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8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42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岚（系李某之女），住黑龙江省大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辛志勇，黑龙江百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女，1986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玉强，山东誉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高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1091民初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高某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均由高某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违背事实，认定高玉婵与高某成立收养关系没有依据。事实与理由：1.李某及已故妻子高玉婵与高某从未建立收养关系。高某于1986年出生，至其12岁一直在黑龙江省克东县生活，并就读于克东县的小学。高某首次落户在高玉婵的户口簿上的时间为1998年。一审根据高某提交的二胎生育申请表认定高玉婵、高某的收养关系建立于××××年，因此不适用收养法，不需要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即可建立收养关系。李某认为该二胎生育申请表不应采信，该申请表的用途是申请生育二胎的指标，并非送养收养协议。该申请表记载高玉婵已婚十年未育，与事实不符，当时的高玉婵从未结婚，系高志远夫妻为了生育二胎捏造高玉婵已婚十年未生育的谎言。从该申请的法律性质看，是高志远夫妻的单方陈述，未有高玉婵的确认。即使在申请表提交后，有村民委员会、乡政府、县计划生育相关人员的签字和盖章，也不能代表高玉婵的意见。该申请表不能证实收养人与送养人双方形成合意。一审判决以此为证据认定收养关系的建立时间为××××年，罔顾事实和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纠正；2.作为一审判决认定收养关系建立于××××年收养法实施前的其他证据有黑龙江省克东县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1998年2月26日大庆市公安局东光中心派出所《常住人口登记表》以及2009年9月21日的《迁入证明》，公证书载明“李某、高玉婵与高志远、王艳玲商定，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十日收养高志远、王艳玲之女高某为养女，李某、高玉婵为高某养父母。该份公证书是伪造的，由此导致了常住人口登记表以及迁入证明的错误，也导致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该公证书在克东县公证处没有任何的存档资料，且与另一份存档的公证书字号一致，内容不同，公证处的解释为与本案有关的所有文件均被已故的当时的公证处主任丢失，应当认定该份公证书是伪造的。李某是公证书的当事人，现仍意识清醒，其从未去过克东县公证处，亦未与高志远夫妻签订过收养送养协议，在没有李某本人到场的情况下，上述公证书的出具是严重违法的，不能据此认定高玉婵在收养法实施前已经收养高某的事实；3.常住人口登记表做出依据的基础材料是公证书，公证书伪造，必然导致公安户籍部门做出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以及户口迁出证明记载的身份关系错误，从而得出收养关系建立于收养法实施之前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4.高某是在1998年后，开始与李某、高玉婵生活较多，二人对高某出于亲情的关怀，给高某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条件、更好的生活条件，甚至在其大学毕业后为其托关系安排电视台的工作，这一切的物质和感情的无私付出，都被一审认定为李某对收养关系的默认。综上，在收养法实施前，李某、高玉婵既没有事实上抚养高某，也没有与高某的父母签订过收养协议，也没有进行过收养公证，不存在收养关系，请求支持李某的上诉请求。高某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高某与被继承人高玉婵于××××年建立收养关系正确，李某与高玉婵于××××年登记结婚，对高某与高玉婵此前生活情况不知情，李某在上诉状中称高某12岁前未与高玉婵共同生活不属实。且高玉婵已经去世，李某无权否认高玉婵于××××年收养高某的事实；2.一审中双方提交的二胎生育申请表、公证书、户口档案资料、户口本等证据均能够证实高玉婵收养高某的事实，高某户口亦迁至高玉婵户籍地址，高某也一直随高玉婵生活，高某随高玉婵到威海定居时尚未成年，高某生活、学习、工作直至结婚均由高玉婵操持，高玉婵的丧葬事宜亦由高某操办。以上事实均能够证实高玉婵与高某之间的收养关系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某依法继承其养母高玉婵遗留的位于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昌鸿小区K区16号1601室房产40%的份额；2.