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17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韩官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韩官庄村。法定代表人：李金江，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敏，山东华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俊荣，山东华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被告）：李庆林，男，1960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升良，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学敏，北京市惠诚（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光来，男，1950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岭（系刘光来之子），男，1971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韩官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韩官庄村委会）、李庆林与被上诉人刘光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4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官庄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依法发回重审或裁定驳回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庆林、刘光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诉讼请求。涉案土地地上物补偿款实行的是大包干政策，是政府与村委会根据征地协议约定的。这一方案针对所有征用土地的总包干价格，实际承包地地上补偿标准应由村委会根据征用土地的具体情况径行确定。涉案土地上补偿款发放实施方案应由村民代表大会和两委制定，大包干政策涉及土地征收、征用的补偿费用分配问题，属于村民自治事项，在没有形成具体分配方案之前，法院不应当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且本案系因集体土地上承包合同引起的地上物补偿款的归属问题，涉及补偿款的主体争议，属于相关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二）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济南市征地地上物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只规定了5万元/亩，该批复能证实是包干补偿，也就是涉及村民自治权问题。（三）《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费用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其价格也没有经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特定程序，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刘光来在承包期限未到期的情况下，韩官庄村委会与李庆林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其他村民更是不知情，损害了村集体及其全体村民的权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土地承包合同》应当无效，李庆林、刘光来应当返还涉案土地，涉案土地地上物补偿款应当归全体村民所有。根据《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一至四款明确要经过民主协商，公平合理，承包程序合法，承包方案应按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以及第二十条关于程序的要求。因此，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四）根据一审审理过程中，刘光来的陈述，韩官庄村委会想废除合同，说明2004年土地承包合同已经解除，根据合同法，合同解除到达对方处生效，说明刘光来自认未缴纳土地承包费用，韩官庄村委会完全可以主张占地补偿费。可见从合同履行角度，刘光来系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五）涉案土地实际耕种这刘光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李庆林与韩官庄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其余村民对《土地承包合同》更是不知情，可见《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未经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特定程序，《土地承包合同》中记载的“经两委会研究决定，将位于小清河船闸东岸土地一宗承包给本村村民”，也与事实严重不符合，公证处在公证合同时，对于合同内容真实性没有审核审理，其公证行为系无效。第二，公证处未审核《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价款是否符合市场价格，其承包价款显著低于市场价格，侵害了其他村民的权益，合同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第三，公证处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未能审查承包合同是否进行了公开协商、招标、拍卖等程序，其公证行为存有瑕疵，综上所述，公证处公证的《土地承包合同》必然无效。（六）李庆林、刘光来在一审中均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缴纳承包费义务，所以李庆林、刘光来不管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效力如何或者是否实际耕种，其从履行的角度而言，承包费未缴纳承包费用，应视为没有实际履行承包义务，所以刘学忠即便对涉案土地予以耕种，实际系无偿强占村集体承包地，享受免费种植利益，其行为侵害了村集体及全体村民的利益，涉案土地因小清河复航工程予以征收、征用，其土地地上物补偿款不应该全部归刘光来，刘光来已经免费种植涉案土地若干年，并且不缴纳承包费，已经侵害了村集体及其全体村民的利益，一审法院无视《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及其履行情况，将涉案土地被征收征用的地上物补偿款判归刘光来，不公正更不公平。（七）根据一审中提交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村务公开照片可知，涉案土地系林地性质，一审庭审中刘光来自认用于耕种，其改变土地用途的方式必然导致承包合同无效。所以从土地用途角度，一审法院应当查明土地用途，审查是否改变土地用途而导致合同无效。