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1民终57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法定代表人：陈世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进，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丹，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阳高新金宇建筑设备租赁站，，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创业大厦**投资人：施春红，该租赁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佳宏，贵州仪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严明祥，男，1969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泓敏，贵州青蓝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公司）因与贵阳高新金宇建筑设备租赁站（以下简称金宇租赁站）、第三人严明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5民初1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部分错误，林俊伟不是其项目部执行经理，其以个人名义发送的告知函不能作为本案依据；2、原判认定违约金过高，应予以调整，且在判决赔偿租赁物损失的情况下，不应继续计算租金；3、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如针对不能归还的租赁物是请求按照约定赔偿共计1319313元，而一审对此判决按照该判决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市场价格进行赔偿，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请判决。金宇租赁站辩称，1、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已经主动降低违约金计算标准，因上诉人的违约行为造成了被上诉人严重的经济损失，应当支付相应违约金；2、上诉人租用被上诉人的器材，至今并未归还，该部分材料在未返还给被上诉人或者对相应器材进行赔偿之前，租赁器材的权益仍然由上诉人掌控，上诉人应当支付器材返还之日前的租金；3、一审判决并未超过其诉讼请求，在涉案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租赁物资赔偿单价为市场价格来赔偿，但并未约定市场价的时间，因此其起诉时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请求赔偿，符合法律规定；4、其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林俊伟执行经理的身份，上诉人没有相反证据进行推翻，根据其上诉状已经对本案合同关系以及第三人身份情况进行了确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第三人严明祥述称：1、其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林俊伟系项目部的执行经理，由林俊伟签字认可的告知函是对严明祥签收材料的授权，严明祥得到授权后的行为最终的责任承担主体是上诉人；2、上诉人上诉请求不涉及严明祥，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金宇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5月12日签订的《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至2017年3月20日所欠租金共计人民币635,709元，并支付自2017年3月21日起至实际返还全部租赁器材或付清全部器材赔偿费之日止的租金1,343.677元/天；3、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未退器材钢管275.338吨、扣件54,533套、顶托24根，并支付返还器材产生的上下车费、维护费等费用，如不能返还，则按约定价格赔偿，器材赔偿费共计人民币1,319,313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9万元；5、判令被告承担该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12日，原告作为出租单位（甲方）与作为承租单位（乙方）的被告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有：1、乙方承租的建筑材料用于开磷城项目部项目建设使用；2、计租时间从材料运到现场交接并签字之日起直到材料归还完毕之日止，材料租期不足3个月，按3个月计算租金，超过3个月的按实际天数计算租金；3、架管直径30MM租金3.6元/吨/天、直径2.75MM租金2.334