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82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裕飞，男，1986年4月15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松，男，1984年11月21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薛玉，男，1986年3月28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卫国，男，1980年4月23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俭，徐州市铜山区茅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李裕飞、韩松、薛玉因与被上诉人周卫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2民初3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李裕飞、韩松、薛玉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被上诉人周卫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裕飞、韩松、薛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系中间人或介绍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相识，被上诉人的证人薛某,4一审庭审笔录中向法庭陈述其与李裕飞到周某,4地头谈价格，周卫国不在场。周卫国不可能与上诉人达成收购水稻的合意，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周卫国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2、封某,4是涉案水稻的实际收购人。首先，李裕飞到周某,4地头谈价格时，已经亲口告诉周某,4实际收购人是封某,4，包括周某,4在内的农户对水稻收购人系封某,4是明知的。农户向封某,4多次索要，后因索要未果向柳新派出所报案。其次，根据一审法官在柳新派出所对封某,4的询问笔录，封某,4自认其刚开始给农户的价格是1.08元/斤，是李裕飞帮着给讲到1.1元/斤，封某,4也是按照1.1元/斤收购的。如果李裕飞是收购人，其应压低价格而不是主动抬高收购价格，可以证明李裕飞根本不是收购人，仅是中间人。再次，涉案水稻是封某,4拉走的，与上诉人无关。证人薛某,4没有看到上诉人拉走被上诉人的粮食，更没有看到被上诉人的水稻被送到了上诉人的收购点。封某,4于2019年7月3日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一张，认可是自己收购了周卫国的水稻，并赊欠周卫国水稻款163803.2元的事实，足以证明封某,4是涉案水稻的实际收购人。封某,4在一审询问笔录中自认，其到周卫国的地里看过粮食成色。上诉人并未赚取差价。根据李裕飞一审提交的徐州铜山农村商业银行的流水明细，可以证明2018年11月15日李裕飞在收到封某,4妻子李曼和李曼弟妹赵静转账的4万元水稻款后随即就转给了周某,4，分文未留。李裕飞中间人的身份符合粮食收购的常情现状。中间人的存在具有客观的现实性，买受人赊欠粮食款时，农户不能将责任归责于中间人，更不能要求中间人给付粮食款。3、被上诉人称是上诉人收购了其水稻，仅仅依据一张连被上诉人都搞不清楚是谁写的过磅单和与其具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薛某,4的证言(薛某,4系周卫国妻子的堂哥)以及一段被篡改的录音。过磅单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所规定的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或发票，不能证明上诉人实际收到了被上诉人出卖的水稻重量。4、证人周某,4、魏某,4当庭翻供，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农户意图将责任全部转移给上诉人，上诉人也是受害者和受骗者。被上诉人周卫国辩称，1、一审中的证据能证明上诉人李裕飞到被上诉人周卫国处商谈收购水稻的事宜并就价格达成一致，收购的水稻被送到上诉人合伙经营的收购点称重并由上诉人对重量签字确认，上诉人又将收购的水稻卖给封某,4并赚取一分钱的差价。结合上诉人自认其收购周卫国的水稻以及上诉人曾与封某,4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以每斤1.1元/斤收购被上诉人的水稻，又将水稻以1.11元/斤出卖给封某,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被上诉人的水稻是上诉人收购后转卖给封某,4的，被上诉人与封某,4无任何关系。水稻的价格无论是1.08元/斤还是1.1元/斤，都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商定的价格，与封某,4无关，而上诉人是按1.11元一斤又出售给封某,4的，这说明上诉人是中间商，而非中间人。上诉人李裕飞称在收到封某,44万元水稻款后，随即又转给了周某,4。因上诉人收购周某,4的不止4万元的水稻，故据此不能证明其未赚取差价。3、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过磅单，是收货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足以证明上诉人收购被上诉人水稻的重量。