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36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1，男，1967年4月17日出生，汉族，泰安市泰山区村民，住本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龙，广东信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天菊，山东泰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曾用名：张某2），男，194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济南动物园管理处退休职工，住济南市天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山东东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195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济南市文化局胜利电影院退休职工，住济南市市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市泰山区泰前街道王家庄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西首。   法定代表人：鲁纪文，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敬平，泰安泰山泰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曾用名：张某3），男，195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泰安市泰山区村民，住本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庆雷，山东舜翔（泰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楠，山东舜翔（泰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翟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1、张某2、泰安市泰山区泰前街道王家庄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王家庄居委会)、张某3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3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翟某1上诉请求：在依法更正一审判决认定的错误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或者发回重审。本案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争议的院落中部分院落及房屋的权利人系原告张某1、张某2”的事实认定错误，应予以更正。一审判决中有关争议院落中“上下院”表述事实依据不足，作出“本案争议宅院及房屋自1951年土改前即分属张振坤家及张某4家所有”的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关于“张振坤家居上院，有北房五间（其中一间在院墙外），张某4家居下院，有西房屋等五间，内有明确的分居界线”的表述，在一审庭审及一审卷宗中，均未有关于此认定的相关证据佐证，一审判决作出此认定的事实基础并不存在。其次，关于“1951年由泰安县政府分别给两家颁发独立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的表述，整个庭审中，上诉人仅质证了“张某4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并未见“两个独立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中的另外一份（即张振坤宅院）。而且，上诉人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向一审法院调取的一审卷宗材料中，亦未见到该另一份“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因此，一审判决在并无相关书面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作出“本案争议宅院及房屋自1951年土改前即分属张某3的二爷爷张振坤家及原告张某1、张某2的爷爷张某4家所有”的相关认定，系事实认定有误，应予以更正。二、上诉人是争议院落及房屋的合法权利人，其在购买争议院落及房屋以及办理房产证及后续签署拆迁协议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错误，应予更正。1、上诉人与张某3签订《契约》合法有效，内容明确，一审判决却根据张某3的单方陈述，认定“翟某1仅购买了属于张某3所有的上院部分房屋和院落”，系事实认定有误。上诉人于1993年7月13日与张某3签订的《契约》，以一万三千元从张某3处购得争议院落及房屋，居委会(即原泰山区泰前街道村委会)在《契约》上盖章。契约中载明的“旧房屋四间与其院落等”表述已明确表明翟某1购买的是整个院落及地上物。尽管契约中未明确表述当时院落中包含的“西侧棚子一间、东侧棚子一间、大门过道及南屋一间，但该地上物等是包含在“院落等”中的，是院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四周有院墙，才能形成院落。