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72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东成，男，199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超，男，199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一云,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星星,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春雨，男，199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强,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全,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韩东成、范超与上诉人沈春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6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东成、范超上诉请求：1、撤销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民事判决【（2019）皖0191民初6981号】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不予返还定金443万元；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沈春雨有关700万元现金款支付部分不存在违约行为”，显属事实认定错误。其一，《股权转让协议》（下称《协议》）约定的现金对价款是700万元，截至上诉人提起诉讼时，沈春雨仅支付600万元，其已构成违约。对于剩余的100万元款项，上诉人从未另行与沈春雨达成所谓的“口头约定”。该节事实从沈春雨4月10日上午10：51及11：01发给上诉人的微信“先转300万元到这个账号……”、“……,我下午想办法或者是明天早上汇给你”得以佐证。其二，《协议》明确约定，若双方另行达成相关事宜，应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而被上诉人对其辩称的所谓剩余的100万元待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后再支付，并未提供相应补充协议。而且，上诉人也不可能无故将先前约定的内容变更成对其不利的内容，同意被上诉人迟延支付股权对价款，不符合常理。其三，一审法院以案涉2019年6月17日回函以及沈春雨补充提交的谈话录音，认定双方就剩余股权对价款100万元的支付时间重新达成“口头约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2019年6月17日函件是在2019年6月8日和2019年6月12日函件基础上形成的，探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孤立、割裂对待每一份函件，而应统一、整体予以解读和诠释。首先，不难看出，三份往来函件形成的背景和目的，是希望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双方业已产生的股权转让纠纷。其次，正因为此，2019年6月8日函件特别强调“以上回复内容仅代表我们目前希望妥善解决事已知态度及原则，并不构成贵我双方任何既往行为的确认抑或否认”。因此，一审判决仅摘选2019年6月17日函件所载“关于尾款支付事项，贵我双方目前并无分歧，讨论该事项暂无必要”，便推定双方对剩余100万元支付时间重新达成“口头约定”，有违《协议》约定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关于尾款支付事项，贵我双方目前并无分歧，讨论该事项暂无必要”的真实意思是，既然《协议》已有明确约定，在双方未重新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自然需依约履行。故此，函件明确“双方目前并无分歧，讨论该事项暂无必要”。（2）沈春雨补充提交的谈话录音，时间是2019年5月中下旬。由于沈春雨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其违约行为导致公司其他股东对其个人诚信、行事作风颇有意见，加之其在公司帮忙打理行政事务一个月时间内的所作所为（无故裁员，不尊重技术人员，离间两上诉人之间的关系等），恐其加入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上诉人及其他股东不再同意其入股。后，沈春雨约上诉人到其办公室谈话。该谈话录音虽然不清晰，无法反映当时谈话人的真实意思，但可以看出沈春雨早有准备，并且是在上诉人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录音。该谈话录音反映两个特点：一是沈春雨录音目的性很强，故其所说的话大多带有很强的诱导性。二是上诉人本着友好态度前去商谈、协调。即便如此，谈话录音的内容仍能证明上诉人明确表达了因沈春雨未依约履行义务，其他股东不同意其入股的事实。至于上诉人范超在与沈春雨对话中习惯性的承应“对”，一审法院已就此向范超询问，范超对此回答说是其习惯性口语，只要与他共事的人或与他交流超过10分钟的人都可发现这个特点，并非是其对对方所述内容的认可。令人想不到的是，一审法院却以该谈话录音，即认定双方就剩余100万元的支付时间已重新达成“口头约定“，完全不顾《协议》约定和其他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 二、一审法院认定“现因其他股东干涉不得不解除合同，韩东成、范超对协议不能履行亦有过错”以及“韩东成、范超对合同履行亦有违约行为”，进而判决驳回上诉人“不予退还定金”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其一，根据一审法院的要求，目标公司其他两位股东出具了《情况说明》，而《情况说明》足以证明上诉人已按《协议》约定，履行“确保股权转让已经过目标公司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购买权”之义务，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对合同履行亦有违约行为”。其二，导致目标公司其他两位股东后期不同意沈春雨入股的原因，是沈春雨未能依约履行支付股权对价款的义务。换言之，沈春雨在先违约的不诚信行为，迫使公司其他股东不得不从公司“人合”性质和公司良性发展角度出发，作出不同意沈春雨入股的决定，该不利后果是因沈春雨自身违约造成的，与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有违法律规定。其三，上诉人于2019年9月22日向沈春雨发出《催告通知书》，催促其限期支付股权对价，沈春雨虽回函表示愿意履行，却一直仍不履行义务（包括剩余的100万元现金款及作价折抵股权款的房屋使用权），公司各股东包括上诉人对沈春雨彻底丧失基本的信任，不可能再同意其入股共同经营公司。2019年9月28日，上诉人向沈春雨发出《解除合同〈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沈春雨于2019年9月29日收到。至此，《协议》依法解除，解除的根本原因是沈春雨多次违约行为所致，上诉人对《协议》客观无法继续履行不存在过错。鉴于以上，沈春雨负有先履行支付股权对价的义务，然而如前所述，沈春雨从始至终都未及时、全面履行义务，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退一步而言，无论其他股东最终是否同意沈春雨入股，或者即便沈春雨后期履行了支付款项义务，均改变不了其在先违约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结合《协议》第七条“本协议所涉及的租金价值及股权转让款金额合计为2218万元，各方同意按该金额的20%即443万元作为履行本合同之定金……”之约定，上诉人要求不予退返定金443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此不予支持，于法无据。