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28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英会，男，1975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山东省高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天伦，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中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高唐县汇鑫街道办事处新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宋来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建国，山东天地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英会因与被上诉人山东中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建工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6民初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董英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1.在无证据证明(2015)济商初字第272号案件所涉2000万元与上诉人存在关联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利息中的569333元为前述信托贷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缺乏事实基础。济南市中级法院所作的(2015)济商初字第272号判决已生效，该判决已确认2000万元的信托贷款委托人为高唐鑫隆纺织有限公司，并非上诉人，并且中信建工公司主张就该笔2000万元信托贷款支付了包含本案案涉利息569333元在内的利息计3425332元也未被采信。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该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2000万元信托贷款与上诉人存在关联的情况下绕开已决事实，直接舍本逐末的认定案涉569333元利息系信托贷款产生的利息，既不符合逻辑，也严重背离了基本事实。 2.涉案的569333元系高唐中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开发公司)支付的向上诉人借入的1940万元本金产生的利息，并不构成不当得利。首先，关于中信开发公司向上诉人借款1940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已经认可，可以予以确认。通过中信开发公司制作的利息支付表(具体见上诉状附件)显示，自2013年11月16日以后，中信开发公司就未再按约定偿付该笔借款中的940万元本金产生的利息。除了支付表显示的2014年1月26日支付的69000元外，中信开发公司分别在2013年11月27日支付289333元、2013年12月24日支付111000元、2014年1月26日支付169000元。截止到2014年的1月26日中信开发公司向上诉人所借入的940万本金按约定应付利息为6912213元，而包含289333元、111000元、169000元在内，实际偿付利息仅为669827元，并未足额偿付。另，中信开发公司向上诉人借入1940万元及清偿部分利息时，多次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宋来忠的账户进行，案涉569333元同样通过前述账户支付。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上述三笔款项共计569333元均系中信开发公司向上诉人借入的940万元借款产生的利息。一审判决通过验算方式推定289333元、111000元、169000元系2000万元信托贷款利息在认定事实上出现了严重错误。其次，因为2014年10月16日中信开发公司是通过抵顶房款而非货币的方式支付的利息，且交易房产均为期房，所以尽管存在实付利息超出应付的情况，也与该公司需要借款经营的现状并不相悖。一审判决认为该种情形与常理不符，并认定利息569333元为支付的2000万元信托贷款利息明显错误。 3.上诉人和中信开发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达成《证明》对已付利息进行均摊，均摊后包含本案案涉569333元利息在内利率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首先，因中信开发公司并未按合同约定清偿1940万元借款本息，直至2015年6月26日才与上诉人就借款利息的清偿达成《证明》，故应当自借款之日起至《证明》达成之日对利息进行通算，并对中信开发公司支付的全部利息进行均摊。根据津中审联聊分专审字(2019)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的鉴定结论，1940万元借款本金截止到2015年6月26日的约定利息应为19904616元；1940万元借款本金按照年利率36%计算截止到2015年6月26日产生的利息应为18449600元(根据上诉人自行计算，1940万元借款本金按照年利率36%计算截止到2015年6月26日产生的利息应为18680600元)。因此，无论是按照约定利率计算还是按照法律保护的利率计算上限计算，包含案涉569333元利息在内，中信开发公司所支付的利息18458228元(18471228元-50万承兑汇票产生的13000元贴息款)并未超出通过法律保护的利率上限计算得出的利息数额，均为合法利息，应当予以保护。其次，中信开发公司就1940万元借款在2014年10月16日之后再未支付过利息。截止到2015年6月26日，按照约定应付利息已达19904616元(具体见天津中审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聊城分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因此中信开发公司与上诉人通过《证明》的方式达成协议，一致约定将已付的利息共计18458228元均摊为借款之日起至《证明》达成之日止的全部应付利息。从证明内容来看，较之约定利息上诉人已作出巨大让步，如中信开发公司就1940万元借款只支付了上诉人15045896元的利息，均摊后将远远低于约定利率，上诉人也不可能同意均摊，因此根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完全可以认定双方约定均摊的利息数额为18458228元，前述利息中包含了案涉利息569333元，均为合法利息。该事实也充分说明案涉利息569333元并非属于不当得利，被上诉人要求返还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不当得利为没有法律根据所取得的不当利益。