而且，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作为出卖人的张某3，从未向翟某1表示过其仅享有半个院落及房屋的权益，亦未表示其只是出卖半个院落，另外半个院落及房屋归属他人。其在庭审中关于“自己也明确跟翟某1讲清并指明了与原告爷爷张某4家的界限划分，…….翟某1对院内界限及其他房屋归属是明知的”，完全违背交易事实。如果像其所述，翟某1根本不会购买争议院落。翟某1购买争议院落及房屋，就是作为全家人居住使用之处所，不可能购买没有院墙的半个院子，更不可能购买存在权属争议的房产，这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2、争议院落及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是居委会组织办理的，翟某1根据居委会、房管局等相关机构和部门的要求，依法办理了争议院落及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是争议院落及房屋的合法权利人。一审判决认为“翟某1违背客观事实将上述张某4家的财产填写入其本人的《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庭审中，作为被告之一的居委会明确表示，包括争议院落及房屋在内的村的房产(共计三百户)，都是由居委会组织办理的房产登记手续。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对村内相关房产的情况是经过调查核实并经相关人员(包括张某3在内)确认的，其出具的盖章的相关文件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及其工作流程。居委会及泰安市泰山区房地产管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对相关房产的现状进行勘察丈量登记造册，并依法对相关材料进行核实审批，房管局依照法定程序核发产权证。翟某1办理争议院落及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亦是由居委会组织办理，居委会当庭对翟某1办理房产证手续的合法性进行了确认。一审判决仅凭张某3有关“办理房产证的一切事宜自己均不知情也未参与”的主张，便认定“村在统一办理房产证时，不经张某3知情并同意”，系事实认定有误。这完全不符合当时办理房产证是的客观情况。1997年10月16日，在翟某1依法缴纳产权交易过户费、产权申报交易费、印花税等费用后，经泰安市泰山区房地产管理局核实填发，泰安市人民政府向翟某1签发《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翟某1系争议院落及房屋的所有人，所有权性质为私有，房屋十间，建筑面积106.67平方米(附记：小院壹处)。依照《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及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之规定，翟某1通过合法方式购得争议院落及房屋并依法办理了产权登记，取得了相关部门签发的权属证书，系争议院落及房屋的所有权人，对争议院落及房屋享有受法律保护的物权。因此，争议院落及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是居委会组织办理的，翟某1根据居委会、房管局等相关机构和部门的要求，办理了争议院落及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是争议院落及房屋的合法权利人。在整个过程中，翟某1不存在任何过错。3、2018年11月25日，翟某1(被拆迁人)已经与居委会(拆迁人)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了回迁安置方式及标准、拆迁补偿、搬迁期限及奖励等内容。协议签订的同时，翟某1己经将涉诉房产腾清并交付给居委会。之后居委会将涉诉房产拆除。上述拆迁安置程序系翟某1根据居委会的要求及相关流办理，整个拆迁程序中，翟某1不存在任何过错。综上，上诉人翟某1是争议院落及房屋的合法权利人，其在购买争议院落及房屋以及办理房产证登记及后续签署拆迁协议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错误，应予更正。三、一审法院在“主体”问题中相关法律适用有误，相关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更正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追加“张某2”为原告参加诉讼，却在没有依职权调查清楚应参加诉讼主体即“张某4三个女儿”“张某5三个女儿”的情况下，选择性遗漏其他应参加诉讼的主体，并且错误地将“尚有其他继承人”的证明义务分配给上诉人，系适用法律错误及程序错误，应予以更正。一审法院开庭笔录记载“张某4还有三个女儿，在解放前就已经去世，未结婚，没有子女。张某5还有三个女儿，系原告张某1的妹妹，但是早已经在五十年代初幼年时过继给他人，并已改姓，双方截止至今没有任何联系”。该陈述系张某1及张某2在庭审中自述，与一审判决中“原告称，张某4张郭氏生有两子一女.张某5在世时有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生育有两子一女，女儿过继他人改姓后不再来往”自相矛盾。笔录中“张某4三个女儿”“张某5三个女儿”，到了判决中成为“张某4一个女儿”“张某5一个女儿”，这种明显自相矛盾的表述，一审法院却选择性忽视，系对本案相关主体认定上存在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二条“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因此，关于身份关系不适用自认，需要法院依职权调查。