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2民初8091号原告:万琳娜，女，200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法定代理人：万某(系万琳娜的父亲)，男，1980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法定代理人：杨某(系万琳娜的母亲)，女，1979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宇，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洁仪，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长安医院。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青街。组织机构代码为45722879-3。法定代表人：麦天恩，系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燕，广东莞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万琳娜与被告东莞市长安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琳娜的法定代理人万某、杨某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宇，被告东莞市长安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万琳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医疗费18544.68元、伙食补助费3900元、营养费5000元、残疾赔偿金195592.2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400元、鉴定费2198元、护理费42400元、交通费6915元、住宿费23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以上合计316749.88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3月28日，原告不慎从高处摔下，因右髋部疼痛到东莞市大岭山医院就诊。后原告转至被告处就诊，2014年4月1日在被告处进行第一次手术，打入4枚克氏针，同月7日出院；2014年6月11日，原告第二次在被告处行“右股骨颈骨折术后3月余切开内固定取出术”，取出克氏针后，次日出院；2014年8月3日，原告到被告处诊断为“右股骨头（骺）无菌性坏死，并股骨头骨骺轻度分离”。原告先后到广州、佛山、深圳、北京各医院就诊治疗，但均无法改变原告股骨头坏死的结果。原告于2014年10月30日经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八级伤残”。原告认为，被告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原告全部损害的责任，故原告请求法院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要求将残疾赔偿金标准变更为按2017年度标准计算，金额为226105.8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被告东莞市长安医院辩称，第一，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过错。原告2014年4月1日在手术室C臂透视下闭合复位经皮克氏针固定，术中反复透视确保克氏针位置良好未过骨骺板，同时术后给予右胫骨骨牵引制动对症处理，原告住院7天后带骨牵引制动出院，同时告知家属出院注意事项，需绝对卧床休息，门诊定期复查。原告于2014年6月9日再次入院行克氏针取出术，手术顺利，原告术后无行走异常。2014年8月3日，原告称行走不适到被告处拍片复查，可见：右股骨头坏死伴骨骺滑脱。第二，治疗和处理符合规范。术中X线机透视不能保留图片手术记录中骨折复位良好，克氏针距离骨骺0.5cm；2014年8月3日拍片复查骨折部位已愈合，骨折对位对线良好，出现股骨头坏死并伴骨骺滑脱是病情发展必然结果，与被告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第三，原告出现右股骨头坏死伴骨骺滑脱原因如下：1.原告是受伤后5天后手术，已错过最佳复位时间，因为股骨颈骨折越早复位血运恢复越早，出现股骨头坏死可能越小；2.原告骨折为右股骨颈骨折，骨折移位重，为暴力所致，易出现股骨头坏死；3.原告为儿童，股骨头血供不同于成人，股骨头缺血坏死是儿童股骨颈骨折最严重的并发症。综上，被告对原告的诊断及治疗符合诊疗规范，其股骨头坏死是其病情发展结果，与治疗无因果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本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第一，原告因“摔伤致右髋部疼痛活动受限1小时”于2014年3月28日到东莞市大岭山医院住院诊疗，X线提示“右股骨颈骨折，有重叠移位”，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在家属要求下，被告于2014年3月31日给原告办理出院手续。第二，2014年3月31日，原告转至东莞市长安医院住院诊疗，借助专科检查及大岭山医院X线提示，被告诊断原告为“右股骨颈骨折”。在告知原告家属相关手术风险后，被告于2014年4月1日为原告行“腰硬麻醉+强化麻下行右股骨颈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术后7天原告出院，医嘱：1.