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闽08民终9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九道与高新南十道交汇处卫星大厦1003A，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03494728。法定代表人：吕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舒，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曌，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平市和平中路**（中国银行漳平支行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81567318968U。法定代表人：陈昆明。诉讼代表人：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张宝发。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烈豪，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建斌，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曹溪镇崎濑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7830213Y。法定代表人：严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伟，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龙岩卓鹰制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曹溪镇东山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00753125449Y。法定代表人：陈昆明，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诉人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深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大鑫公司”）及原审第三人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坑公司”）、龙岩卓鹰制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鹰公司”）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2019）闽0881民初1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五矿深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舒、孙曌，被上诉人金大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烈豪、袁建斌，原审第三人马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卓鹰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矿深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闽0881民初1528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五矿深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由金大鑫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五矿深圳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金大鑫公司设立时于2010年12月13日提交给工商登记部门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无效，并要求金大鑫公司协助办理撤销该工商登记，理由是该申请书上五矿深圳公司的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姚子平的签字均为虚假，不是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该申请书上的印章及签字是否为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五矿深圳公司已经充分举证（提供了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的刑事立案证明、鉴定结果告知书），证明该申请书上五矿深圳公司的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姚子平的签字均为虚假，不是五矿深圳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根据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所谓五矿深圳公司用于对金大鑫公司出资的账户（平安银行深圳金融时代支行，账号：60×××26）亦系被他人使用假印章冒名开设。基于以上事实，《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漳平法院对于五矿深圳公司诉讼请求以及案件的核心事实问题不予审查，却对与本案无关的事件加以拼凑认定，故意混淆视听，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具体如下：一、一审法院存在多处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应予以纠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一审法院关于“因该组证据中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出具的文书仅为程序性文书，该案仍在侦查阶段，相关事实未经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所确认，故该组证据无法证明五矿深圳公司所主张的事实”的认定系错误，应当依法纠正。五矿深圳公司主张2010年12月13日《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上的印章及法人姚子平的签字均系虚假,不是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是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显示前述申请书上五矿深圳公司的公章及姚子平的签名均系伪造，该鉴定结论证实了五矿深圳公司的主张。虽然关于伪造公章的刑事案件尚未判刑，但并不影响公安机关鉴定结果的真实性及客观性,完全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一审判决仅以刑事案件尚未判决为由不予认定和采信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这既毫无事实依据，更无法律依据。五矿深圳公司已经就其主张事实提供了基础证据材料，完成了举证，如果金大鑫公司、马坑公司不认可该鉴定结果，则应当提出相反证据，或者再次申请鉴定，漳平法院不能仅以刑事案件尚未出具判决就否认公安机关鉴定结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2.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仅依赖马坑公司的内部文件、传来证据无其他直接证据佐证的错误做法，且其认定内容与本案无关，故意混淆视听、模糊案件的争议焦点，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具体为：（1）“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吨优质钢棒材项目于2009年3月开始规划论证与选址设计工作”。该内容来自于马坑公司的马矿综字【2012】63号《关于向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注入项目资金的请示》，系马坑公司单方制作，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五矿深圳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并且该请示落款时间为2012年，而本案争议的事实发生于2010年12月，明显晚于本案争议事实的时间；关键是该内容与五矿深圳公司无关,与本案争议内容即五矿深圳公司是否在《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上盖章、签字更是毫无关系，一审法院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2）“2010年5月份以来由龙岩市政府牵头组建项目业主单位和协商持股比例”，“2010年9月27日，龙岩市人民政府召开工业重特大项目专题会议，对该优质钢棒材项目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该内容来自于马坑公司的马矿综字【2010】100号《关于龙岩市年产200万吨钢铁合作项目参股事项的请示》，系马坑公司单方制作，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五矿深圳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关键是该内容与五矿深圳公司无关,与本案争议内容即五矿深圳公司是否在《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上盖章、签字更是毫无关系，因此法院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3）“由于金大鑫公司为卓鹰公司提供担保…金大鑫公司自2013年9月起已全面停工。2014年10月15日，王奎林（时任五矿深圳公司董事长）、陈昆明等人作为金大鑫公司股东代表与漳平市政府副市长在漳平市召开座谈会，会议针对金大鑫项目所面临的问题及下步工作展开商讨等”。该内容来自马坑公司提供的漳平市钢铁产业园筹建办公室函，然而，该函件本身没有原件，其内容亦没有其他直接证据予以佐证，五矿深圳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其声称王奎林于2014年10月15日作为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代表身份参会更是毫无事实依据（五矿深圳公司早已于2014年4月4日就印章被伪造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产业园筹建办公室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主体，仅是一个临时机构，其文件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关键是该函内容与本案争议内容即五矿深圳公司是否在《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上盖章、签字毫无关系，因此法院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3.一审法院关于“五矿深圳公司持股比例45%，认缴出资额为9000万，实际出资额为9000万元。王奎林任该公司董事长…周冬竹任该公司董事”系在错误文件基础上的错误认定，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已证明金大鑫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涉及五矿深圳公司的公章均为虚假，所谓的五矿深圳公司出资账户即平安银行深圳金融时代支行账号（60×××26）亦系他人冒名开设，五矿深圳公司从未在该银行开设任何银行账户，更未通过该银行向金大鑫公司出资，并且五矿深圳公司在庭审中已向法院指出福建鑫辰会计师所出具的《专向审计报告》系在不了解事实真相情况下出具的错误报告，法院本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况且五矿深圳公司已就自己没有出资、不具有股东身份之争议向一审法院另行提起了股东资格确认的诉讼，并在该案中提交了相关证据，在该案未审结之前，本案一审判决竟然依据五矿深圳公司在另案中诉请认定为错误的无效的工商登记资料，来证明五矿深圳公司对金大鑫公司有出资（这本是另案审理范围），岂不是逻辑混乱？