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16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司生国，男，197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丽，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天津高建团泊湖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新城津王公路东侧光耀雅苑。法定代表人：谭文华，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戚海峰，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司生国与上诉人天津高建团泊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建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因双方均不服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8民初3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司生国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上诉人其他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部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举证责任不当，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而一审法院违法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错误地把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后，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前提下，径行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否认一审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高建公司辩称，不同意司生国的上诉请求，要求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理由。高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高建公司给付司生国年休假工资的12325.61元，驳回司生国其他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司生国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高建公司欠付2014年6月至12月税后工资400000元、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税后工资487786.65元是错误的。2.原判决对于销售提成的认定是错误的。3.原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年底双薪415066.83元是错误的。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司生国辩称，不同意高建公司的上诉请求，要求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理由。司生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高建公司向司生国支付2014年6月至12月税后工资400000元、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税后工资487786.56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高建公司向司生国支付2017年2月28日至2018年6月17日交楼前未付销售提成500985元、2013年11月30日至2018年6月17日交楼后未发放销售提成531464元；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高建公司向司生国支付拖欠的2014、2015、2016、2017、2018年度年底额外双薪1029381元（2014年度166666元、2015年度198478元、2016年度差额236697元、2017年度334188元、2018年度93352元）；4．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高建公司向司生国支付2015年至2017年度的激励奖金4597161元；5．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高建公司向司生国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000000元；6．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高建公司向司生国支付2017年5月31日至2018年6月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补偿2200000元；7．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高建公司向司生国支付2018年第二季度探亲假（5天）和年假（5天）未休假工资37879元。高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高建公司无须支付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的工资487786.56元；2．判决高建公司无须支付交楼后销售提成238019.04元；3．判决高建公司无须支付2017年度年底双薪166666元；4．判决高建公司无须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51389元；5．判决高建公司无须支付2018年带薪年休假工资7662.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日，司生国与高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合同中未约定试用期，约定试用期期间工资为83333元/月。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司生国年薪为税前1000000元，司生国自认月基本工资为83333元。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关于司生国入职时间问题，司生国主张2010年12月29日高建公司成立时入职，高建公司对此不认可，表示司生国是2014年6月入职。司生国提交了高建公司与案外人深圳市概率实践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广告传播策划服务合同》及相关的付款申请表，在该申请表中司生国在总经理意见处签字，时间为2014年1月。高建公司对该证据不认可，且对合同中公章真实性不申请鉴定，因合同中加盖了高建公司印章，一审法院对合同真实性予以确认，司生国在付款申请表中以高建公司总经理的身份签字，可以证实2014年1月司生国已经在高建公司工作，本案中高建公司应当对司生国的入职时间提交相应证据，由于高建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司生国的入职时间，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司生国的陈述确认其入职时间为2010年12月29日。关于2015年6月1日劳动合同是否存在问题，高建公司主张与司生国于2015年6月1日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并提交了司生国的就失业证，同时申请法院向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该份合同。司生国就失业证中记载与高建公司合同签订起止时间为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一审法院依法向相关部门调取高建公司为司生国办理就失业证时提供的合同，经调取该合同仅保存两页，且为复印件，合同中注明签订日期为2015年6月1日，合同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司生国对就失业证真实性认可，对合同不认可，表示合同中签字不是本人签署。