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民再213号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唐国彬，男，生于1974年12月17日，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明忠，重庆石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联春，重庆石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洋渡建材厂，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赶水镇洋渡村**。法定代表人：张某某，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祯洪，重庆市渝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重庆市渝綦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唐国彬因与被申诉人洋渡建材厂(简称洋渡建材厂)合同纠纷一案，洋渡建材厂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2015）綦法民初字第0626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唐国彬不服，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6年5月20日作出（2016）渝05民申5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该院于2016年9月18日作出(2016)渝05民再37号民事判决。唐国彬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重庆市人民法院检察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渝检民监（2017）14号民事抗诉，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17年5月8日作出（2017）渝民抗23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谢光才、刘中华出庭。申诉人唐国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明忠、姚联春，被申诉人洋渡建材厂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祯洪、王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5民再3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唐国彬与洋渡建材厂签订的合同履行到2014年12月前终止。1、2014年12月3日，洋渡建材厂与林宏建筑公司签订《生产经营承包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一条载明：“洋渡建材厂将现有机械设备、办案室，开采场地全权承包给乙方经营，并提供原有生产经营中的全部证照”；第7条载明“原与唐国彬签订合同作废”该协议书中，洋渡建材厂清楚地表明了其与唐国彬签订的《承包合同》已经于2014年12月3日前解除，洋渡建材厂与林宏公司签订《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的事实。唐国彬在申请监督时向检察机关提交了由林宏公司提供的以下证据：林宏建筑公司向洋渡建材厂支付场地的租赁费的收据两张、洋渡建材厂与林宏建筑公司《生产月共用电分摊明细表》一张、林宏建筑公司向洋渡建材厂支付的转供电费发票一张。上述证据证明林宏建筑公司与洋渡建材厂签订《生产承包经营协议书》后双方实际履行了协议的事实。上述事实证明，唐国彬与洋渡建材厂至少是在2014年12月前已经解除了承包合同，双方之间不再有合同法律关系。2、2013年7月9日唐国彬与洋渡建材厂签订《承包合同》后，2014年1月20日，黄某、唐国彬、华某将其所占有的股份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源益商贸公司受让了上述三人的股份后直接与洋渡建材厂发生承包关系。2015年8月21日，洋渡建材厂与重庆源益商贸有限公司签订《设备租赁合同》，合同序言部分载明：“鉴于洋渡建材厂将洋渡建材厂承包给唐国彬经营，后唐国彬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至2014年10月，因洋渡建材厂不能办成灾害治理、未增划到资源的原因导致无法达到甲方(重庆源益商贸有限公司)租赁目的，甲方于2014年10月底与乙方协商一致解除了洋渡建材厂的承包关系”。（2015）綦法民初字第05261号民事调解书的协议内容也明确记载重庆源益商贸有限公司承包洋渡建材厂的事实。结合唐国彬在一审中提供的洋渡建材厂的说明、会议纪要、洋渡建材厂与源益商贸公司的《代付款协议》等证据，可以证明事实是：唐国彬与洋渡建材厂签订《承包合同》后，唐国彬将承包合同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该转让得到了洋渡建材厂的认可，洋渡建材厂与源益商贸公司直接建立了承包关系。至2014年10月因洋渡建材厂的原因导致无法达到源益商贸公司的租赁目的，源益商贸公司于2014年10月底与洋渡建材厂协商解除了承包关系。