一审法院在张某1、张某2已经自认“张某4及张某5均有女儿”却未提交证据的情况下，本应依职权查明该事实，却以“翟某1未提交合法有效证据加以证实”为由不予采信翟某1“张某4还有其他继承人”的辩称意见，明显适用法律有误，程序错误。一审判决在“张某4夫妇、张某5夫妇去世后均未分割遗产，故张某6及张某5的子女均有权继承，是上述财产的共同共有人”，在整个一审卷宗中只有“张某1、张某2自述”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是如何认定“张某4夫妇”的继承人只有“张某6、张某5”而没有“三个女儿”？而又在认定“张某5的子女均有权继承”的情况下，却只追加张某2参加诉讼，而选择性忽视“张某5的女儿”参加诉讼，事实及法律依据何在？假设张某1、张某2关于其享有继承的权利及相关身份关系的自述真实，那么，其以继承为由提起物权保护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民诉法解释》第七十二条“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为共同诉讼人”和第七十三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之规定，原告自述的张某4的次子张某6及三个女儿，以及张某5的三个女儿及除原告外的其余四子，亦属于共同诉讼人，应参加到本案审理中。四、本案审理期限超过一年，一审法院却以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更正。本案从立案至作出判决之日，审理期限超过一年，却仍然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林荣岱独任审判，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的规定。尽管双方当事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见，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本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需经院长批准延长且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六个月，因此，本案的审理期限及简易审理程序，均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程序错误，应予以更正。因此，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上诉，请求在依法更正一审判决认定的错误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张某1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通过张某1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一审庭审可以得知，张某1的爷爷张某4在居委会原有宅基地及地上附属物一处，该处宅基地与张某3的宅基地同在一个大院内，双方共用一个大门，只是张某3在上院，张某4在下院，双方同在一个大院内共同生活多年（上述情况张某3、居委会以及证人张某均予以确认）。1993年7月13日张某3与翟某1签订“契约”将自己的上院及房屋四间出售给翟某1，但该买卖并没有涉及到张某4的宅基地及地上附属物，一审时张某3自己也认可买卖合同中没有涉及张某4宅院的事实，并且自己还陈述在出售院落及房屋时已经明确跟翟某1详细讲清了与张某4的界址问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或者改判支持张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   张某2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依据，应予驳回。二、翟某1自称是争议房屋的合法权利人，其在购买争议院落及房屋办理房产登记都是合法的，经一审法院调查是经张曰涛（系本案张某3的弟弟，原是居委会工作人员，负责地籍、户籍管理）介绍张某3以张某3的名子将其居住的院内北房屋四间及院落卖给了张曰涛的亲戚（连襟）翟某1，双方签订契约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子如果是本村人是可以买卖，但是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宅基地房屋买卖除了要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还要进行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变更，如果不进行宅基地使用权的变更，房屋根本就没有发生转移。翟某1是外来户，不是本村村民，本案张某3与翟某1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依据土地法，是无效契约，是不受法律保护的。1997年泰安市泰山区房地产管理局统一给村民办理房产证，翟某1利用其亲戚张曰涛时任村委会干部负责土地和户籍管理的特权，伪造本案张某3签名，张某3则称办理房产证的一切事宜自己均不知情也未参与，上述所有资料中的“张某3”签名均不是其所签。