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云2628行初29号 原告黄绍林，男，壮族，1967年7月6日生，富宁县人，住富宁县。 委托代理人马映杰，云南恒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富宁县新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富宁县新华镇东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8015217253E。 法定代表人普启孝，镇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冉光云，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李金奎，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富宁县新华镇普厅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80152165336。 法定代表人陆勇，县长。 委托代理人农永乎，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潘丽春，女，壮族，1975年9月30日生，富宁县人，住富宁县。 第三人潘军，男，壮族，1978年3月30日生，富宁县人，住富宁县。 委托代理人韦盛华，云南青龙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黄绍林（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富宁县新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华镇政府）、富宁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富宁县政府)、第三人潘丽春、潘军（以下简称第三人）土地行政管理行政裁决纠纷一案，于2020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20年7月2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绍林及其委托代理人马映杰，被告新华镇政府出庭应诉负责人冉光云及委托代理人李金奎，被告富宁县政府委托代理人农永乎，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韦盛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华镇政府于2019年3月5日作出新政处〔2019〕2号《关于潘军、潘春丽与黄绍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内容为：申请人潘军、潘春丽的老矿区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61平方米，被申请人黄绍林的老矿区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80平方米。被申请人黄绍林不服该处理决定，向富宁县政府申请复议，2019年7月15日，富宁县政府作出富政行复决字〔2019〕3号《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被申请人新华镇政府作出的新政处〔2019〕2号《新华镇人民政府关于潘军、潘丽春与黄绍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潘军、潘丽春不服富宁县政府作出富政行复决字〔2019〕3号《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8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云2628行初1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富宁县政府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的富政行复决字〔2019〕3号《富宁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黄绍林不服本院作出的（2019）云2628行初17号行政判决，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20）云26行终《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提出司法建议，建议富宁县政府重新作出复议决定。2020年7月8日，富宁县政府作出富政行复决字〔2020〕5号《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新华镇政府于2019年3月5日作出新政处〔2019〕2号《关于潘军、潘丽春与黄绍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 原告诉称，新华镇政府于2019年3月5日作出的新政处［2019］2号《新华镇人民政府关于潘军、潘丽春与黄绍林土地使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及富宁县政府于2020年7月8日作出的富政行复决字［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均存在认定事实错误。1995年，富宁县新华镇新兴社区林兰村小组分配小地名为“老矿区”的集体土地，当时是以原告的名义分配的（即在“老矿区”分配给原、被告两家的土地是以原告黄绍林的名字分配的，并无第三人潘军、潘丽春的名字），当时分配的地块四至界限为：东、西各14.5米宽，南、北各18米长，面积为261平方米，换算为亩积则为0.391亩。1997年进行集体承包土地登记时，第三人潘军、潘丽春家与原告黄绍林家已对该地块进行内部分配（当时的详细分配情况为：按两家人口数平均分配，共分为9份，第三人潘军、潘丽春家占3份，原告黄绍林家占6份）并各自与村小组签订了《农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登记后第三人潘军、潘丽春家的面积为0.1亩，原告黄绍林家的面积为0.25亩，原告与第三人两户实际未登记的面积为0.041亩。而新华镇政府及富宁县政府未认真审查土地来源，仅根据1998年12月27日原告黄绍林与田庆东签订的《租地使用协议书》认定第三人潘军、潘丽春家与原告黄绍林家两家在“老矿区”总的土地面积为441平方米是错误的，至于这多出来的180平方米土地是怎么来的，实际上这180平方米的土地是原告黄绍林的后家何某1家的，只是何某1家口头承诺分给原告黄绍林使用但并未进行变更登记，后原告黄绍林才将这180平方米的土地一并租给了田庆东使用。 