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44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63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宝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涵，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5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爱娟，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路，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女，195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爱娟，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路，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女，1955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5，男，1972年5月2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6，女，1970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某，女，194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同王某5。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男，197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女，195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赵某之子），基本情况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1，女，1975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山东省东营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2，男，198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南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瑞源，男，198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某1，男，1952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瑞源（许某1之子），基本情况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某2，男，1978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瑞源（许某2之兄弟），基本情况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7，男，1970年9月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范某、王建、赵某、邵某1、邵某2、许瑞源、许某1、许某2、王某7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6民初2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宝英、孙涵，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爱娟、杨路，被上诉人王某4、王某7，被上诉人王建并作为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许瑞源并作为许某1、许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某5、王某6、范某、邵某1、邵某2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协议书》是赠与合同，并非代书遗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①《协议书》是一份合同，并非遗嘱，从《协议书》的标题看，其标题为“协议”，是“合同”的代名词；《协议书》中“我（王绍德）与我四儿王某1、三女（王某4）协议从签订之日生效”的表述看，该《协议书》也是一份合同，并非遗嘱；三方主体在《协议书》落款处进行了签名，遗嘱并不需要继承人的签字，因此也能够判断《协议书》并非遗嘱；该协议自成立时生效，为保证协议的履行还特意委托红桥区丁字沽街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进行见证。一审法院对《协议书》的认定为代书遗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②《协议书》是一份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在王绍德去世时条件已经成就。《协议书》已经写明上诉人的母亲在世时已经对家庭财产进行了分家析产，上诉人分得一间房屋，上诉人之父王绍德分得一间半房屋。上诉人之父王绍德在生前将其个人财产进行了处分，并在进行处分时附加了条件，就是要求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王某4多履行一些赡养义务。因此，《协议书》是由上诉人、上诉人之父王绍德、被上诉人王某4三方共同签订的一份附条件的赠与合同。③上诉人实际拥有涉案房屋12号、13号房的所有权，该部分房屋并非王绍德的遗产。上诉人之母在世时，上诉人因分家析产获得一间房（12号）。王绍德去世后，上诉人因履行赠与合同获得一间房（13号）。2．《公证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为《公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错误。①王绍德及其配偶生前建设了涉案房屋12、13、14号房，该三间房取得了产权证书，在此之外还建设了两间附属用房。《公证书》中提到的三小间房子就是指14号房和另外的两间附属用房。②从《公证书》的内容看，一方面王某4将其获得的14号房进行了处分，由其和王某3、王春慧、王春敏、王某2五姐妹共有，另一方面处分的两小间房子是不在产权证上的附属用房，该部分房屋才是王绍德的遗产，其他被上诉人认为损害其利益的可另行救济。3．关于遗产范围，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的父母在去世时未处分的遗产只有《公证书》中提到的三小间房中的两小间（附属用房）。4．一审法院将案涉12、13、14号房屋的面积写错。