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1971行初317号原告刘洪玉，女，197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祁东县，委托代理人付三元，广东法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建设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1900730485847B。法定代表人尹锡棋，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林坤麟，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翟连带，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仁济堂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莞城金牛路4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281829156R。法定代表人谭伟。原告刘洪玉不服被告东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东）食药监投复[2017]0132号《投诉举报答复函》行政纠纷一案，于2017年6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东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三人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仁济堂药业有限公司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付三元，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林坤麟、翟连带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洪玉诉称，首先，袁屋边仁济堂药店向被告提供由第三人出具的《东莞国药集团仁济堂药业有限公司销货清单》（编号NO:2012012049206），购货单位：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仁济堂药业有限公司袁屋边仁济堂药店（西平），时间为：2012年1月20日10:37:25。该《销货清单》里包含了袁屋边仁济堂药店向原告出售的两盒产品：一盒为“正官庄高丽参地字15支600g韩国大韩”，批号/有效期为20090908。另一盒为“正官庄高丽参天字20支600g韩国大韩”批号/有效期为20110429。此《销货清单》盖有第三人单位的发票专用章，此证据也由被告在(2016)粤1971行初765号案件中提交，依此足以证明第三人向其下属企业袁屋边仁济堂药店销售，袁屋边仁济堂药店向原告出售的案涉产品名称为“高丽参”而非“高红丽参”。其次，被告在（2016）粤1971行初765号案件中提交的《药品管理系统销售历史》显示销售时间2016年6月4日10:40，药品编码38004909，品名、规格、产地分别为正官庄高丽参、地字15支600g、韩国。药品编码38004904，品名、规格、产地分别为正官庄高丽参、天字20支600g、韩国。此产品名称与前述《销货清单》完全一致。依此亦可认定案涉产品名称为“高丽参”而非“高红丽参”。再次，袁屋边仁济堂药店与被告在（2016）粤1971行初765号案件中提交的袁屋边仁济堂药店对案涉产品的标签同样标注为“正官庄高丽参”。且袁屋边仁济堂药店向原告出具的《收据》（NO.011410）品名或者项目同样列明为“正官庄地字15支高丽参（600g）、正官庄天字20支高丽参（600g）”，《东莞国药仁济堂袁屋边药店购物机打小票》之名称也分别为：正官庄高丽参，规格：地字15支600g大韩民国人参公社20090908。正官庄高丽参，规格：天字20支600g大韩民国人参公社20110429。以上证据均可证明第三人向袁屋边仁济堂药店销售并由袁屋边仁济堂药店向原告出售的案涉为“高丽参”而非“高丽红参”。第四，《进口药材批件》（JY20090160）批准进口的药材名称中文名为“高丽红参”，别名“无”，英文名为：“RADIXGINSENGRUBRA”。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验报告书》（报告书编号：YJ201105983YJ201105979）之检品中文名称亦为“高丽红参”，检品英文名称为：“RADIXGINSENGRUBRA”。但案涉产品为铁罐包装，其主视图显著标识产品唯一的中文名称为“高丽参”，并无“高丽红参”的中文标注，且英文名称同为“KOREAREDGINSENG”,与《进口药材批件》（JY20090160）及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验报告书》（报告书编号：YJ201105983YJ201105979）的中文及英文名称均不相同，依此可知《进口药材批件》（JY20090160）批准进口的药材名称及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验报告书》（报告书编号：YJ201105983YJ201105979）之检品均与案涉产品无关。第五，尽管袁屋边仁济堂药店在其中的一盒“天字20支600g大韩民国人参公社20110429”自制标签上写有名称为“高丽红参”，但未经相关行政机关核准，无法律效力，即“高丽参”就是“高丽红参”无任何法律依据。何况另一盒“地字15支600g大韩民国人参公社20090908”的标签上仍就标识为名称“高丽参”而非“高丽红参”。被告未依进口产品的原始出签认定产品的中英文名称，反而仅凭第三人的诡辩即认定“高丽参”就是“高丽红参”既失专业水准，更悖职业操守。最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食药监政信函[2016]803号）表明：“我国批准过从韩国进口名称为“高丽红参”的药材，未批准过从韩国进口名称为“高丽参”的药材。目前“高丽红参”是我国进口药材品种名称，“高丽参”不是我国进口药材品种目录名称。”该《告知书》已经清楚表明，“高丽参”不是“高丽红参”，“高丽参”为未经我国批准进口，也不是我国进口药材品种目录名称，“高丽红参”为我国批准进口且属于我国进口药材品种目录名称。同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司《关于查处违法进口高丽参的紧急通知》（药管市[2000]27号）也能证明“自1999年5月1日《进口药品管理办法》颁布执行以来，我局未审批同意进口‘高丽参’在国内市场销售，请你们立即对市场上销售的‘高丽参’组织查处，严厉打击走私进口中药材。”依此也能证实“高丽参”自1999年5月1日起即为严厉打击的走私进口中药材。第三人销售的“高丽参”应当依法认定为假药。被告对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函不予引用，反而采信第三人的信口雌黄。