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4民终43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顺志，男，195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文，江苏中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永平，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新世纪商城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北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1371533745。法定代表人：吴建卫，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鹏飞，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孟昕，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徐顺志因与被上诉人常州新世纪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4民初24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顺志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企业改制引发的民事诉讼类型，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具体应为国有企业之间，因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调整，政府主管部门依据行政命令将属于一家国有企业的资产划转到另一家国有企业之中。2019年7月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申459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双方纠纷“根源在于量化股所有权人不明、性质不明、这些均非法院审理能查明的事实，必须经主导改制的政府部门作出相关认定”。本案所涉情形为公司章程中明确约定的公司盈余分配，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江苏省高院裁定的情形，即股权归属与股权分红不是同一概念。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不根据持股比例分红，股权归属与分红不存在必然联系。新世纪公司章程第九条第三款明确约定的量化股的股东具有分红权。一审裁定书以股权归属为由对股东分红权不予以保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章程约定分红权，这是新世纪公司治理之私法自治规则，是真实意思的表示。股利分配请求权是股东的自益权，属于股东的固有权，不能剥夺。上诉人提出的公司盈余分配请求，应作为民事诉讼案件予以受理。二、上诉人享有本案诉的利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有无权利提起本案诉讼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为依据，其核心在于上诉人是否具备新世纪公司的股东身份或上诉人与本案是否具有其他直接利害关系。上诉人持有的股权证、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议通知等等证据，均证明新世纪公司是认可持有量化股的上诉人是具有股东身份的。2018年4月，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将上诉人持有的股权变更到江苏普灵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灵仕公司）名下，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财产性权利。依据新世纪公司章程第九条第三款约定，上诉人享有分红权。上诉人提出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是基于其股东资格和地位而固有的一项权利。被上诉人在年年有可利润分配情况下，大股东普灵仕公司违反公司章程约定，没有向股东进行分红。所以上诉人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享有诉的利益，可以提起本案诉讼。在章程没有被确定无效的前提下，章程就是公司的自治规则与股东合同，法院应当依法保护有效的股东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不保护章程约定的股东权益，于法无据。三、一审法院判决严重不公。本案所涉及的诉讼主要为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之争，可以更多依据公司治理之私法自治规则来处理。当时的国家改制政策更多在于指引改制企业形成新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于国家或地方相关行政部门颁布的一些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之中，至于如何形成或形成何种机制取决于企业职工共同的意思自治。改制时的企业职工对彼此的权利义务以及身份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股东大会予以明确，形成公司章程，这可以视为职工或股东按其意思自治达成了公司治理契约，是对公司进行组织与管理的基本文件，司法应予充分尊重，只要这些契约不违反公司法的效力性禁止性规范。因此，解决本案争议应当首先尊重新世纪公司的章程，进而适用公司法作出裁决。自2007年新世纪改制完成后，对新世纪公司、普灵仕公司严重侵害47名量化股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诉人等股东穷尽救济手段与途径，因相关行政部门推诿、不作为的方式，使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司法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一审法院简单的以上诉人“主张的量化股相关权益问题如何处理属于政策性范畴，缺乏民事纠纷的可诉性"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其结果将使早己形成的法律关系和社会秩序面临动摇和坍塌，违背法律对秩序价值的追求。新世纪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出的裁定是正确的，应当予以维持。（一）案涉股权性质为量化股。2000年，新世纪公司进行企业改制。根据改制政策，新世纪公司改制时的净资产为466.06万元，按60％比例折股出让，剩余40％按投资者个人出资额占总股本金的比例，量化给每一个投资者。量化股仅享有分红权，不享有所有权及其他权利。上诉人之前所持有的量化股是新世纪公司企业改制过程中政府按改制政策以净资产折让给职工的方式形成，具有身份属性，是现金股的从权利，与现金股不可分割。上诉人持有的量化股与职工持股会持有的量化股取得方式相同、性质相同，离开公司后即必须退出，作减资处理，上诉人等人之前所持有的量化股处理应与此相同。（二）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正确的。关于量化股可诉性问题，可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从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的角度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最高法院对政府主导对国有资产进行处分引发的企业改制纠纷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即政府主导对国有资产进行处分引发的企业改制纠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二、从生效的裁定来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申4592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在本院认为中对于量化股的可诉性问题已经作出过明确的分析认定，江苏省高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政府主导对国有资产进行处分引发的企业改制纠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案涉量化股产生的背景、过程、性质、特征看，该量化股是新世纪公司企业改制过程中政府按改制政策以净资产折让给职工的方式形成，其权利来源于政府处分国有资产的政策行为。