（八）一审中李庆林、刘光来提供的刘光恒任村主任证书只能证明刘光恒在2004年当选村主任，并不能证明2005年是否任村主任，所以《土地承包合同》中刘光恒的签字是否系无权代理，一审法院并没有审查。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所以刘光恒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对其余村民不产生效力。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韩官庄村委会对事实的陈述，一审法院适用《物权法》第34条、《合同法》第44条、第56条、第6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2条、《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40条规定错误。另，涉案土地地上物补偿款已形成村民代表会议分配方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该案属于地上物补偿的归属及分配问题，应当由人民政府予以裁决。李庆林辩称，一、关于村委会与李庆林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效力问题。第一，《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本案，李庆林系韩官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依法不适用上述法律规定，上述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李庆林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依据。第二，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熟知承包程序，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群众，土地承包合同上明确写着“经过两委会研究决定”，其对经村主任签字、村委会盖章的承包合同不会产生任何质疑，其也不负有对村委会的民主议定程序进行审核的责任。而且，该土地承包合同村委会带着李庆林去公证处做了公证。在2005年签约至今的15年，村委会从未以违反程序认定合同无效，而在得知承包土地将被征用后，便起诉了合同无效，其打着损害村集体经济及其全体村民权益的幌子，恶意解除合同。土地承包法的立法精神就是强调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第三，《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基于各自真实意思表示所订立的契约，约定的承包费是根据当时的承包地价格而定，且因李庆林在村委会工作，村委会欠其工资7100元，村委会经商量后，与李庆林约定承包费6000元用其工资抵顶，剩余欠付的1100元不再支付。因此，李庆林已支付了该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费。二、村委会在上诉状中陈述其在2004年与刘光来的土地承包合同已经解除，且在一审中刘光来也自认未缴纳承包费，那一审法院根据庭审中村委会认可的双方约定的承包期限为10年，据此判决村委会与李庆林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承包期限在2009年之前的部分约定应为无效的判决，其事实依据便被推翻。三、纵观村委会的上诉状，否认承包合同的签约主体刘光恒村主任的身份，否认承包地土地性质，否认收取了承包费，否认公证书的效力，否认一切对其不利的因素，以全体村民不知情，侵害全体村民利益为借口。20年期间，涉案土地承包主体、耕种主体均属一个村的村民，应当知情，但无人过问，在刚刚得知小清河复航工程征地补偿，村委会便立刻提起十几起诉讼，其行为严重侵害了我方的根本利益。刘光来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本案属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韩官庄村委会主张混淆了土地补偿费与地上物补偿费，一审法院对本案受理符合法律规定。二、涉案地上物补偿纠纷不属于村民自治问题，地上物补偿款依法应归实际投入人所有。根据法律规定，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现补偿款已打入村委账户，涉案补偿虽属于包干方式，但不能改变性质，依法应归实际投入人所有。三、韩官庄村委会与刘娟签订的合同无效。1998年底，刘学忠通过公开招标承包涉案土地，承包期限为十年。2005年，在刘学忠承包期未到期，也未提出放弃耕种的情况下，将地块转包给刘娟，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属无效。四、刘学忠已经缴纳自1998年底至今的土地承包费。1998年底承包土地之初刘学忠缴纳承包费，之后村委同意用村里拖欠的工资抵交承包费，之后村委未要求刘学忠上交承包费。五、原承包合同到期后刘学忠与韩官庄村委会仍然成立有效的事实上的土地承包关系。自1998年底承包土地至国家占地量地，韩官庄村委会从未主张收回土地，也未告知该土地转包他人，且原来同类承包户均在继续耕种，也一直实际耕种。2009年后刘学忠虽未与韩官庄村委会签订书面续签合同，但刘学忠已经履行了承包人义务，双方仍然成立有效的土地承包关系。六、韩官庄村委会职责刘学忠改变土地用途无事实根据。刘学忠自承包涉案土地，一直种植树木，2019年下半年，经村委同意种植了小麦。另，刘光来在三年组长期间工资加上洋葱款大约12000元，足以抵扣承包费，合同未到期时土地就转包给李庆林，该合同无法律效力。该案涉案土地0.6亩，补偿款3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费用由韩官庄村委会承担。李庆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刘光来、韩官庄村委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05年10月25日,李庆林与韩官庄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自2006年1月1日至2033年12月31日,承包费6000元,用村委会欠李庆林的工资予以折顶。按照该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李庆林已取得了该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韩官庄村委会明确告知李庆林,该涉案土地原来是由刘光来耕种,因刘光来一直未签承包合同,也未交承包费,且明确表示不承包,所以村委会才将该涉案土地承包给李庆林。李庆林承包该土地后,刘光来拒绝向李庆林交付土地,李庆林考虑到都是同村村民,便没有强制其退出该土地,而默许其在该涉案土地上耕种、收益。2019年小清河治理工程征地,涉案土地被征用,李庆林作为被征用土地的承包方,应享有该土地补偿款,而此时,韩官庄村委会和刘光来均主张该补偿款应归己方所有。原审法院认为,涉案3亩土地自1999年由刘光来耕种,虽然没有签订合同,但是韩官庄村委会亦认可双方约定的承包期限为10年,即1999年至2009年,所以,涉案土地在2009年之前的承包人为刘光来,刘光来应享有涉案土地补偿款。韩官庄村委会在涉案土地对外承包20年后,否认其签订的正在履行期限内的书面《土地承包合同》,认可其口头约定的已达终止期限的土地承包合同。原审法院仅凭村委会单方陈述,便认定事实,缺乏证据支持。