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6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广华，男，196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大连华熙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卫茂升，辽宁光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卫祎，辽宁金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嘉杨，男，197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宁波嘉迎木业有限公司职工，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陆璐，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上诉人于广华因与被上诉人黄嘉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于广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卫茂升、卫祎，被上诉人黄嘉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陆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广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及存在实际支付借款的事实，原审以“黄嘉杨转账时附言的‘借款’，从证据的证明效力上更具有优势”为由“采纳黄嘉杨的主张，该74700元为借款”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转账单据上付款摘要部分是付款方自行选择填写，与上诉人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原审以此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于法无据。且同日（2019年2月1日），被上诉人通过微信向上诉人发送了盖有宁波嘉迎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迎公司）印章的函件和银行交易收款方凭证，前者载明：“收：大连华熙木业有限公司4柜大方材483080.00注：宁波嘉迎木业暂收200000.00（大方款）余款代垫大连老余三柜地板款（实际金额）63.0021×490＄=30871.01＄合计RMB208379.45元483080-20万（大方暂收）-208379.45（三柜地板款）余74700.55元（暂退余志户頭）2019.2.1”；后者银行交易收款方凭证金额为74700元，与暂退款数额一致，后者没有附付款方信息。由此证明该74700元属于退款。（二）原审采信所谓黄嘉杨《情况说明》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判第三页所载“黄嘉杨对其向于广华发送该函件的解释”系2020年6月11日本案原审第二次开庭时由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上诉人质证时就认为该《情况说明》不是黄嘉杨的陈述，该件所载“黄嘉杨”三个字是打印字，不是其本人签字，其上只有其委托代理人刘陆璐签字，且载明时间是2020年4月16日，被上诉人代理人没有向法庭说明该《情况说明》的形成过程，故不具有证据资格。原审将该《情况说明》全文载明在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并以此作为证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相关规定。且又出现了涉及本案的第三个74700元的说法，即该《情况说明》称：这是公司给黄嘉杨个人的提成钱，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74700元系公司给个人的提成钱，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余志”是案外人，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余志”是被上诉人所在公司的地板客户。上诉人认为作为原告的黄嘉杨本人应当亲自出庭。（三）原审分配举证责任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对本案应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原审也没有发现能够证明双方具有举债合意的证据，且被上诉人系嘉迎公司业务员，代表嘉迎公司与大连华熙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公司）办理木材采购业务，上诉人系华熙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9月20日，嘉迎公司与华熙公司签订了《乌克兰橡木大方购销合同》，华熙公司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于2018年9月29日向嘉盈公司预付定金10万元整，而不是原审认定的“向嘉迎公司支付货款10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行为系公司职务行为，在各自代表其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时不存在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称除公司职务行为以外的个人行为不合生活常理。尤其是两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嘉迎公司存在严重违约行为，华熙公司已向其追索违约责任的情形下，被上诉人称双方个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更违背生活常理。黄嘉杨二审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1.案涉款项已实际转到上诉人账户，款项性质是借款。2.上诉人收到款项，且对款项性质不持异议。3.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公司退款的证据。4.被上诉人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股东，上诉人和公司之间财务往来都是公对公账户，被上诉人不是财务人员，从未参与公司结算。