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18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海，男，1984年1月15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颖，系贵州矩墨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811037597。上诉人（原审原告）:夏莉，女，1984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颖，系贵州矩墨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811037597。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六盘水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麒麟路**麒麟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00697518570U。负责人：李杰，系该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艳，系泰和泰（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711515026。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卡，系泰和泰（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711993030。上诉人谢海、夏莉因与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六盘水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2020）黔0201民初1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谢海、夏莉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二、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审查和认定证据及分配举证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不当，有新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未在法定及约定期限内解除合同，解除无效，原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完全错误。具体上诉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证据采信存在错误，举证责任划分不当，导致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重大案件代理人问卷》及上诉人夏莉与保险代理人的录音证据不予确认是错误的。一审判决第三页认定“原告提交的录音，因原告未提交证据佐证该录音中的一方确系被告工作人员，故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重大案件代理人问卷，产生于2020年1月15日，系原告谢海确诊恶性肿瘤之后，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是错误的。一审法官未仔细阅读证据内容便得出上述认定并以此在判决书第9页认定视为上诉人夏莉系本人亲自投保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一认定存在不公正之处，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1、《重大案件代理人问卷》是上诉人提交理赔申请后，2020年1月15日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保险代理人周曦及上诉人夏莉关于投保前保险代理人周曦销售保险时的情况进行询问并记录的问卷。该《问卷》第五个问题问到“投、被保人是否告诉您被保人在投保前有门诊急诊就诊、检查、住院、治疗、体检等情况，您未反映在人寿保险投保单上。”该问题的回答为“告诉过我相关情况，详细说明为：代理人询问被保人是否生过病，住过院，在医院是否有检查记录。代理人告知已询问，投保人告知只是询问了是否住过院、生过病。代理人告知未询问过是否体检。”问卷页末尾被询问的保险代理人周曦及上诉人夏莉分别签字确认。此证据可证明上诉人夏莉购买涉案保险是有代理人的，并且其保险代理人周曦认可投保前未询问被保人投保前体检情况，并非判决书中认定的为上诉人夏莉本人自行购买的保险。2、上诉人提交的与代理人周曦的通话录音，通话第一句就能确认上诉人夏莉的通话对象为代理人周曦，通过对话内容也可以确定周曦代理上诉人进行了投保，并且自认没有询问过被保险人谢海是否体检过。该录音内容与《重大案件代理人问卷》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庭审中，被上诉人也没有否认周曦为其员工，代理上诉人购买了保险这一事实。因此上述证据应该予以认可采信。3、《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司法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因此本案中，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未告知事项，即上诉人谢海的“体检情况”的前提是保险人询问过投保人相关问题，至于保险人是否询问过上诉人体检的问题，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第九页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上原告夏莉受到被告工作人员的误导，应视为原告夏莉本人购买。”属于举证责任划分不当，认定事实错误。