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终1735号上诉人：郑树生，男，195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凌海市。被上诉人：刘国栋，男，1956年1月12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凌海市。上诉人郑树生与被上诉人刘国栋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2020）辽0781民初1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树生，被上诉人刘国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树生上诉请求：1.请求上级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依据改判，支持原告的合理合法诉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期间上诉人的交通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为无任何法律效力的证据；二、我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证（注：房产证原始档案所登记资料，完全与土地使用证相符合），和印有国徽的由凌海市人民政府盖章的、有加盖凌海市土地管理局土地登记专用章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其效力大于刘国栋的非法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效力；三、一审判决将上诉人定性为实际所有权人错误，在2015年以前未和高素媛进行过户更名时，上诉人一直是郑大陆先生财产管理者，在2015年正式更我名下后，高素媛才把一切手续转我手中。四、调解协议书我的签字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刘国栋辩称，土地是我先买的，上诉人的土地不是他买的，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判决结果正确。郑树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移除栽种在原告土地内的果树、柳树及一切障碍，返还原告土地约750平方米；2.要求被告给付3年的750平方米未使用及柳树阴造成的500平方米不能正常使用的损失，合计1250平方米，约等于2亩，以每亩产玉米均1200斤×均0.8元约-(种子+化肥120元)=840元，840元×2亩×3年合计5040元；3.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国栋于2003年3月1日与凌海市新庄子镇政府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原敬老院北东至路边沟、南至墙(敬老院的北墙)、西至路边沟、北至路边沟约七亩左右土地。后新庄子镇政府又将敬老院卖给张春祥、曹桂林，该二人于2003年8月20日办理了土地使用证附的长方形宗地图。2003年10月22日，张春祥、曹桂林与郑大陆代理人郑树生签订房屋契约，将敬老院的房屋设施及院落卖给郑大陆，约定土地四至：东至道、西至石头墙、北至石头墙、南至石头墙、墙内院子包括在内。之后2015年1月30日，原告郑树生又与郑大陆的妻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该敬老院又卖给郑树生(郑树生自述，系郑大陆死亡后与郑大陆的妻子高书媛签订)，其中合同约定的四至：东至道、西至石头墙、北至石头墙、南至石头墙、墙内院子包括在内。实际原告郑树生于2003年10月以郑大陆名义购得敬老院后其一直在经营管理，其在诉状中自认其于2003年10月购买了镇政府敬老院，所以可以确认2003年10月起郑树生是实际的购买人，其为实际所有权人。敬老院的北墙东部实际向南缩入29.2米，敬老院的院落并不是土地使用证所附宗地图标注的长方形，就该部分墙外的土地原告认为在其土地使用证范围内，因此与被告发生纠纷后，双方于2008年经新庄子人民政府及国土资源局参与调解，达成边界调解协议：一、承包人刘国栋和郑树生同意将有争议的地块各一半面积如图；二、刘国栋原承包面积减少一亩左右，郑树生墙外只剩一亩左右(以图为准)；上述调解协议加盖新庄子镇政府公章，双方当事人各一份，新庄子镇政府和凌海市国土资源局各备一份。被告刘国栋将该争议北墙外部分土地让出一亩左右后在其另一部分地上栽植树木，现原告认为另一半的土地按土地使用证的标注其仍具有使用权，故提起排除妨害之诉，并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及赔偿树木挡阴所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以其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证作为证据向本院主张被告侵犯其物权，现发现该土地使用证所附宗地图与原敬老院房屋院落实际四至地形不符，因本案系民事纠纷对此证本案不能予以调整，但是原告与被告就争执的边界部分土地，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并由镇政府加盖公章并约定由镇政府及国土资源局备案，相当于对该部分土地边界纠纷进行了确权，该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当信守承诺如实履行。现原告无相关证据证明被告按照该调解协议约定的边界侵犯其物权，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辩称，调解协议签名时其尚未购买该敬老院房屋调解无效的意见，因从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2003年原告以郑大陆代理人的身份购买房屋并由其管理，其又在本案起诉书中自认2003年购买了新庄子镇原敬老院，因此原告从2003年购房起为实际所有权人，故此其辩解调解协议书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树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元，由原告郑树生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代理问题，对于民事法律行为成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关于代理行为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对于表见代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现上诉人郑树生提出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郑树生与被上诉人刘国栋系前后邻居关系，郑树生购买的敬老院居南面，刘国栋承包的土地居北面，两家界限为敬老院原始院墙。2003年郑树生以郑大陆的代理人的名义从案外人处购买了此敬老院，该敬老院的土地证宗地图形为规则的长方形，但该长方形又与土地证上标注的四至界限所体现的缺角形状不符，该原始院墙在东北角处有向内29.2米长的凹陷，该凹陷的面积约为两亩，就该两亩土地的归属问题，2008年，郑树生与刘国栋曾经有过诉讼，最后双方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的结果是该争议地块每家各一半面积，该协议上有郑树生和刘国栋的亲笔签名及镇政府及国土资源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签字确认且已由镇政府加盖公章确认，此纠纷解决后双方当事人并未按照调解协议确定的新的界限办理新的土地证。2015年郑树生从郑大陆的遗孀手中购得该敬老院院落，并于2015年5月14日办理新房产证但未变更土地证。2020年8月上诉人认为调解协议中另一半的土地按土地使用证上的图形标注其仍具有使用权，在一审法院提起排除妨害之诉，并要求被上诉人刘国栋返还土地及赔偿树木挡荫所造成的损失。关于应否返还土地问题，因从目前的诉讼证据-2008年调解协议具体内容来看，刘国栋使用土地并未越过协议约定的中线，不存在非法占用郑树生购买的原敬老院土地面积的事实，故其不应承担向郑树生返还土地面积的义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郑树生此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刘国栋栽种的树木遮阴问题，因刘国栋有权在已分割完毕的土地上栽种树木，且该树木位于诉争地块的中线北侧，如果遮阴也只是遮挡了刘国栋自己承包地的阳光，该树荫与位于南侧的郑树生无关，一审法院基于以上事实判决驳回郑树生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妥。关于郑树生提出2008年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因2003年订立敬老院转让协议时，郑树生是以郑大陆的代理人的身份订立合同，在案涉土地出现争议后，也是郑树生出面主张权利，并签署法律文件，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郑树生对争议事项具有代理权，故郑树生提出2008年调解协议无效的主张不应得到法律支持。综上，郑树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上诉人郑树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宇辉审判员  王金业审判员  王 广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刘佳乐书记员高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