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2民初1699号原告：李秀慧，女，198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钰龙、马英迪（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武汉天地-企业中心**大厦******。负责人：杨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善飞（一般授权代理），男，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一般授权代理），女，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员工。原告李秀慧与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李秀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英迪，被告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双方争议较大，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秀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我与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于2013年12月28日所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2.判令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返还我已缴纳保费57,577.52元（人民币，下同）及利息（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3.判决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赔偿我129,833.46元（按已缴纳保费减去保单现金价值的三倍计算赔偿额）；4.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28日，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员工刘佳来向我推销“护身福”，“护身福”主险为分红型人身保险产品，刘佳来屡次向我宣传并承诺主险保额会根据保单红利逐年增长，若购买保额350,000元的主险，至我60岁时，主险保额不少于600,000元，加上各附加险保额，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总保额不少于1,000,000元。我在刘佳来的劝诱下，与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签订《人身保险合同》，约定每年缴纳保费9,379.90元（已按9,379.90元缴纳4年，2018、2019年因合同升级保费分别实际缴纳10,028.96元、10,028.96元）；合同约定主险为保额350,000元的分红型身故险，附加险包括保额300,000元的护身福重疾险、保额150,000元的长期意外险和豁免重疾险等，被保险人为我。合同签订时，刘佳来仅携带合同签字页于我家中，且未主动向我解释合同重要条款，并且在合同签订时刘佳来就谎称投保单风险提示语不需要我亲自书写。2019年7月，我从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员工王磊处获知刘佳来已经离职，王磊作为该保单的新维护人重新向我讲解上述合同，经其讲解后得知：主险保单红利无法保证，不确定我60岁时保额可增加至不少于600,000元，且在不考虑保额随保单红利逐年增长的因素时，保额350,000元的主险与保额300,000元的附加重疾险共享保额，即主险与附加险总计保额为350,000元，若附加重疾险保额300,000元全部给付完毕后，主险保额为剩余的50,000元。我委托表姐冯某就“护身福”保额增长及其与重疾险共享保额的有关问题，于2019年7月23日、2019年8月19日分别通过微信、电话的方式向刘佳来提出质疑，刘佳来仍承诺“护身福”的保额至我60岁时可以达到600,000元没有问题，承诺还有可能达到1,000,000元。2019年7月至今，就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及其员工刘佳来虚假宣传、虚假承诺以及未尽如实告知合同重要条款义务的行为，我多次与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交涉未果。2019年9月2日，就前述事实，我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以下简称银保监会湖北局）进行投诉，该局经调查后于2019年10月31日下达鄂银保监保险投诉[2019]第198-2号《保险消费投诉办理情况告知书》，认定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前员工刘佳来存在虚假承诺行为。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辩称，一、2013年12月28日，李秀慧为本人投保护身符保险产品计划（分红型），其中主险护身福终身寿险，保额350,000元；附加护身福重疾，保额300,000元；长期意外13，保额150,000元；豁免重疾C12。保单号P093000007576667，红利领取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年缴保费9,379.90元，于2014年1月3日生效。2017年6月29日，李秀慧新增1191护身福特疾50及1195豁免C特疾50两份附加险。保单缴至2020年1月3日，目前停效状态，合计缴费57,577.52元。二、我公司对保险合同的保障责任及保险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李秀慧在阅读并理解保险合同内容的情况下投保，要求撤销该份保险合同、返还保费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在订立保险合同前，我公司的代理人根据李秀慧需求，向其设计并出示标识号尾号为15BA65的《平安综合保障计划》及险种条款，《平安综合保障计划》明确该保单类型为分红型，红利分配方案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分红不确定，并通过《保险利益和分红测算图表》在假定低、中、高三种分红水平下对红利进行了测算；同时，该保障计划“身故保险利益”项下明确，该身故保险金为未发生“重大疾病”时的给付金额。《平安附加护身福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重大疾病保险金”项下明确说明“我们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本附加险合同终止，主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按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等额减少”。李秀慧在阅读保险条款、了解并认可保障计划内容后，填写《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向我公司发出投保要约，其中红利选择方式勾选为“购买交清增额”，并通过《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确认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确认了解并认可尾号为15BA65的《平安综合保障计划》，同时确认《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的内容属实。我公司审核并通过了李秀慧的投保申请，保险合同成立。之后，我公司根据监管要求对李秀慧进行了电话回访，李秀慧在回访中确认已阅读保险的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提示书；确认《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是由其本人亲笔签名并亲笔抄录风险提示语；同时确认了解分红利益演示系基于精算假设，红利不确定。鉴于此，我公司认为，该份合同系李秀慧在充分了解保障内容及保险责任特点的情形下自愿订立，我公司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所有投保流程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流程，未见存在明显违法违规情形，亦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因此，李秀慧要求撤销合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亦无权要求返还保费并支付利息。