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4413号原告：贺永宝，男，1970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锋，浙江曹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吉祥，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沃素利，女，1959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贤、马健，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贺永宝与被告沃素利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7月13日、10月15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锋、王吉祥，被告沃素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贤两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健第一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贺永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款项金额为380万元并支付自2013年9月29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诉讼中，原告第一项中利息的诉讼请求变更为2013年9月2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扣除已支付的2.4万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邻居关系，被告经常到原告家聊天，聊天中经常提到被告自己在帮农业银行拉存款，赚点差价，只要有钱是划算的，且是短期存款（即月底存，过几天就还），经常要求原告有钱就帮帮忙，故原告处于情面答应被告。2013年9月29日，被告告知原告，月底农业银行有存款指标，原告表示有760万元可以去存，且被告要求原告将款项打给被告账户，由被告去农业银行存款，原告遂放心让其配偶周建英将钱款打给了被告，后被告告知原告其中的460万元系存款为7天的，剩余300万元系存款为1天。存款到期后，被告迟迟未向原告返还存款及利息，但被告尚称发大水银行被淹无法把钱转出来，需要再过几天。直到后来事情瞒不住了，被告才将事情真相告知了原告，真相系被告并未将款项存入农业银行，而是以高利贷的形式借给了朱启东。嗣后，被告承诺钱会由被告自己来偿还原告的款项，但并未出具书面的承诺书。原告曾于2018年3月23日向本院起诉，后因涉案款项及其他款项以被告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刑事立案侦查，故本院作出了驳回起诉的裁定书，案号为2018浙06**民初3296号。但后经越城区人民检察院认定被告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不起诉决定书（案号越检公诉不诉2019347号），故原告认为本案经济犯罪嫌疑已消除，已符合案件受理条件。同时，根据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做出的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朱启东退赔被告金额人民币17296000元，同时根据被告人朱启东出具给被告沃素利的2200万元借条，充分说明朱启东与沃素利的金钱关系均系借贷，沃素利已确定可以从朱启东本人那里归还人民币17296000元，且根据本院于2016年11月30日做出的民事判决书（案号为2016浙06**民初4294号），虽认为原告贺永宝提供的证据无法认定原、被告之间有借贷合意，但在认定事实部分中已确认了原告委托被告进行理财，且已将760万元人民币转账给了被告沃素利，被告在该案中已承认从事相关的委托理财资金业务，从中高额赚取回报的差价部分。综上，原、被告系民间委托理财关系，原告委托被告投资理财，理财方式为以被告名义存入银行，到期后还本付息，被告从利息中收取差价作为报酬，后原告如约交付了理财资金，但被告未按照约定方式将资金存入银行，却将资金高利转借给第三人赚取高额利息，且约定期限到期后未将资金返还给原告，也未支付资金利息，被告行为违反了双方委托理财的约定，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理财资金，并支付相应利息。为此，原告诉至本院，望判如所请。诉讼中，原告明确原告是委托被告从事相关委托理财资金业务，到期之后被告已支付给原告2.4万元的资金利息。被告沃素利答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已经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系原告的自认，原告在起诉状中虽然形式上以委托代理合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要求返还的利息起算的时间以及今天当庭变更的几处表示说是笔误，被告不认可，诉状上明确写的是借用；本案的基础事实与所涉及的标的，与（2016）浙0602民初4294号案中的情况和标的完全一致，故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当驳回诉讼请求。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且其陈述的事实与（2016）浙0602民初4294号案确认的事实以及向公安机关报案反映的情况完全矛盾，存在虚假陈述情况，故原告陈述的事实不能成立，请法院不予采信；另外，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应依法驳回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8）浙0602民初3296号民事裁定书、绍越公诉字（2018）第10543号起诉意见书、越检公诉刑不诉〔2019〕347号不起诉决定书，拟证明原告已将款项交付给被告的事实以及证明刑事案件程序已终结可以重新起诉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公安起诉意见书程序上来说是属于保密材料真实性需要法院核实；不起诉决定书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原告方提交的公安的起诉意见以及检察院的所涉及的笔录中可以反映出来，当时原告或者是原告的老婆周建英，多次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陈述的时候从来没有说原、被告存在一个委托理财关系，没有像今天庭审一样陈述事实，足以证明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原、被告双方提交材料中陈述的事实已被法院驳回。2、（2017）浙0603刑初210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朱启东须退赔被告17296000元的，被告是作为被害人的角色以及退赔对象的事实，该刑事判决书当中明确与原告无关，所有涉案款项均与被告发生关系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判决书结果被告一直不服，也一直在信访，为什么现在不信访，因为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导致了被告放弃了信访。