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海民（商）初字第24196号原告：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南阳油田大庆路。法定代表人：张卫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高原，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悦秀路83号第12栋。法定代表人：陈为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宁，女，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户籍地及住址。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宇，北京市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达同兴公司）与被告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通达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以（2014）让乘商初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于2014年6月4日裁定驳回被告华能通达公司管辖权异议申请。华能通达公司提出上诉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庆立商终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于2014年8月7日裁定撤销（2014）让乘商初字第3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本院受理该案后，分别于2015年1月9日、2015年6月30日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又于2015年10月15日、2016年6月23日、2017年6月16日、2017年8月29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达同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高原、被告华能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为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宁、张光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达同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及服务费4557075.08元，并承担本案相关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天达同兴公司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及服务费7505280.38元，并承担本案相关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为油田服务专业公司，自2005年起为大庆油田提供油井取芯器及取芯器配件，并多次从原告处购买取芯器及取芯器配件。2010年12月31日，双方对此前的业务进行汇总，确定欠原告设备改造费用180万元。2012年12月9日，双方再次对2011—2012年大庆业务量进行了统计。2014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全额的大庆作业技术服务费发票。至此，被告欠原告设备改造费用1260000元、马达维修费用80287.2元、作业技术服务费3216787.88元，合计4557075.08元。诉讼期间，原告天达同兴公司增加诉讼请求，即双方合作的海外阿特拉斯作业服务费2948205.3元，变更为7505280.38元。诉请法院判决。华能通达公司辩称，双方自2006年开始合作，至2013年9月1日双方解除联合经营协议，后原告于2014年4月11日向被告开具了8张合计金额7505280.38元的发票，并于2014年5月向大庆让胡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原告开发票就是为了起诉被告。被告将原告自2010年到2014年最后一笔发票和付款进行了统计，发现被告不仅付清了所有开票的款项，还多付了200多万元。故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天达同兴公司向法庭提供如下主要证据：1.联合经营协议；2.合同解释协议；3.增值税发票8张；4.大庆测井取芯器、作业、仪器改造、配件费用明细；5.《备忘》及《合作协议补充备忘录》；6.2011年—2012年大庆业务量统计；7.大庆法院调取的被告单位银行对账单；8.电话录音；9.2005年—2014年《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票及收款明细》（含捷威思特公司相应明细）。华能通达公司向法庭提供如下主要证据：1.联合经营协议及解除协议；2.测井合作框架协议；3.