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32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青，女，197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桥，湖北瀛楚（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国元，女，195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莺，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常峰，男，197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上诉人常青因与被上诉人江国元及原审被告常峰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民初83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桥，被上诉人江国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常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审理期限应依法扣除公告期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青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民初8379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就本案中止诉讼后，未待中止原因消除且未出具相关法律文书即恢复本案审理，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一审以（2018）鄂0102清申2号立案受理上诉人申请对武汉车拉酷汽车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拉酷公司）进行清算案件，在该案尚未审结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恢复审理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当对车拉酷公司所负（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1、被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利益受损与上诉人未在车拉酷公司吊销营业执照后15日内履行清算义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车拉酷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对外产生的债务应以公司全部资产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仅在因其未在法定期限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而造成债权人的损失范围内才承担赔偿责任，但在诉讼中，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股东未及时进行清算会对其造成额外的损失，故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在出现吊销营业执照的解散公司事由后，依据车拉酷公司章程，如需解散公司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上诉人常青一人无法就清算组的组成形成有效决议，因而无法在法定期间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故此才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据此，上诉人没有怠于履行清算义务。3、本案基础债权债务发生在2012年以前，而上诉人常青进入车拉酷公司的时间在2012年底，且股东常峰于2012年11月1日向其出具承诺书，承诺公司此前所有的债务均与常青无关，常青也无从知晓此前公司的债务状况；同时，经实际债务人陶芳出庭作证，（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的债务为其个人债务，陶芳一直都在与被上诉人协商还款事宜，并持续不断履行还款义务，不存在被上诉人因上诉人常青未实际履行完毕清算义务而遭受损失。三、关于车拉酷公司等应付的债务数额性质认定错误。在陶芳向被上诉人借款期限届满后，双方一直协商还款时间及金额，后达成一致，陶芳每月偿还借款本金，利息不再另行支付。而陶芳自2012年7月至2018年3月期间向被上诉人还款共计205900元均为对本金的偿还，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对借款利息的偿还。江国元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且充分考虑了双方的程序权利。1、强制清算程序不是判令常青承担赔偿责任的前置程序。常青于一审庭审结束的三个月后所递交强制清算申请无碍于本案的继续审理和裁决，只有在债务人主张可以清算并提供符合清算条件的初步证据时，才应当先行清算。然常青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内未提供相应证据，故一审程序合法。常青在车拉酷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且江国元提起诉讼并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才申请强制清算及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的行为，并非系其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的表现，而是企图通过清算程序影响本案诉讼进程。因本案的中止审理已给予常青充分的时间整理车拉酷公司的财务资料，以便于公司清算，但其并未在法定六个月的强制清算期限内提交任何清算材料来完成清算。在江国元于一审中已提交车拉酷公司年度报表等相关证据，证实车拉酷公司主要财产灭失，已无必要继续进行清算程序的情形下，一审依法通知常青恢复审理并就本案作出判决，程序合法。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常青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使江国元的债权得不到清偿。江国元已证实常青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使车拉酷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或者灭失，常青未举示反驳证据，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车拉酷公司在工商部门存档的2012年《资产负债表》载明其所有者权益为10万元，且常青与陶芳于一审中提交的个人银行流水显示，在2013年至2015年存在多笔与车拉酷公司间的资金往来，侧面反映该公司在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前尚有资产。此后，车拉酷公司未依法公示年度报告，且经营期限届满并被吊销营业执照。因一审法院在执行江国元与车拉酷公司、陶芳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未查找到车拉酷公司、陶芳的财产，于2016年7月26日终结该次执行。故，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因常青未及时清算，导致了公司财产的灭失，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2、本案不涉及解散公司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的情形。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公司个别股东缺席，导致确定清算组成员的股东会决议不能形成等不可由债权人查证的事实，是公司内部权责问题，不能对抗善意债权人，不能成为常青、常峰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理由。且车拉酷公司股东是亲属，常青以家庭公司内部划分债务对抗善意债权人显失公平。