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6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5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1957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女，196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4，男，195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5，男，1959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因与被上诉人刘某4、刘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11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房屋由刘某1、刘某2、刘某3三人平均继承；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某4、刘某5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诉争房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有二分之一的财产份额属被继承人其父的遗产，主要理由是其母买断公租房时折算了其父25年工龄与其母37年工龄，故认定诉争房屋属于其父与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夫妻共同财产限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而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其父在其母2014年5月购买直管公房时前已经去世近20年，已然丧失民事权利能力，不能再行取得财产，故诉争房屋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应为其母个人财产。其次，国家对于在享受承租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目前尚无法律、法规对该问题予以明确规定，诉争房屋是否使用夫妻双方共同积蓄以及是否使用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均不足以据此产生诉争房屋是共同财产。至于买断公租房时对其父的工龄折算，只是一种福利，无实际货币价值，且购买公租房是其母个人出资，应属其母个人财产。其父的工龄是否具备货币价值，价值是多少，不是本案处理的范围。退一步讲，即便认定属于其父的遗产，其遗产份额也不应当按照50％予以认定。在买断公租房的审批表中，其父的工龄只折算25年，而其母工龄折算37年，且购房款为其母个人财产支付，一审法院按照50％的遗产份额进行分割，明显偏高。基于上述分析，其母的房产应当按照遗嘱平均分配给刘某1、刘某2、刘某3。二、对遗嘱中关于淮盐巷房子的表述应当予以考虑。其母遗嘱中明确表明，已经将其与丈夫其父名下的淮盐巷住房分给刘某4和刘某5，将其名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小区某房屋，面积62.43平方米的房产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平均继承。这是将地铁鑫城小区某房屋平均分给刘某1、刘某2、刘某3的基本落脚点。一审法院未能考虑遗嘱中关于财产分配的基础，其母做出这样的遗嘱，根本出发点就是想公平对待其每一个子女，这是其母老人最后的遗愿，应当予以考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刘某1、刘某2、刘某3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某4、刘某5答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未对刘某4、刘某5提出的答辩意见予以充分回应，本案《遗嘱》应属无效，刘某4、刘某5对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小区某房屋享有法定继承权。一、其母所签《遗嘱》无效，《遗嘱》并非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其母老人在病重、没有清醒意识的情况下，已经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法判断遗嘱的真实意思。其次，因其母老人对刘某4比较信任，故生前将剩余存款等交刘某4保管，而立《遗嘱》时，刘某4、刘某5并不在场，不排除其母听信其他三人的话（他们拿着钱不给你治病），进而使遗嘱作出违反其母老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安排。而且硚口区淮盐巷6号住房，刘某4、刘某5享有完全的产权，不是遗产，其母并没有处分的权利。最后，《遗嘱》真实性存疑。二、本案《遗嘱》中的见证人、代书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因此《遗嘱》无效。三、其母老人在意识清醒时已对财产作出了分割，即要求房屋五儿女分，每个人都有份。四、《遗嘱》中第二套房产是其母和其丈夫其父的夫妻共同财产。五、关于淮盐巷房屋是否应予考虑的问题，刘某4、刘某5早已享有硚口区淮盐巷6号住房完全所有权，该房屋不属遗产，其母无权对其进行遗产处分。