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70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书清，男，1949年7月1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惠，大连市普兰店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繁成，大连市普兰店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普兰店区铁西街道西北山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铁西街道西北山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5210214MEA0506645。负责人：刘远峰，该社区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建纯，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书志，男，196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普兰店区。上诉人李书清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普兰店区铁西街道西北山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北山社区”）、李书志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4民初3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书清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台账证明了1994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李书清承包了位于普兰店区孙营上的5.72亩口粮田。二、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供的于1998年、1999年、2003年、2018年缴纳各种税费的收款收据均证明上诉人根据承包地的比例交纳税费，上诉人交纳税费表明案涉的承包地仍是上诉人承包。三、被上诉人西北山社区为给被上诉人李书国土地确权而签订了《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合同的承包期限是1997年4月10日至2027年12月31日明显是错误的，因为在1997年上诉人是让村民组长刁良军找人代耕土地，而刁良军于1997年就将案涉土地转包给案外人刘玉治承包并由刘玉治缴纳当年的税费。后来就将案涉土地找被上诉人李书志代耕的，并不像一审法院所称二次庭审陈述互相矛盾。四、以往庭审西北山社区并没有提供2004年新台账，而这次庭审中提供的2004年新台账中的地块及亩数，当时村委会只是让我们签字也没有告知我们登记就是记载每户所有的承包地，否则上诉人不可能签字。上诉人在2004年9月20日确实在土地承包台账上签字，但签字目的是确认承包土地耕种何农作物，并非是交付承包地。五、《土地承包法》第30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可以获得合理补偿，但是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根据该规定，承包土地交付给村委会必须履行必要程序，否则都是无效的。而且，《土地承包法》还明确规定，承包期为30年，不到承包期限收回承包土地都是无效行为。被上诉人西北山社区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一审中已经查明案涉土地在1994年的时候由被上诉人西北山社区承包给了上诉人，但在1997年因上诉人无力耕种，将承包的土地返还给西北山社区，西北山社区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又发包给四人，其中包括被上诉人李书志，在2004年建立了新的村民独立台账中关于这一节事实非常清楚，而且在这个台账中有上诉人的签字认可，也就是说在2004年的时候上诉人对他交给发包方的土地已经交给其他社员是清楚知晓并没有异议的。2017年国家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确权之后，西北山社区确认了案涉土地自1997年就承包给了四人，其中包括本案被上诉人李书志，在这次确权的过程中依据国家的相关规定采取了明示告知等相关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上诉人都没有任何异议，因此为上诉人诉请的两个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无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上诉人在这期间交的所谓税费的问题，这个税费与承包土地无关，是集体组织农户应负的义务，需要交的相关税费，与承包案涉土地无关。被上诉人李书志未出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李书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西北山社区与被告李书志签订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2、返还普兰店区孙营上的1.43亩土地给原告；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作为家庭联产承包户户主于1994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从被告西北山社区承包了5.72亩耕地（每人1.43亩，共四人份），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原告自认其从1997年起由于妻子有病、儿子上学，原告无力耕种，就不再耕种该5.72亩耕地。被告西北山社区于1997年将该5.72亩耕地分别承包给被告李书志（一人份1.43亩）及其他三户村民。后于2017年10月20日为了土地确权需要与被告李书志签订了上述1.43亩土地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确认承包期限从1997年4月10日至2027年12月31日，土地四至为东邻道路，西邻道路，南邻李耀，北邻机动地。该块土地自1997年起至今由被告李书志耕种。另查，被告西北山社区于1994年设立的台账记载，案涉土地原承包人是原告，后注明“李书清4人份口粮田分给刘家真1人份、李书志1人份、李书国1人份、李书志1人份”。被告西北山社区于2004年9月20日为每户村民设立独户台账，即把每户经营的各类型土地（包括耕地、大棚、水果、机动田）集中体现在一页台账上，每户户主签字确认。多数村民均承包经营三种类型土地，即耕地、大棚及水果。该台账中原告的账页显示，原告无耕地，有大棚占地2.07亩、水果占地4.73亩，落款由原告在户主签字处签字确认。原告对该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再查，原告曾于本次起诉前为同一事由于2020年5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过诉讼，案号为（2020）辽0214民初2411号，对于原告于1997年不再耕种案涉土地时将土地如何处理一节，原告在该次诉讼庭审过程中自认其于1997年将案涉土地交付给村民组长刁良军，由刁良军找人代耕。在本次诉讼庭审过程中，原告改称为其于1997年将案涉土地转包给案外人刘玉治。但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告现是否享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二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的法律效力，被告李书志是否应向原告返还案涉土地。关于焦点1，一审法院认为，后形成的证据的证明效力高于先形成的证据。据被告西北山1994年的旧台账显示，案涉土地在1994年时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但后期已经注明分给被告李书志（一人份），另据2004年9月20日的新台账显示，原告名下没有耕地，且原告已经签字确认。故能够认定，原告现不享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于原告提供的税费收据，不能直接证明其缴纳的税费与案涉耕地有关，也不具备推翻原告签字确认的台账的证明效力。