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3行终96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建军，男，198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司法局，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院**楼。负责人苗林，党委书记、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彬，北京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田卫华，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建军因诉被上诉人北京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行初27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建军，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刘彬、田卫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9月11日，杨建军向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以下简称朝阳司法局）提交《投诉书》，投诉北京市天中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中所）、律师张某在代理其（2017）沪03行终260号案件的再审申诉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12月16日，朝阳司法局作出（2019）朝司答字第117号《关于杨建军投诉北京市天中律师事务所及张某律师有关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杨建军不服，向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司法局于2020年4月17日作出京司复[2020]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主要内容为：一、朝阳司法局具有依法作出《答复》的法定职权；二、被投诉人为张某及天中所，朝阳司法局仅将《答复》送达张某，未送达天中所，违反程序规定；三、朝阳司法局作出的《答复》认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关于杨建军反映张某“上海市高院不承认其代理律师资格”“事实上未尽到律师的应尽义务”的问题，朝阳法院作出的（2018）京0105民初24845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张某在参加听证后存在未及时补交授权手续的行为，致使上海市高院将再审案件作为杨建军无律师代理情况处理，天中所对此应承担责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三中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高院）认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查明的事实和作出的认定。朝阳司法局答复称“张某在接受委托后未履行代理义务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根据《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将责令其限期改正”并无不当。（二）关于杨建军反映张某“代理过程中违背律师职业道德，发表明显违背法律常识的言论误导本人”的问题，朝阳司法局答复称“投诉书中所述的问题，属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范畴，依法不属于我局职权”与《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北京市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不符。（三）关于杨建军提出的吊销张某执业资格证书的请求，根据《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一款、《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朝阳司法局答复称“关于投诉书中所述的问题，依法不属于我局职权，建议您向市司法局反映，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并无不当。（四）关于杨建军反映张某律师“可能有故意欺诈行为”“违规收费”“超越代理权限，不尊重杨建军知情权”以及请求“对天中所作出罚款处罚”等问题，朝阳司法局仅于2019年12月3日向张某律师发函要求接受调查，未穷尽调查手段，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朝阳司法局在未查明投诉事项是否属实的情况下，答复“根据现有证据，未发现天中所存在违反《律师法》规定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合以上，市司法局认为朝阳司法局作出的《答复》认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第3目的规定，决定撤销朝阳司法局作出的《答复》，责令朝阳司法局在法定期限内对杨建军的投诉重新作出处理。杨建军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上诉人杨建军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人民法院：1.撤销《复议决定书》，判令市司法局重新作出决定（《复议决定书》的第三部分第（一）项“关于上海市高院不承认张某代理律师资格、张某事实上未尽到律师的应尽义务”不予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的处置方式违法；第三部分第（三）项“关于吊销张某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问题”的认定结果错误、法律适用错误）；2.判令市司法局吊销张某律师执业资格证书。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建军与案外人上海交通大学因退学决定及退学通知发生行政争议，杨建军就此提起行政诉讼，杨建军不服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市三中院）（2017）沪03行终260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260号判决），向上海市高院申请再审。2017年9月3日，杨建军与天中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行政诉讼）》，天中所指派张某作为杨建军上述再审案件的委托代理人，双方还约定了具体的代理权限及代理费用等。