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23民终1659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南路**。 主要负责人：马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红英，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生虎，男，1979年1月10日出生，回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峰，新疆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万义，男，193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建玲，女，193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200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超，新疆众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秀珍，女，196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玉忠，男，1960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龙，呼图壁县春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呼图壁县供电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上二工路 负责人：王新忠，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平艳，新疆新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守义，男，1986年5月4日出生，回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娟，女，197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高生虎因与被上诉人刘某、吴建玲、刘万义、李秀珍、范玉忠、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呼图壁县供电公司（以下简称供电公司）、马守义、王娟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法院（2020）新2323民初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红英，上诉人高生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峰，被上诉人刘某、吴建玲、刘万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超，李秀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龙，范玉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龙，供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平艳，马守义、王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法院（2020）新2323民初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扣减上诉人保险公司多承担的300000元赔偿数额，保险公司愿意在保险赔付限额200000元内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判决错误。1.本案事故发生时投保的保险金额应为200000元，保险公司应在200000元范围内承担责任。高生虎在上诉人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交强险、一份2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而不是5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在一审判决书中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范围内赔偿500000元属认定事实错误；2.本案中应由供电公司承担主要责任，被帮工人李秀珍、范玉忠承担次要责任。 高生虎辩称，对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认可。变更保单是事实，但是变更后保险公司给投保人出具的保单仍然载明保险期间为2019年6月5日到2020年8月10日，案涉事故发生在2019年10月25日，即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另外，保单的签单日期也仍然是2019年5月31日，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确认了，作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保险单就是明确载明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保险公司应按照保险单依法承担保险责任，应当按照变更后的保额500000元予以赔偿。 刘某、吴建玲、刘万义辩称，高生虎在一审时提交保险公司加盖印章的涉案车辆×××号牌吊车商业保险保险单的抄本，该保单明确载明涉案车辆承保的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为500000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在一审诉讼期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而在二审中称涉案车辆在事故发生后将商业三者险限额由200000元增保为500000元，该投保单并未约定增保后的商业三者险自增保后生效，不能推翻保险公司向高生虎出具的保险单保额的保险期间的证明效力，增保后的保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对保险合同的保额变更，并未对生效时间及保险期间作出新的约定，故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并无不当。 李秀珍、范玉忠辩称，其将自己家树苗出售给王娟，由王娟联系了受害人的车辆来进行装车和运输作业，在装车过程中发生了触电的意外事故。在苗木买卖合同的过程中双方没有发生纠纷，受害人刘忠勇与李秀珍、范玉忠夫妇之间没有劳务雇佣关系，其触电身亡也与履行苗木买卖合同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已经明确李秀珍、范玉忠夫妇的买卖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供电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责任比例划分明确，应维持一审判决。1.保险公司提出的保险额问题属于保单变更，保单最后一页明确载明保险期间没有变更，仅是保险额提高，一审认定500000元正确；2.