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再105号抗诉机关：沈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被告）：辽宁塔山亚飞汽车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法定代表人：陈鑫达，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卫涛，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娜，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曾罡，男，1956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珣，辽宁兴沈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辽宁塔山亚飞汽车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塔山公司）因与被申诉人曾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5民初5680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沈检民（行）监[2019]2101000019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辽01民抗26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龙出庭。申诉人辽宁塔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卫涛，被申诉人曾罡及其委托代理人赵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5民初5680号民事判决系曾罡与时任辽宁塔山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秀顺以虚构的借款关系进行的民事诉讼，该民事判决损害辽宁塔山公司合法权益及国家利益，具体理由如下：（一）辽宁塔山公司与曾罡之间并未形成借款合意，原审判决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错误。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出借人应当对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及借款支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从原审相关书证的形成过程来看，一方面，2005年3月24日起陈智全不再作为辽宁塔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辽宁塔山公司的各项事务如银行账户、公章、财务专用章均受其实际控制，辽宁塔山公司在其管理期间已经丧失了法人的独立意志，在无证据显示辽宁塔山公司股东会对借款行为在事前已同意的情况下，辽宁塔山公司接受款项和出具收据的行为不能代表辽宁塔山公司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曾罡在检察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说明，2016年7月1日六份《借款协议》及《欠据》签订的起因是担心陈智全从监狱释放后，高秀顺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案涉借款要不回来，于是找到高秀顺要求补签，补签《借款协议》及《欠据》的目的是为了到法院起诉。结合2016年7月8日辽宁塔山公司召开股东会，免去了高秀顺的法定代表人资格后，高秀顺仍以辽宁塔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向沙永礼出具授权委托书以及沙永礼在检察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高秀顺让其出庭，其并不了解这笔欠款，高秀顺让其承认有这笔欠款，承认曾罡提供的证据。综上，上述补签行为不能认定是事后对借款的合法追认，应认定系曾罡与时任辽宁塔山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秀顺恶意串通，虚构借款关系的违法行为。从涉案款项的实际产生原因和用途来看，曾罡在原审阶段的陈述、在检察监督阶段陈述以及陈智全在检察监督阶段陈述相互矛盾，结合辽宁塔山公司时任会计崔彦萍在检察监督阶段陈述，辽宁塔山公司向曾罡借款并不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综上所述，原审中出借人曾罡未能证明双方讼争款项存在借款的合意，不应视为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二）辽宁塔山公司与曾罡之间借款利息系虚构而成，该虚构的借款利息损害辽宁塔山公司的合法权益。首先，2005年5月12日由辽宁塔山公司出具的收到曾罡30万元现金的专用收款收据仅在收款事由处记载“借款”，并没有任何关于借款利息的记载。其次，辽宁塔山公司与曾罡签定的《借款协议》及《欠据》系事后补签，在时隔十多年后补充约定借款利息明显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结合前述补签的《借款协议》及《欠据》系曾罡与时任辽宁塔山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秀顺恶意串通后签订，月息2.5%的约定并未经过双方协商，辽宁塔山公司因此需要向曾罡给付自2005年5月12日至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经粗略计算高达80余万元，该虚构的借款利息损害辽宁塔山公司的合法权益。（三）原审民事判决损害国家利益。虚假诉讼系当事人利用国家诉讼机制逃避、谋取不正当利益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司法秩序和社会诚信，危害司法公信与国家治理，故可以认定其虚假诉讼行为损害国家利益。辽宁塔山公司称，请求依法撤销（2016）辽0105民初5680号民事判决，将案件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曾罡辩称，对检察机关的抗诉书所认定的事实有异议，认定事实存在多处的错误。辽宁塔山公司是有特殊原因的企业，现在的实际控制人是陈智全、陈鑫达和赵桂荣，该实际控制人并不真正具有辽宁塔山公司的控制权力，其通过虚假诉讼和诈骗手段得到的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曾罡交接借款时是与该实际控制人陈智全进行的，其应当知道借款的事实及过程，现又以公司更换了实际控制人否定前任法人高秀顺的职务行为是毫无事实道理和法律依据的，曾罡向辽宁塔山公司提供借款时辽宁塔山公司即开具了借款收据，明确了双方借贷关系，而且前法人高秀顺，在任职期间对借贷事实予以追认，足以证明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另外该借款已打入辽宁塔山公司的账户，被辽宁塔山公司实际经营使用，辽宁塔山公司不能否定双方借贷的事实和关系。关于借贷利息，曾罡与辽宁塔山公司的现任法定代表人陈鑫达个人之间也形成过借贷关系，双方也约定过借贷的利息都是月利息2.5%，此事实足以证明双方对借贷利息的约定均是依照此前的民间交易习惯形成的，请求依法维持原判，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曾罡向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辽宁塔山公司偿还欠款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5月12日，辽宁塔山公司因经营需要向曾罡借款人民币30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借款月利率2.5%，借款期限为2005年5月12日至2007年5月。协议签订后，曾罡履行了出借义务，辽宁塔山公司同时为曾罡出具“专用收款收据NO：4779831”一份，该收据载明：收款日期为2005年5月12日，交款人为曾罡，收款单位为辽宁塔山公司，结算方式为现金，事由为借款，并盖有辽宁塔山公司财务专用章”。且辽宁塔山公司分别于2007年5月12日、2009年5月12日、2011年5月12日、2013年5月12日、2015年5月12日为曾罡重新出具相应《借款协议》。2016年7月1日，辽宁塔山公司又为曾罡出具“欠据”一份，在该欠据负责人处签字人为高秀顺。