判令案涉房产具备不动产登记条件时，李某协助高某办理该房产更名登记；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李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某于1986年7月23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其生母为王艳玲、生父为高志远。案外人高玉婵系高志远亲姐姐。××××年12月5日，高志远、王艳玲填写了《城镇照顾生二胎申请表》，在表格中“夫妇申请理由”一栏处填写有：“因姐姐高玉婵婚后一直未生育（已婚十年），故此将我们女儿高某过继给姐姐高玉婵。”该栏落款处有高志远、王艳玲签名，该《申请表》中村群众评议意见、村民委员会审查意见、乡政府审查意见、县计划生育批准意见栏处均有相关人员签字及盖章，证明情况属实、同意。××××年××月××日，李某与高玉婵登记结婚，结婚登记时李某的婚姻状况为丧偶，高玉婵为未婚。××××年3月10日，黑龙江克东县公证处出具（1994）克公证字第16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收养人：李某，高玉婵，被收养人：高某，送养人：高志远，兹证明李某、高玉婵与高志远、王艳玲商定，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十日收养高志远、王艳玲之女高某为养女，李某、高玉婵为高某养父母。另据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东光中心派出所《常住人口登记表》记载，1998年2月26日，高某自黑龙江省克东县投靠亲属至案外人高玉婵家庭户口之下，高某与户主高玉婵关系登记为“养女”。2009年9月21日，威海市公安局火炬高技术开发区分局签发《准予迁入证明》（鲁准字10315576号），同意高玉婵、高某等二人将户口迁入，准迁原因为购房入户，《迁入证明》载明高某与申请人高玉婵关系为养女。2009年10月9日，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东光中心派出所签发《户口迁移证》（黑迁字第**），载明高玉婵、高某因购房由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龙七路38—1号3门302室迁往山东省威海市滨州南街6号206室，该《迁移证》载明高某与高玉婵的关系为“养女或继女”。2016年6月10日，案外人高玉婵与威海市昌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双方约定由威海市昌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昌鸿小区**—**—**出售给案外人，高玉婵交付了全部房屋价款52.3617万元。2017年4月5日，案外人高玉婵出具《同意书》一份，该《同意书》载明：我叫高玉婵，我的身份证号码为，我同意高某（230603198607233726）的户口暂时挂靠在户口暂时挂靠在我的户口本上，K区—16号—1601室。同意人处有高玉婵签名及捺印。2017年4月10日，威海市公安局怡园派出所出具《常住人口登记卡》，将高某登记在高玉婵家庭户下，其中“户主或与户主关系”一栏登记为“非亲属”。2019年6月4日，案外人高玉婵因病死亡。一审法院出具调查令调查，黑龙江省克东县公证处出具××××年3月14日制作的（1994）克公证字第16号《公证书》，该《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克东县宝泉镇供销社的法定代表人毕某某与克东县宝泉镇供销社的职工王晓东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宝泉镇供销社，签订了前面的《经营合同》，经查，上述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印章属实，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规定。该公证处同时出具调查令回执载明：不能提供高某诉李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的公证书的原因是：一、现提供（1994）克公证字第16号公证书系经济类公证。经调查，高某诉李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所涉（1994）克公证字第16号公证书确实出自我处，由时任公证员徐某出具，当公证事项办理完毕后，该公证卷宗已经交给时任公证处主任徐坤。二、高某诉李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所涉（1994）克公证字第16号公证档案卷宗已经丢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高某与高玉婵及李某之间是否具有收养关系。二、被继承人高玉婵的案涉房产如何分割。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合法的收养关系应当同时满足收养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2年4月1日开始施行，而高某与高玉婵的收养关系起于××××年，从高某父母亲的二胎指标申请表中可以清楚看出将高某送给高玉婵抚养的意思表示，并征得当时村群众、村民委员会、乡政府、县计划生育主管机构的证实和同意。虽然没有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但此时收养法尚未颁布，不能作为否定本案收养关系的依据。××××年××月，高玉婵与李某登记结婚，同年3月10日二人作为收养人与高某父母作为送养人就高某的收养在黑龙江省克东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虽然该公证书于该公证处出具的另一经济类公证重号，但该公证处给一审法院出具的回执说明并未否认该公证书的真实性，故应认定自始李某与高玉婵共同收养了高某。