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黑06民终26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秀军，男，1966年8月4日出生，汉族，肇源县浩德乡生猪合作社业主，住黑龙江省肇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世超，黑龙江路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栋，男，196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农场职工，住黑龙江省萝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中发，男，1970年5月2日出生，汉族，农场职工，住黑龙江省萝北县。上诉人韩秀军因与被上诉人刘国栋、段中发买卖合同一案，不服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17）黑0622民初1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秀军及其委托代理人陆世超、被上诉人段中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秀军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17）黑0622民初1203号民事判决，驳回二被上诉人的一审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的事实错误，认定的事实之间相互矛盾，缺乏证据。主体资格错误，主体之间错乱。1.本案为定单农业，供种回收。曲文合与哈尔滨市高新农业科学研究所签定合同，为研究所种植高梁，研究所提供种子，秋后回收产品及种子款。研究所与曲文合是合同关系，直接对曲文合个人，曲文合落实十几农户种植回收产品是另一合同关系，研究所只收取合同粮，不面向社会收购。农户与研究所没有直接关系。2.2017年1月10日曲文合要求向研究所交售粮食履行合同，研究所指定曲文合将产品送至肇源县浩德乡，1月13日送达后研究所让韩秀军（上诉人，原审被告）帮忙将曲文合送交的两车粮卸车到指定地点。卸车后韩秀军（上诉人）为曲文合出具记账凭证，按曲文合要求标注车牌号、司机姓名、重量、卸车费等事项，并签字证实。曲文合打电话要求研究所给一部分款付运费，研究所打电话让韩秀军给每车垫付1万元用作付运费，此2万元交给曲文合。当日连夜曲文合赶往哈尔滨找研究所结账，1月14日研究所付某与曲文合见面，告诉迟付几日，后曲文合回到农场。1月22日研究所付某与曲文合在肇源县储粮地结算，研究所依合同约定扣除曲文合秋后应付7.5万元种子款，将余款全部给付曲文合，双方结算完毕。3.2014年4月1日，曲文合以两个农户的名义起诉韩秀军，因为曲文合所持的记账凭证上有两农户刘国栋、段中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的名字，有韩秀军（上诉人原审被告）的签字。原审以此认定买卖双方，认为曲文合是买家联系人，认为研究所结算属于第三人代付款。上诉人韩秀军在一审中已经说明，研究所打电话让帮忙接收曲文合的交粮，曲文合要求出具记账凭证，在标注两个车牌号后对应标注两个姓名，本以为是司机，交粮人为曲文合，为曲文合出据持有。曲文合已经和研究所结算完毕，被上诉人（两原告）的记账凭证来源于曲文合，与本案无关。4.一审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在于第2、4项，将交粮人曲文合无根据列为联系买家人，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跃位于曲文合之上，错误认识付款人收款人结算关系，主体不明，关系错乱，认定的部分事实根本不存在。二、一审判决模糊双方举证质证过程，掩盖大量证据以及事实，对部分证据错误处理。1.对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提交的唯一证据记账凭证，上诉人在原审中当庭询问这份记账凭证从哪里来?这是为曲文合开据，且曲文合已经与研究所结算完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直接关系，曲文合是相对人。2.上诉人提交曲文合与研究所签定的合同书，证明曲文合取得研究所的种子种植高梁，研究所秋后回收产品及种子款，双方履行合同，双方已经结算完毕。3.证人研究所付某出庭证明，曲文合与研究所签定合同,种植高粱，曲文合又联系十多农户共同种植，2017年1月10日曲文合联系研究所付某要求交售产品，付某让其送至肇源储粮点以便加工处理。1月1日曲文合装两车粮告诉晚上出发，1月12日几次通电话联系问路，晚上到达地点，1月13日付某打电话让韩秀军帮忙将曲文合送交的产品卸车到指定地点。韩秀军按曲文合要求为其出具记账凭证，曲文合持此与研究所结算，曲文合打电话让研究所付一部分款以支付运费，研究所付某打电话让韩秀军给每车垫付1万元，韩秀军将此2万元交付曲文合。当日连夜曲文合赶往哈尔滨找研究所结算，1月14日研究所付某与曲文合见面，告之迟付几日。1月22日研究所付某与曲文合在肇源储粮点见面进行结算。依合同约定曲文合秋后交付种子款，在扣除种子款后将余款全部给付曲文合，此时双方结算。4、证人提交电话单，2017年1月10日至14日，证明自1月10日8：33时许每时每分，曲文合与研究所付某多次通话，往来交涉交送粮地址、到货站找车、装车、问路、卸车、给运费、来哈尔滨结算等过程。电话单按时间顺序从后往前看。5、证人提交手机短信息2条，通过手机截屏下载。1月10日9：35给曲文合发信息“肇源浩德乡（新站方向），韩经理136××××7972”，1月10日9：43给曲文合发信息“宏运达空车配货0468-68XXX60，158××××5456”。两条信息告诉曲文合卸车地址、接应人、电话，告诉曲文合到萝北县宏运达货站找车。以上证明曲文合与韩秀军并不认识，证明曲文合与研究所履行合同，双方配合工作的经过。