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8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前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张汉钫，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干诚忱，北京金诚同达（上海）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宇，北京金诚同达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当当网信息技术（江苏）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法定代表人：陈立均，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成，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均衡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第****。法定代表人：葛建华，总经理。上诉人上海前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前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当当网信息技术（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当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均衡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均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5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前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干诚忱、李玲宇、被上诉人当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成、原审第三人上海均衡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前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海前晋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当当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遗漏了本案的核心证据。在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所谓“上海前晋公司述称，其没有关注过货物的实际交割情况”与上海前晋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的表述完全不符，上海前晋公司在一审法庭中多次陈述，其在业务环节对于货物交割的相关事实曾多次与当当公司以及上海均衡公司对于货物交割的情形进行确认，当当公司也曾多次确认其已经收到上海前晋公司所送达的货物并且愿意承担付款义务。对于上述事实，核心的证据是关于2017年3月8日上海前晋公司、当当公司以及上海均衡公司在当当公司总部签署《会议纪要》，三方当事人的代表在当天重申了当当公司向上海前晋公司支付涉案4笔款项的义务，以及上海前晋公司向上海均衡公司支付20%的尾款的义务，体现了背靠背的买卖关系。该份证据中，当当公司以及上海均衡公司都对于货物的实际交割的情况进行了确认，并且当当公司明确作出了支付货款的承诺，是本案中认定法律关系以及交割事实的核心证据。上海前晋公司在一审庭审后补充提交的代理意见中，进一步提请一审法庭特别关注涉案《会议纪要》，其作为本案的核心证据，是在上海前晋公司、当当公司、上海均衡公司均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签署的，也是本案所有证据中唯一的由三方共同形成的证据原件，在三方均在场的情形下，当当公司并未提出付款的义务应当由上海均衡公司进行承担，也并未提出所谓借款的共同安排，而是直接确认了自己的付款义务，并且对于供货事实确认无误。然而，在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直接遗漏了此份重要证据，并对于其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及证明目的只字未提，在事实认定方面有明显且严重的错漏。二、一审法院故意引导上海均衡公司作出对上海前晋公司不利陈述。在一审判决中，上海均衡公司述称的事实是一审法院通过诱导性发问的方式帮助上海均衡公司编造了该陈述，不符常理并且假设前提中具有强烈诱导性，而上述事实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予以佐证，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对于上海均衡公司的当场反言，一审法院不仅没有当庭责令其说明理由，还对其进行言语提示并协助转移话题。三、一审法院单独约见上海均衡公司询问并在一审庭审中剥夺上海前晋公司的质证权。