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0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解放大道**航天星都汉口东部购物公园******。法定代表人：刘大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淼，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进昂，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向阳路**iv>法定代表人：聂吉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坤，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黎明，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诚公司）与被上诉人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5民初5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铭诚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在一审判决基础上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欠款、逾期付款利息、超出合同工期增补工程款、零星用工费用、工程周转材料非正常毁损补偿款等共计：2,323,442.95元（详见费用明细表）；3、在一审判决基础上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以2,323,442.95元为基数，按日利率0.05%标准，支付自2019年2月3日起直至全款款项付清之日止的欠款利息；4、依法改判本案的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5、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陈世明签字确认的《进场证明单》《出场证明单》《二次搭设确认单》《材料毁损统计证明》《工程增补单》《零星用工确认单》《工程量确认单》不予支持，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书审理认定的事实：2016年11月15日，中恒公司中标湖北国展中心广场（二期）新建居住项目（B5/B6地块），建设单位为湖北交投海陆景汉阳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其中，B5地块包含7#、9#楼脚手架项目转包给陈世明。2017年4月1日，陈世明与上诉人签订了《建筑脚手架承包合同》，2018年3月23日被上诉人加盖公章予以追认，该合同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明确约定陈世明为案涉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审开庭审理过程中，陈世明否认《进场证明单》《出场证明单》《二次搭设确认单》《材料毁损统计证明》《工程增补单》《零星用工确认单》《工程量确认单》系本人签字。一审庭审中对陈世明签字真假与否也未能查清。庭后，上诉人于2019年1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关于武汉铭诚科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案中对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法律意见》，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已提交书证证明上诉人的系列诉求，举证义务已完成。陈世明所述作为言辞证据，且陈世明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该份证据证明力并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在一审中，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反驳上诉人诉讼请求的举证责任并未完成，被上诉人对其反驳依法应继续举证，若其坚持上诉人提交的系列书证系伪造，应当由其申请笔迹鉴定而非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也未在庭审中依法示明对签名真伪承担举证责任应归于哪一方。一审判决径自认为《进场证明单》《出场证明单》《二次搭设确认单》《材料毁损统计证明》《工程增补单》《零星用工确认单》《工程量确认单》6份签证单中中恒公司的印章与备案样本不一致，且陈世明不予认可，故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该项请求，显然系事实认定不清，也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二、上诉人就案涉工程中实际产生的工期应为558天，超出合同约定工期158天，而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只超出合同约定工期69天。一审判决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监理日志认定案涉工程的总工期为469天即2017年4月1日7#楼脚手架搭设，2018年7月14日7#、9#楼外架全部拆除。而合同约定的工期为“进场时间暂定为2017年1月3日正式提供地下室内架材料，内架自地下室材料进场起至所有楼栋结构封顶工期不超过210天；外架自地下室外架开始搭设起至所有楼栋外架拆除完毕总工期不超过400天。”