首先,根据韩官庄村委会在一审中的起诉理由,其认为,其与李庆林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承包程序不合法,未成立承包工作小组,未制定承包方案,也未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表决通过,侵害了其他村民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但韩官庄村委会认可的其与刘光来10年的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是否经过以上程序不得而知。第二,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基于各自真实意思表示所订立的契约,本案《土地承包合同》中甲方刘光恒是时任韩官庄村委会负责人,并且盖有韩官庄村委会公章,乙方则有李庆林的亲笔签名,该合同并于签订后三日在济南市历城区公证处予以公证。合同双方主体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李庆林不负有对村委会的民主议定程序进行审核的责任。村委会作为发包方,熟知承包程序,其在2005年签订承包合同至今的15年期间,从未对李庆林的承包合同提出异议,在得知涉案土地被征用发放补偿款后,便以承包合同程序不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为由,起诉主张合同无效,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恶意抵赖合同的有效性,其行为给合同善意相对方造成损害。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国家对家庭承包的土地实行物权保护,这种规定具有强行性,任何人不得通过合同加以改变。发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调整承包的土地。韩官庄村委会,作为村集体经济的管理者,随意约定土地承包期限,既违反法律规定,也侵犯了集体组织的利益。二、原审法院判决合同无效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一,原审法院确定李庆林与韩官庄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承包期限在2009年之前的部分无效的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本案涉案土地的承包合同,不存在李庆林与村委会恶意串通的情形。在庭审中,刘光来自述“其自1998年耕种涉案土地,共交了四年承包费,第五年村委会想废除合同。“由此可知,刘光来对村委会不再允许其在涉案土地上耕种是明知的。2005年,韩官庄村委会签订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时,因刘光来未签合同,未交承包费,已明确告知不允许其再占有使用。刘光来在长达近二十年期间,从未向任何人缴纳任何费用,李庆林与村委会默许其在涉案土地上耕种、收益,也未向其索取任何费用,并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形下,以此为由判决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第二,原审法院判决，2009年之后的承包期限约定虽有效但韩官庄村委会一直未将案涉土地实际交付李庆林,也就是说韩官庄村委会并未实际履行其与李庆林签订的书面《土地承包合同》，一审法院对韩官庄村委会主张的其与李庆林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偃损失等违约责任。韩官庄村委会在与李庆林承包合同有效期内,没能将符合约定交付内容的土地交付给李庆林,李庆林也未对交付标的物瑕疵提出异议,视为认可交付土地。且,李庆林默许其他人在其承包地上耕种,并不能等同于放弃承包的行为，因此，原审法院判决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三、原审法院对有权获得涉案土地补偿款的主体认定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均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显然,我国立法就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生效要件是合同的生效,即只要承包合同生效,承包人就取得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有权行使物上请求权,且《物权法》第132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因此,就同一块承包地,签订承包合同的农户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土地被征收后,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费。本案中,李庆林作为韩官庄村委会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基于《土地承包合同》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取得了承包经营权。李庆林在合法承包涉案土地后,未将土地闲置。在2019年小清河治理工程发放的征地补偿款,李庆林有权获得该笔款项。且在《土地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如遇国家征用本合同承包土地,地上物补偿全部归乙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韩官庄村委会应遵守承包合同约定,不能故意找任意理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而企图达到解除合同收回土地,以获取土地补偿款的目的。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法律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是促进和保障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的一项重大举措。人民法院作为司法终局裁决者,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裁判,这样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刘光来辩称，2010年李庆林到刘光来家以村委会副主任名义收取土地承包费1000元，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韩官庄村委会辩称，涉案土地是一组和二组小组成员的机动地，由村委会统一对外承包，1997年至2009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通过公开协商，小组村民统一同意的，2005年以前国家有缴纳公粮的政策，每亩地的承包费为530斤小麦，在当时情况下，一组和二组村民在缴纳公粮时对进行一定数额的抵扣，抵扣承包费，2005年以后缴纳公粮政策取消，承包户没有再缴纳承包费，2003年至今一直没有缴纳承包费，2005年一组和二组村民代表听说了上届村委会和承包户私自续签土地承包合同，并私自到公证处公证，村民代表到历城区人民政府信访办信访，历城区人民政府信访办让其村民找街道办事处，后来在街道办事处领导张艳国、张爱勇、村领导刘光恒以及村民代表都在的情况下解除了2005年续签的土地承包合同，但是当时纸质的合同并没有从承包户当中收回，小清河复航工程占地以后2020年3月村民代表就地上物补偿分配方案作出了决议，并予以公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土地承包补偿方案应当由村民进行民主议定程序方能进行，而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涉及村民利益，且续签的土地承包合同其承包费的约定明显低于2005年以前的530斤每亩地以及当时的市场价值，显然上届村委会和承包户以续签土地承包合同侵害了村民的利益，应当属于无效合同。