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91民初1371号 原告：张科举，男，汉族，1970年9月13日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宏，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猛，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告：深圳前海雨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阳勇，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萍萍，广东格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阳勇，男，汉族，1980年2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恰一，女，满族，1981年3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被告阳勇妻子。 原告张科举诉被告深圳前海雨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山公司）、阳勇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2日受理后，先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7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作出（2017）粤0391民初1371号民事裁定书，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科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宏、张猛，被告雨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萍萍、被告阳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恰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科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张科举与被告雨山公司于2015年5月23日签订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无效；2.判令被告雨山公司返还原告张科举842087.06元（以下均为人民币）；3.判令本案律师费40280元由被告雨山公司承担；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雨山公司承担；5.判令被告阳勇对上述第二、三、四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15年5月23日，原告张科举及案外人吴晋武与被告雨山公司签订《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约定自2015年5月23日至2016年5月23日期间，被告雨山公司代原告张科举进行委托理财，被告雨山公司对原告张科举提供的股票账户（证券公司：长江证券，资产账户：88×××10，户名：梁丽维，以下简称涉案股票账户）拥有完全独立的下单买卖操作权和密码管理权，原告张科举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被告雨山公司操作。2015年5月25日，原告张科举向涉案账户汇入200万元。截至2017年4月5日，经被告雨山公司操作，涉案股票账户累计亏损842087.06元。经查，被告雨山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被告雨山公司未经中国证监会的许可，不具有从事证券投资业务的资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据此，原告张科举及案外人吴晋武与被告雨山公司签订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被告雨山公司代理原告张科举理财所产生的亏损应当由其向原告张科举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信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促使当事人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原告张科举在本案中共支出律师费40280元，应由被告雨山公司承担。经查询被告雨山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被告雨山公司系被告阳勇所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被告阳勇应对被告雨山公司向原告张科举所负上述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雨山公司辩称，1.被告雨山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张科举与被告雨山公司签订的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具体如下：（1）被告雨山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张科举在本案中的目的是为了追索其证券账户内的损失，转嫁自身的责任。但是原告张科举证券账户内的损失和被告雨山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原告张科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被告雨山公司的某一行为造成涉案股票账户内的损失。（2）原告张科举并没有依照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将委托理财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内，导致被告雨山公司没有能够按照约定设立信托账户，并在信托账户内开设以原告张科举名字命名的独立交易单元。这是本协议中最为主要的条款和原告张科举最主要的合同义务，原告张科举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将委托理财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内，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双方并没有实际履行。（3）《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代客理财期间应为2015年5月23日到2016年5月23日，但是原告张科举在本案中追偿的损失时间起止点与约定不相符，非发生在涉案协议期间。2.被告雨山公司是一家独立运作的有限责任公司，涉案协议期间有两名股东，被告雨山公司与被告阳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体。《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约定的合同期间是2015年5月23日到2016年5月23日，在此期间被告雨山公司拥有两名股东，分别是被告阳勇和案外人欧阳童牧，不是只有一名股东。被告雨山公司作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完全依照公司法规定运营，财务完全独立运作，不存在与被告阳勇财产混同的事实。原告张科举在起诉状中声称被告雨山公司系由被告阳勇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事实不符。3.原告张科举诉求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虽然未实际履行，但该协议书本身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张科举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1）被告雨山公司不是金融机构法人。原告张科举一直主张被告雨山公司为金融机构法人是完全错误的。