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民终41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骆华容，女，196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江平，女，1975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普，浙江三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奉化大正大宾馆。住所地：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南山路**。 负责人：戴正大，该宾馆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泽，浙江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宁，浙江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必浓，女，197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奉化区。 上诉人骆华容、叶江平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奉化大正大宾馆（以下简称大正大宾馆）、胡必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2020）浙0213民初1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魏金汉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骆华容、叶江平上诉请求：要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大正大宾馆针对叶江平、骆容华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未认真查明事实，且对事实认定及法律关系的确认上有误，判决由骆华容、叶江平承担付款责任错误。一、原审判决基于2014年5月7日《转让协议》以合同相对性为由，确认骆华容、叶江平为责任承担的主体，但却忽视了2015年9月30日，骆华容、叶江平已经将经营权转让给胡必浓，且该份2015年9月30日《转让协议》中大正大宾馆也是其中的主体之一的事实，也即在2015年9月30日骆华容、叶江平转让经营权给胡必浓时，大正大宾馆不但知情，而且是参与的其中一方，其明确知道自此涉案饭店的经营权及相关的协议的权利义务等均由胡必浓承受，而其与骆华容、叶江平之间的2014年5月7日协议关系至此终止，之后由于经营权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均与骆华容、叶江平无涉，那么依法骆华容、叶江平与大正大宾馆的合同权利义务事实就此终止。因此，原审判决以所谓合同相对性为由来判令骆华容、叶江平承担该协议权利义务终止以后因他人履约而产生的责任，于法无据。二、2015年9月30日三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事实上也是2014年5月7日《转让协议》权利义务的整体转让，而非转租协议，该协议的义务主体发生了变化，胡必浓承接了2014年5月7日协议的权利义务，对此大正大宾馆负责人予以签字确认，而原审法院对此未作认真查明与认定，致使判决对于本案法律关系确认有误，导致对实体责任判决错误。三、原审已经查明涉案的大正大宾馆诉请的租金及垫付费用等系胡必浓在经营期间拖欠产生，而非骆华容、叶江平经营期间所产生，故而即便以合同相对性来看，骆华容、叶江平既没有违约行为，也没有违约事实，因此，原审判决判令骆华容、叶江平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基础。四、本案中骆华容、叶江平与大正大宾馆之间仅是经营权的转让关系，在双方订立转让协议以后，大正大宾馆仍然与安全局之间维持房屋的租赁关系，未将其与安全局之间的承租权转给骆华容、叶江平承接，故相关房屋租金的支付责任仍在大正大宾馆。而骆华容、叶江平经营期间向大正大宾馆支付租金是基于经营权的行使而产生，保证经营权能顺利进行。因此原审认为房屋交于骆华容、叶江平承租是错误的，包括胡必浓在取得经营权后，其支付租金的行为也是如此，其也是替大正大宾馆向安全局支付。故而在没有经营权后，骆华容、叶江平本身没有支付租金的义务。五、2015年9月30日《转让协议》是理清本案事实及各方关系的关键点，这份协议一式三份，确定了以下几个事实：1.这份协议有三方主体，包括了本案各方主体，各方均在协议上签字确认。2.该协议确认了大正大宾馆与安全局的协议及2014年5月15日《转让协议》是该协议的附件，是该协议的依据。3.骆华容、叶江平已将与大正大宾馆之间的经营权转让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胡必浓，相关权利义务均转由其承接，其中在协议第四条明确了2014年5月7日协议中的有关内容由胡必浓享有与承担执行，也意味着大正大宾馆也负有相关义务。4.大正大宾馆作为协议主体之一，以原甲方身份出现，在协议中签字确认，其明确知道并同意相关经营权等权利由此转让到胡必浓，也即其与骆华容、叶江平之间的协议关系因这份协议的订立而终止，权利义务归于消灭，骆华容、叶江平无须承担相关的协议义务，新的权利义务承接人系胡必浓。而有关判决事实上也查明了安全局也是明确知道当时实际的经营人与欠款人是胡必浓而非骆华容、叶江平，故原审判决要求骆华容、叶江平来承担责任与事实不符。 大正大宾馆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合同具有相对性，大正大宾馆与骆华容、叶江平之间签署合同，骆华容、叶江平把合同转让给胡必浓，这是另外的法律关系。