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7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良，男，197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建永，男，195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锡江，男，197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春，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铖浩，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迪森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新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7613188068。 法定代表人：黄立基，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幸福，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剑英，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上虞区文化广电旅游局，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市民中心二路**文艺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682MB1674277A。 负责人：王忠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鸣，浙江舜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浙江舜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黄迪君，男，1974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上诉人金良、陆建永、叶锡江因与被上诉人浙江迪森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森园林公司）、绍兴市上虞区文化广电旅游局（以下简称上虞文广局）及原审原告黄迪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4民初3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良、陆建永、叶锡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春，被上诉人迪森园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幸福，被上诉人上虞文广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鸣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良、陆建永、叶锡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审理程序不合法。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9日开庭，法庭调查中两被上诉人对审判长基本事实的发问，均以代理匆忙或不知情需核实为由无法回答，审判长遂责令各当事人限期提供证据或书面陈述事实。为证明合伙承包施工的事实，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补强提交该院（2020）浙0604民初612号民事判决书、凤凰山项目2018年10月份工资表、雕塑合同及结账清单等相关证据。但一审法院在未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组织质证、未对补充陈述的相关事实核实，且未将两被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或者书面事实陈述提供给上诉人质证或答辩的情况下兀自进行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审理程序明显违法。二、一审判决对“迪森园林公司是否有将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工程园林绿化标段转包给上诉人合伙施工”的事实认定错误。1.案涉《合伙承包工程协议》的真实性当事人均无异议，鉴于黄迪君既是承包合伙人，又是迪森园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双重身份，故协议中约定了与该公司相关的上缴2%管理费及承担税金的权利义务。既然有合伙承包方，必然有发包方的存在，迪森园林公司是否确认该合同的效力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事实来认定。2.协议签订后，合伙人金良于2017年11月28日向迪森园林公司汇款投入200万元，合伙人陆建永于2017年11月29日、12月8日、12月25日合计向迪森园林公司投入180万元，该事实应被认定为合伙人按协议履行出资进行承包施工，迪森园林公司接受款项予以确认。一审认定“到庭原告陈述……”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7有明确的汇款凭证证明，并非仅有陈述。3.2018年1月，因合伙人黄迪君、叶锡江资金短缺，合伙人及迪森园林公司协商一致，以该公司向绍兴上虞永利建材装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建材公司）借款，再由合伙人统一向迪森园林公司借款的方式进行投入［该事实已由（2019）浙0604民初5585号判决认定，目前已生效］。迪森园林公司收到永利建材公司借款后，退还了金良、陆建永的投入款，合伙人以进入到中国银行项目专有账户的借款支付工程相关款项。故，在合伙人以向迪森园林公司借款方式统一出资的情况下，黄迪君、叶锡江有无出资及迪森园林公司已退还金良、陆建永部分投入款的事实仅涉及合伙人内部结算，一审以此情况直接否定合伙承包施工事实，系事实认定错误。4.2019年1月24日，因迪森园林公司挪用工程进度款，经其他合伙人要求，该公司将中国银行专用账户的制单、复核Ｕ盾交给陆建永掌管，并约定工程款的支付方式、承包人缴纳税管费的方式以及收付款原始凭证的移交方式，可清晰证明迪森园林公司同意承包人按《合伙承包工程协议》支配工程款履行合同的事实。5.上诉人提交的证据8可证实，合伙人按照《合伙承包工程协议》及与迪森园林公司的中国银行网银移交约定，以迪森园林公司移交合伙承包使用的专用帐户陆续向该公司交纳税管费合计1476256.51元，为承包施工的直接证据。迪森园林公司抗辩此为公司内部之间交税往来不符基本常理。6.上诉人承包施工对外仍需以迪森园林公司名义发生经济来往，自从施工单位的“营改增”税收制度后，主材的采购及重大支出的合同均应由施工单位迪森园林公司与供应商签订并与发票对应，仅有零星材料由合伙人金良作为现场管理人购买，且按照Ｕ盾移交要求，每月底都将本月发生的原始凭证移交了迪森园林公司的财务人员；民工均由合伙人金良作为现场管理人组织并核对每月工资，款项打给金良后，再支付给具体班组。一审法院基于缺少建设工程施工管理的知识，要求上诉人提供约4000多万元造价的采购合同、机械组织及支出凭证来证明承包施工的观点错误。7.