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6民终32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男，200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学生，住襄阳市襄城区。法定代理人：陈某，女，1974年5月22日出生，汉族，注册拍卖师，住址同上。系原告方某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春，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道荣，女，198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会计，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士勇，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方自清，男，1957年6月16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襄阳市襄城区。上诉人方某因与被上诉人杜道荣、原审第三人方自清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民初19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某的法定代理人陈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春，被上诉人杜道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士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方自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方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和理解法律不当，导致判决结果不公。上诉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1、该房屋系方自清于2002年6月5日与襄樊中房泰鑫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所购买，并于当日缴清全部房款。方自清与陈某2004年离婚时约定该房屋归上诉人所有，待上诉人年满18周岁后过户给上诉人。虽然本案中离婚协议分割的财产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但不影响约定所有权人对房屋享有的所有权。依据物权大于债权的法律原则，物权发生变动而未履行登记和公示程序的，所不能对抗的是善意第三人主张的物权而非债权。2、方自清离婚时约定将房屋归上诉人所有实质上是一种赠与行为，上诉人母亲与方自清离婚的条件之一就是约定将房屋归上诉人所有，该行为具有人身性，同时具有不可撤销性，其效力也大于其他普通债权。3、上诉人及其法定监护人陈某（原告母亲）一直在该房屋内居住，且房屋内的装修和家具也是上诉人及其法定监护人陈某（上诉人母亲）全部操办的。依据民通意见若干问题解释128条，离婚协议将房屋赠与子女，子女一直居住在该房屋中，该离婚协议设立的赠与关系合法有效，同时依据民通意见129条若干问题解释规定：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4、本案中离婚财产分割在前，被上诉人与方自清的债务发生在方自清离婚后，所以不存在通过离婚而恶意串通来逃避债务。5、离婚协议中约定房屋归上诉人所有，待上诉人年满18周岁后过户给上诉人仅是针对上诉人是未成年人的客观情况。同时该房屋也为上诉人这一未成年人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所以与被上诉人的金钱债权相比，约定所有权人在伦理上具有优先性。被上诉人杜道荣答辩称：1、涉案房产一直登记在第三人方自清名下，方自清、陈某将涉案房屋赠与方某的约定并未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该房屋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方某并未取得涉案房屋的物权。2、方某没有取得涉案房产产权，方某对涉案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方某辩称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系客观不能的原因，不能对抗法律的明确规定，不能改变涉案房产产权未发生转移的事实，方某仅对赠与人即其父母享有债的请求权。3、登记备案的离婚协议书对赠与的财产约定不明，方自清与陈某登记的有二套房屋，该约定没有明确赠与给方某的是一套房屋，还是两套房屋，赠与的房产情况不明确。4、2004年7月1日的离婚协议书是方自清与陈某离婚之前达成的，当时双方没有离婚，该协议不产生法律效力。5、登记备案的离婚协议书对赠与财产的约定是附期限的约定。离婚协议约定“双方的财产（房屋）属儿子方某所有，待儿子长大成人（18岁）移交给方某”，这是附生效期限的合同，在方某18岁前，赠与财产约定是不能履行的，不能产生法律效力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方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立即停止对方自清位于襄阳市××区职工街××公寓××单元××室的房屋（房产证号码：樊城区字第××）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2、请求法院确认方自清位于襄阳市××区职工街××公寓××单元××室的房屋（房产证号码：樊城区字第××）归原告所有。房屋现估价70万元左右；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13日立案受理被告杜道荣与第三人方自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审理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5）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009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方自清于本判决生效五日内返还原告杜道荣借款200000元及利息（以300000元为本金基数，从2014年5月24日起至2014年11月20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以200000元为本金基数，自2014年11月21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判决生效后，第三人方自清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故杜道荣于2015年4月2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17日作出（2015）鄂襄城执字第0026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方自清所有的位于襄阳市××区职工街××公寓××单元××室的房屋一套（房产证号码：樊城区字第××号）”。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方某提出书面申请，请求中止执行杜道荣与方自清执行一案中对方自清房屋的执行程序。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经审查于2017年7月15日作出[2017]鄂06**执异5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方某的异议请求”.原告方某收到该裁定书后不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另查明，2002年6月5日，第三人方自清与襄樊（中房）泰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襄阳市樊城区职工街高庄公寓1幢2单元5层左号房。2002年6月8日，方自清与陈某于登记结婚，2004年7月1日签订一份离婚协议书，协议主要约定：“辉龙公寓两室二厅房子和泰兴公寓三室两厅房子属儿子方某，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占有或参与分配，待方某长大成人后移交给方某，移交时由律师办理法定产权继承手续。”后双方又于2004年8月20日在襄阳市民政局（原襄樊市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时签订一份离婚协议书，协议约定“双方的财产（房屋）归儿子方某所有，待儿子长大成人（18岁）移交给方某”。