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1）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294号原告：刘展光，男，196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淑娟，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刘爱灵，女，1950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利永波，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煜刚，男，1948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系被告刘爱灵之夫。被告：刘活玲，女，1951年8月26日出生，美国公民，住美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利永波，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挺光，男，197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利永波，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晶，女，197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系被告刘挺光之妻。被告：章文灿，男，1935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刘妙莲，女，1934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芦玉玲，女，1951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列被告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利永波，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被告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樯，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秀玲，女，195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被告：刘凤玲，女，1958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被告：阮德恩，女，198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上列被告刘秀玲、刘凤玲、阮德恩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兆仁，广东泰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宝光，男，195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伟，男，1983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系被告刘宝光之子。原告刘展光与被告刘爱灵、刘活玲、刘挺光、刘秀玲、刘凤玲、阮德恩、刘宝光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6月20日立案后，诉讼中，根据原告刘展光申请，依法追加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2年3月23日、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根据被告刘秀玲、刘凤玲申请，因本案须以另案［本院（2011）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295号案］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经审查于2013年3月20日作出口头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本院恢复审理本案，并于2017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展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淑娟、赵艳，被告刘爱灵（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煜刚）、刘活玲、刘挺光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利永波，被告刘凤玲（未到庭）、阮德恩（未到庭）、刘秀玲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兆仁，被告刘宝光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伟，被告章文灿（未到庭）、刘妙莲（未到庭）、芦玉玲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利永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展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原告刘展光拥有刘奇开赠送给原告的位于中山市××来路中医院商业楼铺面房（该铺面房××路中医院商业楼2-D-2-G轴线，分为A、B、Ｃ、D、E五卡，以下统称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中的D、E两卡铺位的产权份额。诉讼中，原告刘展光增加其第2项诉讼请求为：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中的D、E两卡铺位的租金收入1071621.45元及该租金利息l28816.04元归原告刘展光所有（租金及租金利息自2010年9月28日起算，暂计至2014年6月30日，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后原告刘展光变更其前述第1项诉讼请求为：被告刘爱灵、刘活玲、刘挺光、刘秀玲、刘凤玲、阮德恩、刘宝光、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交付原告刘展光享有的由刘奇开赠送给原告的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中的D、E两卡铺位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原告刘展光并当庭撤回其前述第2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是政府因拆迁孙文中路178路而补偿给原告父亲刘奇开和原告兄妹四人（刘宝光、刘秀玲、刘凤玲、刘展光）的。