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73民终22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钰昌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209-38。法定代表人：李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光钦，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进伟，男，1983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景耀，男，198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宏涛，男，198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明，北京立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钰昌和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京钰昌和公司）与被上诉人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的（2019）京0105民初2533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钰昌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琳、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光钦，被上诉人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明均参加了谈话。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钰昌和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与北京钰昌和公司已达成技术服务合同关系，事实认定有误。首先，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提供的2018年7月18日的谈话录音中，关于技术支撑服务内容上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北京钰昌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琳的意思表示是，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在离职后提供的技术支撑服务内容应与其在职期间所从事的技术支撑工作内容一致；赵进伟、韩宏涛的意思表示是，有事就解决；刘景耀的意思表示是，离职后提供的技术支撑工作内容与其在职时提供的技术支撑工作内容不同。因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提供技术支撑是一个整体服务，因此双方就服务内容并未达成合意。其次，双方就技术支撑服务合作时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在本案中要求北京钰昌和公司自2018年8月1日起向其支付技术服务费，但刘景耀又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北京钰昌和公司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4日期间的工资，并在仲裁中主张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因此，2018年7月18日双方的谈话仅是就技术服务合作事项的初步磋商沟通，但未达成一致。二、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继续有效，双方均应继续履行，认定有误。因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离开公司后有人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恶意抢挖北京钰昌和公司客户资源，2018年8月21日北京钰昌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琳召集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进行会谈，明确表示：“平台不用你们再更新，也不用你们再支持。”赵进伟回答：“无所谓，走，就这样。”韩宏涛、刘景耀也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自此之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未向北京钰昌和公司提供技术支撑服务。即便一审法院认定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与北京钰昌和公司以口头方式达成技术服务合同，但双方之间也已就停止提供支撑服务达成合意，该技术服务合同关系已于2018年8月21日终止。北京钰昌和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至本院。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北京钰昌和公司的上诉请求。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与北京钰昌和公司之间的技术服务合同于2019年8月14日解除；2.判令北京钰昌和公司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SDK技术服务费及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API技术服务费合计1027058.96元；3.判令北京钰昌和公司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每期应付款项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分类分段自每笔款项应付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具体计算方式详见附表二）；4.判令北京钰昌和公司承担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律师费30000元、公证费444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原系北京钰昌和公司股东及员工。2018年7月18日，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与北京钰昌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琳进行协商，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表示要从北京钰昌和公司离职，依据谈话录音，各方商谈主要包括以下信息：1.对于SDK，李琳询问“接下来怎么合作”，韩宏涛表示“咱们走一个分成吧”“因为说工资肯定不要了，我们意思说，我们每个人一共加起来，要你10个点”，并明确这“只是SDK，因为SDK是我们带过来的全套技术”。李琳询问“你们一共是10个点，流水的10个点”，韩宏涛回复“对”。2.对于API，韩宏涛提出“API是你的一个资源”“我们也要你5个点”。李琳表示“API那个我不想和你分”，韩宏涛提出“你就找技术迁出去，或者，你想换一种分成模式”，李琳回复“API要不然呢，我就专门找人去支撑去”，韩宏涛表示同意，李琳表示“API这个事情，你得给我一个过渡的时间”“你就给我支撑一个月”，韩宏涛表示“过渡阶段，今天18号，那也行，没问题”，李琳表示“如果一个月迁不完，那回头按照5个点去算，没问题”，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表示同意。3.