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04民初6278号 原告：李叔君，女，197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庆标，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敏，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xxx。 法定代表人：牟跃。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勇，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叔君与被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9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叔君的委托代理人朱庆标、郑敏以及被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温勇、刘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叔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信托资金18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信托收益113999.97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自2016年2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其中2016年2月5日起至2017年7月20日为508167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提供备查文件《法律意见书》、《信托管理运用及清算报告书》等文件；5.判令信托合同第十二条第（二）款第4项约定的“本信托计划在清算期间产生的利息归受托人所有”的约定无效；6.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3月，原告与被告签订《四川信托-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B类优先委托人），约定：受托人（被告）根据信托合同设立“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原告为B类优先委托人，案外人李相红为一般委托人（实际为结构化信托中的劣后受益人），并负有信托合同约定的追加资金义务；B类优先委托人的理论年化信托收益为B类优先委托人信托资金的10%/年；信托计划期限预计为12个月。还约定，案外人李相红承诺：若信托计划资产变现后，现金部分不足以分配信托计划A类优先委托人、B类优先委托人的本金及理论收益，则李相红承诺作为本信托计划的一般委托人，有义务补足差额部分，并对此承担无限连带责任。2015年3月，原告向被告交付180万元认购了信托单位180万份。2016年2月，被告发布《四川信托-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临时公告》，宣告信托计划于2016年2月4日终止。在四川信托-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设立、运营和管理过程中，被告存在众多违规违约，主要表现在：1.被告聘请李相红作为委托人代表（第三方顾问），违反了中国银监会关于信托公司聘请的第三方顾问的规定。2.在信托设立前，被告没有调查李相红个人是否具有足够的资金能力能够履行信托合同项下的资金补足能力。3.在信托运行过程中，被告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追加资金义务人李相红有追加义务的能力，甚至在信托计划尚未终止与清算的情况下，于2015年6月2日向李相红划付2000万元。4.信托计划于2015年8月25日跌破止损线[见李相红案民事判决书第4页]，追加资金义务人拒绝履行补足义务，被告没有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向原告等B类优先委托人寄送书面材料，直至2016年1月8日，被告才通知原告参加商讨解决办法。5.被告没有按照《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的规定向原告披露单位净值等信息。6.信托合同为被告单方起草的制式文本，规避监管并将风险强加给原告等投资人，《认购风险申明书》中委托人声明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7.被告向劣后受益人提供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操作系统直接下单交易。信托合同第八条第10款约定：“受托人应恪尽职守，因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规定致使信托资金遭受损失（或减少收益）的，受托人进行赔偿，在未予以充分赔偿前，受托人不得请求给付合同约定的信托报酬”，第11款约定：“受托人保证本信托结构设计、运作、相关账户的使用依法合规，并在监管机关要求或者其他必须的情况下，履行其应尽的法律、合规义务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全部责任”。