该五卡铺面的建筑面积合计为179.376平方米，每卡的建筑面积分别为A卡41.736平方平方米、B卡35.067平方米、C卡35.067平方米、D卡33.744平方米、E卡33.744平方米。该房产的产权份额由原告父亲刘奇开和原告兄妹四人共同拥有，其中原告父亲刘奇开的产权份额是75.39%（折算为建筑面积是135.24平方米）；原告兄妹四人的产权份额合计为24.61%（折算为建筑面积是44.136平方米），每个人的产权份额为6.1525%（折算为建筑面积是11.034平方米）。该房地产的权属证书目前尚未出证。2010年9月27日，原告父亲刘奇开亲手交给原告两份《赠送书》。在其中一份《赠送书》中原告父亲刘奇开将前述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中的D、E二卡铺位的产权份额（该两卡铺位的建筑面积合计67.488平方米，占取本房产全部产权份额的37.62%）赠送给原告。在另一份《赠送书》中原告父亲刘奇开将中山市竹苑新村银竹街7号第8卡铺面（以下统称银竹街7号8卡商铺）属于刘奇开名下的35/75所有权份额赠送给原告（原告另案主张权利）。原告当时即表示接受原告父亲刘奇开的赠送。该两份《赠送书》是原告父亲刘奇开的真实意思表示，刘奇开在该两份《赠送书》上加盖了其私人印章，并且按上了指纹。原告父亲刘奇开将该份《赠送书》交给原告时，原本预定要找一个时间一起去办理赠与公证手续。但原告父亲刘奇开当时患有糖尿病及并发肾病，行动不是很方便。刘奇开将《赠送书》交给原告几天之后，刘奇开的糖尿病病情加重，并于2010年10月18日到中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刘奇开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50余天，于2010年12月7日出院。2010年12月12日，原告父亲刘奇开因上消化道出血不治不幸于家中病逝。所以，该份房产的赠与公证手续未能去办理。原告认为，原告父亲刘奇开有权将其所有的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中的D、E两卡铺位的产权份额赠送给原告，原告深感父亲刘奇开的恩惠和期望，愿意接受赠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5条的相关规定，原告和原告父亲刘奇开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告据此取得了原告父亲刘奇开赠送给原告的相关房产之产权份额。因此，为维护原告父亲刘奇开的意愿和原告的合法权利，原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诉请。诉讼中，原告刘展光补充事实与理由：根据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39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刘奇开事实上享有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中的78.28%的产权份额，但是刘奇开赠送给原告的D、E两卡铺位的占有产权份额为33%左右，原告并没有处分不属于原告的财产。原告刘展光对其主张的事实及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主要证据有：1.《房屋拆迁协议书》；2.《房屋拆迁补充协议》；3.原告母亲郑俭冰的《遗嘱》；4.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C、D、E五卡铺位中D、E两卡商铺《赠送书》；5.《死亡医学证明书》；6.《婚前约定书》；7.《关于刘奇开父亲的遗产处理的初步程序协议》；8.保险箱、恒温箱财产物品清单；9.照片多份；10.原告父亲刘奇开2007年9月12日所立具《遗嘱》；11.中山协和耳鼻喉医院检验报告单；12.中山市中医院门诊病历；13.中山市中医院生化检验报告单；14.中山市中医院B超检查申请单；15.中山市人民医院疾病证明书；16.《慢性肾功能衰竭》节选；17.《糖尿病就得这么治》节选；18.《关于杰元眼镜的继承班子的基本条件》（原告父亲2010年1月1日交给刘凤玲）；19.《关于杰元眼镜的继承班子的基本条件》（原告父亲2010年1月1日交给刘展光）；20.录音1-2（手机录音）；21.中山电视台中山故事栏目2011年12月18日节目-老字号“刘杰记”；22.《杰元眼镜公司章程》；23.《“杰元”商标异议裁定书》；24.律师函；25.原告父亲刘奇开回复原告长兄刘宝光的信件；26.原告对刘爱灵等6名被告提交的二份录音所作的文字整理；27.中山市东区杰元眼镜行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28.中山市东区爱华眼镜店的机读档案登记资料；29.中山市石岐区刘杰记杰元眼镜行的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二份）；30.《广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参保人员门诊特定项目申请单》；31.被告章文灿等提交的刘奇开立于2005年的《遗嘱》；32.产权转让证明；33.房地产买卖契约；34.委托代理合同；35.《关于要求立即公开盘点清查结果的请求》；35.电子邮件多份；36.章文灿的亲笔信件；37.章文灿在2011年1月9日向各继承人发出的《通知》；38.纲要起草人为刘奇开的2005年4月23日《关于即将成立刘杰记-杰元眼镜公司的几点纲要》。被告刘爱灵、刘活玲、刘挺光、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共同答辩称：一、形式上：本案所涉赠与合同未依法成立。１.《赠送书》未有赠与人签名。根据《合同法》第32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由于刘奇开为自然人，据此应适用签字。但《赠送书》上没有刘奇开的签字，因此赠与合同依法未成立；2.《赠送书》没有受赠人签字，显然不是“以合同书形式订立的合同”，只可能是“以要约、承诺方式订立的合同；3.受赠人从未向赠与人作出过任何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二、实体上：原告刘展光违背其先父刘奇开的意愿，伪造《赠送书》，图谋侵吞刘奇开的遗产，妄图撕毁刘奇开所立遗嘱，其行为既严重损害刘奇开的真实意愿，又损害其他合法继承人的继承权益。1.刘奇开本人并无在《赠送书》上亲笔签名，是不真实的；2.刘奇开本人在生前从未向任何子女、配偶及其信任的其他亲友讲述过将本案涉讼的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铺位中的D、E两卡以及另案（1293号案）涉讼的银竹街7号8卡商铺给原告刘展光；3.