司生国的就失业证为高建公司办理，与就失业证相关的合同高建公司未能提供原件，因司生国对合同真实性不认可，故高建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该合同是司生国本人签署，一审法院对高建公司主张的与司生国于2015年6月1日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的事实不予确认。关于高建公司是否拖欠司生国工资问题，司生国主张高建公司拖欠2014年6月至12月税后工资400000元，高建公司认为该工资已经支付，并提交了高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庄茂祥向司生国打卡600000元的记录，司生国对此予以认可，但表示该600000元支付的是2014年6月之前的工资，并提交了高建公司财务人员邵英出具的领导欠薪明细表及高建公司2016年6月30日的工资表，两份材料中均注明欠司生国2014年工资400000元，高建公司主张该400000元为公司财务人员在没有任何财务凭证的情况下擅自记录到工资表中，不能证明欠薪情况，高建公司对该项主张，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同时高建公司主张庄茂祥向司生国打卡600000元是向司生国支付该笔工资，但该数额与工资表中记载的数额不一致，因此一审法院对高建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司生国提交的领导欠薪明细表和工资表可以证实高建公司拖欠司生国2014年税后工资400000元。司生国主张高建公司拖欠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税后工资487786.56元，高建公司表示无法核实是否支付，因此不同意支付，司生国提交的领导欠薪明细表中对该期间的工资欠付数额同样有记载，高建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实该款项已经支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确认高建公司拖欠司生国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税后工资487786.56元。关于司生国适用提成方案及时间问题，司生国主张其提成应当按照《学生薪酬及营销提成制度定稿》中的标准提成，即总经理按照2‰-3‰（交楼前提2‰，交楼后提1‰）的标准提成，高建公司对此不认可，表示2017年7月起，司生国提成应当按照《福晟集团天津区域营销佣金提成管理办法》中的标准提成。司生国对此不认可，表示该办法对自己不生效。高建公司提交了该办法的签批流程表，签批流程表显示司生国进行了批注，同时高建公司提交了佣金确认单，2017年7月之前的佣金确认单中显示司生国是按照《学生薪酬及营销提成制度定稿》中的标准提成，2017年7月之后的佣金确认单中显示司生国是按照《福晟集团天津区域营销佣金提成管理办法》中的标准提成，司生国在佣金确认单中予以签字确认，司生国的签批及签字行为表明其知晓《福晟集团天津区域营销佣金提成管理办法》，且认可按照该标准提成。因此一审法院确认2017年7月前司生国按照《学生薪酬及营销提成制度定稿》中的标准提成，即交楼前提2‰，交楼后提1‰，2017年7月后司生国按照《福晟集团天津区域营销佣金提成管理办法》中的标准提成，即按照回款总额0.5‰发放提成，其中当月发放比例为70%，年终发放比例为20%，交楼发放比例为10%。关于司生国可以获得提成的时间问题，本案中司生国主张的是2013年11月30日至2018年6月17日期间的销售提成，高建公司认为2013年11月30日至2014年6月1日期间司生国不具备劳动者身份，因此不享受提成，2018年2月至2018年6月17日司生国已经调离营销岗位，也没有参与交楼工作，因此不享受提成，司生国对高建公司的该主张不认可。因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司生国入职时间为2010年12月29日，故2013年11月30日至2014年6月1日期间司生国可以获得提成。高建公司提交了关于司生国任职的通知和考勤打卡记录，该通知自2018年2月4日生效，通知中任命司生国为福建飞虎队副大队长，不再担任天津区域副总经理。考勤打卡记录显示2018年3月起司生国签到地点为福建省。司生国对上述证据不认可，表示没有收到该通知。考勤打卡记录显示司生国工作地点已经调整到福建省，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可以证实2018年2月司生国工作发生调动，因此2018年2月4日之后销售的房屋，司生国不再获得提成。关于员工奖金激励方案是否存在的问题，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激励奖金，司生国虽然提交了员工奖金激励方案，但从方案的内容来看，该方案主要是对公司高层领导的奖励，原高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庄茂祥出具的说明中明确表示对该方案不知情，同时司生国等人作为高建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成员，可以较为容易的使用高建公司的公章，因此仅凭奖金激励方案上加盖了高建公司的公章不能证实该方案实际颁布实施，庭审中，司生国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该奖金激励方案确实由高建公司颁布实施，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奖金激励方案未实施。一审法院认为，司生国起诉要求高建公司支付工资、提成、经济赔偿金等，双方之间系劳动合同纠纷。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司生国在高建公司工作，双方之间劳动关系成立，双方均应按法律规定履行其义务。本案中司生国为高建公司工作，高建公司应当依法按时向司生国支付工资，现一审法院已经确认高建公司拖欠司生国2014年税后工资400000元、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税后工资487786.56元，故司生国起诉要求高建公司支付工资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高建公司应当向司生国支付2014年税后工资400000元、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税后工资487786.56元。高建公司主张司生国该项诉讼请求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因司生国在仲裁阶段已经提出该项申请，只是在仲裁阶段其主张的2014年的工资为税前工资，不论是税前工资还是税后工资，其指向的均为同一笔工资，故一审法院认定司生国的该项请求已经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本案中可以审理。高建公司主张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的工资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司生国与高建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6月28日终止，司生国于2018年8月2日申请仲裁，其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2017年2月28日至2018年6月17日交楼前未付销售提成500985元、2013年11月30日至2018年6月17日交楼后未发放销售提成531464元。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司生国可以获得提成的时间，故超出该时间以外销售的房屋，司生国无权获得提成。关于2017年2月至2017年12月的提成，双方签订了佣金确认单予以确认，故对佣金确认单中的提成数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佣金确认单证实司生国2017年2月至2017年6月交楼前提成为8938.39元，交楼后提成为4469.195元，2017年7月至12月当月佣金为65897.47元，年终佣金为18827.84元，交楼佣金为9413.93元。根据双方确认的房屋销售数据显示，2018年1月共销售房屋三套，2月未销售房屋，三套房屋回款金额为2805032元，高建公司认可三套房屋佣金合计为1402.52元，根据《福晟集团天津区域营销佣金提成管理办法》中的标准提成，2018年1月当月佣金为981.764元，年终佣金为280.504元，交楼佣金为140.252元。根据双方确认的房屋销售数据显示，2013年11月30日至2017年1月销售房屋价款为280971320元，根据《学生薪酬及营销提成制度定稿》中的标准提成，该期间交楼前提成为561942.64元，交楼后提成为280971.32元。