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81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卓瑞，男，1976年5月5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厚琚，系卓瑞父亲，1950年9月29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成，江苏铸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建军，男，1977年2月9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成岩，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军，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卓瑞因与被上诉人吕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0311民初5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卓瑞上诉请求：撤销（2019）苏0311民初520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吕建军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借款210000元的主要证据是上诉人于2018年7月29日应被上诉人要求出具的字据，但该份字据的形成原因系被上诉人答应由其出面解决案外人张亚向上诉人索要案款的事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出具字据以便向家里人有个交代，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能够解决张亚的问题，才在其要求下书写了该字据。实际被上诉人后来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字据所设定的前提没有实现。因此不能仅凭字据认定借款关系存在，还应根据被上诉人实际付款的事实加以印证。且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付款108700元，明显与字据载明的210000元不符。在名实不符的情况下认定210000元借款成立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没有扣减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46620元是错误的。即使按照借款关系来认定字据的性质，被上诉人举证的付款金额也不过108700元，而上诉人后来陆续付给被上诉人46620元，剩余未付金额仅为62080元。一审判决上诉人偿还210000元明显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纠正。被上诉人吕建军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卓瑞的上诉，维持原判。吕建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卓瑞偿还借款本金367300元和利息（以367300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2019年8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卓瑞归还吕建军代卓瑞偿还借款所支付的利息、手续费123579.84元。庭审中吕建军变更诉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卓瑞偿还借款本金367300元及利息（其中210000元本金的利息，自2016年4月9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157300元本金的利息，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事实和理由：吕建军和卓瑞系战友关系。2016年3月卓瑞因经营需要向吕建军借款，吕建军将自己的支付宝、借呗账号和密码告知卓瑞，卓瑞使用吕建军的支付宝、借呗先后借款210000元。吕建军为维护个人信用，向多家金融机构借款偿还卓瑞上述借款，截至2018年5月吕建军将全部还清，期间共支付利息、手续费共计123579.84元。2018年7月29日，卓瑞书面承诺偿还吕建军借款210000元，并承担吕建军代为支付的利息、手续费。另外，2015年6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卓瑞向董林先后借款157801.50元（通过微信和工商银行ATM机转账)，卓瑞未能按期偿还，多次请求吕建军代为偿还，吕建军代卓瑞偿还该借款157300元。上述款项经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7月29日，卓瑞书写字据一份，内容为：“由于卓瑞本人因个人经营需要加之历史遗留问题迟迟未能彻底解决，故有些事情经吕建军处替卓瑞背黑锅，把卓瑞欠张亚的钱还了，张亚不再告卓瑞，张亚与卓瑞债务问题彻底一笔勾销，这笔费用卓瑞承认，并保证在具有偿还能力后立即归还。卓瑞一年半前向吕建军借支付宝、借呗共计21万元，未归还，吕建军后期为偿还这笔借款，向小贷公司、银行贷款等借款用于偿还支付宝等21万元债务，期间产生的费用卓瑞一并承担，并保证日后一并归还。”吕建军通过支付宝于2016年3月9日向卓瑞分两笔转账5000元、30000元；2016年3月10日分四笔分别转账10000元，合计40000元；2016年3月11日向卓瑞转账7000元；2016年3月17日吕建军通过银行账户向卓瑞转账26700元，以上转账合计108700元。吕建军陈述上述款项系卓瑞向吕建军借款，除上述转账记录外另有未直接支付至卓瑞名下的借款；卓瑞抗辩系吕建军向卓瑞支付的投资款。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至2018年，吕建军多次向银行及贷款公司贷款，吕建军庭审陈述上述贷款均是为了偿还卓瑞使用其支付宝、借呗所借款项。另，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案外人董林多次向卓瑞转账，2016年至2017年吕建军多次向董林转账。吕建军庭审陈述，上述转账分别系卓瑞向董林借款，后卓瑞无法偿还，让吕建军代为偿还董林借款产生的转账记录，卓瑞陈述其与董林之间的转账是因董林投资其生意后又退回部分出资形成的。2019年9月2日，董林到庭接受质询，其陈述2015年夏天通过吕建军认识卓瑞，卓瑞向其借钱，因其认识一些做贷款的人，遂引荐过去。2015年8月左右，卓瑞用车抵押贷款100000元，放款人扣除当月利息5000元后将95000元转至其账户，其收到后立即分两次转给了卓瑞。2016年3月，其应卓瑞要求出面帮卓瑞借高利贷50000元，到期卓瑞还清50000元贷款后又让其帮忙贷50000元，因其不信任卓瑞，后来在吕建军打条子的情况下帮卓瑞贷了50000元，后因卓瑞未按时还款，其用自己的信用卡偿还高利贷，后来找到吕建军，由吕建军还清了信用卡。董林另陈述，其与卓瑞之间再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其亦未与卓瑞共同投资。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吕建军诉请其本人借给卓瑞210000元的借款认定问题。首先，关于该笔借款本金210000元的认定。吕建军诉请卓瑞使用其支付宝、借呗向其借款210000元，有卓瑞2018年7月29日书写的字据内容为证，字据中写明卓瑞向吕军借支付宝、借呗共计210000元未归还，该字据虽未明确系借条或欠条，但卓瑞认可字据内容是其本人书写并签字，卓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书写上述内容将产生的后果有明确认知，该内容可以作为其向吕建军借款的证据，且2016年3月吕建军支付宝确有向卓瑞多笔转账记录，故吕建军诉请卓瑞向其借款210000元，依法应予认定。卓瑞抗辩双方之间债务繁杂，该字据是吕建军利用卓瑞急于解决张亚债务问题诱导卓瑞出具的，出具时是作为吕建军向其家人展示的，不作为真实负债，卓瑞虽提供了其与张亚之间债务关系的判决书及公证书，但该证据无法证明其与卓瑞出具上述字据之间的关联性，卓瑞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吕建军诱导卓瑞出具，不作为真实负债凭证，故对此抗辩不予采信。