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行终4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剑波，男，195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天津市东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跃进路**。法定代表人谢元，区长。委托代理人陈武钟，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剑波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不履行安置补偿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3行初2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邵剑波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合法拥有天津市东丽区××街××社区××巷××号院的房屋，并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告通过信息公开获得《关于报批东丽区2006年度第二十二批次土地征收的函》及《关于批准东丽区2006年度第二十二批次土地征收的函》得知2006年原告房屋所在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房屋）等合法财产已被纳入征收范围。被告作为征地的实施主体，负有对被征收人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但原告地上附着物（房屋）等财产却至今未得到合法、合理的补偿安置。通过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东丽分局及被告作出的《告知书》等获知，被告并未针对征地行为发布征收土地方案的公告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被告组织实施征地，负有履行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原告作为被征收土地的使用权人，，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应该得到合法、合理的补偿。原告于2020年2月24日，通过书面邮寄的方式向被告申请给予原告地上附着物（房屋）等财产合法、合理的补偿，但是被告至今未作出任何答复。原告认为，被告负有对地上附着物（房屋）等合法财产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其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且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不履行对原告地上附着物（房屋）等征收安置补偿职责违法并责令被告立即履行安置；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原审中辩称，2017年8月28日，原告曾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确认被告不履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违法；2、请求责令被告依法履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2017年12月27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02行初11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4月27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行终5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8283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因此，原告以相同的诉讼请求提起诉讼，属于重复起诉。另，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办事处杨台社区管理委员会已向原告作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但原告对该方案不认可，致使双方未能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综上，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且被告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对原告出具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但由于原告个人原因导致未能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28日，原告邵剑波以东丽区政府为被告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不履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违法，并要求被告对其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街××社区××巷××号院的房屋履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津02行初115号行政判决，认为东丽区政府不具有集体土地上征收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邵剑波不服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8）津行终52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邵剑波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8283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原告邵剑波于2020年2月24日向被告东丽区政府再次提出安置补偿申请书，要求被告依法就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街××社区××巷××号院被征收地上附着物（房屋）等给予安置补偿，被告未予答复。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经审查，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与其曾于2017年8月28日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均相同，被告均为东丽区政府，均系要求被告对原告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街××社区××巷××号院的房屋予以补偿安置。且就原告的前诉案件，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17）津02行初115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应予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三款及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邵剑波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邵剑波。邵剑波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依法改判。上诉人邵剑波的主要上诉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组织实施征收，负有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上诉人作为被征收土地使用权人及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应得到合法、合理的安置补偿。上诉人于2020年2月24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上诉人申请安置补偿，但被上诉人并未在法定期限内给予上诉人任何答复，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有误。（一）上诉人并不是重复起诉，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审查不限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而要围绕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本案中，上诉人系对被上诉人未履行对于上诉人2020年2月24日的申请予以回复的法定职责而提起诉讼，上诉人之前所诉被上诉人行为与本案并非为同一行政行为，原审法院并未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审理，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属于重复起诉错误。（二）被上诉人作为法定征收实施主体，具有对被征收人地上附着物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1.上诉人的房屋因国家征收行为被强制拆除，（2018）最高法行申1995号《行政裁定书》中明确指出：“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形式虽然多样，参与主体虽然多元，但如果补偿安置问题无法通过协商或签订协议方式解决，且无法定主体作出补偿决定，又无生效裁判对补偿安置问题进行过裁判，则合法房屋的被征收人可以依法请求市、县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补偿安置职责，要求依法作出包含补偿安置内容的补偿安置等决定。依法发布《征收土地方案公告》的市、县人民政府，不能以未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为由，而否定其应依法进行补偿安置的义务；即使认为被征收人补偿安置诉求‘要价过高’，依法无法满足，亦应在合理期限内及时作出书面的补偿决定，并依法告知救济途径;而不能怠于履行补偿安置职责，或者以反复协商代替书面决定，甚至以拖待变造成安置问题长期无法通过法治化渠道解决，造成既损害被征收人补偿安置权益，又提高补偿安置成本。人民法院亦不能以市、县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并非补偿安置义务主体甚至并非征收主体为由而裁定不予立案。”；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也说明上诉人房屋应当予以合法合理补偿，并应当保障上诉人生活水平不降低；3.上诉人房屋所在地在2006年已被纳入征收范围内，但时至今日被上诉人仍未履行其对于上诉人进行合理、合法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导致上诉人多年居无定所，原审法院在并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否定了被上诉人应当依法履行的安置补偿义务，不利于化解行政矛盾。被上诉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六）重复起诉的……；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2017年8月28日，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上诉人不履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违法，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履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2017年12月27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02行初115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不服，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4月27日天津市髙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行终52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上诉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8283号行政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再审申请。上诉人本案起诉与其于2017年8月28日提起的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均相同，属于重复起诉。原审裁定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本院认为，本案焦点是上诉人本案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邮寄《安置补偿申请书》，请求被上诉人就上诉人“程福巷9号院被征收地上附着物-房屋等给予安置补偿”，现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不履行对原告地上附着物-房屋等征收安置补偿职责违法，并责令被告立即履行。”经审查，上诉人曾于2017年8月28日以被上诉人为被告另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不履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违法；2.请求责令被告依法履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本院就该案已作出（2018）津行终52号行政判决，认定上诉人该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的规定，上诉人本案起诉与其上述案件构成重复起诉。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系针对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要求安置补偿的申请予以回复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与上诉人上述案件所诉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并非为同一行政行为。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本案起诉从形式上是针对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申请未予答复的行为，但上诉人涉案申请事项，即要求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坐落于天津市东丽区××街××社区××巷××号院的房屋等地上附着物予以补偿安置，已经本院（2018）津行终52号生效行政判决作出司法审查结论，据此，上诉人就同一事项向被上诉人提出涉案申请继而提起本案诉讼，符合“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的情形，其诉讼实质在于否定本院（2018）津行终52号生效行政判决，上诉人涉案申请事项违背司法终局性原则，已不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故被上诉人是否对上诉人涉案申请做出答复以及如何答复，均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雅晶审判员  李 瑾审判员  刘 迪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焦阳书记员牛丽澄附：本裁判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