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10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长安，男，汉族，1951年4月16日出生，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平，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黎，女，1951年9月8日出生，汉族，系马长安妻子，住沈阳市沈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艳，女，汉族，1961年2月7日出生，住沈阳市皇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海春，男，汉族，1957年4月12日出生，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枫，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长安、张艳因与被上诉人高海春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5民初4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长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高海春的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高海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案件不应按照普通民事案件的审理思路和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进行审理、裁判一审判决审判逻辑错误案；二、一审中认定高海春的证据证明力大于张艳的证据，因此，判断诉争房屋是高海春所有，不合符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案件标准；三、本案需要解决的是高海春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其对上述房屋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但被上诉人高海春关键证据无效，且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房产所有权人，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四、相关生效判决关键证据无效，不能作为本案判决参考；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六、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七、被上诉人一审中提出的证据为商品房买合同、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章证明、采暖费燃气费的缴费收据。另外一审法院还将询问张念念的笔录作为证据，但张念念并未证明其收到合同的房屋买受人是谁，也未证明其收到的合同是否与高海春持有的合同一致。综上，张艳已通过行政主管部门存遗房登记审查，取得案涉房产的所有权证书，已实际取得房产所有权。如高海春对此有异议，必须有法定的足够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才能足以排除执行。但高海春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房屋具有所有权，不足以排除上诉人的强制执行。针对张艳的上诉请求，马长安辩称，同意张艳的上诉意见。张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高海春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确认案涉房产归上诉人所有；2.由被上诉人高海春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高海春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高海春为了报销采暖费而办理的假合同，当时我们已经同居了，为了由高报销采暖费，签了假合同；二、高海春提供的《证明》中称：其中三份购房合同被张念念丢失，这一说法也是高海春的一贯主张。既然丢失，怎么有了表明“作废”字样的合同，自相矛盾，高海春没有合理解释，不合逻辑，不应认定高海春购房合同时真实的；三、一审判决中将购房合同未履行的举证责任归责与他人，是不合理倒置；四、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高海春交合同一事，证据不足；五、我入住案涉房产后，与高海春结婚登记，有他交采暖费、燃气费、电费很正常，一审法院却用此佐证高海春真实购房，实在牵强；六、“返还原物之诉”的判决，是在采信建新开发公司出具的《证明》基础上作出的，现经鉴定公章不符，这些所谓的生效判决，就失去判决的基础；七、高海春谎称案涉房产由其购买，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八、如果是高海春购买的房子，为什么高海春不办理产权登记，而是在过了十几年法院执行才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针对马长安的上诉请求，张艳辩称，同意马长安的上诉意见。高海春针对马长安的上诉请求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一审判决。1.高海春有足够的权益排除执行。高海春与张艳之间关于案涉房屋的纠纷，经过了八次开庭审理，形成了九份裁判文书，其中的任何一份裁判文书，都足以证明高海春有权要求排出强制执行的权益，尤其是（2016）辽0105民初7945号民事判决书、（2017）辽01民终649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张艳无权要求高海春搬离案涉房屋，马长安的执行请求，是基于张艳享有完全的所有权，而现有裁判文书，已经否认了张艳的占有权与使用权，如判决案件继续执行，必将造成两份生效的裁判书内容的抵触，本案已经不可能继续强制执行。2.张艳的购房合同系伪造。（1）张艳声称购房合同签署于2005年6月18日，但根据其在（2016）辽0105民初7945号案件中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合同签订日期为2016年8月26日。（2）张艳的购房合同法定代表人一栏，写明的是“毕文进”，而根据工商登记显示，毕文进是在2008年才担任沈阳市皇姑区城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职，不可能在2005年的合同上就写明。（3）张艳的购房合同上，盖有“沈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公章，而沈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是2016年才成立，之前的名称为“沈阳市房屋登记中心”。2005年的合同上，竟然盖有2016年才成立部门的公章，与事实不符。（4）张艳的购房合同上，写明“一次性付款670000元整”，在返还原物案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张艳亦称已一次性支付房款，但之后声称24万元是顶房款，43万元是欠开发公司的，至今未付房款。（5）这么多次的开庭审理，张艳一直不能拿出购房合同原件。高海春一直希望张艳能拿出合同原件，高海春将申请鉴定。3.高海春占有案涉房屋的时间明显早张艳所谓的购房时间。4.关于高海春刑事立案的问题。（1）管辖问题，根据公安机关受理刑事案件的规定，应由嫌疑人住所地或被害方住所地的公安机关管辖，而塔湾派出所没有案件的管辖权。