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06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祥，女，196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华，湖北道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传骏，男，199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上诉人于祥因与被上诉人张传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3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祥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341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于祥的一审诉讼请求（即张传骏立即向于祥偿还借款本金6万元及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张传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于祥已经以现金的方式向张传骏支付了借款。2015年张传骏因结婚资金周转需要，向于祥借款6万元。于祥向张传骏以现金的方式支付了该借款，2015年6月27日张传骏向于祥出具《借条》一份。1、于祥系张传骏的前岳母，当时适逢张传骏与于祥女儿结婚，于祥家里常备有现金，且当时手机支付也不流行，于祥系中老年人，平时也习惯使用现金，并且有一定经济能力，所以家中时常持有几万元现金应急。张传骏提出借款后，于祥便直接将家中为女儿结婚备用现金里拿出人民币6万元给张传骏，直接交付到张传骏手中。同时，于祥为张传骏前岳母，发生借款时双方关系较为亲近，因此于祥在家中将现金交付给张传骏具有合理性。本案应当综合考虑于祥与张传骏的亲属关系，交易习惯等进行认定。但一审法院仅仅以“借条不是支付凭证，不能仅凭借条就认定于祥已支付借款”为由，认为于祥未实际支付借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2、于祥向张传骏支付借款张传骏母亲也知情。于祥提供的通话录音证据中张传骏母亲徐利华表示张传骏收到60000元，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更加证明了张传骏收到借款的客观事实，具有较高可信度。3、借款的用途：张传骏拿到6万元借款后直接去商场为于祥的女儿购买钻戒以备结婚用，钻戒购买后当天办理结婚登记。为结婚购买戒指符合客观的人情常理，一审中于祥提交了张传骏和于祥的女儿的《民事调解书》作为证据，该调解书中明确载明“双方无共同其他财产和债务”可见6万元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钻戒也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系张传骏对于祥的女儿个人的赠与，张传骏在一审的庭审中也承认有购买钻戒这件事。因此，结合于祥与张传骏的关系，结合借条、支付的时间和借款的用途，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6万元就是张传骏个人向于祥的借款且张传骏已经实际收到了6万元借款。张传骏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祥并没有给现金，只是出具了一个借条，当时说多退少补，于祥非要买67000元的钻戒。于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传骏立即向于祥偿还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7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6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传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5年6月27日，张传骏向于祥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有“今借于祥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元），还款日期2015年7月8日”的内容。2、于祥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与张传骏母亲的通话录音一份，内容为“（于祥：）你好，我是于祥啊，就是之前你和你儿子一起找我借的60000元钱，之前你和你儿子一起找我借的60000元钱，我希望你还给我，因为我们没什么扯得了，你懂了吗，我也不想扯皮，你儿子给我打了一张60000元借条的，你应该记得，你当时在屋里，你亲口说了，就是这个60000元钱，等你钱到期了就还给我，不过我到现在都没收到，所以希望你尽快还给我。（徐利华：）好的，我和他说一下。（于祥：）好，因为这没必要扯了”，拟证明张传骏母亲认可收到60000元的事实。张传骏则表示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于祥没有实际出借款项，而是张传骏与余潇琪结婚时，于祥要求张传骏购买一个58000元的戒指，后于祥、余潇琪自行购买戒指，并向张传骏索要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张传骏母亲并未明确表示其认可张传骏收到于祥出借的60000元，只是表示代为转达于祥的意思，故于祥提交的通话录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此外，张传骏母亲的答复也不能代表张传骏本人的意见。3、于祥之女余潇琪与张传骏原系夫妻关系，后余潇琪与张传骏经本院主持调解，达成离婚协议，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8）鄂0102民初285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原告张传骏与被告余潇琪自愿离婚……原、被告双方无共同财产和共同债权债务需要法院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要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不能仅凭借条就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出借人除了提供借条证明借贷合同成立与生效之外，还要证明其确已支付了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本案中，于祥主张其以现金方式向张传骏出借60000元，并提供借条一张及于祥与张传骏母亲的通话录音一份。张传骏对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抗辩未收到于祥支付的借款60000元，而是于祥女儿结婚时为购买戒指要求张传骏出钱，张传骏才向于祥出具借条。一审法院认为，张传骏虽向于祥出具借条，但借条不是支付凭证，不能仅凭借条就认定于祥已支付了借款；于祥与张传骏母亲的通话录音亦不足以证明于祥已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故于祥要求张传骏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于祥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于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于祥未提交新证据。张传骏提交两份证据：证据1、客户交易信息一份；证据2、案涉戒指照片一张；两份证据拟证明于祥没有给张传骏现金，戒指是在张传骏不同意的情况下购买的。于祥质证认为，戒指是余潇琪和张传骏一起购买的，张传骏提交的证据恰恰证明张传骏收到了6万元现金。本院经审查认为，张传骏提交两份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但不能证明张传骏不同意购买戒指，也不能证明张传骏未收到6万元借款。二审期间，于祥向本院递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本院依其申请向武汉国际广场梵克雅宝经营店调取了消费记录，并组织于祥、张传骏对该消费记录进行了质证。张传骏对一审查明事实不持异议。于祥对一审查明事实持有异议，认为于祥确实向张传骏支付了6万元现金，戒指是张传骏和余潇琪购买的，于祥对一审其他查明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对双方均不持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本案中，张传骏2015年6月27日向于祥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有“今借于祥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元），还款日期2015年7月8日”的内容。张传骏在案件审理期间认可，该借条出具的原因系张传骏要为于祥的女儿余潇琪购买戒指，张传骏自己没有钱，所以才向于祥出具借条。双方对于祥是否向张传骏支付了6万元现金，谁支付了案涉戒指的购买款项，存在较大争议。二审期间，本院虽向武汉国际广场梵克雅宝经营店调取了消费记录，但该消费记录无法显示消费主体。本院认为，民间借贷的性质及目的是资金的融通行为，“借”仅仅是民间借贷的初始行为，最终的目的是借款的“使用”。张传骏2015年6月27日向于祥出具借条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相应款项，为余潇琪购买戒指，2015年6月30日戒指已经购买，借款的用途业已实现。张传骏已经充分享有了借条载明款项带来的利益，借款需求也得到了实现。结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综合考察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借款的目的、用途及资金流向，本院认为于祥与张传骏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张传骏应向于祥偿还借条载明的6万元。鉴于张传骏、于祥均属于自然人，双方并未对借款利息进行明确约定，张传骏无需向于祥支付借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够准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于祥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3415号民事判决；二、张传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于祥偿还60000元；三、驳回于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张传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张传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鲍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李健伟书记员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