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34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焕明，男，197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1************812。上诉人（原审被告）：祝长英，女，197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1************041。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华，广东法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美茹，女，1951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29。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富，男，汉族，1953年10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7X。系杨美茹的弟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莫夏峰，男，197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1************075。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谭锦堂，男，194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10。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富，男，汉族，1953年10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7X。系谭锦堂的妻弟。上诉人邓焕明、祝长英因与被上诉人杨美茹、莫夏峰、谭锦堂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焕明、祝长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一审法院租赁合同纠纷案由，依法将本案定性为杨美茹与谭锦堂是属于恶意串通的虚假合同诈骗案进行判决，并依法裁定驳回杨美茹的起诉及其无理请求；3.依法对杨美茹实施的虚假诉讼行为定性为虚假诉讼罪予以判决；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杨美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本没有查明本案的事实真相，就作出判决，请求撤销原判决，依法驳回杨美茹的全部诉讼请求，并依法予以支持邓焕明、祝长英的全部上诉请求。二、一审法院认定案由不清，错误将合同诈骗刑事案件，定性为租赁合同纠纷，导致错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调查核实。从杨美茹与邓焕明签署的无落款日期的《租赁承包合同》内容来看，约定了所谓“转承包范围、承包时间、缴交押金数额及每月缴交租金时间……”等等，纯属是一份虚假诈骗合同。理由是：1.首先在签订合同时由承包者(邓焕明)应缴交押金5万元给发包方(杨美茹)，本案事实从签订所谓“合同”至今杨美茹从来没有要求邓焕明缴交及催收，邓焕明、祝长英也从来没有缴交过押金5万元给杨美茹；2.根据所谓“合同”内容约定“租金缴交时间为每月1日前，不得拖延，否则视为违约。”杨美茹从2018年10月28日签订“合同”起至起诉前2019年11月29日谭锦堂才第一次通过微信催收租金，杨美茹从来没有要求邓焕明、祝长英缴交“租金”，杨美茹既没有书面催交通知，也没有电话微信催交记录，因而是无效的，也极其不符常规和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直到2019年11月29日谭锦堂才电话微信通知“缴交租金、终止合同”等，有邓焕明与谭锦堂（昵称为“天道酬勤(谭)”）的微信记录；3.根据2017年12月30日由某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下称某经联社）与杨美茹签订的《合同书》第五条：“土地使用权转租，租赁期间，乙方如需将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转租时，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并按规定办理土地流转合同鉴证的有关手续”的规定，即杨美茹与邓焕明签订的所谓“租赁承包合同”，当时既没有某经联社书面同意转让，也没有按规定办理土地流转鉴证手续，这是完全的弄虚作假(用于对付案外人即谭锦堂的所谓“战友”莫夏峰的租赁承包合同)；4.为什么以杨美茹名义在超过一年后才“起诉”，根据《合同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合同“虚假、真伪、显失公平等”的撤销权应在一年除斥期间内提出。由于谭锦堂精通法律及钻法律空子的真实表现，是谭锦堂夫妻串通一起来对邓焕明实施合同诈骗“租金451533.33元”的犯罪事实，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三、杨美茹串通谭锦堂的行为已构成了虚假诉讼罪，请求在查明本案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追究杨美茹及谭锦堂的刑事责任并予以制裁。以杨美茹名义向一审法院起诉邓焕明、祝长英，确属谭锦堂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严重恶作剧，制作虚假诉讼，妄想通过法院调解、判决平台为突破口，混淆法院视线，谭锦堂、杨美茹是以通过所谓“合法”形式，进而达到其非法侵吞占有邓焕明、祝长英“租金451533.33元”目的，是不能得逞的。邓焕明、祝长英在二审调查活动中补充以下上诉意见：邓焕明与杨美茹签订的租赁合同是无效合同。第一，该合同不是邓焕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将莫夏锋赶出该农场的经营，从而双方合意串通来签订的一份协议。