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2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荆菊仙，女，196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斌，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华娣，女，196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萍，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隆，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观宇，男，1995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萍，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隆，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荆菊仙因与被上诉人吴华娣、吴观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1民初4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荆菊仙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借贷事实和金额、适用法律错误，且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2018年2月11日借条载明内容系借贷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无相反证据不得推翻。（1）2018年2月11日借条的形成过程，已由书证、证人证言证实。吴华娣在2016年6月份开始向荆菊仙借款，前后陆续借款190多万元，所有借款往来，大部分是有银行转账记录的，有一部分是现金交付。因大部分的借条原件都退给了吴华娣，其中包含有现金交付的借条。2018年2月11日借条，是在将之前的转账和现金交付形式的借条汇总相加之后由双方一致确认的，即截至2018年2月11日吴华娣尚欠荆菊仙借款142万元。该借条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况且证人胡友德证实，时间、地点、内容、见证人、书证书写事实均与上诉人陈述吻合。（2）2016年6月1日承诺书20万、2016年8月30日借条20万、2017年1月25日借条17万，该三笔款项借条原件未收回，与2018年2月11日借条142万金额并不矛盾。2018年2月11日出具借条142万金额时，按常理书写该借条时同时销毁或收回原零星借条手续。基于二人多年之间朋友关系，形成2018年2月11日借条之后，大部分的借条原件都退给了吴华娣，既包含有现金交付形式的借条、也包括转账形式的借条。其中三笔借条原件未退回，实际上是否收回原来借条手续，只要2018年2月11日借条上载明“截至2018年2月11日仍借到荆菊仙142万元”内容，二者是不矛盾的。一审中荆菊仙举证该借条，是佐证二人长期往来过程中荆菊仙向吴华娣出借款项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现金出借；且在案涉借条出具之前，确有部分通过现金形式出借的款项，吴华娣是陆续出具手续的，一审荆菊仙亦提供该相应证据证明。（3）截止2018年2月11日，被上诉人实际还款仅为2016年10月24日的2万元、2017年11月24日的2万元，加上另外1万，合计5万元。而依据荆菊仙的出账记录，除2017年3月10日出借的50万元、其余65000元、27万元、85000元，尚且有不少现金出借，即便加上吴华娣为时英向荆菊仙借款的50万元担保债务（尚且不含利息），仅本金就有142万元。故该借条所载明的借款金额实际上并非一审判决所称的“与实际出账金额差距甚大”，而是金额高度重合，该借条应确定为真实。2、陈菊妹受荆菊仙之指示向吴华娣转账的20万元，应认定为荆菊仙出借给被上诉人的借款。陈菊妹作为该笔款项的权利人，已出庭向法院说明，该20万元转账系根据荆菊仙指示代付，荆菊仙己经完成举证义务。至于荆菊仙是否与陈菊妹结算、如何结算，与被上诉人无关，荆菊仙也无需举证，一审判决认为应当进一步举证上述事项是错误的。“第三人代为给付”在民间借贷中极为普遍，不改变借贷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只要陈菊妹认可该款项的性质，即能够确定该20万元款项的唯一权利主体系荆菊仙，不可能出现两个法律关系。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若干问题规定》第十七条，结合一审庭审笔录，被上诉人对该20万元未归还、也无合理解释，显然应当承担偿还义务。3、荆菊仙通过孙丽萍转账给被上诉人的425000元（另有75000元现金)，应视为荆菊仙出借给被上诉人的借款，被上诉人抗辩的最终资金流向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理由为：（1）2017年3月9日吴华娣借条内容：借到荆菊仙现金50万元，注：钱由其本人指定进入孙丽萍账户，有75000元是现金；（2）荆菊仙建行卡记录：2016年3月9日汇入孙利萍显示“户名有误”，后于2016年3月10日汇入孙丽萍425000元；（3）吴观宇建行卡记录：2016年3月10日孙丽萍汇入吴观宇375000元；（4）微信聊天记录：吴华娣对荆菊仙说，孙丽萍名字有误，叫她重新再汇钱。综上看出，荆菊仙与被上诉人之间借贷合意明确、书证确凿，借款时间2017年3月9日与荆菊仙2017年3月9日出账给孙丽萍的事实高度吻合，且是按照吴华娣指示向孙丽萍指定账户汇款，荆菊仙本身与孙丽萍不认识，吴华娣自称孙丽萍系其表妹。至于孙丽萍之后银行卡2016年3月10日转汇375000元给被上诉人，具体如何结算、如何给付，与上诉人无关。另外一审中被上诉人抗辩称“其款项是用于借给时英”、“时英涉嫌犯罪己被公安机关侦查”等说辞，未提供证据，依法与本案无关。