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0民终8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永建，男，197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忠，四川英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秀，女，1981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全，四川朴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永建因与被上诉人钟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川1002民初1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永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忠，被上诉人钟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永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钟秀偿还邓永建借款本金71,700元；3.判决钟秀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不清。第一，一审法院认定“邓永建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和微信转账记录，仅能够证明双方存在经济往来，邓永建还应当就钟秀有借款的意思表示，转账款项系借款承担举证责任，但在本案中邓永建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民间借贷的合意，双方的转账款项系借款，故邓永建的举证尚未完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显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可以采用口头形式，那么邓永建一审诉称的双方口头达成了借款合同且邓永建己履行了借款义务等事实，合情合理合法，借款合同自然成立。一审时邓永建出示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5页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没有体现，只字不提。该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了邓永建向钟秀主张归还借款，钟秀没有否认借款事实，只是说邓永建也欠有她的钱。所以该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钟秀认可借了邓永建钱的事实，与邓永建出示的银行转账凭证和微信转账记录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明确，且邓永建己履行借款款项支付义务。第二，一审判决关于“……钟秀通过微信转账等向邓永建转账6万余元。2018年10月10日，钟秀向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邓永建偿还借款本金150,000元，2018年11月5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认定没有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展开，造成上述认定的事实不清、不全面。邓永建在一审中提供的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2018)川1011民初4050号民事调解书、民事诉状以及借条和借款证据、庭审笔录等证实，钟秀诉状诉称2018年2月到3月之间，被上诉人以微信转账、信用卡透支等形式借款给上诉人购买货车，邓永建出具7万元借条。但该案证据中却没有微信转账、信用卡透支凭证，庭审笔录也没记录钟秀出示了微信转账、信用卡透支凭证的证据，该案中只有钟秀2018年4月2日和8日分别转款15,000元和1万元给邓永建凭证，和一张邓永建借款7万元的借条，但落款时间是2018年4月28日。再根据本案一审双方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证据（邓永建附有双方转账明细），可以证明2018年2月双方离婚后到2018年4月28日，邓永建给钟秀出具借条之间，钟秀微信红包、微信转账给邓永建七笔43,368.88元，加上转款25,000元，差一千多点就是7万，邓永建在东兴区法院庭审时也就认可了是7万。所以根据微信转账记录，双方离婚后钟秀2018年2月起总共转微信红包、微信转账给邓永建68,168.88元，就是说钟秀向邓永建微信转账68,168.88元中的43,368.88元已经起诉处理结案，减掉后剩下24,800元为钟秀没有偿还。邓永建一审起诉书上的借款总额是98,660元，一审质证时，邓永建主动认可所发的6个100元微信红包和3个520元微信转账共2,160元是赠予，减去邓永建没偿还的24,800元，就是71,700元为邓永建一审的起诉金额，邓永建提供的证据，一审判决书虽说采信，但又没作以上认定，可谓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不全面。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最终导致本案错判。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严重错误，该条但书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审法院视而不见。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案一审法院简单粗暴的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但书”不顾，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但书之前的规定是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何况本案不存在邓永建举证尚未完成的情况，邓永建在一审中就本案提交的证据足已证明邓永建与钟秀之间的借贷关系明确，且邓永建己履行了借款款项支付给钟秀的义务。本案一审时钟秀辩称其也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向邓永建转款，双方的转账行为属于互相赠与，邓永建当庭反对，钟秀认为双方的转账行为属于互相赠与没有事实和法津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本案举证责任分配就应该是钟秀对自己认为是赠与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举证，但一审法院却糊涂地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邓永建，在邓永建完成举证责任后还是认定邓永建没完成举证责任的错误判决。钟秀在一审中并没有出示本案属赠与基础法律关系的证据，那么邓永建起诉的借贷关系就成立。 钟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时钟秀已陈述过，邓永建转款给钟秀是很零散的，并且在此期间双方当事人互有转款，钟秀没有借款，也没有出具借条，邓永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邓永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钟秀偿还邓永建借款本金71,700元；2.诉讼费由钟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永建和钟秀于2016年6月15日办理结婚登记，2017年2月4日办理离婚登记。2017年2月6日至2018年9月18日期间，邓永建通过微信转账、微信红包、银行转账等，分二十余次向钟秀转账共计98,660元（一审判决书载明为91,760元，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系笔误，实际转账金额为98,660元）。在此期间，钟秀通过微信转账等向邓永建转账6万余元。2018年10月10日，钟秀向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邓永建偿还借款本金150,000元，2018年11月5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邓永建共欠钟秀借款本金150,000元，邓永建当庭归还钟秀借款10,000元，剩余借款140,000元，邓永建自愿定于2019年6月30日前向钟秀归还借款30,000元，于2020年6月15日前归还借款110,000元及利息。现邓永建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邓永建给钟秀的转账能否认定为双方之间的借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邓永建应当就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邓永建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和微信转账记录，仅能够证明双方存在经济往来，邓永建还应当就钟秀有借款的意思表示，转账款项系借款承担举证责任，但在本案中邓永建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民间借贷的合意，双方的转账款项系借款，故邓永建的举证尚未完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双方曾系夫妻关系，双方互有转账经济往来，仅凭转账凭证，一审法院无法认定转账款项为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故邓永建要求钟秀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邓永建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钟秀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4张，拟证明其代邓永建购买保险缴纳20,316元。 邓永建的质证意见为：不属于新证据，业务凭证只能反映扣款人是钟秀，不能证明是为邓永建缴纳的保险。有买保险的事实，但都是邓永建自己交钱，不是钟秀代扣。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扣款事实，缺乏保险合同等证据相印证，不足以证明钟秀代邓永建购买保险缴纳20,316元。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当事人对案涉邓永建向钟秀转账支付的款项是否形成借贷合意。首先，本案中，邓永建未出示证据证明在转账前后钟秀有向其借款的意思表示，亦无借条予以确认，在钟秀向邓永建转账支付的款项中也未有系偿还邓永建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次，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二人在离婚后仍然保持较为亲密的联系，钟秀称二人“虽然离婚了，但感情尚可，还居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邓永建称在离婚后“其对钟秀还有很深的感情，想挽回”、“隔一段时间才在一起”。基于双方的特定关系，出借方更应持有相应确凿的债权凭证或明确的借款意思表示以便于区分双方之间的共同消费、赠予等其他经济往来款项。而本案的客观事实却是，邓永建对向钟秀的借款出具了借条。第三，在案涉款项98,660元转账期间内，邓永建对钟秀负有15万元债务，即使钟秀有急需用款的需要，要求邓永建偿还其借款即可，何须再向自己的债务人借款，明显违背日常经验法则。在邓永建向钟秀最后一次转账之后，钟秀向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邓永建偿还其借款，邓永建在该案庭审中未提及钟秀尚欠其借款未归还，也未要求钟秀对其出借款项出具借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规定确定的是对缺乏借款关系直接证据情形下的举证责任分配，钟秀并未抗辩邓永建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而是主张双方离婚后仍有交往并基于此产生的款项往来，在此情形下邓永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邓永建未完成案涉款项系借款的举证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邓永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66元，由上诉人邓永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易小峰 审判员  江万明 审判员  夏 欣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钟 怡 书记员  颜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