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102民初507号原告济南京瑞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李显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征年，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英国，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郭连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喜，山东鲁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黄明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喜，山东鲁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振华，男，1973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济南市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经理，住济南市。原告济南京瑞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瑞公司）与被告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大润发）、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历下大润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显梅、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征年以及被告历下大润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振华，以及人民大润发、历下大润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4729117.11元；2、两被告向原告返还各项返利共计2818771.68元；3、两被告向原告返还进场费232200元；4、两被告返还交易保证金8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作为供应商，与被告零售商是多年的商业合作伙伴。自2008年起，双方每年均签订《买卖合同》，买卖合同关系从未中断。上述合同均为两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商品，至2016年10月底双方仍保持供货关系。在上述合同的履行中，原告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是两被告在滚动结算中大量拖欠原告货款。2016年10月底，双方供货关系终止，两被告尚余货款4729117.11元未向原告支付。因两被告逾期付款的数额太大导致原告资金断裂，无法继续与两被告保持供货关系，依据法律规定，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此外，在双方买卖合同中，约定有销售返利、商品进价特别折扣、进场费等多项违反公平交易原则、违反法律规定的无效条款，两被告应当依法就无效条款项下的款项向原告返还。且双方交易关系终止，两被告应当向原告依法返还交易保证金8万元。现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公正审理，依法判决。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两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查询，证明被告人民大润发和被告历下大润发是关联公司，两公司的注册地址一致，股东一样，工作人员一样，财务一致，且两公司实际由同一投资方控制，系人格混同，依法应当对涉案金额承担连带责任。具体表现在：（1）、公司的组织机构混同。通过查询工商登记显示，两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被告历下大润发的法定代表人黄明端是被告人民大润发占90%股份的投资方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拥有被告人民大润发的人事任命权，直接任命吴春相为被告人民大润发的副董事长，两被告公司的工商登记的经营地点与实际办公场所一致，均在历下区文化西路1号，两被告的工作人员重叠，董事及监事、经理等高管均为黄明端、吴春相、徐盛育、陈守仁，高度一致，因此，可以认定两被告组织机构混同；(2)、财务混同。被告历下大润发自2014年7月4日成立，而此时原告与被告人民大润发于2014年签订的买卖合同有效期至2014年12月31日，但是2014年10月份起，被告人民大润发让原告将发票的开票单位由被告人民大润发改为被告历下大润发，也就是说，自被告历下大润发成立之后，原告与被告人民大润发的2014年的合同权利义务均由被告历下大润发承接了，因此，两被告之间存在财产的混同，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3）、业务混同。两公司从事相同的业务活动，两被告的实际经营内容一致，在与原告的业务交接上，没有任何人员的变动，合同文本的内容一脉相承，完全一致，并且被告历下大润发在2014年实际还款数额大于当年实际开票数额，超付款100多万元，更加证实，被告历下大润发一直在替被告人民大润发支付所欠原告货款，双方不仅存在财务混同，也构成了公司间的业务混同。