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民申383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北京科艺创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开发区办公楼**－1718(经济开发区集中办公区)。法定代表人：刘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晨阳，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韵爽，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晖，男，1974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宇，江苏维尔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邵利民，男，196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亚红，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璐瑶，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北京科艺创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艺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李晖、邵利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11民终3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科艺公司申请再审称，1、邵利民收到的550万元借款与债转股协议中约定的450万元并非同一笔借款，因为二者金额不一致、借款的接收人也不一致，债转股协议仅提到450万元，并未涉及邵利民已经收到的550万元，从债转股协议的全部内容看，其涉及的450万元应与邵利民已经收到的550万元借款无关。即使邵利民收到的550万元借款包含了债转股协议中约定450万元，但邵利民于2016年6月20日以本人名义向李晖出具的借款单实际上否定了债转股协议，对此李晖也是认可的。2016年5月4日至9日李晖向邵利民个人账户汇款共计550万元以及2016年6月20日邵利民以本人名义向李晖出具借款单的事实证明，在邵利民本人收到550万元之后，李晖和邵利民以借款单的方式就550万元属于邵利民个人借款达成了合意，如果债转股协议中的450万元包括在550万元中，则证明邵利民以科艺公司名义与李晖建立的借贷关系已经被其后双方确认的借款单取消，李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确保其债权能够得到清偿。2、2016年10月10日，邵利民以科艺公司名义与李晖签订协议，约定李晖于2016年9月30日前向科艺公司指定账户汇入250万元作为对科艺公司的投资，截至2017年9月30日，李晖将250万元转为对科艺公司的出资，持有5%的股份。该协议是独立于前述债转股协议的协议，而且并无证据证明协议双方履行了该协议，而原审判决仍将此协议作为李晖将550万元借给了科艺公司的证据，并有意回避邵利民以个人名义向李晖归还100万元借款的事实。前述2016年10月10日协议中并没有说明“李晖于2016年9月30日前向科艺公司指定账户汇入250万元”与邵利民本人之前向李晖借入的550万元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结合在该协议签订一个月之后邵利民本人向李晖归还了100万元的事实，可以认定2016年10月10日协议中的250万元与邵利民本人向李晖借款550万元并无关系，与本案诉争的450万元并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李晖与科艺公司形成450万元借贷关系的证据，邵利民以个人名义向李晖归还100万元借款的事实佐证了邵利民本人向李晖借款550万元的事实。3、二审查明的事实不能证明邵利民以本人名义向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500万元是2016年5月13日《合作框架协议》和2018年5月21日《捐赠协议书》中捐赠款的一部分。虽然邵利民在以科艺公司名义向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提交的申请书中将该500万元解释成是科艺公司的捐赠，但其解释并不合理：其一，公司账号没有批下来，并不是500万元以邵利民个人名义捐赠的理由；其二，在邵利民掌管科艺公司期间，科艺公司从未在财务会计记载和处理上将该500万元作为科艺公司对李晖的应付账款和科艺公司对外捐助。如果以邵利民个人名义捐赠的500万元确属科艺公司的捐赠，即使退回也应退回科艺公司，而不会是“请教育基金会原路退回给邵利民”。自2017年7月18日科艺公司由邵利民的一人有限公司变更为有三名股东的有限公司，邵利民持股10%，股东朱伟持股50%并担任法定代表人，邵利民已经不再是科艺公司的控制人。科艺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和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签订的《捐赠协议书》并不是邵利民代表科艺公司实施的民事行为，《捐赠协议书》的内容与邵利民的个人捐助并无法律关系，不能证明邵利民将借自李晖的500万元为科艺公司使用了。2017年8月10日邵利民本人签订的《公司成立、需退股及费用说明》中载明“原有股东投资情况：1.邵利民：2016年5月9日捐赠500万元。三、捐赠情况：1.邵利民于2016年5月9日捐赠500万元整，并附有以邵利民为捐赠人的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捐赠金额500万元”，这一证据进一步证明邵利民认可其以个人名义对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捐款500万元是属于他本人的，而非科艺公司的捐赠。