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99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友，男，197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中通吉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台商投资区高桥产业园台中大道特**（3）。法定代表人：蓝柏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凤声，女，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李文友因与被上诉人湖北中通吉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吉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2民初3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文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文友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是不对的，3月份李文友工作7天，总共收入是1,472元，而且还少计算了14个小时的加班费。加班表上可看出，每天工作10小时后才算加班，这是不合法的，4月份工作每天不下于10小时，3月份工资计算是底薪加加班费，一审判决不计算4月份加班费、3月份少计算加班费不合理。一审用人单位拿出的辞工单，证实金华丽为中通吉公司员工，仲裁时中通吉公司认可胡琴、陈杰为其员工，也承认操作工工资为4,300元到6,000元，所以金华丽和胡琴所说是代表公司，胡琴说签了合同为什么要给你，空白处就是没有的，李文友由中通吉公司招工，且在公司签的合同。在一审用人单位拿出的合同变为和厦门劳务公司签的劳务合同等等不合常理，带有欺诈行为，而且胡琴说八号解封后可以请休，金华丽在群中发布消息，每月休息二天，有特殊事可请休，用工单位一审时辩称李文友因请休无果而辞工，每天都有人休息，李文友向胡琴多次反映要求按约定每月休4天，但请假无果，限制出厂门，而且每日有员工下班回家，疫情防范不能针对李文友一人，4月8号后，武汉已解封，做好个人防护后，各单位也陆续复工，一审判决的说法不合理。针对仲裁对李文友辞工的辩解，李文友针对性拿出了两份证据，湖南高院代理一案于4月16日已结案，孝感上诉一案，李文友在武汉办理邮寄在武汉缴费立案，仲裁不能证明李文友要请长假，仲裁的说法站不住脚，而且开庭笔录不记录李文友对证据的证明目的。综上，中通吉公司不法行为甚多，克扣工资，以疫情为由不让李文友休息，限制李文友出厂办事，实则是逼迫辞工，然后又以缺勤为由克扣工资。中通吉公司辩称，按照正常流程申请请假都可以通过，不存在中通吉公司不批准。疫情期间有必要管控，是李文友自己没有辞工，按照规章制度流程办事，不存在逼李文友辞工，李文友自己签字填写的辞工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文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通吉公司支付李文友应发放的工资差额2,459.52元、经济补偿金6,000元、李文友自缴的社保费用997.28元，由中通吉公司支付给李文友，共计9,456.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文友于2020年3月25日到中通吉公司工作，2020年3月24日，李文友与厦门吉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厦门吉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安排李文友从事操作工作，工作地点在武汉；月工资1,750元；合同期限自2020年3月24日至2023年3月23日，其中试用期3个月，双方还就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进行了约定。2020年4月20日，李文友申请离职，离职报告单离职原因载明“疫情管理，员工不让出门，本人约定月休4天外出办理法院事宜，公司说休假出门就让辞工”。李文友于2020年3月出勤7天、4月出勤19天，中通吉公司分别向其支付3月份工资1,472.42元、4月份工资2,063.06元。李文友因经济补偿金等与中通吉公司发生争议，向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中通吉公司支付：（一）2018年3月25日至4月20日的工资6,000元；（二）经济补偿金6,000元；（三）自己缴纳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997.28元。该委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东劳人仲裁字[2020]第106号仲裁裁决书：一、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中通吉公司支付李文友工资差额142.30元、2020年4月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损失997.28元，以上共计1,139.58元；二、驳回李文友的其他诉讼请求。李文友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如诉称。上述事实，有李文友提供的复工通知书、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中通吉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离职报告单，以及双方在一审庭上的陈述在卷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李文友举证证明其因办理法院事宜需要外出4天而中通吉公司要求其辞职，众所周知，武汉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虽然在2020年4月8日开放离汉通道，但各企业事业机关单位以及小区的防控并未全面放开，中通吉公司对企业员工外出实行管控是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在疫情期间的该举措是合理的，李文友因需外出办事而辞职是其在工作和办事之间所作的选择，并非被迫离职，故李文友要求中通吉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6,000元的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文友认为其每月工资为6,000元，但其与第三方厦门吉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基本工资为1,750元，其提供的招聘信息载明薪资待遇4,300元-5,500元，上班时间白班8:30-18:30，晚班19:00-4:30，中间休息1小时，每月休息4天，由此可见工资支付是以每月工作时间26天为标准，不同岗位达到上述工时的情况下月薪才达到4,300元-5,500元，显然工资中包含了加班工资，李文友在中通吉公司出勤26天，工资应不低于4,300元，李文友的离职报告单中，中通吉公司相关人员签署出勤天数一栏中载明奖金500元，该款应当计入应付工资中，据此计算，中通吉公司应付李文友2020年3月份工资为1,158元（4,300元÷26天×7天），中通吉公司已发放李文友该月工资1472.42元，高于一审法院核算的工资，不存在补发该月工资的问题。一审法院核算应发2020年4月工资为3,642元（4,300元÷26天×19天+500元），中通吉公司已发放李文友该月工资2,063.06元，故还应补齐4月工资差额，庭审中亦自认应发放的工资差额1,578.94元。李文友虽未提供自行缴纳了4月份的社保费用，但是仲裁裁决中通吉公司向李文友支付4月份的社会保险损失997.28元，中通吉公司未对此提起诉讼，故对于李文友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通吉公司辩称李文友为第三方劳务派遣员工，但其于2020年3月24日向李文友出具了《复工通知书》、直接向李文友支付工资、公司相关人员对于李文友出具的离职报告单亦签署了意见，故李文友虽系与第三方厦门吉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该公司并未对李文友实施管理、发放工资，仲裁委员会基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裁决由中通吉公司向李文友支付工资差额、社会保险损失后，中通吉公司未提起诉讼，故中通吉公司的该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判决：一、湖北中通吉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文友2020年3月25日至2020年4月2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578.94元、社会保险损失997.28元；二、驳回李文友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文友提交证据：证据一，聊天记录截屏一张，拟证明辞工是因为请休单位不批且不让出门，要求员工辞工；证据二，微信交易记录打印件一张，拟证明入职交押金，不做满用人单位工作时间不退押金、不发工资；证据三，银行流水一张，拟证明未足额发放工资，且为上海的公司发放的工资，与中通吉公司所述不符。中通吉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不知道是谁发的消息，应以辞工表为准；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押金已退还；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工资已经发放了，按底薪1,750元基础计算。本院经审核，对李文友提供的证据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判断。中通吉公司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中通吉公司是否应向李文友支付加班工资及经济补偿的问题。李文友主张中通吉公司每天工作10小时后才算加班，2020年4月份李文友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中通吉公司未发放李文友2020年3月份部分加班工资及4月份加班工资，但李文友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李文友主张其每月工资为6,000元，但其与厦门吉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基本工资为1,750元，一审法院基于其提供的招聘信息载明薪资待遇及工作时间，认定李文友工资不低于4,300元，且包含了加班工资，并判决中通吉公司向李文友支付2020年3月25日至2020年4月2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578.94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双方证据的审核，认定李文友并非被迫离职，对于李文友要求中通吉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实体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李文友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文友负担，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左 菁审判员 王 伟审判员 胡 浩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卢宇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