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2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张伟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洗，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岑思惠，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颖伦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王文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侯清，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汝，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颖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颖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48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四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洗、岑思惠，被上诉人颖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侯清、汤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建公司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判项为四建公司向颖伦公司清偿货款60万元及违约金（以60万元为本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从2019年12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判项；3.维持一审判决第三判项；4.二审诉讼费由颖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颖伦公司供货金额为21037854.94元，认定有误。上述金额中包括了非四建公司授权的货物签收人所签收的货物793230.10元，应予扣除，扣除后供货金额为20244624.84元。一审法院认为“戴建国属于被告指定收货人的密切关联人，其签收应予确认”。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没有关于“密切关联人”的概念及定义，一审法院应当对“密切关联人”的法律属性进行说理。颖伦公司提供的由四建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明确记载收货签收人为“许国英或杨福连”，并无戴建国，一审法院认定戴建国的行为后果由四建公司承担缺乏法律依据。一审过程中，颖伦公司合计提供了57张《送货单》，合计金额为21037854.94元，其中56张《送货单》上有“许国英”或“杨福连”的签字，金额共20244624.84元，四建公司对该56张《送货单》予以认可；但剩余一张日期为2017年8月16日的《送货单》上的签字收货人为“戴建国”，《送货单》上并无四建公司授权收货代表的签字，该张送货单的金额为793230.10元，四建公司对该《送货单》不认可。四建公司认为其没有授权戴建国为收货代表，戴建国也不是四建公司的员工，其行为后果不应由四建公司承担。颖伦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7年8月16日的《送货单》中记载的货物已由四建公司收取，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若判决认定“戴建国属于被告指定收货人的密切关联人，其签收应予确认”，判决后与四建公司不存在法律关系的戴建国可凭借该判决与颖伦公司补签更多的送货单，颖伦公司可以此不断向四建公司主张货款。（二）一审按供货金额认定四建公司负有支付义务的金额，认定错误。就颖伦公司供货金额20244624.84元，四建公司应付金额为颖伦公司已开具发票金额15530009.93元。1.双方合同约定的交易顺序是先开发票、后付款。双方《钢材购销合同》第六条“结算和付款方式”第四款约定可得，交易顺序是先开发票、后付款，在四建公司未收到发票的情况下，有权拒付货款，此时付款义务暂未发生。颖伦公司提供的《销项发票明细清单》显示其向四建公司提供的发票总金额为15530009.93元，而供货金额为20244624.84，可见颖伦公司并未足额提供发票。因此，对发票金额15530009.93元之外的款项，四建公司有权暂缓支付。2.双方的交易习惯亦是先开发票、后付款。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双方均是按先开发票、后付款的顺序进行交易。颖伦公司提供的《销项发票明细清单、被告部分付款凭证》显示，开发票、付款的时间如下：            颖伦公司开具发票时间-四建公司付款时间对比表                  序号              颖伦公司开具发票情况              四建公司付款情况                  开具时间              发票总金额（元）              付款时间              付款金额（元）              金额小计（元）                  1              2017-12-12              5,030,009.93              2018-01-03              5,030,009.93              5,030,009.93                  2017-12-13                  