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民再16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长清，男，194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捷，重庆兴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兴平，重庆法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奚建，男，1953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蕤，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野，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长清因与被申请人奚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终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2016）渝民申234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长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捷、谭兴平，被申请人奚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蕤、陆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长清申请再审称，要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1、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已经查明奚建出资仅20余万元，占出资比例4.83%，奚建为退出股东身份，委托夏某某向刘长清提出要求愿退出潼南县三鑫林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三鑫公司）的全部股份。在夏某某劝说下双方达成一致，以42万元股价退股。这就是双方合意，如果双方意思表示未达成一致，奚建就不会领取37万元退股款。（2）三鑫公司经几次增资后，奚建实际投资仅占注册资本的4.83%，一审证据已显示奚建股权全部转让，转让价款为42万元，奚建在一审中对证人夏某某的证言及证明均无异议。（3）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股名为退股实为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并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退股股东不再具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因此，一定意义上退股就是转股。本案中奚建退股属此，并非二审法院对退股的理解。由于奚建已领取37万元退股费，也不再具备三鑫公司股东资格。对于退股款的支付，领条虽载明系从三鑫公司处领取，但并无证据表明三鑫公司持有公司股份，三鑫公司证明该退股款未进入公司账户，三鑫公司未支付该37万元退股款。收条原件由刘长清持有，从举证角度看，显然系刘长清个人支付。（4）二审判决认为股权转让一般应以书面合同形式进行交易，刘长清长期担任三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与奚建进行股权转让却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与常理相悖。刘长清非法律专业人士，不能以不符合法定形式苛求。奚建不诚信，2006年12月8日领条载明出差回来后签订退股协议完善手续，证人证实刘长清多次要求其来公司完善转股手续。二审认为一般以书面合同形式交易，但不以书面形式交易并不当然无效。2、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当事人已充分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二审法院却以当事人举证不能而撤销一审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奚建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长清向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长清、奚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有效；2、判令奚建完善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2001年10月17日，三鑫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2001年10月17日《三鑫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280万元；股东刘长清以货币形式出资120万元，股东黄某某以货币形式出资80万元，股东奚建以货币形式出资80万元；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2001年10月18日，重庆谛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谛威会所验[2001]728号)载明：三鑫公司实际收到出资者投入的资金112万元；刘长清以货币形式出资48万元，黄某某以货币形式出资32万元，奚建以货币形式出资32万元。2002年12月13日，三鑫公司股东会决议由股东刘长清向三鑫公司增加注册资本300万元。重庆谛威会计师事务所于2002年12月13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谛威会所验[2002]956号)载明：三鑫公司已收到股东刘长清增加投入的资金300万元。三鑫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载明三鑫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80万元，公司股东为刘长清、黄某某、奚建。2003年4月15日，奚建向刘长清出具借条，借条表明奚建借到刘长清10万元用于入股三鑫公司。2004年9月25日，三鑫公司股东刘长清、黄某某、奚建签订《三鑫公司股东投资确认书》。2004年10月6日，刘长清、黄某某、奚建对各自投资总额进行了签字确认，即刘长清投资总额为3773975.71元，黄某某投资总额为235377元，奚建投资总额为203328.66元。2004年10月10日，奚建在《承诺书》签字确认只保留在三鑫公司的股份，不参与公司的经营。2006年1月初，证人夏某某受奚建委托向刘长清说明奚建愿意从三鑫公司退出全部股份，并要求刘长清支付退股金及红利42万元，刘长清在夏某某的劝说下同意向奚建支付42万元作为奚建退出三鑫公司的全部股份及红利，至于刘长清与奚建之间如何履行，夏某某没有再过问。同时，奚建向夏某某表示其退股是退股份而非退增资款。2006年1月29日，奚建出具的领条载明：“今领到潼南县三鑫公司退股费人民币拾万整领款人奚建2006年元月29日”。