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05行初291号原告赵婧涵，女，198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赵俊刚，北京市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劲松派出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大郊亭南街**院**楼。负责人李朋昆，所长。委托代理人汪鹏，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陆再鹏，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干部。原告赵婧涵（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劲松派出所（以下称被告）治安行政处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赵俊刚，被告出庭负责人于涛、委托代理人陆再鹏、汪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20年5月11日对原告作出京公朝（劲）行罚决字[2020]500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认定2019年3月2日10时许，原告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门口非法持有警用强光手电，后被民警查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警告的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当场训诫。原告诉称，2020年5月11日，被告作出《处罚决定书》，对2019年3月2日发生的事情进行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该行政处罚是错误的，应该予以撤销。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不是基于法律规定，而是基于原告对被告工作人员违法执法的不断投诉，被告对原告进行的打击报复。其中的违法的地方有：1、被告对同一件事情先后进行两次处理是错误的，在2019年3月2日，被告已经对原告进行了批评教育，没收了手电，让原告写了悔过书，在1年以后，又出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进行警告，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属于对原告的重复处罚；2、非法持有警械，在主观上必须是故意，但在本案中，原告对于手中的强光手电，并不知道属于警械，也不是自己主动放入包中，也不是自己购买，因此主观上并没有非法持有警械的故意，被告按照非法持有警械对原告进行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被告间隔1年之后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已经过了诉讼时效。非法持有警械，属于治安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6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4、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于警告的行政处罚，可以当场作出决定，被告对原告警告的处罚，却在1年2个月后作出，能够看出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并不是基于法律规定，而是基于打击报复；5、被告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态度恶劣、言语粗鲁，推搡原告，给原告戴手铐，对原告的手针扎、采血、录音，像对犯人一样对待原告，实际原告并没有实质的违法行为，导致原告人格受到侮辱；对原告询问时，不断地恐吓原告，如果不认错，不写悔过书，说要关原告5天；还对原告进行了一系列的不必要的检查，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带原告去医院进行核酸检测，跟疑似新冠患者一起，使原告具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加大，上述等等行为，都加大了原告对被告的恐惧，被告具有刑讯逼供的嫌疑，作出的行政处罚应该属于无效；6、原告一贯遵纪守法，从来没有违法违纪行为，本次所谓非法持有警械行为，也不是原告故意作为，也没有造成任何危害与社会不良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没有社会危害性，不应该受到处罚。综述，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现在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并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在指定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刘某于2020年5月2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对手电筒是否属于警械并不知情，是刘某将手电筒放进包内和李志威胁、吓唬原告的情况；2、《关于劲松派出所打击报复行为举报》、《关于对劲松派出所警号034341李某违法犯罪的控告》，证明原告对被告工作人员的控告；3、四份短信截图，证明原告对李某的投诉事实，信访部门的受理情况，是被告打击报复。原告同时申请了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原告对手电筒是否属于警械并不知情，是刘某将手电筒放进入，李某威胁、吓唬原告等情况。被告辩称，2019年3月2日10时许，原告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门口非法持有警用强光手电，后被民警查获。被告当日受理为行政案件，因该涉案物品需要进行鉴定，故当日未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鉴定结果作出后，被告多次联系查找原告，该人拒不配合工作。经工作，2020年5月11日被告将原告查获，于当日依据《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条第二、三款之规定，给予原告警告处罚，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物证、视听资料等证据佐证。综上，被告认为该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作出被诉治安行政处罚的证据和法律依据：（一）证据：1、2019年3月2日、2020年5月11日被告对原告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两份，证明原告承认违法事实；2、原告自书《悔过书》，证明原告承认违法事实；3、2019年3月2日被告对刘某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违法情况；4、照片及制作说明，证明原告违法使用警用手电；5、公警检鉴字[2019]4号《鉴定》，证明原告使用的手电可视为警用械具；6、光盘及制作说明，证明原告违法情况；7、京公朝（劲）受案字〔2019〕000130号《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受理案件；8、2019年3月2日《工作记录》两份、京公朝行传字[2020]50051号《传唤证》、《被传唤人员家属通知书》，证明传唤及通知家属情况；9、《到案经过》4份，证明原告到案情况；10、《勘验/检查笔录》，证明公安机对原告人身及随身物品进行勘验情况；11、京公朝（劲）证保决字〔2019〕000015号《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证明公安依法对证据进行保全；12、京公朝（劲）审字〔2019〕第000288号《呈请延长办案时间审批表》，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延长办案时间；13、2019年6月20日、7月20日、8月20日、9月5日、11月20日《工作记录》，证明原告、赵某某不配合民警工作；14、《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和理由、依据进行告知；15、《处罚决定书》，证明处罚决定及送达情况；16、京公朝（劲）复送字[2020]50033号《送达回执》，证明公安机关将鉴定结果通知原告。