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13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安市龙潭路**。 法定代表人：张铭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欣，男，1992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泰山区，系该公司法务部专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国强，山东金长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传彬，男，198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晓英，泰安泰山泰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武文光，男，1977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泰山区。 上诉人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酒业）因与被上诉人姚传彬及原审被告武文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4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泰山酒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姚传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泰山酒业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与事实不符，更有悖于法律规定。本案中，姚传彬向武文光购买酒水，并向武文光支付价款，构成了本案买卖合同的买方即收货人为姚传彬，卖方即收款人为武文光。一审判决以武文光系泰山酒业工作人员且泰山酒业存在管理漏洞认定泰山酒业为合同相对方有悖于法律规定，《民法总则》第170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本条是职务代理的法律规定，其成立要件有二，一是行为人实施的是代理权限以内的行为；二是以法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就本案而言，首先，武文光作为泰山酒业员工，其职责明确，即为合同编号0386、0745的范镇、祝阳客户提供服务，泰山酒业从未授权其代理服务范围以外的销售业务，武文光与姚传彬发生买卖关系非其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其次，武文光与姚传彬发生买卖关系，并没有以法人名义实施，证据有三，一是武文光一审当庭表示“从未以泰山酒业的名义（与姚传彬）发生业务关系”；二是武文光以个人名义（武文光个人账户）向姚传彬收取款项（有姚传彬所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证实）；三是姚传彬与武文光曾有成功交易，均系武文光个人收款，姚传彬自行提货，在此需要说明，姚传彬所持有的提货单系记名提货凭证，是武文光以合同编号为0386、0745的范镇、祝阳客户的名义办理的，泰山酒业从未向姚传彬出具过提货单。总之，在姚传彬与武文光的交易过程中，泰山酒业未曾参与其中，包括签订合同、收款及发货。一审判决认定“泰山酒业管理存在漏洞”，不仅缺乏证据支持，并且超越审理权限。武文光涉嫌职务侵占案尚未结案，一审法院并未依法介入，其何来权利认定其它案件性质，职务侵占的司法定性是利用职务之便，而不是利用管理漏洞之便，任何一个单位也无法保证员工不违法犯罪。况且，民法总则第170规定的职务代理成立的要件是行为人以法人的名义实施的是代理权限以内的行为，无论企业是否存在管理漏洞，均不是认定职务行为的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先付款后提货”的交易方式与事实不符。泰山酒业系大型白酒生产、销售企业，具体销售业务由泰安市泰山生力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负责。销售流程为泰安市泰山生力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与客户先行签订《泰山系列酒经销协议书》，客户根据市场情况自行或通过泰安市泰山生力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指定的业务员至营业厅办理交款开票手续后，凭提货单至仓库提货。先付款后提货的交易方式，适用于与泰安市泰山生力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泰山酒业经销协议书》的客户，根据泰山酒业提交的销售合同台账和姚传彬的陈述，姚传彬非泰安市泰山生力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签约客户，双方不存在交易行为，而其与武文光的交易行为是在泰山酒业不知情的状态下私自所为，其交易方式并不固定，既有先付款后提货，亦有先提货后付款之情形，一审判决将泰山酒业与签约客户约定的交易方式主观推定于姚传彬与武文光之间的交易行为中，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三、一审判决仅以银行交易记录认定为债权凭证缺乏法律依据。