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49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涛，男，1973年1月13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维永，江苏钟鼓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厚忠，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东环大道**。法定代表人：黄鼎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燚，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涛因与被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五建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2民初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维永、张厚忠，被上诉人广西五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涛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对其主张提供了充分证据。1.2013年2月8日，被上诉人职工孙三喜书写欠条2张，加盖了被上诉人印章，证实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租金110600元、租赁物损失赔偿金80397元的事实。2.2013年12月15日，孙三喜书写欠条1张，证实至2013年底欠租金25万元，对未赔偿租赁物按月继续计算租金，并承诺分期偿还租金等，如未如期偿还，支付违约金30000元。3.2018年11月5日徐州永旭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报告，证实截至2018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租金500882.29元、逾期支付25万元租金的利息损失58114.04元。二、一审判决存在三个错误，判决不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1.被上诉人在欠条上加盖印章，是对欠款事实的确认，无需授权，一审判决认定没有法人(公司)授权不产生法律效力错误。违背最高法“九民”关于公司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精神。2.一审判决混淆了租赁合同效力和确认欠款事实效力。3.生效刑事判决确认，孙三喜伪造印章不包括加盖在欠条上的印章，被上诉人在孙三喜书写的欠条上加盖印章是对孙三喜书写欠款事实的确认，不能认定为孙三喜本无权代理却实施代理的行为。因而，一审判决存在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不当。广西五建公司辩称，首先，孙三喜不是我方的员工，也不是我方的授权代理人，其法律行为对我方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孙三喜与高涛之间的约定，属于他们之间的民事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其次，关于上诉人提出盖章的法律事实，我方已经详细阐述，该盖章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已经生效的法律判决确认，孙三喜已经取得应有的刑事处罚。再者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事实和理由是不正确的，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当中关于公司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也非常明确的认定，要审核盖章行为人是否获得授权或者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最后本案的案由是租赁合同纠纷，上诉人负有举证责任，在其未充分举证证明我方与上诉人高涛之间存在租赁合同的情况下，上诉人应当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因此请求贵院依法审查事实，驳回上诉人的所有的诉讼请求。高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广西五建公司给付租金620790.45元，赔偿租赁物损失80397元，支付违约金30000元、利息损失84000元，以上合计815187.4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广西五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涛从事钢模租赁业务。2011年，高涛与案外人孙三喜达成口头租赁协议，由高涛出租钢管、扣件让孙三喜用于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厂区项目工程的施工。2013年2月8日，孙三喜出具书面欠条两张，其中一张内容为：今欠到高涛钢管租金110600元。另一张内容为：今欠到高涛钢管、扣件赔偿金80397元。两张欠条上面除孙三喜签字外，均加盖了“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印章。2013年5月3日，高涛向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广西五建公司给付租金并赔偿损失，遂形成（2013）城中民二初字第488号案件，在该案件中，高涛向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涉案两张欠条的原件。2013年9月26日，广西五建公司向柳州市公安局报案，称有人私刻其公司印章向高涛出具欠条两张，致使其公司被高涛诉至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3年12月15日，孙三喜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高涛钢管租金总计到2013年年底25万元。另外，2014年钢管、扣件赔偿金未付清，按月计算租金。欠条下方列有还款计划：到2014年1月15日前付2万，5月31日前付3万，中秋节前付5万，其余年底付清。另外，如付不清，另加违约金3万，高涛可诉讼至法院，即徐州市鼓楼区法院。该欠条落款处仅有孙三喜个人签字。2013年12月23日，因高涛向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2013）城中民二初字第488号案件以撤诉方式结案。2016年6月14日，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0202刑初18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孙三喜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该份刑事判决书查明：2012年6月的一天，孙三喜在徐州市一路边摊点私自伪造一枚“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后孙三喜在其承接的徐州市上达科技有限公司基建工程项目中，先后使用该伪造印章加盖在《授权委托书》、《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工程款支付证明》等材料上。另，该判决书并未对本案所涉两张借条上的印章进行认定。2016年8月29日，在柳州市公安局桂中责任区刑侦大队对孙三喜的讯问笔录中，孙三喜供述：其在做徐州宗申集团有限公司办公楼和上达科技有限公司厂区项目工程时，向高涛租赁钢管、扣件，一直拖欠租金，其向高涛出具过两张欠条，并在欠条上加盖“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印章，印章是其私刻的。2018年1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桂检技鉴字（2018）2号文件检验鉴定书，认定（2013）城中民二初字第488号民事卷宗中的两份欠条上加盖的“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与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于2015年11月19日提取的“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并非同一印章所盖。另查明，2011年9月20日，徐州市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处作出《徐州市非国有资金投资工程项目批准直接发包通知书》，通知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与承包人广西五建公司就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厂区项目工程签订书面合同，并将合同报备案。