2              2018-02-05              4,500,000.00              2018-02-08              4,500,000.00              4,500,000.00                  2018-02-06                  3              2018-06-14              4,000,000.00              2018-07-05              3,637,933.70              4,000,000.00                  2018-06-15              2018-07-16              362,066.30                  4              2018-11-30              2,000,000.00              2019-02-28              820,000.00              1,400,000.00                  2018-12-05              2019-03-05              580,000.00                  合计                            15,530,009.93                            14,930,009.93                    3.司法实践中，在当事人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最高院、广东高院的生效判决均支持一方未开具发票的另一方可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比如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009号民事裁定书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再267号民事裁定书。另外，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其调整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本案是民事主体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应适用行政法规进行调整。一审法院引用的条文规定的内容是明确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与“被告以先收到原告开具的发票作为付款前提”没有逻辑关系，不能得出“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并不相符”的结论。（三）一审法院认定四建公司欠付金额为6107845.01元，认定错误。四建公司欠付的货款金额应为600000元。根据前述事实，颖伦公司总供货金额为20244624.84元，四建公司到期应付货款金额为15530009.93元。在一审中，双方均确认四建公司的已付货款金额为14930009.93元。因此，四建公司欠付货款为600000元，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6107845.01元。（四）一审判决根据《钢材购销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认定供货价格为不含税价，判令四建公司在货款之外还需另行支付税金1553000.99元，认定有误。1.《补充合同》对四建公司不发生效力，理由如下。《补充合同》“需方”栏盖具的印章为“项目专用章”，印章上刻有“不得用于合同及债权债务的确认”的字样，说明该项目专用章不具备签订合同的效力，对此，落款处的“供方”颖伦公司是知情的，明知该印章不具有签订合同的效力仍实施签署合同的行为，可见其并非善意相对方。双方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落款处“需方”栏的印章样式为“广州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专用章”，并且由颖伦公司提供的证据《授权委托书》上的落款印章样式也是“广州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专用章”，可见颖伦公司明知四建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应使用的印章样式，其明知项目专用章不具有签订合同的效力仍实施签署合同的行为，可见其并非善意相对方。《补充合同》上的项目专用章中“不得用于合同及债权债务的确认”的内容有被手写双横线划掉的线条，这属于变造印章的行为，变造的印章所盖具的文件不能发生法律效力。2.《钢材购销合同》明确约定颖伦公司所报价格已经包含税金，因此不应在货款之外另行主张税金。《钢材购销合同》第一条第三款约定，“供方所报价格已包含装卸费、运输费、及税金等一切费用”，因此颖伦公司《送货单》上的货物价格为含税价格，其在货款之外另行主张税金缺乏合同依据（五）一审判决认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有误。一审判决以6107845.01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但根据前述第一点，四建公司欠付的货款金额为600000元，应以600000元作为违约金的计算基数。（六）一审判决记载的四建公司答辩意见与四建公司实际的答辩意见不符。一审判决记载：“关于供货数量和价款。原告提供……。被告对此已出异议，认为……，且原告未经双方有效协商而擅自提高销售单价及将开票的税费转由被告承担，造成交易金额虚高”。“对于供货金额和税金问题。……。被告辩称仍然按照4000元/吨结算”。但四建公司并未提出过上述抗辩理由，一审判决记载的答辩意见与四建公司实际的答辩意见不符。