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7民终4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子林，男，195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平（杨子林之子），男，1981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永良，男，195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鑫桥，男，1972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鄂州市鄂城广山矿业公司，住所地鄂州市鄂城区泽林镇楼下村江碧路**。法定代表人：吕华梅，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文涛，湖北源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帮灿，湖北源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子林因与被上诉人吴永良、吴鑫桥、鄂州市鄂城广山矿业公司（以下简称广山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704民初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子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平、王凯，被上诉人吴永良、吴鑫桥、广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帮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子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吴永良返还不当得利40200元、吴鑫桥返还不当得利4780元，广山公司对上述返还款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首先，本案是典型的不当得利返还之诉，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在于杨子林要求吴永良、吴鑫桥、广山公司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杨子林是否知道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以杨子林的主张为准。本案中，杨子林主张其是在2019年找到广山公司查账时发现其奖金被吴永良及吴鑫桥代领的，吴永良、吴鑫桥、广山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杨子林此前知晓工资补贴以及奖金被吴永良及吴鑫桥代领的事实，通过本案庭审也得知，广山公司的工资补贴以及奖金是没有进行公示，也没有告知杨子林，因此杨子林是无从知晓工资补贴和奖金的具体数额以及领取情况，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9年开始计算。其次，不当得利，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据此，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行使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二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益人，两个条件要同时具备时效才能起算。本案中，杨子林虽然在2015年就发现工资补贴和奖金少发的事实，但一直认为钱放在广山公司，认为只是广山公司在拖欠工资，广山公司会计也向杨子林表示过钱公司都有记账，等公司有钱会给的，也就是杨子林并不知道实际的受益人是谁，直到2019年杨子林需要向村里交纳购房款，才找广山公司拿钱，在杨子林一再要求下，广山公司才配合杨子林找出当年的账本，发现当年的补贴是吴永良及吴鑫桥拿走，因此从这点可以看出杨子林知道实际受益人的时间2019年。如何判断杨子林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的时点是本案裁判关键。在司法实践中，如杨子林通过一定外在表示向吴永良、吴鑫桥、广山公司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从此时开始计算。此种情况下，以双方当事人意见一致或一方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时确定。本案中杨子林在2019年通过从广山公司的账本中知晓2009年至2010年期间的工资补贴以及奖金被吴永良以及吴鑫桥代领，并通过报警以及去吴永良家里进行索要，都可以说明杨子林在此时正式向吴永良、吴鑫桥、广山公司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因此诉讼时效应从此时开始计算。吴永良辩称，我从未截留杨子林任何款项，与杨子林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事实。杨子林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准确，请予维持。吴鑫桥辩称，在广山公司代发工资是惯例，吴鑫桥代领后及时发给相关人员，不存在冒领。我们三人都在同一办公室工作，杨子林在2019年5月才知道奖金被代领不属实，涉及我代领9000多元不属实。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广山公司辩称，2009年至2011年期间我公司足额发放相关款项，由吴永良、吴鑫桥代领，不存在效益不好未支付的事实。我方未获取不当利益，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中，依法依约都不应由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杨子林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为2015年，本案诉讼时效到2018年届满的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予维持。杨子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吴永良返还不当得利40200元，吴鑫桥返还不当得利4780元；2、广山公司对上述返还款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子林、吴永良、吴鑫桥均系广山公司的职工。广山公司一直有值班矿长代领奖金及补贴等惯例，2007年至2008年，杨子林等人的加班费及值班费等由吴永良代领，2009年全年安全奖及一季度井下安全奖、劳保津贴及粉尘费、一季度安全生产例会开支、二季度井下安全奖、津贴、二季度安全生产加班开支、三季度井下安全奖及津贴、三季度加班补助、井下干部工资补差及劳保补贴，2010年1至3季度井下津贴粉尘劳保补助、1至3季度安全奖、干部补助、元月至十二月份前勤井下工资补差及体检费用、2011年度三季度前勤安全奖、前勤安全生产责任安全奖、前勤井下人员工资补助及体检费用均由吴永良代领；2010年干部岗位工资、全年安全奖、2011年二季度前勤下井补贴及粉尘费、二季度前勤人员安全奖及粉尘补助均由吴鑫桥代领。2015年，杨子林因发现2009年至2011的期间工资补差、劳保补贴、安全奖、粉尘费等未领取找广山公司会计结账未果。2019年12月12日，广山公司向杨子林出具了吴永良、吴鑫桥代领款项清单。2019年5月14日，杨子林向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区分局泽林派出所报警称其工资津贴、季度奖、安全奖被吴永良领走，派出所出警后作出结果为经调查，现有证据不能反映吴永良将款项占为己有，已做进一步调查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是否已经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杨子林自己亦是广山公司的值班矿长，其2007年至2008年的相关补助薪酬亦是由吴永良代领，而2009年至2011年近三年的相关补助薪酬其没有领取亦不知晓，与常理不符。庭审中，杨子林自认其知晓其工资津贴等未领取的时间为2015年，即杨子林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为2015年，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到2018年届满，而杨子林于2020年1月14日才向本院提起诉讼，在诉讼中亦未提供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相关证据，故对其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吴永良、吴鑫桥、广山公司关于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该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子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5元，减半收取为462.50元，由杨子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子林提交公安机关对杨子林、吕早仙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杨子林2019年才知道工资被吴永良、吴鑫桥冒领，杨子林的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该证据，吴永良、吴鑫桥、广山公司的质证意见均是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本院认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各方并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吕早仙的询问笔录未涉及杨子林何时知道相关补助薪酬被冒领，杨子林自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足以证明其2019年才知道相关补助薪酬被吴永亮、吴鑫桥冒领，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杨子林自认于2009年至2011年间吴永良、吴鑫桥代领其相关补助薪酬后向其发放了13500元，且对吴永良、吴鑫桥的代领行为并未提出异议。结合广山公司发放相关款项中普遍存在的由部分职工代领现金并发放到其他职工手中的实际情况，可以认定该种模式是广山公司发放相关补助薪酬的习惯。代领基于同事间的相互信任，是为了便于相关补助薪酬发放的互助行为，不违背公序良俗。从相关账目证据可见，杨子林被代领的款项有干部补助、安全奖、下井补贴等，项目和金额较为固定，且杨子林应发金额与相应表格上多数人金额一致。杨子林退休前也经常自己领取工资和其他款项，对于单位发放工资的金额等情况应当知晓。杨子林主张2009年至2011年期间即有44980元款项被冒领，数额较大，对于如此数额的款项被冒领而杨子林称当时不知晓，于常理不合。其若未按时得到相应款项，应当及时向所在单位了解其工资发放和他人代领情况。且基于双方之前存在代领的情况，杨子林在知道自己的工资被冒领后，按常理应向有为其代领过相关补助薪酬的吴永良、吴鑫桥询问。案涉款项的发放时间为2009年至2011年，即使按杨子林所称2015年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案涉款项未领取，至此时，杨子林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便杨子林于2015年12月31日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其至迟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而杨子林于2020年1月14日才向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子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5元，由杨子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岳鹏审判员吴**军审判员陈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尹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