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123刑初41号公诉机关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张国权，男，1964年6月30日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汉族，大学本科学历，2003年7月至2010年1月任合肥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2010年1月至2018年2月任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2018年2月任合肥市公安局副调研员，2019年4月30日任合肥市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住合肥市包河区（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被告人张国权因涉嫌职务犯罪于2019年9月2日被合肥市监察委员会留置；因涉嫌徇私枉法罪、受贿罪，于2019年11月29日被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日由肥西县公安局执行拘留，同年12月4日经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次日由肥西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肥西县看守所。辩护人黄奥，安徽金亚太（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盛强，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张国权徇私枉法、受贿一案，由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月8日以肥西检二部刑诉（2019）400号起诉书，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肥西县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4月2日建议本院延期审理，同年5月1日建议本院恢复审理。同年7月6日以肥西检二部刑变诉（2020）3号变更起诉决定书向本院变更起诉。同年7月13日再次建议本院延期审理，同年8月10日建议本院恢复审理。本院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开庭条件，决定开庭审判，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肥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任德傲、潘孟琴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国权及其辩护人黄奥、盛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一）徇私枉法罪被告人张国权2010年1月始任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2015年4月，合肥大德昌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德昌公司”）以及顾某、王某某等人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桂某(另案处理)系大德昌公司股东之一，涉嫌共同犯罪。为逃避刑事责任追究，桂某找到张国权，请求张国权给其关照，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张国权在明知桂某涉嫌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安排时任经侦支队三大队教导员汪某对其不予立案调查，汪某将张国权的意见告知该案承办人关某（时任经侦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后，桂某未被立案侦查，也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同年8月，张国权以自己需要资金为由，向桂某索要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30万元。2016年11月22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顾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五万元；其余两名同案人陈玉林、房克申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2019年10月28日，桂某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肥西县公安局立案侦查。（二）受贿罪被告人张国权2010年1月始任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2018年2月始任合肥市公安局副调研员，2019年4月30日任合肥市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任职期间，张国权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其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合计169.56万元。具体事实如下：1．2011年前后，经张国权介绍，合肥智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许某通过安徽长江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担保公司”）对外借款。许某认为张国权作为公安机关领导对担保公司及贷款人均有制约，故要求张国权进行担保，张国权同意，许某便通过长江担保公司借款1000万元给他人，后全额收回本息。为此，许某先后送给张国权42.5万元，张国权均予以收受。2．2011年7月，胡某铜陵联合强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生公司”）股东许某某签订协议，约定胡某向强生公司投资1.2亿元，取得强生公司37%股份。胡某按约支付相应款项后，许某某未如期转让股份，胡某要求许某某履约或退回转让款未果。同年11月，胡某到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许某某涉嫌合同诈骗，并通过他人找张国权帮忙，张国权遂安排徐某（时任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对许某某立案侦查。为此，胡某先后于2012年3月、2013年春节期间在张国权住处等地，送给张国权40万元现金和2条软中华香烟、1坛金骏眉茶叶。3．2011年6月左右，袁某（另案处理）实际控制的安徽安琦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琦公司”）购买安徽省裕安集团友联房产公司（以下简称“友联公司”）开发的合肥市北一环“蓝钻尚界”写字楼未能如期交房、备案，袁某认为该起交易的担保人李某及友联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某涉嫌诈骗，即通过他人找到张国权帮忙，并多次宴请张国权，张国权遂以涉嫌诈骗对担保人李某进行施加压力。李某迫于压力给袁某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2011年年底如友联公司不能履约，则由李某代偿。后友联公司未交付写字楼，也未退款，袁某再次找到张国权让其给李某继续施加压力以兑现承诺。为此，袁某于2011年6月在合肥市区一酒店送给张国权1箱茅台酒，2012年春节期间在张国权住处附近送给张国权20万元现金及2条软中华香烟，张国权均予以收受。2014年7月，安徽正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诚公司”）股东之一的袁某到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该公司黄伯安涉嫌职务侵占罪，未获立案。2016年上半年，袁某找张国权帮忙，希望张国权向办案人员打招呼，对黄伯安尽快立案侦查。袁某多次宴请张国权，并送给张国权12盒太平猴魁茶叶和1箱茅台酒。张国权多次向办案人员季某打招呼让其加快办案进度。为此，袁某又于2018年3月在合肥市三孝口文采大厦附近送给张国权2块“和田玉”挂件、2瓶茅台酒、2条软中华香烟，张国权予以收受。经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涉案2块玉价值5.06万元。在袁某与他人经济纠纷中，张国权利用职务便利，为袁某及其公司提供帮助和关照，纵容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4．2009年左右，合肥市昂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鑫公司”）因子公司合肥丰力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被收购一事与收购方王某甲产生经济纠纷。2012年夏，王某2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采取强制措施。昂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某得知王某2甲被公安采取强制，通过他人找张国权帮忙，想通过办案单位为昂鑫公司挽回经济损失。为此，杜某于2012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合肥市六安路一茶楼附近收受送给张国权15万元现金和2条软中华香烟，张国权予以收受。5．2014年10月中旬，张某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浙江省兰溪市警方调查，其通过王某2（张国权同学）找张国权，请求在浙江警方来调查时予以关照，王某2在张国权住处附近送给其10万元现金和4条软中华香烟。