证据2、2008-2015年《买卖合同》，证明原告与两被告自2008年至2016年存在不间断的供货关系，且合同文本是被告提供的格式文本，其中包含诸如进场费、商品展示费、无条件返利等无效条款，被告应当依法返还原告这些条款项下的款项；原告对已收货未付款的货款，按照两被告的要求扣除相关费用后，开具相应的发票。且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原告向被告交纳交易保证金8万元。因为被告严重拖欠货款的行为，致使双方无法继续保持合作关系，2016年10月底，双方的合作关系终止，被告依法应当返还交易保证金8万元，原告的诉讼请求四有合同依据。同时，双方合同特别条款约定：“账单内容包括：前期累计双方业务往来账款余额”，所以，双方系滚动结算；证据3、2008年至2016年供货发票，证明原告依约履行了上述证据2《买卖合同》中的合同义务，并按照两被告的要求，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及合同约定，就被告已收货未付款的货款开具发票。在滚动结算中，两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向原告支付货款，两被告应当按发票中载明的数额向原告支付货款，并支付其余尚未开票但原告已实际供货的货款。同时，在2014年10月份原告按被告人民大润发的要求将发票载明的单位由被告人民大润发变更为被告历下大润发，而此时，原告与被告人民大润发签订的2014年合同的有效期尚未届满。且被告历下大润发在2014年实际回款数额大于当年实际开票数额，超付100万元多，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滚动付款的这一事实及被告历下大润发替被告人民大润发支付所欠原告货款，更加证实两被告财务混同、公司业务混同这一事实。因此，从事实上，就足以证实被告人民大润发和被告历下大润发存在人格混同，两被告应当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证据4、2008年3月26日至2016年7月25日银行回单一宗，证明被告实际回款与原告所开发票数额不一致，存在未全部支付货款的事实，即诉讼请求一的数额有事实依据与证据二相互印证，且在2014年10月27日被告历下大润发就已向原告支付货款，此付款行为是在被告人民大润发与原告签订合同期内，进一步证实两被告人格混同，原告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证据5、原告自制欠款明细表（根据证据3、4制作），证明根据证据3、4互相印证，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729117.11元这一事实。证据6、2016年10月26日催款及停止供货通知函及EMS出具的邮寄回单、网络查询结果，证明原告在2016年10月26日向华北区大润发日百课采购部发函，作出了催收货款的意思表示并清退驻场人员，即日起，原告不再产生驻场人员相关费用这一事实，华北区大润发日百课采购部在2016年5月27日收到该函，华北区大润发也就是被告人民大润发和被告历下大润发所管辖的范围，原告对被告人民大润发及被告历下大润发的诉请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证据7、原告自制返利的明细表（根据证据8制作），证明该表是原告根据双方的合同履行期内双方交易的客观情况如实统计，结合证据8可以充分印证，原告诉请的返利2818771.68元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8、2013年11月至2016年7月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电脑对账单即付款通知书，证明原告的证据3供货发票的来源以及相关出处，即原告根据两被告的要求向两被告提供货物，两被告在自有的网络系统中与原告对账，原告点击确认生成付款通知单，并按照两被告的要求根据付款通知单中的数额向两被告出具发票，两被告再根据发票中载明的数额向原告支付货款。此对账单显示所开发票系扣除退货及相关费用、返利后的数额。同时，从付款通知单中可以看出两被告以“返利”的名义非法扣除其应当向原告支付的货款，同时证明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返还返利的计算依据。此对帐系统系两被告在同一系统中对帐，也证实了两被告人格混同这一事实。证据9、进场费开店清单（原告制作），证明结合双方合同约定，证实原告诉请的进场费232200元有事实依据及计算依据。证据10、2014年9月、10月、11月的运费发票，证明此三份发票显示承运人均是济南康成仓储有限公司，收货人分别为被告人民大润发与被告历下大润发，进而更加证实两被告业务混同。与其所称的2014年的业务转为被告历下大润发的事实不符。证据11、2016年8月份大润发文化西路1号店购物小票3张,证明原告在2016年8月份前往两被告的工商登记地址文化西路1号购物，购物小票上盖章为被告人民大润发的公章，更加证实两被告业务和财务的混同，构成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与两被告在庭审中所谓被告人民大润发2014年以后的业务均由被告历下大润发承接的抗辩理由自相矛盾。因此，两被告依法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证据12、增值税发票、开具红字头的增值税发票信息表,证明针对被告人民大润发的证据四我方提交此5张增值税发票，共计101797.66元，证明所主张的发票不是退货发票而是我方在大润发购物发票，退货发票是红色的，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方要求体现业绩要求我方进行购买的发票，没有实际交货，不应在其欠我方的货款中予以扣除，如果被告真正的退货应当出具红字头的增值税发票而不是我方所出具的蓝字发票，此101797.66元与本案的货款无直接关联性，我方保留另案诉讼权利。