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16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盐城市合众酒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马路新民主市场综合楼**。法定代表人：张林存，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斌，盐城市盐都区大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盐城市亭湖区城南天真综合商店，住所地，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耿伙村****iv>经营者：沈书兰，女，汉族，1965年4月5日生，住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安东，男，1972年9月25日生，汉族，该商店实际经营者，住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戈卫东，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盐城市亭湖区城南煜煜明酒行，住所地在，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区盐马路新民主市场综合楼**（3）v>负责人：蔡珍英，该酒行业主。原审被告：杨艳，女，1978年6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原审第三人：王久桂，男，1984年11月2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上诉人盐城市合众酒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盐城市亭湖区城南天真综合商店（以下简称天真商店）、原审被告盐城市亭湖区城南煜煜明酒行（以下简称煜煜明酒行）、杨艳、原审第三人王久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9）苏0902民初3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合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式，主要就是被上诉人提供的2016年7月12日至2017年11月11日王久桂向其出具的收条和茅台酒欠条，及被上诉人刷卡的银行流水，用来证明其共计所支付给上诉人的全部款项，减去被上诉人自认可的收货品种、数量、单价等统计的总和，剩余的数目就是上诉人应该退还的酒款，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形成不了完整的证据链，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形式上不完整，其提供的自行记载的关于迎驾酒的收货数量和提供的王久桂的关于欠茅台酒的数量的载体不完整，特别是关于欠茅台酒的数量的纸张是从其他本子上撕下来的，明显有裁剪的痕迹。2.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供的关于欠迎驾酒和茅台酒数量的二种记账方式前后矛盾，提供主张迎驾酒的是其自行记载的收货数量流水账，提供主张茅台酒的是王久桂所写的欠货数量流水账，如果被上诉人主张迎驾酒的欠款，也应该提供王久桂所写的关于欠迎驾酒数量流水账。3.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供的所有付款金额与采购酒品的货款总额不相符，没有陈述具体和完整，依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供的其向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包括王久桂的付款金额共计约为1018万元，被上诉人自行陈述其中用于采购迎驾酒737.22万元，另王久桂收预付款35500元，知道采购茅台酒为91.65万元，余款1018万元-737.22万元-3.55万元-91.65万元=185.58万元，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说明用途，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明，因为一审所有证据都是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一审法院更应查明查细，理论上讲被上诉人仍然可以多主张185.58万元货款，作为被上诉人结账这么仔细的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出入，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是不真实的。4.一审法院关于茅台酒的价格认定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期间提供的网上关于茅台酒价格不客观实际，当时的茅台酒价格批发价为1700-1800元每瓶，虽然从一审法院的计价方式上来讲好像对上诉人有利，而该价格根本违背市场实际价格，说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5.