刘奇开去世后，在其众子女、配偶、亲友及二位律师的见证下，共同开启刘奇开先生的保险箱，内有《遗嘱》一份，对其拥有的财产作了清楚明确的分配，其中涉案的D卡分配给刘宝光（刘保罗），E卡l/2分配给刘秀玲，1/4分配给刘凤玲，1/4分配给刘展光；4.《赠送书》上仅刘奇开的私章，无刘奇开的亲笔签名，刘展光无证据证明私章是刘奇开亲自自愿加盖的，刘展光也无证据证明私章可以取代签名；5.《赠送书》上有一“指纹捺印”，但刘展光无证据证明这是刘奇开的指纹；6.假使刘展光能证明这是刘奇开的指纹，刘展光仍无证据证明是刘奇开是在自愿、清醒的情形下加盖的；7.刘奇开一向有自书及签名的习惯，该《赠送书》不是其自书，也无亲笔签名，不合常情，与刘奇开一向的处事方式明显不符。比照刘奇开亲自书写的《遗嘱》，遗嘱内容清楚，文辞表达准确，文字书写流畅、工整，字体优雅，文理清晰，处事公道。相反《赠送书》却大相径庭；8.刘奇开深邃在重要的文件上须亲笔签名及捺食指印的，生前也是这样嘱咐及教诲子女和亲友，但《赠送书》明显违背其这一严谨的习惯，尤其在重大事项的处分上更不符合其一向的行事作风；9.从《赠送书》上所标示的时间至刘奇开去世，刘展光及刘奇开有充分的时间、能力依法去完成一个合法、真实、有效的赠送（如办理公证、或办理赠送过户），但事实上刘奇开始终均未曾向任何子女、配偶、最信任的亲友表示过赠送D、E二卡铺位给刘展光。《赠送书》上虚构的内容显然不是刘奇开先生的真实意思表示；10.刘奇开去世前，刘展光手执一份其自行起草的遗嘱，告知其姑丈章文灿这是其按父亲刘奇开的意思起草的，要求章文灿找其父亲刘奇开签名。而该份刘展光起草的遗嘱上，前述D、E两卡商铺的分配明显与《赠送书》的内容不符，可见在刘奇开去世前，并不存在该《赠送书》，不然刘展光不会选择对其更不利的其自行起草的草稿遗嘱托请章文灿找其父刘奇开签名。三、法律上：原告刘展光的请求依法不成立。因此其诉讼请求应予以全部驳回。且由于其行为不法不义，其对刘奇开先生遗产的继承权应依法予以褫夺。四、假定《赠送书》曾是刘奇开先生的意思表示，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刘展光仍依法不应获取D、E两卡铺位（被告重申：本意见是以假定为前提，绝无认同《赠送书》为刘奇开先生意思表示之意）。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具体到本案中，刘展光同时存在以下几种情形：（1）从未交付过D、E二卡铺位给受赠人；（2）从未办理过将D、E二卡铺位过户至受赠人名下的手续；（3）从未将D、E二卡铺位的房地产证交予受赠人；（4）从未由受赠人实际占有和使用该D、E二卡铺位。因此，刘展光主张其依法可取得D、E二卡铺位不符合法律规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予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假定《赠送书》真实，但刘奇开一直没有交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只有“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予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受赠人才可以要求交付，否则依法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案原告刘展光的主张无论在事理、法理两大方面都不成立，刘展光对其主张所持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刘展光违背其先父刘奇开先生的意愿，伪造《赠送书》意图推翻刘奇开先生的有效《遗嘱》，妄图侵吞更多的财产，其行为是不法、不义、不道的，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并结合其恶劣的行为，在日后继承案中依法褫夺其继承权，以彰显善良风俗及法律公义，维护逝者的尊严，维护各继承人的合法权益。被告刘爱灵、刘活玲、刘挺光、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就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主要证据有：1.刘奇开护照；2.2010年8月16-17日刘奇开在赴泰国旅游时的精神状态及风采照片；3.刘奇开2005年《遗嘱》第3页；4.父亲刘奇开、母亲郑俭冰、长兄刘保光（刘保罗）三人对原告刘展光的品德评价。包括：刘奇开2005年《遗嘱》、郑俭冰1998年《遗嘱》、刘宝光2002年致父亲刘奇开的信函；5.2010年l2月21日打开刘奇开保险柜众继承人看到2007年《遗嘱》后刘展光的现场陈述；6.框架条款《遗嘱》一份；7.刘展光致章文灿、刘妙莲、章舒（章文灿与刘妙莲之女）的亲笔信；8.刘奇开致章文灿的信函；9.刘展光2007年7月11日制作的《日结表》及业务单；10.刘展光2007年7月30日制作的《日结表》及业务单；11.刘奇开亲笔书写的《同意书》；12.刘奇开经手签名、加盖私章或手指印的文件一批。被告刘秀玲、刘凤玲共同答辩称：一．原告提供的本案涉讼的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铺位中的D、E两卡商铺和另案（1293号案）涉讼银竹街7号8卡商铺《赠送书》是不真实的。1.该两份《赠送书》落款的赠与人处所摁的指印不完整，无法辨认，不能确定就是其刘奇开的指印；2.刘奇开生前对于重要文件都是亲笔书写（除部分必须打字的对政府文书外），均不采用打字形式；其签署重要文件都是采取亲笔签名后再加盖姓名章或指印的方式；其所摁的指印都是清晰完整的，无一例外。而属重要文件的该两份涉案《赠送书》却是打印的、且没有签名、只盖有姓名章及摁有不完整的指纹，不符合刘奇开生前的相关行为习惯；3.原告刘展光提供的2010年10月18日刘奇开的《疾病证明书》记载医院的治疗意见为“门诊随诊”，而本案被告刘爱灵等人提供刘奇开于2010年8月13日去泰国旅游的《护照》和2010年8月16日至17日在泰国旅游的照片等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在该两份《赠送书》的落款时间即2010年8月3日以及此后长达两个半月时间（2010年8月至10月18日期间），刘奇开身体和精神状况较好，手脚便捷，行动方便，明显具有在文件上亲笔签名及摁完整指印的行为能力，但该两份《赠送书》却没有刘奇开签名和摁完整手印，不合常理。退一步讲，假使涉案赠与是父亲刘奇开的真实意思，当然知道该两份《赠送书》在形式上存在重大缺陷，其在上述时间内是会通过签名和摁完整指印进行补正的；同时，原告也明知该两份《赠送书》的缺陷，其也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要求父亲刘奇开补正完善。然而，父亲刘奇开既没有补正完善、原告也没有要求其补正完善，亦不合常理。另外，既然父亲刘奇开自己有能力在电脑上用手指打出两份《赠送书》这么多文字，怎么会反而没有在文件上签署自己名字、摁上自己完整指印的能力？不合逻辑。还有，原告诉称“2010年9月27日原告父亲刘奇开亲手向原告交付了两份《赠送书》”，既然父亲刘奇开有能力亲手交付，就不可能没有在《赠送书》签署名字和摁上完整指印的能力；4.