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民终9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庞某，男，1999年3月5日出生，内蒙古大学学生，住哈尔滨市道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双，黑龙江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盖茗荭，黑龙江承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庞同吉，男，196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海运公司工人，住哈尔滨市道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雪松，黑龙江森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黑龙江广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法定代表人：秦向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闯，黑龙江美盛泰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明莉，黑龙江美盛泰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周红强，男，198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龙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住黑龙江省海伦市。上诉人庞某因与被上诉人庞同吉、黑龙江广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房地产公司）及第三人周红强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2019）黑0110民初9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调查、阅卷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庞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庞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庞同吉将涉案房产登记在庞某名下应视为一种赠与行为。庞某之父庞同吉直接以庞某代理人的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可以推定其存在赠与涉案房产的内心真意，否则可以直接以庞同吉或其妻张春梅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庞同吉所述登记在庞某名下是为了买卖方便不符合生活常理，且张春梅在公证书中亦有所陈述，该房产自愿赠与给庞某,庞同吉以庞某代理人身份起诉广联房地产公司要求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更加明确了其赠与房产的主观意愿。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能撤销。受赠人庞某系赠与人庞同吉和张春梅的婚生子,赠与该财产时,庞某系未成年人,该赠与行为不仅具有法律上的抚养义务，更具道德义务上的帮扶义务，不应随意撤销。第三、庞同吉与张春梅将房产赠与庞某，是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共同处分的意思表示，夫妻双方均为赠与人，撤销赠与也必须夫妻双方一致同意,单方意愿并不能形成撤销赠与的共同意思表示，在未征得作为共同共有人的张春梅同意的情况下，庞同吉无权单方撤销赠与。庞某当庭提交补充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作出的判决结果，与一审法院之前另案审理的并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的（2019）黑0110民初1231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一致，相互矛盾，即形成了同案不同判的严重错误。之前一审法院审理的庞某诉广联房地产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生效判决已经查明并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庞某已经按照约定履行缴纳购房款义务，广联房地产公司已于2012年年末将房屋交付庞某使用，进而判决广联房地产公司为庞某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证登记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可见，一审法院该另案已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庞某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即案涉房屋因人民法院该生效法律文书已发生物权效力。一审法院根本不顾其已经审结和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和裁判结果，甚而主观臆断庞某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案涉房屋没有发生物权的效力是完全错误的。二、在一审庭审中，无论是庞某、庞同吉及广联房地产公司甚至是周红强均未提出有关撤销赠与的抗辩主张，而一审法院却直接认定庞同吉撤销网签合同备案的行为属于行使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这完全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是典型的代替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错误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一审法院既没有向庞某主动释明，也没有将案涉房屋是否属于赠与财产的法律关系性质，以及庞同吉撤销网签合同备案是否属于行使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行为效力作为本案焦点问题进行审理，显然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按照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如果认定庞同吉撤销网签合同备案的行为属于行使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一审法院就应当首先查清案涉房屋是否属于赠与财产，这必然需要追加庞同吉的妻子张春梅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进而查清庞同吉的妻子、庞某的母亲张春梅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一方，对庞同吉所谓撤销赠与的行为是否认可，其本人是否有撤销所谓赠与财产的明确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审理遗漏诉讼主体。事实上，一审法院对庞同吉行使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的认定，亦等同于是直接认定庞同吉的行为代表着其妻子张春梅的意思表示，从而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一方张春梅的权益。三、一审判决作出赠与财产为案涉房屋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一审法院（2019）黑0110民初1231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庞某与广联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庞某已经按照约定履行缴纳购房款义务的事实。