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14民辖终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法定代表人：卜宪忠，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奉勤，辽宁山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金道贵金属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法定代表人：刘思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奉勤，辽宁山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金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负责人：卜宪忠，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奉勤，辽宁山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爽，女，1981年10月6日出生，蒙古族，住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奉勤，辽宁山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卜宪忠，男，1978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奉勤，辽宁山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思成，男，1978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奉勤，辽宁山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士，女，195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魁，辽宁一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金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公司）、辽宁金道贵金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金某公司）、金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葫芦岛分公司（以下简称金某葫芦岛公司）、张爽、卜宪忠、刘思成因与被上诉人张红士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2020）辽1403民初75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金某公司、辽宁金某公司、金某葫芦岛公司、张爽、卜宪忠、刘思成上诉称：张红士在一审诉状中称，有五组合同，具体包括《黄金租赁协议》和《黄金预约回购协议》，但在诉状中自认的案由为返还原物纠纷，且其诉讼请求均是根据租赁协议的约定，要求返还租赁物、支付租金，返还购买租赁物的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等。通过上述诉讼请求可知，被上诉人完全是根据五份《黄金租赁协议》在主张权利，且根据其自认的案由也是按照租期届满要求返还租赁物，根据没有要求按照《黄金预约回购协议》的约定支付回购款。因此本案所涉及的合同只有《黄金租赁协议》。而所有五份《黄金预约回购协议》均约定由上诉人金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所在地法院管辖。而被上诉人提交的五份《黄金预约回购协议》均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根据《黄金预约回购协议》确定管辖权是错误的。且被上诉人将与本案无关的上诉人张爽、卜宪忠、刘思成错列为被告是诉讼主体错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及《黄金租赁协议》中关于管辖的约定，本案应该移送至深圳前海区人民法院审理。综上，依法撤销一审裁定，依法裁定将本案移送至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审理。被上诉人张红士答辩称：(2020)辽1403民初755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定符合法律规定，符合事实，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因为，张红士多年前就开始在金某的店里按金某公司必须支付现金购买的要求，在金某公司的店里用现金购买黄金，金某公司用称测量黄金块的重量后，张红士按克数乘以当天每克卖价支付总价款。之后，把黄金又交付给金某三公司同一团队的员工，员工按金某三公司的操作模式出具协议，2018年2月27日出具的《黄金预约回购协议》是最原始的协议，之后因犯罪发生金某不能按协议继续对外支付租金等费用，也陆续把客户手里的协议都在未告知客户用哄骗的方式更换改变诉讼地法院的新协议，本案的发生地、履行地、纠纷地都是葫芦岛龙港区，金某三公司在深圳根本没有任何业务和办公地点，后期合同改变管辖法院没有法律效力和事实意见，上诉人的上诉只是利用法律程序拖延时间，所以，请求贵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裁定。本院经审查认为，2018年2月27日张红士作为出租方与金某公司作为承租方、辽宁金某公司签订了《黄金租赁协议》，约定：张红士将品种AU9999，重量为363克（价值100188元）的黄金出租给金某公司，辽宁金某公司代金某公司收取租赁物。租期为2018年3月2日至2018年4月30日，租金为2305元。任何一方单方提前解除租赁协议则为违约，违约方需向守约方支付租赁物价值5%的违约金。并约定由金某公司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解决本协议履行发生的争议。2019年1月29日张红士作为出租方与金某公司作为承租方、金某葫芦岛公司签订了三份《黄金租赁协议》，分别约定：张红士将品种AU9999，重量为299克（价值80132元）、728克（价值200200元）、349克（价值100163元）的黄金出租给金某公司，金某葫芦岛公司代金某公司收取租赁物。租期分别是为2018年7月5日至2019年7月14日，2018年8月18日至2019年8月17日，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租金分别12020元，30030元，2305元。均约定任何一方单方提前解除租赁协议则为违约，违约方需向守约方支付租赁物价值5%的违约金。并均约定由金某公司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解决本协议履行发生的争议。