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5民终4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惠琴，女，1963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翔，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敏，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余林，男，196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小民，浙江百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惠琴因与被上诉人周余林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2民初27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5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惠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梅翔、吴敏，被上诉人周余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小民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经各方当事人申请，本案庭外和解两个月，和解期限自2020年5月11日至2020年7月11日。后因本案案情疑难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惠琴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沈惠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审理公司人格否认的法律条文理解有误。1.关于案件性质。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审理“公司人格否认”案件处理的规定，这类案件的性质应为侵权纠纷案件。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侵犯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当按照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2.关于侵权行为的认定。一审法院引用（2017）沪0115民初66941号民事判决书、（2018）沪01民终12115号民事判决书（两案简称为“金岳忠案”）认定关于“勤俭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事实内容作为该案的认定事实依据。但沈惠琴就“金岳忠案”已申请进入再审程序。3.关于损害事实的认定。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仲勤俭、沈惠琴对周余林享有上海勤俭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俭公司）的债权3419229.5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沈惠琴认为即使勤俭公司法人人格被否认，但仅就沈惠琴对周余林所须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仅为1566.65元。沈惠琴于2014年10月10日将股权转让给仲勤俭，且周余林在一审中提供的2014年1月至12月勤俭公司与周余林的《应付账款明细账》，其中明确记载了2014年9月30日勤俭公司只欠周余林应付货款1566.65元。一审中，周余林、仲勤俭对《应付账款明细账》的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沈惠琴对周余林造成的损害事实认定有误。4.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在法人人格否认案件中，债权人的债权受到严重损害，是因为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造成的，股东实施滥用行为是“因”，债权人受到严重损害是“果”。在本案中，沈惠琴于2014年10月10日将股权转让给仲勤俭。在股权交割日时，根据证据显示勤俭公司仅欠周余林1566.65元。而在股权转让后，勤俭公司拖欠周余林货款3419229.58元。但沈惠琴已经不再是勤俭公司的股东，对勤俭公司丧失了经营与管理的义务，也丧失了股东对公司应当享有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不加区分、简单、笼统的认定沈惠琴的行为与周余林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明显不当。5.“金岳忠案”与本案的事实并不完全相同。虽然“金岳忠案”目前尚在再审中，但根据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金岳忠享有勤俭公司的债权形成时间为2014年9月份之前，即在沈惠琴仍是勤俭公司的股东存续期间，故判决沈惠琴须对金岳忠享有勤俭公司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本案中，周余林的债权形成时间持续了沈惠琴转让股权的前后。股权转让时，根据周余林自己向法院所提交的证据显示，勤俭公司只欠周余林1566.65元。一审法院判决沈惠琴对股权转让后勤俭公司所发生的债务仍须承担连带责任，实为不妥。二、一审认定周余林对勤俭公司享有债权3129799.32元与事实不符。根据破产管理人确定的债权金额，此笔债权的组成包含了2015、2016年至今的利息，以及相关的罚息计算而来，此部分利息与罚息明显产生在沈惠琴股权转让之后，不应由沈惠琴承担。即便本案的基础债权通过（2016）浙0522民初5727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生效，但沈惠琴认为本案涉及的基础债权即周余林的债权并不具有真实性。 周余林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沈惠琴为勤俭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且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证明沈惠琴与仲勤俭担任股东期间，大量使用公司的资金，导致公司财产和家庭财产混同，导致公司财产及沈惠琴、仲勤俭个人财产无法实际区分，故沈惠琴应当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涉债权本身发生在2014年，对于2015、2016年的利息及由此产生的案件罚息。因为利息是本金所产生的孳息，本金与利息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因为沈惠琴将股权转让给仲勤俭，以后发生的利息就可以不再承担。周余林的案涉债权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作出认定，如果沈惠琴主张不真实，应当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否认该债权。沈惠琴认为本案的基础债权不真实没有任何事实和理由。