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31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联明，男，197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龙青，永康市九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泉，浙江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敬龙，男，199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商统，安徽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美丽，女，198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上诉人蒋联明与被上诉人曹敬龙及原审被告黄美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4民初1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联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龙青，被上诉人曹敬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商统，原审被告黄美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联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曹敬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蒋联明一审提交的与曹敬龙聊天记录、蒋联明与陈耀志通话录音、12万元的退款收款凭证已经证明买卖双方是曹敬龙与广州亦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亦洪公司）。2、蒋联明与曹敬龙微信中发送的合同是曹敬龙认可的合同，落款清楚地载明卖方是亦洪公司，曹敬龙原先提交的起诉状也列亦洪公司为共同被告，说明本案与亦洪公司有关，虽曹敬龙中途撤回对亦洪公司的起诉，但不能否认曹敬龙与亦洪公司的关联关系，而且，亦洪公司也在起诉曹敬龙，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关联，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庭审中，蒋联明在辩论终结前申请追加亦洪公司为被告，一审法院没有采纳，属于程序违法。亦洪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关联，且涉及蒋联明的根本利益，曹敬龙原先提交的起诉状也列亦洪公司为共同被告，对其撤诉本应依法查明后再决定是否准许。一审既未追加亦洪公司为被告，也未说明理由，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明。本案买卖合同相对人并非退款收款的证据可以直接认定，综合微信中的自认、货款款项的去向、微信中的合同内容、曹敬龙原先提交的起诉状等证据，才能认定真实的买卖合同相对人。一审认定“蒋联明承诺20日12点如果不能提供航班信息，供货方全额退款，蒋联明到期未能提供货运信息”，该事实也说明蒋联明没有经办和直接参与过买卖行为，连航班信息都提供不了的情况下，如何能确定蒋联明与曹敬龙存在买卖关系，如果存在买卖关系，蒋联明已经构成合同诈骗，曹敬龙怎么不选择报警。因此，这也能证明蒋联明是中间人，蒋联明是在与亦洪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耀志微信确认后，再转述给曹敬龙而产生的承诺，对此蒋联明提交的与陈耀志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 曹敬龙辩称，一、本案合同买卖双方为曹敬龙与蒋联明，曹敬龙与亦洪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曹敬龙与蒋联明买卖合同确认解除退款之前，曹敬龙并没有与亦洪公司有任何的联系。之后，曹敬龙联系是向亦洪公司核实蒋联明是否诈骗曹敬龙。因为蒋联明没有向曹敬龙按约定退款，曹敬龙没有办法才联系亦洪公司协商退款事宜。不能因为曹敬龙与亦洪公司联系过，蒋联明就一口咬定曹敬龙与亦洪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蒋联明第二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我方将向法院提供证据，蒋联明与曹敬龙没有签订合同，在双方协商过程中针对是否要签订合同，签订什么样的合同内容双方都在协商，蒋联明发给曹敬龙的合同只是一个合同范本，曹敬龙并没有与亦洪公司签订合同，针对合同落款是亦洪公司，需要强调的是，合同范本是蒋联明发送过来的格式合同，落款是亦洪公司，可以推定蒋联明与亦洪公司之间存在长期买卖关系，要不然也不会直接发给曹敬龙带有亦洪公司落款的合同，另外从双方交易开始到后期打款的过程中，蒋联明并没有说是代亦洪公司进行销售，一直都是以自己的名义与曹敬龙交谈交易，更加说明了蒋联明与曹敬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三、曹敬龙列亦洪公司为被告后又撤回，这并没有违反法律程序，即使列亦洪公司为被告，法院也不会判决该公司承担责任，曹敬龙错告有撤回的权利。