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7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政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盛泰路******。法定代表人：何雪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燕婷，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三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白濠村世纪路**iv>法定代表人：汪谦益。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欢喜，广东科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喜连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赤岗东路**125铺v>法定代表人：韩永茵。上诉人广州政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三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奕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喜连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连天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2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三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欢喜，喜连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永茵到庭参加了诉讼。政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燕婷通过网络庭讯形式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政科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如下：(1)判令三奕公司向政科公司支付2016年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技术服务费42468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42468元为本金分段计算，自2017年11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之日止为13118.73元；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2)判令三奕公司向政科公司支付2017年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技术服务费￥69599.7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69599．89元为本金分段计算，自2018年7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之日止为13570.26元；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3)判令三奕公司向政科公司支付2017年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项目技术服务费3465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6850.6元为本金分段计算，自2018年7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之日止为5184元，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全部清偿之同止；违约金以7799.4元为本金分段计算，自2018年12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之日止为896.05元，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全部清偿之同止)。(4)判令三奕公司支付政科公司律师费2000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三奕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喜连天公司在2020年5月14日向政科公司转账支付的146700元与本案有关联。首先，三奕公司在庭审中明确其没有委托喜连天公司代为支付涉案的服务费，且喜连天公司没有提供其他有效书面文件证明该笔款项确与本案有关。其次，政科公司与喜连天公司确因《业务合作协议》而产生了未结的债权债务，其中喜连天公司根据《业务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应向政科公司支付政科公司已垫付的业务员用工成本费用、油费等费用，因此政科公司认为喜连天公司在2020年5月14日向政科公司转账支付的146700元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最后，假设喜连天公司上述转账款项与本案有关联，但是政科公司在一审案件中的第一项至第三项诉讼请求中的服务费本金金额共计主张146717.7元，且截止至2020年5月14日，前述请求项对应的服务费金及违约金共计196408.2元，但喜连天公司仅仅转账了146700元，明显可以看出该转账金额与前述服务费本金以及本金和违约金共计金额均存在差额，也就是说政科公司在一审案件中的第一项至第三项诉讼请求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且喜连天公司在收到三奕公司的款项之后，相隔了一年，在政科公司起诉之后才故意进行款项转账并以此阻碍政科公司提起对《收款委托书》进行公章鉴定以及印章与文字的朱墨时序鉴定，并借此逃避相应的法律责任。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喜连天公司代表政科公司与三奕公司就技术服务费支付事宜达成口头变更约定。首先，在本案中，三奕公司与喜连天公司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政科公司与三奕公司就技术服务费支付事宜达成口头变更约定。