请求驳回沈惠珍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周余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沈惠琴对案外人勤俭公司应给付货款本息合计3018458.6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沈惠琴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周余林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沈惠琴对案外人勤俭公司应给付货款本息合计3129758.32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勤俭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19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仲勤俭、沈惠琴及案外人沈某某。2014年10月10日，沈惠琴与案外人沈某某及仲勤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沈惠琴、沈某某将各自在勤俭公司持有的股权作价后转让给仲勤俭。2014年10月15日，勤俭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仲勤俭。2000年6月19日至2000年9月27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仲勤俭。2000年9月28日至2009年10月14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沈惠琴。2009年10月15日至2018年7月23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朱某。2018年7月24日迄今，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彩红。2016年3月，该公司接到停产约谈，2016年7月歇业，2016年8月接到上海市闵行区土地规划局“立即停止使用土地”的通知，2016年10月，公司办公楼等建筑及设备被当地政府拆除，2018年12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勤俭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9年4月4日发布公告，指定破产管理人为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2019年7月30日，破产管理人确认周余林普通债权总额6739758.32元，其中涉及本案债权3129758.32元。 周余林和勤俭公司自2011年起即有石子买卖往来，经结算，勤俭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将结欠的三笔970000元、890000元、660000元的石子款以借条的形式向周余林出具欠款凭证，承诺在2016年7月1日支付，并由仲勤俭提供担保。2016年3月21日，勤俭公司再次将一笔460000元的石子款以借条的形式向周余林出具欠款凭证，承诺在2016年7月1日支付，并由仲勤俭提供担保。付款期限届满后，勤俭公司未能支付货款，仲勤俭亦未履行保证责任，双方纠纷成诉，后长兴法院判决：一、勤俭公司给付周余林货款本金2980000元，逾期付款利息38458.6元（已计算至2016年10月11日），合计3018458.6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2016年10月11日后的逾期付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二、仲勤俭对勤俭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仲勤俭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后，有权向勤俭公司追偿。该案生效后，在执行过程中，2016年12月26日，周余林收取执行款432663元，于2017年收到执行款40000元，于2018年2月13日收到执行款30000元。 另查明如下：（一）仲勤俭、沈惠琴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4年9月29日协议离婚。2015年2月6日，仲勤俭曾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起诉案外人仲某某(系仲勤俭之女)[(2015)嘉民一(民)初字第1536号]，要求确认仲某某名下的房产归仲勤俭所有；该案审理过程中，仲勤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具书面代理词，表示“涉案房屋的全部价款均系仲勤俭及案外人沈惠琴用多年经营企业所得的资金购买”。(二)(1)自2013年3月起至2014年8月止，勤俭公司从其兴业银行账户汇入仲勤俭个人账户28007700元；(2)自2013年3月起至2014年8月止，勤俭公司从其兴业银行账户汇入沈惠琴个人账户1368996元；(3)自2008年11月起至2010年10月止，勤俭公司从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账户汇入仲勤俭个人账户2599444元；(4)自2010年7月起至2011年4月止，勤俭公司从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账户汇入沈惠琴个人账户4600000元(已扣除沈惠琴之后汇入勤俭公司的400000元)；(5)自2013年1月起至2013年6月止，勤俭公司从其浙江泰隆银行账户汇入仲勤俭个人账户930826元；(6)自2013年1月起至2013年6月止，勤俭公司从其浙江泰隆银行账户汇入沈惠琴个人账户1560000元。（7）仲勤俭及沈惠琴在担任勤俭公司股东期间，存在使用公司资金为股东个人购房的情形。 审理中，周余林主张本案债权发生在2011年至2014年向勤俭公司提供石子期间，勤俭公司用期票和现金的方式支付货款，截止2014年底，勤俭公司开具期票1700余万，后由于部分期票不能兑现，又重新开具票据，故形成了(2016)浙0522民初5727号案件的纠纷。2015年之后，周余林并未和勤俭公司再发生石子业务。沈惠琴认为本案债权发生在2014年之后，根据周余林提供的应付账款明细账，至2014年10月15日沈惠琴退出公司时，勤俭公司只欠周余林货款1566.65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沈惠琴作为勤俭公司股东，是否存在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该情形是否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勤俭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周余林要求仲勤俭、沈惠琴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依据是认为曾经作为股东的沈惠琴与仲勤俭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滥用公司的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对股东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做了明确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利用公司法人格规避合同或法律义务的行为，二是公司法人格形骸化的行为。