银行交易记录不是债权凭证，交易记录只能证明交易双方存在资金往来情况，没有明确的转款用途，或许是预付货款，也可能是偿还货款，总之，是资金往来明细，而不是债权凭证，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就本案而言，姚传彬主张银行转款系预付款，而武文光则认为是偿还货款，在此债权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告知原审原告补充证据，如约定了付款方式的买卖合同、欠条等足以证明债权存在的证据，否则，一审法院应以举证不能驳回原告之诉请，而不应仅以银行交易记录认定交易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综上所述，泰山酒业与姚传彬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武文光系以个人名义与姚传彬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且交易方式及付款方式不明确，一审判决未尽查明事实之责，且适用法律不当。 姚传彬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被告间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无论属于管理问题导致本案发生，还是被管理人个人的过错，基于交易信赖，上诉人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上诉人与武文光之间的纠纷属于内部事务，其身份和利益关系都不足以对抗第三人，上诉人在原审答辩及庭审中均认可武文光系其销售代表，业务区域代表，且提交了对调单予以证实，可以证实武文光是履行正当的职务行为，无论武文光是利用职务之便还是存在管理漏洞，上诉人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武文光二审期间未陈述意见。 姚传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连带偿还原告货款473700元；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诉讼保全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姚传彬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 1.2017年11月19日、20日原告向被告武文光农行账户存款回执15份，证实：原告在此期间向被告支付货款141900元； 2.2017年11月19日、11月20日原告名下建行账户交易明细1张，证实：原告在此期间向被告支付货款208000元； 3.2017年9月21日至10月29日原告名下建行账户交易明细3张，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重新提交上述期内其名下建设银行交易明细1份，证实：从该银行交易明细纸面来看，原告在此期共计向武文光账户打款366700元，该批货款中，除了已经开具的货值为53900元的700箱瓷曲外，尚有69900元货款未开具提货单，故，原告在原一审时举证称被告已开具提货单且原告已提取货值的242900元（366700元-53900元-69900元）。现原告再次调取了2017年9月21日至10月29日期间的建行交易明细，在扣除错写的“武文广”对应的款项后，原告实际共计向武文光账户打入货款281700元，在此情况下，被告已开具提货单且原告已取货的货值应为157900元（281700元-53900元-69900元），综上所述，原告在一审举证时所称的被告已经开具提货单且原告已提货的货值共计242900元只是计算错误导致，且原告关于这一期间的主张无论是起诉时还是原一审均是要求被告返还未开具提货单的69900元及其所持有的货值为53900元的700箱瓷曲，并不能视为自认； 4.两被告签发的提货单4张，证实：两被告未交付已开具提货单的700箱泰山瓷曲； 5.两被告签发的出门证4份，证实：原被告双方交易习惯为自行提货出门； 6.原告向武文光的打款凭证83份，相应商品已经由泰山酒业交付，证实：原被告交易惯例为业务员个人联系销售业务，个人负责收款及货物经办； 7.（2018）鲁09民终2162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实：姚传彬与武文光的关系，武文光应系职务行为； 被告泰山酒业质证称，对证据1、2、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证据1、6回单显示的账号62×××70非泰山酒业所有，证据2系原告姚传彬与被告武文光个人之间交易情况的记录，与泰山酒业无关，原告据此向泰山酒业主张权利不成立；对证据3中原告新提交的建设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交易明细显示的是姚传彬和武文光之间的交易，泰山酒业对此交易不知情，且该交易明细不是债权凭证，仅凭转账记录不能作为认定债权存在的依据；对证据4、5、7真实性无异议，但提货单系武文光擅自以其所服务的范镇、祝阳签约客户的名义开具后私自转让给姚传彬的，而不是姚传彬本人亲自在柜台办理取得，进一步说明泰山酒业与姚传彬之间没有买卖关系。 被告武文光质证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第二被告已将相应的提货单交付给原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经核实在2017年9月21日至10月29日期间原告已向被告共汇款16笔总额为281700元，在原一审时，原告已认可已提货货值为242900元，并且有货值123800元的提货单即700箱泰山瓷曲已为原告开具提货单，根据原告的陈述以及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相减得知，第二被告实际向原告多给付提货单85000元，且通过该证据也可以间接证实原告与第二被告之间所谓的买卖关系，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比较混乱，也可以间接证实第二被告在原告未实际支付货款的情况下提前给付相应的提货单；对证据4、5、6、7的真实性无异议。