综上，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沈春雨辩称：一、答辩人沈春雨已按约履行了给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上诉人的相关上诉理由明显断章取义，意欲混淆基本事实，不能成立。（一）沈春雨700万元现金款项付清后，两上诉人将其退回并指令沈春雨重新转款，并分别预留各50万元于股权变更登记时支付，这是双方同意的结果。沈春雨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3日内，即将约定的700万元全部付清；近一个月后，韩东成、范超又将700万元退回沈春雨账户，并指定其二人亲属账户让沈春雨重新转账，该行为事实清楚（详见答辩人提供的一审证据第二组），均是韩东成、范超自愿主动所为。从“先付清全款——退款——重新转款”的过程来看，如沈春雨有拖欠余款100万元不付的故意，那么其就没有必要于协议签订后即时付清全款；如重新转款时预留100万元未经韩东成、范超认可，其二人不可能将已经付清的款项主动向沈春雨全部退回。从两次转款过程可见，最终预留100万元于股权过户登记时进行支付，显然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也是为了过户登记的需要。（二）韩东成、范超于2019年6月17日的亲笔签名回函，是针对沈春雨去函进行的回复。函件内容很明确的表达了对尾款各50万元的支付问题各方没有分歧（详见答辩人提供的一审证据第八组）。首先，上诉理由中关于该回函无论是基于何种背景出具，均为其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反映了该节案件客观事实。其次，上诉理由中陈述的2019.6.8函件中强调的所谓“免责声明”，与2019.6.17回函无关，更不能否定案件事实。再次，韩东成、范超的2019.6.17回函是针对沈春雨前次去函内容的回复，在来往函件中，双方已明确表明就余款支付事宜不存在分歧，达成了一致意见。沈春雨在2019.6.12去函中陈述：“对于余款各50万元，贵方同意于股权变更登记时支付，但本人亦多次向贵方表明可以随时支付，现请贵方即时提供收款账户，本人可随时按贵方指令将该余款支付”。韩东成、范超在2019.6.17回函中陈述：“六月十二日的《回复函》收悉。就所陈意见，再次回应如下：……三、关于尾款支付事项，贵我双方目前并无分歧，讨论该事项暂无必要”。显然，韩东成、范超的回函明确是对2019.6.12沈春雨去函内容进行的回复，两人对沈春雨提出的余款支付意见，明确说明不存在分歧意见。韩东成、范超上诉理由认为，其回函意思是针对股权转让协议已有约定进行的明确，显然是有意曲解函件内容。（三）韩东成、范超关于此节上诉理由中，对有关微信聊天对话内容，有意不写全双方对话，进行断章取义。该段微信聊天记录是沈春雨与范超之间于2019年4月10日的对话。完整对话内容是：（10：51）沈春雨：“先转300万到这个账号，剩下的回头算一下，应该要从我的个人卡上转到你的个人卡上几十万”。（11：01）沈春雨发送转款200万元的截图，并陈述：“先汇了200万，这个卡上面刚刚发现限额了，今天汇款超过500万了，另外100万，我下午想办法或者是明天早上汇给你”。（13：28）沈春雨发送转款共300万元的截图，并陈述：已转。（13：29）范超回复：好的，沈哥，收到。从以上对话可见，双方是围绕重新转款300万元进行的交谈。沈春雨陈述的“我下午想办法或者是明天早上汇给你”，指的是对当天拟转给范超的300万元，因银行卡限额上午先转200万元，待当天下午或明天再转剩余100万元。对此意思表示已十分清楚。沈春雨表达的“下午或明天早上汇给你”，并不是针对预留至股权变更时需向两人再合计支付的100万元。由此可见，该处上诉状内容明显是有意截取不完整的两句对话，曲解真实意思。退一步说，即便如此，也不能达到上诉状所陈述的“佐证”目的。（四）关于韩东成、范超在上诉状中提出的有关录音证据问题。首先，沈春雨的录音取证，是在韩东成、范超提出股权变更出现困难，有违约嫌疑的情况下，为防范二人今后矢口否认基本事实，故对谈话进行录音取证。沈春雨的取证行为，完全合理、合法，录音也充分证明沈春雨对现金支付、房屋交付已经完全按约履行，且股权转让迄今没有办理的责任在于两上诉人。录音内容也进一步反映出两上诉人在本案中违背基本事实的一些不诚信陈述。其次，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以该谈话录音，即认定双方就剩余100万元的支付时间已达成‘口头约定’，完全不顾协议约定和其他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该理由显然又是在对一审判决进行曲解。虽然录音内容可以证明双方的口头约定，但一审判决还是依据2019.6.17日的回函且结合录音谈话内容对此进行认定（一审判决书P23），并不是仅以录音进行认定。两上诉人的上诉状，存有诸多对案件材料进行曲解的辩称，显然是有意混淆和否认案件基本事实的不诚信诉讼行为。综上，沈春雨在履行包括股权转让现金在内的全部对价中，不存在违约行为。韩东成、范超的此节上诉理由对证据材料断章取义，违背基本事实，不能成立。 二、沈春雨无违约行为，两上诉人无权解除合同及不返还定金。目标公司其他股东非协议当事人，无权对沈春雨是否存在协议违约进行认定和评判。两上诉人以目标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入股，并将原因归责于沈春雨，认为其自身不存在违约行为，与事实和法律不符。首先，按照协议约定及两上诉人陈述，其他股东在转让协议达成时，已对股权转让表示同意。那么，根据法律规定，该同意转让的意思表示即已发生法律效力，不能随意撤销，其不仅无权对此进行反悔，而且也无权再行购买拟转让的股权。在本案诉讼发生以后，两上诉人称因沈春雨存在“在先违约的不诚信行为”，其他股东又不同意股权转让，这明显是两上诉人自说自话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这不仅没有事实根据，也与法律规定不相符合。其次，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决定了本案协议仅在股权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发生效力。作为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可依据公司法规定对股权转让是否同意进行表态，如其不同意即应当依法购买股权，不购买的，依法即视为已同意转让，而不能仅以口头不同意为由阻碍股权转让的继续履行。再次，有关其他股东出具的《情况说明》的不真实性及其相关理由，在我方的上诉状及庭审质证中已经详细阐述。其他股东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判定本案违约行为及其责任的依据。最后，两上诉人没有合法的合同解除权，其所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具有解除合同效力。针对两上诉人于2019年9月22日发送的催告通知书，沈春雨即时向其作了回复，明确本方已经完全履行合同，并再次告之如需提前支付余款可立即提供账户办理，对于房屋也早已由其装修并实际交付。但两上诉人对此却视而不见，随后立即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挑起本案纷争。因沈春雨在本案中不存在违约行为，两上诉人依法不具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其所发通知书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所述，上诉人韩东成、范超无权主张解除本案合同，双方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其诉请不返还定金更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韩东成、范超的上诉请求。 