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5民终22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俊，男，1963年12月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泓，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昕，男，1971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翔，男，1968年7月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原审第三人：合肥酋特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梦园小区留澜居**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Y0CTX4。 法定代表人：徐建军，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山，安徽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俊因与被上诉人王昕、原审第三人合肥酋特贸易有限公司之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20）皖1502民初2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蔡俊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因第三人酋特公司注明汇款用途为“其他”而被上诉人接受款项必然有其法律上的原因是错误认定案件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前确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虽在2016年2月1日进行过结算但对于结算的协议上诉人并不持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借款上诉人就委托酋特公司代为支付，酋特公司在庭审中予以明确，款项支付后被上诉人一直未向上诉人主张过债权，上诉人当然不会要求被上诉人返还酋特公司代为支付款项。2019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再次主张债权，上诉人以酋特公司转账款项抗辩，人民法院未能予以采信，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返还酋特公司代为支付款项依法应得到支持，另酋特公司在汇款用途中注明的是“其他”并非酋特公司应付被上诉人款项，通过一审庭审调查也可以明确酋特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无任何往来，被上诉人依法不应占用该笔款项，一审判决以电子汇款单中用途就认定被上诉人合法占用该款项是错误的，款项的用途应依据酋特公司确认为准。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是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就认定被上诉人在民事活动中的行为与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混同”是错误的。在法律上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不能因为被上诉人是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就认定被上诉人的所有行为代表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举出众多的银行转账凭证、判决文书等证据都是安微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的汇款单，没有任何一笔是上诉人支付给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通过被上诉人一审举证可以确定上诉人从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包工程，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支付上诉人工程款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在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包工程无需向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一审判决认定是酋特公司代付款项是上诉人与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的结算行为是错误的。通过一审法庭调查可以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除了借贷没有其他任何经济往来，酋特公司与被上诉人无其他任何经济交往，所以不论是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还是被上诉人个人在经营过程中将个人与公司是严格区分开来的，不能认定上诉人从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包工程，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往来，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与安徽广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主体“混同”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多是推断想象与客观事实不符。要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昕答辩称，一、上诉人主张王昕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否则，很容易造成“不当得利”的滥用和无序。金安区法院在审理（2019）皖1502民初519号王昕诉蔡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时，蔡俊以本案诉争的80万元“已全额偿清王昕的借款本息并超额支付”为由进行抗辩，法院认为案涉的80万元不是蔡俊偿还王昕的借款。这一事实，不能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再具有相应的基础法律关系，也不能直接用以证明王昕收取该款项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蔡俊亦不能由此免除其主张王昕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其次，在酋特公司两次转款的转账凭证“用途”栏中都明确注明付款用途是“其他”，说明在支付该两宗款项时，双方对款项的用途都是知晓的，并不存在款项错转、误转的情形，而酋特公司出具的“证明”进一步证明了，该80万元款项是蔡俊的个人支付行为，这与转账凭证备注用途为“其他”也是相互印证的，故在蔡俊抗辩系用该款项偿还王昕民间借贷未得到法院支持的情况下，并不影响王昕当初受领款项时所具有的法律依据。第三，综合几起诉讼案件的整体情况来看，王昕、广达公司以及酋特公司等，都替蔡俊承包的工程发生过代付行为，王昕作为广达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个人账户用于公司的款项收支是现实中的常态，也是民营企业的一种普通现象。再说，酋特公司也不只是转款给王昕，同样也替蔡俊转款给广达公司副总洪良才支付霍山烟草局的工程款，说明各自通过关联账户进行转款是实际形成的交易习惯。二、涉案的80万元款项是蔡俊偿还前期的借款。