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0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英，女，197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嘉鱼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仕强，湖北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通，湖北道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舒芬，女，198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平，湖北勤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湖北勤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启迪，男，198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玲，湖北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榕，湖北传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冯英、舒芬因与被上诉人樊启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3民初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冯英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樊启迪、舒芬对冯英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冯英不承担任何责任；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冯英在此次事故中自身不存在任何过错，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要求冯英承担20%的责任的判决错误。舒芬上诉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判决内容；2、请求改判上诉人承担冯英损失20%的责任，即赔偿经济损失88166.16元（已扣减前期支付的医疗费8000元）；3、请求改判被上诉人樊启迪承担冯英损失60%的责任，即赔偿经济损失283098.48元（己扣减垫付的鉴定费5400元）；4、一、二审诉讼费用按责任比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减轻逃逸肇事者的责任，适用自由裁量权，在责任划分、确定的责任比例存在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中规定的减轻逃逸肇事者的责任，是在逃逸肇事者承担100%的全责基础的减轻，既然是减轻，不论其他人过错程度如何，减轻的幅度都不应过高，而一审减轻了逃逸肇事者、本案的被上诉人樊启迪60%的责任，上诉人认为存在明显的比例划分不当。本案交通事故最终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是被上诉人樊启迪因逃逸而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的责任，也就是由樊启迪对受害方的经济损失承担100%的赔偿责任，虽有证据证明受害方存在过错，可以减轻责任，但是也可以不减轻其责任，更不应该减轻其60%的责任。二、一审判决未体现导向功能与社会效应的统一，未对肇事逃逸者进行应有的惩罚，相反将肇事逃逸者的责任降到最低，变相的鼓励了交通肇事逃逸，会给社会带来认知上的错觉。交通肇事逃逸，其主观恶性较大，因此大家对此都是深恶痛绝，一致的谴责逃逸者，无论是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逃逸者的责任都比正常面对事故者的要大，正是因为如此，才认定逃逸者在本起事故中承担全责。一审虽然查明了案发事实，但一起案件的判决除了保护受害者，更应起到更好的导向作用，要有好的社会效应，不能对逃逸行为产生误导。本来的社会认知为逃逸责任更大，而本案的判决未体现这一导向，变相的给逃逸者错误的信号，未能起到教育与警示的作用。三、本案的交通事故发生后，上诉人积极拿出费用救治伤者、请假在医院照顾受害人，受害人所在公司为受害人支付了5万元医疗费。而逃逸者樊启迪自始至终、至今均未拿出费用救治伤者，反而在为自己开脱责任方面毫不吝啬（如申请重新鉴定、聘请律师等），这些虽为法律赋予其的权利，但可以看出其主观上并没有想到优先救治伤者，其一开始的逃逸就是为了逃避所有的责任，不想承担责任，并且不认为逃逸有多严重，一旦法院也将其逃逸的责任降低，就更加助长了逃逸者的嚣张气焰。鉴于以上理由，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充分考虑本案被上诉人逃逸的主观恶性以及判决会带来的社会效应，将本案予以改判，彰显法律的公平，给社会予以正确的导向。冯英针对舒芬的上诉辩称，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樊启迪没有安全驾驶造成的，我方对事故的发生无任何过错。且一审事故认定书已认定樊启迪负事故全部责任，舒芬及冯英无责，本案的损失应该按照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进行判决。冯英未戴头盔的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关联性，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冯英也没有任何影响舒芬安全驾驶的过错行为。因此，在本案中我方不应当对该交通事故承担任何责任。该事故中责任划分是舒芬和樊启迪，我方认为樊启迪应该承担事故的80%的责任，舒芬承担20%的责任。舒芬针对冯英的上诉辩称，冯英认为两上诉人无责的意见我方无异议，但是我们认为冯英应该承担20%的责任。樊启迪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冯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舒芬、樊启迪支付冯英损失541227.78元；二、判令舒芬、樊启迪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1月5日20时左右，舒芬驾驶承载着冯英（未戴头盔）的无号牌二轮电动车，沿兴城大道由南往北行驶，行驶至兴城大道(103省道陡埠路口至兴七路口)与兴二路交叉路口处时，交通信号灯为红色，舒芬违反交通信号通行规定驾驶二轮电动车直行通过，遇樊启迪驾驶的无号牌二轮电动车(沿兴二路由东往西行驶)，因避让不当，导致两车相撞，造成两车受损，冯英受伤，住院治疗40天用去医疗费176417.73元。经武汉市公安局武汉经济开发区(汉南区)交通大队2018年11月27日作出鄂公交认字【2018】第42010812018000017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樊启迪同责，舒芬同责，冯英无责，当事人复核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汉经济开发区(汉南区)交通大队2019年1月29日作出鄂公交认字【2018】第42010812018000017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舒芬无责，樊启迪全责，冯英无责，并撤销原事故认定书。