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676号上诉人（申请执行人、原审被告）：李成元，男，1940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殿卫、高源，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被执行人、原审被告）：大连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大众街**1-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26000915U。法定代表人：庄德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辽宁维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执行案外人、原审原告）：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10200MB15614160。负责人：刘东立，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卿、史杰，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成元、上诉人大连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资源局”）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2民初9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成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市资源局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即便建通公司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协议书》是真实的,一审法院也不能径行确认案涉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1.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中,仅能就是否存在阻却执行的事由进行审理,而不能对执行标的权属进行确认。根据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民生松竹苑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及案涉房屋《查询结果》,并结合一审法院在(2013)中执恢一字第00271号执行案件中作出的《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现案涉房屋仍登记在建通公司名下,且一审法院也认定了案涉房屋登记在建通公司名下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不能对案涉房屋权属作出认定,上诉人有权申请执行案涉房屋。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债务双方通过签署协议转移房屋所有权,受让人只有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之后,方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即便建通公司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协议书》是真实的,被上诉人提交的前述证据均证明案涉房屋至今仍登记在建通公司名下,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仍为建通公司,建通公司与被上诉人通过协议方式转移房屋所有权,按照上述规定,只是产生了物权变动的原因。因双方尚未办理案涉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故不产生物权变动的结果,因此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并不享有所有权。3.若被上诉人认为案涉房屋归其所有,应另行提起确权之诉,确认房屋所有权的归属。二、被上诉人所占用的房屋面积远超过928.55平方米,上诉人请求执行被上诉人多占用部分的面积,理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建通公司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协议中,抵顶房屋面积为928.55平方米,但实际上被上诉人占用面积为1057.81平方米。被上诉人多占用的面积为129.26平方米,对于多占用的部分,被上诉人属于无权占有。即便认定建通公司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协议书是真实的,上诉人要求查封案涉房产,法院也应当对被上诉人有权占有的部分和无权占有的部分加以区分,对于被上诉人无权占有的129.26平方米房产,属于上诉人查封范围内,上诉人有权继续执行该部分房产,一审法院对此节事实未能进行确认,导致上诉人权利受损。三、结合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及一审庭审过程,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其系案涉房产的权利人,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应承担不利后果。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就本案而言,1.被上诉人所提交的与建通公司及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镇人民政府（即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街道办事处，以下统一简称“红旗街道”）签订的《协议书》,在2004年6月8日协议签订时,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不存在,该份证据中甲方名称及加盖的公章与实际情况不符,真实性存疑;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该份证据为复印件,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原件,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一审对该份证据不应采纳。2.被上诉人请求判令停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被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其系权利人;该权利足以排除法院执行,即被上诉人已支付全部价款,并且在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屋;被上诉人对未办理过户手续没有过错。关于是否支付案涉房屋对价的问题,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即被上诉人与建通公司及红旗街道签订的《协议书》为复印件,真实性存疑,建通公司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且被上诉人是否支付对价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已就案涉房屋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关于未办理产权的过错问题,若被上诉人认为《协议书》是有效的,应当得到履行,而建通公司不予配合,则被上诉人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进行解决,但是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今长达14年的时间,被上诉人从未通过诉讼等方式向建通公司主张权利,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向建通公司主张过任何要求办理过户的请求,故被上诉人称其对未办理过户没有过错,证据不足。