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1民初8728号原告：毛泰生，男，195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上海德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瑞，上海德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郎某2，男，1968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被告：郎某1，女，200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住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理人：郎某2(系被告郎某1的父亲)，男，1968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上列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琴，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毛泰生与被告郎某2、郎某1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张国瑞，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毛泰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两被告继续履行与原告的房屋买卖合同。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其诉请为：1.要求继续履行原、被告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要求被告办理上海市陆家浜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过户手续；2.要求被告交付上海市陆家浜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3.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剩余房款380万元；4.要求买卖中产生的税费等所有费用均由原告承担；5.要求被告与原告网签买卖合同。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2日，原告与两被告就上海市陆家浜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下简称系争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价款为440万元、内设家居装潢补偿款为40万元，并约定2016年3月31日进行网签备案。期间，原告共向被告支付房款60万元、内设家居装潢补偿款40万元，并在2016年3月31日下午3点携带金额为72万元的支票在房产中介公司处与两被告进行网签备案，但两被告却坐地起价，要求将房款变更为480万元。在原告拒绝后，被告拒绝在网签合同上签名，并趁原告不注意一走了之。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郎某2、郎某1辩称，原告的行为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告所称被告坐地起价的事实不存在。2016年3月29日，在中介公司工作人员按照常规要求原告在签订网签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时，同步签订《补偿协议》，原告明确予以拒绝。2016年3月31日，在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再次要求其必须同步签订《补偿协议》才能锁住房屋交易价格为双方约定的交易总价为480万元时，原告仍然坚持拒绝。第一份《补充协议》是按照原告的要求，降低房价而设立的。前后二份《补充协议》均是中介公司制作、提供。2016年2月17日，原告已经有意识将40万元补偿款作为房款向被告支付，如果2016年3月31日不签订《补充协议》，则意味着总的房屋到手价为440万元，而非480万元。2016年3月31日，原告将本应由中介公司保管的7本网签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拿走，并在2016年3月31日19点之后又“玩失踪”，连中介公司采用各种方法都无法联系上原告。且原告在作出上述行为时，身边又始终带着二位律师(即本案的原告代理人)。《补偿协议》本就是与网签合同配套，且内容是明确被告的净到手价为480万元，与原约定相符，并未有新的增加，但原告一再拒绝签署。原告的一系列行为明显违背常理，也与其所称的想履行合同的说法相悖，其目的就是想借口被告违约而不继续履行合同。原告称其在2016年3月31日携带72万元的本票，但那天原告并未向被告出示本票，且双方约定房款的支付方式是银行转账，并非本票。且原告至今未将72万元支付给被告，已经构成违约，符合合同解除的条件。系争房屋是两被告的唯一住房，当时是考虑置换而出售。由于原告的违约，导致被告已不可能再以当时的房价置换，若现继续履行合同，则会导致两被告及家中老人居无处所，基本居住问题将无法解决。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并导致被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被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愿意将所收到的100万元房款归还原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两被告系父女关系。系争房屋的产权人为两被告。