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11民初5335号原告：湖南聚鑫源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路**。法定代表人：陈吉庆，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彭飞，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中路**。法定代表人：黄荣新。诉讼代表人：李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施珏，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敏，湖南昌言（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南聚鑫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湖南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湘0111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被告不服，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湘01民终961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湘0111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过开庭审理，作出了驳回原告起诉的裁定，原告对裁定不服，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依法于2020年7月6日继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彭飞，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施珏、唐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出具的《承诺书》合法有效；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3年，原告投资开发了东方时代商业广场。2007年12月，原告从当时的长沙华铭实业有限公司受让了东方时代商业广场的土地使用权，并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挂靠至被告名下，由被告代为持有。为此，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被告同意东方时代商业广场项目四分之三的资产归原告所有（三本房产证给原告抵押贷款），四分之一的资产归被告所有（一本房产证给被告抵押贷款），双方对此无争议”。该《承诺书》由被告加盖公章。原告认为，《承诺书》系原、被告双方对东方时代广场的资产归属进行了确认，是合法有效的法律文件。被告辩称：1、被告已进入破产程序，判定被告相关义务时应当与破产有关法律规定相协调。2、被告与长沙华铭实业有限公司于2008年3月11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支付全部土地转让款，于2010年9月3日、2010年9月10日依法取得东方时代商业广场101-104的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被告系东方时代商业广场101-104栋不动产的所有权人。3、案涉《承诺书》本身存在瑕疵，且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承诺书》并未载明形成时间，同时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份材料的形成时间，其内容本身也存在矛盾；其次，《承诺书》涉及被告名下重要资产处置却并无相关股东会决议，与常理不符。另，东方时代商业广场项目涉及的多份协议均反映原告及其实际控制人陈定杰认可东方时代商业广场为被告所有，且确认原告应当向被告偿还抵押房产变卖损失，更印证了涉案《承诺书》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承诺书》真实，其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势必损害被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被告已进入破产程序，该处分行为也可被撤销。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8月2日，原告与长沙华铭实业有限公司（曾用名“长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铭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华铭公司以年租金2963250元将其所有的32.925亩土地出租给原告开发综合商贸市场，即东方时代商业广场，租赁期限为20年。之后，原告投资兴建东方时代商业广场101至104栋号房屋。东方时代商业广场建成后，原告即对外出售该商场15年的经营权。2007年12月17日，原告（乙方）与华铭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为了盘活企业的资产，需筹集资金对企业所属的几大块工业用地改变用地性质，因此同意将《东方服饰城》项目上的土地改变其工业用地属性为商住用地属性后，转让给乙方或者被告；乙方为了重新开发东方服饰城，同意支付土地改变用途资金。为使本协议书得到履行，双方经充分协商，在合理、互利的基础上，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及与本协议书的相关合同关系，达成一致意见，共同遵守执行。一、甲方为盘活企业资产所需土地改变用途资金（含东方服饰城的土地）为2400万元，乙方同意先期支付。