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602民初11426号原告：绍兴忠兴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袍江工业区越王路与三江路西南角。法定代表人：费小娥。委托诉讼代理人：楼芝华,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珂瑶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袍江荷湖路****1007。法定代表人：胡兰芬。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吉莲，女。原告绍兴忠兴印染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珂瑶纺织品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裘彬彬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并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浙0602民初2253号民事判决。被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2019）浙06民终3393号民事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重新受理此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1月14日、5月20日、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楼芝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吉莲到庭参加第一、第三次开庭。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第二次开庭。诉讼中，被告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受理。后因本院于5月20日开庭审理反诉时，反诉原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当庭作出对反诉按撤诉处理的口头裁定。本案因新冠肺炎疫情于2020年2月4日至3月25日中止审理。本案司法鉴定期间为2020年6月2日至9月27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绍兴忠兴印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染整加工费47742.75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有布料印染加工的业务往来。截止2018年10月，被告拖欠原告47742.75元染整加工费，导致纠纷发生。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遂成讼。被告绍兴珂瑶纺织品有限公司辩称，一、诸刚不是被告的员工，为此被告提交了一份录音光盘，用以证明159××××****系诸刚所有，且根据光盘记载的微信聊天记录，诸刚为原告员工，一直为原告催讨款项。原告提供的这么多码单中只有2018年9月22日8.9公斤，9月26日307.5公斤和325.4公斤、9月28日342公斤是由被告员工金益丰签字，其余被告没有收到。二、被告提交了一份费小娥签字的证明诸刚系原告员工的染整业务确认函，故诸刚签字的码单没有法律效力。三、被告没有收到原告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如果说原告已移交给被告，请提交相应的证据，原告每一次发票的移交都有签字或寄快递。四、被告没有在原告处打过样，不知道500元打样费如何来的。五、关于被告承认的三份码单的金额和原先约定的金额不一致，故发票的单价也不对。人棉弹力汉布是7.5元／公斤，9月25日出库的人棉弹力汉布深绿色和棕色632.9公斤，应该是4746.75元，9月28日麻灰色应该是5元／公斤，共342公斤，计1710元，9月29日任意色彩色，10元／公斤，8.9公斤，计89元，上述一共是6545.75元。原告提供以下证据：1.增值税普通发票3份、发票金额38613.95元的普通发票对应的提货单11份（其中3份是同一批货物回修的提货单）、发票金额为8628.8元的提货单1份，要求证明原告为被告印染加工产生染费47742.45元的事实。被告表示没有收到3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对金益丰签字的三份提货单没有异议，其他提货单的货物被告未收到，其中原告方法定代表人费小娥于9月28日签名的提货单系对9月18日合计为129匹面料的回修，9月11日被告把坯布拉到原告处，9月18日前原告陆陆续续把样品给被告，9月18日早上被告反馈颜色不行，9月19日他们又重新回修，9月20日左右把样品又给被告，但是又不行，被告的跟单陆续和原告进行沟通没有沟通好，9月28日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去沟通，原告说内部要出库再进行回修，后来和费小娥说，她要厂长沈海峰签字，这批布自始至终被告都没有拿到过，出和入都是原告的内部员工诸刚签名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为8628.8元的提货单上的面料被告没有收到过。