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2民终18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衡阳市蒸湘区蒸湘南路同兴苑****及****门面，负责人：王诚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巍，男，197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鹏，男，1985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女，1987年06月12日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立恩，男，1982年02月12日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亮，男，1989年03月26日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子青，北京市隆安（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睿，北京市隆安（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枚林，女，1970年9月16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镇××村××村组××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娟，女，1989年2月13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镇××村××村组××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玲，女，1991年2月1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开花，男，1937年5月23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镇××村××村组××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桂元，女，1939年2月27日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镇××村××村组××号。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奎，湖南犀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合桥，男，1981年02月06日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财险衡阳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侯枚林、王娟、王玲、王开花、曾桂元、康合桥、康立恩、刘建、马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法院（2019）湘0221民初1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华安财险衡阳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内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在汽贸公司投保时，就商业保险有关免责事宜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尽到了义务。根据最高法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一审法院以投保人未在投保单上签字为由，认为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由上诉人直接支付给被上诉人康合桥等垫付的10万元系超诉讼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刘建、康立恩、马亮均答辩称：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汽贸公司投保时，就商业保险有关免责事宜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投保人交纳保费，只是确认保险合同关系，而不能免除上诉人的提示说明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垫付的10万元并未超出审理范围。被上诉人侯枚林、王娟、王玲、王开花、曾桂元均答辩称：同意被上诉人刘建、康立恩、马亮的答辩意见，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原告侯枚林、王娟、王玲、王开花、曾桂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刘建、康立恩、马亮、康合桥连带赔偿五原告人身损害赔偿款832124元：2、判决被告华安财险衡阳中心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3、判决被告刘建、康立恩、马亮、康合桥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原判认定事实：一、2019年10月6日早上，被告康合桥驾驶湘ＤＣ××**号重型自卸货车从株洲市出发沿省道207线由北往南往衡东县方向行驶。05时10分许，当车行驶至株洲市渌口区××镇××道××米弯道路段时，遇受害人王建墙持Ｃ1型驾驶证驾驶湘ＢＵ××**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相对驶来。因被告康合桥驾车遇情况未按操作规范操作致使车辆发生甩尾，致使车辆尾部越过道路中心线与受害人王建墙及湘ＢＵ××**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刮擦、车辆头部及道路右侧防护栏及树木碰撞刮擦，造成受害人王建墙死亡和两车、防护栏及树木损坏的亡人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康合桥驾车逃逸。被告康合桥逃回至衡东县后，在对湘ＤＣ××**号重型自卸货车的损坏部位进行焊接修复过程中，被株洲市公安局渌口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查获。事故后交警部门作出如下认定：被告康合桥驾车时遇情况未按照操作规范操作以确保安全驾驶致使车辆发生甩尾，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且事故发生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为止。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之规定；当事人王建墙持Ｃ1型驾驶证驾驶加装遮阳伞的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时未戴安全头盔，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第4款：“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第21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和第51条：“机动车行驶时，......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认当事人的责任。”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承担全部责任：（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二）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为逃避法律责任追究，当事人弃车逃逸以及潜逃藏匿的，如有证据证明其他当事人也有过错，可以适当减轻责任，但同时有证据证明逃逸当事人有第一款第二项情形的，不予减轻。”之规定，作出如下认定：当事人康合桥在本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当时人王建墙在本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二、肇事车辆及投保情况：肇事车湘ＤＣ××**号重型自卸货车，登记车主为被告康立恩、刘建、马亮，该车在华安财险衡阳中心支公司购置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三责险100万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投保保险期限内。被告康立恩、刘建、马亮与肇事司机康合桥系雇佣关系，事故发生时，被告康合桥帮被告康立恩开车送货。