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6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翠林大厦**2601B。法定代表人：王宇丰。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姣，系广东乐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肃然，系广东乐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美亚大厦**/div>法定代表人：赵云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掌梁，系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臻宇，系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7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姣、张肃然、被上诉人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臻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诉讼请求；2.请求对一审中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一、二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供的配送单中涉及的印章进行鉴定；3.由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材料真实性存疑，一审法院在未确定证据材料真实的情况下作为判决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1.一审时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交了两份证据，其一《恒大冰泉经销合同》，其二《恒大冰泉客户对账单》。针对证据一《恒大冰泉经销合同》的真实性，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在一审时提交了多种证据证明该证据为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伪造，并提供了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当年真实的经销合同模板予以对比。经对比可发现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合同与真实的经销合同页眉、甲方公司地址、盖章方式等均不一致，尤其是落款盖章处“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印章缺少防伪数字。一审时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还提交了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的“申请刻制印章登记卡”，从登记卡上可明显看出，自2013年10月31日刻制公章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所用公章一直没有发生变化。由此可证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一《恒大冰泉经销合同》系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伪造。故该合同无效，不能作为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依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3页中所写“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31日原告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签订《恒大冰泉经销合同》…合同自2015年1月1日生效，至2015年12月31日止”，第13页“…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恒大冰泉经销合同…等证据…佐证”，很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与实际情况不符，实际情况就是该经销合同为伪造，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2015年未签订经销合同。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认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在2014年已经合作前提下，一直进行着交易直至2018年，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为。但双方的继续合作并不意味着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印章明显不符的经销合同是真实的，也不意味着基于此经销合同而产生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忽略如此明显的事实并以该合同约定了“指定收货人”、配送单上没有指定收货人签字为由作为审判依据，已经违反法律规定。2.关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二《恒大冰泉客户对账单》，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写到“关于对账单的效力，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邮单能够相互佐证，可以证明该对账单系由被告员工周勇盖章后邮寄给原告，被告亦确认周勇为其杭州公司员工，于2018午方才离职，故对于该对账单所载内容本院予以确认。”首先，虽经核实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确曾有一名员工“周勇”，但该微信账号是否经过实名认证，是否是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员工“周勇”，都未能确定，故并不能代表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中“恒大周勇”即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员工；其次，一审时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已指出：因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公章是在深圳总部，故若需对本案中对账单加盖公章则需向总部提出用印申请，并由总部邮寄回杭州。但经核实，周勇在2017年并未提起过公章用印申请，因此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认为该对账单的出具不符合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要求，公章来源不明，该对账单系伪造，为查明事实申请鉴定；第三，若双方对账属实，则双方对核实的数据予以确认即可，“恒大周勇”在聊天记录中如何会问“能不能用”?“若不能用”那么还能更改对账内容吗?若能随意更改的对账单，真实性如何保证?很明显该对话及对账形式不符合常理；第四，邮寄单上并未显示邮寄内容，因此不能判断“周勇”向“苗敏芳”邮寄了什么东西。综上，根据现有事实，“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邮单”并不能够相互佐证，一审法院据此判断对账单的真实性缺乏依据。（二）一审法院关于还款金额的认定违反法律规定，且缺乏依据。在不能以伪造的经销合同作为审理本案依据、且实际合作中也存在由非指定收货人签收的情形的前提下，可以确定“江宝法”签字及加盖“仓库收货章”并不是唯一签收方式，一审法院以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供的配送单“与双方实际签收习惯不符”为由判决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承担支付义务缺乏事实依据。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认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仍有对应货款未返还给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供了相关配送单据证明已履行发货义务，已尽到己方的举证义务，而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认为配送单“业务专用章”是假的，应由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述单据的真实性”不应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的上述论断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三）一审时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多次提出对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一、二进行鉴定，且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不认可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供的配送单时也提出对配送单上“业务专用章”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均未同意，且未向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说明理由，直接出具了判决书。一审法院的行为不利于本案事实的查明，因此作出了不符合事实的判决。综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认为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真实性存疑，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的判决与事实不符，且违反了法律相关规定应依法撤销。