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49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国菊，女，汉族，1969年1月8日出生，住原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卫，女，汉族，1979年9月16日出生，住原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京涛、秦瑞香（实习），河南鑫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彰洪，男，汉族，1967年2月17日出生，住原阳县。原审被告：潘周岭，男，汉族，1967年11月17日出生，住原阳县。原审被告：赵小涛，男，汉族，1979年4月20日出生，住原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京涛、秦瑞香（实习），河南鑫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国菊、王卫诉被上诉人袁彰洪、原审被告潘周领、原审被告赵小涛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725民初1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国菊、上诉人王卫及与赵小涛的共同诉讼代理人王京涛、秦瑞香、被上诉人袁彰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潘周岭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到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国菊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袁彰洪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8年初，上诉人因孩子上学急用钱，与前夫潘周岭也已商量离婚，于是决定将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位于原阳县××大道北侧鑫源花园的房产出售，一则用于孩子上学；二则将房子变卖后由夫妻二人分割，但是潘周岭当时和袁彰洪还正在打官司，考虑转账的话，万一被查封了，这个钱就没法用了，于是就要求现金一次性交付，不能贷款，后来王卫找到上诉人，因为当时挺急用钱的，也卖不上价，王卫嫌房子太老，装修也不好，经过双方讨价还款，最终决定以26万元的价格卖给王卫。因为考虑想省点钱，就没通过中介，直接在2018年1月9日签了合同，当时王卫说需要时间筹钱，就先办了过户，后来没过几天王卫就把全部购房款给我们了。现在袁彰洪说，双方是恶意串通转移财产，不属实，潘周岭和袁彰洪打官司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但是卖房的时候还正在打着，因为当时我还专门问了律师，律师说这个房子既然对方没有查封保全，就是可以交易的，而且房子登记在我个人名下的，但是袁彰洪起诉潘周岭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身就不应该我来承担，所以我可以卖这个房子，卖房子的钱，都用来给孩子上学跑学校了，本身也需要用现金，所以当时才要的现金。另外，2018年7月11日，我跟潘周岭离婚了，所以说袁彰洪起斥我，说我跟王卫恶意串通，规避执行申请，根本不可能，因为在袁彰洪申请执行之前很早，房子就已经卖了，袁彰洪起诉潘周岭的判决2018年5月28日才生效，房子18年1月都卖了，怎么可能是为了规避申请，袁彰洪所述不实，他的诉状内容都是虚构的，但是一审法院根本没要求他举证证明，袁彰洪开庭的时候就带了一份合同，法院依据合同就认定合同无效，显然是偏袒袁彰洪，让正常的交易秩序都无法保证，老百姓卖房的权利都没有了。综上，请求上一级法院仔细审查袁彰洪的起诉理由和提交证据，根本不能匹配，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依据，判决错误，应予撤销。王卫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袁彰洪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以简易程序独任审判，程序违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之规定，简易程序仅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本案袁彰洪确认合同无效，4被告均答辩要求驳回诉请，显然不属于争议不大；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当事人对于恶意串通的事实的证明，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袁彰洪诉称其债权因4被告的恶意串通、侵犯其债权而无效，但并未就恶意串通等事实充分举证，显然不属于案件事实清楚；袁彰洪并非合同当事人，无法依据合同相对性，确认袁彰洪与各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法不属于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本案明显不属于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案件，因此，一审程序违法。二、上诉人与马国菊、潘周岭之间的房屋买卖今同合法有效。2018年1月，上诉人听说马、潘欲将其名下房产便宜出售但要求一次性现金付款，上诉人经实地考察后又专门托人核实了房屋的权属信息，确认该房产无权利瑕疵后，遂与丈夫赵小涛决定购买该房产。2018年1月9日，上诉人与丈夫赵小涛作为买受人，马国菊与潘周岭作为出卖人，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上诉人以26万元的价格购买涉案房产，支付方式为全款一次性付清。同日，双方又在不动产中心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不动产权变更登记，随后上诉人依约支付全部购房款，马、潘二人向上诉人交付了涉案房屋，上诉人随即办理了物业及水、电、气、暖的交割。