2006年3月30日，奚建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潼南县三鑫公司退股费人民币拾万整收款人奚建2006年3月30日”。2006年10月21日，李某(系奚建之妻)出具的领条载明：“今领到三鑫公司退股款捌万元整领款人：李某2006.10.21”。2006年12月8日，李某出具的领条载明：“今领到三鑫公司退股金捌万元整(因股东自然人出差，待奚建回潼后即时来签订退股协议，完善相关手续。)此据领款人：李某2006.12.8日”。2007年12月30日，李某出具的领条载明：“今领到三鑫公司退股费人民币壹万元整领款人李某2007年12月30日”。奚建及奚建之妻李某先后5次共领取退股费37万元。2014年7月28日，奚建诉重庆市潼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请求撤销工商变更登记通知书一案在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现该案正上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2004年10月6日，刘长清、黄某某、奚建三名股东对各自在三鑫公司的实际投资总额即股份进行结算，并签字确认三人的实际投资总额分别为刘长清3773975.71元、黄某某235377元、奚建203328.66元。2004年10月10日奚建明确表示不参与三鑫公司经营管理后，奚建于2006年1月初委托夏某某告知刘长清其愿意退出在三鑫公司的全部股份，刘长清同意以42万元受让奚建在三鑫公司的全部股权。随后，夏某某将刘长清的意见告知奚建。奚建遂于2006年1月29日、2006年3月30日领取退股费各10万元。奚建之妻李某于2006年10月21日、2006年12月8日、2007年12月30日分别领取退股费8万元、8万元、10万元，5次共计领取37万元。其中李某2006年12月8日出具的领条载明：“因股东自然人出差，待奚建回潼后即时来签订退股协议，完善相关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可抽回出资或者股份。此外，三鑫公司的股东与三鑫公司之间并未发生公司回购股权的法定事由。股东股权的转让，实质就是股东退出公司的方式之一。当然，股东从公司退出经营管理，应当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进行。故奚建从三鑫公司退股的行为在性质上应当被认定为转让股权。因此，奚建的退股行为实质是其与刘长清发生了股权转让行为。故奚建关于其领取退股费的行为与刘长清无关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奚建主张其退股行为的性质是减资退股并非抽逃出资，但该行为未经过《三鑫公司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相关程序，奚建也未提交相应证据，故对于奚建辩称其从三鑫公司领取退股费是减资退股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奚建主张2004年9月25日所签订的《三鑫公司股东投资确认书》是其第二次对三鑫公司投资入股，却未提交相应证据，故对于奚建辩称其2004年9月25日第二次对三鑫公司投资入股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长清和奚建虽然没有签订股权转让的协议，但奚建明确表示愿意完全退出其在三鑫公司的股份，刘长清亦愿意购买奚建退出的股份，双方在证人夏某某的居中协调下就奚建转让其在三鑫公司的股份形成合意，随后奚建领取了转股费，奚建之妻李某同时表示奚建会签订退股协议，完善退股手续，刘长清也向其支付了相应的转股价款，双方通过实际行动履行了转股的行为。奚建之妻于2007年从刘长清处领取了最后一笔转股款，自2007年到2013年期间奚建并未就其与刘长清之间的转股价款、股权转让比例等提出异议。刘长清、奚建双方实际构成了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该行为合乎公司章程规定，又基于双方的意思自治，同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刘长清与奚建之间的转让股权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故奚建关于其与刘长清之间股权转让无效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奚建关于其从三鑫公司领取37万元退股费后，仍为三鑫公司股东持有部分比例股权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奚建提出刘长清利用大股东地位违法增资侵犯了奚建小股东权益的辩论意见，因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一审法院不予评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基于信赖关系而创立公司，股东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该关系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信用基础，亦是公司得以良性运营的基础。公司股东基于公司章程及意思自治原则在其内部之间转让股权，该转让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股东之间有转让股份的合意，股东也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相应的义务。刘长清、奚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双方之间的实际履行行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刘长清向奚建支付了相应的购股款，奚建及奚建之妻也领取了相应的款项并在领取该款项期间及之后的五年之内没有表示异议，双方的实际行为已然构成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转让的实质条件。刘长清、奚建之间的民事行为在公司章程规定下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故刘长清请求确认刘长清、奚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奚建诉重庆市潼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请求撤销工商变更登记通知书一案正在审理中，该案的裁判未发生法律效力，其结果将会影响三鑫公司的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故刘长清要求奚建完善股权转让相关手续的诉讼请求，要待该案审结后另案处理。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2015）潼法民初字第03829号民事判决，一、刘长清与奚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有效；二、驳回刘长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减半收取3800元，由奚建负担。