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为查明事实提供配送单亦未被一审法院认可，这严重损害了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故在二审时，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仍要求对本案中涉及的印章予以鉴定，以便做出符合本案真实情况的判决，维护各方合法权益。补充上诉意见如下：第一，2017年2月23日《对账单》下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欠付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代垫费用转货补数量（折算金额）余额”721801.70元，费用发生不真实、不具体、不明确，基础法律关系不明。而且，《对账单》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业务员周勇超越合同权限制作，且《对账单》公章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恒大冰泉经销合同》公章存在肉眼可见的显著差异而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仍故意忽视，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对周勇的越权行为和未能审慎虚假公章的《对账单》存在明显过错，《对账单》并非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员工越权行为对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对账单》与通常由买方向卖方支付费用的惯例明显不符，是由恒大公司业务员周勇私自制作、盖章，但合同约定业务员无权代表甲方就价格、退换货、让利、折扣、市场费用等事宜作出承诺或意思表示，该《对账单》也没有任何单证、现场照片等申请材料作为附件。第二，退一万步讲，即使认定2017年2月23日《对账单》真实有效，金额无误，在对账日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还多次下达订单进行订购且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发货完毕，发货金额早已消耗完毕对账单所谓的“代垫费用转货款”余额。一审法院属于错误理解合同条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辩称，（一）虽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辩称我方一审提交的证据不真实但没有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交的《2014年恒大冰泉经销商合作协议》，主体是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和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该协议第十三条约定有效期为2013.12.10-2014.12.31。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自认在2015年之后向我方供应恒大冰泉理应签订新合同，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认为该合同是不真实的应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交其所认为真实合同，但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至今未能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杭州颐阳商贸有公司在一审提交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员工周勇的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完整且与本案事实相互印证，应是真实有效。对账单上印章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一审答辩状上印章一致，所以该印章就是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加盖的，即使是周勇越权盖的，对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也构成表见代理，应是有效的。（二）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在一审、二审中提交的没有加盖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仓库收货单”及江宝法签字的发货单送货单应是伪造的，相关的发货单送货单应有收货人签字并加盖收货专用章，所以对没有江宝法签字并加盖收货专用章的配送单均是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伪造的，即使不考虑相关约定，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交的仓库配送单有不同的印章和不同的人员签字本身就不合理，对于没有江宝法签字并加盖收货专用章的配送单是否是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的，签字的是否是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员工也应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但其至今未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三）2017年2月23日经对账，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共计欠款532665元，2017年2月23日以后的配送金额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一审提交的加盖江宝法签字并加盖收货专用章的配送单完全一致也可以印证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就事实陈述完全真实。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则虚构事实伪造证据依法应承担相关责任。综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向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返还532665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32665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2月14日，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食品经营、承办展览展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30日，注册资本30000万，经营范围包括国内外贸易、预包装食品的销售等。2014年12月31日，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乙方）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甲方，地址深，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恒大冰泉经销合同》，载明：经协商，就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在甲方指定区域的渠道内经销甲方指定产品事宜签订本合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经销产品为“恒大冰泉饮用天然矿泉水”，乙方经销区域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县，经销渠道为传统渠道、现代渠道、特殊渠道，具体系统名称及覆盖区域为余杭；甲方为了保证及维护各经销商利益，乙方需在甲方为乙方完成开户手续后7个工作日向甲方交纳市场管理保证金8万元，合同到期时乙方若在合同履行期间未违反甲方冲货、低价倾销管理及市场管理的相关政策，且甲乙双方不再发生业务往来时，甲方将该保证金退还乙方；乙方应按要求使用甲方的电子订单系统，乙方按照要求向甲方发送订单，乙方全部货款到达甲方账户且甲方同意接受乙方订单，甲方应按约定交付货物，若双方约定由甲方负责送货，甲方有权按照甲方确定的期限向乙方发货，乙方应及时完成接收货物，甲方向乙方发货的最低起运量为10吨，乙方指定收货地址为杭州市余杭区江南食品市场斜对面，收货联系人江宝法；乙方确定的收货人系经乙方授权专门从事货物接收、验收、装卸、入库工作的乙方工作人员，如有人员发生变更，乙方应在收货日期前7个工作日内将加盖乙方公章并由乙方法定代表人亲笔签署的授权书正本备案给甲方，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甲方送货至乙方，如乙方不按本协议约定由乙方书面确认的收货人签字并加盖收货专用章，甲方及甲方指定物流商有权拒绝交货，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乙方有责任配合甲方核对甲乙双方的往来账目，及时配合甲方的账务核对要求；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双方书面确认为准，其中甲方的书面确认仅指经甲方盖章确认，除前述甲方盖章的书面文件外，任何人、任何内部单位所做出的任何承诺均为无权代理，对甲方不具有约束力，并且乙方未按本约定执行而遭受的任何损失与甲方无关，乙方无权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赔偿或违约责任；除非甲方另行书面授权，甲方业务员无权代表甲方就乙方与甲方之间的价格、退货、换货、让利、折扣、市场费用等事宜向乙方作出任何承诺或意思表示，或向乙方收取任何款项。甲方给予乙方的任何当年、历年或将来的调换货、让利、折扣、市场费用等承诺，均须由双方共同签署合同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方可生效。