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45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徐州市观音国际机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136422456W，住所地江苏省睢宁县双沟镇观音机场。法定代表人：戴立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亮，江苏同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徐州云贵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11785988919B，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中山南路贵邦财富大厦**-1-1212。法定代表人：丁硕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东海，江苏光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州市观音国际机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观音机场）、徐州云贵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贵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4民初4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观音机场上诉请求：1、撤销(2019)苏0324民初454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观音机场不应承担云贵公司损失149.5万元。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2016年10月29日至11月19日期间航班未起飞的原因并不是观音机场的原因。因该段时间属于航班换季期间。我国民航系统每年都要进行两次航班计划调整，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至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执行夏秋季航班计划；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至第二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执行冬春季航班计划。2016年10月30日为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正好为航班换季时间。航班换季时，各航空公司将参照执飞航班的收益情况，在新航季里对现有航班进行调整。因此在这个阶段航班调整属于航空公司正常企业行为，符合行业惯例。在航空公司客票的日常销售中，如果属于计划性调整，则航空公司会提前对不能出售的客票进行锁仓即无法对外销售。云贵公司作为航班的切座方，通过其掌握的客票销售系统即售票端口，能够实时从系统中提前掌握航班无法出售的情况。也就是说云贵公司对该时间段航班无法正常执飞是明知的。2、从2017年2月6日云贵公司给观音机场发送的《关于徐州=昆明包机且为申请》中的内容可以看出，云贵公司对航班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相关争议曾经提出过自己的诉求，但从未主张过祥鹏航空以及长龙航空班取消的违约金的诉求，如果云贵公司真的对此不知情，不可能不对这部分损失提出主张，因为相比《申请》中的相关主张，航班取消的违约金数额巨大，远远超过《申请》中的相关费用，也能够予以说明问题。3、根据2016年8月26日双方签订的《徐州—昆明包机航线切座合作协议》2.4条约定，每个航班的包机切座款可用上一个航班的机票收入进行冲抵，航班机票收入超过包机切座款的部分归云贵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的差额由云贵公司汇至观音机场账户；2.5条约定，云贵公司如不能按时支付包机切座款，观音机场有权停航。通过机场出具的结算明细可以看出，除客票收入抵扣外，云贵公司仅支付151余万元的包机费(不包括签订协议时保证金115万元)。云贵公司对航班机票销售收入达不到应付的包机款这一事实是明知的，而且观音机场也按时通过邮箱发送账单。按照合同的约定观音机场即使采取停航措施也是有合同依据的。因此这期间航班没有执飞，观音机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云贵公司答辩称：观音机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具体的理由如下，第一点，合同明确约定约定停航，应向我方进行通知，观音机场的第一条理由与合同约定明显冲突。第二点，云贵公司发送的申请书所涉及的内容中有没有主张违约金是当事人合法处分自己的权利，并不代表云贵公司放弃或者不再主张该项损失。第三点，观音机场提到协议书2.5条，该条中所涉及到的停航，与基于对方违约行为而停航，并不是同一个停航的概念。观音机场如基于我方的违约进行停航，应区别于航空公司基于其他的原因所做的单方停航。另外关于我方是否构成违约，是否构成达到关于观音机场单方停航的条件，同我方上诉状所主张的意见。同样不能免除合同中约定的通知义务。因此观音机场的各项上诉理由，无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云贵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苏0324民初454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云贵公司原审抗辩理由及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上诉费由观音机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合同构成欺诈或重大误解，应予撤销或变更。(一)、观音机场与云贵公司签订合同时隐瞒重要事实，将尚未取得的航权纳入合同履行范围。双方签订合同的基础是观音机场有据以与云贵公司合作的相关航线的经营权。但本案合同签订时，观音机场并未取得长龙航空的航权；在合同履行期间，也仅是取得了部分时间段的航权：2016年8月25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的长龙航空公司的昆明-徐州-昆明航线的航班执行时间为2016年9月25日至2017年9月25日，在该合同签订时，观音机场尚未与长龙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取得该航班的经营权，后在合同履行期间，仅是在2016年11月10日方才签订了合作协议，且该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间为仅2016年9月25日至2017年3月25日。即，观音机场在与云贵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时，尚未取得合同所涉长龙航空航线的经营权；后期在双方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间内也仅是取得了2016年9月25日至2017年3月25日的航线经营权，一直未取得过2017年3月26日之后的航线经营权。(二)、2017年3月26日起长龙航空航线的变更并非基于云贵公司的违约而由观音机场行使的单方停飞或变更航线的行为，而是观音机场与长龙航空在合同到期后重新签订的新合同。观音机场在2017年3月31日与长龙航空签订新合同之前，根本就未取得2016年3月26日之后的昆明至徐州的航权，因此，观音机场根本就没有能力依约履行2017年3月26日之后的长龙航空航线，一审法院认定其变更航线的行为系观音机场不愿意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的包机合同完全无任何事实依据。