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115民初662号原告：贵阳高新好运建筑器材租赁站(以下简称好运租赁站)，住所地贵阳市高新区野鸭乡新寨**。投资人：林华轩，男，汉族，1969年6月22日出生，住重庆市璧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令，贵州如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州建设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一建)，住所地贵阳国家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标准厂房辅助用房**。法定代表人：张义勇，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勇，男，该公司员工。被告：贵阳其刚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其刚劳务公司），住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溪大道中段**div>法定代表人：陈其刚，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菲琪，贵州乐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邹昭福，男，汉族，1972年1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永川市。被告：文康，男，土家族，1983年10月26日出生，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被告：文迪，男，土家族，1987年9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被告：谭勇，男，土家族，1979年3月7日出生，住贵州省思南县。原告好运租赁站诉被告建工一建、被告其刚劳务公司、被告邹昭福、被告文康、被告文迪、被告谭勇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6月8日以（2015）筑观法民初字第1533号作出民事判决，被告邹昭福不服判决，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以（2016）黔01民终4156号作出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被告邹昭福申请追加谭勇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原告好运租赁站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令、杨红红，被告建工一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勇，被告贵阳其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菲琪，被告邹昭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菲琪、被告文康、文迪、谭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好运租赁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建工一建于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建工一建向原告支付至2015年5月31日所欠租金共计187,241.86元（包含上下车费、维修费等费用），并支付自2015年6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全部租赁器材或付清全部器材赔偿费之日止的租金89.3元/天（按合同约定租金标准计算）；3.判令被告建工一建向原告返还未退租赁器材钢管27.229吨、扣件3681套，并支付返还器材产生的上下车费、维修费等费用，如不能返还，则按合同约定赔偿，器材赔偿费共计人民币149,373.9元；4.判令被告建工一建支付违约金15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建工一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3月18日，被告与原告协商后签订《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租赁钢管、扣件等建筑物资。合同对租金计算标准、结算方式、付款时间、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尽管合同中并未注明合同签订地，所以该约定视为没有约定。本案系合同纠纷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合同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被告住所地是贵阳市××区，本案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合同，向被告提供了租赁物，但被告未依约履行其义务，未按约支付租金等费用，原告多次催要无果，截止2015年5月31日，被告共拖欠原告租金、未还器材赔偿费、违约金等共计人民币486,615.76元。鉴此，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建工一建辩称，原告好运租赁站和被告文康、文迪是本案的实际出租方和承租方。本案事实很清楚，建工一建将承建的贵阳供电局小河分局综合调度大楼项目、劳务施工、模板外架以大清包的形式承包给其刚劳务公司并与其签订正式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将本案所涉的模板及外架专项工程以包工包料包安全责任的形式分包给其刚劳务公司，被告建工一建只对其刚劳务公司的施工进度、质量和安全文明措施进行管理，对于其余事项，不在其管理范围。