樊启迪申请重新鉴定后经法院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同济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20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冯英所受伤，评定其精神伤残程度为八级，建议其多等级伤残赔偿指数为0.32，建议给予后期治疗费5000元，自受伤之日起给予误工期270日，护理期150日，营养期120日。冯英诉前支付鉴定费合计4400元，进行重新鉴定时支付CT费用366元。对冯英因本案交通事故导致的相关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条款及相关统计数据予以核实，作如下分析：1、医疗费176417.73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40天×50元/天=2000元3、后期医疗费5000元4、营养费120天×50元/天=6000元5、伤残赔偿金34455元/年×20年×0.32=220512元6、护理费150天×38897元/年÷365天=15985.07元7、误工费270天即9个月×4150元/月=37350元8、交通费法院结合冯英病情治疗情况及鉴定的次数，酌情认定1000元9、精神抚慰金6400元10、其它损失鉴定费10166元。（4400元+5400元+366元）以上损失共计480830.8元。案发后，舒芬在冯英住院期间支付了医疗费8000元。另查明，樊启迪支付了重新鉴定费54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本案中，武汉市公安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交通大队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的第42010812018000017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为复核之后重新作出，因樊启迪逃逸认定其全责，原认定舒芬同责、樊启迪同责的认定书被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处载明“舒芬驾驶与驾驶证载明不相符合的无号牌二轮电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规定，红灯时通过路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樊启迪驾驶与驾驶证载明不相符合的无号牌二轮电动车……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既没有报警，也没有保护现场，而是自行离开，其行为违反了……”，结合樊启迪提供的事发时的交通录像光盘，舒芬闯红灯行为为事实且明显是有过错的，而樊启迪是离开现场并没有故意破坏、伪造现场及毁灭证据的行为，对于冯英未戴头盔的行为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规定，对侵权结果的发生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规定，经综合分析，冯英应对事故导致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樊启迪及舒芬各承担40%责任，其应在各自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即樊启迪承担192332.32元，舒芬承担192332.32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樊启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冯英经济损失186932.32元（已扣减樊启迪垫付的第二次鉴定费5400元）；二、舒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冯英经济损失184332.32元（已扣减舒芬支付的医疗费8000元）；三、驳回冯英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06元，樊启迪及舒芬各承担1202.4元，冯英承担601.2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经武汉市公安局武汉经济开发区(汉南区)交通大队2018年11月27日作出鄂公交认字【2018】第42010812018000017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樊启迪同责，舒芬同责，冯英无责，当事人复核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汉经济开发区(汉南区)交通大队2019年1月29日作出鄂公交认字【2018】第42010812018000017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舒芬无责，樊启迪全责，冯英无责，并撤销原事故认定书。因该交通大队首次做出事故处理的民警与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回重新调查后第二次做出事故处理的民警为相同两个人，该行政行为存在程序违法。结合樊启迪提供的事发时的交通录像光盘，舒芬闯红灯行为为事实且明显是有过错的；而樊启迪是离开现场并没有故意破坏、伪造现场及毁灭证据的行为。对于冯英未戴头盔的行为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规定，对侵权结果的发生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规定，一审法院结合查明事实与现有证据，依法推翻交通大队第二次做出的事故认定书，对双方的责任比例予以调整，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确定冯英应对事故导致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樊启迪及舒芬各承担40%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故对冯英、舒芬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冯英、舒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6元，由冯英负担1503元，由舒芬负担15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钧审判员  张剑审判员  李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张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