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8民再3号抗诉机关：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曹缘。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永强。申诉人曹缘与被申诉人高永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2015）榆民初字第05032号民事判决书，曹缘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3日作出（2016）陕08民终1632号民事裁定，撤销榆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发回重审。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1日作出（2016）陕0802民初10861号民事判决，曹缘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陕08民终2016号民事判决,曹缘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6月5日作出(2018)陕08民申76号民事裁定，驳回曹缘的再审申请，曹缘仍不服，向榆林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榆林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陕西省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陕检民（行）监[2018]61000000159号民事抗诉书，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7日作出（2019）陕民抗1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案由本院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榆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文斌、祁晓江出庭，申诉人曹缘、被申诉人高永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认定：2007年11月21日，高平向高永强出具10万元借据一支，现无足够证据证明高永强已向高平交付借款10万元人民币。其余事实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该院认为，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8民终201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高永强主张的2007年11月21日的1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支付给高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自高永强向高平提供借款时生效。关于10万元借款是否交付，法院卷宗中有证据显示，在原一审庭审中，高永强代理人陈述：“发放借款时有多人在场，可以证明借款已经交付。”高永强参加了庭审，未表示异议。但在二审庭审中，被问及借款交付有无其他人在场时，高永强自述：“第一次交付张波、第二次交付刘军，第一次10万元，2007年11月区政府家属院门口。”以上高永强代理人与其本人的陈述，存在“一人”还是“多人”明显矛盾。因此，高永强未就该笔借款交付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同时，债务人曹缘主张该借款为非法债务。根据公安机关对苗鹏等人所做的询问笔录显示，高平曾经与高永强、高震一起赌博并由高永强、高震为高平提供赌资。因此，法院应当就该笔10万元借款的合法性和交付进行更为详尽的审查。本案中，高永强在原一审和二审庭审中的陈述相互矛盾，在其并未尽到相应的举证责任的情况下，生效判决认定10万元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综上所述，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8民终2016号民事判决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曹缘称，被申诉人高永强对高平有赌博行为属于明知或应当明知，但其却依然向高平出借资金用于赌博，所以本案争议借款属于非法债务，也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且其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当予以保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再审请求依法撤销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陕08民终201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高永强诉讼请求。高永强辩称，申诉人曹缘称本案争议借款是赌博账，而且其曾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截至目前没有结论，何况我不知道高平当时借款干什么，所以争议借款不是赌博账，且争议借款发生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申请人夫妻共同债务，申请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高永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曹缘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4万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款还清之日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曹缘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1月21日、2008年11月19日，曹缘前夫高平两次分别立据向高永强（又名高强）借款10万元、34万元。借款后，高平分文未付。高永强因与高平之间的经济纠纷与高平家人多次发生争执。2013年7月17日，双方再次发生纠纷后，榆阳区公安局青山路派出所进行了调解处理。2014年2月20日，高平身亡。上述借款产生于高平与曹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015年6月23日，高永强以民间借贷纠纷将曹缘诉至人民法院，请求：1、依法判令曹缘偿还高永强借款44万元，并支付该借款从2015年6月23日起至还款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2、由曹缘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榆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2015）榆民初字第050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被告曹缘偿还高永强借款人民币440000元。