六、关于存款，一审判决认定的存款115184.8元中有5113元房屋拆迁款因其母去世未能领取，因此不应该将该部分存款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另外，其母老人去世，还有清香花费以及办理房产证、物业管理费用等未扣除，这些费用应该从总存款中扣除，结清后剩余款项均分。综上，请求驳回刘某1、刘某2、刘某3的上诉请求，依法认定《遗嘱》无效。2019年9月6日，刘某1、刘某2、刘某3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确认其母所立遗嘱合法有效；2、判令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小区的某房产权益由刘某1、刘某2、刘某3继承所有，分别享有房屋产权三分之一的份额，房产估值1,200,000元；3、对被继承人其母未进行分配的银行存款等财产（预估100,000元）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分别继承五分之一的份额（具体数额按照法院最终核定的数额享有）；4、诉讼费由刘某4、刘某5承担。事实与理由：其母与其父为夫妻关系，其父于1993年2月11日离世，其母于2019年3月27日离世。二人生前共育有子女五人，分别为老大刘某1，老二刘某4，老三刘某2，老四刘某5，老五刘某3。其母离世前留有代书遗嘱一份，遗嘱中表明：已经将其与丈夫（已经离世26年）名下的淮盐巷住房分给老二刘某4和老四刘某5。将其名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小区某号，面积62.43平方米的房产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平均继承。该房产为原有房屋在2017年5月因拆迁置换而成（置换房屋权证未办理），故刘某1、刘某2、刘某3请求法院判令该遗嘱合法有效，请求依法判令刘某1、刘某2、刘某3对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小区某号的房屋权益由刘某1、刘某2、刘某3继承所有，并要求刘某4、刘某5将补偿征收协议等房产资料移交给刘某1、刘某2、刘某3。另外母亲其母在世时其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汉口银行、中国银行的4张存单金额共计175,000元（原先由刘某1保管，后交与刘某4）等银行存款由刘某4保管,刘某4向刘某1、刘某2、刘某3出具现金分配单，并于2019年5月20日分配给刘某1、刘某2、刘某3每人80,777元，事实上从刘某4提供的分配单来看，由于所有银行存款均由刘某4保管，无法分辨出母亲留有的银行存款有多少,同时刘某1、刘某2、刘某3在有限的线索中，认为至少还有100,000元左右没有分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代书遗嘱中没有提及的财产，作为子女，依法享有法定继承权，请法院核实存款后进行分割，如果发现刘某4、刘某5有故意隐匿、侵吞的行为，请酌情减少刘某4、刘某5应继承的遗产份额。据此，刘某1、刘某2、刘某3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刘某1、刘某2、刘某3的诉请。刘某4、刘某5一审辩称，1、武汉市硚口区淮盐巷6号住房不是父母遗产，该房产不属于财产继承范围，应依法予以驳回。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小区6-1005号房屋为原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下陈家湖7号房屋拆迁置换所得，武汉市硚口区淮盐巷6号1楼8-9号房屋是1995年12月25日由武汉市硚口区房地产公司第四房管所向刘某4、刘某5发放房屋承租证，刘某4、刘某5是该房屋的承租人，在该房屋居住长达27年，直到2014年。2014年旧城改造房改，只是针对实际居住使用承租人才享有购买房屋产权的权利。因此武汉市硚口区淮盐巷6号房屋与父母无关，不是遗产，不应发生继承，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小区某号房屋是母亲唯一遗产，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共同继承，分别享有五分之一产权份额。2、刘某1、刘某2、刘某3所提供代书遗嘱，形式与内容上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是无效的遗嘱。代书遗嘱是3月12日写的，3月13日晚上医生写的医嘱，母亲当时属于肝癌晚期，意识不清，已经不能进食了，已经没有完全清醒意识，不能做出遗产分配，到5月23日刘某1、刘某2、刘某3提出房屋主张，当时并未提到母亲遗嘱问题，直到接到诉状，我们才知道这个情况，代书遗嘱从内容和形式上有悖于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母亲在学校的工资还有存款很多都是刘某4办的。母亲说房屋是刘家的，不能卖了，不能给外姓的人，刘家的财产要传承下去，刘某2在母亲在世时关系蛮紧张，没有经常去看母亲，刘某3长期赌博，借高利贷赌博，在外有债务，要霸占房屋，当时刘某3要卖自己的老房子还债，我们跟她做工作等旧房改造后有新房了再卖，母亲害怕刘某3卖房，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代书遗嘱的内容的。2018年8月23日母亲在一六一医院慎重谈过这个事情，我有相关证据。3、母亲剩余存款有邮政银行76,171元，丧葬费33,900元及房屋拆迁款5,113.80元（因母亲去世未能领取）共计115,184.80元由刘某4保管，在母亲没有有效遗嘱的情况下，应由兄妹共同继承，各享有五分之一。刘某1找刘某4说母亲有170,000元的存折，有60,000元是他的，说170,000元刘某1、刘某2、刘某4三人分，原来的存款已经分了，现在剩下的就是110,000元，要处理完剩下的事情再分。