一审法院从未向上海前晋公司出具任何追加上海均衡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书面文件，导致当时上海前晋公司根本无从知晓上海均衡公司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参与到2020年4月17日的法庭询问中，并且在开庭当天，一审法院多次打断上海前晋公司的要求，不允许上海前晋公司对于上海均衡公司的陈述进行质证。四、一审法院对于法律关系的认定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提出，上海前晋公司、当当公司及上海均衡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的目的和交易特征，应当是已经认定本案中的上海前晋公司与当当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同时，一审法院又提出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上海前晋公司已经履行了起诉称的买卖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上海前晋公司要求当当公司支付货款等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显然又是通过买卖合同关系进行了责任判定。此外，一审法院还提出现上海前晋公司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履行货物交付义务，而上海均衡公司自认其与上海前晋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尚欠借款，故上海前晋公司可循其他途径另行主张，显然是在用模棱两可的方式回避了对于法律关系的认定，只是巧妙提到了上海均衡公司自认为是借款关系，但是对于法院的认为只字未提。如果一审法院认同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那么一方面，应当回应二审法院在（2019）京02民终4014号民事裁定中所提出的意见，明确说明本案中只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本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论述当当公司和上海均衡公司既然都已经在《会议纪要》中确认收货以及对应的付款义务，为何却突然提出所谓借款关系的抗辩主张。如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实际为借款合同关系，那么一方面，一审法院应当查明借款合同的债权人以及债务人各自的身份，如果上海前晋公司和上海均衡公司之间属于借款关系，那么当当公司如何对于该等情况知悉，并且还在《会议纪要》确认了其自身的还款义务，该等行为是否构成债的加入；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应当查明，在借款关系的合同项下，当当公司为何办理了一系列的合同凭证并且开具了巨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配合完成其明知属于虚假的交易。五、在本案争议发生以前，上海均衡公司作为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通信产品终端设备经销商，即长期为当当公司进行供货，上海前晋公司系应上海均衡公司要求加入买卖合同关系。当当公司及上海均衡公司一审反言否认全部买卖合同事实，与本案客观事实明显相悖，依法不应予以采信。本案中，上海均衡公司系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通信产品终端设备经销商，自2015年起上海均衡公司即长期给当当公司供货。但是由于当当公司按照惯例给供货商付款有两个月左右的账期，所以上海均衡公司找到上海前晋公司作为中间贸易商，上海均衡公司先卖货给上海前晋公司，然后由上海前晋公司卖货给当当公司，完成送货后，上海前晋公司先付款给上海均衡公司，之后账期到了，当当公司付款给上海前晋公司，这样上海均衡公司既能先拿到货款，还能继续给当当公司供货，上海前晋公司也能赚取两份买卖合同间的差价收益。涉案交易系由当当公司数码3C事业部采购总监黄燚亲自负责与上海前晋公司进行交易，上海均衡公司由其法定代表人葛建华负责交易，上海前晋公司正是基于对上海均衡公司和当当公司长期供货的信赖、对黄燚作为当当公司3C数码事务部采购高管的信赖才加入该项交易，对于该项事实当当公司也是知情的。黄燚在《陈述书》中承认：“2015年9月，我通过上海号百业务李杏介绍认识了上海均衡公司的葛建华，我在与葛建华的合作中经过他介绍认识了前晋公司的张媛和施洁茹”，即当当公司与上海均衡公司在上海前晋公司加入交易之前存在长期业务合作。