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2民初10043号原告：张作新，男，1991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建，广东智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虎门镇龙眼股份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虎门镇龙眼村。组织机构代码为673120920。法定代表人：张国平，系该单位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武，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强，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姚辉玲，女，196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张小安，女，1989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荷，男，196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系姚辉玲的丈夫，张小安的父亲。第三人：张玉荷，男，196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原告张作新诉被告东莞市虎门镇龙眼股份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龙眼经联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立案后，本院依职权追加姚辉玲、张小安、张玉荷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曾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于2017年10月27日及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作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建、被告龙眼经联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武、白永强（仅参加10月27日庭审），第三人姚辉玲、张小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即第三人张玉荷（仅参加12月8日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作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02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期间的分红款204735.15元（人民币，下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东莞市虎门镇龙眼村居民，又是被告股份经济联合社成员，2002年下半年至2016年下半年，被告应当向原告及家人(共四人)共分红818940.6元，原告应分份额为其中的四分之一，即204735.15元。但被告却以原告的父亲张玉荷欠款为由，将原告及其他家人的分红全部截扣，不予分配。原告认为，原告作为村集体一员及股份经济联合社成员，应当享受股份分红的权利，而且原告之父的债务依法不应当由原告来承担，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扣除应分配给原告的分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对原告也是不公平的。被告龙眼经联社辩称，一、原告父母将案涉分红款用于支付所欠被告的债务，原告父亲张玉荷欠被告债务的事实有相关裁判【（2004）东中法民二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2005）粤高法立民终字第12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其中一笔借款本金为20000000元、案件受理费110010元及相应的迟延履行金；另一笔借款600000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原告在（2004）东中法民二初字第48号一案中自认。原告父母基于以上欠款事实将案涉分红款用于支付所欠被告的债务，是依法履行债务人还款的义务，被告作为债权人接受原告的还款是被告的合法权益。二、原告父亲的债务是家庭共有债务，分红款是家庭共有财产，因此被告有权以分红款用于抵偿其家庭共有债务。1.被告分红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其分红款通常转入指定的其中一家庭成员账户内，该分红款属于家庭的共有财产。2.原告父亲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被告借款20000000元，是作为家庭生产资金，属于家庭共有财产投资，共同经营，原告当时是未成年人，无经济收入，由父母抚养，同时也符合收益供家庭成员享用。根据《民法通则》第39条“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2条“以公民个人名义申请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承包的农村承包经营户，用家庭共有财产投资，或者收益的主要部分供家庭成员享用的，其债务应当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又根据《合同法》第99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因此，被告行使抵销权，属于家庭共有财产的分红款抵偿属家庭共有债务的借款。