王某2、王某3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事实和理由：1．一审期间已经对《协议书》和《公证书》发表过质证意见，对《协议书》真实性不认可，王绍德1923年生人，可以说文化水平接近文盲，不会写字。2．对《公证书》合法有效性也不认可，《公证书》并非全部继承人达成的处置方案，因为缔约人对财产的处分，没有完整的权利，所以我们不认可公证书的，也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某4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母亲去世后，我父亲没人管，就我与王某1管。不认可一审判决，但我也没有提起上诉。王建、赵某答辩称，同意王某2、王某3的意见，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许瑞源、许某1、许某2答辩称，同意王某2、王某3的意见，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王某7答辩称，同意王某2、王某3的意见，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王某5、王某6、范某未到庭参加诉讼，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同意一审法院判决。邵某1、邵某2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王某2、王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对被继承人王绍德名下位于天津市红桥区××街××号××的房屋进行析产分割；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原告分别享有上述房屋九分之一的继承权；3．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王绍德与常玉茹系夫妻关系，常玉茹于1989年3月11日死亡，王绍德于2000年2月14日死亡。二人生前育有九位子女，分别为王春年、王春和、王春海、王春慧、王春敏、王某4、王某2、王某3、王某1。其中王春年于1986年10月23日死亡，王春年生前育有两位子女，分别为王某7、王军，王军于2009年9月20日死亡；王春和于1996年4月10日死亡，其与被告范某系夫妻关系，育有两位子女即被告王某6、王某5；王春海于2013年7月15日去世，其生前与被告赵某生育一位子女即被告王建；王春慧于2009年1月14日因死亡注销常住户口，其与邵连子系夫妻关系，邵连子于2017年1月6日去世，双方育有两位子女即被告邵某1、邵某2；王春敏于2009年12月5日死亡，其与被告许某1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两位子女即被告许某2、许瑞源。被继承人王绍德生前留有一套位于天津市红桥区××街××号的（12号13号14号）房屋，私产，不动产权证号25320，登记日期为1985年10月18日。对于本案被继承人的基本情况、继承人范围、诉争房屋基本情况，原、被告没有争议，法院予以确认。1997年7月16日，经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法律服务法律所代书，王绍德留有《协议书》一份，立协议人为王绍德、王某4、王某1。经办人为赵克明。约定一间半平房，给王某1一间，给王某4半间，同时王某1、王某4照料被继承人。2006年，王春慧、王春敏、王某4、王某2、王某3及王某1签订《公证书》，对诉争房屋进行了分割，确认12、13号房屋归王某1所有，14号房屋及后院的两个半间共三个半间归五个女儿继承。在三个半间中，再拿出8000元为王春和购买墓地。经查，2019年5月8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作出津红政房征补丁字沽（2019）203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决定对诉争房屋予以征收，并载明该房屋评估价总值为1998827元，补偿安置方式为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置换方式。该房屋现已拆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以下争议焦点：一是《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继承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本案中，王绍德与王某1、王某4签订的《协议书》由赵克明代书，仅有赵克明一人为适格见证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不能认定为遗嘱。被告王某1主张该协议书属于分家析产协议，被继承人生前已通过协议书将房产赠与给被告，因签订协议的并非全体家庭成员，故该协议书并不能认定为分家析产协议，同时，经查上述房屋产权亦未变更至被告王某1名下，故对王某1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二是《公证书》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公证书》系部分继承人自行签署并对被继承人遗产进行分割，并未取得其他继承人的同意，故法院认为《公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二被继承人生前未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故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王春年、王春和、王春海、王春慧、王春敏、王某4、王某2、王某3、王某1作为二被继承人之子女，系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故应当均等继承遗产。王春年先于二被继承人去世，其子王军死亡且无子女，故被告王某7依法享有代位继承权；王春海、王春慧、王春敏均后于二被继承人死亡，其应当继承的份额分别由其继承人继承。对于法定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故判令被继承人王绍德名下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街××号的12.13.14房屋（不动产权证号：2××**）由原、被告按份共有。关于遗产范围的确定，诉争房屋系二被继承人之遗产，但现已因征收改造被拆除，遗产已转化为与房屋相对应的征收补偿利益。因原、被告均未与征收部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诉争房屋相对应的征收补偿权益的具体数额尚未确定，但考虑遗产继承比例亟待确定以及减少当事人诉累，法院认为可就各继承人对征收补偿权益的继承份额予以确定。原告王某2、王某3与被告王某4、王某1、王某7各享有房屋对应的征收补偿利益九分之一的份额；被告邵某1、邵某2共享有九分之一的份额，被告许瑞源、许某1、许某2共享有九分之一的份额，被告王某5、王某6、范某共享有九分之一的份额，被告赵某、王建共享有九分之一的份额。