6.证人提交说明一份，1日2日研究所与曲文合结算时签署，说明研究所于1月13日收到曲文合交送高梁两车，此前给付运费2万元，扣除曲文合欠种子款7.5万元，余款32921元于今日给付曲文合，双方清帐。此据与记账凭证为一组同时注明。7.证人提交产品质量检验记录单一份，说明2016年11月在产品收获后，研究所人员在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栋带领下，对农场4个连队十几种植户收成的产品进行质量检测，并逐户做登记。其中20队刘国栋种植13顷，产品水分21.5、22.6，标明需要清选；其中8队段三，即本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中发，产品水分21.3，标明已经清选。另外十几户也做详细登记。证明曲文合落实订单农业，各方履行合同。8.证人与被上诉人（原审二原告）当庭对质，证人与刘国栋对质，说明刘国栋在农场开设农资商店，联系农户较多，曲文合通过他，与他共同在农场落实十几农户种植，并且他们两人搭车向农户赊销了化肥、除草剂、农药等生产资料，秋后连同种子款一起向农户收取。一年当中曲文合多次领证人到刘国栋处，刘国栋领着查看春天播种、夏天田检、秋天长成，领着对农户收获后的产品检验登记等。刘国栋对此不持异议，认同这些过程。证人与段中发对质，说明在8队晾晒场检测段三的产品，与段三现场交流，说段三的产品清选了质量还好，水分较大21.3，需要烘干。段三问还要烘干，证人答复我来烘干，不用你烘干，等等。段中发对此过程认同。以上证据链条充实，系统性强，两个当事人都予认可，一审判决模糊不提，故意错误使用证据，令人不能理解。一审无视证据，错误认定事实，掩饰做出判决。三、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脱离证据，混淆事实，自相矛盾，显然错误。1.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说明记账凭证是为曲文合出据，且曲文合直接与研究所结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直接关系，被上诉人的唯一证据来源于曲文合。上诉人给曲文合出具记账凭证签字是必然的，纵观系列证据，不能说曲文合不知情，被上诉人所持记账凭证作为证据已经失去了证明力。2.研究所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委托与被委托关系，没有代理与被代理关系，纵观全卷，双方没有一句这样的表述，这种关系是原告代理人的演绎推理，研究所只是让韩秀军给帮忙。有趣的是，一审认为曲文合在给被上诉人二原告帮忙。证人已经出庭与原告对质，证明曲文合通过刘国栋，二人共同经营种植，从中营利，属于共同关系，刘国栋无法不知情。3.原审认为研究所同曲文合结账是第三人代付款行为，荒谬至极，据何法理与事实如此推理认定，即代替了曲文合，又代替了韩秀军。上诉人认为这是枉法行为，无端构造材料。4.本案中被上诉人二原告是偏儡，是曲文合摆布和利用的目标，其中和刘国栋是共同人。原审中上诉人指出，起诉状不是两原告本人签名，委托代理律师函也不是两原告本人签名，两原告不置可否。法官与原告刘国栋通电话也证实了这一点。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研究所与韩秀军之间没有委托与被委托关系，只是帮忙关系。对于曲文合与研究所履行合同，曲文合知情，被上诉人原告也知情。2.被上诉人原告与曲文合之间，既是共同人关系，又是委托与被委托关系，又是代理与被代理关系，倒适用于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五.一审判决错误在于没有搞清楚各主体之间关系，错误使用证据，无根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五、原审判决第3页上数第7行凭证记载的事实与实际的事实不符，错误认定，事实上是个白条。我给付的2万元是替付某给司机的车费，是暂借给付某的，付某从我这借的，不是收货的货款。卸粮地是付某找地让我卸的，因此确定我不是合同相对人，我签的是收货条。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核实本案的全部事实，依法驳回二被上诉人的一审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段中发答辩称，上诉人说的与我卖粮食没有关系，我把粮食卖给了韩秀军，还差7万多。被上诉人刘国栋未到庭，亦未答辩。刘国栋、段中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韩秀军给付原告刘国栋、段中发货款75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13日，原告刘国栋、段中发向被告韩秀军出售高粱，韩秀军应向刘国栋支付货款65588元，应向段中发支付货款62333元，合计127921元。售粮当天，韩秀军向刘国栋、段中发各支付货款10000元，2017年1月22日，通过案外人曲文合向刘国栋、段中发支付货款32921元。现韩秀军以曲文合欠种子款为由，将剩余的75000元扣留拒绝付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被告韩秀军在肇源县从事粮食收购业务，付某为哈尔滨农科所法定代表人亦从事粮食收购业务，付某使用韩秀军粮食烘干设备处理收购的粮食，双方有经济往来。2.2017年1月13日，原告刘国栋、段中发将其所有的高粱通过曲文合联系买家运至肇源县韩秀军的粮食收购场地，韩秀军卸载高粱后为原告刘国栋、段中发出具收粮凭证，该凭证载明：刘国栋出售高粱83820斤，段中发出售高粱79660斤，单价均为0.785元，刘国栋应得货款65798元，段中发应得货款62533元，韩秀军分别扣除卸车费210元和200元后向刘国栋、段中发各支付10000元货款。3.2016年1月28日，曲文合与哈尔滨农科所签订合同书，确定2016年双方合作种植高粱，由哈尔滨农科所提供高粱种子，曲文合赊购的高粱种子款为75000元。