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鲁14行终2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庆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在地址山东省庆云县政务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刘伟，局长。 出庭负责人梁栋，党组成员。 委托代理人白秋生，北京市京师（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义水，北京市京师（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东峰，男，197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庆云县。 委托代理人李春兰，北京新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庆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庆云县住建局）因与被上诉人刘东峰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3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庆云县住建局负责人梁栋及委托代理人白秋生，被上诉人刘东峰及委托代理人李春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1月，被告因政府开发项目对原告进行动迁，因补偿问题双方未达成协议。2017年2月13日，被告以原告房屋为危房的名义将其房屋拆除。原告不服被告拆除行政行为，于2017年3月2日向庆云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通过审理，于2017年6月10日作出“庆政复决字[20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拆除行政行为。原告不服上述决定，于2017年6月14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审理，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1423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撤销复议机关维持被告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被告与县政府不服以上判决，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又于2018年10月23日向该院申请撤回上诉，该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鲁14行终125号准予撤诉行政裁定书。2018年11月15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8年1月17日向原告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该赔偿决定，随于2019年1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侵犯财产权，造成财产损害的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益。”本案中，被告2017年2月13日对原告房屋实施强拆，该行为已被法院（2017）鲁1423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因此，该强拆行为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也是该案的赔偿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房屋及室内物品因被告违法强拆行为灭失，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由被告对原告经济损失承担举证责任。对此，被告向本院提交的3号证据“评估报告”和4号证据“录像光盘”未依法告知原告到达现场一并参与见证，对此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2“赔偿决定书”中，仅适用赔偿法中的赔偿范围第四条第四项“造成财产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实属不当，同时，也无事实依据予以佐证，并且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要求，据此，对该赔偿决定书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在赔偿决定书中和答辩、庭审中主张，被告并非是征收拆迁，对此，原告证据7“鲁政土字[2017]207号”省政府批复意见栏中显示“同意征收庆云县上列建设用地，总计土地15.2898公顷。”其中就包括原告所居住村庄，对该证据被告并无证据加以反驳。为此，被告上述不是征收拆迁的主张不予采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补偿。”据此，被告对原告房屋违法拆除的行为，应根据该条例承担临时安置费用。根据本县行政区域内的租房行情，原告2年的该项赔偿数额申请较为合理，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基于上述法律规定，原、被告双方未提供有效、充分的事实和证据来证实原告对请求赔偿的第二条第②、③、④、⑥项给予基础性证明，也无证据反映案件赔偿中真实情况的根本性依据。关于原告非日常生活用品的大宗财务，被拆迁人应当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这些大宗财务在拆除现场客观存在以及各自具体价值，否则人民法院亦无酌定之基础依据，相关大宗财务的损失与被诉强拆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从说起。基于此，原告仅提供自行打印的一份赔偿清单而无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无法酌定赔偿数额。待原告的上述赔偿请求在提供有效的事实证据时，可另行主张赔偿。再者，关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安置楼房面积342平方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为确保原告人获得及时、公平、公正的救济，赋予被征收人即可以选择货币赔偿，也可以选择房屋安置的权利，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征收人获得国家赔偿的权益，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为体现对违法征收和违法拆除行为的惩戒，并有效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对被征收人房屋的赔偿不应低于因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即对被征收人房屋的赔偿，不应低于赔偿时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类似房屋的市场价值。