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川0181行初54号 原告文静如，女，196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伟，重庆中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政府路15号。 法定代表人王之琳，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剑，男，汉族，1985年2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系该局民警。 原告文静如诉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以下简称郫都区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受理此案后，依法向被告郫都区公安局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文静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伟，被告郫都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张子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诉行政行为：被告郫县公安局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的2017年第109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以下简称《信息告知书》），载明：2017年4月21日收到原告提交的关于“申请公开文静如的身份证在北京警方处的哪一个派出所被扣押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是本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并在其后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文静如送达该《信息告知书》。 原告文静如诉称，2017年4月20日原告文静如以邮寄方式向被告郫都区公安局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原告文静如的身份证在北京警方的哪一个派出所被扣押的信息，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的2017年第109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拒绝公开，其行政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撤销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出的2017年第109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二、责令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依法作出信息公开告知。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郫公（德）行传字[2017]0301003号《传唤证》及郫公（德）受案字[2017]0227001号《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在履行行政职责； 2.《调取证据申请书》，调取(2017)川0181行初55号案件里五名证人的证言作为本案证据，证实原告文静如的身份证被被告郫都区公安局扣留，扣留时间是2017年2月27日晚11时30分许； 3.电话录音光碟及录音情况整理，证明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下属德源派出所刘元贵在2017年4月10日通知吴陶义，让其转达文静如等人去德源派出所拿身份证； 4.《成都市人民政府网络理政平台》，证明原告文静如的身份证在北京警方处； 5.郫公（德）行传字[2017]0513002号《传唤证》，证明被告郫都区公安局通知原告领取身份证，原告处的《传唤证》与被告处存档卷处的《传唤证》有同样的记录； 6.2017年第109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证明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对原告文静如申请的信息作出答复，原告认为该答复与原告所掌握的信息不符，因此提起诉讼。 7.《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原告文静如于2017年4月20日向被告申请公开“文静如的身份证在北京警方处的哪一个派出所被扣押的信息。” 被告郫都区公安局的质证意见：1.证1《传唤证》的真实性确认，但对其记录证明原告身份证被扣押的情况不认可，不是被告所写，是原告自行添加；2.证人证言三性不认可；3.证3无法核实是否是刘元贵本人打的电话，录音中没有说过被告扣押过原告的身份证；4.证4是复印件，其中记录内容得知被告郫都区公安局没有扣押原告的身份证；5.证5对《传唤证》下面记载领取身份证的文字不认可，不是被告所写，不能达到证明目的；6.证6的三性认可；7.证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与原告的诉请无关。 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辩称，1.2017年4月21日，被告收到原告文静如提交的关于“申请公开文静如的身份证在北京警方处的哪一个派出所被扣押的信息”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17年5月10日，被告答复原告文静如“你申请公开的信息不是本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3.原告在信息公开申请中自诉其身份证被北京某一派出所扣押，原告文静如的身份证不是被告郫都区公安局扣押，该信息不是由被告制作、保存；说明该信息公开申请事由的来源不是被告获取的，被告未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取申请人申请信息的义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原告的诉请不成立，人民法院应当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被告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被告郫都区公安局的主体资格； 2、邮寄信封复印件，证明原告文静如通过邮寄的形式向被告郫都区公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的事实； 3、《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原告文静如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的事实； 4、2017年第109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及国内挂号信函收据，证明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答复并进行送达，答复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 原告文静如的质证意见是：对被告郫都区公安局提交的四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4与事实不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被告的告知说不是政府信息，不具有合法性，不符合法律规定。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2是提取于（2017）行初55号五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均系言词证据，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是录音资料，现有证据不能核实其真实性；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合法，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采信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以下事实：原告文静如于2017年3月2日向成都市人民政府网络理政平台电话查询其身份证的下落。该平台于2017年3月9日向原告告知，经被告郫都区公安局调查，原告文静如的身份证目前在北京警方处。原告文静如于2017年4月20日向被告郫都区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文静如的身份证在北京警方处的哪一个派出所被扣押的信息”。被告郫县公安局于2017年4月21日收到原告文静如提交的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审查后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的2017年第109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载明：2017年4月21日收到原告提交的关于“申请公开文静如的身份证在北京警方处的哪一个派出所被扣押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是本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并在其后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文静如送达该《信息告知书》。原告文静如已领取到自己的身份证，但原告文静如不服被告郫都区公安局的答复，于2017年7月18起诉，请求判令：一、撤销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出的（2017）第109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二、责令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依法作出信息公开告知。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第三款“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该是现有的，一般不需要行政机关汇总、加工或者重新制作（作区分处理的除外）。依据《条例》精神，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以及向其他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 本案中，虽然原告文静如在向被告郫都区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前已经知道其身份证在北京警方处。但原告文静如向被告郫都区公安局申请了解的内容是：原告文静如的身份证被扣押在北京警方的哪一个派出所。原告了解的内容是需要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向其他行政机关搜集。且原告文静如申请的内容并非申请公开“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政府信息本身，性质上属于咨询，不属于《条例》调整的范畴。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文静如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依法不予交纳。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 蓉 人民陪审员  缪大全 人民陪审员  康 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