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13民初10485号原告：闫凯，男，1989年7月30日出生。原告：赵晓华，女，1965年4月24日出生。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北京市中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28号蓝天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蔡剑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勇，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园区绿生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刘雪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雯，女，1985年7月2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臣，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晓华、闫凯与被告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公司）、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公司）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晓华、闫凯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被告国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武勇，被告机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雯、张国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晓华、闫凯诉称：2016年4月28日，阎德胜，在中转CA1611航班的候机过程中，突发身体不适。根据机场监控录像和调查显示，14:49阎德胜坐在行李提取服务台前的座位上，明显表现身体不适，随后长达45分钟的时间里，阎德胜多次向多名机场清洁工、行李运送员、机场大使求助，后监控显示至15:36阎德胜坐轮椅被退走。16:21阎德胜坐轮椅被推上飞机，16:28飞机上的乘客发现阎德胜在飞机上失去意识，后死亡。赵晓华、闫凯认为，国航公司、机场公司在阎德胜中转过程中突发身体不适求助时，没有妥善采取救助措施，在明显可以看出病人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国航公司、机场公司未采取任何措施将病人推上飞机，将病人推上飞机后，在明知病人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国航公司、机场公司没有妥善安置并照料，病人病发后，在病人家属明确告知随身携带药物的情况下，迟延8分钟才给病人服用药物。正是由于国航公司、机场公司以上的不作为和处置不当行为，造成了阎德胜的死亡，给赵晓华、闫凯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伤痛和损失。故，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判令：1.国航公司、机场公司向赵晓华、闫凯支付死亡赔偿金806420元、丧葬费678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国航公司、机场公司负担。被告国航公司辩称：一、本案应依法适用199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蒙特利尔公约》”或“《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国内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由于本案涉及的航空运输出发地和目的地分别位于美国和中国，根据《公约》的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虽然CA1611航班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均位于中国境内，但根据《公约》，CA1611航班和CA820航班应视为一项不可分割的连续运输，属于该《公约》规定的国际运输。我国系《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现已对我国生效，且旅客乘坐航班为国际运输，属于该公约之适用范围，故本案优先适用该公约的规定。二、根据《公约》，国航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公约》第是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据此，即除非旅客死亡是由事故引起的，否则被告无需对旅客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1.旅客死亡完全是由于其自身疾病造成的，并无《公约》规定的“事故”发生。根据公安部发布的《猝死尸体的检验》中指出：猝死，指一个健康的人，由于患有潜在的疾病或技能障碍，发生突发的、出人意料的非暴力死亡（自然死亡）。在本案中，根据阎德胜《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证明》”），阎德胜的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据此，我们认为该等猝死是由于旅客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而导致的、旅客发病后，乘务员回拨旅客家属电话时，旅客家属承认旅客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以及旅客随身携带硝酸甘油药品也能佐证旅客自身是患有疾病的。《公约》第十七条规定的事故，是指旅客自身之外，无法预见的、不寻常的事件或意外。该等事故正是造成旅客伤害的原因，并非指伤害本身。在飞机正常飞行程序下，或在旅客正常上下航空器程序下，因旅客特殊的内在情况产生的伤害就不属于《公约》十七条规定的事故。而在《公约》的适用上，已经有判例表明旅客心脏病发不属于《公约》十七条的事故。即使该旅客诉称承运人未提供充分的救助。