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京03行终96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越，男，1968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院**楼。负责人许强，主任。出庭负责人杨仁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叶茂盛，男，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黄薇，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越因诉被上诉人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行初40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越，被上诉人市科委的出庭负责人杨仁全副主任及委托代理人叶茂盛、黄薇到庭参加诉讼。刘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责令市科委就刘越投诉事项作出答复，并取消北京××管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称号。一审法院查明，刘越曾于2018年3月13日向市科委举报××公司弄虚作假骗取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市科委于2018年4月10日向刘越作出《关于对刘越同志举报北京××管道科技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相关问题的信访答复》（以下简称《答复》）。2019年8月8日，刘越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城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西城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通知书》，要求刘越提供补充证据证明刘越与市科委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理由和事实，西城法院依刘越所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中地址向刘越送达，《通知书》于2019年9月30日被退回。2019年10月21日，西城法院作出（2019）京0102行初626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刘越不能证明××公司是否具有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与其有利害关系和市科委作出的行政行为与其有行政法律中规定的利害关系，故刘越不具有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刘越据此提起的诉讼，不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依法裁定驳回刘越的起诉。2019年7月11日，刘越再次向市科委举报××公司弄虚作假骗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因与2018年3月13日的举报事项相同，市科委未予给予书面答复。刘越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刘越曾是××公司的工作人员，刘越与××公司存在劳动争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京0112民初22694号民事判决书。刘越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出具（2018）京03民终1550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应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对利害关系进行考量时，一方面要考虑当事人要求保护的权益是否归属当事人本人，如果当事人主张的权益属于他人，则不宜认为其与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另一方面要考虑当事人主张的权益是否应受到行政规范的保护，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并不负有考量和保护当事人所称权益的义务，则当事人与行政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刘越并非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从刘越提起本案诉讼的事实和理由来看，其反映事项是××公司存在骗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行为，刘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个人合法权益因此遭受到了具体损害。刘越虽与××公司存在劳动争议，但该争议与本案被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行为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该主张不能成为其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依据。因此，刘越与市科委对××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行为并不具有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刘越据此提起的诉讼，不符合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另外，《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刘越于2019年7月11日向市科委的举报与2018年3月13日的举报内容相同，本案诉争举报属重复举报。针对刘越2018年3月13日的举报，市科委已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了《答复》，依法履行了相关职责。针对刘越的本次举报，市科委未予答复，并没有为刘越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内容，对刘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刘越的起诉。刘越不服一审裁定，持如下上诉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不服一审将案由定为不履行法定职责。上诉人未曾在西城法院立案，未曾接到西城法院通知，未曾电话及当面联系西城法院，未曾向西城法院递交诉讼费。西城法院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上诉人不服西城法院（2019）京0102行初626号行政裁定书。上诉人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京03民终15501号民事判决书后未与××公司办理过任何手续。××公司总经理曾用阿里巴巴高管年薪几百万进行忽悠，不给上诉人转正，在不具备任何开发条件的情况下，强迫上诉人解决超出条件的问题，属于过度剥削。企业与市科委联合弄虚作假，法院对行政机关包庇袒护，法院不具有司法独立性，天然与行政机关具有利害关系。上诉人一审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公司用于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所涉及设备的现场运行录像。被上诉人仅通过与实物不符的书面文件作为假证据，文件与实物不符。类比会计实务就是账物不符。被上诉人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执行主体，负有审查实物的职责。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设备的现场运行录像。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的是知识产权的标志，不涉及知识产权的实质内容。企业利用政府部门、法院投机取巧，不认真负责，只做表面文章的一贯行为，肆意压榨劳动者。可以比照相邻关系审理。2019年7月11日，上诉人通过公证邮寄方式向被上诉人提供了（2019）京海诚内民证字第09053号公证书，内嵌另一份（2019）京海诚内民证字第08740号公证书，证明××公司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所提交文件与实物不符，并且为第一次向被上诉人提交。一审谈话期间，上诉人曾提请合议庭回避，合议庭与被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并且歪曲上诉人谈话内容。被上诉人与一审法院采取避实就虚，阳奉阴违的手法，表面上答应办理，背后另谋金蝉脱壳之法，未曾当面告知上诉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裁定；2．请求重新审理；3．请求将案由改为行政不作为；4．请求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行初404号复议决定书，裁定合议庭回避；5．请求开庭审理。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应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刘越的举报行为指向的是××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行为，但刘越并非该高薪技术企业认定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个人合法权益因此遭受到了具体损害。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刘越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经审查，刘越于2019年7月11日向市科委的举报与2018年3月13日的举报内容相同，市科委已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了《答复》，刘越又针对相同的事项再次举报，属于重复举报，市科委不予答复并未对刘越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刘越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刘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杨 旸审 判 员  冯秋丽审 判 员  王 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孙畅阳书 记 员  孙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