被上诉人陈述2017年10月14日王久桂向被上诉人出具30万元收条后，上诉人没有供货，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付款明细，如果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酒款145万余元，可推测2017年10月14日之前，上诉人已欠被上诉人酒款100余万元，被上诉人怎么可能继续向上诉人支付预付款30万元，如果2017年10月14日被上诉人付款后，上诉人不供货，被上诉人怎么可能在2017年10月14日之后继续向上诉人支付货款70余万元，显然不符情理。6.上诉人在2003年左右就和被上诉人发生供货往来，按照一审法院的理解和计算方式，如果被上诉人提供在2016年7月12日之前的银行流水，上诉人退还被上诉人的酒款还要增加。二、王久桂送酒给被上诉人，并不需要被上诉人签署回单，原审法院依正常买卖合同固定思维理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交易方式，教条地适用证据规则，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并且上诉人根本没有拖欠被上诉人酒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交易的酒品不同于大宗交易的产品，其交易的产品具有零散性和频繁性的特征，就像消费者到超市购物或到饭店消费，事后消费者虽有消费的凭证，但不能要求超市商家或饭店老板提供送货回单。上诉人在平常交易过程中，一般都是收到消费者的货款后及时供货，送货后不一定要求消费者签署回单，而事实上本案的被上诉人从来没有签署过任何送货回单给上诉人及王久桂，被上诉人自以为这是上诉人的管理漏洞，认为有机可乘，同时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作虚假陈述，讲每次都签署送货回单给王久桂，而且每次开庭都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收货单进行双方对账，认为这样双方账目一对事实就一目了然，其实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处并没有其签收的相关收货单证。从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供的2016年6月24日至2017年12月10的银行流水和王久桂的收条共计60笔，除上诉人公司开订货会开具4笔收据外，其余的都没有收据，被上诉人对订货会开具4笔收据的货物基本没有争议，主要主张的是王久桂出具的收条及银行流水拖欠的酒品，说明除订货会开具4笔货款为促销预付款，其余的都为即时交易的款项。从2016年6月24日至2017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达18个月，发生交易60笔，在后期的交易额中有几笔数目很小,2017年10月26日的交易额为2万元,2017年11月11日的交易额为1万元,2017年12月10日交易额为2.7万元，按照常理如果上诉人存在拖欠被上诉人酒款的行为，最多拖欠最后几笔酒款，不可能拖欠被上诉人145万余元巨额款后，在最后几笔交易过程中，被上诉人仍然支付货款，更何况最后几笔交易额远远少于145万余元。同时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向上诉人主张过拖欠酒品的事情，如果被上诉人在诉状中陈述上诉人在2016年6月召开订货会期间，就存在不足量供货的情形，为何此之后的60笔交易过程中仍然相信被上诉人，继续连续支付预付款，显然不符合情理。上诉人有大量客户，一直守法经营，代理很多著名酒类品牌，从没有与其他客户存在账目不清的情形，单被上诉人提供的在18个月的交易时间内，双方发生的交易额就达到1000万元左右，从维护上诉人的信誉出发，上诉人也不可能无辜拖欠被上诉人145万余元的酒款，上诉人又不存在资金短缺和银行贷款的情况。同时间段王久桂到上诉人处领取的酒品货款量远远超过了1018万元，上诉人根本没有拖欠被上诉人酒款的目的和动机。三、王久桂的行为并不全部代表上诉人的职务行为，王久桂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及欠条上诉人一律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向王久桂的银行汇款行为与上诉人也无关。王久桂确实曾作为上诉人的送货员，因该案发生后目前已经离开上诉人处，其代表公司送货和催收货款可认定为公司的职务行为，但是王久桂具有双重身份，除了上述工作外，王久桂还代表被上诉人送货到被上诉人的下线销售商，送货内容不仅包括上诉人所供产品，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迎驾酒收货单中可发现还包括代送被上诉人的其他商品。王久桂按照被上诉人的指定将相关产品送到被上诉人的下线销售商后，所有回单都是王久桂带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与其下线销售商进行结账，下线销售商都是将货款直接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如需采购上诉人的酒品，被上诉人将其银行卡及密码交与王久桂到上诉人处刷卡进货，并且事先由王久桂向其出具收条，该进货行为并不代表上诉人的职务行为，而是代表被上诉人的职务行为。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王久桂出具的收条为被上诉人委托王久桂到上诉人的POS机刷卡进货行为，上诉人收到货款后开启出库单，王久桂凭出库单到公司仓库保管员处提货，该交易行为是王久桂代表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处进货和收货行为，王久桂在上诉人仓库保管员处的签单，视为被上诉人授权王久桂收货，上诉人此时已经完成了该单交易活动。