错上加错？严重偏离本案争议焦点？同样，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已证明金大鑫公司登记资料中涉及王奎林、周冬竹二人的签名均系伪造，王奎林、周冬竹本人也已就此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金大鑫公司登记资料中涉及王奎林、周冬竹二人签名的文件均为虚假、无效，本案一审判决却依据另案中王奎林与周冬竹诉请认定为虚假、无效的登记资料，来认定王奎林和周冬竹在金大鑫公司担任职务（这本是另案审理范围），岂不是逻辑混乱？错上加错？严重偏离本案争议焦点？4.一审法院认定的“2013年2月1日，五矿深圳公司（甲方）与卓鹰公司（乙方）、龙岩卓龙钢铁有限公司（乙方）、龙岩市人民政府（丙方）签订了《卓鹰卓龙土地开发与金大鑫项目建设框架协议书》……薛堃作为五矿深圳公司的代表参加了龙岩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关于卓鹰卓龙公司原土地出让与金大鑫项目建设专题会议。”系错误认定与本案无关的事实，依法应当予以纠正。首先，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均与本案争议事实即2010年12月13日金大鑫公司设立时提交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上的印章及签字是否为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任何关系，并且，以2013年2月五矿深圳公司使用备案的真实印章才签署的投资意向书（框架协议），来证明2010年12月13日金大鑫公司设立时提交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上五矿深圳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姚子平的签字（已被公安机关鉴定为虚假）为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明显不符合逻辑，毫无事实依据；其次，五矿深圳公司仅曾于2013年初有在龙岩进行投资的意向，当时主要是对卓鹰、卓龙公司拆迁旧址的土地开发项目有投资意向，对金大鑫项目仅涉及愿意投资一定比例，因此与龙岩市政府达成了框架性协议，这是五矿深圳公司第一次有投资金大鑫项目的意愿表示。然而，经过半年左右考察，五矿深圳公司发现龙岩项目不符合五矿深圳公司的长远战略规划，且发现金大鑫项目很快陷入停工困境，因此五矿深圳公司立即停止了参与该项目，此后龙岩市政府也没有履行该框架协议，因此该框架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而且，该框架协议上的印章系五矿深圳公司的真章，明显能证明《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上的五矿深圳公司印章系假章、姚子平的签名系伪造，不是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法院不应当将该框架协议作为定案依据。再次，薛堃并非代表五矿深圳公司参加了2013年7月政府专题会议，而是仅仅去旁听会议，她从未正式代表五矿深圳公司与当地政府或企业签署过任何文件；并且该次政府会议纪要内容主要是涉及拆迁土地开发建设问题，与金大鑫项目关系不大，更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因此法院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5.一审判决将与本案完全无关的情况加以认定，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再查明，2016年7月20日，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9月27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人吴英才与被申请人卓鹰公司……、2016年11月18日，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告了……”，这些案件与本案完全无关，一审法院故意扩大审理范围，意图混淆本案的争议焦点。6.一审判决“对于马坑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因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且综合全案所有证据，相关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作为定案依据”，这一认定亦错误，马坑公司所主张的“王奎林代表五矿深圳公司参与了金大鑫公司的磋商、设立、建设、解困的过程”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明显系在没有充分事实依据情况下做出错误的认定。首先，五矿深圳公司从没有任何人参与金大鑫公司的磋商、设立、建设，五矿深圳公司对于金大鑫公司的设立毫不知情，马坑公司对此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一审判决是在毫无事实依据情况下做出“王奎林代表五矿深圳公司参与了金大鑫公司的磋商、设立、建设”的错误认定。其次，马坑矿业提交漳平市钢铁产业园筹建办公室函，欲证明“王奎林代表五矿深圳公司参与了金大鑫公司的困境解决过程”，然而其证据明显不足：该函无原件不具有真实性，其内容亦无其他直接证据予以佐证，其声称王奎林于2014年10月15日作为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代表身份参会更是毫无事实依据（五矿深圳公司早已于2014年4月4日就印章被伪造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一审据此认定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再者，五矿深圳公司作为债权人，派人了解金大鑫项目情况，亦属正常。因陈昆明的卓鹰系公司拖欠五矿深圳公司的巨额债务，陈昆明承诺以金大鑫公司未来资产来偿还，2013年下半年在金大鑫项目已停产的情况下，五矿深圳公司才委派兄弟公司五矿揭阳公司的薛堃去金大鑫公司追债，同时监督金大鑫公司对于政府资金在费用支出方面的专款专用，以督促其早日复工以便偿还五矿深圳公司的债务，这完全符合一个债权人的身份。而薛堃偶尔会将自己异地往来所发生的少量差旅费交由金大鑫公司报销，这亦属正常。薛堃不在金大鑫公司领取工资，也不是金大鑫公司的财务总监。财务总监是一个公司的重要职务，一般会记载于其公司的工商登记文件中，至少也会有聘任证书或者任命文件，而金大鑫公司或者马坑公司都没有提交相关文件证明薛堃被金大鑫公司任命为财务总监。最后，五矿深圳公司人员从未以股东身份与金大鑫公司人员、马坑公司人员在一起召开过关于金大鑫公司的任何股东会会议或者董事会会议，马坑公司何来作为善意第三人而产生合理信赖？其作为金大鑫公司的股东，明显知道自己从未与五矿深圳公司人员当面签署过任何关于金大鑫公司的工商登记文件，亦未在一起召开过任何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其早应该对陈昆明声称的五矿深圳公司股东身份产生怀疑，因此其具有重大过错，不是善意第三人。鉴于以上事实，一审判决认定王奎林、周冬竹、薛堃等人参与了金大鑫公司的磋商、设立、建设、解困、日常经营等全过程，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二、一审在不当分配举证责任的基础上做出错误裁判，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案件核心争议焦点为《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是否为五矿深圳公司的意思表示，具体为前述申请书上五矿深圳公司的印章和姚子平的签名是否为虚假。对这一待证事实，五矿深圳公司已经提供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证实申请书上五矿深圳公司的印章是虚假、姚子平的签字也是伪造。如果金大鑫公司或马坑公司否认这一点，则其应当举证证明该印章虽然与五矿深圳公司的备案公章不一致，但系五矿深圳公司的其他有效使用公章。但本案中，一审法院仅以尚未有刑事判决为由不予采信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却在金大鑫公司及马坑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五矿深圳公司曾在其他地方有效使用该虚假印章的情况下，驳回五矿深圳公司的诉请，判令五矿深圳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明显系违反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纠正。本案实应判决金大鑫公司及马坑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存在明显的地方保护，歪曲事实，践踏法律，违反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三、金大鑫公司的代理人不适格系无权代理，其陈述不能代表金大鑫公司。一审中金大鑫公司的代理人吴烈豪律师自称是金大鑫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但五矿深圳公司未在公开资料看到任何金大鑫公司破产的信息，更没有看到金大鑫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信息，福建力涵律师所掌管金大鑫公司的公章并派员代表金大鑫公司出庭没有法律依据。金大鑫公司系陈昆明实际控制的公司，在没有陈昆明授权的情况下，五矿深圳公司有理由认为福建力涵律师所擅自使用金大鑫公司的公章对吴烈豪律师进行授权的行为无效，吴烈豪律师的陈述和主张不能代表金大鑫公司，只有陈昆明能够代表金大鑫公司。并且吴烈豪律师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五矿深圳公司一直向金大鑫公司追债，五矿深圳公司不是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从未向金大鑫公司出资，未参与金大鑫公司的设立、建设、日常经营等，这一点陈昆明最清楚。综上所述，五矿深圳公司已经充分举证证明案涉《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系虚假，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之情形，故五矿深圳公司特向贵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准如所请。金大鑫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深圳五矿深圳公司认为一审存在多处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1.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和立案告知书，不足以证明本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上的深圳五矿深圳公司印章和姚子平签字是虚假的。理由是：首先，该通知书中的鉴定意见过于宽泛、含糊，载明的都是“检材《福建金大鑫钢铁制造有限公司》登记注册文件上”的“姚子平字迹与样本上的姚子平本人签名字迹均不是同一人书写”或“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备案公章印文、该司提交鉴定的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无法确定“检材《福建金大鑫钢铁制造有限公司》登记注册文件”是否为本案争议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而且该鉴定意见只是认为金大鑫公司登记注册文件上的深圳五矿深圳公司印章与其备案公章和提交鉴定的公章不符，并未认定金大鑫公司登记注册文件上的深圳五矿深圳公司印章是伪造的，因为很有可能存在深圳五矿深圳公司有多枚印章或者为了金大鑫项目投资的需要专刻一枚印章的情形。