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33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施珺，女，1991年5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龙，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雪，江苏名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豁，男，1990年1月7日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田清，溧阳市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雷，男，1991年9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洑苏翔，江苏晔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施珺因与被上诉人李豁、陈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6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李豁对施珺的一审诉请；本案诉讼费用由李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施珺系案涉驱蚊水的出卖人，从而判令施珺向李豁返还货款人民币1584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施珺身份和本案证人毛某一样是销售中介，施珺受陈雷之托为其销售货物。施珺从事的职业就是网络销售员，为很多商家销售货物，而陈雷只是她其中的一个商家。施珺在与买受方的销售中介商谈时就很清晰地表明货不是自己的，在收到货款后，立即将货款转给了陈雷，并督促陈雷向买受人发放货物，在得知货物发生问题时，施珺作为陈雷的销售中介立即发起了群聊，将陈雷拉入群聊，另一中介毛某也将李豁拉入群聊。在四个人的群聊中，陈雷向大家陈述了货物的具体情况，其货主身份显而易见，施珺的中介身份也显而易见。李豁与陈雷之间的销售关系，也是陈雷一直认可的。一审中施珺提供了其与陈雷之间的通话记录，陈雷非常清晰地表明这批货是他的，施珺只是帮他出货（销售）的，责任他一个人负责，这个通话录音发生在案发不久，因而具有真实性。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雷的代理人多次提出施珺与陈雷之间是合伙关系，但并未能提供任何有关资料来证明。相反通过企查查网站查询与陈雷有关的企业，均没有一例能显示与施珺有关联。其次，毛某和李豁明确知道施珺的销售中介身份。毛某是施珺的微信好友，她们都能互相看到对方的朋友圈，通过施珺的朋友圈，能看出施珺只是个卖货的，毛某不可能看不出来，在施珺向毛某介绍本案货物过程中，毛某已经非常清楚货不是施珺的。当货物送至李豁的深圳客户手上时，他的客户并未签收而是直接退回了陈雷的仓库，交易过程发生问题，施珺便和毛某商定这事应由李豁和陈雷两人直接对接比较好，组成群聊后陈雷的身份显现，李豁与陈雷达成退货退款协议，李豁的客户按照陈雷提供的地址和信息将货物退回去，陈雷一直不按照约定退款。施珺和毛某一起帮助他们两个协商此事的解决方式，第一次李豁通过和陈雷的对话，陈雷答应李豁，只要李豁到溧阳就给他钱，李豁隔天便到了溧阳，和陈雷单独见面协商退款事宜，具体如何洽谈,施珺不得而知，经过两天后李豁离开了溧阳。再后来李豁又来了溧阳几次找陈雷，他们也单独约谈了几次，甚至有一次已经协商到，陈雷同意两个月偿还李豁货款。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李豁从退货开始便知道这批货是陈雷的，而后退款退货的事宜中也是两人对接，施珺和毛某并未直接参与，也没有资格参与。最后，《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对照该法律规定，即使施珺在受托过程中以自己的名义与买受方订立合同，其在陈雷无法履行义务时立即发起群聊，披露了陈雷的身份，而李豁选择了陈雷，并与其协商达成了退货退款协议，从李豁接受陈雷的决定起便丧失了要求施珺承担责任的权利。事实上，施珺从未以自己的名义与本案中的毛某、李豁订立合同，其在交易开始时为了能够取得他人信任，成功销售货物，在与毛某的聊天纪录中声称，该批货是“我的合伙人的”，又在交易促成时为了能保证自己和毛某的中介费用到位，以自己的名义直接收取了货款，表面上做了一个真正卖货人的行为，但这两种行为，均没有超出其作为代理人可以依法行使的职权范围。一审中，李豁坚持咬定施珺与陈雷是合伙人，这样可以多一个人为他承担退款；陈雷咬定施珺是其合伙人是在自己承诺退款后，不得不承担退款的情况下多找个人分担责任，甚至可以推脱责任；证人毛某为了能彻底从本案中摆脱责任，也咬定施珺应承担责任。施珺的身份更应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给予客观公平的认定。李豁失去了货，又失去了货款，为了追索货款，付出了很多，最后诉至法庭，确实很惨，但导致李豁损失的原因一方面是陈雷的言而无信，拒不返还货款，另一方面是李豁在与陈雷达成协议后，轻信陈雷，将货物直接寄给了陈雷。