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执复47号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十道**。法定代表人：林志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莹珺，天津融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天津融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台湾地区台中市南屯区文山里精科路**。法定代表人：卓永财，该公司董事长。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升企业公司）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高院）（2017）津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天津高院查明，天津高院在审理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银科技公司）与罗升企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根据上银科技公司的诉讼保全申请，于2014年6月11日作出（2014）津高民四初字第001号民事裁定：冻结被告、反诉原告罗升企业公司的银行存款9130484.17美元（折合人民币55795475.72元）或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财产。并依据上述裁定冻结了罗升企业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桥西青道支行的存款人民币12916241.6l元和罗升企业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的存款人民币42879234.17元。2014年12月19日，天津高院作出（2014）津高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主要内容为：一、罗升企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上银科技公司货款7596747.41美元;二、罗升企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上银科技公司上述款项的逾期付款损失(自2013年4月1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内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计算)；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人民币320992元，由上银科技公司负担人民币37325元，罗升企业公司负担人民币283667元；反诉受理费人民币63475元，诉讼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罗升企业公司负担。罗升企业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7月1日作出（2015）民四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7877元人民币由罗升企业公司负担。上银科技公司、罗升企业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21日、25日领取二审判决书。2016年8月10日，罗升企业公司偿还上银科技公司49万美元。2016年9月20日，上银科技公司向天津高院申请执行。2016年10月27日，天津高院依据（2016）津执第50号执行裁定，扣划被执行人罗升企业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的存款人民币42879234.11元至天津高院账户，对罗升企业公司在该行的存款人民币423460.78元继续予以冻结。2016年11月1日，天津高院裁定扣划罗升企业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桥西青道支行的存款人民币12916241.6l元至天津高院账户，对罗升企业公司在该行的存款人民币8043343.30元继续予以冻结。2017年1月23日，天津高院作出（2016）津执第50号之一执行裁定，解除天津高院对罗升企业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的存款人民币423460.78元的冻结。2017年1月25日，天津高院作出（2016）津执第50号之二执行裁定，扣划罗升企业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桥西青道支行的存款人民币7141135.55元至天津高院账户，并解除对罗升企业公司在该行的存款人民币902207.75元的冻结。2016年11月22日和2017年4月7日，天津高院分别向上银科技公司发放执行款人民币55795475.72元和6555403.06元，至此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天津高院（2014）津高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确认的罗升企业公司应当向上银科技公司支付的货款、逾期付款损失、案件受理费和诉讼保全费用，罗升企业公司均清偿完毕。此外，上银科技公司主张：罗升企业公司仍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向其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截止目前，天津高院尚有扣划自罗升企业公司的执行款人民币585732.49元，该笔执行款包括执行申请费人民币130206.4元及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后（自2016年9月20日起）罗升企业公司需向申请执行人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人民币455526.09元。天津高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罗升企业公司迟延履行期间的起止时间的确认；二是关于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基数的确认。关于罗升企业公司迟延履行期间的起止时间，天津高院认为，天津高院（2014）津高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确认，罗升企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上银科技公司货款7596747.41美元”，罗升企业公司于2016年7月25日领取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民四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故本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为2016年8月10日，当日罗升企业公司仅偿还上银科技公司490000美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罗升企业公司向上银科技公司就未清偿债务支付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应自2016年8月10日起计算。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人民法院划拨、提取被执行人的存款、收入、股息、红利等财产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划拨、提取之日”的规定，罗升企业公司迟延履行期间的截止时间应为天津高院扣划罗升企业公司银行存款的时间。上银科技公司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期间向天津高院申请执行，天津高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采取的执行措施亦无违反法律规定之处。罗升企业公司称“上银科技公司故意拖延，企图增加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执行法院长期冻结账户存款，迟延划拨债务金额”，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该公司关于“被保全的货币类财产自被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之日起不应当再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的主张，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基数，天津高院认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罗升企业公司支付上银科技公司货款7596747.41美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该7596747.41美元减去罗升企业公司于2016年8月10日偿还上银科技公司的490000美元，是自2016年8月10日至2016年10月27日（天津高院第一次扣划罗升企业公司银行存款）期间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基数。2016年10月28日至2016年11月1日（天津高院第二次扣划罗升企业公司银行存款）期间，天津高院已扣划的部分则应从基数中剔除。