综上所述，新华镇政府于2019年3月5日作出的新政处[2019]2号《新华镇人民政府关于潘军、潘丽春与黄绍林土地使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富宁县人民政府于2020年7月8日作出的富政行复决字[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均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因此原告恳请富宁县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撤销富宁县新华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新政处[2019]2号《新华镇人民政府关于潘军、潘丽春与黄绍林土地使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行复决字[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定纷止争。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号证据林兰小组分地清单，用以证明：1.林兰小组于1995年6月20日对争议地块进行分地使用，后林兰小组各户均是按照清单对土地进行使用。清单中，原告共计分得0.391亩（约261平方米），位于原告北面的原告后家何某1分得1.14亩，新华镇政府作出的新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富宁县政府作出的富政行复决字［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上所谓的180平方米土地实际上原告后家何某1分给原告使用的，不是原告分得的土地，也不是原告的承包地。2.与第三号、第四号证据共同证实原告分得0.391亩土地后，按家庭人数9人的情况分给原告家6人使用该争议地174平方米，分给第三人家3人使用该争议地块约87平方米，原告以174平方米在承包合同书登记得0.25亩，第三人以87平方米在承包合同书登记得0.1亩。3.进而证实二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全面审查证据材料，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最终作出的行政行为错误。 第二号证据租地使用协议书，用以证明1998年12月27日，原告及证人黄某1共同将土地出租给田庆东，原告所出租的土地面积是441平方米，该441平方米包含原告后家何某1分给原告使用的180平方米，原告和第三人共同的261平方米。2.本证据与第一组证据相互印证了原告分得的土地261平方米的土地来源情况及使用情况。3.进一步证实二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做到全面审查证据材料，导致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错误。 第三号证据原告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用以证明原告将1995年6月20日林兰小组集体所分给的土地0.391亩按原告家的人数6人登记在土地承包合同书上0.25亩。2.同时与第一、第二、第四号证据相互印证二被告未实地审核所标记地界及未审查相关证据，所认定的事实及作出的行政行为存在错误。 第四组证据第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用以证明：1.原告将1995年6月20日林兰小组集体所分给的土地0.391亩按第三人家的人数3人登记在土地承包合同书上0.1亩。2.同时与第一、第二、第三号证据相互印证二被告未实地审核所标记地界及未审查相关证据，所认定的事实及作出的行政行为存在错误。 原告申请证人何某1、黄某1、何某2出庭作证。经本院允许，证人何某1、黄某1、何某2到庭作证。 证人何某1证实：当时林兰小组分田地黄绍林分得261平米，原告的后家（何某1家）也是分给原告180平米面积的地，我妹何美艳嫁给黄绍林，我家分给我妹的地是180平米面积，何时分给我不清楚。集体分老矿区的土地是原来煤厂拿去用的土地，有哪家的地就分给哪家，并不是每一家都分得的煤矿退还的地，我当时任村会计也参与了村民分配田地的事务，黄绍林分得的面积是0.391亩。当时我家分得宽25.5米，长30米的面积。可以测量的。我家分给何美艳的地与他们争议地有接壤，我的地块东面到进村的道路，西至自家界限，南至我弟弟的地，北至代昌瑞的界限，我分给何美艳的属于我家地的北面。何美艳是原告的前妻，何美艳已经过世。村内其他土地当时分配没有全部实际测量，实际分的地与承包证上的大部分不一致，实际分得的土地面积多过承包证上登记的面积，各家都不一致。只有老矿区的田地是通过测量分的，其他的没有通过测量分地。我当干部后只收到老矿区土地，为了分配，所以我用皮尺测量分配，分配的结果每家都认可没有异议，但是没有签字按手印。在第二轮承包土地承包时原告在老矿区承包0.25亩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原告与潘军家是否分家我记不清了。本案开庭之前，我问原告承包证上填写的亩数，其他的事项时间长了记不清，我不清楚实际分的地与承包证上的大部分为何不一致。潘军、潘丽春是原告的姐黄秀英的儿女。 证人黄某1证实：集体分给我家的地，分得多少我就使用多少，我家老矿区土地是在原告及潘军家土地边上，原告家在东边，我家在西边，我家有2分多地，原告有3分多地。1995年分地的情况我是清楚的，也是真实的。当时出租我家的地我知道，原告家出租的地我不清楚，听说是后家分给的，分北面给的，具体分给多少我不知道，可以实际测量，但我家和原告、第三人分得的地都打成水泥地板了。农某和我离婚后还住在我老矿区分得土地上的房子，结婚时间是1989年，结婚时还没有分地。我们出租给田庆东的土地签订的协议书是田庆东拟稿，我填写签字的，当时经过实际测量的，我和原告是同一天去的测量，潘军是否去我记不清，是否有潘军家的地我不清楚。原告家出租的地有四百零点平方米，协议书上画了界限，是否画了潘军家的，时间长了我记不清了。我看了协议书，现在时间长记不清内容了。 证人何某2证实：我清楚1995年土地分配情况，我来证明潘军与原告家土地的四至界限的情况，我家地在他们家地的南边，按1995年分配的情况是长30米。原告家分得0.391亩，后家分给180平方米，打了一半的水泥地板，现在能实地测量。1995年分地时我家分得0.591亩，我家户主是我爸何有贵，土地承包证上户主是我爸。分地时潘军家和原告家没有分家，分给的是原告的户头。 被告新华镇政府辩称，一、新华镇政府认为原告享有的26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共有人有9人是毫无事实依据的。