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34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网洪，男，1947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英芳，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捷，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卫平，男，1956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江苏金天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常州市金坛区指前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常州市金坛区241省道指前镇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20482014139417Q。负责人：施顺，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彩霞，江苏朝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潮民，江苏朝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网洪因与被上诉人徐卫平、原审被告常州市金坛区指前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指前镇政府）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8)苏0482民初2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网洪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对案涉关键证据“借条”“欠条”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以及证据的三性未予查明认定，是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借条”“欠条”都是上诉人在受到被上诉人的逼迫的非正常情况下形成的。2016年4月11日，当时上诉人住在女儿戴一萝金坛半岛花园家里，被上诉人带了两个人到戴一萝家里找到上诉人，就20年前金坛市第二电机厂（以下称第二电机厂）为金坛市社头粮油加工厂（以称粮油加工厂）担保向建行贷款的所发生的代偿事情，要求戴网洪出具借条，戴网洪不同意。于是徐卫平安排两个人住到戴一萝家里，看住上诉人不让离开。上诉人被逼无奈，于2016年4月12日写了一张借条交给了徐卫平。徐卫平看了不满意，就拿着打印好的借条让戴网洪签名按印。戴网洪写好借条交给徐卫平后，徐卫平等人方才离开。后来，戴网洪去连云港帮某公司看门，徐卫平带了两个人于2017年6月19日幵车到这家公司找到戴网洪，把戴网洪叫上车子，让戴网洪在他打印好的“欠条”上签名按印，内容都没有让上诉人看。其次，徐卫平让戴网洪签名的“借条”“欠条”内容严重失实，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借条”的内容是这样的：“本人戴网洪于96年左右向建行贷款50万元，由徐卫平担保，借款到期后，本人未归还，由徐卫平为本人垫付了全部借款，本息合计72万元。现本人出具借条给徐卫平，本人戴网洪向徐卫平借款人民币72万元，该款由本人每年归还5万元，在当年12月31日前归还，直至还清全部借款。如本人在社头的房屋拆迁，则一次性归还全部借款。”“欠条”的内容是这样子的：“本人戴网洪于1996年左右向建行贷款人民币伍拾万元，由徐卫平担保，借款到期后，本人未能归还，建行向法院起诉本人和徐卫平，后在法院执行过程中，徐卫平支付了全部借款和利息，合计人民币七十二万元。徐卫平履行了担保责任后，多次要求本人归还，由于本人经济困难，一直没有归还，现本人特向徐卫平出具欠条一份，本人承诺欠徐卫平现金人民币七十二万元，该款本人于每年12月31日前归还伍万元，直至还清为止。如有一期未能按时归还，徐卫平有权随时向法院起诉，由本人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如本人在社头的房屋拆迁，则一次性归还全部借款本息。特立此据为凭”。“借条”“欠条”都是徐卫平事先准备好了的，逼着戴网洪签字的。由其内容可以看出，“借条”“欠条”与事实不符，主要问题有：第一，戴网洪没有在1996年前后向建行贷款50万元；第二，徐卫平没有为戴网洪的银行借款做过担保；第三，建行没有向法院起诉过戴网洪和徐卫平；第四，徐卫平没有为戴网洪向建行还款72万元；第五，2001年6月2日起到2016年4月10日止，徐卫平从来没有向戴网洪主张过权利。因此，“借条”“欠条”所描述的基本事实均属虚假。如此假得不能再假的证据，怎么能作为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的根据。再次，“借条”“欠条”不具有证据的三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一，“借条”“欠条”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如前所述，“借条”“欠条”所描述的主要事实均属虚假。第二，“借条”“欠条”不具有合法性。谎言永远都是谎言，绝不可能因为传话的人多了就变成真理。就是这样错误连篇的“借条”“欠条”，在一审法官的眼里，竟然变成了美丽的花朵，美其名曰“则是由于徐卫平和戴网洪欠缺相关的法律知识，混淆了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与代表行为所致”。可是，我们神圣的法官不会不知道，企业的债务是不会要原法定代表人个人承担的；戴网洪早己不是粮油加工厂的法定代表人了；戴网洪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签名的。因此，“借条”“欠条”均不具有合法性。第三,“借条”“欠条”不具有关联性。本案的案由是追偿权纠纷，根据法律的规定,追偿权是担保人向债务人行使。