方自清于2013年3月13日与襄樊（中房）泰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书，在办理上述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询问笔录中，方自清陈述该房屋为其单独所有并将房产证办理在其个人名下。2014年8月14日，方自清与胡静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以上述房产作抵押，向胡静借款300000元，同月18日，抵押房产办理了他项权登记。借款期限届满，方自清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胡静将方自清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8日作出（2015）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1040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方自清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胡静借款本金281840元及利息（从2014年9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判决书生效后，方自清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胡静遂于2015年11月23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拍卖上述房屋。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法定代理人陈某与第三人方自清于2004年8月2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处置涉案房产的约定：“双方的财产（房屋）归儿子方某所有，待儿子长大成人（18岁）移交给方某”是双方对财产处分的合意，属于离婚协议中将涉案房产赠与子女的规定，双方在办理离婚登记前于2004年7月1日签订一份离婚协议书，协议主要约定：“辉龙公寓两室二厅房子和泰兴公寓三室两厅房子属儿子方某，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占有或参与分配，待方某长大成人后移交给方某，移交时由律师办理法定产权继承手续。”故协议中简要概述的“房屋”应包括本案涉案房屋。涉案房产虽系第三人方自清离婚时赠与方某，但方自清并未将该房产过户给原告方某，涉案房产至今仍登记在方自清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的规定，受赠房产依法应当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否则受赠房产的产权不发生转移，本案中方自清将涉案房产赠与给原告的约定并未全面履行，该房产并未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原告方某并未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并且离婚协议中“双方的财产（房屋）属儿子方某所有，待儿子长大成人（18岁）移交给方某”的约定属于附条件生效的条款，原告现已年满15周岁，该约定生效的条件至今并未成就，原告主张该约定是因为协议签订当时的法律规定并不允许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人的名下，但是该原因导致的涉案房产并未进行变更登记，不能对抗法律的明确规定，即使如原告所诉其和法定监护人即母亲陈某一直在该房屋内居住（当时原告父母已离婚），房屋的家具和装修也是由原告及其母亲操办，但其对该房屋也只享有使用权，也不能改变涉案房产产权未发生转移的事实，涉案房产并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原告至今仍未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原告的父亲即本案第三人方自清是涉案房产的登记产权人，对涉案房产享有物权，故原告方某对涉案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方某请求本院中止对襄阳市××区职工街××公寓××单元××室的房屋一套（房产证号码：樊城区字第××号）的执行程序，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且其提出的请求法院确认方自清位于襄阳市××区职工街××公寓××单元××室的房屋（房产证号码：樊城区字第××）归原告所有等诉讼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属另一法律关系，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方某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04年8月20日，上诉人方某的父母陈某、方自清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时协议约定“双方的财产（房屋）归儿子方某所有，待儿子长大成人（18岁）移交给方某”，对照双方在2004年7月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内容，以及双方离婚后涉案房屋一直由方某和其母亲陈某居住使用的事实，应认定上述协议约定的“双方的财产（房屋）”包含本案诉争房屋。该协议对涉案房屋归方某所有的意思表示明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陈某、方自清也依该协议并经民政部门批准解除了婚姻关系，该离婚协议应认定合法有效。基于该协议约定，方某对诉争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即享有将讼争房屋的所有权由方自清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2014年方自清因向杜道荣借款而在双方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杜道荣对方自清享有金钱债权请求权。从两种权利的内容及形成时间分析，方某的物权期待权优于成立远在后的杜道荣的金钱债权请求权。且杜道荣与方自清之间的金钱债权发生在方自清与陈某的婚姻关系解除之后，属于方自清的个人债务。杜道荣与方自清自发生交易到最终形成金钱债权，诉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方自清与陈某之间的离婚约定而不再成为方自清的责任财产，诉争房屋既未影响到方自清责任财产的范围，也未对杜道荣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加之，陈某、方自清离婚时，方某仅有两岁且至今未成年，父母将双方财产约定归子女所有，目的是为了保障未成年子女的生活需要。约定待方某十八岁后移交诉争房屋，也是基于方某系未成年人无法对资产进行管理的实际情况，并非对方某的权利取得进行限制。因此，上诉人方某对诉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被上诉人杜道荣申请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由于诉争房屋上已设立有抵押权，抵押权人也已申请人民法院对诉争房屋强制执行，故对方某停止对诉争房屋强制执行的上诉请求，本院虽予支持，但仅限于杜道荣申请执行部分。方某上诉还请求确认诉争房屋归其所有，因诉争房屋目前仍登记在方自清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方某尚未对诉争房屋取得物权，故对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对诉争房屋解除查封的问题，上诉人方某可待本判决生效后向作出查封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解决，本案不予处理。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于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第26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民初1944号民事判决；二、不得因杜道荣的申请对位于襄阳市樊城区职工街高庄公寓1幢2单元5层1室的房屋（房产证号码：樊城区字第××）强制执行；三、驳回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合计21600元，由杜道荣负担11600元，方某负担1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俊审判员 苏 轶审判员 严庭东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岳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