（2）金融机构法人从事受托理财行为的资质规定不能类推适用于本案中被告雨山公司等非金融机构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对金融机构法人从事受托理财行为时必须具备相关资质做了强制性的规定，但是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对非金融机构法人从事该类行为做出强制性规定。依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民法原则，本案所涉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张科举在诉状中也未具体指明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违反何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律依据不明。（3）被告雨山公司与原告张科举是在自愿、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意愿下签订的涉案协议，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4.退一步说，即使不考虑涉案协议书实际履行与否，被告雨山公司依据涉案协议书也不应该承担原告张科举的任何损失，根据涉案协议书第三条亏损及责任和第四条协议的起始和终止相关条款的约定，“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由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被告雨山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张科举承诺协议期结束，账户总计发生亏损，被告雨山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若本协议终止由原告张科举单方面引起，盈利部分对半分配；若出现亏损，无论亏损比例是多少，被告雨山公司均不承担责任”，涉案协议书的精神和目标均表明：原告张科举非常清楚涉案投资有风险，被告雨山公司对于原告张科举的亏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另外，原告张科举是天津大学EMBA研究生，具备一定的理财专业知识，亦清楚的知道投资有风险。在出现投资损失高达30%之后，近两年均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见原告张科举其实非常清楚其投资亏损由其本人承担，与被告雨山公司无关。原告张科举之所以在快两年时提起诉讼，主要目的是想转嫁其自身风险和损失，逃避自身责任。5.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之间签订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被告雨山公司认为双方实际形成的是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原告张科举在涉案股票账户实际炒股的过程中，多次自己操作股票账户，比如多次擅自转出理财资金，这导致理财无法正常进行，在2017年7月10日时更是清空股票账户，转出全部资金，收回股票密码，直接导致炒股不能继续进行。自始至终，原告张科举掌控并操作股票账户，炒股全程贯彻了原告张科举的意志，并且，被告雨山公司认为其在涉案炒股理财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更没有重大过失，涉案炒股的损失是张科举患得患失、自己操作股票账户、擅自转出理财资金以及恶劣的股市环境等造成的，炒股的损失只能由原告张科举个人承担。6.原告张科举转入理财账户的资金并不只是200万元，而是2808000元，因此也无法确定原告张科举诉状中主张的损失属于哪笔资金。综上所述，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张科举的诉讼请求。 被告阳勇辩称，1.被告阳勇与原告张科举、案外人吴晋武是EMBA的同班同学，其中吴晋武曾经是副班长。2015年5月23日上午，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突然来被告雨山公司找到被告阳勇，委托被告雨山公司帮助他们炒股票，希望在牛市当中能够赚到钱。由于大盘点位过高，被告阳勇明确告知不能够帮忙更不能够签协议。可是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二人一再要求，希望被告阳勇看在同学的情谊上帮忙，且二人表示相信被告雨山公司的实力，对他们的资金安全有保障。因此，被告阳勇和原告张科举、案外人吴晋武签订了涉案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并且约定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将他们的资金转入被告雨山公司控制的信托计划账户内，并会安排以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名字命名的子账户单元，从而既方便在信托计划账户内统一操作，又方便交易保密，防止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干扰被告雨山公司团队的操盘情绪。对此，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是同意的。之后仅仅过了一天即2015年5月24日，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便不同意按照2015年5月23日签订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执行，原因在于其二人认为被告雨山公司的资金是加杠杆借来的信托计划优先资金，风险更高，不利于其二人的资金安全。因此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拒绝将资金转入被告雨山公司的信托账户并且要求终止涉案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故双方签订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虽然签署，但没有实际履行。鉴于和二人的同学关系，再加上法律意识的缺失，被告阳勇也没有另外和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签署确认终止该协议的书面材料。 2.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为了赚钱，一再要求被告阳勇个人帮助他们炒股，可是被告阳勇一开始认为大盘点位过高，加上其所在的被告雨山公司已经借债6000多万投资股票，规模大，负债高，其不想承担另外的风险，所以拒绝了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的要求。但是后来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一再要求被告阳勇考虑同学情谊帮助他们炒股，被告阳勇考虑到某些个股还有机会，同时考虑到同学的情谊，在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同意不修改个人账户密码的情况下，帮助二人用其个人账户炒股。 3.被告阳勇个人帮助原告张科举涉案股票账户炒股的整个交易过程如下：2015年5月25日张科举转入200万元。当天，被告阳勇帮助原告张科举以30元每股买入天目药业31100股共计93.33万元，以22.76元每股买入新北洋43500股共计98.95万元，以26.38元每股买入深桑达A共计76500元，以上共三个小盘股；2015年6月1日，被告阳勇将亏损1419元的深桑达A止损，75000元继续买入天目药业。此时，账户上有天目药业33500股和新北洋43500股；2015年6月2日，天目药业当日上涨10%，33.32元涨停收盘后宣布停牌重组。账面赢利10.33万元，赢利幅度11.07%；2015年6月5日，新北洋收盘30.67元，每股赚7.93元，账面赢利34.49万元，赢利幅度34.86%；此时，账户合计赢利44.68万元，赢利幅度22.34%。原告张科举看了账户之后，在2015年6月8日继续追加20万元并且希望被告阳勇基于同学关系多帮忙，同时被告阳勇也再次提出只是做善意管理并且要求修改账户交易密码，原告张科举表示同意。2015年6月15日，大盘见顶发生第一轮股灾。被告阳勇因为坚定看好汉鼎股份的重组，所以在2015年6月11日、6月15日买入汉鼎股份合计32000股；2015年6月24日，此时持有汉鼎股份32000股，股价32.4元，市值1036800元，天目药业33500股，每股30.44元，市值1019740元。2015年6月24日，被告阳勇电话告诉原告张科举，因为被告雨山公司名下控制的信托账户加杠杆全仓汉鼎股份已经被爆仓，大盘不好要注意风险。但是原告张科举认为被告阳勇水平高，既然被告阳勇这么看好汉鼎股份的重组，而且主力没有出局，便要求被告阳勇继续炒。