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423民初2042号 原告：临漳县孙陶镇沙河岸村民委员会 住所地：临漳县孙陶镇沙河岸村 法定代表人：任书林，系该村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彬，河北正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任国森，男，195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临漳县孙陶镇沙河岸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坤鹏、任海勇，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任庆林，男，195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临漳县孙陶镇沙河岸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好雄、付园园，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何海军，男，197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职业，现住临漳县孙陶镇沙河岸村。 原告临漳县孙陶镇沙河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沙河岸村委会）与被告任国森、任庆林、第三人何海军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临漳县孙陶镇沙河岸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任书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彬；被告任国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坤鹏、任海勇；被告任庆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好雄、付园园；第三人何海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沙河岸村民委员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1999年10月3曰签订的《合同书》已解除；2、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第三人何海军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有效；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99年10月3曰，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合同书》，约定由被告承包村里的苹果园18亩，被告每年元月1日向原告缴纳土地承包费。但自2009年起，被告便没有再向原告履行缴纳承包费的义务。2016年8月15日，原告通过喇叭广播，向被告催要承包费，但被告仍不履行缴纳义务。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依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原告有权单方解除合同。2016年10月9曰，原告向被告下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至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解除。 原告于2016年10月13日就上述18亩苹果园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在经过村民竞标后，最终由何海军中标，后原告与何海军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 综上，被告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三个月内并未向人民法院提出任何异议，原被告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原告有权将上述18亩苹果园的承包经营再次进行发包。 而临漳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2017年5月31曰作出的临农仲案【2017】第8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从而作出了错误的裁决，为此，原告依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民事诉讼，望贵院能够判如所请。 任国森辩称：1、原告解除合同既不符合约定解除情形，又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其所说的合同书解除依法应当无效；2、在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原告再次将该土地承包给他人，故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依法应当无效；3、法院应当依法判决履行仲裁裁决书内容，要求原告与被告任国森继续履行合同内容，并依法赔偿精神损失。 任庆林辩称：本案已经经过临漳××仲裁委进行确认，沙河岸村委会解除与任庆林签订合同违反法律程序，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村委会与何海军签订的协议属于无效合同，本仲裁裁决书符合法律程序，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任庆林一直缴纳土地承包费至2014年年底，由于村委会机构不完善，导致2015年至今的承包费无法缴纳。任庆林与村委会的合同书并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进行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应当继续有效。在没有解除协议的情况下，村委会又与何海军签订的合同，应当属于无效合同。综上，要求村委会继续按原合同履行义务，并赔偿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三人何海军称，要求履行我与村委会的合同。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证据一：2017年5月31日临农仲案[2017]第8号仲裁裁决书原件一份，裁决内容为：1、孙陶镇沙河岸村委会解除与申请人任国森、任庆林1999年10月3号签订的《合同书》违反法定程序，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2016年10月13日孙陶镇沙河岸村委会与何海军签订的《协议书》属无效合同；3、孙陶镇党委、政府负责协调解决申请人、被申请人土地承包及承包费、地上附着物等问题。 证据二：沙河岸村“两委联席会”会议记录原件一本。记载：2016年6月15日，到会人数17人，内容为：选举低保人员、大队承包地收回，重新承包；2016年9月16日，到会人数7人，内容为：研究大队承包地问题。一致同意由两委干部和群众代表共同研究商议承包地的具体方案；2016年9月18日，到会17人，内容为：研究大队承包地的具体方案。全部通过，原来承包户如不按时补交承包费，村委会将依法收回，并予以公示；2016年9月22日，到会人数8人，内容为：研究大队承包方案。全部通过收回承包地，重新承包并经大队喇叭广播；2016年9月26日，到会人数8人，内容为：研究解除合同通知书，内容和具体实施时间。经研究定于2016年10月9日发放解除合同通知书到户，大队进行广播和宣传；2016年10月9日，到会人数8人，内容为：全体两委干部对解除合同通知的发放，进行具体到户。对大队承包地进行了测量。进行广播，对承包地报名和宣传；2016年10月12日，到会人数8人，研究决定承包地的招标时间。通过研究决定于2016年10月13日上午在办公室正式公开招标。对不同地块进行了具体的最低招标底数。 证据三，追缴承包费书面公示原件一份和公示照片两张。证明沙河岸村委会于2016年9月18日公示经村两委干部和全体村民代表大会研究，至公示之日起，七天内仍不能补交所欠的承包费的，村委会将依法对你的合同予以解除，收回集体承包地，重新公开承包。 