证据13、2014年2月25日付款明细表（打印件）一份、2014年3月21日付款明细表一份，证明2013年12月份的应付款644219元，2014年2月付款时作为暂扣退货款暂时扣除，在2014年3月份付款时将上述暂扣退货款项返还，即2014年3月支付的款项系2013年12月份的应付款，因此在计算2014年至2016年应付款时该费用不应计算为已付款。证据14、大润发收货未开票明细（打印件）一份，证明有130784.75元的货款，被告应当予以支付。证据15、2014年至2016年应付款统计表（打印件）一份，证明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度大润发应当支付的货款总额为2310913.213元。证据16、发票及2014年1月25日的付款明细表，证明原告开庭期间认可的2014年DC费用统计错误，其中康诚仓储物流开具的2013年12月27日运费发票可以证明，该86982.6元的运费是2013年供货的运费，所以2014年的DC运费合计为532210.69元。证据17、2014年度付款明细表，证明2014年2月25日的付款明细表中的暂扣退货款644219元，被告于2014年3月25日向我方支付，该款支付的为2013年度货款，我方原错误统计该笔货款为2014年度供货付款，故我方最终主认可2014年度供货付款合计为14451567.31元。其他的付款明细表的证明，被告计为暂扣退货款的款项，后来均向我方支付。被告人民大润发辩称，一、原告将人民大润发与历下大润发列为共同被告没有事实依据，也违反法定程序。人民大润发与历下大润发虽然先后与原告发生过业务关系，但彼此与原告的合作是互相独立的，对原告不存在共同付款义务。根据三方签订的《主体变更协议》，人民大润发已将2014年度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历下大润发，人民大润发从2014年9月21日之后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的法定情形，原告将人民大润发与历下大润发列为共同被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原告对人民大润发之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依法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首先，人民大润发与原告合作期间系每年签订一次合同，各份合同彼此独立。合同对供货结算付款约定了明确的账期（60天），该账期届满之时即应当做为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点。且在每一年度合同的结算条款中双方均确认签约之前符合结算条件的货款已经结清。故原告对人民大润发之请求显然超过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其次，2014年9月21日，原告与人民大润发及历下大润发共同签订了《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从2014年9月21日起，人民大润发将该2014年度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历下大润发，该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自变更日之后不再承担任何责任。故即便从该期限计算，原告至少也应当在两年内即2016年9月20日之前对人民大润发提起诉讼。但本案中原告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7年2月14日，故原告对人民大润发的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三、原告称人民大润发拖欠其货款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的合作条件及货款结算流程，违背了双方的基本交易模式，原告的主张根本不能成立。首先，人民大润发与原告之间存在的并非单纯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兼有货物买卖及合作销售的合作关系。本案中双方之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双方除了供货关系以外，还应按照《商业合作条款》的约定进行合作，出卖人应视不同的情形进行价格折让，并承担一定的销售费用，因此双方之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是集买卖、合作销售性质的合作关系；其二、双方签订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商业合作条款，条款中载明了原告应当承担的各种费用，而双方约定的货款结算流程中也明确约定了应付货款应当是扣除退货金额、折扣和各种费用之后的款项，货款结算流程是双方通过网络系统定期对账和结算，货款按期支付。经核查，人民大润发自合作开始到合作终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结算56次，并均按结算结果予以付款，原告收到款项后从未对付款金额提出任何异议。本案中原告全然不顾双方的合作模式和结算方式，单纯按所开增税发票数额与支付货款及DC费用的差额重新计算所谓的应付货款显然是错误的，也违反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四、人民大润发已经结清了2009年至2013年12月31日之间的货款，不应承担任何再行支付货款的责任。