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28466号原告：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洲新港东路1220-1238（双号）C塔22层。法定代表人：张志萍，任职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郭一平，系该公司职员。被告：孙春喜，男，1987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委托代理人：王侃，系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诉被告孙春喜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一平，被告孙春喜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侃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诉称：我公司对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惠阳劳人仲案字[2019]670号仲裁裁决书不服。被告是我公司惠州惠阳站的站长。李家顺是湖北武汉常福站的快递员。2019年4月29日，客户找李家顺邮寄货物，从湖北武汉常福站发往惠州惠阳站。货物实际重达15公斤左右，但是李家顺将每单15公斤左右的货物当做一公斤录入系统。货物到达惠州惠阳站点后，被告发现货物存在偷重的情形，即在系统中开了6个投诉单。2019年5月3日，李家顺找到被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了300元红包。被告收到300元后表示后续不再投诉并说想办法撤销之前的6个投诉。2019年5月5日，被告联系我公司客服质控部同事要求撤回该6单投诉。因被告私下收取红包的行为违反了员工手册，违反了管理红线，严重违反公司制度，故我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解除了被告的劳动合同，且我公司无须向被告支付赔偿金。另外，我公司只承认被告于2015年9月1日入职，其期间分别与我公司的惠州分公司和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我公司开具证明的目的是帮助原告领取失业金，且所盖公章用途仅限于开具行政、人事、社保内证明，不能据此认定被告的工作年限。故我公司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我公司无需向被告支付赔偿金154964.04元及扣款5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孙春喜辩称：我同意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惠阳劳人仲案字[2019]670号仲裁裁决结果。请求法院维持仲裁结果，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供被告与原告的惠州分公司于2015年9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主张被告于2015年9月1日入职。该合同载明合同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止。该合同还载明原告的惠州分公司公布的《员工手册》（被告已经阅读并签收）、原告的惠州分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反商业贿赂协议书》、原告的惠州分公司公布的《唯品会新员工试用期考核评估标准须知》（被告已经阅读并签收）为合同附件，与该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原、被告均确认上述合同期限届满后，原、被告又签订《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期限至2020年6月30日止。但原告至今未向本院提供该份合同。另原告原名为飞远配送（广州）有限公司，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中“甲方”为“飞远配送（广州）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原告于2018年5月25日更名为现公司名称。原告提供“品骏快递”向各省公司群组发送的《关于下发站点“十不准”管理红线的通知》的电子邮件、品骏控股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22日印发的《关于下发站点“十不准”管理红线的通知》，以及该文件张贴的照片，主张其已通过电子邮件和张贴公告栏等形式向被告告知上述文件。被告表示其并未收到该文件。该文件第五条规定“不准侵害员工利益。是指站点管理人员不允许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来属于快递员的利益或违规摊派费用，或勾结快递员侵害公司利益”。原告提供其惠州分公司与被告于2015年9月1日签订的《反商业贿赂协议书》，该协议约定被告应禁止一系列的商业贿赂行为，但并未列明应禁止在公司内部管理中收取内部人员的贿赂。该协议还约定该协议是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原告提供《品骏快递员工手册》主张其已向被告发放该手册。该手册第9.4.10条的第（19）项载明员工存在侵占、挪用公司资金，盗窃公司或他人财产的行为的，属于严重违纪行为，原告有权依法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原告又提供其职工代表大会的照片和职工代表知悉并同意接受该员工手册的签字页复印件（未提供原件）。被告则表示其并未收到该《员工手册》，亦不知悉手册内容。原告提供偷重照片及投诉系统截图、投诉记录等主张被告在发现李家顺偷重后拍照并在原告的系统中投诉。原告提供企业微信截图主张被告收到红包后要求质控部同事撤回投诉。原告提供李家顺的证言和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经公证处公证的李家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主张被告收取了李家顺300元红包进行不当交易，损害公司利益。上述证据中可见李家顺通过微信红包向被告支付300元并请求被告撤销投诉，被告收取红包后称“我在找人看看从哪里撤销”。被告表示其发现快递员李家顺录入货物重量错误，存在“偷重”行为后曾向系统投诉。因快递员的配送费是按货物重量计算的，故其管理的惠州站的快递员配送李家顺错误录入的货物将少获得配送费；李家顺获知投诉后就与其联系，称希望其帮助送该批货物，如果货物未送达将导致任务无法完成，公司会对其罚款，并主动向其发送300元红包。其出于为快递员争取利益的目的就收取该红包，其在第二天已通过现金方式向实际负责配送该批货物的快递员陈某支付300元。被告提供了陈某签名确认的证词，称被告于2019年5月4日通过现金方式向其支付300元。原告于2019年5月29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称被告私收红包的行为已违反员工手册第9.4.10条的第（19）项的规定以及违反七条管理红线第五条“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利益”，严重违反公司管理红线，故通知被告于当日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在原告处最后工作至该日。原告表示其在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前，有向被告进行调查核实，有给予被告申诉和抗辩的权利。对此被告表示不予确认。原告并未在其承诺的期限内向法庭阐明或举证证明如何向被告调查核实、如何给予被告申诉和抗辩的权利。原告表示其是依据上述员工手册第9.4.10条的第（19）项的规定而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原告主张被告收取300元是侵占了原属于公司的快递提成。