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72民初1105号 原告：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B座五层。 法定代表人：刘雷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芳芳，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薇，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州松下码头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长乐市滨海工业区松下牛头湾。 法定代表人：王长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愈,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铭，福建明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五矿物流（福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水仙路33号海光大厦14D室、14E室。 法定代表人：梅旺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铖，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该公司员工。 原告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矿产”）与被告福州松下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下码头”）、第三人五矿物流（福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物流”）港口作业纠纷一案，于2016年12月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中国矿产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裁定对松下码头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松下码头以财产保全严重影响码头生产经营为由，向本院请求变更财产保全，并提供了闽航国用（2012）第0235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案外人福建可庄置业有限公司所属的榕房权证ＦＺ字第××号等房产作为保全标的物，本院于2017年11月3日裁定变更保全财产标的。本案于2017年3月16日和4月7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中国矿产的委托代理人洪芳芳、黄薇，松下码头委托代理人孟愈、陈志铭，五矿物流委托代理人王铖、陈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调解未果，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矿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松下码头赔偿原告货物损失171,025,420元（人民币，下同）及利息损失（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12月9日为20,342,962元）；2、判令松下码头赔偿中国矿产堆场转运损失2,597,630.18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计，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4年4月18日，中国矿产与第三人五矿物流签订编号为2014WL012C-1《港口代理协议》，约定由五矿物流作为中国矿产的进口港货物代理，代其办理由福州松下码头等进口铁矿砂的报关、报检、接卸、放货等事宜。协议签订后，五矿物流实际负责中国矿产在约定港口进口铁矿砂的全部事项。2014年3月至2014年11月间，中国矿产陆续从境外进口铁矿石，通过海运方式运抵福州松下码头并储存于松下码头堆场。五矿物流作为代理方不定期与松下码头就所存放的货物数量进行核对，包括抵港数量、出库数量及理论库存，松下码头对五矿物流出具的《库存确认函》均予以盖章确认。松下码头确认截止2015年1月22日，“莫太兹”轮货物出库14500吨，“亚萨”轮货物出库17585吨，“马里奥”轮、“海澜之旅”轮、“国投102”轮及“粤电81”轮货物未出库。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6月间，经中国矿产同意，福建鑫海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冶金”）又陆续从“马里奥”轮运抵货物中提货27300吨，从“海澜之旅”轮运抵货物中提货3231吨，从“国投102”轮运抵货物中提货27509吨。2015年7月初，中国矿产发现库存货物出现短少。2015年7月2日，松下码头向中国矿产出具说明一份，确认“莫太兹”轮和“亚萨”轮项下货物已无库存，其他轮项下货物出现不同程度短少。2015年7-9月，中国矿产将剩余货物销售给他人，经松下码头确认，“马里奥”轮剩余铁矿石7106.2吨，“海澜之旅”轮剩余货物1152.68吨，“国投102”轮剩余货物12462.95吨，“粤电81”轮剩余货物6766.78吨。至此，“莫太兹”轮项下货物实际短少59526吨，“亚萨”轮项下货物实际短少51340吨，“马里奥”轮项下货物实际短少41635.8吨，“海澜之旅”轮项下货物实际短少47034.32吨，“国投102”轮项下货物实际短少15438.05吨，“粤电81”轮项下货物实际短少49131.22吨。因松下码头丢失中国矿产库存货物，造成中国矿产货物损失171,025,420元。中国矿产为防止货物继续丢失，将剩余货物转卖，因此支出堆场转运费2,556,983.56元，该笔费用亦应当由松下码头承担。 被告松下码头辩称，1、中国矿产不能证明松下码头对案涉货物损失负有过错，其主张松下码头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过错的产生是建立在责任者没有履行其应承担的义务基础之上的，这个义务分为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松下码头与中国矿产为转运货物签订《码头作业合同》之前，双方没有港口作业合同或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关系。