同年11月，浙江省兰溪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到合肥市，通过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经侦大队协助调查张某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张国权联系时任包河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杨某1，让其与兰溪警方沟通对对张某予以关照。6．2010年底，安徽三友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公司”）总经理王某3因该公司夏邑（在河南省）分公司副经理黄某等人涉嫌职务侵占一事，通过他人找到张国权，希望对黄某等人立案侦查。张国权即向徐某（时任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二大队大队长）打招呼，让其尽快查处为三友公司挽回损失。为此，王某3于2011年初在合肥市宣城路一茶楼附近送给张国权10万元现金，张国权予以收受。7．2018年上半年，安徽玉林药业有限公司涉嫌偷税被税务机关查处，被罚缴滞纳金，并被降低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该公司股东桂某找张国权帮忙，请其帮忙到税务稽查局协调减免滞纳金和恢复企业信用等级，张国权找合肥市原国税局稽查局副局长万某帮忙协调。2019年8月，张国权以自己需要资金为由，向桂某索要10万元。8．2014年5月左右，肖某某（已故）因与他人产生经济纠纷，通过其同学杨某2（时任合肥市公安局后勤部政委）到张国权办公室送给张国权7万元现金，请张国权安排经侦支队介入调查。9．2011年4月，李某借给许某某7000余万元用于房地产开发，许某某得款后不知去向。同年11月前后，李某找张国权帮忙，请求其以许某某涉嫌诈骗立案侦查。张国权安排徐某（时任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对许某某立案侦查。为此，李某于2012年3月在张国权办公室送给张国权5万元现金，张国权予以收受。10．2013年7月份，安徽省振亚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1听说有人举报其公司偷逃税款，担心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遂通过其战友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驾驶员何某找到张国权请求关照。为此，郭某1委托何某到张国权办公室送给张国权2万元现金和1条软中华香烟，张国权予以收受。11．2016年7月份，安徽省启元医药有限公司因偷税漏税被税务机关查处，该公司总经理谢某2担心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遂通过其朋友何某找张国权请求关照。为此，谢某2委托何某到张国权办公室送给张国权2万元现金和1条软中华香烟。12．2015年6月，安徽天怡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苏某某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侦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祝某为避免其公司及个受到影响，通过他人找到张国权帮忙，请求张国权关照其公司和苏某某。为此，祝某在张国权办公室送给张国权1万元现金和2条软中华香烟。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国权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并向他人索要人民币130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国权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纵容黑恶势力；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合计人民币169.56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对索贿部分从重处罚。被告人张国权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被告人张国权对起诉书指控的受贿基本事实不持异议，对于指控其徇私枉法情节严重及充当袁某黑恶势力保护伞有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定性及犯罪事实均持有异议，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张国权不构成徇私枉法罪的“情节严重”。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没有徇私枉法情节严重的具体规定，通过对比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情节严重认定标准，张国权的行为也不构成情节严重。2.关于受贿部分。（1）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张国权收受许某42.5万元现金不构成受贿罪。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为他人谋取利益。首先，本起事实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张国权及其所在单位的职权范围对长江担保公司具有监管权；其次，张国权答应为许某放贷的本金进行担保是基于其与万某某私人感情好，其职权并不能保证本金能够收回。因此，张国权在本起事实的获利是合理范围的居间介绍费。公诉机关认为张国权所在的经侦支队对于长江担保公司具有监管和制约职权，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无证据支持。（2）起诉书指控的第七起张国权收受桂某10万元不构成受贿罪。受贿罪以为当事人谋取利益为入罪条件，而斡旋受贿罪的认定需要为当事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张国权为协调桂某减免滞纳金和恢复企业信用等级与万某之间是通过汪某间接联系，且张国权所属的经侦支队虽然与万某所属国税局稽查局有工作上的联系，但其职权或者地位并未对万某产生影响，故其并未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3）起诉书指控的第八起张国权收受肖某某7万元因请托人、请托事项不明，依法不能认定为受贿罪。在卷证据无法证明该笔事实行贿人是肖某某，行为人肖某某已经死亡，无法对其进行取证，关于具体的请托事项，杨某2的陈述先后出现矛盾，事实上杨某2并不知道具体的请托事项。3.张国权依法不构成黑恶势力“保护伞”。被告人张国权与袁某之间的交往除了袁某与他人发生纠纷找张国权帮忙外，其他无任何交集。张国权对于袁某等人是否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主观上不明知，与袁某组织的发展壮大没有任何关系，故张国权依法不构成“保护伞”。经审理查明：一、徇私枉法事实被告人张国权2010年1月始任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2015年4月，合肥大德昌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德昌公司”）以及顾某、王某某等人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桂某(另案处理)系大德昌公司股东之一，涉嫌共同犯罪。为逃避刑事责任追究，桂某找到张国权，请求张国权给其关照，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张国权在明知桂某涉嫌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安排时任经侦支队三大队教导员汪某对其不予立案调查，汪某将张国权的意见告知该案承办人关某（时任经侦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后，桂某未被立案侦查，也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同年8月，张国权以自己需要资金为由，向桂某索要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30万元。同年8月31日桂某应张国权安排转130万元到林某的银行账户，林某于同年9月29日将130万元转给张国权。后，张国权将部分款项用于投资。2016年11月22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顾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五万元；其余两名同案人陈玉林、房克申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2019年10月28日，桂某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肥西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本起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1）顾某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卷材料，证实：桂某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大德昌公司股东之一。股东顾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王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五万元；陈玉林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房克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2）转账记录，证实：2015年8月31日桂某转给林某130万元，同年9月29日林某转给张国权130万元。张国权用50万元购买了重庆猪八戒网络公司的股权。（3）肥西县公安局、肥西县监察委员会立案决定书、起诉意见书。