颖伦公司辩称，（一）购销合同约定了调价机制，柯彬签署的《钢材货款本金、税费结算确认书》属四建公司的授权委托范围，对四建公司发生法律效力。1.2019年6月25日的《钢材货款本金、税费结算确认书》上有柯彬的签名，柯彬在四建公司的授权委托的签字确认行为合法有效。2.根据广州钢材批发网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发布的价格指引，载明的价格为不含税价。现四建公司确认了以平台发布的不含税价结算的总货款金额，也接受了颖伦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且一直不持异议。根据购销合同约定的调价机制及公平交易原则，四建公司依法应当承担平台发布的不含税价格款项之外的税费，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符合公平交易原则。3.平台价格为不含税价格，而购销合同明确约定以平台发布的价格为基准价格，则平台发布的价格应作为双方结算的基准价格。（二）从本案的证据链表明，颖伦公司主张的货款、税金及利息合法有效，符合本案的基本法律事实。1.2019年6月25日的《钢材货款本金税费结算确认书》有柯彬的签名，柯彬根据授权委托书的授权签署，该行为合法有效。2.根据广州钢材批发网平台每天发布的价格指引，所报钢材价格明确为不含税价格，四建公司接受了颖伦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颖伦公司额外支付了增值税费用，四建公司除应支付一审法院判决的1553000.99元税额费用外，还应支付颖伦公司已开具而被四建公司拒收的后期发票税额610784.50元，四建公司承担这一增值税费符合法律规定，符合公平交易原则。3.颖伦公司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主要是顾及自身为小微企业，企业生存为第一要务，而流动资金是自身得以生存的根本保障，必须尽快收回四建公司的所欠资金，减少损失，保住生存。一审判决存在对颖伦公司不公平的情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四建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的计算标准明显过低，且起算的时间点违反购销合同的约定；二是四建公司承担税费的金额不足。四建公司除收取了颖伦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15530009.90元应付颖伦公司税费1553000.99元外，还应支付颖伦公司已开具给四建公司6107845.00元发票对应的增值税费610784.50元。四建公司前期收取颖伦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之后出现逾期付款的情形，后期通知颖伦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之后又借口资金不到位而拒绝签收增值税发票，却在本案中以未收到颖伦公司增值税发票作为逾期支付货款抗辩，缺乏依据。四建公司上诉理由存在故意曲解双方对增值税发票约定之本意。根据合同约定，如颖伦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存在不合规、不真实、无效或虚假违规的情形，后果由颖伦公司自负。此条款只是约束颖伦公司不得开具违规的发票，并未约定颖伦公司必须先提供增值税发票作为四建公司付款的前提条件。况且，在案涉项目的实际操作中，四建公司案涉项目每次收到开发商的工程款，先由四建公司分配给颖伦公司的款项额度，再由四建公司通知颖伦公司根据这个额度开具发票，如：（1）2019年10月，四建公司代表柯彬说有款收，通知颖伦公司开186万多元的发票，颖伦公司把发票开好由颖伦公司项目负责人赵岳雄、肖春送给四建公司财务人员时，财务人员拒收发票，声称回款不够，要先付人工工资，颖伦公司只好将发票收回；（2）2020年6月，四建公司代表柯彬又通知颖伦公司开发票，说有200多万元的货款付给颖伦公司，颖伦公司又增开具40多万元的发票连同前次的186万多元的发票共计220多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一并送四建公司签收，四建公司的有关人员以同样的理由和借口予以拒收。至此，颖伦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已全部开具，颖伦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已全额开具，增值税已全部发生，对此，一审法院存在不符合客观事实、损害颖伦公司权益的判决，应当由四建公司支付全部的增值税税额2163785.49元。（三）此案中如每吨钢材按不含税价5000元计算，则每吨钢材产生的增值税费（不含税价的17%）为850元，如此费用由颖伦公司承担，在本案案涉钢材交易中,颖伦公司将直接亏损约370万元（850元×4382.68=372万元）,客观上显然不可能发生交易。本案中颖伦公司按照10%增值税率计收四建公司的增值税税额费用，且四建公司的授权人柯彬代表四建公司签署了结算确认书予以确认，四建公司依法应当承担责任。四建公司仅对双方交易的具体金额2103.7854万元中的2017年8月16号的送货单的货款79.32万元有异议，对货款金额2024.4654万元无异议，而该货物四建公司已经签收并使用,其授权签收人许国英明确认该货物已为四建公司签收，戴建国为四建公司的材料员，同时授权人柯彬在结算确认书上也有总结性确认，该送货单货物的确认与购销合同不存在矛盾，与补充合同不存在矛盾，与结算确认书相一致，四建公司的抗辩无理。颖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建公司向颖伦公司偿付货款本金610.784501万元；2.判令四建公司向颖伦公司偿付税费金额210.378549万元；3.判令四建公司支付上述1、2项款项的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违约金自逾期之日开始计算至支付完毕之日止，以逾期未付金额为基数以每月2%标准计算；4.