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9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先良，男，196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茹立峰，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文超，男，1974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蔻正民，陕西书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克，陕西书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新，男，196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云昌，男，196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建江，男，1962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建成，浙江正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兰，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姚先良、田文超因与被上诉人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8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及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姚先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茹立峰，田文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蔻正民、闵克，被上诉人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建成、周建兰及朱建新本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先良上诉请求：一、确认《转让协议》项下的财产归田文超所有；二、如果认定《转让协议》无效，判令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就200万元转让款的返还与姚先良一起承担连带或者共同的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案涉《转让协议》不存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基于四方合伙经营的刘屹崂二号矿项目长期入不敷出、无法开展经营活动，姚先良事先通知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在其没有反对的情况下与田文超签订了《转让协议》，属于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二、姚先良对外签署的《转让协议》对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本案中，田文超在签订《转让协议》时，并不知晓《刘屹崂二号矿体合伙开采加工协议书》的存在，因此，该协议对合伙人的约束效力并不能够及于姚先良与田文超之间。况且，根据该协议第七、第八条约定以及姚先良与陕西商山新材料科技有效公司签订的《石灰石矿山承包开采加工协议》等事实足以证明，姚先良是事实上的合伙事务负责人。在此情况下，姚先良签订的《转让协议》对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不仅体现在《转让协议》的有效性上，也当然包括合同无效后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上，也就是讲，即使法院最终认定《转让协议》无效，那么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也应当就无效后的财产返还对向田文超承担民事责任。三、姚先良与田文超签署的《转让协议》构成表见代理。2018年12月10日姚先良通过四合伙人微信群“石头变黄金”向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发出“我也再三考虑，上次跟你们讲过了，二条路，第一我的股份给你们，你们出钱!第二我把矿山转让出去，一起到甘肃去发展!现在难得还有意想的人过来接手，机不可失”“如果你们想接手，我的投资款给我，否则有其他人过来接手，我要处理掉了”。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在明知姚先良以全体合伙人名义将刘屹崂矿山项目转让的情况下，未作明确的否认表示，应视为同意姚先良对外与田文超签订《转让协议》。因此，姚先良实际是有权与田文超签订协议，田文超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姚先良有权签订该《转让协议》。《转让协议》的签订，对田文超而言构成表见代理。四、田文超通过《转让协议》获得的案涉财产，符合物权法所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案涉财产在转让前由姚先良占有，受让人田文超支付了与实际价值相当的对价，且案涉财产已经交付给田文超。因此，即便姚先良签订《转让协议》时的处分权存在瑕疵，田文超已经依据善意取得制度，获得案涉财产。 田文超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驳回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姚先良与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之间不构成合伙关系，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机械设备为姚先良与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姚先良与陕西商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后，该矿山因手续不齐全至今都未实际投入生产；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姚先良签订《刘圪崂二号矿体合伙开采加工协议书》至今，一直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根本不存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案涉机械设备设施系姚先良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姚先良未征得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同意擅自处分合伙财产属无权处分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刘圪崂二号矿体合伙开采加工协议书》第七条、第八条明确授权姚先良为合伙事务的负责人，也赋予了姚先良签署合同的权利，姚先良签署的合同文件一经生效对合伙人均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三、本案中，案涉机械设备安装的土地是租用的，未办理土地征用手续；设施建设未履行报批手续，未进行环评，因而，案涉设施属于违章建筑，原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明。