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4民再47号 原审原告：衡阳市企业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高新区杨柳路**。 法定代表人：华光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骅，湖南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霆，湖南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衡东中南冶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东县大浦镇炉铺村**大浦工业园）。 诉讼代表人：衡东中南冶化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负责人：唐先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艳蓉，女，汉族，1981年3月4日出生。 原审被告：李桂生，男，汉族，1961年12月21日出生，住湖南省衡东县大浦镇炉铺村**。 原审被告：黄业枚，女，汉族，1962年7月22日出生，住湖南省衡东县大浦镇炉铺村**(已死亡)。 原审被告：唐洪云，男，汉族，1974年11月7日出生，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薇，湖南理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曦，女，汉族，1969年1月21日出生，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薇，湖南理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衡阳市企业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信用担保公司）与原审被告衡东中南冶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东中南公司）、李桂生、黄业枚(已死亡)、唐洪云、陈曦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4日作出（2014）衡中法民二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认为该判决确有错误，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2019）湘04民监14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于2019年7月20日作出(2019)湘04民再55号民事判决。陈曦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2019)湘民再654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9)湘04民再5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衡阳信用担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骅，原审被告衡东中南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艳蓉，原审被告陈曦、唐洪云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薇，原审被告李桂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衡阳信用担保公司的诉讼请求：1、被告衡东中南公司偿还原告代其向衡阳市中小企业担保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衡阳管理中心）清偿的款项4696699元；2、被告衡东中南公司支付违约金50万元；3、被告衡东中南公司自2012年6月2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日万分之六的利率向原告支付贷款款项的利息（计算至2014年6月20日为：730天×0.0006×4696699元=2057154元）；4、被告衡东中南公司支付原告因实现追偿债权而支付的费用41861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5、被告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对被告衡东中南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衡阳信用担保公司（乙方）与被告衡东中南公司（甲方）于2010年12月24日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在衡阳管理中心申请的500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并约定一旦乙方所担保的甲方的债务逾期，……造成由乙方垫款代偿的，则甲方必须：一、向乙方支付担保金额10%的违约金；二、向乙方支付乙方所垫付款项的每日万分之六的利息；三、乙方依法取得追偿的权利，甲方仍须偿付乙方承担保证责任而取得的追偿债权以及为了减轻保证责任而进行抗辩所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和实现追偿债权所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拍卖费、公证费等）。为了担保原告为被告衡东中南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所享有的追偿债权实现，同时为了担保原告依据与被告衡东中南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所享有的债权实现，被告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于2010年12月24日分别与原告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承诺对被告衡东中南公司所欠原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按约为被告衡东中南公司在衡阳管理中心的500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因被告衡东中南公司在债务到期后拒不清偿原告所担保的债务，原告于2012年6月20日代被告衡东中南公司偿付本金4500000元、逾期罚息196699元，原告因此取得追偿债权。原告为实现追偿债权，需要支付律师费用418617元。原告认为被告衡东中南公司不按期清偿债务，致使原告承担代偿责任，被告衡东中南公司应当偿付原告代偿的款项、支付代偿款项的利息、违约金及原告为实现追偿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用等，被告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应当对被告衡东中南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被告衡东中南公司辩称，该债权已经衡东县人民法院进行了确认，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李桂生辩称，衡东中南公司只借过一笔500万元贷款，没有借过涉案这笔500万元贷款，涉案这笔贷款应当是转借过来的。本人没有签过反担保协议。 原审被告陈曦、唐洪云辩称，原审原告衡阳信用担保公司提交的编号为16304号、16305号《反担保保证合同》是虚假的，本人没有签订过这样的合同。