房地产管理局实地勘测不认真，没有细致地调查核实，利用其亲戚的特权，蒙混过关欺骗了政府，致使房地产管理部门错误的将属于张某4家所有的上述财产通过买卖房屋方式登记到翟某1的房屋所有权证内，而居委会依据翟某1所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与翟某1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并将应属于张某4家所有的上述财产拆除，侵犯了张某4家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依法注销翟某1非法骗取的房屋产权证，依法注销以房产证办理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翟某1称在其购买院落和房屋登记等不存在任何过错，应予以驳回。三、翟某1称，一审法院在主体问题中相关法律适用有误，并用假设向二审法院陈述，于法有悖，一切事物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张某3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93年7月13日，张某3与翟某1签订契约一份，将自己所有的房屋四间及院落出卖给翟某1，因当时大院落中分上院与下院两个院落，与张某1的爷爷同走一个大门，这一事实翟某1是清楚的。为了避免纠纷，特别让自己的亲兄弟张曰涛作为中间人将我的院落边界指给翟某1。张某3没有出售张某1爷爷的房屋，不存在过错。至于如何将张某1爷爷所有的房屋登记于翟某1名下，张某3不清楚。翟某1在房屋办证过程中登记房屋为十间，与事实不符，张某3仅转让属于自己的四间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办理过程中的签字非张某3所签，如果张某3知晓登记时为房屋十间，张某3肯定不会签字的。翟某1知晓张某3不会同意，故意未通知张某3，冒用张某3的签字，张某3保留追究其责任的权利。综上所述，翟某1的上诉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张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三被告共同对原告进行赔偿，依据泰安市泰山区泰前街道社区的拆迁政策，为原告安置楼房两套（一大一小，共计200平米），或者赔偿等值的货币；2.请求被告翟某1返还拆迁利益（按照被告居委会和被告翟某1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的50%计算）。诉讼过程中，原告撤回请求被告翟某1返还拆迁利益（按照被告居委会和被告翟某1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的50%计算）的诉讼请求。   张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三被告共同对原告进行赔偿，依据泰安市泰山区泰前街道社区的拆迁政策，为原告安置楼房两套（一大一小，共计200平米），或者赔偿等值的货币；2.请求被告翟某1返还拆迁利益（按照被告居委会和被告翟某1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的50%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某1的祖父张某4与被告张某3的祖父张振坤（张振坤系张某3的二爷爷，张某3的父亲年幼出继给张振坤为子）为五服内的兄弟，均为泰安市泰山区泰前办事处村的村民。张某4家和张振坤家同居在一个大院内，分居为上、下院，张振坤家居上院，有北房五间（其中一间在院墙外），张某4家居下院，有西房屋等五间，内有明确的分居界线，两家同走一个大门通道。1951年由泰安县政府分别给两家颁发独立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泰安县人民政府给张某4宅院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户主张某4，人口4口，有草房四间、泥房一间。张某4及家人在居住期间分别将上述房产进行了翻建和维修，在下院形成了西瓦屋三间、南屋一间、大门过道一间及院落东南面厕所一处。原告张某1及其父辈等在该房居住至1979年，后因工作原因，举家迁往外地居住生活，房屋及院落闲置。张某3一家一直在上院房屋内居住生活。1993年7月13日，经张曰涛（张曰涛系张某3弟弟，原为居委会工作人员，负责土地、户籍管理）介绍，张某3（以张某3的名字）将其居住的院内北房屋四间及院落卖给了张曰涛的连襟翟某1，双方签订契约一份，载明：“甲方：村民张某3乙方：泰安市自行车零件厂职工翟某1甲方自愿将其旧房屋四间与其院落等卖给乙方，经甲、乙双方协商，互相尊重和约定立交款方式，现金一次付清，计款人民币壹万叁仟元整（13000元），立字后，房产权、使用权归属翟某1，如与其居住界线有争议时，由甲方负责，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处理，本契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共同遵守。甲方：张某3乙方：翟某1证明人：张曰涛”。张某3和翟某1分别在甲、乙双方处签名并捺印，张曰涛在证明人签名并加盖个人印鉴，契约下方盖有泰安市泰山区泰前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的印章。张某3出卖房屋时，属于张某4所有的三间西房屋中的两间已坍塌，西屋一间、南屋一间、大门过道一间及院落东南面厕所一处全部存在。   