六、当当公司和上海前晋公司有争议的涉案4笔交易与已经履行完毕且无争议的5笔交易具有同一性，上述9笔交易的《采购订单》《送货单》上的签字、盖章在形式上完全一致，应将9笔交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一审法院未按照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裁定书要求，对5笔无争议交易计算依据的《采购订单》《送货单》与本案争议的4笔交易所依据的《采购订单》《送货单》在签字和签章形式上是否具有同一性进行审查，而且对上海前晋公司提起的对9笔交易项下《采购订单》《送货单》上签章、签字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鉴定申请予以拒绝，导致认定事实出现重大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9笔交易（包括本案中4笔有争议交易及各方确认已经履行完毕的5笔无争议交易）均是上海前晋公司和当当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项下的交易，9笔交易项下的采购、送货模式完全一致，且9笔交易项下的采购订单与送货单上的签字、签章也完全一致，并均有《采购订单》《送货单》、打款记录、发票、微信沟通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当当公司在微信记录及原一审庭审笔录中对9笔交易项下的交易模式及案涉四笔交易的欠款事实均予以认可，在原一审庭审过程中，当当公司的法务人员是承认的，且当当公司法务人员贾伏双、李敏对该笔录进行签字确认，法务人员对公司的交易的事实情况应当是更了解的，其对买卖交易事实的认可更具有可信度，应当被采纳。当当公司在原二审及现一审中否认买卖合同关系、否认收到货物、否认《采购订单》存在等意见不具有证明力，不应当被采纳。同时根据诉讼禁止反言原则，当当公司所述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应予以采信。各方均确认无争议的5笔交易项下，上海前晋公司的送货义务及当当公司的付款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具有完全一致性的其他4笔交易项下的交易模式及送货模式不予认定，明显存在逻辑错误，且与客观事实不符。七、针对涉案4笔交易未付款的事实，当当公司从未提出过异议，并且在延期付款的情况下，通过签订《会议纪要》形式确认付款事实。2017年3月8日，上海前晋公司、当当公司以及上海均衡公司代表在当当网总部签署《会议纪要》，三方当事人的代表在当天重申了当当公司向上海前晋公司支付涉案第五、六、八、九4笔交易款项的义务，以及上海前晋公司向上海均衡公司支付20%的尾款的义务，该《会议纪要》有当当公司代表黄燚、上海均衡公司代表葛建华、上海前晋公司代表施洁茹及张媛签字。需要特别强调的三点是：（一）黄燚作为当当公司电子数码部的采购总监，职位级别较高，本案的全部9笔交易均是黄燚代表当当公司与上海前晋公司完成的，黄燚的行为是代表当当公司的职务行为，黄燚代表当当公司签署《会议纪要》即应视为当当公司对涉案四笔交付未付款项付款义务的认可。（二）当当公司实际对涉案包括上海均衡公司在内的货物交易流程是完全清楚并且认可的。上海均衡公司葛建华也在《会议纪要》签字，纪要记载上海前晋公司向上海均衡公司支付20%的尾款的事实，说明当当公司是完全了解本案买卖合同上海前晋公司委托上海均衡公司交货的流程，当当公司和上海均衡公司对上海均衡公司先卖货给上海前晋公司，然后由上海前晋公司卖货给当当公司、上海均衡公司已经完成送货、当当公司尚未向上海前晋公司付款的事实的完全清楚并认可的，当当公司应承担就涉案交易向上海前晋公司付款的义务。八、当当公司以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长城鉴定所）鉴定《采购订单》合同章不一致、黄燚签名不一致主张涉案交易不存在《采购订单》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当当公司的合同章没有在公安机关备案，长城鉴定所也没有公开渠道获得当当公司的合同章，当当公司完全可能存在多枚合同章进行对外签署的情况，其可以故意提供其他合同章以达成对其有利的鉴定意见，而且当当公司在一审庭审笔录承认与上海前晋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随后都能反言否认，完全缺乏诚信原则，故该鉴定意见所谓的公章不一致对涉案交易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二）该《采购订单》从交易流程上是由黄燚签字并当当公司盖章后寄送给上海前晋公司的，至于当当公司内部实际由谁签字，采用哪一个合同章盖章，上海前晋公司是没有办法得知的，在本案9笔交易有诸多证据证实且按照《采购订单》履行完成5笔的情况下，当当公司仅以所谓的合同章和黄燚签名不一致来否认买卖合同交易事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三）虽然鉴定合同章及黄燚签名不一致，但是在本案的9笔交易中，上述多项事实均可证明本案交易存在《采购订单》，而当当公司在诉讼中从来没有提供《采购订单》作为证据证明上海前晋公司提供的《采购订单》与涉案交易不一致，恰恰说明本案中上海前晋公司提供的《采购订单》与《送货单》是交易中真实发生的。（四）公章只是权利的外观和权利表象，4笔有争议交易和5笔无争议交易项下的《采购订单》在签名和签章的形式上具有同一性，均加盖了当当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均由黄燚签字，而5笔无争议交易当当公司已经完成付款，且上海前晋公司已经履行完毕送货义务，在此情况下，上海前晋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上述《采购订单》及《送货单》上的签字和盖章是当当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构成表见代理。当当公司否认4笔有争议交易项下的《采购订单》，明显有悖客观事实，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九、上海前晋公司与上海均衡公司在交易中形成的证据也可以证明涉案交易已经完成送货，上海均衡公司在一审反言作出虚假陈述，明显有悖客观事实，而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涉嫌与当当公司恶意串通、出具虚假陈述，损害上海前晋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不应予以采纳。