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158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增安，男，196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康，广东世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小周，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敬锋，男，196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勇，福建倍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茵，福建倍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厦门忠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杏前路**之一第****。 法定代表人：王春英。 原审第三人：王春英，女，1979年5月12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上诉人刘增安因与被上诉人卢敬锋、原审第三人厦门忠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承公司）、王春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2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增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或查清后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人民币650000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以6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未依法调取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忠承公司、王春英之间（2015)湖民初字第1878号借款纠纷案卷材料，导致基本事实并未查清。本案中，上诉人转款650000元至被上诉人账户，拟合作开办贸易公司用于购买办公场地，被上诉人至起诉之日从未向上诉人交付办公场地，亦未告知款项使用情况，而是挪作他用，在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忠承公司、王春英借款纠纷中，所涉及的款项的支付时间及金额与本案均一致，亦与王春英所答辩的该款系被上诉人与忠承公司合作购买办公楼相符，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另行支付650000元款项，可以推定该案件与本案件具有关联性。2016年8月15日，上诉人在庭审时提出申请法庭向被上诉人与王春英之间的诉讼案件的受理法院调取案件资料并追加王春英和忠承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以彻底查明事实。2016年8月24日，上诉人向原审法院递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及调取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5)湖民初字第1878号案卷材料（含起诉状、证据材料、答辩状、庭审笔录及民事判决书）的《调查取证申请书》。但原审法院仅追加了忠承公司及王春英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并未向湖里区人民法院调取案件的相关材料。二、原审判决将被上诉人自行制作的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的《收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导致本案基本事实不清，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其应当向上诉人返还款项及承担资金占用利息。首先，该《收条》是否是忠承公司及王春英出具的，被上诉人除了自述外并无其他证据，而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收条》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其次，该《收条》为被上诉人单方提交，并无第三人忠承公司及王春英对证据进行确认，且《收条》明显为虚假的，该收条名称为打印的二号字，主内容部分为三号字，而此据公司名称及日期（印章位置）为小四号字，如果是当时同时打印，特据及名称应当字体一致才符合常理，该份证据完全是被上诉人事先基于与第三人忠承公司及王春英的纠纷而持有的空白盖章文件，为应对本案诉讼而炮制的。最后，该《收条》中忠承公司公章与被上诉人在与第三人忠承公司及王春英借款纠纷一案中所提交的《借条》及《收据》中忠承公司的公章完全不一致，两者对比肉眼即可看出后者明显大于前者，因此，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证明上诉人与第三人忠承公司、王春英之间存在股权关系，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支付的款项为代上诉人支付认购股权款项。原审判决认定忠承公司名下存在2014年购买的房产，即完成委托事项，该推理完全无法成立，因为第三方公司存在房产，并非就是被上诉人为完成上诉人委托事项所购买，至今，被上诉人仍未向上诉人交付过该股权，亦未报告过该房产为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亦从未与第三人王春英有过任何的代持股协议。三、原审判决仅以被上诉人单方陈述就认定该案借款纠纷款项与上诉人支付的650000元并不重叠，与客观事实不符，与现有证据相矛盾，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除了支付2013年12月31日的购房款后并未另行支付所谓650000元购房款，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忠承公司及王春英出借的款项，实质来自于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上诉人一审提交(2015)湖民初字第1878号民事判决书“2013年12月30日，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忠承公司合资购买杏林湾营运中心房产，面积303平方米，首付款为总房款50%,被上诉人出资为650000元，后来被上诉人想退出购买房产的股份，并要求忠承公司出具850000元的借据让其收执。