但是，被告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关于加强信托公司结构化信托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设计、运作结构化信托产品，未尽善良管理义务，违背信托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存在严重过错，出借被告作为金融机构的信用为案外人李相红配资从事证券投资，名为信托实为配资，严重损害原告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利益。并且，尽管信托合同约定案外人李相红承诺具有追加增强信托资金的义务，并对此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是，因为被告未尽职落实李相红追加资金的能力，导致案外人李相红的承诺无法落实，从而造成原告损失。综上，被告设计、发行、运作结构信托计划严重违反了《信托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信托合同的约定，致使原告信托资金遭受损失的，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答辩称，一、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信托合同》约定，被告无义务向原告支付信托资金、收益和经济损失。《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信托公司推介信托计划时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或者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即信托计划不保本保息。《信托合同》第九条第（一）款第3项约定：“A类优先受益人的信托利益优先于B类优先受益人进行分配，B类优先受益人的信托利益优先于一般受益人进行分配。”第十四条第（一）款第4项第（4）点约定：“本信托计划B类优先受益人本金及收益的实现劣后于A类优先受益人。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发生的损失将首先以一般受益权对应的信托资金为限承担，不足承担的，再以B类优先受益权对应的信托资金承担。本信托计划B类优先受益人投资风险高于本信托计划A类优先受益人，B类优先受益人信托利益的分配顺序位于A类优先受益人之后，而风险承担顺序则位于A类优先受益人之前。此外，信托结束时如有部分非现金资产因暂停交易或其他原因无法变现，B类优先受益人可能承担迟延分配的风险。”被告在《认购风险申明书》第五条已向原告提示了以下风险：“1、本信托计划不承诺保本，也不承诺最低收益，具有投资风险，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本信托计划收益可能为零，同时委托人亦可能亏损部分甚至全部投入之本金……”根据保管人工商银行提供的信托资金账户银行流水可见，截至2017年6月21日，本信托计划项下剩余信托财产仅为184173元人民币，不能达到原告的不合理分配要求。综上所述，首先，被告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向原告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向原告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其次，在整个信托计划中，被告均按委托人代表指令管理运用信托财产，且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分配信托收益、费用，现信托计划项下对应信托财产仅为184173元人民币。因此，被告不应向原告支付其诉请的信托资金、收益和经济损失。二、被告严格按照《信托合同》约定管理、运用和处分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财产，不存在违约之处。（一）在本信托计划中，李相红的身份系一般委托人，同时也是由原告等全体委托人指定及授权的委托人代表，而非原告所称由被告聘请的第三方顾问，被告与其并无聘用关系。《信托合同》释义部分第16项约定：“委托人代表/委托人指令权人：指受全体委托人指定及授权为本信托投资提供投资建议的委托人，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代表/委托人指令权人为一般委托人【李相红】。”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全体委托人特此指定，一般委托人【李相红】作为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代表，委托人签署本合同即视为同意选定【李相红】为本信托计划项下的委托人指令权人。”《认购风险申明书》第五条第12款，原告自己手写并签字确认了如下内容：“推介人员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信托计划要点和投资本信托计划所面临的风险；本人对李相红已有充分了解，充分认可李相红的投资能力，认可并指定李相红作为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代表，负责为本信托计划行提供投资意见，并充分理解、完全接受委托人代表提供投资建议所可能产生的全部风险；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了所有的信托文件，已充分了解本信托计划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信托投资风险。”综上，李相红是由原告等全体委托人指定及授权的委托人代表，并非为被告聘请，被告未违反相关规定，且原告对自己委托的投资人代表的投资行为所带来的投资后果应予承担。（二）被告在信托设立时按照规定履行了各项尽职调查义务。