一是，由于蔡俊与广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昕之间曾私交甚好，且蔡俊又是广达公司合肥分公司的负责人，蔡俊一直以广达公司的名义对外承包工程，当蔡俊在资金周转上遇到困难时，经常向广达公司或王昕借款，在还款时汇入广达公司账户或王昕个人账户都很正常。有证据证明，蔡俊还于2013年10月至2016年2月向广达公司（王昕）借款五笔，合计60万元（转账凭证均注明为“借款”），用于其承包工程周转或代其支付工程款；蔡俊通过酋特公司于2016年9月2日和2016年9月13日两次转给王昕的80万元（70万、10万），是用于偿还蔡俊之前向广达公司的借款本息，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不当得利”。二是，蔡俊实际承包的霍山烟草局项目工程总价款为8170274.63元，减去5.5%的税金和7.5%的管理费后，广达公司应付蔡俊工程款为7108139元。但由于蔡俊截留工程款等原因，引发诉讼，广达公司已实际支付蔡俊工程款7855183.97元，多支付给蔡俊工程款747045.17元，答辩人保留向蔡俊主张返还的权利。三是，无论是蔡俊借广达公司的60万元，还是蔡俊多收取的霍山烟草局项目工程款，就广达公司或王昕而言，并没有重复计算对蔡俊的债权，蔡俊不仅没有损失，还应当返还广达公司的工程款。因此，案涉80万元无法构成不当得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且审理程序公正、合法。蔡俊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合肥酋特贸易有限公司答辩称，1、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2、第三人与王昕个人除案涉转款外再无其他经济往来，案涉80万元性质应当以转出方及第三人陈述为准，不能通过被上诉人个人推断或一审法院的武断认定代替我司作出意思表示。 上诉人蔡俊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80万元及损失（其中70万元自2016年9月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日止；10万元自2016年9月1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4年8月向被告借款人民币150万元，后陆续偿还部分借款。原、被告于2016年2月1日进行结算确认原告尚欠被告借款496100元。2016年9月2日原告通过第三人账户向被告支付70万元、9月13日向被告账户支付10万元。被告于2019年1月3日向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中第三人出具证明，证明支付的80万元系代原告偿还借款本息，被告在庭审中不予确认，一审法院也未能认定该事实，故作出（2019）皖1502民初519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并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2019年9月第三人以不当得利向金安区人民法院诉讼要求被告返还80万元及损失，法院经过审理作出（2019）皖1502民初558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第三人汇款系原告款项，第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认为，原告向被告借款并通过第三人已全额偿清借款本息，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人民法院判决原告偿还借款本息，被告构成不当得利，已造成原告实际损失，现依法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请求判如所请。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蔡俊与被告王昕系朋友关系，2014年8月6日，原告蔡俊向被告王昕借款人民币150万元，后陆续偿还部分借款。原、被告于2016年2月1日进行结算确认原告尚欠被告借款496100元。2016年9月2日，第三人合肥酋特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王昕帐户转帐70万元、9月13日转帐10万元,在转帐用途栏标注“其他”。被告王昕于2019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蔡俊偿还借款本金496100元及利息。在诉讼中第三人合肥酋特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4日出具证明：证明该80万元系公司股东蔡俊个人款项支付行为。原告蔡俊在庭审中辩称该80万元系偿还被告王昕借款本息，被告不予确认，本院（2019）皖1502民初519号民事判决也未能认定该事实，并判决原告蔡俊偿还被告王昕借款本金496100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2019年9月第三人合肥酋特贸易有限公司以不当得利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王昕返还80万元及损失，本院经过审理作出（2019）皖1502民初558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第三人己出具证明，证明该80万元系公司股东蔡俊个人款项支付行为，第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驳回第三人诉讼。原告因此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请求判如所请。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告王昕对案涉的8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原、被告对第三人合肥酋特贸易有限公司两次转入被告王昕账户80万元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通过第三人帐户先后二次给被告转款80万元，汇款对象和目的明确，可以排除汇错款的情形。那么原告汇给被告的80万元用途是什么？转款凭证的“用途”一栏注明“其他”，未明确是给付什么款项。在本院审理（2019）皖1502民初519号王昕诉蔡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时，蔡俊以本案诉争的80万元“已全额偿清王昕的借款本息并超额支付”进行抗辩，因付款数额与欠款数额相差太大，在王昕起诉蔡俊前长达两年多时间，蔡俊未就其认为多付的部分主张返还，故本院（2019）皖1502民初519号案判决认为案涉的80万元不是蔡俊偿还王昕的借款。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资金交付的理由表述不一，按照原告蔡俊的陈述，其是出于还款目的由第三人酋特公司向其指定的王昕账户交付诉争款项，但在两次转款（70万元、1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用途”栏中，载明的付款用途是“其他”，说明王昕受领款项时必然有其法律上的原因，在不存在打款错误的前提下，蔡俊并未举证证明王昕是基于代收款项的原因接收此款，故对蔡俊抗辩系用该款项偿还王昕民间借贷的理由，未得到本院支持。被告王昕是安徽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蔡俊曾是该公司合肥分公司的负责人，且蔡俊因承包广达公司的工程，双方存在大量的频繁的资金往来。从酋特公司出具的“证明”和注明的转款用途来看，在汇款对象、账户等均已明确的情况下，将80万元汇入王昕账户，显然该行为属于基于特定目的、有意识的行为，不能排除该款项系双方工程款的结算往来，而蔡俊同样未举证证明王昕的受益无法律上的原因。