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01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孟昭芬，女，汉族，住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桂君，女，汉族，住址辽宁省新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锁，辽宁翼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莹，辽宁翼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负责人：卢春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双，辽宁弘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住，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div>负责人：石洪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丹妮，辽宁明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玉铎，男，汉族，住址沈阳市东陵区。孟昭芬、郑桂君因与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郑玉铎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1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孟昭芬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部分判决进行改判；二、十级残疾计算金额有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计算十级残疾赔偿金有误，一审计算公式32876*7*10%=23013.2元，一审法院开庭终结时间是2018年6月11日，上一年度是2017年，按沈阳佳实新标准实际参加赔偿金是32876*9*10%=29588.40元，发回重审一审辩论终结时间是2020年7月3日，上一年度是2019年，按沈阳佳实标准实际参加赔偿金是37342*7*10%=26139.4元，请二审法院确认是哪个标准准确；2、上诉人2016年4月25日受伤，第一次鉴定是2017年，第二次鉴定是2019年，同样是活动受限25%以上，旧标准是九级伤残，新标准是十级伤残，让上诉人承担政策法规带来的变化显失公平。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答辩称，从孟昭芬的上诉状来看，其认可一审法院对侵权责任主体认定结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郑桂君答辩称，一、发回重审的一审法院按照十级伤残计算赔偿金，计算方法正确，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经历两次伤残等级司法鉴定：第一次是2017年4月在被告郑玉铎、被告郑桂君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原告自行委托的鉴定机构，第二次是2019年经法院摇号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鉴定机构，因此，第一次司法鉴定意见书无效，理应适用第二次司法鉴定意见书。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原告孟昭芬出生于1945年12月1日，至2019年6月定残时，其年龄为73周岁。根据上述规定，应按照7年计算残疾赔偿金。3、本案原审法院审理日期为2018年6月1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因此，应适用2017年辽宁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32876元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综上所述，发回重审的一审法院计算残疾赔偿金为23013.2元（32876元×7年×10%=23013.2元）计算正确。二、本案司法鉴定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新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孟昭芬主张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旧标准没有法律依据。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6年4月18日发布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公告明确，为进一步规范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现公布《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统一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2、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于2017年3月23日发布的关于废止《微波和超短波通信设备辐射安全要求》等39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公告中第381项，废止《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因此，无论是2017年4月还是2019年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机构均应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新标准进行鉴定。