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58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孝才，男，1978年3月23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荆州城南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孔全，荆州市沙市区复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务元，男，196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文，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孝才因与被上诉人陈务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191民初3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孝才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鄂0191民初3620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在诉讼中认可的基础法律关系及原审确定的案由均为民间借贷关系，原审适应法律的却是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即债权转让的规定，二者是矛盾的，既是认定事实错误，又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借款230,000元”。被上诉人的诉状中自认，“原、被告经朋友刘长伟介绍认识，2013年9月5日，被告通过刘长伟向原告借款300,000元”。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开庭时陈述“是刘长伟开口找我借30万元，我找刘长伟还钱，以朱孝才欠的23万元抵我的借款”。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目录》第二组银行转款30万元凭据的证明内容中称“共汇款30万元，朱孝才借23万元，刘长伟借款7万元”。在其后的诉讼活动中，被上诉人翻悔上述自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在一个文明理性的现代社会，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应当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对承诺理应信守，不能出尔反尔，延伸到民事诉讼领域即为“禁止反言”规则，要求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应对自己做出的各种言词负责，不得随意做出否定在先言词的言论或行为。根据“禁止反言”规则，被上诉人翻悔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被上诉人已认可系民间借贷，原审已确认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应按该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查，由于上诉人出具了借条，但被上诉人未实际履行，该借贷关系未成立，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请求。二、被上诉人在一审一直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起诉，原审也一直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判决结论却变更为债权转让，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借款230,000元”，后来变更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原告欠款230,000元”，但未将民间借贷关系变更为《最高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四部分第70项规定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若将该基础法律关系作上述变更，上诉人可以以被上诉人所说的“债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地在荆州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由于未作上述变更，原审程序违法，损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三、原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案外人刘长伟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为证明三方债权转让，原审认定以下四个法律事实：原审认定第一个法律事实，即湖北鑫宏威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与案外人刘长伟存在建筑拆除劳务合同关系。湖北鑫宏威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与刘长伟所签的建筑拆除包工合同，其相对人是公司，即使有欠款，也是公司行为，原审将欠款认定系上诉人朱孝才的欠款，违反合同相对原则，程序违法。事实还证明，该建筑拆除劳务合同关系已终结，双方债权债务已清结，不存在湖北鑫宏威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还欠案外人刘长伟的钱。原审认定第二个法律事实，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刘长伟在上诉人出具230，000元借条之前存在债权债务的主要证据是：第一个证据是刘长伟提交的一张303,000元的欠条，该证据系复印件，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存疑；再说该欠条上载明“荆州工程待陈伟对账后此账为准账”，证明该欠据上的金额系待定状态。第二个证据是案外人刘长伟与被上诉人的陈述。原审已认定被上诉人和案外人刘长伟系远房亲戚关系，双方具有利害关系，其陈述的真实性存疑。原审认定的第三个法律事实，即被上诉人和案外人刘长伟合伙的事实。在鄂01**民初3621号案件中被上诉人和案外人刘长伟均自认合伙，案外人刘长伟自认“合伙关系尚未未结算”。尽管原判在其后的本院认为中说明，对合伙关系未进行评判，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即使原审未对合伙关系未进行评判，对“合伙关系尚未未结算”的事实应予认定。既然“合伙关系尚未未结算”，被上诉人和案外人刘长伟的债权债务关系处于待定状态，原审在此情形下，认定被上诉人和案外人刘长伟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并将债权转让，与原审查明的“合伙关系尚未未结算”事实相悖。