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26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恒富通讯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蒋里庄中路**。法定代表人：张海霞，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建国，北京市茂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刚，男，1975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年，北京市问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负责人：郭少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建，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员工。上诉人北京市恒富通讯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富通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8民初10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郑吉喆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恒富通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建国，被上诉人赵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年，人保北京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富通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赵刚对恒富通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赵刚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发时赵通过的驾车行为系执行工作任务”为事实认定错误。赵刚作为司机，其在本案中驾驶公司车辆参与运输，其与驾车运输行为相互匹配，理所当然是职务行为。赵通过的行为与赵刚的行为在性质上有本质的不同，赵通过与恒富通讯公司的关系虽经法院认定为劳动关系，但并不表示其所有的行为均可以认定为职务行为，职务行为应与工作岗位密不可分，赵通过的驾车行为非工作任务，仅是上班途中。劳动关系是确认一个时间范围的内容，在劳动关系期间也存在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即工作和生活是分开的，也就是在劳动关系期间，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归为职务行为。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导致法律适用过程中责任分担不当，依法应予改判。赵刚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恒富通讯公司的上诉请求，对恒富通讯公司提出的赵通过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法院已有判决认定赵通过是恒富通讯公司员工，赵通过的行为也是恒富通讯公司的主要业务。人保北京分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恒富通讯公司的上诉请求。赵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富通讯公司、人保北京分公司赔偿赵刚医疗费13089元、护理费1400元、误工费10000元、交通费20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50元、营养费350元、购买医疗器械费67元；2.案件诉讼费由恒富通讯公司、人保北京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4日14时27分，在北京市密云区京沈路太师屯镇永安桥东侧，赵通过驾驶“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内乘吕曙光由西北向东左转弯行驶，适有赵刚驾驶“陕汽”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龙威事业”牌重型自卸半挂车（×××）由东向西行驶，杨连顺内乘郭淑霞驾驶手扶拖拉机由西向东行驶，小型普通客车左前部与重型半挂牵引车右前部接触，重型半挂牵引车左前侧又与手扶拖拉机左后侧接触，重型半挂牵引车前部与道路南侧钢板护栏及路树接触后，重型半挂牵引车驶出路外，车头起火，造成三车、路边护栏损坏，赵通过、吕曙光当场死亡，赵刚、杨连顺、郭淑霞受伤。经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交通大队认定对事故形成原因进行分析：赵通过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按规定让行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赵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超速行驶且未确保安全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杨连顺驾驶机动车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对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赵通过为主要责任，赵刚为次要责任，杨连顺、吕曙光、郭淑霞无责任。一审庭审中，当事人对于事故经过、成因、责任认定均无异议。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赵通过是否为恒富通讯公司员工发生争议，恒富通讯公司就此另诉于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7民初1719号民事判决书判定确认恒富通讯公司与赵通过自2019年5月6日至2019年5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恒富通讯公司不服该判决并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一审判决，要求改判确认恒富通讯公司与赵通过自2019年5月5日至2019年5月24日不存在劳动关系。对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3民终682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赵通过受恒富通讯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恒富通讯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赵通过提供的劳动内容亦是恒富通讯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故认定恒富通讯公司与赵通过存在劳动关系。判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赵刚提交的住院病历、医疗费票据及诊断证明书显示：事故发生后，赵刚经救护车简单包扎即送往密云区医院门诊检查，诊断为上肢开放性损伤，建议转诊上级医院，花费救护车费253元及医疗费1454.96元。随即，赵刚经救护车再次送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医院（即武警北京总队医院），经诊断赵刚为右肘部、手背皮肤挫裂伤，需专科会诊、急诊收入院治疗，花费救护车费用550元、急诊医疗费597.45元。后经入院完善相关检查，赵刚被诊断为右肘部、手背皮肤挫裂伤、右肱三头肌腱断裂、右腰背部软组织挫伤，遂于2019年5月24日至29日在武警北京总队医院接受清创、肌腱修复手术并住院治疗5日，花费医疗费15320.54元，当日购买医疗器械花费95元。5月29日，赵刚出院，医嘱建议：全休1个月；继续门诊隔日换药，术后两周拆线；术后1个月复查；不适随诊。5月31日，赵刚前往密云区医院换药，花费医疗费254.46元。6月3日，赵刚前往密云区河南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换药，花费医疗费57.7元。6月8日，赵刚前往密云区医院拆石膏换药，花费医疗费154.93元。6月26日，赵刚前往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复查，花费医疗费55.6元。一审庭审中，赵刚诉称强正商贸公司曾于事发当日两次给付其家属住院期间吃饭费用分别为69元及500元，其家属李某及刘金龙均在收据收款人处签字，但该收据上并无给付方强正商贸公司或其员工签字，赵刚也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收款签字处的李某及刘金龙确系其亲属。赵刚亦诉称其出院后一直居于租住的密云区河南寨镇房屋内进行修养，其自接受治疗至恢复期间均由其弟陪护护理，但其并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其弟的收入状况，其所主张护理费及交通费金额系依据其实际支出，并无具体标准，听从法院查明及认定。赵通过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系恒富通讯公司所有，赵通过与吕曙光均系该公司员工，事发时系执行工作任务。该小型普通客车在人保北京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综合商业险，保险期间为2019年5月12日0时起至2020年5月11日24时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赵刚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系强正商贸公司所有，赵刚系该公司雇佣司机，事发时系执行工作任务。