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0602民初3088号之一原告：何瑞华，女，198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丽丽，女，1990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仲达，上海市尔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霍杰，男，198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根兴，上海浦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翠娥，女，198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梅，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瑞华与被告宋丽丽、霍杰、刘翠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受理，依法进行了审理。原告何瑞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3952746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6月21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息1.2％计算的利息（该利息暂计至2020年3月20日为99609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20日，被告宋丽丽与原告签订《证券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其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利息为月息1.2%，借款期限自2017年11月20日至2017年12月28日等。为保证原告借款资金安全，被告宋丽丽以证券抵押的方式向原告借款。2017年11月20日，原告将上述借款支付至被告宋丽丽指定账户，即原告在天风证券开立的6008000150资金账户。该笔借款到期后，被告宋丽丽未向原告偿还。2017年12月20日，被告霍杰与原告签订《证券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其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包括前述借款1000万元），借款利息为月息1.2%，借款期限为自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4月19日等，被告霍杰同样以证券抵押的方式向原告借款，原告亦将第二笔借款1000万元支付至被告霍杰指定账户，即原告在天风证券开立的6008000150资金账户。上述两笔借款到期后，被告宋丽丽及被告霍杰仅归还了1363万元，余款637万元尚未归还。经原告与三被告协商，被告刘翠娥同意与被告宋丽丽及被告霍杰共同偿还上述借款本息。2018年6月25日，被告刘翠娥与原告签订《协议》一份，承诺向原告偿还剩余637万元并按原合同约定的时间和利率支付利息。但截至起诉之日，三被告仍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尚有本金3952746元未偿还，遂成诉。被告宋丽丽辩称，原告陈述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和理由如果按照诉状所写，事实也不真实，内容与诉讼请求也不协调，不能接受，原告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虚假诉讼行为。原告与宋丽丽是一个非法的场外配资合同关系，霍杰与原告是另一个非法的场外配资合同关系。何瑞华作为原告，宋丽丽作为被告，都不是适格主体。原告何瑞华与另案原告何正华的两个合同是证监会调取的公安、检察院、法院认定的指定的犯罪账户，相关刑事案件已经公开开庭，还没有宣判。原告诉状中所称与宋丽丽签订合同的时间、内容和原因都不真实，宋丽丽和原告素不相识，也没有借款的基础，没有融资之谊，实际相互之间的也不是借款关系，也没有证券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是代别人签订的合同，资金也不是双方当事人的。而且按照无效合同的约定，霍杰与宋丽丽之间没有联系，在时间上是脱离的，资金金额相差甚多，要宋丽丽对霍杰的超过她所签的几倍的资金负责，毫无道理。原告所写事实理由中日期不对，从账户中可以反映。原、被告之间没有任何资金、账户、密码这一类的交接，原告是与别人交接的，宋丽丽也没有操作过账户和股票。被告所谓的保证金和利息是上海恺英网络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悦提供的大量保证金的组成部分，总金额达到3.6亿，这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实际打给原告账户的是恺英网络共同犯罪人之一陈方，也是陈方与原告背后的实际出资人刘舒洽谈本案相关事宜。何瑞华、何正华的两个账户是公安认定的279个账户的第51、52个账户。被告霍杰辩称，原告所有诉请均不成立，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霍杰不是本案诉讼主体，不认识原告，从来没有联系过，被告霍杰是在其他人安排下在合同上签了字，签完后被告霍杰未向合同约定的账户付过保证金和利息，原告也没有将股票的账户和密码交给被告霍杰。被告霍杰自身的经济条件是打工的，客观上不具备支付保证金的能力。案涉的合同是两个，一个是原告与宋丽丽，一个是原告与霍杰签订的，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分别与原告签订合同。从原告证据看不出原告与宋丽丽的合同结束之后有过清算，霍杰也从来没向原告表示过承接原告与宋丽丽之间的合同。