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桂行终54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兴安县溶江镇富江村委月塘寨自然村第8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唐四元，组长。上诉人（一审原告）兴安县溶江镇富江村委月塘寨自然村第9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阳家清，组长。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韩田华，男，194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上诉人（一审原告）兴安县溶江镇富江村委月塘寨自然村第10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阳传玉，组长。委托代理人王方权，男，194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兴安县。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曾祥东，广西中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兴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兴安县兴安镇三台路**号。法定代表人黄钦，县长。委托代理人蒋文锋，兴安县林业局山林纠纷调处办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黄昌业，兴安县林业局山林纠纷调处办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号。法定代表人周家斌，市长。委托代理人张林，桂林市法制办工作人员。一审第三人兴安县溶江镇富江村委李家寨村第7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韦达智、秦永为，组长。一审第三人韦达义，男，壮族，1967年7月14日出生，住广西兴安县。一审第三人韦达智，男，壮族，1972年6月9日出生，住广西兴安县。委托代理人韦达义，系本案一审第三人。一审第三人秦永为，男，汉族，1960年12月4日出生，住广西兴安县。一审第三人韦达礼，男，壮族，1964年11月6日出生，住广西兴安县。上诉人兴安县溶江镇富江村委月塘寨自然村第8、9、10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因其诉兴安县人民政府、桂林市人民政府林地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的（2016）桂03行初24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唐四元、阳家清、阳传玉，月塘寨第8、9村民小组共同委托代理人韩田华，月塘寨第10村民小组委托代理人王方权，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共同委托代理人曾祥东，被上诉人兴安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蒋文锋、黄昌业，被上诉人桂林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张林，一审第三人兴安县溶江镇富江村委李家寨村第7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秦永为，一审第三人韦达义（兼一审第三人韦达智委托代理人）、秦永为、韦达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争议的山场称白纸江大滴水岩（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称大滴水岩至一渡水）山场。四至范围（以座山示):左凭一渡水大涔，沿大涔上至503.2米山凹为界；上凭503.2米山脊横至两边倒水为界；下凭一渡水大涔上至盘路为界；右凭盘路上的大滴水岩（漕）上至山顶为界。面积约70亩。解放后至上世纪70年代，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争议山场具体权属。1986年，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村民阳传星、阳传林等八人向富江村委金盆寨村承包争议山场及争议山场以进的部分山场种植林木时，李家洞片5、6、7社提出异议，认为承包的山场属李家洞片所有。经调解，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村民阳传星等8人于1989年与李家洞片5、6、7社签订了《借土植树造林协议书》（以下简称“89公证协议”），并由兴安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协议载明：乙方月塘寨阳传星等8人租借到李家寨李家洞原三片土改时集体山场，白旗江大滴水岩以进山场一处，以座山为向，右凭大滴水岩大涔，上凭顶倒水为界、下凭大河为界，左凭棉花槽外田角干漕直上到顶。此范围包括本案争议山场。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村民由里向外实际种植杉树74亩，种杉树的范围不包括争议山场。1988年，李家洞片5、6、7社对所属片山进行了划分，立有《富江5、6、7队立分山契据》（以下简称“88分山契据”）。契据载明：7队分山林界址：……三、外凭大滴水岩涔，上凭顶，下凭河，内凭陡山内深涔止。此范围包括争议山场。该分山契据载明的“外凭大滴水岩涔”与“89公证协议”载明的“右凭大滴水岩大涔”均为争议山场的右边界线。另载明……附：凡属我片山林，批给阳传星等8人已造山林，应该维护，在三十年内，不许任何人干涉破坏，否则罚款处理。李家洞片将片山划分后，同年，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对本集体山场责任到户管业，争议山场由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的韦达礼、韦达义、韦达智、秦永为四户经营管理。之后，四户人在争议山场内种植了杉木。2008年，韦达礼等人在争议山场内砍伐了部分杉木卖给他人。2011年，集体林权改革勘界时，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与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均主张争议山场所有权而发生山林权属纠纷。为此，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向兴安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经现场勘察、调解及调查后，兴安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兴政行处字[2015]第12号《山林权属争议案件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12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确权归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由韦达义、韦达智、秦永为、韦达礼管业使用。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不服，申请复议，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l6年7月26日作出市政复字[2016]1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15号复议决定），维持12号处理决定。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12号处理决定和115号复议决定，并判令兴安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另查明：1973年，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对所属山场田地进行了调整划分，立有各队占山清册，该清册记载的山场范围不包括争议山场。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地名为“8、9、10三队白纸江联队山场”四至界限：以座山，右凭土地凹盘路，由土地凹盘路直到一度水为界。左一度水上凭顶，下凭盘路，顶以倒水为界。此范围包括争议山场。兴安县人民政府经调查未能调取到该存根原件进行核实。诉讼过程中，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到溶江镇政府及司法所查阅，亦未能查到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原件进行核对。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1989年，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村民与李家洞片签定的“89公证协议”明确反映了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村民认可争议山场属李家洞片所有的基本事实。1988年，李家洞片5、6、7社对山场进行了划分，“88分山契据”亦明确了争议山场划归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所有。之后，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将争议山场承包给韦达礼、韦达义、韦达智、秦永为等四户经营管理，韦达礼等四户在争议山场内种植了杉木，并管业至今。“88分山契据”及“89公证协议”反映的权属情况与争议山场的管业事实完全相符，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确定山林权属的证据材料。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主张争议山场权属理由充分。