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81民初5538号原告：白利军，男，1980年2月15日生，汉族，住陕西省宁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蕃，汉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马士东，男，1983年9月2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兖州市。被告：杨帆，男，1998年6月15日生，汉族，江苏省溧阳市人，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华，江苏立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白利军与被告马士东、杨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2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白利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黎蕃、被告杨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马士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白利军诉称，原告与被告马士东系战友关系。2020年2月8日，被告马士东微信联系原告谈及“额温枪”货源渠道。2月11日被告马士东将营业执照、许可证、百贝丽产品图片等发给原告，后以310元的单价谈好，数量50000只，15日货从杭州发出，原告按照被告马士东的要求，将100000元定金通过自己的支付宝账号向被告杨帆支付宝转入（该款是当日江苏南京张永峰额温枪购货款，由于130000元未退回，已由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受理）。但被告方收到100000元定金后以种种理由一直未发货，原告觉得上当受骗便于同月21日向宁强县公安局报案，经调查于2020年3月28日决定不予（刑事）立案。2020年2月27日、3月1日由案外人任远辉2次向原告退回定金30000元整，尚有70000元未退，被告方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综上所述，原、被告通过网络平台确立了额温枪买卖合同关系，对商品名称、规格、单价、数量、发货付款等事宜约定明确，合同依法成立，但被告并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且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二被告向原告双倍返回定金170000元，并按6厘的月利率承担利息之清退终了之日；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杨帆辩称，一、被告并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故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由原告提供的相关聊天记录以及原告陈述的事情经过可以证实：1.原告认为的买卖合同主体要么是被告马士东、要么是任远辉、要么是任远辉背后的厂家，无论何人是原告的卖家，被告杨帆均不在该买受合同关系中享有任何权利与承担任何义务；2.原告从未与被告杨帆有任何沟通，原告也明知被告杨帆并非向原告出售货物的销售方，且被告杨帆未占有任何原告方的款项；3.原告的款项实际交付给了案外人任远辉，原告的定金也是由案外人任远辉退还了30000元，任远辉收款的名义是以厂家的名义进行收款，原告对此明知；4.在原告要求马士东退定金或者发货时，多次提到马士东有不同的货源地，并愿意就合同变更事宜与马士东协商，表明原告关于合同的内容是与马士东进行协商确定，至于马士东是代表其个人还是什么厂家，则由法院依法核查。二、被告杨帆仅仅是帮马士东与任远辉进行介绍，在马士东与任远辉的交易当中，杨帆不享有任何收益，故无论最终是马士东还是任远辉或者第三人承担责任，原告与其卖方的纠纷均与杨帆无关。三、原告在与马士东的聊天记录中，也是声称需要对公账户，原告也需提供有委托单位的授权委托书，故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也请法院予以审查。