三、即使原告想要将案涉分红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分红分离，被告认为原告父母也有权代原告领取案涉分红，并在领取之后用该分红偿还其欠原告借款本息，原告父母的该行为合法有效。首先，案涉分红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原告家庭分红的领取一直是由其父亲张玉荷和母亲姚辉玲领取，自2009年5月17日原告成年之后，原告的分红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其父亲张玉荷领取，并未与其他家庭成员分离。其次，即使原告想要把案涉分红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分红分离，被告认为原告与案涉分红款的领取人张玉荷、姚辉玲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原告的分红一直由其父母代其领取，其在成年后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父母具有代理权，代理原告领取案涉分红款。另外，原告父母已经办理了领款手续，又办理了还款手续，在领取案涉分红款之后又以该分红款清偿其到期债务，是合法的行为。四、原告部分债权的诉讼时效已过，法院应当驳回原告该部分诉讼请求。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效的诉讼时效一般为两年，而本案中原告于2017年8月提起诉讼要求支付2002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的分红款，此时原告享有的2002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的债权请求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规定，被告有权对原告的债权请求权提起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应当驳回原告该部分诉讼请求。五、被告只收到原告父母用于偿还借款的案涉分红款765275元，并非818940.6元。根据被告对账显示，2002年下半年至2016上半年期间，原告父母只使用2003年下半年至2006年下半年的部分并非全部分红偿还原告父亲张玉荷的欠款，对于该款项之外的53665.6元已经由被告向原告父母支付。综上，基于原告父亲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父母将案涉属于家庭共有财产的分红款用于支付具有家庭共有债务性质的借款合法有效。即使原告想要将案涉分红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分红分离，被告认为原告父母也有权代原告领取案涉分红并在领取之后用该分红偿还其欠原告的借款本息，原告父母的主动清偿行为应得到法律的认可。另外，原告部分债权的诉讼时效已过，且请求数额超过了被告所收到的用于偿还借款的分红款。第三人姚辉玲、张小安、张玉荷共同述称，张玉荷欠被告的款项由被告扣除张小安和原告的分红是不合理的，张小安和原告也不同意，所以张玉荷在被告扣除张小安和原告的分红就找到被告，被告当时承诺张小安和原告到了18周岁将两个人的分红一次性返还。当张小安和原告到了18周岁时，张玉荷当时又去找村里的领导，当时回复说等张小安和原告结婚重新立户口后才能给他们。后，2016年2月张小安结婚后，张玉荷再找村里的书记张国平，双方闹得不愉快，就承诺从2016年村里将张小安和原告的分红给回他们。张玉荷要求村里出示分红表向法庭作为证据，以查清分红扣除的情况，村里才出具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玉荷系原告及张小安的父亲，姚辉玲系原告及张小安的母亲。张玉荷、姚辉玲、张小安及原告均系东莞市虎门镇龙眼村村民，系被告股份经济联合社成员。原告于1991年5月17日出生，张小安于1989年7月3日出生。原告主张，被告扣发其2002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分红204735.15元。原告提交了一份盖有被告公章的《张玉荷分红情况》，该《张玉荷分红情况》载明了2002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分红共计818940.6元，并详细列明了2002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每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分红（2005年上半年的分红未列明除外）以及2008年、2011年及2014年的特殊分红金额。原告主张，该《张玉荷分红情况》载明的分红系张玉荷、姚辉玲、张小安及原告四人每人享有四分之一份额。被告主张，该分红系张玉荷、姚辉玲、张小安及原告的家庭共有财产。被告提交了15份支出凭单，其中2002年8月5日支出凭单收款人处签名为“姚辉玲”，该支出凭单载明付给张玉荷2002年下半年股份分红及生活补贴18000元（4×4500元/人）。2003年2月19日的支出凭单载明付给退张玉荷2003年上半年股份分红（扣除治安费、保险）19174元整，收款人处签名为“张松柏代”。2005年11月3日支出凭单载明付给张玉荷人口分红4人（扣数）2003年下半年20000元、2004年上半年23287元、2004下半年24000元、2005年下半年26400元，共93687元，经手人处载明为“扣数”。2007年6月21日一共有3份支出凭单：第一份载明付给退张玉荷2006年上半年股份分红4人25805.6元，经手人处载明为“详见附件”；第二份载明付给退张玉荷2006年下半年股份分红4人26400元，经手人处载明为“详见附件”；第三份支出凭单载明付给张玉荷2007年上半年股份分红4人25542元，经手人处载明为“详见附件”。2007年10月8日支出凭单载明付给张玉荷2007年下半年股份分红26400元，经手人处载明为“见附件”。2008年5月8日支出凭单载明付给张玉荷2008年上半年分红4人25370元，经手人处为空白。2008年8月20日支出凭单载明付给张玉荷2008年度分红及2008年下半年股份分红4人80000元、4人26400+1200=27600元，计107600元，经手人处载明为“见附件”。