本案事发的输电线路是10千伏高压线路，该输电线路由供电公司维护管理，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事发线路的高度进行了测量，高度为9.8米，符合架空输电线路的架设规定，且在事发线路前方20米处立有相应的警示牌，写明不得在高压线路两侧进行挖土、吊装等危害高压线路的作业行为。供电公司的线路架设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且线路的运行没有任何故障，亦在输电线路沿线设立了安全警示标志，供电公司不承担过错责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同意在无过错责任范围内承担10%责任。 马守义辩称，同意高生虎的辩解意见。 王娟辩称，认可一审判决，其对受害人死亡的结果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高生虎上诉请求：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法院（2020）新2323民初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上诉人高生虎在本案中不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责任划分错误，原审查明本案触电事故发生地段即供电公司所属地段的110KV高压线裸露，该路段属于村庄农地且高压线的下方有与电线杆齐高的树木，本案事故发生前高压线路就存在明显的高度安全隐患，是本案触电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供电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原审判决认定责任明显过轻；2.事故发生时上诉人高生虎的驾驶员马守义沿公路林带吊装树木已临近结束，事故发生前的作业区域供电公司的高压线均为绝缘层电线，吊车作业也是正常进行。事故发生时天色已暗，受害人刘忠勇急于帮助李秀珍、范玉忠夫妇将吊车的吊钩斜拉勾挂捆绑好的树木时吊钩上方的钢丝绳触碰高压线导致触电事故发生，受害人斜拉钢丝绳的行为是触电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审判决认定受害人责任过轻；3.李秀珍与范玉忠系吊装树木的所有权人和利益归属者，相对于无明显过错的高生虎其民事责任更大，原审判决认定其责任过轻;4.马守义在本案中操作吊车吊装树木过程中，没有操作失误和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知道作业现场有高压线故始终保持与高压线四五米的安全距离，完全可以保障吊车的钢丝绳或者吊钩不会碰触高压线，原审判决认定高生虎及马守义承担80%的责任过重。 保险公司辩称，本案是义务帮工人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电力属于侵权责任法里的特殊侵权，应当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供电公司没有保障高压线与树木的安全距离和绝缘处理，存在安全隐患，应由供电公司承担主要责任。受害人帮助李秀珍夫妇吊装树木，李秀珍夫妇作为受益人和被帮工人应当承担次要责任，高生虎及马守义也应承担次要责任。 刘某、吴建玲、刘万义辩称，1.高生虎与马守义存在侵权行为。高压电线有一定的特殊性，会产生放电，带电设备应当与高压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城镇一般为10kV和35kV高压线，离地面比较近，如果下面有吊车作业等不当施工有可能引起放电。根据一审法官现场勘验及提交的证据显示，事发地高压线高度据地面9.8米，为10KV高压电线。事故发生段高压线为裸线且存在盲区，马守义在施工时操作不当，在驾驶吊车时存在明显盲区视线不佳，无法判断钢丝绳是否能碰触到高压线的情况下，未安排指挥人员进行现场指挥，致使吊车吊臂碰触高压线。该行为直接导致事故发生，与损害事实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雇主高生虎与雇员马守义应对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马守义系吊车操作人员，作为特种行业从业人员，既要对吊运现场安全负责，也应对吊运用具的安全负责。其在明知有危险的情况下未提示受害人刘忠勇拉吊钩存在触电风险，作为吊车操作人员未尽相应的提示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存在重大过失；3.受害人刘忠勇基于邻里之间的情谊帮助李秀珍装树，其拉吊钩的行为是一个普通的无风险的行为，无法预见事故的发生，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李秀珍、范玉忠辩称，坚持对保险公司上诉请求的答辩意见。 供电公司辩称，坚持对保险公司上诉请求的答辩意见，上诉人高生虎认为供电公司输电线路架设存在缺陷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根据派出所询问笔录，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马守义操作失误，高生虎没有相应证据证明供电公司线路架设有缺陷，10kV高压线线路架设规范没有要求必须使用绝缘线。 马守义辩称，同意高生虎的上诉请求。 王娟辩称，同意刘某、吴建玲、刘万义的辩解意见。 刘某、吴建玲、刘万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及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794433元;2.判令五被告承担本案鉴定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25日李秀珍、范玉忠夫妇欲将二人所有的的位××里林地中的树苗出售，雇佣由马守义驾驶的×××号牌吊车在二人的林地旁边的石子路吊装树苗。受害人刘忠勇驾驶×××货车（停驶）在路边等待拉运树苗。下午19时许受害人刘忠勇帮李秀珍将捆好的树苗装车。当刘忠勇手抓吊车吊钩将已捆好的树苗往吊车吊钩上挂时，吊车吊臂钢丝绳碰触林地上空的高压线致刘忠勇触电，后刘忠勇被送至呼图壁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受害人刘忠勇的家属支付抢救费1558.25元。2019年10月28日呼图壁县公安局委托新疆新医鉴定所进行死因鉴定，该鉴定所于2019年11月29日出具【2019】新医法病鉴字第BLA229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刘忠勇死亡原因符合电流损伤后导致心脏骤停、延髓呼吸中枢抑制而急性死亡。受害人家属因此支付鉴定费9000元。另查明，受害人刘忠勇在被告李秀珍、范玉忠地里拉运树木由王娟联系，运费由王娟支付。×××号牌吊车实际所有人为高生虎，马守义系高生虎雇佣的驾驶员。该车辆在第三人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事发地点高压线为10KV洛水线高压线，距地面距离9.8米，此处高压线无胶皮包裹，管理人为供电公司。还查明，受害人刘忠勇生前与前妻育有一女儿刘某，2003年12月19日出生，现在呼图壁县一中就读。刘忠勇之母亲吴建玲1939年10月2日出生，刘忠勇之父刘万义1937年10月10日出生。吴建玲、刘万义夫妇育有三个子女，均已成年。一审法院认为，因马守义在路边驾驶吊车吊装树苗时，未确认吊车作业场所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致使受害人刘忠勇在帮助李秀珍夫妇将树苗往吊车吊钩上挂时，因吊车触电造成刘忠勇死亡的严重事故。