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3民终26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洪海，男，196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铁**。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庆甫，鞍山市铁东区园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绍仁，男，196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鞍山市铁**。上诉人吴洪海因与被上诉人李绍仁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城市人民法院（2020）辽0381民初2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洪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庆甫，被上诉人李绍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洪海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海城市人民法院（2020)辽0381民初226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7年11月1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押金20,000元和垫付的基础电费5000元，合计：25,000元，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中，“上诉人吴洪海向被上诉人李绍仁交纳定金两万元后，在吴洪海入场前李绍仁在征得吴洪海同意的情况下，将《场地租赁协议》中约定原出租给吴洪海的海城市腾鳌镇接官村的15米×75米场地厂房的一半租给案外人于银东，将该场地内的另一处厂房交付给吴洪海使用，作为变更《场地租赁协议》关于厂房场地部分的补偿，并约定由于厂房场地发生变化，同意给吴洪海减免部分租金”不是事实。事实是：上诉人吴洪海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即达成了一致，租用被上诉人的厂房场地，并交纳了两万元的定金，缴纳2万元定金后，立即开始购买生产用的设备等全部设施，上诉人2017年11月1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场地租赁协议》进场，准备安装设备生产时，发现被上诉人将厂房的一半租给了案外人于银东，上诉人立即找到被上诉人要求将厂房全部交给上诉人使用，但被上诉人拒绝交付，由于上诉人已经将生产的设备设施等全部购买，又无其他场地可以经营，并且与相关客户签订的合同需要履行，无奈之下只能一边组织安装生产，一边与被上诉人进行交涉，双方没有交涉成功，矛盾激化到向海城市公安局报警，公安局出面制止了被上诉人阻止和妨碍上诉人生产经营的行为。2、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双方就厂房的使用发生矛盾，后经海城市公安局调解予以化解”不是事实。事实是：公安局仅仅是阻止了被上诉人妨碍上诉人经营生产的违法行为，并未有化解矛盾。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降低原有电压，只是为了经营和生产，并不能以此证明双方矛盾化解，并且同意变更合同条款，正是由于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致使上诉人的生产规模不能得到满足，无法达到生产经营需要，所以上诉人才停止了生产，因此造成了上诉人巨大的经济损失。3、原审法院认为“入场经营并交纳相应的租金的行为，应认定为其用实际行动同意了合同变更的条款，并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缴纳了租金，可以大概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是错误的，上诉人入场经营是由于已经与相关客户签订了合同需要履行，并且已经购买了设备，无法及时找到相适应的场地，被逼无奈下入场经营，而交纳租金是被上诉人强迫上诉人缴纳的，否则，阻止上诉人的生产经营，降低房租是被上诉人自认自身有过错，主动降低了部分的房租，所以该缴纳行为并不是上诉人自愿缴纳了，因被上诉人未按合同履行，将厂房场地全部交给上诉人使用，厂房场地面积不够，无法满足生产需要，被迫退出该场地，停止生产，从上诉人入场到被迫退出整个过程中，一直在与被上诉人进行交涉，并且多次向公安机关报案，没有得到解决，被迫停产。上诉人现已经停产，租赁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且已经无履行的必要。李绍仁辩称，服从原审判决。吴洪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2017年11月1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2、被告返还原告押金20,000元和垫付的基础电费5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绍仁于2017年11月1日与原告吴洪海签订《场地租赁协议》约定将位于海城市的15米×70米场地厂房出租给原告吴洪海，租期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2022年11月1日止，租金前二年为每年7万元，后三年为每年9万元。原告吴洪海向被告李绍仁缴纳定金2万元，后在原告吴洪海入场前，被告李绍仁在征得原告吴洪海同意的情况下，将《场地租赁协议》中约定原出租给原告吴洪海的海城市的15米×70米场地厂房的一半出租给案外人于银东，将该场地内的另一处厂房交付给原告吴洪海使用作为变更《场地租赁协议》关于厂房场地部分的补偿，并约定由于厂房场地发生变化，被告李绍仁同意给原告吴洪海减免部分租金。案外人于银东租期自2017年11月开始至2019年9月结束。