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01行终4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孟，男，198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代理人王玉环，天津典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宏伟，女，1960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代理人王玉环，天津典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大街**。法定代表人李冬，主任。委托代理人韩广泉，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王辰，天津天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天津红房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建设里**楼**。法定代表人白金鹏，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杰，天津天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志芬，女，195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代理人张锐，天津昂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夏梅，天津昂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孟、王宏伟因撤销《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6行初2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富山、林兰亭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子女四人，长子李志忠、次子李志强、三女李志芬、四子李志刚。原告王宏伟、李孟系李志忠妻、子；证人孙某原系李志强之妻，于2003年离婚；证人王某系李志刚之妻。李富山、林兰亭、李志忠、李志强、李志刚均已死亡。天津市红桥区××街××号房屋未进行产权登记，原使用人为李富山。李志芬离婚后，经李富山夫妻允许，开始使用该房屋，并将户口迁入该房屋。1996年，李志芬出资雇佣杨某等人整体拆除该房屋，原地重建××街××号房屋并使用，亦未进行产权登记。庭审中，李志芬原二嫂孙某、弟妹王某作为证人，对重建房屋情节陈述内容一致。2019年1月22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作出红桥政房征字（2019）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街××号房屋坐落于该决定征收范围内。被告（原天津市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委托的第三人天津红房拆迁有限公司具体实施该项目房屋征收工作。经调查认定××街××号房屋权利人是李志芬。2019年2月18日，李志芬与天津红房拆迁有限公司就××街××号房屋订立ＮＯ.××《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并上交该房屋。原告李孟、王宏伟不服，主张××街××号房屋系李富山的遗产，二原告作为继承人亦为所有权人，诉请撤销李志芬订立的被诉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具有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须是符合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依据该规定，行政诉讼原告分为两类，即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实质上，该两类原告均适用同一标准，即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所谓“利害关系”也就是有可能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原告主张其作为李富山的继承人，享有××街××号房屋的所有权，未参与订立被诉协议，故受到被诉协议的不利影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对此，分析如下：××街××号房屋坐落于征收范围内，未进行过产权登记。不动产产权清晰的标准是登记，只有经过房屋登记部门依法登记才能表明产权的合法性。未经登记的建筑无产权登记，亦无相关规划、建设许可手续，不具备依法应予保护的产权。未经登记的建筑被整体拆除后，原使用人的使用权因拆除而消灭。关于××街××号房屋是否由李志芬居住使用，该房屋是否被拆除重建，是否由李志芬出资重建等问题，原告李孟、王宏伟与第三人李志芬主张截然相反，并分别举出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各自主张。原告方证人为邻居，证言为没见过该房屋重建，李志芬未居住过该房屋；李志芬一方证人主要是建造者杨某，以及李志芬的原二嫂、弟妹，证言为李志芬离婚后，李富山夫妻把××街××号房屋赠与李志芬；李志芬在1996年出资雇佣杨某重建该房屋。从证据的证明力角度分析，原告方证人是邻居，与××街××号房屋没有利益关系。李志芬一方证人为亲属，证人证言将导致证人自身及证人的子女丧失继承××街××号房屋的机会，其证言对其自身不利，故李志芬一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相较原告方更高；证人杨某作为建造亲历者，其证言证明力自然高于邻居。因此，李志芬一方证人证言，证明力高且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因具有整体拆除重建的情节，××街××号房屋在重建前后系同一地址的两间不同房屋，李富山对旧房屋的使用权因拆除而消灭。李志芬出资重建房屋并使用，系××街××号新房屋的实际建设者、使用者，在征收过程中被认定为权利人并订立被诉《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并无不妥。原告李孟、王宏伟主张其基于××街××号房屋，是李富山使用的××街××号旧房屋，因该房屋已经灭失，故原告的主张无事实根据。李志芬订立的××街××号新房屋的被诉协议，对二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二原告与被诉协议不存在利害关系。李孟、王宏伟提起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二原告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退还二原告。上诉人李孟、王宏伟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诉协议存在利害关系，享有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1.天津市红桥区××街××号房屋虽没有产权登记，但该房屋系早年李富山单位分配给李富山的房屋，由李富山占有、使用、居住，应当认定李富山享有合法权利。李富山于2000年4月去世，林兰亭于2011年7月去世，二上诉人基于法定继承依法享有涉诉房屋四分之一的权利。2.天津市红桥区××街××号房屋自始至终由李富山、林兰亭夫妻共同所有。期间，房屋出现破损漏雨情况，李志忠多次出资出力对房屋进行维修、维护，李志忠生前对涉诉房屋的维修、维护行为使其对涉诉房屋依法取得相应的权利。3.涉诉房屋虽没有产权登记，但不等同于违章建筑。李富山获得房屋的时间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我国尚未颁布有关房屋产权登记的规定，李富山获得此房屋完全系历史原因形成，在行政征收时，属于未登记的合法建筑。征收权益应属房屋的权利人李富山，现李富山去世，其权利自然属于李富山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二上诉人依据转继承而享有上述征收的权利。4.一审法院认定涉诉房屋在1996年被李志芬整体拆除并原址重建错误。涉诉房屋在1996年根本没有原址拆除重建。1996年，李富山在世，房屋如果进行重新翻盖也是李富山操办主持，所需资金由李富山承担，如果李富山资金不足，也会通知全部子女共同出资，根本不可能让李志芬一人出资建造。李志芬证明自己出资建造房屋的证据仅有证人证言，无其他任何证据佐证，证人对房屋的建筑状况、门窗位置的陈述与实际情况不符。根据1996年的法律政策，翻建房屋必须经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手续，才可进行。李志芬陈述重新翻建房屋时没有办理任何的审批规划手续，明显与当时的政策不一致，可以证明证人及李志芬向法庭进行虚假陈述。5.一审法院作出李富山对旧房屋的使用权消灭，新翻建房屋的权利人是李志芬的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该认定完全没有考虑李富山对所涉房屋占有的土地也享有使用权的事实。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改判二上诉人享有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审理。本院认为，二上诉人请求撤销被上诉人天津红房拆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李志芬签订的《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二上诉人并非被诉《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的签订方。本案的审理焦点是二上诉人与被诉《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涉案房屋为未登记房屋，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李志芬对涉案房屋是否重建存在争议。一审庭审中，二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张某对“××号房屋见过重建吗”的陈述是“没有”，证人刘某、朱某对是否重建的陈述分别为“没见到过”、“不清楚，不了解”，而被上诉人李志芬申请出庭的证人孙某、王某、杨某对是否重建的陈述分别为“重建过”、“听李志芬说过，房屋再不修就塌了，后来李志刚也听说李志芬的房屋要修”、“1996年落地重建的”。被上诉人李志芬申请出庭的上述证人均针对涉案房屋重建作出直接或间接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且孙某、王某系在知晓其陈述可能对其不利的情况下作出，而上诉人申请出庭的上述证人对是否重建的陈述是没见过或不了解。结合双方证人的陈述及被上诉人李志芬曾将其户口迁入、迁出涉案房屋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于1996年重建并无不当。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与重建后的房屋存在利害关系，与被诉《天津市红桥区住宅房屋协商搬迁补偿协议》具有利害关系。二上诉人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二审期间，上诉人王宏伟向本院申请调取被上诉人李志芬名下浦发银行的交易记录及其交易对手信息，其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的规定，且申请调取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准许。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驳回二上诉人的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于洪群审判员  张 全审判员  王 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张淑萍书记员安志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