1997年，泰安市泰山区房地产管理局统一给村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房屋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具体由张曰涛负责为村民办理，根据原告申请的从泰安市泰山区房管局调取的房产证办理相关材料显示：有村委给张某3出具的盖有公章的《界址说明》、《产权说明》；有《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内有红契和白契，上有申请人、出卖人和买受人的签名；同一日张某3、翟某1分别填写的内容完全相同的《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该表中均记载房屋间数为10间，建筑面积为106.67平方米、小院一处，1997年10月泰山区房管局为张某3填发了1997私字第A1142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10间、建筑面积106.67平方米、小院一处，随即注销该房产权证并给翟某1填发了内容一致的1997私字第A1143号房屋所有权证。翟某1对上述材料中所有的签名均认可为其本人签署，张某3则称，办理房产证的一切事宜自己均不知情也未参与，上述所有材料中的“张某3”签名均不是其所签。为加快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改善社区居住环境，社区根据相关文件进行城中村改造，根据本社区的回迁政策，依据翟某1所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2018年11月25日，被告社区居委会（甲方）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翟某1（乙方）、委托拆迁人泰安市阳光房屋拆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了合同号为2018-342号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回迁安置方式、标准及结算原则协议书载明：1、甲方对乙方位于社区院落拆迁，实行房屋安置。乙方合法院落面积为217.62㎡，按照80%折算后面积为174.10㎡，甲方对乙方回迁安置楼房贰套，回迁安置面积约为180㎡(户型约为100㎡/1套，80㎡/1套)，电梯及由电梯增加的走廊公摊面积不计入回迁安置面积）。为乙方配储藏室一间，车位按照12万元一个由乙方购买（车位仅限一个，预交费用5万元，根据车位情况抓阄确定）。回迁安置结算时建筑面积以有资质的测绘单位实测为准；2、院落折算后面积小于145平方米的，安置一套住房。欠安部分（折算面积-安置面积）由甲方按6000元/平方米给予乙方货币补偿；3、院落折算后大于145平方米小于180平方米的可以安置两套住房，要求安置180平方米的超安部分（安置面积-折算面积），由乙方按6000元/平方米购买；要求安置一套住房的，欠安部分（折算面积-安置面积）由甲方按6000元/平方米给予乙方货币补偿；经村集体审批的二层楼房的二层部分面积由甲方按照550元/㎡给予乙方货币补偿。乙方未经审批自行建设的，由甲方按照450元/平方米给予乙方货币补偿；4、院落按照80%折算后大于180平方米的，可以安置两套住房，超出面积（折算面积-180平方米），由甲方按630元/平方米给予乙方货币补偿，要求安置一套住房的，欠按部分（180平方米-安置面积），由甲方按6000元/平方米给予乙方货币补偿；5、乙方按照安置房屋的面积以200元/㎡缴纳结构差价和小区配套费；6、乙方补齐欠缴宅基地使用费（按照300元/㎡）；7、回迁安置时按照交钥匙的先后顺序抓阄选房，回迁安置一套房屋的，先抓高低再抓楼层；回迁安置两套房屋的，回迁安置房以高低捆绑搭配抓阄的方式确定（五层及五层以下为底层，六层及六层以上为高层）。关于拆迁补偿及预结算：1、搬家费：每户一个院落一次性发放搬家费3000元；2、临时安置补助费①甲方按乙方院落面积217.62㎡×80%×10元/㎡.月=1741元，向乙方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乙方签订协议并腾空房屋交钥匙后首次支付至2018年12月31日，计5223元。②回迁楼交房期限为自土地腾空之日起36个月内，因甲方原因超出交房期限不能按期回迁，甲方每月加发50%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即15元/月/㎡，直至交房为止。3、乙方室内装饰装修及其他建筑物附属物补偿款为334.76元；4、乙方在缴纳结构差价和小区配套费为200元/㎡×180㎡=36000元；5、乙方暂缴宅基地使用费为300元/㎡×217.62㎡=65286.75元。以上由乙方向甲方补偿交纳104548.99元。以上第三项已结算。评审报告号：泰岱宗房评报字（2018）第001号。2018年10月26日至2018年11月25日签订协议的奖励2000元。该协议签订后，上述宅院已经全部拆除。关于1993年出卖房屋及宅院的情况，张某3称，自己与翟某1签订房屋买卖契约时，属于张某4所有的西屋一间、南屋一间、大门过道以及厕所全部存在，契约中明确载明仅出卖了属于张某3所有的北屋四间，并且自己也明确跟翟某1讲清并指明了与原告爷爷张某4家的界址划分，契约中“如与其居住界线有争议时，由甲方（张某3）负责”也能体现自己已经告知了翟某1界址划分。张某3还称，后翟某1在院内建设东屋时，还专门让自己到现场对界址进行了指认，更说明房屋买卖时自己告知了翟某1宅院属于两家所有，翟某1对院内界限及其他房屋归属是明知的。对此，被告翟某1则称，购买房屋时该院落只有张某3一家居住，院落为独立院落，院内有北屋四间，西侧棚子一间、东边棚子一间，大门过道和南屋，购买房屋后，自己对房屋进行了修建，新建了东屋，并在东边搭建了棚子。关于涉案宅院及房屋拆迁前后的情况，被告翟某1提交照片四张予以证实。从照片显示的房屋的新旧程度看：被告翟某1购买张某3的北屋四间以及被告翟某1新建的东屋明显较新，这与被告翟某1陈述的购房后进行了修缮和新建相符；原告张某1所指认的西屋、南屋、大门过道及厕所的破旧程度相一致，与翟某1购买的北屋四间和新建房屋新旧程度差距明显，这与张某3所做陈述相符，同时亦证明了拆迁时西屋、南屋、大门过道及厕所实际存在。