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48465号原告：美光钻石(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701号中国钻石交易中心大厦312室。法定代表人：OFERMIZRAHI，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川，上海海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榕，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哈尔滨爱在嘉珠宝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定代表人：张庆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恒玉，黑龙江恒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美光钻石(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哈尔滨爱在嘉珠宝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7年8月2日作出民事裁定，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被告不服该裁定，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8日作出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2017年11月22日就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川、刘榕、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恒玉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川、刘榕，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庆杰、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恒玉到庭参加了诉讼。审理中，双方均同意延长一个月适用简易程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美光钻石(上海)有限公司向本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689,01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94,897.10元(以689,01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5年9月17日起算至被告支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5年3月16日签订《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钻石。之后原告依约交付了钻石，但被告迟迟不付款。诉请中的利息起算日2015年9月17日是《合同》第5.2条约定的付款日次日。第一次开庭时，原告补充详述交易过程如下：本案交易是先交付再缔约的。2015年3月6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庆杰通过微信向原告销售人员发送采购清单，3月14日，原告员工Moshe、陈剑欣将涉案钻石亲自送至张庆杰位于哈尔滨的办公室当面交付，张庆杰在送货单上加盖公章，并确认了本次交易的未付金额与先前交易的累计欠款金额(即形成了原告证据2)。3月16日，张庆杰微信联系原告，称有几颗钻石没有腰码，要求原告补，张庆杰遂将缺腰码的钻石寄给原告，原告补好腰码又寄回被告。3月25日，张庆杰通过微信确认已收到补好腰码的钻石。本案《合同》条款是原告拟的，原告拟好后盖章、扫描，于3月23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被告，被告将附件打印出来后盖章、扫描，并于3月26日通过电子邮件发回原告，同日张庆杰还通过微信告知了原告该节事实。被告哈尔滨爱在嘉珠宝有限公司第一次开庭时辩称：一、原、被告曾发生过钻石交易，但双方未签订过本案《合同》，被告也未收到该合同所记载的价值689,012元的钻石。二、《合同》第二条载明原告在发货前必须提供发货通知单供被告确认，但本案中原告未提供过发货通知单。双方过往交易过程是：原告先提供选货清单，被告电话告知原告需要的货物，原告再向被告发货，被告收货后再付款。2015年的部分合同通过双方盖章签署，部分是原告自行制作用于办理货物通关，并未实际履行，本案系争合同就属于这种。双方在2016年合作过程中，未表明2015年有任何未付货款。双方从未面交过钻石，被告签收货物的证明是顺丰快递面单。但双方在香港曾有过现金现货交易的形式。三、不同意月息2%的标准，认为过高，即使法院支持利息，也应当按照央行贷款利率计算。被告第二次开庭时辩称：一、本案合同确实存在，货物原告是交了，因双方交易频繁，被告记不清何时交付及具体交货场景了。本案货款被告已支付了，都是通过银行转款的。原告的6张发票被告收到了，但不确定是本案合同项下的。且发票被认证未必代表有效，也有可能是废票。