证实：肥西县公安局、肥西县监察委员会对桂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向张国权行贿立案侦查、调查，并移送审查起诉。大德昌公司接受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合计41342128.59元，并认证抵扣；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合计41612713.91元。桂某积极参与共同犯罪，提供犯罪启动资金，参与分成。肥西县监察委员会认定桂某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向张国权行贿130万元。2.证人证言（1）证人汪某的证言，证实：汪某时任经侦支队教导员，上级分管领导是张国权。2015年4月办理大德昌公司虚开增值专用发票案件过程中，顾某、王某某等人供述桂某是共犯。张国权对汪某说桂某是张国权朋友，要求汪某暂不追究桂某的刑事责任，等以后看公安局法制部门、检察院是否提出追究桂某的刑事责任。汪某告诉张国权，桂某涉嫌共同犯罪，口头请示张国权是否对桂某立案，张国权说不立案，也不对桂某采取强制措施。汪某将张国权的意思告诉民警关某，关某照办。桂某一直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2）证人关某的证言，证实：关某时任经侦支队三大队民警。经侦查发现桂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通知桂某到案前，汪某说桂某是张国权朋友，要对桂某关照一下，意思是桂某怎么回答就怎么记，不要过多追问，也不要深入调查。其后来未提出对桂某立案、采取强制措施的建议。（3）证人林某的证言，证实：林某是张国权外侄。2015年8月31日别人应张国权安排转130万元到其银行账户，其于9月29日转给张国权。（4）证人姜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4月张国权投资50万元购买重庆猪八戒网络公司股权，姜某代持。（5）证人桂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桂某与顾某、王某某等人承包了合肥大德昌医药公司，几人商议决定依托大德昌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赚钱。桂某提供启动资金，后又参与分成25万元，得启动资金利息5万元。2015年4月大德昌公司被公安查了，桂某找张国权帮忙，使其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桂某多次请张国权吃饭。2015年8月张国权提出向桂某借130万元买股票，桂某答应，应张国权安排向其他人账户转了130万元。桂某知道这130万元实际上是张国权以借为名要的好处费。3.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张国权在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工作期间主要负责分管大队查办案件的立案、采取强制措施、移送审查起诉等环节的审批。合肥大德昌医药公司顾某等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是张国权所在的经侦支队办理的，具体承办大队是三大队，主办人是关某，大队负责人是汪某。2013年张国权通过其战友金晟认识了桂某，之后就一直有保持交往。2015年4月，桂某找到张国权，希望张国权能在大德昌案件上对他予以关照，次日张国权找到汪某，提出不要对桂某立案及采取强制措施，看看法制部门和检察院是否提意见再说，汪某照办。8月，因为张国权想买一家公司的股权，手里没钱，就找桂某要了130万元，后来汪某告诉张国权，桂某的确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问张国权如何处理，张国权让汪某不对桂某立案，不对桂某采取强制措施，侦查终结就移送审查起诉，看检察院是否提出追诉。汪某照办。后来检察院和法制部门都没有提出意见。二、受贿事实被告人张国权于2010年1月始任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2018年2月始任合肥市公安局副调研员，2019年4月30日任合肥市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任职期间，张国权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其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合计169.56万元。具体事实如下：（一）2011年前后，经张国权介绍，合肥智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许某通过安徽长江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担保公司”）对外借款。许某认为张国权作为公安机关领导对担保公司及贷款人均有制约，为确保资金安全，许某口头提出要求张国权进行担保，张国权表示同意，许某便通过长江担保公司借款1000万元给他人，约定月利息2分，每月利息20万元。后，许某又通过张国权将1000万元本息从长江担保公司全额收回。2011年2月至6月期间，许某通过长江担保公司股东孙某分五次共转账给张国权37.5万元，同年7月通过其妻子转账给张国权5万元，合计42.5万元，张国权均予以收受。本起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1）银行流水转账凭证、客户回单，证实：孙某通过银行卡分四次转给张国权各7.5万元、孙某妹夫通过银行卡转给张国权7.5万元、许某妻子银行卡转给张国权5万元。（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安徽长江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证实：安徽长江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投资、担保、融资咨询服务。2009年7月10日，公司新增高某、孙某、黄某某三名新股东。2.证人证言（1）证人许某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实：2011年元月，张国权到其办公室找到他，问其是否有闲钱，可以放在孙某那里收利息，利息2分，许某感觉还不错，但是怕收不回来，就让张国权提供担保，张国权答应了，许某就同意放1000万元到孙某那里，之后许某把资金转给了孙某介绍的一个借款客户，每个月孙某给许某20万元利息，许某再给孙某7.5万元现金让孙某转交给张国权，许某一共通过孙某给张国权5个月共计37.5万元好处费。放了五个月左右的时候许某觉得孙某公司不正规，资金放着不安全想把钱收回来，通过张国权出面找孙某将1000万元要了回来，后面因为没够一个月，许某是通过他妻子的工行卡给张国权转款5万元，许某共计给张国权42.5万元好处费。（2）证人孙某的证言，证实：孙某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在安徽长江担保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2010年左右的一天，张国权通过孙某爱人万某某找到孙某，说他一个朋友（许某）手上有闲钱，想通过孙某的长江担保公司把钱放出去。后来孙某从公司介绍的客户中找了一个借款人，最终借款人和许某签订了1000万元的借款协议，也有可能是借条，孙某现在记不清了，利息每月2分，即20万元，口头约定由张国权对这笔借款进行担保。许某和孙某约定，这20万元的利息里，他每个月会给孙某7.5万元，由孙某转给张国权，共转了5次给张国权，前四次是通过孙某个人银行卡账户，最后一次是通过孙某妹夫名下的银行卡转的。后来张国权找到孙某说许某想把这1000万元拿回去，孙某就找到借款人，将这1000万元还给许某了。3.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张国权有个叫万某某的朋友他的妻子孙某在从事民间放贷业务，需要从社会上找资金，正好当时许某手上有些闲置资金，想对外放贷收利息，许某让张国权帮忙介绍一下有无可以放贷的地方，张国权就想通过孙某将许某的资金放出去，这样一来其也可以赚一点好处费。许某跟张国权说只要能保证资金安全，每个月可以给其7.5万元的好处费，张国权答应了。许某共通过孙某给张国权五个月的好处费，后来许某担心资金不安全要把钱要回来，张国权就找到孙某，孙某将钱退给了许某。钱收回去的时候因为最后不足一个月的利息，许某还给张国权转了5万元好处费。张国权一共收到了42.5万元的好处费，都是转到张国权交通银行账户。（二）2011年7月，胡某与铜陵联合强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生公司”）股东许某某签订协议，约定胡某向强生公司投资1.2亿元，取得强生公司37%股份。胡某按约支付相应款项后，许某某未如期转让股份，胡某要求许某某履约或退回转让款未果。同年11月，胡某到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许某某涉嫌合同诈骗，并通过他人找张国权帮忙，张国权遂安排徐某（时任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对许某某立案侦查。为此，胡某先后于2012年3月、2013年春节期间在张国权住处等地，送给张国权40万元现金和2条软中华香烟、1坛金骏眉茶叶。本起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1）交通银行卡流水，证实：张国权交通银行卡在2012年4月13日的一笔110200元的存款为收受胡某钱款中的一部分。（2）企业注册信息，证实：铜陵联合强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情况。（3）许某某、陈某某涉嫌合同诈骗卷宗材料，证实：合肥市公安局2012年1月4日对许某某以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2013年1月11日以不应对许某某追究刑事责任为由撤销案件。（4）干部基本情况表，证实：2009年9月至2013年12月，徐某时任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2.