虽被告在信托计划设立时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但本信托计划并非贷款项目，未设定抵押、质押等担保措施，因此这并不保证当合同约定的补足资金情况出现时，李相红一定具备完全的资金补足能力，这是被告和原告都无法控制的。因此，一旦出现一般委托人不能补足资金的情况即要求受托人承担赔偿责任，明显不合情理。被告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向李相红划付2000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信托合同》第十一条第（三）项.3.(1)的约定：“信托单位净值连续5个交易日高于1.1元，一般受益人可书面申请提取一次信托利益，实际提取的信托利益额度由一般受益人自行确定；但提取的信托利益金额不得超过届时信托财产扣除信托计划应付未付信托费用、其他负债和全体优先受益人当期信托利益以及全体一般受益人当期信托利益后的现金形式余额，且提取信托利益后的信托单位净值应大于1.01元。一般受益人在信托计划存续期内申请提取信托利益的，其提取间隔天数不得低于30日。”根据工商银行提供的信托财产净值估值表，2015年5月8日至2015年6月2日，信托财产净值连续高于1.1元。李相红在2015年5月28日向被告书面申请提取一般信托利益2000万元。综上，被告是依据《信托合同》约定向李相红划付了2000万元，不存在违约情况。（三）被告依约向原告披露了相关信息。首先，根据《信托合同》约定，全体委托人指定及授权李相红为本信托计划投资提供投资建议的委托人，在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财产估值跌破预警、追加及补仓线后，被告及时与投资人代表发送了相应通知，并协调本信托计划各委托人积极协商，作出相应的应对方案。其次，被告已按照《信托合同》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信息进行了披露。（四）被告依照现行法律法规已在《信托合同》及《风险认购申请书》就相应风险对原告进行了提示。（五）被告严格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根据委托人代表的指令对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资金进行管理和运用，不存在违规行为。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被告向李相红发送的上百份的补足资金通知，并委托了律师事务所向李相红发送律师函；向李相红、各优先委托人发送通知，协商处理寻求解决方案；通过努力协调让李相红补足资金440余万元；协调优先委托人向被告出具通知函，提前结束了本信托计划，减少了全体委托人的进一步损失；向李相红提起诉讼，并已取得一审胜诉判决书；协调李相红收购了B类优先委托人李建成持有的信托受益权。因此，可以看出被告无论是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还是在信托计划结束后都依照《信托合同》约定履行着被告的义务，原告无任何理由要求被告向其支付任何款项。（六）本次信托计划财产的损失系原告所委托的委托人代表进行投资操作所带来的市场经营风险，与原告所提出的种种所谓被告违规行为并无关联，并非由于被告造成，要求被告承担经营损失显然不合理。综上所述，鉴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被告提供的证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原告与被告签订《四川信托-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B类优先委托人）》（以下简称《信托合同》），约定：本信托计划为设立时自益信托。A类优先委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计划代理人），B类优先委托人李叔君（原告），受托人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被告），B类优先信托利益认购信托份额180万份，B类优先受益人认购信托金额180万元。委托人为有效运用资金，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通过信托合同设定双方的信托关系。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本信托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所有信托单位均不得赎回。不同的受益权按照信托文件规定的顺序参与信托利益的分配。信托计划期限预计为12个月，经信托全体当事人协商一致或出现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本信托计划可提前终止。信托期满后，如存在部分非现金资产无法变现的，本信托计划顺延，直至全部资产变现为止。一般委托人（李相红）承诺：若信托计划资产变现后，现金部分不足以分配信托计划A类优先委托人、B类优先委托人的本金及理论收益，则李相红承诺作为本信托计划的一般委托人，有义务补足差额部分，并对此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信托资金的运用采取委托人代表投资建议和受托人指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资管理。由委托人代表作出投资建议，委托人代表的资质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受托人根据委托人代表的投资建议进行信托资金的交易和运作，并具有投资决策权。 关于信托计划的预警、追加和止损。本信托计划将0.98元设为信托计划的预警线，将0.95元和0.93元设为追加线，将0.90元设为平仓线。