中国矿产提供的“库存确认函”或者“铁矿砂放货存货表”，仅是松下码头根据存货人鑫海冶金的要求，与其供应商代理核对库存，如实确认库存数据的依据，并不能证明松下码头存在与原告或者供应商代理五矿物流订立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的意图，亦不能证明中国矿产与松下码头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仓储保管合同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松下码头不用对中国矿产承担某种合同义务，且双方之间也没有法定的仓储保管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松下码头对中国矿产没有履行保管义务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产生保管、管货过错的前提。2、松下码头向鑫海冶金交货并不改变货物所有权。中国矿产在货物到港时已经将货物交付给鑫海冶金并由其负责装卸，鑫海冶金事实上业已占有货物，并以作业委托人身份将货物交付松下码头保管。根据港口法和港口作业规则，松下码头应按照鑫海冶金的指示放货。松下码头向鑫海冶金放货，未改变货物占有关系，不损害买卖合同货物所有权保留。3、中国矿产没有证据证明货物实际损失金额。中国矿产主张以进口报关价定损，相当于要求松下码头承担因市场原因造成的跌价损失，与法律规定不符。4、中国矿产转运货物必然发生港口作业费用，其主张转运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因鑫海冶金违约造成中国矿产需转运案涉剩余货物，也即转运货物的行为是由买卖合同的违约导致的，与松下码头的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转运需要松下码头提供相应服务必然产生一定费用，松下码头提供服务并收取相应转运费理所当然。中国矿产的转运损失应当通过案外买卖合同解决。5、中国矿产的索赔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如果中国矿产主张侵权之诉，则其诉讼责任主体错误。因为货物所有权不因位置移动改变，侵害其货物所有权的责任主体为鑫海冶金。如果中国矿产主张合同之诉，假使二者存在保管合同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因寄存财物被丢失或毁损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如中国矿产自认在2015年7月2日发现货物短少，则其应在2016年7月1日提起诉讼，故其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 第三人五矿物流未答辩。 本案审理中，中国矿产、松下码头和五矿物流各方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均提交了证据。结合庭审，对各方当事人的证据分析认定意见如下： （一）关于中国矿产提交的证据： 第1组证据，证据1港口代理协议，用以证明中国矿产与五矿物流存在进口货物代理关系，五矿物流为中国矿产由松下码头等进口铁矿砂提供报关、报检、接卸、放货等服务事宜。 松下码头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根据该协议中国矿产和五矿物流之间对涉案货物存在保管关系，与松下码头没有保管关系。 第三人五矿物流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否认与中国矿产存在保管关系。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中国矿产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第2组证据，证据2-7包括“莫太兹”轮（OREMOATIZE）提单、报关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重量证书和提货单，用以证明该批次货物进口实卸重量（湿态）为74,026公吨、货物总价6,337,407.77美元、完税价格38,740,590元、缴纳进口增值税款6,585,900.3元以及松下码头知道中国矿产系该货物所有权人。 松下码头确认证据2提单、证据4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和证据5大额汇款凭证真实性，其他证据无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松下码头认为，提货单不是货物所有权凭证，也不是码头放货依据，码头作业基于港口作业合同，跟所有权没有关系。货损金额与进口报关价格没有直接关系。 第三人五矿物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且，其将提货单提交松下码头，松下码头应当凭其指示放货。 本院认为，五矿物流确认有关证据的真实性，松下码头虽然否认个别证据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并且考虑到证据之间的关联关系，本院确认该组证据真实性。就其证明对象，本院将在后文分析判断。 第3组证据，证据8-13包括“亚萨”轮（YASAEAGLE）提单、报关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重量证书和提货单，用以证明该批次货物进口实卸重量（湿态）为68,925公吨、货物总价8,082,968.13美元、完税价格50,985,853元，缴纳进口增值税款8,667,595.01元以及松下码头知道中国矿产系该货物所有权人。 第4组证据，证据14-19包括“马里奥”轮（MARIOLNADECARLINI）提单、报关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重量证书和提货单，用以证明该批次货物进口实卸重量（湿态）为76,042公吨、货物总价7,425,656.91美元、完税价格47,255,550元、缴纳进口增值税款8,033,443.5元以及松下码头知道中国矿产系该货物所有权人。 第5组证据，证据20-25包括“海澜之旅”轮（HEILANJOUKNEY）提单、报关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重量证书和提货单，用以证明该批次货物进口实卸重量（湿态）为51,418公吨、货物总价3,761,301.22美元、完税价格23,130,297元、缴纳进口增值税款3,932,150.49元以及松下码头知道中国矿产系该货物所有权人。 