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民终5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益海嘉里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崔新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睆，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代表人：毛寄文。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冰，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昌禹，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益海嘉里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海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上海）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20）沪72民初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2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益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睆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人保上海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海公司一审诉称：2015年7月，益海公司委托广西钦州市鑫茂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茂海运）所有的”鑫某某”轮从江苏如皋运输一批小麦到广东东莞。2015年8月4日，货物在东莞卸货时发现湿损，经公估检验为海水湿损。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益海公司在广州海事法院起诉鑫茂海运。经生效裁判文书认定，货损金额共计人民币3,751,975.18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鑫茂海运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因益海公司在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保财险）投保了货物运输保险，得到理赔保险金1,586,732.71元，经广州海事法院执行，执行到鑫茂海运赔款177,827.11元，益海公司尚有1,987,415.36元未得到赔付。益海公司认为，人保上海承保了”鑫某某”轮运输的该批货物的货物运输保险，益海公司为保单列明的被保险人。事故发生后，益海公司即向人保上海报案，但人保上海一直未予理赔，故益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人保上海向益海公司支付保险赔款1,987,415.36元；二、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由人保上海承担。人保上海一审辩称：其与益海公司之间存在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属实，但保险事故发生在2015年8月4日，发生至今已超过二年。在此期间，人保上海始终未曾同意过理赔，益海公司也未曾提起过诉讼或仲裁，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人保上海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其次，涉案事故并非承保风险，不属于保险责任事故，故人保上海无须承担保险理赔责任。即使法院认为人保上海应承担保险理赔责任，本案存在重复保险的情况，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在重复保险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有权按照其承保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故益海公司仅以其未获赔偿的金额要求人保上海履行赔偿责任于法无据，请求依法驳回益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4日，案外人宜兴市新庄镇粮油管理所作为投保人向人保上海出具投保单，为益海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向人保上海投保4,495吨小麦，由”鑫某某”轮自南通如皋港运往广东东莞。当日，人保上海出具了编号为PYDL201531000000XXXX86的保险单一份，载明投保人为宜兴市新庄镇粮油管理所，被保险人为益海公司，保险标的为小麦，数量为4,495吨，运输方式为”鑫某某”轮，自南通如皋港到广东东莞，起运时间2015年7月14日，适用条款和险别为国内水路、陆路运输保险（2009版）条款，人保国内水路、陆路货运综合险，总保险价值11,237,500元，总保险费6,742.50元。该条款对于保险责任明文约定，第二条：本保险分为基本险和综合险两种。保险货物遭受损失时，保险人按承保险别的责任范围负赔偿责任。（一）基本险：1.因火灾、爆炸、雷电、冰雹、暴风、暴雨、洪水、地震、海啸、地陷、崖崩、滑坡、泥石流所造成的损失；2.由于运输工具发生碰撞、搁浅、触礁、倾覆、沉没、出轨或隧道、码头坍塌所造成的损失……（二）综合险：本保险除包括基本险责任外，保险人还负责赔偿：1.因受震动、碰撞、挤压而造成货物破碎、弯曲、凹瘪、折断、开裂或包装破裂致使货物散失的损失等。2017年1月3日，广州海事法院出具（2016）粤72民初72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4年6月，益海公司与中粮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中粮公司向益海公司出售2015年江苏和安徽生产的普通小麦约7万吨。双方对货物价格、货款支付方式和货物所有权转移等进行了约定。中粮公司接益海公司的采购小麦指令后，向宜兴市新庄镇粮油管理所购买小麦并安排货船将小麦从发货地运往广东东莞。2015年11月17日，中粮公司向益海公司出具发票，记载收到益海公司支付4,551.34吨小麦的货款11,444,957.24元。根据中粮公司与益海公司的《购销合同》约定，由中粮公司负责通过水路将货物运抵广东东莞。鑫茂海运于2015年7月15日的水路货物运单记载，4,546.79吨小麦在江苏南通如皋港装上”鑫某某”轮，到达港为广东东莞，托运人和收货人均为益海公司。对于货物在装货港装载的具体情况，太保财险委托的上海鼎安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记载：2015年7月14日-16日，”鑫某某”轮在南通如皋港从驳船上过驳装载散装小麦合计4,546.79吨。”鑫某某”轮大副发现过驳的小麦存在部分水湿结块现象，遂拒绝接受。后经协商，”鑫某某”轮同意对小麦进行分拣接受未水湿的小麦。