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7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1，男，196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2，女，1966年6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述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生，广东法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简鸿坚，广东法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3，男，1969年1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审第三人：梁某4，女，196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梁某1、梁某2因与被上诉人梁某3、原审第三人梁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7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某1、梁某2共同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梁某3的所有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梁某3承担。事实与理由：一、“4号楼”的权属问题尚未厘清，应先确认争议土地权属。梁某1所在的村社于1994年给村民分配土地，每人分得土地面积为12平方米（1米宽、12米长），梁某1当时作为家庭6人的代表前往抽签分得土地72平方米，并向邻地的梁楚流（梁某2的哥哥）、梁赖元（梁某3的父亲）出资9000元购买了他们的份额合计24平方米，所以梁某1家庭拥有96平方米土地。1995年梁某1、梁某2夫妻两人出资在上述土地上一并建设成房屋，并有两名建筑工人作为证人于一审中出庭作证证实。1996年梁某1获得上述土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两本（48平方米一本），当时是谁抽签就登记谁的，所以该证上显示的使用者是梁某1本人，并且一本由梁某1保管，一本由梁某1的父亲梁赖余保管。一审法院错误地确认了位于增城区派潭××大道××楼与增城区××大道中××同一房屋，进而将该房屋使用权判给了梁某3是错误的。首先，当时所谓的“4号楼”是指两证地块相加的96平方米的房屋，而现在梁某3主张的增城区派潭××大道中××号仅是其中一间48平方米房屋的权利，另一间48平方米房屋并由梁某1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了使用人就是梁某1的，96平方米的房屋和48平方米的房屋不可能是同一间。其次，一审法院应当先行查实梁某3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当时的使用权人是谁，否则无法进行下一步处理。最后，该争议地块有一半是梁某1当时购买回来的部分，该购买是否存在、是否有效，应向相关当事人或相关部门查实。若无购买事实，该地块属梁楚流、梁赖元部分也就不能贸然确认为属于梁赖余所有，涉及多方权利人，应当先行析产，再作判决。一审判决在未查清涉案土地的权属问题的前提下，即认为涉案房屋是梁某1的父亲梁赖余所有，过于草率，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理应驳回梁某3的诉讼请求，先由人民政府来确认该土地的权属问题，再处理本案。否则在没有任何权属证明的情况下，贸然认定该地块的权属，容易引发后续多方的权属纠纷问题。退一步讲，如果查明涉案土地使用者是梁某1的父亲梁赖余，但该土地亦是家庭共有财产，梁赖余亦无权将属于梁某1的份额及梁某1出资上建的房屋遗赠他人。二、梁某3提交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应是无效的，一审判决采信该证据材料是错误的。梁某3提交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是经过自己涂改的。通过原件可以发现，该涂改痕迹是先盖章后补名，这样的操作显然不合乎常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该证书的最后一页的“注意事项”的第四条明确说明：“此证一律用钢笔或毛笔填写，字迹工整，不得擅自涂改，凡擅自涂改的，一律无效”。梁某3明知自己私自涂改无效，就在提交该证据复印件时故意不提交该说明页，以图蒙混过关。一审法院亦曾到派潭镇国土管理所核实《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及《广东省增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收据》，得到不确认真实性的答复。遂该证的原权属人是谁，是原权属人前往相关部门办理变更手续的抑或是梁某3自己单方操作的，目前都尚未清楚，故在此前提下一审判决仍采信该证据材料的三性，实属错误。反而对梁某3提出的一些证人证言的认定，又有着苛刻的标准，难以令人信服。三、梁某3没有完全履行《房屋过户协议书》上约定的义务，理应不能享有约定的权利。《房屋过户协议书》显示签订日期为2001年10月18日，即梁某3于签订之日起便应开始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负责梁某1的父亲梁赖余、母亲张柳行的扶养义务。