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387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亚，男，1970年5月7日生，侗族，居民，住贵州省天柱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姚英，女，1972年9月18日生，汉族，居民，住贵州省天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男，贵州七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龙康美，男，1977年11月9日生，侗族，快递员，住贵州省天柱县，现住凯里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龙春燕，女，1983年4月19日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现住凯里市。上诉人刘亚、姚英因与被上诉人龙康美、龙春燕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7民初13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亚、姚英上诉请求：⒈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二被上诉人立即返还其占用二上诉人位于天柱县凤城镇白水路2号天柱县电影公司宿舍楼2栋1单元701号住房一套（建筑面积105.68平方米）给上诉人；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刘亚将其享有天柱电影公司集资建房的资格和指标转让给龙某，龙某将集资建房款交付给刘亚后，再以刘亚的名义参与集资建房”完全是故意歪曲客观事实，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至今绝对没有收到被上诉人一分钱的集资建房款。在一审中，二被告诉称其已经向原告刘亚支付4万元的购房款，向二原告购买了二原告请求返还的集资房，但是，却既没有出示任何购房协议，也没有出示支付购房款的任何收据。被告龙春燕的父亲龙某、被告龙康美的兄弟龙康洲出庭作证及龙云鸠的证言，都不能充分证实二被告已经向二原告支付4万元购房款。吴育富等3人的证言只证明这3个证人给二被告进行房屋装修，并未证明二被告是否向原告支付购房款购房及该房屋的权属问题。电费交费清单、电视费缴纳单也不能证明该房屋归二被告所有。二、原告一审时向法庭提交的第4号、5号、6号、7号、8号、9号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天柱县发改局对天柱县电影公司职工集资楼基建进行批复，天柱县国土局对该集资楼的修建划拨了土地，天柱县电影公司收取了原告的集资建房款、水电安装费等款项，贵州凯荣瑞测绘有限公司测量“被调查人刘亚”在电影公司的集资房，建筑面积为105.68平方米。这些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充分证实该集资房所有权属于原告，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争议的集资房所有权的归属”，是故意歪曲客观事实。三、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在未取得房产证的情况下将集资房转让给被告，“故被告系有权占有”，该认定不但没有事实依据，而且违反《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的意见》等的规定。二原告在天柱县，至今还没有取得《经济适用住房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也还没有按照规定向政府交纳土地行政划拨优惠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优惠费用，依法不能上市交易。因此，即使原、被告之间存在该集资房转让行为，该转让行为也因违反国家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受法律保护。更何况，原、被告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房屋转让行为。被上诉人龙康美、龙春燕答辩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诉争房屋是答辩人父亲龙某向被答辩人购买的。2005年，天柱县电影公司集资修建宿舍楼，被答辩人刘亚因是电影公司的职工有参与集资建房的资格。2006年，由于被答辩人刘亚与答辩人父亲龙某一起淘金，双方关系很好，且系亲戚关系，龙某与刘亚协商将位于天柱县以刘亚名义集资建造的职工指标及房屋转让给龙某，双方协商购房价款为四万元，2006年3月7日，在天柱县农业银行附近，龙某用现金支付的方式向刘亚支付了四万元的购房款，基于双方的关系，双方没有签订购房合同和书写收条。2007年6月，天柱县修建完毕，刘亚便通知龙某让龙康美去领取诉争房屋的钥匙，之后龙某花费十六万余元，对该诉争房屋进行了装修，以上事实有龙康洲、龙云旭、吴育富等人的证实，并经一审庭审质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充分证明了答辩人父亲龙某向被答辩人刘亚购买的事实。被答辩人刘亚否认其收到龙某四万元的集资建房款是毫无道理的，明显有违良心道德和诚实信用原则。二、答辩人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诉争房屋在答辩人父亲龙某向被答辩人刘亚购买后赠与了答辩人，2007年10月20日，答辩人在诉争房屋办理了乔迁新居庆典，被答辩人刘亚还送礼金表示祝贺，试想，如果诉争房屋产权未转移到答辩人名下，产权仍是刘亚的话，刘亚会来送礼祝贺吗？天底下哪有人拿自己的房屋给他人做乔迁新居庆典呢？这明显不符常理。而且事隔十多年后，刘亚才提出诉争房产是借给答辩人居住，这符合人之常情吗？答案很简单，一切是为了经济利益，因我县进行棚户区改造，诉争房屋补偿款将近五十多万元，刘亚心里极不平衡，其反悔当初协议也就理所当然了。但是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房屋转让后即产生法律效力，任何人不能反悔，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答辩人对诉争房屋进行了管理使用，每年交纳水费、电费和电视费，充分说明答辩人对该房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被答辩人刘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借用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刘亚明显举证不能，其上诉理由毫无事实根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诉争房屋是答辩人父亲龙某赠与答辩人的，答辩人对诉争房屋理应享有所有权，系合法占有。被答辩人刘亚在转让诉争房屋后，已无权向善意的第三人（即答辩人）请求返还原房屋，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原告刘亚、姚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判决二被告立即返还其占用二原告位于天柱县凤城镇白水路2号天柱县电影公司宿舍楼2栋1单元701号住房一套（建筑面积105.68平方米）；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5年，天柱县电影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开始集资修建宿舍楼，原告刘亚曾是该公司的职工有参与集资建房的资格，原告刘亚的父亲刘荣君于2006年3月7日代原告刘亚将集资建房款20000元交至天柱县电影公司，期间原告刘亚与龙某一起至天柱县社学乡占溪村淘金，双方关系较好，龙某曾与刘亚说其女儿龙春燕、女婿龙康美婚后无房居住，龙某与刘亚协商将位于天柱县以刘亚名义集资建造的职工房指标及房屋转让给龙某。