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7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苏某1，男，1950年08月0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文，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苏某2（S1），女，1953年08月11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国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暨反诉被告）：苏某3，男，1955年09月0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晓敏，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苏某4（S2），女，1958年7月13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国籍。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魏银，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某1因与被上诉人苏某2、苏某3及原审第三人苏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7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苏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苏某1的反诉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苏某2、苏某3、苏某4承担。事实和理由概述如下：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三、四款的规定，应当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未将苏某1在一审提交的重要证据进行质证即作出判决，未将苏某2、苏某3提交的书面证据进行原件核对，未对苏某1提交的测绘申请、鉴定申请、调取公证书内档申请、调查取证申请、延期举证申请予以处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款的规定，应当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1.一审法院未将苏某1在一审提交的重要证据进行质证即作出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在2020年2月11日疫情期间开庭后，邮寄了苏某2、苏某3庭后提交的证据材料，苏某1于2020年4月16日向法院提交了《质证意见》《证据清单3》《调查取证申请书》《延期取证申请书》。后苏某1通过查阅另案阅卷材料，发现新证据，又于2020年6月9日向法院提交了《证据清单4》《笔迹鉴定申请书》《调取公证书内档申请书》。苏某1两次提交上述《证据清单3》《证据清单4》，一审法院都未进行质证，只是对苏某2、苏某3在庭后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有违程序的公正性。2.一审法院未将苏某2、苏某3提交的书面证据进行原件核对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第六十一条，“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苏某1最后一次庭审后提交的证据，法院仅仅是送达了证据复印件，没有原件，苏某2、苏某3在质证意见中，明确表示需要“核对原件”，且证据复印件有一页落款日期没有复印完全，需要苏某2、苏某3提交一份完整的证据以供质证。对苏某1质证意见中提出的合理要求，且上述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出示原件予以核对，一审法院却予以忽略。3.未对苏某1提交的测绘申请、鉴定申请、调取公证书内档申请、调查取证申请、延期举证申请予以处理，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对讼争房屋具体报建情况这一基本事实没有查清。一审判决第8页第2段没有审查苏某1提交的《广州市天河区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用地报建申请表》，仅仅以《村民宅基地建房申请表》来认定事实。《广州市天河区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用地报建申请表》，苏某1在庭上有提交原件核对，上面有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棠东第一股份合作经济社的盖章，以及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棠东村民委员会的盖章。《村民宅基地建房申请表》有原件，但由于在当事人处保存，当事人身在美国，经办法官在2020年2月11日疫情期间开庭时也允许苏某1在下一次开庭时提交原件核对，但是经办法官未经通知苏某1，没有再次组织开庭就径直判决。上述两表缺少东圃镇的盖章，原因是当时报建时，原东圃镇的工作人员告知三天前东圃镇已经撤销了，正在组建街道办，苏某1当时办证时正是没有赶上在东圃镇撤销前提交上述两份申请表盖章，仅仅差了三天的时间，但是东圃镇的改制不以个人意志转移。上述两表未经东圃镇盖章并不能说明苏某1不是合法报建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棠东第一股份合作经济社、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棠东村民委员会的盖章已经说明苏某1是合法报建人，缺少东圃镇的盖章是历史遗留问题。2.一审判决对讼争房屋的情况，讼争房屋的现状和公证书遗嘱上的房屋并非同一标的这一基本事实并没有查明。一审判决第8页第3段，错误认为苏某1建成的是1幢楼房，苏某1所建并非一幢楼房，否则当时派出所编排门牌号不会写两个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毓桂大街1号、棠东毓桂大街2号（即讼争房屋）。三巷、四巷本身说明，是两条街，也就是说苏某1所建的房屋是两栋，一个在棠东毓桂大街1号，一个在棠东毓桂大街2号。并且一审法院明知苏某1拆除祖屋重建，就应当对重建的房屋进行测绘，确定目前标的物的现状。讼争房屋已经不再是宅基地证上的房屋，面积、四至、层数、格局都不一样，应当认定现有房屋不是原宅基地证上对应的房屋，也并非家父、家母遗嘱指向的遗产。3.一审法院错误认为因讼争房屋所收取的租金由经营管理者和父亲、母亲共同分配。从2002年到2014年2月，最开始房屋的租金相当便宜，扣除每月支付给父母的费用，所剩无几。房屋长期对外出租需要进行维护，费用也是由苏某1自行承担，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余款。