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56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家庄桥东鸿达报刊发行服务部（经营者王建中，男，195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栗胜路********），经营场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平安小区**楼南侧。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涵，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显，河北龙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营业场所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126号。负责人：陈岩，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宁，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环宇，男，198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员工。上诉人石家庄桥东鸿达报刊发行服务部（以下简称鸿达服务部）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以下简称北京报刊发行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5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达服务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鸿达服务部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北京报刊发行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鸿达服务部负责人王建中是代理出版单位与邮政签订的发行合同，委托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相关出版物的，王建中没有发行出版物的资质，裕华区法院是依据王建中不存在无资质发行的情况，而不是依据该清单数据判其无罪的。裕华区法院并没有质疑北京报刊发行局提交清单的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鉴于此，一审法院认定“王建中及其辩护人在刑事案件中主张2012年没有发行，且其行为为代理，后法院未依据该部分指控对王建中定罪量刑，鸿达服务部在本案中又主张该清单所列的全部刊物均已实际送达，前后矛盾”无法成立，同时更是印证了鸿达服务部所主张的事实。其次，北京报刊发行局给一审法院提交的2012年度报刊出版详情登记表以及结算单就是直接证据，就可以说明付款清单不是全年发行累积量。鸿达服务部提交的刑事卷宗中的2012年发行清单，系北京报刊发行局在鸿达服务部负责人被控告非法经营罪期间接受调查时向侦查机关提交的证据。侦查机关在调取证据时是本着就已发生的犯罪事实提起刑事起诉的目的，这一点侦查机关在调取证据时已经释明。北京报刊发行局是在了解其举证的审慎义务后所提供的证据，该份证据必须也只能是就已发生的刊发金额所做统计（见邮政制定的《报刊发行业务处理规则》第97条二项及2012年度报刊出版详情登记表，以及北京报刊发行局给裕华分局提供清单的时间）；否则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将直接导致鸿达服务部负责人王建中身陷囹圄，其在刑事诉讼中故意作虚假证明、记录，意图陷害鸿达服务部负责人王建中的行为便涉嫌构成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伪证罪。再次，王环宇在询问笔录中“问：你单位共发行了多少？答：在我单位结算中心有记录，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的表述如实反映了侦查机关在调取证据及询问证人时均是围绕着鸿达服务部及其负责人实际发行册数、经营额、结算展开的。在此情况下，北京报刊发行局所提供的数据必须也仅能是鸿达服务部的实际刊发金额，检察机关对该份证据的认定也是“北京报刊发行局提供的该刊物发行册数、经营额数据证明”。两相印证，足以证明该份统计数据系2012年度实际结算额的数据。然而，一审法院罔顾上述事实，不以北京报刊发行局向刑事侦查机关提交的结算数据作为本案计算依据，反而要求鸿达服务部提供已经被刑事侦查机关查没的材料进行举证显然是未考虑本案的客观事实，忽略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径行无依据作出一审判决。综上，一审判决没有保护鸿达服务部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认真查明事实，依法支持鸿达服务部的上诉请求。北京报刊发行局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不同意鸿达服务部的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认定刑事案件中鸿达服务部的陈述与本案陈述矛盾是正确的，鸿达服务部在刑事案件中陈述2012年没有发行，本案又主张北京报刊发行局向裕华分局提供的清单所列的全部刊物均已实际送刊，这明显是前后矛盾的。