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黔刑终521号原公诉机关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林振业，男，汉族，1976年7月16日出生，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揭阳市，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6年11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遵义市播州区看守所。辩护人王良均，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玉鹏，男，汉族，1974年11月30日出生，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因本案于2016年11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遵义市播州区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彬，男，汉族，1989年3月24日出生，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贵阳市，住贵阳市南明区。因本案于2016年1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4日被遵义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12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遵义市播州区看守所。辩护人但溶，贵州中工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杨昌毅，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斌，男，汉族，1976年5月7日出生，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浙江省苍南县，住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因本案于2016年11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1日被遵义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12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遵义市播州区看守所。辩护人郑永倩，贵州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周立新，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守西，男，汉族，1976年4月8日出生，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浙江省苍南县，住浙江省苍南县。因本案于2016年11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6日被遵义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1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遵义市播州区看守所。辩护人宋军，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林振业、玉鹏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徐守西、李斌犯假冒注册商标罪，李斌、刘彬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一案，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黔03刑初11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林振业、玉鹏、徐守西、李斌、刘彬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一、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相关事实2014年初，被告人林振业为牟取非法利益，决定制造、销售假冒“贵州茅台酒”防伪溯源系统的验证电子标签（内含茅台酒防伪溯源数据）。后林振业通过网络向王某（另案处理）购买了容量为8G大小的茅台酒防伪溯源系统数据包，其与玉鹏分工，由玉鹏负责解析数据，林振业将数据写入其购买的空白电子标签中，制作成假冒的贵州茅台酒防伪溯源系统验证电子标签后，最终贩卖给制造假冒茅台酒的不法分子。2015年10月底，贵州茅台集团对防伪溯源系统升级，导致林振业制作的部分假冒茅台酒防伪电子标签无法通过系统验证。因此，林振业、玉鹏共谋破解贵州茅台集团的防伪溯源系统，将自行编造的假冒防伪数据添加到茅台集团防伪溯源系统服务器中，再将该假冒数据写入空白电子标签中，以使自己伪造的假冒茅台酒防伪电子标签能够通过贵州茅台集团的防伪溯源系统验证。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底期间，玉鹏在林振业的指使下，利用黑客手段侵入贵州茅台集团防伪溯源系统服务器，向服务器中添加数据46万余条，林振业再将上述数据写入空白电子标签中，制成假冒贵州茅台集团防伪溯源电子标签。后林振业将15.7万余枚假冒电子标签出售给郑万河（在逃），二人交易金额达78万元，郑万河实际支付林振业55.9万元，后林振业支付给玉鹏40余万元，林振业收取全部货款可获利30余万元。二、假冒注册商标罪相关事实2014年12月以来,被告人徐守西先后从郑万河处购买假冒贵州茅台集团防伪溯源电子标签，之后将该电子标签贩卖给被告人李斌等人。李斌以9元每枚从徐守西处购买假冒贵州茅台集团防伪溯源电子标签9万枚，之后出售给张某2、刘彬、陈仁柁等人。2016年12月30日，公安机关查获张某2等人制造假冒贵州茅台酒的犯罪行为，并从犯罪现场缴获的假冒贵州茅台酒中，发现537瓶假冒贵州茅台酒（张某2销售价格为200元/瓶，共计非法经营数额10.74万元）的电子防伪标签中的数据与林振业指使玉鹏非法向贵州茅台集团防伪溯源系统服务器中添加的数据一致。三、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相关事实2015年2月至2016年8月期间，被告人李斌向刘彬销售各类伪造、擅自制造的标有“贵州茅台”商标标识的包装材料，非法经营数额18万元。2013年以来，被告人刘彬从李斌等人处购买伪造、擅自制造的标有“贵州茅台”商标标识的包装材料用于出售，非法获利100余万元。2016年10月25日，公安机关在刘彬租用的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沙坡路组的库房中，缴获伪造、擅自制造的标有“贵州茅台”商标标识的酒盒、防伪识别器等假冒茅台酒包装材料，货值金额达20万余元。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有关证据，认为：被告人林振业伙同被告人玉鹏，对他人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的数据进行添加，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告人徐守西、李斌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原材料，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李斌、刘彬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其中李斌情节严重、刘彬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被告人李斌一人犯数罪，应当对其数罪并罚。