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114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大福珠宝金行张家港保税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北京路国际消费品中心大楼**。法定代表人:陈世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彧杲，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祎茗，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亚平，女，1972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皓，浙江金道（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浙江金道（宁波）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周大福珠宝金行张家港保税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大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亚平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8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大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周大福公司解除与李亚平的劳动合同合法；2、改判周大福公司无需向李亚平承担任何经济补偿或经济赔偿责任；3、判令李亚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对于本案相关事实作出错误的评判，从而影响对本案性质的认定。首先，本案中的“团建经费”的形成就是李亚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致，是李亚平利用其身为店长的职权，迫使所有员工（除其本人）将销售奖金交于其个人之手。如果李亚平不是店长，别的员工是不可能做到自己的奖金不用拿出来，却还能用他人的血汗钱吃喝，分配奖金，购买手机。在周大福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中，已经充分显示了叶秀英给予李亚平钱财的时间与李亚平向其任意分配8000元奖金的时间是吻合的。李亚平是店长，叶秀英是李亚平管理的店员，店长收取店员的钱，应该说明合理性。另外，员工陈述李亚平先是利用同事的同情让员工签署对其有利的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员工都签字。由于部分员工拒绝签字，李亚平开始采取威胁、逼迫的手段，迫使没有签字的同事签署其一手炮制的证明。此时，周大福公司还没有做出解除李亚平的劳动合同的决定。由于李亚平对于员工恶毒的威胁和谩骂，部分员工向周大福公司报告此事，周大福公司才知晓情况，向相关员工了解了情况，调取了录像。为此，周大福公司提交了员工前后自行书写的证明及周大福公司核实、调查的证据及录像资料（该录像资料表明李亚平的丈夫出现在其不应出现的柜台后仓），一审法院却以“一般常理”和“无声音”为由否定证据的证明效力，严重违背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认定规则。周大福公司认为，作为周大福这一知名品牌的资深员工，诚实信用是其履行劳动合同的基本要求。在本案中，李亚平利用担任店长这一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迫使同事将其辛苦获取的奖金归集并由其管理的方式，从中获得不当的利益，不仅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该行为已经违背了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的诚信原则。同时，李亚平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获取对其有利的证据，采取欺骗、骗取同情、胁迫等方式对待自己的同事，严重影响了周大福公司的企业文化，破坏了同事间的基本相处规则。李亚平辩称，李亚平不存在违反《员工手册》8.14条“利用公司资源或职务之便谋取个人私利”行为。首先，“团建经费”是周大福许多门店的通行做法，其形成并不是李亚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致，早在前任店长张小君接管后就出现了，不是李亚平担任店长后才设立。其次，李亚平没有利用店长职务胁迫员工交出奖金的情形，形成“团建经费”系自愿行为。