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0891行初276号原告：胡养，男，195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雷州市。委托代理人：谢曜蔚，广东万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雷州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雷州市雷南大道。法定代表人：林豪，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卫强，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雷州市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雷州市雷城镇西湖大道147号。法定代表人：洪真，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何春润，男，汉族，1976年11月25日生，公司员工。第三人：王仁进，男，196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雷州市，委托代理人：吴国志，广东誉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卢居林，广东誉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胡养不服被告雷州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雷州国土局”）于2017年8月17日向第三人王仁进核发的粤（2017）雷州市不动产权第0003034号《不动产权证书》，于2017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日本院立案后，于2017年11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发现雷州市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依法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同年11月24日与11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胡养及其委托代理人谢曜蔚，被告雷州市国土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刘卫强，第三人雷州市立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春润，第三人王仁进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国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雷州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8月17日将坐落在雷州市××大道××Ａ地块的2791.60平方米为第三人王仁进核发粤（2017）雷州不动产权第0003034号《不动产权证书》，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原告胡养诉称，粤（2017）雷州不动产权第0003034号《不动产权证》所涉土地位于雷州市××大道××Ａ地块。1995年4月10日，雷州白沙镇官茂村村民王同欣将其取得的由村分配的位于村西新村场92平方米的宅基地（分配号83）以43500元转让给原告使用。根据雷州土地储备管理中心雷土储函（2015）26号、64号《关于新城大道××、××、××Ｂ三宗地土地回收有关情况的复函》显示，原告受让的宅基地属于新城大道24号A地块D089，雷州市人民政府至今尚未回收原告所有的宅基地。第三人王仁进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程序的拍卖活动中竞买到新城大道××、××、××Ｂ地块，执行法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号《函》，认定新城大道××、××、××Ｂ地块中尚未回收土地的遗留问题不属于本案的执行范围，并非由法院处理，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2017年8月17日被告向王仁进核发粤（2017）雷州不动产权第0003034号《不动产权证》，根据宗地图显示，虽然原告的土地不在红线范围内，但原告土地北至与该证登记的土地相邻，被告向王仁进核发粤（2017）雷州不动产权第0003034号《不动产权证》的行政行为不但实体违法，而且程序也违法，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具体如下：1.被告给王仁进核发涉诉的二个不动产权证之前，新城大道24号A、24号B二宗地块尚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被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颁发不动产权证前进行地籍调查；3.被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颁发不动产权证之前已审核公告;4.涉诉的二个不动产权证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改变规划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与原告之间的相邻权，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预留相邻间的间隙的依据是什么，是否充分考虑了原告的利益等;5.涉诉的二个不动产权证应为转移登记而不是首次登记，而且使用年限应当从2010年6月23日起算而不是从2017年8月17日起算。2010年6月23日，雷州土地交易所以2688万元将新城大道××、××、××Ｂ三宗地块出让给立信公司，立信公司因他人债务纠纷其财产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王仁进在强制执行的拍卖过程中竞买到新城大道××、××、××二宗地块，也即23号、24号A、24号B二宗地块的权利从立信公司转移给王仁进的依据是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该情形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第2项的规定，属于转移登记而不是首次登记，使用年限应当从2010年6月23日起算，而不是从2017年8月17日起算;6.被告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土地用途、面积和四至范围。根据雷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月19日作出的雷府函（2010）7号《关于新城大道××、××、××二宗地块出让方案的批复》、王仁进和广东南方拍卖行有限公司签订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可知，新城大道××、××、××Ｂ三宗地块规划用途是住宅兼商业以住宅为主，面积为9115.1平方米，但被告向王仁进核发的三个不动产权证登记的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面积变更为7951平方米,减少了1164.1平方米，四至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雷州市人民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对新城大道××、××、××二宗地块的规划依法变更，故被告变更原来的规划没有任何依据。