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6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1，男，195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2，男，1951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3，女，195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4，男，196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5，男，195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彬，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因与被上诉人胡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被上诉人胡某5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彬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胡某5的全部诉讼请求；３.胡某5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４.恢复胡某2第一继承人的继承权。事实与理由：一、登记在胡某1名下的和平乡余家头村××房屋与登记在胡贵昌名下的洪山区余家头**房屋在产权人、地址、占地面积、建筑面积上没有一处相同，两处房屋不是同一房屋。胡贵昌真实的遗产在武昌区三层楼华安里30号，拆迁利益被胡某5霸占。二、一审认定1987年5月17日，胡贵昌取得了和平乡余家头村长9米宽10米的建房许可证，没有证据，是胡某1在1987年5月取得和平乡房管部门下发的建房许可证，并在和平乡余家头村建成房屋。1989年房管部门对房屋进行检查登记，查看并收走了胡某1的建房许可证，对新房编号××，并钉上了门牌号码。几十年的建房、管理、维护、使用、处置都是该地址，从来没有改变。后余家头村拆迁双登号XTZ-155胡某1门牌号××总建筑面积311.41平方米，总占地面积104.76平方米，与实际建筑物完全一致相同，该登记与胡贵昌没有联系。余家头村××组的房产信息跟××事实房产没有关联，与胡某5也没有关系。加层建房的许可证登记在胡贵昌名下是因以前农村建房管理混乱，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不可能取得两次建房许可证。胡贵昌与××没有关联，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在挂牌武昌余家头集团经营管理处）没有权利出具房产证明。三、胡某5称××私房不是胡某1建房，而是合力建房，每一个子女都出了力，该说法没有依据。建房时是胡某1出资请的青山区的居民李忠超师傅全权帮忙，其他子女没有搬一块砖、砌一面墙。第二次加层是胡某1一人联系工头包做，胡某5称集资建房，没有出资证据。四、一审判决10页第三行认定胡某1提交2019年6月7日武昌区公安分局杨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胡某1没有提交该证明，该证明是胡某5的代理人刘伟杰于2019年6月10日提交的。一审判决有两处原被告颠倒。2019年6月7日武昌区公安分局杨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越权违法，不应采信，应查看调查笔录或传唤当事人到庭举证。五、一审庭审笔录不真实，定案理由无依据，不能如实反映庭审经过、当事人表述，自相矛盾，不能产生法律效力，请求调取录音录像进行核实。2020年6月2日的庭审笔录不是当庭做出的，庭审经过与事实不符。书记员没有宣布法庭纪律，一位男性陪审员迟到30分钟。胡某5提交的证据是假的。2019年5月17日开庭中胡某5提供的发票也是造假，胡某5的代理人没有讲庭审笔录中记录的内容，6月2日第二次开庭时胡某5没有到庭却记录胡某5提交了材料，与事实不符。六、胡某2没有放弃继承的真实意愿，只是陈述了胡贵昌没有房产的事实，希望法官多做调解工作，声音大顶撞了法官而已，一审法官让十几个法警将胡某2拉出法庭，取消胡某2的继承权利是对胡某2的报复。胡某5辩称：一、对××系胡贵昌名下房屋的事实一审查明清楚，有杨园派出所和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且胡某5在建房中有出资并参与建房。二、一审认定案涉房屋系胡贵昌的遗产，根据法律规定胡某5继承相应份额合理合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武汉市罗家港余家头村××房产拆迁利益由胡某5、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按份继承，胡某5享有房屋五分之一的份额；2．判令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某5、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系被继承人胡贵昌和陈菊英的子女。