经费的来源是员工的营销奖，是周大福公司将营销奖发给员工后，员工再拿出来的，而且营销奖也是偶尔才有。其中大部分用于团建活动、维护客户等，偶尔也用于请客吃饭、员工受伤、怀孕等慰问。关于叶秀英转账1088元的部分，李亚平已经做出合理解释，其一直是拒绝的;同时转账系单方行为，李亚平之前确实不知情，并且双方也有礼尚往来。购买手机部分，手机系团建时因使用同事的充电宝充电导致损坏，经员工朱建红提议，其他员工同意的情况下，用“团建经费”买了一部手机。最后，周大福公司对于“团建经费”不存在明文规定，无法证明李亚平系利用职权或者公司资源牟取私利，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二、李亚平不存在违反《员工手册》8.4条，威胁、逼迫同事的行为。周大福公司提供的视频监控中未显示出存在肢体威胁的行为，另外视频也没有声音，无法证明先前的陈述是迫于李亚平的威胁和逼迫。周大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周大福公司解除与李亚平的劳动合同合法，周大福公司无需向李亚平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亚平于2005年8月2日进入周大福公司从事营业员工作。自2012年3月16日起，李亚平担任周大福公司在宁波第二百货店的业务经理，双方于2014年5月1日签订了一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李亚平最后正常工作至2019年3月27日。同日，周大福公司书面通知李亚平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理由为李亚平严重违反公司规定，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下属员工红包、礼物、手机等，并以威胁等不正常手段要求下属员工签署自愿赠送手机的文件。李亚平的行为触犯了公司《员工手册》第十一章严重过犯中的第8.14条及8.4条。李亚平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1.5万元。李亚平所在的周大福公司宁波第二百货门店的团建经费来源主要是员工的奖金，主要用于公司员工的各类团建、旅游、吃饭等活动，周大福公司对于该经费并没有书面的规定予以规范。2019年4月10日，李亚平向宁波仲裁委申诉，要求周大福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2万元。宁波仲裁委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浙甬劳人仲案（2019）23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周大福公司应支付李亚平赔偿金42万元。嗣后，周大福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来院涉诉。一审审理中，双方意见不一，调解未成。一审另查明，仲裁阶段，周大福公司提交了《员工手册》（2016版）及签收记录、员工手册制定程序。上述证据显示，周大福公司的员工手册制定通过了公司员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且已告知李亚平本人。该员工手册的第十一章“行政处罚”的“8、严重过犯”中第8.4条为“进行、煽动或教唆他人对顾客、公众人士、同事进行语言或身心等任何形式的侮辱、骚扰、威胁、伤害”，第8.14条为“任何利用公司资源或者职务之便牟取个人私利之行为”。一审又查明，仲裁阶段，双方对于周大福公司的解除行为是否合法存有争议，周大福公司称在2019年3月接到员工举报李亚平利用团建经费购买手机，周大福公司随即展开调查，经调查后发现李亚平在担任店长期间，将周大福公司发给每位员工的奖金强制要求归集到李亚平处，成立一个所谓的团建经费，用于公司员工团建、旅游、吃饭等活动，剩余部分由李亚平决定分配给其他员工。而李亚平私自收取所在门店员工叶秀英通过支付宝转账给予的1088元，同时李亚平的手机损坏后将活动经费用于购买手机。李亚平还以威胁等方式要求门店员工签署自愿赠送手机的证明，李亚平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的《员工手册》规定，周大福公司以此为由对李亚平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告知周大福公司所在地的工会。周大福公司认为其的解除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李亚平对周大福公司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并称关于团建的经费，早在2017年开始就存在了，这是周大福公司许多门店通行的做法，同时也征求过店员的意见，但奖金的来源是员工的营销奖，营销奖并非是固定的，是偶尔才会有的奖金，周大福公司将营销奖发给员工后，员工拿出来交给我们几个领导保管，其中大部分的经费用于团建活动、维护客户等，有时候偶尔也会有请客吃饭的花费、员工受伤、怀孕等等给予的慰问。