4.2017年1月22日，刘国栋、段中发在韩秀军处索要货款时，购货方以曲文合未付清赊购的高粱种子款为由扣留75000元，只向刘国栋、段中发支付卖粮款32921元。庭审过程中，对付某当庭陈述委托韩秀军收取高粱的情况，刘国栋、段中发明确选择韩秀军为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并明确诉讼请求继续要求韩秀军承担债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韩秀军是否与刘国栋、段中发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对于刘国栋、段中发提供的收粮凭证，付某声称其为实际买粮人，但收粮凭证却是韩秀军签收。其次，韩秀军收取了刘国栋、段中发交付的高粱，虽然韩秀军与付某均陈述韩秀军是受付某的委托收取货物，并提供相应往来电话记录进行佐证，但所有通话记录并不足以证实曾将委托收货这一情况明确告知刘国栋、段中发，故刘国栋、段中发在收取韩秀军支付的部分货款时，有理由相信买受人为韩秀军，韩秀军为买卖合同相对人，并要求收货方韩秀军支付相应货款，符合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经验。再次，退一步讲，即使韩秀军与付某之间存在委托收货关系，付某是委托人，韩秀军是受托人，但由于刘国栋、段中发当时并不清楚该二人的委托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的规定。刘国栋、段中发选择受托人即韩秀军为合同相对人并主张权利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此外，韩秀军以哈尔滨农科所与曲文合存在合作合同关系，主张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主体应为哈尔滨农科所与曲文合。依据合同约定扣除曲文合赊购的种子款后，付某已结清剩余货款，刘国栋、段中发应向曲文合索要货款，但韩秀军未能举证证明曲文合与刘国栋、段中发存在合同关系，因此，刘国栋、段中发不受该合作合同的约束，哈尔滨农科所扣留刘国栋、段中发75000元货款冲抵曲文合赊欠的种子款没有法律依据。由于法律并未禁止由不是合同相对方的第三人代付货款，因此，付某的付款行为仅能证明其为付款人，并不能证明其为购货方。综上所述，刘国栋、段中发与韩秀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韩秀军应承受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韩秀军向刘国栋、段中发收购了高粱，现刘国栋、段中发已交付了高粱，由于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故韩秀军应当在收到高粱的同时向刘国栋、段中发支付货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韩秀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向原告刘国栋、段中发支付货款7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38元，由韩秀军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韩秀军与被上诉人刘国栋、段中发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一，韩秀军称其并不是真正的收粮人，实际收粮人为哈尔滨市高新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但研究所让韩秀军帮忙代为收粮这一事实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实，也未举证其已向卖粮人刘国栋、段中发告知，且上诉人韩秀军庭审中陈述其也收粮，其收粮点与本案收粮地点较近，因此，刘国栋与段中发有理由相信实际收粮人为韩秀军，即韩秀军为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第二，韩秀军称其出具的记账凭证是为曲文合出具，是按照研究所告知的具体价格等记录，是为研究所帮忙，但该凭证详细记录了刘国栋与段中发提供高粱的重量以及价格，由韩秀军签字确认，且当天所付的2万元系韩秀军支付，虽上诉人称其是为研究所垫付，但并没有举证证实其与研究所借款以及还款的事实，故在韩秀军出具凭证且签字付款的情况下，刘国栋、段中发有理由相信韩秀军为实际收粮人，即买卖合同相对人；第三，上诉人称研究所与曲文和签订供种回收合同，本案收粮与卖粮是曲文和与研究所履行合同的行为，但韩秀军不能提供充分证据对该事实予以证明，且研究所与曲文合签订的供种回收合同中约定的最低价格为1700元，而本案刘国栋、段中发提供的凭证中记载的高粱单价为0.785元/斤，即每吨为1570元，这与供种回收合同不符，且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合同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对单价进行了变更，故本院对上诉人主张本案系研究所与曲文合履行供种回收合同行为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韩秀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上诉人韩秀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丽斯审判员  赵 楠审判员  于志友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军志书记员桂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