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4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佩娥，女，196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泽波，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璇，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良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招商局光明科技园**C3B4。法定代表人：潘鉴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良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自编3-22-3法定代表人：潘梓森。上诉人徐佩娥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良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策基金公司）、广东良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策担保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1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佩娥于二审庭询时明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良策基金公司、良策担保公司返还借款150万元及利息344444.45元；2.良策基金公司、良策担保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徐佩娥提出上诉时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之间成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良策基金公司负有返还义务，良策担保公司负有独立担保责任。二审庭询时，徐佩娥变更事实和理由为：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良策担保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非合伙关系。1.良策基金公司发布一系列合伙私募基金产品【合伙协议名称为：广州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法院已公开发布四份与本案诉讼请求相同、法律关系相同、对方当事人相同的已生效裁定，根据2020年7月31日最高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相关规定及其精神，应保证同案同判、类案检索，以统一法律适用。（1）（2019）粤01民终20517号涉及的基础法律事实为，陈凤娟应良策基金公司要约将20万款项转账至广州良培合伙企业账户，良策基金公司出具《广州良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及良策担保公司出具《担保函》并承诺到期按照固定收益返还本息。法院裁定认为：“陈凤娟与良策基金公司等人订立的合伙协议不具备合伙的特征，后者的关联公司为陈凤娟的固定收益作出承诺，保证陈凤娟投入资金的固定收益，故双方订立的合同应属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合同。”（2019）粤01民终20518号、（2020）粤01民终8783号与（2020）粤01民终8784号与以上案件基础事实一致，法院的裁定也一致。（2）一审已查明案件事实与上述四份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徐佩娥应良策基金公司要约分别将50万款项转至广州良缨合伙企业账户、100万款项转账至广州良韵合伙企业账户。良策担保公司出具《担保函》承诺到期按照固定收益返还本息。因此，法院应根据同案同判的裁判原则和精神，判定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构成民间借贷关系。2.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提出的妥善审理商事案件的“穿透性审判思维”，民商事审判要在准确揭示交易模式的基础上，探究当事人真实交易目的，根据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认定交易的性质与效力。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虽然良策基金公司出具《合伙协议》，但投资人享有固定收益，不承担企业风险，亦不享有合伙人权利，从未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及管理，且合伙协议的签订者来自不同城市相互并不认识，不符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及人合性为基础的合伙法律关系特征，其基金投资名为合伙人出资，实为民间借贷。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以私募基金投资为外观形式的实际合意是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若其约定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在此情况下，合伙投资协议是一种变相融资形式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当按照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法规认定双方权利义务。二、依据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双方的约定，良策基金公司应予返还借款及相应利息。鉴于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良策担保公司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款期限届满，良策基金公司、良策担保公司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返还借款及相应利息。良策基金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本案不构成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一、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没有委托理财的合同关系。委托理财是经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在约定的时间内对其资产进行资本投资，当事人双方约定收益和酬劳的行为。本案中，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没签署过任何的委托理财合同等相关的法律文件，基金公司与徐佩娥不存在委托与受托的法律关系。而徐佩娥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存在委托理财的合同关系。事实上，徐佩娥是案外人有限合伙企业投资人，曾投资成立不同的合伙企业，其涉案款项的性质是合伙企业投资款，并非基金公司代为收取的理财款项。二、徐佩娥诉请良策基金公司返还投资款等款项，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良策基金公司与徐佩娥没有委托理财的合同关系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则徐佩娥诉请基金公司承担返还投资款的义务显然是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再者，徐佩娥涉案的全部投资款项，没转入良策基金公司名下账户，或者是良策基金公司指定的其他账号；全部的投资款均是投向合伙企业，与基金公司没任何关联。三、徐佩娥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很清晰的知道，涉案金额是合伙企业投资款并非理财的委托性质。在徐佩娥提交的《合伙协议》里面以及在工商登记的档案里，出现徐佩娥本人多次对于投资款出资签字的确认，表明了徐佩娥对案涉投资款是有认知的，不存在是委托良策基金公司理财的性质。良策担保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徐佩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良策基金公司、良策担保公司向徐佩娥返还投资款合计1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1月5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2.良策基金公司、良策担保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佩娥向一审法院提交《良策房地产基金叁拾叁号投资资料》，该文件包含《收款收据》、《担保函》及《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编号：2018010）。其中：1.《收款收据》载明：2018年7月13日，今收到徐佩娥交来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款金额50万元；收款单位（盖章）处加盖了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务专用章。2.《担保函》由良策担保公司于2018年7月16日出具给徐佩娥，编号：第LCJJ63001号，右下角落款处（担保函开立人盖章处）盖有良策担保公司的公章印文等（含良策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签名）等。