关于周大福公司所述的叶秀英送红包的事情，李亚平称叶秀英因为拿到了公司的炫彩奖，叶秀英一直要给其红包，但其一直是拒绝的，叶秀英称是因为其女儿考上大学用的，之后叶秀英通过支付宝向李亚平转账了1088元，其因为支付宝的功能不太熟悉并未知情，而且支付宝转账是单方行为，无需其确认，其是在2019年3月才得知。关于周大福公司所述的手机一事，其的手机确实是在2018年4月的团建活动中用其他同事的充电宝导致损坏的，之后有几位同事提出来用大家的团建经费帮其买手机，大家也都没有意见，并非是其自己提出，之后其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去购买了新手机。其也并没有以威胁的手段要求所有员工签署自愿赠送手机的证明。其认为其行为并未严重违反单位的《员工手册》规定，周大福公司的解除行为属于违法解除。根据李亚平提交的员工声明显示，公司门店员工因为考虑到李亚平的手机损坏是因为团建活动引起的，员工建议用团建活动经费为申请人购买一部新手机。周大福公司对该证据表示这些员工都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签署的。一审审理中，周大福公司陈述：李亚平2019年3月20日利用同事的同情心来骗取员工证明，到了3月22日、23日，李亚平还带其丈夫到了宁波二百店的后仓逼迫其同事签字。李亚平还收取员工红包，除了对员工（仍在职）的调查笔录外，还有2017年7月4日员工叶秀英通过支付宝向李亚平转了1088元。2017年，叶秀英得了5万元的奖金，扣除所得税是37000元，叶秀英将37000元都拿出来给了李亚平归集在店里，李亚平通过其他人给叶秀英带话，要看叶秀英的表现，所以叶秀英用微信转了点钱给李亚平，具体多少不清楚，但李亚平没有收，后来陈某1向叶秀英暗示，转的钱太少，所以叶秀英后来支付宝转给李亚平1088元。李亚平就收了，之后从上述奖金中拿出来8800元发给了叶秀英。为此，周大福公司提交了宁波二百店后仓的监控视频（无声音，只显示2019年3月22日下午16时许李亚平及一男子及部分员工在宁波二百店后仓出现，期间有部分员工进入后仓，但未显示有肢体威胁的行为）、员工的联名信（该联名书有两版，均系打印件；第一版的主要内容为李亚平于2019年3月20日用博取同情的手段骗取门店员工签署了17年上交的奖金已结清的确认单、李亚平的个人奖金拿出来维护客户的声明及分店同事自愿购买手机送给李亚平的声明，3月22日下午李亚平及其丈夫进入后仓强迫最后一名员工签字，3月23日李亚平又逼迫同事签署2017年度及2018年度分店奖金是同事自愿拿出来平分并作为分店聚餐及活动费用，俞某,4、徐某,4等9名员工签字并捺印；第二版的内容与第一版基本一致，有郑某,4、俞某,4等8名员工签字并捺印，签名员工与第一版略有不同）、调查笔录（陈某1于2019年3月5日的调查笔录中表示分店的资金拿出来分享是从张小君接管二百店以后几个月就开始了，店长的奖金没有拿出来但参加分的，其没有意见，员工不好说，开心时没问题，不开心就会说有异议，店长李亚平的手机有次游玩时充电充坏了，朱建红提出在奖金30%里拿出来给李亚平买手机，聚餐时少吃几次，我说好的，交接班开会时跟大家说了这个事，用这个钱给李亚平买个手机，何秀英、叶秀英、张宝珠、姚婷娜及员工们都同意的；郑某,4、朱建红、徐某,4等人的笔录都表示用归集的奖金为店长买手机大家都是同意的，店长的手机是在团建活动中坏掉的；叶秀英2019年3月5日的笔录表示归集奖金当时我是默认的，2017年我中了5万元大奖，我拿出来共享交给了店长，然后李亚平通过其他人给我带信，要看我表现，7月我给她转了微信红包，她不收，后陈某1暗示我不够，我又重新用支付宝转了她1088元，她就收了，手机是出去玩的时候充电宝充坏了，后朱建红找我，我不同意，最后其他人都没有意见，我也只能同意，第二天开班会时陈某1说的，大家没出声，都算默认了，后就买了手机了）。李亚平对周大福公司的陈述不予认可，并表示周大福公司所称没有证据佐证，都是公司杜撰的。公司出具的笔录也是事后补的，且笔录中显示门店归集的奖金是他人计算的，李亚平并不管归集奖金的账目使用，李亚平并没有权力分给员工归集的奖金。对于李亚平收受员工礼物没有证据，只是听员工讲的，前述手机是2018年3月员工搞团建去宁波余姚活动时，员工把我手机充电整个烧掉了，同事易艳华提议要买个新手机赔给我，我说不用，后来陈某1告诉我他们团队商量了一下，由于我烧掉的手机是我新买的，他们商量后决定用团建的钱赔我一部手机，所有的店员都知道这件事情的，2019年2月底，同事叶秀英找领导反映该情况，找了同事做了材料，也找了我，后决定解雇我。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无争议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者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首先，周大福公司主张李亚平有严重违反《员工手册》8.4条的行为即“进行、煽动或教唆他人对顾客、公众人士、同事进行语言或身心等任何形式的侮辱、骚扰、威胁、伤害”，根据周大福公司提供的两个版本的员工的联名信，该联名信内容系打印后由员工签字捺印，两版签字的员工略有不同，上述员工均仍在周大福公司工作，与周大福公司存在身份的隶属关系，从内容上看上述员工推翻了之前出具给李亚平的员工声明，表示声明与事实不符且是受到李亚平的欺骗或威胁才出具的，但从员工声明签字的时间持续了4天的情况看，同一部门的员工在持续4天的时间内前后两次在李亚平提供的员工声明上签字均是“受到李亚平的欺骗或威胁下”与一般常理不符，现仅凭在职员工前后反复的陈述以及无声音的监控视频，一审法院无法采信周大福公司的主张。