2016年1月2日，通过案外人上海太平洋房屋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太平洋公司)的居间介绍，原告(买受人、乙方)与被告(出卖人、甲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原告购买系争房屋，系争房屋的房地产转让价款为440万元；双方在2016年5月31日前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系争房屋的转让过户手续；乙方未按本合同付款协议约定期限付款的，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乙方逾期未付款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自本合同应付款期限之第二日起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若逾期超过15日后乙方仍未付款的，除乙方应向甲方支付15日的违约金外，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甲方单方解除合同的，应当书面通知乙方，乙方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总价款的20%，甲方可从乙方已付款中扣除相当于违约金和赔偿金部分的，乙方应在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5日内向甲方支付；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将系争房屋交付(包括房地产交接及房地产权利转移)给乙方，应当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乙方已付款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自约定的应当交付之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逾期超过15日后甲方仍未支付的，除甲方应向乙方支付15日的违约金外，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单方解除合同的，应当书面通知甲方，甲方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总价款的20%；双方订立的补充条款或补充协议为买卖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合同补充条款与正文条款不一致的，以补充条款为准。该合同《补充条款》约定：甲、乙双方应于乙方办妥贷款审批手续后的15个工作日内，至系争房屋所在区的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甲方于2016年6月30日前，将系争房屋交付乙方，交付标志为甲方将该房地产的钥匙交付乙方；乙方于付清贷款银行所需首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备齐贷款资料办理银行贷款申请手续；若自乙方申请贷款起满35个工作日，乙方的购房贷款仍不足本合同约定的额度，则乙方应与甲方至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手续之前，现金补足不足部分；本合同各方在本合同填写的地址为各方同意的通讯地址，任何书面通知只要发往以上地址，均视为已送达，通讯地址如有变动，应于10日内通知签约各方及中介方；甲乙双方约定于2016年3月31日之前至中介方，以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易条件补签网络备案版《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附件三《付款方式》约定：乙方于签约时支付甲方房款5万元；乙方于2016年1月15日之前支付甲方房款55万元；乙方于2016年3月31日之前支付甲方房款72万元；上述款项专项用于提前归还甲方尚欠银行的购房贷款及注销银行对该房地产的抵押权，乙方对上述情况知晓并同意；甲、乙双方同意按照本买卖合同补充条款第1条约定的方式支付该笔款项；乙方以购房贷款的形式向甲方支付房款306万元，该款项由贷款转入甲方账户；双方于甲、乙双方办妥系争房屋交接手续当日支付甲方2万元。同日，双方又签订《补偿协议》一份，约定：双方于2016年1月2日签订的关于系争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的成交价440万元未包含房屋装潢、厨卫设施及附属设施、设备，乙方同意就现有房屋装潢、厨卫设施及附属设施、设备另行补偿甲方40万元，并于2016年3月31日之前支付给甲方，该款与买卖合同登记的所有房款分开转账，以便提供银行办理贷款所需凭证；本次交易中甲方应缴纳的交易税费均由乙方承担并支付；未经甲乙双方授权，中介方不得于2016年3月31日前对系争房屋的买卖合同进行网络备案；本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章当日成立并生效；本协议与买卖合同相冲突的条款，以本协议约定为准。2016年1月2日，被告郎某2作为收款人在收到原告房款5万元的填写式《收据》上签名。2016年1月13日，被告郎某2作为收款人在收到案外人毛某某房款55万元的填写式《收据》上签名。2016年2月17日，被告郎某2作为收款人在收到案外人毛某某房款40万元的填写式《收据》上签名。2016年3月29日，原告在二位律师(即原告在本案中的委托代理人)的陪同下，与被告在太平洋公司处签订第二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因原告不同意签订《补充协议》，双方未完成当日的网签合同签订，但原、被告均在其中一份第二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上签名。双方在该第二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系争房屋的转让价款为440万元。在该合同《补充条款(一)》中将原《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的“乙方于付清贷款银行所需首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备齐贷款资料办理银行贷款申请手续”修改为“乙方于付清贷款银行所需首付款后10个工作日内，备齐贷款资料办理银行贷款申请手续”。该合同尾部显示“网上合同签订时间：2016年3月29日17时27分22秒”。原、被告均在合同落款时间处写2016年3月31日。在该合同中还记载原告的居住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俞家弄X号。2016年3月31日，原告在二位律师的陪同下与被告在太平洋公司签订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时，再次因《补充协议》的签订发生争议。