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兵12民终1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哈密市伊吾县。 法定代表人：张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淑娟，新疆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翔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负责人：郑江学，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周，新疆翔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昊公司）与被上诉人新疆翔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翔瑞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巴里坤垦区人民法院（2020）兵1201民初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元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淑娟、被上诉人翔瑞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元昊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以《乌鲁木齐市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作为酌情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7件案件律师代理费的依据不当。依据相关文件，除刑事辩护等部分律师业务仍执行政府指导价之外，其他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即由法律服务合同当事人协商收取。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因存在行业垄断之嫌，早已被叫停，因此该指导意见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不应作为一审判决酌情认定被上诉人主张律师代理费的依据。2、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与牛某某的劳动争议案，从仲裁程序至一审、二审，被上诉人提供了三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但合同的第八条代理费为空白，没有填写，因此只能认定双方对律师代理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参照该条约定适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关于律师代理费的收取标准，牛某某劳动争议案三个阶段的律师代理费不应超过15000元，但一审判决酌情认定了30000元，此金额远远高于哈密区域法律服务的市场价格，不具有合理性。3、一审被上诉人主张的另外4件诉讼案件的代理费，提供的四份委托代理合同不应作为酌情认定代理费的依据。该代理合同均没有约定具体的代理事项，不能证明与这4件案件及判决书的关联性。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明确认可，这四份代理合同代理费的内容是后填写上去的，双方并未对代理费数额协商一致。一审判决以这四份代理合同上记载的金额，参考指导意见规定的律师代理费收取标准，酌情认定上诉人应当给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1443515元不具有合理性。4、上诉人已经给被上诉人支付了全部的律师代理费。2015年到2017年上诉人总计给被上诉人支付了律师服务费550000元，因双方存在法律顾问关系，所以才由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的案件，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高达2160000多元的律师代理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情形下，上诉人主张7个案子的代理费包含在已经支付的550000元中是合理的，应予采信上诉人主张。 被上诉人翔瑞律所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1、一审法院参照乌鲁木齐市行业收费标准判定律师费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有法可依的。双方对签订委托合同均无异议，只对合同价款是否已经足额支付有异议。上诉人已收到我方发出的催款函，说明上诉人没有足额支付律师代理费的事实，我方律所所在地在乌鲁木齐市，均执行指导意见，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参照指导意见确定合同价款是合法的。我方提交的七份委托代理合同是乌鲁木齐市律协下发的标准格式，虽然没有明确代理案件的名称，但并非不能确定相应的代理案件。代理合同一式三份，每份合同上都有编号，再辅以合同签订时间可准确判断出相应代理案件；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确认了我方提交的三份代理合同为牛某某三起案件的代理合同，说明自始上诉人对相应合同代理的哪个案件及金额是明知的；剩余四份合同编号、约定金额及签订时间是明确的。2、上诉人与我方签订代理合同是上诉人的总经理、法务部主管和我方的律师吴某某谈妥合同条款，当场书写金额然后将合同交由上诉人审核盖章。我方律师吴某某曾多次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某联系沟通，其从未就催款函提出疑义，只是要求打折、缓付。一审开庭前，上诉人的法务经理还与吴某某律师电话联系要求我方撤诉，而没有提到过该笔债务已足额清偿才让我方撤诉；张某向吴某某律师电话联系要商量解决，充分说明了上诉人明知合同价款。另外，合同一式三份，合同如上诉人所说没有约定价款，上诉人应提交其持有的代理合同。3、上诉人称已足额支付了我方律师代理费，金额为55万元是错误的。双方都认可2014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间，我方为上诉人的法律顾问，双方约定第一年顾问费15万元，第二年20万元，我方收到款项后给上诉人出具了35万元的顾问费发票、20万元的律师费发票。律师费和案件标的挂钩，我方代理上诉人案件的总标的上亿元，不可能会约定20万元的律师费。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某在一审中陈述2016年、2017年其因故未能管理公司事务，很多事情不清楚，但又认为足额支付了代理费，其陈述不予采信。