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8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柯比特游艇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镜湖湿地公园西入口梅市街**楼**。 法定代表人：赵莉荣，系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军,浙江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鱼跃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海涂九七丘地段**/div> 法定代表人：李秋雨，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峰，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红，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绍兴柯比特游艇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比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绍兴鱼跃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跃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3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柯比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鱼跃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判决的证据不足。第一，一审法院认定郭林晓和郦海峰的证明，否定郦海峰的相关陈述，缺乏事实根据，柯比特公司一审提交的领(付)款凭证上面除了个人签字的部分以外，其余均是郦海峰所书写、制作，郦海峰虽然系绍兴曹娥江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娥江酒店公司）的采购部经理，但郦海峰是案涉50万元款项支出及其用途的经办人知情人，而郭林晓虽然时任曹娥江酒店公司的财务主管，但其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了该50万元款项按照王新建的指示，由郦海峰等人签字后，郭林晓才签字的，也就是说郭林晓只是作为财务主管在上面签字，款项的用途是由经办人郦海峰向王新建请示后才形成该份领(付)款凭证的，郦海峰作为该款项的实际经办人完全有资格来说明该款项用途，但一审法院仅仅以郭林晓系财务主管的身份就认定其所做的说明具有合理性和可信度而不认可郦海峰的情况说明，显然不符合实际。第二，一审法院认为王新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其陈述不予采信，不符合逻辑的。王新建当时是杭州安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颐酒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又是曹娥江酒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于公司的资金用途是有完全的决定权，郭林晓的情况说明里明确了是按照王新建的指示签字打款，王新建在向一审法院的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中已经明确了案涉的50万元不是用于代安颐酒店公司向柯比特公司支付租金，而是用于支付给柯比特公司之前酒店相关装修、设备设施支出。虽然王新建系两个公司的老板，但其对款项有完全决定权，其所明确的款项用途才是款项的实际用途。郭林晓系曹饿江酒店公司的财务主管，也就是该公司的员工，对于公司资金的用途没有决定权。第三，一审法院认为鱼跃公司所提交的记账凭证系原始凭证，具有较高证明力缺乏事实依据。该份记账凭证的日期、内容均是手写，难以断定是原始的记账凭证，完全有可能是另外制作，不能仅凭这张纸就认为其系原始的记账凭证。第四，根据工商登记显示，鱼跃公司系曹娥江酒店公司的大股东，其提交的证据以及出庭作证的戴建良的证言等均是由曹娥江酒店公司向鱼跃公司提供，鱼跃公司与曹娥江酒店公司之间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对其所提交的证据应当不予采信。第五，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的50万元款项的用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鱼跃公司所提交的领(付)款凭证载明的用途是服务费，并不是租金，既然鱼跃公司认为支付的是租金，但凭证中没有明确是租金，显然不合理；反之，柯比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王新建、郦海峰的情况说明，均能直接证实案涉50万元款项不是用于代安颐酒店公司向柯比特公司支付租金，而是用于支付给柯比特公司之前就酒店相关装修、设备设施所产生的支出。 鱼跃公司辩称,根据鱼跃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均可证实案涉50万元款项系为本案柯比特公司垫付的租金，柯比特公司的主张的事实没有依据。 