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兵02刑终6号 原公诉机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库尔勒垦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丽红，女，1982年出生。 辩护人邹山银，新疆鼎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库尔勒垦区人民法院审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库尔勒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原审被告人刘丽红犯诈骗罪一案，于2020年9月8日作出（2020）兵0201刑初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丽红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刘丽红，听取辩护人意见、检察机关的阅卷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3月至2018年2月，库尔勒义江园艺场向库尔勒市畜牧兽医局申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库尔勒义江园艺场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另案处理）、库尔勒义江园艺场养猪场的负责人赵某（王某的妻子，另案处理）安排被告人刘丽红虚报库尔勒义江园艺场生猪饲养量，将病死生猪照片重复排版使用，骗取补助资金。2016年1月至2月，库尔勒义江园艺场向库尔勒市畜牧兽医局申报死猪1172头，其中，实际符合国家补贴标准的死猪为127头，虚报病死生猪1045头，每头补贴80元，领取补助资金83600元；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库尔勒义江园艺场向库尔勒市畜牧兽医局申报死猪4505头，其中，实际符合国家补贴标准的死猪为847头，虚报病死生猪3658头，每头补贴60元，领取补助资金219480元；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库尔勒义江园艺场向库尔勒市畜牧兽医局申报死猪4464头，其中，实际符合国家补贴标准的死猪为959头，虚报病死生猪3505头，每头补贴60元，领取补助资金210300元，三年合计领取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513380元。 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认为，被告人刘丽红在明知库尔勒义江园艺场生猪实际饲养量及生猪实际死亡数量的情况下，仍然按照王某、赵某的安排，在申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时，虚报库尔勒义江园艺场生猪饲养量，并将病死生猪照片重复多次排版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帮助王某、赵某骗取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513380元，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刘丽红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刘丽红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公诉机关依据赵某制作的母猪圈存栏、转猪汇总表、肥猪圈存栏、销售汇总表、记录本等原始记录，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统计的四个养猪场生猪的实际死亡数量，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纳。被告人刘丽红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义江园艺场养猪场生猪的实际死亡数量远大于申报的生猪的死亡数量，不存在虚报生猪的死亡数量的辩解、辩护意见，首先，申报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死亡的生猪，必须符合相关规定，刚出生至断奶的死亡仔猪，不符合补助标准；其次，按照相关规定，必须对申报病死的生猪一猪一拍照，据实统计死亡的生猪的数量；第三，即使义江园艺场养猪场存在对符合条件的死亡生猪，不拍照、不统计、不申报的情况，也是义江园艺场养猪场自行放弃申报的权利，此部分死亡生猪，也不能按照相关规定申领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第四，义江园艺场养猪场申报的死亡生猪的照片中，存在大量的重复排版、一猪多拍的情况，申报生猪的死亡数量与实际死亡的生猪数量不符，属于弄虚作假，隐瞒猪场生猪实际死亡数量，虚报生猪死亡数量的行为。因此，对被告人刘丽红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刘丽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上诉人刘丽红的上诉意见：1.刘丽红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本人系义江园艺场员工，在本案中并未获利，只是领取工资，对养殖场的养殖情况并不清楚，该项工作都是赵某负责，上报的养殖数量是王某确定，死亡数量是根据各养殖场所报照片统计出来的。本案存在照片重复打印的情况，是因为照片数量太多，工作失误造成的。向库尔勒市畜牧局申报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工作都是受老板王某安排，故在本案中刘丽红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也不存在隐瞒真相的事实，应不构成诈骗罪。