增强信托资金追加义务人为李相红。受托人应分别向增强信托追加义务人进行提示风险、告知追加义务或直接自主决定变现品种。如增强信托资金追加义务人在平仓变现后5个交易日内追加信托资金时信托净值大于等于1.00元，则受托人可重新接受委托人代表的投资建议，否则，信托计划提前终止。在增强信托资金追加义务人按时足额追加信托资金前，受托人只接受卖出证券的投资建议。如增强信托资金追加义务人未在T+1日上午10：30前足额追加信托资金使信托单位净值高于平仓线，则T+1日上午10:30起，受托人将拒绝任何投资建议，并对信托计划持有的全部证券资产按市价委托方式进行变现、对信托计划持有的开放式基金全部赎回，该平仓是不可逆的，直至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为止。受托人按照本合同约定已变现完毕所有信托财产，受托人有权宣布信托计划提前终止。信托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或者经A类优先受益人书面同意，受托人认为必要时，信托计划终止，并进行信托清算。受托人信托报酬以信托财产最初规模为基础，按照0.5%的年费率收取，按日计提，按季度支付。优先委托人可随时查阅证券、资金账户的余额及交易明细。 关于信托利益的计算和分配。优先受益人（A类、B类）有权优先取得信托利益，A类信托受益人先于B类优先受益人进行分配，B类优先受益人先于一般受益人进行分配。一般受益人有权利按本信托的相关约定取得本信托项下的信托利益；一般受益人有义务保证优先受益人的优先信托资金和收益。本信托计划项下各委托人按其持有的信托份额和本合同的有关约定享有相应的信托利益；信托利益总额=信托财产总值-应由信托财产承担费用、税费及负债。本信托计划终止后的信托利益支付日，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分配：（1）支付本信托计划项下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各项税费；（2）支付本信托合同第五条约定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3）向各A类优先受益人分配理论信托收益；（4）向A类优先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5）向各B类优先受益人分配理论信托收益，所分配的理论信托收益以本信托合同第十一条第（三）款约定公式计算的B类优先受益人理论信托收益为上限；（6）向B类优先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所分配的信托利益以其持有的信托单位×1元为上限；(7)剩余全部信托财产分配给一般受益人。B类优先受益人的理论年化信托收益为其信托资金的10%/年。若届时信托专户证券资产无法变现导致现金资产不足支付且一般受益人没有按约定及时追加增强信托资金及相应违约金（如有），则B类优先受益人信托收益支付日相应顺延，待信托专户现金资产满足支付条件后一并支付。受托人不保证B类优先受益人未来能获得的实际收益与预计的年化收益一致，同时，受托人不承诺最低收益，不保证初始投资的B类优先信托资金不受损失。基于风险收益对称的原因，一般受益人承担了较大风险，也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受托人应恪尽职守，因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规定致使信托资金遭受损失（或减少收益）的，受托人进行赔偿，在未予充分赔偿前，受托人不得请求给付信托报酬。 关于信托计划的终止与清算。受托人在信托到期日进行第一次清算，由此计算信托终止时信托财产净值和信托单位净值。信托计划到期时，因证券停牌等原因致使信托财产无法全部变现，信托计划期限将自动顺延至停牌证券变现为止，并进行二次清算。受托人在本信托计划终止后10个工作日内编制《信托管理运用及清算报告书》，委托人与受益人于公布后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受托人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全体一致确认，《信托管理运用及清算报告书》无需审计。本信托计划在清算期间产生的利息由受托人所有。 关于信息披露。受托人应通过合适的途径向委托人和受益人披露本信托的相关信息及有关投资情况。受托人每季度将该季度的资金管理报告、收益情况及重大事项向委托人和受益人披露。若发生以下情形的应及时披露：如信托财产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信托资金使用方的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发生信托目的不能实现或其他严重影响信托事务运行是事项。受托人对本信托计划的信息披露可选择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如受托人营业场所存放备案、来函索取、网址上公布、交易系统上提取。 合同还对信托项目的风险进行揭示。 关于李相红的权利义务。信托单位净值连续五个交易日高于1.1元，一般受益人可以书面申请提取一次信托利益，额度由一般受益人自行确定，但应保证提取后信托资金大于信托费用、其他负债、全体优先受益人当期信托利益的现金形式余额，且提取后的信托单位净值应大于1.01元。受托人于除本信托计划终止日对应的信托利益支付日外的各信托利益支付日，信托财产专户内现金不足以支付A类优先受益人和B类优先受益人理论信托利益时，追加资金义务人应根据受托人届时向其发送的书面通知所载明的金额以及支付日期将差额部分另行支付至信托财产专户；追加资金义务人届时所支付的资金即为理论信托收益补偿金，该等理论信托收益补偿金不增加一般受益人所持有的信托单位份数；追加资金义务人逾期支付上述款项的，每逾期一个自然日，追加资金义务人应支付其逾期支付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该等违约金在扣除相关税费后在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理论优先信托收益之外全部分配给A类优先受益人和B类优先受益人。