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3民再98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某银行，住所地朝阳市双塔区龙山街四段**。负责人：某行长，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某云，女，1975年10月22日出生，蒙古族，农行朝阳分行职员，住朝阳市双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辽宁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于某，男，196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医生，住朝阳市双塔区。于某诉某银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借记卡纠纷一案，双塔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6日作出（2016）辽1302民初5049号民事判决，于某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9月8日作出（2017）辽13民终64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双塔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2017）辽1302民初4886号民事判决，农业银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2018）辽13民终1035号民事判决。农业银行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辽民申4443号民事裁定：指令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农业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某云、李某，被申请人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农行卡被盗刷的372,306元，还有利息。事实理由：原告农行卡于2016年9月14日至15日没有任何缘故被盗刷372,306元。原告农行卡没有丢失且密码从来没有告知他人，在事发前5小时原告在被告储蓄所柜台支取过现金，直到17日原告才发现被盗刷，并立即报警及通知银行卡客服冻结银行卡，经多次与被告协商只同意部分赔款。被告农业银行辩称：1、原告资金交易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的借记卡消费交易，根本无需银行卡密码和实体银行卡，需要的是银行卡持有人在电脑、手机等客户终端自行设置的“支付密码”，即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款项，支持凭证并不是“银行卡密码”，而是“支付密码”，该“支付密码”是持卡人在第三方平台注册账号，绑定银行卡过程中自行设定的，与银行无关。银行卡只是持卡人通过电脑和手机等硬件客户端捆绑第三方支付平台等软件客户终端的中介和媒体，其他事情都由持卡人操作、支配和完成。原告对所开办借记卡信息负有注意和防护义务，因注意不够或防护不当，致使所持银行卡信息泄露而导致卡内资金“被盗”，应自行承担损失责任。2、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银行卡内资金系被他人“盗刷”。正如原告所说其在9月13日曾接到不明电话确认其本人真实身份信息。原告的银行卡、身份等上述隐密信息集合已被泄露。其手机接到的验证也已由他人掌握了。特别是其手机卡已被复制或他人通过其他渠道掌握或截获了验证码，将信息内容泄露归责于发卡行，显然是不正确和不公平的。3、假设原告款项确为他人盗刷，因原告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列为刑事案件受理侦查，因涉嫌他人违法犯罪行为，按照先刑后民原则，人民法院应先中止本案民事部分的审理，待刑事部分经法定程序审理完毕后，再进行本案民事部分的审理。4、原告卡内资金是通过第三方平台快捷支付进行消费的，快捷支付并不属于《商业银行法》中关于储蓄存款的规定，即非传统意义上的储蓄，而应属支付结算纠纷，对于支付结算，我行按照持卡人输入正确密码的指定，履行了支付结算义务，便不属于违约，因此原告起诉我行便无事实依据。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1日，原、被告签订中国农业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该协议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原告在被告处申请办理了个人结算账户，介质为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一张，卡号62×××16。2016年9月14日，上述结算账户内资金余额为847,198.43元。2016年9月14日晚20点42分至2016至9月15日11点16分该账户在网上连续发生401笔交易，其中397笔交易是通过受理机构为WorldPay向对方账号为83×××03的消费合计369,828元，其中4笔交易是通过受理机构为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支付了2,478元，上述401笔交易合计在原告账户支付金额为372,306元，户内资金余额减至474,892.43元，上述401笔交易被告均向原告在被告处预留的电话号为13052******发送了短信提醒信息，但原告表示未收到任何短信提醒信息。原告于2016年9月18日发现卡内金额被盗，遂向朝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刑事犯罪案件侦查大队报案，现已立案侦查。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某银行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告于某有恶意串通作案，故意泄露自己银行卡卡号、银行卡密码、身份号码等信息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中国农业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原告于某在被告处办理了具有储蓄功能的借记卡，双方依法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货币“占有即所有”的属性，持卡人于某不再对其存入银行的货币享有所有权，又因银行卡账户资金并未特定化，故持卡人对账户资金不再享有所有权，而是对发卡行享有债权，故原告于某有权请求被告某银行提供支付账户存款、利息等服务。