二、驳回高永强的其它诉讼请求。曹缘上诉期间即2015年12月22日向榆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报案称高震与高永强涉嫌赌博罪、敲诈勒索罪。报案后，公安局分别同曹缘、高斯厚（高平父亲）、崔爱莲（高平母亲）、高俊芳（高平岳母）进行询问，四人陈述高平生前有赌博的恶习，且欠下了高震与高永强的几十万元赌债。公安局对尚晓刚、曹士亮、苗鹏、李庚强进行了询问，四人陈述高平曾经与高震、高永强一起赌博并由高震、高永强为高平提供赌资，但高平是否向二人出具过借据等四人均不清楚。公安局对张波、刘军及高永强进行了询问，三人陈述高永强以现金方式向高平交付了借款。公安机关对该案尚未定性。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榆阳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为，高平以个人名义向高永强借款，且借款行为发生在高平与曹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曹缘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款属于高平的个人债务，故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现高平已故，因此高永强请求曹缘偿还借款44万元之请求，依法予以支持。高永强要求曹缘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支付利息之请求，因借据中没有约定利息，故依法应以从高永强主张曹缘逾期还款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以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曹缘辩称其与高平已经离婚，高平的举债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且该借款也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按照国内相关判例该笔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所以曹缘不承担还款责任之理由，第一、该笔债务产生于曹缘与高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第二、曹缘所举的2011年《人民法院报》的案例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第三、我国不是以判例法为渊源的国家。指导性案例是可以作为疑难类似案件的参考。但本案与曹缘所举判例最大的不同是，本案中借款产生于曹缘与高平离婚前三年，而其所举判例的借款发生在借款人与其妻离婚前半个月。第四、举证不能。所以其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曹缘辩称根据高永强提供借据的事实，高永强还应提供向高平支付借款的证据，如没有证据，则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所以曹缘不承担还款责任之理由如下，第一、高永强陈述是用现金支付。就讼争该两笔款10万元、34万元来说，在我市当时的经济环境下现金支付也符合情理。第二、高永强与高平本就是非常熟悉的人，且因双方之间的经济纠纷经青山路派出所调解过。第三、曹缘举证不能。所以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曹缘辩称讼争债务有可能是非法债务之理由，因第一、从公安局与尚晓刚、曹士亮、苗鹏、李庚强询问内容看，高平、高震及高永强几人之间参与过赌博，并不能证明该款就是赌债。第二、曹缘抗辩也只是“有可能”，并无证据证明。第三，报案材料仅是曹缘在原一审判决后的上诉期间举报的材料，并无公安侦查定性的结果。故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曹缘偿还高永强借款人民币44万元，并支付该笔借款从2015年6月23日起至还款之日止以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50元，由曹缘负担。曹缘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2016）陕0802民初1086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高永强的去请请求。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2007年11月21日，高平向高永强出具10万元借条一张，未约定利息。2008年4月25日，高平与曹缘共同购买奥迪牌轿车一辆，总价款453800元，其中首付款253800元，其余为二年银行贷款20万元，由恒丰汽贸担保，高永强提供反担保，后因高平未按期偿还银行贷款，恒丰汽贸代偿112700元后于2010年6月向榆阳区法院提起诉讼，向高平、曹缘、高永强追偿，榆阳区人民法院判决高平、曹缘偿还，高永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8年8月29日高平向农村商业银行借款50万元，借款合同载明用途为工程，由高永强、高斯彬（高平叔父）、孙亚波担保。2008年11月19日，高平向高永强出具34万元借条一张，未约定利息。高永强陈述其于2008年11月19日中午在榆阳区政府停车场内高平驾驶的陕K000**号三菱越野车上交付，并于2008年11月20日早上在榆阳区常乐路大漠包子店门口高平驾驶的陕K000**号三菱越野车上由高平补打借条。高平系榆阳区政府工作人员，于2005年至2008年4月份担任陕K000**号三菱越野车专职司机。2008年4月高平因工作失误被停止驾驶员职务，并交回该车两把钥匙，改由郭小龙接任陕K000**号三菱越野车专职司机，郭小龙驾驶该车期间未曾将车辆借与高平使用，也未发现车辆有被盗用过的迹象。2011年3月，曹缘以高平2009年开始染上赌博恶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双方感情破裂为由向榆阳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高平应诉，并提交包括本案借款复印件等证据，证明其对外所负债务。曹缘在该案中质证认为，高平没有提交原件，也未证明该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应当作为个人债务。法庭辩论中，高平辩称“我做装载机及承包工程、买基金都赔钱了，原告（曹缘）买房(区政府家属院房产)时，我给了她37万元，经济适用房（登记在曹缘母亲名下）也是我出的钱，因为曹缘的母亲无工作也没钱。我的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属于共同债务，借据原件我可以庭后提交”。高平与曹缘离婚纠纷一案经榆阳区人民法院调解解除婚姻关系，但调解书并未对双方债务进行处理。2013年7月17日，青山路派出所因“2013年以来高永强因与高平的经济纠纷多次与高斯厚（高平父亲）及高二平（高平弟弟）发生争执”对高永强和高斯厚进行调解并制作了《调解协议》为，内容：“1、高永强和高平的私人债务与高平的家人无任何关系。高永强保证永远不再纠缠高平家人。2、高永强保证遵守第一条的前提下，高斯厚负责解决高永强为高平担保的农商行新建路支行贷款事宜并负责将高永强从农商行征信系统黑名单中解除”。2014年2月，高平因病去世。2015年3月，高永强以曹缘、高斯厚等为被告提起债务清偿纠纷，之后撤诉。