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91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保汉良，男，195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北京市农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港市乐余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张家港市乐余镇人民路**。负责人：张莉莎，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石静，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馨予，女，该镇政府工作人员。上诉人保汉良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市乐余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乐余镇政府）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2民初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保汉良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2民初975号民事判决书。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乐余镇人民政府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含糊不清，存在以下错误：1.一审法院在民事判决书原告保汉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双方1974年至2012年存在劳动人事关系，把1974年改为1994年缩短了整整20年时间。2.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双方对1974年至1996年8月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争议，1996年9月至1997年9月19日之间乐余镇政府不再向保汉良发放工资，认定事实错误。被告1996年9月1日开始停发原告工资，但原告仍然继续上班直至1997年9月19日，被告为什么停发原告工资?是因为举报了被告正副镇长、财政所长合伙贪污案(举报的证据材料及遭到打击报复的凭据于2016年在昆山市人民法院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期间已递交)，昆山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3行初49号行政判决书第3页“原告邮寄了手写材料11页，乐余镇干部花名册7页，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苏05行终375号第8页，手写材料11页，干部花名册7页。”被告乐余镇政府停发原告工资后一直申诉、上访直到2005年10月28日由被告按原告每月月工资546元补发1996年9月至1997年9月19日之间，乐余镇政府不再向保汉良发放工资的判决是错误的。3.被告乐余镇人民政府谎称原告属于没有编制的一般工作人员。原告自1974年调入乐余人民公社人保科工作，1988年8月17日乐余镇人民政府文件《关于核定机关工作人员职级的批复》，保汉良为正科级职称，1992年3月被乐余镇党委任命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1994年被乐余镇党委任命镇机关直属党支部书记，乐委字1994年第20号发文保汉良兼任乐余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乐委字1995年第29号发文保汉良任乐余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1996年5月乐余镇党委新任党委书记吴坤和上任，发文第40号文件：保汉良任乐余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一审法院认定发文是设立临时领导小组并非固定机构，也非人事人命，该文件一年一发机关职务无需免职。2003年10月，张家港市东沙镇、兆丰镇、四一农场合并为乐余镇，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9月19日至1998年6月张家港市染整厂(张家港市三得利染整有限公司)向保汉良支付工资。保汉良原月工资546元，由新任乐余镇党委书记吴坤和指定原告到染整厂蹲厂协助综合治理工作，该厂上班每日发给原告10元，病假工资每天0.3元，这是能确认染整厂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吗?况且1998年6月该厂又把原告的工作关系退还给乐余镇人民政府，原2005年10月开始发放给原告每月260元，已经加到每月555元，直到至今，银行流水帐证明都是被告发放给原告的工资，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供。这是不是劳动关系?5.一审法院认定乐余镇政府对保汉良予以政治上关心及生活上的照顾，故从1997年起由财政每月发放260元生活补助，并逐年提高完全是谎言，原告因综治办主任职务没有罢免，2003年10月合并镇以后，原告要求被告出具免职批复无果，于2005年10月签订协议，从2005年10月开始，由财政所发放每月260元至其60周岁，60周岁以后，如最低生活保障线提高可相应提高，现在已增加到每月555元，银行流水帐从2005年开始至今都显示是发放保汉良的工资，而不是1997年起。保汉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双方1974年至2012年存在劳动人事关系；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3日，保汉良向张家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确认其与乐余镇政府存在劳动关系。次日因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保汉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双方对1974年至1996年8月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争议。1996年9月至1997年9月19日之间，乐余镇政府不再向保汉良发放工资。1997年9月19日至1998年6月张家港市染整厂、张家港市三得利染整有限公司向保汉良支付工资。2000年4月5日，乐余镇政府作出《关于照顾解决保汉良同志养老保险问题的处理意见》：“保汉良，男，49岁，初中文化，中共党员，1970年1月至1977年历任村农技员、团支部书记、治保主任，1978年至1996年8月在镇机关先后从事人保、消防、综治办工作。1997年9月19日至1998年8月26日在乐余染整厂上班。