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72民初657号原告：刘晓东，男，汉族，1987年4月20日出生，住吉林省东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美彤，辽宁昌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法定代表人：孔凡巨，总经理。被告：刘魁玉，男，汉族，1973年3月14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满归镇。被告：那冬旭，女，满族，1980年6月18日出生，住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敏，辽宁盛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晓东与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刘魁玉、那冬旭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美彤，被告海陆通公司、刘魁玉、那冬旭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返还54,000元；2.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8,750元；3.诉讼费由三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于2016年6月将被告刘魁玉诉至大连海事法院，大连海事法院以（2016）辽72民初58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刘魁玉收取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但被告刘魁玉系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行为系履行的职务行为，因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本院的判决。现本院以查明被告收取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也就返还主体作出了认定，故原告重新诉至大连海事法院，被告刘魁玉与被告那冬旭系夫妻关系，同时又是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被告刘魁玉与被告那冬旭应当在未实缴资本范围连带清偿，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故诉至大连海事法院。被告海陆通公司辩称：应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答辩人虽收取了原告给付的款项，但并非不当得利，而是原告代赵珊珊向答辩人履行合同义务，是答辩人应当收取的合同价款，而且答辩人并未额外获得超额利益。因此原告的损失并非是答辩人造成，而是案外人赵珊珊造成。与答辩人无关，其损失应找案外人赵珊珊承担。被告方又补充提供代理词主张，一、原告向被告海陆通公司付款的行为不代表双方建立合同关系，原告的付款行为系代替案外人赵珊珊履行义务，是代履行行为。被告无须向原告返还任何款项。二、依据原告举证的大连海事法院（2016）辽72民初563号卷宗中的判决书，大连海事法院将相同情形的张雪与海陆通公司的法律关系认定为显失公平的合同关系，并依据显失公平的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撤销，从而判令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返还205,200元。此判决二审已经维持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是不成立的。首先被告不认可与原告之间存在任何的法律上的关系。如果真的存在法律关系，也应与（2016）辽72民初563号判决书中认定的关系一致，即显失公平的法律关系。《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是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人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显失公平的合同，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但法律也明确规定这种撤销权应在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此1年期间为除斥期间。如果当事人在1年内没有行使该权利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海陆通公司汇款的时间为2016年5月份，汇款当日原告即应知道显失公平，而其向被告海陆通公司起诉的时间为2017年7月4日，已经超过1年期间，撤销权消灭。至于原告此前起诉刘魁玉一案，由于其诉讼主体错误，不产生撤销的法律后果。被告刘魁玉、那东旭共同辩称：原告诉讼主体错误，应驳回对二答辩人的起诉。被告刘魁玉系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其收取款项的行为系公司行为，并非个人行为。尽管是通过个人账户收到钱款，但是其出具的收据载明“运费”，属于企业经营范围；被告刘魁玉收到钱后，将款汇入了海陆通公司；海陆通公司实施了放贷行为，亦是对被告刘魁玉职务行为的认可。2016年原告刘晓东诉被告刘魁玉一案中，辽宁省高院（2017）辽民终20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驳回刘晓东起诉。二答辩人虽是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但二人已经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不承担给付义务。应驳回原告对二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集装箱运单等材料，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两份判决书，证明事实是刘晓东因货物被刘魁玉扣留向其支付54,000元款项以及向李军支付逾期提箱的18,750元的赔偿款,以及原告和被告海陆通公司之间的货物运输订舱关系的事实。被告认为只是证明被告刘魁玉不向原告负任何责任，不能证明原告和被告海陆通公司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大连海事法院（2016）辽72民初584号民事判决书在本院查明事实部分作出认定，原告委托案外人赵珊珊代理订舱，赵珊珊交给被告刘魁玉经营的营口海陆通公司代理订舱；并且被告刘魁玉以赵珊珊拖欠运费为由，要求原告按每个集装箱5,400元标准支付费用后才放货，2016年5月17日，原告向被告刘魁玉转账54,000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终200号民事判决书对上述事实认定予以了确认。