第6组证据，证据26-31包括“国投102”轮（GUOTOU102）提单、报关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重量证书和提货单，用以证明该批次货物进口实卸重量（湿态）为55,410公吨、货物总价3,733,185.38美元、完税价格25,088,141元、缴纳增值税款4,264,983.97元以及松下码头知道中国矿产系该货物所有权人。 第7组证据，证据32-37包括“粤电81”轮（YUEDIAN81）提单、报关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重量证书和提货单，用以证明该批次货物进口实卸重量（湿态）为55,898公吨、货物总价4,241,331.2美元、完税价格26,053,762元、缴纳进口增值税款4,429,139.54元以及松下码头知道中国矿产系该货物所有权人。 针对第3-7组证据，松下码头对证据9、证据15、证据21、证据27、证据33因没有原件可供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外，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其有关货物权属关系、货物损失的质证意见同第2组证据质证意见。另外，松下码头认为其接受船代转交的加盖海关放行章的提货单，其法律意义明确报关手续已经办妥，货物可以从海关监管区域提走。船代将提货单交付给码头，是进口供应商协助买方货物出关，是履行交付义务的一个必要环节。 第三人五矿物流对第3-7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质证意见同第2组证据。 本院认定意见与第2组证据相同。对提货单的法律效力本院也将在后文一并分析判断。 第8组证据，证据38-47包括库存货物权属数量确认函（2014年11月20日）、库存确认函、放货通知单、铁矿砂放货存货及转货费用函，用以证明松下码头明知中国矿产为案涉货物的所有权人，所存放的“莫太兹”轮、“亚萨”轮项下货物全部放出，其他货物库存出现不同程度短少。 松下码头对证据38、证据39真实性确认。但主张该函件系五矿物流制作的，松下码头根据鑫海冶金指示，为配合供应商查询库存状况查询而盖章确认，该文件不能作为其与五矿物流或中国矿产存在保管合同关系的证明。松下码头出具的库存数量、权属情况与库存情况相符，没有过错。2015月2月底之后，五矿物流没有再查询过库存。货权权属是否变更，码头无从得知也没有义务知道。 对证据40放货通知单，松下码头表示不知情，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根据港口作业合同委托人鑫海冶金的指示安排出货。松下码头对证据41铁矿砂放货存货及转货费用真实性确认，但主张该表格是在鑫海冶金同意将货物转给供应商后、为了和供应商签订转运合同出具的。表格所载提货时间是指系统录入的提货计划时间，并非实际出货时间。对证据42码头作业合同真实性确认。但主张《码头作业合同》首段文字是针对一种事实状态的描述，从松下码头角度看，所描述的事实是该船货物的到港业务由五矿物流办理（其委托福州外代），货物在松下码头存放，没有“谁委托谁”的意思。对证据43-46堆存费费用确认函和证据47货物转运数量说明真实性确认。其主张基于货物留置权可以向任何一个提货人仓储保管费用，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协议，是合法的。剩余货物数量均为湿吨数，含水量会变化，以进口时货物湿吨数减去转运时货物湿吨数的货损计算方法错误。证据43-46系松下码头有权向中国矿产索赔的堆存费，该堆存费中国矿产尚没有支付给松下码头。 第三人五矿物流认可证据38-42和证据47真实性，但对证据43-46真实性无法确认。 本院认为，松下码头和第三人五矿物流未确认真实性的证据均得到相对人的承认，故第8组证据真实性可以认定。 第9组证据，证据48-50包括“莫太兹”轮（OREMOATIZE）货物购销合同及翻译件、境外汇款申请书、最终发票及翻译件，用以证明中国矿产为案涉“莫太兹”轮货物的所有权人。 第10组证据，证据51-53包括“亚萨”轮（YASAEAGLE）货物销售合同及翻译件、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受益人最终发票及翻译件，用以证明中国矿产为案涉“亚萨”轮货物的所有权人。 第11组证据，证据54-56包括“马里奥”轮（MARIOLNADECARLINI）货物销售合同及翻译件、境外汇款申请书、最终发票及翻译件，用以证明中国矿产为案涉“马里奥”轮货物的所有权人。 第12组证据，证据57-59包括“海澜之旅”轮（HEILANJOUKNEY）货物销售合同及翻译件、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最终发票及翻译件，用以证明中国矿产为案涉“海澜之旅”轮货物的所有权人。 第13组证据，证据60-62包括“国投102”轮（GUOTOU102）货物销售合同及翻译件、境外汇款申请书、最终发票及翻译件，用以证明中国矿产为案涉“国投102”轮货物的所有权人。 第14组证据，证据63-65包括“粤电81”轮（YUEDIAN81）货物销售合同及翻译件、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最终发票及翻译件，用以证明中国矿产为案涉“粤电81”轮货物的所有权人。 松下码头主张对中国矿产第9-12组证据不知情，且部分证据没有原件，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第三人五矿物流称中国矿产证据第9-12组证据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证明对象认可。 本院认为，五矿物流确认有关证据的真实性，松下码头虽然否认个别证据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并且考虑到证据之间的关联关系，本院确认该组证据真实性。 第15组证据，证据66-69包括“马里奥”轮货物转卖产生的各项费用发票、“海澜之旅”轮货物转卖产生的各项费用发票、“国投102”轮货物转卖产生的各项费用发票、“粤电81”轮货物转卖产生的各项费用发票，用以证明因松下码头丢失中国矿产库存货物，中国矿产为防止货物继续丢失，将剩余货物转卖，发生港杂费、服务费等各项转运费用1,050,064.91元。 松下码头确认该组证据真实性，但主张相关转运费用是中国矿产与鑫海冶金终止合同，寻找其他买方必然产生的代价，与松下码头无关。 第三人五矿物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第16组证据，证据70律师函，用以证明中国矿产委托律师以律师函的形式向松下码头索赔，故中国矿产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松下码头确认律师函真实性，但主张该函件无法中断诉讼时效，因为发函对象“松下码头有限责任公司”，不是是松下码头。 第三人五矿物流对该证据没有意见。 