2009年4月23日支出凭单载明付给张玉荷2009年上半年分红4人22740元，经手人处载明为“见附件”。2014年1月20日有三份支出凭单：第一份载明付给张玉荷2010年至2013年（全部分红）4人218157元，经手人处有“姚辉玲代”；第二份载明付给张玉荷2014年上半年分红4人19511元，经手人处有“姚辉玲代”；第三份载明付给张玉荷2014年特殊分红4人80000元，经手人处有“姚辉玲代”。2016年7月21日有两份支出凭单，第一份载明付张玉荷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股份分红4人86554元，收款人处有“张玉荷”签名；第二份载明付张玉荷2016年下半年股份分红4人24000元，收款人处有“张玉荷”签名。原告认为上述支出凭单多数都是被告单方制作的，原告父母亲有个别的签名，也只是对该期分红的确认，这些分红包括原告以及其父母亲都没有实际收到。被告提交了10份收款收据。其中，2004年3月24日有两份收款收据：第一份收款收据载明收到盛业厂（张玉荷）（1272）交来贷款利息本金600000元由2004年1月1日到2004年3月23日共83天的息金14940元，交款人处为空白；第二份收款收据载明收到盛业厂（张玉荷）（1272）交来贷款利息本金600000元由2003年1月1日到2003年12月31日共365天的息金65700元，交款人处为空白。该两份收款收据抬头上有“待分红结数”的手写内容。2005年11月7日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盛业厂（张玉荷）（681）交来贷款利息本金20000000元由2003年1月2日到2003年1月3日共2天的息金12000元，交款人处为空白。2007年6月21日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盛业厂（张玉荷）（681）交来归还贷款本金77747元2003年1月25日到2007年6月21日共1608天的息金0元，尚欠本金19151665元，交款人处为空白，且该收款收据盖有“附件”两字的内容。2007年10月8日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盛业厂（张玉荷）（681）归还贷款本金26400元交来2003年1月25日到2007年10月8日共1717天的息金0元，尚欠本金19125265元，交款人处为空白，且该收款收据盖有“附件”两字的内容。2008年5月8日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盛业厂（张玉荷）（681）归还贷款本金25370元交来2003年1月25日到2008年5月8日共1930天的息金0元，尚欠本金19099895元，交款人处为空白。2008年8月20日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盛业厂（张玉荷）（681）归还贷款本金107600元交来2003年1月25日到2008年8月20日共2034天的息金0元，尚欠本金18992295元，交款人处为空白。2009年4月23日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盛业厂（张玉荷）（681）归还贷款本金22740元交来2003年1月25日到2009年4月23日共2280天的息金0元，尚欠本金18969555元，交款人处为空白。2014年1月20日收据载明收到盛业厂（张玉荷）（681）现金支付贷款利息本金18969555元的由2003年1月25日到2003年3月14日共49天的息金316033元，交款人处有“姚辉玲代”的签名。2016年7月21日收据载明收到盛业厂（张玉荷）（681）现金支付贷款利息本金18969555元的由2003年3月15日到2003年3月29日共15天的息金96745元，交款人处有“张玉荷”的签名。原告主张其一直有向被告主张权利，并曾经在2009年时向法院起诉过，但当时法院未受理案件，时间已久，故现没有相关起诉材料。被告在原告的催促下于2016年下半年之后出具了《张玉荷分红情况》，是被告对没有分红情况的确认，因此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另，原告的父亲张玉荷在接受调查中时称，其当时有找过当时村里的书记和主任，村里的书记和主任承诺至小孩18岁后支付分红，后又答应结婚后支付分红，另张玉荷确认张松柏系其工厂员工。被告称该《张玉荷分红情况》仅是对张玉荷分红情况的列明，故原告的诉请诉讼时效已经超过。后本院传被告负责人张国平进行谈话，张国平称张玉荷是找过其谈原告分红的事宜，但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估计是2013年或者2014年左右。本院认为，本案为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抗辩原告父母将原告的分红用于偿还其父亲欠被告的债务能否成立；二、原告的起诉有无超过诉讼时效；三、原告本案应得的分红数额为多少。焦点一、首先，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父母将属于原告的全部分红用于抵扣了原告父亲张玉荷所欠原告的债务。一方面，被告提交的用以证明原告父母领取了分红的15份支出凭单中，有原告父母签名的为6份，金额合计为446222元。即使计算上“张松柏代”的一份金额为19174元的支出凭单，金额也仅为465396元，而被告确认的2002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应支付给原告及原告父母、原告姐姐张小安4人的分红总额为818940.6元。原告提交的其他的支出凭单的经手人处并无原告父母或原告的签名，在原告对该些支出凭单不予确认的情况下，被告应举证证明其已向原告父母或原告及原告授权的人支付上述凭单上的款项。而被告提交的其他支出凭单的经手人处要么载明的是“扣数”或者“见附件”，要么是空白，因此原告提交的没有原告父母签名的支出凭单不足以证明原告领取了支出凭单上的款项；另一方面，被告提交的拟证明原告父母用分红抵扣原告父亲张玉荷所欠债务的10份收款收据也仅有2份签名，金额合计为：412778元，也并非全部818940.6元。