对于结算问题：（1）就结算依据，韩宏涛表示“我们要流水，提流水的”，并就数据确认问题，提出由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申请广点通账号，北京钰昌和公司使用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账号，李琳拒绝该提议，并表示“我公司继续往前推”“你要说这个数据的真伪，到时候，你看广点通后台不就知道了”。韩宏涛表示“可以”。（2）就结算周期，韩宏涛表示“可能具体操作什么的，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就按照这个来算，月结”，李琳表示认可。（3）就结算方式，李琳表示“对公你给我补一个合同，然后，你给我开张票，然后，我不就走个技术支撑费，对账单，就完了”，韩宏涛询问“咱补个合同，完后，然后开个票就行”，李琳表示确认。4.对于补签合同，因双方在商谈结算方式时提到需补签合同，李琳询问“那个技术支撑费的合同，跟‘姜超’他们是一样的呗”，韩宏涛回复“可以”。李琳表示“那合同的模板一样了，你先填一下，这星期就能搞完”。5.对于工作内容，赵进伟表示“支撑，肯定有事还得上”，李琳表示“这个事情……你们要决定了，我觉得都没有问题，要该怎么样用大家，都会怎么样用大家，只不过合作的模式不一样了。对吧，点数，不管是工资还是点数，都从那什么里面”，韩宏涛表示“这边有事，也来，真是需要坐班，或者说我临时有投资人，有什么技术对接了，或者有对账了，我们肯定来，上几天班，都没问题”，李琳表示“可以”，韩宏涛还表示“我明天就不来上班了，有事，该在群里喊就在群里喊，该怎么解决还怎么解决，毕竟我还收着你支撑”，李琳表示肯定。在双方协商补签合同时，韩宏涛再次提到“收收尾，咱们合同其实还是会继续下去的，无非就换了一种模式，我们也不要工资了，我们也不坐班了，无非就换成这种模式了”，李琳表示“对”，韩宏涛表示“但，你要有事儿，我们该尽到的义务还尽义务，因为毕竟也收了10个点的维护费嘛”，李琳表示“对”。刘景耀明确“技术支撑肯定还是给你支撑，但是这种特别大的那种修改……一些个那么多的版本迭代，可能不会那么多做了”。6.双方还就竞业禁止问题进行协商，李琳询问“我倒不怕，（你们）把量都引走”“但是我怕你们去做同样的事情，你们要做同样的事情，你们就跟我直接说，我心里有个谱”，韩宏涛表示“暂时没什么做，就在家待着”，李琳表示“你们要做，我也拦不住”“你们要做，你们跟我说一声，有些东西能互相利用，有些东西，能不去直接竞争”，韩宏涛表示“不会，我们都是技术和运营”“你自己的商务关系是你自己的”“即使要做，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商务，再找一个你这样的商务合作”“我们如果做，我们定位，也是技术支撑方”“商务需要支撑的时候，我们就支撑，今天接个API，明天接个SDK，后天接个计费，无非就是干的这些活”。2018年8月21日，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再次与李琳商谈，李琳表示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中有人向北京钰昌和公司的客户散布不利信息，并诱导客户转而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合作。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予以否认。李琳表示其持有证据，但不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出示，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如果提起诉讼再向法庭出示。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仍坚决否认。李琳明确表示不再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合作，并提出“平台不用你们再更新，也不用你们再支持”。2019年1月17日，赵进伟使用其持有的涉案软件用户名及密码，登录涉案软件对“API业务”“原始数据”“渠道数据”“SDK业务”“CP原始数据”进行浏览查看，显示2018年8月、9月、10月、11月、12月、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7日的SDK业务及API业务总收入（具体数据详见附表一）。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上述浏览情况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继续使用该用户名及密码查看涉案软件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1月18日至2019年1月31日、2月、3月、4月、5月、6月的SDK业务及API业务总收入（具体数据详见附表一）。庭审中，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表示因其系涉案软件开发运维人员，故持有涉案软件用户名及密码，通过该途径查询的后台数据与广点通一致，但由于北京钰昌和公司更改密码，导致其仅能查询2019年6月前数据，2019年7月数据暂以此前数据月平均数主张，如果北京钰昌和公司可提交广点通数据，可以北京钰昌和公司提交数据为准。北京钰昌和公司主张其后台数据高于广点通数据，但并未就2019年5月前广点通数据举证，仅提交了2019年5月、6月、7月、8月、9月与广点通结算数据与部分发票（具体数据详见附表一）。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认可北京钰昌和公司提交上述数据真实性。诉讼中，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明确表示，鉴于双方协商为北京钰昌和公司留出一个月API迁出时间，故其本案中主张API部分起算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尽管其主张合同解除时间为2019年8月14日，为便于计算，本案中主张费用的截至日期为2019年7月31日，不主张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4日期间相应费用。另查一，刘景耀曾要求北京钰昌和公司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4日期间的工资，就此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案件中，提交了本案2018年7月18日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与北京钰昌和公司的商谈录音，主张刘景耀与被告劳动合同关系已经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就此，刘景耀表示“约定技术支撑费是自2018年8月1日开始给，实际未给付”“双方未形成支付技术支撑费的情形，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裁决书认定“2018年7月18日，钰昌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包括刘景耀在内三人对于双方关系另行进行了约定，并明确不以工资作为报酬的形式，刘景耀虽主张该形式实际未形成，但亦未就此进行举证”，并驳回刘景耀的仲裁请求。本案庭审中，刘景耀明确表示，仲裁庭审中的陈述旨在要求被告向其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4日期间的费用，因仲裁案件主张的是工资收入，故当时仅主张该笔费用性质为工资，未主张技术支撑费。另查二，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主张其为本案支出律师费30000元、公证费4440元，并提交相应律师代理合同及票据。以上事实，有电话录音、委托持股协议、仲裁庭审笔录、裁决书、发票、公证书、截图打印件、律师代理合同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与北京钰昌和公司是否订立技术服务合同以及北京钰昌和公司是否应当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支付技术服务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简称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合同一般应当认定为已经成立。