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1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凯峰，男，198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宗爱红，江苏天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悦，江苏天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英，女，1981年9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飞，北京京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凯峰因与被上诉人黄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26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凯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黄英返还李凯峰借款1344643.6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344643.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黄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张吉亮以自己名义与黄英订立89万元借款凭证并接收黄英还款的行为属于李凯峰《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授权范围，并以此认定黄英尚欠李凯峰借款金额仅30万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判决书第3页，一审法院认定“黄英向张吉亮出具借条，确认其与李凯峰之间存在借款，且截至该日尚欠的借款金额为89万元。”该事实认定有误。从黄英提交的2016年11月3日89万元借条的内容及形式上看，该借条的债务人为黄英，债权人为张吉亮，借条内容为“今认可借张吉亮89万元”，无任何文字提及李凯峰，无法证明此89万元与黄英对李凯峰债务相关，且该89万元借条是复印件，其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一审法院将真实性、关联性无法核实的证据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属事实认定不清。2.一审法院已认定《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方为李凯峰与常州源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发公司），2016年9月7日李凯峰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追回的5万元欠款同样是向源发公司出具，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李凯峰与源发公司系委托催收债务关系。张吉亮并非李凯峰授权的催收人，李凯峰也从未授权张吉亮可代表李凯峰向黄英催收债务，张吉亮更没有权利以个人名义与黄英对欠款金额达成调解。一审法院认定张吉亮与黄英订立89万元借款凭证直接约束李凯峰，属事实认定不清。3.判决书第4页，一审法院认定“张吉亮前往黄英处追要欠款的行为……是代表受托人源发公司的行为”，该事实认定不清。本案张吉亮共向黄英实施了两次追债行为，分别为2016年9月2日张吉亮向黄英的弟弟黄征追债10万元、2016年11月3日张吉亮向黄英追债并以自己名义与黄英达成89万元借款凭证，张吉亮的两次追债是不同时间实施的两个行为，法院应当分别就张吉亮是否具有代理权限、李凯峰是否知情进行审查。李凯峰向源发公司出具的5万元收条显示，2016年9月2日张吉亮向黄英的弟弟黄征追回欠款10万元后，是通过源发公司给付李凯峰的，证明即使张吉亮是源发公司委派的催收人，实施催款行为也应当以公司名义，而张吉亮2016年11月3日以自己名义与黄英达成89万元借款凭证无法体现是代表公司的行为，与黄英调解并减免部分欠款的过程李凯峰也不知情，足以证明张吉亮与黄英达成89万元借款凭证属于无权代理。4.《非诉讼代理合同》第一条载明源发公司应当向黄英收回债务金额为200万元，而根据2016年11月3日张吉亮与和黄英所达成借款凭证，黄英只需支付89万元，减免的数额高达债权总额的50%以上。该借款凭证的约定涉及债权人重大经济利益，会导致债权人重大财产损失，违背了一般常理，黄英作为减免债务的实际受益人应当向李凯峰确认上述事项是否是李凯峰的真实意思。黄英在庭审中辩解判断张吉亮具有代理权限是因为“张吉亮当面打电话给李凯峰，听声音像李凯峰”，黄英并未与李凯峰通话、也未向李凯峰核实张吉亮是否具有大幅减免本案债务的权限，故黄英和张吉亮调解并签订89万元借款凭证时没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存在明显疏忽。一审中李凯峰已提交2015年7月29日、8月11日与黄英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李凯峰提出“本金加利息两百多万啊”，黄英在聊天中未对金额提出异议并称“我管”“放心，我不会少你一毛钱”，更是证明李凯峰、黄英曾确认借款金额为200万元且从未就债务的减免进行协商，故黄英与张吉亮签订协议减免己方债务而使李凯峰受到重大损失的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善意。综上所述，张吉亮的无权代理行为客观上不能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黄英与张吉亮调解并达成减免己方债务的借款凭证主观方面不是出于善意，张吉亮与黄英达成89万元借款凭证属于无权代理，对李凯峰不发生效力。