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7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健忠，男，1968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志云，男，1971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以上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从飞，广东百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罗强初，男，195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周雄，广东法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跃，广东法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志华，男，197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从飞，广东百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健忠、黄志云因与被上诉人罗强初及原审第三人李志华退伙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黄健忠、黄志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从飞、罗强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周雄、马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健忠上诉请求：1.要求判令驳回罗强初的诉讼请求；2.请法院依法撤销《解除方案》、《承诺书》；3.本案一、二审诉讼、反诉讼费用由罗强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4年7月11日罗强初、黄健忠、黄志云及李志华签订一份《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股东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成立了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约定总投资金额为120万元，约定如下：罗强初出资37.5万元，黄志云出资37.5万元，李志华出资30万元，黄健忠出资15万元;各方均应签订协议之日起60日内将各应缴纳的注册资金存入指定账户，从合作协议条款中意思表明了各方约定是现金投入。另外，罗强初是大股东，协议约定罗强初投入流动资金80万元。2015年7月16日上午，黄志云当时按罗强初的意思起草了《黄志云上诉请求：1.要求判令驳回罗强初的诉讼请求；2.撤销《解除方案》、《承诺书》；3.判决罗强初退还黄志云已给付的退股款10万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反诉讼费用由罗强初承担。事实与理由：前述事实与理由部分与黄健忠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一致，故不再重复。另，黄志云认为即使黄健忠仍欠罗强初10万元退股款成立，黄志云也不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志云于2015年7月16日所作的担保己经过期失效。黄志云在解除方案中确实承诺如下：“到期如不能按时还款，每月按1%付利息。并且由黄志云负责归还。”该段文字的意思表示很明确：由黄志云负责归还。有“归还”两字。罗强初在一审质证期过了之后，提交了虚假的《解除方案》，后来提交的与前面提交的后面内容多了一句，“并且由黄志云归还。”罗强初提交假证目的很明显，企图使一般保证的担保变成连带保证担保责任。黄志云作为一般保证的担保人或者是连带责任的担保人，从2017年7月16日到2018年3月30日，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己超过六个月，黄志云的担保责任己经过期失效。黄志云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不明白担保人的含意，才写了“担保人”的字样，并不带有经济上的意义。罗强初辩称，不同意黄健忠、黄志云的上诉请求。李志华述称，关于2014年9月11月、9月12日两张运费单，当事罗强初吩咐本人从白水塘的和同和蟹山村的一个档口中运两货车陈旧的设备工具杂物到工厂，本人在收据背面有签名。关于兴业银行单位汇款委托书，本人没有见过，本人认为没有这回事。关于罗强初所说签订购买设备协议四个股东都在场是没有这回事的，大家都有过合作协议约定，注册资本是现金投资，签订协议后60个工作日将款打入指定账户，本人出资的30万元是现金出资，智和木业加工厂是盖了章，收款人签名签收确认的，无论哪个股东出资，厂里都会出具投资证明。罗强初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黄健忠支付退股款人民币10万及利息29500元（以1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1%计算，自2017年7月16日起算，暂计至2019年12月30日）；2.判令黄志云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还责任；3.本案受理费用由黄健忠、黄志云承担。黄健忠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驳回罗强初的诉讼请求；2.撤销《解除方案》、《承诺书》；3．本案本诉、反诉诉讼费用由罗强初承担。黄志云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驳回罗强初的诉讼请求；2.撤销《解除方案》、《承诺书》；3.判令罗强初退还黄志云已支付的退股款10万元；4.本案本诉、反诉诉讼费用由罗强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1日，罗强初、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签订《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由四位股东共同投资设立，总投资额120万元，其中罗强初出资37.5万元，占注册资金31.25%；黄志云出资37.5万元，占注册资金31.25%；李志华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金25%；黄健忠出资15万元，占注册资金12.5%，各方应于签订协议之日起60日内将各应缴纳的注册资金存入指定账户。