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3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保锡，男，199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丹丹，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莹，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益涛，男，199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婉婷，广东升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吴标庆，男，199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婉婷，广东升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井朝凯，男，198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上诉人李保锡因与被上诉人黄益涛、原审第三人吴标庆、井朝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1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保锡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丹丹、林晓莹，被上诉人黄益涛及原审第三人黄标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婉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保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黄益涛向李保锡返还债权转让款270000元及资金占有期间利息（利息以27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10月2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改判黄益涛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以上1-3项暂合计：277235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在对事实已查明的情况下，认定李保锡具有主观过错的理由是错误的，认为李保锡应当自行承担高至170000元损失的判决结果更是错误的，同时，一审所述的“仅提供行驶证复印件”是对客观事实的认定错误，应当予以改判。首先，李保锡经吴标庆的介绍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及支付了270000元的对价，在黄益涛提供给双方签订的该份《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转让方承诺标的质押物车辆今后不会变质为非法车辆，否则退回所有款项”、“转让方保证标的车辆为车辆所有人亲自质押，拥有的债权金额真实，实际债权合法真实有效”、“本协议生效后，转让方须24小时内就本债权转让事宜向该转让债权的债务人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等等，黄益涛方为证明其享有该车辆的合法债权及质押权，又提供了井朝凯签署的各种《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借款合同》、《转账凭证》及涉案车辆的行驶证原件。因此，作为李保锡一方，无论从《债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或是从黄益涛所提供的书面材料、行驶证原件及实际车辆，当时都是有足够理由相信黄益涛具有合法的债权及质押权进行转让的，而且也有理由相信黄益涛是已将转让事宜通知了债务人，李保锡已尽了其认知范围内最大努力进行了审查，一审所称的李保锡“未尽基本审查义务”是错误的。其次，涉案交易时黄益涛是向李保锡出示了行驶证原件，签订协议后，也随车交付了行驶证原件，该证据李保锡已在一审的证据及庭审中写明并出示了原件，但一审判决中却认为“黄益涛向李保锡出售涉案车辆时仅提供涉案车辆的行驶证复印件”，以此认定了李保锡“未尽审查义务”及“未索取车辆的产权凭证”均是错误的。再次，李保锡与黄益涛签订的是《债权转让协议》，在本案之前，就涉案车辆不涉及诉讼等情况，李保锡当时是无任何方式及权利通过合法途径去车管所查询涉案车辆的产权登记情况，属于客观不能，因此，一审法院将该原因作为归咎于李保锡的主观过错是根本不合情理的。综上所述，李保锡在涉案交易发生时，经吴标庆及黄益涛的误导，认为黄益涛享有合法的债权及质押权，认为可通过涉案交易方式取得涉案车辆，签订了具有保障内容条款的《债权转让协议》，审查了涉案车辆、车牌号、行驶证原件，已完全尽到了自身的基本审查义务，并不具有主观过错。而真正导致该涉案协议无效的完全过错方是黄益涛，是其通过规避国家对二手车交易管理规定的债权转让方式转让涉案车辆，并误导了李保锡，才引发了本案纠纷，应当由其承担全部过错责任，返还全部债权转让款。（二）一审判决结果存在明显的“同案不同判”情况，明显与广州法院审理过的该类案件判决结果不一致，不利于彰显司法统一性、公正性，已经严重损害了李保锡的合法权益。根据最近期的2019-2020年广州市两级法院作出的大部分已生效公开的判决显示，同类型案件，即通过转让质押债权的方式转让质押或抵押车辆后，涉案车辆被拖走导致诉讼纠纷的案件，判决结果基本都是由出让人返还法院认定的全额交易款项，并支持由出让人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例如：（2019）粤01民终12894号、（2019）粤01民终12714号、（2019）粤0106民初26638号、（2018）粤0114民初1155号。以上无一案判决将涉案交易的主要过错归咎于李保锡一方，更没有判决认为因李保锡一方的过错应承担高达170000元的损失。本案的一审判决结果与同类型案例大相径庭，不仅严重损害李保锡的合法权益，更不利于彰显司法统一性、公正性，应当予以改判。黄益涛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与我方发生交易的相对方为微信名称为“小刘班长”的人员，涉案债权转让协议签订的真实目的就是转让质押车辆使用权，对方对此也是明知的且以此为业。案涉协议签订时，我方不能个提交借款合同原件，受让方以此为由压低车辆成交价格。对于车辆查封的情况，据当事人称，已经向微信聊天方告知，其在明知存在高危风险情况下仍然坚持签订合同，本身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认定的过错比例适当，且案涉车辆已经实际使用连带7个多月，应当按照租赁合同价格支付使用费。吴标庆陈述称，同意黄益涛的答辩意见。