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2民终19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信，男，1973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广东天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杰，广东天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建华，女，195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伟，广东山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翠丽，女，1980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操翔，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信因与被上诉人魏建华、罗翠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16）粤1202民初2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魏建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160万元已给付杨信错误。（1）100万元的支付没有直接凭证。魏建华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有100万元借款是从2007年陆续以现金方式给付杨信的，2015年的《借据》是杨信事后的确认。因此，2015年的《借据》和《通话录音》都不是支付100万元借款的直接凭证。杨信称其在2015年准备向魏建华借款才出具《借据》，但至今没有收到魏建华的160万元的借款，并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07年到2013年期间资金充裕，无需借款、背负利息。在没有直接付款凭证证明借款已实际支付，而杨信主张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作了合理说明的情况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本案就应当结合具体情况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但一审判决却仅以事后派生的《借据》和《通话录音》就认定借贷已实际发生，显然是错误的。（2）60万元转账不是魏建华支付的借款。魏建华于2013年6月3日通过其在广东发展银行的账户，转账60万元至罗翠丽的账户。魏建华说是受杨信指示，将借款付给罗翠丽的。杨信则提交了魏建华为经办人的金源物业公司向杨信借款50万元的《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以证明魏建华向罗翠丽转账的60万元是魏建华作为金源物业公司借款的经办人，代金源物业公司偿还50万元的借款及10万元利息。魏建华向法庭提交的，在2013年5,6月期间，两人的账户没有六十万元的取款记录，可见魏建华转出的60万元不来源于魏建华的财产或其家庭财产。魏建华在诉状称其是从2007年起陆续以现金的形式借160万元给杨信的。到了开庭时，魏建华又称其中有60万元是转账付给罗翠丽的。前后不一致的说法，也正好证实了60万元转账与本案的160万元借款无关联。而杨信主张是魏建华经手代金源物业公司偿还60万元借款及利息，与其提交的证据正好是吻合的。2.魏建华应当就举证不能承担诉请被驳回的后果。魏建华未能就其已支付了160万元借款举证证实。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以借款实际支付为生效条件。因此，本案中魏建华所诉请的民间借贷关系因借款未实际支付而未能生效。魏建华在一审庭审中的每一事项的陈述不仅相互矛盾，也违背了常理，更不符合职业会计所应有行为本能，魏建华不能就其主张举证，其陈述更是无法自圆其说，可见一审判决的错误。综上，杨信没有收到魏建华的160万元借款，与魏建华没有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存在民间借贷是认定事实错误，应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魏建华的起诉。魏建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杨信与魏建华均确认借据及录音的真实性，也就是杨信已经认可借据与录音所陈述的内容。从借据来看，借据的表述已经明确表示是接到，借贷已经完成。从录音的内容来看，根据内容中可以明确看到，杨信在通话录音中也是非常明确的已经分两笔借到160万元，并与魏建华协商如何补充出具借据。并且在录音的后半部分也提及“总之，有钱就第一时间划回去给你”，明确借款的事实，并表明了还款的意愿，结合借据的基本要求及借据的内容，综合录音杨信所确认的事实所作出的承诺，该借款行为已经完成，魏建华借款给杨信160万元是非常明确的。至于杨信在庭审中所提及的公司借款50万元的问题，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该50万元是公司与杨信之间的借贷关系，与魏建华无关，双方是独立的主体，与本案无关。如果杨信认为其与公司存在借款纠纷，应当另案处理。结合魏建华的经济情况及相应的借款事实，杨信对其所提及的相关上诉理由并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应当予以维持。罗翠丽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存在重大事实不清。具体：1.在本案起诉时，魏建华在起诉状中描述所有借款都是现金，在第二次开庭又改称60万元是转账，显然是虚构了诉讼，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没有查清。