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00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鑫益晖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工业区内康碱路**。法定代表人：宋爱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江涛，北京市博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龙，男，1981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法定代理人：张芳芳，王海龙之妻，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子福，北京建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北京建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济宁金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兴隆庄镇工业园。法定代表人：付正洪，经理。原审被告：王朋，男，198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曲阜市。以上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信赛，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鑫益晖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益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海龙以及原审被告济宁金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德物流公司）、王朋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3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益晖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王海龙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王海龙对我公司不存在帮工行为，其受伤是在履行承运人义务的过程中因其自身原因造成的，我公司没有责任，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根据合同法、汽车货物运输规则中关于运输合同的有关规定以及交易习惯，只有收货人在承运人的送货清单上签字确认后，承运人的承运义务才算履行完毕，货物才算完成交接。承运人的卸货及协助卸货义务属于合同的附随义务，无需合同明确约定。具体到本案，王海龙代表金德物流公司将货物送至交货地点后，只有我公司库管人员在送货清单上签字确认后才算交货完毕，而对货物的清点验收只有在卸货以后才可完成，因此卸货义务在金德物流公司一方。事实上是叉车司机协助金德物流公司卸货，而非王海龙协助我公司卸货，因此王海龙的行为并非对我公司的帮工行为，其所受伤害应由金德物流公司赔偿。王海龙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鑫益晖公司的上诉请求。金德物流公司、王朋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鑫益晖公司的上诉请求。王海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鑫益晖公司、金德物流公司、王朋赔偿王海龙截止2020年6月10日的医疗费452904.27元、护理费63450元、护理用品费417元、住宿费27494元、器具费13960元、误工费64000元、交通费106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9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鑫益晖公司、金德物流公司、王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朋与金德物流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王海龙系王朋的雇员。2019年10月10日，王海龙受王朋指派，与案外人陈涛一起承担金德物流公司的承运任务，二人驾驶车牌号为×××的福田欧曼货车向鑫益晖公司运送货物。货物运到后，王海龙、陈涛与案外人鑫益晖公司的叉车司机赵大江一起卸货，期间王海龙从离地2.4米左右的货车上坠落。事故发生后，王海龙被救护车送入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进行治疗。2019年10月10日至2019年10月22日，王海龙在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住院治疗，入院初步诊断为：颈椎骨折（C4、C5）、脊髓损伤（ASIAA级）、软组织损伤（头面部、左前臂、左手及双膝）、肺挫伤。出院诊断为：颈椎骨折（C4、C5）、脊髓损伤（ASIAA级）、软组织损伤（头面部、左前臂、左手及双膝）、肺挫伤、脂肪肝、胸腔积液。出院医嘱：1、康复医院继续治疗，背部皮疹皮肤科治疗；2、住院期间需陪护壹人；3、适当功能锻炼，预防血栓形成；4、不适随诊。王海龙住院期间产生住院费118279.3元，门诊费5382.04元，救护车费用263元，上述医疗费用共计123924.34元。2019年10月14日、2019年10月21日，王海龙的弟弟王文龙先后两次前往北京博爱医院为王海龙挂号咨询，共计产生诊察费200元。