荆菊仙将款项出借给吴华娣，至于吴华娣再次转借对象、款项最终用途等，己经超出荆菊仙出借款项时的最初合意，款项最终由吴华娣支配使用、吴华娣将其用于出借时英赚取投资收益，其资金流向己非荆菊仙所能控制。因荆菊仙出借吴华娣款项这一行为本身是正常民事行为，被上诉人是否报案、时英是否涉嫌犯罪等，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被上诉人向荆菊仙承担还款责任。按照江苏省高院《关于民间借贷、借款、担保合同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纪要》第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本案民事责任处理不受该案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一审其实开过两次庭，由于荆菊仙前后更换代理人缘故，证据原件吴华娣涉及孙丽萍的借条当时丢失，吴华娣第一次开庭时当庭直接否认认识孙丽萍，更否认曾经称孙丽萍是其表妹的说法；但是当第二次开庭，荆菊仙直接拿出证据原件时，吴华娣当即改口称孙丽萍是时英的表妹，这与吴华娣之前的陈述、以及在微信记录中对荆菊仙的陈述是完全矛盾的，可见其一直虚假性陈述。4、二被上诉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上诉人出借款项大部分是通过银行转账至吴华娣指定的账户上，即转账至吴观宇账户上，转账这么多次，吴观宇不可能不知情。（2）虽然该银行卡账户系吴观宇上学时办理开卡手续，但是吴观宇其后己经工作，银行账户理应由其本人使用、控制和管理。而银行卡开户时留存的都是吴观宇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码，依照银行的一般流程，所有账户交易信息均会通知手机短信等方式由本人验证、告知，吴观宇不可能不知道其账户被吴华娣频繁用于借贷的事实。另外，吴华娣作为代理人，其在银行开卡后、银行卡管理和控制责任应由被代理人吴观宇承担法律责任。吴观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银行账户负法律责任。（3）荆菊仙事后查询得知吴华娣已经被法院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对外所有债务往来均是通过吴观宇的银行账户往来，吴观宇作为该银行账户的收款人和权利人，实际接收了该款项，主观上为吴华娣隐匿、转移财产，故吴观宇应当为吴华娣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吴华娣、吴观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荆菊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华娣、吴观宇立即共同归还借款127万元，并支付从2018年2月1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2、吴华娣、吴观宇支付律师代理费4万元；3、诉讼费用由吴华娣、吴观宇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荆菊仙与吴华娣于2016年相识，之后陆续发生多笔资金往来。其中，2016年6月4日，荆菊仙通过银行取现的方式，交付吴华娣现金65000元；2016年10月21日，荆菊仙通过向吴华娣指定的吴观宇建设银行62×××38账户转账270000元；2016年10月24日，吴华娣使用吴观宇的上述账户向荆菊仙转账20000元；2016年11月25日，荆菊仙通过吴观宇的上述账户向吴华娣转账85000元；2016年12月23日，荆菊仙通过吴观宇上述账户向吴华娣转账150000元，案外人胡友才亦通过吴观宇的账户向吴华娣转账50000元，同日吴华娣通过该账户转账给荆菊仙200000元；2017年3月7日、11月24日，吴华娣通过吴观宇的上述账户分别转账给荆菊仙195000元、20000元。荆菊仙在庭审中陈述，上述借款均未约定明确的还款时间和利息。2018年2月11日，吴华娣出具《借据》一张，载明“截止到2018年2月11日止，仍借到荆菊仙人民币现金壹佰肆拾贰万圆整，该借款到2019年10月30日全部还清，从2018年3月起，每2-3个月还款10万元以上”，见证人胡友德在借据上签字。荆菊仙为证明其借款目的，提交2017年1月25日吴华娣出具的借条原件一张，借条中言明“今借到荆菊仙人民币现金壹拾柒万正”；2017年3月3日银行转账记录，由案外人陈菊妹通过吴观宇建行账户转账给吴华娣200000元；2017年3月9日吴华娣出具的借条一张，言明“今借到荆菊仙现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整，注：钱有我本人打进指定账户孙丽萍的账户，其中柒万伍是现金”。一审另查明：吴观宇的银行卡由其母亲吴华娣支配使用，荆菊仙自述不认识吴观宇，其借款用途为吴华娣离婚、开办美容院、做外贸生意所用。一审再查明：见证人胡友德出庭作证，陈述荆菊仙与吴华娣于2018年2月11日在吴华娣工作处对账，对账内容为将之前的许多张借条进行核对，并商定一个总账。同时胡友德还陈述2016年12月23日其通过弟弟胡有才转给吴华娣的50000元，当天下午就归还了。案外人陈菊妹出庭作证，陈述其于2017年3月3日通过自已账户转账给吴华娣的200000元是依照荆菊仙的要求转的，其和荆菊仙资金往来频繁，故对于该款的用途没有过问。案外人沈越出庭作证，陈述其向荆菊仙借款的事实情况。一审还查明：2018年6月22日，吴华娣向荆菊仙还款50000元。荆菊仙自认借款中的100000元债务转移给案外人钱世龙。2017年3月10日，荆菊仙向案外人孙丽萍转账425000元，次日孙丽萍向吴华娣转账37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但同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荆菊仙以及证人胡友德的陈述，2018年2月11日的借据是对双方当事人之前所有借款往来的结算，荆菊仙主张的七次出借金额总和与吴华娣提供的有银行记载的还款金额相抵后，与借据上载明的1420000元相差巨大，且荆菊仙在庭审中自认借款并未约定利息，故法院对于借据中金额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应当根据交付款项的相关证据来认定借款金额。