鉴于保汉良身体确实不佳的实际情况，经镇领导研究对保汉良同志采取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的办法进行特殊照顾处理。按照乐委字（1997）第20号文件规定，保汉良同志不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但考虑到保汉良同志在机关工作年限较长，身体不佳等原因，参照乐委字（1997）第20号文件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对保汉良同志进行特殊照顾处理。经社保所测算，其共需缴纳养老保险金17382元，其中1995年至1999年个人账户已累计储蓄额3053元，实际一次性应补缴14329元。按集体、个人各承担50%的农村社保规定，保汉良个人应缴纳7164.5元整，集体也应支付7164.5元整，此办法属于一次性解决，其他政府不再做任何考虑。以上处理意见与保汉良同志见面并签字后生效”。保汉良在该份处理意见上签字。保汉良确认乐余镇政府应承担的7164.5元已交至其农保账户，但保汉良个人应承担的部分未缴纳。（2016）苏0583行初49号行政判决书查明：2015年11月2日，保汉良通过挂号信向乐余镇政府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乐余镇政府公开下列信息：“1、保汉良在乐余镇机关任职期间的职务任免文件；2、保汉良在乐余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任职期间的职务任免文件；3、保汉良在乐余镇机关任职期间的城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记录。”2015年11月23日，乐余镇政府经负责人批准，将答复期限延长15个工作日，并书面通知了保汉良。2015年12月2日，乐余镇政府向保汉良作出答复告知书：“1、经检索，查询到你在乐余镇政府的任免文件2份：乐政干字（1996）第17号关于吴新祥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乐政（干）字（94）第23号关于朱文彪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详见附件；2、本镇政府并未设立过乐余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这一机构，因此无法提供相关文件；中共乐余镇委员会曾经设立的临时机构乐余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曾下设办公室，即乐余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乐余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较类似，现向你提供由中共乐余镇委员会、乐余镇人民政府共同制发的文件2份：乐委字（1994）第20号关于调整乐余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的通知、乐委字（1995）第29号关于调整乐余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的通知，详见附件。3、有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缴费记录，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查询。”2015年12月26日，保汉良向张家港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因材料不齐全，张家港市人民政府2015年12月30日书面通知保汉良补正。保汉良补正后，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4日受理了复议申请，并于2016年2月3日作出〔2016〕张行复第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乐余镇政府2015年12月2日对保汉良作出的答复告知书。另昆山市人民法院依职权在乐余镇政府档案系统进行现场检索发现，除了其已经在行政程序中向保汉良提供的文件之外，并未检索到对保汉良任免文件的记录。在张家港市档案馆进行现场调查时发现1999年10月乐余镇政府曾移交给张家港市档案馆一份《关于核定机关工作人员职级的批复》（1988年8月17日），该份文件与保汉良庭前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一致；另在档案馆的系统中，以“保汉良”为关键词的检索共有38条，但均没有乐余镇政府名义发布的保汉良的任职文件。2016年8月25日，昆山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保汉良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生效。保汉良陈述其1996年9月至1997年9月19日其在镇综治办上班，镇综治办下管交警、交管、法庭、司法所，参与民事调解、配合法院执行等。保汉良提交了乐委（干）字（92）第8号发文、乐委字（1994）第20号发文、乐委字（1995）第29号发文、乐委字（1996）第40号发文（含签发稿头）、乐委字（2003）38号发文复印件、银行交易明细。以此证明1992年3月17日保汉良被任命为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1994年7月10日被任命为乐余镇社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下设综合治理办公室，保汉良兼任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1995年5月25日乐余镇政府发文任命保汉良为镇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综合治理办公室，保汉良为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1996年5月20日乐余镇政府任命保汉良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下设办公室，保汉良为综治办主任。乐余镇政府一直没有发文免去保汉良这一职务，直到2003年10月16日发文后保汉良才不再担任乐余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但直至2019年8月9日，张家港市乐余镇财政集中收付中心还向保汉良支付工资，目前每月为550元。乐余镇政府对乐委字（1996）第40号发文（含签发稿头）不予认可，主张该份文件虽有当时的镇长签字，但并未下发，故目前带有签发稿头的原件还在保汉良处。对保汉良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乐委（干）字（92）第8号发文任命保汉良为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该职务已由乐余镇政府1996年8月24日乐政干字（1996）第17号文予以免除，乐委字（1994）第20号发文、乐委字（1995）第29号发文是设立临时领导小组，并非固定机构，也非人事任命。该文件一年一发，相关职务无需免职。