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04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友瑜，女，1971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委托代理人：江平，湖南江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木莲中路**。法定代表人：黄阳，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邓叶周，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鲁璇姬，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湘高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div>法定代表人：刘灿霞，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邓叶周，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鲁璇姬，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人才集团有限公司（原长沙俊彦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湘瓷路**div>法定代表人：夏任何，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磊，男，198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株洲市荷塘区。上诉人陈友瑜、湖南龙骧巴士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长沙俊彦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力公司）、长沙湘高速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高速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20）湘0111民初1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友瑜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0111民初1754号第二项；2、请求判决确认人力公司与陈友瑜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3、请求判决龙骧公司与陈友瑜恢复劳动关系；4、请求判决龙骧公司向陈友瑜支付2011年11月份的工资2550元；5、请求判决龙骧公司向陈友瑜支付2011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未同工同酬的工资差额60000元；6、请求判决龙骧公司向陈友瑜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28050元；7、请求判决龙骧公司向陈友瑜补缴或者补偿2011年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的社保费用22116.57元（公司应缴纳部分的金额）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所谓的社保补贴金6000元。2010年，龙骧公司要求陈友瑜配合公司工作与龙骧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关系的合同，遭到陈友瑜拒绝。但是，不签字就得失去工作，陈友瑜经两位领导口头承诺解除合同后工资福利与原签订了合同的未解除的员工相等后，同年12月陈友瑜被迫无奈签字解除与龙骧公司早已签订了的合同。该解除合同与原签订的合同都没有给陈友瑜一份。合同解除后，工资由原来的招商银行发放改为以现金的方式发放。合同解除之后，待遇变动，陈友瑜待遇与原签订合同的员工待遇相比较低了很多。陈友瑜多次找口头承诺领导人履行承诺，每次都被口头承诺领导人以公司决定为由敷衍与搪塞。一审片面采纳龙骧公司在一审时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认定，龙骧公司向陈友瑜支付了2013年和2014年的社保补贴共计6000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该6000元系陈友瑜两年的年终奖金的一部分，根本就不是社保补贴。故一审法院认定龙骧公司已经支付社保补贴没有法律依据。二、关于龙骧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1年，龙骧公司逼迫陈友瑜提出辞职，虽双方未再续签劳动合同，但陈友瑜仍然继续在龙骧公司工作。其售票员工作岗位仍然未改变。至2015年4月2日龙骧公司再次逼迫陈友瑜提出辞职解除劳动关系。在此期间，陈友瑜与龙骧公司之间具有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8年10月-2014年10月，故龙骧公司应当承担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向陈友瑜支付2011年2月-2012年1月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部分。一审法院认为陈友瑜主张该权利的时效为2013年1月31日止，明显违反了相关规定。陈友瑜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最后期限应当为2015年10月。而不是2013年1月。事实上，陈友瑜自2015年4月再次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就一直提出诉求，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主张权利。这一事实，不但有劳动人事部门的情况说明，也得到了一审法院的认定，所以，陈友瑜完全有理由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陈友瑜的仲裁时效仅至2013年1月，是完全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正。三、关于同工不同酬。一审法院将开庭后龙骧公司才提交的黄芳等人工资表，没有当庭质证，而是通过微信告知，陈友瑜提出该工资表非原始工资表，系开庭后龙骧公司单方面制作的。因为陈友瑜在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实际在龙骧公司售票员岗位工作时，确实受到了同工不同酬的遭遇，但是，一审法院竟然完全采纳了龙骧公司庭后提交的非原始材料的工资表，并草率的作为定案依据，属于未查明事实真相，请求二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四、关于龙骧公司克扣陈友瑜劳动工资。2014年的10月，被迫于人力公司签定派遣合同的前一个月没给陈友瑜发放工资，陈友瑜所述的是10月份的工资，而不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2011年的11月份工资。