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0民终584号 上诉人：华为，男，1964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简城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江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 法定代表人：黄冠豪。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翼，女，197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简城镇。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连培，男，196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普安乡。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冠豪，男，1986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杰，女，198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舒乾盛，男，197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简城镇。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廷光，男，197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华为与被上诉人内江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内江天成公司）、郑翼、胡连培、黄冠豪、李杰、舒乾盛、李廷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2日作出（2016）川1011民初2824号民事判决，胡连培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7）川10民终1026号民事裁定，裁定发回重审。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8）川1011民初2206号民事判决，华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马晋川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何中明、夏飞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被上诉人郑翼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内江天成公司、胡连培、黄冠豪、李杰、舒乾盛、李廷光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华为系内江天成公司合法股东，持股比例为3.5%（出资额182万元），被上诉人立即配合将郑翼持有的内江天成公司3.5%股权在工商登记机关变更为华为持有；2.诉讼费由内江天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已认定本案《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约定，郑翼代华为持有内江天成公司3.5%的股权。2.黄冠豪、李杰、舒乾盛、胡连培、李廷光在知晓《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后，又在内江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隐名股东显名化通知书》上签字同意，应视为同意华为隐名股东显明化。故华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各股东已实际同意华为隐名股东显名化。3.华为与李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的，华为通过个人账户向李杰账户转账共计400万元，可以证明华为与李杰、郑某某以股抵债所涉债权是真实的。 被上诉人郑翼辩称：认可华为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内江天成公司、胡连培、黄冠豪、李杰、舒乾盛、李廷光未进行答辩。 华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华为与郑翼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依法确认华为系内江天成公司合法股东，持股比例为3.5%（出资额182万元）；3.内江天成公司及本案第三人立即配合将郑翼持有的内江天成公司3.5%股权在工商登记机关变更为华为持有；4.本案诉讼费用由内江天成公司承担。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华为自愿撤回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内江天成公司于2013年5月16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5200万元，该公司的原始股东为黄冠豪持股比例23.70%、李杰持股比例30.00%、舒乾盛持股比例25.63%、李廷光持股比例20.67%。2016年1月8日，李杰分别与胡连培、郑翼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杰将其持有的内江天成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胡连培，12%的股份转让给郑翼，并经内江天成公司股东会议全体股东认可转让。2016年1月14日，经内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后，内江天成公司股东变更为：黄冠豪持股比例23.70%、李杰持股比例8.00%、舒乾盛持股比例25.63%、李廷光持股比例20.67%、郑翼持股比例12%、胡连培持股比例10%。 2016年1月6日，华为与郑翼、李杰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协议约定：华为自愿委托郑翼作为自己在内江天成公司3.5%的股权名义持有人；华为作为代持股权的实际出资者，对内江天成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得到相应的投资收益，同时承担相应的债权债务。 2016年9月22日，华为与郑翼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郑翼将其所持有的内江天成公司3.5%的股权（出资额为182万元）转让给华为。因该股权系郑翼代华为持有，华为不支付郑翼股权转让款。 2016年9月22日，华为与郑翼共同向内江天成公司股东即黄冠豪、李杰、舒乾盛、李廷光、胡连培发送了《股权转让通知书》，黄冠豪、舒乾盛、李廷光均在《股权转让通知书》上签字同意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李杰亦在《股权转让通知书》上签字同意转让，胡连培未表示同意。