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豫0102民初2115号原告：吴凤英，女，1937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楠，河南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路瑶，女，198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楠，河南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翟伟军，女，1969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成志，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律师。被告：赵军，男，1965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乐，河南高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路桂梅与被告翟伟军、赵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2015）中民二初字第1674号民事判决书，二被告不服，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查，发现原告路桂梅于2016年10月4日死亡，遂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2017）豫01民终130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程序不当为由撤销本院（2015）中民二初字第167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新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将原告变更为路桂梅法定继承人吴凤英、路瑶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凤英、路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楠，被告翟伟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成志，被告赵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归还二原告本金人民币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5月30日计算至本金全部偿还完毕之日）；2、本案的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3年5月30日，被告翟伟军以月息2分向路桂梅借款100万元，并出具借条，承诺2014年5月30日一次性归还本金。路桂梅于2013年5月30日当日就向被告账户转账100万元，翟伟军于当天向路桂梅账户打入2万元作为当月利息，并在之后每个月20日左右向路桂梅账户支付利息。2014年3月17日至2014年4月14日期间，路桂梅又陆续分四次以月息2分的利息借给翟伟军100万元。2014年5月30日，在首次100万元到期后，路桂梅同意翟伟军延期还款一年，翟伟军遂于当日给路桂梅重新打下一张借条，借条总金额为200万元，并承诺2015年5月30日一次性归还。之后翟伟军同样是每月20号左右支付给路桂梅月息4万元。2015年5月30日借款到期后，路桂梅多次找到翟伟军要求归还本金，被告一直没有归还。路桂梅因病于2016年10月4日去世，其法定继承人为女儿路瑶和母亲吴凤英。其法定继承人路瑶、吴凤英愿意参加本案诉讼，依法承继其诉讼主体资格。被告翟伟军辩称：一、翟伟军与路桂梅之间不属于真实的借贷关系，虽然借条属于其出具，但不是其真实意思。二、翟伟军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原告所诉的借款属于基于路桂梅要求帮忙和公司的需要，经翟伟军经手的投资款，依法应追加河南浙鑫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鑫公司）为本案被告。三、即便认定借条的法律效力，该借条未明确约定利息，也不能基于经翟伟军的协调浙鑫公司曾经还过月息2分的利息，而认定翟伟军对以后还要承担按照此标准承担给付利息的义务。因为自然人借款不适用于交易习惯认定借款利息。四、2015年1月22日的还款70万元以及后来的4笔5万元计款20万元，共计90万元，属于浙鑫公司停止付款后，因路桂梅催款压力，翟伟军自筹资金偿还的本金，不应与其他款项牵连，应折抵200万元本金的数额，折抵后只欠借款本金110万元。五、该案属于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1.该款项数额巨大，超出日常家事代理权范围的行为并没有用于家庭生活或家庭经营。2.借条明确为翟伟军本人借款。3.路桂梅在原审中提供的录音证据材料认可属于翟伟军帮忙给其投资在浙鑫公司，且高于其他人的利息。4.翟伟军并没有以此获利。被告赵军辩称：路桂梅与翟伟军200万元的借贷关系具体情况赵军不知情，但通过浙鑫公司出具的证明、代偿证明及银行流水，李晶账户转翟伟军账户利息明细、翟伟军与路桂梅的电话录音等可以看出，该笔款项有明确去向，到了浙鑫公司前法定代表人李晶开具的账户，并且浙鑫公司通过李晶的账户向投资二部经理翟伟军的账户上支出利息，再由翟伟军向具体的客户支付，本案是翟伟军向路桂梅支付利息。因此翟伟军的行为明显属于职务行为，其个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赵军自然就没有偿还夫妻共同债务的义务。原、被告各方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对各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记录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进行分析并认定本案事实如下：1.本案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本案所涉债权债务纠纷诉讼原告原为路桂梅，其于诉讼过程中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吴凤英、路瑶依法申请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将原告主体由路桂梅变更为吴凤英、路瑶二人。2.针对本案200万元借条的出具，被告翟伟军是否存在被胁迫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被告翟伟军仅提供证人证言达不到该条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院对被告翟伟军主张该借条的出具存在受胁迫的事实不予认定。3.路桂梅与翟伟军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原告为证明路桂梅与翟伟军之间存在20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交翟伟军出具的借条及转账凭证。被告翟伟军主张有关上述200万元款项非路桂梅与其本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交证人证言、浙鑫公司出具的证明、翟伟军工作胸牌、银行流水等证据。本院认为，翟伟军是否在浙鑫公司工作，该200万元是否通过翟伟军投入浙鑫公司并用于该公司经营，同路桂梅与翟伟军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之间并非矛盾或反对之逻辑关系，亦即即使路桂梅知道该200万元最终用于浙鑫公司经营活动，也并不必然导致该200万元款项在路桂梅与翟伟军之间形不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若翟伟军确系浙鑫公司职务行为，则其本人应当严格依照我国有关公司立法的规定，向路桂梅出具其作为浙鑫公司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并依法要求路桂梅将该200万元转至浙鑫公司账户或其指定账户，以防止其作为浙鑫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财产同被代理人浙鑫公司的财产发生混同。浙鑫公司2016年11月9日证明显示“路桂梅通过翟伟军在本公司投资”的内容及翟伟军以个人银行账户收取本案200万元款项的行为，亦可证明路桂梅与浙鑫公司之间没有形成设立有关本案200万元款项之法律关系的一致意思表示。本案中，浙鑫公司事后出具的相关证明及翟伟军工作证明，同路桂梅与翟伟军之间是否存在涉本案200万元款项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具关联性，不足以对抗原告证据。综上，原告提交的借条系被告翟伟军本人出具，且转账凭证能够证明被告翟伟军收到该200万元，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力远大于被告翟伟军提供的证人证言、浙鑫公司证明及翟伟军工作胸牌等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借条及转账凭证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该两份证据能够证明路桂梅与被告翟伟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4.针对借款是否约定有利息。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能够证明双方对200万元借款约定的月利率为2%，本院予以认定。