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78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龚元海，男，197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艳超，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熠宗，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明心教育培训中心，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法定代表人：刘嘉，该中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雾晴，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龚元海与被上诉人武汉明心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明心培训中心）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龚元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艳超、龚熠宗，被上诉人明心培训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雾晴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双方当事人申请调解期间依法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元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龚元海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真实情况如下：一、2018年11月份，明心培训中心未向龚元海支付汉口校区和武昌校区两份秋季代课金工资，该代课金工资以往由明心培训中心法定代表人的配偶叶林发放。二、2018年12月28日，明心培训中心再次克扣龚元海基本工资。三、2019年1月3日，龚元海与明心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刘嘉沟通关于工资被扣发事宜，刘嘉拒绝支付。龚元海提出因工资问题要求休息一段时间，此后没有再上班。因龚元海多次沟通协商离职补偿事宜，明心培训中心将龚元海微信及电话拉黑，不通知龚元海参与年会，通过各种手段排挤龚元海。四、2019年2月19日，明心培训中心将龚元海移出工作群。五、2019年2月25日，龚元海因明心培训中心扣发基本工资和代课金工资，被迫寻找新工作地点。六、2019年3月1日，龚元海发现其社保停缴，因社保断缴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与明心培训中心邱汉生校长沟通。龚元海此时的目的仅仅是想让社保不被断缴，顺带问了关于离职补偿的事情。龚元海当时提出的离职补偿要求是：要么支付经济补偿金、要么缴纳社保到退休。社保机构要求必须办理离职手续后才能办理社保转出手续。龚元海提出明心培训中心先出具一份离职手续协助龚元海办理社保转出事宜，以后再协商经济补偿事宜。此时明心培训中心主动提出只要龚元海写辞职报告后就协商解决离职事宜。基于对明心培训中心刘嘉、邱汉生的信任，龚元海以为只要交了辞职信明心培训中心就会与其具体协商经济补偿事宜，且提出了确定协商时间即2019年3月5日、6日。六、2019年3月3日，龚元海再次电话联系邱汉生校长。由于龚元海是第一次写辞职信，与邱汉生校长多次沟通，邱汉生要求辞职信按其陈述内容书写，且对支付武昌校区秋季代课金工资等事宜有过明确表态。七、2019年3月5日，明心培训中心的邱汉生校长称龚元海的社保还在缴纳，代课金工资也会支付，但经济补偿的具体金额需要慢慢协商。龚元海才在明心培训当面书写了《辞职信》，辞职信内容与邱汉生校长电话录音多次强调的内容一致。八、2019年3月6日，明心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刘嘉在《辞职信》上签字，同日邱汉生校长通过微信向龚元海支付1,080元，称该费用是武昌校区秋季代课金工资。此后，明心培训中心未与龚元海协商经济补偿金事宜，但是社保一直缴纳至2019年6月，也未要求或者告知龚元海办理转出社保的手续。龚元海认为明心培训中心继续缴纳社保的行为是同意按照龚元海最初提出的缴纳社保至退休的补偿方案，未提出异议，也未要求转出社保账户。至此，龚元海与邱汉生校长提到的所有安排均已履行或正在履行。龚元海与明心培训中心之间的口头离职协议：龚元海按照明心培训中心的要求提交《辞职信》，辞职信完全按照明心培训中心的要求书写，明心培训中心向龚元海支付代课金工资，并缴纳社保至退休。九、2019年9月，龚元海发现社保已经于2019年6月后停缴，与明心培训中心沟通，明心培训中心却对其作出的所有承诺均矢口否认。明心培训中心的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一审龚元海提交的证据录音内容及明心培训中心提交的《辞职信》均是本案的关键证据，应当充分结合录音内容与辞职信载明的内容查明事实。《辞职信》的出具、内容以及法律意义均违背龚元海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录音证据产生的时间及内容，足以证明明心培训中心的答辩内容互相矛盾。首先，《辞职信》的出具违背龚元海的真实意思表示。龚元海是因为发现社保被停缴后，希望转出社保。