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甘07行终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公安局。法定代表人：许某，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该局法制室主任。原审第三人：李某，男，汉族，山东省人。原审第三人：程某，男，汉族，山东省人。原审第三人：战某，男，汉族，山东省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所某，律师。上诉人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因其他公安行政管理一案，不服甘肃省高台县人民法院（2017）甘0724行初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某，被上诉人某公安局的诉讼代表人副局长徐仕清、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第三人李某、程某、战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所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7月28日上午，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技术员李某、战某、程某等人，以及某某某某村村委会负责人和制种农户在对某某某某村制种玉米进行花检检查验收工作过程中，该公司技术员以该村农户李某种植制种玉米不合格并经其确认为由而予清除（踏倒生长玉米）期间，因李某阻止而与其及其亲属发生了争执、撕扯。下午4时左右，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技术员程某等人在某村村委会又与李某及其亲属再次发生争执。期间，程某、战某、李某等人被李某、刘某、贾某等人打伤。当日16时35分，某公安局某派出所根据该局”110”指令出警，并以临公（沙）受案字[2015]265号进行受案登记。2015年7月31日，该局以临公（沙）立字[2015]266号立案决定对程某等六人被故意伤害立案侦查。2015年8月31日，某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受某公安局某派出所委托对战某、李某、程某、刘帅、孙某、崔某的损伤程度进行了鉴定，并作出（临）公（刑技）（临床）字[2015]26号、27号、28号、31号、32号、33号法医学人体损伤分析意见，其损伤系钝性外力伤，其中战某、李某、程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刘帅、孙某、崔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2016年2月4日，经某公安局某派出所主持进行调解，双方对李某、战某、程某等人被李某、刘某等人致伤所造成的损失达成赔偿协议。2016年3月10日，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受理程某、战某、李某于2016年2月26日分别向该局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16年4月11日向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制发了烟人社工伤举字（2016）11-0089号、0090号、0091号工伤认定调查限期举证通知，就程某、战某、李某申请工伤认定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及甘肃省某公安局某派出所出具证明要求该公司提供证据。2016年4月22日，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向该局提出延期举证申请，请求延长举证期限30天，并于2016年5月3日向该局提出调取证据申请。2016年8月22日，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烟人社工伤案字（2016）11-0089号、0090号、0091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程某、战某、李某2015年7月28日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因工受伤，并于当日向该公司送达了工伤认定决定书。一审法院认为，行政诉讼是以解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为目的，并为其合法权益提供司法救济的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应当是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和其工作人员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而受到侵犯，并以其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从本案被告出具证明的性质来看，首先，某公安局某派出所向第三人出具证明，其行为应为该派出所以其名义对受理案件的事实状态所做的见证或证明，其性质应为证据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但不具有法律上的、必然的约束力，其客观真实与否及是否采信应由相关审查部门作出审查认定。其次，某公安局某派出所依据立案及调查并在主持伤害双方达成赔偿和解协议的前提下，向第三人出具证明内容与查明事实一致并对第三人受伤过程及状态陈述客观的案情证明，其行为并不为法律法规所禁止，应系被告对第三人（其中程某为报案人）就案件调查结果所作的客观回应，且其向第三人出具证明并没有为其设定行政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故其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第三，原告所持因被告不当出具案情证明导致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对原告的实体权益与义务均产生了不利影响，从而侵害了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的主张，因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法定的工伤认定机构，对证据和案件事实有审查判断和认定的权利和职责，其在审查判断证据的基础上，依据第三人提交即被告出具证明等其他证据对第三人于2015年7月28日所受事故伤害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应系其依法履行职责，且该局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同时，赋予了原告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而被告出具证明是否作为认定第三人构成工伤事实的证据及其证明力则应由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审查判断并作出认定，应属该局职责范围。第四，本案被告经立案、调查、伤情鉴定、赔偿调解等程序而向第三人出具案情证明，其证明内容客观合法，证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第五，原告主张被告出具案情证明不当，出具证明无出证人、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而出证程序瑕疵，但其提供证据不充分，且对被告出具证明存在不当性缺乏充分理由和法律依据，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告某公安局（某派出所）出具案情证明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出具证明内容客观合法、证据充分，且原告对其主张又不能提供充分证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案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要求撤销被告某公安局（某派出所）于2016年2月4日为第三人程某、战某、李某出具案情证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承担。上诉人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出具的”案情证明”。主要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被上诉人出具”案情证明”的行为系具体行政行为，该行为对上诉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均产生了不利影响，依法具有可诉性，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上诉人辩称其出具”案情证明”的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上诉人无权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具有行政可诉性，该判定明显不当。