原告张某1称，每年清明、阴历十月初一自己都会回泰安扫墓并与村委相关人员见面，因其祖辈在的老宅院尚存在，表达将来回来居住的意愿。对此，原村委书记张某及现任村委领导能够证实，原告张某1还提交其子1990年在院落东南角处的照片为证。原告张某1同时称，社区拆迁时，自己才得知被告翟某1办理了房产证，并且将自己的院落及房屋也包含在内，为此，与被告翟某1发生争执，对赔偿问题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因此原告张某1诉来本院，要求处理。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追加张某2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关于原告的主体问题，原告称，其祖父母张某4、张郭氏生有两子一女，分别为其父张某5、叔叔张某6，姑姑在解放前未成年即离世。张郭氏去世后张某4与高青云再婚，两人未生育子女。张某5在世时有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生育有两子一女，分别为张某1、张维国，女儿过继他人改姓后不再来往，张某1幼年曾过继给张相堂为子，因过继不久张相堂自杀，张某1随即回到父母家并一直与祖父张某4共同生活；张某5与赵铭佩再婚后生有张某2、张立、张继、张志。张某4、高青云夫妇（1976年去世），以及张某5、赵铭佩夫妇（分别于1994年、1996年去世）去世前未分家析产，去世后未分割遗产。案件审理过程中，张维国、张立、张继、张志分别向本院出具了放弃继承、张某4遗产由张某1继承的声明，张某6亦出具声明放弃继承。被告翟某1虽提出原告张某1已过继给他人，对张某4财产无继承权利，本案尚有其他继承人未参加诉讼的主张，但对此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关于社区拆迁政策中是否有本案类似情况的规定，居委会相关负责人称，村宅基地一般为每户13米×13米的院落，而两家宅院面积合计200余平方米，因此没有类似情况的规定，具体情况需召开相关村民会议确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对物权归属的确认，就是确认物权的权利主体，即确认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权利的权利人,对物权归属的确认是行使其他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前提。本案争议宅院及房屋自1951年土改前即分属张某3的二爷爷张振坤家及原告张某1、张某2的爷爷张某4家所有，1951年经泰安县政府确权后分别向两家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上院及北屋归属张振坤家，下院及其内房屋归属张某4家所有，自此两家界址明确、房屋权属明晰。在此后的居住生活期间，张某4家对房屋重新修缮和维修，在自己的界址内将下院建成了西瓦屋三间、南屋一间、大门过道一间及院落东南面厕所一处的居住格局。两户人家在各自院落及房屋内自居无争，双方对归属各自的房屋及院落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1993年7月13日张某3与翟某1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在该契约形成之时，属于张某4家所有的西屋一间、南屋一间、大门过道一间及院落东南面厕所一处客观存在，契约使用了“甲方自愿将其旧房屋四间与其院落等卖给乙方”的文字表述，该文字表述明确清晰，并未体现出卖他人财产之意，而且张某3自始至终对仅出卖自己财产的陈述一直没变，契约中“如与其居住界线有争议时，由甲方（张某3）负责”的表述，能够与张某3关于已将房屋归属及两家界线情况如实告知翟某1的陈述相符。翟某1购房后举家在此居住26年，并为改善居住环境进行了投资和建设，但从翟某1提交的拆迁前后宅院、房屋的照片看，翟某1对所购四间北屋进行修缮并在归属其所有的较为狭小的宅院范围内新建了东屋，但对下院范围内的房屋设施基本保持原态，并未进行大的改善和修缮，致使院内南北的房屋设施新旧相差明显。因此，翟某1对该宅院内下院为张某4家的房宅、其仅购买了上院权属张某3的房屋及宅院是清楚的，亦能够与张某3所称翟某1建房时让其去指认界址相互印证，故，能够认定翟某1与张某3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仅是购买了属于张某3所有的上院部分的房屋和院落，且对该院落中，下院部分的房屋设施及院落属于张某4家所有的事实是明知的。翟某1关于签订契约时，除北房四间之外，诉争宅院中的其他所有房屋及设施均在契约范围的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房屋产权登记是行政确认而非确权，是否享有对不动产的权利，应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争议院落中，西屋、南屋、大门过道、厕所及下院院落权属张某4家所有，1997年村在统一办理房产证时，不经张某3、张某4家知情并同意，出具错误的盖有公章的张某3宅院、房产的《界址说明》、《产权说明》，且所有材料也未经张某3签字，在此情况下将属于张某4家的房屋及院落错误登记在张某3名下，并且翟某1亦违背客观事实将上述张某4家的财产填写入其本人的《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审批表》及房地产买卖的红契、白契中，致使房屋管理部门错误地将属于张某4家所有的上述财产通过买卖房屋方式登记到翟某1的房屋所有权证内，而居委会依据翟某1所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与翟某1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并将应属于张某4家所有的上述财产拆除，侵犯了张某4家人的合法权益。