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3民终10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世军,男,1972年2月2日出生,满族，住海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祖城,辽宁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英杰,男,195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海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博：辽宁图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书玲,女,197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祖城,辽宁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世军因与被上诉人施英杰、原审被告刘书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381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世军、原审被告刘书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祖城，被上诉人施英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世军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撤销海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381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书,并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关于程序问题。本案是发回重审案件,应当按照普通程序审理，正常诉讼收费标准8050元,但一审原告只缴纳4025元，明显违背法律规定。一审原告未足额缴纳诉讼费,法院不应当审理本案，依法应当按自动撤诉处理；2.关于合同效力问题。诉争企业于2002年2月26日由“集体所有制”改制为“股份合作制”，股东为:施英杰、施英斌、赵伟娟、施素华、施红、赵广平、王某、尹浩8人。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180万元，流动资金20万元。其中：施英杰出资130万元，其他股东每人10万元。转制当时，鞍山市永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表明:海城市响堂予应力构件厂资产为：1,105,790元，施英杰个人出1,374,108元，合计资产为：2,479,898元。施英杰个人出资与章程基本吻合。其中:根据海城国用[2002]字第001《国有土地使用证》确认：该宗土地为海城市响堂予应力构件厂所有。其中：根据海城市响堂管理区文件海响发(1999)26号《关于海城市预应力构件厂转制的决定》确认委托房屋及机器设备为施英杰个人所有，价值1,374,108元，与其个人出资数额一致。即：施英杰的个人出资里不包括：《国有土地使用证》所确认的土地使用权。同样，海城市响堂予应力构件厂《原股东决议》中明确“企业原股东自然人施英杰将股权130万元转让给股东自然人汪世军所有”，即施英杰转让的是其自然人出资130万元部分，只包括房屋和机器设备，不包括《国有土地使用证》的企业资产权利部分。而判决书里写道:“经审理查明，2006年7月6日，原告(卖方)与被告(买方)签订响堂予应力构件厂买卖协议一份，内容为:“原告自愿将响堂予应力构件厂一次性卖给被告汪世军，其中包括土地使用证(11814.4平方米)、160瓦千变压器和变电所配电设施，以及予应力化验室，价格为60万元；”事实上,《国有土地使用证》属于企业集体所有,并非施英杰个人所有,其无权出售不属于他的资产,并将收益归其个人所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施英杰从未取得响堂予应力构件厂同意将《国有土地使用证》出售转为其个人资产，故而该合同中关于《国有土地使用证》转让的部分归于无效；3.关于证人证言问题。本案中涉及三个证人：王某、陆某、尹浩。其中王某、陆某在原审中出庭，本次未出庭，原判决已经撤销，表明原审诉讼中存在错误，证人伪证导致诉讼时效出现问题，故王某、陆某不出庭，其证人证言不能予以采信。且上诉人在原二审和本次诉讼中已经阐述了诉讼时效的法律概念，即需要一个中断点，而非含糊其辞的“一直”，不知道一审法官是如何确认“一直”这个概念的？证人都某不清楚,法官是如何认为可以采信呢？尹浩虽然出庭,但其当庭说谎。在股权转让签字的问题上，上诉人向其发问是否知情、是否签名？其回答不知情，没有签名。当上诉人要求法庭出示相关文件时，其哑口无言。对于这样一个当庭说谎的证人，法院又是如何信以为真的呢？王某是施英杰姐夫，王某与施英杰亲姐施素华是夫妻。陆某与施英杰是表兄弟，施英杰母亲叫李秀文，陆某母亲叫李彩文，李秀文与李彩文是亲姐妹，李彩文是大姐。尹浩是施英杰女婿。三人都是施英杰亲属，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本案中只有证人证言，没有任何电话录音或者通话记录资料，单凭三个亲属作出无法确定准确时间的证言，是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也不应为法院所采信。另，一审判决对于赵广平、施红、赵伟娟、王某四个无故未出庭无法查明证言是否是本人书写的证人的证明予以采信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公然违反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行为；4.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一）诉讼时效期间。协议约定：2006年底支付15万元，诉讼时效期间为：200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协议约定：2007年底支付30万元，诉讼时效期间为：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没有法定事由而超过2009年1月1日、2010年1月1日这两个时间点，将不再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二)时效中断点。诉讼时效中断必须确定一个准确的时间点，以便计算下一次诉讼时效是否超期，证人证言对于时效中断事实认定过于模糊草率，无法对此进行准确判定。