衡阳管理中心不具备贷款主体资格，且未按《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将款拨付给委托金融机构，而是直接将借款支付给衡东中南公司，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贷款主合同无效，相关的保证合同及反担保合同均无效。衡东中南公司从2012年2月至2014年12月31日共向衡阳信用担保公司支付了5699775元，基本可以覆盖全部代偿款，陈曦、唐洪云无须承担反担保责任。原审原告起诉时已经超过了约定的保证期间，已过了诉讼时效，即使是依据反担保合同约定，陈曦、唐洪云也不需要承担反担保责任。 本院原审认定事实：2010年12月24日，衡东中南公司（甲方）与衡阳信用担保公司（乙方）签订2010年衡阳市融资担保字第16301号《委托担保合同》。合同约定：甲方申请乙方担保的主债权为衡阳管理中心向甲方发放委托贷款，贷款金额为5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0年12月24日起至2011年12月23日止；甲方须提供令乙方满意且符合乙方安全边际要求的反担保，各项反担保措施由反担保人与乙方另行签订相应的反担保合同进行约定；一旦乙方所担保的甲方的债务逾期，甲方不能按期清偿债务，造成由乙方垫款代偿的，则甲方必须：一、向乙方支付担保金额10%的违约金；二、向乙方支付乙方所垫付款项的每日万分之六的利息；三、乙方依法取得追偿的权利，甲方仍须偿付乙方因承担保证责任而取得的追偿债权以及为了减轻保证责任而进行抗辩所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等）和实现追偿债权所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拍卖费、公证费等）。 同日，衡阳市信用担保公司（甲方）与衡阳管理中心（乙方）签订衡担基保证字第201004号《保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保证的范围为借款人根据上述《委托贷款合同》向乙方借用的贷款本金（大写）捌仟陆佰伍拾万元整（包括了衡东中南公司向衡阳管理中心的500万元贷款）及利息（包括因借款人违约或逾期还款所计收的复利和逾期利息）、借款人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本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限为两年，自借款合同履行期满之日起计算。合同履行期限加上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等。 同日，衡阳信用担保公司（甲方）与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乙方）依次签订2010衡阳市融资担保字第16302、16303、16304、16305号反担保保证合同。上述合同均约定：乙方担保的债权为：一、甲方依据与主债权人签订的《保证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后所取得的追偿债权、利息及实现追偿债权的费用；二、甲方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所取得的债权；三、甲方依据本合同约定所享有的债权；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是：甲方承担保证责任后依法取得的追偿债权和依据甲方与债务人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取得的债权，包括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评估费、拍卖费等），甲方依据本合同所享有的债权；乙方的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乙方担保的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二年等。 2012年6月20日，衡阳信用担保公司代衡东中南公司向衡阳管理中心偿付借款本金4500000元、逾期罚息196699元，共计4696699元。 另查明，2014年6月29日，衡阳信用担保公司（甲方）与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袁柏顺律师（乙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办理甲方与衡东中南公司担保追偿权一审、二审、执行事宜；甲方同意于协议生效之日向乙方支付代理费209308元等。 本院原审认为，衡阳信用担保公司与衡东中南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与衡阳管理中心签订的《保证合同》、与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衡阳信用担保公司代衡东中南公司向衡阳管理中心偿还了本金、逾期罚息共计4696699元，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的规定，有权向衡阳东南公司追偿。故原告衡阳信用担保公司要求被告衡东中南公司偿还代偿款项4696699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衡东中南公司未按期偿还债务，构成违约，应依据《委托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故衡阳信用担保公司要求被告衡东中南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00元、利息2057154元（2014年6月2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衡阳信用担保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律师费已实际支付，故对衡阳信用担保公司要求被告衡东中南公司支付418617元的律师费不予支持。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系衡东中南公司上述债务的连带保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衡阳信用担保公司有权要求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对衡东中南公司的上述债务在其保证范围承担保证责任。故对衡阳信用担保公司要求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对衡东中南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被告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内向被告衡东中南公司追偿。本院原审判决：一、被告衡东中南冶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代偿款项4696699元；二、被告衡东中南冶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违约金500000元；三、被告衡东中南冶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代偿款项的利息2057154元（2014年6月2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4696699元，以每日万分之六的利率计算）；四、被告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确定的被告衡东中南冶化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内向被告衡东中南冶化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原告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衡东中南冶化有限公司、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550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0507元，由被告衡东中南冶化有限公司、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负担。 