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27243号原告：李鑫贵（反诉被告），男，197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雨，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震，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鑫荣（反诉原告），男，195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告:李鑫华（反诉原告），男，195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巍，北京市中满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佟仰华，北京市中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鑫丽（反诉被告），女，196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坤，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丹，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李妍（反诉被告），女，1982年8月19日出生，蒙古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凤华(系李妍母亲），女，1955年10月23日出生，蒙古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李鑫贵与被告李鑫荣、李鑫华、李鑫丽、李妍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鑫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震，被告李鑫荣、李鑫华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巍，被告李鑫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丹，被告李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凤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鑫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绿林苑小区16号楼3单元102号房屋（以下简称102号房屋）由原告单独继承；2、请求判令被继承人李意的100万元财产由原告单独继承；3、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李意与郝延祥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五名子女，李鑫荣、李鑫华、李鑫富、李鑫贵，李鑫丽。郝延祥于2016年6月15日去世，李意于2018年1月18日去世，李鑫富于2019年6月27日去世。李鑫贵陪同李意与郝延祥共同生活了46年，长期居住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绿林苑小区16号楼3单元102号房屋。郝延祥和李意生病后一直由李鑫贵一人伺候，伺候了整整10年，其他子女一天也没有来伺候过。由于其他子女不尽赡养义务，李意与郝延祥共同表示将名下全部财产由李鑫贵一人继承，为防止其他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分割遗产，郝延祥和李意共同立有遗嘱，同时有李意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录音和视频予以佐证。李意和郝延祥死亡后，其二人全部遗产一直被李鑫丽占有，原告曾多次与其协商遗产继承事宜，但其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其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愿意。故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李鑫丽辩称：一、李意、郝延祥夫妇在共同遗嘱中并未作出将名下全部财产交由李鑫贵一人独自继承的意思表示，李鑫贵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李意、郝延祥夫妇于2011年8月23日所立的共同遗嘱显示：“李意、郝延祥双方生前已经将全部财产处理完毕，不论哪一方先去世，不存在另一方以及子女之间的财产继承与分割问题。”李意、郝延祥夫妇二人所立的共同遗嘱中并无将名下所有财产由李鑫贵继承的意思表示。共同遗嘱仅表明2011年8月23日李意、郝延祥夫妇已经将全部财产处理完毕，二人在立遗嘱时对共同财产处置结果予以认可。