二、即使张吉亮是源发公司委派的工作人员，张吉亮与黄英达成89万元借款凭证也超越了李凯峰《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代理权限，依法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黄英向张吉亮出具89万元借款凭证对李凯峰有约束力，属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张吉亮向黄英讨债行为有效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法条适用条件与本案基础事实不符。李凯峰与源发公司签订的《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经济纠纷的内容”已载明李凯峰对源发公司的授权范围是“负责收回债务人黄英共计人民币200万元”，该代理合同已对收回欠款的金额进行了明确约定，且并未约定源发公司有权就欠款金额达成调解或放弃部分欠款金额。故即使张吉亮存在受源发公司委派而向黄英追债的可能性，也应当按照《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的200万元欠款金额向黄英讨要。张吉亮与黄英调解放弃部分借款，达成按89万归还借款凭证已明显超出了《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的授权范围，属于无权代理。一审法院在未审查李凯峰授权范围的前提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属适用法律错误。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张吉亮在未经李凯峰追认的前提下，擅自将李凯峰《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载明的200万元欠款金额放弃为89万元，显然超越了代理权限，依法对李凯峰不发生效力。黄英辩称：不同意李凯峰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黄英亦不完全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结果，未提起上诉是因为想让双方的纠纷尽快完结，不想再与对方有任何纠缠。一、一审法院对于张吉亮作为源发公司工作人员代李凯峰向黄英追讨借款并达成借款凭证的事实认定正确，黄英予以认可。2018年张吉亮作为受托人源发公司工作人员，受公司指派代李凯峰向黄英追讨借款时，曾向黄英出示委托书及工作证件，黄英才向其偿还转账相应金额，在就双方资金往来进行沟通时，黄英向其说明了与李凯峰的关系及双方之间的相关事实情况后，经张吉亮与李凯峰电话沟通确认，在原来讨要借款金额的基础上，扣除：1.黄英陆续向李凯峰转账的金额29.5万元；2.黄英弟弟黄征向李凯峰转账的金额30万元；3.双方分手时黄英留在李凯峰家里的诸多奢侈品折抵15万左右；4.李凯峰以黄英弟弟黄征车牌购买奔驰车，在双方分手后黄征将全部车款返还李凯峰将车开回，相当于李凯峰免费开了近两年新车的补偿，并且用车期间一直是黄英替李凯峰偿还每月8000元左右的车贷，车贷合计十几万元；5.李凯峰驾驶黄英车辆造成重大事故的车辆贬损补偿等；最终确定以89万元的金额了断双方的资金往来关系。协商期间张吉亮当着黄英的面数次与李凯峰电话沟通确认，后与黄英签订了89万元的借款凭证。电话沟通的事实，李凯峰在一审法院的询问下认可了该事实。因此，张吉亮受源发公司指派代李凯峰向黄英追讨借款，并在与李凯峰沟通确认后，代表其与黄英达成89万的最终还款金额，系有权代理且并未超越代理权限，张吉亮的追讨行为及签订89万元借款凭证并收取还款的行为对李凯峰具有约束力。二、李凯峰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张吉亮签订借款凭证并接收转账的行为为《代理合同》的范围系认定事实不清”的理由不能成立。89万元的借条虽为复印件，但该复印件系一审审理期间（第一次谈话）李凯峰向法院出示，李凯峰称该借条系源发公司管理人员提供给他，而其在与源发公司王老板微信沟通过程中及向一审法院出示时，对借条中的金额均未提出过异议。并且在向一审法院出示该借条的第一次谈话中，李凯峰认可了张吉亮作为源发公司工作人员代其追讨债务的事实，若像李凯峰在后期的审理中辩解的“王老板发给他借条是向其表示不要相信张吉亮”，与其在同次谈话中认可的张吉亮受源发公司指派代其向黄英讨债的陈述相互矛盾，因此上述辩解并非事实。并且若王老板真的是向其表示不要相信张吉亮，那公司又是派谁代李凯峰去讨要债务，李凯峰收到的钱又是谁替他要回来的呢；另外李凯峰在一审审理期间认可与源发公司签订代理合同时张吉亮在场，张吉亮多次与其电话沟通在黄英处讨债的事宜；且在张吉亮收到黄英偿还的第一笔10万元款项之后的几日，便出具借条确认收到源发公司代其追回的部分欠款。综上，均可以说明李凯峰对张吉亮代表源发公司讨债及代表其达成89万还款金额的行为知情并认可。其主张的张吉亮未经其授权、超越代理权，张吉亮与黄英达成89万借款凭证，并收取转账的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若李凯峰认为张吉亮代其向黄英追讨借款不是其授权，而其作为出借人自2016年起从未向黄英主张过权利，直至2019年11月才提起诉讼，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其权利不应再得到法律保护，其全部诉讼请求均应被驳回。三、一审法院关于双方往来金额的性质及89万调解金额包含范围的认定有误，黄英不予认可。关于双方往来金额的性质，确系双方交往期间的赠与、双方的投资及共同生活期间的花销。闹分手时微信聊天记录是在情绪激动、非理智情况下的气话，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双方的资金往来并非借款，虽然分手后，黄英同意返还一定金额，但不应承担逾期利息。另外，2016年9月2日张吉亮初次找到黄英时，由于不堪其对家人的骚扰，紧急情况下黄英先让弟弟黄征向张吉亮转账10万元。之后双方调解确定的89万金额中，先期支付的该10万元是包含在内的，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偿还10万元之后，确认了89万金额。