对于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投保前的询问范围及内容，是否对上诉人进行了误导，举证责任不在上诉人，而在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代理人周曦询问了上诉人夏莉、被保人谢海在投保前是否进行过体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在上诉人提交了证据证明上诉人购买保险是有代理人且代理人未询问是否体检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仍罔顾事实与举证责任，作出上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判定，对被上诉人有明显的偏袒。（二）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电子保险合同》复印件、“太平保险微商城”投保过程展示图，不能证明上诉人夏莉自己办理投保手续的事实。对于该组证据，一审判决第6页认定：“原告对其三性未提出异议，能证明原告夏莉作为投保人以原告谢海为被保险人，通过夏莉手机购买太平超ｅ保2018医疗保险的事实，故予以确认”。这一认定是不符合事实的，该组证据也不能证明判决书认定的上述事实。1、该组证据上诉人庭审中未予认可并已经提出异议。上诉人明确表明对于该组证据的《电子保险合同》及网页展示的保险条款关于免责的相关条款不是有效条款。首先，该保险条款是被上诉人单方制定并在上诉人准备理赔时向代理人周曦索取才知晓，并非双方投保时协商确定，也没有任何我方当事人签名确认，所以，该条款中的内容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该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条款违反了《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和《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由于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提供上述保险条款的格式条款，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向上诉人一方明确告知、说明、解释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于合同及网页中部分免责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因此上述证据中的保险条款并不是全部合法有效，相关免责条款由于违反法律规定对上诉人一方不具备约束力。2、该组证据为书面固态的格式化条款，也无法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夏莉持手机购买太平超ｅ保2018医疗保险这一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推测本案是上诉人夏莉本人自己投保，仅依据代理人周曦代填询问事项的《被保人健康告知（电子版）》即认定夏莉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第9页认定“本案中，案涉保险产品系通过原告夏莉手机在网络平台中进行购买，在无证据证明受到被告工作人员误导的情况下，应视为原告夏莉本人购买”、“原告夏莉于2019年4月19日成功购买案涉保险产品，可判定在网络平台以网页的形式发出《被保人健康告知》时，夏莉隐瞒了谢海于2018年8月24日健康检查被发现健康检查异常，并被要求进一步检查的情况，而点击‘以上全否’顺利购买案涉保险产品，故可认定夏莉未向被告如实告知谢海于2018年8月24日健康体检的具体结果”。上述认定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投保时收到相关保险条款、告知并操作购买了涉案保险。被上诉人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确实已向上诉人夏莉交付告知、条款并由上诉人签收，投保人是否收到格式条款的保险条款，应由保险人举证证明。相反上诉人还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上诉人有保险代理人，是代理人周曦指导代为操作投保、实际投保的情形，法院不能仅仅依靠推理来认定事实，更不能通过否认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推定上诉人在没有保险代理人的情况下自己实施了投保，推测上诉人已收到并清楚阅读、完全理解了相关保险格式条款，推测上诉人投保时故意隐瞒了体检异常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的推理缺乏逻辑性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不实的。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应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确定的举证责任进一步查明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询问所有投保单应询问事项，尤其是应查明代理人是否询问了被保人体检的相关情况，进而才能认定投保人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2、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单方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有效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通过上述法条可知，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的前提有三点：（1）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2）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3）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而一审法院庭审中对上述三项解除合同的前提所涉及的相关事实完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满足了上述三前提，判决书中也未对上述问题进行说理解释。其中：（1）关于“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保险人，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保险代理人对上诉人夏莉针对上诉人谢海的体检情况进行了询问。