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泽州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晋0525民初1759号原告：晋城市平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泽州县南村镇裴疙瘩村**。法定代表人：王媛媛，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号，男，1979年7月1日生，汉族，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系该公司职工。被告：泽州县巴公镇甘润村村民委员会，住，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甘润村/div>法定代表人：申志国，任该村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伟，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拥军，男，1967年6月4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县巴公镇人，任该村党支部书记。第三人：张国强，男，1976年10月10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县巴公镇人，农民，现住本村。原告晋城市平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驾校)与被告泽州县巴公镇甘润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甘润村委）、第三人张国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7月12日、10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平安驾校法定代表人王媛媛及委托代理人李小号、被告甘润村委的法定代表人申志国及委托代理人王健伟、梁拥军、第三人张国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2013年6月22日我公司与甘润村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原告于2018年7月13日增加该诉讼请求）；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建设性投资损失1870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原告拟在巴公镇投资建设练车场所，同年6月22日，作为原告股东的第三人张国强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场地租赁合同》。2014年9月，原告设立后，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场地租赁合同》（实为《土地租赁协议》）。合同签订后，原告对该场地进行了修建，2014年年底正式投入使用。2015年3月25日，原告向被告缴纳了2014年租赁费40000元。2015年年底，被告换届选举后，以租金过低为由多次阻挠原告正常经营。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被告辩称，1、原告起诉事实已经另案审理，其该次起诉属于滥用诉权捏造事实重复起诉。2、原告诉讼事实依据的部分，大多数为虚假事实。3、原、被告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将场地租给平安驾校。4、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过合同。综上，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另外在程序方面：1、法庭调查阶段已经进行到举证质证环节，原告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2、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新增加的诉请与原有的诉请相矛盾。第三人陈述，我是该驾校股东，占有20%的股份，其他事情我并不知情。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1、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与第三人张国强和甘润村委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是否具有承继性，该合同的效力如何；2、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针对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6月22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一份，并陈述，2013年，原告拟在巴公镇投资建设练车场所，经与被告协商，同年6月22日，由作为原告股东的第三人张国强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场地租赁合同》。2014年9月，原告设立后，又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协议》。被告质证认为，原告在起诉状中写的是《场地租赁合同》，但原告提交的是《土地租赁协议》，对其真实性存在异议；原告提交的协议与先前提交的复印件是不一样的，复印件没有骑缝章；该协议只有原告的骑缝章，没有村委的骑缝章；原告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10日,而双方于2013年6月22日签订协议，双方签订协议时原告不可能加盖公章；租赁协议上写租赁期限从2014年1月1日开始违背常理；该协议所签字为张国强而非原告法定代表人。第三人：对证据1，协议上的签字是我签的，我不申请鉴定，也无证据证明是否属于伪造，对合同内容不知情。本院认为，我国司法制度有一项基本原则，即以事实为依据。本案中，原告平安驾校向法庭提供的双方于2013年6月22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一份，就是基本事实，不容否认。该协议对合同的标的物、数量和质量、租赁物的用途、租赁期限、租金支付等实质事项均进行了详细约定，并且有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字盖章，也符合合同的形式要件。虽然被告和第三人曾在庭审中对该协议上的公章持怀疑态度，但并未向法庭提出鉴定申请，也未提供该协议系原告伪造的其他证据。故本院对上述协议予以确认。至于同时存在原告股东即本案第三人张国强和被告、原告和被告签订两份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鉴于平安驾校这种公司设立是先行筹建，待其软件、硬件均符合一定标准之后方可进行审批、发证的特定模式，土地租赁当然属于前期工作，在公司设立之前由其股东作为代表与被告签订租赁合同不足为奇。再者，从上述两份合同的内容可以看出，二者在合同的标的物、数量和质量、租赁物的用途、租赁期限、租金支付等实质事项方面几乎一致，即上述两份合同的标的指向相同，可以认定平安驾校与被告的合同是对张国强与被告合同的修改和完善。本院巴公法庭、南村法庭以及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此前对张国强与被告签订合同的审理，仅仅是对合同效力方面的认定，并未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作出处理。原告本次起诉，请求认定合同无效并赔偿损失，并非重复起诉。2收款收据，证明原告于2015年3月25日向被告缴纳场地租赁费40000元。被告和第三人对该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只是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租赁费，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租赁合同可能是第三人将场地转租给原告。本院认为，上述收款收据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具有合同关系的，否则何来缴纳和收取场地租赁费之说？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3被告甘润村委出具的证明一份，起草人是梁东贵。欲证明其与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情况。被告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理由是该证据出示的日期是2013年9月16日，原告公司还未成立，从内容上看，该证明不真实，证明上只有村委的公章，无村主任或党支书的签字，不符合村委会出具证明的惯例，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认定。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有异议，就不是梁东贵开具的，而且当时与原告成立驾校时不叫平安驾校，而是叫晋城市宇通驾校。