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4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宏兴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发展大道**。法定代表人：罗得红，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钢，湖北汉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文浩，湖北汉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鸣，男，1982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才义，武汉市黄陂区盘龙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武汉宏兴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兴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鸣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1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宏兴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199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徐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以徐鸣提出的金额进行结算无事实依据。因徐鸣无法证实其与上诉人有关租金数额的约定，在上诉人仅自认日立与啄木鸟挖机租赁价格为230元/小时的情况下，一审仅能对双方无争议的价格进行确认，并应依法对有争议的租赁价格予以判定。故，一审以徐鸣的单方陈述所认定的租赁价格，缺乏事实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认定徐鸣为租赁法律关系的债权人缺乏事实依据。虽然徐鸣持有上诉人与之核对的工程量对账单，但不等于其就是本案所涉租赁关系的当事人。因徐鸣承认其并非租赁车辆的所有权人，在未查明其对案涉车辆是否具有处分、收益权利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徐鸣是案涉租赁关系的债权人缺乏事实依据。另外，徐鸣与上诉人的对账仅是工程量的对账，并没有进行价格结算。由此说明徐鸣并不具备核算租赁租价的授权。再则，工程量对账上也标明了存在其他租赁关系的当事人，仅凭对账单无法证明徐鸣有获得租金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涉案车辆真实权利人的情形下，不能仅凭工程量对账单就认定持有该对账单的人为租赁关系的债权人。若一旦案涉车辆的真实权利人向上诉人主张租金，上诉人则不得不重复支付租金，而面临无休止的诉累。三、徐鸣的代理人参加一审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徐鸣的诉讼代理人董才义系武汉市黄陂区盘龙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只能在其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所在的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其无权在原审法院担任诉讼代理人。一审允许其参与本案的诉讼，严重违反程序规定。徐鸣辩称：1、一审就租赁价格论理充分、认定正确。2、徐鸣虽未与宏兴晟公司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但通过工时明细表、对账单及付款凭证，均已证明双方交易属实践合同，故徐鸣主体资格适格。3、依鄂司发（2018）40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司法厅关于调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活动范围的通知”规定，徐鸣代理人的诉讼代理行为合法。徐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宏兴晟公司向其支付挖机租赁工时费142525元；2、判令宏兴晟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至2016年间，宏兴晟公司向徐鸣租赁挖机进行施工。对挖机施工已完成的相关工作量，双方陆续进行了对账，并出具对账明细表，即：一、2015年11月20日对账明细表，该表下端以印刷体方式注明：截至2015年10月31日单据，已于2015年11月17日核对，单据已收回，共95张单据，共计597小时(其中宋欢36小时30分)，宏兴晟公司谢梅英在落款处签名并注明“已核对”，宏兴晟公司加盖单位财务章；徐鸣在落款处签名并注明“日立挖机施工时间已核对，准确无误”。二、2016年2月2日对账明细表，该表下端以印刷体方式注明：截至2015年12月31日单据，已于2016年2月2日核对，单据已收回，共35张单据，共计216小时(其中宋欢1小时40分)，宏兴晟公司谢梅英在落款处签名并注明“已核对”，宏兴晟公司加盖单位财务章；徐鸣在落款处签名认可。