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16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阳泉市郊区圆通炉料经销处，住所地山西省阳泉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40311MA0HXJRP0C。经营者：张勤俊，男，1977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阳泉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公维强、栗玉启，山东伟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莱芜市全利炉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803国道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203672217448Q。法定代表人：孙守利，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明，山东金聖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泽荣，山东金聖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笃安，男，1966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钧丞，男，1989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笃安，系邹钧丞之父。上诉人阳泉市郊区圆通炉料经销处(以下简称圆通经销处)因与被上诉人莱芜市全利炉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利公司)、邹笃安、邹钧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7民初10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圆通经销处经营者张勤俊、委托诉讼代理人公维强，被上诉人全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明、陶泽荣，被上诉人邹笃安，被上诉人邹钧丞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笃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圆通经销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邹笃安、邹钧丞向圆通经销处支付货款200033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以欠款数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全利公司对邹笃安、邹钧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全利公司、邹笃安、邹钧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买卖合同业务的发生，是邹笃安经过中间人介绍主动与圆通经销处联系。邹笃安长期以全利公司名义在山东泰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泰山钢铁)从事业务往来，以全利公司的名义与圆通经销处达成口头协议，由全利公司购买圆通经销处的货物，圆通经销处通过物流配送向全利公司供货，将货物直接配送至泰山钢铁公司，因邹笃安系公职人员遂安排其儿子邹钧丞全权负责收货、付款等事宜。货款支付方式虽约定的是先支付预付款，然后再支付剩余货款，但从第三车货物开始，便没有按照约定支付货款，出现逾期，开始赊销货物。圆通经销处已经给全利公司开具并交付了全额增值税发票，全利公司仅支付了部分货款，一审法院对全利公司不拖欠货款事实的认定以及对交易习惯系即时结清的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对已经结清货款事实的认定错误，依据不足。圆通经销处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与送货单两组证据，互相印证，已经由送货司机证实货物全部送达，足以认定货款总额。圆通经销处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全利公司认可欠款的事实，即便该录音不能体现录音具体时间，但录音内容明确体现系全利公司给圆通经销处全部供货结束之后发生。圆通经销处与全利公司最后一笔业务系2016年2月份，圆通经销处的经营者曾于2016年8月份，从山西阳泉到山东莱芜催账，期间与邹笃安、邹钧丞均有通话录音，圆通经销处可提供火车票及住宿发票予以证实录音时间。送货单上面记载有收货人联系方式，圆通经销处已经提交了送货司机的证人证言，足以证实全利公司均已收取货物，况且全利公司在录音中对于货物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认可欠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未查清货款总额的情形下认定货款已经付清错误。（三）一审法院对圆通经销处提交的送货单、物流运输单、录音证据不予认定不当。圆通经销处提交的送货单及物流运输协议虽没有收货人签字确认，但均记载有车号、送货司机姓名联系方式、货物名称、规格及数量，送货单上面记载的货物规格及数量与圆通经销处提交增值税发票记载的内容一致，送货单上记载有收货人联系方式，圆通经销处已经提交了送货司机的证人证言及影像资料，送货司机均已证实送到货物并认可收到运费。该证据足以证实已收取货物，且录音中对于货物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在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依法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于录音证据，虽没有原始载体，但是在圆通经销处经营者2018年3月3日更换手机时，已经将全部录音资料拷贝到光盘中，保存至今，该光盘为最原始的载体，显示有录音文件最原始的信息，可据此核实是否更改。