因房产购买后，一直闲置未用，忠承公司在贷款无望的情况下，未能及时结清其参与的投资购房款，为此，原告采取各种手段，强迫忠承公司按要求签订《还款协议书》……”根据第三人王春英的陈述，杏林湾营运中心房产系被上诉人与忠承公司合资购买，并未涉及到上诉人，且涉案的850000元实际为2013年12月30日的出资款650000元直接转换的借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与该事实不相符。被上诉人提交补充证据三《对账单》，拟证明被上诉人通过配偶向王春英2014年3月11日，汇款292500元：2014年3月31日汇款500000元，共计792500元，已依约履行了受托事务，同时自己份额也履行完毕。该证据与事实不符，首先，该款项与其所称的买楼款650000元金额不相符；其次，被上诉人在2016年8月15日第一次庭审笔录第10页其称“65万元就是每位股东一份，就是首期款，不包括按揭；……第13页第17行，12月31日是最后一天的付款期限”，而该份证据中款项支付时间为2014年3月，与其所称的履行自己份额650000元的时间12月31日完全不相符；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述两笔款项系已经履行了自己份额及完成了委托人的委托。四、本案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确认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委托事项合作设立公司购买办公场地。上诉人先将650000元付至被上诉人账户，表示初步意向5人共买，最低限度三个人购买，而被上诉人并未将款项用作购买办公场地，被上诉人主张其2013年12月31日就将656000万元转入忠承公司账户，该款65万为上诉人提供，6000为被上诉人自己提供。该陈述与第三人王春英、案外人刘渤在借款纠纷中的答辩完全不符，王春英陈述办公场地为被上诉人与忠承公司合资购买，股权款是650000元，并未涉及到上诉人以及代持股权问题，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及陈述，不应当予以采纳。被上诉人作为受托人，应当诚信的履行其受托义务，按被上诉人指令处理事务，及时报告事务处理情况，而本案，被上诉人从收到款项至今仍未向上诉人交付过办公场地，亦无向委托人报告过事务的处理情况，上诉人至今从未持有过忠承公司的股权、亦未与第三人王春英签署或达成过任何代持股协议。被上诉人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其支付的65.6万实际是上诉人的股权款，亦未向上诉人交付过办公场地，在被上诉人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已经履行委托事项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被上诉人卢敬锋对刘增安的上诉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1.答辩人与第三人忠承公司的案件的材料不属于法院应当调取的范围，上诉人完全可以凭立案通知书及委托手续去调取，与本案委托合同纠纷没有任何关系。2.收条由王春英亲自签署出具给被上诉人，载明确认其收到被上诉人代上诉人支付的入股忠承公司的款项650000元，该事实足以表明答辩人已经履行完毕代上诉人支付忠承公司入股款项的事宜，是及时足额的履行完毕。3.答辩人已履行完毕应当支付出资的款项，而且与上诉人委托答辩人支付给忠承公司的65万元并没有任何的牵连和重叠。 原审第三人忠承公司、王春英陈述称：卢敬锋第一次到我公司去写第一份借条时带着胁迫的意思，最后一份是在卢敬锋办公室写的。针对办公楼这一块从保全到解除来回了四次，656000元是转入到了忠承公司，这笔钱是卢敬锋转进来的，至于卢敬锋是否是代刘增安支付的我不清楚，这笔钱是用来买楼的。 刘增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卢敬锋向刘增安返还人民币650000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以6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卢敬锋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31日，刘增安通过其本人账号向卢敬锋的账号分别转账500000元、150000元，合计650000元。卢敬锋确认收到刘增安上述款项。同日，卢敬锋向忠承公司汇款656000元，卢敬锋称上述款项中的650000元是其代刘增安支付给忠承公司的。刘增安所提交的短信聊天记录显示：2013年12月30日，卢敬锋称“我先请王总去与阮办手续”，刘增安回复“好，等会我联系下看有多少数。”卢敬锋“65万元，假如一号我的五个人座下订好就按比例付，最坏打算我俩一起跟王总合买，我的份额再付给你，谢谢。”2013年12月31日，卢敬锋“公证及转让协议均已办好。”……卢敬锋“收到65万元”。卢敬锋对上述短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由于时间久远，短信的具体完整内容记不清楚了。再查，忠承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时间为2011年6月21日，注册资本为6000000元，第三人王春英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福建）上的登记资料显示，2014年7月1日，该公司的股权发生变更，第三人王春英以购买的形式取得缪清玉、阮祥瑞的名下股份，成为该公司的唯一自然人股东。另，刘增安、卢敬锋确认上述短信中的“王总”、“阮总”分别是王春英、阮祥瑞。又查，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刘增安将本案的案由明确为委托合同纠纷，并称其委托内容为刘增安转账给卢敬锋650000元委托卢敬锋办理购买办公场地的事宜，购买场地用于刘增安与王春英及封波、陈超设立公司的场所。对于刘增安的上述陈述，卢敬锋予以否认，卢敬锋称其与刘增安的确存在委托关系，但委托的内容为代其支付650000元给忠承公司。