但是自2001年至2016年止，父亲梁赖余、母亲张柳行均与梁某1同住在涉案房屋，由梁某1夫妻给予生活上的照料，给予饮食和带其看病等。而梁某3一直居住在增城，一年仅回来三两次，根本没有尽到扶养责任。直到2016年母亲张柳行病重，梁某3才回来仅照看母亲住院期间的十几天，出院后亦是由梁某1夫妻接回家照顾，直至离世。后梁某3干脆把父亲梁赖余接下去了增城住，直到2018年父亲离世。事实上，梁某3没有尽到协议书上约定的扶养义务，发现两老日子不多才积极收集相关诸如医药费、丧葬费等证据，梁某1、梁某2由始至终不知该协议书的存在，就没有把其中的一些花费、办理事务相关材料留存作证据，而是给了梁某3。梁某1、梁某2认为，该协议是附条件的合同，在梁某3先履行不到位的前提下，应属于附条件未成立，不该对后履行者产生约束力。若梁某3认为其完全尽到了扶养义务，理应提出自签订协议起至两老离世期间的扶养证据，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此，梁某1、梁某2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梁某3辩称不同意梁某1、梁某2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并没有载明涉案房屋的门牌地址，只写了房屋的边界四至，该证目前的使用权人登记的是我的名字，但一开始不是写我的名字，是我伯父（梁赖余）赠送给我的，当时我伯父（梁赖余）帮我去国土局更改成了我的名字，然后将该证交给了我。关于梁某1、梁某2上诉主张《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的名字存在先盖章后签字的情况，这属于历史原因，当时就是这样操作的。我还有征地管理费的收据，也都加盖了国土局的公章。梁某1、梁某2陈述其一直照顾两位老人，但实际上是我一直送张柳行去医院住院治疗的，我还聘请了护工照顾张柳行，后来医生和我说张柳行可能不行了，我就把张柳行接回老家的房子，出院后过了几天张柳行就去世了，当时也是我负责老人丧葬的一切费用。张柳行没有去世的时候，梁赖余就要求我将其接到增城居住，梁某1作为梁赖余的儿子一直都没有过问，在梁赖余和我居住的三年期间里，都是我在照顾其的。梁赖余去世之后，我告诉梁某1、梁某2，但是梁某1、梁某2都没有到场送葬，都是我一个人办理丧葬事宜和费用，并且两个老人生前的住院费和治疗费都是我一个人承担的。梁某1、梁某2如果对两位老人好，两位老人就不会将房子赠送给我，何况张柳行也同意将涉案房屋赠送给我。综上，我方要求维持原判。梁某4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参加诉讼，庭后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梁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高村梁屋社派潭大道4号（旧址），现地址：派潭大道中247号楼房归梁某3所有；2.判令梁某1、梁某2用砖封好被其拆掉梁某3、梁某1、梁某2楼房二楼相通的门，恢复原状；3.判令梁某1、梁某2搬离二楼的床铺及物品；4.准许梁某3将一楼梁某3、梁某1、梁某2共有宽2.3米相通的墙用砖封好，恢复原状；5.本案诉讼费用由梁某1、梁某2负担。一审诉讼中，梁某3撤销了第2、3、4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赖余（曾用名：梁赖榆）与张柳行是夫妻，二人未生育子女。张柳行于2016年4月20日去世，梁赖余于2018年4月23日去世。梁赖余系梁某3的伯父，梁某1（曾用名梁沛荣）是梁赖余的继子、张柳行的儿子，梁某1、梁某2是夫妻。第三人梁某4是梁赖余的继女、张柳行的女儿。梁某3陈述其在6岁时被过继给伯父梁赖余做养子，在梁赖余、张柳行于1978年结婚后，其于1979年回到自己父母身边。梁赖余与张柳行结婚后在自有宅基地建造两间面积相同的二层楼房，一间（增城区派潭镇派潭大道中245号）归梁某1、梁某2所有，另一间（旧址：增城区派潭镇高村梁屋社派潭大道4号，现址：增城区派潭××大道中××号，无房产证）属于梁赖余所有。位于增城区派潭××大道中××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来登记的名字是梁赖余，后梁赖余拿着梁某3的身份证到派潭镇国土所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改为梁某3的名字。2001年，梁赖余从梁某3处要钱去交证费，回来后将缴纳征地管理费、证费的收据（金额408元）交给了梁某3。2001年10月18日，梁某3与梁赖余、张柳行签订《房屋过户协议书》，由梁某3负责二人的养老及丧葬事宜，二人去世后位于增城区派潭××大道中××房归梁某3。后梁赖余、张柳行的日常生活、生病治疗及丧葬事宜均是梁某3操办，费用也是其支付，现梁某1、梁某2侵占涉案房屋，遂起诉。为证明其主张，梁某3提供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广东省增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收据》《证明》《房屋过户协议书》《广东省医疗收费收据》《户口本》《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殡葬服务项目委托书》《遗体火化证明》《居（村）委会证明》发票等证据。