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8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单兴龙，男，196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越城区，现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国海，绍兴市柯桥区三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家伟，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联盟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联盟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3306026784197613。 法定代表人：余江民，系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晶，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单兴龙因与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联盟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联盟村委）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11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单兴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国海、潘家伟，上诉人联盟村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晶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单兴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内容，改判支持单兴龙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存在对证据效力及法律认定错误的情形。一、承诺函系联盟村委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涉案“承诺函”系联盟村委行文，正文在形式上经联盟村委时任书记、村长和现任村委主要负责人确认签字，并加盖村委公章；在内容上载明“我村经研究决定”、“本承诺函系我村经集体研究决定”符合合法生效要件。后该承诺函交由单兴龙持有。作为普通村民的单兴龙完全有理由相信，该承诺函系已经联盟村委集体讨论研究做出的有效决定。承诺函载明的内容也不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八项规定的事由，而是由于联盟村委的过错造成村民损失，作为归责主体依法应当自行积极主动采取补救措施并进行合理赔偿。另，证明承诺函没有通过民主决议程序的举证责任在联盟村委而非单兴龙一方，联盟村委并未提供历年来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事项的记录和先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八项的规定是一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若联盟村委事实上并没有通过民主决议程序却向单兴龙出具了该承诺函，作为善意相对人的单兴龙的信赖利益也应得到保护，即该承诺函对单兴龙也应当发生效力。二、一审法院确定联盟村委承担70%赔偿比例有失公允。从本案的实际情形看，单兴龙已按规定上交了涉案土地出让金及批建手续费，也按联盟村委的规划选址地基建造了房屋，联盟村委告知单兴龙收据即是批复。建房后多年来当地乡镇和有关部门已多次对农村违章建房进行了检查和整治，但并没有对单兴龙涉案房屋提出质疑，且联盟村委在面对单兴龙的多次问询时屡次答复“没问题的”、“你的手续早就好了”——单兴龙有理由相信涉案房屋已经经过合法审批，且对联盟村委及村基层干部充分信任。所以单兴龙并无过错，而是联盟村委收取单兴龙的大额款项(以当时经济情况衡量)后擅自挪作他用、以致无法按规定向土管部门报批的错误，才导致本案的诉讼。故联盟村委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而非按份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主要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改判。 联盟村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承诺函无效属于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承诺函由单兴龙出具，其内容系单兴龙的单方面表述，并非客观事实，也非联盟村委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承诺函上单兴宝等四人的签字也非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迫于恐吓、出于无奈。更何况，该承诺函有损村集体的利益，在村委会会议没有通过且没有经过村民大会表决的情况下，该承诺函应认定为无效。二、即使联盟村委及时为单兴龙办理了审批手续，单兴龙的建房申请也并非必然获批，更何况在没有任何批复及产权证明且旧宅一直未予以拆除的情况下，单兴龙应当知道其新建房屋是没有产权的。实际上由于1996年后东浦镇政府没有给联盟村分配耕田指标，且即使有耕田指标，也需要村两委会通过后优先安排给建房困难户，故当时村长单兴宝口头告知单兴龙，建房没有审批通过不能私自建造房屋，但单兴龙依然建造了涉案房产。另外，1996年时单兴龙一户已有一间旧宅，根据当时单兴龙一户4口人的人口数量，可以通过审批使用占地面积不超过80平方米的宅基地，故单兴龙审批建造两间三层的新房需要拆除旧宅。因此，单兴龙在1996年除了向联盟村委交了11800元的建房审批费外，还交了5000元的拆旧押金，但时至今日单兴龙旧宅仍未予以拆除。三、一审法院确定联盟村委承担70%的赔偿比例有失公允。根据联盟村委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单兴龙缴纳的并非国有土地出让金，而是建房审批手续费。