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33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奎军，男，1965年2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泗，山东鲁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静，女，1972年9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元晨，山东稷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薛忠泉，男，1958年2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原审被告：耿玉萍，女，195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原审被告：李淑芹，女，1967年9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原审第三人：邵敏，197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上诉人张奎军因与被上诉人胡静、原审被告耿玉萍、李淑芹、薛忠泉、原审第三人邵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民初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奎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泗，被上诉人胡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元晨到庭参加诉讼。耿玉萍、李淑芹、薛忠泉、邵敏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奎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胡静与一审第三人邵敏于2018年12月23日签订的、胡静不支付任何对价的、本息合计148.4万元的巨额“债权转让协议”，是胡静与邵敏为了实现不法目的，违背正常交易规律，违反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恶意串通的结果，依法应确认为无效。被上诉人胡静在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前提下即通过与邵敏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让本息共计148.4万元的巨额债权，违背正常的交易规律。其次，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邵敏与被上诉人胡静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8年12月23日，而邵敏于2019年2月3日向上诉人邮寄、上诉人于2019年2月11日签收的“债权转让通知文书”的落款时间是2018年1月25日。从上述两份文书形成的具体时间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邵敏与胡静本该早于“债权转让通知文书”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却比“债权转让通知文书”晚了近11个月。不仅如此，一审法院受理被上诉人胡静诉求的时间是2019年1月31日，而邵敏却在之后的2019年2月3日始向上诉人邮寄“债权转让通知文书”。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胡静与一审第三人邵敏之所以实施上述一系列倒因为果、本末倒置的不法行为，是为了实现不法目的而恶意串通的结果。胡静与邵敏通过恶意串通“杜撰”的该起诉讼，涉嫌虚假诉讼。二、上诉人认为，2011年1月23日，对由一审第三人邵敏、一审被告薛忠泉签订的，由上诉人所谓“担保”的《借款协议》，依法应认定为无效。通过上诉人进一步搜集的相关证据可以充分证明，一审第三人邵敏于2011年1月23日借给一审被告薛忠泉的80万元人民币并非其自有资金，是邵敏伙同他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后又高利转贷给薛忠泉。不止于此，邵敏还与他人及相关企业通谋，多次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后又高利转贷牟利。故此，对邵敏与薛忠泉在违反我国禁止性规定前提下签订的上述《借款协议》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三、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有可能影响本案判决结果的下述事实也没有查明：(1)2011年1月23日，一审第三人邵敏与一审被告薛忠泉签订的案涉80万元的无效《借款协议》，一审法院对薛忠泉分两次偿还45万元的具体时间节点没有查明；(2)一审法院对一审被告李淑芹究竟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相关事实没有查明；(3)对一审被告耿玉萍与薛忠泉究竟是否为夫妻关系的事实没有查明。上诉人认为，对于一审法院依法应当查明而未查明的上述事实，影响了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公正判决。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之所以不公，是因被上诉人胡静与一审第三人邵敏为了达到不法目的而恶意串通，违背正常交易规律，违反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签订了胡静不支付任何对价的、本息合计148.4万元的巨额“债权转让协议”，加之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所使然。上诉人认为，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在此，上诉人请求终审法院在全面查清本案事实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胡静一审诉求的同时，将涉嫌虚假诉讼的相关当事人移送侦查机关立案侦查，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胡静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胡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薛忠泉、耿玉萍归还借款35万元；支付利息，以3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1年1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判令被告李淑芹、张奎军对以上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23日，薛忠泉（乙方）、邵敏（甲方）、张奎军（丙方）三方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薛忠泉向邵敏借款80万元；由张奎军作为担保人，对该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利息为月息6%。同时注明：由乙方要求甲方汇入指定账户：李淑芹齐商银行账号。该《借款协议》未约定借款期限和担保期限。《借款协议》签订当日，邵敏将80万元汇入薛忠泉指定的李淑芹的银行账户。后薛忠泉分两次分别归还邵敏借款本金30万元、15万元，共计45万元，其余借款本息至今未还。2018年12月23日，邵敏与胡静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邵敏将上述债权全部转让给胡静，邵敏于当日给原告出具债权转让通知文书一份，内容为：“根据2011年1月23日我同薛忠泉、张奎军签署的《借款合同》，截止本通知书落款日期，借款人尚拖欠我方借款本金35万元及全部利息113.4万元，本息合计148.4万元（大写：壹佰肆拾捌万肆仟元整）。我已经将前述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受让人胡静，请薛忠泉、张奎军、耿玉萍、李淑芹直接向该受让人履行义务。”