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终52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孙守琴，女，汉族，1961年8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代理人邓宝琦（系孙守琴之子），汉族，1984年6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代理人尚易，北京市拓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路**。法定代表人刘学，镇长。委托代理人李宏，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执法队队长。委托代理人滕秀梅，北京周玉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守琴因诉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泉镇政府）确认拆除行为违法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9行初30号行政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守琴及其委托代理人邓宝琦、尚易，被上诉人龙泉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宏、滕秀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8月12日，龙泉镇政府与孙守琴签订《拆除协议书》。该协议书中载明，孙守琴（乙方）承认位于龙泉务庙地的建筑物由其出资建设或管理，属于违法建设。经甲乙双方协商后达成一致，签订如下协议：一、乙方愿意配合全区治理违法建设工作，拆除上述建筑物；二、乙方同意于2018年8月12日前配合政府完成拆除工作；三、甲方负责清运上述建筑物拆除后产生的建筑垃圾。原告孙守琴在协议书上签字并捺手印。2019年8月26日，孙守琴签订《承诺书》，主要内容为：本人承诺本人9个点位违法建设已全部拆除，共计拆除面积406.02平方米；本人在龙泉镇地域内已无违法建设，今后不再建设违法建筑。2019年9月，龙泉镇政府给孙守琴发放了拆除配合奖励资金251881元。2019年6月14日，龙泉镇政府将位于龙泉务村龙泉务庙地的违法建筑拆除。另查明，邓某与孙守琴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4年4月12日离婚。1998年3月，邓某与龙泉实业公司签订《土地承租合同》，承租了庙地4.6亩土地，合同期限自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2010年4月26日，邓某与孙守琴签订《协议书》，约定：位于龙泉务村庙地非耕种土地1亩及靠近北非耕种土地的1.8亩可耕种土地归孙守琴经营（即承包土地的北半边归孙守琴使用），另有2.8亩可耕种土地归邓某经营（即承包土地的南半边归邓某使用）。经庭审释明，孙守琴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龙泉镇政府于2019年4月至6月14日之间，拆除其位于龙泉务庙地承租土地上约433平方米房屋的行为违法。庭审中，龙泉镇政府述称，孙守琴的房屋位于承包地的北面，经测量建筑面积406.02平方米，其中2013年之前建设的可奖励房屋面积333.14平方米，2013年之后建设的72.88平方米房屋没有奖励，孙守琴另有2013年之后建设的房屋27.22平方米没有奖励，以上房屋面积共计433.24平方米。孙守琴所建设的上述房屋在其签订拆除协议书后，龙泉镇政府就进行了拆除，后经验收，孙守琴领取了奖励款。2019年6月14日，龙泉镇政府拆除的是位于承包地南侧的违法建设房屋，经测量建筑面积95.32平方米，该房屋建设人为邓某。庭审中，孙守琴述称龙泉镇政府先拆除承包地北侧的房屋，后拆除南侧的房屋，虽然间隔一段时间，但认为仍属于一个拆除行为，其要求确认的违法行为包含拆除南北两侧房屋的行为。对于龙泉镇政府拆除承包地南侧房屋的行为，孙守琴认为因其北侧房屋被拆除后，龙泉镇政府安排其住在承包地南侧房屋，因其在此居住，故拆除南侧房屋的行为与其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龙泉镇政府是否在未经孙守琴同意的情况下强制实施了拆除龙泉务村庙地承租地上房屋的行为，以及龙泉镇政府于2019年6月14日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与孙守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庭审中，孙守琴认可《拆除协议书》及《承诺书》中“孙守琴”是其本人所签及捺手印，但主张是在龙泉镇政府逼迫之下签字捺手印，龙泉镇政府告知其如不签字就拆除其房屋且一分钱也没有。虽然孙守琴提供了一段录音以证明其是在龙泉镇政府逼迫之下签字捺手印，但该段录音的内容只能听到有人在讲解不予奖励的相关情形，无法证明孙守琴是在龙泉镇政府的逼迫之下签字捺手印。孙守琴要求确认龙泉镇政府强制拆除龙泉务村庙地其承租地上房屋的行为违法，首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行为系龙泉镇政府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强制实施。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龙泉镇政府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故孙守琴要求确认龙泉镇政府强制拆除龙泉务村庙地其承租地上房屋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龙泉镇政府于2019年6月14日拆除龙泉务村庙地违法建设房屋的行为与孙守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即孙守琴是否为该房屋的权利人。虽然孙守琴提交了证人证言，在庭后提交了一份邓某的说明，以证明该房屋实际权利人为孙守琴。但从证人证言的内容来看，均未明确指明该房屋实际建设人为孙守琴。关于邓某的说明，首先该份说明在本案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该份说明难以达到其证明目的。