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6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国娟，女，1966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华，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劳晓洁，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如芬，女，1974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铁军，浙江民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伟夫，男，197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上诉人方国娟因与被上诉人章如芬、杜伟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4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国娟及其委托代理人钟华、劳晓洁，被上诉人章如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铁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杜伟夫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国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方国娟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方国娟与章如芬之间的民间借贷事实清楚。案涉借款由方国娟出借银行凭证、章如芬定期向方国娟支付月息凭证、微信记录、催讨还款录音等证据予以证实。方国娟在一审中已提供案涉四笔借款出借给章如芬的银行汇款凭证，其中2019年7月1日96.5万元的银行凭证上明确备注为借款。章如芬按照约定定期向方国娟支付利息也均备注为利息。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章如芬明确承认案涉借款并承诺还款。在公开进行的催讨还款录音中，杜伟夫也承认存在案涉借款。方国娟与案外人严高峰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不可能存在向其出借款项的委托借款关系。章如芬向方国娟借款后与案外人严高峰另行建立了借贷关系。该事实由严高峰向章如芬出具的部分借条予以佐证，且章如芬转给严高峰的每一笔款项用途均明确标注为“借款”。在章如芬与严高峰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情况下，章如芬向方国娟借款后再转借给严高峰符合常理。章如芬虽辩称只是经办借给严高峰，但其转给严高峰的款项金额与方国娟转给章如芬的案涉款项金额并不一致。若是方国娟委托章如芬出借款项给案外人，则不应存在本金差异或至少方国娟应当事先知道存在差异，但事实上方国娟并不知道存在差异。此外，2019年12月13日章如芬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向方国娟表示“因为借出去我们签合同有日期的，我去要求让他们早几天还我”，也印证章如芬将案涉借款转借给案外人的事实。二、一审判决对于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选择性解读，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方国娟除提交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之外，在一审中还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催讨款项的录音，足以证明其与章如芬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一审判决对微信聊天记录的解读以偏概全，同一证据评析尺度不统一。如2019年11月7日方国娟要求章如芬还款时，章如芬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以第一人称数次表述“还”、“借”等明确体现还和借的意思表示。在方国娟后期微信催讨过程中，章如芬明确案涉借款为借款，并向方国娟承诺还款。三、一审判决未能客观分析方国娟对章如芬进行感谢等表述的真实原因，方国娟如此表述的客观原因一方面是纠纷前双方私人关系确实很好，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方国娟将案涉款项借给章如芬后，能从章如芬处固定获取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合法借款利息。方国娟根本没有委托章如芬经手出借给案外人的本意和意思表示。且案涉借款过程基本上由章如芬主动要求借款，进一步印证本案不是委托关系。四、方国娟实际出借给章如芬348.7万元，章如芬将该款项用于何处均系其片面陈述。若法院判决驳回方国娟的诉请，意味着章如芬不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款付息义务，而对于严高峰，方国娟又根本不认识，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则方国娟将陷入救济途径的困境。本案的真实情况是：章如芬将从方国娟处借来的款项转借给案外人，并以此谋取高额利息；在案外人不能向章如芬还本付息时，章如芬才告知方国娟将款项实际借给了案外人，并在方国娟起诉后杜撰委托的虚假事实，从而逃避向方国娟还本付息的法律责任。 章如芬辩称，一审判决已对章如芬与方国娟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作出了详细分析与说明。双方之间就案涉款项不存在借贷合意。关于救济途径，一审中章如芬已提交案外人严高峰的情况说明，明确案涉款项为严高峰所借，方国娟可向严高峰主张权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杜伟夫未作答辩。 方国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章如芬、杜伟夫向方国娟归还借款本金580093.61元，并支付上述借款本金自2019年11月24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2.