其次，该鉴定意见通知书没有附件，无法了解使用了哪些鉴定材料、鉴定所依据的原理和方法是什么，也没有鉴定过程的说明，更没有鉴定机构盖章和鉴定人员签名以及相应的资格证明，完全不符合鉴定意见从形式到内容的基本要求，根本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最后，鉴定意见通知书和立案告知书都只是侦查机关办案中形成的程序性文书，现该刑事案件尚未侦查完毕，也未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2.马坑公司的证据可以和本案金大鑫公司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本案的主要争议事实。（1）马矿综字[2012]63号《关于向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注入项目资金的请示》，虽然是马坑矿业公司单方制作，但其作为一家省属国有企业，发文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且该公司作为第三人与本案并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应当对其文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定相关规划论证与选址设计等事实。（2）同上，一审法院依据马坑公司的发文认定相关事实并无不当，重要的是该事实与其他证据（包括金大鑫公司在二审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深圳五矿深圳公司系龙岩市人民政府招商引资引进的投资者，并在政府的要求下与其他投资者进行持股比例的协商和确定等事实。（3）漳平市钢铁产业园筹建办公室对2014年10月15日会议的记载是真实、客观的，王奎林到会参加了该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对如何金大鑫进行解困等事宜，一审判决据此予以认定符合客观事实。3.综合在案所有证据，足以证明五矿深圳公司持有金大鑫公司45%股权，认缴出资额为900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9000万元，以及王奎林任金大鑫公司董事长、周冬竹任副董事长等主要案件事实。（1）案涉漳平现代装备制造业特钢铸造基地建设（亦即“金大鑫项目”），是龙岩市政府实施“退二进三”战略并招商引资的项目，引进的投资人就是作为央企的五矿深圳公司。为此，龙岩市政府相关领导还到五矿深圳公司进行考察，比如2012年3月，时任龙岩市市长的张兆民带队到五矿深圳公司走访，当时王奎林、陈昆明和周冬竹三人作为项目业主一方参加座谈会。（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五矿深圳公司曾先后委派王奎林、周冬竹、傅军年、刘骁、张云轩、薛堃等人作为项目业主代表，参加了龙岩市政府、漳平市政府多次召开的关于金大鑫项目建设的会议。比如：2012年8月28日，漳平市政府马勇副市长主持召开的专题会议，议定成立金大鑫项目联合指挥部，其中五矿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周冬竹任副总指挥，五矿深圳公司项目部副经理刘骁、张云轩为联合指挥部成员，五矿深圳公司委派刘骁、张云轩参加了该次会议。2013年6月13日，龙岩市政府赖继秋副市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有关金大鑫建设项目和卓鹰卓龙土地出让开发问题，五矿深圳公司的王奎林、周冬竹、傅军年、薛堃、张云轩参加了会议。2013年6月21日，龙岩市政府赖继秋副市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有关卓鹰卓龙公司原土地出让与金大鑫项目建设问题，五矿深圳公司委派薛堃参加了该次会议。2013年8月20日，龙岩市政府赖继秋副市长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有关金大鑫公司股权和注册资本金问题。会议要求漳平市政府督促金大鑫公司各股东尽快筹措资金，确保注册资本金按时到位，五矿深圳公司委派薛堃、张云轩参加了会议。此外，薛堃、张云轩还作为五矿深圳公司委派的人员具体参与了金大鑫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其中薛堃担任财务总监的重要职务，直到2016年1月金大鑫公司的职工全部安置遣散，薛堃才回到广东。由此可见，五矿深圳公司在龙岩（漳平）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其身份自始至终都是金大鑫项目业主之一及金大鑫公司股东之一。（3）最为重要的是，2013年2月1日，以五矿深圳公司为甲方，卓鹰公司、卓龙公司为乙方，龙岩市人民政府为丙方签订了《卓鹰卓龙土地开发与金大鑫项目建设框架协议书》，其中约定“由甲方牵头与乙方合作并根据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漳平市实施异地技改项目（建设主体为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建设，……甲方确保金大鑫项目所占股份45%的建设资金同步到位。”对于该协议，五矿深圳公司和王奎林认可使用的是真实的公司印章且系王奎林本人签字。从协议内容来看，金大鑫项目是由五矿深圳公司牵头的，其为金大鑫公司的股东，所占股份为45%。这些事实，与金大鑫公司工商登记的信息完全一致。（4）至于五矿深圳公司使用平安银行账户出资的事实，之前已经做了分析，足以表明该账户系五矿深圳公司提供材料原件开设的，系五矿深圳公司认可使用的，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五矿深圳公司承担，其中涉及到对金大鑫公司的出资行为也系五矿深圳公司的法人行为。至于五矿深圳公司与陈昆明及其控制的公司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如五矿深圳公司一再解释的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属于二者的另一法律关系，不能以此否认账户开设和出资等行为的真实有效性，更不能否认五矿深圳公司在龙岩（漳平）投资金大鑫项目并成为股东的事实。（5）即便按照王奎林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笔录，他至少在2012年中期就知道了金大鑫公司成立且五矿深圳公司占45%的股份等事实，但是他和五矿深圳公司并未提出异议。退一步说，即使之前金大鑫公司工商注册的行为是陈昆明冒用五矿深圳公司的名义，但在五矿深圳公司知道其被登记为金大鑫公司股东并与卓鹰卓龙公司、龙岩市政府签订《框架协议书》后，就对自己是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以及出资、工商登记（包括王奎林、周冬竹的任职和相关公司决议）等一系列行为予以了追认，且在长期7年的时间里没有提出异议，现提出主张显然违背了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不应予以支持。（6）根据本案中的工商登记信息并结合前述五矿深圳公司及其董事长王奎林、法定代表人周冬竹以及其他人员的行为，已经足以让善意第三人（包括金大鑫公司及其职工、股东马坑公司、龙岩市和漳平市政府的相关人员以及其他利益关系人）产生合理信赖，相信五矿深圳公司系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从而产生外观公示效力。至于五矿深圳公司与陈昆明或卓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属于其二人之间内部的另一法律关系，均不能据此否认五矿深圳公司系金大鑫公司股东的事实，更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4.一审法院对2013年2月1日《框架协议书》、薛堃参加2016年6月21日专题会议纪要的事实认定，与本案争议事实直接相关。（1）上述两份证据是认定五矿深圳公司是否为金大鑫公司股东的重要依据，而后者又与本案五矿深圳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直接相关。鉴于五矿深圳公司是金大鑫项目的投资人和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且其多年来从未对此提出异议，特别是从来没有对金大鑫项目的建设主体使用“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这一名称提出过异议（该名称在《框架协议书》中已明确载明），那么，不管《企业名称预核准申请书》上的印章和签字真假与否，五矿深圳公司都不能在时隔多年后对公司名称的核准提出异议。（2）五矿深圳公司称其直到2013年初才有在龙岩进行投资的意向实属谎言，因为至少在2012年3月龙岩市市长张兆民带队走访五矿深圳公司时，就已经有在岩投资项目了。并且，卓鹰卓龙公司拆迁旧址的土地开发项目是来源于、依附于金大鑫项目“退二进三”的实施，按照龙岩市政府的要求是将二者进行捆绑打包并给予优惠政策的，而且金大鑫项目还是由五矿深圳公司牵头。现金大鑫项目已经实际投入建设，五矿深圳公司还派人参与金大鑫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直到2016年1月。另外，卓鹰卓龙原土地开发也已经完成，现已建成了“美伦?生态城”等商品房开发项目。所以，五矿深圳公司主张该框架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完全是信口雌黄。（2）如前所述，五矿深圳公司不仅派薛堃参加了2013年6月21日的专题会议，还派王奎林、周冬竹等人参加了其他多次专题会议，会议的内容均与框架协议书约定的金大鑫建设和原土地开发有关，足以表明五矿深圳公司系金大鑫项目业主和金大鑫公司股东等事实，与本案争议事实直接相关，一审法院将该会议纪要作为定案依据是正确的。5.一审判决对案涉事实并不是孤立进行认定，而是采取综合认定的方式，由此还原五矿深圳公司投资金大鑫公司并参与管理等事实真相，五矿深圳公司认为属于与本案无关的情况是为了遮蔽和隐瞒真相，。比如，2016年7月20日，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岩民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对于框架协议书和[2013]83号会议纪要的内容作出了认定，该两份文件所载内容与本案的争议事实息息相关。2016年9月27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审理吴英才案件时，也对五矿深圳公司的公章委托鉴定，在鉴定意见认定公章真实后，五矿深圳公司才不得不作出承认和予以代偿，并在其上市母公司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站上进行信息披露，表明五矿深圳公司存在越权、失序的用章行为，该事实也与本案主要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相关性。6.马坑公司提交的六组证据，都是具有真实、合法来源的有效证据，再结合二审中金大鑫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王奎林代表五矿深圳公司参与了金大鑫公司的磋商、设立、建设、解困的过程”等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作为定案证据是完全正确的。（1）如上述第3点答辩意见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王奎林代表五矿深圳公司参与了金大鑫公司的磋商、设立、建设”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具体理由不再赘述。（2）根据金大鑫公司账册记载，薛堃在大量的财务报销凭证上进行审批签字（一审诉讼中提交的仅是很少部分的财务审批凭证），显示其身份为“财务总监”，因此，薛堃作为深圳五矿深圳公司指派的人员到金大鑫公司任财务总监的事实，不容置疑。另外，金大鑫公司与五矿深圳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本不存在所谓“追债”一说，而王奎林与薛堃在龙岩（漳平）都是以金大鑫公司股东五矿深圳公司的人员身份活动，从未表明其是债权人。