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13民初2519号 原告：曾志超，男，197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山，福建合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检察院，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银湖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212004172408T。 法定代表人：郑祥发，检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鸣，福建银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玉婵，福建银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曾志超与被告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同安检察院）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曾志超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山及同安检察院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志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曾志超与同安检察院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3月1日解除；2.判令同安检察院支付曾志超2016年12月-2017年2月的劳动报酬18000元；3.判令同安检察院支付曾志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66000元；4.判令同安检察院支付曾志超经济补偿金36000元；以上合计120000元；5.判令同安检察院为曾志超补办2011年4月18日-2017年3月10日的社保；6.本案诉讼费由同安检察院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4月18日，曾志超入职同安检察院工作，职位厨师，工资每月6000元，未签订书面合同，未缴纳社保。2017年1月20日，同安检察院拟将食堂发包给第三方物业管理，并让曾志超与物业另行订立合同，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提出经济补偿、补缴社保等遭到拒绝。2017年3月1日，因物业管理接管食堂，曾志超被迫离开。2017年4月20日，曾志超向厦门市同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但其却未能客观公正的查清事实，致使事实认定错误，严重侵害曾志超的合法权益。基于以上事实，曾志超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 同安检察院辩称，其从未录用曾志超，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因此，曾志超的诉讼请求根本不能成立，理由是：一、曾志超与同安检察院仅存在食堂的承包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同安检察院为解决干警就餐问题配置了食堂，但因无相应岗位人员从事厨师工作，故将食堂外包。2011年４月，曾志超经区政法委的陈惠娜介绍前来承包同安检察院的食堂炊事业务。双方口头约定，同安检察院提供餐厅、炊具、水电，并每月支付给曾志超承揽加工费（即承包款）4500元（后来增加到6000元）；帮厨人员由曾志超自行聘请，食材由曾志超自行采购；曾志超对干警用餐实行定价供应，干警凭刷卡就餐，曾志超定期凭刷卡记录与同安检察院总务结算餐费，同安检察院再向每个用餐干警收取伙食费。同时，同安检察院再按刷卡的人数、用餐数向曾志超支付因用餐实行定价供应与食材成本差额的补助（以支付购买食材、餐费补贴的形式从职工福利项目支付）。曾志超承包几年来，同安检察院均是按照上述约定履行发包人义务的，且曾志超也于2014年4月对其承包的食堂办理了“厦门市同安区同检餐厅”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因此，同安检察院只与曾志超存在食堂的承包关系，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二、曾志超承包同安检察院的食堂，不符合与同安检察院存在劳动关系的特征。第一，同安检察院系国家机关，人员性质只有两种，一种是公务员，这是主要人员；另一种是劳务派遣人员，是对公务员人员不足的补充。上述两种性质的人员经费均来源于财政，因此同安检察院无权、也不可能再自行雇佣、录用其他人员。曾志超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劳务派遣人员，故不存在是同安检察院工作人员的情形。第二，本案不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确立劳动关系通知》）第一条规定的可以认定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形。该条规定认定劳动关系成立的条件是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而同安检察院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并不适用于曾志超，曾志超也不受同安检察院的劳动管理，没有从事同安检察院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故不存在能够认定曾志超与同安检察院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形。第三，本案也不属于《确立劳动关系通知》第二条规定的可以认定劳动关系存在的情形。《确立劳动关系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就本案而言，一是同安检察院向曾志超支付的是承揽加工费（即承包款），而不是工资。