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218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盛国忠，男，1978年2月19日出生，住浙江省德清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姚根璋，男，1968年6月17日出生，住浙江省德清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炳松、孙霞，浙江汉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原审原告）：潘志才，男，1968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新民，浙江三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原审被告）：马信烽，男，1968年5月8日出生，住浙江省德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旭弘、杭黎明，浙江清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盛国忠、姚根璋因与被上诉人潘志才、马信烽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9）浙0411民撤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国忠、姚根璋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9）浙0411民撤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证据规则错误。（一）上诉人在一审中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案件（以下简称4156号案件）的全部案卷材料以及申请对潘志才提交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中的签名“潘志才”、“马信烽”及落款时间“2012.4.12”的形成时间、墨迹打印和纸张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均以该申请与待证事实无关联而决定不准许，无任何法律依据，程序违法，且直接导致了本案事实无法查清，进而影响本案裁判结果。因为如果鉴定结论系该两份协议并非形成于2012年的话，很明显就是被上诉人为了提起虚假诉讼而进行补签的协议。（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上述鉴定申请和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的同时，却准许被上诉人潘志才调取4156号案件卷宗中关于上诉人姚根璋提交的四人签字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实属滥用职权。（三）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未经审查核实就直接简单草率地不予采纳，实属主观臆断，适用证据规则错误：1.潘志才在4156号案件提交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存在明显不一致的情形，被上诉人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一审判决也视而不见。根据上诉人现有的证据及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至少存在以下两点事实不清的情形：（1）潘志才在4156案的起诉状中诉称：2012年4月12日，其与马信烽签订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中约定了：“发生纠纷由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管辖”，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马信烽通过微信发送给上诉人方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中仅约定了：“确实无法解决的纠纷可到当地人民法院依法起诉”。该事实结合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及视频资料，可以确认确实存在两份《关于股份合作协议》。（2）4156号案判决书及本案一审判决书认定潘志才提交给法院的《补充协议》没有落款时间。但是，潘志才提交给秀洲区新塍镇司法所的《补充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28日。潘志才为何有两份不同的《补充协议》，该两份协议具体的签订时间及经过等相关事宜，一审判决均未查明，被上诉人也均未作出合理解释。而且，从该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不平等的条款明显就是对马信烽这方不利的，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方合法权益。2.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马信烽通过微信发送的四人签字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及微信聊天记录，马信烽对该证据有异议。但其始终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其持有的四人签字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是如何形成的，而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也未予以审查，直接简单草率地认定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3.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录音及视频资料系马信烽的真实意思表示，马信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即四人签字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确实是存在的，那么该协议与潘志才提交的两人协议存在何种关系，为何会出现该两份协议等直接影响本案判决的事实，被上诉人均未作出合理解释，且前后陈述不一致，法院应当以马信烽最开始的该录音证据中的意思表示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一审判决遗漏以下证据的认定：1.潘志才提交给秀洲区新塍镇司法所的《补充协议》（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28日）。2.潘志才提交的4156号案件卷宗中姚根璋在该案中提交的四人签字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二、4156号案件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实体处理错误。退一步讲，假设潘志才在该案中提交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系真实有效的话，则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的约定：“为了确保潘志才的合作回报率，马信烽提出了给予潘志才每年度人民币伍拾万元的分红回报，不论企业的盈亏，其余部分全部归马信烽所有，不按股份比例分配”，该二人已经不存在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约定，对潘志才之前出资入伙的财产的性质进行了变更，并非出资入伙。