施珺在整个过程中，仅代收了货款（虽然先前扣除了部分，但不影响其已将代收的货款支付给了陈雷的事实，最后已经全部退还），对李豁的损失没有任何过错。李豁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施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雷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合同相对方是施珺与李豁，一审判决陈雷承担责任，是因为陈雷自认其与施珺是合伙关系，且在聊天记录中向李豁承诺退款。即使按照施珺的说法，李豁后续是向陈雷催要返还货款，也不意味着免除了施珺返还货款的责任。在交易起初时，施珺在与毛某的聊天过程中很明确地提出与陈雷是合伙关系，后来因为交易失败需要返还货款，施珺事后逃避责任推卸合伙人的身份。若按照施珺所称其是中间介绍人的说法，毛某只收到2000元的中介费，而施珺却收到18000元中介费，明显不符合常理。该批货物成本高、利润小，不可能出现2万元中介费的事实，该18000元是施珺与陈雷的合伙分红。这也能侧面反映施珺不是本案交易的中间商，其与陈雷是合伙关系。施珺并未将本案货款交付给陈雷，双方间经济往来甚多，陈雷认可该笔转账，但与本案无关。李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施珺、陈雷返还李豁现金人民币1584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施珺、陈雷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外人毛某系从事跨境产品贸易的自由职业人，与李豁及施珺通过业务相识。2019年5月24日，施珺通过微信向案外人毛某提出：其有40000支驱蚊水，请求毛某在朋友圈帮忙出货。因在此之前李豁曾向毛某寻求驱蚊水货源，毛某便与李豁联系，并协助李豁与施珺就驱蚊水数量（6600支）、价格（每支24元），货物交接地点、货款的支付等达成合意。2019年5月25日，施珺通知陈雷将案涉6600支驱蚊水按李豁要求发出，李豁向施珺汇付了158400元的货款。李豁及李豁客户收到案涉驱蚊水后，发现案涉驱蚊水与所需驱蚊水不对版，故李豁提出退货。后李豁、施珺、陈雷及毛某拉起微信群，就退货事宜进行了协商，并就退货达成一致，李豁按陈雷指定，将案涉驱蚊水退还，陈雷于2019年5月28日在微信群中承诺，案涉货款158400元于一星期内退还。后施珺、陈雷未能退还案涉货款，李豁催要无果，导致讼争。一审庭审中，李豁称：买卖合同是施珺出面达成且收受了李豁货款，故施珺系出卖人，应承担返还货款的义务；陈雷与施珺系合伙人，且陈雷也承诺返还案涉货款，故其也应承担返还货款的义务。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李豁提供了毛某与施珺微信聊天记录（在聊天中，施珺称发货人陈雷为合伙人）、毛某证言（证明施珺系出卖人）及李豁、施珺、陈雷及毛某微信群聊天记录。施珺称：施珺和陈雷是朋友关系，陈雷称案涉的货物被另外一方买家违约，货物积压故请求帮忙联系是否有人要货。施珺就问了一些朋友，其中就有毛某，毛某回复有人要货，就联系了，并发生了涉案情况。所有的货物图片都是由陈雷发给施珺，施珺发给毛某。陈雷是案涉驱蚊水的出卖人，施珺与毛某一样是案涉买卖业务介绍联系人，货款系代陈雷收取的，收到李豁货款后，经与陈雷电话沟通同意后，施珺汇给毛某辛苦费2000元，扣留自己应得辛苦费18000元，其余货款138400元都汇给了陈雷。当事人及证人的群聊过程中，施珺已经明确陈雷是实际卖方，而李豁也已经选择了向陈雷退货，接受陈雷退款承诺，且在确定退货和退款后，施珺已将全部案涉货款退还陈雷，因此施珺在本案中不需要承担责任。陈雷称：陈雷和施珺是合伙关系，陈雷选择与施珺合伙，是看中了施珺的人脉关系；案涉驱蚊水是由陈雷进货，施珺进行销售的，施珺、陈雷之间分工明确；本案的合同相对方是李豁和施珺，应当由施珺承担涉案合同的法律责任，后续责任的承担应当由施珺另案处理。另对于施珺称已将李豁支付的货款全部向陈雷汇付［施珺提供150990元（其中2019年5月25日转账131000元）转账凭证］，在第一次庭审中，陈雷代理人陈述：对转账凭证需要与陈雷核实；庭前和陈雷沟通，陈雷陈述当日施珺仅将其进货的款项汇给了他，大概11万至12万元左右，利润空间很小。在第二次庭审中，陈雷代理人改称：转账属实，但施珺主张的汇款事实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在李豁提供毛某与施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施珺自称其有40000支驱蚊水需要出货并寻求毛某的帮助，且自称发货人即陈雷为合伙人，现无证据证明施珺在与李豁及毛某就案涉驱蚊水达成买卖合意时，向李豁或毛某告知了其仅是业务介绍联系人，或陈雷系实际出卖人，或其是代陈雷协商案涉驱蚊水买卖事宜，故法院据此并结合施珺收受李豁货款的事实认定施珺系案涉驱蚊水的出卖人。在双方及毛某微信群聊天记录中，李豁并没有免除施珺返还货款责任的意思表示（施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李豁后来有过上述意思表示），李豁接受陈雷的返还货款承诺并不当然免除了施珺返还货款责任，故对施珺不应承担返还货款责任的意见，法院不予采信。