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06民终97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符国荣，男，196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文，广东正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镜彬，男，1966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润华，广东科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符国荣、刘镜彬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8民初2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符国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刘镜彬向符国荣支付退股金35万元及逾期退款利息35000元（暂以35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2017年12月起计算至起诉之日止为35000元，后继续以年利率6%的标准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合计385000元；2.由刘镜彬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符国荣、刘镜彬之间合伙经营的项目为承包林地而种植桉树，在承包林地时桉树已种植完毕，双方合伙经营的目的不属于商业行为。二、符国荣、刘镜彬合伙种植桉树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合伙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符国荣在合伙期间完成了出资及付出技术和劳务，也按双方约定收取合伙收益，即符国荣、刘镜彬之间的合伙关系合法有效。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不能作为认定符国荣、刘镜彬之间合伙或退伙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部分无效的依据。根据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第五条第十五款之规定，符国荣、刘镜彬合伙承包林地种植桉树的行为符合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其次，即使认定符国荣、刘镜彬合伙种植桉树的行为属于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但依据公务员法的规定，符国荣的法律责任仅限于承担纪律责任，依据公务员法接受处分或由监察机关作出政务处分，并不导致符国荣、刘镜彬之间合伙、退伙无效或部分无效。再次，依据符国荣所提供的证据，可知佛山市高明区纪委已对符国荣的行为作出处分决定，符国荣也接受了该处分决定。四、符国荣、刘镜彬于2016年3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不存在部分条款无效的情形。首先，该协议是符国荣、刘镜彬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或被胁迫的情形。其次，双方签订该协议时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都作了结算，对桉树的价值也作了估算，结合符国荣在合伙期间收取分红及刘镜彬所陈述的其已将林地及未砍伐的桉树作价转让给他人的事实，合伙事务在合伙期间及退伙时均处于盈利状态，刘镜彬是自愿支付40万元以受让符国荣的份额，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再次，刘镜彬自愿受让符国荣的合伙份额不属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国荣在合伙期间并未利用职务影响合伙承包林地种植桉树，退伙时接受40万元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所实施的合伙及退伙民事法律行为也不属于违反公职人员职业操守的行为，即使违反了职业操守，也应由所在单位予以处罚，但不能作为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依据。最后，刘镜彬应当依法依约向符国荣支付全额退股金40万元。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符国荣、刘镜彬于2016年3月7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不存在部分条款无效的情形，请求二审查清事实，依法支持符国荣的上诉请求。 刘镜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符国荣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符国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符国荣用以证明出资10万元的证据仅有一份收据，刘镜彬已在一审庭审中多次表明实际并未收到符国荣的现金出资。同时，符国荣无法提供佐证10万元现金出资的相关银行提款证明。符国荣也曾在一审庭审中称10万元投资款实际是符国荣、刘镜彬之间合作“炒山地”的利润所转化的投资款，实际并无现金交付，但符国荣也未进一步提交“炒山地”获利的相关证据。该陈述可说明符国荣未实际交付10万元现金出资，单单凭一份收据，一审认定符国荣有10万元现金出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符国荣所谓的持有干股，实际上是基于其职务的便利及其相关政府部门人脉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力，刘镜彬为使项目顺利开展而向符国荣输送利益，名为合伙经营，实为以权谋私。其次，涉案协议书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符国荣既然无出资入股，也就无所谓退伙，其所谓退伙是为了逃避纪委调查，以分红款转为退股款的形式收取非法利益，其收取分红收益是违法违纪行为，双方约定40万元退股款明显不符合常理。符国荣在接受高明区纪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仍要求刘镜彬签订涉案协议，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涉案协议应属无效。综上，一审判决有误，请求二审予以纠正。 符国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镜彬支付退股金35万元及从2017年12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逾期付款利息；2.