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6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桂珍，女，194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桂兰，女，195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贵全，男，194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忠俊，贵州跃达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易甜，贵州跃达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才贵，男，1970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桂艳，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学文，男，196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原审第三人：徐贵荣，男，193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才贵，男，系徐贵荣之子。上诉人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因与被上诉人徐才贵、彭学文及原审第三人徐贵荣宅基地使用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9）黔0181民初1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确认《房基出售协议书》为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载明“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对于《房基出售协议书》因执笔人为徐桂珍之夫王友华，徐桂兰之夫季某是在场见证人之一，徐贵全虽未亲笔签名但亦在场，各方亲缘关系近，来往密切，即便当时不知，事后也应听闻”，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协议签订时，虽然众多亲友在场，但三上诉人均未在场，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并未申请所谓的“众多亲友”出庭作证，该协议上的名字均为徐桂珍之夫王友华所写，协议上徐贵全的名字也并非徐贵全所写，徐贵全不在场且对此不知情，王友华作为执笔人、徐桂兰之夫季某作为见证人所发表的意见及签字并不必然导致徐桂珍、徐桂兰对此事知情。二、《房地产协议书》一式两份，由徐贵荣和徐贵全各执一份，后徐才贵因修建房屋，在该协议书右上方私自添加了房屋四至图，虽然添加的四至图与事实基本相符，但一式两份的协议经私自添加后能否作为证据值得考究。徐才贵在拆迁部门留底的《房基出售协议书》添加了“西抵石莲珍房子，北抵黄贤富主房堤，包括前段院坝全归徐才贵所有”的内容，提交给法庭的《房基出售协议书》划掉了添加的内容，徐才贵为何私自添加内容以及为何划掉内容，一审法院尚未查明，这份协议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值得商榷。一审法院对上述两份协议的效力未作明确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三、一审法院认定徐桂珍的处理权“来源于众人的托付，众人亦可取消”，存在理解偏差。根据《房地产协议书》的约定，徐贵忠名下的财产处理权归徐桂珍，该“处理权”并非来自“众人的托付”，而是来自其余兄弟姐妹四人的统一指定。即使该“处理权”需要取消和解除，也应由兄弟姐妹五人一起决定并重新指定监护人和处理权人，而不是在没有徐桂兰、徐贵全和徐桂珍在场的情况下被否决。四、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徐贵忠年轻时曾打过工，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诊断徐贵忠智力低下，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一审法院认定徐贵忠足以独立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徐贵忠应当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作出出售宅基地的决定，转让时应由徐桂珍出面签订转让协议。五、徐才贵将徐贵忠的老房子拆掉重修，婚后即搬离清镇市，并未与徐贵忠共同生活。徐贵荣及其妻子年纪较大，也不可能照顾徐贵忠。新修建的房屋所用材料是由徐桂珍提供并经过徐贵全转运到清镇市，一审法院认定“徐贵忠紧邻徐贵荣、徐才贵一家生活，徐贵荣、徐才贵一家的监护关系强于居住在外的大姐徐桂珍”，属于认定错误。六、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署名人是王友华，一审法院未查明为何由王友华代收、是否经上诉人同意代收以及代收后该笔钱的去向，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七、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签订于徐贵忠生前，因此不存在继承问题，属于认定错误。综上所述，《房基出售协议书》应属无效，案涉宅基地使用权属于徐贵忠。徐贵忠死亡后，其遗产应由兄弟姐妹几人继承。徐才贵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彭学文未发表意见。徐贵荣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徐才贵、彭学文于1999年2月21日形成的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才贵、彭学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贵荣（排行老大）、徐桂珍（老二）、徐贵全（老三）、徐桂兰（老四）、徐贵忠（老五）五人是同胞兄妹，徐才贵是徐贵荣之子，徐贵忠生于1956年5月22日，于2018年10月24日死亡，无配偶和子女。其母亲石华于1991年去世，其父亲徐啟科于1992年去世。2016年7月19日，贵阳市残疾人联合会向徐贵忠签发残疾人证，评定徐贵忠为三级肢体残疾人。徐贵忠年青时打过工，反应较普通人迟钝，具有一定的自理能力，紧邻其大哥徐贵荣家生活，主要由徐贵荣一家看管照顾。