2007年6月，该公司的集资房修建好后，刘亚便通知龙某让被告龙康美去领取天柱县房屋的钥匙，龙某找人对该房进行装修后赠与被告二人。被告龙春燕、龙康美于2007年10月20日在该房内举办新居、新婚庆典，原告刘亚自认曾委托他人代送结婚礼金表示祝贺，之后该套集资房由被告二人居住、使用至今。2018年3月，天柱县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被告龙康美曾收到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工作人员通知前往登记申报改造的信息，后因刘亚向棚户区改造项目工作人员反映天柱县房屋系其以天柱县电影公司职工的名义集资建造分得的集资房，之后棚户区改造项目工作人员便将天柱县房屋以刘亚的名义进行登记申报改造，但相关的补偿款至今仍未发放。此后，原、被告对该套房屋的征收补偿问题进行过协商，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思表示。2020年5月27日，原告以天柱县房屋由其所有，被告不愿退还借用、暂住房屋为由诉请法院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天柱县房屋一套给原告。另查明：原告刘亚、姚英系夫妻关系，双方与龙某系亲戚关系；被告龙春燕、龙康美系夫妻关系，双方分别系龙某的女儿、女婿。2006年6月1日，天柱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下达县电影院职工集资楼基建投资计划的通知》（天发改字〔2006〕29号）文件，同意天柱县电影公司建设职工集资楼，天柱县电影公司的职工集资房办有天土国用（2003）字第0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天柱县电影公司及原、被告至今未到相关部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或者不动产登记。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集资房系不动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依法登记的，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因原告主张该争议的集资房由其所有并将给集资房借给被告使用，但原告自认该集资房至今未到相关机关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争议的集资房所有权的归属，同时在被告否认双方存在借用关系后，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借用关系。同时结合法院查明的情况及原、被告双方与龙某之间的关系来看，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该院认定刘亚将其享有天柱县电影公司集资建房的资格和指标转让给龙某，龙某将集资建房款交付给刘亚后，再以刘亚的名义参与集资建房，集资房建好后由龙某再将房屋赠与女儿龙春燕、女婿龙康美居住至今，更符合常理，故被告系有权占有。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的规定，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为天柱县集资房的所有人，且被告并非无权占有，故原告以天柱县凤城街道白水路电影公司宿舍楼2栋701室房屋由其所有，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天柱县房屋一套给原告的诉求，无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亚、姚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刘亚、姚英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房屋来源于天柱县，上诉人刘亚、姚英称仅系“借用”，而被上诉人龙春燕、龙康美称系已“购买”，双方为此发生争议。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及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本院分析认为龙春燕、龙康美所提交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明刘亚已于2006年时把该房屋的集资建房指标卖给龙春燕的父亲龙某的事实客观存在。理由如下：1、关于是“借用？”或“购买？”的问题，因双方都不能提交书面的“借用协议”或“购买协议”，说明双方当时基于是亲戚关系，互相信任，口头交易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刘亚提交的集资款收条仅能证明其2006年已交集资款2万元，而2006年龙某花4万元买这个“集资房”也符合当时“转让集资建房指标”这种交易的对价关系。龙某当时是金矿矿长，2004年时花38800元在天柱县城向他人购买过一套房屋，2005年时现金入股金矿65万元，说明龙某有现金支付能力。对于本次交易中支付给刘亚的4万元购房款，证人龙某称当时自备现金3万元，另向龙云鸠借1万元。龙云鸠也出庭作证证实2006年3月份时龙某称要在老电影院买一套房子尚差1万元而向龙云鸠借钱，龙云鸠拿1万元现金骑车送到天柱农行那里给龙某。至于龙某没向刘亚索取收条，也符合当时农村人基于亲戚关系的相互信任而不出具收据的交易习惯。2、2007年案涉房屋修建好后，龙康美这方去领取新房钥匙。如果该房屋仅系“借用”，通常不会由他人去领钥匙并办交接房手续。只有在交房前就已卖给他人的情况下，才会由新购买人去办理领钥匙等交接房手续的可能性更大。3、2007年龙某花了16万多元进行了装修，当年10月份又举行了乔迁新居请酒仪式并请家族人在新房里搞“起火”仪式。按当地习俗，如果不是自己的房子，通常不会在入住时举行乔迁请酒和“起火”仪式，更不会花大价钱进行精装修。4、龙春燕、龙康美从2007年入住该房至2018年政府拟进行棚户区改造及拆迁补偿前已长达十一年之久，如果是仅“借用”，那么在这十一年时间里，刘亚、姚英从不要求“退还”，也不要求对方支付一些租金，不太符合人之常情。5、自2018年当地政府决定对该地方进行棚户区改造而产生拆迁补偿时，刘亚和姚英才开始主张权利，说明更多的是因出现“拆迁补偿款”后才发生纠纷，并不是因长期“借用”不还而产生纠纷。6、一审时出庭作证的证人虽然与龙春燕、龙康美有或多或少的亲戚或亲属关系，但也只有这种关系的人才会答应借款、“起火”、参加乔迁庆典等事务，才有可能了解“购买”的这些事实，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材料，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已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龙某已出资4万元购买该房屋的事实存在。龙某购买后转赠给其女儿龙春燕和女婿龙康美使用，故一审认定龙春燕、龙康美使用该房屋属于有权占有的事实符合客观实际。案涉房屋虽然属于集资房，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列举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的意见》等规定都属于管理性的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在交易时有意“规避”这些管理性规定的行为并不导致合同无效。综上所述，上诉人刘亚、姚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亚、姚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郑华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绍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