关于焦点2，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无效自始无效，故确认合同无效案件，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3，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于1997年由于无力耕种，不再耕种案涉土地，但关于其不耕种案涉土地后对土地的处理，原告在两次诉讼中作出不一致的陈述，其在一审法院（2020）辽0214民初2411号案件庭审过程中，陈述案涉土地交给村民组长刁良军找人代耕,后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又陈述其将案涉土地转包给案外人刘玉治。原告对该节事实前后陈述不一致，结合原告在被告西北山社区2004年9月20日的显示原告无耕地的台账上签字确认的事实，应作出不利于原告的认定，即认定为原告于1997年将案涉土地交给村民组长刁良军系基于村民组长的职权，将案涉土地通过村民组长交还给被告西北山社区，在此情况下被告西北山社区将案涉土地发包给其他农户。本案二被告虽然于2017年签订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但承包期限从1997年开始，系对合同双方事实土地承包合同的追认，合同双方土地承包事实发生在1997年，即发包土地的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3月1日施行前。原告主张二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5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土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该司法解释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针对发生在1997年的本案事由是否有法律溯及力，我国目前有关法律溯及力的规定,一般采用“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即不能用现在制定的法律指导过去的行为,更不能由于过去是合法行为而现在判断是违法的行为,而依照现在的法律予以否定。法律溯及既往只是例外且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对本案并无法律溯及力。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关于“本解释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施行后受理的第一审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应理解为该司法解释对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3月1日施行后至该解释施行的2005年9月1日前有法律溯及力的规定,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前的行为显然无法律溯及力。根据1997年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无关于村民向村集体交回土地需书面申请交回土地的法律规定，被告西北山社区在1997年当时的发包行为符合当时适用的法律规定，不构成发包方违法收回土地。且案涉土地并非村委会主动收回，而是原告自愿向村集体交回，与原告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前提即“发包方违法收回承包地或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不相符。故原告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进而原告要求被告李书志返还案涉土地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案涉耕地于1997年原告交回村集体后已由村委会分别承包给其他农户即被告李书志等人,这些农户至今已经耕种23年有余,即使从原告2004年9月20日在独户土地台账上签字确认时至2017年土地确权时也已13年，原告未曾提出异议，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角度出发，案涉耕地客观上也不宜返还。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书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李书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5）普民初字第334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李冰系与本案上诉人是同一居民委员会的成员，在此案件中，村民委员会并未提供2004年所称的土地台账，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上诉人提举的证据，虽然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判决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作为证据在本案中采用。经审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根据一审已经质证的证据和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二审补充查明，2017年10月20日西北山社区与李书志签订《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并向李书志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李书清关于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李书清是否有权请求返还案涉土地。本案中，上诉人主张1997年将案涉承包地委托村民组长刁良军找人代耕，而刁良军于1997年就将案涉土地转包给案外人刘玉治承包并由刘玉治缴纳当年的税费，被上诉人西北山社区则主张上诉人已于1997年将案涉土地交回西北山社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1997年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并无关于村民向村集体组织交回承包土地必须提交书面申请交回土地的规定，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西北山社区违法收回土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上诉人对其主张的1997年将案涉承包地委托村民组长刁良军找人代耕，后将案涉土地转包给案外人刘玉治承包，未能提交相应的转包手续等证明材料予以证明，亦认可将案涉承包地转包后未收取过相应收益款，有悖于常理。再次，根据西北山社区所提交的2004年设立的独户台账，该台账中上诉人的账页显示，上诉人无耕地，有大棚占地2.07亩、水果占地4.73亩，落款由李书清在户主签字处签字确认。由此可见，上诉人在2004年即对案涉承包地已经交给其他人承包的事实予以知晓，且其并未提出过异议，显然上诉人称“2004年的新台账中的地块及亩数当时村委会只是让上诉人签字，没有告知上诉人登记是记载每户所有的承包地”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本院对西北山社区的陈述予以采信。上诉人已经于1997年将案涉承包地交还给被上诉人西北山社区，而二被上诉人于2017年签订了《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西北山社区向李书志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案涉土地承包予以重新确权，上诉人现主张二被上诉人之间所签订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正确。因上诉人已经于1997年将案涉承包地交还给西北山社区，西北山社区又已将案涉土地发包给李书志，上诉人无权请求返还案涉土地。故上诉人的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李书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李书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王 歆审判员  王 迪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王如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