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97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8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德葵，北京京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1969年2月14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王某2之夫），1968年4月16日，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男，198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婷（王某3之妻），1985年1月25日，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被告：王某4，男，195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蕙萍（王某4之妻），1958年1月10日，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3、原审被告王某4遗赠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北京市大兴区瑞海家园三区5号楼2-102房屋由王某1继承1/8份额，王某4继承1/8份额，王某2继承1/8份额，王某3受遗赠5/8份额。事实与理由：1.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受遗赠人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没有表示接受的，视为放弃受遗赠，而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王某3在王宝山去世后两个月内表示接受遗赠的情况下就直接认定王某3未放弃，明显有悖事实和法律规定。2.王宝山的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配。鉴于王某3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故王宝山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分配，即有魏仲英、王某1、王某4、王某2各继承1/4。王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北京市大兴区瑞海家园三区5号楼2-102房屋由王某2继承1/8份额，王某1继承1/8份额，王某4继承1/8份额，王某3受遗赠5/8份额。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王某3在法定期限内接受遗赠的判决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公证员陈晓颖的证言无法证明王某3在两个月的法定期限内接受遗赠；2.公证员陈晓颖明确表示王某3询问过办理手续相关事宜之后没有返回办理。3.王某4与本案存在利益关系，不能作证。王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首先关于公证员陈晓颖所说的记不清楚这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现象；其次陈晓颖也已经明确表示我和母亲、妻子去公证处办理接受遗赠的事实，并拿走了陈晓颖给的表格，这些足以证明我没有超过法定的接受遗赠的时间。最后，我除了在公证处表示过接受遗赠外，还在我爷爷下葬当天向帮助料理丧事的父亲的两名同事以及我的父母均表示了接受遗赠的意愿，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接受遗赠的条件。王某4述称，我同意一审判决的结果以及王某3的答辩意见，不同意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王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两位立遗嘱人的公证遗嘱有效；2.判令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瑞海家园三区5号楼2-102号（下称102室）归王某3受遗赠所有，王某1、王某2、王某4协助王某3办理房屋的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将房屋变更登记至王某3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宝山与魏仲英生前系夫妻关系，双方婚后育有三名子女，分别是王志强、王某4、王某2，王某4育有一子王某3。王宝山于2015年7月19日去世，魏仲英于2019年9月30日去世，王志强于2003年8月19日去世。王宝山名下有房产一处，即102室，房产证登记日期为2005年10月19日。2008年6月18日，王宝山和魏仲英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下称方正公证处）各订立遗嘱一份，其中王宝山的遗嘱载明：“在我去世后，将我名下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瑞海家园三区5号楼-2-102房屋一套属于我所有的产权份额遗留给我的孙子王某3个人所有，其他人不得干涉”；魏仲英的遗嘱载明：“我去世后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瑞海家园三区5号楼2-102号房屋一套属于我所有产权份额遗留给我的孙子王某3个人所有，其他人不得干涉”；方正公证处分别对两份遗嘱进行了公证，该公证处与公证员陈晓颖确认王宝山和魏仲英“于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八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和本处工作人员王树峰的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上签名”。王某1、王某2认为方正公证处没有对立遗嘱人进行精神健康状况、识别能力、反应能力及是否受欺骗胁迫进行审查，且公证人员只有一名，所以不认可遗嘱的效力。庭审中，根据王某2的申请，法院依法调取了上述公证遗嘱的相关档案材料，包括公证申请表、公证告知书、公证接谈笔录等材料。王某1认为公证程序违反公证细则的规定，是无效的，在领取公证遗嘱的时候是王蕙萍领取的，说明王某3是知道遗嘱的情况的。王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老人的陈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有误导公证处的嫌疑。王某3称其在王宝山去世当日通过父母知悉公证遗嘱事宜，并曾向奶奶、父母以及帮助料理爷爷后事的父亲同事表达过接受遗赠，丧事一周后，自己与父母来到方正公证处向公证员陈晓颖询问继承事宜，陈晓颖给了相关表格并告知需要其他继承人到现场配合办理，回家后告知奶奶魏仲英办继承手续的事情，但奶奶表示怕影响自己的晚年生活，希望等将来一起办，后奶奶去世，自己于2019年10月21日出具接受遗赠的《声明书》一份，并在方正公证处办理了公证。