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兵08民终10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继生，男，1959年11月13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芬兰，新疆冠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石河子市天山路34小区**。 法定代表人：王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乐，男，该公司法务工作人员。 上诉人林继生因与被上诉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兵团六建）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9）兵9001民初87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没有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继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芬兰，被上诉人兵团六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保乐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继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被上诉人以2016年3月8日做出的公司发（2016）29号《关于与林继生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为由，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在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下落不明或无法联系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送达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的程序合法，缺乏事实依据。2．被上诉人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的身份证号码不是上诉人的，该通知书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在被上诉人没有变更身份证号码的情况下，一审将该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认定为是针对上诉人出具的，缺乏基本证据证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非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因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发生的争议，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显然与本案事实不符。本案是因双方之间解除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应适用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的时间，上诉人是在2016年4月10日才知道被上诉人解除和自己的劳动合同，后于2019年4月23日申请劳动仲裁，并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关于本案是否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 兵团六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举证责任分配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合理，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兵团六建根据上诉人在劳动合同上留存的地址送达不能，以公告形式送达完全符合法律规定。2．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中身份证号不符的情况。2016年3月8日六建作出的决定书中的身份证号码与上诉人林继生的不一致。在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该决定是针对其作出的。3．兵团六建于2016年1月27日在新疆日报上刊登通知解除劳动关系，公告期满即为送达。兵团六建已经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劳动关系书面通知的时间。4．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上诉人诉讼请求已过时效，一审中被上诉人以时效抗辩。上诉人不能证明存在时效中止、中断情形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林继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以2016年3月8日公司发〔2016〕29号《关于与林继生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为由，解除原、被告劳动关系的行为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1987年8月27日在石河子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属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2019年4月23日，原告向石河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证明、确认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公司发〔2016〕29号《关于与林继生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违法、无效。2019年11月18日，该仲裁委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已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石劳人仲裁字〔2019〕53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本案原告）的仲裁请求。 庭审中，原告就其主张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一组九份证据，即1997年4月10日企业职工连续工龄审查认定表、1998年8月15日增发劳动合同制职工工资性补贴审批表、以工代教人员转干登记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筑工程第一师工作证、1996年7月套改技能工资审批表、1986年转干表格、1984年9月3日招工审查录用表封面、1984年9月同意补员表格。上述证据除工作证为原件外，其他均为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工作经历及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2．一组两份证据，即被告于2016年3月8日作出的公司发〔2016〕29号《关于与林继生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复印件、《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证明被告于2016年3月8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称上述两份证据，被告于2019年4月10日下午到被告负责社保的办公室才看到。之前，被告未给原告送达，《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上也没有原告的签字。《关于与林继生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载明原告的身份证号650××××××××0011不是原告的，出生年月也是错的，原告在被告单位工作满15年，双方签订的系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其即将退休，被告不能与之解除劳动关系； 3．一组三份证据，即1986年师政工会议专刊建设通讯杂志、1987年11月克拉玛依文学杂志（上述两份杂志上刊登有原告的美术作品）、1989年2月中国剪纸大赛荣誉证（均为复印件）。证明原告为被告付出了努力，赢得了荣誉； 4．原告手写的进修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1992年离开被告单位去进修是经过被告单位领导批准同意的； 5．新疆师范大学1994年7月给原告颁发的毕业证书复印件。证明原告1994年7月在新疆师范大学毕业后待岗至今； 6.原告2000年8月14日申诉材料一份、教育部人民来访接待室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室出具的一份处理来访介绍信（均为复印件）。证明原告于2001年2月26日就其工作问题向教育部进行了信访; 7.兵团六建党办2000年11月20日出具的《林继生同志鉴定》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为工作问题一直在找有关部门解决问题。 被告对原告陈述的入职时间及工作情况均称不清楚，认为原告1996年6月之后已不在被告单位工作，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工作证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称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其他证据均系复印件，认为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3、4、5、6、7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均是复印件，不具有证明力。 庭审中，被告就其辩解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被告2016年3月8日作出公司发〔2016〕29号《关于与林继生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主要内容为：“林继生，汉族，1962年3月出生，现年54岁，大专文化程度，1978年9月参加工作，籍贯河南杞县，身份证号：650××××××××0011，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系兵团六建木工厂学校教师，该员自1996午6月未办理任何手续擅自离岗后，兵团六建已无法与林继生取得联系。2016年1月27日，我公司在新疆日报第7版刊登通告，限期30天回单位办理解除手续，限期已满。鉴于以上情况，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兵团六建劳动合同管理暂行办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2项‘严重违反劳动公司规章制度，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的或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5天或一年之内累计旷工满30天，公司有权辞退、解除劳动关系、除名’之规定，经兵团六建八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解除林继生与企业的劳动合同关系。……”证明原告实施了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其对原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合法； 2.