后原告在当日将7本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带走。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系争房屋的房地产转让价款共计440万元。在该合同《补充条款(一)》中将第二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的“乙方于付清贷款银行所需首付款后10个工作日内，备齐贷款资料办理银行贷款申请手续”又修改为“乙方于付清贷款银行所需首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备齐贷款资料办理银行贷款申请手续”。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记载网上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03月31日。2016年3月31日17时33分，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徐家汇派出所接匿名报警，称：“在零陵路XXX号XXX楼大厅房屋中介纠纷”。2016年3月31日，太平洋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甲方郎某2、郎某1与乙方毛泰生于2016年1月2日经我公司居间介绍，签订了关于上海市陆家浜路XXX弄XXX号XXX室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双方后约定于2016年3月31日一同至我公司补签上述房屋的网上备案版《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XXXXXXX，时至我公司说明该情况之时，乙方已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甲方是否在该合同上签字，我公司尚不知晓，现特将该情况予以书面说明”。2016年4月3日，被告用EMS方式向原告邮寄了信函(邮寄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俞家弄X号)，内容为：“自从3月31日你离开中介公司后，我们一直无法联系上你，包括打电话无人接听。我要求中介公司与你联系，中介公司回复我，他们也无法联系上你。所以我发此信，希望你收到信后，立即联系我或者中介公司，双方得以继续履行合同。如果你不想履行合同，也请告知我你的想法，躲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该信函于2016年4月6日被“本人收”。2016年4月7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2016年4月15日，太平洋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兹证明从2016年3月31日后，我公司工作人员始终无法联系上黄浦区陆家浜路XXX弄XXX号XXX室之房地产的买家毛泰生先生，包括电话联系(拨打电话先是无人接听，后就是关机状态)。已发送至身份证地址的快递也被退回”。又查明：原、被告发生争议的《补充协议》系太平洋公司提供的打印件。在该协议的打印部分记载：甲乙双方于2016年3月29日签订的关于系争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的成交价440万元未包含房屋装潢、厨卫设施及附属设施、设备，乙方同意就现有房屋装潢、厨卫设施及附属设施、设备另行补偿甲方40万元，并于2016年3月31日之前支付给甲方，本款与买卖合同登记的所有房款分开转账，以便提供银行办理贷款所需凭证；本次交易中甲方应缴纳的交易税费均由乙方承担并支付……未经甲乙双方授权，中介方不得于2016年3月31日前对系争房屋的买卖合同进行网络备案……本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章当日成立并生效；本协议与买卖合同相冲突的条款，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在该协议上有一段手写文字，内容为：“本次交易480万元整是甲方净到手价，甲乙双方所有的交易税费和中介服务费由乙方承担”。再查明：原告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俞家弄X号为原上海市煤气公司吴淞煤气厂于1991年分配给原告夫妻的公房，居住面积16平方米。该房屋的户籍户主为原告的妻子顾恒珍。审理中，原告表示其对“本次交易480万元整是甲方净到手价，甲乙双方所有的交易税费和中介服务费由乙方承担”这句手写文字理解为：“房款480万元，另需要原告补偿装潢补偿款40万元”。审理中，原告提供“张超”的证明，内容为：“兹证明关于陆家浜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乙方毛泰生到场带着合同首付款来的，现因双方合同条款意见不能统一，无法继续履行条约进行签约，特此证明”。审理中，原告提供上海银行本票复印件及案外人毛某某的银行流水单，其中本票复印件记载：收款人为被告，申请人为案外人毛某某，金额为72万元，出票日期为2016年3月30日。审理中，被告向本院申请调查令，从太平洋公司调取了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复印件，太平洋公司在该复印件上注明“原件在我处”，并盖公章。该合同显示被告在2016年3月31日在该合同上签名。在2016年7月14日的陈述中，原告称其380万元的剩余房款需要银行贷款。在2016年8月31日的庭审中，原告称：2016年3月31日下午4点多钟，太平洋公司业务员张超打印好网签合同后交原告签字，原告签字后，由张超拿到在另一房间的被告处签字，1、2分钟后，张超将合同拿回来，称被告不肯签，走了，于是原告当即要求张超写不签原因的书面证明。张超写了证明后就走了。原告因对张超写的证明不满意，就找太平洋公司的领导，并以被骗为由报警。110出警后，要求太平洋公司服务好，所以太平洋公司写了情况说明。之后，原告就离开了。2016年3月31日后，原告并没有联系中介，因为太平洋公司没有联系原告。原告起诉后，曾经在2016年5月接到太平洋公司的电话，告诉原告可以过户，原告答复自己已经起诉。原告带走的7本用于网签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第三版)是太平洋公司的领导交给原告留作凭证的，证明原告签字而被告没有签字。