庭审中，高建公司提交了准许交付使用证，根据该使用证，涉案房屋于2019年6月准许交付，因此交楼前提成与交楼后提成均已经具备支付条件，高建公司应当向司生国支付。《福晟集团天津区域营销佣金提成管理办法》中规定调离本部门的，年终提成可以享受，未参与交房的不享受交楼提成，未到年终离职或交房前离职的，预留部分不发放。司生国2018年2月调离原部门，因此司生国可以获得2017年7月至2017年12月的年终佣金。司生国于2018年6月28日离职，且其并非主动离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建公司应当向司生国支付2018年1月的年终佣金。司生国2018年2月调离原部门，其未提交证据证实参与了交房工作，因此司生国不应获得2017年7月之后的交楼佣金。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就司生国在本案中主张的提成，高建公司已经支付了74835.86元，故高建公司应当向司生国支付提成867473.263元（561942.64元+8938.39元+280971.32元+4469.195元+65897.47元+981.764元+18827.84元+280.504元－74835.86元）。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拖欠的2014、2015、2016、2017、2018年度年底额外双薪1029381元，高建公司认为福利制度于2015年8月生效，因此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2014年、2015年的年底双薪没有依据，也已经超过仲裁时效，2016年的年底双薪，司生国仲裁时未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2017年的年底奖金已经支付，因此无需支付，司生国2018年6月离职，工作未满一年，不具备支付2018年年底奖金的条件。年底双薪属于年终奖，属于劳动报酬的范围，根据法律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司生国与高建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6月28日终止，司生国于2018年8月2日申请仲裁，其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关于年底双薪支付标准问题，司生国主张按照基本工资加提成的标准支付，高建公司对此不认可，表示应当以基本工资为标准发放，双方均认可对年底双薪的支付标准没有明确约定，在高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起诉高建公司的其他案件中，劳动者均是以基本工资作为计算年底双薪的标准，且本案司生国在仲裁阶段也是以基本工资作为计算年底双薪的标准，故一审法院认定年底双薪以基本工资为计算标准。根据高建公司的规定，年底双薪制度于2015年7月开始实行，故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2014年度年底双薪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高建公司主张2015年不具备发放年底双薪条件，因2015年高建公司的年底双薪制度已经实施，司生国基本工资为月薪83333元，故高建公司应当向司生国支付2015年度的年底双薪166666元。劳动合同纠纷案件适用仲裁前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未经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处理，本案中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2016年度的年底双薪，因该请求未经过仲裁裁决，本案中一审法院不予处理。高建公司主张2017年的年底双薪已经支付，司生国认可已经收到了2017年度的年终奖，但表示年终奖与年底双薪不是同一概念，高建公司依照《福晟集团天津区域营销佣金提成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向司生国支付了2017年度的年终奖，但该办法并未明确年底双薪制度已经取消，因此高建公司仍应向司生国支付2017年度年底双薪166666元。因司生国与高建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6月28日终止，故2018年度的年底双薪应当按照司生国实际工作时间占全年工作时间的比例发放，故高建公司应当向司生国支付2018年度的年底双薪81734.83元。综上，高建公司应当向司生国支付年底双薪415066.83元（166666元+166666元+81734.83元）。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激励奖金，因员工奖金激励方案并未实施，故司生国的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本案中司生国与高建公司的劳动合同到2017年5月31日到期，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司生国仍在高建公司工作，高建公司未提出异议，根据相关规定，视为双方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8年6月，高建公司以合同到期不续签为由与司生国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高建公司应当向司生国支付赔偿金，因司生国的月工资高于天津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故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当为2017年天津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案中司生国主张五年的赔偿金，属于自由处分其民事权利行为，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高建公司应当向司生国支付赔偿金168210元（5607元/月×3×5个月×2）。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2017年5月31日至2018年6月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补偿2200000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是对用人单位不规范用工行为的一种惩罚性规定，旨在倒逼用人单位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庭审中，高建公司提交了员工资料表，员工资料表为高建公司员工应聘与离职时填写的表格，司生国在员工资料表中总经理意见处签字确认，另外高建公司制定福利制度时，司生国也在相关制度上签字确认，虽然在上述资料中时任高建公司总经理的刘爱平也有签字，但司生国与刘爱平均在总经理意见处签字，可以确认司生国在高建公司日常人事和行政管理中具有一定的管理决定权，从司生国在员工资料表中签字确认的行为看，司生国对劳动者招录、离职等人事管理有一定审批权力，同时，司生国自认合同到期后，未向高建公司提出续签劳动合同，因此司生国未与高建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自身存在过错，故其要求高建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探亲假工资，根据高建公司的规定，探亲补助费用由员工填写报销单实报实销，本案中司生国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存在未报销的探亲费用，故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探亲补助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2018年度年休假工资，根据相关规定，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其中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本案中，司生国已经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依照规定可以享受年休假，因司生国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累计工作时间已经超过10年，因此2018年司生国应当享受年休假2天，司生国以月工资83333元为标准计算年休假工资，未超过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司生国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已经发放，故高建公司应当向司生国支付2018年度年休假工资15325.61元（83333元/月÷21.75天×2天×200%）。