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26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本新，男，1956年4月2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春，安徽冠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立兵，男，1963年7月15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保，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卢本新因与被上诉人左立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20）皖1502民初3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卢本新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为股权质押合同，没有事实依据。自2011年1月10日起，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及六安新百投资咨询公司借款，截止2012年3月1日，被上诉人尚欠5300万元。当天，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53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3月1日至2013年3月1日。因被上诉人无力还款，2013年1月14日，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被上诉人将其持有的安徽聚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城公司）55%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股权转让合同约定：1、双方股权转让已经聚城公司股东100%表决同意；2、本协议生效后，由新股东会对原公司成立时订立的公司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进行相应修改和完善，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上诉人即成为聚城公司的股东，按持股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及分担亏损；3、双方于2012年3月1日签订的并由荣发祥担保的借款协议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让股权的依据和前提。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所借款项及利息尚未完全清偿完毕前，该借款协议及荣发祥的担保责任继续有效；4、在前款完全实现后，双方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将被上诉人转让的聚城公司55%的股权无偿转让给被上诉人；5、为保证上诉人在聚城公司的权益得以实现，上诉人有权在公司派驻人员，参与管理并行使股东应有的权利。上述合同约定的内容证明：第一、双方签订合同的名称是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不是股权质押合同；第二、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没有任何股权质押的文字表述；第三、股权转让合同没有关于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的股权归债权人所有的约定；第四、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办理的是股权转让登记，不是股权质押登记；第五、上诉人参与公司管理行使股东应有的权利，分享公司经营利润，承担公司经营亏损。依据法理，股权质押合同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合同。如上所述，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不符合股权质押合同的构成要件。原判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为股权质押合同，没有事实依据；二、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1、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经聚城公司全体股东的同意，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没有关于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股权归债权人所有的约定，不存在违反法律关于流质条款的禁止性规定；3、即使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包含为被上诉人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是为被上诉人借款提供担保，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属于股权让与担保。股权让与担保是让与担保的一种，指的是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将其股权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并完成变更登记，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就股权折价后的价款受偿的一种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让与担保合同有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以司法解释形式确立了让与担保的法性；4、原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本案没有溯及力，就这一担保而言同样不具效力”，显然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规定，《会议纪要》的出台，对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强民商事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正确把握和理解适用《会议纪要》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容。《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原审判决的观点违反最高法院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三、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55%股权，违背客观事实，没有法律依据。1、上诉人根据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原审时，被上诉人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但原审判决并没有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既然原判没有认定合同无效，根据逻辑推理就应当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在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有效情况下，原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转让的55%股权，显然没有法律依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通过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受让公司股权；公司章程修正案确认上诉人认缴出资额550万元；由于被上诉人在转让股权前已经实缴出资额550万元，在股权转让条件下，被上诉人实际出资额自动转换为上诉人实际出资额，即上诉人实际出资额550万元，且公司股东登记信息记载上诉人实际出资额550万元。上诉人认为，既然上诉人已经依法受让公司股权，且已经向公司认缴出资和实际出资。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确认上诉人的股东资格；3、《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股东姓名、出资额及股东出资证明书，是关于公司向股东履行相关义务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通过股权转让合同取得股权后，聚城公司没有签发出资证明书属于违约行为，上诉人有权要求其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但是，聚城公司未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的违约行为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不具有股东资格。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未持有股东出资证明书为由判决上诉人不具有股东资格，违反法律规定；4、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交易背景是被上诉人无力偿还借款。所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双方于2012年3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让股权的依据和前提。虽然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但聚城公司同意被上诉人转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规定，被上诉人将所持公司55%股份，实缴550万元转让给上诉人，债权债务一并转让。