李鑫贵基于该份遗嘱主张独自继承父母全部遗产，没有任何依据，请求贵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二、被答辩人李鑫贵提交李意生前的录音、录像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不能证明是李意真实的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效遗嘱。《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根据上述规定，遗嘱只能采用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五种形式。本案中录音录像遗嘱应归类于录音遗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必须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而李鑫贵向法庭提交的录音、录像两份遗嘱只有李意一人，未有其他见证人在场，不符合法定形式，应认定为无效遗啸。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哪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遗嘱无效”，李鑫贵提交的遗嘱不能证明是李意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一，李意在作出所谓遭嘱时已将近90岁，有理由认为其行为能力因高龄而受到影响：第二，该遗嘱只有李鑫贵与被继之承人李意二人在场，没有其他人证明，李意很可能因受胁迫作出非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该遗嘱应为无效遗嘱。综上，李鑫贵提交的李意录音、录像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不能证明是李意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效遗嘱。三、就涉案房屋和100万款项答辩人已向北京高院申请再审，不应作为遗产继续分割。涉案100万系2006年10月28日由李意夫妇赠与给李鑫丽，根据李意、郝延祥在共同遗嘱的意思表示，二老在2011年8月23日以前已经将共同财产处置完毕，与子女之间不存在任何财产争议，这可以证明该100万系赠与给答辩人李鑫丽的款项，因此，答辩人以《共同遗嘱》作为新证据已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关于涉案房屋与100万案情类似，答辩人已计划向北京高院申请再审，北京高院再审结果作出以前，本案应该中止审理。综上所述，李鑫贵提供的遗嘱均不能证明所有遗产均由其独自继承，李鑫丽已经就100万款项和涉案房屋的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妍辩称：郝延祥当初没有留下遗嘱，李意没有权利独自处分全部财产，遗产应当均分。李鑫荣、李鑫华辩称（一并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贵院判决李意、郝延祥遗留的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绿林苑小区16号楼3单元102房屋由李鑫荣、李鑫华、李鑫丽、李鑫贵、李妍法定继承；2、请贵院判决李意、郝延祥遗留的220万元款项由李鑫荣、李鑫华、李鑫丽、李鑫贵、李妍法定继承；3、请求贵院判决被反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李鑫贵提出由其按照遗嘱继承被继承人李意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应当适用法定继承，具体如下：李意与郝延祥系夫妻关系，共育有五个子女，分别为李鑫荣、李鑫华、李鑫富、李鑫贵和李鑫丽。李意、郝延祥原居住的北京市东城区春雨胡同7号院于2006年9月被拆迁。拆迁款发放后，李意委托李鑫丽将李意名下中国民生银行账户中的拆迁款转存至李意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在此期间，经李意与李鑫丽协商一致，李意出资80万元购买李鑫丽名下的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绿林苑小区16号楼3单元102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李鑫丽收到购房款后于2006年10月28日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西红门房款捌拾万元”。虽然涉案房屋仍然登记在李鑫丽名下，但已经北京二中院作出的（2018)京02民终673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李意财产。另外，李鑫丽在办理委托转账拆迁款事宜时，擅自将上述拆迁款中的100万元转账至自己账户，该笔款项已经北京二中院作出的（2019)京02民终664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李意财产。