沈春雨上诉请求：一、请求纠正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存有违约行为的错误事实认定，并撤销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698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已按协议约定向被上诉人交付现金和折抵价款的房屋使用权，履行了股权转让对价，不存在违约行为。（一）上诉人按约支付了股权对价现金，对此不存在违约。上诉人在协议书签订后，按约定时间将700万元现金款向被上诉人分别支付，此后又按被上诉人要求重新完成转款，积极履行了支付现金的付款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对此一审判决已予认定。（二）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并由被上诉人装修使用，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该事实，上诉人在交付房屋使用权方面也不存在违约。本案协议约定以房屋使用权折抵部分股权价款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的义务是将协议项下的房屋交由被上诉人使用，故关于上诉人是否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房屋是否由被上诉人实际使用，应当是判断上诉人有无按约履行义务的主要依据。但一审判决却对此未作任何认定，而是以上诉人的房屋租赁权存在“瑕疵”等相关理由认定上诉人构成违约，显然是没有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交付房屋的义务。首先，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明确案涉房屋自协议签订时即交付的事实。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甲方同意将房屋中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的房屋……提供给韩东成、范超免租金使用10年，使用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该项协议内容已经明确，房屋的使用期限自协议签订之日，即2019年3月9日起算，由此说明，双方均认可协议签订之日即为房屋交付使用之日，据此，上诉人自协议签订之日即已完成房屋的交付。其次，被上诉人在接收房屋后，对房屋已进行了装修使用，这也足以说明上诉人已向其按约交付。一审中，上诉人已经就此提供了大量证据（上诉人一审证据第四组、第五组）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9日接收房屋后，将房屋作为东超公司的办公场所使用，并于2019年3月22日开始进场装修施工，于2019年5月20装修完工，全部装修款项均由东超公司转账支付，并由装修装饰公司向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现场装修照片等证据也进一步证明了房屋已作为东超公司办公室使用的装修客观状况。被上诉人将房屋装修用于东超公司办公，由东超公司支付装修费用，该基本事实清楚表明，被上诉人已经接收并实际使用案涉房屋。截止目前，案涉房屋仍在现场保留原样，上诉人在持续向业主支付租金，被上诉人可以随时自由使用房屋，没有任何第三方对其房屋主张使用权利。然而，对房屋已交付并由被上诉人进行装修的基本事实，被上诉人却矢口否认，毫无根据的认为是上诉人在“暂时帮忙打理东超公司事务期间”决定和操作的，其对此不予认可，该说法既不符合情理，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再次，在双方的来往函件（上诉人提供的第八组证据）及对话录音（上诉人提供的第十四组证据）中，被上诉人一直以股权转让尚需征得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没有明确放弃优先购买权，需要协调其他股东为理由，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至上诉人名下的手续。被上诉人在试图解除协议前，从未对接收房屋、装修房屋等事实提出过异议，也未以此为由主张过任何权利。特别是，上诉人于2019年6月12日向被上诉人发送的函件中指出，房屋已由被上诉人装修装饰完毕，并请其自行加强房屋看管等责任，并告知如其需要另办理书面的房屋交接手续，请在收函后至房屋现场办理；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17日向上诉人的回函中陈述，“一、……他方股东尚未以任何明示方式放弃该项法定权利（注：优先受让权），该事实客观存在。就贵我双方而言，能否解决此问题无疑是能否最终达成该项交易的关键所在……四、关于贵方以转租所承租的百大港汇房产所对应的租金充抵部分股权转让款所涉及的房屋交接事宜，需待本次股权转让的不确定因素消除后，再行处理”；被上诉人在2019年8月11日双方的微信聊天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第八组），仍陈述是由其他股东原因导致股权变更很难，其想尽快解决。这些内容都可以表明，被上诉人在双方争议磋商过程中，从未对房屋交付的事实提出过异议或主张过权利，其后于诉讼中辩称上诉人没有按约向其交付房屋，只是其作为单方要求解除合同并提起诉讼的借口，不符合基本事实。综上，上诉人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严格履行义务，没有违约行为。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是否已将房屋交付并由被上诉人装修使用的基本事实不进行认定，反而将上诉人并不存在的“租赁权瑕疵”、“交付使用存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等主观抽象的事实，作为判决上诉人违约的根据，没有做到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并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有欠付租金的情况存在，且未按被上诉人要求及时提供有关租赁物材料，导致该租赁权存在瑕疵”，同时认定“房屋的交付使用存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并据此认定上诉人存有违约行为，既无事实根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依法对此予以纠正。首先，双方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中已经载明，上诉人所享有的是案涉房屋的租赁使用权，被上诉人对此业已明知；双方以10年的房屋租赁使用权折抵部分股权转让款，既是充分协商一致结果，也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就此不存在任何虚构或隐瞒事实的情况。据此，上诉人在具有合法的不少于10年的房屋租赁使用权，且将房屋使用权向被上诉人交付使用的情况下，即已严格履行了合同义务。至于一审判决有关“欠付租金”、“租赁权瑕疵”、“租赁交付使用存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等认定，既无事实根据，将其作为认定上诉人违约的理由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上诉人享有15年合法的房屋租赁使用权的事实清楚。第一，上诉人与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安徽优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明确约定了上诉人享有自2017年元月15日至2032年元月14日，共计15年，包括案涉房屋在内共计7803平方米的租赁使用权，该项约定清楚明确。