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13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荆州市沙市区江津东路**。法定代表人:刘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广东普罗米修（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住，住所地荆州市荆州区荆北路**/div>负责人:焦良举，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金庭，湖北旻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湖北旻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20）鄂1003民初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被上诉人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金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荆州区人民法院（2020）鄂1003民初128号民事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立即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3.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借款银行向原江陵县财政局履行了借款义务，系认定事实错误；2.被上诉人在确认书上盖章，即是其意思表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辩称：1.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向被上诉人履行了借款义务；2.一审判决否认《通知书》证据的证明效力，合法有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整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合同期内按双方约定利息计算，逾期利息自逾期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利率管理条例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1月18日，原借款单位江陵县财政局与贷款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省江陵县支行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借款期限为1993年1月18日至1996年1月18日，借款到期后一次性还本付息。同时约定“如到期不能还款，由甲方以用作抵押的国有土地偿还，乙方不从甲方账户直接扣款还贷”（注：此句话系书写体，非印刷体）。借款合同尾页借款单位处有“江陵县财政局”签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处）有“蒋圣荣”印章，贷款银行（公章）处有“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省江陵县支行”签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处有“黄××”字样（注：此处“××”笔迹潦草、无法辨认）。第一次庭审时，原告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特种转账借方凭证日期是1996年5月7日。第二次庭审时，原告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借款借据日期是1993年1月18日，借款借据上注有“同意：已签订合同，借据章代春节后补,黄××”等字样（注：此处“××”笔迹潦草、无法辨认），有“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江陵县支行计划专用章”签章，其中“黄××”签名与1993年1月18日借款合同贷款银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处“黄××”签名相同，应为同一人。2004年6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荆州市分行紫云分理处将上述50万元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双方共同于2004年9月8日在湖北日报公告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2004年11月29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双方共同于2005年3月16日在湖北日报公告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2013年6月20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于2013年8月16日在湖北日报公告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2018年9月1日，原告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荆州市和畅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不良债权风险代理协议，委托其追偿、清收一揽子金融债权事宜，荆州市和畅商贸有限公司指派何双才经办本协议项下的债权追偿事务。2018年12月3日，荆州市和畅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双才持抬头有“荆州区财政局公章使用申请表”字样的申请表及通知书至荆州区财政局办公室盖章，该份公章使用申请表上有经办人签字栏、科室负责人签字栏、分管领导签字栏、局长签字栏，除经办人签字栏有“何双才”签名字样，其他三处签字栏均没有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局长签字，为空白栏。前述通知书上半部分载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所属分支机构依法将所拥有的原江陵县财政局的贷款本金伍拾万元及利息；经多次转让，现已转让给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现债权人特通知你债务人向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偿还上述欠款，签字或盖章后表示愿意履行还款义务。前述通知书下半部分载明，我单位对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述债权本金及利息及债权转让事实已看过，不持任何异议，现重新予以确认；我单位愿意对上述已过诉讼时效的债务继续承担全部清偿责任；如我单位不积极筹备资金偿还上述全部债务，同意新债权人到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签字或盖章确认生效。荆州区财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办事员彭晓静、负责人付红玲接待了何双才，在没有向分管领导或者局长汇报、核实、征求意见的情况下即在前述通知书上盖上了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的印章。何双才取得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对上述通知书的盖章后，原告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前述借款合同、1996年5月7日特种转账借方凭证交给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催讨借款，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国库收付中心对国库进行了查账，随后以未在国库中对应时间账册内查到该笔借款资金拒绝偿还借款。