罗强初任董事长，定期对厂的经营管理进行询问、了解及做出指示，并负责发展战略规划指导和厂流动资金的投入，所投入流动资金以实际资金使用天数按8%计算年息；黄志云任总经理，负责财务管理、厂的运营规划、人事工作安排、财务的收支审核以及采购、生产、销售的监督管理工作，每周至少两天以上到厂参与全面管理工作；李志华、黄健忠每周工作时间为6个工作日，负责与土地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负责原材料采购、生产经营管理、产品销售、厂的消防安全及生产安全；财务的收支审核由黄志云和其中一个股东签名；固定资产投入由四位股东签名。净利润指标任务按投入资金考核计算，经营者的净利润指标任务基数定为120万，包含厂的固定投入120万和罗强初投入的流动资金80万；投入的流动资金超出80万则需向经营者追加净利润任务，追加比例按投入金额每年l0%以实际使用天数追加净利润指标任务。黄志云的薪金及车费为3500元／月，李志华、黄健忠的工资报酬为5000元/月，李志华车辆补助以实报实销计算，工资的发放计算时间从企业投入生产之日开始计算。参加经营管理的股东奖励比例，暂定为李志华40%，黄健忠40%，黄志云20%。各股东按投入比例承担风险和分享利润。如有股东退股，需先清偿其对厂的个人债务且征得其他股东同意后方可退出，退出后三年内不得在增城区从事同行业工作。2014年7月14日，罗强初向黄健忠账户转入18万元。2014年7月24日、2014年9月5日，黄志云先后向黄健忠账户转入18万元、17.5万元投资款，并以现金方式向黄健忠交付2万元投资款。另外，黄健忠称其另收到李志华交付的30万元投资款。2015年7月16日，罗强初、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签订《解除方案》，约定：“2014年7月11日，罗强初、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四人签订《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股东合作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因合作出现意见不一，现经四人协商，一致同意罗强初退出合作。罗强初所投37.5万元投资资金及8.5万元流动资金现折价30万元（不计利息），由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于2017年7月16日前归还罗强初。此30万元由黄志云作为担保人，承诺到期一定归还。全部人签字后罗强初即不再持有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股份，并解除协议书。此方案若与协议书有冲突，则按此方案执行。附：到期如不能按时还款，每月按1%付利息。并且由黄志云负责归还。全部人同意签名：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罗强初。担保人签名：黄志云。”2018年3月30日，黄健忠、黄志云向罗强初签具《承诺书》，载明：“本人黄健忠欠罗强初先生退股份款壹拾万元，于2017年7月16日到期。经同罗强初先生申请延期至2019年6月30日还款肆万元。到2019年12月30日还款陆万元。这个时期内罗强初先生允许免除利息。如果不能如期还款，利息按退股协议约定计算。计息日期从2017年7月16日至2019年12月30日。退股协议约定利息为月息百分之壹计。承诺人：黄健忠。担保人：到期做不到由本人负责。黄志云。”2019年6月29日，罗强初通过微信将《承诺书》发送给黄志云，说：“小黄：黄建忠还款期已到，望能帮我催问。”黄志云于2019年6月30日回复：“罗总：您好！我问黄健忠了，他说他联系您了。”后因黄健忠未能向罗强初支付10万元退股款，遂成讼。一审诉讼中，黄健忠、黄志云称《解除方案》载明罗强初投入的出资款及流动资金合计46万元，而罗强初实际出资18万元，双方对罗强初的实际出资金额存在重大误解，故要求撤销该解除协议及《承诺书》。黄志云并要求罗强初返还其已支付的退股款10万元。为证明上述主张，黄健忠、黄志云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黄健忠银行账户的流水清单，拟证实罗强初向黄健忠实际转账的金额为18万元。2、《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其他专项审计报告》，黄志云称该份审计报告是其让黄健忠委托审计的。审计报告显示的委托单位为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审计报告出具时间为2020年3月3日，审计报告显示罗强初、黄志云、李志华、黄健忠的出资均转入黄健忠账户，其中罗强初出资18万元，黄志云出资37.5万元，李志华出资30万元，黄健忠出资15万元。3、2019年4月8日在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拍摄的设备照片及收据，拟证实罗强初提供的设备是废旧设备，其中，收据为2014年9月11日、9月12日出具，收据显示搬运费分别为800元、800元。罗强初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为审计报告中显示的委托单位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在2020年3月3日的时候已经注销，审计报告中也未显示工商登记资料，且审计报告中未搜集到罗强初出资28万元购买机器设备的事项。对证据3中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无法确定照片中的设备是罗强初购买，证据3中的收据与本案无关。罗强初称其实际出资46万元，除转账支付的18万元，尚余28万元是以机器设备出资。罗强初称该机器设备是由罗强初担任一人股东的广州市全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出资购买的，其中2万元现金交付，另有26万元是转账支付，并提供《兴业银行单位汇款委托书》予以证实，该委托书显示的开具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委托人为广州市全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北九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付款金额为26万元。黄健忠、黄志云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另外，黄健忠、黄志云曾在2020年3月5日向一审法院递交《民事答辩及反诉状》，在诉状中提及“我们三合伙人没有依法清算，只是片面听取了罗强初的话，误以为生产设备的价值约有28万元，更为严重的是误以为购买这些生产设备及投入的28万元注册资金是由罗强初本人支付”、“经了解，答辩人等三合伙人于2020年2月下旬才知道，罗强初购买生产设备所用的资金并非其本人个人支付，而是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中国电气进出口联营公司广州国联公司汇款26万元到河北九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公账上购买的，该批生产设备也是直接发货到增城的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之后，黄健忠、黄志云撤回该《民事答辩及反诉状》，于2020年3月11日向一审法院递交新的《民事答辩及反诉状》。