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56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魏国，男，198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沁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莉，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康成瑞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法定代表人：李汉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扬，湖北元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魏国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康成瑞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成瑞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19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魏国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9）鄂0106民初195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及第四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事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1）关于原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上诉人与案外人张波的录音资料。在这份录音中，上诉人从始至终已明确表示这是其与案外人梁兆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并不认识被上诉人或被上诉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被上诉人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无关联也不认识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百万不符合实际。故原审法院将上述录音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不符合实际情况。（2）被上诉人提交的短信记录，显示收信人是董卫国、董卫霞；微信记录，显示收信人是董魏。上述证据中，第一，收信人名称与上诉人不符，且董卫霞与本案无关，另外没有显示发件人信息。第二，从信息内容也无法看出与涉案借款有关，是发件人与董卫国之间的个人纠纷，与被上诉人无关。故原审法院将上述聊天记录作为定案依据没有事实依据。（3）被上诉人主张的430万元借款中有100万元是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给上诉人，但并未向法院提交取款凭证，且上诉人也未收到100万元的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对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主张该100万元是其取现后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的，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根据交易习惯，100万元属于大额现金，原审法院也认为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以现金交付不符合交易习惯。另外对于大额现金是如何交付的，交付原因、交付地点、交付时间、交付对象等交付过程被上诉人均未说明。原审法院将上述没有提交任何证据的现金交付、与本案无关的聊天记录及上诉人承认与案外人梁兆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录音结合起来，来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存在100万元的现金借款，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4）案外人李会英向案外人郭向英转账200万元的银行流水。在该份证据中，第一，转出方案外人李会英并非本案被上诉人，且上诉人并不认识李会英；第二，收款方案外人郭向英并非本案上诉人，上诉人亦不认识此人；第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存在200万元的借贷，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银行流水与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无关，原审法院以该银行流水认定上诉双方存在200万元的借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5）案外人武汉特汽车辆有限公司向案外人山西众诚汇通商贸有限公司转账130万元的银行流水。在该份证据中，第一，转出方案外人武汉特汽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汽公司）并不是本案的被上诉人，且上诉人并不知道该公司;第二，收款方案外人山西众诚汇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诚汇通公司），上诉人在此时虽然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但公司的债权债务行为与股东无关，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对其债权主张提交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以转账双方与上诉双方均不是同一主体的银行流水，来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存在130万元借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6）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原审法院仅根据借款合同中的描述，“借到…”就认定上诉双方存在事实借贷关系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在本案中，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签订了借款合同，但上诉人在录音中以明确表态，其并不认识被上诉人，且涉案款项巨大，在双方互不认识及熟知的情况下，发生如此巨额的事实借贷不符合实际。其次，被上诉人还主张有现金交付的部分，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另外上诉人已明确是其与案外人梁兆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认识被上诉人。最后，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以借款人实际收到借款时借贷生效。根据以上事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事实的借贷关系。2、原审法院程序错误。被上诉人在庭后提交的关于案外人李会英的工作证明，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亦未发给上诉人进行质证，上诉人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应按照法律规定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在一审民事判决书中得知，被上诉人庭后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关于案外人李会英的工作证明，由于该份证据对本案的事实及裁判有重要的影响，其被上诉人主张有100万元现金是通过李会英交付的。其二，被上诉人主张通过案外人李会英名下转给案外人郭向英的200万元款项是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的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新的证据”的规定，该份工作证明既不属于被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也不属于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如果该工作证明属实，也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就存在的证据。同时被上诉人也未在一审开庭前或开庭审理时提出，故该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的新的证据。