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11民终25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镇江市华泰轻纺原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丹徒镇丹徒村前街**。 法定代表人：袁克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浩，江苏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倩雯，江苏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柯桥皇达纺织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北市场****楼**/div> 法定代表人：黄良英，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良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中新。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磊、王卫兴，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句容丰亿工艺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住所地江苏省句容经济开发区大卓庙**v> 法定代表人：徐宏军，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徐宏军。 上诉人镇江市华泰轻纺原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绍兴柯桥皇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柯桥公司）、黄良英、左中新及原审第三人句容丰亿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句容丰亿公司）、徐宏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2019）苏1102民初2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镇江**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对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2019）苏1102民初2112号民事判决予以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绍兴柯桥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重审过程中认为上诉人与绍兴柯桥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布匹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与绍兴柯桥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布匹买卖关系。句容丰亿公司与绍兴柯桥公司是长期业务合作关系，2016年6月初，句容丰亿公司向绍兴柯桥公司采购布匹一批，但没有资金，经案外人付国伟介绍，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袁克平与原审第三人徐宏军相识。袁克平表示借款不可以，但可以卖布给句容丰亿公司。因句容丰亿公司指定绍兴柯桥公司为布匹供应商，上诉人是按照徐宏军提供的绍兴柯桥公司法定代表人左中新的手机号码与对方联系的。2016年6月30日，句容丰亿公司最终确定向上诉人采购价值243.8万元的布匹一批。左中新代表绍兴柯桥公司同意以230万元向上诉人供应句容丰亿公司所需布匹。当日，上诉人与句容丰亿公司签订总价为243.8万元的布匹采购合同。绍兴柯桥公司在《确认函》中认可货款总价为230万元。2016年7月1日，句容丰亿公司书面告知上诉人称已收到合同项下货物，上诉人遂按约将购布款230万元支付给绍兴柯桥公司。上诉人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但事实上绍兴柯桥公司并未向句容丰亿公司供货，该公司应当返还上诉人货款230万元。2.一审法院否定上诉人与绍兴柯桥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理由不成立。案涉16033号订单的真实性应当予以认定，不能因为左中新、徐宏军两人口头否定就否认该事实。在发生该笔布匹买卖合同之前，上诉人虽然与绍兴柯桥公司不相识也无生意往来，但句容丰亿公司认可绍兴柯桥公司，而句容丰亿公司是最终收货方，对上诉人而言，只要句容丰亿公司认可绍兴柯桥公司代为交付的布匹品种、数量和质量，上诉人的交易就是安全可靠的。上诉人得知绍兴柯桥公司未发货的事实是在2016年7月1日以后催要发票过程中发现、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才得到确认的，案涉收条与上诉人得知未发货事实存在时间差，并不矛盾。绍兴柯桥公司在收到上诉人的款项230万元后收取了50万元，余款180万元于当日付给句容丰亿公司，2016年10月2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左中新在2017年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过程中的陈述，明确该180万元是徐宏军向左中新借款，至今尚未归还。