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10行初27号 原告：江守印，男，汉族，农民，住商南县。 委托代理人：江用海，男，汉族，农民，住商南县，系原告江守印之子。 委托代理人：江霞，陕西秦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商南县。 法定代表人：崔华锋，县长。 委托代理人：相文生，商南县文旅局副局长。 被告：商南县亚行贷款陕西山区道路安全示范项目建设管理处。住所地：商南县县交通运输局院内。 法定代表人：李桂芳，系管理处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赵尚艺，系管理处安全和环境保障科科长。 原告江守印与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商南县亚行贷款陕西山区道路安全示范项目建设管理处（以下简称项目建设管理处）履行行政协议一案，原告江守印于2020年7月10日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守印及其委托代理人江用海、江霞，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相文生，被告项目建设管理处的委托代理人赵尚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守印诉称，2017年因商郧路改建工程需征迁原告房屋，4月27日，被告项目建设管理处与原告签订了《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原告按规定时间拆除了房屋，临时搭建棚子居住，但是被告至今不给原告安置宅基地。故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履行《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给原告划拨宅基地。 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江守印与项目建设管理处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按照协议约定被告应当给原告安置宅基地； 2.商集建（1994）字第34211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被告征用了原告合法的房屋； 3.原告居住现状照片。证明原告无房屋居住的事实； 4.江守印户口本。证明原告系法律上承认的“一户”； 5.江守印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6.城关街道办2019年3月20日公示。证明没有给江守印安置房屋； 7.江用海、刘正启与项目建设管理处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每户都是按照原告一样的标准划拨了宅基地，兑付了补偿费，但是只给原告兑付了补偿费，没有划拨宅基地。 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辩称，被告与江守印签订了《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原告房屋予以征收，房屋补偿款已经兑付到位。就原告的宅基安置问题，2018年11月5日，项目建设管理处召集城关街办和住建等部门会议，对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城关街办辖区涉及本项目的拆迁户的安置工作做了妥善安排。城关街办依据《陕西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四）款，结合原告两个儿子在集中安置区以及各安置了一处宅基地的实际情况，没有给原告划拨宅基地，并无不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商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商南县亚行贷款陕西山区道路安全示范项目建设征迁安置环境保障实施方案》通知。证明项目建设管理处完全按照政府方案进行安置的； 2.江守印与项目建设管理处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及银行转账记录。证明项目建设管理处已经按照程序向原告兑付了房屋补偿款，土地补偿款由县XX室XX组； 3.城关街道办辖区拆迁安置问题会议复印件。证明县政府和管理处已经履行了安置的职责； 4.三角池村村民委员会2020年7月27日证明；三角池村委会2019年5月9日公示；2019年5月9日商郧路拆迁安置工作推进会会议记录；2019年5月14日江守印房基信访事宜座谈会会议记录。证明城关街道办对江守印作出不予安置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项目建设管理处答辩意见与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相同，未提交证据。 原告与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均当庭进行了质证，经质证，原告江守印对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三角池村委会2019年5月9日的公示和商郧路拆迁安置工作推进会会议记录、2019年5月14日江守印房基信访事宜座谈会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都不认可，对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证据3恰恰证明没有给原告安置，政府至少有监督的职责。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依据《陕西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老人应当随子女生活，城关街办是严格依法依规安置。被告项目建设管理处同意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 对上述证据经综合分析评判后，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刘正启与项目建设管理处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与本案无关，原、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均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6日，商南县人民政府印发了《商南县亚行贷款陕西山区道路安全示范项目建设征迁安置环境保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通知，成立了“商南县亚行贷款陕西山区道路安全示范项目建设指挥部”，负责项目建设中有关重大问题的决策和综合协调工作，指挥部下设项目建设管理处，具体负责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实施方案》规定：“凡拆迁户原宅基地权属为集体所有的，无论是农户、还是非农户，均由原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安置宅基地；按照一户只能拥有一处不超过限额面积宅基地的原则，确定安置对象和面积”。