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3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刚智，女，1936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灿明，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向东，男，1966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棠，广东丞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莉，女，197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曾刚智因与被上诉人刘向东、夏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0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刚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刘向东、夏莉共同连带向曾刚智归还一审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借款本金和利息；3.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刘向东、夏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曾刚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借款是夏莉、刘向东的夫妻共同债务。1.夏莉股票账户流水以及农业银行流水可证实夏莉借款用于家庭共同开支，案涉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股票账户资金流向均表明大部分借款用于家庭开支，如其中2000年6月23日至2000年12月4日多次取现，包括6月23日取现600元、8月22日取现1000元、9月15日取现2000元、11月3日取现1000元、11月9日取现4000元、11月14日取现2400元、12月4日取现1000元。当时夏莉无稳定经济收入，但家庭日常事务均由夏莉负责，股票账户的流水记录，取现基本呈多次小额的规律，与家庭主妇日常取现用于家庭零星开支特征明显吻合。2.夏莉与刘向东在2016年4月10日的录音，证明夏莉为刘向东购置大量生活物件，两人大部分家庭开支来自向曾刚智借款等事实，刘向东对夏莉向曾刚智长期借款一事是知情的并允诺了共同偿还。3.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21095号生效判决认定夏莉股票属于与刘向东的共同财产，但一审法院却认定股票对应的债务为夏莉个人债务，违背权利义务对等基本原则，造成权利义务明显失衡。（2019）粤0114民初2705号民事判决认定刘向东知悉夏莉借款炒股，刘向东认为股票为两人共同财产，则表明其自认炒股所对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认定夏莉累计向曾刚智借款本金345000元，该借款大部分均流向夏莉股票账户后最终形成婚后被分割的财产。该案判决认定了刘向东一直知晓夏莉炒股，刘向东一直默许夏莉借款炒股的行为并因此受益，故借款理应为夫妻共同债务。二、刘向东收入有限，加之其不良嗜好致长期亏欠夏莉生活开支，夏莉为正常生活开支所负债务理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1.刘向东在2000年时每月工资仅2000元，当时房贷就有1300元，至双方离婚前刘向东每月支付给夏莉生活开支不超过3000元。但两人家庭支出大于该金额，如女儿的培训费、辅导费等，其工资不足以支撑家庭开支。2.刘向东好赌成性且婚内出轨，工资收入无力以继。3.自刘向东取回工资卡至两人于2017年离婚，刘向东工资卡余额仅剩6000余元。三、一审法院据以得出案涉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脱离案件事实与证据，造成基本事实不清且遗漏关键证据。1.一审法院认为刘向东与曾刚智无借款合意，事实认定错误。证据电话录音表明刘向东知晓夏莉向曾刚智借款炒股，可见已形成借贷合意。2.一审法院认为曾刚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刘向东曾经使用过本案借款，亦不能证明借款用于夏莉与刘向东夫妻共同生活。但一审法院遗漏查明夏莉提交的证据电话录音，该电话录音证实夏莉为刘向东购置大量生活物件、刘向东月工资仅两千、刘向东好赌搞婚外情、夏莉长期生活开支不够，家庭开支经常向曾刚智借款等事实。3.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明显失当。曾刚智自1999年起所有出借资金均由夏莉签名捺手印以借款方式资助夏莉、刘向东家庭。现两人离婚，另案生效判决判令刘向东分割夏莉股票。一审法院无视股票已经被认定共同财产的事实，对本案借款按照夏莉个人债务处理，判决结果明显失当。刘向东辩称，第一，根据（2019）粤01民终21095号民事判决，曾刚智及夏莉在该案中声明存在借贷关系，并由刘向东偿还夏莉向曾刚智的借款。该判决是以夏莉单方签署给曾刚智的借条为依据，其涉及的为夏莉日常生活开销。