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4民终17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克俭，女，196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沙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彤，男，196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沙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超、何军助，福建枫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盛，男，196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彩仙，福建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克俭、曾彤因与被上诉人王金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2020）闽0427民初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克俭、曾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超、何军助，被上诉人王金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彩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克俭、曾彤上诉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沙县人民法院(2020)闽0427民初33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金盛的起诉；2.请求判决王金盛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王金盛称2013年8月28日，杜克俭、曾彤向其借款200万元，约定月利率为2%，其向杜克俭转账199万元、支付现金1万元，后因调整利息更换借条，杜克俭、曾彤于2014年5月28日将借条收回。杜克俭、曾彤认为王金盛一审的诉称缺乏证据证明。1.王金盛在一审诉称其兴业银行卡因受转账日限额200万元的限制，2013年8月28日当日已经转过一笔400元，所以只能转账199万元，与事实不符。王金盛提交法庭的银行流水明细证明了：2013年8月28日，王金盛从该账户转账四笔，分别为转账50万元、10万元各二笔给刘桂珍；转账400元给郑芳慧；转账199万元给杜克俭，合计2590400元。王金盛在（2019)04民终1060号案件中向法庭提交的兴业银行个人电子银行查询回单，只能证明在2019年3月11日，其银行卡的单日转账限额为200万元，并不能证明在2013年8月28日该银行卡的单日转账限额情况。因此，王金盛所述的其银行卡在2013年8月28日单日转账限额为200万元，故其只能转账199万元给杜克俭，另外1万元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杜克俭，与事实不符。因此，王金盛认为2013年8月28日有借款给杜克俭、曾彤200万元的陈述缺乏事实根据。2.纵观本案杜克俭、曾彤与王金盛及其妻子刘桂珍的几个案件，如果杜克俭、曾彤出具过借条，在更换借条或收回借条时，则杜克俭、曾彤会在收回时予以注明，或由王金盛对借条原件拍照留存，但唯独本案，王金盛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在2013年8月28日，杜克俭、曾彤有向其出具过借条。因此，王金盛称，2014年5月28日杜克俭、曾彤更换借条，收回了借条原件，缺乏证据证明。既然本案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2013年8月28日杜克俭、曾彤有出具借条给王金盛，一审判决认定8月28日王金盛转账的199万元为借款性质，明显缺乏依据。3.王金盛向法庭提交的杜克俭、曾彤支付借款利息的清单及银行流水明细，不能证明王金盛主张的杜克俭、曾彤向其支付利息的事实。王金盛在（2018)闽0427民初1329号、（2019)闽民04民终1060号、本案一审中，分别向法院提交过三次所谓的杜克俭、曾彤支付其借款利息的明细表（或清单），在这三份明细表（或清单）中所罗列的利息支付情况，都是王金盛从杜克俭、曾彤与王金盛及其妻子刘桂珍往来资金流水中任意截取出来的，其中所罗列的每次利息支付金额、支付时间以及利息支付总额都存在不同之处，并不能体现是以本案讼争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息2分的标准连续有规律支付，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故不能证明杜克俭、曾彤有向王金盛支付利息。因此，王金盛称2013年8月28日，杜克俭、曾彤向其借款200万元的事实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2015年8月28日杜克俭、曾彤向王金盛出具200万元借条是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2013年8月28日，王金盛转账199万元到杜克俭账户的款项为借款，况且，王金盛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杜克俭、曾彤嗣后出具的借条与2013年8月28日转账的199万元具有关联性，因此，王金盛提交的证据尚不能形成完整有效的证据链，不能证明2013年8月28日，杜克俭、曾彤向其借款200万元的事实，也不能证明2015年2月1日杜克俭、曾彤出具借条记载的款项就是2013年8月28日的199万元。