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05行初13号原告北京朝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楼。法定代表人李英杰，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青斌，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吕镁，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法定代表人李晋，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文松，男，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郝美霞，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市朝阳区工业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法定代表人李松澜，局长。委托代理人孟丽娜，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子墨，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北京朝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以下称被告）房屋行政登记，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北京市朝阳区工业局与本案被诉房屋行政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王青斌、吕镁，被告委托代理人王文松、郝美霞，第三人北京市朝阳区工业局（以下称朝阳工业局）委托代理人孟丽娜、朱子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15日，被告作出不动产更正登记，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甲x号院x号楼x层x的房屋（以下称涉案不动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由案外人北京德峰兴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峰兴鼎公司)更正登记至朝阳工业局名下，并向朝阳工业局颁发了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其中权利类型载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权利性质载明“出让/商品房”；面积载明“共有宗地面积2934.6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757平方米”。原告诉称，2003年7月30日、2007年11月，原告与朝阳工业局分别签订《转让房屋使用权合同书》、《补充协议》，原告将涉案不动产的永久使用权转让给朝阳工业局，同意在适当时候由朝阳工业局交纳土地出让金后，将该房屋产权办至朝阳工业局名下（最终面积确认以房产证为准），对于使用权转让合同原标的物A座6层与现标的物B座5层的建筑面积差，朝阳工业局应给予原告相应补偿，多出的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为准）按当时市场评估价再最终核销，双方往来账时一并解决。2006年9月21日，原告取得京朝国用（2006）出第030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书记载：土地使用权人为原告，坐落为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26号院（西）办公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940.34平方米，独用面积为2940.34平方米；2009年4月16日，原告取得京房权证朝其09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书记载：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坐落为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甲26号院1、2号楼，建筑面积为12657.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有偿出让。后，原告与朝阳工业局因前述房屋使用权合同产生纠纷诉讼法院。2014年5月1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4775-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原告与朝阳工业局继续履行双方所签订的《补充协议》，原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朝阳工业局办理涉案不动产的所有权证，将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朝阳工业局名下。同时，判决明确指出，因原告未反诉，该案审理中，就涉诉房屋的土地出让金及B座5层大于A座6层部分的建筑面积价格未能达成一致，且朝阳工业局与原告尚未进行“最终核销”，故双方就上述两问题应另行解决。2014年11月17日，朝阳工业局取得X京房权证朝字第XX**《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书记载：房屋所有权人为朝阳工业局，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建筑面积为757平方米。2018年6月13日，朝阳工业局与德峰兴鼎公司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德峰兴鼎公司购买涉案不动产，房屋成交价格为4557万元。2018年9月6日，德峰兴鼎公司取得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0095016号《不动产权证书》，该证书记载：权利人为德峰兴鼎公司，共有情况为房屋单独所有，房屋建筑面积为757平方米，权利类型为房屋所有权，权利性质为出让/商品房，用途为生产综合楼，权利其他状况为房屋结构钢筋混凝土、房屋总层数8、房屋所在层5。2019年6月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05民初505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德峰兴鼎公司与朝阳工业局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实物资产交易合同》，且判决亦明确认定“被告与北京朝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就501房屋涉及的土地出让金存在纠纷”。2019年7月15日，本案被告向朝阳工业局作出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该证书记载：权利人为朝阳工业局，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坐落为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甲x号院x号楼x层xxx，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权利性质为出让／商品房，面积为共有宗地面积2934.6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757平方米，权利其他状况为房屋结构钢筋混凝土、房屋总层数8、房屋所在层5。被告作出的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及所涉不动产登记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中，如前所述，所涉民事判决仅判令将涉案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至朝阳工业局名下，并明确指出“因朝海物业公司未反诉，该案审理中，涉诉房屋的土地出让金及B座5层大于A座6层部分的建筑面积价格未能达成一致，且朝阳工业局与朝海物业公司尚未进行‘最终核销’，故双方就上述两问题应另行解决”，即并未对所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问题进行认定，原告与朝阳工业局就该问题仍存在纠纷，朝阳工业局并无所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依据。