因拆迁时间与实际赔偿时间相隔过长，市场行情也发生了变化，如果以拆迁时段价格予以赔偿，该赔偿标准显然对原告人不公平，故以限时段被拆迁房屋周边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评估标准，应体现的公平原则和充分赔偿的原则。《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本案虽为行政赔偿案件，但原告作为被征收人，不能剥夺其选择安置住房的权利。（一）如果原告选择安置住房，被告应当提供与被强拆房屋同区位、同用途、同面积的安置住房，如被告不能提供与被强拆房屋面积相同的安置住房，应当提供面积相近的安置住房，并按照安置住房与被强拆房屋面积的差额（以当地同地段市场均价酌定4000元每平方米计），以多退少补的方式按照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进行计算，即原告选择安置住房面积大于被强拆房屋面积的，原告应按照每平方米4000元向被告支付房屋面积差价，原告选择安置住房面积小于被强拆房屋面积的，被告应以每平方米4000元向原告支付房屋面积差价。（二）如果原告选择货币赔偿，被告应按照每平方米400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房屋赔偿金1368000元（760平方米×0.45平方米＝342平方米、342平方米×每平方米4000元＝1368000元）。综上，原告请求撤销（2019）住建赔字第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赔偿安置楼面积342平方米、赔偿2年安置过渡费30000元的主张，本院应依法给予支持。被告作出的赔偿决定和原告请求赔偿其他项没有基础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一并不予支持。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二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庆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2019）住建赔字第**行政赔偿决定书；二、被告庆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刘东峰提供与被拆除房屋区位、用途、面积相同的安置住房（960×0.45＝342），或面积相近的安置住房并按每平方米4000元的标准结算差价；或者支付房屋赔偿金1368000元（342×4000＝1368000），由原告选择安置住房或货币赔偿；三、被告庆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刘东峰支付安置过渡费30000元；四、驳回原告刘东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庆云县住建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庆云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3行赔初7号行政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告房屋系因危房被拆除，而非征收拆迁，故一审法院按照征收拆迁补偿方式作出赔偿判决不当。2.原审法院未对案涉房屋情况进行任何调查、未查明同区域拆迁补偿政策，在无任何证据、也无任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仅以被上诉人单方主张就认定以“760平方米×0.45=342平方米”赔偿安置楼，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第一，原审法院错误认定“760平方米”。被上诉人主张按照760平方米×0.45=342平方米赔偿安置楼，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享有“760平方米”的权利，法院更没有对此进行调查，就依据“760平方米”作出判决，明显错误。法院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了被上诉人拥有“760平方米”，不仅与事实不符，也有悖常理，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导致一审错误判决赔偿被上诉人巨额款项。第二，原审法院认定“760平方米×0.45=342平方米”缺乏依据。即使法院对赔偿方面考虑拆迁问题，法院作出裁判也要调查核实有关拆迁政策，了解相关补偿标准，根据客观情况进行综合考量。既要保障当事人权益，也要尊重基本客观事实。但本案中法院既没有了解相关拆迁政策及补偿标准，也没有查明被上诉人房屋及房屋涉及土地的客观情况，对此只是根据被上诉人的单方主张，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按照“760平方米×0.45=342平方米”，认定赔偿被上诉人342平方米安置楼或相同货币补偿，明显错误。第三，原审法院不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错误。在原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具有合法评估资质第三方对案涉房屋的《评估报告》、德州市房管局房屋安全鉴定委员会《鉴定报告》，以及房屋的视频资料等证据，虽然《评估报告》《鉴定报告》委托人均是上诉人，但《评估报告》《鉴定报告》均是具有合法资质的独立的第三方，这些证据客观清晰地反映了案涉房屋被拆除前的状况和价值，不仅有测量数据还有影像资料，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客观、合法，而且相互之间能够互相印证。但原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未参与为由对上诉人证据不予采信，反而采信被上诉人毫无证据且违背常理的单方陈述，于法无据、于理不符。二、刘东峰房屋没有合法建设手续，属于违法建设，刘东峰不具有合法权益。虽然上诉人基于危房拆除对被上诉人作出一定数额的赔偿，但并不等同于被上诉人房屋系合法建设，被上诉人的案涉房屋没有合法建设手续，属于违法建设，被上诉人对该房屋并不具有合法权益，而且通过本案证据材料看，案涉房屋早已是无人居住的危房，一审法院对此也未予审查，直接按合法建设进行赔偿不当。三、原审法院判决安置过渡费30000元错误。首先，本案是因案涉房屋被鉴定为D级危房，不是征收拆迁，不存在安置过渡费之说。其次，实际上被上诉人根本早已不在案涉房屋居住，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可以看出，案涉房屋已经不具备居住条件。再次，原审法院在认定的每年15000元的安置过渡费不仅无任何凭证，也严重背离了房屋租赁正常价格。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错误，但该规定第二十一条只有一款。2.