其次，在开庭时，作为涉案合同付款义务方的三奕公司在陈述款项支付情况时并没有直接提出“在通过高企后才支付其他项目服务费”，而是在喜连天公司陈述了前述所谓口头约定之后，三奕公司才赶紧在庭审上表示确认；因此，政科公司有理由怀疑前述所谓变更技术服务费支付时间的约定可能是喜连天公司为应付本案而作出不实陈述。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三奕公司属于表见代理中的善意第三人，政科公司认为喜连天公司的行为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行为要求，且三奕公司也不符合表见代理中善意第三人的要件。1.本案中，涉案合同是政科公司与三奕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服务工作也都是政科公司的工作人员提供的，这个情况三奕公司是明确知道的。因此综合整个合同履行的过程可以看出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一直都只有政科公司和三奕公司，根本不存在喜连天公司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有履行涉案合同权利义务的代理权，故喜连天公司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不具有代理权的表象。2.三奕公司在收到喜连天公司出示的“收款委托书”及“请款申请书”后，并没有向政科公司人员核实的相关情况即按第三方的指示支付款项，政科公司认为三奕公司的此等行为是完全有悖于常理的、也是合同履行中的严重过失行为。再次，在政科公司得知喜连天公司擅自收款的行为后，曾告知三奕公司“政科公司从未委托喜连天公司进行收款及开具发票”，并提醒三奕公司要求喜连天公司返还款项及可提供《收款委托书》给政科公司进行相关鉴定，然而三奕公司却一直要求政科公司需同意解除涉案合同后才可能提供《收款委托书》原件给政科公司鉴定并要求喜连天公司返还款项，因此，政科公司有理由怀疑三奕公司与喜连天公司存在串通损害政科公司合法利益的合谋。综上所述，三奕公司并没有按法律性规定严格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同时三奕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善意且无过失的，故三奕公司并不是善意第三人，因此三奕公司应继续按涉案合同约定向政科公司履行服务费支付义务及承担违约责任。四、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政科公司律师费主张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首先，本案涉案合同明确约定了“如发生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为维护本方合同权利而支出的相应调查用、律师费等均有违约方承担”。其次，政科公司在本案主张要求三奕公司支付的服务费本金等诉讼请求均是依据涉案合同，且三奕公司对高企认定项目服务费的确存在违约支付的事实；再次，政科公司委托律师代理本案诉讼，委托的标的也就涉案合同上约定的项目，并没有因为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而再行增加律师费。最后，虽然法律上的确是没有强制要求提起诉讼必须委托律师代理，但是政科公司为了更好了维护自身权益而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并不违法也不存在过错，而且涉案合同也已经明确约定了违约方需要赔偿守约方为维护合同权利而支出费律师费，那么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政科公司依据合同约定主张律师费损失合理合法。三奕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驳回政科公司的上诉。案涉《技术服务合同》的谈判、签订及实施均由喜连天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永茵参与并具体负责，因此三奕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韩永茵有代理权。虽然《技术服务合同》第四条第2款有约定三奕公司需在收到相应款项后五日内向政科公司支付服务费，但在该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就服务费的支付时间调整为三奕公司通过高新企业认证后一并支付，该事实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得到韩永茵的确认。2018年11月28日政府部门通过网站公布拟通过高新企业名单，三奕公司在列。2019年4月25日三奕公司最终通过高企认证并获得高企认证证书。2019年3月18日三奕公司收到韩永茵邮寄的盖有政科公司公章的《收款委托书》及盖有喜连天公司公章的《请款申请书》。2019年3月19日三奕公司按《收款委托书》和《请款申请书》的要求将案涉服务费146717.7元转给喜连天公司。三奕公司已按约定完全履行付款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政科公司要求三奕公司支付服务费及违约金、律师费等无事实依据。喜连天公司述称，不同意政科公司的上诉请求，我方意见与三奕公司意见一致。政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奕公司向政科公司支付2016年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技术服务费42468元及违约金（以42468元为本金，自2017年11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三奕公司向政科公司支付2017年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技术服务费69599.7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69599.7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三奕公司向政科公司支付2017年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项目技术服务费3465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6850.6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以7799.4元为本金，自2018年12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4.判令三奕公司支付政科公司律师费2000元。5.判令三奕公司向政科公司支付高企认定项目申报服务费逾期违约金（以3万元为本金，自2020年1月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6.