该两份《赠送书》落款时间2010年8月3日至刘奇开2010年12月12日去世间隔有四个多月时间，刘奇开既没有亲自办理涉案商铺产权过户或交付赠与商铺的履行行为，也没有委托他人代为履行，此节印证该两份《赠送书》不是真实的；5.加盖印章的特点是不具有排他性，印章所有人本人可以实施，他人同样也可以实施。虽然在清理刘奇开遗物时发现有两枚父亲刘奇开的印章是在保险柜里，原告据此称“在父亲死后没机会接触父亲的私人印章”，但不能排除原告在父亲刘奇开生前曾接触、并自行在该两份《赠送书》上加盖父亲的印章的可能。故而，该两份《赠送书》上的姓名章不能排除非刘奇开本人加盖的疑点；6.原告无证据证明该两份《赠送书》形成过程和刘奇开交付给原告过程；7.刘奇开从未向任何人讲过该赠与行为，原告在刘奇开生前也没有向任何人讲过该赠与。因此，该两份《赠送书》明显存在诸多重大疑点，在没有其它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其真实性不应认定。二、原告刘展光所称的获赠涉案商铺的该两份《赠送书》的时间在前，原告代父亲刘奇开起草和交付《遗嘱》（即《框架条款遗嘱》）的时间在后，而该《框架条款遗嘱》对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C、D、E五卡及银竹街7号8卡商铺全部列入了刘奇开的遗产范围，但原告又将该两份《赠送书》中已赠与给其的商铺列入了该《框架条款遗嘱》的遗产范围，不符合生活逻辑。原告诉称自相矛盾，不攻自破，并进一步印证该两份《赠送书》不是真实的。三、假使该两份《赠送书》是真实的，但因涉案赠与商铺中包括了母亲郑俭冰的遗产，父亲刘奇开的赠与行为损害了母亲郑俭冰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亦属无效民事行为。1.父亲刘奇开对涉案悦来中路商铺所占有权益份额，及其名下的银竹街7号8卡商铺35/75产权份额均属于其与母亲郑俭冰的夫妻共同财产。郑俭冰死亡后，该两处商铺的产权（权益）份额中的二分之一属于郑俭冰遗产。郑俭冰对此并没有留下遗嘱，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继承开始后全体继承人均没有表示放弃继承，故其遗产应由全体继承人享有，父亲刘奇开无权赠与原告；2.原告所主张的“母亲郑俭冰生前立有遗嘱一份，声明由原告父亲刘奇开继承她的遗产”，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原告提供的郑俭冰1998年12月20日所立的“遗嘱”不是真实的遗嘱。字迹明显不是郑俭冰所书写，行文风格也与其一贯风格截然不同，“遗嘱”中对部分子女的称谓、评价也是从来未有听闻过，亦从未有在任何与其他子女、亲属交往的书信中出现过，不具有真实性；第二，假使该“遗嘱”是真实的，其中有关的“其它一切房屋钱财等东西将由你（刘奇开）独自处理”内容，也并无将除401房屋外郑俭冰的其它全部遗产由刘奇开继承的意思表示。“处理”的含义是“安排”“办理”的意思，“其它一切房屋钱财等东西将由你（刘奇开）独自处理”表述的含义明显是：郑俭冰授权刘奇开由其一个人在她死后办理她的遗产继承事宜，而不是由刘奇开独自一人继承其遗产；第三，郑俭冰对其遗产没有如何处理及处理给谁的意思表示，受托人刘奇开应按法定继承办理郑俭冰的遗产继承分配。在这里，刘奇开的身份只是郑俭冰遗产按法定继承处分的执行人及法定继承人之一，其既无权独自继承该遗产，亦无权按照自己意志将该两处商铺中的属于郑俭冰遗产部分赠送任何人。刘奇开将包括属于郑俭冰的遗产部分的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C、D、E五卡铺位中D、E两卡商铺及银竹街7号8卡商铺产权份额赠送给原告，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损害了郑俭冰的其它继承人合法权益，其赠送行为无效。四、假使该《赠送书》是真实的，但因涉案的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C、D、E卡商铺是刘奇开、郑俭冰与其它共有人的按份共有财产，没有分割，案涉的D、E卡商铺是该共有房产中的组成部分，刘奇开未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全体共有人同意而擅自处分，违反了物权法相关规定，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7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C、D、E5卡铺位是刘奇开、郑俭冰与刘宝光、刘秀玲、刘凤玲、刘展光六人按份共有的房产，刘奇开和郑俭冰占有75.39%权益份额，刘宝光、刘秀玲、刘凤玲、刘展光各占6.1525%权益份额（四人合计占24.61%）。因各按份共有人是父母子女关系，该房屋权益一并载于父亲刘奇开名下。另外，刘奇开和郑俭冰共同享有的上述五卡商铺的75.39%权益份额中有37.695%属于郑俭冰遗产。如前所述，郑俭冰对此并没有留下真实有效的遗嘱，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刘奇开本人只享有37.695%权益份额。上述五个商铺没有分割，是一个整体，各共有人所占权益份额的物权效力均及于该五个商铺之整体。假使涉案赠与是真实的，但刘奇开所赠与的并非是其本人所有的商铺权益份额，而赠与的是五卡共有商铺中的两卡商铺，是进行整体处分，其未经占权益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违反了《物权法》前述规定，妨害到其他共有人的利益，属无权处分，未经其他共有人追认，属于无效民事行为。对此原告是明知的，原告既在另案（1295号案，即“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中主张按份共有的权利，又在本案中主张赠送商铺，自相矛盾。五、即使该两份《赠送书》是真实、合法的，但因涉案赠与商铺未办理过户手续、未交付，且原告未实际占有，而赠与关系未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对此已有明确规定。故即使该两份《赠送书》是真实、合法的，但涉案赠与商铺既未办理过户手续、赠与人又未将产权证书交付给原告，且原告亦未根据该两份《赠送书》占有使用涉案商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该赠与关系未成立或无效。综上，该两份《赠送书》是不真实的。即使是真实的，该两份《赠送书》也是不成立或无效，应驳回原告关于享有涉案商铺产权或权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刘秀玲、刘凤玲和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被告刘秀玲、刘凤玲对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1.郑俭冰亲笔写给哥嫂的信件；2.郑俭冰亲笔写给儿子刘挺光（刘挺）的信件。