4、2018年6月20日李晖委托江苏省沪宁律师事务所向邵利民发出的律师函证明，直至2018年6月20日，李晖仍然仅向邵利民主张450万元债权，这符合事实，也是李晖最初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律师函与李晖向邵利民个人账户汇款550万元、邵利民以本人名义向李晖出具借款单、邵利民向李晖还款100万元以及前述2017年8月10日邵利民本人签订的《公司成立、需退股及费用说明》能够相互印证，但原审判决回避了这一关键证据。对科艺公司申请法院调取该律师函原件的请求，一、二审法院未予采纳不当。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互矛盾且科艺公司提出诸多反驳李晖诉讼理由的证据后，李晖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出借款支付和借款用途均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未完成举证责任，因此，在本案中应承当举证不能责任的应当是李晖和邵利民，而非科艺公司。李晖既未举证证明其与科艺公司存在借贷合意，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借款交付给了科艺公司。李晖要求科艺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仅是一张欠条，且其提供的借款交付证据和欠款单与其提供的欠条相互矛盾。科艺公司针对该欠条还提供了反证，原审判决认定由科艺公司承担举证不能责任错误，在此情形下，该欠条成为孤证，最多只能证明科艺公司与李晖达成了还款合意。但在本案证据证明借款人是邵利民、用款人也是邵利民的情况下，无法解释科艺公司为何要与李晖达成承担450万元债务的合意。邵利民在欠条中解释是因为法定代表人变更，故450万元的债务由科艺公司承担，这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正常的行为逻辑，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科艺公司无任何理由要承担邵利民的欠款，原审判决回避了这一问题。6、在科艺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足以动摇欠条真实性的情况下，法院应进一步核查欠条是否是科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应仅以欠条上有科艺公司的公章为由认定欠条的证明力。欠条上科艺公司的公章并非科艺公司自己加盖。法院应依法审查该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综上，本案的事实是邵利民为逃避债务盗用科艺公司的公章签署欠条，李晖在明知邵利民是真正的欠款人的情况下，为挽回自己的损失持虚假债权证据起诉科艺公司。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晖对科艺公司的诉讼请求。被申请人李晖提交意见称，关于本案的借款事实主体，李晖认为一、二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非常清楚，有明确及严谨的论证。借款有转账记录，借款时虽汇入邵利民个人账户，但因科艺公司是邵利民个人公司，其是唯一股东，其在公司筹备过程中借款，签订债转股协议，证明科艺公司已收到全部款项，科艺公司认可该笔款项，邵利民所借款项用于科艺公司，受益人为科艺公司，二审判决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证。科艺公司与李晖签订的债转股协议未实际履行，所以李晖有权主张权利。二审判决已进行了论证，科艺公司提出所谓印章系偷盖不符合事实情况，是科艺公司不想还款的借口，首先科艺公司一审中提出印章系伪造，其未申请鉴定，后又称是偷盖的，但长时间未报案不符合实情。一审判决载明公章是否为邵利民个人加盖，其是否有权加盖事项属于科艺公司内部管理范围，债权人无从知晓，这种后果不应由债权人承担。科艺公司早就知晓该笔款项已被公司用于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大学，因债转股未实际履行，科艺公司作为实际受益人出具借条同意将款项返还给李晖是理所应当的，退一步讲，假设科艺公司没有加盖出具借条，李晖也可以根据本案事实情况向受益人科艺公司主张权利。就律师函的问题，一、二审中科艺公司均未提交原件，导致证据真实性无法认定，本案的债务人为科艺公司和邵利民，李晖完全有权选择向任一债务人主张权利或向两位债务人同时主张权利，这不能证明其印章问题，一审判决也进行了详细论证。综上，对科艺公司提出的再审申请意见，原审法院已查明事实、作出正确的判决，请求依法驳回科艺公司再审申请。被申请人邵利民提交意见称，第一，同意李晖的答辩意见。第二，关于本案事实部分，一、二审判决已完全查清楚，一、二审判决对于科艺公司所说的事实全部进行了查实及说理，邵利民对此予以认可，且一、二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邵利民对此也予以认可。第三，对于本案科艺公司提起再审，根据科艺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再审申请书可以看出，其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应当予以再审立案的条件，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申请再审审查期间，科艺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2546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李晖诉邵利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3日立案，李晖于2017年1月16日撤诉。