第二，上诉人与安徽优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自2016年8月24日签订并交付定金当日开始生效，上诉人的租赁使用权由此实际产生。在该《房屋租赁合同》没有被解除、没有被宣告无效或有其他任何终止事由发生的情况下，上诉人的房屋租赁使用权均是具体确定且稳定的，不存在任何权利行使障碍，也不存在任何第三人对房屋使用主张权利的妨碍。第三，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有关租金缴纳凭证，以及业主出具的已按约缴纳全部租金的确认证明，这足以说明《房屋租赁合同》正在履行，并没有发生解除或终止的事实，上诉人享有合法的房屋租赁权，且房屋租赁使用权是确定的、稳定的。（二）房屋所有权人已经书面确认上诉人不存在拖欠租金的事实，一审法院却仍然认定上诉人有拖欠租金的情形，明显错误。一审中，上诉人在第一次开庭时提供了有关本案股权转让期间的租金缴纳凭证，以说明《房屋租赁合同》正常履行，没有解除或终止的事实发生。此后，上诉人按照一审法官庭审中的要求，又补充提供了其他租金缴纳凭证，并由房屋所有权人安徽优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了上诉人不欠租金的书面确认证明，明确了上诉人不存在拖欠租金的客观事实。相关证据已经过一审庭审质证。然而，一审法院却仍认定上诉人有拖欠租金情况，并将其作为认定上诉人违约的理由之一，显然错误。（三）关于上诉人有无拖欠业主租金，与本案的审理没有必然联系，也不能作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是否有违约行为的判断依据。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承租人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即使存在拖欠租金的情况，只要出租人愿意豁免或双方同意变更履行方式，在没有解除或终止合同的事实发生时，租赁合同就仍然有效，承租人的租赁权就依然存在。因此，承租人即使有拖欠租金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租赁权有瑕疵或租赁权消失。本案中，现有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上诉人与业主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一直在正常履行，没有合同解除或终止的事实发生。如前所述，上诉人不存在拖欠业主租金的事实。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有过拖欠租金，也并没有导致租赁合同解除或终止，更没有使上诉人的租赁使用权消灭，也没有妨害被上诉人对房屋的使用。因此，上诉人是否有过拖欠租金，与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否有违约行为并无关联，与本案的最终审理也无必然联系。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欠付租金”为由，无端认定上诉人租赁权存在“瑕疵”，尽而认定上诉人违约，既违背事实，又无法律依据。（四）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按韩东成、范超要求及时提供有关租赁物材料”，并将其作为租赁权“瑕疵”和上诉人违约的理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第一，双方合同没有约定上诉人负有向被上诉人“及时提供有关租赁物材料”的义务。第二，没有任何证据或事实表明，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提出过“提供有关租赁物材料”的要求。第三，上诉人在2019年6月12日函件中已明确向被上诉人提出，如另需办理书面的房屋交接手续，可至房屋现场办理。但此后，被上诉人并未提出要求办理有关手续或要求提供租赁物材料。综上，一审法院忽视大量充分证据证明的上诉人已按约向被上诉人交付房屋的事实，反而将没有证据证明的上诉人“未按韩东成、范超要求及时提供有关租赁物材料”等作为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并将此作为所谓租赁权“瑕疵”、上诉人违约的理由，这既毫无事实根据，又显露出一审判决有意偏袒一方之嫌。（五）一审判决认定房屋的交付使用存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并以此作为认定上诉人违约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如前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房屋交付使用存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事实根据，包括“欠付租金”、“未及时提供有关租赁物材料”、“租赁权存在瑕疵”等理由并不能成立。有关租赁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事实是不存在的。第一，上诉人享有的房屋租赁使用权共计15年，至2032年1月14日届满，该租赁使用权及其租赁期限，既明确，又确定。第二，上诉人与房屋所有权人即出租人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履约正常，从没有解除或终止等事实产生，上诉人的租赁使用权不存在时有、时无的不确定性或不稳定性的状态。第三，本案没有任何事实或证据表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对房屋的使用已经产生妨碍，或有任何其他第三人对房屋主张过使用权利，从而导致租赁使用权存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第四，涉案房屋已由被上诉人装修，目前房屋就在现场，被上诉人可随时使用，没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或不能使用之说。第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约定折价的房屋租赁使用权为10年，且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如在10年期间内此房屋无法正常使用，则由上诉人负房屋租金对应的违约责任”。由此可见，双方协议已经对未来的可能风险作出约定，即使将来发生租赁房屋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可由上诉人承担对应租金的责任，而不能据此作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存有违约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依法予以纠正。 三、一审判决以其他股东不同意为由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其他股东不同意上诉人加入公司的原因，归于上诉人的违约行为，无事实根据。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应当继续履行。（一）一审判决以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质”、其他股东不同意上诉人加入等理由判令双方协议解除，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根据《公司法》第71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股权转让通知书等证据证明（上诉人一审证据第十二组），东超公司的其他股东已收悉股权转让通知及转让协议所列转让条件，但其他股东在30天内并未答复，应当视为东超公司的其他股东已经同意本次股权转让；退一步说，即使东超公司的其他股东表示不同意转让，也应当购买，如不购买的，也应视为其已同意股权转让。