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07行终8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春松，男，197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金**孝顺镇府前路**。法定代表人杜胜君，镇长。上诉人余春松因房屋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兰溪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1行初65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调阅一审卷宗等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浙江太阳砂轮有限公司金华砂轮厂在金东区××镇××房，余春松在2004年以协议受让方式购得其中117平方米的厂房，成为实际所有人（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人仍为金华砂轮厂、无房产证）。为推进金义都市新区的建设，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人民政府决定对孝顺镇原金东中心粮库区块的房屋及附属物进行拆迁，拆迁涉及到浙江太阳砂轮有限公司金华砂轮厂的部分厂房。2018年7月12日，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人民政府张贴公告，内容主要为明确了相关拆迁范围、拆迁实施单位和时间节点安排。2018年7月23日，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人民政府和浙江太阳砂轮有限公司金华砂轮厂签订了企业（单位）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同日，余春松与原出卖厂房的一方签订协议，约定由浙江太阳砂轮有限公司金华砂轮厂在获得拆迁补偿款后直接打款给余春松。同年8月20日和9月18日，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人民政府基于协议约定，以银行转账方式共支付1803962元拆迁补偿款给浙江太阳砂轮有限公司金华砂轮厂，该厂向余春松支付了其购得的117平方米厂房拆迁补偿款，庭审中原告余春松确认收到六十九万元左右。2018年9月10日，余春松以2018年7月12日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拆迁孝顺镇原金东中心粮库区块房屋及附属的拆迁《公告》缺乏法律依据和区政府的决定依据，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为由，向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同年12月14日，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作出［2018］金东政复字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余春松的行政复议申请。同年11月2日，涉案房屋被拆除。余春松对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7月9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7行初182号行政判决，撤销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的［2018］金东政复字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复议决定。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9月3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行终142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行政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涉案房屋拆除时间为2018年11月2日，从原告余春松提供的证据可以确定其已经知道房屋已由被告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人民政府拆除。原告余春松向原审法院起诉的时间为2019年11月27日，显然已超过了起诉期限，对原告余春松的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余春松的起诉。余春松上诉称：一、原审未能回应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提出的法律观点，甚至连上诉人准确的起诉时间都未能查明，有失对于法律和事实的敬畏。具体说明如下：1、原审关于裁判理由的论证，属于说理不清的状态。原审认为结合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判断上诉人已经知道被上诉人在实施拆迁，但并未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要求，准确清楚阐明法庭究竟是通过哪一份证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未能清楚论述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论证依据，显然说理不清。2、结合被上诉人的观点，恰恰证明本案并不存在时效超过的情况。被上诉人认为，之所以超过时效是因为被上诉人2018年7月12日张贴公告，明知11月2日案涉房屋被拆除。这样的认知完全错误，首先，公告中从未提及所谓的镇政府会通过强制拆迁的方式进行而且也没有提到具体的强拆时间。且法律没有赋予镇政府强制拆迁的权利。作为普通公民无法判断是镇政府实施的强拆。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鉴于该公告排除了强拆，而且明确了搬离时间为7月。上诉人据此可以清楚认定实施强拆的主体不可能是镇政府。3、原审对于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查明，裁定书的表述前后矛盾。首先，上诉人提交给原审法院起诉状的时间是2019年11月18日，有原审法院立案庭出具的收件清单为据，但原审裁定却认定起诉时间是11月27日。其次，原审尚未查明镇政府是否实施了强拆、何时实施所谓的强拆等，又是如何判断强拆的时效已经超过。在原审裁定书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前后矛盾，对此原审并未查明。二、本案不存在任何时效超过的情况，具体说明如下：依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本案显然不应当以强拆发生的时间点作为起算点。1、被上诉人称，结合公告上诉人就可以知道是被上诉人实施强拆，实为无稽之谈。相反，上诉人结合公告的内容可以确信强拆的主体不应当是被上诉人。理由如下：案涉公告中明确排除了强拆的可能性，相反明确是搬离腾空。公告中明确了腾空的时间为7月，已经排除了11月2日的时间段区间。综上，上诉人不可能依据该公告得出强拆主体即为被上诉人。