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锦江民初字第04911号 原告：杨静，女，197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四川元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绍成，女，1946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左斌，男，196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被告：左涛，女，197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告：左某，女，1999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法定代理人：周成珍，女，1971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系被告左某之母。 被告：周成珍，女，1971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以上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乐勇，四川典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泰宇，四川典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唐毅民，男，195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第三人：张义毅，女，195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第三人：成都昶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大业路************。 法定代表人：刘元华。 原告杨静与被告左清烽、余绍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2月23日立案受理后，因被告左清烽于2013年8月16日死亡，本院依法追加被告左清烽的继承人左斌、左涛、左某、周成珍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2012)锦江民初字第136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杨静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6日作出(2015)成少民终字第7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2)锦江民初字第1367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新立案受理后，根据被告余绍成、左斌、左涛、左某、周成珍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唐毅民、张义毅、成都昶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昶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4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被告余绍成、左斌、左涛、左某和周成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乐勇到庭参加诉讼。因第三人唐毅民、张义毅、昶通公司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向其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第三人唐毅民、张义毅、昶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杨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余绍成、左斌、左涛、左某、周成珍立即偿还杨静借款328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本金日止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诉状上写明主张利息10000元是立案时作为诉讼标的进行计算的依据，杨静主张的借款利息不以10000元为限)；余绍成、左斌、左涛、左某、周成珍承担本案诉讼费。庭审中原告杨静明确：要求余绍成承担偿还责任，左斌、左涛、左某、周成珍在继承左清烽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 事实和理由：左清烽、余绍成系夫妻关系，2007年8月至2010年2月，二人陆续在杨静处借款328000元，左清烽、余绍成自愿以其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宏济新路4号8栋2单元2楼3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的产权作为其偿还借款的担保财产。现杨静因生意需要资金并提出还款要求，左清烽、余绍成拒不偿还借款，给杨静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左清烽与余绍成在（2011）锦江民初字第3249号案中出示的张义毅、唐毅民向其出具的借条等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左清烽、余绍成与张义毅、唐毅民形成了借贷关系，其借贷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左清烽与余绍成并未举出成都市长远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远公司）、卢某1及卢某2与本案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的证据。