第二，如果该份协议真要签订，是需要征得村委会的同意，某村委会的同意函是在2018年12月份出具的。但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见到这份同意函。这份同意函是杨美茹为了一审诉讼而要求村委会补的。所以，邓焕明与杨美茹签订租赁合同的本意是其他目的，根本就没有按照正当的租赁协议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同意函是虚假的，是为了本案的诉讼而后补的。第三，涉案场地本身不具备租赁的资格。因为在2020年1月份已经被蓬江区城管认定为违法建筑并且要求强拆。所以对于该违建的建筑物是不能作为租赁的标的进行租赁的，所以该合同存在违法。另外，合同第五点也约定了需要办理合同的鉴证手续，这个也是属于本案合同生效的一个特殊的要件。第四，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时是非常草率，也是非常随意的。首先在合同上面的抬头甲、乙双方，本身是杨美茹自己的，但是写代表人，当时的意思其实是代表是谭锦堂；而合同的租赁价值远远超于市场价，当时在该地段租赁的价格（大概在1000元钱一亩，一年才三万多）。但是杨美茹与邓焕明签订的协议价值是一年三十多万，再加上该合同签订时都没有注明日期，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签订非常草率，也就是说当时签订合同是另有其他目的的。第四，在合同的实际履行当中，邓焕明签订合同后一直没交租金和押金，长达一年多，谭锦堂在微信中、在电话中从来没有要求过租金的问题，这个与本身的事实是相吻合的，因为当时的目的就是谭锦堂要求邓焕明过来帮他来搞这个餐厅，所以根本不存在租金的问题，这个事也是非常符合事实的。如果真的是属于存在的租赁合同的话，押金不交，怎么可以入场？按照正常人的思维不可能半年的租金不交，也从来不催一下，在微信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所以涉案合同的真实性是存在非常大的怀疑。杨美茹辩称，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清楚、真实，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也正确，应予维持。莫夏峰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谭锦堂辩称，与杨美茹的答辩意见一致。杨美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8年10月28日签订的《租赁承包合同》，邓焕明、祝长英腾退并返回租赁物给杨美茹；2.邓焕明、祝长英向杨美茹支付拖欠的租金(从2018年10月1日起，按照每月26000元的标准，计至邓焕明、祝长英实际返还租赁物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2月30日为364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清偿之日止的租金总额为基数，从2020年1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邓焕明、祝长英支付自承租涉案租赁物之日起至实际腾退之日止的电费给杨美茹；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邓焕明、祝长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30日，某经联社（甲方）与杨美茹（乙方）签订《合同书》1份，约定：甲方同意按新会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5执1047-3号裁定书的内容，协助将被执行人何有辅名下的位于杜阮镇龙眠村南坑尾（土名）的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变更为杨美茹经营渔业养殖使用，使用期限为9年（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间，乙方需将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转租时，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并按规定办理土地流转合同鉴证的有关手续等。2018年12月26日，某经联社向杨美茹出具了《关于同意杨美茹租赁合同转租的函》1份，同意杨美茹在合同条款及使用年限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转租。2018年10月28日，杨美茹（甲方、出租方）与邓焕明（乙方、承租方）签订《租赁承包合同》1份，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乙方在充分了解后自愿与甲方签订合同，双方同意甲方将位于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兰石水库（南坑尾）属某经联社的鱼场经营权转给乙方承包经营；转承包范围：按甲方与村委租赁合同范围全部（含鱼塘、旱地、房屋、地上建筑物、林木绿化及工具一批）；时间共8年2个月（从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押金5万元；租金：每月缴交租金，按照村委的租赁合同同步递增，具体以下：从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26000元、从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每月28600元、从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为31460元；租金缴交时间为每月1日前，不得拖延，否则视为违约；承包经营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乙方自行处理，产生的一切税费、电费等各项费用由乙方承担等。杨美茹和邓焕明均在上述合同上签字捺印确认。