关于本案原告的主体问题，本案争议院落及房产为张某4家庭财产，张某4夫妇、张某5夫妇去世后均未分割遗产，故张某6及张某5的子女均有权继承，是上述财产的共同共有人，在相关人员做出放弃遗产继承或将遗产给张某1所有的声明后，原告张某1、张某2有权就物权保护提起诉讼。被告翟某1辩称张某4还有其他继承人，但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而翟某1并未提交合法有效证据加以证实，且本案并非继承纠纷，继承人是否全部参加诉讼并不影响部分权利人就物权保护提起诉讼，故，被告翟某1关于本案遗漏诉讼主体的辩称意见，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如上所述，争议院落中下院院落及房屋等应属张某4家所有，经继承，该部分院落、房屋等的权利人为原告张某1、张某2，现被告社区与被告翟某1签订拆迁协议将属于原告所有的财产拆除，其行为构成侵权，两原告依法应得到相应的赔偿。但是，两原告并非社区居民，且其家庭是与被告翟某1（原为张某3）共处一个大院落，在此情况下，其要求按照社区与正常被拆迁户（一个13米*13米的院落）的回迁标准，赔偿一大一小两套房屋（共200平方米）或者等值的货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居委会负责人现又表示，本社区的拆迁安置政策中，对共处一个大院的情况并无相关规定，对该种情况的安置或赔偿标准，需召开相关村民会议确定相关政策。鉴于此次拆迁系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社区先行行使村民自治的权利，确定相关安置、赔偿政策的权利应予尊重。故在居委会未履行相关程序、未研究相关方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目前不宜就原告主张的赔偿问题做出处理。原告可在本案已明确其为争议院落中下院院落及房屋等的权利人的基础上，与被告社区就安置或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如协商无果，原告可依据适当的赔偿标准，再行主张权利。基于上述原因，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张某3出卖自有财产的行为并未侵犯原告的权益，在房产证办理过程中亦无过错，原告要求张某3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被告辩称，本案已超诉讼时效。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物权所有人并不因其财产的长期闲置而丧失对其所有的权利，无论时间长短，任何人也不能因此而将他人财产据为己有。在被告居委会和翟某1签订拆迁协议将属于原告所有的房屋及院落拆除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两原告主张权利，未超出诉讼时效，对被告关于本案已超诉讼时效的辩称，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六条、《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某1、张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原告张某1、张某2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翟某1向本院提交证据一、1990年泰安市泰山区土地管理分局村村（居）民宅基地申报登记材料中复印件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及院落宅基地备案登记的是张某3（文号：407），没有张某4宅基地的备案登记。自1990年起张某4不再享有本案涉案院落及房屋的相关权益。证据二、国务院令116号《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证明在条例第六条、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村庄、集镇房屋的产权、产籍的管理，具有管理办理农村宅基地产权登记的职权。证据三、2002年7月12日《会议纪要》及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9行终102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在2002年7月1日之前，泰安市泰山区政府具有房屋登记的职权，因此翟某11997私字第A1143号房屋所有权证合法有效，翟某1是涉案房屋及院落的唯一合法权利人。证据四、张曰涛证人证言，证明1993年张某3将其院落卖给翟某1，作价13000元，张某3起草了买卖契约，张曰涛抄写了契约，并作为证明人在契约上签名，当时院落中有四间北屋，还有一间南屋，没有其他地上物，南屋是张某3所建，双方商定的买卖整个院落按照当时风俗，契约中只写了北屋四间，其他地上物都包含在院落中，涉案房屋及院落归翟某1所有，与其他人无关。张某1对证据一真实性不认可，系复印件，该材料中只有文件目录没有详细的内容，看不出与涉案院落有任何关系，可以证实本案宅院中还有其他人的宅院。对证据二、三与本案无关，不能仅凭房产证确认其所有权。对证据四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按照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张某2同意张某1代理人的质证意见。