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关于松下码头提交的证据： 第1组证据，证据1港口作业合同及三份补充协议，用以证明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存在港口作业合同关系，与中国矿产没有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关系。合同第一条甲方（鑫海冶金）责任第1、2、3项，鑫海冶金提供船期、船名、载运量和装卸车辆负责码头前沿到堆场的货物转场运送。第三条第5款约定受鑫海冶金委托，松下码头负责办理与船舶货物交接手续“原装原卸”，卸船货物实际短溢与码头无关。进入堆场货物，码头按照本协议框架下的相关约定为鑫海冶金储存货物，鑫海冶金可根据保管条件和国家安保要求提出合理止损要求。补充协议3第三条约定，松下码头协助供应商核对库存。 中国矿产对证据1《港口作业合同》及《补充协议书1》、《补充协议书2》真实性无异议，对《补充协议书3》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仅反映松下码头和鑫海冶金之间港口作业委托关系，不能证明二者存在合同法意义上的“货物保管或仓储关系”。 第三人五矿物流不确认港口作业合同真实性。该合同仅约定了费用问题，没有约定提货事宜。提货应按五矿物流或中国矿产指示。 本院认为，第三人五矿物流不确认港口作业合同真实性，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本院确认《港口作业合同》及《补充协议书1》、《补充协议书2》真实性。 第2组证据，证据2安国山轮船舶作业手续。具体包括船舶预确报、装卸（船）通知书、安国山轮费用账单A、系解缆作业单、安国山轮费用账单B、港口作业委托单。证明2014年4月10日安国山轮货物进港卸货放货流程，船代预报船货靠泊计划，松下码头确认鑫海冶金为收货人，并安排卸货。松下码头向船代计收船舶靠泊费用，向作业委托人鑫海冶金计收作业包干费、港务费和堆存费（保安费）。 第3组证据，证据3-9分别是2014年4月25日恒昌远轮船舶作业手续、2014年4月28日华强海168轮船舶作业手续、2014年5月8日亚萨轮船舶作业手续、2014年10月24日马里奥轮船舶作业手续、2014年11月1日海澜之旅轮船舶作业手续、2014年11月27日粤电81轮船舶作业手续和2014年11月23日国投102轮船舶作业手续。证明对象同证据2。 中国矿产对证据2-9中“船板预确报”、“福州松下码头有限公司装（卸）船通知书”、“船舶系解缆作业单”、“费用账单”真实性有异议，但确认福州外代“外轮到港前的预报”真实性。 第三人五矿物流证据2-9真实性不认可。 本院认为，码头作业应有一定的内部流程，在中国矿产、五矿物流不能提供反驳证据情况下，本院基于合理性判断，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 第4组证据，证据10“马里奥”轮铁矿砂销售合同、证据11关于晨信贸易为鑫海冶金采购原材料的说明、证据12粤电81轮铁矿砂销售合同、证据13国投102轮铁矿砂销售合同、证据14海澜之旅轮铁矿砂销售合同（这些合同是在诉讼发生后向鑫海冶金调取的）。合同第二条第1款单价：货物价格为福建松下康宏港外轮舱底现汇不含税美元价格。第四条交货地点、方式：福建松下康宏港。第五条所有权保留，在买方支付货款前货物所有权归卖方所有。该合同约定表明，货物在卸离船舱时，交付给买方，只不过没有转移货物所有权。 中国矿产仅对本组证据11真实性有异议，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第三人五矿物流表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清楚。 本院确认该组证据真实性。 第5组证据，证据15关于协助向供应商提供账面库存的函。证明松下码头库存确认函，系根据鑫海冶金指示接收供应商查询出具，故有关文件不具有合同效力，不能证明松下码头对中国矿产承担港口货物保管义务。 中国矿产、第三人五矿物流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就本组证据，本院结合证据23加以分析认证。 第6组证据，证据16库存情况核对表。证明截至2015年6月23日，来源于供应商中国矿产的货物库存估算数量为30220吨，鑫海冶金确认提走“亚萨”轮、“马里奥”轮和“国投102”轮等6条船货物被其351797吨（参考数），不存在所谓货物丢失之说。库存核对表和对账单都属于鑫海冶金事后对放货的确认。 中国矿产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中国矿产证据41以及松下码头证据22均有矛盾。 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就本组证据，本院结合证据23加以分析认证。 第7组证据，证据17装卸船对账单。证明鑫海冶金采购的进港货物，都是鑫海冶金作为作业委托人，执行《港口作业合同》。 第8组证据，证据18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六份往来函件。证明松下码头就港口作业事宜与鑫海冶金交涉；双方确认松下码头按鑫海冶金指示卸船、入库、转场、堆存、装车、出库，原装原卸原转。五矿物流在供应商和鑫海冶金担任控货方的角色。鑫海冶金还确认合同和补充协议、对账单和具体债务金额的真实性，还提及今年上半年供应商和五矿物流向鑫海冶金追索货款、要求出具担保函的情况。 中国矿产对第7组、第8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三人五矿物流表示不知情，不认可真实性。 本院认为，在中国矿产、五矿物流不能提供反驳证据情况下，本院基于合理性判断，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 第9组证据，证据19同意码头存货装船出运的函和证据20转运作业合同。证据松下码头根据鑫海冶金的指示，配合供应商接管并转运货物，并向供应商收取港口费用。 中国矿产认为证据19有悖常理，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20真实性确认。第三人五矿物流对证据19、证据20表示不知情。 本院认为，在中国矿产、五矿物流不能提供反驳证据情况下，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 第10组证据，证据21普氏62%铁矿石指数。证明自2014年5月至2015年8月铁矿石价格一路走低，远低于进口时的价格。2014年12月大幅走低。 中国矿产、第三人五矿物流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 本院认为，该指数系互联网公开信息，真实性可以确认。 第11组证据，证据22过卡记录。证明鑫海冶金具体提货进度情况。该数据库和海关实时联网，但海关未保留数据。 