判令三奕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政科公司与喜连天公司之间订立有《业务合作协议》，双方约定由喜连天公司向政科公司推荐客户，促成客户与政科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政科公司则按照从客户处收取的服务费多少按与喜连天公司之间的约定比例向喜连天公司支付合作费用。2017年3月16日，政科公司作为乙方，三奕公司作为甲方，双方签订一份《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和出库及相关奖励和补贴项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相关补贴和奖励、广东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专项资金、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进行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乙方提供该项目的认定管理办法、申报通知、申报指南等政策咨询；协助甲方撰写该项目认定相关申报材料和准备相关附件，并提供申报过程的全程跟踪服务；对甲方提供的该项目认定所需的相关申报材料进行甄别，进行形式审查。技术服务方式为指导、策划、辅导、协助撰写材料、形式审查、提供合理建议。在该项目申报通过后，乙方协助甲方申请并取得各级政府补贴及奖励款项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甲方以企业自有资金按各级政府补贴及奖励款项到账额的30%支付乙方技术服务费，或直接支付支票，乙方在收到相应款项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该笔款项的税务发票。甲方如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结清款项的，则每天按应付未付金额的0.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发生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为维护本方合同权利而支出的相应调查费用、律师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上述《技术服务合同》系喜连天公司代理政科公司与三奕公司签订。喜连天公司和三奕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由于通过高企认证才是三奕公司最关注的事项，故为了敦促政科公司能积极跟进高企认证项目，帮助三奕公司顺利通过高企认证，双方在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时，喜连天公司口头承诺，即使三奕公司已经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和出库及相关奖励和补贴项目等其他几个项目并获得政府相应奖励费，也要待三奕公司通过高新企业认定后再支付相应项目服务费，若政府奖励费在三奕公司通过高企认定后才支付，则在三奕公司收到政府奖励费后支付相应服务费。政科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认为三奕公司应按《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服务费。合同签订后，政科公司按约为三奕公司提供了上述《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协助三奕公司于2017年11月2日取得2016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退税141559.55元，2018年6月29日取得2017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退税231999.64元，2018年7月3日取得2017年度企业研发补助89502元，2018年12月14日取得2017年度企业研发省级财政补助25998元，2019年12月25日取得高企认定奖励款10万元。其中就三奕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时间，政科公司、三奕公司和第三人均确认，政府相关部门于2018年11月28日在相关网站公布了高新技术企业拟认定名单，最终确认通过高新企业认定并获得高企认定证书的时间是2019年4月25日。2019年3月，喜连天公司持盖有政科公司印章的《收款授权书》和盖有喜连天公司公印章的《请款申请书》向三奕公司申请支付上述《技术服务合同》。其中，《收款授权书》内容为：因为公司2018年度发票额度超限，无法开具发票，特委托广州喜连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具东莞市三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若干信息咨询收费项目发票，进行款项收取，款项总额为14.67177万元，喜连天付款账号为：36×××97，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广州市正佳支行。《收款授权书》和《请款申请书》的落款时间均为2019年3月18日。2019年3月19日，三奕公司向喜连天公司上述账号为36×××97的银行账户转账146717.7元。喜连天公司确认于2019年3月19日收到三奕公司支付的146717.7元服务费。喜连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永茵称是政科公司跟他讲政科公司无发票额度，要喜连天公司代收，然后给了张盖有政科公司公章的空白纸给他，让他制作好《收款授权书》向三奕公司收取服务费。政科公司称，其司从未授权喜连天公司向三奕公司收取案涉《技术服务合同》服务费。喜连天公司只是代为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其无权收取服务费。《技术服务合同》签订后，都是政科公司的人员与三奕公司接洽，跟进合同的履行，三奕公司收到喜连天公司发出的《收款授权书》后应向政科公司核实真伪，而三奕公司在完全未向政科公司核实真伪的情况下即向喜连天公司支付服务费，不能视为善意。政科公司并坚持申请对《收款授权书》上政科公司的印章真伪进行鉴定。喜连天公司称其司已经于2020年5月14日将向三奕公司收取的146700元服务费转给了政科公司，并提交了相关的转款凭证予以证实。转款凭证上备注：本案服务合同服务费。政科公司确认收到喜连天公司支付的146700元，但认为其司与喜连天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未结，不能仅凭转款凭证备注内容就确认喜连天公司支付的该款与本案有关联，即便有关联，本案政科公司主张的款项除服务费外，还包含了违约金、律师费等，应由政科公司自行决定该笔款项用于抵扣何款。