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40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富顿中心****。负责人：庞民京，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涛，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垚，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洁，女，198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北方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张洁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8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方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涛、张垚，被上诉人张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方律所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京0105民初78316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北方律所全部诉讼请求;3．上诉费由张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支持北方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一审法院认定错误，应依法纠正。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北方律所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其在代理张洁的执行案件中，尽职尽责，尽到了全部的代理义务。正是由于代理律师为其制定的追加被执行人的诉讼方案才使得被执行人不得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支付义务。张洁主张其本人在执行案件中付出较多，代理律师不完全解答疑问、不完成诉讼所需材料、拒绝向委托人提供相关必要证据、没有完全依职能取证，都不应作为不予支付律师费或者少支付律师费的依据。北方律所依据合同积极履行了代理义务，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前后多名律师全天为张洁提供法律帮助。多方努力下非常不容易使案件得到转机，发生了足以使被执行人不得不履行判决的法律事实，代理工作大部分已经完成，且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而事实上，本案最终也得到了全案履行。代理律师无任何不尽职尽责的行为。但在案件取得重大进展时，张洁却恶意解除双方的代理关系，并且主观拒绝支付律师费，此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依法判决张洁支付全部律师费以及违约金。二、一审法院对于张洁应当支付的律师费数额的认定是错误的，应依法纠正。首先必须指出，北方律所与张洁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对律师费的支付采取“风险代理”方案。风险代理就是按照结果付费而非工作量付费，在此基础上双方均要承担一定风险。律师事务所的风险是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只要没有发生约定的结果就不能向委托人收取任何律师费。而委托人的风险就是支付的律师费相应高一些。这种代理方式适合于不愿意承担律师费风险的委托人。但律师的大量工作与取得结果之间一定是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的，因此委托代理协议才约定了委托业务开展后不得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在协议中对于律师费的取费标准有明确约定，张洁中途恶意单方解约，应依据协议约定按照执行款的全额向北方律所支付律师费。北方律所依据合同约定积极履行了代理义务，在北方律所的代理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时，即被执行人迫于压力自愿与张洁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张洁突然恶意与北方律所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使北方律所代理工作无法继续开展，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张洁的行为完全符合上述协议条款的约定，北方律所有权依据协议约定主张律师费。三、二案发回重审时二审法院要求查明履行情况，但对于张洁实际获得的执行回款仍未查明。张洁的执行回款是北方律所与张洁之间律师费取费的基础，是必须查明的事实，恳请二审法院查明该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充分考虑行业规则，查清案件事实，对一审法院的错误予以纠正，依法保护北方律所的合法权益，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庭审中北方律所补充上诉意见：张洁解除通知理由为要找其他代理律师，其行使解除权既不是依据合同，也不是依据法定解除权。一审法院自行认定法定解除权为解除依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该案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北京法院有大量这类的风险代理的诉讼案件，裁判尺度一直是比较统一的，二案的裁判结果跟其他案件明显不同。