一审对此事没有查明事实真相，因此，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龙骧公司支付上述拖欠陈友瑜的劳动报酬工资。五、关于劳务派遣合同的效力。《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前款规定的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六、关于劳动关系。为保护劳动者权益，《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此，陈友瑜与龙骧公司的劳务关系仍然存在。请求判决龙骧公司与陈友瑜恢复劳动关系。陈友瑜在龙骧公司工作至2014年10月，而人力公司与陈友瑜于2014年11月签订了劳动合同，由人力公司将陈友瑜派遣到龙骧公司工作。事实上，不管龙骧公司、人力公司怎样采取规避法律的方式来逼迫陈友瑜解除、签订等手段，本案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法律事实：陈友瑜从所谓的2014年10月解除劳动合同前，至2014年11月签订劳动合同后，至2015年4月被迫又解除劳动合同期间，陈友瑜的工作岗位还是在龙骧公司的售票员岗位工作，而该岗位既不是临时性的，也不是辅助性的，更不是替代性的，从劳务派遣的法律属性来看，陈友瑜所从事的岗位和工作不属于龙骧公司的补充形式，人力公司将陈友瑜派遣至龙骧公司所从事的工作，不属于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劳务派遣。实际用人单位仍然是龙骧公司。《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根据上述事实，陈友瑜认为：1、人力公司与陈友瑜签订的劳动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冒充用人单位，违法将陈友瑜派遣至龙骧公司的原岗位、从事非临时性的、非辅助性的、非替代性的原工作原内容，明显属于违法的无效合同，亦给陈友瑜造成了相应的经济损失；2、龙骧公司规避法律，违法解除陈友瑜劳动合同，继而以用工单位（实际为用人单位）的名义接受劳务派遣为由，将陈友瑜作为劳务派遣人员仍然在本公司的固定工作非临时性的，原来一模一样的工作岗位使用，违反了现行法律相关规定，也极大的侵害了陈友瑜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二审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依法确认本案涉及劳务派遣的相关合同未无效，并由龙骧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陈友瑜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故陈友瑜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撤销一审不公正的第二项判决，依法支持陈友瑜的上诉请求。龙骧公司辩称，陈友瑜的第三项上诉请求在仲裁和一审中都没有提出，龙骧公司认为应当予以驳回，对于其他上诉请求在一审中已经查明，也应当予以驳回。具体答辩意见与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湘高速公司辩称，同意龙骧公司的答辩意见。人力公司辩称，陈友瑜因个人原因提出与人力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人力公司已足额支付陈友瑜全部工资报酬。就陈友瑜的诉讼请求，人力公司不承担责任。龙骧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陈友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认定事实错误，陈友瑜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明显已经超过时效，不应当被支持。2014年11月，陈友瑜与人力公司订立了劳动合同关系，并派遣至龙骧公司工作，因此自2014年10月末起，龙骧公司与陈友瑜之间即已没有劳动合同关系。自陈友瑜与人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起，龙骧公司即已成为用工单位，因此陈友瑜与龙骧公司和湘高速公司的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应该从2014年10月开始起算至2015年10月，陈友瑜提起仲裁时已经超过时效。一审法院根据陈友瑜提交的《情况说明》推定陈友瑜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的起始时间应自2015年5月开始计算，因此认为陈友瑜主张经济补偿金未超过仲裁时效明显系认定事实错误。虽然《情况说明》有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工作专用章，该材料上有手写的“情况属实”字样，但该情况说明不应予以采信，且不能达到仲裁时效中断的证明目的。首先，该《情况说明》的内容系陈友瑜单方手写，材料内容对于其向长沙市人社局投诉的时间也非常模糊，并没有写明具体投诉的时间，无法确定陈友瑜确实于2015年5月起就已经就经济补偿金事宜向市人社局投诉，不能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目的。其次，从该证据的性质分析，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而开庭时证人并未出庭作证，未接受法庭调查询问，无法核实签字的真实情况，另外，签署“情况属实”字样的单位也没有经办人签名，因此，该份证据的形式也不符合要求。第三，即使陈友瑜确实有向人社局进行投诉的行为，也应该有相应的投诉书或其他文件作为证据予以佐证，人社局也应当可以查询到相关受理投诉的记录，但陈友瑜显然没有相应证据来加以佐证，在《情况说明》本身存在证据瑕疵的情况下更无法证明该证据所反应情况的真实性。另外，根据一审法庭调查阶段龙骧公司对陈友瑜进行询问时陈友瑜的回答也可确定，陈友瑜并不存在能够致使仲裁时效中断的行为。法庭调查阶段，龙骧公司询问陈友瑜向人社厅投诉的形式，陈友瑜回答的是以口头形式投诉，这明显与投诉信访的实际流程不符，信访在接待投诉时通常都会要求投诉人填写相关表格登记信息及具体情况，陈友瑜所谓的口头投诉明显与信访接待的情况不符，无法证明其就本案争议曾进行过有效投诉；龙骧公司询问陈友瑜向人社局投诉时反应的是什么问题，陈友瑜回答的是龙骧公司的侵权问题，即使陈友瑜投诉情况属实，其所谓的侵权问题也并不能代表是本案所涉的争议事项；最后，龙骧公司询问陈友瑜是否提交书面投诉材料时，陈友瑜的回答是2018年才提交，此时明显已过仲裁时效。综上所述，陈友瑜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仲裁时效发生中断的事实，而一审法院依据一份明显存在瑕疵的《情况说明》推定仲裁时效自2015年5月起即已中断明显系认定事实错误，现龙骧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维护龙骧公司的基本权益。