案涉569333元系中信开发公司向上诉人支付的1940万元借款所产生的利息，很显然并不属于不当得利，被上诉人要求返还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569333元及利息无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且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三部分规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此之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但一审判决仍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计算利息的标准，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中信建工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 根据一审法庭调查可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董英会之间就济南市借款2000万元存在另行支付利息的事实。被上诉人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提交了补充证据中的证据一、董英会的会计董英达手写件一份；证据二、被上诉人的会计徐慧娟手写件及借款本金2000万元的利息计算明细各一份；证据三、津中审联聊分专审字(2019)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据四、(2018)鲁1526民初70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这四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通过法定代表人宋来忠的账户向上诉人的会计董英达转账三笔即2013年11月27日289333元；2013年12月24日111000元；2014年1月26日169000元。这三笔款合计金额为：569333元。这三笔款就是针对借款2000万元另行支付的利息，与中信开发公司向董英会借款1940万元支付利息没有关系。具体理由如下： 1.中信开发公司向董英会借款1940万元(包括三笔借款即2012年3月2日借款500万元；2012年3月14日借款440万元；2013年6月21日借款1000万元)，中信开发公司被上诉人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中信开发公司向董英会的借款1940万元与被上诉人没有关联性； 2.上诉人提交了中信开发公司针对借款1940万元向董英会偿还的利息明细表，该明细表中没有涉案的款项569333元，因此，上诉人收取涉案款项569333元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 3.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四津中审联聊分专审字(2019)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五条鉴定结论第1、2款能够证明截止2014年10月22日中信房产向董英会通过银行转账和以房地产抵偿利息方式共支付董英会及董英达利息18471228元，而根据双方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2014年10月22日应付利息为14793368元，这两笔款项相差3677860元，该差额款项中就包括被上诉人针对济南市借款2000万元另行支付的利息3425332元(包括涉案不当得利款项569333元)，相差这么大的金额不符合常理，由此可见，被上诉人针对济南市借款2000万元存在另行支付利息的事实； 4.上诉人提交的中信开发公司与董英会于2015年6月26日所签订的一份证明并不能证明(2018)鲁1526民初700号案件中的六套楼房及涉案款项569333元作为借款1940万元的利息进行了均摊，当时出具该份证明的目的就是把中信开发公司与董英会针对借款1940万元约定的月利率32‰高出法律规定的部分合法化而已。因为(2018)鲁1526民初700号案件中的六套楼房及涉案款项569333元都是针对济南市借款2000万元另行支付的利息，与借款1940万元没有关系； 5.上诉人之所以主张涉案款项569333元是针对借款1940万元所支付的利息目的是将针对济南市借款2000万元另行支付的利息与借款1940元的利息合二为一，而事实上被上诉人针对济南市借款2000万元另行支付的利息是单独记账的，虽然在以楼抵利息方面存在混合抵顶的事实，但是改变不了被上诉人针对济南市借款2000万元另行支付利息的事实； 6.被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转账汇款的电子回单都是粘贴于信托贷款合同字样的纸张上面，并且在该纸张上的编号为：SITIC-ZX6-2，与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发放贷款2000万元的《信托贷款合同》的合同编号完全一致，这并非是巧合，而是针对济南市借款2000万元存在另行支付利息的事实； 7.被上诉人通过法定代表人宋来忠的账户向上诉人的会计董英达转账三笔即2013年11月27日289333元；2013年12月24日111000元；2014年1月26日169000元。这三笔款是针对济南市借款2000万元按照月利率1.4%支付的，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针对济南市借款2000万元另行约定的利率，与上诉人所主张的针对借款940万元约定的月利率3.2%支付的利息金额不一致，因此，被上诉人针对济南市借款2000万元存在另行支付利息的事实已经非常明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作出的一审判决应予维持。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由于涉案款项的转账时间为2013年11月份至2014年1月份，对于不当得利的利息计算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中信建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董英会归还不当得利款569333元；2.董英会承担利息损失（自董英会收到不当得利款项的第二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3.董英会承担财产保全费4020元及本案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信开发公司系中信建工公司的子公司，中信建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宋来忠，董英达系董英会的会计。