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吉0882民初1572号 原告：大安灌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大安市育才西路**。 法定代表人:张凯峰，该单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强，吉林陈井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曲志龙，男，1968年10月11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原告大安灌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安灌区公司）诉被告曲志龙供用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安灌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强、被告曲志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安灌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曲志龙立即支付拖欠水费250,231元及违约金75,069.3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由曲志龙承担。事实与理由：大安灌区公司是大安灌区水利工程的管理单位。2018年至2019年，曲志龙在大安灌区供水区域内灌溉水田，系该供水区域内的灌溉用水农户。按照大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大安市水利局制定的大安灌区农业用水价格的通知中规定收费标准,每公顷地应收取水费1257元，曲志龙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共拖欠水费250,231元。大安灌区公司向曲志龙多次送达了《水费催缴通知书》，截止至起诉之日，曲志龙仍未结清欠缴水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使用水工程供水的用水单位和个人，应按规定向供水工程管理单位缴纳水费”的规定和《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使用水工程供水的用水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向供水工程管理单位缴纳水费。拖欠或拒不缴纳的，可按拖欠水费数额的3%。加收滞纳金，直至停止供水......。”的规定，双方存在供用水合同关系，大安灌区公司要求曲志龙支付水费及违约金的请求合理合法,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大安灌区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护大安灌区公司的合法权益。 曲志龙辩称，因大安灌区公司诉曲志龙供用水合同纠纷一案发表答辩意见如下:1.请法院确认2019年曲志龙实际用水面积为93公顷，2018年实际用水面积56公顷。曲志龙实际支付给大安灌区公司的水费，应扣除大安灌区公司违反合同，停止供水期间的水费36,203元。故曲志龙应向大安灌区公司支付2018年、2019年水费合计151,090元（149公顷×1257元/公顷=187,293元—36,203元)。2.驳回大安灌区公司的违约金请求。3.诉讼费和律师代理费用由大安灌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大安灌区公司在水费计算上存在严重错误。大安灌区公司在确认曲志龙灌溉、种植的土地面积计算上存在较大误差。在大安灌区公司自身提交的三份证据中存在相互矛盾，与事实不符的问题。大安灌区公司提交的《大安灌区种植情况实测表》（时间2020年4月29日）这份证据中，明确记载了曲志龙用水面积是93公顷。对该份证据中记载的用水面积93公顷,曲志龙表示认可、无异议。曲志龙在2019年灌溉土地面积应为93公顷。第二，大安灌区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大安灌区2018年水田种植面积实地测绘表》一份;《回执》（时间2018年7月13日）一份;《大安灌区种植情况实测表》（时间2020年4月29日）一份。在《大安灌区2018年水田种植面积实地测绘表》记载的灌溉面积是82公顷，大安灌区公司提交的证据《回执》中大安灌区公司记录的曲志龙领取政府补贴种植面积是70公顷。2018年，曲志龙从当地政府领取的补贴种植面积为70公顷，并且曲志龙所领取的补贴面积包括该地块中为达到生产目的而修建的沟、渠、堤、路的面积，并非实际用水面积。故大安灌区公司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在面积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曲志龙认为2018年的用水面积应当按照实际的用水面积进行计算（去掉70公顷的田间道路、田梗、沟、渠的面积)，即按照56公顷计算。且大安灌区公司提供的证据《回执》中曲志龙的签字系大安灌区公司伪造的，请法院鉴定核实。综上，曲志龙在2018年的用水面积为56公顷，2019年的用水面积为93公顷，共计149公顷。第三，大安灌区公司违反合同、擅自停水期间无权收取曲志龙水费。2018年，大安灌区公司干渠在5月4日达到开闸放水水位，水开始进入曲志龙耕地，8月30日全面停水。2019年，大安灌区公司干渠在5月5日达到开闸放水水位，水开始进入曲志龙耕地，9月10日全面停水。期间2019年6月4日，曲志龙刚刚插完秧，大安灌区公司就给停水了,导致水田地全面缺水，水稻苗旱死，次日种植户集体在大安灌区纪副局长的领访下到吉林省政府信访办上访，6月7日下午在省政府相关领导的指示协调下恢复供水，期间停水3天。大安灌区公司向曲志龙收取水费的数额应扣除大安灌区公司违约、没有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部分。按照大安灌区公司与种植户签订的“补充协议”，大安灌区公司每个年度对曲志龙的供水时间应为每年的4月20日起至每年的9月20日止,每年共计供水153天，则应扣减:折合1257元/153天=8.2元/天/公顷。