因此，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已经推定东超公司的其他股东同意转让股权，不能再以不同意为由阻碍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其次，一审判决以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作为合同解除的理由，明显与《公司法》的上述规定相悖。而且，一审判决认为其他股东不同意，股权转让协议若继续履行必然对公司长远发展不利，使股权转让目的无法实现，解除合同是双方减少损失的最佳选择，这也明显是一审法院的片面推断，既无推断的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如一审判决的推断成立，那么任何一项公司对外股权转让交易，只要其他股东不同意，均可以此为由认为继续履行对公司发展不利、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将协议解除。这显然与股权转让自由及保持交易稳定等交易原则相违背，也明显与《公司法》的明文规定背道而驰。再次，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质”不能作为股权转让协议不履行的理由。有限公司是“资合兼人合”的性质，其“人合性”在股权转让中，主要表现为对外转让股权时应经其他股东同意。但其他股东的意思表示，更应服从于股权转让自由的原则，故法律规定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购买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因此，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质，不代表当发生股权转让争议时，继续履行协议就会使股东“失合”，也不代表就“必然”对公司长远发展不利，就能使股权转让的目的无法实现。如一审判决的此种推论理由成立，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就可由一方随意违约，任因不符合有限公司“人合性质”为由解除，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二）一审判决认定“由于沈春雨对租赁房屋使用权的交付存在瑕疵履行，构成违约，导致目标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沈春雨加入东超公司”，该认定将其他股东不同意上诉人加入公司的原因归责于上诉人的违约，完全是偏听偏信，无中生有。一审判决对此认定的依据是“录音内容及东超公司其他股东的《情况说明》”。首先，“录音内容”，是指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录音证据，但录音并无任何内容可以反映，因上诉人违约导致其他股东不同意加入公司，不知一审判决的说法从何而来。其次，“东超公司其他股东的《情况说明》”，是指被上诉人提供的合肥高新科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肥佳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0年4月7日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该两份《情况说明》，除盖章不一致外，其余内容完全一致，一字不差，明显是按被上诉人要求所作；而且，合肥佳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就是被上诉人韩东成、范超作为大股东设立，由韩东成担任该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两份《情况说明》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同时，《情况说明》的内容，也仅仅是其他股东的单方陈述，仅能表明其他股东对股权转让的自身意见。其他股东无权也没有根据对上诉人是否违约进行认定或评价，其意见显然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是否存有违约行为的依据。再次，在《情况说明》中，其他股东单方陈述“我方认为在其已违约的情况下……我方不同意其入股东超公司”，从《情况说明》内容来看，其他股东以上诉人违约为由，不同意上诉人加入东超公司，只是其他股东单方陈述的不同意理由，并不是客观事实认定。依据《公司法》规定，其他股东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其法律结果应当是购买股权，不购买的则视为同意股权转让。然而，一审判决却不依法推定其他股东已同意股权转让，反而根据《情况说明》的单方陈述，认定因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其他股东不同意，并以此为由判令协议解除，从而达到认定上诉人对协议解除也存有过错和责任的目的。这种认定方法显然是偏听偏信，无事实根据，不能成立。（三）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应当继续履行。首先，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更无导致协议解除的根本违约行为，不能将上诉人存有违约行为作为最终认定解除协议的理由。其次，东超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股权转让，不能成为妨碍股权自由转让的理由，其他股东在不同意股权转让的情况下，应购买股权，不同意又不购买的，应依法推定其同意转让。因此，其他股东不同意股权转让，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协议解除的理由。再次，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9条、第21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主张优先购买转让股权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最长三十日内提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本案东超公司的其他股东自接到通知和知悉股权转让的具体条件时起，并未作出购买案涉股权的意思表示或行为，按照法律规定该权利已不受法律保护。据此，本案不能因其他股东不同意股权转让或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为理由，判令解除协议。因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不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况，一审判决以此为由判令协议解除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具备解除的条件和理由，各方应当继续履行。 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应当坚持鼓励交易、审慎适用合同解除制度的原则；审理公司纠纷案件应以保护交易安全和投资安全,激发经济活力,增强投资信心为重要目的。本案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严重错误，判决解除协议，严重损害了上诉人作为投资人对交易安全和投资安全的信赖利益，造成上诉人的巨大损失，恳请贵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请求。 韩东成、范超辩称：一、上诉人未依约全面适时履行义务（包括支付现金700万元及交付案涉租赁物），一审判决其构成违约，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人尚欠付股权对价款的现金部分计100万元。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款现金部分计700万元。