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最高法民再1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哲峰，男，195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丰台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蠡县支行。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蠡县维明西路52号。负责人：文逢春，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华，北京市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霞，北京天睿（陵水）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哲峰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蠡县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蠡县支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2015)高民（商）终字第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365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提审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哲峰，被申请人工行蠡县支行负责人文逢春、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米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天睿（陵水）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霞以及证人刘海燕参加了庭审活动，现已审理终结。刘哲峰申请再审称，本案两审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和上诉的理由与庭审情况不相符。1.本案一审中，刘哲峰向法庭提交了5组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其中4组证据都盖有工行蠡县支行和其上级银行的公章，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但工行蠡县支行以其伪造为由，申请对其中两份证据上公章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后经司法鉴定，这两份证据上的印章是工行蠡县支行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审判长当庭宣告工行蠡县支行对这两份证据应负法律责任，被告代理人也当庭无话可说，但判决书却以“保定分行单方意思表示”等编造的理由驳回刘哲峰诉讼请求。2.二审中，刘哲峰根据一审判决向二审提交了4组证据，其中2份盖有工行蠡县支行的公章，工行蠡县支行申请对其印章的真实性和文字印文形成顺序进行司法鉴定。后经司法鉴定两份证据上的印章印文是工行蠡县支行同一印章形成，证据上文字先形成印章印文后形成，对此工行蠡县支行无话可说。但后来又申请对该证据上的文字是否是同一机具形成进行鉴定，对此，刘哲峰当庭向法庭陈述，只要印章是真实的，是不是同一机具形成不影响工行蠡县支行承担法律责任，不同意再次鉴定。但法院坚持再次鉴定，鉴定结论不是同一机具一次性制作形成。对此，刘哲峰在质证时提出五点理由，主要是说明向法庭提交和出示的盖有工行蠡县支行印章的原始证据十五份是真实的。工行蠡县支行出示的刘海燕证言证实工行蠡县支行交给刘哲峰三张盖有公章的申诉专用信纸，在法庭上刘哲峰多次出示刘海燕给的注有“申诉专用”落款为“申诉人”的申诉专用信纸，现在仍在上诉人处保存，而二审判决认为主文与“申请人”不是同一机具一次性制作形成的鉴定结论与工行蠡县支行后称“刘海燕将加盖公章的空白页交于刘哲峰”相吻合，故北京高院对证据《付款申请书》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性怀疑，这是错误的。3.一、二审法院不公平对待双方当事人。刘哲峰提交的盖有工行蠡县支行公章的付款凭证证明被告为购买北京安富大厦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富大厦）3450平方米房产支付了3795万元，这笔债权工行蠡县支行不主张，刘哲峰根据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向工行蠡县支行主张此债权中的1445万元。这是真实的债权，目的是通过起诉工行蠡县支行敦促其在实现债权或物权的同时也实现刘哲峰的债权。为此，刘哲峰向法院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以下简称工行保定分行）开办的保定天力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天力公司）的购房合同原件、付款凭证、债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工行蠡县支行向刘哲峰出具的《付款申请书》，刘哲峰根据工行蠡县支行付款申请后支付的335万元是购买债权款。更主要的是工行蠡县支行的上级银行工行保定分行的报告足以证明刘哲峰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错误。4.二审期间，刘哲峰根据一审法院的判决向二审法院提交新证据，其中天力公司的备忘录，盖有天力公司的公章，这份证据证明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和上诉人付款的真实性，也证明不是一审认定的“保定分行的单方意思表示”。而二审明知天力公司是工行保定分行开办的公司，却认定因天力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亦未有相关人员对该备忘录的真实性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证据规则，刘哲峰提交工行蠡县支行开办公司的书证，如工行蠡县支行有异议，应由工行蠡县支行提交相应证人或证据，而不能因为其相关人员不出庭作证而否定刘哲峰提交的证据。5.刘哲峰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交新证据，即三份盖有工行蠡县支行公章，且写明“申诉专用”的空白纸张，用以证明本案鉴定的协议并不是如刘海燕证言中所述是在三份空白纸张上填写的，以排除《付款申请书》是伪造的可能性。刘哲峰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2014）二中民初字第00312号民事判决和北京高院（2015）高民（商）终字第780号民事判决。