判令四建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2日，四建公司因施工佛山市季华路南侧、彩虹路北侧A-7地块建设项目1-3座及地下室、幼儿园施工，与颖伦公司签署《钢材购销合同》，约定：四建公司向颖伦公司采购钢材；所供钢材按需方总包合同约定的并经建设单位最终确认的以下钢材的品牌送货（广钢、韶钢、鞍钢、唐钢、马钢、首钢、宝钢、武钢（武汉钢铁公司）、沙钢（江苏沙钢集团）、柳钢（广西柳州钢铁公司）、涟钢（湖南涟钢集团）、莱钢（山东莱钢建设有限公司）、包钢（包头钢铁集团）、萍钢（萍乡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攀钢（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水钢（中国水钢集团）、裕丰（裕丰集团）、冷水（冷水江钢铁集团有疁谷司）进行供应；颖伦公司所报价格已包含装卸费、运输费及税金等一切费用；最终数量以四建公司指定收货人员签收确认的实际数量为准；四建公司所需的全部钢材约7000吨，钢材单价暂以4000元/吨(包含增值税)为签约价，如果市场价与签约价不同，只有当市场价超过颖伦公司货到工地前一天“广州钢材批发网”(网址××）单价上浮或下浮10%才能调价，当批供应材料按市场价结算；否则当批次供应材料价格不调整，按签约价结算（如遇节假日，星期六按本周星期五；星期天则按次周星期一）；付款时间，自送货起到正负零完成后，20天内付款至双方确认的实际供应材料价款的50%；正负零完成后到四层裙楼完成后，20天内付款至双方确认的实际供应材料价款的70%，即扣除已付款后，支付不足70%的部分；2/3结构完成后，20天内付款至双方确认的实际供应材料价款的70%，即扣除已付款后，支付不足70%的部分；结构封顶完成后，20天内付款至双方确认的实际供应材料价款的70%,即扣除己付款后，支付不足70%的部分，余款双方结算后6个月一次付清；颖伦公司必须按照四建公司的财务制度办理相应的付款手续，在每次收款时向四建公司提供完税、有效、合规的一般纳税人税率为17%增值税专用发票；如颖伦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提交合规、有效发票的，四建公司有权拒付材料款，因此引致的一切损失由颖伦公司自行承担；颖伦公司向四建公司提供的发票开票时间距实际交给四建公司的时间不得超过15天等。四建公司在该合同上盖具“广州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专用章”。2017年5月12日，四建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表示：因我司就上述工程需向颖伦公司采购钢材，现我司委托授权柯彬代表我司签订订单及结算确认书，并授权许国英或杨福连代表我司进行收货签收工作；本授权有效期与上述合同一致。此委托书亦盖具“广州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专用章”。签约后，颖伦公司依约供应钢材给四建公司。四建公司亦向颖伦公司支付了货款。本案诉讼中，颖伦公司提供的证据其中有：1.2017年5月23日，颖伦公司与需方签订的《补充合同》，约定：针对前述购销合同，为减少议价定价环节，双方确定按供方货到需方工地当天广州钢材批发网(网址：××）同厂同规格标示价格每吨上浮328元定价（此定价包含运输、装卸、人工、保险、过磅等费用，但不包含税费）；如遇货到需方工地当天上述网站无报价（节假日），则双方商议节假日的前半部分以上述网站上一日的报价为准，后半部分以上述网站的下一日报价为准；如星期六供货以星期五报价确定，星期日供货以下周星期一报价确定，以此类推；如遇上述网站一天内有多次报价，则以当天最后一次报价为准；双方确定，供方所供钢材，必须开具同等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需方，当需方收到供方提供的合规完税发票后，由需方支付发票总金额的10%的开票费用给供方；上述项目实际承包人和本补充合同签约人承担连带支付上述费用的责任；货款支付，从送钢材之日起至地下室±0以上为一付款结点，20天内支付上述时段总货款的60%；主体到1/3时，20天内支付上述时段总货款70%；主体到2/3时，20天内付上述时段总货款的70%；主体封顶后，20天内付前段总货款的70%，送完最后一批货15天为封顶截止日；余款封顶后六个月内，每月支付所欠金额的5%，六个月内逐月付清全部余款，直至合同履约完毕；如需方未能按此补充合同给供方及时支付货款，每延期一天，须按所欠供方货款总额的0.1%给予供方利息补偿，直至货款付清为止。该补充协议落款需方处盖具“广州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季华路南侧、彩虹路北侧A-7地块建设项目专用章(不得用于合同及债权债务的确认)”章，在代表人栏还有“柯彬”的签字；章中的“不得用于合同及债权债务的确认”有双横线划掉。颖伦公司表示因签订本案合同后，基于客观市场价格变化的实际情况，经对比广州钢材批发网报价(不含税价)，以及每l吨发生运输费、装卸费、人工费、保险费、过磅费等直接费用328元的不含税成本，案涉交易货物的不含税市场价格(网上价)，已远高于以含税价4000元/吨(原合同价)折算后的不合税价3418元/吨(4000÷1.17)，差额近1000元/吨；因此，如继续按原合同含税4000元／吨计价，客观上不可能，颖伦公司亏损不少于(4000元-4328元)328元的同时，还要负担736元/吨的税费(4328元×17%)，即亏损1063元／吨；因此，双方为了公平交易，签订了补充协议。四建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认为虽然公司有该枚印章，但并未有该用章记录，且章上已注明“不得用于合同及债权债务的确认”，故显然所签订的合同是不具有效力的；且不认可是柯彬的签字。