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81民初3314号 原告：高玉花，女，196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原告：潘阿池，男，195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晓枫、胡建娥，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永锐，男，198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文成县，2019年出境前往俄罗斯。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崇成、周洋君,浙江万松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玉花、潘阿池与被告王永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2020年6月1日转为普通程序，2020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玉花、潘阿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晓枫、胡建娥，被告王永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崇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玉花、潘阿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按（2019）浙0381民初24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金额赔偿两原告损失，即人民币176万元及利息损失（从2019年1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实际偿还之日止）、诉讼费35960元、执行费20000元。事实与理由：案外人邹银光和林兆楷系朋友关系。邹银光购得下埠村新农村建设用地分配计划证（以下简称计划证）一份，并缴纳建房款。林兆楷从邹银光处取得该计划证、建房款票据各一份。2011年1月，原告高玉花与林兆楷签订下埠新农村返回宅基地东升花苑小区使用权出让协议书，原告高玉花以150万元受让计划证下的一份东山下埠村现代化新农村试点工程建设宅基地指标。之后原告高玉花与被告王永锐签订下埠新农村返回宅基地东升花苑小区使用权出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将东山下埠村现代化新农村试点工程建设宅基地指标以157万元价格转让给了被告王永锐。被告王永锐取得上述计划证、建房款票据后，领取瑞安市东山街道东升花苑住宅第17幢1单元2003室的定位卡及钥匙,并装修房屋并入住。2018年9月14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3民终2477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被告王永锐取得住宅定位卡等单证资料是基于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2019年3月28日、2019年7月16日，瑞安市人民法院、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依法作出（2019）浙0381民初243号和（2019）浙03民终3160号民事判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且判决二原告返还被告王永锐购房款176万元及利息损失（从2019年1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实际偿还之日止）。两被告认为，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解除，被告因办理房屋产权手续而使用了计划证和定位卡，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应当赔偿原告损失。 被告王永锐辩称：1、被告占有住宅定位卡和单证资料是基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2、住宅定位卡和单证资料是房屋建设过程中的单证资料，不是涉案房屋的权利凭证，随着房屋的登记后定位卡已经不具备证明力。就算单证还具备证明力，它的失去也不等于权利的失去。原告将单证视为权利凭证，将权利凭证和权利价值等同，不符合逻辑，也没有法律依据。3、原告所谓的损失是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后原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不是被告占有住宅定位卡及相关单证资料导致的。原告与被告之间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后，被告不需要返回住宅卡和单证资料。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经质证，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 一、两原告提交协议书、住宅定位卡、分配计划证、（2018）浙03民终247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被告持有的住宅定位卡、分配计划证系基于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告基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向被告交付分配计划证，以及被告参与房屋抽签定位取得住宅定位卡的事实并无争议，本院予以认定。需要注意的是，住宅定位卡上业主的姓名是高碎光、邹光银，而王永锐的身份是委托代理人。王永锐取得住宅定位卡与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有关，但并不直接依据协议书由两原告交付，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不准确，本院不予采信。 二、两原告提交情况说明、抽签结果确认表、东升花苑住宅定位现场确认书、业主承担物业保修资金的承诺，拟证明王永锐领取房屋不动产副本并由王永锐更换定位卡的事实。两原告提交情况说明、住宅定位卡及东升花工程款项结算证明等材料、温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瑞安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拟证明：邹银光获取房屋产权证明系基于王永锐持有的定位卡等资料；邹银光获取产权证当日与郭爱红签署温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王永锐实际使用了定位卡，已不具备返还可能性。两原告提供东升花苑可办理不动产权证的证明，拟证明王永锐基于原被告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领取房屋不动产副本。本院认为，住宅定位卡是下埠村发放的关于建筑面积指标持有人在房屋投入建设后取得的相应的房屋位置的证明，是建筑面积指标持有人请求下埠村协助办理产权手续所需要提供的资料之一，但邹银光之所以能够取得房屋产权，并非来自于定位卡。原告提供的该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 三、两原告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拟证明王永锐委托他人使用定位卡换取新定位卡协助邹银光办理产权证。本院认为，王永锐如何使用定位卡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关联，故本院对原告的申请不予准许。 被告王永锐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本院查明：案外人邹银光购得下埠村新农村建设用地分配计划证一份，并缴纳建房款。该计划证记载的最后一手权利受让人为邹银光。林兆楷从邹银光处取得上述计划证、建房款票据。2011年1月，林兆楷持上述计划证、建房款票据，与高玉花签订落款时间为2010年9月8日、转让方为邹银光和受让方为高玉花的《下埠新农村返回宅基地东升花苑小区使用权出让协议书》，约定将上述计划证所记载的东山下埠村现代化新农村试点工程建设宅基地一份指标以150万元（不包括建房款24万元）出卖给高玉花。林兆楷在该协议书转让方一栏签下邹银光的名字，高玉花在受让方一栏签下其名字。之后，高玉花持上述计划证、建房款票据，与王永锐签订一份落款时间为2010年9月8日、转让方为邹银光和受让方为王永锐的协议书，约定将邹银光的上述计划证下的东山下埠村现代化新农村试点工程建设宅基地一份指标以157万元价格（不包括建房款24万元）出卖给王永锐。潘阿池假冒邹银光在该协议书转让方一栏签下邹银光的名字，王永锐在受让方一栏签下其名字。高玉花向王永锐交付分配计划证、建房款票据。王永锐支付22万元给高玉花，经介绍所支付给林兆楷指定的收款人154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王永锐交纳后续建房款等费用，领取瑞安市东山街道东升花苑住宅第17幢1单元2003室的定位卡及钥匙，并装修房屋并入住。定位卡记载业主姓名为高碎光和邹银光，委托代理人王永锐。2016年3月21日，在瑞安市××房××室备案的名单登记表显示，东山街道下埠村东升花苑17幢1单元2003室建房主体登记为原告邹银光。案涉房屋于2019年1月16日登记在案外人郭爱红名下。2019年1月，本院受理王永锐与高玉花、潘阿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浙0381民初243号判决，判决确定：一、解除王永锐与高玉花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9月8日的下埠新农村返回宅基地东升花苑小区使用权出让协议书；二、高玉花、潘阿池共同返还王永锐购房款176万元及利息损失（从2019年1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实际偿还之日止）。高玉花、潘阿池负担该案件受理费15320元。高玉花、潘阿池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3民终3160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高玉花、潘阿池负担二审受理费20640元。案涉计划证和定位卡已由案外人邹银光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过程中交相关单位存档，被告王永锐已不持有上述凭证。 本院认为，下埠村新农村建设用地分配计划证是由瑞安市东山街道下埠村村民委员会发放的证明受分配人所享有的房屋建筑面积的凭证，瑞安市东山街道下埠村东升花苑住宅定位卡是瑞安市东山街道下埠村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业主所享有的建筑面积的具体落实位置的凭证。邹银光系计划证所载明的指标权利人，王永锐将计划证交于权利人邹银光并无不当，原告高玉花请求赔偿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两原告在前案中支出的诉讼费用、执行费用，系其败诉和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所致，原告请求被告王永锐负担该费用，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玉花、潘阿池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0640元，保全费5000，由原告高玉花、潘阿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高玉花、潘阿池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王永锐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进 人民陪审员  张异聪 人民陪审员  何艳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代书 记员  金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