据我们查询到北京各级法院有关律师代理，一律是在律师完成主要庭审程序的情况下认定律师事务所完成了委托代理义务，委托人在无证据的情况下所称律师未尽到代理职责的主张不能成立，只要代理协议对风险律师费支付条件明确约定该条件成就时，即使一方当事人撤诉，也应视为风险部分条件已成就，应全额支付律师费，而不应以律师工作量作为计费依据，本案审判尺度明显跟其他案件是不一致的。且会对整个律师管理行业产生一个错误的示范作用，后果非常严重的。张洁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晰、适用法律得当，唯一不清楚的事实就是北方律所利用自身法律经验采取的违背法律从业者职业道德的行为没有查清。北方律所未尽责履行了全部代理业务；原审判决正是因为存在问题才被判发回重审，其认定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张洁解约的理由就是律师不完全解答疑问、不完成诉讼工作所需材料、拒绝向委托人提供相关必要证据、没有完全依职能取证，北方律所指责张洁要求是无理违规的要求，没有任何具体事实和证据；北方律师称一直在劝阻张洁的行为和化解矛盾没有任何依据，其在不停的激化矛盾；北方律所称张洁整理材料和举证、查找财产线索等行为是在其指导下完成的，其所谓的指导根本有悖于法律精神和律师职业操守，明显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北方律所虽然提供了劳动，但其工作没有产生其所谓的价值和业绩，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北方律师的代理行为使张洁要回了钱；张洁是在经熟人介绍的情况下才找了北方律所代理执行事务，并非走投无路才选择的北方律所；对于北方律所的代理律师的家庭情况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作为本案其不履行代理义务的依据；北方律所所谓的张洁能拿到执行款的前提是执行异议追加了叶福媛，没有任何依据，其根本未参加和解过程，后期正式追加叶福媛为被执行人也是在解除代理协议之后；一审法院认定的因北方律所没有完全尽到代理人义务、提供法律意见、与委托人沟通等方面存在问题，导致张洁对北方律所丧失信任，所以单方面解除协议是正确的；张洁之前多次找北方律所要求协商解除代理协议，并愿意支付合理的律师服务费均未果，且态度强硬，张洁申请不支付任何款项给北方律所。二、张洁同意北方律所关于风险代理是根据结果付费，不是根据工作量付费的观点，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张洁是因为北方律所没有全心全意、尽职尽责为张洁提供服务，维护张洁的合法权利，所以书面单方解除协议，并在事前事后多次找北方律师协商未果，不存在违约；同时张洁的执行款项可以达成和解完全是张洁个人努力和首都北京各级法院司法工作者的协助所得到的，与北方律所的律师团队毫无关系，不需要支付他们任何费用。三、原审和重审一审时，张洁都已经明确说明了和解金额为70万元，北方律师还说不知道和解的真实金额，还提起上诉，耽误时间，涉嫌虚假诉讼，要求对其行为予以严惩。补充答辩意见，第一、委托人说他们做了大量的代理工作，没有看到这个事实证据；第二、北方律所违反约定，根据合同约定，张洁有权利单方面解除协议；第三、张洁提出的单方面解除已经做了非常清晰的阐述，重审一审的法官也做了非常清晰地认定；第四，关于律师费合同约定是风险代理，结果为支付律师费的唯一标准，但本案的执行款并非由北方律所的工作所得，所以就不存在协议所约定的给付律师费的先期条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谈话笔录中和解协议里面被执行人吴珊明确地说出她愿意和解，然后交付执行款的原因并不包括北方律所的工作；第五、本案三中院发回重审的理由，其实是就执行案件的诉讼过程中细节的法律事实没有认定，并非就单独一个执行金额，北方律所并没有全心全意地为委托人工作，不构成向他给付律师费的前提条件；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的案情和细节，不可能无论法律事实是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不能风险代理的合同，代理方尽不尽代理义务，委托人都应该给他服务费，所以同案不同判的原则，必须要依据必要的法律和事实来说。最后，北方律所提出的裁判文书需要公示，会影响到律师的工作、律师业工作，与本案无关。北方律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张洁向北方律所支付律师费303660元；二、判令张洁向北方律所支付延期支付款项的违约金（以律师费3036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为标准，自2018年11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17日，北方律所作为乙方、张洁作为甲方，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以下简称案涉合同），约定甲方聘请乙方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律师在如下案件中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对方当事人名称北京世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依据：民事判决书：裁决书（2017）年仲裁字第0311，执行案号：(2017)京02执267号；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被执行人应向甲方支付总金额的40%向乙方支付律师费；支付时间及方式：一次性支付;甲方应于收到（收到方式含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人主动履行等）每笔执行款时按照40%的比例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律师费一经交纳不予退还。