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17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简，住址：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玉良，系辽宁迅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宏鹏，住址：长春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典典，系辽宁华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虹，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原审被告：施洪海，住址：沈阳市东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美萱，辽宁讯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简因与被上诉人杜宏鹏、原审被告杨虹、施洪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11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关宇宁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李妍、审判员林红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简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辽0102民初11212号民事判決书,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已经与被上诉人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意,没有事实依据。1.2016年12月12日“关于股份变更的股东大会決议”因侵犯股东张某的优先购买权而无效。2016年12月12日的股东会,没有通知股东张某才加会议,也没有通知股东转让股权事宜,未接到通知的股东张某不了解股权转让的条件,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此种情形损害并剥夺了同等条件下张某的优先购买权,违反法律规定,该股东会所做的股东会決议无效。2.从股东会决议内容看,并没有股权购买人(被上诉人)的签字,体现不出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仅表明刘简、杨虹的单方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没有积极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表示。公司股东名册上没有记载、公司章程没有变更、工商登记没有变更,从形式要件上看，被上诉人购买股权没有得到大华公司的确认。3.股东会决议不能代替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決议仅仅代表大华公司出席会议的股东,通过决议的方式,同意吸收被上诉人为新股东,及其同意其持有股份的数额,但是出让股份的股东必须与购买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由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股东会決议无法代替出让股份的股东决定股份的价格、交付时间、出让的股份数额等涉及出让股份股东的利益问题,同时新股东也有权接受或者拒绝出让股份股东提出的条件,股权转让协议是股东会决议的具体表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至今也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的行为表明并不接受出让的股权。3.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履行股权变更义务的请求,已经在杨虹诉刘简撤销“股份投资转让协议”纠纷中,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且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诉讼请求,请求杨虹、刘简将其持有的沈阳大华置业公司各5%的股份变更至其名下,但是并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与杨虹签订的“股份投资转让协议”签字确认的行为,也表明被上诉人不但撤回投资,也放弃了一切权利权益,包括10%的股权。二、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进行股东更名,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即使按照原审的判决思路,以股东会决议为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了转让股份的合意,但是该合意(合同)由于缺少合同成立的必要要件,该合同也不能实际履行,合同成立的必要要件标的额、标的物数量、质量价款报酬、履行期限等。股东会決议仅表明刘简、杨虹同意将各自5%的转让给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支付对价是其义务。股权转让合同属于买卖合同,是双务合同,在没有明确价格及履行义务先后顺序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同时履行原则”处理,在被上诉人未履行支付转让款的义务时,上诉人既有权拒绝履行合同,也有权解除合同,法院无权要求一方先予履行。同时履行原则只提出抗辩即可,并没有要求提出反诉,法院作为居间裁判者,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达成合意且合同不具备履行条件的情况下,原审判令上诉人为被上诉人股权更名,属于强迫交易,直接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三、原审法院漏列当事人。上诉人已经向法院提供张某出具证明,由于张某作为股东没有接到召开股东会的通知,而且明确表示不放弃优先购买权,法院应当将张某列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以确定是否放弃优先权。法院没有通知其参加诉讼,等于直接用判决的方式剥夺了张某的优先购买权。综上,原审以股东会决议代替股权转让协议,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达成股权转让合意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决。杜宏鹏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刘简上诉请求，具体如下：一、上诉状事实与理由第一、二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被上诉人杜宏鹏已成为大华置业股东，对大华置业工商登记进行股东变更属于上诉人应尽法律义务。1.从案涉主体而言，上诉人刘简系大华置业的实际控制人，被上诉人杜宏鹏具有售楼的销售能力和组织能力，就本案案涉两方主体，杜宏鹏多次参与各项规划等工作，事实上已经成为股东，该节事实刘简、杨虹、张某均知情且认可。2.从股权转让合意而言，一审法院已就上诉人刘简、原审被告杨虹于2016年12月12日签字确认《关于股份变更的股东大会决议》，详见一审判决书第12页第1段，刘简与杜宏鹏均从事于房地产领域，属于商自然人，已经签字确认，并构成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一条所规定的合同成立要件“当事人姓名、标的、数量”，股权转让行为即已经成立，也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必须严格遵守。3.