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30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1，女，196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2，女，196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3，女，196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4，女，1968年3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泽州县下村镇成庄煤矿**。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刚，山西弘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盛某1，男，199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盛某2，男，197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劲，北京市青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北京市青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因与被上诉人盛某1、盛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2020）京0113民初2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盛某1、盛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的审理遗漏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的诉讼请求，应予发回重审。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中，针对拆迁货币补偿部分是要求对涉案宅院全部拆迁补偿款2257217予以分割，货币补偿部分由宅基地区位价补偿款、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补偿款和各项补助与奖励费三个部分组成，而一审法院对其中宅基地区位价补偿款和各项补助与奖励费未做审理和判决。仅就房屋和附属物进行了处理，属严重遗漏诉讼请求，需要强调的是遗漏的这两部分补偿款的请求，一审法院并不是没有支持，而是根本未做处理。二、一审法院仅将地上房屋的重置成新价作为遗产范围是错误的。涉案宅院的拆迁补偿采用的是货币补偿与房屋安置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方式，即又有货币补偿、同时也有房屋安置补偿，而这些补偿全部来源于涉案宅基地宅院，没有XX号宅基地，无从谈起任何拆迁补偿，被继承人盛士先作为涉案宅基地合法登记的产权人，所有针对产权人宅院的补偿、补助、奖励等款项以及定向安置房面积，均应归盛士先夫妻所有，应当纳入遗产范围。即使在涉案宅院中有盛某2所建房屋，也仅应从房屋重置成新价中扣除其建房部分，其余均应作为遗产。特别是针对拆迁补偿中的安置房面积，是按照每宗宅基地，也就是案涉XX号宅基地的登记面积，乘以70%直接计算得出的，与人口数量无关，所以安置房的利益（308平米）也应当归盛士先夫妻所有，纳入遗产范围。三、虽然本案涉及的拆迁协议由盛某1签字，但顺义法院作出的（2019）京0113民初22451号民事判决，已认定“盛某1仅是作为涉诉宅院权利人的代表与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签订《拆迁协议书》，该《拆迁协议书》载明的补偿内容并非针对签订人盛某1个人，而是针对产权人为盛士先的涉诉宅院。”也就是已有生效判决确认盛某1仅为签约代表，其本人并非涉案宅院的权利人。盛士先的宅院的拆迁利益应由所有继承人享有。而盛某1并不是盛士先的子女，其不是继承人，签订合同仅是基于其父盛某2的委托，但盛某2给予其的委托并未得到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的授权，其本身为无权代理行为，但不论其代理行为效力如何，拆迁合同项下的拆迁利益应归属所有继承人，而非盛某1。盛某1户籍登记的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也就是其身份并非本村集体成员，在没有办理户口非转农的前提下，是不能享受户口所在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的；也即不能享有宅基地使用权补偿的资格，有资格签订拆迁协议只能是宅基地使用权人，故盛某1依法不能作为被拆迁人。盛某1也不是地上部分房屋的建造人，在本案一审中，盛某1自己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称涉案宅院内有部分房屋是盛某1的父亲盛某2要求并出资兴建的，并非盛某1出资建造。同时，建造该房屋的目的是用于出租获利，盛某1也从未在该宅院内居住。四、《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第九条第（三）项房屋安置资格认定中第3种情形明确规定，“持有效文件的产权人子女户籍均不在本村的，对其户籍不在本村的一名子女按50平方米控制标准给予安置。”也就是本案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符合该方案规定的条件，享有房屋安置资格，不能因为盛某1作为权利人代表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就剥夺了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本应享有的房屋安置资格，一审将308平米的安置房面积全部认定为签字代表盛某1所有，严重错误。五、一审法院就涉案宅院拆迁款的领取情况这样的基础事实都未予查证，拆迁款由谁领取？什么时间领取？领取了多少？在一审审理期间及判决书中均没有体现，基础事实审理不清盛某1、盛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临河村宅基地编号为**的土地房屋被拆迁后的拆迁利益为盛士先、李淑清的遗产；二.判令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临河村宅宅基地编号为XX号的土地房屋被拆迁后的拆迁利益由盛某1、盛某2与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同分割，各得五分之一；三.本案诉讼费由盛某1、盛某2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临河村XX号（以下简称涉诉宅院）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盛士先。盛士先与李淑清系夫妻关系，盛士先于2003年4月去世，李淑清于2016年8月去世。盛某2系盛士先与李淑清之子，盛某1系盛某2之子。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为李淑清之女，为盛士先之继女，四人随母亲李淑清至涉诉宅院处与盛士先共同生活时均未成年。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成年后均在山西定居。盛某1的户口登记在涉诉宅院并在涉诉宅院居住。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盛某2的户口均未登记在涉诉宅院上。2003年2月16日盛士先由盛环代书，盛环、盛民、盛忠在场见证，立代书遗嘱一份，内容为：我盛士先最近总觉得身体不太舒服，等我百年之后把我的全部财产归我大孙子盛某1所有，其它人员不得干涉，我口说无凭，立据为证。2017年，因顺义区仁和地区临河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涉诉宅院被纳入拆迁范围。2017年8月30日，城建兴顺公司、仁和镇政府作为拆迁人（甲方），盛某1作为被拆迁人（乙方），双方签订《拆迁协议书》。