本案中，依据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与北京钰昌和公司2018年7月18日的谈话，至少可以确定各方就以下事项达成一致意见：1.北京钰昌和公司继续使用涉案软件，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为北京钰昌和公司提供涉案软件技术支撑服务，北京钰昌和公司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支付技术支撑服务费；2.具体服务方式为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不坐班，出现服务需求且北京钰昌和公司通知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提供技术支撑服务；3.结算方式为依据第三方广点通的后台数据进行结算，SDK部分北京钰昌和公司每月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支付总收入10%的服务费，API部分如果一个月后仍未迁出，则北京钰昌和公司每月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支付API总收入5%的服务费；4.付款手续为双方补签书面合同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向北京钰昌和公司开具对公发票，北京钰昌和公司付款；5.其他事项为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离职北京钰昌和公司后可以从事与北京钰昌和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工作，但应当向北京钰昌和公司履行告知义务。综上，尽管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未与北京钰昌和公司订立书面协议，但双方已经就技术服务合同的当事人、服务内容、服务费结算依据和结算方式等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可以认定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与北京钰昌和公司以口头方式达成技术服务合同关系。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作为技术服务提供方，有权依据该技术服务合同向北京钰昌和公司主张权利。关于北京钰昌和公司认为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尽管合同履行中，北京钰昌和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以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向北京钰昌和公司客户散布不利信息，并诱导北京钰昌和公司客户转而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合作为由，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合同。但北京钰昌和公司并未就该主张举证，且该项主张亦不属于双方约定可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北京钰昌和公司不能据此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在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未对合同解除予认可的情况下，合同继续有效，双方均应继续履行。依据合同约定，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无需到北京钰昌和公司处坐班，而是依据北京钰昌和公司提出的需求开展技术支撑服务，北京钰昌和公司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支付技术支撑服务费。尽管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实际未实施技术支撑服务工作，但原因在于北京钰昌和公司未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提出服务需求，北京钰昌和公司不能据此拒绝履行其付款义务。尽管合同约定应当由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开具发票后北京钰昌和公司付款，但双方协商时亦明确约定双方补签书面合同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开具发票，由于北京钰昌和公司2018年8月21日单方违约，导致双方并未实际补签书面合同，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未能开具发票。即未开发票系北京钰昌和公司违约所致，不能据此成为阻却北京钰昌和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理由。关于技术服务费金额的确定，双方约定依据第三方广点通的后台数据进行结算。关于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的数据，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因系涉案软件开发维护技术人员，能够登录北京钰昌和公司的涉案软件账户查看数据并就此提交数据统计截图。因广点通数据由北京钰昌和公司持有，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无法获悉，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已经就相关数据尽到初步举证责任，尽管北京钰昌和公司不认可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提交的数据，但北京钰昌和公司未就其掌握的广点通数据举证，北京钰昌和公司应当就此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对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提交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的数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关于2019年5月至7月的数据，北京钰昌和公司提交了其与广点通结算数据及部分发票凭单，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认可该数据真实性并同意以该数据结算，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故，关于SDK业务，北京钰昌和公司应当以6108525.85元为总收入，以10%为标准，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支付610852.585元；关于API业务，北京钰昌和公司应当以6881146.48元为总收入，以5%为标准，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支付344057.324元。关于利息，北京钰昌和公司未依约如期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付款，应当承担迟延付款对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造成的利息损失。合同约定双方按月结算，故北京钰昌和公司应当自每月应付款项款期限届满次日起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支付该笔款项利息，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主张利息标准过高，一审法院予以调整。