至于王久桂在被上诉人处出具的收条和被上诉人向王久桂的汇款情况，上诉人不清楚也没有授权王久桂除送货、催赊欠货款外的其他收取预付款的情况，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的相关银行卡号，完全可以将货款直接汇至上诉人的相关银行卡，由上诉人开具预付款收据给被上诉人，如果王久桂已将款项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完全认可，但上诉人已将相关酒品交付给王久桂，不存在拖欠酒品的情形，上诉人处有相关完整的原始材料可证明上述情况。四、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付款用途定性错误，混淆了即时交易的款项与预付款的性质区别，同时没有证据证明所有POS机刷卡行为都系王久桂经手的交易行为。1.通过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供的银行流水，从2016年6月24日至2017年12月10日期间被上诉人共计支付酒款60笔，其中2016年6月24日40万元、2016年7月11日95万元、2016年11月5日81万元、2017年2月22日48万元共四笔由上诉人或煜煜明酒行开具单据给被上诉人，收取的款项基本为整数，此款项可视为公司促销活动的预付款。其余的部分付款方式都是通过POS机刷卡的方式进行即时交易，从交易的金额可判断，每次交易的都是特定数量的产品，大部分交易额都带有尾数，如果是预付款，不可能分这么多次零星收取。在2017年2月22日最后一次收取被上诉人预付款后，被上诉人继续支付即时交易的酒款超过145万余元，说明上诉人收取预付款的酒品已经全部交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收到预付款的货物基本没有异议。2.从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供的除上诉人出具的预付款收据和银行流水外，部分证据为王久桂出具的收据和对应的POS机刷卡的小票(对应的POS机刷卡小票不全)，王久桂共出具收据共17笔，累计金额410.009万元，即使加上被上诉人向王久桂的汇款77.423万元，仅能证明王久桂经手酒款业务合计为487.432万元。而被上诉人已自认收到迎驾酒货款6698058.5元，供货数量远远超过王久桂经手款487.432万元。如果上诉人存在供货不足，从常理上讲被上诉人最起码将支付货款的消费凭证留存，现被上诉人连POS机刷卡的小票都不全，怎么能仅凭银行流水向上诉人主张权益，银行流水只能证明曾经发生交易的金额，不能代表该交易的货物没有交付。3.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其他没有出具收条剩余的银行流水证据，都没有相应的POS机刷卡的小票对应，但都是通过POS机刷卡进行消费的，该银行流水只能证明收款方为上诉人，但并不能证明经手人系王久桂，POS机刷卡消费类似于现金交易，持卡人只要善意、合法占有并知道密码，持有人即享有资金的处置权，上诉人收到刷卡人的款项，只能向刷卡人交付货物，上诉人只认可POS机刷卡的金额交货，无须知道持卡人所持消费卡的实际所有权人，至于被上诉人有无将卡出借给其他人使用，上诉人不清楚，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该系列消费行为系王久桂经手。4.如果王久桂没有将前一次货物送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怎么放心继续委托王久桂进货，即使存在拖欠，最多拖欠最后几笔货款，更何况被上诉人最后几笔的进货数额非常小，远远低于145万元。由于一审法院将用于即时交易货款全部误定性为顶付款，混淆了其与上诉人召开订货会收取预付款并开具收据款项性质的区别，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根本就是一本流水账，形成不了足够的证据链，同时陈述的事实不符合情理，因定性错误导致适用法律和举证举证责任分配的错误。五、一审法院依上诉人与煜煜明酒行存在账务混同为由，判定上诉人退还被上诉人酒款无法律依据。上诉人与煜煜明酒行系不同的企业性质，股东和出资人都不相同，纳税的标准也不一样，一审法院的认定和判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六、被上诉人存在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请求法院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审理。大约在2015年初的时候，在公司查账时发现被上诉人曾经通过王久桂多领取上诉人100万元左右的货物，后经上诉人让王久桂催要，被上诉人才将拖欠的90多万元欠款分二次归还给公司。2017年年底公司因盘点需要与每个工作人员进行对账期间,2017年11月29日上诉人突然接到亭湖区文峰派出所电话，称上诉人员工王久桂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因为接近年终，公司要求与每个员工结账，王久桂可能感觉无法向公司交账，主动投案自首。上诉人知道该情况后及时主动与各客户联系，查询有无拖欠酒品的情况，便于了解王久桂有无侵占公司财物的情形，包括联系了本案的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来源时间，大部分都是在王久桂20**年11月29日向亭湖区文峰派出所投案自首后搜集的，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银行流水的打印时间及电话录音，报警记录可判断，从情理上讲如果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145万余元，被上诉人应该早到上诉人处催货并要求对账，不至于在王久桂投案自首后，才通过到银行调取流水，依调取的银行调取流水数目来确实主张权益的金额。