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民终29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电局，住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桂花路14号。负责人：李涟叶，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商瑞崇，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开放，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毕节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桂花路。负责人：张立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仁吉，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超，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电局（下称毕节供电局）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毕节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毕节市房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7）黔0502民初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毕节供电局的上诉请求是：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口头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从涉案款项交付的时间节点和上诉人提交的表格制作成本费收据背面标注等证据来评价，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对于上诉人主张返还的85335元，庭审中被上诉人已明确表示认可收到该笔款项，但认为该款项属于因上诉人结算错误而超支的工程款，并建议上诉人通过主张返还不当得利而取得该笔款项。而上诉人主张该款项并非超支的工程款，而是委托被上诉人代办房产证、土地使用证的代办费用。第二、上诉人于2001年9月24日与被上诉人签订《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协议书》，双方约定由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代建职工住房。此后，上诉人分别于2002年4月15日、2002年8月7日、2003年5月7日、2003年9月16日向被上诉人拨付了50万元、50万元、180万元、25万元工程进度款，四次拨款共计305万元。2003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递交《毕节供电局2、3、4、6号职工住房工程结算清单》，该清单明确记载代建费用总额为3384665.06元，上诉人已拨费用为305万元，还应补付被上诉人余款334665.06元。被上诉人递交《毕节供电局2、3、4、6号职工住房工程结算清单》后，因上诉人需要办理房产证、土地使用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协商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代为办理房产证、土地使用证事宜，代办费用和工程余款取整共支付被上诉人42万元，即代办费用为85335元。上诉人遂于2004年3月11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该42万元款项。此外，《毕节供电局2、3、4、6号职工住房工程结算清单》中工程总额、已付费用及应补付费用数额具体明确，且应补费用仅为334665.06元，上诉人在支付工程款时不但不削减应补款项，反而超过应补款额支付，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从涉案款项交付的时间节点来看，该85335元费用不可能是超支的工程款，而应是委托代理办证费用。第三、被上诉人在80元的表格成本费收据背面注明，该80元是因办理产权证而支出，从该标注也能反映出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办产权证的事实。事实上，该80元是被上诉人在代办证件过程中，于2004年3月12日交给房产局的工本费，被上诉人交费后于2004年4月17日将该收据拿到上诉人处报销，并在收据背面标注支出原因，上诉人时任工会主席王远鹏于2004年6月12日审批同意在职工筹资建房款中列支。因此，从表格制作成本费收据背面标注来看，该85335元也应当认定为委托代办房产证、土地使用证的代办费用。综上所述，上诉人提交的《毕节供电局2、3、4、6号职工住房工程结算清单》、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共支付347万元的收据及表格成本费收据背面的特别标注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上述证据能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成立，而被上诉人至今均没有履行代理办证义务，甚至拒绝履行代理办证义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已支付的代办费用和相应孳息。被上诉人毕节市房开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开发建设协议已经约定相关手续由上诉人负责。其次，被上诉人只是作为代建方，负责上诉人的2、3、4、6号职工住房工程的监管服务工作并收取相应的服务费，具体的施工单位是上诉人自己招标的。第三、2004年3月11日收据上载明收到的42万元是工程款，上诉人领取后已经全部支付给了施工单位。至于为什么支付42万元的工程款，可能是因为施工单位与上诉人之间还有其他一些小型的附属工程一起结算，也不排除是由于上诉人的工作疏忽，多支付了85335元的工程款。第四、若双方之间成立口头委托关系，并支付了85335元的代办费，那么该笔费用应当包括了办理房产证以及土地证所需的一切费用，被上诉人在花费80元代上诉人购买了40份办证确权表格后，不可能再行向上诉人收取费用，上诉人也不可能同意报销该80元。且如果双方之间形成了办证的委托合同关系，不可能不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即使出于信任没有签订委托合同，在支付42万元工程款给被上诉人时也应当在收据上注明包含办证费用。第五、若双方之间存在口头委托合同关系，应当对履行期限进行了约定，然而从2004年至今已经10多年，在此期间从未给上诉人办理过任何证件，上诉人从未要求被上诉人退还办证费用，有违常理。并且，即使假定存在口头委托合同，也超过诉讼时效。二、双方之间签订的委托代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双方之间未设立新的口头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主张的85335元工程款已经支付给了施工单位，如果上诉人认为多拨付了工程款，应向施工单位主张。上诉人毕节供电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原告85335元，该款项从2004年3月1日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期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以及原告所支出的评估费12324.00元、标书费200元和制作表格成本费80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2001年9月24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经济适用房住房开发建设协议书》约定：开发建设的项目为洪南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地点为洪南电力基地；甲方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所需的土地，并按规定办理土地使用的有关手续；乙方负责项目实施的各项手续，并组织勘探、设计、施工等项工作。