甲方不得以如下理由要求乙方退费或拒不支付律师费，应当视为甲方已经全额收到全部执行案款，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相关条款给付尚未交付的律师费：1、甲方单方面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或其他人员代理的；2、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与对方当事人和解、调解或撤回执行申请并结案的；3、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已开展工作，但甲方中途退出委托事务的；4、甲方单方终止合同的。第八条、违约责任：1、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委托代理法律服务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的律师费；2、甲方不支付或逾期支付律师费或者工作费用，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费和工作费用，并按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计收延期支付款项的违约金；3、甲方违反本合同第六条第1款规定义务而导致的一切对甲方不利的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4、非因乙方或乙方律师不尽职责的原因，甲方单方终止委托合同的，则视为乙方已履行完毕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代理义务，根据本协议相关条款已交付的律师费用不予退返，甲方尚未交付的律师费用应立即给付，甲方应承担其擅自终止合同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并应按照本协议第八条第2款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北方律所主张，为张洁开展的工作包括1、2018年7月23日，向东城工商局查询被执行人世杰文化公司的工商档案；2、7月25日至二中院递交追加吴珊和叶福媛的申请书及代理手续、证据材料；3、8月20日参加追加被执行人谈话；4、8月30日，追加被执行人二次谈话：5、撰写代理思路、代理意见、提交相关证据；6、9月4日，收到二中院邮寄的两份追加被执行人案件的裁定书。结果是同意追加叶福媛，驳回追加吴珊的申请，当天告知张洁审理结果。和张洁沟通案件的下一步情况；7、9月10日收到叶福媛执行异议的材料。8、9月17日到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立案，在此期间准备了追加吴珊为被执行人的执行异议之诉的材料；9、9月18日起草了追加吴珊的执行异议之诉，起诉书并发给张洁进行修改，确认了最终版，同时，北方律所律师告知张洁第二天，立案需要带材料和注意事项。10、9月19日，律师去法院进行追加吴珊为被执行人的执行异议之诉的立案；11、9月30日张洁来访，与律师沟通进行安检的讨论、签署委托书；12、10月8日接待张洁来访、讨论案件；13、10月10日去二中院查阅原来的执行案卷；14、10月15日接待张洁来访讨论案件；15、10月16日，接待张洁，进行案件分析，签署执行授权；16、10月18日向法院提交了申请拍卖车辆、查封被执行人账户、限制高消费的申请书；17、10月24日提交审计审查被执行人公司的申请书并接待张洁谈论案件进展；18、10月30日参加了执行异议之诉，开庭审理程序。叶福媛、吴珊案，全天开庭；19、案件开庭之后，律师当天与执行法官进行谈话。10月31日起草执行异议之诉的质证意见和限制高消费的申请发给张洁；20、11月1日，北方律所律师和张洁沟通第二天开庭的具体事项；21、11月2日二中院执行异议之诉。叶福媛、吴珊两案第二次全天开庭；22、11月6日律师跟张洁沟通准备查询世杰公司工商信息中年检和租赁合同等信息；23、11月8日律师至东城工商局查询世杰文化公司账户资金明细；24、11月14日收到了张洁邮寄的解除委托代理通知；25、11月20日，仍然代理张洁到法院，执行谈话讨论、扣押车辆。并计划与被执行人进行和解；26、11月22日之后代理人联系法官。法官已明确告知张洁已解除与北方律所的代理手续。因此不再向北方律所提供案件情况，本案12月25日法院作出判决，追加吴珊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在这之前都是北方律所做的代理工作。对于上述工作，张洁回应：l、关于工商档案，调取了，是和另案共同调取的；2、执行异议申请是北方律所用模板写的，但证据整理由张洁完成；3、两次谈话北方律所均参与，但当时对于举证责任在张洁还是在被执行人，北方律所没有解答；4、关于庭审笔录，北方律所王瑞斋律师已经拍照，张洁希望王瑞斋律师提供，但被拒绝；5、执行异议追加了叶福媛，没有追加吴珊；6、北方律所没有告诉张洁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此诉讼方案是二中院法官提供的；7、恢复执行申请是北方律所律师至二中院提交，但实际冻结了叶福媛的两个股票账号；8、执行异议之诉的诉状是张洁本人写的，是张洁的律师朋友给了我建议，且北方律所的证据显示执行异议之诉是张洁写好的，交给王瑞斋律师调整；9、9月30日，不记得讨论什么了，委托书当时签了好多空白模板，张洁不确定；10、10月8日讨论案件张洁也不清楚；11、10月10日去二中院阅卷是北方律所律师阅卷；12、10月16日分析，张洁记不清分析的情况了；13、执行授权书当时写了很多空白模板；14、关于高消费限制和审计申请书，申请书北方律所律师交了，但没有督促执行；15、执行异议之诉的全天开庭，北方律所律师到场，但基本没有说话；16、10月31日执行异议之诉的质证意见，是张洁自己写了很多并整理交给北方律所律师；17、11月2日全天开庭，记不清了，执行异议之诉一共开了两次庭；18、11月6日去查询张洁年检和房屋租赁信息，没有该信息，工商局房屋租赁信息张洁亲眼看见了，但实际没有调取该证据；19、关于公司资产调查，没有该情况；20、11月20日的谈话，没有印象了；21、11月22日和解，北方律所律师说有和解意愿，两个案子一共60万元，张洁认为该金额过低，北方律所表示即使北方律所继续工作，案子也不会有结果，不会拿到全部执行案款；22、11月14日张洁向北方律所发出解约通知，11月20日二中院有一整天的开庭，北方律所已收到张洁解约通知后还是出庭作为张洁的代理人应诉，且碍于对方代理人到场，张洁也没有明确指出，在此之后，张洁与二中院法官至天通苑扣车，被执行人不得不至法院与张洁商谈和解适宜。