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7101行初2466号原告：广州市金佳信通信产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大沙地东6号第七层706房。法定代表人：单雪平，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玥玥、乐园，广东瀛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东区稽查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01-1号。法定代表人：成瑞华，职务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峻杉，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石明，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二：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3号。法定代表人：谢文,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海涛，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石明，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金佳信通信产品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金佳信公司)不服被告一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东区稽查局(下称东区稽查局)、被告二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下称市国税局)行政决定、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于2017年7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2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玥玥、被告一负责人李标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峻杉和吴石明、被告二的委托代理人陈海涛和吴石明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佳信公司诉称：东区稽查局于2017年5月作出穗国税东稽处[2017]4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我司开具给重庆心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心可公司）的3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虚开。我司于2017年6月7日向市国税局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销东区稽查局作出的上述错误决定，市国税局于2017年7月7日向我司送达穗国税复决字[2017]第14号《广州市国家税务局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国税东区稽查局作出的上述《税务处理决定书》。我司认为国税东区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证据与事实不清，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一）涉案业务的具体情况。我司成立于1992年，主要从事通讯产品销售、售后服务及移动通讯运营商业务代理。我司于2016年3月28日向心可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0份。上述发票涉及的业务是心可公司在我司购买手机一批，该批手机的销售金额合计3000万元。2016年3月温新明介绍心可公司向我司购买手机一批，由于我司和心可公司是第一次业务往来，我司要求心可公司先向我司打款。为促成交易温新明称心可公司资金暂未到位，可以由其先行垫付，待心可公司付款后再退回其垫付的货款。温新明通过其私人账户分几笔将3000万元货款汇入我司胡春燕的私人账户，我司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后，3月23日一个自称是心可公司的人带着心可公司公章和营业执照复印件来我司签订了销售合同，心可公司于3月25日指定吴显芬带着授权委托书到我司仓库将发票涉及的货物自行提走。当日心可公司将3000万元货款通过其公司账户支付到我司的对公账户，收到上述款项后，我司立即通过胡春燕等人的私人账户将多收的3000万元汇入温新明指定的账户。并于3月28日向心可公司开具了30份价税合计30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司完全按照交易的真实情况开具发票，发票上的购货人、货物的提货人以及货款的支付人均是心可公司。我司在交易过程中除了货款，未收取其他任何费用。（二）东区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于穗国税东稽处[2017]4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上所列证明我公司虚开的证据，我司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上述发票涉及的货款不存在回流的情况。在本次交易中共涉及两笔交易款项共6000万元，其中3000万元汇入私人账户，3000万元汇入公司账户。东区稽查局认定的所谓回流款项是我司为保证交易安全而多收取的3000万元保证金，在收到货款后理应退回给垫付人。2.重庆市潼南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协查回复函及资料不能证明我司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心可公司是否有生产能力，其账载采购与销售货物与我司销售情况是否一致，与我司是否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无关联。首先我司销售的货物是成品手机，无需心可公司再进行生产。其次，心可公司收到我司开具的发票后，其是否入账、如何入账并不受我司控制，税务机关不能因为取得发票一方的违法违规行为而否认交易的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经查证心可公司确实没有购入发票所列货物，也是该公司为了达到其非法目的而采用欺骗手段骗取我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公司从来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在整个事件中也是受害方。3.心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无证明效力。心可公司向我司提货时，提货人吴显芬持有心可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我司在发货时对提货方进行了形式上的审查，并留存了提货人的身份证明，已经尽到了审慎义务，因此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当由我司来承担。4.我司已向东区稽查局提交了完整的出仓单。在东区稽查局对我司的检查过程中，我司已经提供了所有相关的货物出仓单和购货人签收凭证。K3物流管理系统是我司对发出货物进行物流管理的系统，其仅仅起到辅助作用，由于本项业务涉及的货物均有购货人自提，因此并未纳入K3系统进行管理。（三）东区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东区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我司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虚开发票的行为。