证据四，2016年大队承包地报名费收据两本，证明村委会收到任福有等15人各500元。 证据五，任大林等十四人分别证明材料，均证明听到大队喇叭广播要收大队承包地的承包费。 证据六，任某5等十二人分别与沙河岸村委会协议书，证明任国森、任庆林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形式与时间和以上合同均不符。 证据七，2016年10月13日，沙河岸村委会与何海军协议书，证明村委会将南苹果园承包给何海军，自2016年10月15日起，至2025年10月14日止，承包费每年每亩540元。 证据八，2016年9月10日沙河岸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2016年10月9日两委班子把解除合同通知书下达给任庆林和任国森。2016年10月13日何海军以每亩每年540元中标，双方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 原告申请证人任某1（村委委员）出庭作证，证明2016年秋天以前，村主任让我去通知任庆林开催要承包费的会，任庆林说干活累没有去。我去找了任庆林三次，头两次叫任庆林开会，第三次是送通知书。我和村委会和支部在催要承包费之前，去任庆林家送解除合同通知书。 原告申请证人任某2（村副书记）出庭作证，证明大队开过会，喇叭广播过招标。我没有给任国森要过什么，叫任国森去开过会，我去给任国森送解除合同书来。村委会会议决定都是支书管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向村民告知过。 原告申请证人任某3出庭作证，证明2004年到2009年我担任村主任，任某4是支书。2009年下半年，解散班子，村里没支书了，王红旗是乡里派的，只是应了名。关于承包费问题，2009年至今被告没有交过，都是任某4作的假账。 被告任国森、任庆林共同提交证据有： 证据一，1999年10月30日合同书原件一份，证明沙河岸村委会与任国森、任庆林约定，任国森、任庆林承包沙河岸村苹果园18亩，原合同到2003年3月1日止，从2003年3月1号至2025年9月19日止，每年按2500元收费。 证据二，临漳县孙陶镇沙河岸经济合作社出具的收据原件五张，证明2006年11月6日、2007年4月2日、2008年1月1日、2010年4月19日、2013年12月30日分别收任付元（任国森小名）、任庆林承包费2000元。经手人：任某4。 证据三，2017年3月19日，任国森与任某2录音资料，证明任某2没有向任国森要过承包费。村里开没开会，因任某2没在家，对此不知道；2017年3月23日任国森与任某1通话，证明村里没让任某1通知过收承包费。 证据四，李来只、李怀忠录像，任大林录音，证明村委会出具的十四人书面证明不是他们三个签的。村委会证实是他们三个人说的话。 被告申请证人任某4出庭作证，证明其在2005年至2010年担任支书，拿过村里的承包费。合同上是2500元每年，为了完任务每年收了被告2000元的承包费，这是和包村干部协调过的。2006年至2009年拿过8000元；2009年拿过一万元，是2010年至2014年的承包费。被告提交的票据是任某4出的，2009年之前的都有下账，2009年之后的没有下账。 被告申请证人任何堂出庭作证，证明其没听到过喇叭广播收承包费的事情。2016年6月15日召开村民会议的时候其本人在场并签字，但是没有说承包费的事，也没见过公示。2017年早晨七八点左右，仁福成在办公室前的公示栏贴过一张东西，任三林照过相就揭了。 被告申请证人任某5出庭作证，证明其没有听到过广播让交承包费的事情。 被告申请证人任某6出庭作证，证明大队没有喇叭广播交承包费，也没有向其要过。2016年6月15日的会议记录是其本人签的字。因其是村民代表，一般会议都参加，只要是参会的，进门先签字。 被告申请证人任某7出庭作证，证明任国森和任庆林的合同没有到期，2016年大队给强收走了。其没有听到过广播收承包费的事情，村委会没有召开村民大会。 被告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明村里没有提到过收承包费的事情，也没有广播过收承包地。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2017年5月31日临农仲案［2017］第8号仲裁裁决书，系相关国家机关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书，双方对该裁决书的真实性也予以确认，对该裁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2.沙河岸村“两委联席会”会议记录，从该证据的形式上看，会议记录虽有出席会议的人签字，但根据出庭证人任何堂、任某6的证言内容可知，有关会议的内容与出席人员的签字记录存在不一致性。该会议记录并未就会议讨论内容的表决方式予以记录，只是笼统的以“一致通过”予以概述，并未体现会议表决方式如举手、表态发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该证据与本案就承包地收回以及重新分包的关联性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商榷，只是间接证明了村委会讨论过承包地的问题，具体是否为本案的争议承包地以及是否经全体参会人员一致通过的事实，暂不予认定；3.追缴承包费书面公示原件一份和公示照片两张，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公示仅证明该公示张贴过，至于何时张贴以及张贴位置、张贴效果等，均不能证实被告对此应当是知晓，故而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4.2016年大队承包地报名费收据两本，因该证据属于村委会原始单据，从证据的形式上即内容上均符合法律规定，对其证明内容予以认可。5.任大林等十四人分别证明材料，因该材料系复印件，且证人应当出庭予以认证，否则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对该证明材料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6.任某5等十二人分别与沙河岸村委会协议书，该协议系村委会与其他承包签订的承包协议，加盖村委会的公章，对其证明效力予以认定。但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合同具有相对性，不能仅仅因为其他合同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内容格式不同，就否定该合同的存在。而且原告诉状也已经陈述“1999年10月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合同书》”，故而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7.2016年10月13日沙河岸村委会与何海军协议书和1999年10月30日村委会与任国森、任庆林合同书原件一份，该合同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字予以确认的，对以上两份合同予以认定。8.2016年9月10日沙河岸村委会证明一份，该证明系原告单方面出具的陈述意见，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可。9.临漳县孙陶镇沙河岸经济合作社出具的收据原件五张，该证明与出庭证人任某4的证言相符，但该证据只是证明了被告在2006年11月6日、2007年4月2日、2008年1月1日、2010年4月19日、2013年12月30日交过承包费，并未证明2014年之前均缴纳了承包费，对该五年的缴费情况予以认可。10.录音资料证明，对于该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该证明的内容因结合当时的语境，双方沟通的方式等加以判断，而非单纯以此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11.李来只、李怀忠录像，任大林录音，上述证明材料经原告确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仅以此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理由同上。12.证人任何堂、任某5、任某6、任某7、王某的出庭证言，系其本人对具体时间的描述，并非对整个事件经过的全部概述，故而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被告任国森（小名任付元）、被告任庆林系临漳县孙陶镇沙河岸村村民，1999年10月3日，二被告与时任村支部书记任学兴（又名任某2）为代表的沙河岸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双方约定：村委会将本村苹果园18亩，承包给二被告。