四、原告声称购买的物资系防疫物资，故该物资是否属于可私人买卖的标的物由法院依法审查，同时若不属于可私人买卖的标的物，则原告与他人的买卖合同也属于无效合同。五、经杨帆了解，原告之所以无法购买额温枪，是因为其无法提供政府文件，而马士东在与原告沟通时明确要求原告提供政府盖章的“红头文件”，故在买卖合同成立的情况下，合同无法履行的过错也在于原告无法提供厂家要求的相关材料，原告作为违约方也无权主张返还定金。综上，被告杨帆认为，原告诉请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马士东未作答辩。经审理查明，原告白利军与被告马士东系战友关系。因新冠疫情原因，2020年2月10日，被告马士东通过微信（微信号：×××）与原告白利军（微信号:×××）联系，双方对当前形势下额温枪货源紧张价格一路升高的问题进行了沟通。2月11日，马士东微信询问原告单价330价格的额温枪有没有货，原告称没有，现在单价是380元，马士东认为价格偏高，政府采购通过不了。2月12日，马士东称“有厂里的货源5万只，15号杭州自提，单价为310元，但因采购方不打款所以不敢定，现在行情不稳定，不敢冒险，到时候便宜了砸手里可不负责，现在转手的货肯定高，大家都是层层加价的”，原告表示其需要上述货源，被告马士东就将额温计采购合同范本以及采购委托书发送给原告，并告知案外人任远辉的银行账户（×××，中国银行），称该账户为厂家账户且为定金收款账户，并承诺数量绝对3万只以上，其不收钱，且告知原告被告杨帆的支付宝账户（×××），并称被告杨帆是厂里的，能帮其控货。当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将100000元转账至被告杨帆支付宝账户，被告马士东将采购额温计需要红头文件的内容发送给原告，并要求原告想办法盖章，如果次日搞不到红头文件，承诺定金退给原告。被告马士东在微信中称“这个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中间人，所有事情我来负责，确保收到货，一定放心，绝对没问题，这个都是自己人”。2月13日上午9时13分，马士东称“上午必须给红头文件，对方一直催，怕留不住”，原告回复“我尽快吧，那边找到更便宜的了，我正在找其他人，给点时间哈”，马士东称“深圳的厂家回复了，今天10点半有一款价格325元，现货，今天发出，数量5万，在等时间，10点钟厂家给信息，如果定死马上发货，如果没有就没办法啦，这个是别人的订单，对方差尾款，给他取消了，所以给我联系的”，原告回复“等我问问，签合同吗？”马士东称“贷款对公一部分，对私一部分，方便快捷，厂家说10点半如果确定要，就给信息，打款发货”，并且问原告“你昨天什么情况？人家要文件呢，昨天晚上那个杭州的，现在需要红头文件，只有后天15号杭州自提的那个了，这个需要文件，如果要就赶紧把文件拍过来”，原告回复“尽快”，被告马士东称“现在昆山的又要2万，杭州自提，人家有文件，我给他报的318，挣得8块钱，你现在杭州的确定要吗？暂时不是钱的事情，是文件，把文件拍过来就能留住”，原告回复“现在我自己没那么多钱，钱都不知道谁打呢，哪里来的文件呢，谁打款谁弄文件，我再联系了”。马士东称“你现在能确定的客户有吗？厂里的现货不可能一直等着，人家也担心放鸽子，这个文件可以先随便搞一个，只要有就行，关于数量可以拼单”，原告称“能有，就是时间问题，问题是现在，都不知道谁要，更不知道是谁，所以这个问题难出啊”，马士东称“我现在想办法出一个，你能统计数量吗？用昆山的采购函，先暂时抵一下，怎么样？”原告称“数量真没法提供，都还没打款，都是中间人，不是直接采购的”，马士东称“你让他们不要太黑了，多少加一点，多找几个散的也可以”，原告称“他们要的话，就是整手直接拿走了，现在是在找散客，也都是中间人，三五百一千两千的，打款了他们才能确认打给我”。马士东称“公对公，多的钱厂里再返回来”，原告称“问题是，公对公的话，你我的钱怎么拿出来”，马士东称“这个你放心，厂里直接打给你，你另外给我就可以啦，厂里咱们熟悉，一点都没问题，对公更放心，厂里收到立马返回，厂里给你签合同的”，原告称“ok”。后被告马士东要求原告发采购函的照片，并称“如果再不发，这个货估计留不住啦，现货后天到杭州仓库，怎么给他打电话？不可能把货摆在仓库里等着的，都是加班挤出来的，保证15号货在杭州”，原告称“这个货绝对要了，放心，只是时间啊，50000，人家刚才去市政府了，然后那人没在，现在找其他的去了，现在对方名字还没发来，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好事多磨，我们中间人是最急的，两边顶着。”马士东称“厂家担心咱们放鸽子，人家到之后麻烦，购买方担心我们。”