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1002民初1731号 原告：朱吉生，男，1964年3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储贵生，安徽。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群群，安徽。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住所地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昱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000713945135B。 主要负责人：胡剑，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继，安徽。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伟，安徽。 原告朱吉生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昱城支行）存单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8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12月18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吉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储贵生、吴群群，被告农行昱城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吉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农行昱城支行向朱吉生兑付存款本金20万元，以及从2011年10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支付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农行昱城支行承担。诉讼过程中，朱吉生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农行昱城支行向朱吉生兑付存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7月1日起按月息2分支付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朱吉生与汪东红是朋友关系。2011年10月9日，朱吉生前往农行昱城支行下属机构前园路分理处办理存款业务，在该处存款20万元，存期为三个月，农行昱城支行向朱吉生出具了盖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前园路分理处业务专用章”（以下简称业务专用章）的存款凭条。存款凭条是农行昱城支行提供的，并由其工作人员填写，加盖业务专用章，表明农行昱城支行对该笔业务是认可的。业务专用章作为临柜印章，应做到妥善保管，严禁带离营业场所，也能说明客户须到银行的营业场所办理业务才能盖具业务专用章。故存款凭条能够证明朱吉生向银行交付存款，双方之间具有存款关系。如农行昱城支行对存款凭条的真实性存疑，应当证明朱吉生未交付存款，否则应承担兑付存款义务。至于农行昱城支行业务系统是否有该笔业务与朱吉生无关，朱吉生持有存款凭条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汪东红向朱吉生按月息2%支付至2014年6月30日止的利息，该利息是朱吉生存款时汪东红承诺的，不能折抵农行昱城支行兑付的存款利息。农行昱城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向客户支付利息是其法定义务。存款到期后，朱吉生前往该处要求兑付存款本息时，农行昱城支行工作人员拒绝向朱吉生兑付。朱吉生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农行昱城支行辩称，朱吉生的诉请与汪东红涉嫌集资诈骗罪一案有关，而该案法院尚在审理中，请求法院中止对本案的审理，待汪东红刑事案件审结后再行审理。在农行昱城支行的业务系统中未发现朱吉生于2011年10月9日办理存款业务记录。客户与银行建立储蓄合同关系后，客户手中持有的应是活期存折或定期存单，存款凭条作为会计凭证由银行永久保存，不可能交付给客户；朱吉生持有的存款凭条没有存款账号、存期、利率等基本要素，朱吉生也没有签字确认。农行昱城支行不存在向任一客户支付2%/月的高息，也无一金融产品有如此高的利息。朱吉生在汪东红案发后至本案诉讼前未向农行昱城支行主张权利。朱吉生为汪东红刑事案件的关联人，其主张系汪东红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应当通过刑事追赃程序向汪东红主张。朱吉生要求农行昱城支行兑付存款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朱吉生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 1.朱吉生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朱吉生诉讼主体资格； 2.存款凭条，证明朱吉生存款的事实。 农行昱城支行围绕抗辩意见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 1.定期存款操作流程（2009版）节选，证明农行昱城支行办理定期存款业务交付给客户的是存折或存单而非存款凭条； 2.咨询报告（节选），证明朱吉生与涉嫌集资诈骗罪一案的犯罪嫌疑人汪东红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关系，本案应待汪东红涉嫌集资诈骗罪一案审结后再行审理。 本院为查明事实向汪东红制作谈话笔录。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农行昱城支行对朱吉生的证据1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存款凭条是要约，相关信息都应逐一填写，朱吉生持有凭条除了客户的签名、身份证、金额外其他均是空白，客户持有正规的存款凭条有相应的账号，而涉案存款凭条未填写完整，没有客户签名，也无法得出涉案20万元存款存入银行。本院认为，朱吉生持有存款凭条虽不是银行出具正规的存款凭证，但该凭条系真实的，农行昱城支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双方不存在存款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证据2予以采信。 