经法庭询问，张洁表示针对该执行案件已经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和解金额70万左右。一审法院认为，北方律所与张洁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张洁单方向北方律所发出了解除通知，解除了张洁作为其代理人参加案件执行，则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洁的解除行为是否具有合法事由。通过庭审查明的情况可知，北方律所在作为张洁的代理人参与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并未完全的尽到代理人的义务，在执行案件中的法律意见的提供、与委托人沟通、主动寻找财产线索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了张洁丧失了对于北方律所的信任，单方解除了委托代理协议，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故法院认为张洁的单方解除行为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法院予以确认，北方律所无权依据双方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向张洁主张全部的代理费。但鉴于北方律所在案件的申请执行工作中确实提供了部分服务，故法院综合北方律所的工作量，酌情判处张洁支付部分代理费。针对北方律所主张的违约金，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代理费五万元；二、驳回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北方律所提交王瑞斋律师与张洁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页，证明执行异议的诉状是北方律所书写的。张洁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这起诉状不是张洁要求的，张洁也没使用。鉴于张洁对该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亦予以确认，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综合认定。张洁提交了如下新证据：证据一、扣车图片，用以证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不仅是因为追加了一个被执行人，而是因为扣了其他的财产，显示了法律的威严；扣车时并没有北方律所，张洁当时已经怀孕在身，北方律所违背公序良俗，让一个孕妇跑来跑去；证据二、张洁与王瑞斋律师、赵俊敏发信息的截图，用以证明在索要笔录证据和发现东城法院执行有漏洞的时候，张洁向北方律所提出质疑均未得到回答；证据三、张洁与王瑞斋的通话录音，时间是2018年9月26日，用以证明北方律所弄丢了张洁的关键证据并拒绝补救、诉讼阶段的证据整理是张洁自己在做、北方律所对张洁取证的指导，粗鲁且不负责任，拒绝帮助张洁与法官联系，更别提什么劝阻和化解矛盾，张洁曾向北方律所提出讨论是否解除代理的事宜，北方律所表示随便；证据四、和解协议1、2，用以证明本案涉及执行案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吴珊和叶福媛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同时以抵扣其车归还作为谈判条件，而不是单纯的执行异议追加叶福媛为被执行人，同时证明北方律所没有参加和解和谈判，和解结果与北方律所无关。北方律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扣车照片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执行案件最初并不是北方律所代理的，在接手这个案件之前，东城法院执行案卷的卷宗里就已经有被执行人车的所有信息了，恰恰是北方律所接手之后才启动了对于车的查封工作，而且北方律所也一直在想办法查找车的线索，北方律所并不否认是2018年11月20号中午，张洁作为当事人去寻找执行财产，但却不能证明北方律所没有做工作，在2018年11月20号下午，北方律所参加了关于扣车的相关执行手续办理，并签了笔录，因车价格很低，可以说对最终的结果并没有任何影响；证据二，王瑞斋、赵军敏的信息截屏，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北方律所不认为这个证据能产生证明法院执行存在漏洞的作用，就张洁的微信或者短信，律师后来都电话与她沟通；证据三，录音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文字版与实际录音相对比不一致，应以实际录音为准。首先，录音上看不出张洁的主张或者她的观点成立；同时，北方律所认为张洁的做法也有欠妥的地方，对代理律师缺乏基本的信任或者尊重，而笔录照片对案件没有什么影响。证据四、和解协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北方律所也一直把这个和解协议作为证据提交，和解协议上吴珊说得很清楚，吴珊就想着别连累她的父母亲；无论是追加吴珊，还是追加叶福媛都是北方律所代理后启动的。