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民终35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兰，女，198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公民身份号码440************840。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臣，广东邦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平市健派卫浴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开平市****************。法定代表人：许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卫彬，广东金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玉兰因与被上诉人开平市健派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玉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全部判项，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陈玉兰的全部诉讼请求；2.健派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陈玉兰自2005年3月2日入职健派公司工作，任职业务跟单。陈玉兰自入职后，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但健派公司于2019年7月4日向陈玉兰单方发出调岗通知，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调任仓管，工作职责多达十条，甚至包括物料装卸、搬运、包装等，明显超出一个普通人的工作强度，更不要说一个38岁妇女。在陈玉兰口头提出不同意调岗的情况下，健派公司于2019年7月5日以陈玉兰涉嫌侵犯公司商业秘密为由指示某派出所民警强行对其进行长时间的羁押，在此期间，陈玉兰在某派出所民警的要求下被没收手机，验血验尿，并做了一份笔录(某派出所涉嫌干预劳动合同纠纷的情况已向相关部门反映，后续将持续跟进)。此后，陈玉兰身体持续严重不适，原有工作也于2019年7月8日由麦翠萍接管。在此情况下健派公司继续于2019年7月11日向陈玉兰发出催告通知书，要求其到新岗位任职，否则解除劳动合同。最后，健派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要求陈玉兰写下辞职申请书，否则不能离开公司，且恐吓其再次让某派出所介入。在此情况下，陈玉兰被逼签下了辞职申请书。而后陈玉兰在辞职申请书中签字并获准离开公司后立即在家人陪同下提起劳动仲裁。上述行为，健派公司应属于恶意变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另外，须特别说明，一审判决中错误认定陈玉兰与健派公司间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是每周休息1天，但实际上《劳动合同》第三条约定：“……(二)甲方应保证乙方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即双方并无约定每周休息一天，只是健派公司须保证陈玉兰每周至少休息一天，显然，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综上，陈玉兰在健派公司工作将近15年，一直从事跟单员，每天工作勤恳，但2019年7月4日，健派公司单方对陈玉兰进行调岗，将其调任为仓库部管理职位，新岗位虽有管理之名，却无管理之实，且负责搬运的管理者。健派公司在得知陈玉兰不同意调岗后，意图通过各种手段胁迫陈玉兰自动离职，并收走陈玉兰工作所需的电脑等劳动工具。健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维持，故恳请驳回陈玉兰的上诉请求。陈玉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确认陈玉兰与健派公司2005年3月2日至2019年7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2.依法判令健派公司向陈玉兰支付2008年至2015年带薪年假休假工资19862(3600元月÷21.75天/月×5天/年×8年×300%)；3.依法判令健派公司向陈玉兰支付2016年至2018年带薪年休假工资14896.6元(3600元/月÷21.75天/月×10天/年×3年×300%)；4.依法判令健派公司向陈玉兰支付2005年3月至2019年7月加班工资227751.7(3600元÷21.75天×4天×172个月×200%)；5.本案诉讼费由健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陈玉兰是健派公司的员工，在公司从事跟单文员一职，双方于2018年5月20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2018年5月20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合同第三条约定“（一）甲方实行国家规定的标准工时制度。即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8小时。甲方因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乙方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每月累计不超过36小时。如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或不定时工作制度，则按批准的工时制度实行。（二）甲方应保证乙方每周至少休息一日。（三）甲方按照国家规定给予乙方享受法定休假日、年休假、婚假、丧假、探亲家、产假、看护假等带薪假期”、第十一条约定“该企业由开平市水口镇健牌水暖器材厂升级设立。陈玉兰于2008年3月10日入职开平市水口镇健牌水暖器材厂至2018年5月19日，另外于2005年3月2日入职址山镇某塑料厂至2008年3月9日。工龄时间得到开平市健派卫浴有限公司认可。特此证明。”陈玉兰主张其于2005年3月2日入职健派公司，健派公司则主张陈玉兰于2018年5月20日入职。2019年7月26日，陈玉兰向健派公司提交《辞职申请书》一份，载明“本人陈玉兰由于个人原因，现提出辞职，请予以批准。”提交《辞职申请书》后，陈玉兰没有再回健派公司上班。陈玉兰于2019年9月27日向开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依法裁决确认陈玉兰与健派公司2005年3月2日至2019年7月26日存在劳动关系；2.依法裁决健派公司向陈玉兰支付2008年至2015年带薪年休假工资19862元；3.依法裁决健派公司向陈玉兰支付2016年至2018年带薪年休假工资14896.6元；4.依法裁决健派公司向陈玉兰支付2005年3月至2019年7月加班工资227751.7元。2019年12月2日，开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开劳人仲案终字（2019）471号仲裁裁决，裁决：一、确认陈玉兰与健派公司于2008年3月10日至2019年7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健派公司自仲裁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陈玉兰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未休年假工资3760.92元；三、健派公司自仲裁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陈玉兰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期间休息日的加班工资7581.58元；四、驳回陈玉兰其他仲裁请求。