四、田文超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田文超取得财产时是善意的，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姚先良有处分权。姚先良向田文超交付了其与陕西商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石灰石矿山承包开采加工协议》原件、《矿山山皮租赁及矿山开采加工、道路行使等日常矛盾协调处理保障协议》原件、《上海轩世机械有限公司》订货合同原件、《除尘设备买卖合同》原件以及姚先良在转让时将田文超带至矿山现场考察、进行资产移交等行为，田文超完全有理由相信姚先良有权处分该矿山机械设备。其次，案涉机械设备设施的转让价格260万元高于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向法庭主张的150万元，应当认定转让价格合理。案涉机械设备购置于2016年，常年暴晒雨淋于野外，部分机械已失去生产加工之功能，只能作为废品处理，姚先良将案涉机械设备设施作价260万元处置，未损害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的利益。再次，姚先良已将案涉机械设备设施向田文超进行了交付使用。姚先良已于2018年12月14日将案涉机械设备设施向田文超进行了移交，田文超对案涉机械设备设施实际占有并进行保养、维修和管理、使用。2018年12月13日田文超接管案涉石灰石矿的开采经营权及机械设备所有权后，田文超为维修保养有关设施已经支出共计150万元。依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田文超受让本案机械设备的行为完全构成善意取得。五、原审法院判决由姚先良返还200万元并由姚先良个人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既然原审法院认定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姚先良系个人合伙关系，那么因姚先良的过错导致田文超经济损失的，应由全体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六、一审审理程序不当。1.本案案由定性存在错误。本案本质问题是共有物权的确认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伙纠纷，定性明显不当。2.本案判决结果超出了原审原告诉讼请求的范围。 姚先良、田文超对各自上诉请求无异议。 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辩称：一、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姚先良系合伙关系，共同出资投入的相关设施、设备系合伙财产，归四合伙人共同所有。2016年1月1日，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姚先良签订的《刘圪崂二号矿体合伙开采加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就合伙事项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充分证明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姚先良之间存在个人合伙关系，姚先良、田文超对该协议书真实性也无异议。根据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四股东碰头决定、订货合同、收款收据以及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的保证金收据等证据，可以证实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已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实际出资并参与到合伙事项中，姚先良在一审中也明确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在经营过程中有出资。因此，本案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上诉人共同出资投入的相关设施、设备系合伙财产，归四合伙人共同所有。至于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是否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全额履行出资义务及出资金额多少，不是本案必须查清的事实，因为本案不是合伙清算。二、姚先良未经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同意无权处分案涉设施、设备，且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对其转让行为不予追认，姚先良、田文超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2月13日，姚先良未经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同意擅自与田文超签订了《转让协议》，姚先良的行为属无权处分行为，因此，姚先良、田文超签订的《转让协议》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三、田文超不是善意第三人，姚先良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姚先良、田文超签订的《转让协议》及承诺书的内容，可以充分证明田文超在签订《转让协议》时已经知道该矿山是姚先良及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陕西公司合作开采加工，相关的设施、设备是姚先良及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共同投资，并且充分知晓签订《转让协议》时姚先良尚未取得其他三个合伙人即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的同意,其行为不是善意的，而是明知该行为将会损害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的合法权益，其行为不构成善意。2.姚先良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一，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知悉姚先良的转让意向后，多次联系姚先良，要求协商此事，姚先良均不予理睬。2019年1月17日上午由朱建新为代表在该微信群里明确告知姚先良：“我们不同意转让，如你无心继续合伙，可以考虑你退伙，具体事宜四人坐下来谈等”，充分证明三合伙人自始至终不同意刘圪崂二号矿体的项目转让。第二，2018年12月13日，姚先良与田文超签订了《转让协议》，而姚先良在2019年1月16日告知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说：等他们到1月18日止，他要将矿山转让了。由此可说明姚先良明知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不同意转让仍与田文超签订《转让协议》，且故意隐瞒其已签订《转让协议》的事实真相，欺骗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因此，姚先良主张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默认其转让的事实不成立，田文超也无合理理由相信姚先良具有代理权，不构成表见代理。