2.北京报刊发行局严格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据，全年累计发行量包含用户已经订阅，公安机关没有要求提供北京报刊发行局实际送刊数量，北京报刊发行局不存在作伪证的情况。3.应以实际到刊数量结算，鸿达服务部未提交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鸿达服务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北京报刊发行局支付鸿达服务部合同款1219693.98元；2.北京报刊发行局支付鸿达服务部逾期利息（自2016年8月20日起，以1219693.98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12月20日为683028.63元）；3.北京报刊发行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7月，鸿达服务部（甲方）与北京市邮政公司（乙方）签订《期刊发行合同》，约定：“自2011年1月1日起，甲方委托乙方办理邮发代号2-1101至2-1255（以下简称本刊）的发行工作；第一条：发行方式与发行范围1.甲方委托乙方以订阅、零售方式办理本刊的发行业务；2.甲方委托乙方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本刊；第二条：发行费用1.发行费：在本埠发行的，订阅为本刊定价的40%，零售为本刊零售价的40%；在外埠发行的，订阅为本刊定价的40%，零售为本刊零售价的40%，发行费在结付账款时由乙方坐扣；第三条：结算方式1.乙方每月最后一期收齐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拨付上月的期刊款；2.甲方开户银行为河北银行长征街支行；开户名称为北京利德斯泰广告有限公司石家庄办事处（以下简称利德斯泰公司石家庄办事处），账号×××；第四条合同的履行2.甲方应按照乙方的要数足量交付期刊，并按乙方通知数量的千分之三（至少10本）无偿加发本刊，供乙方补偿发运损耗之用；4.乙方应当在期刊出版日前25个工作日将期刊要数以邮寄方式通知甲方或者甲方指定的单位，截止日前甲方未收到乙方要数通知的，甲方应及时向乙方催要，甲方要数联系人及电话：程宜康136XXXX****，乙方要数联系人及电话：业务数据处理中心85992795；第十一条：有效期的延展合同有效期为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前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继续交乙方发行，甲方向乙方提交下一年度‘报刊出版详情登记表’和‘出版日期、期号对照表’的，合同有效期自动延长一年”。2012年2月15日，利德斯泰公司石家庄办事处出具《通知》一份，载明：“北京市报刊发行局：请将邮发代号2-1101至2-1295共193种刊款（其中不含2-1266,2-1267），从2012年第一期开始汇至以下账户：开户名称：西宁圣源药房，账号×××，开户行：工商银行青海省西宁市经济开发区支行，请予以办理，特此证明”。2012年9月12日，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王建中犯非法经营罪，向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4日作出（2012）裕刑初字第00202号刑事判决书，该份刑事判决书中载明：“被告人王建中，曾用名王建忠……因涉嫌非法经营罪于2012年1月13日被裕华公安分局刑事拘留，2012年2月17日经本院批准由裕华公安分局执行逮捕，2013年4月8日被取保候审……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二）被告人王建中，以无发行资质的‘鸿达服务部’、‘XX编辑部’名义与陕西邮政报刊发行局、山西省邮政报刊发行局、北京报刊发行局签订发行合同，超范围经营图书、期刊、音像制品：……3.被告人王建中以其‘鸿达服务部’名义，与北京报刊发行局签订《期刊发行合同》，于2011年在全国范围发行《快捷英语阅读与完型填空》《高考语文试题调研》《百姓智慧》DVD等多种图书、期刊、音像制品，计155种（发行代号2-1101--1255），2012年延续上年合同，发行《2012版高考复习讲义》《蒙氏全脑数学》DVD、《疯狂阅读》等多种图书、期刊、音像制品，计195种（发行代号2-1101--1295），二年共计发行762432册，非法经营额6949059.85元……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二）项指控，公诉机关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有：……5.王建中以‘鸿达服务部’名义于2010年7月与北京报刊发行局签订的《期刊发行合同》一份；6.北京报刊发行局提供的该些刊物发行册数、经营额数据证明……针对上述证据，辩护人认为王建中只是委托代理人，不是发行，《期刊发行合同》2012年没有发行，且其行为也属于代理，并针对此项指控提交了如下证据：……（3）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二）项第三起犯罪事实的证据有：……2.王建中与程宜康签订的图书发行合作协议证实二人合作为委托方办理发行事宜；3.