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30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中翔龙鸿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华银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082507058H。法定代表人：张石元，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苗俊丽，上海市浩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贝贝，上海市浩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刚，男，197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浩，河南首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银，河南首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国钦，男，1951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上诉人海南中翔龙鸿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中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永刚、原审被告王国钦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9）豫0402民初2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南中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苗俊丽、蔡贝贝，被上诉人李永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浩、杨明银，原审被告王国钦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海南中翔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豫0402民初2705号民事判决；二、将(2019)豫0402民初2705号案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李永刚对海南中翔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庭审时海南中翔公司明确说明原审被告王国钦不是海南中翔公司的员工及股东，海南中翔公司与王国钦互不认识，也没有委托其与被海南中翔公司签订任何合同，王国钦冒用私刻海南中翔公司的印章与他人签订合同的行为与海南中翔公司无关，责任应由王国钦承担。（二）一审法院在未依法对公章真伪进行鉴定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合同合法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海南中翔公司依法向一审法院提出了印章鉴定申请，法院应依法进行鉴定，如鉴定合同所盖印章属于伪造公章，显然该合同属于非法无效合同，应按无效合同处理，由王国钦与李永刚承担法律责任。（三）海南中翔公司对自己的印章始终尽到了妥善保管的义务，公司的印章一直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保管，从未借给他人使用，也从未脱离过法定代表人的监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海南中翔公司对印章保管不善致使王国钦持有印章对外签订合同不符合客观事实。王国钦使用伪造海南中翔公司的公章与李永刚签订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海南中翔公司不应对王国钦的非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二、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一审中，海南中翔公司发现签订合同所盖的印章是伪造的印章，向法庭提出了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未依法进行鉴定，而是直接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严重损害了海南中翔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李永刚对海南中翔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护海南中翔公司的合法权益。李永刚辩称，一、李永刚与海南中翔公司之间是熟识的且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海南中翔公司在上诉状中说：“上诉人与王国钦互不相识，没有委托其与被上诉人签订任何合同，王国钦冒用私刻我公司的印章与他人签订合同的行为与上诉人无关。”是不真实的。本案所涉印章并非王国钦冒名私刻，而是海南中翔公司在漯河承包工程时所刻。李永刚在一审时提供的海南中翔公司于2017年2月27日在工行××黄河路支行开设账户的资料已经证明，该账户是由海南中翔公司董事长张石元亲自办理，王国钦作为海南中翔公司代表在《建设工程施工意向协议书》上签字。而任何一个公司是不会让一个互不相识的人代自己签订合同的。并且，海南中翔公司在该套资料中加盖的合同专用章与李永刚提供的租赁合同上的海南中翔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系同一枚印章。因此，海南中翔公司称其与王国钦互不相识，王国钦的行为与其无关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二、关于印章鉴定的问题。是否进行鉴定是根据案件需要决定的，并非只要一方提出鉴定请求就必须进行鉴定。