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云23行终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萍，女，1969年1月9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元谋县人，个体，住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明春（系张萍丈夫），男，1964年5月19日生，汉族，高中文化，云南省楚雄市人，个体，住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春禄，男，1963年3月1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元谋县人，自由职业，住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禄丰县公安局。住所地：禄丰县金山镇世纪大街与金源街交叉口西南50米。 法定代表人周增先，系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发喜，系该局法制大队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凌云，云南瑞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张萍、罗春禄因诉被上诉人禄丰县公安局（以下简称县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一案，不服楚雄市人民法院（2020）云2301行初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明春，上诉人罗春禄，被上诉人县公安局的局长周增先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发喜、李凌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二原告女儿罗丽（受害人）是禄丰县罗茨中心卫生院的护士。2019年10月31日19时15分许，被告县公安局110接到报案人罗丽的报警电话，称：其在碧城镇碧城卫生院与前男友发生纠纷，被前男友掐脖子并威胁其父母，请求出警处理。接警后，被告县公安局罗茨派出所民警张星宏、高元良及辅警夏晓龙驾驶警车出警，到达碧城卫生院找到报案人罗丽当面听取其对纠纷情况的陈述，后出警民警根据罗丽的陈述，驾车前往寻找蔡俊（罗丽的前男友，犯罪嫌疑人）及罗丽父母（事发当晚系罗丽母亲张萍及继父文明春在场）。期间，罗丽在与民警分开后，随即与其继父文明春电话联系后又找到其父母及蔡俊所在地点，罗丽再次与蔡俊发生争吵后离开，后蔡俊尾随罗丽至碧城镇新大街客都超市附近时，用事先准备的水果刀刺向罗丽颈部，致罗丽流血倒地后蔡俊逃离现场。罗丽经抢救无效死亡。另查明，罗丽的朋友闻灿因罗丽与蔡俊之间的感情纠纷曾于2019年8月19日拨打被告110报警电话，被告接警后出警，并作了相关处理。庭审中原告方陈述，蔡俊是受原告方邀约，为解决与罗丽之间的感情纠纷到禄丰县碧城镇。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了人民警察的职责：（一）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对警察110出警的工作规则针对各类案件情况的分类处理亦做了具体规定。其中第十五条规定：报警服务台接到报警后，根据警情调派警力进行处置…。第二十四条规定：处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对警情妥善处置…。在本案中，被告接到报案人罗丽110报警电话后，派出民警及时出警到达现场，出警民警与报案人罗丽见面后听取了其纠纷情况的陈述，并根据罗丽的陈述，驾车前往寻找蔡俊及罗丽父母。而在此期间发生了罗丽与其父母电话联系后找到了其父母及蔡俊所在地，被蔡俊尾随后刺杀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刑事案件。综合案件证据，本院认为，被告接警后的出警及到达现场后的处置，以及此后发生刑事案件后的现场处理，均符合法定程序。故二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出警过程中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违法的诉请不能成立。同时，二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出警过程中失职失误、玩忽职守的诉请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萍、罗春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萍、罗春禄负担（已交）。 上诉人张萍、罗春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出警过程中失职失误、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违法。2.本案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接警后出警到达现场的处置和刑事案件现场的处理符合法定程序，属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对被害人罗丽采取人身保护措施和被害人罗丽被杀伤倒地后的危难救助的法定职责和法定义务，构成行政不作为，属违法行为。1.被上诉人接到被害人罗丽电话报警并在医院大门口见到被害人及听了被害人案情陈述后，应该知道案情性质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已经打到被害人屋内并威胁被害人父母，已经不属于普通的治安纠纷案件，应该按工作预案处警，并对被害人采取保护措施和在凶杀案现场对被害人采取危难救助措施，但被上诉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十六条规定：对接报的符合本规则第十四条规定范围中的重大案（事）件，应当根据警情的性质、事态规模、紧急程度，及时报告分管负责人，并按照工作预案和分管负责人的指示，迅速派警处置。