一般受益人在信托终止时享有对超出A类优先受益人理论信托收益、B类优先信托利益及信托资金部分信托利益的剩余索取权，其收益取决于整个信托计划的投资运作业绩，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信托计划不对一般信托收益分配比例进行限定；理论上，一般受益人的持有期收益率的下限为-100%（即包括追加信托资金在内的信托资金全部损失），持有期收益率没有上限。 上述合同签署后，原告向被告交付了合同约定的信托资金共计180万元。2015年3月26日，被告向委托人/受益人发布《四川信托-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公告》，载明：本信托计划已具备合同约定的成立条件，于2015年3月26日正式成立，A类优先委托人、B类优先委托人和一般委托人共认购信托单位12000万份，募集资金总规模为12000万元，期限为2015年3月26日至2016年3月26日。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资金监管账户资产资产情况表显示，“穗四川信托盈丰1号GGX”项目，2015年5月8日至2015年6月2日期间，信托净值持续走高，连续大于1.1。2015年5月28日，李相红向被告提交《劣后信托利益申请函》，载明：本信托产品的信托单位净值已连续5个交易日高于1.1元，满足信托合同约定的劣后信托利益提取条件；作为四川信托-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劣后委托人，现申请提取劣后信托利益2000万元，提取后估值在1.01元以上，满足信托合同的约定。2015年6月2日，证券经纪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本案信托计划的信托财产专户转入2000万元。同日，被告将上述2000万元转入李相红名下的劣后信托利益分配账户。 2015年6月26日，被告根据信托合同约定通过本案信托计划的信托财产专户向8位B类优先受益人支付信托理论收益共计241666.86元，其中向原告支付43500.03元。 2015年8月24日，本案信托计划的信托财产单位净值为0.9322元，低于合同约定的追加线0.95元。2015年8月25日，信托财产单位净值为0.8817，低于合同约定的平仓线0.90元，且截止本案信托计划终止该净值一直低于合同约定的平仓线。2015年8月24日至2015年10月23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数十次向李相红发出《盈丰1号风险提示》和《盈丰1号风险提示及资金追加通知》，分别载明本案信托计划估值小于0.95的追加线或0.90的平仓线，并要求一般委托人追加资金至信托净值大于0.95的追加线或0.90的平仓线。2015年10月27日至2016年2月4日被告继续通过电子邮件向李相红发出《盈丰1号风险提示及资金追加通知》，载明2015年12月23日收盘后，券商已停止被告在恒生资管系统，系统净值无法更新，截止2015年10月23日，信托计划净值0.6895，一般委托人需要追加资金至少3486万元。2015年11月26日，被告委托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向李相红发出律师函，内容为：因2015年8月25日，信托计划净值低于0.90平仓线，李相红没有及时追加信托资金，2015年8月26日，被告按约定执行平仓操作。经被告核算，信托计划项下现金资产约8216.52万元，停牌股票资产市值约309.08万元，李相红应立即追加资金至少2000万元。2016年2月16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李相红发出《盈丰1号信托资金追加通知》，载明盈丰1号自2015年9月25日止损变现以来，本信托计划除少数股票为变现以外，其余资产均变现，根据A类优先委托人的通知指令，本信托计划于2016年2月4日终止，并按信托合同约定分配了A类优先委托人的投资本金9000万元。一般委托人及增强资金追加人，现通知你继续履行无限连带保证义务，补足A类优先委托人、B类优先委托人收益及信托费用缺口，需追加资金至少14891708.24元，其中A类优先委托人收益4236500元；B类优先委托人本金及收益10636111.11元，信托费用19097.13元。 2016年1月28日，被告根据李相红的授权将李相红在盈丰2号信托账户的资金4428062.51元作为追加资金划至本案信托财产专户。 2016年2月4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案信托计划的A类优先委托人和A类优先受益人向被告发出《关于终止“四川信托-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通知函》，载明：四川信托-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于2015年3月26日，信托规模为12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2个月，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认购优先A信托单位900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4%；本信托计划有李相红担任委托人代表，并作为增强信托资金追加人对A类优先委托人的信托利益承担补足差额义务；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于2016年2月4日终止本信托计划并退出A类优先信托本金9000万元，请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根据信托合同关于“信托计划的终止和清算”的约定要求办理信托终止事宜。 