3、（2016）浙0602民初429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被告承认帮原告处理资金业务的事实以及中间赚取差价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对于原告证明的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方提出的观点。4、公安机关对沃素利制作的讯问笔录，对傅文娟、周建英制作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承认原告委托被告处理银行业务的事实以及中间赚取差价的事实，同时证明被告隐瞒真相，擅自以高利贷的形式借给了朱启东的事实。原告还补充说明：傅文娟笔录中提到2013年10月20日被告从朱启东处拿了400万元，其中220万元汇入了周剑的老婆车爱琴的账户里，并说明汇款是被告通过原告的账户转付给了周剑。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于2018年沃素利的讯问笔录对程序有异议，傅文娟、周建英与本案是有利害关系的，周建英是原告的老婆，是属于保密材料不知道原告方如何取得的。5、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已收到原告转账的760万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6、结婚证，拟证明原告与周建英系夫妻关系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7、余姚市创融金属物资经营部与绍兴大发布业有限公司《收款收据》23份，拟证明贺永宝与朱启东早已认识并存在买承兑汇票金融业务关系。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8、银行流水一组，拟证明周建英与被告之间一致存在与本案760万元类似操作方式，即周建英借用被告银行卡汇款买存款收回报。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9、（2016）浙0602民初4294号案件起诉状、庭审笔录、判决书，（2017）浙06民终116号上诉状、庭审笔录、裁定书，（2017）浙06民申237号裁定书，拟证明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构成重复起诉，且贺永宝对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贺永宝一致陈述系借款。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10、（2018）浙0602民初3292号起诉状、庭审笔录、裁定，拟证明贺永宝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本案陈述与事实不符。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被告的申请，本院向绍兴市越城区检察院调取了越检公诉刑不诉〔2019〕347号案卷中周建英的询问笔录（证据11），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从笔录中可以看出周建英均陈述为借款关系，可以认定本案中原告方向法院起诉认为原、被告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不是事实；原告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对案外人周剑、傅文娟制作了询问笔录（证据12），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方面首先该份询问笔录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是民间委托理财关系，其次关于被告有异议的220万元来源问题，认为该份询问笔录可以证明220万元是原告受到了被告的委托向周剑进行了交付，而且交付的方式及比例按照原告与被告、周剑与被告之间理财资金的比例进行交付的。被告认为周剑在本案中有利害关系的，周剑、傅文娟与被告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周剑的陈述可以推断，把所有的钱集中起来以后，以被告的名义去银行汇款，周剑与被告的关系与本案中原、被告是一样的。本院还当庭出示了收集在（2016）浙0602民初4294号案卷中，2013年10月13日公安机关对被告制作的询问笔录、朱启东出具给沃素利的借条一份（证据13），经质证，原告对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借条中款项包括原告委托被告进行理财的款项，原告与朱启东之间未发生关系。被告认为借条是事后补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询问笔录是原告联系公安机关后，被告去报案而形成的。上述证据，原、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均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就待证事实，本院综合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贺永宝与周建英系夫妻关系，2011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沃素利与周建英之间有多笔银行交易流水。2013年9月29日，周建英向被告沃素利账户汇款760万元；2013年9月30日，被告沃素利向朱启东汇款2200万元；2013年10月8日、10月18日，被告沃素利向周建英账户汇款200万元、322.4万元。2013年10月18日，原告从朱启东处收取承兑汇票80万元；后朱启东出具了出借人为沃素利、金额为2200万元的借条，该借条原件现由原告持有。2013年10月13日，被告在公安机关向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称：“我是来报案的，我被人骗了2200万元”、“我平常做存款生意”、“日期从9月30日到10月8日，答应给我的额外每100万元加最高7000元利息”、“2200万元中的760万元是贺永宝的，1300万元是周健（剑）的，还有140万元是我自己的，至于贺永宝和周健（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不知道了”。2018年3月2日，被告在公安机关向其所做的讯问笔录中称“朱启东我是通过一起在钱清原料市场做生意的陈淑琴认识的。大概2013年9月底的时候，朱启东跟我说他在慈溪的银行有亲戚在上班，月底了需要做存款，让我帮他去存一下，10月8日就可以拿出来还给我了的。当时我手头有四五百万，另外周剑、周建英也有钱，我们总共凑了2200万打给朱启东，但是10月8日的时候朱启东没有把钱打回来，后来他电话也打不通了，人失踪了”；公安机关问“这2200万怎么会放心地打过去的”，被告答“为了赚点利息，说好是到10月8日还钱，每100万元4000多元的利息，但后来他当天就把利息打过来了，实际打过来是不止这个数的”；公安机关问“周剑、周建英为什么会把钱打到你的卡上”，被告答：“他们是经过我介绍，把钱归集到我这里来，月底去放到朱启东那里拿点银行月底存款的利息的”；公安机关问“他们的钱最终打给朱启东，你有无好处”，被告答“有的，但是不多，具体多少看情况”。2018年3月3日，公安机关向被告所做的讯问笔录中，问“向别人借钱有无好处?”，被告答“有的”；问“好处怎么算？”，被告答“没有具体数额，我赚点零头的”。