陈友瑜辩称，我方认为龙骧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诱迫劳动者签订解除劳动合同，然后再签订劳务派遣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是正式用工形式，劳务派遣只是临时担任辅助性的职务，事实上龙骧公司并没有改变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劳动者依然在龙骧公司的售票岗位工作，并且这个岗位并不是临时性的，因此我方有理由认为这个劳务派遣合同是无效的，因为劳动者依旧在原公司原岗位工作，劳务派遣合同是一种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多次向管理部门投诉，也是对仲裁时效的延续。在此，提请二审法院注意，劳动者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主张权利，没有中断诉讼生效。关于劳动者的社保和补发工资，在一审中已经进行了认定，我方认为应该保障劳动者的权利，现在劳动者临近退休，由于龙骧公司的原因劳动者无法享受社保，应该由公司承担责任。湘高速公司称，同意龙骧公司的的上诉意见。人力公司称，对于龙骧公司的上诉请求无异议。陈友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陈友瑜与人力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2、判令龙骧公司向陈友瑜支付2014年11月的工资2550元；3、判令龙骧公司向陈友瑜支付2011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同工同酬工资差额60000元；4、判令龙骧公司向陈友瑜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575元（2550元/月×6.5）；5、判令龙骧公司向陈友瑜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8050元（2550元/月×11）；6、判令龙骧公司向陈友瑜支付2011年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社保费用中公司应承担部分的金额22116.5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0月，陈友瑜入职龙骧公司的票务中心任售票员一职，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龙骧公司委托其子公司即湘高速公司为陈友瑜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劳动合同于2011年1月到期后，陈友瑜仍在龙骧公司从事售票员工作，但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湘高速公司亦停缴了陈友瑜的社保，陈友瑜自2011年2月起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行缴纳社会保险。之后，龙骧公司每月以现金方式支付陈友瑜的工资至2014年10月，并向陈友瑜支付了2013年至2014年10月期间的月奖金、加班工资、伙食补贴、高温费和年终奖等福利项目。此外，龙骧公司还向陈友瑜支付了2013年和2014年的社会保险补贴共计6000元。2014年11月，陈友瑜与人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人力公司派遣陈友瑜至龙骧公司从事同样工作，并向陈友瑜支付了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的工资。2015年4月2日，陈友瑜在《解除派遣使用关系办理单》上写明“由于某些原因，本人申请辞职”，该办理单上同时注明陈友瑜的工资结算至2015年3月31日、社会保险/公积金结算至2015年4月。陈友瑜办理离职手续后，再未实际上班。2018年11月27日，陈友瑜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申请事项同诉讼请求。在仲裁过程中，各被告均以超过仲裁时效提出抗辩。2019年1月21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长劳人仲案字（2018）第1257号《仲裁裁决书》，以陈友瑜仲裁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陈友瑜的仲裁申请。2018年12月20日，陈友瑜就该案劳动争议向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要求恢复与龙骧公司的劳动关系，该局于2018年12月27日书面告知陈友瑜信访事项应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2019年4月1日，陈友瑜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之后，一审法院作出（2019）湘0111民初2837号民事判决，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陈友瑜的诉讼请求。陈友瑜不服，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做出（2019）湘01民终107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9）湘0111民初2837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陈友瑜提交了加盖有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工作专用章的《情况说明》，大致证明内容为：陈友瑜就涉案问题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每年通过各种形式向长沙市人社局投诉主张相关权益。龙骧公司、湘高速公司对上述《情况说明》的意见为：该《情况说明》的内容系陈友瑜自行书写，且其中所陈述的信访时间是一个笼统时间，而不是具体时间，故陈友瑜无法证明其主张权利的时间在2015年10月之前，故陈友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该证据不能证明陈友瑜的主张未超过仲裁时效。此外,陈友瑜称其在龙骧公司工作期间，与其相同岗位的部分人员（如黄芳）存在薪酬比她高的现象，故主张同工不同酬的差额部分。龙骧公司为此补充提交包含了黄芳在内的有其他员工签名的工资发放记录、银行流水，拟证明陈友瑜所述不实。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同效力问题。陈友瑜于2014年11月与人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由人力公司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安排陈友瑜在龙骧公司从事同样工作，陈友瑜与龙骧公司的劳动关系即实际解除，并自此与人力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劳务派遣是企业用工的一种方式，陈友瑜与人力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没有其他无效之情形，故应认定为合法有效。