后上海市高院作出（2017）沪行申971号行政裁定书，载明的再审申请人杨建军并无委托代理人。2019年1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就杨建军与天中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8）京0105民初24845号民事判决书。朝阳法院认为，“张某在参加听证后存在未及时补交授权手续的行为，致使上海市高院将再审案件作为杨建军无律师代理情况处理，天中所对此应承担责任。”判决天中所向杨建军返还律师代理费3万元、返还办案费5000元。天中所不服，向北京市三中院提起上诉。2019年5月16日，北京市三中院作出（2019）京03民终69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建军不服（2019）京03民终6990号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院申请再审，主张天中所应当将5万元费用全部退还。2019年11月21日，北京市高院作出（2019）京民申60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杨建军的再审申请。2019年9月11日，杨建军向朝阳司法局提交《投诉书》及附件材料，被投诉人为天中所及张某，要求朝阳区律师协会取消张某的会员资格，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张某的欺诈行为，要求朝阳司法局吊销张某的律师执业资格并对天中所进行罚款处罚。具体投诉事项为张某在代理案件期间，未能充分履行律师义务，存在不当行为，具体表现有：1.上海市高院不承认其代理律师资格。张某律师未向上海市高院提交再审申请材料及律师事务所函，导致上海市高院按照没有代理律师的情况处理；2.张某事实上未尽到律师的应尽的义务。张某递交的再审申请书内容简略且存在错误，联系证人、收集证言及再审听证的发言和辩论主要由杨建军本人完成；对于杨建军要求申请调查令、调取原导师材料、对原审证据进行笔迹鉴定等，张某只是口头应承，但都未付诸实施；3.代理过程中违背律师执业道德，发表明显违背法律常识的言论误导杨建军。张某声称“再审开庭就叫听证”，让杨建军误以为再审已经开庭。4.张某有故意欺诈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北京市三中院（2019）京03民终6990号案件庭审中出现张某律师在庭审中表示“事后没有再向上海市高院邮寄过材料”，与其在微信中两次谎称“已经邮寄了相关材料”的内容不符，涉嫌诈骗代理费用，并与上海市高院、上海交通大学存在非法交易；5.天中所在（2018）京0105民初24845号案件庭审时出具的代理费发票，财务专用章有明显涂改痕迹，后来加盖的章也严重污损，无法辨识。请求彻查张某律师是否有违规收费行为、吊销张某律师执业资格证书并对天中所作出罚款处罚。2019年9月18日，朝阳司法局作出《投诉受理通知书》和《补充提交投诉材料通知书》，同日，邮寄送达杨建军。2019年9月18日，朝阳司法局向天中所发出《通知》，要求其就杨建军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并书面回复杨建军。2019年9月27日，杨建军补充提交《投诉书（补充内容）》及附件材料，反映张某超越代理权限，不尊重委托人知情权；张某在申请再审过程中存在严重过失，直接导致再审申请被驳回；张某可能与上海市高院法官存在不正当接触，制造冤假错案，涉嫌刑事犯罪。补充诉求为：1.责令张某针对其在微信中（证据6）和北京市三中院法庭上的说法（证据16）提交实体证据，具体包括责令张某提供上海市高院邮寄材料的全部EMS单号，责令张某提供与上海市高院法官的通话记录；2.请张某尊重杨建军知情权，向杨建军书面说明上海市高院申请再审（2017）沪行申971号案件的具体办案过程；3.责令张某律师说明5万元代理费差旅费的去向，最终是否入账到律师事务所账户，书面说明收费发票财务专用章污损涂改问题；4.请求朝阳司法局延长举证期限。2019年10月12日，天中所向被申请人提交《调处结果》，主要内容为：杨建军投诉天中所及张某的行为，经调查，完全无杨建军所述的违法事项，当事人恶意投诉，天中所保留追诉权利。2019年11月12日，朝阳司法局作出（2019）朝司延字第115号《朝阳区司法局律师类投诉案件延期通知书》，并于当日分别邮寄送达杨建军、天中所及张某律师。2019年12月3日，朝阳司法局向张某律师作出《投诉调查通知书》，要求其于2019年12月5日到朝阳司法局处接受调查，并提供相关材料，张某于2019年12月4日签收，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到朝阳司法局接受调查。2019年12月16日，朝阳司法局作出《答复》，主要内容为：1.关于投诉书中反映的张某“上海市高院不承认其代理律师资格”“事实上未尽到律师的应尽的义务”问题。朝阳司法局经调查，认为张某在接受委托后未履行代理义务的行为违反《律师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根据《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朝阳司法局将责令其限期改正；2.关于投诉书中所述的张某“代理过程中违背律师职业道德，发表明显违背法律常识的言论误导杨建军”问题，属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范畴，依法不属于朝阳司法局职权。建议杨建军向北京市律师协会反映，以维护其合法权益；3.关于投诉书中所述的张某律师“可能有故意欺诈行为涉嫌刑事犯罪”问题，依法不属于朝阳司法局职权，建议其向有权机关反映，以维护其合法权益；4.关于投诉书中所述的发票涂改、污损问题，建议杨建军向税务机关核实。关于天中所张某律师违规收费的问题，建议杨建军向价格主管部门反映，以维护其合法权益；5.关于投诉书中“司法局吊销张某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问题，依法不属于朝阳司法局职权，建议向市司法局反映，以维护其合法权益；6.关于投诉书中“对天中所作出罚款处罚”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未发现天中所存在违反《律师法》规定的行为，根据《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法不予处理；7.关于投诉书中涉及的人民法院及法官、上海交通大学的问题，依法不属于朝阳司法局职权，建议向有权机关反映，以维护合法权益；8.关于投诉书中“责令张某律师对其在微信中（证据6）和北京市三中院法庭上说法（证据16）提交实体证据。具体包括责令张某律师提供向上海市高院邮寄材料的全部EMS单号。责令张某律师提供与上海市高院法官的通话记录”“向委托人书面说明上海市高院申请再审案件（2017）沪行申971号案件的具体办案过程”“责令张某律师说明5万元代理费差旅费的去向”问题等，依法不属于朝阳司法局职权，建议其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解决，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杨建军不服，于2020年2月12日向市司法局邮寄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附件材料，市司法局于2020年2月24日签收。