其次，周大福公司主张李亚平有严重违反《员工手册》8.14条的行为即“任何利用公司资源或者职务之便牟取个人私利之行为”，现周大福公司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叶秀英于2017年7月4日向李亚平转账1088元以及2018年3月分店员工用团建经费为李亚平购买手机，公司对于团建经费亦未有明文规定，无法证明李亚平系利用职权或者公司资源牟取私利。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周大福公司未有足够证据证明李亚平存在严重违反《员工手册》第8.4条及第8.14条规定的行为，周大福公司据此解除李亚平的劳动合同违法，应支付李亚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根据李亚平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及工作年限，周大福公司应支付李亚平赔偿金42万元。周大福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周大福公司应支付李亚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2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二、驳回周大福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一审法院予以免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李亚平认为周大福公司发放的大部分是营销奖金，其作为店长不做营销，奖金数不多，所以其个人奖金没有归集至本案争议的“团建经费”中。后其又表示2017年的奖金全部拿出，2018年因奖金数比较低，其他人认为不需要拿出来，所以从某个月开始就没有拿出来。二审中，周大福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其在一审向法庭提交的周大福宁波二百店相关员工就周大福公司对李亚平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所依据相关事实的证词是真实的。李亚平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一、对证人身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二、证人系周大福公司的员工，与其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三、这些证人的陈述与其之前提交给李亚平的材料，甚至提交给周大福公司(周大福公司又提交给仲裁)的资料，均有很大的出入，不值得采信。四、周大福公司在一审时并未申请证人出庭，在二审时，申请证人出庭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在法庭辩论终结后，程序违法。五、证人集体签名的制作于2019年3月初的材料，数证人均陈述并未受到威胁强迫。六、对于周大福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明目的和内容不认可，李亚平并无过错。周大福公司解除与李亚平的劳动合同的事由并不成立，解除行为不合法。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证人证言情况如下：1、证人陈某1系宁波第二百货分店的副店长。陈某1反映：周大福公司分配奖金是直接分配到应享受奖金员工的工资账户中，扣除税收后，由陈某1、陈某2、徐某,4向员工收取奖金，再交给李亚平。陈某1称2017年系全额拿出，2018年的方案是将其中30%拿出来作为分店的团建经费，70%按季度发放给员工，上述费用均系平均分摊。2017年的奖金送过顾客几次。对于奖金的分配，其称2017年底时奖金总体分配过一次。陈某1表示公司没有规定上述处理方案，而是李亚平给陈某1、陈某2、徐某,4（徐某,4和陈某2为店务主任）开会讨论过后先通过，后再跟其他员工开会制定上述处理方案。对上述方案个别员工（朱建红、朱莲）表示同意，其余人都未明确表态，因此就认为他们默认同意，方案从2017年开始实施。公司并未规定奖金平均分摊，而是根据业绩发放至个人。奖金平均分摊的方案是员工采用开会方式自主决定。关于奖金的账目管理，陈某1称2017年度的奖金账目是由李亚平管理，没有做账，其他员工对账目、具体支配情况并不清楚，无账本可查。