2.2019年6月25日的《钢材货款本金、税费结算确认书》，结算确认颖伦公司从2017年15月至2019年5月共向四建公司供货钢材4382.68吨，金额21037854.94元，已付款14930009.93元，尚欠货款6107845.01元；根据双方所签合同约定，颖伦公司所供钢材单价为不含税价，不负责提供发票，四建公司需全额收取正式发票，须负责承担货款总额10%的税额费用；四建公司应付颖伦公司税费金额2103785.50元；四建公司尚欠颖伦公司货款本金及税费合计8211630.51元，因四建公司未能如期支付上述货款和税款，按合同约定应计付利息给颖伦公司。该确认书落款处有“柯彬”的签字及书写的身份证号。四建公司确认“柯彬”签字真实，确认已付款14930009.93元，不认同其它的金额。3.《供应钢筋明细表》，注明供货4382.68吨，已付款14930009.93元，总供货21037854.94元，尚欠货款6107845.01元。该明细表最后处有“柯彬”签字。四建公司对“柯彬”签字真实不持有异议，但表示其无权代表公司对账确认。4.多份送货单。四建公司对其中2017年8月16日单据上戴建国的签收提出异议，认为其非指定收货人。颖伦公司表示戴建国同期也分别有与许国英、杨福连签收的送货单，故可判断其也是共同的收货人。5.对2019年11月20日上网查询广州钢材批发网钢材报价情况进行公证的《公证书》，显示当时广州钢材批发网报价为不合税价款，且当时的不含税价款已明显高于钢材购销合同约定的基准含税价4000元/吨；证明案涉税款依法应当由四建公司承担。四建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内容无法证明供货期间的市场价款，也无法证明税金由四建公司支付的事实，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另四建公司申请对上述证据1《补充合同》中的签字“柯彬”作司法笔迹鉴定，认为该签字非柯彬本人所签。一审法院认为，颖伦公司与四建公司签署《钢材购销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时间向四建公司供应钢材，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关于供货数量和价款。颖伦公司提供送货单、《钢材货款本金、税费结算确认书》，及有“柯彬”签字的《供应钢筋明细表》，主张前后共向四建公司供货4382.68吨，金额是21037854.94元。四建公司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其中2017年8月16日由戴建国签收的属于非指定的收货人，且颖伦公司未经双方有效协商而擅自提高销售单价及将开票的税费转由四建公司来承担，造成交易金额虚高。对此，一审法院意见，颖伦公司提供的2017年8月16日的送货单虽然是由戴建国签收，其不是合同指定的收货人，但交易期间，戴建国有分别与许国英、杨福连共同签收送货单，而许国英、杨福连均是合同指定的收货人，故有理由相信戴建国属于四建公司指定收货人的密切关联人，其签收应予确认。对于供货金额和税金问题。第一，2019年6月25日的《钢材货款本金、税费结算确认书》上有柯彬签字确认，四建公司对该签字的真实性不持有异议，故颖伦公司主张该结算已经柯彬对账确认的说法成立。根据四建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已委托授权柯彬可以代表公司签订结算确认书，即柯彬的对账行为属于委托授权范围的民事活动，依法有效。第二，该结算金额是根据各份送货单汇总统计而成，虽然送货单上的单价高于合同约定的4000元/吨。颖伦公司对此解释是由于供货期间市场价款远高于合同约定的单价，已超出10%，故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调价所致。审查双方订立的合同，其中约定“四建公司所需的全部钢材约7000吨，钢材单价暂以4000元/吨(包含增值税)为签约价，如果市场价与签约价不同，只有当市场价超过颖伦公司货到工地前一天‘广州钢材批发网’(网址××）单价上浮或下浮10%才能调价，当批供应材料按市场价结算”，现颖伦公司提交了查询得到的双方交易期间广州钢材批发网发布的相关钢材报价信息及《公证书》，证明涉及交易钢材的实际市场价已超出合同约定单价的10%(网上单价均高于合同不含税单价3418.8元/吨)，故依约应予调价。四建公司辩称仍然按照4000元/吨结算，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第三，就前述柯彬签字确认的收货金额21037854.94元是含税价，还是不包含税价的问题。颖伦公司主张是不包含税价，理由是因签约后，市场价格发生变化，经对比广州钢材批发网报价(不合税价)，以及考虑到每l吨钢材会发生运输费、装卸费、人工费、保险费、过磅费等直接费用328元的不含税成本，涉案交易货物不含税的市场价格成本，已远高于原合同暂定的折算后不含税价3418元/吨，若继续按原合同执行由颖伦公司负担税金，颖伦公司会出现重大亏损，违背了公平交易原则，故双方另签了补充协议，明确税金改由四建公司负担。四建公司对此不予确认，认为该补充合同上柯彬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所盖项目章亦没有该次用章记录，且章上已注明“不得用于合同及债权债务的确认”，故补充协议无效。对此，由于该项目章确为四建公司的印章，现四建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该盖章属于未经授权的私自盖印，故该次盖章应确认为四建公司的行为。因此，四建公司要求对柯彬签字的真伪作笔迹鉴定已无必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补充协议所盖项目章中“不得用于合同及债权债务的确认”的内容已被双横线划掉，颖伦公司对此主张是柯彬所为，虽未有证据证明，但结合该补充协议里面的调价内容，双方协商的目的是在获知市场价格发生变化的基础上，为平衡各方的利益，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而重新拟定相关的结算价款及税费的负担；而且，该供货价格亦与最终由柯彬签认的结算确认书相互印证。