即使徐卫平取得追偿权，但其追偿的对象是而且只能是债务人粮油加工厂。因其追偿的债务与戴网洪毫无关系，戴网洪不是其追偿的对象，因而其向戴网洪主张追偿，明显是偏离了方向。所以，“借条”也好，“欠条”也罢，均不是被上诉人向戴网洪追偿的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被逼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欠条”，“借条”“欠条”不构成债务加入的事实未予查明认定，是认定事实不清。有关戴网洪被逼出具“借条”“欠条”的事实，前而已经说过，这里不再重复。一审判决犯了严重的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其论证过程是这样子的：向企业法人主张债务是可以向其法定代表人主张的，戴网洪“是”粮油加工厂(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徐卫平可以向戴网洪主张粮油加工厂的债务。貌一看，这里面似乎并没有问题，然而，细加分析，问题就大了去了。首先，戴网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坐牢之后，还是不是粮油加工厂的法定代表人？显然，拘留、逮捕，以及坐牢期间，是不能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戴网洪刑满释放后，并没有再回粮油加工厂，也就是说，戴网洪从被刑事拘留之日起，就己经不是粮油加工厂的法定代表人了。至于工商档案里粮油加工厂的法定代表人没有变更，并不能认定戴网洪还是粮油加工厂的法定代表人。戴网洪出生于1947年12月，按正常情况，到2007年12月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即使其坐牢以后仍然是粮油加工厂的法定代表人，但退休之后便一定不可能是了，因为，粮油加工厂是集体企业。其次，行为人向法定代表人主张权利，法定代表人的承诺所代表的是企业法人而不是个人。一审判决的高明，就在于混淆视听，偷换概念。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主张权利，但该项主张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企业法人承担，而不是由其个人承担。既然一审判决认定徐卫平向戴网洪主张权利，属于向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主张，那么，该项主张所产生的责任，理当由企业法人来承担，而不是由戴网洪个人来承担。一审判决前面说的还是向企业法人主张，但后面马上就变成了可以向戴网洪个人主张，其偷换概念手段实在高明。再次，徐卫平的追偿时效早已超过，不因戴网洪出具“借条”“欠条”产生债务加入的法律后果。第一，“借条”“欠条”不符合债务加入的构成条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苏高法审委（2005)16号，以下称江苏高院纪要）第十七条对债务加入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对照该定义，“借条”“欠条”既不是三方协议，也不是双方协议，那么是不是符合单方承诺呢？显然也不是。因为单方承诺所承诺履行的是债务人的债务，“借条”“欠条”中所说的是戴网洪自己的个人债务，显然不是一回事。第二，债务加入需要符合债务之有效存在的前提条件，而本案情形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般认为，债务加入需要具备以下构成要件：①原债务合法有效；②第三人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③原债务依其性质可转让；④原债务人不脱离债务；⑤原债务人与加入人就同一债务负责。本案中，徐卫平之追偿债权,早在2003年6月2日就己经过了诉讼时效，就已经不再合法有效了。可见，戴网洪签字的“借条”“欠条”，并不能产生债务加入的法律后果。（三）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在履行担保代偿义务后，未在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向粮油加工厂以及社头镇人民政府追偿的事实未予查明认定，是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所履行的担保代偿款，是第二电机厂为粮油加工厂担保向金坛建行借的贷款。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担保人有权自承担责任之日起2年内向债务人追偿。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履行担保债务的时间为2001年6月1日，故其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是2001年6月2日起至2003年6月1日（一审判决认为是2003年6月2日)止。因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该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情形，因而被上诉人向指前镇（原社头镇）人民政府以及粮油加工厂追偿的诉讼时效早在2003年6月2日就己经超过。事实上，被上诉人在自代偿之日起到粮油加工厂2007年4月11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止，一直都没有向指前镇人民政府或者粮油加工厂行使追偿权，可见其追偿时效早已超过。（四）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被判刑后，就己经不是粮油加工厂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未予查明认定，是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担任粮油加工厂法定代表人的时间应当是到1998年被刑事拘留之日止，上诉人因刑事案件被拘留、逮捕、判刑坐牢，后来也没有再回过粮油加工厂。