左清烽与余绍成陈述支付138000元的利息、卢某1等人要求左清烽与余绍成以现金支付且不出具任何手续、以及受到卢某1等人的威胁缺乏证据支持，其陈述不属实。另左清烽与余绍成称实际收款147200元，而非160000元与事实不符。现杨静为保护其合法权益，依法起诉。 被告余绍成、左斌、左涛、左某和周成珍共同辩称，1、被告收到的两份诉状中有关诉讼请求的金额不一致，其中一份是合计338000元，另一份合计为33800元。2、杨静在诉讼请求中有关利息的主张以10000元为限，若杨静在庭审中主张的利息不一致，应出具相应的计算方式和计算金额，对其主张的利息不限于10000元的请求不认可。3、2007年8月22日，因张义毅、唐毅民称急需用钱需借款2个月，故带左清烽、余绍成到春熙路第一城22楼的长远公司。当时杨静告诉左清烽与余绍成，其系长远公司老总卢某1的妻子，也是该公司员工。刚一进门，在张义毅、唐毅民夫妇安排和杨静要求下，左清烽与余绍成以其所有的案涉房屋作为抵押签订了《抵押贷款合同》，左清烽与余绍成在杨静要求下将房产证交给长远公司。并于当日由长远公司安排车辆让左清烽与余绍成和杨静、唐毅民一起前往成都市产权监理处办理了金额为160000元的抵押登记。实际是张义毅、唐毅民向长远公司借款160000元，并且由唐毅民当场从该公司总经理卢某1手中拿走了147200元现金，其余12800元系当月利息，利率为月息8%，首次借款直接扣除当月利息。左清烽与余绍成并未向长远公司以及杨静借款。借款快到期时，左清烽与余绍成催张义毅、唐毅民还款，他们以各种借口拒绝归还。2009年初，长远公司称张义毅、唐毅民又借了130000元，并在其要求和威胁下左清烽与余绍成再次在长远公司写了向杨静借款290000元的《还款承诺书》。 从2009年6月至2010年2月左右，左清烽与余绍成陆续共替张义毅、唐毅民向长远公司垫付利息138000元。其中23200元现金，系2009年6月20日星期六下午15时左清烽与余绍成在莲桂南路公交站后建康药房内右侧一木凳处亲自交付给卢某2，卢某2系卢某1之姐。其余利息均由左清烽与张义毅前往长远公司亲手交付给卢某1及办事员小廖。左清烽与余绍成垫付138000元利息时，卢某1说依照行规从不向还款人出具收条等书面凭证，故左清烽与余绍成没有得到任何的书面凭证。同时，杨静和长远公司均要求垫付利息时必须以现金的形式，而不允许以转账、存款等其他方式。左清烽与余绍成为张义毅、唐毅民陆续垫付利息金额不等，卢某1在催款和收款时均称需扣除罚款若干或利息若干，具体的计算方式左清烽与余绍成并不清楚。但杨静及长远公司的员工多次电话威胁，左清烽与余绍成迫于无奈担心人身安全才不得不为张义毅、唐毅民垫付利息，实际左清烽、余绍成并未从杨静处借走一分钱。 2010年2月22日卢某1电话通知左清烽与余绍成前往公司，否则将处置案涉房屋。卢某1要求出具341600元的《还款承诺书》，才肯放过左清烽与余绍成。同时卢某1说要将2009年12月17日出具的借条上载明的借款51600元并入之前的《还款承诺书》中载明的290000元借款，合计341600元。2009年12月17日左清烽与余绍成并未向原告借款，该51600元系长远公司自行计算的利息。但左清烽与余绍成为了保住住房，迫于无奈只得按照卢某1的要求出具了《还款承诺书》。 2010年3月15日张义毅、唐毅民叫左清烽与余绍成前往长远公司解决借款事宜。左清烽和余绍成本以为可以取回自己的房产证原件。当时余绍成并未上楼，而是由左清烽和张义毅前去公司，公司交给他们一份从未见过的公证书复印件，该公证书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后卢某1以该公证书上左清烽与余绍成对其的授权，将左清烽与余绍成所有的案涉房屋出售给公司员工徐勇，并做了产权变更登记。后徐勇持变更后的产权登记证明要求左清烽和余绍成搬离房屋，左清烽和余绍成遂向成都市蜀都公证处提出异议，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于2010年6月24日作出《复查决定书》，决定撤销该公证书。左清烽与余绍成据此向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产权变更登记经法院裁定无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裁定结果。 左清烽与余绍成同意以其房产作为抵押担保的是张义毅、唐毅民借款的160000元，张义毅、唐毅民实际取得147200元。其余借条也不是左清烽与余绍成借款，而是张义毅、唐毅民的借款及利息。综上所述，左清烽与余绍成认为杨静的诉讼请求应由张义毅、唐毅民偿还，而不应由左清烽与余绍成承担任何责任。 另，周成珍是左嘉的妻子，左嘉于2009年12月19日去世，而左清烽于2013年8月16日去世，根据法律规定周成珍与左嘉的关系因左嘉的死亡而终止，故周成珍不是左清烽的法定继承人，周成珍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左涛、左斌、左某按照法律规定是左清烽的法定继承人或代位继承人，但现在继承没有实际发生，他们均没有继承左清烽的遗产，因此，杨静要求左涛、左斌、左某在继承左清烽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规定，所以左涛、左斌、左某也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能将未发生的事情作为偿还债权债务的依据。原审中追加的被告左斌、左涛、左某、周成珍均未参加整个借款的过程，对借款的事实并不清楚，对借条等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在左清烽未去世前杨静就提出了鉴定申请，也作出了相应的鉴定结论，因此，举证责任不应当由追加的被告左斌、左涛、左某、周成珍承担。 第三人唐毅民、张义毅未作陈述，未提交证据材料。 