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兵9001民初6002号 原告：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兵团石河子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法定代表人：林海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效，新疆文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丽，女，1971年3月8日出生，汉族，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业务主管，住石河子市。 被告：葛超，男，198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原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飞行员，现江西快线通勤航空有限公司兼职飞行员，住江西省南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靓，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西快线通勤航空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二路**物业片区团综合楼**/div> 法定代表人：陈大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丹，女，1984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江西快线通勤航空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住该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凡，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通用航空公司）与被告葛超、江西快线通勤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快线航空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疆通用航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效、高丽，被告葛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靓，被告江西快线航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丹、王慧凡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院长审批，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原因，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3月9日的审限已扣除，并于2020年7月27日至2020年11月18日期间中止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新疆通用航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葛超偿付原告培训费267058.06元；2、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补偿费110万元；3、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停飞损失61.25万元；4、案件受理费、送达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7年8月1日，原告（甲方）新疆通用航空公司与被告（乙方）葛超签订了一式二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约定：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在飞行员岗位工作；由甲方出资培训后乙方服务未满25年时以及合同正在履行中，生产、工作确实不能离开或掌握生产、工作秘密等情况时，乙方不得解除合同；乙方违反合同约定解除合同时，应当赔偿甲方录用费用、培训费用、直接经济损失、合同约定的其他赔偿费用。合同还约定：乙方在劳动合同期限内要求解除劳动合同，乙方须按照民航人发[2005]199号文件《关于规范通用航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补偿标准向甲方补偿，并按公司有关规定文件进行赔偿。之后，原告出资为被告提供了军转民商用驾驶员执照训练，申办了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商用驾驶员执照，期间增加了仪表等级，进行了运5机型改装培训等。2015年10月28日，原告与重庆两江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租期五年、年租金840万元、租用其两架PILATUSPC-12/47E飞机的《飞机租赁合同》。为了满足该飞机的适航性，每个机组须配备飞行员、机务维修4人的要求，原告两次将被告送往国外进行了PC12机型机长初始化改装培训。2018年9月，被告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无视上述合同的明确约定以及原告承租飞机的合同利益，竟擅离职守。导致原告花巨资租赁的飞机停飞，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条之规定，被告葛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江西快线公司无视民航总局的文件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之规定，明知被告正在原告处所从事的工作不可随意离开，却以挖墙脚的方式，招用其在本单位工作，扰乱了航空市场劳动用工秩序，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应当与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原告认为，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告属于特殊行业的企业，不仅承担着通用航空生产任务，而且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应对突发事件，抢险救灾、救急等社会化服务重任，客观上对人员的专业性、稳定性要求较高。两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违法、违约，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维护劳动市场秩序，制裁劳动者的违法行为，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变更其第1项、第3项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葛超偿付原告培训费285211元；2、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停飞损失55万元。 