根据2014年9月21日《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的约定，人民大润发将该2014年度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了历下大润发，故人民大润发仅对2013年12月31日之前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而人民大润发与原告于2014年5月19日签订的2014年度合同第8页中则明确约定了“截止该合同签订日，已经由乙方实际交付甲方并已开具正确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双方约定的付款账期已届满的供货，甲方已向乙方全部结算并将相应货款支付完毕”，而2013年12月31日之前供货的付款账期到2014年5月19日显然均已届满，故该条款足以证明人民大润发已付清原告2013年12月31日之前的全部货款。即便原告认为该条款属于重大误解或显失公正，也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要求撤销或变更的除斥期间。五、原告要求人民大润发返还返利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人民大润发并未收取过原告所称的返利，原告所称的返利之诉求与主张的货款是相矛盾的，原告作为商品供货方，其合同权利只能是收取货款，其在货款之外另行主张所谓的返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原告在举证中称其返利之计算依据为其开具的增税发票中的折让金额，而折让属于销售让利的一种经营方式，开具发票则是原告的主动行为。原告要求将其折让销售的让利且自己已开具发票予以确认的部分予以返还显然于法无据。六、原告要求返还进场费没有事实和合同依据。首先人民大润发并未收取原告所谓的进场费，如果原告将发生在2013年12月31日之前的部分合同约定费用界定为进场费，那么该费用已经予以结算，没有返还之合同和法律依据。七、原告要求返还交易保证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首先，所谓的保证金是依据合同约定从货款中扣留的款项，原告并未另行缴纳过保证金；其次，人民大润发已将2014年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被告历下大润发，故是否应返还保证金与人民大润发无关。综上所述，原告对人民大润发之主张均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人民大润发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被告人民大润发与原告于2014年5月19日签订的2014年度合同。证明（1）、双方确认截止该合同签订日，对于双方合作期间符合结算条件的供货，被告人民大润发已向原告全部结算并将相应货款支付完毕；（2）、被告人民大润发与原告合作期间，合同约定了明确的付款账期，并非原告所称的滚动结算。该账期可以做为计算诉讼时效的依据；（3）合同约定了明确的结算流程，每期货款支付均是扣除退货、费用后的应付款项。每期货款数额均为双方结算的数额。证据2、被告人民大润发与原告及被告历下大润发签订的《合同主体变更协议》。证明（1）、被告将2014年度合作产生的全部债权债务转让给被告历下大润发，被告人民大润发自2014年9月21日之后不再承担任何责任；（2）、该协议第四条载明三方对之前通过网上对账系统形成的账单（即付款明细表）不存在任何争议，证明之前被告人民大润发与原告是按合同约定的方式通过网上对账的方式进行结算并付款的。证据3、被告人民大润发支付2013年及之前年度结算贷款的列表及所对应的45份结算清单（即付款明细表打印件），证明（1）、被告人民大润发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逐月与原告通过网络对账系统进行结算形成账单，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发票均在账单中予以列明进行了结算；(2)、该证据与证据3中的付款具有对应关系，能够互相印证，证明被告人民大润发按月支付货款的性质为结算货款；（3）该证据与证据2《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第四条互相印证，证明原告在签订该协议时明确表示对账单（付款明细表）不存在争议，从而证明该账单的结算结果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4、被告人民大润发与原告业务合作期间单独开具的部分退货发票明细表（打印件）。证明被告人民大润发在发生业务期间向原告发生退货，大部分退货由原告以进退合开发票的形式予以扣除，另有一部分则由被告人民大润发单独开具退货发票的形式予以退货。证据5、扣除费用依据一览表（依据合同自制），证明（1）依据双方之合同约定，应当扣除的费用项目类别；（2）与证据3互相印证，证明证据3中所扣除费用的依据。该份证据系依据双方所签订的自2008年至2013年的合同书及商业合作条款、商业活动条款的约定对相应的费用扣除项目进行了整理以及相应的计算标准也是依据上述合同进行的整理，故该表格系双方最原始合同的约定有依据。证据6、国家税务总局第国税函（2008）号875号及国税函56号文（打印件），证明依据税法规定企业为促进商品销售而在商品价格上给予的价格折扣属于合法的商业折扣，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并征收增值税。从而证明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要求将其开具发票时给予的折扣予以返还的主张不能成立。