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83刑初1135号 公诉机关东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程倩红，女，1974年7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居民，家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3月12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徐宗新，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侯美文，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钟骏峦，男，1977年8月18日出生于广东省紫金县，汉族，大学文化，居民，家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3月12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依法逮捕。经东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9年6月19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辩护人陈浩，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崇海，男，1978年11月2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勃利县，汉族，大学文化，居民，家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3月12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韦丁宁、包钱江，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钟琪，男，1981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市，汉族，大学文化，居民，家住瑞金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3月12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叶元博，浙江求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金芙蓉，女，1987年7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大学文化，居民，家住东阳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4月1日被东阳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 辩护人楼闽，东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金健，男，1992年1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居民，家住东阳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3月12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20年11月2日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金艳丽，东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乔凤禅，女，1987年7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居民，家住东阳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3月30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翁梅娟，东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浙江翁梅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筱君，女，1971年5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大学文化，居民，家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4月22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0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辩护人卢凯，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艇艇，男，1985年12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居民，家住东阳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3月16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吴旭标，浙江欧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楼国强，男，1984年10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居民，家住东阳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3月12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东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周一军，浙江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楼婷，女，1976年12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大专文化，居民，家住东阳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3月24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睿，东阳市法律援助中收指派的浙江厚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孙爱巧，女，1986年6月26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居民，家住东阳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4月26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辩护人赵方昉，浙江震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君君，女，1989年9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中专文化，居民，家住东阳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3月16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辩护人何泽华，浙江德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筱洁，女，1990年4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大学文化，居民，家住东阳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4月12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辩护人赵俊，东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景侃，曾用名杨景康，男，1982年8月21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高中文化，居民，家住东阳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3月25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8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辩护人韦振凯、杨璐，东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徐锋，男，1986年4月10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高中文化，居民，家住东阳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4月9日被东阳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 辩护人胡梢蔚，东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浙江百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陆练练，女，1982年8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大专文化，居民，家住东阳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3月16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8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辩护人蒋进宝，东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浙江长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楼军锋，男，1975年1月17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居民，家住东阳市。