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0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纵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保税区观海园(港湾观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42MA0Y8FJJ9R。法定代表人：刘真宗，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新，北京市铭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常瑞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庄河市城山镇当铺委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51564296Y。法定代表人：马永辉，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双增，辽宁双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纵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亚公司）与被上诉人大连常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瑞集团）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民初5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纵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常瑞集团向纵亚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250万元及逾期违约金(自2019年4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息24%计算)；2、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常瑞集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时常瑞集团提供的第四份证据——华夏银行大连金州支行许小飞的名片及借条一份，原审法院认为该部分内容与本案无关，故不予采信，但从双方一致确认系为常瑞集团协调办理融资贷款事宜支付的好处费的事实，便能得出纵亚公司为常瑞集团提供和履行了融资服务。(二)原审判决认为双方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纵亚公司所陈述的抵押贷款、放款等内容，与常瑞集团其后获得银行贷款的方式并不相同，故亦无法认定纵亚公司为常瑞集团提供了协议中约定的服务，属于对案涉事实认定错误。原因如下：1、纵亚公司与常瑞集团就案涉融资服务内容，共计签署过三份《融资咨询服务协议》，签订时间分别为2019年1月21日、2019年2月1日及2019年3月19日。三份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唯一不同是，各份协议均在第二条委托期限处，约定了具体的资金放款日。第一份协议“资金放款日最迟不得晚于2019年1月底”，第二份协议“资金放款日最迟不得晚于2019年3月10日，第三份也即最后一份案涉协议“资金放款日最迟不得晚于2019年3月29日，乙方(上诉人)承诺尽量于2019年3月22日前放款”。作为常瑞集团法定代表人的马永辉为何在自认与上诉人无任何关联的情况下，反复签署协议确认放款时间?原审法院认为无法认定纵亚公司为常瑞集团提供了协议中约定的服务，系对事实认定错误。2、常瑞集团明知能够在融资协议约定的时限内获得融资款项，但为了规避向纵亚公司支付高额的融资费用而故意以签署协议的方式对纵亚公司设限，又在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故意不去银行提交申请，人为造成银行无法在约定期限内放款。原审法院却认为原告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服务，认定被告获得银行贷款的方式与刘真宗和马永辉微信里提到的方式不同，实属对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原审第一次庭审后，纵亚公司代理人经与法官沟通，法官同意纵亚公司继续举证、申请证人出庭后再组织第二次开庭审理。但当纵亚公司将证人出庭申请及要求追加贷款银行为第三人的申请书邮寄给法官时，法官却拒绝纵亚公司的申请，执意要马上出判决。上诉人认为，为了查清事实，上诉人向法院邮寄了要求追加华夏银行的申请书，希望华夏银行到庭说明情况，但均未获准许。上诉人认为，原审法官在收到申请书后置之不理、径行裁判，严重违反了法定的程序。三、常瑞集团拒绝支付上诉人融资服务费的真实原因。常瑞集团于原审庭审时向法庭递交了融资银行华夏银行的原副行长许小飞向其出具的《欠条》能够证明，在上诉人为常瑞集团进行融资服务过程中，许小飞向常瑞集团法定代表人马永辉索贿150万元好处费，而马永辉也积极的以现金形式给付了许小飞150万元好处费。