第三人和原告早就分家独立生产生活，双方所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也在分家的时候已经划分清楚。1998年12月27日原告还代表第三人与田庆东签订《租地使用协议书》，在协议中明确第三人家的土地面积为261平方米，自己家是180平方米，这是原告亲自在现场丈量并制作了草图，原告也在协议书是签订确认的。1999年1月28日新华镇人民政府落实土地承包合同时已经按双方各自的家庭成员填入共有人，第三人家有3人（包括申请人的母亲），原告家共有人有6人。各自共有人是多少并不影响土地承包合同确认的面积，况且原告的承包土地还有其他地方，不仅限于争议的老矿区，从原告和第三人的承包合同上看，其他地方的承包地的面积体现不出均按人头分配的实际情况。为此，原告以各自共有人的人数与向新华镇人民政府申请确权的申请人的人数不一致为由，主张新政处（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二、原告认为自己的180平方米使用权是他前妻的娘家分给的，不包括争议的面积，其理由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在签订租地协议书时没有明确。其次，原告的娘家是否分给？为何分给？分给多少面积？他们之间自由处分集体土地是否合法等问题，原告在调解过程中一直没有任何证据提供，而村民对此事也一无所知。再次，双方的承包合同书均明确各方的共有人及承包土地的四至界限，是受法律保护的，其证明力高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三、原告认为自己在签订土地租用协议书过程中帮第三人签名的过程中失误，其辩解的理由与实际情况不符。首先，签订协议书之前双方早已分家独立生产生活，签订协议书时原告对各方的共有人的人数是知道的，就这样的客观事实并不因为文化低而不知情。其次，协议书签订之后原告按协议书中确认的各方的土地面积应得的租金如实地进行分配，一直以来双方对租金所得数额没有任何分歧。再次，双方签订《租地使用协议》时，双方的关系很好，对土地面积也没有发生过争议。后来两家因对老屋基的土地有争议，原告欲强拿硬要才引起了老矿区的土地纠纷的。四、新华镇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两家对外出租争议地之前，第三人耕种管理的面积比原告的面积大。签订《租地使用协议》时，原告出租面积为180平方米、第三人出租面积为261平方米，原告代潘军丈量确认面积、收取租金，并在协议上代潘军签字。特别是《租地使用协议》中的第一条的实际面积和四至界限图，能客观地记载了出租土地时双方的土地面积及四至界限。另查明，1999年1月18日填写的《集体土地承包合同》时，第三人的《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的老矿区面积0.1亩，东至大路边，西至黄某1田边，南至何艳芬田边，北至黄绍林田边。原告的《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的老矿区面积0.25亩，东至大路边，西至黄某1田边，南至潘军田边，北至何允松田边。两证中的老矿区四至界限没有冲突和重叠。新华镇政府认为，虽然原告的承包合同填写的面积比第三人的多，但是，第三人和原告与田庆东签订《租地使用协议》中明确记载原告出租的面积为180平方米、第三人出租的面积为261平方米，而且协议是原告代第三人丈量确认面积、收取租金，并在协议上代潘军签字的。这能进一步印证了第三人主张的观点的真实性。另外，虽然两家的土地外貌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从《租地使用协议》中明确记载的实际面积及四至界限，也能确定原告的实际面积为180平方米、第三人的实际面积为261平方米。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证证明文件上的四至界线与实地一致，但实地丽积与批准面积不一致的，按实地四至界线计算土地面积，确定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双方与田庆东签订《租地使用协议》中，第三人的实际面积比原告多，因两家土地的四至界限没有冲突，应当以四至界限的实际面积为准。另外，原告的承包合同填写的是0.25亩，四至界限的实际面积是180平方米，这也没有减损原告的土地而积。据此，新华镇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十规定》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第三人潘军、潘春丽的老矿区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61平方米，原告黄绍林的老矿区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80平。”五、新华镇政府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均被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可。本案已经通过一审、二审法院判决维持新华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新政处(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程序合法，恳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新华镇政府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富宁县政府辩称，一、富宁县政府复议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不服被告新华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5日作出的《新华镇人民政府关于潘军、潘丽春与黄绍林土地使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新政处[2019]2号），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7月15日本机关作出了《富宁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富政行复字[2019]3号）。