四、从买卖合同看，对于口罩的单价、合同条款，都是蒋联明与曹敬龙之间商谈确定。在双方无异议的情况下，曹敬龙先后向蒋联明支付定金和购买款合计310000元，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真实成立并生效。曹敬龙一直都是和蒋联明联系，至于蒋联明从何人处购买后转卖给曹敬龙，与曹敬龙无关，根据买卖合同的相对性，曹敬龙只能找蒋联明，蒋联明与供货方之间的买卖行为和承诺，与曹敬龙无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蒋联明的全部上诉请求。 黄美丽述称，对于蒋联明、曹敬龙及亦洪公司之间口罩买卖的具体事宜，我是不清楚的。我就是把账号借给蒋联明用了下，与我无关的。 2020年4月7日，曹敬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蒋联明、黄美丽退还曹敬龙购买口罩预付款200000元；二、诉讼费由蒋联明、黄美丽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2月16日，曹敬龙与蒋联明通过微信联系达成以3元/个的单价购买30万个口罩的口头买卖合同。2020年2月16日晚，曹敬龙通过微信向蒋联明支付定金10000元，2月17日，曹敬龙通过银行转账向蒋联明支付预付款300000元。2020年2月18日，因蒋联明无法给出准确发货时间，曹敬龙向蒋联明提出退款。2020年2月19日，蒋联明承诺20日12点如果不能提供航班信息，供货方全额退款。后蒋联明到期未能提供货运信息。2020年2月20日、2月21日，蒋联明共计退还曹敬龙货款12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曹敬龙与蒋联明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定合法有效。曹敬龙支付定金10000元及预付款300000元后，蒋联明未能及时发送货物，双方在2020年2月19日达成退款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现蒋联明仅退还120000元，曹敬龙要求对定金10000元适用定金罚则双倍返还，由蒋联明返还剩余的预付款2000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曹敬龙要求黄美丽承担共同还款义务，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蒋联明辩称其不是实际卖家，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蒋联明返还曹敬龙预付款200000元。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曹敬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已减半收取），由蒋联明负担。 二审中，蒋联明向本院提供了：证据一、购销协议复印件一页、转账记录复印件三页、蒋联明与陈生（陈耀志）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页，证明购销协议明确卖方为亦洪公司，曹敬龙对此事知晓；蒋联明未从中获益。证据二、蒋联明与陈耀志的通话录音文字整理资料五页、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页，证明亦洪公司明确蒋联明是中间介绍人。证据三、蒋联明与曹敬龙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十二页、蒋联明、曹敬龙、黄美丽等四人微信群聊天记录打印件五页，证明曹敬龙在确认卖方是亦洪公司及公司对公账户后才安排打款；曹敬龙知晓蒋联明是中间介绍人；曹敬龙曾在2020年3月15日通过微信明确解除与亦洪公司合同并要求返还款项。证据四、亦洪公司起诉状复印件二页，证明亦洪公司在起诉状中明确曹敬龙自认通过蒋联明向其购买口罩。 曹敬龙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蒋联明发给曹敬龙的只是合同模板（微信聊天记录能够显示只是模板），且此模板中有亦洪公司的名称及法人信息，可以说明此合同的买卖双方应当为蒋联明与亦洪公司，蒋联明实际为中间商。在曹敬龙与蒋联明的整个交易过程中，蒋联明均未向曹敬龙明确表示其是代表亦洪公司，曹敬龙对此也毫不知情。从蒋联明发送合同模板直至双方解除合同的整个交易过程，蒋联明一直是以其本人名义与曹敬龙联系的，所以曹敬龙只与蒋联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即蒋联明为卖方。关于证据二，通话录音为第一次开庭之前陈耀志与蒋联明的通话录音，但该录音与亦洪公司起诉所称的事实恰恰相反，且该录音中，蒋联明明显存在套话的嫌疑，陈耀志知道亦洪公司被撤诉后回答都是敷衍的，如果说亦洪公司认可蒋联明是中间人的话，为什么还会将蒋联明列为买方起诉，所以该证据无法达到蒋联明的证明目的。关于证据三，该聊天记录不完整，曹敬龙将向法庭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收款账号都是蒋联明提供的，曹敬龙并不清楚蒋联明与亦洪公司的关系（我们只是认为亦洪公司是蒋联明的皮包公司或者蒋联明借用亦洪公司的账户）。当时蒋联明说只要打到他指定的账户就可以，随后发送了黄美丽的几个银行账户，蒋联明为了表示诚意，还让黄美丽本人通过微信发送了账户户主身份信息以及手持身份证的照片。不能因为蒋联明提供过亦洪公司的账户，就认定蒋联明不是卖方，况且曹敬龙实际打款账户为蒋联明指定的黄美丽的账户，并没有打给亦洪公司。