奚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该判，驳回刘长清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长清负担。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诉请法院依法确认其与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并判令上诉人完善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应当举示出足以支持其主张，即其与上诉人之间确实构成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证据。从本案查明的情况来看，首先，股权转让是通过出资额的移转而导致股权或股东资格的变动或更迭的行为，是一种契约行为，股权转移的前提条件是转让方与受让方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存在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且就转让事宜与被上诉人达成了合意。其次，各股东的股权比例不同，三鑫公司又两次增资，致使上诉人的股权比例发生变动，股权转让应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比例、转让价款等合同成立的基本要素，现被上诉人不能举示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曾就具体转股比例及价款作出约定，不具备成立股权转让法律行为的实质要件。其三，上诉人及其妻子先后五次领取退股款共计37万元，出具的领条均明确记载其领取款项的性质为“退股费”而非股权转让款，且领条载明五笔退股费均系从三鑫公司处领取，而非由被上诉人支付。其四，从股权交易习惯来看，股权转让作为一种注重交易形式和履行程序的商事交易行为，一般应以书面合同的形式进行交易，且被上诉人长期担任三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诉称在与上诉人进行股权转让却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与常理相悖。综上，在被上诉人诉称的与上诉人整个交易过程中，均没有股权转让的相关表述而是以“退股”的名义进行。对于“退股”的含义，按照通常理解，股东退股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公司仍然存续期间，依据正当的法定程序向公司办理购回其对公司投资的股份，获得股权对价而丧失其成员地位及股东资格，从而退出公司的行为。“股权转让”与“退股”虽然都可以作为公司股东退出公司的一种条件介质，但两者存在明显差异。股东退股的当事人是股东和公司，需由公司向退股股东支付对价，将会导致公司资本的减少，而股权转让仅涉及股东之间持股比例的变化。在现实交易中，确实存在名为退股而实际发生股权转让关系的现象，但不能将退股当然等同于股权转让。要界定本案所谓“退股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当对被上诉人诉称的整个交易过程进行综合考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但无书面股权转让协议，也缺少双方合意、适格对象、转股比例、转股价款等股权转让行为实际成立的基础要素，难以将其归类为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作出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际构成了股东之间股权转让行为的认定不当，二审法院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奚建的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2016)渝01民终76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2015)潼法民初字第0382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长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减半收取3800元，由刘长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刘长清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本院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刘长清提交了其与三鑫公司原另一股东黄某某股权转让纠纷案的法律文书：1、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52号民事判决；2、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终7178号民事判决；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渝民申73号民事裁定。凭上述法律文书拟证明另一股东黄某某在奚建之前转让了股权，奚建在本案中的退股实际上与黄某某的性质是一样的，名为退股实为转让。奚建质证认为，黄某某的股权转让的申请书、收条写的全部是转股。本院认为，上述法律文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奚建提交了张洪清、彭明生的《证明》。凭上述《证明》拟证明奚建退股期间正是其岳母生病期间，当时需要拿钱治病。刘长清质证认为，真实性不认可，无身份证复印件，且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奚建提交了2016年10月8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潼南区分局潼南工商(2016)37号《关于撤销重庆市潼南区三鑫林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登记的通知》，凭此通知拟证明奚建具有该公司股东资格。刘长清质证认为，对该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奚建具有公司股东身份。本院认为，该通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刘长清在本院再审开庭时陈述，黄某某给刘长清写申请要求退股，刘长清就退给了黄某某。过了一年，奚建跟刘长清说要退股，要42万元，刘长清不同意。然后，奚建找夏某某来做刘长清的工作，刘长清就同意给奚建42万元。黄某某是出了很多手续才退的钱，但奚建是刘长清的表侄儿，刘长清就粗心大意没有先完善手续就把钱退给了奚建，钱都是刘长清给的。奚建质证认为，刘长清现在打亲情牌，说我不诚信，但要举证。本院认为，刘长清的陈述，属当事人的陈述，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予以采信。一审中，已经质证的证据有：1、夏某某出具的《说明》。其中载明，奚建委托夏某某找刘长清从公司退股，奚建两口子的意见是要求刘长清给退股金及红利共计42万元。夏某某找到刘长清，当时刘长清只是同意退40万元，夏某某给刘长清做了工作，因刘长清与奚建是家乡人，刘长清便同意支付42万元作为奚建退出公司的全部股金及红利。