三、李秀慧要求按已缴纳保费减去保单现金价值的三倍计算支付赔偿金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李秀慧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真实性无争议的证据即李秀慧提交的《人身保险合同》《湖北省保险业通用机打发票》《保险消费投诉办理情况告知书》、交费记录及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提交的《平安综合保障计划》《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平安护身福终身寿险（分红型）保险条款》《平安附加护身福重大疾病保险条款》及新契约回访录音、个人分红保险红利信息清单、与业务员刘佳来的通话录音，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综合评判。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李秀慧提交的冯某与王磊的通话录音、与李婉的微信聊天记录，因王磊、李婉均非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参与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2.李秀慧提交的冯某与刘佳来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因出示了原始载体，且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提交的录音中刘佳来也表示接到过李秀慧的电话，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争议焦点综合评判。3.李秀慧提交的《违规举报书》无本人签名，本院不予采信。4.李秀慧提交的两份情况说明、自某、证人冯某证言，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对李秀慧委托冯某与刘佳来、王磊、李婉进行电话沟通、聊天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李秀慧提交的证人证言及其自某，拟证明《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中风险提示语非本人所写，冯某与李秀慧系表姐妹，即证人与李秀慧有利害关系，且冯某基于相同事实和理由向银保监会湖北局投诉并另案起诉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故本院对该部分证言不予采信。另，李秀慧申请对《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中风险提示语进行笔迹鉴定，其一，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向个人销售分红保险等新型产品的，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应当包含投保人确认栏，并由投保人抄录下列语句后签名：“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上述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该规定的主要目的是向投保人进行风险提示，帮助其正确认识所购买的保险产品和可能面临的风险。因李秀慧认可《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上签名的真实性，故提示语即使非本人书写，既不影响涉案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也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其二，李秀慧在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电话回访中认可风险提示语系本人书写，故即使由他人代为书写，亦可视为经李秀慧同意或授权。因此，本院对李秀慧的笔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2月28日，李秀慧向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申请投保，该公司保险代理人刘佳来向李秀慧提供的《平安综合保障计划》上载明：产品名称平安护身福终身寿险（分红型）、基本保险金额350,000元，平安附加护身福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险金额300,000元，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基本保险金额150,000元，平安附加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C，2012），首年保险费总计9,379.90元；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分红是不确定的，若确定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于保单周年日分配，假定低、中、高三种分红水平下的红利测算见《保险利益和分红测算图表》。《保险利益和分红测算图表》中详细列明了每一保单年度期交保费、累计保费、生存总利益（中档分红）、意外身故总利益（中档分红）、疾病身故总利益（中档分红）、重疾总利益（中档分红）、现金价值（退保金）、意外身故金、疾病身故金、重疾保险金以及当年交清增额低、中、高档保额、累积交清增额低、中、高档现金价值等，并注明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分红情况以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为准，实际生存金累积生息利率由公司确定，特提醒客户注意。《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载明：请充分认识分红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风险和特点，分红水平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分红保险的实际经营成果，如果实际经营成果好于预期，公司会将部分盈余分配，如果实际经营成果比预期差，可能不会派发红利；产品说明书或综合保障计划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是不保证的。李秀慧在《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上签字确认。《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记载：申请投保主险护身福，附加护身福重疾、长期意外13、豁免重疾C12；红利选择方式勾选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和授权处注明保险公司及其代理人已提供投保产品条款、对条款进行了说明尤其是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本人对投保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已认真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李秀慧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签名，其上载有手写的“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平安护身福终身寿险（分红型）条款》中约定：自投保人签收主险合同次日起有10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认真审视主险合同，如果认为主险合同与投保人的需求不相符，投保人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主险合同，保险人将无息退还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在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购买交清增额保险的，依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以红利作为一次交清的净保险费，增加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红利分配时，如签订的主险合同附有平安附加护身福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则依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以红利作为一次交清的净保险费，同时等额增加主险合同和其附加的平安附加护身福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平安附加护身福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约定，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后，附加险合同终止，主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按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等额减少。