综上，原告与第二被告之间确实发生了交易行为，其交易数量远远大于原告庭审中提交的交易数量，且原告持有的第二被告交付的提货单应在第一被告处有相应的备案，如要证明具体的欠款数额是否欠款，应由原被告三方进行对账。 被告泰山酒业围绕自己的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 1.泰山酒业与范镇、祝阳批发部协议书各一份，销售合同台账两份,合同编号分别为0386、0745,证明：买受人据协议办理提货手续，泰山酒业只与签订客户发生买卖关系； 2.申请（对调单）一份,证明：武文光自2017年2月21日起作为公司业务员负责范镇、祝阳、角峪区域，服务范围系合同编号为0386、0745的范镇、祝阳两客户； 3.泰山酒业银行账户开户情况，证明：原告实际交易银行账户与泰山酒业账号不符，被告未收到原告所主张货款； 4.武文光于2017年11月25日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证明：原告姚传彬所持有的提货单系武文光擅自以其所服务的签约客户范镇泰东综合商店、祝阳镇鸿泰批发部的名义开具，后转让予姚传彬，而不是姚传彬本人亲自在泰山酒业柜台办理，武文光与姚传彬的业务往来系个人行为； 5.2017年9月26日至2017年11月16日武文光的开票明细3张、提货单19份、出库信息单10份，该证据来自泰山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开票明细证明：2017年9月16日至2017年11月16日武文光开具提货单时填写的客户名称是泰安市岱岳区范镇泰东综合商店和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鸿泰批发部，并未出现姚传彬字样的客户名称；出库信息单证明：根据公司要求，客户在提货时应在《出库信息单》上填写名称并签字，但是在2017年11月16日之前武文光所开具的出库信息单中填写的客户名称是岱岳区范镇鸿泰批发部，亦无原告姚传彬的签字记录。而姚传彬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姚传彬在提货时填写的是其他客户名称和姓名，进一步证明姚传彬自2014年与武文光发生交易以来明知武文光违规，仍与武文光私下进行交易，出具虚假客户信息，欺瞒泰山酒业，其诉讼主张是其与武文光之间的债务关系，诉请泰山酒业承担还款义务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原告姚传彬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原告对该协议的内容并不知情，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权利义务只约束合同双方，并不对抗善意第三人；销售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未加盖公司公章，无法证实其真实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及证明对象无异议，该证据可证实被告武文光系被告泰山酒业的工作人员，更加证实武文光的行为为职务行为；对证据3的真实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4，结合本案及承诺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两被告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无论基于什么问题导致本案发生，原告与被告发生交易是基于交易信赖，通过被告泰山酒业的庭审举证及答辩质证意见可以看出，被告武文光是职务行为；对于证据5，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均系复印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开票明细系电脑机打制作，既无加盖公章也无代表人的证明，现被告泰山酒业提交的证据与原一审判决中显示的刑事立案开具的提货单事实明显不符。 被告武文光质证称，对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4的承诺书需要说明一点，武文光自2017年9月26日起在第一被告处开出价值总额为2853744元的提货单，与本次庭审时第二被告的答辩一致，且武文光已将自己名下的房产抵付给第一被告所欠货款。 被告武文光围绕自己的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武文光本人记账单复印件一份，证明：2017年10月21日至2017年11月12日期间武文光交付给原告价值984500元的提货单。 原告姚传彬质证称，该证据系被告自己书写，同时，该证据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第二被告在刑事部门确认的职务侵占的数额及两被告当庭陈述，两被告所交付的提货单有详细的编码、客户名称，如按第二被告所说交付了提货单而原告不去提货，显然不符合常理。根据证据规则，原告将货款打入第二被告指定账户，应由两被告举证证明交付了提货单或原告已提货。 被告泰山酒业质证称，经与财务部门所作的2017年9月26日至2017年11月16日武文光开票明细核对，以上的交付提货单的时间与武文光开票时间完全吻合，并且符合姚传彬与武文光之间的交易习惯即先付款后交单或先交单后付款的不固定交易模式。 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对原被告提交的双方无异议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将在说理部分结合当事人陈述做出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泰山酒业系大型白酒生产、销售公司，其子公司泰安市泰山生力源酒业销售有限公司负责泰山牌系列酒的销售。