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24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海市杜桥镇娄下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临海市杜桥镇娄下村。 法定代表人：郑昌连，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月，浙江双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海市知音越剧团，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杜桥商业中心******。 法定代表人：林仁春，该剧团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景云，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泖，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郑昌谷，男，1973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 上诉人临海市杜桥镇娄下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娄下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临海市知音越剧团（以下简称知音越剧团）、郑昌谷演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20）浙1082民初3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以庭询谈话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娄下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没有签订合同的合意，双方之间的合同没有成立。一审中被上诉人错误主张法律关系，其所提的诉讼请求与案件事实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所提供的合同与郑昌谷向法庭提供的合同是两份不一样的合同。郑昌谷提供的合同有被上诉人两个章，时间为2019年7月29日，没有越剧团的代表签字。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是2019年6月29日，时间明显改过。这两份合同中郑昌国有签名及电话号码，均捺有指印，乙方只盖一个章，连法定代表人签名都没有。说明郑昌国是以个人名义签的合同，所以要捺指印，双方均认可。退一步讲，如果郑昌国不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合同，则绝对不会在合同上捺手指印；从被上诉人的签章也可以看出，如果是单位只要盖章即可，连法定代表人也不需要签字。郑昌国在上诉人村里并非村干部，不是党员干部，更不是村民代表，也没有得到村里的授权，根本无权以村的名义签订合同。且郑昌谷在庭审中也认可签订合同是其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村方无涉。所以本案被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支付款项明显主体不符。二、被上诉人是与郑昌谷签订的合同，业务是与郑昌国做的。据郑昌谷陈述，在娄下村做戏的这个风俗已经六年了。土话叫“老爷戏”，是保平安的，是农村村民自愿自助集资款。而且老爷戏一做必须连续三年，中间不能停。所以郑昌谷向个人或单位或个体工商户等集资款项，专用于支付戏金。历年来，均是郑昌谷与各越剧团之间签订演出合同，与上诉人无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州市椒江泓芳越剧团于2015年8月2日签订了一份《演出协议书》，合同的甲方系郑昌谷。郑昌谷按合同约定支付了款项，双方无争议。进一步说明历年的操作模式均是郑昌谷个人名义与各越剧团签订的合同，与上诉人无关。三、在被上诉人提供的演出合同甲方盖公章的问题。上诉人没有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此公章是事后所盖，系上诉人受被上诉人欺骗而加盖。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知音越剧团答辩称，一、案涉演出合同甲方主体是上诉人而非原审第三人郑昌谷。1、案涉演出合同落款时间为2019年7月29日的演出合同共两份，一份由上诉人保存，一份被上诉人保存。合同有上诉人加盖公章及经办人签字。2、上诉人认为其加盖公章有其他原因，并无充分依据。且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否认合同主体为上诉人，而非郑昌谷。3、演出资金来源于当地村民和企业老板捐助，而非郑昌谷个人捐助，演出地点在上诉人处，各方均认可。上诉人和郑昌谷在两次庭审中举证的本次演出捐款明细单能够证明前述事实。上诉人2017年、2018年演出合同和支付演出费的收款收据也能佐证，前两年演出合同上郑昌谷同样只是上诉人的代理人。4、上诉人所谓村集体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本案所涉演出合同资金收支没有约束力，因为上诉人和第三人均承认，演出所用资金全部源于村民和企业老板捐助，并非村集体统管资金。村级集体资金管理制度，不构成对上诉人成为演出合同主体地位的阻却。二、前两年演出合同及演出费收据保管人均系上诉人文书。1.上诉人村里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做戏的经手人都是郑昌谷。郑昌谷在第一次开庭时作为上诉人证人出庭，回答被上诉人询问时，指认旁听席上上诉人的文书保管演出合同和收款收据的证言，与实际相符，可信度高。该文书两次开庭都在旁听席旁听，有两次庭审的录音录像为证。2、上诉人之所以将2017年和2018年演出合同和收款收据保存完好，是基于上诉人文书保管之故。这是郑昌谷在第一次庭审中作为证人作证时，当庭指着旁听席上的上诉人文书所述。这进一步证明演出合同甲方是上诉人，而非郑昌谷。三、演出费和运费金额合计152220元系根据演出时间和演出合同约定计算结果，郑昌谷作为实际经手人在两次庭审中一直认可，其提交的领款收据也能证明。一审认定尚欠142220元符合实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郑昌谷陈述称，案涉演出合同甲方主体是原审第三人郑昌谷而非上诉人，且已支付演出费用102220元。 知音越剧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娄下村委会给付演出费用和运输费用共计1522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知音越剧团的法定代表人林仁春，林金杰系林仁春的儿子，参与知音越剧团的管理。郑昌谷为娄下村村民。2019年农历7月29日（2019年8月29日），知音越剧团与娄下村委会签订了一份《2019年临海民营剧团演出合同》，郑昌谷在合同上作为代表签字、捺印，签订合同时娄下村委会未加盖公章，事后在知音越剧团持有的那份合同上补盖公章。该演出合同约定，知音越剧团自2019年农历8月某日起到娄下村演出，计划演出7-9天，每天演出费为16580元；另约定由娄下村委会承担服装道具、运输费用3000元。知音越剧团按合同约定在娄下村共演出了9天，娄下村委会应支付知音越剧团的费用共计152200元。娄下村委会的演出费用系向村民等募集而来。2019年10月15日，林金杰代表知音越剧团出具一份领款收据，载明做戏金为152220元。2019年10月22日，郑昌谷通过转账至林金杰账户支付了10000元，余款142220元至今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知音越剧团与娄下村委会的演出合同关系成立，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在知音越剧团履行演出义务后，娄下村委会应承担支付演出费用及运输费用的民事责任，现未支付，显属不当。款项是否在郑昌谷处以及是否被挪用系郑昌谷与娄下村委会内部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不影响娄下村委会对外应及时履行付款义务，故对知音越剧团要求娄下村委会支付演出费用及运输费用142220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娄下村委会关于合同主体系郑昌谷的抗辩，缺乏证据证明，其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郑昌谷关于签订合同系其个人行为，已通过现金支付102200元的抗辩，缺乏证据证明，其理由不成立，该院亦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娄下村委会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支付知音越剧团演出费用及运输费用142220元；二、驳回知音越剧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44元，减半收取1672元，由知音越剧团负担110元，娄下村委会负担1562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供的录像资料，虽然能够证明部分企业与个人赞助表演的事实，但无法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主体为郑昌谷，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证明。因证人郑某系上诉人的村民，且其自述为上诉人的支委，故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对其证明效力亦不予确认。至于一审法院的庭审录像及派出所的说明，可作为本案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与被上诉人知音越剧团签订演出合同的相对方为上诉人娄下村委会还是原审第三人郑昌谷。从被上诉人知音越剧团向一审法院提供的《2019年临海民营剧团演出合同》来看，上诉人在该合同上盖有其单位公章，除非上诉人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否认，否则应认定上诉人系该演出合同的相对方。况且双方在2017年、2018年已履行了演出合同，该两年的演出费用均由上诉人付款并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且相应的演出合同及收款收据均由上诉人保管，故根据之前双方的交易习惯也应认定上诉人为该演出合同的相对方。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称其非本案演出合同的相对方，郑昌谷才是合同相对方，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欠款金额，尽管上诉人的具体经办人郑昌谷抗辩称其已向被上诉人支付102220元款，但除了被上诉人认可的10000元款项外，上诉人与郑昌谷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判决认定欠款金额为142220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44元，由临海市杜桥镇娄下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矫健 审 判 员 郭晓明 审 判 员 王安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代书记员 胡正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