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8民终8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中卫，男，196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沙洋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加洪，男，1971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沙洋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强，男，197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荆门市东宝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梅，湖北飞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祖富，男，195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钟祥市郢中镇宫塘村，现住钟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益明，湖北王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中卫、王加洪、陈永强因与被上诉人苏祖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2020）鄂0881民初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6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沈中卫、王加洪、陈永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梅及上诉人沈中卫、陈永强，被上诉人苏祖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益明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11月17日，本院组织双方补充进行了询问，上诉人沈中卫、王加洪、陈永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梅及上诉人沈中卫、陈永强，被上诉人苏祖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益明到庭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中卫、王加洪、陈永强（以下称沈中卫等三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苏祖富返还其45万元款项，并赔偿损失5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苏祖富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采信证据有误。苏祖富一审提交的证据B1,7张开支票据的付款主体均不是沈中卫等三人中任意一人，该证据不能证明是苏祖富为委托事务而开支的费用。其中一部分票据形式不合法，真实性无法核实；一部分票据虽形式合法，但与本案无关，且为苏祖富持有不合理。证据B2均系他人出具的白条，形式不合法，也无其他证据佐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核实。一审完全采信上述证据，不能令人信服。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逻辑自相矛盾。(1)涉案《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费用余额45万元，待金宏达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后，由苏祖富协调金宏达、宏阳公司落实解决补偿费用”，是合同履行中的给付条件，而不是合同生效条件，一审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认定该协议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把合同履行条件和合同生效条件混为一谈，显属错误。(2)一审法院一方面确认涉案《协议书》合法有效，一方面又以所附生效条件未成就而认定该协议未生效，其认定自相矛盾。即使依一审认定涉案协议未生效，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一审法院也应向当事人释明告知将此作为焦点问题审理，当事人也可根据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实际未进行释明，直接以合同未生效为由驳回沈中卫等三人的诉讼请求，程序不当。(3)本案委托合同所涉项目长达九年无法启动，双方委托合同已经通知解除，苏祖富理应将未用完的资金和取得的财产返还给沈中卫等三人。另，该棚户区改造项目系政府主导的项目，其能否启动无法确定，且《协议书》第四条所涉的两家公司均已被吊销执照或注销登记而不存在，也就不存在苏祖富协调两家公司解决补偿问题的前提。苏祖富收取了费用，但未能完成委托事务，长期占用委托人资金，其应予返还。综上，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不公，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沈中卫等三人的诉讼请求。苏祖富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苏祖富接受沈中卫等三人的委托，代为办理钟祥市活塞厂棚户区改造项目的相关手续，苏祖富已先后办理了该项目相关的土管、规划、设计、部分场地平整及搬迁等事务，产生各种费用65万元。2012年8月21日，因陈永强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苏祖富涉嫌诈骗犯罪，经钟祥市公安局侦查后认定不构成犯罪，双方在公安局经侦大队的组织下，就委托产生的费用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第五条明确约定双方不得解除，亦无法定解除的情形，沈中卫等三人发出解除通知的时间已过法定期限，故该协议没有解除。即使合同解除，也不影响合同中关于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其次，《协议书》约定50万元的付款主体不是苏祖富，且付款条件未具备，故苏祖富对此应不负付款义务。沈中卫等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苏祖富返还其资金45万元；2.判令苏祖富承担损失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湖北金宏达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棚户区、危房改造，于2010年10月29日与苏祖富签订一份棚户区、危房改造项目协议，约定棚户区、危房改造工程由苏祖富进行。王加洪、陈永强知晓该项目情况后，想承建该棚户区、危房改造项目，并邀请苏祖富从中做工作，以促成建设方将该工程交由其负责施工建设。