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民终4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懋金融服务有限公司（CHINACHEMFINANCIALSERVICES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荃湾杨屋道**如心广场****(35-38/F,TowerTwo,NinaTower,NO.8YeungUkRoad,TsuenWan,NewTerritories,HongKong)。授权代表：庄日杰，管治委员会成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季诺，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楠，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院内明德法学楼**iv>负责人：韩玉胜，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学平，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懋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地石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商）初字第3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懋公司的授权代表庄日杰、委托诉讼代理人季诺、胡楠、被上诉人地石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学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华懋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地石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3.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审；4.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地石律所负担。后当庭书面变更上诉请求的第二项为请求“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错误。（一）华懋公司认为《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已到期自动终止。1.该协议明文约定了有效期及到期效力，当事人对于《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到期终止的法律后果均有明确认知。基于合同条款的明确约定，《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不存在以实际行为延续的可能，一审判决认定“《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一直处于实际履行状态”，与事实不符。《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于2010年2月27日失效，无需任何额外程序，自动终止，各方当事人不再依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履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即使此后双方仍然有可能在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中存在一定的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也不再适用《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条款。2.双方当事人从未就《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延期达成合意，华懋公司多次明确告知地石律所协议已经到期失效，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当事人以实际行为延续了《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华懋公司已经通过行动、口头通知、起草新协议、书面通知等多种方式，明确表达了《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已经到期失效的意见，《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不可能再以行为被延续。3.协议到期后地石律所自行实施了少量代理活动，双方应成立新的委托合同关系，鉴于地石律所直到一审结束都未能出示相应证据证明其实际工作内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无权获得报酬。鉴于《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到期终止后，地石律所，地石律所确实仍然在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中作为代理人从事了部分法律服务工作工作，华懋公司也未拒绝接受，但接受服务的行为不是《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中法律关系的延续，而是在双方之间成立了新的事实上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关系。该新的委托合同关系没有约定期限、律师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华懋公司愿意根据地石律所的工作内容、工作难易程度、工作量等衡量确定其应当支付的律师费。（二）依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约定，律师费的付款条件也并未成就，一审判决割裂协议条款，错误认定“律师费付款条件已然成就”。《法律服务委托协议》项下地石律所获得律师费，必须满足的条件包括：1.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结果在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做出；2.二审判决胜诉；3.地石律所代理华懋公司提供执行服务；4.执行案款到账。然而，一审法院判决却仅以条件2作为地石律所获得律师费的条件，显然不符合《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明确约定。《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七-2条明确约定如果最高人民法院未能在六个月内审结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华懋公司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一审法院判决完全忽略协议明文规定，得出“付款条件已然成就”的结论，不仅与协议约定不符，更不符合当事人的本意。（三）地石律所）地石律所部分代理活动涉嫌严重违法决错误地以“违法行为没有给华懋公司造成损失”为由，将其排除在案件审理范围外，使地石律所基于违法违规行为而获取高额报酬，严重违背基本法律原则。根据地石律所提交的证据，其在代理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过程中存在一系列违法行为，至少包括促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接受捐赠而从事不当活动，对法官、司法机关人员施加不当影响和刺探审判机密等行为。基于该等违法、违规并涉嫌破坏司法公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地石律所，地石律所当然不能因此获得报酬在一审的答辩基础是任何人不能基于违法行为而获益，并未主张任何损害赔偿。一审法院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中的“过错”与华懋公司所主张的“违法违规行为”从内涵到外延均不相同。一审法院判决遗漏审查地石律所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径行套用《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中的“过错”来定性地石律所的违法代理行为，相当于变相承认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的合同履行行为而获得合同利益，是对《民法通则》、《合同法》及法律基本原则的违反，属于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四）华懋公司不应支付任何“违约金”或“逾期利息”，一审法院判决对于违约金承担的事实认定错误，在争议未被裁判确认之前判令华懋公司支付违约金亦显失公平，并遗漏审查当事人调减违约金的主张。1.支付违约金的基础事实不存在。即使依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约定（华懋公司反对该种简单认定），地石律所，地石律所取得《法律服务委托协议》项下的律师费的付款条件也未成就高人民法院未能在六个月内审结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华懋公司无需支付任何费用。然而，一审判决认定华懋公司应当支付违约金，其基础在于华懋公司应当向地石律所支付律师费。2.一审法院判决对于《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解除事实明显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判决通过“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表述来间接认定是由华懋公司解除了《法律服务委托协议》。