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3行终91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李仲友，男，197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代理人陈福文，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渔阳派出所，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负责人暨出庭负责人张东平，所长。委托代理人刘长全，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国生，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熊仕良，男，1956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上诉人李仲友不服被上诉人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渔阳派出所（以下简称渔阳派出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7行初6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仲友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福文，被上诉人渔阳派出所的出庭负责人张东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长全、刘国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熊仕良经本院合法传唤，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案庭审，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5月25日，渔阳派出所对熊仕良作出京公平（渔）不罚决字[2020]50010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违法行为人熊仕良，男，汉族，出生日期1956年3月9日，身份证号码×××，户籍所在地及现住址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某号，违法犯罪经历无。现查明，2020年5月3日14时许，李仲友报警称，2020年4月13日，在平谷区园田队丁字路口李仲友与熊仕良发生交通事故后。经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以下简称平谷交通支队）认定李仲友为交通肇事逃逸，李仲友对此决定表示不服，指认熊仕良对其诬告。经查熊仕良诬告陷害事实不成立。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被侵害人的陈述、物证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不予行政处罚。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或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以下简称公安平谷分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李仲友对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诉不予处罚决定，责令渔阳派出所重新作出处罚决定;诉讼费由渔阳派出所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13日6时55分，李仲友与熊仕良在平谷区新平东路与园田街交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2020年5月3日，渔阳派出所接到李仲友110报警，称在园田街发生交通事故后，熊仕良以提供虚假证词的方式，诬陷李仲友肇事逃逸。渔阳派出所当日对案件予以受理，向李仲友送达《受案回执》及《北京市公安局案件公开工作权利义务告知书》并对李仲友进行询问调查。2020年5月7日，渔阳派出所经向公安平谷分局呈批向北京某宾馆调取2020年4月13日6时至2020年4月13日8时的单位监控录像。2020年5月8日，渔阳派出所接受了李仲友提交的通话记录。2020年5月11日，渔阳派出所经呈批传唤熊仕良到渔阳派出所接受询问并通知被传唤人员家属熊某。2020年5月11日，渔阳派出所再次对李仲友进行询问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渔阳派出所调取了平谷交通支队李仲友交通事故案的部分卷宗。2020年5月25日，渔阳派出所对熊仕良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的职责，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渔阳派出所具有对其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调查并决定不予行政处罚的职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诬告陷害处罚的对象是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第六十条第（二）项规定，提供虚假证言的处罚对象是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行为。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渔阳派出所受案后，经过调查取证，履行了传唤、询问查证、告知权利义务等程序，认为熊仕良报警时客观陈述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与双方交涉情况，不具有故意歪曲事实及提供虚假证言的行为，也不存在对李仲友诬告陷害的情形，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李仲友所持异议：1.渔阳派出所只处理了其举报的诬告行为，没有处理其举报的提供虚假证言行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在渔阳派出所提交的受案登记表中，对李仲友举报的提供虚假证言和诬告行为均如实记录，鉴于提供虚假证言和诬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渔阳派出所将提供虚假证言作为诬告行为的手段行为予以处理并无不妥。关于熊仕良是否存在提供虚假证言、诬告陷害的行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李仲友与熊仕良于2020年4月13日发生交通事故后，熊仕良虽然没有在报警的第一时间向平谷交通支队陈述李仲友在事故现场已向其告知自己是某卫生院的医生，但在平谷交通支队后续的调查中，熊仕良已向平谷交通支队陈述上述事实，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熊仕良有故意隐瞒的主观故意；关于李仲友主张的熊仕良未如实陈述其让李仲友离开事故现场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仲友的主张；同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仲友逃逸，系平谷交通支队根据调查作出的事故认定，并非由熊仕良决定，因此渔阳派出所认定熊仕良不存在提供虚假证言、诬告陷害的行为并无不妥。2.关于李仲友对执法人员张强、王超的执法资格提出的质疑。一审法院认为李仲友于2020年5月3日向渔阳派出所报案，当日渔阳派出所的民警张强、王超对李仲友作了询问笔录，并向李仲友出示了工作证件，因此一审法院对李仲友的异议不予支持。综上，李仲友要求撤销被诉不予处罚决定，没有相应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仲友的诉讼请求。李仲友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事实与理由主要为：上诉人认为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有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提供虚假证言和诬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将提供虚假证言作为诬告行为的手段行为处理并无不妥”系认定错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和第六十条第二项，两个条款分别规定了诬告陷害违法行为和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违法行为的适用及处罚。上诉人于2020年5月3日到渔阳派出所报案，如实陈述事情经过，控告熊仕良于交通事故发生后向交警隐瞒重要事实谎报案情，提供虚假证言违法行为，因交警对上诉人的处罚为行政处罚，非治安处罚，因此上诉人向渔阳派出所控告的事实不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项规定，渔阳派出所按照诬告陷害案受理适用法律错误，后上诉人第二次补充笔录时向办案民警提出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民警未予以采纳，后渔阳派出所以熊仕良诬告陷害事实不成立为由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熊仕良有故意隐瞒的主观故意”系认定错误。