原告孟昭芬主张适用已经废止的《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旧标准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被告郑桂君认为原告孟昭芬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郑玉铎未答辩。郑桂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郑玉铎为共同侵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孟昭芬受伤是因为被上诉人郑玉铎摔倒所致，与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侵权人并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2、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郑玉铎共同承担侵权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既不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郑玉铎共同侵权，也不属与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形，上诉人也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极为不公；3、被上诉人孟昭芬作为被侵权人存在过错，应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从事发是监控录像可以看出，当时地铁人流量不大，被上诉人孟昭芬上电梯时没有与被上诉人郑玉铎保持安全距离，在被上诉人郑玉铎摔倒时，没有足够时间和距离躲避侵害，且被上诉人孟昭芬事发时已经71岁，没有人陪同坐地铁，这些均导致事发时无法有效躲避；4、被上诉人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补充责任，事发时地铁口并没有工作人员，从事发当时监控视频可以看出第一个安保人员16秒才出现进行处理，这导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郑玉铎、孟昭芬加重伤情，一审法院认定地铁公司尽到了安保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5、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应该在承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1、本案事故损害属于第三人郑桂君与郑玉铎共同侵权造成，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由第三人郑桂君与郑玉铎承担侵权连带赔偿责任。答辩人一审提交的事发监控视频、各方摔倒当事人签字确认的《事故经过记录表》等材料已能充分证明事故发生原因是由上诉人郑桂君与郑玉铎二人共同侵权导致孟昭芬摔倒受伤，理由如下：事发监控视频显示上诉人郑桂君搀扶郑玉铎乘坐电梯，郑桂君对郑玉铎有看护扶助义务，保障郑玉铎老人安全乘梯，郑玉铎在郑桂君搀扶下踏上地铁医学院西南B出入口上行电梯后，郑玉铎未站稳扶好摔倒，摔倒时郑桂君依然挽着郑玉铎左臂，郑玉铎、郑桂君两人依次接连摔倒，两人摔倒时冲击力和身体重量叠加导致孟昭芬左肱骨外壳颈骨折的受伤结果发生。上述情况与孟昭芬签字确认的《事件经过记录表》中描述的事件经过“…前面一男一女两个人倒下之后，把我也冲倒了，…”与视频情况也能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认定侵权责任主体正确。2、答辩人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具有任何过错，答辩人对被答辩人孟昭芬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地铁医，地铁医学院站西南B出入口上行电梯扶梯符合国家安全设计标准好，且有相关安全警示（包括站稳扶好标识、语音安全提醒），答辩人尽到了事前安全提醒注意义务；其次，2016年4月25日8：14：51秒摔倒事发后，值班安保人员进入视频监控画面是08:14:59，08:15:04时紧急制停，上诉人郑桂君上诉状所述地铁处置时间与事发监控视频不一致，事发至地铁应急响应为8秒而非间隔16秒，地铁处，地铁处理响应时间合理发生时孟昭芬伤情已经造成，并无上诉人郑桂君所述“因延误处置导致了伤者的伤情加重”的情况出现，事后地铁搀扶伤者、询问伤情，事故处置措施及时得当。孟昭芬答辩称，不同意郑桂君上诉请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郑玉铎未答辩。孟昭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以下经济和精神损失：1、医疗费16,042.88元；2、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11,500元（100元/天×115天）；3、护理工工资17,250元（150元/天×115天）；4、交通费2,804.5元；5、住宿费3,420元；6、安装支架费2,600元；7、残疾赔偿金59,176.8元（32,876元/年×9年×20%）；8、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9、法医鉴定费2,000元；10、复印提图下载费410元；11、照相费130元；12、电话费26元；13、办理案件、鉴定、开庭等的伙食补助费4,381元；14、代书费700元；15、快递费64元；16、《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书5元、《关于民事诉讼若干规定》书15元，以上合计160,525.18元；17、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25日8点，原告乘沈阳地铁从沈阳北站到医学院站下车，换乘楼梯台阶式上升的滚梯中突然前面的人摔倒，也将后面的原告头朝下脚向上砸倒摔伤（有提图），这时有人喊：快关电梯，快救人！