在上诉人履行了融资服务且常瑞集团获得融资款项后，常瑞集团认为其已经支付出去150万元好处费，便不想再为此支付任何费用，因此，常瑞集团故意修改融资服务协议的委托期限，给上诉人设置障碍，再故意在委托期限届满后向银行提出申请，达到了其按照融资服务协议约定不向上诉人支付融资服务费的目的。综上所述，上诉人已履行完毕《融资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的义务，有权按照协议约定获得服务费用。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常瑞集团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望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一审法院认为许小飞名片及借条与本案无关是正确的。2、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8年10月，因常瑞集团承建的施工项目比较多，导致企业资金压力比较大，考虑到年底要支付一大笔农民工的工资，因此想通过银行贷款来缓解企业资金的压力。当时常瑞集团一个业务合作伙伴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经分行联系介绍认识了华夏银行金州支行的副行长许小飞，根据一审证人华夏银行客户经理张某的证言可以证实许小飞是华夏银行金州支行的负责个贷业务的领导，常瑞集团的业务属于企业法人贷款，与许小飞及其主管的业务无关，华夏银行金州支行安排负责法人贷款业务的客户经理张某去负责常瑞集团贷款业务。2018年11月初根据银行安排，由许小飞带领负责法人贷款业务的客户经理张某主动到我公司处上门服务，除了了解有关常瑞集团基本情况和经营状况外，其主要任务之一是许小飞将常瑞集团的法人贷款业务介绍给华夏银行金州支行负责法人贷款业务的客户经理张某，由张某具体负责常瑞集团的法人贷业务，实现了银行和企业的对接。之后常瑞集团的贷款业务都是由客户经理张某具体负责和运作的，跟许小飞主管的业务无关，因此，许小飞从银行离职后是否从常瑞集团处借款以及借款的用途，与上诉人及常瑞集团双方之间的融资服务没有任何关系。故一审法院认为证据许小飞名片及借条与本案无关是正确的。3、一审认定上诉人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是正确的。《融资咨询服务协议》中约定的上诉人应提供的三项服务以及融资5000万元的到款日期。举证责任在上诉人，但一审庭审已经证实上诉人没有履行任何义务，实际贷款方式也跟上诉人承诺的不一致，更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帮常瑞集团融到5000万资金。2018年12月中旬左右，突然有一天上诉人的负责人刘真宗主动给常瑞集团的负责人马总打电话，说是许小飞介绍的，想见马总一面，然后按照马总提供的地址，刘真宗来到了常瑞集团的办公楼，双方见面后刘真宗说明了他的来意，说他在华夏银行内部有关系，只要把已评估的楼房和土地做抵押，他就有办法能尽快的帮助常瑞集团在过年前从银行贷到5000万，又说如果能按常瑞集团要求尽快贷到款，常瑞集团给点好处费。当时，常瑞集团负责人马总很不情愿，说考虑考虑。紧接着许小飞也要求马总给上诉人签协议。因急需资金，公司想尽快拿到贷款以解燃眉之急，当时也不清楚许小飞能量，常瑞集团无奈在2019年1月21日才同上诉人签订了协议。依据庭审提交的评估报告，显示银行安排评估机构评估常瑞集团资产现场查验完成时间是2018年11月28日，同时证人都某证实，在这些协议签订前常瑞集团已多次跟华夏银行金州支行接触沟通贷款事宜，已经基本办理完抵押贷款的主要手续，可见，常瑞集团在华夏银行金州支行做贷款业务根本不是上诉人寻找的；该协议签订后，上诉人也没有履行过任何义务。证人张某是常瑞集团贷款业务客户经理又是办理人，他提供的证人证言真实客观可信，其证言可证实以下事实：整个贷款过程，从银行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项正常的银企对接贷款业务，是由银行客户经理跟企业之间沟通联系进行的正常操作，跟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其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工作接触或者贷款业务沟通，从没有收取上诉人任何资料。常瑞集团与华夏银行金州支行办理贷款过程中，上诉人没有做过任何与贷款有关的业务，既没有帮常瑞集团搜集贷款所需资料，也没有帮常瑞集团策划融资方案，更没有帮常瑞集团沟通贷款条件利息及收费标准，所有的这些业务都是常瑞集团与银行的客户经理张某联系对接，并按银行的要求准备贷款所需的材料，办理担保所需要的资产评估、银行开户、签订各种贷款所需的合同、确定贷款利息及各种手续费。贷款所需多数材料、贷款要求等都是银行客户经理张某主动上门服务时办理的或者常瑞集团直接送给银行，贷款利率也是银行专业部门测算确定的。上诉人没有接受过任何跟贷款有关的资料，没有帮助或指导我们办过跟贷款有关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银行正常贷款流程。从2019年1月21日起双方先后三次签订了《融资咨询服务协议》，协议中约定的上诉人应提供的三项服务，以及融资5000万元及到款日期。第一次签订的资金放款日期最迟不晚于2019年1月底，第二份资金放款日最迟不晚于2019年3月10,日，第三次放款日期最迟不得晚于2019年3月29日，乙方承诺尽量于2019年3月22日前放款，之所以三次推迟了放款日期和委托期限，是因为快到约定的放款期限常瑞集团催问上诉人何时放款，上诉人都没有在约定的放款日期内协调银行按期放款，上诉人编排各种理由说正在协调关系快放款了，常瑞集团应上诉人的要求，无奈每次推迟了委托的期限和放款日期，这个放款日期的推迟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恰恰说明上诉人没有履行合同的义务。