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33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双峰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工人北路****。 法定代表人：储田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剑波，上海靖之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强，浙江五联（义乌）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偃师市翟镇亚利针织厂，住所地，住所地河南省偃师市翟镇翟东村iv> 经营者：刘亚利。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洪三，河南法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义乌市双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偃师市翟镇亚利针织厂（以下简称亚利针织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5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双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亚利针织厂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由亚利针织厂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双峰公司与亚利针织厂之间没有实际的买卖交易。1、双峰公司虽然与亚利针织厂签订了购货合同，但目的并不是为了购买亚利针织厂的货物。实际购货人是案外人张明飞和郭某。张明飞和郭某将货物出口国外，为了争取出口退税，才以双峰公司的名义与亚利针织厂签订购货合同。2、从整个交易过程来看，关于订货的数量、规格、质量、包装等细节，亚利针织厂均没有与双峰公司沟通过，发货也是直接发给张明飞、郭某，均是由张明飞、郭某与亚利针织厂对接完成。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2月26日双峰公司与亚利针织厂才正式取得联系。因以双峰公司的名义出口，郭某才将货物送至双峰公司的仓库。3、从货款的支付情况来看，虽然是通过双峰公司账户付款给亚利针织厂，也是为了退税需要才如此操作的。张明飞、郭某将货款汇给双峰公司，双峰公司再支付给亚利针织厂。亚利针织厂出具增值税发票也是按照张明飞、郭某的要求出具，并先交给张明飞、郭某，张明飞、郭某再交给双峰公司用于退税。4、双峰公司的主要业务系代理办理出口退税业务及货运代理业务（以义乌市凯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名义）。张明飞、郭某正是为了办理出口退税，需要购货合同、增值税发票等申报后才可以办理。故所有《购货合同》均是在张明飞、郭某通过双峰公司出口报关后，根据报关单的内容重新签订（张明飞与双峰公司员工2018年5月2日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显示），故合同的形成时间与合同上载明的时间是不一致的。二、一审中，郭某存在作伪证的事实。郭某与张明飞系夫妻关系，张明飞在微信中确认亚利针织厂的负责人是其女儿的干妈，且其一审中的证词显然虚假，系恶意串通损害双峰公司的权利，请求二审法院追究其相应的责任。一审中，郭某作证称郭某及其妻子张明飞介入双峰公司与亚利针织厂的购货合同的理由是：双峰公司、亚利针织厂最初不认识，通过证人的介绍才建立业务联系，签订了四份《购货合同》，因此在合同履行中张明飞、郭某介入且向双峰公司催要货款，张明飞、郭某认为其身份是居间介绍人，而非买卖合同相对人。但本案真实情况是：1、双峰公司员工周海霞与郭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郭某卸货后将数据发给周海霞，部分款项通过其转账，双峰公司支付的20万元过账也是得到郭某的指示。2、双峰公司员工周海霞与张明飞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亚利针织厂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等经营资料由张明飞提供（2018年1月29日微信聊天记录）。张明飞自己订货、送货，并称有三四家的货（2018年1月31日微信聊天记录）。按张明飞的指示制作亚利购货合同-双峰-ＳＦ1802002（2018年2月5日微信聊天记录）。送货时间和装柜确认（2018年3月20日微信聊天记录）。外国客户的下单确认、增值税发票时间、过账指示（2018年3月21日微信聊天记录）。关于陈群兵货物的确认（2018年3月22日-26日微信聊天记录）。制作亚利购货合同-双峰-ＳＦ1803005待张明飞确认（2018年3月26日微信聊天记录）。出货、开增值税发票事实（2018年3月31日至4月8日微信聊天记录）。开增值税发票、支付亚利针织厂货款付款指示（2018年4月9日至4月11日微信聊天记录）。再次对1002号、3005号两份合同确认（2018年4月11日微信聊天记录）。承认张明飞系实际购货人的自认（2018年4月12日微信聊天记录）。过账说明、指示收款（2018年4月18日微信聊天记录）。增值税发票核对及亚利针织厂公章在张明飞处（2018年4月19日微信聊天记录）。送货确认（2018年4月19日微信聊天记录）。增值税发票最终到达时间及核对（2018年4月21日至23日微信聊天记录）。4005号、4010号两份合同发给张明飞确认，其中张明飞很明确其中一份合同是她的（2018年4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本案所涉四个合同最终形成时间（2018年5月2日微信聊天记录）。催退税的情况和实际出口人系张明飞（2018年6月5日至6月14日微信聊天记录）。装柜清单确认（2018年7月6日微信聊天记录）。张明飞收到退税款（2018年7月20日微信聊天记录）。双峰公司与亚利针织厂之间过账情况确认（2018年8月6日微信聊天记录）。因退税款没下来与双峰公司沟通、因陈群兵未支付部分货款，张明飞与双峰公司员工周海霞沟通（2018年10月18日微信聊天记录）。过账金额确认（2018年12月13日至2019年1月3日微信聊天记录）。因亚利针织厂催款张明飞称其拿不到钱也过不去，工厂催其打款（2018年1月16日微信聊天记录）。张明飞与亚利针织厂之间有发货单（2019年3月19日微信聊天记录）。以上的微信聊天记录完全可以证明郭某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故意作伪证，同时证明双峰公司与亚利针织厂之间并无实际交易。 