陈菊英于1992年6月死亡，胡贵昌于2001年12月死亡，二人生前均未立遗嘱。1987年5月15日胡贵昌取得在和平乡余家头村建长9米、宽10米平层房屋的建房许可证，该房屋经加层改建并于1995年6月15日由胡贵昌取得超面积补办加层的建房许可证后，于1995年6月22日登记在胡贵昌名下。上述房屋登记的建筑面积为197.70平方米，登记的占地面积为96.51平方米，登记权利人为胡贵昌。房地权证附图显示：占地长10.40米，宽9.28米，相邻关系人郑新华。因上述房屋面临拆迁，房屋所在基层组织对被拆迁范围内的房屋进行“双登”，登记余家头村××组人口和个人房屋情况中显示：拆迁双登号XTZ-115号，门牌号××，户主姓名胡某1等，总建筑面积311.14平方米，总占地面积104.76平方米，户总人口6人，外来人口6人。2000年，胡贵昌通过房改取得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华安里30号#一栋（2栋）房屋所有权，建筑面积64.21平方米。2009年，胡某5、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和拆迁部门共同签订《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约定：武昌区华安里30号房屋被拆迁，对胡某5、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共同补偿合计673189元。2013年12月10日，胡某1和湖北奥山置业有限公司订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号426），协议书约定：胡某1是非村民自然人（外来户），胡某1房屋占地面积为104.48平方米，建筑面积311.26平方米，对××房屋作出的拆迁补偿为：还建130平方米，货币补偿181.26平方米；货币补偿包括房屋补偿费用、搬迁费、安置补偿费等共计七项，总计补偿为476271.92元；湖北奥山置业有限公司同意在胡某1腾退房屋15日以内以存折形式支付胡某1476272元。2013年12月10日，胡某1和湖北奥山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两份《房屋还建协议书》（编号：426），约定：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的约定，湖北奥山置业有限公司应还建给胡某1的房屋面积为130平方米，该户于2014年元月13日已选房完毕；应还建给胡某1的房屋面积为150+30平方米，胡某1要求购买还建楼面积150平方米+30平方米，金额297000+135000，计432000，在本次拆迁款476271.92元中直接转入湖北奥山置业有限公司账户，余额44271.92元。协议生效后，湖北奥山置业有限公司向胡某1交付位于武昌区怡江苑Ｈ5地块Ｄ栋2单元3层01号（建筑面积147.72平方米）、武昌区怡景苑Ｈ1地块Ｃ栋1单元31层03号（建筑面积84平方米）、武昌区怡景苑Ｈ1地块Ｄ栋1单元13层03号（建筑面积84.01平方米）三处房屋。该三处房产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2016年5月6日，胡某1作为原告，状告胡某5、胡某2、胡某3、胡某4，请求确认位于余家头村××组房屋归胡某1享有物权。在该诉讼中，胡某1诉称，1987年胡某1向和平乡余家头村申请宅基地，获批后在李喜国门前的自留地上建造房产，同时给了他们青苗费等相关费用，并在余家头村办理了建房的相关手续、缴纳了各项费用。当年胡某1不懂建房，出资请了青山区的居民李忠超师傅，全权帮忙、做设计、找工人，购买建筑材料，工人晚上住宿是胡某1联系安排到下台子邻居郑秀珍家，历时几个月时间建造了约90余平方米的平房。1993年8月，因平房下雨长期漏水，胡某1又向和平乡余家头村申请，加盖了第二层楼，请施工人员，购买建筑材料是胡某1一人负责，该房面积为197.70平方米。1995年洪山区房产局在余家头村登记办理房产证，由于胡某1单位正在开工建设职工福利房，为了不影响分房，胡某1将该房挂在父亲胡贵昌名下。2005年因房顶老化漏水，胡某1再次向余家头村申请建房手续获得批准后，胡某1出资包工包料建造了第三层。二十多年来，胡某1对自己房子的管理、使用、长期维修和加层建造，对剩余面积出租，租金收益都是由胡某1一人所有，其他人没有拿过租金。和平乡余家头村土地部门对房子都是一房一档，位于和平乡余家头村××组建造面积197.70平方米的房产从头到尾跟父亲没有一点关系。上述房屋已由自己与拆迁部门签署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在该案庭审中，胡某5作为被告辩称：胡贵昌的余家头××私房，房屋建造初期是一层半楼，胡贵昌的房子不是胡某1个人的，是合力建房的每个子女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1987年建完至1988年最先是胡某5居住，后由于自己犯事在余家头私房处被警方捉走；1988年底开始父亲胡贵昌一直居住在此，后来胡某4一家和父亲共同生活居住在此；私房房屋租金常年由父亲所得，和平乡余家头村××组的房产系胡贵昌所有，应由各继承人按份继承该房屋的拆迁利益。