其中荆菊仙通过自已的银行账户共向吴华娣持有的吴观宇的账户转账3次，金额分别为270000元、85000元和150000元。另外荆菊仙于2016年6月4日交付给吴华娣的现金65000元，由银行取款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案外人胡有才转账给吴华娣的50000元，该款由证人胡友德的证言与吴华娣的当天还款记录予以证实，故法院对该笔借款予以确认，但该款于当天已还清。关于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双方既然已经对所有借款进行了核对，那么荆菊仙处还留有吴华娣出具的借条原件明显不符合常理，荆菊仙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实际交付的事实。同时该借条下半部还有关于还款内容的涂改痕迹，故对于该借条上载明的借款金额，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陈菊妹转账给吴华娣的200000元，首先陈菊妹在荆菊仙指令下交付该款，但并不知该款是何用途与性质，现荆菊仙向被告主张该借款，未提供证明其向陈菊妹代为归还了该款或者陈菊妹支出的该款为其所有，故在现有证据下，该款不应由荆菊仙向被告主张。关于2017年3月9日出具的借条和3月10日的转账，首先该借条与前述2017年1月25日的借条存在同样的不合理性，其次荆菊仙转账给孙丽萍而次日孙丽萍又将其中一部分款项转给吴华娣，若是吴华娣借款则只需直接转账到吴华娣或者吴观宇的账户即可，此笔款项吴华娣认为涉及到涉刑事案件案外人的问题已进行报案，在目前证据下将该款认定为荆菊仙向吴华娣出借的借款并无充分依据。综上，荆菊仙实际有证据能证实的向吴华娣出借的借款总金额为620000元（其中包含胡有才的50000元），而吴华娣通过银行转账和荆菊仙自认的现金交付、债务抵消共计归还了585000元。关于吴华娣以通过车库抵偿债务的方式归还部分借款的抗辩主张，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应当以登记为准，该车库未办理过户手续，荆菊仙亦否认该抵债行为，故对该抗辩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吴华娣还应归还荆菊仙借款本金35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吴观宇与荆菊仙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也未实际占有使用上述款项，故吴观宇在本案中不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吴华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荆菊仙借款35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荆菊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30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305元，由荆菊仙负担23777元，吴华娣负担528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陈菊妹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于证明陈菊妹认可2017年3月3日转账给被上诉人的20万元系荆菊仙所有，由被上诉人直接偿还给荆菊仙。2、荆菊仙与吴华娣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七页，用于证明陈菊妹所涉20万元款项的由来、孙丽萍所涉款项系向吴华娣出借及吴华娣认可欠荆菊仙钱款远大于一审认定的35000元。3、借条一份、银行出账记录二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网上查询工商登记资料打印件二份，用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涉及时英刑事案件的50万元与2017年3月10日的50万元不是同一笔款项。被上诉人质证称，对陈菊妹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签字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其意见与一审不一致。一审过程中陈菊妹说转款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性质什么用途，现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产生借贷关系证据不足。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017年3月9日借条上是50万元，实际上转给孙丽萍425000元，自始至终上诉人对于该笔款项的实际借款人并非是吴华娣是明知的，上诉人也非常清楚当时实际借款人是孙丽萍，事实上真正的用款人是时英，但是当时上诉人认为是孙丽萍。从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里也能反映出来上诉人一直在催被上诉人要去解决孙丽萍借款的事情。在上诉人明知借款人并非是被上诉人的情况下将该笔425000元要求在本案中进行处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对于该笔借款，吴华娣及荆菊仙应该在时英的案件中都向公安机关做过相关询问笔录。对于时英的借条及相关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对于他们实际款项的交接是不清楚的。对于工商登记资料，跟本案无关。