经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的填发机关是增城市派潭镇国土管理所，并加盖有印章；填发日期为“96年12月10日”；土地使用者一栏为“梁某3”，并加盖有“增城市派潭镇国土管理所”字样印章，其中“灯年”有刮改痕迹；家庭人口数农业一栏为“5”；地址为增城市派潭镇高村梁屋社；用地面积为48㎡；边界四至：东公路，南梁沛荣，西空地，北梁焕均；土地使用期限为长期。《广东省增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收据》日期为2001年11月5日；加盖有“增城市派潭镇国土所财务专用章”字样印章；缴款单位（人）为梁某3；收费项目为征地管理费、证费；金额共计408元；收款人加盖有“罗柳娴”字样的印章。《房屋过户协议书》甲方为高村村梁屋社梁赖榆、张柳行，乙方为梁某3，日期为2001年10月18日。主要内容为：经双方协商同意将坐落在派潭大道4号楼房传继过户给乙方，楼房四至，东至公路、南至梁沛荣、西至空地、北至梁焕均、总面积48㎡，楼房在过户后，甲方两老要居住到百年归寿才把楼房移交给乙方，乙方今后要负责供养甲方两老生养死葬，楼房移交后一切使用权归属乙方所有。甲方：梁赖榆440125311007401张柳行440125330508402乙方梁某3440125196901170034。在“甲方签名”处有梁赖榆、张柳娴字样的签名并按有指模，“乙方签名”处有梁某3签名及指模。梁某3表示“梁赖榆”是梁赖余的曾用名，“张柳娴”是张柳行的曾用名，老人家喜欢写同音字。梁某1、梁某2认为涉案房屋是梁赖余、梁某1家庭共同财产，不是梁赖余的个人财产。梁某3未过继给梁赖余做养子。《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一栏先加盖了“增城市派潭镇国土管理所”公章，后才签“梁某3”名字，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家庭人口数一栏应为4人，为何写明是5个人不清楚，分别是梁赖余、张柳行、梁楚流（梁某2哥哥）、梁赖元（梁某3父亲），属于上述4人共有，梁某1、梁某2在1994年花费9000元向梁楚流、梁赖元购买了他们所占的份额，并于1995年在该宅基地上建设了涉案房屋。当时是现金交付的，没有收据，无证据证明。《广东省增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收据》不予确认，《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落款时间为1996年，按照常理该收据时间也应在1996年，不应是2001年。《房屋过户协议书》不予确认，该协议不是真实的，是否申请笔迹鉴定5个工作日内答复一审法院（梁某1、梁某2于2019年10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不申请鉴定的情况说明》，明确不申请笔迹鉴定）。确认“梁赖榆”是梁赖余的曾用名，张柳行曾用过“张柳闲”的名字，是否用过“张柳娴”不清楚。该协议书上的房屋地址在派潭大道4号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的地址不同，不是同一地址。为证明其主张，梁某1、梁某2提供了《证明》3份、房屋建造费用清单、图纸两份（复印件）、户口本、结婚证、房屋图片、集体土地使用证[增府集建总字第0049185号（1990）第01250701635号]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是梁赖余与梁某1家人的共同财产，该房屋的建设用地是按当时人口规划分配，每4人分配一间，涉案房屋也是由梁某1、梁某2出钱所建的。确认增城区派潭镇派潭大道中245号与增城区派潭××大道中××房屋相连。另梁某1、梁某2提供确认人为梁某4的确认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关于（2019）粤0118民初7303号一案，我是第三人梁某4，我同意在本案中属于本人继承的份额全部归梁某1所有，特此确认。经查，3份《证明》均为案外人梁某5出具，并加盖有“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高村村梁屋经济合作社”字样的印章。日期为2018年7月26日的《证明》写明梁赖余位于派潭××大道中××号房屋属于梁赖余的遗产。后梁某5于2019年10月15日注明“该证明未经核实现声明作废”。日期为2019年10月16日的《证明》写明位于派潭××大道中××号房屋属于梁赖余和梁某1家人的共有财产。日期为2019年10月11日的《证明》写明梁屋社于1994年分配屋地给村民，屋地每间48平方，按当时人口规划分配，每四人分配一间屋地。集体土地使用证[增府集建总字第0049185号（1990）第01250701635号]的填发机关是增城市派潭镇国土管理所，并加盖有印章；填发日期为“96年12月10日”；土地使用者一栏为“梁某1”；地址为增城市派潭镇高村梁屋社；用地面积为48㎡；边界四至：东公路，南梁枚辉，西空地，北梁赖余；土地使用期限为长期。为证明其主张，梁某1、梁某2申请了证人汤某、梁某6、梁某5出庭作证。汤某陈述于1995年给梁某1、梁某2建过房屋，房屋是两套连在一起，一起建的，不认识梁赖余，梁赖余与梁某1是什么关系也不清楚，工钱是梁某2支付的，但房子是谁出资建设不清楚。梁某6陈述与梁某2是兄妹关系，其曾为梁某1、梁某2建设两套房屋，两套房屋是连在一起的，工钱是梁某2交给其本人，梁某2告诉其本人房子是梁赖余、梁某1及梁某2三人共有。涉案两套房屋的宅基地原属于8人份额，分别是梁某1、梁某2，梁某1、梁某2的两个儿子、梁赖余、张柳行及案外人即梁某6的弟弟梁楚流及另外一人。后来梁某1、梁某2购买了梁楚流及另外一人的份额。当时是梁某6帮梁某1、梁某2代付的钱，梁某1、梁某2说是自己买的，不是代梁赖余购买的。梁某5陈述与梁某1、梁某2是同村村民，其在2014年至2019年12月份担任合作社社长。