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173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振宇，男，汉族，1990年1月12日出生，户籍地址湖南省涟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勇，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古炯洪，男，汉族，1983年7月21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五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素琴，广东银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肖振宇因与古炯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20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肖振宇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303民初12068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于2016年6月21日在澳门向杜海涛高息借款赌博，借款港币80万元，折合人民币68.8万元。上诉人以涉案车辆作为抵押，并根据杜海涛同伙的授意填写了虚假的车辆买卖合同、借据欠条等。6月22日因赌资纠纷上诉人向澳门警方报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未见过面，不存在买卖车辆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并未认真核实交易事实，一审判决更是一味偏袒被上诉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依据虚假合同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一、车辆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素不相识，至今都没有见过面、联系过，更谈不上曾经洽谈过合同。对于双方是如何认识的这一基本事实，被上诉人根本无法说清楚，而一审法院也刻意回避审查这一事实。从上诉人的手机通话记录来看，双方从未有过联系，根本不可能认识，更不可能突然发生车辆买卖的交易。2、从上诉人的手机通话记录来看，上诉人在2016年6月期间在长沙、广州、珠海、澳门等地，未到过深圳，双方不可能在深圳洽谈、签订买卖合同。一审判决认为该手机号码的通话记录不能证明上诉人未到过深圳，这一理由是不符合常理的。（1）手机是人们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通话记录可以反映使用人通话时所在区域；（2）上诉人的手机通话记录显示在2016年6月22日在澳门有通话，而上诉人的出入境记录显示该时段上诉人在澳门，两证据互相印证了该手机号码是上诉人日常使用和随身携带的手机号码；（3）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使用其他手机号码，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出上诉人与其联系的是另一手机号码。从本案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上诉人在2016年6月期间在长沙、广州、珠海、澳门等地。一审判决认为该手机号码通话记录不能证明上诉人未到深圳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也不符合生活常识。一审判决完全是站在袒护被上诉人的角度编织理由。二、本项交易完全欠缺合理性，买卖该辆豪车对双方都是不合情理的。1、该车是超豪华品牌，新车价200万元左右。上诉人在2014年二手购买，车价也高达108.8万元，到2016年，正常情况下5年车龄的该品牌二手车价是60-70万元（现在在网上可以轻易查到该品牌型号汽车的二手市场价格)，上诉人为何突然以30万元的低价转让？如果是因特殊原因急需要钱，他到深圳任何一个二手车市场都可以以更高的价钱立即变现，而不需要等到签订合同之后一个星期才收到钱。所以，上诉人完全没有理由进行本案的交易。2、对于被上诉人，从其账户资金流水情况来看，平时并无大额收入和支出，购车资金全部来自他人，显见其并无购买豪车的能力。三、被上诉人根本无法说清楚交易事实。1、按正常的交易行为，首先是卖方发布卖车信息或买方发布购车信息，一方获知信息后与对方联系，见面看车、协商交易条件、签订合同，然后付款、交接车辆、办理过户手续。整个交易过程双方会发生大量的行为，但被上诉人居然连任何一个环节的活动都说不清楚，显然不是亲历者。2、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理由是不合情理的。上诉人的代理人当庭表示不排除如上诉人所述车是上诉人交给杜海涛拿走的。既然如此，被上诉人很清楚6月22日上诉人在澳门，而且可以通过杜海涛联系到上诉人，那么起诉状中所谓上诉人不接听被上诉人电话就是谎言了。按常理，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在澳门，理应等其回大陆后再办理过户手续，不可能匆匆忙忙地在第二天就起诉。被上诉人称担心上诉人将车转卖他人才起诉的，这个理由是荒谬的。按照常识，车和行驶证已在被上诉人手上，而办理过户必须将车交车管所核验发动机号码及提交原行驶证办理该证的注销手续，在没有车和行驶证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有人会愿意买车呢？又怎么可能到车管所办理过户手续呢？被上诉人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综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素不相识，不存在任何买卖关系。涉案合同是虚假合同，不具法律效力。请求贵院依法查明有关的事实并做出改判。被上诉人古炯洪没有提交书面答辩，在二审询问时口头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古炯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肖振宇履行《车辆转让合同》义务，配合古炯洪办理机动车辆过户手续；2、由肖振宇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古炯洪与肖振宇签订了《车辆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肖振宇将其名下发动机号为M139A174585、车架号为ZAMFK39E8B0059588的轿车一辆转让给古炯洪，转让价格为30万元，古炯洪于2016年6月21日付给肖振宇现金30万元作为购车款项，2016年6月22日前，肖振宇将该车的各种有效手续（1、行驶证；2、附加费证；3、相关证件、保险过户费用由肖振宇承担）和随车工具移交给古炯洪，如果肖振宇不能及时办理过户手续，则肖振宇赔偿古炯洪所有经济损失，古炯洪协助肖振宇办理过户手续。合同内容明确该合同系在深圳市签署。合同签订后，古炯洪于2016年6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肖振宇支付购车款30万元，肖振宇向古炯洪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古炯洪支付的款项30万元。同时，古炯洪确认付款后已收到肖振宇交付的车辆及机动车行驶证。庭审中，肖振宇确认《车辆转让合同》由其本人签署，收款收据亦由其本人出具，但辩称该《车辆转让合同》系肖振宇在澳门因向案外人杜海涛借款赌博而签订的虚假买卖合同，古炯洪与肖振宇之间并无买卖车辆的合意。根据肖振宇提供的手机通话记录，肖振宇在2016年6月份从未到过深圳，不可能在深圳与古炯洪签订《车辆转让合同》；另肖振宇购买涉案车辆的总价约115万元，其价格显著高于古炯洪与肖振宇约定的车辆转让价格，亦与常理不符。故该《车辆转让合同》是虚假合同，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古炯洪与肖振宇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根据肖振宇确认真实性的《车辆转让合同》，其中载明肖振宇将其所有的发动机号为M139A174585、车架号为ZAMFK39E8B0059588的轿车转让给古炯洪，已对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进行了明确约定；古炯洪向肖振宇支付购车款项30万元、肖振宇向古炯洪交付车辆等事实表明《车辆转让合同》得到了实际履行。