被上诉人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被上诉人提出不得执行案涉房屋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建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市资源局的诉讼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上诉人所有。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案涉三方协议已实际履行的理由是上诉人将案涉房屋已交付被上诉人使用且被上诉人下属部门十几年来一直占有使用该房屋是错误的。1.案涉三方协议记载928.55平方米房屋没有明确指向具体的房屋,而被上诉人却非法占有使用民生松竹苑01区公建号楼1-1-1、1-1-2、1-1-3三套房屋总面积达1300多平方米,那么多占的370多平又对应房屋的哪一部分?且三套房屋地下一层及地上三层只有一个上下楼梯和出入大门,如按照被上诉人理解的由西往东割至928.55平方米,必将导致完整的房屋被分割为二,破坏房屋的完整性,根本无法实现。可见,三方协议在客观上不具有可履行性。2.上诉人依据《渤海花园项目转让合同》有偿取得案涉民生松竹苑项目,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因案外人红旗街道欠付被上诉人拆迁补偿费,承诺给予上诉人一万平方米楼花,上诉人才与红旗街道、被上诉人签订三方协议,同意提供928.55平方米房屋给被上诉人使用,用于抵补红旗街道欠被上诉人的房屋拆迁补偿费。故红旗街道向上诉人支付对价,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928.55平方米房屋,三方协议才算是履行完毕。但事实上,红旗街道在(2018)辽0204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中,否认上诉人用案涉房屋代其抵偿被上诉人拆迁费,确认了案涉928.55平方米房屋仍属上诉人所有这一事实。那么,在被上诉人及红旗街道未向上诉人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三方协议当然未予全部履行。3.被上诉人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享受了权利,其与红旗街道却不履行支付对价的义务,一审判决却只以被上诉人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十几年作为协议已实际履行的理由,而对被上诉人及红旗街道未履行付款义务视而不见。同时,根据《物权法》之规定,物权的变更转移是经过登记才能发生效力,案涉房屋始终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即使存在被上诉人非法占用案涉房屋十几年的行为,但仍不能因此承认案涉房屋权属己合法变更。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单方解除三方协议不成立”错误。上诉人没有义务免费将其所有的房屋赠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十几年,上诉人曾无数次向被上诉人及红旗街道主张权利,被上诉人至今仍未履行给付对价义务,却要求上诉人办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变更手续,已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96条之规定,于2019年1月17日向被上诉人及红旗街道送达解除三方协议函后,被上诉人及红旗街道于2019年1月18日签收该函,三方协议至此解除。三、被上诉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能成立。1.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上面已详细表述了三方协议中没有明确上诉人提供928.55平方米房屋的具体房号、房屋面积分配、房价等房屋买卖的必备条款且不具有可执行性,三方协议不是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2.被上诉人未支付任何价款,又没有与上诉人进一步明确928.55平方米房屋的具体指向,而非法占有使用1300多平方米房屋十几年,且在上诉人无数次催要房款后,与红旗街道仍不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依法解除了三方协议,被上诉人继续占有案涉房屋没有任何依据。3.案涉房屋未变更登记的原因不在建通公司,一审关于未办理产权是因A座公建402平方米被土地储备中心质押,责任不在被上诉人的认定不成立。被上诉人占有使用案涉三套房屋十几年,从未向上诉人主张办理房屋变更登记,也提供不出证据证明曾要求上诉人配合办理变更登记，且A座公建402平方米的具体位置是否包含面积为307.24平方米的1-1-3号楼公建并不清楚。而且所谓土地质押十几年前就已经解除,被上诉人作为主管部门不可能不知情。综上,被上诉人未履行给付房款义务,存在根本违约,现三方协议已依法解除,一审对被上诉人未履行支付房款义务的事实视而不见,仅依据三方协议中房屋交付部分已履行,被上诉人占有使用房屋十几年,而最终确认被上诉人排除执行异议成立,案涉1-1-3号房屋所有权归被上诉人,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导致上诉人只尽义务,不享受任何权利,违背了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市资源局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建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主要答辩理由如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被上诉人对执行标的享有排除执行权利，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被上诉人在中山法院查封前与建通公司即被执行人签订了以变更案涉房屋所有权为目的的《协议书》。（二）建通公司于2004年10月将案涉房屋交付给被上诉人，故被上诉人在查封前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使用至今。（三）被上诉人以6,598,446.6元拆迁补偿费抵付房款，故房款已全部付清。关于建通公司提出的其与红旗街道之间合同纠纷与本案无关，建通公司无权以此否定被上诉人已付清全部房款的事实。（四）案涉房屋因建通公司欠缴土地出让金，被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质押及限制出售，导致至今无法办理产权证，故案涉房屋没有变更登记的原因不可归责于被上诉人。二、关于928.55平方米公建的范围，协议中明确约定交付的是“公建”，根据该项目预售许可证可知，“公建”与“地下”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房屋，故928.55平方米公建房屋不包含地下部分。三、对案涉房屋的确权不会影响地下空间通行权。1.案涉房屋中没有地下空间出入通道。2.对案涉房屋确权与相邻房屋通行权属于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建通公司无权以通行权阻止确权。