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3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遥，男，1990年12月6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明，辽宁善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锴镔，辽宁善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秀萍，女，1965年12月27日生，汉族，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君璇，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佳明，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镜东，男，1974年5月1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于遥因与被上诉人王镜东、杨秀萍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民初2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遥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辽0203民初288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于遥继续查封王镜东名下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杨秀萍与王镜东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收条均存在伪造嫌疑，据此而认定的事实严重偏颇：1.杨秀萍出具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收条与上诉人在一审当庭出示的保证合同中“王镜东”签字以肉眼观察明显不一致；2.案涉收条中明确列明收到“邢某”购房款，而非杨秀萍，对此邢某的解释无力，禁不住推敲；3.案涉收条落款时间为2019年9月13日，王镜东卡内进账52万的时间为2018年9月13日。杨秀萍辩称该落款日期为笔误，但现实生活中将“2018”年误写成“2019”年的几率极低。4.邢某对于房屋为何没有及时过户的解释与被上诉人杨秀萍异议申请书中所载的内容严重不符。首先，杨秀萍称其与邢某是多年好友，而邢某在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所做笔录称其与杨秀萍认识不到一年。其次，杨秀萍陈述称，其在签署合同的当日就取得了房屋，并且开始对房屋进行装修，同时催促王镜东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但是王镜东不配合。而邢某称，杨秀萍儿子在老家，房子要落儿子的名字需要儿子来大连后才能办理，所以没有办理过户。同时，杨秀萍关于房屋没有过户的辩称与其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十六条约定自相矛盾。该条中特别约定了“买方暂不过户，卖方配合做公证手续，公证当日交接房屋及房款”，很显然，杨秀萍在本案中存在大量的虚假陈述内容。另，本案中，杨秀萍自始至终没有提交卖方配合做的公证手续，在其所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交付房款的前提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其与卖方直接交付了房款并交付了房屋是明显违背常理的。5.杨秀萍提交的《房屋买卖交接单》中的落款时间极其模糊，但明显不是杨秀萍所称的与房地产买卖合同相同的日期，即“2018年9月13日”。对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1页最后一行中没有确认买卖双方交接房屋的具体时间，很显然就无法确认杨秀萍是何时开始占有、使用房屋的，是否在案涉房屋被法院查封之前。6.另外多处高度存疑之处：（1）案涉房地产买卖合同第二条约定“购房款52万存入银行作资金监管”，但本案并未资金监管；（2）杨秀萍在一审庭审中称定金交给了中介，但其不能提供中介机构收取定金及收取中介费的相关收据，且中介费的数额与居间服务合同约定不符；（3）证人邢某当庭接受询问时多处回答与被上诉人杨秀萍的陈述不一致。以上疑点足以说明，案涉房屋的买卖手续以及交款过程与常理严重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程序违法。1.本案一审中，上诉人在开庭前提交了鉴定申请，申请法院对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王镜东”的签字、收条中“王镜东”的签字的真实性及收条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上诉人认为该买卖合同及收条为被上诉人伪造，且提供了比对样本，通过肉眼观察即可发现“王镜东”三个字在不同的文件中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形式。一审法院寥寥的以案件事实清楚，不准许上诉人提出的鉴定申请。2.案涉房地产买卖合同与房地产居间合同均存在众多疑点，一审中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大连德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对于该笔买卖交易提供居间服务的证据，一审法院没有准许并且也未就买卖合同、房屋居间合同是否真实履行进行一审事实调查，程序明显违法。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因案外人执行异议属于特殊例外情形，在适用法律规定时应当慎重。一审判决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而被上诉人需要符合四款全部法定情节方能有效适用，但如前所述，杨秀萍四款法定情节全部不符合。杨秀萍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本案一审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况。1.本案所涉《房地产买卖合同》系在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下签署，杨秀萍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王镜东也将房屋交付给了杨秀萍，只是王镜东事后联系不到，未予履行过户手续。本案一审时主审法官亲自联系中介公司了解过合同履行情况，合同真实有效，交易亦真实进行。不能因上诉人所述的“肉眼”所见不一致而认定已履行的合同虚假。2.针对邢某代为支付购房款一节，邢某已经亲自出庭作证，证明款项确实属于代杨秀萍履行，房主王镜东亦通过其本人银行账户收到该笔款项。且邢某与王镜东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和交易。上诉人没有其他证据情况下不能反驳该笔款项属于购房款的真实性。3.杨秀萍于2018年9月13日通过向证人邢某借款35万元加上自有资金17万元，向王镜东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剩余全部房款，王镜东收到银行转账才出具收条。该收条年份写错杨秀萍一直没有注意到，该细节也足以看出杨秀萍不可能与王镜东串通，串通的话也不可能把时间往交易之后一年写，这不符合串通的目的，也没有意义。