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62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中联电科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太平路****楼**。法定代表人：单义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梓赫，北京惠诚（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沈小刚，男，196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大生，北京市盛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中联电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小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7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联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沈小刚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受理费由沈小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仅依据沈小刚与中联公司2014年签订《农村电网节能、降线损、三相平衡专用支线末端电压优化系统授权区域市场合作加盟协议》（以下简称《2014年合作加盟协议》）的时间与采购合同签订的时间就否认中联公司所主张“上述合同系第三方武汉鑫和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和源公司）完成”的情况有失公允，采购合同签订时间不在鑫和源公司与中联公司分销代理协议约定的代理期间内，是因为中联公司的客户国家电网系统设备采购程序复杂，整个项目流程中批准立项这一环节必须是在签订合同的上一年度完成。中联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并没有针对沈小刚所谓的“前往湖北恩施、宜昌促成了中联电科公司与国网湖北省公司签订数份采购合同”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而沈小刚亦未向法院提交其与国网湖北省公司在进行协商、洽谈等工作的相关证据材料，沈小刚与中联公司合作期间，提交的业务往来车票可以显示沈小刚到湖北武汉是在2014年9月，其在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到过湖北武汉就项目进行过协商，一审法院仅凭签订合同的时间就认定该项目系沈小刚完成且应当取得该项目47套设备的22.35万元提成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一审庭审期间，中联公司主张，2014年3月26日签订的《2014年合作加盟协议》项下30万元项目风险抵押金系由中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单义峰为沈小刚垫付，而沈小刚并未否定该事实情况，因此可以推断在沈小刚未实际缴纳保证金的情形下存在中联公司以借款的方式替沈小刚支付保证金的情况，结合中联公司2014年与国网湖北省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的情况，足以说明沈小刚所要求的2015年22.35万元保证金系中联公司替沈小刚垫付的借款。退一步讲，即便一审法院认定的支付款项是22.35万元，但是双方在2014年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乙方提供对应的发票或者按照相应额度扣除20%税费，该费用不应是一审法院认定的22.35万元，应是扣除税费之后的金额。二、一审庭审过程中法官多次提示沈小刚变更诉讼请求，致使本案的争议焦点亦发生变动，使得中联公司在庭前准备的相关证据材料的证明目的以及应诉方向均发生偏差，损害中联公司合法的诉讼权益。沈小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关于税费问题，一审中，中联公司没有提出该问题，二审提出税费的主张超出了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不属于二审审理的范围。关于程序问题，一审中，法官多次询问中联公司，其未表示需要新的答辩期，一审程序是合法的。沈小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联公司返还2015年的项目保证金22.35万元；2．判令中联公司支付违约金30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中联公司承担。中联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沈小刚赔偿违约金30万元；2.判令沈小刚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6日，中联公司（甲方）与沈小刚（乙方）签订《农村电网节能、降线损、三相平衡专用支线末端电压优化系统授权区域市场合作加盟协议》（以下简称《2014年合作加盟协议》）。