根据银行提供的原告于某借记卡交易预留手机号短信息明细显示，原告的储蓄账户于2016年9月14日晚20点42分至2016至9月15日11点16分在网上连续发生401笔交易，其中397笔交易均向同一账号消费，每一笔均不超过1,000元，另外4笔交易均发送手机验证码后进行了付款，但原告自己未收到银行的短信提醒信息，也未在网上进行上述401笔交易，且原告发现自己储蓄账户内金额减少后立即向朝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刑事犯罪案件侦查大队报案，综合现有事实能够证明原告的银行卡的资金372,306元是通过快捷支付被盗刷的。被告某银行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告于某有恶意串通作案，故意泄露自己银行卡卡号、银行卡密码、身份号码等信息的事实，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该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涉案银行卡内资金被盗具有高度可能性，被盗事实可以予以认定。被告某银行向犯罪嫌疑人支付款项构成不适当履行行为，对原告于某不产生法律效力。我国合同法在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上采取的严格责任原则，不论违约的当事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不是依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可以免责的事由，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故某银行应当赔付原告于某因此造成的损失。根据《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银行应当事先或在首笔交易时自主识别客户身份并与客户直接签订授权协议，明确约定扣款适用范围和交易验证方式，设立与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单笔和单日累计交易限额，承诺无条件全额承担此类交易的风险损失先行赔付责任”的规定，被告某银行应先承担赔付原告被盗刷的372,306元的赔偿责任，并应自2016年9月16日起至赔偿原告372,306元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农业银行个人存款利率给付利息。关于本案应否按照“先刑后民”原则，先中止本案民事部分的审理，待刑事部分经法定程序审理完毕后，再进行本案民事部分的审理的问题，原告是基于与被告某银行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提起的本案诉讼，被告基于储蓄存款合同应承担民事责任与他人利用银行卡实施盗刷行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是否侦破本案并不影响原告通过民事诉讼要求被告某银行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承担责任后，可依法向有关责任人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某银行于该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于某人民币372,306元，并自2016年9月16日起至给付原告372,306元之日止按照中国农业银行个人存款利率给付利息。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84元，由被告某银行负担。农业银行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将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是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银行卡被盗刷的证据明确不足。本案不能排除被上诉人银行卡注册第三方支付平台、设置登录密码和支付密码、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转帐支付操作都是由其本人自行完成的。二是一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自己未收到银行的短信提醒信息，也未在网上进行交易”的事实不能成立。三是本案被上诉人银行卡的交易，上诉人在交易过程中正确履行了服务义务，每一笔交易都向其办卡时预留的手机号上发送了短消息服务，被上诉人所持银行卡也未被他人复制，上诉人不应当负有任何法律责任和义务。四是被上诉人对所持银行卡及资金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在“被盗刷”发生后，被上诉人怠于行动，未及时采取防止“损失”扩大的措施，对本案所谓“被盗刷”的资金损失应当承担责任。五是银行卡被盗刷纠纷案件，依法不适用法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而应依法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一审判决将举证责任全部分配给上诉人，不但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也存在着现实的不可能性。六是上诉人作为普通的民事主体，已穷尽了举证能力，向法庭充分提交了证据，完成了举证责任。七是一审判决适用人民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判决上诉人承担先行赔付责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的银行卡具有储蓄功能，如果设置交易限额，与“取款自由”的储蓄原则相违背。八是一审判决根据货币“占有即所有”的属性，认定持卡人不再对其存入银行的货币享有所有权，而是对发卡行享有债权的认识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办理的是具有储蓄功能的借记卡，其对银行卡账户内的资金享有的权利属性是所有权。这一特殊属性，决定了如果持卡人未保护好支付指令（比如第三方平台的支付密码），损害的不是银行的金融资产，而是其储蓄存款。于某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有二点，一是案涉银行卡是否被盗刷；二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银行卡经济损失应否及如何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根据上诉人农业银行提供的被上诉人于某借记卡交易预留手机号短信息明细显示，被上诉人的储蓄账户于2016年9月14日晚20点42分至2016至9月15日11点16分在网上连续发生401笔交易，其中397笔交易均向同一账号消费，每一笔均不超过1,000元，另外4笔交易均发送手机验证码后进行了付款。