而本案中，曾刚智主张存在其他借贷关系，并以借贷给夏莉单方使用的款项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提起本案诉讼，有违诉讼的客观性。曾刚智可以在前述案件中一次性提交所有的由夏莉单方签名的证据主张债务，然而其没有提出，而是在本案中以无法一一对应的个人提款记录和夏莉单方签名的借条作为依据提起诉讼，两人明显存在恶意串通制造债务的情况。第二，曾刚智与夏莉在一审中均主张涉案的借款均用于股票投资，在二审中则提出大部分借款用于日常生活，前后表述存在严重矛盾。第三，从证据农行银行卡流水记录及广州证券花都营业部客户查询资金流水记录来看，该两份证据从时间点上是断裂的，从资金的流转进行核算，无法判断曾刚智所提的款项是用于夏莉的银行股票投资，双方的金额来源也没有标注，因此曾刚智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夏莉之间存在借贷和投资关系。第四，从曾刚智所提交的广州证券花都营业部客户查询资金流水，在本案借款发生前，于1999年1月15日已经有款项入账，可见账户中的资金并非全部来源于曾刚智，而且无法体现本案之间的借贷关系。第五，曾刚智与夏莉的借贷投资行为违反了股票操作的常理，不能以补充的证据证明或推定曾刚智和夏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003年以后，银行和证券公司账户绑定形成了转账。曾刚智可以通过柜台转账给夏莉，而不需要提取出相应的现金。而且正常的证券投资应是将一次性的股票投资款转入银行账户，而再转入证券账户进行证券投资，但是曾刚智却多次提款，提款时间与转入夏莉的银行账户的时间也不一致，违背了现实操作股票投资的常理。第六，1999年12月份夏莉生育了刘雪琳，而在几天之后其账户借款进行股票投资，也不合理。据刘向东的了解，该时期应是曾刚智操控夏莉的证券账户。第七，广州证券公司在2012年6月份才获得了融资融券资格，且开设两融资格需要500000元为账户门槛，夏莉的账户不具备两融资格，不存在其账户资金全部亏损的情况。曾刚智和夏莉均认为涉案的股票已经全部亏损，是不符合事实的。第八，本案是基于刘向东向夏莉索取20000元的股票投资款而出现，20多年前的债权债务或借贷炒股情况至今才提起诉讼，明显是夏莉和曾刚智恶意串通构建证据进行虚假陈述，应驳回曾刚智的诉讼请求。夏莉辩称，认可曾刚智的上诉意见，不认可刘向东的答辩意见。1999年12月，曾刚智获得了一笔执行款40000元，夏莉遂向其提出借款请求，夏莉当时只是生孩子，并不是没有行动能力，所以向曾刚智提出借款用于炒股也是符合常理的。3月份之后，由于没有持续工作，所以经常在股票资金中支取现金用于生活开支，而且多年来，只要知道曾刚智有钱，都会向其借钱用于股票投资，一直没有归还过。家庭需要用钱的时候，刘向东不给，夏莉只能去股票中支取用来生活开支，所以在刘向东提出要分割夏莉股票账户的资金时，夏莉对刘向东说分割股票账户可以，但需要把欠曾刚智的钱先还了。曾刚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夏莉、刘向东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45000元；2.判令夏莉、刘向东共同支付借款利息186906元（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9月11日）以及后期利息（自2019年9月12日至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6%计息）利息计算公示附后，以我方提交的利息计算表为准；3.判令夏莉、刘向东共同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刚智主张的借款经过：第一笔借款：1999年12月25日，夏莉向曾刚智借款40000元，曾刚智从法院获得40000元执行款，将40000元现金交付给夏莉用于炒股；第二笔借款：2017年10月30日，夏莉向曾刚智借款60000元，2017年11月3日，曾刚智通过银行柜台取现10000元，2017年11月5日，曾刚智通过银行柜台取现20000元，2017年11月6日，曾刚智通过银行柜台取现1000元、29000元，曾刚智将上述现金交付给夏莉，2017年11月零某日，夏莉分别向自己的股票账户绑定的银行卡存现12000元、20000元、29000元，其中60000元打入了股票账户，剩余1000元的借款进入股票账户的流水我方没有提供；第三笔借款：2011年4月17日，夏莉向曾刚智借款60000元，2010年12月18日，曾刚智从银行柜台取现26400元并交付给夏莉，2011年1月7日，夏莉将其中的20000元存入股票账户，2011年1月26日，曾刚智通过银行柜台取现3400元并交付给夏莉，2011年2月22日，曾刚智通过银行柜台取现4000元并交付给夏莉，2011年2月23日，夏莉将3400元、4000元及曾刚智给的其他现金共计20000元存入股票账户，2011年3月18日，曾刚智通过银行柜台取现4000元并交付给夏莉，2011年4月14日，曾刚智通过银行柜台取现3900元并交付给夏莉，夏莉将4000元、3900元以及自己的现金以及曾刚智给的其他现金共计30000元存入股票账户；第四笔借款：2012年12月28日，曾刚智通过银行转账向夏莉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45000元，2012年12月2某日，夏莉将该笔45000元转入股票账户；第五笔借款：2012年5月15日，夏莉向曾刚智借款130000元，当天曾刚智通过银行柜台向夏莉汇款130000元，2012年5月1某日，夏莉将该笔130000元转入股票账户。