（3）如前所述，五矿深圳公司曾先后委派王奎林、周冬竹、傅军年、刘骁、张云轩、薛堃等人作为项目业主代表和金大鑫公司股东，参加了多次由龙岩市政府、漳平市政府组织召开的金大鑫项目建设专题会议，其中不少会议马坑矿业公司也派员参加。五矿深圳公司是央企，也是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公信力，足以令马坑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产生合理信赖。二、一审判决运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认定五矿深圳公司是金大鑫公司的股东，从而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五矿深圳公司认为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五矿深圳公司最主要的证据就是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的鉴定意见和立案告知书，但如前所述，这些过程性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根据金大鑫公司和马坑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五矿深圳公司是龙岩市政府招商引资引入的金大鑫项目的投资人，其持有金大鑫公司45%的股权，且已经通过其开户并认可使用的平安银行账户实缴了9000万元出资，还派人到金大鑫公司参与了经营管理活动。因此，五矿深圳公司并不是冒名股东，而是实际股东。即使金大鑫公司前期工商登记文件中的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在其知道自己是金大鑫公司股东后至少7年的时间没有提出异议，而是予以认可，还一直以金大鑫公司股东的身份在龙岩（漳平）一带开展相关活动。如果加上二审中金大鑫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则事实真相更为明朗。因此，不能仅以公章的真假来简单认定五矿深圳公司是否有成为金大鑫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而是应当综合全案的事实和证据，即从五矿深圳公司一系列延续性行为的体现来作出评判，一审判决最终认定五矿深圳公司是金大鑫公司的股东，其无权主张案涉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无效，事实认定清楚且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举证责任不当分配的问题。三、一审诉讼中金大鑫公司的代理人吴烈豪律师的代理权合法有效，其参与诉讼的行为可以代表金大鑫公司。1.2020年6月22日，漳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881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对金大鑫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20年7月16日，漳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881破1号决定书，指定金大鑫公司清算组担任金大鑫公司管理人。根据该决定书所载事实，漳平市人民政府已于2019年9月16日成立金大鑫清算组。因此，吴烈豪律师在2020年3月参与本案一审的诉讼活动，系接受金大鑫公司清算组的委托，代理权合法、有效，其参与诉讼的行为可以代表金大鑫公司。2.吴烈豪律师自2013年9月起作为漳平市200万吨优质钢棒材筹建小组办公室委托的律师，介入金大鑫项目处置事宜。在2014年-2015年期间，长期与薛堃建立工作联系关系，并多次与王奎林会面商谈金大鑫项目处置、解困等事宜，亲身经历本案涉及的一些重要事件。在此期间，王奎林、薛堃的身份从来都是金大鑫公司股东五矿深圳公司的人员，而不是前来追债的债权人；所商谈的事宜都是如何盘活、重启金大鑫项目，而不是如何向金大鑫公司追索债务。在亲历案件期间，参与其中的还有吴烈豪律师同所的其他律师，龙岩市政府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漳平市政府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以及股东卓鹰公司留守人员和马坑矿业公司工作人员，这些都是铁一样的事实，不是五矿深圳公司的几句狡辩和否认就可以抹煞得了的。四、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不属于“工商登记”事项，五矿深圳公司主张金大鑫公司协助办理撤销该申请书的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不准确，现实操作中也无法执行，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五矿深圳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坑公司述称，同意金大鑫公司的答辩意见。卓鹰公司未作陈述。五矿深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金大鑫公司2010年12月13日提交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无效；2.要求金大鑫公司协助办理撤销上述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的工商登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大鑫公司年产200万吨优质钢棒材项目于2009年3月开始规划论证与选址设计工作。2010年5月份以来由龙岩市政府牵头组建项目业主单位和协商持股比例。2010年9月27日，龙岩市人民政府召开工业重特大项目专题会议，对该优质钢棒材项目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2010年12月29日，金大鑫公司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情况：五矿深圳公司持股比例45%，认缴出资额为9000万，实际出资额为9000万元；卓鹰公司持股比例45%，认缴出资额为9000万，实际出资额为4500万元；马坑公司持股比例10%，认缴出资额为2000万，实际出资额为2000万元。王奎林任该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陈昆明任该公司副董事长，周冬竹任该公司董事。2013年2月1日，五矿深圳公司（甲方）与卓鹰公司（乙方）、卓鹰公司（乙方）、龙岩市人民政府（丙方）签订了《卓鹰卓龙土地开发与金大鑫项目建设框架协议书》，王奎林作为五矿深圳公司的代表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中载明：由五矿深圳公司牵头与卓鹰公司、龙岩卓龙钢铁有限公司合作并根据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漳平市实施异地技改项目（建设主体为福建金大鑫铸造钢铁有限公司……）建设，龙岩市人民政府视金大鑫项目投资额度与进度情况（要求在2014年6月30日前实现投产），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政策上的优惠。甲乙方承诺，金大鑫项目建设与原乙方土地盘活同步进行，金大鑫项目按期（一期，下同）竣工验收后，龙岩市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同时依法为甲方办理土地开工许可证等有关手续。五矿深圳公司确保金大鑫项目所占股份45%的建设资金同步到位……。2013年6月21日上午，薛堃作为五矿深圳公司的代表参加了龙岩市人民政府召开的关于卓鹰卓龙公司原土地出让与金大鑫项目建设专题会议。此后，由于金大鑫公司为卓鹰公司提供担保，金大鑫公司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等法院判决连带承担近9亿的巨额债务，金大鑫公司自2013年9月起已全面停工。2014年10月15日，王奎林（时任五矿深圳公司董事长）、陈昆明等人作为金大鑫公司股东代表与漳平市政府副市长等人在漳平市召开座谈会，该会议就针对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所面临的问题及下步工作展开商讨等。2014年4月4日，五矿深圳公司员工曾超等以五矿深圳公司被伪造、变造公文为由向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报案；2019年3月15日，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五矿深圳公司被伪造、变造公文一案立案侦查。2019年7月29日，经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鉴定，漳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登记注册文件上五矿深圳公司公章印文与五矿深圳公司备案公章印文、五矿深圳公司提交的其公司公章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漳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福建金大鑫钢铁铸造有限公司》登记注册文件上姚子平的字迹与样本上的姚子平的本人签名字迹均不是同一人书写。目前该案仍在侦查中。据此，五矿深圳公司认为其在金大鑫公司工商登记申请过程中的提交的《企业预先核准申请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2009年6月2日至2013年5月31日，五矿深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为姚子平；2013年5月31日至2016年6月6日，五矿深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董事周冬竹。王奎林从2006年2月10日起至2016年6月6日担任五矿深圳公司的董事（期间：2009年3月3日起至2013年5月31日担任总经理，2013年5月31日至2016年6月6日担任董事长）。2013年2月20日，薛堃以五矿深圳公司员工的身份作为五矿深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向福建省新罗区人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庭审过程中，五矿深圳公司自认薛堃系其关联公司五矿揭阳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人员，五矿深圳公司委托薛堃处理有关五矿深圳公司与陈昆明的卓鹰系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但诉讼过程中五矿深圳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上述主张。再查明，2016年7月20日，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与龙岩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五矿深圳公司、卓鹰公司、龙岩卓鹰贸易有限公司、金大鑫公司、福建联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5）岩民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后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龙岩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6）闽民终1511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对《卓鹰卓龙土地开发与金大鑫项目建设框架协议书》、龙岩市人民政府〔2013〕83号《关于卓鹰卓龙公司原土地出让与金大鑫项目建设专题会议纪要》所载明的内容予以确认。