目前，因案件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曾有和解解决所有争议的意向，天津高院对2016年8月10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罗升企业公司应支付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并未采取冻结扣划措施。罗升企业公司“应当以人民币6555403.05元为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基数”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本案的执行申请费，理应严格依照国务院于2006年12月8日颁布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计算，并由被执行人负担。目前，天津高院通知罗升企业公司缴纳并扣划的执行申请费数额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罗升企业公司以“法院超额执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为由、要求调整执行申请费的主张，天津高院不予支持。综上，天津高院认为，案件执行中采取的执行措施及执行行为并无不当，罗升企业公司提出的异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异议人罗升企业公司的异议请求。罗升企业公司不服天津高院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一）依法撤销天津高院作出的（2017）津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二）调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及迟延履行期间的起止时间，将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从455526.09元调整至47737.58元；（三）调整本案的执行申请费用；（四）裁定由上银科技公司支付申请复议人在冻结期间的超额部分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水平加收50%计算）。其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天津高院关于迟延履行期间的起算时间认定错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后，上银科技公司就应当向有管辖权的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其恶意拖延执行程序，直到2016年9月20日才向天津高院申请强制执行，故其恶意拖延执行程序期间不应当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应自2016年9月20日起计算。天津高院认定复议申请人未对“上银科技公司故意拖延，企图增加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事实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对于根据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复议申请人认为前述事实系根据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复议申请人无需举证证明。（二）天津高院关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基数认定错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法院对于罗升企业公司银行账户采取保全措施，冻结金额合计9130484.17美元（折合人民币55795475.72元），被保全的货币类财产不应当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故复议申请人认为自2016年9月20日起至2016年10月26日止应当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基数为6555403.0504元。因法院于2016年10月26日冻结了复议申请人名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账户内存款423460.78元，故复议申请人认为自2016年10月27日起，应当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基数应当为6131942.27元。因法院于2016年11月2日冻结了复议申请人名下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道支行账户内存款8043343.3元，至此法院冻结的账户存款已经足额覆盖全部的执行款，至2016年11月2日就不应当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了。因此，复议申请人应当支付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为47737.5785元。（三）对于“执行法院长期冻结账户存款，迟延划拨债务金额”事实及“执行法院存在超额冻结资金情况”，根据执行中天津高院解除了部分存款的冻结可以推定，复议申请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超额冻结的部分资金，应当由上银科技公司向复议申请人支付在冻结期间的超额部分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水平加收50%计算）。（四）执行申请费仅应当以复议申请人应当给付的执行金额计算，因实际执行行为中存在超额冻结、超额扣划和超额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故依据超额的实际执行金额计算出来的执行申请费过高。应当在更正执行行为后，按照应当执行的执行金额来计算执行申请费。综上，天津高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请法院依法审理，并撤销天津高院作出的（2017）津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支持复议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迟延履行期间起算时间是否为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之日；（二）被保全或冻结的货币类财产是否应当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三）法院应否裁定由申请执行人向被执行人支付超额冻结资金在冻结期间的利息；（四）本案执行申请费是否应该调整。（一）迟延履行期间起算时间是否为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之日罗升企业公司主张，申请执行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后恶意拖延执行，迟延履行期间起算时间应为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之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本院认为，司法解释对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起算时间已经有明确规定，罗升企业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被保全或冻结的货币类财产是否应当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罗升企业公司主张被保全或冻结的货币类财产不应当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划拨、提取被执行人的存款、收入、股息、红利等财产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划拨、提取之日”。本院认为，根据该规定，货币类财产在保全或冻结后至划拨前，应当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罗升企业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法院应否裁定由申请执行人向被执行人支付超额冻结资金在冻结期间的利息罗升企业公司主张，法院应裁定由上银科技公司支付罗升企业公司超额冻结资金在冻结期间的利息。本院认为，罗升企业公司在异议阶段主张上银科技公司应当对超额冻结部分支付其同期贷款利息，系针对上银科技公司提出的请求，而复议阶段主张法院应该裁定上银科技公司支付上述利息，系针对法院未作出裁定这个新的执行行为提出的请求，由于该请求未在执行异议阶段向天津高院提出，本院在复议阶段不予审查，罗升企业公司可另行提出。（四）本案执行申请费是否应该调整罗升企业公司主张实际执行金额超过应然执行金额，根据实际执行金额计算的执行申请费过高，应予调整。本案中，执行申请费系根据实际发还数额和暂扣的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各方对于实际发还数额并无异议，如前所述，暂扣的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不存在超额计算问题。因此，实际执行金额并未超过应然执行金额，罗升企业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复议申请人罗升企业公司的复议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津执异46号执行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赵晋山审 判 员  葛洪涛代理审判员  邵长茂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王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