但被告阳勇因为雨山公司的业务问题情绪低落，所以将涉案账户密码还给了原告张科举。2015年7月2日，因为国家救市救大盘股，小盘股继续暴跌，被告阳勇在当日清仓原告张科举账户的所有股票，账户资金约1583169元，合计亏损61.68万元。2015年7月6日，原告张科举认为亏损太大了，希望被告阳勇继续帮助其扭亏。被告阳勇因为同学关系在所以无法拒绝，于是继续帮助原告张科举买了正业科技31.68万元。2015年7月6日，原告张科举觉得股票天天跌停，在没有通知被告阳勇的情况下转走126万元，涉案账户内只剩下正业科技的股票。因为没有现金，导致被告阳勇无法在2015年7月9日帮助原告张科举抄底，错失一个机会。由于连续跌停的原因，正业科技的交易市值从316722元跌到209601元，亏损107200元，此时涉案股票账户已经亏损合计72.40万元。2015年7月10日，原告张科举再次在没有通知被告阳勇的情况下私下转走217000元，清空了涉案股票账户。2015年7月20日，原告张科举看大盘走势红火，希望能够将亏损的钱赚回来，又转入45万元要求被告阳勇继续操作。被告阳勇为了帮助原告张科举，便在当日全部买入汉鼎股份，希望其重组能够带来一定的收益。 在此之后的2015年12月23日，原告张科举自己参加炒股，转入账户15万元进行新股申购，购买通合科技赢利22005元，此行为是原告张科举自己操作股票账户的行为，之后其又将资金转走。在2015年底到2017年年初，原告张科举要求被告阳勇继续为其炒股，但鉴于原告张科举心态不理智，被告阳勇没有答应继续帮原告张科举炒股。在2017年2月，原告张科举和案外人吴晋武来到被告阳勇公司，希望能够关心下原告张科举的账户。被告阳勇表示大盘在2017年2-3月份会有一波上涨，现在先持有汉鼎股份，等到4月份再卖出。2017年3月28日，被告阳勇认为创业板见顶，电话告诉原告张科举清出汉鼎股份，原告张科举表示其在外面不方便，于是告诉被告阳勇涉案账号的新密码委托被告阳勇帮忙卖出。被告阳勇便将账户上15×××00股汉鼎股份以20.52元的价格卖出，该笔交易亏损14.16万元，2017年4月5日，原告张科举转走308919.75元清空涉案股票账户，至此共计亏损842087.06元。 4.关于涉案股票账户交易密码的情况说明：（1）2015年5月25日-2015年6月8日，为了让原告张科举能够监控账户情况，保持良好心态，密码由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阳勇两人持有；（2）2015年6月9日-2015年6月24日，原告张科举发现账面赢利22.34%，同意不干扰被告阳勇操作，让被告阳勇更改交易密码，由被告阳勇个人操作账户；（3）2015年6月24日-2015年7月20日，属于第一轮股灾不断蔓延以及股灾后的反弹时期，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阳勇都有交易密码。但是因为涉案账户资金有限，被告阳勇希望一直持有汉鼎股份等待重组，所以没有登陆涉案账户，不清楚原告张科举何时修改账户密码；（4）2015年4季度开始到2017年3月28日，原告张科举修改了涉案股票账户的交易密码，被告阳勇尝试过登陆但是无法登陆；（5）2017年3月28日，被告阳勇通过电话、短信和微信三种通讯工具，通知原告张科举创业板指数见顶，让其清仓汉鼎股份，原告张科举告知密码让被告阳勇清仓；（6）2017年3月29日-4月5日，原告张科举修改交易密码，涉案股票账户空仓并转走资金。以上事实可见，涉案股票账户一直在原告张科举的控制之下，被告阳勇完全是出于同学关系，个人帮助原告张科举炒股，是善意管理的行为。被告阳勇认为其不应该承担原告张科举诉请的亏损，在整个过程中其没有任何过错。综上，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张科举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下列事实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2015年5月23日，原告张科举、案外人吴晋武、被告雨山公司签订《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原告张科举、案外人吴晋武委托被告雨山公司进行有偿代理操作，起始资金分别是案外人吴晋武100万元、原告张科举200万元，协议各方经过协商约定在2015年5月23日到2016年5月23日期间被告雨山公司为原告张科举、案外人吴晋武的账户进行有偿代客理财。 该协议书第一条开户与交易约定，原告张科举须保证其资金来源的合法性，由原告张科举资金来源不正当所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被告雨山公司不负有任何责任。原告张科举将款项汇入被告阳勇的个人账户，账号：62×××70。被告雨山公司在公司信托账户下面划入以原告张科举名字命名的独立交易单元，起始金额为原告张科举的本金。被告雨山公司拥有独立的下单买卖操作权和密码管理权，原告张科举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被告雨山公司的操作。在被告雨山公司操作原告张科举的账户期间，原告张科举不得再操作自己的账户，否则被告雨山公司有权终止涉案协议，并且由原告张科举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损失。涉案协议期间未经被告雨山公司的允许，原告张科举不得变动资金。在被告雨山公司建立信托账户之前，利用原告张科举的股票账户（即原告张科举妻子梁丽维在长江证券88×××10的账户）进行股票操作。如果被告雨山公司信托账户建立之后，原告张科举必须将账户总资产转入被告雨山公司信托账户继续操作，否则，被告雨山资本有权终止本协议，并且提出盈利分配要求。 该协议书第二条利润分配约定，被告雨山公司以稳健操作，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投资原则，小亏大赚，为原告张科举赚取最大收益。原告张科举承诺协议期结束，账户若赢利，支付25%的劳务费给被告雨山公司，如果账户赢利超过100%，则按照账户总赢利30%的金额支付给被告雨山公司。 该协议书第三条亏损及责任约定，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由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被告雨山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可抗力因素的定义参照股票交易的相关规定）。原告张科举承诺在协议期结束之后，账户总计发生亏损，被告雨山公司无需承担其他责任。如果账户亏损达10%，被告雨山公司有义务如实告知原告张科举，否则原告张科举有权利提前终止合同，并向被告雨山公司索取30%的资产损失赔偿。 该协议书第四条协议的起始和终止约定，本协议在签字之日起生效。若出现原告张科举单方面提前停止委托或者原告张科举未与被告雨山公司协商在本协议执行期间转出资金等违约行为，则本协议自动终止。若本协议终止是由于原告张科举单方面引起，盈利部分对半分配，若出现亏损，无论亏损比例多少，被告雨山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该协议书第五条双方配合约定，被告雨山公司依照合同承担对原告张科举的信托责任。被告雨山公司希望原告张科举完全信任雨山公司，并且在执行本协议期间不得干预被告雨山公司的任何操作，以免干扰被告雨山公司的投资策略及交易计划。原告张科举只需要每周一次在非交易时间查看并且监控自己的资金状况即可。如果账户盈利15%以上，原告张科举查看的时间由每周一次改为每半月一次，否则，被告雨山公司有权利终止本协议。 2.在涉案委托炒股期间，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约定建立信托账户以及在被告雨山公司信托账户下建立以原告张科举名字命名的独立交易单元。涉案的委托炒股实际上均是用原告张科举的妻子梁丽维在长江证劵开设的资产账号为88×××10的账户炒股。 3.根据案外人张科举的妻子梁丽维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4月24日期间涉案资金账号88×××10的交易流水显示，从2015年5月25日到2017年4月5日期间，涉案股票账户共产生7笔银行账户存入的款项共计2808000元（其中，2015年5月25日分别存入193万元、7万元，2015年6月8日存入198000元、2015年6月9日存入2000元、2015年7月6日存入8000元、2015年7月20日存入45万元、2015年12月23日存入15万元），6笔从证券账户转出银行账户的款项共计1965912.94元（其中，2015年7月6日分别转出126万元、8000元、2015年7月10日转出217000元、2015年12月28日转出144748.66元、2016年1月25日转出27244.53元、2017年4月5日转出308919.75元）。涉案股票账户7笔存入的款项和6笔转出的款项均是由原告张科举操作的，涉案股票账户的资金密码一直都由原告张科举掌控，被告雨山公司和阳勇不知道涉案股票账户的资金密码。 