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1行初90号 原告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南围坡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张加儒，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梁天基,南宁市正一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李灿严，男，1944年6月20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良庆区。 原告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团州坡第1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陆克欣，该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团州坡第2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陆华宏，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陆华侯，男，1981年6月3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良庆区。 被告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良庆区歌海路9号。 法定代表人王川，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孙一军，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滕黄铁，广西谦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嘉宾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卜振国，南宁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原告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南围坡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南围坡）、原告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团州坡第1、2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团州坡1、2组）均不服被告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良庆区政府）作出的土地行政确权及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宁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16年7月15日、7月18日分别向被告良庆区政府、被告南宁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南围坡的委托代理人梁天基、李灿严，原告团州坡1组的诉讼代表人陆克欣，原告团州坡2组的委托代理人陆华侯，被告良庆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孙一军、滕黄铁，被告南宁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卜振国，原告南围坡申请的证人陆某1、陆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良庆区政府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良政行决字[2014]2号《关于处理南晓镇新民村团州坡第1、2村民小组与南围坡村民小组就那华山、虾桥山权属争议的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处理决定）认定，1974年12月30日原邕宁县南晓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以及邕宁县大塘人民法庭主持调解的《协议书》（以下简称74年《协议书》），已明确双方当事人对“那华山”、“虾桥山”的管理范围。该协议书是解放后双方商定的协议，应予维护。原告南围坡以“以田管山”的理由，对讼争的全部林地提出权属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七）、（十一）项的规定，作出以下处理决定：一、“那华山”、“虾桥山”东北面面积345亩，归团州坡1、2组集体所有。二、“虾桥山”西面面积140亩，归南围坡集体所有。团州坡1、2组、南围坡均不服向被告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南宁市政府于2016年2月4日作出南府复议[2015]353号行政复议决定，对被告良庆区政府作出的上述处理决定予以维持。 原告南围坡起诉称，一、被诉处理决定对“那华山”的“两叉水甲堂”定位错误。（一）对“那华山”的“两叉水甲堂”定位脱离“那华山”管辖范围。双方签订的74年《协议书》第一条明确了:“那华山两叉水甲堂处（以对岸崎分水为界，上吉由团州村管理,下吉由南围生产队管理）。被诉处理决定把“两叉水甲堂”定位于那华山以外几百米的“平炳山”和“岭猫山脚”是错误的；（二）被诉处理决定对“两叉水甲堂”定位不符合74年《协议书》的规定。“两叉水甲堂”的意思就是从“那华山”两边麓长年不断流出的溪水汇合在一处,该汇合点就是“两叉水甲堂”。“两叉水甲堂”是周边群众熟悉的地方,它真正的位置是“那华山”南端,“那华山”与东边“平炳山”交界的山麓，麓底有一条长年流水不断的溪水;“那华山”与“岭猫山”交界的山麓也有—条长年流水不断的溪水,这两条溪水汇合于“那华山”的南端,然后往下流。这才是真正的“两叉水甲堂”,而且对岸有一条山崎（山梁），与《协议书》规定的“两叉水甲堂”完全吻合。被诉处理决定把“两叉水甲堂”定位在“平炳山”和“岭猫山脚”错误；（三）被诉处理决定认定“平炳山”和“岭猫山脚”为“两叉水甲堂”，这一定位不符合74年《协议书》第二条规定的与最低坳的山崎连成一线，形成一体互相响应的内容；（四）被诉处理决定对“两叉水甲堂”的定位,不符合历史双方管理事实。1、被诉处理决定指定的“两叉水甲堂”往上至那华山南端“两叉水甲堂”相距有几百米，在这一地段，有一条水沟，沟的两岸有400多丛大竹林，是南围坡张应机在解放前后种植、管理、收益,至今没有人提出争议和纠纷。这是因为当年签订74年《协议书》的干部和群众都懂“两叉水甲堂”是在竹林之上，不属团州坡管辖的范围，所以,一直以来团州坡没有提出争议。