2018年未供34天×8.2元=278.8元/公顷×56公顷=15,612.8元;2019年未供27天×8.2元=221.4元/公顷×93公顷=-20,590.2元。故曲志龙应向大安灌区公司支付水费的数额为151,090元。按照大安市发展和改革局与大安市水利局文件《关于制定大安灌区农业用水价格的通知》中的收费标准为0.1050元/立方米,大安灌区公司的民事起诉状中提到的水费单价1257元/公顷。2018年、2019年两个年度曲志龙合计全额水费应为187,293元，减掉2018年和2019年违约未实际供水期间的水费36,203元。应为实际应缴纳水费151,090元。第四，曲志龙从未故意拖欠水费，不存在违约行为。2018年、2019年，曲志龙与大安灌区公司形成实际供水合同，但曲志龙从2018年开始，一直与大安灌区公司方副总经理于宝权和收费负责人陈雪沟通交纳水费问题,大安灌区公司始终对曲志龙的种植、灌溉土地面积进行错误计算，经曲志龙多次沟通、说明后，大安灌区公司不仅不予纠正，反而拖延解决问题。直至2020年4月份，曲志龙找到大安灌区管理局纪中峰副局长,请求对2018年和2019年曲志龙的实际灌溉面积进行准确核实，最后于2020年4月29日核量了2019年的实际用水面积为93公顷，既大安灌区公司提交的《大安灌区种植情况实测表》（时间2020年4月29日）这份证据，而不是大安灌区公司原账目中的117公顷多。2018年的实际用水面积至今还是错误数据。第五,大安灌区公司在起诉状中提到水费收费标准依据的是大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大安市水利局制定的《关于制定大安灌区农业用水价格的通知》，文号【大发改价管联（2020）20号】，该份《通知》曲志龙认可，但是该份文件印发的时间是2020年3月24日,明显可以看出在2020年3月24日前,大安灌区公司根本没有一个标准的水费收费依据。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八条和《吉林省定价目录》规定，大安灌区公司供水价格需要大安市相关机构批准才具有法律上的收费资格。故大安灌区公司在2020年3月24日以前没有收费依据，曲志龙待大安灌区公司有价格批文后缴纳水费并无不妥。最后，曲志龙与大安灌区公司在2018年、2019年形成实际供水合同，但是没有书面或口头约定过违约金，故大安灌区公司主张违约金，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曲志龙认可与大安灌区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也承认用水事实的存在，并愿意交纳应交的水费。但大安灌区公司在曲志龙与其多次沟通交纳水费并指出其在种植、灌溉土地面积上计算错误的问题后，却依然没有纠正。故在土地面积计算错误，水费收费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曲志龙完全可以拒绝交纳水费，大安灌区公司无权主张违约金。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大安灌区公司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大安灌区公司固定资产明细表1份，证明大安灌区公司为大安市灌区的供水单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吉林省大安灌区供水价格的函一份，证明在核定供水价格前，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认定吉林省大安灌区供水工程的供水价格，预计为每立方米0.09元，提水、电费由其另行收取，结合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临时水价认定的文件，大安灌区公司在核定正式供水价格之前，具体制定了临时的供水价格为每公顷地收取水费1400元，其中包括供水费用和提取水电费用，在正式供水价格制定标准出来后在其先收取的费用中扣除多收取的费用。3.大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大安市水利局共同出具的大发改价管联（2020）20号文件一份，证明大安灌区公司下设三道岗子灌区，2017年至2019年水田灌溉面积，终端供水价格为0.1050元/立方米。4.吉林省大安灌区工程的初步设计报告（上册）和吉林省水利厅关于大安灌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文件【吉水技（2007）149号】各一份1份。证明大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大安市水利局发布的终端供水价格为0.1050元/立方米，结合大安灌区初步设计报告中的2020年的毛定额灌溉率为798立方米每亩，换算结果为终端水费的收费价格为1257元/公顷。5.大安灌区2018年水田种植面积实地测量表和2019年大安灌区种植情况实测表各1份，证明曲志龙为大安灌区供水区域内的灌溉水田用水农户，2018年至2019年灌溉用水面积分别为82公顷和93公顷。6.水费催缴通知书送达回执1份，证明2018年7月13日，大安灌区公司向曲志龙送达了水费催缴通知书，数额为当时制定的临时用水价格114,800元(1400/公顷×82公顷)。因为当时正式的供水价格还没有出来，但根据此价格回执单也能够看出2018年曲志龙的实际种植水田的面积应当为82公顷。另外曲志龙在大安灌区公司多次催缴的情况下，至今仍然拖欠水费，所以，属于违约。应当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支付相应的违约金。7.土地承包合同3份，证明曲志龙在2018年至2019年，实际的承包土地面积明显超过其灌溉面积，并且根据前往当地的村委会调查后发现，三组地块均为曲志龙实际种植，所以，结合此三份承包合同，大安灌区公司提供的曲志龙实际的灌溉水田的种植面积，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经质证，曲志龙对证据1没有异议。曲志龙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该文件明确规定价格为0.09/立方米元，但大安灌区公司在计算中并不是按照该标准计算的。该文件中明确规定待该工程建成供水后，再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另行核定正式供水价格，等同于没有正式供水价格。