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5民终4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惠琴，女，1963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翔，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敏，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余林，男，196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平，浙江浙杭（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伟成，浙江浙杭（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仲勤俭，男，196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钢，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惠琴为与被上诉人周余林、仲勤俭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2民初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惠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梅翔、吴敏，被上诉人周余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平、顾伟成，被上诉人仲勤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钢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经各方当事人申请，本案庭外和解两个月，和解期限自2020年4月21日至2020年6月20日。后因本案案情疑难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惠琴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审理该案适用的法律理解有误。1.关于案件性质的定义。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审理“公司人格否认”案件的规定，这类案件的性质为侵权纠纷案件，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侵犯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当按照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2.关于侵权行为的认定。一审法院引用了（2017）沪0115民初66941号民事判决、（2018）沪01民终12115号民事判决（两案简称为“金岳忠案”）认定关于“勤俭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事实内容作为该案的认定事实依据。但沈惠琴就“金岳忠案”已申请进入再审程序。3.关于损害事实的认定。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仲勤俭、沈惠琴对周余林享有上海勤俭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俭公司）的债权3419229.5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沈惠琴认为即使勤俭公司法人人格被否认，但仅就沈惠琴对周余林所须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仅为1566.65元。理由为：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沈惠琴于2014年10月10日将股权转让给仲勤俭，且周余林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供了时间为2014年1月至12月勤俭公司与周余林的《应付账款明细账》，其中明确记载了2014年9月30日勤俭公司只欠周余林应付货款1.566.65元。一审中，周余林、仲勤俭对《应付账款明细账》的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沈惠琴对周余林造成损害事实认定有误。4.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在法人人格否认案件中，债权人的债权受到严重损害，是因为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造成的，股东实施滥用行为是“因”，债权人受到严重损害是“果”。在本案中，沈惠琴于2014年10月10日将股权转让给仲勤俭。在股权交割日时，根据证据显示勤俭公司仅欠周余林1566.65元。而在股权转让后，勤俭公司拖欠周余林货款3419229.58元。此时，沈惠琴已经不再是勤俭公司的股东，对勤俭公司不负经营管理义务，也丧失了股东对公司应当享有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不加区分，简单、笼统的认定沈惠琴的行为与周余林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明显不当。5.关于“金岳忠案”与本案的不同之处。虽然“金岳忠案”目前尚在再审中，但根据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金岳忠享有勤俭公司的债权形成时间为2014年9月份之前，即在沈惠琴担任勤俭公司股东期间，故判决沈惠琴须对金岳忠享有勤俭公司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本案中，周余林的债权形成时间跨越沈惠琴转让股权的前后。股权转让时，根据周余林向法院所提交的证据，勤俭公司只欠周余林1566.65元。一审法院判决沈惠琴对股权转让后勤俭公司所发生的债务仍须承担连带责任，实为不妥。 周余林辩称：一、周余林的债权绝大部分形成于2010年开始与勤俭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期间，本案绝大部分货款发生于2013年，即发生于沈惠琴将相应的股权转让给仲勤俭之前。本案发生纠纷的原因在于勤俭公司出具的承兑汇票无法承兑兑现。二、勤俭公司与沈惠琴存在大量的财产混同现象，有大量的证据予以印证，沈惠琴应对本案货款承担连带责任，三、即使本案货款发生于沈惠琴将相应的股权转让给仲勤俭之后，由于沈惠琴担任股东期间，和公司财产存在大量的混同现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由于股东的行为，对公司的偿债能力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故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来确定股东的法律责任。 仲勤俭辩称：本案的281万元与2016年10月11日长兴县人民法院（2016）浙0522民初2757号案件涉及的债权是重复债权，属于重复诉讼。（2016）浙0522民初2757号案件的证据是四张借条，这四张借条都是本金加利息的形式重新出具的，四张借条实际涉及本金2776190元，加上利息，形成了2980000元的借款总额，约定2016年7月1日支付。但周余林对勤俭公司出具的借条不放心，且借期内又不计算利息，后于2016年3月25日要求仲勤俭提供担保，故勤俭公司又开具了5张支票给周余林作为担保。2016年8月17日，周余林在勤俭公司和仲勤俭不知情的情况下，凭四张借条向长兴法院起诉，那时勤俭公司已被约谈，不再正常经营。