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31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卫平，男，198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龙，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红艳，女，195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锋，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龙，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裕得丰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葵蓬路******05A。法定代表人：伍丹娜，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月鹏，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亚体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自编**/div>法定代表人：刘辉。原审第三人：刘辉，男，198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白水县。原审第三人：黄小华，女，195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范卫平、罗红艳与被上诉人广州裕得丰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得丰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亚体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亚体公司）、刘辉、黄小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9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范卫平、罗红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龙，上诉人罗红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锋，被上诉人裕得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月鹏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广州亚体公司、刘辉经本院依法传唤，黄小华经本院依法公告，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卫平、罗红艳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范卫平、罗红艳一审诉讼请求；2.由裕得丰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一审判决错误地理解法律中“公司股东”的概念，将已不具备股东身份的范卫平、罗红艳等同于法律规定的股东，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公司股东”指的是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和法人，在一审法院追加范卫平、罗红艳为被执行人时，范卫平、罗红艳均已将股份转让并已办理了变更登记，范卫平、罗红艳不再具有股东身份。根据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转让股份后是否承担责任，均取决于其转让股份时是否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但不能将其作为法律上的“公司股东而适用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股东的规定。一审判决中适用了《公司法》第三条及《公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等法律规定，在上述法律条文中，均使用的是“公司股东”的概念，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均应指现有股东，而不包括原股东。二、一审判决和（2019）粤0103执异253号执行裁定均依据《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追加原股东范卫平、罗红艳为被执行人属适用法律错误。（一）《规定》第十七条用了“股东”的概念，第十九条用的是“原股东”的概念，故第十七条指的是现有股东而不包括原股东。（二）根据《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适用该条追加原股东为被执行人的前提是“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本案中，范卫平、罗红艳在出资期限届满前、未缴纳出资的情况下转让股权属合法行为，不属于“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这一情形，不能以此追加范卫平、罗红艳为被执行人。在股权转让并办理登记后，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出资义务也已转让给受让人，此时要求转让股东出资期限加速到期而依然承担出资义务没有法律依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规定，不适用于范卫平、罗红艳。该规定出台于1998年，当时公司注册资本实行的是实缴制，在认缴制实行后，最高院于2016年出台了《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情形。新的规定明确“本规定实行后，本院以前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因此，对于能否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只能适用2016年新的规定，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范卫平、罗红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裕得丰公司答辩称，一、根据《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所规定的“公司股东”并未排除原股东。《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所规定的股东、出资人或发起人也并非仅指现股东。该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未缴纳出资、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并未排除未届出资期限而未实缴出资的情形。一审判决并未直接适用《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规定，而是参照该规定的精神进行陈述。故范卫平、罗红艳主张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是不能成立的。二、股东的出资承诺是公司财产的一部分，就同一出资承诺，在原股东、现股东之间应由谁来履行出资义务，需根据双方的协议。但对于债权人而言，有权要求原股东、现股东根据同一出资承诺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原股东、现股东由谁来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三、根据2019年10月8日颁布的《九民纪要》第六条规定，明确规定了当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具备破产原因，而股东不申请破产的，债权人有权请求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一审判决根据《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规定作出一审判决结果是正确的。综上，裕得丰公司不同意范卫平、罗红艳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广州亚体公司、刘辉经本院依法传唤，黄小华经本院依法公告传唤均未到庭陈述意见。2019年10月24日，范卫平、罗红艳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下称荔湾法院）（2019）粤0103执异253号执行裁定书（下称253号执行裁定），判决确认范卫平、罗红艳不是（2019）粤0103执1677号执行案的被执行人，不需对（2019）粤0103执1677号执行案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裕得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裕得丰公司（乙方）与广州亚体公司（甲方）签订了《保利汕尾金町湾项目06地块公寓物业销售代理合同》，约定：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销售金町湾项目乙方独家代理服务费相关事宜达成协议，该合同项目位于广东省××市城区××县道，甲方全权委托乙方销售该项目，委托销售范围包括332套公寓物业。销售底价为16500元/平方米（均价），乙方可以高于底价对外销售，最终销售价格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等。代理合同签订当天，广州亚体公司还向裕得丰公司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载明广州亚体公司为金町湾项目的合法产权持有人，现委托裕得丰公司就项目物业销售事宜分销洽谈及协议签署，并委托范卫平、罗红艳代收房款。