综上，请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驳回刘某1、刘某2、刘某3的诉讼请求。如果发现刘某1、刘某2、刘某3伪造代书遗嘱，请求依法酌情减少刘某1、刘某2、刘某3应继承的遗产份额。刘某5另辩称，母亲养活我们五人，母亲住院时是我们五个人照顾的，代写遗书只有刘某1、刘某2、刘某3参与，没有刘某4、刘某5参与，母亲胃癌晚期、高度白内障转移肝脏，停食停水了，怎么可能写代书遗嘱，就是能写代书遗嘱晚上十点写可能吗？就是有写也是假的，是他们写好念给母亲听。代书遗嘱的签字有瑕疵，而且法律规定代书人不能与遗嘱人有利害关系，而他们与遗嘱人有利害关系，还有见证人是隔床的，说是好像是这个事，就签了字。刘某1、刘某2、刘某3提交的代书遗嘱也没有公证，为什么只有刘某1、刘某2、刘某3，而不是我们五个人参加，也没有请专业的人做这个事情。母亲去世时，在处理存款时候，我是一直相信母亲没有这个存款，结果母亲有几十万的存款没有告诉我，还提出私分钱，录音里也提到这个事情，也提到房子的事情。一审认定事实：其母与其父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刘某1、刘某4、刘某2、刘某5、刘某3五个子女。其父于1993年去世。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下陈家湖******房屋为武汉市江岸区房产局直管公有住房，承租人为其母，该房屋在其父去世之前已经承租。2013年，其母对该房屋进行产权购买，产权购买中用工龄抵扣了房屋价格，其中认定92年前工龄其父为25年，其母为37年，实际支付的购房款为5,560.69元。2013年10月19日，其母与武汉市江岸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征收序号：A-248），协议约定征收范围为武汉市江岸区下陈家湖7号204室，产权调换的房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头道街A户型某室，征收补偿总额为450,147.58元，安置房房款为382,400元，武汉市江岸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应向其母支付67,747.58元。2017年4月19日，其母与武汉市江岸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征收序号：A-248补充），约定原选房号A-6-1005面积59.75m2,金额382,400元，现房号6-1005面积62.43m2，金额399,552元，其母应支付17,152元。此后，《征收补偿协议书》中的产权置换房屋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小区某号房屋交付给了其母，由其母居住使用，但未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年××月××日晚10点，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病区，由案外人李芳执笔写下遗嘱“我与老伴（已故20余年）名下淮盐巷住房，已分给老二刘某413平米，老四刘某513平米，结婚用。我名下房产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6-1005、63平米）由老大刘某1、老三刘某2、老五刘某3三人平均继承”，李艳军作为见证人在该遗嘱上签字，李芳作为代书人在该遗嘱上签字，其母在该遗嘱上签字，案件审理中，刘某5、刘某4申请对该遗嘱上其母的签名进行鉴定，后表示不进行鉴定。其母尚有存款共计115,184.80元在刘某4处，未进行分割。其母于2019年3月27日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出院诊断为胃肿瘤，其他诊断为肝脏继发恶性肿瘤、恶性恶病质、电解质代谢紊乱、低蛋白血症、肿瘤性贫血。一审另查明，本案中武汉市江岸区下陈家湖73号某号房屋和武汉市江岸区下陈家湖7号某室房屋为同一房屋。武汉市硚口区淮盐巷6号1楼8、9、10号的房屋承租人为刘某4，武汉市硚口区淮盐巷6号1楼4、6号的房屋承租人为刘某5，上述房屋刘某4和刘某5取得完全产权。一审审理中，因各方当事人分歧较大，调解未成。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十条第一款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下陈家湖73号某房屋承租人为其母，但该房屋系在其母与其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承租，2013年进行产权购买时，其母与其父的工龄均抵扣了房屋价格，该房屋应为其母与其父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对该房屋各享有50%的产权份额，该房屋后经产权置换，置换的房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小区某号，该房屋其母与其父各享有50%的权益。其母于××××年××月××日晚10点在遗嘱上签字，遗嘱写明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某号房屋由老大刘某1、老三刘某2、老五刘某3三人平均继承，刘某4、刘某5对该遗嘱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该遗嘱应为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母仅能处置自身对该房屋所享有的权益，对于其父对该房屋所享有的权益，其母无权处分，对于其母对该房屋所享有的权益，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共同继承。