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07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豪昭盈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负责人：莫田德。被上诉认（原审被告）：邱红军，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原审第三人：广东江盈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负责人：肖艳平。原审第三人：莫田德，男，壮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上诉人广东豪昭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豪昭盈律所）因与被上诉人邱红军以及原审第三人广东江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江盈律所）、莫田德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24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豪昭盈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邱红军向豪昭盈律所支付律师费37000元；2.判令邱红军向豪昭盈律所支付迟延给付律师费的利息（自2019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2020年4月1日止为1000元）；3.判令邱红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依据。1.莫田德向邱红军发出微信“你提成能否增加一点”，一审判决认定邱红军表示“同意”是错误的，邱红军对此并没有作出回应。2.一审判决中的“向邱红军表示需想办法才能在佛山立案，并就此希望邱红军提高律师费标准”，添加了“需”、“才能”等关键字，改变了莫田德原话的意思，莫田德在2019年9月17日所说的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律师费标准，而是想让邱红军履约或少点讨价还价。3.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合同提成变更为35%的时间是在2018年5月4日，也不能确定是在2018年5月4日之后。二、本案不存在欺诈或重大误解行为。1.邱红军之前就答应过支付50%、40%的提成，而35%的提成比50%、40%都低，即使邱红军存在重大误解，也是对其有利的。2.一审判决始终没有说明重大误解的内容是什么。关于“在佛山立案”，事实上也立了案，而“想办法”办案与竭诚服务是相同的意思。3.一审判决也认可2018年5月4日聊天记录中的“如果在佛山能搞，你提成能否增加一点？”没有附加“想办法”的前提，不存在任何暗示，也不存在任何误解情形。4.聊天记录中的“追债不成功，我另想办法在顺德立案，双方同意降到35%”应当理解为“（如果）追债不成功，我另想办法在顺德立案，双方同意降到35%”，也印证了邱红军曾答应给50%、40%的提成。5.聊天记录中的“你给我的钱，并非全进律师所和我手，除追债人外，还有……”这段话后面没有“你懂的”。省略的内容应当是“税费、助理工资或提成”，邱红军委托的追债人为“刘某某”，实际上不可能只有一人上门讨债，邱红军应当知道还有这些费用。6.上述第4项和第5项的聊天记录发生在2019年9月17日，此时案件执行已终结，莫田德的代理行为也已结束，双方是为了律师费提成给付问题在讨价还价，这些聊天内容不可能对之前35%提成的约定造成误导。7.上述第4项、第5项的聊天记录即使有误导性，也只是误导邱红军认为“律师不易，收费并非想象的那么高”，从而使其在给付律师费时作出更大让步。8.本案不存在故意告知虚假事实或者隐瞒真实事实的情形，案件在法院作出判决和裁定之前，其输赢结果都不是客观事实，故即使不告知案件预测结果也不属于隐瞒事实。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合同35%的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无效情形。四、一审判决自相矛盾。一审判决认定莫田德说的话存在误导性，即邱红军存在重大误解，但一审判决又认定邱红军基于莫田德的欺诈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重大误解与欺诈明显不同。莫田德说的话不存在告知虚假事实或隐瞒事实的情形，并不构成欺诈。五、一审判决的推理荒谬。1.一审判决认为“你给我的钱，并非全进律师所和我手，除追债人外，还有……”的聊天内容是“试图说明收取高额律师费存在特定理由，有违职业要求”，这不符合正常人的思维，忽略了必然发生的税费、助理工资提成等支出情况。2.一审判决认为“作为其代理律师，理应尽到核查委托当事人的身份信息、确定案件管辖条件的职责并尽责提供对应的法律服务”是没有理据的，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邱红军有义务告知当事人信息、提供案件材料，代理律师没有义务去核查委托人的身份信息，更不可能隔一段时间查一次。代理人有义务根据已有材料判断具体管辖法院，但没有义务根据未知材料去确定管辖法院。3.一审法院认为“作为专业律师，应当可以对顺德法院对前案是否具有管辖权作出专业判断”，难以自圆其说。法院普遍存在该受理而不立案的情形，就本案而言，一审法院立案庭与承办案件的派出法庭意见就不一致。4.一审开庭时，豪昭盈律所提交的多份材料显示的负责人都不是方亮，但一审判决仍将豪昭盈律所负责人写成方亮。一审判决中豪昭盈律所的住所地、莫田德民族和住址信息都是错误的。5.在前案中，莫田德的代理行为属职务行为，代理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律师事务所承担，莫田德并非本案适格当事人，一审法院不应追加莫田德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6.本案一审豪昭盈律所败诉，出乎豪昭盈律所和代理人莫田德的预料，代理人莫田德没有作出“专业判断”，但显然不能据此认为豪昭盈律所和代理人莫田德之间存在欺诈情形。邱红军答辩称，豪昭盈律所称邱红军没有同意提高律师费提成，但这是莫田德和邱红军通过电话确认的，否则也不会有律师费提成从20%提高到35%的事实。豪昭盈律所称一审判决增加了“需”和“才能”的关键字改变了莫田德说话的原意，但莫田德明显是以“如果在佛山能搞”为前提向邱红军加价，一审判决没有改变莫田德的说话原意。豪昭盈律所故意隐瞒了一个事实，之前案件不能在顺德法院立案而后来能够在顺德法院立案的根本原因是，邱红军的户口从江西迁到了广东顺德，是邱红军创造了能够在顺德法院立案的便利条件。