二、乙方承诺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含签订本协议之日），乙方先付定金500万元至甲、乙双方开设的共控账户（或者直接付至甲方在国土局办理土地改变用途的专用账户，下同）；2007年12月25日之前，将甲方所需改变用途资金尾款1900万元付至共控账户，该款项专款专用。乙方同时承诺，乙方在2007年12月25日前没有将尾款1900万元付至双方共控账户，乙方所付500万元定金不退，归甲方所有。当甲方要求乙方解控支付时，乙方不得拒绝。否则，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三、在本协议第二条约定得到切实履行的条件下，甲、乙双方商定，同意履行下列条款的约定：1、在《东方服饰城》项目上的土地用途改变为商业用地后（该地块的面积以原甲、乙双方于2003年8月2日所签《土地租赁合同书》界定的面积为准，约为32亩，现为工业出让用地，土地容积率为0.5；改变用途后该地块为商业用地，土地容积率为1.5），甲方同意将上述《东方服饰城》的土地以净收益3600万元的总价转让给乙方或者被告。2、该土地变为容积率为1.5的商业用地后，办理土地由甲方转让给乙方或者被告的过程中，甲乙双方需向政府相关部门缴纳的全部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全部由乙方或者被告承担。3、甲方承诺，乙方先期支付甲方用于改变用途的2400万元，在办理上述土地转让过程中，冲抵土地转让价款。4、甲方承诺于2008年6月30日之前，将该土地过户给乙方或被告，土地过户给乙方或被告之日起，乙方必须在三个月之内付给甲方600万元土地款。土地过户后，乙方未付清余款前，由原告提供担保函后，甲方必须无条件将土地证及相关资料交给乙方，否则按延期过户处理。乙方或被告用该土地抵押贷款后，乙方或者被告必须一次性支付余款。5、在2007年12月25日以后，12月31日前，由甲、乙双方就2003年8月2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签订终止履行的协议。甲方同意，原租赁期内乙方所欠租金，甲、乙双方均不再针对对方主张其他任何权利。6、原《东方服饰城》经营户的经营合同的解除、经营承包金的清退由乙方全额承担，服饰城的房屋拆除及费用由乙方负责。四、乙方如不能按期履行本协议关于定金支付或者尾款支付时间的约定，则甲方有权选择其他房地产开发公司。五、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的半年内，按本协议的约定由甲方与乙方或乙方指定的被告签订《土地转让合同》。2007年12月23日，被告（甲方）与熊猫通用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熊猫公司）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协议》，约定：一、合作项目：名称原长沙钢厂东方服饰广场，地址长沙市××路××号，规划用地面积32亩，用地类型商业用地，容积率1.5，购买土地资金43500000元。二、上述购买土地资金43500000元收购用地的条件，即为第一条约定性质的用地转让变更到甲方名下（其中已经包括支付湖南聚鑫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7500000元的补偿费及土地转让变更至甲方名下的相关费用）。三、合作方式：1、以甲方的名义开发合作项目。具体方式为在甲方名下单独成立开发合作项目的项目部，该项目部实行封闭式运行和管理，单独开设合作项目专用银行账户，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与甲方开发的其他项目不存在关联关系。2、合作项目按照股份制方式运营，其中甲方在合作项目中占65%的股份，乙方在合作项目中占35%的股份；甲乙双方按各自所占比例享有分配利润等权利、承担义务。3、非合作项目产生的债权由甲方享有、债务由甲方承担。甲方其他项目产生的债务不得以合作项目的资产或权益进行清偿；非合作项目产生的甲方管理费用和其他费用不得列入合作项目或由合作项目予以分摊。四、项目总投资及资金计划：1、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为人民币肆亿元（已经包括购买第一条约定土地资金在内），其中自筹金预计为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甲方占股65%，投资金额玖仟柒佰伍拾万元；乙方占总股份35%，投资金额伍仟贰佰伍拾万元；其余投资通过对外融资方式解决。2、……；十二、担保条款：湖南聚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陈定杰自愿同意为甲方本协议约定的甲方的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甲方应负的债务履行期开始后两年。十五、补充条款：本项目现存的东方服饰广场的不动产、设施、设备等全部资产为合作项目所有。陈定杰及湖南聚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确认。2007年12月25日，被告（乙方）与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红星公司）签订《借款股权质押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30000000元用于东方服饰广场项目的开发建设，借款期限为一年即2007年12月26日至2008年12月26日。乙方愿意以股东陈定杰、张长宗各所持乙方股权的15%作为质押担保。乙方清偿债务后，甲方拥有的30%质押股权中的10%由乙方无偿受让，另外20%股权在长沙融城花园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且产权过户至长沙融城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名下后该股权由乙方无偿受让。2008年1月8日，原告（乙方）与华铭公司（甲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鉴于甲、乙双方于2007年12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乙方依据合同第二条规定已将2400万元改变用途的资金支付给了甲方。