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02民初10204号 原告周美和，女，194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海亮，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美瑜，女，1944年5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告周美瑞，女，194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原告周吉宜，男，194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系其余十四名原告之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庞红兵，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吉仲，男，195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告杨美瑛，女，194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盛，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春亚，女，1952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原告杨晓东，男，1963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原告杨小海，男，1971年2月4日出生，住陕西省三原县， 原告杨小江，女，197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原告王洋，女，197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原告洪卓岑，女，195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 原告杨莲黛，女，197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告杨怡（YiYang），女，1969年5月24日出生，加拿大公民，住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C113-485MacDonaldAvenue，Burnaby，B.C.Canada）， 原告杨浩，男，1976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 负责人陈斌，系馆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史红江、王晶，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美和、周美瑜、周美瑞、周吉宜、周吉仲、杨美知、杨美瑛、王春亚、杨晓东、杨小海、杨小江、王洋、洪卓岑、杨莲黛、杨怡（YiYang）、杨浩与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6月15日作出（2015）绍越民初字第3673号民事判决。因十六原告不服该判决，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6）浙06民终2626号民事裁定，撤销（2015）绍越民初字第3673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6日、2017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吉宜（同时系其他原告代理人）、原告周美和委托代理人张海亮、原告周吉宜委托代理人庞红兵、原告杨美瑛委托代理人杨盛，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委托代理人史红江、王晶二次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杨美知于2017年6月12日因病去世，其夫王之弘、其子王斌、其女王蕾均表示放弃继承周作人遗产的权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美和、周美瑜、周美瑞、周吉宜、周吉仲、杨美瑛、王春亚、杨晓东、杨小海、杨小江、王洋、洪卓岑、杨莲黛、杨怡（YiYang）、杨浩诉称：周作人先生作为现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散文家、翻译家、诗人、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周树人先生（鲁迅）之弟。周作人先生于1967年5月6日去世，原告周吉宜等16人为其法定继承人，这一事实业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周作人先生收藏的鲁迅先生来函17封（22页）及1页疑似鲁迅先生手书的日文字条（以下统一简称为“十七封信”），曾于1966年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抄家掠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文革后的1988年下半年，随着国家文物局和文化部等部门落实政策工作的推进，“十七封信”由周某一（周作人之子）、张某（周某一之妻）和周吉宜（周某一之长子）从北京鲁迅博物馆收回。