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9民终19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元洪，男，195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卜坚峰，男，湖南滨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秋红，男，196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南县。上诉人刘元洪因与被上诉人黄秋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县法院）作出的（2020）湘0921民初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元洪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黄秋红的该项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秋红承担。事实与理由：1、刘元洪作为本案诉争租赁合同的守约方，没有向作为违约方的黄秋红进行赔偿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黄秋红与刘元洪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经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益阳中院）审理后作出（2019）湘09民终1315号民事判决，认定如下事实：1、双方的租赁期限自2013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如继续承租，每年每亩租金，必须在上年度的12月1日交清；2、黄秋红如不按租赁合同交纳租金，本合同自动解除；3、黄秋红未在2019年12月1日前按约交纳租金，因此，益阳中院判决双方合同解除的依据与理由是黄秋红有违约行为，且其违约行为足以使双方合同解除。刘元洪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是守约方，由守约方对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亦违背契约精神与公序良俗。2、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南高院）作出（2019）湘民申4251号民事裁定书的内容，不能作为认定刘元洪过错的依据。因不服二审判决，黄秋红向湖南高院提起申诉，该院经审查作出（2019）湘民申425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黄秋红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并驳回其申诉请求。同时，在“申请人认为”部分，表述“申请人因刘元洪在合同中的过错造成的损失，双方可另行解决”，裁定书上的这一表述，是必须建立在“申请人认为”的事实得以成立的前提下，而并非是人民法院对刘元洪的过错的认定。且裁定书仅解决程序性问题，要认定刘元洪的过错，必须经审理作出判决，因此，南县法院以湖南高院（2019）湘民申4251号民事裁定书作为认定刘元洪存在过错的依据，违背事实与法律。3、刘元洪与黄秋红之间就租赁期限约定的争议不影响黄秋红的承租权。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六年，到期后如需续租，每年租金必须在上年度的12月1日交清。因此，只要黄秋红按期交纳租金，租赁合同则可继续履行，黄秋红在本案所主张的所有损失，就可完全避免。刘元洪之所以在合同上添加“租赁期限以政府合同为准”，是因为本条款中并没有约定黄秋红续租的最长年限，而刘元洪与政府签订租赁合同中约定了30年最长租赁期限。为避免刘元洪与政府所签合同到期后，黄秋红仍要求刘元洪继续履行合同发生纠纷，故刘元洪添加了上述条款。但合同履行期限的长短，不是黄秋红不按期交纳租金的理由，黄秋红因其自身违约造成的损失要求刘元洪承担，显失公平。4、黄秋红所主张的损失不实，包含部分租赁区域原有财产。鉴定过程中，黄秋红将租赁区域原有的房屋以及不属于租赁区域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纳入其投资范围内，使投资额虚增，上述部分财产应不属于黄秋红的损失。且黄秋红在租赁期间未经刘元洪同意，擅自对租赁区域具有破坏性的建设项目应当恢复原貌。黄秋红答辩称，2020年4月初，黄秋红承租的刘元洪的鱼塘多次不明原因出现鱼苗死亡，当月12日又出现大量鱼苗死亡。因怀疑是人为投毒，立刻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干警看了现场并找到了多个灭杀剂农药瓶，估计死亡鱼苗上万斤，经调查系刘元洪所为。该情况有当地居民见证、当时鱼苗死亡的照片资料、派出所同当事人刘元洪的录音资料、派出所执法仪的录音和灭杀剂农药瓶。足以证明刘元洪的所犯罪证，黄秋红作为被害方，是提前交了租金而不是没有交租金，是刘元洪设立了门槛，南县法院评估结论还减少了黄秋红的财产，黄秋红的电线、电缆等都没有评估，黄秋红当时投入了100多万元，评估才70多万元，损失远不止这点。黄秋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刘元洪退还已缴租金24534元；2、判决刘元洪赔偿黄秋红经济损失638160元；3、判决刘元洪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16日，基于刘元洪竞标取得武圣宫百万北湖承包经营权后，与黄秋红签订了《武圣宫百万北湖转租经营合同》，将中标取得的水面积中的90亩转租给黄秋红。