（2）罪名问题。一是私刻公章，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公章的所有者，并未报案，而是张艳报的案；二是虚假诉讼，高海春与张艳关于案涉房产的纠纷，最早是由张艳提起的诉讼，高海春不可能涉嫌虚假诉讼。（3）关于《鉴定报告》。鉴定结论基本为：2015年3月出具的《证明》上的公章，与2019年4月的公章不一致。我们要求将《证明》上的公章，与同一时期建新公司的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材料进行比较。以确定在这段时间内，建新公司没有更换过公章，或者没有因正常使用公章而造成磨损。（4）2018年年底公安机关刑事立案，至今将近两年。在此期间，塔湾派出所除了组织了一次所谓的鉴定，没有对高海春采取任何措施。没有刑事拘留、逮捕，更不用说审查起诉，塔湾派出所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5）高海春本人也报过警，但警方不予受理。答复为：在已经有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受理需要经过辽宁省公安厅批准。而张艳在此中状况下，竟然可以立案成功。（6）高海春已经就塔湾派出所的行为，多次向皇姑区纪委、皇姑区分局、皇姑区人民检察院反应，但尚无结果。即使《证明》上的印鉴与现有印鉴不一致，也不能证明高海春的《证明》是伪造的。更何况，原审法院作出判决，是综合了各方的证据，并非仅仅是依据该份《证明》。综上，高海春没有任何刑事犯罪行为，反而是张艳无权取得案涉房屋的情况下，与马长安串通，打算通过执行程序取得属于高海春名下的唯一一套房产。原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高海春针对张艳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同马长安的答辩意见。高海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停止对沈阳市皇姑区产的执行措施，解除查封；2.请求判令沈阳市皇姑区产归原告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2月25日，原告高海春与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以652,579元的价格购天坐落于沈阳市皇姑区屋，房屋面积161.85平方米等事项。现该合同封面及尾页签名处下方标注“作皮”字样。另，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纯放系被告张艳的哥哥。2005年1月2日，原告高海春与被告张艳登记结婚、双方于2013年10月24日经本院调解离婚。在本院制作的调解笔录中，张艳称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屋系其哥哥的房子，而高海春称案涉房屋系其购买，但手续被张艳的哥哥以办房证为由拿走。双方均同意因案涉房屋产权存有争议，在离婚案件中暂不处理。高海春在该房屋中居住至今。案涉房屋2006-2007年度、2007-2008年度采暖费均由高海春交纳。高海春与张艳离婚前的燃气费、电费的交费单上显示的客户名称均为高海春。2016年11月30日，张艳交纳了案涉房屋2016年8月3日-2016年11月4日的燃气费，收据上载明的客户名为张艳。2013年11月16日，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高海春发出一份《通知》，内容为:现通知高海春于2014年3月1日前搬出位于皇姑区。另查，张艳与沈阳市皇姑区城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有份落款日期为2005年6月18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张艳以67万元的价格购买案涉房屋。2016年8月26日，张艳与沈阳市皇姑区城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又签订一份《增量房申报表》，约定张艳以67万元的价格购买案涉房屋。2016年9月9日，张艳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书。张艳自述案涉房屋系从其兄张纯放(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处购买，案涉房屋系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沈阳市皇姑区城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联合建设开发，其购买案涉房屋的相关手续均是由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办理，其他购买人的相关手续亦是由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办理。2016年，张艳以对争议房产有产权证为由诉至本院，要求高海春从案涉房屋搬出。2017年5月26日，本院作出(2016)辽0105民初7945号民事判决节，认为本案高海春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与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5年2月25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实际出资购买案涉房屋具有高度可能性，同时认为张艳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沈阳市皇姑区城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订合同时间为2005年6月18日，也不能证明其已实际支付购房款。依据现有证据不能确认张艳与沈阳市皇姑区城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故该判决驳回了张艳的腾房诉讼请求。张艳不服，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辽01民终649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实际出资购买争议房具有高度可能性亦无不当”而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张艳仍不服，又申请再审。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又于2017年10月23日作出[2017]辽01民申6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本案张艳的再审申请。2017年，高海春诉至本院，要求判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并要求协助办理房屋的更名过户手续。本院作出(2017)辽0105民初70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案涉房屋归高海春所有，判决张艳协助办理房屋更名过户。张艳不服，提出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案涉房屋已被查封在先为由，于2018年5月4日作出裁定，撤销本院(2017)辽0105民初7058号民事判决，驳回高海春的起诉。马长安诉陕西钰祥珠宝有限公司、辽宁陵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艳民间信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2015)皇民三初字第020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陕西钰祥珠宝有限公司偿还马长安借款本金15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如逾期给付，由辽宁陵丰管理有限公司、张艳共同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该判决生效后，马长安申请执行。