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2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嵊州市中立电子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鹿山街道卡尔路**。 法定代表人：裘齐华，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武炳，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庭生，男，1983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龙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勇，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满江，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嵊州市中立电子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邹庭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3民初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与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中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武炳，被上诉人邹庭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邹庭生支付中立公司货款340366.40美元及该款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邹庭生赔偿中立公司汇率损失128953.63元，补交税款269533.59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邹庭生为中立公司提供翻译服务，并协助进行出口业务在内的交易，中立公司按季支付相应报酬，与事实不符。《公证书》第14至16页内容证明2016年至2017年期间，双方之间是业务合作关系。邹庭生负责对外寻找订单，并办理出口手续，承担收回货款的责任,中立公司按邹庭生的指示生产订单产品，并交由邹庭生办理出口报关，再按邹庭生回收货款情况结算佣金。2011年以来邹庭生经手客户的货款均是由邹庭生负责收回，邹庭生再根据实际收回的款项按约定比例向中立公司领取提成或佣金。邹庭生在《核账单》中对有异议的货款回收账目作了批注，这不属于提供翻译、协助的员工可以确认的工作范畴。领款凭证中记载的是业务费、提成或佣金字样，业务费结算标准不符合翻译、协助按次计算或事先预收等交易习惯。相关业务中有不少国内订单，若如邹庭生所言是翻译关系，则自相矛盾。中立公司至今未见邹庭生所提的翻译成果，从邹庭生在中立公司处领取的款项金额看，也与其所谓的从事翻译、协助工作所能获取的报酬并不匹配。二、一审判决未查明外商基本情况，也未依职权追加其参与诉讼，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或不清。邹庭生在2015年11月3日成立嵊州福庭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庭公司），是该公司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结合本案诸多细节，如生产指示书中的产品名称均有“ＺＴＳ”字样，来往沟通中谈及产品售后，房产抵押后扣除佣金处理，以及外商由邹庭生单方联系、收付款也通过邹庭生等，不排除中立公司向邹庭生供货，邹庭生再销售给外商。三、一审判决未采信中立公司提交的生产指示书错误。根据邹庭生提交的《采购（委托加工）合同》，作为需方的福庭公司在合同中出现了“合同产品名称ＺＴＳ（邹庭生姓名的首个拼音字母缩写）、按需方生产指示书”等字样，邹庭生在2016年甚至较早前向中立公司提供的生产指示书，两者在文本格式、内容等设计上几乎一致，且制单人处有邹庭生（小邹）的签字，足以认定中立公司提交的生产指示书系邹庭生发给中立公司的，来源并非无法确定。早先生产指示书对应订单的货款是由邹庭生负责收回，中立公司不知道外商的具体情况。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4月至8月期间共计出口货物金额457678.8美元以及《领付款凭证及相应业务清单》、《外贸应收款清单》中记载的合同编号、已付款情况的真实性，证明中立公司提交的生产指示书是由邹庭生提供。四、一审判决未认定邹庭生掌握或控制2017年经办的出口资料，不支持中立公司要求邹庭生承担赔偿责任错误。邹庭生与中立公司财务人员、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中，邹庭生发送资料以及回复财务人员的言语，报关资料清单中留的邹庭生的名字和联系电话，以及邹庭生主张2017年1月至今的佣金未结算等，表明出口手续由其办理，推断出口资料仍在邹庭生处。外汇汇率损失采用的计算标准来源于国际国内权威数据，与银行汇款回单记载的情况相符，应当予以采信。五、新证据表明涉案订单系邹庭生通过ＱＱ向中立公司下单，邹庭生以其在香港注册的离岸公司账户在国内支付。1.