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01民初4665号原告：张家才，男，1975年5月10日生，汉族，本科文化，云南省楚雄市人，企业管理人员，现住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燕，云南鼎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罗丽，女，1973年10月7日生，彝族，高中文化，云南省楚雄市人，居民，户籍地：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现住楚雄市。被告：王华萍，女，1965年4月2日生，汉族，大专文化，云南省南华县人，退休职工，户籍地：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现住楚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林锋，男，1966年7月20日生，汉族，本科文化，云南省南华县人，公司员工，现住，系王华萍的丈夫，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张家才诉被告罗丽、王华萍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家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燕，被告罗丽，被告王华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林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家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张家才与被告罗丽、王华萍于2018年10月14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罗丽返还原告张家才商铺租赁租金86596元；3.请求判令被告王华萍返还原告张家才商铺租赁租金3500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罗丽、王华萍承担。后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被告罗丽返还原告张家才商铺租赁租金127596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10月7日，张家才与罗丽、王华萍、周岐军、赵林厚自愿签订《租房合同》，由罗丽、王华萍、周岐军、赵林厚将位于楚雄市铺面租赁给张家才经营使用，租期从2016年1月16日至2019年1月15日，三年租金共计360000元。《租房合同》期限届满之前，张家才与罗丽、王华萍于2018年10月14日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由罗丽、王华萍将位于楚雄市租赁给张家才从事商业经营，租期从2019年2月1日至2025年1月31日，2019年2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两年，每年的租金为84000元，在合同签订时，张家才先付两年的租金168000元。合同签订后，张家才支付了王华萍租金84000元，王华萍向张家才出具《租金收条》一份。因罗丽与张家才夫妇关系较好，自租赁该商铺后，张家才夫妇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罗丽的租金，罗丽均未出具收条。根据2015年10月7日签订的《租房合同》和2018年10月14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张家才依据合同应支付罗丽的租金为174000元（90000元＋84000元），但实际上，张家才支付给罗丽的租金为225596元。2020年1月底，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张家才在江浙的供货商被责令停厂防疫，无正正常供货。2020年3月5日，张家才与罗丽、王华萍协商，要求将商铺另行租给他人经营。2020年3月22日，罗丽、王华萍将商铺租给第三人陶从美经营。2020年4月2日，张家才要求罗丽、王华萍返还2020年4月至2020年1月31日共十个月的租金，但罗丽、王华萍不予答复。另，罗丽依据2015年10月7日的《租房合同》应收取的租金为90000元，依据2018年10月14日的《商铺租赁合同》收取2019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共计14个月的租金是49000元（14个月×3500），张家才实际支付罗丽的租金是225596元，罗丽应返还张家才租金为86596元（225596元-90000元-49000元）；王华萍依据2018年10月14日的《商铺租赁合同》收取了租金84000元，张家才应支付王华萍从2019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共计14个月的租金是49000元（14个月×3500），王华萍应返还张家才租金35000元（84000元-49000元）。综上，××的爆发系不可抗力事件，供货商无法正常供货是张家才所不能预见和不能避免的，张家才要求罗丽、王华萍将商铺另行租给他人经营的行为不属于违约，且罗丽、王华萍将商铺租给第三人陶从美经营后其损失已得到补偿，罗丽、王华萍不予返还剩余期限租金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显失公平公正。为维护合法权益，挽回经济损失，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请公正判处。