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90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盛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建国道**。法定代表人：李培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芳，北京智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力川国际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东街**/div>法定代表人：郑怀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宪，男，北京力川国际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宏坤时代顺达食品配送中心，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京深海鲜批发市场冻品区**iv>经营者：张启刚，男，197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天津市南开区宜宾道晴川花园**楼1门**。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修，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北盛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通公司）、上诉人北京力川国际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川酒店）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宏坤时代顺达食品配送中心（以下简称顺达中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上诉费用由顺达中心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盛通公司与顺达中心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顺达中心基于买卖合同关系提起了合同纠纷之诉，而盛通公司与顺达中心之间自始至终未签订任何书面买卖合同，亦未达成任何口头合同，顺达中心也从未向盛通公司供货，可见，双方之间根本未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盛通公司并非合同的相对方，根本没有义务向顺达中心支付货款。本案中顺达中心实际系在北京中奥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奥达公司）经营力川酒店期间向力川酒店供货，顺达中心理应向力川酒店及中奥达公司主张相应权利。（2）一审法院在确认了盛通公司并非北京大公馆的经营主体的前提下，仅基于力川酒店股东李培生向力川酒店出借20000元的凭证(即采购部资金计划)就认定盛通公司对北京大公馆所欠所有货款皆具有支付义务，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判决已经认定“北京大公馆是力川酒店的注册商标，由力川酒店经营管理；2015年8月,盛通公司与北京鹏龙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龙公司）已经通过力川酒店整体转让合同将北京大公馆经营管理权转让给了中奥达公司,期限为十年；在此期间力川酒店仍然具有独立的法人身份；杨传水为力川酒店工作人员”等事实。据此，盛通公司并非北京大公馆的经营主体。结合本案的供货时间为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该期间由中奥达公司负责北京大公馆的实际经营,故无论从经营主体还是经营时间上说，顺达中心的供货行为均与盛通公司无关。其次,顺达中心提交的供货结算单皆为复印件,既无盛通公司章印也无盛通公司员工签字，也并非盛通公司出具。一审庭审中,盛通公司已经解释过结算单上的“盛通投资”字样的标志只是北京大公馆多年延用的结算单样式,根本不能说明盛通公司对顺达中心的商业行为有任何意思表示,更没有任何法律证明力。既然顺达中心自称自2015年起多年为北京大公馆供货，又在一审诉讼中追加了中奥达公司作为第三人，其对于案件争议期间实际由中奥达公司经营北京大公馆是知情的。据此，一审判决在顺达中心未提交其他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因相关单据标有盛通公司、盛通投资字样，顺达中心有理由相信交易方为盛通公司”明显不符合事实。第三，针对顺达中心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4“资金计划、费用报销单”，盛通公司也已作出解释,系因力川酒店员工向力川酒店自然人股东李培生借款,盛通公司才作出。李培生及其他人员之所以在“资金计划”上签字,系因李培生本就是力川酒店登记在册的股东,在中奥达公司不支付食材款的情况下,李培生才个人向力川酒店出借了20000元，并经盛通公司正常的流程记录，但这仅属于力川酒店股东李培生与力川酒店之间的借款行为,且金额仅为20000元并不能证明盛通公司系北京大公馆的经营方,或因此认定盛通公司对北京大公馆所欠货款存在支付义务。2.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对基本事实审查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中奥达公司在本案中为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其应当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向中奥达公司送达传票后，不顾盛通公司和力川酒店的当庭反对,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允许顺达中心撤回对中奥达公司起诉的请求,遗漏本案关键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导致本案基本事实审查不清。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确认中奥达公司在案发期间取得了力川酒店经营管理权，故中奥达公司理应作为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参与庭审，配合查清案情，承担法律责任。实际上经顺达中心主动追加一审法院也向中奥达公司邮寄了传票，但中奥达公司却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此后，顺达中心又当庭表示申请撤回对中奥达公司的起诉,盛通公司和力川酒店为查清事实皆当庭表示反对，法院当庭表示会予以综合考量。但是一审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却不顾事实和法律，允许顺达中心撤回对中奥达公司起诉的请求，放任事实不能被查清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因本案一审遗漏关键当事人，导致案件无法查清事实，二审法院依法应当发回重审。（2）中奥达公司经传唤拒不到庭,理应承担缺席审理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中奥达公司经传唤拒不到庭，理应承担缺席审理的法律后果，一审庭审过程中，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可知，案发期间，确实属于中奥达公司经营力川酒店及北京大公馆期间。