原告开具的发票金额包括2014年、2015年被告对公账户转款、被告现金付款、原告员工代收款、代开发票金额及一部分废票金额。被告2015年向原告转账4,152,997.76元，远大于原告主张金额。被告已不欠原告钱款。二、钻石行业的交易惯例是这样的：先看货选货，讨论价格及付款方式，之后签合同、卖方发货、买方验货签收。原、被告交易惯例确实是先签合同再交货，实践操作中有时被告的客户需要看货，被告会向原告借用钻石并打借条，即双方所有往来都有相应书面凭证，不是随随便便的。交货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原告派员工飞到哈尔滨在张庆杰办公室面交，被告验腰码、签署签收单；一种是原告寄快递，被告验货签收。但本案中原告提供的都是选货单，不是签收单，选货单上的是报价，双方据此讨论价格，有时候原告会让点，有时候不让。三、以往交易中，原告提供的钻石有质量问题。四、原告曾持已履行完毕的合同提起两起诉讼，故可确认原告本次诉讼为恶意诉讼，其无非是因被告作为黑龙江省较大的钻石销售商不再向原告购货，原告意图以诉讼方式胁迫被告合作。对被告上述答辩，原告补充诉称：一、2015年，原告开具给被告发票总额有607余万元，扣除被告所述的已付款额4,152,997.76元，还差170多万元，其中包括本案标的以及双方正在仲裁的标的104万元。二、双方实际履行中并无叫“发货通知单”的文件，而是原告向被告发选货清单。合同第七条记载的“销售清单”就是证据2的被告签收凭据，该清单的形成早于《合同》签订日。三、就小额交易(几万元)原告曾通过快递交货，但像本案这种大额交易都是面交的。快递有签收联作为交货凭证，面交有签收单。因原告是上海钻交所内的企业，出具的合同上的交割地点统一写上海钻交所，但实际交货是根据交易方和交易条件来决定的。四、被告所称的原告为通关虚拟合同的情况不存在，也不符常理，这会导致原告的应税额增加，而被告则能增加抵扣收入，原告没有动机这么做。第一次开庭后，原告经核实又补充称：原告未收受过被告以现金方式支付的货款，在境外收受外币违反我国外汇规定，从交易成本和会计制度方面考虑原告也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原告为证明其诉请，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合同》打印件，证明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证据是从原告补充证据第二组公证书中的员工电子邮箱中提取打印出来的。《合同》未约定交货条款，只有付款条款，佐证先交货后付款的实际交易形式；证据2、被告盖章的货物明细清单(2015年3月14日)，该清单的性质为签收货物凭据，第2页上被告确认了未结款的金额和分期日(“+”号左侧为本次货款分期、“+”号右侧为之前未结的应付款分期)，该表述足以证明被告确认收到货物；第2页上标注“香港周一到”涉及的是另外两颗钻石，2015年3月9日该两颗钻石在香港，3月11日原告从香港快递发给被告，3月14日被告盖章时该两颗钻石被告已收到。原告为与面交的前述钻石统一结算，故制作在同一张收货凭证中并予以备注。但因时间太久，目前已无法调取从香港发货的邮寄凭证；证据3、原告员工陈剑欣(2016年已离职)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庆杰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3页，非对话框中的文字为原告添加的描述语句，证明原、被告交易的选货、交货、收货、补腰码、签约等流程，第3页是被告收到腰码后发回给原告确认，3月26日告知原告合同已发回。第2页中荧光笔划出的货号与原告证据2可对应。因陈剑欣的手机于2017年10月8日被盗，因此该证据无法提供原始演示，但在原、被告的仲裁案件开庭时，陈剑欣已当庭演示过2015年其与张庆杰所有微信聊天记录。陈剑欣之后换过手机，但并不影响微信聊天记录的导出。第一次开庭时，原告补充提供以下证据：补充证据第一组：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www.hrbmsa.gov.cn)上查询到的被告年度报告截图打印件，证明被告的公司邮箱地址为azjia55@163.com，即原告补充证据第二组的公证书中显示的被告邮箱；补充证据第二组：(2017)沪东证经字第28138号公证书(以下简称第28138号公证书)，第31-34页证明原告于2015年3月23日将证据1的《合同》盖章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被告企业邮箱azjia55@163.com，发件人“Yuga.R”是原告前财务人员任玉佳、被抄送人“Harry”是原告前员工陈剑欣；第35-40页证明被告于2015年3月26日将盖好章的《合同》发回原告，收件人“RenYujia”是原告前财务人员任玉佳；公证书第41、42页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佐证证据1《合同》的真实性及其形成过程；补充证据第三组：3.1、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庆杰签字的货物明细清单(2015年1月5日)，确认收到金额为1,042,005.70元的钻石；3.2、第28138号公证书第17-20页的电子邮件，证明原告于2015年1月16日将3.1所涉《合同》单方盖章后发给被告；3.3、第28138号公证书第21-25页的电子邮件，证明被告于2015年1月20日将上述《合同》发回原告；该组证据共同证明双方的交易是先交货、后签合同并开发票。