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37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毕节市融达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洪山路8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0755381382C。 法定代表人：程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杨江洪，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华特别授权，杨江洪一般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卯明强，男，1993年1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正，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祖海刚，男，1971年8月2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威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斌，男，1971年10月8日生，彝族，住贵州省威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启钊，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上诉人毕节市融达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融达路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卯明强、祖海刚、余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6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融达路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6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由余斌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且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程序违法。一、施工劳务承包人程宗贵委托其管理人姚志余于2015年1月4日与余斌签订的装载机租赁合同及第一次开庭时祖海刚的陈述均证实祖海刚系为余斌提供劳务的驾驶员，二者之间具有特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祖海刚所获取的劳务报酬亦由余斌支付，而程宗贵与余斌之间系租赁合同关系。祖海刚在为余斌提供劳务过程中致卯明强受损，应由雇主余斌承担赔偿责任。二、余斌提供的租赁合同系伪证，经上诉人找程宗贵核实，程宗贵陈述其除委托姚志余与余斌签订过一份合同外，未签订过其他任何合同。据此，上诉人一审中已书面申请要求对程宗贵字迹及指纹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并未委托鉴定机构鉴定。程宗贵原系上诉人涉案工程的劳务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因其他缘故被请退场，故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其单独在法院所作笔录是与余斌串通后所作伪证，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三、假定程宗贵与余斌真实存在后续租赁合同，则基于其与上诉人的劳务施工合同关系，祖海刚与程宗贵之间为雇佣合同关系，祖海刚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致第三人损害，应由程宗贵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无论是基于认定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还是查清案件事实的需要，程宗贵应当作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一审法院认定余斌提供的租赁合同的效力，即为认可祖海刚提供劳务的对象为程宗贵，但不依法追加程宗贵参加诉讼属程序违法。四、涉案装载机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属于余斌，根据交强险条例规定，首先应当归由余斌在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剩余部分若赔偿主体是上诉人，再按责任进行分摊，相应的诉讼费也应当按赔偿金额的比例分担。 被上诉人卯明强辩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关系明确，卯明强的损失应由原审被告赔偿，原判事实清楚，应于维持。 被上诉人祖海刚辩称，我是帮他们做工地的，他们叫我到哪里做，我就到哪里做，我是给他们开机子的。 被上诉人余斌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驳回融达路桥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交通事故发生路段是以融达路桥公司为承包方承建，而程宗贵是工程项目的负责人。二、事故装载机的所有权人是余斌，程宗贵因工作的需要和余斌鉴定了装载机租赁合同，并约定驾驶员由程宗贵负责，安全操作责任由程宗贵承担，程宗贵每月向余斌支付租金。三、事故认定书认定装载机驾驶员祖海刚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但是，驾驶员祖海刚是程宗贵聘用的，而程宗贵是融达路桥公司的五里岗项目部的负责人，其因工程有关的权利义务归结于融达路桥公司，故祖海刚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造成卯明强受伤的交通事故，其侵权民事赔偿责任依法应由融达路桥公司承担。四、前面第三点提到程宗贵因工作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归结于融达路桥公司，故程宗贵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当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故一审法院未同意融达路桥公司申请追加程宗贵参加诉讼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五、装载机确实未购买交强险。 被上诉人卯明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2,360.71元、伙食补助费13,649.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00.00元、摩托车损失2,800.00元、交通费5,851.00元、住所费3,160.00元、护理垫及生活用品费2,076.00元、营养费7,230.00元、护理费12,886.50元、误工费25,560.00元、复印费116.00元、残疾赔偿金165,804.2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72,815.12元、鉴定费1,9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0元、后期治疗费13,000.00元，合计459,308.5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27日11时30分，被告祖海刚操作一辆装载机在省道S102线362公里（小地名：刺梨疤）处的施工路段上施工，该施工路段由于未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碰撞到由原告卯明强驾驶的停靠在施工路段上的二轮摩托车，造成原告卯明强受伤、摩托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威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祖海刚承担主要责任，原告卯明强承担次要责任。