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南市民四终字第6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红玉，女，1972年1月1日出生，壮族，无业，现住南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国祥，南宁经纬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西乡塘区高新三路**。组织机构代码：19822300-6。 法定代表人：周继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乐凯华光南阳销售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住所地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西路**民印小区****。 负责人：梁斌，经理。 原审第三人：乐凯华光南阳销售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车站南路**div> 法定代表人：张涛，执行董事。 原审第三人：广西南宁乐华印刷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住所地南宁市明秀西路**v> 法定代表人：李珂。 上诉人韦红玉因与上诉人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族印刷公司”）、原审第三人乐凯华光南阳销售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以下简称“乐凯南宁分公司”）、原审第三人乐凯华光南阳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凯公司”）、原审第三人广西南宁乐华印刷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乐华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一初字第2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批准延长审限，现已审理终结。 韦红玉上诉请求：撤销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一初字第252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查明计算工资基数及民族印刷公司违法拖欠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改判支持韦红玉的请求和数额。一、二审诉讼费由民族印刷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判第二项“停工待岗生活费”计算基数应以2011年8月工资2300元的80%作为标准，同期民族印刷公司并没有歇业、停产等情形，所以停工待岗生活费不能以当地最低工资80%的标准计算，停工待岗不是韦红玉原因造成的，应改判第二项停工待岗生活费为57040元（31个月×2300元×80%）。2、应当按照2300元每月的基数计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故应改判第三项支持韦红玉诉请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是43700元（2300元/月×19个月）。3、原审判决责令民族印刷公司支付韦红玉停工待岗生活费跨度长达31个月，那么民族印刷公司理应支付拖欠劳动报酬的经济补偿金14260元。4、因民族印刷公司的原因导致韦红玉超过60日未能申请失业救济及长达13个月以上不能重新就业，民族印刷公司应当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失业保险办法》第36条规定，支付韦红玉应当领取失业保险金2倍赔偿48960元[1200元×（80%+5%）×24个月×2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其诉请。 民族印刷公司辩称，韦红玉并不存在停工待岗的事实，并且由其自身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民族印刷公司不应支出任何经济补偿金及其他费用。 民族印刷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民族印刷公司不必支付韦红玉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的停工待岗生活费；2、请求判令民族印刷公司不必支付韦红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420元；3、请求判令韦红玉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字1994年3月1日其确立劳动关系的认定证据不足。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显示，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为1996年4月15日，而一审法院仅凭一份《2011年度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中显示2011年“单位名称”一栏为民族印刷公司，就认定1994年3月1日韦红玉首次参保就是与民族印刷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该记录单只能反映韦红玉首次参保时间，不能反映民族印刷公司是韦红玉首次参保的单位。其次，韦红玉向劳动仲裁委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中称其于1995年7月到民族印刷公司上班，韦红玉本人已不能确定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确切时间。故应当以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时间为准。2、韦红玉主张其2011年9月至2013年3月停工待岗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一审判决仅以民族印刷公司未提交考勤记录、工资支付凭证等正式主张为由，便推定韦红玉自2011年9月至2013年3月停工待岗与客观事实不符。3、如上所述，韦红玉客观实际中并不存在停工待岗行为，民族印刷公司也不应支付其待岗生活费。韦红玉于2014年4月1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民族印刷公司不应支付其任何经济补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其诉请。 韦红玉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 韦红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韦红玉于2014年4月1日解除与民族印刷公司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民族印刷公司支付韦红玉1995年7月-2014年3月共19年的经济补偿金43700元（2300元/月×19个月）；3、民族印刷公司支付韦红玉从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共31个月的停工待岗生活费57040元及57040元的25%的经济补偿金14260元；4、民族印刷公司按韦红玉应当领取南宁市失业保险金标准的2倍赔偿韦红玉48960元[最低工资1200元/月（80%+5%）×24个月×2倍计]。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印刷厂于2009年5月8日，变更为广西民族印刷厂，2011年8月31日，广西民族印刷厂变更为广西民族印刷有限公司，2011年12月27日，广西民族印刷有限公司变更为广西民族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即现民族印刷公司。