井朝凯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李保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益涛返还债权转让款270000元及资金占有期间利息（利息以转让款27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10月2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认定的事实：2019年3月8日，吴标庆（转让方甲方）与李保锡（受让方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拥有的到期债权，转让价格为270000元。转让标的质押物车辆的品牌型号为帕纳美拉，车牌号为冀Ｄ×××**，车架号为WP0AA2976EL011104，发动机号为CWF004355。甲方承诺标的质押物车辆的合法性，保证标的车辆为车辆所有人亲自质押，对债务人拥有的债权金额真实，实际债权合法真实有效，若并非车辆所有人亲自质押或虚构债权而违背事实进行债权转让的，而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经济纠纷、经济损失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双方均签字按指印予以确认。同日，李保锡通过转账方式向黄益涛名下银行账户支付270000元。吴标庆向李保锡出具《收据》，载明转让人转款270000元，转让人授权受让人将该笔借款划至黄益涛名下农业银行账户，并确认该笔款项已划入指定账户。另查明，涉案车辆为帕纳美拉WP0AA297小型轿车，2014年5月12日登记注册，车牌号码为冀Ｄ×××**，所有人为井朝凯。2018年10月22日，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出具（2018）冀0404执67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井朝凯等银行存款1101267元或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财产。2019年10月21日，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出具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清单，载明被扣押财产为涉案车辆。黄益涛提交借款合同复印件一份，该合同债务人、借款人栏显示井朝凯签名及身份证号码，并有指纹捺印。合同条款中关于借款金额、期限、用途、利息等内容均为空白。以上事实，有李保锡、黄益涛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收据》、电子银行回单、执行裁定书、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清单、机动车驾驶证、《借款合同》等证据及其当庭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是指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应当包括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等内容。涉案合同虽名为债权转让协议，但该合同中对于所转让的债权的款项、债务人、债权期限等基本内容均未做约定，并不具备债权转让协议的要件。涉案合同仅就涉案车辆的标的、价款、质量、车辆权利等内容进行约定，该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亦针对涉案车辆。合同内容符合买卖合同的要件，实为就涉案车辆所订立买卖合同。李保锡、黄益涛及吴标庆作为涉案合同的当事人，亦当庭确认涉案合同实为买卖涉案车辆订立，故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合同系买卖合同。关于涉案合同的受让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李保锡、黄益涛及吴标庆均确认涉案合同由黄益涛委托吴标庆签订，一审法院对此亦予以确认涉案合同的转让方实为黄益涛。其次，黄益涛及吴标庆一致确认的涉案合同上载明李保锡系合同乙方，涉案合同的价款亦由李保锡向黄益涛银行账户支付，以上证据足以证明李保锡签订并履行涉案合同的事实。黄益涛及吴标庆称其与微信网友签订涉案合同，但仅提交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朋友圈截图，未能明确其主张的合同相对方的身份，亦未能举证其与该微信网友签订涉案合同的事实，一审法院对黄益涛及吴标庆的相关辩称不予采纳，确认李保锡系涉案合同的受让方。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合同系由黄益涛委托吴标庆与李保锡签订，由黄益涛向李保锡出售涉案车辆的事实。李保锡、黄益涛分别系涉案合同的受让方及转让方。关于李保锡称涉案车辆未经变更登记，故涉案合同应为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黄益涛就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仅提供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及井朝凯签署的借款合同的复印件。上述借款合同复印件上仅有井朝凯的签名及指纹捺印，未列明借款数额、期限、出借人等要素，不属于依法成立有效的借款合同。黄益涛以上述行驶证复印件及借款合同复印件不足以证明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井朝凯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足以证明其对于涉案车辆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故黄益涛出售涉案车辆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因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井朝凯已经于2018年10月22日被依法查封扣押财产，故李保锡、黄益涛之间签订的涉案合同应为无效。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李保锡对于其损失存在以下主观过错：1、黄益涛在向李保锡出售涉案车辆时仅提供涉案车辆的行驶证复印件及井朝凯签署的借款合同复印件，就涉案车辆并无明确的合法来源。李保锡购买涉案车辆，对于车辆的合法来源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2、李保锡在购买涉案车辆时明知该车辆所有人为井朝凯，但其未查看该车辆的产权登记情况，亦未确认该车辆所有权人的真实意思，擅自与黄益涛及吴标庆就涉案车辆达成买卖协议，其主观存在过错；3、涉案车辆是经依法登记的机动车，李保锡作为车辆买受人，应当向出卖人索取涉案车辆的产权凭证。