中国电力出版社世纪东方外语部给各省邮局的通知及给程宜康的批销单证实2011年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的刊物前100种（即发行代号2-1101--1200）为中国电力出版社的，委托程宜康与北京邮发局签订邮发合同；4.河南华汇书业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奉典公司（程宜康的公司）代理发行《试题调研》《金考卷》《疯狂阅读》《疯狂作文》系列图书（发行号2-1201--1246）；7.《新作文》杂志社给北京报刊发行局的证明证实2012年度2-1134、2-1135刊物为其单位委托王建中为发行代理人发行的，北岳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给北京报刊发行局的证明证实2012年度2-1136--1143刊物均为其单位委托王建中作为发行代理人发行的，《新作文》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给北京报刊发行局的证明证实2012年度2-1144-1149的音像制品（VCD）为其单位委托王建中作为发行代理人发行的，北京师范大学音像出版社销售部与鸿达服务部签订的出版物发行协议证实2012年在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的发行号为2-1150--1173的系列音像制品为其单位委托王建中的鸿达服务部作为发行代理发行的……通过以上证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建中的行为属于一种民事上的代理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建中冒用出版社名义，盗用书号、刊号，非法出版图书期刊，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公诉机关的第（一）项中第二、三、四、五起指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成立……起诉书指控的第（一）项中第一、六、七、八起指控不能认定……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二）项事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通过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看，被告人王建中以其‘鸿达服务部’、‘XX编辑部’名义与陕西邮政报刊发行局、山西省邮政报刊发行局、北京报刊发行局签订发行合同，经营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通过辩护人提供的证据看，被告人王建中与发行局签订发行合同是受其他出版单位委托的，这些图书、期刊、音像制品均不是王建中的，而是出版单位委托王建中代为发行，然后王建中再以其“鸿达服务部”或“XX编辑部”的名义与陕西邮政报刊发行局、山西省邮政报刊发行局、北京报刊发行局签订发行合同，王建中为代理人。因此被告人王建中与出版单位是不是代理关系，其行为是民事上的代理行为还是非法经营，事实不清。另从证据看，被告人王建中和程宜康于2010年6月23日就开发适合邮政渠道征订的图书及音像制品签订了一份图书发行合作协议，从这份协议看二人在发行图书、期刊和音像制品中是合作关系，并且中国电力出版社世纪东方外语部的批销单显示提书人（指邮发代号2-1101至2-1200）是程宜康，河南华汇书业有限公司与北京奉典公司的图书销售合同（指2-1201至2--1246）也是程宜康签订的。因此程宜康与王建中之间到底是不是合作，是一种怎样的合作，他们与出版社之间是代理还是王建中超范围经营，还是二人一起超范围经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辩护人辩称第（二）项指控不能成立的观点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王建中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后王建中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2016）冀01刑终686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9月1日，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裕刑执字第00202号《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载明：“……经查，罪犯王建中确系患有高血压三级，很高危，靶器官受损，不宜收监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将罪犯王建中暂予监外执行”。本案审理过程中，鸿达服务部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述刑事案件的部分卷宗材料复印件，其中包括《公安局调取证据清单》一份，日期为2012年3月23日，载明：“1.王建中在北京邮发局邮发目录；2.北京邮发局邮发合同”；还包括清单五页，年度均为2012年度，报刊代号为2-1101至2-1295，并分别载明了报刊名称、单价、全年累计量、付报刊社款；还包括2012年3月7日裕华公安分局民警与王环宇在北京报刊发行局的询问笔录一份，该笔录中载明：“……问：王建中是如何跟你单位签订合同的？答：上述图书在北京办理邮发手续时，王建中和一个叫程宜康男子一起来的，王建中和程宜康是作为杂志社发行业务的具体负责人与我单位联系发行事宜，都是由王建中和程宜康提供相关手续，由我单位市场部审核后签订的……问：一共签过几次？