一组四份证据，即2008年3月26日公司发〔2008〕22号《关于印发〈兵团六建劳动合同管理暂行办法〉等四个文件通知》，附《兵团六建劳动合同管理暂行办法》、《兵团六建企业薪酬管理制度》、《兵团六建职工带薪年休假管理暂行办法》、《兵团六建生产经营单位薪酬管理实施细则》；被告工会2016年3月7日作出的《关于公司提交的“与林继生等7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况说明”的决议》，附《兵团六建八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签到表》、《八届五次职工代表、九届五次会员代表大会监票人计票人员名单》，该决议认为林继生等7人多年失联，下落不明，公司处理有章有据，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同意解除与林继生等7人的劳动合同关系；2016年1月27日被告刊登在新疆日报的通告一份，内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原职工林继生、马某某某、秦某某……等7人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因长期擅自离岗，已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和单位的规章制度，单位现对你们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因单位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系，请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回单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办，后果自负。特此公告送达。”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不予认可，认为被告作出的《关于与林继生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是违法的，因为该处理决定中载明原告的身份证号码和出生年月及年龄均是错误的，原告从1994年7月在新疆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告一直未给原告安排工作，要求原告待岗。原告待岗在家的行为不属于旷工，且该处理决定作出后被告一直未给原告送达，程序违法。原告于2019年4月10日才见到该处理决定，于2019年4月23日向石河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对证据2中〔2008〕22号文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从未见过工会决议及职代会名单，对被告报纸上刊登的通告的真实性也不予认可。 另查：1.被告未在石河子地区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被告为身份证号为650××××××××0015、姓名为林继生的职工缴纳了1992年10月至1996年6月的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2.1996年6月1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原告的个人档案中显示原告籍贯为河南杞县，1978参加工作，在被告的工作岗位为学校教师，此外原告的档案材料中均显示原告的出生年月为1959年11月，并无一处显示原告的身份证号码与被告作出的解除劳动理决定中的林继生身份证号码650××××××××0011相吻合； 3.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未向法院提交双方签订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被告称其单位只有一名叫林继生的职工。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三）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该案中，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称1994年其所在的五分公司学校解散，其自1994车7月进修结束后按被告单位安排一直待岗至今，待岗期间被告未向其发放过任何费用，其一直在找有关部门解决工作问题，直到2019年4月10日才看到被告2016年3月8日作出的《关于与林继生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但原告就其陈述向法院提交的证据除工作证、《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系原件外，其他证据均为复印件，且被告不予认可，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上述陈述意见，也不能证实原告自1994年7月之后存在一直向被告主张提供劳动岗位的情形。但从原告的自述可以得出原告自1994年7月之后未再向被告提供过劳动的事实。而庭审中被告提供的证据则显示，其于2016年1月27日在新疆日报上刊登了将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通告，并在该通告内容中要求原告30日之内回单位办理手续，被告工会于2016年3月7日作出同意解除与林继生等7人劳动合同关系的决议，被告于2016年3月8日作出《关于与林继生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并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原告虽认为被告作出的《关于与林继生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中所写的原告身份证号码错误，但原告并不否认该解除决定是针对其作出的。被告已于2016年1月27日在新疆日报上刊登通告，以公告的形式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原告于30日之内回单位办理解除手续，且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2019年4月10日才知晓被告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故该院认定该通告自2016年2月27日届满之日即为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之时。如原告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其应当在法律规定的一年内主张权利，但原告于2019年4月23日才向石河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明显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况且庭审中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存在仲裁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因此，原告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从而丧失了通过仲裁程序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权利。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第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林继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该院免予收取。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上诉人于2019年4月10日在被上诉人处领取了该单位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的仲裁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期间；2.被上诉人于2016年3月28日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有效。 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据此，证明劳动者已经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的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27日刊登的通告，是通知上诉人将要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其于2016年3月8日作出《关于林继生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和《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之后，已采取公告等形式向上诉人送达，故上诉人于2019年4月23日申请劳动仲裁，即应视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上诉人的仲裁申请未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仲裁申请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二。上诉人自述1994年7月之后再未向被上诉人提供过劳动。但其关于被上诉人一直安排其待岗至今，期间未发放过任何费用，其一直在找有关部门解决工作问题的陈述，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长期擅自离岗，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经过工会讨论形成决议，并经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于2016年3月18日对上诉人作出的《关于林继生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但因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当时已将该书面处理决定向上诉人本人送达，故该决定并未生效。上诉人于2019年4月10日才在被上诉人单位见到该处理决定并领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应视为其此时收到了《关于林继生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自此生效。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以2016年3月8日作出上述处理决定为由，解除与上诉人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此外，上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身份证号码与上诉人不符，该通知书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单位只有一名叫“林继生”的职工，并且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决定中除身份证号码、出生年龄与上诉人不符外，其余关于文化程度、参加工作时间、籍贯、工作岗位和签订劳动合同等内容，均与上诉人的基本情况相符，上诉人一审中也并未否认该处理决定是针对其作出的。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上诉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时效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林继生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新宝 审 判 员 商 栋 审 判 员 胡少丽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杜 丹 书 记 员 张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