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01民终28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增信，男，1979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内蒙古云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传忠，男，1966年7月9日出生，汉族，内蒙古云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法务主任，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增威化工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四道岔。 法定代表人：刘玉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劲，北京华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林鹤鸣，男，1957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军，女，196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新疆海文华纳石油物资有限公司法务职员，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原审被告：王奎，男，197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浙江省台州市。 上诉人陈增信因与被上诉人新疆增威化工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威公司）、原审被告林鹤鸣、王奎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2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增信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2280号民事判决，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林鹤鸣、陈增信、王奎不支付新疆增威化工制品有限公司承包费531,400元。事实和理由：一、关于陈增信与林鹤鸣、王奎是否构成合伙的问题。陈增信根本没有在涉案的《承包经营合同》上签字，即没有证据显示林鹤鸣是陈增信推举的负责人，陈增信是以多少个人财产来承担林鹤鸣产生的合伙债务，如何来承担林鹤鸣的清偿责任对于以上问题，原审法院没有查清，却让陈增信来承担合伙责任，这确实不妥。再说，陈增信对新疆增威化工制品有限公司与林鹤鸣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毫不知情，合同履行后期出现环保问题时，以技术人员的身份处理纠纷，并且是受朋友之托参与管理，根本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合伙人，故原审判令陈增信承担民事清偿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同时也难以让陈增信服判。二、关于原审判令陈增信支付增威公司承担费531,400元是否合理的问题。增威公司有着近20年生产经营的油品加工老厂。2016年1月至7月间,该公司在双方共同管理经营下,未采取污染防范措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油倒入厂区内长11.5米、宽2.5米、深4.56米深坑内,经现场勘查坑内废油液深1.56米,这是新疆有史以来第一环境污染大案。但原审法院却以合同确定的保底吨位计算承包费,这太不符合客观实际。另，陈增信被强制驱离增威公司时,厂内油罐中尚有大量存油,乌鲁木齐县公安局东山派出所强行将远离厂区的油品重新倒入罐内。当乌鲁木齐县检察院将该案退侦补充证据时,发现该涉案油品已被他人拉走,刘玉玺理应知道内情。承包方投入的巨资血本无归后,却要向承包方索要531,400元承包费,这不符合情理,更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增威公司未取得环评报告,同时没有处理废渣、废油液的资质,没有危险物品储存许可证,该公司从案发至今一直停产,但原审法院却认为《承包经营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这一判词显然不当。三、陈增信的上诉,确实被逼无奈,并有难言之隐。陈增信在增威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受朋友之托前来帮忙,经济上的损失不必细说,精神上的打击不可用言语来表达,就在陈增信毫无过错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又判令陈增信与林鹤鸣、王奎一起支付531,400元承包费。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秉公裁决。 增威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后提交书面代理意见辩称，陈增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与林鹤鸣、王奎系个人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判付的承包费数额无误。 林鹤鸣述称，我认可陈增信的上诉意见，陈增信不是承包期间的合伙人。 王奎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增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增信与林鹤鸣、王奎共同清除承包经营期间存储于增威公司1个50立方米油罐内的全部废渣、废油液；2.判令陈增信与林鹤鸣、王奎共同恢复增威公司罐区内长11.5米、宽2.5米、深4.56米深坑的原貌，将深1.56米的废渣、废油液全部清除；3.判令陈增信与林鹤鸣、王奎共同支付欠付的承包费531,400元；4.判令陈增信与林鹤鸣、王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邮寄送达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8日，发包方增威化工与承包方林鹤鸣签订一份《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承包事项：公司所有与经营管理相关的事宜。承包经营方式：发包方在承包经营期间内将公司全部经营权发包给承包方。承包经营期间，由承包方独立核算、依法纳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包经营期限为1年，即从2016年1月8日起至2017年1月7日止。承包费按吨计算，每吨200元，每月结清。平均每月保底量约定为每年3.4.5．11.12月500吨；6.7.8．9．10月800吨，少于以上约定吨位按以上保底吨位计算。若不是乙方原因的停产，则按实际生产量计算。第九条规定：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合法用工、按期如数缴纳承包事项应缴纳的各种税费等。若承包商在经营过程中被环保即相关部门查罚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负责。