周某一与张某等家中其他成员对保留还是捐献这“十七封信”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但考虑到当时家居条件有限，难以确保安全，于是借1990年5月5日举家回绍兴观光、扫墓之便，向被告说明情况并征得其同意，将“十七封信”全部交付给被告代为保管，同时周某一出具了代为保管的《委托书》。“十七封信”中的1页日文字条因“是否为鲁迅所写”以及“是否为信件之一”待考，故《委托书》中未提及。1997年6月周某一去世后，被告曾就“十七封信”向张某提出建议，希望把“委托保管”转为“捐赠”，但被婉言谢绝。2012年10月张某去世。2013年7月29日，原告周吉宜致被告电子邮件，要求其提供所代管的“十七封信”的照片。8月6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提供了全部“十七封信”的照片，同时告知原告，“十七封信”已经不再属于“代管”，周某一先生已于1991年9月以递交其个人署名的《捐赠声明》的方式将“十七封信”捐赠了被告，但此情况一直没有告知张某及周作人的任何后人，不告知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原告方发生矛盾。2013年8月19日原告致函被告，指出：“十七封信”为多人共有，仅其中一人签署的《捐赠声明》没有法律效力，但仍希望被告继续代为保管，原告未来处置“十七封信”时会注意到先人的意愿，并依法办理手续，同年10月8日被告回函表示：同意原告的意见，并希望原告在处置“十七封信”时“优先”被告。2015年3月4日原告方致函被告，告知拟回收“十七封信”重新处置并商议办理手续，但3月11日意外地遭被告以“捐赠”成立为由回函拒绝。3月13日原告回函交涉，3月23日被告回函邀请原告面谈。4月双方在被告单位面谈交涉未果，被告至今以“捐赠”成立为由拒绝归还全部“十七封信”或其中任何部分。原告认为：1、根据199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95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其他共有人明知而未提出异议的，可以认定有效。”被告提交原告的只有周某一一个人的“捐赠声明”，不能提供张某等其他“十七封信”产权共有人的捐赠证明，而且，张某等其他产权共有人对上述“捐赠声明”不知情，故不存在合法有效的有关“十七封信”的捐赠。2、“十七封信”系由周某一委托被告代为保管的物品，该保管生效后物权没有发生转移，依照我国《民法》、《继承法》和《物权法》，原告作为周作人的法定继承人，拥有该物权，有权收回“十七封信”。综上，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周某一先生1991年9月20日出具的《捐献声明》无效，判决被告将其所代管的“十七封信”全部归还原告；2、被告承担本案相关公证费等诉讼费用以及给原告造成的差旅费损失（以实际发生的数额为准）。原告在第一次庭审后将第一项诉讼请求金额明确为11342元，第二次开庭时又新增交通费2478元、住宿费1004元。 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答辩称：第一，周某一的捐赠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周某一先生系涉案信件的所有权人，涉案“十七封信”是周某一先生于1988年从北京鲁迅博物馆取回，属周某一先生所有，其有权向被告进行捐赠，而且周某一先生是在鲁迅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携夫人张某、女儿、媳妇、孙女等专程到绍兴进行捐赠，并出具“捐献声明”，因此对于捐赠一事其家属是知道的，同时据时任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裘某先生回忆，曾将捐赠一事告知过周某一先生的夫人，其夫人坦言子女及其本人尊重周某一先生的意见，此外在捐赠后直至2012年张某老人去世，其也从未就此提出过任何异议，故原告关于捐赠不成立的诉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周某一全家来参加鲁迅铜像的揭幕仪式与原鲁迅纪念馆馆长的交谈，其捐赠也是为了更好地弘扬鲁迅精神，被告完全有理由相信其捐赠行为系其夫妻共同的行为。周某一作为周作人先生的长子，自始至终都是涉案信件的实际持有人，包括1988年从北京鲁迅博物馆取回涉案信件，1990年出具《委托书》委托被告保存涉案信件均由其一人作出意思表示，根据表见代理的相关规定，被告有理由相信时隔一年之后的捐赠行为也是代表全体共有人作出的，所以周某一先生的捐赠是合法有效的。第三，原告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争议的捐赠行为发生于1991年，距离原告起诉达24年之久，已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第四，涉案信件继续保存在被告处更加有利于鲁迅精神的弘扬，更加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也能满足周某一先生的捐赠意愿，且该信件已经被列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在此意见上，被告补充：1、周某一将本案中的“十七封信”捐赠被告一事，其妻子张某以及周静子家人均是知道该事实的，并且自始自终没有一人向被告提出过明确反对意见，对于周某一的捐赠行为是认可的，因此原告提出的不知道捐赠一事，以及“被告曾就十七封信向张某提出建议，希望把委托保管转为捐赠一事，但被婉言谢绝”等均不符合客观事实。2、根据合同法第186条规定，具有公益性质的赠与不得撤销。