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24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立伟，男，197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正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密码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滨河中路******014。法定代表人：李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匣，女，北京密码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付立伟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密码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密码行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4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付立伟，被上诉人密码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立伟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112民初4267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判令密码行公司向付立伟返还电商款8万元；3、判令密码行公司向付立伟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以8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1月27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4、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密码行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事实不清。（一）密码行公司没有为付立伟提供服务。付立伟买房是到开发商的售楼处和开发商直接购买的房屋，密码行公司没有给付立伟提供服务。付立伟与开发商签订的《“中商海港城”项目认购书》里的置业顾问是开发商的销售人员，并不是密码行公司的人员；密码行公司开庭时也认可《“中商海港城”项目认购书》里的置业顾问是开发商的销售人员，并不是密码行公司的人员；《“中商海港城”项目认购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两方当事人为付立伟和开发商，均没有密码行公司。因此，通过证据已经充分证明密码行公司没有给付立伟提供服务。（二）付立伟没有享受“8万抵10万的服务”。付立伟2016年11月6日和开发商签订了《“中商海港城”项目认购书》上面的单价和总房款与2016年11月28日付立伟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一致，付立伟并没有享受了“8万抵10万的服务”。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密码行公司在收取服务费用后是否已约向付立伟提供了服务”是完全错误的。（三）如果付立伟享受了“8万抵10万的服务”则这8万元应当属于购房款，应当由开发商收取，但是为什么到了密码行公司的账户。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已经成立，且该合同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密码行公司提交的合同等证据均是复印件，没有原件，并且没有付立伟的签字，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缺乏依据。三、一审判决下来后，付立伟复印了一审的庭审笔录和密码行公司提交的证据，密码行公司提交的证据中有密码行公司和开发商签订的五份《房地产销售代理合同》和一份《房地产销售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但是一审判决书内容里却只字未提这些《房地产销售代理合同》。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密码行公司只提供了一份代理合同复印件，一审法院在其他几份未经质证的情况下就作出错误判决；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有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密码行公司代理开发商的行为应当向开发商收取费用，不能依据与开发商的代理合同收付立伟的费用。四、一审中密码行公司提交了几个证据复印件，这几个证据没有一个是原件。其中《中商*海港城签约签呈》是密码行公司自己制作的没有付立伟的签字，《房地产销售代理合同》与付立伟无关，上述证据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也不能证明密码行公司给付立伟提供了服务。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如果密码行公司为付立伟提供了服务，作为房产中介，法院应当依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为依据进行审理和裁决。但是一审判决根本没有提到《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根据2016年4月1日实施的《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价格法》、住房城乡建设部2016年10月10日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房产中介为委托人提供服务，必须与委托人签订书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必须明确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等等，以上规定是强制性规定。如果密码行公司为付立伟提供了服务为什么不直接与付立伟签订书面的合同并明确收费标准？通过以上规定也可以证明，密码行公司根本没有为付立伟提供服务。六、电商费是房地产中介巧立名目以“以钱抵钱”形式变相提高中介费或为开发商变相涨价的一种手段。住建部明令禁止不准收取电商费。《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是2016年10月10日颁布的，而密码行公司是2016年11月27日收取付立伟的电商费，也就是说密码行公司是在明知国家对此进行严厉打击的情况下还在与开发商勾结另立名目收取费用，变相抬高房价，高房价就是这些不良中介抬高的。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认定证据错误，判决内容漏洞百出，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本案，维护付立伟的合法权益。密码行公司辩称：1.密码行公司提供了服务，二审密码行公司也会再次提交证据；2.密码行公司为付立伟提供了服务，付立伟应支付服务费，因此不应退还。综上，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付立伟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付立伟的上诉请求。付立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密码行公司返还电商款8万元；2.密码行公司支付利息（以8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7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密码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6日，付立伟与案外人唐山中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公司）签订《“中商海港城”项目认购书》（以下简称《认购书》），约定由付立伟购买中商公司开发的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海港开发区港民街以南、繁荣大街以西的中商海港城小区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房屋建筑面积约为146.12平方米，成交单价为3350元，总房价款为489502元；储藏室编号为35号，储藏室面积为7.26平方米，储藏室总价款为11616元；付立伟应在签订《认购书》同时向中商公司交纳2万元作为履行本协议认购金。合同另就其他费用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当日，付立伟向中商公司支付了认购金2万元。2016年11月27日，付立伟向中商公司支付141118元（含储藏室价款和除认购金外的房屋首付款，另有34万元申请贷款支付），中商公司向付立伟出具收据载明所付款项为“109-1-401首付款”。当日，付立伟另向密码行公司支付电商服务费8万元，该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所付款项为“电商服务费”。2016年12月28日，中商公司作为出卖人与付立伟作为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付立伟购买涉案房屋及储藏室，约定房屋及储藏室的坐落、价格、建筑面积均与《认购书》约定一致。