因为，结合龙泉镇政府提交的《拆除协议书》，其在《承诺书》中所承诺的事项，以及其在庭审中的表述，可以证明龙泉镇政府于2019年6月14日拆除的房屋实际权利人并非孙守琴，因此孙守琴与龙泉镇政府于2019年6月14日拆除龙泉务村庙地违法建设房屋的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其要求确认该拆除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孙守琴的诉讼请求。孙守琴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略为：一、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未强制拆除上诉人房屋系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于2019年6月14日清晨组织不明身份人员将上诉人清除出被拆房屋，并将屋内物品强行搬出，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二、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前后矛盾的陈述，就认定被拆除房屋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系认定事实不清。虽然上诉人与前夫邓某的《协议书》中约定南边承包地归邓某使用，但被拆除房屋系上诉人建设，并由上诉人实际占有使用。被上诉人一审答辩时认可2019年6月14日拆除的房屋为上诉人所有。一审法院未主动向邓某调查核实。上诉人主动提供邓某本人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否认其说明的内容，没有事实依据。三、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拆除的面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案件协查函认定上诉人在承包地中建了433.24平方米的违建，但拆除确认单及奖励确认单记载的面积是406.02平方米，两个面积不一致。一审庭审后，被上诉人提交了现场销账确认单和两份成果表，一份成果表中的面积为406.02平方米，另一份成果表中的面积为27.22平方米。上诉人对被拆除房屋的地基进行了测量，北侧被拆房屋的面积为321.32平方米，南侧被拆房屋地基的面积为96平方米，总共为417.32平方米，与被上诉人所述406.02平方米也存在明显差异。四、在一审答辩及证据交换期间，被上诉人均认可上诉人房屋是在2019年6月拆除，但庭审时却称2018年8月拆除。从四张卫星图上看，被上诉人未如实向一审法院陈述事实。五、一审判决未列明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光盘证据，该录音光盘用以证明上诉人不存在同意、配合拆除情况，被上诉人拆除行为具有胁迫性质。龙泉镇政府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孙守琴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孙守琴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1994）门民初字第311号民事调解书。2.无居住场所证明。3.《土地承租合同》。4.《协议书》。证据1-4证明孙守琴取得涉案房屋土地及建设的来源，并不存在龙泉镇政府所谓的违法建筑的存在。5.龙泉镇政府案件协查函照片打印件，证明并没有相关的手续来证明孙守琴的房屋为违法建筑，在和龙泉镇政府的沟通中看到了协查函进行的拍照。6.通话记录，证明因龙泉镇政府拆除孙守琴房屋，孙守琴不认可，于6月14日8点34分38秒拨打110进行报警。7.三份建房证明、三份房屋被强拆证明，证明人李桂清、王秀荣、刘会传、李维成、齐振敏、丁玉生，证明孙守琴早在2000年左右在涉案土地上建设房屋；龙泉镇政府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进行强拆，孙守琴对龙泉镇政府的强拆行为并不认可。8.录音光盘一张，证明孙守琴不存在同意、配合拆除情况，被上诉人拆除行为具有胁迫性质。庭审之后，孙守琴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邓某的说明，主要内容为：本人虽然与孙守琴于2010年4月26日签订协议书，但约定的土地使用及经营内容均未履行，相关土地上的建筑物均属孙守琴一人建设及管理使用，均与本人无关。龙泉镇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拆除协议书》，证明孙守琴同意拆除龙泉务庙地违建。2.案件协查函，证明孙守琴房屋未办理规划手续，属于违建。3.《承诺书》，证明孙守琴同意拆除龙泉务庙地违建。4.违法建设拆除配合奖励资金确认单、违法建设拆除确认单、代理业务清单，证明龙泉镇政府已经将配合奖励发放给孙守琴。5.奖励标准，证明龙泉镇政府发放配合奖的标准。一审法院认证如下：孙守琴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予认可，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龙泉镇政府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内容真实、合法，均予以采纳。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上诉人绘制的被拆房屋位置示意图、四份卫星图作为二审新证据。被上诉人龙泉镇政府认为相关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并且不认可上诉人绘制的位置示意图的真实性，亦对四份卫星图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另，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证人邓某的出庭申请，用以证明上诉人是被拆房屋权利人的事实；提交《现场勘验申请书》，申请对其原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龙泉务村庙地西承包地的房屋面积及方位进行现场勘验；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上述房屋2019年8月至10月期间、2020年4月至7月期间的卫星地图（土地动态遥感监测）。