答：开始邮发时签一次，然后每年都填写报刊出版详情登记表；问：你们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王建中这10种刊物，是怎么收费的？答：按图书定价的40%收取……问：《疯狂阅读》（分为中考版、初中版、高中版）、《疯狂作文》（分为中考版、初中版、高中版）……你单位共发行了多少？答：在我单位结算中心有记录，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问：你单位和王建中是如何结算的？答：从我单位计算机系统提取结算数据，扣除邮局的发行费率后将结算款打入王建中给我单位提供的银行账户”；还包括2015年12月17日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一份，笔录第15-16页中载明：“……公：3.证据：（1）书证：A.王建中以‘鸿达服务部’名义于2010年7月与北京报刊发行局签订的《期刊发行合同》一份（卷三P300-306）；B.北京报刊发行局提供的该些刊物发行册数、经营额数据证明（卷三P289-299）……审：被告人，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有无异议？被：有异议。审：辩护人有无异议？辩：有异议，2012年没有发行，且其行为为代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北京报刊发行局认可鸿达服务部提供的上述刑事案件卷宗中的清单系其向裕华公安分局提供，但主张该份清单中载明的“全年累计量”是已经发生的用户订阅量，并非鸿达服务部的实际送刊量，而鸿达服务部在2012年度并未履行全部送刊义务。针对上述主张，北京报刊发行局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2年度报刊出版详情登记表》，每份登记表上均盖有鸿达服务部印章，填表日期均为2011年7月6日，填表人均为程宜康，每份登记表中均载明“说明：1.本详情登记表是报刊邮发合同的组成部分，报刊社填写并经邮局同意，表明邮发合同继续有效”，同时，每份登记表中均载明了相应的邮发代号、报刊名称、刊期（年刊、月刊、半月刊等）、出版日期、要数提前天数、订阅单价等；2.《市内发行科送刊单》和《送刊单》（以下均简称送刊单），日期均在2012年1月9日至2012年2月25日之间，除邮发代号为2-1253的送刊单上载明的开单人为李，其余送刊单载明的开单人均为程宜康，同时，每份单据中均载明：“说明：1.本单一式三联，并加盖公章；2.单价邮发代号按样本填写；3.送刊单位应先送本市东部，再送西部”，并分别载明了相应的邮发代号、刊名、期数、送刊册数等；3.《中国工商银行资金汇划凭证》，付款日期均在2012年2月17日至2012年3月2日之间，付款金额共计657266.6元，付款人均为北京报刊发行局，收款人均为西宁圣源药房，收款人账号均为×××，用途均为杂志款，同时，备注部分分别载明了付款所对应的刊物邮发代号和期数，如“2-11010001期款”“2-12010001-0002期”等；4.程宜康出具的证人证言，载明：“2012年初我本人与王建中合作，他的公司作为合同主体，与北京报刊发行局签订邮发合同，由于时间久远，我只能证明两个事实，结算账户换过一次，原来的账户叫利德斯泰公司石家庄办事处，换成了西宁圣源药房，2012年该交的图书没有完全交完，时间太久了，具体哪些交了哪些没交我已经记不清楚，无法准确描述”。鸿达服务部对北京报刊发行局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主张清单所列的全部刊物均已实际送刊，否则北京报刊发行局不应将该数据提供给公安机关，主张北京报刊发行局故意隐瞒了部分送刊单未出示。经一审法院询问，鸿达服务部表示无法提供相应的送刊单，原因是均已被公安机关扣押。此后，一审法院将北京报刊发行局提交的上述登记表、送刊单、付款凭证与其向裕华公安分局提供的清单进行了核对，具体情况如下：1.送刊单载明的送刊册数多于或等于清单载明的全年累计量，付款凭证载明的付款金额与清单载明的付报刊社款一致的刊物（均为年刊）：邮发代号2-1101至2-1125、2-1140至2-1149、2-1168至2-1173、2-1233、2-1234；2.送刊单载明的送刊册数少于清单载明的全年累计量，付款凭证载明的付款金额少于清单载明的付报刊社款的刊物（均为月刊或半月刊）：邮发代号2-1192至2-1201、2-1207、2-1209、2-1211至2-1217、2-1223至2-1226、2-1228至2-1230、2-1235、2-1236、2-1240至2-1251、2-1253、2-1254、2-1257、2-1278；3.清单上载明了全年累计量和付报刊社款，但无相应的送刊单和付款凭证的刊物：邮发代号2-1126至2-1133、2-1150至2-1167、2-1174至2-1191、2-1202至2-1206、2-1208、2-1210、2-1218至2-1222、2-1227、2-1231、2-1232、2-1237至2-1239、2-1252、2-1255、2-1256、2-1258至2-1265、2-1268至2-1277、2-1279至2-1295。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就证人证言的相关内容与程宜康进行了谈话，程宜康向一审法院陈述称：“由于公安局当时针对王建中的所有合作在进行侦查，报刊局也就不让我们再送了，我们也不知道哪些能送，哪些不能送，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再送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报刊局就不让我们再送了，时间是在2012年3月中下旬”。