二、被上诉人出具”案情证明”的行为明显违法。就公权力而言，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可以行使的行为，就是所要禁止的行为。具体到本案，上诉人未见公安机关可以向第三人出具”案情证明”的法律依据，且被上诉人自身亦不能明示该行为的合法依据，一审法院错误的将私权力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套用至公权力领域，就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予以合理性确认，违背法制的基本原则与精神，该行为必将导致公安机关在今后的工作中肆意向相关人员出具案情证明且不必担心违法后果。三、涉案”案情证明”存在形式瑕疵且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依法应予撤销。”案情证明”与侦查卷载明的事实相悖，该证明没有载明事件的完整过程，也没有说明事件的原始起因，仅笼统或简单的记载二次纠纷结果，未就受害人一方有无挑衅、预谋械斗等过错事实进行记载，且存在无出证人签名等形式瑕疵。该证明的内容让人一看就可以断定受害人是无辜的，没有任何过错，该结论必然导致社保机关作出错误认定，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某公安局辩称，一、我局出具涉案证明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二、退一步讲，出具证明的行为假设属于行政行为，上诉人的起诉也已超过起诉期限。三、涉案证明是我局经过调查后出具的，与实际情况相符。上诉人的起诉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经二审审理查明，2016年2月4日，程某、李某、战某等人（甲方）与李某、刘某等人（乙方）达成的”赔偿和解协议”载明：2015年7月28日，甲方所在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到乙方李某所在村社检查制种玉米时双方发生争执，期间致甲方受伤。其中：程某、李某、战某受轻伤，崔某、刘帅、孙某、王洪波也不同程度轻微伤......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烟人社工伤案字（2016）11-0089号、0090号、009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在”经调查核实”中均载明：”2015年7月28日下午，程某（战某、李某）受单位安排和同事在甘肃省某进行玉米制种花检检查验收工作时，不慎被农户等人打伤......甘肃省某公安局某派出所出具了证明。”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某公安局下属某派出所受理原审第三人程某的报案后，经立案调查，在原审第三人程某、战某、李某等人与纠纷对方当事人李某、刘某等人达成”赔偿和解协议”时，作为纠纷调解单位，在”赔偿和解协议”上加盖公章，并应程某、战某、李某的要求，向原审第三人出具”证明”的行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公通字[2005]98号）第三十条：”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情节较轻尚不够刑事处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公安机关可以依法调解处理：（一）亲友、邻里或者同事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双方均有过错的；（二）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三）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系由被害人事前的过错行为引起的；（四）其他适用调解处理更易化解矛盾的。”之规定。某公安局某派出所向原审第三人出具的”证明”，虽未对上诉人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直接设定权利义务，但该”证明”在原审第三人向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过程中作为证据予以提交，并由工伤认定机关在其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中予以提及列明时，该”证明”即对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的相关权益产生实际影响，该行政证明行为即具有可诉性，上诉人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有权针对该行政证明行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经审查被上诉人某公安局某派出所向原审第三人出具的”证明”的内容，和原审第三人与纠纷对方当事人达成的”赔偿和解协议”载明的内容基本一致，在对相关事实的证明上并无出入，故被上诉人出具本案被诉的”证明”，有相应的事实根据，行为并无不当。且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出具该”证明”，只是作为纠纷调解单位对受理案件的调查结果所作的回应，并非向工伤认定机关直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是否采信应由工伤认定机关依法进行审查。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出具”证明”的行为导致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程某、战某、李某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缺乏相应依据，上诉人要求撤销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出具”证明”的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结果正确，二审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主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上诉理由，经审查，一、一审判决认定某公安局某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行政可诉性，与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该认定确属不当，应予纠正，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因一审并未以本案被诉的”证明”不具有可诉性而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而是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实体审理，并以判决方式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故不影响一审判决结果。二、被上诉人作为纠纷调解单位，应原审第三人的要求出具”证明”，该行政证明行为并无不当，不存在违法之处。三、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明”的内容，与纠纷当事人达成的”赔偿和解协议”内容相符，因其并非行政处罚决定等规范的行政执法文书，故”证明”对事件的起因等事项未作详细说明，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该”证明”导致社保机关作出错误认定没有依据，其要求撤销”证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主要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但不影响一审判决结果，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案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莱州市某种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永旺审判员  李志民审判员  陈 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梦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