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晋02行再2号抗诉机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某，女，1959年2月5日出生，汉族，大同市水利局工程队干部，住大同市。委托代理人:杜某，男，195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人民银行大同市分行干部，系王某丈夫。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住所地大同市城区云中路甲3号。法定代表人：昝某，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皇甫某，男，系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某，男，系该局干警。申诉人王某因与被申诉人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履行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2）同行终字第21号行政判决，向大同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晋检民（行）监【2015】140XXXXXXXX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2017）晋行抗1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韩滨、苗泽华出庭。申诉人王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杜某、被申诉人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的委托代理人皇甫某、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同行终字第21号行政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主要证据不足、采信证据违反法律规定。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已履行职责的主要证据不足。1、根据医院诊断结果证明王某并没有醉酒的情形，出警人员未做进一步调查仅凭王某呕吐和报案人陈述就于《接处警登记表》处警情况一栏中记载：“该女子为醉酒”，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现场处置明显不当。2、依据《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四条：“处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对警情妥善处置。处警结束后，应当及时将处警情况向报警服务台反馈，并做好处警记录”的规定，《接处警登记表》所记载内容应是对当时现场处警的如实记录。本案中，出警人员在处警情况中对现场车辆是否有刮蹭痕迹事项并无记载，而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在庭审中辩称：“经查该面包车并无刮蹭痕迹”，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依据《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三十一条：“对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以外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人身或者财产安全的紧急求助，110报警服务台应当派警进行先期处置，同时通报相关部门或者单位派员到现场处置。在相关部门或者单位进行处置时，公安机关处警人员可以予以必要的协助”的规定，出警人员如发现现场有交通肇事的可能性，应当通报交警部门进行及时处置，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出警人员未对现场中王某是否为醉酒以及是否存在交通肇事等情形进行仔细调查核实，既没有做现场笔录，也没有对相关车辆进行拍照，没有查清可能与王某受伤有关的车辆的情况下即将车放行，没有保护好事发现场，致使相关证据不能及时固定，导致民事责任承担无法确定。该事故发生后南关派出所才按照王某丈夫杜某提出的要求于2008年10月12日派民警到事发地沿街商店及大同市城区南关南街东后场社区进行调查、走访，华丰超市理货员赵建平陈述在2008年10月9日其当班时，13时左右曾听一名顾客说撞车了。据此，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在接处警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工作职责。二、原审法院采信证据违反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本案中，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所提供证据中09号-29号证据均是在其接处警之后收集的。虽然该证据材料是经王某丈夫杜某申请而收集的，但之后收集的证据材料主要是围绕是否为交通事故展开的调查，而该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不能对2008年10月9日接处警情况的合法性进行证明。据此，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明显不当。申诉人王某称，其不服城区人民法院（2012）城行初字第5号、本院（2012）同行终字第21号行政判决，应确认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不作为行为违法。主要事实和理由：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的警察到达现场时，伤者王某在报案人×××的白色厢式面包车上，该车无牌、无照、无证。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的警察既没有做现场笔录、对相关车辆进行拍照，也未依法通知交警部门到现场处置，未对事实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处警记录王某是醉酒系造假，得出车辆“无剐蹭痕迹”无科学依据。被申诉人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辩称，2008年10月9日13时21分，张建平向110指挥中心求助，称城区29小学对面路上躺着一名醉酒女子，110指挥中心指令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南关派出所处置警情，民警于13时35分到达现场，见一名女子正坐在一辆面包车上呕吐，求助人张建平称发现女子醉酒倒在地上，出于好意与司机将女子搀扶到面包车上（当时正在下雨），民警及时拨打120电话联系救护车对王某进行救护，及时联系通知了王某丈夫杜某到达现场处理相关事宜，并对处警情况进行了简要登记。2008年10月12日，王某丈夫杜某提出怀疑王某系被面包车撞伤，应其要求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南关派出所进行了反复调查，但始终未发现此事件系案件的有效证据。本案所涉及的事实，在警情分类中属求助（警情分类为报警、求助、投诉），民警接警后及时到达现场，联系救护车救助、联系通知家属、登记情况、依法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事发时无报案、检举、控告、主动投案等情形，没有发现违法犯罪的证据，不属于案件。且在后期，应王某丈夫杜某要求，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积极作为，对此事进行了反复调查，也始终未发现此事系案件的有效的证据。因为不属于案件，所以也就不存在向其他单位移送案件的条件与义务。因此，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不存在任何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在处理受害者王某的交通事故中的不作为行为违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0月9日13时21分，自称×××的白色厢式面包车车主张建平用手机向110报案，称29校对面躺着一名醉酒女子（不需要120去现场）。大同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立即电话指令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南关派出所出警处理。该所随即指派值班民警王利国、孔庆隆出警。二人于13时35分赶到现场，看见一名女子正坐在×××的白色厢式面包车内呕吐。经了解，张建平称其在车内听到人倒地的声音，开车门看，发现该名女子躺在地上，旁边有辆自行车，张建平和司机李佳琪随即将女子搀扶到车上。出警民警通过联系该女子朋友刘录生，得知该女子名叫王某，随即联系王某丈夫杜某到现场，出警民警在登记了车主及司机的电话后，13时40分向110报告情况，称此女子喝的酒挺多，需要120到现场。后120派急救车到现场时，杜某也赶到，王某被抬上急救车，并按杜某要求送至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救治，出警民警又向110反馈信息后收队。