2020年6月30日，上诉人突然收到原阳县人民法完邮寄的起诉书及开庭传票，袁彰洪起诉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签订約买卖合同无效，上诉人收到起诉书后立即找到潘、马二人，二人称其与袁彰洪之间的纠纷与上诉人无关，不用担心，他们会委托律师负责处理此事绝不会让上诉人承担任何责任，上诉人于是便与马国菊、潘周岭一同委托律师参加了一审诉讼。诉讼中上诉人才得知，袁彰洪曾于2017年1月11日因合伙纠纷将潘周岭诉至原阳县人民法院，2017年11月24日原阳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周岭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5月14日新乡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于5月28日生效。然，前述情况上诉人在订立合同时并不知情，更不可能与潘、马二人恶意串通，不料一审法院却判决确认合同无效，上诉人无奈，提起上诉。基于上述事实，上诉人在购买涉案房产时并不知道潘周岭与袁彰洪存在另案诉讼，该案判决也并未生效。况且，上诉人订立合同前已经审査房屋的权属信息，确认马、潘二人系有权处分后，才与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依约支付全部购房款，已尽善意购买人的注意义务，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应为合法有效。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马国菊、潘周岭之间恶意串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系无视证明标准、人为减轻袁彰洪举证义务作出的错误判决。一审原告主张双方系恶意串通的理由为“其与潘周岭诉讼的二审判决作出后潘、马才将房屋低价出售，以及执行中发现潘、马及其子女仍在涉案房产中居住”，根据其上述主张，结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袁彰洪至少应当证明：1、双方签订合同时，袁彰洪与潘周岭合伙纠纷的判决已经生效，且上诉人对此明知；2、涉案房产的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且除涉案房产外，上诉人明知潘周岭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3、涉案房产已被执行法院查封作为执行标的，执行人员实地查封或强制腾房时，发现潘、马二人仍在其中居住。然而，一审中袁彰洪却仅提供《存量房买卖合同》一份，作为支持其上述主张的全部证据，欲以合同本身来证明合同无效，不但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更远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本应据此驳回袁彰洪诉请，但却无视法律对于“恶意串通”证明标准的要求，人为减轻袁彰洪的举证义务还采信未经双方质证的事实，仅凭袁彰洪提供上述买卖合同便认定双方系恶意串通，系典型超越职权的枉法裁判，具体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潘周岭合伙纠纷的一审判决书下发时间是2017年11月24日，上诉人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8年1月9日，潘周岭有可能向袁彰洪支付款项，此时买卖房屋，不排除有逃避债务的可能性”，可见，一审对于潘周岭本人出卖房屋是否存在恶意，尚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而上诉人在订立合同更不可能知道二人之间未生效的一审判决结果，潘周岭也不会主动告知。况且，涉案房产亦未被查封，也无其他权利瑕疵，从保护信赖利益、促进交易的角度出发，买卖该房产显然是正常的交易行为；2、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产的交易价格为1743.9元每平方米，与当时的市场价3600元每平方米相比明显偏低”，以此作为认定双方恶意串通的理由，也明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首先，一审认定2018年1月原阳县房价为每平方米3600元，在本案无证据支持；其次二手房本身具有“一房一价”的特征，小区、房龄、位置、朝向、装修、户型、面积、楼层、业主是否急售等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影响二手房的价格，根本不存在所谓“市场价”；最后，正是因为被告称急用钱、急售、价格低，上诉人才愿意抱着“捡漏”的心态购买，以期待未来转售获益。3、一审法院认为，“在微信和支付宝已经普及的代，使用现金交付房款，且没有收到条，不符合客观情况”，但现金支付是马国菊、潘周岭开始就提出的交易条件，也与低价出售互为因果。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当天就办理过户，是先过户、后付购房款，因此上诉人实际上并无交易风险，在上诉人支付购房款时，就已经取得权利证书，再让马国菊、潘周岭出具收到条并无实际意义。另外，在一审判决作出后，上诉人已要求马国菊、潘周岭出具书面承诺，确认收到全部购房款。综上，一审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证据不足，且远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地步。据此判决合同无效，程序违法，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袁彰洪债权无法实现系因其本人未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且上诉人交易房产在前，袁彰洪取得生效判决在后，二者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袁彰洪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袁彰洪诉请。袁彰洪辩称：针对二上诉人共同答辩，1、上诉人马国菊在上诉理由里提到，2018年初因孩子上学急用钱，决定变卖位于原阳县××大道北侧鑫源花园的房产，这一说法纯属谎言，马国菊、潘周岭两口早在10年前就承包了他们大队的砖瓦窑厂，是庄上有名的暴发户，一个小孩子上学会需要几个钱?不至于每平方低于市场价近2千元去卖房吧?2、上诉人马国菊在上诉理由里提到，将房子变卖后由夫妻二人分割考虑到如果转账怕被法院查封，这不就是明显的在有预谋的转移资产逃避执行吗?