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瑞金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781民初4119号原告张家辉，男，1959年4月24日生，汉族，山东省惠民县。委托代理人温辉，江西创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广洲，男，1973年10月1日生，汉族，江西省瑞金市。委托代理人胡华勇，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家辉与被告刘广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家辉及其委托代理人温辉,被告刘广洲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华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家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261852.1元及逾期付款损失47916元（逾期付款损失均以所欠货款为基数，自应付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参照罚息利率暂计算至2020年5月27日，最终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人民币309768.1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0月份，被告刘广洲通过电话、微信联系到原告张家辉，并表示要购买安全网。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期间，双方进行了多次安全网买卖交易。2017年10月16日至2018年1月10日，原告通过新赣运物流向被告发送了价值61943.4元的货物，其中被告已支付货款51654元，尚欠货款10289.4元未支付。2018年3月13日至5月7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了价值297111.7元的货物，其中被告已支付45549元，尚欠货款251562.7元未支付。截止原告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合计261852.1元未支付。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货款，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拒不付款。故此起诉。被告刘广洲辩称：原告起诉的不是事实，被告不欠原告所主张的261852.1元货款，仅是因为原告所提供的货物数量和尺寸短少，被告扣了30000元赔偿被告的损失，实施了自助行为。所以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张家辉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在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沙河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①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②被告的联系电话为18279******，与托运单上所预留电话及张家辉联系的电话是同一号码；③被告刘广洲在笔录中自认2017年还欠原告货款1万元（笔录第3页）；3、新赣运快运托运单23张、新赣运快运朱纯响及姜金平出具的《证明》2份及身份证明和新赣运物流门店照片打印件1份、《刘广洲2018年收货明细》复印件1份及原、被告微信聊天摘要和双方原始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1份、《刘广洲2017年收货明细》复印件1份，证明：①原、被告双方以微信聊天方式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通过新赣运托运向被告交付安全网／网／网布等货物23批次；②23批次货物货款合计297111.7元，被告刘广洲在新赣运托运部收到货物后，仅支付部分货款；③被告刘广洲2017年尚欠原告货款10289.2元，与其在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沙河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中自认2017年欠原告货款1万元基本相互吻合；4、原告《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打印件1份，证明：①被告刘广洲于3月16日支付3月13日、3月15日两批货物货款14150元，3月23日支付3月19日的两批货物货款14200元（含国标网2张250元），4月6日支付4月4日的货款8760元，4月12日支付当日货款500元，5月12日支付5月4日、5月7日两批货物货款7939元，被告刘广洲合计支付2018年货款45549元，2018年其余批次货物的货款计251562.7元未支付；②被告刘广洲支付货款的时间，与相应托运单及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吻合，进一步说明被告刘广洲收到了托运单上所记载的货物数量却拒不支付全部货款；5、证人朱明涛和吴砚群出具的《证明》及其身份证明各1份，原、被告的通话录音光盘1份及部分录音文字稿1份，证明：①被告结欠原告货款后，证人朱明涛和吴砚群陪同原告到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沙河派出所报警，朱明涛和吴砚群在派出所见到了被告刘广洲，并且听到被告刘广洲说“欠是欠（张家辉货款），只是不欠那么多了，前几天给了他二十多万的现金。”②张家辉多次打电话给被告刘广洲对账和催收货款，在文件名为“2018-5-2814-58-49”的录音文件中，被告刘广洲认可原告所提金额252154元，加上2017年货款26万多元，该录音与上述证据材料相佐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对于原告张家辉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刘广洲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原告方证明对象中的第①和③项没有异议，对第②项证明对象有异议，托运单中的号码原告方可以自己填写，并不意味着托运单是真实的。另外我方需要说明的是我方收到的证据中有原告在沙河派出所的陈述，原告已经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能撤回；对证据3中的所有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其中托运单没有发货人也没有收货人签字，而且该组托运单与原告的陈述相互矛盾，原告在派出所陈述货物来自山东省，但是该组托运单全部货物来自南昌。对新赣运快运公司朱纯响和姜金平的证明以及他们所制作的托运单核对能明显看出是事后制作，根据原告在沙河派出所陈述，他不认识被告，是陌生电话联系的，然后结合原告提交的托运单中写的是“刘广州”，但是托运单核对写的是“刘广洲”，很显然这是事后制作的。同时根据新的证据规则的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才能确定其身份真实并且要接受法庭的询问和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我方对该组证据中的双方有微信聊天的事实是没有异议，但是这些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被告还欠原告所主张的货款，被告仅差30000元整用于赔偿被告损失。对于2017年和2018年的收货明细，因原告在报警前并不知道被告的名字是“刘广洲”，这两份收货明细很显然是为了诉讼在事后制作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我方认为该微信交易记录可以证明被告不欠原告所主张的货款，仅能证明原、被告确有交易，但不能证明被告要欠原告所主张的货款；对证据5中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从形式和内容方面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这两人均为原告亲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相关规定，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十日内提出，经法院允许，证人才能出庭作证，所以原告方不能在庭审当天提出申请。