据此，中奥达公司理应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3）一审法院基于力川酒店系独立经营法人免除中奥达公司责任，却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盛通公司与力川酒店之间存在人员、财务混同,无法证明顺达中心与盛通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情况下,要求盛通公司给付货款明显存在双重标准。判决缺少事实或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顺达中心提交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理应承担不利后果。二审诉讼中，盛通公司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判令盛通公司、力川酒店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判令盛通公司、力川酒店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且自2018年2月1日起计付，缺乏法律依据。根据顺达中心提供的采购入库单，顺达中心主张的货款对应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5日期间的货物。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有书面买卖合同，也没有约定违约责任。顺达中心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1.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盛通公司、力川酒店所欠顺达中心货款金额正确。顺达中心货款金额计算的依据为两张供货商结算单（采购申请单）以及采购入库单，其金额相加为1122505.72元；盛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对上述金额予以认可；力川公司亦未提出异议。2.顺达中心提交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终6087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明确认定：北京大公馆由盛通公司独立经营、管理和决策；在协议期内（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全部债务由盛通公司清偿。而北京大公馆运营过程中对外款项亦由盛通公司进行支付；本案中所涉及的货款，应由盛通公司偿付。3.顺达中心自2015年初即向盛通公司投资经营、管理的北京大公馆供货，直至2019年5月份。盛通公司通过廊坊巨正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正公司）向顺达中心支付货款。根据顺达中心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自2015年5月至2018年2月（除了2017年11月1日-2018年2月28日的所欠货款之外），盛通公司通过巨正公司累计向顺达中心支付了34笔货款，合计859404.53元；2018年2月11日所支付的20000元，与《盛通集团费用报销（结算）单》及《采购部（北京大公馆）资金计划》相互印证；盛通公司与顺达中心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形成了长期稳定的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对于所欠货款，盛通公司理应向顺达中心支付。4.2015年初，顺达中心向北京大公馆供货以来，北京大公馆对外购货及对外结算均以盛通公司的名义进行。顺达中心提供的从2015年5月至2018年2月供货商结算单、采购申请单均标有盛通投资或盛通公司的字样，其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就应当是盛通公司。5.根据顺达中心提交的2018年2月采购部（北京大公馆）资金计划，盛通公司向顺达中心支付20000元食材款经过了层层的审批，其中有盛通公司的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李培生及副总王文涛的签字，同时还有盛通公司层级的其他领导签字；顺达中心提供的2018年2月10日审批完结的盛通集团费用报销（结算）单“财务中心”一栏也将付款方直接指向了巨正公司；与此同时，2018年2月11日盛通公司即通过巨正公司向顺达中心支付了20000元货款。6.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廊坊华科房地产公司的唯一股东为盛通公司，廊坊华科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小东同时为巨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股权比例为95%）；且李小东为盛通公司董事长李培生的儿子，巨正公司受盛通公司实际控制，并履行着代盛通公司向顺达中心支付货款的职能。7.盛通公司与中奥达公司之间的整体转让合同并未对外公示及正式披露，该合同仅在盛通公司与中奥达公司之间具有法律效力，对顺达中心不产生法律效力；盛通公司偿付货款之后，可以根据转让合同向中奥达公司另行主张。盛通公司主张从2015年将力川酒店整体转让给中奥达公司，盛通公司并未将整体转让情况对外进行披露，且直到现在，对外的采购单及结算单仍以盛通公司名义进行，盛通公司应当对所欠货款承担偿付责任。同时，该转让合同也能够进一步证明盛通公司有权利处置北京大公馆，盛通公司是北京大公馆的经营管理人及实际控制人，理应向顺达中心支付欠缴的货款。8.力川酒店与盛通公司均在不同程度上运营北京大公馆，在运营北京大公馆过程中存在混同经营，一套人马多个牌子，力川酒店理应就盛通公司所欠货款承担连带支付义务。9.顺达中心在本案中主张的货款对应供货发生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是阶段性供货，并非一次性供货，北京大公馆提出需求后，顺达中心在第二天就将相应货物送到。顺达中心提交的两份供货商结算单是对2017年11月份和2017年12月份所签单据的结算，因此盛通公司主张2018年2月5日并未发货是不成立的。同时盛通公司长期拖欠顺达中心货款，理应向顺达中心支付货款的损失，一审判决判定的逾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2月1日起算，已减轻盛通公司责任，因为本应按照每一笔货款的应付款时间起算逾期付款利息。力川酒店述称，同意盛通公司的意见。力川酒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顺达中心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顺达中心承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债务应由中奥达公司承担。虽然力川酒店存在接收货物的事实，但自2015年8月，力川酒店已经整体转让由中奥达公司进行经营，中奥达公司经营力川酒店期间，力川酒店一直受其掌控，经营决策都由中奥达商贸公司作出。顺达中心主张的货款对应的货物是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期间发生供应的，在此期间的经营方是中奥达公司，所以应由中奥达商贸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2.一审法院未审查实际欠付的货款金额，事实不清。2017年11月至2018年顺达中心是否实际送货，是否有人结算，总计供货数量、金额以及已支付货款金额、欠付货款金额等问题均没有查清。3.力川酒店与盛通公司之间不存在人员混同和财务混同。