元/吨/天，扣件0.009元/套/天，顶（底）托0.05元/支/天，赔偿价值均为按市场价赔偿；租赁材料至退还手续完毕期间的由甲方送货到乙方场地运输费25元/吨，上车费15元/吨，退货时由乙方送货到甲方库房的下车费、堆码费15元/吨，均由乙方支付，乙方也可选择自运；4、租金计算以双方签字认可的发、收货凭证作为计算租金的合法依据，结算时以甲方提供的租赁设备计量清单每月结算一次，并经双方签字认可；若乙方未在计量清单上签字，以双方签字认可的发、收货凭证作为乙方支付租金的有效凭据，材料发出之日起至每月底为租金结算日，乙方必须在下月5日前付上月租金，最迟不超过8日，否则，甲方将加收乙方所欠租金总金额10%的滞纳金，甲方垫付的一切费用，乙方在支付租金时一并支付给甲方；5、乙方按租赁的用途使用并爱护和保管材料，归还时应按规格、型号、保持平整、干净、完好无损的送归甲方，送归甲方时未经修复，则甲方适当收取乙方维修费，钢管校直1元/根，扣件清灰、洗油0.1元/套，顶托清灰、洗油0.8元/支；如乙方造成所租材料损坏不能修复的，按合同约定价格100%赔偿；6、乙方逾期未交纳租金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同时强制收回租赁材料，并向乙方收取租用材料总价值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除支付违约金外，另行支付所欠总租金百分之十的滞纳金给甲方；7、乙方指定经办人（领料人）杨昌勇、李鸿焱，若有变动，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该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原告合同专用章，乙方处加盖“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开磷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开磷城）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并由罗莉梅在负责人处签名。2012年5月13日，以建工公司“开磷城”工程项目经理部名义向原告发送一份《告知函》，内容为：因项目部收料人员发生变动，以后到贵公司租材料时一切由严明祥签字，我项目部予以认可，双方签字即视为对合同的补充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告知函》尾部建工公司“开磷城”工程项目经理部负责人处由林俊伟于2012年5月15日签名并签署“同意”字样。据庭审中原告提供的被告承建的金阳“开磷城”通讯录显示，林俊伟系项目部执行经理。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从2012年5月12日起至2013年5月21日，陆续向案涉工程工地发送了钢管、扣件、顶托等租赁物资，其制作的《材料发货凭证》上，在承租单位经办人处签名的，除2012年5月12日的两份由杨昌勇签名、2012年5月28日的1份由他人签名外，其余均由严明祥及其亲属严漠、严吉在承租单位经办人处签名或补签确认。从2012年8月14日至2015年1月13日，案涉工程工地陆续向原告返还了部分钢管、扣件、顶托等租赁物资，在原告制作的《材料收货凭证》上，在承租单位经办人处签名的，均为严明祥及其亲属严漠、严吉。上述材料发、收货凭证，均未载明钢管直径。从2012年6月30日至2013年12月31日，原告经办人员与第三人严明祥每月均共同签署了《租金费用结算表》及《租金费用计算单》（载明的出租方均为原告，承租方均为建工公司开磷城项目部），对上述期间内原告制作的材料发、收货凭证内载明的租赁材料均进行了确认，并明确截止2013年12月31日，累计租费共计1,633,017.24元，累计付款73万元，欠款903,017.24元，尚有钢管237.2385吨、钢管（新）224.9412吨、扣件79,327套、顶丝620根未还。此后原告自行制作了《租金费用结算表》及《租金费用计算单》（2014年每月制作、2015年5月31日制作一次、2016年4月30日及12月31日制作一次、2017年3月20日制作一次），将未退还材料的租金及此期间退还租赁物资的相应租费变更情况进行了汇总，按其自行统计数据，截止2017年3月20日，累计租费共计3,425,709.67元，累计付款279万元，欠款635,709.67元，尚有钢管165.1188吨、钢管（新）110.2202吨、扣件54,533套、顶丝24根未归还。上述《租金费用结算表》及《租金费用计算单》中，将钢管及钢管（新）的租赁单价分别按照日租金3.6元/吨及2.334元/吨进行结算。2014年1月9日，原告经办人员与第三人严明祥共同签署了一份《建工公司“开磷城”项目部租金明细表》，载明从2012年5月12日起至2013年12月，租金共计1,633,017.24元，已付108万元，尚有553,017.24元未付。在该单据上，原告经办人员及严明祥均签署“双方已核对无误”字样。2014年10月22日，以建工公司金阳开磷城项目部名义向原告发送了一份《告知书》，主要内容为“为了明确我项目部严明祥班组与你单位周转材料租赁及债务情况，请你单位配合我项目部提供以下资料：租赁合同及有关项目部确认的资料、收款对账单、材料租赁发料单、材料租赁收料单、租赁费用的确认单、截止2014年10月20日的欠料情况、截止2014年10月20日的欠款情况；上述提供的资料需加盖原告公章，提供的资料务必真实、有效，若提供虚假资料及资料不齐，所产生的法律责任自负。”