2016年10月11日，长兴法院作出缺席判决。直到2018年7月24日，勤俭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勤俭公司才知道这个判决，此后，周余林向公安报案称勤俭公司出具假的票据，又纠集社会上的人员，对仲勤俭进行不法侵害，仲勤俭才与周余林协商一致，以之前担保的5张支票另行出具了日期为2017年7月28日的结欠条，即本案的结欠条，实则与四张借条是同一笔债权。 周余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仲勤俭、沈惠琴对案外人勤俭公司应给付货款本息合计3393352.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参照逾期罚息加收100%，即按年息8.7%计算，从2017年8月11日暂计算至2018年5月11日，利息要求计算至货款全部付清为止）；2.由仲勤俭、沈惠琴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周余林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仲勤俭、沈惠琴对周余林享有的勤俭公司3610000元债权在勤俭公司破产终结后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勤俭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19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仲勤俭、沈惠琴及案外人沈某某。2014年10月10日，沈惠琴与案外人沈某某及仲勤俭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沈惠琴、沈某某将各自在勤俭公司持有的股权作价后转让给仲勤俭。2014年10月15日，勤俭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仲勤俭。2000年6月19日至2000年9月27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仲勤俭。2000年9月28日至2009年10月14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沈惠琴。2009年10月15日至2018年7月23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朱某。2018年7月24日迄今，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彩红。2016年3月，该公司接到停产约谈，2016年7月歇业，2016年8月接到上海市闵行区土地规划局“立即停止使用土地”的通知，2016年10月，公司办公楼等建筑及设备被当地政府拆除，2018年12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勤俭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9年4月4日发布公告，指定破产管理人为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2019年7月30日，破产管理人确认周余林普通债权总额6739758.32元，其中涉及本案债权3610000元，涉及(2016)浙0522民初5727号案件债权3129758.32元。 2017年7月28日，勤俭公司向周余林出具《结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周余林石子款2810000元（详见支票复印件），由于欠款时间过长，现经双方协商，由欠款人勤俭公司补偿利息400000元，至今合计欠款3210000元，欠款期内不再另行支付利息。勤俭公司委托上海胜夕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谊樽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后胜实业有限公司代为开出的共四张支票，金额共计2190000元，勤俭公司支票一张，金额620000元，五张支票全部作废，双方仅按本协议执行结算。上述欠款由仲勤俭个人财产担保，于2017年8月10日归还清。勤俭公司在该《结欠条》加盖公章，仲勤俭作为担保人签字，周余林在该《结欠条》签字并注明同意按以上结算。 另查明如下：(一)在长兴法院受理的(2016)浙0522民初5727号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查明如下事实：周余林和勤俭公司自2011年起即有石子买卖往来，经结算，勤俭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将结欠的三笔970000元、890000元、660000元的石子款以借条的形式向周余林出具欠款凭证，承诺在2016年7月1日支付，并由仲勤俭提供担保。2016年3月21日，勤俭公司再次将一笔460000元的石子款以借条的形式向周余林出具欠款凭证，承诺在2016年7月1日支付，并由仲勤俭提供担保。付款期限届满后，勤俭公司未能支付货款，仲勤俭亦未履行保证责任，双方纠纷成诉。该案在执行过程中，2016年12月26日，周余林收取执行款432663元，于2017年收到执行款40000元，于2018年2月13日收到执行款30000元。(二)仲勤俭、沈惠琴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4年9月29日协议离婚。2015年2月6日，仲勤俭曾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起诉案外人仲某某(系仲勤俭之女)[(2015)嘉民一(民)初字第1536号]，要求确认仲某某名下的房产归仲勤俭所有；该案审理过程中，仲勤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具书面代理词，表示“涉案房屋的全部价款均系周余林(仲勤俭)及案外人沈惠琴用多年经营企业所得的资金购买”。(三)(1)自2013年3月起至2014年8月止，勤俭公司从其兴业银行账户汇入仲勤俭个人账户28007700元；(2)自2013年3月起至2014年8月止，勤俭公司从其兴业银行账户汇入沈惠琴个人账户1368996元；(3)自2008年11月起至2010年10月止，勤俭公司从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账户汇入仲勤俭个人账户2599444元；(4)自2010年7月起至2011年4月止，勤俭公司从其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账户汇入沈惠琴个人账户4600000元(已扣除沈惠琴之后汇入勤俭公司的400000元)；(5)自2013年1月起至2013年6月止，勤俭公司从其浙江泰隆银行账户汇入仲勤俭个人账户930826元；(6)自2013年1月起至2013年6月止，勤俭公司从其浙江泰隆银行账户汇入沈惠琴个人账户1560000元。（7）仲勤俭及沈惠琴在担任勤俭公司股东期间，存在使用公司资金为股东个人购房的情形。