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26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阜宁县阜城镇联合通讯门市，住所地在江苏省阜宁县阜城镇阜城大街**。经营者：王海霞，女，汉族，1977年8月6日生，住江苏省阜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男，汉族，1974年10月18日生，住江苏省阜宁县，阜宁县阜城街道办事处缪黄村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南城河路**负责人：杨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金剑，北京市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阜宁县阜城镇联合通讯门市（以下简称阜城通讯门市）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司（以下简称盐城联通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9）苏0902民初6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阜城通讯门市上诉请求：1、查清案情事实后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能将本案事实查明、查清。1、一审法院未能全部查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否有承包金一事。哪些合同中涉及承包金。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有2份框架式的大合同：一份签订时间为2013年8月19日，合同期限为2013年8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部分内容为由上诉人缴纳保证金15000元和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代理相关通讯业务等；另一份合同签订时间不明，合同期限为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部分内容为由上诉人缴纳保证金10000元和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代理相关通讯业务等。在第一份合同期限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又签订了2份补充协议，其中一份补充协议（自建他营-户均补贴），签订时间为2014年4月30日，补充协议有效期限为2014年2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合作方式是返租，缴纳进场费20万和20万元的发展指标保证金。另一份补充协议（自建他营）签订时间不明，协议有效期限为2015年2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2015年2月1日前缴纳进场费200000元和60000元的指标保证金。第三份补充协议（自建他营）签订时间为2016年11月18日，补充协议有效期限为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承包金460000元（其中进场费148000元和312000元的考核承包保证金）。一审法院认定拖欠三年的进场费48000元和承包金为614878元是错误的，在三份补充协议和2份大框架协议中真正涉及承包金的只有在第三份补充协议中，承包金金额为460000元。2、事实上该门市的实际控制人是第三人祖某，被上诉人与该门市发生合作关系时，都是与第三人祖某联系，从未有人与上诉人联系过，该门市向被上诉人交付的一系列相关费用都是第三人祖某交付，从被上诉人的收款账单和银行凭证记录能够予以得到反映，但一审法院也未对这一事实予以查明。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查问被上诉人是谁与上诉人进行的业务合同洽谈，被上诉人也未有正面作出明确回复。二、一审法院对相关非法证据予以采信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共有2份大框架合同和3份补充协议。一审法院在查明一份签订时间不明，合同期限为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合同和签订时间为2016年11月18日，有效期限为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的补充协议（自建他营）不是上诉人签字的情况下,依然作为有效证据采信是错误的。即使在该两份合同中有阜城通讯门市的章印，但上诉人是在不知情前提下由该门市的实际经营人祖某偷盖的，该章印也是祖某私刻的。2、一审法院认定该门市经营人是王海霞，就应该查明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是否有上诉人的委托手续。但在庭审中一审法院未能查清这一事实，被上诉人也一直未有提供，仅提供了不是上诉人签字的虚假合同，而且上诉人当时已经离开该门市，不再在该门市打工。三、第三人祖某私用他人身份证件，采用虚假材料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并私刻门市章印冒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定合同，被上诉人在明知该门市在业务洽谈沟通联系对象和实际对该门市的控制人都是第三人祖某却仍然与其签订合同，给上诉人造成巨大损失，上诉人将对第三人祖某和被上诉人的相关人员提起控告以追究其相关刑事责任。四、被上诉人在明知第三人祖某已经与被上诉人签订申办了一个阜城三至手机经营店的基础上，依然允许其以他人名义再次申请注册办理阜城通讯门市，其主观存在过错，在前两份合同未能全部履行的情况下，依然签订第三份伪造的虚假合同，具有恶意扩大损失的故意。盐城联通公司答辩称：1、承包金只是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对指标进行考核补贴的一种形式上的称呼，达到协议中约定的考核指标，可免去相应的房租或者费用，该免去的部分视为渠道补贴，如果达不到协议中约定的考核指标，则要根据协议中的约定，支付相应的费用。这种渠道补贴是带考核性质的，在2014-2015年这份协议中被称为发展指标保证金，2015-2016年这份协议中被称为房租补贴，2016-2017年协议中被称为考核承包金，因此形式上的称呼并不影响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缴纳相应费用的认定。2、关于上诉人交的一系列相关费用由祖某缴纳的问题，即使是事实，也不影响合同签订的主体是上诉人，经营者是王海霞的事实认定。