因此，该案并非合伙协议纠纷，但是一审法院却仍以合伙协议纠纷进行审理，系法律适用错误，从而导致实体处理错误。被上诉人潘志才辩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维持一审判决。盛国忠、姚根璋和潘志才之间并不存在合伙情形，至于上诉人与马信烽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以及是否存在纠纷，应当另案处理。被上诉人马信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的事实缺乏证据，理由不能成立，请求维持原判。盛国忠、姚根璋在一审中诉讼请求：1.撤销（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2.确认盛国忠、姚根璋占“石料加工车间”的合伙组织份额为50%；3.本案诉讼费用由潘志才、马信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4月12日，潘志才与马信烽签订《关于股份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在嘉兴市秀洲区××镇××厂厂区内合作投资成立石料加工车间。潘志才以思古桥码头和周围七亩土地使用权，及租赁的办公室、职工宿舍出资，占股25%；马信烽以整套石料生产加工设备出资，占股75%。之后，潘志才与马信烽签订《补充协议》一份，明确合作期限为5年，即2012年4月12日至2017年4月11日，合作期限届满，合作企业自动解散，马信烽应无条件将投入的石料生产设备等于2017年4月30日前搬离厂区。此后，潘志才与马信烽合作经营石料厂。2018年2月7日，盛国忠、姚根璋与马信烽签署《证明》一份，载明：2012年嘉兴思古桥石料加工厂成立，共投资290万元，股东共四人（姚根璋、马信烽、盛国忠、潘志才），各占股份25%。现在因其他事项，特明确股份比例。姚根璋在落款“股份持有人”处签名，盛国忠和马信烽在落款“股份持有证明人”处签名。2018年9月4日，潘志才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马信烽之间的合伙关系。原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5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姚根璋参加了庭审旁听。2018年12月6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确认潘志才与马信烽于2012年4月12日签订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于2017年4月11日解除。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2019年5月27日，盛国忠、姚根璋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据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盛国忠、姚根璋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一、盛国忠、姚根璋提交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欲证明其也在协议中签名并且是石料加工车间的合伙人。该证据中虽有双方四人的签名，但系复印件，在潘志才、马信烽否认该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盛国忠、姚根璋负有提供证据原件的举证责任。盛国忠、姚根璋既不能提供四人签订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原件，也不能对此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况且，从协议中载明“双方各执一份”的内容来看，如四人签订协议的情况属实，理应在协议中签名并持有协议原件，故盛国忠、姚根璋称与潘志才、马信烽签订《关于股份合作协议》的事实并无证据证明。二、盛国忠、姚根璋提供的2018年2月7日《证明》，马信烽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对出具证明的原因三人说法一致，即姚根璋被债主催债时，由马信烽、盛国忠证明姚根璋在石料加工车间有资金投入，这与证明中姚根璋在“股份持有人”处签名、盛国忠和马信烽在“股份持有证明人”处签名相互印证。一审法院认为，合伙人为了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和达到共同的经济目的，通过合伙协议（一般为书面协议）而建立具有资金合作、人的合作关系。本案中，现有证据仅能证明潘志才、马信烽间存在合伙关系，在未经潘志才事前同意、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即使马信烽承认盛国忠、姚根璋在石料加工车间的资金投入，并承认盛国忠、姚根璋为其一方的合伙人，也不能据此认定盛国忠、姚根璋与潘志才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和盛国忠、姚根璋在石料加工车间的合伙人身份。盛国忠、姚根璋与马信烽之间的关系，应另行处理。综上，（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案件，马信烽对潘志才起诉时所称事实无异议，对潘志才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亦予确认，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所作出的（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程序合法，事实认定及处理结果正确，并不存在错误，该判决也未损害盛国忠、姚根璋的民事权益。为此，盛国忠、姚根璋“撤销（2018）浙0411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并确认其占石料加工车间的合伙组织份额为50%”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驳回盛国忠、姚根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盛国忠、姚根璋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盛国忠、姚根璋提供了以下两份新证据：一、录音文件刻录光盘一张及四份听译文件，系案外人郑乃荣与马信烽的三段电话录音和郑乃荣与潘志伟的一段电话录音材料，证明马信烽自认存在四人合伙经营的事实，《股份合作协议》在潘志才处，马信烽是为了与郑乃荣交易才把四人签字的合同发给郑乃荣的，该四人签字的协议是真实的。2018年两被上诉人仍就潘志才是否退出股份比例分配进行协商，且仍未谈妥。进一步证明《补充协议》是不真实的。郑乃荣与潘志伟的电话录音证明潘志伟明知上诉人系合伙人，并要求三人中派一个代表与其谈判、签订协议等。二、4156号案件中潘志才提供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潘志才提交的两人签字的协议与一审上诉人提交的四人签字的协议打印件明显不一致。马信烽在一审中陈述其通过微信发送的协议是在复印件上拍照产生的，即使马信烽陈述为真，也确实存在内容不一致的两份协议。潘志才的代理人经质证后认为，证据一文字整理内容与光盘上的通话实际内容不一致，存在故意漏记、错记的情况，不能证明潘志伟知道盛国忠、姚根璋是合伙人；郑乃荣与潘志伟通话，是希望潘志伟撇开马信烽与他们合作，这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原来的合作协议是马信烽一人与潘志才所签。对于上诉人提供的所谓四人签字的股份合作协议，没有提供原件，只是一个复印件（打印件），而且就其如何产生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而潘志才提供的协议是原件，符合法律规定。