上述交易之间间隔时间很短，多数交易间隔不足一分钟，明显超出正常消费速度，且都为小额支付，大多数交易金额为1000元，但交易次数却多达400余次，涉案账户资金变动明显出现异常。此外，被上诉人在发现自己储蓄账户内金额减少后，于2016年9月18日向朝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刑事犯罪案件侦查大队报案。而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银行卡绑定第三方支付平台、设置登录密码和支付密码、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转帐支付等操作系由被上诉人自行完成。本案综合现有事实，应认定被上诉人银行卡资金372,306元系通过网络支付被盗刷。关于争议焦点二。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案涉交易均为第三方支付平台网上交易，通常银行卡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时，不需开通网银，只需用户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注册，并提供银行卡卡号、户名、手机号码、银行发送的验证码等信息将银行卡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消费时用户输入正确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密码或第三方平台发送的手机动态口令，即可完成支付。此种网上支付具有不以银行卡卡片作为交易介质的特性，其在带来交易便利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交易风险。发卡行与持卡人签订银行卡合同时，负有告知银行卡是否具备网上支付功能、交易规则、交易风险以及法律责任的义务。本案经询问，上诉人未能向本院提交已向被上诉人告知上述相关事项的证据，应由上诉人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第二、《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客户银行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首次建立业务关联时，应经双重认证，即客户在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认证同时，还需要通过商业银行的客户身份鉴别。账户所在银行应通过物理网点、电子渠道或其他有效方式直接验证客户身份，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同时，该通知第四条规定，“商业银行通过电子渠道验证和辨别客户身份，应采用双（多）因素验证方式对客户身份进行鉴别，对不具备双（多）因素认证条件的客户，其任何账户不得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务联系。”被上诉人庭审中称自己未绑定第三方支付平台，上诉人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银行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首次建立业务关联时，完成了商业银行的客户身份鉴别工作，参照上述规定，上诉人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第三、《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第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将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合作业务纳入全行业务运营风险监测系统的监控范围，对其中的商户和客户在本行的账户资金活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达到风险标准的应组织核查。特别是对其中大额、异常的资金收付应做到逐笔监测、认真核查、及时预警、及时控制。”上述通知第十五规定，“商业银行应对客户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的交易建立自动化的交易监控机制和风险监控模型，及时发现和处置异常行为、套现或欺诈事件。”本案上诉人在涉案帐户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出现明显异常的情况下，未能及时发现并合理进行处置，参照上述规定，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本案被上诉人作为持卡人，在消费过程中应当审慎操作，确保银行卡安全使用。将银行卡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需要用户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输入银行发送到用户手机的验证码；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消费交易，需要用户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输入银行并不掌握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密码或第三方支付平台发送到用户手机的动态交易密码。本案第三方支付平台与银行卡绑定及消费如不是被上诉人本人操作，则存在高度可能性系由被上诉人自身操作不当将相应重要交易信息泄露引起，本案应认定被上诉人在保管借记卡相关重要交易信息上存在一定过错。此外，上诉人在案涉银行卡每次交易时均向被上诉人发送了余额变动短信，被上诉人虽辩称未收到短信通知，但其未能提交反驳的证据，应认定银行完成了相应的短信通知义务，被上诉人未能在帐户发生异常后第一时间发现并通知银行，亦存有一定过错。保护存款安全是储户和银行双方共同的义务，上诉人为专业大型金融机构，相对于被上诉人，在资金、知识、设备、技术等方面更有条件防范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交易平台实施犯罪，但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却多处未尽到相应义务，本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定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对涉案借记卡中的损失分别承担90%、10%的责任。参照《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上诉人应先承担赔付被上诉人被盗刷的335,075.4元（372,306元×90%）的赔偿责任，并应自2016年9月16日起至赔偿被上诉人335,075.4元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农业银行个人存款利率给付利息。