证人证言（1）证人胡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7月胡某与许某某合作在铜陵开发房地产项目，按照合同约定胡某将资金转入许某某的铜陵联合强生发展有限公司后，许某某却失联了，钱也被转移了，胡某找不到许某某，当时胡某有个朋友万某某也借给了许某某2000万元，胡某咨询了一些人后，认为许某某的行为属于诈骗，万某某跟胡某说他跟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张国权熟悉，建议胡某去找张国权，看能否在合肥市经侦支队立案。同年10月份，万某某带胡某去见张国权，请求张国权帮忙，张国权当时答应帮忙。过了几天，胡某去张国权办公室，张国权把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徐某喊到办公室，让徐某接待胡某，胡某把报案材料给了徐某，这个案件在11月初的时候被经侦支队受理了。2012年3月下旬一天晚上，胡某跟张国权在花园街的绿雨茶楼见面，胡某将一个纸袋给了张国权，里面有40万元现金和2条软中华香烟，作为感谢张国权在许某某事情上帮忙，张国权客气了下收下了，胡某就离开了。2013年春节期间，为了感谢张国权帮忙立案，胡某到张国权家中拜年，送给张国权一坛金骏眉牌茶叶，当时花费了8800元人民币，是用现金购买的，发票已经找不到了。（2）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在2009年至2013年徐某时任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张国权分管经侦支队二大队，是徐某的分管领导。2011年11月张国权带了几个人到二大队办公室，张国权说这几个都是他的熟人，案件已经受理了，二大队承办，让他们尽快办理，给受害人挽回损失，这几个人中有个主要受害人叫胡某。当时的办案民警是徐某和高青春，因为张国权讲了胡某是他熟人，又是受害人，徐某和高青春就及时给胡某等人做了询问笔录等取证工作，后来该案根据调查情况对方不构成犯罪，依法撤销了该案。3.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1年11月左右，胡某与万某某找到张国权咨询在铜陵投资被骗的事情。张国权当时任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胡某提出想到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希望其能够帮他们尽快立案，张国权答应帮他们打招呼。张国权跟时任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的徐某打了招呼，让他帮忙看看能不能受理，如果能够立案的话尽快受理立案，徐某也答应了帮忙。胡某和万某某等人就准备材料到经侦支队二大队报案了，二大队进行了初查，认为可以立案，大约在2012年1月份这个案件就立案了，这个事情后来也得到了解决。2012年3月底4月初的一天晚上，为感谢张国权的帮助，胡某在花园街绿雨茶楼送给张国权40万元现金和2条软中华香烟，张国权收了。香烟已经被张国权抽掉了，40万元现金其花了一部分，剩下的11.02万元存入了张国权的交通银行卡中。后来在2013年春节的时候胡某到张国权家中拜年，送给其一坛金骏眉茶叶，这坛茶叶被张国权喝掉了。（三）2011年6月左右，袁某（另案处理）实际控制的安徽安琦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琦公司”）购买安徽省裕安集团友联房产公司（以下简称“友联公司”）开发的合肥市北一环“蓝钻尚界”写字楼未能如期交房、备案，袁某认为该起交易的担保人李某及友联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某涉嫌诈骗，即通过他人找到张国权帮忙，并多次宴请张国权，张国权遂以涉嫌诈骗对担保人李某施加压力。李某迫于压力给袁某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2011年年底如友联公司不能履约，则由李某代偿。后友联公司未交付写字楼，也未退款，袁某再次找到张国权让其给李某继续施加压力以兑现承诺。为此，袁某于2011年6月在合肥市区一酒店送给张国权1箱茅台酒，2012年春节期间在张国权住处附近送给张国权20万元现金及2条软中华香烟，张国权均予以收受。2014年7月，安徽正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诚公司”）股东之一的袁某到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该公司黄伯安涉嫌职务侵占罪，未获立案。2016年上半年，袁某找张国权帮忙，希望张国权向办案人员打招呼，对黄伯安尽快立案侦查。袁某多次宴请张国权，并送给张国权12盒太平猴魁茶叶和1箱茅台酒。张国权向办案人员季某打招呼让其加快办案进度。为此，袁某又于2018年3月在合肥市三孝口文采大厦附近送给张国权2块“和田玉”挂件、2瓶茅台酒、2条软中华香烟，张国权予以收受。经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涉案2块玉价值人民币5.06万元。另查明，2019年10月12日合肥市公安局对袁某等人涉嫌犯罪立案侦查；2020年5月8日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被告人张国权利用职务便利，在袁某与他人经济纠纷中提供帮助和关照，纵容袁某及其公司做大做强，对其违法犯罪势力充当“保护伞”。本起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物证：椭圆形乳白色和田玉二块。2.书证（1）交通银卡流水明细，证实：张国权交通银行卡在2012年1月21日的一笔17万元的存款为收受袁某钱款中的一部分。（2）干部基本情况表，证实:2015年3月至2018年7月，季某时任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主任科员。（3）合肥市监察委委托鉴定书、（2019）皖检HJ字第0262号检验报告书、合肥市发展各改革委员会关于涉案和田玉挂件价格认定结论书，证实：送检的两块玉石为和田玉，价值总值为人民币5.06元。（4）立案决定书、起诉意见书，证实：2019年10月12日合肥市公安局对袁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立案侦查。2020年5月8日合肥市公安局以袁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罪移送审查起诉。（5）协议、购房款收据，证实：2010年9月1日安琦公司与友联公司就合肥市北一环“蓝钻尚界”写字楼签署了房屋买卖协议，担保方为李某。安琦公司支付了购房款。（6）承诺书，证实：李某书写的承诺书。承诺如友联公司不能退回购房款，李某将于2011年12月30日代偿。3.证人证言（1）证人袁某的证言，证实：袁某为了找张国权帮忙关照友联公司案件，在2011年5、6月份左右送给张国权一箱茅台酒。因为事情没有得到解决，为了让张国权继续关照案件，在2012年春节前一天晚上，在张国权家附近的一个茶楼门口送给张国权20万元现金和2条软中华香烟。2018年初，为了使黄伯安得到刑事追究，袁某在合肥文采大厦附近送给张国权2瓶茅台酒、2条软中华香烟和2块和田玉，希望张国权在黄伯安案件中予以关照。（2）证人陆某的证言，证实：陆某是安琪公司的总经理，2011年7月开始兼任法定代表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袁某，袁某为了黄伯安的事情请张国权吃饭，当时他也在，饭后袁某送给张国权2瓶茅台酒和2条软中华烟，等人都离开后袁某跟陆某说上次为了李某立案的事情给了张国权20万元现金。2018年下半年有一次陆某在袁某办公室的时候袁某说上次为黄伯安立案的事情给了张国权两块和田玉，陆某听了没有吱声。（3）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张国权在2018年2、3月份的时候给了她两块和田玉，是用一个正方形的木盒子装着的，两块玉都是椭圆形的，乳白色，一个是观音像一个是佛像。张国权没有跟王某1说过这两块玉是从哪里来的。（4）证人季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季某调至合肥市经侦支队四大队工作，张国权和季某是上下级关系，2016年在办理黄伯安侵占公司财产这一案件时，张国权找季某问过关于这个案件的查办情况，但是季某和其同事在办理该案是依法调查取证，发现该案件够不上立案的条件，就没有对该案立案调查。（5）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6月份张国权打电话给其，说安琦公司准备到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其和丁某某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张国权劝其和安琦公司好好协商，如丁某某不退钱，其就要承担担保责任，事情如果到公安机关就不好看了。后来安琦公司的人找到其，其就签了一份担保承诺，承诺如果友联公司不能退回购房款，其就在2011年12月底之前代偿购房款。4.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1）2011年左右，袁某因与丁某某及李某之间的纠纷找到张国权，希望张国权能在经侦支队对友联公司和李某立案，张国权当时答应帮忙。有一次饭后袁某送张国权回家，在将张国权送到门口的时候，给张国权一箱飞天茅台酒，张国权收下了。2012年春节前，袁某在张国权家附近的茶楼给了张国权一个茅台酒手提袋，说是过年来看望张国权，并希望张国权继续找下李某和丁某某给他们施加压力，张国权答应了，张国权把手提袋带回家，发现其中有20万元现金和2条软中华香烟。（2）2014年的时候，袁某到经侦支队报案称正诚投资的股东黄伯安职务侵占，该案因各种原因一直没有立案。2016年的时候袁某找到张国权希望能帮忙协调立案，后来袁某找到张国权，送给他一箱茅台酒，还有12盒太平猴魁茶叶。张国权当时答应帮忙，并找到四大队的办案民警季某，让他加快办案进度。2018年3月份，袁某在文采大厦旁的路边给张国权一个茅台酒手提袋，里面有2瓶茅台酒、2条软中华香烟和2块和田玉佩。20万元现金张国权花了3万元，剩余的17万元存入了张国权交通银行卡中，香烟张国权都抽掉了。（3）袁某私下高息放贷。其在经侦支队工作知道高息放贷在收回贷款及利息过程中一般会采取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暴力行为或跟随、骚扰、喷涂侮辱性文字等软暴力行为。袁某的公司既然做高息放贷的业务，肯定会找借款人收款，因为利息太高，所以在讨债过程中不可避免有上述非法催债行为。其没有守住原则底线，明知袁某及其公司可能存在不法行为的情况下，仍为其提供帮助、站台撑腰，用司法机关公职人员身份帮助袁某对他人进行打压。