其中约定：第一条，协议范围内，甲乙双方的关系确定为合作加盟关系。甲方授权乙方在湖北省区域市场内，代表甲方独立运营“农村电网节能、降线损、三相平衡专用支线末端电压优化系统”（以下简称该系统）的相关工作。第二条，甲方为乙方提供该系统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支持。当乙方执行完每个项目合同并且由用户方结算货款到账后一周内，由甲方按照每套（4000元+代理商成交价格2%比例）的税前提成（乙方提供对应额度的发票或按20%扣除个人所得税），负责返还到乙方指定银行账号。第五条，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一周内预先向甲方缴纳加盟保证金30万元。此保证金在本协议终止后一年内（确保乙方在此期间未以任何形式从事相关竞争性业务），经过甲乙双方进行财务清算无误后，由甲方退还给乙方（不承担任何利息）。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合作期满前一个月经合作双方同意可续签。2014年3月27日，中联公司出具收款凭证，载明：兹收到单义峰代沈小刚存入项目风险抵押金30万元，按2014年3月26日签订的合作加盟协议约定执行达到退款条件后，沈小刚可以此凭证要求退款。2015年4月13日，中联公司（甲方）与沈小刚（乙方）签订《农村电网节能、降线损、三相平衡专用支线末端电压优化系统授权区域市场合作加盟协议》（以下简称《2015年合作加盟协议》）。其中约定：第一条，协议范围内，甲乙双方的关系确定为合作加盟关系。甲方授权乙方在湖北省区域市场内，代表甲方独立运营优化系统的相关工作。第二条，甲方为乙方提供该系统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支持。当乙方执行完每个项目合同并且由用户方结算货款到账后一周内，与乙方结算分成两种方式：A)在湖北恩施和宜昌两个地区由甲方按照每套（4000元+代理商成交价格2%比例）的税前提成（乙方提供对应额度的发票或按20%扣除个人所得税），负责返还到乙方指定银行账号；B)在湖北省其他地区由甲方按照三项3.2万元、单项2万元与乙方进行结算，其中不包含安装费和税费，如需要甲方进行安装，另外加10%。乙方应积极开拓授权区域市场，搭建良好市场基础环境，计划完成基础销售目标100套（此数量暂不作为2015年的考核指标）。第五条，甲乙双方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致使本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违约金额确定为30万元。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后一周内预先向甲方缴纳加盟保证金30万元。此保证金在本协议终止后一年内（确保乙方在此期间未以任何形式从事相关竞争性业务），经过甲乙双方进行财务清算无误后，由甲方退还给乙方（不承担任何利息）。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合作期满前一个月经合作双方同意可续签。一审诉讼中，沈小刚主张双方签署2014年合作加盟协议后，其前往湖北恩施、宜昌促成了中联公司与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签订数份采购合同，为中联公司销售设备47套，合同价款合计177.7万元，其应分得22.35万元的提成，提交了其持有的上述采购合同复印件予以佐证。中联公司对此不认可，主张上述合同系其在移交市场时通过微信传给沈小刚，没有签交接单，相应的合同系鑫和源公司完成。其已向鑫和源公司支付提成款，沈小刚仅为协助完成。中联公司对此提交了《联盟伙伴分销代理协议》、运行效果报告、运行验证报告予以佐证。中联公司（甲方）与鑫和源公司（乙方）于2013年1月6日签订的《联盟伙伴分销代理协议》载明：乙方代理甲方的产品和服务为P-TU-ZDK212支线末端电压优化系统及附属装置。乙方对上述产品的后续改进型号也享有协议约定的代理权。乙方采取设备买断方式代理甲方产品，乙方可自行与用户签订商务合同，若需甲方直接与用户签订商务合同，则乙方应采取适当方式了解最终客户的支付能力并协助甲方收回货款。乙方通过其代理工作，与用户直接签订合同，在该合同中，除非甲乙双方事先就特殊项目的价格、折扣做出约定外，乙方代理价格为4万元。乙方付清设备货款后，甲方负责将货物发往乙方指定的地点。运行效果报告显示2013年6月28日在资丘供电所安装1台，由鑫和源公司生产的单相电压调整装置。运行验证报告显示2013年7月3日开始在七里坪供电所安装使用了由鑫和源公司生产的支线末端电压优化装置和单相电压优化装置。沈小刚对此不予认可，主张上述材料均系2013年度产生，而沈小刚主张的销售分成对应的合同是2014年。一审诉讼中，沈小刚主张双方已将2014年销售提成22.35万元作为2015年合作加盟协议的保证金，并提交了一份中联公司出具的《收款凭证》予以佐证。《收款凭证》载明：兹收到沈小刚与中联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签订的合作加盟协议约定加盟保证金22.35万元，余款7.65万元于2015年执行项目结算中进行抵扣。特此证明（注：无公章、无手写签名无效，复印件无效）。落款处有中联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单义峰的签名字样。