门诊定期复查；2.术后10天拆线；3.患肢功能训练。2014年6月9日，原告再次到被告处就诊，X线（门诊）提示原告右股骨颈骨折术后改变，骨折已愈合，内固定无松动，被告于2014年6月11日给原告施“右股骨颈骨折术后3月余切开内固定取出术”，术后次日，原告出院，医嘱：1.门诊定期复查2.术后15天拆线3.患肢功能训练。2014年8月3日，原告到被告处做数字化DR检查，意见：拟右股骨头（骺）无菌性坏死，并股骨头骨骺轻度分离。第三，原告于2014年9月17日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小儿骨科住院治疗，经影像报告检查为“右股骨头坏死，伴脱位”，诊断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右），右股骨头骺滑脱（右）”。2014年9月25日，北京积水潭医院给原告行手术治疗，原告于2014年10月17日出院，医嘱：1.休息壹月；2.患肢石膏固定；3.术后4周复查。经查，原告在被告处住院治疗时间为10天，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治疗时间为29天，合计住院天数为39天。另查，原告提供其法定监护人的《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流动居住人口信息登记表，证明其父母在东莞市××一年；原告提供东莞市大岭山新太阳幼儿园的《就读证明》，证明原告2012年至2014年期间在东莞市就读。2014年10月30日，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万某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残等级进行法医学鉴定。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10月31日出具了康怡司鉴中心[2014]鉴意字第17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万琳娜摔伤致右股骨颈骨折，术后遗留右股骨头无菌性坏死、右股骨头及骨骺滑脱并明显分离移位、右髋关节变浅，髋关节功能严重受损、右股骨短缩，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Ⅷ（八）级伤残。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2198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依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广东医学会对被告的诊疗行为进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委托鉴定事项为：1.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被告医疗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3.被告过错参与度多少。该机构受理鉴定委托后，于2016年11月7日出具了广东医损鉴[2016]018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鉴定分析说明：第一，对被告医疗行为分析。（一）对诊断行为分析：结合大岭山医院X线片提示，被告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是正确的。（二）对治疗行为分析：被告采用闭合复位多枚克氏针内固定术符合儿童股骨颈骨折的诊疗常规，术前准备充分，术中也注意避免损伤骨骺线，对可能的并发症予以预防，术后予以牵引制动以减少并发症，被告的上述治疗措施符合诊疗常规。（三）被告存在医疗过错：1.病历书写欠规范。病程记录中没有提及胫骨结节牵引；实际手术与记录手术的手术名称不相符；现场提问中，双方均认可在2014年6月12日出院时被告嘱原告免负重1个月，但被告病历中没有相关记录。2.病史时间计算错误。原告第一次住院时是2014年4月1日，第二次住院时间是2014年6月9日，两次时间间隔为2月余，而病历记录为“右股骨颈骨折术后3月余”。3.拆除内固定前后未行影像学检查，违反诊疗常规。4.出院医嘱没有严格“免负重功能锻炼”。常规要求是急诊闭合复位+内固定术，术后髋人字石膏外固定，借助拐杖逐渐负重，或者骨牵引，定期复查，鉴定组专家认为原告在没有保护下负重过早。第二，对被告医疗行为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从8月3日的X片可以看出骨折部位骨痂已生长，因此被告错误地计算原告骨折内固定术后的时间以及在拆除内固定前后未及时行影像检查的过失行为并未对原告造成损害后果，但因被告对儿童髋部骨折高并发症缺乏足够的认识，负重不够谨慎，又无6月9日行内固定术后及8月3日之间原告股骨头情形的影像学检查资料。故鉴定组专家认为，原告过早负重可能是造成儿童股骨坏死的原告之一。第三，对被告医疗行为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的原因力大小分析。被告医疗行为与原告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参与度为10%，其理由如下：1.“儿童髋部骨折”并发股骨头缺血坏死发生率为43%。造成原告损害后果因素有：儿童解剖结构的特殊性；骨折的移位程度大，血供损伤严重；手术时越早，效果越好；术后制动。鉴定组专家认为被告没有严格交代“免负重功能锻炼”的医疗行为参与了造成原告目前的损害后果，为原告损害后果原因之一，但因8月3日X片提示骨痂生长，可以推断过早负重对原告骨折愈合并未有明显影响，发生股骨头坏死与原告解剖结构的特殊性及原告本身骨折移位程度有关，加之原告是外伤后4天入住被告处治疗，对手术机时有一定延误，原告本身的因素是发生股骨头坏死的主因，负主要责任。