根据《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的规定，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人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因此，上诉人在被刑事拘留之日起就已经不是粮油加工厂的法定代表人了。至于工商档案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的名字依然是“戴网洪”，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仍是粮油加工厂的法定代表人。因此，被上诉人行使担保追偿权，其对象应当是债务人粮油加工厂，其向早已不是粮油加工厂法定代表人的上诉人主张，并不能产生向粮油加工厂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五）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欠条”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应属无效的事实未予查明认定，是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在担保代偿十多年后，带人闯入上诉人女儿戴一萝家里，派人看住上诉人不让离开，逼迫上诉人出具借条，上诉人被逼无奈，才写了借条给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认为不满意，让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打印的“借条”上签名按印。如果不是因为被上诉人等人的逼迫，上诉人是绝对不会向其出具借条的，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出具这样巨额债务的“借条”。显然，这个借条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2017年6月19日，被上诉人带人到连云港上诉人做门卫的公司，把上诉人叫到车子上，逼迫上诉人在其打印好的“欠条”上签名。可见，这份欠条绝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由欠条的荒唐内容以看出，被上诉人是早有预谋的。然而，一审判决却把内容不实的罪名归在了上诉人的身上，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承担内容不实的责任，实在是荒唐透顶。可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其在法律适用上是极其错误的。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该规定针对的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且必须是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内主张权利，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本案中，因被上诉人没有在保证代偿后的两年内向债务人粮油加工厂行使追偿权，因而被诉人的追偿时效早在2003年6月2日就已经超过。因为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担保追偿的债务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存在诉讼时效的起算期，何来的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呢？并且，诉讼时效针对的是权利义务的相对方，而不是案外人。（二）一审判决未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确认被上诉人的追偿对象，其在法律上是极其错误的。担保法第三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第二电机厂是为粮油加工厂担保的，债务人是粮油加工厂，因此，粮油加工厂才是被上诉人行使担保追偿权的责任主体，而上诉人不是其行使追偿权的义务主体，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追偿，其在法律适用上是极其错误的。（三）一审判决未依照担保法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确认被上诉人的追偿时效已经超过，其在法律适用上是极其错误的。担保法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一审判决己经查明，被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是2001年6月1日，因其没有在之后的两年内向债务人粮油加工厂行使追偿权，其早在2003年6月2日就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四）一审判决未依江苏高院纪要第十七条的规定确认戴网洪出具“借条”“欠条”的行为不构成债务加入，其在法律适用上是极其错误的。江苏高院纪要第十七条对债务加入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对照该定义，“借条”“欠条”不属于三方协议，也不是双方协议，那么是不是单方承诺呢？显然也不是。因为单方承诺所承诺履行的是债务人的债务，而“借条”“欠条”中所说的是戴网洪自己的个人债务，显然不符合债务加入的法定情形。徐卫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指前镇政府述称，一审判决适当，应予以维持。