该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相关证据表明完全是地石律所拒绝继续代理华懋公司，才导致了双方之间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终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到期自动终止后，地石律所，地石律所又以其行为表示终止了与华懋公司在《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到期后形成的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律所拒绝沟通律师费补偿问题，且在付款条件也不具备的情况下与世纪创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创公司）共同起诉华懋公司，将律师费的支付金额、支付时间等问题带入诉讼程序，在相关争议未经法院裁判确认之前，华懋公司不能付款。一审判决却在该等情况下径行判决华懋公司支付违约金，显然对华懋公司极不公平。华懋公司认为，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即使应当支付违约金（华懋公司并不这样认为），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亦应是在律师代理费的金额与支付时间均由法院判决确定之后，即违约金最早也应在本案判决生效之后才能起算。4.一审法院未审查华懋公司调减违约金的主张。华懋公司的代理人曾当庭表示过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标准过高，远超过地石律所的实际经济损失；即使一审法院认定华懋公司应当支付违约金，亦应予以调减。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违约金适当减少。但是，一审法院遗漏审理华懋公司的相关主张，应予纠正。（五）本案应当以世创公司起诉华懋公司合同纠纷案审理结果为依据，在该案审理终结前，本案应中止诉讼而未中止，一审法院程序错误。华懋公司并不否认其与地石律所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以及嗣后形成的事实上的委托关系，与世创公司和华懋公司之间的《委托索偿债权协议》下的法律关系，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两法律关系应当分别管辖、分别审理。但是，两个案件相互独立、应当分别进行审理，不代表两个案件之间不存在内在的联系，也不能因此得出一案审理不需要依据另一案审理结果的结论。《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依据其自身的明文约定已经到期终止，双方自动解除了委托、被委托关系。在此之后，双方之间只能成立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基于这种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地石律所，地石律所所主张的报酬只能依据其实际工作内容和工作量来进行判断律所和世创公司在两个案件中分别提交的证据完全相同，二者主张的工作混同，且某些工作还涉嫌违法行为，故必须进一步区分实施违法行为的主体；两个案件核心显然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世创公司与华懋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且该案立案在先，审理法院也是上级法院。因此，只能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世创公司诉华懋公司合同纠纷案的裁判结果作为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的依据。二、一审判决错误、遗漏审理的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审理地石律所拒绝继续代理华懋公司执行民生银行股权纠纷案的基本事实。华懋公司主张，地石律所，地石律所在代理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的过程中与华懋公司进行沟通，未向华懋公司进行直接汇报，而是向世创公司汇报。对此事实，地石律所，地石律所也予以承认判决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2012年11月23日，华懋公司并未表示要终止当时与地石律所间的事实上的委托关系，而是希望与地石律所沟通，讨论、评估在新的事实委托关系下地石律所的工作内容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地石律所拒绝与华懋公司沟通并继续提供代理服务。地石律所。地石律所的该等拒绝其以行为终止了与华懋公司之间的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并放弃了取得律师代理费或相关报酬。但是，对于该事实，一审判决却未予认定。（二）一审判决遗漏审查地石律所究竟是在代理、维护华懋公司的利益，还是世创公司的利益这一基本事实，判决结果显失公平。根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中“分别同对赌双方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表述，华懋公司、世创公司均为地石律所的委托人。除与华懋公司订约外，地石律所，地石律所应还与世创公司签订委托协议在本案中亦在世创公司诉华懋公司案中要求出具地石律所与世创公司的委托协议，但地石律所与世创公司均予以拒绝。本案审理过程中，地石律所，地石律所承认其在代理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程序过程中不向华懋公司直接汇报也足以表明，地石律所，地石律所不接受华懋公司提出的直接向其汇报的要求与其签署法律服务协议。当华懋公司与世创公司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地石律所，地石律所选择牺牲华懋公司的利益创公司的利益。以上相关事实，对于本案中认定地石律所是否应从华懋公司获得报酬以及公平裁量相应报酬数额，均具有重大意义。一审判决判令华懋公司需要向不维护自身利益且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地石律所支付巨额律师费，判决结果显失公平。（三）一审判决遗漏审查地石律所在从事代理工作期间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导致判决结果可能维护了违法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显然不当。华懋公司曾明确指出，根据地石律所提交的证据，其在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中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至少包括：1.意图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接受捐赠而从事不当活动；2.对法官、司法机关人员施加不当影响;3.刺探审判机密。被上诉人地石律所当庭口头答辩称，华懋公司上诉理由的第一部分和一审双方举证质证以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华懋公司与地石律所提供的证据，将双方无争议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双方均认可《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一直处于实际履行的状态。地石律所。地石律所认为关于协议到期后是地石律所自行实施少量代理活动、双方应成立新的委托关系的辩称不能成立。本案中，双方一直事实延续《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权利义务关系直至2012年11月23日。即使依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华懋公司已经实际取得了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生效判决确定的诉讼标的案款，本案支付律师费的条件显然已经成就。此外，华懋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地石律所在履行《法律服务委托协议》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的事实，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因为地石律所的违法行为导致了华懋公司的实际损失。华懋公司关注的所谓违法活动，是指《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之外的第三方世创公司曾经向有关部门提出过一些求助信，要求人民法院公正审理的函件，而这些函件本身并不违法。华懋公司第一次提出解除《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书面文件是2012年11月23日的函件，该函件表明华懋公司否定了双方间的协议已经事实延续的状态，此解除函件是华懋公司单方违约终止合同的事实证据，其违约行为客观存在且其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违约金是明显过高，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是正确的。一审法院查明地石律所从未拒绝代理华懋公司执行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的任何事实,在2012年11月23日华懋公司第一次终止涉案协议之前，地石律所，地石律所已经就生效判决与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小企公司）的代理人、财务人员进行联系、沟通，并将沟通结果制作成备忘录发送给华懋公司。本案相关协议表明：1.世创公司在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中有辅助、督促地石律所履行诉讼代理义务的责任。2.在实践中地石律所履行相关的代理义务有一部分是通过世创公司转达，这种方式也是华懋公司予以认可的。2012年11月23日，华懋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撤销地石律所在民生银行股权纠纷执行案中的授权，此时地石律所无法再继续维护华懋公司的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地石律所，地石律所在2013年2月提起本案诉讼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地石律所存在违法行为或通过违法行为获得利益，本案是华懋公司违约终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且拒绝支付律师费导致的争议。