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202民初1126号 原告魏桂琴，女，1960年3月27日生，汉族，住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 原告顾传松，女，1948年11月21日生，汉族，住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 原告姚锡函，女，1982年1月16日生，汉族，住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雪梅，系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市中山区羲和幼儿园，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景山街景山西园**。 法定代表人付英，系该园园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永，系辽宁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巩庆欣，系辽宁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魏桂琴、顾传松、姚锡函与被告大连市中山区羲和幼儿园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雪梅，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永、巩庆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返还非法占有的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30万元，并自原告起诉之日起以3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机损利息至全部返还之日止。 事实与理由，2010年8月，三原告与案外人谭刚、李文学合资开办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现更名为大连市中山区羲和幼儿园）。2012年6月25日，三原告以蒲公英大连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公英公司）的名义与案外人大连家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园公司）签订《幼儿园租赁合同》，约定家园公司将位于大连市中山区产出租用于被告幼儿园开园经营，押金为30万元。该笔押金由三原告与案外人谭刚、李文学在投资款项外另外缴纳。2014年11月24日，被告、家园公司与蒲公英公司签订《变更协议书》，约定将案涉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被告。2014年12月25日，被告与家园公司签订《解除协议书》，约定解除案涉租赁合同，家园公司返还30万元租金。2014年年底，三原告委托人陈邯郸、邓淑君、全厚亮与谭刚、刁子健签订《关于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的转让协议》，约定三原告、谭刚将被告幼儿园作价340万元转让给刁子健，并约定在幼儿园前股东经营期间的债权纠纷由谭刚负责，与刁子健无关。2018年2月11日，案外人李文学、谭刚与三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幼儿园股权变更给刁子健的手续完成后，李文学放弃案涉30万元租房押金。谭刚于2018年5月9日签署《谭刚承诺书》，承诺放弃案涉30万元的份额。2018年9月27日幼儿园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刁子健为被告幼儿园举办者，其母亲牛雅君为被告幼儿园法定代表人。2019年11月4日，被告向家园公司出具《关于幼儿园变更名称、法人及前举办者押金的说明》，向家园公司声明租房押金为幼儿园前股东支付，与幼儿园无关联。在此期间，三原告一直与家园公司联系要求向其返还30万元租房押金，但2019年6月份，家园公司将租房押金全部返还给被告。三原告与被告沟通，被告拒不返还该款项。在《关于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的转让协议》、《关于幼儿园变更名称、法人及前举办者押金的说明》中，被告均承认案涉款项为三原告所有而非被告，但是被告无理取得该笔款项后拒不返还原告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被告辨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三原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无权提起诉讼。关于30万元租房保证金，签订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是被告前举办者蒲公英公司，实际是由我单位支付的。我单位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三原告只是名义捐资人，既不是举办者或其法定代表人、股东，也不是实际捐资人，更没有实际向出租人交付租金，就30万元租房保证金提起诉讼，应属主体资格不适格。根据原告在事实与理由中陈述，签订转让合同的是刁子健，而不是幼儿园，这笔钱应该是幼儿园和刁子健之间最终由谁获取。如果幼儿园并没有最终留取这30万元保证金，被告也不是适格被告。原告以不当得利起诉，在其没有真实出资的情况下，其并无损失，当然也不具有不当得利返还的权利。第二、三原告起诉陈述事实与实际不符，存在明显错误。1、被告并非由原告与谭刚、李文学出资开办。被告的举办者最初是蒲公英公司，后变更为刁子健，三原告只是名义上的捐资人。2、幼儿园租赁合同并非是三原告以蒲公英公司的名义签订。蒲公英公司是被告最初的举办者，其作为承租人于2012年6月25日与出租人家园公司签订幼儿园租赁合同，与三原告无关。3、三原告声称该笔押金由三原告与谭刚、李文学在投资款项外另外缴纳，与事实不符。被告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不存在所谓的投资款，只有捐资款。执行章程中规定三原告各投入资金50万元，但是三原告并未将50万元交付被告，连约定的捐资都不到位，更何谈额外缴纳该笔押金。该笔押金是由被告实际出资并支付的，由被告的账户转入出租人的账户。4、三原告提出的2014年年底签署的《关于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的转让协议》，实际签署时间应是2015年1月9日，陈邯郸、邓淑君、全厚亮并非是接受三原告的委托与刁子健签署，签署时并没有授权委托书。事实上，陈邯郸等三人是作为实际的捐资人以自己的名义签署了转让协议。