在本案中，阎德胜的死亡发生在正常的登记程序中，在阎德胜死亡期间，并没有任何属于《公约》第十条规定的事故发生，阎德胜的发病和最后死亡与国航公司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而恰恰是阎德胜自身患有心脏病的原因才导致死亡后果发生。2.国航公司对阎德胜已完全履行救助义务。我国现行的法律未对国航提供救助义务方式、程度和程序给予任何强制性的规定，同时明确不能要求国航救助的效果等同专业急救人员或执业医师的效果，故，国航公司认为国航应履行的救助义务应为一般人的一般性救助服务。本案中，在CA820航班落地后，在旅客提出临时申请轮椅服务后，国航地面服务人员正常为旅客提供了轮椅服务，全程推送旅客送至登机口，在登机口国航公司工作人员也为其安排了优先登机。在航班中转全程，旅客精神状态良好并且能正常与国航公司员工沟通交流。登机以后，国航公司机组人员在发现阎德胜身体不适后，先采取了广播寻找机上专业医务人员对其进行诊疗、为其进行输氧，在发现其无意识反映后，立即对其采取了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与此同时，乘务员也积极联系医院，使地面医务人员尽快接续急救，上述事实均有证据予以证明，。虽然国航公司的救助义务没有避免阎德胜死亡结果的最终发生，但国航公司所尽的救助义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是充分、恰当的，并且不应苛求国航公司履行其一般性救助义务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否达到专业医疗效果。3.国航公司已经向旅客家属支付了36748.70元、阎德胜死亡案件发生后，国航公司第一时间和旅客家属取得了联系，并承担了旅客家属来北京处理善后事宜的所有住宿、交通等开销，其中住宿费为21381.70元，交通费15367元。综上所述，国航公司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在处理本案的过程中尽到了应履行的职责，在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依然承担了旅客家属的后续处理费用，尽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赵晓华、闫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赵晓华、闫凯的诉讼请求。被告机场公司辩称：一、机场公司履行了服务职责且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赵晓华、闫凯在起诉状中所述的机场公司、国航公司“在阎德胜中转过程中身体突发不适的情况下，未采取任何措施将病人推上飞机”与事实不符。2017年4月28日，阎德胜先生自14:08从国航CA820航班下机至16:18登上国航CA1611航班，在机场公司管理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转机期间，机场公司的工作人员履行了服务职责，从首位发现阎德胜身体不适的托盘回收员、至保洁员、保洁主管、机场大使都曾尽职尽责地位阎德胜提供帮助、保洁主管及机场大使曾多次明确询问阎德胜是否需要就医，阎德胜明确表示不需要就医，自己带了药，已经吃过了，休息一会儿就好。并希望机场公司工作人员提供轮椅，帮助其完成登机。在机场大使用轮椅将阎德胜推至国航值机柜台的过程中也反复确认阎德胜是否需要就医，阎德胜明确回答不需要，只需要帮助其完成登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机场公司不存在过错，亦无其他依据无过错原则或推定过错原则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的情形，机场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登机而非就医是阎德胜在其清醒状态下做出的选择，阎德胜的死亡系突发疾病所致，机场公司对其离世的后果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阎德胜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首都机场转机期间一直意志清醒，状态正常，能与他人正常交流，在其自身能清晰表达意愿并明确要求帮助其登机的情况下，机场公司只能尊重其个人选择。如果阎德胜有就医要求，其完全可以在与保洁员、保洁主管。机场大使沟通过程中以及在办理登机、通过安检、等待登机以及登机等多个环节向机场公司和国航公司工作人员明确提出，也可以自己通过拨打手机求助，但阎德胜在以上环节均没有提出，也没有打电话求助，可见阎德胜没有就医的意愿，而是选择登机，尽快回家。监视视频显示，阎德胜在首都机场转机期间，虽显示身体疲惫，但其能够独立行走下机、自己坐轮椅，自己完成安检。直到机场公司工作人员将阎德胜交接给国航公司地勤人员，阎德胜一直精神状态良好，能够与工作人员顺畅交流，并无常人可判断需要紧急送医的情形。根据阎德胜的明确要求以及表现出来的身体状态，机场公司主观上根本无法判断阎德胜需要紧急送医，无法预见可能出现疾病死亡的结果。机场公司在无法预见阎德胜可能死亡且阎德胜先生明确表示选择登机的情况下，不可能也没有权利要求阎德胜取消登机并将其强行送医。机场公司对阎德胜的离世主观上无法预见，客观上无法预防和控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机场公司对阎德胜的离世表示惋惜，但是在阎德胜转机的两个小时内，机场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赵晓华、闫凯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阎德胜、赵晓华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闫凯。2016年4月28日，阎德胜乘坐国航公司承运的由美国纽约至哈尔滨的航班，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转。其中美国纽约至北京航段的航班号为CA820，北京至哈尔滨航段的航班号为CA1611。当日14:23，阎德胜由CA820航班处登机口走出，14:49到达行李提取处，15:01与蓝色制服人员交流，15:15与机场另一名员工沟通交流，15:17与机场大使交流，15:34机场大使推着轮椅将阎德胜推走，15:36阎德胜坐着轮椅被推走办理登机手续，后阎德胜登机，16:28阎德胜被发现异常情况，16:32国航公司通知机场公司叫急救医生，同时航班暂停上客，16:32-16:40之间乘务员给赵晓华打电话，赵晓华表示阎德胜有糖尿病史，且随身携带了硝酸甘油，建议乘务员为其服用。