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3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潘伟灵，男，197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开圣，广东国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泽锐，广东国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伟强，男，196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伟云，男，1969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伟明，男，196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述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静茹，系被上诉人潘伟明的女儿，潘伟强、潘伟云的侄女。上诉人潘伟灵因与被上诉人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4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潘伟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开圣，被上诉人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及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静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伟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潘伟强、潘伟云及潘伟明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潘伟强、潘伟云及潘伟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潘伟灵通过买卖方式取得涉案房屋，对涉案房屋拥有所有权。（一）潘伟灵于2015年9月14日与父亲潘炎基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购买了房屋，潘伟灵支付了相应的价款。2015年10月9日，涉案房屋过户至潘伟灵名下，潘伟灵合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二）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在一审诉状中陈述，父亲为了将房屋分配给兄弟4人而将房屋用买卖的方式过户至潘伟灵名下，没有事实依据。首先，父亲在2005年订立了遗嘱，将房屋全部给潘伟灵一人，并没有由四兄弟分的意思表示。其次，潘伟灵买卖涉案房屋，支付了7万元的购房款，如果父亲的意思是房屋由兄弟4人继承，完全没必要将房屋先过户至潘伟灵名下，潘伟灵也不可能支付购房款，同时该购房款全额由潘伟灵支付，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并未出资购买。而且先买卖过户，增加了相应的税费等费用，对于可以法定继承的情况下，多此一举，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潘伟灵在2015年9月14日通过买卖的方式合法取得涉案房屋，拥有相应的所有权，同时符合父亲的意愿。二、本案房屋分配过程不存在继承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的分析存在法律逻辑错误，一审判决认为该分配协议不是赠与的意思表示，但又没有明确定性该协议的性质。（一）本案不应当认定为继承法律关系，潘伟灵与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之间不存在可继承的财产，没有继承的事实基础，一审判决将协议定性为继承中的财产分配显然是错误的。如上述所述，潘伟灵在2015年9月14日已经通过买卖的方式取得涉案房屋，那么现在所谓的分配是针对潘伟灵名下的个人财产，非潘伟灵与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父亲的财产；（二）分配协议是潘伟灵意欲将购房款分给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的表示，其本质是对自己财产的处分，该意思表示不是继承中的财产分配协议。因此，分配协议订立在父亲死亡之前，且是潘伟灵对自身财产的处分，显然不存在继承的法律关系。三、潘伟灵对其名下持有房屋出售所得价款的分配属于赠与关系，潘伟灵应当享有随时撤销权。（一）潘伟灵于2015年10月9日通过买卖的方式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而涉案《分配协议》于2016年9月23日订立，该协议订立的时间是潘伟灵合法取得涉案房屋之后，那么潘伟灵该行为是对自己财产的处分；（二）一审判决“法院认定”部分的分析错误，一审法院并未厘清本案的实际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忽略该案整个事实基础，单从潘伟灵分配方案的角度反推得知潘伟灵不具备赠与的意思表示，显然存在逻辑错误。如果认为该协议是继承中的财产分配方案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存在继承的事实，也应当存在继承财产，但是潘伟灵在父亲去世前就已经合法取得涉案房屋，房屋不属于父亲的遗产，本案不存在继承财产，也不存在继承的法律关系。本案应该拆分两个层面去进行分析，第一层面，潘伟灵基于亲情对自身名下的财产进行处分，无偿赠与给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第二个层面，潘伟灵与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关于赠与的财产出现争议，协商过程中互相说理，潘伟灵在微信所述是告知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为何只能获得如此份额的赠与，该告知行为不能反推认定潘伟灵不存在赠与意图。第二个层面的分配方案是建立在第一个层面的基础上实现，第一个层面的成立不依据第二个层面的任何内容，而是依据事实、法律予以认定。因此，本案中《分配协议》及聊天记录中所有的所谓“分配”方案协商是针对潘伟灵自己名下财产处分的一种行为选择本案争议的款项是基于潘伟灵出售自己名下房屋所得房款；（三）潘伟灵将涉案房屋出售所得价款转账至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名下是无偿性的，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从潘伟灵一开始取得房屋至房屋出售期间均未给付相应对价，涉案房屋处分的整个过程当中均由潘伟灵一人承担，往后潘伟灵对其名下房屋出售所得价款的处分属于无偿性质。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结合上述3点可知，潘伟灵的行为应定性为赠与。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诉讼请求。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潘伟灵上诉请求缺乏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2020年2月28日，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潘伟灵分别向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给付出售房屋所得余款人民币136500元，共计4095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潘伟灵系案外人潘炎基与廖爱芳之子。