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7民终16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同明，男，1971年1月12日生，汉族，住连云港市海州区。户籍登记地址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继忠，连云港市海州区云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余岭，男，1974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连云港市海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兆敏，女，1979年2月5日生，汉族，住连云港市海州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成钇桦，江苏中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同明因与被上诉人王余岭、马兆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9）苏0706民初8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夏同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继忠、被上诉人马兆敏及其与王余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成钇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夏同明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的第一项，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第一、本案基本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是亲戚关系，借款期间两家关系甚好，两被上诉人（系夫妻关系）在2017年6月至2018年11月一年多时间内，以生意需资金周转、偿还债务、生活急需等事由多次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及现金给付被上诉人140990元(王余岭借款金额为114490元，其中借款现金18000元有借条，马兆敏借款金额为26500元）。2016年5月至2018年4月期间，上诉人与马兆敏之间存在承揽加工橱柜和大理石台面关系。2018年12月24日，马兆敏将华东商业城一店面使用权以28万元转让给上诉人(因上诉人用被上诉人借款抵充转让款数额没有谈好，暂支付8万多元）。第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提供微信、支付宝转账凭证、未提供双方借款合意证据，认定微信、支付宝转账部分借款是上诉人承揽加工橱柜和大理石台面时双方往来款项（上诉人代收款转给被上诉人货款)，不予支持、实属不当。其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马兆敏在承揽加工橱柜和大理石台面加工合作期间，二者之间有过微信、支付宝往来，马兆敏转给上诉人款项是劳动报酬（加工费、材料费）。具体款项账目连云某案字（2019)第501号仲裁书予以证明，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马兆敏都是借款。陈述上诉人代收货款转给被上诉人马兆敏，马兆敏在一审中未提供任何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其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余岭之间无任何业务上的关系，从未发生过任何业务款项往来，上诉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支支付给被上诉人王余岭的96490元完全是借款，双方之间只有上诉人转款的“往”，无有被上诉人王余岭转款“来”。同样认定上诉人代收货款转给被上诉人王余岭，王余岭在一审中未提供任何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其三、2018年12月2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马兆敏之间的店面转让协议(28万转让费至今上诉人只是暂付8万多）与本案借款无关。也无法证明上诉人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货款给被上诉人不是借款的事实。其四、被上诉人马兆敏在2019年1月24日与上诉人通话时同意用借款中10万元（所有借款折算）抵充转让款数额（上诉人没有同意）的事实，同样证明通过微信、支付宝转款给被上诉人是借款的事实。因此，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于情、于某、于法相悖。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王余岭、马兆敏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通过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的自认和劳动仲裁可以确定两个事实：1、上诉人曾与被上诉人有过业务合作关系，也曾为被上诉人店里工作过；2、双方之间资金往来均是以微信、支付宝方式。因此双方之间的转账记录是业务上的资金往来，而非借款。况且上诉人的转账记录达37笔之多，历时近一年半，这个过程中上诉人完全可以通过微信聊天、电话等方式将借款事实予以固定，但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双方所签订的店面转让协议时间是2018年12月24日，上诉人所谓的结算发生时间均在此协议签订之前，如果是借款，为何不在店面转让协议中予以冲抵？显然不合常理。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一审审理中，夏同明诉请：1、请求法院判令王余岭、马兆敏给付夏同明借款140990元；2、诉讼费由王余岭、马兆敏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16日，王余岭向夏同明出具借条一份，写明借到夏同明现金人民币18000元。夏同明在一审庭审中称，上述借条中的款项是以现金方式交付给王余岭。