该《告知书》尾部加盖原告公章及“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开磷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开磷城）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2015年1月20日，原告经办人员制作了一份便条，内容为：建工公司“开磷城“项目部截止2015年1月20日未退金宇租赁站钢管275.328吨、扣件54,533套、顶托24支，双方以收、发料单为依据，核对无误。该便条尾部有王慧签名及签署“属实”字样，庭审中第三人出具一份通讯录载明王慧职务为“办公室材料负责”，原告出具的一份建工公司开磷城项目部组织机构图载明王慧职务为材料主管；原告及第三人均陈述王慧系被告承建的“开磷城”项目部工作人员。在上述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有通过银行转账、承兑汇票等向原告付款的行为，其中2013年2月4日通过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支付的10万元载明用途为劳务费。被告确认已向原告支付了239万元的租赁费用，而按原告自行统计的结算单据，其自认已收到被告支付的租费279万元。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约定支付相应款项，遂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提出如前诉请。另查明，2012年6月6日，建工公司贵州开磷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开磷城）工程项目经理部作为发包人（甲方）与作为承包人的第三人严明祥签订了一份《外架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将贵州开磷建设有限公司金阳“开磷城”工程外架及其他相关辅助性工程交由第三人承包，承包工程内容按建筑面积计算54元/平方米；承包方式为内架乙方只提供所需的各种架体材料，外架属乙方包工包料。另查明，庭审中原告提供了于2017年6月5日在贵州盛四通物资有限公司购买钢管、扣件、顶托等租赁材料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该发票显示钢管价格为3,850元/吨（含税）、扣件5元/套（含税），顶托16元/支。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该案中被告认可与原告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并确认已向原告支付租赁费用239万元，则该院确认被告系与原告签订案涉《租赁合同书》的相对方，应当全面履行该合同的权利义务。该案争议的焦点系原被告之间履行案涉租赁合同的具体情况。对于此焦点，该院意见如下：一、原被告于2012年5月12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承租方指定的经办人（领料人）为杨昌勇、李鸿焱，而庭审中原告提供的材料发货凭证，除2012年5月12日的单据代表承租方签收的为杨昌勇外，其余基本均为第三人严明祥或其亲属严漠、严吉，且有一份2012年5月28日的单据并非上述人员签收，材料收货凭证则均为严明祥及其亲属严漠、严吉代表承租方签名，被告据此认为上述凭证不能作为确认被告欠付租金及未返还租赁材料的证据。据庭审查实，被告承建的“开磷城”项目部执行经理林俊伟曾在2012年5月15日以项目部名义向原告发送了一份《告知函》，确认此后到原告处租材料时一切由严明祥签字，并确认双方签字视为合同补充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被告虽主张林俊伟仅系执行经理，并非项目部经理，不能代表被告出具任何书面材料，但林俊伟系以项目部名义出具该函件，原告有理由相信其系在履行职务行为，且结合被告在2014年10月22日出具《告知书》确认严明祥系其项目部班组成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在案涉《租赁合同书》的实际履行过程中，相关收发货凭据基本均由严明祥或其认可的亲属严漠、严吉代表被告签名，在2013年12月31日前原告已全部提供所有案涉租赁材料的情况下与原告每月进行租金费用结算的也均为严明祥，在此期间被告从未提出异议，并事实上支付了大部分租赁费用，被告的行为，使原告有理由相信严明祥具有代表被告的权限或追认严明祥具有代表被告的权限，其行为后果应由被告向原告承担民事责任，被告的辩解，该院不予采信。二、案外人王慧曾在2015年1月21日与原告工作人员共同签署了一份未归还租赁材料的单据，王慧的身份原告及第三人均确认系被告项目部工作人员，原告及第三人分别提供的证据显示王慧的职务虽略有不同，但无论是办公室材料负责还是材料主管，均表明王慧具有项目部材料审核职责，原告有理由相信其与原告工作人员的对账系在履行职务行为，且即便如被告所述，王慧不具有对外权限，但原告在2013年12月31日与严明祥进行最后一次结算后，根据其认可的由严明祥、严漠、严吉等人代表承租方退还租赁材料的收货凭证计算的未返还材料情况，与王慧确认的数据基本吻合，甚至钢管数量相对较低，既然被告对王慧的对账行为不予认可，该院依照的《租赁合同书》中“若乙方未在计量清单上签字，以双方签字认可的发、收货凭证作为乙方支付租金的有效凭据”的约定，以收发货凭证作为双方租金及未返还材料结算的依据。