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5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侯进港，男，1981年5月11日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海丽，女，1980年6月14日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者严，山东严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宁，山东严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锡军，男，1958年8月25日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喜娟，威海文登众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平，威海文登众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侯进港、谭海丽因与被上诉人张锡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3民初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进港、谭海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谭海丽对借款负有偿还责任，认定错误。侯进港一审中已陈述，张锡军经常持信用卡去侯进港处刷卡套现，侯进港碍于与张锡军的交情，经常帮其刷卡，有时侯进港也带着张锡军去别的商户刷卡套现，其套现金额有时会通过谭海丽的账户转给张锡军，故尾号2862号信用卡的交易明细中会有谭海丽账户的转账记录。张锡军出示的借条只有候进港的签字，且系胁迫所签，文登市龙山办海丽化妆品候进港系经营者，张锡军并未举证证实候进港所借款项谭海丽知情且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根据证据举证规则，谭海丽不应承担借款责任；2.一审法院凭借张锡军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中显示该信用卡与“文登市龙山办海丽化妆品”发生消费交易达到二十余笔及谭海丽账户多次向2862号信用卡还款从而认定侯进港持有并使用该信用卡该事实认定错误。侯进港碍于交情，经常帮张锡军刷卡套现，套现金额有时会通过谭海丽的账户转给张锡军，一审判决将其转款行为认定为是侯进港的还款行为错误。侯进港实际借张锡军款项77828元，早已还清，后续的转款记录均是张锡军刷卡套现金额，2862号信用卡的持有使用者一直是张锡军；3.张锡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人，完全清楚他人持自己的信用卡消费所产生的后果及责任。假设张锡军确将2862号信用卡放在侯进港处，侯进港每一笔消费金额都会以短信的方式提醒张锡军，当银行通知信用卡还款数额时，作为正常人应当马上办理停卡业务，而非继续放任侯进港持卡消费，任其产生高额滞纳金。故2862号信用卡系因张锡军持卡消费，而导致高额滞纳金，因为侯进港之前刷卡借过张锡军的款项，张锡军想将其转嫁给侯进港；4.张锡军主张2015年10月18日62000元借条中的7000元以及2016年11月3日3000元、2016年11月18日32000元系现金交付给候进港，一审判决仅凭张锡军偿还信用卡后侯进港出具借条的交易习惯认定其借款的事实错误。张锡军于2016年10月19日、10月23日从交通银行取款35000元，于2016年11月6日、2016年11月8日将款项于现金的方式交付侯进港，张锡军将借款以现金的方式取回家中，经过一个多星期后以现金的方式分两次借款给侯进港，不合常理，张锡军可以通过转账等有记录的方式来交付款项，足以证实该借款虚假。张锡军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侯进港、谭海丽的上诉请求。张锡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侯进港、谭海丽偿还欠款14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侯进港与谭海丽系夫妻，侯进港系文登市龙山办海丽化妆品商行经营者。张锡军主张将其名下卡号为62×××62（以下简称2862号信用卡）的中国银行信用卡借给侯进港使用，导致其为侯进港偿还信用卡而与侯进港形成借贷关系，双方因此产生争议。一、对双方争议的借款经过。张锡军陈述，其经慈国宁介绍认识侯进港，说侯进港在家家悦开了很大的化妆品店，外出购物要用卡，张锡军通过慈国宁将2862号信用卡交给侯进港使用，但慈国宁与侯进港之间是什么关系、怎么约定的其不清楚；该信用卡其没有用过，谁用的、在哪用的有银行交易明细；前期侯进港透支这个信用卡都能还上，用了几年以后还不上钱，银行找张锡军还款，张锡军便找侯进港；侯进港说没有钱；张锡军和侯进港到银行，由张锡军出现金，侯进港存进银行后再给张锡军打借条，打借条的日期基本都是去还款当天打的借款；侯进港所说2013年打80000元借条的事张锡军不清楚。张锡军同时提交七张借条、2862号信用卡交易明细、与侯进港之间的短信记录等证明己方主张。