2019年10月22日至2020年3月24日，王海龙转入北京博爱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初步诊断为骨折脱位型颈髓损伤（C3，AIS分级：A级），颈4-5骨折前路术后。出院诊断为骨折脱位型颈髓损伤（C3，AIS分级：A级），颈4-5骨折前路术后，神经麻痹，神经源性膀胱，便秘。出院建议：1、继续康复训练。2、积极防治并发症。3、定期门诊复查，不适随诊。王海龙在北京博爱医院住院期间共产生医疗费用272265.05元。2020年3月24日，王海龙再次前往北京博爱医院住院治疗，截至2020年6月10日，共产生医疗费用56514.88元。上述医疗费用共计328979.93元。2019年10月23日，北京首卫康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与王海龙（乙方）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乙方在因病住院治疗期间，向甲方聘请护工负责乙方生活护理事宜。委托内容为：乙方需护工1名，收费标准为280元/天，开始日期2019年10月22日，终止日期为护工费最终交至日（不计退费日期）。截至2020年6月10日，王海龙共产生护理费63450元。另查，截至2020年6月10日，王海龙产生护理用品费用417元、器具费14320元、住宿费27494元。2019年10月10日、2019年10月12日，王朋为王海龙垫付医疗费共计76312元。2019年11月20日，王海龙和张芳芳向王朋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王朋现金贰万元正。”收条上有王海龙和张芳芳的签名及日期。同日，张芳芳向王朋出具《收到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王朋工资款计壹万元正。注（工资全部结清）。”收到条上有张芳芳的签名及日期。2019年10月11日，王海龙的朋友案外人张宏宇，就本案事故向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红星派出所报警。2019年11月21日，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大兴市场监管局）就本案事故对鑫益晖公司的叉车司机赵大江进行了询问，赵大江称，货车司机（王海龙）要求站在车上帮忙指挥，配合我卸货，要求每次叉两件并排放的纸（长100厘米，高120厘米，宽144厘米），在我挑起上层最后两件纸时，另一名司机喊了一下，外侧一件纸发生倾斜，于是我踩刹车停车，发生倾斜的纸倒在车上，我将内侧另外一件纸放到车下，这时候另一名司机说：“人掉下去了”，叉车货叉长度为132.3厘米，两件货物宽144厘米，所以货叉肯定碰不到货车司机，由于视线受阻我也不知什么原因货车司机从车上掉落。于是我下车查看情况，发现货车司机王海龙趴卧在地上右手拿着手机，我问：“怎么了？砸到你了吗？”他说：“没有砸到我，没事我趴一会。”案外人鑫益晖公司行政部经理赵颜峰向大兴市场监管局提交了《叉车定期（首次）检验报告》《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产品合格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特种设备使用标志》《产品合格证明书》，鑫益晖公司向大兴市场监管局提交了《2019年10月10日情况说明》，载明：该公司司机（王海龙）着急卸货，主动要求站在货车上部指挥，另一司机在车下一旁协助观察，在卸货途中该司机不慎从车上部失足跌落。2019年11月29日，大兴市场监管局本案事故现场进行调查，现场笔录载明：据该单位叉车作业人员赵大江讲，王海龙（伤者）从货车上掉落至货车东侧地面上，位置位于叉车作业货物东北侧。现场查看作业叉车及作业人员发现，叉车牌号为×××，型号：CPC30-AG2J，出厂编号：G5AGJ7580，注册代码：51101101152018070081，检验合格有效期为2019年12月24日；作业人员赵大江持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证件有效期2021年5月，作业项目代号为N2。事发现场周边勘查发现，该单位厂区内办公楼东侧外墙有一监控探头，该监控探头已损坏；事发现场南侧十字路口东北角有一监控探头，该监控探头所悬挂公示牌显示，该探头为大兴公安分局所有，分局编号：V140610049；后大兴市场监管局致电红星派出所，负责人称案涉监控探头因旧宫拆迁2019年10月10日前已关闭。2019年11月29日，大兴市场监管局对陈涛进行了询问，陈涛称，叉车司机让王海龙上车帮忙卸货，我在叉车南侧整理用来捆绑物的绳索，我整理完毕后一抬头刚好看见叉车叉起来的东侧的那件纸发生倾倒，我大喊一声的同时听到两声响，我迅速绕过车尾去货车东侧，发现王海龙趴在地上，东侧那件纸倒在货车上。2019年12月2日，大兴市场监管局对王海龙进行了询问，王海龙称，叉车司机让我上车协助卸货，于是我就站在货车上协助叉车司机卸纸。我开的货车一共装了两层纸，先卸上面一层，上面一层并排共3件纸，卸到最后两件纸时，叉车叉起时，叉子前面那件纸（靠近叉子尖方向）发生倾倒。倾倒的那件纸擦到我的腿（具体部位记不清了），我就掉下去了。2019年12月9日，大兴市场监管局对鑫益晖公司行政部经理赵颜峰进行了询问，赵颜峰称，因为我们单位办公室东墙上的探头三年前就坏了，所以看不见事发时的情况。我们单位叉车司机赵大江看见货车司机从车上不慎失足跌落，据叉车司机赵大江讲，货车司机王海龙跌落时，所卸货物没有发生倾倒。