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2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女，1967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瓦房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男，196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瓦房店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莹，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梦瑜，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男，197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双双，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云，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195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户籍地辽宁省瓦房店市，现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197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顺，大连瓦房店市大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张某1、张某2、张某3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1民初7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1及上诉人张某1、张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莹、上诉人张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双双、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张某2、张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直接改判为：1、判令坐落于瓦房店市房屋归张某1所有，张某1返还给刘某1一半的房屋价值即221650元，张某1返还给张某3、张某2应得房屋六分之一的份额款即73883元。2、一审诉讼费和评估费、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继承法第十三条中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之所以立法规定法定继承人“可以多分”以及“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就是为了树立优良家风，鼓励人心向善，从立法上褒奖对被继承人履行扶养义务的人，爱老护老养老敬老。本案中，2010年张传斌在北京和二被上诉人共同生活只有两三个月，此期间张传斌患××。二被上诉人得知张传斌感染××后，没有给他治疗，竟然以怕感染小孩子为借口，将张传斌赶出家门，二被上诉人不再与张传斌共同生活。当时张某3的孩子也很小，同样也有被传染的风险；其妻患癌病，张某3背负巨大精神和经济压力，仍然尽最大的能力给张传斌提供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张某3将张传斌接到广州，积极给其治疗并最终治愈。2010年8月，张传斌去广州生活和治疗，之后所有的日子里，是三上诉人陪伴照顾扶养张传斌。2010年8月张传斌从北京去广州，2011年5月回到瓦房店；2014年又去广州治疗；2015年6月3日回到瓦房店；2019年10月3日去世。张传斌从2013年10月31日至2019年10月3日，共21次住院604天和18次门诊，其中3次在广州住院418天。2010年8月至张传斌2019年10月3日去世，二被上诉人没有出钱没有出力，没有履行一点扶养义务。一审法院未查明三上诉人孝敬和扶养老人的事实，明显偏袒二被上诉人。一审法院对二被上诉人分得与三上诉人相同的继承份额，属严重违反法律规定。1、一审法院认定1993年2月15日，刘某2由张俏改名为刘某2，这一认定是错误的。刘某2的曾用名一直叫“王俏”，她从未使用过“张俏”这个名字。2、一审法院认定“2007年后刘某2定居北京工作，张传斌及刘某1随其共同生活期间，刘某2曾安排二人旅游”。一审法院认为，“张传斌随刘某1同去北京与刘某2共同生活，也一起旅游，足可见三人之间感情融洽。虽然在张传斌生病期间，二原告未常伴身边照料，但是也提供了银行存折供其花用”。事实上，张传斌及刘某1并不是2007年就去北京生活，只是在2010年二人去北京，是去帮助刘某2装修房屋，在北京只呆两三个月时间，身体健康。在此期间，二人或三人一起旅游，一审法院不应得出感情融洽这样富有主观感受的结论。张传斌生病期间，二被上诉人不但没有常伴身边照料，也并没有提供银行存折供其花用。事实上，刘凤云在张传斌去世40天以后才回到瓦房店，是回来要房子。刘某2至今未回瓦房店拜祭张传斌。3、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10月后张传斌因病多次入瓦房店医院治疗，在此期间由被告张某1、张某2及张某3雇佣的保姆照料，原告刘某1常居北京刘某2处”。