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35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叶青，男，1972年3月12日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传渊，男，1994年3月24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然，男，1971年11月25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系被上诉人叔叔。上诉人余叶青因与被上诉人张传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7民初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叶青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7民初975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张传渊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案件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存在错误。1、上诉人余叶青只与张宗然借过款，从来没有向张宗锋借款，至今都还不认识谁是张宗锋。原审认定上诉人余叶青因采石场经营需资金周转，向张宗锋、张宗然提出借款，双方口头约定利息按月息5分计算。这一认定无证据证明，不符合客观事实。2、原审认定：2015年2月15日、3月13日、5月7日、7月2日，张宗然先后通过银行转账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95000元共计445000元借给被告余叶青......这一事实认定，数额计算有误。事实上，张宗然上述四次转账共计395000元，并非“共计445000元”。另外，张宗然还有一笔出借给我的50000元，加上前面说过的四笔款395000元，共计为445000元。原审将这5万元认定为张宗锋出借给上诉人余叶青，不符合事实，上诉人余叶青从来没有与张宗锋发生借贷关系。因为我至今没有见过张宗锋，不可能与其发生借款之事。3、原审认定：余叶青先后支付张宗然、张宗锋利息10000元、50000元、200000元、30000元、50000元、10000元共计350000元，没有偿还借款本金。这一认定存在错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上诉人余叶青没有向张宗锋借款，不可能向张宗锋还款和支付利息。上诉人余叶青还款转账的账号是张宗然指定的，我只知道按张宗然指定的账号转账还款是向张宗然还款。上诉人余叶青转账还款总数为35万元，只是向张宗然还款，根本没有向张宗锋还款。还款35万元，是归还部分本金及相应付息的总额。但双方对已归还部分本金的具体数额存在争议，产生纠纷，至今尚未解决。原审认定上诉人余叶青还款350000元“没有偿还借款本金”，无证据证明，纯属主观臆断。对此，原告在起诉状中都已承认“被告只归还部分本息”。这足以证明原审法院认定我还款350000元“没有偿还借款本金”，严重失实，应当纠正。恳请上级人民法院明察。4、原审认定：2019年2月23日张宗然与张宗锋的儿子张传渊到采石场要求余叶青偿还借款，经过协商双方达成协议，由余叶青偿还张宗然与张宗锋的借款合计380000元，并由余叶青收回原来向张宗锋、张宗然出具的借条后重新向原告张传渊出具了一张金额为380000元的借条。这一事实认定大部分不符合实际，缺乏证据证明。事实上，上诉人余叶青根本没有向张宗锋借款，不可能“达成协议，由余叶青偿还张宗然与张宗锋的借款合计380000元”。原审认定的“由余叶青偿还张宗然与张宗锋的借款合计380000元”既不符合本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更无证据证明，并且与原审法院所认定的“没有偿还借款本金”自相矛盾。其实，上诉人余叶青没有与任何人达成“由余叶青偿还张宗然与张宗锋的借款合计380000元”的协议。原审法院认定的“达成协议，由余叶青偿还张宗然与张宗锋的借款合计380000元”纯属主观猜测。原审认定的“由余叶青收回原来向张宗锋、张宗然出具的借条后重新向原告张传渊出具了一张金额为380000元的借条。”属于虚构事实。事实上，上诉人余叶青没有向张宗锋出具过借条，不可能向张宗锋收回借条。并且从来没有收回张宗然所持有的五张借条，在2019年2月23日根本没有发生原审所认定的“由余叶青收回原来向张宗锋、张宗然出具的借条”之事。关于“向原告张传渊出具了一张金额为380000元的借条”事实真相为：由于张宗然出借给上诉人余叶青的借款有一部分没有约定利息，有一部分为不合法的高利贷，双方在还款过程中对利息的支付发生意见分歧，导致确认归还本金具体数额的问题产生矛盾，张宗然为了规避法律，于2019年2月23日纠集其侄儿张传渊一起以催收借款为名，到上诉人余叶青所在的采石场闹事，以堵塞采石场的运输道路相胁迫，逼迫上诉人余叶青向原告张传渊出具借款金额为38万元的《借条》。此《借条》中载明：借款人余叶青、出借人张传渊；借款人因江头寨采石场资金周转缺乏，于2019年2月23日向出借人张传渊借款人民币叁拾捌万元整（小写）380000.00元；利息按照不计利息计算；备注：上述江头寨采石场欠张传渊款项，张传渊自行到江头寨采石场购砂石材料抵扣借款，上述借款不计利息，以后余叶青无需用现金方式归还上述款项，碎石、瓜子砂、机砂、毛石按每吨人民币肆拾元计算，面砂按市场价格计算，直至上述借款抵扣为止。借款人“余叶青”（签名）、出借人“张传渊”（签名）；日期：2019年2月23日。上述《借条》中所书写的借款内容是虚假的，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张传渊”实际上根本没有出借38万元人民币给“余叶青”。由于该《借条》虚假，不合法，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双方始终没有实际履行，也无需履行。如今，原告张传渊以这张虚假的《借条》作为主要证据，捏造事实及诉讼理由，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偏听偏信，偏袒原告，以虚假的借款金额为38万元的《借条》作为定案依据，不顾客观事实，枉法裁判，判决我偿还原告张传渊无中生有的借款38万元，令人无法接受。二、原审裁判理由缺乏事实根据，自相矛盾，并且违反法律规定，其裁判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按原审裁判理由认定的涉案38万元“属于债权的转让”处理本案纠纷，则原审遗漏当事人。原审裁判理由认为：本案最初借款人是原告的父亲张宗锋及原告的叔叔张宗然，但经协商张宗锋、张宗然的债权张宗锋、张宗然同意由余叶青偿还给原告张传渊380000元，张宗锋、张宗然与余叶青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该行为属于债权的转让......