2001年9月2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毕节供电局、毕节地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毕节供电局为解决职工住房的需求，与毕节地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共同签订“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协议书”，该协议书只作为办理相关手续用，具体操作双方需再行协商，另行签订协议。合同签订后，原告毕节供电局分四次共拨付工程款人民币3050000元给被告毕节市房开公司（分别为：2002年4月15日拨付工程款500000元、2002年8月7日拨付工程款500000元、2003年5月6日拨付工程款1800000元、2003年9月16日拨付工程款250000元，共计人民币3050000元）。2003年10月1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毕节供电局2、3、4、6号职工住房工程结算清单，清单注明该项目合计费用总额为3384665.06元,已拨工程费用为3050000元，应补工程费用余款334665.06元。2004年3月11日，原告向被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4200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该收据载明：今收到毕节地区供电局交来电力基地住宅工程款42万元正。2004年2月11日，原告向原贵州省毕节地区物价局支付标书费人民币200元。2004年3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到其支付的表格成本费80.00元，同时被告在该张收据背面注明：本收据为购办理供电洪南基地经济适用房（2#、3#、4#、6#）产权证，办证确权表格40份，计80元正。收费单据在房产局。同时原告职工王远鹏在该张收据背面注明同意在职工集资建房款中扣除。2004年4月19日，原告向毕节地区迁禧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评估费人民币12324.41元。2016年，审计部门对原告单位进行审计时指出，毕节供电局洪南基地坐落于七星关区洪南路，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该地块共145户，目前职工自己已经办得房产证、上市准入证，但未办得土地证的有105户；未办得房产证、上市准入证、土地证的还有40户。2016年6月13日，原告发函给被告，该函载明：毕节市房地产开发公司，2004年我局工会预付贵公司集资建房（40户）办证费85334.76元，房产证至今未办下来。今年审计部门对我局工会经费审计时发现这笔款项还在应收往来账上。现请贵公司尽快将此款归还我局工会为谢。后被告与原告协商不成，遂以前述诉请诉来法院。另查明，被告承建的洪南电力基地2、3、4、6号职工住房共40套房屋。一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原告诉请的解除原、被告之间口头订立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诉请，因原告所举证据仅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多付的工程款人民币85335元及代原告购买办证表格支付费用人民币80元，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口头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原告85335元，该款项从2004年3月1日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期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诉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支付给被告的款项85335元的时间为2004年3月11日，至原告起诉到法院的时间（2017年1月4日）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且在此期间未发生过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延长的情形，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诉请的要求被告返还原告支出的评估费12324元、标书费人民币200元、制作表格成本费80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因原告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评估费、标书费的用途，且评估费人民币12324元、标书费人民币200元不是被告向原告收取，制作表格成本费80元系被告代原告交到房产局，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一审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电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48元，由原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电局负担。二审中，双方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是以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提起的诉讼，故本案的案由应当为委托合同纠纷，双方对此无异议，据此，本院将一审确定的案由修正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二、若本案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故上诉负有证明合同订立事实的举证责任。从本案看，上诉人无任何一份证据有上诉人签字认可的内容载明有委托的事实或者代为办证的事实，故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办证的委托合同关系。据此，本案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对上诉人的全部请求均不予支持。对于焦点二：因上诉人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而审查诉讼时效应当以确定法律关系为前提，故对诉讼时效也不再审查。一审在否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又对诉讼时效进行审查，没有事实基础，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虽然对诉讼时效进行审查不当，但是判决结果正确，本院纠正后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48元，由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毕节供电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雄审判员 张 晶审判员 徐 洪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