被救起第一位女乘客说：电梯把我的衣服夹住了，第二位被救起的是男乘客，第三位被救起的是原告。三人被请进电梯旁小平房办公室，分别复印身份证及填写《个人受伤情况登记表》。原告要求到医院治疗，地铁保，地铁保安将原告送到马路对面的沈阳七三九医院门前回去了三九医院拍片诊断，左肱骨外科颈骨折，需住院治疗，因原告带的钱不够，经请示地铁医学院站女工作人员马旭，同意原告回锦州治疗。原告到锦州中心医院住院治疗115天，于2016年8月18日出院，出院八个月（2017年4月19日），原告经地铁公司联系，由保险公司委托中国医大法医鉴定中心评级九级。地铁公。地铁公司司共赔偿一半。原告因此诉至法院。2018年6月11日原一审法院判了，按照九级乘九年计算残疾赔偿金。2018年10月18日二审裁定发回重审，以委托时间不妥，要求原告按新标准重新评残。2019年4月22日，一审法院委托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按照新标准鉴定，给原告评十级残。二审裁定书中，有三项要争议的事实与理由如下：1、地铁公、地铁公司没有履行对老年人优惠服务的法定义务、郑玉铎不是造成这次事故的唯一原因，他们二人把原告砸倒摔伤，是有因果关系，但地铁公司在一开始上电梯时没有首先告知和引导老年人可以乘坐无障碍电梯，对他们二人的摔倒也有因果关系，即地铁公司对我们三人摔倒都有共同的直接因果关系，没有对老年人提供优惠服务，告知和引导老年人坐无障碍电梯，使无障碍电梯成了摆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才是造成这次事故的根本原因。本次事故三人，有两人是七十五岁的老年人，老年法第五十八条、第八十二条为证。如果地铁公司事先告知和引导老年人乘坐无障碍电梯，郑桂君、郑玉铎就不会把原告砸倒摔伤，这次事故就不会发生，地铁公，地铁公司违背合同法第二百九十八条故发生前地铁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2018年6月11日一审开庭时，地铁代，地铁代理人王宁来到原告座位前二大碗大的图形图片让原告看，问原告看见过没有？2018年10月18日前后几天，原告在一审卷宗没有看见圆形图片，且意外的见到了一张鲜艳夺目的A4纸安全警示彩色照片（有复印件的彩照为证），这张A4纸彩照在2018年6月11日开庭辩论时当庭没有展示、没有质证，是怎么装入卷宗的？而当庭让原告看过的圆形图片没有入卷，这是偷梁换柱，让看的不入卷，不让看的却入卷，这些都是为什么？2018年才有的三城联创口号，从彩照中类似三城联创的口号可以推断，地铁公，地铁公司是2018年一审开庭时临时补拍的彩照，地铁照的内容是那次事故后逐步完善起来的白色长方形牌子（老年人可以乘坐无障碍电梯）在2016年4月25日8点事故发生时间根本没有，类似三城联创的口号没有。今地今时今刻有的彩照内容丝毫不等于2016年4月25日8点事故发生时那地那时那刻有。地铁公。地铁公司用事故发生后补拍的有展示、没有质证的彩照来掩盖2016年4月25日8点事故发生前，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铁证，不可忽视。安全保障义务事故发生前要做到，是预防，事故发生时要做到及时救援，事故发生后要做到反思改进。预防比救援重要或同等重要，缺一不可。3、新旧评残标准政策法规的变化，让原告当牺牲品，显示公平。2017年4月19日保险公司委托中国医大法医鉴定中心按照旧标准给原告评九级，妥当。2019年4月22日，二审以委托时间不妥，发回重审，让法院委托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给原告按照新标准评为十级，不服。人身损害索赔之路，“保险”理赔及“法院”判决，都是合法之路，保险、法院委托的法医鉴定机构都是官方批准的相同的鉴定机构，双方应相互承认鉴定结果，好比三甲医院都相互承认检查结果，目的应为受害人减轻经济负担着想。2017年与2018年司法鉴定旧标准，怎样衔接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网上有90%的法院、司法鉴定协会、司法局以通知、意见、联席会议等方式统一怎样衔接的时间节点是—2017年3月23日为受伤的时间点，有网上下载的11页材料为证。2017年3月23日前受伤，按照旧标准评残；2017年3月23日后受伤，按照新标准评残。原告是2016年4月25日8点在地铁医学院站受伤，理应按照旧标准评残九级才正确。例如：锦州市公检法司联席会议纪要的通知和老年法第六十八条，就是支持原告九级残的最好证据。司法鉴定旧标准：一肢功能丧失25%以上是九级，司法鉴定新标准，四肢任一大关节功能丧失25%以上，是十级。同样是“功能丧失25%以上”，新旧标准“级别不同”，这巨大的损失让原告承担合理吗？有依法治国，也有以德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已融入法律，原告渴望法、德、理、情相结合，诚信诉讼。“委托时间晚了”这不是原告单方面能决定的，原告早就申请法医司法鉴定了，但什么时候做，到哪去做，由谁带原告去做，都是地铁公司指挥，保险公司安排的，原告完全是处于服从的地位，这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强烈的精神打击都让原告承担不公平！旧标准计算残疾金32,876元×9年×20%=59,176.80元（2017年）；新标准计算残疾金37,342×7年×10%=26,139.40元（2019年）。由2017年的9级降为2019年的10级，再加上2年“年龄递减”的损失，原告造成了司法鉴定新旧标准怎样衔接过程中最大的受害者与牺牲品。