针对涉案交易上海前晋公司已经完成货物交付的这一事实，除了当当公司在交易中认可外，上海均衡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建华、司机徐师傅、商务邹丽红在与上海前晋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中也均承认实际完成案涉交易送货，并取得当当公司盖章的《送货单》。因此，上海均衡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所述的未向上海前晋公司提供《送货单》，《送货单》为虚假言论与事实不符，本案实际已经发生了送货，有交易当时聊天记录及录音证据证明，该聊天记录及录音属于交易当时形成的原始证据，有较强证明力，而上海均衡公司的一审庭审中言论不具有证明力，不应该被采纳。十、本案合同性质非常明确，属于买卖合同，大量微信沟通记录可以证明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在当当公司、上海均衡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自己主观臆测，否认双方白纸黑字订立的买卖合同关系，认可上海均衡公司和当当公司当庭反言，否认在先前的庭审笔录和微信记录，存在不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海前晋公司与当当公司签订的合同清楚明白的写明为《商品购销合同》，而且已经详细约定了标的物的品种、数量、规格、品质要求、价格、付款方式、交货地点、违约责任等内容，完全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在此情况下，上海前晋公司或者当当公司主张上述合同属于借贷合同关系，应当对法律关系变更或者消灭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整个一审程序中，除了上海均衡公司反言否认买卖合同关系以外，当当公司与上海均衡公司均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需要强调的是，在上海前晋公司与当当公司、上海均衡公司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中，未出现过任何一次关于借贷关系的内容，相反，上海前晋公司反复要求上海均衡公司、当当公司提供《采购订单》《送货单》，并且反复跟进采购、送货等交易事实，证明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当当公司与上海均衡公司主张本案法律关系属于借贷关系，当当公司无义务向上海前晋公司支付款项也是错误的，因为上海前晋公司和当当公司之间始终只有买卖合同的合意，当当公司应当就涉案4笔交易向上海前晋公司支付货款。当当公司辩称，第一，一审法院查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正确。第二，在本案中最关键的结点不仅仅是上海前晋公司在供应链合同中是否委托了上海均衡公司进行过送货，更为关键的是是否有这批货。按照《商品购销合同（百货）》第10.2条规定，上海前晋公司要证明货物是如何合法取得，上海前晋公司和上海均衡公司都不是手机的生产商，当当公司认为上海前晋公司有义务向法庭证明交易的手机有合法来源。本案不是买卖合同，是借款合同，是通过当当公司渠道走的刷单业务，本案涉及的采购物品没有从华为生产厂商采购过，生产厂商也从未出过这一批货。第三，上海前晋公司陈述，黄燚在当当公司总部里楼下签署《会议纪要》和黄燚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是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在这个案件原审一审中判决当当公司败诉，需要支付货款后，当当公司第一时间采取报案措施，在报案的程序中有黄燚的《陈述书》，《陈述书》中黄燚陈述收了380000元的好处费，张媛和施洁茹认识并且和上海前晋公司合作了5笔款到付款义务，就是上海均衡公司先把钱打给当当公司，当当公司收到上海均衡公司付款的当日或次日把钱打给上海前晋公司，这是上海前晋公司提到的9笔业务的前5笔，后4笔当当公司从来收到过上海均衡公司打来的款，怎么可能向上海前晋公司支付。从刑事报案中黄燚的陈述可以看出9笔业务都不是真实的。上海前晋公司如果想证明买卖关系的真实存在，就应该提供采购华为手机的订单、合同。第四，上海前晋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显然和合同中要求是不一致的，合同要求唯一的支付凭证是《入库单》，并不是《送货单》，本案中没有商品入库一说，也没有送货人和收货人双方签字的入库单。《送货单》仅仅只有收货人刘纯发签字，后经刘纯发本人核实签字也是伪造的。《送货单》不是结算凭证依据。第五，黄燚在《采购订单》中签字已经过鉴定，证明是假的。第六，上海均衡公司根本没有承认过送货的事实，上海均衡公司也讲了根本没有货。《供应链服务框架协议》是上海前晋公司和上海均衡公司签的，内容可以看出不符合买卖合同常规，上海前晋公司向上海均衡公司采购货物，所有责任由上海均衡公司承担，风险也由上海均衡公司承担。上海前晋公司讲是为了赚取差价，但在《供应链服务框架协议》第五条约定不是为了赚差价，挣的是综合服务费，约定了60天内的综合服务费费率，每个月是按照1.5%，如果超期每天加收0.05%的服务费，还约定了葛建华作为保证人，实际上是用所谓的买卖协议套了借款合同，有固定的利息，借款人法定代表人承担保证责任。