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38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负责人：施培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清兰，女，194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永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泳中，男，198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永定县，系张清兰的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洪清，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初滃，男，198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峰，广东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雨龙，男，1989年9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原审被告：姚德银，男，1976年7月23日，汉族，身份证住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原审被告：安徽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北城世纪城**康徽苑**S16-商108/**法定代表人：孙科，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深圳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白石龙逸秀新村**华富锦大厦**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陈仁红，该公司董事长。以上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雪茵，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昭，广东林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龙蟠。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龙蟠路**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高锐新。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清兰、张初滃及原审被告赵雨龙、姚德银、安徽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圳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6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汇文独任审理。原审被告赵雨龙、姚德银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市中心支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姚德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张清兰赔偿582142.15元，赵雨龙、安徽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向张清兰赔偿55000元；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向张清兰赔偿275632.35元；四、驳回张清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7438.9元，由姚德银、赵雨龙、安徽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3867.4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2196.5元，张清兰负担1375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依法改判人保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三、本案的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实受害人阮某、陈某已经由车上人员转化为闽Ｆ×××**号车辆的第三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等八个审判参考的通知》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判参考》第三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肇事机动车上的“本车人员”不属于第三者。本案中受害人阮某、陈某是否离开肇事机动车以及是否与该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是身份转化的两个必要条件。（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本案中张清兰未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受害人阮某、陈某在事故发生时已经离开了被保险车辆且与涉案车辆发生碰撞，应当由张清兰承担不利后果。（三）事故发生时闽Ｆ×××**号货车因燃油不足停放在应急车道，但由于事故发生在凌晨4时左右且在高速公路上，车上人员阮某、陈某如果等待救援通过日常经验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向过路的车辆求援，另一种是电话求援。第一种发生求援如发生事故则赵雨龙即可看见，另一种是电话求援，但该方式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结合发生的时间，受害人极有可能在驾驶室等待救援，因而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无法推断出阮某、陈某是停留在车下。（四）交通事故发生是多种因素、作用力的结合发生产生的后果，受害人阮某、陈某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在闽Ｆ×××**号车上、是否被甩出车外还是车辆在翻车过程中被甩出车外等必须通过痕迹鉴定等方式进行判断，闽Ｆ×××**号车辆驾驶室没有血迹无法达到民法上高度盖然性的可能，且无法通过驾驶室没有血迹可从事实或法律上推断出事故发生时阮某、陈某是停留在车下这一事实。综上，结合本案的全部证据并无法做出推断出受害人阮某、陈某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是在车上或车下的事实。二、原审法院认定张初滃并不承担赔偿责任，而直接要求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一）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第三者”是指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之外的人，本案中受害人阮某是被保险人张初滃允许的驾驶人，并不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约定的第三者。（二）本案中阮某是闽Ｆ×××**号车辆的驾驶员，对涉案车辆进行实际控制和操作，其驾驶人的身份不因位置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这与通常理解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不特定第三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且《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也认为受害人阮某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承担次要责任。（三）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规定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约定，只有被保险人及允许的驾驶人因交通事故向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时，该赔偿责任风险才能通过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转嫁至保险公司，本案中受害人阮某作为交通事故中的侵权人，其不能成为自己的侵权人，即构成责任保险事故基础的侵权法律关系并不存在，另法院认为阮某的雇主张初滃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则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内赔偿违反了责任保险的最基本原则。被上诉人主张侵权责任赔偿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也超出了第三者责任保险利益范围。三、退一步讲，即便事故发生时死者阮某由车上人员转化为车下人员，则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和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审法院未审核保险合同的约定，查明事实错误。