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2732民初970号原告：杨某，女，1944年4月1日生，水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三都县）人，农民，住贵州省三都县。原告：蒙某1，女，1972年3月5日生，水族，贵州省三都县人，农民，住贵州省三都县。原告：蒙某2，女，1980年3月16日生，水族，贵州省三都县人，农民，住浙江省安吉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如坤，贵州省黔南州良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蒙某3，男，1960年3月7日生，水族，贵州省三都县人，农民，住贵州省三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蒙新德，男，1957年10月28日生，水族，住贵州省三都县。系三合街道尧麓村村民委员会推荐。第三人：蒙某4，男，1984年7月6日生，水族，贵州省三都县人，农民，住贵州省三都县。原告杨某、蒙某1、蒙某2诉被告蒙某3、第三人蒙某4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涉及家事，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蒙某1、蒙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如坤、被告蒙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蒙新德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蒙某4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判。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解除原被告双方于1998年11月5日签订的《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书》；2、判令被告蒙某3退还属于原告享有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200374元；3、判令被告蒙某3交还原告杨某享有国家农村低保待遇的农村信用社卡以及城乡养老保险待遇银行卡各一张；4、判令第三人蒙某4退还属于原告享有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224553元，两项共计424927元；5、诉讼费由被告及第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蒙国友与被告蒙某3是堂下兄弟关系，蒙国友于1998年11月5日病故，蒙国友之妻杨某及其女儿蒙某1、蒙某2三人于当日与蒙某3签订了《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书》，该协议签订后，被告虽然于当时出资购买棺材、衣裤、布匹、垫单、猪、马、部分米、酒等安葬蒙国友，但之后都不履行该协议的其他约定。有幸的是被扶养人杨某多年来还能自给自足，不需要扶养人蒙某3尽更多的扶养义务，只是近年来，杨某由于年迈体弱多病，最迫切需要扶养人尽抚养义务，但很难如愿，唯有两个女儿又不在身边，病无膏汤，寝食起居无人问候，作为扶养人的被告根本不尽扶养义务，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被告竟然将原告的财产、房屋、田土、山林占为己有，并将强占的部分田土、山林转让给其子蒙某4，一起侵吞了原告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424927.00元，同时还隐瞒了原告杨某的低保金和养老保险金。上述协议第一条规定“蒙国友的家产房子两间半、田土、山林一切由被告蒙某3所管，任何人不能侵占”，只是明确由蒙某3所管，而不是明确归蒙某3所有。其上述行为不仅违约，而且十分严重的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利，为此，特依照法律相关规定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蒙某3辩称，一、同意解除双方于1998年11月5日签订的《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书》，但是，原告必须赔偿被告18余年的经济损失58余万元。理由是被告按照协议对原告已经尽到了全部扶养义务，安葬蒙国友花费3万元，1998年年底，当时没有合作医疗政策，原告杨某、蒙某2重病，全是被告买药和外寻草药医治；1998年旱灾严重，粮食收成受影响，来年的粮食全部是被告借来维持生计。18余年，原告的责任田、责任山、住房瓦片坏、交电费、上公粮、平时小病买药，田间管理、维修田坎等等都是被告负责。每季每亩从打田撒秧到收割粮食入库的管理不知耗尽了多少工时，原告共有五亩责任田，每亩务工均8天，每天误工费以最低费100元计算，加上零工务工，每年按半年计算共240天，十八年损失四十三万元。其次是原告的责任山十余亩，被告从挖坑到栽树、种植、修枝、看管误工到现在已有16多年了，每年以2000元计算，16年共32000元。二是被告承担原告人亲客往支出，如杨某的父亲、舅舅去世，蒙某1丈夫的父亲去世，蒙某2丈夫的父亲去世，嫁蒙某2的陪嫁物品，逢年过节蒙某1的儿子来送红包等，请芦笙、鼓吹、买小猪、爆竹、酒米，因蒙国友在世时所欠的债务1000元等项共3万元。