被告刘宝光辩称：不同意原告刘展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与被告刘爱灵、刘活玲、刘挺光、刘秀玲、刘凤玲、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共同答辩意见一致。被告刘宝光就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材料。被告阮德恩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证据材料；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兆仁代理权限仅为代为签收诉讼文书及法律文书。经审理查明，芦玉玲系刘奇开后妻。刘爱灵、刘活玲、刘宝光、刘秀玲、刘凤玲、刘展光、刘挺光以及刘巧玲系刘奇开与前妻郑俭冰所生育的子女，阮德恩系刘巧玲之女，刘巧玲先于刘奇开于2000年10月死亡。郑俭冰于1999年7月30日死亡，刘奇开于2010年12月12日因病死亡。刘妙莲、章文灿是刘奇开指定的遗嘱执行人。本案涉讼的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铺位目前尚未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中山市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于2014年7月23日函复刘展光称：因中山纪念堂建设，需拆迁权属刘奇开（已故）名下的孙文中路178号房地产，根据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及房屋拆迁补充协议，拆迁补偿实行产权调换与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将位于悦来路中医院五卡铺位安置给被拆迁人。据了解，该安置楼的建设单位市中医院正在办理项目的综合验收手续，待完善相关资料后，再由其为业主申请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现刘展光以刘奇开已向其出具《赠送书》，并明确赠送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铺位中的D、E两卡商铺给其，其当时表示接受赠送等为由，于2011年6月20日诉至本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庭审中，刘展光明确本案诉因为基于赠与合同主张权利；并认为按照《合同法》第185条的规定该赠与合同合法有效，根据《民法总则》第134条规定的有效民事行为，其父亲刘奇开在书立赠与合同的时候神志清醒，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并且是把其作为家族事业继承人来培养，因此有所侧重是合理的；并且《赠送书》的形式合法有效，其中有刘奇开的指印和私章确认，这样的确认方式与刘奇开在其他文件中加盖印章来确认复印件文件有效性的行为一致，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赠送书》不是刘奇开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刘奇开曾经撤销《赠送书》，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按手印，人民法院应认定按手印有与签字同样的法律效力，因此，《赠送书》是有效的，本案中不存在除外的情形，赠送人不是因为被赠送人的行为而死亡，故赠送合同成立；因为赠送人在离世前健康情况欠佳，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本案被告作为赠送人的继承人，应该继续履行该合同，但是被告作为继承人仅仅是继承财产性权利，不享有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不属于被继承人的财产范围，因此各被告无权撤销该赠与合同；合同法仅仅规定任意撤销权只由赠送人享有，基于这种情况，本案属于债权之诉，被继承人应执行这份合同，交付涉案财物并协助办理交付手续。另查，诉讼中，刘展光提供一份纸质打印《赠送书》，赠予（与）人署名为加盖“刘奇开”姓名印章，并按捺有不完整的指模（印），注明落款时间为2010年8月3日；其内容为：“我本人刘奇开在中山市悦来路中医院商业楼由北向南的ABＣDE五卡铺位的房产份额是百分之百。我儿展光孝顺父母，勤于事业，相信基督。为了有利于杰元眼镜事业的发展，我现在自愿赠予我儿子刘展光在我本人名下的该五卡铺位中DE两卡铺位的全部房产份额。立此为据！”庭审中，刘展光述称前述《赠送书》的形成过程为：“对赠送书的出具经过，我已提交过赠送书的形成过程的书面说明，以书面说明为准。我父亲（刘奇开）在去泰国之前身体不太好，芦玉玲因为一些生意拉我父亲一起去泰国，在回到中山之后上下二楼的楼梯都已经非常困难，家里人见他病重，要他去住院治疗，因为无法说服父亲住院，于是我和刘爱灵一起去父亲家里找父亲，并说芦玉玲已经去了广州，我和刘爱灵两人轮流照顾父亲，当天我们上了二楼，父亲就睡在他的床上，刘爱灵帮他量了血压，当时父亲的脚已经浮肿得不得了，按下去很久都不回弹，我建议父亲去住院治疗，但是无法说服父亲住院，当时谈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刘爱灵说要我回去，她说嘉达公司要交材料给我，于是我下午又回到父亲的住处，父亲就开始跟我说接班人的事情，父亲说现在杰元眼镜店的经营不太好，他说他要在我和刘爱灵之间选择一个接班人，他已经和刘爱灵讲过很多次，但是刘爱灵不肯把爱华眼镜店改为杰元眼镜店，他觉得我可以做接班人，他觉得我是比较孝顺的，每次父亲住院、到广州看病都是我去的，我母亲去世当天父亲就到我家里住，住了两个月，父亲觉得我比较孝顺，又有能力，觉得我可以当接班人，父亲就从枕头下面拿出两份赠送书，我看到枕头下面还有赠送书的副本，拿出来之后我们还聊了一个小时，当时父亲说要立遗嘱，但是他已经没有书写能力了，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他一共有多少财产，他也没有说过对于这些财产怎么分配。父亲交给我赠送书的地点是在中山市西区丽景花园别墅D-2-33号二楼父亲的床上，时间是2010年9月27日下午。我当时已经看见上面没有签名，父亲说他盖章按指印就代表他签字了，当时我还跟父亲说这些还没有出证，他说他健康好一点方便的时候就会去办。”经质证，刘爱灵、刘活玲、刘挺光、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质证意见为：对《赠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刘秀玲、刘凤玲质证意见为：1.涉案《赠送书》属于孤证且在形式存在诸多缺陷、实质上存在诸多疑点，没有其它证据印证，涉案赠与行为不能证明是刘奇开先生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的相反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该两份《赠送书》不是真实的；2.