另外，单兴龙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没有得到任何批复或产权证明的情况下，从未向联盟村委主张过侵权责任，故本案早已过了诉讼时效。本案是侵权责任纠纷，并非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在承诺函内容存疑、承诺函上联盟村委意思表示不真实、一审法院认定承诺函无效的情况下，却按照承诺函的签订时间来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是自相矛盾的。综上所述，联盟村委在单兴龙拆迁安置的过程中从未侵害过其任何拆迁权益，联盟村委即使有过错，承担的也应是1996年时收取了单兴龙的建房审批手续费用但未能通过其建房审批申请的违约责任，而非侵权责任。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单兴龙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联盟村委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单兴龙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联盟村委的过错行为侵害了单兴龙的合法权益，联盟村委仍应承担侵权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联盟村委对承诺函的内容不予认可，单兴宝等四人在承诺函上的签字也并非出于自愿。承诺函是由单兴龙出具，其内容也是单兴龙的单方面表述，并非全部客观事实。联盟村委在村委会议记录中并未通过赔偿单兴龙这一事项，该事项也没有经过村民大会开会决议，故承诺书中联盟村委的盖章并非联盟村委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内容不予认可。联盟村委本次补充提交的四份情况说明，用以证明1996年单兴龙的审批手续未获批的原因系东浦镇政府没有安排给联盟村耕田指标，并非联盟村委不履职，且单兴宝等人在承诺书上签字时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无奈。在单兴龙无其他证据佐证承诺书内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通过承诺书上的内容认定是联盟村委不履职导致了单兴龙无法获取合法产权没有依据。2.在没有任何批复及产权证明且旧宅一直未予以拆除的情况下，单兴龙应当知道其建房申请没有审批通过。1996年时单兴龙一户已有一间旧宅，根据当时单兴龙一户4口人的人口数量，可以通过审批使用占地面积不超过80平方米的宅基地，故单兴龙审批建造两间三层的新房需要拆除旧宅。因此，单兴龙在1996年除了向联盟村委交了11800元的建房审批费外，还交了5000元的拆旧押金。后因没有耕田指标，村长单兴宝告知过单兴龙新房没有审批出不能私自建造，但单兴龙依然建造了涉案房产。二、一审法院认为单水堂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17701.2元，与联盟村委暂收单兴龙款项金额基本一致，可以认定收款凭据中暂收的款项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具有一定关联，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单兴龙缴纳的是建房审批费，而非国有土地出让金。单兴龙提交的收款凭据上明确载明了“收建房审批费11800”，而非土地出让金。建房审批费虽然没有计收依据，但联盟村委补充提交的证据中同村村民姚定根同年的建房审批收款凭证载明的建房审批费也是11800元。2.一审法院在未明确涉案房屋属于集体土地审批还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情况下，以单水堂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来反推单兴龙缴纳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同村单水堂是于1993年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而单兴龙审批建房发生在1996年。1993年联盟村尚可以出让国有土地，1993年之后因政策变化，联盟村甚至整个东浦镇没有再出让过国有土地。另外，单水堂缴纳土地出让金时的收款凭证中是明确载明“收取土地出让金”的。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案并非合同纠纷，而是侵权责任纠纷，被侵权人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三年内进行诉讼。一审法院认定承诺函无效，但又根据承诺函与单兴龙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书》的时间来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自相矛盾。单兴龙建房审批发生在1996年3月，在没有得到任何批复及产权证明，且未拆除旧宅的情况下，单兴龙应当知晓其新房建造未获审批，而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单兴龙都未向联盟村委主张过权利。即使单兴龙是2016年9月才知晓房屋未获审批，其起诉时间为2019年11月，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有违公平、合理的原则，损害了联盟村全体村民的利益。 单兴龙辩称，一、承诺函加盖联盟村委公章且有时任村委会村长、村书记的签名，系联盟村委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1.承诺函结合单兴龙提供的收款凭单，其中载明“收建房审批手续费”并加盖联盟村委公章。单兴龙基于对联盟村委的信任，在联盟村委加盖公章的同时要求联盟村委的负责人(村长、村书记)签字确认，这显然已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单兴龙属于善意相对人。联盟村委在村民事务中属于专业的组织机构，其从收取单兴龙的审批款项到发生损害事实再到出具承诺函的过程中，都向单兴龙明确告知其会正确履职并承担相应责任。在前述公示条件下，单兴龙的信赖利益应得到法律保护。2.联盟村委作出承诺赔偿的行为不需要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策程序为前提。