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上记载的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日为2014年1月3日00:00，保险项目与《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一致。其后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向李秀慧送达了保险合同文本。2014年1月23日，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客服人员对李秀慧进行了电话回访，经客服人员询问，李秀慧确认保单已收到，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及投保提示书均是其亲笔签名，其亲自抄录了风险提示语句，对于购买的是分红型产品、公司宣传资料上的分红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保单红利是不确定的、主要取决于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都了解，且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李秀慧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按保险年度缴纳了2014年1月3日至2020年1月3日期间的保费，合计57,577.52元。2019年8月，李秀慧委托冯某致电刘佳来询问保额是否是60岁到600,000元。刘佳来回答，反正是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可能有个几万块钱的出入，另外公司的分红每年是不确定的，保险合同上面应该也有。冯某表示几万块钱出入能接受，但有些地方说不确定分红。刘佳来回答，分红是不确定，有可能多有可能少。冯某又问是不是她60岁的时候就有600,000元的身价。刘佳来回答，600,000元的保额肯定是有的，退不到600,000元的钱，保额是会高于里面的钱。冯某表示其知道，想跟刘佳来再确认一下。刘佳来回答，合同现在总共还没有多少年，这几年经济环境一般般，估计分红的金额比较小，他们如果说按照目前的经济条件的话可能是达不到600,000元，但是这中间有30年的时间，经济是时好时坏时高时低的，现在让他保证的话也没办法保证，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算，就是按照一个总体的走向是差不多可以到那个金额的。2019年9月2日，银保监会湖北局受理了李秀慧及案外人冯某的投诉。该局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保险消费投诉办理情况告知书》，对于李秀慧、冯某的投诉事项告知如下：一、反映业务员刘某某承诺涉诉保单承保30年后保额可以涨到600,000元的情况，经查属实；二、反映业务员刘某某销售过程中未就保险条款履行解释说明义务，未说明身故保额与重疾保额为共用保额的情况，经查，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三、反映P093000007576667号投保单风险提示语非投保人本人抄写的情况，经查，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观点，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的法定撤销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本案并不存在欺诈的情形。理由如下：首先，在投保时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向李秀慧出具了《平安综合保障计划》，其中按高中低档对分红进行了测算，李秀慧在《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等文件上签字确认，足以说明其对险种、主险与附加重疾险共保额、保险年限、保费、投保产品属分红保险、红利分配的不确定性等均是清楚的；其次，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签发保单后将完整的保险合同文本送达给李秀慧，该保险合同除包含《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外还包含《保险单》《主要保险利益摘要表》《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及保险条款等内容，在收到保险合同后李秀慧通过阅读合同文本也应知晓红利分配的不确定性及主险与附加重疾险共保额；再次，李秀慧在接受电话回访时确认，《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均是其亲笔签名，其亲自抄录了风险提示语句，对于购买的是分红型产品、公司宣传资料上的分红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保单红利是不确定的、主要取决于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都了解，且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最后，保险合同约定李秀慧在签收保险合同次日起有10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李秀慧如提出解除合同，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退还全部保费，但李秀慧并未在犹豫期内提出解除合同。李秀慧提供其委托冯某与业务员刘佳来的录音及银保监会湖北局出具的《保险消费投诉办理情况告知书》拟证明在其投保过程中刘佳来存在欺诈行为，但从录音内容显示刘佳来明确告知分红是不确定的，且银保监会湖北局仅告知刘某某承诺涉诉保单承保30年后保额可以涨到600,000元属实，并不能以此证明刘佳来或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构成欺诈，故本院对李秀慧的该项观点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秀慧对分红保险中红利分配的不确定性及主险与附加重疾险共保额从始至终都是清楚的，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并不存在欺诈行为。李秀慧与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李秀慧以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合同、返还已缴纳保费及利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平安人寿湖北分公司按已缴纳保费减去保单现金价值的三倍赔偿等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李秀慧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秀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48元，由原告李秀慧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丽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