综上，华懋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护一审法院正确的判决。地石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懋公司支付地石律所律师代理费人民币670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人民币6700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从2012年11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由华懋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7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原告（反诉被告）中小企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华懋公司借款纠纷一案，作出（2001）高经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为：一、中小企公司与华懋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和《补充借款协议》、《委托书》和《补充委托书》无效；二、中小企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华懋公司本金1094万美元；三、中小企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华懋公司45814912元人民币；四、驳回中小企公司、华懋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华懋公司不服上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高经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四终字第30号案件（以下简称30号案）的立案时间为2002年9月9日。2009年8月25日，华懋公司出具提供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委托书，其中载明：华懋公司与中小企公司借款纠纷一案正在贵院二审审理之中。本公司从即日起委托地石律所江学平律师、龙翼飞律师作为一般授权诉讼代理人，代理本公司参加二审诉讼活动。代理权限为：出庭参加诉讼，发表代理意见，进行调解，代为诉讼保全，接收法律文书，申请执行。2009年8月27日，华懋公司（甲方）与地石律所（乙方）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协议约定内容如下：本协议由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于2009年8月27日在北京市订立。一、协议背景。甲方与世创公司签订《委托索偿债权协议》，世创公司向甲方推荐乙方作为华懋公司二审诉讼代理人，代理华懋公司与中小企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的二审诉讼活动，华懋公司于2009年8月25日签发撤销函《撤销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作为华懋公司本案二审诉讼代理人的委托》，并签发《授权地石律所江学平、龙翼飞律师作为华懋公司二审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书》。《委托索偿债权协议》约定法律服务费由世创公司和华懋公司采取对赌的方式偿付。即二审胜诉（可获取的净利益必须超过一审判决不少于人民币3350万元），律师费由华懋公司及世创公司各自承担一半支付；二审败诉，律师费由世创公司支付。乙方认可并接受《委托索偿债权协议》关于律师费计价和支付方式，分别同对赌双方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二、律师费计价办法。本案诉争的标的是华懋公司委托中小企公司代为持有的民生银行原始股权及其孳息、红利等。根据乙方查证，中小企公司被最高人民法院因本案讼争而冻结的民生银行的股份超过6亿股。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2009年7月该股票交易平均价，本案总标的超过人民币40亿元。乙方根据本案诉争总标的现值和案情的复杂程度，确定律师费共计人民币7000万元。甲方和世创公司对此计价方式和价格并无异议。乙方在办理本案中所发生的以下费用并不包含在上述律师费内，应由甲方（世创公司）另行承担。具体如下：1.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收取的费用；2.北京市辖区之外（包括境外）的差旅费。三、支付。1.立约定金。甲方同意预付乙方人民币300万元作为立约定金。立约定金由世创公司支（垫）付。2.付款时间。（1）华懋公司依据二审生效判决（或民事调解书）收回现金的，甲方（世创公司）应在华懋公司收回现金到账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律师费；（2）华懋公司收回其认可的非现金资产的，甲方（世创公司）应在资产过户到华懋公司名下（或其指定的第三者名下）后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如果需要委托拍卖行通过拍卖程序变现的，则适用（2）款约定。四、违约处罚。甲方（世创公司）如发生逾期支付律师费的情形，应额外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应付律师费的万分之五/日计算。六、其他约定。1.二审判决（调解）生效之后，乙方同意继续为华懋公司提供执行期间的服务。2.本协议书之内容，无论协议生效与否，无论履行完毕与否，除依据法律要求及在必要的情况下与股东、董事、雇员、世创公司、遗产执行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协商外，任何一方未取得其他一方的事先书面同意，均不得就有关本协议或其所牵涉的事宜向任何人士作出披露。违约者应赔偿对方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3.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以补充协议的形式完善之。七、协议期限。1.乙方收到甲方(世创公司)支付的立约定金之日，本协议生效。2.本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生效日始计6个月终止。如果最高人民法院未能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审结本案，甲、乙双方自动解除委托、被委托关系，甲方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恢复协议签署前原状。地石律所称，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当日，其从世创公司处收取了人民币300万元定金。2009年8月25日，华懋公司（甲方）与世创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委托索偿债权协议》，该协议中与本案有关联的内容包括：背景：（1）甲方与中小企公司就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一案，于2002年7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颁下（2001）高经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及于2002年8月2日颁下民事裁定书，裁判文书主文明确：甲方可获中小企公司偿还借款本金美元10940000元，和人民币45814912元的赔偿金。（2）甲方于2002年7月15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9日颁下（2002）民四终字第30-1号民事裁定书及于2008年5月7日颁下（2002）民四终字第3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本案现正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二审诉讼。（3）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意见显示，由于甲方的民事商业行为确有存在不符当时的中国法律法规的行为和事实，加上各种案外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导致二审合议庭至今未能审结。（5）乙方是专门从事内地债权、债务纠纷处理的专门机构。为了加快推动本案的进展，息诉平争，搭建法律依据和沟通工程，乙方愿意就本案二审诉讼向甲方根据本协议项下的裁判及/或和解方案提供委托索偿债权服务。（6）乙方曾就本案与其相熟的地石律所江学平律师和龙翼飞律师进行讨论和分析研究，确认有信心为甲方在二审诉讼取得最后的胜诉。乙方因此向甲方提出由甲方聘请乙方出任其诉讼及债权索偿代理及委托地石律所出任甲方的诉讼代表以取代波士德事务所，并代表甲方参加二审诉讼及调解，以及向中小企公司取得索偿。（7）在乙方同意尽最大努力及促使地石律所尽最大努力为甲方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本协议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及经友好协商后同意签订本协议，及同意本协议项下的委托安排和利益分配。1.裁判方案：1.2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及促使地石律所接受甲方委托，负责与中小企公司进行诉讼。1.3乙方在本方案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任何费用（除本协议第3条有关地石律所律师费之约定外）概由乙方包干偿付。3.律师费：3.1对于地石律所出任甲方诉讼代表所收取的律师费为人民币7000万元。3.2首期律师费人民币300万元由乙方负责支付。3.3甲、乙双方同意按如下方式承担和支付余下律师费：（a）如甲方在二审中胜诉（即可分配利益不少于人民币3350万元），余下律师费人民币6700万元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一半，即各付人民币3350万元。甲、乙方须在甲方依据二审生效判决（或民事调解书）收回现金或资产过户（非现金资产）到甲方名下后十个工作日内，各自支付于地石律所）。（b）如甲方在二审中败诉或甲方依据本协议第10条终止协议，则第（a）项之律师费全由乙方承担。