而上诉人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保险代理人并未询问谢海的体检情况。（2）关于“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这一前提。上诉人并不存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的情况。被上诉人得知谢海曾进行过体检这一情况也是谢海患病后保险人首次询问体检情况时上诉人谢海主动如实告知保险人的，充分说明上诉人根本无意隐瞒体检情况。上诉人在投保前未告知体检情况完全是因为保险人未进行询问。上诉人作为一般底层普通老百姓，如果保险人不询问是不可能知道什么是需要主动告知的。并且一审法院仅草率认定上诉人夏莉隐瞒被保人谢海于2018年8月24日健康体检的具体结果，却未查清夏莉对谢海投保一年前的体检具体结果是否明知。事实上，对于投保1年前谢海的体检结果，上诉人夏莉根本不知道具体的内容，就算当时知情，因结果并无大碍且相关名词过于专业，时间久了也忘记了。对于自己不知情的事情上诉人夏莉也无法主动向保险人告知。一审判决未区分故意、重大过失、一般过失、轻微过失，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关于未告知事项是否“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这一前提，一审法院也未查明事实。一审法院理应审查谢海血肌酐高的事实是否会影响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承保的相关问题才能作出最终认定。一审庭审中，审判员询问：“被告通知解除合同中‘未告知事项影响承保决定’是未告知何事项？”被上诉人回答为：“谢海体检肾功能不全的事项。”即违反了其提供的《被保人健康告知》条款中第5条内容（庭审笔录第11页中间）。而上诉人谢海的体检结果是否属于健康告知条款中第五条中的情况，一审中并未进行核实，判决书中亦未进行说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该《健康告知》第五条内容为“被保险人目前或过往被诊断患有下列疾病：良、恶性肿瘤......慢性肾炎、肾萎缩、肾功能不全，××，肝硬化.....”。而谢海体检报告中关于肾部的记载为：“1.血肌酐高，血肌酐测定和血尿素测定是了解肾脏清除功能的指标；血肌酐增高，提示肾清除功能受损，请去肾内科进一步检查；但是，血肌酐测定受血甘油三酯含量等因素的影响，如您血肌酐过高，而血尿素氮正常，请先降脂治疗。”上诉人认为，谢海的体检结果不属于《被保人健康告知》第5条的情况。首先，《被保人健康告知》第5条的提问是是否目前或过往被诊断患有下列疾病：...。该条询问的是投保人已被诊断为疾病的相关情况。而谢海仅是体检结果中血肌酐高，怀疑存在肾功能不足问题，谢海并未被医院诊断为肾功能不足这一疾病。其次，谢海的体检结果也仅提示为血肌酐高，体检报告还解释了血肌酐高的原因可能是肾功能问题，也可能是受血甘油三酯含量等因素的影响。并非一定是因为肾功能不全。最后，体检结果仅能代表体检当时的血肌酐高状态，此后检查的体检单中（一审已提交）谢海的血肌酐均为正常范围，进一步证明其血肌酐异常不是肾部疾病造成。而判决书中第9页擅自将上诉人未告知的内容改为未告知“被保险人过去2年内被发现健康检查异常，过去2年内是否住院或被要求进一步检查、手术或治疗”的事项，即《被保人健康告知》中的第2条，而《被保人健康告知》第2条对于健康检查异常的解释罗列为：血液、超声、影像检查、内镜、病理检查，未明确将血肌酐高囊括为健康检查异常范围。血肌酐高以及高于正常指标多少才是属于《被保人健康告知》中健康检查异常范围之内，一审判决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说理，同样属于未审理查明的内容。3、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是否在2019年11月29日已得知谢海体检情况这一事实未予查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2019年11月29日已得知上诉人体检相关情况并制作笔录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认可已经制作笔录，却并不认可上诉人告知了体检机构名称。而一审法院对此重要争议事实并未进行相关调查，未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其制作的笔录证明上诉人告知其体检相关情况的具体内容。事实上，上诉人在2019年11月29日已向被上诉人告知体检相关情况，被上诉人却拖延至同年12月24日才启动调查，1月10日才发出《理赔结果通知书》，1月17日上诉人才收到《理赔结果通知书》，被上诉人未在知晓事由30日内行使解除权，解除权消灭。三、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1、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作出“被告享有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被告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的判定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在2019年11月29日知晓上诉人谢海体检情况后怠于行使解除权，并且二审期间有新证据表明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12日至谢海的体检机构调取了体检报告，证明被上诉人最晚于2020年12月12日已知晓谢海体检的具体情况。而上诉人在明知上诉人本人联系方式的情况下，仍然在未告知上诉人的情况下采用邮寄送达，于2020年1月17日才向上诉人送达《理赔结果通知书》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时，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被上诉人未在法律及合同规定的自知晓解除事由起30日内向上诉人送达通知解除合同，解除权消灭。（2）投保人与保险代理人面商投保事宜的当时，投保人未见到任何的纸质文件，一审法院认可的《被保人健康告知》等文件系电子形式。在本案中，保险公司的任何证据都不能证明其提供的格式条款向上诉人进行了明确告知、解释并交付给上诉人签收。