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0民终27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俊英，女，196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玺，男，住山东省文登区，系刘俊英所在单位文登区掌上明珠家具商场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尧珠，男，1954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泽敏，女，195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大卫,山东德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俊英因与被上诉人于尧珠、王泽敏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3民初2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俊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于尧珠、王泽敏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回购协议》有效错误。1.意思表示不真实。山东酒联储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联储公司）在明知其没那么多酒，且酒价虚高的情况下，与于尧珠、王泽敏等广大不知情者签订《回购协议》，目的明显为诈骗行为；在明知不可能有高回报率(高达15%/年)的情况下，承诺如此高的回报率，亦属明显的诈骗行为。2.酒联储公司的前述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案涉《回购协议》应为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为之担保的从合同自然随之无效。二、正是因为酒联储公司签订的《回购协议》触犯刑法，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分局于2019年对酒联储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一审法院已查明该事实，且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一审法院却以“于尧珠、王泽敏与酒联储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实，该行为并不必然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双方自主决定交易对象与内容，既没有主观上要去损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过错，客观上也没有对其他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故主合同应为有效合同”。若主合同有效，则酒联储公司与任何一个认购者签订的《回购协议》全部有效，则不会触犯刑法。一审法院认定前后矛盾。三、刘俊英是在多次受到于尧珠、王泽敏威胁(惊动了邻居和警方)的情况下，才为于尧珠、王泽敏书写保证。一审法院未采信刘俊英提交的证人证言、证词，有失公允。 于尧珠、王泽敏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俊英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俊英关于酒联储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导致的合同无效的观点并不能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要是涉及向不特定的公众吸储才构成犯罪，然而每笔独立的回购协议书并不构成犯罪，所以每份独立的回购协议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公报案例以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非法集资犯罪的调研报告等确定的审判思路，一审法院判决完全正确。 于尧珠、王泽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刘俊英承担保证责任向于尧珠、王泽敏支付投资款本金144000元及回购加价款16200元，共计1602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尧珠、王泽敏系夫妻关系，二人通过刘俊英介绍，于尧珠分别于2018年5月15日、6月4日，王泽敏于2018年6月2日，与酒联储公司订立《回购协议》三份，每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均为：于尧珠、王泽敏订购酒联储公司白酒300公斤，价格160元/公斤，金额为48000元，合同期限为一年，酒联储公司按年加价24元/公斤回购，每月支付加价差额款600元。于尧珠、王泽敏于2018年5月15日、6月2日、6月4日共计向酒联储公司支付了144000元（每份合同均为48000元）。酒联储公司向于尧珠、王泽敏仅支付了3个月加价差额款后再未支付。2018年6月，刘俊英受于尧珠、王泽敏要求，向二人书写了“共存3份，共计14.4万元，公司不付本人付”的保证一份。2019年9月6日，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分局决定对酒联储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 同时查明，（2020）鲁10民终190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刘俊英提供的为连带责任保证，其不享有基于一般保证的先诉抗辩权。 本案审理过程中，刘俊英辩称其给于尧珠、王泽敏书写的保证是受于尧珠、王泽敏胁迫出具的，于尧珠、王泽敏到刘俊英家去闹把门都踹坏了，还把刘俊英打伤了，逼着刘俊英出单子，刘俊英是迫于无奈才写的单子。为证实该主张，刘俊英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陈述：我和刘俊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刘俊英在我楼下，去年我经常听到于尧珠去找刘俊英闹，逼着刘俊英签字，向刘俊英要钱，刘俊英住院动手术，出院后于尧珠、王泽敏还找刘俊英去闹，刘俊英说逼着她签完字就找她要钱，至于签了什么字我不清楚，什么时间签的我也不知道，我在楼下听到于尧珠、王泽敏说“你必须给我签字，不签字不行”，至于其他内容我都没听见，后来于尧珠、王泽敏在楼下和我聊天说刘俊英签完字了，她要找刘俊英要钱，签完字之后再去闹的时候我就听到于尧珠、王泽敏找刘俊英要钱，于尧珠、王泽敏经常去找刘俊英闹，把刘俊英的衣服都给撕了，公安机关出警是在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签字，出警之后于尧珠、王泽敏接着找刘俊英闹，逼着刘俊英签字。经质证，于尧珠、王泽敏提出异议称证人所述内容对时间、地点、事发过程均不能详细描述，而且在本案之前经过两次一审程序以及一次二审程序中刘俊英均未提出所谓胁迫一说，证人所做的陈述也不能证实刘俊英的主张。刘俊英称证人证言证实了刘俊英的担保是在受于尧珠、王泽敏胁迫下做出的，事发地为刘俊英家里，证人作为邻居只能听到吵闹，具体经过因不在现场无法具体描述，就警方出警的客观事实也可证实刘俊英是受胁迫，之前没有提起受胁迫的情形是因为刘俊英方认为其书写的保证只为一般保证，不需要将受胁迫的情形陈述。 刘俊英另行提交案外人田序明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关于刘俊英和于尧珠合同纠纷一案，我作为邻居和见证人特此证明如下：刘俊英在医院刚出院的情况下，于尧珠为此纠纷多次滋事，胁迫之下写了一张保证单，事实是一个孤单女人夜晚衣服都被撕破，可见场面残忍程度，最后派出所出警田序明2020年7月5日”。