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王绍德名下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街××号房屋（间号12、13、14，建筑面积52.9平方米）的征收补偿权益，由原告王某2、王某3、被告王某4、王某1、王某7各享有九分之一的份额；被告邵某1、邵某2共享有九分之一的份额，被告许瑞源、许某1、许某2共享有九分之一的份额，被告王某5、王某6、范某共享有九分之一的份额，被告赵某、王建共享有九分之一的份额；二、驳回原告王某2、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4元，由原告王某2、王某3与被告王某4、王某1、王某7各负担185元；被告邵某1、邵某2共负担185元，被告许瑞源、许某1、许某2共负担185元，被告王某5、王某6、范某共负担185元，被告赵某、王建共负担184元。二审中，本院组织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上诉人提交房管局所有权申请登记收据的复印件，拟证明三方签了协议之后，因为房屋产权证一直在房管局押着，导致没有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王建、赵某、许瑞源、许某1、许某2、王某7质证意见为：将房屋产权证放在房管局，是为办理房屋面积的增补，不阻碍房屋所有权变更，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王某4质证意见为：同意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提交王绍德生前住院病历及诊断报告（2020年天津市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及ＣＴ报告单），拟证明王绍德持续患有小脑萎缩，在1997年就不可能按照上诉人的要求书写和表达《协议书》内容。王某1、王某4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材料只是显示2000年王绍德去世前的精神状态，不能证明王绍德在签订《协议书》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王绍德本人是工厂工人，有一定文化水平，同时在签订《协议书》时向当时的法律服务所缴纳了相关费用，表明《协议书》内容是王绍德本人意思表示。王建、赵某、许瑞源、许某1、许某2、王某7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上诉人主张《协议书》系赠与合同，应按赠与合同认定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若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有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为代书遗嘱。遗嘱是指被继承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理，并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根据《协议书》的相关内容看，王绍德将其所有的房屋给付子女的条件是，子女对其生活照顾尽心尽力，且在其去世后给付。赠与合同与遗嘱的相同特性是一方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另一方。不同点在于赠与合同所涉及的赠与标的物在赠与人生前发生财产转移，遗嘱是被继承人（赠与人）死亡后发生财产转移。本案所涉及的《协议书》内容虽有赠与的特性，但鉴于协议书内容有在一方死亡后发生财产转移的内容，其性质属于遗赠，因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畴，故该《协议书》的性质属于遗嘱。若认定《协议书》为赠与合同，王绍德作为赠与人一方还要负有相关赔偿责任的风险，不仅加重了王绍德的法律责任，同时规避了上诉人一方在取得王绍德财产时应对王绍德生前债务的清偿责任，作为上诉人只对积极财产享有权利，却不对消极财产承担义务，也不符合权利义务相对称的法律宗旨，故上诉人主张《协议书》属于赠与合同不成立。因《协议书》非被继承人王绍德本人书写，系案外人赵克明代为书写，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为代书遗嘱正确。因《协议书》仅有赵克明一人为适格见证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代书遗嘱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确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认定有效问题的答复》，对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代书遗嘱不宜认定为有效。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对《协议书》中有关王绍德签字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上诉人也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协议书》系王绍德本人签名，故该《协议书》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2．《公证书》的效力。因《公证书》系部分继承人自行签署并对被继承人遗产进行分割，并未取得其他继承人的同意，故一审法院认定《公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无误。3．遗产的范围。上诉人主张在《协议书》形成之前，其已取得案涉12号房屋，因其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故一审法院认定遗产范围为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的诉争房屋妥当。因诉争房屋已被征收，一审法院为减少当事人诉累，以诉争房屋最终相对应征收补偿权益的具体数额为遗产范围妥当。4．继承人范围及继承份额。一审法院依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适用法定继承，结合各继承人之间相互关系，对继承人范围及继承份额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5．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判决对案涉房屋面积存在错误表述的主张，一审法院已作出补正裁定进行了更正，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64元，由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红审判员  李 芳审判员  纪曼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史文芳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