但是社保机构要求必须有离职手续才能转出社保，因而龚元海提出要求明心培训中心先出具一份办理离职手续的材料帮助龚元海办理社保转出手续。龚元海实际上是明确知晓离职是应当有补偿的，并且多次向明心培训中心提出过补偿事宜。若非邱汉生校长称龚元海要先“写个东西”才能办理离职手续以及谈离职补偿，龚元海根本不可能在明心培训中心2019年2月19日将龚元海踢出了工作微信群，同时扣发龚元海的基本工资和代课金工资、又停发两个月基本工资和代课金工资的情况下，主动写出一份“辞职信”，还得一直找明心培训中心约时间，想尽办法要交给明心培训中心。《辞职信》的内容明显不是龚元海的真实意思表示。2019年3月3日，龚元海再次电话联系邱汉生校长。由于龚元海是第一次写辞职信，问邱汉生校长：“我要不要把辞职报告写个文本发到你手机上面啊？”此时龚元海已经写了一份电子版的辞职信，里面详细描述了自龚元海200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龚元海与明心培训中心之间的全部事情，还包括龚元海以后的规划和对明心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刘嘉的感激以及协商经济补偿等等事项。但是邱汉生校长却坚持要龚元海按照其指明的内容书写。若非邱汉生校长要求龚元海先“写个东西”才能办离职以及谈离职补偿，并多次向龚元海强调辞职报告的内容，要求龚元海按照其要求写辞职信，龚元海根本不可能向明心培训中心提交一份内容为“本人在明心工作十多年，家庭负担重，还贷压力大，特辞职！”的辞职信。出具该内容形式辞职信的法律意义违背龚元海的真实意思表示。假如龚元海出具的该份辞职信是龚元海的真实意思表示，将会产生两个重要的法律后果，其一是龚元海与明心培训中心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其二是龚元海放弃此后向明心培训中心索要离职补偿的权利。一审中明心培训中心答辩称，该份《辞职信》是真实的，是2019年2月28日龚元海向明心培训中心递交的，是龚元海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明心培训中心却又在庭审中认可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其答辩内容明显是互相矛盾的。录音证据产生时间是2019年3月1日和2019年3月3日。在录音内容中，龚元海多次要求协商离职补偿事宜，如果龚元海已经于2019年2月28日递交了辞职信，放弃了离职补偿，不可能在递交辞职信后的2019年3月1日又向明心培训中心提出离职补偿的要求。如明心培训中心已经于2019年2月28日收到辞职信，邱汉生校长也不可能在2019年3月1日和3月3日的通话中多次要求龚元海先“写个东西”才能办离职以及谈离职补偿，并多次向龚元海强调辞职报告的内容，要求龚元海按照其要求写辞职信。龚元海辞职信的内容与邱汉生校长所要求的辞职报告内容高度一致，足以说明截至2019年3月3日，龚元海没有递交辞职信。明心培训中心的答辩以及当庭陈述明显互相矛盾，不应予以采信。《辞职信》结合其他事实存在多处明显不符合常理之处。辞职信不可能2019年2月28日书写提交，邱汉生校长向龚元海支付武昌校区代课金时间是2019年3月6日，明心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时间是2019年3月6日，显不符合常理。辞职信实际提交日期应为2019年3月5日。龚元海出具《辞职信》时明心培训中心扣发龚元海的基本工资和代课金工资，而且明心培训中心已经于2019年2月19日将龚元海踢出了工作微信群。即便龚元海于2019年2月25开始重新寻找工作机会，但是结合龚元海录音证据中向邱校长要求沟通离职补偿的情况，龚元海不可能无缘无故专程向明心培训中心出具一份完全放弃自身权益的辞职信，明显不符合一般常理。《辞职信》提交后，明心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3月6日在辞职信上签字，明心培训中心的邱汉生校长于2019年3月6日向龚元海支付武昌校区代课金工资，说明明心培训中心已经知晓辞职信及龚元海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但此后明心培训中心仍然为龚元海缴纳了四个月的社保。正常情况下劳动者主动提出离职的，用人单位会立即停止缴纳社保；龚元海在录音中也多次提出因社保被停缴，要求转出社保，然而在辞职信提交后龚元海再也没有向明心培训中心提出过要求转出社保的要求。上述事实明显不符合常理。正常逻辑是因为在协商离职补偿时，龚元海明确提出过社保持续缴纳至退休的方案，明心培训中心承诺继续为龚元海缴纳社保至退休，龚元海才因此递交完全放弃自身权利的《辞职信》。《辞职信》上载明“武汉明心教育培训中心校领导：本人在明心工作十多年，近因家庭负担重，还贷压力大，特辞职！”明显不符合常理。结合录音内容，龚元海明知有权主张离职补偿，越是经济压力大的情况下，越不可能放弃自己合法合理的离职补偿。足以说明明心培训中心以书写该内容的辞职信作为支付经济补偿的前提，并承诺缴纳社保的情况下，欺诈龚元海按其要求书写的。龚元海2019年2月25日允许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招生宣传，因明心培训中心将龚元海拉黑，并于2019年2月19日将龚元海移出微信工作群。该宣传违背教育培训行业规律，龚元海因明心培训中心的冷漠态度，被迫找其他教育机构合作。教育培训行业春季课程公布宣传时间往往是远远早于开课时间的，一般达到二至三个月。而龚元海找“一乐教育”的宣传时间，距离开课仅剩11天，明显不符合教育培训行业规律和一般常理。明心培训中心称龚元海早已与“一乐教育”合作的说法明显违背教育培训行业逻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未考虑事实发生的原因，以部分案件事实作为裁判依据。