被上诉人未履行法定职责。2020年5月3日上诉人拨打110报案，渔阳派出所拒绝受理案件，后上诉人通过12345投诉和拨打督查投诉电话后，渔阳派出所才受理案件，上诉人多次要求渔阳派出所及时调取事故现场附近百迪宾馆的录像，渔阳派出所始终未予以回复是否调取到录像，后上诉人向渔阳派出所提供了可以证实熊仕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向交警隐瞒重要事实的录音证据，并提出调取交通队接警录音及现场执法录像可以印证熊仕良提供虚假证言、谎报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违法事实。渔阳派出所未予以充分调查忽视案件事实草率作出一份适用法律错误的不予处罚决定书，存在乱作为和不作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认定“当时被上诉人民警张强、王超对李仲友作了询问笔录，并向上诉人李仲友出示了工作证件”系认定错误。笔录中张强、王超的签字明显前后不一致，无法判断是否为张强、王超本人所写。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张强、王超的执法身份证明材料。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被诉不予处罚决定；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渔阳派出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渔阳派出所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被诉不予处罚决定、京公平（渔）复送字[2020]50038号《送达回证》，证明2020年5月25日，渔阳派出所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并送达李仲友；2．《渔阳派出所110接警单》、京公平（渔）受案字[2020]50366号《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北京市公安局案件公开工作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2020年5月3日，渔阳派出所接出警及受理案件情况；3．京公平审字[2020]53023号《呈请调取证据审批表》、京公平（渔）调证字[2020]000009号《调取证据通知书》，证明2020年5月7日，渔阳派出所依法调取了北京某宾馆持有的监控视频；4．京公平（渔）审字[2020]50232号《呈请传唤审批表》、京公平（渔）行传字[2020]50133号《传唤证》、《被传唤人员家属通知书》，证明2020年5月11日，渔阳派出所依法传唤并询问熊仕良，并将其被传唤的情况通知家属；5．京公平（渔）审字[2020]50185号《呈请不予处罚审批表》，证明2020年5月25日，因违法事实不成立，渔阳派出所呈批对熊仕良不予处罚；6．《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20年5月11日熊仕良的询问笔录，证明渔阳派出所民警在对熊仕良询问前，告知其相应的权利义务，熊仕良陈述与李仲友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事后的交涉及报警等情况；7．《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20年5月3日、5月11日李仲友的询问笔录，证明渔阳派出所民警对李仲友询问前，告知其相应的权利义务，李仲友陈述与熊仕良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事故后的交涉情况及离开的原因，控告熊仕良以提供虚假证词的方式诬告其交通肇事逃逸；8．《接受证据清单》及清单内物品，证明李仲友与熊仕良事后对交通事故发生后的交涉情况，熊仕良否认让李仲友离开；9．《调取证据清单》及清单内视频，证明李仲友与熊仕良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事后的行为；10．《112报警台事故电话记录表》，证明2020年4月13日熊仕良使用136XXXX****的电话号码报警，向接警台报告事故、人员受伤情况及李仲友离开现场的情况；11．2020年4月17日、4月25日熊仕良的询问笔录，证明熊仕良接受交警询问时陈述交通事故过程、事故后与李仲友的交涉情况、李仲友离开现场的情况；12．2020年4月16日李仲友的询问笔录，证明李仲友接受交警询问时，陈述交通事故过程、事故后与熊仕良交涉情况及离开现场的原因；13．京公（平）交认字[2020]第110117202004130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京公交复字结论[2020]第000053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京公交决定字[2020]第111700-2800125780《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李仲友被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定责及处罚情况；14．李仲友交通肇事逃逸案光盘，证明李仲友与熊仕良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事故后的行为；15．人员基本信息，证明涉案人员信息情况。《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系渔阳派出所提供的执法依据。李仲友在指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与熊仕良电话录音，录音里熊仕良承认现场对李仲友说过“走”，证明熊仕良在发生事故后让李仲友走；2.与交警对话录音，证明交警王宾承认李仲友没有主观逃跑的动机，交警认定李仲友没有逃避责任的主观故意，且交警承认熊仕良现场没有提供李仲友的单位地址；3.与第二报案人通话录音，证明熊仕良的家人隐瞒了报案的关键事实。熊仕良在指定期限内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李仲友提供的证据1中熊仕良并未承认事故后让李仲友走，对李仲友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证据2李仲友是否构成逃逸，应结合在案事故证据综合考虑，仅凭录音无法证明李仲友所述的该项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渔阳派出所证据1中的不予处罚决定系被诉行政行为主要内容，不属于证据范畴，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他证据均系渔阳派出所执法过程中收集、形成，能够证明渔阳派出所在接警后调查、收集证据、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并送达的执法过程，一审法院均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审查后认定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人民警察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渔阳派出所具有对本辖区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治安案件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法定职责。《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作出不予处罚决定。故公安机关对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实施治安处罚必须建立在违法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的基础上。本案中，渔阳派出所结合询问笔录、现场监控视频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在案证据认定李仲友指控熊仕良以提供虚假证词的方式诬陷李仲友肇事逃逸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被诉不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渔阳派出所接到报警后，依法履行了受案、调查、呈请审批、作出决定并送达等法定程序，执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李仲友对渔阳派出所处警民警执法资格的质疑，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定意见并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李仲友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仲友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巍审 判 员  胡林强审 判 员  王 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曹明洋书 记 员  刘琪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