(三)、相关航线合作期限的长短是影响云贵公司签订包机合同的重要因素。新航线的开辟与发展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育，而合作期的长短直接影响到云贵公司航线的宣传、市场的培育等等，尤其是徐州至云南旅游的淡旺季区别明显，受此影响的航班销售在每一年度不同时间段也有明显的区别。云贵公司需要通过3月份之后旅游旺季的销售盈利来弥补前期的亏损。长期合作履行，才可能取得预期利益，因此，合同履行时间是云贵公司签订合同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和前提条件。长龙航空的执飞时间包含了淡旺季一整个年度是云贵公司赖以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观音机场中途变更航线是云贵公司始料未及的，这一点，从云贵公司在收到观音机场关于变更航线的通知后发送给机场的申请报告中也可以明确体现出来。因此，观音机场在与云贵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时，隐瞒、虚构了重要事实，影响了云贵公司的决策判断，导致云贵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对航班包机期限发生认识上的错误，该种隐瞒、虚构事实直接导致云贵公司对主要合同内容即合同履行期限产生了错误认识，观音机场的行为构成欺诈。一审法院以观音机场在签订协议时无占有云贵公司财产的目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只是对对方是否违约产生争议，而认定其不存在欺诈行为，无视观音机场在签订合同时隐瞒、虚构合同主要条款的事实，违背民事法律关系判断准则，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观音机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变更航线构成违约只是表现形式，实质原因就是观音机场本就无后期航权，一审法院无视争议产生的原因，以双方只是对违约与否存在争议来判定观音机场不存在欺诈行为，无任何逻辑可言。退一步而言，即使观音机场在签订合同时的行为不构成欺诈，但云贵公司并不知道观音机场尚未取得长龙航空航线的航权，尤其是2017年3月25日之后的航权，由此也导致云贵公司在签订该合同时对合同重要内容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并在签订合同后产生重大损失(如按合同约定标准支付包机费，2017年3月25日之前的长龙航班则导致云贵公司亏损400余万元)，此种情况下，对于云贵公司而言，也属于重大误解。二、2017年3月26日起长龙航线变更延长至长春行为性质的认定以及对云贵公司的影响评价及一审认定变更航线行为系观音机场依据合同行使抗辩权而非单方违约行为错误。首先，观音机场在与云贵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时，尚未取得长龙公司的航权。观音机场与长龙公司先后签订的两份合同涉及到的实质内容并不相同，均系应经民航管理部门批准后才能执飞的不同航线航权。涉案航线并非停航而系变更航线，是基于观音机场与长龙航空间后期新签订的合作协议取得的一条新的航线经营权。并非是观音机场单方基于云贵公司的违约行为而采取。即使观音机场行使所谓停航的权利，也应是取得后期航权后再基于云贵公司的违约再行使，而观音机场在合同签订后及合同履行期间一直未曾取得合同约定的2017年3月26日之后的航权，因此，云贵公司是否存在逾期付款行为与变更航线无因果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其次，在观音机场单方停飞的违约行为明确存在的情况下，观音机场主张系因云贵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包机款违约在先而依据合同所采取的停航举措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即使上述各项费用折抵后，云贵公司仍欠付观音机场包机款，也是在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况下，致双方包机款是否拖欠问题无法确定，在此情况下，观音机场单方变更航线也无合同和法律依据。此外，观音机场采取的所谓停航举措(按观音机场在庭审中的自述)实际是终止或解除了双方间的合同。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及九十六条的规定，观音机场单方终止或解除合同应履行催告及通知的程序，本案中，观音机场径自采取停航举措也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综上，一审认定变更航线行为系观音机场依据合同行使抗辩权而非单方违约行为并无合同和法律依据。该行为应认定为观音机场单方终止合同行为。而该单方终止合同行为，也给云贵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直接损失就是欠付的包机费达数百万元)，导致云贵公司前期为培育市场而进行的宣传和投入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实现预期效果。结合本案，已履行的航班基本均在云南旅游的淡季，这也直接导致了已履行期间的严重亏损。仅就观音机场统计的航班数据来看，祥鹏和长龙两个航班执飞以来，扣除云贵公司已支付的押金款、包机款及自行售票的部分团款，还欠付近600万元，也就是说，云贵公司需要为该期间的170余个航班承担的费用总额近900万元(欠付款+押金款、包机款、部分团款)，即，云贵公司因包机需承担每个航班约5万余元的成本。而每趟航班由云贵公司自行售票组团前往云南旅游的成团人数大约50-60人左右，这一数字也是徐州至云南游市场多年基本稳定的数字，其余均为散客；依据该数据可以确定云贵公司组团游客每人的票价需要在1000元左右方能实现止损，但该价款已远远高出此线路散客出行的平均价格。因此，云贵公司完全可以选择以散客购票的形式出行以降低成本，没必要以提高成本甚至亏损的方式来达到市场营销宣传等其他合同目的，这也是经营环节应正常采取的选择。云贵公司系基于合同包含了旅游旺季的班期方才签订了该合同。据此，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主张变更合同的结算条款，按实际销售机票金额结算，不应再按原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包机费。三、如果涉案合同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变更条件，在正常履行合同情况下，涉案合同所涉事实及法律适用分析：(一)、关于退改签费用是否应扣除问题。在合同对此项费用归属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结合退改签费用的收取规则、收取主体、影响退改签费用高低的因素等来综合判断。退改签费用的收取依据是《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旅客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24小时以内、两小时以前要求退票，收取客票价10%的退票费；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两小时以内要求退票，收取客票价20%的退票费。但是2004年在对该规定进行修订时，这一条款被删除，目前退改签费率主要还是参照1996年的规定。总体来说，退改签费率的制定是航空企业自主行为，与机票价格一样由企业自主定价。现行的退改签费主要有两种定价形式，一种是按时间，离起飞时间越短，退改签费越高；另一种是按机票价格计算，收取固定比例的退改签费。