经质证，于尧珠、王泽敏提出异议称对该手写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而且其书写的有关的内容过于笼统且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客观要求，也无法证实准确的事情经过，所以其不能作为证言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生效裁定书已经认定刘俊英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尧珠、王泽敏要求刘俊英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为以下几点： 一、刘俊英承担保证责任的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根据该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应优先适用保证合同的约定，实行意思自治原则，刘俊英出具的保证上明确写明只对144000元承担保证责任，对回购加价款16200元并未进行约定，故应认定刘俊英承担的保证责任应为144000元，对于尧珠、王泽敏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二、案涉《回购协议》和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对该争议焦点，判定合同是否有效应从有效合同的三个要件来认定，即：1、行为人是否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是否真实；3、是否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于尧珠、王泽敏与酒联储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法律事实，该行为并不必然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双方自主决定交易对象与内容，既没有主观上要去损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过错，客观上也没有对其他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故主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对于保证合同，刘俊英虽辩称其系受胁迫所出具，但胁迫是指以威胁为手段，迫使对方做出不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证人张某只能证实双方因本案纠纷发生争执，并不能证实于尧珠、王泽敏实施了非法的胁迫行为，也不能证实保证合同违反了刘俊英本人的真实意思，田序明出具的证明也不能证实刘俊英该抗辩，故对刘俊英辩称其系受胁迫出具保证书不予采信，认定刘俊英同意提供担保，其已经充分了解了该行为的后果，担保合同亦应为有效合同，因此，对于刘俊英该抗辩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刘俊英承担保证责任向原告于尧珠、王泽敏支付投资款本金144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于尧珠、王泽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4元，保全费1370元，由于尧珠、王泽敏负担493元，由被告负担438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刘俊英为证实其主张提交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发布的警方通告网络打印件一份，载明“在酒联储公司工作的业务负责人、分公司经理、团队负责人及其他推广人在自己工作期间获取的奖金、提成以及集资参与人员投资获得的利息、奖金等均属于法律规定的追缴范围，上述人员须将获利资金全部退缴至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指定银行账户”，该证据证明案涉回购协议自始无效。于尧珠、王泽敏之所以接连与酒联储公司签订三份协议，目的明显为获得高额回报，其回报也应当依法追缴、退缴，于尧珠、王泽敏自始存在过错。经质证，于尧珠、王泽敏认为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认为于尧珠、王泽敏从未收到警方的任何通知或要求，刘俊英并无证据证实于尧珠、王泽敏是否属于通告中参与人员范围，该通告也没有直接认定案涉回购合同属无效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是否有效只能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该份警方通告不足以证实刘俊英的主张。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据即便真实，案涉回购协议并不当然无效，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回购协议》是否有效；二、刘俊英应否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回购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俊英主张案涉《回购协议》无效应举证证明存在上述无效情形。刘俊英主张案涉《回购协议》意思表示不真实，但刘俊英并非案涉《回购协议》当事人，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合同双方存在违背真实意愿签订该协议的情形，其主张《回购协议》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刘俊英另主张案涉《回购协议》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亦无证据证实，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刘俊英主张因违反刑法规定而无效，但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当然否定民事合同的效力。酒联储公司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就其签订的《回购协议》内容而言，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俊英以此主张《回购协议》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案涉《回购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其有效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刘俊英应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刘俊英主张其被胁迫提供保证，对此应提供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证实。刘俊英一审申请张某出庭作证，但张某并未在刘俊英出具书面保证现场，其证言不足以证实刘俊英相关主张；刘俊英另提交田序明书面证言，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规定，一审法院未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另，刘俊英于2018年6月出具保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规定，即便刘俊英系被胁迫出具，但刘俊英至今未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撤销该保证，其撤销权已消灭，现刘俊英以被胁迫为由主张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俊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刘俊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永忠 审判员  马树芳 审判员  于 晶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刘颖霞 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