工行蠡县支行辩称，本案一审及二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不认可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三份证据的真伪性无从辨识，刘哲峰无法提出有力证据证明其真实性，三份证据与本案事实毫无关联。即使该三份证据是真实的，也只能印证刘哲峰手里持有多份类似盖有工行蠡县支行公章的空白文件，无法印证《付款申请书》不是伪造的。2.三份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不是“新的证据”。根据刘哲峰的再审申请书，其在一审开始之前就一直持有三份证据，但是在一审、二审中均未提交；刘哲峰逾期提交三份证据的理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种情形，其本人也未就逾期提供三份证据作出合理解释。3.再审申请人提出的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既无法证明本案所涉债权转让标的的存在，更无法证明原审判决中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或者判决结果错误，该份证据的合法性存疑。同时，刘哲峰提交的该新证据，恰恰证明其手头持有盖有工行蠡县支行公章的空白信笺纸，从而更加证明本案一审及二审所认定的事实正确。刘哲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999年9月1日，工行蠡县支行与北京市崇文区泽丰法律事务所（以下简称泽丰事务所）签订《协议书》，工行蠡县支行将其在河北宝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硕集团公司）的1445万元债权及其相应权益转让给泽丰事务所，该协议约定，当刘哲峰不能向宝硕集团公司实现债权时可直接向工行蠡县支行主张此债权。2002年9月10日，泽丰事务所向工行蠡县支行致函，将此《协议书》相关权利义务转让给刘哲峰承担。2002年9月15日，工行蠡县支行向刘哲峰提出付款申请并承诺保证刘哲峰实现债权，重申刘哲峰在向宝硕集团公司主张债权的事实变化后可向工行蠡县支行直接主张债权。刘哲峰在收到此付款申请后于2002年9月18日向工行蠡县支行支付了购买债权款335万元。此后，刘哲峰多次向宝硕集团公司主张债权没有结果。2007年，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保定中院）(2007)保破字第13-1号民事裁定认为，宝硕集团公司支付购房款的事实不成立，并于2007年7月27日将工行蠡县支行代付的购房款作为宝硕集团公司在工行蠡县支行的存款予以执行，宝硕集团公司不再享有安富大厦的房产及相关权益，刘哲峰不能再向宝硕集团公司主张此债权。于是在2007年8月以后，刘哲峰多次向工行蠡县支行及其上级银行反映，要求工行蠡县支行给付债权或将安富大厦房产权益转让给刘哲峰，以使刘哲峰实现债权，但一直没有结果。根据刘哲峰与工行蠡县支行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刘哲峰向法院起诉工行蠡县支行，请求判决工行蠡县支行给付刘哲峰债权款及截止2013年11月30日的利息共计5164.91万元（计算方式为本金1628.9万元加上该款自1995年11月1日起至2013年11月30日止按年利率12.06%计算的利息）；由工行蠡县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北京二中院一审审理查明：1999年9月1日，泽丰事务所（甲方）与工行蠡县支行（乙方）签订1份《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将其在宝硕集团公司的1445万元债权及相应权益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甲方；二、转让债权标的：乙方为宝硕集团公司垫付的安富大厦购房欠款1445万元，1995年5月18日至1995年10月31日收益为183.9万元，1995年11月1日起以1628.9万元为基础计算利息；三、甲方在乙方提出付款申请后向乙方付清转让款300万元；四、乙方保证宝硕集团公司向甲方清偿上述债务，若宝硕集团公司放弃安富大厦房产而导致乙方不能实现此债权时，由乙方直接向甲方承担本协议第二条转让标的全部债权的还款责任；五、本协议发生争议的管辖法院是北京二中院；六、本协议在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刘哲峰、刘海燕（时任工行蠡县支行行长，2003年5月7日被解聘行长职务）分别代表泽丰事务所、工行蠡县支行签字，并加盖了双方的印章。2004年4月2日，刘哲峰以北京市泽丰联合律师事务所（刘哲峰自称是其于2000年成立的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泽丰律师事务所）名义致函宝硕集团公司，阐述了宝硕集团公司与天力公司、安富大厦关于购买安富大厦房产的经过，提到根据天力公司出具的备忘录，宝硕集团公司应付天力公司的3795万元购房款直接从宝硕集团公司在工行蠡县支行的存款账户上划付，划付额度为2650万元，剩余部分作为泽丰律师事务所代理费，由泽丰律师事务所处理。在该函中，还提出涉案安富大厦9-11层房产如何解决的法律意见。2001年1月30日，泽丰事务所作出决议：泽丰事务所2001年以后再无注册营业，该所内部各合伙人之间的账务已结清，该所对外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刘哲峰享有、承担。该决议加盖了泽丰事务所的印章，并在合伙人处有刘哲峰、张保志、赵凤琴的签名。工行蠡县支行对该决议不予认可，认为刘哲峰没有提交泽丰事务所合伙人名单，故无法确认刘哲峰是否合法取得了该笔债权。2002年9月15日，工行蠡县支行为刘哲峰出具《付款申请书》称：刘哲峰先生，我行已收到泽丰事务所关于将其与我行1999年9月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项下权益转您个人享有的函。原转让协议所有条款对您都有法律效力。我行向您承诺您所购买的1628.9万元债权从1995年11月1日起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我行用天力公司、宝硕集团公司购买的安富大厦3450平方米房产向您保证实现此债权。由于此债权实现要受宝硕集团公司主张或放弃安富大厦房产权益的影响，请您在我行与宝硕集团公司及宝硕集团公司实现或放弃安富大厦房产权等法律关系明了后再向我行主张此债权。此债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直到您实现全部债权为止。请您在收到此函后向我行支付购买此债权款335万元，汇至我行留史办事处。后刘哲峰给付工行蠡县支行款项335万元，刘哲峰为证明此款已经支付，提供1张2002年9月18日的转账借方凭证复印件。工行蠡县支行对收到335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否认是债权转让款，且对刘哲峰提交的转账借方凭证复印件不予认可。