同时，朝阳工业局根据所涉民事判决于2014年11月17日取得的X京房房权证朝字第XX**房屋所有权证》、德峰兴鼎公司依据与朝阳工业局关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而取得的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0095016号《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权利类型均仅为“房屋所有权”，并无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据此，朝阳工业局并无所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依据，原告与朝阳工业局就案涉房屋所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被告在朝阳工业局无所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依据证明的情况下，将所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人登记为朝阳工业局，并向朝阳工业局作出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的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此，被告作出的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及所涉不动产登记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诉至贵院，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及所涉不动产登记行为；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2013）二中民终字第04775-2号《民事判决书》、（2014）朝执字第913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朝阳工业局并无所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依据，所涉民事判决仅判令将涉案不动产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朝阳工业局名下，并未对所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问题进行处理，原告与朝阳工业局就案涉房屋所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证据二、（2019）京0105民初5051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朝阳工业局与德峰兴鼎公司就涉案不动产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法院判令解除该合同,原告与朝阳工业局就涉案不动产所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存在尚未解决的权属争议。证据三、京朝国用（2006）出第030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附件,证明原告于2006年9月21日取得涉案不动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据四、京房权证朝其09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及附件,证明原告于2009年4月16日取得涉案不动产房屋所有权证。证据五、X京房权房权证朝字第XX**屋所有权证》及附件,证明朝阳工业局于2014年11月17日根据证据一取得涉案不动产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书记载权利类型仅为房屋所有权。证据六、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0095016号《不动产权证书》及附件,证明德峰兴鼎公司依据与朝阳工业局关于涉案不动产房屋买卖合同而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其记载的权利类型均仅为“房屋所有权”，并无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被告辩称，涉案不动产原登记在德峰兴鼎公司名下，德峰兴鼎公司取得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0095016号《不动产权证书》。2019年7月15日，朝阳工业局、德峰兴鼎公司共同向被告申请办理涉案不动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并提交了京20**朝不动产权第0095016号《不动产权证书》、（2019）京0105民初5051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书》及身份证明等材料。经审查，被告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为朝阳工业局颁发了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被告认为，被告为朝阳工业局颁发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的行政行为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已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规定，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本案中，被告按照（2019）京0105民初50512号《民事判决书》作出执行行为，且不动产权证书的内容并未超出上述《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因此原告所诉的事项不属于行政诉讼的收案范围。依据物权法146、147、182条、183的规定，被告根据房地一体的原则进行的登记，原告并非本案的行政相对人，对原告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不具本案的主体资格。综上，请求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起诉。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不动产登记申请书》,证明2019年7月15日，朝阳工业局、德峰兴鼎公司共同向被告申请办理涉案不动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证据二、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0095016号《不动产权证书》,证明涉案不动产登记在德峰兴鼎公司名下。证据三、（2019）京0105民初50512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书》，证明法院判决将登记在德峰兴鼎公司名下涉案不动产登记至朝阳工业局名下。证据四、朝阳工业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证明》、《授权委托书》、朱某某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申请人朝阳工业局的身份情况；朝阳工业局委托朱薃宇办理涉案不动产更正登记事项及朱某某的身份情况。证据五、德峰兴鼎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授权委托书》、侯某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申请人德峰兴鼎公司的身份情况；德峰兴鼎公司委托侯山办理涉案不动产更正登记事项及侯某身份情况。证据六、《房屋登记表》、房产平面图，证明涉案不动产的测绘情况。证据七、《不动产登记受理凭证》，证明不动产登记部门经审核，认为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证据八、《询问记录》两份，证明不动产登记部门就涉案不动产的相关情况及更正登记情况询问代理人朱某某、侯某，并制作询问记录。证据九、现场照片，证明代理人朱某某、侯某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不动产更正登记。证据十、《不动产登记审批书》，证明经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登簿。被告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作为办理涉案不动产行政登记的规范性文件依据，用以说明被告对涉案不动产作出的被诉登记行为符合相关规定。朝阳工业局述称，一、朝阳工业局依法取得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涉案不动产原登记在朝阳工业局名下，建筑面积757平方米，于2014年11月17日取得X京房权证房权证朝字第XX**所有权证》。