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新22刑终119号   原公诉机关：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林，女，1973年7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洋县，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高中文化，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汉中市，住陕西省汉中市。2019年9月5日因涉嫌组织卖淫罪被延安铁路公安处抓获，同年9月13日被押解回哈密市伊州区。2019年9月19日因涉嫌组织卖淫罪被哈密市伊州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哈密市伊州区看守所。   辩护人：白建帏，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刘林犯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20年9月15日作出（2020）新2201刑初25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哈密市检察院指派张建军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林及其辩护人白建帏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9年5月至8月31日，被告人刘林先后纠集卖淫女王某1、张某、邱某、王某某、李某到哈密市，在被告人刘林租住的××路某室、卖淫女王某1和张某租住的××路某室多次从事卖淫违法活动。期间被告人刘林联系嫖客，组织、管理卖淫活动，提供自己租住的房屋，并从每次卖淫行为中收取100元费用。2019年9月2日伊州区公安局民警对某某小区××号楼某室依法检查，当场查获卖淫女王某某、邱某、李某，查扣避孕套等作案工具。被告人刘林非法获利人民币3.41万元，案发后退缴违法所得9，081.5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刘林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9年5月我到哈密从事卖淫活动，我租了万某的某某小区的房子，前后共支付了12，700元租金。在我租住的房子从事卖淫的有6名卖淫女，分别是王某1、“薇薇”“彤彤”“瑶瑶”“乐乐”“林美汝”。王某1和“薇薇”是我到哈密三天后来的，“彤彤”是2019年8月12日来的，是我主动联系她来哈密从事卖淫的，“瑶瑶”是2019年8月24日我联系来哈密卖淫的，“乐乐”是“瑶瑶”带来的，“林美汝”是2019年6月中旬我叫来的。2019年5月王某1来哈密找我，王某1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叫“薇薇”的女的，她们来了之后住在我租住的房子里，她们问我向嫖客提供哪些服务项目及价位，我给她们说按照洗浴中心的项目和价位提供服务，我给王某1和“薇薇”说，我负责给她们介绍嫖客，每次给我100元，这100元是我们日常吃饭、购买日用品、嫖客抽烟及每天的房租，这些钱由我们平摊。王某1和“薇薇”在我租的房子住了几天就搬到她们租的房子了，我自己从事卖淫活动的次数不多，日常主要就是联系嫖客、做饭、化妆等日常工作，只要是我介绍的我都抽了100元。嫖客都是我通过微信联系的，我会告诉他们地址，嫖客到了门口我就会通知卖淫女开门，然后嫖客进房子挑选卖淫女。卖淫过程中使用的物品都是从抽取的100元当中买的。“彤彤”是2019年8月中旬我联系来的，她来之前就知道从事卖淫活动，我给她说只要是我介绍给的嫖客，我从中抽取100元用于购买日用品、吃饭、房租，“彤彤”在某某小区×号楼从事了3、4天卖淫活动，之后不满意×号楼居住环境，就到我租的××楼从事卖淫活动，“彤彤”从事卖淫活动的嫖客都是我介绍的，每次卖淫活动我都抽取了100元。“瑶瑶”是2019年8月中旬我联系来哈密的，我给她说要从她每次卖淫活动中抽取100元，用于平常吃饭、购买日用品、房租，“乐乐”是“瑶瑶”联系过来的，“乐乐”卖淫活动的嫖客都是我介绍的。“林美汝”是我联系来的，在××号楼和×号楼都从事过卖淫活动，嫖客都是我介绍的，她以前没有从事过卖淫活动，我给她说一次500元，两次800元，也说了一次我从中抽取100元，这100元就是公用费用。“彤彤”叫邱某，“薇薇”叫张某。平时卖淫活动次数和时间不是我安排的，嫖客是我联系上之后安排卖淫活动的，我给卖淫女说过不能自行招揽、接待嫖娼人员。我非法获利差不多4万元，其中1万元支付房租和水电费了，平时我们日常花费了1.5万元，9千元在我银行卡上，5千多我自己花掉了。   （2）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5月份我和王某1来的哈密，8月5日我离开哈密，8月29日又来哈密，之后就被警察抓获了。