南阳与华能2010—2014往来账项明细；4.华能通达公司开具的发票（370万元）；5.往来对账邮件公证书；6.与胜利油田的技术协议；7.上海银行补发财务证明；8.捷威思特公司交货清单；9.有关电子邮件公证书；10.给河南油田做测井服务的记录；11.南阳作业人员总费用明细；12.退货通知。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北京华能通达公司（甲方）与南阳天达同兴公司（乙方）签订《联合经营协议》。协议约定的合作内容包括：“1、对双方的技术和产品进行包装，以甲方的名义进行市场开发；甲、乙双方对市场进行统一动作。2、目前合作项目为：取芯器、电机、电加热、测井、射孔、测试等，具体的分工与协作、分成办法见具体的协议书……”协议关于利益分配的约定包括：“1、原则：利益共享，共同发展，求同存异，和睦相处。2、作业施工类：指甲方联系业务，乙方组织实施。双方各自获得合同金额的50%。（如果是射孔，应扣除材料费）。各自承担各自所得的税负。甲方向乙方提供与用户签订的作业服务合同的复印件。3、销售类：双方确定乙方销售给甲方的价格，甲方自行销售。甲方根据市场需求，向乙方下订单。乙方根据订单生产……”《大庆测井取芯器、作业、仪器改造、配件费用明细》（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显示：“……3、2010年底——2011年初升级改造（改电动调速）如下：……改造费用一套（2支）40万元，共计180万元（未签合同，可能在2012年3月签合同）……10、华能收到款……4872.6万。11、天达应收款……2956.58万。12、华能收到但未付天达款……352.07万。”该明细落款处有范春涛、王玉冰签字。2011年12月15日签订的《备忘》显示：天达同兴公司监事会主席范春涛、财务总监李淑敏等人与华能通达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子宁就双方合作以来（2005年—2011年12月15日）的收入往来事宜进行核对，达成如下一致认识：“一、涉及双方合作业务，华能共对甲方单位开出发票17955.6万元，收到甲方款14514.7万元，帐上应收帐款余额为3348.81万元。二、华能公司依据收付实现制，即从收到款中付给天达同兴公司，实付天达公司7861.46万元，应付天达7682.88万元。三、2011年之前表华能未开票，未结算有如下项目：……2010年大庆改造仪器180万元……”次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备忘录》明确：“……二、华能财务将财务动态报表每月提供给天达财务，并将挂账、开票、付款明细予以详细注明。三、双方对账形成常态，每年12月份或次年1月份双方进行年度账目核对。四考虑物价及人工费用上涨因素，自2012年1月1日起取芯器按200万元/套执行。”2012年1月，华能通达公司（甲方）与天达同兴公司（乙方）签订《测井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就双方结算问题的约定包括：华能通达公司自各服务单位结回劳务费的50%支付给天达同兴公司；华能通达公司自结回劳务费后，天达同兴公司才能办理结算。2013年1月，双方再次签订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协议。2012年12月9日《2011年——2012年大庆业务量统计》显示：“2011年……仪器改造（改电动调速，电子节8支，液压机械节10支）：180万。”（落款处有王玉冰签字）2013年9月1日，华能通达公司与天达同兴公司签订《合同解除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近两年来，两个单位在发展方向及分成比例上多次发生冲突，虽然多次座谈终不能达成一致。为了两个单位不再发生更加激烈的冲突使我们的对手乘虚而入而两败俱伤，协商解除以前的合作合同，展开新的合作模式。特达成以下条款：1、解除华能通达与天达同兴以前所签的一切协议及合同，解除时间为2013年9月1日。2、今后华能通达可以与天达同兴的任何一个分公司合作，合作条款另谈。3、2013年9月1日以前以两个单位或两个单位的个人合作申请的专利，两个单位都有使用权。专利费用轮流承担。4、2013年9月1日以前两个单位合作时的债权债务，按原协议执行！5、2013年9月1日以后两个单位，各自开发市场，互不干涉！而且要互帮互助，亲密合作！6、合同解除后，天达及相关单位不得无故不向华能销售仪器及备件。华能及相关单位与不得无故不向天达销售仪器及备件。”2014年2月20日，华能通达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向天达同兴公司“刘伟”发送文件《发南阳20140220结算汇款数据.xls》。该数据表显示：华能通达公司于2013年8月2日“收阿特拉斯作业费631199.3元”，于2013年8月5日付天达同兴公司315599.65元；于2013年11月15日至2013年12月18日期间，向大庆钻探工程公司“开具发票收入”累计金额6548271.75元；于2013年12月19日收到“中国石油测井—阿特拉斯合同服务公司”655800.7元，但没有向天达同兴公司付款的记载；于2013年12月31日收到“大庆钻探工程公司”1608244元，于2014年2月20日付天达同兴公司804122元。