鱼跃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柯比特公司支付鱼跃公司50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12月25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截至起诉之日暂计6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24日，案外人绍兴市曹娥江大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娥江大闸公司）与柯比特公司签订《协议书》1份，约定曹娥江大闸公司经过招标确定柯比特公司为曹娥江大闸管理区环境工程一期（服务中心）资产的承租方，用途仅限于酒店，为大闸景区和游艇码头配套提供餐饮、住宿、酒吧、茶吧、咖啡吧、商店、KTV及培训等，酒店由柯比特公司直接或委托专业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和经营；租赁期限为15年，自2016年7月1日至2031年6月30日止；前三年免缴，第4年乙方缴纳租金200万元，第5年起，每年租金按上一年金额的8%递增。 2016年7月1日，柯比特公司与案外人安颐酒店公司签订《承包合同》1份，约定柯比特公司将曹娥江大闸管理区环境工程一期（服务中心）发包给安颐酒店公司经营，用途仅限于酒店，为大闸景区和游艇码头配套提供餐饮、住宿、酒吧、茶吧、咖啡吧、商店、KTV及培训等，酒店由安颐酒店公司方直接或委托专业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和经营；租赁期限为15年，自2016年7月1日至2031年6月30日止；租金分别为第1年0元、第2年100万元、第3年100万元、第4年300万元、第5年324万元、第6年378万元、第7年408万元、第8年440万元、第9年476万元、第10-15年100万元/年。 2018年1月16日，鱼跃公司和柯比特公司签订《转让协议》1份，约定柯比特公司将其与曹娥江大闸公司签订的曹娥江大闸管理区环境工程一期（服务中心）《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2》整体转让给鱼跃公司，由鱼跃公司全部继承并履行上述两份协议的权利义务事宜，柯比特公司将委托杨敏明持有的安颐酒店公司40%股权转让给鱼跃公司，作价40万元。嗣后，鱼跃公司、柯比特公司及曹娥江大闸公司签订《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1份，约定曹娥江大闸公司将其与柯比特公司签订的曹娥江大闸管理区环境工程一期（服务中心）《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2》整体转让给鱼跃公司，由鱼跃公司全部继承并完全履行柯比特公司的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可追溯至上述合同及协议成立之时。2018年2月2日，鱼跃公司和安颐酒店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1份，约定柯比特公司与安颐酒店公司签署的《承包合同》保持有效，内容不作变更，乙方主体不变，甲方主体由柯比特公司变更为鱼跃公司，由鱼跃公司完全履行原《承包合同》中甲方的权利义务，权利和义务可追溯至上述《承包合同》成立之时。 2017年12月25日，曹娥江酒店公司向柯比特公司网银转账50万元，同日的领（付）款凭证载明领款人为“绍兴柯比特游艇服务有限公司”，核准人为“王新建、袁雪山”，用途为“服务费”，证明人为“郦海峰、郭林晓、陈秋芳”。2017年12月30日，曹娥江酒店公司对该笔款项记账为：“曹娥江酒店打款到安颐，安颐到柯比特”，会计科目为借-其他应付款（安颐酒店）50万元，贷-银行存款50万元。2017年12月31日，柯比特公司对该笔款项记账为：借-银行存款（华夏银行）50万元，贷-应收账款（绍兴曹娥江酒店有限公司）50万元，财务主管及制单均为钱卫越（第二次庭审中，承办人当庭拨打钱卫越手机号码137××××2011并通过其陈述公民身份号码330621197902××××确定身份，其陈述其是柯比特公司的兼职会计，每月根据公司提供的原始单据做账，并不清楚曹娥江酒店公司与柯比特公司的业务往来，也不清楚有无垫付酒店装修、设施费用，2017年12月31日记账的应收账款-绍兴曹娥江酒店有限公司-50万元仅系根据公司提供的单据和会计规范做账，并未与公司就该笔款项的用途沟通过）。 安颐酒店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20日，法定代表人为王新建，股东为王新建（持股60%）、杨敏明（持股40%），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王新建，监事为杨敏明，该公司经股东决议解散并于2019年10月17日登记注销。曹娥江酒店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8日，法定代表人原为杨敏明，于2018年4月13日变更为李秋雨，于2019年5月23日变更为戴建良；股东原为安颐酒店公司和袁雪山，于2018年4月13日变更为安颐酒店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变更为丁小勇、鱼跃公司、绍兴拉菲格纺织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变更为丁小勇、鱼跃公司、绍兴际亿纺织品有限公司；经理原为袁雪山，于2018年4月13日变更为王新建。公司现任经理及执行董事为戴建良，监事为李秋雨。 案外人郭林晓于2020年7月2日向该院出具《情况说明》1份，称2017年12月25日其系曹娥江酒店公司的财务主管，案涉款项系曹娥江酒店公司代安颐酒店公司支付给柯比特公司的租金，签字人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新建（同时系安颐酒店公司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兼经理袁雪山、公司出纳陈秋芳及财务采购部主管郦海峰。案外人王新建于2020年6月2日、7月9日分别向该院出具《证明》、《情况说明》各1份，称安颐酒店公司未委托曹娥江酒店公司代付向柯比特公司承租曹娥江大闸管理区环境工程一期（服务中心）的房租，案涉款项系归还柯比特公司为曹娥江酒店公司先期垫付的酒店装修、设施费用。案外人郦海峰于2020年7月9日向该院出具《情况说明》1份，称其时任曹娥江酒店公司的财务采购部经理，案涉款项系归还柯比特公司为曹娥江酒店公司先期垫付的酒店装修、设施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款项的用途。对此，柯比特公司称案涉款项并非曹娥江酒店公司代安颐酒店公司向柯比特公司支付的承包费，而系归还柯比特公司为曹娥江酒店公司垫付的酒店装修、设施费用。