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1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军，女，196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洁，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殿濛，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灵霞，女，1981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灵平，浙江鑫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帅帅，浙江鑫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军因与被上诉人陈灵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3民初5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军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在本案明显构成“先刑后民”的情形下，一审判决未查明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而推进民事案件的审判，未调查关键证据，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并导致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已在一审中提交证据证明，天台县公安局曾以陈灵霞被诈骗为由对上诉人进行刑事立案（案号：天公（经）立字〔2014〕第07016号，以下简称该刑事案件），该刑事案件涉及的款项、当事人、事实与本民事案件完全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定，该刑事案件的办理构成本案民事程序审理的前提，在刑事案件未审结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对民事程序作出中止审理的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众多裁判案例，只有在有文书编号的撤销案件决定书明确涉嫌刑事犯罪的嫌疑已经排除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认定争议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而天台县公安局下属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形式上不属于能够证明刑事案件最终处理结果的司法文书，且内容亦仅提及对“我局”对“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强制措施解除，而下属经济侦查大队没有相应权限直接以“我局”名义作出说明，该越权文件不能说明天台县公安局的最终决定，无法证明该刑事案件是否最终撤销、上诉人的犯罪嫌疑已排除，故不能作为本案民事程序继续审理的依据。一审法院将《情况说明》作为认定本案刑事案件已审结的唯一依据，在未查明上诉人是否被撤销刑事立案的情况下继续推进民事案件的审判，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且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益；二、一审法院在调查取证、举证责任分配、认定证据等方面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且因存在诸多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而最终导致严重的不公正判决。(一）首先，被上诉人现起诉主张《承诺函》项下利息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政府协调下各方达成的和解，也违反了债权转让协议。2017年12月12日，台州市政府协调各方召开的专题会议，系针对债权处置和刑事案件进行协商处理，最终达成的意见系由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浙江小微公司”）从被上诉人处以8700万元人民币受让债权，而被上诉人则要提交解除刑事查封的申请，并强调“天台县公安局在坚持依法办事前提下，依法及时作出决策”。相应地，被上诉人与浙江小微公司签署《协议》，由浙江小微公司购买“被诈骗资金的追偿权利”,并进一步约定被上诉人“不得对解封的资产通过任何民事或刑事程序提出查封主张”。一审判决认为《协议》中约定了“利息债权保留”故而支持被上诉人请求，但对应条款原文为“不包括被梁军诈骗资金的利息和所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按照《承诺函》约定的民间借贷利息计算月息2%的利息,在刑事诈骗和民间借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案件定性之下所产生的利益或损失存在天壤之别！可见，直到2017年12月市政府参与协调之时，被上诉人所出借给天天系公司的的款项仍然被定性为被梁军诈骗的资金,而为企业破产重整的顺利进行由政府出面协调，在解决债权的同时也要依法处理刑事案件，从未提出在刑事案件还没有了结之前，还要对梁军本人收取民间借贷的高额利息。事实上，由于被上诉人利用刑事手段干预民事纠纷，政府协调处理时，已约定在债权转让完成后，所有借条原件需交给浙江小微公司（《协议》第二条），目的系为防止被上诉人违反协议，持借条原件再提出诉讼主张。而截止到目前，被上诉人从来没有收到天台县公安局出具的任何撤销刑事立案的决定或通知，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未撤销刑事追偿的情况下，凭借条复印件再度提起高达4995万元利息的民事诉讼主张，属于对政府协调会议精神和债权转让协议的公然违背。(二）其次，即便一审判决没有依据即认定了《协议》下的利息保留系指《承诺函》约定的2%月息，在进行债权转让时，对利息债权的保留也未通知债务人，不对上诉人产生效力，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大量政府性文件证明本案的重要事实，即被上诉人所借出的款项实际系天天系公司借款，以解决天天系公司应政府要求为其他企业担保而陷入的财务危机。因此，双方债务系在当地政府（包括台州市政府、椒江区政府、葭址街道办事处等政府单位）在内的多方参与协调、共同努力下协商解决，最终由浙江小微公司受让债权的方式了结纠纷，再由浙江小微公司将受让债权在天天系公司的破产程序中申报清理。然而，一审判决一味偏袒被上诉人，对于同样政府文件形式的证据文件，采纳被上诉人的证据而对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予采信。在认定利息时，一审判决的结论并没有直接且充分的证据支持:1.被上诉人和浙江小微公司双方单独签署关于债权转让的《协议》，没有上诉人的签字，其文本内容也没有上诉人的参与和确认；2.《协议》本身亦没有约定要对《承诺函》下的民间借贷高利予以保留，相应地，《协议》第二条明确“……甲方不得再对解封的资产通过任何民事或刑事程序提出查封主张”；3.即使一审判决认定《协议》中的利息保留是指民间借贷高利，被上诉人并没有将该利息保留告知上诉人，一审判决以2017年12月15日的市政府会议纪要来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了利息主张，但上诉人事实上在会议当天（2017年12月12日）仅被允许代表天天系公司短暂列席协调会议，仅参与其中部分商讨，且该会议纪要为政府部门在会议召开3天后直接下发，并没有上诉人的事先审阅和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受让人应当直接取得从属于本金的利息债权权利，而债权转让中如有特别保留事项的，未通知债务人则对债务人不产生效力。