马信烽的代理人经质证后认为，证据一没有在一审中没提交，现在提交的是案外人跟马信烽的通话，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证据二，既然上诉人说复印件有个原件，则应提供原件后才能质证，没有原件不具有真实性，因此无法质证。本院经对上述二份证据材料审查后认为，因两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该两份证据材料的关联性及证明力，将在理由部分综合阐述。二审中盛国忠、姚根璋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书一份，请求本院对潘志才在4156号案件中提交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进行鉴定，具体为：1.对“潘志才”“马信烽”的签名及落款时间“2012.4.12”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对打印文字的风化、氧化程度、以及形成时间范围进行鉴定；3.对纸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法司〔2008〕12号｝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意见》｛浙高法鉴〔2011〕5号｝，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不符合鉴定受理条件，故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受理。被上诉人潘志才与马信烽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案由系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作为第三人的盛国忠、姚根璋必须提供证据证明4156号民事判决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并损害了其民事权益。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潘志才在4156号案件中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马信烽之间的合作协议，提供了潘志才与马信烽签字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潘志才对此并无异议，原审法院据此作出了解除双方合作协议的判决。现盛国忠、姚根璋认为《关于股份合作协议》与《补充协议》是潘志才与马信烽事后伪造，双方系虚假诉讼，但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其所提出的鉴定申请也由于不符合鉴定的受理条件而无法鉴定。其次，盛国忠、姚根璋认为原始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系潘志才、马信烽、盛国忠和姚根璋四人签字，但仅提供了手机里的照片打印件，未能提供原件。而且根据马信烽的陈述，该照片系在潘志才与马信烽两人签字的协议复印件上再由盛国忠、姚根璋签字形成的，盛国忠、姚根璋虽对此种说法强烈反对，但未能进一步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第三，马信烽对于四人签字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的形成虽然前后陈述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但由于其在4156号案件中属于被告身份，其关于最初所签的协议就是四人协议的说法也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更未得到潘志才的认可，因此不能据此认定潘志才提供的两人签字的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便是伪造的事实，也不能得出4156号案是两人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的事实。第四，盛国忠、姚根璋称潘志才在签订《关于股份合作协议》时知道和承认其二人是合伙人之一，一方面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所提供的《证明》和《2012、2013年机组按装清单》中均只有马信烽的签名，却恰恰没有潘志才的签名。另一方面即使潘志才知道其二人是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占有股份，由于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是潘志才与马信烽二人签订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潘志才主张合同解除权也只能向马信烽主张。因此即使盛国忠、姚根璋能够证明其为合伙人，由于不是协议当事人，也不能向潘志才直接行使抗辩权，而只能向马信烽主张相应的权利。第五，盛国忠、姚根璋提供的《证明》以及《2012、2013年机组按装清单》，均是在2012年4月12日之后形成，并不能证明在签订协议的当时两位上诉人就享有股份，相反，根据《2012、2013年机组按装清单》的记载，证明了盛国忠、姚根璋的投入都是在《关于股份合作协议》签订之后，这反倒印证了马信烽所陈述的签协议时两上诉人并不享有股份，是之后才投入的这一事实。既然当时两上诉人不享有股份，则当时未在合作协议上签字就成了合乎情理的事实。两相比较，马信烽陈述的四人协议是盛国忠、姚根璋之后在其复印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复印件）上签字并拍照形成的，更具有可信性。而且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在案证据，均能证明马信烽在经营中一直作为合伙执行人的身份，因此即使在签订合作协议时两上诉人已经有投入，但也不能排除马信烽作为其三人的代表与潘志才签订合作协议的可能性。第六，4156号案从判决内容上来看，只是原审在查明合伙企业已经停产经营、不再具有合伙经营基础的事实后，判决解除了双方的《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因此即使盛国忠、姚根璋在合伙企业中享有相应的股份，由于4156号案判决并未对合伙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处理，实际上也未损害到盛国忠、姚根璋的合法权益。盛国忠、姚根璋如果真的存在权利受损的情形，也完全可以向马信烽另行主张。如果潘志才的确存在损害马信烽合法权益的情形，而且盛国忠、姚根璋真的与马信烽存在合伙并因此权利受到损害，则也可通过由马信烽向潘志才主张或者在马信烽怠于向潘志才行使权利时，可直接由盛国忠、姚根璋向潘志才提起代为诉讼，其合法权益仍能得到保护。因此，原审法院4156号案民事判决并未损害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最后，本院即使判决撤销了4156号判决，在当事人另行诉讼时，由于双方的合伙已经满足了解除条件，法院仍然会判决解除《关于股份合作协议》，则撤销4156号案判决只有徒增当事人的讼累外，并没有实际的意义。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盛国忠、姚根璋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4156号案民事判决存在全部或部分错误，并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盛国忠、姚根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钢剑审判员  王黎明审判员  王一帆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季 杰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