该组证据所涉金额为1,042,005.70元的交易纠纷双方正在仲裁中，目前尚未裁决。补充证据第四组：4.1、被告盖章的货物明细清单(2014年9月2日)，确认收到金额为347,084.83元的钻石；4.2、第28138号公证书第7-11页的电子邮件，证明原告于2014年9月2日将4.1所涉《合同》单方盖章后发给被告；4.3、第28138号公证书第12-16页的电子邮件，证明被告于2014年10月10日将上述《合同》发回原告；该组证据所涉交易已经履行完毕，其证明目的同补充证据第三组。补充证据第五组：哈尔滨市南岗区国家税务局对增值税发票抵扣情况的查询结果、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全部发票，证明被告收到了本案合同项下金额为689,01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连号共6张)，并已于2015年4月14日抵扣；第7张的XXXXXXXX号发票针对的是第28138号公证书第41、42页的106,000元的合同，该合同原告已履行完毕。经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被告没有签过证据1的《合同》；不认可证据3的聊天人员身份。仲裁案件开庭时陈剑欣确实出庭，但当时其用以演示的手机是iphone7，2015年iphone7尚未上市。且微信记录存在删改、编造可能。被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上的公章确实是被告的，但该清单是选货单，仅是要约，不是发货清单。清单上注明“香港周一到”，2015年3月14日被告盖章时是周六，周一正是香港到货时间，证明3月14日原告根本没有向被告发货。第2页的“未结款排期”栏仅是被告的预期承诺，不能据此确认被告已经收到货物。被告对补充证据第一组的真实性有异议，其仅是复印件或打印件；被告对补充证据第二组的第28138号公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中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有异议，也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双方合同的有效形式应为传真件与原件，而非电子邮件。不清楚azjia55@163.com是否被告邮箱。被告对补充证据第三组的证据3.1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不是张庆杰签的，即使是，其也为选货清单，原告未交付该清单上的钻石；证据3.2、3.3仅证明原告以电子邮件发送合同，此与双方约定的合同形式不符。被告对补充证据第四组的证据4.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是收货单，而是选货单。至于该组证据所涉合同有无履行完毕、如何履行的代理人不清楚，庭后被告书面回复称，该合同确已履行完毕，被告收到货物后出具签收单，货款亦已支付原告。2015年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没有以电子邮件方式缔结的，均需双方盖章并持有原件。对补充证据第五组，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所有发票真实性均无异议(但2017年1月10日的XXXXXXXX、XXXXXXXX号发票，被告去抵扣时显示为废票)，该些发票被告确实已收到，可见被告均是在收到货物付款后原告才出具的发票。2016年双方对付款、发票都未提出异议。2015年4月9日原告开具了7张发票，与原告主张金额不符，XXXXXXXX-XXXXXXXX号的6张发票对应的货物被告已收到，发票也已抵扣，但不能证明这些就是本案系争合同项下的发票。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原、被告签订的合同6份(分别为2016年3月1日、4月5日、4月12日、4月25日、6月20日、11月22日)，证明双方在原告出示的所谓签订日期2015年1月5日的虚假合同之后仍签订了多份合同。原、被告间的合同均为原告起草，并明确约定需加盖双方公章方发生法律效力，实际双方亦照此履行。2015年，所有能实际履行的合同，均需双方加盖公章。且原告如实际交付货物，被告在收货当天或在约定期限前就足额给付原告货款。2016年前后均存在先交货再付款和先付款后交货情形，但交货和付款均在签订合同之后，纵观履行过程，绝不存在先付款后签合同的情况；证据2、银行转款凭证4页，证明被告根据证据1中的6份合同，在收货后均按约付款，只有提前付款，无一次违约，故被告不存在任何未付款项；证据3、(2017)沪0115民初51722、51713号两案的起诉状及撤诉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曾就同类案件恶意诉讼，原告拿不出真实的合同故申请撤诉，后又提起仲裁，仲裁时又明确上述两份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原告手中持有大量这种未实际履行的合同，其恶意诉讼的目的不应得到支持；证据4、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记录单13张，证明被告2015年向原告账户转款累计4,152,997.76元，原告的开票金额607余万元，但开票金额不代表双方真实交易额，不排除2015年的开票对应2014年交易的情况。且张庆杰曾在香港与原告员工Moshe有大量现金交易，未能在汇款记录上体现。