总之，由于地铁公司、保险公司和郑桂君、郑玉铎共同的疏忽大意，造成原告骨折致残，令孤寡老人的原告痛苦无限，四被告应共同承担原告的损失。但是，因地铁公司侵权在先，郑桂君、郑玉铎侵权责任在后，又是地铁公司首先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告知和引导老年人坐上无障碍电梯的主要过错责任，及掩盖主要过错责任的铁证。原告选择地铁公司、保险公司承担全部连带责任，赔偿原告的所有经济和精神损失，请求法院支持。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在一审法院辩称，一、本案事故损害属于第三人侵权造成，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二款的规定，应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原因经调取事发监控视频及原告、摔倒当事人签字确认的《事故经过记录表》等材料调查为原告在地铁医学院站出站乘坐西南B出入口上行电梯时，因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乘坐电梯未站稳扶好摔倒，导致原告接连摔倒受伤，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为损害结果的实际侵权责任人，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具有任何过错，被告对原告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地铁医，地铁医学院站西南B出入口上行电梯扶梯符合国家安全设计标准好，且有相关安全警示（包括站稳扶好标识、语音安全提醒），被告尽到了事前安全提醒注意义务；其次，2016年4月25日8:14事故发生时地铁医学院西南B出入口上行电梯运行正常，并无乘客拥堵现象；再次，摔倒事故发生后被告现场值守保安人员第一时间按停电梯，搀扶伤员询问受伤情况，采取了及时得当的应急事故处置措施。根据《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条款，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侵权行为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也同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仅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就无须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对于原告的摔倒事故不具有任何过错。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本案原二审（2018）辽01民终10811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意见明确指出“郑玉铎、郑桂君在乘坐地铁的自动扶梯过程中未扶稳扶手带，导致身体后倾摔倒，将在其身后的孟昭芬撞倒，是造成本案事故的根本原因。地铁公。地铁公司员工在案发后及时摁停了电梯到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据此，被告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具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被告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存在侵权行为及过错，原告的损害结果是由被告郑玉铎、郑桂君过错行为所致，损害赔偿责任应由被告郑玉铎、郑桂君承担。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在一审法院辩称，本案被告地铁集团投保公众责任保险，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只有在地铁集团在原告受伤过程中有责任的情况下，按照责任承担比例，保险公司理赔，依据地铁集团的答辩意见，原告的受伤是由第三人过错造成，地铁集，地铁集团在运营过程中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伤，与其没有任何责任，故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保险赔偿义务。被告郑玉铎、郑桂君辩称，一、本案的事实与经过2016年4月25日8时左右，被告乘坐地铁在沈阳医学院出口下车，因被告郑玉铎系70余岁的老人，在出站时便在站内寻找无障碍分流式直升电梯，当时没有找到该电梯，现场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服务人员询问。没有办法被告只能乘坐滚动式电梯上行，由于电梯在上行过程中发生抖动，造成被告等周边乘客失去平衡。电梯在上升过程中出现意外时，由于无地铁管理人员及时关闭电梯。造成电梯再次上升致部分乘客摔倒。造成被告郑玉铎摔伤。郑桂君衣服被电梯绞坏。事发后被告按地铁管理人员的要求善意的到地铁办公室做了身份信息登记，事后对自身摔伤及物品损失自行作出了相关处理。二、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从原告卷内的材料来看，原告于2016年4月25日摔伤，于8月18日出院，而后无休假诊断。原告起诉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0日。《民法通则》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第136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本案中从事发至法院追加被告的两年多时间里。