针对被告翟伟军有关“自然人借款不适用于交易习惯认定借款利息”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此处规定并不要求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必须书面约定利息，只要当事人能够证明双方有明确利息约定的，均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路桂梅与翟伟军虽然在借条中没有书面约定利息，但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双方有明确的利息约定，即月利率2%，故本院对被告翟伟军的该辩称意见不予认定。5.本案所涉200万元借款是否为二被告共同债务。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本案200万元借款发生在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针对是否为二被告夫妻共同债务产生争议。本院认为，随着近几年民间借贷案件的高发，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也不断增多，此系司法实践难点之一，本院分析如下：其一，针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三条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同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由上，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有二：一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对外举债；二是所负债务系为夫妻共同生活之目的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本案中，双方对本案债务发生在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异议，所争议的为第二个构成要件，即本案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之目的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解决此争议须先行明确夫妻共同生活之界定和该构成要件之举证责任分配。其二，夫妻共同生活之界定。本案中，在认定被告翟伟军所借200万元款项是否用于二被告共同生活时，既要考虑二被告日常家庭生活，还要考虑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针对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夫妻生产、经营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规定，夫妻经营并不限于夫妻共同经营，则根据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对外经营所负债务亦不应限于夫妻共同对外经营，亦即夫妻一方对外经营所负债务在充分考虑生产经营活动性质、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作用、相对人是否善意等具体情形后，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结合本案证据，翟伟军举债后，无论其是否再以浙鑫公司名义对外投资，均不影响经营行为的认定。其三，针对夫妻共同债务（所负债务系为夫妻共同生活之目的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之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的情况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将债务人认定为夫妻一方，但基于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在民事活动中，夫妻一方虽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但实则因日常家庭生活或生产、经营活动而代表夫妻双方的情形多有发生；以上情形，作为债权人的第三人很难举证证明夫妻一方所举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基于以上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对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进行了规定，该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据此，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无论是因日常家庭生活，还是生产、经营活动，原则上均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该由夫妻共同偿还。但是，如果夫妻一方能够证明该债务确为另一方个人债务（即所负债务非属为夫妻共同生活之目的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那么其可以对抗债权人的请求。在举证责任分配时，法律允许未欠债的婚姻关系当事人举证证明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虽然该司法解释仅列举了两类属于个人债务的情形，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之立法规定，立法本身并不禁止未对外举债的夫妻一方以其他方式证明另一方所举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即所负债务非属为夫妻共同生活之目的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由上，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二个构成要件（所负债务是否系为夫妻共同生活之目的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夫妻一方或双方负担，债权人不负该举证责任。综上，结合夫妻共同债务之构成要件、夫妻共同生活之界定、夫妻共同债务之举证责任分配，本案所涉200万元款项是否属于二被告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仍应由二被告负担。因二被告所举证据均不能证明翟伟军举债后的行为非为二人共同生活，故应当认定本案200万元债务系二被告共同债务。6.本案所涉200万元借款本息的返还情况。诉讼中，原、被告针对被告翟伟军是否已返还90万元借款本金发生争议。本院认为，双方所争议的90万元款项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70万元款项和20万元款项。针对所争议的70万元款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该70万元款项系双方另一法律关系，同本案无关。针对20万元款项，原告提供的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终835号民事判决书能够证明该笔款项非偿还本案借款本金。综上，二被告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向二原告或路桂梅返还本金，本院认定200万元借款本金未返还。针对利息，二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向二原告或路桂梅支付2015年5月30日之后的利息，本院认定该日期之后的利息未支付。本院认为，二原告作为路桂梅法定继承人参加本案诉讼并依法享有路桂梅的合同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路桂梅与被告翟伟军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借款本金为200万元，月利率为2%。故被告翟伟军应当向二原告履行返本付息的义务，故本院对二原告要求被告翟伟军归还二原告借款本金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5年5月3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案借款发生在二被告婚姻存续期间，且二被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本案借款非为夫妻共同债务，故被告赵军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翟伟军、赵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吴凤英、路瑶返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5年5月3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12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28680元，由被告翟伟军、赵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军波审判员  毛大帅审判员  陈俊南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春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