市资源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停止及解除对大连市中山区民生街99号民生松竹苑01区裙房公建号楼1-1-3（面积307.24平方米）的执行措施；2.确认被告建通公司作为开发商建设的大连市中山区民生街99号民生松竹苑01区裙房公建号楼1-1-3（面积307.24平方米）产权归原告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4月10日，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与红旗街道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就红旗街道及其下属公司在相关地块动迁改造中拆除原告直管公房而向原告缴纳房屋拆迁补偿征购费6,598,446.60元事宜，双方达成以中山区民生街、新生街地块公建房屋928.55平方米抵补房屋拆迁补偿征购费，约定抵补房屋产权归属于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红旗街道须提供有关资料，协助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2004年6月8日，大连市房产局作为甲方，被告建通公司作为乙方，红旗街道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根据2001年4月10日甲方与丙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第四条规定，乙方、丙方共同承诺，2004年底前将中山区民生街、新生街等地段新建公建房屋928.55平方米无偿提供给甲方，用于红旗街道抵补所欠甲方的房屋拆迁补偿费，抵补房屋产权归甲方所有，乙方提供有关资料，协助甲方办理房屋登记手续。928.55平方米新建公建位于由乙方指定位置的部分的公建。该协议甲方加盖的是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的印章。上述协议签订后，案涉房屋由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中山分局占有使用，现由中山税务局使用。被告建通公司于2003年12月取得民生松竹苑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09年3月31日取得民生松竹苑项目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背面记载，A座一层公建402平方米已被市土地储备中心质押,另有裙房公建1-1-2(越)已被法院查封，均不允许销售。被告建通公司依据2004年6月8日签订的三方协议,于2018年9月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要求国家赔偿。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291行初83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建通公司的起诉。在该案中，被告建通公司在其向开发区法院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中表述，2004年10月被告建通公司将开发建设的“民生松竹苑”A座建筑面积928.55平方米的房产交给原告。被告建通公司依据2004年6月8日签订的三方协议，于2018年12月3日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起诉红旗街道，要求行政赔偿。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204行赔初1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建通公司的起诉。2019年1月19日被告建通公司通过邮政快递分别向原告、红旗街道发出解除三方协议通知函，原告及红旗街道均已签收，未提出异议。2019年5月29日被告建通公司给大连市中山区政府发出告知函，内容为：“原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中山分局办公使用的民生松竹苑A座((地下**至地上**系我公司财产，该房产的归属及相关问题已经起诉中山区法院，在法院未作出生效判决前，任何改变现状的行为都是对我公司物权的侵害。”5月30日，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中山分局给被告建通公司复函，内容为：“2004年6月8日大连市房产局、建通公司、红旗街道签订三方协议，该协议内容明确：将位于中山区无偿提供给我单位使用，用于抵补房屋拆迁补偿费，产权归我单位所有。现根据机构改革需要，该房屋一至三层调换给中山区税务局使用。目前现状是，，地下**已封存我单位未使用，也不在此次调换使用范围内。该房屋(一至三层)属于国有资产，违法占有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2001年11月15日，根据大委发(2001)28号文件，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更名为大连市房产局。2004年8月9日，根据大委发(2004)15号文件,大连市房产局的职能划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2019年1月16日，根据大连市机构改革方案，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的职能由三个行政机关承接，一是国土资源管理职能由市自然资源局承接，二是房屋管理职能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接，三是其他管理职能由市机关事务局承接。一审法院依据生效的（2011）中审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2012）大审民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于2012年3月1日立（2012）中执字第244号执行案件，2013年7月1日恢复执行，案号为（2013）中执恢一字第271号，申请执行人李成元，被申请执行人建通公司。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3年9月4日查封案涉房屋，2015年8月31日、2018年8月27日续封，查封期限至2021年8月26日。查封期间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拍卖（流拍）。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查询结果记载案涉房屋无权利人登记信息。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几个焦点问题，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和对相关证据的审查、质证，作出如下认定：第一，关于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与红旗街道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及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与建通公司、红旗街道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二份合同虽为复印件，但二份协议的内容是承接的。现原告、建通公司对签订的三方协议均不否认，只是对协议的履行有不同意见，并且建通公司依据三方协议分别起诉红旗街道、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因此，应认定上述两份协议是真实的，该两份协议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均为有效。