市司法局于2020年2月27日向朝阳司法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朝阳司法局于2020年3月12日向市司法局回复《行政复议答复书》。市司法局于2020年4月17日作出《复议决定书》。杨建军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前，杨建军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调取张某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向上海市高院邮寄授权委托书等法律文件的快递记录，具体包括邮寄单号、时间、收件人、签收时间、签收人等信息，一审法院决定不予调取。杨建军不服，向一审法院申请复议，一审法院作出复议决定书，驳回其申请，维持原决定。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后，杨建军向一审法院提交追加共同被告申请书、延长举证期限申请书和调查取证申请书，一审法院经谈话核实后，未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律师法》第四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区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对本区内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活动的投诉事项。”《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本案中，天中所及张某律师投诉时属朝阳司法局管辖区域内登记的律师事务所和执业律师，故朝阳司法局依法具有受理杨建军的投诉并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市司法局作为朝阳司法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受理杨建军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是指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本案中市司法局撤销朝阳司法局的《答复》，改变了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应属于“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之情形，故被上诉人为复议机关即市司法局，应对《复议决定书》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针对《复议决定书》的第三部分第（一）项（《答复》第1项），根据杨建军的投诉、提交材料，尤其是朝阳法院作出的（2018）京0105民初24845号民事裁决书对张某律师在接受委托后未履行代理义务的行为已经作出认定，且北京市三中院、北京市高院均认可朝阳法院查明的事实和作出的认定，朝阳司法局据此认定张某存在杨建军所投诉的在接受委托后未履行代理义务的行为，违反了《律师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并根据《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责令其限期改正”的处理符合上述规定，市司法局经复议认可朝阳司法局的认定，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亦不持异议。针对《复议决定书》的第三部分第（三）项（《答复》第5项），根据《律师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4号）的相关规定，朝阳司法局并无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权，应当由市司法局行使，朝阳司法局答复“依法不属于其职权，建议向市司法局反映，维护其合法权益”并无不当。在庭审中，杨建军认为市司法局引用的法律法规依据相当于变相的认定不应当吊销张某的律师执业资格证书，市司法局辩称其仅针对职权归属进行的认定，并未对“是否应当吊销张某律师执业资格证书”进行实体认定，市司法局已撤销《答复》，对于张某的行为是否符合“吊销执业资格证书”的情形，有待朝阳司法局进一步的调查，故对于杨建军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复议决定书》的其他内容，杨建军不持异议，经一审法院审查，以上内容以及行政复议程序并无违法之处。根据《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将投诉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朝阳司法局作出《答复》仅向张某送达，未向天中所送达，违反了上述规定，程序违法。市司法局在《复议决定书》中认定朝阳司法局违反法定程序，并无不当。另外，杨建军所提投诉请求朝阳区律师协会取消张某会员资格，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张某的欺诈行为，请求主体错误，经一审法院询问，杨建军表示其亦向朝阳区律师协会进行了投诉，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故本案中不予支持；杨建军所提要求约谈张某，详细了解上海市高院“遗漏代理律师”事件的前因后果、记录在案，责令张某说明与上海市高院法官私下沟通的全部细节、并提供通话记录等相关证据，责令张某说明是否向上海市高院补寄材料，并提供快递单号等请求，属于朝阳司法局和市司法局在行政程序和行政复议程序中结合杨建军投诉、相关证据材料和调查情况等自行决定采取的调查内容和调查手段，是否穷尽调查手段、调查内容是否全面，包含在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范围内，并非独立的履责申请事项，故一审法院不对其进行独立评价。综上，朝阳司法局作出的《答复》第1项、第5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2项适用法律错误，其他内容未穷尽调查手段，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答复》的送达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重做，市司法局所作《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对于杨建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建军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其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判决争议焦点认定错误，避重就轻，未对张某律师与上海高院法官私下非法接触问题做实质性审查。