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再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方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西上庄办事处窑坡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牛雷鸣，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煜，山西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莲，山西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晋城市中和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凤台西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王宏亮，任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晋城市方舟创园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晋，住所地晋城市城区凤台西街**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张璐璐，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晔，山西华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晋城市中和工贸有限公司（简称中和工贸）诉被告山西方舟数码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1月10日变更名称为山西方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方舟数字）及一审发回重审后追加的第三人晋城市方舟创园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创园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判决后，被告方舟数字提出上诉，本院二审发回重审。晋城市城区法院重审判决后，方舟数字又提出上诉，本院二审以（2018）晋05民终1085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方舟数字仍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9）晋民申154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方舟数字的法定代表人牛雷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煜、张晓莲，被申请人中和工贸的法定代表人王宏亮，被申请人创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舟数字再审请求：撤销终审判决，驳回中和工贸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创园公司履行承租人义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与中和工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是创园公司而不是申请人方舟数字，因为申请人与中和工贸签订合同是为筹备创园公司，并未实际履行，2014年4月14日创园公司成立后就与中和工贸补签了10年合同，创园公司才是实际的承租人。已交租金也是创园公司交付的，分租给其他小商户并收取利益的也是创园公司，中和工贸应向创园公司主张租金，与申请人无关；2.生效判决以方舟数字与创园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牛雷鸣，而不考虑房屋由创园公司占有使用的实际情况，就认为两公司混同，此认定错误，两公司具有独立的办公场所、财务、人员，并不存在混同；3.2015年6月1日以后，王宏亮是创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和工贸在明知涉案房屋由创园公司占有使用的情况下对申请人提起诉讼，是恶意诉讼侵夺申请人财产，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承担申请人的损失。二、原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导致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和第一百一十二条判决申请人承担责任错误。被申请人中和工贸再审当庭口头答辩，庭后提交答辩状，要求驳回再审申请，维持原判。理由：一、中和工贸将房屋交付给方舟数字派出的牛某2负责的管理团队，故方舟数字是房屋的承租人。1.因为2014年3月1日创园公司还未成立，没有民事行为能力；2.成立创园公司时，工商备案的合同并非2014年3月4日的合同，而是中和工贸与牛雷鸣个人签订的合同，故2014年3月4日的合同是履行合同；3.中和工贸与牛雷鸣个人签订的合同，是牛雷鸣为了申领政府补贴成立新公司而签订的，但审核时因3年时间太短，中和工贸又应牛雷鸣的要求补签了10年合同，此两份合同均未实际履行。二、股权变更前的创园公司是受方舟数字控制申领政府补贴的工具，代表的是方舟数字的意志，方舟数字通过创园公司账户支付租金，并不能改变方舟数字实际承租人的事实；三、由于方舟数字经营不善形成违约，但已预收了商户租金，为维护商户利益，中和工贸同意与方舟数字协商，达成了方舟数字将创园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给王宏亮及指定人员、2015年5月31日之前的房租由方舟数字承担的协议；四、由于本案履行的是中和工贸与方舟数字签订的合同，故股权转让对合同履行并无影响，且新旧股东并未实际交接债权债务。