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 定 书（2020）鄂01委赔11号赔偿请求人：刘国荣，女，196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代理人：吴汉清（刘国荣之夫），男，1966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新洲区。赔偿义务机关：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衡州大道**。法定代表人：杨俊广，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叶红卫，该院工作人员。赔偿请求人刘国荣因违法保全申请赔偿义务机关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鄂0117法赔2号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赔偿请求人刘国荣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称，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赔偿（2016）鄂0117民初1329号民事判决书中所判其应得的一切费用。事实与理由：在（2016）鄂0117民初1329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4日受理本人的诉中保全申请，之后本人连续多次催促承办法官办理保全，但是承办法官一直拖延不办，直至2016年7月28日告知已查不到申请保全的财产信息，2016年8月2日再次告知申请的保全财产信息已变更，并于当日送达一份裁定书，裁定书上将本人申请保全的日期推迟了十天，且保全财产的信息是7月20日发生变更，但裁定书上载明的日期为7月2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八项的规定，承办法官上述行为已经违反法律规定，赔偿请求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现被告已外逃四年有余，去向不明，家中无财产可供执行，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穷尽各种措施一直不能执行。本人于2017年7月5日依法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均以案件未执行终结为由予以驳回。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了辽宁丹东益阳一案为终本执行案件而申请国家赔偿树立了标杆，本人于2020年6月2日再次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驳回本人的国家赔偿申请，属适用法律错误。赔偿义务机关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答辩称：一、赔偿请求人刘国荣以违法保全为由，于2017年7月5日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2017）鄂0117法赔5号决定书，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赔偿的，应当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但下列情形除外：（一）人民法院已依法撤销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的；……（六）其他情形。赔偿请求人依据前款规定，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申请赔偿的，该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期间不计入赔偿请求时效。”的规定，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应当是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后提出。本案中，赔偿请求人刘国荣于2017年3月13日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鄂0117民初1329号民事判决，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已告知赔偿请求人暂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鄂0117执402-2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因本案所涉执行案件仅为程序性终结，故赔偿请求人提出国家赔偿请求的条件尚不具备，其所提本案国家赔偿申请不符合申请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自赔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驳回赔偿请求人刘国荣的国家赔偿申请。赔偿请求人刘国荣不服该决定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决定，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2017）鄂01委赔13号决定书，维持（2017）鄂0117法赔5号决定。赔偿请求人刘国荣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2018年9月11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8）鄂委赔监2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了刘国荣的申诉。二、赔偿请求人刘国荣于2020年7月3日以违法保全为由，再次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其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申请条件，于2020年7月9日作出（2020）鄂0117法赔2号决定，对刘国荣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综上，赔偿请求人刘国荣的国家赔偿申请已经省、市、区三级法院审理终结，赔偿请求人刘国荣再次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应不予受理。经审理查明，刘国荣与巴兴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6日立案受理，同月29日，刘国荣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递交财产保全申请书，申请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保全巴兴旺名下一辆鄂Ａ×××**牌小型普通客车，并于2016年7月5日缴纳保全费用1,270元。2016年7月21日，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117民初132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告巴兴旺所有鄂Ａ××××**号小型普通客车。2016年11月11日，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就刘国荣与巴兴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6）鄂0117民初1329号民事判决，判决巴兴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刘国荣借款人民币27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判决生效后，因巴兴旺未履行，刘国荣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6月26日，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17执402-2号执行裁定，认为执行中，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依法划扣了巴兴旺银行存款1,200元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因巴兴旺长期在外，去向不明，其银行存款已被依法划扣，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刘国荣亦不能提供被执行人下落及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刘国荣于2017年6月22日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提交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书面申请，故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另查明，巴兴旺名下鄂Ａ×××**牌小型普通客车为其2013年购买所得，刘国荣申请保全时，该车辆登记在巴兴旺名下，2016年7月20日，该车辆由巴兴旺以81,000元的价格转移给江平军。2017年7月5日，赔偿请求人刘国荣以违法保全为由，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2017）鄂0117法赔5号决定，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赔偿的，应当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但下列情形除外：（一）人民法院已依法撤销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的；（二）人民法院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三）经诉讼程序依法确认不属于被保全人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且无法在相关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中予以补救的；（四）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相关行为违法，且无法在相关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中予以补救的；（五）赔偿请求人有证据证明其请求与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无关的；（六）其他情形。赔偿请求人依据前款规定，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申请赔偿的，该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期间不计入赔偿请求时效。”的规定，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应当是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后提出。本案中，赔偿请求人刘国荣于2017年3月13日申请强制执行（2016）鄂0117民初1329号民事判决，在执行过程中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已告知赔偿请求人暂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鄂0117执402-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因本案所涉执行案件仅为程序性终结，故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请求的条件尚不具备，其所提本案国家赔偿申请不符合申请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自赔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驳回赔偿请求人刘国荣的国家赔偿申请。赔偿请求人刘国荣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2017）鄂01委赔13号决定，维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7法赔5号决定。刘国荣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2018）鄂委赔监2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以相同理由驳回了刘国荣的申诉。2020年7月3日，赔偿请求人刘国荣以违法保全为由，再次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赔偿请求人刘国荣以违法保全为由，已于2017年7月5日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2017）鄂0117法赔5号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刘国荣的国家赔偿申请。现赔偿请求人刘国荣再次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其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申请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决定对赔偿请求人刘国荣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了刘国荣申请国家赔偿一案，经审查不符合申请条件应当作出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刘国荣的申请，而不应当决定不予受理，故（2020）鄂0117法赔2号决定书作出的决定有误，应予纠正。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如下：一、撤销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7法赔2号决定；二、指令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作出决定。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