原审认定的第四个法律事实，即案外人刘长伟将其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认定该事实的主要证据是证人周某证言。证人周某在庭上作证时，被上诉人一再引导并修正周某的证言，上诉人代理人提出反对意见，法庭对周某进行了训诫。上诉人对该证言的真实性存疑。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转让首先必须具备有效存在的债权，才能有效。原审根据以上事实推断案外人刘长伟与上诉人存在债权，并进一步推断债权转让有效，系认定事实错误。另，从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来看，债权转让的相对方应是转让人和受让人，本案案外人刘长伟与被上诉人未订立债权转让合同，而主张债权转让的主要证据是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上诉人出具的借条证明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事实也是如此，因上诉人从事的职业是拆迁工程，需要资金周转，经案外人刘长伟介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钱，但上诉人出具借条后，被上诉人未履约。为防止以后扯皮，朱孝才在出具借条时写的是“今借”，并未写“今借到”。而且写的是借条，不是欠条。“今借”，“今借到”一字之差，证明借款合同未履行。该证据只能证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系民间借贷，若是债权转让应出具“欠据”。借条上注明“还款期内不得任何干扰借款人的工作”是根据以往的经历，其他债权人催款时经常影响朱孝才的工作，朱孝才注明这一条，是防止陈务元在催款期间像其他债权人一样，影响朱孝才的工作。原审以该注明认定债权转让，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刘长伟将其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事实不存在。原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处结论不当。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望公正之裁判。陈务元辩称：本案名为借款，实为债权转让，是上诉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务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孝才支付陈务元欠款230,000元及利息（以23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13日起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三年期）贷款利率计算，在LPR利率施行之日起则按LPR同期（三年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朱孝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务元与案外人刘长伟系远亲关系。朱孝才系原湖北鑫宏威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独资股东（2013年11月13日，该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北鑫宏威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其股东变更为朱孝才和案外人曹红萍）。案外人刘长伟曾作为乙方与原湖北鑫宏威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建筑拆除包工合同》一份。该合同甲方处加盖有名称为“湖北鑫宏威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的印章和被告朱孝才的签字，乙方处有案外人刘长伟的签字。该合同约定，甲方将荆州区城北片区规划范围内207国道以西拆除范围内的部分建筑物承包给乙方包工拆除，残值归乙方自行处置，计入施工成本费用，由乙方自行安排分配，其中居（村）民住宅拆除甲方向乙方按照6元/m2收取管理费，承包面积约100,000平方米，但以实拆为准；等等。2013年9月5日，陈务元分别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案外人刘长伟银行转账200,000元和100,000元。案外人刘长伟后将前述款项全部用于向朱孝才支付前述《建筑拆除包工合同》约定的管理费。2015年8月26日，朱孝才向案外人刘长伟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载明，“今欠到刘长伟之前拆迁工程退出欠款303,000元叁拾万叁仟元整。”该欠条下方注明，“之前20万元欠条作废，刘长伟所打。荆州工程待陈伟对账后此帐为准帐。”2016年11月13日，朱孝才向陈务元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陈务元人民币贰拾叁万整（230,000.00），还款时间为2017年12月底前还清。（还款期内不得任何干扰借款人的工作）。”朱孝才于借条借款人处签字捺印，并写明身份证号。同日，案外人刘长伟向陈务元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载明，“今欠到陈务元人民币肆万贰仟元整。”因2016年11月13日出具借条后，朱孝才至今未向陈务元支付任何款项，陈务元多次催款未果，故起诉来院，请求依诉予判。陈务元、案外人刘长伟和证人周某均述称，2016年11月13日，因陈务元向案外人刘长伟索要2013年9月其转账给案外人刘长伟的300,000元款项，案外人刘长伟以该款项已全部支付给朱孝才且朱孝才差欠案外人刘长伟款项为由，带着陈务元和证人周某一起到荆州找到朱孝才，陈务元因此和朱孝才相识，经三方协商，朱孝才承认差欠案外人刘长伟230,000元并同意由其直接向陈务元偿还230,000元，故朱孝才当场向陈务元出具了金额为230,000元的借条；余款70,000元，经陈务元和案外人刘长伟商定，因陈务元曾代案外人刘长伟收取了变卖拆迁下来的废旧钢材款28,000元，扣减该款后，案外人刘长伟就剩余欠款42,000元当日向陈务元出具了欠条一张。案外人刘长伟还称，其与朱孝才签订的《建筑拆除包工合同》，其主要内容为由案外人刘长伟向被告朱孝才预交房屋拆迁管理费，房屋拆迁的残值归案外人刘长伟所有，故该合同签订后被告朱孝才要求其预缴100,000平方米拆迁面积的管理费，案外人刘长伟除用陈务元转账给其的300,000元和之前与朱孝才的往来债权支付部分费用后，对不足部分，于2014年3月1日向朱孝才出具金额为200,000元的欠条；后该工程实际拆迁面积不足10,000平方米，朱孝才应退还未施工面积部分的管理费，对账后朱孝才于2015年8月26日向案外人刘长伟出具金额为303,000元的欠条一张，并注明此前200,000元的欠条作废；该欠条还写有“荆州工程待陈伟对账后此帐为准帐”的内容，是因为案外人刘长伟当时认为朱孝才表弟陈伟收取的12,200元款项亦应退还给案外人刘长伟；此后朱孝才偿还过部分款项，2016年11月13日，因陈务元向案外人刘长伟催款催的紧，案外人刘长伟遂带着陈务元等人找到朱孝才，经各方对账，截至当日朱孝才尚欠案外人刘长伟230,000元，三方遂商量好由朱孝才直接向陈务元承担尚欠付款项230,000元，被告遂向陈务元出具了借条，并从案外人刘长伟处收回了金额为303,000元的欠条原件。