中联公司对该收款凭证的真实性不认可，主张其上并无落款日期，但认可字系单义峰本人的签名，章也系中联公司的公章；主张2015年重新签订协议时，因其与沈小刚存在借贷关系，当时商量用借款的金额抵保证金，但借款金额并不足以抵保证金，故出具了《收款凭证》。一审诉讼中，沈小刚提交了其与中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单义峰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多次向中联公司主张权利，中联公司认可应向沈小刚给付22.35万元，但一直未付。其中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如下：2017年4月11日，沈：请问咱们的事情怎么说。单：约定到期该给你就给你。沈：按照你的说法，已经到期了。单：那我回头安排财务做计划。2017年4月16日，沈：希望此事能尽快结束，大家都可以重新开始，金额是22.35万元，以下是建行卡号。单：好，善始善终。2017年9月13日，单：现在款回来了，但都是承兑汇票，愿意的话，我可以转给你，你自己去兑换，点数你自己承担，我不会去承担的，我会等到期的。沈：请问何时到期？单：回头问好告诉你。中联公司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聊天记录不完整，沈小刚删除很多内容，单义峰的手机坏了无法截取全部聊天记录；中联公司主张单义峰此前就已通知沈小刚因未完成100套的任务，故取消其代理资格，47套的订单沈小刚也只是协助完成，立项系鑫和源公司完成的。关于反诉请求主张的违约金，中联公司主张沈小刚没有业绩、未按照2015年协议交纳保证金，沈小刚构成违约，其系依据2015年合作加盟协议第五条要求沈小刚支付违约金。诉讼中，中联公司认可2015年协议中未约定考核指标及沈小刚未完成业绩的惩罚措施。沈小刚主张2015年的合作加盟协议于2015年12月31日终止。中联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因沈小刚未按协议约定交纳保证金，故2015年协议于2015年4月20日终止。另查，沈小刚于2018年5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沈小刚与中联公司签订的《2014年合作加盟协议》及《2015年合作加盟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根据两份协议内容可知，沈小刚与中联公司之间系合作加盟关系而非居间合同关系亦非中联公司主张的委托合同或行纪合同关系，故本案案由宜定为合同纠纷。关于本诉，沈小刚主张双方基于2014年协议所产生的业绩分成22.35万元已转为2015年协议的保证金，现2015年协议已终止并满一年，故中联公司应依约返还保证金22.35万元。中联公司主张2014年协议项下并未产生相应业绩，2015年协议项下的保证金并未交纳，故其不负有返还保证金的义务。对此该院认为，首先，沈小刚提交数份采购合同以证明其履行了2014年协议并享有相应的业绩分成。中联公司对采购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上述合同系第三方鑫和源公司完成，相应合同文本系其在交接时发送给沈小刚，并非由沈小刚促成。该院认为上述采购合同的落款日期均为2014年9月2日，属于沈小刚与中联公司签订的2014年合作加盟协议履行期限内，并非在中联公司与鑫和源公司签订的分销代理协议的有效期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内。中联公司主张沈小刚持有上述合同系双方交接时其发送给沈小刚，但上述合同签订的日期远晚于双方签订2014年协议的日期，且中联公司就其该项主张亦未能提交相应交接的证据。故该院对中联公司的相应意见不予采信。其次，沈小刚提交的《收款凭证》亦载明中联公司认可收到保证金22.35万元。中联公司以《收款凭证》没有记载日期为由对该收款凭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认可上述签名及公章的真实性，在其未能提交其他反证的情况下，该院对该《收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中联公司主张上述凭证载明的22.35万元系其与沈小刚之间的借款，双方约定以该借款抵保证金，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该院不予采信。最后，沈小刚提交的其与中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单义峰间的往来微信聊天记录，亦能显示其在2017年多次催要该笔款项，单义峰均未对该款项及数额提出异议，并多次表示“到期给”、“安排财务做计划”、“转承兑汇票”等。综上，该院认定沈小刚已交纳2015年协议项下的保证金22.35万元。根据该协议第五条的约定，该保证金应于协议终止后一年内由中联公司退还给沈小刚。现双方均认可2015年协议已终止并满一年，故沈小刚要求中联公司返还保证金22.35万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中联公司辩称沈小刚该项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即便按照中联公司主张的协议终止时间，其亦应于2016年4月20日前返还保证金，沈小刚于2018年5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中联公司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沈小刚主张中联公司未依约返还保证金构成违约并以此为由要求其依据协议第五条支付违约金30万元，因该条款约定的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为违反协议致使协议目的无法实现，沈小刚主张的上述情形不符合该条款约定的情况。