本院认为，对被告认可的金益丰签名的提货单予以认定，其余提货单均是诸刚单独在提货单位经办人栏签名，对其签收能否代表被告将综合后续证据认证，对3份增值税普通发票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无法认定该3份发票已经交付给被告。2.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8546.25元）1份、提货单2份、付款凭证各3份，要求证明被告此前在原告处加工，已经支付加工费金额是8545.25元，提货单上均由诸刚签字，即被告认可了诸刚代理的行为。被告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没有异议，对2份提货单不予认可，被告将提供其工作人员对同一批货物签收的提货单。本院认为，对被告认可的证据予以认定，提货单将综合后续证据认证。3.委托书1份，要求证明被告委托贺炳辉及诸刚签收货物的事实。被告认为委托书手写内容是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书写，其写完后去财务处盖了章，但是当时只有写了“贺炳辉”，没有写“诸刚”，这两个名字的书写字迹也不一样，而且委托下方注明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并签字，故如果被告委托了诸刚，原告处应该有被告签字的诸刚身份证复印件，原告完全可以提供。本院认为，因被告后对该委托书手写部分是否同一人书写，“诸刚”与其他手写部分是否同一支笔同时形成申请司法鉴定，对该证据将综合鉴定结果等认证。4.增值税发票2份，要求证明当时时间段的加工费行情，印花加工费比较贵的要130元多，染色加工费便宜点只要7元多。被告认为染色加工费一般在10元以内，7元多是合理的，在正常范围内，印花加工费一般在20元以内，除非有特殊处理，诸刚自己报的价格活性印花就是15元，印花加工费20元左右是合理的。本院认为，对于被告无异议的染色加工费发票予以认定，印花加工费发票被告不予认可，亦无法反映是否与原告为被告加工的工艺一致，故对该发票不予认定。被告提供以下证据：5.检测报告、协作单各1份，要求证明原告加工的布匹耐皂洗色牢度质量不符合染整加工单约定的色牢度要求（3.5级）的事实；因原告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被告一直要求原告进行回修，回修好了再提货，检测是被告的跟单金益丰及原告的厂长沈海峰一起去的，是沈海峰付的钱，检测单位也是原告方找的。原告对证据有异议，原告没有委托过，对该检测也不清楚，当时原告电话咨询过该检测公司，该检测公司声称找不到该份报告，不清楚被告的这份报告检测的是什么面料。本院认为，因该报告无法证明系原告委托，且原告不予认可，对该证据不予认定。6.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组、充值记录发票拍照件1份，要求证明诸刚系原告工作人员（图9、15）及染整加工单约定色牢度为3.5级（图4、5）的事实；被告把面料发到原告处，负责被告面料的业务人员是原告方的诸刚，且被告将要求发给他们。原告对微信聊天记录不清楚，这是被告方与诸刚的微信聊天，原告方不知情，诸刚是被告方委托过来的，诸刚的陈述不一定真实，不能代表原告。本院认为，根据充值记录发票可以证明被告提交的微信中的朱缸即为诸刚，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加诸刚微信后，先询问其是否还在原告处做业务，在诸刚微信回复还在原告处做业务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即向诸刚打听在原告处印染的价格及时间，后开始发单，2018年9月19日，被告方工作人员微信联系诸刚表示印染的面料存在质量问题。7.民事判决书4份，要求证明原告对委托的情况已操作过多次的事实，被告方给原告方的委托书，原告私自加上其业务员的名字。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4份判决书是本院作出，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该4份判决书的原告均系本案原告，被告为不同的企业，被告均在案件中抗辩委托书记载的结算人员或其中一位结算人员系原告业务员，并非被告员工，但最终这4个案件均未采信被告的抗辩。8.贺炳辉签字的提货单2份，要求证明证据2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2份提货单是贺炳辉签字的，并不像原告主张的是诸刚签的，诸刚不能代表被告方。原告对证据三性有异议，认为是被告事后补，且贺炳辉是被告方工作人员，他们要什么时候补都可以补，因为提货单是原告提供的，这两份提货单格式和原告提供的格式不一样，最上面单位栏“司”和下面紧接的“量”原告提供的竖向是对齐的，而被告提供的竖向是不对齐的，“量”靠右一点，表格内最下面“合计”两个字，原告提供的两个字之间有空格，而被告提供的两个字之间没有空格，最下面发货单位经办人“吴小琴”和下面的“”原告提供的提货单有距离，而被告提供的没有距离，基本贴在一起，提货单原告是2018年就装订好了，不可能再拆开来作假。