4.原告张科举主张其诉请炒股损失为842087.06元的计算方法为2015年5月25日至2017年4月5日期间，涉案股票账户转入资金2808000元，转出资金1965912.94元，二者相减即为涉案股票账户炒股的损失。 5.在2015年5月25日至2017年4月5日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期间，除了2015年12月23日到25日期间的新股申购是由原告张科举操作买卖之外，其余的股票买卖均是由被告雨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阳勇本人实际操作买卖。 6.根据原告张科举提交的涉案股票账户的资金对账单以及结合被告阳勇在答辩状中自认的为涉案股票账户买卖股票的情况，涉案股票账户在2015年5月到2017年4月期间股票的具体买卖情况为：在2015年5月25日买入了天目药业31100股、新北洋43500股、深桑达A2900股，在2015年5月28日，卖出深桑达A2900股。在2015年6月1日，买入天目药业2400股。在2015年6月8日买入国发股份11700股。在2015年6月9日买入沱牌舍得100股。在2015年6月11日，卖出国发股份11700股，卖出新北洋43500股，卖出沱牌舍得100股，分别买入汉鼎股份2200股、13700股。在2015年6月15日，买入汉鼎股份15900股。在2015年6月17日，又买入汉鼎股份200股，至此共买入了汉鼎股份32000股。在2015年7月2日，清仓了涉案股票账户的全部股票，包括汉鼎股份32000股和天目药业33500股。在2015年7月6日，买入5700股正业科技，在2015年7月8日将其全部卖出。在2015年7月20日，买入汉鼎股份15×××00股，在2017年3月28日，将全部15×××00股汉鼎股份卖出。 7.关于原、被告掌握涉案股票账户交易密码的情况，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的股票账户经过了四次交易密码的修改，分别为2015年5月20日、2015年5月25日、2015年6月29日、2017年3月30日。第一次交易密码修改发生在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实际履行之前，是张科举的妻子梁丽维和证券公司之间变更账户原始交易密码，与本案没有关联，最后一次密码修改发生在涉案股票账户全部股票清仓之后，由原告张科举修改。对于2015年6月29日第三次交易密码修改之后，原、被告双方确认均掌握涉案股票账户的交易密码。 8.被告雨山公司于2017年3月28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前的股东为被告阳勇和案外人欧阳童牧二人，其中阳勇以货币出资2925万元，持股比例97.5%，欧阳童牧以货币出资75万元，持股比例2.5%。变更后的股东为被告阳勇一人，以货币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100%。 9.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被告雨山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10.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阳勇是天津大学EMBA班级的同学,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之间签订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也是基于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阳勇之间的同学关系。 本案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事实为： 一、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实际履行情况；二、原告张科举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用。 对于以上争议的事实，本院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庭审质证情况，依照相关证据认定规则，分析判定如下： 一、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实际履行情况 原告张科举主张其和被告雨山公司签订了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后，被告雨山公司操作涉案的股票账户买卖股票并造成资金损失，被告雨山公司应予以赔偿。被告雨山公司则主张，原告张科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被告雨山公司的行为造成涉案股票账户炒股的损失，且双方并没有按照《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约定实际履行合同。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约定委托炒股的期限是2015年5月23日到2016年5月23日，委托炒股的资金是200万元，但张科举陆续投入的资金是2808000元，主张炒股损失的期间是2015年5月到2017年4月，超过了双方协议中约定的期限和金额，因此无法确认张科举诉请的炒股损失具体是哪一笔投入款项造成的损失。双方亦没有按照约定将涉案炒股的资金转入被告雨山公司信托账户下面以张科举名字命名的独立交易单元，原告张科举在履行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过程中，私自转出炒股资金，严重违反了涉案协议书的约定，《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已经自动终止，且根据涉案协议书“若本协议终止由原告张科举单方面引起，盈利部分对半分配，若出现亏损，不论亏损比例是多少，被告雨山公司均不承担任何责任”约定的内容，被告雨山公司不应承担赔偿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损失的责任。被告阳勇主张，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并没有实际履行，因没有将委托炒股的资金存入涉案协议书约定的信托账户，涉案的委托炒股实际上是被告阳勇基于和原告张科举的同学关系个人接受委托为原告张科举炒股，且被告阳勇在委托炒股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损失的责任。 本院认为，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于2015年5月23日签订了涉案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张科举按照协议书的约定于2015年5月25日向涉案股票账户转账200万元，完成了协议书中约定的付款义务。由于委托炒股初期，被告雨山公司接受委托买卖股票后赢利幅度较高，赚取了可观的收入，原告张科举在2015年6月8日追加投资198000元、6月9日再存入2000元，委托被告雨山公司继续炒股，被告雨山公司并未对原告张科举追加投资的行为提出任何异议，相反是因看好股票汉鼎股份的重组，在2015年6月11日、15日买入大量汉鼎股份。在2015年7月2日，因股市大跌，被告雨山公司清仓了涉案股票账户的所有股票。在2015年7月6日，原告张科举违反涉案协议书约定转出126万元后，被告雨山公司对张科举转出资金的行为没有提出异议，却在当日继续买入股票正业科技，并于2015年7月8日全部卖出，造成亏损10万余元。原告张科举在2015年7月10日清空涉案股票账户的全部资金后，于2015年7月20日再投入45万元，被告雨山公司又继续将45万元全部买入了汉鼎股份，并直至2017年3月28日再将汉鼎股份卖出，又造成亏损14万余元。 