曲志龙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该文件中规定的供水价格是0.1050元/立方米，并没有1257元收费价格的字样，大安灌区公司在计算中采取的数据都是所谓的初步设计报告，没有最终的文件。曲志龙对证据4中吉林省大安灌区工程的初步设计报告（上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份文件是初步设计报告，初步报告不能作为实际的用水依据，在该文件也没有看到2018年和2019年的相关规定，2010年至2020年期间的毛定额是776立方米/亩。对证据4中吉林省水利厅关于大安灌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文件【吉水技（2007）149号】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中的定额是2020年的定额，而且该份证据也是对大安灌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这份文件是2007年的文件。关于初步设计的批复，截止到今日2020年已时隔13年，工程没有一个结算报告。不能够依据2007年所谓的初步设计定额作为定价依据。曲志龙对证据5中大安灌区2018年水田种植面积实地测量表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人员均为大安灌区公司的单方工作人员，所载内容、种植位置一项，标注的一干渠、四支渠、一斗渠等，合计毛面积包含沟渠道路也不过十几公顷。曲志龙对2020年4月29日大安灌区2019年水田种植面积实地测量表真实性无异议，所载内容也无异议。对于证据5中其余证据证明是2019年种植面积是93公顷的没有异议。曲志龙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回执上的签字不是本人签字，系大安灌区公司伪造的，回执上所载内容也有异议，所载的欠费数额、欠费计算依据的基础数据、灌溉面积和收费价格均有异议。并且在大安灌区公司提交给法庭的证据中，载有大安灌区公司在相关部门调查取得的曲志龙在2018年和2019年领取政府补贴的真实面积（包含田埂、沟渠、道路）。曲志龙对证据7中3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承包土地的面积是多少，并不能证明用水灌溉的面积。曲志龙承包的24.8公顷的土地，一直没有供水渠道，也一直没有使用种植，去年种的是黄豆，另两份合同面积恰恰证明2019年曲志龙领取政府补贴的面积是114公顷。本案中，曲志龙对证据1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虽然曲志龙对证据2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但大安灌区公司用该份证据证明的内容是其在正式供水标准发布之前，预收的供水价格，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曲志龙对证据3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并未书写收取水费价格的依据，虽然该份证据没有书写具体的收取水费的价格，但依据终端供水价格可以计算出终端水费的收费价格，故本院对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予以采信。曲志龙对证据4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中的初步设计报告中2010年至2020年期间的水田综合灌溉毛定额为776立方米/亩，同时，认为上述文件是2007年的文件，不能作为收取水费的依据。但本院认为证据4是相关部门出具的，规定了关于水田综合灌溉的毛定额：“灌溉定额：2010年、2020年：”在上述文件之后，相关部门并未出具其他的文件予以更改，故本院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同时，按照文件规定，2010年至2019年的水田灌溉毛定额应按照776立方米/亩计算。曲志龙对证据5中2019年大安灌区种植情况实测表没有异议，认为其在2019年实际耕种的稻田面积就是93公顷。但曲志龙对大安灌区2018年水田种植面积实地测量表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是大安灌区公司单方出具的，且其在2018年实际耕种的面积是56公顷。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是大安灌区公司单方面出具的，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曲志龙在2018年领取补贴的面积是70公顷，如其确实耕种了82公顷土地，其不应仅领取70公顷的补贴，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曲志龙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并不是其本人签字，其在2018年和2019年领取政府补贴的面积分别为70公顷和114公顷，但该补贴面积包含田埂、沟渠、道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是大安灌区公司单方面出具的，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曲志龙对证据7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其承包土地的面积并不能证明其耕种土地的面积，其承包的土地并没有全部耕种。本院认为，虽然该份证据可以证明曲志龙承包土地的面积，但并不能证明曲志龙实际耕种土地的面积，故本院对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 曲志龙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20年8月21日，大安市红岗子乡马营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曲志龙所耕种土地的毛面积为1721.2亩（114.746公顷）。2018年，曲志龙种植70公顷，享受国家补贴70公顷、2019年种植114公顷，享受国家补贴114公顷，以上土地面积均为整块地块的面积，均包含该地块内为达到种植水稻目的而修建的排水沟、排水渠等。