关于被告李成元提出的三方协议在2004年6月8日签订时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并不存在，该协议存在原告造假情形的辩称理由，依据大委发（2004）15号文件，政府机构改革应在2004年8月末结束，依据原告的陈述，合同起草的时间在前，加盖印章时间在后，并且大连市房产局的职能全部由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承接，该协议签订时间与加盖的印章虽有瑕疵，但该瑕疵并不足以否定合同的成立及效力，故一审法院对被告李成元的此节辩称理由不予采纳。第二，关于三方协议的履行问题。被告建通公司在其于开发区法院起诉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国家赔偿案件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中，自认依据三方协议，2004年10月将建通公司开发的“民生松竹苑”A座建筑面积928.55平方米的房屋交给原告，建通公司现否认三方协议的履行，与其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中的表述自相矛盾，因此，对建通公司提出的三方协议未履行的观点，一审判决未采纳，且原告下属部门十几年来一直占有使用该房屋，应认定三方协议约定的房屋已履行交付。第三，关于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现案涉房屋在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的权利人为空白，但一审法院在执行李成元与建通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中，对被执行人建通公司的房产进行查封，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予以查封了涉案的房屋，因此应认定该房屋登记在建通公司名下。第四，关于三方协议是否解除的问题。被告建通公司于2019年1月向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发出解除三方协议函，因被告建通公司在开发区法院起诉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国家赔偿案件的诉状中，自认依据三方协议，2004年10月将建通公司开发的“民生松竹苑”A座建筑面积928.55平方米的房屋交给原告，三方协议房屋交付部分已经履行，现被告建通公司单方解除合同不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第二十八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款项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法律规定，虽然本案涉案的房屋在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的权利人为空白，原告不是登记的房屋权利人，依据一审法院因执行案件查封房屋的情况，案涉房屋登记在被告建通公司名下。但原告依据三方协议的履行取得案涉房屋，并占有使用该房屋十几年，应认定原告占有使用的合法性，其未办理产权是因A座公建402平方米被市土地储备中心质押，责任不在原告。因此，原告提出的执行异议成立，应确认被告建通公司开发的中山区民生街99号民生松竹苑01区裙房公建号楼1-1-3房屋产权属于原告所有，应停止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大连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大连市中山区裙房公建号楼1-1-3（面积307.24平方米）房屋的所有权归原告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所有；二、停止对位于大连市中山区裙房公建号楼1-1-3（面积307.24平方米）房屋的强制执行。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400元，由被告李成元、被告大连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建通公司提交了四份证据，（1）（2018）辽0202执异135号执行裁定，拟证明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建通公司名下；（2）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及商品房明细表（大房预许字第××号），拟证明原预售许可证没有体现出案涉三套公建的地下一层面积，后该预售许可证被收回作废，2009年3月重新下发了大房预许字第××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地下部分可对外销售（3）工程竣工测量报告书，拟证明“民生松竹苑”A座、B座、C座的地下面积为1724.85平方米，与市资源局提交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记载的面积相符，故案涉A座三套公建不仅有地下面积306.78平方米，而且地下部分是可以对外销售的；（4）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及出让金收据，拟证明建通公司已交清案涉项目全部土地出让金。被上诉人市资源局提交了一份证据，即房屋面积测绘报告，拟证明其实际占用的是该报告中“民生松竹苑”一层2号、3号，二层1至3号，三层1至3号。上诉人李成元未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各方当事人均对对方提交的前述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对于上诉人建通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本院认为，（1）该执行裁定作出后，市资源局不服已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即本案一审，本案审理焦点之一系案涉房屋的权属争议。故本院对该裁定书的待证事项不予采信；（2）该预售许可证已被作废，故本院对该许可证的证明事实不予采信；（3）虽然该工程竣工测量报告记载的案涉“民生松竹苑”项目的地下面积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记载相同，但是因该测量报告记载的地上及地下建筑面积之和既与作废的预售许可证记载面积不符，亦与后来的2009年3月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记载内容不符。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4）该证据真实性及待证事项，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被上诉人市资源局提交的前述证据，本院认为，虽然该证据系调取自大连市房产档案馆，但该报告出具时间为2007年11月15日，早于目前有效的2009年3月31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记载建筑面积与该测绘结果不一致，故本院无法采信该份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市资源局现实际占有使用“民生松竹苑”A座公建自西向东依次为，中山区民生街99号民生松竹苑01区裙房公建号楼1-1-3（面积307.24平方米，案涉房屋），中山区民生街101号民生松竹苑01区裙房公建号楼1-1-2（面积为350.2平方米），中山区民生街103号民生松竹苑01区裙房公建号楼1-1-1（面积为400.37平方米）。除案涉房屋有人民法院查封外，另两套房屋均无他项权登记信息和无协助执行登记信息等。