上海均衡公司述称，其和上海前晋公司就是借款，合同总额是大约30000000元，上海均衡公司一直在还款，到现在为止欠16000000元左右，上海前晋公司在起诉当当公司的同时，上海均衡公司也在还款，本案款项就是上海均衡公司向上海前晋公司借款，当当公司的作用就是以贸易的形式来完成借款的模式。上海前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当当公司支付2016年11月8日与2017年1月9日4份《采购订单》项下账款共计32988000元；2.判令当当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损失（其中，以183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14688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当当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7日，上海前晋公司与当当公司签订编号为JSBH1606-237的《商品购销合同（百货）》，约定上海前晋公司向当当公司提供商品，上海前晋公司应提供商品清单，双方以本合同书和商品清单为基础确定订单。上海前晋公司应将订单列明的商品，按照约定的时间、运输方式交付到当当公司指定地点。双方签字的当当公司入库单是当当公司收到上海前晋公司货物的唯一凭据，交货验收与结算均以当当公司入库单为准。合同还对商品要求、验收结算及违约责任等内容作出了约定。合同附件包括《甲乙双方对账、结算实施细则（百货）》《委托配送服务协议》等。后，上海前晋公司与上海均衡公司签订编号为QJJH20160628的《商品购销合同（百货）》，约定上海均衡公司向上海前晋公司供货。该合同文本打印的权利义务内容及附件的格式、内容与原当当公司之间的《商品购销合同（百货）》基本相同。2016年6月29日，上海前晋公司与上海均衡公司签订《供应链服务框架协议》，约定该协议所指定的采购委托方为当当公司，供应商品为手机及相关通信产品。上海均衡公司向当当公司供货须由当当公司向上海前晋公司发出《采购订单》。上海均衡公司确认知晓《采购订单》是为执行本协议而签订，上海前晋公司一旦依据《采购订单》向当当公司供货，上海均衡公司即无条件承担《采购订单》中约定的属于上海前晋公司的义务部分。上海前晋公司因执行《采购订单》而产生的一切费用、风险均由上海均衡公司承担。上海前晋公司不承担上海均衡公司供货产品品质及其瑕疵的相关责任。货物的运输由上海均衡公司负责配送至《采购订单》中确认的指定地点，上海均衡公司承担物流费用及当当公司验货前的一切物流风险。上海前晋公司向上海均衡公司收取综合费用，综合费用仅包含自上海前晋公司付款给上海均衡公司之日起60日内的服务费，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物流费用等，如有发生均由上海均衡公司另行承担。上海前晋公司按1.5%/月收取综合费用，不足一月的按一月计算；超过30天小于45天，按0.05%/天收取综合服务费。上海前晋公司收到当当公司的《采购订单》、货物签收单原件后向上海均衡公司支付相应货款总额的80%，收到当当公司支付的全额货款后，扣除上海均衡公司应支付的服务费后，余款支付给上海均衡公司。上海均衡公司承诺，就每一《采购订单》而言，在上海前晋公司向上海均衡公司支付货款之后60日内，若当当公司无法支付按约支付，则由上海均衡公司向上海前晋公司支付全额采购款。自上海前晋公司向上海均衡公司付款之日起第45日起，除原合同约定服务费外，上海前晋公司有权按当当公司未支付的采购价款的日万分之八收取综合费用。一审庭审中，上海前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9份当当公司向其购货的《采购订单》，欲证明当当公司在2016年6月至2017年1月间向其购货，且当当公司尚未支付其中4份《采购订单》项下货款32988000元。该9份《采购订单》购货单位处均盖有“当当网信息技术（江苏）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载有联系人“黄燚”的签字。对该9份《采购订单》的真实性，当当公司不予认可。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当当公司申请对上海前晋公司主张未付款的4份《采购订单》中加盖的“当当网信息技术（江苏）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及“黄燚”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8月15日，长城鉴定所出具编号为长城司鉴[2018]文鉴字第47号《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4份检材下方“购货单位”栏内的“黄燚”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黄燚”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4份检材下方“购货单位”栏内的“当当网信息技术（江苏）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印文与样本上的“当当网信息技术（江苏）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上海前晋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还提交了9份《送货单》，欲证明9份《采购订单》项下的货物均已由上海均衡公司向当当公司交付。