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民终11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天受，男，1983年9月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平，四川骁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玉超，男，1975年11月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东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兴德，男，1972年10月，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东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琰媚，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住所地：四川省会东县鲹鱼河镇车拉河村**。 经营者：李光琼，个体经营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良国，该厂法务，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键，男，1974年8月出生，汉族，四川省南江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元荣，四川谦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国梅，女，1987年1月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居民，住四川省会东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青建设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青原大道**贸易广场豪德星城鑫座****。 法定代表人：李本练,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阳，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系特别授权。 上诉人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与被上诉人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以下简称林风砖厂）、刘键、孙国梅、吉青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青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6民初2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玉超、马兴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由吉青公司支付货款。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1、本案合同相对方为被上诉人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与被上诉人吉青公司，与上诉人杨玉起、马兴德无关。本案证明买卖关系主要证据为《红砖买卖合同》、欠材料款欠条、江沙收货单；根据《红砖买卖合同》显示合同双方当事人为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和吉青公司会东县旧城改造一体育馆片区(TYC-1标段1#2#3#楼)工程项目；欠材料款欠条上有项目负责人马天受、项目财务负责人孙国梅签字捺印，并加盖吉青公司项目部印章；江沙收货单上显示经办人为孙国梅；再根据本案及(2018)川3426民初1353号案件查明的事实，吉青公司于2014年6月8日向马天受、孙国梅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马天受为吉青公司的项目负责经理，孙国梅负责该项日的签章、工程款划拨、材料款和农民工工资发放、日常财务管理等，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向吉青公司供应红砖及江沙，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故应由被上诉人吉青承担支付货款责任，但一审法院却仅凭借一审原告即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所述“双方在签订合同、书写欠条时虽被告方加盖了吉青公司项目部印章，但被告方也明确说明了五被告的购砖事宜均是用于其工地施工实际使用与该公司无任何关系，该公司不承担支付购砖款的款项责任”的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且与事实相反的言辞即认定该案中吉青公司不承担付款责任，而由上诉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属严重事实认定不清，枉法裁判。即便原审法院采信吉青公司所述“原告所举证据中吉青公司……项目部字样印章与吉青公司无关”的答辩意见，也应当根据鉴定结果予以依法裁判，而非在未查明印章真伪的情形下劲直裁判。根据原审判决第7页载明吉青公司的辩称“贵院正在对吉青公司与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TYC-B-1项目上所盖“吉青公司，字样印章进行比对鉴定，鉴定结果一出真假自知”，故原审法院在明知印章鉴定结果未出的情形下裁判，属事实认定不清。2、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所诉红砖及江沙实际使用于会东县旧城改造老体育馆片区B-1标段4、5号楼”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属严重事实认定不清。