周卫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为：1、判令李裕飞、韩松、薛玉给付周卫国水稻款163803.2元；2、诉讼费由李裕飞、韩松、薛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裕飞、韩松、薛玉合伙经营水稻收购点，李裕飞、韩松、薛玉曾将收购的水稻出卖给封某,4。2018年10月，李裕飞与案外人薛某,4共同到周卫国以及周卫国哥哥周某,4、姐姐周芹处收购水稻，薛某,4陈述是李裕飞购买周卫国等人的水稻，双方谈好的单价为1.1元/斤。此后，周卫国收购的水稻被送到李裕飞、韩松、薛玉合伙经营的收购点处称重，并由薛玉在称重单上确认周卫国的水稻为148912斤。包括周卫国家在内的诸多农户出卖的水稻最终由案外人封某,4买走，因封某,4未能给付水稻款，李裕飞、韩松、薛玉以及诸多农户（但不包含周卫国）到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报警，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以铜公（柳）立字（2019）1487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李裕飞等人控告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封某,4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其从李裕飞处收购了四五百万斤粮食，与买水稻的农户不直接联系，款项都是打给李裕飞的，最后几天收购的水稻没有给钱，李裕飞从中间赚1分钱的差价。因李裕飞、韩松、薛玉未给付周卫国水稻款，周卫国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买卖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就本案而言，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应根据合同磋商过程、合同履行过程、结算过程、交易习惯等证据综合认定。首先，薛某,4的证言可以证实系李裕飞到周卫国地里收购水稻，双方商谈的价格为1.1元/斤。虽然李裕飞、韩松、薛玉对薛某,4的证言不予认可，但因薛某,4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均无绝对的亲疏远近，其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其次，薛玉在过磅单上签字确认周卫国出卖的水稻重量为148912斤，该证据表明薛玉确认收到周卫国出卖的水稻重量。薛玉与李裕飞、韩松系合伙经营，故该行为对李裕飞、韩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虽然薛玉辩称其仅为称重经办人，并非收购人，但由于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且封某,4对薛玉的主张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李裕飞、韩松、薛玉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再次，证人封某,4的证言证实封某,4从李裕飞处购买了四五百万斤水稻，款项均是直接支付给李裕飞，封某,4与出卖水稻的农户不直接联系，李裕飞从中赚取一分的差价。封某,4的证言与薛玉提供的由封某,4签字确认的水稻流水账单相一致，亦与双方真实的款项结算过程相一致，其中，周卫国提供的过磅单中有五车与薛玉提供的由封某,4签字确认的买卖水稻流水账单就车号与重量完全相一致。最后，在周卫国给李裕飞打电话向李裕飞索要水稻款时，李裕飞所作的“你的稻是俺买的，这不说了吗，咱又不兴孬不兴赖的”、“我怎么能不承认，我去的我不承认吗”等陈述，可以表明李裕飞收购周卫国水稻的事实。综上，李裕飞到周卫国处商谈收购水稻的事宜并就价格达成一致，收购的水稻被送到李裕飞、韩松、薛玉合伙经营的收购点称重并由李裕飞、韩松、薛玉对重量签字确认，李裕飞、韩松、薛玉又将收购的水稻卖给封某,4并赚取一分钱的差价，封某,4将款项直接支付给李裕飞而并不直接支付给各出卖水稻的农户，结合李裕飞自认其收购周卫国水稻以及李裕飞、韩松、薛玉曾与封某,4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李裕飞、韩松、薛玉以1.1元/斤收购周卫国的水稻，又将该水稻以1.11元/斤出卖给封某,4，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裕飞、韩松、薛玉辩称仅是中间人，周卫国与封某,4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裕飞、韩松、薛玉合伙收购周卫国的水稻，其作为买受人未按照双方约定支付价款，周卫国要求李裕飞、韩松、薛玉支付水稻款163803.2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遂判决：李裕飞、韩松、薛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周卫国水稻款163803.2元。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供:视频录像光盘一张及书面整理材料一份、周某,4信访材料的照片打印件两张、封某,4于2019年7月3日向周卫国、周某,4、周琴出具欠条三张。