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2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再彬，男，1964年8月11日生，汉族，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贤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光，男，1966年12月14日生，汉族，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秋林，江苏麒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江苏麒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福保，男，1967年4月17日生，汉族，住溧阳市。原审第三人：杨保安，男，1954年6月12日生，汉族，住溧阳市。上诉人杨再彬因与被上诉人杨光、原审第三人李福保、杨保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8）苏0481民初7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再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杨再彬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杨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诉争协议书的性质为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出资合伙协议。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属于“出资合伙协议”没有任何证据，也违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认定错误。1、案涉协议书明确约定转让标的物为上海宝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顺公司）的股权，合同性质为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并未约定杨再彬与杨光及李福保、杨保安为合伙关系，需要杨再彬追加投资。2、签订协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均为转让宝顺公司的股份，并无要求杨再彬入伙的意思表示。一审庭审中，李福保、杨保安均说明杨光将股份转让给杨再彬，认可案涉协议是股权转让行为，也明确其在案涉协议上签字的意思表示是放弃优先购买权，并无同意杨再彬入伙的意思表示。3、案涉协议签订时不存在由杨再彬合伙出资的客观情况。杨光与李福保、杨保安关于合伙投资取得相关商业地产的事宜已经通过宝顺公司中标而完成。在签订案涉协议时，杨光及李福保、杨保安取得商业地产的所有权只存在与案外人虞钢的债权纠纷，此时已不存在由杨再彬合伙出资的客观情况。4、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未就股权转让其他事项进行约定进而认定为“合伙协议”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协议除对股权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款进行了约定外，对转让后各方的持股比例也进行确认，且并未涉及出资合伙的合伙事项、方式、投资金额、收益、退伙方式等核心条款，故案涉协议性质为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杨再彬的解除权已经灭失同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股权未能过户处于持续状态，杨再彬依法有权解除案涉协议。案涉协议在签订之时，各方均知晓杨光尚未实际取得宝顺公司的股权，但基于各方对交易的安排，杨再彬有理由相信杨光后续能够取得股权并履行案涉协议。其后几年到本案起诉之前，各方一直在就宝顺公司股权事宜进行协商、沟通，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杨光不能取得宝顺公司股权，杨再彬亦有理由相信案涉协议可以继续履行。本案中，法院也确认相关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没有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应当是“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但本案中，杨光并未催告杨再彬行使解除权，不能简单认为杨再彬在合理期限内没有行使解除权。杨再彬主张解除的主要理由为双方签署的协议已经不能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案涉交易股权一直未登记在杨光名下，杨光一直也不具备办理股权过户的条件，该不能交付的状态是持续的，杨再彬作为股权的买受人，在案涉股权不能过户状态持续期间，均有权选择是否解除合同。2、即使按照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杨再彬在案涉转让标的不能转移所有权的情况下也有权解除合同。案涉协议签订时，杨光尚未取得宝顺公司股权，该行为虽然不能导致案涉协议无效，但至今已过8年之久，杨光仍未取得宝顺公司股权，且根据现有情况也足以认定杨光无法再取得宝顺公司股权，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杨再彬有权解除案涉协议。宝顺公司股权自公司成立之时一直登记在由虞钢控制的西本新干线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物流云计算有限公司名下，2010年杨光、李福保、杨保安即以其自身或其控制的公司与上述两个股东签署了股权回购协议，宝顺公司的股东在2018年4月17日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上海徳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但上海徳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并未与杨光、李福保、杨保安等有股权交易的计划，杨再彬此时有理由怀疑杨光、李福保、杨保安不可能再取得宝顺公司股权。