上诉人的经办人员与左中新通过微信方式索要发票，是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对方开具发票，在双方长达8个月的聊天对话过程中，左中新从未否认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当上诉人知道绍兴柯桥公司没有发货时，即拒绝其再开具发票的行为。且袁克平在本案中从未表述“愿意以做生意经营的方式给徐宏军垫付资金”或“帮助句容丰亿公司融通资金”的内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句容丰亿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绍兴柯桥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中，句容丰亿公司已经出具收条收到该笔货物，按照上诉人的逻辑，如案涉买卖合同真实存在的话，上诉人就无权要求绍兴柯桥公司返还货款，而应当向句容丰亿公司主张要求其履行合同义务支付货款。2.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徐宏军向左中新借款，绍兴柯桥公司在一审中一直陈述是句容丰亿公司、徐宏军向上诉人借款，而不是向左中新借款。3.上诉人的员工与左中新联系时一直都是催要发票，从未催问过发货事宜。4.案涉合同存在诸多疑点，一审判决已经进行分析，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也陈述合同确定的数量是根据借款的数额进行倒推的，该表述能够证明上诉人的真实意思并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往来，合同纯粹是捏造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黄良英、左中新的辩称意见与绍兴柯桥公司的辩称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句容丰亿公司、徐宏军未提交相关述称意见。 镇江**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镇江**泰公司与绍兴柯桥公司之间口头买卖合同；2.判令绍兴柯桥公司归还货款230万元；3.判令绍兴柯桥公司支付违约金（以货款23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偿清之日止）；4.判令黄良英、左中新对绍兴柯桥公司上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上半年，徐宏军因句容丰亿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至民生银行寻求贷款融资，因不符合要求，未果。后经该行员工介绍与镇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克平相识。袁克平表示，借款不合适，但愿意以做生意经营的方式给徐宏军垫付资金。 其后，句容丰亿公司与镇江**泰公司在编号ZJHT0630购销合同上签字盖章。合同载明的主体为供方镇江**泰公司、需方句容丰亿公司，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地点为镇江，地点为镇江市京口区下：“一、产品名称、数量、单价、金额：12″白绒布，38000米，48.76元，1852880元；10″棕成布，13301.2米，43.99元、585120元，合计2438000元。二、质量、数量要求：需方已认可绍兴柯桥公司的产品质量，数量由生产厂家运送至需方仓库，需方直接验收为准。无任何质量、数量索赔。交货地点：由生产厂家直接运送至需方仓库。三、结算方式及期限：货款均为现汇（如有银行承兑汇票则按银行同期贴息利率贴息）；需方在2016年10月31日前付清货款，逾期付款每逾期一天按未付金额的万分之六点五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若需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则加收17%的税费；供方及时开具增值税发票”。 在该合同签订前后期间，徐宏军向镇江**泰公司作出如下事项：1.出具绍兴柯桥公司向句容丰亿公司发出的编号16033号订单一份，载明“乙方（绍兴柯桥公司）为甲方（句容丰亿公司）生产加工以下产品：12″白绒布，数量38000米，单价48.76元，金额1748000元；10″棕成布，数量31000米，单价41.5元，金额1286500元;8″淡粉绒布，数量42000米，单价39元，金额1638000元，合计4672500元。备注：订金3%，余款三月内结清。”“由乙方送至甲方工厂”“货清15天内结款”“乙方提供大货样交甲方确认”等内容，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27日，落款处有绍兴柯桥公司的章印。2.出具句容丰亿公司向绍兴柯桥公司发出确认函一份，载明“绍兴柯桥公司：贵公司与我公司2016年5月27日确定的订单（编号：16033）其中贰佰叁拾万元（230万元）货款产品现由镇江**泰公司向你公司直接付款、购货，贵公司将增值税发票直接开具给镇江**泰公司。镇江**泰公司与贵公司在操作过程中的各自权利、义务与订单**（因该处字迹不清且无法识别，遂用*代替）（编号：16033）。传真件视作原件”。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落款处有绍兴柯桥公司及句容丰亿公司的章印。3.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我公司已收到贵公司委托绍兴柯桥公司送来的12″白绒布计38000米；10″棕成布计13301.2米。