从海南中翔公司在在漯河开设账户时使用印章的情况来看，显然海南中翔公司的印章不具有唯一性，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之规定，由于海南中翔公司所持有的印章不具有唯一性，且李永刚已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印章即为海南中翔公司在漯河开设账户时使用的印章，王国钦本人亦承认该印章即为海南中翔公司在漯河承包莲花机场工程签订协议时所用的印章，因此，一审法院未予鉴定符合法律规定，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三、王国钦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退一步讲，即使海南中翔公司真的没有授权王国钦代理，但从本案事实上来看，王国钦与李永刚签订合同、支付货款使用的是海南中翔公司在漯河签订合同时使用的同一枚印章，其在案涉明锐花苑工地上使用的巨幅宣传横幅是海南中翔公司的名称，该横幅长期悬挂在明锐花苑项目工地，李永刚有理由相信王国钦就是海南中翔公司的授权代理人，王国钦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根据我国民法相关规定，对于表见代理行为，被代理人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海南中翔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海南中翔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国钦述称，海南中翔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财务章、行政印章及法人张石元的个人印章均是在漯河莲花机场项目合同签订前专门刻制的，并非王国钦伪造。因发包人平顶山市华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房地产公司）没有向王国钦结算并支付工程款，王国钦也未向李永刚支付租赁费。如果华众房地产公司向王国钦结算并支付，王国钦就会向李永刚付款。李永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双方解除租赁合同；2.判令海南中翔公司、王国钦连带支付租赁费993295元，并支付滞纳金212823.8元，赔偿丢失租赁物赔偿款167841元，共计1373959.8元；3、诉讼费由海南中翔公司、王国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1日，王国钦以海南中翔公司明锐花园项目需要租赁建筑物资为由，与李永刚签订《兴华建筑物资租赁合同》，约定：钢管租金0.015元/天/米、扣件租金0.01元/天/个、顶丝租金0.05元/天/个、接管炮头0.02元/天/个;租金未缴足的情况下，租赁费应每月清一次，若不能及时清算，每天增收月租金总额5%的滞纳金；若二个月以上未清租赁费的，出租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收回所租物资并追究承租方的违约责任；折损丢失赔偿办法为钢管丢失每米15元，管扣丢失1个5元，转扣、接扣丢失一个6元，扣件螺丝丢失1个0.5元，顶丝丢失一个20元。后双方陆续签订多份租赁合同，实际租赁建筑物资。2018年10月13日双方结算时，租赁费未付清；后双方又多次结算；截止2020年4月30日，经双方确认，尚欠租金1023759元、租赁物资赔偿款167841元未支付。经李永刚催要未果，引起诉讼。另查明：2017年2月18日，王国钦代表海南中翔公司签署漯河市舞阳县莲花机场施工意向协议书，因该工程迟迟没有开工，王国钦在没有向海南中翔公司告知的情况下，拿着该项目中海南中翔公司的印章到平顶山市××区承建明锐花园项目。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并受法律保护，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对方有权请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并有权主张解除合同。李永刚与王国钦经协商签订建筑物资租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李永刚已按约向王国钦出租了建筑物资，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王国钦未依约履行向李永刚支付租赁费的义务，是引起纠纷的主要原因，且经双方确认，截止2020年4月30日，尚欠租金1023759元、租赁物资赔偿款167841元未支付，故对李永刚要求解除双方租赁合同、王国钦支付租赁费993295元及租赁物赔偿款167841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李永刚要求王国钦支付滞纳金212823.8元，该诉求过高，结合合同条款、欠款总额、违约时间，酌情支持滞纳金8万元，过高部分，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海南中翔公司对项目印章保管不善，致使王国钦持有其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王国钦的行为代表着海南中翔公司，河南中翔公司也应当知道王国钦的代理行为违法，而王国钦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海南中翔公司和王国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故对李永刚要求海南中翔公司连带支付租赁费、滞纳金、租赁物赔偿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王国钦以海南中翔公司名义与李永刚签订的《兴华建筑物资租赁合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王国钦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永刚租赁费993295元、滞纳金80000元、租赁物赔偿款167841元，共计1241136元；三、海南中翔龙鸿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李永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07元，由王国钦、海南中翔龙鸿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4189元，由李永刚负担1518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为进一步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相关证据，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具体如下：一、本院调取了华众房地产公司（现已进入破产程序）与海南中翔公司签订的《明锐花苑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协议》，及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的受托人为“王国钦”的《授权委托书》。