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6民终33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继佑，男，195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恒忠，男，1958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志文，临湘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家驹，男，196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波浪，湖南金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禹君，男，198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 上诉人刘继佑、钟恒忠因与被上诉人沈家驹及原审第三人刘禹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2020）湘0682民初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继佑、钟恒忠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在一审判决金额的基础上改判减少向刘继佑支付1952944元及其相应利息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后中止审理；2、由沈家驹承担案件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沈家驹35%的股权转让金额为900万元错误。登记在沈家驹名下的临湘市华球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球公司）的40%的股权中有5%是刘继佑的，及时按照刘继佑与沈家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是40%的股权作价900万元，而非沈家驹35%的股权作价900万元。因刘继佑所持有的股份实际还有其他股东，即口头约定将沈家驹名下股份作价后再按股份比例返还。虽然协议中约定分期支付900万元的具体时间，但并不等于900万元全部属于沈家驹，其中112.5万元（5%股份转让款）应分配给刘继佑，该协议并未排除沈家驹按股份比例向刘继佑分配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二、一审判决认定刘继佑向沈家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且仅以股权转让纠纷审理本案错误。沈家驹与刘继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价格为900万元（含2016年至2018年未分配的利润）；沈家驹与刘禹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价格是480万元，由此可得，其中420万元是利润。且沈家驹于2016年10月才受让刘正球在华球公司35%的股份，之后未再投入分文，至今两年时间，在公司经营困难、大量货款未收回的情况下，要求分配公司利润1200万元显失公平。一审法院不以合伙纠纷审理本案，对刘继佑要求分配利润的事实不予审理，对沈家驹持股期间应付未付的827944元投入不予扣减，明显不当。三、刘继佑申请调取沈家文、李建利刑事案件中有关涉案股权转让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在没有调取或无法调取的情况下，未对案件中止审理，程序违法。四、沈家驹非涉案股权的实际所有人，一审遗漏实际权利人为原告参加诉讼。事实上，沈家驹持有的股份全部是李建利的，而李建利持有华球公司的股份涉嫌违法犯规事实。在刘正球将股份转让给李建利的股权代持人沈家驹之前，为买通刘正球搞垮华球公司达到垄断临湘市预拌混凝土市场的目的，李建利向刘正球支付360万元。后刘正球作为华球公司的股东，恶意破坏公司生产被刑拘后，才将名下股份转让给沈家驹。而李建利继续以各种理由阻碍公司经营，刘继佑在被打压迫害的情况下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合法性。且李建利作为实际权利人一审法院应通知其作为原告参加诉讼。 沈家驹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股权转让款金额为900万元正确，刘继佑要求返还112.5万元没有依据。沈家驹与刘继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该40%股权实际持有情况为沈家驹占有35%，刘继佑占有55%”、“沈家驹将其名下持有的华球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刘继佑，转让价格为900万元”，即双方对交易价格对应的股权份额是明知的。且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关于向刘继佑返还112.5万元款项的任何约定，双方只约定了一个交易价格，刘继佑应按约全额付款。交易实践中，刘继佑向沈家驹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再要求沈家驹返还款项，也与交易习惯不相符。二、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不是合伙纠纷，不涉及华球公司的盈亏问题。本案审理的是股权转让关系，股权的转让既可以溢价也可以折价，股权转让款并不必然包括利润分配，股权受让方更多的是基于对公司的未来判断而自愿支付相应对价。华球公司一直由刘继佑实际控制经营，其完全知晓公司情况，现要求按合伙纠纷审理本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沈家文、李建利的刑事案件，与本案无关。沈家文的涉黑案件与本案股权转让没有任何关系，且其已经下判。李建利的案件只涉及串通招投标和占用耕地，且已解除羁押状态，与本案毫无关联。刘继佑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沈家文、李建利案与本案有关，更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出现应当中止审理的情形。沈家驹的股权源于以现金购买刘正球的股份，涉案股权出售也系双方自愿。涉案股权转让的价格是钟恒忠代表刘继佑在李建利办公室与其沟通后，再由沈家驹前往进行商定。刘继佑既未提供受胁迫签订协议的证据，也未向法院申请撤销该股权转让协议。四、沈家驹是本案适格原告，1、无需追加李建利参加诉讼。沈家驹是华球公司的登记股东，系该股权法律上的权利人，且作为出让方就涉案股权与刘继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该协议的相对方。2、对于本案股权转让及其诉讼，李建利均知晓并同意，沈家驹没有损害李建利的利益，且沈家驹与李建利的关系，系内部法律关系。3、法律上允许股份代持，实际投资人可以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李建利是否参与诉讼并不影响刘继佑的付款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继佑、钟恒忠的上诉，维持原判。 刘禹君未陈述意见。 沈家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继佑支付沈家驹股权转让款400万元、违约金180万元及以4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3分承担逾期付款利息91.2万元（暂算至2020年1月29日，要求自2018年12月29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钟恒忠对刘继佑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刘继佑、钟恒忠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家驹与刘继佑系华球公司的股东。2018年12月29日，沈家驹（甲方）与刘继佑（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1．甲方将其名下持有的华球公司40%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900万元人民币（含2016年至2018年未分配的经营利润）。2．转让对价支付时间：（1）签订本协议时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壹佰万元；（2）签订本协议后七天内甲方配合乙方到工商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乙方于2019年1月20日前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叁佰万元；（3）2019年2月4日农历春节前支付人民币壹佰万元，累计支付伍佰万元整；（4）2019年6月7日农历端午节前付清剩余肆佰万元。若逾期未付，则乙方对未按期支付的余款自逾期之日起按月息3分向甲方支付利息，如省建八公司货款到账，乙方优先支付甲方股权收购款。3．双方转让款的确认以甲方提供的岳阳市新华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到账数为依据，账号如下：收款单位：岳阳市新华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账号：1907××××4558，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湘支行。4．丙方（钟恒忠）同意为乙方按期如数支付转让对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两年。