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民终15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金锋，男，1986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美玲，福建律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华斌，男，198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宇凌，男，198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超，福建明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静，福建明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胡金锋因与被上诉人陈华斌、陈宇凌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2020）闽0403民初4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金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美玲,被上诉人陈华斌、陈宇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超、黄文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金锋上诉请求：一、撤销三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闽0403民初421号，依法改判驳回陈华斌、陈宇凌的一审全部诉请。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陈华斌、陈宇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因陈宇凌退伙，胡金锋入伙与陈华斌合伙经营，胡金锋未缴纳合伙出资额引起债权，并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协议纠纷，其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系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理由：一、涉案借条与陈华斌、胡金锋签署的合伙协议没有关联关系，系属两个互相独立的、不同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合伙协议是借条的权利来源基础，系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主体不同，合伙股权转让款纠纷的主体是胡金锋与陈华斌两个人，胡金锋履行合同的相对方也仅为陈华斌；而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出借方是陈华斌与陈宇凌两个人。虽然陈华斌、陈宇凌在一审庭审时陈述陈宇凌是与陈华斌合伙经营水南打包厂，但这仅仅是陈华斌、陈宇凌的自我陈述，陈华斌、陈宇凌并未举证予以证明，且胡金锋与陈华斌签订水南打包厂的股权合作协议中也未体现陈宇凌的名字。因此现有证据可以证实陈宇凌与胡金锋及陈华斌之间的合伙股权转让协议无关。也就是说从主体上看两个法律行为的主体就不一致，如果确如陈华斌所主张借款双方有约定将胡金锋应付股权转让款直接抵扣借款本金，那也应该是直接抵扣给陈斌华，而非增加陈宇凌的名字，明显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合同的相对性的规定。其次，涉及的金额不同，根据《协议》合伙股权转让款纠纷中是胡金锋应付给陈华斌的股权转让款仅为10万元的2/3即6.6667万元，而本案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款的本金是1万元，这就直接存在数额上差距。如果当时签订《借条》的目的是抵扣将胡金锋与陈华斌二人之间合伙股权转让款，那么借条中所写的借款金额应直接为6.6667万元，即使要取整也该为6.7万元或6.6万元，而写成相差剩远的7万元，是不符合该逻辑，而且陈华斌、陈宇凌也无法合理解释多出来的款项的理由。一审法院直接按照10万元的70%认定股权转让款，与2019年4月22日签的《协议》中作价10万元，股份陈华斌占1/3，胡金锋占2/3，共同合伙经营的约定相冲突。且《借条》的签订时间（2019年5月4日）在后，《协议》的签订时间在前（2019年4月22日），如果两个文件系基于同一个法律事实，没有道理会在数额的表述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能够解释清楚的只能是《借条》是区别且独立于《协议》成立的新的法律关系，与《协议》不存在关联关系。