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陕02民终37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晓玲，女，汉族，住陕西省宜君县，该村村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青，北京浩天信和（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谢振江，男，汉族，住陕西省宜君县，该村村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玲，女，汉族，住陕西省宜君县，系谢振江之妻。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晓辉，男，汉族，住陕西省宜君县，该村村民。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中勤，男，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该村村民。    上诉人杨晓玲、谢振江因与被上诉人杨晓辉、刘中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宜君县人民法院（2020）陕0222民初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晓玲、谢振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杨晓玲、谢振江从2009年开始至2017为刘中勤的委托代办，刘中勤及其家人在石堡村设立苹果收购处，果某甲前期查看果某丙的果园，负责现场苹果的验收情况、付款情况及苹果的拉运情况，苹果采摘季节过后离开当地市场，为了果某丙果某甲的方便，后期苹果的尾款支付情况、收购点房租等费用的支付情况，委托代办处理。代办按照果某甲要求完成工作，收取代办费即劳务费。“代办”法律意义很清楚即为代劳、代理，涉案事实及上诉人提交的多份证据及当地交易习惯亦能证明为代劳、代理的意思，并不包含转卖的意思，事实上也不存在“转卖”的关系，更不存在赚取苹果差价这一事实。2.杨晓玲、谢振江虽曾向刘中勤及其妻子主张代办费及果某乙84万多，双方调解结案案号为（2019）陕0222民初311号，仅为刘中勤及其家人欠付杨晓玲、谢振江2014、2015、2016年代办费及垫付的苹果某乙，并不包含涉案杨晓辉2017年的苹果某乙。杨晓辉为权利人，杨晓玲、谢振江无权在主张自己代办费及垫付款时与刘中勤及其妻子调解杨晓辉的款项，不存在一审认定的“果某丙和代办结算，由代办支付果某乙的义务，客商即本案的刘中勤只对杨晓玲结算”，这一认定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3.收款收据上虽是杨晓玲和谢振江在收款人处签名，但杨晓玲、谢振江并不是购买人，果某甲现场验收评估质量并谈好价格后，委托代办核对数量向果某丙出具收款收据，果某丙对果某甲的身份是清楚的。杨晓辉也多次向刘中勤催要果某乙，只是误信将果某乙支付杨晓玲，杨晓玲和谢振江不是买卖合同的购买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结合本案被上诉人杨晓辉对这一事实清楚明了，并多次向果某甲催要果某乙，涉案买卖合同直接约束二被上诉人，应由被上诉人刘中勤承担付款义务。   杨晓辉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我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卖苹果，上诉人向我们出具收款收据，上诉人欠我15000元，打了借条。2019年杨晓玲和刘中勤打官司要收款收据，杨晓玲就把最初打的收据要回去重新出具了10716.5元的收据，给王某某出了4284元的收据，收据上有杨晓玲和谢振江的签字。我和王某某是夫妻。   刘中勤辩称：我在宜君收苹果、杨晓玲、谢振江是我的代办，收苹果的费用和货款全部都是和杨晓玲结账。从2009年到2017年，我没有和果某丙实际结算，都是杨晓玲和果某丙结算。我和杨晓玲之间的代办是大包，大包是人员工资、劳务费、果某乙全部,都是我和杨晓玲、谢振江结算。2019年在宜君法院的调解书，其中的821450元款项，是2014年到2017年，我和杨晓玲的代办费和果某乙的款项，这部分钱主要是收果某丙的果某乙，我当时给杨晓玲打的84万元欠款，就是果某乙和代办费。   杨晓辉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苹果某乙10716.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就诉讼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收款收据一张，原告提供该证据为证明被告欠付苹果某乙的事实，被告质证为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条据为收款收据，并在右上角注明园子，收款人杨晓玲，该收款收据并不是杨晓玲向杨晓辉出具的欠条，该收条为杨晓辉与刘中勤谈好的整园出卖苹果，签订苹果购销合同后，杨晓辉将刘中勤谈好的苹果大小及数量拉至刘中勤的收货点，杨晓玲仅按照刘中勤的要求核对数量，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苹果的数量。经查，该证据“名称为收款收据，编号37XXXXX，客户名称杨小辉，项目70#以上200件×20斤+5斤×2.50,65#40件×22斤×0.80元，右侧备注10012.5、704/10716.5，收款人：杨晓玲”，结合庭审调查的事实以及宜君当地收购果某丙苹果出具债权凭证的形式及与本案同类案件其他当事人的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虽名称不是欠条，但确为原告出售苹果时，收购人出具之债权凭证，另结合本院依据职权调取的（2019）陕0222民初311号案件材料，杨晓玲在2019年曾以原告身份向刘中勤、刘某某主张苹果某乙及代办费，其与刘中勤的结算日期为2018年10月20日，现杨晓玲又提出该笔苹果某乙仍然应由刘中勤承担给付义务，不符实际。