被告葛超辩称，关于本案的审理程序方面，被告葛超认为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并已向法院邮寄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具体理由如下：从原告向法院递交的诉状可以看到，其起诉的基础证据为2007年8月1日被告葛超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所援引的法律依据为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因此，本案所涉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劳动纠纷，按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劳动争议”，依据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程序的规定，应当先进行劳动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7年8月1日，被告葛超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四十二条明确约定，双方发生争议的，可以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本案劳动争议涉及的专业性很强，先经过劳动仲裁机构的处理可以发挥劳动仲裁部门劳动业务熟悉的优势，即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解决不了，也可以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产生一定的缓冲作用，避免矛盾激化。在劳动仲裁部门作出裁决后，再由法院进行审理，更有利于法院及时、准确地处理本案所涉争议。因此，无论是依据法律规定，还是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从程序上本案均不应当由法院直接进行审理，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葛超支付培训费及补偿费的问题。被告葛超认为不应当支付，具体理由如下：1、2007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葛超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虽然载明双方之间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但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非不能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为了保护劳动者不能随意被用人单位解雇，并非是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要为用人单位服务终身。《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可以无任何理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劳动者只要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也就是说法律赋予了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这是法律赋予劳动者自由择业的权利，依法行使权利本身并不违反劳动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2018年9月25日，被告葛超已经按照法律规定，书面向原告递交了《辞职申请》，提出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虽然原告在10月9日书面答复不批准辞职，但自2018年10月起，原告已经停止为被告葛超缴纳社保及发放工资。因此，在被告葛超递交《辞职申请》30日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依法解除。而原告却违反法律规定，不为被告葛超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不予办理执照和体检关系的转出、不予办理空勤登机牌，并扣押了被告葛超2018年10月份工资11000元、飞行小时费112000元、疗养费10000元、年度安全奖40000元，合计约173000元劳动报酬拒不支付。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根据本单位实际，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职业培训专指对准备就业和已经就业的人员，以开发其职业技能为目的而进行的技术业务知识和企业职工培训。依此规定，用人单位有建立职业培训制度的法定义务，且被告是按照原告的指派进行的培训，培训后也依然在原告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均没有规定在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时需要向用人单位返还培训费，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且劳动者在违反服务期约定的情况下，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服务期未满部分的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所花费的培训费数额，而培训费金额，亦需要原告进行举证。在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中，仅有此条款明确了在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时候，需要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没有其他任何关于返还培训费和违约金的法律规定。但在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葛超之间，未专门约定过服务期，也未另行签订过关于服务期的协议。原告在诉状中援引的“民航人发[2005]199号文件《关于规范通用航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首先，其性质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其次，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因此其亦不是部门规章。该文件实质上是出于民航业内部行业管理的需求，在特定背景下出台的行业内文件，该文件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明显有抵触，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也不适用于本案。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葛超支付培训费及补偿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葛超支付停飞损失费的问题。被告认为不应当支付，具体理由如下：从原告向法院递交的诉状可以看到，2015年10月28日，原告租用了两架PILATUSPC-12/47E型飞机，但双方之间的《飞行员外送培训协议书》却是2017年3月28日签订的。那么依据常理推断，自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期间，上述两架飞机一定是由其他飞行员进行的飞行作业，原告作为国有运输企业，不可能只有被告葛超这一位飞行员有资格进行飞行，事实上原告处至今仍有两位机长王耀辉、魏甲定和四位副机长刘世源、滕佳毅、张洪、孙志成具有PILATUSPC-12/47E机型的飞行执照。原告拥有的两架PILATUSPC-12/47E型飞机的编号分别为：B-10HH及B-10HG。其中B-10HH自2018年10月时停放在石河子花园机场，后因当时在内蒙古执飞的B-10HG螺旋桨及起落架故障，用B-10HH飞机的配件予以替换后才得以适航，此后B-10HH飞机无法运行处于停置状态。在内蒙古执飞的B-10HG飞机恢复运行不久后，又不幸遭遇雷击致使螺旋桨再次损坏，只能继续拆除B-10HH的配件进行补救。由被告葛超提交的微信截图可以看见，被告葛超离职时B-10HH飞机已经处于停运状态，一直到现在。故被告葛超要求原告向法院提交由其飞管部保存的飞行员名册、所飞机型和机务维修工程部保管的飞机维修记录本，该证据可以充分证明被告葛超的上述主张。因此，原告声称由于被告葛超离职给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所述，原告未经仲裁程序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程序违法，其诉讼请求亦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江西快线公司辩称，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江西快线公司连带承担补偿费的问题。