当当公司对该9份《送货单》不予认可，主张《送货单》上加盖的“无锡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无锡百货仓储收货验收章”及“刘纯发”签字不真实。对此，上海均衡公司述称，涉案《采购订单》均无货物交割，上海均衡公司没有实际送过货，《送货单》都是虚假的，上海均衡公司未向上海前晋公司提供《送货单》，不清楚上海前晋公司的《送货单》是谁制作的。同时，上海均衡公司为证明其与上海前晋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交与上海前晋公司之间的转账电子回单，其中上海均衡公司分别于2016年10月21日、同年11月11日、同年11月24日、2017年1月5日及同年1月10日向上海前晋公司转账支付115200元、532800元、55800元、162000元及223200元，摘要为“转款”“往来款”或“货款”，上海均衡公司称这些款项性质均为借款利息。一审庭审中，上海前晋公司还述称，其没有关注过货物的实际交割情况，其认为这种交易模式是占有改定。一审法院另查，2016年6月22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上海前晋公司与上海均衡公司分别签署9份《采购订单》，由上海前晋公司向上海均衡公司采购货物，订单的格式及采购商品名称、单价、数量及总价均与上海前晋公司、当当公司之间签订的9份《采购订单》一致。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海前晋公司向当当公司主张支付买卖合同货款，故应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完毕买卖合同项下义务，即已按约交付货物。现上海前晋公司据以证明交付货物的证据为《送货单》，但当当公司对该《送货单》及送货的事实均不认可。为了查明货物交付相关事实，一审法院依当当公司的申请，追加“送货方”上海均衡公司，而上海均衡公司称其并未向当当公司供货、送货，亦未向上海前晋公司提供《送货单》，《送货单》为虚假。故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上海前晋公司已经履行了其诉称的买卖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上海前晋公司要求当当公司支付货款等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一审法院还注意到，根据上海前晋公司与上海均衡公司之间《供应链服务框架协议》及《采购订单》的约定，上海前晋公司向上海均衡公司购货的数量、价格与其向当当公司销售商品的数量、价格完全一致，在上海均衡公司按照原当当公司之间的《采购订单》约定向当当公司供货后，上海前晋公司、当当公司之间《商品购销合同（百货）》中本应由上海前晋公司承担的义务及履行费用、风险、产品品质瑕疵责任等均由上海均衡公司承担。此外，上海前晋公司向上海均衡公司支付货款时有权扣除月利率1.5%的综合费用，如当当公司无法依约支付《采购订单》项下货款，上海均衡公司承诺由己方向上海前晋公司支付等等。综上，上海前晋公司、当当公司及上海均衡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的目的和交易特征。现上海前晋公司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履行货物交付义务，而上海均衡公司自认其与上海前晋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尚欠借款，故上海前晋公司可循其他途径另行主张。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上海前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海前晋公司提交上海前晋公司员工施洁茹的微信记录3份、电话录音3份，证明涉案交易已经由上海均衡公司完成送货。当当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微信记录与电话录音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话人不是直接送货人，是传来证据，不能证明货物已经真实送到。上海均衡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微信记录与电话录音中涉及葛建华的部分真实性认可，其余的不清楚，提问方式是引导性的，微信记录中所述《送货单》不是上海均衡公司做的，葛建华曾明确对上海前晋公司说过没有送过货。本院对此证据中涉及到葛建华的部分真实性予以确认。上海前晋公司补充提交上海均衡公司和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签订的《经销协议》及2015年11月17日上海均衡公司与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证明上海均衡公司是华为指定的终端供货商，有供货能力，当当公司和上海均衡公司早就开始供货。当当公司发表质证意见：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上海均衡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当时是上海前晋公司要对上海均衡公司的借款资质进行评估，要求上海均衡公司提交的。