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881民初5880号 原告：王万刚。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 被告：栾新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利。 原告王万刚与被告栾新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万刚未到庭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燕到庭，被告栾新平未到庭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万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3月20日签订的《借条》无效；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2月，原告因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发，同年3月30日被告带领同行的十人做帮手，在神木市韵河宫饭店包间内逼迫原告写下一纸借条，内容为：“今贷到栾新平人民币陆佰零陆万捌仟元正（6068000元），月利率1.5%（即壹分伍厘正），还款时间为2014年3月20日之前还清上述一半款的本息，剩余另一半本息于2015年3月20日前一次性还清剩余的一半（收到万兴投资公司借据69支，改为王万刚以及公司人员个人借款）。借款人：王万刚，担保人：王卡林。”双方从而形成借款合同关系，根据事实与法律规定，该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为无效合同。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适用法律的规定等相关法律，特将被告诉至贵院，请依法判决并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王万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借条，证明原告与被告之前签订了借条，属于无效合同，签署时间2013年3月20日，2013年3月18日账目已被查封。 第二组：关于栾新平与王卡林保证合同案件涉嫌犯罪的通报证明借条金额已经纳入到原告犯罪的数额内；原告在栾新平与王卡林案件中被剥夺了辩护的权利。 第三组：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知道款项的用途，二该数额已被纳入原告定罪量刑数额中并通过追赃退赔得到了救济。若该借条有效则会形成“一笔钱两笔债”的状况。 第四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和收据，证明目的同证据三。 第五组：万兴公司股东不同意债权转让的申请，证明目的为万兴公司股东不认可涉案的600余万元作为债权转让债务承担应当通知债务人，万兴公司及其他股东均未通知也均未认可，所以65支借款转让无效。 被告栾新平辩称，一、案涉借据已由人民法院及人民检察院确认有效，本案的受理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2017年2月，本被告将案涉借据保证人王卡林诉至子洲县人民法院，该院经开庭审理最终确认案涉借据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详见（2016）陕0831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同年4月，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案涉借据效力再次审理确认案涉借据系本被告与原告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确认为有效合同（详见（2017）陕08民终1103号民事判决）。2018年9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案涉借据效力再次审查确认借款合同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不存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为合法有效合同（详见（2018）陕民申95号民事裁定）。2020年5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再次审查确认案涉借据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并没有损坏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有效。至于王卡林辩称其受到胁迫，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不予支持（详见陕检民（行）监【2020】6100000001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基于上述事实，本被告认为案涉借据已由三级人民法院及省级人民检察院确认有效，并作出相应的生效文书，现原告诉请的实质为否定前述裁判及审查结果。如贵院最终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则会极大地损害司法权威，况且原告尚不能提交足以推翻前述客观事实的相反证据。二、案涉借据合法有效。首先，案涉借据系本被告在受让薛彩丽、刘玉梅等60余人债权并通知原告时所形成，案涉借据符合债权转让的生效条件，案涉借据的形成具有事实基础、法律依据。其次，案涉借据系原告在自愿、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向本被告所出具，本案不存在胁迫情形。最后，原告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影响案涉借据的效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的是原告等人的市场准入行为，评价的是原告等人的非法经营行为，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借款合同评价的是原告与本被告之间合同行为。此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由若干个民事借款行为的叠加从而导致发生由量变到质变。具体到本案中，案涉借据是否有效应依据合同法第52条进行判断，而案涉借据完全是在当事人自愿的情形下发生的，并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也没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而案涉借据应属有效。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驳回其诉请。 被告栾新平向本院提交证据：（2016）陕0831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书、（2017）陕08民终1103号判决书、（2018）陕民申95号裁定书、陕检民（行）监（2020）6100000001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首先（2016）陕0831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书明确原告曾参与该案件的审理，2016年12月25日被告才撤回对原告的起诉，因此原告辩称该案没保护其辩护的权利不是事实；其次鉴于保证合同属于从合同，所以上述人民法院及省级人民检察院在审理保证合同一案时已对主合同即案涉合同确认有效。现在原告所称的诉请以及事实理由与上述生效文书确认事实不符，其诉请实质上是否定了上述文书的裁判审查决定结论。如果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意味着上述文书都要启动再审程序，将会极大的损害司法公信力，况且原告举证尚不能达到足以推翻前述文书所认定的客观事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被告栾新平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涉案借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生效文书确认，应属合法有效。对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原告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没有异议，原告辩称其在与栾新平与王卡林保证合同一案中未参与诉讼，与答辩人被告待后提交的证据不符。对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正是未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达到救济，所以才启动其与王卡林的保证合同纠纷，而且该份判决书全文体现出被告知道该笔款项的用途，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也不能反映被告出借款项时知道该笔款项的用途，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原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根据规定需依法出庭接受询问，未出庭的证人证言不应采信。综合以上证据，发表综合质证意见，原告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影响本案借据的效力，该罪规制的是市场准入行为，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该罪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借款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不影响单个借贷合同的效力。被告严格按照债权转让的程序通知万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万刚后，王万刚在自愿基础上对上述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符合债权转让的法律规定，同时通过刑事判决书也能明确万兴公司集资款项已由原告王万刚等人用于个人投资，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形成混同，因此原告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以认可，本组证据的判决书原告均不是案件当事人，生效判决书指的是判决主文，本案中判决书的主文只要求王卡林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没有判决借条的有效性。王万刚的本合同涉嫌犯罪，被告将原告在上述案件撤回剥夺了原告参与诉讼的权利，同时2019（陕）08民终1492号判决书与该组证据裁判原则、认定规则均不同，所以本案中不能认定该组证据对王万刚有效力。