但一审法院仅凭王金盛单方陈述的涉案借贷关系“始于2013年8月28日王金盛向杜克俭转账199万元、支付现金1万元共计200万元，2014年5月28日更换借条，借款月利息从2%调至1.5%，2015年2月1日再次更换借条，借款月利息从1.5%降至1%”，从而判决认定王金盛的陈述符合借贷关系的交易习惯，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2014年5月28日，王金盛担心“倒会”，遂要求杜克俭、曾彤将四股会的本金按每股50万元合计200万元向其出具借条，并口头约定待清会时再具体进行结算，因此，杜克俭、曾彤才向王金盛出具了借条，但并不存在王金盛所述的更换2013年8月28日借条并收回原件的事实。2014年7月5日，双方经过协商，签订了清会协议，约定王金盛2股会、其妻刘桂珍1股会，每股会的结算价为62万元，合计186万元会款，分18个月付清，即除2014年7月支付16万元外，其余17个月每月支付10万元。后因杜克俭、曾彤未能按清会协议的约定付款，2015年2月1日，王金盛便要求杜克俭、曾彤向其出具所谓暂借200万元“借款”的借条。该借条上200万元“借款”是这样构成的：王金盛、刘桂珍二人三股计186万元，加上刘招姬(即刘桂珍的姐姐)一股(2014年6月28日中标)已支付47万元后尚欠15万元会款，合计201万元，暂按200万元计算出具借条。但由于杜克俭、曾彤的疏忽，只将2014年5月28日的那份200万元的借条原件收回，而未将2014年7月5日的清会协议原件收回，才导致本案的纠纷。但一审法院却对王金盛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从而认定杜克俭、曾彤“在没清会之前就出具借条”不符合常理，不仅缺乏事实依据而且有失公正。3.2020年3月26日的庭审笔录明确记载，杜克俭、曾彤针对法官提出的“2014年5月28日这张条子与2015年2月1日的借条是不是同一笔款？”这一问题进行了确认，但在判决书中却表述成“2015年2月1日杜克俭、曾彤出具给王金盛的借条与2014年5月28日杜克俭、曾彤向王金盛出具借条系同一笔借款，该事实双方在庭审陈述亦认可”，虽只有一字之差，意思却差之千里，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4.正因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忽略了本案双方当事人不仅存在标会的关系，还长期存在生意往来，单单在2013年间，杜克俭与王金盛之间账户的资金往来就达到一千多万元，故一审将双方的关系局限在借款或会款的范围，判决“涉案200万元的资金流向不符合会款流向，在3万元月会中，会员只要支付每月每股3万元会金，王金盛夫妻共下三股每月只需下会款不足9万元，会员向会首一次性支付200万元的做法不合常理”，从而认定涉案200万元为借款，缺乏依据。5.2015年4月3日，王金盛的妻子刘桂珍因银行转贷需要向杜克俭借款110万元，王金盛将杜克俭、曾彤2015年2月1日出具的借条原件，交由杜克俭、曾彤保管的事实，就能够证明杜克俭、曾彤并不存在欠王金盛借款的事实。因为如果杜克俭、曾彤有欠王金盛200万元，此时直接将110万元归还王金盛就行了，否则还要支付利息。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这张200万元的借条是会款、且双方会款尚未结清，杜克俭、曾彤才会将110万元借给王金盛的妻子，而收下此借条质押，不然，杜克俭、曾彤明明有钱还给王金盛，却不还款还要办理借款手续，明显有悖常理。但一审法院却无视该事实，径行认定杜克俭、曾彤2015年2月1日出具的借条为借款，缺乏依据。三、本案的涉案纠纷表面上虽然有借条，但实质上涉及的款项为民间标会款，沙县人民法院（2018）闽0427民初1329号《民事裁定书》及三明中院(2019)闽04民终1060号《民事裁定书》，都曾认定本案中双方的经济纠纷涉及会款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的等法律规定，裁定驳回王金盛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2019年12月，经沙县公安机关调查后认为该案尚未达到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立案追诉标准。因此，杜克俭、曾彤认为公安机关只是认为尚未达到立案标准，但并未排除双方之间存在会款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王金盛并未提供足以推翻（2018)闽0427民初1329号《民事裁定书》、（2019)闽04民终1060号《民事裁定书》的证据。因此，上述两份裁定书认定涉案款项属于“会款”的事实，应当作为本案定案根据，故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杜克俭、曾彤2015年2月1日出具的借条为借款，与2014年7月5日的清会协议的186万元会款系二笔不同款项，有悖生效裁定文书认定的事实。