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行终3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贾厚才，男，1961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代理人何桂芹（系贾厚才之妻），196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贾金艳，女，1979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永进，男，1964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和明，男，196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代理人高树芸（系李和明之妻），1962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少东，男，1970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代理人韩少清（系韩少东之兄），1956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佩荣，女，197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跃进路**。法定代表人谢元，区长。委托代理人许乐。委托代理人陈武钟，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贾厚才、贾金艳、贾永进、李和明、韩少东、杨佩荣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3行初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9年11月26日通过邮政快递方式向被告邮寄了《信息公开申请表》，主张位于天津市东丽区××路南侧与外环线交口东丽商贸城的房屋因“万达项目”被征收，为核实征收的合法性，特申请公开如下信息：1．房屋征收决定及公告；安置补偿方案及公告；2．申请人房屋位于征收范围之内的材料（即征收红线图）。被告在原告起诉之前未作出答复。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六原告向被告申请的政府信息为东丽商贸城房屋征收的相关材料，而六原告提交的其与案外人天津市东丽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签订的《协议书》系就六原告租赁的东丽商贸城的房屋、土地由天津市东丽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收回，停止承租、使用双方达成的一次性补偿协议，该《协议书》并非征收补偿协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六原告是涉案房屋的被征收人，故六原告向被告申请东丽商贸城房屋征收的相关政府信息，而该信息与六原告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六原告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贾厚才、贾金艳、贾永进、李和明、韩少东、杨佩荣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贾厚才、贾金艳、贾永进、李和明、韩少东、杨佩荣。贾厚才、贾金艳、贾永进、李和明、韩少东、杨佩荣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3初7号行政裁定，指令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被上诉人既未向上诉人公开相关信息，亦未给予上诉人任何答复，属于行政不作为。上诉人作为信息公开的申请人，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为适格原告。至于上诉人是否为东丽商贸城政府拆迁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均不能作为被上诉人拒绝答复的理由。原审法院偷换概念，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2．《协议书》是为配合政府拆迁，按照政府的指示签署形成，其性质属于拆迁补偿协议，非平等主体之间协商达成的单纯民事协议。3．安置补偿方案的内容直接关系到《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在租赁关系形成之初，根据租赁年限的不同（分30年和50年），天津市东丽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收取的租赁费用标准不同。从公平原则出发，应区分30年和50年年限的不同，按照不同标准进行补偿。但从始至终，被上诉人均拒绝向上诉人披露房屋征收决定及公告、安置补偿方案及公告等关键性信息，既侵犯了上诉人的知情权，更可能直接损害到上诉人在安置补偿中的直接利益。被上诉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辩称，1．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上诉人与案外人天津市东丽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签订《协议书》，就租赁东丽商贸城的房屋、土地由案外人收回及停止承租使用事宜，达成一次性补偿协议，该协议并非征收补偿协议，不属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2．上诉人的诉请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缺乏权利保护必要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是因其与案外人天津市东丽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签署《协议书》引发，《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案外人天津市东丽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向上诉人发放补偿费用后，双方基于该地块回收、退租、搬迁事项的债权债务即全部结清”。在《协议书》被撤销或确认无效之前，协议条款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且案外人已将补偿款实际交付上诉人，双方就租赁东丽商贸城的房屋、土地的债权债务已全部了结，上诉人的权益已经得到保障。在此情况下，上诉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均不会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缺乏权利保护的必要。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请求。上诉人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1.2016年1月6日天津市东丽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2.2017年6月30日天津市东丽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出具的《解除合同通知》；3.2017年6月天津市东丽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出具的《商贸城拆迁流程通知》；4.2017年6月1日天津市东丽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出具的《致商贸城商户的一封信》。证明是政府拆迁，不是一般的解除协议。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材料均是东丽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所发出，并没有加盖政府或相关政府部门的印章。上述证据材料不属于新的证据，对于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与上诉人是否具备权利保护的必要性没有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在本案原审之前作出，但本案原审阶段上诉人并未提交，故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新证据”，且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如果起诉人不能初步证明其与申请的政府信息有利害关系，那么行政机关无论是否公开相关政府信息，或者以何种方式公开均不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起诉人应当举证初步证明其与申请的政府信息有利害关系。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公开东丽商贸城房屋征收的相关政府信息，但上诉人提交的其与案外人天津市东丽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签订的《协议书》并非征收补偿协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是涉案房屋的被征收人，不能证明上诉人与其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故上诉人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杨德润审判员  张 莉审判员  田大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王会战书记员呼德昊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