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79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素娟，女，1973年9月30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伯乐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独山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马义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珂，男，杭州伯乐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上品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后永康胡同****楼****。法定代表人：李炎，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建贺，男，北京市上品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专员。上诉人戴素娟因与被上诉人杭州伯乐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伯乐公司）、被上诉人北京市上品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品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4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素娟，被上诉人伯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珂、被上诉人上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建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素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伯乐公司、上品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戴素娟在伯乐公司工作期间严格执行该公司的考勤制度，接受该公司的用工管理，戴素娟在两家单位工作互不影响、互不冲突，一审认定戴素娟与伯乐公司之间没有紧密的人身隶属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次，法律并未禁止员工同时与两家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伯乐公司在用工之初便知道戴素娟在另一家用人单位工作，但并未提出异议，可以推断伯乐公司同意戴素娟同时有两家用人单位。最后，伯乐公司在仲裁和一审所作的陈述与其提交的劳务合同是矛盾的，不应得到法院认可。伯乐公司辩称，驳回戴素娟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品公司辩称，驳回戴素娟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戴素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伯乐公司支付其未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关系代通知金4828元；2.伯乐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083元；3.伯乐公司支付其2019年3月5日至2019年9月10日平日延时、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106元；4.伯乐公司支付其2019年4月5日至2019年9月11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7962元；5.上品公司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6.本案诉讼费由伯乐公司和上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素娟于2019年3月5日开始在上品折扣五棵松店为伯乐公司做服装导购，工作到2019年9月。戴素娟主张其于2018年3月入职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夏贝尔公司），在上品折扣五棵松店为拉夏贝尔公司做服装导购，双方签订有两年期劳动合同，拉夏贝尔公司为戴素娟缴纳社会保险、支付工资；戴素娟的工作模式为上一休一，故其利用休一的时间于2019年3月5日开始为伯乐公司在上品折扣五棵松店的靓禧品牌服装做导购，在拉夏贝尔公司工作一天、在伯乐公司工作一天。戴素娟主张其月工资为3200元底薪加提成，伯乐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其为伯乐公司工作至2019年9月11日，当日伯乐公司将其无故辞退，其在职期间工资已结清，但存在加班，伯乐公司未支付加班费。戴素娟提交了以下证据。一、销售记录截图，显示靓禧品牌的开票公司为伯乐公司。伯乐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上品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二、戴素娟与“靓禧小丁”的微信聊天记录，戴素娟主张“靓禧小丁”为伯乐公司丁某，2019年9月11日丁某向戴素娟发送微信消息：“在吗？姐，商场又通知我们了，明天你就别来上了，拉夏贝尔已经撤柜了，他们家的卡给我们替不了班了，即使你去也算我们空岗，罚款，明天公司派我去上班了，另外你的合同也到期了”。戴素娟据此主张伯乐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伯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主张丁某不是其公司的员工，是供货商，靓禧有一部分是由丁某供货的。上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主张与其无关。三、招商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9年4月20日杨某向戴素娟转账支付3855元、2019年5月21日杨某向戴素娟转账支付4828元，戴素娟主张上述两笔款项均系伯乐公司支付的工资。伯乐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主张戴素娟的劳务费均为现金支付，不清楚杨某身份。上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主张与其无关。四、劳务费表，显示戴素娟2019年8月劳务费构成为：基本工资2100、加班工资500、销售提成883、保险补助600、实发工资4083。2019年9月劳务费为1473元。表格右下方载明“劳务费已全部现金结清”，并有戴素娟签字。伯乐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主张戴素娟的劳务费已结清。上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主张与其无关。五、2019年3月4日戴素娟与伯乐公司刘某通话录音，戴：“你是靓禧的业务员？因为那天我没存电话”，刘：“是是”……刘：“然后明天货肯定派人送过去，晚上挂货的话，因为我们同时好几个店，包括的话，可能公司这边没人帮你们，到时候看，反正就是能安排人，尽量给你们安排个人”，戴：“我这边的话，得等到9:30去的”，刘：“你们撤的话，你们是不提前撤吗，他那货提前归置出来，让他拉走不就完了吗”，戴：“我还在拉夏上班，下午就提前问主管了，主管说明天要大调，我家也要调整，我家货品多，所以说明天就是我家调整不完的话，你那边挂货，我也挂不了”，刘：“嗯，到时候看情况吧”……戴：“还有合同，另外一个人来的，你找那个人他得有卡”，刘：“拿介绍信吗”，戴：“不是，合同”，刘：“劳动合同？”，戴：“嗯”，刘：“劳动合同，转卡就要用吗”，戴：“对”，刘：“因为上来我说，咱们得互相先了解一下，先试用一下”，戴：“没有合同，他不给办卡，你领不了pose机”。伯乐公司认可录音对话的真实性，主张戴素娟已经在拉夏贝尔公司工作，与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上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主张与其无关。伯乐公司在本案第一次组织开庭时陈述戴素娟未为其公司做过导购，经本院释明虚假陈述之法律后果，伯乐公司又陈述戴素娟没有为其经营门店销售过服装，但可能替过班，是导购之间自己联系的。在本案第二次组织开庭时，伯乐公司陈述2019年3月5日戴素娟开始为其公司在上品折扣五棵松店的门店销售服装，销售包含靓禧在内的诸多品牌服装，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务合同，2019年9月4日劳务合同到期终止，其公司就不再用戴素娟做导购了。戴素娟的工作模式为上一休一，劳务费的标准为基本工资2100元加提成，劳务费均已现金结清，公司并不对戴素娟进行管理，仅是监督其工作中不得辱骂顾客等。