并且每月支付给父亲、母亲的费用，包含对原来祖屋、宅基地的补偿，以及对父母的赡养费。通过苏某2、苏某3和承包人签订的《房屋承包经营合同》可知，2014年3月1日开始第一到第三年每月租金14500元，第四、五年每月租金15950元，2019年4月1日开始，每月租金17000元。支付给父母的费用剩下的钱，还有一大半费用应当留存，但是苏某2、苏某3却私下分掉了。苏某2、苏某3由始至终没有在讼争房屋上面投入任何资源，既没有参与建房，也没有提供任何资金，不应当在房价上涨、租金上涨的情况下，就私下想办法、在苏某1不知道的情况下通过遗嘱方式夺回讼争房屋。苏某1前半生辛苦赚来的钱全部投入到讼争房屋，在房价、租金都很低的时候建房，不应当在房价、租金上涨时让苏某2、苏某3不劳而获。4.一审判决第8页倒数第一段、第9页第一段，采纳苏某所书《申请书》的内容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2012年6月13日，苏某所书《申请书》上的内容，和一审法院在（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561号案件中，产生时间为2013年的一审法院工作笔录、《房屋档案查询证明》相矛盾，且后面的证据产生在后，《申请书》的证据产生在前。据此一审判决居然对2013年一审法院工作笔录、《房屋档案查询证明》所反映的基本事实不予查明，错误采纳《申请书》中的内容，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5.一审判决第9页第2段，认为（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561号案件中，苏某1、成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当庭陈述：苏某1并非棠东毓桂大街2号的产权人，也不是管理人，该房并非苏某1所建，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无权以《村民宅基地建房申请表》评定苏某1不是讼争房屋的合法报建人。2.一审判决没有给予苏某1合理、有效的举证期，其未在2020年2月11日后组织再次开庭，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也没有给予苏某1一个期限要求提供相关证据的，无权认定苏某1无法提供资金来源。3.一审判决错误认为苏某1“在（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561号案庭审时自认讼争房屋并非其所建”（详见判决书第10页第8、9页）。4.苏某1并非“任由苏某2、苏某3和第三人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管理讼争房屋和享有收益”（详见判决书第10页第10、11行）。5.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无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就认定登记在苏某名下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视为代表家庭成员持有、家庭成员应当对宅基地证上及超过宅基地证上面积的房屋平均分配。《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六十二条是管理性规定，并非是所有权划分的依据。且父亲的宅基地证登记的面积仅有52.**平方米，和讼争房屋占地面积不符，一审判决也无权依据该宅基地证的内容就将两套占地面积不同（一套占地面积60.**平方米，一套占地面积60.5平方米），按照父母和四个子女每人平均分配的方式来划分。6.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苏某1因为直接管理讼争房屋时间比苏某2、苏某3长，收益就更多，要求再分配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详见判决书第11页第1到9行）。7.一审判决认定遗嘱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判决部分属于事实和法律认定错误，遗嘱应当认定为无效。8.苏某2、苏某3在庭审中已经明确表示银行卡、账户资料在他们那里，一审法院不予查明，错误认定“无法提供银行账户资料”（一审判决第12页第2段）。一审法院应当让苏某2、苏某3承担举证责任，将银行卡、账户资料提交给法院，而不是帮苏某2、苏某3开脱责任。9.苏某11950年8月2日出生，现在已近70岁，确实没有工作，在我国达到退休年龄即视为缺失劳动能力。苏某1至今还要在美国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供养一个上大学的孩子，美国的大学费用及其高昂，苏某1的生活负担非常沉重。所以一审判决第12页第3段的认定错误。四、一审法院更换合议庭未经通知，本案经办法官为刑庭法官，并非专业审理宅基地、房屋、继承法官，本案涉及到农村土地及地上房屋问题，法律关系非常复杂，应当选派专业、专职处理该类型案件的法官，而不应当选派偶尔抽几个民事案件审理的本案一审法官，这是对当事人权益的极大不负责。五、遗嘱应当认定无效。1.新房和旧房底层面积、楼层、方位、栋数是完全不同。2.苏某1出资重建的房产，不是被继承人蘇某和陈某的共同财产。3.苏某1才是屋主，应当保障其合法权益。六、原上诉状进行变更：经过和案外人黄某核实将原上诉状第6页倒数第二段第四行“上诉人为了家里和睦……管理”变更为“当时母亲让黄某先把钥匙给她，而苏某1当时也在美国，不在广州，母亲要钥匙，黄某的关系和母亲也很好，叫干妈，苏某1出于孝心，黄某最后才把钥匙给了母亲。”还有，第11页第五段第三行变更为“当时是暂时交给母亲，而非交给苏某3管理”所以，当时当事人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出于孝心为了家庭和睦，被迫将钥匙暂时交出，但这并不意味着苏某1将房屋的所有权交给苏某2、苏某3、苏某4，并且有始至终，苏某1才是本案房屋的业主。苏某2、苏某3辩称，一、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已充分查明和认定本案的事实，讼争房屋建成后由蘇某、陈某及其4子女即苏某2、苏某3及苏某4和苏某1共同管理和收益，根据讼争房屋的来源、实际管理使用情况，讼争房屋的使用权归蘇某、陈某及其4子女即苏某2、苏某3及苏某4和苏某1共同享有，于法有据，于情有理。1.讼争房屋自建成后，蘇某、陈某是讼争房屋所在的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更是讼争房屋的主要收益人。首先，苏某1在管理房屋期间，非常主动将房屋租金收益分配给蘇某和陈某，由此足以证明，苏某1同意确认蘇某、陈某是讼争房屋的主要权益人。另外，自2014年1月7日起，讼争房屋开始由苏某2、苏某3及苏某4进行经营管理，且由蘇某、陈某及苏某2、苏某3及苏某4享有收益。此外，讼争房屋的常年以来的出租屋纳税人均为蘇某，即蘇某承担讼争房屋的常年费用支出。因此，根据讼争房屋常年以来的管理经营情况、收益分配规则和常年费用开支承担，讼争房屋为蘇某所在的家庭财产合法合理。2.苏某1不是讼争房屋的合法报建人。