（2019）浙0604民初5585号案件中，迪森园林公司陈述该工程为合伙承包施工，且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了涉及工程支出的明细，能反映Ｕ盾移交后由合伙承包人掌控支付工程款、材料款及人工工资。迪森园林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中，明确为“迪森园林公司对外承接的凤凰山遗址公司项目，实际上由陆建永、黄迪君、金良、叶锡江四合伙人共同承包经营”，对由上诉人合伙承包施工的这节事实构成自认。8.（2020）浙0604民初612号案件，迪森园林公司作为原告诉称“原告法定代表人黄迪君与陆建永、金良、叶锡江四人签订合伙承包工程协议一份，约定由四人以原告名义共同承接凤凰山绿化工程。因工程施工需要资金，以原告名义向永利建材公司借款…”并提交《合伙承包工程协议》以证明四人合伙承包凤凰山公园绿化工程；提交《网银移交说明》证明移交账户由合伙人陆建永管理，支付工程涉及款项。以上自认事实及相关证据、证明目的均与本案上诉人的主张及举证内容一致，构成迪森园林公司对相关事实的自认。该案已由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9日作出一审判决，查明及认定的事实简要为：⑴该工程由四人合伙承包施工；⑵迪森园林公司开设在中国银行的3922××××6320帐户系案涉凤凰山公园绿化工程项目专用帐户，自移交给陆建永管理时起，仅为工程资金收付使用；⑶工程项目专用帐户内资金实为工程承包合伙人共有，而迪森园林公司不是工程承包人。2020年7月20日，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维持原判。综上，上诉人合伙承包施工凤凰山公园绿化工程，既有书面合伙承包协议，又有承包合伙人向迪森园林公司投入资金、掌控项目专用帐户支付材料款、人工工资、税管费等证据证明。迪森园林公司在其他案件中亦反复自认合伙承包事实，且已被两个生效案件裁判认定，一审法院无视诸多法律事实，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错误。三、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是否为“实际施工人”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实际施工人其中一类为转包合同的承包人。在能确定迪森园林公司将涉案工程全部承包给上诉人合伙施工的情况下，即为转包行为，上诉人符合实际施工人的特征。2.实际施工人并非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一种民事主体，而是基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建筑工人权益的目的，司法解释规定突破债的相对性，允许定性为“实际施工人”的承包人可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向发包方主张权利。故，上诉人向迪森园林公司主张工程承包款，是基于双方存在承包施工的合同和事实，一审法院以合伙人在合伙协议中未载明自己为“实际施工人”，在其他案件中未陈述自己为“实际施工人”为由驳回上诉人要求迪森园林公司支付承包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至于上诉人是否可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向上虞文广局主张欠付责任，理应在查明上诉人是否为转包合同的承包人事实基础上来界定及评判。四、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可基于合伙关系另行主张权利，更是混淆法律关系。1.因合伙人中的黄迪君凭借迪森园林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及出于个人目的，采用让迪森园林公司截留工程进度款、怠于向发包方结算工程款及让迪森园林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先行查封执行工程余款等方式，严重损害了合伙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未清偿的民工、材料商合法权益，影响对政府工程的保修。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基于工程承包关系提出诉求，来达到确定合伙债权、保护合伙债权的合法目的，并未要求合伙财产清算。2.亦只有通过本案审理确定合伙债权、执行到合伙债权后，合伙人之间才能进行合伙财产清算。在合伙债权未能确认之前，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可以合伙关系另行主张权利为由驳回诉讼请求，本末倒置，致上诉人权利严重失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改判。 迪森园林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上诉人一审提起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但未提交其与答辩人签订的转包或分包施工合同，也未提交案涉工程实际是由上诉人施工的证据。上诉人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要求答辩人支付工程款、要求发包人在欠付的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是正确的。二、答辩人不否认上诉人与黄迪君曾签订过《合伙承包工程协议》，但上诉人并不能证明该份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因为上诉人并未按协议约定实际出资。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绿化工程施工所需的所有资金，均由答辩人自行筹集、自担风险。退一步说，上诉人、黄迪君确曾经签订《合伙承包工程协议》，也不能得出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的结论。上诉人签订的是合伙承包协议，而不是工程转包或分包协议，这是两个法律性质完全不同的协议。三、如果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那么施工过程中的人、材、物应由上诉人实际承担民事责任，尤其在缺少资金情况下，应当由上诉人解决，而不是由答辩人解决。但实际情况是，案涉工程的人、材、物均是由答辩人解决。在案涉工程缺少资金时，是由答辩人出面向永利建材公司借款，而不是由上诉人、黄迪君出面借款；该工程对外的民事责任，是由答辩人承担，而不是由上诉人在承担。上诉人称其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资金安全、解决材料款和民工工资问题，但所有的材料款和民工工资责任实际均由答辩人在承担。永利建材公司诉答辩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答辩人确曾主张借款是由上诉人等所为、应由上诉人等归还，但上诉人予以否认，法院也没有采纳答辩人的观点，仍判决由答辩人向永利建材公司归还借款。四、永利建材公司借款给答辩人期间，因为借款的用途是专用于案涉工程。为保证出借资金的安全，永利建材公司要求借款期间，由其负责答辩人的财务。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保证借款资金按要求的用途支出，即用于答辩人承揽的案涉工程建设，而不是用于答辩人的其他投资或偿还其他债务，答辩人才同意将财务暂交由永利建材公司负责。