为此，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依法判令确认被告雷州国土资源局给第三人王仁进核发的粤（2017）雷州不动产权第0003034号《不动产权证》违法，并予以撤销；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1.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宅基地使用凭证、宅基地契，证明:1995年4月10日，雷州白沙镇官茂村村民王同欣将其取得的由村分配的位于村西新村场92平方米的宅基地（分配号83）以43500元转让给原告使用;3.雷土储函（2015）26号、64号《关于新城大道××、××、××Ｂ三宗地土地回收有关情况的复函》，证明原告所有的宅基地属于新城大道24号A地块D089，雷州市人民政府至今尚未回收原告所有的宅基地；4.（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号《函》，证明执行法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认定，在新城大道××、××、××Ｂ地块中尚未回收土地的遗留问题不属于案件的执行范围，并非由法院处理，由被告依法依规处理；5.粤（2017）雷州不动产权第0003034号《不动产权证》，证明根据宗地图显示，虽然原告的土地不在红线范围内，但原告土地东至、北至与该证登记的土地相邻，被告向王仁进核发粤（2017）雷州不动产权第0003034号《不动产权证》的行政行为不但实体违法，而且程序也违法，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雷州国土局辩称，原告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且被告所作出的发证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认为：一、第三人发证土地范围与原告的宅基地不予重叠，双方没有权属争议，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与本案无利害关系。根据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陈述事实理由，其已经自认被告给第三人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的土地红线范围没含有其土地，事实清楚。既然如此，被告发证的土地使用权与原告的宅基地并没有权属争议，权益交叉，事实非常清楚。另外，被告给第三人颁发涉案土地《不动产权证书》与原告的滴水距还保留有80CM的距离。可见，涉案的行政行为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存在权益争议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八）项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原告的起诉；二、被告给第三人的颁证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涉案的土地使用权是被告委托雷州土地储备管理中心通过挂牌方式出让给雷州立信房地产公司的。由于立信公司债务问题，天河区人民法院依法委托拍卖涉案土地使用权，第三人王仁进是通过参与竞买方式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发证的涉案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归买受人王仁进所有。并给被告发出（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明确要求“协助买受人王仁进单方办理位于雷州市××大道××、××、××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为此，被告按照天河区法院的协助执行内容给第三人颁证行政行为，于法有据，且事实清楚，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法释[2004]6号）的规定。被告根据天河区人民法院的（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给被告颁发涉案的3本《不动产权证书》，并且发证范围并没有超出法院的拍卖范围。该发证行为是被告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且没有扩大协助法院执行的范围，故该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此，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雷州国土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不动产权证书》，证明被告依职权给第三人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各原告主张的土地不在发证土地范围内；2.《关于新城大道23号、24号B三宗地块出让方案的批复》，证明雷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同意将涉案三宗地块挂牌出让的批复；3.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地块红线图、执行裁定书、（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第三人依法竞得涉案三宗地块，被告依法协助法院执行，给买受人（第三人）单方办理涉案三宗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属协助法院执行行为，不属行政诉讼受理范围；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附宗地位置图），证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存在遗留问题的五位原告土地剔除出发证土地范围，发证土地范围已不含五位原告土地，五位原告与涉案登记土地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三人立信公司述称，同意原告的起诉意见。第三人立信公司没有证据向本院提交。第三人王仁进述称，原告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且被告所作出的发证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第三人认为：一、第三人发证土地范围与原告的宅基地不予重叠，双方没有权属争议，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与本案无利害关系。