第三人潘军、潘丽春不服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8月7日向富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富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云2628行初17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富宁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富政行复字[2019]3号）。原告黄绍林不服判决，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日作出(2020)云26行终50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黄绍林的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向本机关提出司法建议书，并已依法受理。司法建议书提出：“你府在法定复议期间内对原告黄绍林于2019年4月1日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即撤销被告2019年3月5日作出的《新华镇人民政府关于潘军、潘丽春与黄绍林土地使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新政处[2019]2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请求，依法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为），避免潘军户与黄绍林户对“老矿区”承包土地使用权实质争议未依法律规定履行复议程序的后果产生”，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富宁县政府依据州中院司法建议书的要求及本案事实于2020年7月8日作出的富政行复决字[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2020年7月9日送达给原告及案件相关人，7月23日送达新华镇人民政府。综上，富宁县政府复议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二、富宁县政府的复议审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富宁县政府认为被告新华镇政府2019年3月5日作出的《新华镇人民政府关于潘军、潘丽春与黄绍林土地使用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新政处[2019]2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富宁县政府作出了维持被告新华镇政府《新华镇人民政府关于潘军、潘丽春与黄绍林土地使用权属纠纺的处理决定》（新政处[2019]2号）的行政复议决定。 综上，富宁县政府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职责，复议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关于复议程序和时限的规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富宁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号证据(2019)云2628行初17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富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撤销富宁县政府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的富政行复决字〔2019〕3号《富宁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第二号证据（2020）云26行终50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日作出维持（2019）云2628行初17号判决书。同时注明原告户与第三人争议的“老矿区”承包土地的总面积为441平方米，原告持有的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登载的该争议地土地面积为0.25亩（约166.67平方米），第三人持有的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登载的该争议地土地面积为0.1亩（约66.67平方米），该争议地除原告和第三人之间争议土地使用权外，其他承包户对该土地使用权未发生任何争议，双方证载面积之和233.34平方米，小于实地争议面积441平方米，原告户与第三人户对“老矿区”承包土地的争执系因原告户的南至界限与第三人户的北至界限不清而产生，显属土地权属争议中的土地使用权争议，所以原告户与第三人户之间的争议属于土地使用权争议纠纷。 第三号证据（2020）云26行终50号司法建议书，用以证明富宁县政府根据该司法书作出的富政行复决字[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第四号证据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审批表、行政复议案件报告、送达证，用以证明富政行复决字[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受理、结案送达的时间。 第三人述称,一、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行复决字[202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主体合法、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法庭给予维持。二、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清法庭给予驳回。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号证据租地使用协议书，用以证明1998年12月27日，黄绍林、潘军与田庆东签订租地使用协议书，约定黄绍林、潘军将老矿区的耕地出租给田庆东使用8年，其中黄绍林家180平方米、潘军家261平方米（因家要用12平方米，减租金307.20元，黄绍林代潘军丈量确认面积、收取租金，并在协议书上代潘军签字。 第二号证据田庆东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1.1998年12月27日，黄绍林、潘军与田庆东签订租地使用协议书，约定黄绍林、潘军将老矿区的耕地出租给田庆东使用8年，其中黄绍林家180平方米、潘军家261平方米（因家要用12平方米，减租金307.20元，黄绍林代潘军丈量确认面积、收取租金，并在协议书上代潘军签字；2.