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京01民终60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复兴西路******。 法定代表人：曾志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国宏，北京中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林红，北京中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八大处旅游服务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iv> 法定代表人：高增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清立，北京市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八大处旅游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八大处公司）清算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7民初2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文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文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八大处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文盛公司已经履行向八大处公司催收的义务。根据《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海南会议纪要）第十一条的规定，允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公告方式进行催收。同理，批量转让的债权涉及债务人数量巨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调取每位债务人档案确定信息缺失存在现实困难，因此报纸公告可以认定向八大处公司催收。二、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文盛公司知道之日起算。清算责任纠纷系侵权之诉，诉讼时效应当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算。2019年，文盛公司方知北京八大处富斯特滑道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斯特公司）注销，然后立刻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八大处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判。一、文盛公司并非经国务院批准决定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因此文盛公司不是海南会议纪要中涉及的可以采取公告催收方式的主体，即文盛公司主张通过公告方式催收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正确，文盛公司是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在受让债权时以及受让债权后都应核对债权人及保证人主体信息，但是其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因此败诉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 文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八大处公司偿还文盛公司借款本金91万元及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暂计算至2019年12月10日的利息为2216777.1元，本息合计3126777.1元；自2019年12月11日至实际清偿借款日止的利息及复利按年利率7.56％的标准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八大处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6月19日，富斯特公司（借款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原名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朝阳区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朝阳支行）（贷款人）签订了编号为2002年11RL字021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一份，约定借款金额140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02年6月19日至2003年6月18日，借款年利率5.31％，按季结息，如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还款，贷款人有权就逾期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的比例计收利息。如借款人未按期足额付息，贷款人有权就到期未付利息额按贷款合同利率按月或按季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逾期利率日息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复利。如本金按期收回而利息逾期的，对逾期的利息仍按逾期利率计收复利。 同日，北京兴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涛房地产公司）与中行朝阳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02年11RLB字021号《保证合同》，为上述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合同中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下的债务本金及其相应利息、费用。 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中行朝阳支行依约向富斯特公司发放贷款。该借款期限届满后，2003年6月19日，富斯特公司、兴涛房地产公司与中行朝阳支行签订《延期还款协议》，将上述贷款未偿还的本金120万元还款期限延长至2003年9月19日。保证期间为从延期还款协议生效之日起到延期还款协议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经过两年。 2003年9月19日，富斯特公司、兴涛房地产公司与中行朝阳支行再次签订《延期还款协议》，将上述贷款未偿还的本金97万元还款期限延长至2004年3月19日。保证期间为从延期还款协议生效之日起到延期还款协议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经过两年。 截至目前，富斯特公司共偿还上述借款本金49万元，剩余借款本金91万元未偿还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未支付。 2004年6月25日，中行朝阳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原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北分公司）签订了编号为批字第009号《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富斯特公司享有的上述债权（包括本息）及其相关权益一并转让给信达北分公司，其中转让的借款本金数额为91万元。针对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双方于2005年1月20日在《金融时报》上联合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公告首部载明“信达北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向信达北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2007年1月18日，信达北分公司在《法制日报》上刊登了上述案涉债权的《债权催收公告》，公告首部载明“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信达北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2009年1月13日、2011年1月8日、2012年12月27日，信达北分公司前后三次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上述案涉债权的《债权催收公告》，公告首部载明“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信达北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2013年12月3日，信达北分公司与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经信公司）签订了编号为BFxxxx的《债权转让协议》，将案涉上述债权（包括本息）及其相关权益一并转让给中经信公司，其中转让的借款本金数额为91万元。针对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双方于2014年1月29日在《金融时报》上联合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公告首部载明“……并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中经信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2016年1月20日，中经信公司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上述案涉债权的《债权催收公告》，公告首部内容基本未有变化。 2016年1月21日，中经信公司向富斯特公司（收件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西山八大处公园内）通过EMS方式邮寄《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该《通知》抬头处写明的是“致：北京八大处富思特滑道娱乐有限公司”并就邮寄过程进行了公证。 2018年9月13日，中经信公司与文盛公司签订了编号为中润-ZC-2018-008-001-0664《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将案涉上述债权（包含本息）及其相关权益转让给文盛公司，其中转让的借款本金数额为91万元。针对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双方于2018年10月30日在《国际商报》上联合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公告首部内容基本未有变化。 2019年1月17日，文盛公司向富斯特公司（收件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西山八大处公园内）通过EMS方式邮寄《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并就邮寄过程进行了公证。 后文盛公司发现富斯特公司已经注销，认为八大处公司作为富斯特公司的股东，系法定的清算义务人。在对富斯特公司注销登记过程中，八大处公司未依法通知文盛公司申报债权，便同意富斯特公司注销并出具虚假的清算报告的行为，直接导致文盛公司对富斯特公司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严重侵害了文盛公司的合法权益，故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应该由八大处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富斯特公司系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成立于1994年7月26日，注册资本人民币884万元，营业执照载明的营业期限为自1994年7月26日至2010年7月25日。