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化军，男，1968年8月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文胜，男，1969年8月2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涵铂，上海市协力（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温晓杰，女，1978年11月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金州区。上诉人邓化军因与被上诉人徐文胜、原审被告温晓杰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6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化军上诉请求：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2019）辽0204民初6344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审核双方争议的合同是否整体无效，进行重审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案过程部分环节流于形式。没有给上诉人详细答辩的机会；以不能作强制调解为由，没有进行实质有效的法庭调解。二、一审判决表述违背事实，多处词不达意，未能客观反映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明显有意偏袒被上诉人。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首先，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协议中约定的对可能产生的赢利，进行分配的方法，被一审法院笼统地说成“获得收益的约定”，进而又改说成“确保收益的约定”，同时把“保本”也改说成“保底”。案涉相关协议没有做出任何“（一定会）获得收益的约定”，更没有“确保收益”的约定。通过所有协议不难看出，上诉人主要是在试图帮助被上诉人赚回历史曾经的亏损。所有协议只制定了“目标”，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实现这个目标，因此把它和“保本”并提，和“投资风险”强行建立因果关系，是很牵强的，同时认为这种约定“违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助长非理性投资及投机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是不成立的。如果能为原告赚回历史亏损再五五分成，合同期内即使没有把亏损的30万全部赚回来，也不需要为此担责，这种约定并不违背国家的法律法规。一审判决书把这个“目标”说成“确保收益的约定”，明显是对事实认定不清，或者有意更换概念，最终导致法律适用不当。其次，中国法院网《如何界定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解释“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而不是哪一个单位、部门或者集团的利益，更不是某个个人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上诉人之前和之后都不曾和任何其他人进行任何委托理财合作，是为了帮助被上诉人才有了这次互利互惠的合作，这和社会上打着“保本保收益”的名义，诱使投资人上当的职业理财机构或个人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双方的合作即使结果不理想，损失的也仅仅是双方的个人利益，并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再次，判决书分别提到“保本”和“保底”，这二者应该是有区别的。上诉人理解，“保本”是指受托人保证委托人的本金不受损失；“保底”是指受托人保证支付委托人一定比例的固定收益率。案涉所有协议并没有任何受托人保证支付委托人固定收益率的“保底条款”，而一审法院却用虚构的“保底及确保收益的约定”，推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委托理财法律关系整体无效”，当然也是不成立的。最后，委托理财本就应该收益共享，风险共担。“保本条款”这种全部将投资亏损风险约定由受托人承担的约定，违背了公平原则，给受托人带来更大的伤害。另外，我国证券法第144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做出承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严禁信托投资公司信托业务承诺保底的通知》也明确规定信托公司签订合同时的保本条款无效。法律虽未明文规定个人之间的保本条款是否有效，但从投资风险及合同公平性原则上讲，“保本条款”明显侵害了双方的利益，故在个人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本条款”应认定为无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本着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原则陆续签订了六份协议，除了其中的“保本条款”外，其它条款都符合民事法律关系所遵循的契约意思自治原则，并不违背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之自愿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之合同自由原则，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中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签订这种实际上违背公平原则的“保本条款”，双方都是有责任的。而且当初上诉人坚决不同意把“保本”写到合同里来，被上诉人信誓旦旦称“保本”条款只是给其爱人看的，其说合同就是一张废纸，即使炒亏也不能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这种合作并不等于普通委托理财中的雇佣关系。“保本”因为违反市场规律无效，并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其他部分仍应视为有效。即使合同无效，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与普通合同无效处理方式应有所不同，不宜机械套用合同法规定的恢复原状的处理方式，不能因委托理财合同无效，而否定证券期货交易行为及结果。徐文胜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但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1、案涉合同的保本条款并未导致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不违反公平原则约定有效，案涉委托理财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遵照履行。（1）案涉合同的保本条款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未对受托人为特定金融机构以外的委托理财合同的保本条款作否定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44条和第52条的规定，合同条文只要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就不应认定无效。（2）案涉保本条款是自然人之间委托理财保本条款，系当事人在彼此之间设定权利、义务，该约定并未损害国家、集体及其他第三人的利益。法院应尊重其意思自治，不轻易打破合同的稳定性。自然人之间的委托理财与委托代理制度不同，法院不能适用委托代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处理委托理财案件。（3）案涉保本条款并不违背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上诉人的保本承诺是建立在其对自身代理理财能力的自信与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思想认识基础之上，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后果予以充分考虑后的决定。