陈雷认可收到施珺汇付的150990元，虽在第二次庭审中称该转账与本案无关，但未提供证据证实，结合陈雷代理人第一次庭审的陈述（当日施珺仅将陈雷进货的款项汇给了陈雷，大概11万至12万元左右）及陈雷同意一星期内向李豁返还全部货款的承诺，法院认定施珺向陈雷转交了案涉货款中的150990元，施珺称已将李豁支付的货款全部向施珺陈雷汇付，证据不足，不予认定。陈雷系案涉驱蚊水的实际发货人，其自认系施珺合伙人，应认定其为出卖人之一，另其收受了绝大部分案涉货款，且作出向李豁返还全部货款的承诺，即使陈雷与案涉买卖无关，也应视为对返还李豁全部货款责任的加入，故陈雷也应向李豁承担返还货款责任。施珺、陈雷间的关系与本案无涉，法院不予认定，待双方向李豁返还案涉货款后，就返还的款项可按双方约定另行处理。综上，李豁诉请符合本案实际及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据此，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施珺、陈雷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豁返还货款人民币1584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68元，由施珺、陈雷负担。二审中，施珺提交证据如下：1.施珺与毛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毛某在与施珺商谈驱蚊水销售开始就已经知道货源另有他人，并且在商谈过程中从未提及李豁作为案涉驱蚊水的买受人，双方就驱蚊水的价格、发货等事宜进行了协商，在2019年5月25日晚上10:37，毛某明确之后由李豁直接向施珺方拿货。在发生货源质量问题后，毛某也清楚李豁与陈雷进行退货及返还货款的情况。证明施珺不是案涉驱蚊水的实际出卖人。2.施珺与李豁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案涉驱蚊水货源发生质量问题前，施珺并不清楚李豁为购买人，在发生质量问题以后由李豁与陈雷进行商量退货和返还货款的事实。其中陈雷也承诺返还货款。李豁也清楚案涉驱蚊水实际买卖关系与施珺无关，并认为责任在于陈雷，同时也向施珺告知案涉驱蚊水是陈雷向加工厂订购，存在造假问题。李豁与陈雷已经对退货返还货款达成一致意见，与施珺没有任何关系，施珺不应该承担返还货款的义务。李豁质证称，该证据不能否定施珺与陈雷间的合伙关系。一审中施珺与李豁的生意介绍人毛某已经当庭陈述了各方间的关系，可以证明施珺与陈雷间具有合伙关系。陈雷也认可与施珺存在合伙关系，至于施珺与陈雷按何比例进行结算，或者双方如何进行分配，是他们内部的事情，与李豁无关。陈雷质证称，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法庭应不予采纳。从施珺与毛某的聊天记录第1页第2张载图来看，施珺对价格可以完全做主，符合销售方的特征。聊天记录第4页，毛某提到的是“你们”，也能印证施珺与陈雷间存在合伙关系。施珺与陈豁聊天记录第3页，李豁说“法律关系我只能找你”，能证明施珺是本次买卖关系的实际销售方；聊天记录第10页李豁说“他让我找你，他没有收钱”，可以证明陈雷未收到施珺转账的货款。当事人及证人之间存在朋友或亲戚关系，所以说话比较客气，聊天记录也是部分截取，且在事发之后，施珺改变了口风逃避责任，该部分证据不能达到施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进行销售的新型网络交易模式，往往存在转手贸易、无货源销售等情形，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当以合同成立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判断合同主体。本案中，施珺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销售案涉商品并收取货款，其在案涉的交易关系中是作为独立的交易主体与李豁之间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现各方已经达成退货的一致意见，李豁也已经按约将案涉货物全部退回，施珺应当承担返还货款的合同义务。陈雷实际占用了大部分货款并接收了退货，其在售后阶段亦明确承诺退还全部货款，一审判决施珺、陈雷共同返还李豁货款158400元，并无不当。至于施珺与陈雷之间的关系是二人内部事务，在本案中本院不予理涉，当事人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施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68元，由施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旭阳审 判 员 是飞烨审 判 员 周韵琪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王 浩书 记 员 李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