原告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随即起诉，酿成此诉。另外，1994年11月原江陵县财政局更名为荆州区财政局，1995年2月份启用荆州区财政局印章，几经更名为现在的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原债权人是否实际履行了借款义务，二是债权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对争议焦点一，原告认为原贷款银行实际履行了借款义务，被告认为原贷款银行未实际履行借款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原贷款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北省江陵县支行与原江陵县财政局签订50万元的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是1993年1月18日，约定借款期限为三年，从1993年1月18日起至1996年1月18日止，借款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第一次庭审时原告提交特种转账借方凭证时间是1996年5月7日的，该笔借款虽然也是50万元，但其借款日期显然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之后，该借方凭证应不是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而且第二次庭审时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已经陈述“1996年的应该是另外一份合同的凭证”。第二次庭审时原告提交了1993年1月18日的借款借据、特种转账收入凭证、转账付出传票，其中借款借据上备注了“同意：已签订合同，借据章代春节后补,黄××”字样，“黄××”字样与借款合同贷款银行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处“黄××”字样相同，应为同一人。借款借据应为借款人向贷款人出具收到借款的凭证，惟原告提交的借款借据既没有借款人原江陵县财政局的签章或者其负责人的签章或签名，也没有原江陵县财政局该笔借款业务经办人的签章或签名，相反却是贷款银行负责人“黄××”签的批注，而且事后也并没有如批注所示补上原江陵县财政局的借据章。借款合同的签署时间、借款借据显示的时间均是1993年1月18日，借款合同上有借款人江陵县财政局的签章、负责人的签章，而同一天的借款借据却没有借款人的签章、负责人的签章，也没有借款人的负责人或者经办工作人员的签名，反而有贷款银行负责人的批注。故原告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贷款银行向原江陵县财政局履行了借款义务。对争议焦点二，原告认为其于2018年12月3日进行了债权通知，被告已经签章确认，应该继续偿还债务。被告认为其对债权通知的签章系受何双才欺诈而为，签章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委托的催收人员何双才持“荆州区财政局公章使用申请表”，该申请表有经办人签字栏、科室负责人签字栏、分管领导签字栏、局长签字栏。通过该申请表所列各签字栏，何双才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其所为债权通知应经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局长层层签字同意后方可签章。但该申请表除经办人签字栏有“何双才”签名字样，其他三处签字栏均没有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局长签字同意，为空白栏。何双才没有依次取得上述人员签字同意就径行至荆州市××区财政局办公室盖章，其所为债权通知实非善意。另外，可以印证何双才显非善意的是通知书所用字体明显小于正常字体。更重要的是，荆州区财政局签章之人彭晓静、付红玲系其办公室普通工作人员，并非可以就如此重大事项作出决定之人，其签章行为并不能当然约束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因此通知书上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的签章既不能证明被告已经认可涉案债务，亦不能证明被告已经放弃该债务的诉讼时效利益。综上所述，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00元，由原告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借款银行是否履行了借款义务；二、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上诉人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了证明原借款银行履行了借款义务，提供了《借款借据》、《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特种转账收入凭证》、《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转账付出传票》，这几份证据上载明的时间与用途均与《借款合同》一致，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能够证明涉案借款已经发放。关于焦点二，本案债权债务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与上诉人2018年12月3日催收行为是否构成债务重新确认相关。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债权人行使债权请求权具有明确的催收表示；第二，债务人同意继续履行，具有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中，上诉人委托的催收人员何双才持“荆州区财政局公章使用申请表”，该申请表有经办人签字栏、科室负责人签字栏、分管领导签字栏、局长签字栏。通过该申请表所列各签字栏，何双才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债权债务重新确认应经荆州市荆州区财政局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局长层层签字同意后方可签章，办公室普通工作人员并无权限就此事盖章。但该申请表除经办人签字栏有“何双才”签名字样，其他三处签字栏均没有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局长签字同意，为空白栏。何双才没有依次取得上述人员签字同意就径行至荆州市××区财政局办公室盖章。荆州区财政局办公室普通工作人员彭晓静、付红玲在没有经过审批流程的情况下盖了章，其盖章行为不能确认被上诉人有同意继续履行的真实意思表示。故2018年12月3日的催收行为不构成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上诉人2013年6月20日受让原债权并于2013年8月16日在湖北日报公告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但上诉人起诉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债权债务于1996年1月18日到期，至2018年12月25日亦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20年最长权利保护期，故涉案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本宏审判员  范昌文审判员  张心愿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黄芳书记员吴霄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