鉴于被告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食药监政信函[2016]803号）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司《关于查处违法进口高丽参的紧急通知》（药管市[2000]27号）于不顾，对于案涉产品明显属于非法进口，无合法来源，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进口管理办法》、《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之相关规定，被告无视这一客观事实，为违法商家代言，并为其看家护院，包庇、纵容第三人违法行为，俨然违法商家的“家丁”与“打手”。对于原告积极行使宪法赋予其对违法行为的检举、揭发权不闻不问，反而穷尽一切手段进行打压，其行为违反了《行政处罚法》、《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因第三人已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被告既不查处，也不将此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行为已涉嫌行政不作为甚至严重渎职。请求法院判令：一、撤销（东）食药监投复[2017]0132号《投诉举报答复函》。二、被告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履行对当第三人涉嫌销售非法进口药品之违法行为履行查处、奖励和告知义务。三、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刘洪玉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东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东）食药监投复〔2017〕0132号《投诉举报答复函》，证明被告未对原告关于第三人涉嫌销售非法走私进口药材违法行为之投诉举报尽查处之责，其行政行为违法。2、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作出的食药监政信函〔2016〕803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我国批准过从韩国进口名称为“高丽红参”的药材，未批准过从韩国进口名称为“高丽参”的药材。目前，“高丽红参”是我国进口药材品种名称，“高丽参”不是我国进口药材品种目录名称。即“高丽参”不是“高丽红参”，非同一产品，“高丽参”为禁止进口，“高丽红参”允许进口。故，涉案产品为走私进口药材。3、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作出的食药监政信函〔2016〕545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继续查处违法进口高丽参的紧急通知》（药管市〔2000〕27号）文件至今有效，未被废止。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作出的药管市〔2000〕27号《关于继续查处违法进口高丽参的紧急通知》，证明自1999年5月1日《进口药品管理办法》实施以后，“高丽参”即为我国禁止进口，且被列为严厉打击的走私进口中药材。5、收据、购物小票，证明涉案产品的药材名称为“高丽参”，而非高丽红参。6、药品管理系统销售历史/产品图片，证明内容同证据5。7、东莞国药集团仁济堂药业有限公司销货清单，证明内容同证据5。8、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进口检验报告书》（报告书编号YJ201105983）证明报告书中的检品中文名称为“高丽红参”,检品英文名称为：“RADIXGINSENGRUBRA”，而涉案产品的中文名称为“高丽参”,英文名称为：“KOREAREDGINSENG”，即涉案产品与该报告之检品不符。9、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口药材批件》（YJ20090160号），证明该批件中被批准进口的药材名称中文名称为“高丽参”,无别名，英文名称为：“RADIXGINSENGRUBRA”，而涉案产品的中文名称为“高丽红参”,英文名称为：“KOREAREDGINSENG”，即涉案产品与该进口药材批件批准进口的药材不符。10、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之国家企业信用信息询查，证明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之经营范围未含药品（药材），即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未依法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且已被列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黑名单。11、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作出的食药监办稽函〔2017〕47号《关于非药品经营单位销售中药材有关问题的复函》，证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规定，凡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只能销售未进入药用渠道的中药材，不得宣称中药材的功能主治，用法用量。依此因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未依法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其所销售的仅为未进入药用渠道中药材，且不得宣称中药材的功能主治，用法用量。但涉案产品却宣称【功效】“病后体质虚弱、产前产后衰弱、更年期、食欲不振、宿醉、对于补强精力防止衰老更有特别功效。”【用量】“治疗剂、短期服用时：50-60克，补养剂、长期服用时12-20克。”依此亦知涉案产品与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被允许销售的产品不符。被告东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辩称，一、针对原告投诉事项，市食药监局的处理符合法定程序。2017年3月6日，原告向市食药监来信投诉，反映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仁济堂药业有限公司（下简称“仁济堂”）涉嫌销售非法进口药品的问题，要求依法进行查处。2017年3月22日，市食药监局分别向惠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寄送《关于协查高丽红参有关情况的函》,并分别于2017年4月14日、21日收到相应的关于协查高丽红参有关情况的复函。2017年5月22日，市食药监向原告寄送（东）食药监投复【2017】0132号《投诉举报答复函》，把处理情况告知原告。依《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第15条“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机构或者管理部门收到投诉举报后应当统一编码，并于收到之日起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未按前款规定告知的，投诉举报自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机构或者管理部门收到之日起第5日即为受理。”