同时，案涉改制文件、公司章程均规定该量化股仅享有分红收益权，不享有所有权、继承权、转让权，其法律特征不同于公司法规定的因出资或受让而形成的股权，具有政策性。在案涉公司的职工股份已经出售，职工已经离开新世纪公司公司的情况下，该部分量化股应当如何处理，综合该部分量化股的形成背景、特征，属于政策性范畴，缺乏民事纠纷的可诉性。结合本案事实，本案案涉量化股权可诉性问题不同于一般股东股权，其具有政策性，属于政策性范畴，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上诉人对司法解释及相关判例产生了错误理解。第一、关于司法解释的理解。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具体应当指国有企业之间，因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调整，政府主管部门依据行政命令将属于一家国有企业的资产划转到另一家国有企业中”，这属于对法条的错误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本质是认为企业改制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对该企业中国有资产部分的处分行为本身具有行政性质，具有政策性特点，因此不应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量化股归属纠纷本身都不具有可诉性，基于量化股主张的分红权纠纷当然也不具有可诉性。第二、关于对先前生效裁决的理解。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申4592号民事裁定书在本院认为部分已经通过说理，充分论证、阐述了案涉量化股具有政策性特性，缺乏民事纠纷的可诉性。但是上诉人仍将该量化股权视同一般普通股权，主张脱离量化股本身来请求分配利润，这显然是缺乏事实与法律的依据。（二）2007年9月之后，上诉人不再对新世纪公司享有任何权利义务。2007年9月，普灵仕公司与47名自然人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47名自然人不再对新世纪公司享有任何权利义务，该事实在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4行终160号行政判决书本院认为中予以认定。因此，从主体上来看，上诉人也根本无权就2007年8月至2018年3月的利润提出利润分配请求。本案也不存在判决严重不公的问题。（三）单就从公司法和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说，上诉人也无权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请求分配股权红利。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六）规定，股东会有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公司股利分配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事项。而公司是否进行利润分配，是公司的商业行为，属于公司自治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本案中不存在“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诉人主张根据验资报告中未分配利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配股权利润，本身也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徐顺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新世纪公司分配给徐顺志2007年8月至2018年3月的股权红利324817.77元（暂时以2012年12月25日江苏国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中新世纪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计算依据）；2.判令新世纪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前，工商登记显示新世纪公司的注册资本为916.794万元，其中普灵仕公司出资821万元，持有新世纪公司89.551%的股权，徐顺志出资1.135万元，持有新世纪公司0.124%的股权。自2007年至今，新世纪公司年年盈利，并且每一年在依法弥补亏损、提起法定公积金后，还有利润分配给股东，但在普灵仕公司绝对控股下，新世纪公司却没有一年向股东分红。尽管小股东多次向股东会提出分红要求，但普灵仕公司依据是大股东，根本不将小股东的请求、意见放在眼里。新世纪公司章程第九条第3点明确约定：徐顺志作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以净资产形式出资的466.06万元股份按投资者出资额占总股本金比例量化给每一个投资者，享受分红受益权，不享受所有权、转让权、继承权。”前不久，经徐顺志网络查询得知，钟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徐顺志未亲自到场且没有徐顺志的授权手续的情况下，未履行审查职责，于2018年4月2日错误的将徐顺志持有的新世纪公司的股权变更到普灵仕公司名下，并且同时对新世纪公司注册资本进行了变更。股权是股份制企业投资者的法律所有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投资者对企业拥有的各项权利。物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2007年9月，普灵仕公司与徐顺志等47名新世纪公司自然人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该47名自然人股东不再对新世纪公司享有任何权利义务。后在常州市钟楼区政府的协调之下，普灵仕公司与徐顺志等47名自然人股东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签订47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出让方将5万元一般自然股转让给普灵仕公司，对价为250万元；责任股按上一年度资产负债表的净资产额支付对价；出让方未出让的量化股部分仍记载于原出资方名下，并由公司发放新的股权证明。上述股权转让之后形成的2007年新世纪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普灵仕公司持有的股权系收购公司原股东股权所形成，享有所有权，可以从事转让、质押等处分行为。47名自然人股东及职工持股会的出资系享受国家优惠政策以净资产量化方式无偿派送形成的股权，只有分红收益权，不享有所有权，不得转让、继承、赠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政府主导对国有资产进行处分引发的企业改制纠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本案所涉争议实际为量化股的权益问题，案涉量化股的取得系当地政府在国有企业改制出售净资产时的优惠政策折让派送而来，并在改制方案实施时对其权能作出了限制，没有所有权、继承权、转让权，仅有分红收益权；案涉量化股在普灵仕公司收购徐顺志在内的47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新世纪公司股权时仍登记在该47名自然人股东名下，是在常州市钟楼区政府协调情况下组织双方达成的协议，现徐顺志主张的量化股相关权益问题如何处理属于政策性范畴，缺乏民事纠纷的可诉性。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徐顺志的起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政府主导对国有资产进行处分引发的企业改制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本案所涉争议实际为量化股的权益问题，从案涉量化股产生的背景、过程、性质、特征看，该量化股是案涉企业改制过程中政府按改制政策以净资产折让给职工的方式形成，其权利来源于政府处分国有资产的政策行为。同时，案涉改制文件、公司章程均规定该量化股仅享有分红收益权，不享有所有权、继承权、转让权，其法律特征不同于公司法规定的因出资或受让而形成的股权，具有政策性。故该量化股的权益问题属于政策性范畴，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一审裁定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沈超彦审 判 员 蒋小英审 判 员 尤建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法官助理 郭 强书 记 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