在股东可通过及时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来履行法定义务之下，常青反复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的行为，明显系为抗衡江国元提起的公司股东侵权之诉。3、常青是车拉酷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对于公司运营及公司财务资料负有管理责任和保管义务。在公司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后，作为清算义务人，有责任证明其因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并未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或灭失。然依（2019）鄂0102强清1号民事裁定所作出车拉酷公司无法清算的认定，进一步说明常青申请强制清算的目的是为拖延本案诉讼程序。4、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以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数额和经强制执行未清偿的部分为准。因江国元的债权数额经（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确认，故一审判决准确无误。5、（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已确认债务为公司债务，并不是陶芳个人债务，且常青所称陶芳与江国元约定只偿还借款本金，无相关证据佐证，在常青与常峰间以《承诺函》方式所形成的内部约定，对江国元无约束力之下，其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三、车拉酷公司强制清算程序因未发现该公司任何财产、重要财务账簿、文件而终结，其公司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常峰未答辩。江国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常青、常峰对车拉酷公司所负我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债务数额按照（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务数额为准，并继续支付利息、迟延履行金直至还清之日；2、判令常青、常峰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5日，一审法院就江国元与车拉酷公司、陶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陶芳、车拉酷公司向江国元支付借款本金630000元；二、陶芳、车拉酷公司向江国元支付借款利息(截止至2014年11月13日止的利息214850元；从2014年11月14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以630000元为本金，按月息1.5%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49元、公告费250元、邮寄费40元，共计12539元由陶芳、车拉酷公司负担。该判决并查明：截止至起诉之日（2014年11月13日），陶芳、车拉酷公司向江国元借款630000元，但仅向江国元支付了部分利息（97000元）。一审另查明：（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江国元于2016年1月26日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予以立案。因未查找到车拉酷公司、陶芳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于同年7月26日作出（2016）鄂0102执33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一审再查明：车拉酷公司系2006年2月28日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营业期限至2016年2月27日，注册资本金为10万元。2012年11月7日，车拉酷公司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常峰变更为常青（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公司股东为常峰（持股比例为60%）、常青（持股比例为20%）、陶芳（持股比例为20%）。该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时必须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不设董事会，只设一名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执行股东会决议，拟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等。2015年7月6日、2016年7月12日，因车拉酷公司未公示2013年度报告、2015年度报告，江岸区工商局先后作出岸工商异入[2015]第5454号、岸工商异入[2016]第33772号《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书》，将车拉酷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17年2月28日，江岸区工商局吊销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一审还查明：常青、常峰系姐弟关系，常峰与陶芳系夫妻关系。常青提交的证据反映：陶芳等于2014年11月13日前计向江国元支付利息74900元；自2014年11月14日起至2018年3月24日止共计向江国元支付利息131000元。常峰向常青出具未署期的《承诺书》一份，其中载明：车拉酷公司法定代表人常峰，现将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常青，自变更之日起之前公司及个人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及法律经济纠纷均与常青无关，由本人常峰全权承担。该《承诺书》并加盖车拉酷公司公章。另，2018年5月14日，常青以车拉酷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一审法院另案申请公司清算[即（2018）鄂0102清申1号案]。后常青撤回该案诉讼，并于同年8月3日与陶芳共同就车拉酷公司清算事宜另案再度申请公司清算[（2018）鄂0102清申2号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常青是否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是否重复诉讼？二、车拉酷公司等应负涉案债务数额？三、常青是否应对车拉酷公司所欠江国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关于常青是否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是否重复诉讼的问题。本案中，江国元对车拉酷公司的债权已得到生效的法律文书[即（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江国元享有对车拉酷公司等的债权。常青系车拉酷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车拉酷公司于2016年2月27日营业期限届满、于2017年2月8日被江岸区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依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常青作为公司股东负有清算义务，其怠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组织清算或及时向法院申请公司清算，形成此纠纷，故常青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另外，“一事不再理”原则中“一事”所指的同一事实理由和同一诉讼请求的标准，江国元根据一审法院对其与车拉酷公司等的民间借贷纠纷所作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未果，现基于车拉酷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等新的法律事实，主张常青作为车拉酷公司股东未及时履行清算之责，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之诉，显属不同的事由、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不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故常青所述主体不适格及本案系重复诉讼的抗辩观点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车拉酷公司等应负涉案债务数额的问题。