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3月13日被东阳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 辩护人贾超倩，东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浙江融哲（东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东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公诉刑诉[2019]77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程倩红、钟骏峦、黄崇海、钟琪、金芙蓉、金健、乔凤禅、周筱君、吴艇艇、楼国强、楼婷、孙爱巧、张君君、刘筱洁、杨景侃、徐锋、陆练练、楼军锋犯开设赌场罪，于2019年12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年12月3日立案，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案件需要补充侦查，东阳市人民检察院先后于2020年3月2日、7月2日建议本院延期审理，并分别于2020年4月2日、8月2日提请本院恢复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东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清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程倩红、钟骏峦、黄崇海、钟琪、金芙蓉、金健、乔凤禅、周筱君、吴艇艇、楼国强、楼婷、孙爱巧、张君君、刘筱洁、杨景侃、徐锋、陆练练、楼军锋及辩护人徐宗新、侯美文、陈浩、韦丁宁、包钱江、叶元博、楼闽、金艳丽、翁梅娟、卢凯、吴旭标、周一军、张睿、赵方昉、何泽华、赵俊、韦振凯、杨璐、胡梢蔚、蒋进宝、贾超倩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东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年底，被告人程倩红、钟骏峦、黄崇海、钟琪伙同钟鸣（另案处理）等人合伙成立了深圳维诺科技互动有限公司，由被告人程倩红、钟骏峦夫妇出资25万元（人民币，下同）占股40%，钟鸣出资25万占股40%，黄崇海、钟琪以技术入股各占股10%，共同研发并运营“麻婆儿-浙江棋牌”手机APP软件平台，招募代理组织人员加入该平台，出售房卡获利。被告人程倩红负责该公司的运营、业务推广及财务管理、代理管理等工作，被告人钟骏峦担任公司法人并参与协助管理，被告人黄崇海、钟琪担任技术管理，在平台先后开通“杭州麻将”“牛牛”“四副牌”“余杭麻将”“东阳麻将”“十三道”等多种玩法。被告人金芙蓉、金健受雇佣担任公司客服负责东阳地区“麻婆儿-浙江棋牌”APP的广告投放、招募代理商等推广活动，同时也担任公司代理商。被告人乔凤婵、周筱君、吴艇艇、楼国强、楼婷、孙爱巧、刘筱洁、张君君、杨景侃、徐锋、陆练练、楼军锋及沈桂花、许敏珍、沈建花、俞春娟（均另案处理）等人在明知“麻婆儿-浙江棋牌”APP软件为赌博软件的情况下，依照公司要求创建并管理赌博微信群，成为代理商，召集赌博人员在该平台进行赌博活动。各代理商从公司以980元950张、580元480张、280元180张房卡不等的较低价格批量购买房卡，后将房卡加价销售给自己组建群内的赌博人员以获取非法利润。赌博人员通过购买房卡进入该平台并消耗房卡进行赌博，赌博结束后平台自动计算输赢，赌博人员通过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等方式结算赌资。 据平台后台数据显示，在该平台注册账号参与赌博的人员共计五万八千余名，通过公司审核成为代理商的共计四百余名。自2017年2月份开始，公司通过销售房卡方式获取非法利润，共计获利600余万元。运营期间，被告人程倩红及钟鸣各获得分红68万元，被告人黄崇海、钟琪各获得分红17万元。 1.2017年3月，被告人金芙蓉成为公司客服及推广员，领取固定工资8万余元。后被告人金芙蓉成为平台代理商，以11004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106680张，剩764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销售房卡非法获利共计10万余元。 2.2017年3月，被告人金健成为公司客服及推广员，领取固定工资5万余元。前期被告人金健通过推广APP来招募代理商，提成其招募代理商购买房卡金额的10%；后被告人金健成为平台代理商，以5468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51470张予以销售，以上两项被告人金健个人非法获利共计6万余元。 3.2017年4月开始，被告人乔凤婵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于2018年7月发展被告人楼军锋作为其二级代理商，提成其二级代理商购买房卡数量的20%共计2156张。被告人乔凤婵以32062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307670张，剩760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销售房卡非法获利24万余元。 4.2017年3月开始，被告人周筱君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26938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261180张，剩554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销售房卡非法获利25万余元。 5.2017年6月开始，被告人吴艇艇、陆练练共同拉人创建赌博群，由被告人陆练练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并担任群主，至同年11月，二被告人以2090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19520张，销售房卡非法获利2万余元。后被告人吴艇艇接替被告人陆练练成为群主单独管理赌博群，并继续使用陆练练的代理商账号以24600元的总金额共计购买房卡23920张，剩余房卡60张未销售，个人销售房卡非法获利2万余元。2017年12月开始，被告人吴艇艇另行组建赌博群，并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9778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94540张，剩483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销售房卡非法获利9万余元。被告人吴艇艇于2017年12月发展被告人杨景侃作为其二级代理商，提成其二级代理商买房卡数量的20%共计400余张。综上，被告人吴艇艇个人非法获利11万余元，被告人陆练练个人非法获利2万余元。 6.2017年8月开始，被告人楼国强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12376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119880张，剩184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销售房卡非法获利9万余元。 7.2017年9月份开始，被告人楼婷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9788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94710张，剩59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销售房卡非法获利9万余元。 8.2017年7月份开始，被告人孙爱巧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8550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82380张，剩761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销售房卡非法获利7万余元。 9.2017年6月开始，被告人张君君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6970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60290张，剩243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销售房卡非法获利5万余元。其中，2018年7、8月份及2019年2月份，被告人张君君伙同被告人徐锋共同销售房卡给微信群内的赌博人员，获利二人分成。 10.2017年10月开始，被告人徐锋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1052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9110张，个人销售房卡非法获利6千余元。后因其代理商账号被平台冻结，被告人徐锋遂伙同被告人张君君共同销售房卡给张君君创建的微信群内的赌博人员，共同销售房卡17600张，获利二人分成，被告人徐锋个人非法获利2万余元。 11.2017年3月开始，被告人刘筱洁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于同年7月发展被告人孙爱巧作为其二级代理商，提成其二级代理商买房卡金额的10%共计3788元。被告人刘筱洁以6416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62040张，个人销售房卡非法获利4万余元。 12.2017年12月开始，被告人杨景侃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2942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27980张，剩1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销售房卡非法获利2.9万余元。 13.2018年7月开始，被告人楼军锋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2116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20430张，剩929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销售房卡非法获利1.8万余元。 14.同案犯沈桂花、石明洪、黄杨芳、金华杰、王仙珍、张侃、孙庆华、张楠、申屠英燕、赵江群、单王**、许敏珍、金海英、赵英珍、胡骁毅、王燕峰、郑卓剑、卢秀良、傅晓松、吕航珍、斯慧泉、楼玉芳、楼伟国、沈建花、金婷、许云燕、俞春娟、徐国宝、罗海兵、腾立平、陈达、潘芸、王飞、张聪聪、金旋乐、叶昆、徐月、陈佳男、张霞、吴祥敏、付婷、余雪云、朱琤、陈宇航、包燕倩、叶燕燕等人先后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300余万元购买房卡300余万张，销售房卡共非法获利200余万元。 被告人程倩红、钟骏峦、黄崇海、钟琪、金芙蓉、金健、乔凤婵、周筱君、吴艇艇、楼国强、楼婷、刘筱洁、张君君、杨景侃、徐锋、陆练练、楼军锋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被告人孙爱巧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程倩红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 案发后，被告人钟骏峦、周筱君、楼婷、孙爱巧、刘筱洁、张君君、杨景侃、徐锋、陆练练、楼军锋已退出全部或部分赃款，公安机关予以暂扣。 针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列举了证人证言、书证、搜查、检查、扣押等笔录、电子数据、被告人及同案供述等证据。根据上述事实与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程倩红、钟骏峦、黄崇海、钟琪、金芙蓉、金健、乔凤禅、周筱君、吴艇艇、楼国强、楼婷、孙爱巧、张君君、刘筱洁、杨景侃、徐锋、陆练练、楼军锋以营利为目的，利用互联网开设赌场，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各被告人实施之犯罪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程倩红系主犯，其余被告人均系从犯。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处。 被告人程倩红在庭审中辩称，1.其运营的“麻婆儿-浙江棋牌”APP不是赌博软件，指控麻婆APP平台的所有注册用户都是赌博人员，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不以赌博论处。