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402民初5899号原告：张桂英，女，汉族，1952年8月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代理人：张毅，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韵同，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詹文勇，男，汉族，1965年2月8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委托代理人：唐振武，广东国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桂英诉被告詹文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毅、陈韵同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唐振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1年10月2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收购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股份股权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和《补充协议（股权参股经营细节）条款》（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将门诊部定价为人民币130万元，分成原始股10股，每股13万元，原告向被告转让9股，转让款共计人民币117万元。付款方式：原告向被告交付门诊部经营权当日支付转让款67万元，另50万元在原告将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后的三日内支付。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即将门诊部的公章等证件资料全部交付被告，门诊部开始由被告全权经营，原告不再参与。之后，原告儿子王宏山不断要求被告配合办理主要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手续，及支付剩余转让款，但被告一直不予配合。2014年12月11日，被告委托其员工詹云芳将主要负责人变更为刘建华，但仍不变更法定代表人。2015年11月，门诊部房东张荣桂通知原告被告丢下门诊部失踪了，拖欠了大量租金。对此，原告尝试以电话、短信的方式联系被告，但被告从未回复。综上，原告认为，原告已按约定履行义务，被告作为受让方，应依《补充协议》第二、八条约定配合办理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变更手续，及时支付转让款。但被告在取得门诊部股权和经营权后，为自己的利益，以拒不配合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手段，不正当地阻止合同付款条件的成就。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应视为已成就，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剩余转让款人民币50万元，及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为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股份转让款人民币50万元；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迟延付款违约金（以5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5%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为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1.《收购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股份股权合同书》和《补充协议（股权参股经营细节）条款》；2.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旧）；3.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和副本（新）；4.《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笔录》（珠劳人仲案字[2015]1570-1581号）；5.开锁大王服务单及《风险责任保证书》；6.《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注销公告；7.情况说明。被告辩称，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书》无效，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合同书》主要约定：原告以130万元向被告转让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的9股股权，按被告占股90%、原告占股10%的比例共同出资经营门诊部，红利按每月纯利润按占股比例分配，医疗纠纷赔偿按占股比例承担，并将医疗机构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变更至或申办至被告名下，……（详见合同书内容）。《合同书》约定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相关证照变更或申办至被告名下，实际上是转让、出卖《医疗机构许可证》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94年9月1日颁布施行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即“《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第（五）项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尤效”的规定，《合同书》无效。既然合同无效，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即“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应当委托鉴定（审计）确定本案的全部损失，按照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原则处理。据此，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且被告已就本案的事实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要求原告返还67万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案号为“（2017)粤0402民初9937号”，该案处于一审阶段，且还有二审，故应当中止本案的诉讼。二、如果按有效合同处理，也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没有履行将执业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变更或申办至被告的名下的先合同义务，无权请求支付后期转让款。合同订立后，被告已按合同约定支付第一期款项67万元及房屋押金35000元给原告。但《合同书》签订至2015年12月止己四年多，原告尚未根据《合同书》第九条即“甲乙双方确认本合同签订生效后，由乙方（张桂英）在限期内负责办妥:执业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全部变更至或办至甲方名下，需由甲方提供的材料，甲方应予配合。甲方委托詹文勇作为该医疗机构法人代表，负责人由詹文勇指定，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除甲乙双方在合同或其他文件中约定以外）由乙方单方承担”的规定，将执业许可证等相关证件(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等）变更至或申办至被告名下。而根据《合同书》第三条的约定，变更医疗机构法人代表至詹文勇名下，才支付50万元转让款，由于原告没有将门诊部法定代表人变更至被告名下，故请求支付50万元转让款，无事实根据。（二）按合同约定，原告应当履行将执业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变更或申办至被告名下的合同义务。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原告儿子不断催促被告办理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的变更手续，但被告（被告）一直不予配合”，这不属实。而事实上是，经被告多次催促，原告无法（转让违法，故无法变更）将相关证件变更或申办至被告名下。根据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即“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被告故意阻止合同付款条件成就的事实，否则应当认定原告不履行这一义务。再说，被告用117万元（已付67万元）收购的门诊部，后来又投入及垫付共计7632840元，不可能不配合将相关证件办理至被告名下，所以原告这一主张明显不属实，且无证据支持。原告不在合理期限内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变更或申办至被告名下，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违约者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三）由于原告根本性违约，本案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于2015年12月31日终止，无权再请求50万元转让款。理由如下：其一，由于相关证件没有变更可申办至被告的名下，被告的收购还没有成功，门诊部仍然属于原告所有，所谓的股份股权并没履行交付给被告。原告不但无权请求支付50万元转让款，还应当将己付67万元返还给被告。其二，门诊部转让的年限是10年，但由于原告无法将相关证件变更或申办至被告名下，造成合同终止，也无权要求支付后期50万元的转让款。