判令章如芬、杜伟夫向方国娟归还借款本金761568.17元，并支付上述借款本金自2019年11月14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3.判令章如芬、杜伟夫向方国娟归还借款本金1959372.12元，并支付上述借款本金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75%计算的利息；4.判令章如芬、杜伟夫向方国娟归还借款本金148267.81元，并支付上述借款本金自2019年11月5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方国娟在章如芬处有60万元、80万元、200万元、15万元四笔款项，现双方对此四笔款项性质产生争议，故诉至该院。方国娟认为系章如芬向其借款，章如芬认为系共同出借给第三人，其系方国娟对外出借款项的受托人、经手人。 上述四笔款项的实际转账情况及利息交付情况如下： 一、关于60万元。方国娟于2019年3月18日、2019年3月26日向章如芬分别转账39.6万元、18.8万元，差额部分作为利息预扣。章如芬于2019年4月25日、5月25日各向方国娟交付利息12000元，于2019年6月25日、7月24日、8月24日、10月25日各向方国娟交付利息9000元，于2019年11月24日向方国娟交付利息8000元。 二、关于80万元。方国娟于2019年5月5日向章如芬转账78.8万元，差额部分作为利息预扣。章如芬于2019年5月14日、6月14日、7月13日、8月13日、9月11日、10月13日各向方国娟交付利息12000元。 三、关于200万元。方国娟于2019年7月1日分别向章如芬转账100万元、96.5万元，合计198.6万元，差额部分作为利息预扣。章如芬于2019年7月29日、8月30日、9月29日、11月1日各向方国娟交付利息35000元。 四、关于15万元。方国娟于2019年10月29日向章如芬转账15万元。章如芬于2019年11月5日向方国娟交付利息2250元。 方国娟与章如芬在双方款项往来期间的微信对话中，方国娟多次对章如芬表示感谢。在2019年10月、11月双方的微信对话中，章如芬有提及“借”、“还”等字。 2019年12月，方国娟得知转给章如芬的款项无法收回，认为款项系出借给章如芬，故而向章如芬追要款项，并曾于2019年12月24日就与本案基本相同事实向该院提起诉讼，案号：（2019）浙0604民初9458号，案件开庭审理后，方国娟于2020年3月10日申请撤诉，该院裁定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系方国娟转给章如芬的涉案款项能否认定为章如芬向方国娟所借。 经审核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该院认为本案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方国娟与章如芬之间有借款合意，评析如下： 一、方国娟与章如芬之间如此大额的款项往来，只有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没有借条等借款合意证据，不符合常理，且章如芬不承认借款，又有相关反证的情况下，方国娟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举证，不能举证的应承担不利后果。 二、方国娟在将款项转给章如芬后的表现不符合正常借贷双方的身份。一般而言，借贷双方总是借款方对出借方表示感激，但本案正好相反。双方的微信对话中，均是方国娟对章如芬表示感激，而面对感激，章如芬是“埋怨”方国娟“每次不当我朋友看”。而且，方国娟的感激不仅停留在口头感谢，还有通过发红包、少收利息、送实物等方式表现，这明显有悖于常理。具体而言： 1.在款项出事前（2019年12月前），方国娟口头感谢贯彻双方微信对话始终，感谢之言在日常对话、收到利息、款项转给章如芬后均能体现。一是在日常对话中，方国娟微信对话中说道“你给我赚好多”、“如芬好朋友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钱是我赚你也有心事压力，真心感谢”、“如芬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除了感激”、“如芬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除了感谢还是感谢”。二是在收到利息后，方国娟微信对话中说道“如芬，介早就收到钱，真的太感谢你了，已经够多了”、“真心谢”、“如芬介早就收到，谢谢”、“如芬太多了我也得分你点的”、“如芬收到了，心里记着”。三是方国娟将款项转给章如芬后，其在微信对话中说道“如芬汇出了，多谢了”。 2.方国娟还希望在物质上感谢章如芬。一是发红包给章如芬表示感谢。2019年3月18日，方国娟第一次将款项转给章如芬，当即向章如芬发送微信红包一个表示感谢，当章如芬拒绝说“红包就不用，太不当我朋友”时，方国娟的反应却是“如芬谢谢了，红包收一下”、“你在给我赚钱，我意思下的”。二是让章如芬扣掉些利息方式感谢。比如“如芬扣除2000元好了”、“如芬你下次放利息给我少点好了，我坐收渔利，我真的有点过意不去了”、“200万元的利息你真的不要给了，我还一点意思也没有过”。三是不接受收利息方式表示感谢。当章如芬微信转账剩余利息9000元时，方国娟说“如芬这点钱我不收了，给你女儿买点水果吃”。四是送实物表示感谢。方国娟问章如芬“如芬好，你明天在厂吧”，章如芬答“你不要再说，何况我们拿高利息是暗地里的，你不要送我东西，只要相信我就可以”。 三、章如芬在微信对话中有披露款项是案外第三人所借。在微信对话中，章如芬告知方国娟“我有借条让他签着”、“如果日子到了你这钱不用再继续借给别人的话，借条要重新签过”，并上传严高峰出具的借条，借条载明借款人为方国娟，对此方国娟并不持有异议。且章如芬在微信对话中对利息支付也多次提及“他转多少我转多少”的意思。 四、方国娟自己微信对话中有体现其认同是章如芬在替其打理款项。一是方国娟在前述的感谢话中，如“你给我赚好多了”、“如芬好朋友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钱是我赚，你也有心事压力，真心感谢”、“如芬太多了我也得分你点的”、“200万元的利息你真的不要给了，我还一点意思也没有过”等从侧面说明其认可章如芬在为帮其理财，所以其在对话中说“真心感谢”、“不知道怎么报答”、利息“分你点”、“我还一点意思也没有过”等也就符合常理。二是方国娟在2019年11月24日的微信中说道“如芬60万、80万的利息都已结算过了，200万元的利息你也不用转我，你只要还我本金355万就好了，主要是年底了，所以着急付货款，儿女的200万元也催着要，真的谢谢你，年外有了再转你去给我打理”。