所以原告将与两个独立合同之间的关系放在一个诉讼案子是不符合法律的。原告与刘翠娥在2018年签订的协议约定原合同的协议作废，说明原告放弃向霍杰主张权利，不应将霍杰列为本案被告。原告以民间借贷起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从抵押借款合同看原告提供大部分资金，被告提供保证金打到合同约定的原告名下的银行账户，再打到原告名下的股票账户，这个股票账户只能买卖股票，不能挪作他用，是典型的场外配资非法合同，不是民间借贷。现在九民会议纪要已经明确场外配资是违法的，应当予以取缔。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取缔办法第18、28条规定，相关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因此原告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请求驳回所有诉请。被告刘翠娥辩称，原告诉请和事实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刘翠娥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主要表现在案涉原告与被告刘翠娥2018年6月25日签订协议，并非原告本人所签，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本案中，原告在案涉协议上的签字明显是与前两份原告提交的证券抵押借款合同的签字笔迹不同，是他人假冒原告在案涉协议上签字的。所以被告刘翠娥与原告并没有达成签署案涉协议的意思表示。原告与被告刘翠娥从未见过面，案涉协议签订的时候也没有见过原告，签约前不认识原告，没有联系过原告，案涉合同2018年6月25日签字后，双方也没有任何联系。根据宋丽丽代理人陈述的，案涉账户是上海市公安检察院法院正在处理的一个刑案中处理的账户，该案件中已经明确刑案主体责任人，本案中案涉的不管是证券抵押借款合同中载明的用资人宋丽丽、霍杰还是协议中的用资人刘翠娥，均不是操纵恺英网络股票证券账户的责任人。恺英网络操纵市场的行为是利用上市公司提供保证金，在市场上以场外配资的形式汇聚大量资金，交易恺英网络股票，这种交易的体现的外在形式就是借着借款的名义，签署实质是场外配资的合同。而该刑案中这些场外配资合同的用资人，合同上载明的用资人，并不是该刑案的责任主体，同一事实的认定，刑案与民案应该是一致的，相同的事实应该只有一种认定的结论。本案名为借款实质为配资合同，根据合同法应当认定为无效。针对这类合同无效以后法律责任承担问题，原告在本案中所提出的所谓的偿还借款本息的理由没有基础法律关系，本案是场外配资合同关系，将其诉请以场外配资关系为基础提出的诉请应当是场外配资关系中原告配资所遭受的损失，原告应变更诉请，否则应驳回。对场外配资关系中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法律有明确规定。在场外配资关系中损失有两种，一种是配资人的配资损失，另一种是用资人的保证金损失。如果配资人的配资资金已经受到损失，那么说明用资人的全部保证金已经亏损殆尽。因为场外配资关系中明确约定，原告作为配资人在案涉证券账户在触及平仓线时，原告作为配资人有强行平仓的权利，收回配资款项。原告主张的配资已经亏损，说明保证金已经全部亏损。根据法律规定，由原告承担符合法律规定。九民纪要规定，主要过错方为配资人。如果配资人损失是395万元，实际用资人已经损失400万元。基于主要过错责任原则，原告没有法律依据要求用资人承担亏损。庭审中原告已经承认案涉协议并非原告所签，而签字的人是冒充原告与刘翠娥签订案涉协议，让刘翠娥以为是原告本人所签，因为刘翠娥自始至终没有见过原告的。本案中，冒充原告在案涉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是属于假冒的行为，不属于无权代理或超出代理权，或是代理权终止以后存在追认的情形下的代理人。对于本案假冒行为，是违法行为，不是合法的代理行为可以进行追认的法律行为。所以，案涉协议并非协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依法没有成立。刘翠娥与原告自始至终不认识，没联系，没有操作过案涉账户，也没有履行过案涉协议，也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告称协议签订时还有其他人在签订类似协议，该陈述不成立，因为签约时原告不在场，是如何确定当场签订的情况的？场外配资的架构往往是场外的人起到沟通作用，股票什么时候买入卖出原告是清楚的。原告提出案涉证券账户都盈利，被告已经收到。案涉证券账户是在两原告名下，资金任何人没有权利划进划出。本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查，案外人陈方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经上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后，已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院起诉书中指控“陈方按照信息披露的时点，使用配资资金和实际控制的279个证券账户大量买卖‘恺英网络’股票，诱导或误导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及证券交易量”，上述279个证券账户中包含本案所涉原告何瑞华名下的证券账户。因此，本案所涉配资行为具有经济犯罪嫌疑，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何瑞华的起诉。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傅莹莹人民陪审员  张道路人民陪审员  关弘杨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郭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