事实上，2013年10月之后，张传斌还曾去广州治病，3次住院共计418天。4、一审法院认定，“据被告自述，张某1与张某2随生母生活，成家后逢年过节会探望张传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以所谓被告自述，造成张某1与张某2在成家后只逢年过节会探望张传斌的假象。事实上，张某1与张某2都照顾老人，并非只逢年过节探望张传斌。5、一审法院认定，“后张传斌生病二人开始接手照顾”。事实上，在2013年10月之前，三上诉人均照顾张传斌，尽自己能力赡养老人。6、一审法院另查，“刘某1名下的一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折及一份大连银行存折在京居住期间由张传斌保管，供其支取使用，累计取款万余元”。事实上，刘某1名下的存折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能证明款项仅供张传斌使用，可能老人取款用于二被上诉人。二、《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张传斌生前的自费医疗费用、雇佣保姆费用，三上诉人为操办张传斌丧葬事宜的花费，均应在继承案件中一并处理，以避免当事人诉累。1、张传斌在生前花费自费医疗费用30.15万元、雇佣保姆费用28.1万元，两项合计58.25万元，应在继承案件中一并处理。2、张传斌去世后，三上诉人负责丧葬事宜，丧葬费用为29.3万元，应在继承案件中一并处理。3、案涉房屋评估价为44.33万元，鉴定评估花费10366元。因为案涉房屋漏水淹到楼下邻居，案涉房屋不得不改造装修，这是20年的老旧房屋能评估44.33万元的原因。因此，该装修费用应在继承案件中一并处理。刘某1、刘某2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刘某2由王俏改名为刘某2，一审写成张俏是笔误。二、被上诉人刘某1对被继承人张传斌尽到夫妻扶助义务，夫妻存续期间，他们互相扶持，刘某1也有病，但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经常看望和照顾张传斌，并且把存折和存单相关证件一并交给张传斌，供其生活所用，直到2017年8月17日，上诉人张某1将刘某1拒之门外之后，刘某1再未看望和照顾张传斌的机会，至张传斌死亡，上诉人也未通知二被上诉人，刘某1在张传斌死亡后，也拜祭了。三、刘某2尽到了赡养义务，从1996年开始，其所得奖学金不仅自己上学，还用余下的奖学金购买的家电、沙发、房子。2007年刘某2到北京工作后，将张传斌夫妻接到北京共同生活到2013年，在此期间，所有费用都是刘某2承担，生活也是刘某2照顾，三上诉人没有尽一点义务，更未花一分钱，也没有关心和照顾。四、上诉人二审主张的所有费用，一审并未反诉，可以另行起诉，假设上诉人所述费用属实，这也是其法定义务，无权向被上诉人主张索要。刘某1、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坐落于瓦房店市房屋（证号200022520）归原告刘某1所有，原告刘某1返给原告刘某2及各被告每人44330元；2、请求各被告承担诉讼费及鉴定费。事实与理由：原告刘某1与己故的张传斌（2019年10月3日死亡）是再婚夫妻。张传斌与原配妻子共生有三个子女，分别是长子张某2、次子张某3、长女张某1。原告刘某1与原配丈夫只生有一个女儿刘某2。张传斌与刘某1再婚时刘某215岁是其继女。刘某1与张传斌在婚内共同购买了案涉楼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张传斌死亡后，原、被告都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对案涉房产都享有继承权。因继承事宜不能达成协议，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某1与被继承人张传斌系再婚夫妻。再婚前刘某1生育一女刘某2（1993年2月15日由张俏（笔误，应为“王俏”）改名为刘某2），张传斌生育三个子女，即被告张某1、张某2、张某3。二人于××××年××月××日登记结婚时，刘某2刚满14周岁。2000年刘某1与张传斌购买房屋，位于瓦房店市（建筑面积74.11平方米），并于2000年8月1日办理产权证，登记于张传斌名下。2007年后刘某2定居北京工作，张传斌及刘某1随其共同生活期间，刘某2曾安排二人旅游。2013年10月后张传斌因病多次入瓦房店医院治疗，在此期间由被告张某1、张某2及张某3雇佣的保姆照料，原告刘某1常居北京刘某2处。据被告自述，张某1与张某2随生母生活，成家后逢年过节会探望张传斌。后张传斌生病二人开始接手照顾。2019年10月3日张传斌去世，生前未留有遗嘱。现案涉房屋由被告张某1居住使用。经法院委托，摇号确定大连永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估价为443300元。本次鉴定评估花费10366元。另查，刘某1名下的一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折及一份大连银行存折在京居住期间由张传斌保管，供其支取使用，累计取款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系原告刘某1与被继承人张传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系二人的共同财产，双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案涉房屋二分之一份额可作为张传斌的遗产进行继承处理。