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4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家豪，男，199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俊君，女，199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俊豪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新华路**01商铺。法定代表人：孙溶庸，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揭英汉，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琴，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梓波，男，197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甜，广东艾伯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泳欣，广东艾伯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家豪、叶俊君、俊豪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甘梓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9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俊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溶庸及上诉人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揭英汉、吴小琴，被上诉人甘梓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甘梓波的上诉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甘梓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与甘梓波之间没有借贷关系，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不应返还500万元款项以及相应利息。（一）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与案由不符，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本案中，当事人选择的案由是股权纠纷，本案一审通知、公告、传票上显示的案由均为“股权转让纠纷”，甘梓波立案时递交的声明书也明确表示“现甘梓波明确甘梓波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纠纷，所有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而一审判决书中该案案由变为“合同纠纷”，宣判笔录之案由为“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法院送达回证之案由为“合同纠纷”。本案甘梓波声明的案由与法院判决的案由完全背离，案由适用错误造成本案错判。一审法院本应从公司股权纠纷角度主要解决双方的股权纠纷问题，但却错误地把重点放在解决双方借贷纠纷问题上，对股权纠纷问题未做处理。由于一审法院无视当事人对案由的选择，对双方争议的焦点，即股权纠纷事宜未做审查和判决，导致出现“甘梓波以250万元的对价获得价值750万元的股权”的极不公平的后果。请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存在以下重大错误：1.甘梓波500万元的无息借款形式上是借款，实质是股权转让款(投资款)。首先，在交易背景上，俊豪公司的5000万元注册资本是实缴的(见验资报告)。在甘梓波与俊豪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溶庸磋商股权转让合同时，双方也表示以1500万元兑换俊豪公司30％的股权。后来甘梓波不愿意承担公司运营的风险，要求对股权转让协议做了修改，才将其中1000万元改为流动资金借款。其次，在合同签署上，双方签订的是《股权转让协议》而非《借款协议》，同时甘梓波向俊豪公司转账的收据凭证也写明为“投资款”而非“借款”。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了俊豪公司在甘梓波每期款项到账之日起1年内返还，但直到2019年之前，甘梓波一直未要求俊豪公司返还本金。这一系列行为反映了甘梓波真实意思为投资款而非借款。再次，在工商登记上，2015年3月3日，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股东会决议上，决议同意叶俊君将占公司注册资本30％共1500万元的出资转让给甘梓波；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也列明甘梓波出资1500万元占俊豪公司30％股权。但《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丙方的利润，在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返还丁方的流动资金后，由甲乙丁三方按股权比例分配；丙方的风险，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按本协议的约定及公司法的规定承担”。若依据此约定，甘梓波要求公司返还1000万元，仅承担500万元出资部分的风险，却可以根据持股比例享有1500万元出资部分的收益。这违背了股东“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原则。因此，认定甘梓波的1000万元出资属于借款是不符合商业逻辑的，也是违背公司法规定的。最后，在实际出资上，甘梓波因自身违约，仅向叶俊君、俊豪公司支付1000万元，尚欠俊豪公司500万元。在这个背景下，甘梓波向叶俊君返还15％的股权，叶俊君向其支付250万元(实付220万元，扣除30万元违约金)。甘梓波以750万元的对价获得公司15％股权，是公平合理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为事实认定不清，应当认定甘梓波的付款全部为投资款。2.一审判决对《〈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有效性的认定有误。2015年9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上未有叶家豪和叶俊君的亲笔签名和印章，也没有俊豪公司盖章，仅有甘梓波的签名和俊豪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认为该补充协议缺少必要构成要件，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和甘梓波不具有约束力。而一审判决仅因为叶俊君与孙溶庸具有母女关系即认定该补充协议有效，其理由是不充分的。这份补充协议免除了甘梓波的违约责任以及剩余500万元流动资金(股权转让款)的付款义务，对俊豪公司以及叶俊君、叶家豪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二审法院应对此错误认定予以纠正。3.一审法院对《股东转让协议》第三条的认定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乙方保证在丁方每期款项到账之日起1年内返还。返还资金先从丙方的利润和回笼资金中支付，不足的部分视为丙方向丁方借款”。