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鲁03行终1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茂义，男，194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临淄区。委托代理人王万习，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桂凤，女，197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临淄区（系上诉人儿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辛店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5004219659E。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法定代表人孙侃明，主任。委托代理人徐依友，山东大地人（临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茂义因诉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辛店街道办事处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不服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5行初4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系被告辖区内矮槐树村村民，其自述于90年代在其承包的淄博市临淄区辛店街道矮槐树村的土地上建设了三、四十间房屋，没有办理相关建设手续。2017年村里拆违建时大部分房屋都拆除了，留下了6间作为看护房。2018年7月27日上午，被告对原告余留的房屋和部分果树进行拆除和砍伐。原告以“2018年7月27日上午，有几十名未穿制服的不明身份人员将申请人的20亩果树全部砍伐，并且将看护房、蔬菜大棚强制拆除”为由于2018年7月27日报警要求公安机关处理，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未作出具体处理结果。原告于2019年9月15日向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邮寄了《查处申请书》，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仍未作出处理。原告以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为被告提起了行政诉讼，诉讼中，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向法院提交了《接处警登记表》、2019年7月16日对原告的《询问笔录》、《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出警说明》、《关于高国文、曹茂义果园被整平情况说明》，法院将上述材料送达给了原告，原告于2020年4月14日以“现因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在作出的答辩状及提交的证据中已经告知申请人系辛店街道办事处组织人员将申请人种植的果树及看护房等地上附着物予以清除，故继续本次诉讼已无必要”为由撤回了对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的起诉。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提供的2019年7月16日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中原告陈述“……2017年辛店街道办以违建给我把一些屋拆了，留下了六间屋让我们看园子用，2018年，辛店街道办还是以违建的名义，将余下的屋和果园全部给我拆了。”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具体到本案，原告知道被告最后一次拆除其房屋、砍伐其果树的时间是2018年，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是2020年5月，显然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曹茂义的起诉。上诉人曹茂义上诉称，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关于对本案起诉期限的起算时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的树木和房屋被强拆的时间为2018年7月27日，但是在强拆前被上诉人并未履行任何的法定程序，更没有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上诉人当时根本不知晓是何人将上诉人的果园以及看护房予以拆除。因此，上诉人向淄博市临淄区公安分局邮寄了《查处申请书》，请求对2018年7月27日的违法强拆行为依法进行查处。临淄区公安分局于2020年1月18日向上诉人送达一份《关于高国文、曹茂义果园被整平情况说明》，上诉人方知系被上诉人辛店街道办将上诉人的果园树木以及房屋拆除。此时，上诉人才能够确定本案的明确被告为被上诉人辛店街道办事处。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本案中，上诉人行使诉权的期限应当从2020年1月18日起算。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强拆案件因行为主体的不同，可能涉及到民事侵权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如果在上诉人并不知晓实施强拆的行政机关的前提下，仍要求上诉人在强拆行为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起诉，这完全是强人所难。上诉人系2020年1月18日才明确知道其房屋系由被上诉人所拆除，截止至上诉人将被上诉人诉至一审法院，尚未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因此，上诉人的起诉并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一审法院没有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应当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对相关证据的采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审法院采纳《询问笔录》为非法证据，庭审过程中并未予以出示。本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为《关于高国文、曹茂义果园被整平情况说明》，据此证明上诉人是通过向公安局申请查处后方才知晓被上诉人是本案适格被告，而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是《矮槐王桂凤承包田地上树苗统计》及照片。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均没有提交相关的《询问笔录》作为本案证据，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到该份证据，但是一审法院却没有在庭审中向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予以出示，庭审中，双方更没有围绕此份证据展开质证。但是一审法院却采纳《询问笔录》中的只言片语，认定上诉人已经早就知晓被上诉人为强拆主体。一审法院采纳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明显违法，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一审法院采纳的《询问笔录》中的内容作为起诉的起算时点无法律依据。《行政强制法》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规定了详细的程序和步骤，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实施强拆行为前必须向上诉人送达相关的限期自行拆除决定书，并充分保障上诉人的陈述申辩和复议诉讼的权利，只有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才能达到上诉人已经确知实施强拆行为主体的目的，但是本案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任何此类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因为《询问笔录》中上诉人曾声称“辛店街道办以违建把一些屋给拆了，留下了6间屋给我们看园子用，2018年辛店街道办还是以违建名义将余下的屋和果园全部给我拆了”就认定上诉人在2018年就知道强拆主体，显然无法成立。对行政违法行为主体的确定，行政相对人无权作出确定，在行政主体未依法行政的情况下，对于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行政相对人有权利向负有法定职责的公安机关申请查处，从而利用公安机关的执法资源查清案件事实，确定违法主体。当事人的认知可能会出现偏差，当事人认为的违法主体可能并非真正的违法主体，只有公安机关确定的违法主体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为主体。且上诉人在笔录中还强调，自己是个人认为在村委书记的带头下将房屋予以拆除，只是猜测，也根本没有确定就是被上诉人辛店街道办予以拆除。一审裁定将当事人认为的强拆主体与公安机关认定的强拆主体混为一谈，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指定继续审理。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辛店街道办事处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辛店街道办事处系于2018年7月27日对上诉人曹茂义的案涉房屋等进行了拆除。原审法院在开庭审理后又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进行了阅卷调查，关于2019年7月16日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对曹茂义的询问笔录、《接处警登记表》、《出警说明》，在曹茂义起诉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中，已经曹茂义质证，虽然曹茂义称生病记不清楚了，但上诉人曹茂义并不能否认其真实性。根据该笔录中曹茂义陈述的事实情况结合在该案中的其他证据材料《接处警登记表》、《出警说明》，可以认定：2018年7月27日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辛店街道办事处拆除案涉房屋及其他时，上诉人曹茂义是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的，至上诉人曹茂义2020年5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已超过最长一年的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裁定驳回曹茂义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商利群审判员陈磊审判员 荣   明   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孙立平书记员亓钰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