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本案中，王海龙主张其受伤是因赵大江操作叉车失误导致的，赵大江作为鑫益晖公司的员工，应当由鑫益晖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鑫益晖公司主张王海龙的受伤是其在履行承运人义务的过程中因自身原因造成的，与叉车司机操作叉车没有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大兴市场监管局对本案事故的调查报告和各方陈述，难以认定王海龙的受伤与赵大江操作叉车进行卸货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至于鑫益晖公司主张王海龙与鑫益晖公司不存在帮工行为，其受伤是在履行承运人义务的过程中因自身原因造成的，鑫益晖公司没有责任，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王海龙的行为是否构成义务帮工，可以从两方面综合判断，一是承运人明显不具备卸货条件，卸货义务由承运人一方负责与常识不符。王海龙承运的货物每件重达0.47736吨，共47件，仅凭王海龙和另一司机陈涛难以完成卸货任务，尽管鑫益晖公司可以提供卸货叉车，但叉车驾驶属于特种作业，需要叉车驾驶证，王海龙、陈涛作为货车司机显然不具备操作叉车卸货的条件，结合各方陈述交易惯例和运送的纸张为独立包装的箱体这一事实，卸货义务应属于鑫益晖公司。二是各方在大兴市场监管局询问笔录中陈述可以印证王海龙存在帮工行为。在大兴市场监管局询问笔录中，王海龙称，“叉车司机让我上车协助卸货，于是我就站在货车上协助叉车司机卸纸”；同车司机陈涛称，“叉车司机让王海龙上车帮忙卸货”；鑫益晖公司员工、叉车司机赵大江称，“货车司机（王海龙）要求站在车上帮忙指挥，配合我卸货”。对于王海龙是主动要求站在车上还是被鑫益晖公司员工赵大江要求站在车上，尽管各方陈述不一，但是上述陈述都印证了王海龙在卸货过程中存在帮工行为，且赵大江未拒绝王海龙的帮工行为。一审法院认为，王海龙受雇王朋为鑫益晖公司送货，其因在卸货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鑫益晖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卸货过程中，王海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完全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可以减轻鑫益晖公司的责任，综合各方陈述意见及现有证据材料，法院酌定王海龙应承担30%的责任。因王海龙系在帮工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在要求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其再要求金德物流公司、王朋承担雇主责任，法院不予支持。王海龙主张的医疗费452904.27元、护理费63450元、护理用品费417元、医疗器具费13960元，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王海龙主张的误工费和伙食费，法院参照王海龙伤情和医院的医嘱，酌定为40000元和24500元。关于住宿费，王海龙主张住宿费是其妻子张芳芳、弟弟王文龙、姐夫李念科、父亲王明金为了来北京给王海龙治病发生的费用，鑫益晖公司主张王海龙的住宿费费用过高，且是多人费用，不是王海龙自己的费用，不认可该笔费用。一审法院认为，王海龙主张的住宿费是其家人为了王海龙治病产生的费用，属于合理费用，法院酌定为26934元。关于王海龙主张的1065元交通费，王海龙主张该笔费用是其家属为了照顾王海龙发生的费用，鑫益晖公司主张交通费是王海龙家属产生的，不认可该笔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交通费是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发生的费用计算，王海龙提供的交通费的相关票据能证明该笔费用支出的具体情况，经一审法院核算，交通费的支出为1065元，故对此予以支持。判决：一、北京鑫益晖印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王海龙医疗费、护理费、护理用品费、器具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共计436261.20元；二、驳回王海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海龙是否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现有证据未显示本案存在关于诉争卸货义务的书面约定，但根据审理情况，王海龙承运的货物每件重达0.47736吨，共47件，其与另一司机陈涛客观上难以完成卸货工作。另，涉案卸货所用叉车系鑫益晖公司提供，由赵大江驾驶，王海龙并不具备叉车驾驶证。结合王海龙、赵大江、陈涛在大兴市场监管局询问笔录中所做陈述以及本案其他具体审理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诉争卸货义务属于鑫益晖公司，王海龙因卸货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并无不当。基于上述认定，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令鑫益晖公司赔偿王海龙医疗费、护理费、护理用品费、器具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等损失，并无不当。鑫益晖公司上诉坚持对本案的异议，因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鑫益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44元，由北京鑫益晖印刷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磊审 判 员  时 霈审 判 员  胡珊珊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郭子枫书 记 员  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