本院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海均衡公司提交了时间为2015年1月1日到2016年8月31日、2016年8月9日到2017年1月10日的中国光大银行对账单，证明各方之间钱款流转情况。上海前晋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无法核实，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不能排除上海均衡公司与当当公司之间存在其他业务，不认可构成款到付款业务。当当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8月份的款项与本案无关，2016年9月1日开始的款项与当当公司支付给上海前晋公司可以对应，与当当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互相印证。本院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另查，2016年8月至2017年2月期间，当当公司（出卖方）与上海均衡公司（采购方）签订有5份《购销合同》，此5份《购销合同》中采购华为手机型号、数量与上海前晋公司（出卖方）主张与当当公司（采购方）《商品购销合同（百货）》项下已经履行完毕的5张《采购订单》的华为手机型号、数量完全一致，金额基本一致，亦与上海前晋公司（采购方）与上海均衡公司（出卖方）依据《供应链服务框架协议》已经履行完毕5笔《采购订单》的华为手机型号、数量完全一致，金额基本一致。关于上述5笔采购订单履行中的钱款往来情况如下：第一笔《采购订单》，2016年8月9日，上海前晋公司支付上海均衡公司14227200元，2016年9月2日，上海前晋公司支付上海均衡公司3772800元，合计18000000元。2016年9月1日，上海均衡公司分4笔支付当当公司2640元、2640000元、15000元、15000000元，2016年9月2日，上海均衡公司支付当当公司360360元，合计18018000元。2016年9月1日，当当公司支付上海前晋公司15000000元。2016年9月2日，当当公司支付上海前晋公司360000元、2640000元，合计18000000元。第二笔《采购订单》，2016年8月19日，上海前晋公司支付上海均衡公司3840000元，2016年10月21日，上海前晋公司支付上海均衡公司960000元，合计4800000元。2016年10月20日，上海均衡公司支付当当公司2504800元、2300000元，合计4804800元。2016年10月20日，当当公司支付上海前晋公司4800000元。第三笔《采购订单》，2016年9月2日，上海前晋公司支付上海均衡公司14800000元，2016年11月7日，上海前晋公司支付上海均衡公司3078400元，2016年11月11日，上海前晋公司支付上海均衡公司621600元，合计18500000元。2016年11月7日，上海均衡公司支付当当公司18500000元、18500元，合计18518500元。2016年11月8日，当当网（江苏）图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支付上海前晋公司18500000元。第四笔《采购订单》，2016年10月27日，上海前晋公司支付上海均衡公司3720000元，2016年11月24日，上海前晋公司支付上海均衡公司930000元，合计4650000元。2016年11月23日，上海均衡公司支付当当公司4654650元。2016年11月23日，当当公司支付上海前晋公司4650000元。第五笔《采购订单》，2016年11月24日，上海前晋公司支付上海均衡公司3720000元，合同金额4650000元。2017年1月9日，上海均衡公司支付当当公司4654650元。2017年1月9日，当当公司支付上海前晋公司4650000元。关于上述5笔交易，各方均认可已经履行完毕，没有任何纠纷。2017年3月8日，当当公司代表黄燚、上海均衡公司代表葛建华、上海前晋公司代表施洁茹及张媛签订手写《会议纪要》：关于均衡通信和北京当当项目的付款问题。内容：“关于均衡通信和北京当当的项目尚有四笔款项还未付到前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如下：2017年3月17日回款5712000元，3月31日前付款9000000元，4月15日前付款9300000元，4月30日前付款8976000元。前晋在3月31日收到付款同时，将收到款项的20%部分付给均衡通信。4月15日、4月30日在收到付款同时将20%部分付给均衡，利随本清。如到期无法兑现，前晋有权提起诉讼。”庭审中，上海前晋公司述称，在与当当公司、上海均衡公司合同签署及履行过程中，不清楚上海均衡公司与当当公司之间还存在合同，不清楚上海均衡公司与当当公司之间钱款往来情况。上海均衡公司与当当公司原来是直接供货关系，实际采购方是当当公司，上海前晋公司加入当当公司与上海均衡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中，分别与上海均衡公司、当当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是为了解决上海均衡公司和当当公司之间的账期问题。具体的流程是：当当公司先与上海均衡公司确定要购买的货物，然后再给上海前晋公司发出《采购订单》，上海前晋公司再向上海均衡公司发相同的订单，并委托上海均衡公司向当当公司送货，上海前晋公司收到当当公司确认的《送货单》后向上海均衡公司支付80%的货款，收到当当公司支付的100%的货款后，再向上海均衡公司支付剩余的20%货款。