本案于2020年4月27日开庭时，黄健忠、黄志云称其不知道上述设备是罗强初委托广州市全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出资购买，亦不清楚上述设备的生产厂家是河北九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开庭时才获知这个事实。一审另查明，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于2014年7月18日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黄健忠，该企业于2019年5月15日办理注销登记。以上事实有《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股东合作协议书》、《解除方案》、《兴业银行单位汇款委托书》、《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其他专项审计报告》、《民事答辩及反诉状》、银行流水、出资单、微信聊天记录、工商登记信息、照片、收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罗强初、黄志云、黄健忠的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是《解除方案》、《承诺书》的效力如何；二是黄健忠是否应当向罗强初支付10万元退股款及利息；三是罗强初、黄志云互负债务情况如何。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黄志云、黄健忠以其对罗强初以机械设备出资28万元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解除方案》、《承诺书》，并以解除方案未经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同意为由，拒绝支付退股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黄志云、黄健忠在2020年3月5日向一审法院递交《民事答辩及反诉状》时曾表示罗强初提供的机械设备为早期淘汰设备，其在签订解除方案时对设备的价值存在重大误解，并明确指出了设备的生产厂家。在本案开庭时，黄志云、黄健忠又称罗强初并未以机械设备出资，其向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交付的为淘汰设备。结合黄志云、黄健忠的前后陈述，可以认定罗强初确实存在以机械设备出资的情况。至于机械设备的具体价值，罗强初提供的《兴业银行单位汇款委托书》显示的设备金额、名称与黄健忠、黄志云20**年3月5日递交的《民事答辩及反诉状》载明的情况相一致，亦与《解除方案》显示的出资金额相印证，罗强初主张其以机械设备出资28万元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黄志云、黄健忠虽辩称罗强初提供的设备为废旧淘汰设备，并提供照片、审计报告等证据予以证实。但照片拍摄于2019年4月8日，此时距离罗强初交付设备时间已将近五年，照片不能客观反映设备交付时的真实情况。至于审计报告，该项审计报告是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注销后由黄健忠委托案外人作出的，审计资料也是由黄健忠提供的，黄志云、黄健忠仅以审计报告否定罗强初的真实出资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因此，黄志云、黄健忠要求撤销《解除方案》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鉴于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仅有四名合伙人，且四名合伙人均在《解除方案》上签字确认，四名合伙人签字的行为已经表明了对罗强初退出合伙事项的同意与认可，无论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是否经过清算及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是否在该解除方案上签字，均不能否定该解除方案的效力。故《解除方案》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因《解除方案》合法有效，《承诺书》亦有效成立，黄志云、黄健忠要求撤销《承诺书》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解除方案》的约定，黄健忠应当在2017年7月16日前向罗强初支付10万元退股款。在欠款到期后，黄健忠又出具《承诺书》对该笔欠款予以确认，且未能按照《承诺书》的约定按时还款，罗强初要求黄健忠支付该10万元欠款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该笔欠款的利息，黄健忠在《承诺书》中承诺，若其不能按照《承诺书》的约定按时还款，按《解除方案》的约定计算利息。罗强初要求黄健忠自2017年7月16日起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因《解除方案》合法有效，黄志云要求罗强初退还其已支付的10万元退股款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黄志云的法律责任，黄志云在《承诺书》中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确认，黄志云主张该项担保只是担保催收而非担保还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黄志云在《承诺书》中以担保人的身份承诺“到期做不到由本人负责”。黄志云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足以表明其愿意对黄健忠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黄志云主张该项担保是担保催收而非担保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黄志云应对黄健忠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罗强初应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承诺书》约定黄健忠应于2019年6月30日前还款4万元，于2019年12月30日前还款6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故黄志云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应当自2019年12月30日开始计算。