中国矿产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 第三人五矿物流质疑该证据过卡记录虚假，数据不合逻辑和工厂停产事实。 由于过卡信息存在数据不准确和矛盾，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第12组证据，证据23鑫海冶金致福建省高院信函，用以证明协助查询库存函件的真实性以及补充协议书3的真实性。 中国矿产、第三人五矿物流对该证据真实性均有异议。 本院认为，该函件是在诉讼过程中鑫海冶金出具的，在不能证明该公章虚假的情况下，应确认其真实性，但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需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一并分析。 （三）关于第三人五矿物流提交的证据： 第1组证据，证据1战略合作协议，用以证明五矿物流作为港口货代，与松下码头之间进行业务联系是有合同依据的。 中国矿产确认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松下码头确认证据1战略合作协议真实性。但不认可该证据作为第三人和松下码头业务往来的合同依据。松下码头称该协议系申请泊位建设编制立项的目的签订的的，无任何实质性合作内容。 本院认为，第三人五矿物流庭审中确认在其他案件曾经向法庭陈述没有和松下码头签订合同，为此，本院确认该证据真实性，但不确认其关联性。 第2组证据，证据2放货指令，用以证明五矿物流是按中国矿产的指令通知松下码头放货的。 中国矿产确认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矿产和松下码头的交易习惯是后者凭前者指令放货。 松下码头不确认该证据真实性。松下码头称没有收到五矿物流的放货指令。并且，放货通知书内容自相矛盾。 本院认为，有关证据的证明效力应结合其他证据一并分析认证。 第3组证据，证据3传真记录复印件，用以证明松下码头必须凭五矿物流的放货指令放货； 中国矿产确认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松下码头确认该证据真实性，但认为该记录不是“传真记录”，因为电信部门通信系统存留的通讯记录并不能分辨是“通话记录”还是“传真记录”，且这种传真方式与其电子邮件内容也存在矛盾。 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法院向电信部门调取，其真实性可以认定，但因缺乏传真内容的证据，其证明效力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一并分析认定。 第4组证据，证据4“莫泰兹”轮转船证明，用以证明松下码头确认货权属于中国矿产。 中国矿产确认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松下码头确认该证据真实性，但认为运输单证不能证明所有权归属。 本院确认该证据真实性。 第5组证据，证据5司法鉴定，用以证明松下码头提供的《补充协议3》及证据15、证据16共六份文件符合同一阶段性盖印特征，该六份材料系松下码头为诉讼需要而事后同一时间补做。 中国矿产确认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松下码头确认该证据真实性。但认为鉴定结论有关印章印文符合同一阶段性盖印特征的结论与其松下码头证据23关于证据形成时间的说明不矛盾，不能认为松下码头为诉讼需要作假。 本院认为，司法鉴定虽然对文件形成时间特征给出结论，但有关事实仍然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证。 第6组证据，证据6邮件公证书，五矿物流员工杨振远、厍静宝与松下码头员工傅剑往来邮件公证书各一套，证明五矿物流与松下码头有比较频繁的发送放货指令等业务往来。 中国矿产确认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矿产和松下码头的交易习惯是后者凭前者指令放货。 松下码头确认两份公证书公证过程真实性，但主张松下码头没有凭邮件指令放货，傅剑对邮件也没有确认和回复。 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发送和接收邮件，可能出于不同目的，在没有合同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轻意判断其构成有约束力的交易习惯。 结合本案证据，本院查明并认定以下案件事实： 2013年10月1日，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签订了一份有效期至2019年9月30日的《港口作业合同》，适用于在该时期内所有鑫海冶金及其代理船舶运到码头的"钢铁生产的全部内外贸货种"。合同共四条20款。合同第一条内容包括，鑫海冶金提供船期、船名、载运量和装卸车辆负责码头前沿到堆场的货物转场运送。第三条第5款内容包括受鑫海冶金委托，松下码头负责办理与船舶货物交接手续“原装原卸”。进入堆场货物，码头按照本协议框架下的相关约定为鑫海冶金储存货物，鑫海冶金可根据保管条件和国家安保要求提出合理止损要求。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公司又签订了三份"补充协议"。当事人对“补充协议3”的形成时间和真实性有争议。 2014年4月18日，中国矿产与五矿物流签订《港口代理协议》，约定五矿物流向中国矿产提供报关、报检、保管、放货等货代服务。合同第二条乙方（五矿物流）责任约定，五矿物流负责货物到港后的卸船、保管、堆存及装车工作，对中国矿产在港货物妥善、安全保管。 2014年3月11日，中国矿产与国外卖方签订一份《巴西铁矿购销合同》，向外方购买进口了一批巴西铁矿石粉矿。中国矿产进口前述铁矿石粉矿由“莫太兹”轮运载，福建华辉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受第三人五矿物流的委托代理该轮的到港业务。2014年3月20日，该轮在福建可门港靠泊卸货。2014年3月18日，福建华辉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开出“莫太兹”轮的“小提单”，单上注明“请准予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提取OREMOATIZE轮1403航次2014年3月20日进口的下列货物”。2014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州局为上述“莫太兹”轮所载货物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74026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70643公吨”的重量证书。之后，该轮货物经“安国山”轮、“恒昌远”轮、“华强海168”轮从可门港转运至福州松下港。