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终139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瑞现领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2001号市场商务楼303室。法定代表人：KIMKIWAN，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庭峰，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桂荣，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金升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永福村。法定代表人：倪金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枫，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鑫润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沪杭公路4619号5幢284室。法定代表人：谢贵远。原审第三人：杭州佩旭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汇锦名店广场27-2号。法定代表人：徐连根。原审第三人：徐国平，男，1961年8月13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上诉人瑞现领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现领地公司）与被上诉人杭州金升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金升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鑫润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鑫润公司）、原审第三人杭州佩旭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佩旭公司）、原审第三人徐国平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46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瑞现领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杭州金升公司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无直接买卖关系。原审判决中所认定的杭州金升公司与上海鑫润公司之间关于涉案货物的开票、结算并非是依据上诉人所指示的代开发票走账性质，上诉人也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编号为V4SB-3044-3A-1《采购合同》（以下简称“3044号合同”），该合同系上诉人与杭州佩旭公司之间签订，目前该合同项下货物已经交付，与杭州佩旭公司已经货款两清。2.原审第三人徐国平在2014年4月至同年9月并非被上诉人杭州金升公司员工，其与被上诉人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无社保缴纳记录，不应认为徐国平代表被上诉人签约；3.上诉人系与徐国平发生业务往来，仅因为开票需要公司名称抬头，本案所涉的货物因延误，采用空运方式的运费系由徐国平支付，证明徐国平系交易主体而非业务员。被上诉人杭州金升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所称其与杭州佩旭公司签约理由不能成立。杭州佩旭公司2014年9月5日成立，在该日期前上诉人已经履行完毕3044号合同，V4SA-1023-3A-1《采购合同》（以下简称1023号合同）仅剩60捆未履行，被上诉人与上海鑫润公司无关联，系根据上诉人公司员工刘某要求向上海鑫润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2.原审第三人徐国平与被上诉人未签订劳动合同，系领取提成的业务员，徐国平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过其他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员工在QQ聊天记录中从未涉及杭州佩旭公司，上诉人经办人刘某也从未提出过佩旭公司交易问题，故上诉人是否向杭州佩旭公司支付货款与本案无关。原审第三人上海鑫润公司、杭州佩旭公司、徐国平二审中未陈述诉讼意见。杭州金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瑞现领地公司向其支付所欠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214,565.86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7月16日，徐国平代表杭州金升公司与瑞现领地公司的授权代表人刘某签订3044号合同，约定瑞现领地公司向杭州金升公司采购全涤双层布面料114617M，溢短装为+/-3%，单价为22.70元/M，总金额为2,601,805.90元，付款方式为“出货后二个月凭增票TT”。2014年8月1日，杭州金升公司、瑞现领地公司签订1023号合同，约定瑞现领地公司向杭州金升公司采购双绉布面料3485Y，溢短装为+/-3%，单价为17.80元/Y，金额为62,033元，付款方式为“出货后二个月凭增票TT”。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杭州金升公司依约向瑞现领地公司供应了3044号合同项下的全涤双层布117553M和1023号合同项下的双绉布3553Y。2014年8月12日，杭州金升公司员工童某与瑞现领地公司员工羊某通过QQ方式联系3044号合同项下的货物运输、出口报关等事宜。之后，童某通过QQ方式向羊某发送3044号合同项下的《成品出库码单》、《货物进仓通知书》等。2014年8月28日，童某和羊某通过QQ方式协商1023号合同项下货物的进仓事宜，在沟通过程中，羊某向童某发送了1023号合同，并明确表示“正本合同我都收到啦，盖了你们公章的”。2014年11月10日，杭州金升公司向上海鑫润公司开具金额分别为467,975.45元、431,372.56元、221,052.25元、386,694.49元的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11月25日，杭州金升公司再次向上海鑫润公司开具金额为210,031.3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上述开票金额合计1,717,126.10元。上海鑫润公司于2014年11月14日、11月21日、12月4日、12月12日、12月19日、2015年1月12日、1月30日分别向杭州金升公司支付货款15万元、30万元、30万元、15万元、30万元、10万元、117,126.10元，合计1,417,126.10元。2015年1月16日，瑞现领地公司向杭州金升公司出具《瑞现领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杭州金升纺织有限公司的合同号V4SB-3044-3A-1处理事项》，称因杭州金升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且存在交货延迟，故要求杭州金升公司承担951,331.92元的费用。瑞现领地公司员工刘某在上述文件中书写“情况属实，若近几天开票全部付清款，说明后续贵司不用再承担其他费用。”2015年4月29日，杭州金升公司员工谭某通过电话方式与瑞现领地公司员工刘某联系，其中，谭某询问刘某，“这样子啊，好，我就有要说有个事你应该清楚，就是当时我们跟你们瑞现领地做生意，然后就是你们当初要求我们发票开到上海鑫润纺织品有限公司，对吗？”刘某回答，“嗯。”谭某问，“那你们好像一共要求我们先开了170多万发票，然后我们财务查了一下，只收到140多万的钱，少了30万元”。刘某回答，“我们有承兑汇票给他们了。”谭某问，“你们有承兑汇票给徐国平了吗？”刘某回答，“给鑫润集团了”、“我们不是后来从鑫润那边打钱给你，开到鑫润那边去了”。另查明，2014年4月至2014年9月间，徐国平曾在杭州金升公司担任业务员，但是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在杭州金升公司处任职期间，徐国平曾代表杭州金升公司与瑞现领地公司洽谈业务。