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11民初9972号原告：长沙市雨花区汇安架管扣件租赁部。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亭街道井塘村马家冲组。经营者：宾鸿展，男，1968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横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猛，湖南平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门市狮山路**。法定代表人：黄裕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妍，南通三建集团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裕兵，男，197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被告：刁小辉，男，1975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拥军，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作斌，男，1963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原告长沙市雨花区汇安架管扣件租赁部（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南通三建）、刁小辉、李作斌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受理后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2019）湘0111民初5398号民事判决。被告刁小辉对判决结果不服，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20年8月3日作出（2020）湘01民终658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9）湘0111民初539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猛，被告南通三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妍、陆裕兵，被告刁小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拥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作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5月23日止所欠的租金共计291751.28元；2、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并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6#工字钢345米和700长顶托1400根，共计价值46875元；并支付自2019年5月24日起至实际归还全部租赁器材之日止的后续租金；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9月15日起至2019年5月23日止的违约金共计53457.78元，并支付自2019年5月24日起至租金（以291751.28为基数）全部付清之日止的后续违约金（按月利率2分计算）；4、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30000元；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6月3日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约定:被告金科亿达科技城一期项目工程租用原告建筑器材，租金收取标准为16#工字钢0.06元每天每米，700长顶托0.02元每天每根，合同约定违约金按日千分之三计算；此外双方对租金的计算与交纳，原、被告双方的责任以及争议的解决方式等也进行了约定，李作斌为担保人签字。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严格按约定提供建筑器材，但被告却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等费用。截至2019年5月23日止，被告尚需依约支付租金合计291751.28元。另需返还16#工字钢345米和700长顶托1400根，共计价值46875元。另，被告拖欠租金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应依约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3457.78元，律师费30000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将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并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6#工字钢133米和700长顶托740根，共计价值21075元。被告南通三建辩称，一、从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都可说明涉案合同的相对人为刁小辉而非南通三建。从合同的签订角度讲，在合同的签订页，乙方仅仅有刁小辉签字，而无南通三建任何签章，说明合同相对人仅仅是刁小辉而非南通三建，南通三建并无与原告达成合同的意思表示。从合同的履行角度讲，首先，原告提供的所有送货单中“收货单位”均写明是刁小辉，说明原告也明确刁小辉是合同相对人。送货单签收人员解振飞、樊建兴、老刁，此三人均非南通三建员工，不享有南通三建的社保关系。老刁是刁小辉的父亲，樊建兴、解振飞均是刁小辉聘用的人员，此三人的签字都只能代表刁小辉，说明合同实际收货人是刁小辉而非南通三建。其次，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南通三建从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款项，与原告从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经原一、二审法庭核实，原告之前已收款项均为刁小辉个人支付。因此，不管是从签订还是履行方面说，本案合同的相对人为刁小辉。实际上，南通三建为工程需要与刁小辉个体经营的海门市华辉钢管租赁服务部（以下简称华辉租赁部）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约定由华辉租赁部向原告提供涉案工程所需的建筑器材。而刁小辉因华辉租赁部不能满足供货需求，向原告单位租赁货物而后转租给南通三建。这是三个主体之间的两个合同关系，此两份合同均真实有效并且在各自主体之间均已实际履行，原告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南通三建主张货款。二、刁小辉的签字行为无法构成职务行为，不能认定对南通三建发生效力。构成职务行为的前提首先是拥有职务，且在职权范围内经授权行使。刁小辉并非南通三建的员工，反而是南通三建的合同相对方，且其从未得到南通三建授权对外签订租赁合同。