某某小区×号楼的房屋是2019年5月份我和王某1共同租的，这个房子我和王某1住，在房子从事卖淫活动，我和王某1卖淫的嫖客是“君君”介绍的，卖淫过程中使用的物品是“君君”提供的。给嫖客提供的项目和价格是“君君”规定的，每次介绍嫖客“君君”都收取100元。从5月份来到离开我从事卖淫活动大概获利4-5万元。嫖客将嫖资给“君君”，然后“君君”扣除100元之后把剩余的钱通过微信给我，有时候我收取嫖资，然后给“君君”100元费用。5月份刚来的时候，我和王某1在“君君”租的某某小区××号楼住了几天，并从事卖淫活动，之后我和王某1在某某小区×号楼租房子从事卖淫活动。“林美汝”是6月中旬来的。化妆和吃饭都是我自己出的钱，“君君”说嫖客由她介绍，所以收取100元。我给“君君”通过微信支付了9，200元。   （3）证人邱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7月“君君”联系我“上班”，8月12日我到哈密跟着“君君”从事卖淫活动，某某小区××号楼的房子是“君君”提供的。“瑶瑶”和“乐乐”是8月24号来的，当天晚上“君君”在客厅给“瑶瑶”和“乐乐”讲给嫖客提供性服务的项目和价位。我向嫖客提供的这些项目及收费都是“君君”规定的，每次卖淫不管提供什么项目的服务，“君君”都会从中抽取100元，她们叫我“彤彤”，卖淫过程中的用品都是“君君”提供的。“君君”给我说过给嫖客提供服务的价位，卖淫期间“君君”没有提供过化妆和餐饮服务，“君君”收取的100元说是介绍费。我总共给“君君”8，200元。   （4）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证实，我的外号叫“瑶瑶”，2019年8月24日“君君”叫我到哈密从事卖淫活动，某某小区××号楼房子是“君君”租的，2019年8月20日前后李某（乐乐）说要到哈密找我玩，我当时在乌鲁木齐，8月24日我到了哈密，李某晚上19点，来到哈密，我告诉她在某某小区××号楼。晚上“君君”给我和李某说提供性服务以及收费项目，只要提供一次服务，她都从中收取100元，所有的嫖客由她来介绍。“君君”让我在某某小区××号楼从事卖淫活动，一起从事卖淫活动的有李某、邱某、我，卖淫活动中使用的物品都是“君君”提供的。我刚来的时候“君君”给我说每天房租和水电费100元，8月26日我给“君君”交了1，200元，“君君”没有提供化妆及用餐服务，我卖淫活动中“君君”获得了2，400元。   （5）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我的外号叫“乐乐”，2019年8月21日前后我的朋友王某某说要到哈密玩，我给她说，我也要到哈密，2019年8月24日晚上我就到了哈密，我联系了王某某，就到了某某小区××号楼，我没有问王某某来干什么，她也没有给我说。8月24日晚上20时许，有一个女的，来某某小区××号楼给我和王某某说提供性服务及具体收费项目，嫖客由她来介绍，每次她都从中抽取100元。提供的卖淫项目是“君君”规定的，卖淫场所是“君君”提供的，卖淫之后嫖客会将嫖资转给“君君”，“君君”扣除100元之后把剩余的钱给我。在卖淫期间“君君”没有提供化妆和餐饮服务。我给君君给了2，000元。   （6）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2019年5月份“君君”说他准备去哈密从事卖淫活动，我和张某商量了下，就准备去哈密和“君君”一起干，然后我和张某就从包头来哈密找“君君”，到哈密之后我和张某租了某某小区×号楼的房子。卖淫的嫖客都是“君君”介绍的，“君君”和嫖客谈好价格和服务项目之后，带客人到我住的房子或者“君君”住的房子。一开始一起从事卖淫的有我“薇薇”和“君君”，8月份的时候有“林美汝”。某某小区×号楼的房子是我和“薇薇”合租的，“君君”给我们介绍客人，每单抽取100元。“君君”联系嫖客到房子，我们卖淫，卖淫活动的次数和时间是没有固定。“君君”说不让自行联系嫖客。“君君”收取的100元归她自己使用。我在某某小区卖淫期间“君君”从中抽取了9000多元。   （7）证人帕某的证言证实，我是通过微信昵称叫“君君”的人介绍去找微信名叫“影”的人嫖娼的，2019年7月20日我联系“君君”嫖娼，我到某某小区×号楼与一个短发、大眼睛、偏瘦的女子发生了性关系，之后通过微信给这个女子转账500元。   （8）证人朱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7月初我通过微信加了“君君”，“君君”告诉我有空过来玩，7月6日我到某某小区×号楼嫖娼，和卖淫女发生性关系之后，加了微信，并转款500元，之后三次到某某小区×号楼嫖娼，每次支付了500元。卖淫女大概25岁，短发，偏胖、大眼睛、头发有点黄，这个女的微信名叫“影”。我直接联系卖淫女，她们不给我开门，所以我每次都是先和“君君”联系，然后由“君君”和卖淫女联系，卖淫女才会给我开门。   （9）证人夏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8月25日晚上我联系“君君”嫖娼，“君君”给我介绍了项目及价格，之后我到某某小区××号楼嫖娼，结束后给“君君”转了1，600元。8月27日我联系“君君”嫖娼，结束之后给“君君”转账800元。   （10）证人万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5月初我把某某小区××楼的房子租给了被告人刘林，每个月租金2，000元，总共给我支付了12，500元。   （11）证人苏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8月29日晚上我微信添加“君君”联系嫖娼，然后我到某某小区与卖淫女发生性关系，之后通过微信给“君君”转账500元，“君君”的微信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我的。   （12）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8月29日晚上我朋友巩某某联系了一个叫“君君”的女子，我就和我朋友到某某小区××号楼嫖娼，结束之后我给“君君”微信支付了500元。   （13）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2019年9月2日侦查机关对某某小区××号楼某室进行搜查，从邱某处扣押避孕套8个，包袋1个、精油1罐、黑色苹果8手机1部；从王某某处扣押黑色苹果手机1部；从李某处扣押红色VIVO手机1部，从被告人刘林处扣押玫瑰金色华为手机1部、土豪金苹果6手机1部、黑色VIVO手机1部。   （14）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被告人刘林的辩护人周军代为缴纳违法所得9，081.5元。   （15）辨认笔录证实，被告人刘林能够辨认出卖淫女王某1、“乐乐”为李某、“瑶瑶”为王某某、“薇薇”为张某；辨认人张某、邱某、王某某、李某、王某1能够辨认出“君君”为被告人刘林；辨认人帕某、朱某、夏某能够辨认出“君君”为被告人刘林；辨认人邱某能够辨认出苏某、王某某、夏某；辨认人朱某能够辨认出张某；辨认人张某能够辨认出朱某、李某、帕某；辨认人帕某能够辨认出张某；辨认人王某某能够辨认出夏某、张某某；辨认人夏某能够辨认出王某某、李某；辨认人李某能够辨认出夏某；辨认人李某能够辨认出张某；辨认人张某某能够辨认出王某某、李某。   （16）微信支付明细证实，被告人刘林微信收取卖淫女卖淫款34，100元；张某、邱某、王某某、李某、王某1向被告人刘林转账情况；朱某、夏某、苏某支付嫖资的情况。   （17）户籍人口基本信息证实，被告人刘林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18）归案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刘林经网上追逃抓获归案。   （19）抓获经过、羁押证明证实，延安铁路公安处将被告人刘林抓获，2019年9月5日至9月12日羁押于延安市宝塔区看守所。   （20）电子物证检查工作记录证实，对被告人刘林手机进行数据进行提取和固定。   （21）发还清单证实，从李某处扣押红色VIVO手机1部发还李某、从王某某处扣押黑色苹果手机1部发还王某某、从邱某处扣押黑色苹果8手机1部发还邱某、从张某处扣押的黑色OPPO手机1部发还张某。   （22）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公安机关对嫖娼人员和卖淫人员行政处罚。   （23）指认现场照片证实，被告人刘林指认犯罪现场。   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被告人刘林认为其没有给卖淫女安排具体服务项目，也没有规定卖淫女不能和嫖娼人员联系，其不是专门收钱的，其他证据没有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人的一致，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林以招募、容留等手段，纠集多人从事卖淫行为，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退缴部分违法所得，依法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林组织卖淫女“林美汝”卖淫的犯罪事实，侦查机关未取得“林美汝”的证言，亦未对“林美汝”进行辨认，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对该部分事实，不予认定。对被告人刘林及其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刘林没有管理行为，其行为不符合组织卖淫特征，应当以介绍卖淫罪定罪处罚的意见，因被告人刘林将分散的卖淫人员进行集中，发起并建立卖淫窝点，管理卖淫活动，组织多名卖淫人员从事卖淫活动，符合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对该项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林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二、没收退缴的违法所得9，081.5元，由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没收从被告人刘林处扣押的玫瑰金色华为手机1部、土豪金苹果6手机1部、黑色VIVO手机1部，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违法所得25，018.5元。   