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08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事达同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前鲁各庄村前怡路**。法定代表人：陆建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闯，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明，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方圆鼎森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文化营村北。法定代表人：王秀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男，北京方圆鼎森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王学军，男，196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北京事达同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事达同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方圆鼎森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鼎森公司）、原审第三人王学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3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事达同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方圆鼎森公司一审全部诉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方圆鼎森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之前，方圆鼎森公司已经以“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过一次，且全部笔录均在案可查，后因法律关系认识错误而撤诉。而方圆鼎森公司上次庭审陈述与本案一审陈述不符，一审未能予以查清。尤其是有关各方《劳务派遣协议》的签署情况，一审未能结合上次庭审笔录予以查清。结合上次诉讼笔录及本次一审庭审查证，案涉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合同》系当事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正如方圆鼎森公司庭审所述，其主张的业务外包合作仅是零散、阶段性的，且合作金额每年仅是万八千，并在法庭询问下认可没有签订书面的针对外包业务的外包合同。然而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合同》系长期的、连续的合同，不可能因为每年的万八千而多此一举而签订这三份连续的、长期的《劳务外包协议书同》。因此可以认定事达同泰公司提供的《劳务外包协议书》系针对劳务派遣期间劳务派遣关系的另行约定。且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协议书》与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协议书》均在起止时间、签订时间、乃至合同名称（均为劳务外包协议书）都是一致的，因此同样可以认定，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协议书》系对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同时期的《劳务外包协议书》的变更。2、退一步讲，假如事达同泰公司的《劳务外包协议书》不视为对方圆鼎森公司《劳务外包协议书》的变更，但基于双方合同均不存在无效的情况，在均有效的情况下，对工伤由哪一方承担存在约定不明确，乃至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属于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法律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则应按照法律规定执行。而法律明确规定了工伤由方圆鼎森公司承担。3、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合同在2012年至2014年的合同名称为《劳务派遣协议书》，而之后的合同名称为《劳务外包协议书》，其之后的《劳务外包协议书》与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同时期的《劳务外包协议书》在合同名称、起止期限、有效期，及签订日期是一模一样的。经再次了解，由于各方合作期间出现了单某忠工伤赔偿事件，因此事达同泰公司认为：其与方圆鼎森公司之间所签署的《劳务外包协议书》不公平不对等，因而才另行签订了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协议书》，其目的在于变更工伤的赔偿主体。4、根据证据规定，事达同泰公司提出的反驳证据致使方圆鼎森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根本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认定标准，而一审法院在各方合同均有效的前提下，采信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协议书》无法律依据。综上，敬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补充意见：一审没有查清双方到底是劳务派遣法律关系还是外包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方圆鼎森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事达同泰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一、方圆鼎森公司第一次诉讼是以劳动关系纠纷项下的案由在顺义法院立案，所以法院无法按照标的额收取相关诉讼费用，要求重新以合同纠纷为案由进行起诉。二、关于双方提交的同时间签订的两份不同的合同，王学军受伤到底适用哪份合同是本案的争议的焦点。1.从合同内容上看，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是标准的劳动派遣合同，王学军实际工作形式是劳动派遣的工作形式，与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合同内容完全一致，与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合同内容完全不符，所以应适用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劳务派遣协议。2.事达同泰公司想将王学军认定为打包承揽合同的员工是故意混淆事实，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王学军与其同事单某忠为同一类型的劳动派遣员工，并非承揽合同的临时工。事达同泰公司对于单某忠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已经转账给方圆鼎森公司，并通过方圆鼎森公司支付，足以证明合同履行的事实是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劳动派遣合同内容，并非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打包承揽合同内容。原审第三人王学军未到庭，亦未发表陈述意见。方圆鼎森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事达同泰公司给付方圆鼎森公司已支付给王学军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15590元并支付利息（以115590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事达同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君意达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意达公司）于2016年6月27日名称变更为方圆鼎森公司。王学军原为方圆鼎森公司员工，双方曾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劳动合同，王学军被派遣至事达同泰公司工作。方圆鼎森公司提交2012年12月1日至2016年5月6日期间与事达同泰公司签订的多份劳务派遣协议书（劳务外包协议书），该多份协议书的格式、条款及权利义务内容均基本一致。其中2015年5月6日双方签订的劳务外包协议书约定：外包员工在事达同泰公司工作期间患职业病、因工伤（亡）而引起的所有费用，除社会保险机构按政策规定支付外，按法律规定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费用由事达同泰公司承担，通过方圆鼎森公司支付；外包员工发生其他伤亡事故而引起的费用，除社保机构及商业保险机构支付外，其他费用由事达同泰公司承担。