虽然曾志超举证的银行转账记录将同安检察院每月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注释为“工资”，但这是银行简单归类的做法，无法说明系真正工资的性质，这从同安检察院无需为曾志超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就可得到印证；二是同安检察院没有向曾志超发放“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其是同安检察院员工身份的证件，曾志超举证的“临时卡”，仅是作为曾志超出入同安检察院大门而不用登记的通行证件，不具有证明曾志超系同安检察院员工身份的作用；三是同安检察院没有招用曾志超，也就不存在曾志超填写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的情形；四是曾志超无需进行考勤，故不存在考勤记录。上述事实相互印证，证明曾志超与同安检察院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第四，曾志超承包同安检察院食堂期间，其爱人、儿子等一家人长期在食堂免费用餐，这只有承包关系才会出现这种情形，也说明曾志超与同安检察院不存在劳动关系。三、曾志超的承包关系已经于2016年12月31日终止，承包款同安检察院已经发放清楚，不存在拖欠情况。同安检察院为规范机关管理，自2017年1月1日起将食堂纳入物业范围，并提前重新对外公开招标委托新的物业公司管理，因此曾志超与同安检察院承包食堂的关系至2016年12月31日就已终止，曾志超的食堂服务工作自2017年1月1日起已改由物业公司管理。物业公司也于2017年2月15日向曾志超发放了2017年1月的食堂服务费，后因曾志超与物业公司未进一步达成服务协议，曾志超才于2017年3月1日停止食堂服务。2016年12月31日前曾志超的承包款同安检察院均已发放清楚，不存在拖欠问题，2017年2月服务费则与同安检察院无关。因此，曾志超主张所谓的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份的“工资”是不能成立的。综上事实，同安检察院认为，曾志超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曾志超工作地位于同安检察院餐厅，主要从事食堂餐饮与加工。2014年4月2日，曾志超向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个体工商户开业。2014年4月8日，曾志超注册成立厦门市同安区同检餐厅（以下简称同检餐厅），营业地点为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银湖路55号，即同安检察院食堂。 自2011年5月起，同安检察院每月向曾志超转账，均注释为工资，具体如下：2011年5月至2013年1月，每月转账4500元；2013年2月至2014年6月，每月转账5000元；2014年7月至2016年12月，每月转账6000元。曾志超在同检餐厅工作期间，同安检察院向曾志超发放临时卡，未发放同安检察院工作制服，未参加同安检察院的业务学习，未参加同安检察院的组织活动，也未享受同安检察院的单位工会福利，日常无需遵守同安检察院的上下班考勤。 2011年4月15日、2011年4月22日、2014年7月24日、2015年1月21日曾志超分别向同安检察院各出具一份借款条，金额均是2000元，用途为伙食周转金或食堂周转金。 2016年7月12月，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报销餐费，并出具报销单，载明“7月4日-7月9日，总购金额为贰仟玖佰柒拾伍元￥2975元，实报金额为壹仟柒佰陆拾肆元（￥1764），同安检察院工作人员朱伟荣批“实付壹仟柒佰陆拾肆元”。2016年7月19日，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报销餐费，并出具报销单，载明“7月11日-7月15日，总购金额为贰仟玖佰陆拾伍元￥2965元，实报金额为壹仟柒佰捌拾柒元（￥1787）”，同安检察院工作人员朱伟荣批“实付壹仟柒佰捌拾柒元（￥1787）”。2016年7月26日，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报销餐费，并出具报销单，载明“7月18日-7月22日，总购金额为贰仟玖佰陆拾柒元￥2967元，实报金额为壹仟柒佰柒拾捌元（￥1778）”，同安检察院工作人员朱伟荣批“实付壹仟柒佰柒拾捌元（￥1778）”。2016年8月2日，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报销餐费，并出具餐费报销单，载明“7月25日-7月29日，总购金额为叁仟壹佰捌拾贰元￥3182元，实报金额为壹仟捌佰肆拾壹元（￥1841）”，同安检察院工作人员朱伟荣批“实付壹仟捌佰肆拾壹元（￥1841）”。 2014年8月至2015年6月，同安检察院每月向同检餐厅账户支付食堂购大米、油等款项。2015年8月至2016年10月，同安检察院每月或每两月向同检餐厅账户支付上一个月或两月食堂餐费款项。 2016年10月31日，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20180元。2016年11月14日，同安检察院向同检餐厅分两次支付10月餐费补贴15180元、5000元，合计20180元。2016年11月30日，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20540元。2016年12月9日，同安检察院向同检餐厅分两次支付11月餐费补贴15000元、5540元，合计20540元。2016年12月20日，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18860元。2016年12月21日，同安检察院向同检餐厅支付12月餐费补贴18860元。2016年12月23日，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28476元。2016年12月23日，同安检察院向同检餐厅支付食堂补贴等28476元。2017年1月31日，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26240元。2017年2月24日，同安检察院向同检餐厅支付食堂1月补贴11240元、15000元，合计26240元。 2016年12月30日，同安检察院与福建花开富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由福建花开富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包括食堂等物业服务。2017年2月28日，同安检察院工作人员蔡荣聪向曾志超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单位食堂曾志超2017年元月伙食补贴款人民币贰万贰仟柒佰玖拾贰元（￥22792元）。