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3民终38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某，男，1995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梅（系程某的母亲），女，197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天巧，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某1，女，199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某2，男，1974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女，197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 上述三位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娟，安徽国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某因与被上诉人蔡某1、蔡某2、陈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2020）皖0304民初2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蔡某1、蔡某2、陈某共同向程某返还彩礼款341764元（其中现金280000元、“三金”37300元、微信与支付宝转账24464元），并由蔡某1、蔡某2、陈某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程某不能证明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由蔡某1占有而对程某要求返还三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与事实不符，三金作为小件贵重首饰一直由蔡某1随身佩戴，一审法院不能以蔡某1予以否认便采信蔡某1的说法而否认程某的诉讼请求。2、程某通过微信、支付宝共向蔡某1转账24464元，1次2000元，1次1314元，6次1000元，4次600元，18次500元，数额较大，平均每月近3000元，明显不属于赠与行为，且该款项均由程某通过网贷所借，一审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按照50%的比例判决返还彩礼不当，程某与蔡某1举办婚礼后同居时间非常短暂，且系蔡某1的原因导致二人无法继续共同生活，蔡某1一方应全额返还彩礼款。4、蔡某1、蔡某2、陈某应共同承担返还彩礼款的责任，因蔡某1、蔡某2、陈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彩礼款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蔡某1、蔡某2、陈某辩称，1、上诉人诉请的三金无证据证明是被上诉人占有，被上诉人无法返还。2、被上诉人一审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蔡某1举行结婚仪式前及之后，被上诉人蔡某1为上诉人及上诉人家庭均有支出，该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已予以认可。双方在恋爱期间数额不大的转款及互赠礼物的行为，应视为正常的交往行为，代表一定的祝福及相互爱慕，是一种赠与行为，故上诉人要求返还微信与支付宝转账24464元的上诉请求不应成立。3、蔡某1收到的彩礼款部分用来购买陪嫁物品，购买的陪嫁物品现都在上诉人家中，由上诉人及其家人使用，该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亦予以认可；蔡某1收到的彩礼款部分用于举行婚礼后程某与蔡某1的日常生活支出，该事实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对双方婚姻的解除存在过错，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等证据可以反映，双方的主要矛盾是上诉人及其父母、姐姐多次向蔡某1索要彩礼而发生，且在蔡某1回娘家期间，上诉人即擅自向法院起诉解除婚约关系，由此可见是上诉人擅自解除了婚约关系；蔡某1与上诉人于2019年初经人介绍相识，2019年5月20日订婚，2020年2月1日举行结婚仪式并同居，至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解除婚约关系时止，双方恋爱及以夫妻名义生活时间较长。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蔡某1返还部分彩礼款是综合考虑了本案事实情况，应予维持。 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蔡某1、蔡某2、陈某返还程某彩礼款共计39774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程某与被告蔡某1于2019年3月份经人介绍相识，2019年5月20日双方举行定亲仪式，定亲时原告给付蔡某1彩礼现金140000元。2020年1月6日订婚，原告给付蔡某1彩礼现金140000元。2020年2月1日程某与蔡某1按农村风俗举行婚礼并开始同居生活，至今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婚后程某与蔡某1共同生活约三个月时间，后双方产生纠纷并分居生活至今。中秋节及春节原告到被告家送了部分礼品。在交往过程中，原告多次向蔡某1转账，每次200-2000元不等。原告父母亲给了蔡某1见面礼2000元及压岁钱10000元，同时蔡某1父母亲也给了原告6000元压岁钱。另，蔡某1在举行婚礼时，陪嫁了部分物品。现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款共397745元，其中现金280000元，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价值37300元，定亲时被子价值500元，箱子、包价值659元，衣服价值1712元，鞋子袜子价值920元，中华烟2条价值1000元，原告母亲给蔡某1见面礼2000元，2019年中秋节送礼支出9300元，2020年春节送礼支出9070元，原告父母另给蔡某1压岁钱10000元，原告通过微信、支付宝共向蔡某1转账24464元，订婚时给付被子价值400元，两条中华烟价值900元，另举办婚礼支出费用19520元。三被告不同意返还。 另查明，被告蔡某2、陈某与被告蔡某1系父女、母女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彩礼一般是指男女双方准备订婚、结婚时，按照风俗习惯由男方向女方支付一定数额的礼金，其不是法律规定的结婚的条件。一方当事人给付彩礼的行为追求的是双方缔结婚姻，现缔结婚姻目的不能实现，基于订婚按农村风俗收取的彩礼，依法应当予以适当返还。本案中程某与蔡某1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双方按农村风俗举行了婚礼，举行婚礼后，双方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故原告要求全额返还彩礼不当，应酌情适当返还为宜。关于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三金），原告不能证明现由蔡某1占有，对原告要求返还三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定亲时给付的衣物等及订婚时给付被子和中华烟等实物彩礼，被告辩称没有收到，原告也无证据证实，且即使收到也视为赠与，因此，对要求返还定亲时及订婚时的实物彩礼的请求，不予支持。