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胡连培也以书面意见表示同意。 一审另查明，在审理过程中，华为自愿撤回“依法确认华为与郑翼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华为与郑翼、李杰于2016年1月6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系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华为自愿委托郑翼作为自己在内江天成公司3.5%的股权名义持有人，郑翼系内江天成公司的名义股东，华为作为该代持股权的实际出资者，系内江天成公司的隐名股东。本案中，华为要求确认其系内江天成公司合法股东，持股比例为3.5%（出资额182万元），并同时要求内江天成公司及所有的第三人立即配合将郑翼持有的内江天成公司3.5%的股权在工商登记机关变更为华为持有，此请求实际就是要求将其隐名股东显名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华为作为实际出资人应向其他股东发出其隐名股东需要显名化的通知书，并取得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即可。但本案中，华为提供的证据为华为与郑翼于2016年9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依据该协议向其他股东发出的《股权转让通知书》，而非作为实际出资人向其他股东发出过隐名股东显名化的通知书。因此华为没有证据证明其向其他股东发出过隐名股东显名化的通知书，更没有证据证明已有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的同意。因此，对华为要求确认其系内江天成公司的合法股东，持股比例为3.5%，并同时要求内江天成公司将郑翼持有的内江天成公司3.5%股权在工商登记机关变更为华为持有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华为自愿撤回“依法确认华为与郑翼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内江天成公司、胡连培、黄冠豪、李杰、舒乾盛、李廷光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应承担缺席审理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华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180元、申请费5000元，合计26180元，由华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华为向本院提交《内江天成公司隐名股东显明化通知书》5份，证明胡连培、李杰、黄冠豪、舒乾盛、李廷光承认内江天成公司3.5%的股权由华为持有。郑翼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合法有效，依法予以采信。 华为还向本院申请了证人郑某某出庭作证。郑某某证实：郑某某与李杰曾是夫妻关系，两人于2017年已离婚，郑翼是郑某某的妹妹。李杰曾是内江天成公司最大的股东，因郑某某在外向华为、胡连培、林某某等多人借款无法偿还，故李杰、郑某某多次以股抵债，因各笔借款时间、利息、金额等均不相同，故抵债的股份额也不相同。华为的钱是2013年借的，之前胡连培等人也是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取得股权，并予以过户，但对华为等人的股权因其他股东认为小股东太多不利于公司管理，且当时公司有1亿多的贷款，股东变更会对贷款有影响，所以建议由郑翼代持股份，现在所有的公司股东都已经同意将股权过户给华为。关于郑翼所代持股份被冻结的问题，系其他法院认为郑翼为主债务提供担保所致，其认识错误，且****有限公司简阳市支行的债权即使不算上郑翼的股权也可以足额受偿。 对郑某某的证言，被上诉人郑翼无异议，对该证据是否采信由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考量。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0日裁定冻结郑翼在内江天成公司的股权，期限为2年。****有限公司简阳市支行于2016年10月12日起诉简阳市****有限责任公司、郑某某、李杰、郑翼等人归还借款本金1494万元及相应利息。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1与28日作出（2016）川2081民初4216号民事判决，判决李杰、郑翼等人对简阳市****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3日作出（2016）川2081民初42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郑翼在内江天成公司的股权。郑翼在本案原二审，即（2017）川10民终1026号案件庭审中陈述，其知道担保的简阳市****有限责任公司等与****有限公司简阳市支行的借款到期未偿还，其应承担担保责任一事，农行通知了其履行还款责任，并也收到了相应的通知书。 2015年6月4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杰在内江天成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冻结，冻结金额为400万元，冻结期限为2015年6月4日至2018年6月30日。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分别于2016年3月30日、2016年4月5日对李杰在内江天成公司的股权及收益予以冻结。2016年4月15日，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对李杰在内江天成公司的股权及收益进行了冻结。2016年5月18日，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对李杰在内江天成公司的股权及收益进行了冻结。2016年8月9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杰在内江天成公司的股权及收益进行了冻结。2017年5月16日，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又对郑翼在内江天成公司的股权进行了冻结。 胡连培、李杰、黄冠豪、舒乾盛、李廷光出具《内江天成公司隐名股东显名化通知书》，承认内江天成公司3.5%的股权由华为持有。 在原一审庭审中，内江天成公司及胡连培答辩称，并不知晓华为与李杰之间的债务及股权转让的事实，对郑翼代持股权情况也不清楚，公司也不同意这种代持。 华为陈述且提供转账凭证证明其于2013年10月23日、10月26日、10月29日、10月30日、2014年10月20日共分8次向李杰转款共计400万元，其称300万元为借款，100万元为由李杰代持的内江天成公司初始股权投资款，对应股权为0.5%，并提交了《借条》《收条》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能否确认郑翼持有的内江天成公司3.5%的股权为华为所有。 