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32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骆惠英，女，196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江苏石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常锋（别名钟海），男，198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常州新**。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盈，江苏龙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惠忠，男，196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伟，江苏中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骆惠英因与被上诉人钟常锋、骆惠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8)苏0411民初1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骆惠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归纳钟常锋与上诉人是否形成借贷合意并实际交付款项为本案的焦点无可争议，但离奇的是，一审法院居然无逻辑基础的认定以上诉人名义向常州大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朝公司）账户存入认股款，无法证明该出资款即为上诉人所有，属于匪夷所思的认定。有一种交付法律规定叫“指示交付”；上诉人将款项交付给目标公司，代钟常锋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属于指示交付，合法交付。一审法院称该交付不属于上诉人所有的交付，一审法院的认定荒唐至极。1、2015年7月6日，三股东书面确定股东出资金额。2、2016年6月5日，钟常锋以调解协议书的形式，确认上诉人己经代其出资100万事实。3、连保证人提供的录音证据都显示，钟常锋认可上诉人为其垫付100万元的事实。以上证据都清晰的证明了上诉人已经代钟常锋履行了100万元出资义务，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试问，一审法院需要什么证据才能证明已经出资了呢？二、一审认定吴琳与上诉人持有公司的款项，属于一审法院主观臆断。1、2015年1月至2015年7月期间，吴琳单方向公司转入1914397元。上诉人单方向公司转入110万元；上诉人与吴琳二人合计向公司转入3014397元。2、2015年3月至2015年7月期间，吴琳从公司领取的全部款项金额为2507393元。其中2462996元都有明确去向。其中支付大族公司的设备款121.1万元；支付亚威公司的设备款74万元元，郑亚伟的垫付款511996元。以上数据都有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又如何认定吴琳与上诉人持有公司钱款？3、退一步讲，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郑亚伟为大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每一笔款项都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才可以支付；吴琳又何来挪用和侵占的机会。即使这些取款都由吴琳侵占，吴琳和上诉人投入公司的钱款也为正数，又何来大朝公司部分款项由上诉人与吴琳持有？三、一审法院认定吴琳所记账明确钟常锋以应收款入股的金额，没有事实依据。如果是钟常锋个人的应收款可以作为资本金入股，前提是属于个人的应收款。吴琳铅笔备注的应收款实际都为大朝公司的应收款，钟常锋又如何以大朝公司的应收款来作为钟常锋个人的投资款？一审法院的推论没有任何法律逻辑。退一步讲，即使按一审法院的逻辑，开给沟口商贸的38264.83元、78229.66元都为钟常锋的入股款，其金额也仅仅为116494.94元。与2015年7月6日三方确认的104.4万元相差甚远。一审法院又据何证据认定钟常锋已经全部出资了呢？四、一审法院以调解协议中的表述认定帮助筹借资金的是吴琳而非上诉人，不符合调解协议的本意。调解协议的乙方包含了吴琳和上诉人，并且落款处都由吴琳与上诉人分别签字，这表明调解协议的主体是分开的。吴琳和上诉人是母女关系，即使存在吴琳筹款并将款项交于上诉人，并由上诉人代钟常锋履行出资义务情形，向钟常锋主张权利的人也应该是代持的上诉人而非吴琳。难道一审法院的意思是吴琳可以向钟常锋主张100万元的垫付款？五、上诉人仅为名义的登记股东，工资每月2500元，无控制公司的权利。钟常锋在大朝公司的工资每月13000元，公司的内部事务实际由钟常锋控制。上诉人代钟常锋履行完出资义务后，是无法接触和控制公司的财务的。即使如钟常锋所抗辩的，吴琳挪用公司的钱款，这也是公司内部事务，与名义的登记股东没有关联。六、根据一审判决的认定，如果涉案款项属于吴琳所有，则本案是遗漏当事人的，属于程序严重瑕疵。一审法院置有效证据材料不顾，违背证据材料所体现的事实，臆断事实，具有枉法裁判嫌疑。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钟常锋辩称，1、上诉人在起诉时认定钱款是上诉人本人出借的，因此以上诉人的名义起诉，一审判决书中只是假设并非是认定钱款就是吴琳出借的，上诉人起诉应当以事实为基础，遗漏当事人也是因上诉人自己造成的，不存在瑕疵。2、上诉人提到的指示交付是不存在的，钟常锋只是以上诉人的名义入股，但相应的股本金都是由钟常锋自己筹措的，上诉人不仅没有证据证明其所谓的资金来源，事实上也没有经济能力出借给钟常锋。