见面礼、中秋节、春节所给付的礼物、礼金、压岁钱等，被告认可收到部分礼金，但是该部分支出系男女双方婚恋期间的正常礼节性往来，也是当地的风俗传统，且原告在春节时也收到蔡某1父母亲的压岁钱，上述礼金、礼物的给予应当视为一种赠与行为，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通过微信、支付宝向蔡某1转账的款项，蔡某1认可收到部分转款，但转款系双方恋爱期间的正常交往行为，且转款数额均不大，蔡某1也为原告购买过部分衣物，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微信、支付宝所转款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举办婚礼所支出费用，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彩礼款现金280000元系蔡某1实际收取，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蔡某2、陈某收取了彩礼款，因此，对原告要求蔡某2、陈某共同返还彩礼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考虑双方举行婚礼的事实及共同生活的时间，结合当地风俗习惯，一审法院酌定被告蔡某1应返还原告程某彩礼款现金280000元的50%即14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蔡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程某彩礼款140000元；二、驳回原告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66元，减半收取3633元，由原告程某承担2355元，被告蔡某1承担1278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程某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现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款共397745元，其中现金280000元，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价值37300元，定亲时被子价值500元，箱子、包价值659元，衣服价值1712元，鞋子袜子价值920元，中华烟2条价值1000元，原告母亲给蔡某1见面礼2000元，2019年中秋节送礼支出9300元，2020年春节送礼支出9070元，原告父母另给蔡某1压岁钱10000元，原告通过微信、支付宝共向蔡某1转账24464元，订婚时给付被子价值400元，两条中华烟价值900元，另举办婚礼支出费用19520元”有异议，认为不仅是程某要求的，而且是事实；对其他事实无异议。蔡某1、蔡某2、陈某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二审中，程某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定亲时原告给付蔡某1彩礼现金140000元。2020年1月6日订婚，原告给付蔡某1彩礼现金140000元”并无异议，且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蔡某1收取的上述彩礼用于与蔡某2、陈某共同生活，程某要求蔡某2、陈某与蔡某1共同承担返还彩礼款责任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程某上诉认为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作为小件贵重首饰一直由蔡某1随身佩戴，但二审中程某陈述对于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在蔡某1处“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我们按照风俗习惯认为应该在蔡某1处”，可见程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首饰在蔡某1处，且蔡某1一、二审中均称现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在程某家，程某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本案中，程某向蔡某1给付彩礼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与蔡某1缔结婚姻，虽程某与蔡某1举行了结婚仪式，但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审中，程某陈述“就是因为蔡某1经常不在家，我找不到她，我娶老婆跟没有娶一样，所以我就提出双方结束婚约关系，我们就分开了”，蔡某1陈述“在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后同居期间，蔡某1并未躲避与男方共同生活，经常性在男方家居住生活；结束婚约关系是男方擅自提出，是上诉人在起诉的时候才解除婚约关系的，2020年4月底，蔡某1只是暂时回娘家居住，在2020年5月初收到诉状时才知道上诉人要解除婚约关系，蔡某1在上诉人起诉之前从未想过要解除婚约关系”。结合上述陈述可知，程某与蔡某1共同生活约三个月后系程某一方提出解除婚约关系。一审庭审中，程某提交了程某支出各项彩礼、财物清单及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用以证明程某自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以支付宝和微信转账方式，向蔡某1转账30余次共计24464元；蔡某1一方提交了销货凭证、转账记录，用以证明蔡某1在与程某举行婚礼前为程某购买部分物品，以及举行婚礼后同居生活期间用于家庭生活的费用支出情况。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另，蔡某1在举行婚礼时，陪嫁了部分物品”亦均无异议。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原告通过微信、支付宝向蔡某1转账的款项，蔡某1认可收到部分转款，但转款系双方恋爱期间的正常交往行为，且转款数额均不大，蔡某1也为原告购买过部分衣物，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微信、支付宝所转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考虑双方举行婚礼的事实及共同生活的时间，结合当地风俗习惯”，“酌定被告蔡某1应返还原告程某彩礼款现金280000元的50%即140000元”。可见，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有效证据，并结合本案实际，对于彩礼的认定及返还数额的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26元，由程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润洲 审判员  熊爱军 审判员  杭军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房鑫 书记员周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