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11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老马路**。 法定代表人：谢川峰，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霞，四川明炬（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启锐，男，汉族，1995年6月出生，四川省宁南县人，住四川省宁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华，四川星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启锐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20)川3401民初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人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在商业保险范围内不承担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原被告间签订的保险合同已成立并生效，上诉人就其中免责条款对被上诉人已经明确说明并告知;本案交通事故事实清楚，被上诉人系非法营运，依据法律及保险合同的相关规定，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人民法院对被上诉人非法营运，上诉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贡任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错误的基础上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错误判决上诉人承担不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驾驶的川Ａ×××××小型轿车用途并非客运车辆，其也未取得道路客运许可，被上诉人擅自搭载案外人阿巴五牛并向其收取车费。该行为即为非法营运。根据保险条款对被上诉人非法营运行为，上诉人依据合同约定不应理赔。非法营运本就是违法行为，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已达成以上约定的情况下，上诉人并无义务也不需要再向被上诉人解释非法营运的具体情形和细节。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所主张的保险理赔款67847元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应款项，一审法院在未完全查清该保险理赔款具体金额明细的情况下，完全依照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判决上诉人承担该笔款项。系在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决。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损失情况确认书载明的时间为2019年9月27日，但其在庭后所交的该确认书载明日期为2020年4月9日。首先，凉山分公司理赔业务专用章并非公司公章，不能代表公司行为。其次，该确认书仅加盖了凉山分公司的理赔业务专用章，并没有任何经办人签字署名，被上诉人也不能说明该确认书的来源。上诉人并不知晓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后是通过何种非法手段获取该证据提交。不能作为上诉人同意理赔的证明。凉山分公司的该行为并不能说明被上诉人实际产生的汽车修理费与其余损失，更不意味着上诉人因此就要对被上诉人承担保险理赔责任。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损失情况确认书严重夸大了其损失。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并未对其汽车进行实际修理和相应处理，其实际损失金额仅10000元左右。但一审法院在基本事实未查清，无任何汽车修理费票据、发票等证据对被上诉人主张的保险理赔款予以证明，在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情况下，仅根据被上诉人的诉求就判决上诉人承担保险金67847元，严重违反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和法律的错误适用，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黄启锐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非法营运，双方合同没有约定载客收费属于免责行为，也没有尽到提醒义务，就算尽到了提醒义务也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黄启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理赔款67,847.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19日原告为其自有的北京现代牌川Ａ×××××号轿车在被告处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其中商业保险包括了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率险。2019年8月6日上午7时，原告驾驶涉案车辆搭乘阿巴五牛在108国道2763公里＋300米处，撞到路面路灯，造成阿巴五牛受伤、车辆受损、路灯被撞坏，事故发生后原告立刻报警和拨打了保险公司电话，经西昌市交通大队勘察后，作出了第51340142019000523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在此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在原告向保险公司报案后，公司指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凉山彝族自治州分公司调度员李波进行现场勘查并定损，根据其出具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可以认定原告车辆损失为53147元，撞坏路灯赔偿根据西昌市市政建设工程管理处所出具的赔偿清单及增值税发票，可以确定金额为14700元（原告已赔付）。该事故发生后原告找到被告要求对本次事故进行理赔，但被告表示不予理赔，并向原告出具了拒赔通知书，理由是原告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加重了机动车危险程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车辆使用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属于约定的“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符合被告拒赔的理由。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原告已向被告付清了保险费,后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当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保险金时,被告以原告车辆从事营业性运输活动、不属于其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拒绝赔付。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保险法相关条款及保险合同条款载明非法营运属于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情形，也无证据证明其针对该条款对原告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同时被告以原告是否向乘坐人收费作为原告以非营运车辆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判断标准没有法律依据,故被告关于原告以非营运车辆从事营运活动,所造成的事故不应该由被告承担保险责任等抗辩意见,证据不足,根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由于被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未按约支付保险金,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所主张的赔偿事由存在不真实、不合法的情况,故原告根据保险公司向其出具的定损单、西昌市市政建设工程管理处所出具的赔偿清单及增值税发票，要求被告支付保险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黄启锐保险金67,847.00元。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被告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被上诉人黄启锐提供的宁南县万合进口汽车修理厂的维修费用结算单和发票。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被上诉人黄启锐提供的证据，因上诉人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事实一致，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构成非法营运，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 上诉人人保公司上诉主张被上诉人没有营运权而营运，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属于免责条款规定情形，请求判决其不承担商业保险赔偿责任。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6日，被上诉人黄启锐发生交通事故时搭载了阿巴五牛，并收取了阿巴五牛200元。保险公司以黄启锐收取搭载人钱属于非法营运，根据《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被保险车改变使用性质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本院认为黄启锐虽收取搭载人费用，但人保公司以向乘坐人收费作为认定非营运车辆从事营业性运输的标准没有法律依据，人保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黄启锐被行政机关认定为从事非法营运的证据。同时该事故因黄启锐操作不当造成车辆和路灯受损，并非因为搭载人造成事故的发生，作为案涉车辆搭载一名乘客也未显著增加车辆危险程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人保公司没有提供的证据证明黄启锐属非法营运,以及保险法相关条款及保险合同条款载明搭载一名乘客属于车辆危险显著程度增加的情形。故上诉人人保公司上诉主张被上诉人没有营运权而营运，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属于免责条款规定情形，请求判决其不承担商业保险赔偿责任的理由依法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针对损失金额的问题，被上诉人黄启锐提供了宁南县万合进口汽车修理厂的维修费用结算单和发票，保险公司无异议，结合定损单、西昌市市政建设工程管理处所出具的赔偿清单及增值税发票。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赔偿金额与审理事实相符，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人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96.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涛 审判员  郑坚 审判员  刘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蒋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