这足以说明,被诉处理决定把“两叉水甲堂”定位于竹林之下，是违反74年《协议书》的；2、南围坡生产队在该地段筑了一张山塘,面积在百亩左右，保障南围生产队农田用水。被诉处理决定把“两叉水甲堂”定位在山塘之下,南围生产队就不能筑此山塘，即使筑了也会受到团州坡的控制，可是山塘从用水到养鱼,并没有团州人提出异议。这说明这一地段属南围坡管理范围,被诉处理决定把“两叉水甲堂”定位于在山塘之下是错误的；3、该地段的东边是“岭猫山”，西边是“平炳山”，这两座山在解放前是南围坡的主要林区,解放后,仍由南围坡经营管理,村民建房和生产队建禾堂、牛栏、猪栏、仓库等都到这两座山砍伐木材，从来没有团州人提出争议。特别在2009年，南围坡为了修桥和硬化坡中道路,曾把这两座山的松林一次性出卖给大塘和周边村民。被诉处理决定把“两叉水甲堂”定位在这两座山脚，把这座山划入团州管理范围是没有根据的；4、该地段西边的“平炳山”,解放前南围坡村民曾在山顶和山腰较平坦处开垦畲地,种植木茹、红茹等农作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围生产队又在此山扩大开垦大片畲地，一直经营不断，近年青年人大多外出务工，这些畲地才丢荒,但畲地四至范围还很清楚。可见，被诉处理决定把“两叉水甲堂”定位在此山脚是错误；5、承包责任制后,南围生产队把该地段的土地分配落实到户经营,几十年来也没有团州坡对此提出争议。被诉处理决定书把这一地段划入团州板图是没有事实依据的；6、从双方各自经营的外貌都可以一目了然彼此分界。这一地段所有林木近年一次性砍光出售。用作修坡中桥和路的资金，几乎变成光秃秃—片。而这一地段之上,即“那华山”仍保留原有松林，生长茂盛，双方分界径渭分明，十分清楚。这充分说明，被诉处理决定把“两叉水甲堂”定位在这一地段之下是错误的。二、被诉处理决定书对“虾桥山”的分界是错误的。（一）74年《协议书》对“虾桥山”和“那华山”只有一条分界线,而被诉处理决定却对该两山划出两条分界线。目的是混淆是非,使人误解分界线已经过双方指定的“石堆，最低坳”分界点,实际上第二条并不是74年《协议书》认定的分界线,第一条才是真正的分界线；（二）被诉处理决定认定的分界线不经过“石堆”和“最低坳两叉水甲堂”。被诉处理决定认定的分界线违反了74年《协议书》指定的分界点；（三）被诉处理决定认定的分界线与74年《协议书》指定分界线方向相反；（四）74年《协议书》是指定解决双方对“虾桥山”、“那华山”的分界,不涉及其他山。而被诉处理决定认定的分界线划到“平炳山”脚,脱离了“虾桥山”，超出了74年《协议书》指定分界的范围,可见其错误明显；（五）74年《协议书》强调以牛路为界,牛路上方为团州坡管理，牛路下方由南围坡管理，可见分界线决不能离开牛路。但被诉处理决定书认定的分界线已偏离了原来的牛路,是一条错误的分界线；（六）被诉处理决定认定的分界线，违反了双方历史管理事实。承包责任制后，双方以牛路为界,牛路上方属团州坡,农户保留原有松树，年年到此采割松脂。而牛路下方也有松树，但南围坡不割松脂。牛路下方,历来是南围坡管理辖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围坡私人建房和生产队建设需要木材砍伐，团州坡从不干涉。土地承包责任制时,南围坡把“虾桥山”牛路下方的山地分配到农户经营,大多数农户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这片山地里种植荔枝、龙眼,这些果树至今已有40年左右历史从来没有团州人提出异议。被诉处理决定把这片荔枝、龙眼划入团州坡范围，违反了74年《协议书》的规定实属错误。综上所述,被诉处理决定对“两叉水甲堂”定位错误,把大片原属南围坡的山地划入团州坡范围，违反74年《协议书》的分界。被诉处理决定认定的分界点，违反了74年《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南宁市政府复议予以维持不当,亦应撤销。为此请求：一、撤销被告良庆区政府作出的良政行决字[2014]2号处理决定；二、撤销被告南宁市政府作出的南府复议[2015]353号复议决定；三、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原告南围坡于2017年4月21日提交《补充行政诉状》，补充理由如下：被告良庆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程序违法：一、被告良庆区政府对双方争议的林地权属立案时间为2006年6月13日，但未作任何调查，就将立案前南晓镇司法所于1998年至2004年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时收集的证据作为本案确权的依据，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有充足证据的规定。二、本案系因林木砍伐引起的纠纷，而申请处理的是团州坡1组的陆克欣，并非团州坡1、2组，并且也不是林地确权申请，被告良庆区政府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受理并作出林地确权的行政行为不当。三、关于该林地纠纷确权的处理事宜，被告都没有通知原告，也没有举行过听证会、双方勘察现场等，剥夺原告的知情权、申诉权和抗辩权。 原告南围坡共提交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有：证据1、两叉水甲堂（照片），证明“两叉水甲堂”所在的位置；证据2、大竹林（照片），证明该地段为原告所有；证据3、400多亩丛大竹林（照片），证明该地段为原告所有；证据4、最低坳（照片），证明74年《协议书》指定分界点；证据5、尚存的山塘坝（照片），证明该地段为原告所有；证据6、石堆（照片），证明《协议书》指定分界点；证据7、牛路上方割脂松树（照片），证明双方以牛路为分界；证据8、牛路下方不割脂松树（照片），证明双方以牛路为分界；证据9、南围坡在“虾桥山”连片种植的荔枝、龙眼，证明该地段为原告所有；证据10、80年代初南围坡种植的荔枝，证明该地段为原告所有；证据11、74年《协议书》，证明双方分界线应以《协议书》为依据。 第二组证据：证据1、《证明》，证据2、《证明》，证据1-2证明争议山地权属归原告所有；证据3、《证明》，证据4、照片，证据5、平面图，证据3-5证明诉讼争议山地权属归原告所有，界线清楚明确。 第三组证据：证据1、《证明》，证明南围坡村民小组不具有诉讼主体；证据2、《自留山证》，证明“虾桥山”属自留山，受法律保护，被诉处理决定划界错误；证据3、《证明》（陆仕加），证据4、《证明》（陈家盛），证据5、《证明》（李京有），证据6、《证明》（黎德仁、黎福进），证据7、《证明》（陆有成、李加典），证据8、《证明》（陆有成、李加典），以上证据均证明南围坡对争议地管理事实。 原告南围坡申请证人陆某1、陆某2出庭作证，证人陆某1证明其村南立坡与原告南围坡的界线；证人陆某2证明其于1965年向南围坡村民购买位于“那华山”的树木作嫁妆。 原告团州坡1、2组起诉称，一、从解放至2004年“那华山”、“虾桥山”一直是原告经营管业。（一）原告依法持有1953年3月l2日广西省钦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陵桂字第285号）。