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晋0881民初2426号原告：刘玉兰，女，汉族，1942年5月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军强，永济市城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永济市银杏西街**。负责人：赵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金龙，山西西厢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玉兰与被告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永济农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玉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军强，被告永济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金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玉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2016年3月21日原告刘玉兰与被告永济农商行签订的存款合同成立并生效；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取1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息1.95分标准自2016年3月计算至支取存款时为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与曹小锁系同村村民关系。曹小锁原系永济农商行有限公司下设机构赵柏信用社代办员。在曹小锁任职期间，2016年3月21日原告在曹小锁负责的信贷站办理存款手续，曹小锁收到上述款项之后以被告名义给原告出具了一份“山西省农村信用社个人存款凭条”，凭条上面注明存款人姓名、存款日期、存款数额及利息约定情况，同时盖取了曹小锁的0424工号枚章。在曹小锁代办吸收存款期间，永济农商行赵柏信用社给其发放一定的报酬。现原告前去被告处支取上述存款本息，而被告永济农商行拒绝支取，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储户“存款自由、取款自由”的原则，为此给原告带来诸多不利因素，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依据《合同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特提起诉讼，请贵院判如所请。被告永济农商行辩称，1.被告与原告刘玉兰之间不存在存款合同关系。原告所诉要求确认存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其唯一的证据即服刑犯曹小锁以个人名义给其出具的“存款凭条”，该存款凭条从形式上既不是被告单位的存单，更没有被告银行的任何印章，根本无法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存款合同关系。从事实上看，被告及下属支行也从未收到过原告该笔存款。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存款合同关系，更不存在合同的成立生效。2.曹小锁收取包括原告在内的等110名农户存款行为，已被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属于个人犯罪而非职务犯罪。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所谓存款明显不应予以支持。①曹小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纠纷一案，被告已向法院提交了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刑终183号刑事裁定书，该二审裁定已产生法律效力，明确证实曹小锁收取的110户农户存款，所出具存款凭条与原告起诉的“存款凭条”完全一致，其个人吸收存款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属于个人犯罪而非代表被告的职务犯罪。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③根据以上规定及原告提供的“存款凭条”，与刑事案件其他存款农户明显属于同一性质，明显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处理原告集资款的追缴和退还，而不是提起民事诉讼。综上，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存款合同关系，曹小锁吸取原告存款已经涉嫌犯罪，建议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围绕其诉求依法提供证据：1.山西省农村信用社个人存(取)款凭条一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款合同成立，同时证明存款时间、数额及利息约定情况。2.永济市人民法院(2017)晋0881刑初116号刑事判决书、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刑终183号刑事裁定书各一份，拟证明曹小锁多年系被告处的代办员、联络员的事实，同时证明被告在撤销代办站之后曹小锁家中仍然挂有“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及各种规章制度牌子等事实。3.照片4页，该照片系曹小锁家中留存的农村服务站站牌及各种规章制度牌子，拟证明曹小锁的存款行为是代表被告而为。4.申请证人曹小锁出庭作证。被告的质证意见为：1.山西省农村信用社个人存(取)款凭条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该份证据并不是被告处出具的合法正式存款凭条，而是由曹小锁出具的收款白条，该条上没有被告方的签名和签章，对其中加盖的曹小锁的枚章不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款项是由曹小锁收取并向原告出具的凭条，证明了该笔借款发生于曹小锁与原告之间，与被告无关。2.对永济市人民法院(2017)晋0881刑初116号刑事判决书、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刑终183号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内容和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曹小锁在2016年3月份向原告出具白条时具有代办员的身份，从判决内容能够证明在2006年7月份时，曹小锁由代办员身份变为农村信息联络员身份。3.对4页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和内容的异议，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各金融机构所设立的一项惠农服务站，该服务站没有办理存取款的业务，在客户需知的第9条也明确告知在办理业务时不要接受设备管理员打的白条，由此造成损失后果自负，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与被告间形成的存取款关系。4.曹小锁的证言能够证明原告的该笔款项没有支付给被告的事实，而是由曹小锁将该款项用于其朋友资金周转。并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7）晋0881刑初116号刑事判决书和（2018）晋08刑终183号刑事裁定书各一份，拟证明曹小锁在担任信息联络员期间非法吸收包括原告在内的一百多户村民的存款，该行为已经被告法院认定为刑事犯罪。2.从永济市人民法院复制的（2017）晋0881刑初116号刑事案卷中所附的曹小锁向村民出具的白条，拟证明原告当庭递交的2016年3月21日的条据与案卷中所附的受害人的条据形式一致，也证明原告的该笔款项是曹小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涉案款项，并非在被告处的合法存款。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曹小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不必然免除被告承担本案民事责任。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证据，现将本案事实认定如下：原告与案外人曹小锁系同村村民，案外人曹小锁原系永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已更名为山西永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被告）赵杏代办站代办员。2016年3月21日，曹小锁从原告处收取10000元后，向原告出具一份山西省农村信用社个人存（取）款凭条，并在该凭条信用社打印处手写“2016年3月21日刘玉兰1年1.95壹万元正”，在客户填写处显示10000.00，下方盖有显示为“曹小锁”的个人印章。2016年11月22日，案外人曹小锁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永济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12月2日被依法逮捕，后永济市人民检察院以曹小锁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永济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永济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晋0881刑初11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曹小锁“吸收本村及周边村民魏永强、曹五锁、曹新法、屈妮妮等109人239.1237万元”，认为曹小锁“违反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在永济市农村信用联社下发文件，停止信用代办站代办存款业务的情况下，仍以信用社代办站代办员的名义非法办理存款业务，吸收本村及周边村民的存款200余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判决“被告曹小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曹小锁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与在案财产一并返还被害人”，后曹小锁就前述判决向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运城中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8）晋08刑终183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判，前述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另，根据原、被告的提供的证明，本案原告主张的10000元包含在前述生效判决书中认定的曹小锁吸收109人共计239.1237万元内。本院认为：本案经审理查明，永济市人民法院（2017）晋0881刑初11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三、被告人曹小锁、曹更业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并与在案财产一并返还给被害人”。该判决已经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刑终183号刑事裁定书裁定维持原判，现已生效，即本案中原告刘玉兰诉称的10000元已在上述刑事案件中被认定在曹小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数额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规定，本院认为，原告的救济途径应是向做出上述刑事判决的人民法院提出偿还请求，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规定，即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故本院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玉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5元，退回原告刘玉兰。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永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杜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