在（2019）辽0202民初8279号案件中，原告曾作为证人出庭，作出了与诉状完全不同的表述，三原告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5、三原告以转让协议第四条“甲方经营期间该园所发生的债权纠纷、人事纠纷均由法人谭刚负责，一概与乙方无关。若有法律或民事纠纷，乙方概不负责”为据，试图证明该30万元保证金返还后不应为被告所有，实为断章取义，曲解了该协议设置此条款的本意。该条款实际上是约定原法人谭刚负责处理幼儿园转让前的一切纠纷，受让人不对转让以前的纠纷负任何责任，并非让渡属于幼儿园的权利。况且，关于30万元质保金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并不存在纠纷，当然不存在由谭刚负责的问题。6、2018年2月11日，李文学与三原告、谭刚签署的协议书是一份无效的协议。该协议书第一条“乙方放弃对谭刚等人在经营幼稚园期间所有的收益及债权（含在房主处押金30万元）的主张”的内容，因约定了“投资收益”，违背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性质，乙方无权处分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财产，此条是无效的。第二条“甲方放弃乙方因刑事案件而侵占的幼稚园的款项287373.50元的主张”的内容，根据（2015）甘行初字第444号判决书，因幼稚园被侵害的款项，是法院判定对幼稚园退赔的钱款，权属属于幼稚园，甲方试图放弃的做法侵害了幼稚园的权利，实际上甲方既没有权利放弃，也没有办法放弃。因而，本条也是无效的。退一步讲，即便该协议有效，该协议中身陷囹圄的李文学放弃的主张，并没有明确说就归于甲方，甲方不能当然取得李文学放弃的利益。7、2018年5月9日的《谭刚承诺书》中关于30万元房屋租金保证金归邵淑君、陈邯郸、全厚亮三人所有的承诺是无效的，因为30万元房屋租金保证金的权属并不属于谭刚，而是属于被告，谭刚无权处分属于被告的财产。同时谭刚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的，而2018年5月9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是王喜梅，而不是谭刚，谭刚从未做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8、三原告提出的2019年11月4日《关于幼儿园变更名称、法人前及举办者押金的说明》，落款时间实为2019年1月4日，其中关于“此笔款项与现单位及现举办者无任何关联”的表述是被告单位职工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擅自加盖的公章，意思表示不真实。该份说明是向家园公司出具的，但是并没有向该公司送达，意思表示在没有到达之前并未生效。此后，2019年3月27日，被告又向家园公司送达了《30万保证金的处理意见》，2019年6月10日又向家园公司送达了《关于请求返还三十万保证金的函》，作出了新的意思表示，并且到达了家园公司。在（2019）辽0202民初827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家园公司作为第三人出庭，对此进行了陈述。该说明的原件是实际捐资人邵淑君在被告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从被告的办公桌上拿走。关于说明原件如何到了原告的手中，在（2019）辽0202民初827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邵淑君称是被告的律师给她的，律师当庭予以否认，邵淑君并没有进一步提供证据或合理的理由说明如何持有该份原件。况且，这份说明中并没有说30万保证金归属三原告，三原告从来就不是被告的举办者，当然没有权利索取这笔保证金。综上所述，被告认为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提交了幼儿园租赁合同、幼儿园租赁合同变更协议书、解除幼儿园租赁合同协议书、关于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的转让协议、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表、协议书、谭刚承诺书、关于幼儿园变更名称、法人及前举办者押金的说明、（2019）辽0202民初8279号庭审笔录、专用收款收据、收条、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即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存放在大连家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30万元保证金的处理意见、关于请求返还叁拾万元保证金函、（2019）辽0202民初8279号民事裁定书、通知函复印件；被告提交了转让协议书、收条、证人证言、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备案章程、执行章程、验资报告、进账单、情况说明、董事会决议、谭刚情况说明、关于存放在家园公司30万元保证金的处理意见、关于请求返还叁拾万保证金函、（2015）甘刑初字第444号刑事判决书、（2019）辽0202民初8279号庭审笔录、幼儿园账户流水明细；本院调取的被告2012年6月至7月的财务账薄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为凭，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庭审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存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6月25日，家园公司作为甲方，蒲公英公司作为乙方，旅顺铁山铸管厂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一份《幼儿园租赁合同》，约定乙方承租甲方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屋，用于开办幼儿园使用，丙方为乙方提供保证。乙方开办的幼儿园名称为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乙方在支付首期租金时，应向甲方另行支付人民币30万元作为保证金，本合同终止或解除的，甲方扣除应当由乙方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或其他费用后，将剩余保证金一次性无息返还乙方。2012年7月2日，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银行转账将保证金30万元支付给了家园公司。2014年11月24日，家园公司作为甲方，蒲公英公司作为乙方，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作为丙方，旅顺铁山铸管厂作为丁方，四方签订一份《变更协议书》，约定乙方将《幼儿园租赁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丙方。