其次，原告父母虽然在原告满18周岁之前的监护人，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规定，即使原告父母擅自决定以属于原告的分红抵偿原告父亲张玉荷的债务，也属违法，系无效行为。至于，被告主张原告父亲张玉荷的债务属于家庭共同债务，但目前并无生效判决认定原告父亲张玉荷的债务属于原告父母、张小安及原告一家人的应承担的债务，也无生效判决认定原告需对原告父亲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被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而原告满18周岁后，原告的财产属于原告自主处分的范围，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原告父母也无权处分其财产。被告提出，一直以来都是原告父母领取属于原告的分红，但原告父母领取分红的行为，只能证明原告父母有代替原告向被告领取分红的权利，但不能证明原告父母有权将属于原告的分红进行处分，用于抵扣原告父亲的债务。再次，被告作为原告及原告父母的所辖的股份经济联合社，其对于原告是否成年是清楚的，被告在原告成年后，将属于原告的分红用以抵扣原告父亲欠款，也并不属于善意的相对人。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抗辩原告父母将原告的分红用于偿还其父亲欠被告的债务不能成立，本院对被告该抗辩主张不予采信。焦点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为三年。被告大约是在2016年下半年左右出具了《张玉荷分红情况》，该文件虽然不能视为被告在出具该文件时同意向原告支付上面所记载的全部分红，但可以证明原告在2016年下半年向原告主张了权利，提出了履行请求。而结合本院与被告负责人张国平的谈话笔录，张国平关于“张玉荷估计是在2013年或2014年来到社区来谈分红的事宜”的陈述，本院认定张玉荷在2013年也曾向被告主张过其子女即原告和张小安的分红。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之规定，本院认定原告主张自2010年1月1日起的分红，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至于2010年1月1日前的分红，原告未提交任何中断或中止诉讼时效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原告主张2010年1月1日前的分红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焦点三、如焦点二论述，原告请求2010年1月1日前的分红超过诉讼时效，故本案原告应取得的分红应自2010年起计至2016年上半年。根据《张玉荷分红情况》的记载，自2010年起计至2016年上半年，原告、张小安、张玉荷及姚辉玲等四人合计应自被告处获得的分红总额为404231元。其中，姚辉玲在2014年1月20日在支出凭单上签名领取了2010年至2013年的全部分红218157元，2014年上半年分红19511元及2014年特殊分红80000元，上述金额合计317668元，该数额与《张玉荷分红情况》记载的2010年至2014年上半年（包括特殊分红的数额一致），同日姚辉玲在被告的收款收据上签名向被告上交316033元用于归还张玉荷欠被告的借款利息；张玉荷在2016年7月21日在支出凭单上签名领取了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的分红86554元以及2016年下半年分红24000元，张玉荷并在同日签名向被告上交96745元用于归还其所欠被告的借款利息。根据上述姚辉玲及张玉荷签名的支出凭单及收款收据，并结合被告陈述的姚辉玲及张玉荷用包括原告在内的4人分红用于抵扣张玉荷的内容来看，被告是直接在账目上将属于原告的分红用于抵扣了张玉荷所欠被告的债务，也就是说，上述属于原告的分红款项并未真正移交给原告，再由原告交由张玉荷、姚辉玲上交用于抵扣债务。而是直接由张玉荷、姚辉玲在签名领取款项的同时，签名用于抵扣债务。而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张玉荷、姚辉玲将属于原告的分红款用于抵扣债务获得了原告的授权或追认。如焦点一论述，张玉荷、姚辉玲该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至于被告主张张玉荷、姚辉玲作为原告的父母，用原告分红抵偿债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用原告的分红用于抵扣张玉荷的债务，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应将原告用于抵扣张玉荷债务的2010年至2016年的分红退还给原告，金额为101057.75元（404231元÷4人）。原告主张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东莞市虎门镇龙眼股份经济联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张作新返还2010年至2016年上半年的分红款101057.75元；二、驳回原告张作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37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张作新负担2186元，被告东莞市虎门镇龙眼股份经济联合社负担218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阳河人民陪审员  严勇兵人民陪审员  叶伟忠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黄婉欣附：相关的主要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第一百二十条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七十九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金；（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