上诉人提供的其法定代表人与常瑞集团的法人几次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上诉人所说的抵押贷款放款等内容与常瑞集团从银行贷款的方式根本不相同。庭审时证人张某亦证明上诉人没有履行任何协助融资义务。二、一审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开庭前给了双方当事人举证期限，在举证期限内上诉人根本没有提出证人出庭的申请，更没有申请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一审庭审快结束时，当时审判员问双方还有没有相关的证据需要提交，上诉人当时提出没有，因此，一审中法院程序完全合法。另外，根本没有任何必要追加华夏银行为第三人，因为这是双方的融资服务合同纠纷，上诉人应该就其提供的融资服务提供举证责任，双方的融资服务合同与银行无关，并且当时负责常瑞集团法人贷业务的银行客户经理张某出庭证实了她在整个负责贷款过程中根本不认识上诉人一方的任何人，就这笔贷款更没有和上诉人有任何业务联系。三、常瑞集团严格按照银行的贷款要求进行的工作，不存在任何有意阻挠银行放款的行为。上诉人说常瑞集团故意修改融资协议的委托期限，给上诉人设置障碍，拖延贷款发放的时间，这个行为根本不成立。常瑞集团是建筑企业，众所周知，建筑企业在每年的年底需支付大量的人工费、材料费，次年的年初需筹措开工所需要的费用，资金都很紧张，常瑞集团之所以贷款是因为企业资金出现严重困难才采取的措施，在贷款过程中通过华夏银行金州支行许小飞的介绍认识了上诉人，在企业正常与银行办理银企对接贷款业务的同时，因担心正常办理贷款业务周期长，当时急于尽快拿到银行贷款，在许小飞的授意下我方与上诉人签订了《融资服务协议》，目的是通过上诉人可以帮忙简化贷款手续，加快贷款流程，提高贷款额度，降低贷款利率，因此，才于2019年初1月21日签订了《融资服务协议》，从上诉人最早答应的给付贷款的日期先后三次推迟委托期限，根本不是常瑞集团人为设置障碍，在委托期限届满后故意推迟申请以达到延迟放款的目的。主要理由有：一是每次签署协议都是银行指定日期上门服务，签字盖章全程拍照，办理贷款各种手续常瑞集团都是严格按照银行的安排和要求及时进行的，不是常瑞集团能决定的。一审庭审中银行的客户经理张某证实：2019年3月中旬华夏银行大连分行才召开了贷审会，因为常瑞集团是建筑企业，属于限贷行业，又是第一次到华夏银行贷款，对我们公司的还贷能力不了解，银行担心贷款风险，华夏银行大连分行要求常瑞集团贷款除了用土地和房产抵押外，还必须追加额外担保方式，具体来讲常瑞集团每笔贷款必须额外提供贷款额度60%的流动资金做保证金或者采用银承方式用贷款额度50%的商票做质押的担保方式才能贷款。审贷会开完通知支行，常瑞集团就按照支行和客户经理张某的安排进行的每项工作。2019年3月15日客户经理张某上门双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和三份《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完合同银行要求下周二（3月19日）和银行工作人员一起去办理房产抵押手续，根据房产通知3月22日银行工作人员领取了房产抵押他项权证。此时客户经理张某告诉常瑞集团，按照分行要求第一笔贷款额度只有1500万元，还必须采用流动资金借款方式才能办理贷款，银行要求常瑞集团必须把900万的现金存入华夏银行的保证金账户，然后才能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质押合同》，当时常瑞集团企业根本没有资金，我们多方寻求资金，直到2019年4月3日上午9点35分，中海地产沈阳有限公司才将一笔8834801.48元工程款给付常瑞集团，随即常瑞集团就把这笔款转入了常瑞集团在华夏银行开设的账户，下午华夏银行大连分行批复同意常瑞集团开设保证金账户，开设完保证金账户，金州支行客户经理张某和另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到常瑞集团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质押合同》，4月4日一上班，常瑞集团就把这笔资金存入了华夏银行开设的贷款保证金账户，将资金存入保证金账户后，华夏银行才把第一笔贷款发放给我们，实际的融资额度只有600万元。由此可见，每一步都是都是严格按照银行计划和要求及时办理的，没有任何耽搁和迟延。二是根据事后了解许小飞是2018年12月底从华夏银行离职的，在常瑞集团不知情的情况下，2019年2月1日许小飞说和上诉人一起协调银行内部关系需要150万元，常瑞集团信以为真，给了许小飞150万现金，目的就是急需资金想在2019年3月10日能拿到贷款，这件事情也足以证明常瑞集团是想尽快拿到贷款的。三是既然上诉人讲是上诉人联系的银行、上诉人又能提供专业的贷款服务，其与华夏银行内部又有关系，那么跑贷款各种手续不是应该上诉人做吗？贷款节奏不是应该上诉人掌控吗？上诉人连贷款的方式都不知道，怎么能给常瑞集团提供融资服务？因此，从上述三点正反两方面都说明常瑞集团是严格按照银行的要求和流程正常办理贷款，根本没有任何拖延的行为。上诉人说常瑞集团故意拖延，应该举证证明，而不应该凭空猜测。综上，依据服务协议上诉人应为常瑞集团提供三项服务以及融资5000万元及到款日期，但上诉人没有向常瑞集团提供过任何服务。