卢敬锋为证明其已完成刘增安的委托事宜，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卢敬锋向忠承公司汇款656000元的汇款凭证、由忠承公司出具的《收条》（内容：“今收到卢敬锋先生代刘增安先生交纳公司买厦门忠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认购股权款项人民币陆拾伍万元整，厦门忠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由王春英、卢敬锋、刘增安各持有三分之一股份”，忠承公司在《收条》上加盖了公章，王春英书写“王春英收到”。另，在《收条》的下方写有“备注：2014年7月份，王春英回购卢敬锋三分之一股权作价为人民币捌拾伍万元正。双方同意。”卢敬锋、王春英在备注下方签字确认）予以佐证。此外，卢敬锋为证实其已完成自己的出资份额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其配偶陈秀钦的银行流水，该银行流水显示，陈秀钦分别于2014年3月11日、2014年3月31日向王春英汇款292500元、500000元，合计792500元。又查，2015年，卢敬锋与忠承公司、王春英、刘渤因借款纠纷一事曾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湖民初字第1878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878号案）,载明：“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30日，被告忠承公司作为借款单位、被告王春英作为借款人向原告(即卢敬锋)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慈厦门忠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王春英，因购买杏林湾营运中心写字楼的购房款需要，特向卢敬锋先生借款人民币(850000)元，大写：捌拾伍万元整。定于2014年8月30日前一次性还清。特立此据。’该《借条》的借款单位处加盖有被告忠承公司的公章、借款人处有被告王春英的签字及捺印。该《借条》下方还手写有《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卢敬锋先生人民币850000元整，大写人民币捌拾伍万元整（转账及现金收取）’。该《收据》的收款单位及收款人处亦分别有被告忠承公司的公章及被告王春英的签字、捺印。2014年10月16日，原告作为债权人（甲方）与作为债务人（乙方）的被告忠承公司、被告王春英及作为保证人（丙方）的被告刘渤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书》，内容为：‘乙方因向甲方借款逾期尚未还款，现甲、乙、丙三方就乙方还款事宜特订立如下协议条款，以便共同遵守。1、乙方认欠甲方人民币捌拾伍万元整（￥850000.00元），该款乙方应予2014年11月30日之前一次性归还甲方，甲方收到还款后应出具收条给乙方。2、乙方愿自2014年10月1日始以上述人民币捌拾伍万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二的金额（即每日人民币壹仟柒佰元整）补偿支付给甲方（即至还清欠款日止）。3、甲方同意2014年10月19日之前就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裁定书（2014湖民保字第23号）请求法院予以撤销。4、乙方愿支付给甲方因申请诉讼保金所支出的费用5000元整，该款于2014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5、丙方为本还款协议书负不可撤销的连带还款责任。6、本协议书自三方签名或盖章后即日生效，”该《还款协议书》下方甲方处有原告的签字，乙方处有被告王春英的签字、捺印及被告忠承公司的公章，丙方处有被告刘渤的签字、捺印。……。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原告所提交的《借条》、《收据》及《还款协议书》足以证明被告忠承公司、王春英于2013年12月30日向原告借款850000元的事实；被告王春英、刘渤主张本案所涉款项为合伙纠纷且款项金额为650000元，但被告王春英、刘渤未能就此举证证明，亦与《借条》及《还款协议书》所确认的本案所涉850000元款项为被告忠承公司、王春英向原告的借款的事实不符，故对被告王春英，刘渤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又查，厦门市国土房产测绘档案管理中心的资料显示，忠承公司于2014年购买了位于集美××单元（房产证号：厦地房证字第××号）、××号单元（房产证号：厦地房证字第××号）的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137.89平方米、166.13平方米、登记价值分别为967,978.80元、113,3006.60元，上述两房产的领证人均为王春英，领证日期为2014年8月5日。另，忠承公司于2014年还购买了集美××路××号××层第××号（房产证号：厦地房证字第××号）、第××号（房产证号：厦地房证字第××号）车位，建筑面积分别为44.10平方米、44.10平方米，登记价值分别为110,000元、165,160元。上述两车位的领证时间为2014年9月18日。此外，在庭审过程中，经法庭多次询问，刘增安均无法说出其拟委托卢敬锋所购买的房产的具体位置、单价、总价、份额等与购房有关的细节。另，刘增安亦表示其没有否认第三人忠承公司名下的房产即为其当时委托刘增安所购买的房产，但强调由于刘增安的名字没有显示在房产产权人栏目中，故其认为卢敬锋没有完成其委托事项。对此，卢敬锋称其与刘增安、王春英、“阮总”等人的确曾经合意在厦门购买房产，但由于房产是政策房，必须以忠承公司的名义进行购买，最后，刘增安、卢敬锋、王春英三人协商通过持有忠承公司的股份来持有房产。 原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系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在委托合同纠纷中，委托人必须就委托的事项承担举证责任，受托人就委托事项的完成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就本案而言，刘增安主张其向卢敬锋转账650,000元是委托其购买房产，但刘增安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该委托事项的具体内容，且刘增安亦无法明确说出其拟委托卢敬锋所购买的房产的具体位置、单价、总价、份额等与购房有关的细节，同时，刘增安亦不否认第三人忠承公司名下的房产即为其当时委托卢敬锋所购买的房产；而卢敬锋主张其受托内容为代刘增安支付款项给第三人忠承公司，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卢敬锋在收到刘增安款项当天即将款项足额支付给忠承公司，忠承公司及王春英（忠承公司的唯一自然人股东）亦向卢敬锋出具了《收条》确认其收到卢敬锋代刘增安支付的入股第三人忠承公司的款项650,000元，且第三人忠承公司名下亦存在于2014年购买的房产，即卢敬锋已完成了委托事项。