乐余镇财政向保汉良发放的并非工资，而是基于保汉良在乐余镇工作年限较长，身体不好，且其一直因为工作上的争议信访申诉，经过长期的协调和沟通，乐余镇政府对保汉良予以政治上的关心及生活上的照顾，故从1997年起由财政每月发放260元生活补助并逐年提高，《关于照顾解决保汉良同志养老保险问题的处理意见》也证实乐余镇政府对保汉良养老保险问题进行特殊照顾处理，而并非基于劳动关系。乐余镇政府提交了乐政干字（1996）第17号文、乐委干字（1996）第16号文、介绍信、张家港市染整厂及张家港市得利染整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乐委字（1997）第20号文，证实乐余镇政府1996年8月24日免去保汉良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职务、镇直属党支部书记职务。1997年4月18日乐余镇政府作出《关于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员退休的暂行规定》。1997年9月19日乐余镇农工商总公司向保汉良开出介绍信，介绍保汉良至市染整厂工作。2001年2月23日，张家港市三得利染整有限公司证实保汉良1997年9月19日到厂报到上班，工作至同年10月4日，次日至1998年6月23日办理病假，1998年6月24日上班至6月26日，病假条应档案整理不慎遗失，其在该厂工作期间，该厂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乐余镇政府还主张保汉良已超过法定时效。庭审中，保汉良对乐余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均不认可，称其以前没见过；随后保汉良又表示乐政干字（1996）第17号文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见过了；2012年见到介绍信的复印件，而且该介绍信系其本人要求市染整厂及张家港市三得利染整有限公司出具的。保汉良认为劳动关系不存在时效问题，且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其一直在上访，故未超过法定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确认之诉，乐余镇政府关于时效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双方无争议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照顾解决保汉良同志养老保险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涉及保汉良工作经历部分，及乐余镇政府于1996年8月24日免去保汉良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一职、未向保汉良支付1996年至1997年9月期间工资的事实，均能证实保汉良在乐余镇政府处工作至1996年8月，此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保汉良在张家港市染整厂及张家港市得利染整有限公司工作、由该厂（公司）发放工资的事实，证明其曾与该厂（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保汉良主张其1996年9月之后与乐余镇政府存在劳动关系，应由保汉良提供证据。保汉良未能提供其1996年9月之后为乐余镇政府提供劳务、接受乐余镇政府管理等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的证据，仅凭张家港市乐余镇财政集中收付中心每月向保汉良支付数百元工资的事实，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保汉良与被告张家港市乐余镇人民政府1974年至1996年8月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保汉良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其在2020年10月14日去张家港农商行调的一份档，里面有一份对账单，被上诉人转给他的钱都写的是工资，每个月500多元，现在是每个月800多元。被上诉人质证认为，首先我们认为该份证据不属于在二审当中的新证据，如果说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进行确认的话，我方对该份证据的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内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建立了劳动关系并不仅仅是看对账单中所载明的文字，而是要看双方事实之间是否形成了劳动关系。事实上，在1996年8月24日以后，上诉人就已经离开了被上诉人处，一直没有在被上诉人处工作。对于向上诉人发放的工资，在一审当中被上诉人已经发表过相关意见，是基于对保汉良在乐余镇工作年限较长且身体不好，而且保汉良也一直因为工作上的争议信访、申诉，在长期的协调和沟通下，镇政府对保汉良予以政治上的关心及生活上的照顾所给予的特殊生活补助。而发的生活补助也通过双方在2000年的4月5日所签订的关于的照顾意见上面所确认的事实可以相佐证。因此，该份对账当中所发放的并不是双方基于劳动关系所发放的工资，而是基于特殊照顾所发放的特殊生活补助。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保汉良亲笔签名的《关于照顾解决保汉良同志养老保险问题的处理意见》，载明了保汉良工作履历，该履历明确了保汉良在1996年8月之后不再为乐余镇政府工作，且与乐余镇政府于1996年8月24日免去保汉良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一职，以及乐余镇政府未再向保汉良支付1996年至1997年9月期间工资的事实能相互印证。另结合保汉良嗣后在张家港市染整厂及张家港市得利染整有限公司工作、并由该厂（公司）发放工资的事实，应当可以证明保汉良曾经与该厂（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保汉良上诉提出张家港市乐余镇财政集中收付中心每月向保汉良支付数百元工资的事实，故双方仍然存在劳动关系，乐余镇政府抗辩是基于对保汉良在乐余镇工作年限较长且身体不好，在长期的协调和沟通下，乐余镇政府给予保汉良的特殊生活补助，该陈述比较符合客观情况，本院予以采信，且保汉良主张其1996年9月之后与乐余镇政府存在劳动关系，也未能提供其1996年9月之后为乐余镇政府提供劳务、接受乐余镇政府管理等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的证据，故一审法院确认保汉良与乐余镇政府1974年至1996年8月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保汉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立审判员 汪 文审判员 锁文举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芮 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