上述仲裁裁决第一项为非终局裁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为终局裁决，陈玉兰不服上述裁决，遂提起本案诉讼。健派公司不服开劳人仲案终字（2019）471号仲裁裁决第二、三项裁决，向本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因陈玉兰已提起本案诉讼，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依法驳回健派公司的申请。另查明，2019年7月4日，陈玉兰以“今天去派出所返来后，身体严重不适，需请假两天”为由向健派公司提出2019年7月6日至7日请假两天，并向健派公司提交的《请假单》。2019年7月10日，陈玉兰再次以身体严重不适为由提出2019年7月10日下午至12日下午请假，并填写了《请假单》。2019年7月25日，陈玉兰再次以病假为由提出当天请假一天。陈玉兰上述请病假期间，均有到卫生站或医院看门诊。再查明，健派公司是于2017年9月12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许某1，住所地为开平市****************，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卫浴洁具、水暖器材、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模具；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健派公司是由开平市水口镇健牌水暖器材厂升级设立，开平市水口镇健牌水暖器材厂于2008年3月10日登记成立，因个体工商户升级设立企业于2017年9月6日核准注销登记。2012年9月至2018年1月期间，开平市水口镇健牌水暖器材厂为陈玉兰缴纳社会保险；2018年2月至2019年7月期间，健派公司为陈玉兰缴纳社会保险。此外，健派公司还为陈玉兰补缴了2011年7月至2012年8月期间社会保险。双方于2017年约定陈玉兰工资为固定工资3200元/月，2018年为固定工资3300元/月，自2019年3月起，陈玉兰工资调整为3600元/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劳动合同纠纷。陈玉兰在健派公司处工作，双方形成劳动合同关系，该劳动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陈玉兰与健派公司劳动合同关系从何时至何时？2.陈玉兰主张的年休假工资、加班费应否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虽然涉案劳动合同第十一条约定“该企业由开平市水口镇健牌水暖器材厂升级设立。陈玉兰于2008年3月10日入职开平市水口镇健牌水暖器材厂至2018年5月19日，另外于2005年3月2日入职址山镇某塑料厂至2008年3月9日。工龄时间得到开平市健派卫浴有限公司认可。特此证明。”但陈玉兰没有证据证明址山镇某塑料厂与开平市水口镇健牌水暖器材厂或健派公司属同一企业或有其他关联关系，陈玉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陈玉兰主张其于2005年3月2日至2008年3月9日与健派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不予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健派公司系由开平市水口镇健牌水暖器材厂升级设立，陈玉兰于2008年3月10日入职开平市水口镇健牌水暖器材厂至2018年5月19日，陈玉兰于2018年5月20日与健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至2019年7月26日，显然陈玉兰系因开平市水口镇健牌水暖器材厂升级安排至健派公司继续工作，而健派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司或开平市水口镇健牌水暖器材厂已向陈玉兰于支付2008年3月10日至2018年5月19日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陈玉兰2008年3月10日至2019年7月26日实际与同一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开平市水口镇健牌水暖器材厂因升级为健派公司已于2017年9月6日注销，一审法院确认陈玉兰自2008年3月10日至2019年7月26日与健派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享受带薪年休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收入。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第十一条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劳动者请求两年内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陈玉兰主张超出两年内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不予支持。健派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2017年9月28日至2018年12月31日已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统筹安排陈玉兰进行年休假，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向陈玉兰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一审法院对健派公司抗辩不予采纳。根据陈玉兰的工作年限，2017年与2018年可享受年休假均为10天，经折算，2017年9月28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可享受年休假2天，2017年9月28日至2018年12月31日应得年休假工资为3328.73元（3200元/月÷21.75日×2天×200%+3300元/月÷21.75日×10天×200%）。二、关于陈玉兰主张2005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的问题。如前所述，一审法院确认陈玉兰与健派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08年3月10日至2019年7月26日，陈玉兰向健派公司主张2005年3月至2008年3月9日的加班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以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用人单位应当建立以下用工管理台账，真实、准确记录各种用工信息：……（三）工时台账。包括打卡记录或者考勤表等上下班时间和加班时间的记录。……用工管理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两年……”的规定，对于劳动者两年内的工作时间，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而陈玉兰主张2008年3月10日至2017年9月26日期间的休息日存在加班，其应对该期间加班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陈玉兰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该期间加班工资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陈玉兰自2017年9月27日至2019年7月26日期间周六、周日上班的加班费问题，虽然陈玉兰提供的健派公司在仲裁期间提交的打卡时间表（2018年11月至12月，2019年1月至7月），显示陈玉兰在周六、周日有考勤记录，但是，由于陈玉兰与健派公司的劳动合同约定陈玉兰每周休息1天，故陈玉兰在入职时必然清楚其会存在周六、周日或部分法定节假日上班的情况，另由于陈玉兰、健派公司双方约定陈玉兰2017年工资为固定工资3200元，2018年固定工资为3300元，2019年3月起固定工资为3600元，上述工资如包含每月周六、周日上班或部分月份的法定节假日上班的加班费，经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故此，一审法院认为，陈玉兰、健派公司双方约定的固定工资已包含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及周六、周日或其他法定节假日上班的加班工资。