此外，在李意诉李鑫丽、邓学魁不当得利纠纷一审案件中，李鑫贵作为李意的代理人在2017年8月21日开庭时认可李意还有120多万元的拆迁款在李鑫贵账户。该笔款项也应属于李意的财产。因李意、郝延祥均已去世，故上述李意遗产应由继承人李鑫荣、李鑫华、李鑫富、李鑫贵和李鑫丽共同继承。李鑫富在李意、郝延祥去世之后去世，故应由李鑫富继承人李妍对上述遗产转继承。从李鑫荣、李鑫华、李鑫贵起诉李鑫丽、邓学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李鑫丽、邓学魁立即办理涉案房屋解除抵押手续，并将此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至李鑫荣、李鑫华、李鑫贵、李鑫丽名下或登记在李意名下”可知，李意、郝延祥生前并未留下遗嘱将涉案房屋留给李鑫贵，李鑫荣、李鑫华、李鑫贵对此均知晓且认可。在李意、郝延祥也未就涉案其他财产的分割问题留下遗嘱的情况下，李意、郝延祥的遗产应由李鑫荣、李鑫华、李鑫贵、李鑫丽、李妍法定继承。综上所述，反诉人李鑫荣、李鑫华请求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支持反诉人的反诉请求，驳回李鑫贵的诉讼请求。李鑫贵针对李鑫荣、李鑫华的反诉请求辩称：不同意李鑫荣、李鑫华的反诉请求。1、李意与郝延祥生前有明确的真实意思表示将二人所有财产由李鑫贵一人继承，并留有书面遗嘱、录音遗嘱、视频遗嘱；2、李鑫荣、李鑫华、李鑫富、李鑫丽四人生活条件优越，但拒绝履行赡养义务；3、李鑫丽长期侵占二老财产，至今拒绝返还；4、李鑫富曾为索要拆迁安置补偿款将李意诉至法院，120万元已经花完了，日常生活看病、衣食住行。李鑫丽对李鑫荣、李鑫华反诉请求的答辩意见和除本诉答辩意见以外，其同意按照法定继承分割李鑫贵持有的120万元。李妍对李鑫荣、李鑫华反诉请求的答辩意见为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经审理查明：李意与郝延祥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五名子女，李鑫荣、李鑫华、李鑫富、李鑫贵，李鑫丽。郝延祥于2016年6月15日去世，李意于2018年1月18日去世，李鑫富于2019年6月27日去世，李妍为李鑫富的女儿。关于庭审中涉及的102号房屋和100万元拆迁补偿款。102号房屋经西城区法院（2018）京0102民初18840号和北京二中院（2019）京02民终6642号判决书作出生效裁判，认定李意与李鑫丽曾在2006年达成口头约定，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李鑫丽于2006年10月28日出具内容为今收到房款80万元的收条一份，由李意持有且李意自2006年一直居住使用涉案房屋，李鑫丽与李意系父女关系，李鑫丽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28日的收条内容明确显示为“房款80万元”，李鑫丽出具的该份收条可以认定为双方存在买卖涉案房屋的合意。另，李鑫丽的丈夫邓学魁于2016年10月28日自行从李意中国工商银行（拆迁款存款账户）的账户内划转80万元至自己账户内，邓学魁亦认可由李鑫丽出具相应的收条，且收条落款时间亦为2016年10月28日，据此可知邓学魁作为涉案房屋的共有权人对于双方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应系知情的，在李鑫丽、邓学魁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且不存在不合理低价的情况下，应认定李意与李鑫丽之间就涉案房屋成立了房屋买卖合同且合法有效。因案件审理过程中，李意因病去世，现李意的继承人之间就涉案房屋的权利承继问题存在争议，且李鑫丽亦为李意继承人之一，就涉案房屋的权属转移问题，当事人可另行解决。综上，判决驳回了李鑫荣、李鑫华、李鑫贵的全部诉讼请求。100万元拆迁补偿款经西城区法院（2016）京0115民初10903号和北京二中院（2019）京02民终6732号判决书作出生效裁判，认定李意与李鑫丽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委托事项是将在中国民生银行李意账户的拆迁款转存至李意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但李鑫丽在办理此事过程中将100万元从李意的账户转账自已的账户，并未交还李意。李鑫丽表示，100万元系李意夫妇赠与所得，而李鑫贵、李鑫荣、李鑫华对此不予认可，仅以鲍凤华的书面证言及李鑫富的陈述，不足以认定李意夫妇与李鑫丽之间存在赠与100万元的法律关系，因此，李鑫丽应当将100万元返还给李意。本案诉讼过程中，李意死亡，本案的原告李鑫贵、李鑫荣、李鑫华，被告李鑫丽及第三人李鑫富均为李意的法定继承人，涉案100万元虽为李意的财产，但在继承份额确定之前，李鑫贵、李鑫荣、李鑫华、李鑫丽、李鑫富均为涉案100万元的共同共有人，享有均等的权利，因此，李鑫贵、李鑫荣、李鑫华要求李鑫丽返还100万元，本院暂不予支持，待各方就100万元确定继承份额之后，可再行向李鑫丽主张权利。