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冕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33民初1100号 原告：杨某1，女，汉族，1958年1月24日出生，四川省冕宁县人，住冕宁县。 原告：杨某2，女，汉族，1963年1月23日出生，四川省冕宁县人，住冕宁县。 原告：杨某3，女，汉族，1967年11月23日出生，四川省冕宁县人，住冕宁县。 被告：杨某4，女，汉族，1972年10月8日出生，四川省冕宁县人，住冕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登云，系被告的丈夫，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与被告杨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被告杨某4及其诉讼代理人吴登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对三原告母亲的遗产进行平均分配；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都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四姐妹，原、被告父母原生一子四女，后因儿子病亡后剩下四个女儿（即原、被告四姐妹）。由于被告在与男方结婚时，男方父母因大桥移民搬迁后无力为男方提供住房，在此情况下，经原告三姐妹与母亲商量，同意被告结婚后暂时跟母亲一同居住，待被告有住房时再从母亲住房搬出。可是被告由于长期无力构建住房，故从结婚后至今一直居住在母亲住房内。2020年1月3日，母亲突然因病去世。原、被告父亲在仅有大女儿结婚的情况下就过早的去世。在父亲去世的当下，尽管处于生活苦难时期，但因母亲尚在年轻，加之有四人承包土地耕种，还有菜园地的一些经济作物，生活还算过的去，不需要特别照顾，母亲身体一直健好。直到80岁高龄尚能自食其力，田间农活、家务活还在亲力亲为，但母亲在八十岁以后，身体逐渐变差，出现了一些病痛，衣食起居都有不便。即便在此情况下，虽然被告一家同母亲居住生活在一起，但每逢母亲有病有痛，她的衣食起居均得到了三原告的尽力、关心照顾，所产生的住院费用都是原、被告四姐妹分摊的。2017年前，被告在得知国家要征用母亲名下的承包土地信息后，背着母亲和三原告将户主由母亲邓宗芹改为被告杨某4，早就产生了吞食母亲名下应得的被应征用土地各项补偿款的计谋。2017年，国家征用母亲名下三人的承包土地，得到各项补偿款额468777.75元（其中土地补偿费157677.75元，安置费175200元，附作物补偿费135900元），全部由被告领取。此后，被告先后向母亲生前和死后丧葬支付共计金额202500元，尚余266277.25元，由被告占为已有，经多次协商调解，被告至今不愿与原告分配。 诉讼中，原告新增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继承母亲宅基地四分之三的份额。 被告杨某4辩称，1986年，父亲去世后，母亲独自持家，先后打发三个姐姐出嫁，各自成家，户口也随之迁出，不再是母亲家庭的成员了。1992年，我的哥哥（母亲唯一的儿子）因病去世，是我一直陪伴安慰并照顾母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当年我已二十岁到了出嫁的年龄，但看着日渐消瘦的母亲，我不忍离她而去，母亲也舍不得我嫁出去。母亲对我说：“今后有人愿意和你一起为我养老送终，我就把屋基送给你们修房子。”1997年，经二姐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他也愿意和我一起为母亲养老送终。于是母亲要求我们必须先把老房子拆了（母亲认为老房子不清净），建好新房才能结婚。1998年，我们将原来的两间木土结构的老房子拆了，修建了现在居住的三间砖木结构的新房。××××年1月，我们结婚后，母亲就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直至今年1月去世。几十年里，三原告从未将母亲接去供养过一年半载，母亲的衣食住行，吃药看病所有费用都是我们一家承担，从未分摊给三个姐姐。1992年哥哥离世后，母亲身体就已开始衰弱，各种疾病随之而来。××××年我们结婚时，母亲已六十四岁，已经无力从事体力劳动，只能做些手上的家务活，七十岁以后，腰椎，颈椎也有毛病，膝关节开始疼痛，严重时走路都成问题，八十岁以后身体更是大不如前，每天都离不开药了。三原告无权继承母亲名下的房产（母亲名下本无房产）和宅基地。我所居住的胜利巷××房子是我1998年重新修建的，是我的私人财产，宅基地母亲也在1998年就送给我了，否则我敢把她的房子拆了重修吗。另外，宅基地属村集体所有，农户只有使用权，不能买卖宅基地。只有本村集体组织成员才能继承宅基地的使用权。原告杨某2，杨某3，二人已是居民户口，不是本村集体组织成员，无权主张继承。国家实行宅基地“一户一宅”制度，三原告都有自建房，各自都拥有了自己的宅基地，无权再继承其他宅基地。早在2011年3月，母亲因年老体衰，办事诸多不便，这才主动让我去把户主改成我的。原告要求分割母亲名下三个人的土地补偿款，安置费，土地附着物补偿款的诉求更是无理。我们一家只有四个人的承包土地，分别是我，母亲，我的儿子，女儿。母亲和我们是一个家庭户，三原告的户口早已迁出，不属于我们这个家庭。依据我国继承法规定，个人承包收益可以继承，而征地补偿款是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补偿给村集体组织，集体组织又分配给丧失承包地的承包农户家庭，用于对丧失土地农户的预期损失补偿和安置，以保障失地农户将来的生产生活。因此，征地补偿款从性质上不属于承包收益，不能列入遗产范围。