原告称，“放心吧，这个东西，今天是肯定搞定，”后被告马士东将采购函模板发送给原告，要求原告发送盖章的函，但原告未能发送，后被告马士东于2月14日上午告知原告“没货了，别人一次性全要了，五万，明天把你的定金退给你，还是支付宝退回，我让他再找别的货源，不要高于这个价格，这个人家是十点钟左右的时候拍照过来的，一次性全订了，人家说了我们不靠谱，都是现货，等不了的，必须要有章子才能谈，没章子一概不谈，”原告称“知道了”。被告马士东称“额温枪的现货我正在联系着呢，现在有很多的现货源头，但是数量都不大，只能拼到一起”。后被告马士东又告知原告其他货源信息，例如“18号一次性出现货25000台，可以深圳自提”，并告知原告“咱们价格不要加太高了，咱们一人加五块钱就行了，赶紧把这个事儿办了就行了，这个我已经定死了，我昨天晚上已经给他转了10万元定金，如果不转定金，他不会这么快给我回复，所以说你赶紧问一下，我们这次收定金，定金必须交够20万，打到你的账户也行，打到公家账户也行，20万，最好打你账户，打完定金谈合同，谈完合同付款”。后双方就采购方提供的合同、采购函等进行了协商，被告马士东并告知原告“由采购方出具函委托马士东采购额温枪，后由马士东委托厂里的任总进行发货，款项必须达到任总私人账户，不打款不发货，任总的私人账户转账很方便，一次性能把货定出来，公户象征性的转一点就行，不转也行，咱们为了避开税，只要转公户，税太高了，”被告马士东并将银行账户和身份证复印件发生给原告，告知原告“让他转吧，我签的合同，没问题，我负法律责任。”2020年2月15日晚上18时48分，原告将自己的支付宝二维码发送给被告马士东，并称“你让他我的10万给打回来了，我要给别人打过去，”马士东回复“我给他说了，我催了好几遍了，厂里说一会，我这一会催了三遍了。”23时19分，原告称“我的钱还没打回来，明天早上十点之前见不到，我就直接110了”，马士东称“我一直催他，他老是说一会一会，我催他了，在等等他”，马士东并将被告杨帆的微信号和收款人任远辉的身份证照片发给原告。2020年2月16日，原告发送信息称“让他把我的钱打回来，如果不行我就直接报警”，马士东称“我昨天晚上给他打电话了，如果没有货，就退款，不要出事，他说好的”，马士东并将任远辉的微信号和电话号码发送给原告。后马士东告知原告其因没有收到货和其直接打给任远辉的定金也没有退故在公安机关报警，并将其付款给任远辉的账号、信息提供给公安机关。2020年2月16日下午16时16分，原告添加任远辉微信（微信号：×××），并询问何时发货，称“我的十万块是折合成货还是直接打回来十万块？”22时57分，任远辉向原告发送多功能红外体温计产品介绍、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采购合同，双方就供货要求、采购资格进行协商。2月22日、23日，原告要求任远辉解决十万元的事情，任远辉称“你等这两天工厂复工了，我去工厂帮你要，不会让你丢的，”原告称“我不要额温枪，我只要钱，不想碰这玩意儿了，没意思，”任远辉称“这个我就是和厂家这么商量的，我也不想要额温枪了，等这两天忙完，要不我私人先给你转点”。2月27日，原告再次将卡号发送给任远辉，并要求任远辉将钱打回来，2月27日12时06分，任远辉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20000元，并称“先收着，给点时间协调”。2020年3月1日11时58分，任远辉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10000元。后原告多次向任远辉催要款项并告知已经被别人起诉，5月3日，任远辉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200元，并称“兄弟，没多有少，先吃点东西买包烟”。另查明，原告于2020年2月21日8时许，原告到宁强县公安局报警称因购买额温计被诈骗100000元，在公安机关的第一份笔录中，原告陈述“2020年2月8日，我在罗家坝家里的时候，我的战友马士东微信上给我说，问我卖的有额温计吧？