上述合同签订后，邓焕明、祝长英开始进场经营，但并未按约向杨美茹支付涉案场地的租金，只付清涉案场地2020年之前的电费，尚拖欠2020年1月的电费1064.38元、同年2月的电费198.79元、同年3月份的电费94.99元，合计1358.16元。杨美茹确认邓焕明、祝长英在合同签订后曾向其支付涉案场地30000元押金，但邓焕明、祝长英对此不予确认，认为该款项不是合同的押金，而是给杨美茹的丈夫即本案的第三人治病应急的款项。2019年1月7日邓焕明在涉案场地内投资设立了兰湖农庄，后于同年2月18日将该农庄的投资人变更为祝长英。2020年1月3日，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城市管理办公室向兰湖农庄发出《通知书》1份，载明：经查实，你（单位）未经相关部门许可，擅自在杜阮镇兰石公园周边进行建设建（构）筑物，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现责令你（单位）于2020年1月13日前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逾期不拆除的，我镇将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强制拆除费用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你（单位）承担。祝长英在该通知书上签收。2020年4月8日，邓焕明、祝长英向杨美茹发出《交付场地通知书》1份，载明：2020年1月3日，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城市管理办公室在现场执法中向兰湖农庄直接送达了一份《通知书》，要求：“必须于2020年1月13日前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逾期不拆除的，我镇将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强制拆除费用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你（单位）承担。”我方收到上述《通知书》后，立即向你方告知了这一情况，并自当日起，兰湖农庄已无法继续对外经营，据上述《通知书》要求，涉案场地上的建筑物已部分拆除。我方已于2020年3月19日撤离涉案场地，并告知了法院，但据法院意见需向贵方正式交付场地。因此，我方特向你方作出交付场地的通知，请你方在2020年4月10日下午3点，在原兰湖农庄场地与我方办理接收场地的相关事宜。另外，对于涉案场地的鱼塘问题，鉴于你方从始至终都明确告知我方不要使用及处置这些鱼塘及塘鱼，但据你方的诉讼请求，请在你方过来办理交接时一并清点并明确鱼塘的塘鱼数量及相关价值，以作相应抵减。邓焕明将上述通知书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给杨美茹，但杨美茹拒收，也未按通知书要求的时间到场办理场地交接手续。同年4月11日，邓焕明再次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杨美茹交付场地钥匙，杨美茹同样拒收。同年4月24日，应杨美茹的要求，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到涉案场地办理了该场地的交接手续，杨美茹确认已收回涉案场地。一审法院认为，杨美茹认为邓焕明、祝长英向其租赁涉案场地经营，并长期拖欠其租金，邓焕明、祝长英则认为双方签订的《租赁承包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实际履行，不同意支付租金，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于2018年10月28日签订的《租赁承包合同》是否在违背邓焕明的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首先，邓焕明对其在租赁承包合同上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应是在对涉案合同有充分理解并且能够预见其将来可能承担的风险的基础上进行的签字行为，该行为是其对自身权利的一种处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其次，邓焕明在承租涉案场地后与祝长英共同进场经营，还登记成立了兰湖农庄，这也印证了涉案合同的真实性且证实了邓焕明、祝长英实际使用了涉案场地，涉案合同已实际履行；最后，邓焕明认为上述合同是为了配合杨美茹及谭锦堂达到使莫夏峰离场的目的而签订，杨美茹、谭锦堂及莫夏峰对此均不予认可，邓焕明亦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因此，对邓焕明认为上述合同是为了配合杨美茹及第三人达到使莫夏峰离场的目的而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的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且与常理不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杨美茹与邓焕明签订的《租赁承包合同》是双方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应视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邓焕明承租涉案场地后一直未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对杨美茹要求解除与邓焕明签订的租赁合同，并支付租金及占用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合同解除的时间，因杨美茹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起诉之前已向邓焕明发出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现杨美茹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故该合同依法应于邓焕明收到起诉状副本时（即2020年3月5日）解除。