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采信，但此通报是在被告提交的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2016)陕0831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8民终1103号民事判决书生效之后形成，且绥德县公安局发出此通告时，原告与刘世亮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案处于侦查阶段，并不能证明案涉借条形成的违法性，故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第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原告提交的75支投资借据与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借条中显示的“收到万兴投资公司收据69支”数量不一致，无法证明该75支中包含案涉借条中的69支收据，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刑初39号刑事判决书、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亦不能充分体现案涉借条中的金额已经纳入到原告犯罪的数额内，因司法会计鉴定报告的基准日为2013年3月20日，案涉借条形成的时间为同一日。对第五组证据中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吸存一览表因来源无法查明，且该证据并不完整，亦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由榆林万兴投资公司股东于2018年3月1日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申请一份，结合被告提交的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3日作出的（2018）陕民申95号民事裁定书，可以看出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未对该份申请予以采信。故本院亦不予采信。 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为公文书证，且均已发生法律效力。该系列文书均是针对被告栾新平起诉王卡林保证合同纠纷案而形成，且该系列文书中均认定栾新平与王卡林的保证合同是原告王万刚与被告栾新平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尽管原告王万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就单个民间借贷基础法律关系而言，还是债务合法转移到王万刚自然人借款后，借款合同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案涉借据为合法有效合同。王卡林作为担保人在王万刚出具借据上签字、捺印，并在王万刚到期不能清偿之后两次出具担保承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无无效胁迫的情形，即被告栾新平与王卡林之间形成的保证关系亦合法有效。故判决王卡林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20日，被告栾新平与原告王万刚协商，议定将王万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榆林市万兴投资公司所借被告的全部款项转为其个人借款，并由原告王万刚亲笔书写借据一支，约定月利率为1.5%，担保人为王卡林，王卡林本人签名捺印进行了确认。三方当时形成的借据载明：“今贷到栾新平人币陆佰零陆万捌仟元正（￥6068000.00），月利率1.5%（即壹分伍厘），还款时间为2014年3月20日之前还清上述一半款的本息，剩余另一半本息于2015年3月20日前一次性还清剩余的一半(收到万兴投资公司借据69支，改为王万刚以及公司人员个人借款)。借款人：王万刚，担保人：王卡林。”借款到期后被告栾新平向原告王万刚催要未果，便向王卡林主张权利，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清偿借款。王卡林于2014年7月6日向原告出具承诺，明确由其全部负责，一个星期之内解决，王卡林到期未兑现承诺后，又于2014年8月29日再次向被告栾新平出具承诺，明确原告借被告的606万元于2014年9月1日在被告住地一起协商偿还解决。但王卡林一直未履行。2015年，被告栾新平将王万刚、王卡林诉至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子洲民初字第00375号民事判决书，但王卡林不服提起上诉至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2016）陕08民终1519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重审。该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发回重审期间，被告栾新平于2016年12月25日向该院申请撤回对本案原告王万刚的诉讼，该院依法口头裁定准予其撤回诉讼。被告栾新平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王卡林承担担保责任。该院又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2016)陕0831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王卡林在本案中应予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栾新平借款本金6068000元及利息。王卡林收到此判决书后不服，又上诉至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2017）陕08民终11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王卡林的上诉，维持原判。后王卡林仍不服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及向榆林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于2018年5月23日作出（2018）陕民申9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王卡林的再审申请。榆林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陕检民（行）监［2020］6100000001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8民终110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九十三条规定，决定不支持王卡林的监督申请。 另查明，王万刚与王卡林系同胞兄弟。王万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榆林市万兴投资有限公司从2010年6月份开始在榆阳区、神木县、绥德县开展吸收公众存款业务。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于2014年6月20日对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立案侦查，期间王万刚被取保候审，保人为王卡林。2018年12月28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陕08刑初3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王万刚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本案原告王万刚诉请本院确认其与被告栾新平于2013年3月20日签订的《借条》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是否应当予以支持。本院查明，起初被告栾新平将原告王万刚及保人王卡林诉至陕西省子洲县人民法院，该院作出的判决王卡林不服便上诉至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陕08民终1519号民事裁定，发回子洲县人民法院重审。重审期间，栾新平申请撤回对王万刚的起诉，子洲县人民法院口头裁定准许栾新平撤回对王万刚的起诉，被告栾新平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王卡林承担担保责任。并判决由王卡林承担保证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栾新平借款本金6068000元及利息。但王卡林仍不服上诉至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王卡林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向榆林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提请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上述机构均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为担保合同的效力。担保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其效力主要取决于民间借贷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具体到该案中，虽然王万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不影响栾新平与王万刚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的是王万刚等人的市场准入行为，评价的是王万刚等人的非法经营行为，属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民间借贷合同评价的是王万刚与栾新平之间具体的合同行为，借款合同是否有效，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进行判断。王万刚与栾新平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并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依据法律规定，应当有效。在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栾新平与王卡林之间的保证合同在不具备法定无效的情形下，也应当有效。综上，本院认为在上述文书中，尽管栾新平起诉王卡林承担保证责任。但该保证合同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在论证保证合同效力的前提必须先要审查主合同即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上述文书中均一一对本案原告诉请与被告签订借款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为有效，故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本院确认其与被告栾新平于2013年3月20日签订的《借条》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应予以支持，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万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乔瑞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