被申请人创园公司当庭口头答辩，庭后提交答辩状，以与中和工贸基本相同的理由要求驳回再审申请，维持原判。其还特别强调，创园公司股权变更时并未移交债权债务和原始凭证，创园公司并不存在应付中和工贸170万元的问题，2015年6月12日科目移交表中的数据并不真实，只是作为新股东重新起账及纳税申报的依据；方舟数字主张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二条，缺乏适用前提，因为中和工贸并未请求新公司即创园公司承担其成立以前的责任，而是请求发起人方舟数字承担责任。中和工贸一审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方舟数字立即向原告支付房租费、物业费和空调费共计2176839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3月4日，原、被告签订《房产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市区凤台西街1665号的一幢写字楼，建筑面积为5180平方米（包括附属于该写字楼周边的整个设施），出租给被告使用；租期为3年，从2014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每年租金为210万元；以转账方式两次支付第一年度的租金给原告（2014年5月31日前支付100万元，2014年12月31日前支付110万元），即210万元，后两年度租金每年3月31日前支付110万元，12月31前支付100万元。就上述房产原告于2012年10月15日与晋城市科技局签订有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2年10月15日至2015年10月15日，每年租金210万元；于2014年3月1日与创园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4年3月1日至2024年2月28日，每年租金210万元。另查明，创园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4日，方舟数字持有该公司股权10%，牛雷鸣（持有方舟数字公司94%股权，任方舟数字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持有股权90%，牛雷鸣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6月1日，创园公司变更股权为王宏亮持股65%，张璐璐持股35%。2014年4月1日起，创园公司将上述房产分租给晋城市计信软件开发有限公司等商户，并分三次付给原告房租共计5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从被告公司员工证人牛某2的证言和2014年3月1日开始创园公司向其他商户进行分租并收取租金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自2014年3月1日就履行了交付租赁物的义务，虽然原告分别与创园公司和被告方舟数字均签订有租赁合同，且租赁时间均从2014年3月1日开始，但当时创园公司尚未在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不具有接收房屋的民事行为能力。所以，以上二主体中实际接收房屋的只能是被告方舟数字。同时，从原、被告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及约定的租赁期间来看，双方于2014年3月4日签订租赁合同，而约定的租赁时间却是从2014年3月1日开始，从常理判断，可以说明在合同签订之前的2014年3月1日被告已经实际占有、支配涉案房屋，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且从2014年3月1日开始实际履行。而牛雷鸣分别作为方舟数字、创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同一时间、针对同一租赁物，与原告签订了租赁合同，结合原告与方舟数字和创园公司签订的两份房产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租赁期间、公司成立时间、标的、两个承租人的股权结构和法定代表人情况，可以认定创园公司在股权变更之前，实质上并未独立于被告方舟数字，原告系于2014年3月1日将涉案房屋移交给了被告方舟数字，之后被告方舟数字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创园公司将涉案房屋出租，直至创园公司股权变更之日。以上认定与第三人创园公司的陈述相一致。故原告主张被告方舟数字承担截至2015年5月31日的剩余租金共207.5万元，予以支持。原告主张2015年5月31日至2015年10月31日被告所欠房租、物业费、空调费共101839元，被告不予认可，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占用房屋第四层至2015年10月31日，故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方舟数码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内支付原告晋城市中和工贸有限公司租金207.5万元。二、驳回原告晋城市中和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215元，由被告山西方舟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承担23082元，原告晋城市中和工贸有限公司承担1133元。方舟数字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中和工贸的诉讼请求，或改判由被上诉人创园公司承担支付房屋租金的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二审认为，其一，两份合同载明，被上诉人中和工贸和上诉人创园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3月1日，被上诉人中和工贸与上诉人方舟数字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3月4日。