李亚平称2017年款项已分完即分完。2018年度的奖金账目由陈某2做账，钱交给李亚平。陈某1表示李亚平的奖金从未拿出进入奖金池。关于手机问题：陈某1称李亚平手机是在团建过程中使用充电宝导致手机电板被烧坏，由朱建红提议说用团建经费给李亚平购买新手机，并称其他同事也同意的。后陈某1找人进行开会，其本人以及其他同事都默认，没有说话，其就称如不发声音就表示默认同意。关于李亚平要求其签署的证明材料，当时是李亚平打好材料，让陈某1、陈某2、徐某,4先签，其后其他人就会跟签的。陈某1明确其当时只签了三份，签第四份时其不在场，也明确在电话中告知李亚平不会签第四份材料。同时，陈某1认为当时签字并不完全自愿，其是有异议的，但碍于李亚平是领导，且李亚平称只有他们签了，下面的人员才会签，没有办法才签的字。关于叶秀英的奖金和红包事宜，陈某1称叶秀英拿到公司的5万元大奖，扣除税收后将3万多元交给店铺，李亚平将8000元返还给叶秀英，叶秀英给李亚平发过1088元的红包。陈某1称上述设立奖项和发放的方案是由陈某1、李亚平、陈某2开会决定的。进入奖金池的包括其他奖金和营销奖金，提成奖金不计入奖金池。2、证人陈某2系宁波第二百货分店的店务主任。陈某2反映：李亚平举证的四张证明材料是其本人签署。关于奖金归集使用制度的提起人是李亚平，系李亚平先与主管商量，后再统一经员工开会商议后决定。当时李亚平、陈某1、陈某2与徐某,4均同意上述方案。员工对于该方案的态度是一大半明示表示同意款项拿出来进行团建，其余沉默。奖金由公司发放至个人，扣除税收后由当班主管进行收集并交给李亚平。对于奖金的分配和使用：因为2017年很多钱没有用在团建上，有人向陈某2反映，其向李亚平进行了反馈，并提议拿出一定比例三个月发还给同事，另一部分进行团建，才出现后来的三七比例的方案。陈某2表示2017年年底进行过一次分配，并吃过几次饭，对2017年的账目其并不清楚，因为账目全由李亚平一人管理。2018年的账由陈某2做账。陈某2还称奖金的分配方式为均分，但也会按照部分同事的突出表现多给予分配。分配方案由李亚平提出，李亚平、陈某1及陈某2商量没有太大异议即认可。关于手机问题：陈某2表示当时其知道李亚平借同事充电宝充电，手机黑屏了。后李亚平打电话给陈某2，称有同事提出用店里的30%部分的钱帮其购买手机，并称其他人均同意了，询问陈某2是否同意，陈某2称其觉得其他人都同意了，其也只能同意。至于是否就手机事宜开过会，其他人是否同意及具体表态情况，其不知情，也没有参加过会议。同时，陈某2称李亚平在团建时有带家属出行情况（李亚平没有为家属参加团建而自行支出费用），其他同事不会带家属。陈某2认为李亚平有应当进入奖金池的奖金，但李亚平并未拿出自己的奖金投入奖金池，却参与了2017年、2018年的奖金分配。关于李亚平让其签字的材料，陈某2称是李亚平口述由其打字形成，其在看到其他人基本上都签字之后才签的字。3、证人徐某,4原系宁波二百店的店务主任，现为另一店的店务主任。徐某,4反映：2017年奖金全部上交的方案是李亚平提出，2018年将奖金进行30%、70%比例分配的方式是陈某2提出。这种方式均经过给员工开会商议后决定，当时大家是同意的，但不是直接说同意，有个别人说同意，其他反正是默认。2017年是全部上交的，有无分配清楚不知道，2018年分到过钱。关于奖金归集后的管理：徐某,4称2017年都是李亚平在做账，2018年由陈某2做账，其中的30%留在陈某2处，70%分掉。其中营销奖金和其他奖金是拿出作平均分配，业绩突出的人会多分一点，提成奖金系归个人。款项是公司将奖金发到个人，再交给店务主任，然后交给李亚平。徐某,4还称李亚平作为店长有属于应当拿进奖金池的奖金，但李亚平并未拿出来。团建活动中李亚平偶尔有携带家属的情况，其他人没有带家属。李亚平的手机因团建时充电充坏，陈某1就召开会议上提议帮店长购买手机，当时员工都没发声，陈某1就称均不说话算默认同意，也没有人反对。关于送礼和红包问题：徐某,4表示其每年过年时一般给李亚平送现金，金额600元、800元不等。关于李亚平举证的四张材料签字背景：徐某,4称李亚平称为了其以后工作好找，且称当班的人先签的话，后面也会跟着签的。4、证人俞某,4系宁波二百店营业员。奖金归集的方案是李亚平提出，最后开大会商议后决定，当时有两个员工明确表示同意，大多是没有表态。关于分配方案：2017年最后过年时分过一次钱，明细不清，账目不清。2018年按三七比例分配，30%上交，70%分掉。其不清楚谁在管理做账。进奖金池的钱是公司发给员工后，由员工再拿出交给店里，系其他奖金的钱拿出来统一管理并分配，提成奖金归个人。俞某,4认为李亚平有应当归集进入奖金池的奖金，李亚平未取出归集进入奖金池，但参与了奖金池的奖金分配。关于李亚平举证的四份材料签署背景为李亚平让领导带着签，其也迫于无奈也签了。当时李亚平苦苦哀求，并称需要找第二份工作，现在工作很难找，其出于同情而签了字。关于手机问题：其不愿意用大家的钱帮李亚平购买私人手机，是陈某1开会时提起。大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当时其没有明确表态不愿意，是怕事后领导给其穿小鞋。同时在请假时向李亚平发过红包，金额不大，就约28.8元左右。5、证人郑某,4系宁波二百的账房。营销奖金有分过，是否分完其不清楚。