杨信提交的相关材料，借款主体是发生在物业公司与杨信之间，法定代表人完全可以代表公司偿还债务，也符合事实本身，60万元魏建华在起诉时也没有提到该问题，该60万元显然不存在转账借给杨信。2.魏建华与杨信是朋友关系，魏建华应该清楚杨信、罗翠丽夫妻情况，但在起诉状中并没有提到60万元是转账借款，魏建华有可能与杨信有串联，达到侵占第三方正当合法的财产。本案不排除魏建华与杨信的串通，知道离婚之后，财产已经处分给罗翠丽，因为银行贷款没有解决，至今房产没有办理过户。3.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也是存在重大缺陷，一审是依据借据和录音，不能直接证明本案的事实，从录音中的描述并非是承认了借款什么时候还款，本案是经济纠纷应当以转账、书证作为直接证据，仅仅只有借据没有相应的银行转账，不足以为证的，一审法院分析了证据力的大小来认定，这是非常主观的。160万元有没有支付是本案争议的焦点，而且魏建华是没有举证说明，但一审法院判决罗翠丽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魏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杨信立即归还借款160万元及利息52056.99元（按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10月30日起暂计至2016年7月31日，余下的利息按该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杨信、罗翠丽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26日，杨信向魏建华立下一份《借据》，内容为“兹借到魏建华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正，定于2015年10月30日归还。此据。”《借据》“借款人”落款处有杨信签名及指模。魏建华以杨信至今未还上述借款为由于2016年8月8日诉至该院。诉讼中，魏建华对上述借款的形成等作如下陈述：魏建华与杨信为朋友关系，自2007年起陆续以现金形式借款给杨信用于放贷以收取利息，约定利息为月息2.5%，借款时杨信并没有立据，杨信依约支付利息至2014年7月。由于杨信资金周转困难没有再如期付息，经催收才汇总立下案涉《借据》，其中有一笔60万借款是在2013年6月3日应杨信要求转账给罗翠丽，其余100万元均在发展广场17楼肇庆市广源置业有限公司中以现金的方式交付。但杨信对魏建华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并认为案涉《借据》虽然是其所立，但魏建华并没有交付借款，因此双方并没有借贷关系；至于2013年6月3日转账给罗翠丽60万元是其指定魏建华转账的，但该款为肇庆市金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其归还借款50万元和支付利息10万元。对于借款的事实，魏建华还提供了其与杨信在2015年2月16日的通话录音，通话主要内容是魏建华要求杨信订立《借据》及追收欠款，其中：（1）提及怎样立借据的问题，魏建华问：“甘你要点写啊，甘写有乜嘢问题啧”，杨信答：“由于借到你甘多钱，写张借据埋得咯，一张100，一张60，系甘噶啦”；（2）提及借款交付的问题，魏建华：“……我记得果一百多好似以现金比你，你知道有时间，一年存得有多，系甘比你，分几次我又唔记得数咯喔”，杨信：“哎，埋写张整数100万，埋整张100，整张60咯，埋写两张咯”，魏建华：“我知道系整数比你啊，那个系现金比你，那个系转账噶嘛”，杨信：“得啦，埋写张借据咯，我今晚发比你咯”；（3）提及追款时，杨信：“得啦，我明嘎啦，总之到时，总之有钱就第一时间落翻过去比你。”魏建华：“系啊，如果你一次性比唔到，甘你起码逐次，每次比几十都得，如果你无，我无要求你一次性嘛。”杨信：“我估计都系要三四月份之后嘎啦”魏建华：“三四月份咯喔，甘如果系，甘你都系分两张写咯”杨信：“我整好左就发比你，果度无野噶”。另查明：杨信、罗翠丽于2004年11月17日登记结婚，2009年11月28日登记离婚。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一年以内（含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年利率自2015年10月24日至魏建华起诉期间均为4.35%。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2015年2月26日所立《借据》的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如《借据》的借贷关系确定，则罗翠丽是否需对案涉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对此，该院作如下认定：一、关于2015年2月26日所立《借据》的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问题。首先，由于借贷双方对2015年2月26日《借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借据》具备了借据应有的基本要素，故该《借据》应予确认，根据该《借据》的表述，杨信已“借到”魏建华人民币160万元。其次，根据魏建华与杨信的通话记录，杨信对《借据》中所涉的借款是认可的，而且对借款中有100万现金交付、60万是转账交付并无异议，并口头对还款作了承诺。最后，根据杨信的陈述，《借据》中所涉的借款并没有实际交付，仅存在借款的合意，杨信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在借款未交付前出具借据给对方存在的风险，尤其所涉的金额巨大的情形下，但杨信仍将该《借据》的原件交由魏建华收执，该行为有违借贷的交易习惯，且其亦未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说明。综上，经过全面、客观地审核了本案的证据，并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交易习惯等审查判断后，该院认为魏建华为本案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高于杨信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故认定杨信于2015年2月26日所立《借据》的借贷事实已经发生，杨信理应将该借款归还给魏建华。