如果受托人经营有方，将会在没有任何资金、证券投入的情况下获取一定数额甚至是高额回报，上诉人有享受高收益的权利，同时也应承担高风险的相应义务。2、本案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渝民终155号案（二审）和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4114号案（再审）以及本院（2018）辽02民终8622号案件的案情几乎完全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自然人之间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审判指导意见，参照本院的审判观点，案涉自然人之间民间委托理财合同保本条款及委托理财合同应当具有有效性。二、在一审法院认定保本条款无效的情况下，本案不存在部分无效的情形，则应当认定案涉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无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在本案订有保本条款的委托理财合同中，保本条款与合同其他内容条款不具有可分性，其并非可以独立分离出来的合同部分。保本条款应属本案中委托理财合同之目的条款或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如保本条款无效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无效。三、一审法院虽然在认定案涉合同效力时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但判决结果并未超出法律保护的范围。《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民法总则》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之规定，所以不论接受财产的一方是否具有过错，都应当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无效案件时，也明确返还财产的范围是委托资产本金加利息。本案中，被上诉人仅要求上诉人返还投资款本金30万元，未要求上诉人支付合同期限内的利息，亦未要求上诉人支付投资收益，已经减免了上诉人的部分债务，依法应予支持。四、上诉人在案涉委托理财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劝诱被上诉人投资和违法场外配资等行为，存在重大主观过错，却在诉讼过程中故意歪曲事实逃避债务，故一审判决的结果对上诉人并无不公。温晓杰述称，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事情不清楚，不发表意见。徐文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委托投资款30万元，并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2019年3月29日起至生效裁判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被告邓化军向原告提供委托投资股票的全部操作数据和盈亏数据；3.诉讼费由二被告连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4日，原告徐文胜（甲方出资方）与被告邓化军（乙方，操作方）签订《股票投资委托协议书》，其内容包括：1、甲方提供本金20万元，其中10万元存入到甲方账户，并负责转账到相对应的券商账户，同时告知乙方股票账户密码，另外10万元转账到乙方账户。经乙方确认，甲方已经完成以上步骤，本合同开始正式生效。2、乙方为甲方保本为基础，实现炒股盈利以弥补历史亏损为首要目标，合作暂定1年。若中途达成目标，清算后解除合同，如未达成目标，经甲方同意本合同可以顺延，否则清算后解除合同。3、清算方法。乙方把甲方转入自己账户的10万元本金及炒股盈利转入甲方账户后，本合同解除。盈利计算方法可按甲方账户实际盈利同比例计算。甲方转到乙方账户的10万元资金，合同期内不得要求返还。该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原告在该协议书的落款甲方处签字，被告邓化军在该协议书的落款乙方处签字。2016年3月16日，原告徐文胜（甲方，出资方）与被告邓化军（乙方，操作方）签订《修改协议书》，其内容包括：经甲乙双方重新协商，将原有协议二三条作了修改。内容如下，第2条改成：乙方为甲方保本为基础，实现炒股盈利以弥补历史亏损为首要目标，互惠双赢为原则，合作暂定1年。到期若达成目标，超额利润五五分成。如果未达成目标，经甲方同意本合同可以顺延，否则清算后解除合同。第3条改成：乙方把甲方转入自己账户的10万元本金及其实际产生的应得炒股盈利转入甲方账户后，本合同解除。盈利计算方法，在不损害乙方利益情况下，可按甲方账户实际盈利同比例计算，否则按乙方账户中10万元实际产生的盈利进行计算。该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原告在该协议书的落款甲方处签字，被告邓化军在该协议书的落款乙方处签字。2016年6月30日，原告徐文胜（甲方，出资方）与被告邓化军（乙方，操作方）签订《投资理财委托协议书》，其内容包括：甲方提供本金10万元存入到乙方账户，经乙方确认资金到位后，本合同正式开始生效。乙方承诺为甲方保本，合作期为一年，期满后利润五五分成，亏损乙方全额负担。该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原告在该协议书的落款甲方处签字，被告邓化军在该协议书的落款乙方处签字。2017年3月2日，原告徐文胜（甲方）与被告邓化军（乙方）签订《合同延期及部分内容修改协议》，其内容包括：由于乙方在合作期内没有完成甲方弥补历史亏损的首要目标，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对2016年3月4日双方签订《股票投资委托协议书》进行延期，暂定1年，并对原合同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如下：1、为操作便利，甲方把本合同内全部资金股票转到乙方账户操作，合同延长期内不得要求返还。2、合同延长期内乙方继续全封闭操作，并主动承诺在完成本合同首要目标前，放弃甲方所提供其他本合同外资金可能带来的分成利润，如果期末仍未完成计划。甲方若有异议，乙方需提供有说服利的操作数据。该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原告在该协议的落款甲方处签字，被告邓化军在该协议的落款乙方处签字。2017年8月17日，原告徐文胜（甲方）与被告邓化军（乙方）签订《投资理财委托协议书》，其内容包括：由于乙方在合作期内没有完成甲方弥补历史亏损的首要目标，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对2016年6月30日双方签订《投资理财委托协议书》进行延期，暂定1年，并对原合同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如下：1、为操作便利，甲方把本合同内全部资金股票转到乙方账户操作，合同延长期内不得要求返还。2、合同延长期内乙方继续全封闭操作，并主动承诺在完成本合同首要目标前，放弃甲方所提供其他本合同外资金可能带来的分成利润，如果期末仍未完成计划。甲方若有异议，乙方需提供有说服力的操作数据。该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原告在该协议的落款甲方处签字，被告邓化军在该协议的落款乙方处签字。2018年3月28日，原告徐文胜（甲方，出资方）与被告邓化军（乙方，操作方）签订《股票投资委托协议书》，其内容包括：为弥补甲方历史亏损，经甲乙双方协商，自2016年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投资股票提供免费操盘服务，当期甲方投入20万，其中10万甲方自愿存入乙方账户，半年后又投入10万，共计投入30万本金。合作过程中为操作方便，甲方所投入的全部资金陆续转到乙方账户进行操作。由于市场连续出现历史罕见的极端行情，加上市场管理层的极其粗暴干涉，而引发数次人为股灾，操作难度加大，没有在预想的时间达到目的。为此双方在互相理解、尊重的基础上，即日起自愿延长合作期限暂定为一年，乙方为甲方保本的承诺不变。原告在该协议书的落款甲方处签字，被告邓化军在该协议书的落款乙方处签字。综上，原告徐文胜与被告邓化军签订多份委托协议书，被告邓化军承诺为原告徐文胜保本，原告徐文胜总计向被告邓化军交付人民币30万元。