甲方业务员如有前述行为，不是甲方的授权行为，不代表甲方，对甲方不具有约束效力，乙方应自行承担未执行双方本条约定而导致的一切责任、后果；合同自2015年1月1日生效，至2015年12月31日止。合同每页页眉显示“恒大冰泉经销合同”字样，落款加盖“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印章、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签约地广州市天河区。合同附件包括《乙方经销区域图及分销商明细表》《乙方经销产品及销售目标》《返利支持》《市场建设支持及信息管理支持》《经销商仓储管理标准》《产品收货人员委托书》《举报渠道告知函》。其中附件一《乙方经销区域图及分销商明细表》为空白；附件二《乙方经销产品及销售目标》载明乙方2015年度销售任务2000万元，需完成1000家终端网点的开发及铺市工作；附件七《产品收货人员委托书》载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现我单位委托江宝法为贵司产品的仓库接收人员，并在甲方产品的送货单上签名确认，该人员的签收行为视为我单位的签收行为。收货人员姓名江宝法，职务主任，签名样式一栏为空白，产品签收专用章一栏为空白”。2017年2月23日《恒大冰泉客户对账单》显示，客户名称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客户编号D30030×××01期间2017-1-01至2017-2-23，保证金余额（A）30000元，预收款余额（B）70074.88元，实际可用账户余额（E）70074.88元，代垫费用转货补金额及返利余额（F）28.42元，代垫费用转货补数量金额（G）721801.7元，实际可用下订单余额（H=E+F+G）791905元。对账单加盖“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防伪编码）”印章。2017年2月23日，微信用户“恒大周勇”向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员工发送多张纸质对账单照片（包括上述对账单），对方回复“没有公司盖章的么”，“恒大周勇”称“盖章要再等一段时间，财务请了一个礼拜假，我们直接跟公司对接的，你这边先看一下能不能用，能用的话我们再把有盖章的那一份给到你”，对方回复“好的，我转过去再说”。2017年2月26日，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员工询问称“那个对账单什么时候可以寄到我这里”，“恒大周勇”回复“财务应该明天上班了，拿得出来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到你”。2017年3月8日，“恒大周勇”称“苗总，公司收货地址能不能发一个给我，我这个上面是写余杭区南苑街道美亚大厦6054，你应该不是这个地址吧”“你把最新的收货地址发我一下，我那个公司里的收货地址要改一下”，对方回复“杭州余杭区临平大道839号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苗敏芳180180××××1280问“你要发什么”，“恒大周勇”称“不发东西就是一个收货地址，我们跟赵总聊了之后赵总对大水有兴趣，可能我们会直接全部给你们发四升装的大水，其他的就不发了，所以说就是要一个最新的收货地址，如果说要发货也会跟你们沟通好了再发的”。2017年3月9日，“恒大周勇”向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员工发送邮单图片并称“都已经寄出了，估计今天下午或明天早上就能收到”。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另提交邮单号927852767461的顺丰快递面单显示寄件单位“恒大冰泉”，寄件人“周勇”向收件单位“杭州颐阳商贸”，收件人“苗敏芳”寄送快递，地址“浙江，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大道**”180180××××1280述微信聊天内容中的对账单、邮单内容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对账单、邮单一致。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称苗敏芳为其公司业务员，“恒大周勇”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员工，一直负责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做项目对接。邮件寄出时间为2017年3月9日，于2017年3月10日收到。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确认周勇于2016年4月16日入职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任市场营销一职，2018年1月16日离职，称如周勇有盖章需要应向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总部提出用章申请，但周勇在2017年并未提起过公章用印申请，对账单系伪造，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申请对于《恒大冰泉经销合同》及对账单中的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公章真伪进行鉴定。2018年7月24日，案外人杨帆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向赵云骏转账50000元，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称该笔转账系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通过其财务杨帆的个人账户向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云骏个人账户退款。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确认其有员工杨帆于2015年8月4日入职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任市场营销一职，于2018年11月30日离职，但其并非财务岗位，并称根据经销协议约定，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禁止员工代办或经手经销商的现金业务，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认为可能存在当地业务员私刻公章与经销商产生经济往来的情况，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对此并不知晓。2013年12月10日，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乙方）与案外人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甲方）签订《2014年恒大冰泉经销商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为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下城区、拱墅区、余杭区、江干区、西湖区流通渠道的特约经销商；乙方承诺2014年协议期间销售甲方产品基本任务合计2000万元，争取任务合计3000万元；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甲方在乙方款到次日起计7个工作日内发货到乙方所在地签约仓库，指定收货人江宝法，公路收货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龙洞站（江南食品市场对面）；甲方在固定时间将上月对账单传真或邮寄至乙方，乙方收到对账单后3个工作日内需对账完毕，并在对账单首页上盖章或由乙方负责人签字后当月回传给甲方，当月未回传的，视为乙方默认以甲方账务为准；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12月10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同加盖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及委托代理人签字。附件包括《乙方销售目标任务量》《乙方仓库的仓储要求》《产品质量要求》《发货及运输要求》《恒大集团举报渠道告知函》《经销商经营渠道》，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在附件一、附件四上签字、盖章，在附件六上盖章。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就其抗辩提交了以下证据：1.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甲方，地址深圳市罗湖，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区红岭中路**建设大厦**2301宗云副食经营部（乙方）于2015年9月17日签订的《恒大矿泉水集团经销合同（2015年度）》，该合同页眉印有“恒大矿泉水集团经销合同”字样，合同对于经销商认定条件、乙方的经销区域、渠道及产品、经销产品价格、产品订货、交付及付款方式、乙方经销产品的年度销售任务目标、双方权利义务、合同解除、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合同有效期2015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一方按照合同约定解除合同，应当至少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合同加盖甲方公章（防伪码）、代表签字及加盖乙方专用章。合同附件包括《乙方经销区域图》《乙方经销产品及销售目标》《返利支持》《市场建设支持和信息管理支持》《关于冲货及低价倾销的约定》《经销商仓储管理标准》《产品收货人员委托书》《举报渠道告知函》，乙方在附件一附上经销区域图并盖章，在附件七产品签收专用章样式一栏处盖章。2.《申请刻制印章登记卡》（加盖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审批印章专用章），显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31日申请刻制公章、财务专用章；于2014年8月19日申请刻制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后删去，盖“未办”字样）；2016年5月19日申请刻制合同专用章及合同章（1、2、6、7、8、9、10、11、12、14、15、16、19、20），上述申请事项有经办人签字。