5．本协议自三方签字后生效。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不再享有华球公司股东身份，退出公司经营，也不得行使股东决策、利益分配等一切股东权利，不得以任何事由纠结公司股权、债权债务等与临湘市华球混凝土有限公司相关事项。6．在本协议签订后七天内，甲方无条件配合乙方前往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应乙方要求另签订一份工商机关转股用的转让协议。本协议签订后至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前，有关华球公司经营事宜，甲方在乙方书面或者短信、微信形式的授意范围内无条件配合履行签字等程序手续，甲方不享有实体决策权。……9．本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甲、乙双方需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如有违约，则违约方按照转让价款的2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沈家驹、刘继佑、钟恒忠均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当晚，由刘继佑授意其儿子刘禹君转账100万元至岳阳市新华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2条约定，沈家驹于2019年1月25日配合刘继佑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湘支行贷款330万元，刘继佑授意其儿媳吴卫平（华球公司的出纳）于2019年1月28日转账300万元至岳阳市新华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19年2月4日吴卫平转账100万元至岳阳市新华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刘继佑向沈家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指定的账号共转账500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6条约定，沈家驹应刘继佑的要求于2019年1月4日与刘禹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款480万元，沈家驹和刘禹君签名，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股东刘继佑变更为刘禹君。事后，沈家驹多次找刘继佑催讨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刘继佑一直未予清偿。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1．本案是按哪份《股权转让协议》履行？2．沈家驹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3．沈家驹与刘继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是否支持？4．利息和违约金是否应支持？5．钟恒忠是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关于焦点1．本案是按哪份《股权转让协议》履行？2018年12月29日，沈家驹与刘继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刘禹君转账100万元至岳阳市新华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系刘继佑按照双方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2条第（1）款和第3条的约定履行。2019年1月25日，沈家驹配合刘继佑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湘支行贷款330万元，系双方按照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2条第（2）项的约定履行。吴卫平于2019年1月28日转账300万元至岳阳市新华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2019年2月4日转账100万元至岳阳市新华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按照沈家驹与刘继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2条第（4）款履行。根据上述事实，沈家驹与刘禹君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为履行沈家驹与刘继佑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6．在本协议签订后七天内，甲方无条件配合乙方前往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应乙方要求另签订一份工商机关转股用的转让协议。”的约定，而非沈家驹与刘禹君针对案涉股权转让另行签订的协议。且沈家驹与刘禹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转让价格为480万元，而实际已支付的转让款为500万元，刘禹君提出另20万元为利润，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故从本案的合同履行情况看，双方是按2018年12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从合同的内容来看，2018年12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显然比沈家驹与刘禹君2019年1月4日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更为详细。2019年1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但该协议应是双方为登记备案而签订，备案仅是程序性或形式性的行为，变更登记属于备案宣示的程序，只是股权变更的公示方式，对外起到公示的作用。故刘继佑、钟恒忠和刘禹君提出沈家驹与刘继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履行的是沈家驹与刘禹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股权实际转让给刘禹君非刘继佑的辩论意见，不予支持。因沈家驹与刘禹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故刘禹君提出吴卫平支付股权转让款480万元是替其履行协议义务，其已按照与沈家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的辩论意见，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沈家驹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沈家驹系华球公司的登记股东，是该股权的外观权利人。沈家驹虽为代持股东，在实际股东未进行工商登记之前，其权利的行使应由沈家驹进行。刘继佑作为股权的受让方，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无权以出让方无权处分为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且办理股东变更登记至作出本案判决之前，已有近一年半的时间，实际出资人未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和受让方为沈家驹与刘继佑，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沈家驹与刘继佑系该合同的相对方。综上，故沈家驹系本案的适格原告。刘继佑、钟恒忠、刘禹君认为沈家驹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焦点3．沈家驹与刘继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是否应支付？沈家驹与刘继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沈家驹与刘继佑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备了合同全部生效要件，是合法有效的，对沈家驹与刘继佑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刘继佑、钟恒忠提出《股权转让协议》是受胁迫签订的应无效的抗辩意见，刘继佑、钟恒忠未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协议，也未在本案中提起反诉要求撤销该协议。故该辩论意见，不予支持。本案是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刘继佑、钟恒忠、刘禹君认为是合伙结算纠纷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沈家驹与刘继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义务。《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款的给付时间，除按约定给付部分股权转让款外，其余到期股权转让款未按约定给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刘继佑逾期未给付系违约行为，故沈家驹要求刘继佑给付到期股权转让款400万元的诉求，予以支持。