5.甲乙双方的承诺：5.6乙方负责促使地石律所接受甲方委聘，并同意促使地石律所在进行本案时与乙方配合使乙方可以顺利履行乙方在本协议书内向甲方做的各项承诺。9.协议有效期：除根据第10条提前终止，本协议的有效期由签署之日起18个月终止。惟对于本案执行程序方面的安排，甲乙双方可协商或延长本协议的有效期。10.终止：倘若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甲方可书面通知乙方终止协议，且不影响甲方的任何权利：（a）乙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下的任何责任；（b）乙方及/或地石律所违反任何国家之法律和规则；（c）乙方未能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令本案取得理想二审结果;(d)乙方及/或地石律所破产或被清算或其营业执照被注销。2009年9月4日，世创公司通过邮件向华懋公司发送了两份地石律所向世创公司及华懋公司的致函，9月3日署名地石律所龙翼飞的函件内容主要为：地石律所：地石律所收到世创公司专人送达的《授权委托书》和《撤销原委托函》日地石律所复印了案件一审相关文档和二审庭审质证笔录，进入案件研究，以及相关需要华懋公司跟进的与诉讼有关事项。9月4日署名地石律所龙翼飞的函件亦就案件涉及的相关事实进行了询问。2009年10月14日、2009年10月30日，地石律所，地石律所的龙翼飞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书面代理意见。2009年10月14日、2009年10月30日、2009年11月17日地石律所的龙翼飞、江学平律师在最高人民法院参加了法院组织的华懋公司与中小企公司的调解活动。2009年11月16日，华懋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出具调解意见书。2010年1月12日，华懋公司（甲方）与世创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约定：甲、乙双方于2009年8月25日在澳门签订《委托索偿债权协议》。乙方认真履行合同义务，与地石律所律师一道，重新梳理本案法律关系和答辩思路，在法庭组织的三轮调解活动中，据理力争以实现委托人利益最大化，兑现了重启尘封七年之久的审判程序之承诺。一、延长期限。《委托索偿债权协议》第10条终止“乙方未能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6个月内，令本案取得理想二审结果”变更为“乙方未能对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2个月内，令本案取得理想二审结果”。双方当事人另提交了世创公司与华懋公司之间的补充协议（二）至补充协议（五）的合同版本，但世创公司与华懋公司并未实际签署。2010年3月17日，华懋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续冻股权申请书。2010年4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继续查封中小企公司所持民生银行股权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10年7月19日，中小企公司的代理律师张惠泉向地石律所的江学平律师发送了和解方案的邮件。2010年7月20日，华懋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出具《放弃调解的决定书》。2011年12月1日，华懋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出具了《关于上诉人华懋公司明确上诉请求的说明》。2012年3月29日，华懋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续冻股权申请书。2012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继续查封中小企公司所持民生银行股权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年6月21日下午，华懋公司、诺顿罗氏（华懋公司委托的香港律师事务所）与世创公司在北京会面，2012年6月22日上午，华懋公司、诺顿罗氏与地石律所在北京会面，本案中华懋公司、地石律所、地石律所均提交了自行制作的会议纪要在出入。2012年8月17日，华懋公司通过邮件向世创公司发送两份新版本协议的草稿，分别为华懋公司与世创公司之间的《法律与索偿服务契据》、华懋公司与地石律所之间的《法律服务协议》（以下简称《817协议》，并要求世创公司将《817协议》转交地石律所，后地石律所与华懋公司并未签署该份《817协议》。2012年10月15日，地石律所，地石律所向华懋公司出具一份函件裁判文书近日可正式下达。华懋公司2012年11月1日收到该函件。2012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2）民四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为：一、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高经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撤销该判决主文第三项；二、中小企公司于收到本判决之次日起30日内，向华懋公司支付补偿金（补偿金具体数额为：就诉争737101904股中国民生银行的股份按判决之日前20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所计算的股份市值的40％的价款，加之该部分股份已产生的594910597.4元人民币分红的40％的价款之和）。地石律所。地石律所表示其于2012年11月2日领取上述判决书年11月5日，华懋公司经世创公司收到上述判决书。地石律所提交一份2012年11月13日的备忘录，显示当日，地石律所，地石律所的龙翼飞师及世创公司人员与中小企公司人员进行了（2002）民四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执行事宜的洽谈。2012年11月14日、11月29日，地石律所，地石律所的江学平律师与中小企公司的律师张惠泉李涛通过邮件讨论了判决执行问题。2012年11月23日，华懋公司授权代表庄日杰与区兆邦（TedOsborn）向地石律所发函，内容为：我们最近获委任为华懋公司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并获全面授权就与中小企公司于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的诉讼代表华懋公司。现附上华懋公司的香港律师今天发给世创公司的函件副本。贵所在查阅该函第6段后将注意到，世创公司无权就该诉讼和执行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10月29日判决或在其他方面以其本身或透过第三方代表华懋公司。因此，贵所不可就该诉讼和执行听取或接受世创公司的任何指示，而此后对于该诉讼和该执行只可接受下方签字人发出的指示，该两位签字人均获正式授权代表华懋公司处理该诉讼和该执行。我们知道，在法院的记录中，贵所是华懋公司的诉讼代表律师，故此我们希望与贵所会面以讨论该诉讼，贵所于当中的角色和收费问题。我们知道，贵所于2009年8月订立的协议在较早前已无效，因此我们有必要讨论以什么样的其他基准对贵所所曾从事的工作给予补偿（因上述协议无效，其条款亦不再适用）。关于本案的事实情况，我们希望贵所尽快回复的，就是中小企公司持有的民生股份有多少已被冻结以及诉讼保全的期限届满日期。据我们理解，贵所龙翼飞教授于2012年3月22日与华懋公司的香港代表会面，龙教授同意向中国法院及中国相关登记机构，确认中小企公司持有的民生银行股份有多少因法院颁布的财产保存令而被冻结，以及该等股份是否收到任何现存的抵押或产权负担所限制。此外，华懋公司在2012年5月初获告知，贵所当时正在提出(而我们亦同意应当提出)延长冻结令的申请。此外，在贵所龙翼飞教授与华懋公司代表于2012年6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上，贵所同意调查所有股份（即该诉讼标的物）的现状（包括该等已冻结和不被冻结的股份）。相信贵所已完成这事项，因此请向我们提供贵所已取得的信息及相关文件。此外，为了让我们了解更多有关贵所的角色，以便我们来评估日后工作的最佳处理方式，及贵所为华懋公司利益而提供的服务的受偿基础，请提供贵所对该诉讼已采取的所有步骤的全面详情，包括以下信息和文件：（a）贵所和/或贵所的成员与其它方（包括法院、世创公司及中小企公司）的往来通信；（b）与中小企公司进行会议的摘录及有关调解过程的任何和所有记录；（c）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及/或其他任何文件，以及从法院取得的任何文件；（d）其他与该诉讼有关的全部资料文件。同日，华懋公司授权代表庄日杰与区兆邦向中小企公司发函，内容为：请注意，中小企公司被裁定向华懋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应由中小企公司直接支付给华懋公司。依据本函，中小企公司已获告知，除了华懋公司明确书面同意或指令外，中小企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包括律师）或其他方支付该判决裁定的款项。我们理解贵方先前可能曾就该诉讼与世创公司联系往来，包括2012年11月13日的会面。请注意，该会议是在不获华懋公司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华懋公司也没有就此获得提前通知或任何咨询。我们亦已向世创公司表明（我们现在亦向贵方表明）世创公司无权就该诉讼和执行或在其他方面代表华懋公司。世创公司不获授权代表华懋公司，我们亦要求贵方不再就该诉讼和执行事宜与世创公司联系。有关该诉讼和该判决执行的一切事宜，烦请中小企公司直接与庄日杰先生商讨和联系。同日，诺顿罗氏向世创公司发送了两份函件，一份函件内容为：根据《委托索偿债权协议》约定，该协议有效期为18个月，订约各方没有通过协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协议有效期，该协议因时间期满而于2011年2月25日届满并终止，且自该日期后不再有效。该协议已届满失效这一事实，华懋公司多次向贵方提出。最近一次是2012年6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上。在北京会议后，本所客户随后于2012年8月17日以电邮方式向世创公司发出协议草稿，当中涉及续聘世创公司的条款，以供讨论。我们获告知，世创公司没有同意及拒绝接受协议草稿内容的意思表示，只向华懋公司发出世创公司北京会议记录的首个版本。所以，现时华懋公司与世创公司之间没有有效的协议这点是清楚明显的。