徐卫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戴网洪、指前镇政府共同偿付徐卫平垫付的贷款本息人民币595000元整以及支付从2017年1月1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8‰计算的逾期利息，诉讼费由戴网洪、指前镇政府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8月19日，就中国建设银行金坛市支行（以下简称金坛建行）与粮油加工厂（时任法定代表人戴网洪）、第二电机厂（时任法定代表人徐卫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法院作出（1996）坛经初字第216号民事调解书，查明：金坛建行与粮油加工厂于1996年2月14日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粮油加工厂向金坛建行借款500000元，借款期限自1996年2月14日至同年3月10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0.08‰，逾期按日利率万分之六计收利息；同日，金坛建行与粮油加工厂、第二电机厂又签订了一份保证合同，合同约定，第二电机厂为粮油加工厂向金坛建行借款500000元及其利息提供担保，并明确保证责任为连带清偿责任；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金坛建行按借款合同借给粮油加工厂借款500000元，但粮油加工厂未按借款合同约定向金坛建行偿还借款及其利息，第二电机厂也未按合同履行保证责任；粮油加工厂尚欠金坛建行借款475000元及其利息。该案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如下：一、粮油加工厂欠金坛建行借款475000元，承担银行利息58230元（利息算至1996年9月15日），合计533230元，此款于1996年9月15日前偿还本金200000元，利息58230元；同年10月31日前偿还本金150000元，并利随本清；同年11月30日前偿还本金125000元，并利随本清，利率按月利率18‰计算。二、第二电机厂对以上第一项负连带清偿责任。三、诉讼费14570元，由粮油加工厂负担。之后，粮油加工厂与第二电机厂均未履行还款义务，金坛建行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金坛建行在1998年6月25日与金坛市世平印刷包装机械厂（原第二电机厂）达成和解协议：一、粮油加工厂所欠贷款475000元由担保人金坛市世平印刷包装机械厂以转贷方式先行偿还。二、贷款期间的利息120000元由金坛市世平印刷包装机械厂先行偿还（1998年6月26日先付20000元，7月底付清），其余利息金坛建行予以放弃。和解协议达成后，金坛市世平印刷包装机械厂履行了34970元。2001年5月31日，金坛建行（甲方）与金坛市世平印刷包装机械厂（乙方）签订了1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就乙方为粮油加工厂担保475000元事宜，在法院执行中，已将本金转给乙方，利息减免后乙方需承担70000元；甲方同意乙方将1台价值480000元的PZ2720-02型四开双色胶印机，抵偿借款本金475000元及利息181682元（利息算至2001年6月1日，包含前述70000元利息），胶印机于2001年6月1日交付；……甲方接收乙方抵债物后，甲、乙方就475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债权债务关系取消（消灭）。协议签订后，金坛市世平印刷包装机械厂按约交付了抵债的胶印机。2016年4月11日，徐卫平向戴网洪索要前述代偿款，双方为此发生争执。次日，戴网洪出具了1份借条。因徐卫平认为不妥，戴网洪遂在徐卫平提供的1份借条中签名。2017年6月，徐卫平又向戴网洪索要，并要求更换凭证，戴网洪为此在徐卫平提供的欠条打印件中签名捺印。欠条主要内容：本人戴网洪于1996年左右向金坛建行贷款500000元，由徐卫平担保；借款到期后，本人未能归还，建行向法院起诉本人和徐卫平，后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徐卫平支付了全部借款和利息，合计720000元；徐卫平履行了担保责任后，多次要求本人归还，由于本人经济困难，一直没有归还；现本人特向徐卫平出具欠条1份，承诺欠徐卫平720000元，本人于每年12月31日前归还50000元，直至还清为止；如有一期未能按时归还，徐卫平有权随时向法院起诉，由本人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如本人在社头的房屋拆迁，则一次性归还全部借款本息。之后，戴网洪分文未予归还。一审又查明，1994年7月19日，金坛市社头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社头镇政府）与徐卫平签订契约1份，约定由社头镇政府将其所属企业第二电机厂有偿转让给徐卫平，第二电机厂自创办起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徐卫平承担。1997年3月27日，第二电机厂（时任法定代表人徐卫平）被登记机关核准注销，常州市世平调速电机厂承诺由其享有和承担第二电机厂的债权债务。1998年2月16日，常州市世平调速电机厂（时任法定代表人徐卫平）申请注销企业登记，金坛市世平印刷包装机械厂（集体所有制，以下简称集体世平厂）承诺由其享有和承担常州市世平调速电机厂的债权债务，该注销申请于1998年4月1日被登记部门核准。1999年9月29日，集体世平厂（时任法定代表人徐卫平）申请注销企业登记，徐卫平承诺承担该厂的人员安置、设备、物资、债务等。1999年10月14日，登记机关核准了该注销申请。同日，徐卫平申请设立私营性质的金坛市世平印刷包装机械厂（以下简称私营世平厂），登记机关当日予以核准。2002年5月30日，私营世平厂申请注销企业登记，徐卫平承诺承担该厂的人员安置、设备、物资、债务等。一审再查明，粮油加工厂系集体所有制，于2007年4月11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其主管部门为金坛市社头镇工业公司。一审还查明，因行政区划调整，社头镇政府已并入指前镇政府。一审法院认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第二电机厂为粮油加工厂向金坛建行借款提供保证，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后，依法有权向粮油加工厂追偿。