2016年9月27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人吴英才与被申请人卓鹰公司、五矿深圳公司、金大鑫公司、黄朝阳、郑美蓉、陈昆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5］深仲裁字第2862号裁决：一、卓鹰公司偿还吴英才借款本金100000000元及利息；二、五矿深圳公司为卓鹰公司在借款本金1000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吴英才的律师代理费320000元由卓鹰公司、五矿深圳公司承担；四、财产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1438200元由卓鹰公司、五矿深圳公司承担；五、本案仲裁费884550元由卓鹰公司、五矿深圳公司承担，仲裁费已由吴英才预交，卓鹰公司、五矿深圳公司径付吴英才；六、金大鑫公司、黄朝阳、郑美蓉、陈昆明对第一、三、四、五项裁决确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驳回吴英才其他仲裁请求。2016年10月20日，吴英才依据上述裁决书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吴英才与五矿深圳公司达成和解。2018年6月15日，吴英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申请书，确认五矿深圳公司依照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2862号裁决书裁决承担的担保债务已履行完毕。2018年6月1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执3645号之三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五矿深圳公司承担的债务部分已经全部履行完毕。2018年6月2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人吴英才与被申请执行人卓鹰公司、五矿深圳公司、金大鑫公司、黄朝阳、郑美蓉、陈昆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6）粤03执3645号之四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再查明，2016年11月18日，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告了《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16-37）》，公告第二项内容为：申请人吴英才与被申请人卓鹰公司、五矿深圳公司、金大鑫公司、黄朝阳、郑美蓉、陈昆明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是由于五矿深圳公司违规对外担保引起，五矿深圳公司时任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在明知五矿发展未授予对外担保权限、对外担保需履行五矿发展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适用）审议程序的情况下，违反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和《法律纠纷案件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未向上级领导汇报、未经五矿发展批准，个人擅自决定向卓鹰公司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并导致五矿深圳公司在仲裁案件中败诉。2017年12月19日，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告了《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临2017-41）》，公告第二项第2点对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诉龙岩美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了说明。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有责任向法院提交证据，因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五矿深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的相关立案及鉴定通知书以此证明其在涉金大鑫公司相关工商登记中的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正如一审法院在前文证据分析中所述，公安机关尚未对该案侦查终结，相关文书仅为程序性文书，并未得到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确认相关事实。因此，针对本案五矿深圳公司的诉请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结合全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所查明的事实予以裁判。本案中，五矿深圳公司主张王奎林、周冬竹、薛堃等人参与到金大鑫公司相关活动的原因系五矿深圳公司作为金大鑫公司的债权人进行监督金大鑫公司偿还债务，而非作为股东参与日常管理，而金大鑫公司、马坑公司均主张五矿深圳公司系以股东身份参与金大鑫公司的磋商、成立、建设和解困等全过程。从现有证据上分析，五矿深圳公司作为一家具有一定知名度并由上市公司控股的公司，其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管及委托派遣的人员积极参与到另一家公司的相关活动中，从对外公信及常规思维角度看，善意第三人无特殊事由不会对五矿深圳公司作为金大鑫公司发起人的身份产生怀疑。因此，从五矿深圳公司在金大鑫公司成立前后所实施的各种行为，足以让外界认可其股东身份，故即便金大鑫公司在申请工商登记时提交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中五矿深圳公司的盖章与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以及姚子平的签名与其本人签名字迹不一致，也不足以证明五矿深圳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此外，从五矿深圳公司认可的《框架协议书》中也明确载明了五矿深圳公司知晓其所占金大鑫项目股份45%的事实，再结合龙岩市政府及漳平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文件中所体现的五矿深圳公司派员参与金大鑫公司相关事宜的行为进行综合分析，五矿深圳公司在本案中诉称的其不知情其在金大鑫公司中的股东地位以及未参与金大鑫公司日常经营的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故五矿深圳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五矿深圳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金大鑫公司、马坑公司认为应当驳回五矿深圳公司的诉讼请求的辩解，理由充分，应予以采纳。卓鹰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公告费260元，由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另查明：五矿深圳公司对一审认定有异议，凡是有关五矿深圳公司都不是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他的有关事实五矿深圳公司不清楚，不予认定。金大鑫公司、马坑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五矿深圳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1五矿揭阳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2五矿揭阳公司的清算损益表和清算财产分配表、3五矿揭阳公司的章程，来源于五矿揭阳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证明：1.薛堃系五矿揭阳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不是五矿深圳公司的员工，五矿揭阳公司和五矿深圳公司系同等级别的兄弟公司，不是上下级关系。2.五矿揭阳公司系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证据二：承诺函，证明：金大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昆明向五矿深圳公司承认，其私刻了五矿深圳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和姚子平的私章。证据三：涉案平安银行假账户开户提交的全部资料，证明：法院依职权向平安银行调取的涉案假账户开户资料明显与被告二审提交的材料不同。表明平安银行于2011年7月12日，审核刘湘亮等人提交的开户资料，要求手写员工身份证明，责任自担。7月13日开户、7月14日才由分行审批系违规开户，且平安银行存在明显过错。证据四：1平安银行开立对公账户所需的资料和流程图、2《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3《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业务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银办发［2005］13号）、4《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存款账户风险管理的补充通知》（沪银监通【2010】1号），5《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转账、现金支取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11】116号）。证明：企业开立一般户需要的资料包括：营业执照正本原件、法人身份证原件、办公场所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公章私章财务章、占股25%以上所有股东身份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4、根据平安银行的内部规定，其在开立账户后需要由客户经理上门进行尽职调查，尽调要求客户经理在单位门楣或企业视觉标识背景下与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共同入镜合影、在经营办公场所共同合影，并出具尽调报告。平安银行是在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开立涉案账户：平安银行没有按规定在开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五矿深圳公司的基本账户开户行即招商银行深圳泰然支行，导致五矿深圳公司对开立涉案账户不知情；平安银行没有对开户申请书填写的事项和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进行认真审查（没有审核原件；接受早已淘汰使用的橡胶章；让经办人手写“责任自担”承诺书；没有让经办人提供员工的身份证明材料等）；没有对已开立的账户实行年检制度，没有检查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的合规性，没有核实开户资料的真实性。证据五：2008年、2009年、2010年有关扫描仪设备技术研讨会的新闻，证明：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扫描仪设备在商业银行业务中早已广泛被应用，涉案假账户于2011年开立，假账户开立时扫描仪已经在商业银行业务中普及，平安银行作为大型银行必然也有相应配置，按照银行开户的要求以及扫描仪设备的广泛应用，平安银行无法提供五矿深圳公司证照彩色扫描件，表明平安银行在开立虚假账户时根本没有收到五矿深圳公司的开户所需的证照原件。证据六：龙岩至深圳的飞机航班截图，证明：龙岩没有直飞深圳的航班，所以冒用五矿深圳公司名义开立假账户的经办人员刘湘亮、罗芬明显撒谎，其根本不可能当天往返深圳和龙岩。