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这证明双方同意被上诉人55%股份作价550万元，即被上诉人55%股权的转让价款为550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被上诉人还清全部借款本息后，双方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将被上诉人转让的55%股权无偿转让给被上诉人。这说明股权转让价款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借款本息中冲抵，即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款包括在被上诉人所欠借款本息中。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5、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股东变更登记后，上诉人成为聚城公司的股东，按持股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股权转让补充合同第四条约定，为保证上诉人在聚城公司的权益得以实现，上诉人有权在公司派驻人员，参与管理，并行使股东应有的权利。上诉人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工作，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承担公司经营亏损。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并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不履行公司股东应承担的相关义务，不符合成为股东的实质条件，违背客观事实；6、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清偿全部借款本息后，上诉人将55%股权无偿转让给被上诉人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在被上诉人清偿全部借款本息的条件下，上诉人将55%股权无偿转让给被上诉人；二是在被上诉人没有清偿全部借款本息的条件下，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返还股权。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从2013年起，被上诉人陆续还款。2014年7月7日，双方签订《还款协议》约定，截止2014年7月7日，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4300万元。2014年11月25日，被上诉人书面承诺在2014年12月15日还款500万元，春节前还款2000万元；2015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书面承诺年底前还款200万元，2016年底还款2000万元；2016年12月13日，被上诉人书面承诺春节前还款500万元；2018年1月28日，被上诉人书面承诺2018年上半年还款500万元。但被上诉人始终未按承诺履行还款义务。截止到2017年底，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借款本金4300万元及利息未还。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在没有还清全部借款本息前无权要求返还股权。原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55%股权，违反双方合同约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客观上支持被上诉人违反诚信原则的违法行为，违背国家倡导的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不属于抵押合同，原审判决适用《担保法》第四十条规定，判决支持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不属于股权质押合同，原审判决适用《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判决支持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是关于公司向股东履行相关义务的法律规定，并不是确认当事人是否具备公司股东资格的法律规定。原审判决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判决上诉人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适用法律错误。 左立兵辩称，一、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和多份协议整体来看，实质上是以股权作为权利质押，以保证债权的实现，即“名为转让股权，实为债权担保”。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以及本院认为部分认定：左立兵以其名下在聚城公司中的55%股权变更给卢本新，作为向卢本新借款形式上的担保，待还款后，卢本新再将受让的全部股权变更至左立兵名下。双方在股权转协议中没有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卢本新未向左立兵支付股权转让对价，而卢本新既未实际出资，也未持有出资证明书。卢本新虽然登记为聚城公司的股东，但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外公示的功能和证权的效力，其本身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故卢本新受让的聚城公司55%股权，仅系涉案借款的担保，而非实际享有聚城公司的股东权利，无论聚城公司经营状况如何，卢本新作为出借人都要收回出借的本金及利息，并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股东应承担的相关义务。因此，卢本新实质上不符合成为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不具有聚城公司的股东资格；二、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本质上为借款担保，违反强制性效力性法律规定，应当为无效；三、《九民会议纪要》发布时，最高院明确了该文件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直接援引，被答辩人直接将《九民会议纪要》作为法律依据援引，明显欠妥，且《九民会议纪要》也明确可以根据规定进行说理，而没有强调应当援引。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提及的《九民会议纪要》援引问题属于片面理解；四、《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仅仅是规定了“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的情形，跟本案双方争议的股权质押事宜本质不同；五、本案中，卢本新也确认案涉股权转让事实以及为此签订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目的是为了确保其借款本息得到清偿，实质上是以股权作为权利质押，以保证债权的实现，此行为违反了我国法律关于流质条款的禁止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客观上，如果卢本新获取了左立兵债权的同时，还获取了超高价值的股权，明显违法。 卢本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卢本新不具有安徽聚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二、卢本新将持有安徽聚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5%股权返还给左立兵；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左立兵是聚城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12年3月1日，左立兵与卢本新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左立兵向卢本新借款53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3月1日至2013年3月1日，月息2.4%。2013年1月14日，左立兵与卢本新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左立兵将其持有的聚城公司55%股权转让给卢本新（没有约定转让价款）。同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一、双方于2012年3月1日签订并由荣发祥担保的借款协议，是甲方（左立兵）向乙方（卢本新）转让股权的依据和前提。在甲方向乙方所借款项及利息尚未完全清偿完毕前，该借款协议及荣发祥的担保责任继续有效，所借款项及利息清偿完毕后，该借款协议终止；……三、在前款完全实现后，双方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乙方将甲方转让的聚城公司55%的股权，无偿转让给甲方”等内容。 2019年8月21日，卢本新起诉左立兵和安徽聚能融资担保公司，要求左立兵偿还借款本金4300万元及利息5864万元，安徽聚能融资担保公司对左立兵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9日依法作出（2019）皖15民初3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卢本新的起诉，卢本新未上诉。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卢本新不具有聚城公司的股东资格，应将该公司55%的股权返还给左立兵，理由如下： 首先，公司法人是由若干股东组成的集合民事主体，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成为公司的股东必须具备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因此，对有限公司股东的确认，也应根据相应的形式化与实质性的条件综合审查确定，如出资数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决策等多种因素。