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6民终38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宜洲，男，196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坤，山东法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洪英，女，197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光辉，滨州滨城泰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宜洲因与被上诉人薛洪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602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宜洲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鲁1602民初9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归还薛洪英借款本金22万元及支付利息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令上诉人承担归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22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了充足的证据证实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在被上诉人未对其主张的借贷事实存在诸多矛盾和疑点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1.一审中根据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陈述以及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上诉人自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28日任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自2015年1月至2019年10月任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业务部经理兼综合部经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直接上下级关系，被上诉人负责上诉人的个人和单位的业务结算工作，并负责账务往来和记账凭证的管理。而一审中，被上诉人所诉的“欠条”系被上诉人管理的公司账务中账务凭证的一种，只是账务往来的凭证，用作公司平账。2.退一步而言，即便一审法院认定该“欠条”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借据，但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对于两张借据载明的金额与转账金额不一致、与上诉人之间有很多次的经济往来等违背生活常理和民间借贷交易习惯的疑点和矛盾均未作出合理的解释，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第一，一审中，根据被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借款出具两张借据，两张借据中载明的借款时间及金额分别是2016年7月15日借款2万元和2015年至2016年10月19日借款20万元，却不一次性出具22万元借据，对于这种明显不符合借贷交易习惯和违背生活常理的行为被上诉人并未作出合理的解释。第二，一审中根据被上诉人陈述，上述借款均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但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以实际向上诉人支付22万元借款，而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被上诉人未能证明实际交付借款的情况下，借贷关系不成立。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上诉人已经对双方借贷关系尚未发生作出合理说明，被上诉人未对其主张的借贷事实存在诸多不符合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的矛盾和疑点作出合理解释，也未举证证明已经交付借据载明的借款的情况下，不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贷关系。二、一审法院对于双方提交的证据未依法运用自由心证进行分析，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适用证据规则错误。一审法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认定时使用双重标准，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证据存在诸多疑点和矛盾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主张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而对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充足的证据证实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且根据双方交易流水可知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欠款的情况下，却对上诉人适用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认定上诉人主张的事实证据不足，不成立。一审法院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5条、第108条之规定，依法应予以纠正，并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借贷关系。 薛洪英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工作中是上下级领导关系，被答辩人多次向答辩人小额借累计产生数额较多后，答辩人要求被答辩人核对数额出具欠条时，被答辩人为敷衍答辩人出具的部分数额，并非全部数额。欠条中2016年10月31日前应归还的11万元，在之后答辩人买房过程中，被答辩人答应由其为答辩人归还房款11万元。之后被答辩人多次向答辩人表示已按约定付款给房屋出售人张新平。截止双方矛盾产生、工作分离后，被答辩人先是不断深夜短信骚扰答辩人，而后房屋出售多年的张新平向答辩人索要已由被答辩人答应抵扣支付的11万元，且现有证据证实答辩人向张新平支付此11万元的事实。后在房款案中，张新平改诉求为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经法庭主持调解结束，但两案证据结合印证了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借款的事实。一审中答辩人提交的“欠条”中数额及特别注明的此款属被答辩人的个人借款内容，结合后期双方举证的账目往来数额扣抵后，答辩人提供的账目数额远远大于被答辩人提供账目数额，证据此款只是被答辩人向答辩人累计借款的一部分。2.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程序完全合法。 薛洪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宜洲偿还借款2万元及利息4700元(按银行同期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7月15日至2019年11月14日，直至偿清为止)；2.判令刘宜洲偿还借款20万元及利息35000元(按银行同期年利率6%计算，自2016年12月4日至2019年11月3日，直至偿清为止)；3.本案诉讼等相关费用由刘宜洲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薛洪英于2015年5月至2019年9月底在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工作，担任公司直销部经理。刘宜洲于2015年1月至2019年3月在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工作，担任公司总经理。2015年至2016年期间，薛洪英多次向刘宜洲转款供其个人使用。经当事人对账，刘宜洲于2016年7月15日向薛洪英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现金贰万元整”；2016年10月19日，刘宜洲向薛洪英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现金贰拾万元整，2016年10月31日前还拾壹万元，余款2016年12月3日前归还”。刘宜洲在欠条上注明“此款属刘宜洲与薛洪英私人借款，双方不外传，如外传此条作废。”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刘宜洲于2016年10月19日向薛洪英出具的欠条中，除明确承诺了还款时间外，还特别注明“此款属刘宜洲与薛洪英私人借款”及应当遵守的保密义务，结合当事人的工作关系和大量款项往来记录，可以确定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刘宜洲辩称两张欠条仅是双方因公往来的记账凭证，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对其主张不予采纳。薛洪英请求刘宜洲偿还借款22万元，予以支持。两份欠条均未约定利息，对于薛洪英主张的借期内利息，不予支持。对于逾期利息，其中2万元借款未约定还款时间，该2万元借款应自起诉立案之日起计算；薛洪英主张20万元借款自2016年12月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对于薛洪英的合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刘宜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薛洪英借款2万元及利息（以2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刘宜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薛洪英借款20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薛洪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95.5元，由刘宜洲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刘宜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向他人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刘宜州于2016年10月19日向薛洪英出具的欠条中，明确载明“今欠到薛洪英现金贰拾万元整，2016年10月31日前还拾壹万元，余款2016年12月3日前归还。”“此款属刘宜洲与薛洪英私人借款，双方不外传，如外传此条作废。”因此，刘宜洲欠付薛洪英个人借款意思表示明确，一审结合双方间工作关系及大量款项往来记录，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并判令刘宜洲向薛洪英支付欠款本息并无不当。刘宜洲上诉主张涉案欠条系双方因公往来的记账凭证，已在公司作平账处理。因刘宜洲未举出充分证据证实双方在对公业务中存在以欠条方式记账的交易习惯，且刘宜洲在出具欠条特别注明系欠薛洪英个人款项，并未说明欠款与公司业务之间存在关联。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刘宜洲现已不在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工作，其主张离职前已对公司业务作平账处理，而薛洪英手中仍持有刘宜洲出具的欠条原件亦不符合常理。故刘宜州上诉主张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涉案欠条已作公司平账处理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刘宜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慧莲 审 判 员 张魁海 审 判 员 张 珊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徐丽萍 书 记 员 王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