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青民申46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青海山金矿业有限公司,住所：青海省都兰县沟里乡果洛龙洼金矿。 法定代表人:刘润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波,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罗生军,男，住青海省湟中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贺发贵，住青海省湟中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恩和路**。 法定代表人:王宝林,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凌，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青海山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金矿业）因与被申请人罗生军、贺发贵、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以下简称内蒙四院）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28民终32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山金矿业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28民终328号民事判决，且足以证实内蒙四院对内蒙四院西宁办事处的成立是明知的，案涉工程贺发贵用内蒙四院西宁办事处名义承揽，山金矿业有理由相信贺发贵的行为代表内蒙四院。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法院对山金矿业提出的内蒙四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贺发贵承揽钻探工程的事实不予采纳错误。首先，内蒙四院西宁办事处银行账户与内蒙四院银行账户之间没有资金往来，只能证实两者之间是独立核算，并不能证实内蒙四院对西宁办事处的成立不知情。其次，内蒙四院在一审法院2017年5月25日庭审中明确认可“内蒙四院与贺发贵系承包关系，主要就是工程的打钻的所有事项”“之前和贺发贵合作过”，贺发贵也认可“以前挂靠过内蒙四院公司”“我冒名顶替，当时山金公司应该不清楚”，足以证实由于贺发贵与内蒙四院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贺发贵伪造内蒙四院印章与山金矿业签订相关合同时，致使山金矿业有理由相信该印章为真实的，故贺发贵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内蒙四院承担。最后，贺发贵在其他工程中曾挂靠内蒙四院施工，手持整套施工资质及有关文件参与案涉工程的投标并中标施工，即便内蒙四院印章系贺发贵伪造，但内蒙四院所使用的印章也不具有唯一性，贺发贵的行为也形成了表见代理。2.二审法院对山金矿业提出内蒙四院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的理由不予采纳错误。首先，案涉工程在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公司进行了投保系不争的事实。其次，从工商材料分析内蒙古第四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四公司）与内蒙四院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均一致，足以证实二者人格混同。最后，基于内蒙四公司与内蒙四院“一班人马两块牌子”的实际情况，及贺发贵使用内蒙四公司相关资料和内蒙四院印章就案涉公司投保的事实，足以证实内蒙四院和内蒙四公司均对贺发贵施工案涉工程知情，内蒙四院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3.二审法院认定贺发贵与罗生军存在雇佣关系错误，缺乏证据证明。即使贺发贵与罗生军存在雇佣关系，原审法院就罗生军是否在山金矿业工地受伤一事并未查明，直接判决山金矿业承担赔偿责任严重错误。首先，贺发贵与罗生军之间系老乡，存在利害关系，两人之前自认存在雇佣关系，并不适用于山金矿业。其次，罗生军仅向法庭提交了几张未知的山金矿业施工工地照片，但该组照片非事故现场照片，既不能证明罗生军的损害发生在雇佣期间，也不能证明罗生军是在山金矿业工地受伤。且案涉工程在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公司投保的人寿团体保单中也无罗生军的名字，这也直接证明罗生军并非案涉工程的施工人员。最后，罗生军应对在山金矿业工地受伤承担举证责任，纵观案件的卷宗材料，除几张照片外，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实罗生军受伤的地点，在此基础上，原审法院直接认定让山金矿业承担连带责任错误。4.本案中，山金矿业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实内蒙四院对贺发贵使用其西宁办事处名义承揽工程系明知的，且贺发贵所使用的内蒙四院公章系经内蒙四院认可的，完全可以证实涉案工程就是内蒙四院实际承揽与施工，内蒙四院应当对罗生军的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侵犯了山金矿业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请再审。 内蒙四院提交意见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山金矿业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新证据的问题。再审审查期间,山金矿业向本院提交三组证据：1.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7）鲁1102民初5907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1民终740号二审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申7312号再审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内蒙四院对成立西宁办事处是知晓的，且内蒙四院所使用的公章并不具有唯一性。2.内蒙四公司与内蒙四院的工商登记材料，拟证明内蒙四公司与内蒙四院的注册地址均为内蒙古集宁市恩和路61号，法定代表人均为王宝林（现内蒙四院的法定代表人王宝林、内蒙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20年7月13日变更为张**旺），两主体人员混同。3.加盖内蒙四院公章的营业执照、荣誉证书两份、地质勘查资质证书两份，证明山金矿业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招投标时投标人提交公司存档。内蒙四院质证认为，上述材料形成于原审判决之前，山金矿业属逾期提供，不符合法律对于新证据的规定，故不予认可。第一份证据与本案无关，真实性不持异议，法律关系与本案均不一致，不能证明贺发贵的签字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原审查明的事实显示内蒙四院西宁办事处系案外人私刻与内蒙四院无关。第二组证据相关网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内蒙四院与贺发贵是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二者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人格混同情形，内蒙四院没有向贺发贵提交资质材料，贺发贵伪造参与投标，山金矿业未尽审查义务，未向内蒙四院核实，贺发贵也未提交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的原件，施工过程中将全部工程款支付给贺发贵个人，违反了工程款结算相关管理及规定。第三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没有提供原件，材料是从网上下载的扫描件。该材料不能证明尽到了审查义务，不能证明贺发贵是内蒙四院的代理人。本院认为，上述证据都不属于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山金矿业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关于新证据的规定。山金矿业的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第一，关于贺发贵的行为是否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该规定，山金矿业主张贺发贵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其不仅应当举证证明贺发贵的代理行为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1.贺发贵虽代表内蒙四院与山金矿业签订《瓦勒尕矿区6#脉钻探工程合同书》，但仅参与缔约本身并不能当然作为认定后续履行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客观表象。事实上，缔结合同即系贺发贵个人行为，并未获得内蒙四院的授权以及追认。2.山金矿业应将工程款汇入内蒙四院账户或其指定的其他账户，其在没有征询内蒙四院意见的情况下直接将工程款付给内蒙四院以外的个人账户或公司账户，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不符合表见代理善意且无过失的构成要件。3.贺发贵虽以内蒙四院名义对外签订过两份《地质岩芯钻探工程合同书》，但在其又以内蒙四院名义与山金矿业签订合同时，山金矿业也应当对贺发贵是否享有相应权限进行审查核实。故山金矿业关于贺发贵伪造内蒙四院印章与山金矿业签订相关合同时，致使山金矿业有理由相信该印章为真实的，贺发贵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内蒙四院承担等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第二，关于贺发贵和内蒙四院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的问题。山金矿业主张贺发贵和内蒙四院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但就案涉合同是否存在挂靠或委托，其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故其认为存在挂靠关系的陈述理由不能成立。第三，关于贺发贵与罗生军是否存在雇佣关系认定的问题。2015年7月，罗生军跟随同乡的贺发贵来都兰打工，双方形成雇佣关系。同年8月8日，罗生军从操作台上跌落受伤，经多家医院救治被诊断为高位截瘫，司法鉴定为二级伤残，生活不能自理。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山金矿业作为发包人应当知道贺发贵没有相应资质而将都兰县沟里地区整装勘查钻探工程发包给贺发贵,应与贺发贵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予以确认，并无不当。第四，关于内蒙四院对罗生军的损害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认定的问题。如前所述，由于山金矿业未尽到注意义务，故其以贺发贵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及内蒙四院对罗生军的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山金矿业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青海山金矿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陈 鸿 审 判 员  吉素梅 审 判 员  吴 蓓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梁 桥 书 记 员  铁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