综上，杜克俭、曾彤认为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2月1日，杜克俭、曾彤向王金盛出具的200万元借条系借款而不是会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金盛的起诉，以维护杜克俭、曾彤的合法权益。 王金盛辩称，一、本案借条中的款项为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杜克俭、曾彤应依法予以偿还，一审判决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应依法予以维持。1.对于杜克俭、曾彤尚欠王金盛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对此有杜克俭、曾彤于2015年2月1日向王金盛出具的借条原件、2014年5月28日出具借条的照片(现已更换成2015年2月1日的借条）、王金盛于2013年8月28日的银行转款凭证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这些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据之间具有关联性，足以证实王金盛所主张的借款事实经过：即杜克俭、曾彤于2013年8月28日向王金盛借款200万元，王金盛于2013年8月28日经银行转款199万元加现金1万元方式将借款交付给杜克俭、曾彤，先前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2%;后因利息调整至月利率1.5%，于2014年5月28日更换借条、2013年8月28日的借条原件被收回（因先前没有复印或拍照，所以无法向法庭提供；刘桂珍于2013年8月28日借款100万元给杜克俭、曾彤，刘桂珍2013年8月28日的借条原件也被更换了，同样没有拍照或复印，杜克俭、曾彤在上诉状中主张刘桂珍均有拍照存档，与事实不符）；2015年杜克俭、曾彤再次以资金压力大为由，要求将利息降至月利率1%，为此杜克俭、曾彤于2015年2月1日再次向王金盛更换《借条》一张，2014年5月28日的借条被收回，为此只有原借条的照片；在一审庭审中王金盛还向法庭提供了之前杜克俭、曾彤付息的情况及银行流水明细，足以证实王金盛所主张的借贷事实客观真实，依法成立。2.对于杜克俭、曾彤尚欠王金盛借款200万元的事实，从杜克俭、曾彤在本案先前起诉的案件中提供的两份承诺书（即王金盛一审提供的第4组证据）中可得到证实。经一审庭审查明，2015年4月3日王金盛妻子刘桂珍因银行转贷需要向杜克俭暂借款110万，杜克俭、曾彤担心刘桂珍转贷下来后不肯还款、要求抵偿债务，于是其要求王金盛夫妇将本案借条原件（即杜克俭、曾彤于2015年2月1日向王金盛出具200万元借款的借条）质押给杜克俭、曾彤，作为其提供暂借款110万元的担保，为此王金盛夫妇曾将本案借条质押给杜克俭、曾彤，后因王金盛妻子刘桂珍依约还款，杜克俭、曾彤又将本案的借条原件返还给王金盛（其中杜克俭、曾彤在质押收条中明确注明借据贰佰万元整），用借条质押担保的这一事实足以证实本案借条中的200万元借款是客观真实存在的，由此进一步证实杜克俭、曾彤尚欠王金盛借款200万元的事实。3.本案中王金盛所主张借款的借条与之前杜克俭、曾彤确认的（无异议的）：即其于2014年5月28、2015年2月1出具给刘桂珍的100万元借款的借条、及于2014年5月16日出具给王金盛40万元借款的借条（杜克俭、曾彤对此也无异议）形式是完全一致，与杜克俭、曾彤所提供会款的借条内容、形式是不一致的，由此也进一步证实本案的款项是借款。4.杜克俭、曾彤先前一直辩称，王金盛于2013年8月28日转账支付杜克俭199万元，是王金盛返还其于2013年5月21日向杜克俭借款180万元及支付利息19万元合计199万元。对于其这一辩称，王金盛在一审庭审中已向法庭提供第6组证据（即补充证据第1组）银行流水明细予以证实，其中明确：2013年5月21日杜克俭转给王金盛180万元款项性质为还借款，即杜克俭还款给王金盛，而不是借款给王金盛，对此一审判决也予以了确认，由此证实杜克俭、曾彤先前的辩称纯属狡辩，不能成立。而王金盛于2013年8月28日转账给杜克俭199万元是客观事实，杜克俭、曾彤先前对该款项的辩称也已明确被推翻，由此也进一步证实王金盛主张的借款是客观真实的。5.至于杜克俭、曾彤辩称，本案的转款凭证时间与借条落款时间不符的问题。那是因为降息而更换了借条，王金盛在前面第1点也已阐述，且更换借条符合民间借贷的老百姓的通常实际操作模式，同时经一审庭审查明，杜克俭、曾彤夫妇本身就有更换借条的习惯，对此从沙县人民法院（2019)1271、1272号案的相关证据中就可得到证实，因此其所出具的借条与转款时间对不上，这是正常的，也是符合常理，因此杜克俭、曾彤以借条时间与转款时间不符为由进行抗辩是不能成立的。6.至于杜克俭、曾彤在上诉状中主张：从银行流水上看，2013年8月28日，王金盛从该账户共转账4笔，总金额2590400元，说明王金盛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受银行卡单日转额限额200万元的限制，2013年8月28日只转账199万元的说法，是与事实不符的。对于杜克俭、曾彤的该主张，王金盛向法庭说明一下：从银行流水的转账先后顺序上看，这四笔录转账的先后顺序及显示的转账时间为:①2013.8.2823:18:23转账50万元给刘桂珍；②2013.8.2823:19:43转账10万元给刘桂珍；③2013.8.2800:12:13转400元给郑芳慧；④2013.8.2815：10：10转账199万元给杜克俭;从银行流水的余额上看，上述转账的先后顺序是没问题的，但流水体现的转账时间明显是有问题，不符合常理，对此王金盛还专门咨询兴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其回复是银行流水的时间有误，前两笔即转给刘桂珍两笔款的实际时间应为前一天即2018.8.27晚上23点多，由于电脑自动统计数据时是从当日晚上23时开始,所以有时电脑在统计数据时默认成第二天，为此日期显示成了第二天,但当天的银行额度是从0点开始计算，由于王金盛在2013年8月28日0点12分时有转了一笔400元，所以只能转199万元。