《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针对的是村集体共同的既有财产，而非针对本案中村委会对外的经济责任负担问题。二者涉及的主体客体，内涵和外延都是不同的。显然，该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并未对村委会对外赔偿事项做出规定。3.上述规定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承诺函的出具不因没有经过民主决策程序而无效。村委会为自我管理的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该条为约束村委会内部而规定。二、单兴龙对联盟村委履行赔偿义务的请求合法，应予全部支持。1.本案中，联盟村委的侵权行为使得单兴龙财产损失，联盟村委存在过错。承诺函中对本案的侵权损害事实有着明确、清晰的描述。“我村一直遗忘了这件事”，“一直没有将建房审批手续送到相关政府部门”，“也一直没有告知单兴龙我村忘记给其办理批房手续”——联盟村委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怠于履行义务的严重失职行为导致了损害事实的发生。并且联盟村委认可“我村承认在没有及时给单兴龙落实好批房手续这件事情上存在全部责任”，“我村直接赔给单兴龙240平方米的房屋或者按照到时候房屋的市价折价给单兴龙”——联盟村委对其损害赔偿的责任亦有明确的认知。2.本案系发生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损害赔偿纠纷，单兴龙的主张有法律依据。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承诺函载明的内容不违背《侵权责任法》对于侵害财产的财产损失计算方法的规定。三、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单兴龙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该时间的确认需以该次房屋征收过程中单兴龙的具体财产损失有计算依据之日为前提，而该次房屋征收的时间在2019年。另，承诺函中断了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联盟村委对损害赔偿的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请求驳回联盟村委的上诉请求。 单兴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因政府征收房屋未能确权安置补偿的差额142836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8日，被告联盟村委在承诺函上盖章确认，该承诺函载明“兹有我村村民单兴龙于1996年3月4日向我村村委交款11800元整用于申请建造两间三层楼房屋。我村收到钱后，同意并指定地方让单兴龙建造两间三层楼房屋（其中一间批、一间买）。但从1996年到2016年的20年时间里，我村一直遗忘了这件事，一直没有将建房审批手续送到相关政府部门，也一直没有告知单兴龙我村忘记给其办理批房手续。直到2016年9月份拆除违章建筑时单兴龙才知道这件事情。单兴龙要求我村补办手续。我村承认在没有及时给单兴龙落实好批房手续这件事情上存在全部责任。因此，我村经研究决定，在单兴龙的两间三层楼遇到拆迁等问题时，我村直接按照单兴龙这两间三层楼房屋的实际建造面积的平方赔付给单兴龙同样面积的房屋。比如单兴龙这两间三层楼房屋的实际建造面积是240平方米，那我村直接赔付给单兴龙240平方米的房屋或者按照到时候房屋的市价折价给单兴龙。本承诺函系我村经集体研究决定，系我村真实的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该承诺函同时由单兴宝、余某、余江明、胡某签字。2019年5月27日，原告单兴龙户（乙方）与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甲方）签订《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现有房屋丈量总建筑面积379.84㎡，认定为具有合法审批手续的住宅房屋确权面积238.22㎡。认定乙方实际安置人口5人，可加计安置人口2人，合计可安置人口7人。根据上述情况，乙方可安置面积为280㎡。乙方选择货币安置的面积为280㎡，货币安置补偿比准价为11615元／㎡；货币安置补偿款：11615×280.00＋184859（乙方确权房屋评估）＝3437059元；货币安置20%奖励（不含附属物、装修）687412元；上述货币安置补偿款小计4124471元。该协议书还就其他权利义务予以约定。同时查明，原告单兴龙户拆迁安置时共有四处房屋：-1房屋丈量面积为128.39㎡；-2房屋丈量面积为123.35㎡，确权面积应为107.48㎡；-3房屋丈量面积为27.53㎡；-4房屋丈量面积为100.57㎡，确权面积为100.57㎡，政策性确权面积为30.17㎡。村委承诺函中载明的两间三层楼房屋（其中一间批、一间买），即为-1房屋和-2房屋，其中-1房屋因被告未将建房审批手续送到相关政府部门，致使纠纷发生。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承诺函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本案中，虽然承诺函由村长、书记签字，并由被告村委盖章确认，但承诺函中明确“遇到拆迁等问题时，我村直接赔付给单兴龙同样面积的房屋或按照市价折价给单兴龙”，该承诺内容实际系以其他方式处分了村集体财产。从现有的证据来看，被告对该承诺内容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予以否认，原告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村委出具该承诺函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故该承诺函处分村集体财产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承诺函承诺的事项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承诺函的效力应认定为无效。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承诺函的效力认定为无效，但承诺函由单兴宝、余某、余江明、胡某签字并由村委盖章确认，根据被告在庭审时的陈述，单兴宝、余某为1996年时任村长书记，余江明、胡某为2016年时任村长书记，即单兴宝等四人对于1996年被告未及时办理建房审批相关手续，造成单兴龙两间三层楼房未获得合法产权的事实予以认定，故被告的过错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仍应承担侵权责任。