（一）本案中阮某是闽Ｆ×××**号车辆的驾驶员，对涉案车辆进行实际控制和操作，其驾驶人的身份不因在位置的改变而发生改变，且事故认定书也认定死者阮某承担次要责任，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六条的约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赔偿：(四)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本车车上人员的伤亡……，因此阮某作为本车驾驶人，不属于商业第三者保险的赔偿范围。（二）本案中张清兰仅提供了受害人阮某户口所在地的村委会证明，但由于该村委会证明对其管辖范围外的事实做出证明，超出了其职责和证明能力，没有任何证明力，原审法院据此没有任何证明了的证据认定其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明显查明事实错误，不符合粤高法【2018】39号文件的规定。（三）根据广州市公安局做出的穗公交(高二)鉴通字(2019)0000012号《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闽Ｆ×××**号轻型厢式货车称重时不符合装载规定，其超载率为11.4％，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七条约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人保公司提交了《投保单》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已经证实向投保人履行了说明义务，原审法院未查明该事实。（四）案涉事故中，驾驶员赵雨龙己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法院判决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五）事故发生时应提供合法有效的驾驶证、行驶证、从业资格证，否则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不负责赔偿，原审法院也未查明该事实情形下就要求人保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明显超出保险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张清兰辩称，第一，原审法院认定受害人阮某是案涉交通事故的第三人正确，人保公司的上诉主张以及上诉的内容是自相矛盾的，对其的主张也没有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人保公司主张赵雨龙没有在货车下面发现有人，并且又称受害人是在驾驶室内，该上诉主张和陈述的理由是互相矛盾的。即使赵雨龙在陈述事发时没有发现或者下面有人，也不能证明阮某是在驾驶室内，人保公司主张受害人是在驾驶室内不属于第三者，应当承担该主张的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第二，人保公司称原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害人事故发生时离开了被保险车辆，是信口开河。在案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阮某只能是在车外避险，决不可能是在车上。张清兰在原审已经充分完成了举证责任。有事故现场阮某的尸体在货车底部的照片证明，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尸检鉴定意见也充分证明了被害人的身体存在剧烈的冲撞、撕扯和摩擦，身体多处部位大面积挫伤，甚至有部分只有皮肤相连，是符合车辆作用所致的，说明阮某在事故中式遭受到汽车冲撞。第三，人保公司主张阮某在事故发生时是车上的人员，并且是在驾驶室内，其主张完全违背了物理规律。第四，本案的事故认定书，其在事故认定书中所作的司机阮某这种字样，是为方便明确事故各方的角色，并非是对阮某属于车上人员所作出的判定。并且高速公路二大队专门针对该情况作出了一个情况说明。第五，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关于车上人员和第三者的条款是属于格式条款，当理解发生争议的时候，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即提供方的解释。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是特定时空下的临时身份，因特定的时空条件变化而转化，不能机械地以具体人员来确定随时可能变化的身份。结合本案的证据，可以证明阮某在发生事故时是在车外，应当认定阮某是事故的第三者。第六，关于阮某的赔偿标准，阮某常年在龙岩市××零工和生活，该事实有阮某所在的户籍地村委和镇政府出具相关证明，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赔偿。同时，本次事故同时造成另一名被害人陈某死亡，陈某家属也已提起起诉，原审法院[原审案号：（2019）粤0114民初6735号]，也已经根据其家属提供的陈某的居住证、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小孩在龙岩市区读书毕业证、村委镇政府出具的证明，认定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的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该条规定是标志着同命同价的赔偿原则在我国法律中的正式确立。被害人陈某获赔107万余元，但是原审法院并没有如此判决，而是居中采取了按照同样的城镇标准进行计算赔偿金，并且判决赔偿91万元也是比较合理的，应当予以维持。第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上诉人主张司机赵雨龙已经承担刑事责任，因此不应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第八，《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还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条例，这两个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均没有设定我国的公民必须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才能从事货车运输的准入条件。因此人保公司设立其在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设立的是属于单方擅自加重了张清兰的义务，与现行法律规定是相违背的，应属无效条款。综合保险条款是人保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内部协定，其约束力只能约束合同相签订方，不能扩大约束善意第三人，更不应当去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如果人保公司在对第三人作出赔偿后，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另案寻求解决，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人保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张初滃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本案的的两位死者阮某和陈某已经转化为第三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结合本案的证据来看，结合现场的图片可知道，其中一人被压在车下，如果两均在车内，那么发生如此剧烈的碰撞，车上一定会有血迹。其中一人也不会在车轮之下。而且，其中一个死者的腿部已经被撕扯下来。按照力学压力只有碰撞之后倒下才会碾压到腿部。同时，按照正常人的推理可知，凌晨四时左右发现车辆有问题，作为有长途运输经验的司机，第一时间是下车检查，抽烟(如果抽烟的话)，然后去车后尾部放警示牌。非常有可能在两死者抽烟或者放警示牌时候发生车祸。人保公司主张两死者在车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支持，故应该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判定是否属于”第三者”应以发生交通事故时这一特定时间两个死者是否处于投保车辆之上为依据，在车上为”车上人员”，在车下应为”第三者”。本案中，两个死者在事故发生前作为驾驶人员应当属于车上人员，但事故发生时并不在车上，应当属于第三者身份。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三、从公平原则来看，人保公司也应当赔偿。事故的发生已经导致了三个家庭的破裂，其中一个死者是一个残疾母亲的唯一儿子，事故的发生摧毁了这个家庭，保险公司作为强势一方，在没有新的证据、新的事实的状况下提起上诉，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安徽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圳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共同辩称，关于阮某是否属于车外第三者的问题，同意张初滃的答辩意见。交警队曾经出具情况说明，明确阮某及陈某两人的身份都是属于在事故车辆外面，两者均已当场死亡，而且在驾驶室也没有发现血迹。关于机动车综合保险商业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约定的问题，该条款并没有明确约定为需要提供从业资格证，而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作为驾驶员，主要具有相应的驾驶证，就可以驾驶车辆，并没有规定需要提供从业资格证，而且该条款指向和约定都是不明确的，而且这个条款是属于人保公司方单方制作的格式条款，其也没有就该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作出明确的释义和说明，该条款也是属于无效的条款。