二、就目前实际结果来看，通州法院判决导致对张某律师处理结果畸轻，判决显失公平，缺乏合法性。三、未依法严格执行“复议维持双被告制”，让市司法局向区司法局转移责任，通州法院向朝阳法院转移责任，变相拖延时间，增加我方诉讼难度，增加其他兄弟单位的工作量，人为的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浪费行政、司法资源。四、张冠李戴、错进错出、放大其他法院审判工作中的错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五、证据认定的细节存在问题。六、一审裁判思路存在问题。七、不管诉讼结果如何，上诉人把所有的证据材料（包括司法局调得到的，调不到的）都摆出来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之前复议决定书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借口就不好使了，不管下面的区司法局调查不调查，都意义不大了。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市司法局同意一审判决，坚持一审答辩意见。上诉人杨建军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复议决定书》，证明杨建军申请行政复议的结果；2.《委托代理合同》，证明杨建军与张某的委托代理关系；3.上海市高院材料收据，证明上海市高院收到了张某递交的材料；4.（2017）沪行申971号上海市高院听证通知，证明再审案件的听证时间；5.上海市高院听证笔录，证明张某参加了听证；6.微信谈话记录，证明张某先后两次承认补寄了材料给上海市高院，张某称没有相关谈话记录是因为其将杨建军拉入微信黑名单；7.上海市高院（2017）沪行申97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该裁定书中未载明天中所和张某名字；8.上海市高院案卷中的部分“补充材料”，证明张某向上海市高院递交了律师事务所函、授权委托书、律师证复印件，上海市高院收到上述材料后归入了补充提交的材料，并能够证明杨建军委托授权的范围；9.朝阳法院（2018）京0105民初2484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结果；10.朝阳法院庭审笔录；11.北京市三中院庭审录像誊录件；证据10、11证明张某与上海市高院王岩法官共谋缓交代理手续；张某违反《律师法》第四十条规定，私下会见联系法官；张某违背当事人意志，私自与法院和对方当事人协商调解；12.北京市三中院庭审笔录，证明张某陈述案件相关证人未在听证中出庭的理由自相矛盾、张某忌惮上海方面的势力、对“不当面向法官出示材料收据，未在听证时补交材料”进行辩解；13.韩苗苗的证人证言及身份证明，证明杨建军没有让证人中途离开，张某律师亦未采取措施进行阻止或补救；14.北京市高院（2019）京民申600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杨建军不服二审判决，对张某“未充分履行代理律师义务”的结论不服，张某的主要问题是“与高院法官和对方当事人串通”；15.微信谈话记录，证明证据12中北京市三中院的笔录中“听证前不知道法院没有收到代理手续，当庭查阅卷宗才看到没有代理手续”的说法是假的；16.上海市高院卷宗部分材料，证明张某明知上海市高院准备剥夺其代理律师辩护权的情况下仍然配合上海市高院篡改诉讼材料（其中第1至5页系杨建军提交，但第6至8页并非杨建军提交）；17.朝司罚决字（2019）017号处罚决定书，证明朝阳司法局怠于履行职责，故意规避调查行为，故意掩盖问题，同时证明天中所并非首次出现违规行为，遭到其他委托人的投诉和司法局的行政处罚。18.（2020）朝司答字第089号《关于杨建军投诉北京市天中律师事务所及张某律师有关问题的答复》，证明张某仍在掩饰上海市高院的违法行为，原申请再审案件代理权限认定错误，朝阳司法局的行政行为错漏百出，市司法局亦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朝阳司法局和市司法局未能正确认定争议焦点。庭后杨建军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9.2019京03民终6990号庭审录像，证明在录像9分20秒、9分30秒，张某称是上海市高院让其缓交代理手续，目的是为了进行调解，事实上杨建军并未授权张某与上海市高院进行协商、调解，其行为是与上海市法院法官存在不正当接触，互相串通，且从录像中可以推断张某补交过代理手续；20.2018京01**民初24845号庭审录像，证明天中所张某律师与上海市高院法官有频繁密切联系，可以直接取得联系，随时可以补交代理手续，在张某与上海市高院法官联系过程中“必须交流的合法的信息不交流，重点交流非法信息”；上诉人杨建军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法律依据：1.《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4.《律师法》第三十条、第四十条；5.《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6.《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司发通[2018]36号）。被上诉人市司法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附件材料、邮寄凭证，证明杨建军申请复议时间及复议请求；2.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市司法局通知杨建军补正；3.杨建军补正后的《行政复议申请书》、附件材料及邮寄凭证，证明杨建军补正内容及时间；4.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市司法局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朝阳司法局；5.朝阳司法局《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依据（《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目录、杨建军提交的投诉材料、朝阳司法局的调查材料、《答复》及邮寄凭证、《答复》的法律依据及送达回证），证明朝阳司法局提交了作出《答复》的证据、依据，市司法局进行了审核；6.阅卷材料的邮寄凭证，证明市司法局依法向杨建军提供了朝阳司法局的答复材料；7.《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凭证，市司法局作出复议决定的时间及送达情况。被上诉人市司法局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法律依据：1.《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九条；3.《律师法》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五十二条；4.《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2号）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5.