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34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锋本，男，198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夏津县，现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金国，夏津第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淑荣，女，198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夏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之成，山东勤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锋本因与被上诉人代淑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7民初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金国、被上诉人代淑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之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锋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向我借款与我父亲给她20万元的彩礼款是两码事，互不相干。被上诉人向我借的17万元，我是通过银行于2018年3月13日给被上诉人打过去的，而给她的彩礼款20万元，是我父亲给她的现金，这符合当地习俗。被上诉人想混淆两种数额不同、性质不同的款项，其目的就是想赖账不还。一审开庭时我们已经向法庭提交了银行转账明细，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向我借款的事实，已完成举证任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足以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就是借款，被上诉人提供的我父亲向她索要彩礼款的短信不能证明其主张，以此来抗辩17万的借款是无效的，我无需再举证。2.2020年1月20日是我父亲向被上诉人发信息索要过20万元的彩礼款和6千元的红包，而不是我，158××××****手机号码是我父亲的。这一点被上诉人应该是明知的，我从来没有给被上诉人发过短信，更没有向她索要过彩礼款，有我父母在，这事我没权管、也管不着，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3页两处提到向被上诉人发短信索要彩礼款和红包的事，都认定是我发的短信，这严重违背客观事实，纯属于颠倒黑白。一审法院仅听信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就认定“涉案的170000元存在系彩礼款的可能性”，从而判决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是完全错误的。按照该推理逻辑难道根据我方的陈述和银行转账明细、当地的习俗就不能认定“涉案的170000元存在系借款的可能性”吗？这个可能性是不是要远远大于那个可能性呢？事实胜于雄辩，我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是铁的证据，我早已成家立业、自立门户，父母的钱及其他人的钱不可能交由我掌管，我弟弟定婚、支付给被上诉人彩礼款更不可能由我来支付，事实上我父母给被上诉人20万元的彩礼款的事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弟弟离婚后我才从侧面知道这些事，因为我结婚时只给我妻子彩礼款36000元，他们怕我知道了生气，这都是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条之规定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为我的银行转账明细是证明被上诉人向我借款的铁证，被上诉人的陈述及我父亲给她发的短信不能证明其主张，其抗辩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我无需再举证。代淑荣辩称，一、涉案债务不存在，许锋本系虚假诉讼。1.许锋本提供的转账明细不是借条形式；2.一审许锋本称代淑荣借款用途是给其弟弟买房与事实不符；3.转账时，许锋本的其他家人对此不知情不符合基本伦理和逻辑；4.许锋本辩称的许世军在北京超市将20万彩礼款以现金形式给付的事实不存在。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代淑荣认可收到17万元转款，转款性质为彩礼，并提供了除17万元以外的3万元现金存款交易明细、黄金饰品付款明细、结婚证、离婚证等证据，证实17万元转款为彩礼的一部分，一审认定17万元为彩礼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许锋本仍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许锋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7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许锋本的弟弟许本林与被告代淑荣于2018年4月19日在夏津县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于2019年2月13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2018年3月13日，原告通过账号为62×××06的建设银行账户向被告账号为62×××07建设银行账户转款170000元。2018年3月14日，被告通过ATM机向账号为62×××07建设银行账户分四次存款29900元。2020年1月20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信息“二十万的彩礼和六千元的红包，这么多钱，你不是我家的人了，你就应该退回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款项是借款还是彩礼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原告为证明涉案款项系借款向法庭提交了其名下建设银行账户2018年3月13日的交易明细。被告辩称该款项系彩礼款，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向法庭提交了其与许本林的结婚证、离婚证、其名下建设银行账户2018年3月5日至5月29日期间的交易明细、原被告短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综合被告提交的证据、当庭陈述及民风习俗，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170000元存在系彩礼款的可能性。原告仅凭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无法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许锋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1850元，由原告许锋本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许锋本提交证据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业务受理单》一份，拟证明手机号码158××××****是其父许世军使用的，而不是其本人使用，一审中许世军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起诉状中注明该电话号码并无不当。代淑荣质证称，该业务受理单上没有中国移动公司的盖章，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手机号是用许世军的身份信息办理的，不能证明实际使用人是谁，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业务受理单是一份缴纳电话费的受理单，经当事人电子签名，由操作员打印而成，能够证明2020年8月3日开票时该号码机主身份信息登记为许世军，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受理单不能证明该手机号码的使用情况，且使用该手机号码于2020年1月20日向代淑荣发送的信息，不能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或者否定“涉案的170000元存在系彩礼款的可能性”，因此，与其待证事实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代淑荣提交的证据为其《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一份，拟证明其于2018年4月10日至4月30日一直在山东省夏津县，许锋本所叙述的“五一”前几天在北京订婚给现金彩礼20万元不是事实。许锋本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代淑荣并没有提供期间每天消费的清单，不能证明其天天都在夏津县，所以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代淑荣期间微信消费情况，不能证明其主张一直在夏津的事实，该证据证明效力较低，本院不予采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许锋本向代淑荣转款17万元是否为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许锋本依据向代淑荣的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代淑荣抗辩该笔转账系彩礼款，并提交了其与许本林（许锋本之胞弟）的结婚证、离婚证，以及其名下建设银行账户2018年3月5日至5月29日期间的交易明细、双方短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综合双方庭审陈述、结合民间婚姻风俗习惯，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在京共同参与超市经营等因素，在没有提供债权凭证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情况下，依据高度盖然性规则认定该转款存在是彩礼款的可能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关于举证责任规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期间，许锋本未能提交有力证据证明该转款系借款的事实，亦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许锋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许锋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延军审判员  叶卫国审判员  赵瑞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齐凤鸣书记员刘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