乐华公司的电脑咨询单上载明：乐华公司注册成立于1995年9月5日，其股东分别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版印刷物资公司、乐凯集团第二胶片厂、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印刷厂，注销日期：未注销。乐凯南宁分公司注册成立于2011年1月31日，该公司未注销。1996年4月22日，韦红玉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印刷厂签订期限为自1996年4月15日起至2001年4月15日止的《劳动合同书》，该劳动合同第四条第6款约定：民族印刷公司按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为韦红玉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包括失业、养老、工伤、医疗、女工生育等项保险费；韦红玉按规定缴纳个人应负担的社会保险费。2006年3月17日，韦红玉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印刷厂签订期限为自2006年4月16日起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在该劳动合同第十三条约定：民族印刷公司与韦红玉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韦红玉由民族印刷公司派往乐华公司工作，由乐华公司安排工作并支付劳动报酬。 2011年5月12日，乐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注销乐华公司，将乐华公司的清算审计基准日定为2011年9月30日，对于由广西民族印刷厂派遣的职工，由乐凯公司南宁分公司考核后留用。民族印刷公司以股东身份参加该次会议，并在股东大会决议上盖章。韦红玉于2014年3月3日向民族印刷公司递交《报告》，该报告中称韦红玉同意与集团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2014年3月25日，民族印刷公司向乐华公司作出《关于要求两位员工回单位工作的函》称“我集团公司（原广西民族印刷厂）因韦红玉与贵公司有业务合作关系，有两名员工（韦红玉和卢镇海）到贵公司工作，两位员工的工资一直由贵公司负责，社会保险费的单位部分一直由我公司缴纳。为了规范员工劳动关系，我公司已多次与韦红玉和卢镇海协商解决有关劳动关系问题，但未达成共识。经我集团研究决定，要求韦红玉和卢镇海于2014年3月31日前回到我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并安排工作，否则按自动离职处理。请贵公司通知韦红玉和卢镇海按时回我公司报到。”。2014年3月29日韦红玉向民族印刷公司递交《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通知》，要求解除与民族印刷公司的劳动关系。该通知书载明“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我与公司（原广西民族印刷厂）于1996年4月15日签订第一份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后，被外派到用工单位广西南宁乐华印刷器材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每月的社会保险由公司一直缴交18年，由于用工单位股东会决议2011年9月20日注销解散，我的工资仅发放到2011年8月止。我从2011年9月至今停工待岗达31个月……由于公司连续拖欠我31个月的劳动报酬未发放造成我的生活困难，这期间我多次与人力资源部协商追索，公司拒不发放一分钱给我，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我有权通知公司从2014年4月1日解除双方于2006年3月17日签订的第二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韦红玉，2014年3月29日。” 民族印刷公司为韦红玉缴纳1995年7月至2014年5月的养老保险费，1999年7月至2014年5月的失业保险费。乐凯南宁分公司在2013年、2014年间曾以“付四金”的名义向民族印刷公司转入款项，该款项为韦红玉及卢镇海的公积金、社会保险金个人部分款项。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南宁市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820元，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份南宁市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000元，2013年2月至2014年12月南宁市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200元。 另查明：韦红玉于2014年4月17日作为申请人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韦红玉于2014年4月1日解除与民族印刷公司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民族印刷公司支付韦红玉1995年7月份至2014年3月共19年的经济补偿43700元（2300元/月×19个月）；3、民族印刷公司支付韦红玉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共31个月停工待岗生活费57040元、经济补偿金14260元；4、民族印刷公司按韦红玉应当领取南宁市失业保险金标准的2倍赔偿韦红玉48960元。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0月9日作出裁决：一、确认韦红玉与被申请人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1日解除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对韦红玉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韦红玉对该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法院，提出前述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第三人乐凯南宁分公司、乐凯公司、乐华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已放弃陈述意见及质证的权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韦红玉与民族印刷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民族印刷公司及民族印刷公司的前身与韦红玉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因民族印刷公司与第三人乐华公司的合作关系，韦红玉被民族印刷公司派至乐华公司工作，民族印刷公司并为韦红玉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民族印刷公司通过对韦红玉外派的方式对韦红玉进行了用工，同时民族印刷公司也履行对韦红玉的义务即为其缴纳养老保险，所从事的工作亦是民族印刷公司与第三人乐华公司合作所产生的业务，并且韦红玉、民族印刷公司也就此签订了劳动合同，因此，韦红玉与民族印刷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至于劳动关系存续的期间，韦红玉提交的2011年度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上反映韦红玉首次参保时间为1994年3月1日，单位为广西民族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故韦红玉与民族印刷公司自1994年3月1日起与民族印刷公司确立劳动关系。 