韩官庄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韩官庄村委会与李庆林于2005年10月2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2.判令刘光来清除未被征用土地地上物并返还土地；3.判令承包土地中已被征用的0.6亩土地地上物补偿款3万元归韩官庄村委会所有；4.诉讼费等由本案引起的一切费用由李庆林、刘光来承担。刘光来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承包土地中已被征用的0.6亩土地的地上物补偿款3万元归刘光来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0月25日，韩官庄村委会（甲方）与李庆林（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为：承包土地位于甲方村北、小清河船闸东岸，东至娄家村地，西至刘水德，南至护埂，北至小清河，土地面积3亩；承包期限自2006年1月1日起至2033年12月31日；2006年1月1日至2033年12月31日期间的土地承包费总额为6000元，乙方于2005年10月31日前交付甲方；乙方在承包期间只有种植权没有所有权，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在承包期内有转包的权利；在合同期内，如遇国家征用本合同承包土地，地上物补偿（含青苗补偿）全部归乙方，土地补偿归甲方，并按本合同实际履行期限，甲方将剩余期限的土地承包费一次性退还乙方（按时段期间承包费月平均额计算）。刘光恒在该份合同尾部甲方代表人处签名并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该份合同并于2005年10月28日在济南市历城区公证处予以公证。庭审中，刘光来提起反诉请求，要求涉案被征用的0.6亩土地的地上物补偿款3万元归其所有，刘光来述称涉案土地由其于1998年通过拔标的方式从村委会取得10年承包权并一直在涉案土地上耕种至今。刘光来还称其之前在涉案土地上种植过蔬菜、花生，后来种植的果树，2019年小清河清障时果树被砍了，曾打过一口井，土地被征用后，剩余的未被征用的土地也被占道了。虽其只交过四年承包费，但后来村里没有说不让种，也没人向其要地，其便一直耕种至今，对李庆林签合同一事一直不知情，直至2019年征地量地时才知道李庆林和村委会签合同之事。李庆林则述称，其在签合同时村委会明确表示刘光来不种也不续的，村委会才将地又承包给了李庆林，签订合同后，李庆林向村里和刘光来均要过涉案的土地。李庆林还述称，合同中约定的6000元承包费经与村委会协商，用村委会欠李庆林的工资折顶了承包费。韩官庄村委会对李庆林所称的以工资顶承包费之事予以否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3亩土地自1999年便由刘光来耕种，韩官庄村委会亦认可双方约定的承包期限为10年，即1999年至2009年。本案中，虽然韩官庄村委会与李庆林于2005年签订了书面的《土地承包合同》，但刘光来于1999年便承包了涉案土地并进行了实际耕种，在该承包期限内韩官庄村委会在刘光来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将涉案土地承包给他人，损害了刘光来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因此，韩官庄村委会与李庆林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承包期限在2009年之前的部分约定应为无效，2009年之后的承包期限约定虽有效但韩官庄村委会一直未将案涉土地实际交付李庆林，也就是说韩官庄村委会并未实际履行其与李庆林签订的书面《土地承包合同》。一审法院对韩官庄村委会主张的其与李庆林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请求部分予以支持。韩官庄村委会要求刘光来清除未被征用的2.7亩土地地上物并返还土地的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涉案被征用土地地上物补偿标准按照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济南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鲁国土资质（2017）383号文中关于农用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按5万元/亩的包干方式进行的补偿，因案涉土地由刘光来一直耕种至土地被征收之时，故被征用的0.3亩补偿款3万元应支付给刘光来，一审法院对韩官庄村委会按地上物据实清点补偿刘光来的辩称意见以及李庆林辩称地上物补偿款归其所有的意见均不予采信，对刘光来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判决：一、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韩官庄村民委员会与李庆林于2005年10月25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承包期限在2009年10月31日之前部分的约定内容无效；二、刘光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除未被征用的2.7亩土地地上物并将土地返还给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韩官庄村民委员会；三、驳回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韩官庄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四、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韩官庄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光来补偿款3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计275元，由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韩官庄村民委员会负担；反诉费275元，由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韩官庄村民委员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韩官庄村委会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20年2月18日韩官村一、二队村民向唐王街道信访材料一份；证据二、一、二队村民的联名证明原件一份，证据一、二共同证明一、二队村民对涉案地上物补偿款有异议，且已经上访，要求补偿款归属一、二队全体村民；证据三、2000年缴纳公粮分配表；证据四、本届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证据三、四共同证明村委会没有收到土地承包费，上一届村委会没有交接手续及2000年至2002年一、二队存在涉案土地上缴纳公粮抵扣承包费的情况；证据五、韩官村关于小清河复航征地地上物补偿款分配方案原件，证明全体村民代表35个人签名且分配方案未每亩四万元归集体分配，一万元归承包方；证据六、一、二队406份村民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关于涉案土地地上物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已经经过了大部分村民一致同意；证据七、（2019）鲁民申690号民事裁定书及关于征用G308线原S321线以南土地的协议，证明地上物补偿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属于村民自治范围；证据八、鲁国土资字（2017）383号文件及附件，证明涉案土地地上物补偿款是据实补偿。