当时约定的年限为六年，租金每亩为470元，随即，黄秋红向刘元洪趸交了六年的租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31日。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黄秋红、刘元洪又于2013年7月17日将原合同的期限改为租赁期限以政府合同约定期限为准，并由刘元洪签字认可。黄秋红对租赁的水域进行了湖底凿深、湖面加固、公路硬化，还为方便安全生产添置了渔业设备。部分设置进行了改造。至2019年4月23日，刘元洪以黄秋红逾期交纳租金为由要求解除所签的《武圣宫百万北湖转租经营合同》，南县法院以（2019）湘0921民初65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刘元洪的诉讼请求，刘元洪不服，提起上诉，益阳中院作出（2019）湘09民终1315号民事判决，判决依法解除黄秋红、刘元洪签订的《武圣宫百万北湖转租经营合同》，并责令黄秋红归还租赁物。黄秋红申请再审，湖南高院作出（2019）湘民申425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黄秋红再审申请，但认定刘元洪在其合同上书以“租赁期限以政府为准”的内容。而针对南县武圣宫人民政府发包给刘元洪的实际租赁期限为30年，黄秋红即按30年租期进行改造与投入。该合同解除造成了黄秋红的损失，是因为刘元洪在合同签订中的过错造成。另查实，黄秋红认为刘元洪的转租水面面积不实，有8.7亩的误差，要求退还24534元，但其主张的证据不足。且在黄秋红添置设备中有30kw电机1台，三相异步电机1台、远程投饵机3台、普通投饵机1台、增氧机15台、5.8m水泥船1条、铝合金鱼罐1只等物均可撤走的，黄秋红也可以再利用。一审法院认为，黄秋红、刘元洪于2012年7月16日签订的《武圣宫百万北湖转租经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履行过程中，南县武圣宫镇人民政府对黄秋红的转租没有提出过异议。刘元洪也承认租赁期限与南县武圣宫人民政府约定的三十年为期，故租赁期限应认定是为三十年。黄秋红遂按租期三十年进行生产与投入是合乎情理的。后因黄秋红未按期交纳租金双方酿成纠纷。虽经益阳中院（2019）湘09民终1315号民事判决解除了转租经营合同，判令黄秋红在判决期限内返还租赁物，但未对黄秋红的生产设备、投入未作出处理。也就是本案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对生产投入是否应当由刘元洪补偿及租金因面积不足是否应予退还多缴租金。湖南高院（2019）湘民申425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黄秋红的申请，而且界定了黄秋红的投入损失系因刘元洪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的过错造成，本案黄秋红租赁渔池后，对池底进行了凿深、池塘公路予以硬化、建设了居住房屋及养鱼的渔业设备确已投入若干，虽然基础设施改建没有征求刘元洪意见，刘元洪在黄秋红经营养殖的过程中也未提出过异议。应属于民法上的添附行为。其行为结果已构造成了实质的添附新物。且结合实际情况对添附物利用价值较大的可以维持原状。本案中的添附物的利用价值较大，且相对于刘元洪利用价值更大，故其所有权应归刘元洪所有，刘元洪应当予以补偿。但其中有部分渔业设备，仍可以利用。也不影响其利用价值，可以不作为新的添附物予以补偿。另本案因黄秋红违约导致解除合同应承担部分责任。刘元洪对添附财物拥有后，有较大的利用价值，应对黄秋红予以适当补偿。因此，黄秋红的诉请要求刘元洪对生产经营的投入补偿的要求，应当予以支持，但只能酌情予以补偿。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以黄秋红承担40%，刘元洪承担60%较为适宜。另外，黄秋红要求刘元洪返还因渔池面积差多缴租金24534元，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限令黄秋红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搁置在刘元洪渔池上的30kw电机一台、远程投饵机三台、普通投饵机一台、增氧机十五台、5.8m水泥船一条、铝合金鱼罐一个、三相异步电机一台，（评估价值约41615元）等物拖离租赁地；二、判令刘元洪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黄秋红湖底凿深、湖面加固、公路硬化等基础设施补偿款446835元（按评估价格（790900-46175）×60%）；三、驳回黄秋红要求刘元洪退还黄秋红历年多交纳租金24534元的诉讼请求。二审中，黄秋红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照片及见证村民签字。证明刘元洪在一审诉讼期间把黄秋红的鱼苗毒死了。证据2、录音资料。证明2020年4月14日刘元洪投毒后派出所进行调解，刘元洪投毒是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黄秋红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2系南县法院在执行本院（2019）湘09民终1315号民事判决中发生的问题，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15日南县武圣宫镇人民政府作为出租人、刘某某与刘元洪作为承租人签订《武圣宫镇百万北湖租赁经营合同》，约定将南县武圣宫镇百万北湖水面按现状租赁给刘某某与刘元洪，租赁期限为30年，即从2013年4月1日起至2043年3月31日止。