承包方必须按期足额支付合同中应由承包方支付的费用，延期支付的，经发包方催告后仍不履行，发包方有权解除承包合同。2016年1月8日，林鹤鸣向增威公司出具承诺函一份，载明“本人与新疆增威化工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杨安为合同关联第三人，本人现针对杨安承诺，合同约定的第五条承包费其中每吨200元100元由承诺人直接打款给杨安，其它部分及计算方式按本条合同约定履行，2016年1月2月按实际进油量，在3、4月给杨安结清，之后按正常合同条款履行”。增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玺在该承诺函书写“所有合同条款权利义务均与杨安无关，杨安系刘玉玺及增威公司债权人，所以只负责控制收益，以确保债权人债权利益”。2016年1月10日，增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玺出具一份《补充协议》，载明“关于承包人林鹤鸣承包新疆增威化工制品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第五条之事宜经双方同意，现达成以下付款协议：合同条款承包费每吨200元，其中经法人刘玉玺同意，承包人代付给杨安每吨100元，尚宗萍每吨50元，刘玉玺得每吨50元事实。特订此协议为凭”。2016年4月1日，刘玉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2016年3月份加工费700吨，每吨200元，合计壹拾肆万元正”；2016年4月1日，刘玉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碱2吨，肆仟元正；过滤沙20吨，肆万元正；硫酸20，壹万肆仟元正，合计伍万捌仟元正”；2016年5月6日，刘玉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砂石款40,000元”；2016年5月6日，刘玉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加工费4月份235,800元”；2016年5月6日，刘玉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油焦款3000克，叁仟元正”；2016年5月6日，刘玉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人民币30,000元”；2016年6月1日，刘玉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2016年5月份加工费51,000元”；2016年6月1日，刘玉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两吨油款7,200元”；2016年6月1日，刘玉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毛油加工费8,134元”；2016年7月2日，刘玉玺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现金15,000元”；2016年7月2日，刘玉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加工费540吨，每吨150元，合计81,000元”。上述收条、借条中，增信公司对2016年4月1日收条的58,000元、5月6日收条的40,000元、5月6日收条的3,000元、5月6日收条的10,000元、6月1日收条的7,200元，认为属于陈增信、林鹤鸣、王奎购买油品的货款，与承包费无关。增信公司对2016年4月1日的140,000元、5月6日的235,800元、5月6日的借条30,000元、6月1日的51,000元、6月1日的8,134元、7月2日的81,000元、7月2日的借条15,000元，认为属于已付承包费，合计为560,934元。2017年6月5日，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新0121刑初47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审理查明：“2016年，刘玉玺、杨安与林鹤鸣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将公司全部经营权发包给林鹤鸣经营，承包期限一年，承包费按吨计算，每吨200元，发包方必须按合同规定保障承包方的合法权益，为承包方加工出合格的油品。2016年1月至7月间，增威公司在双方共同管理经营下，未采取污染防范措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油倒入厂区内长11.5米、宽2.5米、深4.56米深坑内，经现场勘查坑内废油液深1.56米”。 一审法院认为，增威公司与林鹤鸣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关于要求林鹤鸣清除承包经营期间存储于增威公司50立方米油罐的全部废渣、废油液，及恢复罐区长11.5米，宽2.5米，深4.56米深坑的原貌、清除废渣、废油液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增威公司主张林鹤鸣在承包经营期间实施了上述行为，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增威公司对于其主张仅提供照片，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增威公司要求林鹤鸣清除50立方米油罐内全部废渣、废油液及恢复罐区长11.5米，宽2.5米，深4.56米深坑的原貌、清除废渣、废油液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增威公司主张的承包费。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第五条约定：承包费按吨计算，每吨200元，每月结清，平均每月保底量约定为每年3、4、5、11、12月500吨；6、7、8、9、10月800吨，少于以上约定吨位按以上保底吨位计算。2016年1月、2月承包费，增威公司在本案中未主张，一审法院不予计算。2016年3月、4月承包费，陈增信提供的刘玉玺出具的收条证实2016年3月、4月承包费已结清。2016年5月份承包费，陈增信提供的收条证实5月份仅支付51,000元、8,134元，按照5月份保底500吨计算，尚欠增威公司40,866元（100,000元-51,000元-8,134元）。2016年6月承包费按照保底800吨计算，应付承包费为160,000元，陈增信提供的收条证实6月份已支付承包费81,000元，尚欠承包费79,000元（160,000元-81,000元）。2016年7月、8月、9月承包费，按照保底800吨计算，合计为480,000元。对增威公司主张的2016年10月份承包费，因该期间林鹤鸣未再生产，故一审法院对增威公司主张的2016年10月承包费不予支持。2016年11月、12月份承包费，因增威公司未主张，不予计算。上述未付承包费合计为599,866元，陈增信提供的收条中，增威公司对其中2016年5月6日的借款30,000元、2016年7月2日的借款15,000元予以认可，并同意冲抵，故一审法院对该金额予以扣减，扣减后林鹤鸣尚欠增威公司承包费554,866元，增威公司主张531,400元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对增威公司主张金额531,400元，予以支持。