对于高额利息的债权保留，任何一个商业理性人都会以明示方式告知债务人其利息债权仍应履行，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未通知上诉人其要保留早在四年前提出的民间借贷高利,故对上诉人不产生效力。同时，案涉债权已在政府协调下通过债权转让，由管理人在天天系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清理完毕，一审判决强行将公司重整前债务施加给作为公司前法定代表人的上诉人毫无依据，也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在新时期下要求充分发挥破产重整的拯救功能和加强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权益保护的基本司法趋势。(三）再次，被上诉人未采取民事诉讼等合法手段，动用公器进行刑事查封来追偿借款的行为存在严重过错，《承诺函》存在胁迫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且有违社会公序良俗，应予以撤销或认定无效。《承诺函》的签署时间为2014年8月18日，而在2014年8月4日，上诉人应被上诉人之邀进行商谈时曾被天台县公安局的便衣警察非法拘传，在2014年8月5日，天台县公安局即开始对上诉人及其家属，以及天天系公司进行刑事调查，上诉人担忧个人及家属的人身问题以及刑事调查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因受胁迫而签署《承诺函》。上诉人在一审中尽己所能提交证据，并请求一审法院调取证据查明刑事调查和拘传的事实，但对于胁迫这一关键事实，在上诉人的举证能力客观上受限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依法行使司法权限查明事实，不仅未调取证据，甚至对上诉人提交的公安部门出具的文件也不确认真实性，而是苛责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作出明显不公的错误认定。被上诉人追偿借款的行为存在严重过错，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本属于民间借贷，而在借贷之初并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和利息，但被上诉人出借大额资金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便突然不合理地要求上诉人一次性偿还高达一个多亿的所有借款,且未通过民事诉讼，而是直接动用公安进行刑事干预。上诉人系在刑事介入后，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签署《承诺函》，其中均未记载如何还款和提供担保，但在上诉人签署《承诺函》之后，被上诉人也并未撤销刑事立案，而是继续对上诉人及其家属、企业的资产进行长达四年的超期查封。如果按照《承诺函》的约定计算刑事查封期间的利息，则上诉人将承担高达本金整整一倍的利息，这一结果是上诉人在签署《承诺函》时不可能预计到的，履行《承诺函》将造成明显的不公。而被上诉人为催收借款，绕过民事诉讼途径，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诬告上诉人刑事诈骗，在直接对上诉人所有资产采取刑事查封的同时，又对所谓“被诈骗”款项计算民间借贷的高额利息，这种双面“套路”做法实际上是滥用权利，恶意制造还款障碍，人为地拉长账期，企图变相蚕食他人财产，损害他人利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也有损于社会良俗，不应当得到司法支持，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承诺函》应予以撤销或认定无效，从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不仅没有查明胁迫事实，也未考虑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以上意见，在审理一起高额利息民间借贷案件的时候未考虑本案复杂事实背景下所体现的交易安全、市场秩序、社会影响以及当事人的法律风险，而是一边倒地支持被上诉人依据《承诺函》所主张的高利，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四）被上诉人主张用于计算利息的借款本金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未查明上诉人已偿还部分借款的基本事实。根据天台县公安局出具的《陈灵霞举报被梁军诈骗资金清单》，被上诉人支出款项8笔，合计1.41亿元，归还款项5笔，合计1290万元，并没有限定具体归还哪一笔款项。该8笔债务是基于同一事实产生的系列债务，没有可分性，双方也未就该一系列借款约定借款期限，均由上诉人签署借条，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经营。因此，在双方没有约定具体归还哪一笔的情况下，该5笔还款应当被合理认定为归还最早出借的2013年12月2日的借款，故被上诉人主张的5200万元本金应当扣除已偿还的1290万元。一审判决罔顾还款事实，一边采纳刑事程序中将所有借款主体认定为上诉人个人的证据，一边在民事程序中又否定上诉人作为还款主体，采用“双重标准”以达到偏袒被上诉人的目的，存在明显不公。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已过诉讼时效，不应再受到法律保护。根据双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出借款项，2014年8月开始，天台县公安局在被上诉人报案后对上诉人及相关企业开展刑事调查，并在2014年9月24日正式立案，此后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就本案利息提出任何主张。一审判决认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是被上诉人在2017年12月12日进行债权转让时保留了利息债权，从而认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了履行请求，但该债权转让协议系由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之间关于被诈骗资金的损失约定，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了本案民间借贷利息，被上诉人也没有就债权转让中的利息保留向上诉人作出通知或说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第一次提出利息主张是在2019年12月1日，即本案起诉之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至被上诉人起诉之时，利息债权的诉讼时效按照2年计算早已届满，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曾向上诉人进行有效催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诉讼时效已届满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不仅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亦在实体审理过程中严重偏袒被上诉人，既未能查明基本事实，未正确认定事实，也未正确适用法律，最终导致了极其不公的判决，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陈灵霞答辩称，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灵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49946666.6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分别于2013年12月2日向原告借款并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陈灵霞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0000.00元），2013年12月30日前归还。