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96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月明，男，195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北京市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东方中远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葆路**楼。法定代表人：曹义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国，北京市恒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红艳，北京市恒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月明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东方中远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中远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4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月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东方中远公司2009年5月31日、2012年3月27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以下简称涉案两份股东会决议）；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东方中远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是发生在近亲属之间的案件。东方中远公司最早是由东方中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义元与曹义忠共同出资成立，法定代表人是曹义元，曹义忠与曹义元是亲兄弟，曹义忠是曹月明之父，曹义元与曹月明是亲叔侄关系。由于曹义忠身体不好，几经辗转，最后曹义忠将自己在东方中远公司里的全部出资转让给了曹月明。截至2006年4月18日，东方中远公司在工商行政部门公示的登记情况为：公司注册资本为2600万元；其中曹义元总出资额为1326万元，占东方中远公司全部出资的51%；曹月明总出资额为1274万元，占东方中远公司全部出资的49%；以上就是曹月明最后掌握和知悉的自己在东方中远公司中的出资比例。二、曹月明基于对于曹义元的绝对信任，对东方中远公司变更出资比例并不知晓，也没有进行联想。曹义元联系曹月明，以东方中远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为由，要为东方中远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出于对自己亲叔叔的完全信任，曹月明同意东方中远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但是对于曹义元将曹月明的出资比例从49%逐步的降低到25%、最后降到11.58%的情况是不知情的，也没有任何人明示或暗示此事；东方中远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变更公司出资比例事先得到了曹月明的同意和认可。退一步讲，如果对自己在公司中的出资比例被稀释一事知情，曹月明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因为在没有相应的前提条件的情况下，降低出资人的出资比例，这将明显影响出资人获取公司利益的比例、造成出资人享有公司权利的损失。三、本案不存在推论的问题，且曹义元极大的稀释曹月明出资比例的行为动机明显不纯。一审法院根据曹月明知晓增加注册资本进而推定曹月明知晓变更出资比例。曹月明认为，增加注册资本和变更出资比例是既相互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而出资比例则是界定出资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内按出资比例行使经营权利、承担风险义务、享受公司盈利的份额。”其次，需要指出的是，注册资本的变更并不当然的引起出资比例的变更，注册资本的变更与出资比例的变更没有必然的联系。曹月明知道增加注册资本并不等于知道变更出资比例，更不应当用任何理由、以曹月明知道增加注册资本就推论曹月明知道变更出资比例。本案中，曹义元稀释曹月明的出资比例动机不纯，其变更出资比例如果完全是处于公正的心里，完全可以通过明示的方式向曹月明坦然说明，甚至可以明确要求曹月明参与新的出资，作为东方中远公司唯一的两位出资人，绝对可以通过沟通、交流来解决问题，没有必要式通过伪造曹月明的签字来达到“增加注册资本”的目的。四、东方中远公司并没有召开股东会议，其决议依法没有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股东会决议成立。”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特别规定要求“采用书面形式一致同意、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书面形式”是法律规定的法定条件。本案中，东方中远公司明确承认2009年5月31日、2012年3月27日并没有召开公司股东会；而曹月明作为股东并没有对变更注册资本事项书面予以同意，东方中远公司股东会决议中曹月明的签字是被他人假冒的；故东方中远公司的行为明显不符合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五、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同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5期：虚假增资降低原股东股份，即使已工商登记也无效。该案与本案无论从情节、还是从法律适用等方面高度相似，但一审法院没有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告案例进行检索，更没有遵照适用。故曹月明认为，东方中远公司2009年5月31日、2012年3月27日的所谓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一审法院在本案中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判决显属不当。曹月明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特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重新审理。东方中远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东方中远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有二人，曹义元和曹义忠，设立时的注册资本金为1100万元，但该1100万元注册资本金全部由曹义元一人出资，曹义忠未出资，因此曹义忠应为名义股东。二、曹月明称其最后掌握和知悉自己在东方中远公司公司的出资比例是2006年4月18日东方中远公司在工商部门公示的登记情况，且认为曹义元稀释曹月明的出资比例动机不纯。东方中远公司认为这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逻辑。