周余林主张沈惠琴、仲勤俭与勤俭公司之间存在财务大量混同的情形，从而导致勤俭公司人格形骸化，丧失独立人格。对此，沈惠琴、仲勤俭作为勤俭公司股东期间，两人亦属夫妻关系，勤俭公司自2008年11月起至2014年8月间向沈惠琴、仲勤俭个人账户汇款共计39066966元，从勤俭公司的账户频繁向沈惠琴、仲勤俭的个人账户流入资金，资金数额巨大，导致公司财产与作为股东的沈惠琴、仲勤俭的夫妻共同财产无法区分，应当认定沈惠琴、仲勤俭与勤俭公司之间构成财产混同。现勤俭公司因资不抵债已经被申请破产清算，周余林作为公司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的客观事实是存在的。 二、沈惠琴是否需要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勤俭公司从2000年成立至2016年歇业，现因资不抵债被裁定破产清算，沈惠琴作为公司股东，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沈惠琴虽然在2014年10月退股，并不能改变其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的客观事实，仍应对勤俭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勤俭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核定周余林的破产债权为3129799.32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认可。 三、勤俭公司破产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沈惠琴认为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下列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以及“以债务人的股东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债务人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的”，本案应当中止审理。但是在本案中，债务人即勤俭公司，在破产程序中，沈惠琴的财产目前并未纳入债务人财产，故周余林起诉沈惠琴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非就债务人财产提起诉讼，故本案不适用该条司法解释，仍应继续审理。 四、周余林的起诉是否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沈惠琴认为其于2014年从勤俭公司退股，故本案超出了诉讼时效。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由于沈惠琴退股时，存在个人财产和勤俭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况，且该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周余林并不能及时知道该情况，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周余林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根据周余林陈述，其从另案中得知沈惠琴和勤俭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该案发生在2017年，故应从2017年起计算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周余林于2019年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 鉴于勤俭公司未能提供财务账册、财务管理混乱、公司大量资金流向不明，并造成周余林的债权至今无法得到清偿，周余林主张沈惠琴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理由成立，周余林要求沈惠琴对勤俭公司所欠周余林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周余林对勤俭公司享有的债权3129799.32元，由沈惠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838元，减半收取15919元，由沈惠琴负担。 二审期间，沈惠琴向本院提交：1.勤俭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沈惠琴取款凭证，与周余林提交沈惠琴的银行流水相互印证，证明沈惠琴尾号为9742建设银行卡为公司经营所用，取款人或银行卡持有人均为当时勤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炜。2009年至2013年期间总计取款10261100元，沈惠琴主观上并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故意；2.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沈惠琴在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8月30日期间，转给勤俭公司327万元，2011年6月1日至2013年2月3日期间，转给仲勤俭2794500元，总计6064500元，以上款项为勤俭公司经营所用；3.朱炜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勤俭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仲勤俭，勤俭公司的财务、经营与管理都是由仲勤俭决定的；沈惠琴的个人银行卡是为了公司经营所用，取款人是朱炜；4.房产证（4本），证明沈惠琴购买房产的时间发生在与周余林、勤俭公司发生实质交易之前。勤俭公司质证认为，1.对信用报告没有异议；2.取款凭证中虽有朱炜代取的情况，但不能证明该款项实际用于公司经营所用。银行转账凭证中沈惠琴转给仲勤俭的资金，是夫妻之间的资金往来，不能证明款项为公司经营所用；3.朱炜的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应提供相应的财务账册予以说明。4.对房产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沈惠琴、仲勤俭用公司的资金购买了大量的房产，而且房产证本身不能证明相应购房款项即时付清的情况。 勤俭公司提供：借条（97万元、89万元、66万元、46万元）4张及相应的期票、支票及承兑汇票，用以证明双方发生交易并不是在2016年，主要集中在2013年、2014年上半年。因为开具支票无法兑现，只能重新开具，最终形成2016年所确认的这笔债权。沈惠琴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沈惠琴并未在借条上签字，所有的结算只有勤俭公司和仲勤俭参与，沈惠琴并未参与；汇总支票金额并加上合理的利息与以借条中金额并不相符；相关的票据均系复印件，有无实际承兑无法确定。 本院审查认为，由于本案首先应审查涉及债务人勤俭公司已经被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周余林作为债权人之一提起要求勤俭公司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是否应予受理问题，故对相关证据不再予以审查认定。 