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5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晴，女，196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京，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光辉，男，1985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通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宁，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晴因与被上诉人刘光辉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22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三项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刘光辉自劳动合同于2019年1月10日到期后实际工作至2019年1月31日，并且刘光辉未同意数字维景（北京）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字维景公司）司提出的按照原岗位待遇续订劳动合同的要求，数字维景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刘光辉于2019年1月30日提出劳动仲裁属于自行离职，不应当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刘光辉的劳动合同到期后，数字维景公司多次要求按照原岗位、待遇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刘光辉多次明确表示拒绝，应当由其承担不利后果。2019年1月10日劳动合同到期至2019年1月30日未超过一个月，不应向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一审法院对刘光辉单方主张的数字维景公司要求其与案外主体另行签订劳动合同不予积极评价，说明刘光辉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数字维景公司违法辞退刘光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4.从王晴提交的2019年1月31日录音内容中可以得出刘光辉自2019年1月10日劳动合同到期后一直在数字维景公司工作，刘光辉于2019年1月30日提起仲裁属于自动离职，无权要求经济赔偿金。一审法院未采信该份录音证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5.赵佳坪属于案外人，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案外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刘光辉所述被要求与第三方公司订立劳动合同并办理工作交接的事实根本不存在；6.一审庭审中的证人胡明祥、杜龙均未出示属于原数字维景公司员工的相关证据，不能作为原数字维景公司的员工出庭作证，也不能证明宋玥有权代表数字维景公司辞退刘光辉。劳动合同落款“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处签字人为宋玥，但其仅为接受公司委托的普通员工，且在本案发生之前已经离职，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认定错误。刘光辉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晴的上诉请求。刘光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晴向其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17589.12元；2.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休息日加班工资4034元；3.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25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2935元：4.诉讼费由王晴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25日，刘光辉入职数字维景公司担任模型岗位。双方签订了多份1年期限的劳动合同，最后一份的终止日期为2019年1月10日。庭审中，刘光辉、王晴确认刘光辉实际工作至2019年1月31日，工资标准为税后12938.83元，但对解除劳动关系一节各执一词。刘光辉称数字维景公司在劳动合同到期后，拒绝刘光辉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要求，并以刘光辉拒绝与其他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并不接受降职降薪为由，于2019年1月17日要求刘光辉与他们办理工作交接，并口头通知刘光辉解除劳动关系（双方未就解除补偿达成一致意见），且在2019年春节后拒绝刘光辉返岗。王晴对此不予认可，称劳动合同到期后，刘光辉拒绝在保持原岗位、待遇不变的情况下与公司续签合同。数字维景公司从未向刘光辉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或与刘光辉就解除劳动关系进行过协商。刘光辉2019年1月30日向仲裁委申请仲裁的行为，应视为其自动离职。诉讼中，刘光辉提交了其与数字维景公司主管宋玥1月23日的对话录音，该录音中宋玥认可曾在劳动合同期满后要求刘光辉与第三方（北京盛驰鼎高咨询有限公司，2018年12月10日成立，赵佳坪独资）签订劳动合同，并确认数字维景公司安排刘光辉与第三方公司人员办理工作交接、并根据考勤情况决定离职日期，知晓刘光辉寻找新工作，以及数字维景公司辞退刘光辉本着“好聚好散”，协商解决补偿态度等事实。对此对话录音，王晴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且提交了2019年1月31日数字维景公司宋玥、赵佳坪及律师与刘光辉的谈话录音，该录音中数字维景公司否认与刘光辉解除劳动关系，并一再询问刘光辉在保持刘光辉工作岗位、待遇的条件下，是否愿意与数字维景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刘光辉始终表示需先行解决数字维景公司之前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后，再谈是否重新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宜，最终双方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另，该录音还可印证2019年1月31日时，刘光辉还处于在职工作状态以及赵佳坪认可北京盛驰鼎高咨询有限公司与数字维景公司同一业务来源、同一业务范围的情况。刘光辉邀请证人胡明祥、杜龙出庭作证，二人均为数字维景公司前员工，都证实宋玥是数字维景公司人事行政人员，负责员工的招聘及辞退，且存在2019年1月10日合同到期前，数字维景公司要求杜龙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对此，王晴不予认可，称证人是刘光辉之前的同部门同事，存在利害关系，且宋玥只是数字维景公司的普通行政人员，无权辞退员工。双方订立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落款“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处签字人为宋玥。刘光辉主张其于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存在4.5天休息加班情况，提交了关于2018年中秋节及国庆节放假及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复印件一张，该材料内容并不涉及2018年12月之后事宜，且王晴对此真实性不予认可。2019年1月30日，刘光辉曾以数字维景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数字维景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17589.12元、休息日加班工资4034元、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2935元、2018年终奖金5000元。2019年5月14日，上述仲裁委做出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1485号裁决书，裁决数字维景公司支付刘光辉2019年1月11日至2019年1月25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860.32元（税前）、2018年年终奖金5000元。