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339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祁春，男，1970年4月29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跃起，沈阳市铁西区七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田，辽宁显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董维新，男，1962年10月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新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伶荣，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玉龙，男，1965年2月1日生，汉族，住沈阳市铁**。上诉人祁春因与被上诉人董维新、原审被告刘玉龙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6民初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祁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跃起、王雨田、被上诉人董维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伶荣、原审被告刘玉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审理终结。祁春上诉请求：一、撤销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6民初549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与案外人顾爱民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且提供了顾爱民出具的部分收条，可以证明其履行了法院的执行和解协议；其次，因顾爱民一案的执行卷没有归档，一审法院本应当和执行办案法官联系，以便了解上诉人是否履行了和解协议，但一审法院没有联系，反而以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请；再次，在原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刘玉龙已经承认了案涉协议的真实性，并且承认该协议已经履行，自己已经退出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无需再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不当。董维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刘玉龙主张与祁春的抵账协议是在2016年11月5日签订的，而在2017年3月12日，由铁西法院执行法官宋长青调解我与刘玉龙的执行案件时，对方强烈申请将案涉车辆线路抵给我，刘玉龙还说在之前买车交付的车款20万元也不要了，想与我一次性结清，但是我没同意。在2017年7月辽宁电视台“正在行动”节目中，刘玉龙说自己没钱，只能将吉Ｊ×××**汽车抵给我，但由于我没同意，故法院当场拘留刘玉龙。在2019年2月，铁西法官再次对执行案件进行调解时，刘玉龙再次表示要还车，在该过程中执行法官查出刘玉龙某账户每月进账7000元至10000元不等，但钱到账后就转出，其分明是在逃避执行。如果营运车辆真的被刘玉龙抵债给祁春，其为何在2017年、2019年的执行调解中多次强烈要求将案涉车辆抵债给我，二者显然前后矛盾。二、祁春、刘玉龙、托长和是亲属关系，此三人常年合作经营长途客车线路。三、关于顾爱民执行一案与我无关，只能证明祁春与刘玉龙、托长和一起合伙造假。刘玉龙辩称，我欠董维新45万元属实，因我没有钱给他，故欲将案涉车辆线路抵给董维新，但是董维新不要车，我见退车无望，于是在2016年11月5日将车抵给祁春了。我将车抵给祁春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祁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对吉Ｊ×××**客车运营收益款的查封，并终止(2018)辽0106执恢451号执行行为；判令由董维新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维新与刘玉龙曾因合伙协议纠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1日董维新与案外人托长和签订经营协议书一份，该协议表述为：“经松源市客车有限公司领导同意，松源至大庆线路一条承包给托长和，同时托长和也同意和董维新承包松源至大庆线路，也就是吉Ｊ×××**号客车一台，经托长和、董维新双方研究同意，双方各占承包车的整个线路的产权和经营权的一半股份，也就是各占50%的股份，此协议立字为证。”2015年4月8日董维新与刘玉龙签订《买卖协议书》，该协议书表述为：“今有甲方董维新松源至大庆吉Ｊ×××**客车一台，整个车的产权和线路经营权一半股份卖给乙方刘玉龙陆拾伍万元整(65000元)，经乙方刘玉龙和甲方董维新双方协商同意整个车线路的一半股份的二分之一给现款，另整个车的线路一半的股份的二分之一赊给乙方刘玉龙，但由于资金短缺，也就是先付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还有壹拾贰万伍仟元整于11月末还清。另叁拾贰万伍仟元整分两次还清，也就是壹拾陆万贰仟伍佰元整将于2015年12月末钱还清。2016年3月20日前还清另一半，也就是壹拾陆万贰仟伍佰元整，如乙方刘玉龙到期没还或不还，甲方董维新将有权把松源至大庆吉Ｊ×××**整个车的一半股份的二分之一收回，从4月1日起，一切事情和费用由乙方刘玉龙负责。甲方不负任何责任，此协议立字为据，从即日起生效。”同日刘玉龙分别为董维新出具三份欠据，欠据一表述为：“今有刘玉龙欠董维新人民币壹拾贰万伍仟元整(125000元)此款为客车款，于2015年11月30日还清。”欠据二表述为：“今有刘玉龙欠董维新人民币壹拾陆万贰仟伍佰元(162500元)此款为客车款，于2015年12月末还清。”欠据三表述为：“今有刘玉龙欠董维新人民币壹拾陆万贰仟伍佰元(162500元)此款为客车款，于2016年3月20日前还清。”2016年9月1日原审法院作出(2016)辽0106民初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玉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董维新经营权转让款人民币450000元。刘玉龙不服该判决，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6年10月28日作出(2016)辽01民终11379号民事判决书，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刘玉龙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董维新于2017年1月3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7)辽0106执65号。2017年10月3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7)辽0106执6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2016)辽0106民初91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2018年6月28日董维新向原审法院申请继续执行。执行案号为(2018)辽0105执恢451号。在执行过程中，原审法院作出(2018)辽0105执恢45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扣留松源市松运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给托长和的有关松源至大庆吉Ｊ×××**的运营收益的50%。