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7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强初。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琴。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蓉，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梓恩，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权洪。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永安，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强初、李琴因与被上诉人林权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9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强初、李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蓉、黄梓恩，被上诉人林权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永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强初、李琴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二、判令林权洪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林权洪已实际取得广州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尔公司）股东身份，且已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一）林权洪在庭审中陈述，其在合作过程中收到部分利润分配款，即已实际获得强尔公司的分红权。林权洪在一审中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分配收益款70719元，亦是其享有分红权的体现。（二）林权洪已实际参与强尔公司的经营管理。1.林权洪作为强尔公司股东，曾于2018年4月1日与第三方签订《赣龙大厦租赁合同书》，并于合同书上签名并加盖强尔公司公章；2.林权洪作为强尔公司股东，曾于2018年5月28日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提交变更住所（经营场所）、资金数额、营业期限、章程备案等材料；3.合作期间，林权洪负责强尔公司的财务，不仅是强尔公司发票上的复核人员，还负责与强尔公司外包做账人员进行工作对接；4.合作期间，林权洪作为强尔公司佛山市场的负责人，不仅是《广州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复核／送货凭证》的制作人，且是强尔公司客户《采购退货单》的收货签收人。（三）林权洪已实际享有强尔公司财务及经营等情况的知情权，不仅在合作期间负责强尔公司的财务，而且可直接获取强尔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及详细纳税情况。此外，强尔公司未进行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原因在于林权洪，是林权洪不愿意去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而不是强尔公司及另一股东李琴不愿意配合办理。综上，强尔公司虽未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但林权洪已实际享有强尔公司的股东权利，故其退股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之规定，与强尔公司另一股东李琴就股权转让款等条件协商一致，协商不成的，应按照清算价值评估确定。而且，林权洪应承担退股给强尔公司及陈强初、李琴造成的损失。二、一审判决遗漏了当事人强尔公司，本案依法应发回重审。林权洪已实际取得强尔公司股东身份，且已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故其要求分配收益应以强尔公司为被告。陈强初签订的所谓合作收益款结算确认书（实际无名称），是履行职务行为，代理的是强尔公司而非个人，一审判决亦已认定陈强初、李琴共同经营强尔公司，故本案应追加强尔公司为被告。三、一审判决认定其他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关于“通常来说，结算收益时会先对成本予以扣除……”的认定错误。本案中，陈强初、李琴提交的《销售表》盖有国药控股广东恒兴有限公司的公章，该《销售表》并非陈强初、李琴及强尔公司制作，而是由强尔公司的客户国药控股广东恒兴有限公司制作。因补差金额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该款项并未于林权洪主张的收益款中扣除，故在本案中应扣除林权洪应承担的1920.15元（6400.5元×0.3）。（二）一审判决同时支持林权洪退还股权款130000元及支付合作分配收益款70719元两项主张错误。林权洪的前述两项主张是非此即彼、二选一的关系，而非共存的关系：如林权洪没有入股，则其只能主张退还股权转让款，而无权主张收益款；若其已入股，则其可主张收益款，但其退股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之规定，与强尔公司另一股东李琴就股权转让款等条件协商一致，协商不成的，应按照清算价值评估确定。林权洪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属于个人合作纠纷而非公司股权权益纠纷，判令陈强初、李琴向林权洪支付股权款13万元、合作款70719元正确，但未判令二人支付占用林权洪资金的利息有误。陈强初、李琴的上诉主张不成立，应予驳回。理由如下：一、陈强初、李琴2017年10月就陆续收到林权洪支付的10％股权款13万元，却一直未办理股权登记，一直违约、违法占用林权洪资金。