该《拆迁协议书》载明：乙方家庭人口共2人，分别是盛某1、李淑清；甲方应支付乙方拆迁补偿补助款共计人民币2,326,717元，其中，宅基地区位价补偿款620,393元，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补偿款476,674元，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各项补助与奖励费1,229,650元；乙方的定向安置房建筑面积控制标准为308平方米。2017年10月21日，盛某1向方某4转账40万元，由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每人分得10万元。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以仁和政府、城建公司、盛某1为被告提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请求确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无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以（2019）京0113民初22451号受理案件并作出判决，驳回了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的诉讼请求。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不服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2019）京03民终1649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上诉，维持原判。生效判决确认盛某1隐瞒涉诉宅院拆迁时李淑清已去世事实属于欺诈，对于拆迁协议中所涉给予李淑清拆迁利益属于城建公司、仁和政府可行使撤销权利部分。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认可盛某1、盛某2已经将涉及李淑清一事多领取的69,500余元退回拆迁方。双方一致确认涉案宅院中对应评估报告中房屋现状示意图平面图1、2、3号房为盛士先夫妻所有房屋，建筑面积为137.2平方米，拆迁补偿款为185,304元。拆迁时对应1、2、3号房所获得的补足装修补偿款分别为14,248元、6424元、6768元，共计27,440元。涉案宅院总计建筑面积为279.84平方米。涉案宅院设备及附属物共计补偿款为62,782元。涉案宅院获得宅基地区位补偿款为620,393元。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变更优惠安置房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按照308平米优惠购房面积继承相应价款，其每平米优惠购房面积估价为33,000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遗嘱、证人证言、（2019）京0113民初22451号民事判决书、（2019）京03民终16492号民事判决书、《拆迁协议书》、《证明》、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于涉案宅基地上属于被继承人盛士先夫妻房屋及对应房屋应得相应补偿款并无争议，对此该院予以认可。双方争议焦点在于：1.遗嘱的效力；2.相应优惠购房面积是否属于遗产；3.涉案宅院中附属物折价款中属于盛士先遗产份额。对此该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盛某1、盛某2提交的遗嘱没有遗嘱人签名，违反法律规定形式，遗嘱无效。不管优惠购房面积按照何种方法计算，均不改变优惠购房面积是针对被拆迁人特定群体的性质，涉案宅院中被拆迁人仅为盛某1，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主张优惠购房面积属于遗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宅院设备及附属物共计补偿款为62,782元。盛某1、盛某2辩称占有大部，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对此该院对设备及附属物折款按照盛士先夫妻与盛某1各占一半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在析出他人共有财产后的部分属于被继承人遗产。涉案宅院中除盛士先夫妻所有房屋外尚有盛某1相应建筑，拆迁补偿利益中应先析出盛某1所应获取拆迁利益，其余对应盛士先夫妻建筑所获得补偿款为遗产。双方均一致认可盛某1已经支付给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40万元为继承款项，故该院一并处理。因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收到继承款大于其应得继承款，故对其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驳回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900元，由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共同负担（已缴纳）。本院二审期间，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向本院提交盛某1的户口本复印件，证明盛某1为非农户口，不能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相对应的所有补偿。盛某1、盛某2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称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宅院的拆迁利益中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应得部分应如何认定。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在一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按照五分之一分得安置房面积308平方米的相应价款、拆迁补助款2257217元。对此本院认为，鉴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具有很强的身份属性，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偿提供给本集体成员享有的，并且按户计算。当一户中出现人口减少的情形，宅基地仍是由一户中剩余的成员使用，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则由该户剩余的成员所有。据本案中查明的事实，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成年后均在山西省定居。而盛某1的户口登记在涉诉宅院，其在涉诉宅院居住，并且在涉诉宅院建有房屋。在此情况下，对于涉诉宅院拆迁补偿中与宅基地使用权相关的补偿款，以及基于宅基地获得的定向安置房建筑面积308平方米，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主张按照盛士先、李淑清的遗产进行分割，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对于涉案宅院地上物的补偿款，因涉诉宅院中确有盛士先、李淑清所建房屋，故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有权就该部分进行分割，经核算，盛某1给付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的40万元已超出其四人应得部分，故一审法院对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方某1、方某2、方某3、方某4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路审 判 员  周艳雯审 判 员  何灵灵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高玉珠书 记 员  任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