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5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负责人：董军，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方胤，男，1985年8月15日生，汉族，该行职员，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男，1987年10月22日生，汉族，该行职员，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高新技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黄浦路******法定代表人：吴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梅，辽宁融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高新技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担保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1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浦发银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119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案件诉讼费、上诉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于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认定有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1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73条规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八条规定，抵押担保中所登记的最高额抵押数额为主债权，仅有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的表述，而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等附属债权，存在不一致情况时，人民法院以合同约定认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是符合实际的妥当选择。那么，依照同理，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存在不一致时，逾期后被上诉人应承担的担保责任应确定为债权余额800万元本金未归还部分和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在金融融资合同中，因为利息存在无法确定的特性，所以在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可以确定的主债权金额只能是本金。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2条规定：“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本案主债权应当结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的目的、高新担保公司担保金融债权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条款的上下关联进行理解。首先，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目的，是便于借款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在《融资额度协议》项下开展多次融资活动，并不是为了限定被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债权范围，上诉人对此是知晓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5页，明确约定，“保证人确认，在签署本合同时，各方已就全部条款进行了详细说明和讨论，各方对合同全部条款均无疑义，并对本合同中当事人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限制或免除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其次，被上诉人系专业的担保机构，对于其担保金融机构融资应当承担的业务应当清晰明确，且主债权系指借款本金既有相关法律条文约定作为基础，又有行业惯例和交易习惯。担保行业未有银行和高新担保公司签订合同时，仅需要其承担本金偿还责任的先例，被上诉人在临近上诉人扣款时间的其他同类案件，并未提出其仅应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6.3条所记载的金额为限的保证责任（详见（2017）辽0204民初4196号民事调解书）。被上诉人不应违反诚信原则和交易习惯，在对合同解释存在通常理解的情况下，不应随意做出不利于上诉人的解释。第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2条、第6.3和其他相关条款的理解，这两个条款的约定并不冲突，6.3条款约定的是债权确定期间（即合同履行期间）内担保的主债权即本金的最高额，超出债权确定期间，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义务的债务显然就不应当仅限于800万元。故被上诉人主张其担保限额为全部债务800万元，与合同目的、交易习惯和合同上下文约定不符，主债权的约定清晰明确，被上诉人承担保证的范围显然是包含融资利息、罚息等。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不存在不当得利。被上诉人未履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有明显的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1.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担保机构，必然明确其担保业务何时到期，必然清楚知道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也必然知晓业务违约将发生罚息等情况，仍然在一年半的时间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对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最高额保证合同》3.2条款约定，保证人有到期应付债务或应补足保证金时，债权人有权直接扣划保证人在债权人开立的任一账户的资金用于清偿到期应付债务或补足保证金。债权人有权将所得款项选择用于清偿本金、利息或其他费用等，同时有多笔债权到期未付的，由债权人决定债权的清偿顺序。”据此，上诉人有扣划款项的权利。2.本案诉争原始业务为银行承兑汇票，根据上诉人与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第2页，第6条敞口补足条款的约定，“客户应确保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在本协议书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账户中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对外承兑付款。”第5条保证金条款约定，“在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时及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应按照本协议书约定或融资行要求缴存保证金”。《最高额保证合同》第2页，第3.1条保证人承诺第（4）款约定，“保证人承诺，在主合同项下当债务人未按照债权人要求补足保证金时，由保证人承担连带补足保证金的责任（该等保证金将同样作为主债权的质押担保，但无需另行签署保证金质押协议）。保证人补足保证金不免除其依据本合同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因保证人依据本合同履行补足保证金责任时发生的任何损失均由保证人自行承担。”被上诉人未依据合同履行补足保证金的义务，这一义务与其保证责任不冲突。被上诉人未履行合同约定，造成了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发生垫款的不利局面，显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3.（2018）辽0204民初5506号民事判决书、（2019）辽02民终7044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辽民申1756号民事裁定书不应作为本案证据。被上诉人在一审的主要证据（2018）辽0204民初5506号民事判决书、（2019）辽02民终7044号民事判决书中，基础法律关系是短期流动资金借款，在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补足保证金的义务，被上诉人所承担的义务有明显区别。且，上诉人作为原告，诉请的是被上诉人承担全部债务的保证责任，三级法院均是在诉请范围内，下达了部分支持诉请的判决和裁定。而本案，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明确表示，被上诉人应承担未能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违约责任，与诉请担保责任范围显然不是同一事实。即使认定被上诉人应承担担保义务的金额不超过800万元，仍然不能排除被上诉人未能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补足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的义务，不能排除被上诉人在授信业务到期后及时进行代偿的义务。