最后，胡金锋与陈华斌二人之间合伙股权转让款6.6667万元不能直接抵扣本案胡金锋与陈华斌、陈宇凌三人之间借款本金7万元。因此，本案借条因陈华斌、陈宇凌至今未支付借款本金而未生效。陈华斌、陈宇凌提交的《借条》明确约定支付借款本金的方式是“所有借款由出借人通过现金方式给到借款方”，这与陈华斌、陈宇凌当庭主张的是通过直接抵扣胡金锋与陈胡斌之间应付合伙股权转让款是完全相反的付款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明确规定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必须以出借人实际支付借款为借款合同生效的要件，即使该条第5项规定“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也明确适用该条款必须以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的约定为前提。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双方在《借条》之外存在其他变更借款本金付款方式的前提下，应当认定，陈华斌、陈宇凌作为借款方应当直接依据《借条》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而非单方面的将胡金锋与陈华斌二人之间合伙股权转让款6.6667万元直接抵扣本案胡金锋与陈华斌、陈宇凌三人之间借款本金7万元。二、一审关于涉案打包站2019年4月22日前由陈宇凌与陈华斌合伙经营后，陈宇凌退伙的认定，证据依据不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理由：（一）本案关于陈宇凌、陈华斌在2019年4月22日之前是否合伙经营涉案打包站的举证责任在陈宇凌、陈华斌一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归责原则，陈宇凌、陈华斌作为一审原告就应就其主张的存在合伙经营涉案打包站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且事实上，如果确实存在其所主张的事实，作为当事人，陈宇凌、陈华斌才是保有相关证据的一方。而作为2019年4月22日之后才仅与陈华斌签订合伙协议的胡金锋，根本无法举证其参与涉案打包站经营之前的经营情况，且胡金锋提交的仅有胡金锋、陈华斌签署的涉案打包站合伙协议也足以证实陈宇凌与涉案打包站无关，事实上陈华斌、陈宇凌也无法合理解释如果陈宇凌是合伙人之一，为何不在关乎其切身利益的合伙协议上签字。因此，一审法院仅依据陈华斌、陈宇凌的陈述就认定陈宇凌、陈华斌就涉案打包站成立合伙经营事实，并将相应举证责任分配由其承担，一审法院的认定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认定陈宇凌就涉案打包站存在合伙、退伙的证据不足。首先，陈华斌、陈宇凌在一审中提交的签订借条过程视频证实了《借条》与《协议》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宇凌也与涉案打包站没有关联关系。从陈华斌、陈宇凌提供的视频资料可以看到胡金锋在借条上签字时，借条上的出借人只有一人即陈宇凌，并没有陈华斌的名字，陈华斌的名字确属于在胡金锋签字后，陈华斌、陈宇凌自行擅自添加的，并未与胡金锋达成合意，更无需说存在所谓胡金锋欠陈华斌的合伙投资款直接转为借款本金的约定。其次，在一审中陈华斌、陈宇凌未将拍摄视频的原始手机提交法庭质证。陈华斌、陈宇凌关于该视频系陈华斌摄制主张的唯一依据是被上诉人提交的陈华斌与陈宇凌2019年5月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系发生于2019年5月4日《借条》签订后，可以证实截止于2019年5月5日《借条》上的出借人仍然只有陈宇凌。且微信记录根本无法确认该视频到底是何人拍摄制作、是否经过剪辑，也无法排除系第三人拍摄或陈宇凌自行拍摄后再转给陈华斌，后陈华斌再转给陈宇凌的合理怀疑。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借条》的签订与陈华斌、胡金锋之间的合伙存在关联关系系属认定事实不清。而且，通过陈华斌、陈宇凌在胡金锋签字时录视频的行为，说明陈华斌、陈宇凌的法律意识以及证据意思非常强，知道如何制作、搜集、保全证据。借条签字时都有视频佐证，没有道理更为重要的，与借条文本约定“所有借款由出借人通过现金方式给到借款方”直接相冲突的关于胡金锋欠陈华斌的合伙投资款直接转为借款本金，如此约定，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只能证实陈华斌、陈宇凌关于涉案借款本金是以另行约定胡金锋欠陈华斌的合伙投资款直接转为借款本金是虚构的事实。最后，一审法院认定退伙与陈华斌、陈宇凌在起诉状中的陈述以及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相冲突。本案系由陈宇凌、陈华斌作为共同原告依据借条起诉胡金锋。陈宇凌、陈华斌提交的起诉状中明确“陈宇凌、陈华斌将自己经营的沙县水南林业车队内的打包站转让给胡金锋，经双方协商确认打包站内设备价值80000元以及货物价值20000元，合计价值100000元。