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49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彭城，男，1982年7月19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宝民，江苏它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文胜，男，1965年10月3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峰，江苏金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彭城因与被上诉人杜文胜买卖合同纠纷不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59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许彭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宝民、被上诉人杜文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许彭城的上诉请求为：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涉案合同不符合解除条件，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车辆始终未能符合办理营运证的要求，故判决解除合同系事实认定错误并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书第4页中“但直至本案法庭辩论结束之日，被告提供的车辆始终未能符合办理营运证的要求”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依据2020年4月27日的开庭笔录，法庭辩论的最终时间是2020年4月27日，该开庭笔录第3页可以体现2019年11月20日车辆燃油公告已经公示，已经具备办理营运证的条件，并多次通知被上诉人去车辆检测站办理营运证，上诉人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根据合同法等规定，解除合同应当至少同时符合两个条件：1、合同相对方不履行主要义务，构成根木违约；2、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木案中，被上诉人购买涉案车辆用于生产经营，上诉人公司已将车辆交付，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此外，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已经向法庭明确说明了涉案车辆已于2019年11月20日符合车管所办理营运证的条件，且在能够办理营运证之日起上诉人也对被上诉人进行了通知，均有详实证据；既然能够办理营运证，则说明合同的目的可以实现，也就是说，虽然存在迟延履行，但并未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有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明知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是不能动车运营的，且未办理营运证的情况下更不能去运营车辆，而且被上诉人运营多次，车辆已经造成不同程度的磨损磕碰及老化，此时车辆必须封存不得运营，必须保证是新车原始状态，更不能私自运营，这样的话此车已经不符合退车条件，无法退车；同时，被上诉人接收车辆后也对涉案车辆进行了改装切割及焊接添附，严重改变了车辆原始状态且不能恢复如初，也不具备返还条件；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车辆始终未能符合办理营运证的要求，判决解除合同系事实认定错误并导致法律适用错误。第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的合同相对方是成都川蓉龙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而并非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未向被上诉人披露销售方系成都川蓉龙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从而认定上诉人系合同相对方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一直都告诉被上诉人其是为成都川蓉龙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销售车辆；被上诉人付款当日，成都川蓉龙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即开具了发票，而发票是卖方开给买方的收款及缴纳税款的凭证，该发票明确显示销售方系公司，购买方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同时相关发票手续都是由公司直接交付给被上诉人的，在后期被上诉人也是凭借相关发票手续办理的行驶证等证件，都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对合同的相对方是成都川蓉龙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是明知的。与上诉人出具的“购车协议”中表述的“如因营运证无法办理造成的损失由公司承担”相互印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远房亲戚，正因为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从事车辆销售工作，故其主动联系上诉人，即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并非自己售车，而是代公司售车是明知的；即使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签字，但是在订立合同时被上诉人知道代理关系的存在，该合同直接约束的是被上诉人和公司，而并非上诉人，因此合同的实际履行方系上诉人与成都川蓉龙翔公司。第三，上诉人并非车辆制造商或销售商，仅仅是靠销售提成的销售员，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购车款及相关费用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涉案购车款均是缴到成都川蓉龙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诉人未获取购车款，且因本次诉讼上诉人的销售提成也分文未得，现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有违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此外，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的添置车大箱、购买工具、定位装置等费用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杜文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请，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杜文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随车吊买卖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20万元、支付车辆购置税11194.69元、上牌费用125元、车检费390元，安装定位系统费用1000元、交强险保费2430元、商业保险费8058.51元、添置车大箱费用8200元、工具1150元，合计232548.2元；原告将苏Ｃ×××**号重型普通货车（车架号LTVA8GDB6KS000474）返还给被告，并过户到被告名下；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73600元；4、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9日，原告通过微信与被告商谈购买随车吊相关事宜。2019年6月5日，被告许彭城向原告出具其本人签署的《购车协议》，内容为：“今与杜文胜签订购车协议，杜文胜从我处购置随车吊壹台，型号王牌牌CDW5160JSQA1R5，车架号LJVA8GDB6KS000474，发动机号SCGW3K00010，车款221300元，已付200000元，余款21300元，保证手续齐全，正常上牌（牌照已上），正常办理营运证，如因营运证无法办理造成的损失由公司承担。”