2、2015年11月11日，三鑫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中载明：“经我公司认真核实查证，在我公司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的会计帐目及入账凭证中，从未发现以我公司名义支付奚建退股金的相关凭证及入账说明”。二审中，三鑫公司出具了内容相同的《情况说明》，并完善了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求。3、刘长清陈述，奚建向刘长清借款10万元入股。奚建实际入股的金额加上向刘长清借款10万元，总共只有二十几万元。奚建领取退股金，就不存在还有股份在公司的情况。刘长清已经全额支付42万元给奚建。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除上述本院采信的证据查明的事实外，其他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争议焦点，刘长清与奚建之间就股权转让，双方是否达成合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本案中，由于刘长清与奚建没有书面协议，只能以现有证据进行评判。刘长清与奚建之间可认定为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合意。理由如下：首先，有当事人刘长清的陈述、夏某某的证言，证明奚建与刘长清达成了股权转让的合意。一审法院对夏到贵的《证明》进行了调查核实。夏某某陈述奚建两口子的意见是要求刘长清给退股金及红利共计42万元，刘长清最终同意支付42万元作为奚建退出公司的全部股金及红利。刘长清陈述奚建跟刘长清说要退股，要42万元，刘长清不同意。然后，奚建找夏某某来做刘长清的工作，刘长清就同意给奚建42万元。一审庭审质证时，双方当事人对夏某某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夏某某的证言与刘长清的陈述相吻合。夏某某与刘长清、奚建双方均无利害关系，且奚建亦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夏某某的证言，故该证人证言具有真实性。夏某某的证言证明了奚建在2015年12月左右委托夏某某向刘长清提出过“退股”的意思表示，由于刘长清要求按照黄某某的退股形式，而黄某某的“退股”实际是将所有股权转让给刘长清，故奚建当时委托第三人向刘长清提出“退股”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将股权全部转让给刘长清。其次，有奚建5张收条，证明双方已经履行了口头协议。奚建于2006年1月29日、2006年3月30日出具领条、收条，载明领取三鑫公司“退股费”各10万元。奚建之妻李某于2006年10月21日、2006年12月8日、2007年12月30日分别出具领条，载明领取三鑫公司“退股费”8万元、8万元、1万元，5次共计领取37万元。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李某在2006年12月8日出具的领条中写明：“因股东自然人出差，待奚建回潼后即时来签订退股协议，完善相关手续”。该内容表明三层含义：一是退股协议本身已经存在，已经口头约定；二是双方在没有签订书面退股协议之前，奚建已经领取退股费；三是双方对口头约定没有异议，并依照该约定已经履行，即刘长清付款，奚建领款。2006年12月8日的领条与夏某某的证言、刘长清的陈述形成证据锁链，应认定双方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奚建提出其退股是减资，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第三，2015年11月11日，三鑫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奚建的退股费实际支付人是刘长清。奚建、李某在收条上面虽然是写收到三鑫公司的退股费，但该收条上面并无三鑫公司的公章以及财务人员的签名。三鑫公司的财务凭证也无支付奚建退股款的记载。刘长清直接支付退股费给奚建，奚建并无异议。故应认定是刘长清支付退股费给奚建。奚建在2007年12月30日领取了最后一笔退股款后，双方之间长达几年的时间内并无异议。综上，刘长清与奚建之间就股权转让，双方已经达成合意。一审时，刘长清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要求判令奚建完善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一审法院鉴于奚建诉重庆市潼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请求撤销工商变更登记通知书一案正在审理，对刘长清要求奚建完善股权转让相关手续的诉讼请求另案处理。经本院再审查明，一审另案处理的情况已经消失，且该行政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本案无关联性，故该诉讼请求应在本案中进行处理。刘长清已支付完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金，奚建理应配合刘长清完善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综上所述，刘长清与奚建之间就股权转让双方达成合意，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股权转让行为有效。奚建应配合刘长清完善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刘长清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再审出现了新证据，致使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终761号民事判决；二、维持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2015)潼法民初字第03829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三、撤销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2015)潼法民初字第03829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四、限奚建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配合刘长清完善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一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减半收取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均由奚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超审判员 彭四川审判员 刘战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陆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