周某一将鲁迅先生的十七封信捐赠给被告，属于公益捐赠，被告作为专门保管与鲁迅有关物品的国有单位，也更有利于发扬鲁迅文化，且“十七封信”已登记为国家重要文物。虽然原告主张捐赠无效，但捐赠的客观事实已经发生，若随意撤销，明显违背了合同法关于公益捐赠的立法精神。3、本案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原告的诉请是主张赠与合同无效后要求返还不当得利，即属于债权请求权；另外本案的标的物属于动产，即使是物权请求权，对于动产物权也应当适用诉讼时效。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委托保管的物品照片电脑截屏打印件2份，要求证明诉讼争议的目的物，即原告诉状中“十七封信”。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十七封信”是1991年周某一以个人名义赠给被告的，现在已经属于国家的一级、二级重要文物，属于国家财产。 2、保管物品的委托书照片打印件1份，要求证明被告持有的涉案信件的性质为代管。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当时周某一确实是向被告出具过该委托书，但是出具该委托书之后周某一又出具了一份捐献声明，所以这“十七封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代管变成了赠与，这“十七封信”现在已经属于国家财产，委托书出具的委托人也是以周某一个人名义委托被告保管的，这与之后的捐赠声明是一样的。 3、公证书1份，要求证明争议目的物“十七封信”属于原告，原告的诉讼在法定追诉期内。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几封电子邮件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说明一下，这几封信电子邮件是被告单位员工与周吉宜个人之间的通信，被告也与该员工进行了了解，该员工是1994年入职的，他并没有经历整个捐献过程，也不了解捐献过程的具体细节，许多信息也是打听的，且该员工与原告周吉宜通信过程中，有些言论是其个人的行为，并不是被告的意见，被告也没有授权于他，具体应该以被告2月11日电子邮件的意见为主。 4、公证书发票1份，要求证明原告为公证所支出的合理费用。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被告认为这是原告在诉讼期间的支出，要求被告承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5、公证书1份，要求证明根据邮件被告认可原告的意见，“十七封信”的捐赠违法，原告拥有物权，同意继续代管，原告的诉讼在法定追诉期内，两份邮件原告予以公证的事实。被告经质证，发送该电子邮件的徐晓光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其在邮件中陈述的事实与本案的事实是不符的，被告没有授权，其也没有权利对信件的归属作出任何的意思表示。且徐晓光的入职时间是在信件捐赠之后。 6、公证书发票1份，要求证明原告公证支出费用的事实。被告经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 7、差旅费发票1组，要求证明原告为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被告认为这是原告在诉讼期间的支出，要求被告承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8、涉外委托书公证费发票复印件1份、翻译费发票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原告为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被告经质证，认为这是原告在诉讼期间的支出，要求被告承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9、《一木一石》绍兴鲁迅纪念馆60周年纪念集的部分资料复印件12页，要求证明在1991年大事记中没有记载周某一的捐赠声明，同时证明连被告都认为周某一的捐献声明本身并不属于捐赠行为，而属于代为保管。被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需要说明该证据仅仅是记载了部分发生的事实，没有记载对鲁迅纪念馆的捐赠，并不代表捐赠的事实不成立。原告认为1991年的捐赠没有记载，但同样保管的事实也没有，故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应以捐献声明为准。 10、差旅费复印件2组，要求证明原告因本案支出的费用。被告经质证，认为原告主张该费用无法律依据。 11、（1996）一中知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节选1份，要求证明周静子在1984年死亡。被告经质证，无异议。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2、捐献声明1份，要求证明周某一于1991年9月20日向被告出具捐献声明，将“十七封信”捐献给被告的事实。原告经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 13、北京鲁迅博物馆信函、国家文物局批复、周某一收条各1份（复印件），要求证明十七封信的所有人为周某一的事实。原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 14、接待费用发票及照片1组、报纸1份，要求证明周某一向被告捐献“十七封信”时，其家人拜访绍兴鲁迅纪念馆，同时参加鲁迅铜像揭幕仪式，故周某一家属应当知道捐献之事。