被告罗丽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答辩人张家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张家才在诉状中列举从2015年10月7日签订《租房合同》和2018年10月14日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共支付我225596元租金，与事实不符，其所提供的银行流水只能说明原告张家才与我之间的经济往来，而不能说明全部是支付2015年10月7日和2018年10月14日签订的两轮商铺租赁的租金。事实是：原告张家才2015年10月7日与罗丽、王华萍、赵林厚、周岐军签订2016年1月16日-2019年1月15日为期三年、租赁位于楚雄市的《租房合同》，合同租金书面共计36万元。在合同签订以前，张家才夫妇便采取分铺面与商铺所有人谈租金的形式，与5号商铺所有人赵林厚、周岐军谈成每年租金6万元，而与3号铺面所有人罗丽、王华萍则谈成每年租金8.4万元，每年比5号铺面多出2.4万元，应张家才夫妇的要求，每年8.4万元租金不要写在合同上，以免5号铺面的赵林厚、周岐军因此而要求租金涨为与3号铺面的租金一样，多出的部分另外支付给我和王华萍。因此，实际上2016年1月16日-2019年1月15日应付给我和另一被告王华萍三年的租金是25.2万元，即答辩人要支付我和王华萍每人三年租金是12.6万元（“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2015年12月10日、17日张家才分别转账存入王华萍账户86000元和40000元），这就是我提供的2018年8月18日-21日与原告老婆李发芝微信谈话第7页提及的“这三年房租12.6万元，你一次性付我10万元”的由来。同时，2018年8月18日-2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说明了一个事实，被答辩人张家才直到2018年8月21日前都没有支付我2016年1月16日-2019年1月15日商铺租赁的租金，这说明了张家才诉状所称“根据2015年10月7日签订的《租房合同》和2018年10月14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张家才依据合同应支付罗丽的租金为174000元（90000元＋84000元），但实际上，张家才支付给罗丽的租金为225596元”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其所举证银行流水在2016年1月28日前转账的155596元根本就不是支付租金。2015年10月7日合同签订后，因原告一时凑不了这么多钱（即43.2万元），与我商量应支付我的12.6万元租金暂缓支付，因原告与我是亲戚，就同意了原告张家才的请求。这期间我四次催原告的老婆支付房租，但都以诸多借口未付，直到2018年8月18日，我儿子九月份将要开学需要付大笔的学费，且原告所租的商铺将要到期，抱着试一试的意愿，我再一次向原告老婆李发芝索要房租，这也就是我呈给法庭2018年8月18日至21日在微信里向原告方索要租金，证实之前原告确实欠我12.6万元的租金。为了签订2019年2月1日至2025年1月31日为期六年的《商铺租赁合同》，在我同意减免其上一轮租金2.6万元，只需支付10万元的条件下，张家才分别于2018年9月28日银行转账2万元、2018年10月14日签订合同当日银行转账支付了5万元及现金3万元（因李发芝说银行一天只能转账5万元，只能付3万元现金），共计10万元所欠的租金后，新一轮的《商铺租赁合同》才得以顺利签约。然而，2018年10月14日新一轮的租赁合同签订后，原告张家才再一次故伎重演，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新一轮头两年应付给我的8.4万元租金。我与被答辩人张家才是亲戚关系，这些年来有经济上的往来纯属正常。原告张家才在此次的诉讼状中竟将以往向我借钱放贷的还款说成是支付给我的商铺租金，并且还声称“2015年10月7日签订的《租房合同》和2018年10月14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张家才依据合同应支付罗丽的租金为174000元（90000元＋84000元），但实际上，张家才支付给罗丽的租金为225596元”，并出示了经济往来的银行流水做证据。暂不论原告所出示的银行流水中哪笔是支付商铺租金，哪笔是归还的借款，单就其诉状中列举应付174000元而实际支付225596元，这多付给罗丽的51596元是滞纳金还是逾期罚息？两轮的合同中都没有这样的约定，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第7、8、9页银行流水转账的时间来看，2015年12月5日转账5万元、2015年12月23日、24日又分别跨行转出13600元和54300元、2016年1月27日、28日再分别通过ＡＴＭ转账15872元、21824元，这些款项的确是打到了我的账户，但这些钱并不是用来支付所欠商铺租金，而是归还2012年原告老婆李发芝放高利贷时向我的借款（从2018年8月2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第7页到第10页表明，2012年李发芝确实向我借钱，并承诺并按5分、3分利息归还我所借的钱）。原告的老婆李发芝在借钱时打过借条，但借款还清后，我已经将借条还给了李发芝。原告张家才所出示的银行流水选用的日期都是非常刻意的选取与2015年10月7日签订《租房合同》接近的时间，无非就是想表明是在履行合同支付房租的约定，但是，合同约定应支付我商铺租金是90000元（实际是12.6万元），而在2015年12月5日至2016年1月28日转账的上述5笔款项共计155596元，多支付了65596元又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原告提前近三年支付2018年10月14日签订租期六年的《商铺租赁合同》定金？这显然不符合逻辑，三年后就一定会租给他吗？要知道商铺并非我一个人所有。另外，房租哪有会谈到精确到个位数，到是为了归还2012年向我借钱放贷须支付5分、3分利息，才会精确到个位数吧？以往原告支付完每一笔房租，都会向对方索要收款凭证，王华萍如此，我亦如此，并不是原告在诉状中所述“因罗丽与张家才夫妇关系较好”，我就可以不出具收款凭证。