经双方协商，陈宇凌、陈华斌将厂内设备及货物折价转让给胡金锋，胡金锋向陈宇凌、陈华斌支付70000元，并由胡金锋实际经营”。依据陈宇凌、陈华斌起诉状上的上述内容明确表述为涉案打包站内的设备与货物是陈宇凌、陈华斌共有的，并未区分所谓份额。且在一审中陈宇凌、陈华斌还提交了一张陈宇凌与陈华斌2019年5月5日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截图显示陈华斌就一些废品业务向陈宇凌汇报沟通。而根据起诉状中陈宇凌、陈华斌自行陈述的涉案打包站“由被告实际经营”的陈述，结合2019年4月22日协议签订后，涉案打包厂确由胡金锋实际运营的事实，可以明确，2019年4月22日以后涉案打包站的全部日常经营业务都是胡金锋负责，陈华斌并未参与到实际的日常经营。如果一审法院认定陈宇凌退伙的事实是属实的，那么，陈宇凌所有的部分己经转让了，合伙己经实际交由他人管理，那么陈华斌又是如何获知具体经营内容，又何必再向陈宇凌汇报告知经营内容。显然一审法院的认定与事实证据相冲突。上述的微信记录可以说明陈宇凌与陈华斌之间存在其他合作经营的可能性更大，且他们之间的合伙与胡金锋没有任何联系。三、即使退一步，基础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关系可以成立，那么，作为基于同一份合伙《协议》陈华斌与胡金锋互负给付义务，且该给付义务是基于同一份合伙《协议》产生的、给付标的物同为金钱种类物，是可以相互抵扣的。如果法院经庭审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纠纷，那么，本案争议的基础应为胡金锋与陈华斌之间签订的《协议》的履行问题。而《协议》内容并未直接约定陈华斌与胡金锋之间如何支付投资款(包括转让股权的投资款的给付）的问题。如果依据《协议》约定“沙县水南村林业车队内打包站厂里设备估值捌万元，场内货估值贰万元，合计拾万元，股份陈华斌三分之一。胡金锋三分之二，合伙经营。”可以直接认定胡金锋应支付陈华斌10万元的2/3即6.6667万元，那么根据该《协议》股份的比例以及共同经营的约定，胡金锋也有权要求陈华斌承担合伙经营成本的投资款1/3。经核算，自2019年5月2日至2020年3月17日胡金锋就通过微信向水南打包厂的财务丁加水转账支付了1042100元，用于陈华斌与胡金锋合伙的水南打包厂经营所用。而在合伙期间，陈华斌并未依约定支付其应承担的1/3经营投资款，即胡金锋已承担的1042100元中有1/3即347267元是代陈华斌支付，也就是说陈华斌根据同一份《协议》应当偿还胡金锋投资款347267元。并且陈华斌还直接全部截留华佳纸业支付的货款60210元，该费用也予以抵扣胡金锋应付的投资款。因此，同一个合伙纠纷中，陈华斌与胡金锋互负给付义务，且该给付义务是基于同一份合伙《协议》产生的且给付标的物同为金钱种类物，是可以相互抵扣的。综上，涉案《借条》、《协议》系属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胡金锋与陈华斌二人之间合伙股权转让款6.6667万元不能直接抵扣本案胡金锋与陈华斌、陈宇凌三人之间借款本金7万元。因此，本案借条因陈宇凌、陈华斌至今未支付借款本金而未生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陈华斌、陈宇凌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切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关于主体问题。陈华斌和陈宇凌为原沙县水南打包站的合伙人，实际事务均由陈华斌执行并代表，虽然《协议》中只有陈华斌签字，但是是代表陈华斌和陈宇凌共同的意思表示，为共同的债权人。陈宇凌对陈华斌签订协议的行为也表示认可。胡金锋在写《借条》的时候，视频中清晰的可以看到出借方处己写了“陈宇凌”的名字，而胡金锋确认签字后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是胡金峰在一审过程中又明确表示自己不认识陈宇凌只认识陈华斌，那么出具给陈宇凌的借条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陈华斌已向胡金峰披露了原合伙人陈宇凌，故而所欠的转让款直接出具给陈宇凌。所以，协议与借条的主体事实上是一致的，有关联的。二、关于金额问题。协议中的“设备估值8万元，场地内货物估值2万元，合计10万元”本身就是一个双方间粗略的估值，并不是准确的数值，不能够直接用来作为基数乘算。事实上陈华斌和陈宇凌原先的投入约为20万元。而借条中的7万元是准确数值，不存在胡金锋所谓的6.67万元或6.7万元的问题。协议中涉及的内容实际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入伙的约定，一方面是入伙后的经营约定（比例），不能将入伙的约定数额与入伙后的经营约定进行混淆或者是混合计算，这本身就是胡金峰为了不支付入伙款的错误理解。三、关于证据问题民事案件证据采信是以高度盖然性为原则，而不是胡金锋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其已提交完整的证据。