双方确认于2019年4月终止合作，陈强初、李琴于2019年4月24日出具股权款收款收条，本身就证明双方已确定陈强初、李琴应予退回13万元股权款。二、2017年双方开始合作时，在每宗业务货款回收后，对少量回收货款是按4:6比例分配合作收益款的，而非按商定的未执行入股的10％比例分配合作回款。每宗业务成本开支也是按4：6比例分摊，而非按10％分摊。只是后来陈强初、李琴货款回收后独自非法占用、拒不分配而产生本案纠纷。三、公司股东依法应按法定程序（如股东决议等）、在法定时间节点（如季度、半年度、年度等）、按照股权份额分红，绝对不应在每宗业务货款回款后就予以分配，而且不是按照股权比例。林权洪从未占有过强尔公司股权，从未享有强尔公司分红和福利待遇，从未领取强尔公司工资，林权洪与强尔公司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四、林权洪与陈强初、李琴在合作过程中，只是根据客户需求，通过强尔公司开票走账而已。双方在一审举证显示，双方是个人合作开展销售业务，绝非按照公司财务制度、运营管理制度合作经营公司。五、2019年4月终止合作时，经林权洪追讨，陈强初、李琴提供了强尔公司2017年至2019年4月的银行账户流水单，显示通过公司走账回收的货款马上就被陈强初、李琴个人提取，其拒不分配，属于违法侵占。六、林权洪从未享有强尔公司股权权益，通过公司走账的成本开支双方已按约分摊，而通过公司账户收回的货款则被陈强初、李琴个人完全提取。双方合作过程中与公司已完全结清利益，本案争议与公司无关，一审法院此方面认定正确。七、陈强初、李琴于2019年4月24日签字确认已收取13万元10％股权款行为，就证明双方已商定陈强初、李琴应即退回13万元股权款。陈强初、李琴违约拒不退回，一审法院判决退回正确。陈强初、李琴于2019年10月10日、2019年10月29日二次签字确认应付未付林权洪合作分配款70719元，二人违约拒付，一审法院判决支付正确。双方往来微信记录清楚地证明了陈强初签字确认70719元分配款是在2019年10月29日，从其签字确认的分配款计算表可见，70719元是按照4：6比例（后期按3：7比例）计算，而非按股权1：9的比例计算。八、陈强初、李琴在一审主张并确认双方合作于2019年4月终止，目的是为了独吞发生在2019年4月前、林权洪已承担成本分摊、在2019年4月份后回收的销售货款。如果将此部分计入，则应付未付林权洪分配款为9万多元。林权洪为了早日拿到股权款及合作分配款，被迫放弃此部分权益2万多元，双方才商定了应付未付林权洪合作分配款70719元。现陈强初、李琴上诉称因所谓的“滞后性”，要求林权洪负担1920.15元损失，显然无据。首先，陈强初、李琴证明此损失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其次，陈强初、李琴在2019年10月10日、2019年10月29日两次签字确认了债权债务金额，证明双方对发生在此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已予以考虑处理，无论此前是否存在损失都与林权洪无关。最后，双方均确认合作分配是按4：6（后期3：7）比例承担成本开支并分配合作收益，而非按商定但未执行的股权比例进行。陈强初、李琴在上诉状中诉称林权洪应按30％承担损失，而非按10％股份比例承担，本身证明双方合作纠纷与强尔公司无法律关系。林权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强初、李琴共同立即退还林权洪股权款本金130000元、支付林权洪合作分配收益款本金70719元，并共同支付林权洪资金被占用利息，该利息按本金200917元、年利率6%、从2019年10月29日起计至实际付清日止；2.判令陈强初、李琴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陈强初、李琴与林权洪之间于2017年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林权洪出资13万元入股李琴作为法人代表的强尔公司，占10%的股权。2017年10月份以后，林权洪通过转账方式向陈强初和李琴的账户陆续合计支付了13万元。2019年4月24日，陈强初给林权洪出具了收条，其内容为“今收到林权洪交来购买强尔公司10%股权的款项，共计13万元，收款人陈强初”，该收条上加盖了强尔公司的公章。庭审中，林权洪提交陈强初签字的合作收益款结算确认书一份，并陈述双方于2019年10月29日进行对账，陈强初签字确认拖欠在合作过程中应付未付林权洪的合作分配款70719元。该结算确认书下方载明“……陈强初应支付给林权洪70719元”，其下方有陈强初的签名，该结算确认书上没有签署日期，其后附有扣减的成本支出。陈强初、李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合作收益款结算确认书虽然是双方2019年10月份作出的结算，但是基于双方后续可继续合作所做的结算，且当时尚有一大部分必要的支出成本未计算在内；林权洪后续单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理应将必要的成本支出予以扣除。另查明，陈强初、李琴之间是夫妻关系，李琴是强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0日。公司成立以后至今，公司股东没有进行过工商登记变更，林权洪没有在工商登记中登记为股东，陈强初是该公司的监事。另，双方在庭审中一致确认双方于2019年4月份以后已终止合作。陈强初、李琴在庭审中提交了其自行整理的销售表、销售回款贡献比例表、佛山市场损益调查评估表，林权洪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销售表上没有加盖任何公章，也没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故一审法院对该销售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销售回款贡献比例表与佛山市场损益调查评估表上加盖了强尔公司的公章，但并没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确认，且李琴是强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掌控公司的身份地位，故一审法院对陈强初、李琴提交的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陈强初、李琴另提交了租赁合同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收到材料通知书》，证明林权洪是强尔公司的股东，曾作为强尔公司的代理人与出租人签订了强尔公司办公场所的租赁协议，向工商局办理手续。