为准备承建该工程，2011年3月3日，沈中卫、王加洪、陈永强签订一份《合伙合同》，合同约定，王加洪、陈永强各出资410万元，沈中卫出资180万元，合伙经营钟祥市活塞厂宿舍改建项目，并委托苏祖富办理钟祥市活塞厂宿舍改建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陈永强先后支付给苏祖富现金65万元。苏祖富收到现金后，于2011年9月29日出具收条1份，收条载明“今收到陈永强现金陆拾伍元整（650000.00元），注用于活塞厂项目经费。苏祖富，2011年9月29日”。尔后，苏祖富即开展前期的工作，由于前期工作进展缓慢，2012年8月，陈永强以苏祖富涉嫌诈骗向公安机关举报，钟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接到报案后即通知双方询问相关情况，因不构成刑事犯罪立案标准，未予立案，在钟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主持下，双方于2012年8月21日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本着公平、诚信、友好的原则，经双方共同协商，自愿就合作办理活塞厂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手续期间所产生的费用问题达成如下协议：1、合作办理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手续。产生各种费用共计陆拾伍万元整（小写：65万元）为陈永强全部垫付。2、由苏祖富先给20万元用于承担陈永强办理该项目所垫付的部分费用（注：2012年5月已付10万元，协议签订之时再付10万元）。3、苏祖富自愿承担5万元，作为给付陈永强在该项目所垫付资金的费用赔偿。4、费用余额45万元，待金宏达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后，由苏祖富协调金宏达、宏阳公司落实解决补偿费用，费用余额到位后七日内，连同5万元补偿费全额付给陈永强。5、该协议由双方确认并表示无任何异议后签名、捺印。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失约。6、该协议壹式贰份，由苏祖富、陈永强各持壹份。至2019年10月，金宏达棚户区改造项目仍然未能启动。陈永强于2019年11月9日向苏祖富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双方就费用返还问题不能达成协议，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根据双方庭审陈述，苏祖富认可其受陈永强委托帮忙联系相关建设工程，故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对于本案争议焦点：一、沈中卫等三人的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通过沈中卫等三人提交的合伙协议，可以认定沈中卫等三人与苏祖富之间属共同委托处理事务，是本案适格主体。二、沈中卫等三人给付苏祖富的65万元处理事务费用是否应当返还。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苏祖富向沈中卫等三人收取的65万元，系帮其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就该财产的返还问题，陈永强与苏祖富于2012年8月21日签订《协议书》，该协议双方认可，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协议第二条约定的陈永强办理该项目所垫付的部分费用20万元，苏祖富已付给陈永强，不存争议。第三条约定苏祖富自愿承担5万元，作为给付陈永强在该项目所垫付资金的费用赔偿，因该5万元的给付，在第四条的约定中“45万元，待金宏达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后，由苏祖富协调金宏达、宏阳公司落实解决补偿费用，费用余额到位后七日内，连同5万元补偿费全额付给陈永强”，共50万元的给付应在金宏达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因金宏达棚户区改造项目目前仍未启动，本案中沈中卫等三人主张返还的请求条件未成就，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沈中卫、王加洪、陈永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沈中卫、王加洪、陈永强负担。二审中，沈中卫等三人补充提交工商登记信息查询打印件2份；拟证明湖北金宏达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宏阳置业有限公司已被吊销和注销。苏祖富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出具单位没有盖章，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判断，该证据也与本案争议的委托合同无关。经审查，该组证据出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其内容已向社会公众公示，其来源合法，在苏祖富未提供反驳证据否定该公示信息真实性的情形下，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因苏祖富依涉案《协议书》第四条约定主张诉争款项由金宏达公司、宏阳公司负责偿还，则金宏达公司、宏阳公司是否尚有法人的民事主体资格应予考察，故该组证据与案涉争议有关联，对此予以采纳。二审查明，原判认定事实属实。补充查明，湖北金宏达活塞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12月13日被吊销。湖北宏阳置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4月22日成立，现已注销。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涉案《协议书》的性质，及是否已解除；2.苏祖富应否返还45万元费用及赔偿损失5万元。关于《协议书》的性质。从其内容看，该协议主要是对双方委托期间产生的费用如何承担达成的合意，其目的是对双方委托合同关系终止进行结算。从其成因看，该协议系因苏祖富未能完成委托事务，陈永强向其主张预付费用而举报苏祖富涉嫌诈骗，双方在钟祥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主持下协商达成，其目的亦为双方结算费用。从双方二审陈述意见看，双方均认可该协议系委托合同关系终止后达成的结算协议。因此，双方对《协议书》的性质实无争议，该协议属结算性质的协议。该协议是否已经解除。陈永强于2019年11月9日向苏祖富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以苏祖富迟延履行债务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要求解除双方2012年8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而苏祖富对解除通知的效力提出异议，认为陈永强提出的解除事由不成立，行使解除权已过法定期限，解除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涉案协议约定了苏祖富返还费用和赔偿损失两项义务，其中20万元费用，苏祖富已依约履行，对此不存在迟延履行争议。