综上，王金盛所主张的借款事实不仅有借条、银行转款凭证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也符合民间借贷的通常实际操作模式及常理，足以证实杜克俭、曾彤尚欠王金盛借款200万元的事实，杜克俭、曾彤上诉主张及辩称，缺乏依据，且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条中的款项系借款是完全正确的，应依法予以维持。二、杜克俭、曾彤的上诉主张本案借条中的款项为会款，与事实不符，且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案王金盛所主张的200万元是客观真实的借款，根本不是会款。王金盛夫妇曾在杜克俭、曾彤处有下会属实，但与本案借条中的借款无关，对于杜克俭、曾彤尚欠王金盛的会款有《清会协议》为凭，杜克俭、曾彤辩称借条中的款项为会款，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1.从客观证据上分析，杜克俭、曾彤称本案借条中的款项系会款，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对于会款，有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7月5日签订的《清会协议》为凭，且《清会协议》明确杜克俭、曾彤应返还王金盛会款186万元，从2014年7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分18个月付清等内容，该《清会协议》就是会款的结算凭证，民间所称的欠条或债权凭证。在一审的庭审中杜克俭也明确：王金盛夫妇的会下至2014年5月28日（5月份的会王金盛是有下的）。由于杜克俭、曾彤至今仅支付给王金盛会款58.6万元，尚欠会款127.4万元未付，因此《清会协议》的原件还在王金盛处，可见会款已有《清会协议》为凭，那么杜克俭、曾彤怎么还可能再给王金盛出具200万元借条？且若借条中的款项为会款，杜克俭、曾彤在2015年2月1日出具借条时怎么可能不将《清会协议》的原件收回？且杜克俭、曾彤也明确2015年2月1日借条的款项与2014年5月28日借条中的款项系同一笔款，而2014年5月份，王金盛夫妻还在下会，会根本还没结算，杜克俭、曾彤怎么可能于2014年5月28日向王金盛夫妇出具所谓的清会借条？显然杜克俭、曾彤的辩称，不合常理，证据之间也相互矛盾，不能成立。2.金额也不相符。如前所述，2014年7月5日中的《清会协议》中王金盛的会款只有186万元，经王金盛计算，截止2015年2月1日杜克俭、曾彤已支付给王金盛会款42万元；按上诉人的主张截止2015年2月1日其已支付给王金盛会款91.6万元，那么杜克俭、曾彤怎么可能于2015年2月1日再向王金盛出具200万元的借条？而且若按杜克俭、曾彤的主张2014年5月28日的借条200万元是会款，包括刘招姬的一股，共四股，因情况糟糕，要求清会，按50万元/股计算；如果真是这样，到了7月份，杜克俭、曾彤怎么可能同意按62万元/股与王金盛进行结算清会、并出具《清会协议》？显然杜克俭、曾彤的辩称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不符合常理，不能成立。3.杜克俭、曾彤辩称与会款的民间操作惯例及常理也不相符。如果是会款，杜克俭、曾彤怎么可能会在借条中注明利息，这显然不符合民间清会的通常操作模式及常理，也与杜克俭、曾彤自身向法庭提供的出示给黄仕彬及潘璐娟的会款借条内容是不一致的，由此也证实杜克俭、曾彤的辩称不能成立。4.至于王金盛曾用200万元借条质押的事实，进一步证实本案的借款是真实的，只能说明杜克俭、曾彤一方是处于强势地位，王金盛夫妇是处于弱势一方。因为从本案的实际情况上看，截止2015年4月份，杜克俭、曾彤欠王金盛妻子刘桂珍借款100万元（有借条为凭，也已经沙县法院判决），欠王金盛借款200万元，还欠王金盛会款100多万元，本来要杜克俭、曾彤还款110万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杜克俭、曾彤不同意，王金盛因转贷急需资金，无奈只能拿借条做质押要求杜克俭、曾彤暂借款（否则其就不同意借款），显然杜克俭、曾彤处强势地位，王金盛才是弱势的一方；且若本案中的借条不是真实的借款，杜克俭、曾彤在2015年4月暂借款110万元给王金盛妻子时，其完全可以要求收回借条或更改金额等，而不是用于质押，显然杜克俭、曾彤的辩称不能成立。5.至于该案曾被法院裁定驳回、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杜克俭、曾彤以此为由主张本案的款项性质为会款，更是依据不足，不能成立。王金盛向来主张借条中的款项本身就是借款，与会款无关，由于杜克俭、曾彤以会款进行抗辩，且王金盛夫妇确有在杜克俭、曾彤处下会，为此法院曾以双方当事人经济纠纷涉会款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曾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而已，法院先前并没有明确认定本案王金盛所主张的款项就是会款，因此根本不存在前后认定不一问题。