一审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李成元执行申请，依法查封了案涉房屋，市资源局提起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作出（2018）辽0202执异135号执行裁定，驳回了异议请求。市资源局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另查，2006年12月28日，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与建通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约定双方针对1998年11月5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订立本补充协议，将原合同项下宗地建筑面积从16,599平方米调整为17,771.1平方米，应补缴土地出让金586,186.5元。2007年3月23日，建通公司缴纳了该笔款项。本院确认上述事实有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查询结果、（2018）辽0202执异135号执行裁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土地出让金专用发票、一审庭审笔录、二审询问笔录等在卷为凭，业经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系由市资源局不服（2018）辽0202执异135号执行裁定而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且市资源局系以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为由诉请停止对案涉房屋执行及确权等，则市资源局依法应对其同时满足该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四个法定条件，从而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结合市资源局在一审期间提交现有证据，一审判决支持市资源局的前述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在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4日查封案涉房屋之前的2004年6月8日，大连市房产局（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已与建通公司、红旗街道签订了案涉三方协议书，约定建通公司提供案涉“民生松竹苑”A座自西往东的928.55平方米公建房屋给大连市房产局且约定房屋产权归大连市房产局所有。该三方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从建通公司在针对案涉三方协议书提起国家赔偿纠纷、行政赔偿纠纷的案件中陈述来看，建通公司对三方协议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均予以认可；其次，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前近十年，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已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的时间为2013年9月4日，而建通公司自认于2004年10月已向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交付了“民生松竹苑”A座自西向东的928.55平方米房产，案涉房屋包括在该范围内且位于最西侧。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及下属单位在建通公司交付后一直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再次，大连市房产局（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支付全部对价。结合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和案涉三方协议书约定内容来看，大连市房产局是以其对红旗街道享有的600多万元拆迁补偿费债权作为“民生松竹苑”A座928.55平方米公建的全部对价，且前述两份协议分别签订于2001年和2004年，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前；最后，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并非大连市房产局以及后来承继的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市资源局等主体的原因造成。对此，市资源局称案涉房屋至今没有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系未办理初始产权登记，无法办理过户登记。而建通公司有义务举证证明案涉“民生松竹苑”项目已办理初始产权登记或者已具备办理过户登记条件等这一积极事实，但截至目前建通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相反，从案涉“民生松竹苑”项目于2009年3月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记载可知，A座一层公建中有402平方米被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质押，建通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质押何时解除。而建通公司提交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以及土地出让金发票，均系在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颁布之前形成的，无法证明在后颁布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中记载的质押问题是否已解决。因此，一审判决支持其停止执行及确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而上诉人李成元和建通公司对此提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李成元上诉称即便案涉三方协议系真实的，一审判决不应确认案涉房屋归市资源局所有，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应仅就是否存在阻却执行的事由进行审理,而不能对执行标的权属进行确认，且现案涉房屋仍登记在建通公司名下，其有权申请执行案涉房屋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该三方协议只产生了物权变动原因，而非产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仍为建通公司，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等上诉理由一节，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案外人可同时诉请停止执行和确权，人民法院可依其请求一并裁判。故一审判决依市资源局的诉请审理并确认案涉房屋权属，于法有据。同时，根据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信息，案涉房屋权属登记为空白。故上诉人李成元以人民法院将案涉房屋作为建通公司的财产查封为由主张案涉房屋登记在建通公司名下，与事实不符。