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10民终11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红梅，女，汉族，1977年12月12日出生，住湖北省监利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定虎，男，汉族，1976年6月7日出生，住湖北省监利市。系余红梅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军，沙市区诚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立文，男，汉族，1983年3月11日出生，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志鹏，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红梅因与被上诉人汤立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2民初28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红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定虎、张传军以及被上诉人汤立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志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红梅上诉的主要理由：1、一审判决违反“证据裁判主义”的裁判规则，未进行全面、客观的审核认定证据，未公开证据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继而直接作出了事实认定，程序违法。2、一审判决关于“合同签订当日，钱磊先从自己开户的平安银行卡汇入原告余红梅工商银行账户20万元，再由余红梅通过手机银行分三次向汤立文的银行账户转账47.94万元”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钱磊是否于所谓合同签订当日向上诉人转款20万元，没有相应证据佐证，汤立文也没有向法院提交相应证据，一审法院更没有就此方面的证据组织质证。其次，余红梅按照合同的约定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完成了对汤立文的借款交付义务，汤立文在庭审质证过程中也予以了认可。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其一，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原始、直接的证据，应当重视其相对于间接、传来证据具有的较高证明力，并将其作为确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若要否定书面证据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并确定当事人之间存在缺乏以书面证据为载体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必须在证据审核方面给予更为审慎的分析研判。在两种解读结果具有同等合理性的场合，应朝着有利于书面证据所代表法律关系成立的方向做出判断，借此传达和树立重诺守信的价值导向。其二，结合本案而言，当事人双方之间经过了《车辆抵押借款合同》的签订过程，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余红梅也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借款交付义务，汤立文也予以了承认。显然，汤立文向余红梅借款的主观意思表示真实。因此，当事人双方之间系为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依法予以保护，以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安全。其三，与本案存在关联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收到借款后如何处分钱款并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无论案外人是否涉嫌诈骗，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其四。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094号民事裁定认为，通过追赃、退赔不能弥补全部损失的情况下，赋予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对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相互补充的，并未加重当事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民事裁定也认为，因同一法律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刑事案件没有执行终结，也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为避免民事权利人双重受偿，可在执行中对于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依据实体责任的认定进行综合处理。依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即便本案借款在钱磊所犯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的刑事案件中已得到了处理，上诉人依然就本案借款具有诉权，诉讼请求也应当得到支持。汤立文答辩的主要意见：1、一审中，双方对于证据进行了充分质证，庭审笔录中都予以了记载。余红梅以判决文书中未对证据的评判全部说明，从而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缺乏足够的依据。2、钱磊在合同签订当日向余红梅转款20万元的事实，有钱磊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以及刑事判决为证，并非没有相应依据。3、汤立文不应当对余红梅的损失承担责任。其一，民法是以鼓励市场交易、维护市场秩序安全为目的，但并不保护非法交易。本案已经查明汤立文向余红梅借款实际为钱磊对余红梅的诈骗行为。再以正常的借款合同纠纷来看待本案，明显不符合立法精神。其二，根据余红梅的丈夫吴定虎报案时的陈述以及证人关某的陈述，余红梅向多达9人出借资金，总额高达300余万元，利率约定也为每月2.5％，且钱磊和吴定虎商议由其提供资金，钱磊负责介绍客户，获取的利息共同分成。可见余红梅的行为属于违法放贷获取高额利息的行为。另外，余红梅出借资金主要是基于车辆抵押，而非基于对借款人的信任。本案正是因为余红梅将抵押手续交给钱磊才最终导致受骗，其自身也存在过错。其三，如果判令汤立文对余红梅的损失承担责任将导致判决的重大冲突。本案中的事实已经刑事判决认定为钱磊诈骗余红梅。虽然刑事判决后并不否定民事责任承担，但这种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还是需要考虑两种责任之间的影响。假设判令汤立文对余红梅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余红梅也没有了损失，其在刑事判决中也就不再拥有获得退赔的权利。同时，汤立文也就此受到了损失，其又向谁主张权利？如果是由于钱磊的行为造成，那么刑事判决就应改判被诈骗的对象为汤立文，由钱磊向其退赔。余红梅诉称：被告因资金困难向原告借款，经协商后双方签订了《车辆抵押借款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原告出借给被告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借期三个月，自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4月25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5%，被告以自有的合法车辆鄂Ｄ×××**作为抵押担保。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书的约定将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分别以银行转账及现金交付的方式交付给了被告。