以第一种为例，航空公司以两小时作为时间节点，经济舱退改签费用在起飞前两小时外的，退票费为票面价的20%~30%，改签费为票面价的5%~20%，起飞前2小时内的退票费为票面价的20%~40%，改签费为票面价的10%~20%。从退改签的收取规则可以看出，退改签费用的收取前提是客票已销售完成即存在销售收入，退改签费用的收取标准受机票销售价格及退改签的时间等因素影响的同时，退改签的时间也直接影响机票的二次销售(包括销售时间和销售价格)。因此，退改签的费用系基于航班机票销售而收取，并直接影响了机票的总体销售量和销售额，理应属于每个航班最终收入总额范围。观音机场与云贵公司在合同中虽未明确约定，但与支付包机费对等的比较标准当然应是每趟航班基于机票销售产生的所有费用。故，应将涉案航班的退改签费用，计入观音机场统计的客票销售总额，云贵公司无力提供该证据，观音机场怠于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仅以合同未约定为由而拒绝裁判，违背了基本的裁判原则。(二)、祥鹏航空的合同期于2016年12月31日届满终止，一审认定合同到期后仍按原合同标准计算包机费无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仅以云贵公司2017年2月6日发送的包机切位申请及观音机场向云贵公司发送了此期间的销售数据为由，认定2016年12月31日到期之后的祥鹏航班按照原合同约定的内容继续履行并计算包机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该航班的航权系观音机场与祥鹏航空于2016年7月14日签订的包机合同中取得，该合同中约定的包机期限为2016年7月5日至2017年3月25日。而观音机场在与云贵公司签订合同时在已取得2016年12月31日之后的航权情况下，明确约定了合同履行期限为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并强调了到期后自动终止。观音机场在与云贵公司签订合同时，仅将其已明确拥有的祥鹏航空航权中的一部分(即2016年12月31日之前的部分)纳入合同范围，并明确约定了到期后自动终止。其在签订合同时未(不)将后期航班纳入合同范围意思表示明确，该约定已明确排除了到期未续签的情况下参照原合同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在双方未续签合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2017年1月之后的航班纳入包机航班无合同及法律依据。如照此理由，则双方间合同一直处于参照原合同继续履行的状态。其次，合同到期后虽曾就续签问题进行过沟通，但一直未达成合意。2017年2月6日所发邮件是上诉人就续签合同所提的部分条件(该申请中虽有申请将1月3日航班不计入包机范围的表述，但纵观全文，上诉人已明确了合同终止之日及退改签问题、部分班期的损失问题等，并一再提出要求在续签协议中解决，因此，该表述并非云贵公司对合同期外航班仍属包机范围的自认)，后期因双方最终未协商一致，便未续签合同。再次，观音机场后期发送的航班销售数据即使包含2017年1月之后的航班，也只是其单方行为，而云贵公司一直未对此表示异议，一审法院依观音机场的单方发送数据行为来判断双方仍按原合同继续履行无任何合同和法律依据。此外，云贵公司在履行合同期间的一项最重要的排他性的权利就是拥有相关端口使用权，可以进行调仓等操作，观音机场也收取了对应合同期间内的端口使用费。如认定合同到期后双方属于继续履行合同，则需确定云贵公司仍拥有并继续实际使用了该端口，即继续享有基于原合同而取得的排他权利。但观音机场就此仅靠自己的陈述而未提供任何证据。观音机场基于合同履行期间仅为其与祥鹏航空合作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的一部分，所以观音机场也是仅收取了我们合同期间的端口使用费6000元。合同到期后，该端口使用权已归于消灭。如观音机场主张我们后期仍然实际使用了该端口，则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在其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机械的套用其与航空公司间的合同截至时间作为与云贵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截至节点，无任何依据。如若照此计算，云贵公司至今仍在购买、销售祥鹏航空的机票，是否应一直延续计算呢。故，在2016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后至2017年3月25日期间，云贵公司已按实际购票情况据实向航空公司支付清了购票，不应再按原合同标准计算并支付包机费(涉及此期间的欠付金额为968677.51元)。(三)、一审法院无视合同中关于祥鹏航空和长龙航空的各自履行期间约定，以不同的标准认定了祥鹏航空航班在合同终止后仍按原合同继续履行，长龙航空航班则在本就无后期航权的情况下未认定违约的同时还任由被上诉人随意终止或变更航线，明显有失公允，有悖于居中裁判的原则。(四)、云贵公司未支付清包机费系观音机场未履行合同附随义务及单方违约停航后双方未及时结算赔偿事宜所导致，不构成违约行为。1、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决定了观音机场有提供销售数据的合同附随义务。虽合同约定乙方应于每个航班3个工作日前将包机切座款汇至甲方指定账户，但同时还约定了每个航班的包机切座款可以用上一航班的机票收入进行冲抵，航班机票收入超过包机切座款的部分归乙方所有，不足部分的差额由乙方汇至甲方指定账户等。依据上述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云贵公司每个航班3个工作日前是否该支付切座款以及该支付的金额是多少，需要依据上一航班的机票收入来确定。但云贵公司仅能够通过售票平台知道机票销售的票量但无法获得已销售机票的价款，因此，需要观音机场向云贵公司及时提供数据，方能确定云贵公司是否该支付切座款以及该支付的金额是多少。观音机场与航空公司的合作协议中约定了由航空公司定期向观音机场发送航班销售数据，足以说明该数据非云贵公司可以单方取得。且，双方对账结算确定具体数额是履行付款义务的前提，云贵公司即使可以单方获取销售数据也并不能作为结算依据。因此，向云贵公司及时发送销售数据进行对账结算是观音机场的合同附随义务。2、观音机场未及时履行合同附随义务导致云贵公司不能及时知晓是否应付及应付切座款的金额，是导致未及时付款的根本原因，是观音机场的原因导致云贵公司可能出现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从观音机场发送给云贵公司的数据时间及同时期云贵公司已支付包机款金额来比较，2016年8月14日及9月5日分别收到祥鹏航空7月1日至7月28日及7月1日至8月28日的销售数据。在未计算退改签费用的情况下，祥鹏航空7月份的欠付包机款总额仅为226434.77元，8月份欠付137660.22元，而云贵公司曾在2016年7月1日支付了80.6万元、7月4日支付了24万元、7月8日支付了2.088万元。即，8月14日第一次收到观音机场的销售数据时，云贵公司已提前付清销售数据所反映的欠付包机费数额，不存在欠付情况；9月5日第二次收到观音机场的销售数据时，扣除云贵公司在9月5日前已支付的款项，云贵公司仅欠付103214.99元，而已执飞航班的退改签费用远超出此金额。因为两次发送的数据均不含退改签的费用，所以云贵公司一直在与观音机场沟通退改签的归属问题。这从观音机场举证的我司2017年2月6日发送的关于协商祥鹏航空续签问题的申请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因此，也不应据此认定截至9月5日发送航班数据时，云贵公司存在欠付行为。即使不考虑退改签的因素或退改签不应归云贵公司，结合整个合同所涉履行标的金额，仅以有争议的10万欠付款而认定云贵公司在整个合同履行中构成违约，明显依据不足也有失公允。3、观音机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单方停航的违约行为，应向云贵公司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双方存在互负债务应相互冲抵的情况。