为避免歧义，华懋公司谨此撤回以上述协议草稿所含条款或其他条件与世创公司磋商或讨论新协议的要约及其他任何可能被视为要约的意思表示。我们受客户指示向贵方重申并重点指出：贵方无权代表华懋公司由贵方自身或通过第三方（包括地石律所）处理有关诉讼事宜或其他事宜。我们再次强调贵方于协议项下获得的授权已随该协议于2011年2月终止而无效。华懋公司有权并有意自行处理安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执行事宜，以及一切有关该诉讼和诉讼收益的事宜。上述函件抄送了地石律所。另一份函件内容为：本函是关于以今日日期向贵方发出的公开函，当中述及华懋公司与世创公司于2009年8月25日就诉讼签订的协议已于2011年2月25日届满，且自该日后不再有效。2012年12月6日，华懋公司授权代表庄日杰与区兆邦再次向地石律所发函，内容为：关于我们向贵所发送的日期为2012年11月23日的函件，即关于华懋公司与中小企公司于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的诉讼，我们仍未收到贵所对函件的任何回复。为与贵所就函件中提及的相关事宜进行沟通，作为华懋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庄日杰先生分别于2012年11月28日、2012年11月29日两次致电贵所龙翼飞律师。在第一次通话中，龙律师在得知是庄先生去电后，便立即挂断了电话。后庄先生再次拨打龙律师的电话，但龙律师没有接听。鉴于此，我们只能认为贵所无意就函件所涉事宜与我们进行沟通。考虑到上述情况，以及代表华懋公司处理该诉讼执行程序的紧迫性，我们不得不另行聘请其他律师作为华懋公司的代理人。另外，我们仍然愿意就贵所在该诉讼中曾从事工作的补偿问题与贵所进行讨论，同时请贵所告知方便讨论的时间，以便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在本案审理中，2015年8月24日庄日杰出庭述称：2012年7月12日，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华懋公司与诺顿罗氏间讨论关于签订新的华懋公司与世创公司、地石律所、地石律所之间协议的会议想法记载在我2012年7月12日的邮件中，我认为协议看起来十分可疑，而且很明显协议已经过期了。鉴于以上，我认为不必急于重新委任世创公司和地石律所。自此，我开始积极介入华懋公司与中小企公司之间就民生银行股权纠纷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的事宜。在参加与诺顿罗氏的会议之前，我审阅了华懋公司与世创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索偿债权协议》和与地石律所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我亦审阅了华懋公司之前关于考虑在协议都已经终止后是否重新委聘世创公司与地石律所的会议纪要。在诺顿罗氏的会议之后，我对整个世创公司的委聘事宜进行进一步调查，除了寻求诺顿罗氏的意见之外，华懋公司还征询了中伦律师事务所的意见。2012年8月1日，我再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华懋公司与中伦律师事务所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探讨委聘世创公司/地石律所这样的代理人是否常见。会上，我再次提出对世创公司/地石律所工作的合法性的严重担心。但是，中伦律师事务所也提出若不重新委聘世创公司，世创公司有可能对华懋公司启动诉讼程序，甚至更可能串通中小企公司，不正当地影响华懋公司的合法权益。但是，在与诺顿罗氏及中伦律师事务所的会议中我均未被说服，我不认为重新委聘世创公司及地石律所并向其支付巨额费用以使其协助解决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是对华懋公司有利的。2012年8月24日，遗产管理人向遗产管理法官报告了关于重新委聘世创公司与地石律所的担心。在该函中，我们尤其请求遗产管理法官授权遗产管理人促使华懋公司不再更新或继续其与世创公司及地石律所的委托关系。2012年9月14日，遗产管理人向遗产法官报告了自2012年8月24日开始关于该事件调查的新情况。2012年9月17日，遗产管理法官开庭询问此事，对于遗产管理人提出的不再更新或继续其与世创公司及地石律所的任何委托关系的请求并未表示任何反对。2012年11月1日，世创公司的大卫帕克发送邮件，附件是一个落款为地石律所、日期为2012年10月15日的函，其中称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文书今日可正式下达。2012年11月16日，世创公司向大卫帕克发送了另一封致华懋公司的邮件，其附件为启动执行程序和备忘录，其中记述了世创公司与地石律所于2012年11月13日在未经华懋公司同意下擅自与中小企公司协商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问题。世创公司与地石律所均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未按照华懋公司指令行动，甚至也没有告知华懋公司其在上述会议中邀请了中小企公司或者接受中小企公司的邀请。考虑到世创公司和地石律所的行为，尤其是，罔顾协议已经终止、未经华懋公司授权擅自与中小企公司沟通执行事宜，华懋公司（通过诺顿罗氏）于2012年11月23日向世创公司、地石律所、地石律所和中小企公司各发出一份函件收到地石律所对上述函件的回复，我于2012年11月28日、2012年11月29日两次致电龙翼飞律师。在第一次通话中，龙律师在得知是我去电后，立即挂断了电话。再次拨打龙律师电话，龙律师没有接听。鉴于此，我和区兆邦于2012年12月6日再次签发了给地石律所的函，函件中，我们告知地石律所上述电话沟通情况，并表明：基于上述情况，以及代表华懋公司处理执行程序的紧迫性，华懋公司不得不另行聘请其他律师作为代理人。同时，该函中我们还强调愿意就地石律所在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中曾从事工作的补偿问题与地石律所进行讨论。2014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4）民四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裁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将地石律所诉华懋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移送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2015年5月14日，华懋公司收到其与中小企公司一案的执行案款人民币2016681821.30元。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四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本案诉讼中，地石律所，地石律所与华懋公司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此不持异议。华懋公司与地石律所于2009年8月27日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一、关于《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生效6个月后地石律所与华懋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根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该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生效日始计6个月终止，即2010年2月27日终止。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0年2月27日之后，地石律所，地石律所仍然在履行代理义务律所主张《法律服务委托协议》自动延期，华懋公司主张双方形成了新的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就此，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2月27日之后，华懋公司一直在默认且配合地石律所从事的代理行为，并未向地石律所明确表明解除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亦未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撤销地石律所代理权限的说明，且地石律所从事的代理行为与《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约定并无出入，此时应认定双方以实际行为延续了《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履行期限，虽然华懋公司在2012年8月17日向地石律所发送了新的《法律服务协议》的讨论稿，但双方并未实际形成新的委托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地石律所，地石律所与华懋公司2009年8月27日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一直处于实际履行的状态v>二、《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根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律师费由世创公司和华懋公司采取对赌的方式偿付。即二审胜诉（可获取的净利益必须超过一审判决不少于人民币3350万元），律师费由华懋公司及世创公司各自承担一半支付；二审败诉，律师费由世创公司支付。地石律所。地石律所认可并接受《委托索偿债权协议》关于律师费计价和支付方式赌双方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而《委托索偿债权协议》除了上述约定外，还约定了如华懋公司在二审中败诉或华懋公司依据本协议第10条终止协议，则律师费全由世创公司承担。第10条约定的内容为“倘若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华懋公司可书面通知世创公司终止协议，且不影响华懋公司的任何权利：（a）世创公司违反其在本协议下的任何责任；（b）世创公司及/或地石律所违反任何国家之法律和规则；（c）世创公司未能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2个月内，令本案取得理想二审结果;(d)世创公司及/或地石律所破产或被清算或其营业执照被注销。”