杨再彬在得知案涉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前提下，于2018年9月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案涉协议，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一审法院认为解除权灭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因杨光未能将诉争的宝顺公司股权过户，且现阶段也不具备过户的条件，案涉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杨再彬有权解除案涉协议，并要求杨光返还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杨再彬的各项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院支持，请求依法支持杨再彬的上诉请求。杨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一、本案所涉是合伙投资行为，杨再彬已取得合伙份额。杨光、杨保安、李福保三人2010年9月17日签订的是合伙投资协议，杨再彬在一审时也认可该三人是合伙投资。在上海大楼竞拍成功、在未完成股权登记的情况下，杨光、杨保安、李福保一直就是合伙投资关系。2011年4月18日杨再彬与杨光、杨保安、李福保签订《协议书》时，尚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杨再彬的加入，只能是合伙投资加入行为。四人协议签订后，杨再彬支付的5000万元杨光已经为杨保安归还了其向陈建华的借款，杨再彬已获得了5000万元的合伙份额。二、杨再彬明知杨光当时不直接持有宝顺公司股权。1、杨再彬明知杨光、杨保安、李福保三人是合伙投资拍买上海市长寿路1166、1176、1188号房地产，并且最终是溧阳市燕山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山公司）拍得，如要获得股权，最终必须从燕山公司获得。2、杨再彬明知燕山公司受让宝顺公司股权，有理由相信杨再彬知道燕山公司拍得的房地产登记在宝顺公司名下，必须燕山公司受让宝顺公司的股权后才能真正完成投资，也即杨再彬明知宝顺公司的股权不在杨光名下。3、杨再彬承认杨保安向其说过竞拍资金向虞钢借了点，证明燕山公司竞拍资金有缺口，所以才没有把拍得的大楼登记在燕山公司名下或燕山公司控股的公司名下，必须要归还借款后才能把股权登记到燕山公司名下。三、杨再彬对案涉项目情况及风险、责任是有明确认知的。1、根据陈建华的《情况说明》，杨再彬进入到案涉项目投资，是杨保安联系和确定的。杨再彬和杨保安是亲叔侄关系，杨保安已经把案涉项目的情况向杨再彬作了介绍。杨再彬对案涉项目情况是清楚的，对是否能够最终取得宝顺公司的股权及投资的后果及风险是有明确认知的。2、杨再彬在明知杨光不直接持有宝顺公司股权的情况下，仍然加入到杨光、杨保安、李福保的合伙投资关系中并实际取得了合伙份额。根据杨再彬的起诉状陈述，出资是5000万元、占比是15.22%，而案涉项目的总投资额是9亿多元，根据占比应出资1.3698亿元。因合伙人之间的出资未到位而未能将股权登记到自己名下，风险和责任应由其自己承担。李福保与杨保安均未陈述意见。杨再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杨再彬与杨光于2011年4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杨光返还人民币5000万元，并承担杨再彬自付款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3.诉讼费用由杨光承担。后杨再彬将上述第二项诉请中的利息损失明确为：3000万元自2011年4月25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000万元自2011年5月12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18日，杨光（甲方）、杨再彬（乙方）、杨保安和李福保（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具体内容为：“甲、丙三方现将持有宝顺公司100%股权，总价32850万元，其中30000万元为购置价，2400万元为契税，450万元为手续费。现经甲乙双方协商，协议如下：一、经丙方同意，甲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宝顺公司10950万元的股份中的5000万元给乙方。二、转让后，甲方持有宝顺公司5950万元股份，乙方持有宝顺公司5000万元股份。三、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将在2011年5月30日前将5000万元支付给甲方，甲方开具收条为据。四、本协议未尽事宜协商解决。五、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各持一份”。同年4月25日，杨再彬向杨光转账3000万元，杨光于同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杨再彬人民币现金叁仟万元整（3000万元），此款为收购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1166、1176、1188号房地产项目款项之一”；同年5月12日，杨再彬又向杨光转账2000万元，杨光亦于同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杨再彬现金贰仟万元整（2000万元），此款为上海元博大酒店和上海友谊商店物业的股权转让款”。宝顺公司于2010年11月5日设立，公司股东于2018年4月17日由上海浦东物流云计算有限公司、西本新干线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德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二、杨再彬要求解除案涉协议书及杨光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杨再彬认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原来协议书的效力应当是待定，因为杨光最终没有可转让的股权，属于无权处置，应当认定无效，但又陈述至于效力问题，由法院作出认定。杨光认为，杨再彬认为案涉协议书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此类合同只要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买卖合同的债权行为即为有效。