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9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翠环，女，1964年8月9日出生,满族，自由职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北京鹏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超，北京鹏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贝能达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科实大厦**04B。法定代表人：王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男,北京贝能达技术有限公司法务。上诉人徐翠环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贝能达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能达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15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翠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被上诉人贝能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翠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徐翠环的诉讼请求，即：贝能达公司向徐翠环支付票面金额700万元及利息。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贝能达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草率认定徐翠环并非涉案支票的权利人并据此驳回徐翠环的诉讼请求，有违案件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的基本原则。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票据无因性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上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持票人仅凭涉案支票的文义记载即可向付款人和出票人主张票据权利，至于交易金额与票据金额是否完全一致，在票据法律关系上应在所不问，除非出票人能够依票据法司法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证明持票人是以欺诈、盗窃、胁迫手段取得的票据，否则即应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一审中，贝能达公司主张徐翠环所持有的支票为该公司为借案外人北京凤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公司）的借款而抵押给该公司的，一审法院对贝能达公司与凤凰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以及票据处理未进行任何的核实就草率认定涉案支票是贝能达公司质押给凤凰公司的，进而认定该支票权利人并非徐翠环。事实上，贝能达公司与凤凰公司之间的所谓质押支票与徐翠环所持支票完全无关。经徐翠环事后了解，贝能达公司与凤凰公司确实存在着前述700万元的借款关系，该笔借款已于2014年12月结清本息，凤凰公司留存的空白支票已当月退还贝能达公司。贝能达公司当庭认可与徐翠环之间存在另外的民间借贷关系，涉案支票系徐翠环直接从贝能达公司取得。徐翠环认为其持有的支票与凤凰公司的质押支票不是同一张支票，徐翠环为案涉支票的票据权利人，其从贝能达公司取得支票的方式并无违法之处。贝能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涉案支票无效，根据票据法第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条的规定，票据上的金额和收款人名称可以补记，出票日期为绝对记载事项，不是补记事项。一审中徐翠环承认案涉支票除金额外都是其补记的，所以案涉支票属无效支票。2、徐翠环存在高利转贷行为，基础法律关系应认定无效。徐翠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贝能达公司:1.支付涉诉支票票面金额70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承担因本案实现债权发生的律师费30万元及保全保险费18900元;3.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14日,徐翠环持出票人为贝能达公司的一张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请求支付,该转账支票票号为“37364789”,票面金额为“700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8年11月13日”,收款人为“徐翠环”,用途为“还欠款”,背书内容为“委托收款徐翠环”,被背书人为“工行开发区支行”。徐翠环的付款请求被工商银行宏达北路支行退票,该支行出具的退票理由书中记载的原因为案涉支票为“空头支票”。经一审庭审查明,该支票记载内容除票面金额外,均为徐翠环补记,贝能达公司出票时该支票票面上除金额外为空白支票。为证明徐翠环贝能达公司之间就案涉支票具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徐翠环向法庭提交了借款合同、对账单、业务划款凭证、银行转账凭证和微信转账凭证,但该一系列证据均无法与案涉转账支票的票据权利形成真实的对应关系。徐翠环提交的《借款合同》签署时间为2014年5月27日,该借款合同金额为1000万元，合同中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合同文本上端标注有凤凰公司,原接受贷款利息、还款账户名称为凤凰公司（后划去）,合同中所有划去和手写部分均为徐翠环所为。徐翠环提交的对账单中各方主体地位和关系、意思表示的指向等基本要素均不清晰。在一审庭审中,法庭要求徐翠环就案涉支票的出票时间及收票时间进行说明,徐翠环仅陈述该支票为贝能达公司财务总监王某交付给徐翠环,其他都无法说明。贝能达公司为证明徐翠环不具有案涉支票的票据权利,向法庭提交了与案涉支票号码相同的票根，票根用黑色签字笔记载的金额为“700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12月5日”,用铅笔记载的附加信息为“凤凰小额”,收款人为“徐翠环”,并指明与该票根对应的案涉支票是作为贝能达公司借案外人凤凰公司贷款质押交付给该公司的,主张徐翠环作为凤凰公司的副总经理有从该公司获取案涉支票的便利性。为证明其主张,贝能达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先锋金融集团对公授信业务审批批复意见单”,该批复意见单载明贝能达公司借款金额为“700万元”,“经办机构”为“凤凰小贷”,载明“留存贝能达公司一张柒佰万元的空白支票”,并提供了凤凰公司向贝能达公司出借700万元的银行流水及收据用以佐证。徐翠环对贝能达公司提交的支票票根与案涉支票的同一性予以否认，对票根记载内容不予认可。经一审法庭现场比对,结合支票号码、票根与票面黑色签字笔笔迹以及上述所有证据,可以认定该支票票根与票面具有同一性,是同一张支票的组成部分。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所有在案证据,贝能达公司所抗辩的事实较于徐翠环所主张的事实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合理性。徐翠环用于主张其享有票据权利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无法相互印证和明显的矛盾之处,案涉票据与徐翠环所主张的债权债务关系之间不能形成基本的对应，可以认定徐翠环非案涉支票的权利人。一审法院认为,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徐翠环主张本案案由为票据付款请求权，而支票付款请求权的请求对象为付款人或者其他付款义务人，而非出票人,因此该案案由应当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对此，该院向徐翠环多次提示，徐翠环坚持其诉讼案由，该院依职权予以变更为票据追索权纠纷。