2007年7月16日，保定中院出具(2007)保破字第13-1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的申请人为宝硕集团公司，被申请人为工行蠡县支行。该裁定查明的事实为：2000年1月31日和6月29日，宝硕集团公司分别将1000万元和600万元汇入其在工行蠡县支行处开立的银行账户。工行蠡县支行对宝硕集团公司在该行账户的存款余额予以确认。1999年8月10日，宝硕集团公司与工行蠡县支行签订《协议书》，工行蠡县支行向宝硕集团公司借款750万元，工行蠡县支行将该款由宝硕集团公司账户汇入其自己指定的账户。因工行蠡县支行未能偿还上述存款和借款，宝硕集团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向工行蠡县支行发出清偿债务通知书，要求工行蠡县支行履行债务。工行蠡县支行收到履行债务通知书后，在法律规定的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称通知书所列款项系宝硕集团公司向安富大厦购置商品房而支付的款项，其对宝硕集团公司没有任何债务，并提交了1999年3月6日宝硕集团公司与安富大厦签订的《北京市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1999年3月29日宝硕集团公司与工行蠡县支行签订的《委托付款协议》及2000年6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贷方凭证）》等证据。保定中院经审查认为，宝硕集团公司与工行蠡县支行之间的存款和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工行蠡县支行提交的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第九条约定：本契约由双方签字，并在办理房屋预售、预购登记后生效。预售、预购登记于本契约签订之日起30日内，由双方共同到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办理。工行蠡县支行没有证据证明该契约已办理房屋预售、预购登记，契约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所以该契约并未生效。工行蠡县支行提交的宝硕集团公司与其签订的《委托付款协议》约定的工行蠡县支行付款的前提条件是，宝硕集团公司与安富大厦签订的《北京市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在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完预售、预购登记手续和安富大厦办理完房地产权属证明。工行蠡县支行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条件已满足，也没有证据证明宝硕集团公司指示工行蠡县支行付款。工行蠡县支行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贷方凭证）》并非其异议书中所称的“宝硕集团公司开出收款人为河北盛辉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辉针织公司）的转账支票”，不能证明宝硕集团公司将1600万元存款转出。同时，工行蠡县支行提供的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故裁定：工行蠡县支行于裁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宝硕集团公司存款1600万元及利息和借款750万元及利息。2007年11月1日，刘哲峰以泽丰律师事务所的名义致函工行保定分行，提出天力公司向安富大厦支付的3795万元购房款是天力公司向刘哲峰等企业个人的借款。1999年工行保定分行陈军行长分别与宝硕集团公司周山董事长商定，由宝硕集团公司购买安富大厦9-11层房产，并与安富大厦签订了购房契约。工行蠡县支行与宝硕集团公司也签订了《委托付款协议》。1999年底，陈军行长辞职前，以天力公司名义给刘哲峰出具《关于安富大厦房产购买转让备忘录》，说明天力公司给安富大厦的3795万元，宝硕集团公司已付款2650万元（但实际支付2350万元），剩余的1445万元由刘哲峰垫付和享有。刘哲峰为实现此权利，多次与宝硕集团公司接触。2007年7月11日，保定中院裁定认定宝硕集团公司与工行保定分行签订的《委托付款协议》及宝硕集团公司与安富大厦签订的购房契约不生效。此后，刘哲峰多次向保定中院说明情况，要求工行保定分行主张安富大厦9-11层3450平方米的房产，并要求工行保定分行将此物权的主张权转给刘哲峰，以便刘哲峰在实现工行保定分行物权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债权，但工行保定分行一直未将此物权的主张权转交给刘哲峰。如工行保定分行在11月底前仍不与刘哲峰签订转移或主张物权的相关法律文件，刘哲峰将诉请法院主张债权。2008年3月29日，刘哲峰再次以泽丰律师事务所的名义致函工行保定分行，提出如工行保定分行同意向刘哲峰支付1445万元及相应利息后，刘哲峰将正本买房契约、付款凭证归还工行保定分行；同时提出若工行保定分行能提供工行保定分行是原购房合同受益人权益的承受主体的相关证明材料，刘哲峰愿意代工行保定分行对安富大厦提起诉讼。刘哲峰认为保定中院裁定已经表明宝硕集团公司不再主张在安富大厦的房产权益，工行蠡县支行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故诉至北京二中院。一审诉讼中，刘哲峰为证明工行蠡县支行对宝硕集团公司享有债权，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安富大厦与天力公司于1995年5月15日签订的《北京市外销商品房买卖契约》原件，该合同约定：天力公司以3795万元的价格购买安富大厦9-11层房屋，天力公司同意在1995年5月18日前将购房款全部汇入安富大厦指定的盛辉针织公司在工行蠡县支行开立的账户。该合同还对房屋交付时间、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复印件，该进账单载明的付款时间是1995年5月18日，付款人是天力公司，收款人是盛辉针织公司，金额3795万元。该进账单右下角加盖了工行蠡县支行的印章。3.1999年3月29日，宝硕集团公司（甲方）与工行蠡县支行（乙方）签订的《委托付款协议》原件，该协议约定：乙方自愿接受甲方委托，就甲方与安富大厦（丙方）签订的编号为NO．015640的《北京市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代理付款业务。双方约定：甲方与丙方签订契约并在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完预售、预购登记手续三日内由乙方支付购房款7600万元，在丙方办理完房地产权属证明后三日内支付400万元。4.1999年8月29日天力公司出具的《关于安富大厦房产购买转让备忘录》原件，该备忘录载明：我公司于1995年5月购买安富大厦9、10、11层房屋，建筑面积3450平方米。我公司已付款3795万元。我公司因与工商银行脱钩转让，按照陈行长指示，我公司于1999年3月将该房产产权及相应权益转让给宝硕集团公司。