通过一审查明，上诉人仅支付600万元，尚欠100万元未付。对此，上诉人认为其与答辩人达成了“口头约定”的辩称，缺乏事实依据且不符合常理。一是《协议》明确约定，若双方另行达成相关事宜，应签订书面补充协议。但是，上诉人对其辩称“剩余的100万元待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后再支付”，并未提供相应补充协议。二是答辩人不可能无故将先前约定的内容变更成为对其不利的内容，即同意上诉人迟延支付股权对价款。此节事实，答辩人在另一起案件已提起上诉。（二）上诉人主张其已依约交付案涉租赁物，缺乏事实依据。其一，上诉人辩称，《协议》约定“使用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即表明签订协议之日房屋已交付，该观点实属荒唐！该约定表明协议签订之日，上诉人应履行交付案涉租赁物义务，否则须承担违约责任。同时，从上诉人提交的第七组证据恰恰说明其知道如何才能证明自己将租赁物转租并实际交付他人使用，或者他人的次承租权如何体现和保障。即，双方至少应签订书面协议书明确租赁物的具体四界、附属设施、双方权利义务等，并办理交接手续。但是，上诉人并未与答辩人签订任何书面协议或办理任何交接手续。其二，上诉人以案涉租赁物已装修，且装修费是目标公司支付为由，证明其已向答辩人交付租赁物的观点，依法不能成立。一是根据法律规定和交易习惯，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交付义务。二是依据《协议》约定，上诉人应当向答辩人交付案涉租赁物，而非向目标公司交付。故，目标公司是否装修案涉租赁物以及是否支付装修费，与上诉人是否依约向答辩人履行交付义务无关。需要说明的是，2000余平方米的房屋装修费仅14余万元，根本谈不上装修。而且，一审查明装修事宜发生在上诉人帮忙打理目标公司行政事务期间，是其擅自决断的个人行为。关于支付所谓装修费，其中的10万元是2019年4月8日上诉人先行指令转款后才告知答辩人，因而不能以此认为答辩人知晓并同意装修。而目标公司之所以于2019年月日支付剩余的装修尾款4万余元，是因为当时答辩人与上诉人就股权转让产生矛盾正在协调处理中，在上诉人已答应他人支付4万余元的情况下，答辩人不想因为这点小事造成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故在说服公司其他股东后，让目标公司暂行结清。此外，目标公司是一家高科技公司，地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科大先研院，享受相应扶持政策和优惠政策，若搬迁至案涉租赁物办公，不仅丧失优惠政策而且租金至少比目前高出35元/平方/月，无形中减损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其他股东也不可能同意。其三，2019年6月12日的函件内容，不能证明答辩人认可案涉租赁物已交付使用。一是上诉人发函时间是在双方就股权转让已产生矛盾之后。此时，正因为上诉人在先违约的不诚信行为，加之其在打理公司事务期间的所作所为（无故裁员，不尊重技术人员，离间两答辩人的关系等），导致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其入股，答辩人一直在协调解决，故答辩人回函表明“待本次股权转让的不确定因素消除后再行处理”，故而并不能说明上诉人对答辩人未依约交付案涉租赁物没有异议，甚至认可。二是上诉人在2019年6月12日函件所述均是自说自话，并且通过上诉人提交的8月份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显示，上诉人拒绝提供案涉租赁物门锁密码，答辩人根本无法进入，再次佐证上诉人未履行交付案涉租赁物义务。 二、一审判决上诉人用于折抵股权转让对价款的租赁物使用权存在瑕疵，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上诉人存在欠租情形。依据上诉人提供的第三组证据《房屋租赁合同》，案涉租赁物计租时间自2017年1月15日起，24元/平方/月，每季度提前支付租金计561816元。即，至其与答辩人签订《协议》之日（2019年3月9日），上诉人应支付10次租金共计5056344元，履约保证金10万元。上诉人一审时最初只提供四张转款凭证（包括支付的履约保证金）、《补充协议》（减免了297264元租金）、《情况说明》（以修缮空调需要，将租金支付不足的195000元再次减免）。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上诉人又补充提交了部分转款凭证。即便如此，将上诉人提交的全部转款凭证计算在内，再加上减免的租金，其也仅支付2949962元，已拖欠租金2106382元。《协议》约定用案涉租赁物10年使用权一次性折抵股权转让对价款，必然要求该使用权是合法稳定且无权利瑕疵的，若上诉人于签订协议时即存在拖欠租金的行为，则其享有的租赁物使用权本身就存在瑕疵，上诉人隐瞒该事实自始即构成违约。其二，上诉人一直未按要求提供其对案涉租赁物享有合法稳定租赁使用权的证明材料。上诉人认为不能以此作为认定租赁权瑕疵和违约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首先，如上所述，上诉人应证明自身对该租赁物享有合法稳定的承租权，否则，其向答辩人转租无从谈起，缺乏最基础的事实。通过上诉人以《协议》约定“使用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即表明签订协议之日其已交付租赁物的辩称，恰恰说明其未从提供材料证明其对案涉租赁物享有合法稳定的租赁权，也未向答辩人实际交付。其次，在答辩人多次催促索要的情况下，上诉人一直推脱未予提供，不难看出根本原因是其意图隐瞒存在拖欠租金情况，其承租权存在瑕疵的事实。其三，案涉租赁物交付使用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支付租金凭证，截至一审时，其租金仅支付到2020年4月，故其后的租赁权能否合法稳定享有，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如果上诉人与出租人中途解除租赁合同，将严重危及和损害答辩人权益。加之，上诉人之前确有隐瞒欠租事实的不诚信行为和违约行为，故一审法院综合考量，并认定该租赁物交付使用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理据充足。 三、上诉人违约导致《协议》目的不能实现，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意义，故一审法院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及减少双方损失的角度出发，判决解除《协议》，理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其一，如前所述，上诉人未依约支付股权对价款，一审法院在综合全案证据的基础上，认定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并非如上诉人所述仅是依据公司其他股东出具的《情况说明》作出的认定。而且其他股东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一致，恰恰证明因上诉人违约不同意其加入公司，系公司其他股东慎重商议后的一致决定。其二，上诉人认为其他股东已丧失了法定的优先购买权，不得以此阻碍《协议》履行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首先，《情况说明》可以证明其他股东最初是同意上诉人入股，由于上诉人在履约过程中的违约行为，才导致其他股东改变想法。至2019年9月，答辩人催促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上诉人及时依约履行，其虽回函表示愿意履行，但其在期限内仍未履行义务。