本案中，杨光签订案涉协议书时虽未取得宝顺公司股权，但协议书对此也明确写明，由此可知杨再彬明知该事实，故该协议书的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案涉协议书应为合法有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杨再彬认为，当时杨光和李福保、杨保安共同约定以江苏全福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去竞拍两幢商业楼宇，后在实际操作中变更为燕山公司中标，燕山公司中标后因需要缴纳拍卖款向上海西本的虞钢（具体出借人不清楚，但由虞钢控制）借款交清了拍卖款。虞钢当时提出设立宝顺公司，以宝顺公司名义受让了两幢楼宇的产权，这样就办了手续说燕山公司代宝顺公司中标，宝顺公司就取得了楼宇的产权。本来杨光和李福保、杨保安是准备将宝顺公司名下的楼宇抵押贷款归还虞钢，并以燕山公司名义受让宝顺公司股权，结果虞钢将楼宇自行抵押贷款，导致杨光和李福保、杨保安无法归还其借款，而虞钢以借款没有还钱为由拒绝将宝顺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燕山公司，导致燕山公司至今没有取得股权，杨光和李福保、杨保安也无法取得股权，进而导致杨再彬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杨光认为，根据案涉协议书，在2011年4月18日之后杨再彬的身份就已经是所拍卖楼宇的投资人，根据其占股比例，杨再彬应该履行所占的15.22%股份的义务。虽然当时拍卖款已经全额支付，但是其中有6亿元是向第三方借款，该款项理应由投资人按比例归还，事实上杨再彬未履行作为投资人支付投资款的义务。就是到目前为止，只要投资人支付了借款及相应的财务成本，杨再彬仍可实现合同目的，将宝顺公司相应的股权变更到杨再彬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协议书虽然载明杨光转让其持有的宝顺公司的10950万元股份中的5000万元给杨再彬，但是杨光当时并未实际持有转让标的股份，杨再彬对此也是明知。而且，双方在协议书中除了约定转让价款外，关于股权转让的其他事项并未有任何约定，明显不符合正常的股权转让行为的要求，故该协议书内容实质是一份出资合伙协议，即杨再彬出资5000万元入伙后获得一定的合伙份额。因各合伙人未履行相应的后续出资义务，导致无法取得宝顺公司的股权。现杨再彬诉请要求解除协议并要求杨光返还款项及承担利息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合同解除的权利属于形成权，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该权利应当在一定合理期间内行使，并且由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对于合理期间的认定应当比通常的民事行为更加严格。案涉协议书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期限，杨再彬在近八年的期间内未行使合同解除权，显然超过合理期限，其合同解除权业已消灭。故杨再彬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不能成立，其据此要求杨光返还案涉款项并承担利息损失的请求亦无法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再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1800元，由杨再彬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杨光提交了陈建华于2020年5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杨再彬系因杨保安的要求加入案涉项目，以解决杨保安的资金问题；杨再彬的5000万元最终去向是用于归还杨保安因购买上海相关房产的项目向陈建华的借款5000万元。上诉人杨再彬对上述《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杨再彬的5000万元是支付给杨光的，至于杨光将该5000万元支付给了谁，与本案无关。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杨保安、李福保和杨光于2010年9月17日签订《协议书》，约定三人共同投资参与上海沪西商厦及元博大酒店的拍卖，若拍卖成功，三人各拥有1/3产权；三方一致同意以“江苏全福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名义参与拍卖，以其他名义参与拍卖，协议自然作废；参与拍卖的报名费5000万元由溧阳巨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垫资，拍卖成功后由三方按比例分担；拍卖成功后的后续资金由三方共同募集并按所享有的产权比例承担利息成本。2010年9月28日，由李福保的燕山公司竞拍购得上述房产即上海市长寿路1166、1176、1188号房产。宝顺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5日，成立时的股东为上海西本钢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本钢铁）、西本新干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本新干线）。本案当事人称因竞拍购买上述房产向虞钢借了款，故以燕山公司名义竞拍购得的上述房产后因虞钢要求实际登记于宝顺公司名下。2010年10月，西本钢铁、西本新干线为转让方、燕山公司为受让方，就宝顺公司100%股权转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总价为11.26亿元，燕山公司应在2011年10月24日前支付完上述全部股权转让款。在受让方按期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转让方将宝顺公司的全部股权交割给受让方燕山公司。