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1221民初3942号原告：刘某，女，198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余庆县。原告：卢某1，男，2001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余庆县。法定代理人：刘某，女，1981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余庆县，系卢某1母亲。委托代理人：蒋雪锋，浙江德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辉，男，1961年2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临泉县。原告刘某、卢一豪与被告于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起诉。本院当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子全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卢一豪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雪锋，被告于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系死者卢某2之妻，死者卢某2于2015年3月25日受聘于被告处从事驾驶员岗位。2015年11月27日，死者受被告工作安排，驾驶皖Ｋ×××××号重型仓栅式车（该车系被告实际所有，挂靠在阜阳市北方联物流有限公司）行驶至G60沪昆高速时，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后该交通事故经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并出具（2015）衢常交民初字第337号民事判决书，后被告于2016年4月12日上诉，且经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并出具（2016）浙08民终388号民事判决书。上述判决书均对死者受雇且因工死亡的事实存在明确表述。双方因赔偿事宜协商无果，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赔偿人民币共计510299.75元，并支付该款自判决之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为支持其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1、二原告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各1份，据以表明二原告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和家庭自然状况；2、卢某2与刘某结婚证复印件一份，据以表明原告刘某与卢某2系合法的夫妻关系；3、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各1份，证据以表明死者卢某2与被告于辉存在雇佣关系，卢某2在为被告于辉开车履行职务过程中死亡。被告于辉辩称：1、原告提出按照城镇标准赔偿损失，但是在浙江省人民法院判决书中也已经说明是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损失；2、卢某2在为我执行任务当中造成死亡，是卢某2自己的责任，这点从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可以说明，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赔偿，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请求第三人进行追偿，本案中二原告已经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并且已经从第三人处获得赔偿，赔偿金额由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的274917.25元，加上我为车辆投保的人员车辆责任险5万元，因此不可以向本被告请求赔偿；3、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造成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卢某2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已经载明，卢某2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其自身在劳务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故本被告不承担民事责任；4、本被告雇佣卢某2开车，卢某2是有合法驾照的，其在开车过程中，本被告本人也在车上，每次开车前均有提醒其注意车速，小心驾驶，并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该车辆完全符合车辆技术标准，因此没有过错，本次交通事故造成我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受重伤，造成我终身残疾，已经无法正常的工作生活，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于辉为支持其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被告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各一份，据以表明被告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及家庭自然状况；2、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驾驶员与卢某2承担同等责任；3、判决书两份，证明该起事故已经处理，原告已得到相应赔偿。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7日4时34分许，卢某2受雇于被告于辉，驾驶皖Ｋ×××××号重型仓栅式车（该车系被告实际所有，挂靠在阜阳市北方联物流有限公司）行驶至G60沪昆高速公路往江西方向429公里500米控件附近时，尾随碰撞前方同车道由张学礼驾驶的浙Ｂ×××××+浙Ｂ×××××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致卢某2当场死亡，皖Ｋ×××××号重型仓栅式车上的乘坐人于辉受伤，路产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责任认定：卢某2负事故同等责任，张学礼负事故同等责任，于辉不负事故责任。本案原告刘某、卢一豪分别为本起事故受害人卢某2妻子与儿子。事故发生后，刘某、卢一豪向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做出了（2015）衢常交民初字第337号民事判决，判决后，于辉不服判决，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2016）浙08民终388号民事判决。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表述：本案系交通事故，于辉承担雇主责任，刘某、卢一豪可另行主张。另查明，原告刘某、卢一豪已获得了274917.25元，即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二原告应得到的赔偿金。现二原告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上述事实，有本院认定的原、被告所举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的庭审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于辉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该条表明雇员在遭受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的人身损害时，雇主与第三人之间承担的是不真正连带责任。该条司法解释的表述方式，系对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典型表述，与之类似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被侵权人请求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的选择权。不真正连带责任中各债务基于同一事实、不同的法律规范产生且目的相同。权利人的选择权系法律赋予其权利行使上的便利，而非对权利总额的增加。从请求权基础分析，原告人因同一事实，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定对不同的主体享有同一目的的多个请求权，属于法律规范竞合。在此情形下，权利人仅能择一行使，而不能通过重复行使请求权获得额外利益。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是基于雇员与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是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雇主承担的只是先行垫付义务，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由上述可知，对于二原告的经济损失，被告于辉与侵权人基于雇佣和侵权两个独立的互不相同的法律关系产生同一内容的给付，被告于辉与侵权责任人之间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但其二者承担的仅是一种替代性赔偿责任，而终局责任人应为侵权责任人。因此，雇员对赔偿义务人具有选择权，其可以选择雇主作为赔偿义务人，也可以选择第三人作为赔偿义务人，在任何一方履行完毕赔偿义务后，另一方的赔偿义务归于消灭。本案中，二原告已经选择肇事方作为赔偿义务人并赔偿完毕，于辉作为雇主其赔偿义务已归于消灭。庭审中，原告认为法律没有规定雇员对雇主和第三人的请求权是单一选择性的，雇员依据法律规定为实现其全部债权，可以单独向雇主或第三人起诉主张其权利，只要不发生重复赔偿的情况即可。二原告实际是要求被告于辉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其观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在二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于辉对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二原告认为其能够同时向被告于辉和直接侵权人行使权利的主张缺乏理论依据和实体法律规范支持，故本院对于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卢一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04元，减半收取4452元，由原告刘某、卢一豪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子全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佳佳附：本判决书适用的法律及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