况且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接受佣金的账户也是经营者王海霞的个人账户。3、上诉人称祖某私用王海霞的身份证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并刻制章印，明显是推卸责任的说辞，不符合客观事实，不符合常理。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自己提供的一份说明可以看出王海霞自认是该门店的店长，被上诉人不管其是不是该门店的实际经营者，其对盐城联通公司与各门店代理商之间的合作模式应当是熟悉的，对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和责任承担也是明知的，王海霞作为一个成年人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将身份证交给祖某办理门店注册登记、私刻印章，对此也应当是明知的，不存在私用身份证、偷盖章印的说法。4、作为有字号的个人工商户，在协议中加盖章印，应当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不再需要上诉人称的相关委托手续。上诉人应当根据双方签订的有效协议据实履行，按约支付相关费用。盐城联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阜城通讯门市立即支付进场费48000元，承包金614001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阜城通讯门市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1日，盐城联通公司（甲方）与阜城通讯门市（乙方）签订了盐城联通公司实体代理商业务合作协议约定，乙方在阜宁县注册，合作形式为：合作营业厅，协议中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代理甲方代办甲方移动业务、固定电话、宽带业务入网、充值业务等，代理甲方收取上述业务相关费用，经销甲方业务所需移动SIM卡、话费充值卡、IP电话卡等，负责联通用户的业务变更受理等等业务。乙方根据代理业务种类和规模向甲方提交保证金15000元。甲方根据乙方的业绩等情况，定期调整乙方应支付的业务代理保证金金额。乙方完全履行了对甲方应承担的义务后，以甲方计费系统的数据为双方认可一致的依据，甲方以此数据按协议时间向乙方支付佣金，佣金打入王海霞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账号为11×××55。协议期限为三年至2016年7月31日。2016年8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协议中对乙方交纳保证金数额降为1万元，结算佣金支付账号改为王海霞在中国工商银行的62×××87账号外，还增加了违约责任约定，即出现下列情况，视为乙方违约：1、乙方单方面关闭门店或累计一个月无甲方业务受理；2、乙方拆除、更换门店外关于甲方的宣传设施，包括且不限于门头、背景墙、宣传灯箱等；3、乙方店内受理或宣传销售除甲方以外运营商的产品业务等。另约定，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造成本协议的终止，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该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终止而解除，如乙方违反本协议，提前终止双方的合作代理关系的，应承担不低于6万元的违约金。协议的履行期限为三年，即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2014年4月30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自建他营-户均补贴）约定，协议有效期为2014年2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甲方将乙方业务受理区及80%的手机柜组返租给乙方。乙方需缴纳20万元/年的进场费及20万元/年的发展指标保证金，其中进场费作为甲方租赁该合作经营场所房租费的抵冲，无论指标是否完成，均不予返还。可分两次进行缴纳，首次需在乙方进场前缴纳10万元进场费及10万元发展指标保证金，剩余费用需在2014年8月1日前缴纳。同时约定了发展指标及保证金的退还方式。2015年2月1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自建他营）约定，协议有效期为2015年2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甲方已经支付该营业厅年租金40万元，相当于预付代理商房租补贴20万元，乙方在2015年2月1日前需缴纳20万元进场费及6万元指标保证金。该协议中约定了考核指标和考核结算方式等。2016年1月18日，甲方和乙方又签订补充协议（自建他营）约定，从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甲方将乙方业务受理区及80%的手机柜组返租给乙方。因甲方已经支付该营业厅年租金48万元，视为已经预付乙方渠道补贴312000元。乙方应给付甲方承包金46万元/年，该承包金分为两部分：进场费148000元及312000元考核承包金。乙方在2016年2月1日前需缴纳148000元进场费及93600元指标保证金。该协议中对考核指标和考核结算、提成核算规则等作了明确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阜城通讯门市向盐城联通公司缴纳门店的保证金15000元，并正式经营。根据盐城联通公司自认，从双方签订的五份协议之后，阜城通讯门市应向盐城联通公司支付进场费548000元，现实际收到50万元（该费用中已扣除15000元保证金）。2014年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阜城通讯门市未能完成年度考核，应补交183375元承包费尚未交纳；2015年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阜城通讯门市未能完成年度考核，应补交119519元承包费尚未交纳；2016年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阜城通讯门市未能完成年度考核，应补交311984元承包费尚未交纳，三份补充协议合计应交承包金为614878元。阜城通讯门市实际经营至2017年1月31日。另查明，阜宁县阜城镇阜城大街76号注册登记有阜城通讯门市和阜宁县阜城三至手机精品店。阜城通讯门市登记的经营者为王海霞，阜城三至手机精品店登记的经营者为祖某。再查明，2016年5月20日，祖某与王海霞签订说明一份，明确：王海霞系祖某聘用担任阜城通讯门市的营业店长一职，在此期间，王海霞将其身份证借给祖某办理了阜城通讯门市的营业执照，并办理了两张银行卡交祖某使用。