以上事实及证据证明，唐国彬与洋渡建材厂签订《承包合同》后，将承包合同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洋渡建材厂与源益商贸公司直接建立了承包关系，且双方已于2014年10月底协商解除。洋渡建材厂后又分别于林宏公司签订《生产经营承包协议书》、与重庆源益商贸公司签订《设备租赁合同》。原审认定唐国彬的承包期从2013年7月9日到2017年3月8日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原审判决唐国彬支付洋渡建材厂3623400元不当本案中，从承包合同到合同解除，唐国彬及合伙人(包括源益商贸公司)共向洋渡建材厂支付了2597600元。唐国彬在庭审中提交“张某某收款金额及名单”，在庭审质证过程中，张某某对该证据亦予以确认，只是辩称其中的“92.1万元是通过原告下支付给他人，原告收承包费1676600元”（2015綦民初06269号正卷46页数第12-18行），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原审对该笔款项采信洋渡建材厂的辩解不当。申诉人唐国彬称，要求撤销一审、原再审判决，驳回洋渡建材厂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唐国彬将《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源益商贸公司，洋渡建材厂是明知并同意的，且与源益商贸公司履行了《承包合同》。洋渡建材厂要求唐国彬支付承包费无事实依据。被申诉人洋渡建材厂辩称，《承包合同》是与唐国彬签订的，双方无解除《承包合同》的书面依据。唐国彬应支付承包费。洋渡建材厂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唐国彬立即支付承包费3623400元、洋渡建材厂为唐国彬垫付的款项446335.6元。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2013年7月9日，原告洋渡建材厂作为甲方、被告唐国彬作为乙方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綦江区赶水镇洋渡村六社代家湾双溪沟处的碎石厂(采矿权及厂房、生产设备设施等)发包给乙方经营。双方在该合同第一条中约定承包物的功能为碎石开采及加工销售，由乙方全权自行管理经营，甲方对合法经营有监督权；在第二条中约定承包期限为三年零六个月，从协议签字之日起后延六十日计算；在第三条中约定承包合同生效之日，甲乙双方按现状清理承包物，交付乙方使用；在第四条中约定承包费为530万元，第一年的承包费在协议签订后支付100万元，在设备安装调试开始生产三日内支付余下100万元，第二年在第一年届满前一个月内交清承包费100万元后经营使用，第三年在第二年届满前一个月内交清承包费200万元后经营使用，余下30万元作为资料费按每年10万元支付；在第五条中约定乙方在承包期限内不得擅自对承包物进行转让、转包、担保、抵押等行为；在第八条中约定乙方在承包经营期间，甲方聘任乙方为企业生产负责人；在第九条中约定甲方负责在60日内新建炸药房经相关单位验收合格后交乙方使用；第十条第（1）项约定甲方保证采矿权合法有效并及时增划资源，保证生产需要，不影响生产，所产生的资源费用由乙方承担；第十条第（3）项中约定甲方保证企业所有证照合法有效，并负责所有证照等手续的办理；在第十条中还约定若甲方违反上述第十条中的任一项，乙方有权终止合同，由甲方接到乙方出具的书面解除通知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未履行完月份的承包费等。审理中，被告唐国彬举示了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0日的一份《股份转让协议》复印件及落款时间为2014年2月7日的一份《联合经营合作协议》复印件拟证明实际是被告与黄某、华某、周某某、林某某、李某六人共同承包了洋渡建材厂，六人系合伙承包关系，只是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其中被告和黄某、华某已将三人在承包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了重庆源益商贸有限公司。原告洋渡建材厂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原告举示其《安全生产许可证》（载明许可范围为露天石灰岩开采，有效期为2013年3月28日至2016年3月27日）和《采矿许可证》（载明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有效期为2014年5月6日至2017年5月6日），拟证明原告按约定向被告提供了生产条件。原告还举示重庆第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爆破设计方案》，拟证明按约定向被告提供了炸药房。被告经质证，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经一审法院审查，原告举示的《爆破设计方案》载明的爆破工程名称为“綦江区赶水镇洋渡建材厂左侧陡崖、危岩带治理土石方工程”，施工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至2017年5月20日”，其中有一份载明时间为2014年5月20日的《炸药库房租用协议》，载明内容为重庆第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租用洋渡建材厂的爆破器材储存仓库。原告对此陈述称，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所约定的炸药房是一直都有的，只是路道比较烂，该爆破方案可以证明炸药房是符合使用条件的。