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初889号原告：北京兴业创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5752411127。执行事务合伙人：兴业创富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代表人：阙智辉，该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伟，北京市金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经贸中心**1708-A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00286867。法定代表人：刘龙九，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萍，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吉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包头路****信用代码：91310110734072302T。法定代表人：黄怀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葳，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北京兴业创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业投资中心）诉被告深圳市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汇富公司）、上海吉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联公司）股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秦拓、王畅和代理审判员谢文清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秦拓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本院于2017年9月15日进行证据交换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兴业投资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阙智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伟，被告东方汇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萍，被告吉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兴业投资中心诉称：2012年7月，原告与目标公司黑河中兴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牧业公司）及其股东东方汇富公司，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书》，约定原告向中兴牧业公司投资3600万元；中兴牧业公司及东方汇富公司在协议中做了业绩承诺；三方约定了股权回购等条款。2012年8月，原告汇付了3600万元投资款。2013年1月，三方又签订了《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修订了业绩承诺及股权回购等条款。2016年8月，鉴于中兴牧业公司出现了《补充协议》中股权回购条款约定的情形，原告遂向东方汇富公司发出通知，行使回购请求权。2016年10月24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东方汇富公司作为甲方、被告吉联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了一份《股权回购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回购标的为原告持有的目标公司1390.47万注册资本股权，包括该股权所代表的全部权利、利益及相对应的股东义务；第二条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视为乙方向甲方发出了回购股权的书面通知且甲方对其回购1390.47万注册资本股权给予确认，并承诺按照《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和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享受权利；第三条约定：回购价款为5940万元，甲方应在2017年3月31日前将前述计算的回购价款支付给乙方指定帐户中；第六条约定：甲方若不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回购价款的，应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每逾期一日，由甲方按应支付而未支付款项的万分之六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上述付款时间到期后，虽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东方汇富公司至今未履行上述协议下支付回购价款义务，被告吉联公司亦未履行连带保证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被告东方汇富公司履行《股权回购协议》，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价款5940万元；二、被告东方汇富公司支付违约金（以594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计算，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三、被告吉联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本案诉讼费全部由两被告承担。原告兴业投资中心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投资协议书》。拟证明原告对中兴牧业公司的增资，中兴牧业公司及被告东方汇富公司做了业绩和股权回购的承诺；2、《补充协议》。拟证明原告对中兴牧业公司的增资，中兴牧业公司及被告东方汇富公司补充修正了业绩承诺及股权回购等条款；3、《银行汇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已按照协议向中兴牧业公司支付了3600万元增资款；4、《出资证明书》。证明对象同证据3；5、《关于要求回购股权的通知》。拟证明2016年8月，原告通知被告东方汇富公司按约回购股权；6、《股权回购协议》。拟证明2016年10月24日原告与两被告就中兴牧业公司股权回购标的、回购价款、支付方式、支付时间、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和连带担保等条款达成一致；7、中兴牧业公司工商信息。拟证明原告和两被告均是中兴牧业公司的股东；8、《验资报告》、《中兴牧业公司函》及《验资事项操作说明》。