另一方面，原审法院在收到上述证据后也未发给上诉人进行质证。介于该证据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及裁判均具有重大影响，故原审法院应按照法律规定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亦不能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存在事实的借贷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且程序错误。康成瑞公司辩称，1、上诉人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原审认定事实和证据合法合理。上诉人否认案外人张波的录音证据，张波也是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明确授权给张波追讨上诉人的欠款，当时在酒店告知上诉人录音了，上诉人也同意录音。在录音里上诉人明确表示承担430万元的本金。上诉人认为其并不认识出借人，但借款出借人是康成瑞公司，实际借款人是上诉人，借条也是这样写的，在录音证据里也明确上诉人对借款事实予以了承认。2、关于上诉人质疑的这笔钱是否真实交付了，430万元借款分了几笔，第一笔100万元的现金借款是事实，当时给了上诉人本人。第二笔转账付款，李会英是康成瑞公司的会计，郭向英是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钱是由康成瑞公司会计汇给上诉人指定的人。还有一笔130万元，案外人特汽公司其实也是康成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另外一个公司，款汇给上诉人指定的账户，收款的是众诚汇通公司，上诉人也是该公司大股东。3、至于上诉人所称的程序违法，康成瑞公司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好像也通知上诉人了。康成瑞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董魏国向康成瑞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30万元；2、董魏国以430万元为基数，其中300万元从2013年12月1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0％向康成瑞公司支付借款利息；130万元自2014年12月1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0%向康成瑞公司支付借款利息；3、董魏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12日，案外人特汽公司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银行账号：70×××07）向案外人众诚汇通公司名下银行账户（银行账号：05×××93）转款130万元。上述转款发生时，特汽公司的股东为李汉桥与李爱华，且李汉桥系特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魏国系众诚汇通公司股东。2013年12月10日，康成瑞公司股东李爱华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银行账号：62×××48）向康成瑞公司的出纳李会英名下招商银行账户（银行账号：62×××71）转款100万元，康成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股东李汉桥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银行账号：62×××36）向康成瑞公司的出纳李会英名下上述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同日，李会英将上述200万元转至案外人郭向英名下银行账户（银行账号：95×××49）。另，康成瑞公司于庭审中自述，2011年8月22日，李汉桥委托李会英取现200万元，康成瑞公司通过现金支付董魏国100万元。后，康成瑞公司与董魏国于2013年12月10日签订《借款合同》，双方约定：“今借到武汉康成瑞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人民币（现金）肆佰叁拾万元整（￥4,300,000元），其中叁佰万元（￥3,000,000元）按年利息百分之二十（20%）支付利息，剩余壹佰叁拾万元整不计利息。借款时间为一年（2013年12月10日至2014年12月10日止），肆佰叁拾万元整本金和其中叁佰万元整的利息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0日”。康成瑞公司在上述《借款合同》上盖章，董魏国在上述《借款合同》上签名捺印。另查明，康成瑞公司股东梁兆江多次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向董魏国及其姐董魏霞催要借款，董魏国均表示暂无还款能力，至今尚未还款。2019年4月，康成瑞公司委托张波处理康成瑞公司与董魏国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事宜。同年6月，张波与董魏国就案涉借款的还款事宜进行协商，双方同意对该段谈话进行录音。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康成瑞公司、董魏国双方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一、双方于2013年12月10日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书上有康成瑞公司加盖的公章及董魏国的亲笔签名及捺印。且董魏国在庭审中亦自认该合同系其本人签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因案涉《借款合同》的缔结基于双方自愿且真实的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康成瑞公司、董魏国双方间的借贷关系自双方当事人于《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时成立，且自成立时生效，依法受法律保护。董魏国抗辩称案涉借款系董魏国与康成瑞公司股东梁兆江之间的个人借贷关系，本案康成瑞公司并非债权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康成瑞公司是否具有债权人资格的问题。首先，康成瑞公司提交的《借款合同》上载明借款人为康成瑞公司，董魏国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名，当事人持有的债权凭证明确载明债权人，本案康成瑞公司具有债权人资格；其次，结合案涉借款的资金来源，案涉借款的资金源于康成瑞公司股东李汉桥及李爱华，且李汉桥与李爱华同时为特汽公司自然人股东，现李汉桥主张该笔借款为康成瑞公司借款，未损害公司利益；最后，其中200万元借款本金由康成瑞公司的出纳李会英的银行账户转出，系其履行职务行为，依据交易习惯可以认定为是该公司的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康成瑞公司具备债权人资格，为本案适格原告。董魏国的抗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亦不影响其与康成瑞公司借款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案涉借款本息如何确定的问题。康成瑞公司主张案涉借款本金为430万元，其中330万元的借款本金，以银行转账凭证及借款合同为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董魏国抗辩称其从未收到案涉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董魏国称其未收到借款从而拒绝还款，系在事实上进行了先履行抗辩。先履行抗辩权成立的前提是康成瑞公司未履行其履行顺序在先的出借借款的义务，故本案关键在于康成瑞公司是否已履行向董魏国支付借款的义务，即董魏国是否收到案涉借款本金。根据康成瑞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显示，从时间上来看，康成瑞公司转款先于或者同时于双方当事人签订借款合同，董魏国在借款合同上确认“借到康成瑞公司430万元”，结合康成瑞公司提交的短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及谈话录音，董魏国均承认借款的事实，基于此，董魏国的先履行抗辩权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董魏国收到康成瑞公司借款330万元。康成瑞公司主张另外100万元系康成瑞公司通过取现后现金交付的方式交予董魏国，但康成瑞公司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取款凭证，且案涉金额巨大，以现金交付不符合交易习惯，但根据康成瑞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谈话录音资料，案涉谈话录音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且经双方当事人当庭质证，一审法院依法采信该份谈话录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该份谈话录音中，董魏国承认其收到430万元的借款本金，与梁兆江之间存在43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基于此，一审法院认定康成瑞公司、董魏国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430万元的借款本金。