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59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麻胜录，男，1995年11月23日出生，壮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平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茂，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唐波，男，1990年6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衡阳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郭登达，男，198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建，广东德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麻胜录因与被上诉人唐波、郭登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彭湛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麻胜录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唐波、郭登达向麻胜录退还转让车辆款13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自麻胜录起诉日起至唐波、郭登达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2、请求判令唐波、郭登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机动车为特殊动产，以车辆行驶证和登记证书的记载确定所有人，车辆的转让应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转移登记。案外人杨某作为涉案车辆的原所有人，理应追加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但因案件审理初期处在全国防控新冠××的关键时期，人员跨省流动存在一定的局限，本案不需要杨某承担责任，且车辆现已转移至案外人刘娟名下，结合杨某及案外人李小燕在庭审后到原审法院接受问话及相关陈述，原审法院确定不追加杨某为案件当事人。本案包括二个争议焦点：一、麻胜录向原登记车主杨某购买涉案车辆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麻胜录是否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二、麻胜录与唐波、郭登达是否构成出卖涉案车辆的委托合同关系，唐波、郭登达应否向麻胜录退还转让车辆款13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一。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唐波、郭登达作为涉案车辆转让的善意第三人，对麻胜录与原车主杨某车辆交易提出异议的，则麻胜录应就车辆交易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举证；从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的供车记录可知，杨某在2016年5月至2018年9月期间向该公司缴交月租（实际上是供车款）共152596元（包括陈某交纳的34306元），麻胜录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涉案车辆支付过款项。另外，原登记车主杨某到庭陈述：麻胜录交付6万元现金给其母亲李小燕后，就把车辆交给麻胜录，然后由麻胜录处理卖车事项；该陈述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供车辆转让合同或证据予以佐证，麻胜录向案外人李小燕交付大额现金却不要求收款人出具收款收据，显然与常理不符，故麻胜录列举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是涉案车辆实际所有人的主张。关于争议焦点二，麻胜录是否有权委托唐波、郭登达出卖涉案车辆。从上述争议焦点一的分析可知，麻胜录尚未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委托唐波、郭登达出卖车辆则缺乏依据，且麻胜录与唐波、郭登达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也没有明确约定出卖车辆的价款。即使庭审中证人王某所述：看见麻胜录把涉案车辆及该车的行驶证、钥匙交给唐波与郭登达，也不足以证明麻胜录与唐波、郭登达构成委托出卖车辆的法律关系；证人陈某称曾借款5万元给麻胜录用以解押车辆，可见陈某与麻胜录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原审法院对两证人的证言不予采信。麻胜录要求唐波、郭登达退还转让车辆款13万元及计付利息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麻胜录的诉请应予驳回。如需要向唐波、郭登达追索出卖涉案车辆款项的，亦应由原车主杨某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外，麻胜录亦可另寻法律途径主张取回已支出的款项。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麻胜录要求唐波、郭登达退还转让车辆款13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450元由麻胜录负担。判后，上诉人麻胜录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所有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唐波、郭登达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的基本事实为麻胜录和唐波、郭登达之间是一种合同关系。双方约定：麻胜录把涉案车辆委托给唐波、郭登达出卖，唐波、郭登达受委托出卖车辆，出卖车辆后把出卖款项交给麻胜录，双方上述约定权利义务是清楚明晰的，也是合法有效的。上述事实从麻胜录提交的证据通话录音及证人证言都能明显得出。