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并对订立合同双方产生法律拘束力。内部承包对促进企业提高生产经营的效率和效益有积极意义，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原告举示的相关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原告已经向被告提供约定的生产条件，被告辩称原告未提供生产条件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在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未经原告同意，被告不得擅自将承包物转让、转包，故被告辩称系与他人合伙承包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辩称已经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重庆源益商贸有限公司，故不再承担相关合同义务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且该合同确系被告一人与原告签订，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有权主张被告按约定履行相关的义务。被告未举示向原告交纳承包费的证据，对此，原告自认被告已经向其支付承包费1676600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的相关约定，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承包费的条件已经成就，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承包费36234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另主张被告支付原告在被告经营期间为被告垫付的资金446335.6元，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2015)綦法民初字第0626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唐国彬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原告洋渡建材厂支付承包费3623400元；二、驳回原告洋渡建材厂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9358元，由原告洋渡建材厂负担3658元，由被告唐国彬负担35700元（原告已纳17850元，限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告，剩余178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向本院交纳）。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唐国彬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再审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洋渡建材厂的诉讼请求。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争议，该院再审予以确认。再审中，唐国彬举示了《情况说明》、《设备租赁合同》、《代付款协议》、2014年8月11日、2014年11月24日分别形成的《会议纪要》、收款确认单、生产经营承包协议及(2015)綦法民初字第05261号民事调解书、（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8325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经被申请人质证和该院审查，前述证据材料不能达到唐国彬主张的其与洋渡建材厂的《承包合同》已经解除的证明目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合同关系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合同的效力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基于合同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另一方提出请求或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本案中，洋渡建材厂与唐国彬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明确约定未经洋渡建材厂同意，唐国彬不得擅自将承包物转让、转包。不论实际是唐国彬与他人合伙承包，还是唐国彬尔后将其股份转让给他人，都只能由唐国彬享有承包合同约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同理，洋渡建材厂未经唐国彬同意，与其他人签订的承包合同或租赁合同，对唐国彬也无约束力。且唐国彬再审中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洋渡建材厂与林宏建筑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得到实际履行。