二、本案被告罗丽从来就没有收到过原告张家才支付的2018年10月14日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的2019年2月1日-2021年1月31日84000元的租金，但原告却在诉状中以银行往来的225596元转账，就谎称已经付了，对此，我再进一步说明原告张家才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上述84000元的租金。原告张家才诉讼证据卷第10页、第11页银行交易明细2018年9月28日、10月14日分别转账支付20000元、50000元，加上现金3万元共计10万元，是原告为了2019年2月1日-2025年1月31日商铺租赁合同能顺利签订，而支付上一轮欠我的租金。而新签订的租赁合同应付的2019年2月1日-2021年1月31日两年租金84000元，至现在罗丽一分未收到。原告将2015年1月28日前5笔归还罗丽2012年的借款本息共计155596元加上支付给2016年1月16日-2019年1月15日欠罗丽商铺租金中的7万元，共计225596元，说成是付给我两轮合同签订的商铺租金，要我归还其多付的86596元，显然缺乏足够的证据。1、银行流水只能说明我与被告之间的经济往来，具体每一笔的属性，还须出具更明确的证据，就如原告提供的本案另一被告王华萍的收款收条一样，付给我的84000元租金的收款收条,如果仅凭一个银行流水的经济往来款项就可以作为案件的证据，那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第7页银行流水2015年10月29日芮雨聆汐经销商冯富金转账存入原告张家才账户20万元，我是不是也可以说原告已违反了《租房合同》不准转让的约定，早在2015年10月29日前就违约将属于罗丽等人的商铺转租给冯富金，因为那时的确是挂着茵雨聆汐的招牌。2、如前所述，原告将2016年1月28日前银行往来的155596元加上2018年9月28日、10月14日两笔7万元的转账，混为一谈说支付了我两轮的租金，这显然有悖常理，更不符合逻辑。所以，原告如此之说词，只是为了逃避其应付新一轮8.4万元的租金约定。如果原告确实支付了我2019年2月1日-2021年1月31日新一轮头两年租赁商铺的租金84000元，请原告出示法律认可的证据。另外，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2018年11月11日，原告将我们的商铺以两年21.5万元违约转租给了茵雨聆汐的冯富金，此行为已严重侵犯了商铺所有者的权益，因此我对其违约侵权的行为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力。综上所述，我认为，被答辩人张家才诉状中所列举的诉求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其要我归还原告86596元无充分证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告王华萍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14日，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被告王华萍（答辩人）和本案另一被告罗丽与原告张家才（被答辩人）签订了位于楚雄市年的《商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2019年2月1日-2021年1月31日两年，每年租金为84000元，在合同签订时，被答辩人须先付两年租金168000元，2021年2月1日-2025年1月31日四年的租金双方在2020年12月15日提前47天协商后再付。合同签订后，被答辩人按照约定支付了属于答辩人王华萍应收取的两年租金84000元，答辩人出具了租金收条。2020年3月5日，被答辩人的老婆李发芝以微信（微信名：原为“晓兰”，现为“幸运”）的形式告知答辩人：“抬不起这个房租了，再三考虑，如果大姐你这边有意向租铺面的那你就租给他们吧”，也就是书面通知答辩人退房，另找他人租房。之后又电话告知商铺钥匙放置处，并微信照片标明确切位置，让答辩人自己去取，开门验房。答辩人验收后，在商铺门头打上招租广告，直到2020年3月22日才与陶从美签订租赁合同，并让了一个月的装修时间，合同推迟到2020年4月21日才执行，这些与被答辩人声称租给第三人陶从美，其损失就得到补偿毫无关系，因为另外找人租赁是被答辩人退回商铺、并书面同意另找他人，在完全符合约定的条件下进行的，且该商铺在被答辩人退回后就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了。在此期间，答辩人在偶然的情况下得知，商铺实际上已经让被答辩人张家才打着自有铺面的幌子，早就以21.5万元高价转租给了芮雨聆汐的经销商冯富金（见被答辩人张家才与冯富金2018年11月11日签订的《租房合同》原件照片的微信影印件），被答辩人高价转租侵犯了商铺所有者的合法权益，答辩人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力。根据双方2018年10月14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第8条“合同期内，不论任何原因乙方提出不再租房，都须书面通知甲方，按合同要求将房屋退给甲方，未到期租金甲方不予退还”之约定，答辩人认为：首先是被答辩人的老婆主动以微信的方式通知其付不起房租退房，让答辩人另找他人租房。其次，答辩人在被答辩人提出提前退房请求后，答辩人才自己寻找他人租房，重租事宜与被答辩人毫无瓜葛。倒是被答辩人实际上在与答辩人签订租赁合同不满一个月，就将商铺以高价转租给他人，按照当初合同第7条的约定，被答辩人不得转租，否则答辩人一经发现就可以收回商铺，终止合同，未到期的租金概不退还。综上，答辩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被答辩人提前退回所租商铺，但合同约定未到期的所付租金不予退还。同时，被答辩人高价转租行为已经违约，侵犯了答辩人的权益。