在该处存档材料中有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与广西五建公司就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厂区项目工程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再查明，高涛自述，2011年底，孙三喜告诉高涛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有工程是由广西五建公司承建的，其现在代表广西五建，全权负责该工程。高涛到工程施工地点看到挂有广西五建公司的门头，并在施工地点看到孙三喜本人，于是双方口头达成钢管、扣件租赁协议。在租赁协议履行期间，租金都是孙三喜个人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高涛的。工程结束后，孙三喜没有付清租金，2013年2月8日，在徐州市佳停车场，高涛让孙三喜就租金和丢失的租赁物写了两张欠条，孙三喜当场在两张欠条上加盖“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印章。在高涛将广西五建公司诉至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后，孙三喜出面协调，于2013年12月15日再次出具一份欠条及还款计划书，因广西五建公司不认可孙三喜的身份，故该份文件上仅有孙三喜的签字，无公司印章。在（2016）苏0302民初3264号案件中，高涛主张孙三喜系公司员工，在本案中，高涛主张孙三喜并非公司员工，而是构成表见代理。在法庭询问中，高涛亦自认与孙三喜共发生过三四次租赁关系，涉案租赁关系是最后一次，只有这次孙三喜是代表广西五建，以前都是其他的施工单位。一审法院认为，高涛依据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向广西五建公司主张权利，应当就其与广西五建公司之间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负有举证证明责任。高涛主张孙三喜代表广西五建公司与高涛订立口头租赁合同，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构成表见代理必须满足四个条件：1、行为人无代理权；2、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3、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4、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本案中，孙三喜在与高涛订立口头租赁合同时，并未向高涛出示过广西五建公司的相关授权委托材料，也未出示过其为广西五建公司在徐州上达科技有限公司厂区项目中的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职权证明等材料，亦未提供过其与广西五建公司存在挂靠等其他情形的证明材料。高涛之所以相信孙三喜有权代表广西五建公司，仅是基于孙三喜所在的工地门头挂有公司的名称，以及孙三喜在欠条上加盖“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的行为。但，第一，建筑工地涉及人员众多，不同的工作人员有其不同的职权范围，因此不能通过孙三喜在挂有公司名称的工地工作的事实而判定孙三喜享有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第二，盖章行为的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其前提是该行为人不仅须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要享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盖章之人有无代理权或代表权，并不能通过盖章行为本身直接得到确认，而应有相应的授权文件，因此，在孙三喜未出示相关授权文件、身份证明文件的前提下，其私自加盖印章的行为亦不能判定其取得公司的授权。另外，高涛与孙三喜曾发生多次租赁合同关系，此前孙三喜工程的施工单位均非广西五建公司，因此，高涛应当明知孙三喜并非公司的工作人员，而其在与孙三喜订立租赁合同时，既不审查孙三喜的身份及有无代理权，又未要求与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并加盖印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未要求公司予以确认或追认，具有明显过错。综上，孙三喜在与高涛达成口头租赁协议的时候并不存在有使高涛相信其有权代理公司对外签订协议的事实和理由，高涛主张表见代理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三喜的行为系无权代理，事后亦未得到公司的追认，故高涛与孙三喜之间的口头租赁协议不对广西五建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对高涛基于该合同关系向广西五建公司提出的各项诉请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另需说明的是，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双方对2013年2月8日孙三喜出具的两张欠条中加盖的“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的真伪存在激烈的诉辩对抗。一审法院认为，对自然人而言，其加盖印章的行为系对书面形式意思表示的确认，而对法人而言，除了其法定代表人无须另外授权即可一般性的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外，其余的代理人均需要法人相应的授权而为授权范围内的民事活动，因此，仅有加盖印章的行为而缺少代理权或代表权，即使是真公章，也不能当然产生合同有效的法律效果。因此，本案的关键并非该两份欠条中加盖印章的真伪，而是孙三喜有无相应授权、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鉴于孙三喜伪造公司印章罪的犯罪行为已经刑事审判，并且，法人在不同时期存在印章更替、变化的情形，即使在同一时期亦存在同时具备多套印章的可能，印章的真伪对于孙三喜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无意义，因此，为避免双方当事人诉累，一审法院不再对上述欠条中印章的真伪启动鉴定程序。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950元、公告费3120元，合计15070元，由高涛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孙三喜向高涛租赁涉案设备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广西五建公司应否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本属于无权代理，但因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外观授权的特征，致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赋予其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果。本案中，孙三喜的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高涛系与孙三喜个人协商租赁涉案设备，其与孙三喜达成协议时，不具有足以使高涛相信其有权代理广西五建公司的事实和理由。高涛主张孙三喜代表广西五建公司的主要证据是孙三喜所在的工地门头挂有广西五建公司的名称，但仅凭该事实并不具有代表广西五建公司对外租赁设备的权限，因此，没有证据证明高涛在订立合同时相信孙三喜有权代表广西五建公司。同时，高涛在与孙三喜签订合同时，知悉孙三喜此前的施工单位并非广西五建公司，孙三喜在涉案欠条上加盖“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字样印章时系携带至停车场加盖，因此，高涛应当明知孙三喜并非公司的工作人员亦无权代表公司对外加盖印章，但其既不审查核实孙三喜真实身份及有无代理权，亦不要求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并加盖广西五建公司印章，租赁设备款项亦是孙三喜个人支付，对此高涛具有明显过错。综上，孙三喜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广西五建公司不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责任。综上，高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50元，由上诉人高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东海审判员  杜演文审判员  赵东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刘执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