在安富大厦与宝硕集团公司正式签订商品房预售契约后，我公司向安富大厦已付的3795万元购房款转为宝硕集团公司向安富大厦的已付款，宝硕集团公司应付我公司的购房款由工行蠡县支行从宝硕集团公司的存款账户上直接划付，划付额度为我公司在工行蠡县支行所开户企业的2650万元欠款，剩余部分由泽丰事务所刘哲峰律师处理。有关具体运作事宜，陈行长已交待刘哲峰律师必要时找张顺利、刘海燕等有关人员与宝硕集团公司协商解决。5.保定分行于2007年7月29日给保定中院的函，提出由于保定中院(2007)保破字第13-1号民事裁定没有确认宝硕集团公司购房和工行蠡县支行代理付款的事实，裁定工行保定分行对宝硕集团公司负有2350万元及利息的债务，并强制执行了2600万元，因此宝硕集团公司向安富大厦购房款已转为工行保定分行向安富大厦付款，宝硕集团公司不再享有安富大厦的房产及相应权益，故申请保定中院裁定工行保定分行享有安富大厦9-11层3450平方米房产及相应权益。工行蠡县支行对上述证据1-4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于证据5，其认可形式上的真实性，但对事实不予认可，称该函是为了避免2350万元损失，根据刘哲峰的要求向保定中院出具的。关于工行蠡县支行是如何取得对宝硕集团公司1445万元债权问题，刘哲峰解释称，安富大厦9-11层房产的购买人是天力公司，天力公司已支付购房款3795万元。购房款形式上是天力公司支付，但资金实际来源于工行蠡县支行从其他企业的借款，在工行蠡县支行到期不能偿还对其他企业借款2650万元的情况下，工行保定分行安排宝硕集团公司购房以解决还借款问题，当时宝硕集团公司只能支付2350万元，为补足300万元的差额，采取了刘哲峰支付300万元购买工行蠡县支行对宝硕集团公司债权1445万元（3795万元-2350万元）的方式；因为天力公司与工行蠡县支行均是工行保定分行的下属单位，故工行保定分行有权决定将天力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工行蠡县支行，不需要办理手续。一审诉讼中，工行蠡县支行否认对宝硕集团公司享有债权，且对《协议书》、付款申请书中其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鉴定结论为，检材与所提供的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工行蠡县支行为证明刘哲峰提交的《协议书》及付款申请书是虚假的，还提交了刘海燕出具的书面证言及经过公证处公证的工行蠡县支行代理人对刘海燕询问过程及内容刻录的光盘，刘哲峰认为刘海燕未出庭接受询问，故对证言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工行蠡县支行提出刘哲峰主张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刘哲峰从未向工行蠡县支行主张过债权，最后刘哲峰主张债权的书面文件是于2008年3月29日向工行保定分行发出的函件；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工行蠡县支行认为应以保定中院作出的(2007)保破字第13-1号民事裁定书的次日起算。刘哲峰认为时效起算点应以宝硕集团公司或工行保定分行获得房产的时间起算，故本案不存在时效起算点的问题，另刘哲峰称其一直在主张权利，2012年4月20日刘海燕给其邮寄购买债权转让款的凭证可以证明。在2009年至2012年4月期间其也主张过权利，但目前没有书面证据。上述事实，有刘哲峰提交的《协议书》《决议》《付款申请书》《北京市外销商品房买卖契约》《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关于安富大厦房产购买转让备忘录》《委托付款协议》《关于要求取得房产权益的申请》；工行蠡县支行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银行汇票》、河北雄亚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亚公司）出具的《证明》、北京高院(2000)高执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债权转让公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以下简称华融石家庄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北京高院(2011)高执异字第121号《执行裁定书》《补充协议书》《关于支付安富大厦前期律师风险代理费用的协议》《付款通知》《进账单》保定中院(2007)保破字第13-1号《民事裁定书》、刘哲峰给宝硕集团公司及工行保定分行出具的函件、工行保定分行文件、天力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工商档案材料、《转让协议书》及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书》《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另查明：天力公司原系工行保定分行开办的企业，1993年11月15日，天力公司与工行保定分行签订脱钩协议，双方脱离隶属关系。1997年12月31日，天力公司与北京金华表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表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书》，将天力公司的全部资产及债务转让给金华表公司。后天力公司因未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一审法院再查明：1999年6月10日，泽丰事务所就其代理工行蠡县支行与安富大厦贷款担保一案签订1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期间的全部费用由泽丰事务所垫付，代理费总额为900万元，协议对如何支付代理费亦进行了约定。1999年9月7日，雄亚公司代工行蠡县支行支付泽丰事务所代理费300万元。后工行蠡县支行将其对安富大厦的债权转让给华融石家庄办事处。为此，工行蠡县支行与刘哲峰于2001年11月23日签订1份《补充协议书》，约定：一、工行蠡县支行确认刘哲峰已履行原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全部义务；二、根据工行蠡县支行与华融石家庄办事处签订2001年11月22日就安富大厦资产移交问题的会议纪要，华融石家庄办事处享有该房产产权并承担处置该房产的全部风险。华融石家庄办事处自愿承担1000万元律师费。工行蠡县支行将1000万元律师费给付刘哲峰后5日内，刘哲峰将北京高院(2000)高执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和华融石家庄办事处为受益人的《恢复执行通知书》原件交给工行蠡县支行；三、工行蠡县支行从收到《民事裁定书》和《恢复执行通知书》原件即日起视为刘哲峰已全部履行完一切法律义务。