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双塔区人民法院（2017）辽1302民初4886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某银行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被上诉人于某人民币335,075.4元，并自2016年9月16日起至给付被上诉人335,075.4元之日止按照中国农业银行个人存款利率给付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84元，由上诉人某银行负担6195.6元，由被上诉人于某负担68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84元，由上诉人某银行负担6195.6元，由被上诉人于某负担688.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开通第三方支付的风险告知责任问题。原审判决已经查明第三方支付平台网上交易的开通，通常是银行卡持有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注册，并提供银行卡卡号、户名、手机号码、银行发送的验证码等信息将银行卡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而不需开通网银，交易时只需用户在消费时用户输入正确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密码或第三方平台发送的手机动态口令，即可完成支付。在此情况下，将风险告知义务完全归责于再审申请人有失公平。关于本案举证责任问题。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注册和开通，银行卡持有人可在网上自助完成，原审判决未查明于某的银行卡是如何注册第三方支付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归于再审申请人欠妥。原审判决已经查明于某的储蓄账户于2016年9月14日晚20点42分至2016至9月15日11点16分在网上连续发生的401笔交易中有4笔交易均发送手机验证码后进行的付款，对此4笔需要手机验证码的交易判令再审申请人承担责任证据不充分。于某在2016年9月15日11点16分至其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时，与再审申请人并无业务往来，其如何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应一并查清。农业银行申请再审称，1、原审判决判令再审申请人赔偿于某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再审申请人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合法经营银行业务的机构，在于某银行卡被盗刷过程中没有过错。银行卡绑定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卡号、户名、接收验证码的手机缺一不可，否则无法完成绑定，因此于某应当知道自己的银行卡绑定了第三方支付平台。再审申请人已尽到通知义务，于某应对扩大损失自行承担后果。从于某的借记卡交易预留手机号码信息明细中可以看出，每笔银行卡交易通讯公司均将账户变动情况即时发送，且有四笔交易还需输入验证码，因此交易应该是于某亲自操作或手机号码被盗造成。2、于某认为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并已报警，该事件属于刑事案件范畴，储户的损失应由盗刷人赔偿。再审申请人在此过程中已正确履行服务义务，根据双方的合同关系，不应当承担于清忠损失的赔偿责任。3、于某的银行卡消费平台分别为wordpay和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2016年9月14日20时42分、21时1分、21时12分、21时20分，分别由wordpay和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向其发送快捷支付认证消息，于某在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产生的2478元的四笔交易都是在其收到短信验证码后向第三方平台提供验证码才进行支付；而wordpay平台首次绑定后，即向微信或者支付宝一样在小额交易时是不需要提供短信验证的，因此在首次绑定wordpay后，于某至今未释名其保管的手机验证码是如何对外泄露的，也未提供其通信记录开证明其没有收到短信认证的情况下由第三方机构用其银行卡进行消费扣款。综上，原审适用法律不当，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于某请求赔偿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被申请人于某答辩：1、被申请人的涉案的银行卡未丢失、密码未泄露、没有绑定任何第三方支付平台，也没有于第三方平台发生业务，案发前5小时曾经在农业银行的储蓄柜台支取5万元现金。2、被申请人被盗刷的401笔款没有收到短信提醒，在被盗刷之后在银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存入100元，仍然没有收到短信提醒。3、9月18日晚发现银行卡被盗立即报警和办理银行卡冻结。3、《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银行应事先或在首笔交易时自主识别客户身份并与客户直接签订授权协议，明确约定和扣款适用范围和交易验证方式，设立无条件全额承担此类交易的风险损失先行赔付责任”，因此如出现第三方支付盗刷，银行对盗刷应承担赔偿责任。4、被申请人与农业银行之间是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依照《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是否侦破本案并不影响本人通过民事诉讼要求银行承担民事责任，银行在承担责任后可依法向责任人追偿。5、《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第十四条规定：应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合作业务纳入全行业务运营风险检测系统的监控范围，对其中的商户和客户在本行的账户资金活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达到风险标准的应组织核查。特别是对其中大额、异常的资金收付应做到逐笔检测，认真核查，及时报警，及时控制。