对通话录音光盘中通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能证实原、被告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过争执，但不能证明被告还要欠原告所主张数额的货款。另外关于通话录音的文字稿因我方未核对，故内容应当以原始录音为准。被告刘广洲针对自己的反驳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在立案时提交的其在2019年1月15日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沙河派出所询问原告的询问笔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陈述和其所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所以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真实。特别要提出的是原告在报警之前不知道被告的名字中的“洲”是有三点水的，但是原告所提供的证据都是有三点水的“洲”，很明显是为了诉讼事后制作的。另外，原告在派出所陈述货物来源于山东省，但是原告的微信名称却是江西南昌的一个公司，所提供的货运单货物来源于南昌，所以不能排除托运单也是事后为了诉讼而制作的。对于被告刘广洲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张家辉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身份证复印件的三性没有异议；对沙河派出所所询问原告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这份证据恰恰反映了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被告因为拒不支付货款，原告才向沙河派出所求助，其在沙河派出所反映的也是真实情况。笔录中所陈述的“姓刘，是赣州的一个陌生号码”恰恰说明被告是一个不讲诚信的生意人，双方有微信聊天记录等，但是被告却长时间隐瞒自己的姓名。其次，在笔录中所提的从山东发安全网，指的是原告从山东进货放到南昌的仓库再转发全国各地，发给被告的货物正是原告从南昌的仓库经过新赣运托运部发送的。第三，笔录中提到不知道被告的名字中的“洲”是有三点水的，并且被告方提到货运单是在事后补做的证据材料是不真实的，货运单上记载的名字是托运部的工作人员书写，且写的是“刘广州”，留的电话号码也是被告的实名注册号码，其中部分托运单记载的收货方是“刘老板”，这完全符合正常的市场交易习惯。本院经审查原告张家辉提交的证据认为：证据1来源于户籍管理机关，具有公信力，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方面不存在瑕疵，可予采信；证据2为来源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本质上属于被告自己的陈述，符合自认的法律特征，该证据与本案的处理具有关联性，且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并无异议，故本院也予以采信；证据3为多种证据相结合的混合证据。该组证据中的23张新赣运快运托运单是原告为证明其与被告在2018年存在安全网买卖合同关系及被告尚欠其2018年安全网货款251562.7元未支付的主要证据。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了异议，并主张该23张货单没有发货人及收货人的签字且货单中的发货地南昌市与原告在派出所笔录中陈述的发货地山东省相矛盾。本院认为，在本案的庭审过程中，被告在原告代理人向其发问时就已自认在2018年其与原告进行了安全网交易，承认其与原告在2018年期间存在安全网交易行为。在该前提下，被告既然对原告提交的具有明确有托运企业名称及地点的23张新赣运快运托运单提出异议，就应当举证证明其与原告在2018年产生的安全网交易量和交易金额或提交相反的证据证明其与原告不存在托运单反映的通过原告明确列举的托运企业托运的23次交易行为，甚至还可以通过对原告列举的托运企业的托运记录调查，指证原告存在伪造发货单虚假发货的行为而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被告怠于行使自己的举证权利，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所提交的证据均无法支撑其主张，故被告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被告所提到的发货地自相矛盾的问题，鉴于原告为山东省人，其从山东省调运货物后再由南昌的仓库或物流发出的行为并不违反市场交易习惯。因此，本院在结合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后认为该证据可以予以采信；该组证据中的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属于电子证据，因被告在质证过程表示双方存在微信聊天的客观事实，且本院在审查过程发现原、被告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存在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托运单图片以及被告向原告转账货款的记录，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该组证据中的《刘广洲2017年收货明细》、《刘广洲2018年收货明细》在本质上属于当事人陈述，本院在结合已经采信的其他证据及本案庭审情况进行综合审查后认为该两份证据与已采信的托运单据能够吻合，可予以采信；该组证据中的新赣运快运朱纯响及姜金平出具的《证明》2份及身份证明在本质上属于证人的书面证言，因朱纯响、姜金平未经本院许可而提交书面证言，在程序的合法性上存在重大瑕疵，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审查采信；该组证据中的新赣运物流门店照片在结合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后可以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4系来源于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平台的书证，鉴于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且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5在本质上系证人的书面证言，因朱明涛、吴研群未经本院许可而提交书面证言，在程序的合法性上存在重大瑕疵，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审查采信；文件名为“2018-5-2814-58-49”的录音文件系视听资料，对于该证据被告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对其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但被告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未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故视为被告放弃对该证据的异议。该录音文件经结合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以及原告当庭出示的录音文件的原始载体，本院认为其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方面并无瑕疵，可予采信。