除上述两次发送销售数据外，观音机场在2016年11月14日及后期才又分别发送了数次数据。而此时观音机场已存在责任明确的单方停飞违约行为。云贵公司有理由有法律依据主张此项违约赔偿费用并与云贵公司应支付的包机款费用向冲抵(互负债务)，但观音机场一直未就此与云贵公司协商一致，由此也直接导致了云贵公司是否拖欠包机费的问题无法确定。4、观音机场的不及时发送销售数据的行为，也导致云贵公司无法对前期销售情况作出客观的评判并变化后期的营销投入(云贵公司不知道具体的销售数据，无法判断亏损与盈利)。因此，不应认定云贵公司存在逾期支付包机费的违约行为。因观音机场的单方违约行为致合同终止，云贵公司的合同目的及预期利益不能实现。即使云贵公司的包机价格包含了市场宣传与拓展等多种因素，可能在整个合同完整履行后仍然出现包机费亏损的情形，但作为旅游行程的一部分，观音机场的单方终止合同，导致云贵公司无法通过后期旺季机票销售填补的同时，也无法通过云南落地后的组团旅游盈利来填补，更导致了云贵公司作为企业的根本追求即盈利、预期可得利益无法实现。因此，观音机场单方终止长龙航空的航线，给云贵公司造成了直接损失即前期包机费损失，同时致云贵公司无法获得预期收益(包括后期旅游旺季的机票销售以及组团旅游的收益)。在此情况下，继续适用原合同约定的包机费标准计算欠付金额明显有失公平。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考虑，按照损失填平原则并参照损益相抵原则，云贵公司主张变更结算标准按实际产生的费用据实结算。而不应按原合同约定标准支付，即按照实际产生的费用据实结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观音机场答辩称：云贵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观音机场和云贵假日签订的《切座合作协议》不存在欺诈或重大误解问题。云贵公司在上诉状中陈述涉案合同存在欺诈或重大误解，应予以撤销和变更，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观音机场在和云贵公司签订合同并不存在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导致云贵公司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切座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内容也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均产生约束力。包机协议的内容均是真实，各个条款也是清晰，不存在能够引起重大误解的情形。协议签订后，观音机场按照协议内容履行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将航线的销售端口交给了云贵公司，云贵公司基于此，能够自由地实现航班计划、机票销售、调价等实际上协议中应享有的权利。而且云贵公司的这种权利基本能够得以顺利履行。观音机场之所以在2017年3月25日后停止合作，是因为云贵公司拖欠巨额的包机款，经多次催要，云贵公司均没有支付，并不是因为观音机场没有取得长龙公司2017年3月26日后的航线权。另外观音机场和云贵公司在起诉前多次交涉过程中，云贵公司从未提起过合同效力问题，甚至在原审第一次开庭，云贵公司提交的答辩状中，也没有提及欺诈或重大误解问题，因此《切座合作协议》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存在观音机场无权处分的情形，更不存在欺诈或重大误解问题，应受法律保护，应作为判决的依据。二、关于长龙公司航班变更航线问题，观音机场和长龙公司签订的航班经营协议书中约定的合作期限从2016年9月25日至2017年3月25日，观音机场和祥鹏公司签订的包机协议中约定的合作期限从2016年7月5日至2017年3月25日，两个包机合同的截止日期均是2017年3月25日，这并不是巧合，而是行业惯例造成的。我国民航系统每年都要进行两次航班计划调整，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至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执行夏秋季航班计划，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至第二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执行冬春季航班计划，2017年3月25日正好是当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六航班换季时，根据航季的不同，各航空公司将参照执行的航班收益情况，在新航季里对现有航班进行调整。在航线调整前，云贵公司公司已经拖欠了数百万元的巨额包机款，给观音机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双方曾就合同后续履行问题多次协商，要求云贵公司付清拖欠的包机款，但云贵公司迟迟没有支付，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约。另外，根据2016年8月26日双方签订的《徐州-昆明包机航线切座合作协议》2.4条约定，每个航班的包机切座款可用上一个航班的机票收入进行冲抵，航班机票收入超过包机切座款的部分归云贵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的差额由云贵公司汇至观音机场账户。2.5条约定，云贵公司如不能按时支付包机切座款，观音机场有权停航。通过机场出具的结算明细可以看出，除客票收入抵扣外，云贵公司仅支付151余万元的包机费（不包括签订协议时缴纳的保证金115万元，），云贵公司对航班机票销售收入达不到应付的包机款，这一事实是明知的，而且观音机场也按时通过邮箱发送账单履行了合同的通知义务，按照合同约定，观音机场及时采取停航措施是有合同依据的，因此在2017年3月26日起，将航线由昆明-徐州-昆明，变更为昆明-徐州-长春-徐州-昆明，是在云贵公司没有按照《切座合作协议》按时付款，构成违约的情况下进行的。观音机场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三、祥鹏公司直飞航班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签，应当按照此前合同支付包机费用。该航班的合同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后，双方虽然没有续签合同，但均是按照原来的协议履行的。云贵公司还是享有观音机场提供的销售端口，享有该航班客票的独家销售权，并不存在其在答辩状中声称的向航空公司单独购票的情况，且通过2017年2月6日云贵公司发送给给观音机场《关于徐州至昆明祥鹏包机切座申请》的内容来看，云贵个实际上享有了独家销售权，也表达了续签合同的相关请求。因此观音机场要求云贵公司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5日期间的包机款有事实依据。四、云贵公司在反诉中要求支付取消航班的违约金149.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具体理由见观音机场的上诉状。五、云贵公司反诉退还包机费、保证金、端口费等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涉案的合同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在此基础上，云贵公司要求退还包机费没有法律依据。在扣除保证金，还拖欠包机费的情况下，云贵公司更没有理由要求退还保证金。至于端口费，云贵假日已经实际使用了端口，且已经支付完毕，不存在退还问题。