10月12日，王某丈夫杜某向南关派出所提出怀疑王某是被张建平的白色面包车撞伤，南关派出所按照杜某提出的要求，曾派民警到事发地沿街商店及大同市城区南关南街东后场社区调查、走访，华丰超市理货员赵建平陈述在2008年10月9日其当班时，13时左右曾听一名顾客说撞车了，但其他情况不清楚（赵建平已回忆不起顾客容貌）。无人看到王某当时摔倒的情况，其中张建平、李佳琪经询问否认当天发生交通事故。杜某曾登公告寻找目击证人，未果。2008年10月17日，本市媒体《大同日报》报导此事，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至今无结果。此后，杜某多次上访，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又对此事进行了反复调查，但未找到任何线索，便告知杜某如坚持认为王某受伤系张建平撞伤按民事程序起诉，杜某认为公安局的材料不能证实张建平系交通肇事者不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行政不作为又称不履行法定职责，即行政机关在接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要求其履行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的行政管理职责的合法申请时，不予答复、拖延履行或拒绝履行。事发时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是按大同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令处理救助事宜出警，并按救助警的处置流程对王某实施了救助，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后王某丈夫杜某向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所属南关派出所提出怀疑王某是被张建平的白色面包车撞伤，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对此事进行了反复调查，无证据证实事发当日发生交通肇事案件，王某因交通肇事受伤。《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处理所管辖的区域或道路内发生的交通事故。本案发生在大同市，大同市设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不是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的法定职责。王某所诉理由不当，证据不力，不予认定王某的主张。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某要求确认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在处理受害者王某的交通事故中的不作为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某负担。王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对原判认定的出警民警到达现场的时间以及王某喝酒的情节有异议外，对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据查，《接处警登记表》载明民警到达现场时间为2008年10月9日13时35分，而《大同市公安局110综合接处警登记表》载明到达现场时间为2008年10月9日13时42分，二者登记情况有出入。但并不能否定出警民警及时出警的事实。另对于王某喝酒的情节，原判在认定此事时也是据《接处警登记表》的处警情况予以认定的。故王某所提异议不能成立。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相同。二审法院认为，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在接到救助电话后，按照相关程序规定及时出警、处置合理，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王某事后提出此事件系交通事故，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根据实际情况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出警人员亦无法推断此事件系交通事故而移交相关部门，故王某诉请的要求确认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在处理此交通事故中的不作为行为违法的请求不予支持。另王某于2010年11月25日所签的息诉罢访材料亦证实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当时出警及时、工作方法适当、未违反程序。故王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某负担。本院再审查明，事发时王某是否醉酒，需经专业检测，且在王某入院就诊记录中没有喝酒的记载，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仅凭报案人的陈述及王某呕吐的状况在处警经过中记载王某醉酒不当。另查,现有证据显示,事发当时,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对报案人张建平做了口头询问，并对报案人张建平的基本信息做了登记。本院予以确认。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亦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在处理王某事故中是否存在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本院再审认为，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收到处警指令，及时到达现场后，王某坐在报案人张建平白色厢式面包车的驾驶座上，呕吐昏迷，被申诉人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对报案人张建平做了口头询问，并紧急通知120急救车，将王某送往医院急救。因此,被申诉人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对王某实施了救助行为，使王某得到了及时救治，保护了王某的人身权利，履行了法定职责。关于申诉人王某主张的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未按交通事故处置警情，因其收到的出警指令原因为“29校对面躺着一名女子”，并非对交通事故报案，也并非对案件纠纷报案，经对报案人张建平口头询问，张建平称，“看到该妇女倒在地上，当时又下着雨，地面上有水，便把她扶上了车”，而事发当时王某骑乘自行车出行且正值下雨天气，白色厢式货车停驶在人行道上，整个事故现场状况没有明显的交通事故迹象，故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实施了救助行为，当时未推断本案系一起交通事故，事发时其未按交通肇事移交相关部门处理不存在违法行为。关于接处警登记表中记载王某醉酒系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主观判断，但并未就此认定王某系醉酒倒地，也未以书面形式对外制作法律文书，故不构成违法。关于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未做现场笔录，因王某当时处于呕吐昏迷状态，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未对王某做现场笔录,仅对报案人张建平做了口头询问，并登记了报案人的基本信息。对此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亦不构成违法。2008年10月12日，王某丈夫杜某向南关派出所提出怀疑王某是被报案人张建平的白色面包车撞伤，南关派出所按照杜某提出的要求，曾派民警到事发地沿街商店及大同市城区南关南街东后场社区调查、走访，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书面形式固定了相关的证据，并告知杜某如坚持认为王某受伤系张建平撞伤按民事程序起诉。综合以上分析，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从接警、出警、向急救中心求救、调查等方面均积极作为并履行职责。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在接到报警时，王某受伤害的事实已经发生，并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而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情形，在处理该事故中也不存在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综上，申诉人王某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其申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二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2）同行终字第21号行政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安审判员 白海叶审判员 韩卫祥 二0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