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6民终33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农家易购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金品名门世家小区**楼****。 法定代表人:程毅，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从文，安徽安泰达（亳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士峰,男,196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庆庆，安徽凯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全民，安徽凯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安徽农家易购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士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民初2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从文，被上诉人刘士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庆庆、李全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士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刘士峰己经支付货款661750元和2019年3月12曰支付货款162000元与事实不符。首先，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找到刘士峰进行对账，刘士峰在存量查询单上除了对仓库化肥存量进行了确认，还自书了所谓己经支付的货款金额60万元和61750元的记载。但该记载事项仅应视为刘士峰自己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而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只收到其中的30万元），对刘士峰主张的661750元是否真实支付，应该由刘士峰进行举证证明其抗辩理由成立。在一审庭审中，刘士峰不仅不能举证支付货款的相关凭证，也没有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或者业务人员为其出具的收到条。故，仅凭刘士峰自己单方面的记载，不能免除其继续举证，证明其己经支付661750元的抗辩理由成立。一审判决以其记载的内容进行判决，显然错误。其次，2019年3月12日刘士峰给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汇款的162000元和本案的货款无关。2018年3月31日对账后，刘士峰对本案的货款分文未付。由于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之前的业务员王颖离职，刘士峰在此之后的化肥交易，都是直接和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法定代表人联系的。该笔162000元是2019年3月份交易产生的货款，和本案起诉的货款无关。因刘士峰举证的162000元汇款凭证是当庭提供的证据，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没有时间提供反证，为此，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代理人在庭后提交了代理词的同时，也提交了该162000元的相关交易证据。足以证明该笔162000元并非本案争议的货款。但一审法院对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提供的该证据没有进行质证和审查，直接认定该笔162000元偿还的是本案的借款，显然也是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结果。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并支持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上诉请求。 刘士峰辩称，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如果认可王颖代表公司的身份就认可王颖的行为是公司行为，王颖出具的收据及刘士峰向王颖转账的凭证合计是60万元即刘士峰已经向对方支付60万元，对方应予以认可，162000元有王颖出具的书面证据，也应视为向对方公司支付了，也应从应付货款中扣除，15吨的化肥对方予以认可刘士峰不再赘述。另外，对15吨化肥的价值有异议，应当为61750元。 刘士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刘士峰与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实事错误。刘士峰在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成立之前就与王颖有业务往来，2018年3月份之前刘士峰也并不知道该公司的存在，也未与刘士峰签订过任何购销合同和经济往来，刘士峰所经销的化肥大部分都是与王颖联系的业务，化肥款也也是直接支付给王颖或送货的物流。因此，刘士峰与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库存査询单不是债权凭证。一审法庭认定上诉人在“安徽农家易购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原墙刘士峰仓库现存量查询”的签字是对买卖合同的认可属认定事实错误。2018年3月31日，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持预先打印好的查询单到刘士峰处对王颖销售化肥数量进行统计，希望刘士峰能够配合，而且该查询单所记载的数量也并非是刘士峰仓库内库存数量，查询单所记载的数量是厂家发到刘士峰仓库的总量，包括暂存在刘士峰仓库的化肥，这一点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予以认可。后来这一部分化肥也经王颖调拨到其他地方销售。刘士峰之所以签字也只是对生产厂家发到刘士峰仓库的化肥数量的认可，并不代表欠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货款数额的认可，刘士峰所欠货款在王颖处均有债务凭证。退一步讲，如果按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王颖为该公司业务员，王颖在工作中的行为即代表公司行为，那么2018年1月31日王颖在刘士峰处调拨15吨化肥发往宫集镇销售，并出具收条一份作为凭证，收条内容为：“调走撒可富3×17%滴灌拾吨，撒可富3×16%通用型伍吨，共计壹拾伍吨整，2018年1月31日，王颖”。如果认定王颖作为徽农家易购公司业务员，其在工作中的行为代表公司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因此，该15吨化肥款共计60000元不应当由刘士峰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错误判决，支持刘士峰的上诉请求。 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辩称，一、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与刘士峰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是涉案品牌化肥阜阳地区（包括太和县原墙镇）唯一授权的经销商（和化肥生产厂商签订有代理经销合同），王颖是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业务人员（与王颖签订有劳动合同），王颖对外销售该化肥是职务行为，其债权主体是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公司，而非王颖本人。其次，在王颖离职后，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找到刘士峰，要求对刘士峰尚有存货进行核对，并签订抬头有“安徽农家易购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原墙（太和县原墙镇）刘士峰仓库现存量查询”。若以刘士峰的抗辩理由，其和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那刘士峰为什么要给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签订查询单，为什么抬头明确显示有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名称。