三、东方中远公司并未伪造曹月明的签名，东方中远公司所有工商登记均通过中介代办，确存在部分代签情况，但任何代签均已取得对应当事人的同意。曹月明仅认可对其有利的代签行为，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应给予否定评价。四、涉案两份股东会决议是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应当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而非签名是否为股东本人所签或股东会会议未实际召开。五、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公告的案例并非我国的法律渊源，亦不能成为法院裁判的依据，更无法遵照适用，此点母庸置疑。曹月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东方中远公司涉案两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判令东方中远公司按照2006年4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在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恢复曹月明出资额占公司出资49%的注册登记；3.判令东方中远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方中远公司于2002年2月8日成立，注册资本11000万元，实缴资本11000万元。股东曹义元持股比例为88.42%，曹月明持股比例为11.58%。2006年4月18日，东方中远公司召开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作出以下决议：北京南方经典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同意将全部出资1500万元转让给股东曹义元826万元和曹月明674万元；曹义忠同意将全部出资500万元转让给股东曹月明。曹义元、曹义忠、曹月明签字，南方经典公司盖章。同日，东方中远公司召开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作出以下决议：1.曹义元、曹月明同意接收北京南方经典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曹义忠转让的出资；2.转股后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曹义元货币出资1326万元，出资比例51%；曹月明货币出资1274万元，出资比例49%；3.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4.其他事项不作变动。曹义元、曹月明签字。同日，曹义元、曹月明分别与南方经典公司签订股本转让协议；曹月明与曹义忠签订股本转让协议。2009年5月31日，东方中远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以下决议：1.会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由原来的2600万元增加至5100万元；增加的2500万元由股东曹义元以货币方式出资；2.公司增资后股东的出资比例如下：股东曹义元的出资额为3826万元，占公司全部股份的75%；股东曹月明的出资额为1274万元，占公司全部股份的25%；3.会议同意修改公司章程。曹义元、曹月明签字。2009年6月12日，东方中远公司收到曹义元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货币）2500万元。2012年3月27日，东方中远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以下决议：1.会议同意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原注册资本为5100万元，增加后注册资本为11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5900万元由股东曹义元一人投入；2.增加注册资本后股东股权如下：股东曹义元投入货币9726万元，占总注册资本的88.42%；股东曹月明投入货币1274万元，占总注册资本的11.58%；3.会议同意修改公司章程。曹义元、曹月明签字。2012年3月29日，东方中远公司收到曹义元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59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5900万元。2018年9月4日，曹月明向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称，东方中远公司在其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两次增资，涉案两次股东会决议均伪造了其本人签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请求撤销对东方中远公司两次增资的行政许可。2018年12月19日，曹月明委托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对上述涉案两次股东会决议上的“曹月明”签名字迹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12月27日，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两份股东会决议下方“全体股东签字、（盖章）”处的“曹月明”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曹月明”本人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曹月明的举报后，对该情况予以立案调查，对曹月明、曹义元以及东方中远公司员工杨志军、刘丹等相关人员开展了询问调查，主要内容如下：曹月明在2019年1月24日的询问（调查）中称“我是在2018年8月在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上浏览东方中远公司的信息时发现公司的增资情况的”“我完全不知情”；在2019年8月2日的询问（调查）中，认可“杨志军在这两次增资前都跟我说过东方中远公司要增资的事”“当时我告诉杨志军同意增资”，但否认杨志军曾告知其公司要增资多少、由谁出资、增资后持股比例等情况，在调查人员询问其现在是否在东方中远公司任职和参与经营时，其称“我在2007年至2010年使用东方中远公司营业执照较少。2010年以后，我使用东方中远公司的营业执照开展经营活动较多，对外参与招投标等”。曹义元在2019年3月8日的询问（调查）中认可曹月明没有参加涉及增资的两次股东会，也没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称“这两次变更登记及增资情况是我委托当时在东方中远公司工作的杨志军口头通知曹月明的……他全部知情并同意”“杨志军在告知曹月明后，回来跟我说曹月明同意进行增资”，并主张其告知过杨志军2009年增资的2500万元和2012年增资的5100万元涉及的相应股权都增加到其一人名下，杨志军应该跟曹月明说了，曹月明于2006年离开公司在外承接工程，一直使用东方中远公司的执照和资质承揽业务，对东方中远公司的增资情况是全部知情的；在2019年8月14日的询问（调查）中称“……曹月明表示同意增资，但他没提过出钱的事”“……2009年和2012年这两次增资我让人打了招呼，曹月明没问过双方怎么出钱，也没提过要出钱，我就安排增资了。