现甲、乙双方就该协议的履行签订如下补充协议：1、甲乙双方于2003年8月2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于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甲乙双方按2007年12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有关条款享有权利，履行义务。2、甲方承诺在乙方拆迁东方时代商业广场时给予积极协助并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及周边关系，因此，乙方同意于2008年元月底另付15万元资金给甲方。3、土地过户后三个月之内，乙方或被告付足600万元土地款，其中400万元由甲方使用，另200万元进入双控账户用于解除该土地上甲方建筑物的银行抵押或相关担保，乙方对此不得拒绝，不足部分由乙方在余款中补足，余款支付按原合同履行。如甲方不及时解除原抵押或相关担保影响乙方或被告开发该土地的房屋预售证的发放和土地抵押贷款，因此造成乙方的损失由甲方赔偿。4、东方时代商业广场所在地的土地由甲方过户给乙方时，该地块地上全部建筑物同时无偿归乙方所有。2008年1月18日，原告起诉华铭公司、李建兴等人合同纠纷案经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原告与华铭公司于2003年8月2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终止履行，按2007年12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2008年1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确定土地租赁合同终止以后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承诺以东方服饰城商铺经营权价款的139%回购商铺经营户业主的商铺经营权，并于2009年12月31日前付清全部回购款。2008年3月11日，被告（乙方）与华铭公司（甲方）就上述地块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经双方平等协商，甲方同意将其原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权证号：长国用（2008）第0××1号}转让给乙方，故签订本转让合同。1、甲方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位于雨花区××路××号，总面积为17185.6平方米，建筑物面积29000平方米。2、转让价格为5200万元……。被告2007年至2009年期间实际支付土地款3600万元。2010年6月10日，原、被告共同向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我司向贵局申请办理雨花区人民路9号（现港岛路37号）东方时代商业广场产权证事宜，该项目是2003年由我司子公司湖南聚鑫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资金兴建，故当时报建图及工程竣工备案的名称为湖南聚鑫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2008年我司成立金信地产，湖南聚鑫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加入我司名下，但报建图与备案表等未及时更改，现双方公司申请将该自管房屋产权办在湖南金信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如由此引起的法律纠纷概由双方公司承担。2010年9月3日，东方时代商业广场101-104号栋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被告名下。2011年11月9日，被告作为抵押人与建行长沙铁银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原告在建行长沙铁银支行办理承兑商业汇票、开立信用证、贸易融资业务等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物为东方时代商业广场101-103号栋房屋，后101-103号栋房屋经司法程序变卖给了湖南中湘置业有限公司。2011年12月16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湖南分公司）、湖南宾利花园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了《债权收购协议》，约定由信达湖南分公司收购湖南宾利花园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对被告所享有的7190万元债权。信达湖南分公司还与被告签订了《抵押合同》，被告将其名下的东方时代商业广场104号栋房屋抵押给信达湖南分公司，作为被告所欠债务的担保。后因该《抵押合同》纠纷，上述104号栋房屋经司法程序变卖给了信达湖南分公司。后上述房产均已过户至相应买受人名下。2018年2月8日，原告持加盖被告公章的《承诺书》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承诺书》合法有效。《承诺书》载明：湖南聚鑫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聚鑫源公司）在2010年下半年同意将东方时代商业广场项目房产办理过户到湖南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金信公司）名下，基于此项目在办理房屋产权过户当时已大幅增值，金信公司同意东方时代商业广场项目四分之三的资产归聚鑫源公司所有（三本房产证给聚鑫源抵押贷款），四分之一的资产归金信公司所有（一本房产证给金信抵押贷款），双方对此没有争议。对于金信公司持有的东方时代商业广场四分之一的资产，如果这四分之一资产的市场价值低于金信公司在东方时代广场项目上的投入，聚鑫源公司要补偿相应差价；如果这四分之一资产的市场价值高于金信公司在东方时代广场项目的投入，金信公司不用补偿聚鑫源公司。