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6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某，男，195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基，山东华夏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迟某1，男，194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迟某2，男，1974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双泊**。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77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女，1981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迟某3，男，197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上述五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瑶瑶，荣成成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姜某因与被上诉人迟某1、迟某3、迟某2、杨某、于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荣成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2民初1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某上诉请求：确认姜聚宝于2009年9月3日所立的口头遗嘱有效，判决姜某对姜聚宝名下的位于荣成市城西街道小岳家村的四间房及其拆迁利益享有3/4的继承份额。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关于口头遗嘱的规定理解错误，姜聚宝去世前所立的口头遗嘱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姜聚宝所立口头遗嘱过程如下：2009年9月3日早上六点左右，姜聚宝病重，姜某将儿子姜建军叫来，后姜某又将村医生岳守平找来。姜聚宝让姜建军将本村岳泽平、岳聚仁叫到家里，留下口头遗嘱：“你们三个给我做个证，我死后我所有的房产都给儿子姜某继承”。早上8点左右，姜聚宝去世。姜聚宝病重，符合紧急情况，在场有三个见证人。一审判决关于姜聚宝立遗嘱时不符合危急情况的认识有误。姜聚宝留下口头遗嘱至去世仅两个小时的事实能够证明姜聚宝处于危急情况，本案应以该事实为根据进行判断，而非仅以姜聚宝立遗嘱时比较清醒进行判断，且外人并不能充分了解姜聚宝本人的实际情况。姜聚宝立口头遗嘱时较清醒，更能表达其真实意思；2.关于姜某在诉前调解阶段未提出口头遗嘱的问题，不能否定口头遗嘱的存在。本案三个证人，有两个曾任村支部书记，具有一定威望，不可能作假证。迟某1、迟某3、迟某2、杨某、于某辩称，1.认定口头遗嘱是否符合危急情况，不应以姜某主张的姜聚宝立口头遗嘱到去世的时间来认定，而应以姜聚宝身体是否有紧急状况或是否遇到紧急意外来判定，一审证人对姜聚宝去世前身体状况的描述是身体状况还可以、能自理，证人中有一位医生，可证明即使口头遗嘱真实，立口头遗嘱时姜聚宝也非处于危急情况，该口头遗嘱无效；2.姜某在诉前调阶段未及时提出口头遗嘱以维护自身利益，却以照顾父母、修理房屋等理由要求多分财产，其还提出给予金钱补偿，足以对口头遗嘱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3.三位证人均有一定文化、会书写，完全可以在姜聚宝口述下代写遗嘱由姜聚宝签字，三位证人本身的威望与是否作假证无关，证人更应在姜聚宝去世后十多年内，将口头遗嘱一事告知其亲人，而非诉讼中出庭作证引发家庭矛盾。综上，请求维持原判。迟某1、迟某3、迟某2、杨某、于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继承被继承人姜聚宝、岳凤淑位于荣成市间的相应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姜聚宝与岳凤淑系夫妻关系，共有三个子女，分别为姜德荣、姜某、姜德兰。姜德兰于1985年去世，岳凤淑于1987年去世，姜聚宝于2009年9月3日去世，姜德荣于2019年5月24日去世。姜德荣与迟某1系夫妻关系，共有两个儿子，分别为迟某2、迟某3。