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任何权利，也未在法定的一年内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为此根据本法原告所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平安保险公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地铁车。地铁车票即存有保险份额就是本案的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在乘客进入地铁通道或发生人身及财产损失时其保险发生效力。本案中原、被告均是购票进入地铁站，基于车票的保险性质，本案中不管是滚梯故障还是被告是否倒后压在原告身上其赔偿责任均在保险范围内，故保险公司应承担此事故的赔偿责任。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公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1、被告出站时准备乘作上升式电梯，由于地铁站内指示牌不明显，更无服务人员指挥，故致使被告未能乘坐上升式电梯，无奈被告才乘坐滚动式电梯。如果被告找到了上升式电梯或地铁站对年老体弱的人员专门服务，搀扶老人乘坐上升式电梯，此事故是不会发生的。2、地铁站、地铁站警示语言不具体站的指示牌大多数为原则化，所见较多的为“注意安全”等，无具体安全警告提示语言，如地铁站内标明“如发生扶手带停顿应松开扶手”这样在发生事故时乘客有操作性。可见地铁公司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及乘客的人身及财产安全。综上，此事故的发生系电梯抖动、夹乘客的衣服发生的，地铁存，地铁存有过错铁千方百计推卸责任将被告这个被害人推向被告席。《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第30条规定：城市轨道运营过程中发生乘客伤亡的，城市轨道运营单位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1条：宾馆、商场、车站、娱乐场所的管理人员或者群众性活动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本法及本案事实无论地铁电梯是何原因突停，是否属于意外均不能成为地铁站推卸责任的理由。五、本案中被告无责任1、从地铁公司提供的事情经过、记录表及原告自述上看，郑桂君的衣服被夹在电梯扶手中，是电梯抖动、电梯事故造成的乘客摔伤，责任在地铁公司，被告在本案中是被害人而不是被告，不能承担任何责任。2、郑桂君与郑玉铎同时上的滚梯，郑桂君在左，郑玉铎在右，原告孟昭芬在滚梯右侧，在郑玉铎的后面，可见郑桂君的衣服被滚梯扶手夹住时处于上行状态，不在原告的前面，是碰不到原告的。3、从地铁公司提供的记录表中，郑桂君既没有签名也没有按手印，可证明被告在本案中无责任。六、原告拒绝手术治疗构成的伤残应自行担责，该鉴定认定孟昭芬为左肱骨外科颈骨折，左肩关节活动受限功能丧失25%，伤残程度为十级。经被告向业内人士咨询，该鉴定在查体中存在鉴定人的主观故意，存在被害人怠于配合鉴定所致，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从原告提供的锦州市中心医院出院小结记载：建议患者手术治疗，患者拒绝。在本次伤残鉴定过程中，被告书面提出申请对原告拒绝手术治疗与形成伤残的因果关系及参与程度一并作出鉴定，但至今未果。被告认为本案应对原告拒绝手术治疗与是否构成伤残的原因力进行客观评定。什么是原因力，是指在导致受害人同一损害后果中的数个原因中，各原因对该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发生的作用力，主要是针对一个损害后果的发生上有多个可能的原因存在时，各个原因在损害结果发生上各自的作用大小。本案存在的原因有：1、损伤后的并发症；2、损伤治疗因素；3、原告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及获益因素。故该鉴定没有鉴清、没有鉴全诸多案内没有查清的事实，没有分清事实因果关系中原告拒绝对左肩部骨折的复位治疗与畸形愈合影响功能的原因力问题。原告拒绝手术治疗，本身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自己的后果，而希望、放任、扩大这种结果的发生，在主观上追求后果的发生，存在讹诈之嫌。侵权责任法第26条：被侵权人对侵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27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不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第131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管原告是否构成伤残均系自身造成的，被告不承担法律责任。七、护理费存在虚假情况，原告在本案中提交了陪护合同及发票，护理费为17,250元，其陪护合同系锦州凌河区心心家政服务部与孟昭芬签订，其陪护人员叫汤静，经被告与该部负责人王树友求证(电话录音)，该部根本就没有汤静这个人，被告对该证存疑。八、空床产生的费用被告不同意承担，原告共住院115天，其中有106天没有用任何药，没做过任何检查，系空床状态，故相关费用被告不同意承担。九、（2018）辽01民终10811号民事裁定书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二审的合议庭人员高悦、邹明宇、刘晓丹在开庭时均未到庭，均是由一个没有审判资格的书记员开的庭，故一个没有审判资格的人员审理此案程序违法。