由刘镜彬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从2006年到2016年期间，符国荣、刘镜彬之间存在合伙经营位于开平市XX镇的桉树林项目的情形，日常的经营管理和肥料、人工等费用开支均由刘镜彬负责。2006年12月27日刘镜彬手书一份收据，称收到符国荣开平蚬岗李坑村山林投资款10万元。2012年到2013年期间桉树项目有收益，刘镜彬按项目收益的20%共计支付给符国荣26万元分红款。 2016年3月3日，高明区纪委作出明纪审【2016】19号文件，即关于给予符国荣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该处分决定指出，符国荣从2004年10月起任区林业局林政科科长，2012年5月至作出处分时任区农林渔业局营林科科长；2001年10月起符国荣与他人合股，先后在高明区XX村、开平市XXX村等地承包林地种植桉树；其中符国荣与刘镜彬共同出资110万元承包林地种植桉树，以刘镜彬的名义承包了XX村委会900多亩林地，其中符国荣出资10万元，占20%股份；符国荣同志身为中共党员，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桉树营利活动，其行为违反了廉洁纪律，情节较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等等。 2016年3月7日，符国荣与刘镜彬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符国荣愿意将双方于2006年合作经营位于开平市XX镇的桉树林符国荣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刘镜彬；符国荣全部转让股份后，刘镜彬独立经营，所有收益、债权债务均与符国荣无关；刘镜彬出资40万元接收符国荣持有的股份，付款方式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直至本期桉树林采伐后一次付清。2017年11月15日，刘镜彬向符国荣转账支付5万元（未注明款项性质和用途等）。庭审中符国荣称该5万元为退股金，刘镜彬则称该款项也是分红款，后又称是为了拿到采伐证而付出的代价。 对前述2016年的10万元投资款，符国荣的陈述为在2006年其与刘镜彬一起搭档，看了很多山地，也转让了很多树林，“炒山地”其中赚了部分钱，当时刘镜彬就出具了这一收据，当作符国荣出资10万元，由于当时所赚的钱都是刘镜彬收取的，具体多少其不知道。刘镜彬称其与符国荣根本没有“炒山地”，也没有收过10万元现金。 双方有关涉案林地项目的合作资料不齐，也没有项目的会计记账等资料。刘镜彬在一审诉讼中曾表示打算把涉案林地卖了，并于2020年7月10日第四次开庭中表示涉案林地已经卖给了恩平的一家公司。 另查明：一审法院在诉讼中曾向高明区纪委移交了本案审理过程中反映的有关符国荣涉嫌利用职务影响力入干股的线索及相关资料。高明区纪委受理了该线索，进行了核查并向一审法院反馈了有关情况。高明区纪委的核查结果表明暂无证据证明符国荣有利用职务影响力入干股的问题，处理结论是予以了结。 一审法院认为，从2006年到2016年期间符国荣、刘镜彬合伙从事桉树项目的事实客观存在，对外以刘镜彬名义进行经营的事实也客观存在，桉树项目的日常经营管理和肥料、人工等费用支出确实也是刘镜彬负责，刘镜彬因看中符国荣的职业背景、专业知识和人脉等而与之合作也是事实。但是，经一审法院移交有关线索至高明区纪委调查复核，暂未发现符国荣有利用职务影响力入干股的情形。根据现有证据及高明区纪委于2016年3月3日做出的处分决定，符国荣是在因违规经商（承包林地种植桉树明显属于商业行为）遭受组织处分后才于2016年3月7日与刘镜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法律性质应为退伙协议）的，故刘镜彬辩称的签订协议仅仅是为了应付纪委调查的说法不能成立，有关的退伙行为本身应当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刘镜彬辩称符国荣没有投入资金属于持干股拿20%收益。根据2006年12月27日的收据内容显示，刘镜彬是确认收到符国荣的本案桉树项目投资款10万元的。尽管符国荣称该款是由双方在更早时期的合作中刘镜彬应当分给符国荣的有关款项转化为本案项目投资款的，而刘镜彬在一审庭审中坚决予以否认，但根据收据的内容，结合高明区纪委2016年3月3日做出的处分决定和回复一审法院移交的有关线索的内容可以看出，本案中符国荣不存在利用职务影响力入干股问题，符国荣出资10万元的事实客观存在，而且无论具体形式如何，在当时是经过刘镜彬确认的价值10万元的出资。刘镜彬关于符国荣未出资10万元的辩解一审不予采纳。必须指出，个人合伙与公司法中的按股份比例分红不同，合伙人之间可以协商确定各自分红比例。从本案案情看，对在2006年至2016年的合伙期间符国荣按20%比例分红的事实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该法于2005年通过，2006年1月1日起施行，2017年和2018年修订，一审判决引述的相关内容修订前后基本一致）等有关规定，公务员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的行为是被禁止的。符国荣当时作为高明区林业系统的科长级公务员，其与他人合作承包山地种植桉树的行为很难说与其职务影响力完全无关，但由于涉案林地在其辖区之外的开平市又很难说影响力到底有多大。2016年3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符国荣退伙的事实各方没有异议，也符合政策法规的要求，但对于刘镜彬出资40万元受让符国荣合伙投入份额的情况却是本案符国荣、刘镜彬之间的争议焦点。刘镜彬辩称的公职人员违规经商又以退股形式获取不当利益的情形也不能不加以考虑，因为这确实存在道德风险。 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以下几点因素：合伙人退伙时应当进行财产分割，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及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本案的合伙经营不规范，当事人没有会计账本等资料，无法判断合伙期间的财产积累和具体盈亏等情况；种养桉树项目的经营有其特殊性，一般是在每个生长周期（五年左右）结束后通过办理采伐证进行采伐并出售林木后才能结算清楚该生长周期的盈亏情况，每个生长周期的盈亏情况各不相同；公务员不允许违规经商是当今政策法规的要求；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符国荣按20%比例获取26万元分红问题各方当事人没有争议，该收益是否合法及相关问题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等等。一审确定《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关于符国荣退伙的约定有效但有部分内容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即该协议书中关于刘镜彬以40万元的对价接收符国荣持有的股份（合伙份额）的内容无效。