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49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珊珊，男，1976年2月12日生，汉族，中央电视台职工，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晚霞，江苏青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华溢，江苏青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名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原徐州名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中山北路风尚米兰L0FT1-910。法定代表人：刘尧伟，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尧伟，男，1982年2月14日生，汉族，江苏名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徐州市泉山区。上诉人徐珊珊与被上诉人江苏名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名门公司）、刘尧伟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苏031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珊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晚霞、被上诉人名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被上诉人刘尧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珊珊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为，如果徐州广电集团确实为被上诉人名门公司垫付了安保费，应当由广电集团向名门公司主张权利，或由其向徐珊珊转让债权后再由徐珊珊向名门公司主张，该观点不能成立。广电集团虽与名门公司存在《合作协议》，其两方是合作协议相对方，但其并未垫付《合作协议》中所涉安保费，该笔资金来源于徐珊珊个人，该垫付行为在徐珊珊与名门公司之间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广电集团没有垫付安保费，本身就不享有债权，何谈转让债权；2、徐珊珊执行《合作协议》相关条款约定的权利义务，属于职务行为。但合同中并未约定由徐珊珊垫付安保费，事前未征得广电集团的同意，事后未得到追认，垫付完全是徐珊珊个人行为。由于当时情况紧急，本该由名门公司支付的安保费，在刘尧伟的再三请求下，徐珊珊为了推进工作才帮助垫付，垫付安保费并没有得到广电集团的授权，何谈职务行为、表见代理？综上，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付安保费用，双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当然有权请求返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确定法律关系均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名门公司、刘尧伟辩称：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不能成立。上诉人徐珊珊称替名门公司支付安保费系其个人行为，并没有得到名门公司及刘尧伟的授权和同意，所以徐珊珊的诉讼请求不当。徐珊珊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的垫付款60万元及利息（以60万元为本金，按同期同类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为标准，自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法院判决给付之日止）；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查明，2014年7月3日，名门公司（甲方）与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乙方，简称徐州广电集团）之间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双方就2014年11月8日19时在徐州市新城区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峰暴来临”2014汪峰徐州超级演唱会合作事宜达成协议，内容包括：甲方作为本次演唱会的承办单位，承担本次演唱会的所有成本费用支付，具体包括：汪峰及相关演出人员的出场费（含税）、所有官方审批手续费用、舞美制作、灯光音响、交通住宿、场租、安保等费用；甲方同意拿出本场10000张门票（总价值不少于500万元），分批次交付乙方进行售票工作；乙方特邀作为本次演唱会的协办媒体单位，对本次演唱会进行刊例价总额不低于300万元的媒体宣传等等。协议书由名门公司、徐州广电集团分别加盖公章，被告刘尧伟作为名门公司负责筹办该演唱会的实际负责人在上述《合作协议》甲方落款处以甲方代表的名义署名。徐珊珊当时系徐州广电集团副台长，上述《合作协议》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徐珊珊作为徐州广电集团该演唱会的实际负责人，与刘尧伟之间经手办理了该演唱会的相关合作事宜。2014年11月6日，徐珊珊曾通过其尾号为9911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银行账户向徐州市保安公司尾号为7168的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账户分别转款5万元、5万元、70万元，其相应银行转款回单中注明该三次转款的用途分别为“汪峰安保”、“汪峰安保”、“汪峰演唱会安保费”。徐州市保安公司为此于2014年11月13日出具江苏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一张，该发票载明的付款方为徐州广电集团，开票项目为保安费用，金额80万元，收款方为徐州市保安公司。刘尧伟曾向徐珊珊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刘尧伟：身份证号：，现向徐珊珊借款陆拾万元整，该笔借款刘尧伟承诺于2016年12月30日前全部归还徐珊珊本人。逾期不还，刘尧伟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追讨和法律责任。”该《借据》无落款日期。2019年3月，徐珊珊即持上述《合作协议》、机打发票、《借据》等以诉称理由起诉来院。名门公司、刘尧伟则各以辩称理由予以反驳。经调解无效。在本案审理期间，徐珊珊为证实其诉请主张，提交以下证据：一、徐州市保安公司2019年5月16日出具的《关于2014年汪峰徐州超级演唱会安保费用相关事宜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2014年11月6日徐珊珊向徐州市保安公司汇款共计捌拾万元整（分三次），应徐珊珊要求，向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开具发票捌拾万元整。