2、开庭时末播放本案关键的录像证据，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责任不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5日上午8时16分，被告郑玉铎、郑桂君（郑玉铎女儿）、王紫微（郑桂君女儿）一行三人在沈阳地铁医学院站B出口乘坐滚动扶梯上行过程中，被告郑玉铎、郑桂君未扶稳扶手带，导致身体后倾摔倒，将紧随其后乘坐电梯的原告撞倒，致使原告左臂受伤，事发后，被告地铁公司工作人员及时按动电梯紧急制动按钮，将郑玉铎、郑桂君、王紫微及原告四人带离了解事故经过并制作了事件经过记录表，其中原告签字的记录表载明事故经过为“我从医学院站上电梯，前面一男一女两个人倒下之后，把我也冲倒了，我的左臂疼痛厉害，心里恶心，左臂疼痛哆嗦，不能回弯。”由王紫微代写，被告郑玉铎签字的记录表载明事故经过为“出站上电梯时，没有站稳摔倒，摔伤情况：没有明显外伤，老人左胳膊痛，较年长女性右胳膊，盆骨痛。”事故发生后，原告至沈阳市七三九医院检查治疗，左肩关节正斜位DR提示左肱骨外科颈骨折，原告花费医疗费160.3元。同日晚20时44分，原告至锦州市中心医院治疗并于当日收入院，诊断为左肱骨外科颈骨折，住院治疗115天，二级护理，普食，于2016年8月18日出院，出院总结载明：患者入院后给予患者完善常规检查明确诊断，建议患者手术治疗，患者拒绝，给予患者行外固定支具固定，患者固定良好，功能恢复明显。出院情况左上肢背伸功能受限，外展及外旋受限，出院医嘱建议患者继续康复治疗，定期复查，病情变化随诊，原告花费医疗费14,306.2元。2016年12月20日，原告至沈阳市骨科医院治疗，彩超检查后给予药物治疗，医嘱建议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原告花费医疗费677.9元。2017年1月25日，原告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医嘱加强左肩关节功能锻炼，定期复查，并给予药物治疗，原告花费医疗费451.3元。2017年4月3日，原告再次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医嘱继续功能锻炼，定期复查，并给予药物治疗，原告花费医疗费355.18元。2017年4月16日，原告至锦州市中心医院复诊，医嘱功能锻炼、定期复诊、康复治疗，原告花费医疗费92元。被告地铁公司在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公众责任险，2017年4月，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委托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伤残程度进行鉴定，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比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于2017年6月7日作出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孟昭芬左上肢伤残程度为九级，原告花费鉴定费1,000元。后原告向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因对被告平安保险公司理赔数额不认可，原告起诉来院。在本案重审过程中，该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委托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6月3日作出沈佳司鉴所[2019]法临鉴字第8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规定，鉴定意见为原告左肩关节伤残等级为十级，原告花费鉴定费1,000元。被告郑玉铎、郑桂君同时申请对原告孟昭芬拒绝手术治疗与形成伤残的因果关系及参与程度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先后委托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及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均以超出其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予以退鉴。被告郑玉铎、郑桂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申请辽宁徐克法医专家辅助人服务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克法医出庭，就原告孟昭芬拒绝手术治疗与伤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专业化意见，徐克法医庭审阐述意见如下：目前，我们国家对伤残等级的评定中明确要求有原因力的内容，但是在被鉴定人（原告）的先后两次伤残评定中都没有对原因力做出明确的鉴定意见，本案中，主要有损伤后的并发症，损伤后的治疗因素，所以这个事情有着共同原因的问题。从被鉴定人115天的住院治疗中，医院建议患者手术治疗，患者拒绝，所以这就存在着患者住院当中治疗的问题，我们一般对治疗的问题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正面的，是治好，另一个是说由于病、伤特别严重，治疗效果不好，但是被鉴定人没有接受治疗，在115天中完全可以接受手术治疗。从专业看肱骨头外科颈骨折，也不是一个完全不能治疗的损伤，这个通过治疗可以长上，骨折后按照实际治疗来看不会对关节影响很重，在伤残评定当中由九级变为十级，九级标准是不对的，被鉴定人存在心理因素、社会因素、获益因素，也存在着这个问题。临床对检查我们看到是主动检查，对活动度有治疗问题和这几种因素问题，从现有的给我的材料看，由于被鉴定人存在拒绝手术治疗，与畸形愈合影响原因力的问题请法庭酌情确定。