1992年6月16日，徐贵荣、徐贵全、徐贵忠签订一份《房地产协议书》，内容为：一、土地划分问题。原父母亲及徐贵忠等三人田土，划分成三份分给徐贵忠、徐贵荣、徐贵全等三人各一份。二、关于老屋基安排问题。原老屋基除园土外，全归徐贵忠所有，牛圈门口一棵香椿树属徐贵全所有。三、老屋基将房屋修复问题。老屋基将来房屋修复后，一切所有权归徐贵忠，一切处理权归徐某2大姐，若大姐有便故。由她指定人员处理。执笔人戴顺忠，证人徐某1、王某、徐某2，当事人徐贵荣、徐贵全、徐贵忠。该文书中将徐氏兄弟姓名中的“桂”写作“贵”。分家后，徐贵忠的宅基地进行了登记，徐贵忠宅基地（案涉宅基地）基本情况，地址位于原清镇市。四至：东至周正珍家主房，西至石连珍家主房，南至路，北至黄贤富主房堤。总占地面积195㎡（含主房、晒坝、厕所、厢房、牛圈、猪圈），房屋为土木结构。案涉宅基地上原有土木结构房屋逐渐腐朽垮塌，到1999年时，几尽塌完。1999年2月21日，在当地热心乡亲和亲友见证协调下，徐贵忠、徐才贵签订一份《房基出售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经徐桂荣、徐桂全、徐桂忠弟兄三人研究决定，将父母留下分配给徐桂忠所有的老屋基作价出售给徐才贵侄儿，经大家评议，公正定价贰仟元人民币出售，双方互认价格合理，互相能愉快接受。二、房基东抵周正珍家路交界，南抵房基门前大路，西抵石莲珍房子，北抵黄贤富家院墙，包括前后院坝全归徐才贵所有。三、徐桂忠现住房屋，只有生前居住权，死后房屋权归徐才贵所有。四、贰仟元钱交付时间为一年期（2000年2月21日）。五、从立约之日起，本协议生效，双方均按本规定条例执行，不得反悔。署名处，徐贵忠、徐才贵作为当事人签名捺印，还有家族大哥徐桂文、生产队长彭学文、社员黄学明、张兴红、同胞大哥徐贵荣、大姐夫王友华（徐桂珍之夫）、二姐夫季某（徐桂兰之夫）作为见证人签名或捺印，徐桂全在场参与了整个过程，其未签字捺印，他人将徐桂全名字写在上述见证人名字处。协议书执笔人为王友华，协议中，人名中的“贵”有时写作“桂”。2000年2月21日，徐才贵支付了2000元款项。2000年10月，徐才贵取得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在案涉宅基地上修建了新的房屋。徐贵忠与徐贵荣、徐才贵一家居住在案涉宅基地上修建的房屋中，主要是徐才贵照顾看管，徐贵忠的其他同胞姊妹也时有关照。2018年10月16日，徐贵全申请宣告徐贵忠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审法院立案后，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黔0181民特93号民事判决书。因申请人无充分证据，被申请人诉讼中死亡，对其行为能力鉴定无法进行，判决驳回了申请人徐贵全的申请。2018年8月25日，清镇职教城管理委员会与徐才贵签订《清镇市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用产权调换的方式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拆迁，现拆迁协议已履行完成，案涉房屋已拆迁，徐才贵已获得相应安置房。徐桂珍陈述，曾有过一位女性与徐贵忠以夫妻名义短暂共同生活，并生过一个孩子（已夭折）。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徐贵忠的智力，根据多方的陈述、证言及相关证据，可以确定其反应较正常人迟钝，徐贵忠具备一定的自理能力，可以独立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因徐贵忠已死亡，无法作智力方面鉴定。在此背景下，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考量《房基出售协议书》的效力。1．是否违反法律效力性规定。徐才贵与徐贵忠为同村村民，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互间转让宅基地，未违反法律效力性规定。2．交易形式。1992年徐贵荣等五兄妹间具有分家性质的《房地产协议书》、1999年徐贵忠、徐才贵间的《房基出售协议书》，其产生过程具有共同的特点，皆是在当地较有权威的乡邻、亲友的主持见证下达成协议。这一特点，高度符合乡村社会交易传统，在本地乡村社会是相当正式严肃的交易形式。3．关于徐桂珍的所谓“处理权”。对于《房地产协议书》中关于管理权的约定“老屋基将来房屋修复后，一切所有权归徐贵忠，一切处理权归徐某2大姐，若大姐有便故，由她指定人员处理”。徐桂珍的所谓“处理权”是大家用传统习俗的方式在众人的约定、见证下托付，《房基出售协议书》同样是大家用传统习俗的方式在众人的约定、见证下作出，亲友乡邻共同促成并见证的形成的事实权威性公正性自不低于徐桂珍的个人意见。徐桂珍的所谓“处理权”来源于众人的托付，众人亦可取消，作出新的决定并不必然需要徐桂珍的同意，徐桂珍个人意见不能否决众人新的意见。徐贵忠反应较正常人迟钝，在父母去逝，无配偶无子女的情况下，未经严谨的程序产生明确的监护人，徐贵忠紧邻大哥徐贵荣一家生活，主要由其一家照顾，徐贵荣对徐贵忠的监护关系显然强于其大姐徐桂珍。4．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是否知情。《房基出售协议书》执笔人为徐桂珍之夫王友华；徐桂兰之夫季某是在场见证人之一；徐贵全虽未亲笔签名但亦在场。还有其他众多亲友在场。各方亲缘关系如此之近，来往密切，《房基出售协议书》在1999年就已签订，即使当时不知，事后也应听闻。当初未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事隔近二十年，涉及拆迁，引发变故。5．交易价格。徐贵忠主要由徐才贵一家照顾，交易的仅是宅基地而非房屋，徐才贵在宅基地上新建的房屋还给予徐贵忠居住。在1999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下，2000元的交易价格，并未畸低或畸高，属正常的交易价格，并未损害徐贵忠利益。6．关于继承。交易发生在徐贵忠生前，未发生继承，不涉及继承的法律关系。7．关于“桂”、“贵”混用。各当事人名字在多处“桂”、“贵”混用，但各方皆知实指某人，对合同效力没有影响。本案中的交易当事人众多亲友乡邻参与组织并见证，抱持善良风俗而为之，具有基层群众自治之特点，非普通纯粹之商业交易，应充分考量近20年前农村群众法律文化水平尚待提高的实际情况，交易形式、程序、合同书写等环节产生轻微瑕疵较为常见，轻微瑕疵不足以否定亲友乡邻及当事人对公正和扶助弱者之善良追求。徐贵忠虽反应较正常人迟钝，但并非彻底失智，有相当的自理能力，可以独立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房基出售协议书》在众多人参与协助下，近于广而告之的方式签订并履行，并未损害徐贵忠利益，徐才贵在宅基地上修建新房屋，外观和视觉上产生明显变化。