一是原审民事判决书中并未列举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所诉红砖及江沙实际用于哪一幢楼，且根据庭审笔录显示在原庭审中，上诉人曾恳请法庭查明实际使用主体，法官在询问原告是否清楚所供应货物用于哪一幢楼时，原告回答“反正我就是把砖运到他们工地了，具体哪个用的我不清楚”；二是原审判决书第4页载明马天受所辩称“原告所诉的砖确实是用在老体育馆片区B-1标段项目工程”，第7页载明孙国梅辩称“原告所诉老体育馆片区B-1标段项日，用的砖的数额及货款是属实的”，故根据原审庭审查明情况，并未查清原告所供应红砖及江沙的实际使用主体，即便认定马天受、孙国梅的辩称系自认，也只能认定用于老体育馆片区B-1标段项目，而并不能证明用于B-1标段4、5号楼。故原审法院在并未查清实际使用主体的情形下劲直认定用于B-1标段4、5号楼属严重基础事实认定不清。3、原审认定“马天受、杨玉超、刘键、马兴德四人构成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个人合伙关系”，并认为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由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是根据马天受在(2019)川34民终1220号案件中的自认，即陈述“上诉人所说的马天受与杨玉超是独立的关系是正确的”，且该案一审民事判决书第12页载明刘键称“是按照各自的股份购买的材料”，可见，杨玉超、马天受、刘键、马兴德并非是个人合伙关系，而是各自独立完成工作及独立对外进行结算；二是杨玉超已与被上诉人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结清了全部砖款，被上诉人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也于2016年2月5日向杨玉超出具了结清全部砖款的收条，其在一审中也认可收条真实合法，并认为其所出具的收条是收到的另外一笔砖款，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另向上诉人杨玉超供货，应由被上诉人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及应当认定杨玉超已结清全部砖款，但原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所举证据也达不到证明杨玉超、马兴德是对外独自承担给付货款责任的目的”，属事实认定不清，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二、被上诉人马天受、孙国梅存在极大虚假诉讼的可能，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依法判决并追究马天受、孙国梅的法律责任。根据大量与本案相似案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马天受、孙国梅存在通过配合各供货商诉讼的方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一是根据如(2018)川3426民初1353号判决、(2017)川3426民初1521号判决、(2019)川3426民初197号案件判决及该各案庭审笔录可见，在(2018)川3426民初1353号判决中，马天受以吉青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了大量的供货合同以及出具的结算欠条，且在诉讼过程中吉青公司并不认可公司印章及委托书的真实性；在(2019)川3426民初197号判决书及该案庭审笔录中，原告李光琼起诉的货款金额为501673元，马天受作为被告，不仅毫不犹豫的认可了原告全部诉求，并且陈述所欠货款为670404元，该金额远远超出原告诉求，且在该案中马天受一直试图通过否认杨玉超所提供的证据以达到让杨玉超承担连带责任的目的，其表现实在有悖于常理；且案涉货款纠纷李光琼已作为原告向贵院捉起过诉讼，贵院认为供货主体为各砖厂而非李光琼个人，不能证明李光琼系适格的原告故驳回起诉，而后马天受、孙国梅才配合李光琼出具了案涉“欠材料款”欠条以及江沙款欠条，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马天受试图通过配合供货商诉讼的方式达到损害第三人权益的日的。二是根据原审民事判决书第8页所载吉青公司所述“本案有极大虚假诉讼的可能，几乎相同模式的案件在贵院已有数起，均为原告依据一份时间约为2014年中旬盖有“吉青公司……项目部，字样印章及马天受签名的合同”，及2015年左右出具的盖有“吉青公司……项目部，印章及马天受签名的”欠条，或类似凭据将吉青公司列为被告，将马天受列为第三人要求吉青公司……望贵院谨慎审理。”法院认定红砖实际用于4、5号楼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红砖和签订主体是吉青公司，一审法院认定承建的4、5号楼标段，上面有马天受和孙国梅签字，但是马天受等人有作出虚假的可能性，无法达到红砖用于4、5号楼的事实，砖厂的经营者提起过诉讼，在判决中法院认定2014年1月砖厂对4、5号楼提供砖，本案中却认定时间不同，同一法院具有同一事实对时间认定不一致，2、砖厂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合同是在2017年，是在买卖合同成立后，第一我们对买卖的交易存疑，第二林风砖厂购买了其他砖厂的砖，在主合同没有成立的情况下，他们就未卜先知？3、买卖合同甲方出具出货单，乙方出具接收单，与交易不服，本案不存在真实的交易，4、马天受以吉青公司名义对外签订了大量的合同，李光琼已经向会东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没有提到红砖合同，4、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应当由被挂靠人承担责任，因由合同签订主体承担责任，一审没有查明红砖用于何处，加之上诉人不是实际施工人。 上诉人马天受答辩称：关于案涉红砖用于4、5号楼有收货单和材料员的收货资料，事实是清楚的。