2016年9月20日，本院作出(2016)辽0105执2552号《执行裁定书》，查封张艳名下位于沈阳市皇姑区产。2018年4月，高海春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作出(2018)辽0105抗异13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本案高海春的异议请求，高海春遂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原审中，原告提供一份2015年3月2日盖有“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的《证明》份:“因我张念念本人工作失误，把高海春本人交给我办理房产证用的相关购房手续(其中商品房买卖合同三份、三联据发票、准住证、房屋结构图及一切相关购房手续)被我不慎全部丢失。此房位于沈阳市皇姑区，是高海春自己购买的商品房，总面积161.85平方米，总金额65.2579万元人民币(陆拾伍万贰仟伍佰柒拾玫元)一次性交完款后签约合同生效。注:待我把丢失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三联据发票及一切手续补完，归还高海春本人。开发单位: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纯放买受人“高海春特此证明”。张念念系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在(2017)辽0105民初7058号一案审判人员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张念念称2012年年底或2013年初，其接到领导(应该是蔡数丹)的电话，说是张艳和高海春夫妻俩一会把商品房买卖合同送过来，让其收一下，其收到后交给了张纯放。2018年12月19日，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向张艳出具《立案告知书》:“经审查，高海春涉嫌伪造公司公章、虚假诉讼案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立案侦查，立案决定书沈公皇(刑)立字[2018]2828号，案件编号A2101053400002018120061，特此告知。2019年5月5日，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根据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塔湾派出所委托，对2015年3月2日的《证明》落款处的“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文是否为同一印章盖印进行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落款处的“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对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执行标的主张自己享有实体上的权利，请求法院对该实体上的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以阻止法院强制执行的救济方法。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应归谁所有，原告高海春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子以证明，否则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被告张艳虽然提供了一份与沈阳市皇姑区城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订的日期为2005年6月18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张艳在2013年10月24日与高海春离婚时并未提供该份合同，而是称该房屋系其哥哥的房子，故本院无法认定张艳实际于2005年6月18日与沈阳市皇姑区城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现案涉房屋虽登记在被告张艳名下，但其实际于2016年8月26日与沈阳市皇姑区城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订《增量房申报表》，明确约定以67万元的价格购买案涉房屋，而被告张艳亦不能证明其实际支付了购房款，故依据被告张艳提供的现有证据，本院无法确认其与沈阳市皇姑区城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而原告高海春于2005年2月25日与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该合同上现标注有“作废”字样，但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张念念在另案中到庭陈述其将合同交给了张纯放，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作废”系何方标注。另外，原告于2005年即已实际入住该房至今，在高海春与张艳离婚前，并未有任何单位、个人就案涉房屋主张权利，而是在双方离婚后，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才向高海春发出一份《通知》，要求高海春限期搬高案涉房屋。此外，张艳虽曾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高海春腾房，但其诉讼请求经一审，二审、再审，均被驳回、综上、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高海春与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未实际履行或已实际解除，而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案涉房屋的开发公司签订有《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实际入住，且在与张艳离婚前交纳了该房屋的采暖费、燃气费、电费，相关交费单上显示的客户名称均为高海春。可见，虽然高海春未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书，但高海春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要大于被告张艳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高海春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可能性明显大于被告张艳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可能性，故案涉房屋应为原告高海春所有。关于被告马长安提出的已经对张艳腾房案件提起“第三人撒销之诉”，申请本案中止审理问题。