本案当事人不可能不知，十多年来都未有人明确表示反对，视为各方已经用默认方式对《房基出售协议书》表示认可。充分考量基层群众自治、善良风俗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平衡和协调，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房基出售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且已履行完毕，并无无效情形。徐贵忠老实愚钝，本就令父母兄妹心酸可怜。徐贵忠紧邻大哥徐贵荣一家（徐才贵是徐贵荣之子）生活，主要由大哥家照顾。出嫁在外的姐姐徐桂珍、徐桂兰、在外生活二哥徐贵全对其也多有关心照顾，时常资助。即使徐贵忠自身有一定的自理能力，长期照顾一个愚钝的兄弟或者说叔叔，个中艰辛常人难以体会，偶尔照顾之责任和心情与长期照顾之责任和心情区别甚大，徐贵荣一家在长期照顾的压力之下，偶尔烦燥未够热心，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应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宽容。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负担。二审审理中，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申请案外人季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房基出售协议书》签订之时的实际情况，季某陈述其系上诉人徐桂兰之夫，《房基出售协议书》中两个“季某”的名字中其中一个名字系其本人签字，协议签订之时徐才贵未在现场。徐才贵、徐贵荣的质证意见：证人季某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所作陈述并非客观真实情况。彭学文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1．徐贵全现住贵州省贵阳市，徐桂珍之夫王友华与徐桂珍共同生活，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自1999年至今一直保持往来；2．一审庭审中，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确认徐才贵提交的《房基出售协议书》原件与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提交的复印件一致。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徐贵忠的民事行为能力及《房基出售协议书》的效力；二、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对《房基出售协议书》的签订及履行情况是否知情。关于焦点一，虽然徐贵忠经评定为三级肢体残疾人，但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判断，尚无充分证据证明徐贵忠因存在智力缺陷等原因导致其无法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因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徐贵忠在签订《房基出售协议书》之时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故徐贵忠在《房基出售协议书》中的签字确认在法律上即为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徐贵忠所处分的财产系登记在其本人名下的宅基地，案涉宅基地使用权的受让人徐才贵系同村村民，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之规定，徐贵忠与徐才贵签订的《房基出售协议书》当为合法有效。审理中，三上诉人确认徐才贵提交的《房基出售协议书》原件与三上诉人提交的复印件一致，该协议原件虽存在单方添加的内容，因添加的内容与本案合同效力的审查无直接关联，本院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二，徐贵荣、徐贵全、徐贵忠于1992年签订《房地产协议书》后，徐贵忠在案涉宅基地上房屋内居住多年且依法办理了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各方均无异议。1999年，徐贵忠与徐才贵就案涉宅基地签订了《房基出售协议书》，徐才贵于2000年向王友华支付了2000元对价，并在案涉宅基地上拆旧建新。徐某2虽未在《房基出售协议书》中签字，但徐桂珍与王友华系夫妻关系且长期共同生活，王友华既是《房地产协议书》签订的见证人，也是《房基出售协议书》的执笔人，其对案涉宅基地的情况是知晓的，按照乡村社会传统习俗及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判断，王友华执笔草拟《房基出售协议书》并签字确认即可视为徐某2处分案涉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徐贵全虽未在该协议中签字，但在场参与了协议签订的过程，季某作为见证人在场参与并在协议中签字确认，徐桂兰与季某系夫妻关系且长期共同生活，徐贵全长期生活在清镇市且与徐桂珍、徐桂兰一直保持联系，由此足以认定徐桂珍、徐贵全、徐桂兰对《房地产协议书》的签订及履行是知情且认可的，对于案涉宅基地之变迁是知情的。现案涉宅基地上房屋被拆迁，二十年间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未对徐才贵在案涉宅基地修建房屋提出异议，现三上诉人以不知情为由主张该协议无效，本院不予采纳。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主张案涉宅基地使用权为徐贵忠的遗产，因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徐贵忠的遗产范围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综上，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徐桂珍、徐桂兰、徐贵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霞审判员  龙珑审判员  李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黄一灵书记员赵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