唐国彬主张其与洋渡建材厂之间的承包合同已经解除，证据不足，也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唐国彬仍应履行其与洋渡建材厂之间承包合同约定的义务，唐国彬承担义务后，可依其与其他人之间的合同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唐国彬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2016)渝05民再37号民事判决，维持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15)綦法民初字第06269号民事判决。再审案件受理费39358元，由唐国彬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本院再审期间，申诉人唐国彬举示了以下证据：1、2013年7月9日的《承包合同》。该合同上面有2014年1月20日，张某某、唐国彬签名“属实”字样，同时还盖有源益商贸公司鲜章。凭此证据拟证明唐国彬等人与源益商贸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告知了张某某，张某某在该合同上面签名表明其认可唐国彬转让洋渡建材厂的承包权给源益商贸公司。洋渡建材厂质证认为，属实和名字是张某某签的，但当时签字时没有源益商贸公司的公章，上面没有写转给源益商贸公司，并不能证明张某某同意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张某某是在2015年才知道转让的情况。2、2014年12月31日，洋渡建材厂的《证明》。其中载明：关于周某某、梁某某、骆某某、曹某2014年10月18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一起承包洋渡建材厂开采石灰石然后将材料以洋渡建材厂名义卖给中铁十二局集团渝黔铁路土建五标三区，有债权。该情况上有张某某签注的“此证明只作为是他们四人生产的，做其它用无效”并盖有洋渡建材厂公章。凭此证据拟证明把洋渡建材厂租赁给了周某某。洋渡建材厂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只是证明周某某是其中一个股东，是周某某在经营。张某某盖章特意注明了他们股东生产(经营)，用作其他人无效。3、周某某、曹某、梁某某、骆某某起诉源益商贸公司、洋渡建材厂、中铁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其中4原告出示洋渡建材厂的《证明》，证实4原告共同承包参与经营。洋渡建材厂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盖章是张某某盖的。凭此证据拟证明2014年12月份租给周某某等人经营没有异议。洋渡建材厂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申诉人的证明目的。4、2015年4月3日《会议纪要》。其中载明，周某某、林某某、源益商贸公司、李某于2014年4月20日前对各方投资、截止2014年10月止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并签字认可；原唐国彬与洋渡建材厂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在唐国彬与源益商贸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后洋渡建材厂的承包合同转为与源益商贸公司签订，源益商贸公司以洋渡建材厂名义向中铁十二局、中铁十五局所送货物款项拨付至洋渡建材厂的，洋渡建材厂必须在周某某、林应贵、源益商贸公司、李某的共同监督下支付债务，否则各股东有权不予认可。凭此证据拟证明洋渡建材厂已经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承包。洋渡建材厂质证认为，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不清楚。张某某签名只是表明其是个见证人。5、2015年5月28日，周某某、梁某某、骆某某、曹某《对账确认单》。其中载明：“2014年10月18日到2014年12月31日期间，周某某、曹某、梁某某、骆某某一起承包了綦江县洋渡建材厂”等内容。张荣祥在保证人处签名并盖有洋渡建材厂公章。凭此证据拟证明解除合同后又交给周某某经营。洋渡建材厂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是股东内部的的对账单。6、(1)2015年7月13日，洋渡建材厂与重庆林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林宏建筑公司）生产月共用电分摊明细表一张。其中载明：碎石生产月份为2015年1月－2015年6月，情况说明记载：2015年6月12日洋渡建材厂与重庆林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经对碎石厂计量电表共同进行核对，以上电费相吻合。2015年6月12日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无法生产，碎石加工厂产生的一起电费与林宏建筑公司无关。发包方处有张某某签名及盖有洋渡建材厂公章，承包方处盖有林宏公司公章。（2）租赁费收据两张。（3）林宏公司的工资表。凭此证据拟证明洋渡建材厂已经交给林宏公司经营。洋渡建材厂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周某某是股东之一，有其签字，正好证明了2015年1－6月，申诉人正在经营洋渡建材厂。