所以对于代理商微信群里的平台用户，均以正常娱乐活动为主，绝大多数用户都不是赌博人员。对于公诉机关提到的处罚依据“单次（局）输赢额超过20元即认定为赌博”有异议，该条文后有但书条款，即不以营利为目的，亲属之间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亲属之外的其他人之间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因此，处罚规定对于打麻将、玩扑克是有特殊的规定，不能直接以20元的标准进行认定；2.对于起诉书提到金芙蓉、金健等公司客服人员，同时又担任代理商有异议。其曾出台内部管理文件，禁止公司员工组建麻婆游戏微信群，以及担任代理商。在平台实际运营中存在，有部分用户下载游戏后，没有加入任何代理商的微信群，也不认识代理商，所以会选择向客服咨询购买房卡，而客服人员一般会联系自己认识的代理商帮忙充卡的情况；3.指控“麻婆-浙江棋牌”APP平台为赌博软件的证据不足，首先，业内著名的“闲徕娱乐”游戏平台被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证监会就对房卡游戏进行了严格审查。其次，在麻婆APP游戏上线运营一年之后，其曾就平台的具体运营情况，多次与东阳当地公安局网警大队的金亮教导员进行交流、咨询，均未被告知平台涉赌。前有国家市场监管机构的审查，后有国家专业的执法人员，都没有发现并认定房卡棋牌游戏是赌博软件。平台公司确实有要求代理商创建并管理玩家微信群，成为代理商要按照公司要求达到一定的条件，但这此是为了推广游戏、发展游戏用户的正规要求，与鼓励、组织赌博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其对于金亮作为其案发前曾经交流、咨询的对象，又作为本案的控方证人，且介入本案电子数据的勘验有异议；4.对起诉书将房卡收入认定为非法获利有异议。无论是线上网络赌场还是线下赌场，在司法实践中，判定是否构成开设赌场罪的核心标准是抽头盈利。所谓抽头，就是指从赢家赢取的财物中，依照一定比例进行抽成，是具有赌资属性的经营收益。而对于麻婆平台的房卡收入而言，首先，房卡在游戏中唯一的用途就是创建游戏房间，并不是作为游戏筹码或者虚拟币，用于游戏输赢的结算。其次，房卡是用户在游戏结束之前扣除，房卡收入与游戏的输赢结果，以及用户之间是否有财物输赢和输赢金额的大小都没有关系，故与抽头盈利具有的赌资属性有本质区别。最后，房卡的资费标准也在合理范围内。麻婆软件作为一个线上棋牌室，为用户提供线上游戏场所和服务，通过销售房卡收取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用完全属于合法收益。 辩护人徐宗新的辩护意见是，（一）定性层面，第一，从事前、事中、事后行为看，被告人程倩红不具有开设赌场的主观故意，1.从事前看，程倩红认为房卡模式系合法合规，依法申请各项运营资质，努力确保平台合法经营。其为避免平台涉赌，特意摒弃高风险的游戏币充值模式，参照被上市公司收购的“闲徕娱乐”房卡模式。且麻婆平台具有合法运营资质，程倩红主观上没有违法经营、私自上线的违法故意。2.从事中、事后看，程倩红一直将平台作为大众娱乐的游戏来开发和运营。其推广的代理商模式系参照“边锋、闲徕”等大型房卡棋牌游戏，是市场推广普遍方式，并非由程倩红独创的赌博模式。且麻婆平台亦曾明确、多次要求代理商不得赌博、不得抽水，只能用于小额娱乐，且从技术上控制游戏分数封顶，防止玩家输赢过大，对于有玩家或代理举报“赌资过大”的情况，或者“逃单”的情况，平台会予以封号处理，并非听之任之。此外，在平台过营过程中，程倩红还曾向律师、公安民警咨询平台合法运营，是否涉嫌违法等，要求公安机关监管，共同规范运营。且没有为了躲避侦查而删除平台数据。第二，从客观数据、法律规定方面看，程倩红主观上很难清晰认识赌博相关规定，其不存在开设赌场故意。1.根据浙江省相关规定，要认定赌博，须满足两个条件，即“以营利为目的”和“赌资较大”，程倩红和本案代理、玩家主观上均没有“以营利为目的”，没有违法认识。2.根据程倩红和同案代理的说法，他们主观上都认为玩1、2元的牌局，都是娱乐性质。代理也经常与平台客服探讨“数额是不是大了？”，平台客服回复“5元、10元明显太大，一般打1元、2元”。说明代理和平台都在有意识地防止赌博结果发生，而且不少被告人都有提到线下棋牌室打牌比在线上玩得大多了。而本案中，麻婆平台的棋牌游戏输赢大多也就是几百元到一两千元，绝大多数的输赢是几百元，按照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被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只能是“娱乐目的”。按照浙江省相关规定，程倩红不构成“为赌博提供便利条件”。3.根据金华市相关规定，构成“赌资过大”标准在专业法律认识看来存在严重争议，程倩红等人作为普通民众不可能有明确判断。金华市公安机关将浙江省公安厅规定的“个人单次（局）赌博输赢额20元以上”改为“单次押注20元以上”。说明在认定“单局”和“营利目的”上，专业法律人士尚存较大争议，那么本案的程倩红和代理们这些普通民众、非法律专业人士，又如何来准确判定。4.从客观数据上看，平台内游戏超过“赌资300元以上”的场次仅占比5.729%，可见平台整体上不是赌博平台，是娱乐平台。本案中，不能依据玩家在麻婆平台游戏中所有赌资进出作为核算其个人赌资标准，认定玩家个人赌资是否达到300元标准，应核算单次开房（每次结算为一场）输赢数额是否超过300元。从客观数据上看，麻婆平台95%以上的游戏都没有达到“赌资较大”标准，麻婆平台是以娱乐为目的的游戏平台，不能认定为一个赌博平台。据上，程倩红主观上没有开设赌场的故意，客观上没有组织他人赌博的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二）量刑层面，第一，若合议庭认为程倩红涉嫌犯罪，应以赌博罪认定，在三年以下处刑。1.根据两高司法解释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赌博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计算机网络帮助的，以赌博罪共犯论处；2.根据浙江省公、检、法三家出台《关于修改赌博罪数额标准等问题的通知》（浙高法[2002]11号）规定，线下棋牌室存在赌博行为的，行为人提供赌博场所和用具的，构成赌博罪；3.参照省内苍南法院、云和法院对类似房卡类棋牌涉赌案件的判例，均定性为赌博罪；4.从社会危害性角度看，本案造成的社会影响较小，若定性为开设赌场，在三至七年幅度内科刑，而违背罪责刑一致原则。第二，量刑情节上看，1.程倩红到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构成立功，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2.从地位作用上看，本案犯意实际上起于钟德平，程倩红与钟德平相比，作用较小；3.针对程倩红主动向东阳公安寻求帮助的角度看，可以认定其有自首情节。第三，从涉案金额看，不应将平台全部售卡金额600余万元均认定为非法获利，1.该账户收入的600余万元并非全部来源于销售房卡收入；2.在案证据不能证实，平台所有代理招揽的均系赌博玩家；3.经后台战绩数据统计，其中单场赌资超过“赌资较大”标准，可认定为赌博的比例只有约5%，根据比例换算仅为25万余元。第四，从主观恶性上看，本案各被告人主观故意不同于典型的开设赌场故意。本案各被告人主观恶性相对较轻，因为法律界限很模糊，大家都是以娱乐为目的，客观上也反对这种危害后果的发生。各被告人主观故意介乎于间接故意和疏忽大意的过失之间，这一点恳请法庭特别予以重视。第五，程倩红家属已代为退出全额分红款68万元，且其本人因身体原因，急需要医疗。同时，其与丈夫育有两名10余岁的未成年人子女，需要母亲的陪伴与照料，其父母均年迈且体弱多病，需要子女在身边照料。综上，被告人程倩红主观上没有开设赌场故意，客观上没有组织他人赌博行为，其不构成开设赌场罪。若其涉嫌犯罪，也主要涉及赌博罪，且其有立功、自首、退赃等从轻、减轻情节，同时考虑其身体、家庭等因素，建议对其判处已羁押期限刑期或者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 辩护人徐宗新还当庭提供了1.边锋快来台州麻将、边锋余姚麻将、闲来广东麻将游戏主页面、公众号推广页面、游戏加盟入口页面打印件，用以证明程倩红出售的房卡，价格没有畸高，系正常的服务费用，其设定代理模式是正常市场推广手段，不是刻意招募代理招揽赌客等事实；2.刘大川开设赌场一案、但云飞开设赌场一案的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程倩红案可参照办理，本案可判处缓刑或者存在无罪可能性。 被告人钟骏峦在庭审中辩称，1.对于指控认定其与程倩红夫妇出资25万元有异议。其并没有参与合伙成立维诺公司，也没有出资，是其老婆程倩红出资的股份，其只是替老婆代持；2.其没有参与研发软件平台，也没参与运维，没有招募代理之类的行为；其担任公司法人，只是挂名，并没有直接参与公司运营；3.其在2018年10月中下旬，因为公司财务离职。其老婆程倩红让其使用麻婆平台的微信号，在其老婆程倩红不方便的时候，替她充卡、答复代理咨询的问题，是用模板回复的。 辩护人陈浩的辩护意见是，（一）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从严把握，本案应认定为赌博罪。1.“麻婆儿-浙江棋牌”平台属于棋牌类游戏，并非赌博网站。本案中麻婆APP由深圳维诺公司开发，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了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网络游戏的技术开发等，且麻婆游戏已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游戏版号在案发前已通过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查，并上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查，故该游戏软件是合法软件，并非赌博软件。且麻婆平台获利方式主要是游戏玩家购买房卡的正常充值，获利与玩家在游戏中输赢无关。平台也不提供虚拟货币兑换金钱或实物。2.目前全国范围内，市面上类似“房卡类模式”的同类型棋牌类手机游戏软件有很多，如边锋游戏旗下的“杭麻圈”“闲徕娱乐”旗下的“闲来麻将”等，均是使用“房卡类模式”，其中，“闲徕娱乐”还被上市公司成功收购，可见“房卡类模式”本身并不是为他人赌博而设定的特殊模式。3.本案麻婆平台及代理的行为，不属于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所规定的“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赌博活动”的情形，其至多起到了聚众赌博的作用，应定性为赌博罪为宜。4.玩家在麻婆平台打麻将输赢较小，类似于线下的棋牌室，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定性为赌博罪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且参照本省其他相似案例，平台和代理均定性为赌博罪。（二）从量刑情节方面上看，第一，被告人钟骏峦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低、所起的作用小，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钟骏峦只是挂名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未出资，未参与公司的管理，股份也是替妻子程倩红代持；2.钟骏峦前期并未参与维诺公司的任何工作，后期因公司财务离职，其出于帮助妻子目的，暂代财务的部分工作，其没有从维诺公司获得任何好处。且公司原来的财务也并未受到刑事追究。第二，被告人钟骏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第三，被告人钟骏峦家庭情况特殊，其与程倩红夫妻二人均涉案，家里老人、小孩均需照顾，对其适用缓刑，更能体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被告人黄崇海在庭审中辩称，1.