本案再审过程中，当事人围绕再审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1：2010年衡阳市融资担保字第16301号《委托担保合同》，证据2:2010衡阳市融资担保字第16302、16303、16304、16305号《反担保保证合同》，证据3：衡担基保证字第201004号《保证合同》、衡担基委贷字201006号《委托贷款合同》、《进账单》，证据4：《代偿通知书》、《代偿证明书》、电子《转账凭证》，证据5：《民事委托合同》、律师费发票，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审原告在案件重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衡阳管理中心2010年1月份衡东中南公司借款500万元及该笔借款偿还凭证，衡阳管理中心2010年12月28日第62号、第147号记账凭证、委托贷款通知书、催收函，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审被告陈曦提供的证据1：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网上公布的段映春等职务犯罪案件信息，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涉案的《委托贷款合同》系无效合同，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2010衡阳市融资担保字第16302、16303、16304、16305号《反担保保证合同》，与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2相同；证据3：唐洪云的《反担保质押合同》，不能印证涉案的《反担保保证合同》系伪造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15）衡蒸民二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中衡阳信用担保公司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衡东中南公司从2012年2月至2014年12月31日共向衡阳信用担保公司支付5699775元，系偿还衡阳信用担保公司代为偿还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船山支行的贷款，不能证明衡东中南公司已偿还了涉案贷款，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被告陈曦在重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衡东中南公司的银行往来明细查询单、衡阳管理中心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资料，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联，对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审被告衡东中南公司重审期间提交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资料，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查明： 2007年2月，衡阳市人民政府筹建担保投资机构，段映春为法定代表人。2008年国开行开始与担保公司合作开展对衡阳市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同年10月，段映春代表担保公司与国开行签订《融资担保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国开行将给予担保公司2亿元担保贷款授信额度。国开行基于上述合作关系，要求衡阳市人民政府方面确定“两台”与之进行对接。“两台”即一个担保平台、一个统贷平台，中小企业需要向国开行申请贷款，首先需要取得担保平台的担保意向函，然后再经过统贷平台向国开行递交贷款申请，国开行审核通过后，经统贷平台发放贷款；贷款到期后，由统贷平台对企业进行催收并统一归还国开行。为筹建统贷平台，段映春安排担保公司向衡阳市人民政府申请成立衡阳管理中心，以作为对接国开行的统贷平台。为争取国开行的支持，2008年12月，衡阳管理中心经衡阳市人民政府、市编办批准成立，先后归口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2年以前）及衡阳市金融证券领导小组办公室（2012年以后）管理，属自收自支性质的事业法人单位，在运行上采取与担保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模式，其核定职能：（1）作为国开行对衡阳市中小企业的统贷统还平台；（2）代财政入股担保公司并行使出资人权利；（3）管理和归集各级财政对担保公司的风险补偿资金和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资金等。 2010年1月25日、2010年2月3日，衡阳管理中心委托衡阳市蒸湘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分别向衡东中南公司发放贷款300万元、200万元，合计500万元，该笔借款由衡东中南公司在2010年12月14日之前通过衡阳泰名食品有限公司代为偿还300万元、自己公司从外借款200万元然后汇至衡阳管理中心，已经偿还完毕。根据衡阳管理中心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衡阳市2010年第四批中小企业贷款项目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用于流动资金借款单次使用）”和“衡阳地区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委托代理协议”，原审被告衡东中南公司（甲方）、衡阳管理中心（乙方）、衡阳市蒸湘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丙方）签订的衡担基委贷字201006号《委托贷款合同》约定：丙方为经办银行，因甲方业务需要和贷款申请，乙方同意并委托丙方向甲方发放委托贷款，贷款风险由乙方承担，丙方同意接受乙方的委托，贷款期限从2010年12月24日至2011年12月23日；贷款年利率为5.8936%，按月结息；委贷手续费为委托贷款本金金额的万分之二；贷款发放条件为：乙方的委托基金已经划到其在丙方开立的委托贷款基金户，丙方已经接到乙方的《委托贷款发放通知书》，丙方将贷款划入甲方在丙方开立的账户，账号：8404××××1012等。2010年12月27、28日，衡东中南公司分别向衡阳管理中心支付第四批委托贷款手续费1000元、第四批委托贷款融资服务费25000元、第四批委托贷款财务顾问费38920元，合计支付64920元。2010年12月27日，衡阳管理中心向丙方衡阳市蒸湘区农村信用联社下达《委托贷款发放通知书》，并于2010年12月28日向衡阳市蒸湘区农村信用联社支付国开行第四批贷款项目需向其支付委贷手续费共计17300元（包含本笔委托贷款手续费1000元），且衡阳管理中心已将委托基金500万元划到其在丙方衡阳市蒸湘区农村信用联社开立的委托贷款基金户内，2010年12月29日，乙方通过转账方式将500万元委托基金付至甲方衡东中南公司的上述账号。 衡东中南公司股东为原审被告李桂生、唐洪云，李桂生与黄业枚(2016年3月病逝)系夫妻关系，唐洪云与陈曦原系夫妻关系（已于2018年5月离婚）。 