莫田德利用邱红军不懂法律，隐瞒了案件能够在顺德法院立案的根本原因，从而达到加价的目的。邱红军和一审法官在一审期间曾多次追问莫田德，前案之前为什么不能在顺德法院立案，莫田德想了什么办法才能立案，但莫田德拒绝回答，这说明莫田德故意隐瞒案件能够在顺德法院立案的真实原因。邱红军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豪昭盈律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豪昭盈律所的上诉，维持原判。江盈律所在二审期间未陈述意见。豪昭盈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邱红军给付律师费37000元；2.判令邱红军给付延迟支付律师费利息1000元（以37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20年4月1日）；3.判令邱红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日，邱红军作为委托人，与江盈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邱红军委托江盈律所指派律师莫田德代理邱红军与案外人何胜力的合伙协议纠纷，合同签订之日邱红军应向江盈律所支付差旅费3500元，胜诉后按执行或调解款项的百分之二十提取律师费。若邱红军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律师费的，应转账支付到指定的江盈律所名下银行账户。江盈律所的律师在办案中的广州市外（含增城、花都、从化）交通食宿等差旅费用以及案件受理费、执行费等必要费用由邱红军承担。如一方要求变更合同条款，须另行签订协议。《委托代理合同》甲方处有邱红军签名，乙方处有江盈律所印章及莫田德的签名。上述合同签订后，邱红军于2016年11月1日当日向莫田德微信转账3500元。莫田德曾于2016年11月3日、2018年1月2日分别到广州、佛山查询何胜力的身份信息情况，显示何胜力的户籍地位于四川省古蔺县，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何胜力曾陆续在广州市番禺区*住；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10月29日何胜力登记的居住地址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莫田德表示其在2016年11月至2018年1月期间曾到广州、顺德两地法院立案，但因何胜力的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均不在广州、佛山，所以案件一直未能成功立案。因案件长期未能立案成功，2018年4月26日，邱红军与莫田德签订《民事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对于邱红军与何胜力的纠纷，邱红军委托莫田德代理催收，莫田德可委托、授权第三人催收，所收款项（本金及利息）的百分之四十提成归莫田德及委托授权人做报酬。同日，邱红军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邱红军作为委托人，就其与何胜力纠纷案件，委托莫田德、案外人刘明武代理催收事宜，授权莫田德、刘明武向何胜力以上门、当面及电话方式追讨本金及利息等。其后，莫田德委托第三方向何胜力催收，但催收无果。2018年5月4日下午2:34分，莫田德要求邱红军通过微信将其身份证拍照发给莫田德，邱红军向其发送了身份证正反两面照片，照片显示邱红军户籍地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同日下午3:06分莫田德通过微信询问邱红军：“如果在佛山能搞，你提成能否增加一点？”，邱红军表示同意。随后莫田德向顺德区法院递交起诉材料，2018年5月9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邱红军诉何胜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粤0606民初8389号。鉴于案件成功立案，经莫田德与邱红军双方协商，邱红军对2016年11月1日《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律师费提成的约定进行了修改，并手写注明“按35%提取律师费。邱红军”，将律师费收费标准从20%变更为35%。（2018）粤0606民初8389号审理过程中，莫田德作为邱红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一审诉讼。2018年8月6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一、何胜力向邱红军支付150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15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邱红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何胜力对一审判决不服，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受理此案，莫田德作为邱红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二审诉讼。2018年11月27日二审法院作出（2018）06粤民终10329号终审判决，判决驳回何胜力的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3月22日莫田德作为邱红军的代理人，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交申请，申请对（2018）粤0606民初8389号、（2018）06粤民终10329号进行执行。2019年6月7日，因莫田德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发生变更，邱红军出具《备忘录》一份，载明因邱红军与何胜力合伙纠纷一案仍在执行阶段，莫田德由江盈律所转到豪昭盈律所执业，邱红军与何胜力合伙纠纷案仍由莫田德带到新所办理，律师费及提成由莫田德收取。江盈律所出具《证明及申明》确认：2016年11月1日《委托代理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由豪昭盈律所享有和履行，其不再向邱红军主张《委托代理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豪昭盈律所亦出具《通知书》确认：因莫田德转所到豪昭盈律所，故邱红军与何胜力合伙纠纷一案转到豪昭盈律所由莫田德继续办理，《委托代理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由豪昭盈律所承受，未收取的律师费由豪昭盈律所收取，莫田德代理本所与邱红军联系。