第二次开庭时，被告补充提供以下证据：补充证据1、原、被告盖章的《合同》原件(2015年3月23日、5月7日)各一份，证明双方在2015年是按照合同约定选定货物、协商价格、签订合同、原告发货、被告确认收货、被告付款的程序履行，原告所称2015年均以电子邮件形式缔约不属实；补充证据2、原、被告盖章的《合同》原件(2015年3月16日)，证明原告在法院及仲裁机构虚假陈述先交货再缔约，与事实不符；补充证据3、张庆杰的中国银行个人交易明细表，证明2016年张庆杰通过个人账户向原告员工陈剑欣分四笔转账20万元，故原告不能以发票金额计算未付款项金额；补充证据4、被告自制的《关于689,012元人民币汇款明细》(被告称该表存在2处笔误并当庭手改)，其中第1笔3月20日付的15万元、第2笔4月30日付的159,648元的总和309,648元，与原告证据2选货单上的“付款条件”前两期即3月20日付158,798元、4月20日付150,851元之和309,649元基本一致，其他应付款项也均包含在2015年已付款当中，证明对本案货款被告已履行付款义务；补充证据5、工商银行存款对账单2页，证明被告2015年11月30日、12月31日另向原告分两笔汇款20万元，2015年累计付款4,352,997.76元，远超出双方2015年合同金额；补充证据6、原告于2017年2月9日向被告发送的《律师函》2页及附件1页，原告在函中称2016年被告还欠7份合同款项未付，证明此与原告本案审理中所称2016年的交易均为先付款后缔约不符；补充证据7、手写“＄27,000paid22/03/2016”的纸条一份，该收据是原告员工Moshe出具的，其在张庆杰办公室收到美金27,000元，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大量以美元、人民币进行的现金交易。被告或张庆杰与Moshe、陈剑欣无个人债权债务关系。经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1-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证据1，正因被告欠付2015年货款，2016年初原告才告知以后的交易要先付款后交货，故之后的合同签订模式是原告盖章后寄两份给被告，被告盖章后再回寄一份，这才产生了双方均盖红章的纸质合同，之前都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缔约的。证据2所涉合同都是先付钱后交货，但都是2016年的。证据3涉及的是另外两份合同，与本案无关，当时原告以为该两份合同未付清，后来发现付过了故撤诉.对于证据4，2015年原告开票金额为607余万元，被告已全部抵扣，但付款仅有400余万元。原告对被告补充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部分合同应被告要求，原告盖章后寄给被告，但被告未寄回。补充证据1中第一份即2015年3月23日的《合同》也出现在原告补充证据第二组即第28138号公证书第43页，该合同就是双方完成选货交货后通过电子邮件缔结的，之后应被告要求，原告又在书面合同上盖章寄给了被告。原、被告交易较多又分处两地，被告所述的交易方式是不现实的。补充证据2合同的情况也一样，原告在2015年3月11日将己方盖章的合同文本发给了被告，早于合同记载的3月16日。该证据就是原告证据1，即本案系争合同。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否认该合同的真实性，现在却自己拿出了合同原件，被告陈述前后自相矛盾。原告对补充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该证据表明收款人是陈剑欣个人，原告未收到过该款，经原告与陈剑欣核实，该款是张庆杰个人委托陈剑欣换取外汇之用，以方便张庆杰出境。补充证据4系被告自制，原告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表格第4列所列的汇款金额原告确实收到，但其对应的均不是本案合同项下的货款。被告两次开庭陈述矛盾。庭后原告书面补充质证称：原告证据2形成时，被告尚有更早前的应付账款未付，其付款理应先冲抵之前的欠款，故该表格第1、2笔款项原告已冲抵之前的欠款。原告对补充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是本案合同项下货款。原告对补充证据6中的2页《律师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欠款单不是《律师函》的附件，欠款单是先发的，当时金额尚未核实清楚。之后确定的金额以《律师函》为准，《律师函》中的催款金额不包括2016年的欠款，就是本案诉讼金额及仲裁争议金额。原告对补充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原告处确实有名叫Moshe的员工，但经与其核实，Moshe未签过这份文件。经审查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被告否认原告证据1合同的真实性，但又在自身补充证据2提供了该合同的原件，二者内容一致，故本院确认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二、被告否认原告证据3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对话人员的身份，鉴于微信非实名注册，且该证据形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五条对数据电文的原件要求，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三、原告补充证据第一至第四组均为佐证证据1的形成过程，既第二次开庭被告已认可本案合同的真实性，本院对此不再赘述。