观音机场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云贵公司支付包机费用6379603.8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观音机场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云贵公司支付包机费用5964173.85元。云贵公司一审反诉请求：1.判令观音机场支付云贵公司因其单方取消航班而应付的损失费138万元，并赔偿因其单方终止合同给云贵公司造成的损失4240567元；2.反诉费用由观音机场承担。诉讼过程中，云贵公司变更反诉请求第一项为：1.观音机场支付云贵公司因其单方取消航班而应付的损失费（以实际发生的销售费用结算，不再按包机费标准支付差额）；2.观音机场支付单方取消航班违约金149.5万元，退还已收取的包机费、保证金、端口费共计266.688万元，总金额为416.18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14日，观音机场（甲方）与云贵公司（乙方）签订《徐州-昆明包机航线切座合作协议》。合同第一项约定，航线为昆明-徐州-大阪；执行时间：2016年7月5日-2016年12月31日；机型：B737-800（Y/186座）；班期：7月5日、7月9日各一班，7月14日-8月20日每周三班（周二、四、六），8月23日-12月31日两周三班（以民航局批准文件为准）。合同第二项中约定：乙方负责给甲方该包机航班切座费，每一个往返航班（昆明-徐州-昆明）乙方给予甲方24万元；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协议履约保证金80万元；乙方于每个航班3个工作日前将包机切座款汇至甲方指定账户。合同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2016年8月，观音机场（甲方）与云贵公司（乙方）又签订《徐州-昆明包机航线切座合作协议》。合同第一条约定航班安排为：1、祥鹏航空执飞航线为昆明-徐州-昆明，执行时间：2016年9月1日-2016年12月31日；班期：以实际执飞班期为准等详细内容；2、长龙航空执飞航线为昆明-徐州-昆明，执行时间：2019年9月25日-2017年9月25日；班期：每周四班（周一、三、五、七）等详细内容；二、运营方式：乙方负责支付甲方每一个往返航班（昆明-徐州-昆明）23万元的包机切座费；乙方须向甲方支付5班的履约保证金115万元；付款方式昆明-徐州-大阪段预交80万（已于2016年6月30日前付清）；长龙航空执飞的昆明-徐州补足余额35万元（航班开航前1周内付清）。乙方于每个航班3个工作日前将包机切座款汇至甲方指定账户。第二条4.每个航班的包机切座款可用上一航班的机票收入进行冲抵，航班机票收入超过包机切座款的部分归乙方所有，不足部分的差额由乙方汇至甲方账户。乙方如不能按时支付甲方包机切座款，甲方有权停航。5.从合同终止日起七日内甲方应退回乙方协议履行保证金。合同第三条合同的修改、中（终）止：1.在合同期内，一方不得单方面中（终）止切座协议，如果一方中（终）止切座协议，对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一方要求修改合同中的任何条款，应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出，双方就修改条款签署补充协议，协议生效后，按补充协议条款规定执行，补充协议生效前，仍执行本合同规定的条款。3.在包机航班预计起飞前，甲方可以提前取消航班，但必须按以下条款办理：（1）在包机航班预计起飞前30天以前（不含第30天）提出取消，经过甲方同意，乙方不支付取消费；（2）在包机航班预计起飞前20天至30天之间提出取消，乙方向甲方支付取消费为该次航班包机费用的20%；（3）在包机航班预计起飞前10天至20天之间提出取消，乙方向甲方支付取消费为该次航班包机费用的30%；（4）在包机航班预计起飞前3天至10天之间提出取消，乙方向甲方支付取消费为该次航班包机费用的40%；（5）在包机航班预计起飞前3天内提出取消，乙方向甲方支付取消费为该次航班包机费用的50%；（6）由于乙方原因取消航班，由乙方承担旅客退票等费用4.在包机航班预计起飞前，甲方可以提前取消航班，但必须按下列条款办理：（1）在包机航班预计起飞前30天以前（不含第30天）提出取消，经过乙方同意，甲方不支付损失；（2）在包机航班预计起飞前20天至30天之间提出取消，甲方向乙方支付损失为该次航班包机费用的20%；（3）在包机航班预计起飞前10天至20天之间提出取消，甲方向乙方支付损失为该次航班包机费用的30%；（4）在包机航班预计起飞前3天至10天之间提出取消，甲方向乙方支付损失为该次航班包机费用的40%；（5）在包机航班预计起飞前3天内提出取消，甲方向乙方支付损失为该次航班包机费用的50%；（6）由于甲方原因取消航班，由甲方承担旅客退票等费用。5.乙方除不可抗拒原因和政府规定等因素之外，应按航班约定连续执行，不可停航；如有停航，甲方有权全额扣除保证金。6.甲方除不可抗拒原因和政府规定等因素之外，应按航班约定连续执行，不可停航；如有停航，甲方需无条件退回乙方全额协议履行保证金，且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究因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合同第四项约定：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双方合同专用章后方可生效，合同执行完毕后自动终止。……3.本协议未尽事宜按民航有关运输规章办理。此后，观音机场（甲方）与云贵公司（乙方）签订了《的补充协议》约定：1.原协议中乙方负责给甲方该包机航班切座费，每一个往返航班（昆明-徐州-昆明）乙方给予甲方23万元，前三班徐州-昆明段乙方全额支付给甲方11.5万元的切座费，昆明-徐州段全额切座费为11.5万元，乙方应尽全力的宣传收客，不足部分由甲方补齐。2.本补充协议内容与原协议内容相冲突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的为准，除本补充协议修改或补充的内容，原协议各条款的内容继续有效。……4.本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若原协议因故终止（或解除），本补充协议也随之一同终止（或解除）。2017年2月6日，云贵公司通过邮箱向观音机场发送《关于徐州=昆明祥鹏包机切位申请》。在该申请书第四条载明：“2017年1月3日祥鹏航空航班8L9885航班延误至网上20:35起飞，其中54位旅客未接到昆明机场祥鹏柜台通知登机，被滞留在昆明酒店，当晚此54位旅客被昆明祥鹏柜台保护至2017年1月4日的长龙航空航班GJ8689上，致使当晚长龙航空机位处于满座无法进行销售，而长龙航空航班空座较多，由于两个航班都为包机航班，长龙航空的销售损失。我公司申请1月3日的祥鹏航空8L9885不计入包机范围，保护到长龙航空的54位旅客按正常保护政策价格给结算。并在后续的续签协议中明确航班财物结算政策”。此后，观音机场与云贵公司未签定书面的包机切座合同。另查明，2016年7月14日，观音机场与祥鹏航空签订包机合同。合同约定包机期限为2016年7月5日至2017年3月25日（以实际执行日期为准）。班期为：2016年7月5日至2016年7月13日期间，执飞周二与周六；2016年7月14日至2016年8月19日期间，执飞航班为每周三班；2016年8月20日至2017年3月25日期间执飞航班为两周三班，单周为周二及周六，双周为周四执行。2016年11月18日，祥鹏航空与观音机场又签订了《昆明-徐州-大阪包机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关于合同的第二点变更补充如下，自2016年11月1日起，新增昆明-徐州航段两周三班，单周为周四，双周为周二及周六执行（具体以实际批复为准）。又查明，2016年10月10日，长龙航空与观音机场签订《航线经营合作协议书（保底）》，约定协议期限为自航班执飞之日起开始计算（即2016年9月25日至2017年3月25日），航班班期为每周四班（周一、三、五、日）。2017年3月31日，长龙航空与观音机场签订《航线客运包舱协议》，约定协议期限为自航班执飞之日起开始计算（即2017年3月26日至2018年3月24日），航班班期为每周三班（周一、三、五）。