但经法庭释明，原告又称其当时并不知道该300元属于快递提成性质。原告又主张被告收取300元是侵占了他人财产，故被告违反了员工手册规定。原告表示其是依据《关于下发站点“十不准”管理红线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而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原告主张被告侵害了员工的利益，并有违规摊派费用。经法庭释明，原告表示被告收取的300元应原本属于快递员的利益，原告明确该300元并不属于违规摊派的费用。原告表示其是依据《反商业贿赂协议书》的约定而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原告主张在被告任职期间，无论收取外部的交易对方还是内部工作人员的回扣、提成或任何形式的利益，均属于商业贿赂。本案庭审结束后，原告又补充提交《唯品会管理红线》，主张被告收取300元的行为违反了该文件第五条“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利益”。原告主张其是依据该文件第五条的规定而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原告为被告办理离职手续时，向被告出具《离职证明》，证明被告于2009年4月1日入职原告，其在原告处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5月29日。该《离职证明》盖有原告公章，该公章上有注明“仅用于开具行政、人事、社保类证明”。被告据此主张其于2009年4月1日入职原告。原告表示其并无员工名册，亦无法提供被告2015年9月1日入职时的入职申请表。原、被告确认被告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7379.24元/月，被告离职前原告曾扣除被告2019年5月的工资500元。原告表示其扣收该500元的依据是被告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但没有文件规定。被告离职后向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及其惠州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73400元、2019年5月不正当扣罚的500元。该委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惠阳劳人仲案字[2019]67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向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4964.04元、2019年5月份工资扣款500元。原告对该裁决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原、被告确认双方原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于2019年5月29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违法，原告是否应向被告支付赔偿金。劳动者是以提供劳动的方式获取劳动报酬用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公民，故劳动权对于劳动者而言是有关其生存权、发展权的重要权利，劳动关系是否持续是有关劳动者是否可维持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将导致劳动关系无法持续，故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慎重考虑，并且应有充分依据。首先审查条款依据。原告提供的仅是其惠州分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期限至2018年9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而该份合同在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期限早已届满。原告确认其与被告在其后另外签订了《劳动合同》，则显然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解除的是该份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而并非解除原告的惠州分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现原告至今未提供该份合同，则本院无法审查原告可依据该合同中的哪一个条款解除合同。亦即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缺乏合同条款依据。原告主张其是依据《关于下发站点“十不准”管理红线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从该文件是否有效传达的问题上看，原告仅提供向广东省公司群组发送该文件的记录，不能证明被告在该群组中，不能证明该文件已传达至被告处。原告提供的张贴该文件的照片亦未能显示张贴时间和张贴地点，无法证明被告已知晓该文件。即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该文件送达被告。从该文件内容上看，原告所引用的条款是不允许站点管理人员侵吞本属于快递员的利益或违规摊派费用。现原告已在庭审中明确被告收取300元不属于违规摊派费用，故应审查该300元是否本属于快递员的利益但被告侵吞。原告主张其依据该条款解除劳动合同，即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已确信该300元属于快递员利益。如果原告认为该300元属于李家顺的利益，李家顺自愿向原告支付300元红包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属于被告“侵吞”；如果原告认为该300元应属于惠州站实际负责配送涉案货物的快递员的配送费，那么这就可证明被告的陈述属实，即被告收取300元并非属于收取李家顺的贿赂，而是李家顺拟让被告转交给惠州站快递员的配送费，那么原告就应进一步举证证明被告收取该300元快递费后未向快递员发放，且原告主张被告收取300元属于收受贿赂与其该陈述相悖。综上，原告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原告又主张其依据员工手册的规定而解除劳动合同。从该文件是否有效传达的问题上看，原告依据其惠州分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载明已向被告送达员工手册的记录主张其已向被告送达员工手册。但该份《劳动合同》是于2015年9月1日签订。当时原告或者其惠州分公司的名称均为“飞远配送”，原告是在2018年5月25日才更名为现公司名称。即原告在2015年9月1日向被告送达员工手册时不可能送达名称为《品骏快递员工手册》的员工手册。原告又仅提供照片和无原件的职工代表签字页复印件，不能证明《品骏快递员工手册》已经原告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并传达至被告处。即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该文件送达被告。从该文件内容上看，原告所援引的条款为“侵占、挪用公司资金，盗窃公司或他人财产”，原告在庭审中已确认其解除劳动合同时不知道被告收取的300元属于快递提成性质，即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时并非认为被告“侵占、挪用公司资金”。原告主张被告收取300元是侵占他人财产，但“盗窃”他人财产才符合该条款规定，则即使被告确有侵占他人财产的行为，亦不符合该条款规定。综上，原告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原告再主张其依据《反商业贿赂协议书》而解除劳动合同。