以上答辩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支持，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2012年2月28日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显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为张桂英、有效期限自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9月30日、属于营利性医疗机构、设置单位为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2011年10月23日，原告（乙方）和被告（甲方）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由甲方出资收购乙方所属下列机构及资产：位于珠海市××路××号的门诊部，双方确定价款为人民币1300000元；本合同所确定的收购价款由甲方分二期支付给乙方，付款时间第一次2011年10月23日付款陆拾柒万元为保证金，双方即办交接工作与财产；第二次年月日付款伍拾万元为变更该医疗机构法人代表詹文勇名下，负责人由詹文勇指定，法人代表与负责人无偿及无条件遵守负责应有责任，同时为甲方变更房屋租赁有效协议书，确认没有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和债务纠纷，第二次付款时间必须是三项工作全部清偿后方可付款；如果甲方延迟支付价款，则每延迟一日，将支付延误价款的百分之五作为违约金；甲乙双方确认本合同签订生效后，由乙方在期限内负责办妥：执业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全部变更至或申办至甲方名下，需由甲方提供的材料，甲方应予配合。甲方委托詹文勇作为该医疗机构法人代表，负责人由詹文勇指定，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除甲乙双方在合同或其他书面文件中约定的以外）由乙方单方承担；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后另签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有抵触时，以补充协议为准……。同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拥有的门诊部一次性折价人民币130万元为总资产（包括牌照、设备、现有场地装修等所有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在内）共计10股；甲方同意转让9股给乙方收购，即乙方按每股13万元9股共计117万元支付给甲方后，甲方占总股份10%，乙方占总股份90%；入股后，双方按占股比例共同出资经营此门诊部，每月营利（总营业）扣除所有应付支出款后，再扣除行政管理费，是为当月纯利润，红利按每月纯利润之金额，按占股比例分配；甲方负责把法人代表变更给乙方，如政策允许，则将主要负责人一并变更给乙方；乙方接管门诊部当天先付67万元给甲方，另50万元等甲方变更为该医疗机构为乙方法人代表后，三天内乙方支付给甲方；甲乙双方成立后1:9新股东，如业务需要集资，应按比例出资，但甲方追加投资（含亏损）上限最高出资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如有超出，则甲方出让其股份给乙方，出让金按比例作为出资资金；集资需及时到位，逾期一日，按滞纳金5%计算作为赔偿延误造成的业务损失……。对于上述《合同书》和《补充协议》的性质，原告主张是合伙协议，因为涉案门诊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对出资额的转让是没有相关规定的，可参照公司法第72条规定办理。被告表示转让的不是股权份额，形式上是合伙，但实际是转让执业许可证；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根据民间借贷，利息也不超过年利率24%。门诊部的公章、证照存放在诊所保险柜内，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将保险柜的钥匙与密码交给被告。2011年1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被告先后委托黄祖赠、游民华、詹云芳负责门诊部的经营管理。2014年12月11日，门诊部登记的主要负责人由原告变更为刘建华。原告表示是詹云芳办理了上述变更手续，被告否认上述变更与被告有关，也不清楚是否与詹云芳有关。被告主张其于2015年6月才知悉门诊部法定代表人依法不能变更的事实，原告表示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30条的规定可以变更门诊部法定代表人，一直未变更是因为被告不予配合，故意阻碍付款条件的成就。2017年8月22日，门诊部有效期届满后未申请续期被珠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依法予以注销。另查明，原告举证日期为2015年12月30日珠劳人仲案字[2015]1570-1581号《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笔录》及其附表显示：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收到赵春燕等17人与门诊部劳动争议案，应各方的请求组织调解，申请人詹云芳、肖荣、陈淑瑜均表示他们是受门诊部实际经营者詹文勇的聘请分别于2012年12月、2013年1月、2013年5月入职的，分别负责招聘员工、管理门诊部、会计、出纳的工作；经营期间的利润由实际经营者詹文勇享有，后来发生亏损后詹文勇未再继续投资并失去联络……。据此，原告主张后来被告对门诊部弃之不理，由原告和门诊部留守人员进行交接。被告认可上述调解笔录形式的真实性，但表示没有参与调解，对内容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涉案合同名为股权或股份，但门诊部为营利性医疗机构而非公司，同时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原、被告系按比例出资经营、分配利润和承担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原、被告为合伙关系，本案合同性质为合伙协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原、被告在合同中仅约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法定代表人与负责人的变更，并不涉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出卖或转让。显然，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并未违反上述规定。同时，被告主张本案系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转让也与原、被告合伙经营的事实矛盾。因此，《合同书》和《补充协议》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被告主张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科目、床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条规定：医疗机构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注册资金（资本）、诊疗科目、床位（牙椅）的，必须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署的《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二）申请变更登记的原因和理由；（三）登记机关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根据上述规定，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与主要负责人依法可以变更，2014年12月11日门诊部的主要负责人由原告变更登记为刘建华也可资证明，被告辩称法定代表人依法不能变更不能成立。同时，2011年1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被告实际经营门诊部，法定代表人未变更并不影响被告经营门诊部并获取相应的利润。关键的是，门诊部的公章、证照由被告实际控制，门诊部由其委托的人员实际管理，被告完全可以按照上述规定变更法定代表人，但无证据显示被告曾向原告提出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可认定被告为自己利益不正当地阻止付款条件的成就，应视为条件已成就。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转让款5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如果甲方延迟支付价款，则每延迟一日，将支付延误价款的百分之五作为违约金”。原告主张日百分之五的违约金，该标准明显过高，被告也提出不应超过年利率2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酌定违约金标准为年利率24%。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2017年6月29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的迟延违约金（以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詹文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桂英支付转让款500000元；二、被告詹文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桂英支付自2017年6月29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迟延付款违约金（以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0元，由被告詹文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美均人民陪审员  周小静人民陪审员  黄小倩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书 记 员  彭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