对于张洁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鉴于北方律所对该四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亦予以确认，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另查明，北方律所与张洁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的第五条乙方的义务第4款约定，乙方律师应依法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遵守诚信原则，在授权委托范围内，依法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第5款约定乙方律师对其在办理的委托事务过程中获知的甲方的商业秘密或甲方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非法律规定或者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第七条合同的解除第2款约定，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①因乙方律师工作重大失误致甲方蒙受损失的；②违反本合同第五条第4-5款规定的义务之一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各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当事人是否享有风险代理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本案中，北方律所与张洁争议的焦点问题即张洁一方是否享有案涉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北方律所主张，案涉合同采用的是风险代理的方式进行委托事务的处理，即律所方在前期履行代理事务时采用的是自垫成本和人力、物力的方式，如果允许张洁一方任意解除案涉合同，将损害律所的合法权益，且合同中亦对其任意解除权的行使，采用约定的方式进行了限制，故张洁不享有案涉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对此本院认为，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的解除根据解除的事由不同分为法定解除、约定解除、协商一致解除等，确定合同解除的法律基础是确定各方责任类型、责任范围的基础。而本案中，张洁主张解除的事由应当属于行使合同法中关于委托合同项下的任意解除权，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张洁享有合同法第410条规定法定解除权，具体理由如下：1．案涉合同类型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的合同类型。案涉合同虽属于风险代理的法律服务合同，但究其合同性质依然属于法律规定中的委托合同的类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2．本案履行情况符合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情形。任意解除权是特殊的法定解除权，法律之所以赋予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系由于委托行为通常以较强的信赖信任为基础，信任丧失则委托的基础不复存在。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是委托代理合同，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效力及于被代理人本身，更需要信赖作为合同履行的基础。而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张洁作为委托人在北方律所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与其代理人存在多次的争执，争执产生后也发生了北方律所指派新的代理律师与张洁沟通的事实，张洁在微信聊天中也多次表达过对于代理律师的不满，因此基于委托合同特别是以代理案件为主要内容的委托合同以信赖为基础，张洁在丧失对于北方律所信赖的基础上行使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依照法律的规定，张洁享有本案委托代理合同项下的任意解除权，但考虑到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系建立在风险代理的基础之上以及故对于张洁的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应当综合审查其是否存在主观恶意，合同已经完成的履行情况等，来综合认定解除合同的责任划分。二、对于委托代理合同解除的责任应如何划分？北方律所上诉提出其在代理张洁的执行案件中，尽职尽责，尽到了全部的代理义务。在代理工作大部分已经完成，案件取得重大进展时，张洁却恶意解除双方的代理关系，并且主观拒绝支付律师费，此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依法判决张洁支付全部律师费以及违约金。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前文的论述，张洁是否存在合理解除事由、北方律所对于合同的解除是否负有过错是对于解约责任认定的重要依据。本院认为现实中确实存在当事人滥用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逃避应付费用的情形，对于该种恶意逃避支付费用的情形应当根据过错归责原则认定其承担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较重的赔偿责任。但因为恶意属于一种主观心态难以直接认定，因此对于张洁是否存在恶意解除的行为应该从客观的事实中予以分析确定，本院认为现有事实难以证明张洁存在逃避支付律所费用的恶意情形，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解除的时间点看，本案的委托合同解除时间为2018年11月14日，但是本案追加吴珊的执行异议之诉一审结案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委托合同解除之时，北方律所指派的律师虽然已经履行了一部分代理行为，但本案属于风险代理且双方主要利益在于北方律所的期待利益，张洁解除委托代理合同时无从知晓案件结果对其有利，而故意解除合同；其次，从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看，张洁与北方律所律师对于案件的处理存在诸多争议，而且对于律师的服务态度也存在多次不满，律师也确实存在不予回复张洁信息、言语冲突等服务不到位之处，在律师与张洁发生冲突后也发生了北方律所指派新的代理律师与张洁沟通的事实，因此张洁与北方律所的矛盾冲突是持续的，张洁系由于丧失信任而解除合同，北方律所提交的证据难以证明张洁存在蓄谋故意解除的事实。