原告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 15、文物登记簿及浙江省文物局函各1份，要求证明“十七封信”捐献给被告后，被告已向国家文物局和浙江文物局备案，涉案信件分属一级、二级文物，并已归国家所有的事实。原告经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 16、周某一捐献文物清单1组，要求证明周家历来向被告捐献周家的文物，捐献习惯均是周某一代表周家捐献的事实。原告经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于其中涉及的捐赠情况原告是不清楚的，而且以前的一些捐赠行为其实都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中周家的遗物箱子和柜子的捐赠行为原告周吉宜是清楚的，当时也是由周吉宜押运过来，但是周某一也没有以自己的名义或者代表大家的名义在其上签字捐献。关于放大镜没有明确载明周某一是以何种形式获得的，故放大镜的归属权到底归谁，通过周某一的信件是无法确认的。 17、老馆长裘某的日记1页、照片4张，要求证明在2003年2月4日，周作人的外孙杨吉光拜访鲁迅纪念馆，并向纪念馆捐献，期间与被告的原馆长裘某谈话，其中就谈到17封信捐献的情况的事实。原告经质证，认为日记并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只能证明杨吉光拜访鲁迅纪念馆，受裘某接待的事实。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真实性不予确认。其中涉及的杨吉光的照片是其个人的物品，与本案无关。但其赠送照片的行为并不代表其知道捐赠17封信的事实。原告周吉宜补充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日记的作者是被告的馆长，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日记的作者接待什么人与17封信函的权属没有直接的关系。对照片与17封信的权属纠纷无关联性，该证据表明周某一曾经捐赠过，但这些捐赠都是违法的，对此原告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权利。周某一捐赠的有些东西可能与继承无关，但17封信函与继承有关，故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多大的关联性。原告周美和补充质证，认为裘某与被告存在直接的关系，其日记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且其日记不能体现与本案存在任何关联性，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18、根据被告申请，证人裘某当庭陈述的证言1份，要求证明周静子的法定继承人是知道17封信的捐赠事实，而且并不反对，同时张某也是知道捐赠的事实，并且也是同意的事实。原告经质证，认为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事情发生时，证人是鲁迅纪念馆的馆长，证人的证言表明他是靠记忆，经原告反复询问，证人的回答存在前后不一致，比如其和张某的谈话，一开始其认为张某认为原告都有想法，张某也是不同意的，但之后又说张某没有什么想法，故证人证言不足以信。在原审时被告的代理意见中明确陈述周某一妻子对于捐赠行为是很清楚并坦然的，但与证人的庭审陈述存在矛盾。故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证人明确陈述周某一递交捐献说明的时候其不在场，而且其也不清楚谁办理的手续，只是事后才听说，故被告认为证人是唯一知道真相的说法是不属实的。证人陈述的不确定性，对其证言的可信性存在异议。证人陈述的17封信其实是一批，被告认为杨吉光的很多东西里包括了17封信是没有依据的。原告周吉宜补充质证，证人系鲁迅纪念馆的原馆长，如果该17封信被退还，其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证人证言不足信。证人可能因年龄比较大，其前后的表述有些矛盾，有些陈述与本案的证据存在冲突。而且其陈述都是靠记忆，现领导找其做证人的时候，要求其回忆一下，故其思维是受干扰的，其证人证言不能证实其是知道17封信的捐赠并同意捐赠的行为。原告周美和补充质证，证人采用推断、猜测的陈述，其称杨吉光给了一些东西，其就推断该东西中包括了17封信。然后代理人问“周某一妻子有无同意捐赠17封信”，其又说好像同意，这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证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证人作为被告的原馆长，同被告间存在天然的利害关系。综上，证人证言完全没有证明力。原告杨美瑛补充质证，证人陈述其与杨吉光的谈话不能证明周静子的继承人全部都知道捐赠的事情，也无法证明其继承人都同意其的捐赠行为。证人与周某一妻子的谈话过程中，证人也没有明确周某一的妻子也是同意17封信的捐赠行为。被告经质证，认为关于证人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要知道案件的事实，就可以作为证人作证。从杨吉光携其妻子来绍兴陈述的事情可以看出周某一的子女是知道其的捐赠行为。从证人与张某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其是知道关于17封信的捐赠行为，而且其子女也是清楚的。关于被告陈述的代理意见与证人证言存在矛盾，应以证人证言为准。