上海市俞家弄X号房屋是由原告妻子的家人居住，原告自己的房屋在2016年2月为了买房而出售了。2016年3月31日原告所带的72万元本票的申请人是原告的儿子。原告目前已经退休，300多万元房款需要贷款。原告名下无房。2016年3月29日签约时，被告提出要修改条款，原告不同意，被告则同意按照原合同约定执行，后张超叫双方到各自房间签约。当时张超称被告要求一份一份签，于是由被告先签，签第二份时，张超称被告不签了，反正还有两天时间。原告现手中持有那天签的第二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被告的签名)。原告认为《补充协议》中手写的“本次交易480万元整是甲方净到手价，甲乙双方所有的交易税费和中介服务费由乙方承担”是被告要涨价，该480万元并不包括40万元的装修费。双方曾经在2016年1月2日签过补充协议，只是在原来的补充协议中没有这段话，但原告认为没有必要再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对此，太平洋公司没有组织双方协调。2016年3月31日后，原告并没有向太平洋公司核实被告是否签约。在2017年6月21日的庭审中，原告称：上海市俞家弄X号房屋在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之前已经出租给亲戚，该房屋的承租人是原告的妻子。现原告居住的上海市黄浦区海潮路XXX弄XXX号XXX室是原告借的房。2016年3月29日第二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太平洋公司打印了7份，是原告先签了一份，张超叫原告将合同落款的时间写2016年3月31日。被告签了一份合同后，要求原告将72万元房款支付给被告。第二版、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价款是440万元。在签订第二版、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时，太平洋公司曾要求原告签《补充协议》，但原告没有签，因为原告认为是加价40万元。双方约定的总房价是480万元，包括装修补偿费40万元。3月31日的本票，原告向被告及太平洋公司都出示过。原告之所以带本票，是因为被告要求原告在3月31日当场支付72万元。在警察出警时，太平洋公司的女性法务在场，男性法务和张超一直在场。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共7份原件均在原告处，是太平洋公司的一名男性法务在原告报警后交给原告的。被告在签了一份第二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后，要求原告将72万元房款支付给被告，但原告那天并没有带款，要求转账给被告，被告称要原告于2016年3月31日交钱。对于本票，被告在庭审中称，被告并没有看到原告的本票，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是转账，被告并没有叫原告在2017年3月31日当场支付72万元。审理中，本院向原太平洋公司的法务科科长汪婷进行调查，其向本院陈述：汪婷在太平洋公司的任职时间为2012年8月至2016年4月30日。原、被告双方最早在2016年1月签订买卖合同和一份《补充协议》，因当时的经办人和店长集体离职，故由新店长张超接手。因为双方约定的净到手价是480万元，而网签合同约定的房价是440万元，所以在网签时，太平洋公司要求在签订网签合同的同时配套签订《补充协议》。2016年3月底的下午6点多，汪婷经过1楼大厅时听见吵闹声，看见原、被告双方情绪激动，被告郎某2有一女性朋友陪同，原告则带着两名自称律师的男性。双方对网签合同没有争议，但对应当配套签订的补充协议有争议，被告郎某2同意在《补充协议》上签字，原告则坚决不肯在《补充协议》上签字。当时汪婷多次询问原告意见，但原告本人却一言不发，都由原告的两名律师陈述。原告的律师称，之所以不肯签《补充协议》，是因为之前的合同只约定签网签合同，并没有约定再签订《补充协议》。当时原、被告双方没有谈到对房屋价格有争议，被告也没有要求提高房价。原告当时不肯签《补充协议》的时候，“本次交易480万元整是甲方净到手价，甲乙双方所有的交易税费和中介服务费由乙方承担”这段话还没有添加。2016年3月31日，张超通知双方到太平洋公司签约，当时安排在两个房间，由汪婷陪着被告。被告提出要与原告本人沟通。于是汪婷等叫被告到签约室，但原告仍带着一位律师到签约室。被告向原告表示，由于房屋市场价格已涨，合同约定的440万元房价款可能在审税时通不过，如果有税费增加，则要求仍然由原告承担，并希望能够以书面形式将净到手价480万元固定下来。但原告听后仍然一言不发，其律师坚持说他们只签网签合同，其他任何书面协议都不签。之后汪婷因要开会就离开了。后来太平洋公司的法务打电话给汪婷，说原告要太平洋公司在其拟好的证明上盖章，但汪婷听了法务读的内容后表示不同意在原告拟好的证明上盖章，接着原告就报了警。后来汪婷叫法务出具了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交给原告。2016年3月31日原告是否带着应付款，汪婷不知道，具体是张超在操作。常规网签合同太平洋公司打印7份，其中1份已留在汪婷处，被告手中应有一份，张超处应剩余5份。一般情况下，太平洋公司只给买方一份网签合同，不可能将剩余的网签合同都交给原告。张超在2016年清明前一天去世，汪婷不能妄加评判，但张超是店长，不可能将剩余的网签合同都交给原告带走。2016年3月31日“张超”的证明，汪婷不知道，也没有看到其写。后被告曾联系太平洋公司，说其手中的合同已经签好字，要太平洋公司联系原告履行合同，但太平洋公司在2016年3月31日原告离开后就一直联系不上原告，原告的手机一直显示来电提醒，太平洋公司发函给原告，也被退回。汪婷没有听同事说原告有电话给太平洋公司，反正2016年3月31日后，原告就失联了。汪婷曾经问过张超，张超说联系不上原告。清明节前，被告联系过张超，清明节后因联系不上张超，被告就找到太平洋公司，要太平洋公司联系原告，但太平洋公司已联系不上原告。审理中，本院向太平洋公司进行调查，其法务主管刘某向本院陈述：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其是知道的，这笔业务是太平洋公司的店长张超经手，买卖双方发生纠纷后，张超就去世了。对于这笔业务比较熟悉的是太平洋公司的原法务科科长汪婷。汪婷于2016年5月离职，汪婷在这笔业务发生的后期也参与了。在汪婷在任时，刘某自己是担任法务专员，曾听说这笔业务有纠纷，而且有一方吵得很厉害。