于广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于广华向原告黄嘉杨偿还借款74700元及逾期利息以74700元为基数，从2019年2月1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付清之日为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服务费由被告于广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1日，黄嘉杨向于广华转账74700元，备注“借款”。黄嘉杨为嘉迎公司业务员，代表嘉迎公司与大连华熙木业有限公司办理木材采购业务。于广华系华熙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9月20日，嘉迎公司与华熙公司签订《乌克兰橡木大方购销合同》两份。华熙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向嘉迎公司支付货款10万元，附言“货款（三厂）”；于2019年2月1日向嘉迎公司支付货款483080元；于2019年3月8日向嘉迎公司支付货款50000元；于2019年3月13日向嘉迎公司支付货款237146.18元。嘉迎公司向华熙公司供货后，于广华通过微信将存在质量问题的木材照片发送给黄嘉杨。2019年2月1日，于广华通过微信向黄嘉杨发送了其银行卡号的信息。当日，黄嘉杨通过微信向于广华发送一份盖有嘉迎公司印章的函件，内容如下：“收：大连华熙木业有限公司4柜大方材483080.00注：宁波嘉迎木业暂收200000.00（大方款）余款代垫大连老余三柜地板款（实际金额）63.0021×490＄=30871.01＄合计RMB208379.45元483080-20万（大方暂收）-208379.45（三柜地板款）余74700.55元（暂退余志户頭）2019.2.1”。黄嘉杨对其向于广华发送该函件的解释如下：“2019年2月1日微信中的函件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我当时只是和于广华闲聊，他向我个人借钱20万元，我没有那么多，手头只有74700元，这是公司给我个人的提成钱，我就是想表达我将手中的钱全部借给了于广华。余志是案外人，我们公司在销售木材的同时，也兼做地板生意，余志是公司的地板客户，这与于广华向我借款，没有任何关系。”另查，黄嘉杨于2019年12月2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支付保费2000元、诉讼保全费767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形成民间借贷关系需达成借贷合意并交付借款，本案中黄嘉杨主张其向于广华转账的74700元为借款，于广华主张该款为嘉迎公司因木材质量问题给予的补偿款，其与黄嘉杨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故本案争议焦点为黄嘉杨与于广华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黄嘉杨作为嘉迎公司的业务员与华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广华进行木材买卖的业务，但双方签订合同均是以公司名义进行，货款往来均使用两公司的公司账户进行，虽然木材质量问题的照片是通过黄嘉杨与于广华的个人微信进行传输，但双方在微信记录中并未有嘉迎公司与华熙公司达成木材质量问题赔偿协议的相关内容，于广华主张该74700元为赔偿款的抗辩缺乏依据。黄嘉杨通过微信发送给于广华的函件，从形式上看，该函件非嘉迎公司出具给华熙公司的函件；从内容上看，函件虽记载了华熙公司向嘉迎公司支付483080元的事实，但其余内容则是对该483080元用途的记录。在函件中出现的“老余”“余志”，从姓氏书写上与于广华的姓氏不同，从货品内容上也与华熙公司的货品不一致，于广华主张其个人为“老余”或“余志”缺乏依据。再者，于广华一直以华熙公司的名义与嘉迎公司开展业务，在同一个函件中，既出现华熙公司，又出现于广华个人，与常理不符，因此，就黄嘉杨发送该函件的目的，黄嘉杨的陈述更具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黄嘉杨与于广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仅有于广华银行卡照片和“于广华建行沙河口支行”的字样，其余交流为语音通话，无法从微信记录中判断双方交流内容。在于广华不能证明其收款是嘉迎公司支付的木材赔偿款的情况下，黄嘉杨转账时附言的“借款”，从证据的证明效力上更具有优势，故一审法院采纳黄嘉杨的主张，该74700元为借款。关于黄嘉杨主张的利息，因双方在借款时并未对利息及还款期限作出明确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故，黄嘉杨随时有权要求于广华还款，于广华应自黄嘉杨主张之日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关于黄嘉杨主张的财产保全险保费的请求，虽然黄嘉杨在本案中花费了此项费用，但双方在借款时并未对追索债权所发生的费用如何分担进行明确的约定，因此，黄嘉杨要求于广华承担此费用的请求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于广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黄嘉杨借款本金74700元，并自2020年1月1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黄嘉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2元、保全费767元（原告均已预付），由被告负担，给付时间同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于广华系华熙公司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黄嘉杨系嘉迎公司业务员，代表嘉迎公司与华熙公司办理木材采购业务。2018年9月20日，嘉迎公司与华熙公司签订《乌克兰橡木大方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供方为嘉迎公司，需方为华熙木业，并约定了购买橡木大方的规格、单价、质量标准、每月加工数量、付款方式、交货期限、其他未尽事宜等内容，其中付款方式约定“合同签订后，需方向供方预付定金拾万元人民币，余款验收合格后付款。”2018年9月29日，华熙公司向嘉迎公司支付10万元，付款电子回单上附言“货款（三厂）”。嘉迎公司向华熙公司供货后，于广华通过微信将存在质量问题的木材照片发送给了黄嘉杨。2019年2月1日，华熙公司向嘉迎公司支付货款483080元。当日，黄嘉杨通过微信向于广华发送一份盖有嘉迎公司印章的函件，内容为：“收：大连华熙木业有限公司4柜大方材483080.00注：宁波嘉迎木业暂收200000.00（大方款）余款代垫大连老余三柜地板款（实际金额）63.0021×490＄=30871.01＄合计RMB208379.45元483080-20万（大方暂收）-208379.45（三柜地板款）余74700.55元（暂退余志户頭）2019.2.1”。同日（2019年2月1日），于广华通过微信向黄嘉杨发送了其银行卡号的信息。