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01行终7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代理人张延红，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晓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县星沙街道望仙路**。法定代表人胡朝钦，该局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住，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县星沙街道望仙路**/div>法定代表人李如军，该征地拆迁中心主任。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志为。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谢文辉，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县自然资源局、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土地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20)湘8601行初91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于2016年8月30日对王某户作出《星沙生产安置留用地项目拆迁、腾地通知书》，内容包括:王某户家庭成员情况、房屋面积、房屋结构、补偿、补助项目、金额及拆迁期限和按期拆迁奖励等事项。王某在该通知书及《房屋面积计算及说明》、《住户拆迁补偿汇总表》上签字,并于2016年12月9日和30日领取拆迁补偿费合计720494元。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星沙生产安置留用地项目拆迁、腾地通知书》系对王某户家庭成员、房屋面积、房屋结构、补偿、补助项目、金额和拆迁期限、按期拆迁奖励等事项的事务性告知，属于征收拆迁过程中的一项程序性行政行为，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对王某户没有约束力，王某拆除房屋和领款行为均系出于自愿，长沙县自然资源局、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并未对王某户实施行政强制腾地行为。因此，本案所诉的《星沙生产安置留用地项目拆迁、腾地通知书》对王某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综上，王某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不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另该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该院经过阅卷后认为本案无需开庭审理，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王某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王某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涉案“通知书”名为通知，但实为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为上诉人设定了权利义务，对上诉人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该“通知书”所载内容并非单方通知行为，其内容详细载明了拆迁主体、涉案房屋面积、房屋补偿搬迁费等事项，其中补偿补助金额、拆迁期间与付款方式等都属于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基本内容。上诉人签订该通知书后，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也在该通知书上进行盖章确认，后续上诉人房屋即被拆除，因此，该通知书并非程序性告知行为，而是符合“成熟性原则”，属于行政协议。此外，上诉人向长沙县政府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获取其与征收部门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长沙县政府在其回复内容中认可该通知书即为征收补偿协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涉案“通知书”具有可诉性，应当依法予以审理。首先，结合上述第一点，通知书应为征收补偿协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公布的第69号指导案例中指出：“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对其权利义务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而对该程序性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涉及到本案，即便原审法院认定涉案通知书属于所谓程序性行政行为，也应当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综上，请求：一、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20)湘8601行初912号行政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长沙县自然资源局、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答辩称：一、两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建房建设用地许可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及奖励政策，认定上诉人户合法建筑面积228平方米，生产用房100平方米，符合法律规定。二、《星沙生产安置留用地项目拆迁、腾地通知书》系告知行为，未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起诉。三、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属于长沙县自然资源局的二级机构，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四、上诉人户于2016年8月30日在《房屋面积计算及说明》、《住户拆迁补偿汇总表》上签字确认房屋面积及补偿金额，领取了补偿款，于2020年8月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一份新证据长县依申请答复[2020]014号《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书》，拟证明涉案拆迁、腾地通知书即是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对上诉人户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的拆迁通知书不能等同于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对上诉人户的补偿应以政府发布的“三公告”为准。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案件审理有关联，可予以采信。原审裁定已经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20年6月18日，长沙县人民政府向王某出具了长县依申请答复[2020]014号《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书》，答复：王某所申请的“星沙生产安置留用地项目王某签署的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根据实际提供星沙生产安置留用地项目王某户拆迁、腾地通知书。本院认为，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对其权利义务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而对该程序性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涉案《拆迁、腾地通知书》已经记载了房屋补偿金额、房屋拆迁期限、付款办法、未按期腾地的后果等，长沙县自然资源局、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及上诉人均按照通知书记载的内容履行了各自的义务，且长沙县自然资源局、长沙县征地拆迁中心不会就征收补偿事宜再对上诉人作出相关实体行政行为，故该通知书不属于事务性、程序性、告知性的过程性行为，已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诉人认为涉案拆迁腾地通知书具有可诉性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上诉人于2016年8月30日在涉案《拆迁、腾地通知书》签名确认，并于2016年12月9日、30日领取了拆迁腾地通知书所约定的全部拆迁补偿款项，且配合将房屋拆除倒地，其至迟应于2016年12月30日已经知晓征拆部门对其房屋征收补偿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其若对该征收补偿行为不服，应当在2017年12月30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于2020年8月5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拆迁腾地通知书不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裁定驳回起诉的理由不正确，应予指正。鉴于本案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结论正确，故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彭 杨审判员 杨林华审判员 熊晓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廖 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