答辩人财务资金的支出用于案涉工程，并不能由此得出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的结论。五、一审庭审中，法院要求庭后核实的问题，答辩人以书面形式进行了回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以此认为一审程序违法，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上虞文广局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庭询时辩称，在坚持一审答辩意见的基础上，发表如下意见：一、上诉人的上诉没有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实际施工人并不当然等同于本案中上诉人基于合伙关系来主张的法律关系。迪森园林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唯一承包方。二、案涉工程尚在审计过程中，并不具备付款条件。三、上诉人所提及的另案相关判决书中，并无认定上诉人所主张的合伙承包关系，也不代表上诉人可直接向答辩人主张相关工程款。四、迪森园林公司涉诉案件较多，一审法院已就其它案件向答辩人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如答辩人直接支付相关工程款，将违反法律规定。五、案涉工程目前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如固化沙石路面破损严重、水泥栈道开裂破损、部分苗木死亡未补种等，在质保期内负有维修义务。六、一审庭审后，答辩人以书面形式回答了庭审中的问题并上传微法院，并未另行提交证据。综上，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 黄迪君未作陈述。 金良、陆建永、叶锡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迪森园林公司立即支付工程承包款14804268元，并支付自2019年6月19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判令被告上虞文广局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原告承担付款责任；3.判令原告对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3日，迪森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迪君与陆建永、金良、叶锡江等四人共同签订《合伙承包工程协议》一份，约定：由四人合伙出资并承包上虞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绿化工程，工程以迪森园林公司的名义承接，在上交迪森园林公司2%管理费及发票税金后，按出资比例分配盈余。同时约定，由黄迪君出资工程所需款的40%，金良出资工程所需款的25%，陆建永出资工程所需款的25%，叶锡江出资工程所需款的10%，如一方出资不到位，由其他合伙人帮助融资，融资利息作为工程项目成本支出。关于出资情况，到庭原告陈述金良出资200万元，陆建永出资320万元，迪森园林公司亦归还过金良全部、陆建永部分款项，黄迪君、叶锡江均未出资。案涉工程正在审计过程中，且该院就部分案件已向上虞文广局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部分工程款。 2019年1月24日，迪森园林公司与永利建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建永签署了《迪森公司中国银行账户网银移交说明》，载明如下内容：为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款项支付需要，迪森园林公司现将中国银行开户（账号：3922××××6320）的网上银行专用制单、复核Ｕ盾移交给陆建永，经双方商定，移交后：1.工程款项支付前需经迪森园林公司财务人员陈桔琴审核方可支付，未经审核，不得支付；2.工程款发票开具后，应在当月月底前将需交的税管款转入迪森园林公司基本账户；3.按财务制度规定，每月底前应将本月发生的收付款原始凭证整理齐全移交给迪森公司财务人员。如未按以上商定执行，移交单位立即收回网上银行专用制单、复核Ｕ盾，造成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由接收方承担。 原告金良、陆建永、叶锡江明确诉讼请求中的金额计算方式为：1.工程款合计39987899元，提留2.5%的保修金后为38988201元；2.合伙承包人提留保修金后可得工程款为38988201元×93%（扣除7%税管费）+3671607元（发包方退还保证金）=39930634元；3.合伙承包人个人直接向迪森园林公司投入余款5200000元-3800000元（迪森公司直接归还个人）=1400000元；4.合伙承包人项目部借款给迪森园林公司3900000元；5.合伙承包人已缴纳税管费1476256.51元；6.迪森园林公司已支付合伙承包人26050015.32元（进度款、归还借款等）+3842607元（迪森园林公司已支付的保证金）=29892622.32元；7.迪森园林公司向永利建材公司借款用于合伙承包人项目部余款2010000元。合伙承包人可结算余款为14804268元，即前述2+3+4+5-6-7。 另查明，迪森园林公司与陆建永、永利建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9日作出（2020）浙0604民初612号驳回诉讼请求民事判决书。永利建材公司与迪森园林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2019）浙0604民初5585号民事判决书，迪森园林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浙06民终488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涉工程系由绍兴市上虞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2019年1月21日更名为“绍兴市上虞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包给迪森园林公司，总标的为38426074元，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工程于2019年6月12日通过竣工验收，尚有部分未结清工程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四原告是否系实际施工人以及主张的被告应当支付工程款的请求能否成立。我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实际施工人的权利主张途径进行了明确规定，现原告金良、陆建永、叶锡江主张其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此共提供了八组证据，被告迪森园林公司均予以否认，发包方上虞文广局也予以了否认，黄迪君虽从程序上被追加为本案共同原告，但其无正当事由未出庭参加诉讼，可视为按撤诉处理，但其余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金良、陆建永、叶锡江系实际施工人身份。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此各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法律责任。