对公诉机关将麻婆APP认定为赌博软件有异议，其本人一直从事游戏研发相关的工作，公司运作过程中一直致力于合法合规，其本人从没有意识到要开发一款赌博软件；2.对于将麻婆所有注册玩家五万八千余名认定为参与赌博人员有异议，因为其为包含了测试的用户、体验的用户，有的账户没有充值，对于新用户平台还会赠送房卡；3.对于指控认定平台销售房卡获利600余万元有异议，公司收入有三块，第一部分是公司成立时的投资款项，第二个部分有一个外包软件款，第三部分是包括玩家直接在游戏里买游戏卡的金额和代理商的充值购卡款。 辩护人韦丁宁的辩护意见是，1.关于麻婆平台的定性以及对于各被告人的定性问题，赞同第一位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不应将各被告人认定为开设赌场罪。2.被告人黄崇海在加入维诺公司之初并不认识程倩红等人，程倩红找他加入公司，无非是看中其有十多年的开发网络游戏的经验，可以研发类似游戏。所以其以技术股东的身份入股，所占股份只有10%。在成立公司之初，股东们协商的只是开发房卡类游戏以及卖房卡营利，并没有谈到要招揽赌客来进行赌博。在整个过程中，黄崇海只负责游戏的研发工作。对于公司如何运营，如何招募代理，以及代理如何进行审核，整个过程都没有任何参与。其当初加入公司时，主观上并没有要去开发一个游戏用于犯罪活动的主观意识。从其后期在公司中的工作情况看，其只是专注于自己的游戏研发，平时基本上不管公司事务，只是对游戏的开发和维护进行管理，对数据进行定期的删除。其不可能知道玩家在线下如何进行交易，从后台的数据上根本无法得知哪个玩家进行赌博，哪个玩家进行红包结算。所以从其视角看，根本不能得出其所开发的游戏跟玩家的赌博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此，被告人黄崇海不可能明知公司的游戏平台存在赌博的情况，并且在此情况下提供协助。如果因为其是公司股东，且其研发的游戏确实被玩家用于赌博，其需要承担相应责任而构成犯罪的话，也希望法庭能注意到其在公司里的特殊情况，量刑时予以着重考虑。3.关于公诉机关指控黄崇海17万元的非法获利，其家属已经向法院退缴。另外黄崇海有一个刚要中考的女儿，又刚好处在青春期，黄崇海被羁押对其女儿精神上的影响较大。综上，恳请法庭综合考虑以上情节，对被告人黄崇海从轻处罚。 被告人钟琪在庭审中对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叶元博的辩护意见是，（一）麻婆棋牌等房卡模式的棋牌类游戏平台本身不是网络赌博平台，涉案的金额也应予以区分，该部分同意之前辩护人的意见。首先，房卡模式是以玩家使用房卡开房，即相当于玩家进入平台娱乐的一张门票，邀请朋友组织牌局进行活动的一种游戏娱乐模式。单纯从麻婆平台运营商来说，销售房卡相当于线下麻将室收取的一个场地费用，这种场地费用按照娱乐时间和次数来定，对于场地内的玩家是否有赌博行为以及赌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因此，销售房卡收入不是网络赌博司法解释中“抽头渔利”的概念。其次，麻婆平台不具有虚拟货币与真实货币的兑换通道和充值通道，也没有第三方运营商作为兑换的媒介平台，本身不具备一个赌博的功能。因此，麻婆平台在运营商即维诺公司具有网络游戏运营资格的情况下，平台本身不能简单和一个赌博平台划等号。因此，从一个侧面反映，麻婆平台与严格意义上的赌博平台相比危害性较小。对于销售房卡的资金定性问题，赞同前面提到的应该区分玩家直接购买的部分和代理商销售给玩家的部分。（二）麻婆平台涉赌与技术股东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钟琪作为麻婆平台技术股东，确实在平台运营的后期，对玩家涉赌行为，被动得产生的一些明知，但这并不是由于技术股东和技术人员引起的。本案技术人员主要工作是编写游戏代码、设计游戏以及后台数据库的管理、维护等纯粹性的技术工作，不涉及平台运营模式的制定、招募代理商等行为，他们与包括qq游戏、腾讯游戏等大平台的技术人员的工作实际上差不多。麻婆平台涉赌是因为平台实际运营者招募代理商，且有可能部分明知代理商组织玩家拉群赌博的行为。本案的技术股东、技术人员无法主导和参与平台运营模式的走向。对于代理商和玩家的涉赌行为，缺乏一个直观的认知，不能对玩家的行为产生影响。技术人员与代理商、玩家相互隔绝，涉案的所有代理的笔录都没有提到本案包括钟琪在内的技术人员。据此，被告人钟琪等技术股东要承担一定的股东责任，但纯粹从他们的行为来看，技术股东不具有决策能力，与平台玩家涉赌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酌情从轻处罚。（三）被告人钟琪成为技术股东的目的，并非为谋取不法利益，不是为了谋取开设赌场而带来的不法利益，其主观上的恶性较小。1.钟琪应邀加入维诺公司当时，棋牌类APP在国内比较盛行，类似边峰平台、闲徕平台等平台不计其数，其中一些平台还被上市公司收购。钟琪等人在成立公司当时，也没有听说类似平台被查的信息，他们对平台的这个模式也进行过论证。因此，当时在主观上不可能存在房卡平台有涉赌风险的认知。钟琪在腾讯公司具有多年的从业背景，也曾担任技术总监等中高管职务，程倩红邀请其加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借助他的从业经验和渠道优势。2.从逻辑上来说，给予钟琪、黄崇海10%的技术股份也说明，对于他们来说房卡类平台的技术比较简单。对钟琪来说，在主观明知方面，如果其没有被动地知道玩家有涉赌行为，即使麻婆APP被查处，也不一定构成犯罪。从中也可看出，钟琪等技术股东主观恶性方面甚至小于部分代理商。技术人员最大问题是产生明知之后没有及时退股，而并非是为了追求犯罪结果而提供技术支持。（四）被告人钟琪在平台创设初期未参与技术工作，在后期实际发挥的作用与一般技术人员相比没有较大差距，起次要、辅助作用，应认定从犯。被告人钟琪名下还经营着两家互联网公司，其主要精力在经营自己的公司，因此在成为唯诺公司技术股东之后没有在维诺公司上班。其初次领到维诺公司工资是在2017年10月份，此时麻婆平台的游戏已全部上线。在将近七八个月时间，钟琪实际上没有参与平台工作。对于涉赌的几款游戏，钟琪参与度非常低，在技术方面实际发挥的作用也微乎其微。在共同犯罪中明显起次要和辅助作用。公诉机关认定其为从犯非常准确，建议合议庭采纳，并给予减轻处罚。（五）被告人钟琪归案后供述非常稳定，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公诉机关的工作。本案虽未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其一直以来都表达了认罪认罚的意愿，应参考认罪认罚指导意见，给予其法定刑20%以下的从宽幅度。在庭审前，其家属已全额退出公诉机关认定的17万元分红款，具有良好的悔罪表现。另外，钟琪作为多家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相关企业在其被羁押之前运营状况较好，现在因为缺少钟琪，遇到了极大的经营困难。根据两高关于对涉刑非公企业主适当倾斜的文件精神，建议合议庭对钟琪从宽处理。综上，被告人钟琪至今已被羁押了超过一年半时间。在涉案之前，其本人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妻子一直在家带小孩，没有固定工作，现其家庭已陷入困难。请法庭综合考量以上情节，在3年以下量刑，并判处和他羁押时间较为接近的刑期。以上意见，望法庭采纳。 被告人金芙蓉在庭审中对指控的基本事实无异议，但提出其实际获利没有10万余元，且公司的部分运营费用以及搞活动的经费有部分是其垫付，没有从公司全部报销。 辩护人楼闵的辩护意见是，首先，对之前几位辩护人就本案定性的辩护意见表示认同。其次，对于被告人金芙蓉的事实及量刑方面发表如下意见，1.本案包括被告人金芙蓉在内的绝大多数代理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触犯刑律。金芙蓉在东阳人才市场投送简历之后被以文字人员的身份招录进公司，之后才转做平台客服岗位。作为客服，其主要工作就是帮玩家查查战绩，回答一些客户的疑难问题，以及接收客户投诉、处理问题、反馈给技术人员等等。其实际从事的工作跟赌博没有太大关系。其在收到一些涉及赌博问题的投诉之后，经过向平台多次询问，以及包括向程倩红等人了解是否有可能涉嫌违法，在得到不会涉赌的明确答复后，其也认为是娱乐性质，不构成犯罪。在此情况下，其对本案所涉及赌博的违法性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对自身行为是否涉嫌犯罪，主观认识不足。其以为只有类似于像传统开设赌场的抽头渔利，或者是金额较大的牌局才可能构成犯罪，而对于像麻婆平台，以及与“闲徕”“边锋”类似的销售房卡模式，其以为并不构成犯罪。因此，被告人金芙蓉的犯罪主观故意欠缺。2.关于涉案金额的认定方面，请求法庭对公诉机关指控认定金芙蓉10万余元的非法收入重新审核。因为销售的房卡并非全部用于赌博，购买房卡的玩家也并非都进行赌博。同时，指控认定其销售房卡的金额中，还应将其为公司活动制作海报及运营支出包括购买电脑、手机等办公用品的支出费用予以扣除。本案销售房卡金额不能与其个人非法获利直接划等号，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希望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3.被告人金芙蓉在本案中主要从事客服岗位，情节相对较轻，起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4.被告人金芙蓉在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讯问中，均能如实供述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实，没有隐瞒、反复，应当认定为坦白。5.被告人金芙蓉在本案之前无犯罪前科，一直表现良好，本次是初犯。其归案后一直表示认罪悔罪，态度诚恳，对自己行为已有深刻认识。其本人身体较差，从13年开始就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及慢性肾脏病三期、慢性胃炎等疾病，导致其需要每月定期前往医院复查，每年医疗费用在11万元以上。其仍尽自己最大能力退赃1万元，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害，将社会危害性降低。综上，恳请合议庭能依法查明事实，本着惩教结合和宽严相济的原则，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金健在庭审中对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金艳丽的辩护意见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金健有如下法定或者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1.被告人金健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在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询问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其在庭审中自愿认罪、悔罪，且在庭前已退出部分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3.其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较轻，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4.相对于传统的开设赌场犯罪，被告人金健在本案中认识上有偏差，其因未认识到犯罪而不慎触犯了刑法，现已认罪悔罪，积极改过自新。其在取保期间遵守规定，努力找工作赚钱，表现良好。5.