刘哲峰不再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四、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原委托代理合同及双方往来的一切函件承诺终止执行。2002年8月8日，河北省嘉海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海拍卖公司）与泽丰事务所、工行蠡县支行又签订1份《关于支付安富大厦前期律师风险代理费用的协议》，确认嘉海拍卖公司代理华融石家庄办事处支付泽丰事务所代理费1000万元，并约定了付款条件。2002年9月5日，嘉海拍卖公司代表华融石家庄办事处给付泽丰事务所代理费1000万元。工行蠡县支行主张由于华融石家庄办事处给付了泽丰事务所1000万元代理费，故泽丰事务所退还了工行蠡县支行已支付的代理费335万元，即刘哲峰所称的购买债权款，代理费由雄亚公司代付的300万元及刘海燕支付给刘哲峰的35万元现金构成。刘哲峰对此主张予以否认，认为不存在退还代理费一说。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刘哲峰提供的泽丰事务所出具的决议表明该事务所的债权债务由刘哲峰享有、承担，工行蠡县支行于2002年9月15日出具给刘哲峰的《付款申请书》确认其收到了泽丰事务所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刘哲峰的通知，因此刘哲峰作为原告主张泽丰事务所的债权主体适格。关于刘哲峰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因此合同权利的转让是债权人在合同中的权利，该债权必须是真实有效的。刘哲峰提交的《协议书》第二条载明：债权转让标的为工行蠡县支行为宝硕集团公司垫付的购房欠款。因工行蠡县支行否认存在该笔债权，则刘哲峰作为《协议书》所涉债权的受让人应提交相应的债权凭证证明其主张。刘哲峰提供的天力公司与安富大厦签订的《北京市外销商品房买卖契约》、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关于安富大厦房产购买转让备忘录》的内容只记载天力公司确认将安富大厦房产权益及相关权利转让给宝硕集团公司，宝硕集团公司应付天力公司的购房款由工行蠡县支行从宝硕集团公司的存款账户上直接划付，划付额度为天力公司在工行蠡县支行所开户企业的2650万元欠款，剩余部分由泽丰事务所刘哲峰律师处理。上述备忘录的内容并未记载宝硕集团公司对工行蠡县支行负有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及工行蠡县支行取得对宝硕集团公司购房款欠款的权利。工行蠡县支行与宝硕集团公司签订的《委托付款协议》只表明双方存在委托付款关系，而不是债权债务关系，且保定中院已经认定该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不成就，此后工行保定分行给保定中院出具了关于取得房产权益的申请，该申请只是工行保定分行的单方意思表示，亦未发生从天力公司受让对宝硕集团公司债权的效力，且天力公司出具的备忘录、刘哲峰出具给宝硕集团公司、工行保定分行的函件，对1445万元的表述均不一致，故刘哲峰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协议书》项下工行蠡县支行对宝硕集团公司的债权成立，其基于此债权不能实现而要求工行蠡县支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刘哲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刘哲峰的诉讼请求。刘哲峰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高院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为“刘哲峰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协议书》项下工行蠡县支行对宝硕集团公司的债权成立，其基于此债权不能实现而要求工行蠡县支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的认定理由错误。刘哲峰向法院提交的《协议书》《北京市外销商品房买卖契约》《关于安富大厦房产购买转让备忘录》和工行保定分行《关于要求取得房产权益的申请》《付款申请书》以及购房款付款凭证，足以证明工行蠡县支行享有安富大厦产权及相应权益。2.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倒置，审非所判。刘哲峰依据工行蠡县支行起草并盖有工行蠡县支行印章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和《付款申请书》向工行蠡县支行主张债权，一审法院当庭认定工行蠡县支行对此《协议书》和《付款申请书》项下所负义务应承担责任。但在判决书中却以此债权转让《协议书》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工行蠡县支行享有此债权，让刘哲峰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判决对刘哲峰支付的购买债权款335万元的性质未做认定，简单的驳回刘哲峰的诉讼请求，不讲道理。3.一审判决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债权转让《协议书》明确此债权的形成是工行蠡县支行为购买安富大厦垫付的3795万元购房款中的1445万元，只要3795万元购房款的付款是真实的，这其中的1445万元债权也是存在的。宝硕集团公司与工行蠡县支行签订了《委托付款协议》，工行蠡县支行代宝硕集团公司付款2350万元购买了3795万元房产，宝硕集团公司自然要承担1445万元的债务清偿责任。工行蠡县支行当然对宝硕集团公司享有1445万元的债权。工行蠡县支行与刘哲峰签订此债权转让《协议书》后宝硕集团公司破产，保定中院(2007)保破字第13-1号民事裁定将工行蠡县支行代宝硕集团公司所付的购房款2350万元作为债权债务予以追偿。此后工行保定分行给保定中院出具的关于要求取得房产权益的申请，代工行蠡县支行主张安富大厦房产，工行蠡县支行自然应向刘哲峰承担1445万元债权的清偿责任。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工行蠡县支行向刘哲峰支付债权款本金1628.9万元及从1995年11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工行蠡县支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二审审理期间，刘哲峰向北京高院提交了新的证据，包括：1.工行蠡县支行出具的《授权声明》。用以证明工行蠡县支行认为其自己享有安富大厦房产的权益。2.工行蠡县支行出具的《关于将安富大厦房产主张权移交刘哲峰律师的申请》（以下简称《申请》）。用以证明工行蠡县支行收到335万元债权转让款、工行蠡县支行享有安富大厦房产权和其他相关权益、宝硕集团公司确实与工行蠡县支行存在借款关系、工行蠡县支行想把房子给刘哲峰。3.天力公司出具的备忘录。用以证明宝硕集团公司的房产和欠款1445万元的事实、工行蠡县支行享有债权、工行蠡县支行对于债权转让协议知晓并认可。