本案为委托合同之诉，关于各继承人如何继承100万元，应属继承纠纷诉讼，对该100万元未予分割处理。上述裁判生效后，李鑫丽分别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北京高院分别以（2020）京民申375号和2203号裁定书驳回了李鑫丽的再审申请。庭审中，李鑫贵提交2011年8月23日李意和郝延祥签名的“遗嘱”一份，内容为：李意和郝延祥生前将全部财产处理完毕，不论哪一方先去世，不存在另一方以及子女之间的财产继承与分割问题。另提交李意2016年7月11日的录音“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我简单把李鑫贵和我伺候他妈妈的情况说一说，李鑫贵跟随两个老人46年，2006年东单房子拆迁搬到西红门，妈妈的腿先后两条腿都骨折，每天李鑫贵和我搀着下楼坐轮椅在外边透透空气，后来病情严重，到了2012年，发现他妈的腿、脚发黑，赶紧到医院，经过大夫鉴定说，得把脚锯掉，要不锯掉三个月以后就保不住生命，这样住院第三天就做了截肢的手术。从2012年锯掉一只脚以后在家卧床起不来，甭说站、走、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每天由李鑫贵和我，我还是有病、残疾人，两个人伺候，主要是依靠李鑫贵，每天接屎接尿，喂吃喂喝，都得别人伺候，这样连医院带家里躺了四年，到2016年他的右脚又蹭破发炎，到医院经过大夫一检查，治不好，因为脚上没有肉，锯、截肢又不敢截，她的身体虚弱，怕出危险，就这样在医院又住了55天，每天由李鑫贵在医院喂吃喂喝，虽然雇了护工也得他来喂吃喂喝，这样一共加起来10年，其他别的子女，除了过年过节来看一眼，就没有一个主动说，你们太累了，爸爸有病，李鑫贵又得伺候老人，又得照顾小孩，孩子太小上学，这么一来李鑫贵整整伺候了10年，根据这些情况，我愿意将我的全部财产都赠与李鑫贵，别人听一听分析分析，别的子女别说一两天，一天也没人来伺候，主要就依靠李鑫贵加我帮着伺候到老人，送走了，去世了，李鑫贵又得跑前跑后各种的手续，各种的任务都由他一人来担负，根据这些情况，李鑫贵花我的全部财产，心里没有愧，应该他全部所得，我的话，我的现在心情不好，他妈妈刚去世不到一个月，我就是东一句西一句，主要就是把李鑫贵伺候老人，何候两个老人，妈妈走了，剩爸爸他还得伺候，买东西，买吃买喝，做饭都是他一个人担负，小张负责管小孩，因为小孩刚上三年级，离了人不行、就根据这个情况，我的全部财产应该李鑫贵所得，他花的心里没有愧，主要李鑫贵近10年来他得完全担负伺候两个老人，一个重病号，一个轻病号，都是他一个人负担，李鑫贵所得的我名下的财产应该他所得，其他子女这10年来，没有一个来伺候两天，甭说两天一天也没人替我们，主要就依靠李鑫贵，我呢，帮一点忙，我拄着拐棍能慢慢走，能替他喂喂吃喂喂喝。现在这房子，大兴区西红门绿林苑小区16楼3单元102号现在还在李鑫丽名下，还没有过户给我，钱100万从06年10月他们拿走以后直到现在，钱还在李鑫丽、邓学魁手里，甭管我经过法院、经过什么途径全部要过来以后，都赠与李鑫贵一人，由他自行处理。李鑫贵提交2017年9月3日李意录像“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东单拆迁，给的补偿费，2006年10月份钱下来以后，李鑫华、李鑫丽等人去民生银行取钱，当时我说怎么不让李鑫贵去，他们说自己有车保险，我心里就不痛快，因为拆迁款谁都不给，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如果拆迁，我们同意把钱给李鑫贵，如果拆房子，我们写遗嘱，把房子给李鑫贵，取回钱来以后，李鑫丽把存折给我看了一眼，也没看清，李鑫华说钱暂时放在李鑫丽家，都李鑫丽给我一个30万没有密码的存折，后来我和老太太共同花80万买了李鑫丽的房子，但拆迁款借口不给拿回来，少了一百万。我和李鑫贵去李鑫丽家和她丈夫单位去要钱，都躲着不见面，老太太去世后仍然不还钱，经单位领导见证协调后，我们才走了。经核实，争议102号房屋先登记在李鑫丽名下。李鑫丽亦认可持有生效判决书确认的拆迁款100万元，关于李鑫贵持有的120万元拆迁款，经询问，李鑫贵主张父母生前体弱多病，上述款项均用来花费到老人的生活起居和看病方面，但相关票据因老人去世没有保存，其提交了李意和郝延祥夫妇的火化证明和死亡证明，家属姓名签名一栏登记人均为李鑫贵。庭审中，被告主张本案东单房屋拆迁时李意夫妇和所有子女都是拆迁权益人，但拆迁补偿利益并未进行分割，应该先行分家析产再处理继承问题。经查，本案中拆迁的原始房屋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春雨胡同7号。2006年9月20日，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就上述房屋的拆迁问题出具京东房管裁字（2006)第089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申请人为中国妇女活动中心，被申请人为李意、郝延祥、李鑫丽、邓健、李鑫贵、李鑫富、李鑫光、张素芳、李萌、张士昆、陈玉霞、张晨、李素慧（已故）。