（四）2009年左右，合肥市昂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鑫公司”）因子公司合肥丰力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被收购一事与收购方王某甲产生经济纠纷。2012年夏，王某甲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采取强制措施。昂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某得知王某甲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通过他人找张国权帮忙，想通过办案单位为昂鑫公司挽回经济损失。为此，杜某于2012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合肥市六安路一茶楼附近送给张国权15万元现金和2条软中华香烟，张国权予以收受。本起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1）王某甲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案卷材料，证实：王某甲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处理情况。（2）股权转让协议、转账凭证，证实：出让方昂新公司与受让方王某2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王某2甲转账给昂鑫公司相关款项的事实。（3）企业注册登记信息，证实：丰力公司股权变更情况。2009年1月6日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王某甲。2.证人证言（1）证人杜某的证言，证实：杜某公司因与王某2有经济纠纷，知道王某2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经被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抓获，杜某就找到了在经开公安分局工作的战友谢某1，看他能不能帮忙。谢某1说他帮不上忙，但是他以前的同事张国权现在是经侦支队支队长，他们关系不错，他去找张国权问问。过了几天谢某1说把张国权约到了市局旁的一个茶楼，让杜某当面和张国权说。杜某问谢某1张国权有什么爱好，谢某1说张国权抽烟，让杜某准备点烟，但杜某想光送香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送点现金才好，就从公司的备用金中拿了15万元，在茶楼结束后让谢某1转交给了张国权。（2）证人谢某1的证言，证实：在2012年底的时候谢某1的一个朋友杜某通过他送给张国权15万元现金和2条软中华香烟。2.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3年底，谢某1打电话说有事情要向张国权咨询，因为电话里说不清楚，就约张国权在六安路上的一个茶楼见面，当天张国权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姓杜的女的，谢某1喊她杜总，叫什么张国权不知道，只知道是上海的，60多岁。大致内容是杜总的公司和合肥安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某2之间有经济纠纷，当时王某2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正在被经侦支队调查，杜总希望通过经侦支队返还她们公司一部分资金从而减少损失。张国权当时答应先了解一下情况，能帮忙的话会尽力帮忙。在张国权从茶楼返回单位的路上，谢某1给了张国权一个无纺纸袋子，说是杜总给张国权带的香烟，请张国权对杜总的事情多多关照，张国权将袋子收下了，返回办公室后他查看了以下，袋子里有2条软中华香烟和15万元现金。香烟已经被他抽掉了，15万元也被他陆陆续续花掉了。（五）2014年10月中旬，张某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浙江省兰溪市警方调查，其通过王某2（张国权同学）找张国权，请求在浙江警方来调查时予以关照。王某2遂约张国权吃饭，饭后在张国权住处附近送给其10万元现金和4条软中华香烟。同年11月，浙江省兰溪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到合肥市，通过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经侦大队协助调查张某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张国权联系时任包河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杨某1，让其与兰溪警方沟通对张某予以关照。本起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1）情况说明，证实：2014年11月，兰溪市公安局民警到合肥市办理张某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件，办案民警到合肥市包河区经侦大队要求协查，配合工作。（2）兰溪市公安局受理案件材料，证实：张某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被兰溪市公安局受案立案的情况。（3）干部基本情况表，证实：杨某1在2013年至2017年时任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2.证人证言（1）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他的一个朋友张某与浙江兰溪的一家电缆厂之间有经济纠纷，兰溪公安要来合肥找张某，张某知道其与张国权是同学关系，希望其能找张国权帮忙。其联系了张国权说了张某的事情，张国权同意帮忙。大约在2014年10月份，他约张国权到古井假日酒店吃饭，饭后送张国权回家时王某2给了张国权10万元现金和4条软中华香烟，张国权收下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张国权跟他说已经通过自己的关系帮张某协调了，从那后，在约一两年时间，浙江警方那边也没有人找张某了。在送钱和香烟之前他没和张某说，之后他才告诉张某。他与张某之间有债务关系，这笔10万元就相当于从他欠张某的钱中扣除了。张国权收到10万元钱和香烟后没有退还。（2）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张某因为与浙江兰溪一家电缆厂的经济纠纷，案件因为涉嫌诈骗被移送兰溪公安侦办，张某将情况告诉王某2后，王某2说他与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张国权是发小，他可以帮张某问问情况。后来请张国权吃了一次饭，饭后张某是一个人先走的，王某2和张国权一起走的，过了两天，王某2告诉张某他送了张国权10万元现金和4条软中华香烟，说送钱好办事。（3）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杨某1任合肥市包河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时，张国权是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是其上级领导。张国权曾经因为浙江兰溪公安办理的案件向杨某1打过招呼，要求他和浙江兰溪警方沟通，尽量对合肥当地的被调查人予以照顾。3.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4年10月中旬张国权同学王某2找到其想咨询一个事情，并约其在古井假日酒店吃饭，当天吃饭的还有王某2的一个朋友叫张某，主要找其帮忙的就是张某在浙江兰溪涉嫌诈骗被兰溪警方调查，其答应在兰溪公安来合肥的时候帮忙问问，饭后，张某先离开了，王某2在送其回家时，在其家楼下给了其一个纸袋子，希望其对张某的事情多上心，其收下了，纸袋中有4条软中华香烟，还有10万元现金。后来这件事其通过包河经侦大队大队长杨某1打了个招呼，让杨某1跟兰溪公安讲在原则范围内对张某予以关照。（六）2010年底，安徽三友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公司”）总经理王某3因该公司在河南省的夏邑分公司副经理黄某等人涉嫌职务侵占一事，通过他人找到张国权，希望对黄某等人立案侦查。张国权即向徐某（时任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二大队大队长）打招呼，让其尽快查处为三友公司挽回损失。为此，王某3于2011年初在合肥市宣城路一茶楼附近送给张国权10万元现金，张国权予以收受。本起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延长立案审查期限审批表，证实：2009年11月9日夏邑县公安局经侦支队接王某3报案称安徽三友置业有限公司夏邑分公司副经理黄某伙同员工张某某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产305万；2010年12月6日合肥市经侦支队接王某乙报案称安徽三友置业有限公司夏邑分公司副经理黄某伙同员工张某某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产305万元，立案侦查；因案情重大、线索复杂，申请延长立案审查期限。（2）合肥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起诉意见书、王某3、张某某、黄某、王某乙的询问笔录，证实：黄某、张某某涉嫌职务侵占一案合肥市公安局于2011年1月20日立案侦查，后移送审查起诉，并就黄某、张某某是否涉嫌职务侵占询问了相关当事人。2.证人证言（1）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实：其在2008年经朋友介绍挂靠安徽三友置业有限公司在河南夏邑县搞开发，项目名称叫“孔祖徽园”，当时项目中一个姓张的项目经理从夏邑分公司支取了不少钱，涉嫌职务侵占，其就在当地公安报案了，因为安徽三友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地是合肥，所以当地公安跟其说案件要交给合肥公安办理。后来该案件移交到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但是办理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其找到了朋友叶某，叶某跟其说他跟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张国权很熟，答应给其找张国权打个招呼。