因此，黄英在向张吉亮转账59万之后，尚欠20万元未还，并非30万元。黄英坚持认为，应再向李凯峰支付的金额为20万元。综上，李凯峰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依法应当予以驳回。李凯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黄英返还借款1344643．6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344643．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黄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凯峰与黄英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期间曾是男女朋友关系。交往期间：李凯峰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黄英账户转账6笔，金额为1463193元；李凯峰通过中国银行账户向黄英转账17笔，金额为476450．6元；黄英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李凯峰转账6笔，金额为29．5万元。李凯峰给黄英的上述转账中包含为黄征支付购车首付款30万元，该车于2015年4月由李凯峰提取后使用。2016年4月27日，黄征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李凯峰转账29万元，通过POS机刷卡向李凯峰支付1万元，并于同日将车取走。2016年8月9日，李凯峰与源发公司签订《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公司向黄英收回200万元债务。2016年9月2日，黄征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源发公司工作人员张吉亮转账10万元。2016年9月7日，李凯峰收到转账5万元，并于当日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源发公司代收黄英归还的一部分欠款5万元整。2016年11月3日，黄英向张吉亮出具借条，确认其与李凯峰之间存在借款，且截至该日尚欠的借款金额为89万元。2016年11月30日至2017年5月15日期间，黄英通过工商银行向张吉亮转账7笔，金额为59万元。至今，黄英尚欠李凯峰借款30万元未返还。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有二：第一，李凯峰给黄英的转账性质是否为借款。第二，张吉亮向黄英讨债的行为是否有效。一、李凯峰给黄英转账的性质是否为借款当事人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双方形成了借贷合意，即双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就借贷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二是出借人实际支付了款项，这两个要素必须同时存在、缺一不可。该案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款项的交付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那么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一审法院结合证据作如下认定。李凯峰与黄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5年7月29日，黄英：“我们分手吧，钱你算一下一个清单，我9月底全部还清……”李凯峰：“你给的承诺本金啥时候还利息是你来还你还过吗”；2015年8月11日，李凯峰：“你怎么有本事从我这里借的呢”，黄英：“因为你有办法”“放心，我不会少你一毛钱”“……我就到九月底给你借给我的钱”，李凯峰：“本金加利息两百多万啊……我就是出钱我说过什么啊”。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黄英明确表述愿意还清从李凯峰处借的钱。同时，结合黄英向李凯峰、张吉亮转账的行为，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加之款项已转账交付，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黄英主张转账不是借款，是投资二人开办的公司以及基于恋人关系的赠与，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张吉亮向黄英讨债的行为是否有效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李凯峰与源发公司签订《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后，张吉亮前往黄英住处追要欠款的行为，系张吉亮代表源发公司履行受李凯峰委托事项的行为，是代表受托人源发公司的行为。因此，张吉亮以自己的名义与黄英订立的89万元借款凭证，即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依法直接约束委托人李凯峰和第三人黄英。一审庭审中，李凯峰称与源发公司签订委托合同时张吉亮在旁，张吉亮与其多次电话沟通在黄英处讨债的事宜。同时，在2016年9月2日黄征给张吉亮转账10万元后的五日后，李凯峰即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了源发公司代其向黄英追回的部分欠款5万元。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李凯峰对张吉亮代表源发公司前往黄英处讨债，系知情且认可。