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05行初15号 原告徐轶名，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上城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徐俊，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倩，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沈半路**鹏龙商务大厦**。 法定代表人朱幼群，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晓敏，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亚西，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浙江元通捷通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浙，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符街道石祥路**v> 法定代表人谢旭辉。 原告徐轶名为与被告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拱墅区市监局）、第三人浙江元通捷通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通公司）工商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于2020年3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补正，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徐俊、王倩，被告拱墅区市监局局长朱幼群及委托代理人张亚西、郑晓敏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元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因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2月24日，拱墅区市监局作出（杭拱）市监祥函告字〔2019〕101号《投诉举报处理告知书》（以下简称《处理告知书》），告知徐轶名其反映的元通公司涉嫌将发生过碰撞事故车当作新车出售一案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调查，因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徐轶名与元通公司车辆买卖纠纷，根据《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中止行政处罚程序，待中止行政处罚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行政处罚程序。 原告诉称，2019年9月11日，原告向第三人元通公司购买一辆进口全新的途锐2.0T越野车，双方于当天签订了一份《车辆购销合同》格式合同，合同约定车价为503000元，原告付清车款后于当天将新车提走。原告于次日至洗车店洗车时，洗车工告知原告涉案车辆有碰撞过的痕迹，原告当即将该情况反馈给第三人。原告应第三人的要求于购车后第三天上午将涉案车辆拉到第三人公司处，第三人公司经核查，该车存在：前保左前处的油漆有问题，前保左前角与左前叶子板有缝，左前保亮条有裂缝，左前大灯后面的角固定的位置有折裂痕迹，雷达处有做油漆痕迹。原告与第三人为欺诈销售问题发生纠纷，于是向被告投诉第三人欺诈销售，要求被告对第三人予以行政处罚。被告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后，以原告已经在杭州市仲裁委员会对第三人提出仲裁申请为由，根据《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认为本案的行政处罚应当等原告在杭州市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束后再立案查处。被告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了《处理告知书》，对第三人的行政处罚作出中止行政处罚程序的决定。原告认为该《处理告知书》存在以下错误：1.适用法律不当。《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是指行政处罚前提必须以另案处理的结果为依据，根据该条款的理解是没有另案处理结果的话，行政处罚将无法继续。而涉案的行政处罚和民事纠纷完全是各自独立的程序，适用的法律也完全不一样。没有哪个法律规定行政处罚需要等待民事纠纷处理结束才能作出。相反的，部分民事纠纷裁决往往要以行政处罚结果作为裁决的依据，被告本末倒置。2.被告曲解法律法规，逃避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履行的法定职责。原告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以及《侵害消费者权益处罚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告应当依法对第三人作出行政处罚，不存在任何中止行政处罚程序的理由。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的关于中止行政处罚的《处理告知书》；2.依法判决责令被告立即查处元通公司欺诈销售的行政处罚；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拱墅区市监局辩称，一、被告已经充分履行了法定职责，程序合法规范。2019年10月22日，被告接到原告举报，称第三人元通公司涉嫌在销售车辆过程中欺诈消费者，要求查处。被告调取查阅了案涉车辆在第三人店内的多处监控录像，询问了第三人公司工作人员，未发现案涉车辆有过碰撞及维修的情况。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被告于10月29日向案涉车辆经销商所在地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函，请求协查案涉车辆在进口、运输等环节是否发生碰撞维修等情形。11月1日，被告向原告书面邮寄《投诉(举报)处理告知函》，告知其暂缓立案的决定，待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回函后再决定是否立案。其后，被告分别于11月1日、11月29日、11月26日向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函协查。12月5日，被告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之规定，决定对第三人进行立案调查，并于次日通过邮寄向原告送达了《投诉举报处理告知书》，告知上述情况。2019年11月2日、2020年1月17日、2019年12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回函，未发现案涉车辆在报关、报检、仓储、运输(至经销商)等环节发生碰撞、维修等情形的证据。因原告就同一事由已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被告于2019年12月24日决定中止行政处罚程序并向原告书面邮寄告知。上述过程中，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到位，程序合法规范，并无不当。二、被告尽到了必要的调查义务，未有充分证据证明第三人存在销售欺诈的违法行为。被告调查过程中，第三人元通公司提供了原告于2019年9月11日签字确认的《商品车验车交接单》，其中第三项车辆验收项目(1)外观及漆面后显示手写“√”，根据文字描述，“√”意为完好无损。该证据与原告的主张相反。在各方对同一问题存在相反表述，且各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被告尽到了必要的调查处理义务，仍没有充分证据以证明第三人存在欺诈销售的违法行为。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之规定，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对第三人欺诈销售进行行政处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告中止案件符合法律规定且属过程行为。因原告已就第三人存在欺诈销售行为向杭州市仲裁委提起仲裁，被告依据《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止行政处罚程序并无不当，且该中止行为尚在案涉行政处罚程序过程当中，不具备最终的法律效力。综上，被告充分履行法定职责，程序合法、并无不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22日，被告接到原告举报，称第三人元通公司涉嫌隐瞒所销售的途锐轿车存在重大瑕疵，将发生过碰撞的事故车当作新车出售，存在欺诈行为，要求被告调查处理。被告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杭拱）市监祥函告字〔2019〕50号《投诉（举报）处理告知函》，告知原告决定暂缓立案。2019年12月5日，被告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决定对第三人进行立案调查，于同日作出（杭拱）市监祥函告字〔2019〕101号《投诉举报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已于2019年12月5日对第三人元通公司立案调查，并于次日通过邮寄向原告送达。在查明原告以第三人为被申请人向杭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第三人退车、返回购车款、赔偿三倍购车款等后，被告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处理告知书》并向原告邮寄送达。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被告根据《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中止行政处罚程序。该行为并非《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所指的“行政处罚或者不予行政处罚、销案、移送等处理决定”，而属于行政处罚程序过程中的程序性行政行为，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没有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需要指出的是，被告在答辩状中关于“没有充分证据以证明第三人存在欺诈销售的违法行为”的表述容易引起原告关于被告已经作出最终处理决定的误解。另外，被告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杭拱）市监祥函告字〔2019〕50号《投诉（举报）处理告知函》；于2019年12月5日、2019年12月24日作出重复文号[均为（杭拱）市监祥函告字〔2019〕101号]的处理告知书，虽内容不同，尚不致混淆，但不便于区分、识别，本院予以指正。综上，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徐轶名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徐轶名。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晟 审 判 员  邓 瑶 人民陪审员  李春燕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代书 记员  钱舒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