罗强初于2020年1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黄志云对黄健忠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审第三人李志华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规定，判决：一、黄健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罗强初支付欠款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6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黄志云对判决第一项中黄健忠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黄健忠的全部反诉请求；四、驳回黄志云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2890元（罗强初已预交），由黄健忠、黄志云负担，并由黄健忠、黄志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强初支付其所负担的受理费；黄健忠提出的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黄健忠负担；黄志云提出的反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黄志云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黄健忠、黄志云向本院提交了广东税务公众查询平台中全瑞公司的查询资料，显示全瑞公司没有开具税务证明及资料，显示未查询到相关数据。对此，罗强初发表质证意见表示：黄健忠、黄志云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由于查询那一栏中有识别码，全瑞公司是有税务登记的。二审庭询后，黄健忠、黄志云还向本院提交了关于对《解除方案》中出资46万元重大误解的说明、撤销《解除方案》和《承诺书》的说明、黄志云说明中2014年9月《收款收据》及《申请书》，申请调查全瑞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档案、全瑞公司的税务登记档案及纳税情况、全瑞公司2014年9月10日《兴业银行单位汇款委托书》支付26万元的银行流水证明及财务记账凭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黄健忠、黄志云的上诉主张，分析如下：各方当事人对于本案罗强初与黄健忠、黄志云、李志华的合伙关系没有争议。现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之一为《解除方案》、《承诺书》的效力问题以及黄健忠是否应向罗强初支付退股款10万元及利息？首先，黄健忠、黄志云上诉主张与罗强初签订的《解除方案》属于其重大误解，要求撤销该解除方案。对此，本院认为，《解除方案》是经过本案四位合伙人签字确认，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是否经过清算均不能否定该解除方案的效力，黄健忠、黄志云上诉以广州市增城智和木业加工厂未经过清算为由否认解除方案的效力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在签订完涉案解除方案后，黄健忠、黄志云并未对解除方案提出过异议，且黄志云、李志华于2017年7月16日之前已各自偿还罗强初10万元，黄健忠在其未能履行涉案解除方案约定的退款日期内退款后，于2018年3月30日再次向罗强初出具《承诺书》承诺还款10万元及利息，故黄健忠上诉主张对罗强初出资存在重大误解以及认为即使应返还罗强初10万元退股款项也应扣除2万元设备款，与其签署解除方案及出具承诺书的行为相矛盾。此外，黄健忠、黄志云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在签订解除方案时对罗强初的出资价值产生了重大误解，黄健忠、黄志云要求撤销涉案解除方案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罗强初根据涉案解除方案以及承诺书的约定要求黄健忠返还10万元退股款项及利息有理，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之二为黄志云是否应对黄健忠欠罗强初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志云上诉主张其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黄志云在黄健忠与李志华签订的《解除方案》中“担保人”处签名。2018年3月30日黄志云再次在黄健忠与罗强初签订的《承诺书》中的“担保人”处签名，从黄志云的上述签名行为可以表明，黄志云自愿为黄健忠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由于涉案解除方案及承诺书中，当事人并未明确约定黄志云的保证方式，故黄志云应依法对黄健忠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黄志云抗辩称其担保期间自2017年7月16日至2018年3月30日已到期。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涉案承诺书约定：“黄健忠应于2019年6月30日前还款4万元，于2019年12月30日前还款6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务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因涉案债务属于分期履行债务，黄志云的保证期间自最后一笔涉案债务到期日，即2019年12月30日起算，现罗强初于2020年1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无超出黄志云保证期间。黄志云主张其保证期间已过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黄志云对黄健忠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另，黄志云上诉要求罗强初返还其已支付的10万元退股费用。对此，本院认为，如上所述，《解除方案》是经过本案四位合伙人签字确认，合法有效，黄志云要求罗强初退还其已支付的10万元退股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健忠、黄志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00元，由黄健忠负担2300元，由黄志云负担4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珊彬审判员  崔利平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佳乐谢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