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29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以山，男，汉族，1972年10月25日生，住江苏省射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平，江苏瀛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海，江苏瀛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才武，男，汉族，1969年1月21日生，住江苏省射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楼，射阳县合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项永兵，男，汉族，1970年3月27日生，住江苏省射阳县。上诉人徐以山因与被上诉人张才武、原审第三人项永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0924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以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货款117009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中双方并未对出售的价款以及加工费用达成一致意见。从原审法院调查的证人张某1的陈述看，原审第三人明确表示不能低于鲜花的价格，但也陈述被上诉人不予认可，那么说明双方对出售的价格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说低于鲜花的价格，原审第三人是不同意出售的。但被上诉人就强行将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货物强行销售，也没有告知价格，虽然在庭审中陈述电话告知的，但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当时菊花加工成品的价格。而且关于所谓的加工费及包装费等，仅仅是被上诉人自己的陈述，其并没有向法庭举证证明加工费及包装费的标准，原审法院对这一事实没有依法查明。2、对于付款应该是149800元而不是179800元。从被上诉人付款的交易习惯来看均是银行转账，没有现金交易，而且在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2018汇项永兵代加工货款”这份证据来看，其书写的是“汇项永兵90000元”，在上诉人举证没有收到汇款90000元，而是60000元的情况下，又改口是汇款60000元，还有30000元是现金。故原审法院认定支付179800元没有依据。张才武答辩称：1、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销售的货物符合当时的市场行情价格，收取的加工费、包装费也符合当时市场价格的标准，对此一审法院在确认的事实中均已作出客观准确的认定。如果对价格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那么被上诉人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对货物进行加工，然后对干货进行销售，被上诉人都是征求原审第三人的意见后进行销售的，原审第三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七页第二点中已经作出充分的认定，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通过银行转账149800元，另向原审第三人交付现金30000元，共计179800元，代销货物的货款已全部结清。3、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对被上诉人没有诉权。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主要证据就是二十四张由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在这些收据中没有一张注明是上诉人的货物，其中有五张收据注明是原审第三人的货物，其余没有注明的也是收取原审第三人的货物。被上诉人没有收上诉人的任何货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没有发生代加工和代销售的任何交易。在一审中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通过恶意串通，原审第三人将收据提交给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诉讼，属于恶意诉讼，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项永兵未作陈述。徐以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张才武支付代销售货款117009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张才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以山和项永兵合伙经营菊花生意。2016年9月10日-11月8日，徐以山、项永兵运送鲜菊花果子及鲜菊花至张才武处，张才武出具收据24份，均只载明品种及数量，未涉及具体的单价、金额，其中鲜菊花果子20217kg、鲜菊花17830kg，在2016年9月26日收据上载明的是“收到花果1504kg”，对该份收据品种，徐以山在第四次庭审中认可按鲜菊花计算，张才武亦予以认可，故徐以山、项永兵共向张才武交付鲜菊花果子20217kg、鲜菊花19334kg。徐以山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项永兵是另外销售菊花给张才武的，项永兵销售的货物和我没有关系”，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我与项永兵是合伙关系，在本案中所有的权利义务由我享受和承担”，在前三次庭审中均主张其与张才武成立的是买卖合同关系，与张才武达成的口头协议约定鲜菊花果子是9元/kg,鲜菊花4元/kg，其共向张才武提供21721kg、鲜菊花17830kg，总货价值266809元，扣除张才武已支付的货款149800元，要求张才武支付购买鲜菊花及鲜菊花果子的剩余货款117009元及利息。徐以山在第四次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认为本案的法律关系为附条件的代加工代销售关系，在张才武承诺不低于鲜菊花果子及鲜菊花市场价9元/kg、4元/kg出售后才同意由张才武代为加工和销售，并要求张才武支付鲜菊花及鲜菊花果子代加工成干货后代为销售的款项117009元及利息。项永兵在第二、三次庭审中认为与张才武系买卖关系，在第四次庭审中先坚持系买卖关系后经再次询问后认可是代加工代销售关系。2016年9月28日至2018年12月9日，张才武通过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共向项永兵转账149800元。另在2019年7月12日法院向介绍人张某1调查时，张某1陈述“当时项永兵和张才武说过，我没有人在这边管理，反正我在你这边加工，你不能低于我卖鲜货的价格，但张才武没有明确答复”。在法院于2020年4月26日向案外人射阳县洋马镇药材村村主任张某2等案外人调查时，均陈述“2016年菊花市场行情不好，价格不断下跌，开始鲜果7、8元每公斤，因为后来下雨，菊花果只有3元多一公斤，由鲜货加工成干货的比率，加工费及包装费的标准亦符合市场行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徐以山、项永兵与张才武之间的法律关系；（二）张才武是否向徐以山、项永兵作出鲜菊花果子和鲜菊花市场价分别不低于9元/kg、4元/kg的承诺；（三）关于徐以山要求张才武支付代销售货款117009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问题。