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仲勤俭、沈惠琴作为勤俭公司股东，是否存在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该情形是否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二、仲勤俭称本案债务系为(2016)浙0522民初5727号案件中的债务提供担保，在不知道前案的情况下，因公安机构侦查其是否有诈骗行为和案外人张全东的胁迫，出具了内容虚假的《结欠条》，两笔债务实际是同一笔债务，该辩解是否成立；三、仲勤俭、沈惠琴是否需要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勤俭公司破产后，案件是否应当中止审理；五、周余林的起诉是否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勤俭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周余林要求仲勤俭、沈惠琴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依据是认为曾经作为股东的沈惠琴与仲勤俭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滥用公司的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对股东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做了明确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利用公司法人人格规避合同或法律义务的行为，二是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的行为。周余林主张沈惠琴、仲勤俭与勤俭公司之间存在财务大量混同的情形，从而导致勤俭公司人格形骸化，丧失独立人格。对此，沈惠琴、仲勤俭作为勤俭公司股东期间，两人亦属夫妻关系，勤俭公司自2008年11月起至2014年8月间向沈惠琴、仲勤俭个人账户汇款共计39066966元，从勤俭公司的账户频繁向沈惠琴、仲勤俭的个人账户流入资金，资金数额巨大，导致公司财产与作为股东的沈惠琴、仲勤俭的夫妻共同财产无法区分，应当认定沈惠琴、仲勤俭与勤俭公司之间构成财产混同。现勤俭公司因资不抵债已经被申请破产清算，周余林作为公司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的客观事实是存在的。 第二，虽然仲勤俭未参与(2016)浙0522民初5727号案件的审理，但是该案中的四份借条及相关票据，均是仲勤俭和勤俭公司出具，仲勤俭对四份借条所涉及的债务是明知的，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诉讼材料和判决书均送达给仲勤俭和勤俭公司，且在执行过程中，长兴法院对仲勤俭及勤俭公司的财产进行处置，2016年12月，周余林收取了执行款项432663元，因此仲勤俭和勤俭公司应当知道该笔债务的存在。在2017年7月28日，仲勤俭和勤俭公司出具《结欠条》给周余林时，并未提到为前案债务担保的情况，故该《结欠条》的债务与前案的债务并非同一笔债务，仲勤俭的该辩解不能成立。 第三，仲勤俭、沈惠琴是否需要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勤俭公司从2000年成立至2016年歇业，现因资不抵债被裁定破产清算，仲勤俭和沈惠琴作为公司股东，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沈惠琴虽然在2014年10月退股，并不能改变其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的客观事实，仍应对勤俭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结欠条》的内容，确定本案仲勤俭和沈惠琴应连带清偿的债务为本金和利息321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09229.58元（按逾期付款金额3210000元，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承诺付款日后一天即2017年8月11日计算至裁定公司破产之日前一天即2018年12月18日）。 第四，沈惠琴认为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下列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以及“以债务人的股东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债务人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的”，案件应当中止审理。但在本案中，债务人即勤俭公司，在破产程序中，仲勤俭和沈惠琴的财产目前并未纳入债务人财产，故周余林起诉仲勤俭和沈惠琴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非就债务人财产提起诉讼，故不适用该条司法解释，仍应继续审理。 第五，沈惠琴认为其于2014年从勤俭公司退股，故案件超出了诉讼时效。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由于沈惠琴退股时，存在个人财产和勤俭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况，且该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周余林并不能及时知道该情况，故案件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周余林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根据周余林陈述，其从另案中得知沈惠琴和勤俭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该案发生在2017年，故应从2017年起计算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周余林于2019年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 鉴于勤俭公司未能提供财务账册、财务管理混乱、公司大量资金流向不明，并造成周余林的债权至今无法得到清偿，周余林主张仲勤俭、沈惠琴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理由成立，周余林要求仲勤俭、沈惠琴对勤俭公司所欠周余林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周余林对上海勤俭混凝土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3419229.58元，由仲勤俭、沈惠琴在该公司破产终结后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周余林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680元，由周余林负担1526元，仲勤俭、沈惠琴负担3415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已在（2018）浙0522财保460号案件中由周余林预交]，由仲勤俭、沈惠琴负担。 二审期间，仲勤俭向本院提交由勤俭公司破产管理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一审以周余林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并由破产管理人确认的债权金额作为判决的依据不合理。沈惠琴对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周余林对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破产管理人已经确认周余林的普通债权总额为6739758.32元，其中涉及本案的债权3610000元。现破产管理人又提出债权不明确，是自相矛盾的，应当以一审提交的债权确认书为准。 对上述《情况说明》，本院经审查认为，该《情况说明》涉及到周余林与勤俭公司之间基础债权的认定问题，本院将在下文中予以阐述。 二审庭审中，沈惠琴、周余林未提交新的证据。 