本案中，通过协议、借条、视频、微信聊条截图等证据进行相互印证，完整的还原了本案的事实。即2019年4月22日胡金锋与陈华斌达成《协议》约定，将沙县水南林业车队打包站厂里设备和场内货物折价转让给胡金锋，此后上述设备和货物为胡金锋实际占有并使用，这一事实胡金锋也是确认的，但是胡金锋并没有支付任何对价。2019年5月4日，胡金锋因资金周转问题无法支付上述欠款，故向陈华斌出具《借条》，借款人民币7万元。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虽然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未发生借款的金额交付，也就是胡金峰一直主张未收到借款现金，但是本案中的借款交付方式属于拟制交付，是双方认可的一种观念上的交付，也是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双方当事人达成将胡金锋应支付而未支付的欠款转为借款的协议，实际上是将胡金锋应支付转让款和其出借款的行为，所以双方己经通过认可的拟制交付完成了出借协议的履行。故协议和借条均已成立并生效，但胡金峰意图只享受权利（获得设备和场内货物），却不支付转让款。反观胡金峰，其一再主张用合伙经营的债务来抵扣设备货物转让款，这不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是没有证据的。胡金峰在没有支付转让款的情况下，也就是连入伙的资格都不具备，就更不存在讨论经营盈利或是亏损的问题。此外，胡金峰认为其转账给所谓的丁加水1042100元要求承担，这是荒谬的。丁加水是何人，一个废品回收打包站转账金额高达100多万元是做什么用的，不可能仅凭着口头陈述就要求一并承担，最重要的是其在没有参与实际经营的情况下对所谓的亏损完全不予以认可，在胡金峰加入之前还是盈利的情况下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亏损100多万，这是不可能的。胡金峰的目的就是想不支付任何款项就获得打包站，还要其一起承担所谓的债务，这是一种“空手套白狼”的行为，也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四、胡金锋未返还借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胡金峰在一审庭前调解的时候对于欠款70000元是没有异议的，只是以经营亏损等理由不予支付，要求与经营亏损进行抵扣，这是错误的对借贷（未支付转让款）和合伙经营法律关系的混淆，其是不同意的。因为合伙经营这一法律关系与案涉的因为没有支付设备货物转让款而引发的借贷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可通过其他途径，在双方合法结算和证据梳理之后，另行解决合伙经营纠纷以实现其共担经营风险的目的。而不是在本案中以其所谓与其之间还尚未结算和没有确认的虚无的合伙经营亏损为由拒不支付案涉民间借贷的欠款，是错误的。综上，其一审提交的协议、借条、视频等证据相互关联，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胡金峰的欠款事实，胡金峰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胡金峰全部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陈华斌、陈宇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金锋支付欠款70000元；2.诉讼费由胡金锋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2019年4月22日，陈华斌与胡金锋签订一份内容为：“经陈华斌、胡金锋协商沙县水南村林业车队内打包站厂里设备估值捌万正，场内货估值贰万元正，合计拾万元正。股份陈华斌三分一，胡金锋三分二，合伙经营。厂内货设备归胡金锋所有”的协议。 2.2019年5月4日，陈华斌将一张已书写（打印）“出借方：陈宇凌”、“今借到人民币70000（大写：柒万圆整）”的借条》，交胡金锋签字，胡金锋在该《借条》借款方（立据借款人）、身份证号码（身份证）、电话栏后签名、书写身份证、电话号码、日期2019年5月4日。胡金锋签名、书写时，陈华斌用手机拍摄，并于次日，将该视频发给陈宇凌。一、二天后，陈华斌在该《借条》出借方栏后签名。 一审法院认为，1.胡金锋提供的《协议》，可以确认陈华斌与胡金锋于2019年4月22日始合伙经营案涉打包站，合伙共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为陈华斌三分之一、胡金锋三分之二；2.陈华斌将案涉《借条》交给胡金锋签名时，该《借条》上已书写了“陈宇凌”、“70000（大写：柒万圆整）”等，胡金锋仍予以签名， 故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3.对陈华斌、陈宇凌陈述“2019年4月22日前陈华斌与陈宇凌一起经营案涉打包站”，胡金锋予以否认，但未提供予以证实，结合案涉《借条》书写了“陈宇凌”及陈华斌于次日将拍摄的视频发给陈宇凌等案件情况，可以确认案涉打包站2019年4月22日前由陈宇凌与陈华斌合伙经营；4.