关于韦红玉是否存在待岗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民族印刷公司认为韦红玉自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不属于待岗状态，其应对此负举证责任，但民族印刷公司对此并未提交考勤记录、工资支付凭证等证实其主张，应由民族印刷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且民族印刷公司主张乐华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后，韦红玉由乐凯南宁分公司考核后留用，但民族印刷公司提交的2014年3月25日出具的《关于要求两位员工回单位工作的函》系向乐华公司发出要求召回韦红玉，与民族印刷公司主张韦红玉由乐凯南宁分公司考核后留用相矛盾，故对民族印刷公司主张韦红玉自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处于工作状态，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法院推定韦红玉自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处于待岗状态。因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韦红玉非因其原因处于待岗状态，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桂劳社发[2003]142号）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民族印刷公司应支付韦红玉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待岗生活费，每月待岗生活费按当年南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计付，即为（4个月×820元/月+13个月×1000元/月+14个月×1200元/月）×80%=26464元。对于韦红玉请求过高部分，无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韦红玉提出的未支付待岗生活费的25%的经济补偿金问题，根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481号）第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以及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该条规定支付25%的经济补偿金指向的对象是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或工资报酬，而本案民族印刷公司拖欠的是韦红玉的待岗生活费，故韦红玉请求待岗生活费25%的经济补偿金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韦红玉请求确认韦红玉于2014年4月1日解除与民族印刷公司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韦红玉于2014年4月1日向民族印刷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关系的通知》，现韦红玉要求确认于2014年4月1日解除与民族印刷公司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至于韦红玉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合法有据的问题，因民族印刷公司原因韦红玉处于待岗状态，且民族印刷公司存在拖欠韦红玉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的待岗生活费，韦红玉为此向民族印刷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关系的通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劳动者可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韦红玉请求民族印刷公司支付1995年7月至2014年3月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韦红玉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平均领取的待岗生活费为1200元×80%=960元，故民族印刷公司应支付韦红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为19个月×960元/月=18240元。 至于韦红玉主张的失业保险损失问题，本案系韦红玉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系韦红玉本人意愿中断劳动关系，不符合《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条件，故韦红玉请求失业保险损失，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桂劳社发[2003]142号）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韦红玉与民族印刷公司民族印刷公司于2014年4月1日解除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民族印刷公司支付韦红玉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的停工待岗生活费26464元；三、民族印刷公司支付韦红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420元；四、民族印刷公司不支付韦红玉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停工待岗生活费的25%的经济补偿金14260元；五、民族印刷公司不赔偿韦红玉失业保险损失48960元。案件受理费10元（韦红玉已预交10元），由民族印刷公司负担。 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已查明事实没有异议，一审查明事实即是本院二审查明事实。 韦红玉主张一审判决漏查明事实，即其2011年8月的工资数额。因韦红玉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月工资数额，且该事实是否查明并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本院对韦红玉主张应查明的事实不予支持。 二审期间，民族印刷公司向本院提交两份证据，证据1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营业执照、承诺书、无偿使用证明，用于证实韦红玉作为乐凯南宁分公司的受托人参与公司的设立，并作为出租房免费将房屋交给该公司使用；证据2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15）万民初字第362号民事判决书，证实韦红玉于2015年以乐凯南宁分公司职员的身份参加法庭庭审。韦红玉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主张这是韦红玉领取工资期间老板吩咐做的工作；证据2没有原件无法确认三性。 2016年8月25日，民族印刷公司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本院调取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15）万民初字第362号案件，关于韦红玉代理该案件的身份情况，作为补充说明韦红玉曾在乐凯南宁分公司工作。 本院依民族印刷公司的申请，调取了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15）万民初字第362号案件判决书、乐凯南宁分公司诉讼主体材料（包括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庭审笔录、乐凯南宁分公司的送达回证。 综上，本院对证据的采信意见如下：民族印刷公司提交的《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营业执照》、《承诺书》、《无偿使用证明》证明韦红玉作为乐凯南宁分公司的受托人参与公司的设立，并作为出租房免费将房屋交给该公司使用；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15）万民初字第362号案件的开庭时间是2015年2月28日，该案的乐凯南宁分公司授权委托书、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落款时间均为2015年2月6日，韦红玉代表乐凯南宁分公司签收乐凯南宁分公司的送达回证的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上述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2011年9月至2014年4月1日期间，韦红玉为乐凯南宁分公司员工。