但通过前述事实可以证明我司开具给心可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我司已收讫货款，且向购货人心可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流、票流、资金流三流统一，我司开具给心可公司的发票与实际的交易情况完全一致，符合国家对增值税发票管理的相关规定。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虚开发票行为的定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主观上应当存在故意。在本案中我司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即便心可公司确实未向我司购买货物，也是该公司采用欺骗的手段骗取了我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我司也是受害者，不应当承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责任。东区稽查局仅凭我司退还购货保证金就认定我司是货款回流虚开增值税发票是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缺乏客观公证的依据。我司在本次交易过程中的所有交易行为均与行业内的交易习惯一致，而且严格遵守保护资金安全，保护货物安全以及规避法律风险的三个原则。收取交易保证金、并在收到货款后退还交易保证金完全符合正常的商业交易习惯和商业逻辑。广州市国家税务局认为我司的交易行为与正常的商业交易习惯不符而维持东区稽查局处理决定的行为更是无视基本事实与证据的包庇行为。因此,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被告一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东区稽查局穗国税东稽处[2017]4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对我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定;2、撤销被告二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作出的维持被告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3、诉讼费原告自行承担。被告一东区稽查局辩称：一、我局具有作出涉案税务行政处理决定的职权。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国税发〔2009〕157号）第二条“税务稽查由税务局稽查局依法实施”，第十条“稽查局应当在所属税务局的征收管理范围内实施税务稽查”，《关于实施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东区稽查局主要职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的请示》（穗国税东稽发[2010]3号），《关于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东区稽查局主要职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批复》的规定，我局有职权对原告违法行为做出涉案行政处理决定。二、我局作出的涉案税务行政处理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局于2015年12月4日至2017年3月22日对原告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在检查中发现原告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重庆市心可公司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0份，涉及金额25641025.8元，税额4358974.2元，价税合计30000000元。我局认定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重庆市潼南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提供的协查资料、我局对原告仓管陈巧妹所做的询问笔录、原告的业务情况说明书、重庆市国税局稽查局提供的心可公司的银行转账流水等证据。关于涉案货物是否交付的问题：根据重庆市潼南区国家税务局提供的协查资料，证明心可公司接受了原告开具的30份涉案发票，并抵扣了所含进项，但没有采购上述发票所涉货物。同时重庆市潼南区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函认定心可公司无生产能力，心可公司在购进入库环节的记账凭证和原材料账上均没有购进手机的记录，库存商品账上也没有找到手机的出、入库记录，同时其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主营业务收入账上都没有手机的销售记录。心可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显芬在询问笔录中承认其为四川省大竹县周家镇的村民，从未注册过任何公司，未听说过心可公司、未到过广州，更未到原告处提货。原告是从事手机零售的经营者，查处期间其在全国各地有一百多户店铺，其使用的金蝶k3财务管理系统应达到实时、明细，才能支持其经营管理。我局对原告仓管陈巧妹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发货是通过K3系统管理的，根据原告的业务情况说明，证明原告的K3系统没有上述涉案发票所涉货物的出库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我局在行政处理过程中，依法向原告发出了《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原告提供账册、凭证、销售合同、提货单、授权委托书、K3系统的电子系统记录，但是原告拒不提供任何账册资料，亦拒绝提供K3系统的任何资料，且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原告作为销售方拒绝提供其K3系统所涉货物的出库记录且不能作出合理说明，而心可公司作为购买方，根据协查资料显示该公司无生产能力，其在购进入库环节的记账凭证和原材料账上均没有购进手机的记录，库存商品账上也没有找到手机的出、入库记录，同时其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主营业务收入账上都没有手机的销售记录。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原告与心可公司之间无真实交付涉案货物的事实。关于涉案货款的支付问题：根据重庆市国税局稽查局提供的心可公司的银行转账流水以及我局调取的原告及相关涉案人员个人银行账户流水，证明上述发票所涉货款存在资金回流的事实，心可公司实际上并没有向原告支付上述涉案发票所涉货款3000万元。根据原告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公司法定代表人单雪萍，公司股东为谢福恩、单雪萍，根据单雪萍在笔录中陈述，谢福恩是其丈夫、胡春燕是公司员工。原告在稽查过程中陈述，2016年3月7日至2016年3月22日，温新明代心可公司分11笔支付了3000万元货款至胡春燕账户，2016年3月25日心可公司用公司账号汇款3000万元至原告账户，当天原告从胡春燕、谢福恩的账户返还2960万元至温新明指定的蒋宜账户。原告上述陈述不能证明涉案货款实际支付，理由如下：一是原告陈述2016年3月7日至2016年3月22日，温新明代心可公司分11笔支付了3000万元货款至胡春燕账户，但是该款项是在双方2016年3月25日签订购销合同之前支付，与一般商业垫款的情况不符。