陈友瑜现请求确认其与人力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4年11月的工资问题。陈友瑜于2014年11月与人力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故自此之后的工资均应由人力公司发放。根据陈友瑜提交的《解除派遣使用关系办理单》，陈友瑜在职期间的工资已全部结算完毕。陈友瑜在庭审中称其实际主张的是2014年10月的工资，但从龙骧公司提供的有陈友瑜签字的工资发放表可证实，龙骧公司向陈友瑜发放了2014年10月的工资。因此，对陈友瑜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二倍工资问题。陈友瑜与龙骧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为2008年10月至2014年10月，其中自2011年1月起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龙骧公司应当支付陈友瑜2011年2月至2012年1月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因陈友瑜所主张的双倍工资未支付部分不属于劳动报酬，而是对用人单位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惩罚性措施，不符合劳动合同法关于拖欠劳动报酬适用仲裁时效的规定，故陈友瑜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未支付部分的最后期限为2013年1月31日。经庭审查明，陈友瑜的该项主张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陈友瑜与龙骧公司于2014年10月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其要求龙骧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应于2015年10月之前提出。根据陈友瑜提交的《情况说明》所载，陈友瑜就涉案问题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每年通过各种形式向长沙市人社局投诉主张相关权益，该事实已经长沙市人社局信访部门确认。上述内容虽未载明具体的起始月份，但结合陈友瑜从人力公司的离职时间，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一审法院推定陈友瑜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的起始时间应自2015年5月开始计算，故陈友瑜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该案中，陈友瑜与龙骧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未明确原因，故应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龙骧公司应向陈友瑜支付经济补偿。《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该案中，龙骧公司仅提交了陈友瑜离职前部分月份的工资发放明细，无法还原陈友瑜的真实工资标准，故一审法院对陈友瑜主张按每月2550元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的意见予以采信。结合陈友瑜在龙骧公司的入职、离职时间，龙骧公司应支付陈友瑜经济补偿16575元（2550元/月×6.5个月）。关于2011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同工同酬工资差额60000元。龙骧公司提供的工资发放明细、绩效奖金等可以证明陈友瑜在职期间与其他售票员的工资发放标准一致，不存在同工不同酬的问题。陈友瑜称工资明细表中所涉及的人员均是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故不存在可比性。后龙骧公司又提交了有黄芳等人签名的工资发放明细及部分银行流水，经一审法院核实，亦不存在上述问题，故对陈友瑜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1年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的社保费用公司应承担的部分。首先，由于该时间段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陈友瑜在此期间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社保费用，对于单位应承担的社保费用部分，龙骧公司已经额外以现金方式支付了社会保险补贴。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因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补缴社会保险费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故一审法院对陈友瑜的该项请求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龙骧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陈友瑜经济补偿金16575元；二、驳回陈友瑜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陈友瑜与人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效力问题；二、龙骧公司是否应当支付陈友瑜2014年11月的工资；三、龙骧公司是否应当支付陈友瑜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四、龙骧公司是否应当支付陈友瑜经济补偿金；五、龙骧公司是否应当支付陈友瑜2011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同工同酬工资差额60000元；六、龙骧公司是否应当支付陈友瑜2011年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的社保费用公司应承担的部分。关于焦点一，经查明，陈友瑜在与龙骧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即与人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随后由人力公司派遣至龙骧公司继续从事原岗位工作。劳动派遣属于法定的一种用工形式，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与此同时，在与人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人力公司按约定足额向陈友瑜支付了劳动报酬，后因陈友瑜的原因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上述事实说明双方均合法履行了《劳动合同》。