以苏某1作为讼争房屋的报建人身份的系列报建申请，并不具备完整的规划报建手续，苏某1的报建人身份无法律依据。同时，苏某1在上诉状也承认苏某1递交的证据确实未完成报建手续，详见上诉状第5页第四段“上述两表缺少东圃镇的盖章”。由此可知，苏某1自身也明确、清楚知道其报建人身份不具有合法性。至于苏某1所陈述的系列情况，含报建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的述称，只是苏某1的单方陈述，苏某1至今无任何证据加以证明。3.苏某1无证据证明其巨额收入来源并直接用于讼争房屋建设。一审第二次庭审时间为2020年2月11日，判决书时间为2020年7月1日，时间长达4多个月之久。苏某1在一审中的举证时间不但严重逾期，而且在二审证据中，也仍未见苏某1关于建房资金来源的证据。由此可见，苏某1根本无法举证其巨额收入来源并直接用于讼争房屋建设，苏某1提起上诉，完全是为了拖延时间，故意损害苏某2、苏某3及苏某4对讼争房屋享有的权益。二、（2014）粤广南方024192和024193公证《遗嘱》合法有效，具有最优效力，应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已充分查明本案的事实，根据蘇某、陈某所立的（2014）粤广南方024192和024193公证《遗嘱》所指向的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棠东村毓桂街1号的房屋就是拆除重建后的讼争房屋，蘇某、陈某两人遗嘱对其享有的使用权份额部分的处理合法有效，应支持苏某2、苏某3及苏某4通过两公证遗嘱继承讼争房屋的使用权份额。三、苏某1为抢夺讼争房屋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已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中多次作出虚假陈述，苏某1的上诉请求，不应支持。1.首先，苏某1在另案“（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561号案”为逃脱责任，曾自认苏某1既非讼争房屋的产权人，也不是管理人，讼争房屋也不是苏某1所建，更辩称不承认认识蘇某。而在上述案件发生期间，讼争房屋恰恰是由苏某1负责管理，且直接享有讼争房屋的租金收益。由此可见，苏某1极度自私自利，为实现自身利益，在诉讼中不惜一切手段作各种虚假陈述。而后，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苏某1为推翻其在另案的自认行为，更违背客观事实，诉称其在另案的自认行为，只是其代理人未经商量的个人陈述，不能代表苏某1。可见，苏某1为了实现争夺讼争房屋的目的，就随意、全盘否定了另案中其与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苏某1的行为，再一次证明了苏某1为实现自身利益，又再次作出虚假陈述。2.苏某1在本案一审反诉状、答辩状中同时存在虚假陈述。苏某1在一审反诉状、答辩状中第3-4页为获得讼争房屋的继承份额，称其自身“无工作”“缺失劳动能力”“家庭生活负担沉重”，但该陈述与苏某1的生活现状严重不相符。首先，苏某1目前在中国境内有固定租金收入，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村毓桂大街3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暂为苏某1所有，该房屋由黄某管理收租。苏某1在一审递交的证据1-8建房单据-“棠东村毓桂大街3号电费单据”“户主苏某1”（苏某1一审证据第121页），以及苏某1人口信息查询结果均可佐证。其次，苏某1与前妻杨某育有女儿苏某5，出生于1982年，已成年。苏某1有成年子女，有合法配偶扶养人，并非独居且无生活来源。最后，苏某1在2007年移民美国之后，在美国××市屋××区购买房屋一套，一次性支付完毕，不用贷款，现收入大概为每月1000至2000美元，并领取老人金。3.苏某1对于2014年蘇某、陈某将房屋交由苏某2、苏某3及苏某4管理经营的事实陈述同时存在虚假陈述。苏某1在上诉状述称“在2014年时，苏某1当时并非自愿，而是为了家庭和睦、被迫将钥匙暂时交出”。而2014年讼争房屋交由苏某2、苏某3及苏某4经营管理的真实原因是，在2012年讼争房屋出现煤气中毒事件后（即另案（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561号），蘇某、陈某认为该事故的原因是，由于苏某1管理不当，存在重大过错和失误而引致。因此，蘇某、陈某决定将房屋的经营管理权交由苏某2、苏某3及苏某4。而自2014年至蘇某去世前，苏某1是确认并同意房屋的收益权归蘇某、陈某及苏某2、苏某3及苏某4的，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4.苏某1在苏某2、苏某3及苏某4提起一审诉讼前，为争夺讼争房屋，肆意大范围破坏讼争房屋，通过封锁、抢占、破坏水电设施、逼走租客等手段来强迫苏某2、苏某3及苏某4退让。从苏某1的系列蛮横手段、行为，苏某1的实际举措与苏某1在诉讼中辩称的主张严重不相符，可见苏某1的诉讼主张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四、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原判，驳回苏某1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的第一次开庭时间为2019年12月26日，在第一次开庭庭审开始前，苏某2、苏某3及苏某4和苏某1已经就一审期间的证据互相交换证据原件予以核对，并在两次庭审中，就双方证据已发表完毕质证意见。至于苏某1在上诉状述称的其他调取证据申请及鉴定申请，苏某1庭审后补充提交的证据已超法定举证期限，且部分申请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此一审法院在审理期间，并无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晰，合法合理，理由阐述充分，故苏某1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应不予采信。原审第三人苏某4辩称，1.我方认为一审审理程序合法，关于更换法官的问题，在一审期间苏某1并未提出，法官在一审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已经明确表述法官更换的问题，问双方是否申请回避，苏某1明确表示不申请。因此，我方认为更换法官的问题，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2.关于苏某1在上诉状中提到的证据原件交换问题，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候，苏某1与苏某2、苏某3已经对所有原件进行交换和质证。因此，并不存在苏某1在上诉状中提到原件并没有进行质证的问题。3.关于苏某1提到其在一审期间有提交证据但未进行质证的证据部分，我方并未收到该部分证据。且苏某1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也未提交该证据。