林权洪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陈强初、李琴所要证明的问题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虽表明林权洪代表强尔公司与他人签订租赁合同，为强尔公司租赁办公场所，并向工商局办理公司住所地变更手续等，但不足以证明林权洪是强尔公司的股东并已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益。林权洪在庭审中陈述，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其收到少部分利润分配款。上述事实，有林权洪提交的收条、合作收益款结算确认书、陈强初、李琴提交的销售表、销售回款贡献比例表、佛山市场损益调查评估表、租赁合同、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收到材料通知书》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等在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陈强初、李琴与林权洪通过口头协议方式，约定林权洪出资13万元购买李琴任法人代表的强尔公司10%的股权，林权洪已向陈强初、李琴支付该13万元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但陈强初、李琴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并未修改强尔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出资额的记载，未将林权洪载入公司股东名册，亦未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手续变更。李琴作为强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登记的唯一股东，陈强初与李琴系夫妻关系，且在强尔公司中任监事职位，二人负有过错。关于林权洪要求陈强初、李琴返还股权本金13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强尔公司从未进行过股东变更登记，林权洪自始至终未在工商登记中登记为公司股东，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一致认可，双方于2019年4月份以后已终止合作，且股权本金为陈强初、李琴认可的已收到林权洪的款项，该款项在双方终止合作后，陈强初、李琴应退还林权洪。关于林权洪主张的合作分配收益款70719元。因陈强初于2019年10月份签署合作收益款结算确认书，该合作收益款结算确认书由陈强初亲笔签名，确认其应支付给林权洪收益70719元，故对林权洪要求陈强初、李琴支付合作分配收益款70719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通常来说，结算收益时会先对成本予以扣除，且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2019年4月份以后双方已终止合作，合作收益款结算确认书中也附有扣减的成本支出，故对于陈强初、李琴所提出的该结算书是基于双方后续可继续合作所做的结算，当时尚有一大部分必要的支出成本未计算在内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因强尔公司登记的唯一股东自始至终是李琴一人，未进行公司股东登记变更，故对于陈强初、李琴所提出来的应先对强尔公司进行公司清算，再退还林权洪股权本金、支付收益款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双方之间确有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或结算，与本案无关。关于林权洪要求陈强初、李琴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主张，因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且林权洪已主张收益款，另行主张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故对于林权洪要求陈强初、李琴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案的口头协议为林权洪与陈强初、李琴之间达成的，且林权洪自始至终并未列入强尔公司的股东登记名册，故本案陈强初、李琴提出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琴与陈强初是夫妻关系，其二人共同经营强尔公司。故对于该案产生的债务，陈强初、李琴应共同偿还。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判决：一、陈强初、李琴共同退还林权洪支付的股权本金130000元；二、陈强初、李琴共同支付林权洪合作收益款70719元；三，驳回林权洪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155元，由陈强初、李琴负担。上述支付义务，陈强初、李琴须在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如逾期不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强初、李琴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州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复核／送货凭证》；2.佛山市南海医药有限公司《采购退货单》；3.