关于李亚平个人奖金没有拿出来店里均知道默认，这是当班的与店长协商决定的，其没有参与。关于签字材料问题，当时签材料时，店长称公司可能要开除她，说得很可怜，当时其很同情，所以当班的签了，其也签了字。关于手机问题，团建时手机意外损坏，陈某1给员工开会，会议内容是用奖金池里的款项给店长李亚平购买新手机，郑某,4称当时没有人说话，也没有表示同意。因当时大家都没有说话，其也没有说话，但实际是不同意的。因其是2017年到宁波二百店，当时已在执行相关方案，其没有经历提议开会过程，但其参与了提议2018年三七分配方案，当时员工也是沉默，没有人明确表态表示同意。具体收钱、做账、管理均是当班的在操作，其没有参与。郑某,4称团建过程中李亚平有携带家属。其他员工没有类似情况。郑某,4表示奖金一般是平摊，也有销售比较出色的员工会多拿额外奖励。6、证人陈某3系营业员。关于李亚平举证的四张材料的签字背景：当时没人逼迫，其是看别人都签了就签了，但签完李亚平就破口大骂，所以在后面同事拿来联名书也签了字，联名书上的内容是真实的。关于奖金池的提议是店长李亚平提出，其对该方案是同意的，反正是其他部分拿出来分，所以没有意见。但李亚平没有将其奖金拿出来过。关于手机问题：陈某1开会时提出，同事均没有说不同意，没说话，陈某1就说你们默认了就可以了。对于奖金账目的管理问题，其是基层营业员，什么都不知道。二审中，李亚平提供了同事签字的四份材料及三张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奖金拿出来不是宁波二百的首创，与其他店里的店长的聊天记录说明奖金拿出来设立奖金池是通行做法。周大福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同事签字材料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店内职工反映系在李亚平采取骗取同情及逼迫情况下签署，不是真实情况。微信记录中的人员均为周大福公司员工，工作场所在宁波，上述人员称手机微信与李亚平的聊天记录已删除，不记得曾经讲过上述内容，故对微信记录的完整性无法确认。宁波其他周大福门店是否存在与本案中相同的情况，周大福公司会按照内部调查流程调查，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争议焦点并非仅在于是否存在奖金归集后用于团建、分配破坏周大福奖金分配制度的做法。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是否利用职权的便利强制推行这一做法；2、是否通过这样的“制度”谋取个人私利等。因此，李亚平提交的补充证据不能证明其利用职务便利为资金谋取私利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也不能证明周大福公司主张的李亚平其他违纪行为具有合法基础。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均应依法履行各自义务，劳动者应遵守劳动纪律、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本案争议焦点是周大福公司解除其与李亚平的劳动合同理由是否成立。纵观本案事实，本案的起因系李亚平提议对周大福公司发放给员工的营销奖金及其他奖金重新进行分配，并将相关款项用于团建等活动，其在2017、2018年在分店中执行的奖金分配方案未经公司授权，从而引发矛盾。李亚平作为店铺店长，其代表公司对店铺人员进行管理，其提议新的奖金分配方案，须经相应民主程序，并对相关款项账目进行管理，亦不能以履行职责过程中利用公司资源或者职务之便牟取个人私利。但从目前现有证据看，李亚平对于叶秀英向其转账1088元的事实并未否认，只是辩称其对支付宝功能不熟悉未知情，直至2019年3月才得知。虽然李亚平称系叶秀英是因为其女儿考上大学所为，但李亚平作为店长，理应遵循职业操守，对下属借用名义向其支付红包、转账等行为予以明确拒绝。现其收取了叶秀英转账的款项，仅以不知情进行抗辩，同时亦未举证证明其及时予以退还，已构成“利用公司资源或者职务之便牟取个人私利”，周大福公司认为李亚平违反《员工手册》第8.14条“任何利用公司资源或者职务之便牟取个人私利之行为”而解除劳动合同，符合规定，系合法解除，一审判决存在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周大福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8868号民事判决；二、周大福珠宝金行张家港保税区有限公司无需向李亚平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一审法院予以免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亚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燕芳审判员  蒋毅颖审判员  林李金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