依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进场证明单》明确载明“今有中恒建设集团汉阳四新南路上海府邸商品房35项目7#、9#外脚手架工程由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3日提供材料进场搭设地下室外脚手架，特此证明。”显然，案涉工程地下室脚手架开始搭设的时间应为2017年1月3日。监理日志记载为“2017年4月1日，7#楼脚手架搭设”该监理日志并未显示地下室外架开始搭设的时间为2017年4月1日。一审判决认定应从2017年4月1日开始起计算工期显然错误的。故，案涉工程工期起计的时间应为2017年1月3日，工期结束日期为2018年7月24日，共计558天，超出合同约定工期应为158天而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69天。三、被上诉人预期付款的时间节点认定错误。上诉人曾向项目部以及陈世明追索过工程款，也曾向被上诉人的案涉工程项目部送达过工程款催款函，即使催款函上加盖的被上诉人的公章与被上诉人的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但是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支付节点是依据案涉工程的具体施工进度确定的，系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因为印章非备案的印章而否定该付款节点的存在。2017年5月27日被上诉人完成了最后一块地下室顶板施工，被上诉人应付进度款为439200元；2017年7月中旬主体结构完成一半，被上诉人应付进度款为878400元；2017年9月30日主体结构封顶，被上诉人应付进度款为1756800元；2018年5月2日项目部通知拆除项目脚手架，被上诉人应付进度款为2086200元。四、一审判决对靖泽禄在案涉项目到底是项目的承包人还是被上诉人武汉分公司的管理岗员工认定前后矛盾。对靖泽禄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均被认定为是支付的案涉工程款，系事实认定不清。一审判决书载明靖泽禄在本案中为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系涉案项目工程承包人。靖泽禄辩称就案涉工程向上诉人分别于2017年1月20日支付40万元，2017年12月1日支付了10万，2018年2月3日支付了7万，2018年5月27日支付了10万，2018年7月30日支付了20万，2019年2月2日支付了50万，共计137万。被上诉人靖泽禄法庭中陈述显然不真实。首先，从付款时间上看，铭诚公司2017年1月3日正式进场供应材料，2017年4月1日陈世明正式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才确定案涉工程进度款付款节点。此时被上诉人以及靖泽禄是不可能向上诉人于2017年1月20日支付40万元工程款。若一审判决中认定的监理日志记载为“2017年4月1日，7#楼脚手架搭设”系客观事实，那么更加印证了被上诉人更加不可能在2017年1月20日就向上诉人支付大额的款项。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也与一般社会常理相违背。第二，通过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可知，从付款流程看案涉工程款项支付流程系各班组将款项先报工程项目部审批，后由被上诉人向工程各个班组发放款项。显然,靖泽禄付款时间节点，付款流程与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明示的付款流程不符合。第三，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主张工程款，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查明，上诉人于2018年2月6日向项目部请求支付工程款，2018年2月11日被上诉人依申请向上述人支付60万。而靖泽禄主张代被上诉人于2018年2月3日向刘大亮支付的7万元显然与常理不符，该笔7万元支付款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与靖泽禄在该案涉工程中不存在业务关系，靖泽禄向刘大亮支付的六笔款项中，仅仅认可2019年2月2日在法院主持下支付的50万系代替被告所支付的，截止到2019年2月2日，上诉人就案涉工程共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为110万元。靖泽禄并不是被上诉人公司的员工，靖泽禄和陈世明四处承揽工程，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大亮与靖泽禄、陈世明就其他工程合作过多次，故上诉人对靖泽禄系被上诉人员工的身份不予认可，靖泽禄所辩称就案涉工程向上诉人共支付了197万是无事实依据的，上诉人对此不认可。如果靖泽禄作为被上诉人员工代理人身份，那么被上诉人需向法庭提交与靖泽禄之间的劳动合同、工资凭证、社保缴纳证明予以证实。一审判决书第9页中查明靖泽禄为担任中恒公司武汉分公司工程管理岗，而判决书中载明的靖泽禄系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靖泽禄在涉案项目的承包人和公司的管理岗双重身份存在相互矛盾的。五、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鉴定费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虽然本案鉴定结果中既有与上诉人提供样本印文不一致的公章，但是不一致的公章并不是来之于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被上诉人的工程项目部提供了至少两枚不一样的印章向上诉人加盖了相应文件。