2.一审法院对刘丽红量刑太重。刘丽红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涉案行为是因为本人是公司员工，在特定环境中造成的。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刘丽红积极配合，应对其从宽处罚。另外刘丽红爱人系医务工作者，经常加班、值班，两个孩子较小正是成长教育的最佳时期，希望法院综合考虑，对刘丽红减轻处罚，让其早日回归家庭。 上诉人刘丽红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刘丽红不构成犯罪。1.刘丽红犯罪的主观故意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刘丽红明知库尔勒义园艺场生猪实际饲养量及实际死亡数量，无证据证实，属主观认定，与本案实际不符。2.一审判决认定虚报死亡生猪数量骗取补贴款的事实不存在，本案实际情况应是死亡的生猪数量多，申报补贴少。一审判决认定死亡生猪数量仅依据15张表格确定，但该表格并没有记录全部的死亡生猪，仅记录了部分保育阶段和育肥阶段的生猪死亡情况，不客观、不全面、不真实。该事实有相关证人证言证实。一审判决对15张表格中大量的仔猪和部分肥猪未作认定，其中2016年2170头、2017年1335头。本案义江园艺场符合补贴条件的生猪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应是7418头至8191头，2017年应是5491头至6609头，故按最低数量计算能够证明本案的指控不能成立。3.本案程序错误，诈骗罪一案自始没有报案、立案程序方面的手续，缺乏必要的法定程序。一审开庭时对在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实际死亡多、补贴数量少”的证据与有罪证据没有进行对照、质析。电子物证检验报告是否是在原始状态查封不确定，电脑文件中出现查封后的文档可能存在不是原始文档，的情况，对数据文件进行筛选可能存在没有移送无罪证据。综上，本案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刘丽红既没有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实施犯罪的客观行为，更没有非法占有一分钱，故公诉机关的指控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请求依法改判刘丽红不构成犯罪。 二审期间，本院将全案卷宗材料移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第二师分院（以下简称第二师检察分院）阅看，第二师检察分院阅卷后提出如下书面建议：1.刘丽红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首先刘丽红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符合诈骗罪的主体要件。其次，上诉人刘丽红系，并负责该猪场申报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具体申报工作，在申报过程中，明知义江园艺场生猪饲养量达不到125000／126000头，仍虚报生猪饲养数量，未认真履行申报的职责和义务，且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将同一死猪照片重复排版、打印，连续三年虚报养殖场规模与死猪数量，骗取国家补贴，其主观上系直接故意。第三，上诉人刘丽红在申报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工作中，不履行如实申报材料的职责和义务，反而接受王某安排采取一张照片重复排版使用，虚报养殖规模、死猪数量，帮助王某、赵某骗取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三人的客观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王某、赵某、刘丽红三人的上述行为，使库尔勒市畜牧局等单位基于错误认识将国家专项资金513380元拨付到库尔勒义江园艺场，致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上诉人刘丽红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依法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2.刘丽红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刘丽红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一审对其减轻处罚。刘丽红归案后不能如实供述，拒不认罪认罚，不构成坦白。一审判决综合全案事实及量刑情节，对刘丽红量刑适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上诉人刘丽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维持原判。2019年10月30日，第二师检察分院出具补充审查意见认为，同意第二师中级法院作出的（2020）兵02刑事终7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王某、赵某诈骗病死生猪补贴的犯罪事实及犯罪数额。