庭审中已经查明《遗嘱》（即《框架条款遗嘱》）确系刘展光制作，且制作时间是在刘展光自称取得该《赠送书》之后，刘展光将涉案（1293号及1294号两案）三个商铺再全部列入其起草的该《遗嘱》中刘奇开的遗产范围的行为，能够充分证明该《赠送书》不是真实的；假使该两份《赠送书》是真实的，但刘展光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接受该赠与，讼争的赠与合同不成立。刘宝光质证意见为：同意刘爱灵、刘活玲、刘挺光、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以及刘秀玲、刘凤玲质证意见。诉讼中，就案涉《赠送书》上的指模（印）及“刘奇开”印章是否申请鉴定问题，经本院征询当事人意见，刘爱灵、刘活玲、刘挺光、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认为：1.私章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同于企业法人在指定的印章机构刻制公章或指定公安机构的备章，基于此，其不申请鉴定；2.关于指模（印）鉴定问题，因其是诉讼的一方，但不是合同的一方，所以在举证分担方面，刘展光应当尽一个更充分更合理的举证责任，故其认为指模（印）鉴定应由刘展光申请鉴定；另外，关于指模（印）是否真实，其认为刘展光未尽完整举证责任，刘展光称9月7日才拿到刘奇开的《赠送书》，也就是说，刘展光没看到刘奇开亲自按指模（印）；综上，其对印章和指模（印）不申请鉴定。刘秀玲、刘凤玲认为：1.对于是否鉴定问题，其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以及众所周知的事实还有符合生活逻辑的推理，足以认定两份《赠送书》不是刘奇开真实意思表示；2.本案争议焦点是两份《赠送书》是否是刘奇开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印章是否真实，即使印章真实也不是刘奇开真实意思表示，因为印章可能自己持有也可能他人持有，不具有排它性，不排除当事人以前持有加盖刘奇开印章的空白纸张，然后再将这些内容打印上去；3.赠送书指模（印）不完整，鉴定无意义，故其不申请对指模（印）和印章进行鉴定。刘宝光意见为：不申请对指模（印）和印章进行鉴定。刘展光意见为：1.关于《赠送书》上的印章是否真实问题以及举证责任应归属谁问题，其认为己方举证责任已完成，因其起诉的是确权纠纷，基于赠送合同的有效性而请求判令涉案财产归属其享有；其是家庭成员之一，章文灿同时还是遗嘱的执行人，对刘奇开所有的文件是由其和刘爱灵共同掌握，而并非由其掌握，从被告提供大量的有刘奇开印章文件来看（这些都是其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刘奇开有在复印件上盖私章使复印件变有效原件的习惯，2007年《遗嘱》有刘奇开的指模（印），这些都是被告掌握的证据，可与《赠送书》进行对比，但被告为什么没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依据证据规则，其后果由责任方承担；关于指模（印）问题，刘奇开的指模（印）确实不太完整，推测因为刘奇开盖手印时用了个人印章盒里面的印泥，从法律角度可知，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应当签字或盖章，当事人按手印应视为与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被告认为当事人仅指企业，这是误读；本案刘奇开个人印章并非第一次出现，其长期以印章代替签名并形成习惯，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2.对于印章是否是偷盖等情形，被告应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偷盖等情况，被告补充证据12恰恰证明刘展光观点，也就是刘奇开长期使用个人印章行使权利；3.关于指模（印）问题，刘奇开在行使管理权时是慎用指模（印）的，只有在处分财产等重大事情上才使用指模（印），所以，刘展光不可能持有刘奇开盖有指模（印）空白纸条，也不可能趁刘奇开病重或睡觉时按指模（印）的，因为刘奇开病重期间由芦玉玲24小时照顾，而且刘展光与刘奇开父子感情很好，不会做这些有违道德的事，刘奇开是用发展眼光来看待子女的。因此，对于印章、指印鉴定申请应由被告申请。又查，刘奇开与芦玉玲曾于2010年8月13日至8月17日出境前往泰国旅游。刘奇开于2005年4月1日立下《遗嘱》载明：“本人如果出事去世,我的财产分配如下:1.大女刘爱灵孝顺,我在广州工作期间,能主动协助照顾家中的大小事情,母亲多病,也关心照顾,办事认真,数目清楚。继承我的财产有悦来路第一间商铺(北1)现金10%……7.七子刘展光,曾经为父亲做了许多事情,对母亲也孝顺,但为人处事偏激,不够周全,有急功近利,难与人合作。今后要认真改正,近日有了改进,但仍不够。承继我的悦来路铺位第三间(中间)现金继承14%,竹苑96号产权我的50%……”刘奇开于2007年9月12日所立《遗嘱》载明：“本次外出旅游,如果万一出事去世,我的财产分配处理如下:……3.悦来中路中医院2D-2G轴线的D卡给刘保罗(刘保光)管业。4.悦来中路中医院2D-2G轴线的E卡1/2给刘秀玲、1/4给刘凤玲,另1/4给刘展光管业。5.竹苑96号其中本人的股权分给刘展光管业……”。前述《遗嘱》均有刘奇开签名并按捺指印。刘爱灵、刘活玲、刘挺光、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提交的证据6《框架条款遗嘱》（由刘展光起草）显示：本案涉讼的中医院商业楼商铺Ａ、Ｂ、С、Ｄ、Ｅ五卡铺位以及另案（1293号案）涉讼的银竹街7号8卡铺位均列入刘奇开遗产范围。经质证，刘展光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1.刘奇开在病重住院时确实有重立遗嘱的意愿，并委托刘展光代为起草，其当时根据之前了解的情况，大概罗列了个清单；因章文灿（系刘展光姑丈）当时也在医院陪护，并且也知道刘奇开有想立遗嘱的意愿，故刘展光向章文灿送交一份；2.该遗嘱系当时刘奇开给了其《赠送书》之后，刘奇开可能考虑对遗嘱的分配情况有变，要其起草框架遗嘱，虽然框架遗嘱是其起草，但不是其否认接受赠与，其是形式上罗列了刘奇开名下的财产，刘奇开如果要撤销赠与，他是有这个权利的；3.刘展光根据刘奇开的意思对其财产进行一个形式上的罗列，但是最终并未签署，并且其已经起诉，不能代表其放弃接受赠与。刘爱灵、刘活玲、刘挺光、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质证意见为：该遗嘱是刘奇开去世前由刘展光起草，但空出分配方案，刘展光起草后并打印出来，其中不合理的情况是在左边一栏列出刘奇开的财产名称及份额，关于本案及另案（1293号案）涉讼的中医院商业楼商铺Ａ、Ｂ、С、Ｄ、Ｅ五卡中的D、E两卡铺位，其中记载刘奇开份额是100%，而银竹街7号第8卡铺位，刘奇开的份额是35/75，如果刘奇开已经把D、E两卡都赠送给刘展光了，刘展光就不可能在该框架遗嘱中列入D、E两卡商铺。刘秀玲、刘凤玲质证意见为：1.