《担保函》文本载明：鉴于深圳市良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策基金”）与贵方签订了生效日为2018年7月16日的《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编号：2018010）。为了贵方在本合伙企业所投的本金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500000）及年化收益（收益率10%，提前赎回按提前天数每季度收取年化1%的手续费）得以保证，担保人出具以贵方为受益人的担保函。基金期限为2018年7月16日至2019年7月16日。若贵方于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投资中本金及预期收益未能足额兑付，担保人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主动承担担保责任，将兑付资金划入贵方指定的账户以补足……一、本担保函承担的担保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3.《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编号：2018010）的文本共8页，首页载有日期为2018年7月16日，首页及文本骑缝处盖有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章印文，文本上无任何合伙人（含普通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的签名，文本上载有十二章三十四条的协议条款内容，内容为：普通合伙人刘利文与徐佩娥、良策基金公司等48个有限合伙人共同签订《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49名合伙人共同投资成立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总出资金额2010万元，其中徐佩娥投资50万元，占2.49%；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按照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分配；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或者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时，合伙人可以退伙等。上述《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文本第2页为《基金管理人声明与承诺》，该页文本显示由良策基金公司作出上述声明及承诺（该页右下角印有“深圳市良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印刷文字），该声明及承诺共有四点，内容为：“一、我司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码：P1017541。二、中国基金业协会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办理登记备案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对基金财产安全的保证。三、我司保证已在签订本合伙协议前已向投资者揭示了相关风险；已经了解私募基金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四、我司承诺按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运用基金财产，不对基金活动的盈利性和最低收益作出承诺。”一审诉讼中，徐佩娥还提交其向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工商档案，包括：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含附表3《全体合伙人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托书》]；2.《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2018年5月30日版），文本载有本合伙企业共2名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刘利文，有限合伙人罗丽云，本合伙企业所有合伙人均以人民币货币形式出资，总出资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合伙企业的利润按照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等内容；3.《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及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副本，载明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该合伙企业于2018年5月30日成立；4.《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载明2018年8月8日，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主管机关申请变更，变更事项包括：认缴出资额由100万元变更为2010万元，合伙人由刘利文、罗丽云变更为包括徐佩娥、良策基金公司在内的等49人，该申请书附有《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情况签署页》，全体合伙人包括徐佩娥均签字；5.《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决定书》，载明：同意徐佩娥、良策基金公司等人入伙，成为本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对其入伙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徐佩娥认缴出资50万元，良策基金公司认缴出资100万元等；该文本含《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决定书签署页》，全体合伙人包括徐佩娥均签字；6.《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编号：2018010），该协议与徐佩娥提交的《良策房地产基金叁拾叁号投资资料》内所附的合伙协议内容一致，同时附有《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签署页》，全体合伙人包括徐佩娥均签字；7.《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载明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包括徐佩娥，以货币出资50万元，新入伙的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受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等，该文本附有《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签署页》，全体合伙人包括徐佩娥均签字；8.《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载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总额变更为2010万元，合伙人变更为徐佩娥、良策基金公司等人。徐佩娥提交前述证据拟证明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现存的合伙企业，确定认购意向后，签订合伙协议，再变更工商登记，符合合伙型基金的常用操作步骤，案涉《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并非合伙协议，而为基金协议。另，徐佩娥向一审法院提交《良策车易达基金柒号投资资料》，该文件包含《收款收据》、《担保函》及《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编号：2018013）。其中：1.《收款收据》载明：2018年8月20日，今收到徐佩娥交来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款金额100万元；收款单位（盖章）处加盖了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务专用章。2.《担保函》由良策担保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出具给徐佩娥，编号：第LCJJ66002号，右下角落款处（担保函开立人盖章处）盖有良策担保公司的公章印文等（含良策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签名）等。《担保函》文本载明：鉴于深圳市良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策基金”）与贵方签订了生效日为2018年8月27日的《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编号：2018013）。为了贵方在本合伙企业所投的本金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整（￥1000000）及年化收益（收益率10%）得以保证，担保人出具以贵方为受益人的担保函。基金期限为2018年8月27日至2019年2月27日。