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责任主体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被告郑玉铎、郑桂君在乘坐地铁的自动扶梯过程中未扶稳扶手带，导致身体后倾摔倒，将在其身后的原告孟昭芬撞倒，是造成本案事故的根本原因，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作为侵权主体，应当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被告地铁公司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当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从本案事发当时录像来看，人流并不密集，乘滚动电梯上行人员并不多，滚动电梯正常运行，未出现晃动、卡顿等异常，事发后地铁公司保安人员立即按动电梯紧急制动按钮，阻止了事故的进一步恶化，并在事故发生后，带离各方当事人紧急处置，保存监控录像，制作事故经过笔录，地铁公，地铁公司已尽到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发生过程中并无过错，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亦不属于保险事故，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主张电梯运行中抖动，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信。3、原告正常乘坐滚动电梯，其摔倒系被告郑玉铎、郑桂君砸倒所致，其本身并无过错，不应对自己的损害承担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原告受伤后，分别在沈阳市七三九医院、锦州市中心医院、沈阳市骨科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四家医院治疗，均为治疗伤情所需，根据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金额共计16,042.88元（160.3元+14,306.2元+677.9元+451.3元+355.18元+92元），对此，该院予以认定，被告郑玉铎、郑桂君应当予以赔偿。关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原告住院115天，其以每天100元的标准主张，数额为11,500元（100元/天×115天），该院予以支持，被告郑玉铎、郑桂君应当予以赔偿。关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原告住院期间为二级护理，根据原告提供的护理合同、护理费发票，金额共计17,250元，虽然原告主张其签订合同后，因护理公司无法及时安排护工，而由其自行雇佣了护工。原告孤身一人，住院期间无人护理，雇佣护工护理应属合理，其以每天150元的标准主张护理费，符合市场行情，该院予以认定，被告郑玉铎、郑桂君应当予以赔偿。关于原告主张的支架费。原告手臂受伤，行动不便，采用保守治疗方式，购买固定支具应属合理，原告提供了购买支架的发票，且医生在发票背部盖章确认，应当认定系遵医嘱购买，该笔费用2,600元，被告郑玉铎、郑桂君应当予以赔偿。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复印提图下载费用、照相费、代书费、快递费等费用的问题。自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至今已两年有余，经过了两审诉讼、多次鉴定，原告往返于沈阳与锦州之间，且原告孤身一人，因个人原因无法聘请代理人或寻求法律援助，其多次来往沈阳乘坐的都是普通列车、公共交通工具，居住的也都是价格较低的旅社，故其主张的上述费用应当认定系其受伤寻求法律救济的直接支出，原告已经提供了各种花费的票据，对原告主张的上述费用，该院予以支持，被告郑玉铎、郑桂君应当予以赔偿。关于原告主张的伤残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原告于1945年12月1日出生，至2019年6月3日定残时，已年满73周岁，原告以每年32,876元的标准主张，符合本地区的经济水平，本院予以认可，数额计算为23,013.2元（32,876元×7年×10%）。关于鉴定意见的采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对该分级标准施行前受伤，施行后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的情况应适用何标准并未做明确规定，各地亦有不同的做法，而本地区处理该种情况的实际做法为以鉴定时间为基点决定适用标准，原告于2016年4月25日受伤，于2017年4月经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委托进行第一次鉴定，彼时《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已经施行，故原告的伤残等级应采用适用新标准的由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6月3日作出的沈佳司鉴所[2019]法临鉴字第8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主张适用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该院不予采信。原告左肱骨外科颈骨折，原告作为受害方对损害的发生并无过错，原告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原告经保守治疗后虽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但依照基本的医疗知识判断，原告如果选择手术治疗，不光医疗费会成倍增长，且骨折手术治疗需要植入内固定物，而原告年纪较大，如果植入内固定物，并不适合做内固定物取出手术，如果内固定物不取出，原告构成的伤残等级存在比现伤残等级更高的问题，故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主张原告拒绝手术治疗构成的伤残应自行担责，该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的鉴定费。