据此，颖伦公司主张是与四建公司另签订了补充协议，双方协商确定了重新调价，以及税金改由四建公司承担，有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颖伦公司供应给四建公司的总货款金额确认为不含税价21037854.94元。扣除四建公司已付款14930009.93元后，四建公司应向颖伦公司支付货款余额6107845.01元。根据《补充合同》中“当需方收到供方提供的合规完税发票后，由需方支付发票总金额的10%的开票费用给供方”的约定，现颖伦公司实际已向四建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是15530009.93元，故颖伦公司要求四建公司负担的税费应按1553000.99元计算。颖伦公司主张四建公司支付税费2103785.49元，理据不足，不能支持。对于颖伦公司要求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四建公司辩称原合同并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且已明确“如供方不能按合同约定提供合规、有效发票的，需方有权拒付材料款”，现颖伦公司只提供了金额15530009.93元的发票，故即使要计算，也只能按照发票上未付货款60万元来计。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发生应税销售行为，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具体为：（一）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的规定，该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并不相符，故四建公司以先收到颖伦公司开具的发票来作为付款前提的意见，不予采纳。因《补充合同》已较《钢材购销合同》明确了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故可按此执行。但是，由于颖伦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涉案钢材建设工程的工程进展，且原合同又约定“余款双方结算后6个月一次付清”，故付款期限以颖伦公司与柯彬最终对账结算日(2019年6月25日)后6个月内付清为宜。虽然补充合同对违约金计算标准进行了约定，但现颖伦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因四建公司违约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且四建公司对违约金亦提出抗辩意见，故颖伦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可予调整，宜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颖伦公司要求违约金按各阶段供货金额分段以月利率2%计付，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四建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颖伦公司清偿货款6107845.01元及违约金(从2019年12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以本金6107845.01元计算)。二、四建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颖伦公司支付税金1553000.99元。三、驳回颖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0375元，由颖伦公司负担26146元；由四建公司负担64229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四建公司提交如下证据：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税价合计金额发票上有明确的体现。经质证，颖伦公司意见如下：颖伦公司作为建筑企业和供应企业，是个公益企业，这个行业里面所供应的材料，每批货物对它的价格不需要一一对应。是可以整批开个增值税发票的总额，四建公司在本案提交的只是一小部分，用以证明一个贸易习惯，这是不客观的。所以四建公司提供证据不能证明拟证明的事实，缺乏连贯性和客观性。颖伦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增值税发票，拟证明四建公司故意拒绝签收颖伦公司增值税发票的事实，产生的金额为610784.50元增值税依法也应由四建公司承担；2.送货确认单，拟证明四建公司提出没有“许国英"或“杨福连”的签名的2017年8月16日《供货单》应当扣除抗辩无理。1.戴建国为四建公司的材料员；2.从颖伦公司提供的案涉货物其他《送货单》载明，颖伦公司从2017年5月25日的第一单《送货单》开始，戴建国己在《送货单》签名，且该2017年8月16日《供货单》前、后的其他《供货单》，均存在戴建国的签名，戴建国的签名构成表见代理，且从2017年5月25日本案起诉之前。四建公司从未异议，因此其抗辩缺乏依据，《供货单》涉及的793230.1元依法应当由四建公司承担。3.戴建国本次签收以及其他行为，柯彬在结算确认书予以确认，戴建国本次以外的签收其他行为，四建公司在答辩中予以确认。经质证，四建公司意见如下：1.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不认可。四建公司没有收到原告提供的这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原告提供的这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是“第二联：抵扣联购买方扣税凭证”，开具发票后第二联应当是交给购买方，在本案中即是四建公司。目前该联仍由颖伦公司持有，说明颖伦公司并未将发票交给四建公司。合法性不认可。颖伦公司在二审过程中提出新的诉讼请求要求四建公司支付610784.50元不符合法律规定，该新增诉讼请求不属于二审应当审理的范围，法院应不予处理。