法院应依据该事实作出支持其请求的判决。二、原审认为麻胜录应就车辆交易（麻胜录与原车主杨某之间的车辆交易）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举证，事实上，这个原车主杨某本人既然到法院作了说明，就应该以其说的为准，哪怕涉案车辆是免费送给麻胜录，那也是车主杨某的权利，这个都是合法的，外人臆测不能推翻杨某合法处置自己资产的权利。三、唐波、郭登达拿到了出卖涉案车辆款项，但该车辆并非唐波、郭登达所有。事实上，原车主杨某既然说明了情况，也只有其对车辆有处置的权利，出卖车辆对价就应该按照杨某所说的其处理，没有必要让杨某再另行起诉唐波、郭登达。至于没有书面合同，但是有录音、有证人证言、有发票证明价款，是能形成证据链证明麻胜录与唐波、郭登达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被上诉人唐波、郭登达发表答辩意见：一、麻胜录与唐波、郭登达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麻胜录也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且唐波在一审提供证据7（唐波与麻胜录的聊天记录）证明，安排唐波、郭登达出售涉案车辆的人是“陈总”（案外人陈天天），麻胜录对此知情，却故意虚构事实。二、麻胜录未提供收据、买卖合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涉案车辆登记在案外人杨某名下时，麻胜录与案外人杨某完成了涉案车辆交易。结合车辆等大额财产的交易习惯，麻胜录与案外人杨某及母亲李小燕生活于不同省份等基本情况，主张以现金购买涉案车辆，严重违背常理。而且涉案车辆已在2018年9月由案外人刘娟取得所有权，麻胜录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麻胜录申请出庭的证人陈某、杨某及其母亲李小燕，与麻胜录有经济往来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而麻胜录提交的通话录音证据，其内容也仅仅是证人陈某的一面之词。三、麻胜录陈述的主要事实不真实。麻胜录在一审两次庭审中陈述的主要事实不一致，且与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存在明显矛盾。麻胜录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主张其与杨某签订了涉案车辆的买卖协议了，并且有付款凭证，在第二次庭审中却改称涉案车辆的价款是以现金方式交付给杨某（未提及杨某的母亲李小燕），杨某在原审的笔录中，承认麻胜录向杨某的母亲李小燕交付现金6万元购买涉案车辆，没有签订合同，而且没有收据等凭证。这是关于涉案车辆价款支付方式、交易凭证的陈述内容矛盾。麻胜录和杨某均主张涉案车辆是在2018年9月交给唐波、郭登达出售。麻胜录申请出庭的证人王某陈诉2018年6月见到麻胜录将涉案车辆钥匙交给唐波、郭登达，委托唐波、郭登达出售涉案车辆。这是关于委托唐波、郭登达出售车辆时间的内容矛盾。原审期间，唐波、郭登达提供的证据5和6已证明郭登达是出于协助用人单位发放工资等目的而代公司处置涉案车辆，且已将所得价款向公司员工分配。即使工资发放的方式与财务制度不符，也不影响工资发放的真实性。因此，麻胜录对唐波、郭登达非法侵占涉案车辆价款的指控也与事实不符。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在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经查，广州云嗨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童安泉，成立日期2016年11月3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企业地址广州市花都区平步大道**之1，股东名称吴立志、童安泉、张海清、陈天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唐波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该涉案车辆系广州云嗨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陈天天交由上诉人出售处理，当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为该司员工，双方均为同事。上诉人上诉认为涉案车辆系由其委托两被上诉人出售，但其未能提供双方之间就车辆之间委托出售的具体价格、交车情况、办理转让过户事宜等内容的书面证据；且被上诉人否认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因此，上诉人就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委托关系的事实主张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庭审时，上诉人虽然提供了证人原登记车主杨某的证词显示：上诉人交付6万元现金给杨某的母亲李小燕后，杨某便把车辆交给了上诉人并由其处理卖车事项。对此，上诉人以此认为该车已归其所有的主张，但对于其与杨某之间的车辆转让交易，买卖双方均未能提供车辆转让合同及交易的相关证据。同时，对于上诉人与杨某之间的大额现金交易明显与日常生活常理不符，上诉人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在此基础上依法对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无委托法律关系事实的认定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原审判决认定的证据，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和认定。如需要向两被上诉人追索出卖涉案车辆款项的，亦应由原车主杨某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外，上诉人亦可另寻法律途径主张取回已支出的款项。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上诉人麻胜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彭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苏晓旋书记员梁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