胡某2、胡某3、胡某4作为被告认可胡某1的诉讼观点和诉讼请求。该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诉争的登记在胡贵昌名下余家头村××组建筑面积197.70平方米房屋建设时，胡某2、胡某3均有出资；1993年加至2层；房屋建成之初由胡某5居住，其后由各方当事人父母居住；胡某4搬入上述诉争房屋与父母一同居住了几年（胡某4自称1993年搬入诉争房屋内居住，2004年搬出）；胡某4从诉争房屋搬出后，胡某1搬入诉争房屋居住至房屋拆迁；胡贵昌去世后，诉争房屋加至三层；诉争房屋建成后房屋对外出租的租金胡贵昌、胡某1均收取过。2016年9月30日，胡某1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诉讼，一审法院以（2016）鄂0106民初25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胡某1撤回起诉。胡某5提交的2019年6月7日武昌公安分局杨园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原位于武汉市和平乡余家头村××组（××），2009年由于区划划分之后由武汉市武昌区管辖，地址为武汉市武昌区××；武汉市和平乡余家头村××组（××）与武汉市武昌区××为同一地址。上述《证明》经2019年6月18日一审法院前往武昌区分局杨园街派出所核实，确认真实。2019年7月16日，一审法院向湖北奥山置业有限公司发出协助调查通知书，请求该公司协助调查：1、洪山区余家头村××组和洪山区和平乡余家头村××是否为同一地址；2、洪山区余家头村××组是否属于该司拆迁范围；3、胡贵昌是否和该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湖北奥山置业有限公司对一审法院的协助调查通知书并未回复。2019年8月19日，一审法院前往余家头村社区居民委员会调查，社区接待人员答复余家头村××组和余家头村××是同一个地址，并告知一审法院本案胡某1就是居住在余家头村××组。但该工作人员拒绝一审法院做谈话记录，也拒绝在一审法院所作的谈话记录上签名。2019年8月21日，一审法院通知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对武昌公安分局杨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进行质证，并告知一审法院前往武昌公安分局杨园派出所及余家头村社区居民委员会调查核实的情况，胡某1、胡某2、胡某3到庭参加质证。胡某1、胡某2、胡某3不认可武昌公安分局杨园派出所出具《证明》，称派出所无出具上述证明的行政管理权限，且证明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合；余家头村××组是农村集体土地的名称，余家头村××是房产部门编的具体号码，二者是不同概念，并向一审法院申请给予三个月举证时限，以就上述《证明》提供反证。考虑到本案关键证据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一审法院申请院长将此案审限延长。一审法院批准的延长举证时限内，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2020年5月12日，经一审法院调查，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证实“余家头村××组胡贵昌的房屋和胡某1申报被拆迁的××是同一个建筑物”。当日，一审法院还向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拍照调取《2008余家头七组人口、个人房屋登记表》。2020年6月2日一审第二次庭审中，该《证明》及《2008余家头七组人口、个人房屋登记表》交各方质证。胡某5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提交2019年9月23日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原位于武汉市和平乡余家头村××组，房主胡贵昌（身份证号：）私产07-21437，此屋与武汉市××为同一地址，拆迁双登号XTZ-115房屋此户在村里是外来户，此户在余家头村地块属唯一房产，已拆迁还建给胡某1，房屋已还建和补偿款已补偿。该《情况说明》亦交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当庭质证。在本案重审第一次庭审中，胡某1陈述：武汉市洪山区余家头村××组房屋由其帮朋友张汉桥买的宅基地，1995年办理产权登记权利人为胡贵昌不实，是村子里面登记错了。在本案重审第二次庭审中，胡某1当庭承认：“不存在有两栋房子，就只有一栋房子；我只建了××的房子，我在法院中华路法庭提起诉讼提交的建房证据就是××的建房证据”；××隔壁的邻居一户姓陈、一户姓郑；姓郑的邻居是否叫郑新华不清楚。