一审法院不准许龚元海提交的《关于笔迹鉴定申请》错误，龚元海所做陈述均是在其认知范围内所记得的事实，不能仅凭龚元海陈述违背常理而认可《劳动合同》的效力。《劳动合同》上的落款签字与龚元海平常的书写习惯完全不同，该份证据不真实。现龚元海再次请求二审法院对《劳动合同》上的落款“龚元海”笔迹形成时间以及该笔迹与《辞职信》落款的同一性均进行鉴定。虽无直接证据证明龚元海与明心培训中心至少从2003年10月起就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龚元海陈述均是事实，一审提交的第二、三、四组证据均可佐证事实劳动关系存续。明心培训中心辩称龚元海于2009年1月1日入职明显是虚假陈述。1月1日元旦是法定节假日。明心培训中心提交的《劳动合同》以及五份《续订变更劳动合同》上的签署日期均是1月1日，明显不符合一般常理，不可能年年都专程放弃法定节假日签署劳动合同以及续订变更劳动合同。结合明心培训中心于2008年6月开始为龚元海缴纳社保，至少明心培训中心答辩所称2009年1月1日入职明显隐瞒与欺骗。龚元海与明心培训中心终止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应计为25,350元。明心培训中心向龚元海支付的工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明心培训中心通过龚元海中国银行的工资卡按月支付的基本工资；第二部分是明心培训中心按其教学周期根据龚元海实际教学的课程总数计算的代课金工资，通过明心培训中心法定代表人的配偶叶林（包括两笔由武昌校区财务董璇）的个人账户向龚元海招商银行的银行卡支付,代课金工资每年支付不少于五次。经核算，龚元海与明心培训中心终止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应计为25,350元。[月平均工资=（基本工资总额140,634+代课金工资总额163,570元）÷12个月=25,350元]。明心培训中心应当向龚元海支付经济补偿。明心培训中心未支付本应于2018年11月份支付的秋季代课金工资,又于2018年12月扣发基本工资，此后停发基本工资，并于2019年2月19日将龚元海移出工作群，迫使龚元海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因明心培训中心未及时足额向龚元海支付劳动报酬，欺诈龚元海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劳动者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明心培训中心也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明心培训中心应当向龚元海支付赔偿金、代通知金。明心培训中心假借协商经济补偿，以欺诈的方式诱使龚元海按其要求书写辞职信，通过许诺经济补偿的形式诱使龚元海放弃合法权利，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严重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明心培训中心通过欺诈龚元海出具《辞职信》的方式免于支付巨额经济补偿金，严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明心培训中心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龚元海陈述的上诉理由不符合实际情况，且与一审庭审查明事实不一致，双方已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在一审庭审中出示了合同原件及续订劳动合同原件。劳动合同及续订劳动合同系装订在一册的证据，劳动合同的最后一页与续订劳动合同的第一页为一张纸的正反两页，龚元海称其续订劳动合同均为其本人签署没有异议，其第一次签订续订劳动合同时是明知其前期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第一份劳动合同时间久远，有可能存在同事代签情况，但龚元海对劳动合同多次续订等于对签订前期劳动合同的追认。龚元海一审庭审自认其于2019年1月起未到明心培训中心提供劳务，根据其工作内容安排，其秋季课程结束时间是2019年年前，有课程安排的情况下无故不到明心培训中心提供劳务擅自离职并到一乐教育就职。龚元海2019年2月28日向明心培训中心递交辞职信，双方就劳动关系解除已达成合意。龚元海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龚元海一审诉请：1.确认龚元海与明心培训中心2003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明心培训中心向龚元海支付2003年10月至2004年8月期间11个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78,850元；3.明心培训中心向龚元海支付2003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11,200元；4.明心培训中心向龚元海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工资15,200元；5.明心培训中心向龚元海支付未提前通知劳动者的代通知金25,350元；6.明心培训中心向龚元海支付2003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5,600元；7.明心培训中心向龚元海支付2018年12月应付基本工资差额4,895元。