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53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小强，男，198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超，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盼，男，199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宁，蠡县天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陶小强因与被上诉人刘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5民初2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陶小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郑超，被上诉人刘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小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向上诉人送达证据材料，程序不当。本案中，一审法院法官于2020年6月21日至江苏找到上诉人后，向上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等，却未向送达证据材料。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应当在送达起诉状副本的同时向上诉人送达证据副本，理由如下，根据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字盖章，注明提交时间。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起诉状应当记明：……（四）证据和证据来源……”；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之规定，民事起诉状的内容本身就包括证据及证据来源，原告在一审起诉时需要按人数提供副本，如果一审法院在收到证据材料后，不向被告提供，何必要求原告按照被告人数提供证据副本。因此，法律的规定应当是明确的，只是部分法院在实践中因循守旧，不仅影响庭审效率，更给当事人特别是路远的当事人造成不小的麻烦，应当及时予以纠正。更何况本案一审法官已经找到上诉人并将起诉状副本进行了送达，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并将证据材料送达给上诉人，更能提高办案效率，有利于案件的顺利处理。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与颜红珠构成买卖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并由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起诉状来看，如被告：陶小强……被告：颜红珠……、二被告是合伙关系……二被告在原告处购买货物……二被告在原告处购买货物……、二被告以种种理由推托未能给付等内容，证明被上诉人明知生意对象是颜红珠，上诉人并非受颜红珠委托进行买卖，上诉人曾多次向颜红珠催要过货款。2、上诉人与颜红珠系劳务关系。上诉人系颜红珠员工，在颜红珠经营的南京市江宁区帅府皮草服装店提供劳务，负责配皮及管理工作。因颜红珠一直未付清工资，上诉人于2020年3月17日向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颜红珠支付劳务费及垫付款合计127000元及利息损失。江苏省江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苏0191民初6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3、上诉人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并非是其个人行为。上诉人作为颜红珠员工，其日常工作受颜红珠安排。颜红珠与被上诉人刘盼商谈好相关事项后，安排上诉人至刘盼处拿皮，在拿到皮后，由上诉人在收货单上签单，这一系列行为符合市场交易惯例。4、颜红珠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了绝大部分货款。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总共交易网来看是96万余元，颜红珠支付了74万元”，可以表明，颜红珠作为付款人，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绝大部分货款。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受颜红珠委托进行买卖，未向被上诉人披露颜红珠为实际买受人等，显然是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没有法律依据。诉讼保全责任是在发生保全错误时，财产保全申请人根据财产保全责任险约定，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保证被保全人遭受到的损失得以赔偿。因此保全申请人为实现诉讼财产保全的目的，基于对诉讼风险的不确定性而为自己购买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支付了保险费用，该费用不属于违约后所必然发生的损失。假设上诉人在本案中应承担付款责任，那么该费用也不应由上诉人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程序不当，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作出了错误的判决。现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贵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刘盼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二、本案系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上诉人提交的陶小强书写的“收据”载有欠字，并且有陶小强的签名以及被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均可以看出合同买卖的对方是陶晓强，在微信聊天记录中，陶小强对交易标的物颜色、型号、质量、数量以及账目核对，都是陶小强在与刘盼进行活动。三、被上诉人之所以在一审诉讼中曾经将颜红珠列为被告，是因为被上诉人刘盼主观认为颜红珠与陶小强系合作关系，未有书面合伙证据后，我方又主张陶小强来承担本次的还款。 刘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陶小强、颜红珠给付刘盼货款220000元，并让陶小强、颜红珠互负连带责任；2、诉讼费、保全费、诉讼责任保险费等由陶小强、颜红珠承担。后，刘盼撤回了对颜红珠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29日至2018年12月14日，陶小强与刘盼联系、购买貂皮21次，共计货款960800元。经刘盼多次追要，颜红珠转给刘盼货款共计74万元。至刘盼起诉之日，尚欠刘盼220800元未给付。另查明，2018年，陶小强为颜红珠经营的南京市江宁区帅府皮草服装店提供劳务。2019年8月3日，颜红珠出具欠陶小强至2019年1月31日工资及垫付款的欠条一份。江苏省江宁经济开发区法院出具（2020）苏0191民初6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颜红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陶小强支付劳务费及垫付款127000元及利息损失。以上事实有陶小强签字的收货“收据”、刘盼与陶小强的微信聊天记录、陶小强的询问笔录、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2020）苏0191民初652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一审审理中，根据刘盼的诉讼保全申请，一审法院冻结陶小强银行存款一部、查封小型轿车一辆、查封房产一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陶小强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在案涉的水貂买卖过程中，陶小强称其与颜红珠系劳务关系，只是在颜红珠店里打工。（2020）苏0191民初652号民事判决书亦确认：2018年，陶小强为颜红珠经营的南京市江宁区帅府皮草服装店提供劳务。但是，陶小强与刘盼进行交易时，对所要购买的貂皮颜色、型号、质量、数量、价格以及付款方式、核对账目，均以自己的名义与刘盼协商，并未向刘盼出示颜红珠对其的授权委托书或披露其为颜红珠的受托人。同时，陶小强与刘盼买卖完成后，还以自己的名义在货单上签字、就剩余货款与刘盼核对账目。