2016年2月，被告发布《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临时公告》，载明：一、信托计划基本情况：……7.信托计划A类优先受益人预期收益为7.4%/年，B类优先受益人预期收益10%/年；……二、重大事项说明：本信托计划由于增强信托资金追加义务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追加信托资金，受托人已进行平仓操作，除停牌股票外，本信托计划信托财产可变现资产已全部变现，为维护全体委托人/受益人的利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并根据A类优先受托人通知指令，本信托计划于2016年2月4日终止，并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分配信托利益。 2016年2月4日，信托财产专户显示账户余额为********.6元。同日，被告从该信托财产专户中向A类优先受益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划付9000万元、向信托财产保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支付保管费47342.53元、向泰和泰律师事务所支付信托专项律师费3000元，信托财产专户显示的账户余额为288300.07元。 2016年4月6日，被告以信托纠纷诉至本院，起诉要求李相红向信托财产专户补足资金14891708.3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并支付信托收益补偿违约金。本院受理后依法作出（2016）川0104民初2396号民事判决，判决李相红补足资金并支付利息。该案现在二审审理过程中。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主体资格信息、《四川信托-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风险认购申请书》、《四川信托-盈丰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公告》、《劣后信托利益申请函》、《盈丰1号风险提示》和《盈丰1号风险提示及资金追加通知》、银行流水、信托净值估值表、（2016）川0104民初2396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信托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作为受托人，是否尽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义务，是否存在违约或其他不当行为而导致原告受到损失。 一、关于合同效力。原被告签订的《信托合同》围绕该信托计划的运行设置了双方权利义务，并就信托收益权分层设置、信托收益分配的先后顺序、平仓控制、各类委托人的投资风险及一般委托人追加信托资金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约定，体现了信托计划运行的商事性，是缔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属合法有效。（一）《信托合同》的设立形式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信托合同关系应具备的一般要件，且不存在其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一条信托无效的情形。《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信托公司推介信托计划时不得有以下行为：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或者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而在本案中，各方仅约定一般委托人作出保证追加资金以满足受益人的本金及理论收益，并明确约定被告作为受托人不承诺最低收益，不保证初始投资的B类优先信托资金不受损失。且原告单独签署了《认购风险申明书》、《委托人（受益人）风险适应性调查表》及《合格投资者信息确认单》，上述文件均明确标示该信托投资存在的风险以及评估原告投资风险承受能力的内容。原告作为大额金融投资主体，应具备高于一般常识的投资风险认识能力，及承受相应风险的准备能力。原告关于《信托合同》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二）原告还主张《信托合同》的签署程序违反《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关于由推介人员推介信托产品及披露风险的规定。首先该规定不是效力性规定，即使原被告签订《信托合同》的程序存在瑕疵，不影响合同有效成立。且虽然原告主张双方没有执行面签，但其确认合同系其本人签署，全部合同文本中有多处需委托人签字按印，应视为原告已全面了解合同内容及全部风险提示，并认可作出的声明。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原告主张《信托合同》系被告强加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显然不能成立，其应对自己的行为承受一切后果。（三）原告主张确认《信托合同》第十二条第（二）款第4项“本信托计划在清算期间产生的利息归受托人所有”的约定无效。