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5民终10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车勇，男，1953年12月7日生，汉族，住吉林省辉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 石成刚，吉林中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辉南县大椅山林场，住所：吉林省辉南县样子哨镇万宝村。法定代表人： 徐玉伟，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 范世来，辉南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上诉人车勇因与被上诉人辉南县大椅山林场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辉南县人民法院（2020）吉0523民初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车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成刚、被上诉人辉南县大椅山林场的法定代表人徐玉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世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车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辉南县人民法院（2020）吉0523民初796号民事判决，依法支持车勇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辉南县大椅山林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法院认为 “另外，车勇未就合同约定的土地改良投入的具体数额提供证据，故车勇的此项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以上认定与事实不符。本案的案由为追偿权纠纷，一审车勇主张的也是由辉南县大椅山林场赔偿经济损失。为了证明车勇存在经济损失，车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该院判决三份（2019吉05**民初1158/1159/1161号）、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三份（2020吉05民终271/272/273号）及车勇履行上述判决向农户支付款项的凭证一组。这些证据证明的就是车勇因辉南县大椅山林场提前解除合同给车勇造成的具体损失数额。对农户而言，返还的是所谓的承包费，但对车勇来讲，就是发生的实际经济损失。因为没有辉南县大椅山林场的解除合同行为，车勇与农户的合同就可以继续履行，车勇也就不存在向农户返还承包费的问题。该所谓的承包费，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承包费，通过车勇向法庭提交的判决可知，农户每年还需向农场另行交付土地承包费。所以，车勇向农户收取的就是前期改良土地所投入的成本。因车勇与农场签的承包合同承包期限是30年，而车勇按照承包地使用年限30年投入了土地改良费用（承包合同上约定的大约60万元，实际数额比60万元多得多），但车勇只耕种了10年，便由其他农户继续耕种。其他农户每年仍以车勇的名义向林场交承包费。所以，车勇与农户约定由农户向车勇给付一部分费用作为车勇前期投入的补偿。通过车勇提交的判决可知，法院认为车勇与林场之间的承包合同并没有因为农户的介入而终止，通过车勇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可知，车勇、辉南县大椅山林场之间的承包合同是因法院的判决才解除的。所以，车勇与辉南县大椅山林场的合同还剩10年没有到期，车勇要求辉南县大椅山林场承担提前解除合同而遭受的损失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车勇的损失是车勇向农户返还的费用，是实际损失，而且是经两级法院判决生效并确定的损失。所以，车勇向辉南县大椅山林场主张赔偿损失，并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已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裁判违反公平原则。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愿、公平及诚实信用。本案中，辉南县大椅山林场始终坚称解除合同是因国家政策调整并非辉南县大椅山林场单方解约，但车勇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投入了巨额的成本。该合同解除非辉南县大椅山林场原因，但也非车勇原因，根据法律的公平原则，该部分损失应在双方之间合理的予以分摊。同时，双方之间的合同也约定：“如国家有明文规定与本合同相抵触时双方可终止合同”。也就是说，合同约定解除条件成就时，一方可以主张解除合同，也没说是无偿解除合同。所以，一审判决违反公平原则。综上，请求依法改判。辉南县大椅山林场辩称，车勇返还给农户的是承包费，并且已经判决认定了该事实。车勇认为返还款是投资款没有事实依据。在一审时也没有向法庭提交投资款具体投资了哪一部分、投资了多少钱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适当。第一，车勇退还农民的承包费，是农户没有耕种土地期间的费用，并且车勇已经实际收取了部分承包费。因农户不能使用土地，车勇当然的应当予以退还。第二，双方签订合同时，已经将车勇用于土地改良的可能投入部分，用降低收取承包费的形式给予考虑，将土地廉价承包给了车勇。