（一）关于徐以山、项永兵与张才武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徐以山、项永兵与张才武之间为口头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徐以山、项永兵为定作方，张才武为加工方，作为加工方的张才武应按约将鲜菊花果子和鲜菊花加工后的干货交付定作方，而徐以山、项永兵与张才武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张才武经项永兵同意直接代为销售加工物，将代为销售价款交付项永兵，成立新的委托销售关系。（二）关于张才武是否向徐以山、项永兵作出鲜菊花果子和鲜菊花市场价分别不低于9元/kg、4元/kg承诺的问题。徐以山称本案系附条件的代加工代销售法律关系，张才武向其承诺不低于鲜菊花果子和鲜菊花市场价向其交付货款，所以将鲜菊花果子和鲜菊花委托张才武代为加工和销售，当时鲜菊花果子和鲜菊花的市场价分别为9元/kg、4元/kg。1、徐以山提供的录音光盘及文字材料中张才武仅陈述“鲜菊花果子市场价有9块的、有8块多的，大花有4块的，具体的要看单子”，并未表明其认可按鲜菊花果子9元/kg、鲜菊花4元/kg收购或代为销售徐以山的鲜菊花果子和鲜菊花。张才武辩称其从未向项永兵作出上述承诺，9元/kg、4元/kg都是烘干前的价格，菊花行情不稳定，价格浮动也大，也有6元/kg、2元/kg的价格，还要看质量，案涉鲜菊花果子和鲜菊花加工后的干货共5661公斤，共卖出货款227112元。2、法院向介绍人张某1调查时，张某1陈述“当时项永兵和张才武说过，我没有人在这边管理，反正我在你这边加工，你不能低于我卖鲜货的价格，但张才武没有明确答复”；在法院向案外人调查时，均陈述“2016年菊花市场行情不好，价格不断下跌，开始鲜果7、8元每公斤，因为后来下雨，菊花果只有3元多一公斤”。3、2016年9月28日至2018年12月9日，张才武通过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共向项永兵转账149800元，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项永兵、徐以山并未对张才武的销售价格提出异议。综上，徐以山、项永兵与张才武之间的加工承揽合同、委托销售合同均系口头协议，张才武对销售鲜菊花果子和鲜菊花不低于市场价9元/kg、4元/kg的承诺不予认可，徐以山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张才武代为销售干货的价格符合当时市场行情，其代销售行为并无不当，故对张才武的该辩解予以采信，徐以山、项永兵与张才武未对销售价格有明确约定，鲜菊花果子和鲜菊花加工成干货后代为销售的款项共计227112元。（三）关于徐以山要求张才武支付代销售货款117009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问题。1、徐以山依据代加工代销售的法律关系要求张才武支付货款117009元，但该数额与其依据买卖合同关系主张的货款数额一致，系按鲜菊花果子是9元/kg*21721kg,鲜菊花4元/kg*17830kg计算出的数额，并未扣减应支付给张才武的加工费，在庭审中亦未对本案的加工费予以说明。张才武辩称案涉加工费及包装费为47240元，徐以山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结合争议焦点二中认定的实际代销售货款计227112元，扣减加工费47240元，张才武应向徐以山、项永兵支付的代销售货款为179872元。2、徐以山、项永兵称仅收到张才武的银行转账149800元。张才武辩称通过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向项永兵转账149800元，另在2016年9月28日向项永兵交付现金3万元，当时由案外人张某1一起帮助结账，在张某1记载的张才武与项永兵的对账记录上亦作了相应记载。证人柏某在庭审中陈述“2018年底项永兵到张才武家对账我在场的…大约听他们说18万多，有转账有现金，当时是姓项的和姓徐的账上有矛盾，他们一起找到张才武…按照他们当时的意见，姓项的钱得到了，但是没有把账报给姓徐的”，证人乔某在庭审中陈述“2018年底我在张才武那里玩，姓项的和姓徐的来结账的，结的是2016年的账…我当时听到张才武给了他们18万元，但是姓项的和姓徐的有矛盾…当时他们承认收到18万元，但是认为除了18万元之外还要给钱”，结合徐以山提交的通话录音中一直就价格问题询问，从未提及差欠3万元货款；另项永兵辩称其若收到3万元现金应该会打收条给张才武，但纵观本案所有法律行为的发生以及多笔经济往来，双方从未出具过书面内容。法院认定张才武除向项永兵银行转账149800元外，另向项永兵交付了3万元现金，共计179800元，结合双方的庭审陈述和交易习惯，法院认为代销售货款已支付完毕。故徐以山要求张才武支付代销售货款117009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徐以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40元，由徐以山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对送鲜菊花和鲜菊花果子的事实没有异议，主要争议是在货款金额的认定上。徐以山主张案涉货款应按鲜菊花果子9元/kg、鲜菊花4元/kg进行计算，但对此张才武并不予认可。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看，徐以山、项永兵委托张才武对鲜菊花和鲜菊花果子进行加工后予以销售，而并非鲜菊花和鲜菊花果子的买卖合同关系，徐以山主张按鲜菊花果子9元/kg、鲜菊花4元/kg计算案涉总货款没有依据。张才武将鲜菊花和果子加工为干货后进行销售，主张共卖出货款227112元，为此提供了自己所写的加工干货数量、对外销售价格、加工费以及包装费等明细，明细中干货折率、干货销售价格等符合市场行情，且加工费、包装费也是在鲜菊花和鲜菊花果子加工销售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费用，徐以山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指出价格不合理之处。结合案涉鲜菊花和鲜菊花果子已经制作成干货售出，已无法进行价格鉴定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采信张才武的关于案涉干货价值计227112元的主张并无不当。关于张才武是否存在30000元现金给付的情况。张才武在“2016-2018汇项永兵代加工货款”所写的“汇项永兵90000元”，其中60000元系转账汇款，对其余30000元张才武虽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系现金付款，但在张才武与项永兵对账过程中，案外人张某1记载的对账记录上有相应9万元的付款记录，表明双方在对账过程中认可付款9万元的事实，双方未能最终签署对账单，但结合证人柏某、乔某一审到庭所作的关于已付总货款金额18万元证言内容，亦可印证存在9万元付款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张才武现金给付30000元的主张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徐以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40元，由上诉人徐以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娴审判员 钟红梅审判员 张 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朱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