二是原告陈述其在2016年3月25日发出货物的当天，收到了心可公司用公司账号汇款3000万元货款，也就是说在温新明代心可公司分11笔支付了3000万元货款给原告的情况下，心可公司又在2016年3月25日签订购销合同当天支付3000万元货款给原告，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交易常理。三是垫款没有回流到原垫款人的账号，而是支付给案外人账号，且原告也没有提供垫款人或心可公司指示其返还垫款3000万元给案外人的证据，涉及3000万元的巨额货款，原告与交易相对方如此轻率的处理，显然与交易常理不符。因此根据原告陈述其货款流向，结合重庆市国税局稽查局提供的心可公司的银行转账流水以及我局调取的原告及相关涉案人员个人银行账户流水，足以证明涉案发票所涉货款存在资金回流的事实。综上所述，根据我局提供的证据，从涉案货物交付及涉案货款支付等方面，足以认定原告存在虚开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三、我局作出涉案税务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我局于2017年3月24日向原告作出穗国税东稽处〔2017〕4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并于2017年3月28日送达原告，程序合法。四、我局已将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相关涉案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根据内部协查系统相关数据显示，原告法定代表人夫妇控制多家企业，涉嫌虚开发票，价税合计数额特别巨大，我局已经将相关涉案线索移送给公安部门。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与税务部门采取联合行动，对该企业进行查处，且有重大进展。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涉案税务行政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二市国税局辩称：一、我局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不服被告一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穗国税东稽处〔2017〕44号），向我局申请行政复议，我局于2017年4月10日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2017年7月3日我局作出穗国税复决字〔2017〕第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给原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其程序合法。二、我局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案中，根据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东区稽查局提交的重庆市潼南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提供的协查资料、原告仓管陈巧妹做的询问笔录、原告的业务情况说明书以及重庆市国税局稽查局提供的心可公司的银行转账流水等证据，从涉案货物交付及涉案货款支付等方面均足以证明原告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重庆市心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可公司），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0份，涉及金额25641025.8元，税额4358974.2元，价税合计30000000元。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东区稽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综上所述，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作出〔2017〕第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东区稽查局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穗国税东稽处〔2017〕44号），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一于2015年12月4日至2017年3月22日对原告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在检查中发现原告为重庆市心可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0份，涉及金额25641025.8元，税额4358974.2元，价税合计30000000元。在上述税务检查过程中,被告一根据重庆市潼南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提供的协查资料、被告一对原告仓管陈巧妹所做的询问笔录、原告的业务情况说明书、重庆市国税局稽查局提供的心可公司的银行转账流水等证据材料认为原告存在虚开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其事实依据为：重庆市潼南区国家税务局提供的协查资料，证明心可公司接受了原告开具的30份涉案发票，并抵扣了所含进项，但没有采购上述发票所涉货物。重庆市潼南区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函认定心可公司无生产能力，心可公司在购进入库环节的记账凭证和原材料账上均没有购进手机的记录，库存商品账上也没有找到手机的出、入库记录，同时其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主营业务收入账上都没有手机的销售记录。心可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显芬在询问笔录中承认其为四川省大竹县周家镇的村民，从未注册过任何公司，未听说过心可公司、未到过广州，更未到原告处提货。原告是从事手机零售的经营者，查处期间其在全国各地有一百多户店铺，其使用的金蝶k3财务管理系统应达到实时、明细，才能支持其经营管理。对原告仓管陈巧妹所做的询问笔录，表明原告发货是通过K3系统管理的，而原告的K3系统没有上述涉案发票所涉货物的出库记录。被告一在行政处理过程中，依法向原告发出了《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原告提供账册、凭证、销售合同、提货单、授权委托书、K3系统的电子系统记录，但是原告未提供任何账册资料，亦未提供K3系统的任何资料。据此被告一认为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原告与心可公司之间无真实交付涉案货物的事实。重庆市国税局稽查局提供的心可公司的银行转账流水以及被告一调取的原告及相关涉案人员个人银行账户流水，证明上述发票所涉货款存在资金回流的事实，心可公司实际上并没有向原告支付上述涉案发票所涉货款3000万元。被告一从涉案货物交付及涉案货款支付等方面，认定原告存在虚开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事实。被告一遂于2017年3月24日向原告作出穗国税东稽处〔2017〕4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并于2017年3月28日送达原告，该《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的涉案行为是虚开发票的违法行为。原告认为其开具给心可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其已收讫货款，且向购货人心可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流、票流、资金流三流统一，开具给心可公司的发票与实际的交易情况完全一致，符合国家对增值税发票管理的相关规定，遂对被告作出的涉案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向被告二提起行政复议。