四、姚先良、田文超的《转让协议》至今尚未履行完毕，实际上是无法履行完毕的。《转让协议》第六条中约定的余款四十万元，田文超以姚先良取得其他三个合伙人书面同意转让材料为支付条件，而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明确表态不同意转让且对姚先良的行为不予认可，故该《转让协议》自始至终无法履行完毕。五、田文超的损失不是四合伙人的行为所致，系姚先良的个人行为所造成的，应全部由姚先良承担责任。姚先良与田文超签订《转让协议》系姚先良的个人行为，且田文超也明知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不同意转让，仍将200万元款项付给姚先良，自己明显存在过错。至于田文超提出的所谓对设备进行保养支出等并无事实依据，因该《转让协议》造成田文超的损失不是四合伙人的合伙行为所致，姚先良对田文超形成的债务并非由合伙经营产生，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于2019年5月1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确认姚先良、田文超于2018年12月1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二、如果法院对协议书的效力另有认定，以法院认定的为准；三、要求田文超返还因《转让协议》书取得的所有财产设施设备。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日，陕西商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姚先良（乙方）签订《石灰石矿山承包开采加工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乙方承包甲方的石灰石矿山：大赵峪石灰石矿刘圪崂二号矿体，承包期限为五年，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月1日止，期满后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包权，还约定乙方如为多名合作人组织开采，则推出一名负责人统一与甲方签订合同并根据合同规定进行业务联系接洽，甲方不与其他人员洽商执行及各项业务事项，另，还约定乙方只有生产加工权，既无销售权，也无权并不得对矿山随意转包、出让或买卖，否则应承担因此而带来的一切民事甚至刑事责任。后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姚先良签订《刘圪崂二号矿体合伙开采加工协议书》一份，约定：四人为合伙股东，共按十股计算，姚先良3.2股、朱建新2.4股、田建江2.4股、吴云昌2股；合伙经营项目为位于陕西商洛大赵峪石灰石矿刘圪崂二号矿体，共同出资开办一开采加工场，共同经营开采的生产、加工、销售业务；合伙期限至合伙项目完成并完成项目清算之日或四方共同确认之日止；四方以现金方式出资，开采加工场，投资预算约计人民币120万元，每股12万元；合伙生产，经营过程中，有关合伙事项的决策由四方共同协商一致决定；四方共同委托姚先良为场负责人，委托朱建新管理开采加工、销售、收入款，每月分配一次；各股东具体分工职责，重大签字由姚先良担任，甲方没有资金打入姚先良专用账户；入伙、退伙、出资转让，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该协议签署的时间载明为2016年1月1日。 2018年12月13日，姚先良（甲方）与田文超（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已将与陕西商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石灰石矿山承包开采加工协议》的原件交给乙方，乙方已充分了解甲方的经营权性质、投入及该合同的权利义务，该矿山上的反击式破碎机（上海宝山公司型号1315）及其他破碎、筛选、传送、电控等设备均系甲方投入（矿山上的二辆运输车系他人财产，不在本次转让财产设备之内）；二、基于上述事实，甲方同意将本人已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及投入到该矿山上的所有财产、设备、设施、场地、道路、水电设施等全部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三、双方约定的矿山承包经营权以及其相关设备设施的转让金额约定为人民币贰佰陆拾万元整。款定于本协议签约之日当即支付贰佰万元给甲方，定于甲方向乙方交付安全押金单之日支付贰拾万元，余款肆拾万元定于乙方与陕西商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直接签订承包协议之日付清；四、乙方按第三条的约定支付贰佰贰拾万款项后即取得上述承包经营权及财产设备设施的所有权。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同日，田文超向姚先良汇入200万元款项。姚先良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上述矿山转让款200万元，同时还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姚先良与田文超之间于2018年12月13日签订的矿山《转让协议》，本人保证我方内部四位合伙人之间的协调事宜由我负责处理，如因本次转让事宜造成我方内部合伙人产生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的，由我姚先良全部承担责任，与田文超无关。”2018年12月14日，双方还签署了《刘圪崂2#矿体生产设施设备登记清单以及相关建设费用》，确认该矿山上的生产设施设备等财产（1.给料机1台；2.鄂破1台；3.反击破1台；4.振动筛2台；5.除尘机2台；6空压机1台；7.活动板房6间；8.双桥奥龙2台；9.场地平整1326平方；10.修路3公里；11.输送带整套156米；12.宿舍活动板房5间2层；13.办公用品；14.厨房砖房2间40平米；15.场地租赁费1年；16.青苗费；17.设备安装、吊装、机械、混凝土、发电机组；18.保证金；19.设备运费）的移交。 2019年1月16日，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向姚先良寄送《律师函》，告知其未经三位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不得退伙，不得将承包开采加工协议转让他人，同时也不得将自己在合伙中的股份擅自转给他人。后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以姚先良为被告向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提起诉讼，提出依法确认姚先良与田文超签订的《合伙入股协议》无效及姚先良返还原告合伙期间形成的采矿设备等财产（价值约244万元）等诉讼请求。审理中，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申请追加田文超为该案共同被告，后又于2019年4月申请撤回对该案的起诉。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是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是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姚先良是否形成合伙关系；三是姚先良、田文超于2018年12月1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行规定的除外。”