上诉人没有帮助常瑞集团联系资金方、没有向常瑞集团提供有效的融资方案、没有指导和帮助常瑞集团办理各项贷款业务、没有去协调贷款的利息与费用。因此，上诉人无权要求常瑞集团给付融资服务费用并承担违约责任，望贵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纵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常瑞集团向纵亚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250万元；2.请求法院判令常瑞集团向纵亚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自2019年4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24%计算)。3.请求法院判令常瑞集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纵亚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房屋租售代理，国内一般贸易。2019年3月19日，纵亚公司、常瑞集团签订《融资咨询服务协议》，约定常瑞集团意向融资5000万元，为实现融资，常瑞集团委托纵亚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纵亚公司需提供的服务为寻找资金方、收集申请贷款所需的资料、策划最佳的融资方案、以常瑞集团的名义与资金方沟通贷款条件、利息及费用等相关事项；协议于签订之日生效，自纵亚公司为常瑞集团寻找的第一笔资金进账后止，资金方为华夏银行；资金放款日最迟不得晚于2019年3月29日，纵亚公司承诺尽量于2019年3月22日前放款。否则本协议自动解除，并且纵亚公司不得收取常瑞集团任何费用。根据纵亚公司提交的，常瑞集团认可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常瑞集团法定代表人马永辉曾向纵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真宗打听过贷款情况，刘真宗在2019年3月20日的微信聊天中说“抵押手续都做完了，还不信啊马哥，他项权证出来，拿回银行入库就放款了，再没别的问题了”。2019年3月15日，常瑞集团与案外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常瑞集团用房产抵押贷款，同年3月20日，常瑞集团对前述抵押房产进行了评估。2019年4月4日、4月11日、4月15日，常瑞集团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支行分别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该银行在常瑞集团向银行存入相应数额的保证金后向常瑞集团发放贷款。常瑞集团的证人张某到庭作证，其陈述案涉贷款的办理流程，系银行客户经理到企业调查、评估后方可进行，由银行与企业直接对接，并不需要中介服务。一审法院认为，纵亚公司、常瑞集团于2019年3月19日签订的《融资咨询服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纵亚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包括“咨询服务”，故其为常瑞集团企业提供相应的融资咨询服务，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常瑞集团关于该合同为无效合同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协议的约定，纵亚公司作为提供服务的一方，应向常瑞集团提供的服务为：寻找资金方、收集申请贷款所需的资料、策划最佳的融资方案、以常瑞集团的名义与资金方沟通贷款条件、利息及费用等相关事项，现纵亚公司无据证明其向常瑞集团提供了前述服务，常瑞集团的证人、银行的工作人员张某也当庭作证，贷款为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并不需要服务公司的服务。纵亚公司提供了纵亚公司、常瑞集团双方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从该记录中也可以看到，纵亚公司所陈述的抵押贷款、放款等内容，与常瑞集团其后获得银行贷款的方式并不相同，故亦无法认定纵亚公司为常瑞集团提供了协议中约定的服务。根据常瑞集团提交的证据，案涉贷款的放款时间为2019年4月之后银行陆续放款，而协议约定如2019年3月29日前未放款协议自动解除，纵亚公司不收取任何费用，故纵亚公司既未举证证明其根据合同约定提供相关咨询服务，亦无权依据合同向常瑞集团主张合同价款及违约金。纵亚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纵亚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纵亚公司负担。二审中，纵亚公司提交纵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真宗分别与证人李某、与许晓飞、与兴业银行王晓慧、与哈尔滨银行梁宇静、与常瑞集团房会计、与常瑞集团法定代表人马永辉的聊天记录。拟证明：自2018年10月29日，刘真宗从证人李某处得知常瑞集团有资金需求后，联系了多家银行，只有华夏银行同意作该笔业务，纵亚公司帮助常瑞集团与华夏银行签订相关合同，纵亚公司已经完成了全部服务事项。