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告翔瑞律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2163348.16元，截止2019年10月15日的利息194701.33元（按月息5‰计算）；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2019年10月16日至实际支付日的利息（按月息5‰计算）；3、请求依法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邮寄送达费及其他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3日至2018年1月28日,元昊公司(甲方)与翔瑞律所(乙方)签订七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吴某某律师担任甲方的代理人，按照甲方的授权进行代理;合同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该七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未约定代理的具体案件；其中，（2016）新翔瑞律民字第422号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为733449.36元；（2016）新翔瑞律民字第851号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为323100元;（2017）新翔瑞律民字第306号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为128268.72元；（2018）新翔瑞律民字第027号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为1282922元；其他三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未约定代理费。 翔瑞律所称其于2018年4月16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元昊公司邮寄《催收律师服务费函》,元昊公司没有回复,但电话确认同意。元昊公司称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内容不认可。已经向翔瑞律所支付了律师服务费，并且开具了发票。 另查明，2015年12月14日元昊公司向翔瑞律所网银汇款100000元，交易用途为律师服务费；2017年1月3日元昊公司向翔瑞律所网银汇款100000元，交易用途为律师费；2017年6月2日元昊公司向翔瑞律所汇款50000元，交易用途为律师费；2017年6月13日元昊公司向翔瑞律所网银汇款100000元，交易用途为律师费；2017年7月6日元昊公司向翔瑞律所网银汇款200000元，交易用途为预付律师费； 2015年12月1日翔瑞律所向元昊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二张，金额合计为150000元；2016年12月27日翔瑞律所向元昊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二张，金额合计为150000元；2018年4月16日翔瑞律所向元昊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三张，金额合计为250000元； 翔瑞律所称其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是根据《乌鲁木齐市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按比例分段累计计算。 《乌鲁木齐市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第二十四条规定:1、“民事案件按标的额比例收费标准为1万元以下部分（不包含本数）收费1000-3000元;1万至10万元部分为8-9%;10万元至100万元部分为6-8%,100万元至500万元部分为4-6%,500万元至1000万元部分为2-4%,1000万元至5000万元部分为1-2%,5000万以上部分（包含本数）为0.5-1%。2、上述标准为一审收费标准，办理一审又代理二审或再审的在一审收费标准上分别酌减收费；只代理二审或再审的，按一审收费标准分别收取。” 再查，2014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间被告元昊公司聘请原告翔瑞律所作为常年法律顾问，办理被告元昊公司有关法律事务;原告翔瑞律所委派吴某某律师作为被告元昊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 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原告翔瑞律所在其代理案件中向法院递交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有约定的代理费数额；原告翔瑞律所称，向法院递交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没有列明代理费数额，委托方及受托方持有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有约定的代理费数额。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七份、《乌鲁木齐市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汇款单》五份、增值税普通发票七张、仲裁裁决书一份、民事裁定书二份、民事判决书四份、邮寄单及原、被告代理人的陈述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物的合同。本案中，被告元昊公司将其涉及的七起民事纠纷案件交由原告翔瑞律所指派律师参加诉讼，故本案案由应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 一、对于原告翔瑞律所要求被告元昊公司支付律师费2163348.16元的请求；经分析认为：1、对于原告翔瑞律所代理关于被告元昊公司涉及七起案件的律师费数额如何确定；原告翔瑞律所认为其代理上述七案被告元昊公司应付其律师费2512809.84元。虽然原、被告双方签订七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且部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了代理费数额，但该七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未明确具体代理的案件名称，原告翔瑞律所亦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该七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系其与被告元昊公司签订的上述七案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由此可见，虽然被告元昊公司认可原告翔瑞律所指派律师吴成德作为上述七起案件元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并完成诉讼活动。双方形成了事实的委托代理关系。