被上诉人接警当时（而不是事后），无法确定被害人报警是否属于本规则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应该按照预案处警。公安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第三十九条要求被上诉人制作工作预案，但被上诉人对保护和施救危难人员没有任何预案。2.被上诉人接警后，出警的110警车未携带任何抢救救生装备，出警的民警也不具备基本的救人救灾及医疗救护技能，不符合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二条和公安部《县市级公安机关指挥中心工作规范》第四十二条之规定。3.处警民警不具备基本的救人救灾及医疗救护技能不是被上诉人免责的法定理由。我们不能要求所有民警都具备基本的救人救灾及医疗救护技能，但是被上诉人派出的民警（专职民警）应该具备基本的救人救灾及医疗救护技能，否则被上诉人的职责就成了空中楼阁。另外，出警民警不具备基本的救人救灾及医疗救护技能也不是自己可以免责的理由，紧急避险不适用于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4.一审对案件关键事实并未查清。被上诉人提交的出警人员接出警记录、询问笔录及案情情况说明的证据和其他属于刑事案件的证据，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出警处警的过程，即走过场的形式，无法证明出警民警在医院大门口、菜市场大门对面和凶杀案现场履行了法律所期待的义务。110民警也是警察，不仅要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的职责，还要执行法律规定的警察的任务和其他职责，更要履行危难救助的法定义务。从被害人被凶犯杀倒到三名出警民警赶到凶杀案现场估计就一分钟时间，赶到现场的前一分钟三名民警在什么位置，在做什么不得而知。民警早一分钟赶到就能避免凶杀案的发生，当时如果三名民警立即对被害人进行第一时间的止血抢救，或者110警车带有抢救急救物品拿出来用，就能让被害人少流一些血，就能给后面赶来的医生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被害人就不会因失血过多，抢救不及时而死亡。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接警出警均符合法定程序以及被上诉人履行了法定义务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接出警记录、询问笔录和案情情况说明，只能证明事件发生的初始原因和警察接警出警处警的这一走过场的程序及过程，无法证明对被害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在菜市场大门对面有无下车认真寻找犯罪嫌疑人、在凶杀案现场有无参与了抢救被害人的实际行动。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出警记录仪视频录像中没有上述三个关键现场处警的实际行动的内容和画面，相反，恰恰证明了三名民警没有履行对被害人采取保护和危难救助的法定职责与法定义务。至于后面帮助被害人家属抬伤者往医院方向移动了一段距离，也是在被害人家属不停的恳求下才被动过来帮助，这一行为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救助；再次，执法记录仪视频录像第一部分显示，警察到达被害人罗丽被杀倒的现场的前一分钟在什么位置，在做什么，且到达现场时现场已有一辆警车，这辆警车的警察在做什么，视频中未有警察参与抢救的行为。三、一审严重忽视以下问题也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的重要原因。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状中给自己的行政行为定义为合法以及说处警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但行政合法的前提是先要守法，应该有法可依，否则都应该是违法；其次，从被上诉人的派出所负责人在案发后的出警处警情况介绍看，说警察不是专业医生，无法救助，证明他们当时没有采取保护和参与抢救；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说救人不是110民警的职责以及说救人会造成受伤者二次伤害没有法律依据，也证明出警民警没有采取保护和参与救助的行动；另外，用事后的法医医生的死亡结论去推定当时出警民警抢救也无用的观点，更加充分证明处警民警没有参与抢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保护公民人身安全，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第二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人民警察不得有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警察作为执法者，作为负有特定职责的国家公务人员，知法违法甚至涉嫌犯罪；再次，被上诉人已承认没有对被害人采取保护措施和没有参与抢救这一客观事实，一审却选择性忽视，只注重民警接处警的表面程序和无关联的证据，有失法律公平、公正原则。