被上诉人作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融资的主要担保人，违约给上诉人造成的利息损失是客观存在的，该不利后果是被上诉人造成的，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显然，一审法院不对被上诉人造成不利事实的情况予以认定，反而简单粗暴的依据情况不同的另案判决就确定被上诉人在该笔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中仅应承担800万元的责任，事实认定明显有误。4.上诉人扣款的账户是保证金账户，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已经明确，上诉人是从其“保证金账户”扣划款项。根据行业惯例，高新担保公司在银行开展担保业务需要开立保证金账户并存入一定金额作为其担保业务的质物。本案发生扣划款项的账户是75×××61，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没有其他保证金账户。该账户自2013年起至本案诉争扣款行为前，被上诉人无权动用该账户。被上诉人将两千余万元长期存放在该账户中，且不进行任何操作，显然是认可了自己无权动用该账户，认可保证金账户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被告扣划保证金偿还原告有代偿义务的欠款本息，合理合法。综上，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存在不当得利，故提起上诉，请求依法判决。高新担保公司辩称，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是不当得利案件，上诉人从被上诉人账户多扣划了226余万元，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属于不当得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作涉及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经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院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第6.3条，最高额具有限定，该条款经过了三级法院进行认定。同时在三级法院中认定了浦发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格式合同，约定条款应优于格式条款，就是优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2条保证范围，同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在营口站前区人民法院和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类似的保证合同纠纷，二法院同样认定了被上诉人在最高额限额内来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浦发银行未经过被上诉人同意情况下扣划了超过最高额的限额，多扣划了本案标的226余万元，应属于不当得利，应该返还。高新担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2267311.57元（自2018年6月2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律师代理费3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3日，被告浦发银行（融资行）与案外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客户）签订编号为BC2015111200000651《融资额度协议》，约定：融资额度金额：人民币敞口800万元整，额度使用期限：自2015年11月13日至2016年11月12日止。本协议项下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人及担保合同包括但不限于：担保人：高新担保公司；担保方式：保证；具体适用融资品种及额度条件：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敞口800万元整。该合同落款处盖有被告浦发银行的合同专用章及案外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公章。2015年11月13日，原告高新担保公司（乙方、保证人、受托人）与案外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甲方、债务人、委托人）签订《委托保证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甲方委托乙方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浦发银行（下称债权人），根据其与甲方签署的主合同《融资额度协议》编号BC2015111200000651（下称主合同）之规定，向甲方提供融资授信业务，即主合同项下授信期间自2015年11月13日起至2016年11月12日止，债权人向债务人发放的一系列债权。融资授信担保业务：拟定最高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00万元（下称担保金额）。实际的担保金额、主合同履行/授信期间及担保期间以乙方与债权人签订或乙方出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准。该合同落款处盖有原告高新担保公司公章和案外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公章。2015年11月13日，原告高新担保公司（保证人）与被告浦发银行（债权人）签订编号为ZB750120150000539《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第6.1条约定：本合同所担保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按本合同6.3条的约定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以及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合同名称及编号）融资额度协议BC2015111200000651。该合同第6.2条约定：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该合同第6.3条约定：被担保主债权：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2015年11月13日至2016年11月12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捌佰万元整（大写）为限。原告高新担保公司在落款保证人处加盖公章，被告浦发银行在落款债权人处加盖合同专用章。2018年7月31日，被告浦发银行出具《代偿证明》，该代偿证明内容为：高新担保公司：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与我行签订《融资额度协议》，编号BC20151120000651，金额为人民币捌佰万元整，由高新担保公司保证，并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B7501201500000539。后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与我行签订《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我行为其开立面额合计16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未还款，导致我行垫款7934552.99元。兹证明，贵公司已于2018年6月29日代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偿还了本金7934552.99元及利息2332758.58元，金额共计人民币壹仟零贰拾陆万柒仟叁佰壹拾壹元伍角柒分（小写：10267311.57），特此证明。2018年6月29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学苑广场支行出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回单，记载：交易时间2018年6月29日，收款银行：浦发大连分行营业部，付款人户名：大连高新技术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交易金额：人民币10267311.57，摘要：保证金返还。另查，浦发银行以案外人大连因泰化工品物流有限公司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大连因泰化工品物流有限公司、高新担保公司等被告承担责任，并提供《融资额度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等证据。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辽0204民初550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记载：由于被告高新担保公司仅提供最高额700万元担保，故原告请求被告高新担保公司在借款700万元基础上，同时还请求其承担利息、罚息、复利等连带清偿责任之请求，超过了最高额担保范围标准。该判决主文第三项：被告高新担保公司在70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大连因泰化工品物流有限公司向原告浦发银行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判决后，浦发银行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2019）辽02民终7044号民事判决，该院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3条对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债权限额进行了约定，即案涉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币种）敞口柒佰万元或壹仟万元整为限。