故对上述证明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该组证据并未证明原告向李军支付赔偿款18,750元，本院不予以采信。2.原告提供的18,750元收据一份，证明事实是原告向李军支付赔偿款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收据出具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收据记载交款人为刘晓东，收款人为李军，金额18,750元，收款事由为玉米赔偿款。但原告未能按照法庭要求15日内提供补强证据证明18,750元的构成、依据，故本院不予以采信。3.原告提供的收条一份，证明事实是刘魁玉要求支付放货款的不仅仅是本案原告，还收取了张雪的372,100元。该部分事实在563号卷宗有记载。被告主张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直接关联性，不予以采信。4.原告提供的被告工商登记记录，证明事实是刘魁玉及那冬旭实际出资25万元，尚有125万元认缴出资没有完成，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实际出资25万元系公司成立时最初出资，而其最终的缴纳时间为2023年4月30日，本院经审查并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实，刘魁玉与那冬旭认缴资本均为150万元，认缴截止日期为2023年4月30日；系统公示信息时间截止2014年2月28日，至此二人分别只出资25万元，但该证据无法证明2014年2月28日之后二人是否后续再次实缴，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不予以采信。5.原告提供的与李娜（赵珊珊）微信记录、转账凭证，证明原告与李娜（赵珊珊）订舱并实际支付运费的事实。被告主张，该证据证明原告与案外人赵珊珊存在合同关系并非原告与被告存在合同关系，也证明被告后来收取的款项系原告替案外人赵珊珊履行赵珊珊应向被告的给付义务，被告收取款项合理合法无须返还。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亦能够证明原告委托赵珊珊代理订舱，并于2016年5月9日、10日二次向赵珊珊合计支付了运费11,500元，本院予以采信。6.原告提供的李娜（赵珊珊）向刘魁玉转运费银行凭证，证明李娜（赵珊珊）向刘魁玉支付了运费且与刘魁玉即海陆通订舱的事实。被告主张该证据证明被告是与案外人赵珊珊建立关系并且双方的合同系一个法律关系，赵珊珊因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被告向赵珊珊要求给付相应欠款属于合理要求，原告代替赵珊珊履行相应义务系原告与赵珊珊的法律关系，其应向赵珊珊要求还款而非向被告主张。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赵珊珊与海陆通公司存在代理订舱关系，且已向刘魁玉履行了付款义务，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7.原告提供的就该案报案与其他受害者与刘魁玉的谈话录音及与李娜的通话录音整理资料，证明刘魁玉与李娜（赵珊珊）之间存在订舱关系，刘魁玉扣货不放，赵珊珊还了刘魁玉钱后才能放货。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能够证明刘魁玉接受赵珊珊订舱并安排运输案涉货物，在货物到港后，却以赵珊珊拖欠其运费为由，指示实际承运人不予放货，并要求交纳放箱费方予以放货，本院予以采信。8.原告提供的付款凭证及收条，证明事实是原告为尽快放货不得不实际向刘魁玉支付其根据集装箱数量支付54,000元，同时该收条也能证明刘魁玉能够实际控制该货物；且收款人是刘魁玉本人而非海陆通公司，可以证明该行为是刘魁玉的个人行为，因此对本案应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付款凭证及收条具有真实性，能够证明原告于2016年5月17日向刘魁玉转账54,000元，被告刘魁玉开具了收据，收据载明：代收赵珊珊、张丹小宁运费54,000元，经手人：李，并附有相关船名和集装箱号，本院予以采信,但认为刘魁玉收款并出具收条的行为，系代表海陆通公司的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9.原告提供的集装箱进场出场单，证明放单时间2016年5月17日13时，原告货物在2016年5月13日进场因刘魁玉扣货，在原告向刘魁玉支付54,000元，刘魁玉通知放货，原告托运货物才可以出场的时间事实。被告认为证明不了被告要挟原告，其只能证明在案外人赵珊珊履行给付合同价款后，被告依照约定放货，其进厂放货的时间间隔不长，并不会导致货物损失。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案涉货物放货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予以采信。10.被告提供的一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查询过程录像光盘，证明事实是被告刘魁玉、被告那冬旭已完成出资任务，原告有异议，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海陆通的企业信息不符，原告提供的信息文本是在工商局查询的，而被告的是网络的信息登记，原告认为应以工商局查询为准。本院经审查并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实，按照海陆通公司自行公示信息，刘魁玉累计实缴150万元，那冬旭累计实缴150万元，被告已基本完成了举证责任，原告亦未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4日，原告与案外人李军签订代理合同，约定由原告将李军的玉米共计10个集装箱海运至上海。原告找到案外人赵珊珊代理订舱，并于5月9日、10日支付了运费11,500元。赵珊珊将该票货物交给被告刘魁玉经营的海陆通公司代理订舱，并支付了运费。海陆通公司转委托给盖州运瀛物流有限公司、盖州运瀛物流有限公司转委托给营口红运港捷物流有限公司，最终营口红运港捷物流有限公司委托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实际承运了上述10个集装箱。2016年5月7日与5月10日，中海集装箱运输营口有限公司作为上海泛亚的代理人出具了内贸水路集装箱货物运单。原告的两批货物到达上海港后，因收货人上海瑞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无法按时提货，原告遂找到被告刘魁玉，被告刘魁玉以赵珊珊拖欠其运费为由，要求原告按每个集装箱5,400元标准支付费用后才放货。2016年5月17日，原告向被告刘魁玉个人银行账户转账54,000元，被告刘魁玉为原告开具了收据，收据载明：代收赵珊珊、小宁张丹运费54,000元，经手人：李，并附有相关船名和集装箱号。