至此，其多次违约行为导致公司各股东及答辩人对其彻底丧失基本信任，最终决定不再同意其入股共同经营公司，并于2019年9月28日向上诉人函发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其次，上诉人向公司其他股东发送的《股权转让通知书》时间是2019年10月30日，此时答辩人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协议》已解除，因而其他股东没有必要回应上诉人的函件，故本案不存在股东丧失优先购买权的事由。 韩东成、范超原审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3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判令确认沈春雨支付的定金443万元不予退还。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约定：韩东成、范超确保本次股权转让已经过目标公司现股东的同意，其他股东已放弃对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2019年6月8日，韩东成、范超向沈春雨发出《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的回复》，内容为：“我们双方于2019年3月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向您转让东超公司15%股权之事宜回复意见如下：一、鉴于此事项须征得其他股东同意，自始即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目前情况，转让该股权的初衷恐将难以实现。该协议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及必要性均已严重存疑。故我们希望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协商一致解除原协议。为体现诚意，我们承诺将于原协议解除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您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600万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二、若您对所付款项的占用费有更高的要求，而拒不接受前述处理意见，我们只能在尽最大努力进一步协调其他股东，争取落实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协调时间以自本次回复至2个月为限。需要明确的是即便经过协调使您能够最终成为公司股东，您一直能按照持股比例享有相关股东权利，非经股东会选举或股东会聘任，您将不得在公司担任任何管理职务；三、以上回复内容仅代表我们目前希望妥善解决事已知态度及原则，并不构成贵我双方任何既往行为的确认抑或否认。”2019年6月12日，沈春雨回函，表示其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股价款的支付及交接租赁房屋的义务，对两原告提出为进一步协调其他股东仍需要两个月时间，表示无法接受。要求韩东成、范超能够严格按协议继续执行，并应于收取本函后15个自然日内负责至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次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等。2019年6月17日，韩东成、范超再次回函：“系争股权转让是贵我双方约定直接交易，其中所涉及的优先受让权则是标的公司他方股东法定权利。股权转让协议书约束缔约双方，但效力并不能当然及于他方股东。截至本回函出具之日他方股东尚未以任何明示方式放弃该项法定权，该事实客观存在。故对贵我双方而言，能否妥善解决此问题，是最终能否达成该项交易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提出需要两个月的协调回复函，要求于15个自然日办理完显然不具可行性；……三、关于尾款支付事项，贵我双方目前并无分歧,讨论该事项暂时并无必要；四、关于贵方已转租所承租的百大港汇房产公司所对应的租金充抵部分股权转让款所涉及的房屋交接事宜须待本次股权转让的不确定因素消除后再行处理。”2019年9月22日，韩东成、范超向沈春雨发出《催告通知书》，要求其在通知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股东韩东成、范超全面履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以及租金（包含租金价值及股权转让款金额合计2218万元）。2019年9月26日，沈春雨回函对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及租赁房屋的交付做了说明并表示同意配合履行，同时要求韩东成、范超负责办理协议项下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9年9月28日，韩东成、范超共同向沈春雨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认为沈春雨仍未按约支付股权对价款，未向韩东成、范超提供沈春雨拥有位于合肥市房屋的租赁使用权和其中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房屋10年租赁使用权租金价值1518万元的合法依据，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根据合同法94条、96条的规定解除合同。2019年10月17日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东超公司股东有范超、韩东成、嘉木合伙企业、高新科创公司与北京中科创星合伙企业。其中嘉木合伙企业、高新科创公司向本院出具书面《情况说明》，表示在沈春雨诚信履约的前提下，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并可配合办理合法合规手续，现得知沈春雨已违约的情况下，从个人诚信以利于公司经营管理的角度出发，不同意其入股东超公司。录音证据显示自2019年5月起沈春雨与韩东成、范超多次就股权转让问题进行协商，韩东成与范超表示其他股东不同意沈春雨加入，希望沈春雨能主动退出并同意赔偿。另查明，2016年8月24日，沈春雨（乙方）与优德公司（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合肥市商铺出租给乙方，合计总建筑面积约7803平方米，租赁期限15年，计租日自2017年1月15日起至2032年1月14日租金。其中2017年1月15日至2021年1月14日每月每平方为24元，2021年1月15日至2025年1月14日每月每平方为25.2元，2025年1月15日至2029年1月14日每月每平方为26.46元，2029年1月15日至2032年1月14日，每月每平方为27.78元。租赁实行先付后用的原则，按季支付。乙方应在前一期租赁费用期满提前15日内支付租赁费用。乙方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总计10万元等。合同签订后，沈春雨于2016年8月24日支付履约保证金10万元。于2017年7月5日支付561816元。2017年10月15日支付102698元。于2017年12月29日支付10万元。于2018年4月27日支付561816元。于2018年6月15日支付20万元，于2018年6月29日支付30万元。于2018年7月20日支付195万元，共计支付3876330元。2018年7月20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达成以下内容：乙方于2018年7月20日向甲方提前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全年租金，甲方同意给予房租金优惠297264元。即乙方实际应交全年租金金额为195万元。2019年7月16日，爱博公司出具《关于商户沈春雨空调采购安装抵扣租金的情况说明》，说明商户沈春雨承租的港汇广场商业Ａ六层整层商铺，在租赁合同中需为该商户提供空调系统，由于因非商户自身原因无法安装空调，决定由商户自行进行空调采购和施工安装，费用从下期租金中抵扣，施工安装费用已由工程部进行审计后合计19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为沈春雨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是否构成违约。