后涉案不动产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最终由德峰兴鼎公司摘牌。其后，朝阳工业局与德峰兴鼎公司先后签订了《实物资产交易合同》、《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朝阳工业局将涉案不动产出售给德峰兴鼎公司。2018年9月6日，德峰兴鼎公司取得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0095016号《不动产权证书》。后因原告以涉案不动产土地出让金存在争议为由，阻碍朝阳工业局将涉案不动产交付给德峰兴鼎公司。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05民初505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朝阳工业局与德峰兴鼎公司签订的《实物资产交易合同》及《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并由德峰兴鼎公司配合朝阳工业局办理完毕涉案不动产的转移登记手续。随后，朝阳工业局与德峰兴鼎公司共同向被告申请办理涉案不动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并提交了京20**朝不动产权第0095016号《不动产权证书》、（2019）京0105民初5051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书》及身份证明等材料。被告经审查，为朝阳工业局颁发了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朝阳工业局认为，朝阳工业局与德峰兴鼎公司系按照（2019）京0105民初5051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法定义务进行履行，且被告为朝阳工业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上的内容并未超出上述《民事判决书》的内容。二、关于涉案不动产的土地出让金。2003年7月30日，原告与朝阳工业局签订的《转让房屋使用权合同书》第三条第三点约定：“朝海物业同意在适当时候由朝阳工业局向国家交纳土地出让金，并将该层的房屋产权办至乙方名下。（最终面积确认以房产证为准）。”该约定说明，原告与朝阳工业局约定所需向国家交纳的土地出让金由朝阳工业局承担。但“适当时候”的适用条件，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原告于2006年9月即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其在2006年缴纳土地出让金时应通知朝阳工业局缴纳或在缴纳之后要求朝阳工业局相应支付，但原告并未通知过朝阳工业局支付土地出让金或与第三人就约定不明之处进行过协商。原告一直主张按现行市场评估价格支付土地出让金，缺乏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此外，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终字第04775-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就涉案不动产的土地出让金及B座5层大于A座6层部分的建筑面积价格未能达成一致，且北京市朝阳区工业局与北京朝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尚未进行‘最终核销’，故双方就上述问题应另行解决。”朝阳工业局长期以来一直在积极主张对原告享有的债权并努力推进“最终核销”工作的开展，但由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过高，致使“最终核销”工作至今尚未完成。三、原告应立即停止对涉案不动产实施的侵权行为原告系该楼栋的产权单位、涉案不动产的转让方及物业管理单位，朝阳工业局系涉案不动产的权利人，对其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原告对涉案不动产采取停水、停电、停电梯等措施，至今尚未恢复，对原告妨害朝阳工业局行使物权或可能妨害物权的，朝阳工业局有权依法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经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朝阳工业局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贵院已依法立案受理，案号为（2020）京0105民初33730号。四、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诉行政行为系更正行为，原告并非本案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其与该更正登记行为不具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次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综上，朝阳工业局系依法取得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朝阳工业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3）二中民终字第04775-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双方的争议是土地出让金的争议。证据二、（2014）朝执字第9134号《强制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按照法院要求房屋过户登记到朝阳工业局名下。证据三、X京房权证朝房权证朝字第XX**有权证》，证明朝阳工业局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方式为有偿出让。证据四、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0095016号《不动产权证书》，证明朝阳工业局将房屋出售给德峰兴鼎公司。证据五、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证明朝阳工业局系依法取得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同时也证明朝阳工业局更正登记后取得了不动产登记证书，和14年的取得的没有区别。朝阳工业局依法享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证据六、《转让房屋使用权合同书》及《补充协议》，证明原告与朝阳工业局约定所需向国家交纳的土地出让金由朝阳工业局承担。但“适当时候”的适用条件，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双方之间的争议只是关于出让金应该支付多少的问题。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符合法定形式要求，能够证明涉案登记申请和审查等相关情况，本院予以采纳。2、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取得涉案不动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及涉案不动产买卖转移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3、朝阳工业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朝阳工业局之间就涉案不动产存在土地出让金争议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03年7月30日、2007年11月原告和朝阳工业局分别签订《转让房屋使用权合同书》、《补充协议》，约定将涉案不动产永久使用权转让给朝阳工业局，原告同意在适当时候由朝阳工业局向国家交纳土地出让金，并将涉案不动产产权办至朝阳工业局名下。2006年9月，原告取得京朝国用（2006出）第030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获得包括涉案不动产所占用土地的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x号院（西）办公用地土地使用权。2009年4月，原告取得京房权证朝其09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获得包括涉案不动产在内的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甲xx号院1、2号楼的房屋所有权。2014年5月1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4775-2号《民事判决书》，对原告和朝阳工业局就涉案不动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判决原告协助朝阳工业局办理涉案不动产房屋所有权证，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朝阳工业局名下。