无论喜连天公司与政科公司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款项来往关系，喜连天公司在转款凭证上备注的款项性质为本案服务合同服务费，且金额与喜连天公司向三奕公司收取的服务费基本一致，足以证明喜连天公司向政科公司支付的该146700元即为三奕公司支付的本案《技术服务合同》服务费。故一审法院对政科公司的辩解不予采纳。关于喜连天公司为何在三奕公司获得高企认定证书、确定通过高企资格认证前就向三奕公司请款，喜连天公司称虽然双方口头约定待三奕公司确定通过高企认证后才支付服务费，但政府此前已经公布了拟通过名单，双方均认为最终通过应无意外，所以就提出了请款申请，三奕也同意支付。三奕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于2020年6月15日向政科公司支付了3万元高企认定服务费。对于三奕公司逾期付款对其司造成的损失，政科公司自认主要为利息损失。另，政科公司委托了律师代理其公司完成本案诉讼，支付了律师费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政科公司、三奕公司双方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现政科公司、三奕公司均确认政科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三奕公司确认已分别于2017年11月2日取得2016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退税141559.55元，2018年6月29日取得2017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退税231999.64元，2018年7月3日取得2017年度企业研发补助89502元，2018年12月14日取得2017年度企业研发省级财政补助25998元，2019年12月25日取得高企认定奖励款10万元。按照《技术服务合同》约定，三奕公司应该支付相当于以上各种奖励费总和的30%也即176717元的服务费给政科公司。现三奕公司已于2019年3月19日将146717.7元服务费支付给喜连天公司，并于2020年6月15日向政科公司支付了3万元高企认定服务费。喜连天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已将向三奕公司收取的146717元服务费转付给政科公司，政科公司已经收齐全部服务费176717元，政科公司仍请求三奕公司支付服务费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三奕公司应否向政科公司支付违约金的问题。《技术服务合同》虽约定在项目申报通过后，三奕公司协助政科公司申请并取得各级政府补贴及奖励款项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三奕公司以企业自有资金按各级政府补贴及奖励款项到账额的30%支付技术服务费。但该《技术服务合同》系喜连天公司代表政科公司与三奕公司签订，喜连天公司就该《技术服务合同》的有关事项与三奕公司之间达成的口头约定，应视为系代表政科公司做出，对政科公司依法有效。现喜连天公司和三奕公司均确认双方口头约定服务费在三奕公司通过高新企业认证后支付，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政科公司、三奕公司双方及第三人均确认政府部门于2018年11月28日通过相关网站公布拟通过名单，最终确认通过高企认证并获得高企认证证书是2019年4月25日。三奕公司在收到喜连天公司发出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18日的《收款授权书》和《请款申请书》后，于2019年3月19日即已支付相应的服务款146717.7元。虽然政科公司否认其司有授权喜连天公司收取服务费，但涉案《技术服务合同》系喜连天公司代表政科公司与三奕公司签订，而喜连天公司发出的《收款授权书》上又盖有政科公司的印章，三奕公司有理由相信喜连天公司获得了政科公司的授权代收服务费，故三奕公司支付146717.7元服务款不存在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政科公司申请对《收款授权书》上加盖的政科公司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由于喜连天公司已经将收取的服务费转付给政科公司，且即使该印章为假，三奕公司因误以为真而向喜连天公司支付服务费也属于善意，故该印章的真伪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一审法院对政科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于三奕公司于2019年12月25日取得高企认定奖励款10万元，三奕公司应按约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对应的3万元服务款，但三奕公司至2020年6月15日才支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技术服务合同》约定，三奕公司逾期付款的，应按每日1%支付违约金。政科公司请求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对于三奕公司逾期付款对其司造成的损失，政科公司自认主要为利息损失。因此，无论是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还是政科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均明显过分高于其实际所受损失。且三奕公司前三笔服务费是按约支付，最后的高企认定服务费也已于本案诉讼过程中支付，主观拖延的故意不大，故一审法院酌情将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因此，三奕公司应支付的高企认证服务费逾期支付利息为以3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至2020年6月15日为止。虽然《技术服务合同》约定，如发生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为维护本方合同权利而支出的相应调查费用、律师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但政科公司最初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主张高企认定服务费，该服务费是诉讼过程中增加的请求，即本案诉讼并非因三奕公司迟延支付高企认定服务费而引发，而是因其余服务费146717元被喜连天公司代收而引发。但在三奕公司向喜连天公司支付146717元服务费这件事上，三奕公司并无过错。