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道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124民初2062号原告：周某1，男，汉族，1991年3月15日出生，湖南省道县人，住湖南省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仁善，湖南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某，女，汉族，1992年9月6日出生，湖南省道县人，住湖南省道县。被告：周某2（系被告唐某母亲），女，汉族，1966年9月11日出生，湖南省道县人，住湖南省道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响忠，道县金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周某1与被告唐某、周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仁善、被告唐某、周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响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礼金9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底原告与被告唐某经亲戚介绍相识，后于2017年2月24日订婚，原告给予女方家主彩礼69000元，给女方家人及媒人共计36200元，“桌面”6500元，猪肉等实物等折合850元。另外第一次给女方及家人的见面礼:原告父母给女方2100元（一个900元红包、两个600元红包），给女方弟弟1200元（两个红包）,原告舅舅、舅妈给女方800元，原告外公外婆给女方400元，原告表哥给女方200元，以上合计117250元。女方回礼900元，给原告红包200元，回糯米12斤。订婚后原告与被告唐某开始同居，一直到××××年××月份双方分开，期间原告多次催促结婚，但女方一种种理由推脱。被告唐某、周某2辩称：原告所述不实。1.订婚是2017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九），正彩礼是60009；2.人情往来的红包金额不对，原告将金额提高了，且不应当认定为彩礼。“桌面钱”为4900元，已经用于订婚办酒的开支，还有猪肉等实物也是用于订婚办酒的，不能认定为彩礼；3.部分费用为恋爱时支出，如给女方的红包12900元（原告提交的询问笔录中为15900元）是给女方购买衣服等礼物的，属于无偿赠予，不应认定为彩礼；4.被告唐某已经将彩礼用于回礼及共同生活期间生活开支，不应返还。女方回礼900元，给付原告父母红包1200元，给原告2900元，购买衣服1000元，其他红包2000元，共计8000余元。两人共同生活近两年，彩礼基本用于生活开支。2018年3月被告唐某陪同原告在道县人民医院做了手术，5月因复发又陪同原告到长沙湘雅医院做手术，期间所有开支均由被告唐某开支。在共同生活期间还购买了冰箱（价值1199元），电风扇（价值199元），高压锅（价值136元）等生活用品；5.被告唐某在本案中无过错。因原告怀疑被告唐某无生育能力，经常拳打脚踢，尤其在2019年1月10日晚上，原告殴打被告唐某致伤住院6天，医药费还是自己支付的，原告也被治安拘留6天。被告唐某出院后回到出租屋，原告家人要求退婚，双方又发生争吵，被告唐某因难过才到成都静养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的交换和质证。对被告提供的住院资料、购物凭证等复印件，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对于见面给付的红包以及订婚时原告给付的金额存在争议。综合原、被告的陈述及媒人唐快妃的当庭证词，本院确认2016年农历十二月三十在唐快妃家原告方与被告方见面，吃完饭后原告方给付被告唐某红包15900元，被告唐某父母红包各1900元，弟弟红包4900元，姐姐红包1900元，外婆红包1600元，舅舅等7人各900元。2017年农历正月初九（公历2017年2月2日）订婚，原告方去正彩礼60900元，“桌面钱”4900元，“小桌面”1600元（4个各400元）；2.被告对于被告唐某第一次到原告家，原告家人给予红包金额有异议。综合原、被告的陈述及媒人唐快妃的证词，本院确认原告父母给红包2100元（含“改口费”900元），给被告唐某弟弟红包1200元，原告舅舅、舅妈给红包400元，原告外公、外婆给红包400元，原告表哥给红包200元。3.原告对被告在订婚时给付的红包存在异议。原告对女方回礼900元无异议，但只认可给付原告红包200元，其余红包不认可。因被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对于被告所陈述的其余红包本院不予确认。综合全案证据及审理笔录，本院确认以下事实：唐快妃系原、被告双方亲戚，经唐快妃介绍，2016年农历十二月三十在唐快妃家原告方与被告方见面，双方均感到满意，于是吃完饭后原告方给付被告唐某红包15900元，被告唐某父母红包各1900元，弟弟红包4900元，姐姐红包1900元，外婆红包1600元，舅舅等7人各900元。