对该证据予以确定，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对杨晓玲提供的证据：证据1、刘中勤在宜君县人民法院的谈话笔录，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定，该谈话笔录为（2019）陕0222民初311号案件调解书生效后，刘中勤未按照约定向杨晓玲履行，杨晓玲申请执行，本院执行局对刘中勤的谈话笔录，对该谈话笔录中刘中勤说自己为收货老板，杨晓玲是我的“代办”的内容，杨晓玲、谢振江据此主张刘中勤应向果某丙给付苹果某乙自己只是代办赚取劳务费，显然存在咬文嚼字混淆是非之，该案中杨晓玲向刘中勤主张权利时在诉状中陈述即是主张苹果某乙亦主张代办费，是为宜君当地民间称呼的“大包代办”，现原告向其主张权利，自己又成了仅仅是提供劳务的代办人，前后矛盾，对该证据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证据2、被告提供的支付宝截图，内容不全，不予确定；苹果纸箱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从该纸箱判断债权债务归属，销货清单，被告陈述为刘中勤的发货清单，经查该清单无任何当事人签字或刘中勤签字，真伪难辨，即使是刘中勤的发货清单，从该清单记载内容来看为收购苹果的大小型号、箱数、件数等内容，而该发货清单为被告持有，恰恰印证了刘中勤与其合作过程中，只是统计苹果大小型号，数量，并不一一对应果某丙，同时印证了果某丙的苹果某乙结算为杨晓玲或者谢振江，结合本次诉讼中，其他同类另案原告提供的收款收据有杨晓玲出具，也有谢振江出具，而两人为夫妻关系，恰恰也说明两人共同为刘中勤“代办”收购苹果，而此所谓代办实际为转售，即以杨晓玲、谢振江之名义对外收购苹果，然后又转售刘中勤，刘中勤和杨晓玲结算，杨晓玲、谢振江对应果某丙结算出具收购凭据，向果某丙承担责任的事实。XX镇XX村XX村委会证明，为杨新孝出具，结合杨新孝的出庭证言，杨云平的出庭证言亦只能证明杨晓玲、谢振江与刘中勤合作作为“代办”在XX街道设点收购苹果的事实，而其对所谓“代办”的法律意义并不清楚，而该证言亦不能推翻作为果某丙的原告唯一且重要的债权凭证“收款收据”，故对被告方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供的张军仓、杨虎勤、吴小勇、杨寇军、田进生、杨小红的书面证明，一是上述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接受质询，二是上述证言结合杨新孝、杨云平的出庭证言亦不能达到被告方之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关于证据3、赵卫民，杨晓辉，赵文鹏，焦军民，焦军权，焦朋等人的苹果购销合同共55份，经查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确定。关于杨晓玲和杨晓辉2020年5月1日通话录音一份，该录音内容为杨晓辉与杨晓玲在通话中说到刘中勤找杨晓辉商议由其直接支付杨晓辉苹果某乙，杨晓玲从执行款中予以扣除，杨晓玲陈述只要刘中勤解决果某丙苹果某乙，剩下代办费都好说的内容，并不能证明为刘中勤应当承担原告杨晓辉的苹果某乙责任，若断章取义理解视为刘中勤同意给原告苹果某乙即认为刘中勤应当承担给付杨晓辉苹果某乙责任，那么该通话中杨晓玲又同意从其申请执行刘中勤案件扣除苹果某乙，并陈述只要给果某丙付了苹果某乙，其主张的代办费都好说，是否亦能理解杨晓玲亦认可自己应该给果某丙付苹果某乙，对双方为解决矛盾，沟通协调过程中的陈述且未能达成一致的协商意见不能作为责任主体认定的依据，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2019）陕0222民初311号案件中的民事起诉状、欠条、调解协议，予以确定，作为定案证据使用，该三份证据亦能证明，杨晓玲作为原告向刘中勤、刘某某（刘中勤之妻）主张苹果某乙及代办费时，双方已经结算截止到2018年10月20日，能够证明杨晓玲、谢振江与刘中勤、刘某某在收购苹果过程中形成的法律关系，即杨晓玲为“大包代办”即按照宜君当地交易习惯，其应当对果某丙承担支付苹果某乙之义务，客商即本案中的刘中勤只对杨晓玲结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1月，秋收季节，原告杨晓辉将其自家栽种苹果收获后，出售给杨晓玲，杨晓玲出具“收款收据”一张，确定金额为10716.5元，杨晓玲与其丈夫谢振江为刘中勤的“代办”，即杨晓玲、谢振江负责对外从果某丙处收购苹果，再转售刘中勤，赚取苹果差价，同时也为客商刘中勤提供一定的劳务，刘中勤付一定的劳务费。现原告自苹果出售后，多次向被告杨晓玲、谢振江索要，均未果。另查明，杨晓玲曾于2019年在本院以其本人为原告向刘中勤、刘某某提起诉讼，主张苹果某乙及代办费，在审理过程中双方确定苹果某乙及代办费共计821450元，刘中勤、刘某某分期向杨晓玲给付，至今未给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原告方的债权凭证虽存在瑕疵，但考虑到宜君当地收购苹果的交易习惯和“代办人”出具债权凭证的常用票据，能够确定原告杨晓辉与被告杨晓玲、谢振江之间形成买卖关系，杨晓玲、谢振江夫妻在当地设点收购苹果并转售刘中勤从中赚取差价，其在享有向刘中勤主张权利的同时，亦肩负向果某丙承担给付苹果某乙之义务，现证据证明，被告杨晓玲、谢振江欠付原告苹果某乙10716.5元，原告向其两人主张事实充分，法律依据明确，应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杨晓玲、谢振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杨晓辉苹果某乙10716.5元；二、刘中勤不承担支付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元，减半收取63元（原告已预交）、由杨晓玲、谢振江负担。   二审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除杨晓玲对转售苹果有异议外，对一审查明其他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从宜君当地收购苹果的交易习惯和“代办人”出具债权凭证的常用票据，刘中勤陈述其与杨晓玲、谢振江之间的代办是大包，以及2019年刘中勤与杨晓玲在宜君县人民法院达成的调解协议来看，能够证实在实际履行中，是刘中勤向杨晓玲、谢振江支付果某乙和代办费，杨晓玲、谢振江向果某丙支付果某乙。现杨晓辉向杨晓玲、谢振江主张果某乙并无不当。杨晓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元，由上诉人杨晓玲、谢振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建安                               审 判 员  董敏                               审 判 员  吴娜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法官助理  郑况纳   书 记 员  孙倩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