而且就在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时，还没有到收条上载明的2019年9月13日，足以见得该笔误可能属于王镜东刻意为之（即从开始王镜东就存在欺诈杨秀萍之心），但是结合转账日期即使该收条存在年份上的笔误，不影响杨秀萍已付清全部购房款的事实。4.证人邢某于一审中陈述不存在上诉人所谓的不可信，相反，证人证言与证人名下银行流水信息及案涉合同付款履行经过可以相互印证。本案中证人所明确知悉的事实是出借款项给杨秀萍购房，至于其他关于房屋过户的细节问题，邢某毕竟不属于合同当事人，其陈述某些细节可能出于其本人的认识和理解，最终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案件事实。不能由此认为交易过程虚假。至于上诉人提到的公证问题，属于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内容，正因为卖方后来避而不见才导致没有办理公证也没有办理房屋过户。5.案涉《房屋买卖交接单》所载房屋交付时间清楚明了，即2018年9月13日，且证人陈述交付剩余款项当天即交接了房屋，交款时间与此时间正好吻合，恰恰证明了交接单及交易本身真实，也证明了该时点杨秀萍已开始占有房屋。杨秀萍于收房数日后开始进行装修，装修花费近10万元，用时40天左右，目前该房屋杨秀萍仍在占有、使用。6.居间服务费不存在上诉人陈述前后矛盾问题。首先，杨秀萍如约支付了定金3万元及中介费5千元（见一审杨秀萍提供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其次，房屋买卖合同中定金冲抵首付款是惯例。既然定金属于卖方王镜东，那么按照居间方与卖方之间的约定，居间方扣除卖方应支付的居间费用后将剩余款项转给卖方既符合常理（见一审杨秀萍提供第二组证据中的中介法定代表人曲建龙给卖方王镜东的25000元汇款凭证），也不违背法律规定。因此，案涉买卖交易中，实际是买卖双方各自向中介机构承担了部分中介费用，各方均属合法处分自己的权利，上述履行情况恰恰证明了房屋买卖合同及履行过程均真实合法。7.上诉人系于2019年1月取得贵院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书。而杨秀萍与王镜东签署合同时间在2018年8月27日。上诉人主张系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取得对王镜东的债权。但是通过上诉人方一审提供的证据，根本无法确认上诉人与王镜东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因此，被上诉人有理由认为，王镜东系与上诉人恶意串通，取得购房款后，通过虚构债务形式，逃避房屋产权过户。无论是从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立法本意，还是从物权优先于债权的物权理论基础，都应该依法保护杨秀萍的物权。二、一审不存在上诉人讲的程序错误。一审法院通过已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案涉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方仅仅用“肉眼”所见为理由提出鉴定，明显属于拖延诉讼程序，浪费人民法院诉讼资源。而且，中介机构属于涉案合同当事人，本案中不存在适用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情形。如果上诉人方认为中介机构可以证明其主张，应该申请中介机构相关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接受人民法院询问。而且据我方了解，一审承办法官认真尽责，虽然不符合调查取证的情形，还是联系到中介机构负责人员，全面了解了涉案交易当时的履行过程，一审法官所了解的事实足以支撑其作出一审判决的自由心证程度。三、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正确，判决结果公平公正。综合本案的事实及证据，结合最高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精神可以看出，不能认为本案中房屋没有在原告查封之前过户系因被告自身原因。另结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指南（二）》，其中第8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执行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案外人以其享有物权期待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的……，具有下列情形的，应予支持：……（4）案外人非因其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非因案外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①案外人未提起诉讼或仲裁行使物权登记请求权，或者未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完成物权变动登记手续的……。另外，通过本案及各法院其他王镜东作为当事人的案件可知：穷尽各种办法无法联系到王镜东。所以涉及王镜东案件全部采用公告送达方式。这是涉案房屋无法办理过户的根本原因。王镜东收杨秀萍款后避而不出是杨秀萍不能办理过户的根本原因，而并非被告杨秀萍自身原因。该结果系王镜东违背诚信及契约精神，有意损害被告权益。最后，杨秀萍从内蒙古农村到大连，生活不易，花费了毕生的积蓄且负债之巨购得该房屋。我们的法律不能因为她善良无法预知人性之恶、推己及人相信别人能诚信履约而认为她有过错。四、杨秀萍已通过另案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起诉王镜东（案号为2019辽02**民初7892号），并列案涉《房地产买卖合同》居间方大连德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为第三人。该案已经判决支持杨秀萍诉讼请求，即判决王镜东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且与本案相同的案件另有两件，在贵院二审时上诉人已经撤回上诉，一审判决业已生效。王镜东未做答辩。于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继续查封王镜东名下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的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9年1月5日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同日作出(2019)辽0203财保4号民事裁定，查封了被告王镜东名下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被告杨秀萍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申请案外人执行异议，请求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终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03执异3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被告王镜东名下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的执行。原告不服该裁定，诉至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另查，2018年8月27日，被告杨秀萍与被告王镜东、案外人大连德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约定被告杨秀萍向被告王镜东购买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交易价格为550000元。