在林振业、玉鹏共同犯罪中，二人事前预谋，事中积极分工协作，事后将获得赃款予以瓜分，作用、地位相当，不宜区分主从、均系主犯。徐守西、李斌分别单独积极买进、卖出电子标签而获取利润，均应系主犯。被告人林振业、玉鹏、徐守西、李斌、刘彬分别被抓获归案后，在侦查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庭审中认罪态度较好，且玉鹏主动要求退回非法所得、徐守西表示愿意退赃认罚、李斌家属与贵州茅台酒公司已达成赔偿18万元的协议、刘彬家属向侦查机关已交纳暂扣款9万元等情况，一审法院决定酌情对五被告人从轻处罚。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条、第三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林振业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被告人玉鹏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被告人刘彬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四、被告人李斌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五、被告人徐守西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六、被告人林振业违法所得三十万元，被告人玉鹏违法所得四十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刘彬已向遵义市公安局交纳九万元予以没收，由遵义市公安局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赃物、作案工具，予以没收。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林振业、玉鹏、刘彬、李斌、徐守西不服，均提出上诉。具体上诉理由为：1、林振业以“有坦白情节，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有坦白情节，系初犯，认罪、悔罪态度好，未造成严重后果，请求二审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2、玉鹏以“主观上没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故意，应认定为从犯，认罪、悔罪态度好，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3、刘彬以“实际获利仅25万元，不能以100万元认定犯罪数额，一审未予认定具有立功情节，量刑过重，罚金过高”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一审认定刘彬犯罪金额为100万元的事实有误、证据不足，刘某2具有劝说他人投案的立功情节，系初犯，积极退赃，认罪、悔罪态度好，请求二审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4、李斌以“其行为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只构成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系初犯，认罪、悔罪态度好，获得被害人谅解，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一审认定李斌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证据不足，从张某2处查获的假冒茅台酒为111瓶，不是537瓶，且无证据证明张某2假茅台酒的芯片来源于李斌。量刑过重，李斌住所地的村民委员会愿意吸收其为社区矫正对象，建议对李斌适用缓刑”。5、徐守西以“系从犯，认罪、悔罪态度好，其家属有生病治疗的实际困难，量刑过重，请求适用缓刑”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一审认定徐守西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定性错误，应构成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且徐守西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悔罪态度好，家庭较为困难，其家属均有生病治疗的情况，建议对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一、上诉人林振业、玉鹏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事实清楚，有如下证据证实：被害单位报案材料及其工作人员证言、遵义市公安局出具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辨认、指认笔录及照片、远程勘验笔录、侦查实验笔录、微信交易记录明细、银行卡交易明细、顺丰快递清单、电子数据检查报告、证人王某、钟某、张某1、申某、黄某的证言以及林振业、玉鹏的供述。二、上诉人徐守西、李斌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事实清楚，有如下证据证实：扣押清单、银行卡交易明细、证人张某2、崔某、许某、蔡某、方某1、杨某的证言以及徐守西、李斌、刘彬的供述。三、上诉人刘彬、李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犯罪事实清楚，有如下证据证实：贵阳市公安局乌当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胡某1案材料、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辨认、指认笔录及照片、证人李某1、张某3、李某2、刘某1的证言及刘彬、李斌的供述。上列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林振业所提“有坦白情节，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有坦白情节，系初犯，认罪、悔罪态度好，未造成严重后果，请求二审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涵盖三种行为形态：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该三种行为均须“造成严重后果”才构成本罪。本案中，林振业伙同玉鹏，为牟取不当利益，对贵州茅台集团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修改、增加的操作，其行为已符合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行为要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后果严重”的认定包括“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而“后果特别严重”则要求数量或数额达到该标准五倍以上。