在王久桂投案自首后，上诉人将王久桂赊欠给客户的货款账目进行统计，从账面反映目前王久桂从上诉人处赊欠了380万元的酒品给被上诉人。在王久桂到派出所投案自首的事情发生后，上诉人整理控诉材料准备报警，在这期间被上诉人明知从来没有签收过任何手续给王久桂，却故意到上诉人处要求对账，并进行了电话录音，同时报警，形成了一审过程中提供的在2018年1月6日新都派出所的调解笔录一份，显得其在据理力争。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进行虚假陈述，其恶意诉讼的目的是将通过王久桂侵占上诉人的财产合法化。王久桂从上诉人处赊欠的酒款都有其详细的原始亲笔记载，被上诉人通过诉讼的目的和动机不但是将王久桂逼向债务深渊，同时必将自已推向犯罪的边缘，拖欠货款380万元，仍然要法院判决上诉人退还酒款145万余元，变相让上诉人累计损失达525万元，可见该案件性质的严重程度。天真商店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长期存在酒类买卖关系，不是上诉人称的其交易具有零散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正常交易习惯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进行转账支付购酒预付款，后由王久桂送酒并经手相关的转账事宜，王久桂一审到庭做了相关陈述。2.王久桂的行为应是上诉人的职务行为。上诉人认可王久桂是其公司的员工，因此，王久桂所有行为均应代表公司，其结果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3.关于预付的酒款，按照交易习惯都是被上诉人先预付酒款，后上诉人才安排员工送酒，被上诉人所支付的酒款都有银行转账记录，还有王久桂出具的相关条据能够相互对应。上诉人对汇款给煜煜明酒行和盐城市亭湖区城南登瀛酒行(以下简称登瀛酒行)的预付款是认可的。4、关于财务混合，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林存的谈话录音证实，张开明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林存的父亲，参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蔡珍英系张林存母亲，系煜煜明酒行、登瀛酒行的法定代表人，一审认定合理合法。5、王久桂到公安机关自首是其自己的原因，有公安机关调解记录证明。上诉人经两级法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审理，该行为明显藐视法庭。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久桂述称：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真实，不完整，仅凭这些证据不应该支持其的诉求。煜煜明酒行、杨艳未陈述。天真商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合众公司、煜煜明酒行、杨艳立即返还该预付款1452441.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天真商店与合众公司长期存在酒类买卖关系，双方之间无买卖书面合同，交易习惯为天真商店向合众公司、煜煜明酒行、登瀛酒行等转账支付购酒预付款，王久桂系合众公司的送酒员，并经手天真商店转账事宜，王久桂经手办理的天真商店向合众公司、煜煜明酒行、登瀛酒行购酒预付款由其出具收条，然后合众公司指派王久桂按天真商店需求将供应酒品进行派送。天真商店提供如下证据：1、2017年10月1日至2017年11月8日期间，王久桂向天真商店所立欠据五次，合计欠天真商店53度茅台酒118件，后收到58件，尚欠60件（即118箱，每箱6瓶），按2017年11月份53度茅台酒市场进货价1230/瓶计算，60箱合计价值为442800元；2、2017年10月14日，王久桂向天真商店出具收条，注明“收天真超市迎驾货款叁拾万元，仓库刷卡。今收人：王久桂”；3、天真商店的购买迎驾酒汇款流水和收迎驾酒流水账，证明天真商店从2016年7月12日至2017年11月11日期间，向合众公司、煜煜明酒行、登瀛酒行、王久桂等汇款24次，计7372200元，收合众公司供应由王久桂运送的迎驾酒价值6698058.5元，合众公司尚有天真商店674141.5元迎驾酒预付款，未供货；4、2017年11月15日与王久桂的聊天记录，王久桂认可合众公司收到预付款35500元；5、2017年12月31日，天真商店实际经营人熊安东与合众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林存谈话录音光盘及杨艳陈述笔录，证明煜煜明酒行、登瀛酒行的银行账号属于合众公司实际使用。合众公司在（2018）苏0902民初第806号案件开庭审理质证中，曾对天真商店汇款到煜煜明酒行、登瀛酒行的款项予以认可；对天真商店提供的汇款及收酒的流水账，未予否定；对收到天真商店汇款35500元预付款认可。王久桂在本案一审庭审质证中，对所立欠据无异议，但认为所有对应的酒品全部送给天真商店了，不差欠天真商店酒品或预付款。只是送酒后，未让天真商店重新办理收货的手续。一审另查明，2018年1月6日，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区分局新都派出所矛盾纠纷受理调解笔录一份，载明：1、简要事实，“2018年1月6日11时许，熊安东到华邦东厦合众酒业有限公司讨要2016年7月至2017年11月8日之间，因购供货商合众酒业有限公司的茅台60箱计45万；10月14日三星迎驾供货会欠款30万及之前（2016年7月至2017年10月14日前）该公司欠熊安东酒货约70万左右。