而一审判决认为本案有不同于被上诉人备案的印章而判决上诉人承担起鉴定费显然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六、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错误。一审判决在认定被上诉人存在多次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前提下，但是而并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利息；主债务的先后顺序抵充。一审判决直接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优先抵扣欠付的工程款，故一审判决存在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错误。七、待上诉人应本案实际产生律师费损失后，被上诉人应承担上诉人支付的本案律师费。上诉人多次向被上诉人主张自身权益无果后，故委托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而本案《建筑脚手承包合同》中约定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而上诉人与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风险代理协议，约定本案律师费待争议金额由法院确认，由上诉人按比例再行支付，故上诉人保留本案律师费诉请，待律师费实际发生后，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该项费用。中恒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铭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恒公司向铭诚公司支付工程欠款6202236.36元（工程款2196025.32元、二次搭设费用143838元、零星用工费用53200元、无塔吊搬运拆架补偿款100000元、工程周转材料非正常损毁补偿296333.70元、违约金219602.53元、逾期支付进度款利息305972元、超出合同工期增补工程款3412839.34元）；2、判令中恒公司向铭诚公司支付违约金219602.53元；3、判令中恒公司向铭诚公司支付以1756824.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支付自2018年2月11日起直至全款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工程欠款利息；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中恒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15日，中恒公司中标湖北国展中心广场（二期）新建居住项目（B5/B6地块），建设单位为湖北交投海陆景汉阳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其中，B5地块包含7#（47层）楼、9#（44层）楼。嗣后，中恒公司将（B5/B6地块）7#、9#楼脚手架项目转包给陈世明。2017年初，刘涛与陈世明签订建筑脚手架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甲方陈世明、乙方刘涛，甲方将武汉市汉阳区湖北国展中心7#、9#楼及地下室（B5地块）项目的脚手架工程承包给乙方，结构类型为框剪41-47层数，工程规模实际建筑面积暂定80000平方米，图纸建筑面积约80000平方米，进场时间定为2017年3月1日正式提供地下室内架材料，内架工期约定为空、外架工期约定为空，结算方式为仅供料按建筑面积计算20.5元/㎡，总价约为1640000元不含税价，超期增补工程款计算标准被划去，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均为空，甲方派驻现场代表为空，合同末尾签订日期为空，陈世明及刘涛签字，乙方加盖武汉市汉阳区中诚建筑设备租赁站合同专用章。2017年1月3日，铭诚公司提供材料进场，搭设中恒建设集团汉阳四新南路上海府邸商品房B5项目7#、9#楼地下室外脚手架。2017年1月19日，中恒公司在南昌市公安局申请新刻“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建居住项目（B5/B6地块）项目部3601000282065”公章。2017年2月24日，刘大亮与刘涛作为股东设立的铭诚公司通过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陈世明作为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参与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授权期限为2017年2月24日至2017年3月30日。2017年3月2日，刘大亮领取铭诚公司营业执照。2017年4月1日，7#楼脚手架搭设；2017年6月9日，9#楼脚手架搭设；2018年5月7日，9#楼39-44层外架拆除；2018年5月10日，7#楼39-44层外架拆除；2018年6月8日，9#楼3-8层外架拆除；2018年6月14日，7#楼3-8层外架拆除。以上均由工程监理日志予以记录。2018年3月，铭诚公司作为合同乙方，与作为合同甲方的中恒建设集团湖北国展中心广场B5地块上海府邸商品房项目（陈世明）补签《建筑脚手架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武汉市汉阳区湖北国展中心广场B5地块上海府邸项目7#、9#楼及地下室的脚手架工程承包给乙方，结构类型为框剪44-47层数，工程规模按图纸计算实际建筑面积确定为72000平方米，进场时间暂定为2017年1月3日正式提供地下室内架材料，内架自地下室材料进场起至所有楼栋结构封顶工期不超过210天、外架自地下室外架开始搭设起至所有楼栋外架拆除完毕总工期不超过400天，结算方式为仅供料按建筑面积计算30.5元/㎡（不含税价），如本项目超过总工期则甲方按照实际超期天数支付乙方增补工程款，该超期增补工程款计算标准为按照总建筑面积计算1.5元/㎡?