《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4.微信聊天记录。以上证据用于证明林权洪已实际参与强尔公司的经营管理，享有股东知情权；已实际取得强尔公司股东身份，且已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林权洪质证认为：1.陈强初、李琴所举证据一直在其掌控中，其未依证据规则在一审辩论前举证，已失去法定举证权。相关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陈强初、李琴二审举证不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林权洪不予确认。3.林权洪经手的销售客户中，有国企、大型企业等单位，均要求开具销售发票、提供送货单等材料，并要求只能通过公司转账货款，否则不予交易，故双方在合作中不得不将一直处于“僵尸”状态的强尔公司激活，为一直无具体经营地址的该公司寻址租房及办理公司经营地址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再通过该公司走账、开票。因强尔公司公章、财务章均由陈强初、李琴掌控，故开发票、送货单、公司转账收款、从公司账户提取合作收益款、进行合作收益款分配等，均由陈强初、李琴夫妻办理，林权洪只是据此进行催收货款而已。4.从林权洪与强尔公司财务的微信内容看，林权洪向公司财务要公司年度报告，是为了核实林权洪经手销售业务货款回收情况。微信内容显示，林权洪要求财务提供相关材料时，公司财务均要经陈强初、李琴同意才提供，且只提供林权洪经手销售业务的部分发票及部分相关材料，拒绝提供公司全部财务资料。陈强初、李琴声称林权洪己按照4：6或3：7比例取得公司分红，但当庭提供的却是陈强初、李琴的个人支付证明，而非公司支付证明。陈强初签字确认的未付合作分配款确认单注明“陈强初应支付给林权洪70719元”，而非公司应付款额。综上，陈强初、李琴所有举证均不能证明林权洪对强尔公司经营情况知情并参与公司经营。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中，陈强初、李琴主张林权洪未分摊奖励费用1920.15元（6400.5元×0.3），并为此提交了两份销售表。销售表显示，陈强初、李琴主张的上述费用发生于2019年5月14日至2019年9月3日期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林权洪请求陈强初、李琴退还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是否成立；二、林权洪是否有权取得合作收益款。围绕上述焦点问题，本院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林权洪为购买强尔公司10%的股权，向陈强初、李琴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3万元。虽然陈强初、李琴提交的证据显示，林权洪在付款后曾参与强尔公司的经营，但李琴作为强尔公司的唯一股东，一直未修改强尔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出资额的记载，将林权洪载入公司股东名册，亦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以致林权洪投资入股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现林权洪基于上述情况主张陈强初、李琴退还股权转让款，实质是请求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关系符合解除条件。在此情况下，林权洪请求陈强初、李琴退还股权转让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股权转让款的退还金额，因林权洪的股东身份未获确认，陈强初、李琴上诉主张按照清算价值评估确定，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陈强初、李琴上诉请求林权洪赔偿退股给其造成的损失，因二人未就此提出反诉，本案不予审查处理。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证据显示，陈强初、李琴与林权洪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并于2019年10月进行了结算。根据陈强初签署的确认书，陈强初、李琴应支付林权洪合作收益款70719元。因陈强初、李琴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一审法院支持林权洪就上述款项提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案中，与林权洪合作经营的相对方为陈强初、李琴，而非强尔公司，陈强初、李琴上诉认为本案应追加强尔公司参加诉讼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陈强初、李琴上诉称林权洪未分摊奖励费用1920.15元，因陈强初、李琴主张的上述费用发生在双方结算前，而从结算情况看，双方已对此前的经营成本进行了核对并予以分摊，故陈强初、李琴请求在其应付款项中扣除上述费用，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陈强初、李琴上诉认为林权洪请求退还股权转让款，就无权取得合作收益款，因林权洪主张上述款项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如前所述，其请求均依法有据，故一审法院均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陈强初、李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10元，由上诉人陈强初、李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启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袁绿凡赵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