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终10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基伟，男，196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浦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伯树，广西立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映东，男，196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浦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善堂，浦北县寨圩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韦基伟因与被上诉人李映东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浦北县人民法院（2020）桂0722民初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韦基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伯树，被上诉人李映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善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基伟上诉请求：1.撤销浦北县人民法院（2020）桂0722民初46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李映东对上诉人韦基伟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就涉案山岭桉木后期管理问题，双方从未有过任何口头约定。事实上，自2012年11月15日双方就第一期第一批木签订《卖木协议书》，到2013年3月22日被上诉人李映东起诉上诉人要求支付卖木款开始，双方关系已经闹僵，根本没有和睦协商的可能性。且生效的（2013）浦民初字第731号民事判决书已明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履行了实际出资义务而存在合伙事实，《卖木协议书》是双方合伙终止时最终结算依据，并不存在约定后期继续合作的口头约定可能。二、一审法院据以认定的事实依据是被上诉人李映东代理人与莫居权、张家松、李明响的通话录音及几个人签字《证明》，这两组证据，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关证据三性规定，没有其他相关证据证实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无论是原一审、二审及再审中，该三人未有合理理由前提下均未能到庭出庭作证并经双方质证，也未提供有相关收款收据及银行转帐凭证作证。而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上诉人与买木者韦某的《卖木协议》，有上诉人及韦某本人签名，证实涉案山岭第二批木卖木款应为26万元，按照证据效力规则，该《卖木协议》作为直接证据，证明力比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及《证明》更直观有效。一审法院在未有其他相关证据推翻上诉人提交的书面《卖木协议》情形下，以没有合法性的其他证据来确认涉案林木的卖木款，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明显不足。三、双方闹矛盾散伙后，自2012年11月至今，涉案“胜人头”和“牛头岭”的林木一直由上诉人单独投入管理，支出包括购买化肥农药、请人施肥伐木、看山管护等投入,上诉人提供了相应的票据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上诉人的投入是实实际际的。对第二批林木的投入成本。 应以上诉人实际投入成本为准，想当然地认为第一期投入成本与第二期投入成本完全相同，没有科学性、合理性。四、一审法院判决有违诚实信用及公平合理原则。一方面，按上诉人提交的《卖木协议》证实第二批卖木款所得为26万元，按上诉人提交的支出凭证证实第二批投入管理成本317300元，上诉人在第二批林木管理中是亏损的，按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伙关系未终结时，被上诉人作为共同合伙人，应对上诉人投入亏损承担分摊责任。另一方面，即使按原二审发回重审裁定，被上诉人李映东对第二批林木享有一定权益，即使认定第二批卖木款为38万元扣除成本后收益为262620元，在明确认定被上诉人对第二批林木没有参与管理没有任何投入的前提下，按利润对半分成比例分配，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五、一审法院判决程序违法。按原二审发回重审裁定理由，认为看山协议中约定了韦洪会看山的报酬，对查清第二批林木种植过程中韦基伟的投入成本有重要作用，是查明案件事实的必要证据，该证据的真实性与本案有关，一审判决不同意进行鉴定属程序违法。本案重审过程中，并没有对该事实进行认定处理，依然存在程序违法之处。 被上诉人李映东辩称，双方的合伙协议还没有终止，双方没有口头也没有书面约定要终止协议。第一次砍伐时被上诉人已经投资了金额，那么上诉人就按照被上诉人同等的投资金额投资就可以了，林木砍伐后扣除双方的投资金额后平均分配。退一步来说，即使上诉人没有投资，桉树自然生长也是可以砍伐，也是有利润收的。上诉人卖了38万元，按第一批林木的投资管理成本进行扣除后，剩余的双方对半分。 原告李映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131310元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6月20日，原告李映东与被告韦基伟共同承包了位于浦北县的山岭“胜人头”和“牛运岭”约150亩种植经济林木速生桉，承包期限为15年，租金每五年12500元。承包后，原告李映东先后投资了77180元、被告韦基伟先后投资他22850元进行第一期生产经营，双方所投资数额由原、被告签名进行确认。2012年年底，原、被告所种植的速生桉成材可以出卖。2012年11月15日，原、被告签订了《卖木协议书》，对双方的第一期合伙投资进行结算，并约定了卖木利益分成的计算方法。根据约定原告李映东应分得158400元。之后，双方为上述款项支付发生纠纷。原告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依法作出了（2013）浦民初字第73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履行了支付给原告款项158400元的义务。在第一批桉树采伐完结后，原、被告之间没有对第二批及后续收益作出过百分比分享的协议，对后期后续管理工作，只是口头讲过，第一批出资给桉木施肥是原告，现在第二批出资给桉木施肥由被告按第一批原告出资的同等金额负责管理。在本案涉案林木的种植管理过程中，原告并没有进行投资。事隔五年，所种植的150亩岭上活木桉树在采伐第一批后，第二代自然吐芽增长，达到第二次采伐收益期。2018年1月份，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该幅山岭共同种植享有的活林木整体卖给韦某、莫居权、张家松等合伙人砍伐，在合伙过程中，韦某因其个人资金紧缺自动退出，由李明响接替入伙。原告得知被告出卖第二批桉树后即找到被告，要求被告按之前约定分享权益，被告却置之不理。2019年1月3日，原告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支付126310元卖木款。