故，对于李凯峰主张未授权张吉亮讨债、张吉亮超越代理权，进而主张黄英与张吉亮达成89万元借款凭证并向张吉亮转账的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该主张因缺少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双方曾是恋人关系，不排除涉案转账中有用于两人交往期间的共同花销部分，但在2016年11月3日，黄英向张吉亮出具89万的借款凭证时，李凯峰、黄英双方已经对交往期间的转账性质确认为借款，且对截至该日的尚欠借款金额为89万元予以确认。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庭审证据，截至2016年11月3日，李凯峰与黄英确认尚欠借款89万元，后黄英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张吉亮转账7笔，金额为59万元，尚欠李凯峰借款30万元未返还，事实清楚。故对于李凯峰要求黄英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已查明的30万元范围内予以支持。2019年11月29日，李凯峰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向黄英主张还款，该日期的次日视为逾期还款之日。因双方未约定借款期内利息或逾期利息，对于李凯峰要求黄英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英主张其出具89万元借条后，与弟弟黄征向张吉亮转账69万元，尚欠金额应为20万元，且应再扣除转账手续费和三期车贷。因黄征转账10万元及转账手续费和三期车贷产生的时间在双方确认尚欠借款金额前，已结算完毕，现黄英主张扣除，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于2020年6月3日作出判决：一、黄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李凯峰借款3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11月30日起至付款之日止）。二、驳回李凯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有当事人的陈述，有李凯峰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及中国银行转账记录、《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源发公司注销工商登记表、与黄英微信聊天记录，有黄英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黄征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及广发银行POS机刷卡记录、与张吉亮微信聊天记录、《收条》复印件、《借款》条复印件；以上证据，经过一审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根据李凯峰提交的其与黄英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黄英向李凯峰、张吉良转账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李凯峰与黄英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判决黄英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张吉亮向黄英追债过程中形成的欠款89万元凭证及张吉亮接收黄英还款的行为对李凯峰是否产生效力。根据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双方在一审、二审庭审中的陈述，首先，李凯峰认可在其与源发公司签订委托合同时张吉亮在场，后张吉亮与其电话沟通过向黄英讨债事宜，且李凯峰出具收条认可源发公司转款5万元是黄英还款，因此，一审法院关于李凯峰对张吉亮代表源发公司向黄英讨债事宜知情并认可的事实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其次，涉案89万元借款凭证系诉讼中李凯峰出示，且李凯峰陈述其于2017年6月3日就从源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庆国处得到该借款凭证，但截至起诉前，李凯峰并未对该借款凭证提出过任何异议，庭审中李凯峰亦未对该借款凭证的来源和产生过程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认定该89万元借款凭证对李凯峰具有约束力理由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最后，因李凯峰对张吉亮向黄英讨债事宜知情且认可，故张吉亮的代理行为对李凯峰产生法律效力，李凯峰对此不予认可，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追债公司在向黄英索债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情况，现李凯峰以追债公司联系不上为由，直接要求黄英偿还134余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李凯峰关于“张吉亮与黄英达成89万元借款凭证属于无权代理，对李凯峰不发生效力”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综上，李凯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02元，由李凯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种仁辉审 判 员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法官助理 付晨晨书 记 员 高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