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天津高建团泊湖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司生国2014年税后工资400000元、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税后工资487786.56元、提成867473.263元、年底双薪415066.83元、赔偿金168210元、年休假工资15325.61元，合计2353862.263元；二、驳回司生国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天津高建团泊湖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由司生国负担10元，由天津高建团泊湖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0元；保全费5000元，由天津高建团泊湖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高建公司提供的2015年6月份满一年工龄人员名单、2015年5月到2017年1月销售佣金支付明细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围绕劳动合同问题成讼。本案争议焦点为：高建公司是否应向司生国支付税后工资、销售提成、年底额外双薪、激励奖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补偿、探亲假和年假未休假工资。现围绕争议焦点阐述如下：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司生国作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高建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关于司生国在高建公司的任职时间，高建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司生国的具体入职时间，司生国主张其2010年12月29日入职，并提交了其作为总经理在高建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广告传播策划服务合同》付款申请表上的签字，司生国一方已完成了初步举证，故一审法院认定司生国的入职时间为2010年12月29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司生国主张高建公司拖欠其2014年6月至12月的税后工资400000元，并提供了高建公司财务人员邵英出具的领导欠薪明细表及高建公司2016年6月30日的工资表予以佐证，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司生国主张高建公司拖欠其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的税后工资487786.56元，司生国提供了领导欠薪明细表予以证实，高建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未就已经支付相应款项进行充分举证，故一审法院认定高建公司拖欠司生国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的税后工资487786.56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司生国主张的销售提成部分，一审法院依据高建公司提供的佣金确认单以及司生国在《福晟集团天津区域营销佣金提成管理办法》的签批流程表上的批注，认定2017年7月前司生国按照《学生薪酬及营销提成制度定稿》中的标准提成，2017年7月后按照《福晟集团天津区域营销佣金提成管理办法》中的标准提成，认定准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基于上述提成标准认定高建公司应付提成为867473.263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主张的2014-2018年度年底额外双薪一节，司生国与高建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6月28日终止，并于2018年8月2日申请仲裁，其该项请求并未超出仲裁时效。由于高建公司的年底双薪制度于2015年7月开始实施，且司生国并未在仲裁阶段主张2016年的年底双薪，故对于其要求支付2014年及2016年年底双薪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结合司生国在高建公司的任职时间以及其认可高建公司已经支付2017年度的双薪，高建公司应给付司生国2015年、2018年在岗期间的双薪，一审法院计算共计415066.83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司生国要求支付激励奖金，司生国就该项主张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该项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关于司生国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双方合同到期后，司生国继续在高建公司工作，双方未再签订劳动合同，司生国仍继续在高建公司工作，高建公司亦未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应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而2018年6月26日，高建公司发出的《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通知书》内容为“在您与公司当前履行的合同到期后，不再与您续签。由于您与公司当前履行的劳动合同有效期截止至2018年5月31日，请您于2018年6月30日前将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在该通知书中高建公司所称的2018年5月31日到期的劳动合同，经一审查证，并不能认定真实有效，高建公司与司生国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并不具有正当性，故一审法院认定高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向司生国支付赔偿金16821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司生国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补偿，司生国作为对人事管理有一定管理决定权的公司高层，且在一审中自认在合同到期后未向高建公司提出续签劳动合同，其自身存在过错，故一审判决未支持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补偿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探亲假工资，司生国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存在未报销的探亲费用，故司生国对其主张未提供充足证据，对该项诉请不应予以支持。关于司生国要求高建公司支付2018年度年休假工资，因司生国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累计工作时间已经超过10年，结合司生国2018年在高建公司的实际工作天数，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司生国应当享受年休假2天，据此计算2018年度年休假工资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司生国、天津高建团泊湖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元，由司生国负担20元，由天津高建团泊湖投资有限公司负担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艳军审判员  庞 艺审判员  曹 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穆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