一审庭审中夏同明陈述其在2017年度、2018年度以微信、支付宝方式向王余岭、马兆敏转款数笔，具体明细如下：一、转给王余岭的款项共32笔，1、2017年10月28日支付宝转账2000元；2、2017年6月16日支付宝转账8000元；3、2018年8月21日支付宝转账1万元；4、2017年9月26日支付宝转账4000元；5、2017年9月26日支付宝转账5000元；6、2017年10月27日支付宝转账1000元；7、2018年12月25日支付宝转账500元；8、2018年8月12日微信转账1000元；9、2017年9月26日微信转账2000元；10、2018年8月17日微信转账2000元；11、2018年12月22日微信转账1000元；11、2018年12月22日微信转账1000元；13、2018年8月21日微信转账4000元；14、2017年8月16日微信转账1000元；15、2018年12月23日微信转账200元；16、2018年8月20日微信转账500元；17、2018年8月17日微信转账400元；18、2018年8月17日微信转账600元；19、2018年12月23日微信转账共计300元；20、2017年6月16日微信转账1万元；21、2018年8月16日微信转账1500元；22、2017年8月16日微信转账1000元；23、2018年8月25日微信转账1000元；24、2018年8月14日微信转账500元；25、2018年9月20日微信转账1000元；26、2017年9月26日微信转账1000元和5000元；27、2018年10月29日微信转账500元；28、2018年9月20日微信转账1000元；29、2018年9月26日微信转账1000元；30、2018年12月23日微信转账490元；31、2017年8月16日微信转账1000元；32、2018年9月26日微信转账1000元，以上款项共计70490元；二、转给马兆敏的款项共计5笔，1、2018年8月11日微信转账6000元；2、2018年8月2日微信转账6000元；3、2018年12月1日微信转账3500元；4、2018年7月22日微信转账1万元；5、2018年11月23日微信转账1000元，以上款项共计26500元。夏同明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上述微信、支付宝转款均是王余岭、马兆敏向其借款，因双方关系较好，且王余岭、马兆敏称有转账记录，故未让王余岭、马兆敏出具借条，并认可其与王余岭、马兆敏之间存在以微信或支付宝方式代收代付货款的事实。王余岭、马兆敏在庭审中则称，夏同明与王余岭、马兆敏之间存在加工橱柜和大理石台面业务关系，夏同明在完工时将很多代收的客户款项以上述方式（微信、支付宝）转给王余岭、马兆敏，并非是王余岭、马兆敏向夏同明的借款，同时，王余岭在2017年6月16日向夏同明的借款款项是夏同明通过微信方式向王余岭出借，在夏同明提交的微信付款明细中也显示当日支付18000元的事实，而非夏同明陈述的交付现金，且王余岭已在借款后约一个月左右时间将该笔18000元借款以现金方式偿还给夏同明，当时夏同明称借条已丢失，因双方关系较好就没有要求夏同明出具收条。2019年8月16日，连云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夏同明申请裁决连云港市国际商城欧意橱柜经营部（经营者马兆敏）向其支付劳动报酬一案作出连劳某案字（2019）第501号仲裁裁决书，该案查明并认定，夏同明与连云港市国际商城欧意橱柜经营部（经营者马兆敏）在2016年5月至2018年4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夏同明在庭审中确认，其与马兆敏有过合作关系，其在2016年5月左右为马兆敏承接的相关业务加工大理石台面，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一般以微信方式支付；夏同明并陈述，王余岭、马兆敏系夫妻关系，夏同明系通过马兆敏认识王余岭，王余岭承接橱柜加工业务。一审另查明，夏同明与马兆敏在2018年12月24日签订一份店面转让协议，约定马兆敏将其位于苏州吴江区店面的租赁使用权转让给夏同明，价款为人民币28万元，分别于2018年年底及2019年6月底之前分两次付清。本案审理过程中，因夏同明主张的借款既有借条载明的款项，又有以微信和支付宝方式汇款支付的款项，故一审法院责令夏同明就其以微信和支付宝支付的款项部分是其向王余岭、马兆敏的借款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夏同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款项是借款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同时责令王余岭、马兆敏提交自2016年5月起与夏同明的微信聊天内容，但王余岭、马兆敏称手机已更换，无法提供。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2017年6月16日王余岭出具的18000元借条的问题，王余岭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依据该借条产生的借贷关系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故一审法院对夏同明与王余岭之间的借贷关系予以确认；该笔借条载明借款数额为18000元，夏同明陈述该笔借款是其以现金方式向王余岭交付，但夏同明在其主张的微信付款中在当日同时向王余岭转款两笔分别为8000元和10000元，合计18000元，该数额与借条载明数额一致，同时，夏同明在庭审中未能就当日既交付现金18000元，又转款18000元，却只要求王余岭、马兆敏出具一份18000元的借条作出合理说明，故一审法院认定，夏同明主张的借条中18000元款项就是借条出具当日夏同明向王余岭的两笔微信转款，而非夏同明所称的现金交付款项。故一审法院对夏同明要求王余岭偿还该笔18000元借款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王余岭辩称的该笔借款已经偿还的事实，因其未能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对王余岭的辩称观点不予支持。关于夏同明要求马兆敏对该笔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因马兆敏未在借条上作为借款人签名，故马兆敏对该笔借款不承担还款责任。2、关于夏同明主张的以微信和支付宝方式向王余岭、马兆敏转款系王余岭、马兆敏借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夏同明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王余岭、马兆敏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王余岭、马兆敏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王余岭、马兆敏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夏同明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夏同明仅依据其向王余岭、马兆敏的微信付款和支付宝付款凭证主张王余岭、马兆敏偿还借款，而未能提供双方之间就上述汇款具有借款合意的相关证据，同时，王余岭、马兆敏提供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曾在2016年5月至2018年4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夏同明也在庭审中认可其自2016年5月起与马兆敏有过合作关系即为马兆敏承接的相关业务加工大理石台面，其与王余岭、马兆敏之间就上述业务进行款项往来均是以微信方式付款或支付宝方式付款。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夏同明主张的该部分款项是借款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判决：一、王余岭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夏同明支付借款本金18000元。