上诉人二审再次申请一审证人陈菊妹到庭作证，陈菊妹陈述：“我跟荆菊仙经常有往来的，到2017年3月的时候还欠荆菊仙20万元，当时荆菊仙让我打给吴华娣，汇款的时候我、荆菊仙和吴华娣都在场。吴华娣让我打给她儿子，我问她干嘛不打到自己的卡，她说她儿子的卡她在用是一样的。这笔20万元的款项应该是荆菊仙向吴华娣要，我是还给荆菊仙。”陈菊妹还陈述其不认识吴华娣，和吴华娣没有其他经济往来。针对陈菊妹的证言，上诉人质证称，证人的意见与一审的笔录一点都不矛盾，在一审作证的时候，当时荆菊仙所告诉陈菊妹的包括陈菊妹自己了解的是另外一个事实，陈菊妹是在事后才得知当时转款给吴华娣的20万元是荆菊仙为了催陈菊妹还钱进行的走账，所以在一审中证人陈述当时是荆菊仙手上没有钱让她转款20万元给吴华娣。实际上是在2016年12月23日，荆菊仙和吴华娣商量说陈菊妹欠荆菊仙的钱没办法催，吴华娣就向荆菊仙说可以先走一个账将吴华娣转款20万元给荆菊仙的银行凭条拿去给陈菊妹看，然后对陈菊妹讲荆菊仙欠吴华娣钱的，以此催促陈菊妹赶紧归还所欠荆菊仙的钱，当时2017年3月3日陈菊妹转款20万元就是应荆菊仙的要求转款给吴华娣。在2016年12月23日到2017年3月3日期间，因为陈菊妹称没有能力还钱，所以就陆陆续续按照荆菊仙的要求给了20万元的部分利息给了吴华娣，给了6000元。这个和一审笔录中吴华娣及其代理人的陈述是完全一致的。陈菊妹在事后才得知这个20万元其实并非是荆菊仙欠吴华娣的钱，而是荆菊仙催债的一种方式，后来她也理解了这个事情，所以今天在法庭的陈述跟一审的陈述是不矛盾的。同时，陈菊妹陈述她不欠吴华娣任何钱，她也认可这个钱应当是荆菊仙的，即便是有争议，她也同意由荆菊仙向吴华娣收取。因此2017年3月3日的20万元应当计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出借款项。被上诉人质证称，陈菊妹的证言完全是上诉人为达到诉讼目的而依据一审法院判决的理由进行的修正的说法，并不能真正反映客观实际情况。关于上诉人谈到的利息问题，上诉人发表的意见充分证明证人在本案的陈述过程中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法庭应当作出相应的处罚。二审中，本院调取了时英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公安机关分别对吴华娣和荆菊仙所作的询问笔录，在笔录中二人均未提及2017年3月9日或10日的50万元或425000元相关事宜。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二审最后一次听证中，荆菊仙陈述，2016年12月24日时英向荆菊仙出具借条、由吴华娣提供担保的50万元款项不包含在案涉142万元借条中；该142万元除了孙丽萍代收的50万元，其余都是由吴华娣或者吴观宇收取的；付款方包括荆菊仙、陈菊妹和胡友才。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吴观宇所有的尾号为0138的银行卡实际由其母亲吴华娣支配使用，在荆菊仙等人与吴华娣发生经济往来期间，未有吴观宇参与其中的相关证据，故一审认定吴观宇与荆菊仙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无需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关于2017年3月3日陈菊妹向吴观宇账户转账的20万元，二审中陈菊妹再次出庭作证，明确说明该款项系陈菊妹向荆菊仙的还款，陈菊妹系受荆菊仙指示支付给吴华娣，应当由荆菊仙向吴华娣主张，故该款应计入荆菊仙向吴华娣出借的款项。关于2017年3月9日吴华娣向荆菊仙出具的50万元借条，根据本院调取的公安笔录，荆菊仙与吴华娣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均未提及该借条所涉款项，故该款项可在本案中予以审理。该借条中明确载明款项打入吴华娣指定账户孙丽萍的账号，且与吴华娣与荆菊仙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能互相印证。荆菊仙于出具该借条次日向孙丽萍转账425000元，故应认定该425000元系荆菊仙向吴华娣出借。其余75000元荆菊仙主张系现金交付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荆菊仙主张的其他的现金交付情况，缺乏证据证明，吴华娣也不认可，本院亦不予采信。结合双方其他款项往来的差额35000元，吴华娣应归还荆菊仙借款本金66万元及相应逾期利息。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被取消，此后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本院依法对一审认定的利息计算标准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上诉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1民初4188号民事判决书；二、吴华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荆菊仙借款66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自2019年6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荆菊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30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305元，由荆菊仙负担12060元，吴华娣负担122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305元，由荆菊仙负担9579元，吴华娣负担97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李银芬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