在该证中明确载明“那华山”、“虾桥山”权属归团州（即原告），该山地一直由原告种树、放牧、割松脂等经营管理工作，无人异议。（二）1974年南围坡村民到“那华山”、“虾桥山”砍毁原告的山林，经当时南晓公社革委会、大塘人民法庭组织双方代表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并制定了调解协议书，明确了双方争议林地的管理范围。此后，各自管理各自的山林没有争议。（三）2004年南围坡再次到原告管理的“那华山”、“虾桥山”割松脂，双方发生了争议。良庆区政府就本案纠纷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名为维持74年《协议书》，但实际将原告的“虾桥山”西南面l40亩山林权确权给南围坡集体所有，被告南宁市政府对本案复议时，没有调查即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良庆区政府被诉处理决定明显错误。二、争议的山林权属，1974年原告与南围坡签订的《协议书》己经明确。该《协议书》明确“直线过虾桥甲那华最低坳为界，随歧直到那华甲堂分界为止，虾桥山由牛路上山，由团州村管理。”即说明整个“虾桥山”都属原告团州坡1、2组管理，牛路下路的才由南围生产队管理。被诉处理决定完全篡改了协议内容，将“直线过虾桥甲那华最低坳为界”，变成了最高处为界。这样的改动，就将“虾桥山”西南面面积140亩山林土地确权归南围坡所有，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良庆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错误，明显损害了原告方村民的集体利益。为此，请求：一、撤销良庆区政府作出的良政行决字［2014］2号《关于处理南晓镇新民村团州坡第1、2村民小组与南围坡村民小组就那华山、虾桥山权属争议的决定》；二、撤销南宁市政府作出的［2015］353号行政复议决定；三、判令南宁市政府以及良庆区政府就本案争议的山林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团州坡提交的有：证据1、1953年3月12日广西省钦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陵桂字第285号《土地房产所有证据》，证据2、74年《协议书》，证据3、附图，以上证据均证明争议的“那华山”、“虾桥山”属于团州坡管理。 被告良庆区政府答辩称，一、被诉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争议双方在土地改革、合作化、“四固定”时期至今均同属一个村级基层组织管辖。1953年土地改革时期，广西省钦县（南晓乡1951年1月划入钦县。1955年7月从钦县划回邕宁县管辖）为团州坡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号为陵桂字第285号）。明确那华山一吉、虾桥山等山为团州村（坡）公有。合作化时，土地已入社，成为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三包四固定”时按照土地改革时的土地管理状况不变。争议山西南山脚下的水田一直是南围坡经营管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因双方在山上砍木发生权属争议。南围坡以“田管山”为由提出权属主张。1974年12月30日，在南晓公社革命委员会、大塘人民法庭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了山界权属的《协议书》，明确了双方的各自界线。由于签订协议时，双方均不到现场踏界。1975年，南晓公社革委会、大塘人民法庭组织双方到现场指认界线，所指认的界线与1974年12月30日《协议书》的界线一致。该协议书是解放后双方商定的协议，应予维护。二、被诉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团州坡（包括第1村民小组、第2村民小组）提出调处山林纠纷申请后，经良庆区南晓镇政府调解，在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交由良庆区政府处理。良庆区政府调查收集证据之后，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本案被诉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良庆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原告南围坡请求撤销良庆区政府的处理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 被告良庆区政府于2016年7月29日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及法律依据：证据1、申请书、答辩状、委托书、负责人身份证明等，证明被告依法调处；证据2、现场勘验及笔录，证明确定争议范围及经营现状；证据3、团州坡代表调查笔录，证明团州坡提出权属主张、陈述事实和理由；证据4、74年《山界协议书》，证明争议山界已划分清楚；证据5、团州坡提供的现场照片、《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团州坡用以证明争议地权属为其所有；证据6、南围坡代表调查笔录，证明南围坡提出权属主张、陈述事实和理由；证据7、南围坡提供的《山界协议书》、《土地承包经营证》，证明争议地权属归南围坡所有；证据8、莫志辉、陆克武、陆华东、陆克伟、陆克官、陆克轩、庞奕培的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全面调查了解案件事实；证据9、调解笔录，证明被告依法调处；证据10、《关于处理南晓镇新民村团州坡第1、2村民小组与南围坡村民小组就那华山、虾桥山权属争议的决定》，证明良庆区政府依法调处；证据1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节选，证据1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节选，证据13、《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节选，以上证据11-13证明被告有职权就本案土地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并且作出的处理决定合法有据。 被告南宁市政府答辩称，争议双方均无充分证据证实全部争议地属己方所有，74年《协议书》明确了争议双方对“那华山”、“虾桥山”的管理范围，属解放后双方商定的协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良庆区政府根据74年《协议书》的内容以及争议地上的相关经营管理事实,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作出本案被诉处理决定，南宁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维持被诉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主体适格，级别管辖恰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予以维持。 