根据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陈述事实理由，其已经自认被告给第三人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的土地红线范围没含有其土地，事实清楚。既然如此，被告发证的土地使用权与原告的宅基地并没有权属争议，权益交叉，事实非常清楚。另外，被告给第三人颁发涉案土地《不动产权证书》与原告的滴水距还保留有80CM的距离。可见，涉案的行政行为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存在权益争议问题；二、被告给第三人的颁证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规定得非常清楚。涉案的土地使用权是被告委托雷州土地储备管理中心通过挂牌方式出让给雷州立信房地产公司的。由于立信公司债务问题，天河区人民法院依法委托拍卖涉案土地使用权，第三人王仁进是通过参与竞买方式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发证的涉案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归买受人王仁进所有。并给被告发出（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明确要求“协助买受人王仁进单方办理位于雷州市××大道××、××、××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为此，被告按照天河区法院的协助执行内容给第三人颁证行政行为，于法有据，且事实清楚，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的规定。被告根据天河区人民法院的（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给被告颁发涉案的3本《不动产权证书》，并且发证范围并没有超出法院的拍卖范围。该发证行为是被告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且没有扩大协助法院执行的范围，故该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第三人庭审时补充：1.这块地在政府出让的时候已经经过规划建设局批准同意出让，没有法律规定要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本案是属于政府出让土地来发证，不存在地籍调查，这是政府将储备土地进行出让。所以也不存在公告的问题；2.相邻权问题属于民事诉讼，不是行政诉讼；3.土地使用合同是2017年6月23日所签订的，政府交地是在2017年8月，所以从交地时间起算使用年限。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王仁进没有证据向本院提交。经庭审质证，原告胡养对被告雷州国土局出示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被告颁发不动产权证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违反雷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月19日作出的雷府函（2010）7号批复规定的规划条件核发证照；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因为雷州市人民政府出让土地没有先将宗地范围内的属于原告的土地回收，该批复同时要求竞得者须协助处理挂牌出让地块遗留问题；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实有异议，天河法院的裁定书及协执通知书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另，《拍卖成交确认书》已明确了拍卖地块范围内尚有23户村民土地未收回，导致国土部门至今未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告土地是其中一户；对证据四4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证明事实有异议。从宗地图可以证实，原告的土地与不动产权证确权的土地相邻，该合同严重改变了雷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月19日作出的雷府函（2010）7号批复规定的规划条件。被告雷州国土局对原告胡养出示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合法性由法院依法认定，除王明德外，其余四原告主张的土地未办理用地手续，且五原告主张的土地均在涉案登记土地范围之外，与涉案土地无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主张的土地均在涉案登记土地范围之外，与涉案土地无关联性；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该函明确“…上述土地使用权的部分遗留问题，因不在本案执行范围，故并非由法院处理，不能因此影响买受人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涉案土地不含原告主张土地，被告给第三人发证系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不属于人民法院执行诉讼受案范围。第三人立信公司对原告胡养出示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全部证据无异议。第三人立信公司对被告雷州国土局出示的证据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第三人王仁进对原告胡养出示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4的关联性有异议，由于涉案的原告宅基地并不在涉案土地证之中，被告已经执行了这两份函把涉案的宅基地划出，这两份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该证是合法的。第三人王仁进对被告雷州国土局出示的证据意见为：对全部证据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5与被告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作评判；原告及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1995年4月10日，雷州白沙镇官茂村村民王同欣将其取得的由村分配的位于村西新村场92平方米的宅基地（分配号83）以43500元转让给原告使用。地块编号为：雷州市××大道××Ａ地块D089。粤（2017）雷州不动产权第0003035号《不动产权证》所涉土地位于雷州市××大道××Ａ地块。雷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月19日以雷府函（2010）7号批复，同意将雷州市××大道××、××、××三宗土地挂牌出让，并注明了24号A地块面积为3369.6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兼商业以住宅为主。第三人立信公司以2688万元竞拍上述土地使用权，因该地块范围内尚有土地未回收，国土部门未与第三人立信公司办理土地登记有关手续。