江西快线公司认为不应当支付，具体理由如下：原告在诉状中援引的“民航人发[2005]199号文件《关于规范通用航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首先，其性质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其次，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因此，其亦不是部门规章。该文件实质上是出于民航业内部行业管理的需求，在特定背景下出台的行业内文件，该文件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明显有抵触，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也不适用于本案。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一条向江西快线公司主张连带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劳动关系，不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不适用民法的归责原则。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有自主择业的权利，葛超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书面向法院提交了《辞职报告》，满足了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被葛超已经依法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关系。因此，江西快线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的情形，故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葛超的飞行执照关系至今还在原告处，并未流动至江西快线公司处，江西快线公司与葛超之间也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并未建立劳动关系。另外，依据2017年11月22日“局发明电[2017]3291号”民航明传电报第三条之规定，只要经过主任运行监察员的确认，飞行员就可以兼职运行进行飞行作业，无需其他审批程序，故江西快线公司并无任何违法、违规之处。因此，原告要求江西快线公司连带承担补偿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江西快线公司就本案的审理程序、民航人发[2005]199号文件《关于规范通用航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能否适用本案及是否需要连带承担停飞损失费方面的答辩意见与被告葛超的意见一致。综上所述，原告未经仲裁程序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程序违法，其诉讼请求亦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2007年8月1日,被告葛超（乙方）被原告新疆通用航空公司（甲方）招用为飞行员。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本合同于2007年8月1日生效。第二条，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在飞行员岗位（工种)工作，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担任飞行员岗位（工种)工作。具体岗位职责和工作要求按岗位协议书（或聘书）执行。第二十八条，在下列情况下，乙方不得解除本合同：（一）由甲方出资培训，培训后为甲方服务未满25年的；（二）合同正在履行中，生产、工作确实不能离开或掌握生产、工作秘密的；（三）属于技术骨干，担任某项重点工程建设改造任务或科研项目任务未结束的；（四）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尚未处理完毕或者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第二十九条，乙方解除本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甲方应予办理相关手续。第四十条，乙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对甲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下列损失：（一）甲方为录用乙方直接支付的费用；（二）甲方为乙方支付的培训费用；（三）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四）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赔偿费用。第四十一条，乙方在劳动合同期限内要求解除劳动合同，乙方须按民航人发[2005]199号文件《关于规范通用航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标准向甲方补偿，并按公司有关规定文件进行赔偿。”葛超与新疆通用航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工作期间，新疆通用航空公司按月向葛超发放了工资。同时，新疆通用航空公司出资为葛超提供了军转民商用驾驶员执照训练，申办了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商用驾驶员执照，期间增加了仪表等级，进行了运5机型改装培训等，并给葛超报销了学费、培训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2018年9月25日,葛超以个人原因为由，向新疆通用航空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新疆通用航空公司人力资源部于2018年10月9日向葛超送达了《通知》，告知其经原告单位领导办公会研究决定，不同意葛超的辞职申请。2018年10月28日，葛超离开了新疆通用航空公司。新疆通用航空公司为其缴纳了2007年9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 2019年10月29日，被告江西快线航空公司（甲方）与被告葛超（乙方）签订劳务协议一份，约定葛超在江西快线航空公司承担飞行部副部长和机长工作，月工资标准为税前72583元，乙方的各类社会劳动保险费用均由乙方原单位缴纳或由乙方本人自行缴纳。 葛超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的社会保险费由江西远创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缴纳。 2019年7月1日，原告新疆通用航空公司向石河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要求被告葛超、江西快线通勤航空有限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赔偿相关的损失。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7月1日以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石劳人仲不字[2019]67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庭审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 1.石劳人仲不字[2019]67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本案经过了仲裁前置程序； 2.劳动合同书一份。