另，张红士2018年8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靳某（卜宪忠员工）卡中支付8万元材料款。张红士主张该8万元是购买黄金向卜宪忠支付的价款。卜宪忠抗辩称该8万元系靳某与其他人诈骗张红士的行为，与公司没有合同，但认可靳某系金某葫芦岛公司临时借用其他公司的工作人员。2018年2月27日辽宁金某公司与张红士签订《黄金预约回购协议》，约定辽宁金某公司以100188元回购张红士品种AU9999（重量363克）黄金，回购时间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7日，双方发生争议可向张红士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起诉。张红士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诉讼请求是返还其花费480683元购买的存放在被告处的黄金1739克，支付租金46660元和违约金24034.15元并归还80000元人民币。本院认为，张红士起诉被告返还其购买的黄金1739克、支付租金46660元和违约金24034.15元，该诉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是金某公司按照《黄金租赁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争议的法律关系是租赁合同纠纷。在《黄金租赁协议》中已经约定了发生的争议的解决方式，即向金某公司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起诉。尽管张红士答辩称金某公司、辽宁金某公司、金某葫芦岛公司在未告知客户的情况下，用哄骗的方式更换改变诉讼地法院的新协议，及金某公司在深圳根本没有任何业务和办公地点的主张，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金某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和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企业备案证明，均显示金某公司的地址均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某室，该地址与上述四份《黄金租赁协议》中写明的金某公司的地址一致。故此，张红士提出的金某公司等在未告知客户的情况下改变管辖法院及在深圳没有任何业务和办公地点的答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辽宁金某公司与张红士签订的《黄金预约回购协议》约定了管辖法院，但根据张红士向一审提交的起诉状来看，本案纠纷与《黄金预约回购协议》并无关系，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此《黄金预约回购协议》约定的管辖来确定本案纠纷的管辖权，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张红士起诉被告返还其购买的黄金1739克、支付租金46660元和违约金24034.15元，依据的基础事实是四份《黄金租赁协议》，且明确约定了争议解决的管辖法院，此种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协议管辖的规定，对合同各方均有约束力，各方应予尊重，故此张红士诉金某公司、辽宁金某公司、金某葫芦岛公司等的租赁合同纠纷案，应由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处理，一审法院对此无管辖权。关于张红士起诉被告归还80000元的诉求，因靳颖系金某葫芦岛公司的员工，其收取张红士80000元材料款的行为应视为金某葫芦岛公司的行为。从张红士的诉求来看，争议标的为金某葫芦岛公司等未履行合同义务，属于其他标的。因双方无合同履行地的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故金某葫芦岛公司的住所地葫芦岛市龙港区应为合同履行地，所以，张红士诉金某公司、辽宁金某公司、金某葫芦岛公司等归还其80000元的合同纠纷案，作为合同履行地的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具有法定管辖，原审法院对此应予管辖。至于上诉人金某公司等提出张红士将与本案无关的上诉人张爽、卜宪忠、刘思成错列为被告是诉讼主体错误的理由，本院认为，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属于实体审理问题，本管辖权异议阶段不予审查。综上，金某公司等关于张红士起诉被告返还其购买的黄金1739克、支付租金46660元和违约金24034.15元的案件上诉请求，应予支持。原审裁定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金某公司等关于张红士诉被告归还80000元的案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2020）辽1403民初755号民事裁定；二、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对张红士诉金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辽宁金道贵金属投资有限公司、金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张爽、卜宪忠、刘思成等归还其80000元的合同纠纷案具有管辖权；三、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法院将张红士诉金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辽宁金道贵金属投资有限公司、金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张爽、卜宪忠、刘思成等返还其购买的黄金1739克、支付租金46660元和违约金24034.15元的租赁合同纠纷案移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处理；四、驳回金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辽宁金道贵金属投资有限公司、金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张爽、卜宪忠、刘思成等对张红士诉金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辽宁金道贵金属投资有限公司、金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张爽、卜宪忠、刘思成等归还其80000元的合同纠纷案的管辖权异议。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加审判员 梁珏景审判员 周 艾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徐 宏本裁定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