二、本院调取了（2019）豫0402民初4662号马续华诉海南中翔公司、王国钦、华众房地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2份（即2019年11月8日庭审笔录和2020年5月9日庭审笔录），以及华众房地产公司管理人于2020年5月19日与王国钦的访谈笔录。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分别对华众房地产公司财务总监董国强及华众房地产公司管理人成员屈秀满进行了调查询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对询问笔录发表了意见。海南中翔公司的质证意见为：一、海南中翔公司从未授权王国钦与华众房地产公司签订《明锐花苑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协议》，对该协议的签订、履行均不知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海南中翔公司已申请对案涉租赁合同中的印章是否真实进行鉴定。海南中翔公司怀疑该协议上的印章也系王国钦伪造，对王国钦的违法行为不予追认，应当由王国钦个人承担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该协议是否履行、如何履行与海南中翔公司无关。李永刚未审核《明锐花苑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协议》的真实性，未核实王国钦的真实身份，也未直接与海南中翔公司联系，仅凭该协议就认为王国钦有权代表海南中翔公司，明显存在严重错误，王国钦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二、《授权委托书》系复印件，不能辨别真伪，但是从《明锐花苑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上王国钦的签字来看，与《授权委托书》中的字迹特别是两处“王国钦”的签名非常相似，这说明该《授权委托书》是王国钦个人书写的，并非海南中翔公司出具，是一份假的授权委托书。海南中翔公司针对庭审笔录和询问笔录的意见为：一、（2019）豫0402民初4662号民事案件2019年11月8日庭审笔录第6页显示，海南中翔公司法人张石元一再强调委托书非海南中翔公司作出，印章非海南中翔公司印章。二、对董国强的身份、职务无法核实，董国强称《明锐花苑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协议》是与海南中翔公司签订的，王国钦是海南中翔公司的代表人，但审判人员问董国强“王国钦是否持有海南中翔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董国强回答“我没有见过，我是负责财务的。”这与董国强之前所述不一致，从这句话可以认定，王国钦并非海南中翔公司的代表人。审判人员问“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董国强又陈述：“去年夏天我们让王国钦退场时，我们给海南中翔公司发过两次函，但海南中翔公司拒收了”，这说明海南中翔公司自始至终没有委托过王国钦处理案涉项目。三、屈秀满的询问笔录显示，海南中翔公司没有进行破产债权申报，进一步说明了海南中翔公司对明锐花苑项目一直持否认态度，没有给予王国钦在该项目的任何授权。四、对王国钦关于其“是海南中翔公司项目负责人，有委托书”的说法不予认可。李永刚的质证意见为：《明锐花苑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协议》和《授权委托书》说明王国钦有代表海南中翔公司签订该协议的权利。该协议加盖有海南中翔公司合同专用章，授权委托书上加盖有海南中翔公司的印章和法人印章，对于李永刚而言，有充分理由相信王国钦具有代表权。李永刚针对庭审笔录和询问笔录的意见为：2020年5月9日庭审笔录能够客观反映董国强的身份确系华众房地产公司员工。2020年5月9日庭审笔录显示，王国钦在庭审中陈述“在平顶山所用的章与在漯河时用的章是一致的，搞平顶山项目时我打电话给海南中翔公司说过这个事情”，海南中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石元在该次庭审中陈述“漯河账户资料上的财务章是本人加盖的”，王国钦陈述“开户资料是海南中翔公司提供的”。董国强的询问笔录、屈秀满的询问笔录及王国钦的访谈笔录能够充分印证王国钦是代表海南中翔公司签订合同，并具体实施平顶山明锐花苑项目的代表人。从海南中翔公司在漯河项目开户的银行资料来看，其印章并不具备唯一性，该账户资料是由海南中翔公司提供的，开立该账户时海南中翔公司的法人张石元和王国钦是同时到场开设的账户，而该账户资料所附的协议中加盖有海南中翔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而该合同专用章与王国钦在平顶山明锐花苑项目所用合同专用章是同一枚印章。所以对于王国钦持有海南中翔公司的印章，海南中翔公司是知情的，海南中翔公司以王国钦持有印章系伪造并申请进行印章真伪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王国钦的质证意见为：《明锐花苑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协议》系王国钦签订，《授权委托书》也确是王国钦填写，在填写该委托书前王国钦征求过张石元的同意，当时印章由郭向阳保管，王国钦从郭向阳处取得印章并签订该协议，签订该协议所用的账户仍然是漯河莲花机场项目开立的账户。海南中翔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财务章、行政印章及张石元的个人印章均是在漯河莲花机场项目合同签订前刻制的，签订该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意向协议书》在前，开立银行账户在后，不签订协议书就无法开立账户。开立账户时，张石元到场，并对上述几枚印章一一进行了确认。如果需对案涉租赁合同上的印章进行鉴定，也应与在漯河莲花机场项目中使用的印章进行比对鉴定。另外，王国钦并未表示过让海南中翔公司替其向李永刚付款。王国钦针对庭审笔录和询问笔录的意见为：均是王国钦真实的意思表示。至于董国强所述其未见过《授权委托书》也是符合事实的，董国强是管财务的，王国钦当时是把《授权委托书》交给了华众房地产公司负责工程的周立育。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为：一、一审未准许海南中翔公司关于印章真伪的鉴定申请是否适当；二、王国钦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海南中翔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针对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理由和陈述意见，结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综合分析评议如下：一、关于一审未准许海南中翔公司关于印章真伪的鉴定申请是否适当的问题。