从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原因而言，系由上诉人刘简原因造成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刘简也未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可按照合同法第62条之规定予以补正，不能够以此否认上诉人在《关于股份变更的股东大会决议》签字的效力，更不能够以此抗辩被上诉人要求变更工商登记的诉请。4.从股权转让对价而言，本案一审审理阶段，被上诉人未就股权转让对价提出明确的反诉，一审法院未审理股权转让对价属于法律适用正确。被上诉人杜宏鹏已经完成股权转让对价给付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就履约顺序达成书面的约定，但从杜宏鹏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向大华置业转账投资款的事实来看，更应由上诉人进行股权转让登记的义务；从民诉法程序而言，上诉人可另案主张股权转让对价的诉请。二、上诉状事实与理由第一点第3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浑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日受理杨虹诉刘简另案，案号为（2019）辽0112民初3号，杨虹上诉至贵院，案号为（2019）辽01民终5839号案件，该诉讼列杜宏鹏为第三人，该诉讼审理的诉讼标的为杨虹提起的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即：刘简构成欺诈为由，撤销杨虹与刘简于2018年5月25日签订的《股份投资转让协议》），未包括被上诉人杜宏鹏在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根据民诉法第56条2款之规定，被上诉人参与另案诉讼目的为便于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免于诉累，该案处理结果与杜宏鹏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在该案中杜宏鹏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审判决书第14、15页已就上述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三、上诉状事实与理由第三点“原审法院错漏当事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书第18页倒数第8行起已经论述，刘简作为股权出让方，没有抗辩的主体身份。2.张某已于2019年6月24日自行退出大华置业，在一审阶段及二审阶段已不具备大华置业股东资格，即丧失了主张有限购买权的前提条件，故一审法院未剥夺张某的股东优先购买权。3.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法释〔2015〕5号）第82条第2款规定：“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申请参加第二审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案外人在知道本案诉讼的前提下，截至本案二审庭审之日，亦未向法院提交参加诉讼申请，视为放弃诉讼权利。4.公司法第71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在2016年12月12日，刘简与杨虹持股比例为90%已过半数，该条非效力性强制性条款，一审法院不需要通知张某参加诉讼，法律适用正确。四、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被上诉人在浑南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及浑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准许撤诉的裁定，并非驳回上诉的裁定，属于被上诉人自行放弃对浑南区人民法院的诉讼权利，但并非放弃诉权。另外，被上诉人在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和内容与本案一审并不一致，不构成重复诉讼。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贵院予以维持。原审被告杨虹未出庭应诉，但向本庭递交书面答辩状。其答辩状中主要就其与上诉人刘简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进行阐释，就本案杜宏鹏与刘简之间的纠纷，杨虹表示不发表意见。原审被告施洪海辩称，原审法院驳回被上诉人要求施洪海将5%的股权变更到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上诉的争议焦点与施洪海无关。杜宏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原告是沈阳大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置业）的股东并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2.判令被告履行股权变更义务，分别将被告刘简持有的大华置业5%股权、被告杨虹原持有的现已恶意转让给被告施洪海大华置业5%股权变更至原告杜宏鹏名下，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履行变更登记义务；3.判令原告“在同等条件下”对被告杨虹向第三方转让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共计价值100万元；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及保全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6年12月12日，刘简与杨虹签订《关于股份变更的股东大会决议》一份，内容为：“大华置业股东大会，会议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桃仙大街100号C9-2，时间2016年12月12日，参加人员：刘简、杨虹、孙海洋。会议内容：决定股东及股份变更，增加新股东：杜宏鹏（身份证号码：2201041976********），股份比例为公司股份的10%，股东杨虹从45%的股份中分出5%转让给杜宏鹏，另5%则由刘简从其45%份额中分出5%转让给杜宏鹏。变更后的股东份额为：刘简40%，杨虹40%，张某10%，杜宏鹏10%。”2016年12月13日，杜阿甫从其中国建设银行账号向大华置业转款2000000元。2016年12月14日，大华置业给杜宏鹏出具2000000万元收据，收款事由为“投资款”。2018年5月25日，被告杨虹（作为协议甲方）与被告刘简（作为协议乙方）“就沈阳市浑南区SHG01-01-04地块开发事宜”签订《股份投资转让协议》，主要约定：“一、转让内容：1、大华公司注册45%股份平价转让给施洪海。2、甲方于2016年12月23日投入该项目1,000万元，其中杨虹800万元，杜鸿鹏、杜阿浦各100万元，共200万元。3、甲方前期投入含修路工程费、广告、围挡及人员费用等，共计680万元。二、经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同意一次性支付1,680万元收购甲方上述股份投资及前期费用。三、1、甲方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同时放弃一切权利权益，含临时道路广告牌等，道路所有废弃土、广告牌由乙方全权处置。2、甲方放弃大华公司现已取得地块上的开发建设的一切权利权益及大华公司45%股权的一切权利权益。3、临时道路终止通行后，玫瑰园业主出行问题由甲方承担。四、甲方协助乙方未来运作参与拍卖摘取SHG01-01-04相邻地块工作，协助乙方在本项目沈本路路上比照美地小区开出入口工作，协助乙方理顺地土局遗留问题及税务问题。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双方各执一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付款后生效，若签字后七日内，未收到约定付款，此转让协议作废”。杜宏鹏在该协议上签字表示“同意”。