二、驳回夏同明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20元（夏同明已预交），由夏同明负担2870元，由王余岭负担250元，王余岭负担部分于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给付夏同明。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录音一份，通话时间是2019年1月24日，从通话内容看可以反映一个事实，被上诉人马兆敏欠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说借款数额为16万元，包括借款和加工承揽被上诉人橱柜及大理石台面的加工费，被上诉人强求上诉人将借款和欠加工费折算，先说10万元，后说11万元，冲抵上诉人转让其店面28万元中的部分转让费。该录音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借款事实的存在；证据2：仲裁裁定书、仲裁庭记录各一份，被上诉人马兆敏认可在2016年5月至2018年4月存在劳动关系，不认可欠上诉人的劳务费，证明要求上诉人将借款数额为16万元折算11万元，冲抵转让费就是本案的借款；证据3：微信截图，欧意台面对帐单一份，是由上诉人加工承揽马兆敏所接的台面、橱柜的帐单。在帐单中上诉人列出了项目的加工费和当时马兆敏借款的数额。借款时间与数额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供的借款转帐时间、数额是一致的。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上诉人所提交的这几份证据材料都是在一审庭审之前，但是在一审中上诉人没有提交，不符合民诉规则中的关于新证据规定，在二审中不应当予以认定。另外，就录音内容，马兆敏所说的“你认为我借你16万元”并非是对借款的认可，而是在陈述上诉人的认可。所有的录音可以看出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对仲裁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反是可以印证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存在代收款的事实。关于对帐单是上诉人单方制作，不具有真实性，对此不予认可。本院首先对一审判决的查明事实部分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夏同明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为马兆敏与夏同明之间的通话录音，本院庭后审核了该录音通过的书面整理材料，在该录音通话中，反映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的内容以下语句：1、马兆敏：那你现在的意思，你认为我借你16万，那你的6万元不给我了是不是；2、马兆敏：不行，不少抵，就10万块钱你抵就抵不抵就算；3、夏同明：到后来我要的十五六万最起码，我说少要一万两万也无所谓；4、马兆敏：你这样子吧，你这样子吧，我就给你抵十一万。证据2为连劳某案字【2019】第501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反映，夏同明以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主张马兆敏给付拖欠工资7万余元，后调整为24000元。在该裁决查明事实中，双方之间确认在2016年5月至2018年4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之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因夏同明主张拖欠工资超出仲裁时效，故裁决对其仲裁请求，不予支持；证据3为一份对帐单。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于该证据与本案借贷之间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就该录音内容而言，不能反映双方之间就借贷关系进行协商，综合整体的录音内容，既不能反映双方之间的谈话目的，也不能反映双方之间谈话的结果，至于录音中出现的抵款的内容，本院也无法作出系冲抵本案借款或以本案借款冲抵门面房转让费的的判断，总之，这是一次内容不清，目的不明的谈话，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该证据仅能反映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劳务纠纷，不能反映与本案借款之间存在关联性，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二审亦不予采信；对于证据，该结算单为夏同明单方出具，被上诉人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亦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存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一般而言，对于原告起诉依据的转账凭证，人民法院首先推定为借贷关系的证据，但当被告一方抗辩并提供证据证明转账系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时，原告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上诉人夏同明依据借条、银行汇款或其他方式的转账凭证，主张被上诉人王余岭、马兆敏偿还借款140990元，此时，该借条及转账凭证可以作为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证据，但是，在诉讼中，被上诉人王余岭、马兆敏同时主张上述转账系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劳动法律关系时发生，不是基于借贷法律关系。对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劳务法律关系，通过双方之间的举证以及仲裁裁决可以确认，即除了夏同明主张的借贷关系之外，双方之间的转账往来也不排除存在合作、劳务等关系，在此情况下，将双方之间转账行为均认定为借贷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也违反事实推定的唯一性标准。因此，一审法院在夏同明同时提供借条以及其他转账凭证作为借贷关系的证据时，仅认定借条所示的款项为借贷，而认为其他转账凭证缺乏借贷合意，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在没有相应的借贷合意，双方之间又存在其他业务往来时，上诉人夏同明上诉主张转账凭证即为借款依据，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二审不予支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70元（夏同明已预交），由夏同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安述峰审 判 员 袁 辉审 判 员 王 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卞晓璐书 记 员 王丹丹法律条文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