大正大宾馆之前与宁波市国家安全局打过官司，但当时一审认为合同相对性判大正大宾馆败诉，二审也是维持判决，本案一审时大正大宾馆起诉的时候是把骆华容、叶江平、胡必浓一起作为共同被告，但是一审法院还是根据合同相对性来判，并没有错。 胡必浓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合同相对性是基本原则，胡必浓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涉案的转让合同均应无效，应将转让费各自退还给对方。大正大宾馆自身没有缴纳租金，导致骆华容、叶江平、胡必浓被欺骗，大正大宾馆应当负责。宁波市国家安全局与大正大宾馆之间的纠纷，没有骆华容、叶江平、胡沁浓的参与，对明确可以减免的大部分租金没有减免，导致损失扩大，应当由大正大宾馆承担。 大正大宾馆以骆华容、叶江平、胡必浓未按约支付租金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要求骆华容、叶江平支付租金122.5万元，支付垫付款169902.75元并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至实际履行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胡必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骆华容、叶江平、胡必浓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大正大宾馆（原名奉化市正大宾馆）与宁波市国家安全局签订一份《东苑饭店承租经营协议》，约定，大正大宾馆承租位于鄞州区宋诏路5号的东苑饭店经营权，租赁期限10年，自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签约后，大正大宾馆进行房屋装修，2008年1月开始经营。2014年5月7日，奉化正大宾馆与叶江平、骆华容签订一份转让协议，大正大宾馆将其向宁波市国家安全局租赁的位于宁波市江东区××路××号，建筑面积约4285平方米，已装修营业命名为东苑饭店，及饭店内所有装修不动产和动产，及2014年5月15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经营所有权和合同期满后的续租权转让给叶江平、骆华容，转让费200万元，大正大宾馆保证叶江平、骆华容2014年至2017年12月31日合同期内每年应交纳租金105万元，如有超出部分由大正大宾馆承担等。2015年9月30日，叶江平、骆华容与胡必浓签订一份转让协议，约定叶江平、骆华容经营的东苑饭店转让给胡必浓经营，期限自2015年10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转让费202万元，在转让之前（2014年5月15日至2015年9月30日）所有费用债务、债权由叶江平、骆华容结清。2019年4月4日，宁波市国家安全局向奉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大正大宾馆支付租金及垫付的费用。奉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浙0213民初1737号判决书，判决大正大宾馆向宁波市国家安全局支付租金241.6万元和垫付的费用169902.75元。另根据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8）浙0212民初10688号民事判决书，大正大宾馆将宾馆转让后，叶江平、骆华容未交一年二个月租金，金额根据大正大宾馆与叶江平、骆华容签订的转让协议中105万元一年计算为122.5万元，垫付的费用发生在大正大宾馆转让给叶江平、骆华容后。奉化市正大宾馆于2001年1月10日成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戴正大。2017年7月21日变更为宁波奉化大正大宾馆。 一审法院认为，大正大宾馆与叶江平、骆华容签订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大正大宾馆将东苑饭店的房屋及经营权交于叶江平、骆华容承租，叶江平、骆华容应按约履行并按时交纳租金，未按约交纳显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大正大宾馆要求叶江平、骆华容支付尚欠的租金、垫付款，及利息损失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大正大宾馆要求胡必浓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虽然所欠的租赁费和费用系胡必浓在经营期间产生，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大正大宾馆有权要求合同相对方即叶江平、骆华容承担责任。至于叶江平、骆华容和胡必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叶江平、骆华容可依据协议约定另行起诉。胡必浓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4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叶江平、骆华容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共同支付给大正大宾馆租金122.5万元、各项垫付费用169902.75元并支付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日止的利息损失（其中122.5万元自2020年5月9日起计算，169902.75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二、驳回大正大宾馆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7354元，减半收取8677元，由骆华容、叶江平负担。 