至于肖振宇主张《车辆转让合同》系肖振宇在澳门赌博期间，应案外人杜海涛的要求在澳门签署的虚假买卖合同的事实，其提供的手机通话记录仅能证明2016年6月份肖振宇未在深圳使用186××××1116这个手机号码，并不足以证明其在上述期间从未到过深圳，并在深圳与古炯洪签署案涉合同。另肖振宇主张车辆转让价格与其实际价值显著不符，但根据肖振宇的机动车行驶证，案涉车辆在2011年12月已经登记在肖振宇名下，距《车辆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2016年6月份已经四年多，而肖振宇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签订时该案涉车辆的实际价值。故对肖振宇的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古炯洪与肖振宇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车辆转让合同》予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古炯洪与肖振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古炯洪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收据足以证明其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肖振宇未按合同约定协助古炯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应承担违约责任。古炯洪诉请肖振宇履行《车辆转让合同》的义务，并配合古炯洪办理机动车过户手续，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肖振宇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协助古炯洪办理车辆（发动机号为M139A174585、车架号为ZAMFK39E8B0059588)过户手续。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0元，车辆保全费人民币2020元，由肖振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肖振宇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肖振宇的银行账户流水，古炯洪是在6月21日晚22日凌晨向肖振宇账户划款30万元，同一时间有另一人向肖振宇汇出38.8万元，这一情况与肖振宇向澳门警方的陈述是一致的；证据2：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出具的材料【并经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公证】，系肖振宇在6月22日向澳门警方报警，向警方陈述其以车抵押借款的过程；证据3：购车发票，该车是肖振宇在2014年以108万元购买的二手车；证据4：二手车销售信息，证明与涉案品牌车型相同的二手车售价在60万元左右；证据5：（2016）粤0303民初1147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古炯洪在同时期有多起诉讼；证据6：（2017）粤0306民初860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古炯洪在同时期有多起诉讼。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公证部门出具的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本案车辆的转让价格，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对证据4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每辆车的车况均不一样，不应当以网上的销售价格为准；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案件同是本案代理人代理的，也因此表明被上诉人是经营二手车行的员工，偶尔会有卖车人不配合办理过户的情形；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古炯洪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古炯洪与肖振宇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真实有效，上诉人提出涉案《车辆转让合同》是虚假合同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首先，从合同形式上，双方采取了书面合同的形式，上诉人亦认可《车辆转让合同》上“甲方”签名系本人所签，上诉人对于《车辆转让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第二，从合同的履行上看，（1）被上诉人作为《车辆转让合同》的“乙方”，依据合同约定的时间和价款，于2016年6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诉人支付了合同全款人民币30万元，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合同的全部义务，（2）上诉人作为《车辆转让合同》的“甲方”，不但依约收取了合同约定的转让价全款人民币30万元，而且出具了收取30万元的《收据》，上诉人并依约将《车辆转让合同》所约定转让的车辆（发动机号为M139A174585、车架号为ZAMFK39E8B0059588)连同其机动车行驶证予以交付，被上诉人已经取得涉案车辆及机动车行驶证；第三，从上诉人为其上诉主张提交的证据来看，不能证明《车辆转让合同》是虚假合同，主要理由是：（1）澳门检察院出具的材料系澳门司法警察局于2016年6月23日接待上诉人肖振宇的询问笔录，纯属肖振宇的个人单方陈述记录，未经澳门检察院或者澳门司法警察局的任何查证核实，上诉人所要证明的“以车抵押借款”没有证据支持，不能推翻上诉人肖振宇本人签署并大部分实际履行的《车辆转让合同》，（2）肖振宇的银行账户流水中除双方认可的30万元转账支付外，同一账号中肖振宇和他人的来往款项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车辆转让合同》是虚假合同，（3）即使按照上诉人所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涉案车辆及机动车行驶证的交付是经过案外第三人，也是属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履行《车辆转让合同》的具体细节，不能否认《车辆转让合同》的真实性，（4）上诉人提供的手机通话记录仅能证明2016年6月份肖振宇未在深圳使用186××××1116这个手机号码，并不足以证明其在上述期间从未到过深圳，亦不足以否认《车辆转让合同》的真实性，（5）上诉人肖振宇主张车辆转让价格与其实际价值显著不符，对此，车辆转让价格本就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即可，以30万元转让是经上诉人自愿选择并签字认可，而且，肖振宇名下的机动车行驶证显示，案涉车辆在2011年12月已经注册登记，距《车辆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2016年6月份已经四年多，肖振宇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签订时该案涉车辆的实际价值，当然不能否认《车辆转让合同》的真实性。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肖振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德军审  判  员 岳再兰代理 审 判员 李 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兼） 王 岩附录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