因此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因为没有向被保险人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保险公司制定的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无效。因此一审判决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被保人健康告知》的相关条款因未尽告知提示义务属于无效条款，一审判决据此条款判定上诉人违反的告知义务没有法律依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代理人周曦向上诉人实际展示了《被保人健康告知》等文件，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代理人询问了被保人谢海的体检情况。相关合同及告知条款中没有任何上诉人的签名确认（包括电子签名）。对于保险人未询问的范围和内容，投保人不负有告知义务。对于投保过程中展示的《被保人健康告知》中健康告知事项与投保人状况不符的情况，并非由投保人未尽如实告知义务所致。（4）一审判决并无证据说明未如实告知事项足以影响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退一步说，即使上诉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成立，则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需要达到“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程度，保险人才有权解除合同。是否“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是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重要构成要件，应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并未就该构成要件提交证据证明。相反，上诉人谢海的病历恰恰证明了谢海最终确诊患病为淋巴系统恶性肿瘤，与被上诉人主张的肾功能不全没有因果关系，因此不属于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故被上诉人无权解除涉案保险合同。2、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办理续保手续并补充赔付保险金34020元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是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法律后果，本案保险合同解除无效的情况下，对双方仍具有拘束力，故保险公司仍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全部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为上诉人办关于上诉人一审诉请补充赔付的保险金34020元系被上诉人为减轻保险责任，人为将上诉人尚未明确确诊时的治疗归为普通疾病扣除的免赔额、住院津贴及遵医嘱在院外购买药品费用。上诉人谢海此次患病的6次住院系同一病症经多次逐步筛查确诊并治疗的一个过程，属于一个整体，系一次患病，并非患病两次，不应按患两种疾病的计算方式计算保险金。因此被上诉人应将扣除的一万元免赔及相应的住院津贴7200元及遵医嘱在院外购买药品费用16820元补充赔付给上诉人。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解除涉案保险合同的理由不成立，其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且被上诉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间已经超过法定的30日，即使其享有合同解除权也因其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而消灭。一审判决以“被告可依照法律规定解除保险合同”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不符合《合同法》、《保险法》及《保险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六盘水中心支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2、本案的投保人夏莉是自行通过电子链接购买保险，所有条款均系其阅读理解后进行勾选，不存在保险代理人用其手机操作的行为。3、法律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保险人指的是保险公司，而询问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包括人工询问、网页询问、书面询问等，不能狭隘地解释为仅是代理人询问。4、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0几日至六盘水华盛祥健康体检中心调取谢海2018年8月的体检结果，所以被上诉人是2019年12月底才知晓本案存在解除合同的事由，被上诉人2020年1月6日作出理赔结果，1月7日联系夏莉到公司对其进行赔付并告知理赔结果并解除合同，完全符合法律及合同的约定。谢海、夏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单方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无效；2.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4月19日签订的《太平超e保2018医疗保险保险合同》继续有效，被告继续承担该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3.判令被告根据保险合同第十二条约定为原告办理续保手续；4.判令被告向原告补充赔付保险金34020元（包括以免赔额为由未赔付的10000元，未计算的24天恶性肿瘤住院津贴7200元以及遵医嘱医院外采购药品费用16820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1日，原告谢海于六盘水华盛祥健康体检中心进行体检。2018年8月24日该中心为谢海制作健康体检报告一份，该报告中医生建议：1.血肌酐高，血肌酐测和血尿素氮测定是了解肾脏清除功能的指标；血肌酐增高，提示肾清除功能受损，请去肾内科进一步检查；但是，血肌酐测定受血甘油三酯含量等因素的影响，如您血肌酐过高，而血尿素氮正常，请先降脂治疗。