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辽06行终1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长甸镇街道。 负责人：于海洋，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孙志国，男，197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该镇副镇长，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徐立起，男，195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长甸镇林业站科员，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玉琴，女，1971年3月25日出生，满族，农民，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德义，男，195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赵冀蜀，辽宁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人民政府、刘玉琴因与被上诉人张德义不履行林业行政管理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辽0624行初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甸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孙志国、徐立起，上诉人刘玉琴，被上诉人张德义的委托代理人赵冀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原告张德义、第三人刘玉琴均系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东洋河村**村民。1993年，第三人刘玉琴的公公刘洪喜持有0776号《自留山照》，其中载明位于大西沟地块，面积1.5亩，东至场边，西至场边小沟，南至岗，北至张林边小砬头。1994年5月，刘洪喜分家，将上述地块分第三人刘玉琴（刘玉琴系刘洪喜的儿媳）家经营。原告张德义与第三人刘玉琴就上述地块权属发生争议，被告于2008年7月13日作出长政发[2008]38号《关于东洋河村四组刘玉琴与张德义林地纠纷的处理决定》，决定：大西沟争议林地确定为自留山，归刘玉琴经营；林地上的板栗树归张德义所有，张德义在2008年11月30日之前从该林地上移出板栗树或两家协商作价解决。上述林权纠纷处理决定下达后，双方均未对该林地纠纷处理决定提起行政复议及诉讼。嗣后，原告与第三人又就争议地块3.8亩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发生纠纷，请求被告长甸镇政府处理。被告长甸镇政府又于2011年8月24日作出长政发[2011]43号《关于东阳河四组刘玉琴与张德义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决定：争议的3.8亩林地使用权和该林地内的200余棵板栗树的林木所有权归刘玉琴。原告与第三人对被告作出的长政发[2011]43号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均未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第三人刘玉琴以返还原物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作出（2012）宽民一初字第01354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协议：张德义不服长政发[2011]43号林权纠纷处理决定，在2012年11月31日前，由其自行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如该决定撤销或改变具体内容，本案不予执行；否则，张德义于2012年11月31日前将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中争议的3.8亩林地及林地内200余棵板栗树返还给原告刘玉琴（边界四至以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为准，如边界不清，则由长甸镇政府依法确认）。2013年8月12日，刘玉琴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该院依法执行。2014年2月18日，原告张德义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第三人刘玉琴持有争议地块的《自留山照》，该院于2014年7月9日作出（2014）宽行初字第0000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张德义的诉讼请求。2016年6月30日，原告张德义向被告长甸镇政府申请确认其与刘洪喜、第三人刘玉琴自留山的相邻四至边界及自留山的板栗树所有权归原告所有。2017年8月4日，被告作出[2017]68号《关于张德义与刘玉琴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决定划分张德义与刘玉琴自留山相邻接壤处的边界四至范围。刘玉琴不服，向宽甸满族自治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撤销[2017]68号林权纠纷决定，并责令6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2018年11月21日，被告长甸镇政府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双方就同一事实同一问题，被告已作出长政发[2011]43号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生效为由，不予受理双方林地争议纠纷。原告张德义认为被告作出长政发[2011]43号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未就双方争议四至边界予以确认，请求：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即确认原告张德义的承包林地与第三人刘玉琴自留山的相邻边界四至范围。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被告对发生的林权争议，具有作出处理决定的职责。本案中，虽被告在2011年作出了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但该决定对争议地块的四至没有表述或附图。在之后的返还原物纠纷案件中，原告张德义与第三人刘玉琴达成民事调解协议，该协议约定了争议地块边界四至以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为准，如边界不清，由长甸镇政府依法确认。法院在执行该调解协议时，在裁定书中写明的也是四至以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为为准。由于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没有标明争议地块边界四至，导致双方之间的争议一直存在。因此原告向被告提出确认争议地块四至的申请符合上述规定。原告在2016年6月30日向被告提出申请后，被告在2018年11月21日以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已生效为由，对当事人的请求不予受理，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应对原告和第三人自留山的相邻边界四至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被诉行政行为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并重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责令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6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人民政府负担。 上诉人长甸镇政府上诉称，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没有标明四至是一个瑕疵，但“3.8亩”林地和“200余棵板栗树”本身就有四至边界，案卷中的现场勘察图是镇政府经办人现场绘制并由勘验人及镇村干部签字形成，可以证明当时对四至边界划分清楚，即东至赵云强桃园边（岗）、四至沟、南至张义维自留山边（盘道）、北至范洪林自留山砬头。该四至边界，就是当时长甸镇政府确认的四至边界，县法院于2013年8月现场执行的也是该四至边界，被上诉人张德义对该四至边界当时应当知晓。解决长甸镇政府处理决定的瑕疵问题，应该让长甸镇政府专对原确定的3.8亩林地和200余棵板栗树的四至边界予以确认，当事人若对该四至边界有异议可依法申诉，不应该让长甸镇政府重新确认林权。关于林权问题，张德义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申请再审。原审判决否认已经生效的镇政府处理决定、县法院民事调解及执行裁定，责令长甸镇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 上诉人刘玉琴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同上诉人长甸镇政府的上诉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张德义答辩称，上诉人长甸镇政府虽然于2011年作出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但是该决定未对双方争议林地的四至边界作表述或构图，而且长甸镇政府在2017年8月4日作出的长政发[2017]68号处理决定中也明确阐明因[2011]43号处理决定对3.8亩林地的边界四至没有具体表明导致双方争议不断，由此可见，长甸镇政府并没有对涉案林地四至边界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处理决定。