《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4号）第五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十二条第四项；6.《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部令第122号）第二条、第三十一条第一项；7.《北京市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京司发[2017]83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8.《投诉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答复》和《复议决定书》系该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杨建军提交的证据6、1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证据10、11、12、13、1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7与本案无关；证据18系朝阳司法局在《复议决定书》的合法性未经确认情况下作出的重新答复，其效力无法确定，对其合法性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杨建军与市司法局提交的其他证据客观真实、形式合法，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正确，予以确认。二审阶段，杨建军向本院提交北京市司法局律师工作处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的《投诉办理情况告知书》，用于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提交的完整的证明材料后还是不处理相关问题。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材料与本案合法性审查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接纳。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律师法》第四条、《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第三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朝阳司法局依法具有受理杨建军的投诉并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市司法局作为朝阳司法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受理杨建军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是指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本案中，市司法局撤销朝阳司法局的《答复》，改变了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应属于“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之情形，故本案被告应为复议机关即市司法局，对市司法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的合法性应进行全面审查。针对《复议决定书》的第三部分第（一）项（《答复》第1项），朝阳司法局依据上诉人的投诉、提交的材料，结合朝阳法院作出的（2018）京0105民初24845号民事裁决书对张某律师在接受委托后未履行代理义务的行为作出的认定，且北京市三中院、北京市高院均认可朝阳法院查明的事实和作出的认定，认定张某存在杨建军所投诉的在接受委托后未履行代理义务的行为，违反了《律师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并根据《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项，作出“责令其限期改正”的处理符合上述规定，市司法局经复议认可朝阳司法局的认定，本院审查后，同意一审法院的认定意见。针对《复议决定书》的第三部分第（三）项（《答复》第5项），根据《律师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4号）的相关规定，朝阳司法局并无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权，应当由市司法局行使，遂朝阳司法局答复“依法不属于其职权，建议向市司法局反映，维护其合法权益”并无不当。在庭审中，杨建军认为市司法局引用的法律法规依据相当于变相的认定不应当吊销张某的律师执业资格证书，市司法局辩称其仅针对职权归属进行的认定，并未对“是否应当吊销张某律师执业资格证书”进行实体认定，市司法局已撤销《答复》，对于张某的行为是否符合“吊销执业资格证书”的情形，需朝阳司法局进一步的调查，故对于杨建军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复议决定书》的其他内容，杨建军不持异议，经审查，以上内容以及行政复议程序并无违法之处。朝阳司法局作出《答复》之后，仅向张某送达，并未送达至天中所，违反了《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程序违法。市司法局在《复议决定书》中认定朝阳司法局违反法定程序，并无不当。关于杨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定意见。综上，朝阳司法局作出的《答复》第1项、第5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2项适用法律错误，其他内容未穷尽调查手段，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答复》的送达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重做，市司法局所作《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对于杨建军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建军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杨建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建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文涛审 判 员 韩 勇审 判 员 王 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宋 凯法官助理 李 崇书 记 员 高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