该院认为，案外人郭林晓和郦海峰均在案涉领（付）款凭证上签字，但却出具了截然相反的证明。比较而言，郭林晓时任曹娥江酒店公司的财务主管，记账凭证的制作系其职权范围内事务，其称曹娥江酒店公司与柯比特公司并无业务往来，案涉款项系代安颐酒店公司支付承包费，同时因股东决定简化手续，故直接将款项支付给了柯比特公司，结合其他证据，其陈述具有合理性和可信度。且案涉记账凭证系原始凭证，并无证据显示系伪造或经过删改，对反映案件当时的事实具有较高的证明力。柯比特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虽挂“应收账款-曹娥江酒店公司”科目，但经与会计沟通，其表示该笔款项仅系根据柯比特公司提供的单据和会计规范做账，并未与柯比特公司就该笔款项的用途沟通过。案外人王新建虽也出具了内容相反的《情况说明》，但其当时既是曹娥江酒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又是安颐酒店公司的大股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该院对其陈述不予采信。同时，因其具有该双重身份，其在领（付）款凭证上签字也印证了记账凭证内容的合理性。另，经该院释明，柯比特公司一直未能提供其所称的为曹娥江酒店公司垫付酒店装修、设施费用的相关依据。综上，可以认定案涉款项系曹娥江酒店公司代安颐酒店公司向柯比特公司支付的承包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及鱼跃公司和安颐酒店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实质是柯比特公司将其与安颐酒店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概括转移给鱼跃公司，并明确权利义务追溯至《承包合同》成立之时即2016年7月1日。现案涉款项发生在《承包合同》期内，且符合《承包合同》约定，依约应支付给鱼跃公司，故对鱼跃公司要求柯比特公司支付该50万元安颐酒店公司承包费的诉请，予以支持。因案涉款项发生在《承包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签订之前，鱼跃公司也未证明其向柯比特公司催讨过，故对鱼跃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该院仅自起诉之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八条和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柯比特公司应支付给鱼跃公司50万元，并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0年5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驳回鱼跃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柯比特公司向本院提交转账凭证、交易明细各一份，证明空调款56000元、油漆工程款144000元用于酒店装修支出，涉案50万元系垫付酒店装修支出。鱼跃公司质证认为，关联性有异议，本案一审中，柯比特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50万元为对承租的标的物进行装修，替曹娥江酒店公司垫付装修款后曹娥江酒店公司给柯比特公司的装修款，第二次庭审过程中陈述是对现有装修进行结算，且一审法院两次庭审中明确要求对方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柯比特公司表示没有办法提供，因此现在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认为，柯比特公司在一审中明确表示无法提交，且上述证据中的金额与涉案50万元明显数额差距较大，无法证明案涉50万元系垫付酒店装修款，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认定案涉50万元款项系曹娥江酒店公司代安颐酒店公司向柯比特公司支付的承包费是否正确。纵观本案证据及双方陈述，首先，鱼跃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与领（付）款凭证能够相对应，并无证据显示系伪造或经过删改，且郭林晓时任曹娥江酒店公司的财务主管，记账凭证的制作系其职权范围内事务，其明确表示曹娥江酒店公司与柯比特公司并无业务往来，案涉款项系代安颐酒店公司支付承包费，同时因股东决定简化手续，故直接将款项支付给了柯比特公司，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柯比特公司认为记账凭证不是原始记账凭证不能成立；其次，柯比特公司与安颐酒店公司2016年7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明确约定租金为第一年0元、第二年100万元，到2018年2月《承包合同》主体变更为鱼跃公司，安颐酒店公司应向柯比特公司支付至少半年租金50万元，而柯比特公司明确表示未收到租金，显然不符合合同约定，也不符合常理；再次，王新建当时既是曹娥江酒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又是安颐酒店公司的大股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陈述显然缺乏证明力，一审不予认定正确；最后，柯比特公司经一审法院释明未能提供其所称的为曹娥江酒店公司垫付酒店装修、设施费用的相关依据，二审提供的证据金额也远小于案涉款项。综上，可以认定案涉款项系曹娥江酒店公司代安颐酒店公司向柯比特公司支付的承包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 综上，柯比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50元，由上诉人绍兴柯比特游艇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冯 莹 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