证据7、付款明细表，证明同原证据3。被告历下大润发辩称，一、原告要求历下大润发承担其在2014年度之前与被告人民大润发发生业务期间之债务的主张不能成立。历下大润发是2014年7月成立的企业，根据2014年9月21日签订的《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历下大润发受让仅是“尚在执行中”合同的债权债务，也就是2014年度的债权债务。原告主张的2014年度之前的债务与历下大润发无关。二、根据原告主张的供货金额与历下大润发已付款及应扣费用进行核算，可以证明历下大润发不存在拖欠货款之情形。1、根据原告主张从2014年至2016年通过开具的全部发票进行计算的送货数额为17602235.98元；2、两被告共支付原告2014年至2016年所开具发票对应的货款为15095786.31元；3、原告主张货款中应当扣除的费用为1809726.11元，包括：(1)原告自认的2014年至2016年应从货款中扣除DC费用1137522.81元；(2)历下大润发应扣除的2014年春节期间促销的地堆费10056元，2015及2016年的推车/灯箱使用费370700元、原告应承担的折让费用81447.3元；(3)历下大润发依据原告与济南丰沛经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应扣除21万元；4、原告应返还历下大润发向其退货的货款888934.48元，退货款应当从未支付货款中予以扣除。根据《合同书》第三条、第十二条第七款向历下大润发原告退货价值1007142.05元，其中原告已领取退货118208元，要求原告返还尚未领取的退货对应的货款888795.18元。原告应当向历下大润发返还该退货的货款，本案中历下大润发以原告应返还的退货款对原告之诉讼请求行使抗辩权，并保留另行起诉原告要求返还全部退货款之权利。根据以上4项的数据进行核算可以确定，原告所供货物的金额在减去已付款数额及历下大润发应当扣除的费用后，历下大润发尚未支付的货款数额为696723.56元，根据合同约定历下大润发还应扣除原告之退货款，因原告之货款不足以支付其应当返还之退货款，故人民大润发不存在拖欠原告货款之情形。三、原告要求历下大润发返还各项返利的请求不能成立。首先，历下大润发并未收取原告所称的返利金额，原告做为供货方，其合同权利只有收取货款，其主张返还所谓的返利没有合同依据；其二、原告在举证中将其开具增值税发票中的折让金额做为返利依据，但折让是销售中进行价格优惠的一种方式，原告要求将自己主动开具发票予以确认的所谓折让金额予以返还根本不能成立。四、历下大润发并未收取过原告的进场费，其要求返还进场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原告所谓的交易保证金系从货款中扣留，原告并未另行缴纳，本案中由于原告之货款不足以支付应扣费用及应返还之退货款，故历下大润发不应向原告返还保证金。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历下大润发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山东三威置业公司证明，证明被告历下大润发与被告人民大润发的办公地址并不相同。证据2、合同主体变更协议，证明（1）、被告历下大润发仅受让了被告人民大润发2014年度的债权债务；（2）、被告人民大润发与被告历下大润发与原告对2014年度的发票开具、货款支付等事项有明确的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的划分。证据3、原告与被告历下大润发签订的2015、2016年的推车/灯箱协议书,证明被告历下大润发应当扣除原告所租用推车、灯箱的费用370700元。证据4、原告签订的2014年1月的《补充协议》,证明被告历下大润发应当扣除地堆场地使用费10056元。证据5、原告与被告历下大润发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折让证明》,证明被告历下大润发应当从货款中扣除折让金额81477.30元。证据6、《债务转让证明》及济南市泉城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证明被告历下大润发应当从原告之货款中扣除21万元。证据7、被告向原告退货的相关凭证（未领取部分的通知书（自制）、厂商退货盘点表（自制）邮寄证明及公证书）证明原告未领取退货部分被告已退至济南康诚仓储公司仓库，主张进行退货抵扣。证据8、双方未结算的退货订单共14份（打印件），证明（1）、与证据7相印证，证明被告向原告退货共形成订单14份，该订单系从双方的网络对账系统中打印；（2）、证明未结算退货的价格。证据9、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原告与被告历下大润发签订的关于传真确认的协议书及2014年度至2016年度发生的部分促销确认单传真件32份，证明原告在合作期间进行促销时，被告已通过传真经原告确认折扣进货的金额及数量。原告要求返还所谓的发票折让费用不能成立。证据10、原告与被告历下大润发签订的2016年合同书，证明（1）、原告在合同有效期内擅自要求解除合同属于违约行为；（2）、合同中第3页中明确约定为可退货，且明确约定“货物进货时送至第三方仓库大仓，则退货亦至第三方仓库大仓领取。”，合同第11页约定第三方仓库为济南康诚仓储有限公司；（3）、证明合同约定的进价折扣为14.5%，合同第10页中约定“进价折扣可直接在进货价格中实现，也可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实现”。从而证明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中所称的返利实际上是基于合同约定的价格折扣。