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赔偿判决书     (2020)兵06行终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其军，男，汉族，1962年7月14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五家渠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公交客运管理处（原五家渠市公交客运管理处），住所地：五家渠市军垦南路**。   法定代表人：陈国友，该处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红军，该处副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刚，新疆伯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其军因与被上诉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公交客运管理处（以下简称客管处）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2017）兵0601行初字3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其军，被上诉人客管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红军、骆刚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及庭外组织调解合理扣除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其军上诉请求：1、撤销（2017）兵0601行初字3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2、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害1658155元；3、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根据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客管处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的《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书》违法。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当事人的合法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同时，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九条、第三十六条第（六）、（八）项等的规定，客管处应赔偿其停产停运损失费用358155元，身体健康损害费1000000元（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合计1658155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客管处辩称，客管处作出不予许可决定具有法律依据，在不能确定不予许可行为是否违法情况下，无法认定赔偿问题，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其军在五家渠市从事客运出租车职业，其本人持有五家渠市道路运输管理局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五家渠市工商局颁发的《个体运输户营业执照》，其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截止到2015年3月16日，《道路运输证》的有效期截止到2014年9月。2014年9月22日，刘其军前往客管处申请更换新的《道路运输证》，客管处向刘其军出具一份申请经营许可证所需的材料清单，要求刘其军按清单准备申请材料。2014年9月24日，刘其军将准备好的材料交给客管处，客管处未给予答复。2014年9月26日，客管处将刘其军提交的申请材料退回，并要求刘其军按照相关要求准备材料。2014年10月9日，刘其军再去客管处申请，客管处要求刘其军购买《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学习资料，并按照书里的要求准备材料，刘其军购买了图书后，客管处未履行颁证义务。2014年12月7日，刘其军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客管处履行法定职责向其发放《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2015年2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五垦法行初字第0000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客管处在法定期限内对刘其军的行政许可申请作出行政行为。客管处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5月28日，本院作出（2015）兵六行终字第0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6月29日，客管处作出《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书》。刘其军不服提起行政复议，五家渠市人民政府维持该决定。刘其军不服，于2015年9月21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撤销客管处行政不予许可的决定。一审法院作出(2015)五垦法行初字第0002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不予许可决定书，并要求客管处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客管处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作出（2016）兵06行终1号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客管处于2016年11月4日再次作出《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书》。2017年11月10日，刘其军向一审法院再次起诉要求撤销客管处不予许可决定，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6日作出（2017）兵0601行初33号判决书，确认客管处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的《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书》违法。宣判后，客管处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以客管处未按期缴纳诉讼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后客管处提出再审申请，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再审本案，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兵0601行再1号行政判决，维持该院（2017）兵0601行初33号行政判决书。客管处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9）兵0601行再1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客管处多次以基本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由此，维持一审法院（2019）兵0601行再1号行政判决书。   2017年11月13日，刘其军向客管处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一份，要求客管处赔偿刘其军停运停产损失11686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及身体健康损害赔偿金共计1100000元；以上两项合计1216865元。客管处于当日向其出具并送达了对该行政赔偿申请不予受理的回复一份。后刘其军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认定以上事实有不予许可决定书、(2015)五垦法行初字第00027号行政判决书、（2015）兵六行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2015）五垦法行初字第00003号行政判决书、（2017）兵0601行初33号行政判决书、（2019）兵0601行再1号行政判决书、（2019）兵06行终4号行政判决书、行政赔偿申请书、回复及当事人陈述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1）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2）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3）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4）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该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根据上述规定，赔偿请求人取得国家赔偿，应以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为前提。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兵06行终4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客管处以基本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但未确认其他的行为违法。故刘其军以此请求行政赔偿，不符合赔偿法的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八）对财产权造成的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国家赔偿中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直接损失。刘其军主张的停产停运损失358155元（116865元+241290元），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损失，且该经营损失不属于直接损失的范畴，故对刘其军此项行政赔偿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故造成精神损害的行为须以侵犯其人身权利为前提。刘其军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身体健康损害赔偿金共计1300000元（1100000元+200000元），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刘其军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亦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九条、第十五条、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其军的全部赔偿请求。   二审期间，刘其军提供新证据：第一组证据有：营业执照正、副本，道路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道路运输证（待理证）正、副本，机动车驾驶证。欲证明刘其军的个体工商户的市场主体地位，从事合法合规的出租车经营活动应受法律保护。第二组证据有：（2015）五垦法行初字第00003号、（2015）兵六行终第3号、（2015）五垦法执字第00399、（2015）五垦法行初字第00027号、（2015）兵六行终字第14号、五政行复字［2015］2号、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书（2015年6月29日），（2016）兵0601行初字17号、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书（五客许2016-001））、（2016）兵0601行初34号、（2017）兵06行终8号、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书（五客许2016-001）、（2017）兵0601行初33号、（2018）兵06行终9号、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书（五客许2017-001）、（2018）兵0601行申1号、（2019）兵0601行申1号、（2019）兵06行终4号、行政上诉状（客管处）、行政申请再审书（客管处）   欲证明客管处滥用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被法院判处行政行为违法。第三组证据：（2015）五垦法行初字第00028号、（2016）兵06行终1号、（2016）兵行申37号、（2017）兵06行再1号、新兵检六分控申赔监字立通［2018］1号、新兵检六分控申赔监恢［2019］1号、新兵检六分控申赔监终决［2019］1号、（2016）兵0601行赔初字1号、（2016）兵06行赔终1号、（2017）兵行赔申1号、2016年3月28日的投诉书、（2016）兵0601行初40号、（2017）兵06行终5号、（2018）兵行申16号、新兵检六分控申监申通［2018］1号，欲证实客管处行政违法，应当对刘其军进行行政赔偿。第四组证据：2015年5月25日更新申请、2015年6月12日不予受理决定书，欲证明造成刘其军不能经营，停工停产失去经济来源是客管处的故意行为。客管处质证意见为，认可刘其军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客管处作出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正确，不存在行政行为违法，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刘其军提供的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欲证实目的，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情形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行政赔偿责任是国家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的一项法律责任，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须符合下列条件：1、损害必须是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造成的；2、国家负责赔偿的损害必须是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造成的；3、损害必须是违法造成的；4、损害必须是现实已经产生或者必然产生的；5、赔偿是法律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本案中,本院（2019）兵06行终4号行政判决认为，“客管处多次以基本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作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明显违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确认客管处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的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违法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刘其军以此为由主张行政赔偿。本院认为，本院（2019）兵06行终4号行政判决仅是对客管处多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程序性确认违法，并未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本身即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的内容是否违法进行确认。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刘其军当时已经具备了应当获得行政许可的条件，客管处作出的交通行政不予许可决定违法，其应当享有出租车经营的合法权益，故刘其军主张客管处未许可其进行出租车经营，侵害其合法权益，并基于此提出要求客管处对其进行行政赔偿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刘其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其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君   审判员  赵群   审判员  渠源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雷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