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125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太原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法定代表人：赵强，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冀云峰，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天亮，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国贸广场**/div>法定代表人：张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庚，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太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运太原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外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晋民终字第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煤运太原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请求本院依法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对本案进行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煤运太原公司“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按约正确履行发货义务和监管责任”是错误的。再审申请人按照被申请人发货指令发往了鞍山盛盟煤气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公司）价值800余万元精煤。由于本案案情与高峰诈骗刑事犯罪案件事实重叠，再审申请人依法申请原审法院向审理高峰诈骗案件的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1.再审申请人在原审期间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本案属于连环买卖合同关系。高峰诈骗案件在自己履行本案合同过程中发生。2.被申请人提供虚假供货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与高峰恶意串通损害再审申请人利益。再审申请人申请法院向太原市公安局尖草坪分局调查取证，原法院没有依法调取。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1.被申请人与高峰恶意串通损害再审申请人利益，致使案涉编号为YH201302号《煤炭买卖（购销）合同》、编号为201302-1的《煤炭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无效。2.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由于被申请人单方过错，给再审申请人造成已经发往鞍山公司价值882.0434万元精煤损失，以及依据《煤炭买卖（购销）合同》购置的剩余原煤4500吨价款2205000元和加工的精煤8000吨（扣除运往鞍山运杂费）价款8264000元，共计1046.9万元的损失，应从被申请人预付再审申请人款项中予以扣除。3.原审法院没有向审理高峰诈骗案件法院调取证据，没有裁定中止本案诉讼，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福建外贸公司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称，一、煤运太原公司没有依约履行交货义务，不能归因于福建外贸公司，本案也不存在中止诉讼的情形。本案没有证据显示鞍山公司收到案涉货物，相反，煤运太原公司出具《证明》证实货物收货人已经变更，该变更收货人的申请人只可能是煤运太原公司。案涉《补充协议》第九条中关于“甲方（煤运太原公司）在2013年8月份内按照乙方（福建外贸公司）的发货指令完成预付款金额2167万元的供应量”的内容，说明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前煤运太原公司未向福建外贸公司交付任何货物。二、煤运太原公司称高峰系福建外贸公司代理人，福建外贸公司与高峰恶意串通诈骗其煤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三、煤运太原公司主张所谓“剩余煤炭”应当从预付款中扣除，没有证据支持。即使存在上述煤炭，煤运太原公司应当提出反诉主张，该主张不属于本案诉讼审理范围。四、煤运太原公司主张案涉合同无效没有依据。由于福建外贸公司与鞍山公司签订的合同并非本案诉争合同组成部分，即使鞍山公司所盖印章为虚假，也是福建外贸公司被鞍山公司欺骗，不构成煤运太原公司的免责事由。本院经审查认为，综合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申请人的主张，确立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关于案涉《煤炭买卖（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效力。2.本案裁判是否受高峰诈骗刑事犯罪案件的影响。煤运太原公司关于“被诈骗的882.0434万元精煤损失和剩余煤炭1046.9万元的损失应当从预付款中扣除”的主张是否成立。一、关于案涉合同的效力。