关于合同解除一节，依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北京钰昌和公司应当向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支付技术服务费，但北京钰昌和公司始终未履行，已经构成根本违约。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据此于2019年8月14日庭审中明确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订立的合同并未约定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公证费等费用由北京钰昌和公司负担，关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主张北京钰昌和公司承担其律师费、公证费的诉讼请求，无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与北京钰昌和公司于2018年7月18日口头订立的技术服务合同于2019年8月14日解除；二、北京钰昌和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SDK技术服务费610852.585元；三、北京钰昌和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API技术服务费344057.324元；四、北京钰昌和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技术服务费逾期付款利息；五、驳回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北京钰昌和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0年7月1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琳与案外人的电话录音以及（2020）京0105民初17702号民事判决，用以证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中有人向客户散步不利信息，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对于电话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民事判决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2.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京海劳人仲字[2018]第17815号、第17816号调解书，韩宏涛、赵进伟与北京钰昌和公司工资争议二案均达成调解协议，双方于2018年8月14日解除劳动合同，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3.（2019）京0108民初28396号民事判决、（2020）京01民终4973号民事裁定，（2019）京0108民初28396号民事判决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针对刘景耀不服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3736号裁决，起诉北京钰昌和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所作，该判决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认定：“钰昌和公司虽主张双方劳动合同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并提交录音予以佐证，但录音中双方并未确定劳动合同的具体解除时间，仅是对此后工作转换合作模式进行洽商的过程，而根据刘景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刘景耀在2018年8月6日、8月7日仍在微信群中与钰昌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员工探讨公司的技术问题，由此也可以证明双方劳动合同并未于2018年7月31日解除。钰昌和公司主张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刘景耀离职后在未到岗上班的情况下持续饱和提供劳动，就此本院认为，钰昌和公司所主张的持续饱和提供劳动并没有相应的标准衡量，故在刘景耀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4日期间为钰昌和公司提供了劳动的情况下，钰昌和公司应支付刘景耀上述期间的工资。”据此法院判决北京钰昌和公司支付刘景耀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4日期间的工资17391元。北京钰昌和公司不服该民事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后又申请撤回上诉。至此，（2019）京0108民初2839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一审卷宗材料、本院询问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技术服务合同关系；二、双方当事人之间若已形成技术服务合同关系，是否就技术服务合同的解除达成合意；三、若北京钰昌和公司应当支付技术服务费，应从何时开始支付。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技术服务合同关系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合同一般应当认定为已经成立。本案中，北京钰昌和公司上诉主张其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就技术服务合同的服务内容、服务时间未达成合意，对此本院分别予以评述：1.关于服务内容，根据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与北京钰昌和公司于2018年7月18日的谈话录音，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就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为北京钰昌和公司提供涉案软件技术支撑服务这一内容已经达成合意。至于技术支撑服务的具体工作内容，李琳表示“要该怎么样用大家，都会怎么样用大家，只不过合作的模式不一样了”，赵进伟表示“支撑，肯定有事还得上”,韩宏涛表示“有事，该在群里喊就在群里喊，该怎么解决还怎么解决”，刘景耀表示“技术支撑肯定还是给你支撑，但是这种特别大的那种修改……一些个那么多的版本迭代，可能不会那么多做了”。据此可以看出，北京钰昌和公司和赵进伟、韩宏涛均作出了支撑服务的具体工作内容与原来工作一样的意思表示，而刘景耀虽然表示大的修改不会那么多做了，但其同意继续提供技术支撑，李琳就刘景耀的意见未予置否，且在后续谈话中表示“合同一会儿就走呗”，表明其同意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前述协商内容。因此，双方当事人就技术支撑服务的具体工作内容已经达成合意。2.关于技术服务期间，根据2018年7月18日的谈话录音，刘景耀、韩宏涛、赵进伟都表示不再继续在公司上班，李琳也表示双方只是合作模式不一样了。因此，综合谈话的整个过程，可以认定双方约定刘景耀、韩宏涛、赵进伟在离职后以提供技术服务并获取技术服务费的方式与北京钰昌和公司进行合作。因此，刘景耀、韩宏涛、赵进伟提供技术服务应以三人离职为前提。