另约定案外人大连德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向被告杨秀萍及被告王镜东各收取中介费5000元。同日，被告杨秀萍将定金30000元及中介费5000元交付大连德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被告杨秀萍委托案外人邢某向被告王镜东交付案涉购房款，邢某于2018年9月13日通过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62×××19的账户以转账方式分两次分别向被告王镜东名下账号尾号为9621的账户转账500000元、20000元，合计520000元。被告王镜东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记载：今收到邢某购房款520000元整。该《收条》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9月13日。后二被告签订《房屋买卖交接书》，被告王镜东将案涉房屋交付被告杨秀萍使用，被告杨秀萍占有使用案涉房屋至今。案外人大连德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将被告杨秀萍支付的定金30000元，扣除中介费5000元后，转账支付被告王镜东25000元。后被告王镜东未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案涉房屋至今仍登记在被告王镜东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在一审法院查封之前，被告杨秀萍已经与被告王镜东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该买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被告王镜东已经将案涉房屋交付被告杨秀萍使用，被告杨秀萍已经合法占有该不动产。被告杨秀萍亦已向被告王镜东支付全部购房款。被告杨秀萍为证明其向被告王镜东交付全部购房款，提供了证人邢某的证言、被告王镜东出具的《收条》、邢某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帐户历史明细清单、房屋中介公司向被告王镜东转账交付定金的汇款凭证。虽被告王镜东出具的《收条》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9月13日，与实际付款日期2018年9月13日不一致，但证人向被告王镜东转账的时间、房屋买卖合同订立时间、房屋中介公司向被告王镜东转账交付定金时间可以一一对应，能够证实原告已全额交付了案涉房屋购房款，《收条》的落款日期确为笔误。被告杨秀萍提出的异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被告杨秀萍的权利能够排除执行。关于原告提出的鉴定和勘验申请，因案涉事实证据清楚，不予准许。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于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0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96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于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案涉房屋外部照片4张，拟证明上诉人经过实地勘察、走访物业等，发现案涉房屋是无人居住的状态。证据2.案涉房屋中介展示照片，拟证明上诉人走访多家中介了解案涉房屋已经是精装修、拎包即住的状态，而且案涉房屋在2018年底在多家中介挂出出售，这一点与被上诉人声称的案涉房屋在2018年8月就与原房主成交，而且是经过中介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明显是冲突的，且案涉房屋展示的售价为64万元，明显高于杨秀萍的购房价格。证据3.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1117号民事判决书、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民初577号民事判决书、（2019）辽0203民初740号民事判决书、（2019）辽0203民初854号民事判决书、（2019）辽0203民初1249号民事判决书、（2019）辽0203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书、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3民初338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2019年初开始，王镜东个人经济问题全面崩盘，负债巨大，其通过很多手段在设法保留住自己的财产，阻碍执行的发生，案涉房屋是上诉人唯一有可执行希望的财产。证据4.(2019)辽0203民105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上诉人与王镜东的纠纷已经由执行法院作出生效民事判决书。被上诉人杨秀萍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该证据只有一张照片上显示甘欣街114号，无法显示是2-5-3房屋，而且即使这个照片是真实的，拍照只是一瞬间完成的事实，无法证明上诉人所要证实的案涉房屋是无人居住的状态。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拍摄时间、证据来源、拍摄的是否为案涉房屋都不能从该组证据中确定，关联性也有异议，上诉人既然是通过向其他中介公司走访所了解的事实，那么就应该申请相关的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出庭作证，否则不能证明相关事实真实。证据3.真实性无法确认，缺乏关联性。且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了王镜东之所以逃避为杨秀萍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就是为了让这些债务人认为其经济状况还比较好。所以也印证了王镜东对杨秀萍存在欺诈，进一步证明杨秀萍对房屋未过户没有过错。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也无法证实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对上诉人以上证据的审查，证据1.无法体现案涉房屋的内部及实际占有、使用状态；证据2.中介网上房源信息的发布、更新时间不明，售价的真实性也无法核实；证据3.数份法律文书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但与本案欠缺关联性；证据4.真实性可以确认，但该判决是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无法确认。综上，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了（2019）辽0211民初789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杨秀萍另案起诉王镜东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要求王镜东协助履行过户手续，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已经判决支持杨秀萍诉请，杨秀萍方于2020年3月10日收到判决书，该案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对于该证据，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判决书并没有配合着送达回证，无法看出该判决书已经生效的事实。