按照本公司惯例，先支付安保费用，后派遣安保人员和保安器材、安检设施等。特此证明。二、徐州广电集团2019年5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2014年汪峰徐州超级演唱会安保费用按徐州名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执行。经查，徐州市保安公司收取的安保费用人民币80万元非我集团支付。我集团对徐珊珊个人支付安保费不知情，系其个人行为。经质证，名门公司、刘尧伟认为：因徐州广电集团不是本案当事人，没有参加本案诉讼，二被告无法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即便徐州广电集团认可该笔安保费用由徐珊珊实际支出，徐珊珊也没有权利向二被告主张返还该笔款项。因为与名门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主体是徐州广电集团。徐州广电集团认可安保费用由徐珊珊个人支出，这在合同法上属于由第三人履行，在合同债权债务未依法转让的情况下，实际履行义务的第三人即徐珊珊并不因此取得合同相对人地位。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徐珊珊称：上述2014年11月13日发票所载明的安保费用80万元系其为名门公司所垫付，由其以徐州广电集团的名义向徐州市保安公司所支付。当时名门公司资金紧张，而演唱会又急于进行，名门公司急于将演唱会进行下去，遂向徐珊珊借款150万元，同时因安保费用也需要提前支付，刘尧伟和徐珊珊商量后口头约定由徐珊珊个人为名门公司垫付80万元安保费，徐珊珊直接支付给徐州市保安公司。当时徐珊珊是徐州广电集团这个项目的实际负责人，该笔款项就以徐州广电集团名义支付给徐州市保安公司，所以徐州市保安公司向徐州广电集团开具了相应发票。因这笔钱归属徐珊珊个人，徐州广电集团实际上没有支付这笔款项，故由徐珊珊作为权利人主张权利。刘尧伟在汪峰演唱会期间作为名门公司的实际运作人、也是负责人，其行为代表名门公司，所以徐珊珊多次找刘尧伟返还80万元垫付款，最后刘尧伟在2016年向徐珊珊出具了上述60万元的《借据》。徐珊珊自认刘尧伟已偿还20万元，但没有证据证实。名门公司、刘尧伟则称：刘尧伟作为2014年汪峰徐州超级演唱会的实际负责人，运作本次演唱会的过程中出现了资金缺口，和徐州广电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中约定名门公司交付徐州广电集团10000张门票，价值500万元，徐州广电集团需返还名门公司交付门票面值一半即不低于250万元的票款，但徐州广电集团实际只返还名门公司100万元票款。于此同时，刘尧伟作为本次演唱会实际负责人已经无力让该演唱会顺利进行下去，于是与徐珊珊约定将此项目交由徐州广电集团统筹运作，徐州广电集团将本次演唱会作为徐州广电集团40周年庆典活动之一，使得本次演唱会顺利进行。后期涉及的所有费用，不仅是安保费用均由徐州广电集团支付。徐珊珊称其持有的《借据》是2016年出具的，刘尧伟不承认。该《借据》是刘尧伟签的，当初签这份《借据》是想通过个人向徐珊珊借60万元将演唱会进行下去。在徐珊珊向刘尧伟转60万元之前，刘尧伟再次核算发现60万元不够演唱会剩余的运作资金，于是又签了150万元的借款。徐珊珊并未将上述《借据》所涉借款60万元实际出借给刘尧伟，刘尧伟也未向徐珊珊偿还其所谓的垫付的20万元安保费。原告在庭审时明确其诉请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为被告垫付了安保费用80万元，被告已经支付20万元，尚欠60万元。另查明，双方所述的有关150万元借款，原告徐珊珊曾于2014年11月19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二被告偿还借款150万元。二被告对借款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借款数额为145.4995万元，且已偿还30万元。经审理，该院于2015年2月15日作出（2014）泉民初字第473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的实际借款金额为145.4995，30万元为支付的其它费用，并非还款，最终判决名门公司偿还徐珊珊借款1076982.2元、刘尧伟偿还徐珊珊借款378012.8元。上述民事判决现已生效。再查明，被告名门公司曾用名徐州名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立于2012年6月13日，系自然人独资公司，被告刘尧伟为唯一股东。原法定代表人为卜新，2017年4月13日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尧伟。一审认为，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原告在原审庭审时已经明确其所主张的6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安保费用的代付款，其并不是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来主张权利，被告亦否认该60万元为借款，对于原告支付了80万元的安保费用这一事实并无异议，因此，本案原告的请求权基础并非民间借贷纠纷，不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关于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合同关系的问题。原告主张，其代被告垫付安保费用系经过与被告口头协商，双方存在口头协议，对此被告予以否认，对于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原告负有举证义务，原告提供了刘尧伟出具的《借据》，但该《借据》仅是证明其与刘尧伟之间借贷关系的相关证据，原告已经明确本案请求权基础并非民间借贷，主张该《借据》所载明的金额60万元即其为名门公司垫付的安保费用60万元，但其就名门公司或刘尧伟已偿还所垫付的安保费用80万元中的另外20万元未举证证实，且名门公司及刘尧伟并不认可上述事实，同时，该借据没有立据日期，无法判定借据出具时间是在原告垫付安保费用之前还是之后。本院对刘尧伟出具的金额60万元的《借据》与安保费用之间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原告徐珊珊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不能认定原告与被告存在代为支付安保费用的口头协议。关于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安保费的问题。根据被告名门公司与徐州广电集团所签署的《合作协议书》约定，支付安保费用属于甲方即被告名门公司的合同义务，尽管被告在庭审时抗辩该协议在实际履行时进行了多次变更，并最终解除，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支持。根据合同约定，安保费用应由被告名门公司负责支付。