双方共同确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该案审理过程中，密码行公司主张其所收取的8万元性质为服务费，其已向付立伟提供了从带看房屋到合同履行完毕的全部服务，付立伟亦实际享受了“8万抵10万”的优惠价格，并就此提供了《中商·海港城签约签呈》（以下简称《签约签呈》）、《认购书》、认购金及首付款收据、付立伟刷卡联、付立伟身份证复印件、《房地产销售代理合同》及其工作人员与微信名称为“潘娜173XXXXXXXX”（密码行公司称系付立伟之妻）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签约签呈》载明付立伟购买涉案房屋的优惠方式为“8万抵10万”，另记载了涉案房屋及储藏室的价格、面积及付立伟已付款情况，并由置业顾问孙鑫、客服荣新颖、销售经理李春、秘书高梦晗签字确认。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姐收房需要交的费用：一个是公共维修基金……收房需要带的资料：购房合同和发票……”“潘娜173XXXXXXXX”回复：“李经理，上次我们经过孙鑫购买的唐山海港城的房子，那个电商收了我们8万电商费，您给公司说下给我们退了，我们也不想找麻烦，也不管别人怎么样。只要给我们退了就行。”付立伟对密码行公司上述主张不予认可，称其未享受购房优惠，密码行公司亦未向其提供其他服务。经法院询问，付立伟称其交纳涉案款项系应中商公司工作人员的要求支付购房款，在拿到收据后才知晓实际支付为电商服务费。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双方均认可密码行公司收取了付立伟的电商服务费，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服务合同，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已经成立，且该合同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合同义务。付立伟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不妥，法院对本案案由依法予以调整。该案争议焦点是密码行公司在收取服务费用后是否依约向付立伟提供了服务，就此，法院认为，其一，从付立伟对涉案款项的支付原因陈述来看，付立伟称其交纳该笔款项是应开发商要求支付房款，但付立伟系在2016年11月27日交纳首付款（含储藏室款项）及电商服务费，而付立伟早在2016年11月6日即与开发商签订了《认购书》，明确约定了房款金额，本次付款当日付立伟所付款项金额明显超过了《认购书》约定款项，故付立伟陈述以为所付款为购房款与事实不符。其二，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分析，密码行公司就其已提供服务提交了付立伟与开发商所签订的《认购书》及付款凭证、收据、付立伟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其掌握了“客户”资料，密码行公司另提供由其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签约签呈》，其具体内容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及款项实际支付情况一致，《签约签呈》签字人员亦能够与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相互印证，加之所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早已实际履行完毕，付立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电商服务费的支付提出过异议，故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证明密码行公司实际为付立伟提供了商品房交易服务的事实。现付立伟要求退还已付电商服务费并支付利息，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付立伟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密码行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一、孙鑫的员工离职审批表、证据二、孙鑫的医院检验报告单、证据三孙鑫的身份证复印件，一并证明孙鑫是密码行公司的员工，他的行为代表公司的行为；证据四、李爱丽（同音）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张，证明密码行公司向付立伟提供了服务，促成了最后签订成功房地产交易合同。付立伟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二、三孙鑫的入职跟付立伟没有关系，密码行公司没给付立伟提供任何服务，密码行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二、李爱丽（同音）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这些所谓的服务都是付立伟自己完成的，这是密码行公司跟第三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给付立伟提供了服务。本院认为，虽然付立伟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本院将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及查明事实予以综合认定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付立伟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付立伟上诉主张密码行公司没有为付立伟提供服务，付立伟也没有享受“8万抵10万的服务”，密码行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也不能证明密码行公司给付立伟提供了服务；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电商费是房地产中介巧立名目以“以钱抵钱”形式变相提高中介费或为开发商变相涨价的一种手段，不应支持密码行公司收费行为，应维护付立伟的合法权益。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的立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故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即密码行公司取得付立伟的电商服务费8万元是否有法律依据。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均认可密码行公司收取的是付立伟的电商服务费，但付立伟认为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服务合同，并未建立有效的服务合同关系，故密码行公司收取该笔费用缺乏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付立伟向法院提交的收据显示其支付涉案款项的性质系支付给密码行公司的电商服务费；其次，其主张支付涉案款项系应开发商要求支付房款的同时错误刷卡支付，但付立伟系在2016年11月27日交纳首付款及电商服务费时，应当已经明确知道其实际应当支付的购房款项数额，而付款当日付立伟所付款项金额明显超过了《认购书》约定款项，且是分开支付，单独领取的收据，故付立伟陈述以为所付款为购房款明显不合常理，亦与事实不符；最后，对于密码行公司是否与其建立了事实上的服务或居间关系的问题，密码行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付立伟与开发商所签订的《认购书》及付款凭证、收据、付立伟身份证复印件、其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签约签呈》，工作人员与其前妻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上述证据内容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证明密码行公司与其建立居间服务合同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付立伟虽否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但并未提交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其主张的错误给付的事实成立，故一审法院驳回付立伟基于不当得利要求密码行公司退还已付电商服务费并支付利息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付立伟主张的密码行公司收取服务费用标准不明及未提供有效服务、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收费等问题，不属于本案不当得利之诉项下的审查范围，如付立伟对此存在争议，应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付立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付立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 茵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徐 仙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