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522民初1501号原告：刘某1，女，汉族，1960年12月6日出生，住浙江省长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良华，男，汉族，1957年8月22日出生，住浙江省长兴县，系刘某1的丈夫。原告：刘某2，男，汉族，1968年3月9日出生，住浙江省长兴县。原告：刘某3，女，汉族，1956年2月6日出生，住浙江省长兴县。被告：刘某4，男，汉族，1953年7月6日出生，住浙江省长兴县。刘某1、刘某2与刘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由审判员周侃独任审判。因刘某3系刘显宽的女儿，是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故本院追加刘某3为本案的原告参与诉讼。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2020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良华、刘某2、刘某3、刘某4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刘某2向本院起诉要求刘某4给付刘某1、刘某2依法应当继承的拆迁补偿款各573651.25元，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刘显宽于2011年10月逝世，被继承人过世时留下的位于长兴县雉城镇××弄××号房屋（原老长兴剧院这块）一直未予分割。被继承人共有子女四人：长子刘某4，次子刘某2，长女刘某3，次女刘某1。2014年，因政府对老城区进行规划建设，需要对上述被继承人留下的房屋进行拆迁。2014年7月12日，刘某4以自己的名义与长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兴县房屋征收服务中心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获得补偿款共计1172441元。同日，刘某4代母亲徐志英与上述单位签订另一份《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获得补偿款共计1122164元。刘某4共计获得上述拆迁补偿款共计2294605元，其据为己有。母亲徐志英于2017年4月过世，母亲过世时亦未对财产进行处理。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本院起诉，请求判如所请。原告刘某3辩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属于刘某3的财产应归刘某3所有。刘某4辩称，刘某2故意捏造事实，虚构民事诉讼。案涉房屋系父母亲赠与刘某4的房产，有《房权赠与证明》、视频等证据予以佐证，现在刘某2起诉，系虚假诉讼，请求驳回刘某2、刘某1、刘某3的诉讼请求，并且追究刘某2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刘某2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证明二份，证明刘某2、刘某1、刘某3、刘某4与刘显宽、徐志英的关系及主体资格；2、刘显宽房地产征收分户报告书一份、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二份、房屋征收补偿款领款单二份，证明刘显宽房产的真实存在，刘某4与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违规签署协议及领取补偿款的事实；3、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一份，证明对拆迁事宜不知情，是通过政务公开知道的，未超过民事诉讼时效；4、身份证复印件5份，证明刘某2、刘某1、刘某3、刘某4的身份情况；5、残疾证一份，证明刘某1系残疾人；6、报告、审批表一组，证明母亲徐志英不会写字，家中事务均由刘某4处理；7、住院病案两份，证明父亲刘显宽于2003年脑梗，由刘某2妻子高小琴照顾；8、丧礼单一组，证明父子家庭关系正常及刘某4拿走一张礼单的事实；9、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一份，证明拆迁办与徐志英拆迁合同最后的文字签于现场办，也从侧面印证徐志英不会写字的事实；10、证明一组，证明母亲徐志英不会写字的事实；11、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明、发票、丧礼单一组，证明母子家庭关系正常及刘某4做假账的事实；12、嘱儿女书一组，证明系刘某4假借父母名义写的；13、处方笺三份，证明父亲刘显宽的笔迹与《房权赠与证明》上的笔迹不同；14、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个体户登记基本情况、立案告知书一组，证明刘某4在拆迁过程中用虚假的营业执照，非法套取国家征收基金的事实；15、相关法条四份，证明房产赠与应当过户，否则无效。经质证，刘某3、刘某1对刘某2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刘某4对刘某2提交的证据1、2、3、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2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对房屋拆迁事宜不知情,对证据6-15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刘某3、刘某1未向法院提交其他证据。