整个交易过程中，蒋联明都是以自己的名义确认达成协议，从未表明其是亦洪公司的代表人。曹敬龙已于2020年2月19日与蒋联明解除了合同，蒋联明也同意退款，且于2020年2月21日返还货款11万元。发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原因是蒋联明一直没有退钱，曹敬龙准备诉讼，后咨询律师，律师给的建议是发正式的解除合同通知书，那时曹敬龙依然认为亦洪公司是蒋联明的皮包公司，或者存在一定的关系，最主要是为了诉讼做准备而发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能因为蒋联明称其没有从中获利，就推断其不是卖方。按常理来说，蒋联明未从中获利是不可能的。关于证据四，从亦洪公司的诉状可知，蒋联明并不是中间人而是中间商，蒋联明作为中间商从亦洪公司买货后再转卖给曹敬龙。同时该份证据与陈耀志、蒋联明之间的录音也是矛盾的。曹敬龙从来没有自认通过蒋联明向亦洪公司购买口罩。 黄美丽质证认为，对于蒋联明、曹敬龙及亦洪公司之间口罩买卖的具体事宜，我是不清楚的。我就是把账号借给蒋联明用了下，与我无关的。 针对蒋联明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关于证据一，蒋联明向曹敬龙发送了该《购销协议》，并询问“曹总您看一下这个合同版本是否可以，可以的话我按这份合同需要修改的地方改一下”，2月17日下午蒋联明针对协议回复的是“以上合同条款本人已经查看，同意以上条款”，用词为“本人”，并未讲亦洪公司同意以上条款；且发送该购销协议时，蒋联明并未表明其系亦洪公司的代理人或中间人，曹敬龙并无与亦洪公司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蒋联明与曹敬龙的真实意思是双方将参照该合同模板履行，故无法证明曹敬龙知晓卖方为亦洪公司；在蒋联明与亦洪公司之间交易单价不明确的情况下，仅凭转账记录无法证明蒋联明未获益，且蒋联明是否获益不影响买卖合同相对方的认定。关于证据二，蒋联明与案外人陈耀志之间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对曹敬龙并无约束力，故在本案中不予论证。关于证据三，对蒋联明与曹敬龙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四人微信群聊天记录中蒋联明、曹敬龙的陈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前后语境来看，曹敬龙提出“私人账户需要担保”，即出于对打款给私人账户不放心的考虑，要求蒋联明提供对公账户，并不能证明曹敬龙确认卖方是亦洪公司，且最终曹敬龙并未将款项打入亦洪公司账户，而是按照蒋联明的指示将款项打入黄美丽的账户。关于曹敬龙发送的《解除合同再次告知书》，该告知书中虽有“我方向贵公司购买口罩”、“我方向贵公司指定账户支付预付款”、“因贵公司未能履行及时供货义务”等语句，但该语句仅系交易失败后曹敬龙的单方陈述，曹敬龙与亦洪公司并不存在买卖口罩的合意，亦无直接交易行为，本案买卖合同订立时蒋联明并未表明其系亦洪公司的代理人或中间人，在曹敬龙不能完全确定蒋联明与亦洪公司关系的情况下，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曹敬龙将亦洪公司、蒋联明一并列为告知对象，并要求亦洪公司、蒋联明共同承担返还剩余款项的义务，曹敬龙并未放弃要求蒋联明承担责任。关于证据四，一审已对该证据组织质证并进行了论证，此处不再赘述。 曹敬龙向本院提供了：证据一、蒋联明与陈耀志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二页，证明蒋联明与陈耀志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可以间接说明蒋联明发给曹敬龙的合同模板的由来。陈耀志是亦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据二、蒋联明与曹敬龙的通话录音光盘一张，证明蒋联明与曹敬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蒋联明认可曹敬龙从蒋联明手中购买口罩的事实；蒋联明认可双方解除了买卖合同并自愿退还300000元口罩购买款并口头承诺于2020年3月15日前归还，也自愿承诺给曹敬龙出具欠条。证据三、蒋联明、曹敬龙、黄美丽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二十页，证明曹敬龙与蒋联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通过蒋联明提供的协议名称“亦洪蒋总”可以看出蒋联明与亦洪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蒋联明是从亦洪公司购买货物然后转卖给曹敬龙，与亦洪公司起诉蒋联明作为买方能够相互印证；从始至终曹敬龙都是与蒋联明直接联系的，蒋联明也从未表示过其是代表亦洪公司，蒋联明从始至终都是以其本人名义与曹敬龙达成协议；蒋联明将其与亦洪公司之间的协议作为其与曹敬龙之间的合同范本。证据四、陈耀志与蒋联明通话记录四份（另一案件亦洪公司提供），证明蒋联明与亦洪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蒋联明在曹敬龙与亦洪公司之间扮演着中间商而非中间人的角色，曹敬龙的实际卖方为蒋联明，而非亦洪公司。