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虽载明了争议范围，但该存根为复印件，无签发日期，且兴安县人民政府未能调取到原件进行核实，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的权属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兴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12号处理决定及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的115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请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及复议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上诉称：1、“88分山契据”是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它只是富江5、6、7队间的内部协议，没有上诉人的签字，不能证明争议山场归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所有。2、“89公证协议”是上诉人村民个人与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签订的协议，上诉人村民的个人意思表示不能代表上诉人集体意思表示，不能作为确权依据。3、上诉人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溶江镇司法所已核对原件，加盖了“此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其效力等同于原件。调处时溶江镇司法所已经把原件交给溶江镇政府。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亦可以证明山界林权证存根的真实性。4、兴安县人民政府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以下简称《调处条例》）第三十五条错误，根据《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上诉人的山界林权证是权属凭证，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88分山契据”和“89公证协议”只是参考证据，其证明力低于上诉人山界林权证效力。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12号处理决定和115号复议决定，判令兴安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兴安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我府根据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的“89公证协议”、“88分山契据”及现实管业，适用《调处条例》作出12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2、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复印件记载内容虽然涉及争议山场，但没有原件进行核对，也没有签发日期，故不应采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桂林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兴安县人民政府根据“89公证协议”、“88分山契据”以及现实管业情况，将争议山场确权归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府作出115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是正确的。2、我府作出115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述称：1、1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准确。2、上诉人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没有原件予以核对，没有签发日期，不应采信。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韦达义、韦达智、秦永为、韦达礼未提交书面答辩，庭审中口头述称：同意兴安县人民政府、桂林市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证据：从兴安县人民法院（2006）兴刑初字第53号案件卷宗复印的兴安县溶江公社付江大队8生产队《山界林权证存根》（卷宗页码150页—154页），用以证明该卷宗入卷的8队《山界林权证存根》原件存于兴安县调处办，8队《山界林权证存根》真实性应予确认。被上诉人兴安县人民政府认为该证据来源于法院卷宗《山界林权证存根》的复印件，并不是从原件复印，无原件核对，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桂林市人民政府认为该证据在行政复议和一审阶段都没有提交，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一审第三人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韦达义、韦达智、秦永为、韦达礼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经本院对涉案卷宗进行核实，兴安县人民法院（2006）兴刑初字第53号案件卷宗第150页—154页为8队《山界林权证存根》复印件，但该卷宗第150页—154页右上角并无调处办盖章和“此材料复印于县调处办，与原件核对无异，共玖页”的记载。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复印件右上角显示的文字记载和盖章，应为兴安县人民法院（2006）兴刑初字第53号案件卷宗第159页内容。故上诉人以该证据主张8队《山界林权证存根》原件存于兴安县调处办，与事实不符，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据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争议双方均提供不出权属凭证证明争议山场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过权属。1988年李家洞片5、6、7队对所属片山进行了划分，将争议山场划归一审第三人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有“88分山契据”可以证实。李家洞片将片山划分后，争议山场一直由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韦达义、韦达智、秦永为、韦达礼四户经营管理，种植杉木至今。“89公证协议”亦说明上诉人村民认可争议山场属李家洞片所有的事实。兴安县人民政府根据争议山场管理使用的实际情况，将争议山场确权归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提出“88分山契据”、“89公证协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本案在权属纠纷调处阶段兴安县人民政府已核对过“88分山契据”原件，在二审庭审中一审第三人李家寨第7村民小组再次出示“88分山契据”原件进行质证，无证据否认其真实性，“88分山契据”真实性应予确认。“88分山契据”、“89公证协议”内容与争议山场实际管业事实相符，兴安县人民政府以此作为作出12号处理决定的参考证据材料，符合《调处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关于上诉人主张8队、10队《山界林权证存根》真实性应予确认的问题。经核实，上诉人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既无原件核对，又没有相关档案材料予以印证，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上诉人主张《山界林权证存根》原件已由溶江镇司法所调取并移交给兴安县人民政府，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到溶江镇政府及司法所查阅，均未能调取到上诉人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存根》原件进行核对，且上诉人无法提供与该存根相对应的《山界林权证》正本，亦没有证据证明曾发放过《山界林权证》正本。故上诉人以该《山界林权证存根》主张争议地权属，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兴安县人民政府适用《调处条例》第三十五条错误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本案应适用《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进行确权，但上诉人并未能提供涉及争议山场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故上诉人该项主张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兴安县人民政府作出12号处理决定合法，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115号复议决定，维持1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一审法院驳回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月塘寨第8、9、10村民小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兴安县溶江镇富江村委月塘寨自然村第8、9、10村民小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伊里审 判 员 谭刘宽审 判 员 张丽丽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刘韦唯书 记 员 孙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