因张传斌生前未留有遗嘱，则张传斌的配偶、子女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对遗产部分主张法定继承权利。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案中，刘某1与张传斌结婚时刘某2尚未成年，刘某2随二人共同生活，在二人的照料下直至成年，刘某2与张传斌形成实际扶养关系，且刘某2也对其尽了赡养照顾的义务。刘某1与张传斌婚后共同生活二十余年，二人相互扶助，共同购买了案涉房屋。张传斌随刘某1同去北京与刘某2共同生活，也一起旅游，足可见三人之间感情融洽。虽然在张传斌生病期间，二原告未常伴身边照料，但是也提供了银行存折供其花用。现被告以遗弃为由主张二原告丧失继承权，但所提供的张传斌住院病志、证人证言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二原告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事实，故被告要求认定二原告丧失继承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作为张传斌的法定继承人，对张传斌的遗产可等分继承。故案涉房屋二分之一份额部分，由原告刘某1、刘某2、被告张某1、张某2、张某3五人均分，即每人得案涉房屋十分之一份额。原告刘某1原有二分之一共有份额，故案涉房屋由刘某1继承所有，返还其他继承人十分之一遗产价值较为合理，原告刘某2、被告张某1、张某2、张某3每人得4433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坐落于瓦房店市房屋（证号200022520）由原告刘某1继承所有；二、原告刘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刘某2及被告张某1、张某2、张某3各十分之一房屋价值即44330元；三、原告刘某2、被告张某1、张某3、张某2收到上述款项后十日内协助原告刘某1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评估费10366元，合计1466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某1负担2934元，由原告刘某2、被告张某1、张某2、张某3各负担293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某1、张某2、张某3提供以下证据：张传斌在广州、大连门诊治疗情况的票据。拟证明张传斌从2013年10月31日至2019年10月3日，共19次住院604天，其中在3次在广州住院418天。这些时间都是三上诉人在陪伴，三上诉人尽了扶养义务。刘某1、刘某2对于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明不了二被上诉人对张传斌没有尽到赡养和扶助义务，2007年之前是和刘某1一起生活，2007年至2013年和二被上诉人在北京生活，所有费用都是刘某2支付，生活上也是由刘某2照顾。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辩意见，因以上张传斌看病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二被上诉人未尽扶养义务，故无法推翻一审认定的事实。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有义务赡养及扶助被继承人张传斌。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未查明三上诉人孝敬和扶养老人的事实，二被上诉人不尽扶养义务应不分遗产，但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07年后刘某2定居北京工作，张传斌及刘某1随其共同生活。2013年10月后张传斌因病多次入瓦房店医院治疗，在此期间由张某1、张某2及张某3雇佣的保姆照料，刘某1常居北京刘某2处。尽管2013年10月后三上诉人所尽赡养义务较多，但并不能因此认定二被上诉人未尽赡养义务并剥夺其继承权，三上诉人为张传斌治病护理亦属于履行法定义务，本院对于一审判定的继承份额不予调整。三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定1993年2月15日，刘某2由张俏改名为刘某2是错误的，刘某2曾用名一直叫“王俏”，根据一审卷宗中瓦房店市公安局出具的户籍证明，1993年2月15日，王俏将姓名改为刘某2，故该处一审应属笔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三上诉人主张为操办张传斌丧葬事宜的花费、案涉房屋装修费用均应在继承案件中一并处理的意见，因以上请求三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出，本院不予一并处理，当事人可另行协商或者诉讼解决。综上所述，张某1、张某2、张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50元（张某2已预交），由张某1、张某2、张某3各负担26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艳波审判员  王 虹审判员  高明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