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内01民终41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葛永深，男，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美霞，内蒙古庆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水英，女，无固定职业，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原审被告：葛利彪，男，无固定职业，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忠华，女，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系葛利彪妹妹。上诉人葛永深因与被上诉人葛水英、原审被告葛利彪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2017）内0123民初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葛永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美霞，被上诉人葛水英，原审被告葛利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忠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永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葛水英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所引用的和林县人民政府（1997）88号文时加以自己的发挥错误。88号文第4页明文规定“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准分给承包田：……正常迁出（包括婚出）”。文中括号内的内容系文件特别指出的一种情况，即正常迁出的人中包括了结婚后离开家庭的意思。并非是判决查明所理解的仅是：“不准分给责任田的是指……因婚姻把户口迁到外地的”这一情况。所以当时城关镇政府专门派了下乡干部王某12协同当时各组的组长等进行二轮土地的续包工作，忠实执行县政府文件在括号内特指的情况落实，不仅将已结婚远嫁到卓资山县的葛水英地抽出，而且还将村民刘元旦婚出的女儿、村民潘亮婚出的女儿均抽出了责任田。所以城关镇行政村二轮土地续包时同等情况被抽地并非仅为葛水英一人。驻队干部王某12与六组组长梁某的证词因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当采信。而且当时六组小组会计王某12证词中所说的“我认为第二轮没有抽过葛水英的地”，因为其一未亲自参加行政村续包组织的大不动小调整工作，其二己带有观点而不应被采信。而且葛永深所举的完税证能证明葛水英因地已被抽出故没有交过农业税等。所以农民负担监督卡也已将其排除在葛永深的家庭承包经营权之外。可知葛水英二轮土地已被村委会抽走是客观存在而不应被否定。其所主张的补偿款也就不再存在。2、葛水英的二轮土地既已被抽走，可以算是失地农民，其主张承包土地权利应向发包方村委会提出而不应向己没有她土地的葛永深提出。鉴于上述理由，请求判决驳回葛水英诉讼请求。葛水英辩称，葛水英的户口、承包合同、身份证都是在和林，一直没动，承包合同上一直是7口人，而且承包合同上规定的是30年不动。抽地也没有通知葛水英，抽出的地给了谁也没有说清楚，抽地也没有手续。台账上也有葛水英。失地保险是7口人在一起捆绑的，所以办的时候一起都办的。虽然葛水英嫁到卓资山，但是一直都没去卓资山生活，一直在呼市打工，卓资山也没有葛水英的地。葛水英离开和林就在呼市打工，也没回和林开过任何手续，葛水英的手续一直都在和林。葛水英也一直没有见过88号文件。抽回的地，葛水英问他们到底给了谁，前后说法不一致，村委会的人说抽的是猪饲料的地，没有抽葛水英的地。交农业税的税票不能证明有没有葛水英的地。葛利彪述称，葛永深的上诉意见成立。葛水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葛永深从现有的承包地中退还葛水英剩余承包地0.97亩；2、请求葛利彪返还葛水英征地补贴款利息合计785.34元；3、请求葛利彪返还葛水英征地补贴款利息合计5487.81元；5、请求葛永深协助葛水英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6、请求葛永深将母亲遗留承包地0.78亩交葛水英代耕经营；7、诉讼费由葛永深、葛利彪连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在第一轮承包土地时，葛水英未出嫁，与其母武二女在一个户上，2人分得3亩口粮田，1亩饲料地；葛永深分门另户，5口人分得4亩口粮田，1亩饲料地。五口人有葛二毛、李连叶（妻）、长子葛利彪、次子葛利忠、长女葛忠华。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葛永深（葛二毛）代表全体家庭成员签订了《呼和浩特市农村集体承包合同》并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面记载包地人口为7人，承包地亩数为8.3亩，承包期限为30年，说明从第一轮承包土地到第二轮承包土地家庭成员和亩数没变。