2014年4月11日，天达同兴公司给华能通达公司开具了编号连续的8张《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6245280.38元），其中包括：“大庆作业技术费”4张，合计3216787.88元；“马达维修”1张，金额80287.2元；“中国石油测井—阿特拉斯作业技术服务费”3张，合计2948205.3元。根据大庆钻探工程公司测井公司发送给华能通达公司的《债权债务签认单》记载，截止到2014年4月30日的往来账，该公司应付华能通达公司6548271.75元。另，天达同兴公司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于2014年5月21、22日出具的华能通达公司存款对账单显示：华能通达公司于2013年7月30日收到“中国石油测井—阿特拉斯合作服务公司”跨行转账631199.3元；于2013年12月19日至2014年3月14日间收到“中国石油测井—阿特拉斯合作服务公司”跨行转账共计6552211.3元；于2013年12月31日收到大庆钻探工程公司“测井公司付工程款”2029604.5元。法庭上，双方当事人确认：华能通达公司与北京捷威思特科技有限公司（以科简称捷威思特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捷威思特公司给天达同兴公司的付款可视为华能通达公司的付款，天达同兴公司给捷威思特公司开具的发票也视为给华能通达公司开具的发票。审理中，华能通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认可如下事实：双方2005年签订长期联合经营协议以来，天达同兴公司合计给华能通达公司开具发票110445387.25元（包括给华能通达公司93428216.63元、捷威思特公司17017170.62元）；天达同兴公司代垫华能通达公司货款991320元。但对天达同兴公司声称收到华能通达公司货款99440794.07元、华能通达公司欠天达同兴公司货款11995913.18元的事实表示异议，提出天达同兴公司的收款数据不完整，有以下10个遗漏项目：“①2005年12月华能公司给天达公司开票3700000元；②2006年3月天达公司代华能公司直接收到胜利油田货款2465990.86元；③2008年4月由我关联单位淦佳经贸付天达公司502000元；④2010年7月天达公司代捷威思特收取南阳测井公司货款1180000元；⑤2005年6月1日—2007年5月31日，捷威思特向天达公司供货970914.42元；⑥2007年6月1日—2012年5月31日，捷威思特向天达公司供货6078636.2元；⑦2012年6月1日—2013年12月31日，捷威思特向天达公司供货368664元；⑧2011年12月8日，捷威思特向天达公司供货（由天达公司再供给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217813.4元；⑨2012年8—9月，捷威思特向天达公司供货（由天达公司再供给南阳油田测井公司）73320元；⑩2013—2014年，天达公司安排捷威思特给南阳测井公司爬行器作业，应收作业费720000元。”天达同兴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认为，双方的账目核算应当是以2011年12月15日的备忘录记载内容作为对原被告双方应收应付的一个主要证据进行分析认定，以2011年12月15日之后到双方合作合同解除时所有合作业务项目的对账作为另一个主要方面，进行全面梳理及认定。2011年12月15日之前的账务双方已经全部核对确认，华能通达尚欠天达同兴共计1899.54万元；2012—2013年期间，天达同兴公司项目经理范春涛、张立涛、张卫兵等人负责的业务中，华能通达公司应付天达同兴公司总款项为2100.67万元。但2011年12月15日之后，华能通达公司总计支付3135.32万元（含捷威思特公司代华能通达公司支付的150万元），差额864.89万元（本次诉讼请求，即是要求被告华能通达公司先行支付大庆区块和中海油的部分账款）。华能通达公司诉讼代理人所指出的10个漏项，双方在2011年12月15日对账时已经对此前的账务进行了总体处理，此后的项目均是捷威思特公司与天达同兴公司之间的往来，且天达同兴公司没有代收相应款项。本院认为，华能通达公司与天达同兴公司为发挥各自优势、整合技术、开发市场，于2006年自愿签订《联合经营协议》开展经营活动，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双方合作后期围绕结算问题发生争议，问题的解决需要结合双方之间的协议及其他文件、交易习惯，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判断。《联合经营协议》对于双方利益分配作出明确约定，即作业施工类各自获得50%，销售类双方按报价的70%结算。但就具体结算方式，《联合经营协议》并未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双方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实际是按照“收付实现制”的交易习惯来进行具体结算。该交易习惯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印证：一是双方2011年12月15日的《备忘》中写明：“华能公司依据收付实现制，即从收到款中付给天达同兴公司”；二是2012年和2013年签订的《测井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自各服务单位结回劳务费的50%支付给天达同兴公司”，华能通达公司自结回劳务费后，天达同兴公司才能办理结算；三是在华能通达公司给天达同兴公司相关人员发送的《结算数据表》电子邮件中，均列明了华能通达公司“收款金额”与“华能付天达”的实际收付款情况，可以印证双方之间按照“收付实现制”进行结算付款的交易习惯。