中奥达公司经营力川酒店期间，力川酒店有独立的财务账册、人员花名册，力川酒店受中奥达公司领导、管理，与盛通公司之间不存在人员混同和财务混同，力川酒店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因中奥达公司负责力川酒店的经营事务，故应由中奥达商贸公司承担付款责任。顺达中心辩称，同针对盛通公司上诉的答辩意见。盛通公司述称，同意力川酒店上诉请求。同意力川酒店陈述的依法撤销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对于具体的货款金额，应由力川酒店自行承担付款责任还是中奥达公司与力川酒店一并承担付款责任，由法院依法处理。顺达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通公司、力川酒店连带向顺达中心支付货款1122505.72元；2.判令盛通公司、力川酒店向顺达中心连带支付迟延付款利息（以1122505.72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者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盛通公司、力川酒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开始，北京大公馆与顺达中心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约定由顺达中心向北京大公馆配送生鲜食材等货品，由北京大公馆以《采购入库单》形式对所收到货物予以签收确认，并出具《供货商结算单》对一定时期的欠款予以结算。2018年1月10日及2018年2月2日，北京大公馆出具《供货商结算单》两份，认可尚欠顺达中心2017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货款357146.83元，尚欠2017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货款378259.8元。2018年以后货款北京大公馆未出具结算单。一审庭审中，顺达中心另提供《采购入库单》，证明北京大公馆尚欠货款总计1122505.72元；提供《盛通集团费用报销（结算）单》、《采购部（北京大公馆）资金计划》证明同意支付货款20000元。上述单据中均未有任何公司盖章。其中《供货商结算单》上有王洪国、杨改生、李青年、白晓雷的签字；《采购入库单》有杨传水、王沈香的签字；《盛通集团费用报销（结算）单》上有王文涛等人签字，并有“张岭已核巨正”字样。《采购部（北京大公馆）资金计划》有董事长李培生、常务副总裁王文涛、王洪国、白杰等人的签字。顺达中心主张，上述人员均为盛通公司员工。盛通公司对有李培生签字的计划表予以认可，其余人员签字均不认可。一审庭审中，顺达中心还提供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巨正公司曾代盛通公司支付货款，同时提供工商查询信息，证明巨正公司与盛通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一审法院经查，北京大公馆是力川酒店注册商标，由其经营管理。力川酒店是鹏龙公司与盛通公司共同出资注册的公司，其资产和经营管理权归二公司所有。2015年8月，鹏龙公司、盛通公司与中奥达公司签订了《力川酒店整体转让合同》，将北京大公馆经营管理权转让给了中奥达公司，期限为十年。生效裁判文书（2019）京0107民初2579号民事判决书亦查明以下事实：北京大公馆系力川酒店的注册商标，力川酒店系独立的法人。盛通公司作为力川酒店的投资人之一，于2015年8月将力川酒店整体转让给中奥达公司进行经营。中奥达公司的经营期间为2015年8月至2018年3月，在此期间，力川酒店仍然具有独立的法人身份。杨传水为力川酒店工作人员。同时，根据顺达中心提供的盛通公司网页内容，证明王文涛系盛通公司副总裁。一审法院另查，盛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培生，股东为李培生、李培文。鹏龙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秀娟，股东为高树成、谷松根。力川酒店的法定代表人为郑怀玉，股东为李培生、高树成、张成、闫晓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对北京大公馆尚欠顺达中心货款的事实均未提出异议，但因北京大公馆非独立法人单位，争议的焦点为谁应当对北京大公馆的债务承担付款责任，亦即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是谁。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盛通公司的主体地位问题。从本案证据来看，北京大公馆虽系力川酒店经营项目，但在对外采购及结算上，均一直以盛通公司名义进行，从相关结算单据仍标有“盛通集团”、“盛通投资”字样亦可佐证，顺达中心有理由相信其交易方为盛通公司。同时，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北京大公馆的采购和货款支付有盛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他管理人员签字，盛通公司亦对部分签字付款行为予以认可，故盛通公司对北京大公馆所欠货款，理应承担支付义务。对盛通公司关于其并非北京大公馆的经营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力川酒店主体地位问题。本案中，根据生效裁判文书查明的事实，力川酒店系独立经营法人，北京大公馆系其注册品牌和经营项目，盛通公司作为力川酒店公司股东，虽将北京大公馆经营权转让给中奥达公司，但不影响力川酒店对北京大公馆的独立经营和对外责任的承担。从顺达中心提供的证据上看，顺达中心的供货亦由力川酒店员工签收，就本案的买卖关系，盛通公司与力川酒店之间存在人员混同和财务混同。故本案诉讼过程中，顺达中心将力川酒店追加为被告并请求承担连带给付货款的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奥达公司虽然取得涉案期间力川酒店经营管理权，但力川酒店系独立公司法人，对外债务仍应由力川酒店承担。故力川酒店及盛通公司主张应由中奥达公司承担力川酒店债务的辩称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内部争议亦可另行解决。顺达中心请求撤回对中奥达公司起诉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允许。综上，顺达中心与北京大公馆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盛通公司与力川酒店作为北京大公馆的实际经营方，应连带承担其所负顺达中心货款的给付义务。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确定的供货金额为1122505.72元。顺达中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河北盛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宏坤时代顺达食品配送中心货款1122505.72元；二、河北盛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宏坤时代顺达食品配送中心逾期付款利息（以1122505.72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起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三、北京力川国际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力川酒店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中奥达公司企业信用报告，以证明2014年7月-2017年4月期间中奥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永芳，郭青亮为监事，现郭青亮为公司监事。