2、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2546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曾根据李晖的申请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或冻结邵利民名下价值450万元的财产。证据1、证据2共同证明李晖曾就其在本案中主张的450万元借据单独起诉邵利民，并未起诉科艺公司。结合2016年6月20日邵利民向李晖出具的借款单，李晖之所以起诉邵利民，是因为虽然邵利民于2016年10月26日向李晖归还了100万元，但邵利民没有按照借款单约定“于2016年9月中旬一次性还清”550万元。证据1、证据2与原审判决认定的借款单等证据共同证明李晖和邵利民均认可本案的450万元是李晖对邵利民个人的借款，即李晖与邵利民对450万元属于邵利民个人借款具有明确的合意；还证明律师函的真实性以及原审法院不调取律师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被申请人李晖、邵利民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李晖作为债权人有权选择向任一债务人主张权利或同时向两位债务人主张权利，当时李晖起诉邵利民后撤诉并不能说明科艺公司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就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论述。本院经审查认为：科艺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就案涉李晖通过牛小如、李刚向邵利民的转账汇款以及邵利民在收到款项后向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捐赠，邵利民、先后向李晖出具借款单、承诺书，科艺公司与李晖签订有两份债转股协议、一份欠条。对此，科艺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其并不应对李晖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科艺公司的主张缺乏依据。首先，邵利民将包括案涉450万元借款在内的500万元以个人名义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时间是科艺公司设立之初、尚未开户之前，邵利民当时是科艺公司法定代表人，且该款项用途与科艺公司、中国科学院大学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所涉科艺公司向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的内容对应一致。根据此后科艺公司与李晖签订的债转股协议，科艺公司对于向李晖借款450万元进行了确认，且该协议所载借款用途亦与前述《合作框架协议》对应一致。科艺公司与李晖此后还签订有内容与前述债权股协议基本一致、金额为250万元的协议，对此，李晖、邵利民确认最初约定450万元对应9%股份债转股，后约定250万元对应5%股份债转股，但均未实际办理债转股。且李晖、邵利民均确认邵利民向李晖出具的借款单、前述两份债转股协议所涉款项与案涉李晖通过牛小如、李刚汇给邵利民的款项系同一款项。据此，在科艺公司于2016年向李晖确认借款450万元并对债权转股权作出约定、而科艺公司与李晖后实际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确认李晖在科艺公司持股的情形下，李晖向科艺公司主张还款，合法有据。第二，2018年6月5日，科艺公司向李晖出具欠条，科艺公司在该欠条中对于邵利民向李晖借款、科艺公司与李晖签订债转股协议以及科艺公司对于相关450万元欠款承担还款责任予以确认。申请再审审查询问过程中，因对于二审庭审中出示并经质证的邵利民将案涉科艺公司、邵利民向李晖出具的欠条告知朱伟、刘青的微信聊天记录，科艺公司代理人表示记不清二审中是否当庭播放过，邵利民方提交了二审期间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录屏。对此，科艺公司发表书面意见认为，微信录屏内容并不能证明朱伟认可欠条，录屏中的催告函并非新证据，不能证明借条是科艺公司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邵利民就案涉向李晖出具的欠条WORD版本以及签字、盖章后的拍照图片，分别在2018年6月5日、8月3日向新股东加入后的科艺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伟进行了出示。据此，科艺公司关于欠条上科艺公司公章并非科艺公司加盖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第三，邵利民曾任科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晖先后接受邵利民出具的借款单、承诺书，符合保障出借资金安全的常理，并不能据以否定科艺公司通过债转股协议、欠条向李晖确认李晖向科艺公司出借450万元、科艺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科艺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律师函以及李晖起诉邵利民后又撤诉的问题，并不影响李晖在本案中向科艺公司、邵利民一并主张权利，也不能据以得出李晖放弃向科艺公司主张权利或科艺公司未向李晖出具欠条的结论，故科艺公司的相应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北京科艺创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道丽审判员  成荣海审判员  徐 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李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