4.借条及收款凭证。用以证明刘哲峰和施某（借条上加盖名章为“施晨义”）、雄亚公司有其他债权债务往来。工行蠡县支行对上述四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1、2、3是伪造的，是刘海燕将盖有公章的白纸和便签提供给刘哲峰。工行蠡县支行同时提出鉴定申请，请求法院指定司法鉴定机构对《授权声明》《申请》中工行蠡县支行印章的真伪予以鉴定。同时请求对《授权声明》中印章印文形成的时间顺序予以鉴定。后工行蠡县支行提出对《申请》中的文字是否为一次打印形成进行补充鉴定。证人施某对刘哲峰新提交的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确认。对于《授权声明》的真实性，虽然工行蠡县支行予以否认，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北京高院予以确认。对于出具的天力公司备忘录，因天力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亦未有相关人员对该备忘录的真实性出庭作证，故北京高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借条及收款凭证，因其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故北京高院在本案中不予采用。二审审理期间，工行蠡县支行亦向北京高院提交了新的证据，包括进账单、贷方报单、转账凭证，用以证明2002年9月18日泽丰事务所汇给留史办的335万元是退还的律师费，工行蠡县支行已经归还雄亚公司。刘哲峰对工行蠡县支行提交的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些证据均不能证明是律师费退费。北京高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期间，雄亚公司法定代表人施某就雄亚公司出具的《证明》出庭作证，证明刘海燕向其借款300万元，用于支付泽丰事务所的律师费，后2002年9月工行蠡县支行将款项归还，其授权将款项打入弟弟施布弟账户。2015年4月27日，在北京高院主持下，随机摇号确定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华夏物鉴中心）进行本案司法鉴定。华夏物鉴中心[2015]文检字第164号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检材一、检材二上“中国工商银行蠡县支行”印章印文与样本上“中国工商银行蠡县支行”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检材一上机制文字先形成，“中国工商银行蠡县支行”印章印文后形成。华夏物鉴中心[2015]文检字第240号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检材上落款机制文字“申请人：”与检材上其它机制文字不是同一机具一次性制作形成。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刘哲峰与工行蠡县支行就《协议书》所涉的相关事实有较大分歧，刘哲峰认为依照《协议书》的约定，工行蠡县支行应承担相应的给付责任。工行蠡县支行则认为《协议书》中约定的债权是虚构的，《协议书》是其原行长刘海燕按照刘哲峰的授意在加盖工行蠡县支行公章的空白页上抄写的。对于刘哲峰是否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了300万元转让款，双方亦是各执一词。刘哲峰向法院提交了工行蠡县支行的《付款申请书》、泽丰事务所向留史办汇款335万元的转账凭证以及工行蠡县支行出具的《申请》，用以证明其已经付款的事实。而工行蠡县支行则提交了《补充协议书》《关于支付安富大厦前期律师风险代理费用的协议》雄亚公司出具的《证明》、进账单、贷方报单、转账凭证用以证明2002年9月18日泽丰事务所汇给留史办的335万元是退还的律师费，并非支付债权转让款。由于《付款申请书》仅有工行蠡县支行请求付款的内容，因此不能直接证明已经付款的事实。而工行蠡县支行提交的相关票据及《证明》又与刘哲峰所述已付债权转让款的事实相矛盾。刘哲峰提交的证据《申请》，经鉴定公章真实，但主文与“申请人：”不是同一机具一次性制作形成。对此二审法院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亦有先打印主文，后打印落款，或先打印落款后打印主文的情况出现，因此并不能就此得出该份证据是伪造的结论。但由于“主文与‘申请人：’不是同一机具一次性制作形成”的鉴定结论与工行蠡县支行所称“刘海燕将加盖公章的空白页交予刘哲峰”相吻合，而工行蠡县支行就335万元债权转让款提交的相关票据、《证明》又与刘哲峰已付款的证据相矛盾，故北京高院对证据《申请》的真实性产生合理的怀疑，因此本案不能依据该证据的内容对事实作出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鉴于本案目前的证据状况，在泽丰事务所汇给留史办的335万元是支付的债权转让款还是退还律师费这一事实无法确认的情况下，应认定刘哲峰已经支付了债权转让款的事实不存在，刘哲峰也无权依据《协议书》向工行蠡县支行主张债权。故刘哲峰的上诉请求无证据支持，不予采信。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本院查明和认定的证据和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基本一致，基本一致的部分此处不再赘述。除一、二审查明认定的证据和事实外，再审中，证人刘海燕到庭作证；刘哲峰提交了三张没有使用的加盖工行蠡县支行公章并在下面注明“申诉专用”的空白公文纸，作为新证据。本院对以上两份证据的审查及认定意见如下。首先，在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形成问题上，刘海燕出庭作证，与作为《协议书》的经办人刘哲峰当庭进行了质证。刘海燕作证称：2007年７月至９月份之间，刘哲峰打电话约其到新华公寓十二楼1204房间泽丰事务所，按照刘哲峰事先拟好的一个协议书，在刘哲峰的侄子刘红卫的督促下，一字不落的、一字不能修改的誊写在空白纸上。法庭问及为什么要誊写这个协议的原因，刘海燕称其出于无奈，一是工行蠡县支行与宝硕集团公司有一个案件需要刘哲峰帮忙；二是其妻子身患癌症在医院化疗等候，是刘哲峰逼着写的这个东西，不写不让离开。刘海燕还称，其从2003年的10月15日就不担任工行蠡县支行的行长了，没有资格签这个协议。刘哲峰质证仅称上述证人证言是无稽之谈，没有提出相关证据予以反驳，但在庭审后补充了意见：刘海燕的证言完全是工行蠡县支行根据庭审进展情况现编现造的证人证言；一审期间，刘海燕的第一次证言是刘海燕给北京二中院田某某的一封信，最后一句话是“如何才能渡过难关”，其目的是为了阻止原告起诉工行蠡县支行，掩盖335万元债权转让款的去向；第二份证言是一审中刘哲峰追问信件来源的情况下，工行蠡县支行撤回信件证言后向法庭提交的；这一份证言除删掉求田某某帮助渡过难关的语言外，其他部分与第一份证言一样，其内容是刘海燕根据刘哲峰的授意抄写了一份《协议书》的过程，在一审明确不采纳的情况下，代理律师平云旺和刘海燕又在北京国信公证处制作了一套证据保全摄像公证，作为第三份证言提交一审法庭；经法庭询问，刘海燕承认该《协议书》是他当工行蠡县支行行长时亲笔书写签字，落款时间1999年9月1日也是他写的，结合一审鉴定公章是工行蠡县支行公章形成的印文的鉴定结论，应该认定《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本院认定《协议书》的效力，不仅看其是否具备合同的形式要件，而且要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的要件。