亚利针织厂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纵观亚利针织厂一审提供的证据，已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双峰公司欠亚利针织厂货款的事实。1、亚利针织厂提交了四份加盖双方公章的《购货合同》，货值1639311元；2、亚利针织厂提交了增值税发票16张，对应货值1639311元，用以证明亚利针织厂履行了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3、亚利针织厂提交了农业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12张，用以证明双峰公司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亚利针织厂支付了货款1124836元。一审法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确认债务人，适用法律正确。二、双峰公司在上诉状中所称的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1、双峰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案涉购货合同的签署日期认定错误，其依据是双峰公司员工与案外人张明飞的微信聊天内容。亚利针织厂认为：四份购货合同均加盖双方的单位印章，加盖公章前，双方已对签署日期进行了确认，加盖公章行为本身说明签署日期没有问题。且在一审质证时，双峰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2、双峰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亚利针织厂于合同签署后交付货物的认定错误。亚利针织厂认为：亚利针织厂已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其一，亚利针织厂在交货后向双峰公司开具了1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间跨度从2018年1月13日至2018年7月9日，双峰公司收到该票据后办理了出口退税，已经得到了国家优惠政策带来的利益；其二，双峰公司在上诉状中也确认案涉货物系中间介绍人郭某和张明飞运输至双峰公司的装货地点，由此可见，双峰公司已经收到了案涉货物，亚利针织厂已履行了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3、双峰公司称：双峰公司通过农业银行打款65万元，系基于案外人张明飞的要求及对公过账的目的，系在收到案外人支付的款项后再支付给亚利针织厂。亚利针织厂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亚利针织厂收到的货款均是双峰公司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打到亚利针织厂的银行账户，款项数额不止65万元，而是1124836元。该客观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双峰公司是在履行给付货款的合同义务。双峰公司一再把案外人张明飞、郭某拉入本案，把张明飞、郭某与双峰公司之间的经济来往混淆到本案中，该做法是错误的。一审庭审中，案外人郭某出庭作证，证明了其身份是本案《购货合同》的中间介绍人，同时其本人也和双峰公司有经济往来，正因为其和双峰公司、亚利针织厂都很熟悉，因此才有介绍双峰公司和亚利针织厂签订《购货合同》的事实基础，并受亚利针织厂之托催促双峰公司及时支付货款的事实。另外，案外人和双峰公司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对抗亚利针织厂向法庭提供的客观证据的法律效力。三、双峰公司在上诉状中一再主张其是货代公司，案涉交易是受案外人委托进行的法律行为，根据合同法第402条之规定，其不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亚利针织厂认为，该观点难以成立。最直观的理由是双峰公司不能向法庭提供所谓的委托书，无法证明其主张。反观之，假如双峰公司和案外人存在委托关系的话，案外人何必多此一举介绍双峰公司与亚利针织厂签订购货合同，自己直接在老家向亚利针织厂购货不是更好吗？因此双峰公司的说法不仅没有证据支撑，而且还违背常理，不合逻辑。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亚利针织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双峰公司给付货款514475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亚利针织厂、双峰公司经协商，于2018年1月13日、3月1日、3月15日、3月23日，先后分别签订了四份《购货合同》，约定双峰公司向亚利针织厂采购帽子，数量为273496个，各份合同单价不一，货款金额共计1639311元。合同签订后，亚利针织厂履行交付货物义务，并开具河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双峰公司收到货物后，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陆续付款1124836元。至今尚欠货款514475元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亚利针织厂、双峰公司签订的四份《购货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购货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明确，且双峰公司陆续在支付货款。