在重审中，基于胡某2、胡某3、胡某4均称被拆除房屋为胡某1建设，归胡某1所有，与胡贵昌无关，一审法院向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核实：如果一审法院认定被拆除房屋系胡贵昌遗产，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是否主张继承权？胡某1、胡某4、胡某3明确表示如果法院认定被拆迁房屋系胡贵昌的遗产，均主张继承权；胡某2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一审法院认为，被拆迁的××房屋系登记在胡贵昌名下的余家头村××组房屋，其理由如下：其一，胡某1提起诉讼的一审法院（2016）鄂0106民初2534号案件中，胡某1明确陈述登记在胡贵昌名下的余家头村××组房屋系自己所建并由自己与拆迁部门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其二，胡某1在本案重审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房屋系自己所建，与登记在胡贵昌名下的余家头村××组房屋不是同一栋房屋；在本案重审第二次庭审中，胡某1当庭承认不存在有两栋房子，就只有一栋房子；其只建了××的房子，在一审法院中华路法庭提起诉讼提交的建房证据就是××的建房证据。其三，诉争房屋辖区基层组织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杨园街派出所及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证实余家头七组房屋与××系同一处所。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8余家头七组人口、个人房屋登记表》公示材料也显示，余家头村××组的被拆迁人包括××。其四，建房及加层的建设许可证的建房权利人均登记为胡贵昌，产权登记附图上显示胡贵昌的相邻关系人为郑新华，胡某1、胡某4当庭答复××房产隔壁有郑姓邻居。其五，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6）鄂0106民初2534号案中，各方当事人均称余家头村××组房屋建设过程中，胡某5、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均有出资，且被继承人及胡某5、胡某4、胡某1均在其中居住生活过，房租收益由被继承人及胡某1收取。登记在胡贵昌名下的余家头七组房屋，系胡贵昌夫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建造，属两夫妻共同财产。胡贵昌妻子陈菊英先于胡贵昌去世，胡贵昌去世后，上述房屋属于两夫妇遗产，依法应由其子女胡某5、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共同继承。鉴于胡贵昌名下余家头村××组的房屋与胡某1和拆迁部门签署的拆迁协议约定的被拆迁房屋系同一所建筑，胡贵昌夫妇去世后，基于法定继承，拆迁胡贵昌房屋的拆迁还建利益，应属于胡贵昌的继承人共同共有。胡某1在胡贵昌去世后，在本案各当事人共同的房屋加盖第三层，属于对共同共有房屋的添附，该添附物属从物，归属于主物各共同共有人共同共有。胡某5、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均认可，胡贵昌去世后，胡某1入住案涉房屋并收取案涉房屋租金，胡某5主张胡某1建房资金系租金支付，胡某1未在本案中就本案涉房屋加盖的第三层建设费用主张权利，不予一并处理。若胡某1就添附该第三层房屋支付的建设费负担主张权利，可另案诉讼。从胡某1与湖北奥山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还建协议书》及湖北奥山置业有限公司向胡某1交付的房屋看，余家头村××组房屋即××房屋拆迁获得的拆迁利益包括还建的：武昌区怡江苑Ｈ5地块Ｄ栋2单元3层01号（建筑面积147.72平方米）、武昌区怡景苑Ｈ1地块Ｃ栋1单元31层03号（建筑面积84平方米）、武昌区怡景苑Ｈ1地块Ｄ栋1单元13层03号（建筑面积84.01平方米）三处房屋及拆迁还建款44271.92元。胡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还建利益之外其另外支付了其他对价，故上述拆迁利益应由各方当事人按份共有，胡某5要求自己取得湖北奥山置业有限公司向胡某1交付的武昌区H5地块D栋2单元3层01号房屋超出其继承份额，不予支持。胡某2在庭审中明确放弃对下台子××房屋的继承权，是当事人对其合法权利的处分，予以照准。故胡某5与胡某1、胡某3、胡某4对武汉市余家头村××××房屋拆迁利益，各享有四分之一继承份额。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要求分割武昌区三层楼华安里30号房产的拆迁利益。本案胡某5及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共同和拆迁部门就武昌区三层楼华安里30号房产签订拆迁协议，拆迁利益已属胡某5和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共同所有。