2012年3月2日、2012年3月14日、2013年6月21日，中信开发公司分别向董英会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2012年3月2日至2012年9月2日）、440万元（借款期限2012年3月14日至2012年9月2日）、1000万元（借款期限2013年6月21日至2013年11月21日），共计1940万元，双方约定以上借款均按月利率32‰计算，利息每月支付一次。同时，为了保证上述借款的资金安全，双方还签订了九份《高唐县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合同中的品盛居九套房屋作为抵押。董英会履行了借款的交付义务。中信开发公司以宋来忠、徐惠娟、李君、段英翠的个人银行账户向董英达个人银行账户汇款的方式将借款940万元的利息按月支付至2013年11月2日，最后一次为2013年11月16日支付的2013年10月3日至2013年11月2日的利息。此后又于2014年1月26日支付69000元，于2014年7月11日支付500000元。中信开发公司以宋来忠、段英翠的个人银行账户向董英达个人银行账户汇款的方式将借款1000万元的利息按月支付至2013年12月22日，并于2014年1月26日支付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1月17日的利息262000元（当月应付利息266666元）。 2013年10月21日中信建工公司与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借款金额20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3年10月21日至2014年10月21日，年利率10.8%。合同签订后，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后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工公司及提供担保的中信开发公司、宋来忠、马桂英协商将贷款期限变更为20个月，自2013年10月22日至2015年6月21日。 2013年11月27日、2013年12月24日、2014年1月26日，宋来忠在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分别向董英达汇款289333元、111000元、169000元，合计569333元。 截止2014年10月16日，中信开发公司、中信建工公司通过银行转账（8912270元）、开具承兑汇票（50万元）、以楼顶利息（9058958元）的形式共支付给董英会借款利息18471228元。此后中信开发公司未再支付借款本金1940万元的利息。董英会主张上述款项均为借款本金1940万元的利息。中信建工公司主张18471228元包含借款本金1940万元的利息15045896元、借款本金2000万元的利息3425332元（转账569333元，以楼抵顶利息2855999元）。并主张其以宋来忠个人账户于2013年11月27日转账289333元系支付的借款2000万元自2013年10月22日至2013年11月21日按31天以双方约定的月利率1.4%计算的利息（2000万元×31天×1.4%÷30天）；2013年12月24日转账111000元、2014年1月26日169000元，合计280000元系支付的借款2000万元自2013年11月22日至2013年12月21日按30天以双方约定的月利率1.4%计算的利息（2000万元×30天×1.4%÷30天）。董英会认为该款均系支付借款本金940万元自2013年9月3日止2014年1月26日的利息。 经验算，中信建工公司关于289333元、111000元、169000元是借款本金2000万元利息的主张，在借款本金、起止日期、利率及利息金额方面吻合。 2015年6月26日，中信开发公司、董英会、宋来忠、唐绍营协商一致作出《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董英会借给中信开发公司全部借款1940万元，中信开发公司已支付给董英会的利息，均摊为借款之日起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期间的全部应付利息；止于本证明出具之日中信开发公司不欠董英会利息；双方确认无异议。同日，中信开发公司与董英会签订《委托销售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双方形成由董英会购买之前用于为借款194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的品盛居九套商品房的合意，借款本金1940万元转为购房款。 对于《证明》中“中信开发公司已支付给董英会的利息”、“全部应付利息”以及“均摊”的意思表示，中信建工公司称，当时双方均默认已经支付的利息是15045896元，全部应付利息也是这个数，所以没往上写该数字。“均摊”的意思是因为在2014年10月22日至2015年6月26日之间未支付过利息，用2014年10月22日之前针对借款1940万元支付的利息15045896元均摊至2015年6月26日。董英会称，当时协商的是已支付给董英会的利息是18458228元（18471228元-50万元承兑汇票产生的13000元贴息款），因为双方均认可18458228元，所以就未在证明中标注金额。 关于中信建工公司、中信开发公司与董英会、董英达、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仲裁、诉讼情况： （一）因中信开发公司未履行《高唐县商品房买卖合同》、《委托销售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九套商品房的交付义务，董英会申请聊城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该委作出（2015）聊仲裁字第131号裁决书，裁决中信开发公司履行交付义务等。 （二）因中信建工公司未按约定偿付2000万元借款本息，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将中信建工公司及提供担保的中信开发公司、宋来忠、马桂英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案审理过程中，中信建工公司主张2000万元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是董英会、中信建工公司向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另支付了利息3425332元（含案涉569333元），并提交了向董英会及董英达的支付凭证。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双方借款确系委托贷款，但委托人为高唐鑫隆纺织有限公司，并非董英会，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作出的（2015）济商初字第272号民事判决中对中信建工公司的上述主张未予采信，现该判决已生效。 （三）2016年11月28日宋来忠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董英达归还不当得利款569333元并承担利息损失。