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8民终20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庆致福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望江县经济开发区通港路**（望凌制衣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王贤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春，男，1985年3月7日出生，汉族，安庆致福服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住望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洋，安徽大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小平，男，1981年8月5日出生，汉族，服装加工业，住湖南省祁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政，安徽雷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庆致福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小平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2020）皖0827民初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致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春、王国洋，被上诉人周小平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致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2020）皖0827民初81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周小平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上诉人一直与太慈康诗曼之间进行外发订单服装加工业务,太慈康诗曼在太慈新街,加工厂门头是“康诗曼服饰”,且太慈康诗曼多年来从未变更过生产经营地址。交货单、出库单、入库单、订单加工业务登记记录、付款申请单等证据中均没有周小平的签字。付款申请单中付款申请人均为“周某”,收款单位为“太慈康诗曼”,订单加工业务登记记录表明外发厂签发对象为“太慈康诗曼、太慈周、太慈小周”。另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注册地是安徽省望江县太慈镇太慈新街兴国路142号即太慈康诗曼的经营场所,周某是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的股东及监事,付款申请单一直由周某本人填写。综上,足以证明“太慈康诗曼、太慈周、太慈小周”与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为同一经营主体，周小平与本案无关。二、2018年1月15日的付款申请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达不到被上诉人拟证明2019年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承揽合同的目的。该份付款申请单上收款单位为“康诗曼（周小平）”,其他均为“太慈康诗曼（周某代）”，这份证据不能推定被上诉人、上诉人之间存在结算支付交易习惯;另该份付款申请单填写的时间（2018年1月15日）与涉案货物付款申请单填写的时间（2019年6月份至2019年10月份）相差过长,缺少证据的关联性,上诉人不予认可。三、2019年8月上诉人停业期间不应有业务往来文件或单据。2019年8月份至2019年10月份外发订单加工业务涉案货物金额为89215.0元,该笔金额由王海春本人自行承担,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对2019年6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交货单、出库单、入库单、付款申请单上诉人认可。四、周某是上诉人公司的股东,又是被上诉人周小平的同学,同时还是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的股东兼监事；证人张某是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秀平的老公,实际上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张某还是上诉人公司总经理,与本案当事人均具有利害关系,上述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本案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五、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是权利凭证的权利人,是权利凭证持有人。一审法院认为一审原告是权利凭证的持有人,且所持有的出库单、交货单上均有上诉人公司股东周某、总经理张某、后道工序负责人胡长珠的签名,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属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如果在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合法转让付款申请单的情况下，可作为受让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对价,在起诉前应通知上诉人,应列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为第三人,本案一审程序未追加第三人,诉讼程序违法。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等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周小平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一、被上诉人周小平系本案适格主体。周小平早于2017年9月在望江县太慈镇以“太慈康诗曼”为名（未办理工商登记）开展服装加工业务。在与上诉人的承揽业务往来中的订单业务登记簿及付款申请书中均被登记为“太慈周”、“太慈小周”、“太慈康诗曼”，订单业务登记、付款申请单均系上诉人制作并掌握，具体制单人及审批负责人均证实为周小平。且上诉人是出库单交货单的持有人。故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作为权利主体适格是正确的。上诉人认为“太慈周、太慈小周、太慈康诗曼”与安徽康诗曼是同一经营主体，但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9年7月5日，实际生产经营地和上诉人同处一处（望江县经济开发区通港路17号望凌服饰二楼），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是仅凭证人周某、张某系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总经理、曾为被上诉人借用机器设备而作出的主观臆测。二、一审认定的其它事实也是清楚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1、上诉人提供2018年的付款申请单（不仅为2018年1月15日）的证明目的是与业务登记簿相印证，证明“太慈周、太慈小周、太慈康诗曼”为同一人，即周小平。早在2018年的承揽业务中，周小平即被备注为“康诗曼”，故2019年来往的部分业务在登记簿和付款申请单中记载为“太慈周”“太慈康诗曼”实指周小平。期间特别备注“太慈康诗曼”就是与安徽康诗曼相区分。2、2019年公司停业，是因公司内部管理及利益冲突，与被上诉人无关，且停业暂不自己直接加工生产，其接单、外派加工仍正常进行，同时19年8-10月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加工承揽业务，是按交易习惯执行，业务登记于公司的登记簿，交（接）收货单据由上诉人出具，故该89215.0元加工费应由上诉人承担。3、一审采纳证人周某、张某证言是正确的。首先，周某、张某是以上诉人公司员工身份出庭作证，且二人是经手人、管理人。其次，其证明内容有其它证据佐证（登记簿、申请单、收货单等）。 