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97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梅银波，男，1962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然，湖北精图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维福，男，1967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铁军，湖北安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梅银波因与被上诉人陶维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7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梅银波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7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陶维福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二、两审案件诉讼费用由陶维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陶维福提供的取款凭证金额为95000元、转账凭证金额为1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陶春发将200000元现金和100000元银行卡交给余来斌没有充足的证据。2.陶维福未出示2017年9月6日借条的原件，一审法院认定陶维福持有该借条原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错误采信短信证据。梅银波在一审中没有仔细审阅陶维福作为证据的短信，现通过查看证据副本发现短信的发件人是陶春发而不是梅银波。梅银波一审代理人已经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否认，一审错误采信该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疑的证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017年9月6日的借条是余来斌打给梅银波的，梅银波在旁边的签注依附于借条产生，梅银波付给陶维福的20万元钱只能认定为梅银波实际向余来斌出借的金额。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梅银波和余来斌达成债务转移的合议，一审法院关于梅银波自愿加入债务并免除余来斌向陶维福的还款责任构成债务承担的认定，纯属一审法院主观臆断，依法不能成立。按照一审判决结果梅银波将负担的债务总额为477316元，既超出梅银波的实际出借金额200000元也超出2017年9月6日借条400000元的上限，明显错误。二审调查中，梅银波补充上诉意见认为，一审应追加余来斌为第三人未有追加，程序违法。陶维福辩称，一审事实查明清楚，梅银波的上诉事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梅银波在一审中已认可短信内容的真实性，一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关于是否追加余来斌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一审法院也已征询过梅银波的意见，其表示无需追加。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陶维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梅银波偿还借款154400元及利息122916元，合计277316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梅银波承担。一审法院认为陶维福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六份证据，梅银波未依法提交证据。陶维福提供的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且形成证据链相互印证，均具备证据的一般特征，一审法院均认定为有效证据。依据上述证据，结合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查明：陶维福和案外人余来斌经陶春发介绍认识，梅银波和余来斌系合伙关系。2015年9月初，余来斌因投资房地产需周转资金向陶维福及陶春发借款300000元。2015年9月4日，陶维福向陶春发交付现金200000元，2015年9月6日、2015年9月7日，陶维福向陶春发各转账50000元、50000元。陶春发随后将以上200000元现金和100000元银行卡交给余来斌。事后余来斌出具了：“今借到陶春发、陶维福二人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00元），因投资房地产需要不能如期还款，现本人承诺以即将施工的房子作抵押（一套房子，多退少补，按时计息）（月息2.0%）余来斌420124196405082019”。2017年9月6日，余来斌向梅银波出具借条一张，约定：“今借到梅银波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00元）（叁拾万元按壹分利息计）”同时，梅银波在该借条的左边注明：“余来斌写的此借条款是陶维福的钱，我承担2018年底付清此款。承担人：梅银波2017年9月6日”。2019年3月12日，梅银波向陶维福转账200000元。2020年1月18日，梅银波向陶维福发送手机短信：“陶老板，这几天是没有办法搞到钱，如果我拿到钱不给你是我的错，你再给一个月时间我…如果正月底我还没有钱给你…我付你双倍的钱…请你把这条信息保存下来…”。陶维福认为余来斌拖欠陶维福400000元属实，且以上债务已全部转移至陶维福梅银波名下，梅银波仅偿还了200000元剩余款项多次催要，梅银波拒不偿还，故陶维福诉至一审法院，诉讼请求如前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梅银波在余来斌出具的借条左边书写的承诺的性质及责任认定，对此分析评述如下：梅银波辩称其虽向陶维福出具了：“余来斌写的此借条款是陶维福的钱，我承担2018年底付清此款。