该院认为，本案与（2019）陕1002民初714号一案的当事人虽相同，但诉讼请求并不相同，故本案并不构成重复起诉。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姚先良签订的《刘圪崂二号矿体合伙开采加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就合伙事项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姚先良之间就刘圪崂二号矿体开采加工事项存在个人合伙关系。姚先良辩称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故四人之间的合伙关系不成立。该院认为，姚先良在庭审中明确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在经营过程中有出资，只是未按照协议约定将款项汇入专用账户，但合伙协议中仅约定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每月资金打入姚先良专用账户，双方既未约定每月资金数额，亦未对专用账户进行明确约定，且根据原告提供的四股东碰头决定、订货合同、收款收据等证据均可证明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已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实际参与到合伙事项中。至于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及姚先良是否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全额履行出资义务，待双方另行结算为准。故姚先良的抗辩意见，理由不足，该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姚先良在《刘圪崂二号矿体合伙开采加工协议书》约定，出资转让，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本案中，姚先良、田文超签订的《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标的系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姚先良合伙财产，姚先良未征得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同意擅自处分属于合伙财产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的约定，属无权处分行为。根据本次诉讼，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明显对姚先良的无权处分行为未予追认，故姚先良、田文超签订的《转让协议》自始不发生效力。姚先良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或田文超通过《转让协议》取得的财产是否系善意取得。该院认为，在交付《转让协议》书的标的前日即2019年12月13日姚先良向田文超出具了承诺书，应视为田文超知晓矿山《转让协议》涉及的财产可能涉及其他合伙人的权益，而在姚先良未向田文超出示其处分时已征得全体合伙人同意的相关证明的情况下，田文超取得《转让协议》书涉及的财物标的的行为并不构成善意，田文超也无合理理由相信姚先良具有代理权，故亦不构成表见代理。 因姚先良、田文超签订的《转让协议》自始不生效，故产生第四个争议焦点，即姚先良、田文超在合同不生效后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涉案《转让协议》自始不生效，但合同法并未规定该类合同的法律后果，故应参照上述条款的规定。姚先良、田文超因涉案《转让协议》取得的财产均应当予以返还。首先，因田文超根据《转让协议》取得的财产系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及姚先良的合伙财产，故应返还给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及姚先良四人。姚先良抗辩其转让的财产属于其个人所有，故不应返还给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该院认为，姚先良认可原告诉请的设备系用于矿山经营，该矿山已明确由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及姚先良四人合伙经营，至于该设备以何种形式参与到合伙中，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姚先良可另案主张相应的权利。其次，关于田文超应返还的财产范围的确定，结合原告的诉请、庭审陈述及姚先良、田文超签订的《刘圪崂2#矿体生产设施设备登记清单以及相关建设费用》，财产范围包含给料机1套、鄂破设备1套、反击破设备1套、振动筛设备2套、除尘机2套、空压机1套、活动板房5间、输送带整套156米、板房2层共5间、厨房砖房2间共计40平方米，上述财产由田文超返还给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及姚先良四人。至于原告主张的两辆大型货车，因协议中明确约定并非在转让财产内，故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要求田文超返还货车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姚先良的责任确定，姚先良根据《转让协议》取得的价款200万元应返还给田文超，因其无权处分行为导致合同不生效，故其存在过错，应赔偿田文超相应的损失，但田文超要求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的损失，但未举证证明，故该院仅支持价款200万元自取得价款之日起即2018年12月13日起至款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至于田文超陈述尚存在其他损失，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该院不予支持。田文超抗辩应由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对姚先良返还财产承担连带责任。该院认为，姚先良对田文超形成的债务并非由合伙经营产生，故对田文超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田文超应向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及姚先良返还给料机1套、鄂破设备1套、反击破设备1套、振动筛设备2套、除尘机2套、空压机1套、活动板房5间、输送带整套156米、板房2层共5间、厨房砖房2间共计40平方米，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付完毕；二、姚先良应返还田文超合同价款共计200万元，并赔偿该款自2018年12月13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姚先良提交以下证据： 1.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姚先良向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告知转让意向的事实。 