2018年5月31日，刘简从其招商银行账户转给杜阿浦360000元，大华置业从其中银行账户转给杜阿甫2000000元。2018年6月6日，杜宏鹏以刘简、杨虹和大华置业为被告起诉至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请求“一、判令三被告履行股权变更义务，分别将被告刘筒、被告杨虹持有的大华置业的5%股权（合计公司股权10%）变更至原吿杜宏鹏名下，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履行行交更登记义务；二、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杜宏鹏于2018年12月13日撤诉，(2018)辽0112民初6022-1号裁定予以准许。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受理刘简诉杨虹、大华置业、张某及第三人施洪海案，案号为（2018）辽0112民初9519号。刘简诉讼请求为：判令杨虹继续履行《股份投资转让协议书》，配合刘简将杨虹持有的大华置业45%的股权变更至第三人施洪海名下，协助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大华置业、张某配合刘简将被告杨虹持有的大华置业45%的股份变更至第三人施洪海名下，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手续。2019年2月3日，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另案作出（2018）辽0112民初9519号判决，判令：杨虹、大华置业、张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刘简将杨虹持有的在大华置业45%的股权变更至第三人施洪海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宣判后，杨虹不服，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6月6日（2019）辽01民终632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日受理杨虹诉刘简案，案号为（2019）辽0112民初3号。杨虹以刘简构成欺诈为由，请求撤销其与刘简于2018年5月25日签订的《股份投资转让协议》，该诉讼列杜宏鹏为第三人。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9年2月2日作出（2019）辽0112民初3号民事判决。该案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18日刘简（协议丙方）、沈阳方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甲方）、大华置业（丁方，即目标公司）与案外人沈阳美的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的关于沈阳市浑南区DL-12073号SHG01—4地块的《合作开发协议》一份，其中第一条约定，甲方在收购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45%的股权、股东杨虹持有的目标公司45%的股权、股东张某持有的目标公司10%的股权后，即甲方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后，将其中52%的股权以5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同日，甲乙丙三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其中含乙方同意向甲方不对等分红倾斜5,000万元；丙方在2012年12月17日支付土地价款约5,300元作为原始投资。”该判决认为：刘简在与杨虹签订《股份投资转让协议》之前，与沈阳美的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此种情形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但由于刘简与案外人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中约定了股权转让前提，该协议的履行是附条件的，因大华置业的工商档案尚未进行变更登记，因此《合作开发协议》的转让前提未能实现，且刘简亦与案外人协商已于2018年12月5日签订了《终止协议》，《合作开发协议》最终亦未履行，因此，被告当初故意隐瞒的情况现已不存在，判决驳回杨虹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杨虹不服，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6月5日（2019）辽01民终589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对原、被告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分析之前，需要先审查原告诉请是否本院审理范围。原告杜宏鹏在本案中提出多项诉讼请求，被告刘简及被告施洪海认为其诉请均为重复诉讼，且存在错列主体等问题。因此，需要先厘清本案诉讼与已有生效裁判之间的关系，以及诉讼主体是否有误，然后再分析原告主张应否得到支持。关于原告诉请第一项：请求确认原告是大华置业的股东并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其诉请性质为确权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在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提起的确权诉讼以撤诉方式结案，在本案中提起本项诉请虽不属重复诉讼，但确因被告主体错误以及非本院管辖范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故本案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审理。关于原告诉请第二项：判令被告履行股权变更义务，分别将被告刘简持有的大华置业5%股权、被告杨虹原持有的现已恶意转让给被告施洪海大华置业5%股权变更至原告杜宏鹏名下，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履行变更登记义务。原告该项诉请包含两个独立的诉请，一个是请求判令被告刘简为原告变更登记5%股权，另一个是请求判令被告杨虹原持有后已通过刘简诉讼和执行变更登记至施洪海名下的5%股权。关于后者，因已经（2019）辽01民终5893号民事判决和（2019）辽01民终6327号民事判决处理，且施虹海所得股权系刘简依据生效判决申请执行所得，原告在本案中再次提出诉请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故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本案依法不予审理。关于前者，即原告诉请刘简将其名下5%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的问题，没有经生效裁判处理过，且属于股权转让纠纷，主体正确，属于本院受理和审理范围。至于原告主张从刘简处取得5%股权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分析如下：一、主体方面，刘简系大华置业公司的股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方面，被告杨虹和被告刘简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载明各自转让给原告杜宏鹏5%股权，能够证明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亦能证明此前已与原告杜宏鹏形成合意；三、与被告杨虹45%股权中所含杜宏鹏5%权益已经各方协商和经过多轮诉讼不同，刘简对其持有的45%股权中所含杜宏鹏5%权益始终未经过协商和处理，亦未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解决，即其双方之间仍然是2016年12月12日刘简与杨虹签订《关于股份变更的股东大会决议》时的权利状态。