根据上述合同约定条款，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根据华懋公司的陈述，其对《委托索偿债权协议》的效力存在异议，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委托索偿债权协议》的效力问题不影响本案中对律师费给付条件是否成就的认定。即若《委托索偿债权协议》无效，本案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有效，此时应根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相关条款确定给付条件，华懋公司“二审胜诉（可获取的净利益必须超过一审判决不少于人民币3350万元）”这一条件显然已经达成，故此时律师服务费付款条件已经成就。若《委托索偿债权协议》有效，此时应考虑《委托索偿债权协议》第10条约定是否构成本案给付律师服务费的限制，就此一审法院注意到，该条款约定的是华懋公司书面单方解除《委托索偿债权协议》的权利，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华懋公司并未适用《委托索偿债权协议》第10条的约定内容解除合同，且《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一直处于实际履行的状态，故《委托索偿债权协议》的上述条款不影响一审法院根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约定内容来认定律师费的支付条件问题。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约定，华懋公司在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中获取净利益超过了其一审得到的人民币3350万元，律师费付款条件已然成就。三、关于华懋公司应向地石律所支付的代理费金额问题首先，根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约定，在二审胜诉的情况下，律师费应由华懋公司与世创公司各自承担一半，即人民币3350万元，故一审法院采信华懋公司关于其“承担的律师费最高不应超过人民币3350万元”的抗辩意见。就地石律所主张华懋公司恶意解除合同，要求华懋公司支付全部人民币67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无论《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是否解除，协议中的律师费支付条款均应认定有效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两个律师费支付主体，华懋公司无义务承担世创公司的给付义务。综上，地石律所，地石律所的该项主张与合同约定内容明显不符不予采信。其次，本案的律师费金额，还应考虑以下两点问题：一是地石律所实际未代理最高人民法院案件的执行工作，地石律所，地石律所称华懋公司单方解除合同额支付律师费，就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华懋公司解除委托合同是其法定权利，《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中对此亦未有相反约定，地石律所，地石律所不应就其未进行的代理工作获得代理报酬所未代理进行执行工作应作为律师费金额的考量之一。二是地石律所确未在《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6个月的时间内达到案件审结的代理成果，虽根据前文所述，华懋公司以实际行动延续了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但委托结果迟延达成亦应作为律师费金额的考量之二。再次，华懋公司就律师费金额提出了三点抗辩主张，一是地石律所的工作与世创公司重合，相关代理工作不能认定为地石律所作出；二是地石律所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律师费金额过高。就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如前文所述，《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条件是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胜诉，即双方约定以案件的结果作为判断代理工作是否完成的依据，而非根据表面量化的工作，故相关代理工作是地石律所单独作出还是与世创公司共同作出不影响一审法院对律师费金额的考量。第二、华懋公司主张地石律所代理行为违法违规，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如果地石律所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确给华懋公司造成实际损失，华懋公司可要求赔偿，现华懋公司并无任何实际损失的证据，故华懋公司的该项主张不影响一审法院对律师费金额的考量。第三、华懋公司主张本案约定的律师费过高，因本案中律师费的金额系双方自由合意之结果，故华懋公司的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综合以上分析，特别考虑到地石律所未代理执行工作和实际结案时间超期这两个事实，一审法院酌定华懋公司应向地石律所支付的律师费金额为人民币3015万元。四、关于华懋公司是否应向地石律所支付违约金的问题地石律所诉请主张华懋公司应从2012年11月23日开始向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理由是2012年11月23日，华懋公司发函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就此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文所述，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委托合同解除后，委托合同中的律师费支付条款仍然有效，故律师费的给付时间仍应按照《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约定认定，《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华懋公司应在收回现金到账后10个工作日内向地石律所支付律师费，华懋公司实际于2015年5月14日收回执行案款，故一审法院认定，其应于2015年5月28日前向地石律所支付律师费，华懋公司未按约支付，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地石律所支付违约金，即从2015年5月29日开始，以人民币3015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华懋公司辩称其一直与地石律所联系律师费补偿问题，是地石律所拒绝沟通，故其不应向地石律所支付违约金。就此一审法院认为，华懋公司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华懋公司同意支付上述金额的律师费但地石律所拒绝受领，且华懋公司在本案中的答辩意见是不同意向地石律所支付任何律师费，其主张前后矛盾，对其该项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五、关于华懋公司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的问题华懋公司于2016年11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诉讼中止申请书，认为本案应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华懋公司与世创公司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申请本案中止审理。就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审理的系华懋公司与地石律所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与世创公司和华懋公司之间的《委托索偿债权协议》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前文中已就《委托索偿债权协议》的效力问题对本案审理是否会产生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且华懋公司提出的其他中止理由均不影响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独立认定案件事实并得出处理结论。综上，对华懋公司的中止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依照《合同法》第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华懋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地石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人民币3015万元；二、华懋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地石律所支付违约金（以人民币3015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5年5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地石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华懋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2年8月17日，华懋公司通过邮件向世创公司发送两份新版本协议的草稿。其中华懋公司与世创公司之间的《法律与索偿服务契据》草稿内容包含：“背景”部分载明：“（E）为了加快（i）审结民事诉讼案与上诉案件获得有利的最终判决，及（ii）确保最高法院对民事诉讼案与上诉案公布的最终判决能够成功执行，华懋依据早年于2009年8月25日签署的《委托索偿债权协议》（其合同期限后根据2010年1月12日签署的《补充协议》延长）的条款条件，聘请服务提供方，但有关协议已因期限届满而失效（过往协议）。双方一直谈判再次聘请服务提供方，继续为华懋在诉讼过程中提供支持服务，包括在中国提供执行和索债服务。服务提供方现按本契据的条款和条件接受华懋的重新委托，并同意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提供服务。”