微信对话的背景系方国娟欲对涉案的款项进行取回，其一是对章如芬表示“谢谢你”，二是表示年外有钱继续让章如芬“打理”。方国娟的感谢及提出以后款项继续交由章如芬“打理”能进一步反映方国娟当时内心是清晰章如芬帮其将款项出借给第三人以谋取高额利息。也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其一直以来表现出对章如芬的感激也就符合逻辑。 五、方国娟指出的微信对话记录中章如芬提到“还”、“借”等词，具体结合上下语境，不能充分得出章如芬有自己借款的意思表示。微信对话具有口语化、非正式性、有时还伴有方言等特点，因此理解微信对话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仅凭个别文字的一般文意去解读，而应该结合上下文对话语境。如2019年10月8日，章如芬问“手头钞票有多少”、“借个15天马上还”“一百万利息15000半个月”、“本来想让你凑点”。从对话上下语境，并没有明显体现出系章如芬自己要借款的意思表示，结合之前双方转账时的双方微信对话，宜理解为第三人要借款100万元，章如芬邀请方国娟一起凑钱借给第三人。又如2019年10月29日，章如芬问方国娟“20万能抽不”、“借150万，我缺”，结合上下语境，宜理解为第三人要借150万元，现在缺口20万元，故邀方国娟凑20万元共同出借给第三人。另2019年11月7日，章如芬对方国娟说“你在我这里200.80.60.15”、“200万在12月底还，15万只有10天的可以还，下个月中旬140万**拿100万元对吗”。联系对话的上文语境是，当日方国娟表示不久将要取回部分款项，章如芬在跟方国娟确认从哪笔款项中取出，所以从上下文语境中并不能当然得出双方之间有借贷合意。 六、方国娟转给章如芬的款项，章如芬再转给案外人严高峰时确实存在差额，极有可能章如芬借此赚取息差。但是章如芬的这种行为只能说明其没有披露真实的借款利率或侵占了属于方国娟的利息，但其没有忠于委托事务，这并不能改变款项的法律性质及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或者据此反推双方之间成立了民间借贷关系，款项性质还是应结合款项发生时双方的意思表示进行确定。 综上所述，该院对方国娟之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杜伟夫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作缺席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方国娟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本案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方国娟向本院提交：证据1，手机出示严高峰出具给章如芬的借据两份，落款时间分别为2019年3月26日、2019年5月15日，金额分别为60万元、80万元，由章如芬通过微信发送给方国娟，拟证明系案外人严高峰与章如芬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不是方国娟与严高峰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从而证明章如芬与方国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据2，手机出示2019年12月17日06时03分章如芬与方国娟的微信聊天记录，章如芬提到“是要还的”、“有借有还”，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章如芬质证认为，证据1中的两份借据不是新证据，与本案无关，也无法达到方国娟的证明目的，章如芬自己也有款项出借给严高峰；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也不是新证据，章如芬表达的意思不是很明确，她其实是替第三人说的，具体内容应当根据双方之间整体的聊天记录来确定。杜伟夫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对于证据1，仅能证明章如芬曾通过微信发送该两份借据给方国娟，至于两份借据的真实性，因涉及案外人利益，在本案中无法确认，即使借据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但严高峰、章如芬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与方国娟、章如芬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系两个不同的借贷关系，不能从严高峰、章如芬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推断出方国娟、章如芬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本院不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证据2的真实性可予以确认，对于是否能达到方国娟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在案证据在下文予以综合评判。 方国娟另提交：1.调查取证申请一份，申请本院调取章如芬与案外人严高峰之间的所有银行往来流水记录，拟证明方国娟转给章如芬的款项金额与章如芬转给严高峰的款项金额不一致，方国娟在起诉之前确实不知道严高峰与章如芬之间的资金往来，章如芬和严高峰之间是借款关系，方国娟和章如芬之间也是借款关系；2.鉴定申请一份，申请对2019年12月18日17点57分左右方国娟催讨案涉款项过程中，“那钞票你这里是借过，是转过的，是有的”这句话是否系杜伟夫所陈述进行鉴定，拟证明杜伟夫对于章如芬与方国娟之间的借款关系予以认可，其系债务加入。本院审查后认为，对于调查取证申请，不能达到方国娟的证明目的，故无调取必要，不予准许；对于鉴定申请，亦不能达到方国娟的证明目的，故无鉴定必要，亦不予准许。 章如芬、杜伟夫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除对“方国娟于2019年7月1日分别向章如芬转账100万元、96.5万元，合计198.6万元”不予认定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方国娟于2019年7月1日分别向章如芬转账100万元、96.5万元，合计196.5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为方国娟与章如芬之间就案涉款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方国娟上诉称其与章如芬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章如芬系案涉借款的借款人。