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14行终2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绥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绥中县绥中镇和平街东段**。负责人阚忠民，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康东平，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宋宇，辽宁开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德录（曾用名王德禄），男，194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绥中县。上诉人绥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因城建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建昌县人民法院（2020）辽1422行初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公开审理。上诉人绥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代理人康东平、宋宇、被上诉人王德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庭审举证质证认定，绥中县文富建筑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富公司)与原告王德录之间就拆迁补偿事宜，被告依文富公司2008年12月1日向其提出的裁决申请于2013年7月13日作出绥建裁字(2013)第001号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书，王德录不服该裁决书诉至该院，该院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2014)建行初字第00003号行政撤销判决。王德录遂于2019年12月1日向被告提出对其与文富公司拆迁补偿进行行政裁决，2020年1月16日被告作出《关于王德禄申请裁决的答复函》。被告作出的答复认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5号）于2011年1月21日废止，第十六条已不适用。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第四条规定，被告已无进行裁决的职权依据。王德录不服该答复，诉至该院。原审法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第三十五条规定“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5号）第十六条之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被告绥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有作出房屋拆迁裁决的法定职权。被告绥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辩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对此该院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绥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1月16日对原告王德录作出的《关于王德禄申请裁决的答复函》。二、责令被告绥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王德录于2019年12月1日提出的裁决申请，重新作出处理。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绥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上诉人绥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诉称，一、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无权对被上诉人王德录与文富公司房屋拆迁补偿纠纷进行裁决。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于2011年1月21日被《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废止。因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已不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因此上诉人无进行裁决的职权依据。2.原审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这一条款的理解错误。王德录于2019年12月1日才向上诉人请求裁决房屋拆迁补偿纠纷，而在2014年12月31日，文富公司前期的拆迁改造工作即已全部结束，王德录当时不同意征收，文富公司也未对其房屋进行拆迁，项目已完结。因此目前双方已不存在拆迁补偿纠纷的情形。王德录也已不是被拆迁人的身份，因此上诉人无法继续沿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裁决。二、王德录要求上诉人进行裁决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在文富公司拆迁改造的过程中，王德录从未向上诉人提出就补偿纠纷进行裁决。相反，是文富公司提出了裁决申请，上诉人作出裁决后，王德录不服起诉至建昌县人民法院，裁决被撤销。裁决被撤销后，王德录也未要求过上诉人再次进行裁决，其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三、王德录原审的诉请内容不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2019年12月1日，王德录向上诉人提出：“裁决申请书”，针对其提出的问题，上诉人进行了答复。而该行政答复不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提起诉讼。这里的行政行为是指能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行政答复不具备这一特征，无论是从名称还是内容均是一种信访形式的申诉。行政答复也是对申诉咨询内容逐项作了明确的说明，是告知行为。因此不能引起被答复人权利、义务的变更和灭失。这种行政答复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是不可诉的行政行为。综上所述，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王德录与文富公司之间已无拆迁纠纷，上诉人无权对王德录提出的房屋拆迁补偿纠纷进行裁决。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原判，依法驳回王德录一审的诉请；二、由王德录承担上诉费用。被上诉人王德录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无法律依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拆迁达不成协议的，任何一方均可申请行政裁决。文富公司及答辩人均可申请裁决。文富公司申请裁决被一审法院撤销。答辩人申请裁决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赋予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据国务院令第590号中第35条适用国务院令第305号，是新条例明文规定。上诉人明知国务院令第590号第35条的内容视而不见并不予承认，这是公开无视法律的行为。被上诉人认为，依据国务院令第590号第35条，上诉人具有作出裁决行为的法定职权。至于上诉人上诉称“项目完结，补偿就可以停止”。国家的法规、法律没有这样规定。项目完结与否，不是补偿与不补偿和安置的法律规定。况且项目并没有完结，依法征收的土地和房屋并没有补偿安置完结，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二、上诉人称“超过诉讼时效”，是无法律依据。答辩人的房屋被征收后，就其补偿及安置问题从未间断向绥中县人民政府及上诉人请求，故此案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时效”问题。三、上诉人称“诉请内容不是可诉性的具体行政行为”，答辩人申请上诉人进行行政裁决，上诉人以什么样的行文格式回复是上诉人自己的事。用一个“答复函”回复答辩人的申请，虽然不符合行政行文规定，但这样的行文不能否定也是行政行为的性质。其行文的不规范性不影响其行政行为的属性，具有可诉性，上诉人称是信访性质的问题。那么退一步讲信访也是行政行为，也具有可诉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请求。上诉人、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文富公司负责西关二期拆迁改造工作，于2007年获得拆迁许可证。王德录的涉案房屋在该拆迁许可证的范围内。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绥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否具有涉案房屋拆迁补偿裁决的法定职权。根据2011年1月21日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第三十五条规定“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本案中，涉案拆迁项目于2007年获得拆迁许可证，即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前取得拆迁许可证，根据以上规定本案应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本案中，上诉人绥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当时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继续行使房屋拆迁纠纷裁决的法定职权，故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绥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歆谦审判员  曲 晶审判员  花 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王华书记员谭思朦本判决书援引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