因此，魏建华要求杨信偿还借款160万元的请求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杨信对此所提之抗辩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二、魏建华要求杨信按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10月30日起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由于杨信未按约定如期还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魏建华请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合理合法。利息的计算标准可参照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一年以内（含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年利率4.35%计算，但魏建华请求的利息起算日有误，应从逾期之日即2015年10月31日起计算利息。因此，魏建华的该利息请求，其合理合法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三、罗翠丽是否需对案涉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由于杨信、罗翠丽已于2009年11月28日离婚，而案涉借款的立据之日为2015年2月26日，根据现有的证据尚未能证实案涉借款发生在杨信、罗翠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魏建华以案涉借款为杨信、罗翠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而要求罗翠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求理据不足，该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杨信应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魏建华归还借款人民币160万元及利息(上述利息以借款160万元为基准，从2015年10月31日起按年利率4.35%的标准计付至该院指定履行期间届满之日止)；二、驳回魏建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66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人民币24669元，魏建华负担300元，杨信负担24369元。二审期间，杨信提供了如下证据：1.一份《租赁合同》，拟证明：魏建华从2009年成立公司开始一直租赁杨信的公司写字楼，一直都有缴纳租金。如果是以现金借款160万元，为什么在合同结束以后也没有起诉杨信，还要按照正确渠道将租金转入杨信的公司；2.一份《声明》，拟证明：从2006年到2013年魏建华在杨信处拿了500万元现金，对应了杨信在一审提交的两份录音的事实。经质证，魏建华提出：1.对租赁合同的三性不予以确认。租赁合同只能表明杨信与魏建华是两个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与本案的民间借贷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便是按照杨信所说，也与本案魏建华的借款是没有关系。2.该声明没有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即使有原件的情况下，该声明所述的内容是指杨信与魏建华之间关于股权的声明，并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借贷有任何关联。因此，对该两份证据不予与确认。罗翠丽提出：1.对租赁合同的三性没有意见，租赁合同与第三人罗翠丽是无关的，是魏建华与杨信之间的租赁合同。2.对声明，由于是复印件，由法院核实，如果有原件予以确认，杨信与魏建华在2012年还有经济往来，充分印证了魏建华与杨信在本案涉及虚假诉讼侵占罗翠丽财产的嫌疑。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是：魏建华是否有向杨信交付160万元的借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魏建华提交《借据》及《电话录音》两份资料均可证明魏建华有将160万元借款交付给杨信，两份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该事实。首先，杨信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在《借据》上签名具有的法律效力，该《借据》明确载明杨信已经向魏建华借到160万元的事实；其次，在案的《电话录音》也印证了两人之间的160万元的借款事实；最后，杨信虽然主张魏建华未交付160万元的借款，但是杨信提交的《录音》、《租赁合同》、《声明》等证据均只能证明杨信和魏建华之间还存在其他的经济关系，却无法否认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故杨信认为魏建华未向杨信交付160万元借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669元，由上诉人杨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日 红审 判 员 任 喜 跃代理审判员 欧阳平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李 结 琼书 记 员 邵 丽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