第三人昶通公司未作陈述，未提交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2007年8月21日，唐毅民、张义毅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左清烽、余绍成房屋产权证（宏济新路4号）用于借款抵押。我们用实业街1号3-1-B一套138㎡的房屋作为抵押，时间两个月”。 2007年8月22日，杨静与左清烽、余绍成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左清烽、余绍成自愿向杨静借款160000元，借款期限为2007年8月22日至2007年10月21日，左清烽、余绍成自愿以案涉房屋作为借款的抵押担保物，若未按期归还，无条件同意以上述房产作价300000元变卖给杨静。双方均须按约履行，任何一方违约均须向对方承担借款金额20%的违约金，并赔偿利息损失。左清烽、余绍成若到期不还或将房屋作价变卖，则自愿接受依法强制执行。该借款协议首尾的“甲方”处，除杨静的签名外，均加盖有长远公司的公章。左清烽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原件交出，为此，杨静作为收件人出具清单一份，该清单上亦加盖有长远公司的公章。同日，左清烽、余绍成作为抵押人，杨静作为抵押权人，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双方于当日签订了借款协议，左清烽提供案涉房屋作为其借款160000元的抵押担保，抵押房地产的价值为300000元。当日，双方前往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成都市房管局）办理了案涉房屋的抵押登记。同日，左清烽、余绍成向杨静出借《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静现金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整（160000元），此据”。 2007年8月26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以下简称蜀都公证处）作出（2007）川成蜀证内民字第50663号公证书，对左清烽、余绍成委托卢某1办理案涉房屋的注销抵押登记及注销后全权处理该房屋的出售、出租、办理相关契税和权属证书，以及代为办理抵押担保借款等事宜予以公证，公证委托期限至前述事项办结为止。 2007年11月28日，左清烽、余绍成向杨静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静现金人民币柒万元整（70000元）此据”。 2009年4月13日，左清烽、余绍成向杨静出具的《承诺书》载明：“今有本人余绍成、左清烽，因借杨静现金人民币贰拾玖万元（290000元）一事再次郑重承诺本人定于2009年4月17日一次性归还借款，到期无论任何原因未归还此款，本人自愿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包括变卖处置自己位于锦江区宏济新路4号8-2-2-3住房一套）”。 2009年7月15日，张义毅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承诺书》载明：“今借到左清烽、余绍成宏济新路4号8幢2单元3号房产证做抵押借杨静现金人民币贰拾玖万元整（2007年8月21日借2个月），现承诺还款时间2009年8月8日之内，如逾期不还把实业街57号丽晶花园3-1-B唐波的房屋做互换，父债子还，如未还一切法律责任由唐毅民、张义毅、唐波承担”。 2009年7月16日，张义毅、唐毅民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承诺书》载明：“今借到左清烽、余绍成现金贰万叁仟贰佰元整，还款时间7月16日，如逾期未还把实业街丽晶花园3-1-B房屋做抵押，一切出租、出售由左清烽、余绍成做主”。 2009年12月7日，张义毅、唐毅民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再次承诺》载明：“2007年8月21日借左清烽、余绍成房屋产权证（宏济新路4号8-2-3）用于借款抵押，因两个月没还再次承诺于2010年1月15日归还此房产证，如逾期未还就按拆迁标准赔偿。” 2009年12月17日，左清烽、余绍成向杨静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静现金人民币伍万壹仟陆佰元整（51600元）”。 2010年1月20日，左清烽、余绍成向杨静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静现金人民币贰万叁仟贰佰元整（23200元）”。 2010年1月21日，张义毅、唐毅民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余绍成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万元整）。承诺3月15前归还”。并注有“房产抵押”等字样。 2010年1月29日，张义毅、唐毅民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余绍成人民币叁万元整”。 2010年2月10日，张义毅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余绍成人民币伍仟元整”。 2010年2月20日，左清烽、余绍成向杨静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静现金人民币贰万叁仟贰佰元整（23200元）”。当日，左清烽、余绍成还向杨静出具一份《还款承诺书》载明：“今有本人余绍成、左清烽，因借杨静现金人民币叁拾肆万壹仟陆佰元整（341600元）一事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定于2010年3月15日一次性归还此笔借款，到期无论任何原因未归还此笔借款本人自愿无条件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包括处置本人房屋）”。 