对于公示牌上的架子工长，也并非是基于劳动合同关系，而是基于承接本项目劳务工作的南通铠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刁小辉签订《劳务承包合同》，雇佣了刁小辉带领的工人班组承揽一些劳务工作。刁小辉与南通三建根本无劳动合同关系，所谓架子工长仅仅是由于劳务承包而存在的合同相对方的关系，其签订合同的行为显然不具备构成职务行为的条件。三、刁小辉的签字行为也无法构成表见代理。首先，架子工长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劳务工种，只不过是一个工人班组的组长而已，只能负责管理工人。同时，在原告提供的组织机构表中可以看出，组织架构最上面是项目经理，第二层是项目五大员，再到经营管理层，最后才能到架子工长。可见，架子工长不管是从职责权限上还是地位上都不足以让别人相信其可以代表南通三建对外签订合同，不能构成代理表象。其次，原告提供的客户核算单中，加盖的是南通三建技术资料专用章，且此章已经明确“对内对外签约均无效”，根本无法用于确认收货数量，加盖技术资料章对被告南通三建不产生任何约束力。四、2020年5月25日，长沙县人民法院基于同样的证据材料作出（2020）湘0121民初428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刁小辉是合同相对方。该案证据材料、案件事实均与本案完全一致，刁小辉已经服从判决，证明该判决书事实认定清楚，本案责任应当由刁小辉承担。五、李作斌的担保行为是其个人行为，原告认为其代表南通三建进行担保是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本案的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经理陆海荣，组织机构上也无李作斌的名字，说明李作斌仅仅是普通员工，根本不能代表南通三建对外担保。六、原告诉请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应当参照同行业银行拆借利率依法予以调整。七、原告诉请的律师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告刁小辉辩称，一、刁小辉是履行职务行为，其身份是架子工长，代表着南通三建，南通三建的公示就是对其的授权，故刁小辉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南通三建虽然没在合同上盖章，但是实际受益人，脚手架及扣件是运到南通三建工地上，南通三建是实际使用人，且最终脚手架及扣件的租金及使用情况，都是南通三建与原告在客户核算表上进行确认的，该核算表上加盖的南通三建技术专用章已得到本系列案件其他案件审判中长沙中院的确认，足以说明南通三建是实际已经履行合同的相对方。三、从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形式上看，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认定刁小辉是履行职务行为；一种是认定签订这份合同时刁小辉是个人行为，那么可以推理出刁小辉是合同形式上的相对方，由于货物是交给了南通三建，可以认为实质上是向南通三建履行，进一步推理出与刁小辉签订的合同并未履行。四、刁小辉在长沙只做过涉案工程，没有第二个工程，不可能把租赁站的脚手架等用到其他工地上去，所以不管有没有南通三建的盖章，仅仅是法律形式的差异，法律实质是一样的，不应当因为合同上没有南通三建的盖章而否认了实际履行。五、南通三建作为大型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应该勇于担当，勇于承担责任。不管南通三建直接付款，还是刁小辉支付后再找南通三建追偿，南通三建都逃避不了付款责任。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刁小辉的诉讼请求。被告李作斌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5月25日，被告南通三建中标了湖南金科亿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招标的“金科亿达科技城(商住)项目（一期）”，该工程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长沙经开区。为此，被告南通三建组建了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陆海荣。刁小辉为项目部架子工长，负责工程脚手架租赁与搭拆事宜。2017年6月3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刁小辉（乙方）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以下简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乙方为承建金科亿达科技城一期工程租用甲方建筑器材，实际数量以租赁单据为准，工程地点在长沙市映霞路，租用起止时间为2017年6月3日至2018年12月12日，租赁期间届满，乙方未归还的租赁物，视同乙方继续租赁，本合同仍然有效，但租赁期为不定期；承租方负责提货及归还货的所有费用，提货装车费及换货卸车费由出租方承担；租金收取标准为16#工字钢0.06元/每天/每米、70公分长顶丝0.02元/每天/每丝、扣件0.003元/每天/每套；租金结算以发货单和还货单为结算凭据，乙方应于每月10号之前提请甲方结算上月租金，每月15号前将月度租金支付结清，未按时给付的，甲方有权按每逾期一天，按应付租金的千分之三加收违约金至付清之日止，乙方逾期六十天不交租金，甲方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并责令乙方限期如数归还租赁器材，合同终止后至租赁器材收回前，甲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款收取该期间的经济损失；乙方需另外交纳顶托0.3元每根洗油费，扣件0.1元每套洗油费；乙方确认刁小辉为本项目负责人或合同签订人；乙方确认解振飞为提货人。原告在该合同甲方处签名、盖章，被告刁小辉在合同乙方处签名。2017年8月19日，被告李作斌在合同末尾签名“担保人李作斌”，并注明（南通三建项目部负责人）。被告李作斌向原告出示了被告南通三建（2017）16号文件，上面载明李作斌为金科亿达科技城项目城（商住）一期项目部负责人，并加盖了金科亿达科技城（商住）椭圆形技术资料印章。被告南通三建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向本院申请鉴定。上述合同签订后，刁小辉从原告处租用器材，并陆续归还。2019年5月27日，原告经与被告南通三建在该项目的仓库保管员朱培贤核算，双方一致确认至2019年4月26日尚有16#工字钢345米和70公分顶托1400根未予归还，至2019年5月31日累计产生租金387189.58元，已收租金95000元，应收租金292189.58元。核算表上加盖了金科亿达科技城项目城（商住）一期项目长方形技术资料专用章。后被告方于2019年6月14日再次归还器材，原告与被告南通三建的工作人员朱培贤、樊建兴于2019年7月2日核算确认：仍有16#工字钢133米和70公分顶托740只未予归还。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后，本院于2019年5月31日向被告南通三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文书。另查明，被告刁小辉系华辉租赁部的经营者。被告南通三建就金科亿达科技城（一期）项目的钢管、扣件、脚手板等周转材料租用事宜与华辉租赁部签订了《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华辉租赁部并未实际与被告南通三建发生租赁关系，均系其它经营户向南通三建提供租赁物，已有部分经营户向法院就租赁费提起了诉讼。