而剩余费用45万元及损失5万元，双方约定了履行条件，苏祖富对此履行需以条件成就为前提，而该条件客观上确实未成就，苏祖富不存在迟延履行的违约行为。因此，沈中卫等三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事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其解除合同无效。另，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是解决委托期间产生费用的承担问题，该协议如依沈中卫等三人解除通知而解除，实为解除了双方之间的结算协议，反而与合同目的不符，由此该协议也不应予解除。因此，涉案《协议书》未经解除，双方仍应依此履行。关于苏祖富应否返还剩余费用。沈中卫等三人主张，苏祖富未完成委托事务，双方已达成由苏祖富返还费用的协议，该协议对返还剩余费用虽约定了期限，但约定不明，视为未约定，其可随时要求苏祖富返还。苏祖富则主张涉案协议约定的剩余费用返还条件未成就，且该费用不应由其返还，故其不负返还义务。涉案《协议书》第四条约定，“费用余额45万元，待金宏达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后，由苏祖富协调金宏达、宏阳公司落实解决补偿费用，费用余额到位后七日内，连同5万元补偿费全额付给陈永强。”据其文义理解，诉争款项的付款主体是苏祖富。而“由苏祖富协调金宏达、宏阳公司落实解决补偿费用”的约定，是对苏祖富获取返还款项的来源和解决办法的说明，并无约定湖北金宏达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宏阳置业有限公司为付款主体之意。况且，涉案协议由苏祖富签订，湖北金宏达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宏阳置业有限公司均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也无证据证明苏祖富向二公司披露沈中卫等三人系其委托人，或二公司愿意代苏祖富承担还款责任。因此，湖北金宏达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宏阳置业有限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也不是付款责任主体。苏祖富辩称其不是付款责任方，剩余款项应由湖北金宏达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或湖北宏阳置业有限公司支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难以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该条中“待金宏达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系剩余费用的付款条件，即合同履行条件，与合同是否生效没有关联，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将此认定为合同生效条件，显属错误，予以纠正。苏祖富应否依约返还费用及赔偿损失，需审查其履行义务是否应以该条件成就为前提。本院认为，“待金宏达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不应成为苏祖富履行合同义务的前提条件。理由如下：1、双方于2012年8月21日即达成此约定，然至今已逾近九年，却无任何启动迹象，客观上讲，其成就的可能性较小。2、涉案棚户区改造项目并非苏祖富个人可以启动，该条件成就牵涉政府、社会或其他组织利益，其成就可能无可预期性，难以作为合同履行条件。将此作为付款条件，势必造成受托人可以无限期不履行合同义务，对委托人显失公平。3、该条所约定的湖北金宏达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宏阳置业有限公司已被吊销和注销，二者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主体资格均已失去，更无从谈起涉案项目的启动，即该约定条件已无成就可能。苏祖富称等待下一任开发商进场即可启动该项目，而截止二审辩论终结，尚不能确定下一任开发商，何谈项目启动。因此，在双方约定的条件难以成就，并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时，该条件不应成为义务人抗辩的事由。既然“金宏达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不应作为苏祖富返还费用及赔偿损失的前提条件，苏祖富即应依沈中卫等三人的请求承担返还费用和赔偿损失的责任。苏祖富辩称陈永强垫付的费用已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对此，苏祖富一审提交的相关票据均不能直接证明系其为委托事务而支出，且苏祖富也不能举证证明其向沈中卫等三人交付相应委托成果，故对其辩解主张不予支持。况且，2012年8月21日的《协议书》是双方对委托合同关系终止进行地结算，苏祖富已与陈永强达成返还费用和赔偿损失的合意，即表明苏祖富认可之前委托期间产生的费用及成果由其承担和享有，与陈永强等三人无关，因此，苏祖富要求沈中卫等三人承担委托费用，显然是要求与沈中卫等三人再次结算委托合同，此与已经签订的《协议书》相悖，其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损失5万元，苏祖富于《协议书》中同意赔偿，其履行也不受前述条件限制，且苏祖富已占用45万元近九年，其应承担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苏祖富自愿承担5万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沈中卫等三人要求赔偿5万元损失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2020）鄂0881民初162号民事判决；二、苏祖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沈中卫、王加洪、陈永强委托费用450000元，赔偿损失5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第二项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苏祖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苏祖富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沈中卫、王加洪、陈永强预交，判决生效后，应由苏祖富交纳。如其未自行交纳，由苏祖富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一审法院执行后移转本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俊审判员 王小云审判员 马晶晶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孙亚芬书记员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