且法律并未强制要求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律师费并非必要支出。因此，对政科公司要求三奕公司支付律师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20年6月19日判决如下：一、东莞市三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广州政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逾期支付高新企业认定服务费的违约金（违约金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8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至2020年6月15日）；二、驳回广州政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24元，由广州政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073元，东莞市三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1元。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政科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东莞市律师协会官网截图及邮箱截图，拟证明政科公司通过律师函明确告知三奕公司其没有委托喜连天公司代收服务费，并建议三奕公司向喜连天公司退款。三奕公司却要求政科公司签订解除涉案合同的协议后，才与喜连天公司交涉退款事宜，并委托周漪律师向政科公司发送《终止协议》。三奕公司并非善意的第三人。三奕公司对此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政科公司拟证明的事实，因为周漪律师发给政科公司《终止协议》，并没有提到政科公司没有委托喜连天公司代收服务费并建议三奕公司要求喜连天公司退款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政科公司主张三奕公司支付涉案服务费146717.7元及相应违约金、律师费是否成立。关于上述争议，政科公司认为其没有委托喜连天公司代收涉案服务费，喜连天公司的收款不构成表见代理，之后喜连天公司向其转账支付的146700元亦与本案无关联，故三奕公司没有履行支付服务费的合同义务。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政科公司与喜连天公司有业务合作关系，喜连天公司负责向政科公司推荐客户，并促成客户与政科公司签订服务合同，涉案《技术服务合同》就是由喜连天公司代表政科公司与三奕公司签订。第二，在政科公司提供完涉案服务后，喜连天公司于2019年3月持盖有政科公司印章的《收款授权书》和盖有喜连天公司印章的《请款申请书》向三奕公司申请支付涉案服务费。上述授权书和申请书所载内容都非常明确所收款项对应的是涉案合同服务费。三奕公司因此于2019年3月19日向喜连天公司转账支付146717.7元。喜连天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将其收取的服务费向政科公司转账146717元。从上述事实可见，喜连天公司作为涉案合同的签约代表，向三奕公司出具《收款授权书》《请款申请书》，以政科公司名义代收涉案服务费。综合涉案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喜连天公司上述代收行为在客观上已形成代理权的表象。本院认为，三奕公司基于喜连天公司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的地位、《收款授权书》盖有政科公司印章的权利外观等因素认为喜连天公司具有合法授权，符合一般商事主体的合理推断，三奕公司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三奕公司最终实际支付完毕涉案服务费146717.7元，并无逃避履行合同义务的表现，三奕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政科公司认为三奕公司与喜连天公司串通逃避付款责任、喜连天公司向其转账支付的146700元与本案无关等意见，均缺乏充分理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关于三奕公司应否支付违约金的问题，喜连天公司作为代理政科公司签约的代表，其就涉案《技术服务合同》的有关事项与三奕公司之间达成的口头约定，应视为系代表政科公司做出，对政科公司依法有效。现喜连天公司和三奕公司均确认双方口头约定服务费在三奕公司通过高新企业认证后支付。三奕公司是在2019年4月25日获得最终的高企认证证书，而三奕公司在2019年3月19日依喜连天公司的请款申请已支付相应服务费146717.7元，故三奕公司不存在迟延支付该服务费的行为。政科公司主张三奕公司支付相应违约金，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高企认定项目申报服务费逾期违约金的问题，三奕公司本应在取得高企认定奖励款的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对应的3万元服务款，但三奕公司直至诉讼中2020年6月15日才支付，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技术服务合同》约定，三奕公司逾期付款的，应按每日1%支付违约金。政科公司请求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违约金。按上述标准计算的违约金，均明显高于政科公司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综合政科公司的实际损失情况、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三奕公司的主观过错等因素，酌情将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第五，关于律师费用，三奕公司在支付涉案服务费的过程不存在违约情形，而高企认定服务费是政科公司在诉讼当中新增加的请求，本案诉讼的发生不能归咎于三奕公司，由此产生的律师费不应由三奕公司承担，故本院对政科公司该项请求不予支持。至于政科公司提出鉴定《收款授权书》上公章真伪及朱墨时序的申请，如前所述，现有证据已能充分证明喜连天公司的行为可视作代理政科公司的行为，故《收款授权书》上公章真伪与否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本院对政科公司的申请不予接纳。综上所述，政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30元，由上诉人广州政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