其觉得找人帮忙得送点礼，就从家里的备用金中拿了10万元放在一个茶叶罐中，之后叶某联系其说张国权在宣城路一家茶楼打牌，其就过去了，在一个包厢中将茶叶罐给了张国权，请张国权对案件多多关照，张国权点点头收下了。后来该款项张国权未退还。（2）证人叶某的证言，证实：其与王某3是在2008年左右认识的，一次闲聊的时候王某3跟其说了他在河南的事情，想让其找原合肥市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张国权帮忙，其答应了，后来其将王某3带到张国权办公室说了这件事，张国权答应和下面的人说一下，在回去的路上王某3问其需不需要给张国权送礼表示一下，其说张国权喜欢抽烟，可以送香烟，之后有一天张国权在茶楼打牌的时候其把王某3喊了过去，并将张国权喊到隔壁包厢，王某3拿出一个茶叶包装盒给张国权，张国权客气一下就收下了。张国权走后其还埋怨王某3怎么送茶叶，王某3给其说茶叶盒中是10万元现金。（3）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初的时候张国权找到其说他有一个朋友叫王某3，王某3的安徽三友置业有限公司夏邑分公司的副总黄某涉嫌职务侵占，这个案件经侦支队已经批过了，由其所在的二大队承办，张国权对他说，这个熟人在河南被骗了不少钱，比较伤心，让其抓紧时间办理这个案件，其当时同意了。其当时是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办理的，具体案件是由其大队的宋某某承办的。3.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叶某和王某3找到其让其帮忙关照一下王某3公司的工作人员涉嫌职位侵占一案，其答应帮忙，为此王某3送给其10万元现金，这笔钱他用于日常开支了。（七）2018年上半年，安徽玉林药业有限公司涉嫌偷税被税务机关查处，被罚缴滞纳金，并被降低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该公司股东桂某找张国权帮忙，请其帮忙到税务稽查局协调减免滞纳金和恢复企业信用等级，张国权找合肥市原国税局稽查局副局长万某帮忙协调。2019年8月，张国权以自己需要资金为由，向桂某索要10万元。本起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玉林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证实：安徽省玉林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桂某。玉林公司2018年因税收问题被税务部门处罚，纳税信用等级被降低。2.证人证言（1）证人汪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6月份左右，桂某找张国权协调玉林公司纳税信用评级的事情，其回话信用级别被降后必须满两年以后才能重新评定升级。后张国权约其吃饭，一起吃饭的有桂某及国税局的万某等人。（2）证人万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合肥市国税局稽查局副局长。2018年3月、2019年8月，汪某因桂某经营的玉林公司被罚滞纳金、纳税信用等级问题找到自己，两次吃饭时张国权、桂某等人在场。（3）证人费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桂某妻子。2019年8月19日，桂某打电话给其说张国权急着用钱，让其转10万元给张国权，其用招商银行网银将10万元转给张国权。（4）证人桂某的证言及自书材料，证实：2018年上半年，其经营的玉林公司因偷税问题被合肥市国税局处罚，因此公司纳税信用等级降为D级，其均找张国权帮忙，并请国税稽查局万局长吃饭并买单，但均没有起到作用。2019年8月，张国权再次向其借款10万元，其让家属费某转账10万元到张国权银行卡。因为张国权在大德昌公司案件上帮忙，让其不被法律追究，其很感激张国权，并且张国权后来还帮玉林公司协调过几件事情，以后可能还会有事情找他帮忙，所以对这10万元，也就送给张国权了。张国权说的借款都没有打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和利息。3.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8年桂某经营的玉林公司因偷漏税被处罚，2019年6月玉林公司纳税信用等级被降低，桂某均找其出面协调。2019年的8月，其以装修缺钱为由找桂某借款10万元。桂某当天转款到其银行卡上。这些钱都是以借为名找桂某要的，不准备归还，没有写借条，也没有约定利息和还款日期。（八）2014年5月左右，肖某某已故）因与他人产生经济纠纷，通过其同学杨某2（时任合肥市公安局后勤部政委）到张国权办公室送给张国权7万元现金，请张国权安排经侦支队介入调查。后，张国权给合肥市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尤某打电话，要求其给予帮忙关照。本起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1）杨某2自书材料，证实：其自书帮肖某某送给张国权7万元现金的具体情况。（2）干部基本情况表，证实：2014年杨某2时任合肥市公安局后勤部政委、副调研员。（3）死亡证明，证实肖某某于2018年3月23日因死亡户籍已注销。2.证人证言（1）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实：肖某某的一个搞房地产的姓王的朋友与他人之间有经济纠纷想在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2014年5月份，肖某某想找张国权在案件调查上给予帮助，就让其帮忙送给张国权现金。当时肖某某给了其10万元现金，其拿到张国权办公室给张国权后张国权说太多了，让其拿回3万元，只收下7万元，剩下的3万元其还给肖某某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肖某某喊他和张国权以及姓王的朋友等人在一起吃饭。（2）证人尤某的证言，证实：其现任合肥市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张国权大概在2010年从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调任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是他们经侦支队的领导。2012年其任二大队教导员，徐某任二大队大队长，张国权分管二大队。2013年张国权不再分管二大队。2014年4、5月份的一天中午，张国权给其打了个电话，说后勤部政委杨某2的一个朋友有个事情是二大队管辖领域的事情，让其对这个事情帮忙关照，其口头应付了一下，后来这个事情张国权没有继续找其，由于时间较长，其现在记不清当时张国权说的具体事情了。杨某2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找过其。3.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4年四五月份的一天杨某2到其办公室跟其说他有一个朋友跟别人合作干工程，对方可能涉嫌职务侵占，想让其帮忙在经侦支队立案，其跟杨某2说职务侵占类的案件在二大队办理，其给二大队打了一个电话简单说了一下案情，其让杨某2直接去找二大队，杨某2离开的时候从一个黑色塑料袋中拿出3沓钱带走了，把袋子丢在其办公室的抽屉里，其打开之后里面是7万元现金。杨某2送给其的7万元现金是谁提供的其不清楚。（九）2011年4月，李某借给许某某7000余万元用于房地产开发，许某某得款后不知去向。同年11月前后，李某找张国权帮忙，请求其以许某某涉嫌诈骗立案侦查。张国权安排徐某（时任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对许某某立案侦查。为此，李某于2012年3月在张国权办公室送给张国权5万元现金，张国权予以收受。本起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借款合同、借条、工商银行转账凭证、股东会决议等材料，证实：李某借款7600万元给许某某的铜陵联合强生发展有限公司的事实。2.证人证言（1）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李某是通过万某某认识的张国权。其借给许某某的钱被许怡卷跑后，其找到张国权希望对许某某在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张国权表示愿意帮忙，在张国权的协调下这个案子在经侦支队立案了，为了感谢张国权的帮忙，其在张国权办公室送给张国权5万元现金。（2）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在2009年至2013年徐某时任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张国权分管经侦支队二大队，是徐某的分管领导。2011年11月张国权带了几个人到二大队办公室，张国权说这几个都是他的熟人，案件已经受理了，二大队承办，让他们尽快办理。当时的办案民警是徐某和高某某，及时给胡某等人做了询问笔录等取证工作，后来该案根据调查情况对方不构成犯罪，依法撤销了该案。3.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1年胡某投资一个多亿到许某某的强生公司，李某也借给许某某7000多万元，后来许某某躲了起来，2011年10月前后，李某和胡某、万某某都来找到其，希望其能够在合肥经侦支队帮他们立案以挽回损失。其答应帮忙，其跟时任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的徐某打了招呼，让他帮忙看看能不能受理，如果能够立案的话尽快受理立案。2012年1月份这个案件立案了。2012年3月一天，李某来到张国权办公室，对其表示感谢，临走前将一个档案袋放在其桌子上，档案袋中是5万元现金。（十）2013年7月份，安徽省振亚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1听说有人举报其公司偷逃税款，担心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遂通过其战友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驾驶员何某找到张国权请求关照。为此，郭某1委托何某到张国权办公室送给张国权2万元现金和1条软中华香烟，张国权予以收受。