2.白/球比例低，提示肝功存在轻微异常，定期复查，如有异常建议消化科诊治；3.主动脉弓突出，多为先天性或血压升高所致，少数为主动脉疾病所致，如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等，建议必要时CT检查；4.窦性心动过缓，……。2019年4月19日，原告夏莉的手机号以原告夏莉作为投保人，以原告谢海为被保险人，通过夏莉手机在网络平台上购买太平超ｅ保2018医疗保险。网络平台以网页的形式发出《被保人健康告知》，对被保险人多项情况进行询问，其中第2项为被保险人过去2年内被发现健康检查异常，过去2年内是否住院或被要求进一步检查、手术或治疗。第5项为被保险人目前或过往被诊断患有下列疾病：......，肾功能不全，......。如购买人点击“以上全否”则可顺利购买上述保险，点击“部分是”则无法投保，而本案购买人点击“以上全否”顺利购买了上述保险。2019年7月7日，原告谢海因左上腹疼痛15＋天进入六盘水市人民医院治疗，于2019年7月10日出院，临床诊断为：1.胰腺占位××变：神经内分泌肿瘤？2.右肾小囊肿；建议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2019年8月9日，谢海入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治疗，于2019年8月22日出院，出院诊断：1.胰颈体占位××变：性质？2.门静脉海绵样变；3.脾脏增大；4.右肾小囊肿；5.油门螺旋杆菌感染。2019年8月31日至2019年9月6日，谢海在六盘水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1.胰颈体占位××变切除术后；2.腹腔积液；3.左前下胸部包块：炎性？2019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22日，谢海又入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治疗，出院诊断：1.胰腺术后全身多发软组织肿块：性质？2019年10月31日至2019年11月11日，谢海入住四川省肿瘤医院进行治疗，出院诊断：非霍奇金淋巴瘤（ＡＬＫ＋间变性大细胞）1周期化疗后，免疫缺陷。2019年11月17日至2019年11月19日，谢海入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治疗，出院诊断：1.恶性肿瘤化疗；2.ＡＬＫ＋间变大细胞淋巴瘤（ＩＶ期ＩＰＩ评分3分中高危）。原告谢海6次住院共计42天，共计花费医疗费88089.25元，其中社会保险机构已报销46487.04元。2019年12月25日，原告谢海向被告申请理赔。2020年1月7日被告向原告谢海赔付保险金总计34409.82元。2020年1月10日，被告向原告邮寄《理赔结果通知书》一份，载明前述理赔金额，并以原告投保时未告知事项影响承保决定为由，作出自赔付之日起解除保险合同的理赔意见。现原告夏莉、谢海以被告单方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无约定或法定解除权基础，且对应赔付的费用违约进行扣减，严重侵犯原告合法权益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本案中，案涉保险产品系通过原告夏莉手机在网络平台中进行购买，在无证据证明受到被告工作人员误导的情况下，应视为原告夏莉本人购买。在购买人点击案涉保险产品时，该网络平台以网页的形式发出《被保人健康告知》，对被保险人多项情况进行询问，其中即有“被保险人过去2年内被发现健康检查异常，过去2年内是否住院或被要求进一步检查、手术或治疗”的事项，而原告谢海于2018年8月24日健康检查被发现健康检查异常，并被要求进一步检查，而原告夏莉在购买保险时如如实点击“部分是”则无法投保。原告夏莉于2019年4月19日成功购买案涉保险产品，可判定在网络平台以网页的形式发出《被保人健康告知》时，夏莉隐瞒了谢海于2018年8月24日健康检查被发现健康检查异常，并被要求进一步检查的情况，而点击“以上全否”顺利购买案涉保险产品，故可认定夏莉未向被告如实告知谢海于2018年8月24日健康体检的具体结果，据此被告可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解除保险合同，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被告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告于2020年1月7日向原告谢海赔付的保险金34409.82元，系被告在知晓合同解除事由的情形下自愿所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不能以此即推定被告应当承担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谢海、夏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25元，由原告谢海、夏莉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谢海、夏莉向本院提交介绍信复印件一份，证明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12日前往华盛祥健康体检中心调取谢海的体检资料，被上诉人至少在2019年12月12日即已知晓了上诉人体检的结果。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六盘水中心支公司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仅能证明介绍信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是于该日前往华盛祥健康体检中心调取的体检报告，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实际知晓并取得体检报告的时间即为2019年12月12日。被上诉人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六盘水中心支公司向本院提交光盘一张、购买保险流程截图27张、电话录音文字整理资料5页。