另查，被告邓化军与被告温晓杰于2005年9月9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9月11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徐文胜与被告邓化军签订的多份委托协议书，可见原告徐文胜与被告邓化军所欲建立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从原告徐文胜与被告邓化军签订的多份协议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原告徐文胜将案涉人民币总计30万元交于被告邓化军用于理财。案涉协议书中均约定保本条款，该约定实际上免除了原告作为投资人本应承担的投资风险，从而使委托理财的投资风险全部由被告邓化军承担，明显违背委托代理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导致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前述约定民间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中的保底条款。虽然保本并获得收益的约定，系双方以意思自治的形式所建立的一种对受托人的激励和制约机制，但由于该约定将投资风险完全分配给受托人，违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助长非理性投资及投机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该约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从委托人原告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前述保底并获得收益的约定，其也通常不会与被告建立民间委托理财法律关系，故该保底及确保收益的约定无效后，若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继续存在，不仅违背委托方的缔约目的，而且导致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故该保底及确保收益的约定无效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委托理财法律关系整体无效。双方当事人之间民间理财法律关系无效后，被告邓化军应返还原告案涉30万元，并赔偿原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邓化军返还人民币3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9年3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利息的请求合理，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徐文胜要求被告邓化军提供委托投资股票的全部操作数据和盈亏数据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原告的该项请求于法无据，故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温晓杰对本案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被告温晓杰未在案涉协议书上签字，款项也未打入被告温晓杰的账户，且被告温晓杰明确表示不知本案情况，案涉证据中也未体现被告温晓杰对于本案情况知晓。现无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二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不能认定案涉债务为二被告夫妻共同的债务，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温晓杰对本案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邓化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徐文胜人民币30万元，并自2019年3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原告利息至判决确认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徐文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48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邓化军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焦点问题是双方当事人所签署的案涉六份协议是否有效。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二是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三是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邓化军与徐文胜共签订六份协议，其中2016年3月4日、2016年3月16日、2016年6月30日及2018年3月28日签订的四份协议中明确写明邓化军为徐文胜保本，另外的2017年3月2日和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虽然没有明确写明邓化军为徐文胜保本，但因2017年3月2日协议主要约定将2016年3月4日协议延期一年，2017年8月17日协议主要也是约定将2016年6月30日协议延期一年，意味着这两份协议也包含“保本”约定，所以案涉六份协议均约定邓化军为徐文胜保本，案涉六份协议的“保本”约定应属于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邓化军主张协议中的“保本条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应徐文胜的要求为了安慰徐文胜妻子而在协议中约定的，未能提举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并且为安慰徐文胜妻子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协议中均约定“保本条款”，所以，保本条款应属邓化军的真实意思表示。邓化军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签订协议时就应当预见该条款可能导致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其仍然决定承担风险，视为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委托理财行为只发生在本案当事人双方之间，并未有证据证明邓化军在同一时期共同或分别接受社会上不特定多人委托从事委托理财业务，也未进行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亦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制的应是证券公司，而非自然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对受托人为特定金融机构以外主体的理财合同的保底条款的效力作出否定性规定。因此，案涉六份协议应为有效，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无效有误，应予纠正。邓化军应根据协议的约定向徐文胜返还投资款，同时还应向徐文胜支付相应利息。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所以，自2019年8月20日后邓化军应支付的利息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63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63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邓化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徐文胜人民币30万元及支付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48元（徐文胜预付）、二审案件受理费5848元（邓化军预付），共计11,696元，由邓化军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虹审判员 何 川审判员 盛韵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