高生虎作为雇主应当负事故主要责任，马守义作为吊车的驾驶人员对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其应与高生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供电公司架设裸露钢丝高压线，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亦未尽到应有的安全警示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李秀珍、范玉忠作为苗木的卖家，明知自己家林地上空有高压线路，在雇佣吊车进行高空作业装运树苗前，未提前在当地供电总部门报备，亦未对装运苗木现场进行指挥，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受害人刘忠勇作为成年人在帮工过程中，将树苗挂在吊车挂钩上时，本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责任。综上，确定高生虎承担80%的责任，供电公司承担10%的责任，李秀珍、范玉忠承担5%的责任，受害人自行承担5%的责任。因该事故系吊车在路边作业时造成，故原告的损失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各方当事人按过错比例承担。根据法律规定，比照法庭辩论终结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8年度统计数据，确定原告的损失如下：1.医疗费1800元，因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金额为1558.25元，确认医疗费1558.25元。2.丧葬费37728.5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3.被抚养人生活费96764元。刘忠勇之女刘某2003年12月19日出生，尚未成年。刘忠勇之母吴建玲1939年10月2日出生，刘忠勇之父刘万义1937年10月10日出生，二人育有三个子女，均已成年。故确定刘某的抚养年限为2年，年抚养费为12095.5元（24191元/年÷2人），因事发时吴建玲、刘万义均已满80周岁，确定二人的抚养年限均为5年，年抚养费为8063.67元（24191元/年÷3人），结合被扶养人的人数及相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年，该阶段被扶养人为3人，3个被扶养人年扶养费为：刘某12095.5元＋吴建玲8063.67元＋刘万义8063.67元=28222.84元，已超过上一年城镇居民消支出24191元，因此确认第一阶段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8382元；第二阶段3年，该阶段被扶养人为2人，2个被扶养人年扶养费为48382.02元（吴建玲8063.67元×3＋刘万义8063.67元×3），故确认扶养费共计96764元。4.死亡赔偿金65528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5.误工费1860.6元，因受害人处理其丧葬事宜确实产生误工，原告的该项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6.交通费2000元，酌定1000元。7.鉴定费9000元，系受害人家属处理该事故的实际支出，予以确认。8.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结合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定8000元。综上，一审法院确定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811433.1元。因事故吊车在保险公司承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发时吊车正在路上作业，故原告损失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医疗费1558.25元，在交强险死亡赔偿金限额内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10000元。第2至6项剩余部分即682633.1元由被告高生虎承担80%即546106.48元，即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500000元，剩余46106.48元、7200元鉴定费、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61306.48元由高生虎负担，马守义负连带赔偿责任，扣除高生虎先行给付的40000元赔偿款，被告高生虎还须给付原告21306.48元，被告马守义就该款负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供电公司承担682633.1元损失的10%即68263.31元和900元鉴定费，共计69163.31元；被告李秀珍、范玉忠承担682633.1元损失的5%即34131.66元及450元的鉴定费，共计34581.66元，扣除二被告先行给付的20000元，还须给付原告14581.66元；剩余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王娟对该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遂判决：一、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某、吴建玲、刘万义611558.25元；二、被告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呼图壁县供电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某、吴建玲、刘万义68983.31元；三、被告高生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某、吴建玲、刘万义21756.48元，被告马守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被告李秀珍、范玉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某、吴建玲、刘万义14581.66元；五、驳回原告刘某、吴建玲、刘万义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保险单2份，拟证实2019年6月4日高生虎投保的保单金额为200000元，于2020年3月24日签约，2020年3月25日生效，将200000元保险额变更为500000元，主张事故发生时高生虎投保的保单赔付限额只有200000元，保额变更时间在事故发生后。经质证，上诉人高生虎对两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后一份保险单没有否定变更后的500000元保额不适用于2019年10月25日事故发生时，双方对保险期间的约定没有变更。被上诉人刘某、吴建玲、刘万义认为，两个保单从保单号、出保单时间、打印保单时间均一致，仅仅保额和保费不一致。高生虎已经缴纳了保额为500000元的商业保险费用，保险公司对其资料进行审查后的合同变更，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为500000元。该保单并未约定增保后的商业三者险自增保后生效，且该保单的最后注明“本保险单所载的其他条件不变，特此批注”，故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500000元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并无不当。李秀珍、范玉忠经质证同意刘某、吴建玲、刘万义意见。