关于案涉借款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借贷双方在借款合同中对300万元的借款部分约定借款期间为2013年12月10日至2014年12月10日，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0%，因此借款期间利息为6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借贷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其中300万元借款期间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0%，余下130万元不计利息，视为未约定借期内利率。基于此，康成瑞公司主张董魏国以借款本金300万元为基数，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年利率20%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康成瑞公司主张董魏国以借款本金130万元为基数，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年利率20%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董魏国应当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130万元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综上，董魏国应当向康成瑞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30万元、借款期间利息60万元，并以借款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0%的计算标准，向康成瑞公司支付逾期利息（自2014年12月11日起至借款本金及利息清偿完毕之日止），并以借款本金13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计算标准，向康成瑞公司支付130万元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2014年12月11日起至借款本金及利息清偿完毕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董魏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康成瑞公司清偿借款本金430万元；二、董魏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康成瑞公司清偿借款期间利息60万元；三、董魏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康成瑞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计算自2014年12月11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四、董魏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康成瑞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13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自2014年12月11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驳回康成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1,200元，由董魏国负担。董魏国、康成瑞公司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康成瑞公司与董魏国之间借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且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康成瑞公司与董魏国于2013年12月10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了董魏国借到康成瑞公司人民币430万元以及借款利息、还款时间等内容，该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一经签订合同即成立，该合同内容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董魏国既在其与康成瑞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上签名，则理应受《借款合同》的法律约束，其上诉称与康成瑞公司之间没有借款合同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康成瑞公司是否实际出借资金问题，董魏国上诉主要针对康成瑞公司430万元的付款证据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因此，在出借人持有借据、收条、欠条等债权凭证的情况下，借款人抗辩借贷未实际发生，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情况综合进行判断，以确定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而非简单地以借款是否有完整、明确的资金流水作为判断借贷事实发生的唯一依据。本案中，康成瑞公司为证明借款交付的事实，提交了案外人特汽公司向案外人众诚汇通公司转款，以及案外人李会英向案外人郭向英转款的银行凭证，转款总金额330万元，另100万元康成瑞公司则主张为现金交付，单独以上述案外人之间的转款证据，确实难以证明康成瑞公司有向董魏国出借资金的行为。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分析，则康成瑞公司已实际支付借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其一，董魏国在其与康成瑞公司2013年12月10日《借款合同》中写明“今借到康成瑞公司人民币430万元”，故该《借款合同》同时具有债权凭证的性质，表明董魏国在签订《借款合同》时认可已经收到430万元借款。其二，董魏国不认可其与康成瑞公司有借款关系，但在诉讼中自认与案外人梁兆江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述称案涉《借款合同》系受梁兆江要求签订，故案涉借款事实应系客观存在，只是董魏国主观上认为债权人应为梁兆江而非康成瑞公司。其三，从康成瑞公司提交的短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谈话录音等证据内容来看，董魏国对借款的事实均未予否认，其强调的亦是该借款是其与梁兆江之间的纠纷，而非与康成瑞公司的纠纷。其四，案外人梁兆江系康成瑞公司股东，两者具有关联关系，案涉借款发生时出借主体不明，但康成瑞公司事后以自己名义与董魏国签订借款合同，董魏国也受梁兆江要求在合同上签字，董魏国对签订《借款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系明知，该合同说明各方当事人已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了债权人为康成瑞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故一审法院根据康成瑞公司提交的证据综合判断案涉借款事实成立，符合法律规定，董魏国未能就康成瑞公司的主张提出反驳证据，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康成瑞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的《李会英工作证明》，因该证明系康成瑞公司自行出具，性质上不应作为书证，应视为康成瑞公司的陈述，相关内容康成瑞公司在庭审中已作出陈述，故即使一审法院在庭审后未组织对该证明进行专门质证，也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认定。据此，董魏国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向康成瑞公司偿还借款43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董魏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200元，由董魏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兵审判员  张剑审判员  潘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