录音具体时间在录音内容中明确体现出，系最后一笔支付货款之后。（四）关于增值税发票抵扣及交付问题。圆通经销处分别通过阳泉市郊区世达耐火材料经销部、阳泉市郊区汇通耐火材料厂、阳泉市郊区火石岩耐火材料厂、阳泉市郊区保通耐火材料经销部赊销后卖给全利公司，在业务往来之前已经协商一致，由第三方直接开具发票，全利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从全利公司向圆通经销处支付货款的证据中也可以证实全利公司已经按照圆通经销处开具的发票支付了前两车货物的货款。圆通经销处持法院调查令已经向税务部门了解，税务部门起初给的意见是无法查询是否已经抵扣的事实，现圆通经销处通过了解税务机关可以查询，特申请予以调取该证据。圆通经销处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又通过邮政公司找到当时给全利公司交付涉案增值税发票的快递单的新证据，该证据足以证实圆通经销处已经依约将涉案发票交付给了全利公司，全利公司并未付清货款。（五）一审法院对于圆通经销处的诉求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错误。全利公司最后一次支付货款系2016年2月16日，圆通经销处给全利公司发送最后一车货物系2016年2月17日，即便按照全利公司的意见先支付预付款后结清尾款的说法，全利公司的货款也并未结清。因此，双方货款的支付并非是即时结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即时结清的交易习惯错误。在圆通经销处所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可以明确体现圆通经销处一直不断的向全利公司主张权利，圆通经销处与全利公司最后一次通话录音时间系2017年9月17日，截止到圆通经销处一审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全利公司辩称，买卖合同是邹钧丞个人与圆通经销处的业务往来，全利公司不知情，也没有参与任何交易。邹钧丞、邹笃安不是全利公司职工，全利公司从未出借过介绍信、空白合同及合同专用章等授权为邹笃安及邹钧丞使用。邹钧丞作为个人经营的业务，只是曾经通过全利公司账户打过款项，但对于其他信息全利公司并不了解。圆通经销处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欠款存在或具体数额，且其权利明显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依法驳回圆通经销处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邹笃安、邹钧丞共同辩称，买卖合同是邹钧丞与圆通经销处发生的业务，截止2016年2月份以后再无业务往来。因业务发生至今已时隔多年，邹钧丞印象中当时和圆通经销处只发生了20万元左右的业务往来。通过一审中圆通经销处提交的证据，邹钧丞已将24万多支付给了圆通经销处，双方的业务属于即时结清，邹钧丞支付了圆通经销处全部货款，不再欠付圆通经销处任何款项。邹笃安作为公职人员，一直在单位上班，邹钧丞也一直保持正常联系方式，如所欠货款属实，圆通经销处多年来从未以任何方式联系过、找过邹笃安、邹钧丞索要债务，而是在业务完成四年多以后以诉讼的方式索要，不符合常理。买卖合同是与邹钧丞联系的，一审中圆通经销处负责人出庭时也认可，当时要求用一个单位账户转款（即公对公转款），于是用全利公司的账户打了部分款项。因邹钧丞个人经营，购买货物不需要发票入账，所以没要求过圆通经销处开具任何形式的发票，也从未收到或见过圆通经销处开具的发票。圆通经销处一审已经持有法院调查令到税务部门查询，没有查询到发票的信息和抵扣记录。且圆通经销处提供的发票为多个单位开具，邹笃安、邹钧丞与这些单位均没有业务关系，存在其他单位代开、虚开发票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应单独作为认定买卖合同标的物数量及价款的直接证据。圆通经销处提供的发票真实性、合法性均值得怀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圆通经销处不能将其单方开具或拿着其他单位开具的发票作为索要货款的依据。圆通经销处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均是其单方制作，因双方属于即时结清的业务往来，按照交易习惯送货司机受发货方的指示或配货站的指派前往送货地点，将货物交由收货方签字确认再带回交发货人。送货单相关收货人“邹经理”的签字，不是邹笃安、邹钧丞所签，圆通经销处自认该发货单为圆通经销处填写，收货人“邹经理”也是圆通经销处签署，圆通经销处给送货司机多份发货单多次未签字原样返还发货人，该发货单没有任何证明力。圆通经销处提交的录音资料，在一审庭审时明确自认原始载体已经不复存在，所有的录音都是经过复制转存的，对于其真实性，邹笃安、邹钧丞有异议，复制的录音资料无法与原件核对，不能客观的证实其真实性。即使有原始载体，也不能客观的证明通话时间，具体通话时间以通讯公司通话详单为准。圆通经销处关于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据只有复制品的电话录音，无法证实其证明的观点。一审认定按照双方交易习惯，买卖合同为即时结清，圆通经销处没有有效证据证明2016年2月份后主张过权利，不管本案所欠货款是否属实，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邹笃安、邹钧丞不欠付圆通经销处任何货款，请求依法驳回圆通经销处的上诉请求。圆通经销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全利公司、邹笃安、邹钧丞支付货款200033元；2.依法判令全利公司、邹笃安、邹钧丞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以欠款数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全利公司、邹笃安、邹钧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5年8月起，圆通经销处与邹钧丞发生口头业务，邹钧丞向圆通经销处购买耐火材料，由圆通经销处通过物流配送的形式将货物交付给邹钧丞。