合计145万元，双方发生争议”。2、达成调处意见，“由于酒业公司管理不严，发货交接清单不规范，没有用三联单凭证记账（发货联、领货联、收货人签收回执联）导致货物发出账目差错，建议各自举证，走法律途径解决。”张开明、熊安东、王久桂分别在调解记录上签名。再查明，张开明系合众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林存父亲，参与合众公司的经营管理，蔡珍英系张林存母亲，对煜煜明酒行、登瀛酒行进行实际经营管理。登瀛酒行已于2015年8月前由登记业主杨艳申请办理了注销登记。本案在一审审理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追加煜煜明酒行、杨艳作为被告、王久桂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对合众公司、煜煜明酒行登门送达一审开庭传票，要求其出庭质证，核实相关事实。合众公司、煜煜明酒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也未向法庭提交否定天真商店诉讼请求及证据的反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天真商店与合众公司存在事实的酒品买卖关系，煜煜明酒行、登瀛酒行与合众公司存在账务混同，合众公司对煜煜明酒行、登瀛酒行的收天真商店部分酒品预付款后，亦存在认同该收款并对应天真商店所购酒品进行发货的情形。因此，煜煜明酒行、登瀛酒行的收款行为，合众公司认可相应的供货义务。第三人王久桂作为合众公司送货员，实际承担合众公司送酒与代为收款等工作，其行为是代表合众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案天真商店已举出合众公司差欠其53度茅台酒60箱、收到天真商店预付款335500元、差欠天真商店迎驾酒价值674141.5元的基本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合众公司应当承担收款后向天真商店已足量供应酒品及王久桂立欠53度茅台酒后又供应了相应茅台酒事实的举证责任。现合众公司既拒不出庭，又未向法庭举证，且王久桂亦未举出否定天真商店证据的反证据，故合众公司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天真商店要求合众公司退还多收的酒款及按当时市场进货价返还所欠茅台酒价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合众酒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天真商店酒款人民币1452241.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850元，由合众公司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6年6月24日收据，载明货款40万元。2016年7月12日收据，收款事由供货会95万元，合众公司盖章确认。2016年11月5日收据，收款事由供货会货款81万元，合众公司盖章确认。王久桂出具的收条，款项汇至煜煜明酒行，条据载明的金额合计3102200元明细如下：1.2016年9月20日收条，收到天真超市货款27万元（牛奶饮料）。2.2016年10月14日收条，收到天真超市货款27万元，刷卡251025元，香烟18975元。3.2016年10月22日收条，收到天真超市货款27万元，刷卡265760元，香烟4240元。4.2017年4月11日收条，收到天真超市货款24万元。5.2017年4月22日收条，收到天真超市货款24万元。6.2017年5月18日收条，收到天真超市货款24万元（含赠品，实收228600元）。7.2017年5月25日收条，收到迎驾货款228600元（93000返点，15500梦之蓝）。8.2017年6月27日收条，收到货款228600元。9.2017年7月18日收条，收到天真超市迎驾订货会27万元，卡刷246000元。10.2017年7月27日收条，收到27万元。11.2017年8月29日收条，收到迎驾货款135000元。12.2017年9月23日收条，收到迎驾货款220000元。13.2017年9月30日收条，收到迎驾货款220000元。其中，有6笔收条与刷卡金额不一致，第1笔实际刷卡244590元，第2笔实际刷卡251025元，第3笔实际刷卡265760元，第6笔实际刷卡228600元，第7笔实际刷卡120100元，第9笔实际刷卡246000元。王久桂出具的收条，款项汇至登瀛酒行，条据载明的金额合计210万元明细如下，1.2016年12月24日收条，收到迎驾订货会刷卡27万元；2.2017年1月6日收条，收到迎驾订货会刷卡27万元；3.2017年1月13日收条，收到迎驾货款12万元；4.2017年1月18日收条，收到迎驾货款12万元；5.2017年1月21日收条，收到迎驾货款12万元；6.2017年1月22日收条，收到迎驾货款39万元。2017年2月15日收到9万元，合计48万元；7.2017年2月22日收条，载明天真超市货款48万元；8.2017年3月10日收条，收到迎驾货款24万元，其中转账87280元，香烟30265元，刷卡144055元。以上有3笔收条金额与刷卡金额不一致，其中，第2笔实际刷卡264100元，第6笔实际刷卡32万元，9万元系转账给王久桂，第8笔实际刷卡144055元。另，2017年11月11日，微信转账给王久桂1万元。除上述款项合计金额7372200元系迎驾酒款外，天真超市另行汇付款项用于购买茅台和五粮液，其中2017年10月1日转账153000元，10月3日转账50000元和60700元，10月31日转账221400元，11月3日转账221400元，11月8日转账210000元。