关于租金及占用费，合同解除后，邓焕明于2020年4月8日向杨美茹邮寄送达《交付场地通知书》，并于同月11日向杨美茹邮寄交付场地钥匙，杨美茹本应及时接收，并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减少场地空置损失，但杨美茹放任损失扩大，对由此造成的损失理应由杨美茹自行承担。故对杨美茹主张的占用场地期间的租金费用，一审法院依据26000元/月的标准，自2018年11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4月11日止，为451533.33元。邓焕明认为涉案场地的租金费用应当以农庄占有使用的面积进行计算，鱼塘和邓焕明无关，其占用费无需邓焕明支付，对此，首先，杨美茹与邓焕明签订的租赁承包合同约定的转承包范围明确约定按杨美茹与村委会租赁合同范围全部，包含鱼塘、旱地、房屋、地上建筑物等；其次，假如涉案鱼塘在租赁合同签订后未实际交由邓焕明经营管理，那么其既可以要求与杨美茹就鱼塘签订补充协议，也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提出异议，但邓焕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采取了上述相应的措施。故对邓焕明的上述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邓焕明使用了涉案场地却未及时支付租金及占用使用费，已构成违约，杨美茹要求邓焕明支付从2020年1月1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电费的问题。杨美茹主张邓焕明拖欠其2020年1月至3月期间的电费1358.16元，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邓焕明亦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祝长英的责任问题。邓焕明承租涉案场地后与祝长英共同经营，并共同投资开办了兰湖农庄，杨美茹要求祝长英对邓焕明的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祝长英亦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莫夏峰的责任问题。邓焕明、祝长英认为涉案鱼塘一直由莫夏峰和谭锦堂控制，并未交由邓焕明、祝长英使用，鱼塘面积所产生的占用费应由莫夏峰承担。对此，莫夏峰及谭锦堂对邓焕明、祝长英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认可，邓焕明、祝长英亦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莫夏峰是涉案场地的上一任承租人，且一直控制涉案鱼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邓焕明、祝长英认为莫夏峰应对涉案鱼塘承担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莫夏峰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其行为视为放弃答辩、质证等相关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杨美茹与邓焕明于2018年10月28日签订的《租赁承包合同》；二、邓焕明、祝长英应于判决生效后十内日向杨美茹支付租金和占用使用费451533.33元；三、邓焕明、祝长英应于判决生效后十内日向杨美茹支付电费1358.16元；四、邓焕明、祝长英应于判决生效后十内日向杨美茹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364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1日起至同月31日止；以39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1日起至同月29日止；以416000元基数，从2020年3月1日起至同月31日止；以442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4月1日起至同月11日止；以451533.33元为基数，从2020年4月12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29505.28元，减半收取14752.64元，诉前保全费2120元，合计16872.64元，由邓焕明、祝长英负担。二审中，邓焕明、祝长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餐厅转让协议，证明邓焕明在帮谭锦堂经营某餐厅的时候，本身刚刚也在接到其他餐厅在经营，从逻辑上讲，邓焕明、祝长英没可能刚接手一个餐厅，就又去搞其他餐厅，以此证明邓焕明与杨美茹的合同不是真实意思，双方有其他目的。证据二，微信视频，证明邓焕明经常向谭锦堂报告农庄经营以及其他情况，如果是租赁关系，邓焕明没必要报告。证据三，微信记录，证明莫夏峰是之前的经营者，从其内容看出，莫夏峰当时也是帮谭锦堂合伙做事；另外，谭锦堂在微信中从未要求过邓焕明交租金。杨美茹、谭锦堂共同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邓焕明与案外人签订的任何合同均与本案无关，杨美茹与邓焕明签订本案合同是将鱼塘经营权转让给邓焕明经营，而不是将餐厅转让给邓焕明。对于证据二、三，其不能证明邓焕明、祝长英想要证明的内容，邓焕明、祝长英认为杨美茹与其签订合同是有其他目的的主张不是事实。经审查，邓焕明、祝长英提交的证据一餐厅转让协议系邓焕明与案外人签订的，因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证；对于证据二的微信视频，仅能反映邓焕明在其中单方介绍涉案鱼塘的塘基及道路（包括维护工程）的情况，并未能证明邓焕明与谭锦堂之间成立合作经营的关系，更不足以否定涉案的《租赁承包合同》关系，进而对本案处理未能产生实质性影响，故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对于证据三的微信记录，邓焕明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中的部分微信截图，且从其内容来看，亦无法佐证邓焕明主张的拟证事实，故不属于二审程序新的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二审中，杨美茹、莫夏峰及谭锦堂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在二审中仅围绕祝长英、邓焕明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异议的问题不予审查。