该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综合商业险，保险期间为2019年3月17日0时0分起至2020年3月16日24时0分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一审法院另查，人保北京分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例》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免除中第二十四条载明：“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3.无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8.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部分，由当事人按照过错比例承担。关于本次事故各方当事人的责任认定及比例问题，赵通过驾驶机动车与赵刚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赵通过、吕曙光当场死亡，赵刚、杨连顺、郭淑霞受伤，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赵通过为主要责任，赵刚为次要责任，吕曙光、杨连顺、郭淑霞无责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根据赵通过、赵刚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赵通过承担70%的事故责任、赵刚承担30%的事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次事故发生在赵通过、吕曙光执行工作任务期间，故相应侵权责任应当由用人单位恒富通讯公司承担。恒富通讯公司以赵通过非执行工作任务为由进行抗辩，但其抗辩与前述已生效劳动争议案件判决查明事实存在明显矛盾，且并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故对于恒富通讯公司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之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第三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保险公司赔付后，可向侵权人追偿。本案中，驾驶人赵通过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赵刚因事故遭受人身损害，人民保险北京分公司以赵通过无证驾驶增加危险程度为由拒绝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抗辩，欠缺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应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即保险人在对免责条款采取特别标识后，还应主动向投保人出示该条款，提醒投保人注意该条款的存在。本案中，人民保险北京分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例》中对于驾驶人无驾驶证驾驶及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的情况以字体加黑加粗方式予以明示提醒注意；人民保险北京分公司提交的保险费率浮动告知中的《投保人声明》亦以字体加黑加粗的方式载明：“保险人已通过上述书面形式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了书面明确说明…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投保人以亲笔签字形式写下“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并在尾部加盖公司公章的行为证明恒富通讯公司已确认收悉相关免责条款，足以认定人民保险北京分公司已尽免赔条款的提醒告知义务，故对于人民保险北京分公司不同意承担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责任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本案所诉人身损害不符合恒富通讯公司投保的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出险赔付的适用条件，故其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以外不足部分，应由交通事故各方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承担，即恒富通讯公司承担本案70%的赔偿责任，赵刚自担本案30%的次要责任。一审庭审中，赵刚虽诉称其主张金额均系扣除本人过错责任比例后的数额，但一审法院结合相关医嘱、票据及其伤情等情况对赵刚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认定如下：对于赵刚主张的医疗费共花费18698.64元，一审法院凭票据予以支持13089元；对于赵刚主张的护理费，根据住院手术及家庭护理的实际情况，数额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1400元；对于赵刚主张的误工费，一审法院根据其就医复查时间及医嘱休息时间确定误工期为1个月，赵刚称其自2019年3月起受雇于强正商贸公司，工资月结并以现金形式发放，故其不能向一审法院提交事故发生前近半年的工资证明及转账流水等证据，但其诉称月工资10000元数额合理，符合行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7000元；对于赵刚主张的交通费，一审法院根据其实际就医、复查地点路程、合理交通工具认定数额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03元；对于赵刚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审法院根据医嘱载明的实际住院天数认定数额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50元；对于赵刚主张的营养费及医疗器械费，综合考量其伤情、住院、医嘱及复健情况，一审法院分别予以支持175元、67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付赵刚护理费1400元、误工费7000元、交通费203元、医疗器械费67元，以上共计8670元；二、北京市恒富通讯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赵刚医疗费1308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50元、营养费175元，以上共计13614元；三、驳回赵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查，北京市平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平劳人仲字[2020]第0160号裁决书记载，申请人赵恒烈向该委提交了吕曙光的《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认定工伤决定书》，其中《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写明“申请人：恒富通讯公司，职工姓名：吕曙光，事故时间：2019年5月24日，受伤害经过：2019年5月24日，我公司员工吕曙光、赵通过在密云区冯家峪镇绵羊沟村进行施工现场盯防工作，接到服务请求工单编号（略）市政杆路核查工作，于2019年5月24日下午14：27在去往密云区新城子镇曹家路村工作的路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等内容。该认定工伤决定书最终认定吕曙光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对此恒富通讯公司表示，其公司虽给吕曙光报请了工伤，但事发时是上下班途中，不是执行工作任务。另查《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事故发生时赵通过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职务行为以及恒富通讯公司应否就涉案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院生效判决的认定，涉案事故发生时，尚处于恒富通讯公司和赵通过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恒富通讯公司对此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证据推翻生效判决作出的认定，故赵通过的身份属于恒富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本案事故发生于工作日下午，赵通过、吕曙光系同车出行，根据本案在案证据，结合恒富通讯公司对赵通过工作内容的陈述及工伤申请认定中的有关材料对事实及其他主体受伤性质的认定，应当认为事故发生时赵通过系接受单位工单指派进行工作，其驾驶行为具有职务性而非私益性，应当认定赵通过系因执行工作任务而造成他人的伤害。恒富通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赵通过的日常工作时间，其主张对赵通过行为的定性缺乏证据佐证且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一审判决对此作出的认定事实依据充分，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因事发时赵通过系在执行工作任务，由此造成被侵权人的相应损失，应由恒富通讯公司依法赔偿。同时，本案中人保北京分公司已就保险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因赵通过的违法驾驶行为触发保险免责条款，故在保险赔付限额以外的损失部分，由恒富通讯公司负责赔偿。一审判决就恒富通讯公司赔偿责任作出的认定处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恒富通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北京市恒富通讯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汤和云书 记 员 马梦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