之后徐国平从杭州金升公司处离职，并于2014年9月5日与案外人徐连根一同设立杭州佩旭公司。杭州佩旭公司成立后，与瑞现领地公司倒签了3044号合同及1023号合同，该两份合同的内容与双方之间签订的3044号合同及1023号合同基本一致。之后，瑞现领地公司向杭州佩旭公司支付了货款。一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杭州金升公司与瑞现领地公司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根据杭州金升公司员工童某与瑞现领地公司员工羊某QQ聊天记录显示，双方确有磋商3044号及1023号合同的后续履行，且羊某在2014年8月28日的沟通中，向杭州金升公司发送了1023号合同，并明确瑞现领地公司已经收到了杭州金升公司盖章的1023号合同正本，在此情况下，瑞现领地公司在原审开庭时仍然称其与杭州金升公司从未签订过1023号合同，显然与客观事实相悖。其次，在2015年1月16日，瑞现领地公司向杭州金升公司发送《瑞现领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杭州金升纺织有限公司的合同号V4SB-3044-3A-1处理事项》，要求杭州金升公司承担该合同项下的各项费用；之后在杭州金升公司员工谭某与瑞现领地公司员工刘某的通话中，刘某也明确交易系双方之间发生，且是要求杭州金升公司开票给上海鑫润公司，并由瑞现领地公司向上海鑫润公司开具汇票，再由上海鑫润公司向杭州金升公司结算。再次，涉案两份合同签订期间，徐国平尚在杭州金升公司处担任业务员，并有权对外签订合同。因此，综合杭州金升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证明杭州金升公司、瑞现领地公司确实签订了3044号及1023号合同。瑞现领地公司辩称3044号及1023号合同系其与杭州佩旭公司签订，但其提交合同签订日为2014年8月16日，而杭州佩旭公司系2014年9月5日成立，故瑞现领地公司提交的两份合同均为倒签，其交易真实性存疑，且上海鑫润公司与杭州佩旭公司均未到庭证实瑞现领地公司主张的交易链条；而作为经办人的徐国平亦到庭述称杭州佩旭公司与瑞现领地公司的交易与杭州金升公司、瑞现领地公司间的交易无关。此外，本案审理中瑞现领地公司提交了其向杭州佩旭公司的银行电汇凭证证明其向杭州佩旭公司支付了260余万元的货款，但在2015年4月29日杭州金升公司员工谭某与瑞现领地公司员工刘某的通话中，刘某却又明确瑞现领地公司系向上海鑫润公司交付了承兑汇票，再由鑫润公司向杭州金升公司付款，故即使瑞现领地公司与杭州佩旭公司存在真实交易，也难以认定该交易与杭州金升公司、瑞现领地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一审法院据此对瑞现领地公司抗辩难以支持，并确认杭州金升公司与瑞现领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签订后，杭州金升公司向瑞现领地公司供货，金额共计为2,731,691.96元，且根据瑞现领地公司指令向上海鑫润公司开具了金额合计1,717,126.1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瑞现领地公司对上述供货金额并无异议，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杭州金升公司支付上述货款。而根据杭州金升公司自认，其从上海鑫润公司处收取了货款共计1,517,126.10元，故主张瑞现领地公司尚欠货款金额为1,214,565.86元，该主张系对其权利的自行处分，且并未加重对方负担，瑞现领地公司应予支付。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瑞现领地公司向杭州金升公司支付货款1,214,565.86元。二审中，上诉人瑞现领地公司提供统计表，内容为销货单位“上海冀希”向购货单位“佩旭”开具货运代理发票有关情况的整理内容，欲证明涉案交易发生在上诉人瑞现领地公司与原审第三人杭州佩旭公司之间。被上诉人杭州金升公司质证认为，上述材料不构成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材料所记载内容系有关空运公司运输货物的空运费用缴纳情况，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不具有关联性，并据此认为，该证据不构成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瑞现领地公司与被上诉人杭州金升公司就本案所涉货物已经交付，以及涉案货物的金额及数量均无争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涉案3044号合同交易主体确定，原审第三人徐国平在涉案交易中的身份认定，上诉人所称向原审第三人杭州佩旭公司付款对本案有无影响。就交易主体而言，上诉人主张涉案3044号合同系其与原审第三人杭州佩旭公司签订，被上诉人主张上述合同以及合同项下货物均向上诉人瑞现领地公司签订及交付。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上诉人称与原审第三人徐国平个人间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因徐国平作为个人无法开具有关票据，故待杭州佩旭公司成立后，与该公司倒签了买卖合同。但根据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经公证的网络截图，上诉人公司员工羊某于2014年8月即通过网络与被上诉人公司员工联系3044号合同履行情况，磋商过程中均未涉及到被上诉人与上海鑫润公司进行交易这一内容。且现有证据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曾经在原审第三人徐国平介绍下签订采购合同并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原审第三人徐国平在原审中亦陈述认为，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所主张的涉案货物交付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发生，杭州佩旭公司与上诉人之间交易与本案无关。另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上海鑫润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但并未举证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或货物实际交付等证据。本院认为，结合上述现有证据，综合分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交易习惯，将本案所涉交易主体认定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国平以被上诉人公司员工身份参与涉案交易，符合案件现有事实，上诉人称与杭州佩旭公司倒签合同与本案各方主体商业交易惯例不符。在3044号合同交易双方确定的基础上，被上诉人原审主张在扣除上海鑫润公司向其已付款项后，就其尚未收到货款提出诉请，系处分自身权利，于法不悖，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上诉人二审中称与供货人尚就涉案产品存在质量纠纷，因原审审理中上诉人否认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一审中亦未提起反诉，举证证明有关事实及损失具体构成，故上诉人所称货物质量争议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可另行主张。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难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731元，由上诉人瑞现领地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承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静远审判员  孙 倩审判员  盛宏观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印 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