其无前科，属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深，可以教育改造，适用缓刑对其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综上，请求法庭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乔凤禅在庭审中对指控无异议，但提出其微信群里如有玩家逃单，其要垫付相应赌资，其还提请法庭对其犯罪所得金额进行核实。 辩护人翁梅娟的辩护意见是，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乔凤禅构成开设赌场罪没有异义。但要强调一点，本案被告人乔凤禅参与平台代理的过程中，曾再三向平台确认是否涉及违法犯罪，平台给她回复都明确表示不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乔凤禅即使构成本案的开设赌场罪，其主观恶性确实相对较小，鉴于此，也应该给予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被告人乔凤禅本身具有强烈的退赃意愿，但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无力退赃。从其主观方面想退赃的角度来说，恳请给予从轻处罚。3.本案被告人乔凤禅在庭审中自始至终都坦白认罪，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可认定坦白，给予从轻处罚。4.被告人乔凤禅涉案主要是因为法律意识不强，且本案中各方一直在辩论开设赌场的定性，这个概念确实也难以分清楚，加上也可能存在侥幸心理，才导致本案发生。综上，恳请法庭本着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精神，给予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周筱君在庭审中对指控的基本事实无异议，但提出1.其在参与房卡买卖之前，曾咨询过平台客服麻婆平台是否合法，平台客服称该平台证件齐全，可放心大胆玩。其微信群里的人都是亲戚朋友，也就玩玩杭州麻将，1元、2元、3元一局的输赢。因此，其当时认为麻婆平台是合法的；2.其听闻麻婆平台案发后曾于2019年3月15日左右打电话向白云派出所陈姓警官咨询过，并表示如果涉案，愿意到公安机关自首，之后其一直按照要求手机保持开通等候民警通知，直到4月22日被民警抓获，其应当构成自首。 辩护人卢凯的辩护意见是，第一，关于案件定性方面，前面几名辩护人对平台是否合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如果法院后续经审查认为麻婆平台属于违法平台，则辩护人对被告人周筱君涉及罪名无异议。其本人从公安阶段开始，一直表示愿意认罪认罚。第二，本案中，无论平台负责人以及部分股东始终认为，平台合法运营，且一直表示相关证件齐全。作为代理人的周筱君在涉案当时确实没有能力来知晓自己从事的是一个违法行为。其在案发前曾向程倩红多次确认平台手续是否合法，平台方也均回答称手续合法，证件齐全，并表示类似的游戏在别的大型游戏平台均有正常运营。第三，被告人周筱君在本案中的行为主要分为两大块，一个是她有组建微信群，另一个是转卖房卡行为。对于组建微信群，其本人的初衷比较单纯，纯粹为了消遣和娱乐，其也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进群，但仅限于杭州麻将，输赢额不大，每局输赢在几十元左右，其并没有想以营利为目的，客观上也没有造成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按老百姓的认知来讲，应该是属于娱乐为主。其在微信群里也不允许其他玩家来玩，且多次告知本群里的人不得赌博。在组建的微信群内，被告人周筱君也没有任何抽头渔利行为。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周筱君也好，或者其他代理，对于群里的成员并没有任何控制力。对于玩家，只要有房卡就可以直接到游戏里面去开房间。玩家进入平台玩游戏，只跟是否有房卡有关联，与属于哪个微信群没有太大关联性。关于周筱君转卖房卡行为，本身是麻婆游戏平台的经营模式，但其一直到案发前都不知道自己是代理的身份，其只是通过他人发了链接以后知道麻婆平台可以对外销售房卡赚差价，且在卖房卡之前，也反复向平台确认过，在明确告知合法的情况下，才有后来的转卖房卡赚差价的行为。经过两天庭审也可知道，即使没有周筱群本人转卖房卡行为，玩家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或者直接向平台购买房卡。因此，周筱君在本案当中所起的作用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四，关于被告人周筱君的获利数额问题，指控认定其非法获利25万元依据不足，尽管有周筱君本人的供述，但其在公安阶段的供述存在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在第一次笔录里其讲到的获利数额在10万左右，考虑到获利数额对其定罪量刑有较大影响，在相关证据不是特别充分的情况下，应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予以酌情考虑。第五，被告人周筱君在得知麻婆平台被查后，主动向公安民警联系表示愿意投案，且一直按要求手机保持开通等候传唤，虽然最终被抓获归案，但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假使法庭经审查后，认为其不构成自首，则对于该情节，也应考虑酌情从轻处罚。第五，被告人周筱君及其家属本着能够争取宽大处理的态度，已经按起诉书认定的数额，将全部赃款予以退缴。其本人身体情况较差，患有恶性肿瘤，属于肺腺癌，后续需要定期治疗，一旦治疗不及时，会有扩散的风险。综上，被告人周筱君自愿认罪认罚，且已退缴全部赃款，属于从犯，另外身体患病，希望合议庭能依法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对其判处缓刑。 辩护人卢凯还提交了由被告人周筱君自书的“自首过程”材料，用以证实被告人周筱君按民警要求一直在等候传唤，应当认定为自首。 被告人吴艇艇在庭审中对指控的基本事实无异议，但提出起诉书认定其下面的二级代理杨景侃不是其发展的，而是杨景侃自己申请下来后平台挂在其下面的。 辩护人吴旭标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吴艇艇被公安机关采取措施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系坦白，其认罪态度好，真心悔过，当庭自愿认罪认罚。2.在本案中，被告人吴艇艇所起作用不大，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3.被告人吴艇艇之所以加入代理，主观上是轻信平台证件齐全，是合法经营的事实，加上自己法律观念不强，认为自己的行为可能不构成违法。另外一方面，吴艇艇也是出于朋友之间玩牌方便才加入代理，而不是直接出于营利的目的，其还将一部分房卡赠送给了自己的朋友。4.关于二级代理杨景侃的问题，该二级代理上并不是由吴艇艇发展，而是客服直接挂在其名下。5.被告人吴艇艇主观恶性小，未造成较严重后果，社会危害性较小。且已将非法获利11万元全部退出。6.其是家中顶梁柱，家里有年迈父母，身体不好。还有两个小孩，大的10岁，小的才19个月，还是有先天疾病，需经常到上海做手术。在如此困难情况下，吴艇艇愿意将10万元全部退出，足可证明其悔罪表现非常深刻。7.其以前表现良好，无违法犯罪记录，系初犯。在看守所关押超过1年7个月，已受到严厉惩罚，其已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请求法庭能让其早日回归家庭，承担其应负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综上，请求法庭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其减轻处罚，罚当其罪。 被告人楼国强在庭审中对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周一军的辩护意见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定性没有意见。事实方面，认定被告人楼国强非法获利金额应在9万元的基础上，减去其由于逃单而自己垫付的2、3万元费用。非法获利金额，应在6万元至7万元之间比较符合客观实际。量刑方面，1.被告人楼国强系从犯，依法就当从轻、减轻处罚。2.被告人楼国强构成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3.被告人楼国强平时有正当职业，一直遵纪守法，在虎鹿缝配市场进行合法生产经营，系初犯。4.其主观恶性相对来不大。今天在座的所有代理们，实际上都对麻婆APP是不是涉嫌违法犯罪，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曾向平台进行咨询，在得到平台确认后，认为不构成犯罪。在这个情况下，才进一步走到了现在的犯罪道路。所以，相对来说，主观上并不是积极得追求犯罪后果，主观恶性相对不大。5.其能当庭认罪，且在律师会见过程中及庭审中，都有退赃意愿，但因为其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上有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孩子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抚养，其妻现在没有办法正常做生意，导致经济上面极其困难，退赃还没有办法实现。综上，请法庭考虑各方面的情节，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被告人楼婷在庭审中对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张睿的辩护意见是，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被告人楼婷具有以下法定、酌情从轻、减轻处罚情节，1.被告人楼婷系从犯，在本案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对于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被告人楼婷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供述前后一致，具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结合浙江省高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规定，可减少基准刑20%以下。3.被告人楼婷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本案有别于其他专门开设赌场案件，其由朋友介绍成为涉案平台玩家，进入该平台的目的是为了娱乐消遣，后为方便自身和一起玩牌的朋友才申请成为代理，并非为了获取钱财去聚众赌博、开设赌场。其社会危害较小，可酌情从轻处罚。4.被告人楼婷系初犯，无任何前科劣迹。此次走上犯罪道路，是因其自身法律意识淡薄，如果当初知道行为犯罪，绝对不会参与其中。5.被告人楼婷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在案发后，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且已退出所有的违法所得，具有真诚悔过的决心。综上，请求法庭结合其参与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本着刑法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对其宣告缓刑，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被告人孙爱巧在庭审中对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赵方昉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孙爱巧在案发后，由其哥哥陪同主动投案，归案后如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被告人孙爱巧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被告人孙爱巧主观恶性较小，之所以会参与本案代理是因为其朋友刘筱洁介绍。