常瑞集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无原始载体，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李某自述纵亚公司答应将服务费的1%给予李某，故证人与纵亚公司有利害关系，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纵亚公司提交的微信记录未提交原始载体且与本案待证事实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确认；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不能相互佐证，其真实性及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确认。常瑞集团提交证据如下：1、常瑞集团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2日账户资金的收支情况；2、2019年4月3日的转账凭证；3、2019年4月3日的转账凭证；4、2019年4月4日的转账凭证。上述证据拟证明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2日前，常瑞集团资金紧张，账户根本没有大项收入；2019年3月22日在银行提出要求常瑞集团必须缴纳900万元保证金才能进行第一笔贷款的情况下，常瑞集团及时按银行的要求转入其指定的贷款保证金账户，常瑞集团在整个贷款过程中没有任何拖延贷款的行为。纵亚公司对常瑞集团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本院分析认证认为，常瑞集团提交的证据虽客观真实，但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依法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纵亚公司、常瑞集团之间于2019年3月19日签订的《融资咨询服务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确认合法有效。案涉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委托期限。纵亚公司作为协议约定的提供融资咨询服务的一方，理应依照协议约定的期限及内容向常瑞集团履行相应的融资咨询服务义务。尽管案涉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在乙方（纵亚公司）为甲方（常瑞集团）寻找到资金方并确定贷款意向后，甲方不同意办理相关手续，使委托事项无法实现的，甲方应当支付本协议约定的服务费50%予乙方作为违约金。”但纵亚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纵亚公司依照案涉协议约定已为常瑞集团提供了融资服务，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常瑞集团存在“不同意办理相关手续、使委托事项无法实现”的情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案涉协议第二条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生效，自乙方为甲方所寻找的第一笔资金进账后止，资金方为华夏银行。资金方放款日最迟不得晚于2019年3月29日，乙方承诺尽量于2019年3月22日前放款。否则本协议自动解除，并且乙方不得收取甲方任何费用。”本案中，常瑞集团收到华夏银行第一笔贷款的日期为2019年4月4日，晚于案涉协议约定的最后放款期限，即使纵亚公司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协议约定的融资咨询服务义务，但根据案涉协议第二条约定，亦应当视为纵亚公司同意本协议自动解除，并不得收取常瑞集团任何费用。现，纵亚公司请求常瑞集团给付咨询服务费及违约金，无合同依据及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纵亚公司一审时请求追加华夏银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予准许，是否构成程序违法一节。因华夏银行不属于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人，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其亦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是否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故一审法院对纵亚公司追加华夏银行作为第三人的申请未予准许，不构成程序违法。综上所述，纵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大连纵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淑红审判员  吴义军审判员  梁 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葛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