涉案订单是邹庭生通过ＱＱ向中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裘齐华发送生产指示书，明确出口产品的规格型号、制作要求等。如邹庭生于2016年12月发送文件名为“生产20161205Ａ”和“生产20160906Ａ”的ＰＤＦ文件，同时发送文字“裘总，两个单子是不一样的哦，一个有商标，1个没有商标的”，订单号20161205Ａ、20160906Ａ的生产指示书与上述文件名相对应，且指示书也是一个有商标，一个没有商标。该指示书中的产品型号ＺＴＳ013、ＺＴＳ043，与（2019）浙06民终1474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邹庭生要求中立公司生产的出口产品规格ＺＴＳ013、ＺＴＳ043相同，且需方仍是以生产指示书作详细说明。其他涉案订单也显示是由邹庭生以在线方式，将生产指示书ｐｄｆ版本发送给中立公司，文件名与其他生产指示书对应的订单号吻合。2.中立公司已收的订单款项，是邹庭生通过香港离岸公司支付，公司中文名称为蘭珂斯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蘭珂斯公司），支付地点在嵊州市××广场××座××幢××室。涉案订单何时付款以及所付款项对应何笔订单，是邹庭生通过ＱＱ告知中立公司会计，可见涉案货款的回收义务主体是邹庭生。邹庭生在一审中对涉案货款的总金额、已收款及未收款金额予以确认，中立公司据此向邹庭生结算佣金。六、根据（2019）浙06民终1474号生效判决书已认定的事实推论，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期间，双方存在销售合作具有高度盖然性。2017年5月12日邹庭生以个人名义与中立公司签订过《合作框架协议》，后因文字整体结构上存在明显瑕疵，改由邹庭生担任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福庭公司出面，于2017年5月27日另行与中立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以公司名义后续发生的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出口产品供需合同》对应的订单中，邹庭生的公司对产品的需求仍习惯以邹庭生以往采用的生产指示书方式下达，出口产品型号也仍习惯以“ＺＴＳ013、ＺＴＳ043”等邹庭生名字缩写来命名。如双方没有以往之前的长期销售合作（在此之前，一直是邹庭生个人名义），以及常用的款项结算等支付习惯，双方是不可能短时间内承认对方是战略合作伙伴，并保证外贸订单优先只接邹庭生公司下的订单，同时约定超出销售额度后应返点等与佣金类似的内容。七、邹庭生以其仅是为涉案订单业务提供英文协助，纯属捏造事实，隐瞒真相，向法庭作虚假陈述，应当追究其虚假诉讼的责任。综上所述，中立公司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表明邹庭生与中立公司之间长期存在销售合作、代办出口报关、回收外商货款的交易习惯，不论邹庭生是作为中立公司的业务员，还是销售合作关系，抑或是买卖关系，均负有向中立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邹庭生未按时提交出口报关资料导致中立公司无法正常办理退税，导致中立公司汇率损失、税款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邹庭生答辩称，一、中立公司主张的货款是邹庭生担任中立公司翻译(或业务员)期间参与(或经办)的外贸业务未收回货款，其买卖业务交易对象是外贸客户，付款义务人是外贸客户。中立公司主张的邹庭生对中立公司的外贸客户未收回货款承担支付或赔偿义务，必须建立在中立公司与邹庭生之间系业务承包关系，承包期间的业务款项回收有约定期间，超过约定期间未回收货款，则邹庭生代为支付或赔偿的约定基础上，但纵观中立公司与邹庭生之间的关系，邹庭生仅提供翻译、协助办理业务的工作，即使如中立公司所称，邹庭生是具体负责办理该业务的业务员，邹庭生对此无任何义务。从邹庭生仅领取回笼货款的相应佣金而非差价之事实，也无法推导得出邹庭生负有回收货款义务。二、邹庭生对中立公司的外贸货款不承担支付义务，中立公司主张的汇率损失与邹庭生更无任何关系，且其汇率损失是否存在、是否与本案有因果关系和关联性也不得而知。三、本案讼争货款与邹庭生投资的蘭珂斯公司无关。根据中立公司的观点，合同案由、合同主体、管辖权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均与一审不一致，一审法院无需对外部法律关系审查相关事实。实际上，蘭珂斯公司与中立公司有过业务，且货款已结清，本案争议焦点是中立公司与其他买受人之间的货款是否收回，作为当时中立公司员工身份的邹庭生是否具有支付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判决结论并无不当。中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没有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中立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中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邹庭生向中立公司支付货款340366.4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382562元）及该款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邹庭生向中立公司赔偿汇率损失人民币128953.63元、补交税款人民币269533.5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邹庭生自2011年起为中立公司提供翻译服务，并协助中立公司进行出口业务在内的交易，中立公司则按季向邹庭生支付相应的报酬。