关于被告认为本案并非民事纠纷属于行政纠纷的辩称意见，该院认为，原告在诉讼中明确对拆迁安置协议并无异议，原告系基于被告过错行为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故对上述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焦点之三为原告的损失及被告赔偿责任比例问题。关于原告的损失问题。根据拆迁政策，住宅房屋安置面积低于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的按人均40平方米的标准给予保底安置，超过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的，按被征收房屋安置面积安置。本案中，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若原告建造的-1、-2房屋的丈量面积128.39平方米、123.35平方米予以确权，则原告的房屋总确权面积应为382.48平方米（含政策性确权30.17平方米），而原告实际可安置补偿面积为280平方米，故原告实际减损的面积应为102.48平方米。结合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的货币安置补偿比准价及货币安置20%奖励标准赔偿，若原告的-1、-2房屋按合法产权房屋予以安置，则原告可多获得安置款1428366.24元（102.48㎡×11615元／㎡＋102.48㎡×11615元／㎡×20%），即原告的实际损失为1428366.24元。关于被告赔偿责任比例问题。首先，原告提交的相关政策及与同期的联盟村村民单水堂使用联盟村国有出让土地建房获批的相应证据，结合被告承诺书中的承诺内容，可以印证若被告及时办理审批手续，原告可获取合法产权的-1、-2房屋具有高度可能性，但亦无法排除审批未获通过的较小可能性。其次，原告提交的由被告出具的收款凭证载明收建房审批手续费11800元，该票据同时载明暂收15000元。虽然被告认为该款项并非土地出让金，仅为建房审批手续费，但15000元在1996年属于大额款项，被告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手续费的计收依据，且票据载明的“暂收15000元”，可以看出当时该款项的实际金额尚未确定，需待审批手续全部完成时才能最终确认该款项金额，参考原告提交的单水堂与原绍兴县土地管理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三层住宅楼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17701.2元（土地面积136.8平方米，每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129.39元），该金额与被告暂收原告款项金额基本一致，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可以认定收款凭据中暂收的款项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具有一定关联。再次，从承诺函表述的内容来看，原告在向被告交款后，直至2016年9月才知晓房屋未获审批的事情，若原告在交款后及时催促被告办理审批手续，可能不至于出现事后无法补办手续的情况发生。综合以上三方面因素，该院酌情确定被告对原告的实际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被告应赔偿原告损失999856.37元。关于被告认为原告主张侵权赔偿责任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该院认为，虽然原告于2016年知晓其权利被侵害，但承诺函中明确房屋遇到拆迁时再给予原告赔偿，而本案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书的时间为2019年5月27日，故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联盟村委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单兴龙人民币999856.37元；二、驳回原告单兴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单兴龙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中，联盟村委提交了：证据1.同村单水堂国有土地出让金收款凭证及记账凭证，以证明同村单水堂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是在1993年，收款凭证载明了收取的是“土地出让金”。证据2.同村姚定根建房审批费收款凭证及记账凭证，证明同村姚定根与单兴龙在同年申请建房审批，缴纳的建房手续费也是11800元，联盟村委虽未能提供收费依据，但实行统一收费；收款凭证上载明了收取的是“建房手续费”。证据3.单兴龙建房审批费、拆旧押金、限高押金、收款凭证及记账凭证，证明：第一、单兴龙缴纳的11800元是建房手续费，并非土地出让金，如果是土地出让金，收款凭证与记账凭证中是会写明的，这一点与前两组证据是互相印证的；第二、联盟村委审批的两间集体土地，其中一间新建，一间移房，移房需要拆旧，所以交了一笔拆旧押金；而国有土地出让是不需要拆旧宅的，这笔拆旧押金印证了单兴龙缴纳的是建房审批费，并非国有土地出让金。在二审庭询中还提供了联盟村的文书档案2016年9月13日会议记录原件一份，该证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供过复印件，二审中提供原件核对。 单兴龙质证认为：对证据1单水堂收款凭证和记账凭证的质证：1.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也不能否定单兴龙所交的15000元款项中含有土地出让金；2.关联性有异议，单水堂户的交款与本案无关，无法达到证明目的；3.非法定新证据，不符合二审证据要求。对证据2姚定根收款凭证和记账凭证的质证：1.真实性无法确认；2.关联性有异议，即使真实，那么姚定根的交款与单兴龙的交款不具有可比性，与本案无关；3.该证据不属于法定新证据，不符合二审证据要求。对证据3单兴龙建房审批费、拆旧押金、限高押金三份收款凭证及记账凭证的质证：1.程序上请联盟村委说明这些证据为何不在一审时提交的原因和理由；2.