夏莉和刘向东没有向曾刚智还过钱，曾刚智也没有追究过。夏莉对曾刚智陈述的借款经过予以确认；刘向东对曾刚智陈述的借款经过不予确认。另查明，夏莉是曾刚智的女儿，夏莉与刘向东于1998年6月17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7月13日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2109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4民初27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被告夏莉名下的广州证券股票证券和可用资金余额归被告夏莉所有，被告夏莉应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折价补偿款28229.87元给曾刚智刘向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夏莉承认曾刚智的全部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刘向东对涉案借款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鉴于（1）涉案借据“借款人”处仅有夏莉签名，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无法推断出刘向东与曾刚智对涉案借款达成合意；（2）现曾刚智提交的证据尚不能充分证明涉案借款刘向东曾经使用过，亦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夏莉与刘向东夫妻共同生活；（3）经查明涉案借款均用于夏莉个人炒股，亏损亦是夏莉个人行为之结果，且没有证据证明刘向东受益于上述借款；（4）根据最高院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最新答复精神，本案借款金额较大，明显是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举债，曾刚智负有证明该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但曾刚智未能提供以上证据；（5）至于刘向东获取的28229.87元属于股票权益，因金钱属于种类物，夏莉用来炒股的钱并非均来自于曾刚智，故不宜直接认定该笔28229.87元来自于曾刚智；综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日常生活经验，一审法院对涉案借款确认为非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夏莉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曾刚智归还借款本金345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9年9月12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6%计息，另加186906元）；二、驳回曾刚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19元，由夏莉负担。二审期间，曾刚智依法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POS消费单据16张及夏莉微信的转账记录截图，拟证明刘向东常年不向夏莉支付生活费，夏莉生活来源几乎全部来自曾刚智出借的资金，夏莉所借资金大部分用于家庭开支，案涉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刘向东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在一审时已经客观存在，现作为二审新证据，明显违反了证据规则，不应采纳；如果予以采纳，也应当对延迟举证的行为进行处罚。对POS消费单据、微信银行转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确认，夏莉与刘向东在婚姻及财产纠纷中已经明确双方不存在共同债务，并实际分割了刘向东的所有款项，夏莉本人并没有任何财产可供分配，夏莉所提供的消费记录应当不予采纳，其消费记录与本案的投资股票借款并无关系。对于曾刚智认为夏莉日常生活开销是因借款而产生，刘向东不予认可。从1999年到2010年，刘向东的工资卡由夏莉使用，刘向东的职业是编制狱警，足以支撑其日常生活。即使刘向东在2010年拿回工资卡，但仍有支付日常生活费用。夏莉质证称，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审查该组证据认为，证据虽然是真实合法的，但其仅反映了夏莉的部分消费和转账记录，发生的时间与案涉借款发生的时间并不相符，且案涉借款均转入了证券账户用于股票投资，故该部分证据与夏莉向曾刚智的借款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证据在卷佐证，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夏莉向曾刚智出具了五份字据，分别为：（1）落款日期为1999年12月25日的《借条》写明：曾刚智现从花都区法院收到欠还款40000元，现转借给夏莉用作证券投资，利息则按银行短期商业贷款利率计息。