再次，刘士峰在一审中提供了一份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调拨26吨化肥的证据，如果按照刘士峰的抗辩，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不是债权人，那刘士峰为什么要听取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指令，把自己的存货调拨到别处。故，从该证据中也可以反映出，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就是债权人。综上，王颖系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原业务人员，其在职期尚的业务销售，均是履行其职责的职务行为，债权人应为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且刘士峰明确签订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现存量查询单，对购买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化肥总量进行了确认,其法律关系明确，刘士峰抗辩与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二、仓库查询单不仅是债权凭证，更能直接反映出双方买卖化肥的具体情况。首先，刘士峰在上诉状中称查询单上的记载是厂家直接发给刘士峰的化肥，弃不是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发的货。安徽农家易购公司需要进行解释和说明，厂家不可能直接和刘士峰产生业务往来，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是阜阳地区的独家代理商，厂家的发货行为，是受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要求，直接发到刘士峰处的（太和县堂集车站），故厂家的发货行为仍应视为是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货物交付行为。其次，该查询单明确记载了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交付给刘士峰的化肥品种、数量、单价等买卖合同中的核心问题，能够反映出买卖合同的具体欠款数额，也能够反映出合同的出卖方和买受方，故，该查询单不仅是偾权凭证，更是买卖合同履行的相关凭证。三、对王颖调拨的15吨化肥，可以从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诉请中予以扣除。由于王颖离职的时候，并未对工作进行交接，出卖给刘士峰的化肥是否存在调拨，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在起诉时并不知情。又因刘士峰是当庭提交的证据，在一审开庭时，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无法核实该调拨行为是否真实存在，故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起诉时，并未将15吨化肥从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出于尊重事实的态度，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庭后核实了案外人赫连发，确实收到了该15吨化肥的调拨。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现明确同意扣除该15吨化肥的债权金额。但该15吨化肥并非价值60000元，而是价值59250元。计算方式为：17.17.17滴灌肥10吨，每吨4000元，计40000元；16.16.16通用肥5吨，每吨3850元，计19250元，以上15吨合计59250元。 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士峰支付拖欠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货款1262094元；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保险费用均由刘士峰承担。一之时庭审期间，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刘士峰支付拖欠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货款114509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是经营肥料的农业公司,刘士峰是在安徽省太和县销售化肥的经销商。自2017年开始，刘士峰通过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业务员王颖购买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化肥进行销售,经双方2018年3月31日在刘士峰仓库盘点、核算,刘士峰尚有撒可富化肥存货373.91吨,价值1500344元。另菌乐宝38吨、10吨钾肥扣除运费750元、5700元后，货款61750元已付清，由刘士峰签字确认。同时在该“安徽农家易购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原墙刘士峰仓库现存量查询”中注明“截止2018年3月31日止，付60万元整”。后根据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指定，从刘士峰处调拨撒可富水溶肥26吨（117000元），并由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具收条一份；2019年3月12日向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支付货款16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与刘士峰虽未签订书面的化肥销售协议，但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业务员王颖按照双方口头约定向刘士峰供应化肥，刘士峰予以接受，双方之间的“安徽农家易购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原墙刘士峰仓库现存量查询”中明确显示，截止2018年3月31日，刘士峰仓库现存量为373.91吨（撒可富51%17-17-17硝基通用肥202.96吨、每吨3900元；撒可富51%17-17-17硝基滴灌肥120.95吨、每吨4000元；撒可富51%17-17-17硝基水溶肥50吨、每吨4500元）。以上合计价款1500344元。刘士峰支付货款600000元，后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调走水溶肥26吨、价值117000元，支付货款162000元。现刘士峰仍拖欠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化肥款621344（1500344-600000-117000-162000）元。故，一审法院对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要求“被告刘士峰支付拖欠原告货款1145094元”的诉讼请求，超过621344元部分，不予支持。刘士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之抗辩，因刘士峰在“安徽农家易购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原墙刘士峰仓库现存量查询”中签字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一审判决：一、刘士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货款621344元。二、驳回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59元，由刘士峰负担10014元，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负担6145元。 二审时，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二审新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撒可富”复合肥经销合同两份。证明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和“撒可富”化肥生产厂家签订经销合同，约定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作为安徽省阜阳地区的独家经销商，其阜阳地区的该品牌化肥均由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进行销售，其经销期限自2016年11月22日至2018年9月30日。证据二、劳动合同书、住房公积金查询单。