三、2016年7月14日《武汉宏兴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工时明细表（塔子湖西路）》，该表“送货单位”一栏载明挖机（龚文），且以列表方式载明了挖机作业日期、作业具体时段、回收单据号等，该表下端以印刷体注明“以上23张单据已于2016年7月14日核对，原始单据已收回，共计176小时”，徐鸣及宏兴晟公司的代表谢梅英均在落款处签名并注明“已核对”，宏兴晟公司加盖单位财务章。四、2016年7月14日《武汉宏兴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工时明细表（塔子湖西路）》，该表“送货单位”一栏载明徐工大挖机（徐鸣），且以列表方式载明了挖机作业日期、作业具体时段、回收单据号等，该表下端以印刷体注明“以上16张单据已于2016年7月14日核对，原始单据已收回，共计93小时30分”，徐鸣及宏兴晟公司的代表谢梅英均在落款处签名并注明“已核对”，宏兴晟公司加盖单位财务章。五、2016年6月1日对账明细表，其中注明：截至2016年3月29日单据，已于2016年6月1日核对，单据已收回，共43张单据，共计256小时(其中宋欢7小时30分)。六、2016年8月25日《武汉宏兴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工时明细表（塔子湖西路）》，该表“送货单位”一栏载明日历大挖机（徐鸣），且以列表方式载明了挖机作业日期、作业具体时段、回收单据号等，该表下端以印刷体注明“以上22张单据已于2016年8月25日核对，原始单据已收回，共计130小时”，徐鸣及宏兴晟公司的代表谢梅英均在落款处签名，并分别注明“准确无误”、“已核对”，宏兴晟公司加盖单位财务章。七、2017年1月11日《武汉宏兴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工时明细表》，该表“送货单位”一栏载明建渠小挖机(杨)（徐鸣），且以列表方式载明了挖机作业日期、作业具体时段、回收单据号等，该表下端以印刷体注明“以上45张单据已于2017年1月11日核对，原始单据已收回，共计204小时(其中啄木鸟13小时，小挖机191小时)”，徐鸣及宏兴晟公司的代表谢梅英均在落款处签名，宏兴晟公司加盖单位财务章。审理中，徐鸣确认宏兴晟公司已付款为285000元，并自认日立、徐工挖机作业单价为270元/小时，啄木鸟、小挖机作业单价分别为200元/小时、130元/小时。宏兴晟公司自认涉案日立与啄木鸟牌挖机租赁价格均为230元/小时。一审法院认为，双方车辆租赁合同关系成立。宏兴晟公司未及时支付车辆租金是形成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虽宏兴晟公司辩称徐鸣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但从本案现有证据分析，案涉对账明细表、《武汉宏兴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工时明细表》等均未载明所欠租金的具体付款时间，徐鸣可随时主张，故宏兴晟公司的此项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宏兴晟公司并辩称其已向徐鸣支付租金360000元，但在规定期间内及本案审理期间内，其均不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其此项抗辩观点不予采纳，宏兴晟公司就案涉车辆租赁合同关系已付款总额应为285000元。徐鸣主张宏兴晟公司应支付所欠租金142525元。该项主张涉及两个问题，即：一、案涉挖机的租赁价格如何确定；二、徐鸣是否有权主张本案全部债权。徐鸣自认从事案涉工程作业的挖机为日立、徐工、啄木鸟、小挖机四个品类，对此宏兴晟公司未提出异议，而案涉全部对账明细表仅有2017年1月11日《武汉宏兴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工时明细表》下端统计结论处对啄木鸟、小挖机的具体作业情况作了特别记注，即“以上45张单据已于2017年1月11日核对，原始单据已收回，共计204小时(其中啄木鸟13小时，小挖机191小时)”，从以上对账过程分析，宏兴晟公司系采用对日立、徐工这类常规挖机不做记注，对啄木鸟、小挖机作特别注明，以便区别对待，核算具体价格。而对挖机作业的小时单价，徐鸣确认双方约定的租赁单价为日立、徐工270元/小时，啄木鸟200元/小时，小挖机130小时×270元/小时，依车型大小确定的单价具体确定，而宏兴晟公司自认涉案日立与啄木鸟牌挖机租赁价格均为230元/小时，未作区分，且宏兴晟公司对徐鸣自认的租赁车辆的单价不能提交相关反驳证据，故徐鸣对车辆租赁单价的自认更符合常理，更具有证明力，对其确认的车辆租赁单价予以采信。