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02民初5280号 原告：南通人本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开发区江韵路318-8号。 法定代表人：陈开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亚倩，江苏江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通泰满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富南路86号（冠达商城E209）。 法定代表人：谷启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井山，江苏紫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通人本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本公司）与被告南通泰满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人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亚倩、被告泰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井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人本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473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人本公司经人介绍，向被告泰满公司购买纱线。2017年5月16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货款后，被告正常发货。2017年5月19日，原告支付货款后，气纺单纱被告实际发货2.15吨，少发了6件。2017年5月16日至2017年7月20日期间，被告气纺股线实际发货19.9吨，气纺单纱实际发货3.475吨，货款共计421510元，而原告向被告共支付货款468860元，原告多支付货款47350元。2017年7月20日之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发货或者退回货款，被告既不安排发货又不向原告返还多支付的货款。原告无奈，为维持自身合法权益，只能诉至本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泰满公司辩称：1.原告诉请被告返还货款证据不足。2.原被告之间无书面合同，交易方式系熟人经济，双方对标的物的交接没有书面记载，均采用口头确认方式。3.双方实际发生业务从2017年5月开始，被告公司系谷启辉一人独资，原告与被告发生业务往来，被告实际上有两个主体，其中一个是谷启辉，另一个是其亲戚谷大伟。谷大伟与谷启辉分别向原告出卖的标的物均以被告泰满公司名义结算和开票。故谷启辉与原告人本公司所谓的对账确认中其对于谷大伟参与的买卖项下实际发生的数量和金额并不完全知晓。故其对账有欠缺，不足作为定案证据。4.根据被告泰满公司财务提供的7张增值税发票，被告合计向原告开具总金额为53551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原告对这7张发票全部进行了抵扣，那么完全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的总金额即为发票金额。综上，恳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人本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8张，证明原告按照约定支付了货款，共付款468860元。 2．入库单6张，证明被告气纺股线实际发货19.9吨，气纺单纱实际发货3.475吨。 3．原告人本公司经理陈德铭与被告泰满公司法定代表人谷启辉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与被告核对过发货情况，且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发货或者退款，也多次到被告处要款，但被告不发货也不退款。 经质证，被告泰满公司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1．对于证据1的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收到了原告支付的货款468860元。 2．对于证据2不认可，是由原告单方制作，上面是原告方的人员签字，没有被告方的人员签字。 3．对于证据3，首先需要核实陈德铭的身份以及记载有该微信聊天记录的手机内容。其中微信号是谷启辉的，对于微信的内容谷启辉的手机上已经删除了，不能完整体现了。而且谷启辉当时说“对的”意思是对他经手的这几笔货物是对的，他经手的这几笔货物包括2017年5月16日、5月19日气股线3吨、6月22日、7月8日、7月20日的货物，其余均为谷大伟负责，对于谷大伟负责的货物，具体情况不清楚。 被告泰满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价税合计金额为53551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张。证明与被告发的货物是吻合的。被告泰满公司发货的价款总额就是535510元。所以被告不欠原告的钱，反而是原告欠被告的货款。因为谷大伟涉嫌刑事案件被山东警方羁押，最近才变更为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所以没来得及与原告对账。 经质证，原告人本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中票号为00122638，开票日期为2017年7月13日，价税金额为111000元的这张增值税发票没有收到，其他6张票据相加的价税合计金额为424510元，但其中5月19日被告的货物气纺单纱实际发货为2.15吨，比原告要求的2.3吨少发了0.15吨，按单价每吨2万元计算，实际少发货物3000元。如果将该6张票据相加的价税合计金额424510元减去该3000元，所得金额为421510元，就和原告实际收到的货物价款是吻合的。原告确认实际收到被告货物价款合计为421510元。 本院认为，案涉合同为买卖合同，原告人本公司作为买受人，其义务是支付货款；被告泰满公司作为出卖人，其义务是交付货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故本案中被告泰满公司对于其是否向原告人本公司交付了货物，以及交付货物的数量、金额应由被告泰满公司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原告人本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没有争议，故本院对于原告人本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泰满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交货义务，被告泰满公司仅提供了7张其自己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提供其他证据。而原告仅认可收到了其中的6张发票，该6张发票中均有谷大伟或谷启辉的签字，另一张票号为00122638，开票日期为2017年7月13日，价税金额为111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任何人员的签字，被告泰满公司既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付给了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对该张增值税发票进行了认证、抵扣。对于原告人本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泰满公司虽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在确认其中一方的微信号为谷启辉的同时，没有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其仅以部分业务系谷大伟负责为由相抗辩，理由未为充分，因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谷大伟既为泰满公司的工作人员，即使案涉买卖合同中的部分业务由谷大伟实际负责，被告泰满公司仍应对谷大伟负责的这部分业务的履行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综上，即使本案中双方所提供的证据，致使被告泰满公司是否已交付了全部货物这一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仍应由被告泰满公司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对于被告泰满公司实际交付的货物，可以原告人本公司自认的为准。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依据相应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人本公司与被告泰满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被告泰满公司向原告人本公司出售各类纱线。其中2017年5月15日、16日原告人本公司向被告泰满公司支付了货款合计87710元，2017年5月16日原告人本公司从被告泰满公司提取了相应金额的货物；2017年5月19日原告人本公司向被告泰满公司支付了货款123200元，但被告人本公司少交付了0.15吨，单价为2万元，金额为3000元的货物；2017年5月25日原告人本公司向被告泰满公司支付了货款53100元，并提取了相应金额的货物；2017年5月27日原告人本公司向被告泰满公司预付了货款53100元，但被告泰满公司未能交付货物；2017年6月22日原告人本公司向被告泰满公司支付了货款61250元，并提取了相应金额的货物；2017年7月20日原告人本公司从被告泰满公司提取了金额8750元的货物，未另行支付货款。以上原告人本公司共多支付货款47350元，但此后虽经原告催要，被告泰满公司既未交付货物，亦未退还货款，原告人本公司经催要未果，遂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告人本公司在交付货款后，被告泰满公司未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货物，亦未能及时返还原告人本公司多支付的货款，是引起本案纠纷的原因，应由其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原告人本公司要求被告泰满公司返还多支付的货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依法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南通泰满纺织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南通人本纺织有限公司货款4735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92元（已减半），由被告南通泰满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陈根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瞿钰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