王某3提交公证书佐证接受遗赠情况，经公证的《声明书》载明：“根据我的祖母魏仲英所遗留的公证遗嘱【公证书编号：（2008）京方正内民证字第07111号】，我要求继承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瑞海家园三区5号楼2-102房产中祖母魏仲英所占产权份额”。王某1、王某2认为王宝山去世后王某3也可以做声明公证，但王某3没有做，应视为放弃接受王宝山的遗赠。王某4对王某3的陈述及提交的公证书均认可。为核实情况，法院与方正公证处公证员陈晓颖电话联系，询问案涉第一位老人先去世之后，王某3等人是否向其询问过接受遗赠事宜，陈晓颖回答确实来询问过情况，但不记得具体时间了，自己告知他们需要什么手续之后，他们未再过来，直到第二位老人去世，他来办理接受遗赠，自己也为他和其他继承人调解过继承事宜，但因分歧过大未调解成功。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也可以立遗嘱将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102室登记在王宝山名下且系与魏仲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应当系王宝山与魏仲英的夫妻共同财产，故王宝山、魏仲英有权对案涉房屋中属于自己的份额进行处分。王宝山与魏仲英于2008年6月18日各出具遗嘱一份，并在方正公证处公证。王某1、王某2辩称公证人员只有一名，且没有对立遗嘱人的精神健康状况、识别能力、反应能力等进行审查，不认可遗嘱效力，但根据公证书及公证卷宗档案可确定，该两份遗嘱系由方正公证处公证员陈晓颖和工作人员王树峰共同办理，符合公证遗嘱的形式要件，现亦无充分证据王宝山、魏仲英在订立遗嘱时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遗嘱内容与其二人真实意思相悖，故对王某1、王某2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该两份公证遗嘱系王宝山、魏仲英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合法，应为合法有效。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102室系两名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名被继承人王宝山先去世后，就102室房屋一半的份额即发生继承的法律后果。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明确规定作出接受遗赠意思表示的具体形式，也没有明确规定该意思表示应当向谁作出，法院认为接受遗赠系一种单方受益行为，对该意思表示的具体形式及证明责任不应过于苛刻，结合法院向公证员陈晓颖核实的情况、王宝山其中一位法定继承人王某4陈述的情况以及王某3持有遗嘱的事实，法院认定王某3未曾放弃过受遗赠，其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做出过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而魏仲英于2019年9月30日去世，王某3于2019年10月21日即在公证处办理了声明接受遗赠的公证，对于102室属于魏仲英遗产的份额，王某3亦在两个月内表示接受遗赠，故王某3对于两名被继承人的遗赠均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其要求确认102室由其受遗赠所有，并要求各名被告协议办理该房屋的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为遗赠纠纷，王某3并非两位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故如果两位被继承人有其他遗嘱未涉及的遗产，各法定继承人之间可另案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王宝山、魏仲英于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八日分别订立的公证遗嘱有效；二、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瑞海家园****楼**房屋归王某3受遗赠所有，王某1、王某2、王某4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王某3办理该房屋的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将该房屋变更登记至王某3名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也可以立遗嘱将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案涉102室登记在王宝山名下且系与魏仲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系王宝山与魏仲英的夫妻共同财产，故王宝山、魏仲英有权对案涉房屋中属于自己的份额进行处分。现王某1、王某2上诉表示对于王某3接受魏仲英的遗赠不存在异议，但主张因王某3未在法定期限内表示接受王宝山的遗赠，故应当对王宝山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某3作为受遗赠人是否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是根据受遗赠人有无作出意思表示进行的规定，但是并未对作出意思表示的形式进行明确规定。本院认为受遗赠人以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足以推定其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的，应当认定其表示接受遗赠人的遗赠。本案中，结合公证员陈晓颖的陈述以及王某3持有遗嘱的事实，王某3在王宝山去世后曾去公证处询问接受遗赠所需办理的手续并领取了进一步办理接受遗赠所需填写的表格，足以推定其并未放弃过接受王宝山的遗赠。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王某3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过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王某1、王某2要求对王宝山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均缺乏充分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王某1负担15400元（已交纳），王某2负担154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蔚林审判员  王艳芳审判员  王 元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朱鑫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