成为代理后，其微信群中参与游戏的都是亲戚朋友，没有其他不熟的人，应该说是比较固定的一个小圈子。4.本案麻婆游戏平台和房卡销售模式及其定性存在争议。被告人孙爱巧等代理基于自己的朴素认知，不太可能认为是犯罪，故其主观犯意较轻。5.被告人孙爱巧无任何前科，没有因赌博受过处罚，且其涉案犯罪所得已足额退赃。综上，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判处，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张君君在庭审中对指控的基本事实无异议，但提出其销售房卡过程中存在赠送的行为，其获利金额没有5万元这么多。 辩护人何泽华的辩护意见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开设赌场罪名没有异议，具体量刑方面，1.被告人张君君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其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3.被告人张君君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其家属即已积极筹款退赃，充分体现其认罪悔罪态度。据此，恳请法庭予以从轻处罚，并对其适用缓刑，更有利于其生活改造。另外，再强调一点，即关于被告人张君君的违法所得金额问题，被告人张君君在公安机关的讯问过程中，对数额方面有多次供述，其中有一次供述非法获利3万元，有一次供述5万元，还有一次供称时间久了，有点说不清楚。因此，结合本案有关事实，综合其与徐峰合伙出卖房卡及自行消费一万余张等情况，和赠送房卡的情况，可得出其实际获利数额只有3万余元。恳请法庭对张君君的数额予以重新确认。 被告人刘筱洁在庭审中对指控无异议，但提出其没有介绍、拉拢他人加入代理。 辩护人赵俊的辩护意见是，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筱洁犯开设赌场罪名及犯罪事实不持异议，就量刑发表以下意见：1.被告人刘筱洁不是麻婆APP的创办者，也不是赌博的组织者。平台的运营，操作赌博的方式，利润的分配，都不是其能掌控，其仅是代理，在该赌场的开设和经营中所起作用较小，应认定从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被告人刘筱洁主观恶性较小，其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而成为代理，加入之初并不知道自己行为违反法律，在被告知行为可能违法时，能马上停止代理行为，可见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可酌情从轻处罚。3.被告人刘筱洁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今天的庭审中，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于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4.被告人刘筱洁自愿认罪认罚，具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其已向公安机关退赃65000元，已远超其获利4万余元。望法庭在核实之后，对多余部分用于抵扣罚金。5.被告人刘筱洁一贯表现良好，没有前科劣迹，此次犯罪系初犯、偶犯，其父母年迈，需要赡养照顾，且其还独立抚养5岁女儿，是家里唯一经济来源。综上，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刘筱洁从轻、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给予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被告人杨景侃在庭审中对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韦振凯、杨璐的辩护意见是，对指控被告人杨景侃开设赌场罪名没有异议，在量刑方面发表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杨景侃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述一直较稳定，认罪态度较好，应认定为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被告人杨景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应认定为从犯。在本案中，其参与平台赌博后在他人怂恿下才发展为代理，并且是最底层的代理。其在整个案件中，没有定价权，没有抽头。故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小，且参与时间短，获利不大，在认定从犯的基础上，应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被告人杨景侃系初犯、偶犯，无违法犯罪前科，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4.被告人杨景侃自愿认罪认罚，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即已将全部赃款退出，表明其认罪悔罪态度诚恳，请法庭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综上，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对其判处缓刑。 被告人徐锋在庭审中对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胡梢蔚的辩护意见是，对公诉机关指控开设赌场罪的定性没有异议，在量刑方面发表如下意见，1.对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徐锋具有从犯、坦白及退赃等情节予以认可。2.被告人徐峰的主观恶性较小，基本上是基于朋友之间玩牌游戏，每一局玩的数额较小，主要是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打牌。3.其当庭自愿认罪，态度较好，且系初犯、偶犯。综上，恳请法庭综合考虑上述情节，给予其宽大处理，建议对其适用缓刑。 被告人陆练练在庭审中对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蒋进宝的辩护意见是，对指控被告人陆练练犯开设赌场罪名及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对于公诉人已经认定的从犯、坦白和退赃情节予以赞同。此外，被告人陆练练还有以下酌定从轻量刑情节，1.被告人陆练练当庭自愿认罪，认罚、悔罪态度比较诚恳，可以酌情从轻处罚。2.被告人陆练练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互联网赌博的平台是新鲜事物，由于被告人陆练练等人认识不足，法律意识不强而触犯法律，正如其在庭审中所讲，如果知道这个事情违法，肯定不会去做。更何况，平台客服一直宣称平台合法，有完整的证照，其在相信平台的基础上才会去从事代理活动。3.其从事代理活动期间，获利金额不大。据此，被告人陆练练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与其他案子相比相对较小，望法庭酌情从轻处罚。4.被告人陆练练在本次案件之前没有前科劣迹，属于初犯、偶犯，且在取保候审期间表现良好，没有任何违法违纪行为，对其适用缓刑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综上，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楼军锋在庭审中对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贾超倩的辩护意见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定性没有异议，在量刑方面发表如下意见，1.被告人楼军锋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2.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3.其没有犯罪前科，系初犯，犯罪情节较轻，涉案前有正当职业，参与本次犯罪是因为贪图小利，法律意识淡薄所致，主观上恶性较小，其仅是想通过买卖房卡，赚取中间的差额以便于自己和朋友在里面消遣娱乐。案发后，其已认识到自己错误，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综上，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6年年底，被告人程倩红、黄崇海、钟琪伙同钟鸣（另案处理）等人合伙成立了深圳维诺科技互动有限公司，由被告人程倩红出资25万元（以下均指人民币）占股40%（股份由其丈夫即被告人钟骏峦代持），钟鸣出资25万占股40%，被告人黄崇海、钟琪则以技术入股各占股10%，共同研发、运营“麻婆儿-浙江棋牌”手机APP软件平台，招募代理组织人员到该平台注册成为玩家，并向玩家出售房卡获利。被告人程倩红负责平台运营、业务推广、财务及代理管理等工作，并由被告人钟骏峦出面担任公司法人并协助被告人程倩红处理部分平台运营事务，被告人黄崇海、钟琪担任技术管理，该平台先后开通“杭州麻将”“牛牛”“四副牌”“余杭麻将”“东阳麻将”“十三道”等多种主打地方特色棋牌玩法。被告人金芙蓉、金健受雇佣担任公司客服，并根据公司要求在东阳地区负责“麻婆儿-浙江棋牌”APP平台的广告投放、招募代理商等推广活动，之后两人还担任平台代理商，销售房卡并从中获取非法利润。被告人乔凤婵、周筱君、吴艇艇、楼国强、楼婷、孙爱巧、刘筱洁、张君君、杨景侃、徐锋、陆练练、楼军锋及沈桂花、许敏珍、沈建花、俞春娟（均另案处理）等人在明知“麻婆儿-浙江棋牌”APP软件系供人赌博的软件的情况下，依照平台方要求申请成为代理商，拉人组建微信群，并担任微信群主管理微信群，召集人员在该平台进行赌博活动，代理商还负责担保赌资结算。平台各代理商一般以950张房卡/980元、480张房卡/580元、180张房卡/280元不等的较低价格从平台方批量购买房卡，后将房卡加价销售各自组建的群内赌博人员，以此获取非法利润。赌博人员通常在微信群内组局约局，再通过消耗购买的房卡进入该平台进行棋牌活动，数局棋牌结束后平台会自动计算输赢积分，赌博人员根据事先约定的比例结算输赢赌资金额，再通过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等方式支出相应赌资。 据平台后台数据显示，在该平台注册账号的人员达到58000余名，通过公司审核成为代理商的人员达400余名。自2017年2月份开始，公司通过销售房卡方式获取非法利润共计600余万元。运营期间，公司曾两次分红，其中被告人程倩红及钟鸣各获得分红68万元，被告人黄崇海、钟琪各获得分红17万元。 2017年3月，被告人金芙蓉成为公司客服及推广员，领取固定工资8万余元。后被告人金芙蓉成为平台代理商，以11004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106680张并予以加价出售，剩余764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非法获利共计10万余元。 2017年3月，被告人金健成为公司客服及推广员，领取固定工资5万余元。前期被告人金健通过推广APP来招募代理商，提成其招募代理商购买房卡金额的10%；后被告人金健成为平台代理商，以5468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51470张并予以加价出售，个人非法获利共计6万余元。 