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的三名警察没有对处于危险中的被害人罗丽采取任何保护、警戒措施导致被凶犯杀伤，杀伤后的危难时刻又不立即予以施救导致死亡，处警民警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不作为行为以及玩忽职守行为是罗丽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因此，上诉人之女的死亡后果与被上诉人不履行法定职责和法定义务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被上诉人县公安局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将自己的主观判断当成评价行政行为的标准错误。1.报案时，罗丽与蔡俊之间仅为一般的治安纠纷，不存在需要预警的刑事紧迫性；2.警方接警后到达现场，初步了解双方存在的问题后，当然是找到蔡俊了解情况，才能对纠纷进行调处。在此过程中，程序合法，做法适当；3.凶杀案件系当事人罗丽在其继父电话召唤下，甘冒再次发生冲突的风险与蔡俊再次发生冲突，当事人的行为全然没有按照警方指引，系自甘风险之行为；4.当警方寻找到蔡俊之时，己然发生了蔡俊对罗丽刺杀的事实，在那样的情况下，警方人员一方面打电话回派出所调集人员追捕蔡俊，另一方面打急救电话给医院，还派人跑到医院寻找救助，已尽到救助伤者的义务。二、上诉人所援引的法条均无法证明其观点正确。1.《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十六条规定，对接报的符合本规则第十四条规定范围中的重大案（事）件，应当根据警情的性质、事态规模、紧急程度，及时报告分管负责人，并按照工作预案和分管负责人的指示，迅速派警处置。本案在报案时根本不存在重大事件；2.《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第三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预先制订各种紧急行动方案，规定紧急集合和执行任务的联络方式和要求，并按照规定报经上级批准，组织必要的演习和训练。本案中不存在对于紧急行动的预案问题。只是在后续的发展中确实发展为刑事案件，事实证明警方也及时缉捕了嫌疑人蔡俊，充分证明警方行为足够及时准确；3.《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处警民警应当按规定着装，警容严整，携带必要的警械、通讯工具等处警装备；专职处警民警应当掌握基本的救人、救灾及医疗救护技能；第五十二条规定，110处警单位应当按照规定配备交通、通讯工具、枪支、警械、防弹背心及绳索、急救包等警用装备和救援器材。110专用警车应当统一喷涂标志，并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县市级公安机关指挥中心工作规范》第四十二条规定，处警民警应当按规定着装，警容严整，携带必要的警械、通讯工具等处警装备，专职处警民警应当掌握基本的救人、救灾及医疗救护技能。上诉人错误地以自己的理解来解释人民警察所拥有的技能能够媲美专业医生，显然是从主观标准来要求人民警察，不符合客观标准。4.《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以及第二十二条第十一款规定的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应受处罚。但本案的情形不符合这些规定。在2019年10月31日晚上，从罗丽报警到警方出警的过程，警方都是在执行行政职务，并无懈怠之处。当刑事案件发生后，全力进行抓捕，第一时间将嫌疑人抓捕归案，都证明警方在整个过程中履行了行政职责，并无违法之处。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归纳诉辩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县公安局出警处置的过程是否规范合法。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警察 遇到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十五条规定：报警服务台接到报警后，根据警情调派警力进行处置…。第二十四条规定：处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对警情妥善处置。对危及公共安全、人身或者财产安全的紧急案（事），应当派警处置的同时，立即向分管负责人报告，并向业务主管部门通报。本案中，110民警接到罗丽电话报警后，及时出警到达罗茨中心卫生院大门口罗丽所在位置，听取罗丽陈述与蔡俊纠纷的经过，因当时蔡俊不在罗丽身边，110民警根据罗丽的陈述和请求，驾车寻找蔡俊及罗丽父母。与此同时，罗丽与其父电话联系后找到了其父及蔡俊所在地，随后罗丽被蔡俊追杀倒地，110民警赶到现场，因警力不足，遂电话请求增援、开展保护现场及抓捕蔡俊的工作，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安排民警到卫生院通知医护人员，医护人员赶到现场进行抢救，罗丽经抢救无效死亡。尽管罗丽的不幸遇害令人同情，但县公安局接警后出警及到达现场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符合规范要求，已尽到其职责和能力范围内应尽的义务。上诉人张萍、罗春禄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县公安局出警处置存在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形。同时，其要求判令县公安局出警过程中失职失误、玩忽职守的诉请不属于行政诉讼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上诉人张萍、罗春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萍、罗春禄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芳 审判员 吴启贤 审判员 杨 洁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朱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