因中和工贸与方舟数字合同签订的时间在后，故应以中和工贸和方舟数字签订的合同为准。虽然被上诉人创园公司称其与中和工贸签订合同的时间实为2014年4月14日之补签，但补签的时间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反映和体现，而且合同签订时间作为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诉人应当充分意识到将合同签订时间前移的风险和后果。据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中和工贸所签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为上诉人方舟数字，方舟数字应当承担交付租金的义务。上诉人虽提交有其他证据欲证明义务履行一方应为创园公司，但其证明力均小于合同的证明力，不予采信。此外，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中和工贸未按合同约定将房屋交付给上诉人使用，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方舟数字的法定代表人与被上诉人创园公司时任的法定代表人均是牛雷鸣，不论涉案房屋移交给方舟数字还是创园公司，都不影响作为房屋租赁合同相对方即上诉人对租赁物的使用，故上诉人所称的房屋未移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山西方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00元，由上诉人山西方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申1549号指令再审民事裁定在梳理了本案时间脉络之后，要求进一步查实以下几点对确定合同履行主体、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及责任均有影响的事实：1.创园公司2015年6月12日科目明细移交表中“其他应付款”项下有应付中和公司的170万元，王宏亮在该表上亲笔签字；2.创园公司作为山西省中小企业创业基地，有资格申请政府补贴的创业基地建设资金，并在王宏亮、张璐璐接受股权以后申请到位；3.创园公司一直对租赁物进行管理、转租、收取及缴纳租赁费、物业费等；4.牛雷鸣时期的创园公司在承租案涉房屋后向中和公司交纳了55万元租金，剩余租金未交。本院再审查明，案涉租赁物晋城市城区凤台西街1665号写字楼一栋，产权人系泽州县周村镇苇町村村民委员会，2005年出租给本案被申请人即一审原告中和工贸使用，期限15年，年租金25万元。2012年10月15日，中和工贸将案涉房屋转租给晋城市科技局，租期3年，年租金210万元。该租赁物用于晋城市科技局科技孵化项目，由市科技局免费提供给多家科技孵化企业办公。2014年，中和工贸又签订了本案涉及的三份合同，分别是：2014年3月1日与创园公司签订的合同，租期为2014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3年，年租金210万元，合同上创园公司一方只有牛雷鸣个人签字，并有租赁物所有人村委盖章同意转租；2014年3月4日与方舟数字签订的合同，租期、租金同上；2014年4月14日之后与创园公司签订的合同，租期为2014年3月1日至2024年2月28日10年，年租金同上，但时间倒签为2014年3月1日，合同上也有租赁物所有人村委盖章同意转租。创园公司登记注册成立于2014年4月14日，股权结构为申请人方舟数字出资50万元占股10%，方舟数字的法定代表人牛雷鸣出资450万元占股90%，牛雷鸣同时任创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创园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但牛雷鸣自述实际出资不足，创园公司除了接手晋城市科技局对租赁物进行装修及购买的一些资产外，自己也有几十万元的投资，因章程规定是认缴，20年内出资到位即可。2014年，市科技局决定将科技孵化项目委托其他企业托管，并协调方舟数字法定代表人牛雷鸣成立了创园公司从事运营工作。2014年4月14日创园公司注册登记，4月下旬，市科技局组织入住企业开会，决定不再免费提供场地，而是从当年3月1日起优惠收取租金。于是，继续留驻的晋城市华美瑞泽新材料有限公司、山西伍博士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即与创园公司补签了从2014年3月1日起的租赁合同。2015年5月29日，创园公司原股东牛雷鸣作为转让方与中和工贸法定代表人王宏亮及其指定的张璐璐作为受让方、原股东方舟数字作为转让方与张璐璐作为受让方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牛雷鸣将其持有的创园公司450万元股权（连同相关的债权债务），分别转让给王宏亮325万元、张璐璐125万元，方舟数字将其持有的创园公司50万元股权（连同相关的债权债务）转让给张璐璐。转让后，王宏亮持有创园公司325万元股权，张璐璐持有创园公司175万元股权，经创园公司股东会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免去牛雷鸣创园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王宏亮为创园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并于2015年6月1日在工商机关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但“股权转让协议”上并未对转让股权进行作价，受让方也并未实际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双方均认可是“零价转让”。2015年6月12日、13日，创园公司财务人员与新股东王宏亮就创园公司的证件、文件、固定资产、财务资料等进行了交接，创园公司“科目明细移交表”中“其他应付款”项下，显示应付中和工贸170万元，王宏亮在接收人处签字。