法院作出（2016）鲁1526民初28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董英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第三人中信建工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569333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其中289333元自2013年11月2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111000元自2013年12月24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169000元自2014年1月2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宋来忠的诉讼请求。董英达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15民终219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应认定董英达是董英会的会计，其从事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董英会承担；董英达的账户不仅收到过宋来忠账户的案涉款项，还根据董英会的指示从其账户向宋来忠账户转款多次，数额远远超过本案款项；中信建工公司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缴纳案件受理费。据此，本案是董英会和中信建工公司之间因民间借贷产生的纠纷，中信建工公司要求董英会的会计董英达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不应得到支持。判决：一、维持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6）鲁1526民初286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6）鲁1526民初28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驳回中信建工公司的诉讼请求。 （四）中信开发公司将董英会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总价款为3018438元）、董英会退还房屋。一审法院作出（2016）鲁1526民初2868号民事判决，董英会不服，提起上诉。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15民终219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作出（2018）鲁1526民初700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中信开发公司与董英会所签订的六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董英会不服，提起上诉。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5民终1626号民事判决，认为：根据双方的主张，案涉房款均以抵顶债务的形式支付完毕，且中信开发公司已经向董英会出具了收到上述案涉房款的收据、董英会亦向中信建工公司出具了收到利息的收据，据此案涉合同不具备可以解除的法定情形，中信开发公司主张解除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上述案涉房款抵顶的哪笔借款的利息、是否属于多支付的利息，应由借款人中信建工公司另行主张权利。判决：一、撤销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8）鲁1526民初70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中信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在（2018）鲁1526民初70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委托天津中审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案涉利息情况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1.中信开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和以房地产抵利息方式共支付董英达及董英会涉诉利息18471228元；2.本金1940万元按照双方约定利率（月利率32‰）计算至2014年10月22日应付金额为14793368元；3.本金1940万元按照双方约定利率计算至2015年6月26日应付金额为19904616元；4.本金1940万元按年利率36%计算至2014年10月22日应付金额为13696600元；5.本金1940万元按年利率36%计算至2015年6月26日应付金额为18449600元。 还查明，中信建工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董英会的银行存款70万元或查封其名下的房产，中信建工公司为此支出诉前财产保全费4020元。 一审法院认为，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需从当事人是否相同、诉讼标的是否相同及诉讼请求是否相同或相反三个方面进行判断。宋来忠虽曾就本案相同诉讼标的提起过诉讼，但两案主体不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15民终2198号民事判决也未对董英会收受案涉汇款是否有根据进行判断，故中信建工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 通过查明的事实可知，中信开发公司于2013年11月16日支付了940万元借款自2013年10月3日至2013年11月2日的利息，根据双方约定，中信开发公司应于2013年12月份支付该款2013年11月3日至2013年12月2日的利息300800元。宋来忠个人账户在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给董英会的会计董英达汇款289333元、111000元、169000元的日期分别为2013年11月27日、2013年12月24日、2014年1月26日，上述汇款与借款940万元应付利息的金额、时间均不相符，但与中信建工集团主张的借款2000万元在借款本金、起止日期、利率及利息金额方面吻合。且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测算，本金1940万元按照双方约定的月利率32‰计算至2014年10月22日应付金额为14793368元，而中信开发公司、中信建工公司却支付了18471228元，超支3677860元，作为因经营需要借款的中信开发公司超支300多万利息给付出借人，与常理不符，故应认定宋来忠个人账户向董英达汇款569333元的目的为中信建工公司向董英会支付借款2000万元的利息。