该框架遗嘱是刘展光制作的，而且制作时间是其自称取得两份《赠送书》之后，其在起草框架遗嘱时又把涉案的三个商铺全部再列入其起草的框架遗嘱中，列入刘奇开的遗产范围，充分印证《赠送书》是不真实的；如果刘奇开确实在刘展光起草框架遗嘱之前确认向刘展光交付了两份《赠送书》，刘展光在起草框架遗嘱的时候必然将涉案商铺排除在遗产之外，不可能将本来已经属于其的财产列入遗嘱由其他继承人继承。2010年12月21日，芦玉玲、刘爱灵、刘活玲、刘宝光、刘秀玲、刘凤玲、刘展光、阮德恩达成《关于刘奇开父亲的遗产处理的初步程序协议》，约定：在刘奇开的遗产中，其主要的记录及文件，可能存放于刘奇开的两台计算机和两个保险箱中；其妻子芦玉玲和众子女共同商讨，一致同意定出以下程序，进行遗产和遗物的清点。在场参与清点遗产的前列人员一致同意，委托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刘慷律师作为本次遗产处理监证人，并由所聘律师出具在场人姓名，遗嘱、遗产文件及物品清单，并出具见证书；并一致同意委托该律师事务所以法律为依据，对刘奇开的遗产进行归纳核实，接受该律师指导参与人按正常程序进行处理，协助出具有关所需证明（身份证、房产证、营业执照）。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0年12月21日，前列当事人经清点并确认造册人为“周敏”出具的《刘奇开交芦玉玲保管物品清单（已交还放保险箱）》、《大保险箱内财产物品清单》、《恒温箱内财产物品清单》、《保险箱内财产物品清单》。在刘奇开保险箱内存放有多份存折（单）、部分现金、银行卡、纪念币、钻戒、金链、手表、《遗嘱》、房屋产权证书等,未发现有《赠送书》副本。诉讼中，根据刘展光申请，本院作出证据保全民事裁定，并于2012年3月20日依法就本院2011年7月19日查封的交由刘爱灵、芦玉玲保管的两个保险箱提取下列证据原件：1.落款时间为“1998年12月20号郑俭冰立的《遗嘱》”一份；2.刘奇开与芦玉玲2006年12月3日《婚前约定书》一份；3.刘奇开的私人印章两枚，分别一大一小；4.旧式手提电话一台。此外，刘展光于2012年3月20日当天提交的《房屋拆迁协议书》复印件与本院从保险箱调取的该协议书原件内容一致，该原件放回保险箱，继续由芦玉玲保管，但经本院对两个保险箱进行查找，均没有发现刘展光所称的两份《赠送书》副本；除此外，本院还调取了刘奇开出具的通知两份、刘奇开出具给工商管理局的函件两份、1998年的收据一份、2001年6月10日拆迁补偿申请报告一份、2010年4月3日委托书一份、会议通知一份、纲要一份。前列证据材料显示：除《婚前约定书》刘奇开与芦玉玲分别签名并按捺指印外，其他文件材料（不含落款时间为“1998年12月20号郑俭冰立的《遗嘱》”）均有刘奇开签名（部分有加盖姓名印章）。经质证，刘展光质证意见为：1.对法院调取的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2011年7月19日法院进行了证据保全，根据其补充证据目录6证据3，章文灿在邮件中称北京法官已经审定了《赠送书》，说明在此之前章文灿已经取得《赠送书》，否则在刘展光没有告知的情况下不可能有《赠送书》并且经过审定，而且在2011年4月已经对财物进行过盘点，章文灿是遗嘱执行人，应尊重刘奇开的意愿，从信件中可推测在证据保全之前章文灿已经取走《赠送书》副本；3.对法院调取的两份通知，均为复印件，刘奇开的签字也是复印件的，刘奇开在复印件上加盖印章表达刘奇开对文件有效性的确认。部分材料中有刘奇开签字盖章，可以印证刘展光的观点，即证明刘奇开有加盖印章确认文件的行为习惯，这个习惯可能发生在其身体健康的时候，也可能发生在其病重的时候。因为在出具《赠送书》时刘奇开全身浮肿难以签字，所以为了证明《赠送书》真实，刘奇开按了指印又加盖印章，可以反映《赠送书》是真实的；4.法院调取材料没有找到《赠送书》副本是因为章文灿拿走了该副本以及刘展光母亲郑俭冰的信件。刘爱灵、刘活玲、刘挺光、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质证意见为：1.对于证据保全提取的物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2.对于证据保全过程中记录明确经过查找，无法找到刘展光所称的《赠送书》，证据保全由法院进行，可以证明刘展光所称的《赠送书》副本不存在保险柜中，而且刘奇开的习惯是把重要的材料放进保险柜，可见《赠送书》副本不存在；3.根据法院调取的文件，刘奇开所有加盖私人印章的文件都有其本人的签名，有的文件只有签名没有印章，这些材料中不存在只有私人印章和手印的，这些证据有高度的概然性，刘奇开的签名可能加盖私章，但不存在只盖私章按指印但不签名的情况，可见刘奇开一直以来的行为习惯是签名和盖章。刘秀玲、刘凤玲质证意见为：1.对法庭调取材料的过程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对郑俭冰的《遗嘱》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婚前约定书》真实性确认，但在协议中刘奇开把属于刘奇开与其他四人共有的财产列为其个人财产，对此有异议；对有刘奇开印章、签名的材料真实性确认，但是与刘展光想要证明的事实均没有关联性；对印章真实性没有异议；3.根据刘展光调取证据申请，经过法院查找，在刘奇开的居所查找没有发现涉案两份《赠送书》的副本，印证刘展光的主张不真实。刘宝光质证意见为：与刘爱灵、刘活玲、刘挺光、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以及刘秀玲、刘凤玲质证意见一致。再查，刘展光就本案涉讼的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铺位所有权问题，另案起诉刘爱灵、刘活玲、刘宝光、刘挺光、刘秀玲、刘凤玲、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阮德恩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案号：本院（2011）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295号］，本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一、位于中山市××区××路中山市中医院商业楼2-D-2-G轴线A、B、C、D、E五卡商铺，刘展光合共拥有建筑面积11.032平方米，折算为产权份额合共6.15%；二、驳回刘展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刘爱灵、刘活玲、刘挺光、芦玉玲、刘妙莲、章文灿因与被上诉人刘展光、原审被告阮德恩、刘宝光、刘秀玲、刘凤玲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5）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39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1）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29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1）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2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展光对位于中山市××区××路中山市中医院商业楼2-D-2-G轴线A、B、C、D、E五卡商铺享有5.43%的产权份额；三、驳回刘展光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诉讼中，经本院向刘展光释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刘展光明确表示不变更其诉讼请求。