从原告提供的证据以及该院的认证意见综合分析，相关案件的生效裁判文书并未认定上述四原告为实际施工人，且（2019）浙0604民初5585号一案庭审中，金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陆建永以永利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庭参加诉讼，均未陈述到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仅陈述到签订过相关合伙协议。退一步讲，即使上述四人合伙承包案涉工程，从另案及本案查明事实分析，该四人仅有金良、陆建永实际出资过，后迪森园林公司也予以了部分归还，叶锡江、黄迪君出资不明，无相关证据表明该四人组织过相关人员、机械、购买材料、参与该工程实际施工等，亦无证据证明迪森园林公司与该四人存在案涉工程的分包、转包事项。原告提供的《合伙承包工程协议》在另案当中也予以了体现，表明该四原告合伙参与案涉工程出资，相关借款凭证也能证明迪森园林公司向有关主体借款，（2019）浙0604民初5585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6民终4883号民事判决书均对因合伙关系的纠纷可以另行主张权利进行了明确。故，四原告实际施工人身份暂无法确认情形下，径行要求本案二被告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的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金良、陆建永、叶锡江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0626元，由原告金良、陆建永、叶锡江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金良、陆建永、叶锡江向本院提交本院（2020）浙06民终170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作为二审证据，拟证明该案一、二审法院已确认案涉工程由金良、陆建永、叶锡江、黄迪君四人合伙承包施工；迪森园林公司开设在中国银行的3922××××6320账户系案涉工程项目的专用账户，自移交给陆建永管理时起，仅为支付工程材料款、人工工资、工程管理费、税金等使用，该账户内资金实际为工程承包合伙人共有，而迪森园林公司不是工程承包人，《合伙承包工程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被上诉人迪森园林公司经质证，对判决书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上诉人提起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主张其系实际施工人，但该判决既未认定上诉人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也未就其与迪森园林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凭该判决得不出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的结论；至于上诉人与黄迪君之间是否存在合伙承包关系，之前的相关法律文书及本案一审判决均已明确，上诉人可以另行主张。被上诉人上虞文广局经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原审原告黄迪君未作质证。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是本院作出的另案二审判决书，且两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二审中，被上诉人迪森园林公司、上虞文广局及原审原告黄迪君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相关司法解释，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其承担支付责任。上诉人金良、陆建永、叶锡江据此提起本案诉讼，应先就其系案涉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工程园林绿化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承担举证责任，然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合伙承包工程协议》的内容看，黄迪君系以个人身份签订该协议，是四人对合伙承包案涉工程的内部约定，虽然其中有向迪森园林公司上缴管理费、承担发票税金的内容，但不能据此推定该四人已经与迪森园林公司达成分包或转包协议，也不能因黄迪君时任迪森园林公司法定代表人而当然认定其行为代表公司意志。其次，上诉人对于各合伙人实际未按《合伙承包工程协议》约定出资的事实无异议。虽然上诉人主张其对案涉工程的出资以迪森园林公司向永利建材公司借款、再由上诉人向迪森园林公司借款的形式完成，但未得到迪森园林公司的认可，上诉人也未提交其与迪森园林公司存在上述约定的证据，其有关（2019）浙0604民初5585号民事判决已对其向迪森园林公司借款方式投入的事实予以认定的主张，与该案判决书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第三，2019年1月24日《浙江迪森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账户网银移交说明》由迪森园林公司与陆建永签订，上诉人据此主张迪森园林公司同意其按《合伙承包工程协议》支配工程款履行合同。但结合（2019）浙0604民初5585号、（2019）浙06民终4883号民事判决，迪森园林公司曾因案涉工程需要向永利建材公司借款，明确借款不得另作他用，而陆建永系出借人永利建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不能排除陆建永掌控该账户系代表出借人监督工程款使用情况的可能性。由此，上述中国银行账户收付款情况也不能证明合伙人参与了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上诉人又未提交能证明其四人组织相关人员和机械、购买材料、参与工程实际施工等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三上诉人、黄迪君的实际施工人身份尚无法确定，并无不当。 程序方面。经审查一审在卷材料及庭审录像，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9日开庭审理本案，庭审中曾要求两被上诉人代理人庭后核实相关情况并限期反馈，但并未要求各方当事人庭后提供补充证据，两被上诉人庭后也未提交证据。上诉人于一审庭审后提交（2020）浙0604民初612号民事判决书、凤凰山项目2018年10月份工资表、雕塑合同及结账清单等材料作为证据，显已超过一审确定的举证期限，亦非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以此主张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金良、陆建永、叶锡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110626元，由上诉人金良、陆建永、叶锡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 伟 审判员 傅芝兰 审判员 张百元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青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