庭审中证人王某12、梁某说，把葛水英的地抽了，证人王某12说没抽，即没台帐记载，也没通知葛水英，而且也不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和林县政府文件和政发[1997]88号第4页中规定，不准分给责任田的是指正常迁出、婚出，因婚姻把户口迁到外地的。本案葛水英于1982年5月2日与卓资山县卓资山镇五星社区居民赵所成结婚，但户口一直未迁出，五星社区在二轮土地承包时没有分过地（有五星社区证明）。另查明，由和林县城关镇财政所出具的2006年城关幼儿园征地兑现花名表中给葛利彪兑现2.25亩的征地补偿款40500元，兑现大棚内外的设施补偿费39500元，合计80000元是葛利彪自主经营所得，与葛水英无关，由和林县社保局出具的城关镇城关行政村失地农民保险花名表中可以看出葛水英从1998年1月至2013年5月一直缴纳失地保险，说明没有抽过地。葛永深从2011年至2014年领取整个家庭的种地补贴款5597.39元，葛水英应得785.34元。另查明，根据经营证上记载的8.3亩承包地现大部分已不复存在，如派出所南1.2亩，广播局后0.3亩、政府征收款葛利彪领取，南湾1.5亩转包他人，三林湾1亩退耕还林退出了，补偿费由葛永深领取；段家坟1亩修南山公园占用，政府未补偿。现仅有石灰夭3.3亩耕地由葛永深耕种。葛永深应从剩余地中返还葛水英承包地0.97亩。理由是8.3亩耕地减去被占的1.5亩（以证登记为准），7口人分每人得0.97亩返还给葛水英。一审法院认为，葛水英向葛永深、葛利彪索要承包地，予以支持，但葛利彪领取的征地补偿及大棚设施补偿款属个人的经营应得利益，与葛水英无关，葛水英对葛利彪的请求，不予支持。葛水英向葛永深索要耕地补贴款，予以支持。葛水英向葛永深索要其母亲去世后遗留的耕地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第一被告葛永深返还原告葛水英承包地0.97亩；二、被告葛永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葛水英承包地补偿款785.34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2元，由葛水英、葛永深和葛利彪各承担27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葛永深提交以下新证据：1、一轮土地承包台账，拟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一、二轮土地承包亩数、人数未变是错误的。一轮土地承包中葛水英一方是独立承包经营户，共计2人，承包地是5.29亩，葛永深为另外一户，是5人，共计承包地是6.72亩，两户共计土地承包是12.01亩。根据一审承包经营合同，土地已经抽回，葛水英承包地并不包含在葛永深的承包地之内。2、城关镇二队原队长石宝全证明、柴德亮证明，拟证明城关镇相应的村委会领导及当时时任人员当时是按照文件实施的，故将婚出人员的土地抽回。葛水英对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台账真实性认可，是葛水英的证据，是葛水英和母亲武二女的台账，因为父亲去世的早，哥哥葛永深一直承包葛水英和母亲武二女的地，连葛水英和母亲武二女和葛永深的地迁在一起了，所以一直就是7个人，所有的手续中都是7个人，领取占地款中也是领取的7个人的。对上述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葛水英认可一轮土地承包台账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该证据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理由是该证据系一轮土地承包台账，而本案双方争议的是二轮承包土地。在已经签订有二轮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情况下，应以二轮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确定承包经营权人，一轮土地承包情况与二轮土地承包情况并无关联性。因石宝全、柴德亮未出庭接受质证，故对二人的证明，本院不予认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因此，确定承包方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是土地承包合同。本案中，在二轮土地承包时，葛永深代表其农户签订的《呼和浩特市农村集体承包合同》及领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均记载是7人，葛永深对《呼和浩特市农村集体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7人的原因未作出合理解释。葛永深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葛水英的承包土地被发包方依法收回。故葛永深认为葛水英的土地已被发包方收回，葛水英应向发包方主张权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葛永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2元（葛永深已预交），由上诉人葛永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靳宝维代理审判员 张 浩代理审判员 王静宇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董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