朱吉生对农行昱城支行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跟朱吉生无关，客户无从知晓银行内部操作规程，不能约束客户；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农行昱城支行不是汪东红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本院认为，汪东红作为农行昱城支行员工，违规操作引发本案纠纷，对此农行昱城支行应承担主要责任，不能因汪东红需承担刑事责任而免除农行昱城支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对证据1予以采信，对证据2三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朱吉生对汪东红的笔录三性有异议，认为证人应出庭作证，其陈述事实距今有三年，不排除记忆偏差的可能，同时也不排除汪东红从自身利益出发，其陈述相应事实亦无证据加以佐证。农行昱城支行对汪东红的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涉案存款系朱吉生与汪东红之间的借款，且收取月利率5%或6%的利息，该事实与朱吉生陈述不一致，涉案款项除存款凭条外还有借条。本院认为，汪东红对其与朱吉生之间资金往来仅有个人陈述，包括本案20万元款项无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农行昱城支行也未进一步举证，但汪东红、朱吉生均认可涉案款项曾支付过利息的事实，无法确认汪东红已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朱吉生认可数额，对笔录的内容予以部分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朱吉生与汪东红系多年朋友。汪东红以银行高息理财或内部集资为诱饵，取得朱吉生与其妻子凌志萍的信任。朱吉生于2011年10月9日持20万元现金前往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办理业务，朱吉生与凌志萍将20万元现金交给该处的工作人员汪东红，并出示了身份证。汪东红进入柜台办理了一笔定期存款业务，存款凭条载明户名朱吉生，存款金额20万元，存期3个月，身份证号码，存款凭条加盖业务专用章。汪东红将盖有印章的存款凭条交给了朱吉生，存款凭条中手写内容由汪东红书写。朱吉生未在存款凭条中业务种类的活期、定期一本通、定活、零整等选项栏中勾选，也未在转存标志的自动转存、约定转存、转存存期选项栏勾选。2011年10月9日之后汪东红以20万元为基数向朱吉生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2012年以前的利息每季度季末支付，2013年以后的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支付至2014年年底，共计支付利息155066.67元。存款凭条所载20万元存款朱吉生一直未支取。 另查明：中国农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流程规定，一是客户办理存单业务应填写存款凭条，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提交现金或转账凭证；二是银行对客户填写的存款凭条各要素是否齐全、身份证件是否符合实名制要求进行审核；三是银行核对客户提交的现金并当面清点，与存款凭条上金额是否相符进行核对；四是银行对交易进行处理；五是银行核对存单打印的户名、金额、币种和期限与存款凭条上客户填写的内容、存单实物是否相符，核对无误后，存款凭条交客户核对、签字确认后加盖收讫章或转讫章，存单加盖专用章和个人名章；六是柜员将身份证件原件、存单交客户，并提醒客户核对。 再查明：朱吉生与凌志萍系夫妻关系，2011年11月朱吉生在保险公司工作。汪东红系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大堂经理，因涉嫌集资诈骗罪于2015年6月4日被黄山市公安局屯溪分局刑事拘留，该案尚在审理中。 本院认为，依朱吉生陈述，其于2011年10月9日将20万元现金交付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大堂经理汪东红，之后汪东红为朱吉生办理定期存款业务，并向朱吉生交付了一张加盖业务专用章的20万元存款凭条。从上述陈述来看，朱吉生真实意思表示是将款项存入银行以获取高额利息，朱吉生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从银行接受朱吉生的存款并交付存款凭条之时起即告成立。上述事实有朱吉生的陈述以及银行向朱吉生出具的存款凭条为证。现朱吉生持存款凭条向本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本案案由应为存单纠纷。 关于朱吉生与农行昱城支行是否存在真实存单关系的问题。农行昱城支行认为，涉案存款未在银行业务系统中记载，朱吉生持有的存款凭条有瑕疵，双方之间不存在存款关系。依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流程规定，存款凭条应由农行昱城支行保存，朱吉生持有凭证为存单。本院认为，朱吉生的陈述表明存款凭条业务是农行昱城支行员工汪东红在工作期间、场所，违规为客户办理的，故该员工行使的是一种职务行为。朱吉生持有的存款凭条虽有别于真实存款所形成的存单，凭条上各要素也不齐全，但朱吉生已对瑕疵凭证的取得进行了合理的陈述，且提交的凭条加盖是真实的业务专用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第五条规定，农行昱城支行应对其与朱吉生之间是否存在存款关系负举证责任，现其既无证据证明朱吉生未向银行交付存款凭条所载的20万元款项，也无证据证明朱吉生持有的存款凭条系伪造或变造的瑕疵凭证。依据中国农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流程规定，存款凭条上的业务专用章应视为农行昱城支行已完成业务受理、审核、核对款项、交易处理、交易结果确认各环节工作，故存款凭条证明了农行昱城支行收取朱吉生所交款项的事实。至于涉案款项是否在银行系统中处理，该后果不应由朱吉生承担。虽然朱吉生是在汪东红通过编造存款有高息回报诱骗的情形下将涉案款项存入银行，但该情形并不影响朱吉生与农行昱城支行之间存款合同的合法有效。因此，农行昱城支行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以支持，并认定朱吉生与农行昱城支行存款关系成立，朱吉生有权要求金融机构兑付款项。 关于涉案存款的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银行对客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在银行与客户办理业务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代表银行应该更加严格地遵守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本案中，按照中国农业银行业务流程规定，汪东红作为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大堂经理不能接受客户的资金，而其却违规收取朱吉生交付的20万元现金并为其办理存款业务，且未按正常的业务受理流程将存款20万元进行账务核算，而仅在存款凭条上加盖业务专用章，将盖有业务专用章的存款凭条交给朱吉生，使朱吉生误认为其20万元存款已在农行昱城支行业务系统中记载。