因此，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合同各项约定事项的严肃性，2018年10月14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在被答辩人主动提出提前退回所租商铺时，合同就已经解除。按约定提前退还所租商铺，答辩人是不予退还未到期的租金的，同时因为被答辩人违约高价转租，答辩人也不予退还未到期的租金。综上所述，答辩人王华萍认为被答辩人张家才诉求退还未到期支付的租金35000元，与签订的合同约定不符，其违约高价转租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且当时并未发生新冠疫情，更何况约定是“不论任何原因乙方提出退房，其未到期租金甲方不予退还”。为此，请求法庭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即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原告张家才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租房合同；2、商铺租赁合同；3、租金收条；4、银行卡明细；5、商铺租赁合同；6、结婚证、居民身份证；7、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8、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被告罗丽针对其辩解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租房合同；3、商铺租赁合同。被告王华萍对其辩解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王华萍、段林锋的身份证复印件、结婚复印件；2、商铺租赁合同；3、李发芝的微信通知截屏；4、租房合同；5、楚雄市房产证、土地使用证、罗丽和王华萍家当初的共同购买协议、王华萍出资收条、门牌证及办理房产证的完税凭证；6、王华萍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张家才提供的证据4、8，证实原告张家才及妻子李发芝与被告罗丽存在经济往来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罗丽提供的证据1，证实罗丽与原告张家才的妻子李发芝的微信聊天信息内容，本院予以采信。被告王华萍提供的证据4，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评判；证据6证实2015年12月10日、2015年12月17日，原告张家才分别向被告王华萍转款86000元和40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过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5年10月7日，甲方罗丽、王华萍、周岐军、赵林厚与乙方张家才签订了一份《租房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租赁楚雄市铺面从事经营，租期从2016年1月16日至2019年1月15日，租期内三年租金共计360000元在合同签订时一次性全部付给甲方。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张家才分别于2015年12月10日向被告王华萍转款86000元、2015年12月17日转款40000元，用于支付租金。2018年10月14日，甲方罗丽、王华萍与乙方张家才签订了一份《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楚雄市鹿城西路自有3号商铺租赁给乙方从事经营，租期从2019年2月1日至2025年1月31日，每年租金为84000元，签订合同时乙方先付2年的租金168000元，剩余2021年2月1日至2025年1月31日的租金，甲乙双方在2020年12月15日前按照市场行情协商好后，乙方足额支付，如果双方难以达成协议，后面四年的租期无效，甲方可视为乙方不再续租，另找他人租房。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9年11月30日，被告王华萍出具“租金收条”给原告方收执，内容为：“收到李发芝占用鹿城西路3号铺面租金捌万肆仟元正（￥84000元），租期2年，自2019年2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此商铺为王华萍和罗丽共有，本次所收租金为王华萍2年租金。”2020年3月5日，张家才的妻子李发芝发微信（微信内容为：大姐，你好，不好意思打扰您了，今天给你发这个信息主要是因为受疫情影响，我这个是厂家供货，但我们的厂家供货属于江浙一带，到现在也无法正常运转，因为现在市场经济也比较困难，提前说给你主要是我也不耽误你们，我就算正常厂家供货也要到4月底，这两个月这样空着确实我也抬不起这个房租了，再三考虑，如果大姐你这边有意向租铺面的那你就租给他们吧！希望您能理解！谢谢您！）告知王华萍，并告知王华萍钥匙摆放位置。王华萍、罗丽收到钥匙后接收了铺面。2020年3月22日，罗丽、王华萍、赵林厚、周岐军（甲方）与陶从美（乙方）签订了一份《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楚雄市铺面租赁给乙方从事经营，租赁期限自2020年4月21日至2026年4月20日，双方在合同中对租金及支付等进行了约定，后罗丽、王华萍将3号铺面交给陶从美使用。另查明，2003年1月15日，罗丽、余有明与王华萍、段林锋签订了一份《共同合作购买铺面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购买原楚雄市（现门牌号为3号）37.42平方米的铺面一间;后被告罗丽取得该铺面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告张家才转款给被告罗丽的明细：2015年12月5日转50000元，12月23日转13600元，12月24日转54300元。另，被告罗丽认可2018年10月14日，张家才支付其租金（现金）30000元。