胡金锋在案涉《借条》签名时，该《借条》上已书写了陈宇凌、70000元，庭审中，胡金锋又辩称“我没向陈宇凌借过钱，我不认识他”，如胡金锋不认识陈宇凌，在明知出借方为陈宇凌、金额为70000元、款项未实际支付的情况下，其仍在案涉《借条》上签名，明显与日常生活法则相违背，结合陈华斌、陈宇凌陈述“胡金锋因资金问题无法支付《协议》约定的转让款，便出具《借条》”、胡金锋提供的《协议》及胡金锋亦曾自认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转让关系等案件情况，确认本案系因陈宇凌退伙，胡金锋入伙与陈华斌合伙经营，胡金锋未缴纳合伙出资额引起的债权纠纷，而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故胡金锋提出“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但该民间借贷关系因借款未支付而未生效”的辩称，不能成立，不予采纳；5.陈华斌、陈宇凌以借条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胡金锋提出了抗辩，并提供《协议》等证据，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即本案因陈宇凌退伙，胡金锋入伙与陈华斌合伙经营，胡金锋未缴纳合伙出资额引起的债权纠纷，故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协议纠纷，按合伙协议的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 综上所述，一审院认为，案涉打包站原由陈华斌与陈宇凌合伙经营，陈华斌与胡金锋签订《协议》后，陈宇凌退伙，胡金锋入伙与陈华斌合伙经营，但签订《协议》后，胡金锋未按约定出资，向陈华斌、陈宇凌出具《借条》，该《借条》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胡金锋应按该《借条》约定偿还款项，故陈华斌、陈宇凌要求胡金锋支付欠款70000元的诉请，有事实、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对胡金锋提出陈华斌同意暂缓支付出资款，且已在合伙经营中陆续完成出资的辩称，因陈华斌予以否认，且系因胡金锋与陈华斌合伙经营案涉打包站期间引起的合伙协议纠纷，属另一法律关系，胡金锋可另案主张。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胡金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陈华斌、陈宇凌欠款人民币70000元。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775元，由胡金锋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除胡金锋对一审认定的“2019年5月4日，陈华斌将一张已书写（打印）“出借方：陈宇凌”、“今借到人民币70000（大写：柒万圆整）”的借条》，交胡金锋签字，胡金锋在该《借条》借款方（立据借款人）、身份证号码（身份证）、电话栏后签名、书写身份证、电话号码、日期2019年5月4日。胡金锋签名、书写时，陈华斌用手机拍摄，并于次日，将该视频发给陈宇凌。一、二天后，陈华斌在该《借条》出借方栏后签名”等事实有异议外，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打包站原由陈华斌与陈宇凌合伙经营，陈华斌与胡金锋签订《协议》后，陈宇凌退伙，胡金锋入伙与陈华斌合伙经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协议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陈华斌与胡金锋签订《协议》后，胡金锋未按约定出资，向陈华斌、陈宇凌出具《借条》，该《借条》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胡金锋应按该《借条》约定偿还款项，故陈华斌、陈宇凌要求胡金锋支付欠款70000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对胡金锋提出70000元系借款未实际支付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胡金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胡金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善坚 审判员  林玮玮 审判员  程哲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王晓婷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