证据11、济南康城仓储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出具的证明及济南京瑞商贸有限公司未取走的退货订单明细，证明被告已向价值888934.48元的退货退至济南康城仓储有限公司；证据12、济南康城仓储有限公司与原、被告于2014年1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订货及退货都是通过济南康城仓储有限公司发送订单，因此该公司对于双方的进退货的数量及货值均有掌握，其出具的证明对本案有关键证明力。双方在2016年11月签订的合同中也对该三方协议进行约定。证据13、原证据3、4的原件，证明灯箱、推车费用为370700元及补充协议费用。综合分析上述证据，结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08年至2014年期间，原告与人民大润发每年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告作为人民大润发供应商，双方合作由人民大润发销售原告的商品，合同有效期自每年度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此外约定，人民大润发实际应付之款项，系指依本合同规定议定的商品之价格于扣除退货金额，各项折扣后净额，且人民大润发得以保留以应付货款冲抵原告依其约定应付人民大润发的其它各项费用的权利。货款结算流程是,在每期支付货款前，人民大润发以双方商定的方式向原告提供上期账单，账单内容将包括：原告上期已送货并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供货金额与清单，上期人民大润发已向原告退货的金额及清单，上期人民大润发已在货款中扣除的各项费用金额与清单，上期人民大润发已向原告支付的款项金额。如原告对账单确认无误，应在22日内回复确认，原告回复确认即表示：原告认可上期已供货金额，认可上期人民大润发已退货的金额，认可上期人民大润发有权可以直接收取或从货款中扣除的费用金额。人民大润发在收到原告回复确认后，将向原告支付当期货款。如原告对账单有异议，按如下方式处理……。双方对任一期账单未明确一致之前，人民大润发将暂停付款程序，直至双方对相关数据及应支付金额确认无误后方始恢复支付程序，由此造成的支付延误人民大润发不承担违约责任，在双方确认账单后，账单将作为双方结算的重要凭证。账单上载明并已确认的数据，即使存在统计及计算上的错误，双方亦不再重新核算。根据双方的账期，人民大润发有权选择在每月的25日起连续22日或每月10日、25日起各7日开放网上对账系统，供原告核对并确认账目，网络域名……。其中不同年度的《商业活动条款》约定账期以及进价折扣、返利、费用等进行约定。2014年度《商业活动条款》约定账期为60天，其中的《特别条款、货款及账目核对》约定，截止本合同签订日，已经由原告实际交付人民大润发并已开具正确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双方约定的付款账期已届满的供货，人民大润发已向原告全部结算并将相应货款支付完毕。如原告认为人民大润发还有遗漏未支付的货款，需在5日内提供相应送货单及增值税发票以便双方核对。如原告未在5日内提出相应主张，则视为双方针对本合同签订日之前实际交付人民大润发并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双方约定付款账期已届满的货款结算不存在争议。对于结算过程中的退货及扣费情况，原告亦无异议。人民大润发将不再保留已确认部分的相应送货单证、退货通知单、促销推广确认单等凭证。进价折扣、商品进价特别折扣及其他折扣，一律于进货计算人民大润发实际应付款项时即予扣除。双方合同书中同时约定因延迟交货、产品质量情形的违约金。2014年1月19日，原告与人民大润发、案外人济南康诚仓储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济南康诚仓储有限公司作为大润发的仓储配送中心代表大润发向原告订货，仓储配送费用为含税进货额的3%，仓储配送费由原告与大润发结算，由济南康诚仓储有限公司开具发票给原告。关于退货按照原告与大润发签订的《合同书》第三条商品退货执行。2014年9月21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鉴于原告与人民大润发签订的《合同书》、《专柜合同》及其他附件、补充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合作条款、商业合作补充条款、合同书补充协议等）中一份或数份尚在执行过程中，以上称为既有合同。自2014年9月21日（以下简称“变更日”），人民大润发将既有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历下大润发，历下大润发概括受让人民大润发享有的全部权利并承担人民大润发既有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如变更日前原告已向人民大润发提供货物但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该部分增值税发票由原告开具给历下大润发，变更日前已由人民大润发向原告退还货物但未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原告未在进货发票中扣除该部分退货的，该部分发票的开具及结算义务由历下大润发承担。如变更日之前原告已向人民大润发交付货物及增值税发票，但变更日之后才到付款账期的，货款由历下大润发承担。三方确认截止变更日，对原告与人民大润发通过网上对账系统形成的账单（付款明细表）不存在任何争议。人民大润发因已履行部分产生全部债权、债务均由历下大润发承担，人民大润发自变更日之后不再承担任何责任。自2008年起至三方签订《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原告通过网上对账系统对原告与人民大润发合作期间的付款明细表均进行确认。