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19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现，男，1998年2月2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系贵州济元（水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0719055。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星光，系贵州济元（水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实习证号：23082005110057。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男，2003年1月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法定代理人：周某2（系周某1之父），男，1975年10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荣，系贵州忠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910087031。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强强，男，1996年1月1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麻江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斌，系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710013060。上诉人余现因与被上诉人周某1、骆强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20）黔0222民初3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现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周某1返还购车款75600元；二、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某1存在口头协议并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生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因如下：上诉人系通过微信朋友圈得知骆强强销售汽车，便介绍被上诉人周某1到骆强强处购买涉案车辆，在协商购车事宜及款项交付当日，二被上诉人双方亲自在场自愿协商后达成口头购车合同，即被上诉人骆强强将涉案车辆卖给上诉人，车辆款项70000元系被上诉人周某1以现金交付方式直接交付给了被上诉人骆强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二被上诉人，上诉人并没有该合同权利义务。基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后果。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周某1购车款75600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明显错误。原因如下：在二被上诉人协商购车及车款交付过程中，被上诉人周某1拍摄视频内容为将款项交付给上诉人，该份证据存在证据残缺的瑕疵，交付款项时，有在场人余某、夏某亲眼所见。上诉人只是作为介绍人，将款项接手以后，当着周某1的面立即将该款交给骆强强，上诉人至今从未收到涉案车辆任何款，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返还被上诉人周某1购车款75600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明显错误，上诉人不应承担该判决结果。三、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失公平，原因如下：上诉人作为善意第三人，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即被上诉人周某1与骆强强购车事宜和款项交付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款项，只是根据与骆强强的约定，作为中间介绍人，从骆强强处得到应得的介绍费7600元（已被公安机关收缴）。2019年12月7日，被上诉人周某1暂时无法全额支付骆强强车款时，上诉人还好意帮被上诉人周某1垫付转款14000元给骆强强（有微信转账凭证为证），但一审判定上诉人承担返还责任，实属不公平公正的判决结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确实错误，判决确实有失公平，现上诉人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上诉至贵院，望贵院依法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改判支持上诉人的的上诉请求为盼。另补充：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关系中标的物的物权归属是本案必须要查清的事实，通过查清车辆的所有人，可以查明本案真正的出卖人。上诉人并不是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不可能与被上诉人周某1达成买卖协议，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没有进行查明，在此基础上直接判决上诉人与周某1之间成立买卖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要解除本案买卖合同，最终要查明涉案车辆是否能够真正交付，案涉车辆因涉黑被扣留，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被扣留的车辆将被没收或者返还。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清上述事实，在涉案车辆能否返还的事实不清楚的情况下，直接判决解除买卖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同时，因为案涉车辆是否能够返还或者应当被没收不明确，一审法院应当向红花岗区公安分局查明事实后再行判决，或者应当待审理涉黑案件的法院对车辆依法处置后再行处理本案，在此过程中，应当裁定中止审理而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上述事实的情况直接判决，属于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周某1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某1与上诉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理由是：根据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结合周某1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现场录音录像等证据，均可以证实周某1实际是与上诉人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就上诉人提出的标的物所有权应当予以查明的观点，上诉人显然忽略了标的物系动产，动产的所有权转移是交付即转移而并非登记转移。上诉人提出的因本案标的物是涉黑车辆且被扣押，故应当待涉黑案件审理结束或将标的物处置后再审理本案的观点，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涉及刑事案件，所以本案标的物虽被公安机关扣留，但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与本案并没有任何关联性，故上诉人应当返还周某1购车款75600元。被上诉人骆强强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如周某1所说，无论是从一审双方的举证，还是一审最后辩论以及周某1的二审答辩来看，周某1均认可发生买卖关系的双方为周某1和余现，与骆强强无关，骆强强并非案涉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不清楚案涉车辆的所属状态，因此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周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原、被告的购车合同无效；二、请求依法判决被告余现返还原告购车款人民币92600元，并支付违约金2405.06元（自2019年12月6日起至2020年5月12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合计人民币95005.06元，并承担自2020年5月9日起至购车款本金及违约金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余现承担。庭审中，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一、请求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余现于2019年12月6日订立的购车合同；二、请求判决二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92600元，并支付违约金2405.06元（自2019年12月6日起至2020年5月12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合计人民币95005.06元，并承担自2020年5月13日起至购车款本金及违约金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违约金；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余现于2019年12月6日通过微信磋商并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余现购买贵Ｃ×××**大众牌小型轿车，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余现转账2000元。