一审审理查明，明心培训中心于2003年12月26日登记成立，系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开展中小学教育培训业务。龚元海称在明心培训中心成立前已开始为其提供劳动，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开始时间为2003年10月，并提交了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研究学术交流会代表留影、论文、代表须知、通讯录、湖南师范大学信息公开告知书佐证。明心培训中心对上述证据中的留影和告知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称仅能证明龚元海曾参加过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研究学术交流会；明心培训中心对其他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指出该组证据无法达到“龚元海早在2003年10月开始与明心培训中心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目的，称龚元海于2009年1月1日才入职，并提交了一份起始日期为2009年1月1日的一年期限劳动合同以及五次续订劳动合同页予以证明。龚元海承认续订合同页中的五处签名均系本人所签，但对起始日期为2009年1月1日劳动合同落款处的签名不予认可，称并非本人签署，坚称在职期间双方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龚元海称劳动合同并非本人所签，自己从未见过该劳动合同文本，但却承认与明心培训中心先后五次续签劳动合同，加之该合同文本落款页的反面即双方于2010年1月1日第一次续签合同页，龚元海的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即便该合同文本非龚元海本人所签，龚元海对于与明心培训中心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也并无异议。但合同约定的起始日期并不直接等同于劳动关系建立日期，明心培训中心自2008年6月开始为龚元海缴纳社保，结合其所称龚元海于2008年6月开始接受明心培训中心培训的事实，认定双方于2008年6月已存在劳动关系。并无证据证实在此之前明心培训中心向龚元海支付劳动报酬或对龚元海进行管理的事实，故对于龚元海主张双方在2008年6月之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意见，不予采信。龚元海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明心培训中心最早向其发放工资时间为2009年4月。2017年12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龚元海实发工资数额为11,720.31元/月。2018年12月28日明心培训中心向龚元海发放了当月工资6,824.60元。龚元海完成了2018年12月份的授课工作后，未继续为明心培训中心提供劳动。2019年2月28日，龚元海向明心培训中心提交了离职信，内容为：“本人在明心工作十多年，近因家庭负担重，还贷压力大，特辞职。”明心培训中心法定代表人刘嘉于2019年3月6日书面予以批准。明心培训中心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2月28日解除。明心培训中心为龚元海缴纳社会保险直至2019年6月。明心培训中心称龚元海在离职前已进入同为教育培训机构的单位工作，为此提交了“一乐教育”的招生宣传材料，介绍龚元海为“现任一乐教育正心数学负责人”。龚元海辩称因明心培训中心停发工资自己为生计所迫才在2019年2月提供个人信息供“一乐教育”宣传，但至今仍未正式办理入职该单位的手续。龚元海否认其亲笔书写的离职信的真实性，主张上述离职信系受明心培训中心欺诈所写，但其提交的录音内容达不到上述证明目的，亦无其他证据印证，结合龚元海同一时间已允许其他教育机构将其作为教学负责人进行招生宣传的事实，对龚元海的上述诉讼意见不予采信，对离职信的证明力予以确认。2019年10月25日，龚元海提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确认与明心培训中心自2003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向其支付2003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78,850元、2003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811,200元；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工资152,100元、未提前通知劳动者代通知金25,350元、2003年8月至2019年6月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405,600元、2018年12月28日的应付工资4,895元。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岸劳人仲裁字【2019】第1298号《仲裁裁决书》，确认龚元海与明心培训中心在2008年6月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支付2018年12月工资差额4,895元；驳回了龚元海的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明心培训中心应向龚元海支付2018年12月份工资差额4,895元的仲裁结果，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根据查明的事实，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自2008年6月开始。