2.2020年5月7日，大安灌区公司与杜国军签订的《供用水合同书》一份。证明大安灌区公司在自身拟订的格式合同中，明确标明水费按批复水价实行。大安灌区公司在合同书中主动提出2018年水费缓交。3.2020年4月27日，大安灌区公司与杜国军签订的《补充合同》一份，证明大安灌区公司给用水户的供水时间为2020年4月20日至2020年9月20日。4.2020年9月6日，大安市红岗子乡马营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8年5月4日干渠才达到放水水位，开始放进曲志龙的承包地，2018年8月30日大安灌区公司停止供水的事实。2019年5月5日干渠水位达到放水水位，开始放进曲志龙承包地，2019年6月4日大安灌区公司擅自停水，2019年6月7日又开始供水，到2019年9月10日停水的事实。5.证人沈华明出庭为曲志龙作证，证实：“曲志龙的承包地是一级提水，我的承包地是二次提水，曲志龙家承包地有水之后，我们家第二天就有水了。”6.证人王立军出庭为曲志龙作证，证实：“证明曲志龙承包地的供水时间。2018年、2019年供、停水时间，2019年6月份的时候停过水。”经质证，大安灌区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中的证明内容与实际的客观事实不符，大安灌区公司在庭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供了三份土地承包合同能够证明，曲志龙向村民委员会承包地应当为三个地块，而该证明材料当中，说的以上土地面积均为整体地块，不属于分体地块，所以，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大安灌区公司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和该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份供水合同书中，甲、乙双方的签订对象为大安灌区公司与实际供水方杜国军，并非曲志龙，所以，大安灌区公司与第3人之间约定的权利义务与本案所审理的事实供水关系无关。不能以此来认定大安灌区公司与曲志龙之间的供用水合同关系，大安灌区公司与曲志龙之间的供用水不受此供用水合同书的约束。另外，结合本案的事实情况，大安灌区公司在2018年已经找到曲志龙，要起诉，并要求其签订供用水合同书，但曲志龙为了防止大安灌区公司向其追诉水费，拒绝签订供用水合同书，致使双方之间沟通未果，才依法提起诉讼，该供用水价格当中明确约定了每公顷的供水与大安灌区公司向曲志龙主张的事实供用水价格和实际价格一致，能够相应的证明本案收取水费的价格事实。大安灌区公司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该份补充合同中签订的时间为2020年4月27日，本案所审理的供水合同关系，水费日期为2018年和2019期间。与本案所审理的事实无关，不予发表质证意见。大安灌区公司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当中明确约定了曲志龙为马营子村的土地承包户，承包位于大安灌区内114.746公顷的土地，大安灌区公司负责供水，该份证据当中出证单位为大安市红岗子乡马营子村委会，出具日期为2020年9月6日。一个村委会能够把所有的干渠水位的上水日期和停止供水的日期记得如此清楚。大安灌区公司提出质疑，村委会是依据什么来证明供水日期和天数的，实际的供水日期和停水日期是什么时间，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后再予定夺。另外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大安灌区公司为曲志龙提供供水的实际面积为114.746公顷，而并非曲志龙所说的2018年是70公顷，2019年为93公顷的事实。所以，该组证据与第一组证据相互矛盾，请求法院依法审核。大安灌区公司对证据5中证人沈华明的部分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与大安灌区公司之间存在纠纷，证人拖欠水费多年，大安灌区公司已经建将其列为提起诉讼的对象，所以，证人出具的证言存在利害关系，另外该份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曲志龙2018年和2019年耕种土地的面积，与大安灌区公司测绘面积相符，能够认定本案的相应事实。曲志龙对证据5的证言没有异议。大安灌区公司对证据6王立军的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与大安灌区公司之间存在供水合同纠纷。拖欠水费多年，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以此来作为认定事实依据。另外，从该证人陈述可知，曲志龙所承包的土地分为多个地块，并非为大安市马营子村村民委员会所说的整体地块，所以，大安市马营子村村民委员会所出具的证明材料所呈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曲志龙对证据6的证言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大安灌区公司对证据1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与客观事实不符，但大安灌区公司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自己的观点，而该份证据是当地基层组织出具的，加盖了公章，且该份证据中陈述的整体地块的含义是地块中包含了进水渠、排水沟等，故本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予以采信。大安灌区公司对证据2、3有异议，认为证据2、3是大安灌区公司与杜国军之间的供水合同，和曲志龙无关，但大安灌区作为大安灌区供水工程的供水管理单位，其是向灌区内的农户提供灌溉水源的，其收费标准、供水时间及供用水合同等也应是统一的，但关于水费是否应该缓交，应是双方当事人协商的内容，故本院对证据2证明的其他问题予以采信。虽然大安灌区公司对证据3未发表质证意见，但大安灌区公司的供水时间在合同中有约定，虽然该份合同并不是曲志龙与大安灌区公司的供用水合同，但大安灌区公司的供水时间对于每名用水户来说，时间基本上应该是一样的，故本院对证据3证明的问题予以采信。