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证据1、2中的提货单对比，确实存在原告主张的差异，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9.染整业务确认函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费小娥确认诸刚系原告的员工。原告表示费小娥记不清是否签署了这份确认函，也不需要申请鉴定，即使是其签名，也只是针对原告与案外绍兴帝宛纺织的业务往来，印染布匹的业务员并不与印染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只是他们可以在市场上招揽业务，有时候代表印染企业与定作方洽谈业务，有时候代表定作方与印染企业洽谈业务。本院认为，因原告对费小娥签名未作否认，亦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该确认函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7日。10.录音光盘、摘抄件各1份，要求证明诸刚系原告业务员的事实。原告认为，根据其提供的证据，诸刚是被告方授权委托的经办人，这份录音与本案无关联，因为上面也没有说是原告委托诸刚与被告进行业务接洽，且诸刚也没有说他一定是原告的业务员，只是其他公司人员问了一句，诸刚嗯了一声，再退一步说，如果说诸刚在外面称是原告的业务员，原告也不是以他说的为准，也是要有相应的证据。本院认为，该录音的一方即证据9中案外绍兴帝宛纺织，内容为该公司工作人员电话询问诸刚是否为原告业务员，诸刚肯定回复，然后双方再商谈印染业务，对这些内容予以认定。11.被告申请对证据3中“诸刚”是否系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书写及其与其它手写内容是否系同一支笔一次性形成申请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该所出具一份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委托书上“诸刚”字迹与样本（被告法定代表人王吉莲在鉴定机构书写）倾向认为不是同一人所写，委托书的其它内容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委托书上“诸刚”字迹与委托书上其它内容字迹不是同一支笔一次性书写形成。被告对该鉴定意见书无异议。原告有异议，鉴定报告不具有客观性，带有主观性，现场对王吉莲所写的样本有异议，因为该样本不具有真实客观性，完全可以故意做作，因为一个人的笔迹有好多种，不同的时段笔迹也会不同，原来的授权委托书时间为2018年3月，故原告认为样本必须是王吉莲在2018年3月书写诸刚笔迹的样本，这才具有真实性，因为从鉴定报告中也可以看出王吉莲在样本书写诸刚的签字时带有故意的装饰现象，鉴定报告第二页最后一行中写着：样本系王吉莲书写，个别笔划存在装饰现象…也就是说是故意做作的；其次，从鉴定报告中也可以看出该意见书是凭主观推测的，鉴定报告第三页第四行写着：检材手写字迹书写自然，检材“诸刚”字迹与样本字迹的一般特征相似，据此可以看出是同一人书写，因为不同的时段一个人不可能写出完全一模一样的笔迹，故对鉴定报告最后结论系不是同一人书写有异议，且在鉴定报告第三页最后一行也写着：鉴于现有的样本都是实验样本，且实验样本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最后只是一个倾向性的推测鉴定结论，故原告认为这份鉴定意见书主观意识太强；第三，退一步说，如果真的不是同一人书写，不是同一时间形成，原告认为也不能代表被告没有委托过诸刚，因当时该委托书是王吉莲拿到原告的财务，拿来的时候上面已经填写了现有的全部内容，在王吉莲拿来之前，填写里面的笔迹是否是同一人书写，是否是同一时间形成，原告的财务无法核实，从这份委托书肉眼看很明显就是同一人书写，原告的财务人员无法核实，也不必核实，拿来的时候只要上面有了受托人的名字，下面也加盖了委托人的公章，不管是否系同一人书写或同一时间形成，都是对上面受托人的委托，就像代理案件一样，法院对委托人提交的所有委托书上的签字也不需要核实，只要形式审查，只要确定上面有受托人的名字下面有委托人的公章就可以，如果鉴定结果委托人不是同一人，难道法院对委托就否定了，故原告的财务也无法进行实质的审查，原告鉴定报告带有主观意识，鉴定内容对授权委托书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样本虽然系鉴定机构现场采集，但鉴定机构在明确知晓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现场书写样本有装饰行为的情况下进行鉴定，应已考虑该因素，如果这一因素对鉴定结果有重要影响，鉴定机构亦会说明，而鉴定是否同一支笔一次性形成无需以样本为参照，故在原告明确表示不需要鉴定人员出庭的情况下，对该鉴定结论予以认定；根据该鉴定意见书证据3不能证明诸刚在本案中系受被告授权的人员，结合证据6、10，证据2中的提货单不能证明诸刚系有权代表被告签收面料，同样证据1中诸刚签名的提货单不能证明系有权代表被告签收面料。12.