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民终16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玲玲，女，1991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阳智，广东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苗，男，198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模海，广东德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凌，广东德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田玲玲因与被上诉人胡苗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203民初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胡苗诉讼请求。3.由胡苗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在田玲玲代理人辩称胡苗没有履行借款支付义务的情况下，胡苗补交了证据4-1和证据4-2。一审据此认定胡苗的款项系其在婚前、婚后陆续出借支付给田玲玲的，这一事实认定很明显是错误的。首先，证据4-1的第一项为田玲玲父亲提取现金20000元的银行明细。该项证据和胡苗向田玲玲支付款项完全没有联系，只显示是胡苗的父亲提取了20000元现金，并未显示此现金20000元是支付给了田玲玲。其次，证据4-1的第二项、第三项中的贷款，胡苗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通过微信支付转账给了微信名为“MOODYTEEN”的当事人，而胡苗庭审中明确表明该账户并非田玲玲的账户。虽然胡苗称该支付行为是按田玲玲要求进行支付的，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次，证据4-1中的第二、第三项贷款65800元，根据证据4-2显示，有30700元是通过现金方式给付的，对此现金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再次，胡苗所提供的证据中能明确是转给田玲玲的款项只有56800元，其中有45800元是双方婚姻存续期间转账的，只有11000元是双方结婚登记前转账的。最后，胡苗出具的借条明确是婚前胡苗向田玲玲借款，而法院认定借款是“婚前婚后形成”且不论婚姻存续期配偶互相转账不能视为借贷关系外，就胡苗所提供的证据本身而言，在日期的关联性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一审法院竟然对胡苗所提供证据的三性出现重大瑕疵的情况下予以全部采信，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书称本案案由应由民间借贷变更为合同纠纷，因此认定该借条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田玲玲承诺离婚后对胡苗的经济补偿，现在双方当事人离婚已属事实，那么田玲玲就应当按合同约定承担该借款。此为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前后矛盾。其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审法院将本债权债务关系认定为双方意定之债，而非借贷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那为何又以第九十条的“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作为判决依据。究竟此案的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之原因是婚姻存续期间双方约定的“意定之债”还是因借贷关系产生的“法定之债”，对于这核心问题，一审法院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其次，一审法院将案由从“民间借贷纠纷”依法转变为“合同纠纷”。但需要明确的是，合同纠纷作为一个一级案由，其本身就囊括“民间借贷”这一二级案由，即便一审法院将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那么还是认可了田玲玲出具“借条”这是一种合同行为。田玲玲出具“借条”足以表明双方合同成立，但是否生效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田玲玲认为胡苗并没有提供必要的证据证明诉争的13万元已经于婚前完成了支付义务。因此，该借款合同当属无效合同。既然是无效合同，所附条件也成了无本之末。最后，田玲玲出具的是“借条”，而非“欠条”，如若胡苗出具的是“欠条”并载明是对解除婚姻关系的补偿或赔偿，只是由于现在没有现金，暂时未能支付，所以暂欠，那就应视为双方达成的合意，田玲玲对诉争的13万元就应该承担支付责任。事实上，田玲玲在出具借条时临时假想拼凑出13万元数额的借款(胡苗也依据这13万元的数额通过各种途径拼凑出13万元金额)，并注明是婚前借款，就是为了表明这并不是对婚姻关系的补偿或赔偿，并且也知道不需要偿还。何况女性一般都是婚姻中的弱势群体，且田玲玲在婚姻存续期间也不存在感情上对胡苗的背叛，只是最终双方感情不和导致协议离婚，何来女方对男方的补偿?综上，如果法院认为该债权债务关系为“意定之债”，田玲玲认为双方并未对赔偿达成合意。如果法院认定该债权债务关系为“法定之债”，田玲玲认为因胡苗未提供证据证明履行了义务而不能成立。胡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田玲玲的上诉请求。胡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田玲玲返还胡苗借款本金130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以本金1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向胡苗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田玲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苗、田玲玲曾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8年12月24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7月18日解除婚姻关系。2020年4月10日，胡苗持田玲玲出具的一张内容为：“田玲玲：（441************56X）婚前借胡苗共拾叁万圆整（130000），若离异，此借款由田玲玲个人承担。借款人：田玲玲。2018年11月1日”的《借条》向该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另查明，胡苗陈述《借条》上记载的款项系其在婚前、婚后陆续出借、支付给田玲玲的，《借条》系经田玲玲结算确认并愿意承担还款责任的情况下由田玲玲于2019年3月、4月期间自愿出具给胡苗的。田玲玲则陈述《借条》系其为了达到与胡苗离婚的目的而于2019年6月份出具的，《借条》上记载的款项并没有发生。一审法院认为，胡苗、田玲玲曾为夫妻关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田玲玲自愿出具《借条》，承诺若离婚则向胡苗偿还借款130000元，实质上系承诺以借条上记载的款项在离婚时对胡苗作出经济补偿，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应为合同关系，故本案案由应依法变更为合同纠纷。对于《借条》明确田玲玲应偿还给胡苗130000元，胡苗主张系田玲玲结算后确认的数额，并为此提供转账支付凭证及取现记录予以佐证。田玲玲虽认为借款没有实际发生，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借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胡苗、田玲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结算双方支出费用，田玲玲以《借条》形式书面确认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并承诺若离婚则向胡苗偿还该款项，属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亦系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田玲玲以不存在民间借贷事实为由抗辩，该院不予采纳。胡苗、田玲玲双方于2019年7月18日解除婚姻关系后，所附条件成就，田玲玲应依约定向胡苗履行还款义务。现田玲玲经胡苗催收，未向胡苗偿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向胡苗偿还借款本金130000元的责任。至于利息，胡苗、田玲玲未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胡苗要求田玲玲自其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田玲玲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胡苗偿还借款本金13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实欠借款本金自2020年4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计1450元，由田玲玲负担。田玲玲与胡苗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胡苗与田玲玲于2019年7月18日签订一份《离婚协议书》，内容为“1、我们自愿离婚。2、婚姻存续期间双方无生育孩子。3、婚姻存续期间双方无共同的财产分割。4、婚姻存续期间双方无共同的债权债务，如有各自名下债权债务由各自承担。……”。本院认为，田玲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具一份《借条》给胡苗收执，从内容看，其实质是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离婚为条件而对财产进行的约定。故本案应定性为离婚后财产纠纷。一审判决定性为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规定，田玲玲出具的《借条》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因田玲玲与胡苗已于2019年7月18日解除婚姻关系，所附条件已成就，胡苗可主张按《借条》约定的内容履行。且双方之后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如有各自名下债权债务由各自承担。”，故胡苗依据《借条》的约定要求田玲玲支付130000元款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虽然结果正确，但适用法律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田玲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存在瑕疵，鉴于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田玲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文锋审判员  赖凯文审判员  彭志光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沈燕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