祁春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认为扣留错误，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对吉Ｊ×××**客车运营收益款的查封，并终止(2018)辽0106执恢451号执行行为。原审法院经审查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辽0106执异19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祁春的异议请求。祁春不服，遂向原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在庭审过程中，祁春主张2015年5月6日祁春与案外人托长和、刘玉龙达成合作协议，由三人共同经营松源至大庆线路的客运并承包了吉Ｊ×××**客车，每个人各自占有三分之一承包车辆的产权及经营权。刘玉龙对此予以认可。又查明，案外人顾爱民与刘玉龙因民间借贷纠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29日作出(2016)辽0106民初23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玉龙偿还顾爱民借款本金310000元及利息。因刘玉龙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顾爱民于2016年6月14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辽0106执字第1457号。在执行过程中，2016年8月23日顾爱民与刘玉龙、祁春达成和解协议，刘玉龙承诺在2016年11月1日前一次性偿还顾爱民欠款310000元、案件受理费2615元、保全费2080元、利息7432元、迟延履行利息4746元，共计人民币326873元整，祁春自愿在(2016)辽0106执字1457号案件中作为刘玉龙的保证人，如果刘玉龙在2016年11月1日前不能一次性偿还欠款326873元，祁春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外人顾爱民与刘玉龙、祁春因民间借贷纠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29日作出(2016)辽0106民初18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玉龙、祁春偿还顾爱民借款本金262000元及利息。因刘玉龙、祁春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顾爱民于2016年6月14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辽0106执字第1458号。在执行过程中，2016年8月23日顾爱民与刘玉龙、祁春达成和解协议，刘玉龙、祁春承诺在2016年11月1日前一次性偿还顾爱民欠款262000元、案件受理费2615元、保全费2080元、利息6075元、迟延履行利息4011元，共计人民币276781元整。现祁春主张其已向顾爱民给付(2016)辽0106执字第1457号、(2016)辽0106执字第1458号执行款共计61万元。再查明，祁春提供一份2016年11月5日其与刘玉龙签订的协议，主张其已向顾爱民给付(2016)辽0106执字第1457号、(2016)辽0106执字第1458号执行款共计61万元，其给付该款项后向刘玉龙进行追偿，但因刘玉龙没有偿还能力，双方达成上述协议，约定将吉Ｊ×××**客车属于刘玉龙的三分之一份额作价40万元抵给祁春，该车辆与刘玉龙无任何关系。协议内容为“刘玉龙现将松原-大庆班车车号为吉Ｊ×××**客车三分之一的股权转让给祁春，价格为40万元，从签字日期开始生效。前期债权、债务与祁春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原案对于祁春是否就原审法院扣留的吉Ｊ×××**的运营收益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虽然祁春提供了(2016)辽0106执字第1457号及(2016)辽0106执字第1458号执行案件中其与刘玉龙及案外人顾爱民达成的两份和解协议，主张已按和解协议约定向顾爱民支付执行款共计61万元，但祁春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顾爱民支付了上述和解协议约定的给付款项，况且祁春也是(2016)辽0106执字第1458号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之一，也负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故祁春主张向刘玉龙追偿上述款项，刘玉龙将吉Ｊ×××**客车属于其的三分之一份额作价40万元抵给祁春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对于祁春提供的抵顶协议，祁春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刘玉龙已实际履行了该协议、其已享有了吉Ｊ×××**客车属于刘玉龙的三分之一份额。判决：驳回祁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祁春承担。二审中，上诉人祁春提交了托长和的书面证言一份、顾爱民的收条复印件，证明祁春与刘玉龙于2016年11月5日以车抵债属实。董维新对祁春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托长和与刘玉龙是亲属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其本人也未出庭作证。另，收条也是虚假的，是刘玉龙为了逃避债务，故意与上诉人祁春恶意串通所做的虚假材料，其目的是为了逃避法院执行。刘玉龙对祁春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董维新提交了其申请调取的2017年7月31日辽宁电视台“正在行动”栏目视频资料一份，在该视频中刘玉龙同意将案涉车辆抵给申请执行人董维新，证明刘玉龙与祁春的抵债协议是虚假的。刘玉龙对董维新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该视频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其明知董维新不会要车，才故意作出此陈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主要目的系通过诉讼排除对特定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祁春对案涉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祁春主张其与刘玉龙于2016年11月5日签订了案涉车辆线路经营权的抵债协议，刘玉龙将其所持有的相应份额车辆产权及线路运营权收益转让给祁春，但是刘玉龙在2017年7月31日辽宁电视台播出的执行案件中，仍然同意将案涉车辆抵顶给董维新以偿还欠款。上述矛盾的事实说明祁春提供的2016年11月5日抵债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关于祁春提供的案外人托长和书面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综上，祁春以抵债协议作为排除执行的诉讼请求，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祁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祁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青审判员 赵吉顺审判员 王 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任玲书记员赵明川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