承担人：梅银波2017年9月6日”的承诺，但其仅证实了余来斌和陶维福之间的借贷关系，承诺的对象是余来斌，承诺的内容是保证2018年底向余来斌实际出借400000元以便其偿还陶维福的借款，随后梅银波按照借条内容将200000元转给陶维福，该200000元视为梅银波向余来斌履行了出借义务，梅银波仅和余来斌之间存在200000元的借贷关系，故陶维福不能据此向梅银波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以上抗辩理由不成立，理由如下：一、根据日常生活经验，2017年9月6日的借条如若仅是梅银波保证2018年底向余来斌实际出借400000元以便其偿还陶维福的借款，则陶维福作为协议非相对方就不会持有该借条的原件，但在庭审中，陶维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该借条原件，由此一审法院反推梅银波的辩称没有事实基础；二、从文义解释角度看，梅银波书写的保证不仅证明了余来斌差欠陶维福400000元的事实，更表示了梅银波保证于2018年底付清该笔款项的意愿，据此余来斌名下的债务转移至梅银波名下，三方对债务转移形成合意；三、2020年1月18日梅银波向陶维福发送承诺还款的手机短信内容，亦证实上述借条出具后，梅银波再次向陶维福作出保证还款承诺，梅银波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完全能够预料发送该信息的法律后果；四、2017年9月6日的借条、2020年1月18日梅银波的手机短信及后续向陶维福转款200000元的行为存在高度关联，不能将三者的关系割裂开来，而是余来斌和梅银波达成债务转移协议，余来斌和陶维福之间的债务全部由梅银波代替余来斌向陶维福偿还，余来斌不再对陶维福承担债务，梅银波的代替还债行为进而再视为余来斌和梅银波之间的借款。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梅银波系自愿加入到余来斌向陶维福还款责任中，并同时免除余来斌向陶维福的还款责任，以上构成债务承担，陶维福据此享有直接向梅银波主张债权400000元的权利。2019年3月12日梅银波向陶维福转账200000元，按照先息后本还款顺序，其中应付利息为55200元（300000元×1/100÷30天×552天），剩余144800元（200000元-55200元）抵扣本金，剩余未还本金为255200元（300000元-144800元+100000元），截至2020年5月25日应还利息22763元（155200元×1/100÷30天×440天），以上本息合计277963元。陶维福主张本息为277316元，低于此数额，视为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故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限梅银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陶维福给付下欠本息合计277316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60元，减半收取计2730元，由梅银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梅银波提交了一份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梅银波自述该证据载体为余来斌于2017年9月6日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原件已撕毁），并由余来斌于2020年10月27日于其上手书“此借条只作为向梅银波借款依据，不作任何债务转移及债务承担之证据！余来斌2020年10月27日”，拟证实余来斌认可梅银波与之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该借条不能作为向陶维福转移债权或债务加入的任何依据。陶维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并主张若不是作为债务转移的依据，2017年9月6日梅银波完全没有必要在余来斌出具的借条上面写一段话并交给陶维福。当时包括陶维福、梅银波、余来斌共四人在场，陶维福将余来斌出具的原始借条交给了余来斌，被当场撕毁，陶维福、梅银波、余来斌三方均认可债务转让给了梅银波。本院询问梅银波，陶维福陈述中提到的“撕毁”与其所称的“撕毁”是否为同一件事情。梅银波答复称：“是一个东西，不是当面撕的，我撕的，陶维福从外面拿到我办公室递给我的，我相信是原件，复印了两三张，在两个复印件上分别有我和余来斌写的话。我认为我们说的都不算数，余来斌说的才算数。”对于上述证据及陈述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在本院认为中予以详述。本院确认一审查证事实除短信系由梅银波手机于2020年1月18日向陶维福发送之外的部分均属实。围绕双方二审争议焦点，依照一审已有证据和二审调查情况补充查明以下事实细节：1.一审庭审笔录记载，陶维福、梅银波本人均参与了一审庭审。陶维福所举证据三为“余来斌2017年9月6日出具的借条一张”，梅银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在后续法庭调查中承认该借条左边的内容是其亲手书写的。陶维福所举证据四为梅银波向陶维福偿还20万元的建设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流水记及取款凭单、2019年1月梅银波向陶维福发送的短信信息，拟证明梅银波向陶维福于2019年3月12日支付了20万元，系债务转移且梅银波实际偿还了一部分，梅银波向陶维福承诺在一个月内还钱认可了债务。梅银波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梅银波支付给陶维福的20万元只能证实梅银波和余来斌之间履行了20万元的借贷关系，并非是债务转移……短信的真实性无异议，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该短信只能证明梅银波没有按借条的约定履行借款义务，梅银波与余来斌之间也没有40万元的借贷关系，只认可余来斌向梅银波借款20万元。2.陶春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就其所知道的案涉债权债务相关事实作出了陈述。其中提及最早的款项出借、交付的相关事实，同一审法院于事实查明中确认的部分。3.一审法院于事实调查最后、法庭辩论开始之前征询双方当事人关于是否申请余来斌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意见，双方均表示不申请。4.关于短信发送人并非梅银波，陶维福的解释是：一开始是梅银波向其发送了该短信，因其不会截图所以将该短信转发给他人，诉讼阶段再由他人向其发送作为证据提交。一审出示证据并无隐瞒。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原始债权债务关系产生于陶维福和案外人余来斌之间，主要争议焦点为：1.