因”鑫某某”轮装载货物后超出舱盖水平位置，导致前后货舱的舱盖板没有完全盖住，”鑫某某”轮在舱盖上面加盖了雨布。2015年7月17日，”鑫某某”轮装载完毕并驶向东莞。7月20日，当”鑫某某”轮行驶至福建湄洲湾北时，因起风，”鑫某某”轮在湄洲湾锚地抛锚避风。7月22日，”鑫某某”轮继续开航，7月24日抵达广州。8月4日，”鑫某某”轮靠泊码头卸货时，发现前后舱部分小麦结块。经理货，”鑫某某”轮所卸货物中1,183.21吨为完好货物，水湿货物3,361.56吨，为避免水湿货物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益海公司以投标的方式公开向相关单位发出竞价投标书，最终以含税价1,400元/吨将水湿货物卖出，得款4,706,184元。益海公司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向太保财险投保，2015年7月1日，太保财险签发货物运输保险单，承保小麦49,294.737吨，保险金额为124,075,029元，包括本案货物。对于涉案货物，根据益海公司付款的金额和小麦吨数，广州海事法院认定涉案货物的单价为2,514.63元/吨，扣除受损货物的拍卖价款4,706,184元，认定涉案货损为人民币3,751,975.18元。益海公司先后得到太保财险保险赔款1,586,732.71元，鑫茂海运执行款177,827.11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事故，人保上海应否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二、益海公司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涉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应该按照保单的保险条款予以认定。益海公司据以提起诉讼的保险单载明，人保上海就涉案货物，按照国内水路、陆路运输保险（2009版）条款，人保国内水路、陆路货运综合险进行承保。该保险条款明确约定：当保险货物遭受损失时，保险人按承保险别的责任范围负赔偿责任。益海公司欲提起保险赔偿，首先应证明涉案事故属于保险条款中列明的责任事故。就涉案事故原因，太保财险委托的上海鼎安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认为，对发霉结块的小麦取样制成的蒸馏水溶液进行硝酸银试剂测试，溶液呈氯离子阳性反应，证明小麦水湿与海水有关。因”鑫某某”轮装载货物后超出舱盖水平位置，导致前后货舱的舱盖板没有完全盖住，”鑫某某”轮在舱盖上面加盖了雨布。而且，”鑫某某”轮曾在航行期间在湄洲湾锚地抛锚躲避大风，在此期间遭受风浪影响，并且由于舱盖板未能盖住，海水进入货舱导致部分小麦水湿。由此可见，事故的主要原因系因为”鑫某某”轮装载货物后超出舱盖水平位置，导致前后货舱的舱盖板没有完全盖住，在湄洲湾避风时，受风浪影响，海水进入货舱所致。按保险条款约定，保险人对保险货物因火灾、爆炸、雷电、冰雹、暴风、暴雨、洪水、地震、海啸、地陷、崖崩、滑坡、泥石流所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虽说”鑫某某”轮遭遇了大风，但从公估报告来看，主要原因还是”鑫某某”轮装载货物后超出舱盖水平位置，导致前后货舱的舱盖板没有完全盖住所致，不能就此认定事故原因是暴风造成。至于益海公司称人保上海在宜兴市新庄镇粮油管理所投保时未向其明确相关的除外责任等约定，应由人保上海承担不利后果之说，因益海公司并无相关证据证明，且该条款是人保上海所承保险别的列明风险约定，并非减轻或消除人保上海的保险责任的约定，一审法院对益海公司的这一观点不予采信。关于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根据海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要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本案保险事故发生于2015年8月4日之前，至益海公司向一审法院邮寄递交诉讼状之日2019年12月18日，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已经届满。至于益海公司认为时效应从人保上海明确拒绝赔付之日即2017年12月22日起算，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明确规定，海上保险适用《海商法》的有关规定；《海商法》未规定的，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故对于海上保险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应从保险事故的发生之日起开始起算。益海公司的这一观点，有悖于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益海公司不能证明涉案事故属于保险责任事故，其起诉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依照《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对益海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2,687元，由益海公司负担。益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人保上海负担，主要理由是：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本案货损不属于保险事故。本案货损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在运输途中遭遇台风，导致雨布无法防止海水进入所致。一审法院在认定”鑫某某”轮遭遇台风是引起货损原因之一的情况下，却主观排除了这一导致货损的客观事实因素，并对涉案保单格式条款作出不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有悖法律规定。二、本案诉讼时效并未超过。益海公司在一审中就对其诉讼时效提出过两个观点。1.人保上海在2017年12月22日才向益海公司明确拒赔，故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12月22日起算。2.根据《海商法》的规定，诉讼时效为保险事故发生起二年，益海公司认为，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事故为保险事故的时间是其与承运人之间的诉讼完结之时，经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该事故为承运人运输期间发生的货损事故。因此，益海公司向人保上海起诉的诉讼时效应自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生效之日起算。然而，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完全没有提及益海公司的上述主张，遗漏重要事实认定。三、人保上海严重违反《保险法》的规定。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人保上海在2017年12月之前从未向益海公司发送过拒赔通知，也未履行需要益海公司提供补充证明资料等通知义务。