张开明在派出所调解记录中陈述，公司通过仓库发货单反映，天真超市的货全部发出了，有记账记录及送货人王久桂的签收记录。熊安东陈述，没有全到货，要求酒业公司发货。王久桂陈述，我送货到天真超市及天真超市熊老板又叫我送超市下面的小户，有时我在熊老板的本子上记账，有时叫熊老板自己记账。本院再查明，登瀛酒行经营者杨艳，成立日期2011年6月17日，注销日期2015年3月6日。本案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王久桂出具的收条、欠条能否代表合众公司，上诉人是否已经履行了供货义务，被上诉人主张返还预付酒款是否有依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天真商店主张预付酒款，提供了合众公司盖章的收据，王久桂的收条、欠条，以及银行转账记录，合众公司对于转账的事实并无异议，天真商店提供的转账记录与王久桂出具的收条基本相符，且王久桂系合众公司的送货员，应当认定王久桂出具的收条、欠条系代表合众公司，合众公司认为双方已经即时结清，不差欠天真商店酒品。合众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即时结清，且如双方为即时结清，王久桂无需向天真商店出具收条，再结合茅台酒明细中，王久桂书写了欠付酒品的内容，更加说明双方并非即时结清的交易。因此，本案应当由合众公司举证证明已经将相应的酒送货至天真商店，但是合众公司及王久桂均认为送酒至天真商店并未要求天真商店出具相应的收货手续，应当由合众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针对王久桂出具的部分收据与实际付款金额不一致的情况，合众公司对王久桂出具收条的款项汇到公司账上予以认可，对没有打到公司账目上的不予认可。对2016年9月20日、10月14日、10月22日收条中，王久桂注明饮料、牛奶、香烟，王久桂陈述，从天真商店处拿商品给公司用，没有给钱，所以算在总账里，合众公司在庭审中也认可拿过天真商店的货，但具体记不清了，故该三笔可以按照王久桂出具的收条金额计算付款金额。对2017年5月18日收条，王久桂认为赠品是天真商店强行要求扣除，天真商店认为赠品没有给故折算成钱，对该笔款项应当按照实际支付228600元计算。对2017年5月25日收条，王久桂陈述，梦之蓝是合众公司拿天真商店的酒品，返点是天真商店强行扣除的，公司实际没有返点，合众公司亦认可拿过天真商店的商品，天真商店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返点如何计算，对该笔款项应当扣除返点部分，实际付款135600元。对2017年7月18日、2017年1月6日、2017年1月22日收条，实际分别支付24.6万元、264100元和32万元，条据上并未注明其余款项如何支付，天真商店认为2017年1月22日收条中另外7万元系现金支付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该三笔按照实际支付金额计算。2017年3月10日收条，虽然注明转账87280元，但是实际上天真商店并未提供该笔转账记录，且收条上载明的明细金额加起来与合计金额不一致，天真商店也未做出合理解释，对该笔款项应认定刷卡金额和香烟的金额合计为174320元。至于转账给王久桂的款项，王久桂认可收到的货款已经交付给合众公司销账，且王久桂系合众公司的送货员，应当认定为合众公司收款，天真商店实际向合众公司预付的迎驾酒酒款为7102220元，天真商店自认已经收到合众公司送货价值6698058.5元，尚应返还预付酒款404161.5元。三、对于茅台酒部分，王久桂出具了欠条，天真商店亦提供了转账的手续，按照账单计算，合众公司尚欠天真商店茅台酒60件未能交付，应当由合众公司举证交付的相关手续，但是合众公司及王久桂均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一审判决按照市场进货价确定合众公司返还茅台酒款442800元并无明显不当。合众公司在审理中明确认可汇至煜煜明酒行、登瀛酒行的款项，且登瀛酒行已经注销，杨艳在一审中明确陈述其是合众公司的员工，系根据公司的要求注册了登瀛酒行，登瀛酒行注销时就将银行卡还给了蔡珍英，煜煜明酒行的经营者为蔡珍英，且送货员均为王久桂，一审判决合众公司承担相应的返还责任并无明显不当。此外，2017年10月14日，王久桂出具收据30万元，另外转账给合众公司账户35500元，合众公司予以认可，合众公司应当返还货款1182461.5元。综上，合众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9）苏0902民初3415号民事判决为，“盐城市合众酒业商贸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盐城市亭湖区天真综合商店酒款人民币1182461.5元。”二、驳回盐城市亭湖区天真综合商店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850元，由盐城市合众酒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4534元，盐城市亭湖区城南天真综合商店负担33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872元，由盐城市合众酒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4534元，盐城市亭湖区城南天真综合商店负担33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娴审判员 钟红梅审判员 张 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