“2期限”部分载明：“2.2为避免疑义，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契据取代过往协议（已因期限届满而于2011年2月失效）以及双方之间有关民事诉讼案和上诉案而可能存在的其它任何书面或口头协议或因某项行为而存在的协议）（合称该等过往协议），双方谨此确认，该等过往协议已解除且再无效力。双方继而同意豁免、解除对方因该等过往协议而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任何及所有性质的索赔。”其中华懋公司为甲方，地石律所，地石律所为乙方的《817协议》草稿内容包括委聘：1.1双方同意确认，本协议取代2009年协议（该协议已因期限届满而失效）和双方之间有关于最高法院上诉程序和该争议的任何可能存在的其它协议（不论是通过书面、口头约定或一系列行为而构成的）（统称过往协议），双方谨此确认过往协议已全部解除且不再有效。”“5应付乙方的律师费：5.1乙方确认，甲方或其代表于本协议签订当天前已向乙方支付人民币300万元。5.2双方同意依据以下条款与条件的约定，乙方可获支付额外酬金最多人民币6700万元（律师费）：（a）人民币（500000）元（首期付款）将会在以下事项中较晚发生的一项完成后的[●]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i）双方签署本协议，及（ii）乙方向甲方提供关于最高法院上诉程序全部文件的一套完整的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和中小企或其代表在最高法院备案的所有诉状/代理意见/往来信函、乙方作为甲方的诉讼代理人所收到的法院命令/传票/通知和任何其他法律程序文件，以及乙方可在最高法院复印的有关该争议的所有其它文件；（b）人民币（1000000）元（第二期付款）将会在最高法院作出的有利的最终判决日期后[●]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c）在实现有力的最终判决或成功和解后，双方同意额外向乙方支付按照以下算式计算的款项（奖励律师费），奖励律师费在以下算式中以“X”代表：X=Z(Y-200000000)/1600000000。其中：Y=实现有利的最终判决或成功和解甲方所得的收益，Z=律师费-首期付款-第二期付款。为免疑义，如Y少于人民币8亿元，乙方则不享有任何奖励律师费；在任何情况下，奖励律师费都不会超过Z。（d）律师费为乙方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有关该争议的责任与义务所有权收取的酬金的上限。”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选择适用我国法律正确，双方当事人对此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一、关于《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履行与终止华懋公司与地石律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明确约定了协议有效期，即地石律所收到立约定金之日协议生效，有效期自协议生效日始计6个月终止，如果最高人民法院未能在协议有效期内审结30号案，双方自动解除委托、被委托关系。地石律所。地石律所在本案中确认律服务委托协议》当日即2009年8月27日从世创公司处收取了人民币300万元定金。可见，《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有效期为2009年8月27日至2010年2月27日。2010年2月27日《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期限届满之日，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审结民生银行股权纠纷上诉案，华懋公司与地石律所亦未就《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是否延期达成新的协议，因此《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因期限届满而终止。二、《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终止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华懋公司于2009年8月25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即华懋公司从即日起委托地石律所江学平律师、龙翼飞律师作为一般授权诉讼代理人，代理其参加与中小企公司借款纠纷二审诉讼活动。代理权限为：出庭参加诉讼，发表代理意见，进行调解，代为诉讼保全，接收法律文书，申请执行。该向第三方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强调的是地石律所代理华懋公司参加其与中小企公司借款纠纷整个二审诉讼程序以及申请执行程序，并未依据华懋公司与地石律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明确地石律所代理权限的截止时间是2010年2月27日。《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于2010年2月27日终止后，华懋公司并未依照之前撤销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的授权程序，正式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撤销函撤销地石律所作为华懋公司在30号案中的授权委托，地石律所，地石律所仍然作为**案中华懋公司的诉讼代理人继续履行代理义务亦配合并接受地石律所的诉讼代理服务，在30号案二审判决作出之前华懋公司和地石律所以行为的方式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定期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华懋公司向世创公司发出的两份新协议草稿内容的表述均证明华懋公司认同其与地石律所存在“因某项行为而形成的协议”，《法律与索偿服务契据》草稿内容，“2期限：2.2为避免疑义，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契据取代过往协议（已因期限届满而于2011年2月失效）以及双方之间有关民事诉讼案和上诉案而可能存在的其它任何书面或口头协议或因某项行为而存在的协议）（合称该等过往协议），双方谨此确认，该等过往协议已解除且再无效力。双方继而同意豁免、解除对方因该等过往协议而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任何及所有性质的索赔”，《817协议》草稿内容“1再次委聘：1.1双方同意确认，本协议取代2009年协议（该协议已因期限届满而失效）和双方之间有关于最高法院上诉程序和该争议的任何可能存在的其它协议（不论是通过书面、口头约定或一系列行为而构成的）（统称过往协议），双方谨此确认过往协议已全部解除且不再有效。”三、地石律所是否有权取得律师费和违约金本案争议的实质是华懋公司与地石律所以行为而形成的事实上的委托诉讼代理合同关系的律师费计酬方式和数额，华懋公司上诉主张双方在事实合同项下并未约定律师费的数额和支付方式且因地石律所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工作内容致使无法计算律师费，故在本案中无权获取报酬或者华懋公司愿意根据地石律所的工作内容、工作难易程度、工作量等确定衡量其应当支付的律师费。地石律所则。地石律所则认为以行为而形成的事实上的委托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是原《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延续方式和数额等主要条款仍然是《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中的条款。本院认为：尽管华懋公司与地石律所在事实合同项下并未明确约定律师费计酬方式和数额等主要条款，但是华懋公司的一系列行为使地石律所对于华懋公司依然按照《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计酬方式和数额支付律师费产生足够合理的信赖期待，双方事实委托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应当参照适用《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中的条款。原因如下：首先，在《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明确约定于2010年2月27日终止且华懋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出具对地石律所的授权委托书未明确期限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华懋公司作为委托人有权随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撤销对地石律所在30号案中的授权委托，地石律所作，地石律所作为受托人亦有权随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辞去在**案中的受托律所仍然，地石律所仍然作为华懋公司**案的诉讼代理人继续履行诉讼代理人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续冻股权等；华懋公司积极配合并接受地石律所的上述诉讼代理服务，从未就地石律所的诉讼代理行为提出过任何异议或者对律师费计酬方式和数额提出新的变更要约。不仅如此，华懋公司在此期间一直表达要再次委聘地石律所，华懋公司向世创公司发出的《法律与索偿服务契据》草稿内容亦证明此点，其背景（E）中表述“双方一直谈判再次聘请服务提供方，继续为华懋在诉讼过程中提供支持服务”。此种长达近两年半（2010年2月27日-2012年8月17日）的事实上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使地石律所对华懋公司会延长《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合同期限、继续按照《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计酬方式和数额支付律师费产生了足够合理的信赖期待。其次，在华懋公司提供的《817协议》草稿中，对于地石律所的报酬问题，华懋公司根据其在30号案中最终取得的收益计算提出地石律所可获支付额外酬金最多人民币6700万元，并非根据律师的工作量计算。虽然《817协议》双方并未最终签署，但由此可见：1.华懋公司对于地石律所在双方存在事实代理合同关系期间从事的法律服务行为是满意且认可的；2.