两张卡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62×××87（佣金卡），中国建设银行6227001323030188013（办公用卡）。同时在说明中明确，因盐城联通公司与王海霞所签订的合同所产生的经济纠纷皆由祖某负责，与王海霞无关。还查明，2013年8月1日签订的合同中11×××55账户的户主为祖某。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合作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协议签订后，盐城联通公司已按约定履行义务，阜城通讯门市理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阜城通讯门市的经营者王海霞辩称不知道门店经营情况，门店的实际经营者是祖某，应由祖某承担相应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王海霞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自己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王海霞将自己的身份证交给祖某办理门店的注册登记，刻制印章，并办理银行卡交给祖某使用，同时与盐城联通公司签订三份协议（自认），王海霞对此应当是明知的。另外两份协议，尽管王海霞不认可签名，但协议上有阜城通讯门市的印章，同时协议中约定结算均系通过王海霞的银行卡进行，而实际结算确实是提供王海霞的银行卡进行交易，即使协议上王海霞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为，也不影响协议的履行。王海霞与祖某之间签订的说明是对内的行为，即针对两人之间的约定，并不能对抗盐城联通公司，对外的责任应当由王海霞经营的阜城通讯门市承担。因双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均通过银行卡进行，阜城通讯门市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不欠盐城联通公司承包金和进场费，故对阜城通讯门市的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信。盐城联通公司主张要求阜城通讯门市支付进场费48000元、承包金614001元（实际为614878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阜城通讯门市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盐城联通公司人民币662001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420元，由阜城通讯门市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案涉2016年8月1日合作协议和2016年11月18日补充协议是否生效，对阜城通讯门市是否具有约束力的问题。对案涉上述协议中的签名，阜城通讯门市经营者王海霞虽否认是其本人所签，但上述协议加盖了阜城通讯门市的章印，对章印的真实性阜城通讯门市并未提出异议，可以认定上述两份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查明，阜城通讯门市实际在盐城联通公司承租的场地进行经营，上述合同实际得到了履行，因此上述两份协议依法成立有效，对阜城通讯门市具有法律约束力。阜城通讯门市主张上述协议的章印为第三人祖某私自偷盖，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亦与阜城通讯门市在盐城联通公司承租的场地进行合作经营，事实上履行合同的客观事实相矛盾，其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盐城联通公司在本案主张阜城通讯门市给付承包金614001元，依据的是双方之间的三份补充协议。虽然2014年4月30日补充协议、2015年2月1日补充协议中系以“发展指标保证金”“房租补贴”形式出现，与2016年11月18日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考核承包金”不一致，但与“考核承包金”一样，“发展指标保证金”“房租补贴”均是双方对阜城通讯门市不能完成考核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对此盐城联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作了明确说明，阜城通讯门市上诉称盐城联通公司仅主张2016年11月18日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考核承包金460000元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本案王海霞为登记的经营者，故其在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阜城通讯门市上诉主张第三人祖某为门市实际控制人，但盐城联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实际控制人与实际经营者含义不同，盐城联通公司要求实际控制人祖某在本案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案阜城通讯门市经营者王海霞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进行判断，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阜城通讯门市经营者王海霞将身份证交给第三人祖某办理门店的注册登记，刻制门市印章及办理银行卡，同时王海霞多次以阜城通讯门市负责人的身份与盐城联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可以表明王海霞认可其是阜城通讯门市经营者，亦知晓阜城通讯门市印章的存在。现阜城通讯门市主张第三人祖某私用王海霞身份证件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阜城通讯门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20元，由上诉人阜宁县阜城镇联合通讯门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娴审判员 钟红梅审判员 张 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朱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