在此之前的伙食补贴费均已结清。”2017年1月，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提出应给予经济补偿、补缴社保等遭到拒绝。2017年4月20日，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办理食堂固定资产移交手续。 2017年4月20日，曾志超作为申请人以同安检察院作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3月1日解除；2.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6年12月-2017年2月的劳动报酬18000元；3.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66000元；4.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36000元；5.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办2011年4月18日-2017年3月10日的社保；以上合计120000元。2017年6月2日，厦门市同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同劳仲委[2017]280号裁决：驳回申请人曾志超的所有仲裁请求。曾志超不服，提起诉讼，请求判如诉请。 另查明，2015年8月4日，同安检察院出具证明，载明“曾志超……现为我单位食堂厨师，2012年4月18日到我单位工作，现每月工资6000元。” 根据到庭当事人的陈述和双方的举证质证，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曾志超与同安检察院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曾志超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非承包关系，同安检察院每月向曾志超转账支付工资，曾志超需办理信用贷款，同安检察院也出具在职证明。借条出借用途系食堂周转金，这部分钱一直循环使用，而非一般借款，餐费报销单是用周转金买菜回来做饭后，由干警刷卡消费，定期把干警刷卡消费的金额做账去报销，报销后又回笼到周转金内，循环使用。同安检察院向同检餐厅支付的款项均是走账，曾志超从同检餐厅账户将钱取出来交给同安检察院，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出具的收据均是配合同安检察院走账，蔡荣聪2017年2月28日出具的收条即是最后一期伙食补贴，蔡荣聪确认收到22792元，曾志超2017年1月31日向同安检察院出具收款收据金额为26240元，基本全额返还给了同安检察院。同安检察院辩称，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承包关系，在职证明是经办人陈明忠应曾志忠的要求出具的，目的仅是让曾志超作为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用，不能证明曾志超是同安检察院员工。同安检察院向曾志超支付因干警用餐实行定价供应与食材成本差额的补助，该补助以支付购买食材、餐费补贴的形式从职工福利项目支付，曾志超凭干警刷卡用餐的数额定期与同安检察院的总务进行结算，曾志超缺乏资金周转时向同安检察院借款，借款还没有返还。2016年9月后，曾志超事先预算干警用餐与食材成本差额补助金额，然后先开具同检餐厅的收款收据给同安检察院，同安检察院再根据收款收据的金额预先支付给曾志超经营的同检餐厅，同安检察院2017年1月将食堂委托给物业公司，预付的金额没有实际使用，所以曾志超返还，蔡荣聪出具收条。 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以劳动力的使用和劳动报酬的支付为对价而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认定劳动关系，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符合劳动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之外，用人单位还须对劳动者具有用工管理权，双方形成人身及经济上的从属关系，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工作证”或“服务证”等身份证件。基本上不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约束、支配，与用人单位没有从属关系的，不是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具体到本案，虽然同安检察院向曾志超账户支付款项注释工资，并向曾志超出具了在职证明，但判断劳动关系存在不能单凭表面的文字证明，应依据劳动关系的上述特点予以认定。曾志超自2011年起到同安检察院提供食堂服务，但曾志超提供的劳动并不属于同安检察院的业务范围，同安检察院未向其发放工作证，也未发放同安检察院工作制服，仅发放一张便于出入的“临时卡”，曾志超未参加同安检察院的业务学习、组织活动，也未享受同安检察院的单位工会福利，日常无需遵守同安检察院的上下班考勤。从曾志超向同安检察院出具食堂周转金借款条、餐费报销单及同安检察院向同检餐厅转账支付食堂购买米、油等餐费，可知曾志超及其经营的同检餐厅与同安检察院经济上是相互独立的，虽然曾志超主张只是走账，实际上其从同检餐厅取出相应款项后即返还给同安检察院，但其未能举证证明，且自2016年10月起曾志超以同检餐厅的名义每月均向同安检察院出具收款收据，故本院对曾志超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曾志超与同安检察院并未形成人身及经济上的从属关系，故本院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曾志超对同安检察院的所有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曾志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曾志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刘秀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代书记员（ 彭凤 莲）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