刘某4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房权赠与证明》、拆迁委托书各一份，证明刘显宽、徐志英将房屋赠送给刘某4，并且拆迁办对上述材料进行核实并认可；2、本案起诉状的事实及理由部分，证明刘某2提起的诉讼是虚假诉讼；3、收款收据二份，证明在拆迁款中给刘某1、刘某3每人100000元，刘某2、刘某1、刘某3是知道房屋拆迁事宜的事实4、视频资料一组，证明案涉房产系刘显宽、徐志英赠与刘某4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刘某1、刘某3、刘某2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中“刘显宽”的签名是假的，徐志英不识字，二个签名是假的；房屋赠与要与其他的子女商量，并且《房权赠与证明》不能是打印件还应有第三者在场，即使《房权赠与证明》是真实的，但未办理过户手续是无效的。对于证据2无异议，但刘某2起诉不存在虚假诉讼，如有虚假诉讼愿承担相应责任。对于证据3，刘某1、刘某3均认可收到100000元，但刘某1认为该款项是照顾老人的费用，不是房屋拆迁的钱，收款收据上手写的文字是后来添加的。刘某3认为该款项是照顾老人的费用，与拆迁款无关。刘某2对证据3有异议。对于证据4，刘某2、刘某3、刘某1认为母亲徐志英的视频是真实的，母亲当时没有精神障碍，只是不识字.但视频是刘某4导演拍摄的，旁边没有其他人在场，无法达到刘某4的证明目的。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某4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要求对长兴县拆迁办、王惠芳（实际名字为王莲芳）、张雨发、潘铜顺（实际名字为泮桐顺）进行调查取证。本院在长兴县××弄××号房屋征收入户调查登记表、房权赠与证明、委托书各一份。在长兴县公安局调取长兴县公安局对泮桐顺、王莲芳、张雨发所作的三份询问笔录。刘某2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要求调取徐志英中兴银行的开户、拆迁款来往记录、销户情况及刘某4与张雨发的通话记录，经本院审查，刘某2申请调取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本院未予准许。经质证，刘某2、刘某1对于本院在长兴县拆迁办调取的房屋征收入户调查登记表、房权赠与证明、委托书及长兴县公安局对泮桐顺、王莲芳、张雨发所作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根据刘某4提供的证据，案涉房产若系赠与就无需出具委托书，母亲对拆迁事宜不清楚，且房产证等材料均由刘某4提供，无法证明案涉房产赠与刘某4。刘某3对于长兴县公安局对泮桐顺、王莲芳、张雨发所作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只是母亲徐志英委托刘某4办理拆迁事宜，而不是将案涉房产赠与刘某4。刘某4对于长兴县公安局对泮桐顺、王莲芳、张雨发所作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母亲徐志英出具委托书的前提就是案涉房产赠与刘某4，是拆迁办经母亲认定要求母亲出具的，所以所有拆迁手续由刘某4办理，案涉房产是经父母亲商量后赠与刘某4。在审理过程中，因刘某2对刘某4提交的证据《房权赠与证明》上“刘显宽”笔迹有异议，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决定对《房权赠与证明》上“刘显宽”笔迹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因刘某2无同期的笔迹样本，无法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故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终止此次鉴定工作。经审核，对本院调取的房屋征收入户调查登记表、房权赠与证明、委托书及泮桐顺、王莲芳、张雨发询问笔录的三性予以认定。对于刘某2提交证据1、2、3、4、5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6-14的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15不符合证据形式，不予认定；对于刘某4提交的证据，证据1、4，结合本院调取的长兴县公安局对泮桐顺、王莲芳、张雨发所作的询问笔录，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并能形成证据链，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不符合证据形式，不予认定；证据3中手写的备注部分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其他内容符合证据的构成要件，本院予以认定。结合到庭当事人的陈述及上述本院认定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刘显宽、徐志英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了四个子女，分别是长子刘某4，次子刘某2，长女刘某3，次女刘某1。刘显宽于2011年10月日逝世，徐志英于2017年4月7日逝世。刘显宽、徐志英生前建造了长兴县雉城镇××弄××号房屋，并登记在刘显宽名下。2014年，因政府对老城区进行规划建设，需要对登记在刘显宽名下的长兴县雉城镇××弄××号房屋进行拆迁。2014年7月12日，刘某4与长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兴县房屋征收服务中心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2013年8月25日，徐志英出具委托书，载明：“××弄××号刘显宽、徐志英住房拆迁一切事务由我儿刘某4全权办理…”。