另，农村土地承包以家庭承包方式，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承包，一人死亡，其他家庭成员仍在，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发生征收补偿是给在世承包人的补偿，不是遗产，其他继承人无权主张继承。因此，我们家庭的承包土地被政府征用所得到的补偿款，安置费是给我这个家庭户在世的人的补偿，不是母亲的遗产。三原告无权主张继承。至于土地附着物补偿，谁种植谁受益，谁管理谁受益。2017年4月18日，经村组公示，无异议后，我们领取了土地补偿款和附着物补偿款，至于安置费，如需要安置房的，就在安置房款中扣除，如不要安置房则，可领取。我和老公认为不需要安置房，我们想在老屋基重修楼房，但母亲认为要给她孙子买一套，将来结婚时当新房，不能在老房子和我们一起居住，并表示她愿意将她名下的补偿款，安置费全部拿给孙子买房。于是我们报了名购买了一套127平米的安置房。扣除了四个人的安置费233600元，我们还补交了81558元。因此母亲名下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费共101264元已全部赠与了她孙子吴帆买安置房，她名下已无财产。但我们考虑到母亲辛苦了一辈子，手边不能没有点钱。于是我们以母亲的名字存了120000元整，将银行卡和密码交给了母亲。2017年6月，杨某2从我家（母亲手上）一次性借款120000元整。到2019年10月，母亲自知身体大不如前，便向杨某2催要这笔钱，经多次催要，杨某2终于答应还钱，但三原告别有用心的将这笔钱以母亲的名字存入银行并将银行卡和密码扣留在她们手中，分别保管（一人管账一人管卡一人管密码），不交给母亲，说母亲要用钱就通知她们取给母亲。到2020年1月3日母亲去世，他们共取出81459.4元，（这都是从我们给母亲存的那120000元中取出的，并不是她们自己的钱。）其中8000元用于母亲生前看病，73459.4元用于安葬母亲，还剩余38540.6元在她们手中。母亲去世当天，三原告拿走了一张10000元的存折，一张养老保险卡及金银首饰等财物,出殡之时，她们三家没有一个人在场。综上所述，三原告的诉求不合理更不合法。几十年来，三原告没有供养过母亲一年半载，没有尽到赡养母亲的义务，无权主张继承。请求驳回原告的无理诉求，并判决三原告归还剩余的38540.6元从我家借的借款，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对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记账本（手写）2页。证明：补偿款的具体处理情况。被告质证：无意见。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二、医院发票、安葬老人产生的费用。证明：我们对母亲进行了赡养义务。被告质证：只能证明她们拿到的母亲的12万元开支了多少。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案情再予以评判。 三、2004年承包土地登记证。证明：应由登记证上面的我母亲、我父亲、我兄弟三个人享受安置补偿款（提供该份证据作为比较、参考）。被告质证：这是杨某1家庭的土地经营权证，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 对被告杨某4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1页、户口本复印件1份。证明：我与母亲和子女是一个承包家庭，户主是我，母亲名下只有她一个人的承包土地。三原告质证：不认可。本院经审查，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二、母亲名下的老房产证、我现住房的照片。证明：通过老房产证与房屋的结构（土木）、面积、布局与现住房照片的对比，可以证明现住房是我重新修建的，不是母亲的遗产。三原告质证：重新修建我们认可，我们要老人的宅基地。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同胞姐妹，1986年，原、被告父亲去世后，三原告先后出嫁，各自成家，户口也随之迁出。1992年，原、被告的同胞兄弟去世。1997年，原告与丈夫确定恋爱关系，并与原、被告的母亲邓宗芹同住在邓宗芹的房屋内，1998年，原告与丈夫对邓宗芹的部分房屋进行了拆除重建。××××年，原告与丈夫办理结婚登记。此时，邓宗芹系户籍家庭户的户主，该户籍家庭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邓宗芹、被告杨某4、杨昌德（1986年去世）、杨海林（1992年去世）。2004年12月，冕宁县人民政府对邓宗芹家庭户所承包得土地重新进行了确权，并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冕府农地承包权证（2004）第0041554号】，该经营权载明：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邓宗芹、杨某4、吴帆（被告的儿子）、吴悦（被告的女儿）。2016年底，冕宁县人民政府征用了邓宗芹家庭户所承包的土地，并开展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工作，但该安置对象为第一轮土地承包人口即邓宗芹、被告杨某4、杨昌德（1986年去世）、杨海林（1992年去世）。冕宁县人民政府政策，因被征用土地家庭可享受回购安置房的政策，被告同意按1460元／平方米的价格向冕宁县人民政府回购面积为127.08平方米的住房一套。