华为主张根据《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其委托郑翼名义上持有自己在内江天成公司的股权，其是代持股权的实际出资者，系内江天成公司的隐名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华为应当对其获得股权的方式予以证实。本案中，华为并非通过李杰直接向内江天成公司投资取得股权（虽然2013年10月30日的100万元转款，华为主张系用于投资内江天成公司，即占有李杰持有天成公司0.5%的原始股权，但内江天成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16日，内江天成公司在原一审中也表示对华为主张的100万元股权投资款并不知情，该公司在2013年10月30日前后也并无增加注册资本等导致股权变更的事宜，而据华为出示收条载明的内容显示，双方对该100万元的约定应是在具体项目中的合伙而非股权投资，即华为对该100万元所享有的应为债权而非股权），而是以其对李杰的债权抵偿而来，也即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受让股权。华为为此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债务清偿协议》等证据，证实双方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即证实双方以股抵债的真实性。但因案涉股权现登记在郑翼名下，郑翼是另案中的被执行人，而郑翼的债权人亦对案涉股权申请法院轮候冻结，对案涉股权所有人的确认将直接影响其他债权人的权益，故应当对华为受让股权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审查。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2016年1月15日，李杰将包括案涉3.5%股权在内的李杰持有的内江天成公司12%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郑翼名下，李杰及其前夫郑某某当时对外负有多笔债务未清偿，其财产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及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等多次查封；而郑翼与华为在2016年9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向内江天成公司股东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时，郑翼知道其担保的简阳市****有限责任公司向****有限公司简阳市支行的借款到期未偿还，自己将承担担保责任。华为提起本案诉讼的日期为2016年10月8日，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0日裁定冻结郑翼在内江天成公司的股权，****有限公司简阳市支行于2016年10月12日向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起诉简阳市****有限责任公司、郑某某、李杰、郑翼等归还借款本金1494万元及相应利息，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3日作出（2016）川2081民初42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郑翼在内江天成公司的股权，两次股权冻结仅相隔数日。因此，在原股权持有人李杰对外负有大量到期债务未清偿以及股权变更后的股权持有人亦负有到期担保债务未清偿的情况下，对隐名股东显名化应当慎重，以防债务人转移财产。 华为与李杰签订《债务清偿协议》的目的为股权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之规定，李杰向华为转让股权，依法应征得内江天成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然而华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当时已书面通知其他股东。虽然华为主张当时将股权交由郑翼代持，并过户在郑翼名下，但在本案原一审中，内江天成公司及胡连培答辩，其并不知晓华为与李杰之间的债务及股权代持情况，公司也不同意这种代持。即无证据证明李杰将股权转让给华为时获得了公司股东的同意，其转让行为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李杰与华为、郑翼在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两日后，又于2016年1月8日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内容却为李杰将持有的内江天成公司12%的股份转让给郑翼。若华为主张而郑翼也予认可的以股抵债及股权代持行为属实，则李杰在2016年1月8日之前实际已丧失对案涉股权的相关权益，但其却又于2016年1月8日与郑翼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行为与华为主张事实相悖。再则，即使如华为所诉，双方此前的行为是为了将李杰的股权抵偿给华为，并由郑翼代持，但华为作为实际出资人主张股东身份显名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其仅应向其他股东发出显名化通知及要求公司确认其股东资格，协助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即可。然而，华为却与郑翼又于2016年9月22日另行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对案涉股份进行转让，至2019年初才向内江天成公司股东发出《隐名股东显名化通知书》，这也与华为主张的案涉股份系由郑翼代持的情形不符。实际上，华为也一直未参加内江天成公司的股东会，未享有股东权利，未参与公司利润分配。华为与李杰之间是否存在以股抵债，李杰将案涉股权变更登记至郑翼名下，是否基于华为与郑翼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现有证据并未能充分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华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华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华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180元，由上诉人华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晋川 审 判 员 夏 飞 审 判 员 何中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法官助理 龙 凤 书 记 员 张 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