诉讼中牛雷鸣称此170万元就是创园公司欠付中和工贸的房屋租金。创园公司股权转让前，先后两次并通过晋城市财政局一次，三次共支付中和工贸租金55万元。2015年后半年，创园公司多次申报“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项目资金”，相关填报表均将创园公司的相关情况从2014年4月成立时如实填报，对孵化器的经营情况是从2012年10月晋城市科技局开始如实填报，并在2016年陆续申请到财政补贴资金260余万元。而股权转让前，创园公司申请到财政补贴仅10万元，牛雷鸣陈述已经投资到该公司的经营中。2016年8月，中和工贸诉讼在案，主张按照2014年3月4日的租赁合同，方舟数字应向其支付2015年5月底以前的租金及物业费等费用。经两级法院四次审理，生效判决判令方舟数字向中和工贸支付租金207.5万元。针对方舟数字的再审请求，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涉案租赁合同哪一份得到实际履行；2.牛雷鸣与王宏亮进行股权转让时是否对欠付租金有过明确约定及债权债务是否交接。对此，本院再审查明和认定如下：（一）关于涉案租赁合同哪一份得到实际履行问题如查明事实中所述，就本案租赁物，在诉讼中共出现了4份合同。中和工贸主张得到履行的是2014年3月4日与方舟数字签订的合同，理由是3月1日方舟数字就派出了以牛某2为代表的管理团队，开始接收租赁物，并将租赁物转租给各入住商户、收取租金；另两份分别与牛雷鸣个人及与创园公司签订的合同均是出租方为了配合方舟数字获取财政补贴，与市科技局的合同已经解除。方舟数字主张，得到履行的是2014年4月14日创园公司成立后与中和工贸倒签为3月1日的合同，中和工贸从来没有交付给方舟数字租赁物，牛某2与商户签订合同代表的是创园公司而不是方舟数字；3月4日的合同是为了注册成立创园公司签订的，但工商机关要求提交新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合同，才又签订了由牛雷鸣个人签字的合同，只是由于疏忽没有收回3月4日的合同，两份合同均是为工商登记所用；市科技局的合同并没有解除，而是被创园公司的10年合同所取代。对于哪份合同得到履行这一问题十分关键，直接决定着方舟数字是否应该支付剩余租金。本院认为，本案得到履行的合同应为4月14日后倒签为3月1日的那一份，即中和工贸与创园公司签订的10年合同。理由如下：1.4月14日合同与晋城市科技局于2012年10月15日与中和工贸签订的合同，标的物、租金完全一致，晋城市科技局2018年在本案终审期间对本院调取证据的回函称“位于凤台西街1665号的科技孵化器系我局于2013年投资建设，2014年5月由我局原任局长王仁庆同志委托晋城市方舟创园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而创园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这说明，创园公司的成立就是为了接手科技孵化器；从中和工贸与晋城市科技局2012年10月15日的3年合同未到期就不再履行、而4月14日合同完全使用的是前述文本来看，4月14日合同中创园公司也无疑是取代了晋城市科技局的主体地位继续租用原租赁物，前述山西伍博士科技有限公司等入住商户也证明了2014年4月下旬市科技局召集商户开会要求从3月1日开始交租金的事实，这与牛某2代表创园公司与各商户签订3月1日租赁合同（实际也是倒签）的事实相吻合。2.4月14日创园公司成立后与中和工贸倒签为3月1日的租赁合同，表明中和工贸对合同相对方为创园公司这一事实也是认可的，这是出租方中和工贸对创园公司合同主体资格的追认，否则中和工贸不应配合创园公司倒签日期；既然中和工贸认可了创园公司从3月1日起的主体资格，那对创园公司从3月1日将房屋出租给入住商户这一事实也就没有不认可的理由。3.牛某2签字转租给各商户的合同落款盖章都是创园公司，收取租金的也都是创园公司而不是方舟数字，证明牛某2是代表创园公司在出租房屋；中和工贸主张2014年3月1日创园公司尚未成立，牛某2只能是代表方舟数字出租房屋，其理由是牛某2在一审法院重审时的出庭证言，牛某2称“我是2014年3月到创园公司聘请做相应管理的，在2015年6月创园公司的工作移交之后，到了被告公司（方舟数字）工作”。对此，本院认为，方舟数字从2014年3月着手筹备成立创园公司，以新公司的名义做公司成立前的准备工作，是任何一个市场主体成立前的通常过程，也符合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不能以牛某2后来加入方舟数字就认为其当初就是代表方舟数字。4.已经交付给中和工贸的3笔租金共55万元，两笔是创园公司直接支付的，一笔是通过市财政局支付的（银行凭证摘要备注为“下属单位房租”），没有方舟数字支付租金的事实存在，中和工贸主张是方舟数字通过创园公司支付的租金，没有证据和依据。至于2014年3月4日方舟数字与中和工贸签订的合同，以及2014年3月1日牛雷鸣以创园公司名义签订但个人签字的合同，该两份合同的产生原因及用途，中和工贸与方舟数字各执一词，但均不属于本案履行的合同，在此本院不予评判。（二）关于牛雷鸣与王宏亮进行股权转让时是否对欠付租金有过明确约定及债权债务是否交接问题再审过程中，中和工贸与创园公司均坚持，创园公司新旧股东转让股权时，“在未核对账目情况下就先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本院认为，这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并不能否定事实的存在，账目确实核对并在新旧股东之间进行了交接。证据显示，2015年5月29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6月12日，创园公司与中和工贸进行了财务交接。在创园公司的“科目明细移交表”中“其他应付款”项下有“晋城市中和工贸有限公司”170万元，王宏亮在“接交人”处亲笔签名，方舟数字主张此170万元即为创园公司所欠中和工贸的房租。王宏亮否认，同样提供了“创园公司财务资料移交明细表”，该表是2015年的逐月账目，其中2015年5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流动负债合计”79309.41元，王宏亮据此主张，5月底创园公司的负债仅仅7万余元，不存在欠170万元房租问题，说明创园公司移交财务时是不包含所欠租金的。