原告江守印的房屋位于商郧路改建工程的征迁范围内。2017年4月27日，项目建设管理处与江守印签订了《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一、安置方式，经双方商定乙方：（一）采取在本组按规定面积划拨宅基地予以安置，乙方按规划要求建房，不得擅自超占超建；(四)按照有关规定，不予安置。四、补偿总额，依据规定，且乙方履行协议，按期搬迁的，应付补偿费用总额为58652.4元。协议签订后，原告拆除了房屋并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共计58652.4元。2018年12月5日，项目建设管理处召集城关街办和住建等部门会议，研究确定了三角池安置区移交给城关街办，由城关街办严格把关整体拆迁安置工作。2019年3月20日，城关街办对符合安置条件的对象名单予以公示，共安置21户，安置对象包含江守印的两个儿子江某某和江用海，在江某某和江用海一栏备注栏填写“含江守印一户安置”。2019年5月9日，XX街XX村XX组群众会，对3月20日公示的没有安置的江守印等户的安置问题进行了研讨，经参会群众投票，不同意江守印户单独安置。同日，三角池村委会对会议讨论结果在五里店组进行了公示并上报城关街办。原告因未给其安置宅基地，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履行《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给原告划拨宅基地。 另查明，江守印有两个儿子江某某、江用海。江守印夫妇1995年和两儿子分家，单独分户居住，父子三人的房屋均位于XX村XX组。征迁前，江守印与其两个儿子均建有单独的住房，三人均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江守印名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号为商集建（1994）第342119号。商郧路改建工程征迁时，江守印父子三人均与项目建设管理处签订了《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江某某、江用海已经在安置点集中统一安置。江守印房屋被拆迁后，在原宅基公路下临时搭建窝棚居住至今。 本院认为,本案商南县XX路改建工程的拆迁征收主体，负有对项目工程建设所涉及的被征收人予以补偿安置的法定义务，是本案的适格被告。项目建设管理处是商南县XX路改建工程临时组建的机构，不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对于项目建设管理处的起诉不符合起诉的条件，应当予以驳回。 本案商南县人民政府与原告江守印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商南县人民政府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出于行政管理目的与被征收人签订的行政协议，该协议内容合法有效，应予认定。庭审中，各方对于该协议合法性也均无异议。对于所签订的合法有效的行政协议，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均应严格履行。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是否应当为原告江守印安置宅基地。 本案中，原告江守印的房屋位于被征收的集体土地范围内，原告江守印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征迁前，其单独居住，并持有单独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符合一户一宅的条件。在所居住的房屋被拆迁征收后，其有权获得相应的宅基地安置。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作为征收补偿的主体,在其设立的项目建设管理处与原告签订了《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原告已经履行协议拆除了房屋后，至今对原告没有安置宅基地，导致原告居无定所，搭建窝棚居住至今，被告违反了协议的约定内容，应当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按照协议的约定及时为原告安置宅基地，确保原告的居住权。鉴于庭审中，被告表示安置点已经安置完毕，本案被告应当提供就近地段对原告予以妥善安置。《陕西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四）款是关于不得申请取得宅基地的情况的规定，该规定属于管理性的规定，与本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不属于同一性质。本案原告江守印与其两个儿子已经分家另过，属于单独的户主，三人在被征收前拥有各自的宅基地，且分别取得了合法的宅地基使用权证，按照该办法的规定，其均符合取得宅基地的条件。原告江守印坚持要求对其单独安置，不违反上述办法的规定。被告认为已对原告二个儿子安置，原告必须随一个子女安置的观点无法律依据，属于对该办法的误读，对其辩解观点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本案原、被告签订的行政协议合法有效，应当继续履行，被告违反协议约定，应当依法及时为原告安置宅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江守印与项目建设管理处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继续履行； 二、限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为原告江守印安置宅基地。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商南县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军宏 人民陪审员  鱼铁虎 人民陪审员  南方良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法官 助理  郭松梅 书 记 员  李 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