该裁决书内容如下：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妇联）于1992年取得了《北京市城镇建设用地批准书》(房地批字［1992]第22号）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92》市规地字124号），并开始进行建设用地上居民的拆迁工作，后因故暂停。现申请人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依据（发改投资［2004]1155号）立项批复文件、(京国土划［2004]121号、京国主划［2005]39号）批复文件和（东拆许字［2004]第267号）拆迁许可证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委托书，在东城区北极阁三条地区进行项目建设并实施拆迁工作。产权人李恕3人在东城区春雨胡同7号有私房10问，属于该项目拆迁范围。申请人称，其依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和《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北京市人民政府令1991第26号）的有关规定，结合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二期工程建设用地拆迁的历史原因以及被申请人家庭实际情况，同意按照房屋评估价1605756元进行货币补偿，或以本市城八区范围内的，两居室住房三套和一居室住房三套，作为对被申请人的安置用房，但未达成协议。本局受理申请人的拆迁纠纷裁决申请后，依法向被申请人送达了谈话通知、裁决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等文件，通知产权人李恕3人及共居人于2006年9月17日在我局进行谈话、调解。申请人代理人张建参加了谈话，被申请人代表李鑫华、李鑫贵参加了谈话，其他被申请人缺席。上述两人在谈话、调解中称可以同时代表春雨胡同7号的其他产权人或者继承人参加谈话，9月19日我局再次通知双方当事人于9月20日在我局进行谈话、调解。申请人代理人张建参加了谈话，被申请人代表李鑫贵、李鑫华、李鑫光、陈玉兰（陈玉霞之姐姐）参加了谈话。谈话中李鑫华、李鑫贵称可以代表李意、和李意的其他子女谈话，陈玉兰称其代表张士昆一家参加谈话。经我局调解和拆迁公司做工作，该户至今未与拆迁人达成协议。经查：李恕、李意、李素慧3人在东城区春雨胡同7号共同共有私产10问，建筑面积151.8平方米。其中李恕、李素慧已故，其房屋未办理析产手续。另查：春雨胡同7号有在册户口12人分**，户主李意、之妻郝延祥、之女李鑫丽、之外孙女邓使；户主李鑫贵；户主李鑫富；户主李鑫光、之妻张素芳、之女李萌；户主张士昆、之妻陈玉霞、之女张晨。李素慧及子女未在本市长期居住，在该址无在册户口。再查：原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对春雨胡同7号，产权人李恕3人所有的房屋进行了估价，《征用房屋估价通知单》，载明房屋10间，估价金额为43776元。又查：春雨胡同7号部分房屋用于旅馆经营，并依法纳税。纳税人名称为北京市东城区富兴旅馆，计税营业额为5000元每月。本局认为：一、鉴于春雨胡同7号的实际居住情况，申请人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仅将李恕、李意、李素慧列为被申请人表达不准确，应将李意、郝延祥、李鑫丽、邓健、李鑫贵、李鑫富、李鑫光、张素芳、李萌、张士昆、陈玉霞、张晨、李素慧（已故，子女情况不详）合并列为被申请人，并按照有关规定对现居住人进行安置、对产权人李恕3人的房屋进行作价补偿。二、申请人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对被申请人的拆迁安置方案，已经充分考虑了妇联拆迁的历史原因和春雨胡同7号现居住人的实际情况，且其安置标准不低于《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的有关规定，本局予以支持。现本局结合妇联拆迁历史原因，依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第四条、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和《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的补充规定》的有关规定作出裁决如下：一、申请人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安置被申请人李意、郝延祥一居室1套位于本市朝阳区劲松五区515号楼2门102号；安置被申请人李鑫丽、邓捷两居室1套位于本市朝阳区管庄西里4号楼4门601号；安置被申请人李鑫富一居室1套位于本市朝阳区松榆东里4号楼2门602号；安置被申请人李鑫贵一居室1套位于本市崇文区东四块玉北街1号楼1门503号；安置被申请人李鑫光、张素芳、李萌两居室1套位于本市丰台区石榴园北里33号楼10门401号；安置被申请人张士昆、陈玉霞、张晨两居室1套位于本市朝阳区松榆西里39号楼601号。