2016年4月27日，案外人罗先桃等向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申请衡东中南公司破产，该院于同年5月5日作出（2016）湘0424民破1号之一民事裁定：受理申请人罗先桃等对被申请人衡东中南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指定湖南中信高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衡阳分所为管理人。同年6月30日衡东中南公司被宣告破产。衡东中南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中，衡阳信用担保公司申报普通债权数额为19876850.01元(包含本案借款数额)，分配比例为零。 本案再审过程中，陈曦申请对2010衡阳市融资担保字第16304、16305号反担保保证合同最后两页陈曦的签名笔迹形成时间与合同其他页手写笔迹形成时间是否一致等进行鉴定。2019年6月3日，陈曦又向本院申请撤回该司法鉴定申请。 本院原判查明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2010衡阳市融资担保字第16302、16303、16304、16305号《反担保保证合同》是否真实；2、涉案合同是否合法有效；3、衡东中南公司是否偿还了涉案贷款，衡阳信用担保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过了诉讼时效，反担保人陈曦、唐洪云是否需要承担反担保责任。 针对双方当事人再审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一）关于《反担保保证合同》是否真实问题。经查，2010年12月24日，衡阳信用担保公司与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乙方）依次签订2010衡阳市融资担保字第16302、16303、16304、16305号反担保保证合同。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均签字并按捺手印。再审庭审中李桂生、陈曦、唐洪云虽然辩称反担保保证合同上签名不真实，且在再审过程中，陈曦申请对上述《反担保保证合同》最后两页陈曦的签名笔迹形成时间与合同其他页手写笔迹形成时间是否一致等进行鉴定，后又申请撤回该司法鉴定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李桂生、陈曦、唐洪云不能举证证明衡阳信用担保公司提交的《反担保保证合同》是虚假的，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李桂生、陈曦、唐洪云再审提出衡阳信用担保公司提交的编号为16302、16303、16304号、16305号《反担保保证合同》是虚假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再审不予采纳。 （二）关于涉案合同效力问题。2010年1月25日、2010年2月3日，衡阳管理中心委托衡阳市蒸湘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衡东中南公司发放贷款共计500万元，该笔借款由衡东中南公司在2010年12月14日之前已经偿还完毕，说明之前三者之间就已经存在委托贷款的情况。衡阳管理中心作为国开行对衡阳市中小企业的统贷统还平台，其职责依法经过批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七条“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之规定，衡阳管理中心与衡阳市蒸湘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衡东中南公司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建立的是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亦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且该委托贷款合同已实际履行，衡阳管理中心向衡阳市蒸湘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达了委托贷款发放通知书，并支付了委托贷款手续费，衡阳市蒸湘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也将贷款资金转账支付至合同约定的衡东中南公司委托贷款基金账户，故陈曦再审提出衡阳管理中心不具备贷款主体资格，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贷款主合同无效，本院再审不予采纳。原审被告衡东中南公司与衡阳管理中心、衡阳市蒸湘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衡阳信用担保公司与衡东中南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与衡阳管理中心签订的《保证合同》、与李桂生、黄业枚、陈曦、唐洪云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至于衡阳管理中心在委托发放涉案贷款时，于2010年12月27、28日，衡东中南公司分别向衡阳管理中心支付第四批委托贷款手续费1000元、第四批委托贷款融资服务费25000元、第四批委托贷款财务顾问费38920元，合计支付64920元。衡阳管理中心收取上述费用是否符合规定，应当是由政府金融主管部门审查，不属于本案审查《委托贷款合同》效力的范围。 （三）关于衡东中南公司是否偿还了涉案贷款，衡阳信用担保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过了诉讼时效，反担保人陈曦、唐洪云是否需要承担反担保责任问题。陈曦再审提出衡东中南公司已向衡阳信用担保公司支付了5699775元，基本可以覆盖全部代偿款。经查，衡东中南公司从2012年2月至2014年12月31日共向衡阳信用担保公司支付了5699775元，但该款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15）衡蒸民二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认定为衡东中南公司偿还衡阳信用担保公司代为偿还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船山支行的贷款，而非涉案代偿款。经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故陈曦、唐洪云提出衡东中南公司偿还的款项基本覆盖全部代偿款，其无须承担反担保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再审不予采纳。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陈曦、唐洪云的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保证期间为自衡阳信用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二年，由于双方约定了保证期间，衡阳信用担保公司于2012年6月20日代衡东中南公司偿付本金4500000元、逾期罚息196699元，于2014年6月20日向本院递交民事起诉状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双方约定的保证期间，陈曦、唐洪云提出衡阳信用担保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本院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4）衡中法民二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 萍 审 判 员  申宝华 审 判 员  李芳仪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郑 芳 书 记 员  王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