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46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太元，男，汉族，1949年10月28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启荣，贵州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关街道办事处南岭村石龙组。负责人：夏群林，该村民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强，红花岗区延安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陈太元因与被上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关街道办事处南岭村石龙组（以下简称南岭村石龙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2民初3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太元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由南岭村石龙组支付陈太元1人10年的分红款4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南岭村石龙组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1.上诉人母亲是在土地下户取得承包权后才去世的，故户内承包人口为7人而非6人；2.南岭村石龙组单方制作的《蔬菜基地普查分户统计表》中，自留地土地面积是按每人2分地划分的，上诉人户的1.4亩土地证明承包人口为7人；3.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了诉讼主张，一审未对《蔬菜基地普查分户统计表》原件组织质证，未严格审查证据，红花岗区农业农村局的文件不具有证明能力，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未被撤销，依法应予采信；4.南关办事处《关于撤销〈关于纠正石龙村民小组家庭土地承包人口填报错误自查自纠的批复〉的决定》，说明上诉人户土地承包人口是7人。南岭村石龙组辩称，自留地确实是按每人2分地分配的，但在1980年以前就分配完了，当时因为陈太元的母亲还未去世，所以自留地是按7人分给陈太元家的。石龙组是1983年土地下户，《蔬菜基地普查分户统计表》载明陈太元户的承包人口是6人，在忠庄村委会调取的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中也载明陈太元户的承包人口为6人，由于忠庄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填报错误，所以导致陈太元1998年取得的土地承包证上登记的人口为7人。2010年开始，村民小组以1983年《蔬菜基地普查分户统计表》中土地下户时的人口进行分红，陈太元要求按照第二轮土地承包人口进行分红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陈太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南岭村石龙组支付被扣留的1人10年来的分红款41000元（2010年2月至2020年2月）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太元系南岭村石龙组（原遵义市忠庄镇忠庄村行政辖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母亲沈德修于1982年过世，现家庭户内成员有配偶曾宪芬、子女陈秀丽、陈群、陈华、陈飞。2000年，南岭村石龙组开始向村民发放集体收益，但未固定分配方案。自2010年起至今，该组按第一轮土地承包人口发放集体收益，其中陈太元户按承包人口6人发放了集体收益。现陈太元诉来法院请求补发1人10年的分红款。一审庭审中，双方对于1人10年应收分红款41000元均无异议。陈太元提供遵义市红花岗区档案局存档《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反映其家庭原承包地人口7人，以及98年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劳动力7人。同时提供其家庭的《蔬菜基地普查分户统计表》说明该表册填写人口6人为错误。南岭村石龙组提供遵义市红花岗区农业农村局文件（区农呈[2019]108号）反映该局认为《石龙83年土地下户册子》（即《蔬菜基地普查分户统计表》）是最原始依据，应以该数据登记承包人口为准。结论为陈太元户承包人口6人。双方对彼此提供依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对以上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南岭村石龙组自2000年开始向组内村民发放集体收益，现双方对于2010年至2020年期间按第一轮土地承包人口发放集体收益的方案均无异议，但对于第一轮土地承包下户时陈太元家庭户内承包人口如何认定存在分歧，由于陈太元提供的《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不是第一轮土地下户时形成，而南岭村石龙组提供遵义市红花岗区农业农村局文件反映该局经走访认为《石龙83年土地下户册子》（即《蔬菜基地普查分户统计表》）是最原始依据，应以该数据登记承包人口为准。