2013年2月5日，诉讼双方当事人签订编号为YH201302号《煤炭买卖（购销）合同》。2013年7月24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签订是诉讼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禁止性规定，且双方已经开始实际履行，应为有效。煤运太原公司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福建外贸公司与犯罪嫌疑人高峰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其认为“福建外贸公司与犯罪嫌疑人高峰恶意串通损害煤运太原公司利益，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二、本案裁判是否受高峰诈骗刑事犯罪案件的影响。煤运太原公司关于“被诈骗的882.0434万元精煤损失和剩余煤炭1046.9万元的损失应当从预付款中扣除”的主张是否成立。由于上述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煤运太原公司和福建外贸公司双方均应受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条款的约束。福建外贸公司于2013年2月7日向煤运太原公司付款2167万元承兑汇票后，于2013年2月17日向煤运太原公司发出发货指令（编号FM201302），内容是：要求煤运太原公司按照《煤炭买卖（购销）合同》项下约定，在2013年3月7日前将2万吨主焦煤以福建外贸公司名义发货至鞍山汤岗子站鞍山盛盟煤气化有限公司指定堆场，收货人为鞍山公司。一审中，煤运太原公司辩称：“煤运太原公司在收到福建外贸公司2013年2月17日发货指令，由尖草坪公司、洗煤厂委托太谷煤运公司于2013年3月、4月向福建外贸公司指定的鞍山公司发运主精煤7079吨，价款共计882.0434万元。上述主精煤已经发往鞍山公司，中途被福建外贸公司代理人高峰等人诈骗。”其辩称意见说明了以下事实：1.煤运太原公司接受了该项交货指令，并着手履行交货指令行为；2.煤运太原公司所称“高峰等人诈骗案件”案发时间在煤运太原公司按照福建外贸公司发货指令将货物发往交货地点的中途。另据一审法院向太原市公安局尖草坪分局调取“由鞍山货运中心灵山营业部出具的《证明》”“苏家屯站《变更申请书》”，证明：案涉“高峰等人诈骗的主精煤7079吨，价款共计882.0434万元”的涉嫌犯罪事实发生经过是，“太谷煤运向福建外贸公司指定收货人鞍山公司发运两列精煤，2013年3月26日，发运56车；共计3584.47吨。2014年4月8日发运54车；共计3534吨。以上合计大于7079吨”，并证实由“收货人鞍山盛盟煤气化有限公司”变更为“鞍山市沈焦洗煤有限公司”，货物到站由“苏家屯站变更为灵山站”。变更原因为“煤炭质量问题，原收货人拒收”。综上，福建外贸公司依约将2167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给煤运太原公司并向煤运太原公司发出发货指令，指定了交货地点，并没有证据证明之后收货人及收货地点的变更系福建外贸公司所为。同时，在案涉“882.0434万元主精煤被高峰等人诈骗”的事实发生后，双方又经协商一致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虽变更了福建外贸公司所购货物的品种，但约定煤运太原公司继续按照2167万元的金额履行供货义务。由此，福建外贸公司作为付款方，依约向煤运太原公司交付了货款2167万元后，有权请求煤运太原公司交付合同约定的相对应价值货物。煤运太原公司接到福建外贸公司发货指令，并未提出异议，且实际按照发货指令组织货源，并在签订《补充协议》后，就应当按照福建外贸公司指定的交货地点、指定单位履行交付约定的相对应价值货物的义务。至于该指定单位与福建外贸公司是否有合同关系，不影响本案福建外贸公司与煤运太原公司买卖关系的正常履行。本案与高峰诈骗刑事犯罪案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联，本案的裁判不受高峰诈骗刑事犯罪案件的影响。煤运太原公司提出“福建外贸公司与鞍山公司之间购销合同为虚假合同，本案应当中止诉讼”的再审申请主张，不符合中止诉讼的法定条件，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煤运太原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按约发货，证明其完成交付相对应价值货物的义务，其关于“按照发货指令将价值882.0434万元的精煤发往指定堆场，中途被诈骗，该刑事案件正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所以应从原告预付被告款项中扣除882.0434万元”的再审申请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根据煤运太原公司向太原市公安局尖草坪分局调取了鞍山公司出具的《证明》，沈阳铁路局鞍山货运中心灵山营业部出具的证明及路局列出接入信息表、变更申请书等证据，并经双方当事人庭审质证。煤运太原公司关于“申请法院向太原市公安局尖草坪分局调查取证，原法院没有依法调取”的再审申请理由，与事实不符。另外，煤运太原公司主张的“剩余煤炭”是其与案外人之间的销售往来关系，应当另案处理，不属于本案诉讼审理范围。煤运太原公司关于“剩余煤炭1046.9万元的损失应当从本案预付款中扣除”的主张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太原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杨国香审判员  宁 晟审判员  周其濛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席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