原合同到2003年3月1日前按照原合同给村委会交费。2003年3月1日至2025年9月1日止，按照每年2500元收费。合同中约定：任何一方不得随意中止或修改合同。该合同中未约定解除条款。合同签订后，在实际履行合同中，双方实际按照每年2000元承包费履行（由二被告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分别于2006年11月6日、2007年4月2日、2008年1月1日、2010年4月19日、2013年12月30日按照每次2000元的标准，向任某4缴纳过承包费。任某4向二被告出具收据，并加盖临漳县孙陶镇沙河岸经济合作社公章为证），二被告一直耕种该果园至2016年10月13日。 2016年10月13日，原告沙河岸村委会通过公开招标，村民竞标方式，将本案争议苹果园的土地承包权与第三人何海军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且已履行交付义务，现该争议苹果园土地由第三人耕种。对此，被告任国森、被告任庆林共同向临漳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依法返还承包人承包土地。2017年5月31日，临漳县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认为：1、2015年、2016年，原承包户任国森、任庆林虽然未缴承包费，但村委会在解除合同之前未按法定程序进行催告，村委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沙河岸村委会与何海军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即未形成书面承包方案，未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没有公示7天以上）进行发包。基于上述理由，裁决：1、孙陶沙河岸村委会解除与申请人任国森、任庆林1999年10月3日签订的《合同书》违反法定程序，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2、2016年10月13日孙陶镇沙河岸村委会与何海军签订的《协议书》属无效合同；3、孙陶镇党委、政府负责协调解决申请人、被申请人土地承包及承包费、地上附着物等问题。 对以上裁决结果，原告在收到裁决书3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确认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协议有效。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并要求原告沙河岸村委会继续按原合同履行义务，并赔偿相应的违约责任。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土地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解除。原告以被告未缴纳土地承包费为由，通过召开村“两会”会的方式，通过了收回原承包地，重新分包，并经大队喇叭广播的决议为由，解除了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被告以原告解除合同既不符合约定解除情形，又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对原告的解除合同行为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已查明，在合同签订后，被告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在2015年、2016年因村两委班子未搭建完善的客观原因，致使不能正常履行承包费缴纳义务，而原告方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而原告解除合同的程序仅是经过多次开会研究决定收回原承包地，重新发包，却并未有被告参加，也未有证据表明向被告下达催交承包费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至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原告单方作出的解除合同的决定，被告提请临漳县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申请，说明被告对原告方要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是不予认可的，即该合同的解除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 本案是否能够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关键在于被告未缴纳2015年、2016年土地承包费的行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综合本案考虑，原被告自1999年已经成立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至2014年已经履行十多年之久，单纯依靠两年未缴纳承包费便认定构成根本性违约，显然与合同的历史性关系、土地承包合同的稳定性是不相符的。而对于原告的该违约行为，被告完全可以依据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有关违约责任的约定，即“如单方违约，应承担违约金15000元给付对方”，进行处理。对该处理有异议的，也可以根据违约合同纠纷进行诉讼。而本案中，原告单方以此解除合同，显然与我国关于合同稳定性的立法宗旨是相悖的，故本案也不适用上述有关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 综上，原告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解除合同的法定程序存在瑕疵，直接剥夺了被告的异议权，对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被告之间合同有效，并未解除，被告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合同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被告要求原告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本案系土地承包合同纠纷，非侵权类纠纷，故对被告的该诉讼请求，被告可以另案起诉。关于第三人与沙河岸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原告与被告正常履行土地承包合同过程中，重新承包给第三人的，该转包合同侵犯了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经审理查明，被告对该转包合同也不予认可，可见，原告对于其并未收回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重复发包的行为，未经权利人追认，对此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属无效合同。由此对第三人产生的损失，第三人可要求原告予以赔偿。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合同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临漳县孙陶镇沙河岸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 1999年10月3曰被告任国森、被告任庆林共同与原告临漳县孙陶镇沙河岸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应当继续履行。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临漳县孙陶镇沙河岸村民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爱军 审 判 员  申海波 人民陪审员  蒋艳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孙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