其后，因立信公司不能依时履行其与唐时光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生效的法律文书，2014年8月3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河区法院”）以（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重新公开拍卖上述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之后，天河区法院委托广东南方拍卖行有限公司将雷州市××大道××、××、××三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第三人王仁进于2015年4月30日以2672.1547万元竞得，并于同日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该确认书中第五点“委托法院对拍卖标的的竞买条件及情况说明”中第4项约定：“由于上述地块范围内尚有23户村民土地未回收，导致国土部门至今未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因此，上述土地如能够拍卖成交，仍须由买受人自行到国土部门完善相关土地征收手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后才有办理过户的可能，这方面的风险须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天河区法院于2015年5月21日向雷州国土局发出（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雷州国土局协助第三人王仁进办理位于雷州市××大道××、××、××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雷州土地储备管理中心作出的雷土储函【2015】26号、雷土储函【2015】64号两份《关于新城大道××、××、××Ｂ三宗地土地回收情况的复函》，均明确写明未回收的23宗土地现状，其中列明：“24号A地块D089(胡养)…上述宗地均未与我中心办理回收手续。”雷州土地储备管理中心与2017年6月9日出具《关于新城大道××、××、××Ｂ三宗地块内六位业主宅基地回收情况的说明》，说明6位业主未回收土地为：23号地块D123（王明德）、D124(王永宁)、D125(王长由)、24号A地块D088（洪梅）、D089（符养）、24号B地块及边缘线道路上D076（王仁兴）。雷州国土局于2017年6月28日与第三人王仁进签订2017-00000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原告的土地剔除在外，将面积7951平方米土地（其中23号地块2520.1平方米、24号A地块2791.6平方米、24号B地块2639.3平方米）与第三人王仁进签订合同。第三人王仁进缴纳相关税费后，雷州国土局在2017年6月30日对涉案土地进行不动产权籍调查，在指界时只通知了第三人王仁进到场，没有通知本案原告到场签名确认。第三人于2017年7月28日向雷州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局申请对雷州新城大道23号地块中2520.1平方米土地进行登记。2017年8月17日，被告雷州国土局为第三人核发了粤（2017）雷州不动产权第0003034号《不动产权证书》，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登记为首次登记。原告不服，因此诉至本院。另查明，庭审时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原告的24号A地块D089土地不在粤（2017）雷州不动产权第0003034号《不动产权证书》所确权范围内，但根据被告雷州国土局提交的证据4中的宗地位置图显示，原告胡养的24号A地块D089土地北至与第0003034号《不动产权证》确权的土地相邻，为相邻宗地，原告土地与不动产权证确权土地界线之间的滴水为0.8米，但被告及第三人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明滴水为0.8米是合法合理的证据和依据。被告在庭审时确认，因在雷州市人民政府出具的雷府函【2010】7号《关于新城大道××、××、××Ｂ三宗地块出让方案的批复》已列明土地规划设计条件，所以其将24号A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第三人王仁进时，第三人王仁进没有另行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再查明，原告曾因不服被告雷州国土局于2016年1月29日与第三人王仁进签订合同编号为2016-000001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于2016年11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2016）粤0891行初269号行政判决书，以依据不足，程序违法判决撤销该合同编号为2016-000001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判决现已生效。该案查明：天河区法院于2015年6月16日与2015年12月3日向被告发出（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号回函明确：“土地遗留问题不属于本案执行范围。洪作相主张被告雷州国土局将涉案土地为第三人王仁进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扩大了法院协助执行的范围，且存在未经批准擅自调整规划出让土地等程序违法的问题，于2017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样请求撤销涉案的粤（2017）雷州不动产权第0003034号《不动产权证书》,案号为（2017）粤0891行初231号。本院认为，本案是不动产行政登记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属于协助执行范围，本案的诉求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原告是否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三、被告为第三人王仁进核发的涉案的不动产权证的事实是否清楚，依据是否充分。一、关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属于协助执行范围，本案的诉求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法释（2004）6号]规定：“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协助扩大了范围或违法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被告及第三人王仁进认为雷州国土局向第三人王仁进核发的被诉《不动产权证书》，是履行天河区法院要求的协助执行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天河区法院曾于2015年6月16日与2015年12月3日向被告发出（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号《函》，明确：“土地遗留问题不属于本案执行范围”，而已经生效的（2016）粤0891行初265号、（2017）粤0891行初296号、（2017）粤08行终50号判决书亦对关于“土地遗留问题不属于天河法院（2014）穗天法执字第6307号案的执行范围”的事实予以确认。