2017年4月开始，被告人乔凤婵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于2018年7月发展被告人楼军锋作为其二级代理商，提成其二级代理商购买房卡数量的20%共计2156张。被告人乔凤婵以32062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307670张并予以加价出售，剩余760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非法获利24万余元。 2017年3月开始，被告人周筱君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26938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261180张并予以加价出售，剩余554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非法获利25万余元。 2017年6月开始，被告人吴艇艇、陆练练共同拉人建群，由被告人陆练练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并担任群主，至同年11月，二被告人以2090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19520张并予以加价出售，非法获利2万余元。后被告人吴艇艇接替被告人陆练练成为群主单独管理赌博群，并继续使用被告人陆练练的代理商账号以24600元的总金额共计购买房卡23920张予以加价出售，剩余房卡60张未销售，非法获利2万余元。2017年12月开始，被告人吴艇艇另行组建微信群，并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9778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94540张予以加价出售，剩余483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非法获利9万余元。综上，被告人吴艇艇个人非法获利11万余元，被告人陆练练个人非法获利2万余元。 2017年8月开始，被告人楼国强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12376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119880张予以加价出售，剩余184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非法获利9万余元。 2017年9月份开始，被告人楼婷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9788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94710张予以加价出售，剩余59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非法获利9万余元。 2017年7月份开始，被告人孙爱巧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8550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82380张予以加价出售，剩余761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非法获利7万余元。 2017年6月开始，被告人张君君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6970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60290张予以加价出售，剩余243张房卡未销售。2017年10月开始，被告人徐锋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1052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9110张。后被告人徐锋因代理商账号被平台冻结，遂伙同被告人张君君共同销售房卡17600张，获利由二人分成。综上，被告人张君君个人非法获利5万余元，被告人徐锋个人非法获利2万余元。 2017年3月开始，被告人刘筱洁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于同年7月发展被告人孙爱巧作为其二级代理商，提成其二级代理商买房卡金额的10%，被告人刘筱洁以6416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62040张予以加价出售，个人非法获利4万余元。 2017年12月开始，被告人杨景侃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2942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27980张并予以加价出售，剩余1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非法获利2.9万余元。 2018年7月开始，被告人楼军锋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以21160元的总金额共购买房卡20430张并予以加价出售，剩余929张房卡未销售，个人非法获利1.8万余元。 另在平台运营期间，同案沈桂花、石明洪、黄杨芳、金华杰、王仙珍、张侃、孙庆华、张楠、申屠英燕、赵江群、单王**、许敏珍、金海英、赵英珍、胡骁毅、王燕峰、郑卓剑、卢秀良、傅晓松、吕航珍、斯慧泉、楼玉芳、楼伟国、沈建花、金婷、许云燕、俞春娟、徐国宝、罗海兵、腾立平、陈达、潘芸、王飞、张聪聪、金旋乐、叶昆、徐月、陈佳男、张霞、吴祥敏、付婷、余雪云、朱琤、陈宇航、包燕倩、叶燕燕等人（均另案处理）先后申请成为平台代理商，共计以300余万元购买房卡300余万张予以加价出售，非法获利200余万元。 案发后，被告人孙爱巧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被告人程倩红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经查证属实。 案发后，部分被告人向公安机关退出全部或者部分赃款，其中，被告人周筱君退赃10万元；被告人楼婷退赃5万元；被告人孙爱巧退赃7万元；被告人刘筱洁退赃4万元；被告人张君君退赃5万元；被告人杨景侃退赃2.9万元；被告人徐锋退赃2万元；被告人陆练练退赃2万元；被告人楼军锋退赃1.8万元。 在本院审理阶段，被告人程倩红家属代为退赃68万元；被告人黄崇海家属代为退赃17万元；被告人钟琪家属代为退赃17万元；被告人吴艇艇家属代为退赃11万元；被告人楼国强家属代为退赃5000元；被告人金芙蓉退赃1万元；被告人金健退赃5000元；被告人周筱君退赃15万元；被告人楼婷退赃4万元。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当庭列举并经庭审质证的同案沈桂花、许敏珍、金华杰、郑卓剑、石明洪、斯慧泉、王燕峰、单王**、孙庆华、张楠、赵英珍、赵江群、傅晓松、胡骁毅、黄杨芳、金海英、楼玉芳、卢秀良、吕航珍、申屠英燕、王仙珍、张侃、楼伟国、沈建花、俞春娟、许云燕、陈达、滕立平、余雪云、叶昆、罗海兵、张霞、吴祥敏、付婷、金婷、徐国宝、陈佳男、徐月、朱琤、王飞、包燕倩、金旋乐、张聪聪、陈宇航、潘芸等的供述、证人孙某1、谭某、陈某1、吴某1、蒋某1、包洪进、包志栋、吴某2、王某1、张某1、王某2、曾某、文某、吴某3、陈某2、桂某、樊某、郭某1、蒋某2、郭某2、魏某、楼某1、厉凯、吴某4、邵某、李某1、金某1、胡某1、杜某1、葛某、金某2、张某2、单某、李某2、潘某、金某3、蒋某3、吴某5、程某、李某3、金某4、龚某、赵某2、金某4、徐某1、吴某6、王某3、杜某2、孙某2、孙某3、陈某3、杜某3、赵某1、卢某1、郭某3、陈某4、王某4、胡某2、曹某1、王某5、任某1、楼某2、叶某1、斯某、叶某2、周某1、王某6、郑某、吴某7、任某2、徐某2、沈某1、岑某、宋某、沈某2、左某、王某7、詹某、何某、俞某、郭某4、肖某、陈某5、杨某、楼某3、曹某2、陈某6、戴某、叶某3、周某2、楼某4、蒋某4、张某3、陈某7、王某2、王某8、陈某8、李某4、陈某9、王某9、陈某10、应某、池某、王某10、卢某2、赵某3等的证言、公安机关制作的搜查笔录、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物品照片、电子证物勘验检查工作记录、电子数据光盘、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及电子数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信息查询单、行政处罚决定书、刑事判决书、暂扣款票据、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登记表、呈请对程倩红认定立功报告书、立功情节证明及相关查证材料、公安民警对孙爱巧归案时所作的笔录、出具的情况说明、抓获经过、归案经过、户籍证明及各被告人对上述事实所作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对于被告人程倩红当庭对金亮介入本案电子勘验工作以及其证人身份所提的异议，经审理认为，金亮时任东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教导员，其作为大队负责人之一，对于侦查民警提请电子勘验进行审批系正常工作流程，相关电子物证的勘验及提取工作系由该大队民警郑雷杰、李景州、王鼎具体负责，勘验程序合法。且公诉机关提供金亮、卢亚林的谈话笔录，系针对被告人程倩红在侦查阶段提出其曾向金亮咨询一事进行调查核实，并非作为指控被告人程倩红开设赌场犯罪的证据提交法庭。 对于被告人程倩红的辩护人提出的证据边锋、闲来等游戏界面打印件及刘大川、但云飞判决书，经庭审质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对于被告人周筱君的辩护人提交的归案经过材料，经庭审质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 关于相关被告人、辩护人当庭所提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1.对于被告人程倩红等人运营“麻婆儿-浙江棋牌”APP平台的性质问题，首先，根据相关被告人的供述及在案证据证实，被告人程倩红伙同被告人黄崇海、钟琪及钟鸣等人以营利为目的，开发并运营“麻婆儿-浙江棋牌”手机APP游戏平台，平台采用房卡模式（即约局模式），该模式不同于随机匹配模式（即玩家进入游戏平台后随机匹配房间开始游戏的模式），而是通过大量招募代理进行推广，让代理吸收或者拉拢周围赌博人员加入该平台，通过代理组建微信群，销售房卡或代开房进行约局组局，并由代理对赌资结算提供担保，以此进行持续的网络赌博活动。虽然“麻婆儿-浙江棋牌”手机APP在游戏平台中没有直接的现金结算业务及组织赌博人员等行为，但依托平台的棋牌游戏、胜负结算等功能，通过与游戏代理的共同犯罪行为，将现金结算业务、组织赌博人员等部分功能转移到微信等其他网络媒介上，实质上是将“麻婆儿-浙江棋牌”手机APP游戏平台作为一个半公开、规模大、场所相对固定、持续运营、参赌人员相对不特定的赌场进行运作，并以销售房卡的方式渔利，其行为属于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开设赌场。其次，根据在案证据及包括代理和赌博人员等的大量供述和证言看，上述人员在接触和了解“麻婆儿-浙江棋牌”APP后均能够认识到该平台就是供人赌博的软件。本案代理在决定从事代理商工作之前或者在从事代理商过程中，均知道自己微信群里存在赌博的情况，也曾多次询问平台方是否有风险。且平台为审核代理资格，均有微信号加入代理微信群，对微信群内的情况应当清楚，不少代理微信群昵称直接冠以“*元（块）杭州麻将”“*元（块）牛牛群”“*元（块）十三道”等赌博意味明显的群名。