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沈春雨获得股权的对价系向韩东成、范超各支付现金350万元并将沈春雨合法拥有的位于合肥市房屋租赁使用权房屋中的约2300平方米房屋及相关装修物、设备、物品提供韩东成、范超使用10年,折合股权价值1518万元。1、对于沈春雨应履行的股权转让价款700万元支付义务，沈春雨在按合同约定分别向韩东成、范超各支付350万元后，韩东成、范超将350万元退给沈春雨，由沈春雨重新分别向韩东成、范超提供的亲属帐户支付300万元，剩余1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等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后再支付。对此口头约定，虽然韩东成、范超不认可，但其于2019年6月17日的回函中明确表示：“关于尾款支付事项，贵我双方目前并无分歧，讨论该事项暂时并无必要”，结合韩东成、范超在录音中的谈话内容，本院认定对剩余100万元的支付方式，双方已重新达成协议，故该700万元的支付，沈春雨不构成违约；2、关于沈春雨应交付对应股权价款为1518万元的租赁房屋使用权，由于该租赁物产权并非沈春雨所有，沈春雨拥有的仅为转租赁权。沈春雨以其拥有的十年转租赁权的房屋使用权作价折抵股权款，应当确保该房屋的转租赁权稳定且无瑕疵。但根据沈春雨提供的租金支付凭证，可以证明沈春雨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有欠付租金的情况存在，且未按韩东成、范超要求及时提供有关租赁物材料，导致该租赁权存在瑕疵，虽然沈春雨事后通过协议等方式减免了部分租金，但房屋的交付使用仍存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沈春雨对此存有违约行为。本案争议焦点二为合同是否应该解除。根据录音内容及东超公司其他股东的《情况说明》显示，由于沈春雨对租赁房屋使用权的交付存在瑕疵履行，构成违约，导致目标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沈春雨加入东超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相对方的韩东成、范超一直从中协调，直至2019年9月28日不得不向沈春雨发出《解除的通知书》。另一方面，韩东成、范超在签订协议时，明确表示转让股权已征得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放弃了优先购买权。现又因其他股东的干涉不得不解除合同，则韩东成、范超对该协议的不能履行亦有过错。考虑到股权转让是建立在双方之间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的基础上，而本案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并导致本案讼争，本案虽经多次调解，争议依然无法解决。鉴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质，现东超公司其他股东因沈春雨的违约行为不同意其加入，该股权转让协议若继续履行，必然会对公司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使得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最终无法实现，故解除合同是双方减少损失的最佳选择。又因韩东成、范超对合同的履行亦有违约行为，合同解除后其应当向沈春雨返还定金及股权转让款，故其主张不返还定金443万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解除韩东成、范超与沈春雨于2019年3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驳回韩东成、范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120元，由韩东成、范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沈春雨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租金对账确认函及支付凭证、协议、情况说明。证明目的：沈春雨与安徽优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的租金支付情况进行了对账确认，安徽优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确认沈春雨一直严格按约履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拖欠租金等违约行为。沈春雨对案涉房屋享有合法有效的租赁使用权，并不存在导致房屋租赁合同被解除或终止等情况，不会影响韩东成、范超对案涉房屋的使用。 证据二：微信聊天记录3页。证明目的：1、沈春雨与范超在4月10日的微信聊天中围绕当天支付的300万元进行沟通交流，沈春雨当天已经付清该300万元。沈春雨所称“我下午想办法或者是明天早上汇给你”，指的是对当天拟转给范超的300万元，因银行卡限额上午先转了200万元，待当天下午或明天再转剩余100万元。韩东成、范超在上诉状中所内容称断章取义，与事实不符；2、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进一步印证，双方在重新办理第二次转款时对付款方式重新达成一致意见，即先转300万元至其亲属账户，对余款50万元，届时计算一下（意指根据股权变更登记金额计算）以卡对卡转账汇入本人账户。该微信聊天记录并结合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已达成在股权变更登记时另行分别支付余款50万元的口头协议。 韩东成、范超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对账确认函及支付凭证、情况说明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质证意见同一审意见。其中2016年8月29日一笔不能算新证据，另外2017年10月31日一笔并不是沈春雨转款也不能算是新证据，2018年1月31日也不能算是新证据，即便算有数额加起来，加出租人出具的说明，仍然欠付租金127万元左右。对补充协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也不是新证据。对证据二，同一审质证意见。 本院对原判认定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日期、内容，相关款项的支付以及双方往来函件的内容等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韩东成、范超已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东超公司其他股东征求意见，且已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若继续履行，可能损害东超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对韩东成、范超要求对沈春雨支付的定金不予返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290元，由韩东成、范超负担42240元，沈春雨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亚娟 审判员  古开利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法官助理徐光红 书记员徐光红(兼） 附：相关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