另查明，陈务元曾以2016年11月13日案外人刘长伟向其出具的42,000元欠条等证据为依据提起诉讼，要求案外人刘长伟向其偿还42,000元欠款及其相应利息。该案由一审法院在（2018）鄂0191民初3621号案件中进行了审理。案外人刘长伟在该案中抗辩称，因陈务元转账给案外人刘长伟的300,000元款项系陈务元与案外人刘长伟、陈国学、卢文忠、刘长武、何家仲等人合伙做前述《建筑拆除包工合同》中的荆州拆迁工程时的合伙投入，而该合伙关系尚未结算，陈务元应待合伙结算后根据结算情况再行主张其相应权利。陈务元在该案中称，前述合伙关系存在，陈务元为荆州拆迁工程投入300,000元属实，合伙人还有其他人，且存在合伙协议，协议上载明因为陈务元投入相对较多，每拆一个平方比其他合伙人多得一元款项，因案外人刘长伟不配合结算故合伙尚未结算。而本案中，案外人刘长伟又称，该合伙仅系口头表示，实际上只有案外人刘长伟与陈务元出资，其他人因为都是案外人刘长伟的亲戚，案外人刘长伟基于私人关系单方承诺给予一点股份，但没有书面的协议；原告陈务元则称，前述合伙关系中，陈务元并不插手具体的拆迁事务，对于案外人刘长伟与朱孝才之间的合同关系及债权债务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其于2016年11月13日由案外人刘长伟带至朱孝才处才认识被告朱孝才。就其在（2018）鄂0191民初3621号案件中提到的合伙协议，陈务元未在本案中提交。案外人刘长伟对于陈务元在本案中向朱孝才主张涉案借条上的230,000元款项，并未提出异议。2019年12月13日，陈务元就（2018）鄂0191民初3621号案件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7日裁定准许其撤诉。再查明，一审法院在本案后两次开庭前均向朱孝才发出通知要求其本人到庭参加庭审，朱孝才均未到庭。其本人提交书面材料和通过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述称，朱孝才经他人介绍与案外人刘长伟相识后，没有与案外人刘长伟合伙做过生意，朱孝才对案外人刘长伟不存在债务；2016年11月13日，因资金周转不灵，经案外人刘长伟介绍欲向原告陈务元借款，经协商，款项交付按照交易习惯从银行汇款，被告朱孝才先出具借条给原告陈务元，原告陈务元再给付款项，但原告陈务元在被告朱孝才出具借条后未实际出借款项；协商借款和出具借条过程中，案外人刘长伟均在场。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全案案情，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陈务元要求朱孝才支付款项230,000元的请求是否应该支持；二、陈务元的利息请求是否应该支持。就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陈务元虽在诉状中将其起诉的事实表述为因借款形成的欠款事实，但在诉讼过程中其实际陈述的是三角债权债务的转移事实。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陈务元、证人周某及案外人刘长伟的陈述基本一致，证实案外人刘长伟因陈务元向其索要款项而与陈务元等人一起找到朱孝才并由三人就陈务元所述的三角债权债务转移一事进行了商定，朱孝才最后以向陈务元出具230,000元借条的形式确认了由其直接向陈务元承担230,000元债务的事实。其次，陈务元提交的自案外人刘长伟处获取的《建筑拆除包工合同》原件和朱孝才于2015年8月26日向案外人刘长伟出具的金额为303,000元的欠条复印件以及案外人刘长伟对于该欠条所载的债权如何形成的陈述能相互印证，证明陈务元所主张的三角债权债务转移的前提之一即案外人刘长伟对朱孝才原享有债权的事实。朱孝才对该事实提出异议，但其提供的2014年3月1日案外人刘长伟向其出具的金额为200,000元的欠条复印件无法对抗前述证据、推翻前述事实。朱孝才提出，《建筑拆除包工合同》的一方主体系湖北鑫宏威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而非被告朱孝才个人，该合同下的债务主体不应该是朱孝才，故案外人刘长伟对朱孝才享有债权的事实不真实。因当时朱孝才系湖北鑫宏威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的独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以个人名义出具欠条承担公司债务或加入公司债务的行为并不违背常理，亦非法律所禁止，故朱孝才的前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再次，对于案外人刘长伟原先对陈务元是否存在债务问题，现有证据可证实，陈务元曾向案外人刘长伟转账300,000元，后案外人刘长伟因陈务元索要该300,000元款项在结算了部分债务后通过将剩余一部分债务转移给朱孝才同时就另一部分剩余债务向陈务元出具欠条的形式就两人之间的债务进行确认。这一债务确认过程系陈务元和案外人刘长伟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朱孝才抗辩时所述的2016年11月13日其向陈务元出具230,000元的借条仅系因当时欲向陈务元借款而陈务元并未实际出借款项的内容，并无证据证实，朱孝才本人亦未到庭接受法庭询问、进一步陈述事实。借条上载明的“还款期内不得任何干扰借款人的工作”的内容，相较而言亦更符合陈务元主张的三角债权债务转移的说法。综上，陈务元所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实陈务元、朱孝才及案外人刘长伟确实存在陈务元所主张的三方商定债权债务转移的事实。对于陈务元和案外人刘长伟陈述的与他人“合伙”的事实，因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这一“合伙”事实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合伙，故一审法院对此不进行分析认定，但这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若陈务元和案外人刘长伟所述的“合伙”关系依法不成立，则案外人刘长伟对朱孝才的债权实际系其个人债权，案外人刘长伟对陈务元的债务系其个人债务，则该三角债权债务转移当然有效；若陈务元和案外人刘长伟所述的“合伙”关系依法成立，则案外人刘长伟对朱孝才的债权实为合伙债权，陈务元和案外人刘长伟之间即使未进行合伙清算，此次三方商定结果亦可视为该合伙对该笔债权的对外主张权利在合伙人内部进行移转，陈务元仍可向朱孝才主张该笔款项，此种情况下，该笔债权虽从外部观之，载于陈务元名下，仍实际属于合伙债权，陈务元因该债权从朱孝才处获得的款项，实际属于合伙财产。因此，根据借条载明的还款期限，该笔债权还款期限已过，陈务元主张朱孝才向其支付230,000元款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因本案未对合伙关系进行分析、认定和处理，相应诉权人如认为合伙关系成立且存有纠纷的，可另案提起诉讼。