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3民终6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付军胜，男，1972年1月13日出生，暂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秀梅（系付军胜的妻子），暂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津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滕秀梅，女，1970年2月24日出生，暂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亮亮，新疆新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金良，男，1975年8月11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津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富银，男，1979年4月20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津县。 上诉人付军胜、滕秀梅因与被上诉人朱金良、刘富银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尔津县人民法院（2020）新4321民初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军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滕秀梅、上诉人滕秀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亮亮、被上诉人朱金良、刘富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军胜、滕秀梅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付军胜、滕秀梅的一审诉讼请求，驳回朱金良、刘富银的一审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客观事实，本案的客观事实是朱金良、刘富银明知案涉房屋在拆迁范围内，利用其自身家庭因素及付军胜、滕秀梅对其的信任，口头告知以先签订假合同为名，由朱金良与拆迁单位洽谈拆迁补偿事宜，若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一般逻辑，理应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房屋总价款，扣减双方的债权债务，最后由购买方给出售方最终款项，故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形式上不符合常理，本质上系在朱金良、刘富银诱骗的情形下签订的，且拆迁补偿款给付后，朱金良、刘富银拒不将拆迁补偿款支付给付军胜、滕秀梅，其行为系欺诈行为，不应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并非真实，无论是19万元欠款还是扣除19万元后的购房款均不是客观事实。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付军胜、滕秀梅的所有诉讼请求。 朱金良、刘富银辩称，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一审法院依法判决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付军胜、滕秀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双方于2019年5月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朱金良、刘富银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合法有效；2、确认布尔津县月亮湾路35-5号房屋所有权归朱金良、刘富银；3、判令付军胜、滕秀梅承担违约金5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3日，布尔津县人民政府下发《布尔津县月亮湾路以西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将布尔津县“东至月亮湾路，南至神湖路，西至布尔津河河堤，北至原高级中学”列入征收范围。2019年5月2日，付军胜、滕秀梅夫妻二人与朱金良、刘富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付军胜、滕秀梅将位于××县平房一套以45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朱金良、刘富银。同时，双方约定付军胜、滕秀梅于2019年5月15日搬走，朱金良、刘富银付清房款，如一方违约，承担房款20%的违约金。2019年5月14日，朱金良、刘富银向付军胜、滕秀梅支付房款，由付军胜、滕秀梅出具收条，收条载明房款已付清，并注明如房屋拆迁与付军胜、滕秀梅无关。2019年5月初，付军胜、滕秀梅将房屋钥匙交付给朱金良、刘富银。2019年8月5日，布尔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朱金良、刘富银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确定“被征收房屋的现状：坐落：××路，房权证号为：新政房字第××”等房屋状况以及征收与补偿方式等内容，由布尔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朱金良、刘富银支付征收补偿款合计720,297元。因双方产生纠纷，布尔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向刘富银、朱金良支付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付军胜、滕秀梅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其主要理由是认为朱金良、刘富银以欺诈、乘人之危的手段订立合同，且影响到案外人债权的实现，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首先，付军胜、滕秀梅在明知诉争房屋即将被征收，仍与朱金良、刘富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且在朱金良、刘富银向其二人支付完房款后，明确在收条中注明“假如房屋拆迁，与付军胜和滕秀梅无关”，应当视为付军胜、滕秀梅自愿放弃对诉争房屋征收补偿的权利；其次，付军胜、滕秀梅诉称朱金良、刘富银以欺诈方式告知其房屋经拆迁公司评估为450,000元，付军胜、滕秀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在得知房屋评估后，应向朱金良、刘富银索要评估报告确定评估事实。双方自2019年5月2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至2019年5月14日朱金良、刘富银付房款期间，付军胜、滕秀梅有足够时间去了解诉争房屋是否被评估，也完全可以向朱金良、刘富银提出异议，且付军胜、滕秀梅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二人受到欺诈的事实，结合付军胜、滕秀梅签订合同、出具收条的两次法律行为，能够确定《房屋买卖合同书》中双方约定的450,000元房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关于付军胜、滕秀梅诉称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影响到案外人债权实现的问题，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朱金良、刘富银依约向付军胜、滕秀梅支付了房款，付军胜、滕秀梅依约交付了房屋，双方均已履行了各自义务，并已实际履行完毕。综上，付军胜、滕秀梅与朱金良、刘富银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一审法院对付军胜、滕秀梅主张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朱金良、刘富银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有效的反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朱金良、刘富银请求确认诉争房屋所有权属于确权之诉，与本案审理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关于付军胜、滕秀梅是否构成违约。《房屋买卖合同书》中未对付军胜、滕秀梅搬离设施设备事项进行约定，付军胜、滕秀梅依约交付了房屋，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朱金良、刘富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存在违约行为，故对朱金良、刘富银主张要求付军胜、滕秀梅支付50,000元违约金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付军胜、滕秀梅与朱金良、刘富银于2019年5月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有效；二、驳回朱金良、刘富银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为50元，由付军胜、滕秀梅负担；反诉费1,050元，减半收取为525元，由朱金良、刘富银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5月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朱金良、刘富银在一审中提供的现场录音证据，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录音中的现场人员均是双方当事人本人也予以认可，从该录音中可以明显得知，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1月27日对案涉房屋的买卖事宜进行过协商，付军胜、滕秀梅具有出卖案涉房屋的意思表示，朱金良、刘富银也具有购买案涉房屋的意思表示。其次，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5月2日签订了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由付军胜、滕秀梅将案涉房屋以45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朱金良、刘富银。2019年5月14日，付军胜、滕秀梅向朱金良、刘富银出具《收条》明确写明“45万元房款已付清，假如房屋拆迁与付军胜和滕秀梅无关。”，且在庭审中滕秀梅认可买卖房屋时已明知案涉房屋要被征迁，结合《收条》内容，可视为付军胜、滕秀梅自愿放弃了对案涉房屋征收补偿的权利。2020年6月17日付军胜、滕秀梅向一审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中明确写明“2019年5月14日被告（即朱金良、刘富银）扣除原告（即付军胜、滕秀梅）欠条所写190,000元后，将购房款付清”。2020年7月10日一审庭审中，滕秀梅认可钥匙已在对方手中，亦认可案涉房屋房款已收到。以上《房屋买卖合同书》、《收条》、《民事起诉状》的内容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均系当事人本人的意思表示，落款处的签名也是付军胜、滕秀梅自己的签名和捺印，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完全认可，可以证实双方当事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并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对于付军胜、滕秀梅在二审中对房款已付清、房屋已交付均予以否认的意见，其未给予合理解释，也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付军胜、滕秀梅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对于付军胜、滕秀梅认为双方当事人协商以朱金良的名义征收案涉房屋从而获得更多补偿款的意见，仅系滕秀梅的个人陈述，朱金良、刘富银不予认可，付军胜、滕秀梅亦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付军胜、滕秀梅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因此，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5月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对付军胜、滕秀梅提出确认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5月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付军胜、滕秀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付军胜、滕秀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琦 审判员 黄   清   明 审判员 马那提木尔扎合马提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娜孜叶 尔 克马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