刚才证人陈述杨吉光谈到其舅舅捐了很多东西给被告，被告认为这里面就包括了17封信，因为其捐赠的物品里面大部分即是这17封信，所以老馆长裘某即认为这些东西里就包括了17封信。而且老馆长裘某出庭作证，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且证人与被告不存在利害关系，其已经退休10多年，本案讼争的17封信属于国家的财产，与其不存在任何的利害关系，而且证人是唯一的知情人。 19、照片打印件4份，要求证明周家历来向被告捐献，捐献习惯均是由周某一代表周家。原告经质证，认为该照片均系复印件。关于弹壳并附有周某一的说明，该说明中很清楚的载明根本不是捐献，而系展览；关于小锄也不是捐赠，是展览，是周家拉过去的，目前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证实是捐赠；关于柜子和照片也无法证明是周某一捐赠的物品，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上述四份所谓的照片并不能证明是周某一捐赠的物品，也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2、3、5、9、11、12、13、14、15予以认定，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4、6、7、8、10、16、17中的照片、1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7中的日记、证据18，本院认为裘某作为时任被告馆长，其日记及证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客观还原当年发生的事情，故对上述证据将结合已认定的证据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综合予以认定。 综合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一致陈述，可认定如下事实：周作人收藏的鲁迅先生的“十七封信”曾于1966年文革时期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取走后交给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1988年6月24日，国家文物局批复给鲁迅博物馆，关于周某一要求退还鲁迅致周作人书信手稿一事，应将原件作为文革期间抄家物资退还。1988年7月19日，周某一从北京鲁迅博物馆将“十七封信”取回。 1990年5月5日，周某一向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出具《委托书》将涉案信件委托被告保存。该委托书载明：“今将鲁迅致周作人亲笔书函共计十七封廿二页委托绍兴鲁迅纪念馆保存。倘有他人欲作参考时，请馆方领导自行决定。” 1991年9月20日，周某一作为捐献人向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出具《捐献声明》一份，载明“今将鲁迅致周作人亲笔书信拾柒封贰拾贰页捐献给绍兴鲁迅纪念馆永存，特此声明。” 同时查明，周作人收藏的“十七封信”现保存在被告绍兴鲁迅纪念馆处，并已作为国家文物登记造册，其中4件为一级文物已报国家文物局备案，另13件为二级文物在浙江省文物局备案。 另查明，周作人（1967年5月6日死亡）与其妻周信子（1961年死亡）生有儿子周某一、长女周静子（1984年死亡）、次女周若子（幼年早逝）。原告周美和、周美瑜、周美瑞、周吉宜、周吉仲系周某一的法定继承人，原告杨美瑛、王春亚、杨晓东、杨小海、杨小江、王洋、洪卓岑、杨莲黛、杨怡（YiYang）、杨浩系周静子的法定继承人。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同时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本案中，诉争标的物为“十七封信”，该信件的物权虽属于动产物权但无须经相关部门登记，并不符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故仍应适用时效的规定。周某一于1991年9月20日捐赠涉案信件之日起至原告起诉之日，已超过了二十年的诉讼时效，故原告以周某一的捐赠行为侵犯了共有人权益为由，要求确认周某一先生1991年9月20日出具的《捐献声明》无效，由被告归还原告“十七封信”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承担其因本次诉讼所产生的公证费及差旅费，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美和、周美瑜、周美瑞、周吉宜、周吉仲、杨美瑛、王春亚、杨晓东、杨小海、杨小江、王洋、洪卓岑、杨莲黛、杨怡（YiYang）、杨浩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周美和、周美瑜、周美瑞、周吉宜、周吉仲、杨美瑛、王春亚、杨晓东、杨小海、杨小江、王洋、洪卓岑、杨莲黛、杨怡（YiYang）、杨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钦宇 审 判 员  赵珠艳 人民陪审员  万春霞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朱黄莹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一百九十六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 （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