（二）法律依据：《人民警察法》，说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1、原告提交的证人刘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其出庭陈述内容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但不具有证明被诉处罚决定违法的证明效力，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与被诉处罚决定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2、被告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能够证明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及履行程序的情况，本院依法予以采信。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2日，刘某报警称原告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非法持有警械。当日，被告接警后现场查获原告，口头传唤原告至被告处接受询问调查，并对其人身及随身物品进行检查，在原告的右手起获黑色带有警察字样、警徽标识的强光手电一部，同时制作《勘验/检查笔录》、京公朝（劲）证保决字〔2019〕000015号《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并拍摄原告使用的手电，制作《照片说明》。当日，被告对原告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原告在笔录中陈述，2019年3月2日10时许，原告和其丈夫刘某到朝阳区民政局登记处办理离婚，来之前在手提包内准备了一个带有警用标识的电警棍用来防身，电警棍有警徽和警察标识，是2012年其弟弟买的，不清楚是电警棍，以为是个手电筒。同时，原告手写一份《悔过书》，表示了解到手持带有警用标识的电警棍属于违法行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同日，被告对刘某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刘某在笔录中陈述，2019年3月2日，其和原告办理离婚没有达成协议，原告就从包内拿出强光手电，然后其就报警了，原告知道强光手电上有警用标识，在家里也用过。同日，被告制作京公朝（劲）受案字〔2019〕000130号《受案登记表》，将该案受理为行政案件，并向刘某制作《送达回执》。2019年3月7日，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公警检鉴字[2019]4号《鉴定》，载明经对被告送来的一支带电击功能的强光手电样品进行鉴定，样品上有警徽、“警察”、“POLICE”字样，外观与《GA883-2010公安单警装备警用强光手电》一致，其照明、电击功能正常，可视为警用械具。该《鉴定》被告于2020年5月11日向原告进行直接送达。2019年3月30日，被告经审批，延长办案期限30日。2019年6月20月，被告制作《工作记录》，因原告拒不交代其弟弟的身份信息，民警无法与其弟弟联系，不能了解关于涉案物品警用手电的相关情况，民警仍在查找其弟弟赵某某。2019年7月20日、8月20日、9月5日、11月20日，被告制作《工作记录》，载明为开展工作，被告联系涉案人员原告，原告拒不配合民警来所说明情况。2020年5月11日，被告在北京市朝阳区枣子营南里x号楼x单元xxx发现原告，向原告制作京公朝行传字[2020]50051号《传唤证》，传唤原告到被告处接受询问。同日，被告对原告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原告在笔录中陈述内容与2019年3月2日陈述内容基本一致。同日，被告制作《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向原告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原告可以提出陈述和申辩，原告在该笔录被告知人处签字确认。同日，被告作出并向原告送达被诉《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本次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对其辖区的违法行为具有进行警告处罚的法定职责。《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违反前两款规定的，没收非法制造、贩卖、持有、使用的人民警察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于2019年3月2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非法持有警用强光手电的事实。被告根据原告行为的性质、情节及后果，认定原告的行为属于非法持有警械，对其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处罚幅度并无明显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关于原告认为其所持警用强光手电是其前夫放入其包中，其并不知晓该手电是警用器械，其持有警械没有主观故意的主张，本院认为，《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非法持有警械的违法行为并不以当事人主观因素为构成要件，故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被诉处罚决定作出期限问题，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不明或者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并向被侵害人说明情况，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本案中，因原告拒不配合民警提供其非法持有的警械来源人身份信息、拒不配合民警到被告处接受调查，故被告因客观原因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并无不当。综上，被告作出涉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履行了受案、传唤、调查、告知、送达的法定程序，保障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作出处罚的期限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的诉请事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婧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婧涵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伟伟人民陪审员  张淑珍人民陪审员  王 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 助理  李丹丹书 记 员  尤振帅-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