原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错误，第三十三条内容为：“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据此条规定是应该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非支持被上诉人的诉求。3.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错误，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内容为：“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首先被告就案涉房屋进行了鉴定，客观的反映了被上诉人房屋状况，对其损失价值进行了评估。其次，原审法院没有任何调查，如何得出客观原因无法鉴定呢。该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也从没有对任何一方进行释明是否申请鉴定。故原审法院使用该条款错误。4.原审法院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作出判决错误。案涉房屋被拆除时为前官村宅基地上房屋，原审法院在没有作出任何调查和解释说明的情况下，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作出判决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刘东峰辩称，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第一、被上诉人的房屋760平方米，属于安置赔偿的面积是以涉案拆迁项目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为依据进行的，在整个村的房子拆迁过程中都是适用的该标准进行的安置补偿，在补偿的过程中不考虑房屋的面积，只考虑被拆迁人宅基地的面积，并以宅基地面积的0.45为基数来确定安置房的面积。因此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对安置房的面积760平方米的认定以及按照0.45的系数来进行赔偿是正确的。最高院也有关于为了维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对被拆迁人房屋的赔偿不应低于应依法征收所得补偿为标准的判例。一审法院也引用相应的原则，上诉人认可。第二、原审法院不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我认为部分是正确的。因为涉案的《鉴定报告》《评估报告》均是上诉人单方委托所出，而且鉴定的价格完全偏离市场价格。而鉴定报告评估报告当中记载的被上诉人房屋内的财产以及宅基地内的附属物的这些情况，都在鉴定报告里列明，但是在被上诉人的诉求当中，这部分诉求一审法院并没有支持。被上诉人的房屋本身确实没有相应的合法建设手续，但是被上诉人的房屋在当地符合一户一宅的基本条件，而且最高院也有相应的案例，因为历史原因导致房屋手续不全的，在拆迁的过程中只要符合其他的条件，都应当不被认为是违法建筑，这也符合最高院相应案例的标准，我们认为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当中确实有一些瑕疵，但是我们认为该瑕疵不影响案件的审判结果。尽管被上诉人对案件审判结果不是完全满意，但基于行政案件不好打，当事人的诉求不可能得到百分之百满足，我们接受了一审判决，没有上诉。总体来看，我们认为一审的判决事实和法律适用整体是正确的。我们请求支持一审判决。 二审期间，上诉人庆云县住建局向本院提交由庆云县庆云镇前官村民委员会加盖公章、该村党支部书记刘保兵签字的《关于刘东峰房屋问题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刘东峰，系庆云镇前官村村民，家中房屋位于马颊河与德惠河两河夹堤处，是前官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第一阶段拆迁户。……刘东峰房屋前后均没有院落，房屋南面原为一处湾地，刘东峰在未经村委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屋南湾地垫平。2016年12月份棚户区改造工作开展，按照规定该区域房屋在没有闭合院的情况下，置换均以南北长16米、东西以房屋实际宽度为标准（刘东峰房屋宽度为10.38米，长度为16米）计算置换面积，而刘东峰提出要将垫湾面积也算作宅基地给予置换补偿，没有合法依据。……”被上诉人刘东峰向本院提交庆云县庆云镇前官村党支部原书记刘景华与支部委员刘云城、刘云水签字捺印的《证明》，主要内容为：“我是前官村原书记刘景华，村刘东峰的父亲88年经我手在前官村申请宅基地一处，交款一千元，当时没有确定具体使用面积，建了房屋三间并建成了院落，院落内都归刘东峰家使用。”经当事人质证，上诉人庆云县住建局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上诉人刘东峰对《关于刘东峰房屋问题的情况说明》中2016年12月份之前的描述内容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经合议庭评议，前述两份证据对于刘东峰房屋所占土地是否经村委会批准以及所使用土地的具体面积和是否存在院落相互矛盾，两份证据证明效力较弱，不能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本院不予采信。 另外，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上诉人县庆云县住建局、被上诉人刘东峰分别调取了《庆云镇前官村迪趣欢乐谷项目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集体土地）》、《庆云县庆云镇前官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1、2、3、6、12、15、16、17、24、27号）以及登记被征收人为刘东峰的《被征收人宅基地产权置换及地上建筑物（含装饰装修）、附着物评估价值表》。经当事人质证，被上诉人刘东峰对于前述补偿安置方案的安置标准不认可，认为补偿安置协议是邻居自己同意，与其无关，坚持主张宅基地是经大队批准的。上诉人庆云县住建局和被上诉人刘东峰对于前述评估价值表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被上诉人刘东峰认为记载的内容不全面。经合议庭评议，前述本院调取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本身具有客观真实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使用。 本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刘东峰系庆云县前官村村民，在案涉土地上原建有房屋，因在拆迁过程中未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前述房屋被上诉人庆云县住建局违法强制拆除。当事人双方对由山东铭浩房地产评估策划有限公司制作的刘东峰《被征收人宅基地产权置换及地上建筑物（含装饰装修）、附着物评估价值表》现有记载内容认可，其中记载“房屋用途：住宅；政策16m内院落面积：166.08㎡；其他院落面积：102.24平方米。正房建筑面积：94.98㎡。”《庆云镇前官村迪趣欢乐谷项目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集体土地）》记载，案涉区域的补偿办法为：“房屋征收补偿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方式，由被征收人自行选择确定。