再结合我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但每个地方承包到户的时间并不等同的客观情况，说明陈太元家庭原承包人口并不必然包含其母亲沈德修，故陈太元主张南岭村石龙组计算的承包人口遗漏1人的事实无法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陈太元应当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陈太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5元（已减半收取），由陈太元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陈太元提交了如下证据：1.红花岗区档案局查询的忠庄村各村民小组的《忠庄乡蔬菜基地82年承包时和承包时的面积》，证明第一轮土地下户时普查的时间是1985年，统计的是1982年前土地承包的情况。2.南关街道办事处2018年6月21日出具的《关于纠正石龙村民小组家庭土地承包人口填报错误自查自纠的批复》、2019年6月28日出具的《关于撤销〈关于纠正石龙村民小组家庭土地承包人口填报错误自查自纠的批复〉的决定》，证明土地承包人口7人是正确的。南岭村石龙组质证认为，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该表中体现的1985年是当时的忠庄村报送到档案馆的时间，1981年到1983年，土地先下放到村民组，石龙组当时分为4个小组，先由4个小组耕种，1983年才将土地下放到户，下户时才制作了《蔬菜基地普查分户统计表》。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持异议，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南岭村石龙组出示《石龙83年土地下户册子》原件并提交相关复印件，证明陈太元户在土地下户时承包人口6人，劳动力2人。陈太元质证认为，该表是真实的，但封面上83年的时间是伪造的，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综合全案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遵义市红花岗区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的《红花岗区农业农村局关于〈解决南岭村石龙村民组二轮土地实际承包人口与上报政府及行政部门填写土地承包人口人数错误〉的建议》（文号：区农呈[2019]108号）中“核查情况”部分载明：“据了解，石龙组农村土地是1981年下组，1983年下户。”“处理建议”部分载明：“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工作是对1983年土地下户工作的延续、补充和完善，不是重新发包。经过多方调查取证核实，《石龙83年土地下户册子》（即蔬菜基地普查分户统计表）是最原始依据，因此，我局建议承包人口以最原始的《石龙83年土地下户册子》的承包人口数为准，在《石龙83年土地下户册子》无任何信息登记的农户则以档案局提供的遵义市红花岗区忠庄镇忠庄村石龙组《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上登记的信息为准。综上所述……陈太元户承包人口6人……”本院认为，陈太元为证明下户时承包人口为7人，在本案诉讼期间先后提交了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忠庄乡蔬菜基地82年承包时和承包时的面积》《关于纠正石龙村民小组家庭土地承包人口填报错误自查自纠的批复》和《关于撤销〈关于纠正石龙村民小组家庭土地承包人口填报错误自查自纠的批复〉的决定》。首先，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主要是对第一轮土地下户承包的延续，而此时陈太元母亲已经去世，若登记的7人包含已故的母亲，恰恰说明登记错误，故陈太元提交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表》不能原始反映土地下户时的承包人口情况；其次，《忠庄乡蔬菜基地82年承包时和承包时的面积》登记的承包主体系石龙等村组而非个人，仅能证明在1982年有土地分配到石龙等村组而不能证明土地到户的具体时间；再次，南关街道办事处不享有确认农村土地承包人口的行政职权，不能因其作出《决定》撤销《批复》而得出陈太元户的下户承包人口为7人的结论；最后，本院对南岭村石龙组保管的《石龙83年土地下户册子》原件进行了仔细检查。该册子封面上书“石龙83年土地下户册子”，与包括陈太元户在内的数十户《蔬菜基地普查分户统计表》统一穿线成册，新旧程度一致，未见二次拆装痕迹，与遵义市红花岗区农业农村局作出的书面结论能够相互印证1983年石龙组开展土地发包下户的工作情况，陈太元虽主张册子封面系伪造，但未申请对形成时间作笔迹鉴定，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关于“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陈太元在本案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相反，南岭村石龙组为反驳陈太元的主张在一审提交负有农村土地管理职能的遵义市红花岗区农业农村局经依法调查作出的书面结论和二审出示并提交《石龙83年土地下户册子》至少已经达到令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优势证据原则，本院依法对陈太元主张的下户承包人口为7人的事实不予认定，对其主张支付被扣留1名承包人口分红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太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0元，由陈太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玉振审判员  蔡一雷审判员  唐 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禹欣书记员吴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