被上诉人本次诉讼并没有要求长甸镇政府重新确定林权，而是要求其对被上诉人与刘玉琴相邻林地四至边界予以确认。原审判决撤销长甸镇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具有事实依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上诉人长甸镇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号证据长政发[2011]43号《关于东阳河四组刘玉琴与张德义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用于证明长甸镇政府对双方争议已经依法处理。2号证据县法制办2012年4月10日出具的《证明》，用于证明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已经依法生效。3号证据（2012）宽民一初字第01354号民事调解书,用于证明县法院对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追加调解并予以确认。4号证据（2013）宽民执字第00662号执行裁定书,用于证明被告作出的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已经依法执行完毕。5号证据刘云峰出具的《关于刘玉琴与张德义林权纠纷处理过程的情况说明》，用于证明虽3.8亩不是实测面积，是工作人员估算的，四至是清楚的，以现场勘察笔录为准，法院执行的也是该 边界。6号证据现场勘察笔录，用于证明当时长甸镇政府对四至边界的确认是清楚的。7号证据长政发[2017]68号《关于张德义与刘玉琴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用于证明法院已执行完毕的同一案件，镇政府不应该受理，不应该再作处理。8号证据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宽行复决字[2018]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用于证明长政发[2017]68号林权纠纷处理决定已被撤销。9号证据不予受理通知书,用于证明长甸镇政府已告知当事人不予受理的理由。 上诉人刘玉琴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刘玉琴公公刘洪喜持有的编号为0776的自留山照，用于证明其自留山的坐落位置及四至范围。 被上诉人张德义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号证据《申请书》，用于证明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向长甸镇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确认其承包林地与刘玉琴自留山的相邻四至边界。2号证据长甸镇政府于2017年8月4日作出的长政发[2017]68号《关于张德义与刘玉琴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用于证明在被上诉人多次催促下，长甸镇政府作出该处理决定，对被上诉人与刘玉琴的相邻林地四至范围予以确认。3号证据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4月3日作出的宽行复决字[2018]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用于证明因刘玉琴对长甸镇政府作出的长政发[2017]68号处理决定不服，向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长甸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依据错误为由，撤销了该处理决定，并责令6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4号证据长甸镇政府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用于证明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10日得知长甸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被撤销后，多次找长甸镇政府要求作出处理决定，最后等到的结果是长甸镇政府不予受理。5号证据长甸镇政府于2011年8月24日作出的长政发[2011]43号《关于东阳河四组刘玉琴与张德义林权纠纷的处理决定》，用于证明该处理决定的内容为争议的3.8亩林地使用权和该林地内的200余棵板栗树的林木所有权归刘玉琴所有，并没有对刘玉琴与被上诉人相邻林地的四至作出明确界定。6号证据（2002）宽民一初字第01354号民事调解书，用于证明法院调解书并没有确定长政发[2011]43号林权纠纷处理决定已确认双方争议林地边界四至。7号证据长甸镇政府于2008年7月22日作出的长政发[2008]38号《关于东洋河村四组刘玉琴与张德义林地纠纷的处理决定》，用于证明长甸镇政府不存在同一事实作出相同的处理决定。8号证据(2014)宽行初字第00007号行政判决书，用于证明在被上诉人与刘玉琴因撤销刘洪喜(系刘玉琴丈夫的父亲)持有自留山照的行政诉讼中，长甸镇政府刘云峰是刘玉琴和刘洪喜的代理人，刘云峰与刘玉琴存在利害关系，其作为长甸镇政府处理被上诉人和刘玉琴争议的工作人员，在2018年9月21日所作出的《关于刘玉琴与张德义林权纠纷处理过程的情况说明》并非客观属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上述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经审查，本院认定上诉人长甸镇政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张德义向其提出关于确认被上诉人承包林地与刘洪喜、上诉人刘玉琴自留山的相邻四至边界以及刘洪喜、刘玉琴自留山内的板栗树所有权归被上诉人所有的请求事项，已经由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解决，并经法院民事调解及执行裁定予以确认，故不能够证明其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刘玉琴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张德义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法定条件，本院予以采信。原审认证正确。 本院根据本案有效证据认定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庭审辩论中，各方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的焦点，即上诉人长甸镇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原审判决的合法性进行了辩论。各方当事人的辩论观点与其上诉、答辩意见相同。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上诉人长甸镇政府具有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林权争议的法定职责。本案中，针对上诉人刘玉琴与被上诉人张德义之间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上诉人长甸镇政府于2011年作出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仅确定了争议林地使用权和该林地内林木所有权的归属，并没有对争议林地的四至边界予以明确表述或附图。虽然在之后的民事诉讼中，民事调解书以及执行裁定书都以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为依据，但由于该处理决定没有明确争议林地的四至边界，导致上诉人刘玉琴与被上诉人张德义相邻林地之间的边界始终未明确，被上诉人张德义于2016年向上诉人长甸镇政府申请确认其承包林地与刘洪喜、刘玉琴自留山的相邻四至边界及刘洪喜、刘玉琴自留山内的板栗树所有权归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张德义该请求事项与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所解决的事项并不完全一致，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诉人长甸镇政府应当依职权对相邻林地四至边界予以明确。本案上诉人长甸镇政府以其针对同一事实同一问题作出的长政发[2011]43号处理决定已经依法生效，法院调解确认并执行完毕为由，对被上诉人关于确认相邻林地边界四至的请求不予受理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判撤销上诉人长甸镇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上诉人长甸镇政府、刘玉琴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人民政府、刘玉琴各自承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晓欣 审判员  李 莉 审判员  仲莉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张泓泉书记员高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