对于其刚劳务公司将本项目的模板架料专项工程整体又分包给被告谭勇再由谭勇将本专项工程的全部或部分分包给文康、文迪等人的事项建工一建并不知情。文康、文迪等人是以其个人名义向原告租赁钢管扣件等。对于被告文康、文迪独立承包身份，原告予以认可，且在与其签订合同、收发材料、办理结算时，亦将其作为事实承租人。根据被告邹昭福提供的相关证据，谭勇已与文康、文迪等人结清相应款项。再者，根据原告提供的结算单，原告已收取被告文康、文迪等人40万元租金，此租金包含原告发往观水路停车场、金阳火车北站工地的材料租金。上述两项目根据原告提供的提货单可知，提货人落款处均为文康、文迪，与被告建工一建无任何关联。综上，被告建工一建认为，原告与被告文康、文迪从签订本案涉案合同起至租赁业务涉及的收发货、结算等过程，都未将建工一建作为实际承租人，本案与原告产生建筑材料租赁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应为被告文迪、文康，被告建工一建未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也未与原告实际履行过有关建筑材料租赁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因此本案与建工一建无关。被告其刚劳务公司辩称，1.从形式上和实质上其刚公司都不是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故我方不应承担租赁合同的相应义务，合同租赁材料部份是高新好运和文康、文迪达成的协议，并实施了具体工作；2.从合同来说，其刚公司并未签字也未实施合同规定下的任何一项，此类人员的签字不能推定为其刚公司，再如租赁物的收货地址皆非我公司的地址，签收人也非我公司员工，故我公司作为被告不适格。被告邹昭福辩称，与其刚劳务公司答辩意见一致，劳务是我在做,但钢管、外架我是拿给谭勇在做，谭勇当庭也作了说明，关于该合同所涉费用我全部和文康、文迪结清，所以原告要求支付的租金与我没有关系。被告文康辩称，我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和材料员，合同上我签了名字，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也不清楚，好运租赁站的单据我也不认可，收货单与发货单我没有签过名字，没有接受过任何材料，也没有得到任何款项，所以，对好运租赁站出具的收货单和发货单我都不认可。被告文迪辩称，我配合文康管理工地，我也参与过拖运材料，材料有没有接收高新好运公司的配送司机是知道的，我就负责清点租赁物资的数额,我上了两个月的班领了两万元我就走了。被告谭勇辩称，关于钢管、外架我和文迪之间是口头协议以包干价的方式分包的，包含了所有材料，2014年元月25日我们有一份结算单，小河电力工程项目的租赁费已结清，关于钱我已付清给文迪了，且我有结算单作证据留存，至于材料差了多少，拖到什么地方去，与我无任何关系。原告好运租赁站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建筑设备租赁合同》1份，拟证明原告与建工一建签订租赁合同存在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并对合同期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乙方签章处所盖章为建工一建资料专用章，建工一建应承担责任；2.提交发货清单16页、收货清单17页，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供租赁物情况，清单上收货人及还货人均为建工一建员工，其中提供租赁物钢管88,179.6米，扣件47,850套，被告向原告返还租赁物情况，其中钢管82,686.3米、扣件44,829套。建工一建应承担租金及归还租赁物；3.提交的好运租赁站材料结算单26页、租金表、未还器材赔偿费计算表、违约金计算表、被告应付款明细表各一页，拟证明被告建工一建与其签订了租赁合同且系建工一建员工验收及还货，就租金等费用进行结算且截至2015年5月31日，被告建工一建尚欠原告租金、未还器材赔偿费、违约金的事实。被告建工一建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1份。拟证明被告的主体身份情况;2.提交《工程项目责任书》，拟证明项目书双方为建工一建及建工一建第三工程处，为建工一建内部合同；3.提交其与被告邹昭福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拟证明承建的贵阳供电局小河分局综合调度大楼项目、劳务施工、模板外架以大清包的形式承包给其刚劳务公司；4.提交的其向被告邹昭福转账的银行支付凭证，拟证明模板外架承包给其刚劳务公司账目已结清；5.被告建工一建提交的项目部工资发放表，拟证明被告文康、文迪并非建工一建员工的事实；6.被告建工一建提交的项目工地照片，拟证明建工一建承建的贵阳供电局小河分局综合调度大楼项目。被告邹昭福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提交的其与谭勇签订的《建筑劳务合同书》，拟证明钢管、外架包给谭勇在做，该租赁合同与其和被告建工一建无关。2.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2014年1月25日由文迪签收的结清相关账目的收条，拟证明其与谭勇、文康、文迪关于外架债务已结清。经庭审质证，被告建工一建对原告好运租赁站提交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合同中乙方签章处所盖的公章并非该公司合法公章，关于租赁合同有约定必须持单位介绍信及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方可办理租赁合同但原告方没有提供这两项有效证件,且文康、文迪并非公司员工，也未授公司委托,他们是以其个人名义向原告租赁钢管扣件，因此该案件与本公司无关；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发货单、收货单上无该公司人员签字确认，该证据与该公司无关；对证据3有异议，建工一建未与原告签订过租赁合同所提供这组证据与本公司无关,无论原告方的材料是否真的进入本公司承包的工地,因本公司与原告未发生过经济往来,不能认为本公司为承租方。