陶小强亦未提供证据证实，陶小强与刘盼交易的全部货物均为颜红珠购买。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即使陶小强作为颜红珠的雇员，接受颜红珠的委托采购貂皮。但陶小强购买刘盼貂皮时，并未向刘盼披露其为颜红珠的受托人,在拖欠货款不能偿还后披露委托人，刘盼依法仍可以选择陶小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综上，应认定陶小强为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其为本案的适格被告。陶小强签字的21张收货“收据”中都载明了产品的名称、数量，并且明确记载了每次购货的欠款数额。21张“收据”扣除刘盼自让的部分货款，欠款总额共计960800元，与陶小强与刘盼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内容、陶小强的询问笔录相互佐证。能够证实刘盼提交的21张收货“收据”与陶小强在与刘盼的微信聊天中所说是同一买卖合同关系，并且确有欠款220800元事实。故一审法院对于刘盼主张陶小强给付货款220000的诉求予以支持。陶小强拖欠货款未予给付，刘盼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申请诉讼保全缴纳的申请费、诉讼保全责任险保险费，为其支付的合理的、必要费用，亦应由败诉方负担。陶小强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四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陶小强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盼货款220000元。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的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1620元，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660元，均由陶小强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陶小强提交了五份证据，证据1是帅府皮草（Ｄ1-12）、兴隆皮草（Ｇ2-29）实际经营地拍照打印件、南京导览图打印件，该组证据欲证实刘盼经营的兴隆皮草与颜红珠经营的帅府皮草均在南京，根据导览图显示，双方仅隔三栋楼，刘盼与颜红珠一直存在买卖关系，早已经相识。证据2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证明帅府皮草主体资格。证据3是微信聊天群截屏打印件，其中第一页显示叫卖皮刘盼的即被上诉人刘盼，截屏第七页群聊名称，名称是禄口皮草群，该组证据可证实刘盼在南京从事经营活动。证据4是情况说明，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该情况说明系宋文武出具，宋文武系禄口皮草小镇（Ｇ2-42）服装店经营者，根据其陈述，其认识颜红珠、刘盼、陶小强，刘盼在皮草小镇（Ｇ2）卖皮，陶小强系颜红珠的员工。证据5是录音，该录音记录于2019年7月9日18点49分，由被上诉人刘盼拨打给上诉人陶小强，在录音中显示刘盼在南京待了快4个月，找颜红珠索要货款，因找不到颜红珠本人，请求陶小强协助寻找颜红珠或者给予相关地址信息。该组证据也能证实刘盼与颜红珠具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刘盼也一直去寻找颜红珠去索要货款。刘盼质证称，对证据1照片打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与证据2企业报告提供的名称不一致。对证据1中的水貂专卖（Ｇ2-29）照片打印件，认为该照片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目的。对证据1中的导览图照片打印件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2企业报告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与证据1中的信息报告帅府皮草照片打印件不一致。对证据3微信群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宋文武的说明认为不符合证据的规则，证人作证需出庭接受法庭质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5通话录音整理书面内容，该录音形成于2019年7月9日，本案诉讼是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该证据完全不符合新证据的规则。且该录音整理没有与本案相关实质性文字。对陶小强提交的五组证据，本院对上述五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系，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因刘盼对证据2企业报告的真实性认可，故对证据2予以认定；证据4宋文武未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且刘盼不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的录音没有直接涉及案涉交易，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陶小强主张一审法院未向其送达证据材料程序不当。一审卷宗显示，2020年6月19日一审法院向陶小强送达起诉状副本等相关材料，同日，一审法院向陶小强出示了刘盼提交的21份收据，陶小强也就该证据发表意见，陶小强并未对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送达诉讼材料、询问方式等提出异议，有询问笔录为证，上有陶小强签名按印。一审法院在庭审时也曾要求刘盼出示证据并说明证据内容及证明目的，但陶小强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权利的放弃。因此，本院对陶小强的此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陶小强称其在颜红珠经营的帅府皮草服装店负责配皮和管理工作，但其与刘盼交易时，均是以自己的名义就貂皮颜色、型号、质量、数量、价格等与刘盼进行协商，超出了其诉称的职责范围。此外，本案涉及的皮草交易所形成的收据均是陶小强以其个人名义签字，既未注明买受人为颜红珠亦未注明买受人为帅府皮草服装店，尾号为0967341的收据中记载的“D1-12”仅为编号，不足以证明案涉全部皮草买受人为颜红珠。虽然在陶小强、刘盼两人的聊天记录里面涉及了颜红珠，但并没有披露买受人实为颜红珠的信息，并未达到使对方相信合同相对人为颜红珠的程度。 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苏0191民初65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颜红珠支付陶小强劳务费及垫付款，其主要依据为颜红珠出具的欠条，并不能直接证明本案涉及的陶小强与刘盼之间的交易行为系陶小强的职务行为。此外，颜红珠出具的欠条显示，欠款不仅包括劳务费还包括垫付款，可以看出颜红珠与陶小强之间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在此情况下，仅依据颜红珠向刘盼付款的情节，亦不能证明货物的实际买受人为颜红珠。一审法院根据全案实际情况认定陶小强为买卖合同相对方，并无不当。 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不属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诉讼费用范围，结合本案实际，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是申请保全人基于诉讼风险的不确定性为自己购买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而支付的费用，该费用不属于违约后所必然发生的损失，因此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应当由保全申请人负担，对此予以纠正，但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1620元，由陶小强负担；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660元，由刘盼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陶小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舒淼 审 判 员 王洪月 审 判 员 陈 宁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周仪娟 书 记 员 于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