因此，我方认为不存在苏某1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未进行质证的证据。4.关于房屋的建造以及使用情况，我方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5.关于苏某1提到的要求法院以其未提交苏某1有能力建造房屋的相关证据以此为由要求发回重审，我方认为明显没有法律依据。第一，该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第二，开庭直至判决四个月之久，其未在法定程序内提交证据。因此我方认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审理流程合法，认定事实合法合理，应当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苏某1的上诉请求。苏某2、苏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坐落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棠东村毓桂街1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穗天第006502号）】房屋（涉案遗产）的合法继承权人为苏某2、苏某3及苏某4三人，并由苏某2、苏某3及苏某4三人每人享有该涉案遗产的1/3继承份额；同时由苏某2、苏某3及苏某4三人每人享有对应的土地及房屋的未来全部拆迁补偿/赔偿权益的1/3份额。2.苏某2、苏某3及苏某4自2018年10月2日起享有涉案遗产的完全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及处分权。3.苏某1对涉案遗产无任何继承份额、对应的土地及房屋的未来全部拆迁补偿/赔偿权益无任何权属份额。4.苏某1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鉴定费、公证费（人民币1180元）、翻译费、律师费等因诉讼而支付的全部费用。苏某1辩称，并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毓桂大街2号、1号的整栋房屋的使用权、占有权、收益权、处分权人为苏某1。2.苏某2、苏某3及苏某4将承包费678500元返还给苏某1。3.宅基地证部分的房屋反诉人应当保有特留份，应当由苏某1、苏某2、苏某3、苏某4每人以四分之一的比例分割，并享有宅基地证部分房屋相对应的使用权、占用权、收益权、处分权、所有权。4.将被继承人苏某银行存款款项按法定继承，由苏某1、苏某2、苏某3、苏某4每人以四分之一的比例分割被继承人的银行存款人民币174389元、美金7970元、港币124577元。苏某2、苏某3对苏某1的反诉辩称：请求驳回苏某1的全部反诉请求；由苏某1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苏某4辩称同意苏某2、苏某3的诉请，苏某4认为本案苏某1和苏某2、苏某3及苏某4的父亲苏某、母亲陈某的公证遗嘱真实有效合法，父母留下的遗产应当按公证遗嘱处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蘇某【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又名苏某、苏某、苏某】和陈某【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是夫妻关系，先后生育4名子女即苏某1、苏某2、苏某3和苏某4。被继承人苏某和陈某于2014年3月27日分别立下书面遗嘱，载明：坐落在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棠东村毓桂街**（穗天第006502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房屋虽是以苏某名义登记，但依法属于苏某与配偶陈某的夫妻共有财产，苏某与陈某各占二分之一，产权全部由子女苏某2、苏某3和苏某4三人共同继承。2014年4月15日，上述书面遗嘱经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公证【公证书编号分别为：（2014）粤广南方024192和024193】。2017年12月3日，陈某于美国去世。2018年10月1日，蘇某在香港去世。涉案的穗天第006502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载明：宅基地座落东圃镇棠东村毓桂街1号，使用人姓名苏某，面积52.83平方米，2层混合结构，登记时间为1990年2月13日。苏某1提交的《村民宅基地建房申请表》（复印件）显示，1999年，苏某1申请建房，地点为棠东村毓桂街**，理由是祖屋年久失修，建房计划用地面积52.83平方米，框架结构，3.5层。苏某2、苏某3、苏某4认为该申请表无原件，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且该申请表上只有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棠东第一股份合作经济社盖章同意报建，但未经镇政府等有权单位部门审批。苏某1经手雇请他人拆除东圃镇棠东村毓桂街1号房屋并重建扩建，于2001年左右建成1幢楼房，现新编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毓桂大街1号、棠东毓桂大街2号（即讼争房屋）。2001年至2014年初期间，讼争房屋由苏某1负责放租收租。2014年初经蘇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苏某2、苏某3、苏某4全权代理处理讼争房屋的日常事务，2014年至2019年讼争房屋由苏某2、苏某3、苏某4放租收租。苏某1和苏某2、苏某3、苏某4均当庭确认在经营管理讼争房屋过程中，收取的租金由经营管理者和父亲蘇某、母亲陈某共同分配。2012年6月13日，苏某所书的《申请书》，内容：苏某于1990年2月领取棠东村毓桂街1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穗天字第006502号），现新编地址是棠东毓桂大街1号、棠东毓桂大街2号，在棠下街档案查册该房屋地址为棠东村毓桂大街1巷1号，该四个门牌是同一幢房屋，另宅基地使用证登记的使用人姓名苏某应为苏某，苏某和苏某为同一人。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棠东村民委员会、广州市天河区棠东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棠下街道办事处在《申请书》上盖章确认情况属实。2013年3月19日，一审法院在审理的（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561号原告胡某、徐某、彭某1、彭某2诉苏某1、成某生命权纠纷一案中，被告苏某1、成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当庭陈述：苏某1、成某并非棠东毓桂大街2号的产权人，也不是管理人，该房并非苏某1、成某所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苏某2、苏某3、苏某1和苏某4的陈述及争议焦点，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讼争房屋的权属问题，经查：东圃镇棠东村毓桂街1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于1990年2月13日登记在蘇某名下。