经验收质量符合要求。”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1日，落款处有句容丰亿公司的章印。 2016年7月1日，镇江**泰公司向绍兴柯桥公司账户汇款230万元，并在票据附加信息及用途处记载为“购布款”。绍兴柯桥公司收款后扣除50万元，剩余180万元于当日又汇给了句容丰亿公司，付款回单记载用途为“往来款”。句容丰亿公司收到该款后，主要用于偿还其在镇江农商行及他人处的欠款。 2016年7月8日，绍兴柯桥公司向镇江**泰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每张发票价税合计10万元，载明的货物名称为毛绒布、单位为米、单价分别约为9元及18元；同年8月22日，绍兴柯桥公司又向镇江**泰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每张发票价税合计10万元，载明的货物名称为毛绒布、单位为米、单价约为35元；同年10月10日，绍兴柯桥公司再向镇江**泰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每张发票价税合计10万元，载明的货物名称为毛绒布及涤纶针织布、单位为米及公斤、单价约为26元及9元。 2017年2月4日，徐宏军向镇江**泰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主要载明曾于2016年12月16日承诺付清ZJHT0630合同项下全部货款及违约金，但至今未付分文，再次承诺于2017年3月25日前付清。其落款处有徐宏军签字及句容丰亿公司章印。 同年3月1日，徐宏军、何秋香、句容丰亿公司向镇江**泰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主要载明对ZJHT0630合同项下第六条内容作补充和承诺：1.担保责任范围为担保句容丰亿公司应向镇江**泰公司支付的货款本金、利息、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贵司为实现债权的费用。2.担保期限两年。3.……。落款处有担保人的签字及章印。 2017年4月14日，镇江**泰公司向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报案，并称句容丰亿公司与绍兴柯桥公司串通骗取镇江**泰公司合同款230万元。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于2017年4月15日对句容丰亿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 在侦查过程中，各方人员陈述情况如下：1.徐宏军共作了五次陈述，前二次述称其与镇江**泰公司无业务往来，有诈骗镇江**泰公司的行为。徐宏军以银行贷款需要订单为由，让绍兴柯桥公司帮忙提供，并要求绍兴柯桥公司将增值税发票开具给镇江**泰公司，税点由徐宏军承担；此后则述称其与镇江**泰公司系借款关系，借款总额230万元，借期4个月，利息共计13.8万元，并出具了借条。袁克平要求提供公司走账，其确定了绍兴柯桥公司。为便于走账，袁克平还派于海明与其签订购销合同、收条、订货合同等。2.左中新述称，其与句容丰亿公司有业务往来，句容丰亿公司欠其货款约70万元。徐宏军曾经发过一个订单的传真，其盖上公司的章就传给徐宏军了。该订单不是真实的订单。其与镇江**泰公司从未有过业务往来，其以为镇江**泰公司是受句容丰亿公司委托付款。确认函上的章也是其所盖。订单和确认函上的内容都是假的，其没有和镇江**泰公司做生意。其后来听说该款是徐宏军借的高利贷。3.袁克平述称，徐宏军资金很紧张，需要融资借款，其表示可以通过做生意的方式帮他提供原材料，可以让他延期几个月支付原材料的货款。徐宏军将订单、确认函给其看，其在2016年7月1日与徐宏军签订了购销合同。其向供货单位绍兴柯桥公司汇款230万元。经了解，徐宏军与绍兴柯桥公司无该笔生意往来。其和徐宏军、句容丰亿公司无借贷关系。4.于海明（镇江**泰公司员工）述称，购销合同是在镇江**泰公司签订。确认函是确认镇江**泰公司购货给句容丰亿公司，2016年6月30日书写。收条是2016年7月1日传真给公司的，镇江**泰公司凭收条向绍兴柯桥公司汇款。其和邱培中（镇江**泰公司员工）到句容丰亿公司，另发现三张订单，内容与16033号订单一致，但时间不同。5.邱培中述称，合同是其代表签的字，业务是袁克平谈的。6.付国伟述称，徐宏军曾想跟银行贷款，但不符合准入要求，其介绍了袁克平。袁克平表示，如果徐宏军有业务，愿意以做生意经营的方式先垫付资金，双方当时没有约定。后来据知双方做了一笔230万元的生意，但具体情况不清楚。2018年7月27日，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 2020年7月24日，该院就相关情况对徐宏军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谈话笔录一份。另查明，1.绍兴柯桥公司与句容丰亿公司有多年业务往来，截至2016年6月26日，句容丰亿公司欠绍兴柯桥公司货款48万余元。2.袁克平于庭审中述称，镇江**泰公司与绍兴柯桥公司口头合同是于海明于2016年6月30日通过电话跟左中新联系洽谈所得。3.2016年8月8日，左中新与于海明互相加了微信。此后，于海明多次在微信中索要发票，并表示“总共开票金额230万，徐总说是分四个月开完”“想想办法，这个月尽量开些出来”“最近徐总没有下单？”；左中新表示“单价开这么高四五十块怎么开得了啊”“理解我也是发票不够用”“好事难做增加自己的烦恼”“要么涤纶布毛绒布这两种”“开的太多了”“税务查起来很麻烦的，因为这些票我自己抵扣没有这么多”。