张宗锋、张宗然借给余叶青的借款共计445000元，虽然双方口头约定年利率为60%，但到目前为止余叶青实际支付利息仅350000元，远远达不到按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数额，因此张宗锋、张宗然同意其债权由余叶青偿还给原告张传渊380000元并由余叶青重新向张传渊出具借条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告张传渊与被告余叶青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上诉人认为，原审上述主要裁判理由存在错误，不能成立。其错误之处如下：1、依原审上述裁判理由认定，上诉人已还款共计35万元不足支付利息，即借款本金完全没有归还。而借款本金为44.5万元，如果转让38万元债权给张传渊，其债权至少应剩余6.5万元借款本金没有转让。原审法院何以认定“张宗锋、张宗然同意由余叶青偿还给原告张传渊380000元，张宗锋、张宗然与余叶青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很明显，原审裁判理由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违反逻辑，不能成立。原审将本案原告所持《借条》中虚假的38万元借款说成是张宗锋、张宗然“债权的转让"，违背本案相关事实及证据，明显错误。此外，原审凭空判定“张宗锋、张宗然同意由余叶青偿还给原告张传渊380000元，张宗锋、张宗然与余叶青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有可能剥夺案外债权人的债权和诉讼权利。原审明显遗漏当事人。2、本案纠纷实际上系我与案外人张宗然之间的借贷纠纷，只有查清原借贷纠纷的是非曲直，才能正确处理本案纠纷。原借贷纠纷的利息问题，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进行处理。而原审裁判理由却要求“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明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当纠正。3、原审对本案纠纷的定性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存在错误。原审已将本案诉讼争议的虚假的38万元借款说成是“债权的转让”，同时又认定“原告张传渊与被告余叶青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明显对本案纠纷定性错乱。如果涉案“38万元”属于债权转让，本案的案由就应当确定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不能按“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处理。本案原、被告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审既已认定本案诉讼争议的38万元为“债权的转让”，又认定原、被告之间的38万元借贷关系成立，前后自相矛盾。因为“债权的转让”与“借贷关系”属于不同性质的两种法律关系，原审判决将“债权的转让”与“借贷关系”混为一谈，然后张冠李戴的引用法律进行调整，明显错误。其后果必然导致对案件的处理不当。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不当。本案相关事实及现有证据证明，原审原、被告之间根本没有依法设立借贷关系，原告的主要证据38万元借款的《借条》是虚假的，不能作为借贷关系的定案依据。原审法院将本案虚假《借条》中38万元借款说成是“债权的转让”，不能成立。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通知上诉人余叶青转让债权的事情，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原审所认定的债权转让，没有依法成立，对上诉人余叶青不发生效力。原审所谓“债权的转让”是假设的，不成事实，本案中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相关债权已合法转让。原告提出的主要证据《借条》是虚假的，原、被告之间根本没有依法成立借贷关系，原告没有出借38万元人民币给上诉人余叶青，上诉人余叶青依法无需向原告偿还所谓借款38万元。原告以虚假的金额为38万元的《借条》作为证据起诉要求我按《借条》所写的金额偿还借款38万元，明显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由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但是，原审法院却以虚假的《借条》为定案依据，援引与本案纠纷不相适用的法律条款判决我“偿还原告张传渊借款380000元”，明显适用法律错误，裁判不公。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所认定的事实大部分属于虚构；原审对本案纠纷的定性错乱，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以涉案38万元“属于债权的转让”为由，支持原告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之诉求，不仅在程序上遗漏当事人，并且在实体处理上严重错误；原审对本案原、被告诉讼争议的38万元借款真假不分，对案件的处理不当，裁判不公。张传渊二审时未作答辩。张传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余叶青偿还原告借款3800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传渊与张宗锋系父子关系，与张宗然系叔侄关系。被告余叶青因采石场经营需资金周转，向张宗锋、张宗然提出借款，双方口头约定利息按月息5分计算。2015年2月15日、3月13日、5月7日、7月2日，张宗然先后通过银行转账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95000元共计445000元借给原审被告余叶青，余叶青向张宗然出具了每张金额为100000元的四张借条，其中2015年7月2日的借款100000元张宗然扣除了当月借款利息5000元。2015年5月20日张宗锋通过银行转账50000元借给原审被告余叶青，余叶青向张宗锋出具了借条。2016年2月3日、9月24日、10月18日、2017年11月30日、2018年3月6日、2019年2月3日，余叶青支付通过银行转账先后支付张宗然、张宗锋利息10000元、50000元、200000元、30000元、50000元、10000元共计350000元，没有偿还借款本金。因余叶青未能按约定偿还张宗锋、张宗然的借款及利息，2019年2月23日张宗然与张宗锋的儿子张传渊到采石场要求余叶青偿还借款，经过协商双方达成协议，由余叶青偿还张宗然与张宗锋的借款合计380000元，并由余叶青收回原来向张宗锋、张宗然出具的借条后重新向原审原告张传渊出具了一张金额为380000元的借条，并在借条约定江石寨采石场欠原告张传渊款项，张传渊自行到采石场购砂石材料抵扣借款。