天，工程进度款支付方式为地下室完成支付总工程款20%，主体结构完成一半甲方付乙方已完工程量总款的80%，主体结构封顶甲方付乙方总工程款的80%，通知脚手架拆除时甲方付乙方剩余总工程款的95%，脚手架拆除完毕后三个月内甲方付乙方剩余总工程款的5%，如甲方逾期付款则甲方应以欠付工程款项为基数按每月百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工程欠款利息，直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甲方派驻现场代表为陈世明，现场代表有权代表甲方行使以下权利：签收各类单据、确认工程量、签证、补充协议、备忘录、与乙方结算等于本项目有关的事项。合同还约定了违约责任，本合同一经签订若存在一方违约，则违约方需向被违约方赔偿不低于总产值10%的违约金；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律师费、鉴定费以及诉讼过程中的其他费用皆由败诉方承担。合同末尾，陈世明及刘大亮签字，甲方加盖中恒公司项目部印章，乙方加盖铭诚公司合同专用章。2018年5月6日，中恒公司雇请的负责管理、安全工作项目施工人汪自友向铭诚公司发送外架材料出场通知单，通知铭诚公司于5月3日开始拆除7#楼外架、5月4日开始拆除9#楼外架。2018年6月25日，湖北交投海陆景汉阳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向中恒公司及各分包公司发送关于场内垃圾清理和材料转运的函，要求6月30日17点前完成7#至9#楼全部垃圾清运和材料转运（含钢管等）。2018年7月14日，铭诚公司将中恒建设集团汉阳四新南路上海府邸商品房B5项目7#、9#楼外脚手架工程拆除完毕，工完场清，材料出场。2018年8月15日，陈世明出具工程量确认书，对铭诚公司的实际施工量确认为72000.83㎡。另查明，2018年3月23日，汪自友带刘大亮、刘涛到中恒公司新建居住项目（B5/B6地块）项目部给建筑脚手架工程承包合同（合同乙方为原告铭诚公司）补盖公章，在项目公章用印登记本上记载为B5地块班组劳务合同2份，申请用印人为汪自友。5月10日，刘大亮、刘涛到中恒公司新建居住项目（B5/B6地块）项目部补盖公章，在项目公章用印登记本上记载为B5地块外架拆除确认4份，申请用印人为刘大亮、汪自友。还查明，2017年1月20日，担任中恒公司武汉分公司工程管理岗位的靖泽禄向刘大亮转账400000元，备注钢管租赁；2017年12月1日，靖泽禄向刘大亮转账100000元；2018年2月3日，靖泽禄向刘大亮转账70000元，备注钢管租赁；2018年2月11日，中恒公司向刘大亮转账600000元；2018年5月27日，靖泽禄向刘大亮转账100000元，附言四新租钢管款；2018年7月30日，靖泽禄向刘大亮转账200000元，附言四新租钢管款；2019年2月2日，靖泽禄向刘大亮转账5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铭诚公司与中恒公司签订的《建筑脚手架工程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中恒公司辩称其未与铭诚公司签订合同，但从本案证据分析，《建筑脚手架工程承包合同》虽系后来补签，但中恒公司在合同上加盖了项目部印章，其项目部工作人员汪自友向铭诚公司出具出场通知单，中恒公司向铭诚公司支付了部分工程款，中恒公司案涉项目承包人靖泽禄向铭诚公司支付了部分工程款，结合上列事实以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中恒公司与铭诚公司签订的《建筑脚手架工程承包合同》已实际履行。铭诚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中恒公司应依约支付工程款。铭诚公司请求判令中恒公司支付工程欠款6202236.36元的诉讼请求，其中包括工程款2196025.32元、二次搭设费用143838元、零星用工费用53200元、无塔吊搬运拆架补偿款100000元，材料损毁补偿296333.70元、违约金219602.53元、逾期支付进度款利息305972元、超出合同工期增补工程款3412839.34元。依合同约定计算，案涉工程量确认为72000.83平方米，按单价30.50元/平方米计算，工程款应为2196025.32元。中恒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靖泽禄向原告付款1370000元，中恒公司向铭诚公司付款600000元，铭诚公司虽认为靖泽禄的付款是案外的付款，但靖泽禄转账的部分单据附言上载明了“四新租钢管款”，且铭诚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靖泽禄有其他经济往来，故上述款项应视为是中恒公司向铭诚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扣除后，中恒公司应向铭诚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为226025.32元。铭诚公司主张的超出工期损失，合同约定：内架自地下室材料进场起至所有楼栋结构封顶工期不超过210天，外架自地下室外架开始搭设起至所有楼栋外架拆除完毕总工期不超过400天，关于内架工期，铭诚公司材料进场时间是2017年1月3日，但铭诚公司未能提供中恒公司超期使用内架的证据，故超出工期损失只应计算外架工期。外架工期自脚手架搭设时起，7#楼是在2017年4月1日，2018年7月14日，7#9#楼外架均拆除，总工期为469天，超合同内工期69天。由于合同约定的超工期按每日1.5元/平方米补偿，该约定过高，铭诚公司自愿降为按每日0.3元/平方米补偿，仍过高。一审法院认为，在铭诚公司、中恒公司既约定了超出工期损失，又约定了违约损失的情况下，该超出工期使用脚手架的行为应视为对脚手架事实上的续租，应按照合同内租金计算续租费用为宜。