同时，张春梅提供的证人证言证实，案涉房屋的购房款系其出资。即使认定庞同吉与张春梅对庞某有赠与行为，那么其父母在购房当时对庞某赠与的财产并非是案涉房屋，而是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因为，庞同吉从未取得案涉房屋的物权或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债权，也就不可能存在以此作为赠与财产进行处分或赠与给庞某的权利。而购房款作为货币应属动产，并已经实际交付和发生财产权转移，因此根本不存在撤销赠与的问题。四、庞同吉、广联房地产公司分别与周红强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应当属于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首先，广联房地产公司清楚知悉案涉房屋已经与庞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网签合同备案，同时广联房地产公司也非常清楚办理注销网签合同备案需要房主本人提出退房申请并到登记部门现场或出具公证授权委托书才能办理，并且广联房地产公司更清楚庞同吉没有提供庞某出具的公证授权委托书，对于庞同吉擅自处分庞某房产出卖给周红强的事实，更是明知。其次，案涉房屋网签备案登记的名字都是庞某，庞同吉、广联房地产公司在没有庞某到场签字和没有庞某出具公证授权委托书下，恶意串通办理了注销案涉房屋的网签备案登记，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庞同吉实现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周红强，同时损害了庞某的合法权益。再次，周红强作为案涉房屋买受人，其知道案涉房屋是庞某所有，在其与庞同吉通过骄阳房地产经纪公司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上的“卖方”也都是庞某的名字，同时周红强也清楚知道与庞同吉之间操作实现案涉房屋买卖交易的路径，是要通过与广联房地产公司重新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并以“一手购房人”的身份实现购房和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显然，这种买卖行为已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结果是逃避了二手房交易的相关税收管理规定，实质上是变相节省了二手房交易产生的应缴纳的所得税、营业税等，损害了国家税收利益。所以，周红强的行为亦不属于善意取得。庞同吉辩称:涉案房产并非庞某原始取得，而是由庞同吉于2010年12月31日出资，并用案外人庞凤兰（即庞同吉的姐姐）的名义于2011年3月19日与广联房地产公司签订“明珠公寓”项目参建协议，2011年庞某年仅13岁，并未成年，也没有经济来源，庞同吉与庞某母亲张春梅至今婚姻关系仍为存续，庞某、庞同吉、张春梅三人为家庭共同体，涉案房产应为庞同吉与张春梅夫妻共同财产，并非庞某个人财产，房屋所有权的确定应以房地产行政机关发放房屋所有权证书为准。案涉房产至今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故无法确定庞某对案涉房产具有所有权。庞同吉与张春梅夫妻关系存续，故该房产应为庞同吉与张春梅共同所有。庞某对案涉房产不具有所有权，并且庞同吉并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实际交付，故不存在庞某所称的赠与行为，据此庞某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广联房地产公司辩称：1.庞某对庞同吉的赠与应该认定为个人赠与。一审各方举示的证据可以证明案涉房屋的购房款为庞同吉的姐姐庞凤兰支付，整个买卖过程是庞同吉办理的，庞某以及庞某的母亲并未参与，庞凤兰也未向庞某的母亲主张过债权。故案涉房屋不应该认定为夫妻双方赠与，而应该认定为庞同吉个人赠与，与庞某的母亲没有关系。庞某的母亲无法对该房屋的权利进行支配，其所出具的公证书不具有效力，同时也无法证实真伪。所以，庞某认为案涉房屋是夫妻共同赠与的主张不能成立。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房屋虽然一开始网签备案在庞某名下，但是由于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其只有13岁，无经济来源，只能认定该房屋是所有人庞同吉赠与给庞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赠与标的为不动产，不动产的物权转移应该以登记为依据。所以，庞同吉与庞某之间的赠与合同上附一个生效条件，即完成案涉房屋的登记才能完成赠与。但是，该条件至今未成就，故而双方的赠与合同仅是成立，并未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庞同吉已经将房屋卖给第三人周红强，应该视为其撤销了赠与，庞某对该房屋已经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权利，更无权要求庞同吉办理登记手续。3.（2019）黑0110民初1231号民事判决不能作为庞某主张权利的依据。该判决并未确认案涉房屋为庞某所有，不产生物权效力。庞同吉对庞某的赠与仍因没有办理物权登记而未完成。在该判决生效后，庞同吉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周红强的事实，足以证明其撤销了对庞某的赠与。而且在该诉讼中，庞某并未出现，全是庞同吉代为应诉。同时，根据庞某一审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庞同吉并未得到庞某的授权。即该诉讼是在虚假授权的基础上进行的，该判决是在主体不适格的前提下下达的。庞某不能依据自身没有授权而形成的判决为自己谋求利益。4.本案赠与合同不属于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庞某主张庞同吉赠与该房屋时系未成年人，该赠与行为具有道德义务上的帮扶义务，该主张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其中所称的“道德义务”是指人们因自己行为的过失及其不良后果对他人、集体、社会在道义上应当承担的责任，在性质上应当与救灾、扶贫具有同等性。庞同吉在庞某未成年时虽然具有抚养义务，但并无在未成年时赠与其房屋的义务，该赠与合同显然并不具有与救灾、扶贫具有同等性质的道德义务性质，仅是父亲对于未成年孩子的纯获益性质的赠与。因此，庞某因此主张该赠与合同不可撤销不成立。5.在整个案件中，庞同吉、广联房地产公司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首先，在案涉房屋的第一次买卖过程中，广联房地产公司一直是与庞同吉进行对接交涉的，包括付款事宜也是庞同吉处理的，整个过程中，庞某并未参与。基于此，广联房地产公司有理由相信庞同吉就是案涉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和所有者。其次，在庞同吉提出转卖房屋时，提交了公证书、授权书等手续和材料，足以证明其具有庞某的授权，鉴于前述理由以及庞同吉和庞某的特殊关系，广联房地产公司并无实质审查的义务，同时也无法联系到庞某；最后，广联房地产公司仅是配合庞同吉将案涉房屋卖给周红强，相关的材料都是庞同吉准备的，网签备案更名是住房保障部门批准的，均与广联房地产公司无关，故广联房地产公司不应承担责任。6.案涉房屋的产权归属是清晰的。案涉房屋是周红强通过正当途径购买的，依约定交付了房款，并实际占有使用，应该认定其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庞同吉赠与与否，不影响房屋的归属。且如庞同吉同意继续赠与，属于和庞某恶意串通，应该共同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庞某与庞同吉和住房保障部门的纠纷应该另案解决，不能以此为由主张房屋所有权。