从以上涉案股票买卖的过程来看，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的确没有完全按照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约定的委托炒股期限和委托的200万元炒股金额履行合同，但在张科举超过200万元委托炒股资金后继续追加投资，以及原告张科举在多次从涉案股票账户中转出资金存在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时，被告雨山公司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相反，在股票盈利原告张科举追加投资时继续接受委托买卖股票，在股票已经出现大幅度亏损，原告张科举2015年7月10日转走全部股票资金后，却又于2015年7月20日继续接受委托买入股票汉鼎股份并直至2017年3月28日才将股票卖出，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以其履行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实际行动变更了该协议书原本约定的履行期限和委托炒股的金额，且此种合同变更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和意思表示一致下形成的，并已经实际履行，依法应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雨山公司和阳勇主张原告张科举没有按照涉案协议书的约定将委托炒股的资金存入约定的信托账户，涉案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但该协议书约定在被告雨山公司未建立信托账户前，使用涉案股票账户炒股，在被告雨山公司于2017年3月28日卖出汉鼎股份的股票前，其均是用涉案股票账户接受委托为原告张科举买卖股票，在此之前，被告雨山公司和阳勇并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也没有行使终止涉案协议书的权利，反而是一直按照《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股票的买卖和操作。可见，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均以各自的实际行动对以涉案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买卖并以此账户履行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不持异议，且在实际履行该协议书的过程中变更了需要将委托炒股的资金存入信托账户的约定。故被告阳勇主张涉案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因没有将涉案委托炒股的资金存入该协议书约定的信托账户而没有实际履行，涉案的委托炒股是其基于和原告张科举的同学关系个人接受委托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雨山公司另主张原告张科举陆续投入2808000元，其诉请的损失超过了涉案协议书约定的委托炒股的期间，不清楚涉案的炒股损失是哪笔资金造成的损失，且因原告张科举违反涉案协议书的约定擅自转出资金，涉案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已经自动终止，之后的股票操作是被告阳勇基于和张科举之间的同学关系，被告阳勇个人接受张科举的委托炒股，与被告雨山公司不再有关，被告雨山公司不应再承担相应的炒股损失。本院认为，结合上述分析的涉案股票账户的炒股全过程，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以其履行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实际行动延长了委托炒股的期限、增加了委托炒股的金额，该合同内容的变更和实际履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被告雨山公司和张科举在涉案的委托炒股期间均未提出任何异议。现因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因炒股损失的赔偿责任发生争议，被告雨山公司才抗辩原告张科举单方转出涉案炒股资金的行为已经导致《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自动终止，之后的股票买卖行为是被告阳勇基于同学关系个人接受张科举的委托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且被告雨山公司对此种主张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告阳勇和张科举之间形成新的委托炒股的协议，故本院对被告雨山公司的此种抗辩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被告阳勇作为被告雨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涉案股票账户中股票买卖的实际操作人，其操作买卖涉案股票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被告雨山公司承担。 综上所述，本院结合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签订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后变更相关合同内容并已实际履行的情况、涉案股票账户股票买卖和资金出入的全过程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认定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签订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后，双方实际委托炒股的期限是2015年5月23日至2017年3月28日，原告张科举实际投入2808000元委托被告雨山公司在涉案股票账户中炒股，在委托炒股的期限届满后，涉案股票账户共计损失了842087.06元。 二、原告张科举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用 原告张科举主张其因为本案诉讼聘请了专业律师，支付了律师费用40280元，并提交其与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分别于2017年3月30日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2017年4月28日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以及五份深圳增值税普通发票为证，被告雨山公司和被告阳勇对张科举提交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以及五份深圳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原告张科举提交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张科举和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张科举作为委托人委托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本案诉讼，《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律师代理费33920元，《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律师代理费6360元，五份深圳增值税普通发票是增值税的制式发票，由国家税务总局监制，加盖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也在发票上加盖该所发票专用章，五份深圳增值税普通发票的金额之和为40280元。被告雨山公司、阳勇虽然不认可《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以及五份深圳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真实性，但未能举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的委托代理费用与五份制式的深圳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费用相一致，且结合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已经实际指派李向宏律师作为原告张科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各阶段诉讼的事实，本院据此认定原告张科举因本案诉讼已经支付了律师费用40280元。 以上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和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争议事实认定后的事实构成了本院查明的本案所有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效力；二、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损失的责任分担；三、原告张科举诉请被告雨山公司赔偿律师费应否支持；四、原告张科举诉请被告阳勇对被告雨山公司欠付原告张科举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应否支持。 