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终11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鹏，男，1976年2月26日出生，锡伯族，个体业者，现住辽宁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辽宁华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国才，男，1957年8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业者，现住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东，北镇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凤娟，女，1974年7月26日出生，满族，农民，现住辽宁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昆明街**联通大厦院内**。负责人：刘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旭，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光，辽宁一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鹏因与被上诉人何国才、杨凤娟、富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2019）辽0782民初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国才上诉请求：1、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2019）辽0782民初60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划分责任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予撤销；2、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何国才伤情和伤残级别不真实。何国才伤势轻微。2019年2月2日，车辆发生侧翻，何国才当时从车门出来后，自己站起来，还活动了几下腰，说“没事”。交警来后，一看人没事，说按简易程序处理，责任认定书载明，“受伤当事人(何国才）伤势轻微”。何国才在天津住院时也称自己腰能活动没事。2019年6月16日何国才做鉴定时腰部活动灵活，没有功能障碍，不借助任何辅助工具可以自由活动，走路自如，当时我的代理人李长城律师和我的一位亲戚都在现场可以证明。我先后持何国才病历挂两次专家号，专家明确告知我，如果椎管内有占位，伤者腿部不可能正常行走。从事故发生到现在何国才的状态说明，他的伤势不可能重到构成一个九级残加上一个十级残，且对照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部委《人体损伤致残程序分级》，何国才的伤残不符合9级、10级脊柱伤残划分依据。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我当庭提出对何国才伤残级别不服，申请重新鉴定，并在庭后提交了书面重新鉴定申请书。主审法官一直都说我有权利申请重新鉴定，但他几次提出可以进行鉴定的鉴定机构范围不一致，包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又说如果在沈阳进行重新鉴定怕对方不服，我一直坚持要重新鉴定，至于地点，符合法律规定即可。但没想到，法官后来改变主意，不同意我的重新鉴定请求了。判决书说，鉴定机构系双方选定，有资质，程序合法有效，就不支持我的主张，但对于何国才伤情轻微、定残依据不充分这些明显的事实均没有考虑，剥夺了民事诉讼法赋予我要求重新鉴定的权利，也不符合《最高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被上诉人二次住院治疗，上诉人不知情、不认可，不同意赔偿。二、本案划分责任错误，本案被上诉人何国才与上诉人高鹏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何国才作为货主对本案的发生也应承担责任。何国才租用我的车辆超载运输蔬菜，我在案发时不知道车辆超载，但是何国才作为货主，对超载的事实是明知的。车辆发生侧翻后，我雇用其他车辆继续把何国才的货(蔬菜）运输到位，该车辆到目的地对蔬菜过秤时，货物过秤单表明，货物超载。本案是侵权责任纠纷，何国才作为货主，对侵权的发生也应承担责任。根据最高法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精神，要避免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最高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诉讼中，应相当于鉴定意见，是否采信，由人民法院决定。原审法院没有对我的抗辩理由予以考虑，仅以交警的责任认定书来认定本案的责任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中在被上诉人伤势轻微的情况下，对被上诉人精神抚慰金的判决存在错误。四、原审判决程序错误。本案在原审开庭前没有组织原、被告双方对病例和鉴定意见进行证据交换，开庭时何国才搞突然袭击，造成高鹏措手不及。3质证时间。高鹏一方提出要证据，何国才方拒不提供，高鹏紧追不舍，直到庭审结束后当天下午三点多钟才拿到病例和鉴定意见。且被上诉人杨凤娟在诉讼中委托上诉人高鹏参与诉讼，高鹏当庭提交了委托书，在原审判决中认定“杨凤娟经依法传唤，拒不到庭”，显系程序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划分责任错误，适用法律和程序均存在错误。上诉人是一个农民，经济并不宽裕，原审无视被上诉人伤情轻微这一事实，判决上诉人赔偿26万余元，对上诉人及其家庭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上诉人相信法律，愿意依法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恳请二审法院能够查清本案事实，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补充：何国才在第二次住院，与本案没有实际关联性也没有相应的第一次住院的医嘱。该住院产生的相关费用不应该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误工损失的相关证据，被上诉人已经年满60周岁支持误工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何国才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凤娟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富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中心支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有关我司的判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予维持。何国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80973元；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雇佣被告高鹏运输蔬菜，被告高鹏于2019年2月2日13时30分驾驶辽Ｇ×××**号重型货车沿京哈高速行驶至京哈高速下行73公里500米处，因遇情况操作不当，造成车辆侧翻，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原告受伤，车上货物部分受损。经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支队津蓟大队认定被告高鹏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无责任。原告在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6天，花费医疗费58902.72元，一级护理4天、二级护理12天。在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阜新矿总医院住院57天，花费医疗费14239.26，二级护理57天。经锦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7月26日鉴定原告第1腰椎椎体压缩爆裂骨折，腰椎椎体压缩程度超过椎体高度的1/3，并向椎管内突出，压迫椎管内容物，构成9级伤残；第10胸椎椎体压缩骨折，行经皮椎体成形术手术治疗，构成10级伤残。原告居住阜新市海州区，系城镇户口。被告高鹏在被告富邦保险处投保了交强险、责任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为5万元的机动车车上人员司机险。