为了解勤俭公司破产清算案相关情况，二审期间，本院依职权向勤俭公司破产管理人调取《上海勤俭混凝土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管理人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管理人工作报告》）及《关于上海勤俭混凝土有限公司资产与负债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资产负债情况说明》）各一份，根据《管理人工作报告》及《资产负债情况说明》的内容，周余林已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6936127.4元，经破产管理人债权审核，确认周余林债权金额为6739758.32元。同时，目前勤俭公司的资产不足以覆盖其对外债务。 沈惠琴、周余林、仲勤俭对本院调取的《管理人工作报告》及《资产负债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上述两份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管理人工作报告》中确认的周余林的债权金额，仲勤俭认为其中涉及本案的3610000元债权系重复债权，因《管理人工作报告》对周余林的债权金额的确认亦涉及到周余林与勤俭公司之间基础债权的认定问题，本院将一并在下文中予以阐述。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2018年12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勤俭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9年4月4日发布公告指定破产管理人为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2019年7月30日破产管理人确认周余林普通债权金额6739758.32元，其中涉及本案债权3610000元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 另查明，截至目前，勤俭公司破产管理人确认的勤俭公司的债权金额为151786135.12元，破产管理人掌握的勤俭公司资产总额为13032411.91元，勤俭公司的资产不足以覆盖其对外债务。 再查明，本案一审（2019）浙0522民初246号案件的收案及立案日期为2019年1月7日。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周余林是否有权要求沈惠琴就本案其对勤俭公司享有的债权在勤俭公司破产终结后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破产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的前述不予受理的情形包括：（一）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二）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的；（三）以债务人的股东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债务人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的；（四）其他就债务人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上述两个条款规定了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个别清偿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8年12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受理对勤俭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2019年1月7日，周余林在破产申请受理后以本案所涉债务发生在沈惠琴、仲勤俭担任勤俭公司股东期间，且二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严重混同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沈惠琴、仲勤俭对周余林享有的勤俭公司3610000元债权在勤俭公司破产终结后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追索的实际上是勤俭公司的破产财产，不得用于周余林个人债权的优先清偿，即《破产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破产申请受理后，应当依法追收的所有破产财产均应在破产程序中依法管理和处分，公平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如债务人的股东存在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的情形，债权人应当要求向债务人的股东追收相关财产并归入债务人财产，且因此追回的财产，其性质仍为债务人财产，应当用于清偿全部破产债权，不得用于个别债权的优先清偿。故周余林基于勤俭公司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其作为债权人与其所诉请的内容系间接的利害关系而非直接的利害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九条第一款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应当不予受理。且周余林已向勤俭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6936127.4元，经破产管理人债权审核，确认周余林债权金额为6739758.32元，其中包括本案所涉债权，同时目前勤俭公司的资产不足以覆盖其对外债务，在此情形下，即使周余林向沈惠琴、仲勤俭追回了部分财产，该部分财产亦属于勤俭公司的破产财产，应当在勤俭公司破产程序中用以清偿全部债权人。故一审判令仲勤俭、沈惠琴在勤俭公司破产终结后不能清偿的范围内就周余林对勤俭公司享有的债权3419229.58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因周余林提起的本案诉讼即《破产法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九条第一款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对于周余林与勤俭公司之间基础债权的确认，以及沈惠琴在二审庭审后补充提交的关于沈惠琴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的材料，本院不再予以审查。 综上所述，周余林起诉请求沈惠琴、仲勤俭就本案债权在勤俭公司破产终结后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要求以勤俭公司的财产进行个别清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不予受理。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2民初24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周余林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35680元，退还周余林；沈惠琴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3947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蒋 敏 审判员 周 晓 审判员 顾月丹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敖丹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