一、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效力 原告张科举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九十七条以及《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被告雨山公司从事涉案的委托炒股业务属于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其并未取得开展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资格，违反了从事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相关业务的规定。根据《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必须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从事本办法第二条所列各种形式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和第二十四条“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及其投资咨询人员，不得从事下列活动：（一）代理投资人从事证券、期货买卖；（二）向投资人承诺证券、期货投资收益；（三）与投资人约定分享投资收益或者分担投资损失；……”的规定，被告雨山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具有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的经营项目，被告雨山公司属于证券咨询机构，其接受张科举的委托从事买卖证券、约定投资收益和损失分担的行为违反了证券咨询机构不得代理投资人从事证券买卖，不得与投资人约定分享投资收益或者分担投资损失的规定，被告雨山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应为无效合同。被告雨山公司和阳勇则主张，涉案的委托炒股行为属于民间委托理财，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客户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和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对于民间委托理财，法律、行政法规对受托人的资质并没有禁止性规定，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律原则，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之间签订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属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合法有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设立证券公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证券公司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业务：（一）证券经纪；（二）证券投资咨询；（三）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四）证券承销与保荐；（五）证券自营；（六）证券资产管理；（七）其他证券业务。”以上二条规定的是证券公司从事有关证券业务应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未经批准的机构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证券公司或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该条规定的是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证券公司或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法律后果。《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证券公司从事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未取得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客户资产管理义务。”该条规定的是证券公司从事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应先向中国证监会申请相应资质，上述的法律规定均是我国立法对证劵公司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需具备相关资质的规定，而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签订主体是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约定的主要内容是被告雨山公司接受原告张科举的委托代为炒股，被告雨山公司并非是证券公司，涉案委托炒股的行为实际上属于民间委托理财的范畴，与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从事委托理财需要依法经过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并取得从事相关业务资质的金融机构委托理财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国的现行立法中并没有规定非金融机构或者自然人个人接受委托炒股的行为需要经过专门审批并具备相关资质，立法也没有对上述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从事委托炒股的行为进行明令禁止，故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此类委托理财炒股协议的效力时，应主要审查该类委托协议的内容有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以及此类协议有无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产生不稳定的情形，如果不存在上述情形，就应当尊重民事主体私法行为的自治，不应轻易否定合同的效力，以免造成经济关系的不稳定。 具体到本案中，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签订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是在自愿的前提下签订，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告张科举签订该协议书的初衷是希望借助被告雨山公司的专业能力为其买卖股票并能从中获取股票收益，被告雨山公司亦希望为涉案股票账户赚取股票收益后可以依据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有偿委托理财条款获得相应劳务报酬，双方当事人起初的目的均是为了通过炒股获取股票收益，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尤其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且涉案协议书中也没有约定任何委托人原告张科举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收回委托炒股本金的保底性质的条款，相反，涉案协议书中对炒股盈利的分配和损失的分担做了明确约定，故该《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是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签订民事委托合同的私法自治行为，并不存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会导致社会经济秩序产生不稳定的情形，应当合法有效。