2010年2月22日，唐毅民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承诺书》载明：”今有本人唐毅民、张义毅因左清烽、余绍成用房产作抵押代借款叁拾肆万壹仟陆佰元正，本人郑重承诺于2010年3月15日归还，无论任何原因未归还，本人自愿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该《承诺书》有“承诺人”唐毅民和“见证人”卢某2、李财君的签名。 2010年3月16日，案涉房屋上所设定的抵押权被注销。次日，卢某1与徐勇签订了成存房买（2010）第100534号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徐勇以118898元购买案涉房屋。同日，卢某1与徐勇共同向成都市房管局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2010年3月24日，成都市房管局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徐勇名下，并向徐勇颁发了成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 2010年3月19日，张义毅、唐毅民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保证书》载明：“因借左清烽、余绍成房产证在成都硕果融资有限公司作借款抵押，共计人民币叁拾肆万壹仟陆佰元整，到时未还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该《保证书》有“保证人”张义毅、唐毅民的签名。 另，张义毅还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余绍成人民币伍仟元整。时间3个月”。并署有“借款人”张义毅的签名，但未记载出具借条的具体时间。 2010年6月24日，蜀都公证处根据左清烽、余绍成的申请，作出（2010）川成蜀证复字第9号复查决定书，认为公证处在办理（2007）川成蜀证内民字第50663号公证书的过程中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故决定撤销该份公证书。 2010年10月20日，左清烽因不服成都市房管局房屋行政登记，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认为，蜀都公证处作出撤销（2007）川成蜀证内民字第50663号公证书的复查决定书后，成都市房管局依据该公证书及相关材料作出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欠缺客观、真实的基础，不具有合法性。故本院于2010年11月22日作出（2010）锦江行初字第3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成都市房管局2010年3月24日就本案所涉房屋为徐勇办理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徐勇不服上述行政判决，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8月31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成行终字第2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原审诉讼中，杨静向本院申请对2007年11月28日、2009年12月17日、2010年1月20日、2010年2月20日四份《借条》、2009年4月13日《承诺书》、2010年2月20日《还款承诺书》中左清烽的签名与捺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对外委托四川光明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光明鉴定所）进行鉴定。光明鉴定所于2012年11月27日出具《情况说明》称，关于左清烽签名的真实性，因不能提供与送检材料时间接近的左清烽签名字迹原始材料作为鉴定比对样本，故不能开展下一步鉴定程序。2013年11月25日，光明鉴定所再次出具《关于不能开展鉴定的说明》告知，经评审，因送检检材上指印纹线模糊，不具备鉴定条件，故不能开展相关鉴定。 另查明，左清烽、余绍成为夫妻关系，二人共同育有子女左斌、左涛、左嘉三人。左嘉于2009年12月19日去世，生前与妻子周成珍育有一女左某。左清烽于2013年8月16日去世。 2008年5月9日，长远公司名称变更为昶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卢某1变更为刘元华。 庭审中，杨静陈述：2009年4月13日，左清烽、余绍成出具《承诺书》时，杨静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借的金额实为230000元，双方共同认可60000元为230000元借款本金的利息，双方协商将该利息直接写入承诺书的借款部分，但杨静实际并未收到左清烽、余绍成支付的利息；2010年2月20日，左清烽、余绍成出具《还款承诺书》时，杨静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借的金额实为328000元，双方共同认可13600元为328000元借款本金的利息，双方协商将该利息直接写入承诺书的借款部分，但杨静实际并未收到左清烽、余绍成支付的利息。现杨静明确其主张的借款本金为328000元；双方口头约定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但左清烽、余绍成未支付过利息；双方虽然非亲非故，通过公司平台见证借款，但左清烽、余绍成以评估价值400000元房屋作为借款抵押也办理了抵押登记，杨静相信左清烽、余绍成有偿还能力。