另查，被告刘魁玉、那冬旭已经实际全部履行了出资义务；被告刘魁玉系海陆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6月8日变更登记为孔凡巨。本院认为,因案外人赵珊珊并没有货运代理资质，故原告与赵珊珊系委托代理关系。赵珊珊委托海陆通公司订舱，海陆通公司又具备国内船货代理资质，因此，赵珊珊与海陆通公司建立海上、可通航水域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海陆通公司系赵珊珊的货运代理人。涉案货物10个集装箱到港后，由于被告海陆通公司拒绝就上述10个集装箱发出放货指令，原告只能与被告刘魁玉协商，并向被告刘魁玉支付54,000元费用后，被告刘魁玉方放货。原告与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虽无直接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但就案涉集装箱货物放货事宜，原告与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达成以原告付款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放货为条件的口头付款放货协议，该协议发生的纠纷系在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代理过程中费用结算时发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属于海上货运代理合同项下争议，故本案案由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其给付的54,000元、赔偿损失18,750元，被告不予同意。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首先在于原告与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之间达成的口头付款放货协议的效力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困境、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是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人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就本案而言，被告海陆通公司虽然不占有货物，但掌握放货指令权，其只要不发放货指令，原告指定的收货人无法提货。海陆通公司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通过原告举证的录音记录里可以证明，海陆通公司明知拖欠债务的人为赵珊珊，也明知赵珊珊因涉嫌诈骗而无法向其主张债权，为避免自身损失，故意利用了掌握放货指令这种优势地位和原告急于提货的心理，迫使原告接受其提出的不合理条件。原告的集装箱内货物为玉米，如果原告不及时提货，则会产生港口滞留费用、货物损害和违约损失，原告提货具有现实的紧迫性。海陆通公司将赵珊珊拖欠的债务转嫁到原告，由原告承担了本不属于己方的风险，如果原告不接受这种风险的转移，就无法提货，如果原告不能按时提货，则又会产生其它损失，原告处于明显的困境状态。被告利用其优势地位增加了原告的义务，造成了双方权利义务不平衡，也违背了正常的公平交易秩序。被告海陆通公司对赵珊珊的债权，本应通过合法有效的手段去实现，但却将这种风险转移给其他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告身上，其实现权益、获取利益的手段和对象明显不当，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关于口头付款放货协议的约定显失公平，原告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权利的行使并非无任何限制，本案中，原告于2016年5月17日支付给被告刘魁玉54,000元，刘魁玉于2016年5月17日将案涉货物全部予以放货。原告自2016年5月17日即已知晓撤销事由，此时即可以向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行使撤销权，但原告于2017年7月4日方向本院提起诉讼，至此已经超过一年的法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如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故原告的撤销权已经归于消灭。因此，原告与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之间的付款放货协议依然处于有效状态，双方亦实际履行完毕，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主张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返还54,000元费用、赔偿18,75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原告曾以不当得利为由于2016年6月将被告刘魁玉诉至本院，但因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被本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除斥期间制度的设置，以早日确定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为目的，不能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本案中撤销权1年的行使期限并未因原告的先前起诉行为而中止、中断和延长，故原告于2017年7月4日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外，被告刘魁玉与那冬旭作为股东，已累计完成出资，尽到了股东义务，因此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不存在承担责任的法定事由，且原告对被告营口海陆通物流有限公司的主张尚不能成立，做为公司股东，更不应承担责任，故对原告向被告刘魁玉与那冬旭主张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晓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晓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铁强人民陪审员  毕 颖人民陪审员  于 巧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王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