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赔 偿 委 员 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20）黔27委赔7号 赔偿请求人周堤，男，1949年5月1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开阳县。 赔偿请求人贵州东成隆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开阳县城关镇环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21795279323R。 法定代表人周堤，该公司负责人。 赔偿义务机关开阳县人民法院。 法定代表人毛晋，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李国宽，该院工作人员。 赔偿请求人周堤、贵州东成隆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赔偿请求人）因违法执行申请赔偿义务机关开阳县人民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开阳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的（2020）黔0121法赔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于2020年6月18日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二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开阳县人民法院提出的申请事项：ｌ.返还其土地1023.27平方米，恢复生产经营；2.修复其生产经营的开房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厂房，恢复生产经营；若不修复，应赔偿254800元；3.赔偿其因违法强行运走及毁灭判决以外财产财物损失239000元；4.赔偿造成其停产停业4年损失费、经常开支及租房费392000元。 事实和理由为：赔偿义务机关于2016年5月30日突然对申请人强制执行，未告知申请人执行依据，若是执行（2013）筑民终字第1582号民事判书，但该判书只是返还土地，并无查封、扣押、毁灭财产财物内容，并且退出土地的强制执行行为完全违反法律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二百五十条等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等规定，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请求国家赔偿。1984年，申请人为了开办企业，向村民组申请厂房地基770平方米（丈量1023.27平方米）修建厂房，从1985年起申请人在该幅土地内先后办起了金属加工厂、造纸厂、洗澡业、贵州东成隆源商贸有限公司等、1995年厂房依法登记为开房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09年开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给倒闭多年的集体单位开阳县医疗器械厂（以下简称医器厂）颁发土地证时，一并将申请人一直生产经营的该幅1023.27平方米土地强行划拨在第425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内，交付给医疗器厂使用。申请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筑行终字第12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第425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之后县政府将4253号变为4462号，又再次违法颁证给医疗器械厂。申请人再次提起行政诉讼，由于政府对土地有违法强行颁证的权利，申请人放弃申请再审，另通过补偿、安置、拆迁途径主张权利。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申请人要求政府予以补偿、安置、解决公司搬迂问题。由于医疗器械厂已倒闭多年，拿不出这笔费用，公司无法搬迁。2014年周堤接到赔偿义务机关通知到法院有事，通知被执行人在三天内履行自己的义务……其表示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土地使用者交纳了补偿、安拆迁等费用后，公司就马上搬迁退出土地，赔偿义务机关同意补偿后搬迁，县政府说医器厂还有生产。2016年5月30日，赔偿义务机关突然对申请人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赔偿义务机关在强制执行时不通知申请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及主要负责人到场，还不让二申请人知道，并且赔偿义务机关并没有查封、扣押的法律文书，完全是滥用执行权，非法强制执行，将判决以外二申请人的一切财产、财物全部扣押毁灭，而且还将已经在场的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员工强制赶出现场，造成公司停产停业，亦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制作清单交给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应予赔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而申请人至今一直未收到拆迁补偿等费用，公司怎么搬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划拨，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在土地使用者缴纳补偿、安置等费用后将该幅土地交付其使用。”医器厂至今未依法缴纳补偿、安置、拆迁等费用，根据法律规定医器厂无权使用及占有，开阳县人民法院强行将该幅土地违法交付给医器厂使用，完全违反法律规定，是滥用职权强行霸占，应依法返还二申请人恢复生产经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之规定，强制迁出房屋或者强制退出土地，由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由执行员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强制迁出房屋，被搬出的财物，由人民法院派人运至指定的处所，交给被执行人，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可以交给他的成年家属。但赔偿义务机关并没有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公告，也没有由院长签发公告及公告责令履行期间，2016年5月30日就突然破门强制执行(2014)开执字第13号执行通知书，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在强制执行时还故意将周堤拘留起来，故意拒绝法定代表人及公司主要负责人到场，当时在场的公司主要负责人及成年家属和员工都全部强行赶出执行现场，滥用执行权强制执行的程序完全是违法的，毁灭设备、设施、财产、财物也是违法的，应由赔偿义务机关负责一切损失；赔偿义务机关在强制执行时，未将二申请人判决以外的财产财物部分运至指定场所，未将财产财物交给被执行人或他的成年家属，而是将判决中以外的财产财物运走及毁灭，造成申请人一、二停产停业，给申请人一、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请求赔偿义务机关交出查封、扣押申请人一切财产、财物及向国家领取的发票50份，交出申请人的一切票据，若不交出，赔偿义务机关应负举证责任不利后果，对造成的一切损失予以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该案只是强制退出土地，并不是金钱财产关系，开阳县人民法院无权对判决以外的财产财物强行运走及全部毁灭，这是滥用执行权故意毁灭财物的违法行为，给二申请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予以赔偿。 赔偿义务机关开阳县人民法院辩称：周堤是（2014）开执字第13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周堤与开阳县医疗器械厂发生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其作出（2013）开民被字第4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周堤立即停止对开阳县医疗器械厂使用的开城国用（2012）第44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内的1023.27平方米土地侵害并返还该地。周堤不服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筑民终第1582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开阳县医疗器械厂于2013年12月19日向其申请执行并于当日立案。在执行过程中，周堤拒不执行。2016年5月5日，开阳县医疗器械厂请求对该案恢复执行，2016年5月13日、5月20日其依法对周堤进行了执行谈话，周堤仍拒绝履行生效判决。