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包括：1.本案纠纷应如何定性？2.杨美茹与邓焕明签订的《租赁承包合同》是否有效？3.邓焕明、祝长英应否向杨美茹支付租金、占用费、逾期付款利息及电费？本院具体分析以下：关于本案应如何定性的问题。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杨美茹在2017年12月30日与某经联社签订《鱼塘承包合同》，据此取得水面面积约24.2亩的龙眠村南坑尾（土名）鱼塘及面积2亩的耕地的承包经营权，之后杨美茹又与邓焕明签订《租赁承包合同》，双方约定由杨美茹将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地上建筑物、树木绿化、工具等一并出租给邓焕明，现杨美茹与邓焕明、祝长英因上述《租赁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问题引发本案纠纷。因此，本案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租赁合同纠纷有欠贴切，应予纠正。另外，对犯罪事实的查明以及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均为刑事诉讼的法定任务和职能，由于邓焕明、祝长英未能举证证明杨美茹、谭锦堂因涉案交易事实或者本案诉讼行为已由相关部门进行刑事追诉，在案证据亦未足以表明杨美茹、谭锦堂在涉案交易中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因此，邓焕明、祝长英认为本案应定性为合同诈骗刑事案件，进而主张应驳回杨美茹的起诉并追究其实施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美茹与邓焕明签订的《租赁承包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一）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性的审查。当事人对涉案《租赁承包合同》上杨美茹和邓焕明签名及指模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据此能够产生二人意思表示真实的初步推定效力，邓焕明、祝长英主张上述合同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应由其二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一，邓焕明、祝长英主张《租赁承包合同》的签订在于与谭锦堂通谋实现使莫夏峰离场的目的，而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杨美茹作为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对此不予认可，再结合莫夏峰在一审提交的答辩意见中关于“本人一家经杨美茹同意，于2018年1月起在其出资经营的杜阮龙眠渔场暂住，并应杨美茹要求在居住期间协助管理渔场，双方之间仅是朋友协助关系，并非合作关系，不存在利益关系”的陈述，亦与邓焕明、祝长英的前述主张无法印证，而邓焕明、祝长英并未能进一步举示证据足以证实其前述主张以及关于其与谭锦堂合作经营某餐厅的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二，虽然《租赁承包合同》的抬头内容记载“甲方（出租方）代表人：杨美茹女士……”的内容，但合同落款处的“甲方”中仅由杨美茹签字并捺印，且该合同所载明拟出租的土地实际也是由杨美茹从某经联社取得承包经营权，据此合同甲方是杨美茹的意思明确；即使按邓焕明、祝长英所主张《租赁承包合同》欠缺落款日期，但合同约定的承租期限明确，另有其他权利义务的约定内容，该合同的效力及可履行性并不因缺失落款日期而受到影响。因此，邓焕明、祝长英认为涉案合同前述内容草率、随意，进而主张该合同内容虚假，理据不足。第三，邓焕明、祝长英在诉讼中提交的招标方案等网页内容仅能显示相关鱼塘的起拍价或招标价，并非最终成交价，且鱼塘租金受地理位置、市场行情、鱼塘大小及配套设施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实难证明涉案合同约定的租金远超市场价。同时邓焕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涉案合同的签订及约定内容有充分的理解并能预见其将来可能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故即便鱼塘租金远超市场价，邓焕明在明知的情况下仍与杨美茹订立涉案合同，应视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邓焕明、祝长英以涉案合同约定的承租价格远超市场价为由主张该合同不真实，欠缺理据。第四，杨美茹与邓焕明在本案中就邓焕明已向杨美茹支付30000元的性质是押金还是治病应急的款项存有争议，而即便邓焕明虽没有交付押金及租金，但邓焕明已付清涉案场地2020年之前电费的事实，亦可印证邓焕明已在履行合同义务，且杨美茹和谭锦堂亦已于2019年11月29日通过微信催收相应的租金，再结合邓焕明陈述其与谭锦堂当时“情同父子”的特殊关系，杨美茹宽限邓焕明支付押金及租金的期限并无明显违背日常生活经验和法则。因此，邓焕明、祝长英以涉案合同前述的履行情况不合常理为由主张该合同不真实，依据不足。综上理由，邓焕明、祝长英主张《租赁承包合同》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不予支持。况且，即使邓焕明在该合同中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或者合同条款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由于邓焕明在法定一年期限内未行使合同撤销权，故邓焕明、祝长英以上述假设因素为据主张《租赁承包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亦于法无据。