7、2017年7月5日，林宏公司起诉洋渡建材厂、张某某赔偿投资款损失的起诉状。拟证明林宏公司与洋渡建材厂发生了承包关系。洋渡建材厂质证认为，该厂没有收到应诉通知书。即使有这个案件，也不能够证明诉称的事实存在。8、2015年10月13日，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监局“关于注销洋渡建材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公告”。拟证明洋渡建材厂已经不具备生产条件。洋渡建材厂质证认为，只有把老证注销了，才能去重新办理新证。9、2017年10月18日，源益商贸公司的《情况说明》其中载明：唐国彬于2014年1月20日与我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与李某、林某某、周某某合伙承包洋渡建材厂的股份转让给我公司，并将与洋渡建材厂承包经营权同时转让给我公司。转让后，洋渡建材厂业主张某某、唐国彬及我公司共同在原《承包合同》上签字确认。转由我公司承包经营。我公司承包经营至2014年10月，因洋渡建材厂违反合同约定不能办理成灾害治理、未增划到资源的原因导致无法达到我公司租赁目的，解除了洋渡建材厂的承包关系。期间，我公司共计支付给洋渡建材厂承包费2597600元。解除承包合同后，我公司将设备租赁给周某某，周某某与其他人合伙承包了洋渡建材厂继续经营。2015年8月21日我公司与洋渡建材厂签订了《设备租赁协议》，将设备收回后租赁给洋渡建材厂由洋渡建材厂自行生产使用。唐国彬从2014年1月20日将其股份转给我公司后已经不再承包洋渡建材厂。凭此证据拟证明唐国彬将洋渡建材厂的租赁权转让给了源益商贸公司，源益商贸公司交了250多万元的租赁费用给洋渡建材厂。洋渡建材厂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签字。本院认为，证据1、2、3、4、5、6、8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7，仅是起诉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9是源益商贸公司的《情况说明》，虽然陈述了涉及本案的相关情况，但不具备单位出具证明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期间，唐国彬提交并经质证的证据有：1、2014年1月20日，以黄某、唐国彬、华某为甲方，源益商贸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中载明：黄某、唐国彬、华某、周某某、林三、李某六人以唐国彬的名义与洋渡建材厂签订了《承包合同》。黄某、唐国彬、华某、周某某、林某、李某六人系合伙关系，合作承包洋渡建材厂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六人所占比例为平均分配，利益平均分配，投资义务平均承担。因石料生产项目资金短缺，甲方三人经与乙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将其在该项目的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后由乙方享有原甲方与洋渡建材厂签订《承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享有原甲方与周某某、林某、李某合作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一审卷宗第29－30页)。2、2014年2月7日，甲方源益商贸公司、乙方周某某、丙方林某某、丁方李某签订的《联合经营合作协议》。其中载明：后黄某、唐国彬、华某三人退出该合作，其所占份额全部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周某某、林某某、李某同意源益商贸公司作为新的合作人，现该项目的合作方变更为：周某某、林某某、李某、源益商贸公司(一审卷宗第31－33页)。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再审期间，唐国彬提交并经质证的证据有：1、2014年7月2日，洋渡建材厂(甲方)与源益商贸公司（乙方）签订的《代付款协议》。其中载明：“现因甲方资金紧致，由甲方出资的洋渡建材厂左侧陡崖、危岩带治理工程，急需资金支付施工单位管理费和监理单位监理费合计40万元。此款根据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先由乙方单位为甲方代付，然后从乙方承包甲方的洋渡建材厂承包费中扣除”。该协议甲方处有张某某签名及盖有洋渡建材厂的公章、乙方处有签名及盖有源益商贸公司公章（原再审卷宗第21页）。2、2014年8月11日，李闯、李某、张某某参加的《会议纪要》。其中载明：洋渡建材厂在2014年6月底7月初就被停产了，主要原因是洋渡建材厂从开采许可证载明的资源及开采范围已经不能进行开采。停止了炸药的发放和领取，村里已经有群众干扰生产十余次(原再审卷宗22－23页)。3、2014年11月24日，《张某某收款金额如下名单》。其中载明：(1)2013年11月29日，周某某，30万元租金（2013年度当天已到帐）；2、2014年5月27日，李某，10万元（借支）；3、2014年5月8日，李某打7.35万元，源益商贸公司打款250100元（国土局矿山资源费）等等。合计：2597600元。收款确认人：张某某签名（原再审卷宗第40页）。