刘继佑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40%股权中包含刘继佑5%应予扣除，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确定的转让款是900万元，在900万元中予以扣除，与协议约定相违背，对刘继佑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刘继佑提出沈家驹受让刘正球的股份后不肯承担前期亏损，要求其按股份承担的717551.75元出资没有支付，应当在其股权转让款中扣回的辩论意见，因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关于焦点4．逾期付款利息与违约金是否同时支持？刘继佑与沈家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逾期付款按照月利率3%计息，同时约定违约方按照转让价款的2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刘继佑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逾期付款利息和逾期付款违约金，这两项均是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本案中，沈家驹未举证证明其除利息损失外还有其他损失。刘继佑辩称约定的违约金和逾期付款利息过高，应按月利率2%自逾期之日起支付利息。《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违约金和逾期付款利息约定明显高于沈家驹的损失，应适当予以调整。刘继佑该辩论意见，予以支持。故刘继佑应以400万元为基数从逾期付款之日即2019年6月7日起按月息2%的标准向沈家驹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关于焦点5．钟恒忠是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沈家驹、刘继佑、钟恒忠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明确约定，钟恒忠对转让对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两年，担保的范围是转让对价，担保方式系连带责任保证。故钟恒忠对刘继佑逾期未支付的转让款4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钟恒忠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继佑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一、刘继佑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沈家驹清偿股权转让款4000000元及利息（按月息2%的标准从2019年6月7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钟恒忠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刘继佑承担的偿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钟恒忠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刘继佑追偿；三、驳回沈家驹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78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63784元，由沈家驹负担15344元，刘继佑、钟恒忠负担4844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沈家驹（甲方）与刘继佑（乙方）于2018年12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鉴于甲方在华球公司名下持有40%股权（该40%股权实际持有情况为甲方占有35%，刘继佑占有5%），公司注册资金为1200万元，现甲乙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就甲方将名下持有的40%股权转让给乙方达成如下协议。……”刘继佑于2020年3月10日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调查收集临湘市监察委员会对李建利、沈家文、刘正球、刘继佑、钟恒忠等人的调查材料，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1日向刘继佑下达《不准许调查收集证据申请通知书》，认为其申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情形，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在于：一、涉案股权转让的价格应如何认定，对于未付款项是否应予重新结算并进行相应扣减；二、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关于焦点一，2018年12月29日，刘继佑与沈家驹就沈家驹持有的华球公司40%股权的转让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其中载明该40%股权实际为沈家驹占有35%，刘继佑占有5%,即刘继佑在对沈家驹名下40%股权的实际持有情况明知的情况下，与沈家驹约定涉案股权转让价格为900万元，并明确约定向沈家驹支付该股权转让款的方式和时间，而并未对刘继佑实际占有的5%的股权作出任何约定，事后刘继佑亦按约向沈家驹支付前期款项500万元，现刘继佑称沈家驹应就5%的股权向其返还112.5万元转让款，因缺乏事实依据，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沈家驹应刘继佑要求另签订一份工商机关转股用的转让协议。沈家驹于2019年1月4日与刘继佑之子刘禹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工商登记机关将涉案股权变更登记至刘禹君名下，刘继佑对此知情并认可，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视为沈家驹按2018年12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应刘继佑要求为登记备案而签订，刘继佑亦未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12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已被解除或实际变更为2019年1月4日《股权转让协议》，故涉案股权转让价格仍应按2018年12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认定为900万元。刘继佑、钟恒忠称剩余未付股权转让款系华球公司2016年至2018年未分配的经营利润，沈家驹应就此与华球公司股东重新结算并予利润分配，但刘继佑、钟恒忠并未对此举证证明，且公司盈余分配或合伙结算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刘继佑、钟恒忠可另行主张权利。刘继佑称应在剩余股权转让款中对沈家驹持股期间应付未付的827944元投入予以扣减，亦因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对此未作处理并无不妥。至于刘继佑、钟恒忠称2018年12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系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上诉理由，因刘继佑未提供证据证明，事后亦未行使撤销权，故亦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关于刘继佑要求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申请，在并无证据证明沈家文、李建利刑事案件与涉案股权转让纠纷存在关联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刘继佑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为由不予准许，并无程序不当。沈家驹作为涉案股权的持有人，通过与刘继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涉案股权转让给刘继佑，系《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至于刘继佑、钟恒忠称涉案股权的实际权利人系李建利，沈家驹代李建利持有涉案股权，属于沈家驹与李建利的内部关系，并不影响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且沈家驹已按约完成涉案股权的变更登记，刘继佑、钟恒忠据此认为李建利应作为本案原告参与诉讼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刘继佑、钟恒忠以一审程序违法为由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刘继佑、钟恒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377元，由刘继佑、钟恒忠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伏军 审判员  徐 艳 审判员  黄 昭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胡 悦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