证据七：（2019）最高法民终70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李显河与五矿深圳公司、金大鑫公司、武燕燕、陈昆明等民间借贷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回重审，该案件尚未盖棺定论。五矿深圳公司公章系由谁使用，是否具有代表权或代理权限、五矿深圳公司是否知晓公章刻制情况，是否知晓平安银行账户开立，金大鑫公司设立是否在其他交易中使用过该公章，只有查清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正确的认定。对上述证据，金大鑫公司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在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上签名的“薛堃”二字与薛堃本人在金大鑫账册中的亲笔签名显著不同，存在虚假提交公司注销材料的嫌疑。而且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深圳五矿深圳公司的主张。因为，第一，不管薛堃在五矿深圳公司内部是什么职务，其在龙岩（漳平）就是代表深圳五矿深圳公司，就是深圳五矿深圳公司委派到金大鑫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并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第二，五矿揭阳公司是在2014年1月23日申请注销的，法人资格已经消灭就不能成为用人单位，但本案中薛堃在金大鑫公司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是在2013年6月至2016年1月期间，显然她是深圳五矿深圳公司委派的人员。第二组证据：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陈昆明承认其使用承诺书中的公章和私章与李显河签订了两份借款协议，除此之外没有签署其他文件。第三组证据：对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深圳五矿深圳公司的主张。本案中金大鑫公司提交的平安银行账户的相关开户资料，是管理人持漳平市人民法院的调查令于2020年9月4日到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调取的，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的材料一致，只是加盖的查询章和日期不一致。第四组证据：对证据10.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这只是一个对着电脑屏幕拍照的影像，也不能表明在案涉账户开户的2011年7月平安银行内部有此要求。其他证据10.2-10.5属于人民银行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证据范畴，其中10.4是上海金融监管局发布的文件，对在深圳的平安银行不具有约束力。对该组证据的证明事项有异议，根据金大鑫公司二审提交证据，可以证明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在开立案涉账户时符合人民银行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也尽到了对开户申请人的资料进行核验的义务，还对身份证原件进行了联网核查，深圳五矿深圳公司认为该行在开户时没有审核原件等主张均不能成立。第五组证据：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且不能证明深圳五矿深圳公司的主张。第六组证据：对真实性有异议，龙岩人坐航班到深圳，都是从厦门机场飞到深圳机场，而不是说龙岩本地有直飞航班，因此深圳五矿深圳公司的主张不成立，违反了日常生活常识。第七组证据：对真实性无异议。马坑公司质证认为：五矿深圳公司在二审提交的证据，马坑公司天刚刚收到，对真实性都无法确认。在真实性无法确认基础上，我们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五矿深圳公司提供的第七项证据不予认可，即便薛堃当时是五矿揭阳公司的相关人员，也并不影响薛堃同时参与金大鑫项目，或者作为金大鑫公司人员，法律并没有禁止一个劳动者不能同时具有两个劳动关系。对承诺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九项证据，关于平安银行假账户的一些资料，与金大鑫公司质证意见一致。第十项证据，都属于相关的规章制度，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不予质证。第十一项证据是相关的一个新闻，真实性无法确认，这些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第十二项的证据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有没有航班，跟能不能当天往返，也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核对裁定书原件）对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金大鑫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张兆民走访深圳、东莞部分企业”新闻报道网页、龙岩电视台关于该次走访的新闻报道的视频光盘，证明：2012年3月9日，龙岩市政府张兆民市长一行拜访五矿深圳公司，与该公司总经理王奎林等高管座谈，双方就推进五矿深圳公司在岩投资项目进行了深入友好的座谈，王奎林表示五矿深圳公司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积极服务老区经济发展。证据二、龙岩电视台新闻报道的截图页，证明：2012年3月9日在五矿深圳公司召开的座谈会，一方为张兆民市长一行（代表招商引资的政府方），另一方为王奎林、周冬竹和陈昆明（代表金大鑫公司的投资方）。由此可见，王奎林、周冬竹知道五矿深圳公司在岩投资项目（即金大鑫项目建设）。证据三、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漳平现代装备制造业特钢铸造基地建设专题会议纪要》（[2012]85号），证明：2012年6月7日，龙岩市政府温锡浩副市长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漳平市现代装备制造业特钢铸造基地（即金大鑫项目建设现场）调研，并召开了专题会议。会上要求卓鹰卓龙公司要尽快拼盘资金，抓紧与五矿集团、马坑公司沟通，商定项目建设资金同步到位方案并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确保各方资金如期到位。证据四、漳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装备制造业特钢铸造基地项目建设专题会议的纪要》（[2012]83号），证明：2012年8月28日，漳平市政府马勇副市长主持召开加快推进现代装备制造业特钢铸造基地项目建设专题会议。会议议定成立联合指挥部，其中五矿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周冬竹任副总指挥，五矿深圳公司项目部副经理刘骁、张云轩为联合指挥部成员。五矿深圳公司委派其工作人员刘骁、张云轩作为项目业主代表参加了会议。证据五、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金大鑫建设项目和卓鹰卓龙土地出让开发问题专题会议纪要》（[2013]78号），证明：2013年6月13日，龙岩市政府赖继秋副市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有关金大鑫建设项目和卓鹰卓龙土地出让开发问题。五矿深圳公司的王奎林、周冬竹、傅军年、薛堃、张云轩作为项目业主代表参加了会议。证据六、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金大鑫股权和资金本问题专题会议纪要》（[2013]126号），证明：2013年8月20日，龙岩市政府赖继秋副市长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有关金大鑫公司股权和注册资本金问题。会议要求漳平市政府督促金大鑫公司各股东尽快筹措资金，确保注册资本金按时到位。五矿深圳公司委派薛堃、张云轩作为项目业主代表参加了会议。证据七、2017年5月16日对王奎林的调查笔录，证明：在李显河与五矿深圳公司、金大鑫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6日传唤王奎林到庭进行询问，并做了调查笔录。该次笔录的主要内容为：1.王奎林对其本人、周冬竹、傅军年、薛堃、张云轩、刘骁在五矿深圳公司的任职身份的说明。2.王奎林认可其参加了[2013]78号文的会议。3.王奎林承认其在2012年中期知道金大鑫公司成立。4.王奎林承认其在政府的框架协议上签名盖章过。5.王奎林于2012年中期知道五矿深圳公司在金大鑫公司占了45%的股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证据八、五矿深圳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地税、税务登记证（国税）、证明、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协议、单位开户申请书、姚子平身份证复印件、刘湘亮身份证复印件、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证明：2011年7月13日，刘湘亮、罗芬凭着五矿深圳公司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材料原件和印章，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办理了开户手续。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的工作人员对相关开户所需材料的原件进行了核对确认。证据九、刘湘亮、罗芬调查笔录，证明：李显河与五矿深圳公司、金大鑫公司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3日传唤刘湘亮、罗芬到庭进行询问，并做了调查笔录。根据刘湘亮、罗芬的证言，2011年7月13日，她们二人到了五矿深圳公司的办公室，由五矿深圳公司人员向她们提供了一整袋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材料原件和印章，由她们到深圳五矿楼下的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办理了开户手续。证据十、张云轩于2013年6月、2013年9月、2014年1月、2014年3月、2014年4月、2014年5月、2014年6月在金大鑫公司的费用报销单、动（火）车票、银行转账回单等。证明：张云轩系五矿深圳公司派往金大鑫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工作发生的相关费用在金大鑫公司报销的事实。证据十一、2014年12月11日费用报销单（审计费）、辰星会计师事务所于2014年12月10日开具的审计费发票。证明：辰星会计师事务所于2014年12月10日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闽辰所专审字[2014]第154号）的审计费1万元在金大鑫公司报销，该次审计事务是薛堃一个人亲自经办和支付费用的。证据十二、金大鑫公司2014年8月、9月、10月工资发放清单，证明：薛堃系五矿深圳公司派往金大鑫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在金大鑫公司领取工资的事实。五矿深圳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1、新闻报道网页，无原件，网页截图未经证据固化，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金大鑫公司的注册登记文件系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视听资料，为网上视频（红土地视频网），自行下载，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来源不合法，且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金大鑫公司注册登记文件系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奎林亦对视频中解说词不认可，因为张兆民市长并非专程就金大鑫项目到深圳与五矿深圳公司进行会谈，而是到深圳、东莞访问参观知名企业，顺便走访五矿深圳公司，五矿深圳公司只是礼节性接待，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会谈。