人保上海的消极不作为，严重违反了上述《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以及违背了法律最基本的公平原则。此外，人保上海曾于2018年3月27日发邮件通知益海公司将对案件作关案处理，说明人保上海的理赔一直处于持续状态。可以视作人保上海默认同意理赔，故本案诉讼时效一直处于中断状态。人保上海在二审庭审后答辩称：一、涉案货损不属于保险事故，并非由人保上海所承保的风险导致。涉案保单及保险条款是人保国内水路、陆路运输保险（2009版）综合险，属于列明风险。益海公司应当对存在列明风险以及该风险与所称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负担举证责任。就本案货损原因，在运输合同纠纷项下系列判决均已清楚明确认定，系”鑫某某”轮载货超出舱盖水平位置，舱盖盖合不严进水导致。根据保险近因原则，本案标的物发生损害的最直接原因是舱盖板问题，并非暴风所致。益海公司也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货损与大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人保上海无须承担保险赔偿责任。退一步讲，即使人保上海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本案中存在重复保险的情况，也应当依照《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根据人保上海承保的保险金额同总保险金额之间的比例来判断保险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时效已届满，益海公司丧失胜诉权。根据《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四的规定，海上保险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算。而涉案事故发生在2015年8月4日，自益海公司向一审法院邮寄递交诉讼状之日2019年12月18日，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且并未发生任何的中断事由。益海公司提出两个关于认定诉讼时效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三、本案事故发生后，人保上海积极委派检验人员对事故原因及货损情况参与检验，并明确对本案予以拒赔。在此情况下，自然无须再行要求益海公司提供证明和材料，也无义务在特定期间内支付保险赔偿金。益海公司有关人保上海在未明确拒赔的情况下，其保险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一直处于中断状态的观点，于法无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庭审终结后，益海公司提交两组电子邮件作为补充材料：第一组，2016年5月5日至12日益海公司与人保上海就保险理赔事宜的沟通内容，以证明人保上海从未提出拒赔，但因重复保险和承运人不配合，益海公司无法提供人保上海所需索赔的材料原件，人保上海并未在检验后就告知其拒赔。第二组，2018年3月27日人保上海委托的律师向益海公司委托的律师发送的电子邮件，以证明在此之前，人保上海的理赔还未关案，还在持续状态。人保上海发表书面质证意见称：对第一组材料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上述材料恰能说明人保上海要求益海公司提供索赔材料，且明确告知在无法收到原件前，无法明确保单责任及理赔。与益海公司有关未向其履行提交证明材料的通知义务以及在2017年12月前从未向其发送拒赔通知的上诉主张明显冲突。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邮件是在2017年12月22日人保上海向益海公司发送律师回函之后，因益海公司未做任何答复，人保上海的委托律师再次发邮件表示对所涉保单项下保险合同纠纷做结案处理，并非对保险理赔工作做关案处理。本院认为，因人保上海对益海公司提交的上述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从上述邮件的内容来看，并不能有效证明益海公司的上述主张。就有关本案的时效问题，仍应当依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予以确定。人保上海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材料。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在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有效新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一、涉案货损是否属于人保上海所承保的保险责任事故；二、益海公司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鑫茂海运与益海公司、太保财险之间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另案纠纷中，法院作出（2016）粤72民初721号民事判决、（2017）粤民终583号民事判决及（2018）最高法民申5830号民事裁定。根据已生效裁判文书查明的事实及判定，系因”鑫某某”轮装载货物后超出舱盖水平位置，导致前后货舱的舱盖板没有完全盖住。鑫茂海运虽在舱盖上面加盖了雨布，但其并未有效证明该措施满足货物安全管理要求，全面履行了管货义务，也未能证明存在法定的承运人免责的情形。上述判定明确了涉案货损原因系承运人鑫茂海运在运输期间未履行有效管货义务。据此，根据业已查明的事实，益海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货损系因人保上海所承保的风险导致，故人保上海无须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根据海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要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本案保险事故发生于2015年8月4日，益海公司于2019年12月18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益海公司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在上述期间内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事由。据此，益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二年法定诉讼时效。综上所述，益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687元，由上诉人东莞益海嘉里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敏审判员  张雯审判员  周燡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罗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