林振业、玉鹏利用黑客手段侵入贵州茅台集团防伪溯源系统服务器，向服务器中添加数据46万余条，制成假冒贵州茅台集团防伪溯源电子标签，非法获利达78万余元，符合该司法解释“后果特别严重”的结果要件，依法应当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审法院鉴于林振业认罪态度较好，在量刑时已予考虑，并根据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危害程度，对其所作量刑并无不当，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依法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玉鹏所提“主观上没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故意，应认定为从犯，认罪、悔罪态度好，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玉鹏归案后曾多次作过实施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行为的稳定供述，其受林振业邀约，为牟取非法利益，共同实施了涉案犯罪行为，在案有被害单位报案材料及其工作人员证言、遵义市公安局出具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辨认、指认笔录及照片、远程勘验笔录、侦查实验笔录、微信交易记录明细、银行卡交易明细、电子数据检查报告以及同案犯林振业的供述等证据相印证。在共同犯罪中，林振业、玉鹏共同预谋，分工协作，所获赃款予以瓜分，作用、地位相当，不宜区分主从、均系主犯，故对其所提“为从犯”的上诉理由，依法不予采纳。一审法院鉴于玉鹏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在量刑时已予考虑，并根据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危害程度，对其所作量刑并无不当，故对其所提“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依法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刘彬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认定刘彬犯罪金额为100万元的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认为，第一，对刘彬涉案金额的认定问题。经查，虽刘彬及其辩护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犯罪数额提出异议，认为刘彬非法获利只有25万元，但刘彬在公安机关多次作过明确供述：“我购买假茅台酒包装材料后，销售给我们这个圈子的人，购买人有：孟老四200件（12瓶/件）、陈某1每年300件、陈某1之弟200件至300件、余某1100件至200件、陈某2100件、胡某2300件至400件、李浪60件至70件、代松20件、二戈寨陈100件、陈某340件、安顺小陈500件、后坝陈300件至400件、安顺秦哥300件、余某2800件、罗某100件、安顺小袁160件至170件等人。我销售假茅台酒包装材料获利为2013年净赚30余万元、2014年净赚70余万元、2015年净赚100余万元、2016年净赚10余万元”。一审庭审期间，刘彬对该事实不持异议。且公安机关在贵阳市观山湖区沙坡路组李某1一出租屋扣押：茅台酒包装纸箱15000个、茅台酒瓶2805个、酒盒17100个、手提袋10100个、瓶盖5000个、防伪识别器2000个、商标20000套、酒杯4000盒（印有茅台字样）、透明封口胶250卷、打包袋2件、防伪胶帽20000个、电脑1台、喷码机1台、芯片10000个、手机1部、产品合格证2000张、外箱喷码机1部、喷码传送台1部等。上述查扣地点经刘彬辨认指认，承认是其存放假茅台酒包装材料的仓库。结合以上证据以及同案犯李斌的供述，证人李某1、张某3、李某2证言及银行卡明细，能够认定刘彬自2013年以来销售假茅台酒包装材料违法所得100万元。至于刘彬所提“非法获利只有25万元，不能以100万元认定犯罪数额”的辩解，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该辩解依法不予采纳。第二，对刘彬的立功认定问题。经查，2017年3月10日，深圳市南山派出所出具《立功情况说明》，载明：“我所在办理8.31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时，对犯罪嫌疑人胡某3于2016年11月8日进行网上追逃。后经刘彬及胡某3家人的劝说下，嫌疑人胡某3于2017年3月9日下午前来派出所自首”。本院认为，因刘彬于2016年1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4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12月15日被逮捕，而胡某3于2017年3月9日即是刘彬被采取强制措施4个月后才到深圳市南山派出所投案，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胡某3的投案与刘彬的劝说有直接因果关系，刘彬的此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立功情节，故一审法院未予认定立功并无不当。第三，对刘彬的量刑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十万件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据此，刘彬销售假茅台酒包装材料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明显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应当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量刑幅度内处刑。一审法院鉴于刘彬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刘彬家属已向侦查机关交纳暂扣款9万元等情况，在量刑时已予考虑，并根据刘彬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危害程度，对其所作量刑并无不当。故刘彬及其辩护人所提“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依法不予采纳。但一审法院对刘彬的刑期计算错误，应予纠正。刘彬的刑期应当自2016年12月15日起至2021年11月22日止。第四，对刘彬的罚金刑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社会危害性等情节，依法判处罚金。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50％以上一倍以下确定”之规定，一审法院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刘彬判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适当。故刘彬所提“罚金过高”的上诉理由，依法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李斌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认定李斌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证据不足，定性错误，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认为，第一，对李斌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经查，卷内材料中有常德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出具的《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文件清单》等证据，证实从张某2处查扣的贵州茅台酒141瓶，30年贵州茅台一瓶，茅台酒人民大会堂100瓶，包装材料若干，茅台王子酒17瓶。