2014年7月1日，周建英向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蕺山派出所报案，称“我的钱被人骗走了，我是来报案的”，“我现在住在绍兴市越城区白鹭金滩，有个邻居叫沃素利，她经常会到我们家来串门，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比较熟。2013年9月份，沃素利到我家来说‘我现在在帮农业银行拉存款，现在月底到了想拉一些存款，可以给我们赚一点差价’。当时她说这些钱可以有两种存款形式，一种是存七天，另一种是存一天。我当时手头上有760万元，我看她住在白鹭金滩排屋的应该比较有钱，不会骗我的，于是我就告诉她我可以出这么多钱，460万元人民币存七天每100万元可以收益4500元，300万元存一天每100万元可以收益3500元，300万元2013年10月1日还给我，460万元2013年10月8日的时候还给我。”另查明，2016年5月5日，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380万元并支付利息，经审理，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于2016年11月30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原告上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原告撤回上诉，该院作出了（2017）浙06民终116号民事裁定书。后原告就该案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了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2018年3月23日，原告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38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后本院认为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就本案案涉款项及其他款项以沃素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予以刑事立案侦查，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了(2018)浙0602民初329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了（2017）浙0603刑初210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载明：2013年1月6日，被告人朱启东从沃素利处吸收资金100万元。2013年9月30日，被告人朱启东从沃素利处吸收资金2200万元，至案发时已归还570.40万元，余款未还；被告人朱启东退赔给沃素利1729.6万元。2018年3月2日，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对犯罪嫌疑人沃素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进行了立案侦查，2018年6月7日，该局移送案件至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6月12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沃素利不起诉。本院认为，被告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认可案涉760万元的款项来源系贺永宝，故贺永宝作为原告主体适格。根据被告的答辩意见，本院对争议焦点逐一分析。1、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重复起诉必须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原告曾于2016年5月以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案中原告主张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关系，要求返还款项，两者并非同一诉讼请求，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2、本案诉讼时效是否超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其中断。本案中，原告妻子周建英于2014年7月1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款项被骗，后原告于2016年5月、2018年3月向本院起诉，均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本案诉讼时效并未超过；3、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原告向被告沃素英的银行卡中汇入了760万元，从被告沃素利以及周建英在公安机关中制作的笔录中，多次陈述案涉款项的用途为银行理财，双方对理财的报酬、期限等作了表述，故本院认为，原告将钱转给被告，委托其存入银行赚取利息，双方形成口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4、委托理财款项是否应当由被告沃素利返还以及应返还数额。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将2200万元（含案涉款项760万元）实际汇入第三人朱启东账户，而该2200万元在刑事判决书中作为被告人朱启东向沃素利的吸收资金予以认定，现被告沃素利并未能举证证明向第三人朱启东汇款行为系受原告的委托，被告沃素利擅自处置案涉款项的行为，存在过错，且被告沃素利亦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承认在其中赚取了好处，并非无偿委托，故由此给造成原告的损失，被告应予以赔偿；关于赔偿数额，根据原、被告庭审陈述，原告认可收到款项合计602.4万元，并认为其中220万元系受被告委托向案外人周剑返还的理财资金，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行为系受被告的委托，被告本人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没有委托支付案外人周剑的意思表示，故本院认定上述602.4万元均系被告沃素利返还给原告的款项，被告沃素利尚应返还给原告款项157.6万元，关于原告的利息损失，本院参照原告主张权利之日即原告妻子周建英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时间（2014年7月1日）开始起算。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沃素利应返还给原告贺永宝157.6万元及支付该款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贺永宝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200元，由原告贺永宝负担21537元，被告沃素利负担15663元，被告负担部分于七日内交纳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尉子靖人民陪审员  朱秀珍人民陪审员  丁阿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滕颖瑶?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