姜德兰与毕崇堂系夫妻关系，共有两个女儿，分别为杨某、于某，毕崇堂于1980年去世，在姜德兰去世后，杨某与姜德荣和迟某1一起生活，并未办理正式收养手续。姜聚宝与岳凤淑原有位于荣成市间，该房屋宅基地登记卡载明：“使用人姓名（户主）姜聚宝，人口1，房屋间数4，面积为141平方米，编号为西街8-1”。该房产已列入拆迁计划，姜某就该房屋已与村委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但房屋尚未拆除。与上述四间房屋西面相连建有三间房屋，该三间房屋宅基地登记在姜某名下，载明：“使用人姓名（户主）：姜某，人口4，房屋间数3，编号为西街8-2，面积为119平方米”。迟某1等人称：“上述三间房屋也是姜聚宝的遗产，姜某虽然结婚时使用了该房，但婚后父母又为其建设了六间新房，姜某后来也搬入了新房居住，故这三间房不应属于姜某个人房产”。姜某称：“诉争的七间房屋原来只有登记在姜聚宝名下的四间，姜某结婚时候也是结在了这四间，后来姜某生了儿子姜建军，才从姜聚宝这四间房的西边接山盖了三间房，然后姜某就搬到了西三间住，这七间房中间加院墙隔成了两户，西面新建的三间登记在姜某名下，后期姜某为儿子申请宅基地，新建了六间房，宅基地登记卡也是写的姜某的名字。再后来，迟某1与姜某协商经营翻砂，想用这七间老房，姜某、姜聚宝全部搬到新建的六间房，并把之前院子的中间隔断打通，用七间老房子来经营翻砂”。迟某1等人认可姜某结婚是在西三间，并且七间房屋西三间、东四间被分成两户。姜某申请三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岳守平作证称：“我是村里的医生，姜聚宝去世前几天，我都去给他打针，他去世当天，我也去打针，当时姜某和姜建军在场，姜聚宝让姜建军去找岳聚仁和岳泽平到他家，他俩去了之后，姜聚宝当时神志清醒，然后说你三人给我做个证，我去世之后，房子留给儿子姜某。经常看见姜某去给姜聚宝送饭”；证人岳聚仁作证称：“2009年9月3日，姜聚宝的孙子去找我，早上六点多还未吃早饭，说他爷找我有点事，我大约早上6点半和村里岳泽平一起去了他家，我去的时候家里有他儿子姜某和岳守平。姜聚宝当时说你们三个给我做个证，我去世之后，房产留给儿子姜某。下午我就听说姜聚宝去世了，老人去世前一直是姜某给送饭。那时候我在村里担任大队长”；证人岳泽平作证称：“我以前干过村里书记，2009年9月3日，姜聚宝孙子姜建军来找我，我和岳聚仁一起去得姜聚宝家，当时姜聚宝说我找你三个人来做个证，我死了以后，把我的房子给儿子姜某。大约早上六点多钟，我们去了姜聚宝家最西边那一间房，姜聚宝立遗嘱时精神状态很好，都没想过会马上去世，我们做完证就走了。我和姜某关系很好，经常去姜某家，看到姜某给姜聚宝送饭，伺候养老。”迟某1等人质证称：“三位证人一致说姜聚宝当天早晨神志清醒，没有将要去世的表象，他在当天8点多钟死亡，也出于（乎）证人的意料，这种情况不符合立口头遗嘱的法律要件，且三位证人都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当时完全可以代书一份遗嘱，再由姜聚宝签字，所以不认可三位证人的证言，口头遗嘱是无效的。”姜某称：“三位证人在村里都是有威望的人，可信度比较高，另外，从姜聚宝在当天8点多去世的事实看，在当时属于病重的危急状态，从状态看属于证人所述的神志清醒的情况，但是从结果看当时被继承人属于病重的危急状态，所以口头遗嘱是有效的”。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8日对姜某进行了诉前调解，在该次调解时，姜某称：“迟某1等人起诉的房屋七间中，有三间是姜某自己的，有单独的土地使用证，另外四间是姜聚宝和岳凤淑的，我单独的三间与这个案子没有关系。另外四间是姜聚宝、岳凤淑共有的，我认为其中两间是岳凤淑的，已经过了诉讼的时间，迟某1等人无权继承，姜聚宝的两间也应该考虑我照顾的父母，房屋的修理等各方面，我只同意出于亲戚关系给予一定补偿，最多给四五万元。”庭审时一审法院询问姜某为什么在庭前调解时没提出有口头遗嘱，其称：“我们不知道这种口头交代的形式就是遗嘱，并且在法律上有效。我认为只有形成书面的遗嘱或公证遗嘱才是有效的，后来咨询律师才知道口头遗嘱也是有效的”。另查，1.姜某认可在跟村委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之前，曾向姜德荣要身份证，并称姜德荣同意将诉争房屋拆迁安置房给姜某，姜某给姜德荣14万元。迟某1等人承认姜某确实借过姜德荣的身份证，但称并未协商房屋如何处理。2.三位见证人在2009年后并未告知其他继承人有遗嘱之事实，并且在出庭作证前亦未告知迟某1等人存在口头遗嘱之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位于荣成市间房屋登记在姜某名下，且迟某1等人认可这三间房是姜某结婚时居住。