证据五、陈耀志与蒋联明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二页、陈耀志与黄美丽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二页，证明通过蒋联明与陈耀志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陈耀志与蒋联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证明蒋联明是曹敬龙的卖方；黄美丽作为蒋联明指定的收款方，通过黄美丽与陈耀志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口罩货款、退款金额与曹敬龙诉称的事实相符）蒋联明是陈耀志的买方，是曹敬龙的卖方。证据六、浙江移动微法院中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三页，证明曹敬龙是从蒋联明处购买口罩，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曹敬龙与亦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这与双方通话录音能够相互印证。 蒋联明质证认为，关于证据一，该微信聊天记录确实是蒋联明发给曹敬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曹敬龙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反而能够反映出这些内容：如微信内容中的“你确定不了的东西、做不了主的事，这样的生意也敢接，我佩服你了”，这里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当时蒋联明是中间人的角色。在这个反问句的内容上已经对亦洪公司接曹敬龙的生意作出了质问。另外“你自己都知道泰国不能出口，马来西亚不能出口，那你当时为什么还要收我的钱，接这个生意呢，为什么呢”，这点也能证明蒋联明的主张。且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应在举证期间向法庭提交。关于证据二，该录音时间长且内容以争吵为主，听不清具体的录音内容，应给予蒋联明充分的质证期。目前能听清的内容只是“这个我不管”、“找我没用”、“我帮你问问”、“我一定叫他答复”等内容，此内容也能证明蒋联明不是实际的买受人，只是中间帮曹敬龙介绍或联系而已。从录音中能够证实与蒋联明的上诉请求相一致。后蒋联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龙青在微法院中回复“光盘录音质证意见不再补充”。关于证据三，无法达到曹敬龙的证明目的。从该份证据可以看出，2020年2月17日下午13：54蒋联明发送名为“亦洪蒋总”的购销协议之前（2020年2月17日11：49），曹敬龙就在微信群里问“你们有没有对公账户”，紧接着12：18黄美丽发送了亦洪公司对公账户的户名、开户行和账号至微信群，然后蒋联明发送购销协议，说明曹敬龙在看到购销协议之前，就已经知晓卖方是亦洪公司，看到购销协议后，进一步确认了卖方是亦洪公司才放心。从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出，曹敬龙向蒋联明要仓位信息时，蒋联明的回答是“款先打过去（指亦洪公司），我让他发过来”，也表明曹敬龙知晓卖方是亦洪公司。一审庭审中，曹敬龙也承认自始至终都知道亦洪公司是出卖人。关于证据四，三性均有异议，无法达到曹敬龙的证明目的。结合生活经验，中间商是赚取差价的，如果蒋联明真的是中间商，为何将合同发送给曹敬龙和陈耀志时未改动一字？为何在收到曹敬龙打款时如数打给亦洪公司，为何在亦洪公司退款后如数还给曹敬龙？蒋联明的种种行为均说明，其只是一个充当传话作用的中间人。关于证据五，截图不完整，断章取义，不能达到曹敬龙的证明目的。结合曹敬龙与蒋联明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不管是黄美丽还是蒋联明去向陈耀志催款，均是在曹敬龙的要求之下。曹敬龙提供的陈耀志与蒋联明的聊天记录中，2020年2月21日12：44蒋联明发送的告知信息，紧接着是一张截图，是蒋联明与曹敬龙之间的聊天记录，是将曹敬龙的原话截图发送给陈耀志，此后蒋联明又将发送给陈耀志的截图发送给曹敬龙，恰恰能说明亦洪公司一直知晓买方是曹敬龙。关于证据六，该证据断章取义，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清楚看出，曹敬龙不仅知情且曹敬龙是亦洪公司直接的买卖合同相对人。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曹敬龙一审起诉状列亦洪公司为被告、微信中的《购销协议》、《解除合同再次告知书》等均能证明曹敬龙与亦洪公司存在买卖关系。《解除合同再次告知书》能够证明曹敬龙已收到的退款120000元并非蒋联明所退，只是经过蒋联明而已，这与蒋联明的主张相符。 黄美丽质证认为，对蒋联明与曹敬龙及亦洪公司的具体交易情况我不清楚，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我也不清楚。黄美丽对曹敬龙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未发表质证意见。 针对曹敬龙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关于证据一，蒋联明与案外人陈耀志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在本案中不予论证。