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28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秦爱秀，女，1985年9月21日生，××族，住如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德利，男，1964年11月21日生，系秦爱秀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富泽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如皋市长江镇如港路**。法定代表人：潘怡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定宇，南通市崇川区时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秦爱秀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富泽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泽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2民初10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爱秀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富泽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富泽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根据一审法院向顾新源所作的询问笔录、一审庭审笔录可以确认我将做门的业务包给顾新源，顾新源将该业务通过殷建军转包给陈某，案涉合同相对方是顾新源与富泽公司，属于两个独立的合同。2、我与顾新源口头约定定作合同价款1万元且已实际支付，顾新源与富泽公司约定的合同价款与我无关。富泽公司与顾新源在看守所结账时，我虽然在场，但并不代表我对价款的认同，且富泽公司接受了顾新源签字的对账单，说明双方达成了价款由顾新源履行的合意。3、我与顾新源已结清账目，不存在欠款行为，不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4、陈某是富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业务也是陈某谈的，一审法院认为陈某是证人有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富泽公司答辩称，1、一审法院第一次向顾新源作的询问笔录中顾新源明确说明当时双方谈的是四个门的价格为1万元，且秦爱秀未将房屋的装修承包给他，他介绍人装修门是经过秦爱秀同意的，门款定作的材料和款式都是秦爱秀与富泽公司洽谈，说明顾新源并非合同当事人。第二次询问笔录中顾新源却称是所有的做好一共1万元等，顾新源的两次陈述存在较大差异，应以第一次笔录为准。2、殷建军与陈某之间只是男女朋友关系，其并不能代表富泽公司承认此款由顾新源来支付，富泽公司取得结账清单的目的仅为确认具体的门款数额，其他与本案无涉。综上，请求驳回秦爱秀的上诉请求。富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秦爱秀支付货款16456元及利息892元（自2018年1月18日起至2018年12月18日止，按同期同档贷款银行基准利率6%计算）；2、诉讼费用由秦爱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份左右，案外人顾新源征得秦爱秀同意的情况下向富泽公司订购木门及门套等。木门、门套等均用于秦爱秀位于南通市港闸区房屋装修。此后，富泽公司去前述房屋中丈量木门等木制品尺寸，秦爱秀确认木门的材质及款式，富泽公司根据要求完成木门、门套及踢脚线等制作并于2017年7、8月去现场进行了安装，富泽公司经办人陈某通过微信将安装现场图发给秦爱秀，秦爱秀通过微信回复“漂亮”点赞,双方还就木门、门套安装出现的油漆问题进行沟通。2018年9月，双方就木门等定制款结算及支付发生纠纷引发打架，富泽公司陈某报警。南通市公安局港闸分局唐闸派出所出警，并形成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一份，处警经过及结果记录“报警人陈某称，没有打架。其通过中间人给秦爱秀家做门，因中间人被公安机关抓获，陈某没有拿到门款发生纠纷，告知双方协商，或通过办案部门了解是否给了门款。”2018年10月，富泽公司陈某及案外人殷建军、秦爱秀至顾新源关押处就案涉门款结算事宜协商，最终由顾新源在陈某带过去的结账清单上签名，结账清单上方注明有定作木制品的名称、价格及合计总价为16456元，清单下方手写备注“南通港闸区××路××庭××号楼××室秦爱秀家装修”“这些门款情况属实等我出狱后我负责付清此款16456元”，在前述两段字迹下方由顾新源本人手写“此款本人顾新源承担与秦爱秀无关顾新源2018年10月19日”（根据庭审中，富泽公司提供的结账清单打印件可以明显看出，顾新源确认的手写内容笔迹与上方两段手写内容非一人所写）。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结合本案的证据及事实，应认定秦爱秀系富泽公司制作、安装的木门、门套等木制品的定作人。理由如下：一、秦爱秀系富泽公司制作、安装的木门、木制品的最终所有者。富泽公司制作、安装的木门、木制品的尺寸、款式及材料系根据秦爱秀的要求制作、安装。这一事实有富泽公司经办人陈某的证言、陈某与秦爱秀的微信聊天记录、顾新源的陈述为证。顾新源陈述门的款式和材料由秦爱秀确定，富泽公司实地去秦爱秀家安装了木门、门套等木制品，并将安装的照片发送给秦爱秀确认，秦爱秀也与陈某沟通了安装后的补漆事宜，目前案涉木门、门套等木制品仍然安装在秦爱秀家中。二、顾新源在富泽公司为秦爱秀家制作、安装木门、门套等木制品业务中的角色认定。