还查明，祥鹏航空执飞的航线在2016年12月10日停飞一班；观音机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按合同约定履行通知义务。2016年11月1日起，观音机场在祥鹏航空执飞的航班数进行了增加。2016年10月29日至2016年11月19日期间，长龙航空执飞的航线系停航状态，共计停飞12个航班；观音机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通知义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长龙航空在2017年3月25日之前共计执飞92个航班，其中执飞时间为2016年9月25日、9月26日、9月28日的3个航班按11.5万元/航班计算包机切座费，89个航班按23万元/航班计算包机切座费。2016年7月5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关于祥鹏航空执飞的航线，观音机场在合同期内共执飞56个航班：2016年7月5日至2016年8月23日期间共执飞21个航班，包机费按24万元/航班计算；2016年8月2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共计执飞35个航班，包机费按23万元/航班计算。合同期满后即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3月25日期间，观音机场共执飞34个航班。对于该34个航班，观音机场主张按照每往返一个航班23万元计算包机切座费；而云贵公司则认为不存在包机费用，其已实际全额支付了所购的机票款。还查明，在2016年8月16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观音机场陆续向云贵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祥鹏航空或长龙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庭审中，云贵公司提供了由其自行统计的《机场财物通过邮件提供数据明细统计》显示：1、2016年8月16日，观音机场将7月1日-7月28日祥鹏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云贵公司。2、2016年9月5日，观音机场将7月1日-8月28日祥鹏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云贵公司。3、2016年11月14日，观音机场将7月1日至10月27日的祥鹏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及9月25日-10月28日长龙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云贵公司。4、2016年11月30日，观音机场将7月1日-11月24日祥鹏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云贵公司。5、2016年12月28日，观音机场将7月1日-12月17日祥鹏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云贵公司。6、2017年2月4日，观音机场将2016年7月1日-2017年1月12日祥鹏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及2016年11月20日-12月30日长龙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云贵公司。7、2017年2月24日，观音机场将2017年1月1日-2017年2月18日祥鹏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及2017年1月1日-1月30日长龙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云贵公司。8、2017年3月1日，观音机场将2016年7月1日-2016年12月31日祥鹏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及2016年9月-12月30日长龙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云贵公司。9、2017年3月31日，观音机场将2017年1月1日-2017年3月18日祥鹏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及2017年1月1日-2月27日长龙航空的航班销售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云贵公司。此后，云贵公司未收到长龙航空自2017年2月28日之后的航班销售数据信息。2017年3月26日，观音机场将长龙航空执飞的航线调整为“昆明-徐州-长春”。此后，云贵公司与观音机场之间的包机切座协议不再履行。还查明，2016年7月1日，云贵公司通过工商银行向观音机场支付50万元、10万元、20万元、0.6万元，共计80.6万元（其中80万元为履约保证金）。2016年7月4日，云贵公司通过中信银行向观音机场支付24万元；2016年7月8日，云贵公司通过中信银行向观音机场支付2.088万元；2016年12月1日，云贵公司向观音机场支付60万元；2017年2月15日，云贵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分别向观音机场支付50万元；2017年2月21日，云贵公司向观音机场支付50万元；共计支付266.688万元。庭审中，观音机场与云贵公司均认可以下事实：云贵公司已付团款1510880元，已结票款33099946.15元，已交履约保证金1150000元。上述事实，有双方的当庭陈述、《徐州-昆明包机航线切座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转账凭证等在卷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云贵公司与观音机场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在签订诉争合同时，观音机场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及云贵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误解问题。观音机场与云贵公司签订的包机切座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成立有效，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云贵公司主张观音机场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即使不存在欺诈行为，其在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因此合同的结算条款应撤销或变更的观点。本院认为，纵观本案，就观音机场与云贵公司签订的包机协议而言，签订协议时观音机场无占有云贵公司财产的目的，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双方只是对对方是否违约产生争议，观音机场不存在欺诈行为。另外，云贵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云贵公司主张的合同在签订过程中观音机场存在欺诈行为或其存在重大误解情形的观点，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云贵公司要求变更结算条款，并要求观音机场返还已收取包机费的请求，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合同期满后的34个航班费用如何计算问题。