2.专家组现场询问调查，原告6月12日出院，约在7月12日之后开始负重，在负重1周后即感右髋部疼痛不适，8月3日行X片发现骨股骨头坏死，且骨骺滑脱，疾病的发生及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从正常生长的股骨头到骨髋滑脱，2-3周内的进展过程难以解释。因此被告没有严格让“免负重功能锻炼”的过失行为承担轻微责任。第四，根据原告目前损害后果，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原告构成IX级伤残。鉴定意见：1.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4.9.9.h，原告构成IX级伤残；2.被告对原告医疗行为中存在诊疗过程不规范，知情告知不充分以致原告过早负重的医疗过错行为；3.被告的医疗过错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被告的医疗过错对原告的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参与度为10%。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7800元。被告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无异议，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原告对该鉴定书有异议，并发表以下质证意见：第一，鉴定意见书形式不符合法定规范，该鉴定书并未按照法律规定附鉴定机构资质证书和鉴定人员职称证书或执业证书复印件。第二，鉴定意见书结论不明确，且不符合规范。1.鉴定书未明确表述被告的过错程度。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表述为：重大过失、一般过失、轻微过失，该鉴定书仅对被告过错行为进行了罗列，并未对过错行为的程度进行表述，不符合法定规范。2.鉴定书对原因力大小的认定超出了法定规范。鉴定机构有权在确定六种原因力大小的基础上再进行具体的责任比例划分，而该鉴定书超出了法定规范，不仅仅将原因力大小认定为轻微因素，还将具体参与度从法定的“1%-20%”擅自变更为“10%”，已经超出了法定规范。第三，损害后果适用标准错误，并未提供现场鉴定测量照片。第四，鉴定时间超出法定时限。第五，该鉴定书对于医疗过错与原因力大小存在明显矛盾。1.被告医疗过错行为明显且严重；2.鉴定书片面强调伤情因素，无视医疗过错行为是最终损害结果的介入因素；3.鉴定书刻意夸大并发症的发生率；4.损害结果并非贯穿整个诊疗过程，而是发生在第二手术下地行走后，说明儿童解剖结构的特殊性和手术时机的选择并非损害结果的决定性因素；5.被告从未对手术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进行告知，更没有加重结果进行关注或预防。综上，原告认为上述鉴定书存在程序上和实体上重大错误。广东医学会于2017年6月21就原告相关异议回复如下：第一，鉴定机构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医疗损害机构，鉴定专家库鉴定人员资质、专业类别、职称等均已提交高院审核并备案，而本案的鉴定专家是随机抽取的，加上考虑对专家信息保护，一般不在鉴定书附相关的证书复印件。第二，鉴定书第八点“分析意见”第（三）条“对医方的医疗行为与患儿的损害后果之间的原因力大小分析”中指出原因力为“轻微因素”，并未违反相关规定。第三，在该鉴定书第四点“有关调查材料（包括现场体检情况）”已作详细说明。第四，机构在发出受理通知后，于2016年10月24日收齐相关鉴定材料，2016年11月7日得出鉴定结论，未违反相关规定。第五，关于“医疗过错行为与原因力大小存在矛盾”问题。1.被告违反病历书写规范及诊疗常规，但不会导致原告损害后果，而被告的医嘱没有严格执行可能是原告过早负重导致损害后果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2.血供破坏是导致股骨头缺血坏死的非常重要因素，急诊行骨折复位能有效地检查骨折端重建上行血供，防止股骨头坏死；3.将股骨颈骨折具体分型，并将各型并发症的发生率分开，是为了更好地为专科医师提供诊疗意见，分型是为了提示病情的严重程度，指导专科医师治疗，揭示疾病的转归及预后等目的，与夸大并发症的发生率无关；4.股骨头坏死在第二次取除内固定前可能已存在，只是影像学检查未能查出；5.被告实施两次手术均是C臂机照射，故不存在保留X光胶片，被告手术前、后告知不详，出院医嘱欠全面等确实存在，在本次鉴定书中亦有明确指出。综上，鉴定机构认为本次鉴定是客观、科学、公正的。原告收到该机构有关异议回函后，于2017年7月17日向本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经审查，案涉鉴定机构系由本院委托的具备资质的机构，鉴定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的医学行业规范，故本院对原告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其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是多少；二是原告的伤残等级如何认定；三是原告诉求的损失应如何计算。关于焦点一。结合《广东省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本院认为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且其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至于被告过错参与度多少问题，本院分析如下：1.