货款邹钧丞以个人账号支付了75867.60元，截止到2016年2月份，邹钧丞以全利公司的账户付款12万元，全利公司2016年2月以背书的承兑汇票5万元支付给圆通经销处，共支付17万元，一共支付245867.60元，邹钧丞货款已结清。圆通经销处称只结清三车货款，另有三车货款未支付。圆通经销处提交了送货单、物流运输单各6份，接收人位置未有邹笃安、邹钧丞签名，亦未注明货款的价格，对此邹笃安、邹钧丞不予认可。圆通经销处称其给全利公司、邹笃安、邹钧丞出具了货款发票，全利公司、邹笃安、邹钧丞以此向圆通经销处支付货款。圆通经销处提供了5家不同单位开具的增值税发票18份，用以证实圆通经销处给全利公司、邹笃安、邹钧丞所供货物货款总额为459500.60元，剩余200033元货款一直未付。圆通经销处已经开具全额发票，并称全利公司已经入账，但未提交全利公司抵扣证明，邹笃安、邹钧丞也予以否认。庭审中圆通经销处提交了配货司机的证明，邹笃安、邹钧丞对书面证言不予认可。圆通经销处还提交了几份与邹笃安、邹钧丞的电话录音，并称最后的电话录音是2017年，圆通经销处称录音的手机已不存在，录音是复制的。邹笃安、邹钧丞对复制的录音不予认可，称已经改动，录音内容是2015年和2016年当时发生业务时的录音，货款主要是先预付货款，再交货，当时有些剩余部分款项也已结清。一审法院认为，圆通经销处提交的送货单、物流运输单各6份，接收人位置未有邹笃安、邹钧丞签名，对此邹笃安、邹钧丞不予认可，圆通经销处的此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而本案原始载体已经灭失，圆通经销处提供的录音资料全部为复制品，对录音时间也不能证实为圆通经销处陈述的时间，故该录音资料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圆通经销处提供了5家不同单位开具的增值税发票18份，用以证实圆通经销处所供货物货款总额为459500.60元，剩余200033元货款一直未付。虽然圆通经销处称已经开具全额发票，并称全利公司已经入账，但未提交全利公司抵扣证明，全利公司、邹笃安、邹钧丞亦不认可，故圆通经销处的证据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圆通经销处提供的证据大都是单方证据，且全利公司、邹笃安、邹钧丞不予认可，不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圆通经销处的证据不能证明全利公司、邹笃安、邹钧丞尚欠货款，因此圆通经销处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因双方发生业务的截止时间是2016年2月份，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是货款即时清结。圆通经销处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自2016年2月份以后主张过权利，因此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圆通经销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保全费1520元，由圆通经销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圆通经销处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火车票、住宿费发票、通话记录、短信记录、银行账户明细清单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圆通经销处提交的6份物流运输协议和送货单上均载明了承运车辆的车牌号，车牌号均一致。送货单上载明的电话号码系邹钧丞使用的手机号码。物流运输协议和送货单上均没有载明货物单价和金额。圆通经销处认可物流运输协议和送货单均没有收货人签字确认。圆通经销处提交的18份山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具时间均在物流运输协议和送货单载明时间之后几日，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货物名称、规格、数量，与送货单上载明的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均相符。增值税发票上均载明了货物单价和金额。圆通经销处之外的增值税发票出具人，均出具说明证实发票系基于与圆通经销处的买卖关系直接向收货人出具。2015年12月24日、2016年3月7日，圆通经销处向邹笃安的前妻朱某某共邮寄票据6份。2006年10月，邹笃安与朱某某离婚。2007年12月，邹笃安与张某结婚。2015年12月25日，张某向鲁NY28**号车司机王志勇付款6800元。2015年8月10日司机赵德良收到运费7092元，司机孙传杰2015年9月13日收运费7000元、2015年10月15日收运费6900元、2016年2月20日收运费13950元，该四笔运费付款人不详。2016年6月1日，圆通经销处经营者张勤俊与邹钧丞互发短信，邹钧丞陈述“钱还是没拿到”。2016年8月23日，圆通经销处的经营者张勤俊自阳泉乘火车前往济南，2016年8月25日住宿于莱芜，2016年8月28日自济南返回阳泉。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圆通经销处经营者张勤俊多次拨打邹笃安和邹钧丞的手机，但双方均无通话。圆通经销处主张系邹笃安和邹钧丞将张勤俊的手机号码加入黑名单导致无法接通。圆通经销处没有证据证实全利公司的发票开票信息系全利公司或邹笃安、邹钧丞向其提交。圆通经销处认可，一审法院已经向其出具了到济南市钢城区税务局查询发票抵扣记录的调查令，该税务局相关工作人员口头答复无法查实2018年之前的相关信息。之后，该税务局并未再答复可以查询2018年之前的增值税发票抵扣信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是邹笃安、邹钧丞是否尚欠圆通经销处货款200033元，全利公司对此债务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以及债务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虽然送货单上均无邹笃安、邹钧丞收悉货物的签字，但送货单上载明的电话号码系邹钧丞使用的手机号码，结合邹钧丞之后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可以证实圆通经销处与邹钧丞之间的交付习惯系由物流公司送货交付，之后邹钧丞支付货款。