马国菊的这种说法不就是不打自招吗?3、上诉人马国菊在上诉理由里提到，因卖房时想省点钱，就没有通过中介，那么请问马国菊?你和王卫一不是亲属关系，二不是同学，三又不是同一村庄的人，没有中介，王卫怎么就知道你马国菊要卖房?4、上诉人马国菊在上诉理由里提到，2018年1月9日签订了（合同编号：20180109000号）存量房买卖合同，当时王卫说需要时间筹钱，那么请问马国菊?在王卫一点钱都没给你的情况下，你们就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你这话说的是在骗三岁小孩吧?如果王卫当时筹不到钱，你咋办?你的孩子还上学吗?哪有房屋买卖合同都签过了，对方还会说没钱，你这说法不是明显的在忽悠和欺骗我们吗?我再问王卫?你们双方是在2018年1月9日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马国菊在上诉理由里说“没过几天你就把全部购房款付清了”，原阳法院执行庭的工作人员在2018年6月26日前往该房屋去给潘周岭送达执行通知书时，为什么潘周岭的老婆马国菊及家人还在你购买的房屋里正常居住生活（有证据）?难道说你是在花钱为别人卖房住吗?5、上诉人马国菊在上诉理由里提到，2018年1月9日签订过存量房买卖合同后，没过几天王卫就把全部购房款给了，请问王卫这些购房款是以什么方式给的马国菊?分几次给的?这么多钱你给了对方，她们总得给你出个收款条或凭证吧，你有吗?6、上诉人马国菊在上诉理由里提到，我和潘周岭打官司她不知道这纯属狡辩。用马国菊的话说她们在2018年7月11日就办理了离婚，那么请问马国菊?既然你们已经离婚了，在2019年7月份左右原阳法院执行庭的工作人员前往你们家苹果园的房屋里找潘周岭再次要求履行还款义务时（潘周岭当场逃跑），为什么你们两口还仍然的生活居住在一起（证人电话13673******）？况且我和潘136××××****打了多年官司，你们是一家人、是夫妻，怎么会不知道?马国菊、王卫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和她们的“民事上诉状”纯属虚构，经不起一点推敲，特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马国菊王卫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马国菊辩称：同上诉意见一致。赵小涛对王卫答辩如下：与王卫系夫妻关系，且系合同同一方主体，具有相同的权利义务，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人，且认可王卫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王卫和赵小涛对马国菊答辩如下：马国菊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出售房屋与我无关，我们经过实际查看房屋，又核查房屋的权属信息后认为价格有相当大的优势，才商量后决定购买该房产，且采取先过户后付款的交易方式，并没有任何交易风险，后来也在房管局办理了过户，也证明了本次交易是真实有效的，至于马国菊与潘周岭是否存在逃避债务的问题，该二人没有告知，我们也没有办法核实，与他们存在串通，不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基础。潘周岭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状。袁彰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马国菊、潘周岭、王卫、赵小涛之间于2018年1月9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1日，袁彰洪与潘周岭之间因合伙纠纷诉至原阳县人民法院，2017年11月24日，原阳县人民法院作出潘周岭向袁彰洪返还合伙应得款925295．95元的判决，潘周岭不服判决上诉至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4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该判决于2018年5月28日生效。潘周岭不服该结果，又提起再审程序，2019年3月27日，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潘周岭再审申请的民事裁定书。2007年7月26日，马国菊购买位于原阳县城关镇城隍庙街1号鑫源花园湖心中原阳县城关镇××街××号二层东户房一套，其建筑面积共149．09㎡，该商品房单价为1239．38㎡，共计184779元。2018年1月9日，潘周岭、马国菊与王卫、赵小涛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由潘周岭、马国菊将案涉房屋以支付现金260000元的方式转卖给王卫、赵小涛。同日，潘周岭、马国菊又与王卫、赵小涛针对案涉房屋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其载明潘周岭、马国菊的共有方式为：共同共有，后双方办理了不动产权变更登记，权利人为赵小涛和王卫共同共有。2018年7月17日，王卫、赵小涛与案外人郭盛松签订了《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约定总价为600000元，并办理了不动产权变更登记，权利人为郭盛松和葛青青共同共有。一审另查明，案涉房屋是马国菊在与潘周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2018年1月原阳县房价为每平方米3600元左右。一审法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马国菊、潘周岭与王卫、赵小涛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属于双方恶意串通行为。理由如下：1、马国菊、潘周岭与王卫、赵小涛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时间是2018年1月9日，而潘周岭与袁彰洪合伙纠纷的一审判决书下发时间为2017年11月24日，该判决书判决潘周岭支付袁彰洪款项925295．95元，即潘周岭有可能向袁彰洪支付该款项，此时买卖房屋，不排除有逃避债务的可能性；2、潘周岭、马国菊与王卫、赵小涛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的单价为1743．