从原告具体的诉讼请求来看，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据庭审查实，无论是被告确认已支付的租赁费用239万元还是原告自认收到的租费279万元，被告实际上均未按时足额支付租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第二百二十七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被告在原告提起诉讼至今未履行相应义务，显然已超过合理期限，对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书》的诉请，该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截止2017年3月20日的欠付租金635,709元，在2013年12月31日原告工作人员与严明祥共同签署的《租金费用结算表》及《租金费用计算单》对此前发生的租金及费用、未返还租赁材料等均进行了结算，2014年1月9日共同签署的《建工公司“开磷城”项目部租金明细表》虽未载明未返还租赁材料情况，但确认的租费数据与《租金费用结算表》及《租金费用计算单》中的一致，则原告与严明祥共同签署的《租金费用结算表》及《租金费用计算单》中载明的总租费及未返还租赁材料情况，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此后原告自行统计的截止2017年3月20日的《租金费用结算表》及《租金费用计算单》，延续了此前经严明祥确认的数据，将此后承租方返还的租赁材料及已支付的租金进行了相应扣减，其认可收到的租费甚至高于被告确认已支付的租费，经核实无误，可以作为被告未返还租赁材料及尚欠租费的佐证，则原告按此标准计算的截止2017年3月20日的欠付租金，该院予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租赁合同书》中对钢管的日租金按照不同直径进行区分，直径30MM的为3.6元/吨、直径2.75MM的为2.334/吨，但原告制作的收发货凭证上并未载明钢管直径，而《租金费用计算单》中系以钢管（租金3.6元/吨）、钢管（新）（租金2.334元/吨）予以分别统计，在2013年12月31日前严明祥在与原告对账结算时并未提出异议，而此后原告自行统计的截止2017年3月20日的未返还租赁材料情况系延续此前的结算规则，也系根据此后的收货凭证将钢管按照不同日租金标准分别统计，而庭审中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原告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原告主张的欠付租赁材料情况，该院予以确认。原告要求自2017年3月21日起至实际返还全部租赁器材或付清全部器材赔偿费之日止被告应按1,343.677元/天的标准支付租金，如前所述，截止2017年3月20日，被告尚有日租金为3.6元/吨的钢管165.1188吨、日租金标准为2.334元的钢管2.334吨、扣件54,533套（日租金0.009/套）、顶托24支（日租金0.05元/支）尚未归还，该部分材料共计日租金应为1,343.679元，原告的诉请低于此数据，该院予以支持；同时，此后被告有陆续归还或赔偿行为的，相应的日租金标准应予以扣减。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钢管275.338吨、扣件54,533套、顶托24根，并支付返还器材产生的上下车费、维护费等费用，如不能返还，则按约定价格赔偿，器材赔偿费共计人民币1,319,313元；原告的诉请并未将钢管按照不同直径或不同日租金标准区分，按《租金费用计算单》中的数据，被告尚未返还的两类钢管共计275.339吨，原告的诉请低于此数据，该院予以认可，而扣件、顶托的未返还数量与原告主张一致，该院予以支持；上下车费用及维护费用因不能确定是否实际发生及发生数额，不属于具体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处理；对于租赁材料不能返还时的赔偿价格，《租赁合同书》中约定为按市场价格100%赔偿，并未明确赔偿标准，而庭审中原告提交的购买钢管、扣件等材料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系由一家销售单位开具，不能完全认定为案涉租赁材料的市场价格，该院确认按照本判决履行期限届满时的市场价格进行赔偿对双方较为公平，原告的诉请，该院以此为准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19万元，《租赁合同书》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为租用材料总价值20%的违约金并另行支付所欠总租金10%的滞纳金，按此标准计算的违约金原告亦认为过高自行调整为19万元，庭审中被告及第三人均未对违约金提出异议，该院予以支持。