从该文件效力上看，该协议书已载明是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从该协议签订日期与原告惠州分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日期一致、该份《劳动合同》已明确约定原告的惠州分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反商业贿赂协议书》是合同附件的事实可见，该《反商业贿赂协议书》是该份《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该份《劳动合同》已于2018年9月30日期满，原、被告确认双方另行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故该份《劳动合同》于该日已因期满而终止，则作为合同附件、合同组成部分的《反商业贿赂协议书》亦应于2018年9月30日终止。故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时，该协议书已不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从该文件内容上看，该文件是禁止员工在履职过程中从交易对方处获得不当利益，并未禁止员工在公司内部管理中从公司员工处收受不当利益。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收取李家顺的贿赂即使属实，亦未违反《反商业贿赂协议书》。综上，原告该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原告还主张其依据《唯品会管理红线》而解除劳动合同。从举证方面上看，原告是庭审结束后才补充该份证据，该份证据又并非其在举证期限届满后获得的新证据，原告亦未申请延期举证，更未说明庭后才提交该份证据的理由。故原告庭后再提交该份证据属于逾期举证。从该文件内容上看，该文件名称并未显示属于原告的管理文件，无法证实该文件可适用于原告对被告的用工管理上。从该文件是否有效传达的问题上看，原告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被告传达该份文件。综上，原告该主张依据不足，且原告逾期举证，本院对该文件不予采纳。其次审查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依据。原告虽提供李家顺的证人证言，但李家顺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该证言的真实性。原告提供经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证明李家顺向被告发送300元红包并请求被告撤销投诉，但无法证明被告以帮助李家顺撤销投诉为由要求李家顺付款。被告辩称其收取300元是为了向快递员补偿配送费，亦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原告未能证明被告收取300元后挪为己用。因此虽然原告已举证证明李家顺向被告支付300元红包，被告拟申请撤销投诉，但未能充分证明该300元的性质属于李家顺向被告支付的贿赂款。最后审查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如前所述，劳动权是劳动者的重要权利，故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审慎处理。被告不予确认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有向其调查核实，有给予其申诉和抗辩的权利。而从原告提供的证据上看，在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未见原告听取被告对收取300元的解释。从被告在本案庭审中的陈述可见，被告主张其收取300元是用于补偿快递员的配送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被告亦提供该快递员签名的证言予以佐证。则原告未听取被告的抗辩、未充分调查取证，仅依据李家顺的单方陈述就决定解除劳动合同，其作出该决定过于草率。故本院认定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时未充分保障被告的合法权益。综合以上意见，原告在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时事实依据不充分，亦未充分保障被告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毫无合同或文件的条款依据。故本院认定原告属违法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的规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赔偿金。原告主张其无须向被告支付赔偿金的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赔偿金的数额，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的规定，原告应支付的赔偿金应根据被告的工作年限和平均工资计算。原、被告确认被告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7379.24元/月，故对赔偿金的计算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被告的工作年限。根据原告向被告出具的《离职证明》，可以证实原告确认被告于2009年4月1日入职，直至2019年5月29日离职。原告主张该《离职证明》不足以证实被告的工作年限，但该离职证明盖有原告用于开具行政、人事、社保类证明的公章，而员工的工作年限证明应属用人单位的人事管理范畴，故原告该主张与事实不符。若如原告而言被告是2015年9月1日入职，原告可提供被告入职时的入职申请表予以证实被告的入职时间。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的规定，原告亦可提供其职工名册证明被告的入职时间。现原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的入职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该主张亦缺乏依据。因此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采纳，并依据《离职证明》认定被告的工作年限自2009年4月1日起至2019年5月29日止。因此计算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赔偿金为7379.24元/月×10.5个月×2倍＝154964.04元。被告离职前原告曾扣收被告2019年5月的工资500元。本案的另一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应当返还该500元。原告主张被告给其造成经济损失，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告表示其扣收该500元“没有文件规定”。则原告扣收该500元既无合同或条款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规定，原告扣收该500元违反该法律规定，故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该500元。原告主张其无须向被告支付该500元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被告孙春喜支付赔偿金154964.04元。二、原告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被告孙春喜支付2019年5月份的工资扣款500元。三、驳回原告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东品骏快递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曹子彦人民陪审员  施 红人民陪审员  曹春妹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杨晓燕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