因为我在网上卖口罩温度计这些东西，我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布的也有口罩温度计这些信息，之前我跟马士东也没有联系过这个事情，直到马士东那天他微信上发消息找我，说他在帮助政府采购额温枪，需要的量比较大，问我有没有，我给他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货，到了2月11号的时候，他问我额温计的单价多少，我说380元，但是他说因为是政府采购的，价格太高审核通过不了，后面他让我能不能联系到便宜一点的，我没联系到，后来他说他能联系到厂家源头发货比较便宜，然后他把他跟货源联系人杨帆的微信聊天截图发给我了，我就相信他了，他还说那是他自家的兄弟，靠得住，之后他给我发来了银行卡账号说是厂家的账户，让我转账10万的订金，然后我说我的钱都在支付宝里，马士东就给我发来了杨帆的支付宝账号，我就给杨帆的支付宝转账了10万元钱，每个单价是310元，后面他给我发来了营业执照、许可证、产品图片等，再到后来他们不给我发货，我就联系杨帆发货这个事，杨帆说他把钱给他的上家，他的上家又把钱转给厂家了，我感觉自己被诈骗了就来报案了；我现在没有收到货，他们也没有给我退订金，没有购货的交易订单，我是直接给杨帆转账的；没有跟杨帆进行前期的商量沟通，我是跟马士东联系的，给杨帆转账后我才联系的杨帆；马士东提供的银行账户是×××，账户名任远辉，马士东说这个账户是厂家会计的卡；杨帆的支付宝账号是×××，杨帆的手机号是××××，这个号码我只跟他联系过一次；10万元是我通过我的支付宝账户转账给杨帆支付宝账户的，交易记录在的，交易时间2020年2月12日21时34分；马士东说他是帮助政府采购的，他帮我联系的厂家价格上每一个要加五块钱，这五块钱是马士东挣得中间差价；我不认识杨帆，是马士东让我打款我才知道杨帆这个名字的，马士东给我说杨帆是他兄弟，他们应该认识的。”在公安机关的第二份询问笔录中，原告陈述“我是从2020年2月12日给杨帆转账之后，一直到16日跟马士东联系发货的事情，但是他帮我联系的厂家那边一直没有给我发货，所以我感觉自己被骗了，我就去汉源派出所报案了，派出所的民警让把厂家那边的财务任远辉的微信加上，因为之前马士东给了我任远辉的手机号和微信让我联系他，看能不能给我退款，但是我没有给他打电话也没有加他的微信，直到派出所报案那天我才把任远辉的微信加上，他给我说的意思是厂家那边不可能给我退钱，但是可以将就这个定金10万元给我补货“额温计”，单价多钱也没有给我说，我就给他说实在没办法就给我发10万元的货，一直到2月21号我还是没有收到货物信息，而且他还让我帮他介绍客源，说他手上有“额温枪”，有一回我微信联系他，让他给我解决定金的的事情，一直到现在我联系任远辉他还是说在协调这个事情，但是一直也没有个结果；2020年2月16日前往汉源派出所报案前，我没有联系过杨帆，也没有联系过任远辉，我是跟马士东联系的，因为马士东给我说，杨帆是他公司的一个同事的男朋友，具体的发货事项都是马士东帮助我联系的；我之所以要购买额温枪，是因为我朋友圈的一个人，他是帮着政府采购额温枪，问我在要这个额温枪，他要的量比较大，给我说的是我有多少要多少，后面我联系马士东，给我说的单价是310元，但是我把货卖出去之后他要百分之五十的利，我这边收到货的时候是准备卖单价320元，也就是说我们每个的利是每人五块钱；朋友圈问我要货的人跟马士东没有关联；马士东给我说的是他给政府采购额温枪，但是他给政府报价之后，政府说他的价钱太高，未通过审批，而且他通过熟人联系厂家要了一批额温枪，但是政府有没有审批通过，所以他突然不要那批货又不好，后面我问了单价是310元，我觉得可以接受这个价格，所以就决定要了这批货，之后我让马士东帮我联系，他就联系的杨帆，让我给杨帆打了10万元钱；任远辉是马士东给我说的厂家那边的财务，我联系他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个10万元怎么处理，是发货还是退钱的事，杨帆是干啥的我不知道；开始转账的时候，马士东给我发的是任远辉的银行账户，但是我的银行卡没有钱，所以后面才给杨帆转账的，马士东给我说的是杨帆是厂家那边的对接人，马士东给我发了营业执照，但是图片现在过期了，看不清了，我记得厂家是浙江义乌的；我就给杨帆打过一次电话，他让我联系任远辉，他把我转给他的钱打给他的上家了，但他说的上家是谁我不知道，任远辉没有说什么时候发货或退款。”经公安机关侦查，原告白利军转出资金流向如下：“一、白利军2020年2月12日21时34分42秒用支付宝账号×××向杨帆的支付宝账号×××转账10万元，支付宝账号×××的主体：杨帆、身份证号码××××××××、绑定手机号×××。二、杨帆于2020年2月12日21时35分43秒通过支付账号×××向何羿尧的支付宝账号××××转账10万元，支付宝账号××××的主体：何羿尧、身份证号码××××××××、绑定手机号××××。三、何羿尧于2020年2月12日21时39分36秒通过支付宝账号××××向王定超的支付宝账号×××转账10万元，支付宝账号×××的主体王定超、身份证号码××××××××、绑定手机号××××、支付宝绑定银行卡：×××（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四、王定超于2020年2月12日21时48分22秒通过银行卡×××（建设银行）向任远辉的银行卡×××转账10万元（白利军在联系购买额温计时，对方向白利军提供过该银行账号，白利军因称钱在支付宝上，对方便向白利军提供了杨帆的支付宝账号），银行卡×××的主体：任远辉、××××（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开户网点中国银行六安佛子岭路支行、开户时间2020年2月11日，截止2020年2月26日，账户余额为149889.99元。”