若贵方于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投资中本金及预期收益未能足额兑付，担保人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主动承担担保责任，将兑付资金划入贵方指定的账户以补足……一、本担保函承担的担保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3.《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编号：2018013）的文本共8页，首页载有日期为2018年8月27日，首页及文本骑缝处盖有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章印文，文本上无任何合伙人（含普通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的签名，文本上载有十二章三十四条的协议条款内容，内容为：普通合伙人罗俊才与徐佩娥等33个有限合伙人共同签订《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34名合伙人共同投资成立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总出资金额1090万元，其中徐佩娥投资100万元，占9.17%；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按照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分配；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或者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时，合伙人可以退伙等。上述《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文本第2页为《基金管理人声明与承诺》，该页文本显示由良策基金公司作出上述声明及承诺（该页右下角印有“深圳市良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印刷文字），该声明及承诺共有四点，内容为：“一、我司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码：P1017541。二、中国基金业协会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办理登记备案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对基金财产安全的保证。三、我司保证已在签订本合伙协议前已向投资者揭示了相关风险；已经了解私募基金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四、我司承诺按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运用基金财产，不对基金活动的盈利性和最低收益作出承诺。”一审诉讼中，徐佩娥还提交其向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工商档案，包括：1.《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含附表3《全体合伙人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托书》]；2.《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2018年7月12日版），文本载有本合伙企业共2名合伙人，普通合伙人罗俊才，有限合伙人罗丽云，本合伙企业所有合伙人均以人民币货币形式出资，总出资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合伙企业的利润按照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等内容；3.《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及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副本，载明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该合伙企业于2018年7月13日成立；4.《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两份，其中一份申请日期为2018年9月19日，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申请认缴出资额由100万元变更为1090万元，申请合伙人由罗俊才、罗丽云变更为包括徐佩娥在内的34人，徐佩娥作为合伙人在该申请书所附的《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情况签署页》签字；另一份的申请日期为2018年11月27日，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申请变更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徐佩娥作为合伙人在该申请书所附的《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情况签署页》签字；5.《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决定书》两份，其中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19日的决定书载明，经出席表决合伙人罗俊才、罗丽云表决同意，同意徐佩娥等人入伙，徐佩娥以实缴出资100万元入伙且出资已于2018年8月30日前缴足，徐佩娥作为合伙人在该决定书所附的《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决定书签署页》签字；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27日的决定书载明，同意新增合伙人许满娴、罗俊才，同意梁瑾华、潘梓森退伙等，徐佩娥作为合伙人在该决定书所附的《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决定书签署页》签字；6.《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编号：2018013）两份，其中签署日期为2018年9月19日的协议与徐佩娥提交的《良策车易达基金柒号投资资料》内所附的合伙协议内容一致，同时附有《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签署页》，全体合伙人包括徐佩娥均签字；签署日期为2018年11月27日的协议载明本合伙企业共34名合伙人（包括徐佩娥、罗俊才等），徐佩娥实缴出资100万元，占合伙企业总出资额的9.17%，合伙企业的利润按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等；徐佩娥作为合伙人在该协议书所附的《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签署页》签字；7.《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两份，其中签署日期为2018年9月19日的入伙协议载明，同意徐佩娥以货币实缴出资100万元入伙，新入伙的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受同等的权利等；徐佩娥作为合伙人在该协议书所附的《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签署页》签字；签署日期为2018年11月27日的入伙协议载明，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许满娴以货币实缴出资30万元，普通合伙人罗俊才以货币实缴出资5万元，上述资金已于2018年10月30日前缴足，新入伙的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受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等，该文本附有《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签署页》，全体合伙人包括徐佩娥均签字；8.《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两份，出具日期为2018年9月21日的通知书载明，同意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由罗俊才、罗丽云变更为包括徐佩娥在内的34人；出具日期为2018年11月28日的通知书载明，同意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人及合伙协议变更。徐佩娥提交前述证据拟证明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现存的合伙企业，确定认购意向后，签订合伙协议，再变更工商登记，符合合伙型基金的常用操作步骤，案涉《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并非合伙协议，而为基金协议。一审诉讼中，徐佩娥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与微信名“良策基金”的聊天记录。该微信号自称为良策基金，聊天记录包括“良策基金”告知徐佩娥在该公司购买基金的情况及投资分红划拨情况。同时徐佩娥还提交其与微信名为“舞影”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号“舞影”自称为基金许汉慧，聊天内容为“舞影”向徐佩娥介绍发行基金的收益率、期限、完款时间等，徐佩娥知悉情况后汇款投资基金。徐佩娥提交两份聊天记录拟证明经良策基金公司要约，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之间成立委托理财关系。