车勇要求辉南县大椅山林场承担车勇预收农民承包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法院之所以解除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基于双方签订承包合同的约定和国家政策变动而为。不是辉南县大椅山林场违反合同约定强行解除的，不应当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合同签订时每公顷是80元，平均每亩是5.3元，到后来承包费最高是300元每公顷，平均每亩20元，与现实承包费差距特别大。正因为考虑车勇承包时有所投入，才将承包费低价承包给了车勇，所以现在解除合同的条件按照约定已经成就，车勇要求给付返还给农户的承包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车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辉南县大椅山林场赔偿车勇178922元；2.诉讼费由辉南县大椅山林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辉南县大椅山林场于1998年4月1日签订《开发沼泽地种水稻承包合同》，约定辉南县大椅山林场将五连西大甸子尚未开垦的沼泽地全部发包给承包人开垦利用。承包期间为自1998年5月起至2028年5月止。承包人如何投资和使用投资，如何开垦和利用土地种水稻，完全由承包人决定，发包方不准干涉。合同自签订生效之日起，三十年不得变更，到2028年5月终止，在此期间发包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终止合同，收回土地，如国家有明文规定与本合同相抵触时双方可终止合同。2017年3月20日，辉南县大椅山林场与车勇签订《停耕还林、还湿合同》，将车勇开垦耕种的五连大甸子520.283亩农地其权属为国有林地，于2017年春季起进行停耕还林、还湿，恢复原林地用途。2019年3月7日辉南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 0523民初 863号民事判决书，解除了双方签订的开发沼泽地种水稻承包合同。辉南县人民法院作出（ 2019）吉 0523民初1158、1159、116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车勇返还曲宝民等承包费共计 156522元。一审法院认为，车勇与辉南县大椅山林场签订的《开发沼泽地种水稻承包合同》约定如国家有明文规定与本合同相抵触时双方可终止合同，该案中，解除合同的条件已经成就，辉南县大椅山林场解除合同并无违约行为。车勇、辉南县大椅山林场签订了停耕还林、还湿合同，对解除合同的相关事宜作出了约定，该院不再评价。另外，车勇未就合同约定的土地改良投入的具体数额提供证据，故车勇的此项诉讼请求该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的规定，遂判决：驳回车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0元（已减半），由车勇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 2007年1月，车勇与案外人胡忠勇、曲宝民签订承包水田合同，将部分案涉土地转包给胡忠勇、曲宝民，约定期限至2028年，共计承包费36万元，该款项已给付车勇。胡忠勇、曲宝民另按照车勇与辉南县大椅山林场的合同约定向辉南县大椅山林场交纳承包费。2019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吉0523民初1161号民事判决，判令车勇返还胡忠勇、曲宝民2019年后的承包费156522元。2006年2月23日，车勇与案外人薛增凡签订承包水田合同，将部分案涉土地转包给薛增凡，约定期限至2026年，共计承包费0.6万元，该款项已给付车勇。薛增凡另按照车勇与辉南县大椅山林场的合同约定向辉南县大椅山林场交纳承包费。2019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吉0523民初1159号民事判决，判令车勇返还薛增凡2019年后的承包费2400元。2008年11月23日，车勇与案外人廉值勇达成承包协议，将部分案涉土地转包给廉值勇，约定期限至2028年，共计承包费4万元，该款项已给付车勇。廉值勇另按照车勇与辉南县大椅山林场的合同约定向辉南县大椅山林场交纳承包费。2019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吉0523民初1158号民事判决，判令车勇返还廉值勇2019年后的承包费20000元。以上民事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车勇主张因承租土地有前期投入，现解除合同，造成其返还案外人承包费178922元，故要求赔偿该损失。车勇主张前期投入，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系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成就，双方对解除合同已达成合意，且被生效民事判决确认。车勇返还给其他转包户的费用为合同解除后未履行期间的转包费用，为其预期利益损失。因双方的合同解除并非辉南县大椅山林场存在违约行为，车勇要求辉南县大椅山林场赔偿该损失，缺乏依据，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车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78元，由车勇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敏审判员    范 立 华审判员     李 尧 川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董 颜 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