周小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服装加工费24251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致福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7日，主营服装的设计、制造、批发、零售等业务。被告公司除自行生产以外，还根据生产任务情况不定期外发加工订单。被告公司股东周某与原告周小平的弟弟系同学，又与原告系湖南同乡。在周某的介绍下，原告于2017年9月从广东来到望江县太慈镇从事个体服装加工，取名“太慈康诗曼”（未办理工商登记），与被告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根据被告公司的外发订单（口头下单），为其代加工服装。每一批次、款号的服装完工后，如被告公司上门收货，则由原告出具出库单，由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清点后签字并提走服装。如原告将加工好的服装送至被告公司，则由被告公司工作人员清点并签字后出具交货单。为统计、结算需要，被告公司安排周某制作订单业务登记表，登记表有“款号、外发内容、数量、单价、外发厂、交期、负责人”栏，每一款号的单价由被告公司定价，并由负责人签字确认。被告公司与加工方结算，先由加工方提出申请（电话或口头提出），如果被告公司资金许可，则由周某制作付款申请单，申请单按加工方出库单或被告公司交货单确认数量，依所定单价统计后，再交由公司销售经理王海春复核、公司总经理张某审批后，会计直接转账支付给加工方。2019年3月至2019年10月，被告公司多次委托原告加工多款号服装，根据交货单、出库单的数量和订单业务登记表上确定的单价，被告公司共欠原告加工费245660元，2019年10月14日被告公司支付3150元，现尚欠242510元未付。另查明，被告公司制作的订单业务登记表中“外发厂”栏显示的“太慈周、太慈小周、太慈康诗曼”所加工的服装款号、数量等与原告持有的出库单、交货单一致。对原告的付款，被告公司的付款申请表中收款人栏填写为“康诗曼（周小平）、太慈康诗曼（周某代）”，2018年11月起，原告的加工费均由被告公司支付至周某账户。2019年7月5日，周某与沈秀平（被告公司总经理张某之妻）共同出资成立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该公司住所地为太慈镇太慈新街兴国路**。2019年8月份，被告公司停止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原告按照被告公司的要求完成其口头订单任务，并向原告交付已加工完成的服装，双方承揽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被告公司未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加工费，其行为显已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故对原告的请求给付之诉，本院予以支持。庭审中，被告公司认为其与原告之间无合同关系，且原告主体不适格。本院认为，原告是权利凭证的持有人，且其所持有的出库单、交货单上均有被告公司股东（周某）、总经理（张某）、后道工序负责人（胡长珠）的签名，该组证据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被告公司股东（周某）、总经理（张某）的出庭及书面证言亦证明被告公司的订单加工业务登记记录中外发厂栏所记载的“太慈周、太慈小周、太慈康诗曼”均是指原告周小平，且与被告公司付款申请书中收款人栏记载的收款人名称相对应，故原告作为权利人主体适格。被告公司以其所支付的加工费均由周某收取为由，否定被告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未提供相应反驳证据，故对其辩解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安庆致福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所欠原告周小平加工费242510元。本案受理费2478元（已减半），由被告安庆致福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致福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一、公司员工王海春与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三份、致福公司付款申请单三份。证明太慈康诗曼的款项一直由周某向上诉人催收，业务洽谈也是由周某代表太慈康诗曼与上诉人联系的，印证太慈康诗曼就是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其股东为周某、沈秀平，周某代表的是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2019年8月后的加工费是王海春个人的。二、设备借用清单，证明2019年年初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秀平从上诉人处借用18台设备（价值约2万元）到太慈康诗曼用于加工服装，充分证明太慈康诗曼就是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有承揽合同关系的就是沈秀平、周某的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质证意见：1、周某是受被上诉人的委托去催收货款。致福公司付款申请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后面注明了周某代，周某收到款项后如数都转给了周小平，付款的收款单位明确了为康诗曼周小平。2、设备借用清单与本案无关，沈秀平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即使有关借设备的时间是安徽康诗曼服饰有限公司的建立时间，与太慈康诗曼公司无关。 被上诉人二审提交以下证据：1、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周小平2017年与房东签订了租赁合同，用于经营康诗曼服饰公司。2、付款凭证4张（原件），证明双方自2017年就有业务往来，并且周小平备注为康诗曼。 致福公司质证意见：1、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需要房东本人到庭核实，租赁合同的地址与安徽康诗曼服饰公司的地址是一致的，也说明了安徽康诗曼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达不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涉及的是2017年的业务关系，不能证明2019年的加工承揽关系。 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致福公司所举证据一系微信记录，该证据不能推翻涉案《交货单》、《出库单》的权利人系周小平的事实，不能以此证明其交易的相对人非周小平。证据二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具有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周小平的主体是否适格。上诉人致福公司对下欠加工费的金额无异议，但认为合同的相对方不是周小平，而是安徽康诗曼服饰公司。本院认为，周小平持有的《交货单》、《出库单》上明确载明了加工服装的颜色、尺码、型号、数量等，该单据均有上诉人的员工签收，证实上诉人收到单据所载加工服装的事实；且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周某以及张某均出庭证实订单加工业务登记记录中外发厂栏所记载的“太慈周、太慈小周、太慈康诗曼”均指周小平。现上诉否认其与周小平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显然证据不足。上诉人还上诉称不能依据2018年1月15日的付款申请单中收款单位系“康诗曼（周小平）”来推定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承揽关系，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并非依据该份单据作出双方存在承揽关系的认定，而是依据周小平持有的《交货单》、《出库单》等权利凭证作出的事实认定，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56元，由上诉人安庆致福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柏 萍 审判员 董华敏 审判员 查世庆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法官助理甘丹 书记员毕雅茹 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