2、原审混淆了上诉人知道房屋强拆时间点和上诉人知道行政行为的时间点的区别，并以知道房屋强拆时间点作为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显然于法相悖。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依据知道行政行为的时间点，而确定行政行为需要明确施行行政行为的主体、行政行为是否可以进行司法评价以及启动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等多个要素确定，显然并非是仅仅依赖强拆行为或强拆事实确定。3、强拆发生时上诉人无法确定强拆主体。本案中，在强拆行为发生时，上诉人根本无法判断到底是谁在实施拆迁，这些参与强拆的人形形色色，有维持秩序的，有保安、有不明身份的便衣，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或手续，而且这些人采取强行手段将上诉人控制在固定区域内，报警后，警察对此也未予制止。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被直接填埋，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上诉人无法将该类野蛮行为与被上诉人关联在一起，不可能想到这是政府机构或部门在实施强拆。原告显然不清楚是哪个部门或机构所为，是不是违法犯罪人员在实施犯罪。因此，上诉人不可能有明确地知道应该告谁。4、强拆发生时上诉人无法判断强拆是否具有依据。若被上诉人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不排除可以实施强拆，但上诉人无法判断是否是法院强制执行。事实上直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终审判决中，查明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至今并未做出房屋征收决定，上诉人才知道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任何征收决定，但在此之前，根本无法判断是否是法院强拆以及所实施的拆迁是否具有充足的依据，而本案启动的前提即为征收决定违法或根本就没有征收决定，因此，即便以高院判决的时间为准，时效也不存在已经超过的问题。直到今天，被上诉人一方仍旧坚持认为强拆系合法行为。5、强拆的依据直到2019年12月10日才被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确定为违法。本案起诉指向要求确认该拆迁行为的违法性，而结合被上诉人的书面答辩意见，其实施的强拆行为是依据其公告实施。公告被确认违法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0日。因此，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强拆行为涉嫌违法的时间点应为该时间点，因此，诉讼时效也应当据此计算。6、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直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生效才确定下来。在之前上诉人针对公告的行政复议中，金华市金**人民政府认为上诉人不是房地产权证上登记的权利人，所以不认可我们的权利人身份，直到高院终审认定后，才清楚确认上诉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至少应当以确定上诉人主体资格的时间点确认，即高院判决生效的时间点，即2019年10月14日。据此无论从确定上诉人诉讼资格还是从确定强拆主体的身份还是从强拆的性质以及合法性等角度分析，均不可能以强拆当时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点。三、本案中被上诉人自创的所谓协议回收与现行法律相悖而且与其自身的证据矛盾。1、依据相关规定，并不存在所谓的协议征收的说法和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0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之规定，凡涉及房屋土地征收均应当通过征收程序，并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谓的协议回收的说法。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政府是房屋土地征收的责任主体和监督主体，显然不应当出现政府带头实施违背土地房屋征收政策的所谓协议回收的说法。2、结合被上诉人出具的征收依据、评估依据以及征收协议等，都清楚表述是依据拆迁补偿相关规定和程序实施，可见被上诉人也非常清楚这就是征收或拆迁。在下列文件中反复提到拆迁等表述内容：关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评估报告》、《土地评估报告》、《金华砂轮厂企业认定表》、《拆迁范围图》（可以属于土地评估报告的一部分，如果是，就说土地估价报告中的拆迁范围图）、《资产评估报告》。综上，可以清楚看出本案房屋土地征收的各个环节均体现的是拆迁征收，而非所谓的协议回收，因此从事实以及被上诉人持续性对外传达的信息也可以清楚看出并非所谓的协议回收。3、上诉人是否获得征收补偿款与被上诉人实施的强拆行为的合法性没有关联，而且上诉人明确认可该补偿款的前提是具有合法拆迁依据，而非建立在违法强拆的基础上。强拆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和依据是法律法规，不会因一方获得所谓拆迁款而由违法转为合法，若按照被上诉人的逻辑，势必演变为行政行为合法性评价依赖于一方是否对于违法行政行为追究而非法律法规本身。四、“违法必究”是我国法制的核心要求，结合2019年9月3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行终1421号行政判决书事实查明部分的认定，被上诉人并无拆迁依据，系违法拆迁。综上，请求：一、撤销一审行政裁定书；二、发回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或支持上诉人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人民政府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案涉房屋于2018年11月2日被强拆时，上诉人已知该行为发生，其于2019年11月18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事由。上诉人认为不应以案涉房屋强拆发生的时间点作为本案起诉期限起算点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从原审法院在本案起诉状中加盖的收文章显示，收文日期为2019年11月18日，故上诉人余春松向原审法院提交本案起诉状时间应为2019年11月18日，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于2019年11月27日提起本案之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冯少华审 判 员 钟雪丹审 判 员 张淑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代书记员 刘灵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