常青提交的还款明细反映：陶芳等于2014年11月13日前计向江国元支付利息74900元；自2014年11月14日起至2018年3月24日止计向江国元支付利息131000元。而（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案中查明截至起诉之日（2014年11月13日），车拉酷公司等已向其支付利息97000元，即该案中查明江国元收到的当期利息大于常青所述当期付款金额，而常青所述2014年11月14日以后所付利息131000元可在（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所确定债务数额中予以扣减。三、关于常青是否应对车拉酷公司所欠江国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营业期限届满均是公司清算、解散的原因，公司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另，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车拉酷公司营业期限于2016年2月27日已届满，后被吊销营业执照，均出现了解散事由，常青、常峰等作为车拉酷公司的股东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后的15日内组成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但常青、常峰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车拉酷公司在解散事由出现后的15日内组成清算组开始清算，常青所述其没有参与公司经营，不掌握公司公章及财务、账册等文件，无法找到公司其他股东，未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以及常峰所述变更常青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前的债务与其无关的承诺，均不构成车拉酷公司长期迟延清算以及免除常青清算义务的理由，虽然，常青、陶芳在本案审理期间另案申请对车拉酷公司进行清算，但不能排除其是为抗衡本案债权人提起的公司股东侵权之诉，且（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的强制执行因车拉酷公司等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被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而在本案审理期间，常青、常峰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未依法定期限，长期未对公司进行清算，没有导致公司财产的贬值、流失或者灭失，故常青、常峰应对车拉酷公司所负（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常青、常峰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车拉酷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赔偿责任（陶芳于2014年11月14日以后所付利息131000元可作扣减）；二、驳回江国元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742元、公告费520元，保全费5000元，邮寄费40元，共计19302元，由常青、常峰负担。二审期间，当事各方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20年10月12日，一审法院以（2019）鄂0102强清1号民事裁定载明，因未发现车拉酷公司的财产、财务账簿及必要文件，该公司不具备强制清算的物质基础和客观依据，遂裁定终结车拉酷公司强制清算程序。本院认为，作为车拉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常青，自2012年11月7日至公司经营期限于2016年2月27日届满期间，依车拉酷公司章程规定，其负有召集股东会、决定公司经营计划及投资方案、制订公司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和拟定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方案等职责。然其明知车拉酷公司于2015年至2016年间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于2017年2月2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就其履行忠实勤勉义务的事实并无证据证实。同时，通过车拉酷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档的2012年度《资产负债表》所载明的公司资产状况，结合常青、陶芳及车拉酷公司于2012年至2014年间资金往来频繁之情形，在陶芳于一审庭审中证实其手机号码从未变更且江国元曾与她有过电话联系，以及车拉酷公司于2013年底停业后，公司事务交由常青负责之下，基于常青与车拉酷公司其他股东所具有的亲属关系及密切关联之情形，其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在目标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通过有效、合法的方式履行公司清算义务，然其直至已停业的车拉酷公司营业期限届满，且在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后，长达一、两年的期间内未履行股东义务，并基于债权人所提起的诉讼，才反复以诉讼方式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的行为，足以说明常青怠于履行公司清算义务的事实客观存在。故，依（2019）鄂0102强清1号民事裁定所载明的车拉酷公司不具备强制清算之原因，作为该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常青，在未能证实其消极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车拉酷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而无法清算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联的情况下，就其主张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因常峰以出具《承诺书》的方式就车拉酷公司债权债务的承担向常青所作出的允诺，未经债权人江国元同意，该份车拉酷公司股东间的内部约定对江国元不具有约束力。且常青认为案涉债务属陶芳个人债务，因与生效法律文书所判决的内容相悖，本院亦不予支持。鉴于常青未能证实陶芳与江国元之间就债务的承担方式及清偿顺序存有合意，其理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法律后果。且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原审对陶芳自2012年7月至2018年3月间所还资金性质为借款利息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常青上诉认为原审程序违法的理由，因其怠于履行公司清算义务之责任的认定，无需通过目标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予以审查，在一审法院已就清算案件作出（2019）鄂0102强清1号民事裁定之下，其该项观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常青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42元，由常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文兵审判员  胡 劲审判员  陈 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林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