一审法院认定，陈玉兰主张健派公司支付加班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陈玉兰与健派公司于2008年3月10日至2019年7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健派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陈玉兰支付2017年9月28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3328.73元。三、驳回陈玉兰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5元(陈玉兰已预交)，由健派公司负担。陈玉兰预交的受理费5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健派公司应向一审法院补缴受理费5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陈玉兰的请求中既包括劳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包含有年休假等福利待遇的争议，故本案应属劳动争议。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劳动合同纠纷欠妥，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陈玉兰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陈玉兰入职健派公司的时间应如何认定？2.健派公司应否向陈玉兰支付2008年至2018年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3.健派公司应否向陈玉兰支付2005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休息日的加班工资？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陈玉兰入职健派公司的时间应如何认定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确认陈玉兰于2008年3月10日至2019年7月26日与健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均不持异议，本院亦予确认。而对于陈玉兰的入职时间，陈玉兰上诉认为应自2005年3月2日入职址山镇某塑料厂起计算；但健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陈玉兰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确认其于2005年3月2日入职址山镇某塑料厂，又根据陈玉兰与健派公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的约定内容来看，健派公司对陈玉兰于2005年3月2日入职址山镇某塑料厂的工龄时间予以认可，可视为对其工作年限连续计算的认可，但并不必然等同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连续计算。再结合址山镇某塑料厂和健派公司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同一主体，健派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才登记成立的事实，一审法院据此对陈玉兰主张其于2005年3月2日至2008年3月9日与健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不予确认，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陈玉兰的该项上诉事实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健派公司应否向陈玉兰支付2008年至2018年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本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认定陈玉兰2017年9月28日至2018年12月31日应得年休假工资为3328.73元，双方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陈玉兰上诉主张2017年9月27日之前的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而健派公司则认为春节放假期间已统筹安排带薪年休假。对此，本院认为，依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三款“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的规定，明确年休假工资性质上属劳动报酬。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以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有关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二年”的规定，并结合陈玉兰于2019年9月27日申请劳动仲裁的事实，陈玉兰应就2017年9月27日之前健派公司没有安排其带薪年休假或者没有向其支付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事实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但陈玉兰在本案中没有举示证据证实其相关诉请，应由陈玉兰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陈玉兰主张超出两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不予支持，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陈玉兰的该项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健派公司应否向陈玉兰支付2005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休息日的加班工资的问题。本案中，陈玉兰和健派公司均确认双方于2017年口头约定陈玉兰固定工资为3200元/月，2018年固定工资为3300元/月，自2019年3月起调整为3600元/月，本院亦予确认。陈玉兰上诉称该固定工资仅是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并不包括休息日加班费；而健派公司则认为每月发放的固定工资已包含加班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三条“职工每日工作８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的规定，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劳动者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不超过40小时的标准工时制度。