上诉人提到的转嫁风险不存在，材料确实用于案涉工程，付款责任应当由合同的相对方宏运公司承担，而不是由马天受承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上诉人提及的虚假诉讼、转嫁风险是不成立的，但是一审法院的确漏列了宏运公司，一审申请了追加，但是法院不予采纳，在一审工程中确实存在很多事实不清楚，查明事实不符合实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或者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林风砖厂答辩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书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公平公正，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一、对上诉人马天受上诉事实及理由的第1-2项。通过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马天受、杨玉超等合伙人与四川宏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吉青公司仅属承包工程和形式上的挂靠关系，实际工程施工合伙人就是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刘键。这一事实其中的合伙人刘键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已陈述得很清楚，事实如此那么几个合伙人在我砖厂购买砖进行实际施工使用，无可非议其购砖款项就应由几个合伙人来承担支付。我也具体不清楚他们几个合伙人与两个公司之间的一些具体关系，就算在一审时我漏列了被告，那么马天受在一审期间也应该自行申请追加，没必要在二审期间再找这些理由来说事，事实上应该由谁来支付购砖款项他们几个合伙人是最清楚的，他们合伙人之间的纠纷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没有任何理由来对抗我答辩人，对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予以明鉴。至于其中的合伙人刘键的股份是否已经转让给了马天受，应根据马天受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定；二、对上诉人杨玉超、马兴德上诉事实与理由第一大项中的第（1）小项，我要答辩的是：我也具体不清楚为何马天受、孙国梅在与我签订《红砖买卖合同》和出具欠材料款欠条时会加盖吉青公司项目部印章，我们在协商购砖事宜时也没有说过是吉青公司购买。正因为盖有吉青公司项目部印章，所以我在提起本案第1次诉讼时，才将吉青公司、马天受、孙国梅列为被告要求支付该笔欠款。在开庭时吉青公司法定代表人胡信坚已出了庭，其说明了马天受等合伙人系在其公司承建工程，购砖是用于几个合伙人的工地实际施工使用，其购砖款项均与公司无任何关系，开庭后胡信坚还叫马天受等人一起来共同协商说明此事，但马天受等人拒绝参加。之后我也曾听马天受等人说实际上购砖款项是与吉青公司没有关系的，为此我才进行了撤诉处理。也因为此原因后来我在第2次和第3次起诉中才未将吉青公司列为被告进行起诉。由于本案中几个合伙人之间的纠纷太复杂，且又扯到印章的真伪，加之上诉人杨玉超、马兴德已申请追加了吉青公司为本案被告，如二审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认定吉青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支付购砖款项或应由该公司直接支付该款项，则请求依法判决由吉青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支付我购砖款及江沙款。我未将该公司列为被告起诉，是因为上述原因的存在才未进行的起诉，但不排除我仍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和掌握情况的错误，未将该公司列为被告不代表公司有责时不要其承担，如果公司确实有责我就要求要该公司承担支付我购砖款及江沙款。请求人民法院酌情考虑上述实情。三、对上诉人杨玉超、马兴德上诉事实与理由的第一大项中的第（2）小项，我要答辩的是：我确实已将砖运至了老体育馆片区几个合伙人的Ｂ-1标段工程工地，由几个合伙人的现场管理人员姬某验收后签字进行了确认。在一审过程中其中合伙人马天受，经办人员孙国梅均认可案涉货物使用于Ｂ-1标段4、5号楼，且马天受、杨玉超、刘键、马兴德正是当时修建4、5号楼的实际施工人，另外的合伙人也未举证证明修建4、5号楼的砖系在其它地方购买，为此我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用砖主体的事实是清楚的，故请二审人民法院予以明鉴;四、对上诉人杨玉超、马兴德上诉事实与理由的第一大项中的第（3）小项，我要答辩的是，马天受等人在向我购砖的时候，几个合伙人共同签订的项目投资合同能够证明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刘键几人确系合伙关系，共同承建Ｂ-1标段建设工程事实存在。之后其合伙人之间发生了多桩纠纷，为此上诉人杨玉超的确单独向我砖厂购买过红砖，单独联系购买部分已向我砖厂付清了款项，但几人在合伙期间的购砖款项并没有支付，故我认为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也是清楚明了的;五、对上诉人杨玉超、马兴德上诉事实与理由的第二项，我要答辩的是：第二次我起诉（2019）川3426民初19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的原因为，我再次起诉被告马天受等人支付我款项时，由于我和代理人对法律认识有限不懂得如何举证只将供砖的发货单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供，未将我与其他三砖厂签订的协议作为证据提供，才导致我主体不适格被人民法院驳回。