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2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军，男，1968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国清，男，196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遵俊，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天聪，男，199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华祥，湖北利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军因与被上诉人余国清、原审第三人杨天聪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4民初6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余国清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重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余国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重审判决事实不清。（一）重审判决遗漏事实。余国清自2014年10月至2016年12月以武汉市国兴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公司）名义招收、培训学员近万名，仅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期间招培学员2777名，余国清获取纯利润至少2749230元（每名学员990元），余国清已实际享有、行使《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五条第1款A项、E项等权利。2.国兴公司场地整改后于2017年8月1日起，恢复报考、“驾校受理业务”，以国兴公司名义招收的学员“面签学员档案”可以正常录入《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该平台录入学员信息与《受理单》吻合一致，并且2017年7月刘军还致函余国清预先告知恢复报考，但余国清置之不理。主管部门的“函”、“通知”只是“暂停”国兴公司报考、驾校受理业务而非终止或者完全停止。（二）重审错误认定事实。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余国清应当按持股比例承担“公共性开支如年审费用、公共行政人员工资等”费用，第五条第1款F项也有费用分担的约定，第五条第1款I项还约定事故、处罚、赔偿等费用“由各自实际出资人、经营人承担”，这说明余国清除股权转让款外，实际经营中还是存在必须支付的分担费用。且《收据》和银行转账仅能说明余国清有付款，不能证明刘军收取的是“合同约定之外的费用”。其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口头约定，余国清每月预付公共性费用1万元，待股权变更登记后按持股比例分担，这是对协议第四条的修改、补充；自2014年10月起余国清自愿按月支付了21个月21万元的公共性费用，这是余国清以其行为确认、认可了公共性费用支付方式的修改补充。21个月的经营期间，余国清并未以任何方式主张刘军在“合同约定之外”、“要挟”余国清支付费用；再次，余国清在经营期间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1款I项规定，余国清自愿支付10万元费用，余国清无任何证据证明是“运作费、额外支付费用”。二、重审判决对证据的釆信、判断的有失公正。（一）余国清证据六、七不能证明刘军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二）余国清证据四、八不能证明国兴公司无资质、亦不能证明刘军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三）重审对刘军证据要么曲解、要么不予釆信确认。国兴公司由刘军“持股并主导经营”、“将面临破产解体的局面”，并希望余国清主导经营，并非国兴公司已经“不具备经营条件”、实质性解体；无论国兴公司股权如何变更都足以保证余国清享有国兴公司24%股权的落实到位。刘军证据三至证据八均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三、重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本案应优先适用《公司法》及其内部营运法规。（二）重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不当。《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刘军必须要将股权转让“通知第三人”；该协议也未明确约定何时股权变更登记；余国清收购股权并非“已无法实现”；2017年8月1日起国兴公司正式恢复报考、受理业务并非“无法恢复驾校学员正常报考”。刘军没有以“运作费、额外支出费用”名义收取余国清31万元。余国清辩称，一审基于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依法判决，本案刘军承担回购责任是因为刘军不履行合同行为及不诚信行为导致，理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刘军违反了合同第五条第一款A项、第五条第一款C、F、E、G项，无论违反哪一条，刘军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刘军的上诉请求。杨天聪陈述，对刘军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无异议。余国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余国清、刘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请求判令刘军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10万元；3.请求判令余国清支付的律师费3万元由刘军承担；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军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国兴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13日，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2014年9月30日前，公司股东为刘军和杨天聪，其中刘军占公司49%股份，杨天聪占公司51%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廖原。刘军、杨天聪各自分开经营。2014年9月30日，余国清与刘军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刘军将其在国兴公司的24%股权以100万元价格溢价转让给余国清，若征得他方股东杨天聪的同意，余国清有权依据本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余国清委托刘军代持股至可以办理工商登记时止。协议生效后，余国清、刘军双方负责运营的场地及人员等进行单独核算，公共性开支如年审费用、公共行政人员工资等在工商局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前由刘军负担，变更登记完成后按照登记持股比例分担费用。《股权转让协议》还着重约定了余国清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尤其是借用国兴公司的资质从事驾驶员培训经营的权利及刘军应给予的配合义务，协议违约责任约定：在本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如甲方（刘军）未按本转让协议之条款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的，乙方（余国清）有权要求甲方按本协议股权转让金回购乙方已购股权，并且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总金额的10%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余国清于当天向刘军转账支付100万元，刘军收款后出具收条，但未告知国兴公司另一股东杨天聪。