证明王颖是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业务人员，与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王颖的职务是销售经理，任职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1日。证据三、2019年2月26日现金存单一份和微信截图一张。证明刘士峰因经营需要，于2019年2月份又再次购买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经营的“撒可富”牌化肥，并预付10万元购货款。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法人程毅2019年2月26日收到该笔款项后，将该款存入银行，并通过微信将该笔收入告知公司销售群，并有会计人员进行入账记录。证据四、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收款单和网上转账电子回单。证明2019年3月12日刘士峰在收到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发的化肥后，将162000元的尾款支付给了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法人程毅，程毅在收到该款后，将该款转入公司。证据五、安徽农家易购商品销售单（合同）一份。证明货物送到刘士峰处，由于包装破损较多，刘士峰在收货后没有签字，随货司机均签字注明。该笔货物为“撒可富”17.17.17滴灌肥60吨，价值262000元，和刘士峰支付的10万元预付款及收货当天支付的162000元尾款均能对应，更加说明到刘士峰主张的162000元和本案争议的2018年的存货欠款无关，是双方2019年另行买卖化肥的货款支付。证据六、收条一份和运货杂费收据一份。证明2019年3月份，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给刘士峰送过两批化肥，其中一批60吨，价值262000元；另外一批为70吨，价值308000元。该70吨由刘士峰签字签收，并由上海铁路局出具的送货凭证，该凭证将两批货物的运费一次性开具，抬头为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到货站为太和县三堂集站，货物重量为140吨（刘士峰两次购买130吨，另外10吨销售给了太和其他客户）。证据七、微信截图三张。证明2019年3月12日货物送到刘士峰后，收到刘士峰货款162000元，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法人程毅将收款报会计做账。同时，由于包装破损较多，扣2000元。事后，程毅将包装破损的情况报告给厂方，厂方同意包赔损失，于2019年10月16日“撒可富”厂方销售经理杨卫平和程毅联系，要求拍照对破损进行核实。程毅和刘士峰联系后，刘士峰就将当时破损的情况拍照发给了程毅，程毅将刘士峰发的图片随即转发给了厂方的杨经理。证据八、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商品销售单（合同）一张、收款单五张。证明第二批70吨化肥，价值308000元，刘士峰通过五次现金交付了306000元，少付的2000元，即是对包装破损的补偿。以上证据三、四、五、六、七、八共同证明，刘士峰支付给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162000元，与本案起诉的2018年存货欠款没有关联性，是刘士峰在2019年另行购买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化肥支付的货款。刘士峰二审新提供王颖出具的收据四张，证明其已向王颖支付60万元货款，应当在王颖的货款中予以扣除。本院对以上证据认定如下：对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所举证据一，真实性予以认定，不能证明系独家销售。证据二能证明王颖是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业务人员，予以认定。证据三、四、五、六、七、八能够相互印证证明2019年3月12日刘士峰支付给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162000元与本案争议货款无关，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刘士峰所举的证据四张收据，证据效力予以认定。本院审理查明：2018年1月31日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从刘士峰处调拨15吨化肥发往宫集镇销售，并由其业务员王颖出具收据一份，收据内容为：“调走撒可富3×17%滴灌拾吨，撒可富3×16%通用型伍吨，共计壹拾伍吨整，2018年1月31日，王颖”。209年2月26日，刘士峰向安徽农家易购公司预交10万元化肥款，用于购买60吨价值262000元的化肥，2019年3月12日货物送到刘士峰后，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收到刘士峰该批货款尾款162000元。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相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仓库现存量查询单能否作为债权认定的依据；2.一审认定刘士峰支付的货款金额及欠款金额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1，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已经举证证明王颖系其公司职工，王颖系代表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与刘士峰进行交易，刘士峰也在“安徽农家易购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原墙刘士峰仓库现存量查询”单据中签字确认，该单据中也注明已支付王颖的货款金额，故刘士峰对王颖系代表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是明知，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举证的“安徽农家易购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原墙刘士峰仓库现存量查询”单据中，明确约定了剩余货物的数量及价格，并对刘士峰前期已支付的货款进行了备注，刘士峰对此签字确认，该单据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安徽农家易购公司对刘士峰的债权凭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2018年1月31日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从刘士峰处调拨的15吨化肥款项，应当从刘士峰未付款中予以扣除，该15吨化肥价值，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主张价值为59250元，并提供了计算依据，刘士峰主张该15吨化肥价值61750元并未提供计算依据，故对刘士峰的该主张不予支持，该15吨化肥价值按59250元计算。另本院二审查明，2019年3月12日刘士峰向安徽农家易购公司支付的162000元与本案争议货款无关，该162000元不应从刘士峰的未付货款中予以扣除。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主张的30万元货款，刘士峰已经支付给安徽农家易购公司业务员王颖，且在“安徽农家易购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原墙刘士峰仓库现存量查询”单据中也注明王颖已收取的货款，故对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经本院核实，刘士峰仍欠付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货款为724094元（1500344-600000-117000-59250）。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20）皖1602民初2311号民事判决； 二、刘士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货款724094元。 三、驳回安徽农家易购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159元，由刘士峰负担10041元，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负担61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159元，由刘士峰负担10041元，安徽农家易购公司负担61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强 审判员 朱晓非 审判员 李红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法官助理欧阳萍 书记员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