借款人：梁军，2013年12月2日”，另载明“款进工行台州分行营业部梁军账户为准（账号×××32）”。该笔借款付款日期为2013年12月2日；2014年1月7日向原告借款并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陈灵霞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元）（已进入梁军工行卡上），借款人：梁军，2014年1月7日”。该笔借款付款日期为2014年1月7日；2014年4月8日向原告借款并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陈灵霞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0000.00元），借款人：梁军，2014.4.8”，另载明“户名：梁军，账号×××32台州工行浙江省台州业务处理中心”，该笔借款付款日期为2014年4月9日；2014年6月30日向原告借款并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陈灵霞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元）转入工行梁军账户。借款人：梁军，2014年6月30日”。该笔借款付款日期为2014年6月30日。上述借款共计52000000元。后原告一直向被告催讨，2014年8月1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书载明“向陈灵霞全部借款从2013年12月2日起按实际时间每月利息2分计算（先还本，后还息）”。2014年9月24日，天台县公安局决定对台州天台陈灵霞被诈骗案立案侦查。2017年12月12日，原告陈灵霞与案外人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协议载明“一、转让标的及转让款1.转让标的：甲方（陈灵霞）向乙方（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转让标的为甲方被梁军诈骗的资金人民币壹亿壹仟肆佰壹拾万元本金的追偿权利（下称“转让标的”），转让标的不包括甲方被梁军诈骗资金的利息和所造成的损失。……三、其他事项1.本协议不影响甲方报案的刑事案件办理。甲方保留对梁军及其家属利息和损失的追偿权。2.本协议自‘协议牵头人’指定的台州市财政局临时账户收到乙方全部转让价款8700万元之日生效”。此外协议还约定“甲方收到划付的8700万元款项后，转让标的即归乙方所有”。2017年12月14日，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依约将上述转让款转入台州市财政局的账户。2017年12月12日上午，台州市人民政府主持召开天天系公司债权处置有关问题专题会议。2017年12月15日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就上述专题会议出台关于天天系公司债权处置有关问题专题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载明“会议听取了与会各方意见，并进行了认证讨论，形成一致意见。现纪要如下：一、会议尊重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和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灵霞双方就天天系债权处置有关问题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各方意图的真实表达……参加会议人员名单……陈灵霞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司……梁军天天控股集团公司、天天物流有限公司”。 另查明，天台县公安局于2018年1月解除了对相关企业和个人资产查封。截止2020年6月24日，天台县公安局对该案相关方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包括人财物）。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根据梁军的申请，并结合台州市椒江大年商贸有限公司、台州市金属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天天物流有限公司、天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管理人的意见，于2018年1月11日裁定对台州市椒江大年商贸有限公司、台州市金属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天天物流有限公司、天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并破产并进行重整。2018年7月20日，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台州市椒江大年商贸有限公司、台州市金属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天天物流有限公司、天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上述四家公司破产程序。 另外还查明，2014年7月1日，原告陈灵霞向案外人台州市金属物流中心有限公司提供借款1200万元。台州市金属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4日归还420万元，2014年7月7日归还200万元，2014年7月18日归还350万元，2014年8月9日归还100万元，前后共计1070万元。 关于本案的几个争议焦点，该院分析认定如下：一、本案的主体即所涉债务系天天系公司债务还是梁军个人债务？原告向该院提交的四张借条均系梁军出具，借款人处的落款也是梁军，且并未加盖任何梁军所属的公司印章，所有借款也都依约交付至梁军的账户。梁军于2014年8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也明确写明“向陈灵霞借款”的字样，亦可为上述事实佐证。对原告主张的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该院依法予以确认。原、被告系两家大型公司的企业高管，对于公司债务及个人债务的认知较一般大众而言应当更为清晰。因此，在借条的出借人和借款人均系个人的情况下，被告一方以被告系多家公司的控股人、董事长和高管、原告在明知被告身份的情况下出借给被告的借款为由，否认该借贷关系发生于个人之间，应当承担更严苛的举证责任，但被告未能提交充分且明确的证据，故对其抗辩的主张，该院依法不予采纳。至于被告认为台州市金属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前后共计还款1070万元，但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系原告与台州市金属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之间的往来款，与本案无关。故该院对被告此项抗辩事由亦不予采信。二、本案利息债务是否存在问题？原、被告双方的借条中并未就案涉利息进行约定，后被告梁军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书就案涉借款的利息进行确定，明确按实际时间每月利息2分计算。2017年12月12日，原告将案涉借款的本金债权转让给案外人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但明确保留了向被告主张案涉借款利息的权利。原告现主张被告按照月利息2分支付案涉借款的利息，该院可依法予以支持。被告称承诺书系在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信。