上诉状与补充理由相矛盾，一方面认为是房屋赠与，另一方面认为是赠与货币，而庞同吉将房屋网签到未成年的儿子名下，是非常清晰的赠与事实。庞某的母亲张春梅始终未出庭参加诉讼，因此也无法核实其公证书的真假、证人证言的真假，其与庞某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人。庞同吉所说的庞同吉与周红强之间的买卖是否规避了相关税费，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周红强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庞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位于哈尔滨市××区××路与××直路交汇处第1栋1单元23层2304号房产归庞某所有；2.判令广联房地产公司立即为庞某办理房屋产权证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庞同吉系庞某父亲，案外人张春梅系庞某母亲。庞某父母亲协商一致，欲为庞某购买一套房产。2012年12月10日，庞某与广联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1200700366），所购房屋位于哈尔滨市××区××路与××直路交汇处第1栋1单元23层2304号，当时庞某仅13岁，尚未成年，由庞同吉作为代理人代为签署该合同，并于2014年11月24日进行了房屋销售备案登记。2019年2月21日，庞同吉代庞某与周红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1822485），约定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周红强。庞同吉代庞某向广联房地产公司出具了《退房申请书》，载明：“本人庞某，购广联房地产公司（北大荒粮油交易中心商住服务楼项目）明珠公寓一单元2304号房，总房款398,784元，因个人原因，特向广联房地产公司申请退房。特此申请。”2019年4月22日，庞同吉庞某昌与广联房地产公司共同出具《哈尔滨市网签合同备案电子信息注销申请表》。2019年4月23日，周红强与广联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广联房地产公司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周红强。周红强交纳了相应的购房款，现案涉房屋由周红强实际占有使用。2019年8月29日，商品房项目现售备案管理系统显示案涉房屋买受人庞某昌。2011年3月19日，案外人庞凤兰（乙方）与广联房地产公司（甲方）签订《“明珠公寓”项目参建协议》，约定乙方自愿提供384,634元整，作为本项目前期参建费用，参建费用可在本项目开盘时抵充等额的购房款；乙方可享受本项目B栋2304室即案涉房屋总房款共384,634元整的优惠待遇。2010年12月31日，广联房地产公司出具《收据》，显示：交款人为庞凤兰，收款方式农垦工程抵款，收款事由为B-2304建筑面积57.408平方米总房款384,634元，收款金额为人民币壹拾玖万贰仟叁佰壹拾柒元整。2012年7月21日，广联房地产公司出具《结算票据》，显示：交款人为庞凤兰，收款项目北大荒粮油交易中心商住服务楼（1单元2304室购房款），金额合计208,784元。2012年8月30日，广联房地产公司出具《结算票据》，显示：交款人为庞凤兰，收款项目北大荒粮油交易中心商住服务楼（1单元2304室购房款），金额合计4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由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庞某年仅13周岁，自身没有经济来源，故庞某与案涉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之间系赠与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赠与的财产为不动产房屋，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此，案涉房屋只有经依法登记后，才发生物权的效力。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可以享有任意撤销权。庞某没有实际占有、使用居住房屋以及出资购买案涉房屋，亦未在房产登记部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只是进行了房屋销售备案登记。而房屋的预（销）售登记备案制度，是一种行政管理制度，不具有准物权效力，庞某实际上尚未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赠与人依法享有任意撤销权，即赠与的财产权利未发生转移。庞某现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故庞某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庞某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系庞同吉与张春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资购买，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以其子庞某的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其后在另案中庞同吉作为庞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起诉请求广联房地产公司协助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而张春梅在公证书中亦陈述该房产自愿赠与庞某，对于庞某系案涉合同的权利主体一直未存异议，故双方构成赠与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的赠与人不享有任意撤销权。本案中，庞同吉与庞某系父子关系，庞同吉将案涉房屋权益赠与庞某时，庞某尚未成年，庞同吉对其负有抚养教育义务，基于赠与目的和双方血亲关系，双方之间的赠与应归属于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范畴，且未经张春梅同意，故庞同吉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一审法院认为庞同吉享有任意撤销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基于庞某与广联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有效性，一审法院另案作出（2019）黑0110民初1231号生效判决，判令广联房地产公司协助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该判项系从合同的履行内容而言，不具有确认物权效力。依前所述，庞同吉无权撤销赠与，庞同吉未经庞某同意通过房屋中介机构将案涉房屋出卖给周红强，该行为系无权处分。周红强对此并不知情，通过办理银行按揭贷款付清全部房价款并实际占有使用至今，其为善意第三人。本院综合衡量各方利益及案涉房屋实际情况，虽然由于广联房地产公司的原因导致案涉房屋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但是周红强办理银行贷款后实际占有案涉房屋，其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应予保护。与此同时,庞某对庞同吉出卖案涉房屋所得价款享有返还请求权，其债权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庞某确认案涉房屋所有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庞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凯审判员  柳波审判员  万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法官助理孙志军书记员于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