卓瑞另抗辩2016年3月吕建军向其转账系支付投资款，吕建军投资卓瑞经营的生意，但卓瑞仅提供了其与第三方的联营合同、授权手续等，未提供和吕建军之间共同投资的书面协议及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相应的口头协议，故对卓瑞此项抗辩，亦不予采信。其次，关于吕建军诉请自2016年4月9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上述借款利息的认定。因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借款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未约定利息的，出借人主张借期内的利息不予支持，但出借人可以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同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又无补充协议的，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借款利率，吕金军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向卓瑞催告还款，故吕建军2019年8月9日向法院起诉视为催告卓瑞还款，卓瑞一直未还，吕建军可自2019年8月9日起，按年利率6%请求支付逾期付款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故对吕建军该项诉请，依法支持自2019年8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吕建军主张其为了偿还卓瑞通过其支付宝、借呗借款，向银行及贷款公司多次贷款，并为此支付利息和手续费，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卓瑞出具的字据中写有“吕建军后期为偿还这笔借款，向小贷公司、银行贷款等借款用于偿还支付宝等21万元债务”，但吕建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因代偿借款所实际支付的手续费、利息等具体金额，故对吕建军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吕建军诉请代卓瑞偿还董林借款157300元的认定问题。根据吕建军诉状中写明的事实、庭审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其称卓瑞于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期间陆续向董林借款共计157804.5元，董林通过微信和银行转账支付给卓瑞。但根据董林质询时陈述，其与卓瑞之间没有直接借贷关系，是董林经其介绍分三次（分别为100000元、50000元、50000元）向放贷人借款，款项打至董林账户，董林收到后立即转给卓瑞。吕建军的陈述与董林本人陈述互相矛盾，且董林未提供卓瑞书写的借条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现有证据不能确认董林与卓瑞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吕建军的多笔转账无法证明系代卓瑞偿还董林借款。另据吕建军及董林的陈述，吕建军与董林之间认识时间较长，双方之间的转账不能排除双方存在其他经济或事宜往来的可能性。同时，吕建军主张其2016年至2017年期间通过转账的方式代偿卓瑞向董林的借款，但吕建军主张借款的字据，是卓瑞应吕建军要求于2018年7月29日出具，彼时吕建军并未要求卓瑞对其代偿事宜进行确认，也与常理不符。退一步讲，即便吕建军代为卓瑞清偿债务的事实存在，但吕建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代偿行为是经卓瑞授权委托或事后追认，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亦不应由卓瑞来承担。综上，吕建军诉请卓瑞支付代为偿还的157300元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卓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吕建军借款本金21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21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吕建军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663元，减半收取4332元，由吕建军负担2482元；由卓瑞负担185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经查询，吕建军不在职业放贷人名录中，在套路贷虚假诉讼智能预警系统中的风险等级为1，包括本案纠纷在内，2013年以来起诉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案件共1件。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卓瑞向被上诉人吕建军偿还借款数额及相应的利息应如何确定。本院认为，一、被上诉人吕建军以上诉人卓瑞于2018年7月29日出具的字据主张卓瑞向其借款21万元，且陈述该210000元系卓瑞于2016年3月使用吕建军的支付宝和借呗所借，但其提供的2016年3月支付宝借款明细显示，2016年3月3日至3月17日，通过支付宝借款分别转入吕建军、董林和卓瑞的账户，其中转入卓瑞个人账户的有108700元。通过支付宝借款200000元左右还被用于偿还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公司和天弘基金管理公司的网贷，吕建军认为该200000元左右网贷还款中，有101300元被用于偿还卓瑞所欠的网贷，卓瑞对此不予认可，吕建军未能举证证明卓瑞使用其支付宝借款偿还了101300元的网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不能认定卓瑞使用吕建军的支付宝借款偿还了101300元的网贷。根据上述事实，本院确认卓瑞使用吕建军的支付宝借款108700元并转至其个人账户，该108700元应由卓瑞向吕建军进行偿还。二、卓瑞主张其通过支付宝向吕建军转款46620元，吕建军对此予以认可，但主张该46620元系卓瑞委托其偿还卓瑞欠案外人张亚的借款，卓瑞对吕建军该项主张不予认可，且吕建军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46620元被其转账或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张亚，故吕建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46620元应认定为卓瑞向吕建军的还款，综合以上分析，卓瑞还应向吕建军偿还62080元（108700元—46620元）及吕建军起诉之日起的利息。综上，上诉人卓瑞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2019）苏0311民初52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吕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2019）苏0311民初52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卓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吕建军借款210000元及利息（以21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为“卓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吕建军借款62080元及利息（以62080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案件受理费4332元，由吕建军负担3682元，由卓瑞负担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吕建军负担3750元，由卓瑞负担7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宏审判员 冯昭玖审判员 徐海青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李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