被告高鹏、杨凤娟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高鹏对交通事故认定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应视为其认可该事故认定，故该事故认定应作为划分本次事故责任的依据，被告高鹏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对原告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被告高鹏虽在被告富邦保险处投保了交强险、责任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为5万元的机动车车上人员司机险，但原告系车上乘员，不属于上述保险的承保范围，故对原告的损失被告富邦保险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应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划分责任，被告高鹏具有相应的驾驶资格，事故车辆也在被告高鹏的控制之下，被告杨凤娟对此次事故的发生不具有过错，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经济损失：1、医疗费73141.98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因原告实际住院73天，且参照本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50元/天计算，应认定伙食补助费为3650元（50元/天×73天）；3、护理费因原告住院期间一级护理4天、二级护理69天，参照2019年辽宁省居民服务业工资标准，护理费为11118.8元（52707元/年÷365天×4天×2+52707元/年÷365天×69天）；4、伤残赔偿金因原告系城镇户口，根据2019年辽宁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342元计算，经锦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7月26日鉴定原告第1腰椎椎体压缩爆裂骨折，腰椎椎体压缩程度超过椎体高度的1/3，并向椎管内突出，压迫椎管内容物，构成9级伤残；第10胸椎椎体压缩骨折，行经皮椎体成形术手术治疗，构成10级伤残，至评残之日原告61周岁，故伤残赔偿金为148994.58（37342元/年×19×21%）；5、误工费因原告系城镇户口，且评定伤残，故其误工费应从受伤之日计算到评残前一日共计174天，误工费为17801.39元（37342元/年÷365×174天）；6、交通费根据原告的住院天数、住院距离以及原告提交的车票，对交通费酌情支持1500元；7、精神抚慰金参照原告的伤残情况以及户籍情况，酌情支持11000元；8鉴定费1000元。综上原告的损失共计268206.75元。综上，原告要求被告高鹏赔偿经济损失268206.75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赔偿原告何国才经济损失268206.75元；二、驳回原告何国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15元，由被告高鹏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及事故责任的认定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何国才所受伤害较轻，达不到一处九级伤残和一处十级伤残，故申请重新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本案一审时各方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组织摇号的方式选择鉴定机构，鉴定机构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鉴定意见对何国才的伤情作出了清晰明确的阐述，符合《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中九级、十级伤残的规定。且何国才一处胸椎骨折，一处腰椎骨折，伤情明显较重。上诉人申请重新鉴定，但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应当重新鉴定的法定情形，上诉人所列理由均为单方陈述，并无证据予以佐证，因此虽然上诉人不认可鉴定结论，但不符合重新鉴定的条件，故对上诉人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受理。关于赔偿款数额问题。何国才受伤后入住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治疗，16天后转入阜新矿总医院继续治疗，转院并无时间间隔。对转院一事，何国才解释是为了照顾方便，故转回离家较近的阜新矿总医院。交通事故造成何国才多处骨折，且均在胸椎、腰椎等重要位置，伤情明显较重，其在天津市宝坻医院仅住院治疗16天，显然尚未治愈。何国才住所地为阜新市海州区，转入阜新矿总医院显然更利于照顾。对比天津与阜新两座城市，病情相同的情况下天津市宝坻区医院的治疗费用显然高于阜新矿总医院的治疗费用，何国才的转院并未扩大支出，而是减少支出。因此，何国才在阜新矿总医院产生的治疗费用也是合理费用，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误工费问题，虽然何国才已经年满60周岁，但是在事故发生前一直从事蔬菜销售工作，因此交通事故发生必然造成误工损失。关于程序问题，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并未对病历和鉴定意见组织证据交换，同时被上诉人杨凤娟已经委托上诉人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仍认定杨凤娟经依法传唤，拒不到庭，明显程序错误。对于何国才提交的病历和鉴定意见，一审法院组织了庭审质证，相关质证意见均已记录在卷。即使存在未组织证据交换的情节，也不影响各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质证意见的发表，也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影响。一审时杨凤娟并未出庭，也未向人民法院提交有效的委托书，一审法院认定其拒不到庭并无不当，而且杨凤娟本人并未提出上诉，因此上诉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赔偿责任问题，案涉货车登记在杨凤娟名下，购买于高鹏与杨凤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该车为二人共同财产。何国才与高鹏之间为运输合同关系，运输物品为蔬菜。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高鹏为驾驶人，何国才乘坐在副驾驶上。对于何国才乘坐该车一事，何国才解释是押车，以免因为蔬菜问题产生争执，是双方曾经约定的；高鹏解释是免费乘车，并不是押车。因双方对此事实各执一词，故无法认定何国才乘车的真正原因。虽然何国才主张存在押车约定，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因此应当认定何国才此次乘车是无偿乘车。高鹏与何国才之间存在长时间的运输合同关系，而此次乘车为免费，故属于好意同乘行为。驾驶人对于好意同乘者的注意义务不应因为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搭乘人员有过错的应当减轻驾驶人员的责任；搭乘人员无过错的，可以适当减轻驾驶人的民事责任。但是对于精神损失费不应予以支持。本案中对于赔偿责任的划分,可以适当减轻高鹏的赔偿责任。高鹏承担70%的赔偿责任,何国才承担自身损失30%的责任。因高鹏与何国才系好意同乘行为，高鹏对何国才所受伤害无侵权之故意，且是出于好意，如因高鹏好意行为致使其对何国才的精神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将导致社会大众怯于可能的不利后果而拒绝施惠他人，这显然与应当鼓励社会大众助人为乐的道德导向相悖。故对何国才的精神损失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高鹏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为（268206.75元-11000元）×70%=180045元。综上所述，上诉人高鹏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高鹏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适用法律不当，应予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2019）辽0782民初603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高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赔偿被上诉人何国才经济损失180045元；三、驳回上诉人高鹏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何国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15元，由上诉人高鹏负担3860.5元，由被上诉人何国才负担1654.5。二审案件受理费5515元，由上诉人高鹏负担3860.5元，由被上诉人何国才负担1654.5。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济伟审判员  王 翔审判员  赵洪全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范玲书记员暴思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