二、被申请人李意、郝延祥、李鑫丽、邓健、李鑫贵、李鑫富、李鑫光、张素芳、李萌、张士昆、陈玉霞、张晨自收到本裁决之日起16日内，迁至上述安置地点，同时将现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三、申请人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待被申请人李意、郝延祥、李鑫丽、邓健、李鑫贵、李鑫富、李鑫光、张素芳、李萌、张士昆、陈玉霞、张晨腾空其在东城区春雨胡同7号的房屋，并迁入上述安置地点后五日内，给予被申请人一次性异地安置补助费每人500元，共计6000元整。四、申请人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待被申请人李意、郝延祥、李鑫丽、邓健、李鑫贵、李鑫富、李鑫光、张素芳、李萌、张士昆、陈玉霞、张晨腾空其在东城区春雨胡同7号的房屋后5日内，对产权人李恕3人的房屋，按照房屋估价款43776元进行作价补偿（可凭析产手续领取）。五、申请人中国妇女活动中心自李意、郝延祥、李鑫丽、邓健、李鑫贵、李鑫富、李鑫光、张素芳、李萌、张士昆、陈玉霞、张晨12人迁至上述安置地点后5日内，支付北京市东城区富兴旅馆停产停业补助费60000元整（按5000元／月乘以12个月计算）。此裁决作出后，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就拆迁补偿达成一致意见。除上述张士昆一户外，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共给付拆迁补偿款760万元。关于拆迁协议，李鑫华、李鑫贵于2006年9月30日作为代理人与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签订《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内容为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经（2004）第26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进行拆迁，被拆迁人为李恕、李意、李素慧（三人共有），被拆迁人在拆迁范围内春雨胡同7号有私产10间，建筑面积151.8平方米。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给被拆迁人1767086元，其中包括结构价补偿86850元、附属物补偿33642元、区位价补偿1485264元、搬家补助费3795元、一次性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7590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5000元、非住宅奖励费75900元、其他补助费735元。该协议安置及在册人口为李意（户主）、郝延祥，李鑫丽（之女），邓健（外孙女），李新富（户主），李鑫贵（户主），李鑫光（户主）、张素芳（之妻）、李萌（之女），张士昆（户主）、陈玉霞（之妻）、张晨（之女）。除上述协议外，双方还签订有拆迁补偿协议一份，两份拆迁款总金额共计760万元。经查询相关拆迁档案，档案中仅保存有上述拆迁协议，根据领款凭证所载，除上述1767086元外，剩余拆迁款5832914元所列项目为一次性综合补助费。另查，本案诉争房屋中一部分房屋用于开办北京市东城区富兴旅馆，该旅馆系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姓名为李鑫富。李鑫富曾起诉李意主张营业补偿等150万元,（2007）二中民终字第11820号判决书认定,李鑫富不是该房屋的产权人，且其不在此居住，故其不应享有被拆迁房屋的拆迁款及各项补助费。关于停产停业损失一节，该款项是针对领有营业执照的企业发放，而李鑫富是该营业执照的照主，故判决李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鑫富支付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三万八千元。经向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签订人李鑫贵核实，其表示东城区房管局做出的裁决书只是为了顺利拆迁作出，实际上并未真正实施，拆迁补偿协议中列明的补偿安置人员也是为了多获得拆迁补偿，中国妇女活动中心谈判的时候人为写上去的，并非真实情况。经核实，中国妇女活动中心曾于2006年就东城区房管局做出的裁决书向东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先于执行，但又申请撤销执行，东城法院作出终结执行裁定。后经过后续一系列裁判查实，李意等被拆迁人实际并未获得东城区房管局做出的裁决书里标明的房屋，而是由李鑫华受李意委托从中国妇女活动中心领取了拆迁款760万元，其中80万元用于购买李鑫丽房屋，剩余680万元分了7个账户，其中五个账户各100万元，剩余两个账户分别为150万元（分给李竖之子李鑫光）和30万元。再查，。2006年11月7日，李鑫光代表李恕从李意处领取了拆迁款150万元，自划款成功之后，李意对李恕名下全额补偿款项不再付任何法律责任。