依票据法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徐翠环票据取得存在着诸多不合常理的疑点，依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对徐翠环贝能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且与案涉票据权利相对应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查，现可以认定徐翠环贝能达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与案涉票据相对应的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徐翠环并非涉案票据的权利人，徐翠环依据该票据向贝能达公司主张票据权利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另，徐翠环主张贝能达公司违反法律规定签发空头支票应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客观上,因出票时间由徐翠环补记,其具有记载出票时间为任意时间的自主性,并不由贝能达公司掌控,徐翠环填写出票时间为“2018年11月13日”不能代表贝能达公司有故意开具空头支票的意思表示,事实上,在案涉支票的付款期限内贝能达公司案涉支票账户金额足以支付涉案支票金额，因此，徐翠环因空头支票被退票，责任不在贝能达公司。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四款、第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徐翠环的全部诉讼请求。在二审审理期间，徐翠环为支持其上诉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1、借款合同及（2014）京长安内经字16033号公证书、质押合同及（2014）京长安内经字16034号公证书；1-2、借款合同及（2014）京长安内经字16031号公证书、质押合同及（2014）京长安内经字16032号公证书；1-3、借款合同及（2014）京长安内经字16029号公证书、质押合同及（2014）京长安内经字16030号公证书；1-4、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收费清单及银行凭证；1-5、先锋金融集团对公授信业务审批批复意见单；1-6、凤凰公司放款通知书3份；1-7、北京银行客户回单；2-1、凤凰公司关于留存贝能达公司空白支票的说明；2-2、北京银行空白支票1张；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附件《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债务豁免协议书》。经质证，贝能达公司对徐翠环所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第一组证据中的1-4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1，内容不认可，凤凰公司与徐翠环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力大大降低。对证据2-2，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认为双方从2014年到现在聊天很多，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因贝能达公司对徐翠环二审所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徐翠环二审所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事项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在二审审理中，徐翠环同意一审确定的本案案由为票据追索权纠纷。贝能达公司认可从2014年5月28日至2017年7月期间公司曾向徐翠环及其指定的人借款，共计22491699元，且陆续还款至2018年，现在还欠徐翠环借款本金1699000元。对于借款利息，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徐翠环认为贝能达公司每年先还利息，后还本金，且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月息3%计算。贝能达公司对此不认可，且否认其与徐翠环签订过借款合同，但对徐翠环提交的2014年5月27日借款人为王某、贝能达公司，贷款人为徐翠环的借款合同上贝能达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在二审审理中，凤凰公司出具关于我司与贝能达公司贷款情况的说明：2014年7月，贝能达公司因经营需要，向我司申请一项总金额700万元的贷款业务。贝能达公司向我司提供了1张北京银行的空白支票，支票号3130113011269429作为上述贷款业务的担保，且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质押公证。2014年12月5日，贝能达公司、北京觅考电子有限公司及王某已分别将贷款本息付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除一审认定徐翠环非案涉票据权利人的事实外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还有徐翠环提交的凤凰公司的贷款情况说明及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关于本案案由应为票据追索权纠纷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票据法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且给付相应的对价。二审中，贝能达公司认可从2014年5月28日至2017年7月期间公司曾向徐翠环及其指定的人借款，且陆续向徐翠环还款直到2018年，故双方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对于贝能达公司所述的案涉支票为抵押给凤凰公司的支票，二审中，凤凰公司出具说明：贝能达公司提供给凤凰公司的1张北京银行的空白支票，支票号3130113011269429作为贷款业务的担保，且办理了质押公证。2014年12月5日，贝能达公司、北京觅考电子有限公司及王某已分别将本息付清。但徐翠环持有的支票为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支票号为1020113037364789，并非同一支票，故本院认定徐翠环所持支票并非贝能达公司抵押给凤凰公司的支票，且徐翠环与贝能达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合同关系，徐翠环取得本案所涉支票合法，贝能达公司应当根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按票向徐翠环支付款项。徐翠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徐翠环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徐翠环上诉请求700万元的利息，因二审中，徐翠环认可700万元的支票中已包含借款利息，且利息是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月息3%计算的，故对其主张700万元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贝能达公司关于徐翠环是高利转贷、是职业放贷人等抗辩，不属于本案票据纠纷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四款、第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15251号民事判决；二、北京贝能达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徐翠环支票款700万元；三、驳回徐翠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北京贝能达技术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3032元，由徐翠环负担2746元（已交纳），由北京贝能达技术有限公司负担6028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北京贝能达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北京贝能达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常 洁审 判 员  阴 虹审 判 员  秦顾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邹 斐书 记 员  万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