四、被告补充证据4为被告自制表格，不属于证据，应视为当事人陈述。五、被告称其补充证据7的纸条系原告员工Moshe出具并用于清偿被告对原告的货款，而原告否认其真实性。本院认为，该纸条系手写，签名过于潦草，无法辨识由谁出具。退一步说，即使确由“Moshe”出具，纸条未载明“＄27,000”的债务事由及支付对象，不能据此认定该付款与原、被告之间的钻石交易有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原、被告自2013年以来就钻石买卖有长期合作，直至2017年。2015年3月16日，原、被告签订了合同编号为953075的《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总价为689,012元的钻石。合同第四条约定：验收异议期限为自验收之日起7天；第五条约定：结算方式为银行转账，买方应于2015年9月16日前支付全款，如延期支付，以月息2%按月计收利息。原告已向被告交付合同项下货物。其出具的货物清单详列了货物名称、规格、价格等，标明总额689,012.02元，清单末的“付款条件”栏左侧记载应付货款为689,012元，分8期支付；右侧列明了“Debt(客户未结款排期)”与“RightOriginalDebt(原始账款)”，“未结款排期”排期月与左侧分期栏一致，其金额与“原始账款”金额之间有“+”号相连。被告在上述货物清单上加盖公章。“付款条件”左右栏经整理见下表。表A：日期(月.日)未结款(元)原始账款(元)和(元)3.20158,798241,202400,0004.20150,851249,149.50400,000.505.3180,000315,000395,0006.3079,363315,000394,3637.3155,000315,000370,0008.3155,000315,000370,0009.3055,000315,000370,00010.3155,000315,000370,000合计689,0122,380,351.503,069,363.50现原告以该合同项下货款未获清偿为由起诉来院。另查明，2015年原告向被告共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为6,070,027.94元，被告皆收讫，该年被告向原告汇款合计4,352,997.76元。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钻石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已履行交货义务，并开具了相应增值税发票交付被告，被告亦予抵扣，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相应货款，被告辩称已付清，则应由被告对付清一节事实举证加以证明。被告为此提供了汇款凭证，并于审理中整理制作了一份《关于689,012元人民币汇款明细》表，该表格记载了2015年3月20日起至10月28日的15笔汇款，详见下表：表B：汇款日(月.日)汇款金额(元)被告备注3.20150,000第1、2期4.30159,6486.2386,000含第3期7.1338,363含第4期7.31400,000含第5期8.13100,000含第6期8.19100,0008.2160,0008.31271,4839.9100,000含第7期9.2470,0009.30280,0009.3050,00010.28250,000含第8期10.2813,188合计2,728,682本院认为，原、被告在货物清单中所确认的分期，不仅针对本案合同项下货款，而是针对截至当时的总账款，即“付款条件”栏右侧所列明的本案合同未结款与先前未结账款的总和，双方确定了共计3,069,363.50元欠款的金额与分期方法，并详列了每期中本案货款与前欠款的金额。被告提交的银行汇款单上，被告向原告的汇款摘要也仅记载为“货款”或“跨行”，亦未载明合同号或增值税发票号，故无法体现每笔付款与双方诸多合同、发票的一一对应关系。表B中，无一笔汇款金额能与表A的本案合同每期未结款金额相符，也无一笔能与表A的每期未结款与原账款之和相符。被告认为2015年每月汇款中必然已包括了本案合同货款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被告又重点指出，表B头两行金额总和恰与货物清单头两期应付总和一致，此可印证付款的指向性。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按货物清单的记载，头两期账款总和应是800,000.50元，而非309,649元；其次，退一步说，即使被告支付的仅是本案合同未结款，3月20日该笔付款金额不符、4月30日该笔日期不符。被告在举其证据1、2时称其2015年均在收货当天或在约定期限前就足额给付货款，只有提前付款，从无一次违约；但对照本案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被告该两笔付款既不足额，也未按期，明显与被告自己陈述的付款习惯相悖。故该两笔付款均不能指向本案合同货款。鉴于原、被告从2013年起开始合作，买卖交易频繁，从商业实践角度考量，确实可能存在滚动结算的情况。如按此统算，2015年原告向被告的开票金额也远超被告的汇款金额，二者相差170余万元，其中即使扣除被告所谓的废票(XXXXXXXX、XXXXXXXX号发票)金额，也远超过本案诉请标的额。