而被告雷州国土局于2017年8月17日向王仁进核发的被诉《不动产权证书》包含了洪作相在24号A地块中持有的尚未回收的土地，被诉行政行为明显扩大了协助执行的范围。因此，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关于原告是否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的问题。原告资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在主体上获得法律认可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相邻权也称不动产相邻权，是指两个以上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占有、使用人，在行使对不动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时，相互之间要求对方提供便利或接受限制的权利，涉及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经查，原告的土地与被告所作出的被诉《不动产权证书》所确权的土地毗邻，与涉案行政行为所确定的土地具有相邻关系。被告雷州国土局将涉案土地确权给第三人王仁进时所涉及的土地四至、界址、滴水等，原告作为相邻一方的当事人认为被告所做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行政诉讼，其原告主体适格。三、关于被告为第三人王仁进核发的涉案的不动产权证的事实是否清楚，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不动产登记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被告雷州市国土局作为雷州市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具有对第三人王仁进提出的涉案登记申请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判断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基本标准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程序是否合法。根据本院另案审理的（2017）粤0891行初231号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在明知“土地遗留问题不属于执行范围”的情况下，将包含被告人洪作相在24号A地块中持有的D058、D060、D069、D075、D090地块在内的涉案土地，向第三人王仁进核发《不动产权证书》的行为，明显扩大了协助执行的范围。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被告应当提交证据对作出原告土地与不动产权证确权土地界线之间的滴水为0.8米的合理合法性进行说明，但被告及第三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明相关证据，故视为没有依据。综上，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明显不足。另，司法行为与行政行为是两种各自独立的执法行为。对于当事人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申请行政机关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案件，由于人民法院未直接介入登记程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仅仅是行政机关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权属根据，其不能免除当事人在办理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过程中必须履行的行政义务，行政机关亦不能在办理过程中省略相关登记所必须的行政程序与环节。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三十四条第一款：“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后，还应当对下列内容进行查验：(一)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以及授权委托书与申请主体是否一致;(二)权属来源材料或者登记原因文件与申请登记的内容是否一致;(三)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权籍调查成果是否完备，权属是否清楚、界址是否清晰、面积是否准确;(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完税或者缴费凭证是否齐全。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土地权属来源材料;(二)权籍调查表、宗地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标;(三)土地出让价款、土地租金、相关税费等缴纳凭证;(四)其他必要材料。前款规定的土地权属来源材料，根据权利取得方式的不同，包括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以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授权经营批准文件。”以及《城镇地籍调查规程》第3.2.6.1条、第3.2.6.3、第3.2.7条：“界址的认定必须由本宗地及相邻宗地使用者亲自到现场共同指界；经双方认定的界址，必须由双方指界人在地籍调查表上签字盖章。调查结果应在现场记录于地籍调查表上，并绘出宗地草图。”的规定，不动产登记部门在受理申请后，需要对不动产界址进行调查，并通知本宗地及相邻宗地使用者亲自到现场共同指界。经查，被告曾于2016年1月29日就涉案地块的出让问题作出相关行政行为，而原告对该行为也曾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亦作出判决。被告雷州国土局明知原告与涉案地块的关系，但其在对第三人申请确权的土地进行地籍调查时，没有通知作为相邻宗地权利人的原告到场指界，程序明显违法。因此，对于原告提出的撤销涉案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雷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的粤（2017）雷州市不动产权第0003034号《不动产权证书》；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雷州市国土资源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一式六份，上诉于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碧清人民陪审员  丁 燕人民陪审员  蔡金花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程 前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