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撤回对华安财险衡阳中心支公司的起诉，法院审查后，驳回了原告的撤诉申请。三、死者王建墙的基本情况：王建墙，男，1968年04月28日生，家庭住址；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镇××村××村组××号，长期在株洲市城区务工，长期租住株洲市城区。被抚养人：王开花，男，1937年05月23日生，住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镇××村××村组××号，农村家庭户口，与死者王建墙系父子关系。事故发生时已82岁，双方生育三子女。被抚养人：曾桂元，女，1939年02月28日生，住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镇××村××村组××号，农村家庭户口，与死者王建墙系母子关系。事故发生时已80岁，双方生育三子女。四、原告方的损失情况：1、丧葬费：32997元。根据2019年上年度湖南省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赔偿六个月的工资额即65994元／12月×6个月＝32997元，法院予以确认；2、死亡赔偿金：780523元。根据2019年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死者长期生活租住在株洲市，生活、工作、居住均在城区，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根据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6698元，王建墙的死亡赔偿金应为733960元（36698元／年＊20年×100%＝7339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6563元，按湖南省2019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46563元（13969×5年×2人÷3人），原告申请83547元过高，法院予以核减。死亡赔偿金项共计780523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可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王建墙在此次事故中死亡，王建墙无责。原告提出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为70000元过高，法院酌情确认50000元，对原告诉请过高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4、亲属办理丧事误工费3901元，根据原告诉请办理丧事实际误工天数为4天，误工人数按原告诉请的5人参照2019年度湖南省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5851.75元×4天／30天×5人＝3901元，原告诉请过高部分法院不予以支持；5、亲属办理丧事住宿费1000元，考虑当地住宿标准及原告亲属帮忙办理丧事必然产生住宿费用，法院酌情予以认定；6、亲属办理丧事交通费1000元，原告未提供相关交通费票据，法院酌情予以认定；7、遗体运输费及保险服务保费均包含在丧葬费范围内，不再另行计算。上述7项共计869421元。被告康合桥及被告康立恩、刘建、马亮已赔付100000元；被告华安财险衡阳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已赔付110000元。原判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的问题。2、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832124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认为，投保人购买商业三者险的目的是在发生事故后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并且保证第三者得到切实有效的赔偿，在事故发生之时，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便已成就，保险人的赔偿义务也已产生，保险公司以逃逸行为作为免责事由加重投保人负担，有违诚实信用之嫌；事故发生后驾驶人逃逸系免责条款，本案中，华安财险衡东中心支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向被告康立恩、刘建、马亮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相关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华安财险衡东中心支公司仍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869421元，被告华安财险衡东中心支公司已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赔偿了原告110000元，尚余759421元。由于在本次事故中，康合桥承担全部事故责任，被告康合桥系被告康立恩、刘建、马亮的雇员，在此次事故中被告康合桥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理应与被告康立恩、刘建、马亮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被告刘建为该事故车在被告华安财险衡东中心支公司投保商业三责险100万元（不计免赔），故被告华安财险衡东中心支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责险100万元限额内予以赔偿。扣除被告康合桥及被告康立恩、刘建、马亮已垫付100000元，原告剩余损失为659421元，由被告华安财险衡东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予以赔偿。本案中，被告康合桥及被告康立恩、刘建、马亮已垫付的100000元也可以由被告华安财险衡东中心支公司在保险限额内直接向被告康合桥及被告康立恩、刘建、马亮支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华安财险衡阳中心支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侯枚林、王娟、王玲、王开花、曾桂元因本次事故造成王建墙死亡产生的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659421元；二、驳回原告侯枚林、王娟、王玲、王开花、曾桂元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121.24元，减半收取6060.62元，由原告侯枚林、王娟、王玲、王开花、曾桂元承担1272.73元，由被告康立恩、刘建、马亮连带承担4787.89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一组书证，拟证明刘建在汽贸公司购车时，同意由汽贸公司代为办理保险，首付款中包含了保险费，汽贸公司也实际支付了该笔保险费。经质证，两被上诉方均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保险合同成立，无法证明上诉人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本院经审查认为，两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成立，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双方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商业三者险中的免责条款是否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保险人即上诉人未向法院提交投保单或其他保险凭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商业三者险中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被上诉人侯枚林、王娟、王玲、王开花、曾桂元起诉请求的赔偿数额中认定了被上诉人康立恩、刘建、马亮、康合桥已垫付10万元费用，故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在保险限额内直接向康立恩、刘建、马亮、康合桥支付该10万元，没有超出原审原告的起诉请求，属于法院的审理范围。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94.21元，由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胤彪审 判 员 唐俊平审 判 员 胡 芸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 齐志龙书 记 员 唐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