及第20条第1款“投诉举报承办部门应当自投诉举报受理之日起60日内向投诉举报人反馈办理结果…….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30日；第3款第3项“下列时间不计算在投诉举报办理期限内：（三）其他部门协助调查所需时间”及第38条“本办法规定的投诉举报受理、办理等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的规定以及可知，市食药监局已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办理原告的投诉举报，并告知办理结果。二、针对原告的投诉事项，市食药监局的处理情况。2017年3月17日，市食药监局对仁济堂进行现场检查，未能发现原告投诉举报的生产日期为20090908的高丽红参（包装规格：地，600克，15支）及生产日期为20110429的高丽红参（包装规格：天，600克，20支）。仁济堂提交了有效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涉案产品的购进单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口药材批件》、检验报告及供货商的资质证明文件。后经询问调查，仁济堂确认销售过被投诉举报的涉案产品并主张购进的涉案产品虽然标示为“高丽参”，但其实际购进的为“高丽红参”。2017年3月22日，市食药监分别向惠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寄送《关于协查高丽红参有关情况的函》,并分别于2017年4月14日、21日收到相应的关于协查高丽红参有关情况的复函，确认以下事实：（1）供货商龙门医药有限公司是合法药品经营企业并更名为“惠州市龙之源药有限公司”；（2）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是合法药品经营企业，为韩国人参公社生产“正官庄牌高丽红参”的进口代理商（负责进口批件、报关、商检、药检等），不进行销售，并于2009年12月17日取得编号为JY20090160号的《进口药材批件》;（3）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进口的高丽红参的经销商为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后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出具《“正官庄”回复函》，确认涉案产品是该公司授权韩国高丽参（中国）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干诺道西88号粤财大厦30楼，电话0852-254××××4）经销，现已将商品经销商更改为本公司，同时确认涉案产品均为韩国正品的高丽红参。经过一系列调查，原告认为涉案产品有合法的来源并于符合资质的药店内销售，不存在销售走私进口中药材之嫌，违法事实并不成立。2017年5月22日，市食药监局向原告寄送（东）食药监投复[2017]0132号《投诉举报答复函》，把处理情况告知原告。因此，针对原告的投诉举报，市食药监局已依法进行调查处理，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三、认定涉案产品是否合法应从涉案产品实物本身考量。涉案产品标签上名称虽使用“高丽参”，但实际上是高丽红参。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是涉案产品的进口代理商，其依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进口药材批件》（JY20090160号）进口涉案产品。该进口药材批件显示，药材的名称是“高丽红参”，故可得知涉案产品就是高丽红参。另，从名称上看，《2008年版上海市中药炮制规范》第140页关于高丽红参的习用名称就包含高丽参。在涉案产品中，其中“正官庄”天字20支装该盒的标签名称显示了“高丽红参”和“高丽参”，这也侧面放映了“高丽红参”和“高丽参”为同一产品高丽红参的不同表述。且在国内消费市场，市面上俗称的高丽参实质上就是高丽红参；从淘宝、京东、百度等网站输入“高丽参”或“高丽红参”显示的产品名称亦以“高丽参”为主。结合《“正官庄”回复函》第2条第1款“……外包装设计皆以“高丽参”字样，以示产地正宗”，高丽参为高丽红参的俗称。最后，从人参行业来看，高丽参按加工工艺可分为水参、红参、太极参及白参。而高丽红参指人参皂含量较高的红参。一般来说，在不加以说明的前提，国内的高丽参一般指高丽红参。故，本案中涉案产品为高丽红参，产品名称并不影响产品最终定性。四、市食药监局对原告作出不予奖励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根据《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第4条第1款“举报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有明确的举报对象、具体的举报事实及证据”的规定，举报奖励的前提应有具体的举报事实。现市食药监局经过调查认定涉案产品来源合法，仁济堂不存在违法行为，故市食药监局对原告作出不予奖励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市食药监局对投诉事项已依法进行处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不存在应撤销的情形，原告诉请无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东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关于对东莞国药集团仁济堂药业有限公司销售非法进口中药材之举报（投诉）》、原告的身份证、收据、销售情况、产品图片、食药监政信函[2016]1097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EMS底单、东食药监投受[2017]0132号《投诉举报受理告知书》及EMS底单，证明原告向被告投诉仁济堂涉嫌销售非法进口产品“高丽参”，被告于2017年3月14日作出受理决定。2、现场检查笔录、营业执照（第三人）、《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涉案产品的购进单据及发票、供货商的资质证明文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口药材批件》、《检验报告书》，证明经现场检查，涉案产品具备齐全的销售单据、进货单据等产品合格证明，并在符合资质的药店内销售。3、《询问调查笔录》、委托书、谭伟、温小君身份证、《仁济堂关于正官庄高丽参说明》，证明经询问调查，仁济堂确认销售过被投诉举报的涉案产品并主张购进的涉案产品虽然标示为“高丽参”，但其实际购进的为“高丽红参”。