（2）落款日期为2007年10月30日的《借据》写明：曾刚智收到拆迁补偿款60000元，由于股市利好，特将此款借给夏莉用作股票投资，由于前几年股票投资失利，所以此借款为夏莉私人借款，利息则按银行商业贷款计息（10%/年）。夏莉在该《借据》下方补充：加借：曾刚智收到侄女还款10000元，现转借夏莉用作购买股票，借款条件如上。落款日期为2008年2月1日。（3）落款日期为2011年4月17日的《借条》写明：2010的12月至2011年4月向曾刚智借款前后共60000元，用于投票投资，利息则按银行贷款利率计息。（4）落款为2019年4月18日的《确认书》写明：夏莉于2012年12月28日向曾刚智支取转账到其农业银行45000元到其名下的股票账户，至今没有归还。（5）落款日期为2012年5月15日的《借条》写明：向曾刚智借款130000元用于生活开支及证券补仓之用，约定利息按银行贷款利息结算或按每年百分之三十分红。夏莉名下账户尾号为9519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流水记录和夏莉名下在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户的证券账户流水记录，均记载了夏莉有多笔银行转证券、证券转银行的业务。夏莉的前述农行银行卡的支出项目中，多数是消费、现支，另有少量转账。曾刚智曾于2018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夏莉、刘向东民间借贷，案号为（2018）粤0114民初881号。在该案中，曾刚智提交了由夏莉签名的借条三份，具体情况如下：（1）落款日期为2007年5月28日的《借条》写明：“借曾刚智陆万伍仟元用于刘向东还债，口说无凭，特此立据”。（2）落款日期为2010年6月2日的《借条》，写明：“由于突遇家庭变故，个人家庭开支原因，急需向曾刚智母亲大人借款贰万元正，特此立据。”（3）落款日期为2011年6月9日的《借款条》，写明：“今向曾刚智女士借款壹万元正，用于购买刘雪琳换季衣物及新配眼镜和手提电脑费用的支付，等刘向东自动自觉给付以上款项，即刻还给曾刚智女士。特此立据。注：1、利息按银行贷款清算。2、加之前借的14200元用于办证，补借款共24200元正。”在该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曾刚智主张的借款是夏莉和刘向东两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两人共同承担前述借款的还本付息义务。该判决经二审法院审理维持原判，已经生效。刘向东于2019年2月2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夏莉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案号为（2019）粤0114民初2705号。该案件于2019年4月19日第一次开庭过程中，夏莉陈述：其于1996年在广州证券公司开了股票账户，是曾刚智给其10000元开户，在1996年至1999年期间，夏莉因工作没有时间管理账户，由曾刚智代为管理投资，也陆续有投资进入账户。2000-2004年期间，账户处于“僵尸户”状态，至2006年因刘向东不让其外出工作，夏莉便把股票投资当做日常的工作，2012年后有几个朋友委托夏莉代为投资股票，双方约定了盈利分成，但由于2016年股灾亏损，至2017年12月29日，其账户上的股票市值为8076元，总资产为8635.89元。2019年4月18日的确认书是后补的，因为在夏莉没有操作股票账户期间，曾刚智一直有投资，在夏莉于2006年接手管理投资后，账户上有7-8万元，故夏莉给曾刚智补了欠条。夏莉在该案庭审中提交确认书和借条，称共向曾刚智借款383000元用于股票投资。本案审理中，曾刚智陈述：其自夏莉与刘向东结婚后就与其两人同住，直至在其两人离婚前一两年时，其曾入住养老院，在其两人离婚后，曾刚智与夏莉同住。夏莉陈述：（1）本案借款的用途是投资股市，不同于生活用款。（2）2007年12月至2015年9月期间转入证券账户的款项均来自于曾刚智的工资收入，没有其他来源，之后又变更陈述称2010年前后时间证券账户的款项是曾刚智提供的。（3）夏莉称股票投资是没有收益的，但其经常从股票账户中零星提取作为生活开支。（4）夏莉在2006年接收证券账户使用后，因账户中有余额故出具了确认书，该确认书指的是2007年10月30日所写的借据。（5）夏莉确认2010年5月之前，刘向东将工资卡交由其用于家庭生活。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一审法院认定曾刚智与夏莉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有效，有借条、借据、确认书和提款、转账记录为证，夏莉也确认了借款的真实发生，对一审法院判令其承担还款义务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刘向东二审中提出的关于曾刚智与夏莉之间的借款不真实的抗辩意见，不予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借款是否夏莉与刘向东的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确立了共债共签的夫妻共同债务确认原则。