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36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增松，男，1979年6月2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泓波，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原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长安二村综合楼**。法定代表人：徐田，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徐增松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原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疆商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2民初2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增松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徐增松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原疆商务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一、法院认定“徐增松系以牟利为目的，不属于消法规定的消费者，符合职业打假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徐增松为宴请客户而购买红酒，应当认定为“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消费者是相对于销售者和生产者的概念。只要在市场交易中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是为了个人、家庭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经营活动。就应当认定为“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消费者，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范围。（二）虽然徐增松多次以诉讼方式维权，但不能直接认定徐增松购买案涉红酒系以牟利为目的。牟利指的是多所求取之意，也就是说超过应该得的部分，获取非法利益。一方面徐增松本身有正规的工作，购买案涉红酒的目的是为了宴请客户，并不是为了牟利；另一方面，徐增松的主张并未超过法定限度，并不是非法利益。如果依据徐增松多次以诉讼方式维权而认定徐增松系职业打假人，那么势必会打击一大批出于自发的维权者。（三）即使认定徐增松系职业打假人，也是消费者主动行使监督权利的一种方式，不能以此驳回徐增松主张十倍赔偿的请求。职业打假人实际上也不过是时常、主动行使监督权利的消费者。况且消费者是弱势群体，缺乏专业知识，且囿于维权成本顾虑，许多人不愿意诉讼，而职业打假人是自发的民间监督力量，客观上代表了消费者维权，具有公益诉讼的成分，有利于净化食品市场和促进食品安全，应当给予支持。随着社会诚信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推进以及公平有序竞争市场的形成，假冒伪劣必将得到有效遏制，知假买假的行为就会自然消失，对此也不必过多顾虑。二、徐增松主张按原价退还购买案涉红酒的价款应该得到法院支持。徐增松在诉请中主张原疆商务公司退款6144元（一共48瓶，按每瓶128元计算），在庭审过程中也没承诺原疆商务公司按照121.8元退还价款。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又未询问过双方当事人按照何种价格退还。最终判决原疆商务公司按照121.8元退还货款系明显错判。综上所述，要求判如所请。原疆商务公司二审答辩称：我方在经营过程中销售的产品并不符合假冒伪劣，所以徐增松要求我方以一赔十我方不接受，徐增松购买的我方产品如果不满意，可以接受退货。徐增松从第一次到店就有过索要钱财的要求，当时我方店长给我打过电话，我方原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为了支持常州对口援助，帮助销售扶贫地区的农产品，对食品经营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是为了客户的方便才进行在网上购买方便袋，把散称的红枣放入方便袋方便客户购买。在代理销售红酒这一事上，我方有标签，只是忘了贴，存在管理疏漏的责任，事后徐增松在大量购买该产品后由微信和我方店长进行沟通，并且到市场监管局进行举报，市场监管局到现场来进行查验，明确指出了我方存在的不足，我方表示愿意接受市场监管局的处理处罚，并及时做了改正。由于我方接触的都是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它们存在一些包装不规范的情况，加之我方以为政府工作组的领导帮我们对接的都是合格的可以销售的产品，但后来了解到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对食品安全法方面也不是很了解，对此我方请市场监管局对我方进行了全面指导，也按时缴纳了罚金，我方希望我方从事的这个行业能够遵守法律法规。我司目前被评为常州市市级扶贫馆，并且作为常州市代表荣获全国网络扶贫50个经典案例之一，江苏省省委书记、省长包括市各级领导都到我司进行考察，给予鼓励和支持。经我方调查，徐增松并非普通消费者，有过多起以购买消费品纠纷获利的案例在先，对于他提出的费用我方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最近在一审法院进行判决后，徐增松又带领他的团队对我公司的其他馆进行不断的巡查和投诉，为此我先后又再次被武进区和常州市经开区的市场监管局约谈，涉及的细节多数为扶贫地区或市场上购买过来的产品在参数上过于细致、难以说明或在产品重要描述上有明显倾向，这些产品不是我司生产的，我方也不断学习和排除，期间下架了大量的贫困地区农产品，并跟当地的企业和主管部门进行了沟通，但仍有我方专业程度够不着的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我方只要提供相关的进货发票证明就可以向源头进行追溯，但是诸如此类的情况消耗了我方经营管理中的过多精力，我方非常无奈，所以请求法官能够维持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徐增松以此为牟利的行为。徐增松一审请求：一、判令原疆商务公司退还徐增松购买葡萄酒（750ml)的费用6144元。二、判令原疆商务公司向徐增松支付十倍赔偿金61440元。