龚元海于2019年2月28日申请辞职，明心培训中心于2019年3月6日批准，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达成合意，综上，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8年6月至2019年3月6日。此后，仅凭明心培训中心继续为龚元海缴纳社保的单一行为不足以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仍存续。龚元海完成了2018年12月份的授课任务后，未再为明心培训中心提供劳动，现其要求明心培训中心支付2019年1月之后的工资，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龚元海以“家庭负担重，还贷压力大”的个人原因主动申请离职，故对龚元海主张的经济补偿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以及代通知金，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龚元海主张2003年10月至2004年8月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无事实基础，不予支持，即便龚元海主张的为入职满一个月次日起至满一年期间的11个月工资差额，因明心培训中心已提出有效的时效抗辩，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龚元海与明心培训中心于2008年6月至2019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明心培训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龚元海支付2018年12月工资差额4,895元；三、驳回龚元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龚元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明心培训中心官网课程安排（附龚元海整理的关于课程安排的补充说明），证明目的为教育培训行业春季课程公布宣传时间远远早于开课时间，而龚元海找“一乐教育”的宣传时间，距离开课仅剩11天，明显不符合行业规则和常理。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龚元海完全是因为明心培训中心扣发基本工资及代课金工资，又于2019年2月19日被移除微信工作群之后被迫匆忙寻找新工作。二、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证明目的为录音证据中描述的内容实际履行。三、龚元海代理人龚熠宗的获奖证书。证明目的为佐证龚元海自2003年10月起就开始在明心培训中心工作，与明心培训中心存在劳动关系。明心培训中心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该证据并非新证据，不符合新证据规则，达不到龚元海所述证明目的。一乐教育并非本案当事人，其课程安排及宣传时间，龚元海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本案审理过程中龚元海认可其至少2019年2月就到一乐教育建立劳动关系并在其官网上进行了对外宣传，可知其实际洽谈及沟通时间可能更早，龚元海2019年1月开始未到岗工作。转账记录中的内容当庭无法核实。获奖证书只能证明案外人龚熠宗曾于2005、2007年在明心培训中心参加了学习，达不到龚元海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联性。经审核，本院对以上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与本案的关联性以及是否采信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客观事实综合审查判断。二审庭审中，龚元海明确要求只对劳动合同上落款“龚元海”与辞职信落款的笔迹同一性进行鉴定。一审中，明心培训中心已自认劳动合同上落款“龚元海”可能存在同事代签的情形，龚元海的鉴定申请已无必要，本院依法不予准许。二审中，龚元海认为明心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刘嘉知道龚元海2003年入职，及2019年1月3日起明心培训中心拒绝向龚元海支付基本工资、拒绝与龚元海协商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2月19日龚元海被移出微信群，《辞职信》产生的相关背景等事实向本院提交通知证人出庭申请书，请求本院通知证人刘嘉出庭作证，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决定通知证人刘嘉到庭并向刘嘉邮寄了证人出庭通知书，证人刘嘉在收到证人出庭通知书后未到庭。