2014年3月18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一张金额为6,388,565.04美元的“临时商业发票”，2014年7月9日，中国矿产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国外卖家付款12,743,287.95美元，其中6,388,565.04美元用以支付“临时商业发票”项下货款。2014年3月18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最终发票”，余额及其他费用金额为51,157.27美元。此外，根据“马尾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记载，海关以70,323,506.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38,740,590.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进口税款人民币6,585,900.30元，中国矿产已全数缴纳。 2014年5月7日，中国矿产与国外卖方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向外方购买进口一批委内瑞拉铁矿石块矿。中国矿产进口前述铁矿石块矿由“亚萨”轮运载，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外代）受第三人五矿物流的委托代理该轮的到港业务。2014年5月6日，福州外代向松下码头发出“亚萨”轮到港预报。2014年5月7日，该轮在福州松下港靠泊卸货。2014年5月6日，福州外代开出“亚萨”轮的“小提单”，载明“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并有“请准予本提货单所描述的收货人提取下列货物”的文字说明，“货品”一栏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福清海关放行章”。“小提单”随即转至松下码头。2014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州局为上述“亚萨”轮所载货物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68925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66595公吨”的重量证书。2014年5月7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一张“临时商业发票”，98%暂付款金额为8,109,266.26美元，2014年5月15日，中国矿产通过中国银行向国外卖家付款8,109,266.26美元。2014年6月19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最终发票”，余额及其他费用金额为-16,757.13美元。此外，根据“福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记载，海关以67,480,216.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50,985,853.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进口税款人民币8,667,595.01元，中国矿产已全数缴纳。 2014年7月17日，中国矿产与国外卖方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向外方购买进口一批委内瑞拉铁矿石块矿和铁矿石粉矿。中国矿产进口前述铁矿石均由“马里奥”轮运载，福州外代受第三人五矿物流的委托代理该轮的到港业务。2014年10月16日，福州外代向松下码头发出“马里奥”轮到港预报。2014年5月18日，该轮在福州松下港靠泊卸货。2014年10月16日，福州外代针对“马里奥”轮运载的铁矿石块矿和铁矿石粉矿分别开具“小提单”，“小提单”载明“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并有“请准予本提货单所描述的收货人提取下列货物”的文字说明，“小提单”右下角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福清海关放行章”。“小提单”随即转至松下码头。2014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州局为上述“马里奥”轮所载铁矿石块矿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33982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32120公吨”的重量证书；为“马里奥”轮所载铁矿石粉矿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42060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38817公吨”的重量证书。2014年9月5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一张“临时商业发票”，铁矿石块矿和铁矿石粉矿货款98%暂付款金额为7,532,974.88美元，2014年12月5日，中国矿产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国外卖家付款7,532,974.88美元。2015年6月5日，国外卖方向中国矿产出具了两张“最终发票”，其中铁矿石块矿“最终发票”的余额及其他费用金额为26,208.58美元，铁矿石粉矿“最终发票”的余额及其他费用金额为22,901.47美元。此外，根据“福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记载，海关以33,257,490.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21,805,303.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铁矿石块矿进口税款人民币3,706,901.51元；以40,172,710.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25,450,247.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铁矿石粉矿进口税款人民币4,326,541.99元。前述税款中国矿产已全数缴纳。 