拟证明原告的投资增资款项到账后，一部分计入注册资本，一部分转为资本公积；中兴牧业公司未能在三个月内进行工商变更登记，非原告方原因造成，本案全部资金均为股权投资款；9、《承诺函》。证明对象同证据8；10、中兴牧业公司《股东名册》、《章程》、《会议通知》和《会议决议》。拟证明被告东方汇富公司是中兴牧业公司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11、四个关联企业的工商信息。拟证明证人施某是被告东方汇富公司的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两被告除了对上述证据4、证据8-10的真实性不认可之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原告所有证据的关联性。被告东方汇富公司书面答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东方汇富公司以及中兴牧业公司三方共同签署的《股权回购协议》，无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是中兴牧业公司《章程》的约定，因未履行审批程序，依法尚未生效。中兴牧业公司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章程，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进一步规定：“合营企业协议、合同和章程经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其修改时程序相同。”中兴牧业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减少或对外转让，须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后，报审批部门审批，并向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章程》第二十条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本案诉争《股权回购协议》约定，被告东方汇富公司回购原告在中兴牧业公司的出资1390.47万，购买价格按照股权增资额3600万及原告持有中兴牧业公司股权5年计算，属于中外合资企业股东（合营者）之间进行股权转让，也即转让注册资本。因此，性质上构成对合营企业协议、合同和章程的修改。根据上述中兴牧业公司《章程》规定和法律法规规定，案涉股权回购事宜应先经过中兴牧业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并报相关行政管理机关批准后生效。事实上，2016年10月24日及2017年4月28日中兴牧业公司董事会，均未通过本案股权回购事项，也就不存在提请有权机关批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的规定，本案《股权回购协议》应当被认定为尚未生效。二、退一步而言，本案《股权回购协议》即使生效，也是原告胁迫被告东方汇富公司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属于可撤销的合同，被告东方汇富公司申请撤销。中兴牧业公司因经营困难，急需引入新的投资者，2016年10月24日中兴牧业公司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讨论审议赣商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增资5亿元事宜，原告威胁两被告必须先签署《股权回购协议》，否则将否决相关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被告东方汇富公司作为中兴牧业公司的控股股东，从中兴牧业公司发展大局出发，被迫于股东会开会当日与原告签订了本案《股权回购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该协议属于可撤销合同。必须指出，由于其他合营者不同意该股权回购方案，所以中兴牧业公司当次董事会会议以及其后2017年4月28日董事会会议，该议案均未获审议通过。因此，被告东方汇富公司在签署《股权回购协议》之前虽受原告胁迫，但在签署了此文件后，包括在之后进行的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始终保持善意，股权回购方案未获董事会审议通过，是由于其他合营方反对，与被告东方汇富公司无涉，被告东方汇富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该《股权回购协议》即使不予撤销也应予以解除，故原告请求被告东方汇富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没有合同依据。三、原告请求被告东方汇富公司回购股权的数额、金额计算方法错误，更与原《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的约定不一致。《投资协议书》第三条第（二）项及《补充协议》第三条第（二）项中，均约定计算回购价格的基数为“股权增资金额”；但在《股权回购协议》第三条第一款中，原告故意将计算回购价格的基数由“股权增资金额”偷换成“原投资金额”。根据《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原告投资中兴牧业公司时按照投前6.0497亿元估值，属于估值超出注册资本的溢价投资，原告向中兴牧业公司认缴出资及实缴出资均为1390.47万元，该增资金额经过中兴牧业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通过，且《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修正后的《章程》等经工商机关和有权机关批准并登记。因此，原告对中兴牧业公司的“股权增资金额”应当为1390.47万元。关于原告持有中兴牧业公司股权的时间，应当以审批机关批复及工商变更登记记录认定的时间即2014年4月24日起算。截至2016年10月24日签署《股权回购协议》之日，原告持有中兴牧业公司的股权时间为3年（不满一年按一年计算），而不是《股权回购协议》记载的5年。基于以上，回购价款应当为1932.7533万元。可见，原告在《股权回购协议》中订立的回购数额计算方法违背了原《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显失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第五十四条规定，属于可撤销合同。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吉联公司书面答辩意见基本与被告东方汇富公司的书面答辩意见一致，请求驳回原告对吉联公司的全部诉请。被告东方汇富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兴牧业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拟证明中兴牧业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经黑龙江省政府批准于2011年9月9日成立；2、中兴牧业公司《营业执照》。拟证明中兴牧业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及其注册成立时间与注册资金；3、中兴牧业公司设立时的《章程》。