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7月，鸿达服务部（甲方）与北京市邮政公司（乙方）签订《期刊发行合同》，合同有效期为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现各方均认可该合同乙方的实际履行主体为北京报刊发行局，且2012年度继续有效，一审法院对此亦不持异议。现鸿达服务部依据北京报刊发行局在（2012）裕刑初字第00202号刑事案件中向裕华公安分局提供的清单主张北京报刊发行局尚欠2012年度合同款1219693.98元未付，北京报刊发行局答辩称该清单载明的是已有用户订阅数量，但鸿达服务部并未按照该数量送刊，实际送刊数量应当以送刊单记载为准，其已按照实际送刊数量向鸿达服务部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2012年度的合同款金额如何确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鸿达服务部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王建中，根据鸿达服务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上述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北京报刊发行局向裕华公安分局提供的清单在（2012）裕刑初字第00202号刑事案件法院庭审过程中已经作为公诉机关的证据予以出示，王建中及其辩护人对该清单明确提出异议，同时还主张“2012年没有发行，且其行为为代理”，后法院认为公诉机关的该部分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依据该部分指控对王建中定罪量刑，鸿达服务部在本案中又主张该清单所列的全部刊物均已实际送刊，前后陈述矛盾。第二，北京报刊发行局在本案中提交的《2012年度报刊出版详情登记表》上均盖有鸿达服务部印章，鸿达服务部虽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登记表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根据上述登记表，本案所涉刊物分为年刊、月刊、半月刊等，部分月刊刊物在登记表中载明“4-12月休刊”“5-12月休刊”“2月、6月、8月休刊”“2月、6月、7月、8月休刊”等，部分半月刊刊物在登记表中载明“5-12月休刊，不破月”等，因此，不同用户在订阅上述月刊或半月刊刊物时，订阅的数量和时长可能均有不同，而根据鸿达服务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上述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北京报刊发行局向裕华公安分局提供清单的时间应当在2012年3月，清单上明确写明是“全年累计量”，即很有可能包含用户已订阅但在该时期还尚未出版的期数，王环宇与裕华公安分局的询问笔录中并未提现裕华公安分局明确要求王环宇提供王建中实际送刊数量的内容，王环宇也未对王建中的实际送刊数量进行明确陈述，同时根据刑事判决书，王建中于2012年1月13日被裕华公安分局刑事拘留，2012年2月17日由裕华公安分局执行逮捕，再结合程宜康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北京报刊发行局关于“向裕华公安分局提供的清单中载明的全年累计量是已经发生的用户订阅量，并非鸿达服务部的实际送刊量”的主张，具有较高的合理性。鸿达服务部主张清单中载明的全年累计量均为实际送刊量，但对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第三，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双方签订的《期刊发行合同》中约定“甲方应按照乙方的要数足量交付期刊，并按乙方通知数量的千分之三（至少10本）无偿加发本刊，供乙方补偿发运损耗之用；乙方应当在期刊出版日前25个工作日将期刊要数以邮寄方式通知甲方或者甲方指定的单位，截止日前甲方未收到乙方要数通知的，甲方应及时向乙方催要，甲方要数联系人及电话：程宜康136XXXX****，乙方要数联系人及电话：业务数据处理中心85992795”。根据上述约定，鸿达服务部应当足量交付期刊，如主张已按照清单所载数量履行了送刊义务，则对此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鸿达服务部在本案中未能提供任何给北京报刊发行局进行了送刊的证据，其主张相关单据均被公安机关扣押，但其提交的刑事案件卷宗中并未体现公安机关扣押了相应的送刊单，鸿达服务部亦未提供其他证据对此予以证明，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合上述三点，一审法院认为北京报刊发行局提供的利德斯泰公司石家庄办事处通知、2012年度报刊出版详情登记表、送刊单、中国工商银行资金汇划凭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针对鸿达服务部已送刊部分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应的付款义务，鸿达服务部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按照北京报刊发行局向裕华公安分