本院认为，该证明虽然加盖有被告公章，但无当时甘润村委负责人签字确认，而且梁东贵本人也未出庭作证，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被告针对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甘润村两委、全体党员、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证明原、被告之间未签订过任何协议，证明梁东贵（曾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没有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协议、盖过章，原告提供的协议为虚假伪造的。原告质证：对该证据不清楚，不能证明我与被告没有签订过租赁协议。本院认为，被告方两委、全体党员、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是被告单方内部的文件，其证明力不能与原告所持加盖被告公章的租赁协议相提并论，故本院对此不予认定。2、泽州县人民法院（2016）晋0525民初161号卷宗，证明该场地不是原告修建投资的；3、（2017）晋05民终74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判决生效已确认该场地建设投资人是张国强，并判决张国强针对建设投资损失可以另行主张，可见原告并不是该工程建设投资人，不是合法主体，对该损失没有诉讼权利。4、原告公司信息查询单，证明原告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10日，而协议于2013年6月22日签订,当时不可能加盖公司公章。5、被告和第三人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证明该合同真实，原告提交的合同为虚假合同。原告质证：对证据2、3，因原告与张国强是合作关系，张国强是驾校代表，所做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是我公司委托张国强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当时驾校还未成立时，我们是先租场地，租好场地后，待驾校成立才又替换先前的合同。第三人：对证据1不清楚，对证据2、3、4、5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实质还是涉及到两份合同的问题，已如前所述，本院不予认定。第三人张国强提交了梁东贵到晋城中院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我与村委所签订的合同真实。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张国强的行为属于代表驾校履行职务行为，质证意见同上。被告质证，应该明确谁投资修建场地，先前已经明确张国强系实际投资人。原告对本案提交的诉讼请求属于其内部纠纷，应该另案起诉，否则易造成我们的双重赔偿。本院认为，该证据实质还是涉及到两份合同的问题，同前所述，本院不予认定。在审理过程中，依照原告申请，委托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平安驾校在甘润村原村办煤矿场地上建设性投资损失进行鉴定。山西涌鑫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晋城中院委托）鉴定意见为：经鉴定平安驾校在甘润村原村办煤矿场地上建设性投资损失总计为1874448.72元。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认可。1、该工程造价鉴定程序存在重大瑕疵，鉴定造价之前所提交资料应该经双方质证认可，并经过法庭的确认真实合法，才能作为鉴定工程造价的依据，但该鉴定依据资料没有经过双方质证认可；2、原告所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属于自行私下制作，无正规的施工合同及正规资料，全部提供的都是收据，无正规发票，无任何公章，无制表人和审核人签字；3、该造价鉴定部分依据的是双方的询问笔录，鉴定机构去做笔录时，原来的场地是否平填及工程量，双方说法不一致，鉴定报告没有给出说明；4、鉴定报告本身可以证明鉴定申请人不是驾校公司，报告上写驾校建立于2013年6月-2014年2月，原告公司成立日期为2014年9月10日相矛盾，原告是不可能成为工程建设的出资人。张国强对该证据无异议，但对原告所提供的资料不清楚。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对上述鉴定意见有异议，但未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也未申请重新鉴定，故本院对上述鉴定意见予以确认。对于本案另一争议焦点，即原告增加的诉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在本案的起诉状中，原告的诉讼请求只有赔偿损失及承担诉讼费，并无确认合同无效诉请。7月12日休庭后，原告于7月13日向合议庭提交了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该规定，对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提出的时间均作了限制，即原告只能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否则，法院将不准许原告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根据上述规定，合议庭认为，应当允许原告增加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本案第三人张国强系原告平安驾校的股东，占股20％。2013年，原告拟在巴公镇投资建设练车场所，经与被告协商，同年6月22日，由于平安驾校尚未成立，张国强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场地租赁合同》。2014年9月，平安驾校设立后，又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协议》。合同签订后，原告对该场地进行了修建，2014年年底正式投入使用。2015年3月25日，平安驾校向甘润村委缴纳了2014年租赁费40000元，甘润村委并出具了收款收据。2015年年底，甘润村委换届选举后，以租金过低为由多次阻挠平安驾校正常经营。故平安驾校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双方所签订的租赁协议无效，甘润村委赔偿其损失1870000元。又查明，平安驾校在甘润村原村办煤矿场地上建设性投资损失总计为1874448.72元。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诉争土地系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的除外。2015年2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公布施行，虽然泽州县属于试点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六十三条属于暂时调整实施的法律规定，但因本案所涉场地未依法取得用地手续，不属于上述《决定》允许租赁的范围，根据上述规定，平安驾校与甘润村委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作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管理者，在明知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的情况下，仍然与他人即平安驾校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对造成合同无效的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平安驾校在选择合作对象时，没有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以致合同无效，应当承担次要责任。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晋城市平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与泽州县巴公镇甘润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2泽州县巴公镇甘润村村民委员会赔偿晋城市平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在甘润村原村办煤矿场地上建设性投资损失总计为1312114.10元，其余损失由晋城市平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自负。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鉴定费28000元，共计51300元，由泽州县巴公镇甘润村村民委员会负担35910元，晋城市平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负担153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文兴人民陪审员 钱 云人民陪审员 段祥正○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史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