原告卯明强伤后于2015年12月27日至2016年2月15日在威宁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62天，经医院诊断为：1.创伤性休克；2.骨盆骨折（tile分型C2）；3.腰椎横突骨折；4.腰背部皮下血肿；5.左肾后方血肿；6.右肺挫伤伴双侧胸腔积液；7.低蛋白血症；8.创伤性贫血（轻度）。于2016年2月22日至2016年4月21日在威宁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59天，经医院诊断为：骨盆骨折内固定术后。原告卯明强因本次事故共计住院治疗121天，在原告卯明强两次住院治疗期间被告融达路桥公司垫付医疗费等共计29,600.00元，相关医疗费发票由融达路桥公司保管，在此次诉讼中被告融达路桥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该部分医疗费发票，原告卯明强也并未主张该部分医疗费用。原告卯明强于2016年5月10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数字化X光骨盆正位摄影”检查。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9月7日对原告伤残等级出具司法鉴定书，原告卯明强此次损伤分别达Ⅷ级（八级）、Ⅹ级（十级）伤残；后期治疗、检查检验费用为13,000.00元；误工期为240日，护理期110日，营养期120日。同时查明原告卯明强女儿卯馨语于2016年1月3日出生。另查明，本次事故中肇事“厦工”牌装载机产品识别码为CXG00951P001D1283，该车未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其他商业险种。被告余斌于2015年12月5日同被告融达路桥公司五里岗项目部程宗贵签订了《装载机租赁合同》，合同第二条约定：“机械使用方式：甲方（余斌）机械在乙方（融达路桥公司五里岗项目部）租用后，由乙方自行调度使用，确保安全施工。甲方不提供驾驶人员。在乙方租赁期内出现任何安全责任事故全部由乙方承担。机械在乙方租用期间的燃油费、机械修理维护费（包括润滑油）全部由乙方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一、本案该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纠纷还是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本案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三、本案赔偿数额如何确定。 一、关于本案该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纠纷还是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焦点。本案中，肇事车辆为“厦工”牌装载机，该车辆未投保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及其他商业保险。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本案肇事车辆为轮式装载机，可以直接上路行驶，按照相关规定应投保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其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应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较为适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但在本案中，本次事故发生在封闭施工的特定场所中，该封闭施工路段未经主管部门验收正常通行，肇事车辆“厦工”牌装载机并非以在道路上行驶为主，而是在特定场所进行特定工作的专用机动车，其在工程作业中致人损伤，应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纠纷较为适宜。 二、关于本案赔偿责任主体如何认定的焦点。雇员在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融达路桥公司辩称其和被告余斌签订有《装载机租赁合同》，约定造成安全事故的，责任全部由余斌承担。但融达路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该份《装载机租赁合同》签订时间为打印的“2016年”，“6”字处用笔更改为“5”字，被告融达路桥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对该份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余斌于2015年12月5日同被告融达路桥公司五里岗项目部程宗贵签订的《装载机租赁合同》中约定，驾驶人员由被告融达路桥公司负责聘请，在融达路桥公司租赁期内出现安全责任事故也由该公司承担，被告祖海刚在庭审中陈述其系被告融达路桥公司聘请也与该合同相印证。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未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被告融达路桥公司作为施工主体未尽到安全警示义务，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被告祖海刚与被告融达路桥公司形成雇佣关系，其在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应由被告融达路桥公司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被告融达路桥公司辩称程宗贵与融达路桥公司是分包关系，无权代表公司对外行使民事权利，其认可与余斌签订合同就应把其追加为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双方签订的《装载机租赁合同》，甲方为“余斌”，乙方为“毕节市融达路桥工有限责任公司五里岗项目部”，程宗贵作为“公司五里岗项目部负责人”同余斌签订该租赁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的规定，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程宗贵同余斌签订合同后装载机进场施工，被告融达路桥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开始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应视为对该《装载机租赁合同》的追认。故对被告融达路桥公司提出的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告卯明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未取得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擅自驾驶二轮摩托车进入封闭施工路段，该行为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原告卯明强对其受到的伤害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情况及结合本次事故的具体案件事实，由被告融达路桥公司承担70%赔偿责任，原告卯明强承担30%赔偿责任较为适宜。 