3.仓库配送单、收货确认函及统计情况。配送单均载明单位为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地址为余杭区临平街道，地址为余杭区临平街道龙洞站经销商现场接收人与联系方式0571-8616****江宝法，分公司现场负责人周恒，备注载明“务必联系本清单上现场指定接收人，若非现场指定接收人，一切风险后果自负”。其中单号20066653显示2017年4月28日发货1550件，2017年5月18日实收1550件；单号20068122显示2017年5月31日发货2040件，2017年6月12日实收2040件；单号20069099显示2017年5月31日发货120件、1080件、600件、240件，2017年6月13日实收2040件；单号0020074113显示2017年7月30日发货2040件，2017年8月28日实收2035件，破损2件，少货3件；单号0020074115显示2017年7月30日发货2040件，2017年8月21日实收2040件。上述单据均加盖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仓库收货章”及江宝法签名、标注实收数量及日期。另外，单号20074114显示发货2040件，实收1990箱；单号0020074114-1显示发货60件、1980件，实收2020件；单号20074991显示发货2040件，实收2040件；单号20074992显示发货2040件；单号20074993显示发货2040件，上述单据均加盖“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销售单20074114、20074114-1有案外人“陈”签名及标注实收情况。《收货确认函》分别载明2017年10月29日销售订单号0020077576，货物恒大冰泉350ML*24一瓶一码装，数量750件，货物恒大冰泉500ML*24一瓶一码装，数量300件；2017年11月30日销售订单号0020074112，货物恒大冰泉500ML*24一瓶一码装，数量2040件；2017年12月7日销售订单号0020074982，货物恒大冰泉500ML*24一瓶一码装，数量2040件；2017年12月10日销售订单号0020074885，货物恒大冰泉500ML*24一瓶一码装，数量2040件。收货地址均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龙洞站（江南食品市场对面），货物完好数量无误，收货单位加盖“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上述配送单及收货确认函除了单号为20066653发货金额为43400元，20077576发货金额为18000元、7200元外，其他配送单发货金额均为48960元，共计656120元。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无关，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的公章存在多次更改，印章比对应用其在涉案合同签订期间所用公章与合同印章进行比对而不是用现阶段所用公章进行比对；对于证据3中加盖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及江宝法签名的配送单予以认可，对于加盖业务专用章的单据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业务专用章系伪造，签收人亦非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员工，并申请对该业务专用章的真伪进行鉴定（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交其使用的业务专用章样式供法庭比对）。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称配送均是由物流商运至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收货地，配送单据由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与物流商签收后提供给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在涉案合同中并未留存其收货专用章样式，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不清楚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的真实情况，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称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伪造其业务专用章没有依据。经当庭登录恒大冰泉经销商管理平台，显示该平台账户“D30********录结果为“经销商已停用”。庭审中，关于涉案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称涉案合同系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业务员周恒带着合同模板到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区的办公场所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合同上手写内容均为周恒所写，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盖章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拿回广州天河区盖章，再寄给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周恒于合同终止后离职，合同履行完毕后双方陆续有合作，由周勇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接洽。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认为双方于2014年就有过合作，虽然2014年合同签订主体为案外人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但后期业务均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履行，2015年双方并未签订经销合同，2015年双方的合作是沿用2014年经销协议，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2018年还有向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发货，但2017年至今双方未进行对账。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确认其2014年与案外人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合作，2015年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继续合作。关于对账问题，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称双方对账流程为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微信或电话通知周勇对账，周勇通过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系统得到数据后将加盖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公章的对账单邮寄或直接送达给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核实无误后再加盖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回寄给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对账单为双方最后一次对账。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称实际对账流程（按2014年经销协议约定）应为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在固定时间内将对账单传真或邮寄给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收到之后三个工作日内加盖公章或由负责人签字回传，未回传视为默认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供的账目，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与经销商合作过程中均由经销商盖章回传，并非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所述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盖章之后其不需要盖章。双方均确认2015年双方仍进行合作。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明确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欠款金额为对账单载明的金额821905元（保证金30000元+实际可用下订单余额791905元），扣除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后续供货金额239240元（2017年5月16日供货一车水43400元；2017年5月31日供货两车水97920元；2017年8月21日供货一车水48960元，2017年8月28日供货一车水48960元）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员工向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退款50000元，实际欠付532665元。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称根据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交的配送单据显示配送情况，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账户余额仅剩余30000元保证金。