五被告陈述：对2007年8月22日的160000元借款，左清烽是认可收到，但这160000元实际是张义毅夫妻要借钱，用左清烽夫妻作担保将房屋抵押，出具的借条是160000元，但杨静支付借款时已经砍去了利息，故实际只收到146000元，此后的4份借条和承诺书，左清烽不予认可，左清烽既没有收到这些借款本金，也没有出具借条，借条与承诺书上的款项应当是利息；双方没有口头约定过利息。 庭审中，证人卢某1(系杨静的前夫、原长远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其于杨静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9年离婚；2007年8月22日长远公司在杨静与左清烽、余绍成签订的《借款协议》上“甲方”处以及收到左清烽提交的房屋证的清单上加盖了长远公司的公章，只是作为借款介绍平台的见证证明，长远公司与左清烽、余绍成不存在借款关系。 诉讼中，原告杨静申请对左清烽、余绍成所有的案涉房屋进行保全，本院依法对案涉房屋采取保全措施。 以上事实有原告杨静提交的杨静、左清烽、余绍成的身份信息、左清烽和余绍成的结婚证复印件、左清烽和余绍成分别于2007年8月22日、2007年11月28日、2009年12月17日、2010年1月20日、2010年2月20日出具的《借条》五份、左清烽、余绍成于2009年4月13日出具的《承诺书》和2010年2月20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以及证人卢某1的证言，五被告提交的左斌、左涛、左某、周成珍的身份信息、《借款协议》、收取房屋所有权证原件的清单、2007年8月21日张义毅、唐毅民出具的《借据》、2009年7月15日张义毅出借的《承诺书》、2009年7月16日张义毅、唐毅民出具的《承诺书》、2009年12月7日张义毅、唐毅民出具的《再次承诺》、2010年2月22日唐毅民出具的《承诺书》、2010年3月19日张义毅、唐毅民出具的《保证书》、张义毅、唐毅民分别于2009年7月16日、2009年8月14日、2010年1月21日出具《欠条》各一份、张义毅于2010年1月29日出具的《欠条》、张义毅出具的未记载具体时间的《欠条》、《房地产抵押合同》、（2007）川成蜀证内民字第50663号公证书、（2010）川成蜀证复字第9号复查决定书、（2010）锦江行初字第35号行政判决书、（2011）成行终字第28号行政判决书，本院依法向双方出示的光明鉴定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关于不能开展鉴定的说明》等证据，以及原、被告的陈述在案为证。 杨静提交的2007年11月28日、2009年12月17日、2010年1月20日、2010年2月20日的四份《借条》、2009年4月13日《承诺书》、2010年2月20日《还款承诺书》，虽然五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出证据予以推翻，且杨静提交的上述证据均系原件，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关于上述《借条》和《承诺书》是否系左清烽和余绍成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在下文中再作认定。证人卢某1、卢某2关于杨静与左清烽、余绍成借款过程的陈述，因证人卢某1(系杨静的前夫)、卢某2(与卢某1系姐弟关系)与杨静具有利害关系，故对证人的上述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五被告提交的张义毅分别于2009年6月20日、2009年7月10日出具的《借条》两份，出借人为余绍成和余绍中，因出借人涉及案外人，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关于五被告提交的张义毅、唐毅民于2009年8月14日出具的《借条》载明系经余绍成介绍向案外人曾奇借款5000元，并非向左清烽、余绍成借款，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关于五被告提交的张义毅、唐毅民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借条、承诺书及公证书、复查决定书和行政判决书，张义毅、唐毅民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与抗辩的权利，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符合证据属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杨静与左清烽、余绍成之间的借款关系是否真实合法有效，杨静是否实际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借款项。左清烽、余绍成对2007年8月22日与杨静签订的《借款协议》及其出具的《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借款协议》上虽然加盖有原长远公司的公章，但根据证人卢某1(原长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述，长远公司只是作为见证在该协议上盖章，长远公司与左清烽、余绍成之间无借款合同关系，且现昶通公司(原长远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抗辩的权利，故本院认定该《借款协议》应系杨静与左清烽、余绍成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关于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2007年11月28日、2009年12月17日、2010年1月20日、2010年2月20日的四份《借条》及2009年4月13日《承诺书》、2010年2月20日《还款承诺书》是否系本人出具，是否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左清烽和余绍成在其向本院提交的《事情经过》和本案原审庭审中，均陈述《承诺书》、《还款承诺书》是在卢某1等人的要求下出具的，同时，称2009年12月在长远公司人员的威逼下写下51600元的欠款条。