2020年3月18日，宁强县公安局经审查认为“该案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故决定不予立案。后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白利军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和身份情况。2.两被告身份证照片，证明两被告身份信息。3.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证明合同缔约过程、打定金过程、双方权利义务。4.公安机关受案登记表一份、询问笔录两份、资金流查询结果一份，证明买卖合同履行过程、资金流向查询结果。5.不予立案通知书，证明公安机关不做刑事立案。被告杨帆质证称，对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证据三、四、五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是与被告杨帆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证据三、四、五相关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原告所谓的订立买卖合同的过程，均是与被告马士东进行沟通，其中尚有部分聊天记录谈到每个人赚五块钱，通过该记录被告怀疑原告与马士东之间到底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合伙关系，同时该聊天记录中如原告认为其与马士东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马士东也多次要求原告需提供政府红头文件，并提供由委托单位盖章的委托书，因此，从合同的角度，马士东是与原告背后的公司产生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的主体也不应当是本案原告，另外，在马士东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中也多次就货源地到底是杭州还是深圳或是其他地方，并没有明确的定论，因此，事实上马士东与原告对于买卖合同的履行并没有进行明确约定，在聊天记录中马士东要求原告支付定金时，提供的也是案外人任远辉的银行账户，并且多次明确告知原告任远辉是厂家的，原告也要求提供对公账户，但因为马士东的解释说任远辉是厂家负责人，并且是财务主管，为了避税才走任总的私人账户，也表明原告事实上明确其采购的货物应当是任远辉或者任远辉背后的厂家才是卖方。由原告提供的证据五相关公安部门的笔录以及资金流查询结果也反映出原告明知货物是由任远辉进行发货，相关的原告支付的定金也是支付至任远辉账户上，原告在诉状中也自认事发至今是由任远辉退还了原告30200元的定金。综上，由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充分证明无论是谁与原告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中被告杨帆都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也在合同不享有任何权利义务以及利益，因此，杨帆与本案无关。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认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两被告，即马士东和杨帆，从聊天记录上看是和马士东联系，联系后，马士东要求原告把钱转给杨帆，之后由杨帆与原告联系确定订购方式；原告和马士东是战友关系，是2000年在新疆认识的，原告和杨帆不认识，是马士东说让原告把钱打给杨帆，原告通过本人的支付宝打给杨帆100000元；2020年2月11日马士东让原告添加了杨帆的微信，马士东说把自己身份发过来，他说自己是中间人，所有事情都是他负责，确保能收到货，只要加杨帆微信，最后加了杨帆微信，2月12日晚上9点34分用支付宝转账100000元；原告和两被告之间没有签订过书面的买卖