该宅基地上的房屋已被拆除，于2001年重建扩建成为讼争房屋，现新编地址为棠东毓桂大街1号、棠东毓桂大街2号的1幢楼房。1.讼争房屋无合法产权，未经合法登记，也未经合法报建。苏某1提交《村民宅基地建房申请表》复印件显示讼争房屋未经有权单位部门审批同意，显然苏某1也不是讼争房屋的合法报建人。2.讼争房屋建成后由蘇某、陈某及其4子女即苏某2、苏某3、苏某1和苏某4共同管理和共享收益。讼争房屋2001年建成后至2014年初由苏某1放租收租，2014年初经蘇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苏某2、苏某3和苏某4全权代理处理讼争房屋的日常事务，2014年至2019年讼争房屋由苏某2、苏某3和苏某4放租收租。苏某2、苏某3、苏某1和苏某4经确认其所收取的租金由其与父亲蘇某、母亲陈某共同分配。3.苏某2、苏某3、苏某1和苏某4均未能举证证明讼争房屋建设资金的具体来源。苏某2、苏某3和苏某4称建房资源来源于父母的美金17万元，但无法提供资金来源及交付给苏某1的凭据；苏某1虽然提供协议书、单据等证明其委托他人建设讼争房屋，但无法举证证明其巨额收入来源可供建房，且其在（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561号案庭审时自认讼争房屋并非其所建。按常情常理分析，如是苏某1单独出资建房，享有讼争房屋的使用权、收益权，不可能自认讼争房屋并非其所建，其更不可能任由苏某2、苏某3和苏某4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管理讼争房屋和享有收益。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和第六十二条规定，宅基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可见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不仅仅为宅基地使用证登记的使用人，而应以“户”为单位，“户”由若干家庭成员构成。本案《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登记的使用人为蘇某，而蘇某是香港居民，并不居住在内地，《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在蘇某名下，应视为其代表家庭成员持有。宅基地上盖房屋拆除重建扩建成讼争房屋后，由被继承人蘇某、陈某及其子女即苏某2、苏某3、苏某1和苏某4共同管理和共享收益。故根据本案讼争房屋的来源、实际管理使用情况等，一审法院认定讼争房屋的使用权应归蘇某、陈某及其4子女即苏某2、苏某3、苏某1和苏某4共同享有，各占1/6使用权份额。二、关于苏某1要求苏某2、苏某3和苏某4将承包费678500元返还给反诉人，经查，讼争房屋建成后由蘇某的家庭成员轮流管理和共享收益，无论是苏某1还是苏某2、苏某3、苏某4负责放租收租期间，租金收入均分配给父母蘇某、陈某，当时各家庭成员均未对前述管理和分配方式提出异议。苏某1本身不单独享有讼争房屋的使用权，其直接管理讼争房屋时间比苏某2、苏某3、苏某4更长，收益应更多，再要求分配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被继承人蘇某、陈某的遗产继承问题。被继承人蘇某和陈某于2014年立下的公证遗嘱，载明两人的夫妻共有财产坐落在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棠东村毓桂街1号（穗天第006502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房屋全部由子女苏某2、苏某3和苏某4三人共同继承。被继承人蘇某和陈某的遗嘱指向的房屋已经拆除重建扩建成为讼争房屋。根据两被继承人长期享有讼争房屋的租金收入情况，结合苏某（蘇某）2012年所书的《申请书》和2014年初所书的《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苏某和陈某所指的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棠东村毓桂街1号就是拆除重建扩建后的讼争房屋。如前所述，蘇某、陈某各享有讼争房屋的1/6使用权份额，共计1/3使用权份额，两人遗嘱对其享有的使用权份额部分的处理合法有效，对超出部分的处理无效。被继承人蘇某和陈某去世后，两人所享有的讼争房屋1/3使用权份额应按遗嘱继承办理，由苏某2、苏某3和苏某4各继承1/9使用权份额，加上三人原享有的1/6使用权份额，三人各享有5/18使用权份额。四、关于苏某1主张将被继承人苏某银行存款款项按法定继承，苏某2、苏某3、苏某1和苏某4均确认被继承人苏某留有银行存款，但均无法提供银行账户资料，不清楚具体数额，也不清楚款项由谁实际控制。根据现有情况，本案暂时不作处理。五、关于苏某1主张其为无工作、缺失劳动能力、生活负担沉重的老年人，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留存苏某1相应的特留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在本案中，苏某1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无生活来源，对其诉求法院不予支持。六、关于苏某2、苏某3要求苏某1承担公证费、翻译费、律师费等费用的诉求，上述费用为诉讼成本，要求苏某1承担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20年7月1日判决：一、新编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毓桂大街1号、棠东毓桂大街2号房屋的使用权由苏某2、苏某3和苏某4各继承享有5/18份额，由苏某1享有1/6份额。二、驳回苏某2、苏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苏某1的其他反诉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2800元和反诉受理费11400元，共计34200元，由苏某2、苏某3和苏某4各负担1900元，由苏某1承担285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苏某1提交了如下两组证据：第一组：1.中国护照（苏某1）；拟证明苏某12018年3月26日回国，约在3月29日前往社保机构申请母亲的死亡待遇，申请当天，工作人员告知快要2个月才能发放，慢要3个月，钱是打到母亲的存折上，而不是苏某1的账户。办理完死亡待遇后，苏某1就将存折放回二姨（母亲的妹妹陈某1）处保管。2018年4月9日即离开大陆回美国了。苏某22018年4、5月份回去的时候，把母亲存折里面的钱（7万余元）全部取走（取款人是苏某2，应当由其向法院如实披露），包括死亡待遇和余款。