且从高某户籍转入高玉婵户籍转入高玉婵名下至迁移到威海，庭共同成员，直至高玉婵去世前，李某未举证证实曾提出任何质疑和主张，故可认定李某认可高某于其夫妻之间的养父母子女关系。综上，依据高某、李某双方提供的《城镇照顾生二胎申请表》、《常住人口登记表》、《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户口迁移证》、以证明高某与李某、高玉婵之间符合事实收养关系成立的条件。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涉案房产系被继承人高玉婵与威海市昌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而取得。高某、李某均系高玉婵的法定继承人，李某系高玉婵的配偶。依照法律规定，该房产系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如果需要分割遗产，应当向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故李某享有被继承人高玉婵财产四分之三的份额，高某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现高玉婵交付了全部房屋价款52.3617万元，但未办理产权证，因此该房产所有权并未最终确定，不具备高某诉请的办理更名登记。高某、李某作为高玉婵的法定继承人，仅享有《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项下权利的分割。考虑双方均认可案涉房产的市场价值为115万元，为彻底解决双方讼争，确定该房产《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项下权利义务由李某继承，李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高某房屋价款总额的四分之一，计28.75万元。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理由不当，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项、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高玉婵与威海市昌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昌鸿小区K区—16号—1601室房产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项下权利义务由李某继承，李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高某房屋继承价款28.75万元；二、驳回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75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高某负担8606.25元，李某负担2868.75元。二审中，李某未提交新证据。高某提交了其同学周燕的录音资料一份，周燕在录音中陈述高某与高玉婵、李某共同生活等事实。经质证，李某认为周燕的陈述部分与事实不符，且高某是1999年到威海居住，周燕的证言仅能证实此后的情况，不能认定高某与高玉婵于收养法实施前已经成立收养关系。鉴于李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周燕也未到庭接受质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二审查明，案涉公证书系李某于一审期间向大庆市公安局的户政处调取，李某因对该公证书存疑随后到克东县公证处调取资料，后克东县公证处出示的同一字号的公证书系为他人的其他事项出具的公证书。另查明，被继承人高玉婵出生于1950年1月15日。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一审中提交的二胎申请表、公证书、常住人口登记表及准予迁入证明等证据，均系当时形成的原始证据，能够反映出当时作为收养人的高玉婵与作为送养人的高志远夫妻的真实意思，高志远夫妻办理二胎申请表时，高玉婵已39岁且未婚，未有子女，收养其兄弟的子女符合其实际情况。当时收养法尚未颁布实施，成立收养关系无需履行登记手续。至高玉婵与李某结婚后，此时收养法已经颁布实施，高玉婵、李某作为收养人、高志远夫妻作为送养人办理了收养公证，李某虽对该公证书的真实性存疑，但该公证书系其自公安户籍资料中调取户籍资料中调取，理户籍事宜时提交户籍事宜时提交，公证处亦对该公证书的情况作出了说明，故对该公证书的真实性应予认定。李某虽否认其曾就收养事宜办理公证，但未针对上述事实提供反驳证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高某的户籍自1998户籍自1998年迁至高玉婵处，户口迁移的事由亦载明双方系养母女关系，一直随高玉户籍一直随高玉婵户口迁移，威海定居时，未成年的高某亦随同高玉婵、李某共同到威海居住生活。综合上述事实，一审认定高某系被继承人高玉婵的养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50元，由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光成审判员  郑华章审判员  潘 慧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法官助理姜雅群书记员丛丽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