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韦红玉于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是否存在停工待岗的情形；二、民族印刷公司是否应当支付韦红玉停工待岗生活费、停工待岗生活费的25%的经济补偿金以及相应的数额为多少；三、民族印刷公司公司是否应支付韦红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以及相应的数额为多少；四、民族印刷公司是否应赔偿韦红玉失业保险损失以及相应的数额为多少。 本院认为：一、关于韦红玉于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是否存在停工待岗的情形。民族印刷公司主张韦红玉于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不存在停工待岗的情形，韦红玉则主张该期间内其一直待岗在家。本案中，根据双方提交的乐华公司2011年5月12日股东会决议，决议注销乐华公司，并将民族印刷公司派至乐华公司的职工，交由乐凯南宁分公司的进行考核后留用，该决议经三股东盖章确认。结合韦红玉于2014年3月3日向民族印刷公司提交的《报告》来看，韦红玉在《报告》中自称“十几年来，我始终坚守岗位”，“现集团公司规定，要求外派人员撤回并自己找工作岗位”，“我由于离开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公司的时间太久，对集团公司的企业文化、工作流程没有太多来了解，加上今年已经43岁，目前要回到集团公司自己找工作岗位比较困难并无法找到合适的岗位，上述种种原因，现同意与集团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从《报告》的内容来看，与韦红玉所主张的自2011年9月起开始停工待岗不符。乐凯南宁分公司在2013年、2014年期间，分多次向民族印刷公司以“付四金”的名义转款，乐凯南宁分公司向民族印刷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转款凭证所载明的转款金额、转款户名、账号与民族印刷公司的社保缴纳清单对应一致，甚至在2014年2月26日、2014年3月11日、2014年4月14日的中国工商银行转款凭证上标注有“付四金（韦红玉730.3元）”等字样，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局出具的《社会保险证明》，韦红玉自2012年1月至2014年3月已按时足额缴费，无欠费。本院据此认为，若韦红玉与乐凯南宁分公司没有工作关系，乐凯南宁分公司不会向民族印刷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由民族印刷公司为韦红玉缴纳社保，本院认定韦红玉在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不存在停工待岗。 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本案一审中，韦红玉主张其在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存在停工待岗其在承担了初步的举证责任，民族印刷公司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应就韦红玉在该期间不存在停工待岗的反驳意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且该反驳意见应达到使对方的主张达到真伪不明的状态。本院认定民族印刷公司所举的上述证据，已经达到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所要求的使对方的主张达到真伪不明状态的证明力，本院对其反驳意见予以采信。相反，韦红玉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在该期间内存在停工待岗的情形，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机械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认为民族印刷厂未能提供韦红玉的考勤记录、工资支付凭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根据上述结论，民族印刷公司不必支付韦红玉于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的停工待岗生活费、停工待岗生活费的25%的经济补偿金。 三、关于民族印刷公司公司是否应支付韦红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以及相应的数额为多少。韦红玉以民族印刷公司拖欠劳动报酬为由，向民族印刷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一审判决确认双方于2014年4月1日解除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对该判项均未提出上诉，视为双方均对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予以认可。根据上述第一点处理意见，民族印刷公司并不存在拖欠其劳动报酬的情形，韦红玉以民族印刷公司公司拖欠劳动报酬为由要求民族印刷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民族印刷公司不必支付韦红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四、关于民族印刷公司是否应赔偿韦红玉失业保险损失以及相应的数额为多少。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一）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１年的；（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按照规定同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本案中，民族印刷公司已为韦红玉缴纳失业保险费，韦红玉本人意愿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上述规定，韦红玉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故韦红玉要求民族印刷公司赔偿其失业金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民族印刷公司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韦红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一初字第25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 二、撤销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一初字第25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不必支付韦红玉2011年9月至2014年3月期间的停工待岗生活费； 四、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不必支付韦红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均由韦红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文强 审 判 员  覃若鹏 代理审判员  沈刚德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吴 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