2.苏某2微信主页面及聊天记录；拟证明苏某2、苏某3对沟通调解事宜并无诚意。直到2019年8月份苏某1代理人仍然和苏某2、苏某3沟通调解事宜，但尚没有进行第一次初步调解，即使苏某2在广州亦不愿意出面谈，在苏某1不知情的情况下，苏某2、苏某3在2019年7月16日就已经向法院起诉。而苏某2、苏某3却一直营造出一种愿意和苏某1调解的假象，直到庭审中仍然向法院虚假陈述，说是苏某1不愿意调解。3.一审法院工作笔录（另案）；拟证明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在另案（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561号案件中已经认定涉案位于天河区棠东毓桂大街2号的房产没有进行权属情况的登记。而本案当中有涉及到两栋不动产的纠纷，一个是位于天河区棠东毓桂大街2号，一个是位于天河区棠东毓桂大街1号，对此苏详威一审开庭前已经向一审法院申请现场勘查并提交了《测绘申请书》，一审法院未予处理，恳请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如不发回重审的，本案应当予以处理。4.房屋档案查询证明；拟证明（1）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棠东村民委员会在另案中出示了一份《房屋档案查询证明》，证明棠东村毓桂大街四巷2号没有该房屋的档案资料。但是在本案中苏某2、苏某3一审提交的证据2《申请书》上面有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棠东村民委员会的盖章，作出了和《房屋档案查询证明》相矛盾的证明。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棠东村民委员会没有资格私下认定棠东村毓桂大街四巷**的权属归属何人。（2）且《房屋档案查询证明》出示的时间为2013年4月2日，苏某2、苏某3一审提交的证据2《申请书》出示的时间为2012年6月14日。《房屋档案查询证明》是法院调取的结果用于诉讼，《申请书》并非法院调取，而是私人取得，出具证明的目的并非用于诉讼。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5条的规定，单位出具证明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所以苏某2、苏某3证据2《申请书》不符合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不应当予以采纳。5.开庭笔录（另案）；拟证明（1）（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561号案件，2013年3月19日的开庭情况只是对房屋情况进行调查，并没有就案件本身完整开庭。开完庭后，法院就房屋权属情况进行了调查，即上述证据8、9，所调查的情况也只是局限于天河区棠东毓桂大街2号101房屋，并没有涉及本案纠纷中的天河区棠东毓桂大街1号，所以本案不应当以另案笔录来认定案件情况。（2）另案中苏某1代理人根本没有见过苏某1，苏某1当时一直在美国，苏某1代理人在回答法院提问时，并没有立即打电话询问苏某1的意见，而是站在趋利避害的角度回答了法院的问题，一审法院在另案中也并没有采纳苏某1代理人的观点。（3）（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561号案件苏某1代理人在笔录第3页中对法院问题的回复明显和事实不符，其中法院问“苏某1是否认识苏某”，苏某1代理人回答：“不认识”，明显是苏某1代理人趋利避害、不愿意向法院交待太多的法庭策略，由此也可以证明关于房屋是否是苏某1、成某所建的答复，苏某1代理人的答复也是和事实不符的。（4）另案四原告代理人的答复“棠东村委的工作人员明确告知房屋属于苏某1、成某的”也说明，房屋是苏某1所建。第二组：6.《简易仓库土建工程承包协议》；7.广州市图远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8.收到图远公司部分工程款表；9.《律师函》；10.《授权委托书》；证据6-10均拟证明苏某1在2000年能够承接几万平方米的仓库建设，以当时苏某1的财力、能力，完全可以建设本案几百平方米两栋六层的房屋。（1）2000年3月12日，苏某1和广州市图远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简易仓库土建工程承包协议》，约定苏某1承包三万一千平方米的仓库建设，工程款全部费用总计2917500元。（2）2000年1月6日到2002年4月6日苏某1收到上述工程部分款项1784970元。（3）截止到2006年12月29日，图远公司共结算工程款2627370元，尚欠290130元，后苏某1委托律师发律师函，并委托律师，如果图远公司不付款就起诉，发律师函后，图远公司陆续结算了上述款项，最终没有启动诉讼程序。11.《珠村村委规划路和排水坑建筑工程承发包合同》；拟证明2000年以来，苏某1承接珠村多个项目工程，且费用颇丰，苏某1完全有实力建设本案几百平方米两栋六层房屋：2000年7月18日，苏某1以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建筑工程公司名义和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珠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珠村村委规划路和排水坑建筑工程承发包合同》，约定工程总费用586000元，当时已经全部收齐。除了该项目，苏某1还承接了珠村多个项目，包括：项目（1）将靠近中山大道的菜田改造成厂房，项目（2）珠村乡第六经济社两层六千多平方米的厂房，项目（3）珠村乡第九经济社建设简易仓库一万两千平方米，项目（4）珠村荔枝公园到广深铁路边的环村公路。上述项目合同，因时代久远，需要找珠村经济社调查。12.《建筑工程协议书》；13.工程款清单；证据12-13均拟证明苏某1可以多次承包大面积的厂房建设，完全有资金和能力建设本案两栋几百平方米的房屋：（1）2002年6月25日，钟光权作为甲方同苏某1和潘朝军签订了《建筑工程协议书》，约定由苏某1和潘朝军承包厂房建设共计7576平方米，工程费用共计1202200元。（2）从2002年10月29日到2006年11月21日1202200元工程款全部收齐。14.广州市天河东圃祥记工艺店营业执照信息；15.营业执照；16.《个体工商户核准歇业登记通知书》；证据14-16均拟证明苏某11980年代就开设了广州首批个体工商户，是新中国的开创者，邻里街坊都称其为打金祥。苏某1早期收入就相对而言比较丰厚，完全有资金建设本案几百平方米的两栋六层房屋，且不影响自身在当时较高的生活水平：苏某11980年从单位内退，出来开首饰打金店，由于档案问题，一直没能办理工商登记，到1985年解决了档案问题，就向工商局申请注册了营业执照。1991年召开两会后，限制个体工商户打金，就将之前的营业执照收回，营业执照每年换新。当时开首饰档口，收入颇丰，每月收入利润过万元，积累了相应的资本。因为首饰加工非常费眼，且苏某1有能力承包工程，收入颇丰，到2004年8月31日该档口被注销。17.《协议书》；18.