诸刚发给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1页（含表格1份），要求证明印花加工费的价格不是130元。原告认为因无法联系到诸刚，故对真实性难以确定，而且是否断章取义也不清楚；退一步说，即使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诸刚是原告方的员工，里面是诸刚的单方陈述，不具有真实性；其实从2018年10月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看出金额为38619.95元的货物被告已经收到，诸刚把发货清单发给被告，发货时间分别为9月16日、18、20、22、26、28日，并让对方核实；从微信记录可以看出，被告一直委托诸刚经手印染业务。本院认为，该证据被告提供了微信原始记录，对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查明事实如下：案外人诸刚系在做原告印染业务的业务员。2017年10月6日，被告方工作人员微信加诸刚为好友，询问其是否在原告处做业务，诸刚肯定回复后，被告方开始询问加工行情，包括加工时间及价格。2018年3月7日开始，被告方开始联系诸刚在原告处下单印染。2018年9月初开始，被告方又通过诸刚在原告处下单印染。被告在2018年3月3日出具委托书给原告，委托其方人员贺炳辉经办在原告处的印染业务。后被告又授权金益丰签收原告处印染面料。金益丰签收了打印提货日期分别为2018年9月22日、9月26日、9月28日的三张原告印制的提货单，记载品名及成品重量分别为任意彩色8.9千克，深绿325.4千克、棕色363.3千克，麻灰342千克。2018年10月4日，诸刚微信发给被告方一张被告在原告处的对账单，被告方回复需核对一下，该对账单其中记载的2018年9月22日的一笔业务、2018年9月26日的两笔、2018年9月28日的所有业务的色号、重量均与上述金益丰签收的提货单一致，任意彩色8.9千克总价450元，深绿325.4千克总价3150元，棕色363.3千克3150元，麻灰342千克单价5元、总价1710元。2018年10月9日，诸刚再微信联系被告方，被告方于2018年10月16日表示还在国外。2018年11月12日，诸刚又微信联系被告方，被告方回复已重新申请测试了。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现双方争议的是送货数量及价格。原告证明送货数量的为诸刚签名的提货单。但根据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资料、染整业务确认函及被告申请对原告提交的委托书司法鉴定的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诸刚可代表被告签收印染后的面料，故对被告已收到原告印染面料的数量以被告认可的金益丰签收的提货单为准。对于金益丰签收的面料价格，原告提供未能证明被告已签收或认可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对于双方争议较大的印花价格，原告主张为每千克一百多元，其提供其他单位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印证，但原告同样提供2018年上半年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记载的内容也是印花加工费，单价为每千克二十元左右，故原告主张为被告印花的单价不能成立。结合诸刚的身份及其在218年10月4日发送给被告方的印染费对账单，对金益丰签收的面料加工费可参照该对账单价格计算（染费的单价基本与原告主张及被告认可一致），即为846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绍兴珂瑶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告绍兴忠兴印染有限公司加工款846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3月6日起至判决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绍兴忠兴印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4元，由原告绍兴忠兴印染有限公司负担944元，被告绍兴珂瑶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结付清；司法鉴定费4800元，由原、被告各半负担，该款被告绍兴珂瑶纺织品有限公司已预付，由原告绍兴忠兴印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给被告绍兴珂瑶纺织品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盛 跃人民陪审员  徐关泉人民陪审员  傅云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王银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四十三条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