在祥鹏航空合同期满后，观音机场与云贵公司虽未书面续签包机切座合同，但在2017年2月6日，云贵公司通过邮箱向观音机场发送《关于徐州=昆明祥鹏包机切位申请》中申请对2017年1月3日的祥鹏航空8L9885不计入包机范围，且从观音机场向云贵公司发送的航班销售数据，可以看出，祥鹏航空执飞的航线到期以后，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包机切座协议，但实际仍按照原合同约定的内容继续履行，因此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5日期间的祥鹏公司执飞的航班费用，仍应按包机切座费用即23万元/航班进行结算。因此，在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5日间，祥鹏航空共执飞34个航班，云贵公司应支付观音机场包机切座费782万元（34航班×23万元/航班=782万元）。关于争议焦点3观音机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若观音机场存在违约行为，应否按合同约定支付云贵公司相应的损失问题。观音机场称云贵公司于2016年8月7日首次欠付包机切座款，已构成违约。云贵公司承认欠付包机切座款但辩称观音机场向其提供的数据滞后（2016年8月16日首次向其告知航班数据），双方就此协商未果因而导致账务不清，故不应将逾期付款行为认定为云贵公司单方的违约行为。本院认为，在合同履行期间，双方明确约定：乙方（云贵公司）于每个航班3个工作日前将包机切座款汇至甲方（观音机场）指定账户，每个航班的包机切座款可用于上一航班的机票收入进行冲抵，航班机票收入超过包机切座款的部分归乙方所有，不足部分的差额由乙方汇至甲方账户，乙方如不能按时支付甲方包机切座款，甲方有权停航。由此可见，只有在观音机场先向云贵公司提供相应航班数据的情况下，云贵公司才能在得知包机费的具体差额后，及时地向观音机场付款；而观音机场第一次向云贵公司发送航班数据是在2016年的8月16日，因此，2016年8月7日云贵公司在不知具体差额的情况下，未按期付款，不存在违约行为。但是，结合整个合同履行情况看，合同履行后期，云贵公司在接到航班数据后未按约定即时付款是事实，云贵公司确实存在违约行为；但观音机场未选择行使停航的权利，仍按合同约定履行航班执飞。直至2017年3月26日，观音机场将长龙航空执飞的航线进行了变更，双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本院认为，在云贵公司多次未按合同约定付款的情况下，观音机场选择停飞或变更航线均表明不愿意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的包机合同，系其行使抗辩权，该行为并无不妥，观音机场变更航线并非单方违约行为，故云贵公司要求观音机场支付变更航线导致其损失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长龙航空在2016年10月29日至2016年11月19日期间存在停航及祥鹏航空于2016年12月10日停航的情形，观音机场辩称因云贵公司欠付包机费，其才行使停航权利。但云贵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其因航班数增加及停航问题、退改签费用、端口费等问题与观音机场产生争议，才未及时支付包机切座费用。本院认为，关于退改签费用、端口费用问题，双方在合同中未约定，亦未达成补充协议，因此，对该问题本案不予理涉。关于长龙航空及祥鹏航空停航的情形，观音机场辩称长龙航空停航系民航系统进行的航班计划调整系航班换季导致，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提前告知云贵公司的义务，故观音机场存在违约行为。而祥鹏航空的停航，虽然双方约定“以实际执飞为准”，但观音机场仍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停航前的通知义务，因此，仍然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依据双方协议的约定，观音机场应当赔偿云贵公司因停航所造成的损失且应当返还履约保证金。因此，依据合同约定，观音机场按停飞航班包机费用的50%支付云贵公司的损失费149.5万元（23万元/航班×50%×12航班+23万元/航班×50%×1航班）并返还履约保证金115万元，合计264.5万元。关于争议焦点4云贵公司欠付观音机场包机切座费具体的数额应如何计算问题。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履行情况，关于祥鹏航空，双方认可祥鹏航空在2016年7月5日至2016年8月23日之前共21个航班，按每一个往返航班24万元包机费用计算；在2016年8月23日至2016年12月31日共35个航班，按每一个往返航班23万元包机费用计算。故，在合同履行期内，云贵公司应付观音机场的包机切座费为1309万元（21航班×24万元/航班+35航班×23万元/航班=1309万元）。关于长龙航空，双方均认可在合同履行期限2016年9月25日至2017年9月25日期间，共计执飞航班92个，其中3个航班（执飞日期为：2016年9月25日、2016年9月26日、2016年9月28日）以11.5万元/航班计算包机切座费，89个航班以23万元/航班计算包机切座费。故云贵公司应付观音机场包机切座费为2081.5万元（89航班×23万元/航班+3航班×11.5万元/航班=2081.5万元）。故，云贵公司应支付观音机场包机切座款共计4172.5万元（1309万元+2081.5万元+782万元=4172.5万元）。云贵公司已向观音机场支付团款1510880元，票款33099946.15元。故，云贵公司尚欠观音机场包机切座费7114173.85元。综上所述，云贵公司欠付观音机场包机切座费7114173.85元，观音机场应支付云贵公司损失149.5万元、返还履约保证金115万元。扣减后，云贵公司还应支付观音机场4469173.85元（7114173.85元-1495000元-1150000元=4469173.85元）。据此，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徐州云贵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徐州市观音国际机场有限公司4469173.85元；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徐州云贵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6458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徐州市观音国际机场有限公司负担14152元，被告（反诉原告）徐州云贵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4230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57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徐州市观音国际机场有限公司负担1622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徐州云贵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9347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如下：一、云贵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向观音机场公司支付包机费用，如果应该支付，数额应该如何计算（包含退改签费用）。二、观音机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向云贵公司支付损失，如果应该支付，数额应该如何确定。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合同效力。