该视听资料从头至尾都没有提及五矿深圳公司与金大鑫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提及金大鑫项目，五矿深圳公司对金大鑫公司亦不知情。对证据二，对该份证据的表面真实性认可，对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金大鑫公司仅凭一张视频截图，并不能得出其主张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首先，该会议纪要没有原件；其次，五矿深圳公司没有派人参加该次会议，从未认可该会议纪要内容，对该会议纪要完全不知情；再次，该会议纪要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不能证明金大鑫公司的注册登记文件系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该会议纪要没有原件；其次，五矿深圳公司没有派人参加该次会议，从未认可该会议纪要内容，对该会议纪要完全不知情，更未派人参加联合指挥部；再次，该会议纪要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不能证明金大鑫公司的注册登记文件系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五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虽然五矿深圳公司使用自己真实印章于2013年2月与龙岩市政府签署了《框架协议》，准备接手卓鹰、卓龙公司的原土地开发项目，但实际于2013年6月退出该项目，转交由美伦公司接手，因此五矿深圳公司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目的是为了解和衔接美伦公司接手土地项目开发事宜，但五矿深圳公司并未认可该次会议纪要的内容；其次，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金大鑫公司的注册登记文件系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首先，该会议纪要没有原件；其次，五矿深圳公司没有派人参加该次会议，从未认可该会议纪要内容，对该会议纪要完全不知情；再次，该会议纪要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不能证明金大鑫公司的注册登记文件系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七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王奎林并不是五矿深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奎林于2012年7月知道金大鑫公司的存在，知道陈昆明以五矿深圳公司名义在金大鑫公司占了45%股份（陈昆明承认这都是假的），并不等于五矿深圳公司此时知道金大鑫公司的存在，更不等于五矿深圳公司认可金大鑫公司的股东身份，五矿深圳公司从未追认或确认金大鑫公司的股东身份；其次，五矿深圳公司仅使用真实印章于2013年2月签署过一份《框架协议》，这仅仅是一份投资意向书，且没有实际履行，因此五矿深圳公司并不知晓金大鑫公司的设立；再次，王奎林从不知道陈昆明以假印章、假签名、假账户注资方式将五矿深圳公司注册为金大鑫公司的股东，王奎林从未认可陈昆明使用假印章、假签名、假账户；王奎林的调查笔录反倒证明金大鑫公司的注册登记文件不是五矿深圳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八的来源、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与福建高院从平安银行调取的开户资料不一致，缺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7月14日的盖章。1、该证据来源不明，平安银行的印章无法确认真实性。另外，该组证据中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证照上的五矿深圳公司印章为虚假，且该等证照均为复印件（五矿深圳公司与陈昆明的卓鹰公司、鸿裕公司有多年大量业务往来，双方之间大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银行汇票，因此陈昆明的公司存有五矿深圳公司的证照复印件是很正常的），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平安银行在该等复印件上加盖“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条形章明显与事实不符，因为陈昆明手下两个女会计刘湘亮和罗芬根本不可能得到和提供这些证照的原件（锁在五矿深圳公司财务室保险柜里，由专人保管，借用手续审批严格，五矿深圳公司内部从没有人申请同时借用过这六个证照），其只能利用这些复印件上加盖假章，通过平安银行内部熟人关系来违规开户（见王奎林在福建高院的笔录）。最重要的是，在李显河案件中，平安银行根本无法向法院和公安机关提供任何有关开户的视频、音频、原件扫描件等资料，以证明其确实审核过这些证照的原件及这些证照原件具有真实性。由于刘湘亮系通过平安银行内部熟人关系违规操作得以开立了虚假账户，因此，为掩饰过错，平安银行在事发多年后向法院提供了其自行加盖内部人员名章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条形章，企图证明其履行了严格审核义务，然而其根本无法举证证明其确实审核和扫描留存了这些证照原件的原件，否则绝无可能导致开立了虚假账户。2、该组证据中的五矿深圳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子平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的印证为虚假，并且刘湘亮提供给平安银行的姚子平身份证肯定为复印件，这是因为姚子平虽然是五矿深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主要身份是中国五矿集团的总裁助理和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其平时在北京办公，不在深圳，其身份证随身携带，因此刘湘亮与罗芬不可能得姚子平的身份证原件。平安银行在姚子平身份证复印件上加盖“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条形章中，并未加盖两位经办人的名章（张宇玲、黄庆霞），而是由客户经理胡地乔一个人在旁边进行了手写签名，这种做法与平安银行对刘湘亮身份证原件的核实程序明显不同，说明平安银行根本没有正常审核姚子平的身份证原件；并且，经过公安机关对平安银行工作人员张宇玲的询问，她答复她本人没有对姚子平的身份证进行联网核查，可见平安银行提供的“已联网核查一致、核查人签章：张宇玲”明显虚假；3、该组证据中的授权委托书上五矿深圳公司印章和姚子平人名章均为虚假，并无姚子平本人的签名，而授权委托书一般是需要本人签字的，仅凭人名章是无法确认是否是本人签名的。平安银行竟然接受没有姚子平本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并且未与姚子平本人进行核实，没有根据《单位开户申请书》上留的五矿深圳公司电话和姚子平的电话（二者相同，均为五矿深圳公司前台电话）进行电话核实，导致刘湘亮得以冒名开立虚假账户；4、该组证据中的刘湘亮与罗芬的员工身份证明上的五矿深圳公司印章为虚假，且内容亦为虚假，因为刘湘亮与罗芬根本不是五矿深圳公司的员工，所加盖的印章为虚假，而平安银行竟然接受该虚假的身份证明，明显存在过错。平安银行没有要求刘湘亮与罗芬提供其系五矿深圳公司员工的身份证明文件（如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记录、五矿标识员工卡等）不符合开户条件，而竟然要求刘湘亮在现场手写一份其二人系五矿深圳公司员工的自我证明（且未写职务），并现场加盖虚假印章，没有履行真实性审查责任，导致刘湘亮和罗芬得以冒名开立虚假账户；5、（1）该组证据中的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协议上的五矿深圳公司印章为虚假,且协议对方为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却没有在该账户管理协议上盖章，协议形式上并不完备，缺少成立的要件，在这种情况下，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居然为其办理了开户手续，明显违法;（2）开户申请书上的五矿深圳公司印章和姚子平人名章均为虚假，且开户银行名称为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但实际上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于2011年7月13日就为刘湘亮办理了开户（见一审证据该账户银行流水单），而7月14日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才予批准（见五矿深圳公司提供的关于该开户开立的相关证据），可见，在开户行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进行了违规开户。并且，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没有对开户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刘湘亮提交的开户申请书中，单位联系电话座机和法定代表人姚子平的联系电话写的均是五矿深圳公司的前台电话0755-215×****，但是平安银行却从没有给这个座机打过电话，从未向五矿深圳公司进行过任何核实！另外，开户申请书中财务主管和财务人员的手机号码分别写的是刘湘亮和罗芬的手机号码，而该两电话号码并非深圳本地号码，而系龙岩地区的电话号码，平安银行只要打过一次这两个号码就会发现疑问，一家深圳大型国企的两名财务人员的电话怎么可能是龙岩的电话？以上种种疑团，只能表明两位女财务人员在来办理开户之前就已经与平安银行取得了默契，明知平安银行不会进行严格审查。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未经福建高院质证。刘湘亮和罗芬系犯罪嫌疑人，其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员工，在福建省高院的调查中进行虚假陈述。具体如下：1、根据陈昆明的口供，该两人事先按照平安银行提供的开户清单进行了开户所需资料的准备，第二天携带了开户所需的所有手续和资料到平安银行办理开户，两人携带了所有资料回龙岩。根据该二人的笔录，到了现场后，因提供的文件资料及印章仍不能满足银行的监管规范，二人便当场按平安银行的要求手写了员工身份证明和橡胶章责任自担承诺（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12日）。平安银行于7月13日为其办理了开户申请（见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协议和开户申请书上的落款日期），而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审批是7月14日。可见，刘湘亮和罗芬向法院供述其自己没有带资料去开户，把资料交给五矿深圳公司，系明显说谎。2、在福建省高院的调查笔录中，两人明显串供。刘湘亮陈述是“我们是最早的飞机过去深圳，八点多到五矿…当天三点多的飞机我们就飞回来”。而事实是，龙岩根本没有直飞深圳的航班，即使是最早一班机，到深圳机场也已是下午4点多，其根本不可能当天早上八点多（五矿还没有开门办公）就到五矿深圳公司办公室，更不可能当天办理开户，更不可能当天下午三点多的飞机回龙岩（没有直航，没有该次航班），其明显说谎，向法院虚假陈述。3、在福建省高院的调查笔录中，刘湘亮陈述“不清楚联系人…好像有一个人拿材料进来给我们”，罗芬陈述“还的时候我有点记不清楚了，不知道是交给某人还是直接放在桌上”。作为专业的财务人员肯定深知开户所需的这些证件的重要性，但从刘湘亮和罗芬的口述看，他们既不清楚交接材料的对方是谁，也没有查看交接的材料有哪些，是否包含了开户所需的全部资料，归还时也没有慎重对待，其不能证明从何人手中得到了五矿深圳公司的证照原件，两人的言辞躲躲闪闪，毫无确凿的事实依据，证词明显虚假。