被告庭审中提出申请追加在收发货凭证上代表承租方签字的其他人员参加诉讼，但严明祥对严漠、严吉的收货、退货行为当庭进行了确认，仅有数张发货凭证上签收的人员严明祥表示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但原告所有的发货凭证发生时间均在2013年12月31日之前，严明祥在2013年12月31日前每月均与原告共同签署确认了《租金费用结算表》及《租金费用计算单》，事实上也对其他人员的签收行为进行了认可，无需追加其他人员即已可查清事实，为避免当事人讼累，对被告的追加申请该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争议，并非该案审理的范围，当事人应另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金宇租赁站与被告建工公司于2012年5月12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书》；二、被告建工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金宇租赁站截止2017年3月20日的欠付租金及费用635,709元；三、被告建工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金宇租赁站钢管275.338吨、扣件54,533套、顶托24根，如不能归还，则按该判决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市场价格进行赔偿；四、被告建工公司从2017年3月21日起，按日租金1,343.677元的标准继续向原告金宇租赁站支付未归还租赁材料的租金，直至所有租赁材料归还或赔偿完毕之日止，此期间有部分返还或赔偿行为的，自次日起日租金计算标准相应扣减；五、被告建工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金宇租赁站违约金19万元。案件受理费23,960元，减半收取11,980元，由被告建工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以原审对涉案租赁材料不能返还时的赔偿价格超过诉讼请求判决为由主张程序违法,经查，被上诉人在一审针对涉案租赁材料不能返还时的赔偿价格主张是按照市场价格赔偿，并提供了2017年6月5日在贵州盛四通物资有限公司购买钢管、扣件、顶托等租赁材料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且以该增值税普通发票显示的标准比照主张，但因提交的上述发票并不能完全体现涉案租赁材料的市场价格，故一审法院并未采信该计算方法，而是按照该判决确认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市场价格计算赔偿标准。对此，本院认为，因市场因素具有不特定性，且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合同签订时涉案租赁材料的市场价格标准明显低于原判确定的上述赔偿标准，从公平原则出发，原判确定按照该判决确认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市场价格计算赔偿标准，并无不当，亦未超过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主张林俊伟不是其项目经理部执行总监的身份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林俊伟的身份以及其有理由相信林俊伟相应行为系代表上诉人的履职行为的事实，而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该事实，且原判对林俊伟的身份认定仅仅是对第三人严明祥签收涉案租赁材料的佐证之一，结合上诉人实际并未对租赁涉案材料事实提出异议以及实际支付大部分租赁费的事实，本院认为，林俊伟的真实身份如何并不影响上诉人应当承担的涉案租赁合同义务，故本院对上诉人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应予以调整，在本院二审期间，经本院询问上诉人主张如何调整，上诉人表示不应当支付违约金。对此，本院认为，涉案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如上诉人逾期未缴纳租金，被上诉人可向上诉人主张收取租用材料价值20%的违约金，现因上诉人未及时履行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90000元，该项金额已经明显低于涉案租赁合同中的相关约定，故本院对上诉人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190000元违约金，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原判既继续计算未归还涉案租赁材料租金，又对该部分租赁物计价赔偿，存在不公，本院认为，因上诉人未归还涉案部分租赁物，该部分租赁物处于上诉人的使用、控制下，上诉人理应支付相应租金，但租金的支付责任并不能当然免除如不能归还需承担照价赔偿的民事责任，故上诉人的此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26.87元,由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红审判员 柳 凡审判员 冯文婷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黄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