综观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诉辩意见，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虽约定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以及每周工作不超过48小时，但该约定的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工时制度，且根据陈玉兰提供的健派公司在仲裁期间提交的打卡时间表（2018年11月至12月、2019年1月至7月）显示陈玉兰在周六、周日有考勤记录，进而足以认定陈玉兰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的事实。其次，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健派公司每月向陈玉兰支付固定工资，而根据双方在合同的约定，陈玉兰相应的每周工作时间上限为六天，由于双方并无明确约定前述的固定工资金额已经包括因陈玉兰在休息日或者法定节假日加班而需额外加倍支付的该部分加班费在内。因此，对于前述约定的每月固定工资应理解为包括正常工作日的报酬及以正常工作日的同等工资标准计付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上班的报酬，而未包括在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上班的加倍部分加班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的固定工资已完全包含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及周六、周日或其他法定节假日上班的加班工资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最后，关于休息日加班费的问题。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条“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或者延长工作时间，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劳动者加班或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一）工作日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者小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者小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者小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的规定，健派公司在本案中只向陈玉兰支付了其每周工作6天的工资，故其还应当向陈玉兰支付每周周六、周日加班应多支付的另一倍工资。再依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有关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二年”的规定，要求用人单位保留两年台账。故劳动者追索两年前的加班工资，举证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劳动者追索两年以内加班工资的，举证责任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用人单位否认有加班的，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未加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为证实其诉请，陈玉兰提供了健派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向仲裁委提交的打卡记录（2018年11月至12月、2019年1月至7月）对加班情况予以证实，且健派公司亦未能就其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打卡记录（2018年6月至2019年7月）与前述记录存在相同月份考勤不一致的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同时结合陈玉兰已于2019年9月27日提出仲裁的事实，进而本院仅支持陈玉兰提出仲裁前两年内的休息日加班工资。本案中，陈玉兰主张2017年9月27日至2018年2月期间每个月休息日加班4天，健派公司应对该期间未安排陈玉兰加班或者已向其支付休息日加班费以及已安排补休的事实举证，但健派公司未能提交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依法采纳陈玉兰的主张，确认陈玉兰2017年9月27日至2018年10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天数为53天，应得加班费为7981.61元（3200元/月÷21.75天×13天+3300元/月÷21.75天×40天），再结合陈玉兰提交的打卡记录（2018年11月至12月、2019年1月至7月），确认陈玉兰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天数为37天，应得加班费为5903.45元（3300元/月÷21.75天×16天+3600元/月÷21.75天×21天）。综上，健派公司应向陈玉兰补发2017年9月27日至2019年7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3885.06元（7981.61元+5903.45元）。对陈玉兰诉请超出本院核定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健派公司无需向陈玉兰支付加班工资欠妥，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陈玉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中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理据不足部分则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处理结果略有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27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27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开平市健派卫浴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玉兰支付2017年9月27日至2019年7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3885.06元；四、驳回陈玉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5元(已由陈玉兰预交)，由开平市健派卫浴有限公司负担。陈玉兰预交的受理费5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开平市健派卫浴有限公司应向一审法院补缴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已由陈玉兰预交），由陈玉兰负担5元，开平市健派卫浴有限公司负担5元。陈玉兰二审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元，由本院予以退还；开平市健派卫浴有限公司应向本院补缴二审案件受理费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立辉审 判 员 陈 炜审 判 员 杨维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余卓利书 记 员 邓少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