张某3对证据一系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即使是真实的，该证据显示是申报登记材料，张某3实际上有本村宅基地一处，但与上诉人证明目的不一致，该申报材料无法显示张某3宅基地四至，无法证实与本案有关。对证据二、三是法律及会议纪要规定，法院依法认定是否与本案有关。对证据四证人证言应当接受法庭询问，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张某1向本院提交张某4儿子张某6的声明，证实张某6放弃对涉案宅院的继承，由其侄子张某1继承。翟某1对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从形式上说没有签署时间，其次，如果本案涉及继承，其应当出庭作为诉讼人参加诉讼。张某2对该证据无异议。张某3质证称法院依法认定。张某3提交涉案房屋2018年拆迁前航拍图，证实涉案房屋拆迁前院落内的状况，存在张某4西屋一间，大门、南屋、厕所各一间。翟某1对航拍图的真实性无异议，张某3和翟某1签订的契约中载明北屋四间及院落等，航拍图中是北屋五间，因为当时只有四间北屋，那一间没有，是翟某1自建的，不是张某3陈述的五间北屋只卖了四间，西屋也是由翟某1自建的，其购买时只有一间棚子，东屋也是翟某1自建的，与分界线没有关系；厕所也是翟某1自建的，购买时只有几平方的一个小南屋，是张某3自建的，翟某1购买的，所以涉案房屋及院落确系翟某1所有，是合法的权利人。对翟某1提交的证据一宅基地申报登记材料，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证据二、三是法规、会议纪要及法律文书，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四应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询问，其提交的书面证言，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张某1提交的张某6的声明，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予以认定。对张某3提交的涉案房屋航拍图，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在翟某1购买房屋及院落时及房屋拆迁前涉案院落有北屋、西屋、东屋、南屋、厕所。2002年7曰12日，泰安市房产交易中心与泰安市泰山区房管局、泰安市岱岳区房管局就工作中遇到的有关房产交易、抵押、自建房及房改房确权发证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对1996年8曰1日至1998年6曰30日期间两区发放的加盖“泰安市人民政府”印章的《房屋所有权证》，提交原产权档案，手续齐全，可直接办理验换。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翟某1是否是争议院落的所有权人；二、一审是否漏列诉讼主体；三、一审法院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争议院落的权属归属问题，涉案房屋及院落分属张振坤和张某4所有，张某3与翟某1签订的契约载明，张某3将其旧房屋四间与其院落等卖给翟某1，并未涉及其他房屋及院落的处置；同时该契约还约定，如与翟某1居住界限有争议时，由张某3负责，也可以证实涉案房屋及院落分属不同的所有权人，一审判决认定翟某1仅购买了属于张某3所有的房屋及院落并无不当。虽然翟某1持有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但依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涉案部分房屋及院落并不完全属于翟某1所有，因此翟某1提出的其是涉案房屋及院落合法权利人的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诉讼主体问题，张某4对涉案房屋及院落享有所有权、使用权，其相关的继承人已声明放弃继承，翟某1无有效证据证明还存在其他继承人，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张某1、张某2作为张某4的继承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翟某1主张本案遗漏诉讼主体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一审法院程序是否合法问题，本案在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到期后，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虽从时间上计算，超出法定的审理期限，但扣除庭外和解时间和疫情期的影响，并未超出法定的审理期限，且未剥夺翟某1的诉讼权利，也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因此翟某1主张的本案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翟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翟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献武 审判员  屈玉涛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白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