杜克俭、曾彤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本案借条中的款项为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杜克俭、曾彤应依法予以偿还，杜克俭、曾彤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且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有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金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杜克俭、曾彤偿还王金盛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按月利率1%向王金盛支付从2015年2月1日起至杜克俭、曾彤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暂计至2019年12月31日止为118万元，200万元×1%×59个月=118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杜克俭、曾彤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3年8月28日王金盛通过兴业银行沙县支行向杜克俭汇款199万元。2014年5月28日杜克俭、曾彤向王金盛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兹向王金盛暂借人民币200万元，月息按1.5分。2015年2月1日杜克俭、曾彤向王金盛更换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兹向王金盛暂借人民币200万元，利息按壹分计算。2013年5月21日杜克俭向王金盛汇款180万元，汇款时备注性质为还借款。2013年8月28日王金盛妻子刘桂珍也借款100万元给杜克俭。杜克俭、曾彤也曾于2014年5月28日、2015年2月1日给刘桂珍更换借条，与王金盛的200万元借条的更换时间系同一天。 一审另查明，2012年6月28日杜克俭起3万元（下标）月会一个，其中王金盛每月下会2股，刘桂珍每月下会1股、刘招姬每月下会1股，期间王金盛曾陆续向杜克俭支付会款。2014年7月5日经结算杜克俭应支付王金盛、刘桂珍三股的会款合计186万元。王金盛与杜克俭、曾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王金盛曾于2018年7月10日起诉至该院，该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闽0427民初132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中王金盛与杜克俭、曾彤经济纠纷涉会款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驳回王金盛的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王金盛不服上诉至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以王金盛上诉称讼争200万元是借款而不是会款，应指定一审法院继续审理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予采纳。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8月12日，该院邮寄移送编号（2018)闽0427民初1329号王金盛和杜克俭、曾彤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及《涉嫌犯罪移送函》。同年12月5日沙县公安局认为该院移送编号（2018)闽0427民初1329号涉嫌犯罪线索不符合刑事立案条件。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2015年2月1日杜克俭、曾彤向王金盛出具的200万元借条是借款还是会款。2015年2月1日杜克俭、曾彤向王金盛出具的200万元借条是借款。理由如下：1.2013年8月28日王金盛向杜克俭汇款199万元，嗣后杜克俭、曾彤向王金盛出具了借条，如没有相反证据推翻，应认定为借款。2.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本案双方长期有经济往来，涉案借贷关系王金盛陈述始于2013年8月28日王金盛向杜克俭转账199万元、支付现金1万元共计200万元，2014年5月28日更换借条，借款月利息从2%调至1.5%，2015年2月1日再次更换借条，借款月利息从1.5%降至1%，王金盛陈述的事实符合借贷关系的交易习惯，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3.2013年5月21日杜克俭转给王金盛180万元的性质备注为还借款，即杜克俭还款给王金盛。杜克俭、曾彤辩称2013年8月28日王金盛向其转账199万元是偿还其180万元借款及利息，不能成立。4.在标会关系中，2014年7月5日王金盛、杜克俭对会款达成《清会协议》，而2015年2月1日杜克俭、曾彤出具给王金盛的借条与2014年5月28日杜克俭、曾彤向王金盛出具借条系同一笔借款，该事实双方在庭审陈述亦认可。因此，2014年5月28日借条在先，2014年7月5日清会协议在后，杜克俭在还没清会之前就出具借条，不符合常理。5.