二审中，向本院提交调查令申请书，申请本院开具调查令调查龚元海2005年1月14日在中信银行办理个人借款合同时提交的贷款资料及档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允许其申请，并于开庭前向龚元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送达了调查令，要求调查令的持有人在本院规定时间内依据调查令的方式调取相关资料，调取相关资料后及时反馈本院，本院将就调查令所调查收集的资料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龚元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在本院规定时间内反馈所调取的相关资料，亦未向本院说明合理原因。本院认为，二审中，龚元海明确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不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系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关于龚元海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问题。龚元海主张其至少于2003年10月起即与明心培训中心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一审已对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达到该项证明目的进行了充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龚元海二审提交的其子龚熠宗获奖证书也只能证明龚熠宗2005年、2007年在明心培训中心参加过竞赛，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二审中，龚元海申请本院开具调查令调查在银行办理个人借款合同时提交的贷款资料及档案，通常来讲，贷款资料中会有相应的工作证明、银行流水等，龚元海意图通过上述资料佐证一审认定的入职时间错误，但龚元海并未在本院规定时间内反馈所调取的相关资料，亦未向本院说明合理原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理，龚元海申请证人刘嘉出庭作证，证人刘嘉在收到证人出庭通知书后未到庭，龚元海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龚元海与明心培训中心自2008年6月开始存在劳动关系作出认定，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龚元海主张2003年10月至2004年8月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无事实基础，不予支持，即便龚元海主张的为入职满一个月次日起至满一年期间的11个月工资差额，因明心培训中心已提出有效的时效抗辩，亦不予支持。关于劳动关系的终止时间，本院另行对《辞职信》的内容、效力等进行认定后，予以认定。龚元海上诉主张《辞职信》系明心培训中心假借协商经济补偿，以欺诈的方式诱使龚元海按其要求书写，通过许诺经济补偿的形式诱使龚元海放弃合法权利，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龚元海提交的证据均是录音或基于其认为的“常理”进行的推断，而明心培训中心提交的辞职信确系龚元海亲笔书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我国确立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同时，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标准，也作了灵活性规定，对于特殊的情况可以作不同于一般标准的特别规定，也即对于一些特殊的事实认定，可以规定高于或低于一般证明标准的规定。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该规定明确了对于当事人主张的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事实，确立了高于一般证明标准的规定，即需达到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和标准。故一审认定龚元海提交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辞职信》的证明力予以确认，于法有据。二审中，龚元海提交的课程安排、微信交易明细也不足以达到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龚元海的上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6日明心培训中心批准龚元海辞职而解除，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龚元海自认其完成了2018年12月份的授课任务后，未再为明心培训中心提供劳动，现其要求明心培训中心支付2019年1月之后的工资，无事实依据。龚元海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代通知金，因其申请辞职，无法律依据。一审对龚元海的上述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龚元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海波审判员  陶 歆审判员  陈 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法官助理廖正国书记员徐梦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