2015年2月26日，原告与历下大润发签订《合同书》，有效期为该年度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其中第三条关于商品的退换约定，原告收到历下大润发商品退货单时，应于收到通知十日内领回退货商品，若逾期未领，历下大润发可以拒收原告的交货，同时历下大润发可以将此笔退货交由双方指定的物流公司退还原告，所发生仓储、保管、运输费用历下大润发可以从历下大润发向原告支付的货款中扣除，历下大润发将退货交至物流公司视为退货交至原告。历下大润发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历下大润发有权在双方交易终止后将未完成销售的库存商品全部退还原告。其他内容同上述合同书。双方签订2015年度商业合作条款，约定历下大润发在每月收到货物及原告开具正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开始计算账期，付款周期为60天。交易保证金为8万元。原告应给予历下大润发13.5%的进价折扣，并约定了四种情形的进价特别折扣，以及不同情形下的有条件返利。原告主张自2008年至2016年向两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供货合计为51976065.24元，应扣除的DC费用合计为2292244.36元，两被告合计支付货款为44954703.77元，原告主张两被告合计拖欠货款为4729117.11元。其中，2014年至2016年向两被告开具发票供货合计17602235.98元。两被告辩称，2014年至2016年应从货款中扣除的DC费用为1137522.81元，诉讼期间原告认可该数额后辩称，2013年12月27日发票的DC费用86982.6元应为2013年DC费用，应予扣减，原告最终确认2014年至2016年DC费用为1050540.2元。此外，原告主张其在开具发票之前进行了折扣、折让、并被扣除多项费用合计为2818771.68元，主张两被告应予返还。两被告不予认可辩称，增值税发票系根据合同约定及双方约定的促销价格开具，发票开具前进行的折扣、折让是双方协商价格的形式，并不包含其他费用，增值税发票体现了双方销售货物实际价格，符合税法规定。两被告辩称，两被告合计支付原告2014年至2016年供货货款15095786.31元（根据付款账期扣除2014年1、2月份付款）。原告认为其中2014年3月21日支付的644219元为暂扣退货款，为2013年开具发票的供货，故该付款系支付2013年的供货，其他付款合计为14451567.31元无异议。原告提供的2014年2月25日付款明细表显示，该期暂扣退货款为644219元，2013年3月21日付款明细表显示，该期退还暂扣退货款644219元。对于暂扣退货款，原告诉称，历下大润发将预先估计需要办理退货商品的货款扣下，最终该部分供货未实际退货，历下大润发所以将该款支付原告。历下大润发不予认可，辩称发票数额应为双方供货货款的依据，仅就供货期间的一笔暂扣退货款不能作为被告欠款依据。此外，原告提交多份付款明细表证实，付款明细表中的多笔暂扣退货款，历下大润发后期均进行支付。2016年5月10日，原告与济南丰沛经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原告同意承担济南丰沛经贸有限公司在历下大润发的债务21万元，并同意历下大润发在原告账款中扣除该款。2015年3月10日，原告与历下大润发签订《2015推车灯箱协议书》，约定原告使用推车、灯箱进行宣传，合计费用为185350元。该协议约定，该协议的履行不存可查资料，如原告对宣传有异议，可在发布期届满后5日内提出，否则视为宣传已完成，同意从货款中抵扣。2016年4月7日，原告与历下大润发签订《2016推车灯箱协议书》约定原告使用推车、灯箱进行宣传，合计费用为185350元。该协议约定，该协议的履行不存可查资料，如原告对宣传有异议，可在发布期届满后5日内提出，否则视为宣传已完成，同意从货款中抵扣。两年度推车、灯箱使用费合计为370700元。2014年1月，原告与历下大润发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向历下大润发承租地堆，自2014年1月13日至2014年1月30日，收费标准为15.1元/平方米/天，为10056元。该协议约定，该协议履行不存可备查资料，如原告对场地租赁存有异议的，应在每月开始的前5日内对上月履行情况提出异议，否则视为场地租赁已完成。2016年10月10日，原告与历下大润发签订《折让证明》，约定原告同意历下大润发在2016年1月-6月向原告购买的货物81447.3元的折扣金额用于促销活动，并附有折扣明细表。另查明，2017年2月16日山东省济南市泉城公证处出具（2017）济泉城证经字第7315号《公证书》，证实公证人员在济南康诚仓储有限公司仓库内、外部拍摄DT字样货架上标有“京瑞商品”的照片及视频经过，并于该仓库办公室取得《（27850济南京瑞）厂商退货盘点表》一份。历下大润发提供上述退货盘点表所对应14份订单，未税实际金额合计为649704.9元。历下大润发向原告通过EMS方式发出退货通知，原告于2016年11月9日拒收该EMS。2017年10月25日，济南康诚仓储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其作为原告与历下大润发的仓储配送中心，双方的进、退货均由其办理，进、退货订单均由其发出，根据三方约定，原告向其交货视为向历下大润发交货，历下大润发向其退货，视为向原告退货。自2016年8月历下大润发向其退货，原告仍有14个订单货物未领取，货值888934.48元。本院认为，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供货合同，约定由原告向两被告供货销售。