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原告的签名，有被告的签名)是真实的，太平洋公司保留了该合同的原件。装潢部分是有价值的，所以双方如果对装潢部分认可，则需要签订补充协议。通常情况下，如果双方在签订网签合同的过程中发生纠纷，一方未签字，则网签合同的全部文本应该保管在太平洋公司，不允许让其中一方带走。至于为何7份网签合同在原告处，刘某不知道，张超也去世了，无法核实。审理中，本院要求原告提供其有能力支付380万元房款以及原告具备贷款条件的证据，但原告并未提供。审理中，被告主动将100万元房款交至本院代管。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在2016年1月2日通过太平洋公司居间介绍，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和《补偿协议》，约定了房地产转让价款为440万元房屋装潢、厨卫设施及附属设施、设备的补偿费为40万元，鉴于上述合同的内容已经具备了房屋买卖合同的基本条款，故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被告约定的被告净到手价为480万元，并非前后三份《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的440万元房屋价款，故《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首先，双方在2016年3月29日及3月31日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补充协议》是否应当签订的问题。根据2016年1月2日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约定，双方于2016年1月2日签订的关于系争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的成交价440万元未包含房屋装潢、厨卫设施及附属设施、设备，乙方同意就现有房屋装潢、厨卫设施及附属设施、设备另行补偿甲方40万元等，可见该《补充协议》是对2016年1月2日《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补充，并非是对第二版、第三版《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补充。虽然第二版、第三版《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是为了网签所需，但一旦签订，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况且，被告作为收款人签名的2016年1月2日、1月13日及2月17日5万元、55万元、40万元的填写式《收据》上均记载的是“房款”，并未有“房屋装潢、厨卫设施及附属设施、设备补偿款”的记载。因此，在签订第二版或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时，太平洋公司工作人员要求原、被告双方签订配套的《补充协议》并非不必要，原、被告双方均应当签订，原告拒绝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实属不当。如果说原告认为再次签订《补充协议》不当，那么根据系争房屋交易中被告应缴纳的交易税费均由原告承担并支付的约定，以及国家有关税收的法律规定，原告不应当在第二版、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采取做低价格的方式，而应当在双方网签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约定房地产转让价款为480万元，而非440万元。然原告只同意签订的仍是约定房地产转让价款为440万元的第二版、第三版《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其次，关于《补充协议》中手写的“本次交易480万元整是甲方净到手价，甲乙双方所有的交易税费和中介服务费由乙方承担”这句话的理解。原告认为该句话的意思是被告要涨价，该480万元并不包括40万元的装潢、设备补偿款。被告则认为该句话的内容是明确被告的净到手价为480万元，与原约定相符，并未有新的增加。本院认为，按照该条款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该条款的内容与原、被告在2016年1月2日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补偿协议》的约定是相符的，并不存在任何被告要“涨价”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质疑该条款的内容实属无据。更何况，原告在2016年3月29日、3月31日在太平洋公司办理网签手续时始终有二位律师陪同。作为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师，完全可以对《补充协议》中手写的这句话有正确的判断，不应当有这句话的意思是被告要涨价的错误判断。再者，被告作为一名非专业人士，当时也无律师陪同，为了明确其到手价为480万元，要求在《补充协议》上书写“本次交易480万元整是甲方净到手价，甲乙双方所有的交易税费和中介服务费由乙方承担”这句话实属正常，符合情理。第三，根据本院向太平洋公司原法务科科长所做的调查，原告拒绝签订《补充协议》是发生在“本次交易480万元整是甲方净到手价，甲乙双方所有的交易税费和中介服务费由乙方承担”这句话添加之前，可见，原告当时拒绝签订《补充协议》并非是因为《补充协议》中增加了上述这句话。第四，根据双方的约定，原告应当在2016年3月31日之前支付被告房款72万元，而非必须在2016年3月31日当面支付。根据2016年1月2日《补偿协议》中的约定，40万元的房屋装潢、厨卫设施及附属设施、设备补偿款以及买卖合同登记的所有房款的支付方式均为转账，并未约定可以采取其他支付方式。本案审理中，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开具本票是经被告同意，也无证据证明其在2016年3月31日向被告出示了72万元的本票。更何况根据原告提供的本票复印件记载本票申请人为案外人毛某某，并非原告。因此，即使原告在2016年3月31日携带了72万元的本票，也并不代表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其应负的付款义务。再者，网签合同是否成功，并不影响双方买卖合同的效力。