应当看到，“收付实现制”依赖购买与提供服务的双方之间的实际结算结果，所以在《联合经营协议》中约定了“甲方向乙方提供与用户签订的作业服务合同的复印件”。但是，天达同兴公司在法庭上指出，华能通达公司始终没有向其提供与用户之间的作业服务合同及相应往来账目，导致其无法知晓服务费的具体金额及履行情况，而不得不依赖于华能通达公司“指示其开具发票”的通知，才能结回相应价款。华能通达公司承认此前结算都是先通知对方开具发票后，其才进行付款。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等义务。华能通达公司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能否真实全面履行《联合经营协议》中的提供作业服务合同及《合作协议补充备忘录》中的对账义务，决定了天达同兴公司在“收付实现制”的结算过程中能否处于公平地位。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2013年9月1日，天达同兴公司与华能通达公司为解决发展方向及分成比例上的冲突而签订《合同解除协议》，“解除华能通达与天达同兴以前所签的一切协议及合同，解除时间为2013年9月1日”。就本案而言，合同解除产生三方面法律效果：一是当事人之间基于2006年《联合经营协议》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终止。二是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因此，双方在《合同解除协议》第4条关于“2013年9月1日以前两个单位合作时的债权债务，按原协议执行”的约定，应属有效并得到善意执行。三是双方新的合作应当基于新的合同，正如《合同解除协议》第2条的约定，“今后华能通达可以与天达同兴的任何一个分公司合作，合作条款另谈”。但是，双方没有全面认真地履行《合同解除协议》。华能通达公司认为是天达同兴公司将其挤出相关市场导致双方不再互信，天达同兴公司则主张是2014年以后华能通达公司不再与其对账导致其无法获知作业服务合同金额及收款信息，故而提起本案诉讼。关于本案双方的结算金额存在不同的总体计算方法。（1）全程总额计算。双方提供的基本能够相互印证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14年联合经营期间，天达同兴公司给华能通达公司开具发票合计金额110445387.25元（包括给华能通达公司93428216.63元、捷威思特公司17017170.62元），天达同兴公司账面记载收到华能通达公司及捷威思特公司合作款项共计99440794.07元，发票金额超出付款金额11004593.18元。华能通达公司主张天达同兴公司记载的收款数据不完整，存在10个遗漏项目，并提供了相应证据。（2）分段计算。2011年12月15日以前（根据《备忘》），华能通达公司向天达同兴公司实际支付7861.46万元（应付7682.88万元）；2011年12月15日以后（根据双方提供的统计表），华能通达公司实际累计向天达同兴公司付款31353271.76元（含华能通达公司29853271.76元和捷威思特公司1500000元），天达同兴公司累计给华能通达公司开具发票26991120.38元（天达同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的《代理意见及证据说明》中的2011年12月22日号码为0XXXXXX1的服务发票与统计表数据不一致，相应金额应予扣除），付款金额超出发票金额4362151.38元。显然，两种计算方法，结论相去甚远。实际上，对于总体计算的方法，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多年的合作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衍生项目（代收代付、相互供货、产品试用等等），这些项目的结算方法在双方合作关系解除后各执一词、各有所据，大大超出本案审理范围。因此，本案仅就原告诉讼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超出范围的项目，双方可以另行解决。天达同兴公司按照2014年4月11日向华能通达公司开具的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包括大庆作业服务费3216787.88元、马达维修费80287.2元和阿特拉斯作业服务费2948205.3元）提出主要诉讼请求。本案双方确认，在联营合作期间，华能通达公司从“甲方”收到款项后会通知天达同兴公司开具发票并付款，但由于涉及石油项目的结算付款周期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开具发票、收付款与具体业务活动之间往往间隔时间较长，难以一一对应。针对涉案8张发票，天达同兴公司声明是华能通达公司电话通知其开具了上述发票，但这与其关于2014年联营协议解除以后华能通达公司拒绝与其对账的陈述明显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发票，是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基于此，天达同兴公司围绕大庆项目提供了三项证据证明发票所依据的事实。