《补充协议》；证据17-18均拟证明苏某1才是本案房屋的屋主，即使在2014年3月本案房屋被迫暂时给苏某2、苏某3及苏某4管理、收租，但是邻里、村委会根本不认可苏某2、苏某3及苏某4管理房屋的身份，仍然认苏某1才是本案房屋的屋主：在2016年12月21日，棠东毓桂大街四巷4号房屋要重建，是本案房屋棠东毓桂大街2号的相邻房屋，需要征得四巷2号屋主的同意才可以重新建设，四巷4号屋主王金台、王金钱直接找到苏某1要求签《协议书》、《补充协议》，并在棠东村委备案。四巷4号和村委根本不认可三个苏某2、苏某3是本案房屋的屋主，村委会也对苏某1的签名予以认可。说明本案两栋房屋为苏某1所建，邻里、村委只认可苏某1才是屋主，苏某1应当认定为本案两栋房屋的屋主，而不是苏某2、苏某3及苏某4。苏某2、苏某3质证称：1.苏某1递交的证据2-6、8、10、12、13、16、18有原件，其他无原件。2.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没有原件予以核对。3.证据2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且该聊天记录，苏某1的代理人并没有向苏某2、苏某3的代理人出示合法授权，苏某2、苏某3无法核实其身份，因此，不存在营造调解的假象。4.对于据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记载的信息与其证明内容不一致。该证据记载的信息查询的是2号101房屋的权属情况，而根据宅基地上建筑物的权属登记惯例，是不会针对单独的房间进行权属登记，因此该工作笔录并不代表讼争房屋不存在权属人。5.对于证据4的质证意见与证据3质证意见一致。苏某2、苏某3在一审中递交的证据2《申请书》，该证据是有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棠下街道办事处的盖章，是政府部门对苏某作为讼争房屋权属人的身份的认可。6.对于证据5，该证据苏某2、苏某3在一审开庭前已经申请调取，且在一审中已经发表质证意见。另外，根据苏某1在庭审的陈述已支付另案中的律师费用，但在该证据中苏某1却陈述苏某1的代理人根本没有见过苏某1，因此可见，苏某1的说法存在自相矛盾和虚假陈述的情况。7.对于证据6-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我方认为该证据是属于造假的证据，因为该证据本身存在自相矛盾，其中，证据6中所记载的工程建筑面积为2.3万平方米，且工程付款时间为乙方进场施工的实付10万元。该协议签署的时间是2000年3月12日，结合上述情况证据8工程款，明显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证据8的工程款所记载的第一笔工程款时间是2000年1月6日的15万元，与前述工程款的时间和款项都不相符合。且根据证据8工程款的金额已经被多次修改，根本无法确定苏某1最终收取的工程价款。另外，证据8只是工程款表而非承包协议双方的结算协议或者结算清单。因此无法证明苏某1有能力和财力支付讼争房屋的出资款。8.对于证据9-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其中证据9为复印件，对其情况无法予以核实。证据10的授权委托书也只是苏某1的单方面委托，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且苏某1所要证明的工程款项是否已经收取，苏某1是否已提起诉讼，且法院是否已经判决均无法确认。9.对于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是复印件，无法予以核对。10.证据12-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且该证据只是工程清单，而非结算协议或者结算单。根本无法证明苏某1已经收取工程款或者具备财力和能力建设讼争房屋。11.证据14-16，其中证据15没有原件，对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予以核对。另外，该证据只是证明了苏某1是个体工商户的情况，而非其收入情况，与其证明内容不一致。12.对于证据17-18，其中证据17没有原件，无法予以核实。证据18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所记载内容完全没有提及讼争房屋，且该协议时间为2016年12月，与讼争房屋的情况没有任何的关联性。针对上述证据，我方认为苏某1的证据存在严重的自相矛盾的情况，假设按照上述证据的时间记载，既然苏某2、苏某3在1991-2011年是个体工商户，其主业应该为每天经营其店铺，根本不可能存在有闲余时间来建设工程，不符合客观的情况，最后，退一步讲，假设苏某1的身份是建设施工职业的身份，那么更进一步证明了苏某1在一审递交的证据建房单据明细会存在混淆建筑单据的虚假举证，该情况苏某2、苏某3在一审质证中也曾经指出建房单据的真实性存在嫌疑。苏某4质证称：1.关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具体理由：没有原件核实，第二与本案无关。2.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仅仅根据里面的聊天记录，我方无法核实其身份。3.对于证据3、4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以及其证明内容不认可，根据该两份记录记载，法院申请查询的是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毓桂大街2号房屋的权属，但根据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在2012年向被继承人苏某出具的《申请书》记载，讼争房屋所在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毓桂大街1号，因此无法查询该地址是正常的。关于讼争房屋现在的编号以及相关情况在一审期间，苏某2、苏某3一审中提供的证据2中已经明确记载。4.关于证据5因在一审期间，苏某3已经提交，我方也进行过质证，我方在二审不再进行质证，质证意见与一审的质证意见一致。5.关于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合同存在多处矛盾的内容，存在协议造假的可能，合同的4、10条与签订日期，明显存在矛盾与实际情况不符。苏某2、苏某3并非合同的相对方，对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苏某1并没有提交其他的证据予以佐证，其有实际履行该合同，以及其有相关的转账记录。根据其提交的合同及证据8，该合同涉及款项高达几百万元，不可能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所以我方认为该合同极其可能是造假。6.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工程表是苏某1单方制作，且无合同相对方，盖章以及确认。该工程表经过多次的更改，因此其制作时间、内容与事实相符均无法核实。7.关于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没有原件核实，及该内容仅仅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所写的律师函，不是法院出具的。