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3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太平洋保险大厦首层、夹层****。负责人：熊力，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凤明，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文魁，男，199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焕明，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高唐路******************>负责人：邓俊杰，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敏菁，该公司职员。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文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广州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凤明、被上诉人邓文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焕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人寿财保广州分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上诉请求：l.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邓文魁承担赔偿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72399.2元；2.邓文魁、人寿财保广州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主张维修金额146798.4元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交了具有合法鉴定资质的广东证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书》，证实事故中无责车辆粤Ａ×××**车因本事故造成的损失为146798.41元。一审中，邓文魁亦提交了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的估损单作为证据。一审判决以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而不认定维修金额146798.4元，理由不成立。2.关于发票内容与《补发账务证明申请书》的支付情况无法完全对应问题。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供四张发票总金额为146798.4元，三张《补发账务证明申请书》总金额为146798.4元。其中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按责任比例50%代被保险人袁炜支付其车辆修理费至4S店69999.2元，支付中捷通资源综合再利用有限公司2400元。后由于邓文魁拒不赔付其应承担的粤Ａ×××**车辆维修费用，被保险人袁炜向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申请代位求偿，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再次于2019年4月8日向袁炜支付车辆维修费用74399.2元。二、一审判决根据粤Ａ×××**车辆购买时间、车辆投保金额等因素，认定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只能在其主张维修赔付146798.4元中的100000元部分行使请求赔偿的权利，认定理由不足。作出粤Ａ×××**车《评估报告书》的机构广东证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专业资质，该机构作为入选广东法院司法鉴定机构，专业性、合法性毋庸置疑，在一审中邓文魁并未对该鉴定结果提出重新鉴定，可视为对该鉴定金额的认可。车辆维修评估工作需要结合车辆进行拆检勘察受损程序，确定修理方案实施细则，更换或重置的价格费用评估，从而最终计算车辆的损失金额，不是一审法院仅通过车辆购买时间、车辆投保金额可以认定的。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认定理由不足。被上诉人邓文魁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一、邓文魁在一审提交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的估损单作为证据，是因为该证据一开始其实是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交的，但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为了掩盖一些事实撤回了，邓文魁发现后就申请作为证据。该证据显然与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书》是有差距的。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解释金额差距将近5000元，是因为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另外购买了配件。这不符合常理，因为4S店不可能在外面去购买材料，因此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书》不符合事实。并且，《评估报告书》是在车辆修复之后出具的。二、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交的四张发票中有两张是连号的，而且是发生在2月份，另外两张发票是发生在4月份。按照现有的证据可以判断，4月之后车辆应当是修复好了，保险公司支付赔偿车辆维修费，按常理来说不会分两次支付，也不会相隔两个月以上。因此，一审判决的认定完全符合事实，并且已经多认定了维修金额。被上诉人人寿财保广州分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载明：“1.涉案粤Ａ×××**车辆在我司购买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2.我司已按一审判决履行，已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以及一审判决我司承担的诉讼费支付给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3.对于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由法院依法认定。”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人寿财保广州分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2000元，保险余额72399.2元由邓文魁承担；2.本案受理费由邓文魁、人寿财保广州分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炜为其所有的粤Ａ×××**宝马牌汽车购买了保险期间为自2018年11月27日14时00分起至2019年11月28日00时00分止的商业保险，承保险别包括机动车损失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分别为429000元、500000元和保险期间为自2018年11月27日14时00分起至2019年11月27日14时00分止的强制三者险，保险金额为122000元。邓文魁为其所有的粤Ａ×××**奥迪牌汽车购买了保险期间为自2018年2月10日起至2019年2月9日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保险金额为122000元。2019年1月2日23时40分许，在广州市荔湾区鹤洞路中海锦御华庭停车场内路段，袁炜驾驶粤Ａ×××**汽车与邓文魁驾驶粤Ａ×××**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荔湾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载明：袁炜驾车时有未确保安全驾驶的行为，负同等责任；邓文魁驾车时有未确保安全驾驶的行为，负同等责任。2019年3月5日，袁炜出具《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声明书》，载明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承保的涉案车辆于2019年1月3日发生事故，袁炜已收到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赔款金额（以最终赔款计算书金额为准）；袁炜同意将已取得赔款部分的向责任对方追偿的权利（包括根据保险法第65条的规定直接向责任对方保险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转让给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并授权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得以袁炜名义或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名义向责任方邓文魁追偿，袁炜保证随时为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行使上述权利提供充分协助；袁炜郑重承诺，袁炜尚未得到上述责任对方或其他相关人员给予的全部赔偿，没有放弃向责任对方索赔的任何权利。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4，物价评估报告,为广东证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日出具粤证价估[2019]161号《评估报告书》，载明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委托该公司对粤Ａ×××**宝马牌轿车受损维修费用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粤Ａ×××**宝马牌轿车受损维修费用总价为146798.41元。邓文魁质证认为该鉴定价格不真实，没有零件回收残值等数据，为协商定损。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5，维修费发票四张，三张为广东粤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开具的编号分别为50170612、50170613、15783305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为广东中捷通资源综合再利用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7日开具的编号为22782462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上述编号为50170612的发票，购买方为粤Ａ-×××**，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劳务*汽车维修”，价税合计2000元；编号为50170613的发票，购买方为粤Ａ-×××**，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劳务*汽车维修”，价税合计69999.21元；编号为15783305的发票，购买方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劳务*汽车维修”，价税合计69999.20元，备注“粤Ａ-×××**”；编号为22782462的发票，购买方为粤Ａ×××**，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研发和技术服务*汽车配件工程技术服务费”，价税合计4800元。