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7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西路**双玺中心******房及****房。负责人：张小春，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悦文，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德礼，男，195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谷城县。法定代理人：黄某（系黄德礼之子），男，198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谷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海清，湖北诺亚（东西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涛，男，198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军，湖北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市第四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李文洲，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开，该医院工作人员。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德礼、刘红涛、原审第三人武汉市第四医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民初6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险湖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平安财险湖北公司不再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由黄德礼、刘红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规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无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本案事故认定书及（2019）鄂0104刑初512号判决书均可确认刘红涛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驶离现场，刘红涛的行为明显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责情形。二、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已经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免责条款应产生约束力。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本案中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将逃逸这一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条款，符合法律规定。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已经在保险条款中用明显加黑加粗的字体对驶离现场免责事项进行了提示说明，应认定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尽到告知提示义务，免责条款应产生约束力，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拒赔。黄德礼答辩称，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未经过刘红涛签字确认，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刘红涛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刘红涛在事故发生后，采取了报警、报保险公司和去医院垫付医药费的措施，不属于未采取措施的情形。2、平安财险湖北公司没有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平安财险湖北公司一审提交的投保人声明用以证明经刘红涛签字确认过，以及证明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尽到提示义务，但是经过一审法院委托鉴定，鉴定结论认为投保人声明上投保人签章处的签名不是刘红涛本人的签名，因此，平安财险湖北公司无法证明其尽到了提示义务。武汉市第四医院述称，请求黄德礼返还尚欠的医疗费109939.06元。黄德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刘红涛、平安财险湖北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110842.5元（医疗费45902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150元、营养费13500元、后续治疗费65000元、残疾赔偿金292867.5元、护理费40500元、误工费175000元、交通费3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用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法医鉴定费58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刘红涛、平安财险湖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3日4时46分，刘红涛驾驶其自有的车牌号为鄂Ａ×××**的小型轿车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顺硚口区古田二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古田二路立交南侧上桥处时，遇案外人彭春桥驾驶两轮轻便摩托车，在其前方同向行驶，肇事车辆前部左侧与两轮摩托车后部篓筐相接处，致两轮摩托车倒地后，肇事车辆前部又与黄德礼驾驶的临时停在机动车道内的三轮摩托车相撞，致黄德礼受伤、车辆受损的事故发生。事故发生后，鄂Ａ×××**号小型轿车驾驶员刘红涛在事故现场报警后遗弃车辆离开现场，2018年7月24日刘红涛到硚口区××大队投案。该事故经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大队出具第420104120180000091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红涛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黄德礼承担次要责任。黄德礼受伤后，即被送往武汉市第四医院等处住院治疗，经诊断主要为急性重型颅脑损伤、创伤性气胸、多发肋骨骨折、肺挫伤、左胫腓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裂伤等损伤，共支出医疗费458503.2元，其中黄德礼自付138564.14元，刘红涛垫付80000元，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垫付130000元，尚欠武汉市第四医院109939.06元。经黄德礼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程度、精神智力等级，后期治疗费，误工期，护理依赖，营养期鉴定，该机构出具同济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0859号鉴定意见，黄德礼为此支付鉴定费5400元。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黄德礼目前智商为59，属轻度智能损害范围，存轻度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符合颞叶损害所致轻度人格改变及神经症样综合症的临床特征；评定其伤残程度为七级，建议其多等级伤残赔偿指数为50%；建议给予后期治疗费65000元或据实结算；无护理依赖；自受伤之日起，给予误工期525日，护理期270日，营养期270日。事发时，黄德礼67周岁。一审另查明，刘红涛驾驶其自有的车牌号为鄂Ａ×××**的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为刘红涛，该车辆在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额度50万元且不计免赔。一审再查明，刘红涛因此次交通事故，被（2019）鄂0104刑初512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该刑事判决书认定：刘红涛违反交通运输法规，交通肇事致一人重伤，并负事故主要责任，且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一审法院认为，刘红涛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且在明知交通事故致人受伤后，未履行及时救助义务，造成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红涛负主要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刘红涛应承担此次事故70%的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及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黄德礼因此事故所产生的损失应得到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平安财险湖北公司负有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义务，并提供了保险条款、保险单及投保人声明。如前所述，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投保人声明上的签名并非刘红涛本人所写，不足以证实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尽到了告知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相关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第1款第（一）（二）项规定“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应在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内分项承担赔偿责任。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之规定，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应在肇事车辆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经审核并结合《2019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黄德礼因本次交通事故遭受的损失为：医疗费458503.2元、后期治疗费6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150元（50元/天×103天）、营养费13500元（50元/天×270天）、护理费28773.12元（38897元/年÷365天×270天）、交通费酌定500元、鉴定费5400元、残疾赔偿金292867.5元（34455元/年×17年×50%）、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关于误工费，黄德礼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误工损失达到10000元/月的标准，一审法院按照批发和零售业社平工资计算至黄德礼定残前一日为48848.44元（45253元/年÷365×394）。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因黄德礼未提供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共计943542.26元。（含刘红涛、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已垫付费用）以上费用的分担，由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刘红涛120000元（医疗费10000元+残疾赔偿金110000元），超出部分除鉴定费外共计818142.26元，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本应由刘红涛对其中的70%即572699.58元承担赔偿责任，因刘红涛已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其保险赔偿限额为500000元，故该费用的赔偿责任应由平安财险湖北公司承担500000元，剩余72699.58元由刘红涛承担。因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已经向黄德礼垫付费用130000元，该费用从其应当支付给黄德礼的赔偿金中扣除；因刘红涛已经向黄德礼垫付费用80000元，该费用从其应当支付给黄德礼的赔偿金中扣除，因其承担责任的赔偿总额为72699.58元，超出应赔额计7300.42元，此款由平安财险湖北公司从其应赔偿给黄德礼的500000元第三者责任险中扣除，并直接支付给刘红涛。此外，本案鉴定费5400元由刘红涛承担。至于武汉市第四医院要求刘红涛、平安财险湖北公司直接向其支付黄德礼所欠医疗费用，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武汉市第四医院可另行起诉，本案不做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平安财险湖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黄德礼赔偿482699.58元；二、平安财险湖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刘红涛支付其垫付的费用7300.42元；三、驳回黄德礼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保全费2520元，鉴定费5400元，由刘红涛负担（该款黄德礼已预交，刘红涛于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黄德礼）。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平安财险湖北公司认可投保人声明上刘红涛的签名是他人代签。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对保险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尽到了提示义务，以及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作为保险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对该类免责事由保险人仍负有向投保人提示的义务。所谓提示义务是指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要以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所订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在本案中具体是指平安财险湖北公司应以合理的方式将保险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告知投保人刘红涛本人。本案中，首先，经鉴定，投保人声明上的签名并非刘红涛本人所写，而且平安财险湖北公司也认可投保人声明上刘红涛的签名为他人代签。其次，平安财险湖北公司上诉称其在保险合同签订后将保单邮寄或者直接给了刘红涛本人，但并未举证证明。因此，平安财险湖北公司缺乏证据证明其就保险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向刘红涛履行了提示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本案中的相关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综上，平安财险湖北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兵审判员 潘 捷审判员 张 剑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寇襄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