因涉案股票账户在委托炒股期间产生了重大损失，在双方当事人对炒股损失的赔偿责任发生争议后，原告张科举才诉称被告雨山公司从事涉案的委托行为违反了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相关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规定，涉案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如前所述，涉案的委托炒股行为属于民间委托理财的范畴，被告雨山公司并非专门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其履行涉案协议书并不属于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效力的认定并不适用《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告张科举以被告雨山公司的行为违反上述二条规定，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合同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损失的责任分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虽然双方当事人在履行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过程中实际变更了委托的期限和委托炒股的金额，但这不并对合同的性质以及合同约定的双方履行权利和义务的主要条款产生实质性的变更，在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没有提出异议且已经实际履行的情况下，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依法应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损失的责任分担亦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是否按照约定履行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情况进行认定。 1.关于原告张科举对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损失的责任 第一,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第三条亏损及责任约定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由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被告雨山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五条双方配合约定，被告雨山公司希望原告张科举完全信任雨山公司，并且在协议期间不得干预雨山公司任何操作，以免干扰雨山公司的投资策略及交易计划。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是被告雨山公司接受原告张科举的委托进行股票的买卖交易，投资股票市场本身就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原告张科举因相信被告雨山公司专业的投资理财能力而与之签订涉案的协议书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清楚地知悉涉案委托行为存在的固有风险，而且既然与雨山公司签订了涉案协议书就应当秉承诚实守信的原则，谨守涉案协议书的约定，完全信任被告雨山公司的操作，不得随意干扰雨山公司的投资策略及交易计划，不得因一定时期内炒股损失的较大浮动而患得患失，任意违反合约，将原本就存在的投资风险进一步扩大。 第二,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第一条开户与交易第四点约定被告雨山公司拥有完全独立的下单买卖操作权和密码管理权，原告张科举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被告雨山公司操作。第四条协议的起始和终止第三点约定若出现原告张科举单方面提前停止委托或者原告张科举未与被告雨山公司协商在涉案协议书履行期间转出资金等违约行为，则涉案协议书终止。若涉案协议书终止由原告张科举单方面引起，盈利对半分配，若出现亏损，无论亏损比例是多少，被告雨山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根据上述条文的约定，原告张科举在委托被告雨山公司炒股期间，未经协商一致，不得擅自转出委托的炒股资金，影响被告雨山公司的操作，否则被告雨山公司享有随时终止涉案协议书的权利，而原告张科举在实际履行涉案协议书期间，分别于2015年7月6日转出126万元、8000元，在7月10日转出217000元，在2015年12月28日转出144748.66元，尤其是在2015年7月6日转出资金1268000元，使得被告雨山公司欠缺继续履行涉案协议书的根本条件，在欠缺炒股本金的情形下，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被告雨山公司无法继续通过涉案股票账户选取其他股票盈利以弥补之前炒股产生的损失。 第三,原告张科举多次、任意转出炒股资金的行为违反了其主要的合同义务，破坏了双方当事人履行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基础，故在被告雨山公司没有实际行使终止涉案协议书权利的前提下，原告张科举在履行涉案协议书的过程中多次严重的违反了双方合同的约定，干扰了被告雨山公司对涉案股票账户股票买卖的操作，扩大了原有的投资风险，存在重大违约的行为，其应自行承担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损失的主要责任。原告张科举主张其转出资金前都和被告雨山公司之间有协商，且通过了被告阳勇的同意，但被告雨山公司、阳勇对此种说法均不予确认，涉案股票账户的资金密码被告雨山公司和阳勇不清楚，双方当事人都确认在2015年6月29日后，双方都持有涉案股票账户的交易密码，故只有原告张科举才有可能将涉案股票账户的资金从账户中转出，在被告雨山公司和阳勇不确认原、被告双方在股票资金转出前有过协商的事实，原告张科举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转出资金前经过了被告阳勇的同意且结合原告张科举在本案庭审时亦自认其转出资金的目的是为了自保，减少资金损失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张科举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 2.关于被告雨山公司对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损失的责任 涉案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约定原告张科举承诺协议期结束，若账户盈利，支付25%劳务费的给雨山公司，账户如果盈利超过100%，则按账户总盈利的30%支付劳务费给雨山公司，故涉案的协议书属于有偿的民事委托合同，被告雨山公司作为专业的资本运作公司，接受原告张科举的委托后就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妥善的尽到谨慎选股、稳健操作的义务，应当在分析大盘股市形势的前提下慎重地进行股票买卖。涉案的协议书第三条亏损及责任第二点约定，原告张科举承诺，协议期结束，账户总计发生亏损，被告雨山公司不需要承担责任，如炒股亏损了10%,雨山公司有义务向原告张科举如实告知，否则原告张科举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并向雨山公司索取30%的资产损失赔偿。在本案中，除原告张科举在2015年12月期间因申购新股自行买卖股票外，涉案股票账户中所有股票的买入和卖出均是由被告阳勇实际操作，阳勇负责挑选哪支股票进行投资，在什么时间节点买进股票、卖出股票。在涉案股票账户亏损10%时，被告雨山公司主张其通过电话告知了原告张科举，但却无法提交相关的电话记录予以证明。在2015年6月下旬起，整个股票市场行情低迷的情况下，被告雨山公司在原告张科举擅自转出资金存在重大违约后，本有权终止涉案协议书，却在2015年7月6日原告张科举转出126万元后，继续买入正业科技，并在2015年7月8日卖出后，造成10万余元亏损。在2015年7月10日张科举将涉案股票账户的资金清空后，本可终止涉案协议书，却又于2015年7月20日再次买入汉鼎股份，在2017年3月份卖出时又造成了14万余元亏损。故被告雨山公司在履行涉案协议书的过程中未按照该协议书的约定在涉案股票账户亏损至10%时尽到及时通知的义务，存在违约行为。