判后，原审被告人刘林不服，提出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构成组织卖淫罪定性错误，上诉人未对卖淫者实施管理或控制行为。1.上诉人未控制及强迫卖淫者卖淫，卖淫者是否交易自愿。2.上诉人未从精神上对卖淫者进行控制。3.上诉人也未从经济上进行控制，卖淫者当天的交易收入，由上诉人或卖淫者收取后，均当天结清。4.卖淫者来去自由。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制定相应制度，管理、约束卖淫人员，上诉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介绍卖淫者卖淫，该行为是介绍卖淫行为，不能认定为组织卖淫行为。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依法改判罪名，从轻处罚。   上诉人刘林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上诉人刘林的行为符合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构成要件，应以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定罪量刑。2.上诉人租赁哈密市伊州区某路某某小区××号楼某室，自己在此房内从事卖淫活动。上诉人与其他卖淫人员沟通后，其他几名卖淫人员来到上诉人处在一起共同实施卖淫活动，上诉人没有组织卖淫罪的管理行为。卖淫人员王某1、张某为了居住和卖淫方便自行租赁了其他房屋。上诉人并未对卖淫人员进行直接管理，仅为卖淫人员提供嫖客。嫖资的支付方式有：嫖客直接转给卖淫人员，卖淫人员将100元的介绍费转付上诉人；也有嫖客将嫖资直接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扣除100元的介绍费后将剩余的嫖资支付给卖淫人员。不论卖淫收取多少费用，上诉人均收取100元的介绍费。3.上诉人从事犯罪行为的时间比较短，社会危害性较小，盈利较少，以组织卖淫罪判处其五年有期徒刑，罪名和刑期过重。   哈密市人民检察院在二审中发表意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基本适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本案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相关证据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审核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林以牟利为目的，采用招募、容留等手段，组织多名女性从事卖淫活动，严重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依法应予惩处。关于上诉人刘林及其辩护人认为刘林的行为构成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一审法院认定组织卖淫罪过重的上诉、辩护意见。经查，证人王某1、张某、邱某、王某某、李某的证言证实，由上诉人刘林确定卖淫项目、收费标准，安排嫖客、规定不得私自招揽嫖客，刘林收取嫖资、扣除费用后，再转给卖淫人员。证人帕某、朱某等人证实联系刘林谈好价格和项目，嫖娼行为后向刘林微信转账支付嫖资。刘林亦供认其召集王某1、张某、邱某、王某某、李某来哈密实施卖淫活动。刘林联系嫖客、要求卖淫人员不得自行招揽、接待嫖娼人员，并在每次卖淫活动中抽取100元，非法获利3万余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卖淫人员在3人以上的，应当认定为组织他人卖淫。上诉人刘林招募多名女性从事卖淫活动，通过确定卖淫项目、收费标准，安排嫖客，规定卖淫人员不得招揽嫖客，收取嫖资后再分发等手段，管理卖淫活动，其行为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罪。该上诉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军   审  判  员   马    睿   审  判  员   依玛尔玉素甫   二 〇 二 〇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书  记  员   陈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