对于徐鸣是否有权主张本案全部债权的问题，首先、从对账对象分析，本案全部对账明细表反映系宏兴晟公司与徐鸣对账，而非宏兴晟公司与宋欢、龚文对账，即显现本案车辆租赁合同关系的双方为宏兴晟公司与徐鸣；其次、从对账过程分析，案涉全部对账明细单均反映双方对账后，车辆租赁的原始单据已由宏兴晟公司即时收回，即徐鸣系该部分原始单据的持有人，而宏兴晟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就案涉债权与案外人宋欢、龚文另行结算，徐鸣系该部分原始单据的持有人并经宏兴晟公司对账确认，其享有案涉债权，徐鸣与宋欢、龚文间的结算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综合上述分析，宏兴晟公司应向徐鸣支付所欠车辆租金138925元[即：597小时×270元/小时+216小时×270元/小时+176小时×270元/小时+93.50小时×270元/小时+256小时×270元/小时+130小时×270元/小时+(13小时×200元/小时+191小时×130元/小时)-285000元]，而徐鸣虽主张宏兴晟公司还应支付拖车费3600元，但对此不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宏兴晟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鸣支付所欠车辆租金138925元；二、驳回徐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51元，由徐鸣负担72元，宏兴晟公司负担3079元。二审期间，徐鸣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宏兴晟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支出证明单》《收款收据》《收条》《银行客户专用回单》《银行电子回单》《发票》及《情况说明》《明细表》，用于证实其已实际支付租金360000元，且大挖机及小挖机的租赁价格分别为260元/小时、130元/小时。经质证，徐鸣以《情况说明》《明细表》系宏兴晟公司单方制作为由，对该份《情况说明》及《明细表》不予认可，并对《银行客户专用回单》《银行电子回单》《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宏兴晟公司所示票据中的2016年9月8日《支出证明单》、2018年2月12日《支出证明单》《收款收据》、2019年2月3日《支出证明单》系油款而非租赁费，该部分款项与本案租赁费无关，且2017年1月25日《支出证明单》《收条》、2019年2月26日中《支出证明单》《发票》中没有徐鸣的签字，对该部分款项不予认可。同时表示，2016年2月6日《支出证明单》中留存的徐鸣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且该《支出证明单》所对应银行支票头所列明的日期、金额与《支出证明单》上的时间、金额不符，故而不认可该份《支出证明单》的真实性，并认可除上述票据之外的《支出证明单》《收款收据》。据此，本院认证意见为，就宏兴晟公司单方出具的《情况说明》《明细表》，因不符合证据组成的法定要件，本院不予采信，并对宏兴晟公司举示的其余证据中关于油款的票据及未经徐鸣签名确认的票据，因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由于剔除前述票据所列款项后，即便徐鸣经本院释明是否就2016年2月6日《支出证明单》中其签名的真伪予以司法鉴定而未作明确的答复意见后，经核算徐鸣所确认的票据金额，加上该份《支出证明单》中的金额，宏兴晟公司所示证据中的已付金额24.5万元也小于徐鸣自认其已实际收到的金额28.5万元。故，结合宏兴晟公司于二审中就其实付金额28.5万元的认可及徐鸣的自认，本院对宏兴晟公司已付租赁费28.5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且当事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宏兴晟公司承认其承租的车辆存在型号及大小的区别。本院认为，宏兴晟公司签章确认对账明细表，并向徐鸣支付28.5万元租赁款项的行为，足以表明其实际知晓发生案涉租赁关系的交易相对方为徐鸣。据此，在宏兴晟公司无实质证据证实其就本案租赁车辆与他方签订过租赁合同或形成事实上租赁关系的情形客观存在之下，基于徐鸣同案涉租赁车辆所有权人所构建的法律关系与本案租赁关系分属不同利益及性质的法律关系，不符合合并审理的法定条件。故，宏兴晟公司以原审未查明案涉租赁车辆所有权人而认为徐鸣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鉴于租赁车辆因品牌、型号及功能的不同，其租赁市场价格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宏兴晟公司在认可其所承租的车辆存有型号及大小区别的情形下，却自利性界定租赁价格以230元/小时计租的观点，本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所规定价格约定不明的处理原则，也与其二审提交证据而拟证实的“大挖机及小挖机的租赁价格分别为260元/小时、130元/小时”之内容相悖。故，结合当事双方的诉辩主张，在宏兴晟公司无直接证据证实徐鸣所主张的租赁价格超出当时车辆租赁市场行情后，原审根据案件实际，就案涉租赁价格的评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宏兴晟公司对徐鸣委托诉讼代理人从职范围的质疑，系错误解读我国法律造成，故，其认为原审程序严重违法的上诉观点，因悖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宏兴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79元，由武汉宏兴晟市政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劲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林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