三、本案是否因涉及刑民交叉而需要中止审理问题？被告辩称原告已就案涉借款向天台县公安局报案，且天台县公安局也已经立案，并将被告作为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本案属于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审理。该院依法就本案事实向天台县公安局调取相关材料，天台县公安局经济侦察大队明确答复该局已于2018年1月解除了对相关企业和个人资产查封，且未对相关方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民事问题由该院依法处理。故对被告上述抗辩主张，该院依法不予采纳。四、原告的请求权是否已超诉讼时效问题？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2017年12月12日，原告与案外人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就案涉借款的本金与利息转让事项达成协议。被告辩称上述协议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签署的，协议效力不约束被告。但原告提交证据证明，被告知晓并认同原告与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达成的协议。可以视为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综上，案涉借款的利息债于2017年12月12日中断，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于2019年12月2日向该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对被告提出的原告请求保护民事权利已超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该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与案外人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自台州市财政局临时账户收到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全部转让价款8700万元之日生效。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4日依约全额交付上述转让款，自此其与原告之间的协议生效。协议还约定原告（甲方）收到划付的8700万元款项后，转让标的即归乙方所有。原告可以向被告主张自提供借款之日起至收到8700万元转让款之日（即2018年1月15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每月20‰计算。2013年12月2日，借款2000万元，利息20066666.67元；2014年1月7日，借款1000万元，利息9793333.33元；2014年4月9日，借款2000万元，利息18360000元；2014年6月30日，借款200万元，利息1726666.67元，共计49946666.67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梁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灵霞支付借款利息49946666.6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1530元，由被告梁军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2016年9月12日取得的录音一份，拟证明刑事案件还没有结案。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本案并不需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上述证据的目的为了证明本案应中止审理，上诉人的上述主张能否成立，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法律规定进行分析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程序方面，本案是否因为涉及刑民交叉问题而中止审理。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已就案涉借款向天台县公安局报案，且天台县公安局也已经立案，并将上诉人作为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本案属于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依法就本案事实向天台县公安局调取相关材料，天台县公安局经济侦察大队明确答复该局已于2018年1月解除了对相关企业和个人资产查封，且未对相关方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民事问题由该院依法处理。况且，本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的是借款的利息部分，在本案借款本金可以认定为真实有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本案借贷纠纷继续审理并无不当；二、被上诉人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借条中并未就案涉利息进行约定，后上诉人梁军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承诺书就案涉借款的利息进行确定，明确按实际时间每月利息2分计算。2017年12月12日，被上诉人将案涉借款的本金债权转让给案外人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但明确保留了向上诉人主张案涉借款利息的权利。被上诉人现主张上诉人按照月利息2分支付案涉借款的利息，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称承诺书系在胁迫的情况下出具，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但不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得当；三、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超过。本院经审查认为，2017年12月12日，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就案涉借款的本金与利息转让事项达成协议。上诉人认为上述协议系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签署的，协议效力不约束上诉人。但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上诉人知晓并认同被上诉人与浙江小微企业产业链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达成的协议，可以视为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综上，案涉借款的利息债于2017年12月12日中断，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梁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1530元，由上诉人梁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至坚 审 判 员 何敏军 审 判 员 王文兴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包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