原告提供的两份出院记录与被告提供的不一致。原告提供的两份出院记录均加盖“与原件相符”章，且“出院医嘱”中均没有第四项“严禁负重行走3个月”，而被告提供的两份出院记录第四项医嘱内容均为手写；被告则称原告系去主诊医生处打印，原始病历是由档案室保管，故取得病历途径不一致造成的。案涉病历属于被告的管理范畴，因病历管理不善的过错应由被告承担。本院采信原告提供的出院记录，认为被告医嘱没有提及原告术后需要严禁负重行走3个月，导致原告提前下地行走，加重损害。2.第一次手术前，被告仅辅助大岭山医院的X线提示便实施“右股骨颈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在第二次“切开内固定取出术”前，被告亦没有为原告拍片检查，且从2014年4月1日实施手术到2014年6月11日取出固定术时间仅为2月余，而被告第二次手术病历中多处均记载“3月余”，明显系被告术前未能及时为原告做相关检查的过失行为导致过早拆除固定物，加重原告的损害后果。因此，综合本案案情、司法鉴定结论、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意见，本院酌定被告过错参与度为30%。关于焦点二。广东康怡司法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认定原告伤残等级为八级，被告对此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关于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的有关规定，原告损失包括：1.医疗费。对于原告在东莞市长安医院支出的医疗费为8872.01元，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在佛山中医院支出的医疗费为225.1元，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在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黄埔中医院支出的428.77元，没有相关的病历材料，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支出的医疗费为6256.8元，本院予以支持。以上医疗费合计为15353.91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东莞市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费标准100元/天计算，伙食补助费应为100元/天×39天=3900元。3.营养费。结合原告的病情，本院酌定支持营养费2000元。4.护理费。结合原告的疾病情况及治疗情况，本院酌情确定原告住院期间的护理人数以1人为宜。又由于原告未能提供护理人的情况证明，故护理费本院参照东莞市一般护工水平标准100元/天计算，即护理费为6900元（100元/天×69天）。5.交通费。原告提供相应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全部票据为案涉诊疗行为所需，考虑到原告确实多次到外地就医的事实，结合原告提交的部分相关票据，本院酌情支持2000元。6．住宿费。原告为治疗疾病到外地就医，结合本案之案情及原告提交的票据，本院酌情支持2000元。7.鉴定费。鉴定费有发票为据，本院予以支持2198元。8.残疾辅助器具费。结合原告的病情及相关票据，本院予以支持3400元。9.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原告的损失只含伤残赔偿金。原告在东莞市××一年以上，故本院按照法庭辩论终结时原告要求以广东省上年度2016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84.3元计算残疾赔偿金，年限计算为20年，伤残等级八级（30%），本院核定案涉残疾赔偿金数额为226105.8元（37684.3元/年×20年×30%）。以上各项合计263857.71元，由被告承担30%的过错责任，即为79157元。关于本次事故造成原告八级伤残，对其身体已经造成不可恢复性的创伤，原告为此遭受较大精神痛苦，对于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被告应给予赔偿。结合原告的伤残结果、被告的赔偿能力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本院酌情支持15000元。故被告东莞市长安医院应赔偿原告损失94157元（79157元+15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东莞市长安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万琳娜支付各项赔偿共计94157元；二、驳回原告万琳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51元，由原告万琳娜负担4252元，被告东莞市长安医院负担1799元，原告申请免交，本院予以准许；被告应负担诉讼费待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日内迳付至本院。医疗损害鉴定费7800元，原告万琳娜承担5460元，被告东莞市长安医院承担2340元。由于原告已支付医疗损害鉴定费7800元，故被告还需负担鉴定费2340元，该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施文峰审 判 员  陈映华人民陪审员  许传超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梁润霞附相关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