2014年11月17日，朝阳工业局取得涉案不动产X京房权证朝字房权证朝字第XX**权证》，该证书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朝阳工业局，土地状况为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有偿（出让）。2018年6月13日，朝阳工业局与德峰兴鼎公司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实物资产交易合同》，德峰兴鼎公司取得涉案不动产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0095016号《不动产权证书》，该证书记载，房屋权利人为德峰兴鼎公司，权利类型为房屋所有权，权利性质为出让/商品房。2019年6月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05民初50512号《民事判决书》，因朝阳工业局和原告之间就涉案房屋涉及的土地出让金存在纠纷，朝阳工业局无法将涉案房屋交付德峰兴鼎公司使用，判决解除德峰兴鼎公司和朝阳工业局签署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实物资产交易合同》，德峰兴鼎公司配合朝阳工业局办理完毕涉案不动产的转移登记手续。2019年7月15日，朝阳工业局和德峰兴鼎公司共同向被告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并提交了京（2018）朝不动产权第0095016号《不动产权证书》、（2019）京0105民初50512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书》、朝阳工业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证明》、《授权委托书》、朱某某身份证复印件、德峰兴鼎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授权委托书》、侯某身份证复印件、《房屋登记表》、房产平面图等材料。同日，被告决定对上述申请予以受理，作出了《北京市不动产登记受理凭证》，拍摄了现场照片，对朝阳工业局和德峰兴鼎公司委托代理人分别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记录》。经审查，被告认为涉案不动产产权清楚，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更正登记条件，将涉案不动产登记至朝阳工业局名下，并向朝阳工业局颁发京（2019）朝不动产权第0059129号《不动产权证书》，该证书记载：权利人为朝阳工业局，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面积为共有宗地面积2934.6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757平方米。本院认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本案中，被告作为朝阳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内房屋行政登记申请依法具有受理、审查并作出登记等行政职权。本案中，被告根据朝阳工业局和德峰兴鼎公司的申请办理了涉案不动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综合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讼意见，三方当事人对涉案不动产房屋所有权的权利人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涉案不动产登记性质属于更正登记还是转移登记？二是涉案不动产登记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至朝阳工业局名下是否符合规定？首先，关于本案登记行为的性质，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16.1.1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薄记载的事项有错误，或者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等确定的不动产权利归属、内容与不动产登记薄记载的权利状况不一致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更正登记。根据上述规定，不动产更正登记不仅仅限于登记过程的瑕疵导致登记薄记载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情形，也包括登记过程无瑕疵，事后登记事项与法院、仲裁委员会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归属、内容不一致的情形。本案中，德峰兴鼎公司取得涉案不动产所有权的基础依据即《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实物资产交易合同》已被（2019）京0105民初505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德峰兴鼎公司取得涉案不动产所有权的基础存在缺失，应属登记错误，并未形成新的房屋所有权转移法律关系，故朝阳工业局与德峰兴鼎公司依据上述民事判决确定的涉案不动产权属向被告提出的申请属于更正登记申请，被告依据更正登记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并无不当，原告主张被告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涉案不动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本院认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和森林、林木等定着物应当与其所依附的土地、海域一并登记，保持权利主体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涉案不动产的房屋所有权已于2014年11月17日办理转移登记，由原告转移登记至朝阳工业局，故涉案不动产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亦应一并转移，根据目前不动产实行的统一登记制度，被告将涉案不动产房屋所有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统一登记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另，根据原告和朝阳工业局签订的《转让房屋使用权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相关内容看，双方已约定在适当时候由朝阳工业局向国家交纳土地出让金，并将涉案不动产产权办至朝阳工业局名下。但在此后原告缴纳了涉案不动产土地出让金，取得了涉案不动产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在双方由此产生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法院已判决双方继续履行上述《补充协议》，原告协助将涉案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至朝阳工业局名下。根据上述判决的相关内容，双方仅因尚未进行“最终核销”等问题造成涉案不动产的土地出让金存在纠纷，不能仅因原告持有包括涉案不动产在内的土地使用权证而得出双方存在土地使用权纠纷的结论，双方之间的土地出让金纠纷亦应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救济。原告现以双方存在土地使用权纠纷否定被告依据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办理涉案不动产更正登记的合法性，不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中当事人在申请对涉案不动产进行更正登记时，提交了法律、法规、规章确定应当提交的材料，被告在收到完备的申请材料基础上予以受理，经审核后认为申请符合登记条件，最终颁发了涉案《不动产权证书》。上述履行行政登记职责的情况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不持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朝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北京朝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伟伟人民陪审员  卢莉芳人民陪审员  乔春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李丹丹书 记 员  尤振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