三、关于本案赔偿数额如何认定的焦点。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为310,230.99元，由被告融达路桥公司承担70%即217,161.69元，由原告卯明强自行承担30%即93,069.30元。被告融达路桥公司垫付的医疗费等费用29,600.00元，因被告融达路桥公司在本次庭审中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医药费、生活费等具体花费情况，原告卯明强在此次诉讼中也未主张被告公司垫付的医疗费用，若被告公司垫付的费用超出实际治疗所花费的费用，被告融达路桥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 一审法院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毕节市融达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卯明强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人民币217,161.69元。二、驳回原告卯明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90.00元，由被告毕节市融达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557.00元，由原告卯明强负担3,633.00元。 二审查明，被上诉人余斌（甲方）与融达路桥公司五里岗项目部（乙方）于2015年12月5日签订的《装载机租赁合同》无乙方盖章，程宗贵在项目部负责人处签字并加盖手印，但该合同并非程宗贵本人亲自签订，而是程宗贵委托陈宇签订，“程宗贵”字迹由陈宇书写，手印由陈宇加盖。另查明，融达路桥公司省道102线威宁五里岗至大山营改建工程三工区（甲方）与被上诉人余斌（乙方）于2016年1月4日签订了装载机租赁合同，该合同甲方由姚志余签字并加盖手印。二审中，被上诉人卯明强表示如果余斌在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则同意其他赔偿义务人只赔偿一审判决金额扣除交强险的部分。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综合上诉人融达路桥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法律关系及赔偿义务主体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法律关系及赔偿义务主体的认定。根据威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7520151227001号）载明涉案事故发生的地点为省道S102线362公里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故本案为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本案法律关系应当定性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原判认定为一般侵权责任纠纷确有不当，本院在此予以纠正。因涉案装载机未购买交强险，故对于未购买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引发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认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因涉案装载机应当投保交强险而未投保，投保义务人为被上诉人余斌，故应由被上诉人余斌首先在交强险内承担12.2万元的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被上诉人祖海刚的雇主承担。对于祖海刚的雇主的认定，被上诉人余斌分别与程宗贵和姚志余签订了装载机租赁合同，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两次租赁合同签订之间，故应当根据余斌与程宗贵签订的租赁合同认定祖海刚的雇主。根据余斌与程宗贵签订的租赁合同，安全事故责任由毕节市融达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五里岗项目部承担，无论程宗贵是否有权代表该项目部签订合同，由于该项目部已经实际使用余斌出租的装载机且未提出任何异议，均应由上诉人融达路桥公司在交强险外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如上诉人融达路桥公司与程宗贵另有约定或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以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根据其与程宗贵的约定或其他法律关系向程宗贵追偿。对于上诉人融达路桥公司应承担的赔偿金额的认定，因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被上诉人卯明强的损失为310,230.99元，该数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卯明强的损失总额扣除被上诉人余斌应承担的12.2万元后，上诉人融达路桥公司应按7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额为（310,230.99元-12.2万元）×70%﹦131,761.69元，扣除其垫付的29,600.00元后为131,761.69元-29,600.00=102,161.69元。因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融达路桥公司赔偿被上诉人卯明强217,161.69元，被上诉人卯明强在二审中同意在被上诉人余斌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后，其他赔偿义务人只赔偿一审判决金额扣除交强险的部分，故上诉人融达路桥公司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95,161.69元（217,161.69元-12.2万元）。至于程宗贵是否为本案必须参加诉讼当事人的问题，上诉人融达路桥公司在本案中并未举证证明其与程宗贵存在劳务分包关系，其主张追加程宗贵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无事实依据，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6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法院（2016）黔0526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由被上诉人余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被上诉人卯明强残疾赔偿金等122,000.00元； 四、由上诉人毕节市融达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被上诉人卯明强残疾赔偿金等95,161.69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190.00元，由余斌负担4,557.00元,由卯明强负担3,63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57.00元，由毕节市融达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可 审 判 员  陈红梅 审 判 员  黄塑希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陈中友 书 记 员  陈红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