章如芬则主张其与方国娟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其并非案涉借款的借款人，其仅系该款项经手人，受方国娟委托将该款项出借给案外第三人。对此，本院分析认为，首先，方国娟、章如芬对于案涉四笔款项系借款并无争议，该四笔款项由方国娟分多次转至章如芬账户，其中2019年7月1日转账96.5万元的银行凭证上明确备注为“借款”。之后章如芬针对该四笔款项每月分别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向方国娟支付利息。其次，在方国娟与章如芬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章如芬提到“借个15天马上还”、“国娟，15万转我借10天可以吗”、“利息有的”、“你在我这里200.80.60.15”、“200万在12月底还，15万只有10天的可以还，下个月中旬140万**拿100万元对吗”、“本来我们也是到过年都要还一下的”、“到12月15日还你95万”、“有钱我不会不给”、“国娟我有肯定给，现在我已经连吃饭钱都要想办法，真的对不起”。二审中，方国娟提交的证据2显示，在方国娟向章如芬催讨时，章如芬于2019年12月17日进一步明确“是要还的”、“有借有还”。上述聊天记录可以体现章如芬有向方国娟借款的意思表示。再次，章如芬虽在与方国娟的微信聊天中有提到案外第三人，如“我有借条让他签着”、“如果日子到了你这钱不用再继续借给别人的话，借条要重新签过”，“因为借出去我们签合同有日期的，我去要求让他们早几天还我”，但上述内容并未明确章如芬系受方国娟委托向案外第三人出借案涉款项，结合方国娟转给章如芬的款项与章如芬转给案外第三人的款项存在差额，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方国娟委托章如芬向案外第三人出借案涉款项的事实。关于章如芬提出的案外人严高峰曾于2019年4月16日给方国娟出具过60万元借条的问题。经审查，章如芬确实曾在微信聊天中向方国娟发送过该借条。但方国娟认为该借条对应的是另外一笔发生于2019年4月16日的借款，且该笔借款已结清，不包含在本案四笔借款内。本院认为，该借条落款时间为2019年4月16日，与方国娟转给章如芬案涉四笔款项的时间不能对应，且章如芬在一审举证时也认可存在2019年4月16日的借款，并明确该借款已还清，故即使案外人严高峰确实曾于2019年4月16日给方国娟出具过60万元借条，但该借条与本案的关联性也难以认定。最后，根据方国娟与章如芬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本案纠纷发生之前，两人均从事会计工作，关系较好，且因出借案涉款项，方国娟从章如芬处固定获得了较高的借款利息，故本院认为方国娟在微信聊天中向章如芬通过多种方式表达感谢之意，亦符合人之常情。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方国娟与章如芬就案涉款项存在借贷合意具有高度盖然性，结合款项已交付之事实，本院认定方国娟与章如芬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章如芬应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借款本金，因借款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故按实际借款数额认定。又因方国娟诉请主张的借款本金数额低于其实际交付给章如芬的款项金额，此系方国娟对自身合法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借款利息，章如芬针对案涉四笔借款曾分别支付过若干月份的利息，但现无证据证明双方对之后的利息支付进行过明确约定，应视为不支付利息。 关于杜伟夫是否对案涉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案涉借款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方国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系用于章如芬、杜伟夫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亦未提供充分有效之证据证明杜伟夫明确有与章如芬共同向方国娟借案涉四笔款项的意思表示，故案涉四笔借款应认定为章如芬个人债务，方国娟要求杜伟夫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因当事人在二审中提交了新证据，导致一审判决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方国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杜伟夫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4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章如芬应归还上诉人方国娟借款3449301.71元，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三、驳回上诉人方国娟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9394元，依法减半收取计1969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24697元，由方国娟负担12348.50元，章如芬负担12348.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34395元，由方国娟负担17197.50元，章如芬负担17197.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靓 审判员 黄叶青 审判员 徐燕飞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张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