就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朱孝才出具的借条约定支付款项时间为2017年12月底前，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为2017年12月31日前。朱孝才逾期未支付款项，陈务元有权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故陈务元有权要求朱孝才支付逾期利息。该逾期利息，应以2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因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只有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两档，一审法院酌情确定适用一年期利率）计算至该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陈务元诉讼请求超出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朱孝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务元偿还欠款23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该逾期利息以23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该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陈务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朱孝才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界定问题。陈务元以出借人的身份持朱孝才2016年11月3日出具的借条，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一审法院立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在案件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通过审理逐渐查明朱孝才向陈务元出具的借条并非因借款而形成，其基础的债务关系是案外人刘长伟与朱孝才之间拆迁工程合同的结算退款，陈务元因受让刘长伟对朱孝才的债权而形成本案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故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为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按照最终认定的基础法律关系处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关于陈务元在一审中先陈述是向朱孝才出借款项，后又陈述是借款给刘长伟，在向刘长伟催款时刘长伟将其对朱孝才的债权转让给陈务元进行追索，陈务元的陈述前后不一，确实有违民事诉讼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但陈务元的上述行为并不属于当事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自认，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的依法查明和认定。二、关于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有无管辖权的问题。朱孝才为确定其与陈务元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于2016年11月13日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陈务元人民币贰拾叁万整（230,000.00），还款时间为2017年12月底前还清。”陈务元以该借条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形式上的法律关系即为民间借贷，本案应以民间借贷关系确定案件的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根据案涉2016年11月13日借条，陈务元、朱孝才双方未约定管辖，按受货币一方即陈务元的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而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借条所针对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借款关系属于人民法院对案件法律关系的实质性审查，不能以法院对案件的实体审查作为判断管辖权的依据，朱孝才关于一审法院无管辖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陈务元是否对朱孝才享有实体债权，朱孝才应否承担偿还责任问题。首先，朱孝才于2015年8月26日向案外人刘长伟出具欠条，载明下欠刘长伟之前拆迁工程退出欠款303,000元，说明刘长伟对朱孝才享有到期债权。朱孝才诉讼中虽辩称该欠条债务已经全部结清，但其并未能举证予以证实。该欠条下部还写有“荆州工程待陈伟对账后此账为准账”字样，朱孝才亦据此提出抗辩，但朱孝才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后双方进行对账，对账结果足以推翻该欠条载明的欠款数额，故刘长伟对朱孝才享有债权。其次，刘长伟因下欠陈务元借款，其以对朱孝才债权中的230，000元抵偿对陈务元的欠款，刘长伟与陈务元之间构成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刘长伟在本案中经一审法院调查并出具说明，对债权转让的事实予以了确认，故陈务元据此受让并享有了刘长伟对朱孝才的债权。其三，朱孝才2016年11月13日向陈务元出具借条载明向陈务元借款人民币230,000元，但陈务元并未实际向朱孝才出借资金，陈务元及案外人刘长伟关于因债权债务转移，朱孝才以向陈务元出具借条的形式就两人之间的债务进行确认，更为符合逻辑和常理，具有高度可能性，该借条也表明刘长伟与陈务元债权转让已通知朱孝才并得到了朱孝才的同意。朱孝才辩称其出具借条是欲向陈务元借款，而在陈务元未交付借款时未能收回借条，缺乏相应证据证实，且有违常理，难以采信。由此，朱孝才应当向陈务元承担债务偿还责任。至于陈务元、刘长伟是否与他人具有合伙关系，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认为如有相应诉权人主张合伙关系成立且存有纠纷可另案提起诉讼，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朱孝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朱孝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兵审判员  张剑审判员  潘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