（一）对合法宅基地上房屋的补偿安置，参照我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标准执行。合法宅基地的认定标准如下：1.宅基地是经村委会规划分配或继承祖辈得来的；2.宅基地面积不超过264平方米的，按实际面积确认；3.现住房宅基地面积超过264平方米的，横向长度按正房实际占地确认，纵向长度按不超16米确认。纵向长度超出16米占地面积，按土地征收区片将给予适当补偿；4.无闭合院的住宅房，横向长度按正房实际占地确认，纵向长度按不超16米确认，超出部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法宅基地的房屋补偿标准为：1.选择产权调换的。按确认的宅基地面积的45%，无偿置换安置楼面积；院落内地上建筑物（含装修）、构筑物、门楼、院墙、地面铺设等按重置成新价，由评估公司评估确定给予货币补偿。2.选择货币补偿的。正房部分根据成新、结构等因素，按同区域新建普通商品住房市场价的90%-100%由评估公司评估确定，一块宅基地中仅限一处建筑物作为正房；其他附属房（如南屋、东西偏房及主建筑物的住宅房（正房）初始建成竣工后期续建的前出厦、后倒座等）、门楼、院墙、地面铺设等全部按重置成新价，由评估公司评估确定。以上两部分之和即为该房屋货币补偿额。”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刘东峰主张的赔偿请求是否成立。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为行政赔偿案件，被上诉人刘东峰应当对其主张的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但因案涉房屋系被庆云县住建局违法强制拆除，从而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进行全面举证，依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在其依本院要求提供了《被征收人宅基地产权置换及地上建筑物（含装饰装修）、附着物评估价值表》这一初步证据的基础上，对于损害情况的举证责任则应当转由庆云县住建局承担。当事人双方虽然对于前述评估价值表客观记载内容表示认可，但对于记载的院落面积以及案涉房屋是否存在后院持有截然相反的意见，经本院多次调解，未能就赔偿内容达成一致。由于上诉人庆云县住建局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因此，在结合现有证据和举证责任承担的基础上，为体现对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的惩戒，本院对现有证据能证实的房屋院落作有利于被上诉人刘东峰的认定，即现有评估价值表记载的全部院落面积为166.08+102.24=268.32㎡，对于刘东峰主张的后院及相应面积，因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相关有效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当事人可以在掌握较充分证据后另行主张。 其次，因为本案刘东峰提出的主要诉讼请求为赔偿原告安置楼面积342平方米以及相应的附属物和室内物品等损失，也即其已经明确选择了通过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赔偿。参照《庆云镇前官村迪趣欢乐谷项目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集体土地）》的补偿方式，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刘东峰可以按照前述安置方案的房屋产权调换办法的规定选择268.32*45%=120.74㎡的安置楼房。原审判决中“关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安置楼房面积342平方米的问题”认定和论述，没有充分考虑原告应当对基础事实承担的举证责任，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最后，关于原审判决认定的临时安置费用问题。本院认为，参照《庆云镇前官村迪趣欢乐谷项目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集体土地）》中临时安置补偿费“选择产权调换的，按原房屋主体建筑物（正房）建筑面积6元/平方米/月，根据实际过渡期限计算支付。暂付一年，以后据实结算”的规定，自案涉房屋2017年2月13日被强制拆除，截止目前，应支付的临时安置费用为94.98*6*46（2017年2月至2020年11月）=26214.48元，考虑到房屋实际安置时间及本判决的执行时间，原审判决认定临时安置补助费为30000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原审判决其余部分论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 综上，上诉人庆云县住建局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及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3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第一项、第三项和第四项，即“一、撤销被告庆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2019）住建赔字第**行政赔偿决定书；三、被告庆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刘东峰支付安置过渡费30000元；四、驳回原告刘东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3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第二项，即“二、被告庆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刘东峰提供与被拆除房屋区位、用途、面积相同的安置住房（960×0.45＝342），或面积相近的安置住房并按每平方米4000元的标准结算差价；或者支付房屋赔偿金1368000元（342×4000＝1368000），由原告选择安置住房或货币赔偿；” 三、上诉人庆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后案涉区域安置住房开始交付之日起7日内交付被上诉人刘东峰120.74平方米房屋，如房屋实际面积超出前述面积，超出5平方米之内部分，由刘东峰按3600元/平方米补缴差价，超出5平方米之外部分由刘东峰按3800元/平方米补缴差价。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庆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本海 审判员  师延锋 审判员  郝 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法官助理杨晓婧 书记员周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