代理如碰到有逃单的情况，或者“玩得比较大”的情况，还会向平台反映，要求平台封号处理。众多麻婆平台所谓的“玩家”因为在该平台赌博而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因此，“麻婆儿-浙江棋牌”APP游戏平台作为实际上供人赌博的平台属显而易见的事实。同时，作为新型的网络犯罪形态，主管部门和有关人员对其本质认识上有一个发展过程，未能及时查办对本案案情的扩大有一定原因，但不能就此否定本案犯罪属性。 15.关于赌博和合法娱乐的界限划分及本案违法性认识的问题，古语有云，“赌近盗，奸近杀”，赌博为我国历代政府所严厉查禁的违法犯罪活动，赌博的危害也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我省的相关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或者参与赌博，个人赌资200元至500元以上或者个人单次（局）赌博输赢额20元以上，即属赌博违法行为。且计算个人单次赌博输赢额应以在一段相对固定和集中的时间段内的输赢额累计计算为宜。麻婆平台方开发并运营棋牌游戏APP，招募代理，吸收玩家到该平台注册、玩牌，并通过代理销售房卡牟利；代理商则在销售房卡的过程中赚取差价牟利，均属于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赌博提供条件。同时，麻婆平台手机游戏APP，利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终端的便利，极大得方便了线上组局约局，并且突破线下赌局的时空限制，使赌博活动的效率成倍提升。纵使牌局计分单价数额不大，但依托移动互联网络游戏软件和通讯群组的便利，导致相对时间内的赌博输赢额亦成倍加大，由此导致的危害性亦更大。综上，我国法律法规对于赌博界定清晰明确，本案不存在违法性认识上的阻却事由。 16.关于本案麻婆棋牌APP平台及代理销售房卡获利的性质及数额认定问题，被告人程倩红等人开发“麻婆儿-浙江棋牌”手机APP平台，事实上确实被所谓的玩家用于线上约局组局进行赌博，平台方实质上即是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活动提供工具或放任玩家用于赌博，其盈利手段亦是依靠代理推广并增加赌博人员数量，消耗更多房卡进行获利，如本案中平台招募代理的条件即要求代理自己必须有棋牌类游戏的微信群，代理本人要担任群主，并且对于代理微信群内的玩家人数有所要求等等，在麻婆平台赌博必须消耗房卡，每张房卡固定只充许打数局，在众多代理组建的微信群中，一般由赢家支付房卡费用，房卡消耗的多寡可直观反映赌博活动的数量和规模，也可衡量开设赌场犯罪活动的罪责轻重，故公诉机关以销售房卡的获利金额作为平台与代理的涉案违法所得予以指控，并无不当。本案各代理涉案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有公安机关依法提取的平台服务器数据、涉案代理使用的手机数据、财付通、支付宝交易数据等电子数据及相关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证实，且违法获利数额各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均已各自确认，足以认定。同时，部分代理因群内参赌人员逃单而垫付赌资或者代理自己入局参赌、赠送部分玩家房卡等行为，主观上都是为了追求相关犯罪活动更好的持续发展，本质上均是其组建、管理赌博微信群组，提供组局约局服务，担保赌资结算功能等开设赌场犯罪行为的具体体现，其垫付赌资行为及自身消耗房卡均不影响非法获利的指控认定。 综上，对于部分被告人及辩护人当庭所提本案的“麻婆儿-浙江棋牌”APP是正规游戏平台，提供合法的棋牌游戏，收取的房卡为正常的服务费用，平台玩家打牌是正常的娱乐活动，平台不涉赌；指控认定的相关被告人非法获利金额证据不足，或者应扣除其垫付逃单的费用、自身消耗房卡金额等；以及本案平台及代理均没有直接抽头和开设赌博网站、设置赌博装置等典型的开设赌场行为，本案被告人缺乏违法性认识等相关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但对于本案被告人在新型的涉房卡类棋牌游戏APP平台开设赌场犯罪中，相较于直接犯意明显的普通开设赌场犯罪有所区别，在量刑上应予区别考量。 本院认为，被告人程倩红、钟骏峦、黄崇海、钟琪、金芙蓉、金健、乔凤禅、周筱君、吴艇艇、楼国强、楼婷、孙爱巧、张君君、刘筱洁、杨景侃、徐锋、陆练练、楼军锋以营利为目的，利用移动互联网通讯终端APP游戏平台开设赌场供他人赌博，并从中渔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开设赌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支持。对于辩护人当庭所提本案不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应以赌博罪定罪处罚的相关意见，与查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各被告人参与之犯罪均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程倩红在开设赌场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定罪处罚；其余17名被告人在开设赌场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程倩红到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1名，经查证属实，属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孙爱巧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开设赌场相关犯罪事实，均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钟骏峦、钟琪、金芙蓉、金健、周筱君、乔凤禅、吴艇艇、楼国强、楼婷、张君君、刘筱洁、杨景侃、陆练练、徐锋、楼军锋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或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除被告人程倩红外，其余17名被告人均当庭认罪、悔罪，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程倩红、钟骏峦、黄崇海、钟琪、金芙蓉、金健、周筱君、吴艇艇、楼国强、楼婷、孙爱巧、张君君、刘筱洁、杨景侃、陆练练、徐锋、楼军锋已退缴部分或者全部违法所得，均可相应酌情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钟骏峦、楼婷、孙爱巧、张君君、刘筱洁、杨景侃、陆练练、徐锋、楼军锋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依法可以适用缓刑。各辩护人据上所提辩护意见，理由成立的，本院予以采纳。根据其余9名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不能适用缓刑，故相关辩护人当庭提出对上述被告人宣告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程倩红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2日起至2022年6月11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钟骏峦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黄崇海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2日起至2020年11月11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四、被告人钟琪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2日起至2020年11月11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五、被告人金芙蓉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六、被告人金健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七、被告人乔凤禅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30日起至2021年9月29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八、被告人周筱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九、被告人吴艇艇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6日起至2020年11月15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十、被告人楼国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2日起至2021年1月11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十一、被告人楼婷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七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十二、被告人孙爱巧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五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十三、被告人张君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二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十四、被告人刘筱洁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三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十五、被告人杨景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二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十六、被告人徐锋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四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十七、被告人陆练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二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十八、被告人楼军锋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十九、暂存本院及公安机关由被告人退缴的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本案犯罪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上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胡伟东 人民陪审员  郭晓红 人民陪审员  胡正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代书 记员  吕欣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