上述通知第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对客户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的交易，建立自动化的交易监控机制和风险监控模型，及时发现和处置异常行为、套现或欺诈事件。”银行在涉案账户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出现明显异常情况下，未能及时发现并合理进行处置。6、农业银行没有按照《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进行客户身份鉴别，也没有建立构建安全的网络通道，没有制定安全边界，其存在监管漏洞和失责。7、农业银行发出短信不能证明发给被申请人，如果银行有漏洞有可能发给别人。农业银行有义务提醒被申请人账户资金交易情况，被申请人与联通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没有义务要求联通公司提供信息，农业银行应举证其发出的短信已经送达到被申请人。8、被申请人的银行卡被盗刷造成精神上的伤害，应予赔偿。综上，农业银行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经过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载卷佐证，并经本院审查，应予采信。本院再审认为：再审申请人农业银行与被申请人于某于2012年11月1日签订中国农业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于某在农业银行处办理了具有存取现金、转账结算、消费、理财等功能但不允许透支的借记卡，双方依法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且于某同时开通了网上银行和短信通知业务，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根据再审申请人农业银行提供的被申请人于某借记卡交易预留手机号短信息明细显示，于某的储蓄账户于2016年9月14日晚20点42分至2016至9月15日11点16分在网上连续发生401笔交易，其中397笔交易均向同一账号消费，每一笔均不超过1,000元，另外4笔交易均发送手机验证码后进行了付款。上述交易之间间隔时间很短，多数交易间隔不足一分钟，明显超出正常消费速度，且都为小额支付，大多数交易金额为1000元，但交易次数却多达400余次，涉案账户资金变动明显出现异常。于某在发现自己储蓄账户内金额减少后，于2016年9月18日向朝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刑事犯罪案件侦查大队报案。本案综合现有事实，应认定被上诉人银行卡资金372,306元系通过网络支付被盗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再审申请人农业银行对被申请人于某经济损失应否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案涉交易均为第三方支付平台网上交易，通常银行卡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时，不需开通网银，只需用户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注册，并提供银行卡卡号、户名、手机号码、银行发送的验证码等信息将银行卡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消费时用户输入正确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密码或第三方平台发送的手机动态口令，即可完成支付。此种网上支付具有不以银行卡卡片作为交易介质的特性，其在带来交易便利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交易风险。首先，《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客户银行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首次建立业务关联时，应经双重认证，即客户在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认证同时，还需要通过商业银行的客户身份鉴别。账户所在银行应通过物理网点、电子渠道或其他有效方式直接验证客户身份，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同时，该通知第四条规定，“商业银行通过电子渠道验证和辨别客户身份，应采用双（多）因素验证方式对客户身份进行鉴别，对不具备双（多）因素认证条件的客户，其任何账户不得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务联系。”被申请人称自己未绑定第三方支付平台，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申请人银行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首次建立业务关联时，完成了商业银行的客户身份鉴别工作，参照上述规定，再审申请人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第二、《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第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将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合作业务纳入全行业务运营风险监测系统的监控范围，对其中的商户和客户在本行的账户资金活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达到风险标准的应组织核查。特别是对其中大额、异常的资金收付应做到逐笔监测、认真核查、及时预警、及时控制。”上述通知第十五规定，“商业银行应对客户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的交易建立自动化的交易监控机制和风险监控模型，及时发现和处置异常行为、套现或欺诈事件。”本案再审申请人在涉案帐户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出现明显异常的情况下，未能及时发现并合理进行处置，参照上述规定，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再审申请人农业银行短信提醒仅是一种提示性、告知性举措,是其附加服务的一种业务,并不能因此形成对自己的责任免除。银行提示服务并没有附加客户对盗刷银行卡及时挂失的义务。银行作为金融理财服务提供者,开通短信提醒业务,目的是为客户提供便利服务,向客户履行账户变动通知和保障其知情权,这既符合《合同法》第六十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要求对消费者服务的内容,更存在附加服务所订立新的服务合同特征,双方一旦达成合意开通短信提醒,不管银行是否收费,银行即有义务将账户余额变动信息及银行业务活动信息及时发送至客户,使其了解相关金融服务内容,其提示内容虽然可能客观上有助于客户发现银行卡是否被盗刷,但其主要目的还是为客户提供金融信息服务,这一合同目的不可能导出客户在收到短信时必须即刻止损的责任义务。