韩宏涛、赵进伟以仲裁调解的方式与北京钰昌和公司达成调解书，双方一致认可于2018年8月14日解除劳动关系，刘景耀与北京钰昌和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已经生效的（2019）京0108民初28396号民事判决认定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4日期间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因韩宏涛、赵进伟是与北京钰昌和公司在仲裁过程中达成调解，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是否需要实际支付工资，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并不具有必然联系。因此，合同约定的提供技术服务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8月15日。一审法院对于起算时间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在可以确定双方对技术服务期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不能据此否认技术服务合同关系的成立，对北京钰昌和公司的这一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通过2018年7月18日的谈话录音，可以确定技术服务合同的主体、内容、价款、支付方式等基本内容，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已经以口头的方式达成技术服务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北京钰昌和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就技术服务合同的解除达成合意北京钰昌和公司主张，即便双方已经达成口头技术服务合同关系，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中有人恶意抢挖其客户资源，且双方在2018年8月21日的谈话中已经解除技术服务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在无合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中是否有人恶意抢挖北京钰昌和公司客户资源与技术服务合同关系的解除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不必然产生技术服务合同关系解除的法律后果。根据2018年8月21日的谈话录音，李琳在谈话中表示“平台不用你们再更新，也不用你们再支持”，其具有解除技术服务合同的意思表示，但韩宏涛对此表示“走吧，那还说啥啊！”，赵进伟表示“无所谓，走，就这样”，刘景耀未作表示。韩宏涛、赵进伟仅具有不再继续商谈的意思表示，但未作出同意解除技术服务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因此，双方并未就技术服务合同关系的解除达成合意。钰昌和公司主张技术服务合同关系已经解除，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北京钰昌和公司应从何时开始支付技术服务费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未实际提供技术服务，在二审审理过程中，虽然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称其在2018年8月21日系统出现故障后提供了技术服务，但其并未就此举证予以证明。但在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离职后，涉案系统由北京钰昌和公司实际使用，且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不在北京钰昌和公司坐班，无法实时掌握涉案系统的使用情况，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未实施技术支撑服务工作的原因在于北京钰昌和公司未提出服务需求并无不当，该事由不能成为北京钰昌和公司拒绝支付技术服务费的合法抗辩事由。据此，一审法院对于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于2019年8月14日庭审中明确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亦无不当。北京钰昌和公司仍应履行支付技术服务费的义务。关于北京钰昌和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的起算时间问题，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对于提供技术服务期间的认定存在错误，根据2018年7月18日的谈话录音，可以认定双方约定在刘景耀、韩宏涛、赵进伟离职后，即2018年8月15日，才以其提供技术服务并获取技术服务费的方式进行合作。因此，北京钰昌和公司应当在刘景耀、韩宏涛、赵进伟离职后才向其支付技术服务费。根据韩宏涛、赵进伟、刘景耀与北京钰昌和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的仲裁调解书和民事判决，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4日期间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对于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4日期间的技术服务费，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合同未予解除，北京钰昌和公司不应予以支付。对于SDK业务，北京钰昌和公司应自2018年8月15日开始向刘景耀、韩宏涛、赵进伟支付技术服务费484895.71元（具体数额见附表一），对于一审法院认定不当的部分，本院予以纠正；对于API业务，因刘景耀、韩宏涛、赵进伟主张北京钰昌和公司自2018年10月开始支付技术服务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API业务的技术服务费数额并无不当。对于刘景耀、韩宏涛、赵进伟主张的利息，本院亦根据SDK业务的技术服务费数额作相应调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北京钰昌和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533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533号民事判决第二、四、五项；三、北京钰昌和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SDK技术服务费484895.71元；四、北京钰昌和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技术服务费逾期付款利息（具体计算方式以附表三为准）；五、驳回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353.49元，由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负担3144.49元（已交纳），由北京钰昌和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120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3349.1元，由北京钰昌和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1588.1元（已交纳），由赵进伟、刘景耀、韩宏涛负担176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保全费3646元，由北京钰昌和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玲审 判 员  杨 潇审 判 员  吴园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  赵康斌书 记 员  王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