由于案涉保证担保发生于1996年2月14日，而社头镇政府早在1994年7月19日就将第二电机厂转让给徐卫平，并明确约定第二电机厂自创办起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徐卫平承担；另一方面，根据第二电机厂、常州市世平调速电机厂、集体世平厂、私营世平厂的企业注销登记档案，可以证明除私营世平厂外，其余三企业在2001年5月31日前均已注销企业登记，同时，也可以证明第二电机厂注销后的债权债务由常州市世平调速电机厂享有和承担，常州市世平调速电机厂注销后的债权债务由集体世平厂享有和承担，集体世平厂和私营世平厂注销后的债权债务均由徐卫平享有和承担，可见，与金坛建行签订并履行以胶印机抵债协议书的只可能是私营世平厂。因此，上述四企业中无论哪一企业履行了代偿义务，徐卫平作为私营世平厂的投资人和债权债务承继人，都有权主张追偿。指前镇政府与戴网洪关于徐卫平无权追偿的辩解，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粮油加工厂于2007年4月11日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实际已停止经营活动一年以上，作为主管部门的社头镇工业公司对该厂的债务依法负有清理责任。由于社头镇工业公司系社头镇政府的职能部门，目前尚无证据证明其具有法人资格，且社头镇政府现已并入指前镇政府，故社头镇工业公司的清理责任应由指前镇政府承担。徐卫平主张指前镇政府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债务虽是粮油加工厂所欠，但戴网洪向徐卫平出具欠条，已构成债务加入。理由如下：第一，第二电机厂为粮油加工厂向金坛建行借款提供担保，私营世平厂作为第二电机厂注销后最终的权利义务承继者徐卫平投资设立的私营企业，在第二电机厂注销后代该厂与金坛建行达成协议，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已加入了第二电机厂对金坛建行负有的债务。私营世平厂依据协议代粮油加工厂履行了债务后，即对粮油加工厂享有债权。换言之，如私营世平厂未履行其与金坛建行的协议，则不能享有对粮油加工厂的追偿权。第二，从法院作出（1996）坛经初字第216号民事调解书开始，粮油加工厂直到2007年4月11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一直是戴网洪，徐卫平作为私营世平厂的投资人，向戴网洪主张粮油加工厂所欠债务，并无不当。至于欠条中的戴网洪本人借款、徐卫平提供担保等内容，则是由于徐卫平和戴网洪欠缺相关的法律知识，混淆了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与代表行为所致，对债权债务诸主体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质影响。第三，欠条中的还款计划，戴网洪并非是以粮油加工厂法定代表人名义订立，而是承诺由其本人还款，特别是强调了如其本人的房屋拆迁，则一次性还款，戴网洪承诺由其本人履行粮油加工厂的债务，符合债务加入的条件。故此，戴网洪关于其出具欠条不构成债务加入的辩解，法院不予采纳。戴网洪还辩称欠条是受到徐卫平的胁迫后出具，从其提供的接处警记录来看，只能证明徐卫平为索要欠款与戴网洪发生纠纷，并不能证明徐卫平存在胁迫行为。况且，2017年6月徐卫平再次向戴网洪索要欠款时，戴网洪非但没有拒绝，反而在徐卫平提供的欠条中签名捺印，更证明了本案的欠条并非违背戴网洪的真实意思。对于戴网洪的这一辩解，法院也不予采纳。现戴网洪未能按欠条载明的还款时间还款，徐卫平有权主张全部欠款。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根据2001年5月31日私营世平厂与金坛建行的协议书，私营世平厂于2001年6月1日交付用以抵债的胶印机，对于粮油加工厂而言，私营世平厂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在2003年6月2日即已届满，徐卫平又未能举证证明该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形，故其向指前镇政府提出的诉讼请求，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戴网洪加入粮油加工厂的债务是因为其于2016年4月12日向徐卫平出具欠条，其在欠条中承诺每年12月31日前归还50000元，如有一期未能按时归还，徐卫平有权随时起诉，故而徐卫平向戴网洪提出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1月1日起算。再者，戴网洪还于2017年6月在徐卫平提供的欠条中签名捺印，引起了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徐卫平于2018年4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戴网洪还款，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根据徐卫平提交的2001年5月31日私营世平厂与金坛建行签订的协议书以及证人证言，可以证明私营世平厂代偿的金额（金坛建行对粮油加工厂的债权消灭金额）为656682元，故虽然欠条载明的金额为720000元，徐卫平也只能在656682元范围内追偿。徐卫平只主张595000元，系其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法院予以准许。