上海前晋公司在两个买卖合同关系中，只有购销的意思表示，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当当公司认可涉案的9份《采购订单》上当当公司的公章均为同一枚公章，9份《送货单》也是一致的，但表示9份《采购订单》上的公章和《送货单》上的印章都是假的，黄燚及刘纯发的签字也都是假的。前5份款到付款业务已经履行完毕，本案三方签署循环买卖合同，实际业务是上海均衡公司向上海前晋公司借款，当当公司在收到上海均衡公司的款项之后当天或者第二天就将款项立即转给了上海前晋公司，当当公司只是配合走账，三方均没有真实的货物流转。上海均衡公司表示9份《采购订单》及《送货单》都是为了向上海前晋公司借款而制作的，都没有实际供过货，所有的手续及微信聊天都是为了配合借款制作的。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海前晋公司以买卖合同为由要求当当公司支付货款的诉求是否能得到支持。对此，本院论述如下：一、关于《会议纪要》效力，本院认为，（一）黄燚虽是当当公司的销售总监，但其签字并不能代表当当公司的意思表示，《会议纪要》上没有当当公司的盖章，无法以《会议纪要》认定当当公司与上海前晋公司就支付本案的货款达成了一致意见。（二）《会议纪要》上注明的题目是关于均衡通信和北京当当项目的付款问题，并没有直接写明是当当公司与上海前晋公司买卖合同付款问题，不符合因买卖合同付款产生纠纷的一般解决方式。（三）《会议纪要》中最后写明利随本清也表明项目实质不是买卖，而是借款。（四）黄燚亦出具了书面说明，表示《会议纪要》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上海前晋公司提交《会议纪要》的证据目的不予采信。二、从上海前晋公司与当当公司、上海前晋公司与上海均衡公司签订的2份合同条款可以看出，上海前晋公司作为买方时，不承担货物验收义务，作为出卖方时，不承担由于出卖货物可能导致的风险，上海前晋公司作为中间商，仅享受利润（服务费）不担风险，不符合买卖合同交易一般情况。三、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到，在三方均认可已完成的5笔交易中，三方当事人签订了循环买成合同，合同涉及的货物型号、数量及金额均一致，每个合同主体既是买受方，也是出卖方，整体交易形成闭环。四、从微信记录里可以看到，当当公司与上海前晋公司的《采购订单》是由上海均衡公司制定、发给上海前晋公司的，而且对当当公司何时支付货款，上海前晋公司是询问上海均衡公司的。五、虽然上海前晋公司表示对当当公司与上海均衡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及钱款走向不清楚，主张不能因此否定上海前晋公司只有买卖购销货物的意思表示，从而认定本案实质是借款。本院认为，上海前晋公司当庭认可加入整个交易流程、签订2份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海均衡公司货款的档期问题，结合上海前晋公司与上海均衡公司签订的《供应链服务框架协议》内容约定，在上海前晋公司的下游客户当当公司无法支付货款时，相应给会的货款义务由其上游客户上海均衡公司负责给付，上海均衡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建华个人进行担保，即上海均衡公司在负有交货义务的同时，还要担负上海前晋公司收回销售货款的保证义务，可以得出上海前晋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以交付货物所有权、得到相应的货物差价为目的，这与一般的买卖有明显的不同，故本院对上海前晋公司此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六、上海均衡公司认可自己是借款方，上海前晋公司是出借方，表示整个交易中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所有的《采购订单》《送货单》都是为了配合借款而制作的，当事人之间仅是订约、付款、开票，并且整个案件中没有实质证据可以证明有实际的货物交付。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中，上海前晋公司出资购买和销售货物，但不承担转售货物的交易风险，而且在一定时间后收回本金且获得固定的利润（服务费）回报，并由实际借款人上海均衡公司法定代表人葛建华承担保证责任，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本案三方之间是以签订买卖合同为形式，实质进行融资借款，上海均衡公司为借款人，上海前晋公司为出借人。本案三方当事人对明为买卖、实是借款的事实是明知的，借款是三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故本案合同并不因为明为买卖，实为借贷而无效，但上海前晋公司以买卖合同为由，要求当当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海前晋公司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海前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6740元，由上海前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伟审判员 王国才审判员 张 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燕晓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