三、判令原疆商务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认定案件事实：2019年3月15日13时许，徐增松至原疆商务公司住所地的门店，购买了原疆商务公司销售的绿香妃葡萄干、乌苏啤酒、红葡萄酒等农特产若干，价款6467元（优惠后实际支付价款6156元）。其中含750ml装无中文标签的宝曼美国进口帕索罗布尔斯赤霞珠干红葡萄酒48瓶,价款6144元（优惠后的价款为5848.50元）。徐增松购买明知无中文标签的上述红葡萄酒后，立即向武进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并向原疆商务公司索赔。武进市场监管局在徐增松的多次投诉、举报下，对原疆商务公司的销售场所进行了检查，认定原疆商务公司上述葡萄酒具有正规的进口手续，有备案中文标签只是未加贴，并于2019年12月26日，对原疆商务公司作出了没收无中文标签的葡萄酒6瓶、没收违法所得1300元、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该局在徐增松的申请下，于2020年4月3日向其提供了纸质《行政处罚决定书》。徐增松以此作为主要证据，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如所请。一审诉讼中，徐增松称家中尚有部分未拆箱的案涉葡萄酒，但未提交该葡萄酒实物，也未明确家中保存的案涉葡萄酒准确数量及是否在保质期内。原疆商务公司称案涉葡萄酒被武进市场监管局处罚后，再未经营同类葡萄酒，也无同类葡萄酒库存。2011年1月17日，徐增松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自2010年11月2日至2011年11月1日止）。2015年1月至2020年5月间，徐增松在常州市二级法院提起买卖合同、产品责任纠纷及行政诉讼案件31件，要求销售者赔偿或要求工商等行政机关公布处罚信息。其中以销售者出卖的商品违反规定为由，要求索赔的案件达15件。一审法院认为，经营者所售出的产品具有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或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质量状况的，销售者应当负责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原疆商务公司所销售的案涉葡萄酒，虽然具有正规的进口手续，有备案中文标签，但未按规定加贴后销售，原疆商务公司依法应当接受徐增松的退款请求。徐增松明确尚存有案涉葡萄酒41瓶，原疆商务公司在收到徐增松退还的葡萄酒后按121.80元/瓶支付徐增松相应的价款。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对于食品消费领域，购买者明知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仍然购买的，其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但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牟利为目的购买的除外。徐增松在近年来频繁提起理由大致相同的食品、产品索赔的诉讼，明显超出了一个正常消费者因合理消费引起纠纷的范围。徐增松并非是以消费为目的的消费者，其明知案涉的葡萄酒未加贴中文标签而大量购买，不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是通过索赔获得利益，依法应认定其系以牟利为目的，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其行为符合“职业打假人”的特征。徐增松通过诉讼进行索赔的目的在于获取惩罚性赔偿，其行为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不具有正当合法的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利，故对徐增松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法》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遂判决：一、原疆商务公司在收到徐增松退还的案涉葡萄酒后按121.80元/瓶退还其相应的价款。二、驳回徐增松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45元，由原疆商务公司负担200元，由徐增松负担545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徐增松能否认定为职业索赔者，如系职业索赔者，其主张的十倍惩罚性赔偿应否支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商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结合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使属于“知假买假”的消费者仍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但对于“知假买假”的消费者，本院认为其应该限定于单纯的、偶发的知假买假，而非故意的、多次的、重复的知假买假。本案中，徐增松近年来频繁向各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提起理由大致相同的食品、产品索赔的诉讼多起。从涉诉案件类型看，既包括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起行政诉讼，亦涵盖对生产者、销售者提起民事诉讼；从涉诉案件的诉请看，要求惩罚性赔偿是常态；同时，徐增松还存在因敲诈勒索被判处刑罚的前科劣迹。据此，本院有理由相信，徐增松此种有计划、持续、反复提起理由大致相同的食品、产品索赔的行为，其目的并非为了生活之需要，而是借助于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该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本意，属于滥用诉讼进行恶意维权、有违诚信原则的行为，既浪费司法资源，又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营商环境，故应当认定其为职业索赔者，对其主张的惩罚性赔偿，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徐增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0元，由上诉人徐增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玉星审判员  沈秋云审判员  刘岳庆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