对此，侯进港陈述，其于2013年通过慈国宁介绍认识张锡军，通过刷2862号信用卡实际向张锡军借款77828元，并出具了80000元的借条，给谁打的记不清了，但当时慈国宁拿走了40000元当做利息；2013年9月5日侯进港已将79300元打入张锡军2862号信用卡的账户，包括本金与利息；后期侯进港又向2862号信用卡打款161500元（实为15×××00元），是张锡军带着信用卡要求侯进港找人帮其刷卡，侯进港便带着张锡军去他人处刷卡，张锡军亲自在他人处刷自己的信用卡，有时候商户直接给张锡军现金，若款项没有及时到账，商户会将刷卡金额转给侯进港，侯进港又将所刷卡的数额以转账的方式转给张锡军，所以在2862号信用卡的银行交易明细中，侯进港给张锡军打款共计240800元（实为236300元）；侯进港已向张锡军偿还了借款，不欠张锡军任何款项；七份借条系因张锡军格外支付信用卡的利息而强迫侯进港所写，根据证据规则，张锡军并不能说明其款项的来源、借款的目的、借款的用途以及交易方式，借条完全是虚构的，并未实际履行。另，侯进港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张锡军所述2015年以后到银行还款及打借条的事实不符，当时侯进港并没有到银行去，只是张锡军说银行发的短信要求还利息，侯进港按照短信要求书写的借条。侯进港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因张锡军带人到海丽化妆品柜台闹事，故侯进港被迫出具七份借条。为证明己方主张，侯进港提交其通过个人账户及谭海丽名下账户向2862号信用卡转款15×××00的银行明细，但对其所述的“是张锡军带着信用卡要求侯进港找人帮其刷卡”的事实未提交相应证据。二、对双方争议的还款经过。张锡军陈述，其认可侯进港已还款20000元，并提供其名下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明侯进港已向张锡军转款共计15000元，另侯进港通过现金还款四五千元。经质证，侯进港对向张锡军转款15000元予以认可，但称因张锡军称不给就要去闹事，侯进港无奈每次还一点。侯进港对其所述的被迫出具借条以及被迫还款的辩称未提交相应证据。通过双方的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13年6月19日至2015年3月17日期间，张锡军名下的2862号信用卡发生多笔消费及还款交易，其中与“文登市龙山办海丽化妆品”发生消费交易二十余笔，另有其他交易数笔。2013年9月5日至2014年9月12日期间，侯进港通过其个人账户及谭海丽名下账户分九次共向2862号信用卡转款236300元，向张锡军名下的尾号为2900的账户转款4500元。2015年10月8日至2016年11月18日期间，侯进港分七次向张锡军出具借条，数额共计162000元。具体如下：2015年10月8日，侯进港向张锡军出具10000元的借条。同日，2862号信用卡存入10000元。2015年10月18日，侯进港向张锡军出具62000元的借条。同日，2862号信用卡存入45000元。张锡军称，该笔借条款项中另有7000元是交付的现金，另有10000元是利息。2015年10月25日，侯进港向张锡军出具10000元的借条。同日，2862号信用卡存入10000元。2015年11月30日，侯进港向张锡军出具5000元的借条。张锡军称，该笔款项系现金交付。2015年12月16日，侯进港向张锡军出具40000元的借条。同日，2862号信用卡存入40000元。2016年11月3日，侯进港向张锡军出具3000元的借条。2016年11月18日，侯进港向张锡军出具32000的借条。张锡军提交其银行支取记录，证明其于2016年10月19日、10月23日两次从交通银行支取35000元，并分别于11月3日、11月18日出借给侯进港，目的是让其去偿还2862号信用卡，但侯进港并没有去还。2016年11月25日至2018年4月19日期间，侯进港通过个人支付宝账户或赛秀梅的支付宝账户、银行账户向张锡军转款共计15000元。同时，在张锡军提供的与侯进港的短信记录中，张锡军问“……能把我的钱和银行的钱还上吗？”，侯进港答“能”；张锡军问“……再一个银行要是再找我，或起诉我怎么办？你能把银行卡那十多万事处理好吗？”侯进港答“能，绝对没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张锡军名下的2862号信用卡是否为侯进港持有并使用；二、张锡军所主张的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首先，从2862号信用卡交易明细看，与“文登市龙山办海丽化妆品”发生消费交易即达到二十余笔，除了侯进港所认可的刷卡借用77828元并已还款79300元外，其通过个人账户及谭海丽账户多次向2862号信用卡还款达到15×××00元，且从交易的时间、数额与频率看，无法排除2862号信用卡系由侯进港持有和使用。其次，从侯进港出具借条的时间看，2015年10月8日、2015年10月18日、2015年10月25日、2015年12月16日四笔款项，当日2862号信用卡均有相应的款项存入，该事实与张锡军所述还款经过相符。最后，从侯进港多次通过个人账户和赛秀梅账户向张锡军转款19500元的事实看，侯进港还款的事实客观存在，且在双方短信记录中，侯进港对张锡军能否还款的问题明确表示可以。因此，综合判断双方当事人所陈述的事实以及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侯进港持有使用2862号信用卡并欠付信用卡的事实。