签订租地使用协议时，黄绍林家与潘军家的关系很好，土地租金分配也没有发生过争议。 第三号证据黄某2、农某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1.签订租地使用协议时，黄绍林家与潘军家的关系很好，土地租金分配也没有发生过争议；2.黄某2与潘军母亲黄秀英于1989年就对老矿区土地进行管理，是潘军家先对争议地进行耕种的，应当按租地协议登记的各家面积来分配；3.没有发生纠纷前都是黄绍林代潘军家办理土地分配手续的，争议地的四至界限很清楚；4.因两家对老屋基的土地有争议才引起老矿区的土地纠纷。 第四号证据陆万和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潘军家在老矿区的耕地面积有点大，土地出租协议都是黄绍林帮潘军家办理的，对租金分配没有异议；2.因两家对老屋基的土地有争议才引起老矿区的土地纠纷。 第五号证据土地使用权确权申请书、调解笔录、新政处(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用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因土地权属不清，申请新华镇政府确权，因调解未达成协议，新华镇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第六号证据行政复议申请、富政行复决字〔201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用以证明第三人不服新政处(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申请被告富宁县政府撤销，富宁县政府认为新华镇政府不符合处理本案纠纷的主体资格，撤销了处理决定。并明确对本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收到复议决定书的15日向富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号证据原告、第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争议地现场照片，用以证明因争议地已经被打成水泥地板，原来的地形地貌已经发生变化，四至界限模糊，承包合同书的四至界限与地块现状无法确认，所填写的面积与实际面积不一致。 第八号证据（2016）云2628民初1107号民事判决书、（2017）云26民终631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同样的案情争议，法院认为是土地使用权权属纠纷，裁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第九号证据（2019）云2628行初17号行政判决书、（2020）云26行终50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一审、二审行政诉讼判决均认定，新华镇政府作出的新政处(2019)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主体合法、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经庭审质证，被告新华镇政府对原告提交的第一号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无当事人分地的签字，只有村组长及副组长的签字；通过实地四至界限的划分，原告的后家没有在该争议地耕种管理，因此原告的主张无依据，该争议地实际上是第三人耕种的。对第二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向田庆东核实，其明确表示因原告家与第三人的关系很好，但该争议地是属于第三人潘军家的地。对第三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1995年分地时没有分地当事人的签字认可，因此将该面积填写至该承包合同是不符合事实的。对第四号证据有异议，填写的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 被告富宁县政府对原告提交的第一号证据三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不客观真实，在分配土地登记时没有村组的分配协议，同时所列举的分配户名也得不到分配户的认可，也没有对分配土地的四至界限签字认可，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告主张180平米米面积未在原告土地范围内。对第二号至第四号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该案的土地面积是441平米，证据提到的180平米的面积没有包含在441平米面积的范围内。其他的质证意见与新华镇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第一号证据三性及待证事实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没有反映出林兰村小组在分配土地是依照法定程序分配，也没有反映出林兰村小组对分配方案进行认可，261平方米的地块是第三人开荒使用管理，该组证据没有反映原告要证明的待证事实；对第二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组证据没有反映应原告方的待证事实，相反，该组证据刚好印证了第一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是证据充分，第二被告的复议行为也是合法的，其依据的事实也是正确的，特别该组证据是原告亲自参与并签字确认，且双方按租地协议的面积分配租金多年均无异议。对第三号、第四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证据未反映原告的待证观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登记的实际内容与实际界限不一致，应该以实际的四至界限为准，本案争议地块的面积原告有180平方米，第三人有261平方米。 原告对被告富宁县政府提交的四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上述证据均为程序上的材料，与本案被告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错误没有直接联系，被告富宁县政府提交的四组证据不能证实其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其不存在错误。 