本起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1）税务机关提供的涉税案件处理材料，证实：税务机关对振亚药业公司涉税案件处理情况。（5）企业注册登记材料，证实：安徽省振亚药业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情况。2.证人证言（1）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7月份的时候，其以前在合肥武警支队的战友郭某1给其打电话，说他的振亚医药公司因为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可能被人举报，有点害怕，希望其能和他一起去合肥经侦支队找张国权。张国权当时是经侦支队副支队长，负责涉税案件。其因为张国权曾经在经开经侦大队干过大队长所以和张国权关系不错。其跟张国权联系过后，张国权答应在他办公室见面，其跟郭某1说了，郭问其是否需要带点东西给张国权，其说带点烟，郭说光送烟估计不行，他来准备2、3万元钱。当天其和郭一起去到张国权办公室楼下，其一人去的张国权办公室，将情况跟张国权说了后，其将郭某1放在牛皮袋内的钱和烟放在张国权办公桌上就离开了。（2）证人郭某1的证言，证实：其因为振亚医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找过张国权帮忙，并送给张国权1条软中华香烟和2万元现金。3.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3年7月的一天何某来到其办公室询问其是否有一个振亚药业的涉税案件线索，何某说振亚药业的老板被人举报偷逃税款，如果真有人举报，希望其在处理的时候关照一下，其当时说先了解一下，如果涉税金额不大，可以关照，何某听其这么说，就把一个牛皮带放在其桌上，里面有一条软中华香烟和2万元现金，其收下了。（十一）2016年7月份，安徽省启元医药有限公司因偷税漏税被税务机关查处，该公司总经理谢某2担心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遂通过其朋友何某找张国权请求关照。为此，谢某2委托何某到张国权办公室送给张国权2万元现金和1条软中华香烟。本起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1）税务机关提供的涉税案件处理材料，证实：税务机关对启元药业公司涉税案件处理情况。（5）企业注册登记材料，证实：安徽省启元医药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情况。2.证人证言（1）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4月，安徽省启元药业公司的法人代表谢某2打电话给其说他的公司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正在被合肥经侦支队调查，希望其能帮他找一下张国权帮忙，其答应帮他找张国权。谢某2准备了1条软中华香烟和2万元现金放在一个牛皮袋中交给了其，其一个人去的张国权办公室，将谢某2公司的情况跟张国权说了之后，张国权将谢某2公司名字拿笔记下，说让谢某2先把税补上，其将牛皮袋放在张国权的办公桌上，之后离开了。（2）证人谢某2的证言，证实：2016年4月，谢某2公司因偷税漏税被税务部门查处，其担心移交到公安处理，所以通过何某找张国权给予关照。他通过何某送给张国权1条软中华和2万元现金。公安机关后来没找谢某2。3.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6年4月的一天何某到其办公室找到其询问是否有一个启元药业的涉税案件，如果接到这个案件，希望其在处理的时候关照一下，其当时说先了解一下，如果能关照的话会关照的，但是要先把税补缴，何某听了后表示感谢，把一个牛皮带放在其桌上，里面有一条软中华香烟和2万元现金。（十二）2015年6月，安徽天怡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苏某某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侦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祝某为避免其公司及个人受到影响，通过他人找到张国权帮忙，请求张国权关照其公司和苏某某。为此，祝某在张国权办公室送给张国权1万元现金和2条软中华香烟。本起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安徽天怡药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部分案卷材料，证实：苏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处理情况。2.证人证言（1）证人祝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安徽天怡医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6月，公司业务员苏某某因大德昌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被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查。因为担心影响到自己和公司，其通过郭某2找到张国权，希望张国权对苏某某和天怡公司给予关照。其准备了2条软中华香烟和1万元现金送给张国权。（2）证人郭某2的证言，证实：祝某通过其找张国权关照苏某某和天怡公司，送给张国权2条软中华和1万元现金。3.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5年6月份前后的一天，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郭某2带着一个男的到他办公室找他。郭某2介绍这个男的有事情想咨询他。该男子问他经侦支队是不是在调查一个叫苏某某的人，他告诉该男子苏某某涉及到肥西县大德昌医药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正在接受调查。该男子说请他对苏某某多多关照，他当时应付了一下说会关照的，该男子就离开他办公室了。后郭某2和他聊了几句将手里的档案袋放他办公室茶几上就离开了，他追到门口准备退还，没追上。之后，他打开档案袋看里面有1万元现金和2条软中华香烟。钱被他用于生活开支了，香烟被他抽了。另查明，被告人张国权因涉嫌严重职务犯罪于2019年9月2日被合肥市监察委员会进行立案调查，到案后如实交代了纪检监察机关已掌握的其收受袁某财物、帮助桂某逃避刑事责任并收受现金的犯罪事实，同时主动供述纪检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违法犯罪事实。同日，被告人张国权被合肥市监察委决定采取留置措施。本案提起公诉前，被告人张国权的亲属向合肥市监察委员会代为退缴赃款2832000元、退出收受袁某的价值认定为5.06万元和田玉两块。2020年10月13日，被告人张国权的亲属代为退缴剩余赃款113000元。本案的综合证据如下：（1）立案决定书、指定管辖决定书，证实：2019年9月2日，合肥市监察委员会因张国权涉嫌职务犯罪，对其立案调查；本案由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2）干部任免审批表、中共合肥市公安局委员会文件、合肥市人民政府任免通知、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关于张国权工作分工的情况说明、户籍信息，证实：被告人张国权系司法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符合刑事责任年龄。张国权的任职情况。1998年12月至2003年7月任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2003年7月至2010年1月任经开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2010年1月至2018年2月任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2018年2月至2018年9月任合肥市公安局反邪教支队副调研员；2018年9月以后任合肥市反邪教支队四级高级警长。张国权在经侦支队分工情况。2010年1月至2010年5月张国权分管经侦支队三大队；2010年6月至2013年12月分管经侦支队二大队；2014年1月至2017年4月分管经侦支队三大队，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分管经侦支队三大队、四大队。（3）归案经过，证实：2019年9月2日，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张国权办公室将其带至市纪委监委留置点接受审查调查。被告人张国权到案后如实交代了纪检监察机关已掌握的其收受袁某财物、帮助桂某逃避刑事责任并收受现金的犯罪事实，同时主动供述纪检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违法犯罪事实。（4）留置决定书，证实：被告人张国权于2019年9月2日被合肥市监察委决定在合肥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采取留置措施。（5）中共合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证实：2019年11月28日经市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市委常委会议批准，决定给予张国权开除党籍处分、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3万元。（6）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业务回单、扣押财物清单，证实：依法扣押张国权退赃款283.2万元；依法扣押涉案和田玉两块。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质证，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案件事实。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结合证据，对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作如下评判：（一）关于被告人张国权在徇私枉法犯罪中是否构成情节严重问题。