因为这都是我个人筹措的，所以都增资到我个人名下了”，并主张曹月明项目部需要使用公司营业执照等资质材料时，曹月明就会派人来取。杨志军在2019年3月29日的询问（调查）中称“……曹义元说公司要进行增资，并委托我将增资事情告知曹月明”“我在接到曹义元的委托后就找到曹月明并向他口头告知了增资情况”，其表示知道东方中远公司要将注册资本由2600万元增资到5100万元，以及由5100万元增资到11000万元，称“增资的数额我也告知了曹月明”，但其对这两次增资中由谁来出资并不知情，也不知道股东比例如何分配，称“我对股东会决议的事情不了解”；在2019年6月13日的询问（调查）中其否认了知道两次增资的具体数额，称“曹月明当时表示同意增资”，对于曹月明是否询问了增资到多少、谁来出资、增资后持股比例如何，其表示记不清了，其称“我以前是曹义元下属办公，在2016年3月份时归属到曹月明下属办公，现在还是曹月明下属”“在曹月明处工作时业务都是使用东方中远公司营业执照开展的”“当时用执照时，注册资金已经是11000万元了”。刘丹在2019年8月9日的询问（调查）中称“……这两次变更登记及增资情况是当时曹义元委托杨志军办的，具体如何办理的我不知道”“……从登记材料里显示都是曹义元一个人出资的”“曹月明在东方中远公司不担任其他职务。他有自己的项目部，自行对外开展经营活动，需要用到东方中远公司资质的时候，就会派人来取相关的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曹月明不参与东方中远公司的管理工作，他只负责他所在的项目部的经营活动”。在上述调查期间，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曾于2019年5月5日作出丰市监工商企监撤听告字（2019）1号撤销行政许可听证告知书，拟对东方中远公司作出撤销该公司2009年6月12日和2012年3月29日取得的变更登记的行政许可决定。东方中远公司不服，于2019年5月8日申请听证。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5月28日召开听证会，曹月明未到场出席听证会。后，听证报告处理意见及建议为：建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以及提交的新证据，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处理决定。2019年8月22日，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曹月明出具书面《回复》，载明“经查，当事人分别于2009年6月12日、2012年3月29日办理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在上述变更登记中，当事人提交的材料齐全。虽然您对上述变更登记提出了异议，但综合本案调取的证据判断，您对上述变更登记情况知情，且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经营活动。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情节严重的行为，因此我局不予撤销”。东方中远公司提交了曹月明承揽项目的合同明细表、部分合同内容及部分招标文件，东方中远公司公章使用登记表，曹月明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东方中远公司代曹月明为其项目部员工交纳社保资料，东方中远公司为曹月明项目部员工代发工资资料，东方中远公司为曹月明及杨志军代缴车险资料，东方中远公司为曹月明办理退休资料，用以证明曹月明以东方中远公司名义对外承揽业务，曹月明本人及其项目部相关员工的社保、工资由东方中远公司代缴代发，曹月明项目部的车辆保险由东方中远公司代缴，曹月明本人的退休手续由东方中远公司代为办理，因此曹月明对公司的情况非常了解，多年来也从公司获得了巨额收益。曹月明主张上述证据上没有其签名，故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但认可其曾经使用东方中远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承揽业务。东方中远公司提交了设立时的出资支付凭证，用以证明东方中远公司设立时的原始出资人只有曹义元一人，另一原始股东曹义忠未实际出资，仅是名义股东。曹月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与本案无关。一审庭审中，曹月明认可对两次增资知情并同意，但主张对出资比例的变更不知情；其没有参加案涉两次股东会，两次股东会没有实际召开；两次增资其并未出资，也一直未过问股权比例，以为其占股比例还是49%，直至举报前其才知晓股权稀释的情况。东方中远公司认可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上的曹月明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但主张包括2004年2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本转让协议、2006年4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本转让协议上的曹月明签字也不是其本人所签，东方中远公司成立后历次工商变更登记均是通过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存在的代签行为均已取得对应当事人的同意；曹月明同意增资却没有出资，其称一直未过问股权比例亦不知晓股权分配，不符合常理；虽然没有实际召开股东会，但公司仅有2名股东，达成一致意见即可不用召开股东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双方对于涉案两次股东会没有实际召开，以及两份股东会决议上的“曹月明”并非曹月明本人所签的事实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股东会会议未实际召开，签名并非股东本人所签，股东会决议是否当然不成立；二、曹月明对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是否知晓并同意。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决议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而意图实现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因此，共同的意思表示是决议行为最为核心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股东会决议成立。上述法律明确规定，当公司全体股东就股东会的议案明确表示了一致意见时，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议，这一制度对于股东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具有现实可能性。因此，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否确系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已取得股东的一致同意，是认定公司决议是否成立的关键事实。本案中，如果公司股东对决议内容是知晓并同意的，那么就不能仅以股东会会议未召开或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即认定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关于焦点二。