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四建公司拒收颖伦公司的发票，原告提供的这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为207352.24元，与其在证明内容中主张的发票金额610784.50元不一致，该证据与其证明内容间不存在关联性。2.对《送货确认单》的真实性不认可。《送货确认单》为书面证人证言，因“许国英”未到庭作证，我方无法核实《送货确认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送货确认单》是否为“许国英”本人出具。合法性不认可。颖伦公司提供的《送货确认单》为“许国英”的书面证人证言，“许国英”应当出庭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质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证人未出庭作证的，其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许国英”并未出庭作证，《送货确认单》不得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关联性不认可。四建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明确记载收货签收人为“许国英或杨福连”，并无戴建国，四建公司没有授权戴建国为收货代表，戴建国也不是四建公司的员工，其行为后果不应由四建公司承担。颖伦公司提供的57张《送货单》，除了2017年8月16日只有“戴建国”签字的《送货单》外，其余56张《送货单》均有四建公司授权人员签名确认，说明颖伦公司是清楚知悉我方授权签收货物的人员的。颖伦公司在明知“戴建国”不是指定收货人员的情况下，仍让“戴建国”签收货物，其不利后果应当由颖伦公司承担。颖伦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7年8月16日的《送货单》中记载的货物已由四建公司收取，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案涉货款的具体金额计算问题；（二）支付税金的金额问题。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颖伦公司提供送货单、《钢材货款本金、税费结算确认书》，及有“柯彬”签字的《供应钢筋明细表》可以认定，颖伦公司共向四建公司供货4382.68吨，金额是21037854.94元。四建公司主张戴建国非其指定签收人，故对戴建国签收的送货单不予确认。对此，本院认为，因戴建国有签收过几次送货单，且其中有与许国英、杨福连共同签收的行为，《钢材货款本金、税费结算确认书》、《供应钢筋明细表》亦有四建公司所授权的柯彬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故对于四建公司主张供货金额为20244624.84元，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四建公司抗辩颖伦公司未开具发票其不应付款。本院认为，依据双务合同的本质，合同抗辩的范围仅限于对价义务，一方不履行对价义务的，相对方才享有抗辩权，支付本案案涉款项与开具发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义务，前者是合同的主要义务，后者非合同的主要义务，两者不具有对等关系。在买卖合同的履行中，出卖人所负交付买卖物及转移所有权的义务与买受人所负支付价款的义务，属于主给付义务，本案虽有合同约定颖伦公司开具发票作为附随义务，但附随义务原则上不属于对待给付，不产生同时履行抗辩权，更不产生先履行抗辩权。此外，二审中，颖伦公司提交了相关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用以证明其履行了开具相关发票的义务，可以认定颖伦公司没有拒绝开具发票的意思表示。若四建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后，颖伦公司不履行交付发票的义务，其也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认定四建公司向颖伦公司清偿货款6107845.01元及违约金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四建公司主张《补充合同》对四建公司不发生效力，对此，首先，《补充合同》中确有四建公司的印章，由于该项目章确为四建公司的印章，现四建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该盖章属于未经授权的私自盖印，故该次盖章应确认为四建公司的行为。其次，2019年6月25日的《钢材货款本金、税费结算确认书》上有柯彬签字确认，四建公司对该签字的真实性不持有异议，关于税金负担的内容，故颖伦公司主张该结算已经柯彬对账确认的说法成立。双方达成合意的内容符合公平交易的原则，一审已对此问题作了合法合理的详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根据《补充合同》中关于税费负担的约定可得，当四建公司收到颖伦公司提供的合规完税发票后，由四建公司支付发票总金额的10%的开票费用给颖伦公司。现颖伦公司实际已向四建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是15530009.93元，故颖伦公司要求四建公司负担的税费应按1553000.99元计算。综上所述，四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229元，由上诉人广州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袁绿凡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