如前所述，有证据表明的符国荣的合伙出资份额为相当于10万元部分，日常的经营管理和肥料、人工等费用支出由刘镜彬负责（这反过来说明在合伙期间的实际付出方面符国荣并不突出），符国荣也已经取得了26万元分红（根据桉树经营的特殊性可以看出该期间的分红实际上是对合伙期间积累财产的阶段性处理），用40万元的对价去接收已经经历过阶段性财产分配的10万元的合伙份额，且该份额在合伙事务中并无附带特别突出之处，如果说不是考虑符国荣的职业身份问题恐难令人信服。因政策法规不允许作为公职人员的符国荣继续从事经营桉树的商业行为，符国荣必须退出本案的合伙项目，退伙时的份额清退必须实事求是，否则可能存在变相不当受益的道德风险，从而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本案的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在退伙时符国荣原先投入的10万元合伙份额是增值还是贬值，双方也没有进行过该合伙份额的评估，而养护成本等则一直由刘镜彬负责。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关于40万元对价的约定不符合公职人员的职业操守，从而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又由于退伙已经既成事实，在现有证据情况下既然无法判断符国荣原先投入的10万元份额的损益情况，刘镜彬就应当将该10万元退回给符国荣。 对于刘镜彬在2017年11月15日支付的5万元，当时的转账凭证并未注明款项性质和用途。双方的合伙关系事实上在2016年已经结束，又无其他佐证，故刘镜彬所称的分红款性质难以令人信服。刘镜彬所称的为拿到采伐证而付出的代价也无证据证实。由于该款发生于退伙之后，符国荣所称的退股金（法律性质为退伙时分得的财产或份额对价）反而更有道理，故一审法院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在符国荣于2016年3月7日退伙之后，刘镜彬应当退回给符国荣相应的出资份额的对价10万元。扣除刘镜彬于2017年11月15日支付的5万元，刘镜彬还应当在支付给符国荣退伙的份额对价5万元。在第四次开庭中刘镜彬表示已将涉案林地转让给了他人，故刘镜彬应从该次开庭的次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该5万元欠款的利息。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刘镜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符国荣支付5万元并从2020年7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欠款利息；二、驳回符国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减半收取一审受理费，共计3537.5元，由符国荣负担3037.5元，由刘镜彬负担500元。因符国荣已向一审法院预缴3537.5元，故刘镜彬应于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时将该500元一并迳付给符国荣，一审法院不另作收退。 双方二审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纠纷，争议的焦点是双方合伙关系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经审查，符国荣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刘镜彬合伙从事营利性活动，且合伙的桉树种植项目与其担任林业局林政科、营林科科长等职务明显存在关联，其因违反廉洁纪律而受到党纪处分。本院认为，符国荣作为公务员参与营利性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公务员应当遵纪守法，不得有下列行为：……（十六）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规定；……”禁止性规定；符国荣合伙经营的项目与其担任的职务密切相关，明显有损公务人员的廉洁性，而公务人员的廉洁性一旦受损，即不可避免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规定，符国荣与刘镜彬的合伙关系无效。因合伙关系无效，双方签订的具有退股性质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亦即无效，符国荣依据该协议书主张刘镜彬向其退还合伙份额股让款35万元本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符国荣上诉主张其与刘镜彬合伙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合法有效，其主要依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2003年6月25日）第15条国家鼓励各种社会主体包括机关团体的干部职工都可单独或合伙参与林业开发、从事林业建设的有关规定。对此，本院认为，此处的“机关团体的干部职工”宜理解为不包括林业机构的干部职工，因为无论在何阶段，我国法律或政策均不允许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从事与其职务相关的营利活动，故本院对符国荣的上述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因双方合伙关系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之规定，符国荣的合伙投资款，在无证据证明合伙亏损的情况下，刘镜彬作为实际经营的一方应予返还。至于符国荣的合伙投资认定问题，刘镜彬于2006年12月27日出具的收据显示其收到符国荣投资款10万元，故其辩称符国荣是持“干股”即未实际出资，既与本案证据相悖，亦与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对于符国荣投资款10万元，刘镜彬应予返还；因刘镜彬已返还5万元，故一审判令其还需返还5万元及相应利息，公平合理，慎重妥当，本院予以维持。符国荣上诉主张刘镜彬返还35万元本息及刘镜彬上诉主张其无需返还任何款项，均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符国荣、刘镜彬双方的上诉请求，本院均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25元，由符国荣负担7075元、刘镜彬负担10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钟学彬 审 判 员 蔡成中 审 判 员 周 芹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 吴奎霖 书 记 员 麦换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