乘务员从阎德胜身上取出药物为其服用，同时为阎德胜吸氧。16:45机场救护车到位，急救医生进行约20分钟急救，为阎德胜注射三针药物。约17:05，在医生的指挥下，员工将阎德胜抬上担架，由5名男员工抬担架至平台车，通过平台车下机然后将阎德胜送上救护车，救护车在17:10左右发车，约17:20救护车抵达机场医院，后阎德胜经抢救无效死亡。2017年5月11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急救中心出具阎德胜《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其上载明阎德胜死亡地点：来院途中，死亡原因：心源性猝死。赵晓华、闫凯提交2017年5月9日国航公司出具的《4月28日CA1611航班情况说明》，拟证明阎德胜于2017年4月28日在乘坐CA1611航班死亡的事实。国航公司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该说明并未写阎德胜是在乘坐CA1611航班时死亡的事实。机场公司表示不清楚具体过程。赵晓华、闫凯提交视频时间节点，拟证明阎德胜自14:53分开始在视频中表现出不适，至16：20登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中，中间多次求助，没有得到妥善救助，登机时候身体明显不适。国航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国航公司已经给予应给的帮助和协助义务。机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视频是机场公司提供的，但是从视频中无法看出阎德胜有明显不适，登机时候精神状态良好。赵晓华、闫凯提交丧葬费票据，拟证明阎德胜丧葬费67840元。国航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机场公司主张该费用计算依据不明确。赵晓华、闫凯提交出诊记录，拟证明2017年4月28日阎德胜意识丧失10分钟，阎德胜在飞机上，急救人员到的时候就已经死亡了。国航公司、机场公司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主张死亡证明上记载的了死亡的地点是来院途中。国航公司提交《大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机上紧急事件报告单》，其上载明：航班号：CA1611，日期2017.4.28，出发地：北京，到达地：哈尔滨。乘客姓名：阎德胜。事件起因：邻座乘客发现该乘客状态异常，并告知乘务员（旅客登机期间）。事件经过及机组措施、结论：乘务员发现后立即报告乘务长，乘务长报告机长通知机场医务人员并广播找寻医生，使患者尽量舒适，了解病史及服用硝酸甘油，并吸氧。见证乘客：范小红，座位号25J、朱先生，座位号26K。见证乘务员：孙傲然。证词：旅客发现此患者不舒服，于是我立刻过去察看，对其轻拍重唤后，该患者无意识，此时脉搏微弱，乘务组广播找医生。赵晓华、闫凯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报告单多处修改，且写的是受伤与事实不符。邻座发现阎德胜状态异常，是国航公司失职情况。机场公司认可该证据，主张对该证据无意见。国航公司提交2017年4月29日国航公司地面服务部出具的《关于CA1611航班情况说明》，拟证明阎德胜在转机过程中健康及精神状态未显示任何异常，机场公司及国航公司为阎德胜提供了轮椅以及及时周到的服务，不存在过错。赵晓华、闫凯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是国航公司单方制作的。机场公司主张送机途中阎德胜的状态良好，要求自行登机，没有需要送医的情形。国航公司提交收据、转账交易凭证，酒店发票，拟证明国航承担阎德胜家属交通费及住宿费的情况。赵晓华、闫凯认可该证据，是赵晓华收取的。机场公司主张对该证据无意见。国航公司提交《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2016修订、《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记载医疗设备配备和训练》，拟证明对于大型飞机公共运输承运人，不要求提供专业的应急医疗服务，对机组成员实际操练和复训不需要达到或者相当于专业急救员的水平。赵晓华、闫凯主张其为要求国航公司达到专业急救人员的水平，国航公司未尽到基本注意义务。机场公司主张对该证据无意见。国航公司提交机上药箱物品清单、乘务员年度应急复训合格证及培训证书，拟证明国航涉案航班机上医疗设备配备符合规定，且乘务员已接受急救培训，成绩合格，符合相关规定。赵晓华、闫凯不认可该证据关联性。机场公司主张对该证据无意见。机场公司申请证人高颖出庭作证，证人高颖称：“我们正在轮岗，我们同事告诉我有一位先生需要轮椅，我就去推了，他们说先生可能不太舒服，之前同事询问先生需不需要医疗中心人过来，他说不用，后我又问了一遍，他说不用，吃过药了，我遵循他本人意愿带他到国航柜台交给国航人员，这位先生四五十岁，说话口音记不得了，那天他穿了蓝色衣服，我穿金色衣服。整个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问过旅客两次是否需要就医，旅客说不需要就医，已经吃过药了，直接带他办手续。”赵晓华、闫凯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高颖没有交劳动合同，身份存疑，即便是空港公司的员工，但在机场公司、国航公司场所服务，与机场公司、国航公司有关联，作出对赵晓华、闫凯不利的证言可以排除。其陈述阎德胜不需要就医，吃过药是经过事先安排的，应排除。高颖提到轮椅使用需要填单子，阎德胜没有填，是因为自己无法走，无家人推，故需要工作人员陪同，说明阎德胜身体不适。阎德胜用手捂胸，除了需不需要就医外，无其他沟通，情况说明内说阎德胜与员工不断沟通交流，但实际阎德胜用手捂胸，不怎么说话，无法说明精神状态良好。阎德胜若是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报告的。陶秋英与阎德胜刚开始接触的，事实上阎德胜与陶秋英说其需要帮助。国航公司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与国航公司、机场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事实。机场公司申请证人王世文出庭作证，证人王世文述称：4月28日下午14:00多我接到员工陶秋英电话，在36转盘北侧座椅上有旅客不舒服，我赶到现场，旅客在座椅上坐着，我问他哪不舒服，其说有心脏病，其说吃药了，我问他要医疗么，他说不用，有人给叫了大使，旅客大约40-50岁，是哪的人不知道，听不出来口音。