原告与被告余现于2019年12月6日当天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交接购车事宜，原告支付余现现金70000元，当晚原告受领贵Ｃ×××**大众牌小型轿车，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周某2在场。原告于2019年12月7日通过微信向被告余现转账3600元。2019年12月24日，原告周某1驾驶的贵Ｃ×××**大众牌小型轿车因系涉黑车辆被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局扣留。上述事实由原告周某1、被告余现的陈述及原告周某1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视频光盘、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在卷佐证，予以认定。对被告余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14000元支付凭证，用以证明被告余现与被告骆强强聊天，被告骆强强保证涉案车辆非盗抢、非租赁，并向被告骆强强转账14000元的事实。因被告对三性不予认可，且无原始载体核对，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与余现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应否解除？原告主张的购车款应否得到支持？关于原告与余现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通过庭审查明，原告只与被告余现洽谈购车事宜，并预先通过微信转账2000元，原告提供的视频亦能证明原告将70000元现金交付被告余现，故能够认定原告与被告余现口头达成车辆买卖协议。原告与被告余现通过微信洽谈购车事宜，虽然原告未满十八周岁，但原告在支付购车款及提车的过程中，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周某2在场且获得周某2的追认，故原告与被告余现口头达成的车辆买卖协议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车辆买卖协议自原告提车时成立并生效。关于买卖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原告购买的车辆被公安机关依法扣留，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有权利解除与被告余现口头达成的车辆买卖协议，故原告起诉解除与被告余现于2019年12月6日达成的车辆买卖协议，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购车款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余现转账5600元、支付现金70000元，予以确认。对原告关于已经支付购车款92600元的主张，因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确认。对被告余现关于涉案车辆的出卖人系被告骆强强，原告向其支付购车款后其如数将购车款交付给被告骆强强，其不是车辆出卖人的辩解，因被告余现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信，由被告余现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因车辆买卖协议已经解除，被告余现应当将购车款75600元返还给原告。根据合同性质，原告向被告余现购买车辆，不仅仅是交付现金及提车，更应当审查车辆的相关证件手续是否完备，审查所购车辆一致性证书、购车发票等是否齐全，贸然付款并购车，该行为不宜提倡，故原告主张的利息，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解除原告周某1与被告余现于2019年12月6日口头达成的车辆买卖协议；二、被告余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周某1购车款人民币75600元；三、驳回原告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8元，由被告余现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余现向本院：1、申请证人夏某、余某出庭作证。2、提交微信昵称为贵州宝哥的微信截屏一份，拟证明夏某在上诉人介绍周某1向骆强强买车过程中向骆强强支付了14000元，该份证据与其他证据印证证明骆强强才是实际出卖人。3、提交接收证据材料清单一份，拟证明红花岗区公安局对余现、骆强强作了笔录后，查明余现在此次交易中获取了7600元的中介费，现中介费已交，该份证据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余现只是中间人而不是出卖人的事实。被上诉人周某1质证认为，证人夏某与余现关系密切，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夏某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且其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明显断章取义，周某1保留向公安机关控告的权利。证人余某与余现是亲兄弟，其证言不具有任何效力，其证言不全面、不客观，甚至与夏某的证言相互矛盾，故其证言达不到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不予认可，即使认定该组证据，也仅能证实该微信号系骆强强的，且一审中的转账记录体现的并非本案上诉人余现，该组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仅能证实余现向公安机关缴纳了7600元，并不能证明该7600元就是本案所获得的利益及案涉赃款，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骆强强质证认为，同意周某1代理人的质证意见。夏某的证言不符合事实的真实性，交易的地点并非贵阳也非遵义，而是在都匀，该事实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若如余现或夏某所述，余现仅为买卖车辆的中介方，夏某是跟着去玩，实际的卖方是骆强强，那么出现资金不足无法购买车辆的情况，也是周某1与骆强强之间的事情，中介方的朋友不可能代为垫付资金，不符合客观事实，并且夏某也陈述周某1在吃饭时并未拿钱给余现，而是由余现还给夏某，这足以说明夏某证言不真实。因余某和余现存在亲属关系，故其证言不可采信，余某的证言中存在明显的漏洞，不清楚酒店名称说得过去，但是交易地点都不清楚，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第二组证据已过举证期限，是否采信尊重法院的意见，该组证据确为骆强强的微信头像，但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不清楚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笔14000元的转账记录，仅能说明系夏某与骆强强之间的交易，与本案无关，鉴于夏某与余现的亲密关系，其陈述不认识骆强强，不应得到采信。第三组证据仅能证明案涉车辆涉黑，余现作为出卖方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并不能说明余现仅为中介方，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其余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二审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余现提交的微信截屏与夏某的证人证言，因骆强强仅认可该微信号系其本人使用且收到夏某14000元微信转款的事实，并无其他证据印证骆强强系车辆买卖合同相对方，本院不予采信；接收证据材料清单能够证实余现因故向公安机关提交手机一部、出售车辆获利现金7600元，但达不到其证明上交的7600元系中介费，其系中间人不是出卖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因余某与余现系直系亲属关系，且其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余现与被上诉人周某1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上诉人余现应否向被上诉人周某1返还购车款75600元。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周某1一审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现场录音录像视频光盘等证据证实其洽谈购车事宜、微信支付定金及尾款5600元、交付现金购车款70000元的相对方均是余现，故一审认定周某1与余现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一、二审中，余现均主张其并非本案车辆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主张，故其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余现上诉主张其系车辆买卖合同中间介绍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一审周某1起诉诉请确认购车合同无效，后当庭变更该项诉讼请求为解除购车合同，故一审认定本案案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因案涉车辆被公安机关依法扣留，周某1通过签订合同获得车辆的目的不能实现，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双方合同解除后，余现应当将购车款75600元返还给周某1。余现提出本案应中止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余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6元，由上诉人余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功云审判员  罗 敏审判员  杨 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胡金丽书记员王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