从字面上看，“甲方、乙方保证在丁方每期款项到账之日起1年内返还”有两种可能的理解：一、甲乙直接对款项负有返还的义务；二、甲乙只对款项负有保证义务。当字面的理解歧义时，应结合前后文内容、交易惯例以及整个合同的目的进行解释。在本案中，如果坚持第一种理解，会出现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结果：甲乙两方未获得合同利益，却要承担500多万元的或有债务，既不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也违反合同法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而且，结合前后文，这段话实质想表述的是“甲方、乙方保证促使丙方在丁方每期款项到账之日起1年内返还”。由于丙方是实质的用款方，甲乙是丙方的大股东，因此约定由甲乙提供保证并要求甲乙双方催促丙方还款是合理的，符合交易惯例。因此，第二种理解才是正确的理解。而且，甘梓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也认为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保证责任，构成自认，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合意。最后，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甘梓波在本案立案前从未向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主张保证责任，远远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因此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甘梓波辩称，不同意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甘梓波认为案由应由法院来确定的，立案时甘梓波的声明不能代表对本案案由的定性，因此法院对案由可以适当调整。2.关于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的上诉理由中第二点，多处陈述与事实不相符，其中关于股权转让款，根据双方在2015年2月28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叶俊君以500万元的价格转让30%股权给甘梓波，甘梓波占股30%，协议约定生效3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250万元和流动资金500万元。对于第二期的款项支付时间没有明确约定。此外，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甘梓波支付的每期流动资金500万元，叶俊君、叶嘉豪保证在每期款项到账之日起1年内返还，返还资金先从俊豪公司的利润和回笼资金中支付，不足的视为俊豪公司向甘梓波的借款，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三倍结算，计息期至1年期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的次日起计至实际还款日止。另外在2015年9月23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甘梓波不再支付第二期流动资金500万元，甘梓波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250万元，收到第二期转让款后将转让款转借支付给俊豪公司作为流动资金使用。而实际上甘梓波已共向对方支付1000万元，包括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以及500万元的借款。另外，对于款项的催收问题，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陈述，甘梓波直到2019年之前一直未要求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返还本金，与事实明显不相符。根据甘梓波在一审所提交的证据显示，在2017年10月份，甘梓波通过微信方式向俊豪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溶庸催款，明确要求限期返还所支付的流动资金款项。同时在2019年6月17日、2019年12月7日，甘梓波再次向俊豪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溶庸催收出借给俊豪公司的500万元款项。对于转让15%的股权的问题，叶俊君在2016年12月2日、12月8日向甘梓波支付共计220万元，该款项是其从甘梓波处受让15%股权的其中一笔款项，在2016年9月2日双方将15%的股权作价750万元，但实际上叶俊君仅支付了220万元股权转让款，剩余530万元尚未支付。最后，根据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期限返还借款，并按约定支付逾期利息，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利息的计算方式，因此甘梓波所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甘梓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向甘梓波返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0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三倍计算至还清款项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俊豪公司系于2006年10月18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孙溶庸（执行董事兼经理）、罗桂红（监事），注册资本为50万元。后经变更，2010年3月20日股东变更登记为孙溶庸（出资34.4万元）、汤曜菖（出资5.6万元）、陈静（出资10万元），后再次变更股东为叶家豪、叶俊君。孙溶庸与叶俊君系母女关系。2015年2月28日，叶家豪作为甲方、叶俊君作为乙方、俊豪公司作为丙方、甘梓波作为丁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记载甲乙为丙方的股东，甲方持股51%，乙方持股49%，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在丁方同意无息提供一年期1000万元作为丙方流动资金的条件下，乙方愿意转让丙方总股权的30%给丁方，股权转让价款为500万元，乙方收取的该股权转让价款独立于丙方法人财产，属于乙方个人所有。乙方股权转让后，甲方拥有丙方51%股权，乙方拥有丙方19%的股权，丁方拥有丙方30%的股权。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款和流动资金分两期支付，丁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价款250万元，向丙方支付流动资金500万元；丁方应于（空）年（空）月（空）日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250万元及第二期流动资金500万元。第三条关于流动资金的返还，甲乙丁确认：丁方支付的每期流动资金500万元，甲方、乙方保证在丁方每期款项到账之日起1年内返还。返还资金先从丙方的利润和回笼资金中支付，不足的视为丙方向丁方的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计算，计息期自1年期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的次日起计至实际还款日止。