供电公司经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保单仅变更了投保额，没有变更保险期间，且保险公司收取了保费，承诺相应保单内容没有更改。马守义经质证同意高生虎的意见。王娟经质证同意刘某、吴建玲、刘万义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拟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定。 上诉人高生虎，被上诉人刘某、吴建玲、刘万义、李秀珍、范玉忠、供电公司、马守义、王娟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责任险中是否应当承担500000元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供电公司对于损害后果应承担何种责任；3.上诉人高生虎及其他几名被上诉人对于损害后果的责任比例应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受害人刘忠勇的死亡时间、、地点原因均认可，对其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一审判决认定的人身损害损失金额认可，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 一、关于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责任险中是否应当承担500000元赔偿责任的问题。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两份保险单，认为保险公司应当在200000元的限额内承担责任。依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保险额500000元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明确载明：“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5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6月5日起至2020年8月7日止”，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机动车保险批单（副本）》载明：“本公司同意自2020年3月25日起，对号牌为×××的机动车辆的保单作如下批改：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由200000元变更为500000元，保险费由743.92元变更为906.74元，保额变化300000元，保险费变化162.82元；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特此批注。”高生虎与保险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变更号牌为×××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在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变更为500000元，高生虎补交保险费162.82元，保险公司出具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5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6月5日起至2020年8月7日止的保险单。一审依据上述事实认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责任险保额内承担500000元赔偿责任符合保险合同约定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二、关于被上诉人供电公司对于损害后果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本案中高生虎雇佣马守义驾驶车辆在10KV洛水线高压线附近进行树苗吊装作业，受害人在挂吊钩时，因吊车吊臂钢丝绳触碰林地上空高压线致其触电身亡，事发地为裸露高压线，存在安全隐患，供电公司虽设置了相关警示标牌，且本案事故的发生主要由马守义的不当操作引发，鉴于高压输电线路的特殊危险性，供电公司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一审认定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与其过错程度相符合。 三、关于上诉人高生虎及被上诉人对于损害后果的责任比例应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诉人高生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其承担的责任比例过大，依据马守义于2019年10月26日在呼图壁县公安局二十里店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第5页载明：“你在操作吊车给最后一家地主老太太装树过程中是否清楚作业区上方就是高压电线？回答：清楚，当时我驾驶吊车到达最后那块地装树的时候，我就看到作业区上方有高压电线”、“你从开始装最后一家树的时候是否确认吊车的吊臂及下垂的钢丝绳还有吊钩不会触碰到高压电线？回答：我只能确保我操作吊臂升起后，以及吊钩和钢丝绳垂直状态下不会触碰到高压电线，具体下方操作吊钩去勾绳子的人会不会致使钢丝绳或吊钩触碰高压电线，我无法确保”、“你是否清楚在高压电线下操作吊车进行作业存在触电危险？回答：清楚”的内容可以证实，马守义在明知高压电线下吊装作业存在触电危险，且不能确保下方操作挂吊钩的人不会触碰到高压电线，亦未采取有效保障措施的情况下，仍然进行吊装作业，对受害人因挂吊钩而触电身亡存在重大过失，一审判决作为雇主的高生虎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马守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本案事实，故对上诉人高生虎认为承担责任比例过大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认定李秀珍、范玉忠作为所出售苗木的所有人，对事故发生地上空有高压线路，吊装作业存在触电危险，而未进行报备存在一定过错，受害人在帮工过程中，自身亦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以及供电公司在该路段架设裸露高压线，未尽到安全警示义务，亦应承担一定过错责任的判决符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事实与责任比例，并无不当。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各方当事人的过错责任比例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公司、高生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44元，由高生虎负担1344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公司负担5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睿 审 判 员 赵       丽 审 判 员 伊帕尔古丽·安外尔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法官助理 彭       涛 书 记 员 赵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