李福保、杨保安作为保证人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2011年11月18日，燕山公司、李福保、杨保安共同出具《确认书》，将燕山公司在与西本钢铁、西本新干线关于宝顺公司100%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所有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杨保安，杨保安同意受让，且杨保安承诺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履行其作为受让方的全部责任和义务；转让完成后，燕山公司及李福保不再享有或承担《股权转让协议》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与该项目再无任何关系。同日，燕山公司、杨保安共同向西本钢铁、西本新干线发出《通知》告知上述转让事宜。杨保安在原告溧阳巨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杨保安、第三人上海浦东物流云计算有限公司、第三人西本新干线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2019年1月10日庭审中称，其在与李福保（燕山公司）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后即与虞钢（西本钢铁、西本新干线）签订了股权转让终止协议。在上述庭审中，杨保安还称“事实我们要是到时候还不起了，李福保在那里闹，虞钢找我说让我放心，本金不会少我，也写了承诺书给我，当时虽然他写了，但是他不兑现，我也没办法”；对于“终止协议有无告诉杨光和杨再彬”的提问，杨保安回答“我钱没收到怎么会通知杨再彬，杨再彬没有通知，杨光是否通知，谁说的清楚。但是李福保肯定知道的，他在现场的”。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2011年4月18日《协议书》的性质以及杨再彬能否要求解除上述《协议书》并要求杨光返还所涉5000万元。本院认为：2011年4月18日杨再彬与杨光、李福保及杨保安签订案涉《协议书》是源于杨光、李福保与杨保安在2010年9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而该2010年9月17日《协议书》系杨光、李福保与杨保安三方共同投资购买上海的相关房产，在该2010年9月17日《协议书》项下，就购买上海的相关房产事宜，杨光、李福保与杨保安之间为合伙关系。上述房产由燕山公司竞拍成功后，因故将产权登记在宝顺公司名下，之后才发生燕山公司需向西本钢铁、西本新干线回购宝顺公司股权的问题，也因此导致案涉2011年4月18日《协议书》会涉及杨光、李福保、杨保安“现将持有宝顺公司100%股权”的问题，但“现将持有宝顺公司100%股权，总价32850万元”的具体构成为“30000万元为购置价，2400万元为契税，450万元为手续费”，该32850万元并非宝顺公司当时100%股权的价值，而系杨光、李福保、杨保安为购买上海相关房产已经支付的价款和税费，相应地，“甲方（杨光）转让其所持有的宝顺公司10950万元的股份中的5000万元给乙方（杨再彬）”，其中的10950万元也非杨光所持有的宝顺公司的股权，而是杨光对购买上海相关房产项目的已有出资，故2011年4月18日《协议书》是2010年9月17日《协议书》的延续，针对的仍是购买上海相关房产事宜，也正因为如此，杨光对收到杨再彬5000万元款项所出具的收条均载明为“此款为收购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1166、1176、1188号房地产项目款项之一”、“此款为上海元博大酒店和上海友谊商店物业的股权转让款”，均未载明系收到“宝顺公司股权转让款”。杨再彬通过受让杨光的份额加入了杨光、李福保与杨保安三人合伙购买上海相关房产的项目，且得到了另两位合伙人李福保、杨保安的同意。故本院认为，2011年4月18日《协议书》虽采用了“甲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宝顺公司10950万元的股份中的5000万元给乙方”的表述，但杨光向杨再彬转让的实际为购买上海相关房产项目中的合伙份额，该《协议书》的实质应为合伙份额转让协议，属合伙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4月18日《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该《协议书》已明确载明“甲、丙三方（即杨光、李福保、杨保安）现将持有宝顺公司100%股权，总价32850万元，其中30000万元为购置价，2400万元为契税，450万元为手续费”，说明其时杨光、李福保、杨保安并不持有宝顺公司的股权，杨再彬对此是明知的，杨再彬也应当知道该协议所转让的并非宝顺公司的股权，而是杨光、李福保、杨保安为购买上海相关房产的已有出资，但杨再彬仍以受让杨光“将持有的宝顺公司股权”的形式受让杨光在其与李福保、杨保安共同投资购买上海相关房产项目中的合伙份额。虽杨光至今未取得宝顺公司的股权，导致杨再彬也未取得宝顺公司的相应股权，但经李福保、杨保安同意，杨再彬实际获得了共同投资购买上海相关房产项目的合伙份额。杨保安与杨再彬是叔侄关系，杨保安是案涉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之一，也是之后代表李福保、杨光等就宝顺公司股权转让与虞钢（西本钢铁、西本新干线）进行交涉的代表者，杨光主张杨再彬支付的5000万元实际是为杨保安归还其因购买上海相关房产而向陈建华的借款，从杨保安在溧阳巨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杨保安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2019年1月10日庭审中的陈述看，杨保安也认可杨再彬是购买上海相关房产项目的合伙人之一。综上，杨再彬实际获得了共同投资购买上海相关房产项目的合伙份额，现杨再彬以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要求解除案涉2011年4月18日《协议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杨再彬因2011年4月18日《协议书》向杨光支付的5000万元，系杨再彬就购买上海相关房产项目的合伙出资，杨再彬已经出资的该5000万元能否返还及返还多少，应由杨光、李福保、杨保安及杨再彬就购买上海相关房产的合伙事务进行清算后确定，杨再彬无权要求杨光返还该5000万元及相应利息。综上所述，杨再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裁判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1800元，由上诉人杨再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小英审判员  尤建林审判员  郑 仪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