沈小刚以此要求中联公司支付违约金30万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反诉，中联公司以沈小刚没有业绩、未按照2015年协议约定交纳保证金为由，要求沈小刚依据2015年协议第五条支付违约金30万元。首先，中联公司认可2015年协议中未约定业绩考核指标及沈小刚未完成业绩的惩罚措施。其次，双方已约定将2014年的业绩分成22.35万元抵2015年的保证金，剩余7.65万元在2015年执行项目结算中进行抵扣，故中联公司所述的沈小刚未依约支付保证金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现中联公司以上述理由要求沈小刚支付违约金30万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该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中联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沈小刚保证金22.35万元；2.驳回沈小刚的其他诉讼请求；3.驳回中联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中联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联盟伙伴分销代理协议》、证据2.《补充项目代理协议》，证明：中联公司与鑫和源公司具有合作关系，双方于2013年至2014年针对湖北地区相关项目合作方式作出明确约定。证据3.《电子汇款回单》，证明：沈小刚诉请的案涉项目系鑫和源公司完成，中联公司依照协议向鑫和源公司支付29.3万元项目提成。证据4.沈小刚乘车车票以及乘车记录，证明：沈小刚往返于北京以及湖北地区的时间，由此佐证其未曾参与涉案项目的实际工作。沈小刚未提交新证据，其对中联公司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关联性不认可，鑫和源公司与中联公司有合同关系，并不能排除沈小刚与中联公司有合同关系；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认可，《汇款凭证》所记载款项是为支付《补充项目代理协议》项下款项，《汇款凭证》上清楚标明“预付”，其是预付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的关联性不认可，中联公司只挑选提供了部分沈小刚往返湖北的车票，不能据此证明案涉采购合同签订前沈小刚未去过湖北。本院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认为，上述证据因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中联公司抗辩案涉采购合同系鑫和源公司促成，相应提成费已经支付给鑫和源公司。为此，中联公司提交《补充项目代理协议》证明其与鑫和源公司的代理关系一直延续到2017年12月31日，案涉采购合同系在其与鑫和源公司合作期内签订；提交《电子汇款回单》证明案涉采购合同项下的提成款已支付给鑫和源公司。但本院注意到，一方面，中联公司关于其与鑫和源公司代理关系一直延续到2017年12月31日的陈述与一审期间其辩解案涉采购合同之所以在沈小刚之手，是因为中联公司移交市场时将合同交给沈小刚相矛盾。另一方面，《电子汇款回单》所记载的转款金额与案涉金额不符，中联公司仅凭《电子汇款回单》无法证明其所汇款项系支付案涉采购合同项下的提成款，且该回单上注明有“预付”字样，与其主张系结算款项的证明目的并非一致。因此，一审法院结合《2014年合作加盟协议》与采购合同签订的时间、《收款凭证》内容和微信聊天记录等系列证据，认定案涉采购合同系沈小刚促成，并支持沈小刚要求中联公司退还22.35万元保证金的请求无误。其次，关于中联公司主张即便判令退款，也应扣除税费的上诉请求。因中联公司在一审中未主张扣除，且未提出反诉，二审中沈小刚明确拒绝就该上诉请求进行调解，故本院对中联公司的该上诉请求依法不予处理。第三，中联公司关于沈小刚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其诉讼利益受损的上诉主张。本院注意到，一审庭审中，沈小刚变更诉讼请求后，一审法官询问中联公司是否需要新的答辩期间，其明确表示不需要，并当庭进行答辩。一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中联公司的该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北京中联电科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35元，由北京中联电科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力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  黄晓宇书 记 员  亢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