廖爱芳去世后，潘炎基与周艳华结婚，2018年5月25日潘炎基去世。2005年10月18日，潘炎基出具《证明》载明“收到四儿潘伟灵交来现金壹万元正，此款用于购买同和握山北东街五巷18号1梯501房款（顶父亲潘炎基的房）按学校的要房屋可给儿子”。2005年11月7日，广州市白云区公证处出具的（2005）穗白内民证字第10271号《遗嘱》公证书显示潘炎基于2005年11月3日来到公证处，在公证人员面前立下《遗嘱》并签名、捺指模。《遗嘱》载明“潘炎基有坐落在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握山北东街五巷18号南楼501房的房屋，我妻子已于1995年3月7日去世，该房屋是妻子去世后我于2001年向单位购买的房改房。现因我年事已高，考虑到该房屋的房款实际是由潘伟灵出资付清的，为免日后产生纷争，特立下遗嘱：在我去世后，上述房屋全部留给儿子潘伟灵一人继承”。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认为在房屋已过户至潘伟灵名下后，该遗嘱已失效，并称潘炎基曾口头表示已去公证处撤销《遗嘱》，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2015年9月14日，潘炎基与潘伟灵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由潘伟灵购买潘炎基名下白云区同和镇握山北东街五巷18号南楼501房，价款总金额70000元。2015年9月29日《房地产交易纳税申报表》显示转让方及承受方应缴纳契税金额分别为700元。粤房地权证穗字第**房产证载明“白云区同和镇握山北东街五巷18号南楼501房”房地产权属人为潘伟灵，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所有权取得方式为购买，套内建筑面积71.22㎡，登记时间为2015年10月9日。2016年9月23日，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与潘伟灵签订《房屋分配协议书》，约定“兹有原父亲潘炎基一套位于握山北街52号南梯501室的房屋已过户至潘伟灵名下，现经潘炎基儿子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潘伟灵协定父亲百年归老后，将潘伟灵名下位于握山北街52号南梯501室的房屋出售，将出售房屋所得款项扣除所需费用后由四兄弟平均分配。2019年10月25日，潘伟灵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分别支付28.28万元。潘伟灵在“潘家”微信群中发送图片一张，载明“198万×2/7=56.57,141.43×1/5=28.28，灵56.57+28.28=84.85万，云28.28万，明28.28万，强28.28万，姨28.28万，灵收80万整，余4.85你们看着分”。关于该计算方式，潘伟灵称198万是房屋出售总价款，“2/7”含义为房屋购房款是7万元，潘伟灵代支付2万元，剩余5万元是潘炎基支付，56.57万元潘伟灵认为不应计算至赠与金额中，“1/5”分别为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三人，潘伟灵一人及周艳华，上述计算是潘伟灵将其名下房屋出售所得款项按比例赠与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三人及周艳华一人。“潘家”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10月20日，潘伟明在群内向潘伟灵询问“算好未，在等”，潘伟灵回复“在写表，等会”，潘伟明称“请你居住减值”，潘伟灵回复“不可能的”，随后潘伟灵称“伟明，买同和教师楼时，老爸说问你要过钱，你没出，我出钱后才买下”，潘伟明回复“是买落居住权，我是没出，我一日都未住过”，潘伟灵回复“我住也没住多久”。10月21日19:03，潘伟强在群内发送《房屋分配协议书》，称“伟灵这张有你的大名吧，干嘛当时不提出来，你想怎样，没人强你写吧”，潘伟灵回复“那我买的房间扣除后平均分”。同日20:10，潘伟灵在群内发送前述计算方式图片，称“认可的话就准备转账”，并于10月22日下午在群内询问“大佬二佬三佬都不认可吗？”，10月23日，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分别在群内发送收款账号，潘伟灵回复“收到，我会尽快给你转账”。10月24日，潘伟灵在群内称“转账后将收条发上群我打印就OK”，潘伟强及潘伟明回复“嗯”“好的”。10月25日，潘伟灵称“大佬二佬三佬写个收条过来”。10月26日，潘伟灵称“你们都不理不睬，那我就默认你们收到钱了，也同时默认那收条”。一审庭审中，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主张其诉请金额的计算方式为售房款198万元减去潘伟灵代支付的2万元，减去已向周艳华支付的28.28万元（因周艳华多年照顾潘炎基，故将房款一部分支付给她），剩余款项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与潘伟灵四人均分。潘伟灵认为从10月23日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三人发送收款账号的事实可以认定其同意潘伟灵的分配方案。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称其主张四等分的权益，从未认可潘伟灵2/7的计算方式，潘伟灵要求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出具收条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亦没有出具，说明对该分配方式不予认可。以上事实，有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提交户口簿、房产证、房屋分配协议、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凭证，潘伟灵提交的公证书、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与潘伟灵签订的《房屋分配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义务。潘伟灵抗辩本案应为赠与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为：1.从《房屋分配协议》签订情况来看，该协议签订于潘炎基去世及案涉房屋过户之后，虽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为潘伟灵，但双方关于房屋出售后的分配另有协议明确约定，与产权归属并无冲突，双方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2.从潘伟灵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其已向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支付房屋出售部分价款，且明确了各方分配金额的计算方式，其分配时基本按照《房屋分配协议》约定“将出售房屋所得款项扣除所需费用后由四兄弟平均分配”的原则进行处理；3.从潘伟灵自认情况来看，微信聊天记录中潘伟灵在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发送《房屋分配协议书》后称“那我买的房间扣除后平均分”以及案涉房屋套内建筑面积71.22㎡、潘伟灵自称支付购房款2万元（房屋购房款是7万元，剩余5万元是潘炎基支付）等情况，可知潘伟灵认为房款中56.57万元（198万×2/7=56.57）亦应属其应得部分，其在分配出售房屋的款项时并非出于赠与意图，而是按照协议约定对各方应得款项进行了计算分配。