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申请行政复议的时间、事项、请求、事实和理由；证据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南围坡、团州坡1、2组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情况；证据3、《关于处理南晓镇新民村团州坡地1、2村民小组与南围坡村民小组就那华山、虾桥山权属争议的决定》（良政行决字[2014]2号），证明本案行政复议的事项系良庆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且属于该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被告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级别管辖范围；证据4、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案件提交答复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书面通知复议申请人相关立案受理情况，通知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通知团州坡1、2组可以参加行政复议；证据5、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目录，证明良庆区政府就南围坡、团州坡1、2组的行政复议请求、事实和理由所作的书面答复内容，且证明良庆区政府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内容（该目录项下地具体证据由良庆区政府另行提交）；证据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时间、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复议决定结果；证据7、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市政府依法履行了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相关程序，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原告南围坡对被告良庆区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中《请求调处山林纠纷的申请书》，认为落款时间是2008年5月22日，是以陆克欣个人名义提出，不是集体行为，并且是砍伐林木的申请不是确权申请也没有按手印，对该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中新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中《关于请求调处山林纠纷，避免发生群体性事件的申请书》的申请人是团州坡，不是法定的村民小组且没有授权也没有签字，对证据1中《要求镇政府调解处理那华山、虾桥山山界纠纷的申请书》中的申请人是团州坡全体群众，不是法定主体资格，没有全体群众的签名，故对于上述两份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2、3、5、6、8、9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对证据4、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1、12、1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同时认为被诉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 原告团州坡1、2组对被告良庆区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除了对《现场斟界及笔录》中《纠纷地涉及的山名（双方称呼）》的地名在附图没有标明有异议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没有异议。 被告南宁市政府对被告良庆区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被告良庆区政府对原告南围坡提交的上述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1-10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 对第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人陆某1没有参与74年《协议书》的划线工作，证人陆某2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于两个证人证言均不应予以采信。 被告南宁市政府同意被告良庆区政府对原告南围坡提交的全部证据及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 原告团州坡1、2组对原告南围坡提交的上述证据认为第一组证据与本案均没有关联，对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及出庭证人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 被告良庆区政府对原告团州坡1、2组提交的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没有异议。 被告南宁市政府同意被告良庆区政府对原告团州坡1、2组提交的全部证据的质证意见。 原告南围坡对原告团州坡1、2组提交的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涂改痕迹，方形公章不符合要求；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 原告南围坡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1、2、4、5、6、7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复议行为合法；对证据3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真实性没有异议。 