股东为香港克莱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79.98％）与北京市八大处旅游服务公司即本案被告八大处公司（持股比例20.02％）。从工商机关备案的信息显示，2010年7月26日，富斯特公司通过董事会决议：一、富斯特公司于2010年7月25日到期予以终止，并依法进行注销登记；二、富斯特公司合同期满之日成立清算小组，负责处理（办理）各项清算事宜及相关法律程序的手续。清算小组自2010年8月1日开始办理清算，并于2010年8月11日在《法制晚报》刊登注销公告：“北京八大处富斯特滑道娱乐有限公司（注册号：110000410085199）经法人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清算组由张旭、原廷兰、刘亚洁组成，潘代章清算组组长，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当时案涉借款的债权人信达北分公司未在法定期间内申报案涉债权。关于清算小组有无单独向中行朝阳支行抑或信达北分公司书面通知申报债权的情形，八大处公司未举证加以证明。2010年12月15日，清算小组出具清算报告并经富斯特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依法申请注销登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于2011年1月7日核准了富斯特公司的注销申请，对富斯特公司予以注销。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产生于2002年6月19日，还款期限延期至2004年3月19日。2004年6月25日，信达北分公司受让上述债权。2010年7月25日，营业执照上载明的富斯特公司营业期限届满，经清算组清算后，富斯特公司于2011年1月7日注销。2013年12月3日，中经信公司受让上述债权，此时富斯特公司已经注销接近三年的时间，中经信公司对此情况未进行核实。且仍于2016年1月21日，向富斯特公司通过EMS方式邮寄《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并就邮寄过程进行了公证。同时，该《通知》抬头处写明的是“致：北京八大处富思特滑道娱乐有限公司”，该名称亦与富斯特公司有别。上述行为表明中经信公司在受让案涉债权时未尽到审慎注意的义务，没有及时核对债务人的主体信息。且富斯特公司系由于营业期限届满而注销，在营业执照上明确载明了营业期限。中经信公司只要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是可以轻易掌握上述信息，从而可以及时向相关义务主体主张相应责任。但是2016年1月21日，中经信公司在公证邮寄行为时，仍没有核实富斯特公司主体身份，依然向已经注销五年的公司进行邮寄，且在催收通知书中错用了富斯特公司的名称。综合上述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尽管在历次报纸公告的首部载明了“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内容，但该内容仍不足以证明中经信公司是在向八大处公司主张赔偿责任。而关于向八大处公司主张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一审法院认为应当从中经信公司受让案涉债权时即2013年12月3日起算，因为该时间是权利人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应当知道”是一种法律推定，指基于客观之情事及根据权利人智识经验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权利人应当知悉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但因其自身过失而未知情，在该情形下，法律推定权利人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中经信公司作为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在受让债权时以及受让债权后均没有核对借款人主体信息，导致没有及时向八大处公司主张赔偿责任。同时，这一怠于行使自身权利的行为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故仍然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两年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因此，2018年9月13日文盛公司受让的案涉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此外，从文盛公司受让债权后于2019年仍然向富斯特公司邮寄催收通知并进行公证的行为可知，文盛公司受让债权时及受让债权后亦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关于八大处公司辩称的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文盛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期间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对于本案债权的催收情况，根据卷宗记载如下：一、报纸公告：1.2005年1月20日，中国银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共同于《金融时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2.2007年1月18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于《法制日报》发布《债权催收公告》；3.2009年1月13日，信达北分公司于《金融时报》发布《债权催收公告》；4.2011年1月8日，信达北分公司于《金融时报》发布《债权催收公告》；5.2012年12月27日，信达北分公司于《金融时报》发布《债权催收公告》；6.2014年1月29日，信达北分公司与中经信公司共同于《金融时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7.2016年1月20日，中经信公司于《金融时报》发布《债权催收公告》；8.2018年10月30日，中经信公司与文盛公司共同于《国际商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二、快递邮寄：1.2016年1月21日，中经信公司向富斯特公司通过EMS方式邮寄《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2.2019年1月17日，文盛公司向富斯特公司通过EMS方式邮寄《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文盛公司通过受让债权的方式成为富斯特公司的债权人，在富斯特公司注销后，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请求八大处公司承担在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中未通知已知债权人的赔偿责任。根据双方之间的诉辩主张，二审期间争议焦点为文盛公司的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具体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案涉富斯特公司的金融借款之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是文盛公司向八大处公司主张的赔偿责任之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分别评析如下： 第一，关于案涉富斯特公司的金融借款之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国有商业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贷款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贷款后，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可以适用上述规定。”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中行朝阳支行、信达北分公司分别作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在《金融时报》《法制日报》上多次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的方式，向富斯特公司催收债权，均发生金融借款之债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中经信公司、文盛公司在受让债权后，分别于2016年1月21日、2019年1月17日向富斯特公司邮寄送达《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向富斯特公司主张债权，亦应产生金融借款之债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综上，文盛公司于2020年2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之时，就案涉富斯特公司的金融借款之债，因诉讼时效多次中断，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第二，关于文盛公司向八大处公司主张的赔偿责任之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文盛公司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认为富斯特公司在清算过程中，未通知已知债权人，导致债权未获清偿、权利受损，故主张八大处公司作为清算组成员向其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指出，上述赔偿请求权系属债权请求权，具体而言应为基于侵权法律关系产生的债权请求权，该请求权适用法律对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应当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富斯特公司于2011年1月7日完成注销登记，该注销登记信息系对外公示，同时就富斯特公司注销登记事宜，富斯特公司清算组亦以公告方式对外告知。据此应当认定，届时作为富斯特公司债权人的信达北分公司应当知道其权利受损，其向富斯特公司清算组主张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应以该时间节点开始起算。信达北分公司及受让债权的中经信公司在2年诉讼时效期间内，未向八大处公司主张清算组的赔偿责任，诉讼时效经过。故本院认为，八大处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同时该等抗辩及于受让债权的文盛公司。一审法院对于案涉赔偿之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认定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综上，本院认为，文盛公司现主张对八大处公司的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文盛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虽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对一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814元，由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力 审 判 员  甄洁莹 审 判 员  王 晴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孙 鑫 书 记 员  江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