合同同时约定，被告逾期还款，须每日按照借款本金3%向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直至全部债务还清之日止。借款期限届满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催讨借款本息，被告无正当理由不仅拖延还款，而且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约定的抵押汽车转移过户给他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并承担自2015年1月26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标准为月利率1.5%）；2.被告赔偿原告逾期还款的违约金（按照借款本金50万元为基数，以每日3%支付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2015年1月26日，案外人钱磊骗得被告汤立文同意帮其成立的荆州市骏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做人气和业绩，要求被告汤立文将一辆由钱磊出资购买登记在汤立文名下的揽胜运动牌越野车开到荆州市骏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该公司工作人员关某办理了《车辆抵押借款合同》。该合同显示出借人为原告余红梅，借款人为汤立文。合同约定汤立文将揽胜运动牌越野车抵押给余红梅用于借款50万元，并约定了利息和还款期限。该合同还对抵押物的处置、违约情形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借款人汤立文在合同上签字并捺指印，出借人余红梅亦在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当日，钱磊先从自己开户的平安银行卡汇入原告余红梅工商银行账户20万元，再由原告余红梅通过手机银行分三次向被告汤立文的银行账户转账47.94万元。由于汤立文抵押给余红梅的揽胜运动牌越野车实际由钱磊出资购买，因此当日该款即通过手机银行从汤立文的账户转入钱磊的工商银行账户。另查明，2015年9月，本院曾受理余红梅与汤立文民间借贷诉讼，案号为（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1592号。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汤立文提出案外人钱磊和余红梅均涉嫌刑事犯罪的抗辩并向公安机关举报，原告余红梅亦向公安机关举报了汤立文，该案审理法官认为该案涉嫌经济犯罪，于2015年12月24日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作出（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1592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余红梅的起诉。2016年2月1日，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分局立新派出所致函本院称未发现汤立文在钱磊诈骗案中涉嫌犯罪，不属于犯罪嫌疑人。本院作出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鄂1002刑再初2号刑事判决中认定，被告人钱磊从2015年1月19日至2015年4月12日分八次共诈骗被害人吴定虎、余红梅夫妇268.55万元，其中2015年1月26日，钱磊实际骗取吴定虎夫妇27.94万元，案涉合同与本案审理的合同系同一份车辆抵押借款合同。该判决第三项中已经判令钱磊退赔余红梅夫妇268.55万元，本案的所涉款项亦在退赔款当中。一审认为：本案涉及的《车辆抵押借款合同》及相关事实与本院已经审结的被告人钱磊诈骗、合同诈骗罪一案中的车辆抵押借款合同及相关事实一致。本案名为汤立文向余红梅借款，实为钱磊利用汤立文和原告余红梅订立合同进行诈骗，将原告余红梅的款项据为己有。在钱磊诈骗、合同诈骗罪一案的刑事判决中已经判令钱磊退赔余红梅夫妇人民币268.55万元的赃款中包含该27.94万元，即本案所涉的有关借款在钱磊所犯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的刑事案件中已经得到了处理。据此，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红梅的诉讼请求。二审中，汤立文提供余红梅的丈夫吴定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余红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向不特定人提供借款，本案借款合同应当无效。汤立文还提供证人关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钱磊、吴定虎共同经营放贷业务。余红梅质证认为该两份公安机关的笔录不是新证据，不应得到采信。二份笔录的内容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达不到汤立文的证明目的。二份笔录是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书证，刑事案件的证据采信与民事证据的采信标准不一致，不具有适用性。本院认为，余红梅的丈夫吴定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已经于一审提交，并经过了举证质证，并非本案二审的新证据。对于关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其陈述的事实与本案具备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为汤立文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鄂1002刑再2号刑事判决认定案外人钱磊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骗取被害人余红梅夫妇268.55万元，并以此判决案外人钱磊犯合同诈骗罪，并责令案外人钱磊向余红梅夫妇退赔268.55万元。从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来看，汤立文仅是该刑事案件的证人，而案外人钱磊才是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其次，本案实际是钱磊将自己所有的车辆过户至汤立文名下，要求汤立文帮忙以其自己的名义利用上述车辆向余红梅抵押借款。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汤立文与案外人钱磊之间实际形成了一个委托关系。当然，从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汤立文并不知晓案外人钱磊是为骗取余红梅夫妇的资金而委托其以自己的名义向余红梅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在汤立文不能对余红梅履行义务时，应当向余红梅披露委托人钱磊，此时余红梅可以选择汤立文或钱磊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但余红梅选定后不能变更选定的相对人。从余红梅夫妇于2015年8月11日报案的陈述来看，其当时指控的是汤立文诈骗，且余红梅也于2015年9月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了汤立文，似乎余红梅选定的是汤立文作为相对人。但是，根据余红梅丈夫吴定虎于2016年8月4日向检察机关的陈述：“这九部车先后都有到期不还款和不交利息的情况，我就到交管部门查，发现车都已经被过户卖掉了。我就去找钱磊，钱磊要我不报案，给他宽限一下，我就给了他一两个月，但他还是还不了，最后我就报案了。”可见，余红梅夫妇实际选定的相对人是钱磊，报案和之后的起诉是因为钱磊不能还款导致。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本案承担还款责任的也应当是钱磊，而非汤立文。综上，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专业法官联席会议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余红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祖发审判员  周 湛审判员  廖崇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周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