刘哲峰的上述质证意见，始终未对刘海燕所称《协议书》是倒签且无权签订的问题进行反驳和举证，这是对该证据进行质证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对于刘海燕所称《协议书》形成的时间、地点、参加人等情形，刘哲峰有能力有条件提出相反的证人和证据但没有提出，应当知道举证不利的后果。被申请人工行蠡县支行在庭审质证中提出，《协议书》中的1445万元债权是刘哲峰事后推算而杜撰而来的：1995年5月15日，天力公司向安富大厦购买相关房产并支付购房款3795万元；1999年3月，天力公司将购买的安富大厦房产相关权益转让给宝硕集团公司，宝硕集团公司欠天力公司款项由工行蠡县支行直接从宝硕集团公司账户扣划。保定中院（2007）保破字第13-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宝硕集团公司向工行蠡县支行还款2350万元的时间是“1999年8月10日750万元，2000年6月30日1600万元”，表明至少在2000年6月30日以后，宝硕集团公司才发生了所谓“2350万元的还款”。而本案工行蠡县支行与刘哲峰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日为1999年9月1日，但当时并未发生宝硕集团公司2350万元的还款事由，该1445万元明显是刘哲峰事后按照天力公司3795万元购房款减去宝硕集团公司2350万元还款推算而来的。本院庭审中，刘哲峰对保定中院（2007）保破字第13-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上述付款时间没有提出相反证据，对工行蠡县支行的上述质证意见没有提出反驳意见，鉴于上述证据和质证意见，本院不能排除对刘海燕证言的采信。第二，关于刘哲峰提交的三张没有使用的加盖工行蠡县支行公章并在下面注明“申诉专用”空白公文纸能否作为新证据认定的问题。刘海燕对刘哲峰当庭提出的上述证据表示认可，但同时辩称，因刘哲峰是工行蠡县支行多个案件的诉讼代理人，为方便代理，曾交给刘哲峰多份加盖工行蠡县支行印章（落款为申诉人、申请人）的空白页。刘哲峰庭后补充辩解意见：此三张空白纸都标有“申诉专用”字样，是刘海燕提供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专用的，因其还向法庭出示了11份其他盖有工行蠡县支行公章函件，于是，工行蠡县支行又和刘海燕串通，向法庭提交了刘海燕的第四份证言，即给刘哲峰若干份盖章空白纸的证言。根据双方庭审质证结果，本院对上述三份空白公文纸作为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定其足以证明《付款申请书》所载事项实际履行。此外，庭审后，双方当事人又分别补充了其他质证意见如下。刘哲峰补充意见：1.关于《委托代理合同》《民事裁定书》《补充协议书》。2002年9月18日，其向工行蠡县支行支付335万元购买债权款不是律师费退款；泽丰事务所收工行蠡县支行的300万元代理费，是履行代理合同义务后的应收款，没有退费的理由和依据；1999年12月28日，北京高院向工行蠡县支行送达执行裁定，将安富大厦17000平方米房产执行给工行蠡县支行，以抵偿安富大厦欠工行蠡县支行的12137万元债务，此时，工行蠡县支行应向泽丰事务所支付代理费600万元，已付300万元，尚欠300万元；2001年11月23日，由于华融石家庄办事处自愿付给刘哲峰1000万元律师费，因此，工行蠡县支行与刘哲峰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工行蠡县支行欠的300万元律师费刘哲峰不要了，但并没有约定刘哲峰要退还工行蠡县支行已付的300万元律师费。2.关于雄亚公司向泽丰事务所出具的三张共计300万元借据。在1999年8月底，雄亚公司为了向工行保定分行申请5000万元贷款，为满足工行保定分行在正常贷款利息外代工行蠡县支行向泽丰事务所支付300万元律师费的额外条件，雄亚公司没有钱支付，经刘海燕介绍找泽丰事务所借款，1999年8月30日借82万，1999年9月7日借118万，1999年9月9日借100万，用借泽丰事务所的钱代工行蠡县支行向泽丰事务所支付300万元律师费，取得了工行保定分行5000万元贷款。这三张借据和证人刘海燕法庭陈述证明雄亚公司代工行蠡县支行支付300万元律师费，不是工行蠡县支行向雄亚公司借款。工行蠡县支行补充意见：1.关于335万元是刘哲峰退还给工行蠡县支行的律师费，不是债权转让对价款。工行蠡县支行曾在另案中委托刘哲峰代理清收不良贷款案件，期间该不良贷款债权转让给华融石家庄办事处。经工行蠡县支行协调，由华融公司承担应支付给刘哲峰的律师费，刘哲峰将工行蠡县支行已支付的335万元律师费退还。如果335万元款项为刘哲峰支付受让1445万元债权的转让款，而工行蠡县支行又向刘哲峰承诺宝硕集团公司不能偿还该1445万元时由工行蠡县支行承担还款责任，那么工行蠡县支行转让该债权无任何意义，明显不符合逻辑。2.雄亚公司法定代表人施某在二审时出庭作证，证明当时工行蠡县支行曾向其借款300万元用于支付泽丰事务所的律师费，工行蠡县支行于2002年9月18日将款项归还，更加说明335万元为退还的律师费。对上述补充意见，本院不作为证据进行认定，有关意见将在“本院认为”中阐述。本院提审该案理由在于：第一，一审法院认定，刘哲峰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协议书》项下工行蠡县支行对宝硕集团公司的债权成立，其基于此债权不能实现而要求工行蠡县支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判决驳回刘哲峰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工行蠡县支行对宝硕集团公司的债权是否成立，不是刘哲峰与工行蠡县支行约定履行《协议书》的前提，如果《协议书》合法有效，并不必然导致《协议书》对契约双方失去约束力。第二，二审法院认为，泽丰事务所汇给留史办的335万元是支付的债权转让款还是退还律师费这一事实无法确认，故认定刘哲峰已经支付了债权转让款的事实不存在，无权依据《协议书》向工行蠡县支行主张债权；本院认为，二审法院因案涉《协议书》的事实有较大分歧，对一审判决认定刘哲峰无权主张债权结论未置可否，仅以无法确认335万元是债权转让款还是退还律师费为由维持一审判决，未免牵强。第三，刘哲峰向本院提交三份盖有工行蠡县支行公章、写明“申诉专用”的空白纸张作为新证据，用排除法证明《付款申请书》并非刘海燕证言中所述三份空白纸张上填写的，进而主张二审法院对《付款申请书》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性怀疑的判断是错误的。此外，本案重要证人刘海燕在一、二审中未到庭作证，客观上影响了对本案直接证据的判断。