原告团州坡1、2组、被告良庆区政府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南围坡、原告团州坡1、2组、被告良庆区政府、南宁市政府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南围坡提交的上述第一组证据1-10，第二组证据4-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无拍摄时间及地点，无法确认是否为涉案争议地现场；对第一组证据1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第二组证据1-3、第三组证据1-8以及出庭证人陆某1的证言因无其他相应证据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出庭证人陆某2的证言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对原告团州坡1、2组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 对被告良庆区政府、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涉案土地名称为“那华山”和“虾桥山”，面积为485亩。其四至范围与被诉处理决定的附图一致。 原告与第三人自解放后至今均同属一个村级基层组织管辖。原邕宁县南晓乡于1951年1月划入广西钦县管辖，1955年7月从广西钦县又划回原邕宁县管辖。1953年广西省钦县为原告团州坡1、2组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号为陵桂字第285号），该证上记载有“那华山”、“虾桥山”等山名，所有人为团州村（坡）。合作化时期，上述土地已入社，成为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四固定”时期按照土地改革时土地管理状况不变。争议山西南面山脚下的水田一直南围坡经营管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双方村民在山上砍木产生纠纷，双方为此发生权属争议，南围坡以“以田管山”作为依据提出权属主张。1974年12月30日，在南晓公社革命委员会、大塘人民法庭的主持下,双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一、“那华山”“两叉水甲堂处”（以对岸旗分水为界，上吉由团州村管埋，下吉由南围生产队管理）。二、“虾桥山”以了茹六其志田王同树根头起,直线到虾桥××旗坟墓以牛路为界线,直到双方指定地点石堆指直线过虾桥甲那华最低坳为界，随歧直到那华甲堂分界为止，“虾桥山”由牛路上山，由团州村管理，牛路下路由南围生产队管理。”由于签订协议时，双方均不到现场踏界。1975年，南晓公社革委会、大塘人民法庭又组织双方到现场指认界线，所指认的界线与上述47年《协议书》的界线一致。 2005年12月10日，原告团州坡向被告良庆区政府提交调处申请，要求将涉案争议地全部确权归其所有。被告良庆区政府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良政行决字[2014]2号处理决定，将双方争议的“那华山”、“虾桥山”中的345亩土地确权归原告团州坡集体所有，将140亩确权归南围坡集体所有。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向被告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南宁市政府于2016年2月4日作出南府复议[2015]35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良庆区政府作出的上述良政行决字[2014]2号处理决定。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并分别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据此，被告良庆区政府有权依法对其辖区范围内发生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是本案适格被告。 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已明确过权属。1974年12月30日，在原南晓公社革命委员会、大塘人民法庭的主持下，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明确了双方对涉案争议地的管理范围，并且1975年双方又到争议现场指认了界线，此后亦按该界线的范围进行了经营管理。被告良庆区政府根据该事实及各方当事人对争议地的管理情况，本着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管理的原则，依职权将争议地分别确权给两原告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南宁市政府复议予以维持良庆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南围坡以争议地自土改时起即属其经营管理，主张争议地的全部权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团州坡1、2组主张74年《协议书》已将争议地的权属确权其所有而主张争议地的全部，与查明的事实并不相符，故对于团州坡1、2组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良庆区政府作出的良政行决字[2014]2号处理决定及南宁市政府作出的南府复议[2015]35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两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南围坡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团州坡第1、2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南围坡村民小组、原告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团州坡第1、2村民小组各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帐号：20×××77，开户行：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彭晓霞 代理审判员  孔庆龙 代理审判员  林国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 慧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