张某某在原再审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4、2014年12月3日，发包方(甲方)洋渡建材厂与承包方（乙方）林宏建筑公司签订《生产经营承包协议书》，其中约定：洋渡建材厂将现有机械设备、办案室，开采场地全权承包给乙方经营，并提供原有生产经营中的全部证照；承包期限2年（从2014年12月－2016年12月为止）；并约定了承包金额，包括管理费、场租费、山本费等；第7条载明“原与唐国彬签订合同作废”。该协议书盖有洋渡建材厂的公章，且法定代表人处有张某某的签名（原再审卷宗第17－18页）。5、2015年4月2日，洋渡建材厂的《情况说明》。其中载明：洋渡建材厂从2013年7月起一直承包给源益商贸公司经营，洋渡建材厂供应给中铁十二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所有的货物均系源益商贸公司以洋渡建材厂的名义所供、对外销售的所有货物的债权归属源益商贸公司享有及债务归源益商贸公司承担(原再审卷宗第19页)。6、2015年8月21日，洋渡建材厂(乙方)与重庆源益商贸有限公司（甲方）签订《设备租赁合同》。合同前言部分载明：“鉴于洋渡建材厂将洋渡建材厂承包给唐国彬经营，后唐国彬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至2014年10月，因洋渡建材厂不能办成灾害治理、未增划到资源的原因导致无法达到甲方（重庆源益商贸有限公司）租赁目的，甲方于2014年10月底与乙方协商一致解除了洋渡建材厂的承包关系”。该合同乙方处有张某某签名，甲方处有石大利的签名（原再审卷宗第20页）。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盖有洋渡建材厂的公章，除证据2外，其他证据均有张某某的签名，且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另：唐国彬还举示了两份生效法律文书。1、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15)綦法民初字第05261号民事调解书。凭此调解书，证明源益商贸公司承包洋渡建材厂的事实（原再审卷宗第27－30页）。2、2016年2月25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832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采信了以下证据：（1）2013年7月9日，唐国彬与洋渡建材厂签订的《承包合同》；（2）2014年1月20日，黄某、唐国彬、华某（甲方）与源益商贸公司（乙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3）2014年2月7日，源益商贸公司（甲方）与周某某（乙方）、林某某（丙方）、李某（丁方）签订的《联合经营合作协议》。并查明：源益商贸公司作为合伙执行人履行了承包合同，从2014年6月24日起，因生产用炸药无法开具，经营亏损400余万元，四方就企业是否仍继续承包经营等产生争议（原再审卷宗第31－39页）。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2013年7月9日，洋渡建材厂(甲方)与唐国彬（乙方）签订了《承包合同》。其中约定：甲方将位于綦江区赶水镇洋渡村六社代家湾双溪沟处的碎石厂（采矿权及厂房、生产设备设施等）发包给乙方经营。双方在该合同中约定承包物的功能为碎石开采及加工销售，由乙方全权自行管理经营，甲方对合法经营有监督权；还约定承包期限为三年零六个月，从协议签字之日起后延六十日计算；承包费为5300000元。2014年1月20日，以黄某、唐国彬、华某为甲方与以源益商贸公司为乙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将其在洋渡建材厂的项目的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后由乙方享有原甲方与洋渡建材厂签订《承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享有原甲方与周某某、林三、李某合作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同日，张某某、唐国彬及源溢商贸公司在2013年7月9日的《承包合同》上面签名并注明“属实”，源溢商贸公司在该合同上面盖有公章。2014年2月7日，以源益商贸公司为甲方与以周某某为乙方、以林某某为丙方、以李某为丁方签订的《联合经营合作协议》。约定洋渡建材厂项目的合作方变更为：周某某、林某某、李某、源益商贸公司。2014年7月2日，洋渡建材厂(甲方)与源益商贸公司（乙方）签订的《代付款协议》。由源益商贸公司代洋渡建材厂支付施工单位管理费和监理单位监理费40万元，然后从源益商贸公司承包洋渡建材厂的承包费中扣除。2014年8月11日，李某、张某某参加的《会议纪要》。其中载明：洋渡建材厂在2014年6月底7月初就被停产了，主要原因是洋渡建材厂从开采许可证载明的资源及开采范围已经不能进行开采。停止了炸药的发放和领取，村里已经有群众干扰生产十余次。2014年11月24日，《张某某收款金额如下名单》。其中载明：(1)2013年11月29日，周某某，30万元租金（2013年度当天已到帐）；2、2014年5月27日，李某，10万元（借支）；3、2014年5月8日，李某打7.35万元，源益商贸公司打款250100元（国土局矿山资源费）等等。张某某确认收款2597600元。2014年12月3日，发包方洋渡建材厂(甲方)与承包方林宏建筑公司（乙方）签订《生产经营承包协议书》，其中约定：洋渡建材厂将现有机械设备、办公室，开采场地全权承包给乙方经营，并提供原有生产经营中的全部证照；承包期限2年（从2014年12月－2016年12月为止）；并约定了承包金额，包括管理费、场租费、山本费等）；第7条约定“原与唐国彬签订合同作废”。