经质证，李庆林认为，证据一为复印件不予认可；对证据二没有具体日期，也不知道具体的形成时间，与本案没有利害关联性；证据三为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四的形成时间是2020年8月29日，该份证据的时间在起诉之后，且也没有经办人的签字，根据法律规定该份证据是无效证据；证据五没有具体的形成时间，一审时也没有提供，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七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该裁定书案情与本案并非相同，没有参考价值；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刘光来认为，证据一、二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三、四不能证明承包户未缴纳承包费；证据五、六真实性无异议，但本案主要涉及地上物补偿，非村民自治问题，无关联性；证据七特殊案例不能证明与本案直接相关，无参考价值；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这种包干方式是村民自治问题。李庆林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土地承包合同及公证书，证明韩官庄村委会与村民李庆林于2005年10月28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自2006年1月1日至2033年12月31日，该合同经济南市历城区公证处公证，该合同合法有效且现在正在履行期限内；证据二、李庆林及户口本，证明李庆林是本村村民，其签订承包合同的程序及法律不同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成员；证据三、韩官庄村委会账本，证明李庆林曾任村委会工作人员，账本上明确记载两年半欠李庆林工资7100元，该工资一直未付，已用于抵顶承包费。经质证，韩官庄村委会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并不能证明甲乙双方的土地承包关系，且关于该涉案合同是否履行也应当由乙方进行举证证实；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实李庆林的主张；证据三系复印件，不予质证，且上面虽有刘水德签名手印，但真实性无法核实。刘光来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二按照承包约定，李庆林不是一、二队成员，没有资格承包；证据三所谓的工资和种植人刘光来种植权益无任何关联。刘光来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证明三份，证明人分别为刘光信、刘光军、刘光莹，证明自1998年承包以来一直种植到2019年5月，唐王镇政府相关人员把果树统一伐倒；证据二、唐王镇人民政府关于河道树木通知一份，证明通知刘光来砍伐河道内的树木。经质证，韩官庄村委会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证言应当出庭作证，否则认为无效；证据二的清理通知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通知显示的河道内树木是否与涉案土地相一致，无法核实。李庆林认为，证据一应当当庭接受质询，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没有证据的效力；证据二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韩官庄村委会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七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证据八真实性予以确认，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其证明观点，本院不予采纳。对李庆军提交的证据一、二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三系复印件，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主张，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刘光来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与本案待证事实不相关联，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05年10月25日，韩官庄村委会虽与李庆林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但该合同签订时，韩官庄村委会与刘光来的土地承包关系尚未解除，且韩官庄村委会与李庆林在合同签订后并未向刘光来主张权利，没有证据证明刘光来对此知情。李庆林上诉称韩官庄村委会曾明确要求刘光来移交土地承包给李庆林，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韩官庄村委会与李庆林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在2009年10月31日前部分的约定内容无效，并无不当。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本案系基于地上物补偿引发的纠纷，一审法院据此予以受理，并无不当。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涉案土地由刘光来于1998年通过招标方式从村委会取得承包权，涉案土地一直由刘光来耕种至土地被征收之时，一审法院判决涉案土地补偿费归刘光来所有，并无不当。韩官庄村委会上诉主张刘光来未缴纳土地承包费，本院认为，韩官庄村委会该主张与本案系属不同法律关系，其可依法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韩官庄村民委员会、李庆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韩官庄村民委员会负担825元，李庆林负担8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武绍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 李修阳书 记 员 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