则根据合同约定的30.5元/平方米工期不超过400天计算，案涉工程量确认为72000.83平方米，每天租金应为5490.06元（30.5/400*72000.83），中恒公司超期使用脚手架的费用应为5490.06*69=378814.14元。因二次搭设确认书、材料损毁统计证明、工程增补单、零星用工确认单上中恒公司的印章与备案样本不一致，中恒公司也不认可上述费用，陈世明也不认可上面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故对铭诚公司主张的二次搭设费用143838元、零星用工费用53200元、无塔吊搬运拆架补偿款100000元，材料损毁补偿296333.70元，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中恒公司应向铭诚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226025.32+超期使用脚手架费用378814.14=604839.46元。关于铭诚公司请求判令中恒公司支付违约金219602.53元，以及支付以1756824.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支付自2018年2月11日起直至全款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工程欠款利息两项诉讼请求，因合同同时约定了逾期付款利息和违约金，二者属同一性质，只能择其一，经一审法院释明后铭诚公司并未作出选择，且逾期利息约定为欠付工程款的月百分之五，该约定过高，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为以欠付款金额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本案中，铭诚公司所举证据中并无体现地下室完成、主体结构完成一半及主体结构封顶的时间，故只能依据“通知脚手架拆除”时间和“脚手架拆除完毕后三个月内”两个节点计算付款进度。经计算，若采纳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则2018年5月6日中恒公司发出外架材料出场通知单，通知铭诚公司拆除外架，此时总工期为400天，不存在超期使用费用，中恒公司应支付总工程款的80%（前一个节点主体结构封顶应付的工程款进度）+剩余总工程款的95%=80%+（1-80%）*95%=99%，即应付2196025.32*99%=2174065元（为计算方便，对乘除运算中小数点后数字采四舍五入处理，下同），截止2018年5月6日，中恒公司仅支付了400000+100000+70000+600000=1170000元，欠付2174065-1170000=1004065元。则中恒公司自2018年5月7日起每天应付延迟付款利息为1004065*0.0005=502元，到2018年5月27日被告支付100000元时产生利息为502元*20天=10040元；自2018年5月28日起，中恒公司每天应付延迟付款利息为（1004065-100000）*0.0005=452元，到2018年7月14日铭诚公司将7#、9#楼外脚手架工程拆除完毕时产生利息为452元*47天=21244元；自2018年7月14日外脚手架工程拆除完毕时起。因此时超期使用脚手架费用已经固定，应一并计入总工程款，则中恒公司应付工程款为（2196025.32+378814.14）*99%=2549091元，已付1270000元，欠付工程款为2549091-1270000=1279091元，自2018年7月15日起，中恒公司每天应付延迟付款利息为1279091*0.0005=640元，到2018年7月30日中恒公司支付200000元时产生利息为640元*15天=9600元；自2018年7月31日起，中恒公司每天应付延迟付款利息为（1279091-200000）*0.0005=540元，到2018年10月14日（脚手架拆除完毕后满三个月）时产生利息为540元*75天=40500元；自2018年10月15日起，按照合同约定节点，中恒公司应付完全部工程款，此时中恒公司欠付工程款为（2196025.32+378814.14）-1470000=1104839.46元，中恒公司每天应付延迟付款利息为1104839.46*0.0005=552元，到2019年2月2日中恒公司支付500000元时产生利息为552元*110天=60720元。综上，截止2019年2月2日，中恒公司应付逾期付款利息为10040+21244+9600+40500+60720=142104元；其后，自2019年2月3日起，中恒公司应以欠付工程款（2196025.32+378814.14）-1970000=604839.46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而若采纳违约方赔偿不低于总产值10%的违约金计算方法，中恒公司应支付违约金为（2196025.32+378814.14）*10%=257483.95元。经对比，逾期付款利息累计金额明显高于违约金金额，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一审法院认为，中恒公司应按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法向原告赔偿损失。关于本案的案件受理费5675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担保费（实际应为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6727.81元，合同约定“律师费、鉴定费以及诉讼过程中的其他费用皆由败诉方承担”，虽然中恒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但本案中铭诚公司诉求金额明显过高，对此造成的超出必要限度的诉讼相关费用，铭诚公司应按相应比例负担。结合本案铭诚公司6421838.89元的总诉讼标的与一审法院实际支持铭诚公司诉讼请求的对比，一审法院酌定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由铭诚公司负担80%，中恒公司负担20%。