证明：1、封某,4承认是其购买了周某,4（包括周卫国、周琴）水稻的事实，录像中封某,4明确说明欠周某,4的水稻款按38万元算；2、周某,4本人亲笔书写“2018年10月23日经中间人李裕飞介绍我的水稻卖给胡寨人封某,4，他们当时给的水稻价格是每斤1.1元”，该陈述在一审开庭之前，也是在柳新派出所报案之前，真实性可以确认；3、三张欠条是封某,4自愿出具，欠条上周卫国的水稻款与周卫国一审诉请的金额完全吻合，足以证明封某,4是涉案水稻的实际收购人，周卫国的水稻是由其哥哥周某,4代卖。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1、录像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是原始证据，且录像内容经过剪辑。2、录像内容与被上诉人无关，不能证明封某,4收被上诉人的水稻。3、对周某,4信访材料的真实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对三份欠条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2020年11月3日，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作出铜公（柳）撤案字[2020]199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因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决定对李裕飞被诈骗案予以撤销此案。现周某,4等人已起诉至一审法院，诉请要求李裕飞、韩松、薛玉支付欠付的水稻款。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是否系水稻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否支付水稻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买卖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周卫国依据薛玉出具的过磅单主张其系与上诉人李裕飞、韩松、薛玉之间直接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李裕飞、韩松、薛玉则主张其仅系中间人，周卫国系与案外人封某,4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综合涉案买卖合同的磋商经过、水稻交付等具体情况，比较分析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本院认为周卫国系与李裕飞、韩松、薛玉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从涉案买卖合同的磋商经过看，证人薛某,4的证言、案外人封某,4在公安机关及一审法院的询问笔录，能够证明周卫国系与李裕飞而非封某,4就涉案水稻价格进行商谈、确定，即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涉案水稻的合意。从双方当事人及上诉人与案外人封某,4之间就涉案水稻的价格约定看，双方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价格为1.1元/斤，而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由封某,4签字确认的买卖水稻流水账单及封某,4关于每斤水稻李裕飞赚取一分钱差价的陈述，能够认定李裕飞与封某,4之间约定的水稻价格为1.11元/斤，这种价格约定更符合转卖的特征。从买卖标的物的交付看，涉案水稻是在李裕飞、韩松、薛玉共同经营的水稻收购点交付，周卫国持有薛玉出具的过磅单，明确记载了涉案水稻数量，能够作为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之一。从双方当事人及上诉人与封某,4之间出具的单据看，周卫国提供的过磅单中仅有五车与薛玉提供的由封某,4签字确认的买卖水稻流水账单中车号与重量完全一致，过磅单中该五车之外的水稻在封某,4签字确认的买卖水稻流水账单中未有显示。结合一审法院询问“周卫国起诉李裕飞的这张过磅单，是不是都卖给你了”时，封某,4回答“不是完全都卖给我的。”能够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水稻全部出卖给了封某,4。即上诉人对于收购周卫国的涉案水稻，有权决定是否全部出卖给封某,4。上诉人主张涉案水稻系周卫国与封某,4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足。结合李裕飞与周卫国的通话录音，李裕飞明确表示“你的稻是俺买的，这不说了吗，咱又不兴孬不兴赖的”，能够证明周卫国系与上诉人李裕飞、韩松、薛玉之间形成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虽然案外人封某,4在公安机关介入后出具欠付周卫国等人水稻款的欠条，但上述欠条并未直接向周卫国出具，周卫国对此亦不予认可，故仅凭该欠条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上述主张。综上所述，李裕飞、韩松、薛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80元，由上诉人李裕飞、韩松、薛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东海审 判 员 陈小兵审 判 员 赵东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王 夏书 记 员 薛淑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