这些严重违规的事实，直接引发本案诉讼。汪东红在农行昱城支行工作期间，利用其工作身份，编造高息理财或内部集资的谎言，诱使朱吉生将涉案款项存入农行昱城支行，并利用工作便利占有涉案款项，导致涉案款项损失。以上事实能够证明农行昱城支行在对客户存款负有严格安全保障义务下，没有尽到严格内部管理的义务，致使内部管理出现漏洞，工作人员操作严重违规，没有尽到最大的注意和风险提示义务，农行昱城支行应对造成的涉案存款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即80%。朱吉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系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在享有高回报的存款时，应当尽到比银行普通客户更大的注意义务，但其不仅没有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反而降低了风险防范意识，放松了其自身资金安全的注意义务，导致其在存款后长期未向银行申请支取，被汪东红长期占有的后果。在存款过程中朱吉生没有尽到与其自身预期获得收益业务相应的、合理的、谨慎的注意义务，应承担次要责任，即20%。 关于朱吉生所获高息应否予以扣除以及涉案存款利息计算方法的问题。本案中，无证据证明朱吉生与汪东红个人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借贷关系，朱吉生从汪东红处就涉案款项获取的155066.67元利息，没有合法依据，属于汪东红为骗取朱吉生信任，进而骗取款项而支付的高额利息，故该款项应在农行昱城支行返还存款本金时予以扣除。朱吉生以时间长、记忆模糊为由，认为汪东红仅支付至2014年6月30日的利息，变更原有利息支付时间的陈述，但变更陈述的事实朱吉生并无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能采信其变更后的意见，朱吉生应对违反诚实信用及禁止反言原则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至于朱吉生主张涉案存款应按月息2%计付利息的问题，由于朱吉生办理的是三个月定期存款业务，未在存款凭条中转存标志勾选自动转存或约定转存及转存存期，存款到期后视为活期储蓄存款业务，故朱吉生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2015年以后的利息问题，农行昱城支行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的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本案农行昱城支行员工汪东红行使的是职务行为，向朱吉生出具的存款凭条加盖是业务专用章。朱吉生持有存款凭条虽不符合正规存款凭证，但系农行昱城支行内部管理出现漏洞，工作人员严重违规操作导致的，汪东红的行为涉嫌犯罪不影响朱吉生要求农行昱城支行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本案不需中止审理。 综上所述，本院对朱吉生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第一、二、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朱吉生给付35946.67元【（20万元-155066.67元）*80%】存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付上述存款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朱吉生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负担700元，朱吉生负担36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程巧云 审 判 员  王 晶 人民陪审员  徐志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 倩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存单纠纷案件的案由 人民法院可将本规定第一条所列案件，一律以存单纠纷为案由。实际审理时应以存单纠纷案件中真实法律关系为基础依法处理。 第五条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 …… （二）处理 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帐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并以存单、进帐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 １、持有人以上述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金融机构应当对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是否存在存款关系负举证责任。如金融机构有充分证据证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机构交付上述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不存在存款关系，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２、持有人以上述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 ３、持有人以在样式、印鉴、记载事项上有别于真实凭证，但无充分证据证明系伪造或变造的瑕疵凭证提起诉讼的，持有人应对瑕疵凭证的取得提供合理的陈述。如持有人对瑕疵凭证的取得提供了合理陈述，而金融机构否认存款关系存在的，金融机构应当对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是否存在存款关系负举证责任。如金融机构有充分证据证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机构交付上述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不存在存款关系，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