甲乙丙三方保证，丁方该1000万元流动资金不负担丙方公司的任何责任风险。第四条，利润分配和风险承担，甲乙丁三方确认:丙方的利润，在按本协议第三条约定返还丁方的流动资金后，由甲乙丁三方按股权比例分担；丙方的风险，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按本协议的约定及公司法的规定承担。第八条，本协议生效后，丁方迟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或流动资金的，每迟延一天，应按应付款项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赔偿金；迟延支付超过30天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丁方应赔偿乙方20万元的违约赔偿金。乙方不单方解除本协议的，至第31天起，每迟延一天丁方应按应付款项的万分之十向乙方支付违约赔偿金，本协议继续履行。第九条，特别约定，公司经一年运作，出现无法退出流动资金和公司经济预期收益的情况下，丁方可选择转让股权（股东优先），且丁方不需承担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年内丙方的债务。2015年3月5日，俊豪公司登记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登记股东为叶家豪（出资2550万元，占股51%）、叶俊君（出资950万元，占股19%）、甘梓波（出资1500万元，占股30%），并登记孙溶庸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罗桂红为监事。甘梓波向俊豪公司支付了以下流动资金款项并由俊豪公司出具相应收据予以确认：于2015年3月4日支付25万元、3月12日支付22万元、3月23日支付453万元，合计500万元。甘梓波还向叶俊君支付了以下股权转让款并由叶俊君出具相应收据予以确认：于2015年2月17日支付160万元、2015年3月3日支付90万元、2015年9月29日支付150万元、10月12日支付100万元，合计500万元。2015年8月18日，甘梓波向孙溶庸发送手机信息，称因资金周转困难，没有能力再注入第二期的资金，就如上月面谈，协商降低或全部转让甘梓波在俊豪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并希望孙溶庸站在公司立场尽快增加、挑选出合适的股东来承接剩余股权。2015年9月23日，甘梓波与俊豪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甘梓波不再支付第二期流动资金500万元，甘梓波向叶俊君支付股权转让款250万元，叶俊君收到第二期转让款后将转让款转借支付给俊豪公司作为公司流动资金使用；半年内，若有新股东加入公司，甘梓波按原价转让15%或全部股权给新股东,或股东回收15%股权。该协议上由俊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溶庸签名。2017年10月16日，甘梓波向俊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溶庸微信催收流动资金投资款。孙溶庸回复称最近公司托管资金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019年6月17日、2019年12月7日，甘梓波向俊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溶庸再次催收出借给俊豪公司的500万元款项。孙溶庸回复称“当时有股权协议、流动资金投入，你如不违约就没有这些事发生”。2016年9月2日，在甘梓波、叶家豪、叶俊君参会情况下，俊豪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甘梓波将占公司注册资本30%共1500万元，其中15%共750万元股权转让给叶俊君，转让后叶俊君占公司的注册资本34%共1700万元，并同意修改公司章程。2016年12月2日、12月8日，叶俊君分别向甘梓波支付200万元、20万元，合计220万元。2016年12月8日，在甘梓波、叶家豪、叶俊君、胡德全参会情况下，俊豪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叶俊君将占公司注册资本34%共1700万元，其中10%共500万元转让给胡德全。同日，叶俊君与胡德全签订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俊豪公司并通过了章程修正案。同日，经工商变更登记，俊豪公司的股东由甘梓波、叶家豪、叶俊君变更登记为甘梓波（占股15%，认缴750万元）、叶家豪（占股51%，认缴2550万元）、叶俊君（占股24%，认缴1200万元）、胡德全（占股10%，认缴5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2月28日，甘梓波与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甘梓波分两期支付向俊豪公司无息提供一年期1000万元作为俊豪公司的流动资金，甘梓波该资金不负担俊豪公司的任何责任风险，甘梓波与俊豪公司之间名为投资实为民间借贷，该款项实际为甘梓波向俊豪公司出借款项。后甘梓波与俊豪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甘梓波不再向俊豪公司支付第二期流动资金500万元，属于甘梓波与俊豪公司之间关于借款金额的变更，且甘梓波已于2015年3月4日、12日、23日共计向俊豪公司支付了第一期流动资金合计500万元，俊豪公司应依约于借款期限到期日向甘梓波返还该款。关于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抗辩叶俊君于2016年12月2日、12月8日向甘梓波支付的两笔合计220万元属于归还流动资金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9月2日，叶俊君从甘梓波受让股权15%作价750万元，叶俊君于2016年12月2日、12月8日向甘梓波支付的220万元款项属于上述股权转让款，而非归还本案甘梓波出借给俊豪公司的款项。甘梓波与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于2015年2月28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甘梓波支付的每期流动资金500万元，叶家豪（甲方）、叶俊君（乙方）在甘梓波（丁方）每期款项到账之日起1年内返还。而甘梓波于2015年3月23日支付最后一笔款项后共向俊豪公司出借500万元，则至2016年3月22日借款期限届满，叶家豪、叶俊君作为承诺付款人应对上述甘梓波的500万元流动资金承担共同的付款义务。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无证据证实一年期满后俊豪公司已支付了款项，则应依约向甘梓波支付相应利息。现甘梓波主张利息从2016年5月28日起计算，晚于合同约定，系其对民事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三倍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三倍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3日作出判决：一、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甘梓波偿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28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三倍计算）；二、驳回甘梓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负担。