陶维福主张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内容是否真实，原始借款30万元是否真实发生，余来斌是否曾经还款；2.2017年9月6日梅银波在余来斌于同日书写的借条左侧书写的内容，是否应被认定为梅银波继受债务的意思表示，梅银波是否有向陶维福还本付息的义务，以及具体金额。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陶维福提供了两张借条、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取款凭条、证人证言予以证实。交易明细、取款凭条的取款金额、时间可以与证人证言、借条相互印证，共同证实最初债权债务关系的具体内容。梅银波仅对出借金额可能不足30万元提出质疑，并主张余来斌可能清偿了上述债务，但未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综合双方证据确认陶维福主张的债权真实合法，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主要通过对2017年9月6日借条和短信的证据的分析认证予以评判。在一审中梅银波本人出庭，对于上述两证据形式和内容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据此确认两证据的真实性，并无不当。梅银波在二审中提出借条中“今借到梅银波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00元）（叁拾万元按壹分利息计）”的部分系复印件，其于复印件左侧亲笔书写“余来斌写的此借条款是陶维福的钱，我承担。2018年底付清此款。承担人：梅银波2017年9月6日”，陶维福出示的证据仅该部分为原件，一审判决论理部分称“但在庭审中，陶维福向本庭提交了该借条原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梅银波二审中已经作出了关于“今借到梅银波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00元）（叁拾万元按壹分利息计）余来斌2017.9.6”的借条原件已经被其撕毁的陈述，该陈述表明梅银波认可余来斌向其出具过上述借条，认可其内容的真实性。梅银波一审、二审中均认可陶维福持有的并作为证据的借条其他内容由其亲笔书写。综合来看，完全足以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而且，即使上述借条之部分为复印件，一审判决关于“根据日常生活经验，2017年9月6日的借条如若仅是梅银波保证2018年底向余来斌实际出借400000元以便其偿还陶维福的借款，则原告陶维福作为协议非相对方就不会持有该借条的原件，但在庭审中，陶维福向本庭提交了该借条原件，由此本院反推被告梅银波的辩称没有事实基础”的论理逻辑依然成立。从借条内容看，借条本身包含有余来斌、梅银波分别书写的两部分内容，梅银波主张借条仅有其保证2018年底向余来斌实际出借40万元以便余来斌偿还陶维福的借款的意思，即该关系仅涉及梅银波和余来斌两个主体，按照常理梅银波作为出借人无需将载有其亲笔书写内容的原件交付与该法律关系无关的第三方陶维福之必要。梅银波未申请对借条部分内容是否为原件进行鉴定，却概括发表了关于证据内容真实的质证意见，其关于一审法院查证事实错误，可能导致判决欠缺证据基础的上诉意见不成立。从短信内容看，其发送对象为“陶老板”，主要谈到发送人近日缺钱，并非有钱不给，请求“你再给我一个月时间我……如果正月底我还没有钱给你……我付你双倍的钱……请你把这条信息保留下来”。梅银波一审发表的质证意见中提及“该短信只能证明梅银波没有按借条的约定履行借款义务”，从该意见看，梅银波已经完整阅读了短信内容，并未否认其向陶维福发送过该内容的短信。梅银波一审自认对其不利的事实，二审仅以证据本身无法显示通过其本人手机向陶维福发送为由提出一审事实查证错误，未曾向陶维福发送过相关内容的短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短信并非孤证，可以与2017年9月6日的借条、2019年3月12日梅银波对陶维福20万元的转账，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条。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确认余来斌退出原债权债务关系，改由梅银波于2018年底向陶维福清偿40万元债务，依据充分。借条本身载有利息标准，一审法院核算无误，并在陶维福主张的本息余额范围内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八条规定：“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转移合同义务后，受让人与债权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受让人就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依据该规定，在债务转移之后，债权人向受让人提出请求而受让人提出抗辩的案件中，债务人并非案件必要的诉讼参与人。一审法院已征询双方当事人关于是否申请追加余来斌为案件当事人，当事人均未申请，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查明的情况，未依据职权作出追加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梅银波自述二审所提证据的载体为余来斌于2017年9月6日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原件已撕毁），手书内容形成于2020年10月27日，其中关于“不作任何债务转移及债务承担之证据”的内容表达的是余来斌此时对案涉4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的态度，并不足以推翻三方共同形成并被固定在陶维福作为证据提交的2017年9月6日借条中的意思表示。当时余来斌已退出原与陶维福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梅银波代替余来斌承担债务，余来斌以同等金额转而向梅银波举债，债务转移早已经发生，此后梅银波作为新债务人已在本案发生前向陶维福部分清偿，应对下欠本息承担还款义务。综上所述，梅银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60元，由梅银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伶俐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邱冠群书记员李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