3、吴琳自己记录的手账当中明确了钟常锋入股包括其之前公司的应收账款，在转账记录中也有明确的体现，就能证明吴琳记载的手账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上面记录的其他的入股的金额就构成了钟常锋的入股款。该手账上同时也记录了上诉人的出资情况。4、该调解协议其实是为了解决吴琳、钟常锋、郑亚伟之间因为开工厂导致的矛盾纠纷，以及就工厂后续的债务的处理，吴琳和钟常锋都各有权利义务，之所以该协议没有履行下去是因为吴琳首先没有履行其协议约定的还款义务，因此钟常锋才没有向其还款。5、上诉状中讲到了很多细枝末节，但是其起诉本来就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的。骆惠忠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以及适用法律均正确无误。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通过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及相应的事实理由产生怀疑，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所谓的向钟常锋出借款项或者为钟常锋筹借资金进行认股。在相应的证据中可以看到吴琳为代表的上诉人一方自己在记账时确认了钟常锋以应收款入股，这一点就足以怀疑其诉请及事实理由中为钟常锋筹借资金的陈述。再加之本案的关键证据调解协议书，双方形成调解协议书的前提及整个谈判过程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提供了录音，证明了作为吴琳为代表的上诉人一方应当首先自行负责或承担莫崇纲诉大朝公司的案件，但是吴琳其并没有能够解决，因此该份调解协议也就无法履行。骆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钟常锋返还骆惠英借款30万元，支付2016年6月6日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的利息79650元，支付2018年1月1日以后的以3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利息，暂计算起诉日为4000元，合计383650元。骆惠忠对钟常锋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钟常锋、骆惠忠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骆惠忠与骆惠英系兄妹关系。钟常锋（别名钟海）的母亲系该二人的姐姐。吴琳系骆惠英的女儿。2016年6月5日，各方签订调解协议书一份，甲方为“钟常锋（及甲方母亲骆惠华）”，乙方为“吴琳（及乙方母亲骆惠英）”，调解见证方为“外公骆土兴、舅舅骆惠忠、舅妈曹金柱”。协议书载明，“兹因甲方乙方为表兄妹关系，于2015年与另一股东郑亚伟合资办厂，由于甲方个人债务的原因，故由乙方帮助给甲方借款100万元投资股本金并由乙方母亲骆惠英代持股，现企业经营亏损公司已经倒闭关门，从而导致甲乙双方发生经济纠纷并持续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今日甲乙双方在见证方的主持与调解下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帮助甲方筹借的投资股本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正，甲方予以承认该笔借款。由于之前由乙方母亲代甲方持股并进行工商股权登记，现因公司亏损目前已经停产倒闭，所以现不需再去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而甲方予以认可。二、公司经营过程中因缺少周转资金，乙方对外累计为公司借款人民币伍拾伍万元，现经甲乙双方协商共同承担，由甲方承担负责归还乙方叁拾万元正，其它由乙方自行承担。三、上述二笔款项甲方承诺还款时间如下：1.关于投资股本金人民币壹佰万元，甲方承诺从现在开始起三年半内分期还清并承担利息……注：A、具体分期付款时间为2017-12-30日前付30万、2018-12-30日前付30万、2019-12-30日前付40万……2.关于借款中的叁拾万元……四、利息的支付……五、乙方承诺：1.乙方承诺自签订本协议后十天内，负责骆惠英方莫崇纲对常州大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及吴琳）的撤诉并解封大朝公司的账户。2.乙方承诺放弃对另外股东郑亚伟及妻子荆卫群的追诉及追责。六、公司倒闭善后处理工作：甲方应负责做好股东郑亚伟的工作，并负责做好公司倒闭后的债务问题与其它的遗留问题，双方今日约定本公司倒闭的善后工作与乙方无关（包括高利贷借款及其他应收应付款）。七、违约责任：1.任何一方违反上述协议内容及约定，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违约金人民币贰拾万元给守约方。2.承诺的还款时间到期后未能还款，则延期以后的利息由原来的月息1.5%改为月息2.5%计算。八、争议解决……。”骆惠英及吴琳、钟常锋及骆惠华，骆惠忠及案外人骆土兴、曹金柱均在协议下方签字。骆惠忠还签署了“担保人：如甲方不能履行上述债务时，由本保证人承担还款保证责任。保证人：骆惠中”字样。审理中，骆惠忠认可“骆惠中”由本人签署。协议签订后，莫崇纲未撤诉，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8日就莫崇纲与大朝公司、吴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判令大朝公司归还借款本金80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并判令吴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金日记账显示，2015年1月23日，吴琳记录两笔“增票开出”，对方科目显示为“沟口商贸”，金额分别为38264.83元、78229.66元，并备注有“均为哥哥开的”、“入股”字样；大朝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对账单显示，2015年1月30日入账货款，对方户名为常州沟口商贸有限公司，金额为116494.94元（即为前述两项金额相加所得数额）。