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78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1，男，1965年8月6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农工，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嘉慧，湖北德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攀，湖北德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2，男，1968年1月3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农工，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伟，湖北三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某3，女，196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已退休，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原审被告：朱某4，男，197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无固定职业，租住于武汉市蔡甸区。上诉人朱某1因与被上诉人朱某2、原审被告朱某3、原审被告朱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2民初5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1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书，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由上诉人朱某1继承朱宏根、周凤珍共有的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街新沟六合大队遗产房屋四分之一的份额；2、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将《房屋买卖凭证》和《收条》作为同一组证据提交，用以共同证明待证事实即：被继承人朱宏根将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街，新沟六合大队的房屋于2007年5月2日作价二万元卖给被上诉人。但因其中主要证据《房屋买卖凭证》系伪造被排除后，作为辅助证据的《收条》必然无法单独证明待证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由朱宏根于2007年5月2日书写的《收条》记载的内容为“今收到出售给朱某2房屋壹栋（三间）价币2万元整”，该《收条》作为孤证，没任何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不能客观、真实、完整的反映出朱宏根与朱某2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首先，2万元购房款究竟是房屋总价款还是部分价款《收条》中并不明确；其次，诉争房屋系朱宏根与妻子的共有财产，《收条》内容无法体现出朱宏根出售房屋是夫妻双方的合意；最后，《收条》只能体现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不能证明诉争房屋已归被上诉人所有。诉争房屋至今仍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理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因此，原审法院依据该《收条》就认定本案诉争房屋己由朱宏根生前作价二万元出售给被上诉人的事实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髙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足以证明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街新沟六合大队的房屋系朱宏根、周风珍生前共有财产，该房屋所办理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使用者系朱宏根，本案诉争房屋为朱宏根、周凤珍生的遗产，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被上诉人反驳上诉人主张的，应当由被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本案诉争房屋并非遗产”。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条》无法证明诉争房屋是朱宏根夫妇生前经过合意出售给被上诉人，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结清了全部房屋价款并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因此不能达到“本案诉争房屋并非遗产”的证明目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不能证明“本案诉争房屋系遗产”，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根据庭审笔录和2019年1月17日签署的《选择确定鉴定机构笔录》显示：双方共同确认无异议的鉴定项目为《房屋买卖凭证》和《收条》。随后法院在出具司法鉴定委托书时，将鉴定项目变更为《收条》，且没有依法将变更事项通知上诉人，因此一审审判程序明显违法。当鉴定结果出来后，上诉人提出异议要求重新对《房屋买卖凭证》进行鉴定，被上诉人才被迫承认《房屋买卖凭证》系伪造。因鉴定事宜，延误了大量审判期限，被上诉人的所作所为，明显扰乱了庭审秩序，造成了不良后果。上诉人请求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虚假证据，扰乱审判秩序的行为进行惩罚，但一审法官置之不理，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公平。朱某2辩称：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收条足以证明双方的交易事实，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及朱某4均认为价值不到2万元，所以能对抗上诉人说的是部分价款，朱宏根将房屋处分给被上诉人之前，已为上诉人和朱某4购买了房屋。房屋出售时在2007年5月，朱宏根夫妇均在世，周凤珍在2013年8月14日去世，长达六年有余，其应当知道房屋处分的事实，即便周凤珍不知情，朱宏根的处分行为依然有效。房屋买卖凭证在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已经说明了是事后补充的。朱小文是本案当事人的姑父，他当时还是个小干部，稍微大点的事都会让朱小文来管。朱某4同意上诉人意见。朱某3未到庭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朱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继承人朱宏根、周凤珍共有的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街新沟六合大队的遗产房屋由朱某1享有四分之一的继承份额；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系周凤珍、朱宏根夫妻生育的子女。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街六合大队的一处房屋系朱宏根、周凤珍生前共有财产。1992年8月20日，该房屋所办理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使用者系朱宏根。2007年5月2日，朱宏根书写收条，内容“今收到出售给朱某2房屋壹栋（三间）价币2万元整”，朱宏根在收条上签名。周凤珍于2013年8月14日死亡、朱宏根于2014年2月7日死亡，生前均未立有遗嘱。朱某1诉讼来院，诉请如诉称。朱某2、朱某3、朱某4的辩称意见如辩称。诉讼中，朱某1对上述《收条》上朱宏根的签名存疑，经朱某2申请司法鉴定，经鉴定机构湖北东湖司法鉴定所鉴定，《收条》中“朱宏根”签名系朱宏根本人的。对此，朱某1仍存疑，并申请对“朱宏根”签名及书写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后撤回鉴定申请。被告朱某2交纳的鉴定费1000元请求由原告朱某1承担，后表示该鉴定费愿意自担。一审法院认为：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的父母周凤英、朱宏根去世后，朱某1起诉请求对父母生前建有的本案诉争房屋进行遗产分割。诉讼中，朱某2举证证实本案诉争房屋已由朱宏根生前作价二万元出售给自己的事实。朱某1对诉争房屋已被处理的事实虽一直存疑，但又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朱某1提出对诉争房屋进行继承分割的诉请所依据的诉争房屋属遗产的事实负有举证证实的责任，在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朱某2交纳的鉴定费1000元请求由朱某1承担，后明确表示自担，一审法院照准。朱某3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于2020年6月8日的庭审未到庭，不影响案件审理，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缺席判决：驳回朱某1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已减半收取），由朱某1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07年5月2日，朱宏根书写收条，内容“今收到出售给朱某2房屋壹栋（三间）价币2万元整”，该收条的内容包括了出售房屋并收到购房款的意思表示，能够认定朱宏根与朱某2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在收条出具时，朱宏根和周凤珍尚未离世，案涉房屋系朱宏根和周凤珍的生前财产，无论购房款2万元是否与房屋市场价值匹配，但如何处置完全取决于朱宏根和周凤珍自己的意愿。2007年5月2日的收条出具之后，直至2013年8月14日周凤珍离世、2014年2月7日朱宏根离世，朱宏根与周凤珍均未提出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基于前述事实，朱宏根与周凤珍在世时已经将案涉房屋处置给朱某2，并非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因此上诉人朱某1主张继承案涉房屋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朱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鹏审判员  张文霞审判员  张 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张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