为了解勤俭公司破产清算案相关情况，二审期间，本院依职权向勤俭公司破产管理人调取《上海勤俭混凝土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管理人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管理人工作报告》）及《关于上海勤俭混凝土有限公司资产与负债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资产负债情况说明》）各一份，根据《管理人工作报告》及《资产负债情况说明》的内容，周余林已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6936127.4元，经破产管理人债权审核，确认周余林债权金额为6739758.32元。同时，目前勤俭公司的资产不足以覆盖其对外债务。 沈惠琴、周余林对本院调取的《管理人工作报告》及《资产负债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上述两份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一审法院查明的2018年12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勤俭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9年4月4日发布公告指定破产管理人为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2019年7月30日破产管理人确认周余林普通债权总额6739758.32元，其中涉及本案债权3129758.32元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 另查明，截至目前，勤俭公司破产管理人确认的勤俭公司的债权金额为151786135.12元，破产管理人掌握的勤俭公司资产总额为13032411.91元，勤俭公司的资产不足以全额清偿其对外债务。 再查明，本案一审（2019）浙0522民初2737号案件的立案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周余林是否在勤俭公司破产后基于人格混同事由，有权要求沈惠琴对勤俭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破产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的前述不予受理的情形包括：（一）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二）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的；（三）以债务人的股东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债务人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的；（四）其他就债务人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上述两个条款规定了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个别清偿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8年12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受理对勤俭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2019年4月10日，周余林在破产申请受理后以案涉3129758.32元债务发生在沈惠琴担任勤俭公司股东期间，且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严重混同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沈惠琴对周余林享有的勤俭公司3129758.32元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追索的实际上是勤俭公司的破产财产，不得用于周余林个人债权的优先清偿，即《破产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破产申请受理后，应当依法追收的所有破产财产均应在破产程序中依法管理和处分，公平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如债务人的股东存在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的情形，债权人应当要求向债务人的股东追收相关财产并归入债务人财产，因此追回的财产其性质仍为债务人财产，应当用于向全体债权人清偿债务，不得用于个别债权的优先清偿。周余林基于勤俭公司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其作为债权人与其所诉请的内容系间接的利害关系而非直接的利害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九条第一款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应当不予受理。且周余林已向勤俭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6936127.4元，经破产管理人债权审核，确认周余林债权金额为6739758.32元，其中包括本案所涉债权3129758.32元，同时目前勤俭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其对外债务，在此情形下，即使周余林向沈惠琴追回了部分财产，该部分财产亦属于勤俭公司的破产财产，应当在勤俭公司破产程序中用以清偿全部债权人。故一审判决沈惠琴对勤俭公司应付周余林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因周余林提起的本案诉讼即《破产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九条第一款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对于周余林与勤俭公司之间基础债权的确认，以及沈惠琴在提交的关于沈惠琴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的证据材料，本院不再予以审查认定。 综上所述，周余林起诉要求沈惠琴就本案债权与勤俭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质上属于要求以勤俭公司的破产财产进行个别清偿，依据破产法精神及其破产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2民初273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周余林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31838元，减半收取计15919元，退还周余林；上诉人沈惠琴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1838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林法 审判员  杨瑞芳 审判员  郑 扬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盛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