2012年7月16日刘元洪与黄秋红签订《武圣宫镇百万北湖转租经营合同》，约定黄秋红对百万北湖的投资改造所需的投资资金都由黄秋红自理，刘元洪不承担任何责任，本着来装去丢的原则，在转租期满后，刘元洪对黄秋红不承担任何补偿义务；刘元洪有按时收取黄秋红租金的权利，黄秋红如不按本合同的规定交纳租金，本合同自动解除；黄秋红应按完整开发经营后的大湖及已配套的设施移交给刘元洪，但动产黄秋红可带走，如黄秋红对百万北湖有毁损的，由黄秋红修缮或赔偿。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元洪是否应支付黄秋红湖底凿深、湖面加固、公路硬化等基础设施补偿款446835元。2012年7月16日刘元洪与黄秋红签订《武圣宫镇百万北湖转租经营合同》，约定刘元洪将中标取得的90亩水面转租给黄秋红，租赁期限为六年，自2013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租金在合同签订之日，由黄秋红一次向刘元洪交清，以后如继续承租，每年每亩租金，必须在上年度的12月1日交清;黄秋红如不按本合同规定交纳租金，本合同自动解除。合同履行中，黄秋红、刘元洪又于2013年7月17日将原合同的期限改为租赁期限以政府合同约定期限为准，并由刘元洪签字认可。后因黄秋红在2018年12月1日未按约定交纳租金，刘元洪于2019年3月30日以手机短信方式通知黄秋红解除转租合同，双方酿成纠纷。2019年刘元洪将黄秋红诉至南县法院，请求解除涉案转租合同，返还租赁物。南县法院判决驳回刘元洪诉讼请求后，刘元洪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湘09民终1315号民事判决，认定黄秋红未依约支付租金，构成违约，判决解除涉案转租合同，由黄秋红归还租赁物。黄秋红不服该判决，向湖南高院申请再审，湖南高院作出（2019）湘民申42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黄秋红再审申请。由此可知，黄秋红未按转租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构成违约的事实，已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导致转租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是黄秋红不按约支付租金。黄秋红诉称，刘元洪承诺租赁期限为30年，致使黄秋红以30年租期规划投入大量改造资金，刘元洪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过错责任。从黄秋红自认其以30年租期规划投入改造资金的事实可知，黄秋红对租赁期限为30年是明知的。转租合同约定，黄秋红对租赁水面投资改造所需的投资资金都由黄秋红自理，刘元洪不承担任何责任，本着来装去丢的原则，在转租期满后，刘元洪对黄秋红不承担任何补偿义务。因刘元洪2013年7月17日在涉案转租合同的租期旁边书写“租赁期限以政府为准”，而没有写明具体租期，属于履行期限合同约定不明，刘元洪应向黄秋红承担适当补偿责任。此外，一审法院委托中介机构对黄秋红在租赁期间对湖底凿深、湖面加固、公路硬化等基础设施投入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为790900元，黄秋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为由刘元洪赔偿黄秋红经济损失金额为638160元。故评估结果中超过638160元的部分系黄秋红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涉案投入应以黄秋红主张的638160元为限。本院结合案件事实，根据公平原则，酌情认定刘元洪支付黄秋红湖底凿深、湖面加固、公路硬化等基础设施补偿款177595.5元（×30%）。黄秋红辩称，2020年4月刘元洪向涉案鱼塘投放灭杀剂，导致大量鱼苗死亡，造成了其经济损失的问题。如果情况属实，系南县法院在执行本院（2019）湘09民终1315号民事判决中发生的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刘元洪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南县人民法院（2020）湘0921民初1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南县人民法院（2020）湘0921民初1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刘元洪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秋红湖底凿深、湖面加固、公路硬化等基础设施补偿款177595.5元；四、驳回黄秋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426元，减半收取5213元，鉴定费10000元，共计15213元，由刘元洪负担4077元，黄秋红负担111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02元，由刘元洪负担2144元，黄秋红负担585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夏立群审 判 员 毛杰中审 判 员 徐高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甘 聪书 记 员 史 权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同履行自的义务。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