2016年12月26日，一审法院根据曾罡申请，调取辽宁塔山公司2005年5月12日开户账户流水，显示该日存入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曾罡与辽宁塔山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关于曾罡主张辽宁塔山公司偿还借款本金的问题。对本诉借款双方均无异议。在2016年7月1日，辽宁塔山公司又为曾罡出具的“欠据”中，负责人签字为辽宁塔山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高秀顺。法院调取的辽宁塔山公司对应期间银行流水与辽宁塔山公司为曾罡出具的“收款收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对借款事实发生予以确认，曾罡主张由辽宁塔山公司偿还借款，予以支持。关于曾罡主张的利息问题。依据法律相关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本诉借款，双方约定月利率2.5%，折算成年利率为30%，已经超出法律保护上限，对超出部分，不予保护。故辽宁塔山公司应给付曾罡利息，以借款本金人民币30万元，自2005年5月12日至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一审法院判决：一、辽宁塔山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曾罡借款本金人民币30万元;二、辽宁塔山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曾罡借款本金人民币30万元利息，自2005年5月12日至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曾罡其他诉讼请求。辽宁塔山公司如逾期履行上述给付款项,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辽宁塔山公司承担。本院再审经审理查明，2005年4月4日辽宁塔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智全变更为高秀顺，但塔山亚飞公司的各项事务如银行账户、公章、财务专用章仍受陈智全实际控制。2005年5月12日，辽宁塔山公司向曾罡出具专用收款收据（NO.4779831）一份，该收款收据载明：收款日期为2005年5月12日，交款人为曾罡，收款单位为辽宁塔山公司，金额为30万元，结算方式为现金，收款事由为借款，并加盖辽宁塔山公司财务专用章。同日，辽宁塔山公司开户账户显示该日存入30万元。对于此笔款项，曾罡主张系辽宁塔山公司当时实际控制人陈智全个人向其借款，由辽宁塔山公司收取款项并出具收据。陈智全在检察监督阶段陈述该笔款项系曾罡给其“感谢费”，因推脱不掉，算辽宁塔山公司向曾罡借款，其让辽宁塔山公司财务人员把钱存在公司账上并出具收据。2016年7月因担心陈智全从监狱释放后，高秀顺不再担任辽宁塔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述30万元款项要不回来，曾罡找到高秀顺补签了六份加盖辽宁塔山公司公章、内容相同、时间间隔均为两年的《借款协议》以及带有高秀顺签字及辽宁塔山公司公章、时间为2016年7月1日、金额为30万元的《欠据》一张，在上述《借款协议》以及《欠据》中均写明借款利息为月息2.5%。2016年7月12日曾罡持专用收款收据以及《借款协议》、《欠据》等材料向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辽宁塔山公司偿还30万元借款及利息。在诉讼过程中，高秀顺指派塔山门窗公司的员工沙永礼作为辽宁塔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并让沙永礼承认曾罡提供的证据和所主张的借款。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曾罡与辽宁塔山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2.辽宁塔山公司是否应偿还曾罡30万元款项以及支付相应利息？关于曾罡与辽宁塔山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辽宁塔山公司银行账户流水，2005年5月12日辽宁塔山公司收到30万元款项并且给曾罡出具专用收款收据，该收据上事由部分注明为借款。对此曾罡在检察机关询问时陈述该笔款项是其借给当时辽宁塔山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智全的个人借款，由辽宁塔山公司财务人员收取的钱款并开具的收据。陈智全在检察机关询问时也陈述该笔款项算作塔山公司向曾罡借的，并让辽宁塔山公司财务人员存在公司账上，并且开具事由为借款的收据。从曾罡以及陈智全的上述陈述来看，结合陈智全当时为辽宁塔山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辽宁塔山公司实际收取款项并出具借款收据的事实，应当认定本案30万元款项系陈智全以辽宁塔山公司名义向曾罡借款。虽然在2016年7月辽宁塔山公司内部发生纠纷的情况下曾罡与辽宁塔山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秀顺串通补签了六份《借款协议》以及《欠据》，但是该行为并不能否定2005年陈智全以辽宁塔山公司名义收取款项并出具借款收据的事实，故应认定曾罡与辽宁塔山公司之间就本案涉案款项存在借款关系。关于辽宁塔山公司是否应偿还曾罡30万元款项以及支付相应利息的问题。因辽宁塔山公司实际收取了曾罡的30万元款项，且其没有证据证明陈智全个人将该笔款项提走并使用，故辽宁塔山公司负有向曾罡返还该笔款项的义务。原审判决辽宁塔山公司返还曾罡30万元并无不当。关于利息问题。根据曾罡在检察机关的陈述，其在借款当时并未约定利息，其与高秀顺后补签的《借款协议》以及《欠据》中写明的月息2.5%是曾罡让高秀顺写的，而该利息标准确定也是因为曾罡认为“我管你们借钱都给利息，你们管我借的30万元也应该给利息”，由此可以看出月息2.5%的标准并非是双方平等协商的结果，因此应认定本案30万元借款并未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对于曾罡主张的借期内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并未约定借款期限，曾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6年7月找到高秀顺补签《借款协议》前曾向辽宁塔山公司主张权利，且曾罡于2016年7月12日向法院起诉要求辽宁塔山公司偿还30万元款项，故应认定借款期限从曾罡起诉时届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辽宁塔山公司应当自曾罡起诉时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向曾罡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5民初568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维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5民初56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变更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5民初568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辽宁塔山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曾罡借款本金人民币30万元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6年7月12日至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四、驳回曾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辽宁塔山公司逾期履行上述给付款项,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辽宁塔山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鹏审判员 安一凌审判员 石 兴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陆政贤书记员胡志辰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三）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