证明2007年8月1日葛超与新疆通用航空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对葛超在劳动合同期限内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约定葛超须按民航人发[2005]199号文件《关于规范通用航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标准向原告进行补偿，并按原告公司有关规定文件进行赔偿； 3.财务凭证。记账明细表载明葛超培训费的组成是：1.2015年12月19日付葛超乌鲁木齐市执照等级考试485元；2.2016年2月22日付葛超乌鲁木齐仪表考试费用315元；3.2016年12月14日付葛超克拉玛依市增加仪表培训4790.1元；4.2017年3月23日付葛超PC-12办美国签订差费3250元；5.2017年3月30日付葛超PC-12美国培训费137405.52元；6.2017年5月18日付葛超天翔航院取消不得运行复杂飞机培训费47169.82元；7.2017年6月9日付葛超PC-12美国机型改装培训费22215.78元；8.2017年4月26日付葛超PC-12国外翻译费13357.22元；9.人工成本明细表载明培训期间的人工成本56223.31元(葛超2015年至2017年培训期间，原告为葛超发放的工资及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合计285211.75元； 4.新通航发[2004]24号《关于员工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的赔偿办法》、民航人发[2005]199号《关于规范通用航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新通航发[2005]20号《关于执行民航人发[2005]199号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等的通知》（法发[2015]13号）。证明：1.飞行员违约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2.新的用人单位与飞行员应当向原用人单位补偿50-110万元； 5.飞机租赁合同、租金计算表、重庆两江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拖欠飞机租金及违约金的催告函》、PC-12147E机型飞行记录本。证明原告租赁重庆两江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两架飞机，租期五年，分二十次偿还飞机的租赁费，92天为一个支付周期，一个支付周期的租赁费为110万元，一架飞机配备两套人马。轮流飞行，少一套人员，就无法飞行。葛超辞职，造成2018年11月18日至2020年1月16日期间飞机停飞的损失； 6.公证书。证明葛超在未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被江西快线招用时的工作状态，从江西快线网上下载的，经过公证（附光盘一份）。 被告葛超及被告江西快线航空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6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3财务记账凭证不予认可，称从记账凭证中无法看出原告付款究竟付到哪里，记账凭证不能显示收款方，但认可其在原告公司执行飞行任务过程中参加了新疆通用航空公司组织的复训及升级训练等,其刚入职新疆通用航空公司时为副驾驶,现为737-800机型机长。对证据4中的新通航发[2004]24号《关于员工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的赔偿办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称该文件上没有加盖公司公章，不具有证明力，且规定内容与法律相抵触。对证据4中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民航人发[2005]199号《关于规范通用航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的补偿费110万元支付的主体是跳槽的公司，跟飞行员没有关系，区间是50万元-110万元。因此，原告所主张的110万元是最高的补偿费，这个规定不能适用于葛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等的通知》（法发[2015]13号）这个通知内容很明确，是落实民航人发[2005]104号文件，这与民航人发[2005]199号文件没有关系。对证据5中飞机租赁合同的真实性认可，对飞机租金支付表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租金是否实际支付。对人工成本明细表、催告函、飞行记录本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被告葛超就其辩解，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劳动合同书、管辖异议申请书、EMS邮寄单2张。证明：1.葛超与原告新疆通用航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四十二条约定双方产生纠纷的应当先进行劳动仲裁；2.葛超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2.社保缴费证明2张、辞职报告1份（2018年9月25日）、通知1张。（2018年10月9日），证明：1.葛超家庭困难，经济情况不好，原告向葛超支付的报酬不足以维持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故葛超于2018年9月25日向原告书面提出《辞职报告》；2.该辞职行为符合《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者提前30日书面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葛超已经与原告新疆通勤航空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3.新疆通用航空公司运行动态信息群聊天截图1张、飞机故障照片3张。证明该飞机停飞是由于飞机故障造成，葛超不应当承担停飞损失； 4.明航局飞行标准司2017年11月22日下发的明传电报局发明电[2017]3291号《关于进一步明确通航企业和小型运输企业运行审定工作相关问题的通知》文件。证明根据该通知第三条的规定，飞行人员经过地区民航管理局许可后可以在通航企业和小型运输企业兼职运行，不需要原工作单位审批同意。 原告认为本案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对葛超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管辖异议申请书、EMS邮寄单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葛超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被告江西快线航空公司对葛超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江西快线航空公司就其辩解，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EMS邮寄单2张。证明江西快线航空公司认为原告与被告葛超之间是劳动合同纠纷应当仲裁前置，并向石河子市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事实； 2.劳务协议、社保缴费证明。证明江西快线航空公司与被告葛超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被告葛超系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向江西快线航空公司提供劳务； 3.明航明传电报局发明电[2017]3291号文件。证明根据该通知第三条的规定飞行人员经过地区民航管理局许可后可以在通航企业和小型运输企业兼职运行，不需要原工作单位审批同意； 4.通用航空公司运行动态信息群聊天截图1张、飞机故障照片3张。证明江西快线航空公司不应当承担停飞损失，该飞机停飞是由于飞机故障造成。 