本案系继承纠纷，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若要求胡某5返还属自己的拆迁利益，应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位于武汉市余家头村××××房屋的拆迁利益[武昌区怡江苑Ｈ5地块********（建筑面积147.72平方米）、武昌区怡景苑Ｈ1地块Ｃ栋1单元31层03号（建筑面积84平方米）、武昌区怡景苑Ｈ1地块Ｄ栋1单元13层03号（建筑面积84.01平方米）三处还建房屋及拆迁还建款44271.92元]，由胡某5、胡某1、胡某3、胡某4各继承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案件受理费8444元，由胡某5、胡某1、胡某3、胡某4各负担2111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登记在胡某1名下的和平乡余家头村××房屋与登记在胡贵昌名下的洪山区余家头**房屋在产权人、地址、占地面积、建筑面积上没有一处相同，两处房屋不是同一房屋；一审认定1987年5月17日，胡贵昌取得了和平乡余家头村长9米宽10米的建房许可证，没有证据，是胡某1在1987年5月取得和平乡房管部门下发的建房许可证，并在和平乡余家头村建成房屋；胡某5称××私房不是胡某1建房，而是合力建房，每一个子女都出了力，该说法没有依据；武昌区公安分局杨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越权违法，不应采信；一审庭审笔录不真实，定案理由无依据。本院认为，在胡某1提起诉讼的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民初2534号案件中，胡某1明确陈述登记在胡贵昌名下的余家头村××组房屋系自己所建并由自己与拆迁部门签署拆迁补偿协议；该案中，在余家头村××组房屋建设过程中，胡某1、胡某2、胡某3均有出资，被继承人及胡某5、胡某4、胡某1均在其中居住生活过，房租收益由被继承人及胡某1收取；且在本案重审第二次庭审中，胡某1当庭承认不存在有两栋房子，就只有一栋房子，其只建了××的房子，在武昌区人民法院中华路法庭提起诉讼提交的建房证据就是××的建房证据；加之建房及加层的建设许可证的建房权利人均登记为胡贵昌，产权登记附图上显示胡贵昌的相邻关系人为郑新华，胡某1、胡某4一审庭审时当庭答复××房产隔壁有郑姓邻居；再结合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杨园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均证实余家头七组房屋与××系同一处所，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8余家头七组人口、个人房屋登记表》公示材料也显示，余家头村××组的被拆迁人包括××。一审法院对上述情况亦进行了调查和核实，故一审认定被拆迁的××房屋系登记在胡贵昌名下的余家头村××组房屋，系胡贵昌夫妇共同财产，在认定事实上并无不当，对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的相应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称胡贵昌真实的遗产在武昌区三层楼华安里30号，拆迁利益被胡某5霸占，要求分割拆迁利益。本案中，胡某5及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共同和拆迁部门就武昌区三层楼华安里30号房产签订拆迁协议，拆迁利益已属胡某5及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共同所有。故一审认定若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要求胡某5返还属于自己的拆迁利益，应另案主张权利，是正确的，对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的相应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称胡某2没有放弃继承的真实意愿。本案在一审庭审时，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胡某2多次明确表示“不要求继承”、“放弃继承”，故一审认定胡某2放弃对下台子××房屋的继承权，是当事人对其合法权利的处分，并予以照准，在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对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的相应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44元，由胡某1、胡某2、胡某3、胡某4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方 红审判员 陈继红审判员 刘鑫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杜文书记员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