建议对刘丽红诈骗一案予以改判，建议判处有期徒刑2-3年，对其不适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至2018年2月，库尔勒义江园艺场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另案处理）、库尔勒义江园艺场养猪场的负责人赵某（另案处理）安排被告人刘丽红虚报库尔勒义江园艺场生猪饲养量，将病死生猪照片重复排版使用，向库尔勒市畜牧兽医局申报，骗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2016年1月至2月，库尔勒义江园艺场向库尔勒市畜牧兽医局申报病死生猪1172头，其中，实际符合国家补贴标准的病死生猪为518头（母猪死亡20头、肥猪死亡107头、保育猪死亡391头），虚报病死生猪654头，每头补贴80元，骗取补助资金52320元；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库尔勒义江园艺场向库尔勒市畜牧兽医局申报病死生猪4505头，其中符合国家补贴标准的病死生猪为2911头（母猪死亡82头、肥猪死亡765头、保育猪死亡2064头），虚报病死生猪1594头，每头补贴60元，骗取补助资金95640元；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库尔勒义江园艺场向库尔勒市畜牧兽医局申报病死生猪4464头，其中符合国家补贴标准的病死生猪为2147头（母猪死亡110头、肥猪死亡708头、保育猪死亡1329头），虚报病死生猪2317头，每头补贴60元，骗取补助资金139020元，三年合计骗取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286980元。 1.户籍信息一份，证实被告人刘丽红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2.库尔勒市畜牧兽医局库牧字〔2017〕14号文件、记账凭证、补贴发放表、收据各一份，证实2017年2月，义江园艺场申报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8日生猪饲养量126000头，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8658头，每头补贴80元，共领取补贴金额692640元。 3.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畜牧兽医局、财政局《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无害化处理经费补助工作的相关通知》、库尔勒市畜牧兽医局、财政局库牧字〔2016〕12号《关于解决库尔勒市2015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的请示》、库尔勒市规模化养殖（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发放表等材料一组，证实义江园艺场申报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的生猪饲养量为126000头，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为8658头，每头补贴80元，共领取补贴692640元。 4.库尔勒市规模化养殖（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发放表、库尔勒市畜牧兽医局财务票据内部控制规范表、财政支付申请书、收据等材料一组，证实义江园艺场领取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692640元。 5.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义江园艺场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记账凭证、收据等材料一组，证实2018年2月，义江园艺场申报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生猪饲养量125000头，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数量4505头，共领取补贴金额270300元。 6.义江园艺场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记账凭证、入账通知书、支付申请书、收据等材料一组，证实2018年11月，义江园艺场领取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金额267840元。 7.库尔勒银行支付凭证复印件三份，证实收款方为库尔勒义江园艺场，账号为7361××××7772的银行账户收款情况：2017年2月10日，收款692640元，备注为处置费市动检所；2018年11月20日，收款267840元，备注为市兽医站；2018年8月12日，收款270300元，备注为无害化处理补助兽医站。 8.库尔勒银行交易流水一份，证实库尔勒义江园艺场银行账号7361××××7772的银行交易情况，2017年2月10日，收款692640元；2018年2月12日，收款270300元；2018年11月20日，收款267840元，对方户名均为：存放中央银行备付金，账号分别为：7310××××0206、0810××××0260。 9.库尔勒义江园艺场2015年3月至2018年2月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死猪照片等材料三组，分别证实义江园艺场申报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生猪饲养量为126000头，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为8658头，登记表中养殖场负责人签名为栾某均，监管人签名为依马木、李某2，其中，2016年1月申报死猪476头，2月申报死猪696头，共计1172头；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义江园艺场申报生猪饲养量为125000头，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数量为4505头，登记表中养殖场负责人签名为赵某，处理人员签名为蔡某，监管人签名为买买提；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义江园艺场申报生猪饲养量为125000头，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数量为4464头，登记表中养殖场负责人签名为赵某，处理人员签名为张某1同，监管人签名为李某2；另证实，病死生猪照片中，存在一猪多拍、重复排版使用病死生猪照片的情况。 