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主张《承诺书》形成时间为2011年下半年。被告未否认其中加盖的“湖南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但认为加盖公章的过程违反用印程序，该《承诺书》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载明形成时间、无经办人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另本院在第一次审理时分别就该案询问了陈定杰及张长宗，陈定杰称：1、涉及东方时代商业广场项目的经营开发，原告投入了8000到9000万元（实际出资5000万元到6000万元，亏损了2000多万元），该费用不包含建101-104号栋楼时投入的5000多万元；2、2010年到2011年期间，被告的公章是由其与张长宗双控，由彭文峰保管，红星公司当时未参与被告的实际经营管理；3、涉案《承诺书》的公章是经其与张长宗同意后，由彭文峰加盖形成的，其中第二段内容系按张长宗的意思添加形成。张长宗称：1、从被告公司财务账面上看，陈定杰就东方时代商业广场项目借给被告57681328.56元；2、2009年9月12日至2012年2月期间，红星公司未参与被告的经营管理，也未对被告公章进行监管，被告公章当时由彭文峰保管，彭文峰系陈定杰的私人秘书。彭文峰到案陈述：1、其于2007年在原告处工作，后于2009年下半年至被告处工作，职务均为陈定杰秘书；2、被告的公章在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12月左右均由其保管；3、在其保管公章期间，加盖公章的事情均须征得陈定杰及张长宗口头或书面同意；4、对涉案《承诺书》的公章是否由其加盖因时间久远无法确认。被告据此向本院申请对《承诺书》上名为“湖南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是否出自同一枚印章及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予以准许，并移交到了鉴定机构。因被告此后逾期未缴纳鉴定费用，终止了鉴定程序。另查明，一、原告自2002年9月23日注册成立，曾用名为：湖南聚鑫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湖南聚鑫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陈定杰曾为原告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自2006年11月13日起未再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股东，但2013年5月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前一直系原告实际控制人。被告于2002年7月9日注册成立，陈定杰及其弟弟陈定斌于2007年6月13日出资收购被告，并成为被告股东，陈定杰于2007年6月18日至2012年2月21日期间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其中2011年12月左右因刑事案件被调查未再参与被告的经营管理）。被告自2007年6月13日起的股权结构变更情况为：1、2007年6月13日起，被告的股东为陈定杰（出资额1700万元，出资比例56.67%）、陈定斌（陈定杰弟弟，出资额1300万元，出资比例43.33%）；2、2007年10月15日，陈定斌将上述43.33%的股份转让给湖南融城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陈定杰将其上述股份中的5.67%转让给湖南融城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被告的股东变更为陈定杰（出资额1530万元，出资比例51%）和湖南融城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1470万元，出资比例49%）；3、2008年1月4日，被告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陈定杰将所持15%的股份转让给红星公司，湖南融城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15%的股份转让给红星公司，被告的股东变更为陈定杰（出资额1080万元，出资比例36%）、湖南融城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1020万元，出资比例34%）、红星公司（出资额900万元，出资比例30%）；4、2012年2月21日，被告股东变更为陈定杰（出资额510万元）、湖南融城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1020万元）、红星公司（出资额900万元）及李阿芬（出资额570万元）。二、张长宗系湖南融城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为44%。再查明，一、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委托湖南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东方时代商业广场相关事项进行专项审计，涉案《承诺书》系陈定杰于上述审计过程中提交。二、关于东方时代商业广场的投资问题，湖南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载明：东方时代商业广场的投资开发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期）由聚鑫源公司进行投资开发，聚鑫源公司从华铭公司租赁土地开发了东方时代商业广场1244个商铺，出售了15年商铺经营权。第二阶段（后期）由金信公司投资开发。2007年12月，金信公司开始对东方时代商业广场对应项目核算，但没有完整的记录及对应关系，“记账时间、记账依据”存在不一致。