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7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根夫，男，196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达，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益君，男，1965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锋，浙江三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根夫因与被上诉人张益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12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与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谢根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达，被上诉人张益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根夫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张益君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从微信记录可以看出绍兴联科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科公司）的财务人员与张益君的对账记录明细和张益君提交的码单是一一对应的，说明对账单上的交易就是本案讼争交易，张益君抗辩开具发票的交易系张益君与谢根夫另一笔交易不可信。根据我国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相关规定：“填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发票。未发生经营业务一律不准开具发票。”诸暨华舟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舟公司）、联科公司、谢根夫、张益君这四个人除了案涉交易外，其他没有交易。张益君作为华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应该认定为公司行为。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2020年4月10日，张益君向谢根夫催讨时要求将款项汇入华舟公司账号。本案买卖合同纠纷的出卖人是华舟公司，张益君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看，2019年10月7日至2019年11月，华舟公司发货给绍兴市琴弦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琴弦公司)，2019年12月2日对账后，华舟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琴弦公司，交易主体、债权债务是非常清楚的。2019年12月28日，经协商开具给琴弦公司的发票作废，由联科公司承担琴弦公司的义务，由华舟公司重新开具发票给联科公司。直至2020年4月10日，张益君一直向谢根夫催讨，要求将款项汇入华舟公司，证据链非常清楚，证明交易行为发生在公司之间，出卖人是华舟公司。一审法院抛开基本事实，仅凭张益君持有码单，谢根夫在微信聊天中承认欠款事实，就认定张益君与谢根夫存在买卖关系，是凭空设立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仅凭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不足以认定发票主体系交易主体的事实，且张益君亦未起诉联科公司，故不作审查，本身就前后逻辑矛盾。假设联科公司将款项支付给华舟公司，那张益君是作为不当得利返还，还是当虚假诉讼处理。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创设了一个法律关系，却没有将基础法律关系消灭，是非常荒谬的。 张益君答辩称，一、发票与本案无关，张益君是在谢根夫的要求下开具，谢根夫表示要进行下一次交易，张益君提前开具了发票，现实中很多交易也是先开发票后交付货物，谢根夫无法证明发票与本案有关。二、谢根夫所谓的财务人员对账，张益君只知道是谢根夫的养女与张益君通过微信对账，不知道对方人员是所谓的财务人员。三、张益君要求谢根夫付款的时候确实提供过华舟公司账号，但也提供过个人账号，张益君是为了让谢根夫尽快付款，才提供了不同的账号。四、码单上收货人是谢根夫，出现了琴弦公司的字样张益君不认可，所以加上了谢根夫，也说明双方非常关注交易对象，进一步确认收货单位是谢根夫。 张益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谢根夫支付张益君货款151436元。庭审中，张益君同意核减退货的金额16824.97元，变更诉请中货款金额为134611.0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益君与谢根夫之间存在纺织坯布买卖业务往来。谢根夫分别于2019年10月7日、2019年10月10日、2019年10月21日、2019年11月5日、2019年11月9日分七次共向张益君购买货物共计金额为151436元，并在相应出（入）库码单上签字确认。2020年3月28日，谢根夫向张益君退回货物1228.1米，并由张益君签字确认。上述货款经张益君多次催讨，谢根夫拒不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张益君与谢根夫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谢根夫尚欠张益君货款134611.03元，由张益君提交的证据及陈述为证，谢根夫理应承担支付货款的民事法律责任。谢根夫辩称本案双方主体不适格，该交易系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该院认为根据张益君提交的出（入）库码单，均由谢根夫个人签名确认，谢根夫亦在微信聊天中承诺会支付欠款，且谢根夫提供的退货单上其亦认可内容系其个人书写，本案中除谢根夫自称系联科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外，并无其他证据显示该交易与该公司有关联，亦未有证据证明其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有向张益君作出其系公司行为的意思表示，相反其在交易过程中的行为能表示其愿意个人承担付款责任，故对该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至于谢根夫提交的联科公司与华舟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双方持有不同的意见，张益君陈述系其他交易，与本案无关。该院认为本案仅凭开具增值税发票，并不足以认定发票主体系交易主体的事实，且张益君亦未起诉联科公司，故该院对发票问题不作审查。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谢根夫应支付张益君货款134611.03元，款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本院二审期间，张益君未提交新的证据。 谢根夫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结婚登记证明1份，以证明联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悠香是谢根夫的配偶，实际由谢根夫经营的事实； 2.社保证明1份，以证明李梦楠的社保缴纳是在联科公司，李梦楠是琴弦公司与联科公司的财务人员的事实； 3.琴弦公司的登记信息1份，以证明李梦楠是财务人员，琴弦公司与联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谢根夫的事实。 张益君质证认为，证据材料1、3，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交易对方是谢根夫本人。证据材料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李梦楠的身份不予认可，不能确定微信对方是否是李梦楠，当时只知道是谢根夫的养女。 经审查，证据材料1、3，与本案审理缺乏关联性，且不能达到谢根夫主张其系琴弦公司、联科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事实，本院不予采纳。证据材料2，张益君对于李梦楠系微信对账对方不予确认，且谢根夫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对账之时向张益君披露了李梦楠系联科公司财务人员的事实，故不能到达其主张李梦楠代表联科公司对账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讼争交易的双方如何认定。经审查，张益君在一审中提交的七份码单中除2019年10月7日的两份码单上收货单位注明系“琴弦公司谢根夫”外，之后五份码单上收货单位均注明系“谢根夫”，所有码单的发货单位均系张益君，表明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交易双方的身份甚为关注，确认张益君与谢根夫系买卖合同的交易双方。此后，谢根夫签收货物、在微信聊天过程中承诺个人付款、书写退货单交由张益君签字确认等行为，也可进一步印证本案交易系发生在双方当事人个人之间。谢根夫主张本案交易系发生在联科公司与华舟公司之间，但其提交的华舟公司开具给联科公司的两份增值税发票所载金额与案涉货款金额不一，不足以证明与本案讼争交易之关联性，且即便是基于本案交易进行开票，鉴于商事交易中个人交易通过公司开票的行为较为常见，仅凭公司之间的开票行为也不足证明案涉交易系发生在公司之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张益君与谢根夫系本案交易的买卖双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谢根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2992元，由谢根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冯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