经核实，李意（户主）户籍登记地址为东城区春雨胡同**，其他当事人未提交在上述地址单独立户的户籍证明。本院认为：遗产为被继承人死亡时留下的合法财产。本案中，郝延祥于2016年6月15日去世，李意于2018年1月18日去世，原告提交的2011年8月23日二人共立“遗嘱”仅说明财产已处理完毕，但未显示财产处理方案及归属，从后续李意通过诉讼形式主张102号房产和100万拆迁款的事实来看，其实上述财产被生效判决认定尚未处理完毕。因此，对于2011年8月23日二人共立“遗嘱”内容不明确，不能反映财产处置内容，不能视为遗嘱。而2016年7月11日的录音遗嘱和2017年9月3日和录像遗嘱，从内容来看，系李意在处置财产的意思表示，且录像遗嘱内容和录音内容相互印证和补强，李意意识清晰、语言流畅，未有胁迫和诱导的证据，虽然录音时没有见证人在场，但是结合录像的内容来看，两份遗嘱时隔一年，表意基本一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故本院认定遗嘱内容有效。从时间来看，上述遗嘱的录制时间在郝延祥去世之后，李意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意思表示，按照夫妻财产相关法律规定，应先于扣除郝延祥的一半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关于李鑫贵所持有的120万元拆迁款，其主张用于父母日常生活及看病等，但未提交具体证据，本应结合实际花费情况予以酌定，但鉴于金钱属于种类物，无法明确具体每一笔花费的具体去向，在原告没有提交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将此认定为遗产，在裁判时将必须花费情况作为具体情节予以综合考量。综上，关于此情节，本院结合李意的录音和录像遗嘱里陈述的李鑫贵对父母照顾较多，以此作为重要参照，在分割该120万元遗产时对其进行适当多分，不再考虑具体花费情况，而将其照顾父母情结和依据生活常理必然花费的情况，作为多分配遗产的酌定情节一并予以考虑。综上，关于本案中争议的遗产，其中102号房屋和220万拆迁款，已经通过法院判决和当事人自认的方式予以确认，根据李意的遗嘱，应该先分出一半归属于李鑫贵所有，剩余一半份额，由所有继承人按法定继承予以分割，经核算，李意自己的份额加上继承郝延祥的份额为十二分之七，均归李鑫贵继承，加上李鑫贵继承郝延祥的份额，李鑫贵通过继承可获得三分之二（约为66%）份额，考虑李鑫贵对父母尽到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本院确定李鑫贵共计获得争议遗产的75%份额，即获得拆迁款165万元，除去其自己持有的120万元以外，还需继承45万元，剩余55万元由其他继承人各自继承13.75万元，由李鑫丽直接予以支付。关于102号房屋，鉴于房屋目前登记在李鑫丽名下，实为李意和郝延祥生前购买的财产，房屋合同权益应认定为遗产,为一次性解决矛盾，本院分别确定该房屋的权益归属，双方可在各自份额确定后进行析产解决，综上，由李鑫贵继承李意102号房屋权益的四分之三份额，由其他继承人各自继承十六分之一份额。关于本案是否涉及析产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并未提交对房屋权属及地上物存在贡献的证据，亦未提交户籍及安置证明，且从析产情况来看，春雨胡同房屋原为李意父亲的财产，由李意、李竖等兄妹三人依继承所得，在拆迁前后已经通过内部析产甚至诉讼方式对拆迁款事宜予以分配完毕，不存在尚未析产的事实依据，故本院对上述事实不予认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意和郝延祥生前购买的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绿林苑小区16号楼3单元102号房屋的合同权益由李鑫贵继承四分之三份额;由李鑫荣、李鑫华、李鑫丽、李妍各自继承十六分之一份额;二、李意和郝延祥生前所获得的2200000元拆迁款由李鑫贵继承1650000元,由李鑫荣、李鑫华、李鑫丽、李妍各自继承137500元,李鑫丽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分别支付给李鑫贵4500**元,支付给李鑫荣、李鑫华、李妍各137500元;三、驳回李鑫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李鑫荣、李鑫华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李鑫贵负担6100元（已交纳）；由李鑫荣、李鑫华、李鑫丽、李妍各自负担45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34000元，由李鑫荣、李鑫华负担6375元（已交纳）；由李鑫丽、李妍各自负担63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李鑫贵负担85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新亮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