2019年2月3日，邵敏将该债权转让通知文书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给四被告，四被告均已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其中，薛忠泉、耿玉萍于2019年2月18日签收；李淑芹于2019年2月13日签收；张奎军于2019年2月11日签收。四被告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至今未履行还款义务。庭审中，被告张奎军提供的两份电话录音中，被告张奎军承认其本人系案涉80万元借款的担保人。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案涉《借款协议》中的借款人为被告薛忠泉，出借人为第三人邵敏，担保人为被告张奎军。被告薛忠泉从第三人邵敏处借款80万元，分两次共归还45万元后，剩余借款本金35万元及利息，一直未还。第三人邵敏与原告胡静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第三人邵敏将上述借款的剩余债权全部转让给原告胡静，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第三人邵敏已将债权转让通知送达四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该债权转让对四被告已发生法律效力。四被告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对剩余借款本息一直未还。因本案借款人为被告薛忠泉，对于原告主张的剩余借款本金35万元及利息，应由被告薛忠泉偿还；被告张奎军系案涉借款的连带责任担保人，且案涉《借款协议》未约定借款的归还期限和担保期限，故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张奎军对案涉借款的担保，也未超出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张奎军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张奎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薛忠泉追偿。故原告胡静要求被告薛忠泉归还借款35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被告张奎军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原告称被告耿玉萍系被告薛忠泉之妻，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法院认为，即使被告薛忠泉与被告耿玉萍是夫妻关系，该借款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该借款系被告薛忠泉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的数额较大的债务，案涉《借款协议》上没有被告耿玉萍的签名和捺印，被告耿玉萍也未对该借款予以追认，原告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该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不能认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该债务应为被告薛忠泉的个人债务，故原告要求被告耿玉萍偿还该债务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李淑芹既不是案涉借款的借款人，也不是案涉借款的担保人，只是借款人薛忠泉指定的借款汇入银行账户的户主，原告要求被告李淑芹对案涉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张奎军所辩称的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对张奎军的起诉，并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主张，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薛忠泉向原告胡静归还借款本金35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薛忠泉向原告胡静支付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与上述第一项同时付清。三、被告张奎军对上述第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张奎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薛忠泉追偿。五、驳回原告胡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5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薛忠泉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张奎军提交第一组证据淄博龙鑫盛物流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证明崔泷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邵敏为该公司监事。该公司注册资本为6000万人民币，股东崔泷、邵敏出资比例分别为60%、40%。证据三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0883刑初166号刑事判决书和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8刑终507号刑事裁定书电脑截图各一份，证明第一，作为淄博龙鑫盛物流有限公司股东的崔泷及邵敏夫妇，其个人财产并没有独立于公司财产，其二人均应对淄博隆鑫盛物流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三组书证是各地法院的13个民事判决书的电脑截图打印件。证明按13个判决确定的数额计算，以崔泷和邵敏为股东的淄博龙鑫盛物流有限公司以及崔泷为实际控制人的淄博志高经贸有限公司，依法应当向有关行政机构偿还贷款本金以及利息，包括违约金，以及为他人担保的贷款利息及本金累计高达接近1亿2000万，但是股东邵敏并没有按照上述判决履行确定的义务。第四份书证是民事裁定书三份打印件，证明因淄博隆鑫盛物流有限公司崔泷以及邵敏转移、隐匿人民法院查封的财产拒不执行相关义务，被盐田区人民法院依法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予以惩戒。第二份是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6）鲁0305执602号之一，证明在临淄法院（2018）鲁0305民初5353号民事判决生效后，金融机构依法申请执行，经查各被执行人，包括邵敏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被法院纳入失信人员名单。第三份是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执3007号，在张店区相关文书生效以后，金融机构申请执行，包括上面在内的各被执行人名下财产都是轮候查封，包括邵敏在内的各被执行人也被限制消费措施。第五份书证是淄博中院（2017）鲁03民终219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邵敏对基层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上诉，终审法院在确认崔泷与邵敏为夫妻关系的同时，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六份书证是淄博志高经贸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明崔嘉是由其胞兄崔泷实际控制的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的淄博志高经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七份书证是淄博隆鑫盛物流有限公司的贷款信息，证明2011年1月23日邵敏与薛忠泉所涉80万元人民币的民间借贷发生在淄博隆鑫盛物流有限公司向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园支行借取600万人民币短期流动资金的借款期限内，邵敏借给薛忠泉的80万元人民币是淄博隆鑫盛物流有限公司所借600万元的一部分，并非是邵敏的自有资金。