泰山酒业称，客户欲销售泰山系列酒，需与泰安市泰山生力源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经销协议书，并提交《泰山酒业经销协议书》予以证实，该经销协议中第五条约定：结算方式为先付款后提货、交货方式为由买受人到出卖人仓库自提；同时，第七条约定买受人签订本协议并交纳保证金5000元，合同方可生效。 武文光系泰山酒业的白酒销售代表，负责泰安市范镇、祝阳、角峪区域的白酒销售服务工作。姚传彬经人介绍认识武文光，并通过武文光购买泰山系列酒。2017年9月21日至2017年10月29日期间，姚传彬共计转入武文光名下账户281700元，后其又于2017年11月19日、20日转入武文光名下账户349900元。现原告主张2017年11月19日、20日的转账款349900元被告均未向其开具提货单，2017年9月21日至2017年10月29日期间的转账款281700元中除其现持有的货值为53900元的700箱瓷曲提货单未提货及69900元货值未开出提货单外，其余货款原告均已提货，故现原告要求泰山酒业、武文光共同连带偿还货款473,700元（69900元+349900元+货值53900元的700箱瓷曲）。 庭审中，泰山酒业辩称武文光开具的提货单及相应的出库信息单上均未出现“姚传彬”的客户名称及签字，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可知原告在提货时填写的是其他客户名称和姓名，从而证明姚传彬自2014年与武文光发生交易以来明知武文光违规，但仍与武文光私下进行交易，故，原告要求泰山酒业承担还款义务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为此，泰山酒业提交2017年9月26日至2017年11月16日武文光的开票明细3张、提货单19份、出库信息单10份予以证实。 武文光辩称，其已向原告开具了与其转款金额相应的提货单，因此不存在诉争欠款的问题，并提交2017年10月21日至2017年11月12日自书记账单一份予以证实，该记账单上载明：10月21日酒仙100箱、瓷曲800箱；10月22日酒仙200箱、瓷曲800；10月23日酒仙100箱、瓷曲1000箱；10月24日酒仙100箱、瓷曲2000箱；10月25日瓷曲1000箱；11月9日瓷曲700箱；11月12日酒仙100箱、瓷曲600箱。 另查明，关于原告持有的货值53900元的700箱瓷曲提货单，经询问，泰山酒业同意原告持该提货单前往公司提取货物。 再查明，2017年11月21日，泰山酒业以武文光涉嫌犯罪为由向泰安市公安局递交举报材料，泰安市公安局于2017年11月24日以武文光涉嫌职务侵占立案并作出立案决定书。武文光于2017年9月26日至11月8日期间擅自以其所服务的签约客户泰安市岱岳区范镇泰东批发部的名义办理提货单9份，价值1331760元，以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鸿泰批发部的名义办理提货单共10份，价值1521984元，以上提货单价值合计2853744元。武文光取得提货单后，全部卖予他人，所得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未与公司结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的主体问题即是谁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2.涉案买卖合同的交易方式是先付款后提货还是先提货后付款；3.诉争货款的具体金额。 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告主张其系通过武文光购买泰山酒业酒水的，武文光是泰山酒业的销售员，其行为是职务行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泰山酒业，而泰山酒业则辩称武文光虽为销售人员，但其向非签约客户姚传彬销售白酒不在职权范围内，且姚传彬明知武文光违规开单，仍与其私下交易，涉案买卖应为武文光与姚传彬的个人交易。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武文光在2017年9月26日至11月8日期间擅自以签约客户的名义办理19份提货单后卖予他人且其未就所得货款与公司结算的事实可以证实泰山酒业管理存在漏洞，在此情况下，泰山酒业提交的在2017年9月26日至11月16日的开票明细、提货单、出库信息不足以证实姚传彬明知武文光违规开具提货单，而原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其通过武文光购买泰山系列酒，且泰山酒业亦认可武文光是泰山酒业负责白酒销售的工作人员，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为泰山酒业。 关于焦点二，原告主张涉案白酒买卖的交易方式为先付款后提货。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泰山酒业、武文光虽分别辩称签约客户可在交纳保证金后先提货后付款、双方交易方式不固定，但均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而泰山酒业提交的《泰山系列酒经销协议书》中则明确约定交易方式为先付款后提货，因此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予以采纳。 焦点三，关于诉争货款金额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退还其货款473700元（141900元+208000元+69900元+货值为53900元的700箱瓷曲）。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银行存款回执可以证实其已将货款打入武文光账户，武文光虽辩称其已将相应货值的提货单交付给了原告，但其提交的记账单系个人自书材料，且其上未有原告的签字确认，不足以证实该项辩称意见，故原告要求泰山酒业退还货款419800元（141900元+208000元+699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以支持。