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再审申请人刘哲峰与被申请人工行蠡县支行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二是泽丰事务所向留史办汇款335万元款项的用途。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再审中，争议双方未作为主要问题质证，本院亦不作为主要焦点问题审查。就上述主要焦点问题的审理意见阐述如下：一、关于申请人刘哲峰与被申请人工行蠡县支行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工行蠡县支行与宝硕集团公司签订的《委托付款协议》只表明双方存在委托付款关系，而不是债权债务关系，且保定中院已经认定该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不成就，此后工行保定分行给保定中院出具了关于取得房产权益的申请，该申请只是工行保定分行的单方意思表示，亦未发生从天力公司受让对宝硕集团公司债权的效力，且天力公司出具的备忘录、刘哲峰出具给宝硕集团公司、工行保定分行的函件，对1445万元的表述均不一致，故刘哲峰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协议书》项下工行蠡县支行对宝硕集团公司的债权成立。本院虽认同一审法院的上述观点在推理上符合逻辑，但《协议书》若合法有效，即便刘哲峰不能向宝硕集团公司请求债权，并不必然否定《协议书》对签订双方的拘束力。本院提审后，除了审查一、二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还在公开庭审中重点审查了刘哲峰提交的新证据和工行蠡县支行的出庭证人刘海燕的证言。刘海燕既是本案被申请人工行蠡县支行原行长，也是本案债权转让协议的经办人，原一、二审中未能出庭作证，客观影响对《协议书》形成过程的调查和对其效力的判断。首先，关于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形成过程。刘海燕出庭作证称，《协议书》形成的时间是2007年７月至９月间，刘哲峰打电话约其到新华公寓十二楼1204房间泽丰事务所，按照刘哲峰事先拟好一份协议书，在刘哲峰的侄子刘红卫的督促下，一字不落的、一字不能修改的誊写在空白纸上；刘海燕称其出于无奈，一是工行蠡县支行与宝硕集团公司有一个案件需要刘哲峰帮忙；二是其妻子身患癌症在医院化疗等候，是刘哲峰逼着写的这个东西，不写不让离开。对于刘海燕的上述证人证言，刘哲峰当庭质证称为无稽之谈，但没有提供反驳的证据和意见，未能向法庭说明《协议书》的签署以及办理必要备案手续的过程，庭审后也未就此补充必要的相关证据及意见，故不采信该证人证言缺乏证据支持。基于刘哲峰长期代理工行蠡县支行法律事务的原因，其应当知道刘海燕于2003年即不担任行长的事实，那么，刘海燕无权在2007年与刘哲峰签订《协议书》，工行蠡县支行嗣后没有追认且否定《协议书》的存在，本院认定《协议书》有效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关于《协议书》所载1445万元的数额问题。工行蠡县支行在庭审中提出，保定中院（2007）保破字第13-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宝硕集团公司向工行蠡县支行还款2350万元的时间是“1999年8月10日750万元，2000年6月30日1600万元”。这表明直到2000年6月30日，宝硕集团公司才发生2350万元的还款行为，而《协议书》签订日为1999年9月1日，该1445万元明显是事后按照天力公司3795万元购房款减去宝硕集团公司2350万元还款推算而来的。对于保定中院（2007）保破字第13-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宝硕集团公司向工行蠡县支行存款2350万元的时间，上述款项入账单据在案佐证，各方当事人庭审前后均没有不同意见，故工行蠡县支行主张《协议书》中1445万元数额为2000年6月30日后推算得来的意见符合一般逻辑推理且有证据支持，进一步认证《协议书》为事后补签形成的结论。鉴于上述事实证据和理由，本院不能确认刘哲峰与工行蠡县支行之间有关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合法有效性。二、关于泽丰事务所向留史办汇款335万元款项的用途本院提审中，刘哲峰提出新证据，即三张没有使用的加盖工行蠡县支行公章并在下面注明“申诉专用”空白公文纸。刘海燕在庭审质证中确认是其交给刘哲峰的，但同时称交给刘哲峰相同空白公文纸多份，具体几份记不清了。刘哲峰辩称，既然刘海燕书面证词中明确给了三张空白公文纸，庭审中又改口说有多份是作伪证，既然这三张空白公文纸没有用，就排除了刘海燕将加盖公章的空白页交予后刘哲峰用来制作假的付款申请的可能。工行蠡县支行认为，该三张空白公文纸在一、二审时就存在，刘哲峰此时提出，不能认定为新证据；同时说明刘哲峰确实持有多份工行蠡县支行的空白公文纸，认证其确有造假的条件和可能。本案在二审程序中，对《申请》重点审查并做了鉴定，且刘海燕有关空白公文纸的证言一直存在，但刘哲峰没有在二审中将上述三份空白公文纸作为证据提供法庭质证以排除伪造《申请》的证据，而且，泽丰事务所向留史办汇款335万元款项的用途，与《协议书》载明的300万元有出入；二审审理期间，雄亚公司法定代表人施某就雄亚公司出具的《证明》出庭作证，证明刘海燕向其借款300万元，用于支付泽丰事务所的律师费，后2002年9月工行蠡县支行将款项归还，其授权将款项打入弟弟施布弟账户。现刘哲峰凭该三份空白公文纸的证明力不足以推翻北京高院二审判决关于刘哲峰已经支付了债权转让款335万元的事实不存在的认定结论。经综合考量庭审中质证双方的意见，本院认可工行蠡县支行的上述分析意见，不能将上述三份空白公文纸作为新证据采信并以此改变二审判决的认定。综上，该案提审后，本院在庭审中和开庭审理后，给双方当事人提供了充分举证和补充证据，以及审阅庭审笔录、补充庭审意见的时间，双方进行了充分举证且充分发表了意见。在再审申请人刘哲峰对本案债权转让《协议书》存在倒签时间、倒推金额、无权处分的事实不能提供证据排除的情况下，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认为，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不能将前述三份空白公文纸作为新证据采信，该证据亦不足以推翻北京高院二审判决关于刘哲峰已经支付了债权转让款335万元的事实不存在的认定结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以及>第二条等相关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民（商）终字第78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于 明审 判 员  杨 春代理审判员  刘丽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卞冰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