但支付上述利息未得到借款方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确认，也未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济商初字第272号民事判决采信，已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根据该判决,董英会收受该款没有合法根据，已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中信建工公司要求被告董英会返还569333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得利，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之规定，中信建工公司要求董英会承担利息损失，法院予以支持。中信建工公司要求董英会支付其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所支付的保全费4020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董英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山东中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569333元及利息（289333元自2013年11月28日起、111000元自2013年12月25日起、169000元自2014年1月27日起，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董英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山东中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支出的诉前财产保全费4020元。如果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93元，由董英会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1.涉案2000万元信托贷款与上诉人是否存在关联，569333元是1940万元借款本金产生的利息，还是2000万元信托贷款产生的利息，是否构成不当得利；2.涉案款项如返还，利息如何计算。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截止2014年10月16日，中信开发公司、中信建工公司通过银行转账（8912270元）、开具承兑汇票（50万元）、以楼顶利息（9058958元）的形式共支付给董英会借款利息18471228元。此后中信开发公司未再支付借款本金1940万元的利息。而依据（2018）鲁1526民初700号案件中天津中审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案涉利息情况进行的司法鉴定的结论，本金1940万元按照双方约定利率（月利率32‰）计算至2014年10月22日应付金额为14793368元。因此，至2014年10月，中信开发公司、中信建工公司付董英会利息超出应付利息3677860元。中信开发公司系因经营需要而借款，说明其财政状况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却超付300多万的利息，极不合常理。董英会主张截止到2015年6月26日，包括案涉569333元利息在内的利率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即便计算到2015年6月26日，中信开发公司、中信建工公司支付的包括案涉569333元在内的利息并未超过法律保护的上限，亦不能改变中信开发公司、中信建工公司在自身需借款运营的情况下提前超付大量利息的事实。涉案三笔款项的支付时间与数额，与2000万的借款利息支付时间和数额吻合，而与上诉人主张的640万的借款利息时间和数额不相符。综合考虑以上事实，一审认定宋来忠向董英达转账569333元款项，目的是支付中信建工公司向董英会借款2000万的利息，并无不当。因上述利息未得到借款方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确认，也未被已生效的（2015）济商初字第272号民事判决采信，该款并未作为中信建工公司向董英会借款2000万的利息来计算，董英会没有合法依据收取该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中信建工公司。董英会主张该款项系支付的940万的利息，不应返还中信建工公司，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在借款合同部分规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此之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因此，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计算应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一审未作区分，对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仍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准，表述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在表述上虽存在瑕疵，但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律的情形，董英会主张以此为由撤销一审判决，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董英会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6民初 1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山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6民初 1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董英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山东中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569333元及利息（289333元自2013年11月28日起、111000元自2013年12月25日起、169000元自2014年1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9493元，由上诉人董英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孔繁奎 审判员  孙久强 审判员  郭召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陈守菊 书记员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