实际上为了保障几个合伙人的工程顺利进行，其他三砖厂的砖均是由我自行出资购买后供给上诉人方工地的，按照我与其他砖厂的协议约定，其他砖厂的卖砖款项已由我全部进行了支付，至始至终也未出现其他砖厂向他们几个合伙人主张索要砖款的情形，如出现此情形也是由我负责的问题，故所有卖给上诉人方工地的砖款拟应由我结算领取，我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在此裁定书中法院查明的事实已认定了我供砖、上诉人方工地人员验货收砖的事实是存在的，我方举证的发货单证据，已充分证实了我向上诉人方工地供砖及上诉人方人员签字收货的事实存在，故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认定。他们确实应当承担责任，对合同的问题他们是先和我们说，我们怕供不应求就先和其他几家砖厂联系，所以合同是后面才签订的，我们也不存在虚假诉讼的问题。 被上诉人刘键答辩称：1、二审审理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上诉人要求吉青公司承担，并没有对刘建提及，所以不应当审理。 被上诉人吉青公司答辩称：同意涉嫌虚假诉讼观点，马天受在称述中表明红砖是用于案涉工程，但合同为什么又会出现印章，明显不符合马天受的称述，2、在一审法院管辖下有众多孙国梅、马天受的案件与本案十分相似，3、包括本案在内多起存在众多私刻的印章，及有关公司的公章，二、本案应当由马天寿、孙国梅承担责任，1、买卖合同有孙国梅、马天受签字捺印，虽然有吉青公司工程项目部的印章，但印章没有备案也无法查明来源和真实性，不能认定吉青公司是合同的向对方，红砖是用于4、5号楼，而不是1、2、3、号楼，吉青公司没有承包本案的案涉工程，三、红砖是由马天受、孙国梅实际支配使用，砖厂的代理人的答辩中都认为相对方是马天受和孙国梅，三、一审追加吉青公司程序违法，1、原告作为诉讼的发起者，被告是应诉人，原告起诉的时候没有起诉吉青公司，被告是无法追加被告的，2、追加被告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一审追加的理由为查明案件事实，吉青公司并非法律规定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被上诉人孙国梅答辩称：红砖用于4、5号楼事实是清楚的，真实的，上诉人所说的虚假诉讼是不存在的。 上诉人马天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所涉工程是由四川宏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案涉货款也是在其承建过程中所产生的，为何一审时被上诉人为何不将该公司列为被告?因此一审时漏列重要当事人，如何能够查明事实真相，公平、公正的审理?2、根据(2017)川民申1598号民事裁定书能够明确证明被上诉人刘键的股份并未转让给上诉人马天受，为何一审法院会对其证明目的毫不采信?仍然认定其股份已经转让。被上诉人刘键理应承担30%的支付货款义务。刘键在2015年还在接受四川宏营建设有限公司计算计量结算委托书。由宏运公司承担责任，由四位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金额计算错误应当只有472032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上诉人杨玉超、马兴德共同答辩称：一审法院未查清红砖实际用于哪一个标段，为了查明本案案件事实，同意上诉人的上诉。 被上诉人林风砖厂答辩称：不应当由宏运公司承担责任，应当有他们几个合伙人承担责任，金额问题以核对为准。 被上诉人吉青公司答辩称：基本意见以之前答辩一致，1、合同均是马天受、孙国梅签字捺印，即使没有砖厂提供相关的证据，也表明他们对其承担责任。 被上诉人刘键答辩称：1、上诉人上诉请求不针对刘建，2、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从合同的相对性，谁签订的合同就应当由谁支付责任，应当由马天受、孙国梅或者吉青公司承担责任，3、根据其他生效判决，刘键已经将股份转给了马天受，所以应当由马天受承担。 被上诉人孙国梅答辩称：应当由宏运公司承担。 原审原告林风砖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刘键、孙国梅连带给付原告所欠货款500543元及向原告支付资金利息270000元（利息计算方式：以欠款金额取整数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自2015年5月3日起至2019年11月3日止），以及两车江沙款7400元，以上金额共计777943元；2、诉讼费由被告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刘键、孙国梅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3年5月28日，四川宏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吉青公司分别与会东县宝利创投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分别承包会东县宝利创投有限公司发包的会东县旧城改造老体育馆片区Ｂ-1标段4、5号楼和Ｂ-1标段1、2、3号楼。2013年6月10日，马天受、孙国梅与案外人杨正平、耿向飞、李安贵签订《股份协议》，约定：“宝利集团ＴＶＣ-Ｂ工程体育馆片区，宏营建筑公司承建转包1、2、3、4、5＃楼。一、马天受股份50%，其中投入股民有以下5人。总计50股，每股投资7万元：马天受19股、孙国梅13股、杨正平8股、李安贵8股、耿向飞2股。二、注：以上股东分配原则按投资股份分配利润、风险利润自负盈亏。已投资金额如下：马天受121万元、孙国梅99万元、杨正平70万元、耿向飞10万元、李安贵80万元，合计380万元，打款经办人：孙国梅，项目负责人：马天受……”2013年6月11日，刘键、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四人（乙方）与四川宏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就甲方在会东县宝利创投有限公司承建的会东县旧城改建工程项目的总体承包权全部转让给乙方承建。2013年6月12日刘键、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四人作为投资人签订《会东县旧城改造工程老体育场片区ＴＶＣ-Ｂ项目投资合同》，约定刘键出资保证金130万元，占30%股份；马天受出资保证金320万元，占45%股份；杨玉超出资保证金120万元，占股20%股份；马兴德出资保证金30万元，占5%股份。