综上，潘伟灵上述抗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主张的金额是否应予支持。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主张其诉请金额的计算方式为售房款198万元减去潘伟灵代支付的2万元，减去已向周艳华支付的28.28万元，剩余款项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与潘伟灵四人均分。依据前述分析，双方对于售房款198万元、潘伟灵支付2万元、周艳华收取28.28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从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与潘伟灵的微信沟通情况来看，仅凭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在群内发送收款账号并不能视为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明确同意潘伟灵关于售房款分配的计算方式，从案涉协议约定“出售房屋所得款项扣除所需费用后由四兄弟平均分配”的内容来看，“扣除所需费用”从文义上分析应为出售房屋时潘伟灵支付的相关费用应予以扣除（如税费、手续费等），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并未就购买案涉房屋时的相关费用支出及相应分配比例问题（特别是潘伟灵主张的2/7比例）进行特别约定，潘伟灵就其在分配售房款时依据的计算方式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合理性，且与约定内容不符，其亦未提交其他费用支出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潘伟灵未提交相反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潘伟强、潘伟明、潘伟云主张的金额予以认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潘伟灵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支付出售房屋所得余款人民币136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443元，由潘伟灵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潘伟灵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税收缴款书（个人所得税700元）；2.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房屋登记费50元）；3.税收缴款书（契税700元）;4.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售房款70000元）;5.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房地产交易手续费241元）6.现金缴款单（收款人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住房基金应收款7257元）。上述证据证明案涉房屋在过户至潘伟灵名下过程中，所有费用均是由潘伟灵支付，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分毫未付。潘伟灵并没有要求在售房款中扣除上述款项，只是证明案涉房屋的购房者为潘伟灵。潘伟强、潘伟云及潘伟明质证称：对于该六份票据，不能证明潘伟灵的证明内容，且已经超过了举证期。该六份票据上所载的缴款人均是父亲潘炎基，与潘伟灵无关。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潘伟灵称：《房屋分配协议书》确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受到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心理上的胁迫，当时父亲潘炎基尚未去世，其为了家庭和睦才签署的。案涉房屋办理过户手续时，其按照《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支付了70000元给父亲潘炎基，是以现金方式支付。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对潘伟灵所称已付房款的陈述不予认可，认为潘伟灵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已支付了70000元房款。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双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潘伟灵主张其与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之间系赠与合同关系能否成立。潘伟灵上诉认为其对案涉房屋拥有所有权，本案不存在可继承的财产，分配协议是其意欲将售房款分给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的表示，本质是对自己财产的处分，并非继承财产的分配协议。其将房屋出售款转账给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是无偿的，故双方之间是赠与关系。本院认为，其一，从本案当事人的关系及案涉房屋的原产权情况看，案涉房屋原登记在父亲潘炎基名下，潘伟灵与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均为潘炎基的继承人。虽案涉房屋通过买卖的方式过户至潘伟灵名下，但潘伟灵所称的以现金方式支付70000元购房款缺乏证据佐证，不足以采信。鉴于买卖双方为父子的关系，故不能排除签订该买卖合同的目的系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可能性。其二，《房屋分配协议书》签订于案涉房屋过户至潘伟灵之后，而此时父亲潘炎基尚未去世，在此情况下，四兄弟签订协议对将来出售房屋的款项进行分配，合乎常理。潘伟灵称当时受到心理胁迫，但亦承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房屋分配协议书》是四兄弟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其三，从协议的履行情况看，案涉房屋以190万元出售后，潘伟灵在“潘家”微信群中发送了对售房款的分配计算方式，之后，潘伟灵按其计算结果向潘伟强、潘伟云、潘伟明各转款28.28万元。上述事实表明潘伟灵已在实际履行《房屋分配协议书》，只是因双方对于分配计算方式分歧而产生纠纷。综上分析，潘伟灵的行为与其主张的赠与法律关系不一致，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潘伟灵的主张，该论述清晰，理据充分，本院均予以确认。至于潘伟灵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潘伟灵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43元，由潘伟灵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春成审判员  柳玮玮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旭彭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