邓文魁质证对编号50170612、50170613、22782462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并认为该三张发票加起来的金额就是7万多元，且这三张发票，开票日期相隔很远，不能确定是同一个事故；对编号15783305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并认为该张发票与其他发票的号码相隔很大，因此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7，支付回单，即上海银行出具的《补发账务证明申请书》三份，分别载明：于2019年2月26日记账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广东粤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转账69999.2元；于2019年2月26日记账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广东中捷通资源综合再利用有限公司转账2400元；于2019年4月8日记账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袁炜转账74399.2元。邓文魁质证认为只有支付给袁炜的金额74399.2元《补发账务证明申请书》与本案有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机动车辆保险单出险抄单、《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声明书》《补发账务证明申请书》以及广东增值税发票，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推断，可以证明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确因涉案机动车交通事故向袁炜进行机动车损失赔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故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可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邓文魁请求赔偿的权利。关于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实际赔付金额，因没有维修清单或定损表、最终赔款计算书等证据，无法确认其提交的发票及《补发账务证明申请书》中的款项完全基于因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粤Ａ×××**受损而产生的维修费用，且发票与《补发账务证明申请书》之间的支付情况与发票内容也无法完全对应，为此，一审法院根据粤Ａ×××**受损车辆购买时间、车辆投保金额等因素，对其主张维修赔付146798.4元中的100000元的部分予以采信，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可在此范围内代位行使袁炜请求赔偿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因邓文魁就粤Ａ×××**车辆向人寿财保广州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人寿财保广州分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保险人免责情形，现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主张人寿财保广州分公司在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内承担2000元的赔偿责任，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足部分，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对于袁炜和邓文魁的责任划分，邓文魁应承担49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本案系侵权而引起的诉讼，故邓文魁在本案中不享有抵销权；邓文魁主张因涉案机动车交通事故应获得赔偿损失的权利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支付赔偿款2000元；二、邓文魁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支付赔偿款49000元；三、驳回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30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292元，邓文魁负担512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26元（一审案件受理费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已预交，一审法院不予退回，由邓文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将各自应负担部分迳付给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交广东粤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结算清单作为证据，拟证明事故的维修费用，当时因事故造成车辆损失是141998.41元，与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主张的维修费用146798.4元存在差额4800元，差额是因为当时是有一个配件的外修费用。邓文魁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都不确认，该证据既没有公章，也没有任何人签名，邓文魁认为甚至是伪造的；该证据显示2019年2月27日就出单了，与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交的发票时间是对应的，但是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为什么在4月份之后仍然支付和开具发票，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对此没有合理的解释；该证据也可以认定，涉案车辆在2019年2月27日就已经修复，但是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交的鉴定报告是在2019年4月1日才出具，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无法解释；袁炜出具的《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声明书》中注明收到赔款金额是以最终赔款计算书金额为准，也就是说袁炜从来就没有收过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的赔偿款，具体修了多少费用袁炜也不知道。人寿财保广州分公司未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是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对一审判决已认定、当事人未上诉的事实不再作审查，对一审法院的相关判决予以确认。根据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邓文魁应向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支付赔偿款的金额是49000元还是72399.2元。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袁炜驾驶粤Ａ×××**车与邓文魁驾驶粤Ａ×××**车于2019年1月2日发生涉案交通事故，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荔湾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袁炜驾车时有未确保安全驾驶的行为，负同等责任；邓文魁驾车时有未确保安全驾驶的行为，负同等责任。因袁炜为其所有的粤Ａ×××**车向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购买了机动车损失险，而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交的《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声明书》载明袁炜同意将已取得赔款部分的向责任对方追偿的权利转让给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有权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袁炜对邓文魁请求赔偿的权利。其次，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交的广东证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为粤Ａ×××**车受损维修费用总价为146798.41元，结合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提交的四张发票总金额为146798.41元，以及三份《补发账务证明申请书》转账金额合计146798.4元，足以证实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已赔偿保险金146798.4元。邓文魁虽对《评估报告书》有异议，但其未申请对粤Ａ×××**车的损失进行重新鉴定，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评估报告书》的结论存在明显依据不足的情形，邓文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该《评估报告书》予以采信。一审判决仅对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主张维修赔付146798.4元中的100000元的部分予以采信，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最后，对邓文魁主张在本案中抵销粤Ａ×××**车的损失，一审判决认定邓文魁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在上述146798.4元扣除人寿财保广州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应赔偿的2000元后，因《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袁炜和邓文魁对涉案交通事故负同等责任，邓文魁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故对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要求邓文魁支付赔偿款72399.2元，本院予以支持。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因其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且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太平洋保险广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人寿财保广州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5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56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5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邓文魁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支付赔偿款72399.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30元，由邓文魁负担804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26元（一审案件受理费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已预交，由邓文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将各自应负担部分迳付给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385元，由邓文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 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