伯乐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一、上品折扣函件，发送人为上品公司，收件人为拉夏贝尔公司，事由为“五棵松店拉夏贝尔品牌导购更换事宜”，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函件载明：“2019年6月8日，贵司在我司上品折扣五棵松店拉夏贝尔品牌专柜的导购戴素娟因服务态度问题被顾客投诉，影响恶劣，我司依照我司门店相应规章制度给予戴素娟罚款处理，但戴素娟不同意接受该处罚，并且拒绝遵守我司门店的管理制度。戴素娟的前述行为已严重影响我司的正常管理秩序，并对我司声誉造成一定损害。依据《联营合同之基本条款》中第九条第17款约定，现我司要求贵司最迟于2019年7月1日前，将贵司导购戴素娟更换为其他导购员，且自此贵司不得再委派戴素娟担任贵我双方合作的任意门店中品牌专柜的导购员一职。请贵司对上述内容予以高度重视，在我司规定期限内进行人员更换。特此致函”。伯乐公司据此主张戴素娟系与拉夏贝尔公司建立有劳动关系，与其公司之间为劳务关系。戴素娟与上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二、劳务合同，甲方为伯乐公司、乙方为戴素娟，合同载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相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签订本协议：第一条承揽事项，1、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供劳务，甲方向乙方支付报酬……第二条经双方协商，本合同的期限为自2019年3月5日至2019年9月4日终止。第三条甲方根据生产工作需要，安排乙方从事工作。具体任务为根据替班时间支付劳务费……第四条工作安排……2、本劳务合同履行地点为五棵松上品……第十一条本合同解除或终止的，甲方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甲方盖章处加盖有伯乐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签名处有戴素娟签字，时间为2019年3月10日。戴素娟不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但亦不对其签字申请司法鉴定。上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主张与其无关。上品公司主张伯乐公司在其公司经营的上品折扣五棵松店有租赁店面，戴素娟曾在其店面做导购，上品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联营合同》一份。合同甲方为上品公司、乙方为伯乐公司，约定甲方将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翠路5号18幢一层104、二层内的部分经营场地提供给乙方使用，联营品牌为靓禧，合同期限自2019年3月5日起。戴素娟与伯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戴素娟以要求伯乐公司支付未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关系一个月工资补偿、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并要求上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20040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戴素娟的全部仲裁请求。戴素娟不服裁决结果，于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戴素娟与伯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伯乐公司向法院提交有与戴素娟签署的劳务合同，戴素娟虽不认可其签字的真实性，但明确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法院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本案查明之事实，戴素娟曾与拉夏贝尔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与拉夏贝尔公司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并由拉夏贝尔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且戴素娟与伯乐公司沟通入职情况之初，双方亦都明确知晓该情况。戴素娟已经与案外公司建立有劳动关系，其利用休息时间为伯乐公司做导购，应首先服从与其建立有劳动关系的拉夏贝尔公司的工作安排和管理，在此情况之下，伯乐公司无法对戴素娟行使完整的用工管理权，戴素娟与伯乐公司之间并无紧密的人身隶属性，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故法院对伯乐公司所持双方系劳务关系之主张予以采信。戴素娟要求伯乐公司支付未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关系代通知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及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均系建立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法院对其上述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其要求上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伯乐公司在庭审中确有陈述不实之处，法院在此予以严肃批评。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戴素娟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另，戴素娟于二审庭审中认可伯乐公司一审提交的劳务合同上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但主张签字时合同为空白，戴素娟未能就该主张提交相关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在于戴素娟与伯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伯乐公司提交了有戴素娟签名的劳务合同，戴素娟认可该合同上的签字为其本人所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清楚认识其签字行为的意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现戴素娟主张其签字时合同是空白的，但其并未就此提交相关证据，故本院对戴素娟的主张不予采信，对该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其次，戴素娟在入职伯乐公司时与拉夏贝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与拉夏贝尔公司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并由拉夏贝尔公司为其缴纳社保，戴素娟与伯乐公司在入职时均知晓该情况。因此，戴素娟在与案外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在伯乐公司担任导购，从双方均认可的戴素娟与刘某的录音可知，在两家公司业务存在时间冲突的时候，戴素娟首先服从的是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拉夏贝尔公司的工作安排和管理。可见伯乐公司无法对戴素娟行使完整的用工管理权，戴素娟与伯乐公司之间并无紧密的人身隶属性，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综上，一审法院对采信伯乐公司所持双方系劳务关系之主张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鉴此，戴素娟要求伯乐公司支付未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关系代通知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加班工资及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戴素娟要求上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戴素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戴素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佳洁审 判 员 赵 斌审 判 员 刘 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甄乾龙书 记 员 孙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