余国清以国兴公司名义招收学员，培训学员。两年中，刘军向余国清收取管理费31万元。2017年1月开始因培训场地原因，余国清发现不能报考学员，遂于2017年1月25日向刘军发函，要求解决学员报考问题。2017年2月8日，刘军回函告知公司将面临破产解体的局面，无法恢复本公司驾校学员正常报考问题。愿意将公司70%股权过户给余国清主导经营。诉讼期间，2017年3月21日，杨天聪将对公司持有的51%股权转让给刘军，刘军持有公司100%股权。2017年4月5日，武汉市公路运输管理处下达《关于暂停9家驾校新学员考试受理的函》，其中包含国兴公司。2017年4月14日，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下达《关于暂停9家驾校受理业务的通知》，暂停对国兴公司等9家驾校的受理业务。2017年8月8日，刘军将持有的国兴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陈金慰20%、吴斌20%，国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军变更为陈金慰。2018年8月31日，国兴公司股东再次变更，变更为刘军占股60%，胡锦平占股40%。国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金慰变更为刘军。一审另查明，2017年4月21日，余国清因本案诉讼向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0元。刘军将股权转让未征询杨天聪的意见，杨天聪当庭对《股权转让协议》不持异议。一审法院认为：余国清、刘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协议签订当日余国清按约支付全部股转让款100万元，刘军应按合同约定告知杨天聪，取得杨天聪同意后及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便于余国清获得登记的股东身份，享有正式的股东权利。对照协议约定，刘军可代持股权，但从协议成立并支付股权转让款算至起诉之日，时间长达两年有余，刘军未通知第三人，未办理变更登记，其存在明显的迟延履行行为。另，余国清之所以以溢价100万元购买刘军的股权，旨在获得借国兴公司名义从事驾驶员的招收、培训、考试的经营权利，刘军因此为余国清提供必要的协助义务，并遵守各项约定。根据一审庭审调查，国兴公司于2017年1月以后不能正常经营，面临破产解体的局面，无法恢复驾校学员正常报考，余国清因此不能招考学员，刘军违反协议第五条第1项第E项约定；刘军以“运作费、额外支出费用”名义向余国清收取31万元，违反协议第四条、第五条第1项的约定；国兴公司因失去场地，不符合开办驾校的条件，不能从事驾校培训业务，双方协议的继续履行存在现实风险，余国清购买股权的目的已无法实现，该合同已无履行的必要。故余国清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合同解除系刘军违约导致，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刘军赔偿，余国清主张10万元违约金及律师代理费损失符合协议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军抗辩余国清已享有股东权利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余国清与刘军于2014年9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由刘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余国清股权转让款1000000元；三、由刘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余国清律师代理费损失3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370元由刘军负担。双方当事人二审中并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院对刘军的上诉请求与理由进行审查。刘军与余国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余国清受让股权后享有的一系列权利，从该约定可知，余国清溢价受让股权的目的系为获得以国兴公司名义从事驾驶员招收、培训、考试的经营权。《股权转让协议》中还有关于“如甲方（即刘军）未按本转让协议之条款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的，乙方（即余国清）有权要求甲方按本协议股权转让金回购乙方已购股权，并且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总金额的10%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的约定，亦应属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遵照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余国清现依据上述违约责任条款向刘军主张权利，刘军为反驳余国清的诉讼请求，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刘军主张国兴公司于2017年8月起又恢复经营，但武汉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关于2018年度全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结果的通报》载明国兴公司2018年已属于不具备经营资质的驾校，明显与刘军的该主张相悖，而刘军提交的《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截图并不能证明国兴公司可正常招收学员。刘军还主张余国清向其支付的31万元，包括经双方口头协商余国清同意向其支付的公共费用21万元及余国清因“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自愿支付的10万元，但刘军并未举证证明其与余国清间就国兴公司公共性费用支出达成了不同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新的合意，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公共性开支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前由刘军负担，故刘军无法证明其收取21万元的合理性，亦未举证证明余国清存在需要支付10万元的事由。因此，刘军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认定自2017年1月起国兴公司无法正常招收、培训学员及为学员报考，由此导致余国清已无法继续享有相应经营权利，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刘军应依约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余国清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虽享有了一段时间的股东权利，但该事由并不能阻却刘军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综上，刘军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70元，由上诉人刘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 曼审判员 裴 露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叶优子书记员王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