姜聚宝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按照农村习俗，儿子结婚时父母会准备婚房，案涉的西三间房姜某结婚时居住，登记在姜某名下，并且西三间已与东四间分成两个独立的院落，故西三间如何建设不影响其系姜聚宝为姜某建设婚房之认定，故西三间应属于姜某所有。此后姜某又建设的六间新房，不论是为姜某儿子结婚所建还是姜某为自己所建，均不影响诉争七间房屋西三间所有权之认定。即使新的六间房屋系姜聚宝建设，在其未将西三间收回并且得到姜某同意的情况下，也不能认定西三间房屋并非姜某所有。故案涉西三间并非是姜聚宝、岳凤淑的遗产，迟某1等人要求分割该三间房屋，不予支持。位于荣成市间房屋（面积为141平方米）系姜聚宝和岳凤淑生前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二人去世后应作为遗产处理。岳凤淑去世时并未立遗嘱，因此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分割。岳凤淑去世后，案涉房屋未进行继承处理，已转为继承人共有状态，其他继承人对遗产进行继承分割处理的诉讼请求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姜某辩称因过了诉讼时效迟某1等人无权继承岳凤淑的遗产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本案中，姜某主张的口头遗嘱有如下不合理之处：第一，姜某在一审法院诉前调解笔录中只是称其照顾父母多，并对房屋进行过修理等，完全未提及姜聚宝曾经有口头遗嘱的情况，并且在一审庭审时也称其原以为只有形成书面的遗嘱或公证遗嘱是有效的，口头遗嘱没有效力，所以在诉前调解时才未提及有口头遗嘱。但是，据姜某庭审中称，当时之所以找三人作证，其目的就是为了立遗嘱，但却立了一个自己都认为无效的遗嘱，在有条件能立书面遗嘱时，却不从事之，该行为与常情严重相悖。第二，姜某在与村委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之前还与姜德荣协商补偿其妹妹14万元，这也与姜某称“在姜某结婚时父母就承诺去世后四间房屋归姜某所有”之约定不符，也与立有遗嘱之事情不符。第三，按照常理分析见证人在见证完口头遗嘱后，在长达十年多的时间未向其他继承人说明情况，并且在迟某1等人起诉后、姜某找他们出庭作证前，各见证人也未主动向其他继承人说明口头遗嘱的存在，此与常情亦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证据采信的标准有内在的层次性，不同的证据达到的证明标准并非一致，上述司法解释对口头遗嘱等证据的证明标准进行了提高，要求该类证据的证明标准要高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不能排除口头遗嘱一般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口头遗嘱不能认定。本案中，姜某主张之口头遗嘱，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故对该口头遗嘱不予认定。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五款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法律规定只有处于危急情况下才可立口头遗嘱，并且危急情况解除后能以其他形式立遗嘱的，该口头遗嘱无效。危急情况之构成，应当按照一般正常人之认识，以立遗嘱当时之情况，认为不通过口头方式立遗嘱则无法立遗嘱。本案中，虽然姜聚宝于当日上午去世，但据三位证人之陈述，姜聚宝并未出现特殊的危急情况，其身体状况与此前几天基本一致，姜聚宝去世之事情不能反推用以证明姜某主张立口头遗嘱时即存在危急情况，故姜某所述口头遗嘱即使真实存在，也因其不符合继承法规定的危急情况而无效。姜某称自己与姜聚宝在同村居住，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在建设六间新房后共同搬到新房居住，在分割遗产时应当多分，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结合姜聚宝与姜某已经分户生活，姜聚宝去世时自己居住在老房子的西间，姜某以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为由要求多分遗产之主张，不予支持。继承开始后，无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姜德兰在其父母姜聚宝、岳凤淑之前去世，杨某、于某作为姜德兰的女儿可以代位继承姜德兰应继承的遗产份额。