被告二于2017年4月10日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2017年7月3日被告二作出穗国税复决字〔2017〕第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并将《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送达给原告。原告仍然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以上事实有原告、两被告提供的税务检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检查银行存款账户通知书及回证、原告营业执照副本、协查资料、询问调查笔录、情况说明书、银行资金流水明细、税务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附件、《行政复议收件回执》、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提交的答辩及证据材料、行政复议期限延长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两被告的行政职权及原告为重庆市心可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0份，涉及金额25641025.8元，税额4358974.2元，价税合计3000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诉争焦点为原告与心可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与涉案发票相对应的真实交易。《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本案中，原告为心可公司开具涉案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是否属虚开发票违法行为之情形,取决于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即涉案货物是否交付、涉案货款是否资金回流。关于涉案货物是否交付的问题：重庆市潼南区国家税务局提供的协查资料表明心可公司接受了原告开具的30份涉案发票，并抵扣了所含进项。重庆市潼南区国家税务局协查回函认定心可公司无生产能力，心可公司在购进入库环节的记账凭证和原材料账上均没有购进手机的记录，库存商品账上也没有找到手机的出、入库记录，同时其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主营业务收入账上都没有手机的销售记录。心可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显芬则称其为四川省大竹县周家镇村民，从未注册过任何公司，未听说过心可公司、未到过广州，更未到原告处提货。上述证据表明心可公司没有购买涉案增值税发票所指向的商品。而原告作为手机零售经营者，其使用的金蝶k3财务管理系统支持其经营管理,被告一对原告仓管陈巧妹所做的询问笔录也证明原告发货是通过K3系统管理的，原告的“业务情况说明”证明原告的K3系统没有上述涉案发票所涉货物的出库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在税务行政处理过程中，原告拒不提供任何账册资料，亦拒绝提供K3系统的任何资料，且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其在购进入库环节的记账凭证和原材料账上均没有购进手机的记录，库存商品账上也没有找到手机的出、入库记录，同时其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主营业务收入账上都没有手机的销售记录。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向心可公司出售了涉案增值税发票所指向的商品。关于涉案货款的支付问题：原告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公司法定代表人单雪萍，公司股东为谢福恩、单雪萍，根据单雪萍在笔录中陈述，谢福恩是其丈夫、胡春燕是公司员工。原告在稽查过程中陈述，2016年3月7日至2016年3月22日，案外人温新明代心可公司分11笔支付了3000万元货款至胡春燕账户，2016年3月25日心可公司用公司账号汇款3000万元至原告账户，当天原告从胡春燕、谢福恩的账户返还2960万元至温新明指定的蒋宜账户。原告上述陈述不能证明涉案货款实际支付，因为：一是原告陈述2016年3月7日至2016年3月22日，温新明代心可公司分11笔支付了3000万元货款至胡春燕账户，但是该款项是在双方2016年3月25日签订购销合同之前支付，与一般商业垫款的情况不符。二是原告陈述其在2016年3月25日发出货物的当天，收到了心可公司用公司账号汇款3000万元货款，也就是说在温新明代心可公司分11笔支付了3000万元货款给原告的情况下，心可公司又在2016年3月25日签订购销合同当天支付3000万元货款给原告，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交易常理。三是垫款没有回流到原垫款人的账号，而是支付给案外人账号，且原告也没有提供垫款人或心可公司指示其返还垫款3000万元给案外人的证据，涉及3000万元的巨额货款，原告与交易相对方如此轻率的处理，显然与交易常理不符。因此根据原告陈述其货款流向，结合重庆市国税局稽查局提供的心可公司的银行转账流水以及为被告一调取的原告及相关涉案人员个人银行账户流水，足以证明涉案发票所涉货款存在资金回流的事实。综上所述，根据已查明事实，从涉案货物交付及涉案货款支付等方面，认定原告存在虚开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事实合法有据。因此，被告一依法查实并认定原告与心可公司之间是不存在与涉案发票相应的真实交易并认定原告存在虚开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事实，理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并无不妥,该《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本案中，原告不服被告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向被告二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二有权依法进行行政复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被告二认定被告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合法，并作出的穗国税复决字[2017]第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税务处理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经审查，被告二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撤销穗国税东穗处[2017]4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及被告二作出的穗国税复决字[2017]第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金佳信通信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广州市金佳信通信产品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杨忠良人民陪审员  苏永菲人民陪审员  刘雪容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雷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