其一，被告人张国权与桂某长期交往，明知桂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同犯罪，其他涉案人员已被立案侦查，为徇私情，安排下属不对桂某立案侦查，使其不受追诉。桂某所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税款数额巨大，其他同案犯均被法院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同为股东的桂某却未一并受追诉，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其二，桂某因张国权的庇护未被立案侦查，后张国权又以自己需要资金为由，向桂某索要人民币130万元，徇私枉法又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其三，后期张国权又为桂某请托他人协调公司减免滞纳金、恢复企业信用等级等事宜，再次向桂某索要款项时，桂某又向张国权行贿10万元，致使桂某再次犯罪。综上，被告人张国权构成徇私枉法“情节严重”。被告人及辩护人认为不构成徇私枉法情节严重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部分受贿事实能否成立问题。1.收受许某42.5万元的事实。首先，张国权所在的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职责既包括依法查处各类经济犯罪，也包括预防经济犯罪的发生，其对担保公司的业务开展具有一定监管职责。其次，许某通过长江担保公司将1000万元款项对外放贷，为确保资金安全，口头让张国权提供担保，张国权虽表示同意，但并未签定任何形式的书面合同。担保合同为要式合同，张国权所谓的担保其实质系利用其职权对长江担保公司所进行的制约。最后，许某在款项放出几个月后意欲收回，又通过张国权从长江担保公司将本息全额收回。许某的款项之所以能够收放自如并定期获取收益均依托于张国权作为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领导对于长江担保公司的制约力。综上，张国权利用其职务便利为许某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42.5万元的行为，系受贿。辩护人认为本起事实不构成受贿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向桂春索要10万元的事实。经查，桂某经营的安徽玉林药业公司因偷税问题被合肥市国税局处罚，因此公司纳税信用等级降为D级，被行政处罚。2018年张国权受桂某请托，通过下属汪某找合肥市原国税局稽查局副局长万某，帮忙协调安徽玉林药业公司减免滞纳金和恢复企业信用等级等事宜。张国权作为市公安局的领导，对于市国税局工作人员虽然没有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但两者之间存在工作上的往来，张国权利用其担任合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的职权和地位产生的影响力和工作联系，通过下属汪某协调万某帮忙，提出对桂某经营的安徽玉林药业公司减免滞纳金和恢复企业信用等级等事宜，为请托人桂某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向桂某索要10万元。被告人张国权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桂某谋取不正当利益，向请托人索取财物，其行为系斡旋受贿，以受贿论处。至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不影响斡旋受贿的成立。辩护人认为本起事实不成立受贿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3.收受杨某27万元的事实。经查，被告人张国权的供述，证人杨某2、尤某的证言能相互印证，共同证实杨某2为帮朋友办事，受托向张国权送7万元现金，后张国权安排尤某予以关照。因案发时间较长，案涉人员未能记忆起当时请托事项的具体细节，但张国权接受请托后，得知请托事项属于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二大队管辖，即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及时与时任经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尤某进行了联系安排，实施了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故张国权收受7万元的款项，且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辩护人认为本起受贿事实不能成立的意见不予采纳。（三）关于被告人张国权是否存在充当袁某及其公司违法犯罪势力“保护伞”的问题。经查，2011年至2018年，袁某在经营安琦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安徽正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期间，因与他人或公司内部人员产生经济纠纷，多次宴请张国权并送财物，请托张国权利用其公安机关经侦支队领导的职务便利给对方施加压力，张国权收受财物后均出面，或以对方涉嫌犯罪，或向办案人员打招呼予以立案加快办案进度等方式给对方施压，为袁某谋取利益。被告人袁某经营的公司从事高利放贷业务，经常采取暴力、“软暴力”的方式索要债务。2019年10月12日，袁某等人因涉嫌犯罪被合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20年5月8日合肥市公安局向合肥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被告人张国权本人亦供述袁某的公司有“问题”，明知袁某及其公司可能在实施高息放贷过程中，有“软暴力”等不法行为的情况下，仍然利用司法机关公职人员的身份给其提供帮助，为其站台撑腰，并收受财物。因此，被告人张国权对于袁某及其公司通过非法手段敛财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具有一定认知的情况下，仍为袁某及其公司提供帮助和关照，纵容其违法犯罪。被告人及辩护人认为张国权不构成“保护伞”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国权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诉，并索要人民币130万元，其行为同时构成徇私枉法罪和受贿罪。因其犯徇私枉法罪属情节严重，相较于受贿罪处罚较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以徇私枉法罪定罪处罚。被告人张国权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合计人民币169.56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并对索贿部分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均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张国权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纪检监察机关已掌握的其收受袁某财物、帮助桂某逃避刑事责任并收受现金的犯罪事实，同时主动供述纪检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案其他受贿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国权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国权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综上，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国权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或羁押的，留置或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9月2日起至2027年9月1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张国权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94.5万元，依法扣押的两块价值5.06万元的和田玉，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 判 长  王 芳审 判 员  赵久涛人民陪审员  胡 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 记 员  杜文静附本案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徇私枉法罪】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四款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三百八十八条【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三款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并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第三款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第六十四条【犯罪物品的处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被留置人员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后，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3.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十九条第一款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