，双方实际以新协议（确认书）对旧协议（交接书）进行了变更，故对于上诉人认为依据交接书而否定两份回迁协议效力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赵文阁签订确认书时系万家公司法定代表人，且确认书加盖有万家公司公章，上诉人主张刘青国与赵文阁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但据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做此认定。且万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赵文阁任职期间是否存在虚假融资，系万家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对上诉人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万家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肇源县万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东辉审判员  毛瑞利审判员  王 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姜海涛书记员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