大安灌区公司对证据4有异议，但该份证据是当地基层组织出具的，且加盖了公章，虽然大安灌区公司认为该份证据与事实不符，但大安灌区公司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故本院对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予以采信。大安灌区公司对证据5、6有异议，认为证人与大安灌区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证人也拖欠水费多年。但证人与曲志龙并不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的陈述与大安市红岗子乡马营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是相符的，故本院对证据5、6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大安灌区公司是大安灌区供水工程的供水管理单位。2018年、2019年，曲志龙在大安市红岗子乡马营子村承包土地，使用大安灌区公司的水源进行灌溉，未缴纳水费。 本院认为，大安灌区公司系对大安灌区供水工程的水源进行管理、收缴水费的单位，统一向灌区内的水田提供灌溉水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一百七十六条：“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第一百八十四条：“供用水、供用气、供用热力合同，参照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的规定，本案中，曲志龙于2018年、2019年利用大安灌区公司提供的水源进行灌溉，应及时交纳水费，长期拖欠是错误的，但关于曲志龙拖欠水费的数额，双方当事人的说法并不一致。关于曲志龙使用大安灌区公司灌溉水源进行灌溉的面积，虽然，大安灌区公司认为曲志龙在2018年使用大安灌区公司水源进行灌溉的面积是82公顷，并提供了其单方进行测量的表格证实自己的观点，但该份证据是大安灌区公司单方出具的，且如果曲志龙耕种的面积是82公顷，其领取补贴的面积不应是70公顷，且领取补贴的土地面积还包含案涉土地内的进、排水渠、田间道路等，故本院对大安灌区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对曲志龙自认的使用大安灌区公司水源进行灌溉的56公顷土地的事实予以采信。但如曲志龙使用大安灌区公司的水源进行灌溉的面积超过该面积，大安灌区公司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向本院主张权利。双方当事人对曲志龙在2019年使用大安灌区公司灌溉水源进行灌溉的面积93公顷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大安灌区公司应收取的水费价格，大安灌区公司认为应该按照1257元/公顷（798立方米/亩×0.1050元/立方米×15亩）进行计算，但曲志龙认为大安灌区公司的收费标准存在问题，本院认为，依照大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大安市水利局共同出具的大发改价管联（2020）20号文件的规定，可以证明大安灌区下设三道岗子灌区2017年-2019年水田灌溉面积的终端供水价格为0.1050元/立方米。而根据吉林省大安灌区工程的初步设计报告（上册）和吉林省水利厅关于大安灌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文件【吉水技（2007）149号】的规定，2010年至2019年水田综合灌溉的毛定额为776立方米/亩；虽然曲志龙向本院提供了大安市红岗子乡马营子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9月6日出具的大安灌区公司在2018年、2019年的供水时间，并认为其在交纳水费时，对于大安灌区公司未及时供水或在中途停止供水，所收取的水费应相应的进行冲减，但曲志龙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大安灌区公司在2018年、2019年应该供水的时间，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院对曲志龙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曲志龙应向大安灌区公司交纳的水费数额为182,107.8元，其中2018年，曲志龙应交纳的水费数额为68,443.2元（776立方米/亩×0.1050元/立方米×15亩×56公顷）、2019年，曲志龙应交纳的水费价格为113,664.6元（776立方米/亩×0.1050元/立方米×15亩×93公顷）。大安灌区公司要求曲志龙给付违约金及律师代理费，但大安灌区公司并未举出其与曲志龙之间有关于逾期违约金的约定，无法查明因曲志龙逾期交纳水费造成的大安灌区公司经济损失，大安灌区公司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否应保护律师代理费及应保护的数额，故本院对大安灌区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曲志龙于本判决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给付大安灌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水费182,107.8元（其中，2018年水费68,443.2元、2019年水费113,664.6元； 二、驳回大安灌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90元，由大安灌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119元，由曲志龙负担197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需要的必要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胡春洋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梁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