同时，被告雨山公司作为专业的资本运作公司，负责涉案股票账户股票的选择、买进和卖出，其在履行涉案协议书的过程中亦在妥善选股、稳健操作、评估炒股风险等方面存在疏忽，对股票行情存在重大判断上的失误，被告雨山公司对涉案股票账户的炒股损失亦存在过错，其应对委托人原告张科举的涉案炒股损失承担次要责任。 综上所述，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损失的产生除股票市场行情低迷的大背景外，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各自的履约行为亦共同造成了涉案股票账户的损失，本院结合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的约定、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在履行该协议书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以及违约的程度认定原告张科举应自行承担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损失的主要责任即70%的责任，自行承担损失的金额为842087.06元×70%=589460.94元。被告雨山公司应承担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损失的次要责任即30%的责任，其应向原告张科举赔偿涉案委托炒股的损失为842087.06元-589460.94=252626.12元。 三、原告张科举诉请被告雨山公司赔偿律师费应否支持 原告张科举主张涉案股票账户的炒股损失应全部由被告雨山公司赔偿，张科举因本案诉讼已经支付律师费4208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二条“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信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促使当事人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的规定，被告雨山公司应赔偿原告张科举因本案诉讼支付的全部律师费用损失。被告雨山公司则对原告张科举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用42080元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张科举和被告雨山公司签订的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并没有约定双方因涉案股票账户炒股的损失发生争议，进而产生诉讼的律师费用应由被告雨山公司承担。其次，原告张科举主张律师费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但该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若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有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提出的赔偿律师费的请求予以支持，但本案中并不存在当事人有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情形发生，且张科举也不是造成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损失的无过错方，故该条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再次，本院已经认定涉案的《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合法有效，张科举主张的律师费损失并非因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无效而产生的损失，在本院已经认定涉案股票账户炒股损失的主要违约方是原告张科举的情况下，张科举诉请被告雨山公司赔偿律师费用的损失明显缺乏合同依据与事实依据，故本院对原告张科举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四、原告张科举诉请被告阳勇对被告雨山公司欠付原告张科举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应否支持 原告张科举主张被告雨山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被告阳勇不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被告雨山公司，因此被告阳勇应对被告雨山公司欠付原告张科举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阳勇则主张，被告雨山公司在履行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期间有二名股东，分别是被告阳勇和案外人欧阳童牧，并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且被告雨山公司已经提交了被告雨山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6月的会计报告以及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客户对账单、被告雨山公司2015年12月25日到2017年7月3日期间的交易流水证明被告雨山公司和被告阳勇的个人财产之间相互独立，并不存在混同的情形，故原告张科举诉请被告阳勇承担连带责任不应支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雨山公司于2017年3月28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前的股东为被告阳勇和案外人欧阳童牧二人。本案中，被告阳勇为证明其和被告雨山公司之间的资产相互独立，向本院提交了被告雨山公司在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6月的会计报告以及2015年到2017年6月期间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的客户对账单、被告雨山公司在2015年12月25日到2017年7月3日期间的交易流水，上述证据并未显示被告雨山公司和被告阳勇之间的个人财产之间存在相互混同的情形，原告张科举虽然主张这些证据无法证明被告雨山公司的财产和阳勇的财产之间互相独立，但原告张科举只是口头上的否认，并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在涉案《证券代客理财协议书》履行期间被告雨山公司并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且被告阳勇已经提交上述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和被告雨山公司的财产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对原告张科举诉请被告阳勇对雨山公司欠付原告张科举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本案第二次庭审后，原告张科举向本院申请对被告阳勇名下的房屋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因本院已经认定被告阳勇无需对张科举涉案股票账户的炒股损失承担责任，故原告张科举申请财产保全产生的保全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前海雨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张科举赔偿损失252626.12元； 二、驳回原告张科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623.67元（原告张科举已预交），由张科举负担9009.45元，深圳前海雨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614.22元，案件保全费4994.95元由原告张科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闻长智 审 判 员  郭宁华 人民陪审员  何春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朱伦攀 书 记 员  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