上述代理合同签订后，2018年5月14日，裕得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伍丹娜向广州亚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辉的个人账户转账100万元，案外人唐志森代裕得丰公司向刘辉的个人账户转账100万元，案外人周翠翠代裕得丰公司向刘辉个人账户转账100万元，广州亚体公司向范卫平、罗红艳出具了300万元的收款收据。2018年5月28日，裕得丰公司与广州亚体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广州亚体公司同意在裕得丰公司已付的300万元保证金里抽出100万元给汕头市乐有家投资有限公司作为预付佣金，以便乐有家投资有限公司马上能开展推广销售工作。广州亚体公司将100万元支付给汕头市乐有家投资有限公司，后该公司将100万元退回给范卫平、罗红艳。之后裕得丰公司与广州亚体公司就上述物业销售代理合同发生争议，裕得丰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件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以（2019〉粤01**民初5785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主要内容）：广州亚体公司向裕得丰公司返还保证金200万元；广州亚体公司向裕得丰公司支付200万元保证金利息，利息从自2018年5月15日起计至案涉的代理合同解除之日止（即2018年8月2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广州亚体公司向裕得丰公司支付逾期返还保证金的违约金（以200万元为基数，从合同解除之日即2018年8月29日计算到实际返还保证金之日止，按每日1‰计算，违约金总额不得超过本金）；刘辉对上述判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广州亚体公司、刘辉不服该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州中院经审理，于2019年3月26日以（2019）粤01民终17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裕得丰公司按生效民事判决，于2019年4月8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要求广州亚体公司、刘辉（下称两被执行人）：（1）.向裕得丰公司返还保证金200万元；（2）.向裕得丰公司支付200万元保证金利息，利息从自2018年5月15日至2018年8月2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即25617元；（3）.向裕得丰公司支付逾期返还保证金的违约金，以20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29日起计至实际还还款之日止，按每日1‰计算，暂计至2019年4月5日为438000元；（4）.刘辉对上述1-3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执行人并负担申请执行费2736元。一审法院于同日以（2019）粤0103执1677号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两被执行人未自觉履行，一审法院依法向工商、房屋、车辆、银行、证券、保险等部门查询两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依法扣划了两被执行人银行存款1372391.61元，此后再也没有发现两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已向两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并于2019年9月20日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之后，裕得丰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追加黄小华、范卫平、罗红艳为（2019）粤0103执1677号的被执行人，分别对广州亚体公司、刘辉未能清偿的债务：黄小华在出资15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范卫平在出资5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罗红艳在出资7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53号执行裁定：追加黄小华、范卫平、罗红艳为（2019）粤0103执1677号的被执行人，在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2019）粤0103执1677号案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范卫平、罗红艳不服该执行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工商登记及企业信用信息显示，广州亚体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成立，注册资本3万元，由范卫平、黄小华分别占股95%、5%，分别认缴出资额2.85万元、1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认缴出资时间为2035年。2015年8月17日，范卫平、黄小华、刘辉、熊康颖达成股东会决议：黄小华将原认资15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转让给熊康颖，范卫平将原认资28500元部分4275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5%）转让给熊康颖，将原认资28500元部分7267.5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转让给刘辉，注册资本由3万元增加为100万元，其中范卫平认缴出资50万元（占股50%），刘辉认缴出资30万元（占股30%），熊康颖认缴出资20万元（占股20%），认缴出资时间为2035年。2016年1月4日，范卫平、刘辉、熊康颖、罗红艳达成股东会决议：范卫平将占公司注册资本50%共50万元的出资转让给罗红艳，熊康颖将占公司注册资本20%共20万元的出资转让给罗红艳，转让后罗红艳占公司注册资本70%共70万元，刘辉占公司注册资本30%共30万元，注册资本仍为1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35年。2016年10月9日，罗红艳、刘辉达成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为1000万元；变更后，罗红艳占公司注册资本70%共700万元，刘辉占公司注册资本30%共3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46年12月31日。2018年11月15日，罗红艳、刘辉达成股东会决议:罗红艳将占公司注册资本70%股权共7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刘辉，废除原公司章程，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并启用新章程。广州亚体公司新章程内容显示，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资时间2048年12月31日。本案诉讼中，罗红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诊断其患有颞叶胶质母细胞瘤、慢性脑疝、脂肪肝、多发性肝囊肿等疾病，并提交案件事实陈述，称对本案的纠纷不知情，要求免除其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范卫平、罗红艳作为（2019）粤0103执1677号执行案的案外人，因不服253号执行裁定而提起诉讼，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范卫平、罗红艳转让股权，是否属于正常转让行为；2.范卫平、罗红艳未到出资期限，是否应该提前出资。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1.关于范卫平、罗红艳转让股权，是否属于正常转让行为。我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该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公司及股东与债权人的权利和义务均应合理确定，平等保护，不能为了股东利益而忽视甚至损害债权人利益；股东虽然有转让股份的权利，但是其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公司及股东应承担的社会义务的约束。在公司股东内部利益与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执行依据（2019）粤0103民初5785号民事判决己经发生法律效力，广州亚体公司、刘辉应向裕得丰公司返还保证金200万元及支付该款的利息、违约金等。范卫平、罗红艳及第三人黄小华作为广州亚体公司的股东，实际出资均为0元，既未提前缴纳原本认缴的出资，以承担股东应有的义务，又未获得债权人豁免其义务，就将股份转让给了他人，且罗红艳于2018年11月15日把占广州亚体公司注册资本70%股权共700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刘辉，是在一审法院（2019）粤0103民初5785号民事判决作出之后，明显有逃避股东承诺认缴资本和承担经营风险等义务、损害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嫌疑，因此，范卫平、罗红艳的转让股权行为并非善意，不属于正常转让行为。2.范卫平、罗红艳未到出资期限，是否应该提前出资。