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104民初3325号原告：李永健，男，195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人力资源局（公务员局），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建设大道**。法定代表人：郑学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霞，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原告李永健与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人力资源局（公务员局）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判令被告恢复原告有关档案卷宗。２.判令被告赔偿其灭失原告人事档案有关损失费。３.判令被告先行给付原告人事档案损失费1万元。４.请求贵院向被告涉案各方发涵提起有关听证协调司法建议书。５.判令被告偿付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干部身份，连续工作（视同交费工龄20年5个月，计：246个月）。即；1970年12月参军，1972年6月在部队病残退伍回地方；1972年7月至1990年5月，先后在工厂（当工人），公安局（当警察），司法局（当司法助理）工作；1980年12月和1981年1月25日，经武汉市公安局政治部及武汉市人事局批准转为国家干部。1990年5月10日，经武汉市硚口区司法局党组批准退职（发给生活费2425，50元）。不是辞职，除名，买断。我国法律不认可“买断工龄”，更没有买断干部身份政策。关于原告退职或退职证，在国家和地方法规上，根本无法可据。而且，其中发给医疗费一栏，属于子虚乌有。参，附件；之一。但是，这个退职手续和证件，被告应该存档备案。原告离开硚口区司法局以后，经历过很多职业，包括2019年，在武汉市长城计算机武昌分公司担任法律顾问。2003年考上湖北省法制报任周刊记者。2013年，在武汉市武昌区东亭中学第一学部担任老师，等。被告撤销原告有关人事档案，原告合法身份待遇，履历无法衔接。2015年，原告发现；被告原公务员科，工资养老科，均无原告档案。2010年，原告办理退职后续关系，省市各有关部门都是说，只能在60岁以后才能办理。参；附件之二。2015年，原告60岁，要求硚口区司法局办理社保待遇，该局说原告已经买断工龄，拒绝办理相关手续。2019年，原告得知：武汉市江岸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给原告在社保窗口开了帐户。武汉市硚口区社保管理处，要求硚口区司法局给原告认定工龄，硚口区司法局拒绝办理有关手续。2018年，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说，你到编制办取出有关编制资料就可以办退休。原告查询的结果；武汉市硚口区机构编制办公室，根本就没有原告的任何干部人事档案资料。原告有关诉求时间跨度，从2010年至今十年；经历部门权属范围上，原告跑遍了省市区有关职权机构，至今无果。这个旷日持久的耗命工程，原告手稿或打印的材料，就有10斤。2019年3月之前，硚口区司法局拼命封锁原告人事档案信息，拒绝办理原告有关社保，医保，公积金。2019年4月，原告迫不得已，上报武汉市人才交流中心特别批准，将档案转送到该中心存放。每一份人事档案，涉及个人身份待遇系列问题。原告“退职”，就是退出职位，就是下编制；当年，政策规定；退职可以申请复职，可以安排一名直系亲属顶职上岗，可以领取安家费，可以死亡之后领取丧葬费等。还有干部保留身份，还有体制保存待遇，这是我国政策规定，说法就是；保留。问题严重在于：被告撤销了原告的人事档案。同时，硚口区组织部和硚口区机构编制办公室，失踪了原告的“下编”资料。这个现象，就形成武汉市人事局存有原告的编制行文，武汉市公安局和区公安局存有原告的编制批文。这就是说；上级市人事局，公安局，还有原告的财政和编制信息；下级公安局还存有原告的财政和编制信息，只是硚口区司法局非法，越权，撤销了原告的财政和编制待遇。相对中层级的硚口区干部人事组织部，硚口区原公务员局，硚口区机构编制办公室，却没有原告的财政编制状态备案资料。事实上，这三个部门，确实销毁了原告的人事档案卷宗，同时撤销了原告的财政编制关系。事实上，原告隶属的中层级人事主管部门，全部忽略了原告的干部履历，全部不知道这个干部怎么办理的退职手续，原告的干部人事档案关系，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准确的说；原告的干部人事档案漂浮在空气中，几乎是一堆废纸。问题更严重在于：被告和区组织部，区编制办，硚口区司法局均不认定原告的身份待遇；全国所有的社保，医保，公积金机构，包括退役军人事务局，都无法办理原告有关养老系列手续。原告有关养老手续，针对干部公务员，城镇企业工人，社会居民的社保政策和部门，原告笼统进不了其中任何一个门槛。实质上，就是终生剥夺原告生存权利。众所周知，财政拨款和干部编制，是国家计划岗位名额和福利指标的公式。原告的财政拨款行政编制不翼而飞，必然有人非法占用了这个名额指标。原告1990年免职，这个冒牌的人，应该还在体制上。