本案中，曾刚智与夏莉、刘向东两人多年来同住，其具备条件要求夏莉、刘向东共同签名确认借款，但是案涉借条均仅有夏莉签名，仅凭借条上夏莉一人的签名不足以认定本案借款是夏莉、刘向东的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按照这一规定，一审法院在（2018）粤0114民初881号案件的裁判中，认定了该案债务为夏莉、刘向东夫妻共同债务。在该案中，夏莉所写的借条明确借款用途是用于家庭日常支出，包括购买物件等。但是在本案中，夏莉所写的借条、借据和确认书中，均明确借款是用于投资股票；从夏莉的银行卡流水记录和证券账户流水记录，也反映了曾刚智所主张的借款，交付后均转入了证券账户，印证了借款用途为投资股票。因此本案借款不属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能据此认定为夏莉、刘向东两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曾刚智主张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借款是夏莉、刘向东的夫妻共同债务。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夏莉名下的农行银行卡流水记录和证券账户流水记录，转入转出记录甚多，大部分款项转入的时间和金额与曾刚智所主张的本案借款并不相符，不能据该证据得出证券账户的款项均来自曾刚智的借款的结论，实际上，夏莉本人也只能确认其中部分时间的款项来自于曾刚智；从款项在证券账户转出至银行卡账户后的使用情况，也仅有部分是用于消费，其他现支和转账的款项是何用途，亦无法确认。曾刚智特别指出了2000年6月至12月的证券账户款项转出情况，其中11月至12月共同转出多次款项共计超过8000元，但是对夏莉在一个月间支出了超过8000元的款项的原因，曾刚智和夏莉均无法予以证明。相同的，曾刚智和夏莉也没有证据证明前述流水记录中其他从证券账户转出的款项的用途与夏莉、刘向东家庭生活相关。结合本案的事实，借款分别发生于1999年、2007年、2010-2011年、2012年，按照夏莉的陈述，在2010年5月之前，刘向东将其工资卡交由夏莉用于日常生活，家庭生活收入来源稳定。期间夏莉曾因特别的支出项目向曾刚智借款，除此以外，没有证据足以证明夏莉、刘向东两人家庭生活中存在大额支出需要借款高达30多万元。可见，前述流水记录并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夏莉、刘向东夫妻共同生活。第二，曾刚智主张夏莉和刘向东的电话录音，以及（2019）粤0114民初2705号案件判决，均证明了刘向东知悉夏莉借款炒股。但在该两项证据中，电话录音并未提及夏莉向曾刚智借取本案款项用于投资股票，也未提及要求刘向东与夏莉共同偿还本案借款。而相关生效判决也仅认定刘向东应知道夏莉投资股票一事，并未认定与本案借款相关的事实。因此，该两组证据亦不能佐证曾刚智的相关主张。至于曾刚智、夏莉所主张的夏莉与刘向东离婚时证券账户中的余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则证券账户的款项来源则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本院评析认为：首先，曾刚智和夏莉均无法证明转入证券账户的全部款项均是来源于曾刚智出借的款项；其次，证券账户转入款项的金额时间与曾刚智出借给夏莉的款项金额和时间并不一致；再次，夏莉多次陈述借款投资股票后因为亏损故无法还款，也没有产生收益，并称至2017年底证券账户余款仅约8000元，而2017年后曾刚智并没有另行出借款项给夏莉用于投资股票，可见2017年后证券账户中的款项与曾刚智的借款无关。最后，曾刚智和夏莉又另陈述夏莉将曾刚智出借给其用于投资股票的款项取出用于日常生活，该说法与夏莉关于借款投资股票后严重亏损的说法并不一致。即便该陈述为真实，那么证券账户中的借款款项已经被取出作为其他用途，则夏莉和刘向东离婚时证券账户中的余额与借款不存在关联性。故曾刚智和夏莉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因此，由于曾刚智未举证证明其出借的款项用于夏莉、刘向东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其两人共同意思表示；而且在2007年10月30日的《借据》中，也明确约定相关借款为夏莉私人的借款，没有提及相关借款与刘向东存在关系。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本案借款无法认定为夏莉、刘向东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并非夏莉、刘向东的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确认。曾刚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19元，由上诉人曾刚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雪芳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徐施阮尹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