但该费用实际已由原告徐珊珊支付，而合同的另一方主体徐州广电集团出具证明，表示对原告的行为不知情，否认原告的行为代表集团。即徐州广电集团也否认与原告存在代为垫付安保费用的协议。在此情形下，应根据案情结合其它间接证据判断。首先，原告系徐州广电集团的副台长，涉案《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徐州广电集团相关工作由其具体负责，虽然缴纳安保费用不是徐州广电集团的合同义务，但安保费用该属于相关工作内容之一，原告缴纳保安服务费用亦是为了促使合同能够顺利履行，并没有超出其工作范围，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即便徐州广电集团对该行为不认可，原告也构成表见代理；其次，原告在向徐州市保安公司缴纳安保费用时要求该公司向徐州广电集团开具发票而不是向被告名门公司开具发票，从该角度来看，原告在缴纳该费用时主观上是认为其是为徐州广电集团缴纳的安保费用，而不是替被告垫付安保费。故此，原告的付款行为应归属于其职务主体徐州广电集团。此外，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为名门公司或徐州广电集团，徐珊珊非《合作协议》的当事人，其无权主张《合作协议》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如徐州广电集团确为名门公司垫付了《合作协议》中所涉安保费用，且该资金来源于徐珊珊个人，则应由徐州广电集团依据《合作协议》直接向名门公司主张权利，或由徐州广电集团向徐珊珊转让债权后再由徐珊珊向名门公司主张权利。遂判决：驳回原告徐珊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50元由原告徐珊珊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4年7月3日，被上诉人名门公司与徐州广电集团为举办“峰暴来临”2014汪峰徐州超级演唱会，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约定，由名门公司负责交纳演唱会的安保费用，但因该公司资金紧张，该笔费用其并未实际交纳，而是由当时徐州广电集团负责该项目的上诉人徐珊珊个人代为垫付了80万元安保费，对此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该笔安保费究竟为名门公司还是为徐州广电集团垫付，双方存在争议。徐珊珊称，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安保费由名门公司交纳，故其是为名门公司所垫付。名门公司则主张，因其已无力让演唱会顺利进行，与徐珊珊约定将此项目交由徐州广电集团统筹运作，后期涉及的所有费用、不仅是安保费用均由徐州广电集团支付，该款不是替名门公司垫付。但名门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徐州广电集团协商变更了对安保费用支付方的约定。徐州广电集团于2019年5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徐州市保安公司收取的80万元安保费并非由其支付，该集团对徐珊珊支付该笔安保费不知情，系徐珊珊个人行为。徐州广电集团的该份说明可以证实两点，一是该集团没有与名门公司协商变更协议相关条款并支付了安保费；二是虽然徐州市保安公司出具的80万元安保费发票上载明的付款方是徐州广电集团，但与该集团无关，徐珊珊垫付安保费是其个人行为。故名门公司关于该笔安保费应有徐州广电集团支付、徐珊珊不是为其垫付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名门公司的自认，汪峰演唱会安保费根据协议约定应由其支付而其实际未支付，结合徐珊珊个人确实为该演唱会垫付了80万元安保费的事实，应当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该笔债务名门公司应予清偿。徐珊珊认可名门公司已经偿还了其中的20万元，故本院对徐珊珊诉请名门公司返还60万元垫付款予以支持。关于被上诉人刘尧伟出具的60万元借据应如何认定问题。二审期间，徐珊珊主张其仅因汪峰演唱会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两笔债权债务关系，一笔150万元借款已经诉讼解决，一笔即本案尚欠的60万元垫付款。刘尧伟则主张只有一笔150万元的借款，其称：因演唱会运营不下去了所以打算借60万元，后来60万不够又打了150万元的协议，由于疏忽60万元的借据没有收回。徐珊珊称，刘尧伟在向其出具60万元借据时，为确保按时还款将自己的身份证原件抵押给徐珊珊。在2019年5月15日(2019)苏0311民初2036号案件开庭时，徐珊珊将涉案60万元借据及该身份证一并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刘尧伟当庭确认该身份证是其本人的，但称此是其曾经丢失的身份证。本院二审期间，刘尧伟又称：在借150万元时因情况很紧急，就把身份证放在徐珊珊处，在徐珊珊起诉我之后我就把身份证挂失了。针对身份证问题，刘尧伟向法庭作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陈述，前后自相矛盾，证实其没有向法庭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是故意掩盖事实真相。故本院有理由认为刘尧伟关于60万元借据是在签订150万元协议之前出具、由于疏忽没有收回的陈述不足为信。刘尧伟当时虽不是名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作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以个人名义向徐珊珊出具了60万元借据，应视为其对名门公司债务的加入，其亦应向徐珊珊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四款、第七款，判决如下：一、撤销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二、江苏名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返还徐珊珊人民币60万元整（利息以60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11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给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刘尧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徐珊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50元，均由被上诉人江苏名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刘尧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慧娟审判员  周东海审判员  赵东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杨荔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