8.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时我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9.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也没有原件核实，且我方也不是合同的相对方，我方对此无法核实。乙方仅仅是授权该表，也不是合同的相对方。10.对于证据12、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一苏某1未提供相关的收款记录证明其确实有收到相关的款项，也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佐证合同的实际履行。同时，我方也并非合同的相对方，我方对此无法核实。11.对于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该单据是对方单方制作，没有合同相对方的签名、盖章等确认。12.对于证据14-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13.对于证据17-18的质证意见与苏某2、苏某3方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有相关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20年7月16日，苏某1向本院提交以下材料：1.测绘申请书，申请对涉案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毓桂大街二号和一号的房屋四至（尺寸）、大小、层高、面积等进行测绘。2.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法院调查：（1）广州市南方公证处（2014）粤广南方024192、024193号公证书内档全部资料；（2）苏某2、苏某3、苏某4向苏某每月支付4000元（从2014年3月到2018年10月1日），向陈某每月支付3000元（从2014年3月到2017年11月3日）的证据（银行流水或其他支付凭证）。2020年9月10日，苏某1向本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请求中止本案的审理直至中国恢复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入境（暂定3个月）。本院认为，本案是继承纠纷，针对当事人争议的被继承人蘇某、陈某的遗产继承问题，本院评析如下：关于讼争房屋继承问题。本案中苏某2、苏某3诉请按照蘇某、陈某的遗嘱由苏某2、苏某3、苏某4三人继承坐落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棠东村毓桂街1号房屋各1/3份额、享有对应土地及房屋的未来全部拆迁补偿权益，苏某1反诉请求确认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毓桂大街2号、三巷1号的整栋房屋的使用权、占有权、收益权、处分权人为苏某1。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等。据查实，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穗天字第006502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载明：宅基地座落东圃镇棠东村毓桂街1号，使用人姓名苏某，面积52.83平方米，2层混合结构，登记时间为1990年2月13日。根据物权法关于不动产权属公示公信原则，由此可见，该宅基地使用权人为被继承人苏某，此时，地上房屋产权也应为被继承人所有。此后，该宅基地上房屋于2001年被拆除重建成讼争房屋。根据当事人一、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讼争房屋已不是宅基证上登记房屋，关于该房屋权属问题，苏某2、苏某3提供两被继承人办理的公证遗嘱、苏某所书的《申请书》、苏某1在2013年另案接受法庭调查时所述不是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及管理人的自认等证据，认为该房屋为被继承人的个人合法遗产，应按照被继承人遗嘱继承，苏某1则提供未经履行合法报建手续的《村民宅基地建房申请表》复印件、经手雇请他人拆除宅基地原房屋并重建拆建的相关资料、房屋档案查询证明等证据，主张该房屋由其出资建设，房屋有权应归其所有。本院经审查认为，双方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各自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不动产物权的权属应以有权部门的登记为准，在讼争房屋经依法确权前，本院对该房屋不作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院对苏某1、苏某2、苏某3该节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讼争房屋为两被继承人与本案当事人家庭共同财产，并按照被继承人遗嘱有权处理部分进行分割，该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被继承人银行存款继承问题。一审法院鉴于当事人各方均无法提供被继承人银行账户资料，亦不清楚银行存款具体金额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案暂不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当事人的其他诉讼请求，鉴于讼争房屋权属未确定，对其诉讼请求，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苏某1、苏某2、苏某3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讼争房屋处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本院对二审期间苏某1提出的测绘、调查取证及中止审理申请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702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苏某2、苏某3、苏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2800元和反诉受理费11400元，共计34200元，由苏某2、苏某3和苏某4各负担1900元，由苏某1负担28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193元，由苏某2、苏某3和苏某4各负担2910元，由苏某1负担174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郭学敬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