原告好运租赁站对被告建工一建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被告单方制作达到其证明目的不影响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该证据恰好证实涉案工程由被告建工一建承建。综合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意见、法庭认证意见和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3月18日，原告贵阳高新好运建筑器材租赁站作为出租单位（甲方）、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贵阳供电局小河分局综合调度大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承租单位（乙方），签订了《建筑材料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如下：1.乙方在甲方处租赁架料必须持单位介绍信及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方可办理租赁合同。2.租赁期限及结算方式：租赁期间从2013年3月18日起，不足3个月按3个月计算；乙方提货时必须向甲方提供指定材料员身份证复印及乙方授权的函件方可提货；租赁费计算以甲方“出具的架料租赁收发原始凭证”乙方签字验收为准，作为租金结算的有效依据；每月底乙方派入到甲方单位结算租金一次，若乙方拖欠租金甲方有权收回乙方所租用材料，并拒绝再收发乙方材料，同时由乙方承担因违约造成甲方交通费、误工费等损失。租金的交纳期限，承租方在每月5日前到出租方处付清上月租金。超出每月5日后未付清租金，出租方按未付租金总额每日收取5‰的违约金。3.出租物资价格：钢管租金单价2.333元/吨/天，赔偿价18元/m；扣件租金单价0.007元/套/天，赔偿价十字扣件5.5元/套、转向扣件6元/套、直接扣件6.5元/套；顶托租金单价0.04元/根/天，赔偿价28元/根；计算标准：钢管3.84kg/米，扣件800套/吨，顶托200根/吨。4.违约责任：未经甲方同意擅自转卖、转租、转借或不按合同规定使用物资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同时收取租用材料总价值即按合同约定材料赔偿价值金额20%违约金（即按合同约定其材料赔偿价值金额收取）。5.乙方指定的经办人为文迪。该合同尾部的甲方处加盖印章为贵阳高新好运建筑器材租赁站；乙方处加盖为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阳供电局小河分局综合调度大楼资料专用章印章，负责人处签名为文康。合同签订时，文康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提供建工一建的单位介绍信及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合同签订后，从2013年3月19日至2013年11月29日，根据发货单载明，原告共18次向建工一建承建的小河供电局综合大楼项目处提供钢管88,179.6米，扣件47,850套（其中：十字扣件37,560套、转向扣件3,300套、直接扣件6,990套）。除2013年10月15日及10月20日承租方验收人为文继纯外，其余验收人均为文迪。而文继纯及文迪在提货时，并未按照《建筑材料租赁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提供建工一建授权的函件。此外，根据收货单载明，2013年7月20日至2014年7月13日，建工一建小河供电局综合大楼项目处共17次向原告退还钢管82,686.3米、扣件44,829套（其中：十字扣件36,846套、转向扣件2,664套、直接扣件5,319套），还货人有文迪、文继纯、舒凯、安道琳及文龙。除文迪外，上述文继纯、舒凯等人均非《建筑材料租赁合同》中指定的乙方经办人。建工一建小河供电局综合大楼项目处所使用的原告的租赁器材，至今尚未归还钢管5,493.3米、扣件3,021套。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文康向原告支付过租金140,000元。另查明,贵阳高新好运建筑器材租赁站系个人独资企业。审理中，被告建工一建认可其承建贵阳供电局小河分局综合调度大楼项目的事实，并于2012年9月5日与贵阳其刚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邹昭福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将人工模板脚手架等分包给被告其刚劳务公司。被告邹昭福认可其与被告其刚劳务公司系挂靠关系，并认可该项目所用脚手架材料来源于谭勇、文康、文迪，表明建工一建已对分包部分项目账款已结清。在材料租赁使用过程中，邹照福于2012年10月12日与谭勇签订《建筑劳务合同》将该项目木工外架班组从事部分模板、外架分包给谭勇，双方于2012年10月16日签订《模板、外架施工班组安全生产协议书》,邹照福向谭勇、文康、文迪分别支付过租赁款项，外架脚手架款项已结清。谭勇与邹照福签订合同后，又将模板架料工程以合同包干价的方式包干给文迪，该架料工程双方系口头约定,由文迪所带班组负责涉案项目工程外架部分负责材料及拖运工作。之后,文迪与谭勇于2014年1月25日就小河外架材料及拖运费用进行了结算，文迪在结算清单上签名并注明:外架文迪班组所有帐已全部结清金额为133,175元。嗣后，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约支付租金及归还租赁器材损害其合法权益，遂诉至本院提出诉请如前。