双峰公司主张其不是实际购买人的辩解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亚利针织厂要求双峰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亚利针织厂要求按月利率2%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请依据不足，宜由双峰公司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赔偿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双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亚利针织厂（经营者刘亚利）货款人民币51447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14475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亚利针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72元，由亚利针织厂负担272元，由双峰公司负担4200元；保全费3120元，由双峰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峰公司向本院提供了：1、双峰公司员工周海霞与案外人张明飞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亚利针织厂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信息均是案外人张明飞向周海霞提供的；采购合同系双峰公司员工周海霞制作后向案外人张明飞、郭某提供，由案外人与亚利针织厂对接或自己加盖亚利针织厂公章签署的。 2、周海霞与刘亚利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双峰公司与亚利针织厂于2018年12月26日才正式取得联系，此前双方并无任何联系；亚利针织厂明知案外人张明飞、郭某夫妇系案涉货物的实际采购人及付款人；双峰公司向亚利针织厂支付的前650000元系基于案外人的要求，双峰公司在收到案外人支付的款项后转支付给亚利针织厂；双峰公司后向亚利针织厂支付的474836元系双峰公司根据亚利针织厂的请求进行的过账，其中前274836元已由亚利针织厂通过私对私转账的形式退回至双峰公司处，最后一笔20万元亚利针织厂拒不退还。 3、《款项往来汇总表》打印件及对应流水凭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双峰公司向亚利针织厂支付的前650000元，系基于案外人张明飞的要求及对公过账的目的，于收到案外人支付的款项后支付给亚利针织厂；双峰公司后向亚利针织厂支付的474836元系双峰公司根据亚利针织厂的请求进行的过账。 4、案外人张明飞营业执照照片打印件一份，证明案外人在义乌常年经营帽子批发、零售，并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5、双峰公司员工周海霞与案外人郭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案涉货物的实际采购人为张明飞、郭某夫妇；郭某在一审中所作证言系虚假。 6、案涉货物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一份，证明案涉购货合同形成于案涉货物报关后。 亚利针织厂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在一审中就已经举证了，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聊天记录不能证明我方知道双峰公司和案外人是什么关系，我方也不认可我方的货物是发给案外人的，我方是基于双方购货合同履行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一审庭审中，双峰公司向法庭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第七页明确显示刘亚利说“我货是发给双峰公司，票也是开给双峰公司的，都有合同，我找张明飞干嘛，找也是由双峰公司找她”。对方回复：“是”。关于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双峰公司的待证事实。恰恰相反该证据充分证明了买受人是双峰公司，而不是案外人。关于证据三，对款项往来汇总表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汇总表是双峰公司单方制作，对我方没有约束力。对打款凭证，该证据不能证明双峰公司打款是基于张明飞的要求，这种说法不成立。该证据恰恰证明了双峰公司直接打款的行为，能够证明双峰公司是在履行合同给付货款的义务。关于证据四，该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同时，由于案外人长期在义乌市经商，才有可能介绍双峰公司和亚利针织厂达成购货合同，如果不认识的话，购货合同就无从谈起了。另外，案外人和双峰公司本身就存在经济往来，因此，不能把双峰公司和案外人的经济往来混淆到本案中。关于证据五，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反映案涉货物的实际采购人是张明飞，恰恰证明了是张明飞、郭某按照双峰公司的指示将涉案货物按照购货合同的约定送到了双峰公司的地点。该证据很多内容都是双峰公司和双峰公司的员工、郭某业务往来的谈话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显示的报关合同，均是案涉合同，充分证明双峰公司已经把货物出口到海外。销售单位是双峰公司，该证据充分证明案涉货物的实际购买人就是双峰公司，而非其他人。同时，也说明双峰公司已经收到了案涉货物。 针对双峰公司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一、二、三、五、六不足以证明双峰公司主张的其不是本案买受人；证据四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亚利针织厂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双峰公司是否系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本案四份《购货合同》由双峰公司与亚利针织厂签订，四份《购货合同》载明的需方均为双峰公司；合同签订后，亚利针织厂履行了交货义务，并开具了购买方为双峰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双峰公司收到货物后，向亚利针织厂陆续支付了部分货款，一审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双峰公司系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并无不当。至于双峰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另行处理。综上，双峰公司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44元，由上诉人义乌市双峰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良飞 审 判 员 金 琳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代书记员 金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