关于证据二，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证据三，对于聊天记录中蒋联明、曹敬龙的陈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证据四，蒋联明与案外人陈耀志之间的通话记录在本案中不予论证。关于证据五，对微信聊天记录中蒋联明、黄美丽的陈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证据六，对于微信聊天记录中蒋联明、曹敬龙的陈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黄美丽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20年2月21日微信聊天记录中，曹敬龙向蒋联明发送“剩下的二十一万今天您务必给追回来。二十万”，蒋联明回复“还有20万”，曹敬龙回复“嗯”。2020年2月29日曹敬龙与蒋联明通话录音中，曹敬龙问“我给你这笔钱是用来干嘛的，买货的吧”，蒋联明回复“对啊”，曹敬龙问“货呢，没有吧，钱呢，也没给我退吧，我找你要有毛病吗”，蒋联明回复“没毛病没毛病”；曹敬龙问“什么时候给啊”，蒋联明回复“那我3月15号给你行不行，不给我给”；曹敬龙问“你给我钱，还是要我当面去找你”，蒋联明回复“我给你说了，3月15号之前”；曹敬龙说“你要给我一个时间”，蒋联明回复“我要三天时间，我逼也要逼他要回来，实在不行我到广州去”，曹敬龙说“两天”，蒋联明回复“欠条我可以随时打给你”，曹敬龙说“那你现在先打个欠条，两天，明天晚上十二点之前”，蒋联明回复“我给你说，你让我打欠条我会打给你，没毛病，没问题”，曹敬龙说“那你现在就给我打”，蒋联明回复“行啊行啊，手机上给你发过来还是怎么打”，曹敬龙说“你把你身份证写上，把你手印按上”，蒋联明回复“行行行”，曹敬龙说“因为什么钱也写上”，蒋联明回复“你写，我签字”。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审认定蒋联明系本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是否正确。蒋联明上诉主张其不是出卖人，实际出卖人系亦洪公司，主要理由是：《购销协议》载明的卖方为亦洪公司，曹敬龙曾要求提供对公账号且蒋联明提供了亦洪公司的账号，蒋联明收到款项后已全部转给亦洪公司即蒋联明未从中获益，曹敬龙在《解除合同再次告知书》中明确出卖人为亦洪公司。本院认为，蒋联明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 一、蒋联明向曹敬龙发送了乙方为亦洪公司的《购销协议》，并询问“曹总您看一下这个合同版本是否可以，可以的话我按这份合同需要修改的地方改一下”，2月17日下午蒋联明针对协议回复的是“以上合同条款本人已经查看，同意以上条款”，用词为“本人”，并未讲亦洪公司同意以上条款；且发送该购销协议时，蒋联明并未表明其系亦洪公司的代理人或中间人，曹敬龙并无与亦洪公司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蒋联明与曹敬龙的真实意思是双方将参照该合同模板履行；后曹敬龙出于打款安全考虑要求提供对公账号，但最终曹敬龙并未将款项打入亦洪公司账户，而是按照蒋联明的指示将款项打入黄美丽的账户，对此蒋联明也明确认可其已收到款项；至于蒋联明主张其未从中获益，本院认为，在蒋联明与亦洪公司之间交易单价不明确的情况下，仅凭转账记录无法证明蒋联明未获益，且蒋联明是否获益不影响买卖合同相对方的认定；关于《解除合同再次告知书》，该告知书中虽有“我方向贵公司购买口罩”、“我方向贵公司指定账户支付预付款”、“因贵公司未能履行及时供货义务”等语句，但该语句仅系交易失败后曹敬龙的单方陈述，曹敬龙与亦洪公司并不存在买卖口罩的合意，亦无直接交易行为，本案买卖合同订立时蒋联明并未表明其系亦洪公司的代理人或中间人，在曹敬龙不能完全确定蒋联明与亦洪公司关系的情况下，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曹敬龙将亦洪公司、蒋联明一并列为告知对象，并要求亦洪公司、蒋联明共同承担返还剩余款项的义务，符合情理，曹敬龙并未放弃要求蒋联明承担责任。 二、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在交易过程中，相关的合同单价、合同条款都是曹敬龙与蒋联明商谈，蒋联明从未提及其是亦洪公司的代理人或中间人，定金及预付款均由蒋联明收取，曹敬龙与亦洪公司之间并未直接交易。因蒋联明未能及时发送货物，曹敬龙向蒋联明提出退款，2020年2月19日，蒋联明在微信中承诺“明天十二点如果不能提供航班信息供货方全额退款”；后蒋联明到期未能提供货运信息，2020年2月20日、2月21日，蒋联明共计退还曹敬龙货款120000元；2020年2月21日微信聊天记录中，曹敬龙说“剩下的二十一万今天您务必给追回来。二十万”，蒋联明回复“还有20万”，曹敬龙回复“嗯”；2020年2月29日曹敬龙与蒋联明通话录音中，蒋联明反复承诺3月15号之前退款，并回复曹敬龙“欠条我可以随时打给你”、“你写，我签字”，故从本案买卖合同订立、货款收取、蒋联明的退款承诺及实际退款情况来看，一审认定蒋联明系本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并无不当。 综上，蒋联明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蒋联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良飞 审 判 员 金 琳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代书记员 金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