邱红军与何胜力在执行阶段达成执行和解，双方确认由何胜力向邱红军合共偿还220000元了结此案。在收到何胜力支付的执行款后，邱红军于2019年8月7日向莫田德支付律师费40000元。但对于剩余款项，邱红军与莫田德就35%的律师费提成标准发生了分歧，邱红军认为前案在佛山立案合情合法，但正因莫田德声称需要其想办法才能在佛山立案，邱红军才做出将提成增加到35%的错误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是基于欺诈作出的，应属无效。对此莫田德于2019年9月17日在微信中回复邱红军：“一、案件委托我后，在广东几次立不了案，几次到各地查何胜力居住地，但都过期，须到被告地立案，因此费用太高，又担心地方保护及对方有关系，你都不愿打官司，曾提出给我百分之五十；二、为免去四川打官司，你委托我找专业追债人员追债，并可在判后追债，你签字同意给百分之四十，包括代理人及追债人的费用；三、追债不成功，我另想办法顺德立案，双方同意降低到35%……”；“你给我的钱，并非全部进律师所和我手，除追债人，还有……（你懂的）”。邱红军回复称：“我这几天去问一下广州律协，如果说合理的话不会少你一分钱，立马转给你”。后邱红军未向莫田德或豪昭盈律所支付过任何费用。另查，邱红军原户籍地为江西省，其于2017年1月10日申领了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签发的户籍地位于佛山市顺德区*****民身份证。邱红军表示其于2018年年初将户口已迁移至佛山顺德一事告知莫田德；莫田德表示其于2018年5月9日到法院立案时才知晓此事。一审诉讼中，豪昭盈律所出具书面回复函，确认莫田德与豪昭盈律所的利益一致，与豪昭盈律所没有利益冲突，坚持由莫田德作为豪昭盈律所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对此邱红军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江盈律所和邱红军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内容合法真实，双方之间构成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豪昭盈律所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二是邱红军手写备注“按35%提取律师费”的约定是否有效？对此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因实际经办律师莫田德于2019年6月7日转入豪昭盈律所执业，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权利义务由江盈律所全部转给豪昭盈律所继受，邱红军在《备忘录》中同意案件由豪昭盈律所继续办理，应视为对《委托代理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概况转让的同意。故此豪昭盈律所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提起本案诉讼，合法有据，属于适格原告。关于“按35%提取律师费”约定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2018）粤0606民初8389号案件的审理情况可知，就邱红军与何胜力合伙纠纷一案而言，何胜力的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均有管辖权，若双方没有约定履行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则邱红军作为接收货币一方，其户籍地佛山市顺德区为合同履行地，对应的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即对该案具有管辖权。而在2016年11月至2018年2月期间，莫田德律师曾向广州、佛山顺德等地法院申请立案，均因申请立案地并非何胜力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而未立案成功，但邱红军的户口已于2017年1月10日已经迁至佛山市顺德区，莫田德作为其代理律师，理应尽到核查委托当事人的身份信息、确定案件管辖条件的职责并尽责提供对应的法律服务。退一步讲，即使邱红军表示其于2018年年初才告知莫田德户口迁移事宜，但结合双方的微信记录可知，莫田德于2018年5月4日要求邱红军发身份证照片时，该身份证上已显示邱红军住所地为佛山市顺德区，即莫田德律师最晚应于2018年5月4日得知邱红军住所地已迁移至佛山市顺德区，其作为专职律师，应当可以对顺德法院对前案是否具有管辖权做出专业判断；但莫田德在收到邱红军身份证照片后，仍通过微信向邱红军表示需要想办法才能在佛山立案，并就此希望邱红军提高律师费提取标准。而邱红军因为案件长期未能立案成功，纠纷无法得到解决，存在急于解决纠纷的迫切心理，进而由于莫田德的陈述作出了提高律师费提取标准的错误意思表示，这与莫田德2019年9月17日在微信中“追债不成功，我另想办法顺德立案，双方同意降低到35%”的陈述也可以相互印证，此外，莫田德还作出“你给我的钱，并非全部进律师所和我手，除追债人，还有……（你懂的）”这一存在误导性的言语，试图说明收取高额律师费存在特定理由，有违职业要求。故此，邱红军主张该约定系基于欺诈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按35%提取律师费”的约定应属无效，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莫田德以个人名义与邱红军另行签订《民事代理合同》的行为，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若邱红军认为莫田德的行为违反相关律师执业规定，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反映。关于邱红军应付律师费的认定。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律师费按执行或调解款项的20%提取律师费，故针对前案，邱红军应向广东豪昭盈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44000元（220000元×20%）。双方确认邱红军已向莫田德合共支付43500元（40000元+3500），但对其中3500元款项性质双方有争议，邱红军认为该款项属于律师费，豪昭盈律所认为是差旅费。