其对案件执行进行风险评估，并于2016年5月20日对周堤采取司法拘留十五日。2016年5月30日其依法对该案强制执行，将周堤堆放在开阳县医疗器械厂建设用地上的木板强制搬出，并交由开阳县医疗器械厂保管，同时告知开阳县医疗器械厂的法定代表人杨超林，待周堤拘留期满后交给周堤。周堤应当在拘留期满后向开阳县医疗器械厂要求归还木板。在周堤与开阳县医疗器械厂诉讼期间和其对周堤强制执行期间，根本没有出现东城隆源公司，该公司住所地开阳县与开阳县医疗器械厂的地理位置相去甚远。周堤提交的证据均系复印件且拒绝提交原件进行核实，其执行案件时第7483号厂房、金属加工厂及造纸厂是否还存在均不能确认，在执行现场也没有东城隆源公司、金属加工厂及造纸厂和洗浴设施存在。周堤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赔偿主张。周堤在2016年5月20日被其决定拘留十五日，并于当日交由公安机关执行，被拘留期限至2016年6月4日届满。2016年5月30日，该院组织对（2014）开执字第13号案件强制执行，并于2016年5月31日将开城国用（2012）第44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1023.27平方米的土地交付给开阳县医疗器械厂管理使用，周堤应当从自己被拘留期满之日即2016年6月4日知道权利被侵害，并应自2016年6月4日起至2018年6月3日期间提起国家赔偿，周堤在2020年3月16日请求国家赔偿，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请求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其对二申请人的赔偿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其执行程序合法、执行方式恰当，二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周堤与贵州省开阳县医疗器械厂因建设用地使用权侵权纠纷一案，开阳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2日作出(2013)开民初字第40l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周堤停止对贵州省开阳县医疗器械厂所有的开城国用(2012)第44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1023.27平方米土地侵害并返还该地。周堤不服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筑民终字第158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12月13日贵州省开阳县医疗器械厂向开阳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开阳县人民法院以(2014)开执字第13号立案执行。2014年3月4日开阳县人民法院向周堤作出（2014）开执字第13号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周堤自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履行（2013）筑民终字第1582号民事判决确定的返还贵州省开阳县医疗器械厂所有的“开城国用(2012)第44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内的1023.27平方米土地”。同日开阳县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对申请人周堤进行了谈话，告知周堤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 2016年5月l3日开阳县人民法院再次对申请人周堤进行执行谈话，申请人周堤仍拒绝履行义务。2016年5月20日开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开执字第13号拘留决定书，决定对周堤拘留15日，并于当日交由开阳县拘留所执行，拘留期限至2016年6月4日届满。2016年5月30日开阳县人民法院组织对(2014)开执字第13号案件强制执行，并于次日将开城国用(2012)第44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1023.27平方米土地交开阳县医疗器械厂管理使用。 另查明：2016年12月赔偿请求人周堤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起诉状，载明“被告开阳县人民法院；请求目的：1.要求追究被告滥用职权违法拘留原告的责任；2.要求赔偿对原告违法拘留15天的精神损失费及经济损失费；3.要求追究被告用（2014）开执字第13号拘留决定书在2016年5月20日对原告执行拘留的违法行为”，因诉请不明确诉状被该院退回。2018年8月二赔偿请求人以开阳县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2019年1月11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8）黔01行初824号行政裁定书和（2018）黔01行赔初77号行政赔偿裁定书，均裁定驳回二赔偿请求人的起诉。二赔偿请求人均不服，分别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9）黔行终635号行政裁定书及（2019）黔行赔终89号行政赔偿裁定书，均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赔偿请求人不服，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赔申1271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其再审申请。 二赔偿请求人于2020年3月16日向开阳县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该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2020）黔0121法赔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决定：一、驳回贵州东城源商贸有限公司的赔偿请求；二、对赔偿请求人周堤申请国家赔偿的请求予以驳回，不予赔偿。二申请人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上述事实，有二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提供的在卷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开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是否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之规定，本案中，开阳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0日组织对(2014)开执字第13号案件强制执行，并于次日将开城国用(2012)第44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内的1023.27平方米的土地交付给贵州省开阳县医疗器械厂管理使用，而赔偿请求人周堤在2016年5月20日被开阳县人民法院决定拘留十五日，并于当日执行，其被拘留至2016年6月4日，无论是周堤个人还是其作为东城隆源公司的负责人都应当自周堤被解除拘留之日即2016年6月4日知道权利被侵害，并应自2016年6月4日起两年内申请国家赔偿。从周堤提交的2016年12月起诉状载明内容来看，周堤当时是要求开阳县人民法院就司法拘留行为予以赔偿，而二赔偿请求人2018年8月提起的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诉讼均是以开阳县人民政府为被告，上述情形与本案二赔偿请求人于2020年3月向开阳县人民法院就案涉执行行为申请赔偿并不相同，国家赔偿法并未规定赔偿请求时效可以中断，上述情形也就不能产生赔偿请求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且本案中二赔偿请求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6个月内存在时效中止的情形，因此二赔偿请求人在2016年6月4日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后迟至2020年3月16日才向开阳县人民法院就案涉执行行为请求赔偿，已明显超过前述法律规定的请求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 综上所述，开阳县人民法院的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二赔偿请求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为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开阳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的（2020）黔0121法赔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