拟证明公司注册资本对外转让须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并报审批部门批准；合营方向第三方转让出资应该取得其他合营方同意的规定；4、中兴牧业公司关于原告增资的《董事会决议》。拟证明2013年2月18日经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原告向中兴牧业公司增资1390.47万，占投后公司股权5.1652%；5、中兴牧业公司关于原告增资的《第七次股东会决议》。拟证明：（1）2013年2月18日全体股东同意增加原告为合营方，以债权转股权形式出资1390.47万，占投后股权5.1652%；（2）原告之关联方北京兴业凯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一名董事；6、中兴牧业公司关于增资的《章程修正案（六次修正）》。证明对象同证据4；7、关于原告增资的《关于黑河中兴牧业有限公司增加合资方和投资总额、注册资本、监事的批复》。拟证明2014年3月11日经审批通过，中兴牧业公司增加原告为合营方；原告以债转股形式向中兴牧业公司投资1390.47万，注册资本增加1390.47万元；审批通过章程的修改；8、中兴牧业公司2013年9月10日之《董事会决议》及2013年3月15日之《董事会决议》。拟证明：（1）2013年9月10日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中兴牧业公司通过减资等方式回购原告持有股权（如需）；原告委派董事邱瑞河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2）2013年3月15日《董事会决议》通过，原告向中兴牧业公司委派邱瑞河为董事；9、中兴牧业公司2016年10月24日《第十三次股东会决议》。拟证明该股东会上并未通过由被告东方汇富公司回购原告股权的事项；10、2017年4月28日《2017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拟证明：（1）董事会审议了关于《北京兴业凯富、北京兴业创富向深圳市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中兴牧业股权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合资合同》的议案，但该议案未经审议通过；（2）董事施某否决了议案；11、2017年6月20日《章程修正案》。拟证明2016年10月24日股东会拟决议赣商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兴牧业公司增资5亿出资议案；12、中兴牧业公司自设立以来至今的所有董事成员委派书及撤销书。拟证明：（1）中兴牧业公司的历任董事成员名单；（2）中兴牧业公司召开2016年10月24日董事会时，邱瑞河、施某是时任董事；(3）中兴牧业公司召开2017年4月28日董事会时，施某是时任董事；（4）邱瑞河是合营方北京兴业凯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的董事；（5）施某是合营方佛山市东方联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董事；（6）自2017年6月12日之后北京兴业凯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未再向中兴牧业公司委派除邱瑞河之外的其他董事；13、中兴牧业公司关于罢免邱瑞河董事的董事会决议（2017年6月12日）。拟证明：（1）中兴牧业公司2017年6月12日召开董事会，根据章程规定罢免了邱瑞河的董事职务；（2）邱瑞河在2016年10月24日董事会决议及股东会上威胁被告等不当行为；14、证人施某发《证人证言》、保证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1)中兴牧业公司召开2016年10月24日董事会及股东会时的情况及决议结果；（2）邱瑞河作为董事、原告与北京兴业凯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代表，于2016年10月24日威胁被告签署《股权回购协议》的情形；（3）2017年4月28日董事会表决情况；（4）施某反对《股权回购协议》及被告东方汇富公司受让原告股权议案的原因；15、中兴牧业公司2016年10月24日董事会决议文本及签字页。拟证明:(1)中兴牧业公司2016年10月24日董事会，因董事邱瑞河拒绝在该董事会决议上签名，并扣留了董事会决议书原件（含其他董事的签名的决议书），董事会决议未能一致通过；16、中兴牧业公司2012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拟证明原告根据《投资协议书》所支付给中兴牧业公司的投资款项3600万，实际作为借款给中兴牧业公司使用；17、中兴牧业公司《验资报告》。拟证明原告及与北京兴业凯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2014年2月24日以债转股形式向中兴牧业公司出资及其出资金额；原告对被告东方汇富公司提交的证据1-7、证据8-1、证据10-13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8-2、证据9、14-1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吉联公司对东方汇富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可。被告吉联公司未举证。本院根据各方举证、质证情况，综合认定如下事实：中兴牧业公司是经黑龙江省黑河市商务局批准、由被告东方汇富公司等十二家中外股东于2011年9月9日依法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初始注册资本为10750万元。2012年7月27日，原告作为甲方、中兴牧业公司作为乙方、被告东方汇富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书》，约定中兴牧业公司估值为15.05亿元，原告向中兴牧业公司投资3600万元参与增资，占增资后中兴牧业公司2.2542%的股份。中兴牧业公司及东方汇富公司在协议中做了业绩承诺；三方约定了估值调整及股权回购等条款。其中第三条约定：如果中兴牧业公司未能在2017年12月31日或者各方协商同意的其他时间在国内A股市场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或境外其他证券市场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或者中兴牧业公司2016年底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3.6亿元，或者丙方及其一致行动人丧失对乙方控制权等重大变化时，丙方承诺回购甲方持有的乙方全部或部分股权，回购股权的价格计算公式为：回购金额=股权增资金额×（1+13%×N）-乙方累计分得的红利（注：N为乙方持有中兴牧业股份的年数，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算）。回购股权价款支付时间是丙方在收到甲方提出要求回购股权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一年内或双方协商同意的其他时间。2012年8月，原告通过兴业银行向中兴牧业公司汇付了3600万元投资款。