2015年6月，高永强以曹缘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判决曹缘偿还涉案借款。曹缘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12月，曹缘以高永强、高震涉嫌聚众赌博、敲诈勒索为由向榆阳区公安局报案，曹缘在报案材料中陈述“2010年末，我在区政府开完会走在榆阳国际大酒店的时候，高强、高震、高平三人将我带上了一辆银灰色的大众车，将我拉到了体育馆附近的工地旁，高平给我说他欠高强和高震的钱着了并且让我给高强和高震还钱了，高平还威胁我不要和他离婚，如果离婚他就毁了我的容，我当时给他说婚了肯定离，让我给他们两个还赌博钱，我没有的，之后他们把我送到了家属院门口。之后高平带着高强、高震还有其他人来我家和我要钱了并且打扰我的生活，之后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所以向榆阳区法院起诉离婚”。公安机关对曹士亮、李庚强、苗鹏、尚晓刚等人进行询问，上述人员证实高平曾经在马家峁等地方参与赌博，且输了不少钱，高永强、高震在场给高平放款，但未见双方打借条。2017年7月，本院向榆阳区公安分局致函询问曹缘举报高永强、高震涉嫌聚众赌博、敲诈勒索一案侦办情况，该局复函称，“经我局初查，由于该案件案情复杂且所报案件发案时间较长，故我局对该案件仍处调查阶段，无法作出处理结果”。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涉案借款合同是否有效；涉案借款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曹缘在二审中提出的时效抗辩是否应予支持。关于涉案两份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虽然曹缘以高永强涉嫌犯敲诈勒索、赌博罪向榆阳区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向苗鹏、李庚强、曹士亮等人进行了询问，该三人均陈述高平曾经参与过赌博且高永强在场，但就涉案借款，上述人员均不能证明为高震向高平提供的赌资或系高震与高平因赌博形成的债务，公安机关对曹缘以高永强、高震涉嫌犯敲诈勒索、赌博的报案未作出立案决定。曹缘主张涉案借款系非法债务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虽然高平生前存在赌博嫌疑，但曹缘不能证明高永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高平向其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根据已经查明事实，高永强还向高平在农村商业银行新建路支行50万元借款及高平、曹缘购买奥迪车向工商银行肤施路支行2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且高平在农村商业银行借款50万元的借款合同载明用途为工程，曹缘不能举证证明涉案借款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情形。曹缘亦未对借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涉案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应当由承担举证义务的一方即高永强证明已经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高永强主张的涉案借款包括两笔，其中2007年11月21日的10万元借款，曹缘抗辩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高永强诉称为现金交付，并且曹缘在向公安机关提交的办案材料中称，2010年高平曾要求曹缘向高永强偿还高平之前所欠高永强的借款，原审法院根据借贷金额、日常交易习惯，认定现金交付10万元符合本地交易方式、借贷事实的发生并无不当，故曹缘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2008年11月19日的34万元借款，高永强诉称其于2008年11月19日中午在榆阳区政府大门外停车场高平驾驶的三菱越野车上交付，曹缘抗辩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经查，2008年4月份，高平已经被停止驾驶员职务，不再驾驶该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高平确已于2008年4月被停止驾驶员职务并交回了三菱越野车的两把钥匙，该车改由郭小龙担任专职驾驶员，郭小龙从未将该车借与高平使用，车辆使用中亦未发现异常现象，高永强主张其于2008年11月19日在该三菱越野车上向高平交付34万元借款，高平于次日在该车上向其出具借条，与查明事实相悖，且再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亦不能对上述问题作出合理说明，故其主张履行了该34万元款项的给付义务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高平与曹缘在婚姻存续期间尚有购买奥迪车辆、向银行借款等经济活动，涉案借款发生在曹缘与高平二人婚姻存续期间，且曹缘不能证明高永强与高平将该借款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高永强知道高平与曹缘有对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故涉案借款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曹缘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除外”。曹缘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其在二审期间提出抗辩，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曹缘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2016）陕0802民初10861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由曹缘向高永强偿还借款10万元，并支付该借款从2015年6月23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三、驳回高永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50元，由曹缘负担950元，高永强负担3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曹缘负担1900元，高永强负担6000元。再审查明，被申诉人高永强在榆阳区人民法院2015年7月16日的庭审辩论中称本案10万元借款高平用于购买车辆；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6年6月29日的询问笔录），2007年11月19日的时候。当时高平承包了榆阳区水务局工程，高平打电话说他在榆阳区鱼河镇后沟做水利打坝工程，需要给工人支付工资，向他借十万元，由于他当时和高平系同事较熟悉，所以他就筹够10万元于2007年11月21日在区政府家属院门口交给高平，高平当场出具了借条，该借款曹缘知晓。另查明，被申请人高永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榆阳区人民法院2015年7月16日庭审辩论中称：“发放借款时有多人在场，可以证明借款已支付。”