本案中没有对于2007年1月1日―2009年1月1日和2008年1月1日―2010年1月1日两个阶段内是否主张权利提供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因此，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证人陆某在2018年12月28日庭审证明其在5、6年前听到施英杰给汪世军打电话，估算为2012―2013年的时候，纵使有打电话的情形存在，也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证人王某证明施英杰在2016―2017给汪世军打电话，也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013年到2016年之间有三年时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施英杰主张权利，因此，在这一时间段也出现诉讼时效期满无中断的情形。由于没有确定诉讼时效中断的时间点，导致后续的时间段认定无法进行，原告的主张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施英杰诉讼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关于(2017)辽0381民初4410号案件民事裁定书能否引发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依照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中断，指在诉讼时效期间进行过程中，因起诉(权利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义务的要求)、认诺(义务人承认其义务或履行义务)而中断。即，施英杰主张的诉讼时效中断应当发生在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1日之间，超过2010年1月1日之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不再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等法律效力，因此，(2017)辽0381民初4410号案件民事诉讼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一审判决片面理解法律条款，明显适用法律错误；5.关于施英杰刑事犯罪问题。经了解,施英杰因合同诈骗，于2014年8月29日刑事立案后外逃，被公安机关网上通缉，2017年12月8日在沈阳被抓获，后被判刑，2019年1月9日出狱。证人证明施英杰于这三年多时间内在海城市向汪世军打电话主张权利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虚假证言不应当予以采信；6.关于是否存在欠款问题。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响堂经营予应力构件厂，长达十几年，如果存在欠款问题，那么施英杰早就阻止被告继续经营企业，不可能一直等到该厂解体之后再主张权利。上诉人接手予应力构件厂之后，对工厂进行装修改造之后在鞍山商业银行抵押贷款90万元，足以支付施英杰的费用，因此不存在拖欠情况。事实上，上诉人于2006年7月签订合同时支付施英杰15万元，签订合同之后一个月内又支付15万元，2007年3月在海城大酒店门口支付21万元，之后在南门支付7万元，在施英杰妻子手术期间支付最后2万元欠款，出于双方多年感情，另支付2万元进行经济帮助。故只有多付，没有拖欠的情况。施英杰二审答辩称：服从原审判决。刘书玲二审答辩称：不同意原审判决，但未上诉。汪世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立即给付原告剩余合同款45万元人民币及利息（其中15万元从2007年1月1日开始，30万元从2008年1月1日开始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7月6日，原告(卖方)与被告施英杰（买方）签订响堂予应力构件厂买卖协议一份，内容为:“原告自愿将其响堂予应力构件厂一次性卖给被告汪世军，其中包括土地使用证(11814.4平方米)、160瓦千变压器和变电所配电设施以及予应力化验室，价格为60万元；付款方式为双方协议签订之时，被告给付原告15万元，2006年年底给付原告15万元，余下30万元于2007年年底前付清。另查，2006年6月12日,原告将海城市响堂予应力构件厂其自己名下股份转让给被告汪世军，并配合被告汪世军完成了除其自有股权外的其他股权的转让。2006年6月22日，海城市响堂予应力构件厂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汪世军。再查，案涉海城市响堂予应力构件厂现名为海城市骏业予应力构件有限公司，股东为被告汪世军，持股比例为100%。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主张双方之间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2.被告是否已经给付完毕剩余款项以及给付的具体数额；3.被告刘书玲是否应承担责任及承担什么责任；4.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本案的第1项争议焦点，被告主张涉案厂房系集体所有制，原告无权出售涉案厂房，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该院认为被告主张涉案厂房、土地系集体所有制与法庭调查的事实不符。双方签订协议之前，涉案企业就已经通过股东大会，完成了所有股权的转让。根据该案现有证据，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被告未能提出双方之间买卖协议无效的具体理由及法律依据，也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对于被告的该项抗辩，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第2项争议焦点，就二被告剩余45万元款项是否给付原告，因原告以及二被告均无法提供证据对自己的主张予以证明，该院认为应结合本案的已有事实对双方进行举证责任的分配。该案在庭审过程中二被告自认在原、被告之间签订买卖协议后，被告支付了第一笔款项，同时原告给被告出具了收据，该收据由被告刘书玲保管，显见在原、被告之间的签订买卖协议的履行的过程中，应由原告给被告出具收据，以确认交付款项的事实。该案对于原告与被告协议约定的第二、三笔款项合计45万元，二被告不能提供转账凭证、收款收据、取款凭证、公司账目等证据证明款项已给付的事实。另，该案被告刘书玲在原审庭审中表述涉案45万元为分多次现金给付，且均无除原、被告之外的第三人在场，无法证明，该事实显系不符合常理。就二被告剩余45万元款项是否给付原告的事实，应由二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因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辩解意见，该院对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不子支持，二被告应按照双方签订的买卖协议约定，继续给付剩余款项45万元。关于本案的第3项争议焦点，被告刘书玲的代理人辩称合同有相对性，刘书玲不是合同相对人，原告无权起诉刘书玲。