2013年1月29日，三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调整了中兴牧业公司的估值为6.0497亿元，原告增资数额仍为3600万元，但增资后持有中兴牧业公司的股权比例相应变更为5.1652%，同时，修订中兴牧业公司业绩承诺为2016年底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20540万元，原告可以要求被告东方汇富公司进行现金补偿或者回购股权，股权回购的价格计算公式及支付时间未变。2013年2月18日，中兴牧业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一致通过同意原告向中兴牧业公司增资1390.47万元，占增资后中兴牧业公司5.1652%的股份；中兴牧业公司股东会作出《第七次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同意增加原告为合营方，以债权转股权形式出资1390.47万元，占增资后中兴牧业公司5.1652%的股份，同意北京兴业凯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黄玉萍担任公司监事。中兴牧业公司通过《章程修正案（六次修正）》，修改公司投资总额，并对原告向中兴牧业公司增资1390.47万元，占投后公司股权5.1652%载入公司章程，对投资方式表述为“债权转股权”。2013年3月15日，中兴牧业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一致通过同意吉联公司向中兴牧业公司增资1920.8万元，占投后公司股权的6.66%；同时决议同意北京兴业凯富创业投资中兴（有限合伙）委派邱瑞河担任公司董事。2013年12月30日，中兴牧业公司及东方汇富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承诺函》，承诺：1、为了配合中兴牧业公司工作需要，原告需盖章签署《债转股承诺书》、《债权转股权协议书》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询证函，签署以上文件仅为了办理工商需要，我方确认兴业创富3600万元投资款性质为股权投资款，非债转股款，三方权利义务不受上述法律文件约束；2、与原告2012年7月27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以及2013年1月签订的《补充协议》，不受签署上述文件而受到任何影响，各方都确认仍系约束三方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2014年3月11日，黑河市商务局作出《关于黑河中兴牧业有限公司增加合资方和投资总额、注册资本、监事的批复》，批准中兴牧业公司上述增加原告为合营方、以债转股形式向中兴牧业公司投资1390.47万元，注册资本增加1390.47万元以及章程的修改事宜。同年4月24日，中兴牧业公司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2016年8月20日，原告向被告东方汇富公司发出《关于要求回购黑河中兴牧业有限公司股权的通知》，要求被告东方汇富公司按照约定回购原告持有的中兴牧业公司1390.47万股权，截至2016年8月20日，回购价为5940万元。2016年10月24日，原告作为乙方、东方汇富公司作为甲方、吉联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了一份《股权回购协议》。第一条约定：回购标的为原告持有的中兴牧业公司1390.47万注册资本股权，包括该股权所代表的全部权利、利益及相对应的股东义务；第二条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视为乙方向甲方发出了回购股权的书面通知且甲方对其回购1390.47万注册资本股权给予确认，并承诺按照《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和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享受权利；第三条约定：回购价款=股权转让金额×（1+13%×N）-乙方累计分得的红利（N为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持有中兴牧业公司股权的年数，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即36000000×（1+13%×5）-0=5940万元，甲方应在2017年3月31日前将前述计算的回购价款支付给乙方指定帐户中；第五条约定：丙方承诺对甲方的本次回购责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第六条约定：甲方若不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回购价款的，应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每逾期一日，由甲方按应支付而未支付款项的万分之六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后被告东方汇富公司未履行上述协议下支付回购价款义务，被告吉联公司亦未履行连带保证责任，原告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是基于投资的股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纠纷，原告兴业投资中心依据与两被告东方汇富公司、吉联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请求两被告支付股权回购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两被告抗辩称原告投资的目标公司中兴牧业公司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涉案的《股权回购协议》既是两被告受到原告胁迫签订，而且涉及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股权变更、资本金变更，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中兴牧业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未履行内部及行政审批程序，依法尚未生效。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本案《股权回购协议》是基于之前原告兴业投资中心与目标公司中兴牧业公司及被告东方汇富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该三方《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兴业投资中心以增资的方式向中兴牧业公司投资3600万元获得相应股权，同时在一定条件下，作为中兴牧业公司大股东的东方汇富公司，愿意以事先约定的对价回购兴业投资中心在目标公司的股权权益。这些回购条款也是目前风险投资领域常见的核心条款之一，实质上是在目标公司未能按照预期上市或者遇到经营困难时，其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通常是创始股东）以承诺回购风险投资人股权的方式，确保投资人的退出和收益。这种风险安排方式，主要目的是吸引投资人，同时也可以起到督促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的作用。