此外，该份《劳动合同》亦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故陈友瑜主张其与人力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要求恢复与龙骧公司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陈友瑜上诉称其工作岗位、性质不符合劳务派遣的形式。本院认为，龙骧公司系一家交通运输公司，在从事交通运营过程中，需要有相应的员工从事售票工作，该岗位属于龙骧公司为实现交通运营等主营业务而产生的辅助性工作岗位。龙骧公司将劳务派遣员工安排至公司辅助性工作岗位，并无不当，故陈友瑜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陈友瑜与龙骧公司于2014年10月解除的劳动关系，与人力公司于2014年11月建立新的劳动关系，故2014年11月的工资应由人力公司支付。在本案庭审过程中，陈友瑜认可人力公司并未拖欠其工资。而陈友瑜在上诉状中称其实际主张的是2014年10月的工资。龙骧公司称已和陈友瑜结清了全部工资，并提供了有陈友瑜签字的工资发放表，该证据可证实龙骧公司向陈友瑜发放了2014年10月的工资。陈友瑜要求龙骧公司支付2014年10月工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经查明，陈友瑜与龙骧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为2008年10月至2014年10月，自2011年1月起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龙骧公司应当支付陈友瑜2011年2月至2012年1月期间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陈友瑜至迟应当在2013年1月向龙骧公司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至2014年10月，陈友瑜未向龙骧公司主张该部分权利，且该段时期内未发生仲裁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故陈友瑜的该项诉讼请求因已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陈友瑜上诉称该项诉讼请求的仲裁时效应当计算至2015年10月。本院认为，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不以双方是否解除劳动关系为前提，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可随时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故陈友瑜要求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起计算该项诉讼请求的仲裁时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龙骧公司上诉称陈友瑜的该项主张已过诉讼时效，不应支持。陈友瑜与龙骧公司于2014年10月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其要求龙骧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应于2015年10月之前提出。陈友瑜提交了信访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实在与龙骧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陈友瑜就与龙骧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而产生的争议多次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虽然上述《情况说明》仅载明了陈友瑜多次主张权利的事实，未明确陈友瑜的具体主张，但陈友瑜作为基层劳动者，受限于其文化水平、认知能力不高等因素，在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时存在表达不完整、不清晰的可能，在陈友瑜提起诉讼后，不应苛求其向劳动行政部门主张的事项，必须与本案诉讼请求完全一致。因此，在与龙骧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陈友瑜曾多次向劳动行政部门主张权利的事实属于法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故陈友瑜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另，龙骧公司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否定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故该份《情况说明》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根据陈友瑜的工作年限、工资标准等，认定龙骧公司应当支付陈友瑜经济补偿金16575元，事实清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五，当事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陈友瑜主张龙骧巴士公司未同工同酬，理应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在本案一审过程中，龙骧公司提交了案外人黄芳的工资流水，可以证实陈友瑜在龙骧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与同岗位的其他员工的工资差距较小，属于合理范围之类，不属于未同工同酬的情形。与此同时，陈友瑜未能提供其主张的60000元工资差额的计算依据。陈友瑜的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陈友瑜要求龙骧公司支付陈友瑜2011年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的社保费用公司应承担的部分，该诉请系基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补缴社会保险费用问题而来，该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一审法院对陈友瑜的该项请求不予处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陈友瑜、龙骧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湖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陈友瑜各承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玉霞审判员  王红兰审判员  刘文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熊文涛附该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