2014年4月17日，马天受（乙方）与刘键（甲方）签订《合伙投资协议》约定，刘键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马天受，相关债务也由马天受承担。2013年12月26日，原告（甲方）与云宏砖厂、红林砖厂、欣旺砖厂（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因马天受、孙国梅与甲方砖厂约定购买其厂的砖，用于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Ｂ-1标段项目工程施工建设，由于其砖厂生产的砖供不应求，甲方与乙方三家砖厂协商后由其向他们砖厂购买部分砖供应马天受等人的Ｂ-1标段工程施工建设……”2014年7月20日原告（甲方）与孙国梅、马天受（乙方）签订《红砖买卖合同》，约定：“……会东县旧城改造Ｂ-1标段，由甲方供应乙方所定红砖。为保证供、需任务顺利完成，特定如下条款：一、双方签订协议之日起，由乙方负责通知甲方砖厂负责人发砖，由乙方材料员现场清点，实际数为准。二、订货单价：乙方向甲方所定的标砖单价为0.49元／块（含运费）；空心砖单价为1.5元／匹（含运费）。三、交货地点：会东县体育馆Ｂ-1标段项目部，由甲方负责装货及装货费用。……六、结算及付款方式：根据甲、乙双方协商后决定，在甲方提供本合同包含全部材料之后，乙方给予甲方资金结算。结算方式按甲乙双方协议的结算方式结算。”原告经营者李光琼在甲方签字落款处签名捺印并加盖林风砖厂印章，被告孙国梅、马天受在乙方签字落款处分别签名捺印并加盖吉青公司印章。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期间，原告向会东县旧城改造老体育馆片区Ｂ-1标段4、5号楼建设工程供应红砖，由马天受聘用的现场材料管理员姬某负责验收并签收发货单。2014年8月18日孙国梅向原告出具《收货单》，载明：“今收到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派川Ｗ×××××号货车、川Ｗ×××××号货车运输到工地搅拌站的江沙两车，每车价格为3700元，两车共计7400元（大写：柒仟肆佰元整），用于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刘键等人的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片区Ｂ-1标段项目工程建设使用。”2015年5月2日，原告与马天受、孙国梅进行红砖货款结算，马天受、孙国梅向原告出具欠材料款欠条，载明；“欠林风页岩红砖厂红砖款伍拾万零伍佰肆拾叁元整（￥500543.00）。此砖用于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Ｂ-1标段，吉青公司Ｂ-1标段会东项目部。”孙国梅在项目财务负责人落款处签名捺印，马天受在项目负责人落款处签名捺印，并在欠款单位落款处加盖吉青公司会东县旧城改造-体育馆片区（ＴＹＣ-1标段1＃2＃3＃楼）工程项目部印章。2017年9月29日李光琼（林风砖厂经营者）作为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吉青公司、第三人马天受、孙国梅连带给付欠款500543元及利息，后于2017年12月18日撤诉。2019年1月22日李光琼作为原告再次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杨玉超、马天受、孙国梅给付所欠货款501673元及逾期利息，2019年4月4日本院作出（2019）川3426民初197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李光琼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李光琼的起诉。2019年12月3日原告林风砖厂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刘键、孙国梅连带给付所欠货款500543元、江沙款7400元及支付利息共计777943元。另查明，原告所诉红砖及江沙实际使用于会东县旧城改造老体育馆片区Ｂ-1标段4、5号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在原告履行买卖合同期间，被告刘键、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孙国梅是何关系及案涉B-1标段4、5号楼的实际承建主体是谁即应由谁来履行给付原告货款的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云宏砖厂、红林砖厂、欣旺砖厂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向上述三砖厂采购红砖，原告向三砖厂支付货款，三砖厂依原告指示将红砖运送至案涉项目工地，红砖的所有权已转移给原告，原告再将红砖转卖给被告方，故原告是本案中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有权利向被告方主张给付货款，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原告的经营者李光琼分别在2017年9月29日、2019年1月22日作为原告针对本案货款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方给付货款，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二，经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当事人举出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可以证明被告马天受、杨玉超、刘键、马兴德四人构成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个人合伙关系，出资份额比例为马天受45%、杨玉超20%、刘键30%、马兴德5%。该四被告合伙承建了由会东县宝利创投有限公司分别发包给四川宏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吉青公司的会东县旧城改造老体育馆片区B-1标段4、5号楼的建设工程。