其中签署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出资、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等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只具有某种特征并不意味着股东资格的必然成立，还应将上述要件综合加以分析，并充分考虑当事人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判断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结合本案，卢本新取得聚城公司股权的依据，是因为卢本新出借款项给左立兵，双方在签订《借款合同》后，又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从合同和协议整体来看，实质上是以股权作为权利质押，以保证债权的实现，“名为转让股权，实为债权担保”，即左立兵将其持有的聚城公司55%的股权先变更登记到卢本新名下，待左立兵还清借款本息后，卢本新再将该55%的股权变更至左立兵名下。双方在股权转协议中没有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卢本新未向左立兵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既未实际出资，也未持有出资证明书。卢本新虽然登记为该公司的股东，但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外公示的功能和证权的效力，其本身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故卢本新受让聚城公司55%股权，仅系涉案借款的担保，而非实际享有该公司的股东权利，无论聚城公司经营状况如何，卢本新作为出借人都要收回出借的本金及利息，并不承担聚城公司的经营风险，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股东应承担的相关义务。因此，卢本新实质上不符合成为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不具有聚城公司的股东资格。其次，卢本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71条规定，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属于股权让与担保，说明卢本新对案涉股权转让系为债权提供担保的性质是认同的。就这一担保而言同样是不具效力的：一是不符合关于权利质押的法律规定，《担保法》和《物权法》对关于股权的出质都有明确的规定，股份作为物保方法中的质押，属于“权利质”，双方依法应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并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出质登记，否则，就不符合关于股权出质的法定要件；二是物的担保并不发生物权的转移，担保物权以支配担保物的价值为内容，属于物权的一种，与一般物权具有同一性质。所不同的是，一般物权以对标的物实体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为目的；而担保物权则以标的物的价值确保债权的清偿为目的，以就标的物取得一定的价值为内容。本案中，卢本新受让左立兵55%股权，实际上是取得了该55%股权的所有权，变相地将股权担保变成了卢本新事实上的所有，由此剥夺了左立兵在聚城公司55%股权所享有的相应股东权利，这一情形已违背了当初设置股权担保的初衷，也与担保法的立法精神相悖；三是关于左立兵与卢本新之间的民间借贷，左立兵已偿还的款项是否已使卢本新的债权完全实现，双方应通过结算，另案进行处理。卢本新长期、无对价地占有左立兵的股份无法律依据。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第七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卢本新不具有安徽聚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二、被告卢本新将持有安徽聚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5%股权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办理变更股权登记到原告左立兵名下。案件受理费1000元，减半收取500元，由被告卢本新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对卢本新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定。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卢本新是否具有聚城公司的股东资格；二、原审判决卢本新返还股权是否错误。 关于焦点一。卢本新股东资格的认定取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系股权转让协议抑或股权让与担保协议。本院认为，股权转让系股东依法将自有股权有偿转让他人，他人支付对价后取得股东权益；股权让与担保系债务人或第三人通过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债权人名下的方式所为的担保行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出现约定事由时，债权人有权就股权变卖价款优先受偿。据此，股权让与担保与股权转让形式上虽均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本质区别则在于前者仅为设立担保，后者系为变更股权归属。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依据所签协议虽已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同时亦向工商部门提供了办理变更登记所需的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但该行为的性质仍应根据双方订立及履行合同中的真实意思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及《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了转让股权标的，且约定了卢本新受让股权所享权益可冲抵借款本息，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同时明确约定在借款本息清偿后，由双方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再将案涉股权无偿转让给左立兵。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无真实的股权转让意思表示，而是通过变更股权登记的方式对左立兵的借款本息提供担保，故应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实质是股权让与担保。因该担保方式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此担保效力应予认定。因本案协议无股权质押约定，股权变更登记亦非质押登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股权质押法律关系，无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鉴于双方当事人之间非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故卢本新被登记为聚城公司股东仅为名义股东，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股东。《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所借款项及利息，以乙方所享有的聚城公司55%的股权所得权益冲抵，也可由甲方个人其他款项归还。如果聚城公司55%的股权所得收益，不能完全清偿甲方所借款项及利息，尚未清偿部分仍由甲方清偿”的内容虽赋予卢本新在登记为名义股东期间，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分得股权收益，但此系双方关于借款清偿方式的约定，目的是清偿借款本息，而无否定左立兵实际股东身份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卢本新不具有聚城公司股东资格，并无不妥，应予维持； 关于焦点二。基于担保的从属性，在当事人无其他约定的情况下，主债权未得以清偿，担保责任继续存续。本案双方当事人设定股权让与担保的目的在于为左立兵向卢本新的借款提供担保，现借款本息并未全部清偿，左立兵无权要求将案涉股权予以返还，否则与担保制度相悖，也与双方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的约定不符。一审法院判决卢本新返还股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卢本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20）皖1502民初39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卢本新不具有安徽聚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 二、撤销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20）皖1502民初39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卢本新将持有安徽聚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5%股权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办理变更股权登记到原告左立兵名下； 三、驳回左立兵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减半收取500元，由左立兵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卢本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关德全 审判员  丁志欢 审判员  卢文乐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法官助理蔡金贺 书记员纪孝云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