同日（2019年2月1日），黄嘉杨向于广华转账74700元，转账摘要备注“借款”。原审第二次庭审（2020年6月11日）中，被上诉人黄嘉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法庭提供了一份情况说明人为黄嘉扬（但仅有打印的黄嘉扬三字，无其本人签名），有委托代理人刘陆璐签名，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16日的《情况说明》（原审第一次开庭日期为2020年4月15日），内容为：“2019年2月1日微信中的函件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我当时只是和于广华闲聊，他向我个人借钱20万元，我没有那么多，手头只有74700元，这是公司给我个人的提成钱，我就是想表达我将手中的钱全部借给了于广华。余志是案外人，我们公司在销售木材的同时，也兼做地板生意，余志是公司的地板客户，这与于广华向我借款，没有任何关系。”另查，黄嘉杨于2019年12月2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支付保费2000元、诉讼保全费767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说明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应当达到足以让人民法院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即通常所说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而对主张法律关系不存在一方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仅要求达到让人民法院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具体运用到本案，被上诉人黄嘉杨以其向上诉人于广华的转账记录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上诉人于广华抗辩其与黄嘉杨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黄嘉杨向其转账的74700元款项，系嘉迎公司向其为法定代表人的华熙公司退回的货款。故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亦为本案的待证事实是：本案所涉款项74700元系被上诉人黄嘉杨出借给于广华的借款，还是嘉迎公司退回给华熙公司的货款。本案应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进行处理。且这里所指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的证据即为上述主张法律关系不存在的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仅要求达到让人民法院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即可。而本案中，根据嘉迎公司与华熙公司签订的合同，华熙公司对嘉迎公司提供的木材质量的异议，上述支付款项的情况，嘉迎公司收到华熙公司支付的货款483080元的当日，其业务员（即本案被上诉人黄嘉杨）向华熙公司的法定代理人（即本案上诉人于广华）发送的盖有嘉迎公司印章的函件微信等事实，可以确认嘉迎木业公司对收到的华熙公司当日（2019年2月1日）支付的483080元货款，除暂收200000元及代垫“大连老余”三柜地板款208379.45元外，其余的74700.55元，应暂退到“余志”的户头，而同日（2019年2月1日），于广华通过微信向黄嘉杨发送了其银行卡号的信息。至于该“余志”是不是指本案上诉人于广华，还是另有他人，因双方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既不排除另有他人的可能性，也不应排除就是本案上诉人于广华的可能性。因为被上诉人经本院一再释明，没有提供另有他人为“余志”的任何证据，而该函件系被上诉人单方向上诉人发送，“余志”的“余”又与上诉人于广华的“于”同音，该函件与华熙公司相关，且发送该函件的日期与华熙公司向嘉迎公司支付483080元货款、上诉人于广华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黄嘉杨发送其银行卡号，黄嘉杨通过其个人账户向于广华支付74700元等事实均系同一日，且函件上所称的退回“余志”户头的款项金额亦与黄嘉杨当日转账给于广华的款项金额基本相同。故上述证据足以使人民法院对本案双方争议的事实，即：“本案所涉款项的74700元系被上诉人黄嘉杨出借给于广华的借款，还是嘉迎公司退回给华熙公司的货款”的认定，达到真伪不明的程度。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黄嘉杨仍应就其案涉转账系出借给上诉人于广华，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即，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转账单据摘要中备注的“借款”，仅为黄嘉杨单方所标注，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且《情况说明》即使为黄嘉杨本人出具或由其授意出具，其所述内容亦明显与其2019年2月1日通过微信向上诉人于广华出具的盖有嘉迎公司印章的函件的内容不符，无法从该函件及发送该函件的微信中得出本案双方当时是在协商借贷的事宜，更无法得出存在上诉人于广华向被上诉人黄嘉杨借款20万元的意思表示，该74700元系嘉迎公司给予黄嘉杨个人的提成钱，其因仅有74700元公司提成钱而只能向上诉人于广华出借74700元等事实，且经本院一再释明，被上诉人黄嘉杨亦不能提供其所称的当时双方协商借贷事宜的证据。故在被上诉人黄嘉杨不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意的情况下，本案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黄嘉杨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于广华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53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黄嘉杨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92元、保全费767元（被上诉人黄嘉杨均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2元（上诉人于广华已预交），均由被上诉人黄嘉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郑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