事达同泰公司不认可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并提交其公司与方圆鼎森公司于2015年5月6日、2016年5月6日、2017年5月6日签订的三份劳务外包合同，称该三份合同中均约定产生的工伤、经济补偿、劳动争议等均由方圆鼎森公司承担。方圆鼎森公司称上述三份劳务外包合同是事达同泰公司为接受行政机关调查从而补签的合同，根据合同内容，是事达同泰公司将部分劳务活动以打包承揽的方式发包给方圆鼎森公司工作的内容，并不是劳务派遣合同的相关内容，与王学军无关，在双方合作关系过程中除了劳务派遣关系外还有一些临时工性质的打包承揽劳务关系，但临时承担的劳务外包关系与王学军无关，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合同试图混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将包括王学军在内的劳务派遣关系混淆到其他临时劳务外包关系中，2016年5月6日签订的外包协议中合同盖章位置为方圆鼎森公司的公章，但事实上方圆鼎森公司在2016年6月27日才变更为方圆鼎森公司，故该合同系伪造，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协议才是与王学军具有实质关系的派遣合同，且另一员工单某忠与王学军均为其公司派遣到事达同泰公司的员工，二人在同一年度发生工伤，事达同泰公司履行了对单某忠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赔偿义务，但拒绝履行对王学军的赔偿义务。双方均认可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合同为后来补签的合同，但对于补签上述三份合同时的背景、目的及具体情形均不能明确表述。王学军于2015年12月14日在工作中受伤。2016年6月27日，王学军被北京市顺义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已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六级。后王学军就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京0113民初1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方圆鼎森公司给付王学军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15590元。方圆鼎森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京03民终76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8月19日，方圆鼎森公司向王学军支付了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15590元。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协议、劳务外包协议、招商银行付款回单、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为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第三人王学军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在同一时间签订的二份劳务外包协议约定内容不一致，应当采信哪一份协议。王学军于2015年12月14日在工作中受伤，涉及双方2015年5月6日签订的劳务外包协议。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协议中主要内容为外包员工的管理、服务费，与其提交的在此之前及之后签订的相关协议内容基本一致。而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协议，双方均认可为事后补签，且该三份协议约定的条款及内容均与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协议内容不一致，且双方均不能明确表述该三份协议签订时的背景、目的及具体情况。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法院对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予以采信。现方圆鼎森公司已支付王学军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15590元，故事达同泰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承担给付义务。对于方圆鼎森公司请求给付相应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事达同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给付北京方圆鼎森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1559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驳回北京方圆鼎森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根据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北京市一至十级工伤职工待遇核准表显示，单某忠的发生工伤或确定职业病的时间是2016年4月29日，工伤认定时间是2016年6月20日，劳动合同解除日期2017年5月3日。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事达同泰公司上诉提出方圆鼎森公司已经以“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过一次，而方圆鼎森公司上次庭审陈述与本案一审陈述不符，案涉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合同》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合同》系长期的、连续的合同，系针对劳务派遣期间劳务派遣关系的另行约定，系对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同时期的《劳务外包协议书》的变更；即使不视为对方圆鼎森公司《劳务外包协议书》的变更，在均有效的情况下，属于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则应按照法律规定执行；正是因为各方合作期间出现了单某忠工伤赔偿事件，因此事达同泰公司才另行签订了《劳务外包协议书》，其目的在于变更工伤的赔偿主体，一审法院在各方合同均有效的前提下，采信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协议书》无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劳务外包协议中主要内容为外包员工的管理、服务费，与其提交的在此之前及之后签订的相关协议内容基本一致。虽然事达同泰公司亦提交了同时期的劳务外包协议，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均认可事达同泰公司提交的上述协议系为事后补签，该三份协议对于工伤、经济补偿等条款的约定承担义务主体明显与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协议约定不一致，而双方均不能明确表述该三份协议签订时的具体背景、形成原因及具体情况，事达同泰公司给亦不能有效证明王学军属于其提交的三份外包协议项下的用工人员。考虑到本案中的劳动者王学军工伤受伤时间2015年12月14日，王学军被确认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六级的时间2016年6月27日，与他个人情况基本一致的同事单某忠的发生工伤或确定职业病的时间是2016年4月29日，工伤认定时间是2016年6月20日，故事达同泰公司主张系由于单某忠发生工伤赔偿事件后，事达同泰公司觉得原外包协议不公平、不对等，才与方圆鼎森公司另行签订了新的《劳务外包协议书》，其目的在于变更工伤的赔偿主体，应当适用于本案王学军的情况的主张明显缺乏合理依据；另，即使其主张双方因此重新签订了外包协议，那么根据其自认的新外包协议的形成背景，三份新协议的形成时间亦应当远远晚于王学军工伤事故的发生时间，其要求适用新协议的约定去调整已经发生且履行完毕的法律事实，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对方圆鼎森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事达同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12元，由北京事达同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 茵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沈 力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