合同或者是通过微信电子方式签订过买卖合同；当时马士东和原告说浙江百贝利那里有货，有5万个，问原告要不要，原告需要的采购的人是很多，因为比较紧缺，原告就问了一下，长沙有人要，原告就说了要，给原告的单价是310元，马士东说他赚5元差价；原告和任远辉从来没联系过，原告去报案后，派出所帮忙查到资金最后流向任远辉，原告才加的任远辉的微信，任远辉给了原告30200元，原告实在没钱了才打电话给他，他才给原告打了200元，他说他现在也紧张，他也被别人坑了，他现在没钱，他说他钱回来了再给原告，任远辉做什么的原告不清楚；2月12日晚上马士东发给你原告的额温枪的采购合同，合同的买方是原告这边需要买额温枪的客户，卖方是空白的，马士东说现在货比较抢手，先打100000元订货，其他的手续明天拿过来，再说后面的款如何打，他开始还说定金200000元，定金打完后再签合同，合同他发给原告，合同是空白的，原告说现在没那么多钱，他说先意思一下，先打100000元；关于打钱后的沟通过程，2月12日打钱，第二天之后马士东要求把采购额温枪的文件打过去，杨帆和马士东说要这东西，马士东就和原告说要这东西，第二天原告下面的采购方去盖章后发给原告，原告发给马士东，马士东发给杨帆，过了半个小时左右，马士东和原告说这批货没有了，给其他人拿走了，他给了原告一个人家提供的文件，之后一直没发货，马士东说帮原告找其他的货，原告说行，但是没有找到货，他问原告要不要把钱退回来，原告说可以，大概拖了两三天，原告心里不踏实，他一直说在安排，在催那边，但是钱一直没回来；杨帆的支付宝账户是马士东给原告的；关于落款日期是2020年2月15日的关于委托采购防控物质函中的湖南华邦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和绍兴银镁商贸有限公司与本案的关系，湖南华邦就是原告下一手的买方，定金打过去了，就牵扯打全款的事情，因为钱不是小数，买家要求打公司账户，所以马士东就给了原告一个公司，也就是银镁商贸；关于原告和马士东的差价如何给的问题，款项一部分走公户，一部分走私户，私户再返给其们，马士东说银镁商贸是他的公司，但是原告查过法人不是他本人，应该是他亲戚的；原告转给杨帆的100000元是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转给原告的，就是张永峰起诉原告的案件，原告收了张永峰的钱，张永峰和湖南华邦公司没有关系，和本案无关，原告和张永峰之间也是买卖额温枪，案涉的额温枪2月15日到货后其中1万个给张永峰的，剩余4万个给湖南华邦公司的，张永峰起诉原告的案子调解结案的，按月退还给张永峰；马士东自己说他是中介，原告是和马士东联系的，他把杨帆介绍过来，实际上原告和杨帆、马士东都谈了买卖的事情，马士东给原告两次发了合同的版本，所以原告认为合同内容时马士东和杨帆共同的意思表示，所以马士东和杨帆是买卖合同的共同体；提供支付宝转账记录，该记录上反映原告与杨帆支付宝账户不是好友，原告和杨帆也不是微信好友，没有微信聊天记录。庭审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杨帆和马士东现实不认识的，马士东是通过杨帆一个朋友（名字不知道）联系杨帆，杨帆是从事与医疗相关的工作，他的同事何羿尧是在微信发布有额温枪的采购之类的广告，又因为他与杨帆是同事关系，所以让杨帆也帮忙发布广告，杨帆的朋友通过微信看到广告后，将杨帆的微信推荐给马士东，何羿尧也不是厂家，他也是帮任远辉介绍的；原告通过支付宝转账给杨帆的100000元后来杨帆支付给了何羿尧，最终都是支付至任远辉账户上；杨帆不认识任远辉，只是后面很晚的时候才知道；关于杨帆是帮忙介绍，为什么原告的100000元钱直接转账到杨帆的个人支付宝账户的问题，马士东在2020年2月12日第一时间提供给原告的是任远辉个人账户，而不是第一时间提供的是杨帆的，只不过在原告和马士东的聊天记录中以及后面派出所的笔录中原告的钱在支付宝为了省麻烦或者出于其他的考虑，要求通过支付宝进行汇款，在当时马士东也不认识任远辉，因为之前是看杨帆发的广告才和杨帆联系的，所以使用的杨帆的支付宝，而杨帆当时只认识何羿尧也就从他的资金流水转账的时间上杨帆在收到100000元后也第一时间就将100000元支付至何羿尧的账号；是任远辉发布的广告，杨帆相当于正常的中介，居间成功后会有一定的收入；在2月21日询问笔录原告说的很清楚在2月16日派出所报案前从来没有联系过杨帆，也没有联系过任远辉，所有的发货事宜都是和马士东联系的，在原告要求退款之后，原告加任远辉的微信和任远辉直接沟通退款事宜，同时也就合同变更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原告的主张是要么将100000元定金退钱，要么是由任远辉再安排100