原告对江西快线航空公司提交的证据1、2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劳务协议恰恰证明葛超已经在被告江西快线航空公司进行工作，被告江西快线航空公司招用未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葛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证据3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对证据4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被告葛超对江西快线航空公司的证据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原、被告各自提交的相关书证、石劳人仲不字[2019]67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本案的受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本案受理程序的问题。原告新疆通用航空公司与被告葛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因葛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而发生争议，属劳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新疆通用航空公司向石河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要求被告葛超、江西快线航空有限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赔偿相关的损失。该仲裁委员会已于2019年7月1日作出石劳人仲不字[2019]67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新疆通用航空公司收到该《不予受理通知书》后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双方当事人分别向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本案中，被告葛超于2007年8月1日进入原告新疆通用航空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葛超的用人单位新疆通用航空公司的住所地在石河子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由石河子市人民法院管辖。庭审中，原告提出的异议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其混淆了仲裁前置程序与管辖权异议的概念，其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对两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已当庭予以驳回。 关于培训费及补偿费问题。首先，原告单位出资培训被告葛超后，虽未与被告葛超签订专门的服务期协议，但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由原告单位为被告葛超出资培训后，被告葛超服务未满25年的，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若葛超在劳动合同期限内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须按民航人发[2005]199号文件《关于规范通用航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标准向原告补偿，并按公司有关规定文件进行赔偿。该条约定明确了原告单位出资培训后，被告的服务期为25年，若葛超在劳动合同期限内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须按民航人发[2005]199号文件《关于规范通用航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标准向原告补偿，上述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等的通知》(法发[2005]13号)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应当参照民航人发[2005]104号文件确定的处理原则及培训费用计算标准来处理飞行人员解除劳动合同所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民航人发[2005]104号文件规定,飞行员个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被告葛超2007年8月1日进入原告单位工作，2018年10月28日离开,工作未满25年，违反了双方服务期的约定，原告单位有权要求被告葛超按照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责任。被告葛超在原告单位从事飞行员工作,飞行员行业具有专业性和特殊性,属于高技能人才,需要长时间的能力培养过程和持续的能力保持过程。因飞行工作的需要，原告单位安排葛超培训,葛超在培训中飞行技能逐级提升,原告单位对葛超进行了培训并支付了相应的费用,该费用通过学习转化为其自身的飞行技术资源,葛超的离职必然导致原告单位对飞行技术资源的流失,遵循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的原则,葛超在离职时应当承担在原告单位参加培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关于培训费的支付金额,原告提交的相关票据明细不清,两被告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客观真实的证明为葛超支付培训费的具体金额,本院对培训费的具体金额无法准确核实并确认。考虑到飞行员的专业性及特殊性，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本院酌情判令被告葛超支付原告单位补偿费110万元。原告超出之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停飞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葛超赔偿其停飞损失，并要求江西快线航空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应当就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原告提交的飞行记录本并不能证明原告停飞的直接损失及被告葛超的离职与其停飞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对原告主张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连带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江西快线航空公司招用被告葛超在江西快线航空公司担任飞行部副部长和机长工作时，葛超与原告新疆通用航空公司之间并未依法解除劳动关系。葛超随意“跳槽”的行为，势必造成原告单位损失，进而影响行业秩序。参照民航人发[2005]199号文件《关于规范通用航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被告江西快线航空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葛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补偿费110万元； 二、被告江西快线通勤航空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本院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蒋学雷 审判员  吕江红 审判员  陈 锐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李 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