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经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内容不完整，不能达到姚先良的证明目的，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未同意转让。 2.姚先良整理的费用清单及银行流水，证明案涉财产实质上属于姚先良。 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本案不是合伙清算，对此没有具体核实过，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使部分款项是姚先良付给供货方，那么部分款项也是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交付姚先良的，不能证明设备款全部是姚先良出资。 田文超对上述证据1、2三性无异议。 田文超提交证据3.车辆租赁协议、田龙出具的收条、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李位位出具的收条、刘圪崂石场维保合同、周帅出具的收条、刷漆工人工资单7份、刷漆材料款销售单4份、周新胜工资领条，证明田文超接受案涉财产后进行维修保养等支出的费用。 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没有委托田文超进行维修保养，即使存在损失也与其无关，应由姚先良承担责任。 姚先良经质证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设备交付后的具体情况不清楚；田文超即使存在损失，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也应承担共同责任。 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提交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明确告知不同意转让的事实，不存在默认转让的情况。 姚先良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的证明目的。 田文超经质证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恰恰证明姚先良告知转让事实及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对此知情。 本院经认证认为，证据1、4证明姚先良向合伙人告知转让意向，但各合伙人未予同意的事实；证据2与《刘圪崂二号矿体合伙开采加工协议书》约定不符，且仅凭费用支出的事实尚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案涉财产属于姚先良个人所有；证据3，田文超后续维修保养支出的问题与本案处理没有直接关联，故该组证据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 姚先良主张其与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之间就合伙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正在诉讼中，本案的审理应以该案处理结果为依据，故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本院认为，本案受理在先，可以对有关问题直接进行审理，无须等待另案处理结果，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因姚先良、田文超之间《转让协议》而引起的纠纷，故案由宜定为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故本院二审审理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展开，对上诉人上诉请求未涉及的内容不再审查。 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与姚先良签订的《刘圪崂二号矿体合伙开采加工协议书》明确约定四人合伙经营矿产开采加工，足以证明四人的合伙关系；案涉财产属于矿产开采加工设施设备，作为合伙财产事实清楚，田文超主张系姚先良个人财产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姚先良以个人名义与田文超签订协议转让案涉财产，其主张其有权处分该等财产，其行为得到了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的同意，本院认为依据不足。根据《刘圪崂二号矿体合伙开采加工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合伙生产经营过程中，有关合伙事项的决策由四方共同协商一致决定，即确立了合伙事务一致决的基本原则。该协议书第七条是针对销售款的保管和分配问题，第八条是针对与甲方（应当是指陕西商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结算、订约问题，都是具体事项处理程序的规定，并未授权姚先良单独处置合伙财产。姚先良与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姚先良告知了其转让财产的意向，但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未予同意，姚先良主张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认可其转让行为，依据不足。综上所述，姚先良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当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行为人虽然无权处分，但其订立的合同并不因此无效，一审判决以姚先良无权处分为由否定《转让协议》效力，于法无据，应予指正，且案涉《转让协议》并无其他合同无效之情形，可以认定其有效。 因转让标的系合伙财产，姚先良属于无权处分，故其处分行为无效；且《转让协议》中记载，由姚先良负责取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即田文超对于案涉财产属于朱建新等人的合伙财产、姚先良无权单独处分的事实应当知情，因此田文超也不能善意取得案涉财产。综上所述，案涉财产所有权未发生转移，朱建新、吴云昌、田建江要求田文超返还财产合法有据。 因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合伙财产，姚先良无法履行《转让协议》已成事实，在田文超返还案涉财产的情况下，姚先良返还合同对价并赔偿田文超利息损失具有合理性，且姚先良在其上诉请求中对此也无明确异议，只是主张其他合伙人应与其承担共同责任，基于一次性解决纠纷原则，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对一审判决第二项予以确认。《转让协议》合同系姚先良以其个人名义与田文超订立，姚先良主张其他合伙人应与其承担共同责任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虽说理部分略有不当，但实体处理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姚先良负担10000元，由田文超负担8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王**斌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童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