另查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以上事实，有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恒大冰泉经销合同、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网页截图、邮单，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交的2014年恒大冰泉经销商合作协议、恒大矿泉水集团2015年经销合同、登记卡、配送单、收货确认函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均确认2015年双方仍存在合作关系（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称2015年双方的合作是沿用2014年经销协议），而相关配送单亦显示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在2017年仍存在供货行为，故对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及合同履行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系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主张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支付合同款项532665元是否具有依据，故在双方合同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对于货款的对账系一审法院是否支持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诉请的认定依据，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申请对《恒大冰泉经销合同》中其公章真伪进行鉴定已无必要，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准许。关于对账单的效力。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邮单能够相互佐证，可以证明该对账单系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员工周勇盖章后邮寄给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亦确认周勇为其杭州公司员工，于2018年方才离职，故对于该对账单所载内容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辩称该对账单未经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盖章确认且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公章为假，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无论是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涉案经销合同还是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交的2015年经销合同中关于对账均约定“乙方有责任配合甲方核对甲乙双方的往来账目，及时配合甲方的账务核对要求”，即使是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与案外人珠海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签订的2014年经销商合作协议对于对账约定“甲方在固定时间将上月对账单传真或邮寄至乙方，乙方收到对账单后3个工作日内需对账完毕，并在对账单首页上盖章或由乙方负责人签字后回传给甲方，当月未回传的，视为乙方默认以甲方账务为准”，即在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开展的经销业务中，并无要求经销商必须在对账单上盖章确认，故经销商未在对账单上盖章的视为经销商默认以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账务为准，不影响对账单的效力。其次，该对账单系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员工加盖印章后寄送给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根据双方聊天记录内容，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员工陈述其公章系财务上班后加盖，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辩称其用章需提起用章申请流程而2017年周勇并无提起相关流程，但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所称用章流程属于其公司内部管理事项，不具有外部对抗效力。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已举证证明对账单系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员工出具，在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申请对对账单上公章进行鉴定亦无必要。综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的上述抗辩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还款金额，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主张返还费用金额532665元为对账单载明金额扣除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后续供货金额及退款。无论是涉案合同还是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主张的2014年经销商协议均约定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指定收货人为“江宝法”，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出示的配送单中亦明确载明“经销商现场接收人江宝法”“务必联系本清单上现场指定接收人，若非现场指定接收人，一切风险后果自负”，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供的配送单20066653、20068122、20069099、0020074113、0020074115有“江宝法”签字及加盖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与合同约定一致，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亦予以确认，故对于有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指定收货人签名的配送单显示的配送情况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即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2017年向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分别供应43400元、97920元、48960元、48960元的货物。剩余配送单据中均无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指定收货人“江宝法”签名（无签名或案外人签名），加盖印章为业务专用章。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称配送均是由物流商运至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收货地由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签收后提供给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不清楚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的收货专用章样式。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虽未在涉案合同中留存其收货专用章的具体样式，但在双方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即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签收货物时已将有其指定收货人“江宝法”签名并加盖收货专用章的配送单据交付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理应知悉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收货专用章样式，对于案外人签收的配送单据，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变更了指定收货人，故上述单据既无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指定收货人签名，加盖印章亦非收货专用章，与合同约定及双方实际签收习惯不符，上述单据的真实性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未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辩称根据其送货情况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账户仅剩余30000元保证金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申请对于上述配送单中的业务专用章真伪进行鉴定已无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关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员工向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