000元的货物，而在原告与任远辉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他也明确向任远辉主张退钱，一直到2020年9月份在马士东与原告的聊天记录中从2020年2月12日开始准备付定金到2020年2月15日期间原告都明确知道厂家是任远辉，收款人是任远辉，至于原告与马士东之间的关系，杨帆不清楚，但是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前期合同磋商、定金数额还是后期原告要求退款或联系其他货源地，对合同进行变更均是要么与马士东联系，要么与任远辉联系，因此，原告在多次陈述中强行将马士东与杨帆进行捆绑是与事实不符的；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反映原告根本没有添加被告杨帆的微信和支付宝，仅是转账。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照片、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公安机关受案登记表、询问笔录、资金流查询结果、不予立案通知书，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庭审陈述等证据附卷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关于被告杨帆的责任承担问题。首先，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公安机关侦查情况，原告与被告杨帆不是微信好友，也不是支付宝好友，原告主张的买卖额温枪的过程中并未与被告杨帆产生过共同的意思表示。其次，被告杨帆仅是支付宝账户收到原告交付的100000元，且被告马士东向原告提供案外人任远辉银行账户之后因原告称钱在支付宝里又提供的杨帆支付宝账户，且被告杨帆支付宝账户收到该100000元后立即全额转给他人。故原告与被告杨帆之间不存在买卖的意思表示，故原告主张与被告杨帆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被告马士东的责任承担问题。首先，被告马士东并非原告主张的买卖关系的实际收款人。其次，根据原告提供的其与马士东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马士东称其是中间人，且不收钱，并告知原告一人加五块钱就好，原告对此未予以反对，且原告在未收到货也未收到退款时也是仅要求马士东帮忙联系退款，故双方间具备居间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买卖的意思表示。再次，原告在未收到货也未收到退款的情况下，添加实际收款人即案外人任远辉的微信催货催款，且任远辉通过微信已退款给原告30200元。综上，原告与被告马士东之间不存在买卖的意思表示，故原告主张与被告马士东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告主张与两被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要求退款，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马士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质证权利的放弃。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相关民事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白利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185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白利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须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700元。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春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潘 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