我在那巡视一圈，大使过来了，我就走了，大使穿金黄色衣服女的，1个人来的。大使长什么样不记得了。赵晓华、闫凯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王世文没有交劳动合同，身份存疑，即便是空港公司的员工，但在机场公司、国航公司场所服务，与机场公司、国航公司有关联，作出对赵晓华、闫凯不利的证言可以排除。其陈述阎德胜不需要就医，吃过药是经过事先安排的，应排除。高颖提到轮椅使用需要填单子，阎德胜没有填，是因为自己无法走，无家人推，故需要工作人员陪同，说明阎德胜身体不适。阎德胜用手捂胸，除了需不需要就医外，无其他沟通，情况说明内说阎德胜与员工不断沟通交流，但实际阎德胜用手捂胸，不怎么说话，无法说明精神状态良好。阎德胜若是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报告的。陶秋英与阎德胜刚开始接触的，事实上阎德胜与陶秋英说其需要帮助。国航公司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与国航公司、机场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事实。机场公司提交高颖、王世文的劳动合同，拟证明王世文系北京欣亚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员工，高颖系北京融德人才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在机场相关部门服务。赵晓华、闫凯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但主张上述两个公司服务机场，在机场管理范围之内，与机场之间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应采信。国航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机场公司提供视频及情况说明，拟证明视频内看不出来阎德胜有需要就医的情形，阎德胜第一次求助登机前都是意识清醒，应阎德胜自己要求让机场公司提供轮椅。赵晓华、闫凯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是情况说明中删除了对机场公司不利的内容。国航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4月28日CA1611航班情况说明》、丧葬费票据、视频、户口关系证明、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院对阎德胜的不幸去世深表同情。但就国航公司与机场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因中国、美国均系199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即《蒙特利尔公约》）缔约国，故阎德胜所乘航班为国际航班，属该公约之适用范围。故本案应优先适用公约的规定。《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失，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的事故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就该公约中“事故”的定义，一般为“一种对旅客而言发生在意料之外的，不寻常的，外部的事件”。本案中，阎德胜死因为心源性猝死。根据词义的基本解释，“猝死”意为平时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的自然疾病突然发作或恶化，而发生的急骤死亡，即器官不堪负荷而身亡。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急性症状发生后即刻或者情况6小时内发生的意外死亡。据前述概念，本院难以认定“猝死”属于公约中列明的“事故”。故承运人即国航公司据《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规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赵晓华、闫凯认为国航公司与机场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阎德胜有心脏病病史，并随身带有治疗药物，其于转乘过程中，感到不适后，其最能了解是否采取治疗措施。但阎德胜并未及时至医院就医。作为机场公司的工作人员，无法知晓阎德胜病史，也不可能对其像专业医生对待病人一样，来采取精准的措施。据录像情况，本院确认机场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阎德胜感到不适后，与其进行沟通。高颖在阎德胜表现出不适后，为阎德胜提供轮椅，并推阎德胜坐轮椅至国航公司处办理登机手续。虽然赵晓华、闫凯未认可高颖的证人证言，但结合阎德胜其后办理登机手续并登机的事实，本院认定要求将其推至国航公司处办理登机手续应为阎德胜本人意思表示。综上，本院确认机场公司在阎德胜表现不适后，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且据阎德胜意思表示，将其推至国航公司处办理登机手续。机场公司的行为并无不当。本院难以认定机场公司对阎德胜死亡的后果存在过错。国航公司于阎德胜登机表现出不适后，及时通知机场呼叫医生进行救助。同时，国航公司工作人员积极与赵晓华进行沟通，经赵晓华建议后，工作人员为阎德胜服用其自身携带的药物，并为阎德胜吸氧。救护车到位后，急救医生亦进行了急救并将阎德胜送往医院。审查国航公司的上述行为，本院认为其对阎德胜及时进行了合理救助。故本院难以认定国航公司对阎德胜的死亡后果存在过错。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赵晓华、闫凯要求国航公司、机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晓华、闫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七千七百九十三元，由原告赵晓华、闫凯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商兴加审 判 员  王竞隆人民陪审员  王桂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书 记 员  常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