2014年12月31日，洋渡建材厂的《证明》。其中载明：关于周某某、梁某某、骆某某、曹某2014年10月18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一起承包洋渡建材厂开采石灰石然后将材料以洋渡建材厂名义卖给中铁十二局集团渝黔铁路土建五标三区，有债权。2015年4月2日，洋渡建材厂的《情况说明》。其中载明：洋渡建材厂从2013年7月起一直承包给源益商贸公司经营，洋渡建材厂供应给中铁十二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所有的货物均系源益商贸公司以洋渡建材厂的名义所供、对外销售的所有货物的债权归属源益商贸公司享有及债务归源益商贸公司。2015年4月3日《会议纪要》。其中载明，周某某、林某某、源益商贸公司、李某于2014年4月20日前对各方投资、截止2014年10月止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并签字认可；原唐国彬与洋渡建材厂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在唐国彬与源益商贸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后洋渡建材厂的承包合同转为与源益商贸公司签订，源益商贸公司以洋渡建材厂名义向中铁十二局、中铁十五局所送货物款项拨付至洋渡建材厂的，洋渡建材厂必须在周某某、林应贵、源益商贸公司、李某的共同监督下支付债务，否则各股东有权不予认可。2015年5月28日，周某某、梁某某、骆某某、曹某《对账确认单》。其中载明：“2014年10月18日到2014年12月31日期间，周某某、曹某、梁某某、骆某某一起承包了綦江县洋渡建材厂”等内容。2015年7月13日，洋渡建材厂与重庆林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生产月共用电分摊明细表一张。其中载明：碎石生产月份为2015年1月－2015年6月，情况说明：2015年6月12日洋渡建材厂与重庆林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经对碎石厂计量电表共同进行核对，以上电费相吻合。2015年6月12日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无法生产，碎石加工厂产生的一起电费与重庆林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无关。发包方处有张某某签名及盖有洋渡建材厂公章，承包方处盖有林宏建筑公司公章。同期林宏建筑公司的工资表和租赁费收据两张。2015年8月21日，以洋渡建材厂为乙方与以重庆源益商贸有限公司为甲方签订《设备租赁合同》。合同前言部分载明：“鉴于洋渡建材厂将洋渡建材厂承包给唐国彬经营，后唐国彬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至2014年10月，因洋渡建材厂不能办成灾害治理、未增划到资源的原因导致无法达到甲方(重庆源益商贸有限公司)租赁目的，甲方于2014年10月底与乙方协商一致解除了洋渡建材厂的承包关系”。2015年10月13日，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监局“关于注销洋渡建材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公告”。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唐国彬是否已经转让《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给源益商贸公司，是否经过了洋渡建材厂的同意。现评判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2013年7月9日，唐国彬与洋渡建材厂签订了《承包合同》，但在2014年1月20日，以黄某、唐国彬、华某为甲方，源益商贸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甲方将其在《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源益商贸公司与周某某、林某某、李某合作承包洋渡建材厂。同日，洋渡建材厂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唐国彬在2013《承包合同》原件上面签名并注明“属实”，源益商贸公司也在《承包合同》原件上面盖有单位印章。2014年2月7日，源益商贸公司、周某某、林某某、李某签订《联合经营合作协议》，再一次明确了黄某、唐国彬、华某三人的股权已经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承包合同》项目的合作方变更为源益商贸公司、周某某、林某某、李某。上述事实证明唐国彬等三人将《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洋渡建材厂是明知的。2014年7月2日，洋渡建材厂与源益商贸公司签订《代付款协议》，协议约定源益商贸公司代洋渡建材厂付款后，从源益商贸公司承包洋渡建材厂的承包费中扣除。该证据证明洋渡建材厂认可了《承包合同》的承包方由唐国彬等三人变更为源益商贸公司，源益商贸公司履行了《承包合同》并向洋渡建材厂交纳了承包费，即证明了洋渡建材厂已经同意唐国彬将《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源益商贸公司。