这种风险投资股权回购模式在对待“对赌”双方（如果可以称为“对赌”的话），尽管在公平性上有值得完善的地方，但当前在部分市场主体存在融资难、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单一的情况下，又有其存在的土壤和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整体上仍然属于合理的商业风险安排范畴，是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在没有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司法应予以尊重。本案原告兴业投资中心与两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正是依据和落实之前的《投资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且内容并没有背离各方初始的商业模式和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涉案的《股权回购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需要依据相关规定经审批后生效。虽然涉案的《股权回购协议》名为回购协议，但实质内容依然涉及股东之间转让股权，只是主体和方向上有细微区别而已，并无实质性不同，因此原告主张本案股权回购并非股权转让关系，理由不能成立。但是，本案《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的是目标公司中兴牧业公司两个中方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不涉及中外股东之间，更不涉及目标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和资本公积金的问题；从法律行为性质上，属于负担行为而非处分行为，也就是说是一方相对于他方承担一定行为义务的法律行为，而非变更权利内容、设定权利负担或废止权利之法律行为。因此，只要合同相对人之间达成一致，即发生法律效力，无需其他股东同意和董事会一致通过，也无需商务部门审批。两被告抗辩称本案《股权回购协议》，依据中兴牧业公司《章程》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未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通过，并经过管理机构审批备案程序，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理由不成立。退一步言，即使需要履行上述程序，也是合同履行问题，并不影响当事人之间合同的效力。故对两被告前述抗辩，本院也不予采纳。再次，两被告还抗辩称，本案《股权回购协议》是原告利用目标公司经营困难，急需引入新的投资者之际，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的投票权相要挟，胁迫两被告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属于可撤销的合同。本院认为，公司董事代表股东独立行使表决权是股东及董事的法定权利，即使原告或者其关联公司派出董事提出以赞成目标公司引进新投资人的议案作为条件，与两被告签订涉案《股权回购协议》，两被告内心并不情愿，但两被告既可以选择签订也可以选择不签订，其最终选择签订也是出于商业利益考虑，故不构成民法意义上的胁迫行为。两被告的该项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依约履行。依据《股权回购协议》的约定，被告东方汇富公司回购原告持有的中兴牧业公司股权的对价为5940万元，支付时间应于2017年3月31日之前，被告吉联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被告东方汇富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故原告请求被告东方汇富公司支付股权回购价款5940万元，以及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计算的违约金，被告吉联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两被告抗辩称《股权回购协议》中确立的回购数额计算方法违背了原投资协议，显失公平，本案应依照《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及中兴牧业公司商业登记情况，计算回购价款应当为1932.7533万元，缺乏证据证明，也与各方约定及中兴牧业公司与被告东方汇富公司共同出具的《承诺函》中承诺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被告东方汇富公司支付价款或被告吉联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原告应配合将持有的中兴牧业公司1390.47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过户给被告东方汇富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兴业创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支付股权回购价款人民币594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本金人民币594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自2017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被告上海吉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若上海吉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可以就实际清偿部分向被告深圳市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追偿；三、原告北京兴业创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收到上述第一项款项后，应配合将持有的黑河中兴牧业有限公司1390.47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黑河中兴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过户给被告深圳市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38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43800元，由被告深圳市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吉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连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秦    拓审判员 王    畅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姚晓静（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