涉案200万元的资金流向不符会款流向，在3万元月会中，会员只要支付每月每股3万元会金，王金盛夫妻共下三股每月只需下会款不足9万元，会员向会首一次性支付200万元的做法不合常理。故2015年2月1日杜克俭、曾彤向王金盛出具的200万元借条应认定为借款。2015年2月1日杜克俭、曾彤向王金盛出具借条的借款200万元与2014年7月5日王金盛、刘桂珍三股的会款合计186万元系二笔不同的款项。 综上所述，杜克俭、曾彤尚欠王金盛借款本金200万元有借条及银行流水证实。王金盛要求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按约定的月利率1%支付从2015年2月1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利息，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一、杜克俭、曾彤欠王金盛借款本金200万元，应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偿还；二、杜克俭、曾彤自2015年2月1日至实际还款日应按月利率1%向王金盛支付第一项判决确定的借款的利息。如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240元，由杜克俭、曾彤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王金盛未提交新证据。 杜克俭、曾彤申请证人周清理出庭作证，拟证实案涉借条是标会款的事实。王金盛质证认为证人周清理的证言不符合事实。本院认为，证人周清理的证言并不能证实杜克俭、曾彤主张的案涉借条所涉款项为标会款的事实。 本院认为，王金盛为证实其主张，向法院提供了2014年5月28日杜克俭、曾彤向王金盛出具借条照片一张，借条载明：兹向王金盛暂借人民币200万元，月息按1.5分；王金盛亦提供了2015年2月1日杜克俭、曾彤向其出具的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兹向王金盛暂借人民币200万元，利息按壹分计算。杜克俭、曾彤对2015年2月1日出具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2014年5月28日借条与2015年2月1日借条为同一笔款项，2015年2月1日借条系由2014年5月28日借条更换而来。2013年8月28日，王金盛通过兴业银行沙县支行向杜克俭汇款199万元，王金盛称其另支付1万元现金给杜克俭，共计支付给杜克俭200万元。杜克俭、曾彤认可于2013年8月28日收到王金盛转账199万元，但辩称该款是王金盛偿还其于2013年5月21日向杜克俭的借款180万元及利息，杜克俭、曾彤的辩解与事实不符，虽然银行流水显示2013年5月21日杜克俭转账给王金盛180万元，但该笔转账交易备注为还借款，即杜克俭还款给王金盛。杜克俭、曾彤无法说明其于2013年8月28日收取王金盛转账199万元的性质，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应当认定该款为案涉借条所对应的款项。杜克俭、曾彤主张的案涉借条所涉款项为标会款，但所提供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主张，虽然王金盛认可其与杜克俭之间存在标会关系，但双方于2014年7月5日才达成《清会协议》，本案借条却形成于2014年7月5之前，且2014年7月5日经结算杜克俭应支付王金盛、刘桂珍三股的会款合计为186万元，与本案借条所涉200万元款项亦不相符。因此，杜克俭、曾彤主张本案中所涉借条款项为标会款的依据不足，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王金盛在本案中的陈述符合实际情况，应认定杜克俭、曾彤在本案中向王金盛借款200万元的事实成立。 王金盛2018年7月10日于沙县人民法院起诉杜克俭、曾彤，要求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相应利息。沙县人民法院认为王金盛与杜克俭、曾彤经济纠纷涉会款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作出（2018）闽0427民初132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王金盛的起诉，王金盛上诉后，本院二审维持原裁定。后经公安机关调查后认为该案尚未达到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立案追诉标准达不到刑事立案条件，而未予立案。王金盛又于2020年1月1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因原一、二审裁定均未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处理，一审法院在本次程序中作出实体审理，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杜克俭、曾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240元，由杜克俭、曾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丽伟 审判员  吴树辉 审判员  林炬火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林 慧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