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881民初1896号原告：霍凯，男，汉族，1979年11月2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峰，山西蒲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江涛，男，汉族，1980年5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笃红、丁伟（实习），山西弘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霍凯与被告郑江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霍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峰、被告郑江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笃红、丁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霍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郑江涛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9万元及利息(其中10万元借款自2013年12月15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4万元借款自2014年7月26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5万元借款自2017年11月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2013年1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被告以资金周转为由分三次向原告借款共计19万元，分别为2013年12月15日借款10万元，约定利息月息2分；2014年7月26日借款4万元，约定利息月息2分；2017年11月2日借款5万元，未约定利息。原告通过现金或转账方式向被告给付了借款，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条。现原告因需用钱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息，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诿，故原告依法起诉，望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郑江涛辩称：1.原告所起诉的借款事实不存在。被告从未向原告借过钱，原告也未向被告提供过任何借款，原告所起诉的民间借贷事实根本就不存在。2.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原、被告之间从未形成民间借贷事实，原告所说的款项均系与被告共同对外放款合作做生意所提供的投资款。民间借贷纠纷既无出借人提供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无借款人请求借款的要诺发出，且民间借贷是实践合同，而本案这些法律要素全没有，故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3.本案原、被告间不存在诉讼关系。合同应当具有相对性，民间借贷合同也亦然遵循这一法定规律。原告向法院提供的3份借条均是2020年1月25日(大年初一)早上在原告家里书写，因为原告要向其父亲隐瞒做生意赔钱的真相，应付其父亲的责问(钱财去向)，要求被告帮忙，被告出于发小，关系好，也愿意帮忙应付老人，就倒签借据，并无真实的借款事实发生。4.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原、被告开办小贷公司用款。①2013年12月15日的“10万元借条”，其中5万元是中行转款，另外5万是现金。该10万元投入到当时的几人合伙开的小额贷款公司中，该款项不是被告借用，而是霍凯与被告及其他合伙人一起放款给了王朋、王立强等人了。②2014年7月26日的“4万借条”。该笔4万元是原告于2014年7月26日从工行转入郑江涛账户的，该款用于原、被告经营的小贷公司，共同放款给孙志平吃利息，后孙志平无法还款，原、被告一直向孙志平催要，该笔4万元资金并非用于借给被告个人使用。③2017年11月2日的“5万借条”。该笔5万元是于2017年11月2日从工行转入郑江涛账户的，当时被告与秦磊几人合伙做水果生意，原告想参与，经与秦磊等人协商，霍凯入股到郑江涛名下，两人共同出资14.7万元(霍凯5万元，郑江涛9.7万元)，霍凯明知该笔5万元资金系用于水果贩售，不是个人借款。5.原告的请求没有证据及法律支持，法庭应驳回。综上，原、被告间根本没有民间借贷的事实发生及产生相应的法律关系，原告索要借款的请求于法无据，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据《民诉法》第64条、《民诉法解释》第90条、91条等条文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围绕其诉求依法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显示借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5日打印的借条一份、中国银行借记卡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一份、2013年12月1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手写借据一张，拟证明2013年12月15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2分，打印的借条系2020年1月27日被告重新出具。2.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显示借款日期为2014年7月26日打印的借条一份、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一份、2014年7月2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手写借据一张，拟证明2014年7月26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万元，约定利为息月息4分，2020年1月27日被告向原告重新出具借条时，鉴于之前约定的利息过高，将利息变更为月息2分。3.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显示借款日期为2017年11月2日打印的借条一份、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一份，拟证明在2020年1月27日，原、被告同意将5万元苹果投资款转化为借款。被告的质证意见为：1.原告提供的显示借款日期分别为2013年12月15日、2014年7月26日、2017年11月2日三份打印的借条均系原告打印好之后，我于2020年1月25日在原告家里写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原告给他父亲有个交代，我和原告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前述三份借条上显示的借贷关系。2.显示借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5日、2014年7月26日两份手写的借条是我向原告出具的，但实际书写的日期与借条显示借款的日期不相符，具体时间记不住，该两份借条是我为了配合原告向他女朋友有个交代而写，我和原告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借贷关系；而且该两份借条上身份证号码不是我写的，手印也不是我的。3.2013年12月15日的转账凭证上显示的是5万元，这笔钱是我帮原告放贷出去的，不是我借原告的钱，每月750元（月息1.5分）的利息如数给了他；2014年7月26日的转账凭证显示4万元，这笔钱是用于给运城孙志平放款；2017年11月2日的转账凭证显示的是5万元，该笔钱系我与原告约定好卖苹果的款项，属于生意投资款，不存在借贷关系。综上，原告的三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借款目的，也不能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并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2018年4月9日至2019年10月16日，原告对于小额贷款公司贷出的钱，包括第一笔10万元及第二笔4万元知道用于何处，还证明原告与被告明确说怎么向孙志平要钱，怎么算利息。2.投资款汇总单一份，拟证明2014年6月30日原告与被告从事小额贷款业务，共投资32万元，包含原告的10万元。3.中国工商银行的个人业务凭条一份，拟证明被告2014年6月4日向小额贷款公司杨志国转款15万元，其中有原告10万元在这笔款里。4.