为此，再审中王宏亮又提交了2015年6月29日“方舟数码”与“开心就好”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称这是双方财务人员对账目的进一步核对，其中显示的“科目余额明细表”中“其他应付款”也是79309.41元。方舟数字质证认为聊天一方“方舟数字”实际是昵称被篡改的创园公司财务人员，王宏亮认可昵称可以改动，但坚持以上能够佐证2015年5月底创园公司的负债只有7万余元，不可能包含大额房租。本院认为，创园公司新旧股东之间的股权属于零价转让，受让方并未支付任何对价，转让协议上，对于创园公司在牛雷鸣经营期间尚欠中和工贸的租金也并未提及，这不符合常理，双方必然要以一种方式约定该债务如何负担。对于前述170万元的移交表和7万余元的资产负债表哪个反映移交时的真实财务状况问题，本院认为170万元的是真实反映，即创园公司所欠房租已经移交给新股东承担。理由有：其一，作为租金收取一方中和工贸的法定代表人，王宏亮不可能不关心未收齐的房租，作为有着多年财务经验的财务人员，王宏亮不可能对资产移交表不认真核对属实就签字接收；其二，170万元科目移交表中显示移交时的银行存款是246816.39元，这与2015年5月31日创园公司的银行流水相一致，真实性可以得到印证；其三，科目移交表中有预收小商户房租41万余元移交，但5月底的资产负债表中预收款项为零，这说明资产负债表并未将创园公司的全部资产纳入当月记账。由以上三点可以确认，作为创园公司新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王宏亮对创园公司欠中和工贸170万元房租是认可的，王宏亮以5月底的“资产负债表”抗辩其亲笔接收的账目，理由不足。现中和工贸主张股权转让时，约定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和之后的租金分别由前后股东承担，没有证据支持。至于中和工贸与创园公司均提出的股权转让时并未移交债权债务及原始凭证的问题，本院已于2020年9月30日作出（2020）晋05民终988号生效民事判决，驳回了创园公司要求方舟数字和牛雷鸣返还会计资料和原始凭证等诉讼请求。综上，本院认定2015年6月12日、13日创园公司新老股东进行了财务交接，其中对创园公司尚欠中和工贸的170万元房租也已交给了新股东。因中和工贸并未举证证明与创园公司有其他经济往来，故对申请人关于170万元就是创园公司所欠房租的主张予以支持。另外，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创业基地应该在稳定运行满2年以后方可享受财政补贴。晋城市科技局从2012年10月开始运营孵化器，创园公司2014年4月成立后接续运营，并申请到少量补贴。2015年7月5日开始，创园公司多次申请省级孵化企业认定，并申请财政补贴。省级孵化企业的要求是面积达到4000平米，稳定运营2年以上，入住企业20家。当时的入住企业为41家，每次申请报表上的内容都是从创园公司成立开始填写，投资等情况都认可了前股东经营的延续，王宏亮也认可股权转让后牛雷鸣未得到补贴款。这说明，创园公司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企业法人，其经营和收益都是具有延续性的，不能相互割裂。综上分析，本院认为，本案的租赁物晋城市城区凤台西街1665号写字楼，在2012年10月已经被晋城市科技局租赁用于经营孵化器，后因政策原因晋城市科技局退出，创园公司2014年4月14日成立后接续经营，出租方中和工贸与创园公司倒签了从2014年3月1日开始的租赁合同，且创园公司并通过晋城市财政局三次支付中和工贸租金55万元，以上事实证明实际履行合同的承租方是创园公司，本院生效判决以中和工贸与方舟数字2014年3月4日签订的合同时间在后，就认定此系实际履行的合同，以及方舟数字和创园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都是牛雷鸣而认定公司混同、方舟数字是创园公司的母公司就应支付租赁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和工贸及本案第三人创园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时并未实际交接债权债务，但中和工贸法定代表人、也是接受股权后创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宏亮亲笔接收“财务移交表”的事实，以及创园公司随后进行财务审计、申报政府补贴并取得补贴的事实，均能够证明当时的债权债务已经核对并清楚移交。政府对孵化器的财政补贴是基于持续经营、各项指标达标的事实，而王宏亮在无偿接收了创园公司的股权、账目以及创园公司之前的经营成果基础上，继续经营中申请到了政府补贴，转而否认已经接收的创园公司的债务，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其要求创园公司原股东方舟数字支付剩余租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原生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再审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晋05民终1085号民事判决和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8）晋0502民初17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晋城市中和工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2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400元，均由晋城市中和工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毕 东审 判 员 王灵丽 二〇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王云峰书 记 员 鲍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