经双方商定于2017年农历正月初九（公历2017年2月2日）订婚，原告方给付正彩礼60900元，“桌面钱”4900元，“小桌面”1600元（4个各400元，含媒人一个），同时还带去了猪肉等实物，被告家人在家里办了酒席，被告家回礼900元，给原告红包200元，被告方为原告购买了约1000元服饰。订婚后被告到原告家，原告父母给红包2100元（含“改口费”900元），给被告唐某弟弟红包1200元，原告舅舅、舅妈给红包400元，原告外公、外婆400元，原告表哥给红包200元。订婚后原告与被告唐某开始共同生活，被告唐某也承担了部分生活开支，还购买了冰箱（价值1199元），电风扇（价值199元），高压锅（价值136元）等生活用品。2019年1月10日晚上双方发生冲突，被告唐某致伤住院，此后原、被告分开各自生活。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婚约财产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方彩礼的金额以及被告方需返还原告方彩礼的金额。对于原告给予的彩礼的界定，本院认为需要考虑当地风俗习惯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志及一定金额大小来确定。订婚当日所去的礼金、“桌面”等按本地习俗是订婚所必需的，是经过男女双方家庭协商且主要体现了女方家庭的意愿，应当属于彩礼范围；原告在订婚时带来的猪肉等实物，以及“桌面钱”（有的地方又称酒席贺礼，用于女方办订婚酒席），因被告当天办了酒席，不应认定为彩礼；订婚后被告第一次到原告家，原告家人所给予的红包，属于一般性质的红包，不属于订婚时彩礼；对于原、被告双方第一次见面，原告方给予被告方的见面红包，在一般情况下类似男方追求女方时为博得女方及家人好感的行为，系原告方主动给予的，而红包金额大小是由原告方自行决定的，并非双方的合意，因此不应认定为彩礼。但本案的情况存在特殊之处，媒人唐快妃在庭审作证时陈述双方见面后同意结亲后再一起吃饭，吃饭后按被告方的要求给予红包的，说明原告方给予的红包个数和金额是按被告方的意愿给付的，结合双方第一次见面后数天就订婚的事实，可以印证双方第一次见面就明确了订婚的相关事宜。同时分析订婚时原告方所给付的各个项目，存在与本地订婚的通常做法明显不符的地方：1.原告方只给付了3个“小桌面”。通常订婚时根据女方亲戚与女方关系的亲疏，男方要给付“大桌面”（有的称“五品”）、“小桌面”，“大桌面”的金额一般在900元以上，而女方至亲的金额还要更多，而“小桌面”一般是400元-600元，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只给付“小桌面”的情况，这是明显不符合礼数的，这进一步印证了原、被告双方就见面红包的给付人员、金额是达成了一致的，所以才会在订婚时不给付“大桌面”（“五品”）；2.订婚时没有购买“三金”等或者折现，这也是与通常做法不一致的地方。结合被告答辩状中所述女方的红包12900元是给女方购买衣服等礼物的，也可以印证原、被告双方就给予被告唐某的红包用途是达成一致的。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在本案中应当认定原告方所给付的见面礼属于彩礼，认定原告方的彩礼为96500元。由于原告与被告在订婚后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根据法律的规定，不需要认定两方的过错责任，原告要求被告一方返还已经给付的彩礼，本院予以支持，但具体返还的金额，需结合实际情况予以确定。被告在订婚时回礼900元以及购衣款1000元，应当予以扣减，而给付原告的200元红包，属于一般性质的红包，不予扣减；被告唐某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购买冰箱，电风扇，高压锅，也应当予以扣减。鉴于原告与被告唐某共同生活了近两年时间，组成了一个家庭，虽然被告唐某没有工作，原告也承认被告唐某承担了部分生活开支，而被告唐某在共同生活期间坚持治疗虽然是为了自己，但也是希望能够生育小孩，也是为了家庭。被告唐某在共同生活期间因受到被告殴打致伤，给被告唐某造成了一定的伤害。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在扣减以上金额外被告还可以适当减少返还彩礼的数目，本院酌情确定被告一方应当返还原告彩礼的金额为50000元。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唐某、周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返还原告周某1彩礼50000元；二、驳回原告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案件受理费2050元，减半收取1025元，由原告周某1负担400元，被告唐某、周某2负担625元（被告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交，被告在给付本案判决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曾智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法官助理何时书记员肖峰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