被告杨玉超、马兴德虽答辩称买卖合同系原告与吉青公司签订，马天受系吉青公司代理人，故应由吉青公司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并且其是独自对外购买材料，已与原告方结清货款，不应承担给付原告货款的责任。但在庭审中原告方及被告马天受、孙国梅认可案涉货物使用于B-1标段4、5号楼，且被告天受、杨玉超、刘键、马兴德系实际施工人，于宏营公司、吉青公司只是挂靠关系，所举证据也达不到证明杨玉超、马兴德是对外独自承担给付货款责任的目的，故本院对该答辩意见不予支持。2014年4月17日刘键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马天受，相关债务也由马天受承担。故在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原告向案涉B-1标段4、5号楼建设工程供应红砖及江沙期间，该工程的实际承揽人为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三人，该三人构成个人合伙关系，所占出资比例为马天受占股75%、杨玉超占股20%、马兴德占股5%。孙国梅并非是案涉工程承建人，系附属于马天受的出资人，对外应由马天受承担相应责任。被告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在承揽工程期间，向原告购买红砖、江沙，并由现场管理人员核实后签名收货，双方形成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三被告系已合伙形式承揽建设工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对欠付原告的货款共计507943元（500543元砖款＋7400元江沙款），该三被告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对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出资比例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再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付货款的逾期利息，但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了付款日期，因而也不能证明被告有逾期付款行为，原告该项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应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原告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给付货款507943元。2、驳回原告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80元，由被告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针对被上诉人吉青公司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与业主方的建设施工合同上吉青公司的印章为彩印件，吉青公司没有承建案涉工程。上诉人马天受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合同是彩印件，但与案无关，报告不是本案申请的。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检材不合法，吉青是否刻印了项目部的章也没有证据证实，本案涉及的是项目部的章而不是吉青公司的印章，也达不到证明目的。上诉人杨玉超、马兴德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一审查明事实存在很大出入。林风砖厂质证认为我们不参与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刘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在建筑施工合同中我方没有参与现场管理。被上诉人孙国梅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2、针对被上诉人刘键提供的判决书、省高院裁定书、（2020）川3426民初67号一案的支付表。拟证明领取的款项刘键一分都没有分配，支付的工程款基本是马天受领取，基本都是马天受与杨玉超领取了。上诉人马天受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搅拌站是独立经营，刘键的确没有参与，但本案合伙协议是真实存在的，不能证明本案与刘键无关。支付表不能作为证据，支付表按照相关规定其上的数字没有认可部门签字认可，并且还是复印件，本案的主体和支付方是宏营公司。在上面收款方达到二十多个人，为什么要领取款项是因为在其他的生效判决中我也确认的该几笔款的确是我领取了的。上诉人杨玉超、马兴德质证认为判决书是合伙关系，本案是买卖关系，故本案应当由货款向对方吉青公司承担责任。对支付表真实性有异议，来源不明，从明细来看收款方未有我方，故我方不应当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林风砖厂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无异议。我们不参加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吉青公司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无异议。支付表从内容看吉青公司没有和案涉各方有任何的款项往来。被上诉人孙国梅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无异议。支付表我不清楚。3、针对上诉人马天受提供的建设施工合同。拟证明宏运公司应当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上诉人杨玉超、马兴德质证认为对三性无异议，虽提供的是复印件，但证明宏运公司和宝利公司成立的建设施工关系。