（二）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审查。第一，杨美茹与某经联社在《鱼塘承包合同》中约定“租赁期间，杨美茹如需将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转租时，须征得某经联社书面同意，并按规定办理土地流转合同签证的有关手续”，即使某经联社出具的《关于同意杨美茹租赁合同转租的函》的落款时间与真实形成时间不一致，并不影响某经联社对杨美茹和邓焕明之间的转租行为予以认可的真实意思表示；再退一步而言，即使不存在上述某经联社所出具的函，但某经联社至今均未对杨美茹涉案的转租行为提出异议，更没有以此为由主张解除与杨美茹之间的合同关系或主张涉案的《租赁承包合同》存在效力瑕疵。因此，邓焕明、祝长英以杨美茹涉案转租行为未经某经联社同意并办理相关签证手续为由否定《租赁承包合同》的效力，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根据涉案《租赁承包合同》约定可知，杨美茹将鱼场经营权转给邓焕明承包经营，并没有约定用于非农用途，且二审调查活动中双方均确认杨美茹将涉案场地交付给邓焕明时有一座两层的建筑物（每层大约70-80平方米），同时杨美茹确认这是法院执行时土地与地上物一起移交的，由此可见，该地上建筑物是以往已形成的，且为方便鱼场生产管理而临时建造的，故杨美茹将鱼场经营权转给邓焕明经营时一并交付该地上建筑物，并不必然影响涉案《租赁承包合同》的效力。因此，邓焕明、祝长英以杨美茹将涉案场地出租用于经营餐厅为由主张《租赁承包合同》违法，依据不足。综上理由，《租赁承包合同》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租赁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为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邓焕明、祝长英主张《租赁承包合同》对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邓焕明、祝长英应否向杨美茹支付租金、占用费、逾期付款利息及电费的问题。从杨美茹与邓焕明签订的《租赁承包合同》内容来看，租赁范围约定按杨美茹与某经联社租赁合同范围全部（含鱼塘、旱地、房屋、地上建筑物、树木绿化及工具一批）。邓焕明签订涉案合同后利用涉案场地投资设立了兰湖农庄并开展经营活动，另交纳了涉案场地2020年前的电费。涉案场地中鱼塘占据绝大比例的面积，如果鱼塘并未实际交付，邓焕明、祝长英在前述经营管理期间一直未就此向杨美茹提出过异议或者达成补充协议，显然不符合常理及一般交易习惯。况且邓焕明、祝长英也未能提交直接证据足以证实在其租赁期间涉案鱼塘由谭锦堂或莫夏峰经营管理的事实。因此，邓焕明、祝长英主张涉案鱼塘一直由莫夏峰和谭锦堂控制而未予移交其经营，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基于前述分析，邓焕明在承租涉案土地后一直未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一审法院确认杨美茹与邓焕明签订的《租赁承包合同》于邓焕明收到起诉状副本时（即2020年3月5日）解除，并依据双方返还及接收涉案场地的实际情况认定邓焕明应依据26000元/月的标准，自2018年11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4月11日止支付租金和占用费451533.33元以及从2020年1月1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给杨美茹，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至于电费的问题，杨美茹主张邓焕明拖欠其2020年1月至3月期间的电费1358.16元，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且邓焕明亦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亦予维持。由于邓焕明承租涉案场地后与祝长英共同经营，一审法院认定祝长英对邓焕明的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亦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邓焕明在签订涉案合同后曾支付的30000元，杨美茹虽然主张是邓焕明、祝长英向其支付涉案场地的押金，却未能举证予以证实，而邓焕明主张上述款项是给谭锦堂治病应急的款项，故应认定属于双方间另一法律关系的款项，一审法院对此不作处理并无不当，邓焕明依法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此外，邓焕明、祝长英在二审中提出以下申请：组织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对涉案场地的全部鱼塘进行干塘清单，并将干塘清点后的款项直接划入到法院账户代管，待案件作出最终判决后再对上述款项进行处理。经审查，邓焕明、祝长英的上述申请主要基于涉案《租赁承包合同》真实有效且涉案鱼塘确有交付其经营使用为假设前提而提出，而上述问题乃属于本案争议的关键焦点，邓焕明、祝长英在诉讼中一直坚持否定的主张，且上述申请也不具备诉讼保全、先予执行等法律依据，故本院依法不予准许。邓焕明、祝长英可待本案下判后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邓焕明、祝长英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93.37元（已由邓焕明、祝长英预交29505.28元），由邓焕明、祝长英负担。邓焕明、祝长英多预交的二审诉讼费21411.91元，由本院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立辉审 判 员 陈 炜审 判 员 杨维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余卓利书 记 员 邓少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