录音证明目的：2020年1月9日，夏莉拨打95589（太平人寿售后电话）进行投诉，在电话中夏莉自认其于2020年1月7日到保险公司知道理赔结果并且保险公司于1月6日作出的解除合同是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录屏及截图的证明目的：《被保人健康告知》需要阅读完内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点击以上全否或者部分是，点击部分是，是无法进行下一步的购买的，夏莉隐瞒了谢海体检异常的情况，顺利的购买了保险，所以保险人解除合同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上诉人谢海、夏莉质证认为，针对录音：1、对该份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三款之规定，视听资料应当提交原件或经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制件。被上诉人只提交了复制件录音证据的光盘，没有提供录音证据的原件进行核对。因此，对于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经过复制、复刻存于光盘介质中的录音证据，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2、该证据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首先，该录音并不能确认录音文件形成的日期是2020年1月9日，也不能证明夏莉通话中所说的7日就是1月7日，因此不能证明夏莉在2020年1月9日拨打了95589并自认在2020年1月7日知晓理赔结果。其次，保险人通过口头形式解除合同不符合合同及法律规定，录音证据无法证明保险人解除合同符合法律及合同规定。《保险合同》第十九条约定，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应书面送达解除合同申请书至保险人。根据公平原则，保险人提出解除合同同样应该通过书面形式送达投保人。并且银、保监局官网在其广东监管局分站页面中明确表明，保险合同的任何变更均要书面申请，任何形式的口头申请均属无效（详见附图）。最后，录音中夏莉称被告知的是合同终止而非合同解除。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保险人告知夏莉合同终止和保险人告知夏莉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也不一样。在保险人明确询问，而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并影响承保结果的情况下，《保险法》及保险合同仅授予了保险人合同解除权，因此保险人无权单方面宣告合同终止，该宣告无效。录音证据不能证明保险人在2020年1月17日前明确地将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送达告知夏莉。综上，该证据不能证明保险人在1月6日解除合同符合合同及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对上述录音证据不予采信。针对截图：1、该证据产生时间为2020年9月11日，2020年的投保方式与本案不一定相同，不能证明2019年4月也是同样的购买程序及页面。2、该证据为书面的固态格式化条款，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明确告知、说明解释相关的免责条款，网页中的免责条款部分应属于格式条款，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条款。3、在上诉人有明确的保险代理人的情况下，上诉人在代理人的指导下购买涉案保险，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看到或明知相关网页条款的内容，上诉人更未在相关条款上本人签字确认。综上，无法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二审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上诉人谢海、夏莉提交的介绍信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12日知晓并取得体检报告，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购买保险流程截图不是夏莉购买保险产品时的手机操作流程截图，通话录音也没有原始载体予以核对，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谢海、夏莉的一审诉请应否得到支持。本案中，案涉保险产品系通过夏莉的手机操作进行购买，夏莉提出系保险代理人周曦代其购买，其本人并未进行操作的主张，但却未提交证据对此予以证实，故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因网页中《被保人健康告知》所询问的内容包含是否检查异常的项目，被上诉人已经通过网页询问形式向夏莉询问相关事项，故夏莉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一审划分举证责任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案涉保险产品系夏莉本人通过手机点击网页链接购买，其根据网页提示操纵，故夏莉主张投保时双方未进行协商、免责条款未尽到告知说明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因夏莉未如实告知谢海体检情况导致被上诉人承保，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的规定，被上诉人解除合同，有合同及法律依据，谢海于2019年12月25日向被上诉人申请理赔，被上诉人于2020年1月10日邮寄《理赔结果通知书》告知谢海解除保险合同，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解除权行使期间。因双方合同解除，故谢海、夏莉诉请被上诉人根据合同约定续保及赔付保险金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谢海、夏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0元，由上诉人谢海、夏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功云审判员  罗 敏审判员  杨 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法官助理胡金丽书记员王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