另，刘展光以其接受刘奇开赠与银竹街7号8卡商铺属于刘奇开名下的35/75所有权份额等为由另案起诉刘爱灵、刘活玲、刘宝光、刘挺光、刘秀玲、刘凤玲、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阮德恩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案号：本院（2011）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293号，简称1293号案］，刘秀玲、刘凤玲以案涉郑俭冰与刘奇开分别立具的《遗嘱》无效等为由另案起诉刘爱灵、刘活玲、刘宝光、刘展光、刘挺光、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阮德恩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案号：本院（2012）中一法民一初字第1186号，简称1186号案］，本院认为该两案与本案诉讼主体相同及案件事实存在关联，故决定三案合并审理，分别作出判决。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刘展光明确其诉因系基于赠与合同主张权利，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赠与合同纠纷。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铺位中的D、E两卡商铺的《赠送书》的法律性质如何认定问题；二、该《赠送书》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问题以及原告刘展光诉讼请求理由是否成立、应否支持问题。关于焦点一。案涉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铺位中的D、E两卡商铺的《赠送书》从形式及内容来看,并非遗嘱,一则为刘奇开本人曾先后分别于2005年、2007年立过两份《遗嘱》,应当清晰知晓文书标题上关于赠送与遗嘱的区别；二则该《赠送书》所涉内容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该《赠送书》内容提及刘奇开自愿赠与刘展光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C、D、E五卡铺位中的D、E两卡商铺的全部房产份额,其意思表示并未提及其死亡后的财产处置,故并不符合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的法律要求,但符合赠与合同相关法律特征,故案涉《赠送书》应当认定为赠与合同。关于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赠送书》的法律效力问题，原告刘展光认为该《赠送书》真实合法有效，而被告刘爱灵等则认为不予确认该《赠送书》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认为，原告刘展光所持《赠送书》法律效力存疑。理由为：疑点一，原、被告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均确认刘奇开生前签署重要文件如《遗嘱》、《婚前约定书》等都系采取亲笔签名再按捺指印或加盖姓名章的方式进行，而案涉《赠送书》没有签名、只盖有姓名章及摁有不完整的指印，并不符合刘奇开生前的行为习惯,对此原告刘展光亦未提出指印（纹）鉴定申请,而且本案被告刘爱灵等亦对《赠送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况且原告刘展光未能提交赠送有效的其他证据；疑点二，根据原告刘展光陈述，案涉《赠送书》留有副本,但原告未举证提交,且在原告获得《赠送书》后,未向其他继承人或相关利益方提及相关内容,原告在代刘奇开起草前述《框架条款遗嘱》时又将讼争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铺位中的D、E两卡商铺列入刘奇开遗产范围,在刘奇开保险箱内发现存放有多份存折（单）、部分现金、银行卡、纪念币、钻戒、金链、手表、《遗嘱》、房屋产权证书等，亦未发现有《赠送书》副本；况且在上述遗产遗物清理过程中，原告亦未出示或提及《赠送书》相关内容并对遗产范围当场提出异议；疑点三，鉴于讼争中医院商业楼商铺A、B、Ｃ、D、E五卡铺位中的D、E两卡商铺属于刘奇开与其他共有产权人财产，刘奇光即使有赠与意思表示,亦须考虑到共有人及其他继承人的意见及利益，而刘奇开在出具《赠送书》后亦未向除原告外的其他继承人或共有产权人提及赠与事宜，明显不符生活常理；而且从刘奇开生前在2005年4月1日和2007年9月12日所立《遗嘱》来看，对于讼争商铺一直是按份额比例分配给原告及其他继承人，并未载明将讼争商铺全部分配给原告的意思表示,原告主张刘奇开赠与案涉房产产权份额，与刘奇开所立《遗嘱》内容相互矛盾；疑点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涉讼的赠与标的物是不动产房屋，原告虽依据《赠送书》主张权利，但上述房屋并未在签订《赠送书》后过户至原告名下或办理法律规定的登记手续，刘奇开亦未将与讼争房屋（商铺）相关的产权证件或资料交付给原告，原告亦未实际管理和控制讼争房屋。综上所述，基于以上疑点,无法认定原告所持有的《赠送书》真实合法有效。因此，原告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被告抗辩主张合理之处，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展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48元（原告刘展光已预付），由原告刘展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刘展光、被告刘爱灵、刘宝光、刘挺光、刘秀玲、刘凤玲、章文灿、刘妙莲、芦玉玲、阮德恩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刘活玲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浩明审 判 员  张文辉人民陪审员  吴妙玲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 丽梁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