2014年9月18日，中国矿产与国外卖方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向外方购买进口一批伊朗铁矿石粉矿。中国矿产进口前述铁矿石粉矿由“海澜之旅”轮运载，福州外代受第三人五矿物流的委托代理该轮的到港业务。2014年10月31日，福州外代向松下码头发出“海澜之旅”轮到港预报。2014年11月1日，该轮在福州松下港靠泊卸货。2014年10月31日，福州外代开出“海澜之旅”轮的“小提单”，载明“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并有“请准予本提货单所描述的收货人提取下列货物”的文字说明，“货品”一栏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福清海关放行章”。“小提单”随即转至松下码头。2014年1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州局为上述“海澜之旅”轮所载货物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51418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51171公吨”的重量证书。2014年10月16日，中国矿产通过交通银行向国外卖家付款3,945,369.43美元，其中3,686,075.20美元用于支付上述货物货款。2014年12月15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一张“最终发票”，“最终发票”记载“暂定付款金额”3,686,075.20美元，“应付余额”71,273.68美元。此外，根据“福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记载，海关以51,118,527.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23,130,297.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进口税款人民币3,932,150.49元，中国矿产已全数缴纳。 2014年10月15日，中国矿产与国外卖方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向外方购买进口一批澳大利亚铁矿石精粉。中国矿产进口前述铁矿石精粉由“国投102”轮运载，福州外代受第三人五矿物流的委托代理该轮的到港业务。2014年11月18日，福州外代向松下码头发出“国投102”轮到港预报。2014年11月23日，该轮在福州松下港靠泊卸货。2014年11月19日，福州外代开出“国投102”轮的“小提单”，载明“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并有“请准予本提货单所描述的收货人提取下列货物”的文字说明，“货品”一栏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福清海关放行章”。“小提单”随即转至松下码头。2014年1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州局为上述“国投102”轮所载货物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55410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51465公吨”的重量证书。2014年11月18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一张“临时商业发票”，暂定付款金额为4,067,107.97美元，2014年12月4日，中国矿产通过交通银行向国外卖家付款4,067,107.97美元。2015年1月4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最终发票”，余额及其他费用金额为344,241.74美元。此外，根据“福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记载，海关以50,407,550.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25,088,141.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进口税款人民币4,264,983.97元，中国矿产已全数缴纳。 2014年10月10日，中国矿产与国外卖方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向外方购买进口一批澳大利亚铁矿石块矿。中国矿产进口前述铁矿石块矿由“粤电81”轮运载，福州外代受第三人五矿物流的委托代理该轮的到港业务。2014年11月25日，福州外代向松下码头发出“粤电81”轮到港预报。2014年11月27日，该轮在福州松下港靠泊卸货。2014年11月24日，福州外代开出“粤电81”轮的“小提单”，载明“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并有“请准予本提货单所描述的收货人提取下列货物”的文字说明，“货名”一栏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福清海关放行章”。“小提单”随即转至松下码头。2014年12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州局为上述“粤电81”轮所载货物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55898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53824公吨”的重量证书。2014年11月21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一张“临时商业发票”，98%暂付款金额为4,331,658.13美元，2014年11月26日，中国矿产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国外卖家付款4,331,658.13美元。2015年1月5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最终发票”，余额及其他费用金额为-90,111.93美元。此外，根据“福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记载，海关以53,824,000.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26,053,762.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进口税款人民币4,429,139.54元，中国矿产已全数缴纳。 