在法院已判决生效的关联案件中，租赁合同和结算单上多次加盖了椭圆形技术资料印章和长方形技术资料印章。被告南通三建对长方形技术资料印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否认椭圆形印章的真实性，但未向法院申请鉴定。本院认为，本案为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租赁设备的承租主体及被告南通三建、刁小辉、李作斌在本案中责任承担的问题。被告南通三建系涉案项目的施工单位，涉案的建筑设备器材均在涉案项目施工中使用，被告南通三建系受益方。虽然《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上没有加盖南通三建项目部的印章，但被告南通三建系实际受益人，且刁小辉为涉案项目的架子工长，被告李作斌又向原告出示了南通三建（2017）16号文件，上面载明李作斌为金科亿达科技城项目城（商住）一期项目部负责人，李作斌在《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上作为担保人签字，使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刁小辉、李作斌系有权代理。虽然南通三建否认（2017）16号文件上加盖的椭圆形技术资料专用章的真实性，但并未因此申请司法鉴定，且在法院已判决生效的关联案件中，认定了南通三建存在椭圆形印章和长方形印章共用的事实，本院对南通三建提出的椭圆形印章为假印章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根据被告南通三建对外公示刁小辉为该工程项目部架子工长以及刁小辉对外签订的同类合同付款人为南通三建、李作斌系其工作人员的事实，本院认定被告南通三建系涉案租赁设备的承租主体，被告刁小辉、李作斌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后果应由法人承担，刁小辉、李作斌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原告与被告南通三建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原告向本院提交的2019年5月27日核算单上加盖了被告南通三建金科亿达科技城项目部的长方形技术资料专用章，该印章在法院已判决生效的关联案件中多次使用，被告南通三建对该印章亦表示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在2019年5月27日的结算单中，双方确认至2019年5月31日累计产生租金387189.58元，已收租金95000元，应收租金292189.58元。此后，被告南通三建于2019年6月14日再次向原告返还了器材，双方确认尚余16#工字钢133米，70公分顶托740只未予归还。原告诉请归还截至2019年5月23日的租金291751.28元，低于上述结算金额，系原告对其权利的处分，以其主张为准。《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约定“租赁期限自2017年6月3日至2018年12月12日止，租赁期限届满，乙方未归还的租赁物，视同乙方继续承租租赁物，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为不定期”。因被告南通三建欠付租金及器材，原告向本院起诉主张解除《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本院确定《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自含有解约通知的起诉状送达之日即2019年5月31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原告主张未返还器材按合同约定的标准继续支付租金没有法律依据，对其后续租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返还16#工字钢133米，70公分顶托740只，本院予以支持，若被告南通三建不能返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按合同约定的市场价值予以赔偿。关于违约金，原告按约提供了建筑设备租赁器材，被告南通三建未按约定支付租金，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每拖欠一天按应付租金的千分之三加收违约金，该约定过分高于原告的损失，本院酌情将违约金标准调整为日万分之五。原告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双方租金结算至了2019年5月31日，故被告南通三建应自2019年6月1日起以欠付租金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违约金至所欠租金付清之日止。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因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长沙市雨花区汇安架管扣件租赁部与被告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3日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书》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二、被告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原告长沙市雨花区汇安架管扣件租赁部支付租金291751.28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91751.28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日起，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租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三、被告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原告长沙市雨花区汇安架管扣件租赁部返还16#工字钢133米，70公分顶托740只，若不能返还，则被告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合同约定的市场价值赔偿原告长沙市雨花区汇安架管扣件租赁部上述器材损失；四、驳回原告长沙市雨花区汇安架管扣件租赁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701元，由原告长沙市雨花区汇安架管扣件租赁部负担1540元，被告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16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华人民陪审员  黄忠伟人民陪审员  李玲芝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李佳妮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二十二条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