我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这里的“全部财产”，明显包括未届出资期限的认缴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规定，管理人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主张出资人向债务人依法缴付未履行的出资，出资人以认缴出资尚未届至公司章程规定的缴纳期限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要求未到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出资，是有法律依据的。本案中，第三人广州亚体公司是企业法人，经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己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破产审查实质要件，裕得丰公司可以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随即要求范卫平、罗红艳尚未到认缴期限的出资加速到期。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不是简单的未到出资期限是否应该提前出资问题；而是具体的经过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是否可以不申请破产等程序，而直接在执行阶段要求尚未届出资期的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裁判意见如下：首先，公司法将实缴资本制改为认缴资本制的立法目的，只是降低股东投资门槛，有利创业；而绝不是降低对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的保护，更不是允许股东滥用认缴制而损害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且股东的认缴承诺，既有对内效力：公司和股东都应受该认缴承诺的约束，尊重对认缴数额和缴纳期限的约定；也有对外效力：该认缴承诺构成对公司债务的担保，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可以要求未实缴出资的认缴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次，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活动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要求市场主体讲究信用，恪守诺言，应当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因此，在保护股东享受自由出资期限权利与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股东内部的约定不能对抗公司外部的债权人。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些规定中的“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或“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并未明确排除未届出资期的出资，且未设定以解散清算、破产程序作为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的前提条件。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股东是否已届出资期对审判和执行认定“注册资金不实”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在审判阶段，如果公司尚未经清算、破产或执行程序，就认定未届出资期的股东是出资不实而加速到期，势必消解认缴资本制鼓励创新创业的作用，明显不符合公司法修改的目的。但是，在执行阶段，很多程序与强制清算程序、破产程序具有极大相似性，对于虽未届出资期限的未缴出资股东，参照相关清算、破产的规定精神，要求经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未届出资期的股东提前出资，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在己认缴但未实际缴纳的出资范围内承担公司债务，完全是正当的，而且也是公司法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因此，在执行阶段，可以认定未届出资期限而未足额出资的为“注册资金不实”。第五，在执行过程中，应尽可能维持公司的生命力，避免不必要的解散清算或破产，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本案中，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广州亚体公司因为200余万元（已经扣划了广州亚体公司及刘辉共1372394.61元）的债务而终结，显然是不必要的。如果那样，于范卫平、罗红艳而言，其结果反而可能得不偿失；于司法资源和社会效果而言，既不符合程序经济原则，也与执行程序重效率的价值相违背，而且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因此，在执行过程中要求尚未届出资期的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的，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作为第三人广州亚体公司股东的范卫平、罗红艳，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全部注册资本的认缴出资时间为2046年，明显过长，而且实际出资一直为0元；广州亚体公司出现债务却无法清偿后，根据权利义务对等性的内在要求，范卫平、罗红艳对广州亚体公司的债务，均应当承担清偿责任。裕得丰公司选择追加范卫平、罗红艳及第三人黄小华而放弃追加其他股东，属于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依法予以照准。一审法院根据裕得丰公司申请，作出（2019）粤0103民初253号执行裁定，追加范卫平、罗红艳及第三人黄小华为被执行人，在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2019）粤0103执1677号案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范卫平、罗红艳诉讼请求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罗红艳提交的疾病证明，是在其转让广州亚体公司的70%股权转让后所发生，与股权转让以及需提前履行出资义务没有关联，罗红艳仍应承担执行裁定书确定的相关义务。第三人广州亚体公司、刘辉、黄小华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五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后，裕得丰公司提供的广州亚体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麓苑路****”现场照片显示，广州亚体公司没有在该处开展经营活动。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范卫平、罗红艳应否被追加为（2019）粤0103执1677号案的被执行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其一，广州亚体公司、刘辉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经权利人裕得丰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仅执行到部分银行存款，没有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对此，一审法院已于2019年9月20日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而且，根据，根据裕得丰公司二审诉讼中提供的广州亚体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地的现场照片看，广州亚体公司没有在其住所地开展经营活动可见，广州亚体公司实质上已具备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故在此情况下，广州亚体公司的股东出资不应再享有认缴制的期限利益，其出资应加速到期，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其二，范卫平、罗红艳在将其持有的广州亚体公司股权转让时均未履行出资义务。而且，罗红艳于2018年11月15日转让股权给刘辉时，裕得丰公司早于2018年8月13日向法院起诉广州亚体公司，一审法院并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罗红艳明知公司存在债务而转让股权，该行为显然存在逃避债务的嫌疑，实质上已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综上，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范卫平、罗红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范卫平、罗红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处理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范卫平、罗红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春成审判员  李 娜审判员  柳玮玮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张 旭彭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