李保锡明知黄益涛及吴标庆并不持有涉案车辆的行驶证及车辆所有权人井朝凯签署的借款合同原件，仍然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买受价订立并履行涉案合同，其未进行基本的审查，主观上存在过错。黄益涛作为涉案车辆的出卖方，应当向买受人保证涉案车辆原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交涉案车辆的产权凭证，但本案黄益涛不仅未能提供涉案车辆行驶证原件，更未向车辆买受人告知涉案车辆的原权利人已经依法被查封、扣押财产的事实。其主观隐瞒涉案车辆的权利瑕疵，存在过错。综上，李保锡、黄益涛在订立和履行涉案合同时双方均具有明显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李保锡要求黄益涛返还合同款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过错及李保锡实际使用涉案车辆的事实部分予以支持。李保锡另要求黄益涛就合同款项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李保锡、黄益涛双方过错导致损失，李保锡主张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井朝凯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相应的抗辩权利，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为此，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黄益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保锡还款100000元；二、驳回李保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61元，保全费1874元，共计7235元，由李保锡负担3060元，黄益涛负担4175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李保锡、黄益涛均确认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签署的真实目的为转让涉案车辆使用权，双方亦确认涉案车辆李保锡使用时间为2019年3月8日-10月21日。双方对涉案车辆月租价格存在较大分歧，但均同意使用期间的费用由法院酌情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黄益涛应当向李保锡返还的款项金额如何确定？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双方签署的协议名称虽为《债权转让协议》，但各方均确认签署协议的真实目的为实现车辆使用权的转让。因此，双方债权转让行为属虚假的意思表示，故依据该协议所实施的债权转让行为当属无效。第二，对于双方所隐藏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的效力问题。涉案交易标的为机动车辆，机动车辆作为道路交通运输工具在其运行期间具有高度危险性，故国家对于机动车辆的登记、流通各环节均制定了严格的监督管理措施。其中对于二手车辆的交易行为，我国商务部已制定《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六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是指二手车所有人不通过经销企业、拍卖企业和经纪机构将车辆直接出售给买方的交易行为。二手车直接交易应当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辆的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缴纳税费凭证等。”第二十条更明确规定：“下列车辆禁止经销、买卖、拍卖和经纪：……（二）在抵押期间或者未经海关批准交易的海关监管车辆；（三）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期间的车辆……”。涉案车辆在双方交易之前已经被案外法院依法查封，本案当事人双方通过订立《债权转让协议》的方式转让涉案车辆，明显是为规避国家对二手车交易的管理规定，严重扰乱了车辆流通经营的市场秩序，对正常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造成冲击，实质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该协议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故黄益涛依据该协议收取的价款应予以返还。鉴于李保锡在明知涉诉车辆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的情况下，仍希望通过签订所谓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形式获取涉诉车辆使用权，放任车辆可能无法有效使用的风险，存在一定过错。而黄益涛在明知车辆已被案外法院查封的情况下未有向李保锡明确告知，存在更为重大的主观过错。同时，考虑到李保锡从2019年3月8日至2019年10月21日实际使用车辆的客观情况，享受了相应的使用利益，本院酌定按照60%比例进行返还，即黄益涛应向李保锡返还162000元（270000元×60%）。鉴于双方对本案发生均存在过错，本院在确定返还款项金额时已对于各方责任予以考量，故对于李保锡主张的利息损失不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在适用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及过错分担上稍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11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11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黄益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李保锡返还162000元；三、驳回上诉人李保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61元，保全费1874元，共计7235元，由上诉人李保锡负担2894元，由被上诉人黄益涛负担43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李保锡负担2351元，由被上诉人黄益涛负担134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