一审时圆通经销处提交的付款证据证实，邹钧丞和全利公司支付245867.60元货款的时间均在2016年2月底之前。2016年6月1日，邹钧丞向圆通经销处经营者张勤俊发的短信中陈述“钱还是没拿到”，邹钧丞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圆通经销处之间尚有其他款项往来，故该短信可以证实截至2016年6月1日，邹钧丞与圆通经销处之间尚有货款未予结清。邹钧丞关于其已将24万多支付给了圆通经销处、双方的业务属于即时结清、邹钧丞支付了圆通经销处全部货款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圆通经销处提交的18份增值税发票，虽然并非全部由圆通经销处出具，但圆通经销处之外的增值税发票出具人，均出具说明证实发票系基于与圆通经销处的买卖关系直接向收货人出具。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货物名称、规格、数量，与送货单上载明的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均相符。增值税发票上均载明了货物单价和金额。即便邹笃安和邹钧丞没有收悉18份增值税发票，邹笃安和邹钧丞亦未提交反驳证据推翻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货物单价和金额，故圆通经销处依据18份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货物单价和金额，主张尚有200033元货款未予结清并无不当。本案并未签署书面买卖合同，鉴于收货联系人和付款人均系邹钧丞，故圆通经销处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为邹钧丞。邹笃安虽参与了买卖合同的联系事宜，但并未参与收货和支付货款，仅邹笃安的配偶张某向承运司机支付一笔运费的事实不足以证实邹笃安系实际买受人，故圆通经销处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邹笃安系买卖合同相对方，圆通经销处要求邹笃安支付货款无事实依据。圆通经销处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全利公司向邹笃安和邹钧丞出具授权委托书或合同买卖本案货物，故全利公司亦非圆通经销处买卖合同相对方。邹笃安和邹钧丞称系邹钧丞借用全利公司的账户支付部分货款，圆通经销处亦无证据证实全利公司出借账户谋利。故圆通经销处要求全利公司对尚欠货款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邹钧丞的住所地位于济南市。2016年8月，圆通经销处经营者张勤俊自阳泉乘火车前往济南住宿于莱芜的事实，可以证实系圆通经销处向邹钧丞索要货款。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期间，圆通经销处经营者张勤俊多次拨打邹钧丞的手机，圆通经销处主张因邹钧丞将张勤俊的手机号码加入黑名单导致无法接通，符合社会经验法则，可以认定圆通经销处向邹钧丞主张货款。即便自2016年2月最后付款日至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尚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故自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后，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至2019年1月、2019年7月，诉讼时效均中断，至2020年7月17日一审立案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圆通经销处已自认其提供的录音不能提供存储原始载体，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邹钧丞应予偿还圆通经销处货款200033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自2020年7月1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以200033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为限，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圆通经销处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圆通经销处在二审中提交新证据导致一审裁判结果改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7民初1015号民事判决；二、邹钧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阳泉市郊区圆通炉料经销处货款200033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2020年7月1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以200033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为限，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三、驳回阳泉市郊区圆通炉料经销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阳泉市郊区圆通炉料经销处负担。保全费1520元，由邹钧丞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01元，由邹钧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孙 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孙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