纵观全案，邱红军在合同签订当日即2016年11月1日向莫田德微信转账3500元，这与《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合同签订之日邱红军应支付3500元差旅费的约定一致，故法院认定上述3500元为差旅费。截止到判决之日，邱红军已向莫田德支付40000元律师费，对由莫田德个人收取该40000元律师费的行为，豪昭盈律所亦予以确认，故邱红军还应向豪昭盈律所支付剩余4000元律师费。关于利息，豪昭盈律所主张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4月1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邱红军延迟支付律师费确实会造成豪昭盈律所的资金占用损失，但由于双方对应付律师费金额存在争议，资金占用利息应自起诉之日起即2019年10月17日起以4000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2020年4月1日止。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邱红军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豪昭盈律所支付律师费4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4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10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2020年4月1日止）；二、驳回豪昭盈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50元，由豪昭盈律所负担672元，邱红军负担78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豪昭盈律所提出的上诉请求和邱红军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豪昭盈律所请求邱红军向其支付律师费37000元及利息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本案中，豪昭盈律所根据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有关“按35%提取律师费”的约定要求邱红军向其支付剩余律师费37000元。邱红军则抗辩认为，豪昭盈律所的经办律师莫田德存在欺诈行为，上述“按35%提取律师费”的约定应属无效。经审查，邱红军与江盈律所于2016年11月1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原先约定，胜诉后按执行或调解款项的20%提取律师费，邱红军后来以在合同中手写备注“按35%提取律师费”的方式对原先的律师费提取比例作出变更。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结合豪昭盈律所的经办律师莫田德在微信聊天记中向邱红军作出的“如果在佛山能搞，你提成能否增加一点？”“……三、追债不成功，我另想办法顺德立案，双方同意降低到35%……”等陈述可知，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中有关律师费的提取比例由20%升至35%的主要背景和原因，是莫田德律师提出其“想办法”在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立案。虽然邱红军与何胜力的合伙纠纷案件此前在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未能成功立案，但在邱红军户口迁至佛山市顺德区后，该案已符合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的立案条件，莫田德作为执行律师对此是明知或应当知道的。然而，莫田德律师于2018年5月4日通过邱红军身份证照片知晓邱红军的户口迁移事宜后，仍然以案件能在佛山立案处理为条件要求邱红军提高律师费的提取比例，显然是对邱红军隐瞒了邱红军与何胜力的合伙纠纷一案本身已符合在佛山地区法院立案的条件这一真实情况，导致邱红军误以为在佛山地区法院立案需付出其他额外代价的情况下将律师费提取比例提高至35%。从莫田德律师事后以“我另想办法顺德立案”为由向邱红军追讨律师费的事实来看，也能印证莫田德律师存在隐瞒上述真实情况的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按35%提取律师费”的约定是邱红军基于欺诈而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邱红军作为受损害方只有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按35%提取律师费”的约定为无效条款，存有不当。虽然上述约定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但该约定可撤销的理由是成立且充分的，因合同无效和可撤销的后果相同，且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邱红军在本案中提出可撤销事由的时间未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故本院直接撤销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中有关“按35%提取律师费”的约定。该约定撤销后，豪昭盈律所无权要求邱红军按35%的比例向其支付剩余律师费。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审理情况，结合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此前的有效约定，在扣除邱红军已经支付的40000元律师费后，只判令邱红军向豪昭盈律所支付剩余律师费4000元及相应利息，并驳回豪昭盈律所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豪昭盈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5元，由上诉人广东豪昭盈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海审 判 员  霍 娟审 判 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  区翠莹书 记 员  曹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