4、惠州市的《关于协查高丽参有关情况的函》及其EMS底单、惠食药监稽函[2017]192号《关于协查高丽参有关情况的复函》、龙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核查高丽红参有关情况的复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龙门医药有限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龙门医药有限公司）、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龙门医药有限公司）、企业名称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龙门医药有限公司）、惠州市药品经营企业信息登记表、惠州市龙之源医药有限公司工商查询信息、《关于协查高丽红参有关情况的函》（惠州市龙之源医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惠州市龙之源医药有限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惠州市龙之源医药有限公司）、变更记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惠州市龙之源医药有限公司）、上海市的《关于协查高丽红参情况的函》及其EMS底单、《关于协查高丽红参情况的复函》（上海市）、药品经营许可证（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委托代理进口协议》、《进口药材批件》、《检验报告书》（上海市）、“正官庄”回复函，证明涉案产品为正派产品，具有合法来源。5、（东）食药监投复[2017]0132号《投诉举报答复函》、EMS底单，证明被告已在法定期限内把要投诉举报的处理情况告知原告。6、法律依据，证明本案适用的法律。第三人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仁济堂药业有限公司未向本院陈述意见以及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于被告提交的正官庄牌高丽红参标签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由于该照片中盖有“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公章，本院经审查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对于本案中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6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一份《关于对东莞国药集团仁济堂药业有限公司销售非法进口中药材之举报（投诉）》，称其在第三人处购买大韩“正官庄”地字15支高丽参（600g）1盒，15580元/盒，“正官庄”天字20支高丽红参（600g）1盒，23940元/盒，共计39520元，由于上述药材属于非法进口，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条等相关规定，要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受理、查处与奖励职责，并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销售小票和收据等证据。2017年3月14日，被告作出东食药监投受[2017]0132号《投诉举报受理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决定对原告的投诉进行受理。2017年3月17日，被告对第三人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2017年3月29日，被告对第三人员工温小君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第三人在调查期间向被告提供了公司的《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商品质量验收记录单、发票，龙门医药有限公司的销售单、《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口药材批件》、《进口检验报告书》等证据。2017年3月21日，被告向惠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关于协查高丽红参有关情况的函》，请求该单位核查龙门医药有限公司经营资质以及是否销售过上述药材给第三人等相关情况。2017年4月14日，惠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被告作出惠食药监稽函[2017]192号《关于协查高丽参有关情况的复函》，并提供了龙门医药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企业名称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等证据。2017年3月21日，被告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关于协查高丽红参情况的函》，请求该局协查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经营资质、是否取得《进口药材批件》等相关情况。2017年4月21日，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被告作出《关于协查高丽红参情况的复函》，称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取得了《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进口药材批件》，受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委托，系韩国人参公社生产的“正官庄牌高丽红参”的进口代理商，并提交了药品经营许可证（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官庄流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委托代理进口协议》、《进口药材批件》、《检验报告书》等证据。上述委托代理进口协议由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甲方）、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乙方）、韩国人参公社三方（丙方）签订，约定乙方根据甲方的委托向丙方进口高丽红参。上述《进口药材批件》（YJ20090160）系由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作出，批准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向韩国人参公社进口高丽红参（英文名称：RADIXGINSENGRUBRA）。