后张传渊到采石场购砂石材料抵扣借款，被告未能按借条约定履行义务，为此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借条、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原、被告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告张传渊是否具有原告（债权人）主体资格？2、原告张传渊与被告余叶青之间380000元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1、原告张传渊是否具有原告（债权人）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案最初借款人是原告的父亲张宗锋及叔叔张宗然，但经协商张宗锋、张宗然的债权张宗锋、张宗然同意由余叶青偿还给原审原告张传渊380000元，张宗锋、张宗然与余叶青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该行为属于债权的转让，原告张传渊作为受让债权的债权人具有原告（债权人）主体资格，被告主张原告不具有原告（债权人）主体资格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原告张传渊与被告余叶青之间380000元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张宗锋、张宗然借给余叶青借款共计445000元，虽然双方口头约定年利率为60%，但到目前为止余叶青实际支付利息仅350000元，远远达不到按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数额，因此张宗锋、张宗然同意其债权由余叶青偿还给原告张传渊380000元并由余叶青重新向张传渊出具借条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告张传渊与被告余叶青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原告要求被告余叶青偿还借款380000元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原审被告余叶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审原告张传渊借款380000元。案件受理费7000元，减半收取3500元，由被告余叶青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余叶青提交的两组证据是：一、江头寨采石场借张宗然个人款项金额和日期明细，并附银行流水；二、江头寨采石场还张宗然个人款项金额和日期明细，并附银行流水。上述两组证据，上诉人拟证明：1.证明余叶青没有跟张传渊借款。2.本案不应该由张传渊来起诉余叶青。3.本案的被告不应该是余叶青，而是江头寨采石场。被上诉人张传渊的诉讼代理人张宗然的质证意见是：第一组证据的借款金额正确，5月20日那项的五万元不是由张宗然借的，是由张宗峰借的（即张传渊的父亲）。第二组证据三性无异议，银行流水的三性无异议。被上诉人张传渊提交了两组证据：一、银行流水帐，拟证明张宗锋工行帐号24×××43,时间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银行流水帐显示余叶青借的钱是跟张宗峰借的；二、存折封页，拟证明：张宗锋工行帐号为24×××43，账户的户名是张宗峰，张宗峰借给余叶青五万元，剩下的钱是张宗然借给余叶青的。余叶青对上述两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余叶青不认识张宗峰，所有借条都是张宗然的名字，所有的借款都是跟张宗然借的。本院结合双方质证意见及查明的事实，对二审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余叶青的两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但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且两组证据的实际内容一审已经查明，不属于新证据，故对余叶青的两组证据不予采信；张传渊的两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能证明张宗峰银行转款5万元给余叶青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账户凭证能够证明上诉人余叶青收到张宗然395000元、张宗锋50000万元并向张宗然、张宗锋及其亲属账户归还借款的事实，上诉人余叶青一审代理人一审庭审中也认可收到张宗然395000元、张宗锋50000万元并分别向张宗然、张宗锋分别出具借条的事实。张宗然、张宗锋与上诉人余叶青是原民间借贷关系的合同相对方。上诉人余叶青主张与张宗锋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与事实不符，也与一审时其代理人陈述相悖。张宗然与张传渊之间系叔侄关系，张宗锋与张传渊之间系父子关系。本案借贷关系发生后，张宗然、张宗锋同意上诉人余叶青尚欠张宗然、张宗锋的债务归于张传渊。上诉人余叶青向张传渊出具借条，确认知道上述债权转让并承诺向张传渊履行上述债务。上诉人余叶青确认该欠条的真实性。上诉人余叶青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欠条为被限制自由或被胁迫情况下所写，上诉人余叶青上诉主张该欠条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据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上诉人余叶青在二审质证过程中及其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认可上述借款存在利息约定，且利率不低于年利率36%。上诉人余叶青借款后归还了部分款项，双方当事人对归还借款本金还是利息没有约定，张宗然、张宗锋、张传渊不认可为归还借款本金，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的抵充顺序，上述给付先抵充利息，后抵充本金。经计算，上诉人余叶青上述给付未超过相应借款本金按36%年利率计算出来的借款利息，上述给付应抵充借款利息。上诉人余叶青主张上述给付抵充本金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余叶青上诉理由不成立，故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上诉人余叶青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邦华审判员  林 青审判员  谢文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王书江书记员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