本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本案系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其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讼争合同责任主体的认定问题；二是原告诉请租金、违约金的认定问题。关于焦点一，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建筑材料租赁合同》载明的承租方为贵州建设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合同尾部加盖的印章为“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贵阳供电局小河分局综合调度大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处系文康签字，庭审中被告建工一建认可该项目部系其设立涉案工程系其承建。但被告建工一建实际已将模板及外架专项工程以包工包料包安全责任的形式分包给其刚劳务公司，被告邹昭福挂靠其刚劳务公司又将外架租赁设备部分包谭勇，谭勇又将租赁设备部分以口头约定方式包给文康、文迪。本案在庭审中，其刚劳务公司、邹昭福及谭勇当庭认可关于建筑材料租赁设备的相应款项与建工一建已结算清楚，邹昭福及谭勇提供证据证实与文康、文迪关于租赁材料所有款项已结清,且文迪也认可其在结算单上签字的事实，邹昭福也提供了与谭勇、文康、文迪的之间的结算单，证实邹昭福与谭勇、文康、文迪已结清租赁设备款。文康、文迪称系谭勇聘请的工作人员。加之从原告提供的“发货单”、“收货单”、“结算单”等租赁事宜均系文康、文迪经手办理，原告好运租赁站收到的部分租赁费也是定期和文康、文迪结算的。且原告供货时也未提供文康、文迪具有建工一建授权委托书的相关证据。谭勇辩称关于钢管、外架我和文迪之间是口头协议以包干价的方式分包的，且已和文康、文迪结算清楚，谭勇虽提供了一份结算单，但该结算单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案讼争法律关系是租赁合同关系，租赁合同的基础在于签订与履行。根据租赁合同相对性，无论分包、转包应以在合同中作为承租方的负责人、经办人等签名的自然人作为合同相对人承担合同主体责任，因此谭勇、文康、文迪应作为合同实际履行人，本案原告好运租赁站与被告谭勇、文康、文迪之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故谭勇、文康、文迪应作为合同实际履行人承担诉讼主体责任。建工一建、其刚劳务公司、邹昭福已履行各自付款义务，不是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责任。关于焦点二，本案原告依约履行了提供租赁材料的义务，被告却未按合同约定如期支付租赁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经原告催要被告仍未按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由被告支付所欠租赁费、赔偿未交回设备折价款等诉请有理，本院予以支持。针对原告诉请项目、金额，本院确认如下：1.根据租赁材料收货、发货凭证及合同计算出租金及费用合计327,241.86元，被告已支付140,000元，原告诉请187,241.86元，予以支持；2.未退租赁器材钢管5493.3米、扣件3021套（其中：十字扣件714套、转向扣件636套、直接扣件1671套），庭审中原告撤回与本案无关联的观水路停车场及火车北站工地的三张时间为：2013年8月22日编号0004580的发货单、2013年8月10日编号0001639的发货单、2013年8月10日编号0001638的发货单，本院予以准许，按双方2013年8月约定如不能返还，则按合同约定赔偿计人民币117,484元，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经庭审质证，予以支持。3.违约金方面原告主张15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并结合本案实际被告未按约向原告支付租赁费、返还租赁物，构成违约，给原告造成损失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原告主张违约金按150,000元明显过高应适当调整，本院认为按尚欠租赁费的30%支付较为适宜，计算为违约金56,173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贵阳高新好运建筑器材租赁站与被告贵州建设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建筑材料租赁合同》。二、被告文康、文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阳高新好运建筑器材租赁站租金人民币187,242元，违约金人民币56,173元；三、被告文康、文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钢管5493.3米、扣件3021套，如不能返还，赔付原告材料款117,484元；四、被告谭勇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贵阳市高新好运建筑器材租赁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00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支付款项时一并向原告支付），由被告文康、文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赵云仙人民陪审员  丁希勤人民陪审员  周启玉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洪 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