梁某3曾过继给梁赖余做儿子。梁某1、梁某2提供的3份证明是其出具，其原来出具了派潭大道中247号房屋属于梁赖余的房屋的证明，是根据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名字出具，当时没有调查清楚，后来梁某1、梁某2告诉其房屋没有分清，梁某1、梁某2也有份额，故其又重新出具了涉案房屋是属于梁某1、梁赖余家人共有财产等证明。按惯例来说房屋是梁赖余、梁某1一个家庭出的钱，具体谁出钱其不清楚，涉案房屋是哪四个人份额其也不清楚。梁某3提供的涉案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是真实的，原来登记的是梁赖余的名字，房屋一般登记屋主的名字。梁某3认为涉案房屋属于梁赖余、张柳行，与梁某1、梁某2无关，房屋是梁赖余所建。上述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是梁某1、梁某2支付的房屋建设费用。涉案房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人数为何是5人其不清楚，证人表示宅基地使用证只登记户主名字，实际是一家人所有，为何派潭镇派潭大道中245号房屋当时也是梁赖余做户主，而该房屋宅基地登记的是梁某1的名字，故涉案房屋是梁赖余的。诉讼中，就梁某3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广东省增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收据》，一审法院曾到原派潭镇国土管理所核实。该所工作人员口头告知法院，因几年前派潭水灾，该所已无上述资料的相关档案，上述材料是否真实无法确认。《广东省增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收据》上的收款人“罗柳娴”已不在该所工作，具体去向不清楚。再查明：梁某1曾于2018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涉案位于增城区派潭××大道中××房屋属于梁赖余、张柳行的遗产，后撤回起诉。在该案中，梁某1确认涉案房屋的边界四至为：东公路，南梁沛荣，西空地，北梁焕均。一审法院认为，张柳行、梁赖余分别于2016年、2018年死亡。梁某3主张位于增城区派潭镇派潭大道4号楼房现地址为增城区派潭××大道中××号，原属于梁赖余、张柳行所有，梁赖余、张柳行于2001年10月18日与其签订《房屋过户协议书》，二人同意将该房屋过户给梁某3，梁某3要承担二人的生养死葬，现其已经为二人养老送终，故该房屋为其所有。为此，梁某3提供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广东省增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收据》《房屋过户协议书》及梁某3为梁赖余、张柳行支付医疗费、殡葬费及办理丧葬事宜的相关材料。梁某1、梁某2否认《房屋过户协议书》是梁赖余、张柳行所签订，但并未向一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虽然该协议“甲方签名”处为“张柳娴”而不是“张柳行”，但因“张柳娴”、“张柳行”按当地方言发音相同，梁某3主张“张柳娴”是张柳行的曾用名，老人家喜欢用同音字，结合“甲方签名”处梁赖余的签名也是曾用名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梁某3的主张予以采信，确认《房屋过户协议书》是梁某3与梁赖余、张柳行所签订。梁某1、梁某2认为位于派潭大道4号楼房与梁某3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的房屋不是同一地址，但《房屋过户协议书》所记载的房屋的边界四至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所记载的土地的边界四至完全相同，亦与梁某1、梁某2确认的增城区派潭××大道中××房的边界四至相同，故一审法院确认位于派潭大道××号房与增城区××大道××号房为同一房屋，该房屋的地址即是梁某3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所记载的地址。虽然梁某3提供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一栏有刮改，但在刮改处加盖了“增城市派潭镇国土管理所”字样印章，现有证据不足以否认其真实性。梁某1、梁某2不确认《广东省增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收据》，但并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梁某1、梁某2主张涉案房屋不是梁赖余的个人财产，而是梁赖余、梁某1的家庭共同财产，为此提供了房屋建造费用清单、图纸等证据，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及有出资建造涉案房屋。对于证人证言，证人梁某6是梁某2哥哥，与梁某1、梁某2存在利害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的规定，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汤某虽表示建造两套房屋时是梁某2支付的工钱，但对于房屋的出资人表示并不清楚。从证人梁某5的陈述来看，其是根据梁某1、梁某2的陈述而出具了涉案房屋是属于梁某1、梁赖余家人共有财产的证明，其出具的上述证明不足以采信。