2017年4月至8月（出口报关单记载时间），中立公司在邹庭生协助下出口多笔货物，根据海关出口报关单及相应发票显示，共计价款457678.80美元，但实际仅收回117312.40美元，未收回340366.40美元。就上述未收回款项，邹庭生曾按照中立公司的要求向外商进行催讨，因至今仍未收回，现中立公司诉请邹庭生支付，并赔偿相应损失。另查明，邹庭生已于2017年5月离开中立公司，任职于其自己设立的福庭公司，福庭公司于2017年5月27日与中立公司签有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对外贸易进行合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一致认可相互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现中立公司诉请邹庭生支付货款，提出的理由为：1.邹庭生作为其业务员，负有向外商收回货款的义务；2.邹庭生未能将相关出口资料交予中立公司以致中立公司无法收回货款，故负有赔偿责任。因此，上述理由能否成立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庭审中，双方就邹庭生是业务员还是翻译人员、与中立公司之间构成劳动关系还是业务合作关系等进行了辩论，但从庭审的陈述看，事实上双方对邹庭生工作内容的争议并不大，即为中立公司提供翻译服务，并帮助中立公司进行包括对外贸易在内的业务往来。本案所涉的出口业务，交易主体系中立公司与外商，在交易过程中，邹庭生不论是起到业务员的作用，或者仅仅是翻译人员、联系人，均只是基于员工身份，基于此，邹庭生并无收回货款的法定义务。本案中，中立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此类约定，即在货款无法收回的情况下由邹庭生进行垫付或者代替支付，中立公司提交的QQ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一则形成于邹庭生离开中立公司之后，其中掺杂福庭公司与中立公司之间合作的诸多内容，仅凭文义无法区分；二则并未反映出邹庭生曾有垫付或者代替支付案涉货款的意思表示。因此，中立公司要求邹庭生支付货款亦无相应的合同依据。中立公司另以邹庭生未向其提供出口资料为由提出主张，但并未举证证明上述资料确由邹庭生掌握或者相关业务由邹庭生全权处理，故该院亦无法采信。综上，中立公司要求邹庭生支付货款的理由均不成立；基于此，中立公司的其余诉请亦不成立。另外，本案中立公司的诉请虽不成立，但双方争议确实存在，从本案审理的情况看，中立公司并无虚假诉讼表征，故该院不作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所述，中立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院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中立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中立公司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2020)第0231号证明书》1份，以证明2011年5月18日，邹庭生作为唯一股东和董事，在香港注册登记成立有限公司LANLUXINTERNATIONALLIMITED，即蘭珂斯公司，并于2020年5月18日完成最新的周年申报的事实。 2.《2017年6月5日至2017年11月27日期间的银行付款明细以及银行外汇凭证》1组、《（2020）浙新证民内字第791号公证书》1份、《（2020）浙新证民内字第792号公证书》1份、生产指示书14份，以证明：（1）邹庭生发送生产指示书、交由中立公司生产的订单货款，均是由邹庭生通过蘭珂斯公司支付，邹庭生存在长期通过其离岸账户代外商向中立公司支付货款的习惯，邹庭生对中立公司收到的每笔外商货款，均清楚知道付款时间以及所对应的合同订单，其回复的订单号与案涉生产指示书对应单号相同；（2）邹庭生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自己注册的香港公司冒充外商，并在诉讼过程中多次捏造事实，作虚假陈述；（3）生产指示书发生在2016年7月之前，与本案讼争货款无关，但可证明生产指示书全部来源于邹庭生，邹庭生通过qq在线传送的方式下单，故其没有签字。案涉订单对应的生产指示书与2016年7月前由邹庭生签字的生产指示书比对，两者在字体格式、产品型号、要求方面高度一致。（4）2018年1月起，中立公司因办理2017年出口退税，多次要求邹庭生提供由其保存的退税所需的合同、装箱单及提单等，后应邹庭生的要求，会计向其发送所需要的合同清单，列有案涉订单的相关信息。 邹庭生质证认为，证据材料1，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蘭珂斯公司虽系中立公司客户，但并非本案主体，本案讼争货款买受人系其他外商而非蘭珂斯公司。