经查明，在马续华诉海南中翔公司、王国钦、华众房地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19）豫0402民初4662号〕2019年11月8日的庭审中，王国钦陈述其在《明锐花苑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协议》及《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是海南中翔公司在漯河莲花机场项目中的使用印章。一审法院调取了海南中翔公司在漯河莲花机场项目的协议及在中国工商银行漯河黄河路支行开立账户的相关材料。在该案2020年5月9日的庭审中，海南中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石元陈述：“在漯河开的账户确实存在，漯河的这个章是为了开漯河机场做的专用章。”张石元也认可其本人办理了在漯河工商银行开户的相关手续。本案中，王国钦称案涉《兴华建筑物资租赁合同》上加盖的海南中翔公司合同专用章也为洽谈漯河莲花机场项目时刻制并使用的印章，王国钦系从郭向阳处取得该印章，海南中翔公司对使用该印章是知晓且同意的。但海南中翔公司上诉主张《兴华建筑物资租赁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系王国钦私自刻制，其在上诉状中称：“上诉人与王国钦互不认识……公司的印章一直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保管，从未借给他人使用，也从未脱离过法定代表人的监管。”但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审判人员问：“你们在漯河的工程开立银行账户，所用的公章和合同专用章，是否原告出示的租赁合同上的章和公章？”海南中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石元回答：“原告合同的公章不是我们的，开户是我公司盖的章，我的漯河开的户用的章是专用章，我在漯河开户用的公章，是另外用的备案章，我公司有两张备案章。”审判人员又问：“漯河的项目中，建筑工程施工意向协议书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是否是你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张石元回答：“不是我们合同专用章，我们没用过。”审判人员又问：“你在漯河使用的公章与原告合同上的章是不是一个章？”张石元回答：“我在漯河开户后我就走了，章都是郭向阳保管的。”由上可见，漯河莲花机场项目中使用的印章并非海南中翔公司的备案印章，海南中翔公司也并非仅有一套备案印章，并且，张石元自认其将漯河莲花机场项目中刻制的合同专用章等印章交由郭向阳保管。张石元虽一直回避直接回答案涉《兴华建筑物资租赁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与漯河莲花机场项目中使用的合同专用章是否系同一枚印章，但其也并未直接予以否认。并且，漯河莲花机场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意向协议书》上加盖的是海南中翔公司合同专用章，并由王国钦在乙方海南中翔公司处签字确认。二审中，海南中翔公司在回答为何由王国钦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的问题时，其回答：“因为王国钦和郭向阳是合作关系”。可见，海南中翔公司所称不认识王国钦并不属实。综合以上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关于“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之规定，本院认为，应推定案涉《兴华建筑物资租赁合同》上加盖的海南中翔公司合同专用章与漯河莲花机场项目中海南中翔公司刻制并使用的合同专用章系同一枚印章，而该印章并非海南中翔公司的备案合同章。因此，在海南中翔公司明确表示漯河莲花机场项目中使用的合同专用章系专门刻制，与其备案章并非同一枚的情况下，再以其备案章为对比依据对案涉《兴华建筑物资租赁合同》加盖的合同专用章进行鉴定，实无必要，一审未准许海南中翔公司关于印章真伪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海南中翔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王国钦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海南中翔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中，王国钦在签订《兴华建筑物资租赁合同》时持有并加盖了海南中翔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案涉明锐花苑工地大门悬挂的招牌也显示系海南中翔公司承建，王国钦也向李永刚出具了加盖有海南中翔公司印章的《明锐花苑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协议》，对于李永刚来说，其并无审核该印章是否为备案印章的义务，李永刚已尽到了签订合同时的注意义务，其有理由相信王国钦的行为代表海南中翔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海南中翔公司应当对王国钦的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退一步说，无论海南中翔公司是否明确授权王国钦借用其资质承建案涉明锐花苑项目，从查明的事实来看，正是由于海南中翔公司将印章交由他人（即郭向阳）保管，才致使王国钦持有其印章对外签订合同，海南中翔公司亦应当承担对印章管理不善的责任。综上，海南中翔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海南中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7元，由海南中翔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国会审判员  李双双审判员  李 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段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