被告新华镇政府和第三人对被告富宁县政府提交的四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第一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从原告提交的原件看出，该地块261平米由一条横线区分，很明显该地块是分成两份的，也就说该争议地块261平米是属于原告及第三人共同使用，这与黄某1地块画图有明显区别。对第二号证据三性不予认可，田庆东不是林兰村小组成员，其不了解土地分配的使用情况，其证言不能客观真实反映事实的情况，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第三号证据中证人黄某2的质证意见是：黄某2陈述其与潘军对老地基土地进行管理的事实，原告是认可的，但原告需要说明，黄某2是原告的亲妹妹，其承包的土地就是在原告所登记的户名上，也就是六人当中的一人，综上能证实该261平米争议地块既有原告份额也有第三人份额；对证人农某的质证意见是不予认可，农某是后面才嫁到林兰村小组，其对土地分配的事实不了解。对第四号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其证言存在较大主观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第五号证中土地使用权确权申请书、调解笔录无异议；对新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书有异议，该决定书内容本身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不能反映客观情况，故不能证明其要证明的内容。对第六号证据无异议，均为程序上的证明材料，但与本案是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没有直接联系。对第七号证据原告与第三人承包合同书、图片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林兰小组各户均按照1995年分地清单上的所分的土地进行使用，因当时各户四至界限是用皮尺测量的，四至界限至今清楚，各家各户均按照当时测量的面积进行使用。第八号、第九号证据均是程序上的材料，与本案被告是否存在认定事实错误无直接的关联。 被告新华镇政府和富宁县政府对第三人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人何某1、黄某1、何某2的证言均无异议，其认为三证人证言逻辑流畅、客观真实，能证明原告及第三人的土地来源及1995年分地的情况，至于原告后家分给的180平方米未登记在原告家承包证上，是因为该土地不是原告家本身分得的土地，因此原告无权将该地块登记在自己的承包书上。综上，被告所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请法院予以采信，同时反映出本案可以通过实地测量，并结合1995年6月20日的分地使用清单了解案件事实。 被告新华镇政府对证人何某1的质证意见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县政府出文件规定了土地登记范围，原告说因不是其分得的土地不能登记在土地承包证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对证人黄某1的质证意见是：证人说记得原告家的情况，记不清潘军家的情况，我方有存疑。对证人何某2的质证意见是：分地时证人不在家，证人说的与实际不一致。 被告富宁县政府对证人何某1的质证意见是：180平方米土地分给原告没有依据，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该观点，证人与本案原告有利害关系，因此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人黄某1的质证意见是：认为证言不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望法庭不予采信。对证人何某2的质证意见是:该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第三人对证人何某1的质证意见是：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该证言不能证明原告方提交的第一号证据要证明的观点及来源是合法真实的；也没有能证明其他村民认可土地分配方案是真实的；证人在法庭上陈述的原告方承包合同书上老矿区的四至界限与承包合同书上的四至界限不一致，根据证人的证实，潘军在承包合同书上没有土地，因此，该证人证言与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书确认的土地分配不一致，其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人黄某1的质证意见是：该证人证实现在争议的地块是由原来的耕地变成了水泥地板，证人、原告、第三人与田庆东签订租地协议的时候，是对各家租地的面积进行实际测量的证言无异议，除此之外，其余证言均不客观真实。对证人何某2的质证意见是：该证人能证明争议地地貌发生变化外，其他证言均不客观真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第一号证据无相关分地农户签字认可，不具有证据效力，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号证据来源合法，但证据本身载明的内容不能反映原告用以待证的事实，故本院对证据本身予以采信，对待证事实不予采信。第三号证据和第四号证据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在黄绍林、潘军将案涉争议地出租给案外人田庆东之后才登记填发的，根据租地使用协议书列明的原告户与潘军户出租的土地面积，结合当时普遍存在的土地登记面积与实际面积不一致的情形，以及原告户与潘军户在较长时间内对未发生土地争议的事实来看，原告用以待证的事实不能成立，故本院对证据本身予以采信，对待证事实不予采信。原告证人何某1、黄某1、何某2的证言，大部分内容自相矛盾，缺乏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富宁县政府提交的第一号至第四号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第三人提交的第一号至第七号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第八号证据与本案争议无关，不予采信。第九号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潘军、潘丽春与第三人黄绍林原系一家人，双方于1989年分家。