第二，淄博隆鑫盛物流有限公司与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约定的借款利率是每年8.496%，邵敏与薛忠泉约定民间借贷的借款利率为每年72%。第三，对于该600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无论借款人是龙鑫盛物流有限公司还是连带保证人邵敏，至今也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山东省邹城市的一审刑事判决还证明了邵敏个人作为龙鑫盛物流有限公司的股东又是财务总监，其个人财产没有独立于公司财产。崔泷犯合同诈骗罪，公司被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崔泷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淄博龙鑫盛物流有限公司所违法所得人民币370多万元的依法予以追缴，退赔给被害单位，但是至今也没有履行还款义务，我们认为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邵敏与胡静的债权转让行为是无效的。胡静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当庭无法确认，以工商部门所公示的信息为准。对第二、三、四、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上诉人当庭无法确认第七组的真实性。对于1-7组证据的证明作用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七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无法佐证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从邵敏处以债权转让的形式取得涉案债权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在隆鑫盛公司正常运营期间，投入鲁Ｃ×××××，鲁Ｃ×××××车运营长达3年期间，没有正常结算，后因公司无法继续经营，相应款及款项一直未结算，并且被上诉人为邵敏偿还了其应当承担银行担保责任的50万元。被上诉人认为其与邵敏之间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经张店区法院、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二审确定应当由邵敏承担银行借款担保责任的案件。最终经核实由银行提供的邵敏签字的最后一份担保书，并非邵敏本人书写，虽一、二审法院判决邵敏承担担保责任，但该银行在张店区法院申请执行阶段，没有继续对邵敏采取执行措施。被上诉人胡静提交邵敏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出具证明一份，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业务查询凭证一张，银行还款明细一张，徐某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出具证明一份，崔嘉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出具证明两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四张，证实2006年胡静购买鲁Ｃ×××××（鲁Ｃ×××××）挂车辆首付50余余万元，贷款24万元，该车辆挂靠在淄博志高经贸有限公司沥青储运分公司，由邵敏进行日常管理，该车辆在挂靠运营期间产生的收益，均由邵敏个人进行结算，未转付给胡静，车辆最终转卖的费用也由邵敏个人收取，未转付给胡静，另外胡静通过其表妹徐某，于2016年11月22日向邵敏出借35万元，胡静通过其本人银行账户向邵敏于2016年11月11日、2016年11月19日、2017年1月25日，共计出借资金25万元，以上共计60万元，均按照邵敏指定的银行账户，也就是崔嘉的银行账户，完成了转账出借义务。另外在2016年底2017年初，胡静以现金的方式向邵敏出借了5万元，合计共65万元，以上胡静所有的车辆在挂靠运营期间产生的收益，以及车辆的转卖费用，再加上向邵敏出借的65万元资金，已经完全超过涉案受让的债权，被上诉人认为，邵敏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其个人，双方已经履行完毕相应对价的转换义务，况且邵敏从胡静处所借的资金远高于65万元，并未统计在本案的证明书中。张奎军质证称：上诉人对邵敏的身份信息不持异议，对邵敏于2020年11月5日，本案开庭之后出具的证明提出异议如下，一、该证明中所涉车辆挂靠的公司是淄博志高经贸有限公司沥青储运分公司，该公司是独立法人，与本案所涉及的淄博隆鑫盛物流有限公司以及淄博志高经贸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该证明不能支持胡静在一审当中的诉讼请求。对被上诉人胡静提交的挂靠车辆的业务查询两页，质证意见与前面相同。第二，对证人徐某的身份信息不持异议，对其于2020年11月5日，本案开庭之后出具的证明，提出如下异议，该证明只是证明了徐某向崔嘉银行账户转账，不能证明胡静与邵敏发生了该35万元的债权债务。第三，对崔嘉的身份信息不持异议，对其于2020年11月5日，在本案开庭之后出具的两份证明，提出异议如下，该两份证明不能证明胡静与邵敏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第四，胡静所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共四页，同样不能证明胡静与邵敏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应否就本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借款协议中担保人处有上诉人的签字，上诉人对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理应由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但，上诉人主张涉案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进而免除其担保责任，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涉案借款合同及转让协议存在无效的情形。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邵敏之间债权转让未支付对价，对此，被上诉人提供银行转账明细及证人证言证明，原审第三人之所以将涉案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系处理双方的债权债务，并非赠与或串通，上诉人对此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供反证。上诉人主张涉案借款并非来自原审第三人的自有资金，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的具体来源，其主张仅为推测。涉案原借款数额为80万元，原审第三人及被上诉人自认原审被告已经偿还45万元，系免除了原审被告及上诉人就45万元还款情况的举证责任，否则，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应就80万元借款的全部偿还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原审第三人已经依据借款下一履行了出借义务，在此期间，原审被告及上诉人从未对借款及担保提出过任何异议，且，上诉人系对涉案借款提供担保，不管原审第三人将剩余债权转让给谁，并不会产生免除其担保责任的法律效果。 综上所述，张奎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张奎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燕萍 审判员  吕桂欣 审判员  翟雪利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黄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