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关于孙守琴提交证据1-7及龙泉镇政府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对于孙守琴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的录音光盘是否能够达到其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在判理部分予以论述。因孙守琴向一审法院提交邓某出具的说明时，已超过法定举证期限，故该说明不能作为本案证据接纳。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两份材料已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的证据”范畴，本院不予接纳。上诉人提交的证人出庭申请亦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本院不予准许。上诉人提交的现场勘验申请，鉴于双方当事人在本案庭审中对于拆除房屋座落、面积、时间均已陈述，且亦有相关证据在案可查，故现场勘验并无必要，本院亦不予准许。上诉人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已依法作出决定，不再赘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孙守琴称2018年8月12日签字的《拆除协议书》协议拆除范围为其位于龙泉务村庙地承包地上的全部建设，包括承包地北侧全部建设和南侧的建设。同时，上诉人对于涉案被拆除房屋等建筑的拆除情况陈述如下：2019年4月25日，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位于龙泉务村庙地承包地上北侧院内的全部房屋建筑拆除，上诉人搬至承包地南侧的房屋内居住。事后上诉人自行测量上述被拆除房屋建筑的面积为321.32平方米，该面积包括有拆除奖励和无拆除奖励的部分。同年5月间，被上诉人又将上诉人位于龙泉务村庙地承包地北侧已拆除房屋围墙外的搭建物（铁皮棚）一处予以拆除。同年6月14日，被上诉人将承包地南侧的房屋予以拆除。事后上诉人自行测量该处被拆除房屋建筑的面积为96平方米，按照拆除政策该部分面积没有奖励。同时上诉人认可领取了奖励金。被上诉人龙泉镇政府称，其与上诉人于2018年8月12日签订的《拆除协议书》所协议拆除的范围是指涉案承包地北侧的全部房屋建筑，包括面积为406.02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该房屋建筑院墙外的测算面积为27.22平方米的铁皮棚。其中，测算面积为27.22平方米的铁皮棚和406.02平方米房屋建筑中的72.88平方米建筑不属于拆违政策奖励的范围。经审核，实际对拆除上诉人333.14平方米的建筑进行了奖励，奖励金已发放给上诉人。涉案承包地南侧部分不属于上诉人，拆除该部分违建与上诉人无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龙泉镇政府于2019年4月至6月14日之间拆除上诉人孙守琴位于龙泉务庙地承租土地上房屋的行为是否违法。本案中，根据在案《拆除协议书》《承诺书》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关于《拆除协议书》协议拆除范围的陈述，能够证明被上诉人龙泉镇政府在与上诉人孙守琴签订拆除协议后，依据该协议对涉案承包土地上北侧的全部房屋进行了拆除，后上诉人亦依照协议约定领取了相应奖励款。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涉案承包土地上北侧的建筑物等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另，关于涉案承包地南侧的房屋拆除问题。根据2010年4月26日邓某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等证据可以确定涉案承包土地的南侧归邓某占有使用，并非上诉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对邓某使用土地上的房屋享有权利或是该房屋的建设者，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涉案承包地南侧房屋的拆除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据此，上诉人的相关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关于一审判决未列其提交的录音光盘证据之主张。经对一审法院移送的卷宗材料进行审查，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录音光盘证据，虽然一审判决未在当事人提交证据部分列明该证据名称及证明目的。但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已对该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在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就该证据是否能够达到上诉人主张的证明目的进行了认定，且本院经审查，同意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认定意见，故一审判决未列明该证据的名称及证明目的并未损害上诉人的举证权利，不构成程序违法，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未列明该证据的名称及证明目的一事予以指正。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守琴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悦审 判 员  何君慧审 判 员  范术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赟乐书 记 员  李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