对于事实委托合同关系期间的律师费计费标准，华懋公司按照《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计酬方式和数额支付而非依据律师工作量计算并无异议。华懋公司起草的《817协议》草稿内容本身亦使地石律所对华懋公司会继续依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计酬方式和数额支付律师费产生了足够合理的信赖期待。再次，本案《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源于华懋公司（甲方）与世创公司（乙方）于2009年8月25日签订的《委托索偿债权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未能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6个月内，令本案取得理想二审结果”，华懋公司（甲方）可书面通知世创公司（乙方）终止协议。后双方专门于2010年1月12日签订《补充协议（一）》，直接将《委托索偿债权协议》第10条终止“乙方未能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6个月内，令本案取得理想二审结果”变更为“乙方未能对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2个月内，令本案取得理想二审结果”，并未谈及变更律师费计酬方式、数额问题，此点亦使地石律所对华懋公司会继续依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计酬方式和数额支付律师费产生了足够合理的信赖期待。最后，2012年8月17日，在地石律所完成了绝大部分诉讼代理工作后，华懋公司提出《817协议》草稿，明确“本契据取代过往协议（该协议已因期限届满而失效）以及双方之间有关民事诉讼案和上诉案而可能存在的其它任何书面或口头协议或因某项行为而存在的协议）（合称该等过往协议），双方谨此确认，该等过往协议已解除且再无效力。双方继而同意豁免、解除对方因该等过往协议而产生或可能产生的任何及所有性质的索赔”，在地石律所未签署《817协议》后，华懋公司并未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撤销对地石律所在30号案中的授权委托，对于最高人民法院、中小企公司而言，地石律所仍然是，地石律所仍然是**案中华懋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行。地石律所继续履行诉讼代理人义务月2日领取30号案民事判决书，华懋公司于2012年11月5日经世创公司收到上述判决书，未对地石律所仍然代理华懋公司领取30号案判决书提出任何异议，亦未向30号案的相对方中小企公司明示地石律所人员无权代理华懋公司。2012年11月13日，地石律所、世创公，地石律所小企公司就30号案民事判决执行事宜进行洽谈；2012年11月14日、11月29日，地石律所与中小企，地石律所与中小企公司的律师张惠泉通过邮件亦讨论判决执行问题律所及时反馈给华懋公司。华懋公司此种既接受地石律所的服务成果又从不向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小企公司明示撤销对地石律所授权的行为，亦使地石律所对华懋公司会继续依据《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计酬方式和数额支付律师费产生了足够合理的信赖期待。本院认为，律师与客户之间的关系需有极高的信任度和保密性。一方面，在诉讼代理工作过程中，律师受客户委托以客户名义从事诉讼代理工作，律师在双方关系中更具有优势，法院会更多注意强调受托律师勤勉、忠实地履行义务，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客户的利益，确保该等信任不会对给予该份信任的委托客户的权利造成损害；另一方面，在诉讼代理工作结束之后，委托客户直接从受托律师的工作成果中受益，委托客户在双方关系中更具优势，法院会更多注意强调委托客户应当秉持诚信、恪守承诺，依约按时支付受托律师报酬，确保提供法律服务的受托律师依约获取法律服务报酬。本案中，尽管华懋公司与地石律所在事实合同项下并未明确约定律师费的计酬方式和数额，但是华懋公司的一系列行为使地石律所对华懋公司依然按照《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计酬方式和数额支付律师费产生了足够合理的信赖期待，双方事实委托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应当适用《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华懋公司一方面向地石律所发函称双方法律服务合同关系终止，一方面却从未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撤销对地石律所在30号案中的授权委托，亦未向中小企公司明示已撤销对地石律所在30号案中的授权委托。直至2012年11月23日，华懋公司已经得到30号案的胜诉判决和地石律所与中小企公司就判决执行的初步谈判结果后，才向中小企公司发函称“有关该诉讼和该判决执行的一切事宜，烦请中小企公司直接与庄日杰先生商讨和联系”。华懋公司在地石律所已经完成诉讼阶段所有的代理工作和启动执行谈判程序的情况下、且其从上述法律服务工作中直接受益后，才向地石律所以外的相关方中小企公司明示庄日杰与区兆邦获华懋公司全面授权就与中小企公司于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的诉讼代表华懋公司，在此时点，华懋公司才正式向相关方中小企公司明示撤销地石律所的授权。综上，本院认为，双方事实委托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应当参照适用《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中的条款，华懋公司应当按照《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计酬方式和数额向地石律所支付律师费用。华懋公司关于地石律所拒绝沟通、拒绝代理的行为导致双方之间事实上诉讼代理关系终止的主张，本院认为，地石律所作为华懋，地石律所作为华懋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与了**案的诉讼活动务，并不存在拒绝代理情形；即便2012年8月17日，在地石律所完成了绝大部分诉讼代理工作后，华懋公司一方面向地石律所提出《817协议》草稿：终止双方之间有关民事诉讼案和上诉案而可能存在的其它任何书面或口头协议或因某项行为而存在的协议重新谈判签署新的委托协议；另一方面华懋公司并未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撤销对地石律所在30号案中的授权委托，在此情况下地石律所完全可以辞去该案的受托但其仍然作为华懋公司的诉讼代理人继续尽职尽责地履行了诉讼代理义务，华懋公司亦享受上述诉讼代理服务产生的利益。在得到30号案的胜诉判决和地石律所与中小企公司就判决执行的初步谈判结果后，华懋公司才于2012年11月23日向诉讼的相对方中小企公司发函称“有关该诉讼和该判决执行的一切事宜，烦请中小企公司直接与庄日杰先生商讨和联系”，并于2012年11月29日重新授权其他律师事务所代理30号案的执行事宜，终止华懋公司与地石律所事实上的委托诉讼代理合同关系。华懋公司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有权随时解除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但应当赔偿地石律所相应的损失。对于华懋公司向地石律所赔偿的损失中是否包含律师费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地石律所虽然未参与30号案判决的执行工作，但其代理华懋公司参加了30号案且华懋公司二审胜诉，华懋公司解除事实上的委托诉讼代理合同后应当向地石律所支付相应的报酬，尽管华懋公司与地石律所在事实合同项下并未明确约定律师费计酬方式和数额等主要条款，但是华懋公司的一系列行为使地石律所对于华懋公司依然按照《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的计酬方式和数额支付律师费产生足够合理的信赖期待，双方事实委托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应当参照适用《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中的条款。一审法院最终酌定华懋公司向地石律所支付律师费人民币3015万元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认可。对于违约金的起算，本院认为，华懋公司解除事实上的合同即应当支付相应律师费，逾期付款则赔偿违约损失，一审法院判决自2015年5月29日起算违约金，地石律所并未就此提，地石律所并未就此提起上诉。华懋公司关于违约金标准过高的主张，缺乏相应证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四、地石律所的代理活动是否涉嫌违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华懋公司主张地石律所在从事代理工作期间存在违法行为，其仅以世创公司在与华懋公司往来文件中的表述予以证明，并未提交其他相应的证据，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支持。五、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华懋公司与世创公司、地石律所分别签订了、地石律所分别签订了《委托索偿债权协议》和《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的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本案为华懋公司与地石律所之间的诉讼代理合同纠纷，鉴于前述分析，地石律所的报酬并非，地石律所的报酬并非依据其工作内容和工作量来进行判断内容与本案无关，本案无须以华懋公司与世创公司案件的审理为依据。故，对于华懋公司关于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的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550元，由华懋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春梅审判员  杨绍煜审判员  魏 欣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杜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