而且委托合同系基于信任而成立，在双方已经严重冲突而且丧失信任的情况下，委托人张洁解除委托合同具有合理性；最后，从本案风险合同的特殊性来看，本案约定了较高的风险代理费用标准，但对于律师的服务标准却未予明确约定；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张洁积极推进案件的行为、风险代理费用比例及张洁对案件重视程度来看，张洁均属于对于案件服务标准质量要求较高的当事人，但北方律所代理律师的诉讼方式、服务标准显然与张洁的预期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对于委托合同的具体履行方式在观念上也存在较大差距，这是最终造成双方无法继续履行案涉合同的主要原因。综上，本院认为，张洁的解除行为虽然发生在北方律所的代理律师履行部分代理行为后，但不足以被认定为其存在通过任意解除合同来达到逃避支付代理费用的主观恶意，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双方之间存在理念、方式、交流上的冲突矛盾，且持续较长时间，应认定为张洁属于信赖丧失而实施的任意解除权，故对于合同的解除双方当事人均负有一定的责任。三、北方律所因风险代理委托合同解除的损失如何认定。根据合同法410条之规定，委托人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因此，虽然张洁解除案涉合同时，委托事务尚未全部完成，北方律所无权获得全部报酬，但因根据前文论述，本案委托合同的解除原因无法简单归责于北方律所或张洁任何一方，故对于北方律所在委托合同解除前实际付出的劳动和支出的合理成本，属于张洁应当向北方律所赔偿的损失范围。因北方律所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的主要方式为委派律师为张洁提供法律服务、代理诉讼案件，因此应主要从代理律师耗费的工作时间和代理事宜的困难程度、代理行为对于实际执行到位的影响、委托人实际执行情况、北方律所可能承担的风险责任角度考虑确定其合理损失。1．委托代理行为的复杂程度及时间成本。根据查明的事实，北方律所实施的委托行为主要为根据法院调查令调取被执行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与张洁共同参加执行异议案件的庭审、为张洁提供了一些应诉材料及咨询、向法院提交书面材料，整个委托合同的履行过程为2018年7月17日至2018年11月14日，因此北方律所实施的委托行为本身并不具备过高的复杂程度及过长的时间成本。同时在整个案件处理中的各个环节张洁自身亦积极参与，从张洁在怀孕期间曾单独查找到被执行人名下的汽车并通知法院对车辆予以控制等情况来看，张洁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北方律所在代理过程中的时间和精力成本。2．委托合同的解除时间及实际执行到位金额。张洁系在执行异议案件一审过程中解除委托合同，2018年11月14日提出解除，但执行异议之诉的一审判决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9年1月达成执行和解，之后才陆续实际获得执行案款。从委托合同的内容看，北方律所的委托行为应直至执行案款到位，但委托合同解除时一审程序尚未完成，解除时北方律所的具体委托代理行为不足以认定其可获得高比例的风险代理费用。根据张洁的自认及和解协议，张洁和解后的执行案款为700000元，北方律所在其尚未履行全部委托行为的情况下，要求张洁支付303660元律师费也明显不当。3．委托代理行为对实际执行案款到位的影响。根据执行异议之诉裁定书的记载，吴珊被追加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系由于法院调取被执行人世杰文化公司账户后查明吴珊未出资到位，故判决追加吴珊为被执行人，根据本案证据难以认定北方律所委派律师的代理行为对于案件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本案委托合同以执行案款到位为支付风险代理费用的条件，执行异议之诉一审结束后，仍有可能面临二审、执行程序，而张洁与案外人达成执行和解并实际履行是案件能够实际执行的关键，而此时委托合同已经解除，难以证明北方律所的代理行为对于执行和解及实际执行案款具有重大影响。4．期待利益损失是否属于北方律所可获赔偿的损失范围。鉴于北方律所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期待利益的取得条件成就，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委托律师的代理行为足以促使期待利益条件成就，及期待利益的损失与张洁解除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结合本案中张洁的解除合同时间节点和原因，无法认定张洁的解除行为直接导致北方律所丧失应得的期待利益。综合上述事实及因素，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结合北方律所实际履行的代理行为的情况及合同解除双方均存在责任，酌定张洁向北方律所支付50000元代理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北方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55元，由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李 淼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法官助理  沈 力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