2007年12月23日，金信公司与熊猫公司签订协议联合开发东方时代商业广场，熊猫公司共计投入1500万元，其中500万元于当日付给聚鑫源公司，聚鑫源公司于2007年12月19日付长沙市财政局500万元，用于付金信公司东方时代商业广场土地款，2007年12月28日收到熊猫公司的1000万元用于了金信公司经营活动。2011年，熊猫公司将东方时代商业广场中的投资份额以21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荣新、徐雪琴、郑晓春，其中本金1500万元、利息615万元。黄荣新等人于2011年5月通过张长宗个人账户及长沙一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付款到金信公司账户1500万元，2011年6月通过徐海云、张长宗个人账户付熊猫公司615万元利息到熊猫公司法定代表人吴胜顺个人账户。经查看金信公司财务账，账面显示金信公司长沙银行东塘支行尾号3017账户于2011年5月20日、24日分别收张长宗1200万元、长沙一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300万元；金信公司招行尾号10001账户于2011年5月23日、25日分别支付熊猫公司1200万元、300万元，为退熊猫公司投资款1500万元。东方时代商业广场第二阶段（后期）回购、权证办理。2008年1月8日华铭公司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东方时代商业广场所在的土地由华铭公司过户给原告时，该地块上全部建筑物同时无偿归原告所有。另，《审计报告》中确认了原告按2008年1月18日与华铭公司、李建兴等人在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并于2009年12月31日前需付清全部回购款的事实；2008年3月11日，华铭公司与被告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华铭公司将其以出让方式取得的涉案土地使用权以5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被告实际支付土地款3600万元的事实。《审计报告》中东方时代商业广场第二阶段（后期）的投入及处置情况载明：项目资金来源张长宗往来款10650000元，徐雪琴往来款13582800元，郑晓春往来款5821200元，陈定杰往来款55990353.84元，金信自有资金投入65161843.04元，户优惠购房款13485191.34元，户员工资补偿1466000元，合计166157388.22元。被告在涉案项目的后期开发中支付回购款和优惠购房款92405474.28元，原告支付了回购款4147214元。原告于2018年2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承诺书》合法有效。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湘0111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被告不服，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湘01民终961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湘0111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在案件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前，即2018年11月7日，长沙融城花园酒店有限公司股东江伟雄召集公司股东就被告公司及融城花园酒店相关账目如何处理及内部管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制作了《会议纪要》，陈定杰、张长宗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纪要》第3条载明：会议同意涉及金信房地产公司与股东或股东的关联单位及个人有往来资金的款项，按年息24%的标准采取年复利的方式进行计算。《会议纪要》第4条载明：关于陈定杰东方时代广场的问题，会议明确按1.52亿元（为金信房地产公司三本产权证给银行拍卖所得款）为计算标准，从2015年7月1日按年息24%的年息复利的方式标准计算利息，与金信房地产进行结算。2018年11月29日，原、被告公司股东又签订《会议纪要》一份，主题是：关于原、被告的撤诉事宜。会议进一步明确，关于被告名下东方时代广场的协议内容按照2018年11月7日会议纪要的第3点和第4点办理清算。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争议的焦点虽然是《承诺书》的效力问题，但首先应该查明的是原、被告的法律关系问题。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承诺书》的效力具有关联性、不可分性。一、对原、被告诉争的《承诺书》所反映法律关系的认定。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涉及东方时代商业广场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虽系被告与华铭公司，合同签订后也是由被告支付了相关费用；但上述合同签订之前，原告于2003年8月2日与华铭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已实际租赁该土地投资兴建了东方时代商业广场101-104号栋房屋，原告即对外出售该商场15年的经营权；之后，双方就上述土地转让事项与华铭公司进行洽谈。2007年12月17日，原告与华铭公司签订《协议书》，就东方时代商业广场项目明确约定：“甲方为了盘活企业的资产，需筹集资金对企业所属的几大块工业用地改变用地性质，因此同意将《东方服饰城》项目上的土地改变其工业用地属性为商住用地属性后，转让给乙方或者被告”。