证据材料2，对付款明细及外汇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中立公司的证明目的，蘭珂斯公司的订单与其他客户的订单不能混为一谈，蘭珂斯公司与邹庭生是不同的主体，蘭珂斯公司与邹庭生的关系中立公司是知道的，不存在中立公司所指责的隐瞒真相事实：对邹庭生签字的生产指示书原件无异议，未签字的不予以确认，且相关单据的来源存在问题，不能以签字确认的单子推导得出没有签字确认的单子是邹庭生所发，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邹庭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或清偿责任。中立公司的诉讼请求是主张货款，汇率损失建立在货款收回来的基础之上。 邹庭生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3.差旅费用承担凭证1份，以证明中立公司法定代表人知道邹庭生设立了蘭珂斯公司。中立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三性有异议，无法反映邹庭生是与裘奇华去的伊朗，一审中邹庭生强调并不是业务员，可以证明其是虚假陈述，报销的另一半费用是对案外公司报销。 经审查，证据材料1以及证据材料2中的付款明细、银行外汇凭证，反映了案外人蘭珂斯公司的基本情况以及该公司向中立公司付款的事实，邹庭生认为蘭珂斯公司与中立公司之间的订单与案涉订单无关，中立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蘭珂斯公司付款系用于支付案涉订单项下的货款，即使是用于支付案涉货款，也仅能反映案涉部分订单的交易相对人系蘭珂斯公司，但中立公司在本案中要求邹庭生承担付款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是其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且邹庭生负有收回货款之义务，而并非是基于邹庭生与蘭珂斯公司之间的身份关系，故该证据材料与本案审理无涉，本院不予采纳。 证据材料2中的两份公证书，内容是邹庭生与中立公司人员的聊天记录，因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讼争交易系发生在中立公司与外商之间，聊天记录也反映邹庭生代表外商向中立公司下单，中立公司要求邹庭生向外商催款等事实，但聊天记录中邹庭生并未作出由其负责收回货款或承担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故该证据材料不能达到中立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材料2中的生产指示书，下单时间反映与本案讼争交易无关，且无法达到中立公司关于生产指示书来源方面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材料3，形成于本案讼争交易之前，与本案审理无涉，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对于本案讼争交易系发生在中立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事实并无争议，予以确认。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二方面：一是邹庭生是否负有收回讼争订单项下货款之义务；二是邹庭生是否占有中立公司出口业务的相关资料并导致中立公司产生汇率损失及补交税款损失。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立公司认可本案讼争交易的买受人是外商而非邹庭生，从其提交的QQ聊天记录反映，邹庭生在中立公司与买受人之间提供了联系业务方面的媒介服务，并由中立公司向邹庭生支付佣金或业务费。因邹庭生并非买受人，故无论其向中立公司提供何种服务或者在中立公司与买受人之间起到何种媒介作用，除非中立公司与邹庭生已明确约定邹庭生负有收回货款之义务或者邹庭生曾作出承担付款义务之承诺，否则中立公司要求邹庭生清偿尚未收回的货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至于中立公司主张的邹庭生向中立公司下达生产指示书、办理货物出口业务、协助中立公司回收货款，均不足以支持其关于邹庭生负有收回货款义务的主张，故本院对中立公司要求邹庭生支付货款的诉请不予支持。此外，中立公司还提及追加外商参与诉讼的问题，本案系中立公司向邹庭生主张权利，根据查明之事实，已可就邹庭生是否承担相应责任作出认定，无需追加买受人参与诉讼，一审程序并无不当之处。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立公司主张邹庭生占有办理出口业务的相关资料未予返还，但其提交的聊天记录仅能反映其工作人员向邹庭生催要资料的情况，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中立公司基于该事实的汇率损失、税费损失本院亦难支持。 综上，中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58元，由嵊州市中立电子器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冯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