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镇江**泰公司与绍兴柯桥公司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而该法律关系的认定应当以相应事实判断为基础，故在案件审理中追加句容丰亿公司、徐宏军为证人型第三人，以便查明事实。 该案镇江**泰公司之所以认为与绍兴柯桥公司已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所持理由主要如下，1.绍兴柯桥公司与第三人句容丰亿公司先行签订买卖合同（即16033号订单），后句容丰亿公司据确认函将该合同部分货物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镇江**泰公司；2.镇江**泰公司员工于海明与绍兴柯桥公司左中新通过电话对买卖合同进行了口头约定；3.镇江**泰公司见到徐宏军出示的收条后，将货款汇给绍兴柯桥公司；4.绍兴柯桥公司在事后开具了发票；5.镇江**泰公司与句容丰亿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镇江**泰公司是以做生意的方式解决徐宏军（句容丰亿公司）的资金融通问题，本质仍然是买卖。 关于第一项理由，该院认为，第一，绍兴柯桥公司与句容丰亿公司缺乏订立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理由在于绍兴柯桥公司左中新与徐宏军均否认16033号订单真实性，且镇江**泰公司事后发现几张雷同的订单这一事实亦可佐证。第二，合同概括转让理据不足。（1）确认函只是列明总价230万元，但未说明对应的货物品种与数量，且对权利和义务安排的关键字迹不明。双方如有概括转让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不可能不予明确，否则绍兴柯桥公司难以组织发货；（2）合同概括转让的前提系存在真实有效的合同，如不能证明存在真实有效合同，所谓概括转让不能成立。 关于第二项理由，该院认为，镇江**泰公司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与绍兴柯桥公司达成口头协议。一方面绍兴柯桥公司否认与镇江**泰公司存在口头协议，并述称至法院后才认识镇江**泰公司方人员。另一方面，镇江**泰公司与绍兴柯桥公司之前从无生意往来，绍兴柯桥公司左中新也并非绍兴柯桥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于一笔二百多万元的业务，双方在没有明确委托授权的情形下，直接通过电话就达成协议与常理不符。 关于第三项理由，该院认为，第一，如确认收条内容真实性，则与镇江**泰公司陈述未给付货物相矛盾。此外，镇江**泰公司在庭审中对货物如何运输等事项陈述含糊不清，又不与绍兴柯桥公司核实，也令人费解，故该收条不具有相应证明力。第二，（1）从汇款本身看，汇款不是买卖合同成立的充分条件，即便汇款单上同时注明系购布款，也只能视为镇江**泰公司单方陈述，仍然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2）从汇款的最终走向看，如果认为镇江**泰公司与绍兴柯桥公司已成立真实买卖合同关系，则绍兴柯桥公司扣除与句容丰亿公司欠款后将剩余款项180万元再汇给句容丰亿公司，缺乏合理解释；（3）从汇款的数额看，如系履行真实买卖合同，按订单内容所示，先给付订金3%，余款三个月内结清即可，或货清十五天内支付，但镇江**泰公司于次日一次性就支付230万元，缺乏必要商业警惕。 关于第四项理由，该院认为，开具发票是卖方必要义务，卖方通常不会拒绝买方这一合理请求，同时发票所列货品名称、价格应与签订合同一致，但是该案所涉发票具体项目与签订合同并不一致。此外，聊天记录显示，绍兴柯桥公司并非在履行镇江**泰公司所谓的合同义务，故开具的发票不具有相应证明力。 关于第五项理由，该院认为，第一，镇江**泰公司与句容丰亿公司没有订立购销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理由在于，（1）徐宏军所有陈述均否认双方有签订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2）该购销合同所列货品数量精确到0.2米也有违常理；（3）合同约定金额为243800元，但实际发生额230万元，袁克平述称是将四个月6%的利润计算进去，这一预先列入利润的做法与一般买卖合同签订不符，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如果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构成通谋虚假表示行为的，伪装行为无效，但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应根据隐藏行为进行判断，进而依照法律规范确定其效力。换言之，即便按镇江**泰公司理解是以做生意的方式解决徐宏军（句容丰亿公司）资金融通问题，那么也只能以资金融通这一隐藏行为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来认定处理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 综上，镇江**泰公司主张与绍兴柯桥公司成立口头买卖合同关系，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由此产生的相关诉请应一并予以驳回。