大正大宾馆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骆华容、叶江平向本院提交2015年9月30日《转让协议》一份，拟证明大正大宾馆系该转让协议的当事人，以原甲方身份出现，在协议中签字确认，其明确知道并同意相关经营权等权利由此转让给胡必浓的事实。 经质证，大正大宾馆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与大正大宾馆一审提交的转让协议内容一致，只不过大正大宾馆持有的转让协议大正大宾馆负责人没有签字，交给骆华容、叶江平的转让协议中有大正大宾馆负责人签字，签字的目的是同意骆华容、叶江平将宾馆转让给胡必浓，但协议的甲方是骆华容和叶江平，协议条款第二条是甲方转让给乙方，并不是大正大宾馆转让。胡必浓对该转让协议内容无异议。本院对骆华容、叶江平向本院提交2015年9月30日《转让协议》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9月30日，叶江平、骆华容与胡必浓签订的转让协议还载明：叶江平、骆华容与大正大宾馆签订转让协议一份，大正大宾馆与宁波市国家安全局签订租房合同一份（现与本协议附件备份），本协议以上述两份协议为依据。协议第四条约定：上述转让协议，大正大宾馆戴正大，叶江平、骆华容转让协议中第六、七、八条款总则不变，胡必浓同等享有，承担执行。协议第五条约定：此协议一式三份，大正大宾馆戴正大一份，现双方各执一份，盖章签名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大正大宾馆负责人戴正大在上述转让协议中作为原甲方签名。签约后，胡必浓向叶江平、骆华容支付了转让费及其他各项费用合计2211200元。2019年4月4日，宁波市国家安全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大正大宾馆支付租金及国家安全局垫付的费用，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浙0213民初1737号判决书，判决大正大宾馆向宁波市国家安全局支付租金241.6万元和垫付的费用169902.75元。大正大宾馆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作出（2019）浙02民终553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大正大宾馆随后于2020年5月9日以骆华容、叶江平、胡必浓未按约支付租金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胡必浓于2018年8月9日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骆华容、叶江平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判决骆华容、叶江平返还转让费及其他各项费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8月8日作出（2018）浙0212民初105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胡必浓诉讼请求，该份判决现已生效。胡必浓经营饭店后，胡必浓拖欠一年二个月租金，金额根据大正大宾馆与叶江平、骆华容签订的转让协议中105万元一年计算为122.5万元，垫付的费用169902.75元也发生在叶江平、骆华容将东苑饭店宾馆转让给胡必浓之后。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2015年9月30日，叶江平、骆华容经得大正大宾馆的同意后，与胡必浓签订了转让协议，将东苑饭店宾馆的动产、不动产和经营权转让给了胡必浓，并将2014年5月7日的转让协议作为本协议的附件，大正大宾馆负责人在该转让协议上签名确认。上述转让协议签订后，实际履行过程中，胡必浓已支付的租金亦非向叶江平、骆华容支付，故可以认定涉案2015年9月30日的转让协议系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权利义务转让后，胡必浓承接了叶江平、骆华容2014年5月7日转让协议的权利和义务，现大正大宾馆主张的房租及垫付费用均发生在胡必浓经营期间，大正大宾馆应当向胡必浓主张相应的权利。 综上所述，叶江平、骆华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叶江平、骆华容二审期间提交了新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权利义务转让给胡必浓已经过大正大宾馆同意的事实，本院据此改判，一审无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2020）浙0213民初155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宁波奉化大正大宾馆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7354元，减半收取86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354元，均由被上诉人宁波奉化大正大宾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魏金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王沂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