杨志军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中的证言及曹月明的一审当庭陈述均可证明，曹月明对东方中远公司两次增资是知情并同意的，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曹月明主张其虽然知道公司要增资并且同意增资，但其并不知道增资多少、由谁出资、增资后出资比例等决议的具体内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其一，曹月明认可其在2010年以后使用东方中远公司的营业执照开展经营活动较多，东方中远公司于2009年、2012年两次变更注册资本，营业执照上对注册资本有明确的记载登记，其理应当时即知晓公司两次分别增资的具体金额；其二，东方中远公司2009年增资2500万元、2012年增资5900万元，增资金额巨大，均为实缴。曹月明作为该公司两名股东之一理应知晓在全体股东均同意增资的情况下，如果其本人不出资，则增资的金额将由另一股东曹义元出资，且两次增资金额巨大，相应的股权比例必然会发生变化，将直接关系到股东的重大切身利益。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曹月明并未出资，亦无证据表明其提出过要出资或就曹义元一人出资提出过异议，直至2018年9月其才向有关登记机关举报，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曹月明对上述关系股东重大切身利益的事项毫不过问，而主张对由谁出资及出资比例变更毫不知情，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逻辑，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其三，除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外，双方均认可2004年2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本转让协议、2006年4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本转让协议上的曹月明签字也不是其本人所签，曹月明虽然辩称2004、2006年两次股东会其知晓并事后追认，因此决议是合法有效的，但一审法院认为，该情况一方面证实了在东方中远公司运营过程中确有曹月明签字由他人代签的情况，不能仅以签字非曹月明所签即否定相关文件的效力，另一方面结合前面的论证，曹月明在明知东方中远公司两次增资内容的情况下，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不但没有对非本人签字的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提出异议，还一直使用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承揽业务，从事经营活动，应视为其用行动默示接受决议内容。故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上曹月明的签字虽非其本人所签，但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曹月明对于东方中远公司两次增资的具体情况及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知晓并同意的，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现曹月明起诉要求确认案涉两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并恢复原有的股权登记，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曹月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司决议纠纷是指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效力或者撤销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而引发的纠纷。曹月明作为东方中远公司的股东，有权利提起本案之诉。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召开会议并作出决议，是公司意志的形成过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究其实质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按照法律规定或章程约定的比例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而实现一定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其核心即股东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将公司决议纳入民事法律行为的范畴。本案中，曹月明主张在涉案两份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故要求法院确认涉案两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在庭审中，曹月明认可东方中远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历次变更登记事项均系委托他人进行，所备案的所有股东会决议中曹月明的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曹月明认可在当时已对涉案两份股东会决议中关于增资的事实知晓并同意，虽曹月明称并不知道具体增资的金额和出资对象，但在2009年和2012年，东方中远公司只有两名股东，在未增加新股东的情形下，若曹月明未出资，则其应当知道增资系由另一位股东缴纳；曹月明第一次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是在2019年，距第一次增资行为已过近10年之久，而曹月明自称一直参与公司经营活动，却未对为何在长达10年的时间从未主张权利进行合理解释。本院结合以上事实综合认定，曹月明对于东方中远公司的两次增资具体情况及涉案两份股东会决议内容知晓并同意，涉案两份股东会决议虽并非曹月明本人所签，但却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曹月明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关于曹月明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5期黄伟忠诉陈强庆等股东资格确认一案，经查，该案件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与本案公司决议纠纷属不同案由，且该案件案情与本案不同，如该案件中公司股东众多，并没有本案曹月明长期、频繁使用公司营业执照等资质证明来承揽业务、从事经营活动等情况；该案件亦未提及公司在先决议有由他人代为签字的先例等。综合以上情形，该案例与本案法律关系不同，案情差距较大，故在本案中的借鉴价值有限。综上所述，曹月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曹月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晓莉审 判 员 闫 飞审 判 员 周 岩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贾相力书 记 员 卫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