对于陈增信提供的其他收条，因收条载明款项是硫酸款、砂石款、油焦款及油款，增威公司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陈增信、王奎与林鹤鸣是否是合伙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承包经营合同虽然是林鹤鸣签订，但陈增信提供的收条、银行流水证实陈增信、王奎也参与了经营管理，并支付相应款项，增威公司证人杨安、张希荣的证人证言也进一步证实上述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增威公司主张的林鹤鸣与陈增信、王奎系合伙关系的事实，予以采信，陈增信、王奎应对上述应付承包费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林鹤鸣、王奎经一审法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一审法院视为其自行放弃在法庭上享有的陈述、举证、质证、辩论及申请回避等诉讼权利，同时其应承担放弃前述权利所可能产生的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林鹤鸣、陈增信、王奎支付增威公司承包费531,400元；二、驳回增威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经本院组织当事人核对账款，二审确认如下事实：按照协议约定，增威公司收取的加工费中有50元为支付给案外人尚宗萍的款项。刘玉玺于2016年7月2日出具的收条显示，陈增信已支付81,000元，每吨150元。经本院核实，按约定以单价50元为标准支付给尚宗萍的款项并不包含在该收条记载的已付款中，而是由尚宗萍单独收取了27,000元（540吨×50元），对于单独支付给尚宗萍的27,000元应予扣减，不应再重复计入未付款项。2016年7月至9月承包费，按照保底800吨计算，合计为480,000元。陈增信提交的短信记录可以证明其于2016年9月2日向杨超杰支付7月的承包费58,300元，于2016年10月2日支付承包费50,300元。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承包费金额应当如何认定；陈增信应否在本案中承担给付责任。 本案中，陈增信认为其并非涉案《承包经营合同》的合伙人，不应当承担给付承包费的责任，一审法院对于《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及承包费数额的认定也有误。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虽然增威公司未取得环评报告、不具备处理废渣、废油液的资质，且承包合同所涉的油品加工行为最终造成了环境污染，但经营者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并不必然导致其对外订立的合同无效。增威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的行为也并不必然会导致环境污染的后果，造成环境污染这一公共利益损害后果最终源于不规范的生产经营与排污处理。据此，涉案《承包经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第二，本案中，虽然陈增信未在《承包经营合同》上签字，但一审证据之收条、银行转账记录、银行流水、证人证言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陈增信具有合伙人身份，其不仅存在驻厂经营管理行为，且存在向指定收款人支付承包费的行为。陈增信抗辩称其系技术人员不清楚承包合同或者是受朋友之托进行管理，但其就上述抗辩主张未能提交有效反驳证据加以佐证，理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陈增信作为合伙人，即便承包合同未明确约定内部分红、担责比例，依据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之法律规定，陈增信亦应当承担共同给付承包费的责任，一审法院判令陈增信承担共同给付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三，关于未付承包费数额的认定。陈增信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2016年7月之后因刑事案件侦查，导致涉案承包合同已无法履行，对此陈增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审中，经对账可以确认，2016年3月承包费已按实际吨量支付14,000元；2016年4月承包费已按实际吨量支付235,800元；2016年5月承包费，陈增信已支付51,000元、8,134元，按照5月份保底500吨计算，陈增信尚欠承包费40,866元（100,000元-51,000元-8,134元）；2016年6月承包费，收条显示陈增信已支付81,000元，因收条显示单价为150元，经本院核实，按约定以单价50元为标准支付给尚宗萍的款项并不包含在该收条所载明的已付款中，由尚宗萍单独收取了27,000元（540吨×50元），故对单独支付给尚宗萍的27,000元应予扣减，故6月份尚欠承包费52,000元（160,000元-81,000元-27,000元）；2016年7月至9月承包费，按照保底800吨计算，合计为480,000元，其中陈增信提交的短信记录可以证明，其于2016年9月2日向杨超杰支付7月承包费58,300元，于2016年10月2日支付承包费50,300元，对此已付款应予以扣减。故，2016年7月至9月承包费尚欠371,400元（480,000元-58,300元-50,300元），上述未付承包费合计464,266元（40,866元+52,000+371,400元）。扣减双方无争议的两份借条所载明款项后，尚欠未付承包费合计419,266元（464,266元-30,000元-15,000元）。一审法院计算未付承包费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陈增信应向增威公司支付欠付承包费419,266元。增威公司、王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答辩、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 综上所述，陈增信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22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22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林鹤鸣、陈增信、王奎支付新疆增威化工制品有限公司承包费531,400元”为：林鹤鸣、陈增信、王奎支付新疆增威化工制品有限公司承包费419,266元。 以上应付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557元（增威公司已预交），由增威公司负担21.10%即961.53元，由林鹤鸣、陈增信、王奎负担78.90%即3,595.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114元（陈增信已预交），由增威公司负担21.10%即1,923.05元，由陈增信负担78.90%即7,190.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映红 审判员  李 艳 审判员  田 姝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孟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