10.文件一组、统计表二份，证实库尔勒市畜牧兽医局、财政局库牧字〔2017〕14号《关于解决库尔勒市2016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的请示》、库牧字〔2018〕8号《关于解决库尔勒市2017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的请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畜牧兽医局、财政局巴牧医字〔2016〕33号关于转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厅、财政厅新牧计字〔2016〕46号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等文件规定：无害化处理病死生猪每头补助80元，病死生猪不包括胎儿、未断奶仔猪。处理病死生猪时，需填写《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保存现场收集证据，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及不予补助的五种情况的内容；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县级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义江园艺场的生猪饲养量为125000头，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数量为4505头；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县级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义江园艺场生猪饲养量为128000头，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数量为4464头。 11.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一组，证实（1）2019年8月19日，公安机关依法对义江园艺场总场场长栾某国办公室进行搜查，并扣押现金记账本、出库单等材料的事实；（2）2019年8月19日，公安机关依法对义江园艺场养猪场总场场长张某1同办公室进行搜查，并扣押2019年生产报表、2019年母猪存栏、转猪汇总表等材料；（3）2019年8月19日，公安机关依法对义江园艺场养猪场负责人赵某办公室进行搜查，并扣押猪圈存栏、销售汇总表等材料；（4）2019年8月2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义江园艺场养猪一场场长栾某均办公室进行搜查，并扣押一场转猪记录表等材料；（5）2019年8月2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义江园艺场养猪二场场长辛某办公室进行搜查，并扣押2017年肥猪存栏、销售汇总表等材料；（6）2019年8月2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义江园艺场养猪四场场长李某1办公室进行搜查，并扣押母猪产子日报表等材料；（7）2019年8月2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义江园艺场养猪三场长俄洛尔日办公室进行搜查，并扣押养猪三场日报表等材料。 12.2016年、2017年母猪圈存栏、转猪汇总表、肥猪圈存栏、销售汇总表共15份，证实被告人赵某制作的四个养猪场2016年、2017年每个月的母猪死亡数量、肥猪死亡数量、仔猪死亡数量情况。2016年母猪死亡总数83头（其中1至2月母猪死亡20头，2016年3月至12月母猪死亡总数63头）；肥猪死亡总数741头（其中1至2月死亡107头，2016年3至12月肥猪死亡总数634头）；仔猪死亡2170头。2017年，母猪死亡总数102头，肥猪死亡总数701头，仔猪死亡1335头。 13.巴州义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年会材料汇编一本，证实义江园艺场养猪场四个猪场的死猪情况，2016年，母猪死亡总数83头、肥猪死亡总数741头（其中1至2月死亡107头，2016年3至12月肥猪死亡总数634头）、仔猪死亡2170头；2017年，母猪死亡总数102头，肥猪死亡总数701头（其中1至2月死亡131头，2017年3月至12月死亡570头），仔猪死亡1335头；2018年，母猪死亡总数168头、肥猪死亡总数806头、仔猪死亡1308头。 14．归案情况说明一份，证实2019年6月28日，公安机关在被告人刘丽红的住处，依法传唤被告人刘丽红接受讯问，被告人刘丽红没有抗拒、逃跑等行为的事实。 16．证人辛某的证言，证实（1）2014年11月至今，其在义江园艺场猪场二场担任场长。猪场总负责是赵某，总场长是张某1同。2015年，栾某均开始担任一场场长；2018年，俄洛尔日开始担任三场场长，之前是蔡某，刘大磊；2018年10月至今，李某1担任四场场长，2016年至2018年，是姚某担任场长；（2）对于病死生猪、死因不明的猪，2017年6月以前，是深埋处理，2017年6月以后，是无害化处理，有深埋和发酵两种方式；（3）二场的养殖规模，2015年，肥猪出栏数8000头；2016年，肥猪出栏数9000头；2017年，肥猪出栏数20000头；2018年，肥猪出栏数25000头。死亡率是每年3%，死亡的原因为生病、打架、应激等。2015年，二场死猪数量在600头左右，2016、2017年、2018年，死猪数量均在700头左右。