顺达中心称不了解这些情况。盛通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2.顺达中心账目明细，以证明现剩余未结货款为956390.43元。顺达中心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盛通公司表示无法确认真实性。本院经审查认为，依据该证据无法确认涉案货款金额，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3.供货商结算单及打款凭证，以证明结算单及打款凭证所涉员工：王洪国、郭青亮、李晓娜、白晓雷、李静、李**、杨改生等皆为中奥达公司经营北京大公馆期间聘请的力川公司工作人员。打款人之一张永芳为中奥达公司经营期间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自然人股东；打款人之二郭青亮为中奥达公司监事；打款人之三郭喜平为当时出纳；付款人之四李静为财务部员工（刷信用卡支付）；付款人之五白晓雷为采购部员工（刷信用卡支付）。顺达中心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盛通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上述相关人员是力川酒店工作人员，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发生在顺达中心与力川酒店之间，具体的责任应当由力川酒店承担。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纳。二审庭审中，力川酒店陈述称，北京大公馆转由中奥达公司经营后，仍由力川酒店原来的经营班子经营，结算单上签字的人员与力川酒店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这些工作人员实际上是为中奥达公司服务；2017年11月、12月以及2018年1月及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2月5日期间的货款未支付。顺达中心与力川酒店确认，当月所送货物的货款一般在下月上旬结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在案证据，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就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力川酒店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的问题。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顺达中心向北京大公馆供应生鲜食材等货品，而北京大公馆则是力川酒店的注册商标。虽然2015年8月，鹏龙公司、盛通公司与中奥达公司签订《力川酒店整体转让合同》，将北京大公馆经营管理权转让给中奥达公司，但没有证据证明顺达中心供货时知晓北京大公馆的经营主体是中奥达公司，而且根据力川酒店的陈述，北京大公馆转由中奥达公司经营后，仍由力川酒店原来的经营班子经营，涉案结算单上签字的人员与力川酒店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判令力川酒店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盛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的问题。首先，鹏龙公司、盛通公司与中奥达公司于2015年8月签订的《力川酒店整体转让合同》表明，盛通公司与力川酒店、北京大公馆存在一定关联关系，而根据查明的事实，该合同签订后，力川酒店相关人员仍然餐饮北京大公馆的经营。其次，涉案货物交易发生于《力川酒店整体转让合同》签订后，但使用的相关《供货商结算单》中仍带有“盛通投资”字样。再次，《盛通集团费用报销（结算）单》、《采购部（北京大公馆）资金计划》所载内容表明，2018年时，盛通公司相关人员还签字审批顺达中心向北京大公馆供货对应的货款支付问题。综合以上事实，一审判决判令盛通公司也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涉案货款的金额问题。本案中，顺达中心提交的《供货商结算单》、《采购入库单》等已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顺达中心供货金额，而力川酒店、盛通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明针对该部分货物的付款情况，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依据本案现有证据认定供货金额为1122505.72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本案中，盛通公司上诉认为不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且起算点有误。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在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情况下，出卖人也可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本案中，顺达中心主张的货款对应的供货时间为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2月5日，在此期间内，顺达中心陆续供货。而根据顺达中心与力川酒店的确认，当月供货的货款在下月上旬结清，本案中顺达中心主张的货款至今尚未结清，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判定应当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具有依据。而对于逾期付款利息起算点的认定，综合上述供货情况及结算周期，一审判决判定自2018年2月1日起算，也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五、关于一审判决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根据一审卷宗材料记载，顺达中心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出撤回将中奥达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的申请，而根据前述认定，中奥达公司也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盛通公司关于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盛通公司、力川酒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74元，由河北盛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7587元，由北京力川国际商务酒店有限公司负担75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洋审判员 韩耀斌审判员 杨琳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史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