这个人，可以把硚口区司法局，硚口区组织部，硚口区公务员局，硚口区编制委员会，全部搞定，能量不小！这种事，谁处理？原告十年，未见结果。被告法人和档案福利管理科室，主体对原告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全部失察卸责。导致原告在社保部门不能办理养老金，在医保部门没有医疗保障，在公积金部门无法开户。被告没有原告干部人事档案；硚口区组织部，硚口区编制办，都没有原告相关人事档案；即使，硚口区司法局拒绝管理原告有关原始档案。被告完全可以依据有关原始档案恢复卷宗。当然，还牵扯有硚口区更多权力主体。但是，所有的材料必定要由被告汇总。现象上，硚口区司法局化妆主角迫害原告（已起诉）。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庞大的闹剧！原告诉求多年，有待结果。现在，无论原告是否退休，被告必须对原告所谓退职给予依法审核定性，对原告的干部人事档案给予归属。被告无权灭失原告有关干部人事档案卷宗，被告无权非法剥夺原告档案有关社保，医保，公积金。多年以来，被告拒绝尽职尽责解决或释明原告档案系列问题。导致原告66岁不能正常办理退休待遇，造成原告生命和事业重大损失。原告身体多个部位患有肿瘤，原在部队患病还在复发。据此，被告理应审核建全原告有关干部人事档案卷宗，被告应该依法赔偿原告有关损失。原告请求贵院判令被告先行给付有关档案损失1万元。原告干部人事档案关系，涉及多方机关部门关节。被告作为直辖权利管理原告，理应尽职尽责发函涉案各方听证解决有关问题。由此，原告请求贵院提起相关司法建议文本，召令有关各方听证协调终结涉案纷争。综上所述；被告加害原告事实理由成立，原告依法诉求并无不当。为了挽救原告生命，有效扶正党风政纪民德。原告恳拜贵院严审明断，释法判如请求荷止。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李永健1972年自部队退伍后进入武汉市无线电电容器厂工作，1979年调入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1980年12月5日，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申请将其转为国家行政干部，1980年12月15日和1981年1月25日武汉市公安局政治部及武汉市人事局批示同意转入为国家干部，1982年调入武汉市硚口区司法局工作，1990年3月12日原告书面申请辞职，同年5月10日武汉市硚口区司法局为原告出具退职人员证明书，原告领取了退职金及医疗补助费2425.50元，该事实已经由(2015)鄂硚口丰民初字第0015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原告于1980年经武汉市人事局批准转为“国家干部”，国家干部系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其后随系时间发展转化为国家公务员性质，被告武汉市硚口区人力资源局系依法设立的国家行政机关，原被告双方并非平等主体。而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理由，所诉争议与档案管理、退职、编制关系、财政拨款、福利分房、身份待遇相关，所涉法律关系并非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就原告的请求权基础而言，依据1994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对于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提出控告。受理国家公务员控告的机关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2005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废止，同时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务员认为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上级机关或者有关的专门机关提出控告。受理控告的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处理。”根据1986年颁布并于200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201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据此，原，被告之间的争议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此，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永健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晓丹审判员  王 珂审判员  许 晶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法官助理瞿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