二场的养殖档案是辛某负责，月末统计在报表上，报表上记录了圈号、存栏、转出、出售、淘汰、死亡的数量。每个月先报给总场场长，核对后报给赵某。2016、2017年二场肥猪存栏、销售、汇总表属实，是由其提供的数据，赵某制作的统计表。2016年死猪为741头，2017年死猪为701头，2018年死猪为791头。（4）2017年之前，无害化处理没有拍照，只是口头汇报给赵某，辛某没有给死猪拍过照，赵某安排过，但没有向刘丽红提供过死猪照片，2015年申请补贴的死猪照片，应该来自一场和三场。2015年所有养猪场绝对不会死那么多猪，四个养猪场的养殖量也没有125000头，现在的养殖量也达不到那么多。2017年，辛某给二猪场的死猪拍过照片，交给了刘丽红，照片上的死猪头数，没有实际死亡的头数多，因为有的死猪，卖给了邹卫涛，没有拍照，淘汰猪总场是按死亡计算，也没拍照。无害化处理和报保险要打耳标，一个耳标，对应一头死猪，2017年1月开始，赵某安排其给死的肥猪多拍照片，辛某采取同一头死猪不同角度拍摄，同一头死猪换不同耳号的方式拍摄，增加死猪数量。之后，按照赵某的指示将照片交给了刘丽红。其中，同一头死猪不同角度的照片是其拍摄的，但是照片多次使用、多次排版是刘丽红做的，增加了死猪的头数；2016年、2018年，没有给死猪拍过照片。在死猪无害化处理时，赵某曾安排辛某多拍几张照片，其在拍照时，一头死猪先放一个耳标进行拍照，对同一头死猪再换一个耳标拍照，或者对同一头死猪站在不同的角度拍，这样就可以多一头死猪；拍照的都是20公斤以上的死猪，小猪、母猪都不是辛某拍的。拍照时，辛某不知道死猪有补贴，2018年以后，其才知道死猪有补贴；（5）对“2015无害化处理补贴发放表”本人没有见过，表上义江园艺场生猪饲养量是126000头，死亡是8658头。那几年，二场的饲养量在20000头左右，死亡700头左右。根据辛某的养殖经验，一场和三场的死亡数据多一点，四场的数据很少，四个猪场加起来，绝对达不到8658头猪。2016到2018年的数据也不真实，实际死亡数是达不到这个数。 17．证人栾某均的证言，证实（1）2006年12月，栾某均到义江园艺场养猪一场工作，2016年至今，任养猪一场场长。一场饲养母猪及20公斤以下的保育猪仔，2015年，养殖母猪700头；2016年至2018年，养殖母猪800头；2019年，养殖母猪1100头，年产小猪仔5000至7000头；每年一场母猪死亡40至50头，小猪仔死亡1000头左右，死胎猪不算数据，母猪死亡率在1%-3%，所有死猪每年有2000头；（2）经核对2015、2016、2017年库尔勒义江园艺场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及死猪照片，2015年表中义江园艺场死猪8658头的数量不属实，表中“栾某均”的签名也不是其本人所签。2015年，猪场还没有扩建，死不了这么多头猪。按照现在的规模，加上死胎，一年最多死亡4000头；（3）一场2016年1-12月母猪存栏、销售、汇总表，二场2016年1-12月肥猪存栏、销售、汇总表（一场保育），2017年1-12月母猪存栏、转猪汇总表，经核实每年一场生猪死亡等数据，死亡的猪大多是9公斤-20公斤的，赵某记录的原始登记，数据真实。该表中没有登记在产房吃奶的猪和断奶的仔猪死亡情况，因为场里没有规定要登记这些死猪的数量，这些死猪的数量不纳入年底工人工资的考核，赵某也知道不登记吃奶的猪和断奶的仔猪死亡情况，赵某对具体死了多少断奶的猪和没有断奶的仔猪不清楚。（4）从2016年1月份开始，栾某均开始给死猪拍照片，一直拍到2019年年中。2016年1月份，赵某让栾某均给死猪多拍一些照片，让其把一头死猪多次拍，拍照时采取对一头死猪换用不同的耳号拍照的方式。几个死猪一块拍好照片后，从中去掉几个死猪，然后，再拍一次的方式，也采取换个角度和位置拍摄，死猪比较多时，就同一批的死猪，分好几次拍，这样做，死猪的数量就增加了，增加了多少计算不出来。照片中的死猪为20公斤以下的，也有部分母猪。在拍照时没有采取同一个耳号多次、重复使用的方式，刘丽红和王某没有给其安排过多拍照的事情。一开始，栾某均并不知道多拍照做什么用，后来听场里人说了才知道是申请无害化补贴。拍好照片是多次传给刘丽红，就是将手机交给刘丽红，刘丽红再将手机中的照片导到刘丽红的电脑，照片传完之后，栾某均都会删掉，否则，其手机内存不够用。刘丽红要照片频繁的时候，栾某均给的就频繁一些，基本上是一个月一次。没有把同一张死猪照片重复给刘丽红，登记表中的照片，是栾某均和其他人给刘丽红的。登记表上的数据，都是刘丽红做的，图片多次使用，也是刘丽红具体排版的，下面的人没有这个权限；（5）申报材料中，125000头的养殖规模，不符合实际，四个猪场满打满算，现有猪只有3万头，2018年，最多的时候也只有3万头到4万头。申请死亡补贴表里的数据不真实，四个猪场加起来，每年死不了那么多猪。赵某汇总表的数据，都是四个猪场的场长报给赵某的数据，赵某根据各场的数据汇总的。一场没有给吃奶的猪或者断奶的仔猪死亡后拍过照，其没有统计这类死猪的数量，也没有给赵某和刘丽红上报过这类死猪的数量和照片，赵某和刘丽红对此类死猪的数据是不掌握。 18.证人俄洛尔日（义江园艺场养猪三场场长）的证言，证实义江园艺场养猪一场、三场、四场，主要生产小猪，也就是主要养母猪，母猪配种后生小猪，小猪养到20-22公斤就转到二场育肥场，育肥后对外销售。2018年10月，俄洛尔日到三场工作后，刘丽红要求俄洛尔日给死猪仔拍照，然后将拍好的照片交给刘丽红，刘丽红用电脑把其手机上的照片剪切走，俄洛尔日没有留存过照片，也没有给刘丽红重复报过照片；场里对吃奶猪和断奶仔猪的死亡不登记，不拍照，与工人的工资不挂钩。 19.证人李某1（义江园艺场养猪四场场长）的证言，证实2019年4月，在张某1同要求下，让李某1给死猪仔拍照，然后将照片交给刘丽红。李某1在三场工作期间，在产房吃奶的猪、断奶的猪死亡后都是不登记，不拍照。 20.证人张某1同的证言，证实2018年至今，养猪场的规模在18000头，猪的死亡情况：肥猪每个月60至70头，母猪每个月20至30头，仔猪每个月100头左右。在处理死猪过程中，刘某拍照后，将照片交给刘丽红。死猪无害化处理申报补贴工作及相关材料的制作是由刘丽红负责的，下一年申报上一年的补贴数据。2018年3月，张某1同在接手养猪场工作后，经赵某安排，在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义江园艺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中补签了名字。