且通过该判决书所载内容可知，第三人大连得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这一节就十分蹊跷，如果杨秀萍真的是通过案涉房屋中介买售的案涉房屋，中介公司正常出庭应诉，还原事实应是其最基本的配合义务。经本院审查，本院对该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该判决作出时间晚于案涉执行异议审查，故与本案欠缺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本院二审审查，本院对一审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通过本院二审期间组织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杨秀萍到案涉房屋实地勘察，补充查明：案涉房屋钥匙由杨秀萍持有，房屋可由其随时进入。还通过杨秀萍一审时提交的案涉《房屋买卖交接单》补充查明，杨秀萍签署该交接单的落款时间可分辨为：“2018年9月13日”。对于房屋交接日期，一审时证人邢某出庭作证时陈述为王镜东出具收条当日，其和中介公司也一同去参与了交房过程。另根据2019年12月4日原审办案法官向大连德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店长石小娜就本案所涉房屋买卖事宜进行调查后形成的调查笔录记载，该中介工作人员对案涉房屋房款为转账支付，中介公司配合买卖双方进行了房屋交接，以及中介费已经支付完毕的事实予以了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于遥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0203执异38号执行裁定书而提起的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本案中，应由被上诉人杨秀萍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杨秀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主张权利，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因此，杨秀萍须在同时满足上述四个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具体到本案，案涉房屋于2019年1月5日被执行法院查封，而于此之前，杨秀萍已于2018年8月27日与王镜东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于2018年9月13日起对案涉房屋实际占有；并通过案外人邢某于2018年9月13日支付了购房款；且因为王镜东确实于多案件中存在联络不到的实际情形，案涉房屋无法办理过户登记。基于以上情节，原审认定杨秀萍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并无不当，本院对该认定结果予以维持。针对上诉人上诉事由中提及的相关主张，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原审事实认定问题。1.上诉人以其持有的与王镜东签订的《保证合同》上王镜东签字与本案所涉《房地产买卖合同》、收条上王镜东签字字体不符为由，推定本案前述书证不真实，依据不足，上诉人所持有的合同并非本案书证，该保证书上王镜东的签字真实性并非本案审查的内容，因此不应将该签字作为比对标准与本案所涉合同、收条进行比对。2.案涉收条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9月13日”，而通过银行转账凭证可知，案涉购房款的实际支付时间为2018年9月13日。再结合上诉人于2019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的情节，可推定收条落款时间应为笔误。因为从另一个角度说，如上诉人推定杨秀萍与王镜东恶意串通成立，则其不可能出具与其他证据存在明显不合理处的收条。3.虽然邢某在原审出庭作证时针对其与杨秀萍的结识时间，案涉房屋是否系杨秀萍购买给其儿子等情节上的陈述与杨秀萍所述不符，但该情节均并非本案要件事实，对于杨秀萍向邢某借款购房，并由邢某向王镜东实际转账付款的重要事实，邢某所述与其他相关书证所体现的款项金额、时间以及杨秀萍的主张并无矛盾之处。关于上诉人质疑邢某与王镜东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一节，上诉人尚无任何证据予以初步证实。至于上诉人于本案二审期间申请调取王镜东接收案涉52万款项的工商银行银行卡在2018年5月到2019年4月期间的银行流水，拟证明王镜东与邢某之间可能存在其他款项往来的主张，基于前述，本院认为并无必要，王镜东接收邢某的款项前后是否还存在与邢某的其他款项往来，均不足以推翻邢某自认替杨秀萍支付案涉房屋购房款的事实。4.关于与案涉中介公司相关的事实，原审已经通过杨秀萍于一审期间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核实认定，并不存在事实不清，或者必要通过要求该中介公司参与诉讼的方式进行核实的情况。况且，原审过程中，办案法官已经向中介公司店长就本案所涉房屋买卖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核实。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的质疑并无必要、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原审认定的事实均有相关证据彼此印证，并无不当。其次，关于原审未准予上诉人针对案涉《房地产买卖合同》、收条上王镜东签名真实性以及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未到大连德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调取该中介公司收取定金、中介费等相关证据，未对案涉房屋占有情况进行实地勘验，是否构成程序违法的问题。如前所述，笔迹和相关书证形成时间的鉴定并无必要，一是相关事实可以通过能够形成证据链的证据相佐予以确认，二是上诉人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和必要的比对样本对案涉合同和收条的真实性存疑予以初步确认。至于中介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亦是同理，其待证事实亦已经通过一些列证据予以确认，并且，原审已经向中介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相关案涉事实的调查核实。而实地勘察已经本院二审组织双方进行。因此，原审并不存在程序违法事实。最后，关于原审是否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原审判决基于已经查明的事实，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逐一论证了该司法解释各项的要件事实，本院认为，并无法律适用不当的情形。综上所述，于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于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春雨审判长  任 娲审判长  张 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