裁决后刘光辉不服，向法院起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数字维景公司决议解散并经申请于2019年6月12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销，其唯一股东王晴于注销前向审核注销机关出具了《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企业已全面清算完结，不存在相关未了结事务。如有，由投资人承担相关法律后果和责任。诉讼中，法院根据刘光辉的申请，依法变更王晴为数字维景公司股东王晴。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光辉主张数字维景公司行政人员宋玥于2019年1月17日要求其办理工作交接并口头将其辞退的事实，因有刘光辉与宋玥的对话记录予以佐证，法院予以确认并对数字维景公司要求刘光辉与案外主体另订劳动合同的做法不予积极评价。据此，法院认定数字维景公司违法与刘光辉解除劳动关系，故王晴作为数字维景公司注销后责任承担主体应向刘光辉承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的法律责任，法院以双方确认的刘光辉税后工资予以核算。王晴关于宋玥无权作出辞退决定的抗辩意见，与证人证言及宋玥实际负责刘光辉劳动合同订立等相关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并结合刘光辉根据考勤实际工作到2019年1月31日的客观事实认定最终解除日期。关于刘光辉要求王晴支付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因确实存在刘光辉劳动合同到期后，数字维景公司与刘光辉存续劳动关系但未订立劳动合同的事实，故王晴作为数字维景公司注销后责任承担主体应向刘光辉支付2019年1月11日至1月25日的二倍工资差额，故法院对刘光辉请求中合法部分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法院以双方确认的刘光辉税后工资予以核算。关于刘光辉要求王晴支付加班工资的请求，因刘光辉未就数字维景公司在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确实安排其休息日加班一节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法院无法采信，故对其此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仲裁裁决中2018年年终奖金的裁项一节，因数字维景公司未就仲裁裁决提出起诉，王晴也表示同意仲裁裁决，且刘光辉亦未就此提出起诉，故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并据此判决作为数字维景公司注销后责任承担主体的王晴承担此项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一、判决生效后7日内，王晴支付刘光辉2019年1月11日至2019年1月25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543.36元；二、判决生效后7日内，王晴支付刘光辉2018年年终奖金5000元；三、判决生效后7日内，王晴支付刘光辉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81132元；四、驳回刘光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王晴提交2019年1月9日至1月31日期间的刘光辉工作场景照片25张及视频1份，宋玥、何靖的签订日期为2017年1月10日至2019年1月11日的书面劳动合同5份，证明刘光辉至2019年1月31日处于工作状态，以及宋玥、何靖的在职期间，王晴主张数字维景公司由何靖负责行政工作，宋玥的工作岗位为商务主管，不能代表公司与刘光辉解除劳动合同。刘光辉对照片及视频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一审判决第二项，本院对该项判决予以维持。刘光辉与数字维景公司的书面劳动合同于2019年1月10日到期，该份劳动合同期限终止时刘光辉并未离职，双方的劳动关系仍然处于存续状态，数字维景公司应当及时与刘光辉续订劳动合同，因数字维景公司既未履行上述法定义务，亦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终止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故数字维景公司应当承担劳动合同到期后未能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向刘光辉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关于二倍工资差额，一审法院依据刘光辉的工资收入情况核定的金额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虽然王晴不认可刘光辉提交的录音证据，但其不能提交相反证据对此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该份录音予以采信。根据对话录音显示，数字维景公司的工作人员宋玥曾要求刘光辉与其他案外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要求过刘光辉与其他公司的工作人员办理工作交接、核对刘光辉的考勤确定其工作截止日，并谈及“好聚好散”进行协商等内容，因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属于作出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可以通过书面或者口头等各种形式均能予以表达，结合上述对话内容，数字维景公司已经将其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当面送达过刘光辉，故本院对刘光辉关于其2019年1月17日被辞退的主张予以采信。虽然王晴提交的录音显示，2019年1月31日数字维景公司曾向刘光辉提出过签订劳动合同，刘光辉以其已经被辞退且尚未解决劳动关系解除事项为由未予同意。但以上对话内容是发生在数字维景公司作出解除意思表示之后，且亦是在刘光辉提出劳动争议仲裁以后，故王晴以此主张数字维景公司未曾解除过双方的劳动关系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宋玥是否有权代表数字维景公司解除员工的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形成于不同日期的对话录音内容均是关于员工辞退的协商，在协商对话中宋玥均代表公司与员工进行交涉，表明员工的辞退事项属于宋玥的工作职责范围，对话录音中亦显示宋玥曾要求过员工另行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工作交接、核对考勤等，证明宋玥负责数字维景公司的人事管理事项，且刘光辉与数字维景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亦是由宋玥代表数字维景公司在书面合同的落款签章处进行签字确认。基于上述事实，数字维景公司称宋玥仅是公司的普通员工，不负责公司人事相关的事项明显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未予采信王晴关于宋玥无权代表公司作出辞退决定的抗辩意见处理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王晴二审提交的宋玥、何靖的书面劳动合同均不显示二人的具体身份信息，本院亦无法核实，且二人的劳动合同与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明显相悖，本院对上述合同均不予采信。数字维景公司不能证明其辞退刘光辉具有合法依据，刘光辉向其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结合双方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于刘光辉在职期间的认定并无不妥，核算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数额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数字维景公司已办理注销登记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将本案当事人变更为王晴，并依据其在工商登记机关签署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判令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晴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卜晓飞审判员  王丰伦审判员  庞 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黄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