上述船舶的港口作业手续除码头前沿到堆场转场运输外，由鑫海冶金委托松下码头完成。 又查明，中国矿产上述货物均出售给鑫海冶金或其关联企业。双方买卖合同均约定，货物价格为福建松下康宏港外轮舱底交货价，交货地点为福建松下康宏港，需方付款前，货物所有权归中国矿产。 2014年3月至2015年1月，五矿物流每月均制作库存确认函，填制不同船别的货物抵港数量、出库数量和理论库存，松下码头商务部均给予盖章确认。松下码头称，其确认库存确认函，是受作业委托人鑫海冶金指示，协助供应商核对库存。 2015年7月2日，松下码头具函给中国矿产说明铁矿砂放货存货及转货费用，确认案涉船舶货物被鑫海冶金提走355722.39吨（过磅数），剩余货物25996.61吨（参考数）。 2015年7月8日，鑫海冶金具函指示松下码头将码头剩余存货交供应商转运。 2015年7月16日，中国矿产与松下码头签订码头作业合同，将“国投102”、“粤电81”、“马里奥”和“海澜之旅”剩余货物转运。 2016年4月11日，中国矿产委托律师于2016年4月11日向松下码头寄交律师函，针对本案货物损失提出索赔。 本院认为，本案系港口作业纠纷。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问题有： 一、中国矿产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松下码头认为，如果中国矿产基于保管关系以一般侵权为由提出索赔，则根据《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因寄存财物被丢失或毁损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中国矿产在2015年7月2日发现货物短少，应在2016年7月1日提起诉讼，否则，其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 中国矿产认为，其已经在2016年4月11日委托律师致函松下码头索赔，证明发生诉讼时效中断事由。 本院认为，该律师函虽然松下码头名称有笔误，但不影响向松下码头主张索赔的法律效果，故松下码头关于中国矿产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松下码头向鑫海冶金放货是否存在过错、是否造成中国矿产损失、如有损失损失具体数额为多少。 关于松下码头向鑫海冶金放货是否构成过错的问题，应主要从两个方面判断：其一，松下码头对中国矿产是否负有合同项下的保管义务；其二，松下码头对中国矿产是否负有法定的保管义务。任何一个方面成立，则松下码头无指令放货构成过错。如果两个方面都不成立，则还需要考虑松下码头放货是否有法律依据。 在合同义务方面，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港口作业合同》约定内容和中国矿产与鑫海冶金铁矿石买卖合同关于价格、交货、卸货有关约定可以相对应，松下码头公司主张鑫海冶金公司与其之间存在包括货物仓储内容的港口作业合同关系，已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相反，中国矿产、五矿物流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松下码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各方对本案中出现的库存确认函、铁矿砂放货存货及转货费用表以及码头作业合同的内容和证明效果争议很大。综合考虑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订约意图，本院认为，中国矿产未提交证据表明松下码头对中国矿产负有合同项下的保管义务。 在法定义务方面，中国矿产、五矿物流均强调松下码头应当向“提货单”载明的收货人交付货物或者按“提货单”载明的收货人指示交付货物。本院认为，“提货单”的法律效力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行业实践看，“提货单”在本质上属于运输单证，在集装箱运输和散货运输以及具体业务中都可能有不同理解。本案中，因“莫太兹”轮货物在可门港进口，松下码头不涉及提货单；其他船舶货物使用的提货单均为福州外代格式，进口散杂货提货单(第二联)印制部分虽载明请准予本提货单所描述的收货人领取下列货物，但在加盖福州外代公司提货单专用章处，特别打印了"此单仅供报关、报检使用"，福州外代公司出具该提货单目的以及该提货单的作用已经很明确，即仅供报关、报检，提货单在案涉货物完成报关、报检之后，其使用功能已尽，不能作为记载的提货人主张提货的依据。为此，中国矿产、五矿物流主张松下码头承担法定的保管义务依据不足。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和《港口货物作业规则》第四十一条规定，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作业合同的约定交付货物。松下码头根据其与鑫海冶金的《港口作业合同》以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将案涉货物放给作业委托人鑫海冶金，符合其作为港口经营人和港口作业人的身份。至于中国矿产与鑫海冶金或其关联企业之间买卖合同的约定则不是港口经营人作业过程中所应考虑的问题。 综上，松下码头按港口作业规则进行操作，没有过错，也不损害中国矿产的货物所有权，本院没有必要进一步审查中国矿产的具体损失包括货物损失和转运损失。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11427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洪 审 判 员  朱小菁 审 判 员  曾大津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李慧 代书记员  高彩虹 本案所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第二十六条港口经营人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遵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有关港口作业规则的规定，依法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为客户提供公平、良好的服务。 从事港口旅客运输服务的经营人，应当采取保证旅客安全的有效措施，向旅客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保持良好的候船环境。 港口经营人应当依照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