对真实性有异议：①单兴龙持有的收款凭单记载为15000元，村委在拆迁安置时及一审时均没有异议，且已经东浦街道办事处核实无误并加盖办事处公章。而村委提交的第一份收款收据金额为11800元，另二份金额分别为5000元和1500元，合计18300元；②金额上不一致，足以说明联盟村委的内部管理混乱，而联盟村委管理混乱、服务意识低下正是本案中联盟村委侵权行为发生的主观原因，另，不能排除其在收到单兴龙15000元之后未经单兴龙同意随意分解的可能；③该三份票据及记账凭证不能自圆其说，还发现5000元拆旧押金票据背面记载“3、2暂收15000”的内容，作为村委，收到单兴龙的建房费只有15000元，账面记载却有18300元，违背常理；3.合法性有异议，根据当时的土地管理法规和地方建房规则，作为村委会一级无权决定和收取建房拆旧押金；另，东浦街道办事处在时隔24年后的本次房屋征收过程中并没有否定单兴龙老屋的合法性；该证据非法定新证据，不符合二审证据要求。对二审庭询中提交的会议记录原件质证：1.该证据原件的提供不符合法律规定，法律程序上存在严重问题；联盟村委在一审时称该证据原件因在东浦街道办事处保存不能提供，本次庭审又说因涉及到村务的保密性而没有在一审提供，故上述前后矛盾的理由均无法律依据，无正当性；另，《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凡是村事务均应公开，不存在保密性问题；2.从会议记录本身来看，肉眼就能分辨：“存在问题：农贸市场建设工程招投标欠规范”至“单兴龙…(未批赔偿问题一事)”的笔墨明显浓于上面的“一、二”项内容的文字且书写行距存在显著区别，单兴龙有理由认为，该会议记录存在事后添加、变造的嫌疑；3.从会议记录添加、变造的内容，结合前述证人证言，恰说明了承诺函在形成前已经村委讨论，而不是受单兴龙的胁迫出具。 二审中，联盟村委还提供四份证人证言并申请单兴宝、余某、余江民、胡某出庭作证，以证明1996年单兴宝审批手续未获批的原因是东浦镇政府没有给联盟村指标，并非联盟村委不履职；单兴龙交的款项性质上是建房审批费而非国有土地出让金；该四人在承诺函上签名是受胁迫的。二审庭询中余某、余江民、胡某到庭作出陈述。 单兴龙对该部分证人证言质证认为：1.对证人胡某陈述“2016年村里为单兴龙的房屋审批问题讨论过三、四次”没有异议；2.证人余某和余江民的证词与承诺书内容自相矛盾；单兴龙仅系一位普通村民，按照常理，其无法通过吵闹、拍桌子和威吓手段迫使村委干部违背真实意思签字盖章；3.联盟村委认为该承诺书是在胁迫的前提下签订，但其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4.以上三位证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证人证言存在事先“排演”之嫌，三位证人的身份与本案亦有相当利害关系，作证动机出于私心，不应被采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联盟村委提供的证据1、2，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联盟村委提供的证据3尚不足以证明其要求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采纳。联盟村委提供的证据4，在一审中已经提供复印件，且单兴龙对其中部分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不予采纳。联盟村委提供的四份证词及三个证人证言，因证人与联盟村委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承诺函由单兴宝、余某、余江明、胡某签字并由村委盖章确认，虽联盟村委主张该四人系受单兴龙胁迫而出具该承诺函，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结合单兴宝、余某为1996年时任联盟村的村长书记，余江明、胡某为2016年时任联盟村的村长书记之事实，一审认定该四人对于1996年联盟村委未及时办理建房审批相关手续并造成单兴龙两间三层楼房未获得合法产权的事实予以认可，由此认定联盟村委存在过错行为，已经侵害了单兴龙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并无不当。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因涉及村民利益，处分村集体财产应当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虽本案所涉承诺函确定了单兴龙的个人房屋拆迁问题，但就赔偿款的问题实际涉及对于村集体财产的处分和责任承担，应属该条款规定的内容。因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该承诺函的内容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因此一审将该承诺函认定为无效，也无不当。 基于上述两方面情形的存在，一审酌情确定联盟村委对单兴龙的实际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亦无不当。至于联盟村委向单兴龙收款出具的票据中已载明为“收建房审批手续费”，并不能当然推定该款项性质为土地出让金，一审对此认为具有直接关联性存在不当之处，但并不影响对联盟村委侵权事实的认定，故对于联盟村委以此为由提出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就联盟村委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在签署承诺函时虽可认定单兴龙知晓其建房尚未获审批，但承诺函中亦明确房屋遇到拆迁时再给予单兴龙赔偿，因此单兴龙知晓其权利被实际侵害的后果时间应为拆迁补偿时，而单兴龙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书的时间为2019年5月27日，故可以认定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656元，由上诉人单兴龙负担5297元，由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东浦街道联盟村村民委员会负担1235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 伟 审判员 傅芝兰 审判员 张百元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余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