侯进港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清楚向他人出具借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其辩称借条系被迫出具、多次转账亦系被迫给付，因未提交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张锡军主张因替侯进港偿还信用卡而与侯进港产生借贷事实、形成借贷关系，有相应的证据证实，予以采信。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张锡军自认2015年10月18日62000元借条中的10000元系利息，并非借款本金，对该10000元，不予认定。张锡军主张2015年10月18日62000元借条中的7000元，以及2016年11月3日3000元、2016年11月18日32000元系现金交付给侯进港，虽侯进港不予认可，但结合张锡军偿还信用卡后侯进港出具借条的交易习惯看，符合常理，因此，对该三笔借款，予以认定。张锡军自认侯进港已偿还20000元，与侯进港向其还款的交易记录基本一致，予以认定。综上，张锡军要求侯进港偿还借款132000元，予以支持，超出合理部分的请求，不予支持。侯进港与谭海丽系夫妻关系，侯进港多次通过谭海丽个人账户向2862号信用卡还款，应视为谭海丽对侯进港使用信用卡并欠款的事实知悉，故张锡军要求二人共同偿还借款，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侯进港、谭海丽共同偿还张锡军借款132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款项付至张锡军在中国建设银行文登支行62×××51的账户）；二、驳回张锡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张锡军负担110元，由侯进港、谭海丽负担1460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侯进港、谭海丽提交证据：赛秀梅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流水一张，拟证实2018年2月14日侯进港通过赛秀梅个人账户分三次给慈国宁打款4万元、4万元、2万元，共计10万元。赛秀梅的银行卡当时一直在侯进港手中，实际系侯进港向慈国宁转账10万元，因当时系通过慈国宁借款，故慈国宁告知该款项要侯进港付给慈国宁。经质证，张锡军主张该证据并非由银行直接打印，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该证据属实，打给慈国宁的款项也与张锡军无关，不能证实侯进港、谭海丽的主张。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锡军名下的案涉2862号信用卡于2013年6月19日至2015年3月17日期间与侯进港经营的文登市龙山办海丽化妆品发生多笔消费交易，侯进港亦通过其个人账户及谭海丽名下账户多次向2862号信用卡及张锡军名下的尾号为2900的账户转款，一审法院综合交易的时间、数额与频率，认定无法排除2862号信用卡系由侯进港持有和使用，并无不当。2015年10月8日至2016年11月18日期间，侯进港向张锡军出具的七笔借条，其中四笔在借条出具当日，案涉2862号信用卡均有相应的款项存入，借条出具与信用卡存款时间与张锡军所述还款经过相符，另外三笔款项，有侯进港出具的借条为证，亦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结合双方之间的短信聊天记录，可综合认定张锡军与侯进港之间借贷关系的存在，张锡军要求侯进港偿还借款132000元，应当予以支持，侯进港主张其系在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七张借条，并无证据予以证实，不予认定。至于侯进港主张的谭海丽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侯进港与谭海丽系夫妻，以“文登市龙山办海丽化妆品”名义发生消费交易即达到二十余笔，多笔款项系通过谭海丽名下账户向案涉2862号信用卡转账还款，且也无证据证明侯进港与谭海丽的夫妻共同财产与文登市龙山办海丽化妆品的经营收入相区分，应认定谭海丽对侯进港使用案涉信用卡并欠款的情况知情，一审认定谭海丽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至于侯进港二审提交的赛秀梅账户向慈国宁账户转账10万元一事，因该证据系复印件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且该证据系赛秀梅与慈国宁之间的转账记录，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综上，侯进港、谭海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0元，由侯进港、谭海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大海审判员  蒋 涛审判员  张丽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刘双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