姜德荣在姜聚宝、岳凤淑死亡之后去世，未留有遗嘱，其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可转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综上所述，迟某1等人要求继承姜聚宝、岳凤淑的遗产七间房的诉讼请求，对属于姜聚宝、岳凤淑遗产的东四间，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姜某辩称已过诉讼时效、案涉房屋应按口头遗嘱由姜某一人继承、其履行主要的赡养义务应当多分遗产的理由，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登记在姜聚宝名下的位于荣成市间及其拆迁利益由迟某1、迟某2、迟某3、杨某、于某、姜某继承，其中迟某1、迟某2、迟某3各占九分之一的份额，杨某、于某各占六分之一的份额，姜某占三分之一的份额；二、驳回迟某1、迟某2、迟某3、杨某、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迟某1、迟劲松、迟某3各负担406元，由杨某、于某各负担608元，由姜某负担1216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姜某主张的姜聚宝之口头遗嘱是否真实、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五款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据此，立遗嘱人只有在危急情况下且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的情况下，才可以立口头遗嘱，且该口头遗嘱附有失效条件，即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如果不采取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进行补正，则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首先，本案中，三位证人到庭对十余年前的2009年的某村民所谓口头遗嘱一事作证，所述证词关于事件发生的具体年月日时、在场人的姓名、到场详细经过乃至立遗嘱人死亡的具体时间等细节的描述明显违背记忆规律，违反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识、且三证人均证实立遗嘱人当日死亡前立遗嘱时意识清醒，身体状况尚好，有悖医学常识，亦可反证口头遗嘱设立时立遗嘱人并未处于危急情况，不符合可以设立口头遗嘱的法定生效要件，也可印证当时有条件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而未采用，即使设立口头遗嘱亦无效。据此，仅凭三位证人证言，不足以认定姜某主张的口头遗嘱真实、有效。其次，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8日对姜某进行了诉前调解，在该次调解中，姜某并未提出有口头遗嘱的存在，同时其主张，姜聚宝的两间房屋也应该考虑姜某照顾父母、房屋的修理等各方面，其只同意出于亲戚关系给予一定补偿，表明姜某亦未认可口头遗嘱的效力且同意对案涉四间房屋之共有人或权益人予以补偿。再次，姜某提供的三位证人，在姜聚宝去世的十余年间从未向姜聚宝其他亲属告知过口头遗嘱的存在，直至诉讼中方出庭作证证明存在口头遗嘱一事，三位证人两位曾在村委担任过一定职务，一位系医生，应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不可能将代表村委见证口头遗嘱这一关乎村民重大财产处分事宜不对其亲属进行告知,以确认其效力；最后，姜某认可其在跟村委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之前，曾与姜德荣协商补偿姜德荣14万元，与其主张的口头遗嘱内容相悖，同时表明姜某亦认可案涉四间房屋有其他共有人并应依法析产继承，并对其他共有人进行补偿。综上，依据本案现有事实和证据，不足以认定诉争口头遗嘱真实存在且合法有效，姜某依据口头遗嘱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3/4份额，缺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姜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32元，由姜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大海审判员  蒋 涛审判员  张丽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双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