零星开支忽略不计除外。三是精神损失费方面。自从签订协议后，被告承担的责任就不一样，平时关心杨某比家人责任更大，担心照顾不好就对不起原告，也不好向社会交代，18年来被告费心费时，耗尽了所有感情，结果今天得到的回报就是为钱忘情，这精神损失应由原告承担，18年原告应补偿被告9万元。四是两间半木瓦房，被告和原告各享有一半，并不是像原告所说的被告侵占完了，这纯属虚构。五是被告认为原告要求退回征地补偿款二十余万元的依据不足，总共被告名下领到因被征用田补偿款都不到8万元。耕地征用赔偿款2.5万元，两项共计不到11万元。五是原告的低保待遇和养老保险银行卡共两张被告同意退回。本案诉讼费应由原告承担。综上所述，十八年来被告对原告的扶养义务是完全属实的，根本没有违反双方签订的协议，如没有1998年11月5日签订的协议，被告根本不会有义务扶养原告和承担原告家方面的责任田、责任山，现原告为钱反悔，反目成仇，既然反悔推翻协议，那么原告应赔偿好因其行为导致被告十八年来付出而带来的一切损失，上诉费用共是58余万元。第三人蒙某4不到庭参加诉讼，不提供书面答辩状。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已故的蒙国友是原告杨某的丈夫，是原告蒙某1、蒙某2的父亲，是被告蒙某3的堂哥。被告蒙某3是第三人蒙某4的父亲。1998年，蒙国友、杨某、蒙某2三人均生病，蒙国友于当年11月5日病故。当时原告家经济生活困难，为妥善处理蒙国友后事和扶养蒙国友遗孤，经原告杨某、蒙某1、蒙某2，被告蒙某3，本组组长蒙国会，家族成员蒙国军、蒙国才、蒙三元、蒙国恩、蒙仁、蒙然、蒙荣、蒙方、蒙春、蒙胜九，寨子旁人张仁忠、杨胜祥共17人协商一致，原告与被告于1998年11月5日签订《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书》。协议约定：蒙某3负责安葬蒙国友并处理一切后事，生养死葬杨某，按亲生女儿看待蒙某1和安排蒙某2出嫁，蒙国友的家产房子两间半、田土、山林一切由蒙某3所管，杨某在生产上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协议签订后，被告蒙某3按约定购买棺材、衣裤、布匹、垫单、猪、马、米、酒等支出16500元人民币安葬蒙国友；按亲生女儿对待蒙某1、蒙某2；安排蒙某2出嫁并扶养杨某，管理耕种杨某的责任田、土、责任山，对杨某居住的房屋进行维修、交电费、上交公粮、维修田坎、责任田被大水冲垮被山压时请挖机来修复、修整田边地角、杨某不慎骨折与平时生病时买药、护理；同时，政府部门将蒙国友原承包的田、土、山林转包到蒙某3名下；户籍部门亦将原告杨某户口以嫂子的身份入到被告蒙某3家户口册上，成为蒙某3的家庭成员之一。为守住其住房，杨某仍然居住在其房屋里，但主要生活来源是由蒙某3提供。杨某家里安有两种自来水水管，一根是单位安装的，这根水管偶尔停水，但能尽快修复供水；为更方便用水，村民又自行安装另一根水管，这根水管供水正常，蒙某3因建房用水量大，接杨某家村民自发安装的那根水管的水到自己家，现杨某家只有单位安装的水管供水使用，庭审中，杨某表示其家里有水用。从双方签订《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书》至今，18余年，双方没有争议。2016年，三都县政府在原被告所在地开发建设，征收了部分土地，补偿村民土地补偿款，原被告双方因对征地补偿款分配问题产生纠纷，协商未果，发生争议，三原告遂于2017年3月10日，诉与被告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到本院，本院受理后，原告撤诉。三原告又于2017年6月5日向本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经审理后，本院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是经原告、被告、组长、家族成员和寨子旁人共同充分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没有违反公序良俗，是符合当地风俗习惯和当时特定情况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协议双方应诚信履行协议约定，于2017年8月18日判决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2017年10月24日，三原告再以被告不尽扶养义务为由提起解除遗赠扶议纠纷到本院，在诉讼中，被告同意与原告解除遗赠扶养协议并同意退还低保卡和养老保险待遇卡，但是，要原告赔偿被告18余年的经济损失58余万元。上述事实有原告、被告的陈述、原被告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书》、三都县政府《田土承包合同书》、三都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表》、《征地拆迁补偿表》、领条复印件、证人证明、证人证言、（2017）黔2732民初281号民事裁定书、（2017）黔2732民初524号民事判决书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成立的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本案的原告杨某提出与被告蒙某3解除遗赠扶养协议，被告蒙某3表示同意，本院应予以准许。