但双方未对上述七案的律师代理费协商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该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因双方对于律师费数额没有明确约定,考虑翔瑞律所完成的工作内容及取得的成果,当地律师行业的市场惯例，并参考《乌鲁木齐市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规定的标准,对于原告翔瑞律所代理关于被告元昊公司涉及牛某某劳动仲裁案、牛某某劳动争议一审及二审案件的律师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30000元；对于原告翔瑞律所代理关于被告元昊公司涉及与xxxx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律师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222200；对于原告翔瑞律所代理关于被告元昊公司涉及xxxx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律师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92200元；对于原告翔瑞律所代理关于被告元昊公司涉及xxxx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律师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427174元；对于原告翔瑞律所代理关于被告元昊公司涉及xxxx公司抵押合同纠纷案的律师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701941元；综上，原告翔瑞律所代理关于被告元昊公司涉及七起案件的律师费应为1473515元。对于被告元昊公司认为原告翔瑞律所指派的律师在代理事务中因存在过错致使被告元昊公司产生损失的抗辩意见，因被告元昊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意见，不予采信。2、对于被告元昊公司已支付的律师费如何确定；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4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间被告元昊公司聘请原告翔瑞律所作为常年法律顾问，办理被告元昊公司有关法律事务;2015年12月14日元昊公司向翔瑞律所网银汇款100000元，交易用途为律师服务费；2017年1月3日元昊公司向翔瑞律所网银汇款100000元，交易用途为律师费；2017年6月2日元昊公司向翔瑞律所汇款50000元，交易用途为律师费；2017年6月13日元昊公司向翔瑞律所网银汇款100000元，交易用途为律师费；2017年7月6日元昊公司向翔瑞律所网银汇款200000元，交易用途为预付律师费；2015年12月1日、2016年12月27日、2018年4月16日翔瑞律所向元昊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七张，金额合计为450000元；由此可见，2015年被告元昊公司向原告翔瑞律所支付的100000元发生在双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关系期间，且载明的用途为律师服务费，故该100000元应为法律顾问费；2017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元昊公司向原告翔瑞律所支付的450000元，汇款载明的用途为律师费，应认定为支付上述案件的律师代理费。综上，扣除已支付的律师费450000元，被告元昊公司还应向原告翔瑞公司支付律师费1023515元。 二、对于原告翔瑞律所要求被告元昊公司承担从2018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10月15日止的利息194701.33元（按月息5‰计算）及从2019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的利息（按月息5‰计算）的诉讼请求；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被告元昊公司应于原告翔瑞律所发出催收通知函之日支付,翔瑞律所主张自2018年4月16日起计算,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对于利息的计算标准，一审法院结合被告元昊公司未及时支付律师费长期占用原告翔瑞律所资金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2019年8月20日以后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原告新疆翔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费1023515元及利息（自2018年4月16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新疆翔瑞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666元，减半收取12833元，邮寄送达费70元，合计12903；由原告新疆翔瑞律师事务所承担6840元，被告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承担6063元。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元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于2016年4月19日向吴某某转账70000元银行结算单一张，写明“服务费”，证明其向被上诉人另行支付70000元的律师服务费，被上诉人辩称，该笔费用是吴成某某师给张某作的私人法律服务费，不能计入代理费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律师服务费、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律师不得私自向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被上诉人辩解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该笔70000元费用依法计入上诉人元昊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翔瑞律所的服务费。 查明，被上诉人翔瑞律所提交至法院的委托代理合同均未写明代理费用金额，此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予以认可。 另查明，2018年1月始，巴里坤垦区人民法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原告(上诉人)余某某诉被告(被上诉人)元昊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被上诉人翔瑞律所接受余某某的委托，指派该所律师担任其代理人，参加了本案的一审、二审的诉讼。 再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规定代理民事(含商事、经济)案件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依照争议标的，在规定的比例幅度内分段累计协商收费。争议标的收费标准10万元—50万元(含50万元)部分4％；100万元—500万元(含500万元)部分2％；1000万元以上部分0．5％。曾办一审又办二审的案件可以按一审标准的50％收费。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翔瑞律所提供的写有律师代理费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否为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律师代理费数额应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元昊公司与被上诉人翔瑞律所之间具有委托代理合同、被上诉人翔瑞律所完成了上诉人诉讼代理事务的事实，有相关法院的判决、裁定予以证实，元昊公司应向翔瑞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但双方对律师代理费支付金额各执一词，翔瑞律所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一审时提交了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除牛某某诉元昊公司劳动争议案件代理合同未写明律师代理费外，其余案件代理合同均明确写明了律师代理费，合计金额为2513348.16元，但提交给法院的代理合同中律师代理费金额为空白，即两份合同主要条款即服务费数额约定不一致；合同第十七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元昊公司)一份，乙方(翔瑞律所)及乙方指派律师各一份”的内容，并不当然证明甲方元昊公司已经收到了《委托代理合同》。