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6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新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素军，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正国。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麟，广东欧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黎新明因与被上诉人朱正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3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黎新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素军、被上诉人朱正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新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黎新明向朱正国支付转让款2626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朱正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未考虑黎新明与朱正国之间复杂的经济关系，没有综合考量双方在整体交易过程中利用货款抵扣转让款的实际交易惯例及日常对账认可，认为货款并非案件审理范围，从而对货款抵扣事宜不予确定，并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2017年11月30日，黎新明与朱正国签订《工厂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格20万元。2017年12月3日，黎新明向朱正国支付转让款5万元。2018年3月21日，黎新明向朱正国的妻子许志凤转账转让款2万元。因双方存在货物加工等经济往来，双方约定后期转让款以货款抵扣的形式支付。2018年5月25日，双方对加工货款及转让款进行结算，朱正国制作了对账单，同时，黎新明以加工货款抵扣转让款5万元，朱正国随即出具收条。朱正国及其工作人员丽莎于2019年8月23日向黎新明发送的对账单显示：至2019年3月31日，黎新明与朱正国之间共发生加工货款123594元（含已抵扣转让款5万元）；期间，朱正国分别于2018年4月4日支付黎新明8300元、2018年12月18日支付2000元、2019年3月18日支付2200元（扣减代付房租）、2019年5月25日支付7356元。据《绗绣机黎总03月份加工对账单》可知，朱正国是完全认可货款抵扣转让款的（即使该对账单部分内容记载有误）。丽莎（Lisa）作为朱正国的员工，其记账及对账均是朱正国的意思表示。上述证据足以构成证据链，证实黎新明与朱正国之间存在以货款抵扣工厂转让款的惯例及事实。一审法院忽略黎新明与朱正国对“加工货款抵扣工厂转让款”的约定，一味采信朱正国的陈述，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黎新明与朱正国之间的债务抵销符合法律规定，也能有效地避免诉累。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黎新明尚欠转让款余额为：20万元－5万元（2017年12月3日支付，有收据）－2万元（2018年3月21日银行转账支付至许志凤账号）－货款余额（123594元－8300元－2000元－2200元－7356元）＝26262元。朱正国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本案是黎新明与朱正国因转让绣花厂产生的争议，而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清晰反映，双方之间存在股份合作关系，代缴房租、股份分红存在争议，代工款项也没有经过双方最终确认。上述法律关系与本案合同纠纷并非同等的债务，黎新明主张予以抵扣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次，黎新明在一审庭审中称超额支付了转让款给朱正国，到了二审又主张经过抵扣还需支付26262元。显然，不诚信的是黎新明。朱正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黎新明支付朱正国转让款10万及利息（从2018年11月30日开始，以10万元为基数、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核算）；2.由黎新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等。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黎新明与朱正国于2017年11月30日签订《工厂转让协议》，约定朱正国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益群欧洲工业园欧华路东绗绣绣花厂（四台艺博达绗绣机以及绗绣加工客户）全权转让给黎新明，转让价格20万元，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以现金的方式支付。该协议签订后，朱正国将转让标的交付黎新明，黎新明于签订合同当日向朱正国支付5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于2018年5月25日，以朱正国应向黎新明支付的货款5万元抵扣转让款5万元。黎新明认为朱正国欠其货款122043元已抵扣转让款10万元，提供收货单及对账单（打印件）为证。黎新明提供的对账单及送货单没有朱正国的签名确认，朱正国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黎新明主张朱正国欠其货款已抵扣转让余款10万元是否成立。本案纠纷是双方因转让东绗绣绣花厂而产生的纠纷，朱正国是否欠黎新明货款不是本案纠纷范畴，且双方对此存在争议，因此，本案对此不予处理，黎新明可另行主张。黎新明对转让余款10万元，应当支付。朱正国诉求黎新明支付该款，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黎新明没有按期付款，造成朱正国利息损失，朱正国诉求黎新明自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计付利息，合法合理，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本利率这一标准已取消，故对2019年8月20日开始的利息，一审法院调整为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20年4月16日作出判决：黎新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正国支付10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本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付清款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0元，由黎新明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黎新明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收条、银行转账凭证，用于证明黎新明向朱正国及其妻子支付转让款7万元；2.微信聊天记录、微信信息、收条（货款抵扣转让款）、对账单，用于证明黎新明与朱正国及其工作人员就货款抵扣转让款相关事实的认可。朱正国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收条和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确认其关联性。根据证据1和证据2中的收条可知，对于凡是属于转让款的，朱正国都会以收条的形式予以确认，因此分别在2017年12月3日、2018年5月25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转让款10万元。许志凤转账的款项性质是黎新明转了一半的租金（租金4万元，只转了2万元）给朱正国，还有一半并未支付。通过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第3页可知，朱正国为黎新明转了4万元房租，而黎新明只支付给朱正国2万元。2.对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知：首先，黎新明与朱正国除了转让款纠纷外，还存在代缴房租、合作关系中衍生的分红款、黎新明单方解约的违约责任、代工费的核算等一系列的纠纷。其次，证据第26页是朱正国的文员根据黎新明的要求作出的初稿，黎新明未予确认。即使到了二审，黎新明将该对账单作为证据提交，也未认可该对账单，依然认为转给许志凤的2万元是股份转让款。而事实上，该款是租金垫付款，且还差2万元租金未付。最后，即使朱正国的文员向黎新明发出了账单，因该账单双方至今存在争议，且账单未包含双方合作期间的利润分红、黎新明单方违约的违约责任等金额，故不能作为双方所有法律关系的债权债务金额的最终标准，并予以抵扣。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黎新明与朱正国签订的《工厂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黎新明拖欠朱正国转让款的数额。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根据黎新明提交的证据，朱正国分别于2017年12月3日、2018年5月25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黎新明支付的转让款5万元以及以货款抵扣的转让款5万元。据此可认定，黎新明已向朱正国支付转让款10万元。其次，黎新明主张其于2018年3月21日向朱正国妻子转账支付转让款2万元，朱正国则认为该款为租金垫付款。考虑到朱正国收取转让款后均会出具收条，而上述2万元并未得到朱正国的书面确认，黎新明主张该款为其支付的转让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第三，黎新明以双方约定后期转让款以货款抵扣的形式支付、其有权与朱正国进行债务抵销为由，主张其仅拖欠朱正国转让款26262元。对此，因用以抵销债务的债权需为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而本案中，朱正国对黎新明用于抵销的债权并不认可，相关债权是否存在尚未确定，故不能产生抵销的法律后果。综合以上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黎新明尚欠朱正国转让款10万元，判决其向朱正国支付该款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黎新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44元，由上诉人黎新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启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袁绿凡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