在本案重审中，原告认为山租费用计算错误，应当以每五年12500元计算，故变更扣除的成本为117380元（1、山租费12500元；2、认可被告每年垫支购肥资金17028元×5年＝85140元； 3、人工费3948元×5年＝19740元），剩余总额部分平均分配，其请求被告支付卖木款应为131310元。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关于被告将第二批涉案的速生桉树卖给韦某、莫居权、张家松、李明响是以26万元出卖或是以38万元出卖的问题？韦某与被告韦基伟虽然签订了《卖木协议》，以其的名报比砍伐林木。但是，韦某却中途退出，其份额由李明响接管。从原告代理人与其的通话录音中已承认是以38万元购买，且与莫居权、张家松、李明响的录音记录和原告提供的《证明》内容一致，经原审法院调查李明响、张家松，均一致证实是以38万元购买，分几次付完木款，是经莫居权手给付被告的，被告在庭审中也承认收过莫居权给的款，但不记得多少了。因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应当收到了第二批涉案林木的卖木款为38万元。关于本案对涉案速生桉林木被告投入多少资金的问题。自砍伐第一批速生桉树后，原告并没有投入资金管理，但其认为应当按原、被告双方约定由被告投入，之后扣除成本，共分利润，认为被告后期投入的资金应当参照第一批投入的同等资金进行计算，投入成本应当是117380元，且认为第二批林木护理比第一批林木较好管理，不需要人去看管，被告所提供的要人看管是不事实的。被告则认为其自2012年至2016年承包山岭期间全部投入化肥农药款为116300元、施肥人工费81000元，自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请人看管支出劳务费共12万元。经查，对第二批林木的投入，被告虽然提供了有关化肥农药收据（复印件）、施肥人工收据（复印件）、看山合同协议书，但没有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进行佐证，并且原告对此也不予认可。因此，原审法院很难认定被告对第二批林木管理的投入资金。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07年6月20日合伙承包了位于浦北县辖区内“胜人头”和“牛运岭”的山岭种植速生桉150亩。 承包期15年。第一批林木砍伐后因利益分配问题，原、被告发生了争议，并诉诸法院解决了。第二批林木是在第一批林木砍伐后的基础上生长的，属于同一批树根，不是被告重新种植的。虽然原告在第二批林木的生长过程中没有投入成本，但不能认定原、被告的合伙关系终止。因此，其对第二批林木应享有一定的权益。对第二批林木的资金投入，被告虽然提供了管理林木投入的资金项目及支出数额，但没有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进行佐证，原告也不认可，故不能认定被告所主张投入管理的资金。但是，被告确实投入了资金进行管理。因此，原审法院对于被告第二批林木投入的资金只能参照第一批林木管理的支出来认定。原告认为参照第一期的投入成本为117380元比较符合实际，其意见应予采纳。故，原、被告第二批林木的利润应是262620元（380000-117380=262620元），原、被告各应分得131310元。被告已收取了第二批卖木款380000元，其应当支付131310元款给原告。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依法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被告韦基伟支付原告李映东卖木款131310元。案件受理费2826元，由被告韦基伟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申请了证人韦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证人向上诉人韦基伟买木，转手再卖给莫居权，上诉人韦基伟收到莫居权卖木款38万元，之后再从中拿出12万元给证人作为中介费。被上诉人李映东质证认为证人证言部分不是事实，上诉人韦基伟实际收取的卖木款系38万元。本院认为，证人证言能和2017年11月25日《卖木协议》相印证，且证人证言亦未否认上诉人收到莫居权交来38万元卖木款的事实，与莫居权、李明响和张家松通话录音的内容并不矛盾，由 此，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对一审判决书查明的无争议事实部分（第5-6页），除了“在第一批桉树采伐完结后，……现在第二批出资给桉木施肥由被告按第一批原告出资的同等金额负责管理。”外，其余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双方的合伙关系是否已经终止的问题。上诉人韦基伟与被上诉人李映东各自提供资金，共同种植、经营管理桉木，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但双方因第一批桉木的分成问题产生纠纷后，被上诉人李映东未再参与第二批桉木的投入、管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关于“个人合伙”的规定；且双方在分配第一批桉木的利润时，被上诉人李映东已经取回其投资入伙的全部资金，由此，不宜认定在诉争桉木的第二轮伐期内双方仍存在合伙关系。一审认定双方在第二批桉木种植中仍存在合伙关系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二、关于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支付131310元卖木收益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如上第一点所述，双方在第二批桉木的种植中已不存在合伙关系，被上诉人要求平分出卖第二批桉木所得利润于法无据。但鉴于速生桉树的种植确有其特殊之处，第二批林木系在第一批树根上生长起来的，林木的成材除了后期的培育和养护外，还有自然生长的因素，因此，从公平原则的角度，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进行适当补偿。二审中，上诉人自愿补偿30000元给被上诉人，综合考量第二批林木的收益及贡献率等因素，本院认为30000元补偿较为适宜，应予支持。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131310元卖木款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法院（2020）桂0722民初46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韦基伟补偿30000元给被上诉人李映东； 三、驳回被上诉人李映东的诉讼请求。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于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或向该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2826元，由上诉人韦基伟负担645.6元，被上诉人李映东负担218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26元，由上诉人韦基伟负担645.6元，被上诉人李映东负担2180.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成 审 判 员  赵斯婷 审 判 员  李彦君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法官助理  张海量 书 记 员  韦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