4、罗芬将虚假账户的U盾交给五矿深圳公司派去追债的薛堃，是在陈昆明向五矿深圳公司出具《承诺函》、交出了其用于虚假开户的公章、财务章、人名章之后，安排罗芬将其保管的虚假账户的U盾交还给薛堃处理。证据十的第一页有更改，对于这个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知道这到底是卓鹰公司的，还是金大鑫公司的，对于薛堃的签名，我们也无法确认。关于这些火车票我刚才已经向法庭陈述了关于薛堃的身份，是五矿委派到金大鑫公司进行追债的同时，按照五矿的要求，他要监督金大鑫公司的有关资金使用。有的时候会在龙岩呆的时间比较长，他来回往返等一些车票，可能会交给金大鑫公司报销。但是并不等于他参与了金大鑫公司的管理，也不等于他就是金大鑫公司的财务总监。经向薛堃核实，且他本人表述，因为他有监督金大鑫公司的有关资金的使用。所以金大鑫公司一些费用的支出会由他来核实。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进行签字的时候，他不知道在哪里签，只能选择，有的时候是在复核那里签，有的是在监督那里签字。而他本人的身份并没有在金大鑫公司从事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他也从来没被金大鑫公司任命为财务总监，金大鑫公司的资金运作他并不清楚，只是费用支出方面，他要求我经过他的同意，因为当时金大鑫公司的资金已经陷入了困境。对这个车票请求核对原件，对于第一个费用报销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这上面也是写的是卓鹰公司的费用报销单据。并且这是否是张玉倩本人的签名，我们无法确认。（核对车票原件）对证据十的费用报销单第一张不予认可，上面有卓鹰公司手改。是否是在金大鑫公司也不能确认。对车票的真实性认可。据我本人跟薛堃的调查核实，他是说他来回跑，费用比较高。因为陈昆明的公司欠五矿的钱，所以他说他自行找陈昆明的公司进行报销，认为也是合理的。所以他的一些差旅费有可能会在金大鑫报销。但是这不等于他在金大鑫有身份。作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承担一些费用，也是正常的。第二份报销单经办人张林轩，领款人张欣欣，不能确认真实性。第三个报销费用报销单是张云轩的费用，报销单写的是现金付讫，但是后边是一个银行转出账户，对应不上的，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下一份费用报销单是过路、过桥费，都是2014年发生的，是现金付讫，但是付款人却是陈思思，是个人付款，没法确认这个的真实性。跟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对下一个费用报销单据也是同样的质证意见。首先我们对这真实性没办法确认，然后另外一个如果有，就是我们作为债权人，这几个人他也没经过五矿的同意。我问的是他们个人自己找他们报销的。所以五矿对这个情况也不清楚。他们在这发生的一些费用就找了找陈昆明给报销。因为他认为追债时发生费用，找他报销是应该的。而且这些日期都发生在2014年，跟本案金大鑫公司的注册成立都没有任何关系。并且五矿深圳公司也没有派他们在金大鑫公司任职。所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最后3个工资发放单。我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我专门去找薛堃进行了核实。他说，是当时手下的员工，陈昆明都是可以控制的，在当时金大鑫公司已经陷入了困境，他账户的资金非常有限。为了留守这些员工的资金生活费用有来源，借用薛堃的身份证开了一个账户。日常的一些生活的费用，比如说员工的买菜，他们有个食堂买菜买米买面，要进行这个资金使用的时候，他们借用薛堃的身份证开银行账户，然后花的时候，再由他们的出纳从这里面支取账户。薛堃没有实际控制这张银行卡工资发放，里面的资金是金大鑫留守人员的日常生活费用从里面支出，薛堃也没有经手所以这些都跟本案没有直接关联。马坑公司质证认为：对金大鑫公司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马坑公司在收到该组证据的时候，也特意去查了一下深圳五矿在福建龙岩除了金大鑫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投资，发现确实是没有，所以由此可以倒推出来就是深圳五矿。虽然在报道里面没有提到金大鑫项目，但从这个报道的行文和内容来看，是龙岩的领导到深圳去拜访五矿，同时就在岩的投资项目进行洽谈协商。五矿在岩的投资、洽谈项目只有金大鑫，在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补充一点，原来一审针对薛堃身份的，当事人说是五矿深圳公司工作人员，现在又说是五矿揭阳公司的工作人员，五矿深圳公司对身份有两种说法，应该采用第一次说明。马坑公司、卓鹰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五矿深圳公司与金大鑫公司提交的证据，二审认定以下事实：2012年3月9日，龙岩市政府张兆民市长一行拜访五矿深圳公司，与该公司总经理王奎林、周冬竹等高管座谈，就推进五矿深圳公司在岩投资项目进行深入座谈。王奎林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李显河与五矿深圳公司、金大鑫公司等人借款纠纷一案中出庭作证，王奎林认可其参加了2013年6月13日龙岩市政府召开的关于金大鑫建设项目和卓鹰卓龙土地出让开发问题专题会议；其在2012年中期已经知道金大鑫公司成立并占45%的股份，在2013年9月已经知道陈昆明以五矿深圳公司名义在平安银行开设账户。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期间，张云轩将其在金大鑫公司工作发生的相关费用在金大鑫公司报销，2014年期间，薛堃作为金大鑫公司的财务总监在相关的报销凭证上签字并领取了工资。再查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李显河与金大鑫公司、五矿深圳公司等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闽民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后，五矿深圳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70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2020年6月22日，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881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对金大鑫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五矿深圳公司请求确认金大鑫公司2010年11月30日提交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无效的请求是否成立？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有责任向法院提交证据，因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五矿深圳公司向一审提交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的相关立案及鉴定通知书以此证明其在涉金大鑫公司相关工商登记中的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公安机关尚未对该案侦查终结，相关文书仅为程序性文书，并未得到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确认相关事实。因此，针对本案五矿深圳公司的诉请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结合全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所查明的事实予以裁判。本案中，五矿深圳公司主张王奎林、周冬竹、薛堃等人参与到金大鑫公司相关活动的原因系五矿深圳公司作为金大鑫公司的债权人进行监督金大鑫公司偿还债务，而非作为股东参与日常管理，而金大鑫公司、马坑公司均主张五矿深圳公司系以股东身份参与金大鑫公司的磋商、成立、建设和解困等全过程。五矿深圳公司作为一家具有一定知名度并由上市公司控股的公司，其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管及委托派遣的人员积极参与到另一家公司的相关活动中，从对外公信及常规思维角度看，善意第三人无特殊事由不会对五矿深圳公司作为金大鑫公司发起人的身份产生怀疑。金大鑫公司在2010年12月29日登记设立之时，确实不能体现五矿深圳公司成为金大鑫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先后担任五矿深圳公司的经理、董事长的王奎林于2012年就已经知道金大鑫公司成立及五矿深圳公司占金大鑫公司45%的股份，于2013年已知晓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新开户的情况，对于上述事实，却长期不提出异议，反而在2012年3月9日，其与周冬竹等高管在五矿深圳公司接待龙岩市政府张兆民市长一行，商谈五矿深圳公司在岩投资项目；于2013年2月1日与卓鹰公司（乙方）、龙岩卓龙钢铁有限公司（乙方）、龙岩市人民政府（丙方）签订了《卓鹰卓龙土地开发与金大鑫项目建设框架协议书》并加盖五矿深圳公司公章，在该框架协议上确认五矿深圳公司牵头实施金大鑫项目，并占金大鑫项目45%股份；于2013年6月13日参加龙岩市政府召开的关于金大鑫建设项目和卓鹰卓龙土地出让开发问题专题会议；于2014年10月15日，其作为金大鑫公司股东代表与漳平市政府副市长等人在漳平市召开座谈会就针对金大鑫公司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所面临的问题及下步工作事宜展开商讨等等。王奎林虽然不是五矿深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一直作为五矿深圳公司的核心人员，掌握五矿深圳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上述行为均应认定为履行五矿深圳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均就由五矿深圳公司承担。前述行为均为王奎林代表五矿深圳公司以金大鑫项目投资主体、金大鑫公司股东身份参与金大鑫公司的经营活动。五矿深圳公司上诉主张，其不知情其在金大鑫公司中的股东地位以及未参与金大鑫公司日常经营的主张，明显不符合常理，故五矿深圳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认定。二审诉讼过程中，五矿深圳公司以等待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2020）闽民初207号案下判以及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查清事实为由申请中止审理本案。本院认为，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闽民初207号案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的处理并不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的刑事侦查结果，亦不影响本案的认定处理。对五矿深圳公司的中止审理申请，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五矿深圳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卓鹰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五矿深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 判 长 郑国柱审 判 员 陈水柏审 判 员 李馀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 邹 晖书 记 员 翁晓芸附主要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