转账50000元，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虽表示公司对此不知情，但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亦确认转账方系其公司员工，其任职期间为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合作期间，鉴于该笔款项已实际支付且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明确予以扣除，对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相关合同有效期限均已届满，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的经销系统账户已实际停用，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在双方合作终止后未向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返还剩余款项，已构成违约，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主张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返还532665元及利息的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现已取消，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利息以532665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6月2日判决：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532665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32665元为本金，从2019年9月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9120元，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负担（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该费用）。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5年80076978/80039352号配送单，拟证实双方存在多种有效签收方式，事实上也存在加盖其他印章或其他人员签收的情形。2.（2016）浙0110民初17903、17906号判决书，拟证实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在其与下级经销商的货款纠纷中，答辩自认下级经销商是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直接发货；3.销售管理系统拷屏打印件，拟证实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已全部履行义务。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我方对证据1三性均不认可，上面的章不是我公司的章，上面蔡坤、杨笑笑的签字均不是我公司员工，应是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伪造的。证据2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即使判决书为真，也是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与其他第三人的案子与本案无关，援引其他判决书的事实来确定本案事实应是基本事实，但这两份判决援引的不是基本事实。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这是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系统，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对其内容可以操作，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无法证实上面的数据是原始数据，配送的联系人均是江宝法。所以不可否认我方一审提供的合同是真实的，双方指定的收货人是江宝法。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说证据3的系统只能我公司操作其不能操作是不合常理的。二审查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供的仓库配送单中，由江宝法签收的均加盖“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仓库收货章”，由其他人签收的均加盖“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仓库业务专用章”，收货确认函均加盖“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仓库业务专用章”且无收货人签字。二审当庭将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的公章与对账单上加盖的“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公章进行比对，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表示肉眼上辨认是一致的，但无法确认是否为公司真实印章，另将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的业务专用章与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交的仓库配送单以及收货确认函上加盖的“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进行比对，双方均确认上述印章并不一致。二审中，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撤回第二项上诉请求，即撤回对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恒大冰泉经销合同》《恒大冰泉客户对账单》以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提供的配送单中涉及的印章进行鉴定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对账单的效力及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是否拖欠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货款。第一，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所提交的对账单上加盖了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公章，结合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该对账单的真实性，深圳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对对账单不认可，但表示确有员工周勇且认可是员工周勇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对接，深圳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称公章真实性不确认，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确认该对账单是深圳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员工向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出具。深圳恒大饮品有限公司抗辩周勇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深圳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认可其在2017年2月23日之后有多次向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送货，并提交了仓库配送单和收货确认函。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明确指定收货人为“江宝法”，且收货人为“江宝法”的仓库配送单均加盖了“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仓库收货章”，且2014年的合同和本案案涉合同中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指定的收货人均为江宝法，仓库配送单亦明确载明了现场接收人为江宝法，且双方存在多次交易，深圳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理应知晓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的仓库收货章样式，现双方均确认没有江宝法签名的仓库配送单上加盖的“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与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业务专用章不一致，故深圳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的举证不足以证实其有依约送货给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深圳恒大饮品有限公司应向杭州颐阳商贸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532665元及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20元，由深圳市恒大饮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本件与员黄林杭谢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