其父于1993年死亡，其对房屋所享有的50%权益，应由其母、刘某1、刘某4、刘某2、刘某5、刘某3共同继承，即每人享有十二分之一的权益。其母对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某号房屋所享有的十二分之七的权益（1/2+1/12），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平均继承，即每人享有该房屋三十六分之七的权益，刘某1、刘某2、刘某3还继承了其父所享有的房屋权益，故刘某1、刘某2、刘某3每人对房屋享有十八分之五的权益（1/12+7/36）。其母有115,184.80元的存款在刘某4处，该存款应由刘某1、刘某4、刘某2、刘某5、刘某3各享有五分之一份额，每人享有23,036.96元，刘某4应支付给刘某1、刘某2、刘某5、刘某3每人23,036.96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小区某号的房屋刘某1、刘某2、刘某3各享有十八分之五的权益，刘某4和刘某5各享有十二分之一的权益；二、在刘某4处的其母的存款115,184.80元，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刘某5各享有五分之一份额即23,036.96元；三、驳回刘某1、刘某2、刘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5和刘某4各负担3,300元，因案件受理费已由刘某1、刘某2、刘某3预交，刘某4和刘某5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案件受理费3,300元支付给刘某1、刘某2、刘某3。二审中，刘某4和刘某5提交如下两份证据：证据一：“清香”费用清单。拟证明因其母老人去世，后期花费“清香”费用1万多元，“清香”费应该作为安葬后事费用的一部分，应从存款中扣除。证据二：电话录音。拟证明2019年5月24日刘某1、刘某2、刘某3向刘某4、刘某5打电话，称已经协商了关于地铁鑫城房子的处理，当时并没有提及《遗嘱》，说明地铁鑫城房子的处理是刘某1、刘某2、刘某3协商的结果，佐证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存疑。刘某1、刘某2、刘某3质证后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清香”费用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当时给他们打电话的目的，就是他们要房子我们就打官司，他们不要我们就不打官司”。本院认为，刘某4和刘某5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刘某4、刘某5对案涉代书遗嘱真实性持有异议。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案涉“遗嘱”是否有效、案涉“下陈家湖73号某房屋”是否属于其母与其父的夫妻共同财产、其母去世后在刘某4处留有的115,184.80元存款是否属于遗产范围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案涉“遗嘱”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其母在案涉“遗嘱”上签字，案外人李芳作为代书人、案外人李艳军作为见证人亦均在该遗嘱上签字。故该“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属有效。刘某4、刘某5虽对该遗嘱持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一审判决认定该遗嘱为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案涉“下陈家湖73号某号房屋”是否属于其母与其父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案涉“下陈家湖73号某号房屋”系在其母与其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承租，其父虽于1993年已去世，但该房屋在2013年进行产权购买时，其母与其父的工龄均抵扣了房屋价格，一审判决认定该房屋为其母与其父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拥军路地铁鑫城小区某号系“下陈家湖******房屋”经产权置换所得进而认定案涉“鑫城小区某号房屋”其母与其父各享有50%的权益正确。三、其母去世后在刘某4处留有的115,184.80元存款是否属于遗产范围的问题。遗产是公民死亡后遗留的合法财产，该笔存款理应属于其母的遗产范围。刘某4、刘某5辩称115184.8元中有5113元不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办理“清香”及办理房产证、缴纳物业管理费等费用应予以扣除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刘某1、刘某2、刘某3的上诉理由、刘某4、刘某5的辩称意见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刘某1、刘某2、刘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安林锋审判员  李 文审判员  丰 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杨雨竹书记员杨雨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