2014年12月25日，家园公司作为甲方，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作为乙方，旅顺铁山铸管厂作为丙方，三方签订《解除协议书》，约定解除《幼儿园租赁合同》，保证金30万元于甲方对租赁房屋验收完毕、扣减相关费用（如有扣款）后，由甲方一次性无息返还给乙方。 2015年1月9日，陈邯郸、邓淑君、全厚亮与谭刚作为甲方，与乙方刁子健签订一份《关于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的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的所有权转让给乙方，甲方同意乙方以人民币340万元买断该园所有权。甲方经营期间该园所发生的所有债权纠纷、人事纠纷均由法人谭刚负责，一概与乙方无关。同日，邵淑君、陈邯郸、全厚亮和案外人任丽英以幼稚园四名股东的身份，收取了自刁克君账户转款人民币320万元。2018年2月11日，案外人李文学、谭刚与三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若五人将股权转让给刁子健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则李文学放弃对谭刚等人在经营幼稚园期间幼稚园所有的收益及债权（含在房主处押金30万元）的主张。2018年5月9日，谭刚签署《谭刚承诺书》，承诺幼稚园向家园公司已缴纳的30万元房屋租金保证金，在五位幼稚园股东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刁子健，并在所有股东积极配合下顺利完成了教育局、民政局的幼稚园的股东等事项变更的登记手续后，此笔款项归邵淑君（登记股东魏桂琴）、陈邯郸（登记股东顾传松）、全厚亮（登记股东姚锡函）三人所有，每人各10万元。 2019年3月27日，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又向家园公司出具一份《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幼稚园即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存放在大连家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30万元保证金的处理意见》，提出该保证金是该园缴付的，理应归还到该园对公账户中。2019年5月20日，谭刚向家园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幼稚园通过对公账户缴付给家园公司的叁拾万元保证金，是由幼儿园出资缴纳的，并非个人筹资缴付，且幼儿园所有权已经交割完毕，此三十万元保证金归变更后的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所有。2019年6月10日，该幼稚园向家园公司出具一份《关于请求返还叁拾万元保证金函》，请家园公司将叁拾万元履约保证金返还到该园的对公账户上。 2019年7月4日，家园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保证金人民币30万元返还给被告。 2019年9月3日，原告顾传松、姚锡函、魏桂琴分别出具证人证言，证明三原告只是代持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的股东，陈邯郸、全厚亮、邵淑君才是真正的出资人，三原告没有参与幼儿园之前的经营、买卖过程。 本案在诉讼过程中，经原告书面申请，本院调取了被告2012年6月至7月的财务账薄。经核对，被告于2012年7月26日收取了邵淑君借款5.6万元，用途为缴纳家园公司的罚款、房租；2012年7月30日收取了全厚亮、陈邯郸借款各5.6万元。2013年3月5日，被告向陈邯郸返还了借款5.6万元。 另，大连市中山区蒲公英卡纳意乡艺术幼稚园现已更名为大连市中山区羲和幼儿园即本案被告。 本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约定的是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具体对当事人争议的标的保证金30万元进行约定的合同，是2012年6月25日家园公司、蒲公英公司、旅顺铁山铸管厂三方签订的《幼儿园租赁合同》。该合同的性质系房屋租赁合同，家园公司系出租人，蒲公英公司系承租人。合同约定的30万元保证金的交纳主体是承租人，支付对象是出租人；返还主体是出租人，返还对象是承租人。承租人蒲公英公司在承租房屋上开办了蒲公英（大连卡纳意乡）国际艺术 幼稚园，因此，由该幼稚园向出租人家园公司支付了30万元保证金及后期由家园公司向幼稚园返还了该笔保证金，符合《幼儿园租赁合同》的约定，并无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情形。现三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被告返还30万元保证金，未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本案被告取得30万元保证金是依据租赁合同及保证金支付的证据，原告现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取得30万元保证金系没有法律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本院依原告申请而调取的被告的财务账簿记载，被告于2012年7月收取邵淑君、全厚亮、陈邯郸的款项，其性质均为借款，借款到账后支付租金或保证金只是借款的用途，并不影响借款的性质。因此，被告取得上述三人款项系基于借款的民事法律关系，该款项无论是否已偿还均不构成不当得利。 综上所述，三原告主张被告不当得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三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非法占有的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30万元，并自原告起诉之日起以3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机损利息至全部返还之日止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魏桂琴、顾传松、姚锡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三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平 人民陪审员  盛君 人民陪审员  马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