高永强当时参加庭审，对代理人的辩论意见未提出异议。高永强在榆阳区人民法院重审中称：“2007年11月21日，他和朋友张波一起到区政府家属院门口将10万元给了高平。”在第二次二审庭审中，曹缘代理人问及借款交付有无其他人在场时，高永强称，“第一次交付张波，第二次刘军，第一次10万元，2007年11月区政府家属院门口。”2016年6月29日，张波在榆阳分局刑警大队询问笔录中称：“2007年11月底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中午上班的时候，高永强开车接上他一起去区政府家属院门口在高平车上将10万元交给高平，高平当时向高永强出具了条子，条子内容为：今欠到高永强人民币十万元。”高永强起诉时所持借条载明：“今借到高强人币拾万元整。”还查明，申诉人曹缘与借款人高平在离婚时无贵重不动产或动产进行分割。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一致，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故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院二审认定争议借款合同有效正确，应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问题是申诉人曹缘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经查，首先，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应当由承担举证义务的一方即高永强证明已经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高永强主张其与朋友张波一起将涉案10万元借款以现金形式交给高平，曹缘抗辩该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对此，高永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辩论中称：“发放借款时有多人在场，可以证明借款已支付。”高永强当时参加庭审，对代理人的辩论意见未提出异议。在第二次二审庭审中，曹缘代理人问及借款交付有无其他人在场时，高永强称，“第一次交付张波，第二次刘军，第一次10万元，2007年11月区政府家属院门口。”张波于2016年6月29日在榆阳分局刑警大队询问笔录中称：“2007年11月底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中午上班的时候，高永强开车接上他一起去区政府家属院门口在高平车上将10万元交给高平，高平当时向高永强出具了条子，条子内容为：今欠到高永强人民币十万元。”针对以上高永强和张波关于借款交付事实的陈述，合议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高永强对借款的交付陈述前后矛盾不一致，且其朋友张波在时隔九年之久的情况下对交付的过程陈述的如此清楚，并陈述借条内容为“今欠到高永强人民币十万元。”而高永强起诉时所持借条载明：“今借到高强人币拾万元整。”显然与高永强所持的借条内容不一致，同时张波系高永强的朋友，其陈述高度存在虚假陈述，高永强对此再未提交证据佐证，其应承担举证不利法律后果，即其主张借款已交付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被申请人高永强主张争议借款属于申诉人曹缘夫妻共同债务，要求曹缘承担还款责任，而曹缘则认为争议借款属于高平生前赌博所欠，属非法债务，且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其不承担还款责任。在审判实践中，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本案中，曹缘虽不能举证对抗《婚姻法》解释（二）规定的两种除外情形，亦无充分证据证明争议借款属非法债务，但其认为，其夫妻两人都系工薪阶层，生活开支靠工资就足够了，10万元借款对其家庭来说属大额款项，高永强在向高平出借该款时其并不知情，该款也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同时婚姻存续期间未置办大宗财产，故争议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其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举债人高平已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高永强应针对争议借款是否用于申诉人夫妻共同生活承担举证责任，高永强为主张权利向法庭提交了借据及离婚调解书，证明争议借款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并在榆阳区人民法院2015年7月16日的庭审辩论中称本案10万元借款高平用于购买车辆；在公安机关介入调查询问时陈述（2016年6月29日的询问笔录），2007年11月19日的时候。当时高平承包了榆阳区水务局工程，高平打电话说他在榆阳区鱼河镇后沟做水利打坝工程，需要给工人支付工资，向他借十万元，由于他当时和高平系同事较熟悉，所以他就筹够10万元于2007年11月21日和朋友张波一起在区政府家属院门口交给高平，高平当场出具了借条，该借款曹缘知晓。经查，争议借款发生在2007年11月21日，而申诉人夫妻购买车辆发生在2008年4月25日，时间间隔五个月之久，显然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关于高平在2007年是否承包榆阳区鱼河镇后沟水利大坝工程这一事实，榆阳区水务局工作人员冯毅、田保宝证明高平没有中标承包过水利大坝工程，高永强对此再无证据证明。主审人认为，高永强关于争议借款是否用于申诉人曹缘夫妻共同生活的陈述不仅前后矛盾不一致，而且其再无充分证据证明借款用于曹缘家庭开支，故其陈述不可信。同时，其与举债人高平关系熟悉，其应当知道高平一贯好赌,且10万元借款对于工薪阶层的申诉人夫妻来说属于大额款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秉持必要的谨慎态度和注意义务，出借款项时应当告知高平配偶曹缘，其虽称曹缘知晓，但其无证据证明高平借款时曹缘知情或事后对借款知情或对债务予以追认，高永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即申诉人曹缘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高永强主张争议借款已交付并属于曹缘夫妻共同债务，曹缘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曹缘关于其不承担还款责任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陕08民终2016号民事判决和榆阳区人民法院（2016）陕0802民初1086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高永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1850元，由高永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榆平审判员  尚二平审判员  高 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蔺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