从消费者的实际情况看,如果苛求在开通短信服务后，就必须有止损义务也违反了社会常识,加大了双方之间责任义务的不平衡。从信息接收的角度看,消费者可能因诸多情况没有及时查看到手机短信,没有及时赶到相关网点或电话挂失,按照一般的生活经验,不会有人在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后不及时采取措施,出现长时间未挂失或者未申请冻结时一般可以认定为未及时发现手机短信或者没有收到短信，比如手机被屏蔽、短信被截、手机丢失、手机遗忘在某个场所等。从信息发送方看,银行在现代信息化管理过程中,其发送信息并不增加额外的运行成本,也没有扩大其责任、义务的范围,如果仅因为计算机系统的自动发送就将责任转嫁明显具有不合理性。本案，再审申请人农业银行在开通短信提醒通知的服务合同中未附加收到提示短信后不立即挂失或者申请冻结止损应自担责任的条款,同时也没有明确说明或提示的方式告知客户于某开通短信后客户的止损义务,因此再审申请人农业银行以已经通过计算机系统将于某账户资金变动情况自动发送给通讯公司而免责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由此也不能推论于某应对扩大损失自行承担后果的结论。第四、本案被申请人于某作为持卡人，在消费过程中应当审慎操作，确保银行卡安全使用。将银行卡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需要用户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输入银行发送到用户手机的验证码；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消费交易，需要用户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输入银行并不掌握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密码或第三方支付平台发送到用户手机的动态交易密码。本案第三方支付平台与银行卡绑定及消费如不是被申请人本人操作，则存在高度可能性系由被申请人自身操作不当将相应重要交易信息泄露引起，被申请人在保管借记卡相关重要交易信息上存在一定过错。再审申请人农业银行提出于某认为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并已报警，该事件属于刑事案件范畴，储户的损失应由盗刷人赔偿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于某是基于与农业银行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提起的本案诉讼，基于储蓄存款合同应承担民事责任与他人利用银行卡实施盗刷行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是否侦破本案并不影响于某通过民事诉讼要求农业银行承担民事责任，农业银行承担责任后，可依法向有关责任人追偿。于某再审中提出的涉案银行卡被盗刷，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此，本院认为持卡人遭受的是资金上的损失，并没有产生精神上的损害，且其在原审中也没有提出此项诉讼请求，再审中，对于精神上的损害赔偿，本院不予支持。于某的银行卡在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产生的2478元的四笔交易，农业银行均向于某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验证码，后发生向第三方平台提供验证码进行支付，该四笔交易的2478元的不利后果应该由于某自行负担，再审申请人农业银行提出的相关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保护存款安全是储户和银行双方共同的义务，再审申请人农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对潜在的风险及危险的发生负有防范和制止的义务，对自身的服务设施、设备的性能、服务技术等方面更有条件防范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交易平台实施犯罪，但农业银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却未尽到相应的义务，本院二审确定农业银行和于某对涉案借记卡中的损失分别承担90%、10%的责任适当。参照《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再审申请人农业银行应先承担赔付被申请人于某被盗刷的332,845.2元（369,828元×90%）的赔偿责任，并应自2016年9月16日起至赔偿被申请人于某332,845.2元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农业银行个人存款利率给付利息。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本院（2018）辽13民终10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撤销双塔区人民法院（2017）辽1302民初4886号民事判决；二、变更本院（2018）辽13民终10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上诉人某银行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被上诉人于某人民币335,075.4元，并自2016年9月16日起至给付被上诉人335,075.4元之日止按照中国农业银行个人存款利率给付利息变更为再审申请人某银行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被申请人于某人民币332,845.2元，并自2016年9月16日起至给付于某332,845.2元之日止按照中国农业银行个人存款利率给付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84元，由上诉人某银行负担6195.6元，由被上诉人于某负担68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84元，由上诉人某银行负担6195.6元，由被上诉人于某负担688.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焱审判员 李春兆审判员 左颖慧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朱城林书记员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