关于本案鉴定费，因中恒公司申请鉴定并预交了费用，实际鉴定结果中既有与中恒公司提供的样本印文不一致的公章，也有与样本印文一致的公章，因此，铭诚公司、中恒公司对鉴定费用各承担5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百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604839.46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截至2019年2月2日的逾期付款利息142104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并自2019年2月3日起以欠付工程款604839.46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付至付清之日止；三、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1346元；四、驳回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6753元，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5402元，由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135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000元，由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000元。鉴定费65600元，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2800元，由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2800元。二审审理期间，铭诚公司向本院提交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靖泽禄担任7家企业公示法定代表人、监事或负责人等重要职位。靖泽禄并非中恒公司员工，靖泽禄于2017年1月20日支付40万元，2017年12月1日支付了10万，2018年2月3日支付了7万，2018年5月27日支付了10万，2018年7月30日支付了20万，向铭诚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款项并非为案涉工程所支付的款项。经质证，中恒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87万属于案涉工程款，靖泽禄属于案涉工程的承包人，除了87万是工程款外，在2019年2月2日靖泽禄向上诉人支付了50万工程款，都属于案涉工程款。本院认为，该项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一、关于《进场证明单》《出场证明单》《二次搭设确认单》《材料毁损统计证明》《工程增补单》《零星用工确认单》《工程量确认单》6份签证单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前述6份签证单中，中恒公司的印章与备案样本不一致，而且签证单中签字的陈世明不予认可。陈世明并非本案当事人，对出现其名字字样的文件表示不予认可后，应当由文件的提供人即铭诚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进行进一步的举证说明，在铭诚公司未能证明的前提下，一审判决对前述证据不予认可具有事实法律依据。二、关于脚手架的具体使用期限问题，案涉工程的《监理日志》做了具体的记载。监理日志是监理工程师实施监理活动的原始记录，是执行监理委托合同、编制监理竣工文件和处理索赔、延期、变更的重要资料；相对于其他工程记载文件，《监理日志》具有最原始、最可靠的特征，因此一审判决按照《监理日志》的记载确定脚手架使用期限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关于靖泽禄向铭诚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款性质问题。本案中，靖泽禄向铭诚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款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案中，靖泽禄向铭诚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款时在转账附言中记载钢管租赁等字样，而靖泽禄与铭诚公司之间再无其他钢管租赁法律关系或其他经济往来，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述款项应视为是中恒公司向铭诚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四、对于鉴定费承担问题。鉴定费用属于诉讼费用的范畴，当事人如何负担该费用，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一审判决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确定了双方当事人分担的诉讼费用比例，铭诚公司上诉请求进行重新认定，不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388元，由武汉铭诚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鹏审判员  龚治国审判员  张 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张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