被告又称部分货款系以现金支付，但多份在案合同对结算均约定为银行汇款，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双方曾对此付款方式合意变更过；被告提供的张庆杰向陈剑欣的个人间汇款也不能证明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有关，故不能计入被告向原告的货款清偿金额。至于被告由原告在(2017)沪0115民初51722、51713号两案中申请撤诉推断原告本次起诉系恶意诉讼，目的是为胁迫被告继续合作。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与前两案是基于不同的买卖合同；其次，诉权是受法律保障的基本权利，只要当事人依法从事民事诉讼行为，不能认为其主观存有恶意。被告由前两案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并得到人民法院准许的合法行为推断原告本案起诉系恶意，缺乏依据，属于妄断。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本院认为有必要指出：被告第一次开庭时否认双方签过本案合同，第二次开庭时又承认签过并提供了合同原件；被告第一次开庭时称原告未交货，本案合同是原告为进口通关虚拟的，第二次开庭又承认收到了本案合同项下货物，但坚称货款已付；被告第一次开庭时称双方从未面交过钻石，第二次开庭时又称交货方式中包括原告员工飞到哈尔滨面交；被告第一次开庭时，对原告补充证据第五组发表质证意见时称“被告均是在收到货物付款后原告才出具的发票”，第二次开庭时又称“原告提供的发票也不代表实际产生了交易”；被告第二次庭审时还称“上次庭审中被告律师也表述合同项下的钱款已付清”，但事实上第一次开庭时被告根本未提该抗辩，且从逻辑上说，该抗辩亦与被告第一次开庭时全面否认缔约及交货的抗辩相悖。以上种种，不一而足，被告陈述本案基础事实时诸多前后矛盾，足以令本院对被告的诚信产生怀疑。在此背景下，对被告是否确实履行付款义务该节事实更应审慎审查。综上，被告辩称其已付清本案合同项下货款，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本院对该辩称不予采信。被告未按约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当继续履行，向原告支付钻石货款689,012元。又因被告至今未付，相当于不当占用原告资金，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虽然本案合同记载的最后付款日为2015年9月16日，但鉴于货物清单记载了分期付款，应视为双方对付款方式进行了重新约定，故本院调整至自最后一期2015年10月31日的次日即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利息损失。对其计算标准，原告主张以合同约定的月利率2%为准，被告则辩称过高。本院以被告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本着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适当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和被告的过错程度等因素，认为该标准并不过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哈尔滨爱在嘉珠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美光钻石(上海)有限公司货款689,012元；二、被告哈尔滨爱在嘉珠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美光钻石(上海)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以689,01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39元，减半收取计6,819.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1,819.50元，由被告哈尔滨爱在嘉珠宝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炜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乐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四条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书面形式。第五条符合下列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件形式要求：（一）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二）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在数据电文上增加背书以及数据交换、储存和显示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影响数据电文的完整性。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