张艳起诉高海春腾房案，先后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均驳回张艳的诉讼请求，即使马长安对该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也与本案无必然联系，本案并不当然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对马长安提出的中止审理理由，本院不子采信关于高海春涉嫌刑事犯罪问题，公安机关现虽向被告张艳出具了《立案告知书》，对高海春涉嫌伪造公司公章、虚假诉讼案决定立案侦查，且经鉴定，高海春提供的2015年3月2日的《证明》落款处“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但无论印章是否为同一印章，均不能否定高海春与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过《商品房买卖合同》、高海春实际在案涉房屋中居住至今的事实，故本案的审理也不必然以该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依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不得执行沈阳市皇姑区屋，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二、坐落于沈阳市皇姑区屋归原告高海春所有;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被告张艳承担。二审中，张艳向法庭提供从供暖公司电脑打印出来的案涉房屋供暖情况的相关信息4页。证明案涉房屋从开始登记至今都是我的名字。高海春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合法性有异议，没有盖章，没有人员签字。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即使是真实的，对于该份证据是否能够在电脑上进行更改仍需确认，且该份证据与高海春之前向法庭递交的关于供热的证据相矛盾。马长安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该份证据从证据形式上确有欠缺，但是因为个人去供暖公司调取证据供暖公司不予以接受，但是从证据的内容上看案涉房屋从2018年开始，在供暖公司那里登记的都是张艳的名字，供暖公司是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认定的户主是谁，所以可以证明是张艳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故审查的重点为案外人高海春就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涉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诉请能否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首先，关于张艳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增量房申请表》的效力问题。张艳虽持有2005年6月18日及2016年8月26日分别与沈阳市皇姑区城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增量房申请表》，但因张艳无法提供实际支付购房款的相关证据，且在2013年10月24日，张艳与高海春离婚时，张艳既未主张案涉房屋归其所有，亦未向法庭提供《商品房买卖合同》，而是称该房屋由其哥哥购买，其主张前后矛盾。故仅凭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张艳与沈阳市皇姑区城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对此，张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至于2005年2月25日高海春与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虽该合同上现标注有“作废”字样，但通过一审中高海春提供的由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日出具的盖有“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的《证明》内容显示，案涉房屋由高海春自己购买，总面积161.85平方米，总金额65.2579万元人民币(陆拾伍万贰仟伍佰柒拾玖元)，一次性交完款后签约合同生效。后因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张念念工作失误，不慎将高海春本人交给张念念用于办理房产证用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三联据发票、准住证、房屋结构图及一切相关购房手续丢失。且张念念在另案中亦到庭陈述其将合同交给了张纯放，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作废”系何方标注。同时，高海春与张艳离婚前，并未有任何单位、个人就案涉房屋主张权利，而是在双方离婚后，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才向高海春发出限期搬高案涉房屋的《通知》。此外，张艳虽曾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高海春腾房，但其诉讼请求经一审，二审、再审，均被驳回。综上，本案高海春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要大于张艳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而高海春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张艳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可能性。另，高海春与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亦远远早于法院查封房屋的时间；其次，从高海春支付案涉房屋的价款情况来看，虽庭审中高海春未向法庭提供支付价款的相关证据，但通过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法庭提供的《证明》等证据材料，能够证明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为高海春出具三联据发票，后该发票不慎被张念念丢失的事实；第三，从案涉房屋占有情况来看，因庭审中，高海春向法庭提供了电费收据、采暖费收据、有线电视费收据、燃气缴费通知单以及《证明》中所涉及的准住证、房屋结构图等证据材料，能够证明高海春在法院查封房屋前就已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第四，通过本案庭审调查及辽宁建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明》等证据可知，高海春在张艳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证书之前未能办理房屋更名过户手续并无过错。综上，案外人高海春就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涉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对二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艳、马长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张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马长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会军审判员  丁广昱审判员  吕长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史舒畅书记员孙天齐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