从该约定来看，并未明确系授信的本金未清偿余额最高不超过700万元或1000万元，还是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合计最高不超过700万元或1000万元。在此情况下，因该合同文本是由浦发银行提供，且符合重复使用，并在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格式条款特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1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依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之规定，在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3条存在两种解释的情况下，应作出对浦发银行不利的解释，即本案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的限度应为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合计未清偿余额最高不超过700万元或1000万元。该案判决主文：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判决后，浦发银行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8日作出（2020）辽民申1756号民事裁定，该院经审查认为，浦发银行与高新担保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3条约定，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币种）敞口柒佰万元整为限……，若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内本金、利息等合计已超过700万元……将使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突破最高限额，这与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预期不符。该院裁定：驳回浦发银行的再审申请。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高新担保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均当庭认可：1、被告浦发银行于2018年6月29日扣划原告高新担保公司银行帐户款项********.57元，该款项系案外人大连盛明电器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的欠款本金7934552.99元及利息2332758.58元；2、编号为ZB75012015000000539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对应的主合同是编号为BC2015111200000651号的《融资额度协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高新担保公司多次当庭明确表示认可被告浦发银行扣划原告高新担保公司案涉800万元，原告主张的是在10267311.57元减去该800万元后的数额即2267311.57元，原告主张按不当得利返还。再查，2019年10月29日，原告高新担保公司与案外人辽宁融都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原告高新担保公司与被告浦发银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高新担保公司委托辽宁融都律师事务所赵冬梅律师代理，律师费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调整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不当利益变动，并以此种变动是否符合公平原则作为判断其应否受到保护的标准。本案中，原告浦发银行与被告高新担保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3条约定：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币种）敞口800万元整为限，若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内本金、利息等合计已超过800万元，将使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突破最高限额，这与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预期不符。本案中，被告浦发银行在未经原告高新担保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扣划原告高新担保公司银行账户款项********.57元，对于该款项中的800万元，原告高新担保公司自认且无异议，对此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对于超过该800万元扣划的款项，原告高新担保公司不予认可，那么被告浦发银行对于该差额2267311.57元（10267311.57元-8000000元=2267311.57元）的划款行为无法律依据，亦无合同依据，即被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原告损失，故该款项应予以返还。因此，原告高新担保公司要求被告浦发银行返还该款项2267311.57元的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高新担保公司要求被告浦发银行给付利息的主张，原告高新担保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亦当庭明确表示没有依据，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高新担保公司要求被告浦发银行给付律师费的主张，原告高新担保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且当庭明确表示没有合同依据，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大连高新技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人民币2267311.57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44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1406元，由被告负担24938元，给付时间同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诉的主要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对担保的最高额的理解。最高额保证，指为担保一定期间内，债权人基于“基础关系”对债务人连续发生的个别债权，而约定了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债权额的保证。诚如上诉人自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目的，是便于借款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在《融资额度协议》项下开展多次融资活动。对通过多次融资而累计起来的风险，作为上诉人应予知晓，其应对超过担保限额的责任自行承担后果。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涉及的“基础关系”发生个别债权为编号BC2015111200000651号的《融资额度协议》，其为编号ZB75012015000000539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对应的主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被担保主债权：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2015年11月13日至2016年11月12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捌佰万元整（大写）为限。因主合同的债务人大连盛明电气有限公司发生欠款，高新担保公司应予承担担保责任。但承担担保的额度应以合同中约定的最高额为准。上诉人浦发银行在未经被上诉人高新担保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扣划被上诉人高新担保公司银行账户款项********.57元，对于该款项中的800万元，被上诉人高新担保公司自认且无异议。对超出部分2267311.57元（10267311.57元-8000000元=2267311.57元）。上诉人认为其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担保的范围的约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担保的范围与保证担保的最高限额非为同一概念。如在担保范围内相关的担保事项产生的担保数额未超过最高额的担保数额。则应按实际产生的损失额度为准。如超过最高额，则应按最高额的约定为准。现上诉人多扣划部分超过了最高担保限额，其超出的划款行为无法律依据，亦无合同依据，上诉人该扣划属于不当利益。上诉人取得不当利益应予以返还。一审判决予以返还，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938元，由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隋广洲审判员  李 军审判员  王良家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朱彦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