2018年，义江园艺场养猪场符合无害化处理补贴标准的死猪大概在3000头，2019年，大概在3000头。汇总表中无断奶和没断奶死亡猪数量的统计，其他数据完整。义江园艺场在处理死猪过程中，监管人员不在场。 21.证人刘某（张某1同的妻子）的证言，证实出现死猪时，各养猪分场的负责人先通知刘某，刘某再通知保险公司。处理死猪过程中，刘某会对15公斤以上、符合保险赔付标准的死猪进行拍照，不符合赔付标准的死猪，由各养猪分场的人拍照。最终，这些照片都会交给刘丽红作为上报无害化处理的材料使用。 22.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张某2义江园艺场养猪三分场母猪圈技术员，负责三场统计数据，其中三场共有母猪1150头，一年母猪大概死亡50头，死亡后报给刘某。2019年开始，死猪在化尸池进行化学处理。 23.证人姚某（义江园艺场养猪四场场长）的证言，证实2016年1-12月、2017年1-12月母猪存栏、转猪汇总表数据属实。 24.证人栾某国的证言，证实义江园艺场猪场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事，都是王某安排刘丽红在做。 25.证人买某（库尔勒市兰干乡畜牧兽医站站长）的证言，证实规模化养殖场必须要有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设施，也就是深坑。无害化处理的流程：首先将病死的畜禽在深坑内用汽油进行焚烧，然后再用土填埋，最后在土层表面撒上石灰，再用喷雾器喷雾消毒。养殖场有病死畜禽后，首先要给本乡畜牧兽医站进行报告，乡畜牧兽医站再报告给市畜牧兽医局，由市畜牧兽医局安排市畜牧兽医站、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测报站派执法人员到养殖场进行化验，确定死因后，选择无害化处理方式，一般有深埋、化制、高温、化学等处理方式，库尔勒地区一般采用深埋方式。如果确定属于病死的畜禽，执法人员要现场监督无害化处理过程。2016年，买某在兰干乡畜牧兽医站任站长期间，没有对义江园艺场养猪场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过程进行现场监督，也没有安排工作人员前往。买某没有在义江园艺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现场监督人员”一栏中签过字，给义江园艺场养猪场一位女性工作人员上报的2016年的表格和死猪图片上签过字，但没有核实过死猪数量。 26.证人依某（库尔勒市兰干乡畜牧兽医站站长）的证言，证实2016年2月，依某在2015年3月到2016年2月义江园艺场申报无害化处理补贴材料上签字盖章，也核对过死猪照片，发现有虚报的情况，但是无法排除。当时，是义江园艺场的女秘书上报的材料。依某对二猪场的无害化处理过程，进行过现场监督，签名是事后一次性补签的，也指派李某2进行过现场监督。 27.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实2008年至2018年年底，李某2在兰干乡畜牧兽医站工作期间，对义江园艺场养猪场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过程，进行过现场监督，在刘丽红上报的义江园艺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中签过字，但都是集中签的。李某2核实过数据，并要求刘丽红改正过，但是也不能保证所有照片和数字是真实的，也不能确定义江园艺场养猪场的规模是125000头； 28.证人蔡某的证言，证实2015至2017年，义江园艺场养猪场养殖规模不超过50000头。在死猪无害化处理过程中，蔡某作为具体处理人员参与过，在2016年的《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中签过字，是在赵某、刘丽红的要求下，集中签的，制表人是刘丽红，对表中的数据没有核实真实性。赵某曾要求除了死胎和“木乃伊”之外，其余的猪都要拍照，包括没有断奶的死猪，猪场的工人有一猪多拍的情况，所拍照片都交给了刘丽红。 29.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1）义江园艺场共有四个养猪场，养殖规模在15000头左右，总负责人是赵某，日常管理人员是张某1同，一场负责人栾某均，二场负责人辛某，三场负责人俄洛而日，四场负责人李某1；（2）之前处理死猪是埋在葡萄地里。2016-2017年，建无害化处理设施后，每次处理死猪，畜牧局要派人监督、拍照。刘丽红负责申报死猪补贴，畜牧局是根据所拍照片，登记死猪，确定补贴。义江园艺场2016年、2017年肥猪圈存栏、母猪圈存栏、销售汇总表、转猪汇总表、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的数据作假了，把不符合申请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仔猪照片，混杂在了符合申报补贴条件的死猪照片里申报了，还有就是把一张死猪的照片多次使用，多算死猪头数；王某安排各场场长把不符合补贴标准的死猪照片也拍一些，然后把照片汇总到刘丽红那里，王某也安排过刘丽红，如果是补贴照片数量不够的话，就把同一张照片多用几次；（3）王某把《义江园艺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登记造册的工作，安排给刘丽红。刘丽红在准备病死生猪无害化补贴材料的时候，死猪数据和死猪照片不相符，数据多，但是照片少，在死猪照片不够的情况下，王某安排刘丽红去补拍照片，刘丽红去了没有，其不清楚，但是最后申报的照片和数据一致了。刘丽红知道多拍死猪照片，是为了申领无害化补贴使用，刘丽红当时还问其行不行，王某对刘丽红说没事，猪场死猪的数字大于这个数。死猪照片不够的时候，王某安排刘丽红多拍死猪照片了，刘丽红再去找各猪场补拍，刘丽红还给其说过，死猪照片差几张，其给刘丽红说过，差几张死猪照片，可以把以前的死猪照片多拍几张，以前的死猪照片也可以重复使用，刘丽红按照他说的做了。