徐卫平还主张该595000元从2017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18‰计算利息，首先，该595000元中本金只有475000元，其余120000元系利息，依法不得再计算利息；其次，按照月利率18‰计算利息，不超过调解协议约定的标准，未加重粮油加工厂及戴网洪的负担；再次，徐卫平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欠条实际是2017年形成，因此，欠条中的每年12月31日显然应从2017年起算，即戴网洪只应从2018年1月1日起支付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戴网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卫平支付代偿款人民币595000元，并支付原借款本金475000元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8‰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徐卫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750元，由戴网洪负担。二审听证时，上诉人代理人陈述，案涉欠条是被上诉人让上诉人在空白的纸上按了指印，所有内容都是被上诉人事后添加的。被上诉人认为，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从未提及上述理由，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原审被告认为，上诉人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告知上诉人代理人，其该主张与一审答辩意见不符，询问其对此是否需要提交新的证据或者申请鉴定。上诉人代理人称，上诉人本人认为如果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陈述的事实，上诉人将申请鉴定签名的真实性。本院遂告知上诉人代理人，如上诉人确定要申请鉴定，应在庭后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上诉人代理人回答：“清楚了。”后上诉人未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一审法院（2000）坛刑初字第108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1999年被刑事拘留，2000年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上诉人陈述上诉人被判刑之后不再是粮油加工厂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出狱之后没有再回粮油加工厂工作，因而不可能继续担任粮油加工厂的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在2016年找上诉人追偿，不能产生其对粮油加工厂追偿权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借款发生在上诉人刑事拘留之前，在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中，上诉人仍然登记为粮油加工厂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在2016年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系对债务的主动承担，构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审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所说的不担任法定代表人不是事实。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借条和欠条的形成过程及内容提出异议，上诉人陈述，2016年4月11日被上诉人带了人到上诉人女儿家要上诉人还钱，上诉人没有还钱他们就在上诉人女儿家住了一晚，上诉人女儿也报警了。后来因为不写借条他们不走，实在没办法所以手写了一张借条交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看了不满意就到外面打印了一张借条让上诉人签字，上诉人为了能让被上诉人走所以就在借条上签了名字。到2017年7月，上诉人在连云港一家公司做门卫，被上诉人带了两个人开车到这个公司的门口，其中一个人就去门卫叫上诉人说被上诉人找他。后来上诉人就到了车上去，坐在后排，然后被上诉人就拿张白纸让上诉人按了指印。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系受被上诉人胁迫所签，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也与上诉人前后两次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和欠条的行为不符，故一审认定上诉人出具的欠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二审中，上诉人提出案涉欠条系被上诉人伪造，与其一审陈述及书面上诉意见不符，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该欠条中描述欠款经过时虽将上诉人、被上诉人与其分别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相混淆，但是上诉人以其个人财产偿还债务的承诺内容明确，一审认定上诉人系债务加入亦无不当。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案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的法律基础是上诉人的债务加入行为，上诉人分别于2016年4月12日和2017年6月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和欠条表明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至本案一审起诉时诉讼时效并未超过。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50元，由上诉人戴网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李银芬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