原告提出要求被告交还原告低保待遇的银行卡以及城乡养老保险待遇银行卡各一张，被告表示同意，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规定“扶养人或集体组织与公民订有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或集体组织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致协议解除的，不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其支付的供养费用一般不予补偿；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致协议解除的，则应偿还扶养人或集体组织已支付的供养费用。”本案查明的事实是被告已经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原告提出被告不尽扶养义务，未向本院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不履行扶养义务，因此，依法原告应当偿还被告已支付的安葬费用和供养费用。1998年11月5日，原告杨某以蒙国友房子两间半、田、土、山林一切由蒙某3所管为权利条件，来兑换蒙某3安葬蒙国友、以亲生女儿看待蒙国友的女儿、对杨某生养死葬义务。现被告蒙某3已经完成安葬蒙国友，安排蒙某2出嫁，扶养杨某18余年，可见，蒙某3已履行了该协议的大部分义务。蒙某3提出要原告赔偿共计58万元人民币，没有提供有资质部门的评估鉴定价格报告，但是，为安葬蒙国友与扶养杨某，蒙某3确实是付出了资金和劳动力的，本着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按照证人证明蒙某3安葬蒙国友支出费用16500元人民币情况，参照原被告所在地1998年时1万余元人民币可以购得一栋房屋或一套商品房，现2017年，一般较小的一套商品房都要20至30万元人民币才能买得到的物价情况，结合原被告所签定的协议，作为安葬与扶养条件的所有田、部分土、少部分山林已被政府部门征收及其房屋尚未被拆迁的现状，酌情由原告杨某偿还被告蒙某336万元人民币，故被告提出要求原告赔偿58万元人民币的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蒙某3提出精神损失赔偿问题，在解除遗赠扶养协议偿还方面，法律没有规定有精神损失赔偿，如被告精神方面确实受到损害，可以与原告协商解决，亦可另案起诉解决，故被告提出要求赔偿精神损失9万元的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蒙某3提出《协议书》上所写的两间半房屋是蒙某3父亲与蒙国友父亲共有房屋，蒙某3也有份额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关于三原告提出请求被告及第三人共同退还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共计424927元人民币问题，由于土地征收补偿款是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遗赠扶养协议解除后，原被告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亦可另案起诉解决。关于本案当事人的适格问题，按照遗赠扶养协议定义，本案的遗赠扶养协议一方当事人是杨某一人，另一方是蒙某3。蒙国友死亡后，属于蒙国友份额的房屋就变成了遗产，三原告均为第一继承人，原告蒙某1、蒙某2在《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书》上签名，仅表示其同意将其继承份额为杨某作为权利条件来兑换蒙某3的义务条件，蒙某1、蒙某2不是本案遗赠扶养协议适格的原告。法律规定土地只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国有土地，一种是农村集体土地，只有国家和农村集体组织才能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公民个人只能通过合法途径享有对土地的经营管理权，而不能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协议书》上写的“田土山林由蒙某3所管”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第三人蒙某4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杨某与被告蒙某3解除1998年签订的《关于蒙国友逝世协议》；二、原告杨某于本判决生效后90日内偿还被告蒙某3安葬蒙国友、扶养杨某等费用共计叁拾陆万元（￥360000.00）人民币；三、被告蒙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1日内交还原告杨某享有的国家农村低保待遇的农村信用社卡一张和城乡养老保险待遇银行卡一张给原告杨某；四、驳回原告杨某、蒙某1、蒙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672元，已减半收取3836元，由原告杨某、蒙某1、蒙某2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秀芬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莫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