二审中，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向本院提交：2016年9月2日甘梓波与叶俊君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并主张该证据在一审庭审时已质证，但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一审庭审后未提交该证据的复印件。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证明俊豪公司15%股权的对价是750万元，是甘梓波与叶俊君达成的合意，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叶俊君只需要支付250万元，因为甘梓波之前违约，所以叶俊君就支付了220万元的款项。也就是说甘梓波还尚欠叶俊君的股权转让款500万元。甘梓波质证认为，该证据在一审时并未向法庭提交，且不属于新证据。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在二审中提交该证据，不应被采纳。该证据也并未就流动资金的问题进行约定。本案甘梓波所主张的流动资金，属于借款的性质，与双方的股权转让是相互独立的，双方应该按照2015年2月28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执行，即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应当就甘梓波所支付的借款予以归还，并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该协议明确约定，甘梓波受让30%的股权，转让价款是500万元，而甘梓波也已经实际支付了该500万元的股权对价，此外也已经实际支付50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给俊豪公司。俊豪公司应当按协议约定返还该笔款项及利息。二审庭审后，甘梓波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表示对俊豪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于具体内容不清楚，甘梓波手上也没有任何材料。具体股权支付对价，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为准。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在一审庭审时，对《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的流动资金的返还内容的意见，叶家豪、叶俊君称对公司的流动资金无返还义务及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甘梓波主张的涉案款项的性质问题；2.甘梓波主张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返还500万元及相应利息有否依据，叶俊君与叶家豪应否承责。本院对此评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甘梓波依据其与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请求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返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基于该《股权转让协议》中其提供的流动资金的相应权利进行请求。根据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在甘梓波同意无息提供一年期1000万元作为俊豪公司流动资金的条件下，叶俊君愿意转让俊豪公司总股权的30%给甘梓波，股权转让价款为500万元。甘梓波分两期向俊豪公司支付流动资金1000万元。甘梓波支付的每期流动资金500万元，叶家豪、叶俊君保证在甘梓波每期款项到账之日起1年内返还，返还资金先从俊豪公司的利润和回笼资金中支付，不足的视为俊豪公司向甘梓波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结算，计息期自一年期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的次日起计至实际还款日止。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保证，甘梓波该1000万元流动资金不负担俊豪公司的任何责任风险。即该流动资金并不属于投资款，实际为甘梓波向俊豪公司出借的款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甘梓波与俊豪公司之间名为投资实为民间借贷，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之间的纠纷应属民间借贷纠纷。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甘梓波已于2015年3月4日、12日、23日共计向俊豪公司支付了第一期流动资金合计500万元。此后，甘梓波与俊豪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甘梓波不再向俊豪公司支付第二期流动资金500万元，应视为甘梓波与俊豪公司之间关于借款金额的变更，故甘梓波无需再向俊豪公司支付第二期流动资金500万元。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虽对该补充协议不予确认，但该补充协议上有俊豪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该法律后果应由俊豪公司承担。且甘梓波亦按该补充协议向叶俊君支付了第二期股权转让款250万元。该补充协议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主张该补充协议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在甘梓波支付了第一期流动资金500万元给俊豪公司后，俊豪公司应依约于借款期限到期日向甘梓波返还该款项。而且对于该款项的返还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叶家豪、叶俊君保证在甘梓波每期款项到账之日起1年内返还。即是叶家豪、叶俊君承诺对甘梓波支付的上述款项1年内返还，叶家豪、叶俊君应对甘梓波主张的涉案款项500万元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主张叶家豪、叶俊君提供保证并催促俊豪公司还款，与叶家豪、叶俊君在一审中的陈述不符，与合同约定亦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故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主张叶家豪、叶俊君承担的是保证责任，且已过保证期间，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一审判决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向甘梓波偿还涉案借款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叶家豪、叶俊君、俊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叶家豪、叶俊君、俊豪保险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审判员  李 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