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6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成臣湘，男，196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芳，广东通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华东，广东通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黄冠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法定代表人：梁润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健欢，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芷雯，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成臣湘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黄冠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冠教育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5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叶建伟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成臣湘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第八条第（一）款；2.黄冠教育公司向成臣湘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530956元；3.黄冠教育公司向成臣湘支付违约金1840000元；4.由成臣湘承担本案包括案件受理费在内的一切诉讼费用。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成臣湘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884元，由成臣湘负担。判后，上诉人成臣湘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第八条第（一）项；2.黄冠教育公司向成臣湘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530956元；3.黄冠教育公司向成臣湘支付违约金1840000元；4.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黄冠教育公司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股权转让价款并不包括应当由广州福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鸿公司）偿还的债务。双方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就股权转让价款单列成独立清晰的第二条。在该条款中，双方并没有将应当由福鸿公司偿还的债务作为构成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一部分。而是将应当由福鸿公司的其他投入单列成独立的第八条第（一）项予以特别约定。如果双方明确应当由福鸿公司偿还的债务作为构成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一部分的话，就应当会在第二条中明确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具体构成，而不是将应当由福鸿公司偿还的债务单列成独立的第八条第（一）项予以特别约定。通过上述分析证明，股权转让价款并不包括应当由福鸿公司偿还的债务。而一审法院以“第八条第（一）项是原告享有合同权利时需要付出的对价的一部分。”的认定，与协议书中对股权转让价款构成的意思表示不符。二、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原、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对福鸿公司转让前的债务由原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因此，被告在第一期应付的股权转让款中扣减530956元，不违反双方约定”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首先，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第（一）项对福鸿公司在经营之日起至本协议股权转让变更之日止的所有债务作出约定外，并没有其他任何条款对福鸿公司债务作出过约定。而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第（一）项的约定，也仅仅是作出了“福鸿公司在经营之日起至本协议股权转让变更之日止的所有债务由发生债务时的责任人股东承担包括偿还债务、赔偿损失、承担违约责任在内的一切法律责任。”的约定，并没有作出“对福鸿公司转让前的债务由原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的约定。其次，《补充协议书》中除对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中的债务作出了“由原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的约定外，并没有对此之外的其他债务也作出“由原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的约定。再次，我方已就《补充协议书》显失公平，且违反等价有偿原则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在2020年4月28日以（2020）粤0114民初7144号案予以受理，并正在审理过程当中。而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在其受理并正在审理过程当中的（2020）粤0114民初7144号案尚未审理终结并作出生效裁判前，就以我方与黄冠教育公司在《补充协议书》中对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中的债务约定了“由原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为由，作出“原、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对福鸿公司转让前的债务由原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因此，被告在第一期应付的股权转让款中扣减530956元，不违反双方约定”的认定为由，判决驳回我方全部诉讼请求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通过上述分析证明，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原、被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对福鸿公司转让前的债务由原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因此，被告在第一期应付的股权转让款中扣减530956元，不违反双方约定”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三、我方持有的福鸿公司股权，是福鸿公司原股东、法定代表人黄赞谦、现股东何慧分别以各自持有的福鸿公司股权代福鸿公司抵偿我方的1387万元的借款本息而取得的，而并不是基于我方对福鸿公司的其他投入或没有对福鸿公司投入而无偿取得的，故我方没有义务为福鸿公司偿还应由福鸿公司偿还的债务。福鸿公司原股东、法定代表人黄赞谦及现任股东何慧，以福鸿公司开发建设山下村商业教育项目为由，由黄赞谦自2015年3月5日起至2018年8月30日前，先后代福鸿公司向我方借款1648万余元，给福鸿公司用于山下村商业教育项目开发建设，并向我方承诺自借款之曰起按月息3％向我方支付借款利息，在山下村商业教育项目一期完成时还本付息。但至2016年9月时，黄赞谦及何慧声称的福鸿公司拟开发建设的山下村教育项目不但没有任何开工建设的迹象，而且福鸿公司没有给我方支付利息，黄赞谦或何慧也没有代福鸿公司向我方支付过利息。2016年9月18日，我方同意黄赞谦将其持有的福鸿公司13％的股权代福鸿公司向我方抵偿780万元的借款本息；同意何慧将其持有的福鸿公司5％的股权代福鸿公司向我方抵偿300万元的借款本息；2018年8月7日，我方同意黄赞谦将其持有的福鸿公司10％的股权代福鸿公司向我方抵偿308万元的借款本息。通过上述事实证明，我方向黄冠教育公司出售的持有的福鸿公司23％的股权，是福鸿公司原股东、法定代表人黄赞谦、现股东何慧分别以各持有的福鸿公司股权代福鸿公司抵偿我方的1387万元的借款本息而取得的，而并不是基于我方对福鸿公司的其他投入或没有对福鸿公司投入而无偿而取得的，故我方没有义务为福鸿公司偿还应由福鸿公司偿还的债务。被上诉人黄冠教育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予以维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成臣湘以合同条款显失公平为由要求予以撤销，则成臣湘应当对显失公平的理由作出充分论述及举证，以证实合同订立存在可撤销的事由。首先，该合同为福鸿公司原股东与股权受让人黄冠教育公司签订，合同内容打印完整，条款顺序并无调整，有各方当事人签名及捺印确认。合同第八条第（一）项内容词义表达清晰，并无歧义。则成臣湘称合同第八条第（一）项是黄冠教育公司自行添加，未经协商，明显无理。其次，合同第二条约定了股权转让份额及价款，但并不妨碍当事人在其他条款中对其他权利义务内容作出约定。因此，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第八条第（一）项对股权转让前的债务承担作出约定，并无不当。成臣湘据此主张股权转让对价不包括债务，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成臣湘诉讼中承认其在福鸿公司任董事，为公司经营者，在股权转让协议订立前，其参与公司经营，则在其出让股权退出经营前，公司债务由此前经营的股东承担，亦符合常理。最后，在双方对第一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双方另订立《补充协议书》，对前任股东在经营期间的债务进行了结算，在扣除相应费用后再由黄冠教育公司向成臣湘等出让人支付，也表明股东出让方承认合同第八条第（一）项条款的效力并接受其约束。综上所述，成臣湘称合同第八条第（一）项显失公平，理由不足，其据此要求对已结算扣除的费用予以返还，本院不予支持。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68元,由上诉人成臣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蔡奕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