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35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段友刚，男，1977年5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新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经济开发区海天汽配大世界**。法定代表人：张海林，总经理（厂长）。上诉人段友刚因与被上诉人武汉新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盟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4民初2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段友刚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新盟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友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新盟公司偿还其工资31000元。事实与理由：新盟公司欠付段友刚工资，应予支付。新盟公司未答辩。段友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新盟公司支付所欠其工资3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段友刚自述其于2017年3月1日入职新盟公司，双方约定月工资6000元,直至2018年7月30日离职，新盟公司应发放工资共计96000元，实际仅支付工资65000元，尚欠31000元工资未支付。段友刚于2019年4月30日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请求裁决新盟公司支付未付工资31000元，该委于2019年5月6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段友刚不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段友刚要求新盟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31000元，但对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双方约定的工资待遇水平、新盟公司应支付的工资总额等，段友刚均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段友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段友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段友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收。公告费560元，由段友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段友刚提交徐某、吴某的证人证言以及《武汉新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工资尚欠证明》，以证明新盟公司差欠其工资31000元。徐某到庭陈述证言，称其不知道段友刚的月工资及新盟公司欠段友刚的工资金额。吴某称其与新盟公司存在劳动争议，尚在执行中，其认可《武汉新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工资尚欠证明》，因其从事财务工作，知道段友刚月工资6000元左右，新盟公司差欠段友刚工资30000余元。段友刚陈述因一审未找到新盟公司工资欠付证明，故一审未提交。该证明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4日，段友刚称系当天打印，由公司“杨龙娟”盖章，张海林签字，系盖章后签字并签署日期，因新盟公司说要开到2018年7月份，其上载明的欠款时间截止到2018年7月。本院查明，段友刚于2019年5月6日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段友刚二审提交的《武汉新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工资尚欠证明》载明：“在武汉新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员工：段友刚从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在职期间，该公司应该支付96000元工资给段友刚，现只实际收入65000元工资，公司还尚欠31000元工资未发给段友刚，详见交通银行卡交易明细，以此为证。武汉新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会计吴某从2017年5月1日到7月30日在职期间，该公司拖欠15000元工资没有发放，以此为证。特此证明”。该证明落款处法定代表人栏有“张海林”签字，会计出纳栏有“吴某”、“杨龙娟”签字，公司员工栏有段友刚签字，落款时间2018年5月4日，且新盟公司加盖公章，系先盖章后签字。根据段友刚提交的其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以及2000元（含本数）以上的由新盟公司或张海林转入即工资的当庭陈述，计算出新盟公司及张海林向其支付的“工资”合计64000元，其余还有2000元以下小额转账记录，段友刚称系报销，高于6000元的部分也系报销金额。截至2018年5月4日前，新盟公司或张海林共计向段友刚支付“工资”56000元，2018年5月4日后支付“工资”8000元。交易清单显示，2017年3月至5月无超出2000元的转账记录，2017年6月12日支付2000元、2000元，2017年6月15日支付300元，2017年7月12日支付6000元，2017年7月27日支付2000元，2017年10月1日支付6000元，2017年11月11日支付6100元，2017年12月12日支付6000元，2017年12月30日支付6000元，2018年2月10日支付1600元、6000元、6000元，2018年4月4日支付2000元，2018年5月3日支付6000元，2018年5月8日支付40000元，2018年6月1日支付2000元，2018年6月9日支付6000元。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段友刚为证明新盟公司拖欠其31000元工资，在一、二审期间提供了其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武汉新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工资尚欠证明》、证人证言。本案审理的关键是对段友刚提交证据的审核认定。关于段友刚提交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只能证明其银行账户款项来往明细，不能证明其工作时间及新盟公司拖欠工资的数额。关于《武汉新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工资尚欠证明》，本院认为，该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新盟公司差欠段友刚工资的依据。首先，该证明存在形式上的瑕疵。该证明存在先盖章后签字的情形，与通常民事活动中单位负责人或经办人先签字后加盖公章的做法不同。该证明的行文与通常证明行文不符，通常单位为职工出具证明行文使用“本公司”，而不会使用“该公司”。作为新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张海林以及段友刚所称加盖公章的行为人“杨龙娟”均未到庭对签字、盖章行为予以确认，而对签字行为进行确认的本案证人吴某与新盟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系该证明上主张新盟公司拖欠工资的另一主体。其次，证明是对人或事的真实性判明的依据，需判明的事项是指客观存在或已然发生的事项。该证明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4日，证明内容显示段友刚工作时间延续至2018年7月，显系对将来的预判，而不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不能证明段友刚实际工作至2018年7月。第三，虽然证明上载明“详见交通银行卡交易明细，以此为证”，但是，该证明内容上的金额无法与段友刚的主张及其交通银行流水印证。证明上所称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在职期间，该公司应当支付96000元工资给段友刚，但按段友刚每月工资6000元的主张计算同时段工资，应当支付的金额应为102000元（17个月）。证明上所称段友刚“现只实际收入65000元工资”，但截止证明上落款时间，按照段友刚的主张计算，其实际收入为56000元。第四，如果按段友刚陈述，系新盟公司说要将证明内容开到2018年7月份，说明该公司拟拖欠段友刚工资至2018年7月，但根据段友刚的银行交易明细，在2018年5月4日后，该公司仍向段友刚支付了“工资”性质的款项，合计8000元，该支付行为显然与证明中拟拖欠段友刚工资的内容存在冲突。第五，新盟公司在2017年3月至5月均未向段友刚支付其主张的6000元工资，2018年5月4日后仍向段友刚支付了8000元，由此，该证明上的工作时间及差欠工资金额，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关于证人证言。徐某的证言未涉及到段友刚的工资标准及新盟公司拖欠的工资金额，不能达到段友刚的证明目的。吴某的证言虽然与段友刚的主张相符，但其与新盟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三）项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在吴某的证言无其他证据印证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合上述因素考量，段友刚主张新盟公司差欠其工资31000元，依据不足。综上所述，段友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段友刚负担，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梅飚审判员  陶歆审判员  陈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邹思琪书记员邹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