富泽公司陈某陈述顾新源介绍富泽公司为秦爱秀家做门，顾新源也陈述在征得秦爱秀同意的情况下通过殷建军找到富泽公司为秦爱秀家做门，在本案重审过程中，一审法院会见顾新源时，顾新源亦陈述其以介绍人的身份介入双方交易，两者就此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认定顾新源系接受秦爱秀委托向富泽公司订购案涉木门、门套等木制品。秦爱秀虽陈述其将家中木门定作事宜包给顾新源做，但顾新源于2019年6月11日接受法院法官提审时明确否认秦爱秀将其家中木门定作事宜发包给其承揽的事实，其多次陈述及说明均未表明过其系以自己的名义向富泽公司订购案涉木门、门套等木制品。故秦爱秀陈述的前述事实，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三、顾新源在结账清单签字并说明此款与秦爱秀无关的行为，系顾新源的单方意思表示，并不表明富泽公司放弃对秦爱秀主张权利。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顾新源确实在结账清单上签名，并手写注明“此款本人顾新源承担与秦爱秀无关”，但该段文字系顾新源本人所写，只能代表其单方愿意承担秦爱秀债务，而无需秦爱秀承担的意思表示，并未与富泽公司就此达成合意。顾新源虽然在本案重审过程中的情况说明中陈述其和富泽公司洽谈时说好钱由其支付，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富泽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而不能认定富泽公司与顾新源达成案涉木制品定作费由顾新源支付的合意。综上，根据双方的陈述及相关事实，秦爱秀系案涉木门、门套的实际定作人。关于案涉门款的金额，富泽公司与秦爱秀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门款的具体金额，但关于门款结账事宜系富泽公司陈某、顾新源、秦爱秀三方均在场的情况下，由顾新源确认的结账金额，彼时秦爱秀也在场，其作为门款的最终支付者并未就结账金额提出异议，故认定案涉木门、门款等木制品的定作费用为16456元。秦爱秀虽辩称，其与顾新源约定木门、门套等木制品的价格为1万元，并已经将门款支付给顾新源，但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对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富泽公司主张秦爱秀逾期付款利息892元的请求，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定作合同，未约定定作费具体支付时间，又未协议补充确定支付期限，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富泽公司于2017年7、8月即向秦爱秀交付工作成果，但富泽公司主张自2018年1月18日其向秦爱秀索款之日起，秦爱秀应承担向富泽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违约责任，富泽公司主张的起止时间及利率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秦爱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向富泽公司支付定作费1645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892元，合计17348元等。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基本案件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焦点：秦爱秀应否就案涉款项承担给付义务。本院认为，秦爱秀与富泽公司之间成立口头定作合同关系，富泽公司交付定作物后，秦爱秀理应给付相应款项，富泽公司要求秦爱秀承担给付定作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首先，案涉合同标的物均实际安装在秦爱秀家中，一审法院认定秦爱秀系案涉标的物的定作人正确。秦爱秀主张将定作门的业务承包给顾新源，案涉合同的相对方为顾新源与富泽公司，但就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佐证，且与顾新源及富泽公司的陈述相互矛盾，本院碍难采信。其次，顾新源在结账清单中手写“此款本人承担与秦爱秀无关”并签字的行为，虽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但系顾新源的单方意思表示，并无证据证明其与富泽公司已就此达成了合意。富泽公司明确当时仅是为了确认价款才接受结账清单，故不能以此认定富泽公司放弃对秦爱秀主张权利，秦爱秀认为双方达成了价款由顾新源履行的合意，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者，双方因价款问题多次发生矛盾，最终在秦爱秀、顾新源、富泽公司等均在场的情况下形成了结账清单，秦爱秀当时并未就价款数额提出异议，其亦未能举证证明该价格明显高于案涉定作物的实际价值或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故一审据此认定价款数额于法不悖。如前所述，秦爱秀作为定作人拖欠定作款，理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即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于秦爱秀与顾新源之间是否存在款项往来，与本案无涉。此外，陈某作为案涉合同的实际经办人，经富泽公司申请作为证人出庭陈述相关情况，并无不当。综上，秦爱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元，由上诉人秦爱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锦明审判员  戴志霞审判员  陈 卓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