2008年1月8日，原告与华铭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2008年1月18日，原告在本院与华铭公司及李建新等人就东方服饰城的纠纷达成调解协议；2010年6月10日，原、被告共同向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我司向贵局申请办理雨花区人民路9号（现港岛路37号）东方时代商业广场产权证事宜，该项目是2003年由我司子公司湖南聚鑫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资金兴建，故当时报建图及工程竣工备案的名称为湖南聚鑫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2008年我司成立金信地产，湖南聚鑫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加入我司名下，但报建图与备案表等未及时更改，现双方公司申请将该自管房屋产权办在湖南金信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如由此引起的法律纠纷概由双方公司承担”。2010年9月3日，东方时代商业广场101-104号栋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被告名下。上述证据和呈现的事实，可以认定就涉案东方时代商业广场项目，原告的权利义务由被告承继，华铭公司认可原告已经履行的部分直接对被告生效，合同后续权利义务归属于被告，即构成债的主体变更。二、《承诺书》的效力问题。（一）从《承诺书》的表现形式上看，虽《承诺书》仅加盖有“湖南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无经办人员签名、未载明形成时间，且公章加盖位置也未在常见的右下角，但基本权利义务清楚，无歧义，不影响其效力。其理由如下：首先，上述形式要件并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强制性要件，缺失上述要件也只能说明该《承诺书》形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该瑕疵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承诺书》无效或系伪造的结论，只要其中所加盖的公章系被告的真实公章及该公章的加盖系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即可；其次，被告在庭审中也不否认《承诺书》中所加盖公章本身的真实性，而是对于公章如何加盖形成及形成时间持有异议。因此，该《承诺书》在形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不影响其效力。（二）东方时代商业广场系原告前期投资开发，由被告承继进行后期投资开发；原告股东、实际控制人虽同时系被告股东，但原、被告仍是相互独立法人，被告承继原告之债应支付相应对价，结合原、被告之间存在其他财产混同情况，双方签订《承诺书》对涉案项目进行约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三）从《承诺书》的内容上看主要表达两层内容：一是原告同意将东方时代商业广场项目房产办理过户到被告名下；二是被告同意东方时代商业广场项目四分之三的资产归原告所有，四分之一的资产归被告所有；如果所持有资产的市场价值低于在东方时代广场项目上的投入，则补偿相应差价。第一层内容所反映的法律关系本院已在问题一中进行了阐述；第二层内容既有对东方时代商业广场101-104号栋房屋资产归属确认的陈述，也有关于104号栋房产价值补偿的约定；与双方用上述房产分别为原、被告的对外债务进行抵押担保的事实基本一致，且担保额度亦基本相同，两者之间可相互印证。此外，在东方时代商业广场101-104号栋房屋因担保原、被告债务被变卖给案外人后，被告也未就其中的101-103号房被变卖一事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告主张追偿权或要求原告补偿。因此，该《承诺书》在内容上体现“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综上，涉案《承诺书》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形式及内容均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三、2018年11月7日、11月29日的两份《会议纪要》是否对《承诺书》的效力产生影响。上述两份《会议纪要》发生在本案一审判决确认《承诺书》有效，被告不服判决上诉二审期间。双方在《会议纪要》中并未提及《承诺书》的效力问题，仅就公司股东或股东的关联单位及个人往来的利息结算达成了书面意见，且第二次会议的讨论事项是被告撤回上诉。因被告此后并未撤回上诉，《会议纪要》至今未执行。故，两份《会议纪要》与《承诺书》的效力并无关联，对《承诺书》的效力不产生影响。四、被告已进入破产程序对涉案《承诺书》的效力是否构成影响。结合101-104号栋房屋产权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时间、陈定杰未实际参与被告经营管理的时间及被告公章自2012年2月21日起由红星公司参与监管控制的客观事实，本院认为《承诺书》的形成时间应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被告破产清算案之前超过一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可撤销行为的条件，破产程序并不影响该《承诺书》的效力。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湖南聚鑫源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加盖有“湖南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的《承诺书》合法有效。本案受理费80元，由被告湖南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华人民陪审员 胡 南人民陪审员 李玲芝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龚涛书记员李佳妮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