原告先后向被告许彭城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2019年6月20日，成都川蓉龙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向原告开具金额为126500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2019年6月21日，原告为该车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除、车上人员责任险等支付保费共计10488.51元，购买钢丝绳、吊带、垫木板等工具支出1150元；2019年6月23日，原告为焊接车厢支出8200元；2019年6月24日，原告缴纳了车辆购置税11194.69元；2019年6月26日，原告办理机动车登记，车牌号为苏Ｃ×××**，原告支付上牌费用125元；2019年6月25日，原告为安装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终端支付1000元，同日支付机动车检测费390元。后因未能如期办理营运证，原告与被告协商未果，遂起诉来院。关于车辆未能办理营运证的原因，被告陈述目前燃油检测尚处于公示阶段，需待公示期满后，车辆管理部门能够查询到相关信息方能办理营运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订立合同的主体问题。综观全案证据，从介绍车辆情况、商谈车辆价格到收取购车款、交付车辆，整个购车过程都是被告许彭城以其个人名义与原告商谈，被告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均未向原告披露过销售方系成都川蓉龙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被告在收取购车款后，又以其个人名义签订了购车协议，以上证据足以证实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被告而非成都川蓉龙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其次，关于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如前所述，被告作为出卖方收取了原告的购车款，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即有义务向原告交付符合约定的车辆。原告购买涉案随车吊的目的是为了营运，但直至本案法庭辩论结束之日，被告提供的车辆始终未能符合办理营运证的要求，导致原告购买车辆的目的不能实现，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据此要求解除涉案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虽然被告在协议中注明“如因营运证无法办理造成的损失由公司承担”，但因该条款免除了被告作为卖方的主要义务，且在未经第三方许可或授权的情况下为第三方添附义务，该条款应属无效。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本案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向原告返还购车款200000元，原告则应将涉案车辆返还被告，并协助被告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因本案合同系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而致解除，被告还应向原告赔偿损失。原告为办理车辆登记而支付的车辆购置税11194.69元、上牌照费用125元、车辆检测费390元、车辆定位装置费用1000元、交强险保险费2430元、商业保险费8058.51元及添置车大箱支付的8200元、购买工具花费1150元，以上费用合计32548.2元，均应由被告承担。原告主张的营运损失系间接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杜文胜与被告许彭城之间签订的购车协议；二、被告许彭城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杜文胜购车款200000元；三、被告许彭城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杜文胜各项损失32548.2元；四、原告杜文胜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苏Ｃ×××**号王牌牌起重运输车及添置的车大箱工具等返还给被告许彭城，并协助被告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五、驳回原告杜文胜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许彭城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微信聊天截图打印件3页，证明乔顺利通知被上诉人外甥董飞飞告知其车辆可以办理营运证，让其抓紧办理营运证；证据二：拍摄的照片打印件19页，拍摄时间是2020年6月28日，证明涉案车辆由被上诉人进行了使用，产生了一定的损耗，图片显示吊机的支腿、立柱及钢丝绳还有伸缩臂、吊钩还有货箱均有不同程度的多次的磨损和使用；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6页，证明涉案车辆已经进行了使用。被上诉人杜文胜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一乔顺利的聊天记录，看不出来另一方是董飞飞，所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凭口述说能办证就能办证了，要拿出燃油报告合格证才能证明这个车可以办证。也没有相关的部门出具证明说这个型号的车或者这个车可以办证，所以不能证明这个车可以办证，也不能证明通知了我们。对于证据二，显示不出来是2020年6月28日拍摄的，日期是手写的，照片本身并没有带日期。光看吊机支脚立柱伸出，接触地面，并不能证明在干活，因为车辆长期存放，有支撑，车辆免受压力，长期存放，上面落灰是正常的。并且在19张照片中，只有一个显示出来了车牌照，这张带有车牌照的车辆明显是闲着的，其他照片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上车牌照的这辆车。所以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一直在使用这辆车，并且原告举的证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也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对于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是何殿稳和娄开跃之间的聊天，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没有关联性，也没有提到车牌号的问题，不能证明他们说的车就是上诉人车牌号的车，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一、关于本案的责任主体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从本案《购车协议》的形式上显示，合同的当事人为杜文胜和许彭城。虽然合同中载明“如因营运证无法办理造成的损失由公司承担”，但该责任主体并不明确，且内容系为第三方添附义务，未得到第三方的认可，许彭城无证据证实其是代理第三方签订合同，合同的货款也是支付给许彭城。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判决认定许彭城为涉案买卖合同的责任主体，并无不当。二、关于涉案合同是否符合解除条件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杜文胜和许彭城签订《购车协议》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许彭城和杜文胜约定“8月31号上不了营运证，退车，赔偿损失”，应视为当事人双方对解除合同条件的约定。因2019年8月31号前涉案车辆仍不具备办理营运证的条件，杜文胜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一审中，杜文胜提供了车辆购置税、上牌照费用、车辆检测费、车辆定位装置费用、交强险保险费、商业保险费及添置车大箱费用、购买工具费用等产生损失的证据，一审判决予以认定，并无不当。至于许彭城在二审期间提出涉案车辆如返还，应当扣除折旧费用和使用费用，因其在一审期间未予主张，杜文胜亦不予认可，当事人可另行解决。综上，上诉人许彭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88元，由上诉人许彭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政审判员 宋正喜审判员 费 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吉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