9元每平方米，总价为260000元，与当时的市场价3600元每平方米相比明显偏低；3、2018年是微信和支付宝支付已经普及的年代，王卫、赵小涛夫妇支付房款时以现金方式交付且没有潘周岭夫妇为其出具的收到条，不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综上所述，潘周岭、马国菊与王卫、赵小涛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属于恶意串通，逃避对袁彰洪债务的执行的行为，损害了袁彰洪的利益，应属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潘周岭、马国菊与王卫、赵小涛于2018年1月9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本案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潘周岭、马国菊、王卫和赵小涛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卫向本院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名称：《承诺书》原件一份。证据来源：2020年8月20号周岭、马国菊共同向上诉人出具。证明目的：上诉人已按约支付全部购房款26万元，完成了付款义务。现金一次性支付的付款条件是潘周岭、马国菊二人事先提出的购房要求，故由此产生的一切问题也应由潘、马二人承担。第二组证据，证据1、证据名称：《燃气公司收费收据》原件一份。证据来源：2020年9月1日于新乡市东升燃气热力公司营业厅处打印。证据2、证据名称：原阳县维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证明》及缴费系统截图，共三份。证据来源：2020年9月1日，原阳县维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鑫源花园物业办公室出具。该组证据共同证明：上诉人于房屋交付后立即办理水、电、气及物业交割手续，并实际入住涉案房屋，与马、潘二人的房屋交易真实有效。一审之所以没提交，是因为在一审结束后，又获得的证据。袁彰洪向本院提交2018年6月26日备考表一份，证明原阳县执行局在2018年6月份去送达执行通知的时候，马国菊、潘周岭仍在涉案房屋生活。房屋买卖合同是在2018年元月份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到6月底还没有搬出去，存在恶意串通嫌疑。袁彰洪称王卫的这些证据在原阳法院一审的时候，法官就提问过是否有新证据提交，他们答复没有，当时，法官问有没有承诺书，都回答没有，故这些都不属于新证据，全部不予认可。马国菊对王卫的证据无异议。对袁彰洪的证据有异议，当时说的是找到房子后再搬出去。王卫对袁彰洪提交的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无出具单位公章，仅显示核对人，形成时间也无法确定，如果单从形式上，应当是从卷宗复印结束后，由经办人确认，就应该有档案室或者法院的公章，这样才符合公文书证的合法性，故该证据既不符合公文书证也不符合私文书证的合法性要求，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作为孤证，无执行人员视频资料，身份证明等证据相互印证，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书证内容与被袁所说证明目的不能匹配，也无法证明房屋未实际交易，甚至针对的地点都没有明确。本院认为，王卫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为本案另外两位当事人制作的，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第二组证据，时间相互不一致，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袁彰洪提交的备考表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王卫、赵小涛与潘周岭、马国菊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问题。首先，马国菊、潘周岭与王卫、赵小涛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在潘周岭与袁彰洪的诉讼期间签订的，再结合马国菊在上诉状所述，存在故意逃避债务的情形。其次，马国菊、潘周岭与王卫、赵小涛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的单价明显低于市场价。再次，从王卫、赵小涛是否支付购房款来看，双方并未提供相关凭证予以证明，并且在二审庭审中，法庭调查购房款来源时，王卫、赵小涛陈述与一审陈述不一致，也不能向法庭提供其款项来源的出借人的具体联系方式，包括其亲弟弟的联系方式，不符合常理，故对于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交付行为无法认定。综上，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王卫、赵小涛与潘周岭、马国菊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恶意串通并足以损害袁彰洪的利益，合同应属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本案中，王卫所称的一审程序违法是指一审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是由人民法院针对案件具体情况而决定，属于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王卫上诉主张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违法，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卫与马国菊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马国菊负担100元，王卫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泽华审判员  温双双审判员  郭中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姜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