2016年度，虚报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数量为4505头；2017年度，虚报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数量为4464头；（4）赵某登记的死猪数量少，怕被王某骂，所以赵某没有如实登记的事实； 30.证人赵某的证言，证实（1）义江园艺场四个养猪场的规模在12000头，张某1同来之后，养猪场建立了养殖档案。2017年之前，养殖场自行处理死猪，2017年之后，处理死猪会有保险公司人员到场登记、拍照，库尔勒市畜牧局的人不到场。由养猪场人员上报死猪照片，刘丽红具体负责申报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2）2016、2017年义江园艺场肥猪存栏、销售汇总表、母猪存栏、转猪汇总表是由其制表，表格真实、完整地体现了义江园艺场四个养猪场2016至2017年间，每个月的实际规模、存栏量、出栏量、生育率、死亡率等情况；（3）《义江园艺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由刘丽红制作，其安排各分场将符合补贴标准的死猪拍照，作为制表依据。2016年初，刘丽红安排各养猪场场长将死猪多次拍照，安排刘丽红将同一死猪照片多次使用。制作《义江园艺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登记表》是为了向畜牧局多申请补贴款，刘丽红也知道是为了申请补贴款；（4）赵某没有多报死猪申请生猪无害化补贴，多出来的死猪，是断奶后未转入育肥圈的死亡仔猪。断奶后未转入育肥圈的仔猪在死亡后没有拍过照，也没有详细统计过数据。断奶后未转入育肥圈的仔猪，在养殖中死亡率很高，这类猪死亡之后，有些不符合申报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为了挽回一些损失，其在日常工作中，没有很正式的给养猪场各分场的场长安排，叫他们多拍照片，以后交给畜牧局；多拍照片报送给畜牧局，为了多获得一些申报生猪的补助资金来减少其的损失。2017年，其发现在管理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的管理，断奶后未转入育肥圈的仔猪死亡后，没有记录，也没有照片，2018年，其也要求拍照和统计数据，张某1同在落实这个事情；（5）刘丽红在报送生猪无害化补贴的时候，赵某看见过照片，刚开始，其并不知道申报生猪无害化补贴要给死猪拍照的要求，刘丽红给其说死猪照片不够，有点少，要多拍点，然后，其才在非正式场合给各场场长说过一次，照片不够，多拍点。后面，刘丽红也没有给其反映过照片的事情，赵某没有安排刘丽红多排版，照片排版刘丽红在负责，赵某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重复排版的情况；（6）场里涉及到补贴的事情都是王某联络，具体都是刘丽红在操作，领取的补贴款买了猪饲料。赵某愿意承担责任，并表示愿意退赃。 31．鉴定意见，第二师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二师）公（司）检（电物）字〔2019〕113号的电子物证检验报告一份，证实经对刘丽红电脑硬盘进行已删除数据恢复，提取了与案件相关的文档、图片、视频，并附检验结果光盘一张的事实。检出的数据文件中，《2017年1月至12月义江养殖一场应发工资汇总表》记录2017年一场生猪死亡头数585头；《2017年1月至12月义江养殖三场应发工资汇总表》记录2017年三场生猪死亡头数514头。 32.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辨认笔录二份，证实经过辨认，买某辨认出，2016年夏天，义江园艺场养猪场上报表格和死猪图片的女性工作人员是刘丽红；依某辨认出，2015年义江园艺场申报无害化处理补贴材料的女秘书是刘丽红。 33.被告人刘丽红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刘丽红于2004年在义江园艺场工作，2010年担任会计，开始接手养猪场账目。义江园艺场养猪场申报无害化补贴的材料是王某安排其制作的。2015年，王某安排刘丽红参加库尔勒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组织的会议，培训填写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申请表格、准备照片等事宜。所需要的材料有死猪照片、申请表格，表格要填写死猪数量、养殖数量，并由各养猪分场场长签字，王某、赵某签字，提交材料时先把材料交库尔勒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审核，再去找兰干乡畜牧兽医站站长签字盖章，最后报库尔勒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材料中各养猪分场场长签字是由王某、赵某安排人员签的，王某、赵某的签章是王某、赵某授权刘丽红代办的，兰干乡兽医站的监管人员买买提、李某2等人的签字、盖章都是刘丽红前往办理的。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义江园艺场申报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材料，均是在王某的安排下，由其制作的。照片由各养猪分场的人员提供，拷在其的电脑中，其负责整理和打印。申报材料的死猪照片耳号有重复，是因为打印的时候时间久了，重复打印了，其工作不认真导致，申请表格填写的死猪数据是根据人工拍摄的照片数出来的，是否死亡那么多，刘丽红并不清楚。死猪照片重复用，是因为刘丽红没有认真看，就打印出来的；同一头死猪照片，在打印中出现翻转的情况，刘丽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养猪场125000头的养殖规模王某安排其上报的，刘丽红知道猪场养不了这么多猪。三年补贴款总计1230780元是由刘丽红办理，后打入库尔勒银行北山路支行义江园艺场账户。