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约定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不能证明该约定有其他无效的情形。本院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二、关于李相红。（一）原告主张委托李相红作为委托人代表并非其真实意思，而是由被告选定的。前述合同效力一节已经阐述了关于《信托合同》的设立系建立在原被告的自由意志之上，《信托合同》明确载明李相红作为全体委托人代表，原告在签署合同时对此未提出异议。且合同赋予李相红的权利义务及对原告所产生的相应风险，均是合同重要组成部分，原告应自行作出审慎的判断。（二）原告主张委托李相红作为投资人代表违反了关于信托公司聘请第三方顾问的规定。首先，李相红系接受全体委托人的指定，代表全体委托人提供投资建议，实际是原告将其投资选择权直接赋予李相红行使，这与信托公司聘请第三方顾问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完全不同。被告并没有将其职责委托给李相红，而是接受李相红的投资建议进行信托资金的交易和运作，并具有投资决策权。（三）原告还主张被告实际是利用信托产品为李相红配资炒股。原告关于李相红的一系列主张均是建立在李相红是被告选择和指定的逻辑之上，但原告既未推翻自己签署文件的效力，又未证明系被告选择李相红或是为被告与李相红的利益而设立信托计划。本院对其主张均不予采信。 三、关于信托计划终止后。（一）原告主张应由被告向其返还信托本金。根据《信托合同》约定，在信托计划终止后，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首先支付各项税费、其次满足A类优先受益人的收益，再向B类优先受益人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即使信托项目现金资产符合分配条件，原告能够获得的全部金额从性质上均属于信托利益，其最大值不超过理论收益*1加上信托本金*1，实际以信托财产为限，该系数在0至1之间均有可能。另外根据一般信托原理，在约定不保本的信托产品中，投资人所期待的仅是溢出本金的回报。故原告主张退回信托本金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该计划是否满足分配信托收益的条件。根据查明事实，该信托计划终止后，被告已向A类优先受益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划付信托本金9000万元，此时信托财产余额已不足以支付A类优先受益人的收益，故B类优先受益人尚未达到分配条件。而目前李相红没有全面履行追加增强信托资金义务，被告已通过诉讼向其追偿，其追偿的金额仍应计入信托财产进行分配，故信托收益的支付应相应顺延。原告主张分配信托收益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清算。原告主张由被告提供《法律意见书》和《信托管理运用及清算报告书》等文件。因被告陈述其已按约定披露了《法律意见书》，原告可依据双方约定的方式，自行前往被告营业场所、网址等平台进行查询或向被告去函索取。因被告坚持认为，信托财产仍在追偿过程中，尚不具备制作清算报告的条件，原告亦不要求清算，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四、被告是否存在瑕疵履约。（一）原告主张被告没有尽到披露信息的义务。首先根据《信托合同》约定的披露方式，原告有多重渠道获得信托计划相关信息，但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其进行查询或向被告索取而未果。其次在信托净值低于预警线时，被告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李相红信托净值并要求其追加信托补充资金，这一点在本院（2016）川0104民初2396号案件中，得到李相红的认可。而李相红作为全体委托人代表，有权作出投资建议，被告向其送达通知并无不妥。（二）根据银监会四川局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载明，被告对李相红进行了调查，李相红在项目成立前提供了个人存款证明。而李相红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追加资金，客观上不受被告控制，即使被告存在监管上的瑕疵，亦不能证明李相红未追加资金的局面系被告造成。（三）被告作为受托人接受委托人代表李相红的建议进行投资决策，在李相红未追加资金的情况下，被告直接进行平仓操作是为保护全体受益人利益，且证券市场的波动不能预测，被告有权自主决定平仓操作，原告无证据证明由于被告的不当操作，以致扩大损失的情形。（四）原告还主张被告向其赔偿信托终止日后的资金占用损失。在信托计划中，投资人以获取资金收益为目的购买信托产品，其资金回报系通过信托利益的分配予以体现，而信托利益有明确的上限约定亦可能跌破本金甚至为零，这是投资人在选择产品时已经预见的风险。截止目前信托财产不足以进行分配属于客观事实，并非应分配而被告怠于分配，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二、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叔君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8712元，由原告李叔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雅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陈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