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在该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原告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蔡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00元，按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000元，由原告蔡俊负担。 二审过程中，上诉人蔡俊向法庭提交了三组证据。证据一：银行转账凭证五份、周星宏出具的证明。证据来源：霍山县人民法院案卷、周星宏。证明目的：1、蔡俊于2013年10月11日向广达公司（王昕）借款10万元，用于其承包工程周转；于2013年10月10日、10月21日向广达公司（王昕）分别借款17万元、10万元，用于代付其在滁州工地欠周星宏工程款；于2015年7月3日、2016年2月5日向广达公司（王昕）先后借款8万元、15万元，用于代付何伟伟工程款。以上蔡俊借款包括代蔡俊垫付的款项合计60万元，在转账凭证上均注明是“借款”，双方口头约定月利息为2分。2、蔡俊通过酋特公司分别于2016年9月2日、2016年9月13日向王昕转款70万元、10万元，是偿还广达公司（王昕）上述60万元的借款本息。3、蔡俊对以上60万元借款事实，在霍山县法院（2017）皖1525民初428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庭审质证时，均已认可（判决书第七页倒数第七行）。证据二：霍山县人民法院（2017）皖1525民初428号和（2020）皖1525民初964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转款凭证18份、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两份。证据来源：霍山县人民法院案卷、霍山县烟草局。证明目的：1、蔡俊作为广达公司合肥分公司的负责人，实际承包霍山烟草局项目工程的施工，该工程总价款为8170274.63元（其中土建和外装饰6354303.68元、内装饰1815970.95元）。2、该工程决算应付蔡俊工程款为7108139元，即8170274.63×87%（100%－5.5%税金－7.5%管理费），广达公司实际已支付蔡俊工程款7855183.97元（包括法院判决、扣划，广达公司直接支付），实际已多付蔡俊工程款747045.17元（7855183.17元－7108139元），已经远远超过蔡俊应得金额。3、本项目已缴纳税金442615元，加上已付蔡俊的7855183.17元，该项目工程已实际支出8297798.17元，而本项目工程决算总金额才8170274.63元。因此，即便不计算广达公司应收的管理费，也已多付127523.54元。由此，可证明蔡俊向广达公司（王昕）的60万元借款，亦与霍山烟草局项目工程款无关。证据三：银行转账凭证（蔡俊在霍山县人民法院（2017）皖1525民初428号案提交）。证据来源：霍山县人民法院案卷。证明目的：酋特公司不仅转款给王昕，也替蔡俊转款给广达公司副总经理洪良才支付霍山烟草局的工程款。 被上诉人王昕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做认定和否定，证据均是复印件，关联性不予认定，判决书的主体原告是案外人，被告是广达公司，与本案法律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无论是转账凭证还是诉讼的各方当事人，与本案没有因果关系，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不能证明上诉人因承包烟草局的项目借了60万元，证据与证明目的不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证据是真实的合法性是存在的，但基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支持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二质证观点同证据一；证据三转账凭证与本案主体不一致，有很多是法院执行局执行的是广达公司执行的款项，与被上诉人举出的也不是一个案号，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牵连关系，被上诉人陈述有大量转账记录，但是只有一笔是转给洪良才，可以看出时间、金额、主体与本案没有关联，代王远致支付款项，不是代上诉人支付款项，实现不了证明目的。 原审第三人合肥酋特贸易有限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与第三人无关，与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我司支付的80万元性质应当是以我司陈述为准，而非被上诉人主观推测；证据二与第三人无关，与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不具有关联性；证据三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关于第三人向洪良才支付工程款一事同意上诉人的观点。 经审查,对上述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根据案件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被上诉人王昕、原审第三人合肥酋特贸易有限公司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8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正确。 本案原审第三人合肥酋特贸易有限公司两次所汇80万元至被上诉人王昕帐户的事实清楚。至于该80万元的用途，各方当事人表示不一，在原审法院审理（2019）皖1502民初519号王昕诉蔡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时，蔡俊以本案诉争的80万元“已全额偿清王昕的借款本息并超额支付”进行抗辩，因付款数额与欠款数额相差太大，在王昕起诉蔡俊前长达两年多时间，蔡俊未就其认为多付的部分主张返还，故原审法院在（2019）皖1502民初519号案判决中认为案涉的80万元不是蔡俊偿还王昕的借款。被上诉人王昕是安徽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蔡俊曾是该公司合肥分公司的负责人，且蔡俊因承包安徽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霍山烟草局项目工程，双方存在大量的频繁的资金往来。从上诉人蔡俊二审提供的证据来看，蔡俊因承包安徽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霍山烟草局项目工程，该工程决算价款8170274.63元，应付霍山烟草局项目工程款为7108139元，即8170274.63×87%（100%－5.5%税金－7.5%管理费），截至原审第三人合肥酋特贸易有限公司汇款时，安徽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实际已支付霍山烟草局项目工程款7855183.97元（包括法院判决、扣划，安徽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直接支付），实际已多付霍山烟草局项目工程款747045.17元（7855183.17元－7108139元），且至目前双方对霍山烟草局项目的账目未进行清算，蔡俊主张该80万元系王昕不当得利证据不足。故原审法院认为案涉的80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蔡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上诉人蔡俊负担。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德兵 审判员  王 军 审判员  王 芬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孙钰莹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