义江园艺场养猪场四个猪场的2016年1至12月、2017年1至12月母猪圈存栏、转猪汇总表，肥猪圈存栏、销售、汇总表，2017年1月至12月义江养殖一场应发工资汇总表，2017年1月至12月义江养殖三场应发工资汇总表内容属实，与其制作的申报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材料中死猪数量有差距。 上述证据均经过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丽红为了帮助王某、赵某骗取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在库尔勒义江园艺场申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过程中，明知所申报的库尔勒义江园艺场生猪实际饲养量及生猪死亡数量不真实，仍然按照王某、赵某的安排，虚报库尔勒义江园艺场生猪饲养量，并将病死生猪照片重复多次排版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286980元，数额巨大，被告人刘丽红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一审法院认定刘丽红犯诈骗罪定性准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刘丽红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关于上诉人刘丽红及辩护人认为，刘丽红不具备犯罪的主观故意，也无诈骗的客观行为，应不构成诈骗罪。经查，上诉人刘丽红于2004年在义江园艺场工作，2010年担任会计，开始接手养猪场账目，2015年3月至2018年2月连续三年负责申报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具体工作，刘丽红熟知申报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工作的要求、流程，在申报时应按申报工作的要求如实填写，正确履行工作职责，但其在申报过程中，不如实填写义江园艺场生猪饲养量及死亡量，而是听从王某、赵某安排，明知所报材料中数据虚假，在上报材料中弄虚作假，将同一死猪照片重复排版、打印，帮助王某、赵某骗取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刘丽红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应构成诈骗罪，故对上诉人及辩护人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刘丽红虚报死亡生猪数量骗取补贴款的事实不存在，本案实际情况应是死亡的生猪数量多，申报补贴少。经查，义江园艺场养猪场对2016年至2018年在产房内死亡的断奶猪均未作登记，未建立档案资料，根据新牧计字〔2016〕46号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养殖场未制作养殖档案的，不予补助。本案中赵某制作的一场、二场、三场、四场肥猪圈存栏、销售汇总表及《巴州义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年会材料汇编著》等原始记录，记载了义江园艺场养猪场猪死亡情况，可证实库尔勒义江园艺场2016年1月至2018年2月养猪场病死生猪为5576头，而库尔勒义江园艺场在此期间向库尔勒市畜牧兽医局申报死猪10414头，虚报病死生猪4565头，骗取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286980元。故对辩护人此项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未将死亡的保育猪3784头，计入符合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范围，价值234860元；一审多计算2018年3月至12月期间的141头病死母猪，计8460元，两数差额226400元，该笔数额属于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金，应从一审认定诈骗数额513380元中扣除，故本案骗取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金核算应为286980元，诈骗数额巨大，一审认定骗取的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金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对辩护人认为15张表格一审判决未将死亡仔猪计入符合补贴范围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本案程序错误，侦查阶段无报案、立案程序方面的手续，缺乏必要的法定程序。经查，公安机关在侦查王某等人其他犯罪事实过程中，发现王某、赵某、刘丽红诈骗事实，并于2019年8月29日对王某诈骗罪一案立案侦查，故公安机关的侦查程序合法，对辩护人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第二师分院的意见与本院意见一致的，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库尔勒垦区人民法院（2020）兵0201刑初7号刑事判决即被告人刘丽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丽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取保候审的，刑期的终止日顺延，即自2019年6月28日起至2022年8月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军 审 判 员  余厚新 审 判 员  于新玲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孙 文 书 记 员  刘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