2014年8月11日，有洋渡建材厂法定代表人张某某与源益商贸公司的代表李闯、合伙人李某参加会议并形成了《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洋渡建材厂因采矿许可证载明的资源及开采范围已经不能进行生产，且炸药已被停止发放。该证据证明源益商贸公司在履行《承包合同》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与洋渡建材厂协议解决相关问题的情况。2014年11月24日《张某某收款金额如下名单》，记载了张某某收到第一笔款是2013年11月29日，周某某交付的30万元租金，其中还有李某、源益商贸公司的款项。张某某确认共计收款2597600元。该证据证明洋渡建材厂从2013年度的租金已经收取，还证明了洋渡建材厂收取了源益商贸公司的款项。2015年4月2日，洋渡建材厂的《情况说明》，载明洋渡建材厂从2013年7月起一直承包给源益商贸公司。该证据证明洋渡建材厂自认《承包合同》发包给唐国彬的时间与发包给源益商贸公司的时间是一致的，证明了洋渡建材厂同意唐国彬转让《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给源益商贸公司。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唐国彬将《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是得到了洋渡建材厂的同意。还查明，洋渡建材厂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承包关系的事实：一、洋渡建材厂承包给周某某等人经营。主要证据有：1、2014年12月31日，洋渡建材厂的《证明》。其中载明，周某某等4人于2014年10月18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一起承包洋渡建材厂。2、2015年5月28日，周某某等4人《对账确认单》，其中载明2014年10月18日至2014年12月31人期间，周某某等4人承包了洋渡建材厂。上述证据，证明了周某某等4人承包洋渡建材厂的事实。二、洋渡建材厂与林宏建筑公司签订《生产经营承包协议书》并约定洋渡建材厂与唐国彬签订的《承包合同》作废。2014年12月3日，发包方洋渡建材厂(甲方)与承包方林宏建筑公司（乙方）签订《生产经营承包协议书》，其中约定：洋渡建材厂将现有机械设备、办案室，开采场地全权承包给乙方经营，并提供原有生产经营中的全部证照；承包期限2年（从2014年12月－2016年12月为止）；并约定了承包金额，包括管理费、场租费、山本费等）；第7条约定“原与唐国彬签订合同作废”。据此，张某某在2014年11月24日与源益商贸公司确认收款后，在同年12月3日就与林宏建筑公司签订协议，将洋渡建材厂承包给了林宏建筑公司。本院再审期间，唐国彬举示了2015年7月13日，洋渡建材厂与林宏建筑公司生产月共用电分摊明细表一张、林宏公司的工资表和租赁费收据两张。上述证据证明了林宏建筑公司实际履行了《生产经营承包协议书》，在承包期内，唐国彬与洋渡建材厂不存在承包关系。三、洋渡建材厂与源益商贸公司签订《设备租赁合同》，明确载明唐国彬转让《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给源益商贸公司。2015年8月21日，以洋渡建材厂为乙方与以重庆源益商贸有限公司为甲方签订《设备租赁合同》。合同前言部分载明：“鉴于洋渡建材厂将洋渡建材厂承包给唐国彬经营，后唐国彬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至2014年10月，因洋渡建材厂不能办成灾害治理、未增划到资源的原因导致无法达到甲方(重庆源益商贸有限公司)租赁目的，甲方于2014年10月底与乙方协商一致解除了洋渡建材厂的承包关系”。此证据证明唐国彬将《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源益商贸公司，唐国彬与洋渡建材厂已经没有承包关系。综上所述，虽然唐国彬与洋渡建材厂签订了《承包合同》，依照该合同约定应由唐国彬缴纳承包费，但唐国彬已经将该《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源益商贸公司，洋渡建材厂明知并同意唐国彬等3人将《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源益商贸公司。洋渡建材厂与源益商贸公司双方履行了《承包合同》，且洋渡建材厂收取了源益商贸公司的承包费。同时查明，洋渡建材厂还与周某某、林宏建筑公司、源益商贸公司发生了承包关系。本案无证据证明唐国彬履行了《承包合同》，故洋渡建材厂现要求唐国彬支付承包费缺乏事实依据。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唐国彬申诉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5民再37号民事判决以及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15)綦法民初字第0626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洋渡建材厂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358元，原再审案件受理费39358元，均由綦江县赶水镇洋渡建材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张 超审判员 彭四川审判员 刘战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陆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