虽然五被告对上述《借条》和《承诺书》中左清烽和余绍成签名捺印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鉴定机构因送检材料受限无法开展鉴定工作，但五被告亦未能提交证据否定上述证据原件的真实性。另，五被告辩称是在长远公司工作人员的威胁下被迫出具借条等材料，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无法认定左清烽、余绍成出具上述材料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可以认定上述材料确系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综上，2007年8月22日左清烽、余绍成与杨静签订的《借款协议》及出具的《借条》、2007年11月28日及以后左清烽、余绍成向杨静出具的四份《借条》和《承诺书》、《还款承诺书》应系左清烽、余绍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五被告辩称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五份借条所载的借款系张义毅、唐毅民实际向杨静的借款及产生的高额利息、滞纳金等。关于杨静提交的五份借条及还款承诺等证据，是左清烽、余绍成为借款人，还是张义毅、唐毅民为实际借款人的认定。虽然五被告提交的张义毅、唐毅民于2007年8月21日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借据》、2009年7月15日出具的《承诺书》、2009年12月7日出具的《再次承诺》表明张义毅、唐毅民以左清烽、余绍成的房产做抵押向杨静借款，张义毅、唐毅民于2009年7月15日、2009年7月16日、2010年2月22日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承诺书》载明的该部分借款金额与左清烽、余绍成向杨静借款的部分金额完全一致，时间也相差不远，但如2009年7月16日张义毅、唐毅民出具的借到左清烽、余绍成23200元的《承诺书》早于2010年1月20日、2月20日左清烽、余绍成分别出具借到杨静23200元的《借条》时间，且张义毅、唐毅民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借条》、《承诺书》等载明的借款金额、时间并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左清烽、余绍成向杨静出具的《借款协议》、《借条》、《承诺书》载明的借款金额、时间。且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关于左清烽、余绍成向杨静出具的《借款协议》、《借条》、《承诺书》等，杨静与左清烽、余绍成之间系上述借款合同关系的相对人，而张义毅、唐毅民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借条》、《承诺书》等，张义毅、唐毅民与左清烽、余绍成之间系借款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故张义毅、唐毅民与左清烽、余绍成之间应属于另一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左清烽、余绍成可另行向张义毅、唐毅民主张权利。虽然左清烽、余绍成均为年逾六旬的退休老人，但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知晓签订《借款协议》、出具《借条》和承诺书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后果，故左清烽、余绍成作为借款合同关系的借款人，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故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借款人和贷款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产生必须以贷款人履行提供借款义务、给付借款为前提。本案中，杨静与左清烽、余绍成签订了《借款协议》、《房地产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其后左清烽、余绍成又多次出具借条和还款承诺等。根据左清烽、余绍成2007年8月22日出具的《借条》及其向本院出具的《事情经过》、五被告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2007年8月22日《借款协议》签订后杨静以现金方式向左清烽、余绍成支付了借款160000元。五被告辩称杨静扣除了利息，实际只支付了147200元，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推翻2007年8月22日《借条》的内容，故本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此后的借款虽然杨静未提交支付凭证，但2007年11月28日、2009年12月17日、2010年1月20日、2010年2月20日左清烽、余绍成向杨静出具的四份《借条》均载明分别借到现金70000元、51600元、23200元、23200元，与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两份《承诺书》再次确认借到杨静现金借款能够相互印证，且结合前期杨静支付160000元借款系现金支付方式，杨静系生意人，借款时系原长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某1的妻子，故杨静对每次支付几万元的借款具有现金支付的能力。