本院经审查被告刘广洲提交的证据认为：证据1来源于户籍管理机关，具有公信力，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方面不存在瑕疵，可予采信；证据2系书证，来源于公安机关，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该证据与本案的处理具有关联性，且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信，但对于被告以该证据欲以证明的对象，只有对于原告为了诉讼有将“刘广州”更正为“刘广洲”的部分可信，其余部分则纯属主观臆测，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以上已采信的证据，结合原、被告双方的相关陈述，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原告为安全网经销商，在2014年开始，被告通过电话联系到原告，向原告表达了购买安全网的意愿，双方随后开始了安全网的购销交易。2017年10月，被告通过电话联系到原告，继续向原告表达了购买安全网的意愿，双方在达成合意后，原告于2017年10月16日开始向被告提供安全网。在2017年10月16日至2108年1月10日期间，原告共计向被告提供了价值61943.4元的安全网，被告在收货后仅向原告支付了货款51943.4元，剩余货款被告自认有10000元未支付。2018年3月13日，原告应被告的要求再次开始向其提供安全网。在2018年3月13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原告共计向被告提供了23批次共价值297111.7元的安全网，被告在收货后仅通过微信转账于2018年3月16日支付10000元、4150元；于2018年3月23日支付10000元、4200元；于2018年4月6日支付8760元；于2018年4月12日支付500元；于2018年5月12日支付7939元。上述已支付货款共计45549元，剩余货款251562.7元未支付。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支付上述两笔剩余货款共计261562.7元，但被告却一直以原告的安全网存在数量及标准上的瑕疵为由，未再向原告支付货款。因被告拖欠货款不付，原告曾于2019年1月15日向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沙河派出所（以下简称沙河派出所）报案，沙河派出所于2019年1月15日、2019年1月19日分别对原告和被告作询问笔录。此后，因被告仍未向原告支付剩余货款，原告遂于2020年9月8日向本院提起了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一、原、被告在2018年3月13日至5月7日期间是否存在23次安全网买卖交易；二、被告刘广洲在本案中应当支付的货款总额。针对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原告张家辉主张其在2018年3月13日至5月7日期间与被告刘广洲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要证据为23张新赣运快运托运单，被告刘广洲在庭审过程中虽然辩称其不欠原告张家辉所主张的货款，其只是因为原告张家辉所提供的货物数量和尺寸短少，实施了自助行为扣了30000元以赔偿其损失。且被告刘广洲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自认其在2018年期间和原告张家辉继续进行过安全网交易，只是忘记了交易量。既然被告刘广洲承认其在2018年与原告张家辉存在交易行为，只是辩称交易量并非原告张家辉所主张的数据，那么针对在2018年期间双方的交易记录、交易量这一待证事实，被告刘广洲同样负有举证义务。而被告刘广洲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撑其观点，其也未提交相反的证据推翻原告张家辉提交的证据，故被告刘广洲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结合原告张家辉提交的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张家辉曾在2018年3月13日至5月7日期间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多次将涉案托运单以图片的形式发送给了被告刘广洲。因此，结合以上证据可以认定原告张家辉与被告刘广洲在2018年3月13日至5月7日期间存在安全网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共进行了23次安全网交易。针对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张家辉主张被告刘广洲应当支付的货款总额为261852.1元，其中包括：1、被告刘广洲在2017年10月16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间结欠的货款10289.4元；2、在2018年3月13日至5月7日期间结欠的货款251562.7元。首先，原告张家辉主张在2018年3月13日至5月7日期间被告刘广洲向其购买了价值297111.7元的安全网，被告刘广洲仅支付了货款45549元，剩余货款251562.7元未支付。被告刘广洲虽然辩称在2018年其并未欠原告的货款，并且其在沙河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也表示在2018年没有欠原告张家辉的货款，向原告张家辉支付货款的方式包括微信和现金，在微信上有支付凭证，现金的没有支付凭证。但货款的支付举证责任在于被告刘广洲，而被告刘广洲却未提交包括微信支付凭证及现金收条在内的任何证据证明其所支付的货款金额，因此，被告刘广洲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张家辉主张在2018年3月13日至5月7日期间被告刘广洲未支付的货款为251562.7元予以确认。其次，对于原告张家辉主张被告刘广洲在2017年10月16日至2018年1月10日期间结欠的货款为10289.4元。鉴于原告张家辉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被告刘广洲在庭审过程以及在沙河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均表示在2017年欠原告张家辉的货款为10000元，故原告张家辉也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将被告刘广洲在2017年10月16日至2018年1月10日未支付的货款金额以被告的自认为准，认定为10000元。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张家辉与被告刘广洲就买卖安全网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刘广洲在收到买卖合同标的物后未按约定及时支付相应价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对于原告张家辉要求被告刘广洲支付安全网货款261852.1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只支持261562.7元。对于原告张家辉要求被告刘广洲支付以所欠货款为基数，自应付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参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鉴于原告在买卖标的物的数量及标准上也确实存在一定瑕疵，虽然因被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处理而导致损失无法认定，但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应当对被告的合法权益也进行适当补救，因此本院对于原告提出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方面的诉讼请求，不再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广洲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张家辉支付安全网货款261562.7元；二、驳回原告张家辉其余部分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28元，减半收取2614元，由被告刘广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基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丁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