原告自受伤后共进行了两次鉴定，共计花费鉴定费2,000元，被告应当予以赔偿，其第一次鉴定系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所委托，鉴定费用应由被告平安保险公司予以赔偿，第二次鉴定系该院委托，鉴定费用由侵权方即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予以赔偿。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结合鉴定意见、对原告今后生活的影响及本地区的经济水平，该院酌情认定被告郑玉铎、郑桂君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5,0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办理案件、鉴定、开庭等的伙食补助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但对办理案件过程中的伙食补助费未做规定，即使原告不受伤，就餐费也系其生活费用，故其该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购书费用、电话费用，因无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原告于2016年4月25日受伤后，一直在治疗过程中，其最后一次复诊是2017年4月16日，同时，其也在一直向地铁公司、保险公司主张权利，故其于2017年12月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主张原告诉求超过诉讼时效，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孟昭芬医疗费16,042.88元；二、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孟昭芬住院伙食补助费11,500元；三、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孟昭芬护理费17,250元；四、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孟昭芬辅助器具费（支架）2,600元；五、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孟昭芬伤残赔偿金23,013.2元；六、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孟昭芬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七、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孟昭芬鉴定费1,000元；八、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孟昭芬鉴定费1,000元；九、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孟昭芬交通费2,804.5元、住宿费3,420元；十、被告郑玉铎、郑桂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孟昭芬复印费410元、照相费130元、代书费700元、快递费64元；十一、驳回原告孟昭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元，由被告郑玉铎、郑桂君承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关于上诉人孟昭芬提出一审法院计算十级残疾赔偿金有误、显失公平的上诉主张，经查，孟昭芬于2017年4月经平安保险公司委托鉴定时，《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已经施行，原标准已被废止，一审法院对孟昭芬的伤残等级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郑桂君提出一审法院认定其与郑玉铎为共同侵权错误、孟昭芬受伤是因为被上诉人郑玉铎摔倒所致与其无关、一审法院认定其是侵权人并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的上诉主张，经查，郑玉铎、郑桂君在乘坐地铁的自动扶梯过程中未扶稳扶手带，导致身体后倾摔倒，将在其身后的孟昭芬撞倒，是造成本案事故的根本原因，一审法院认定郑玉铎、郑桂君作为侵权主体应当对孟昭芬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郑桂君提出孟昭芬作为被侵权人存在过错应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补充责任、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应该在承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孟昭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元，由上诉人郑桂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洋审判员 刘 晶审判员 吴永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万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