如镇江**泰公司认为与他人存在其他相应法律关系，可另行诉讼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镇江**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0250元，由镇江**泰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法院认定民事合同的性质，应根据合同条款所反映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结合其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本案中，句容丰亿公司以其与绍兴柯桥公司有订单向镇江**泰公司融资，镇江**泰公司与句容丰亿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镇江**泰公司向绍兴柯桥公司付款，绍兴柯桥公司将合同中约定的布料直接运送至句容丰亿公司仓库，句容丰亿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期限进行付款。该购销合同订立后，句容丰亿公司向镇江**泰公司提供收条一份表明其已收到绍兴柯桥公司所供布料，镇江**泰公司遂按约向绍兴柯桥公司付款230万元。但嗣后，句容丰亿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在镇江**泰公司与句容丰亿公司、绍兴柯桥公司交涉过程中发现，事实上绍兴柯桥公司并未实际供货。镇江**泰公司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因公安机关未作出处理，后引发本案诉讼。 从上述案涉购销合同的内容、交易环节、交易流程等情形综合分析，镇江**泰公司的真实意思是按照句容丰亿公司的要求向生产厂家绍兴柯桥公司购买布料给句容丰亿公司使用，其具有向供货方绍兴柯桥公司购买货物的真实意图。而现有查明事实能够证明句容丰亿公司与绍兴柯桥公司并无购买和销售布料的真实意思，句容丰亿公司的真实意思是通过与绍兴柯桥公司签订虚假购货合同的方式将镇江**泰公司的垫资款项周转，由其直接取得该垫资款。绍兴柯桥公司的真实意思是按照句容丰亿公司的要求将镇江**泰公司所支付的垫资款项进行周转，并从中扣除句容丰亿公司结欠自己的货款。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镇江**泰公司具有与句容丰亿公司及绍兴柯桥公司之间存在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镇江**泰公司基于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且已向绍兴柯桥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绍兴柯桥公司未按约供货，其与句容丰亿公司存在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应对此承担过错责任。因此，绍兴柯桥公司负有向镇江**泰公司返还货款的义务，并应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 镇江**泰公司主张要求黄良英、左中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实际是对绍兴柯桥公司的法人人格进行否认。经查，绍兴柯桥公司的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黄良英和左中新系公司股东。镇江**泰公司主张要求绍兴柯桥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当提供对绍兴柯桥公司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即证明绍兴柯桥公司的股东存在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了损害的结果。左中新虽然在公安机关陈述公司的钱和他们自己的钱是不区分的，但左中新的上述陈述，并不能作为认定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的证据，亦不能证明绍兴柯桥公司的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行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镇江**泰公司的主张，故对该项请求，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镇江**泰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2019）苏1102民初2112号民事判决。 二、绍兴柯桥皇达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镇江市华泰轻纺原材料有限公司230万元并承担镇江市华泰轻纺原材料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以本金23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镇江市华泰轻纺原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52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0250元，由绍兴柯桥皇达纺织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5250元，由绍兴柯桥皇达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卫芳 审判员  丁奕帆 审判员  季 晖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梅诗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