局提供的清单所载明的“全年累计量”进行了全部送刊，故其依据该清单要求北京报刊发行局支付1219693.98元合同款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判决：驳回石家庄桥东鸿达报刊发行服务部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鸿达服务部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河南华腾公司的汇款凭证、西宁圣源药房资金汇划补充凭证、河南华汇书业有限公司沈成海（华汇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和指定收款人）的汇款凭证、结算业务申请书，四笔在2012年2月5日的转款，共630579元，证明目的为鸿达服务部在2012年初为履行合同，向出版社订阅期刊一共花费630579元，而且这只是一部分。证据2.北京报刊发行局2012年度停刊日期时间视频调查记录光盘及说明，证明鸿达服务部发给北京报刊发行局的刊物的数量，鸿达服务部已经履行了送刊义务，北京报刊发行局没有依法结算报刊费用，北京报刊发行局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没有如实陈述，鸿达服务部的请求合理合法。北京报刊发行局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述凭证不能证明是给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的刊物，汇款的名称不一致，还有给个人的汇款，不能证明鸿达服务部的主张。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鸿达服务部并没有说清楚该证据的来源，北京报刊发行局对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存疑，并且该光盘视频和最终的财务结算没有关系，北京报刊发行局对涉案款项的结算就是依据鸿达服务部的送刊单，光盘里体现的系统变化并不是结算的依据。本院补充查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于2020年3月18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有鸿达服务部提交的期刊发行合同、（2012）裕刑初字第00202号刑事判决书及部分卷宗材料、（2016）冀01刑终686号刑事裁定书、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北京报刊发行局提交的利德斯泰公司石家庄办事处通知、2012年度报刊出版详情登记表、送刊单、中国工商银行资金汇划凭证、程宜康证人证言、名称变更通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涉案《期刊发行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鸿达服务部上诉主张就涉案的2012年全部刊物均已实际送刊，北京报刊发行局应支付剩余全部合同款项。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调查的事实，鸿达服务部与北京报刊发行局就涉案合作的交易模式为，鸿达服务部将刊物送至北京报刊发行局的指定地点，且均有一式两联的送刊单记载，北京报刊发行局依据送刊单向鸿达服务部进行结算。庭审中，鸿达服务部认可其向北京报刊发行局提供的送刊单对方均已结算，现仅对已经实际送货而对方并未结算的部分主张权利，该部分送刊单由于程宜康隐匿而无法提供。由上述双方的交易和结算模式可知，涉案款项的主要结算依据为送刊单，现鸿达服务部仅依据刑事案件中北京报刊发行局提供的清单数据以及北京报刊发行局2012年度停刊日期时间视频调查记录主张权利，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直接有效证明其完成了2012年向北京报刊发行局的全部送刊义务，故鸿达服务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鸿达服务部主张涉案合同款项的依据不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鸿达服务部主张程宜康隐匿涉案合同款项的送刊单，其可另行解决。关于鸿达服务部向本院申请调取北京报刊发行局在2012年度所发行相关图书、期刊的实际发行期数及停刊情况的证据，因系当事人自身的举证义务，故本院对此不予调取。此外，原审被告的名称在一审判决前已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报刊发行局”变更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报刊发行局”，一审判决书中仍使用被告原名称有误，本院予以更正，即原审被告应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报刊发行局。综上，鸿达服务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25元，由石家庄桥东鸿达报刊发行服务部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种仁辉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付晨晨书 记 员 高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