现潘军、潘丽春与黄绍林之间争议的土地位于“老矿区”（（地名，1998年12月27日，黄绍林、潘军与田庆东签订《租地使用协议》，约定黄绍林、潘军将老矿区的土地出租给田庆东使用8年，其中黄绍林家180平方米、潘军家261平方米，黄绍林代潘军丈量确认面积、收取租金，并在协议书上代潘军签字。潘军持有的《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上登记的老矿区土地面积为0.1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大路、南至何艳芬田边、西至黄某1田边、北至黄绍林田边。黄绍林持有的《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老矿区土地面积为0.25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大路、南至潘军田边、西至黄某1田边、北至何允松田边。2016年，双方对老矿区土地发生争议，2018年6月26日，潘军、潘丽春向新华镇政府申请确认其与黄绍林在老矿区的土地权属，新华镇政府于2019年3月5日作出《新华镇人民政府关于潘军、潘春丽与黄绍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经核实，该处理决定上写的“潘春丽”系笔误，应为“潘丽春”）处理决定内容为：申请人潘军、潘春丽的老矿区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61平方米，被申请人黄绍林的老矿区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80平方米。黄绍林不服新华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于2019年4月22日向富宁县政府提出复议申请，2019年7月15日，富宁县政府作出富政行复决字〔2019〕3号《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潘军、潘丽春与黄绍林的土地使用权纠纷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认定富宁县新华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新政处〔2019〕2号《关于潘军、潘丽春与黄绍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主体资格不当，复议决定撤销了新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潘军、潘丽春不服富宁县政府作出富政行复决字〔2019〕3号《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8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云2628行初1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富宁县政府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的富政行复决字〔2019〕3号《富宁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黄绍林不服本院作出的（2019）云2628行初17号行政判决，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20）云26行终《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提出司法建议，建议富宁县政府重新作出复议决定。2020年7月8日，富宁县政府作出富政行复决字〔2020〕5号《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新华镇政府于2019年3月5日作出新政处〔2019〕2号《关于潘军、潘丽春与黄绍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2020年7月2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涉案土地已被打成水泥地板，原地形地貌已发生改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被告新华镇政府具有对个人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的职权，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被告新华镇政府受理潘军、潘丽春的确权申请后，依程序调查取证、通知争议双方进行调处，在调处无果的情况下，被告新华镇政府根据调取相关材料以及走访调查，在查明案件事实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将争议地老矿区的土地使用权面积确定由潘军、潘丽春享有261平方米，黄绍林享有180平方米。被告新华镇政府作出的该处理决定，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本院予以支持。虽然被告新华镇政府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的规定，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因被告新华镇政府未提交证据而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被告富宁县政府根据（2020）云26行终50号司法建议书重新作出的富政行复决字〔2020〕5号《政复议决定书》，复议程序合法、复议结果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黄绍林提出二被告对案涉争议地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因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绍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黄绍林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师 芳 审判员 黄友恒 审判员 黄志保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陆紫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