大朝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对账单、骆惠英招商银行明细表、中国工商银行明细清单显示，2015年3月9日，骆惠英转账20万元至大朝公司账户，当日，大朝公司向吴琳账户转款两次，分别为10万元、2万元。2015年3月27日，吴琳向骆惠英转账17万元，骆惠英转至大朝公司账户，当日，该17万元又转至吴琳账户。2015年3月30日，吴琳向骆惠英转账22万元，骆惠英转账20万元至大朝公司账户，该20万元又转至吴琳账户；当日，吴琳又向骆惠英转账20万元，骆惠英又转账11万元至大朝公司账户，该11万元又转至吴琳账户，吴琳又转账11万元至骆惠英账户。上述骆惠英向大朝公司的转账金额，均被记载为骆惠英的股本金。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骆惠英要求钟常锋归还借款，应当举证证明其与钟常锋达成了借贷合意并实际交付了款项的事实：1.双方认可由骆惠英代钟常锋持有大朝公司股权，则以骆惠英的名义向大朝公司账户存入“认股款”为应有之意，故仅凭交款人显示为骆惠英、款项用途显示为“认股款”的银行回单以及大朝公司各股东签字确认的股权确认单，无法当然地证明该出资款即为骆惠英所有。2.从大朝公司及骆惠英的银行流水来看，出资款在吴琳、骆惠英、大朝公司之间循环，现有证据至少可以证明，2015年3月的数笔出资并未实际投入至大朝公司，款项仍由骆惠英母女持有。由此可见，骆惠英主张的已全额代为支付“认股款”并不属实。3.吴琳所记账目中明确了钟常锋以应收款入股的金额。4.调解协议书中明确载明“乙方帮助甲方筹借的投资股本金”“乙方母亲代甲方持股”，结合调解协议书签订时的录音，可以证明“帮助筹借资金”的系吴琳而非吴琳母亲即骆惠英。综合上述几点，骆惠英关于以代为全额缴纳股本金的方式向钟常锋出借了100万元的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认定。故对骆惠英要求钟常锋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相应地，对骆惠英要求骆惠忠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至于双方是否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审查之列，法院不予理涉。综上所述，骆惠英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骆惠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55元，公告费300元，合计7355元，由骆惠英负担。二审听证后，上诉人提交大朝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投入的资金为110万元，包含两个部分：1、以股权认股款名义入账的资金为61万元；2、未以股份认股款名义投入的资金为49万元。与三股东2015年7月确认的金额一致。同时用以证明大朝公司对吴琳没有应收款，与一审法院的认定冲突。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遗漏了2015年7月6日大朝公司三股东郑亚伟、钟常锋、吴琳签字确认的股金金额确认单，一审判决对该事实并未作陈述，而该事实是上诉人是否已经出资的一个基础事实，调解协议是基于该事实而后期形成的履行方案，上诉人起诉的基础是上诉人为钟常锋代持并且代钟常锋履行了出资义务，所以2015年7月6日的确认单是最基础的事实。对此钟常锋认为，该确认书中钟常锋有签字，上诉人却没有签字，如果真是上诉人出借款项的话，那么在涉及钱款的过程中不应当是不出现、不经手、不签字。骆惠忠认为，通过该份证据也只能说明上诉人代钟常锋持股的这一事实，但是无法证明上诉人为钟常锋筹借资金认股这一事实。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钟常锋归还借款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其向钟常锋实际交付了款项。关于借贷合意，上诉人提交的主要证据为案涉调解协议书，根据该调解协议书的内容、调解过程的录音及见证方同时也是担保人的骆惠忠的陈述，该调解协议书是上诉人一方与钟常锋一方对开办大朝公司期间所有问题一并处理的最终协议，协议中约定双方互负义务，而非钟常锋单方对其向上诉人一方借款的确认。协议签订后，因莫崇纲一案未撤诉并已判决，上诉人一方的义务未能按约履行，故上诉人不能仅凭此协议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关于款项交付，根据上诉人及大朝公司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015年3月由上诉人交付的数笔出资款在吴琳、上诉人、大朝公司账户之间循环，显然是为形成出资款交付记录所进行的转账，大部分款项并未实际投入大朝公司，也就不存在上诉人已全额为钟常锋支付出资款的事实。关于一审程序问题，以何人作为原告起诉系当事人自行决定的事项，即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并非真正的权利人，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未要求法院依职权追加真正的权利人为当事人，故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55元，由上诉人骆惠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李银芬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