在被告刘简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该协议真实性或有足够证据证明其承诺不应履行的情况下，原告杜宏鹏则有权请求被告刘简履行转让5%股权的义务。关于被告刘简与被告杨虹的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主体并无杜宏鹏，内容明确只就杨虹的45%股权（其中含杜宏鹏5%）进行了合意处分，杜宏鹏亦仅就杨虹与刘简之间的约定表示同意，该协议未涉及刘简45%股权中所含杜宏鹏5%权益的问题，亦无证据表明杜宏鹏曾放弃该5%股权权益。关于杜宏鹏转账给大华置业200万元及大华置业退回款项的问题，由于各方均表示该款项系投资款，因此与股权转让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由于股权转让并非要式合同，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自双方达成合意时已成立，是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仅是股权变更登记的形式要求，故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影响双方之间形成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由于双方未签订协议，确实导致价款、履行期间等因素不明确，各方应对对方应承担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在仍不明确的情况下，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确定。由于被告刘简未提出有关价款的反诉，故本案对股权转让对价的问题不予审理。关于被告刘简提出的股东会决议程序违法以张某杰没有参加该次会议问题，该决议作为被告刘简与原告杜宏鹏之间形成股权转让关系的证据，真实可信，被告刘简该主张没有对抗效力。关于被告刘简提出张某杰没有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问题，作为股权出让人，被告刘简亦没有提出此抗辩的主体身份。关于被告刘简提出的该决议违反《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问题。首先，由于杨虹和刘简都知情并在决议上签字，已经达到过半数的规定。其次，该条的规定亦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是出于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保护的目的，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一款中能够得到印证。该条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因此，被告刘简以此提出抗辩，理由不成立。关于原告诉请第三项：判令原告“在同等条件下”对被告杨虹向第三方转让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原告该项诉讼请求虽未经过审理，亦系股权转让纠纷的审理范围，但由于原告杜宏鹏在杨虹诉刘简一案中已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且案件审理查明杜宏鹏已在杨虹出让45%股权的2018年5月25日《股份投资转让协议》签字同意，因此，应视为其已同意杨虹向第三方转让45%的股权，无论原告杜宏鹏是否有股东身份，是否享有股东权利，原告杜宏鹏对此主张优先购买权的主张都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其持有的沈阳大华置业有限公司的5%股权变更至原告杜宏鹏名下；二、驳回原告杜宏鹏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刘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其中上诉人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张某杰的证明一份，证明张某杰没有参加会议也没有接到通知，要求享有优先购买权。证据二、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浑南分局出具的土地价款利息计算表复印件一份，证明由于杨虹和杜宏鹏没有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造成了在2020年7月6日向土地局多缴纳利息1988余万元。被上诉人杜宏鹏的质证意见为：关于第一份证据，该份证据实际为证人证言，应当张某杰本人进行陈述，未经到庭，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证张某杰已于2019年6月24日退出大华置业的股东，不再享有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条件，该份证据除日期外，在一审法院已经提交过一次。上诉人并非提交该组证据的主体身份。关于第二份证据，有异议，与本案诉争焦点无关，不能证明其主张证明的问题。原审被告施洪海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经审查，因证据一的出证张某杰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二，因上诉人仅提供了复印件，且未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杨虹诉刘简撤销股份投资转让协议纠纷的（2019）辽0112民初3号案件中，并未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亦未缴纳诉讼费用，且该案两审法院均未针对被上诉人主张进行审理，故上诉人刘简主张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构成重复诉讼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将其持有的沈阳大华置业有限公司5%的股权变更至被上诉人名下的主张，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刘简及原审被告杨虹作为沈阳大华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在《关于股份变更的股东大会决议》中约定将各自名下的5%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杜宏鹏，但该决议中并未约定股权转让的价款、履行期限等实质性条款，且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在此后曾就上述内容形成新的合意，故《关于股份变更的股东大会决议》因欠缺股权转让的实质性要件而不应被认定为合法有效。同时，股权转让协议作为双务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互负权利义务。本案中，因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故其无权要求上诉人向其履行变更股权登记的义务。被上诉人提出因其向沈阳大华置业有限公司投资200万元而自动取得股东资格且已实际行使了股东职权的主张，因缺乏相关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简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112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杜宏鹏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2,800元，均由杜宏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宇宁审判员  李 妍审判员  林 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强文清书记员钟雨含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