该院认为，根据证据及庭审调查可知，原告施英杰和被告汪世军在签订买卖协议时，系在被告汪世军和被告刘书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系被告汪世军和被告刘书玲共同购买，而且经营予应力构件厂期间的部分收益也交予了被告刘书玲，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虽被告刘书玲在买卖协议中未予签字，但其作为共同购买和共享受益的夫妻一方，亦应一并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关于本案的第4项争议焦点，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节。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本案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及民事裁定书能够证明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原告的上述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提出的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给付利息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因被告迟延给付剩余合同款项已构成违约，因此原告主张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但其主张过高，该院依法予以调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汪世军、刘书玲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施英杰剩余合同款45万元及利息(其中15万元的利息从2007年1月1日起算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1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0万元从2008年1月1日起算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1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施英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25元，保全费2070元，由被告承担，此款原告已垫付，被告在履行该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时，加付6095元给原告。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本院二审查明：一审判决认定“2006年7月6日，原告（卖方）与被告施英杰（买方）签订响堂予应力构件厂买卖协议一份”。应为“2006年7月6日，原告（卖方）与被告汪世军（买方）签订响堂予应力构件厂买卖协议一份。”一审法院作出（2019）辽0381民初6908号民事裁定书，内容为：我院（2019）辽0381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书中存在笔误，现予以更正如下：文书五页倒数第六行“案件受理费4025元”更正为“8050元”；文书五页倒数第五行加付“6095元”更改为“10,12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上诉人汪世军与被上诉人施英杰因签订股权买卖合同而互付义务，即施英杰负有转让股权并配合汪世军办理相关手续的义务，汪世军负有依约支付价款的义务。就原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施英杰的合同义务确已履行完毕，而汪世军与原审被告刘书玲对于其二人已全额支付价款的事实仅有当庭陈述予以抗辩，依法不能认定其二人已支付完毕。但双方的合同成立于2006年，至施英杰起诉之时，已过十几年，施英杰在原一审庭审提供的证人证言之间对于其曾不间断地向汪世军主张权利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发回重审后原证人王某与陆某未能出庭提供证言，另一证人尹浩的证言不足以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因其持续主张权利导致数次中断而重新起算。且王某是施英杰姐夫，王某与施英杰亲姐施素华是夫妻。陆某与施英杰是表兄弟，尹浩是施英杰女婿。三人都是施英杰亲属，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本案中只有证人证言，没有任何电话录音或者通话记录资料，单凭三个亲属作出无法确定准确时间的证言，是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本院不予采信。另赵广平、施红、赵伟娟、王某四位证人并未出庭，无法查明其证言是其本人书写，故该四人的证人证言，本院亦不予采信。现双方交易发生于2006年，施英杰因合同诈骗，于2014年8月29日被刑事立案后，被公安机关网上通缉，2017年12月8日在沈阳被抓获，后被判刑，2019年1月9日出狱。施英杰因上述原因无法主张其权利，其亦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2006年至2014年间发生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之规定，施英杰不能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发生中断，上诉人汪世军的时效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施英杰的诉讼请求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不能获得法律保护，依法应予驳回。关于上诉人汪世军提出被上诉人施英杰未足额缴纳诉讼费8050元，法院不应当审理本案的问题。现一审法院已出具补正裁定书证实施英杰已足额交纳诉讼费8050元。故上诉人的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海城市人民法院（2019）辽0381民初690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施英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保全费20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均由被上诉人施英杰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曲 涛审判员 周 洁审判员 王珍付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法官助理闫亚书记员薄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