原审被告赵雨龙、姚德银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市中心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经审查，各方对原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张清兰提交（2019）粤0114民初6735号民事判决，拟证明本案另一死者陈某的原审判决虽没有生效，但原审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符合法律约定，二审应当以维持。对于该份证据，人保公司表示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意见，该案保险公司也已经上诉，该判决不能够证明阮某可以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损失。安徽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圳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共同表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没意见。另查明，二审中，张清兰申请张某到庭，本院予以准许。张某陈述称受害人阮某与其是同一个镇的，双方之前不认识，其是2017年9月份认识阮某的，阮某于2018年2月份到2019年4月份在其开的龙岩市星福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做铝合金和铁艺工作，正式雇请阮某之前也有请他做过临时工，公司规模很小，其没有与阮某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阮某交过社保，工资是现金发放的，阮某住在公司的仓库里。保险公司表示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疑，安徽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圳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共同表示，与保险公司的意见一致。张清兰和张初滃表示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另查明，人保公司在二审中表示，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的条款依据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3点和第6点、第二十七条第二项，后又表示撤回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3点的免赔条款依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标准问题，二审中，张清兰申请证人张某出庭，该证人证言结合张清兰提交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可以证明阮某在事故发生前一年已经在城镇工作生活，故原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事故导致阮某死亡的后果，其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该后果对阮某近亲属的精神造成损害，原审法院依照事故导致的后果及阮某的过错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70000元适当，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维持。赵雨龙虽然已承担刑事责任，但不影响死者近亲属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人保公司以此为由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提出异议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人保公司是否应对受害人阮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第四十一条规定：“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一）投保人，是指与保险公司订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二）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本案中，闽Ｆ×××**号轻型厢式货车在人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阮某作为张初滃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属于闽Ｆ×××**号轻型厢式货车的被保险人，故阮某在事故中所受的损害不属于该车交强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张清兰要求人保公司在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应不予支持。同时，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约定，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的人身伤亡，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条款已用加黑加粗字体标识，且人保公司已提交了投保单证明其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阮某属于该条款约定的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因此，人保公司抗辩对本案所涉的损失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免赔，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各方对于除上诉之外，原审法院认定的各项损失赔偿数额、责任主体和比例、垫付款等均没有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张清兰的各项损失包括：1.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470元；2.交通费2000元；3.住宿费9450元；4.死亡赔偿金841320元；5.被扶养人生活费57750元；6.丧葬费46784.5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以上损失共计1028774.5元，事故导致陈某和阮某两人死亡，两人家属对于皖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市中心支公司购买的交强险，已经达成分别赔偿55000元的协议，原审法院已对此予以确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超出上述交强险赔付限额的损失共计973774.5元（1028774.5元-55000元），由赵雨龙承担70%的责任为681642.15元，原审法院判令应由姚德银、赵雨龙、安徽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各方对此均没有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扣除姚德银已垫付的61000元，仍剩余620642.15元应由上述责任人负责赔偿。对于剩余30%即292132.35元，阮某虽然在履行张初滃的职务过程中发生涉案事故，但阮某作为涉案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在上高速公路前没有及时检查燃油是否充足，致使车辆没有燃油无法正常行驶，其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交警部门认定其在事故中负次要责任，由此可见，阮某对事故发生有重大过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张初滃在事故中无过错，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于本车驾驶员能否转化为本车第三者的问题适用法律不正确，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67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67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姚德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张清兰赔偿620642.15元，赵雨龙、安徽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张清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7438.9元，由姚德银、赵雨龙、安徽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4123.1元，张清兰负担331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59.5元，由姚德银、赵雨龙、安徽通城达供应链有限公司负担729元，张清兰负担553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汇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卢燕清李霞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