被上诉人林风砖厂质证认为我们不参加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吉青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且无原件核对，所以我们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刘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被上诉人孙国梅质证认为我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4、证人姬某出庭作证我是宏营公司的材料员，我只是核实车辆和砖后签字，一审卷中有十八张发货单上收货人不是我签的字，是我请假后委托马兴巧签的。最后我与砖厂核对数量，工地上支付了多少钱，公司还差多少钱，我最后是有单子的。 针对上述各方当事人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和证人证言，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和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材料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孙国梅系案涉项目的财务负责人，并以马天受的名义入股案涉项目。并查明，上诉人马天受主张欠款金额有误，但在本庭规定的期限内未提供欠条金额错误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是否应连带给付林风砖厂的砖款。 针对案涉砖款应由谁承担的问题。2013年马天受、杨玉超、马兴德、刘键合伙合伙转包案涉项目，为承建案涉工程，2014年，马天受、孙国梅与林风砖厂签订红砖买卖合同，由林风砖厂向案涉项目供砖，该合同买方为马天受、孙国梅，并加盖有吉青公司项目部印章。收砖后由材料员姬某在收货单上签名。2015年5月2日孙国梅、姬某与砖厂结算后由马天受、孙国梅向林风砖厂出具欠条，欠条上欠款单位为吉青公司，马天受作为项目负责人、孙国梅作为财务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吉青公司项目部印章。庭审中，马天受、孙国梅均认可使用了被上诉人红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的规定，马天受、孙国梅作为《红砖买卖合同》的买方依法应给付砖款。针对吉青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给付责任的问题。红砖买卖合同及欠条上虽均加盖有吉青公司项目部印章，但是买受人马天受、孙国梅庭审中均陈述红砖并未用于吉青公司承建的1、2、3号楼，且吉青公司也否认项目部印章系吉青公司的印章，而项目部印章也非吉青公司的备案印章。因不能确认买卖合同和欠条上的项目部印章系吉青公司印章，吉青公司也不认可。因此上诉人杨玉超、马兴德上诉主张应由吉青公司承担给付责任的理由与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本院认为，林风砖厂起诉请求要求买受人马天受、孙国梅承担给付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针对杨玉超、马兴德是否应承担给付责任的问题。林风砖厂起诉请求杨玉超、马兴德、刘键作为合伙人连带承担给付责任。经审理查明，杨玉超、马兴德、刘键虽合伙转包案涉项目，但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依法应由买受人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杨玉超、马兴德、刘键、马天受是否合伙依法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依法不予审理。一审法院以杨玉超、马兴德系合伙人对外承担连带支付的认定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杨玉超、马兴德上诉主张其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理由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针对是否应追加宏营公司的问题。上诉人马天受上诉主张案涉红砖系用于宏营公司承建项目，应追加宏营公司为被告。经查明，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给付货款的主体依法为买受人。红砖买卖合同中买受人为马天受、孙国梅，欠条中欠款单位也非宏营公司。现马天受以红砖仅用于宏营公司的工地为由要求宏营公司了承担责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与买卖合同和欠条载明的买受人不符。因此对马天受要求追加宏营公司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6民初2459号民事判决； 二、由上诉人马天受、被上诉人孙国梅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给付被上诉人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货款507，943.00元； 三、驳回原审原告会东县小岔河林风页岩红砖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80.00元，由上诉人马天受、孙国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580..00元，由上诉人马天受负担5，790.00元，由上诉人杨玉超、马兴德负担5，79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涛 审判员  刘莉 审判员  郑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蒋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