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终16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哈尔滨康明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明红艳，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方，山东鲁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铁军，北京市汇融（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炎伟，男，汉族，无业。 上诉人哈尔滨康明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付炎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20）鲁0502民初2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康明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红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方、闫铁军，被上诉人付炎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明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20）鲁0502民初274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付炎伟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否定康明公司与付炎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系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一、康明公司与付炎伟素不相识，双方在购买口罩的沟通中从未提到委托费用或劳务报酬，可以排除双方系委托关系。1、从双方的关系上看，付炎伟及其上家吕新凯在涉案口罩买卖活动中不打算获利不符合常理。2、康明公司与付炎伟的沟通中只谈口罩价格，从未涉及委托费用或劳务费用。二、大量证据充分显示付炎伟赚取了口罩的差价，双方的实质是买卖合同关系。1、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是，康明公司向付炎伟支付了666,000元口罩款。付炎伟自认其向上家支付了659,050元，即便其所述属实，其仍获利6950元。2、付炎伟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向上家支付了659,050元，其中付炎伟现金存款20,000元并无证据证明该款项的去向，而原审仅凭其陈述便认定其将20,000元存至陈富的银行账户。3、付炎伟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其称“我去找人卖3万个（口罩）去。给我拉出来的是四十万个（口罩）。”以及其与胡玉娟的微信聊天记录，均能证实付炎伟从上家购买并发出了40万只口罩，是以每个口罩1.7元的价格购买的。4、原审认为，相比于66余万元的货款仅营利6000元左右不符合常理。由此可以推知，付炎伟营利6000元明显太少，不营利更不符合常理。5、是否赚取差价是买卖合同区别于委托合同的本质，付炎伟在不需要自己垫付本金的情况下用几天时间便赚取6000元以上的差价，其利润相当丰厚。6、康明公司向付炎伟支付货款后，付炎伟仅承诺按康明公司提供地址发货，但对于进货单价、总价款、款项流动等情况均未告知康明公司。显然不符合委托关系的表征，故二者之间实为买卖合同关系。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其前后陈述不一。 付炎伟答辩称，康明公司的上诉意见不成立，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康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付炎伟返还康明公司货款66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6591元（以66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6日起至2020年6月14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05计算），共计666,591元；2.判令付炎伟支付康明公司自2020年6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公司日的利息损失（以66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全部诉讼费用由付炎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15日，康明公司联系付炎伟欲购买37万只口罩。经付炎伟联系，确定购买价格为每只1.8元。3月16日，付炎伟将起草的拟购买37万只口罩的合同以微信形式发送给康明公司，购货单位一栏空白，供货单位为河南协和医疗器械制品有限公司，单价为每只口罩1.8元，供货单位委托人为陈富。2020年3月16日上午9时13分，付炎伟将上述合同以微信形式发送给康明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红艳，并要求其在合同上加盖公章。明红艳与付炎伟于2020年3月18日凌晨的微信聊天纪录显示，付炎伟说“我第一遍的时候你们没盖章”，明红艳说“第二个我盖了，他（厂家）盖了吗”。2020年3月16日上午10：24分，康明公司银行转账400,000元至付炎伟账户，同日下午16：47分银行转账251,000元至付炎伟账户，加之之前3月8日15,000元定金（20,000元扣除5000元费用），共计666,000元。2020年3月16日12：06分，付炎伟转账至陈富账户340,000元；同日下午17：22分，付炎伟转账至吕新凯账户240,000元；同日下午17：30分，付炎伟转账至吕新凯账户20,000元；同日17：49分，吕新凯转账至所谓“厂家”代表指定的深圳市佳巨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账户250,000元；同日，付炎伟现金存款20,000元至陈富银行账户；同日20：34分，付炎伟微信转账至陈富账户49,050元。付炎伟解释称转账至吕新凯的原因是因为其账户限额无法继续转账，故转账给吕新凯由吕新凯继续转帐，后因吕新凯账户限额，又将9000元转回付炎伟（本来应转帐10,000元，相差的1000元是因付炎伟原来欠吕新凯1000元故扣除）。2020年3月16日下午17：55分，吕新凯通过微信问“协和医疗有限公司”（也即所谓“厂家”）“还差多少”，“协和医疗有限公司”回复“5万”，同日下午18：02分，吕新凯问“你们的单价是多少”，“协和医疗有限公司”回复“1.8”。另查明，2020年3月16日康明公司出具《采购证明》，内容为“为全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我公司现委托付炎伟（身份证号）代办河南协和医疗器械制品有限公司口罩采购交货事宜”。再查明，2020年3月17日，付炎伟向康明公司转款6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康明公司主张与付炎伟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查明事实看，首先，康明公司的本证主要是微信聊天记录和转款记录，而微信聊天记录没有明确买卖的合意，在没有明确书面合同或者明确买卖的合意前提下，上述证据证明力本身就相对单薄，很容易被反证降低证明力；其次，在交易中，付炎伟负责为康明公司起草合同、商定价格以及落实其他交货细节等，超出一般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范围；再次，从交易价格来看，上家报给付炎伟的货物单价与康明公司购买价格一致，付炎伟也已基本将全部货款交付给案外人；最后，康明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明确记载了付炎伟作为其受托人代办采购事宜。出具委托书虽然具有应对货物检查以及货物清关等目的，但该目的并非绝对唯一排他。同时，付炎伟客观上向康明公司转款6000元的事实也不能反推其具有退还全部货款的义务。综上，仅凭借康明公司的证据无法确定康明公司与付炎伟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康明公司应当对此进一步举证，但未再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康明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233元，由康明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康明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鸡西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出具的《关于采购运输防疫物资给予支持的函》1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张（分别是付炎伟与案外人来陈冲及“协和医疗有限公司”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康明公司应付炎伟的请求为其出具授权委托书的目的，是为了通关顺利和应付检查，并不是授权其代理购买口罩，双方之间不是委托代理关系。 付炎伟质证认为，因《关于采购运输防疫物资给予支持的函》不是原件，故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2张微信聊天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对康明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本院认为，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康明公司与付炎伟之间存在买卖法律关系。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康明公司在本案中主张与付炎伟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康明公司应当对其与付炎伟之间产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虽然康明公司将购买口罩货款转账给付炎伟，但因康明公司与付炎伟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其是向付炎伟购买口罩还是委托付炎伟为其代办购买事宜，需要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康明公司与付炎伟之间的沟通交流，主要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从康明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红艳与付炎伟围绕购买口罩的微信聊天内容来看，难以认定双方之间就成立买卖合同达成合意，结合康明公司购买口罩的单价与上家向付炎伟报的价格一致、付炎伟将供货单位为河南协和医疗器械制品有限公司的合同发给康明公司、康明公司出具的委托付炎伟代办口罩采购交货事宜的《采购证明》等事实，康明公司主张其与付炎伟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明显不足。在商事交易活动中，商事主体对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交易风险应具有一定的防范意识。当事人因自身缺乏证据意识导致其在诉讼中不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依法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康明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哈尔滨康明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66元，由上诉人哈尔滨康明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雪芳 审判员  李 敏 审判员  孙国臻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法官助理陈建梅 书记员陈琼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