至于原告持有的价值53900元的700箱瓷曲提货单，泰山酒业已同意其提货，原告可持该提货单到泰山酒业提货，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539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在原一审举证时称其已提货货值为242900元是否应视为自认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自起诉至本案庭审均要求被告返还其于2017年9月21日至10月29日期间的货款69900元，而原告作出该陈述所依据的2017年9月21日至10月29日期间的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因对方户名错写为“武文广”致使存在四笔交易失败的记录，故原告举证称其已提货货值为242900元不应视为自认。 关于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由于原告在涉案白酒交易中没有尽到谨慎义务，不顾交易风险，直接将该款项打入武文光账户，该行为不利于市场秩序的稳定，对此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姚传彬货款419800元；二、驳回原告姚传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06元，由原告姚传彬负担809元，由被告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597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2017年其制定的《泰山酒业市场监督检查管理规定》，证明上诉人规定禁止跨约定区域销售，本案中武文光以签约客户名义办理提货单转交给非签约客户姚传彬，跨区域销售，具有串货性质，姚传彬自2014年与武文光合作，合作时间长达四年，两人恶意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损害上诉人公司和签约客户利益，姚传彬与武文光买卖合同纠纷与上诉人公司无关，因其二人买卖合同产生的合同义务应由其自行解决。姚传彬质证称，该证据并非新证据，在原审中已涉及到，该通知规定只是针对泰山酒业内部的相关约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并不对抗该案的被上诉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2017年11月22日，姚传彬在泰山酒业办公室书写下材料一份，其内容为：“姚传彬19号、20号共打款349900元未给单子，之前700瓷曲未提货。” 姚传彬在（2018）鲁0902民初12号案件开庭举证时称2017年9月21日-2017年10月29日通过其建行账户给武文光打款36.67万元，已开具提货单并已提货的货值为24.29万元。本院二审期间询问该24.29万元是如何确定的，姚传彬称：我提货的时候随手做个记录，24.29万元就是根据我随手做的记录算出来的。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姚传彬于2017年11月19日、20日向武文光账户存、转款共计349900元，武文光没有将相应的提货单交付给姚传彬，事实清楚，应予认定。对于姚传彬诉称的之前已开具提货单但未提货的700箱瓷曲问题，泰山酒业同意姚传彬提货，对此姚传彬可持该提货单到泰山酒业提货，一审法院对姚传彬要求退还该相应货款539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正确。对于姚传彬诉称的截至2017年11月18日尚有未开具提货单的69900元问题，本院认为，姚传彬对该问题的陈述前后不一,特别是对其实际的打款数额及已提货价值，其前后陈述存在重大矛盾，姚传彬亦未提交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截至2017年11月18日尚有未开具提货单的69900元，因此对姚传彬的该项69900元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应当认定姚传彬已付款但未收到提货单的货款数额为349900元。 对于本案责任的承担主体问题，本院认为，武文光作为泰山酒业的销售业务员，拿着泰山酒业的提货单在较长时期内大量地对外出售，其行为应当认定为是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泰山酒业从而判令泰山酒业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正确。 综上，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4642号民事判决； 二、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姚传彬货款349900元。 三、驳回姚传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406元，由姚传彬负担3716元，由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69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8406元，由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兴文 审判员  魏 军 审判员  张 萍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梁 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