后原告吴洪海与案外人于银东同时入场后，向被告李绍仁缴纳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的租金7万元，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间陆续向被告李绍仁交纳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的租金5万元。2019年3月份，原被告双方就厂房的使用发生矛盾，后经海城市公安局调解予以化解。2019年4月，被告李绍仁应原告吴洪海生产需要将配套厂房使用的原有电压降低，花费各项费用23,000余元。2019年9月，案外人于银东租期到期撤出场地，现原《场地租赁协议》约定的15米×70米场地厂房除原告吴洪海外，没有其他人使用该场地。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系基于合同各方彼此的信任建立起的拘束彼此、预期未来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各方除在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均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严格的合同义务外，还应在一定限度上容忍合同相对方的过失，以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民事主体以意思自治为基础，构建的民事法律行为，除法定情形或双方自愿变更解除外，民事主体均应承担因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本案中，该院认定的事实均系原告吴洪海庭审中的自认，该院认为，原告吴洪海在明知原《场地租赁协议》关键条款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入场经营并交纳相应的租金的行为，应认定为其用实际行动同意了合同条款的变更，且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自愿继续交纳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的租金5万元，在2019年3月双方因使用场地厂房发生矛盾后，仍然于2019年4月要求被告李绍仁为其生产需要变更电压，且办理了该项业务。该院综合以上种种判断，截止2019年4月前，原告吴洪海在变更后的《场地租赁协议》约定场地厂房的条件下，可以大概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厂房场地的经营条件并不在根本上影响其经营目的的实现。2019年9月，案外人于银东撤出争议厂房场地，即自2019年9月开始争议厂房场地的状态恢复至2017年11月签订《场地租赁协议》时的原有状态，且有被告李绍仁场地内的另一处厂房作为原告吴洪海生产经营的备选场地，又有新予变更的电力作为配套，原告仅以已经不复存在的“场地被占用”作为依据，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该院实乃难以支持。关于原告吴洪海提出的垫付的基础电费人民币5000元一节，因原告吴洪海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被告李绍仁不予认可上述款项，故该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洪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3元由原告吴洪海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应否予以解除；2、被上诉人李绍仁应否返还上诉人吴洪海押金20,000元及垫付的基础电费5000元。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本案中，在2017年11月至2019年9月期间，虽然案外人于银东与上诉人吴洪海同时租赁涉案厂房的一半，但被上诉人李绍仁已将该场地内的另一处厂房交付给上诉人吴洪海使用作为变更《场地租赁协议》关于厂房场地部分的补偿，并承诺上诉人吴洪海减免第二年租金20,000元，上诉人吴洪海实际支付第一年（70,000元）、第二年（50,000元）租金。以上事实可以表明：被上诉人已就涉案场地实际变动情况采取了必要补救措施，并且得到了上诉人的认可，双方当事人已用其实际行动同意了合同条款的变更。2019年10月，案外人于银东从涉案厂房撤离，厂房已恢复至《场地租赁协议》约定的场地租赁面积。因此，从2017年11月双方当事人签订《场地租赁协议》起，涉案厂房不存在影响生产经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客观情形。另外，2019年4月上诉人吴洪海要求被上诉人李绍仁为其生产需要办理变更电压业务，表明了其想继续长期生产经营的主观意思。因此，对于上诉人吴洪海提出解除《厂房租赁协议》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吴洪海提出被上诉人李绍仁返还押金20,000元一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为被上诉人应在双方合同全部履行结束予以返还，而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不应解除，且尚未履行完毕，上诉人吴洪海不能要求被上诉人李绍仁返还押金20,000元；对于上诉人吴洪海提出被上诉人李绍仁返还其垫付基础电费5000元的主张，由于上诉人吴洪海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李绍仁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对于上诉人吴洪海提出被上诉人李绍仁返还押金20,000元及垫付基础电费50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洪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5元，由上诉人吴洪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娟审判员 徐云龙审判员 王珍付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张越书记员姜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