因此，李成元的前述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李成元上诉称市资源局占用的房屋面积远超过案涉三方协议约定的928.55平方米公建,市资源局实际占用的面积为1057.81平方米，多占了129.26平方米，李成元请求执行多占用部分面积的公建,应予以支持等上诉理由一节，本院认为，李成元从未提供证据证明市资源局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民生松竹苑”A座公建面积为1057.81平方米，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相反，如前所述，案涉三方协议已约定“民生松竹苑”A座自西往东928.55平方米公建所有权归大连市房产局，案涉房屋位于最西侧。现李成元申请执行案涉房屋后，市资源局已提起执行异议以及本案诉讼，人民法院确认案涉房屋归市资源局所有，不影响李成元申请查封除该928.55平方米公建之外房屋。因此，李成元的该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建通公司上诉称案涉三方协议记载928.55平方米房屋没有明确指向具体房屋,被上诉人非法占有使用案涉“民生松竹苑”A座三套公建总面积达1300多平方米且三套公建地下一层及地上三层只有一个上下楼梯和出入大门,如按照928.55平方米分割,破坏完整性,三方协议在客观上不具备可履行性等上诉理由一节，本院认为，首先，尽管案涉三方协议书未明确约定抵付“民生松竹苑”A座的928.55平方米公建的具体房号和对应面积等信息。但是该三方协议书已明确约定了928.55平方米系公建房屋，而非住宅房屋，约定了公建位于A座自西往东方向，从而使履行抵顶公建的约定具有可确定性和可履行性。且建通公司在2018年提起国家赔偿的起诉状中自认在2004年10月已交付给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民生松竹苑”A座928.55平方米房产，现市资源局实际占有的公建面积。可见，建通公司和当时接受房屋的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已将928.55平方米公建房屋具体化、特定化，并付诸实际履行；其次，建通公司从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当时实际给付了1300多平方米房产，或者现市资源局实际占有使用了1300多平方米房产。建通公司的该陈述与其提起的国家赔偿以及行政赔偿等诉讼中的陈述多有矛盾。同时建通公司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案涉三方协议书约定的928.55平方米系包括地下室的面积，其所提交的“中山区民生街、新生街‘渤海花园’公建面积明细”系与原件无法核对的复印件，一审判决未采信，于法有据。因此，建通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建通公司上诉称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因案外人红旗街道欠付被上诉人拆迁补偿费,承诺给上诉人一万平方米楼花,上诉人才与红旗街道、被上诉人签订三方协议,同意提供928.55平方米房屋给被上诉人使用,故红旗街道向上诉人支付对价,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928.55平方米房屋,三方协议才算是履行完毕。但红旗街道在(2018)辽0204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一案中,否认上诉人用案涉房屋代其抵偿被上诉人拆迁费,确认了928.55平方米房屋仍属上诉人所有。在被上诉人及红旗街道未向上诉人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三方协议未予全部履行等上诉理由一节，本院认为，从案涉三方协议书本身记载内容来看，未记载建通公司如前所述的其与红旗街道之间关于一万平方米楼花的约定，只是约定由红旗街道和建通公司共同承诺无偿提供给大连市房产局928.55平方米公建房屋，并明确约定该产权归大连市房产局所有以及由建通公司配合大连市房产局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正如建通公司所述，案涉三方协议未全部履行完毕，但未全部履行完毕系因为建通公司仅交付房屋，却未依约协助大连市房产局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况且，在该三方协议书中已约定建通公司提供928.55平方米公建以抵顶大连市房产局对红旗街道享有的600多万元拆迁补偿费债权，即大连市房产局不需要再支付对价。因此，建通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建通公司上诉称根据物权法规定，物权的变更登记经过登记才能发生效力，案涉房屋始终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即使存在被上诉人非法占用案涉房屋十几年的行为,但仍不能因此认定案涉房屋权属己合法变更等上诉理由一节，本院认为，如前所述，从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查询结果来看，案涉公建无权属登记，故建通公司称案涉房屋始终登记在其名下，无事实基础。另外，一审判决未认定案涉房屋权属已合法变更，而是根据市资源局的诉请内容依法确认案涉公建所有权归市资源局，且一审判决作此认定并非仅因为市资源局占有使用的客观事实，前有详述，此外不再赘述。因此，建通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建通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单方解除三方协议不成立”错误，被上诉人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十几年，未履行给付对价义务，属于根本违约，建通公司已依法送达解除三方协议书的函，三方协议已解除等上诉理由一节，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案涉三方协议书约定建通公司无偿提供928.55平方米公建房屋，用以抵顶红旗街道欠大连市房产局的拆迁补偿款。既未约定红旗街道向建通公司支付对价，亦未约定大连市房产局向建通公司支付对价。建通公司以红旗街道、市资源局未支付对价为由解除三方协议书，于法无据，且市资源局已通过提起本案诉讼及另案诉讼要求建通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方式表明不同意解除合同。因此，建通公司前述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建通公司在二审时提交调证申请，要求到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大连市房地产档案馆）调取建通公司开发建设的案涉“民生松竹苑”房地产信息。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是针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异议之诉，案涉房屋的权属登记信息已在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一审时出具的查询结果载明，即案涉房屋无权属登记。故本院对该调证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李成元及建通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800元（李成元预交24,400元，大连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交24,400元），由李成元负担24,400元，大连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4,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学枝审判员  刘小南审判员  刘冬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王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