原告在二位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将72万元房款如期转账给被告，但原告并没有将72万元房款在2016年3月31日前转账给被告，因此，原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后果。第五，根据本院向太平洋公司及其原法务科科长所做的调查，其均称网签合同的全部文本应该保管在太平洋公司，不允许让其中一方带走。然按照原告的自认及其在审理中出示的证据，均证明原告在2016年3月31日原、被告双方发生争议后，用于双方网签的第三版《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7本均被原告带走，并不是保留在太平洋公司。原告先是称是太平洋公司的领导交给原告留作凭证，后又称是太平洋公司的男性法务交给原告的，前后说法不一致，且均无证据证明。因此，原告在2016年3月31日将7本用于网签的合同带走应认定为其自己的行为。再者原告将7本用于网签的合同带走时，双方约定的签订网签合同的时限尚未届满。事实上，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所做的调查，被告已经签订了第8本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原件保留在太平洋公司，可见被告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但由于原告将7本第三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带走，在客观上阻碍了被告在时限内签订这7本第三版《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故原告应当对其带走7本第三版《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第六，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以及本院所做的调查，原告在2016年3月31日至其2017年4月7日提起诉讼期间，被告与太平洋公司均联系不上原告，太平洋公司工作人员拨打原告电话先是无人接听，后就是关机状态，原告自认事后因为太平洋公司没有联系原告，所以原告也不联系太平洋公司，原告事后也未核实被告是否已经签约，原告的一系列行为与其想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相违背。更何况原告已经向被告支付了100万元的房款，其在双方未能如约网签的情况下采取消极等待的方式有违常理。第七，根据双方的约定，原告是以购房贷款的形式向被告支付房款306万元。在2016年7月14日向本院的陈述中，原告也称其剩余的380万元房款需要银行贷款。经查，原告是1957年8月17日出生，其在2016年3月31日时的年龄为58周岁，且其自述已经退休，而系争房屋的购买人为原告一人，所以根据当时的银行贷款政策，原告获准贷款306万元的几率微乎其微。更何况原告已向被告支付的房款中，有55万元和40万元是案外人毛某某支付，原告提供的72万元本票复印件记载的申请人也为案外人毛某某，并非原告本人。审理中，本院曾要求原告提供其有能力支付380万元房款以及原告具备贷款条件的证据，但原告并未提供。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在2016年3月31日时缺乏获准银行贷款、支付剩余房款的能力。第八，原告在2016年8月31日的庭审中陈述上海市俞家弄X号房屋是由原告妻子的家人居住，原告自己的房屋在2016年2月为了买房而出售了，其名下无房。在2017年6月21日的庭审中，原告又陈述上海市俞家弄X号房屋在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之前已经出租给亲戚。经查，上海市俞家弄X号房屋为原上海市煤气公司吴淞煤气厂于1991年分配给原告夫妻的公房，居住面积有16平方米，该房屋的户籍户主仍为原告的妻子顾恒珍，原告的户籍目前也在该房屋内。可见原告目前并非无房居住。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在2016年3月31日时并无继续履行合同的诚意，且以自己的行为阻碍被告网签，已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且原告未按期支付72万元的房款，亦构成违约，其逾期支付已超过15日，符合了双方约定的解除合同条件。有约定，应当从约定。现被告以原告构成违约等辩称理由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更何况由于市场因素的变化，系争房屋的市场价格在2016年3月31日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将有违公平原则。因此，本院对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等诉请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房款100万元，鉴于被告已经将该款交给本院代管，且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不再继续履行，故该款应当返还给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毛泰生与郎某2、郎某1于2016年1月2日签订的关于上海市陆家浜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不再继续履行；二、驳回毛泰生的诉讼请求；三、郎某2、郎某1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毛泰生购房款100万元(该款已由本院代管)。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毛泰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蓓蕾审 判 员  冯歆蕊人民陪审员  时 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书 记 员  蒋 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6gt;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