2017年5月19日，被告向原告作出（东）食药监投复[2017]0132号《投诉举报答复函》并送达原告，告知原告：第三人是一家合法的药品经营企业，第三人销售的上述药材来源合法，购销过程未存在违法行为，依据《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根据《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原告的投诉不符合奖励条件。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地支15支（600g）规格药材的中文标签显示：1、产品名称为高丽参；2、进口药材批件文号：YJ20090160；3、经销商：韩国高丽参（中国）有限公司，地址：香港甘诺道西88号粤财大厦30楼，电话：（852）25460044：（20）83365092。天支20支（600g），除产品名称为高丽红参外，其他内容均与地字15支（600g）一致。另外，上述两种药材的外包装均有“高麗参”、“KOREANREDGINSENG”、“大韓民國人参公社”的字样。本院认为，参照《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项“地方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工作，主要履行下列职责：（二）调查处理本行政区域的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并发布相关信息”及第九条“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受理的投诉举报进行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投诉举报人，及时解决和回应公众诉求”的规定，被告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负有对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食品药品投诉举报进行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投诉举报人的法定职责。原告于2017年3月6日向被告进行投诉，被告受理后进行调查核实，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案涉《投诉举报答复函》并送达原告，其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作出案涉《投诉举报答复函》是否合法有据。第一，根据被告提交的第三人《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商品质量验收记录单、发票，龙门医药有限公司的销售单、《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口药材批件》、《进口检验报告书》、惠食药监稽函[2017]192号《关于协查高丽参有关情况的复函》等证据，可知证明第三人系具有法定资质的药品经营企业；第三人向原告销售的涉案药材系由具有法定经营资质的供货商惠州市龙之源医药有限公司（原龙门医药公司）供货；第二，原告主张第三人存在销售非法进口中药材的行为。因此，被告作出的涉案《投诉举报答复函》是否合法关键在于涉案药品是否为合法进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39条、第40条、第41条等条款以及《进口药材管理办法（试行）》有关条文的规定，中药材的合法进口必须经过进口批准、备案登记和检验合格等程序，需要取得《进口药材批件》、《进口药品通关单》、《进口药材检验报告书》等相关文件。本案中，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已经向法院提供了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取得的中文名称为高丽红参、英文名称为RADIXGINSENGRUBRA的药材的《进口药材批件》（JY20090610号）、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针对地字（600g）高丽红参作出的《检验报告书》（报告书编号：YJ201105983）、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针对天字（600g）高丽红参作出的《检验报告书》（报告书编号：YJ201110924），《进口药品通关单》（07T2010B00013），根据这三份法律文件可知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进口的韩国人参公社生产的高丽红参地字（600g）、高丽红参天字（600g）是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口、经过登记备案和检验合格的药材。第三，涉案药品分为两种，一种为地字15支（600g），另一种为天字20支（600g）。两种药品标签中均有标明进口药材批件号为：JY20090610。该药材批件号与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取得的中文名称为高丽红参、英文名称为RADIXGINSENGRUBRA的药材的《进口药材批件》（JY20090610号）相互一致。但问题在于，地字15支（600g）标签中显示产品名称为“高丽参”，且两种药品外包装中均标示为“高丽参”和“KOREANREDGINSENG,与上述进口药材批件的内容不一致。此外，标签中显示的经销商为韩国高丽参（中国）有限公司，而非《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中的委托方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且该两个公司之间的关系仅有相关方的书面陈述，但并无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涉案药品是否属由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合法进口存疑，被告提交的涉案证据尚无法充分证明第三人向原告销售的涉案药材属于合法进口药材，而其作出的涉案《投诉举报答复函》认定第三人销售的涉案药材来源合法且履行了《药品管理法》规定的主体责任，购销过程未存在有违法行为；决定不予立案和认为原告的投诉举报不符合奖励条件，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并应当重新进行调查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东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的（东）食药监投复[2017]0132号《投诉举报答复函》；二、责令被告东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就原告刘洪玉的投诉举报重新调查处理。本案收取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刘洪玉承担。审 判 长  余燕飞审 判 员  李洪朝人民陪审员  罗治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书 记 员  嘉 鹏王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