后经三方签订《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人民大润发将即有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历下大润发。根据三方约定原告与人民大润发尚在执行的合同为既有合同应为2014年度合同，故历下大润发仅应就2014年之后相关合同概括承受权利义务。2014年之前，原告与人民大润发对每期交易均通过网上对账系统进行确认，根据原告提供的2014年2月付款明细表，截至2014年2月底被告人民大润发根据付款账期按付款明细表已向原告付款。故原告诉称人民大润发欠付2014年度之前货款无事实依据，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4年度的供货，原、被告均同意以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确认原告供货款项，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诉称，在其开具发票前历下大润发进行了价款折扣，且扣除了有关费用，历下大润发应向其支付该部分款项的意见，经审理认为，关于原告开具发票前的折扣系根据双方约定进行，且发票对折扣亦有体现，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历下大润发在其开具发票前扣除费用，故原告该主张于法无据，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经核算，2014-2016年度原告合计供货17602235.98元，原告认可的应扣除的DC费用1050540.2元。对于另外的DC费用86982.6元，经审理认为，一方当事人自认对其不利的观点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有证据证明当事人自认错误的除外。原告提交的证据证实，86982.6元DC费用扣费时间为2014年1月8日，但该费用系依据物流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开具的发票交纳，故该费用应为2013年度供货的DC费用。原告主张该费用应自其原自认的DC费用中扣减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故本案应扣除的DC费用为1050540.2元。关于针对2014年至2016年的付款情况，原、被告对14451567.31元的付款情况无异议。双方仅对暂扣退货款644219元是否作为对该期间供货的付款有异议。经审理认为，2014年2月25日付款明细表显示的该笔暂扣退货款所对应的供货系2013年进货，故该笔付款系支付2013年度供货货款。两被告针对2014年度之后供货合计付款应14451567.31元。根据上述统计，总供货扣减DC费用及总付款，历下大润发尚欠原告货款2100128.47元。关于原告应向历下大润发支付费用，其中的21万元债权转让款、两年度推车、灯箱使用费370700元、10056元的地堆费以及81447.3元的折扣金额，均有证据证实，该部分款项可以在原告货款中进行扣减。原告诉称81447.3元的折扣金额已在开具发票前扣减的意见，经审理认为，根据该折扣证明的出具时间及双方供货时间，该部分款项应约定在发票出具之后，故原告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历下大润发辩称的退货部分，经审理认为，根据原、被告的合同约定，历下大润发将货物退回济南康诚仓储有限公司视为完成退货，历下大润发通过公证方式证实，济南康诚仓储有限公司已按退货明细接收货物，故原告应约定方式将该退货取回，历下大润发辩称应在货款中扣减退货款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于退货款金额，物流公司所述货款中应扣除折扣金额进行结算，故应以未税金额649704元加17%税率计算，应为759773元。综上，历下大润发所欠原告货款2100128.47元，扣除21万债权费用、两年度推车、灯箱使用费370700元、地堆费10056元、折扣款81447.3元、以及退货款759773元。被告历下大润发应支付原告货款668152.17元。原告主张货款超出部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进场费，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保证金，由于2014年历下大润发概括承受原告权利义务时，8万元保证金应自上年度货款中结转，人民大润发未将该款退回原告，现双方解除合同，故历下大润发应向原告返还该保证金。原告该项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济南京瑞商贸有限公司货款668152.1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济南京瑞商贸有限公司保证金8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驳回原告济南京瑞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6820元，由原告济南京瑞商贸有限公司负担60460元，被告济南历下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负担63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欢人民陪审员 冯 青人民陪审员 尹承武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书 记 员 樊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