云贵公司主张观音机场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即使不存在欺诈行为，也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因此合同的结算条款应撤销或变更。对此，本院认为，观音机场与云贵公司签订的包机切座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且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云贵公司在一、二审期间不能提交证据证实观音机场在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的意图及行为，也不能证实其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云贵公司要求变更结算条款，并要求观音机场返还已收取包机费的请求，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第三，关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问题。观音机场主张云贵公司于2016年8月7日首次欠付包机切座款，已构成违约。云贵公司承认欠付包机切座款但抗辩观音机场向其提供的数据滞后（2016年8月16日首次向其告知航班数据），故不应将逾期付款行为认定为云贵公司单方的违约行为，且观音机场自2017年3月26日未经通知即停航已构成违约。对此，本院认为，在合同履行期间，双方明确约定：乙方（云贵公司）于每个航班3个工作日前将包机切座款汇至甲方（观音机场）指定账户，每个航班的包机切座款可用于上一航班的机票收入进行冲抵，航班机票收入超过包机切座款的部分归乙方所有，不足部分的差额由乙方汇至甲方账户，乙方如不能按时支付甲方包机切座款，甲方有权停航。由此可见，只有在观音机场先向云贵公司提供相应航班数据的情况下，云贵公司才能在得知包机费的具体差额后，及时向观音机场付款；而观音机场第一次向云贵公司发送航班数据是在2016年的8月16日，因此，2016年8月7日云贵公司在不知具体差额的情况下，未按期付款，此时不存在违约行为。但是在合同履行后期，云贵公司接到航班数据后未按约定即时付款是事实，云贵公司确实存在违约行为；但观音机场未选择行使停航的权利，仍按合同约定履行航班执飞。直至2017年3月26日，观音机场将长龙航空执飞的航线进行了变更，双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在云贵公司多次未按合同约定付款的情况下，观音机场选择停飞或变更航线均表明其不愿意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的包机合同，系行使相关抗辩权，观音机场变更航线并非单方违约行为，故一审法院对云贵公司要求观音机场支付变更航线导致其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亦无不当。第四，云贵公司应向观音机场支付包机切座费用。双方曾签订两份包机切座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了包机费用及支付标准。具体计算如下：（一）合同期内包机切座费用。关于祥鹏航空，双方认可祥鹏航空在2016年7月5日至2016年8月23日之前共执飞21个航班，按每一个往返航班24万元包机费用计算；在2016年8月23日至2016年12月31日共执飞35个航班，按每一个往返航班23万元包机费用计算。故，在合同履行期内，云贵公司应付观音机场的包机切座费为1309万元（21航班×24万元/航班+35航班×23万元/航班=1309万元）。关于长龙航空，双方均认可在合同履行期限2016年9月25日至2017年9月25日期间，共计执飞航班92个，其中3个航班（执飞日期为：2016年9月25日、2016年9月26日、2016年9月28日）以11.5万元/航班计算包机切座费，89个航班以23万元/航班计算包机切座费。故云贵公司应付观音机场包机切座费为2081.5万元（89航班×23万元/航班+3航班×11.5万元/航班=2081.5万元）。（二）祥鹏航空合同期满后包机切座费用。在祥鹏航空合同期满后，共执飞34个航班。观音机场与云贵公司虽未续签书面包机切座合同，但在2017年2月6日，云贵公司通过邮箱向观音机场发送《关于徐州=昆明祥鹏包机切位申请》中申请对2017年1月3日的祥鹏航空8L9885不计入包机范围，且从观音机场向云贵公司发送的航班销售数据可以看出，祥鹏航空执飞的航线到期以后，双方虽未签订续签书面包机切座协议，但实际仍按照原合同约定的内容继续履行，一审法院因此认定合同期满后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5日期间祥鹏公司执飞的34个航班费用仍应按包机切座费用即23万元/航班进行结算，即云贵公司应支付观音机场包机切座费782万元（34航班×23万元/航班=782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云贵公司要求按照销售票款据实结算的请求，本院不予采纳。云贵公司应支付观音机场包机切座款共计4172.5万元（1309万元+2081.5万元+782万元=4172.5万元）。云贵公司已向观音机场支付团款1510880元，票款33099946.15元。故，云贵公司尚欠观音机场包机切座费7114173.85元。第五，云贵公司要求观音机场支付退改签费用、端口费的请求不应支持。理由是，双方在合同中未对退改签费用、端口费用问题作出约定，亦未达成补充协议，因此，云贵公司要求返还上述费用，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六，观音机场应向云贵公司支付因停航所造成的损失且应当返还履约保证金。云贵公司主张长龙航空在2016年10月29日至2016年11月19日期间存在停航及祥鹏航空于2016年12月10日停航的情形，观音机场辩称因云贵公司欠付包机费，其才行使停航权利。观音机场同时辩称长龙航空停航系民航系统进行的航班换季调整计划导致，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提前告知云贵公司的义务，故观音机场存在违约行为。而祥鹏航空的停航，虽然双方约定“以实际执飞为准”，但观音机场仍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停航前的通知义务，因此，其仍然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依据双方协议的约定，观音机场应当赔偿云贵公司因停航所造成的损失且应当返还履约保证金。一审法院依照安检查明的事实，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确定观音机场按停飞航班包机费用的50%支付云贵公司的损失费149.5万元（23万元/航班×50%×12航班+23万元/航班×50%×1航班）并返还履约保证金115万元，合计264.5万元，亦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云贵公司欠付观音机场包机切座费7114173.85元，观音机场应支付云贵公司损失149.5万元、返还履约保证金115万元。扣减后，云贵公司还应支付观音机场4469173.85元（7114173.85元-1495000元-1150000元=4469173.85元）。综上所述，上诉人观音机场、云贵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778.39元，由徐州市观音国际机场有限公司负担18225元，由徐州云贵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42553.3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宏审判员 徐海青审判员 谢立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军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