一审庭审中，徐佩娥还提交良策基金公司、良策担保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拟证明良策基金公司、良策担保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由潘梓森控制，且为同一办公地点，构成法人人格混同，适用法人人格否认。一审庭审中，徐佩娥称：1.两个基金协议中虽包含入伙协议，但仅是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签订，并非全体合伙人共同协商订立；且案涉基金协议中包含的《担保函》明确记载徐佩娥投资数额、投资期限、收益分配、承诺保本保收益等内容，不符合合伙的法律特征，该合伙协议系名为合伙、实为投资理财的基金协议，良策基金公司为案涉基金的发起人和管理人，该基金未向基金行业协会备案且设定了保本保收益的条款，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进而导致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无效，按法律规定，因无效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2.良策担保公司出具的《担保函》为独立保函，其应承担相对独立的无条件代偿义务；且良策基金公司与良策担保公司为关联企业，构成法人人格混同，《担保函》应视为良策基金公司、良策担保公司的共同意思表示，良策基金公司、良策担保公司应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委托理财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一定期限内进行资本投资，当事人双方约定收益和酬金的一种行为。徐佩娥称，根据其与微信号“良策基金”、“舞影”的聊天记录可证明，良策基金公司工作人员向徐佩娥发起了投资基金产品的要约，徐佩娥通过向良策基金公司工作人员指定的账户转款的形式构成承诺，已经构成事实上的私募基金法律关系，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之间并未签署任何委托理财合同，且徐佩娥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无双方关于资金交付、收益及酬金的约定，故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至于徐佩娥称双方存在事实上的私募基金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徐佩娥向良策基金公司指定的账户转账后，良策基金公司并未向徐佩娥出具收据等相关材料，而是由案外的合伙企业出具收据，可见徐佩娥并非将其资金交给良策基金公司操作投资，不符合委托理财关系中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进行投资的行为模式，故双方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关系。第二、徐佩娥提交的《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及《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均载明徐佩娥作为前述两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并出资，两份合伙协议的文本的内容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伙协议依法成立有效。虽然徐佩娥称合伙协议仅是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签订而非全体合伙人共同协商订立，且协议承诺保本保收益不符合合伙的法律特征，进而主张合伙协议无效并要求返还投资款。但根据徐佩娥调取的工商档案显示，首先，徐佩娥多次以合伙人身份签署申请书、合伙协议书、变更申请书等书面材料，合伙人签署页载有其他合伙人签字，体现了其他合伙人的真实意思；其次，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合伙利润，普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体现了合伙的风险与收益自担原则，而非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之间关于分配投资利润的协议；再次，徐佩娥亦参与了决定了其他合伙人入伙的表决并行使了表决权；故徐佩娥称案涉合伙协议为其与良策基金公司两者之间签订的与事实不符。至于徐佩娥称协议承诺保本保收益的条款为良策担保公司出具的承诺，案涉《基金管理人声明与承诺》中并无载明良策基金公司对徐佩娥投资款承担保本保收益的承诺及保证，反而载明良策基金公司不对基金活动的盈利性和最低收益作出承诺。综上，徐佩娥主张案涉合伙协议无效与事实不符，案涉合伙协议依法成立有效，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关于良策担保公司的责任问题。徐佩娥称，良策担保公司与良策基金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且依据《担保函》，良策担保公司应承担独立的无条件代偿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徐佩娥在本案中是以委托理财纠纷为由要求良策基金公司偿还投资款本金及利息被一审法院驳回，因此，徐佩娥在本案中要求良策担保公司对良策基金公司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显属不当，一审法院亦依法予以驳回。徐佩娥可另循法律途径向良策担保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调处。良策基金公司、良策担保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七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佩娥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79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3790元，由徐佩娥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经检索，本院（2019）粤01民终20517号、（2019）粤01民终20518号、（2020）粤01民终8783号、（2020）粤01民终8784号案中涉及的交易模式与本案相似，均为数十人签订合伙协议，一审被告均包括良策基金公司和良策担保公司。上述四案的裁判文书均认定双方订立的合同应属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合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虽然徐佩娥与良策基金公司等签订了《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及《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但《广州良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合伙人有49名，《广州良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合伙人有34名，相互并不认识。徐佩娥亦没有参与合伙企业经营，对企业经营没有决策权。同时，良策基金公司和良策担保公司有关联关系，良策担保公司向徐佩娥出具担保函，承诺为徐佩娥投入合伙企业的本金及固定收益承担保底的保证责任，表明徐佩娥实际上并不承担投资风险。因合伙企业具有人合性，以其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及个人资产为条件进行合伙经营，其资金的募集不具有公开性，合伙人共同参与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综上分析，徐佩娥投入资金仅为获取固定收益，案涉合伙协议不具备合伙的特征，应属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合同。徐佩娥在一审中主张与良策基金公司形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缺乏依据，二审庭询时，徐佩娥亦不再主张双方为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由于徐佩娥提出诉讼请求的基础是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且主张该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无效，并据此要求返还因无效合同而取得的财产，一审经审理认定本案不属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并以此驳回徐佩娥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一审同时认定案涉合伙协议依法成立有效，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虽然徐佩娥在二审中主张本案属民间借贷关系，但因其一审中并未依据民间借贷关系提出诉讼请求，根据两审终审制原则，本院不能径行依据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和判决，但徐佩娥可依据其他法律关系另行提起诉讼。综上所述，徐佩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790元，由上诉人徐佩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杰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曾 正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