郑晋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原、被告间系合作关系而非借贷关系。5.2017年3月21日的借条一份，拟证明被告与原告放款给孙志平，约定本金20万元，利息15万元。6.原告提供的工商银行4万元的凭证一份，上面明确注明抵运城账单，拟证明原告明确知道这笔4万元系放贷给孙志平。7.孙志平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明知该4万元放给孙志平，其与被告无民间借贷关系。8.合伙投资协议一份，拟证明5万元系用于水果的贩运。9.投入资金汇总单一份，拟证明2017年10月被告投资14.7万元，原告的投资款5万元包含其中，还有两个合伙人，高峰投资10万元，秦磊投资3万元，证明原告2017年11月2日5万元的借款是投资款。10.微信聊天记录4张，拟证明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6月15日原告参与水果的买卖，明知投资行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的质证意见为：1.微信聊天记录、投资款汇总单、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条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待证事实。2.对郑晋出具证明、孙志平出具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二人均未出庭，且郑晋和鲍德生系被告的朋友及放贷合伙人，孙志平是被告的债务人，该二人的书面证言不属实。3.2017年3月21日借条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原告无关。4.对工商银行4万元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凭证上标注内容因时间较长，记不清楚，但与孙志平无关。5.对合伙投资协议不知情，且该协议也未显示合伙的事项。6.投入资金汇总单系被告自书形成，原告认可当时投资5万元，但被告于2019年告诉原告其私自将该笔钱挪做他用，后被告于2020年1月27日同意向原告退还该5万元，因被告暂时无力偿还，其将该款项转为借款，并于同日向原告出具了5万元的借条。根据原告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3年12月1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手写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向霍凯借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借款日期2013年12月15日按月利息2.0分每月支付月息贰仟元整（2000）借款人：郑江涛2013-12-15身份证：142702198005020335”，原告于同日通过其中国银行账户向被告转账50000元，另外50000元原告以现金方式交付被告。2014年7月2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手写借条，内容为“借条今向霍凯借款人民币肆万元整（40000）借款日期2014年7月26日按月利息4.0分每月支付月息壹仟陆佰元整（1600）身份证号：142702198005020335借款人：郑江涛2014-7-26”，原告于同日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账户转入40000元。2017年11月2日，原告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账户转账50000元，用于与被告合伙投资水果生意。2020年1月27日，被告就前述2013年12月15日的借款100000元、2014年7月26日的借款40000元重新向原告出具了两份借据，并将2014年7月26日借款40000元的利息由月息4分变为2分；并就前述2017年11月2日的50000元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条，内容为“借条借款人：郑江涛，（身份证号：1427021***********）于2017年11月2日向出借人霍凯（身份证号：1427021***********）借款人民币50000元整（大写：伍万元整），借款人现已经通过现金（或其他渠道）的方式收到了上述借款。特立此据”。2020年8月4日，原告向本院申请对被告的财产进行诉讼保全，本院依法采取了保全措施，原告为此交纳了保全申请费1480元、保险费800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现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其借款本金共计190000元，具体包括2013年12月15日的借款100000元、2014年7月26日的借款40000元，2017年11月2日的借款50000元，并向本院提供了两份由被告手写的借条、三份有被告签名的打印的借条及三份转款凭证，虽被告辩称2013年12月15日、2014年7月26日的两笔款系其与原告合作生意对外放出的款项，2017年11月2日的款系其与原告合伙水果生意的投资款，该三笔款项均不是其与原告之间的借款，其就前述三笔款向原告出具的五份借条（两份手写借条、三份打印借条）是为了帮助原告向家里人有个说法，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但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对原告提交的三份转款凭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亦认可原告提供的五份借条系其出具的，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其向原告出具借条的行为、借条的效力有清晰的认知，且其在庭审过程中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不能相互印证，不足以证明其前述抗辩的内容。现原告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而被告的举证不完全、不充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不予支持，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确认现被告尚欠原告借款190000元。因原、被告在三份打印的借条中并未约定借款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规定，被告郑江涛应当及时返还原告借款共计1900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因双方在借条中对仅对2013年12月15日、2014年7月26日的两笔借款利息进行了约定，为月息2分，并未约定2017年11月2日借款的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故案涉2013年12月15日、2014年7月26日两笔借款的年利率以适用2020年8月份的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即15.4%较为适宜，2017年11月2日的借款不应计算利息，综上，被告应按以下方式向原告支付利息：1.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自2013年12月15日起计至给付之日止；2.以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自2014年7月26日起计至给付之日止。关于原告为诉讼保全购买保险的花费800元，保全申请费1480元系保全申请人支出的合理必要的费用，属于合理支出的诉讼费用，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应由被告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江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霍凯返还借款190000元及其中140000元的利息（1.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自2013年12月15日起计至给付之日止；2.以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自2014年7月26日起计至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霍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0元、申请保全费1480元、保险费800元，合计4330元，由被告郑江涛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永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杜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