根据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证明表》、《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鉴定意见笔录》等书证，证实以上查获酒产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结合在案李斌的供述以及张某2、许某、崔某的证言、记账本等证据，按有利张某2的原则计算，张某2被查获酒产品数量应为：141-30（该30瓶为半成品，无防伪胶冒及喷码）+1(30年贵州茅台)+100(茅台酒人民大会堂)=212瓶；张某2非法经营数额为212瓶*200元每瓶=42400元。本案中，李斌将从徐守西处购买的假冒贵州茅台集团防伪溯源电子标签出售给张某2、刘彬、陈仁柁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第十五条“关于为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提供原材料、机械设备等行为的定性问题。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主要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包装材料、机械设备、标签标识、生产技术、配方等帮助，或者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代收费、费用结算等服务的，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因此，李斌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电子标签，其行为符合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构成要件，故一审法院认定李斌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定性准确。其次，对李斌的量刑问题。一审法院鉴于李斌与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书》，具有积极悔罪表现，认罪态度较好，在量刑时已予考虑。虽李斌住所地的村民委员会愿意吸收其为社区矫正对象，但不属于法定应当宣告缓刑的情形。一审法院根据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危害程度，对其所作量刑并无不当。故李斌及其辩护人所提“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依法不予采纳。但一审法院对李斌的刑期计算错误，应予纠正。李斌的刑期应当自2016年12月15日起至2019年11月26日止。关于上诉人徐守西所提“量刑过重，请求适用缓刑”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认定徐守西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属定性错误，应构成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徐守西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悔罪态度好，家庭较为困难，其家属均有生病治疗的情况，建议对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第一，对徐守西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本案电子标签又名RFID防伪芯片，是将特定数据植入到贵州茅台酒胶帽中，消费者可使用带NFC功能的手机在茅台公司官网下载RFID防伪溯源软件，通过扫描茅台酒盖顶部的RFID芯片，即可获取产品品名、规格、生产日期等验证信息，即电子标签系带有所附产品信息的电子数据（与二维码相当）。根据《商标印制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关于“本办法所称‘商标标识’是指与商品配套一同进入流通领域的带有商标的有形载体，包括注册商标标识和未注册商标标识，即指商品本身或者其包装上使用的附有文字、图形或者文字与图形的组合所构成的商标图案的物质实体，如商标纸、商标标牌、商标标识带等。因此，电子标签不应属于商标标识。本案中，徐守西从郑万河处购买假冒贵州茅台集团防伪溯源电子标签，在明知李斌、蔡某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的情况下，将该电子标签贩卖给李斌、蔡某等人，后李斌又将该电子标签出售给张某2、刘彬、陈仁柁等人，张某2等人又将该电子标签用于生产制作假冒的贵州茅台酒。该事实有贵州茅台集团报案材料及其工作人员证言、徐守西银行卡交易明细、证人蔡某、方某1、杨某、张某2的证言、同案犯李斌的供述等证据与徐守西归案后曾多次作过的稳定供述相互印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第十五条之规定，徐守西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电子标签，其行为符合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构成要件，故一审法院认定徐守西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定性准确。徐守西辩护人所提“一审定性错误”的辩护意见依法不予采纳。其次，对徐守西的量刑问题。徐守西积极买进、卖出电子标签而获取利润，系主犯，其所提“为从犯”的上诉理由，依法不予采纳。鉴于其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愿意退赃认罚，家庭较为困难，一审法院在量刑时已予考虑，并根据徐守西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危害程度，对其所作量刑并无不当。故徐守西及其辩护人所提“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依法不予采纳。但一审法院对徐守西的刑期计算错误，应予纠正。徐守西的刑期应当自2017年1月24日起至2019年11月26日止。本院认为：上诉人林振业、玉鹏，为牟取不当利益，对贵州茅台集团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上诉人徐守西、李斌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电子标签，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上诉人李斌、刘彬违反商标管理法规，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李斌情节严重，刘彬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林振业、玉鹏、刘彬、李斌、徐守西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朱进审判员  秦娟审判员  黄新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许文艳书记员刘紫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