综上，证人证言亦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属于梁赖余、梁某1的家庭共有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三十一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从《房屋过户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该协议书实质是梁某3与梁赖余、张柳行所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按照上述规定，对于梁赖余、张柳行的遗产应按该协议的约定来办理。梁某3提供的梁赖余、张柳行的医疗费、殡葬费及办理丧葬事宜的相关材料，足以证明其履行了协议书所约定的负责梁赖余、张柳行生养死葬的义务，故其有权享有该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且涉案房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登记到梁某3名下，梁某3提供的《广东省增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收据》也显示其缴纳了征地管理费，故涉案位于增城区派潭××大道中××房的使用权应归梁某3。因该房屋无产权证，梁某3要求该房屋属于其所有，依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梁某3撤销部分诉讼请求，是其对诉讼权利的自主处分，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第三人梁某4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抗辩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派潭××大道中××房归梁某3使用；二、驳回梁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梁某1、梁某2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梁某1、梁某2的上诉请求，本案评析意见如下：法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遗赠扶养协议具有双务性质，遗赠扶养协议中的遗赠须以扶养人尽到对被扶养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为前提，至被扶养人死亡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从本案事实来看，梁赖余、张柳行与梁某3签订《房屋过户协议书》的性质应确认为遗赠扶养协议，该协议约定梁某3今后需负责供养梁赖榆（梁赖余）、张柳娴（张柳行）两老生养死葬，待两老百年归寿后梁某3即可享受派潭大道4号楼房受遗赠的权利，上述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确认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及梁某3提交的医疗费、殡/丧葬费单据等相关材料，基本可证实梁某3在被继承人梁赖余、张柳行生前对两老已尽赡养义务。梁赖全去世后，梁某3也参与操办丧葬事宜并承担部分费用，故原审确认梁某3已履行了《房屋过户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应当享有在遗赠人去世后获得遗赠财产的权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梁某1、梁某2上诉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梁某1、梁某2主张增城区派潭镇派潭大道4号楼与增城区派潭××大道中××号并非同一房屋的问题。经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位于增城区派潭××大道中××房屋的用地面积为48㎡，边界四至：东公路，南梁沛荣，西空地，北梁焕均。与《房屋过户协议书》载明派潭大道4号房的楼房四至：东至公路、南至梁沛荣、西至空地、北至梁焕均，总面积48㎡一致，两者载明的房屋建造面积、土地使用证确定的土地范围相同，鉴于现有证据显示上述两套房屋为同一房屋，梁某1、梁某2的该项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梁某1、梁某2主张《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一栏有刮改、涉案房屋并非被继承人梁赖余的个人财产等问题，原审已作论述且理由充分，本院与之意见一致，不予赘述。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梁某1、梁某2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亦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梁某1、梁某2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梁某1、梁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龙劲文何嘉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