另，刘增安主张卢敬锋与第三人在（2015）湖民初字第1878号案件中的款项包含了涉案的款项，但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卢敬锋与第三人之间的借款纠纷款项来源于卢敬锋通过其配偶向王春英所支付的款项，与涉案的650,000元并不重叠。综上，刘增安以卢敬锋未完成委托事项为由，要求其退还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增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300元，诉讼保全费3,770元，共计14,070元，由刘增安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2014年5月10日，王春英与忠承公司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卢敬锋先生代刘增安先生交纳公司买厦门忠承进出口贸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认购股权款项人民币陆拾伍万元整，厦门忠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由王春英、卢敬锋、刘增安各持有三分之一股份。在该收条下手写有“备注：2014年7月份，王春英回购卢敬锋三分之一股权，作价为人民币捌拾伍万元正。双方同意。”卢敬锋与王春英在下面签名。第三人王春英、忠承公司确认该收条属实，但系受胁迫所签，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称其与卢敬锋之间有借款往来，只有656000元转账这一笔，该款系卢敬锋对其的借款。 上诉人提交1878号案件庭审笔录、起诉状、判决书等案卷材料，在该案中，卢敬锋起诉称：“2013年12月30日，厦门忠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王春英因购买杏林湾营运中心写字楼的购房款需要，向卢敬锋借款人民币850000元，约定于2014年8月30日前一次性还清。”对于该借款的交付，卢敬锋称部分是转账，部分是现金。王春英在该案庭审中称卢敬锋系合资购买杏林湾房产，后来卢敬锋退出股份，要求忠承公司出具借据85万元，卢敬锋否认有股份，称其不是股东，和被告没有合伙。 对于卢敬锋配偶2014年3月向王春英转账的两笔款项，王春英解释该款是忠承公司代卢敬锋收取的代收款，公司仅是代收账户。对于为何收到65.6万元却开具85万元的借条，王春英主张买了房之后，因为要增值，卢敬锋说20万元作为增值部分，所以出具85万元的借条。对于卢敬锋成为忠承公司股东的时间和出资款，王春英主张就是2013年12月31日656000元转账的这笔，卢敬锋承认是合意买楼的时候成为忠承公司股东，但没有提交股权出资的相关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卢敬锋转账给忠承公司的65.6万元的性质是刘增安的委托购房款还是卢敬锋借给第三人的款项抑或卢敬锋的合作买楼款。刘增安向卢敬锋转账65万元用于购买办公楼，卢敬锋主张已经将款项转给了忠承公司，完成了委托事项，但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收款人忠承公司否认该款系刘增安的买楼款，而是卢敬锋的合伙买楼款，后转化为借款，并主张其出具的收条系受胁迫所签。本院认为，首先，按照卢敬锋的主张，其已将刘增安的委托购房款65万元及时支付给了忠承公司，忠承公司购房款不足的问题即应在收到款项之日得到解决，但卢敬锋提交的借条却显示忠承公司、王春英在2013年12月30日向卢敬锋出具借条，载明“因购买杏林湾房产”借款85万元。在购房款燃眉之急已解决的情况下，卢敬锋的配偶在数月后向王春英转账两笔款项，卢敬锋称该款项系85万元借条的出资款，不仅数额不符，亦与常理相悖。其次，按照第三人在1878号案件与本案中的陈述，卢敬锋的转账656000元即为股权出资款，后退股转化为借款，与卢敬锋提交的证据能够对应，第三人两案陈述一致。而卢敬锋在1878号案件中否认合伙事实，在本案却提交入股、退股的相关证明，并承认是在买楼时入股。最后，卢敬锋虽然提交了王春英确认其合伙购楼的收条，但未提交其出资的任何证据，亦未对出资情况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本院认为，第三人陈述前后一致，与卢敬锋提交的材料能够对应，并对事件的由来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卢敬锋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与其自行提交的证据不符，在承认合伙出资购楼的情况下，对出资款不能做出明确的解释，本院对第三人陈述的事实予以采信，鉴于卢敬锋转给忠承公司的65.6万元最终已转化为85万元借款，该85万元借款已得到法院生效判决支持，故卢敬锋在本案主张该转账系刘增安委托其支付的购楼款，本院不予采信，卢敬锋未完成委托事项，需返还相应款项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从刘增安起诉之日（2015年7月20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刘增安上诉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一初字第243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卢敬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上诉人刘增安6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7月20日计至款项付清之日。 上述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受理费人民币10300元、保全费3770元、二审受理费10300元，均由卢敬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雅媛 审判员  伍 芹 审判员  陈 亮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钟文俊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