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律师服务收费合同或者在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收费条款。收费合同或收费条款应当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收费数额、付款和结算方式、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第十七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后，不得单方变更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数额。确需变更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依照该办法，翔瑞律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应更加熟知律师收取服务费的相关法律、规章、其在接受元昊公司的诉讼事项中收取巨大数额代理费用时，应当履行收费数额和计算方法的明确告知义务，双方合意确定律师代理费金额。现翔瑞律所与上诉人产生服务费纠纷，其持有的代理合同明确写明大额代理费、上诉人认为该金额是翔瑞律所自行添加的，而翔瑞律所提交至法院的代理合同律师费用项均为空白的情形下，应当更多的承担对合同中代理费数额是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填写的举证责任，达到证明其主张诉讼事实成立的程度，翔瑞律所不能证明其持有的合同中写明的代理费数额是双方一致意思表示，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其向元昊公司邮寄《催收律师代理费函》并不能证明催收费用是与元昊公司协商确认的，其单方计算的律师费用不能作为元昊公司欠付律师代理费的依据。 因翔瑞律所在接受代理工作前并未审慎的履行合同告知义务，致使其代理元昊公司诉讼案件的代理费金额约定不明，收费数额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一）代理民事诉讼案件…；依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参考《乌鲁木齐市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规定的标准酌情认定本案律师代理费，认定依据不当。本院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根据翔瑞律所代理元昊公司诉讼案件服务的工作量、工作成效、案件标的及曾担任元昊公司法律顾问等因素，酌情认定翔瑞律所与元昊公司的律师代理费如下：1、牛某某诉元昊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诉讼标的155374元，历经劳动仲裁、一审、二审程序，该合同写明收费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本院酌情认定为元昊公司应支付代理费15000元；2、(2017)兵1201民初5号大庆xxxx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诉元昊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讼标的5000000元，本院酌情认定为100000元；3、(2017)兵(1201)民初69号乌鲁木齐xxxx商贸有限公司诉元昊公司买卖合同纷一案，诉讼标的1752812元，该案撤诉，本院酌情认定为30000元。4、(2017)兵12民初11号xxxx公司诉元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标的20517468元，本院酌情认定为190000元；5、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新40民初182号xxxx公司诉元昊公司抵押合同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诉讼标的47994100元，本院酌情认定为300000元，以上共计635000元。被上诉人翔瑞律所在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担任上诉人的法律顾问，在此期间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律所代理了元昊公司的诉讼案件，此期间元昊公司支付的费用应为法律顾问费；2015年7月左右翔瑞律所代理元昊公司与牛某某劳动争议仲裁一案，上诉人元昊公司于2017年至2018年期间向翔瑞律所支付的450000元、二审中提交的元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于2016年4月19日向吴某某转账的70000元，合计520000元应认定为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故上诉人元昊公司还应向被上诉人翔瑞律所支付115000元律师代理费。 综上所述，上诉人元昊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巴里坤垦区人民法院（2020）兵1201民初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巴里坤垦区人民法院（2020）兵1201民初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一、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新疆翔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费115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4月16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11元，由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负担2600元，新疆翔瑞律师事务所负担11411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833元，由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负担2800元，新疆翔瑞律师事务所负担1003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伟新 审判员  王 云 审判员  游乐然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咸珈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