另，综合张义毅、唐毅民向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部分《借条》也载明双方系现金借款，由此表明左清烽、余绍成在与他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中存在现金支付的交易惯例，故可以认定杨静以现金的方式已向左清烽、余绍成支付了四份《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关于杨静出借的借款本金金额。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五份《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分别为160000元、70000元、51600元、23200元、23200元，共计328000元，虽然与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两份《承诺书》载明的借款金额不符，但庭审中杨静陈述两份《承诺书》中分别计入了230000元借款本金的利息60000元和328000元借款本金的利息13600元，该部分利息左清烽、余绍成未实际支付，现杨静只主张借款本金328000元，故本院确认杨静出借的借款本金金额为328000元。综上，杨静已按《借款协议》、《借条》履行了给付借款328000元的义务，左清烽、余绍成未按2010年2月20日《还款承诺书》承诺的最后还款期限2010年3月15日归还借款，已构成违约，杨静要求左清烽、余绍成归还借款本金328000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杨静在左清烽、余绍成多次未偿还借款的情况下，仍多次出借款项，其关于因借款设定有房屋抵押，相信左清烽、余绍成具有偿还能力的陈述亦符合情理。关于杨静主张的利息。五被告辩称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借到51600元、23200元的《借条》载明的金额实为利息，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推翻上述《借条》的内容，故本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五被告辩称2009年6月至2010年2月期间左清烽、余绍成共向长远公司支付利息138000元，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杨静支付了利息138000元，故本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左清烽、余绍成出具的五份《借条》未约定利息，杨静称双方口头约定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但五被告对此予以否认，故视为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左清烽、余绍成应从杨静起诉之日(2012年2月23日)至归还借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向杨静支付利息。杨静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逾期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因借款人左清烽已死亡，其子左斌和左涛系其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左清烽之子左嘉先于被继承人左清烽死亡，左嘉的女儿左某系代位继承人，享有平等的继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之规定，故本案左清烽应承担的上述借款债务及利息依法应由继承人左斌、左涛、左某在继承左清烽的遗产限额内承担清偿责任。关于左斌、左涛、左某是否继承左清烽的遗产并非本案诉讼应处理的问题。关于周成珍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左清烽之子左嘉先于被继承人左清烽死亡，左嘉之妻周成珍并非左清烽的法定继承人，故周成珍对左清烽应承担的上述借款债务不应承担清偿责任，杨静主张周成珍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绍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静偿还借款本金328000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328000元为基数，从2012年2月23日至还清本金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二、被告左斌、左涛、左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继承左清烽的遗产限额内对左清烽的328000元的债务及利息（以本金328000元为基数，从2012年2月23日至还清本金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向原告杨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杨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6370元，保全费2160元，公告费300元及后续因送达裁判文书产生的公告费，由被告余绍成承担，被告左斌、左涛、左某在继承左清烽的遗产限额内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 理 人民陪审员  徐立琼 人民陪审员  雷 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