2018年3月14日，被告与冕宁县人民政府签订《冕宁县城新区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确认享受土地征收安置的人员为邓宗芹、被告杨某4、杨昌德（1986年去世）、杨海林（1992年去世）。协议签订后，被告领取了土地补偿款157677.75元，安置费175200元，附作物补偿费135900元，并回购了面积为127.08平方米的住房一套。被告在母亲邓宗芹的银行卡内存入120000元，用于母亲生活及医疗开支。2020年1月，原、被告的母亲邓宗芹去世，去世前后，被告支付了医疗费及丧葬费合计121040.6元，从邓宗芹的120000元的银行卡内支出医疗费8000元，安葬费73459.4元，现该银行卡（尚有存款38540.6元）存于三原告处，邓宗芹的另一存有10000元的存折也存于三原告处。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邓宗芹的遗产有什么？2.邓宗芹的遗产应当如何分配？ 一、关于邓宗芹的遗产有什么的问题。邓宗芹的丈夫即原、被告的父亲于1986年死亡，其遗产由邓宗芹占有、处分，原、被告未主张对父亲遗产的继承，故原、被告的遗产均由邓宗芹继承。原、被告的兄弟杨昌德于1992年去世后，其遗产有第一顺位继承人邓宗芹继承。1.宅基地的所有权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由村集体组织分配给其成员使用。宅基地不属于个人遗产，不能被继承。原告与丈夫于1998年对邓宗芹的部分房屋进行了拆除重建，应当得到了邓宗芹的认可，且自1996年开始，被告一家就与邓宗芹作为家庭户共同生活，邓宗芹死后，被告一家可继续使用该宅基地，并对房屋享有所有权。三原告不是邓宗芹的家庭户成员，无权继承、使用该宅基地。2.被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冕府农地承包权证（2004）第0041554号】载明的土地承包共有权人为邓宗芹、杨某4、吴帆（被告的儿子）、吴悦（被告的女儿），但冕宁县人民政府在征收土地时，明确安置对象为第一轮土地承包人口即邓宗芹、被告杨某4、杨昌德（1986年去世）、杨海林（1992年去世），被告也予以认可。故在杨昌德、杨海林的份额由邓宗芹继承的情况下，被告邓宗芹应当享有土地补偿款及安置款各75%的份额，即157677.75元×75%＋175200元×75%≈249658.31元。被征收土地上附作物邓宗芹和被告共同管理，被征收土地上附作物由谁管理，则由谁受益，邓宗芹应当享有附作物补偿费50%的份额，即135900元×50%＝67950元。3.邓宗芹死后留下存折上的10000元应当认定为遗产。根据邓宗芹生前医疗费用及死后丧葬费的支出情况及庭审情况，原、被告及邓宗芹均同意从邓宗芹应得的征地补偿款中支出医疗费及丧葬费，剩余部分再予以分配。邓宗芹可供分配的遗产＝249658.31元＋67950元＋10000元-8000元-73459.4元-121040.6元＝125108.31元。 二、关于邓宗芹的遗产应当如何分配的问题。原、被告作为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邓宗芹的遗产，应当均等，故被告应当分得邓宗芹可供分配的遗产的25%，即125108.31元×25%≈31277.08元，三原告各分得邓宗芹可供分配的遗产的20%，即125108.31元×25%≈31277.08元，三原告共计应分得遗产=31277.08元×3≈93831.24元。现三原告占有的邓宗芹存款48540.6元（38540.6元+10000元），故被告还应向三原告支付的应得遗产=93831.24元-48540.6元=45290.64元。因三原告作为本案共同原告提起诉讼，且未对邓宗芹存款48540.6元由谁占有未作具体说明，本院确定三原告的各得份额及被告应当向三原告支付的金额，至于三原告之间如何分配，由三原告另行结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杨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因邓宗芹死亡应分配获得而尚未获得的遗产人民币45290.64元； 二、驳回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杨某4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刘洪艳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 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关联权威案例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关联权威案例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关联权威案例 （一）公民的收入；关联权威案例 （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关联权威案例 （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关联权威案例 （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关联权威案例 （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关联权威案例 （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关联权威案例 （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关联权威案例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