2014年7月12日，刘某4代母亲徐志英与上述单位签订另一份《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二份《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上被征收的房屋是××弄××号，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被征收人分别是刘某4、徐志英。2014年7月23日，刘某4从长兴县房屋征收服务中心领取房屋征收补偿款共计1172441元，另代其母亲徐志英领取房屋征收补偿款计1122164元。徐志英生前未对房屋征收补偿款1122164元作处理。现刘某2、刘某1、刘某3要求继承的拆迁补偿款，起诉来院，纠纷成讼。另查明，2009年6月26日，刘显宽、徐志英与刘某4向长兴房屋办证中心出具《房屋赠与证明》，载明：“我，刘显宽、妻，徐志英年事已高，经商议，确定将知城东鱼巷046＃，原房屋所有权人刘显宽住宅，面积120.43㎡赠与我儿子刘某4继承（房权证：长字第0×**）请有关部门给于办理换证手续。”该《房权赠与证明》有刘显宽、徐志英、刘某4的签名。《房权赠与证明》出具后，刘显宽、徐志英、刘某4未办理长兴县雉城镇××弄××号房屋的过户手续。再查明，在××弄××号房屋拆迁过程中，房屋征收补偿管理中心于2013年6月30日制作的房屋征收入户登记表，该表中产权人一栏为“刘显宽（已故）”、家庭成员一栏为“徐志英”、“刘某4”。王莲芳在公安作出的询问笔录中表示其在处理案涉房产拆迁补偿工作时，与徐志英当面确认过，徐志英同意由刘某4进行对接，刘某4提供了委托书、房权赠与证明、房产证等手续。泮桐顺在公安作出的询问笔录中表示刘某4在拆迁征地补偿中提供了身份证明、户口簿、房屋赠与证明、产权证、委托书、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租房协议等复印件，除营业执照外，未发现存在问题。张雨发在公安作出的询问笔录中表示，案涉房产拆迁补偿工作时的户主是刘显宽和徐志英，当时刘显宽已经过世，徐志英自己讲的要求委托刘某4负责，并提供了委托书，因此后期的拆迁补偿工作都是与刘某4对接，刘某4在当时提供了房权证、委托书、房权赠与证明、户口簿、身份证件、相关住改非的证明资料。本院认为，继承是指自然人死亡后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法无偿转移给一定范围的近亲属所有的法律制度。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案涉房产拆迁款是否是刘显宽、徐志英的遗产。本院认为，首先，案涉房产长兴县雉城镇××弄××号房屋在拆迁之前系登记在刘显宽名下。刘某4向本院提交的《房权赠与证明》系刘显宽、徐志英、刘某4出具给长兴房屋办证中心，目的是用于办理长兴县雉城镇××弄××号房屋换证手续，其内容是将长兴县雉城镇××弄××号房屋赠与刘某4，是刘显宽、徐志英生前对他们所有的财产进行了处分。虽然刘显宽、徐志英已经死亡无法进行核实，但从刘某4提交的徐志英生前视频资料及本院调取的雉城镇××弄××号房屋拆迁经办人员王莲芳、泮桐顺、张雨发在长兴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上的陈述都能反映出《房权赠与证明》事实存在，在拆迁过程中，经办人员对《房权赠与证明》也予以审核。在诉讼过程中，刘某2对《房权赠与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刘某4提交的《房权赠与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本案中，经办人员王莲芳、泮桐顺、张雨发对在拆迁过程中由刘某4提供了委托书、房权赠与证明、房产证等材料的陈述一致。并且，本院调取的房屋征收入户调查登记表产权人一栏为“刘显宽（已故）”、家庭成员一栏为“徐志英”、“刘某4”，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定刘某4事实上已经取得了房产证，并占有、支配了案涉房产，刘显宽、徐志英与刘某4签订的《房权赠与证明》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弄××号房屋已于2014年7月23日征收结束发放征收补偿款。而徐志英于2017年4月7日逝世，××弄××号房屋在徐志英死亡前已由不动产转化为货币形式，不存在房屋赠与需要过户的情形。故刘某2认为刘显宽、徐志英、刘某4签订的《房权赠与证明》因未过户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再次，长兴县雉城镇××弄××号房屋征收货币补偿时刘显宽已经死亡，雉城镇××弄××号房屋的被征收人分别是刘某4、徐志英，房屋征收补偿款并非是刘显宽遗产。徐志英的房屋征收款于2014年7月23日由刘某4代为领取，但至其死亡，双方当事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有撤销赠与或其他有悖于《房权赠与证明》及生前视频的意思表示。综上，登记在刘显宽名下的长兴县雉城镇××弄××号房屋，在刘显宽、徐志英生前已经赠与刘某4，其拆迁款不属于遗产，刘某2等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2、刘某1、刘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563元，由原告刘某2、刘某1、刘某3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 侃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王祎雯书 记 员  张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