李发芝转款给被告罗丽的明细：2015年12月5日转41000元；2016年1月26日转15872元，1月28日转21824元，2018年9月28日转20000元，2018年10月14日转50000元。被告罗丽认可2018年9月28日的20000元，2018年10月14日的50000元为2015年合同的房屋租金。关于合同的解除。本院认为，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自钥匙交付后双方自愿解除合同,双方对钥匙交付时间陈述不一样，但均认可是在2020年3月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本院按照原告张家才陈述的钥匙最后交付时间2020年3月20日为双方自愿解除合同时间。故本院确认原、被告双方2020年3月20日自愿解除2018年10月14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因双方已经自愿解除合同，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处理。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罗丽返还租金127596元的诉讼请求。首先，针对双方争议的2015年10月7日签订的《租房合同》涉及二被告应收取的租金是多少的问题。原告提出每年的租金是84000元，二被告提出是126000元。审理中，被告王华萍陈述收款后已经出具收条给原告，法庭要求原告提供王华萍出具的收条，但原告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均未提供，被告王华萍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原告转给王华萍的款项为126000元，原告未对2015年12月17日转给王华萍的40000元是什么款项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确定2015年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涉及二被告铺面的租金每年为126000元。其次，原告是否已经向被告罗丽支付2015年签订的合同租金。被告罗丽认为原告在2015年12月转给其的118900元不是租金，是其他债权债务的款项，但其未提供证据证实张家才与罗丽之间存在其债权债务关系，故本院确定该笔款项视为原告张家才支付2015年合同的租金。第三，原告张家才的妻子李发芝转给被告罗丽的款项认定。从罗丽与李发芝的微信聊天记录分析，罗丽与李发芝之间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故2015年、2016年，李发芝转给罗丽的款项属于双方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款项；2018年9月28日转的20000元、10月14日转的50000元，被告罗丽自认系2015年合同的房屋租金，本院予以采纳。庭审中，被告罗丽自认收到原告张家才支付的租金现金30000元，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原告应支付被告罗丽2015年、2018年两份合同租金共计210000元，原告张家才（含其妻子李发芝）实际已经支付的租金为218900元，故被告罗丽应返还多收的租金8900元。第四，被告罗丽是否应当返还原告张家才已交纳但未使用房屋的租金350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第八条约定“合同期内，不论任何原因乙方提出不再租房，都须书面通知甲方，甲方在接到通知后，才可另觅其他人租房。乙方在发出通知15日内须将房屋内的物品处理完毕，按合同要求将房屋退给甲方，未到期的租金甲方不予退还”，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双方均应遵守。故原告要求被告罗丽退还未到期的全部租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双方协商解除合同后，为减少损失，被告已经将商铺再次租赁给陶从美，并向陶从美收取自2020年4月1日起的租金，根据公平原则，被告罗丽应当适当退还原告张家才部分房屋租金，综合国家应对疫情的政策，确定由被告罗丽退还原告2个月的租金7000元（84000元÷24个月×2个月）。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确定被告罗丽退还（返还）原告租金15900元。被告王华萍是否应当返还原告张家才已交纳但未使用房屋的租金35000元的问题。在分析被告罗丽是否应当返还原告张家才已交纳但未使用房屋的租金35000元的问题中已经分析过，在此不再赘述，根据公平原则，被告王华萍应当适当退还原告张家才部分房屋租金，综合国家应对疫情的政策，确定由被告王华萍退还原告2个月的租金7000元（84000元÷24个月×2个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罗丽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返还）原告张家才房屋租金15900元（款交本院）；二、被告王华萍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原告张家才房屋租金7000元（款交本院）；三、驳回原告张家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776元，由原告张家才负担1526元（已交），由被告王华萍负担76元（未交），被告罗丽负担174元（未交）。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世芸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吴静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