（1）华能通达公司2014年2月20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文件《发南阳2XXXXX0结算汇款数据.xls》，记载：2013年11月15日至2013年12月18日期间，向大庆钻探工程公司“开具发票收入”累计金额6548271.75元；（2）大庆钻探工程公司测井公司发送给华能通达公司的《债权债务签认单》记载：截止2014年4月30日，该公司应付华能通达公司6548271.75元；（3）华能通达公司陈子宁签收了相应发票。对此，本院认为，上述三项证据仅能证明华能通达公司依据与大庆钻探工程公司的对账结果开具了6548271.75元的发票，不能证明华能通达公司实际收到了相应金额。按照本案双方的“收付实现制”交易习惯，没有达到“自各服务单位结回劳务费的50%支付给天达同兴公司”的3297075.08元全额支付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华能通达公司在对账和付款问题上因双方于2013年9月1日签署《合同解除协议》而发生较大变化。在案工商银行出具的华能通达公司存款对账单显示：华能通达公司于2013年7月30日收到“中国石油测井—阿特拉斯合作服务公司”跨行转账631199.3元；华能通达公司的《发南阳2XXXXXX0结算汇款数据.xls》电子邮件相应显示：华能通达公司于2013年8月2日收阿特拉斯作业费631199.3元，2013年8月5日付天达同兴公司315599.65元；该付款金额可以从《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票及收款明细》中得到收款印证。但是，同样是在案工商银行出具的对账单显示：华能通达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收到大庆钻探工程公司“测井公司付工程款”2029604.5元；华能通达公司的《发南阳2XXXXXX0结算汇款数据.xls》却记载为：2013年12月31日收到“大庆钻探工程公司”1608244元，于2014年2月20日付天达同兴公司804122元；该付款金额亦可从《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票及收款明细》中得到收款印证。也就是说，华能通达公司在对账时将该项收款金额的记载减少了421360.5元。按照双方“收付实现制”的要求，华能通达公司应当向天达同兴公司按比例支付相应款项。鉴于天达同兴公司对于马达维修费按销售类70%（以华能通达公司2013年11月19日向大庆钻探工程公司主张“开发票收入”项114696元为基数）结算的标准具有合理性，故华能通达公司应当在上述421360.5元范围内，向天达同兴公司支付马达维修费80287.2元、作业技术费153332.25元。华能通达公司存款对账单显示：2013年12月19日至2014年3月14日间收到“中国石油测井—阿特拉斯合作服务公司”跨行转账共计6552211.3元。天达同兴公司按照2014年2月20日以后华能通达公司收到的5896410.6元的50%，主张3张发票相应的阿特拉斯作业服务费2948205.3元，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具有事实依据。关于大庆油田仪器改造费用180万元，双方确认该项金额长期处于挂账状态，未行结算。鉴于《2011年——2012年大庆业务量统计》显示“2011年……仪器改造（改电动调速，电子节8支，液压机械节10支）：180万”等相应内容，表明该项目宜按双方《联合经营协议》中销售类项目计价，故华能通达公司应对此项目向天达同兴公司付款126万元。天达同兴公司此项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天达同兴公司根据与华能通达公司的《联合经营协议》主张大庆项目和阿特拉斯项目相关费用，可予支持；华能通达公司关于应当按照“收付实现制”交易习惯确定付款条件的抗辩，亦可予采信，对不符合付款条件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给付大庆项目作业服务费153332.25元、马达维修费80287.2元、阿特拉斯项目作业服务费2948205.3元、大庆油田仪器改造费1260000元（以上合计4441824.75元）；二、驳回原告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全费五千元（原告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六万四千三百三十七元（原告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南阳市天达同兴石油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二万六千二百六十一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华能通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三万八千零七十六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丽霞审 判 员  范 君人民陪审员  张本正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罗怡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