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142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坪山横坪公路**。组织机构代码：76046744-7。法定代表人：王传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翔，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毅，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昌市怡顺联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河南省许昌市许由路西段机构代码：74743880-1。法定代表人：黄献法。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献法。上诉人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许昌市怡顺联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顺联合公司）、黄献法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比亚迪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二、判令黄献法、怡顺联合公司连带向比亚迪公司支付欠款914242.18元及利息（利息以914242.1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标准，自2015年3月2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判令怡顺联合公司、黄献法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汽车销售金融服务网络经销商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为质押合同，比亚迪公司以“授信额度”为涉案债务提供权利质押。三方协议第2条约定：“……怡顺联合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深圳分行）开立保证金质押账户，用于存入已开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项下赎取汽车合格证的专项保证金，为本协议第二章第六条项下的授信额度向建行深圳分行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非经建行深圳分行同意，怡顺联合公司不得支用保证金账户资金……”其中，第2章第6条约定，怡顺联合公司的授信额度系占用比亚迪公司的授信额度，实际上是比亚迪公司以其在建行深圳分行的授信额度为担保，由建行深圳分行为怡顺联合公司开具银行汇票。三方协议第8条第2款约定：“……比亚迪公司须承担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项下由于比亚迪公司或怡顺联合公司任何原因造成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建行深圳分行垫款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这表明，比亚迪公司为怡顺联合公司承担拒付债务的清偿义务，从法律特征上看是一种典型的债务担保，比亚迪公司与怡顺联合公司之间实际上是债务人与担保人的关系。而担保物“授信额度”虽名词新颖，但并未超越现有法律框架，属于《物权法》第223条第7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处置的其他财产权利”，其实质是基于比亚迪公司良好的商业信誉，在银行设定的资金额度范围内自由使用资金的一种权益，与个人的信用卡额度属于同一概念，只不过针对于企业等商事主体。根据《物权法》第229条和第211条之规定，授信额度应于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因授信额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动产或不动产，其适用指示交付的规则，自三方协议比亚迪公司签章之日起视为完成交付，质押成立并生效应无疑义。二、在比亚迪公司已经垫付怡顺联合公司债务的情况下，比亚迪公司有权向同为担保人的黄献法追偿，其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黄献法与建行深圳分行之间签订的《自然人额度保证合同》，黄献法实为建行深圳分行与怡顺联合公司之间债务的连带保证人。一审法院在认定黄献法为债务保证人的情况下，无视《担保法解释》第38条第一款对于物保人追偿权利的规定，法律适用错误。《担保法解释》第38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本案中，作为出质人的比亚迪公司已经承担了垫款的担保责任，既可以向债务人怡顺联合公司主张清偿，也可以要求同为担保人的黄献法承担清偿责任，并且比亚迪公司与黄献法之间确实没有就债务担保的范围达成一致，符合法律规定的“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适用前提。比亚迪公司向黄献法追偿于法有据，理应支持。一审法院未加详查，直接以“并无证据表明黄献法对怡顺联合公司的债务向比亚迪公司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忽视了担保人之间可以进行追偿的法律规定，属事实不清和法律适用错误。怡顺联合公司、黄献法未作答辩。比亚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怡顺联合公司、黄献法向比亚迪公司支付欠款共计914242.18元及利息；2、判令怡顺联合公司、黄献法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30日，比亚迪公司、怡顺联合公司及建行深圳分行签订三方协议，约定比亚迪公司、建行深圳分行根据怡顺联合公司实际需求，为其核定相应授信额度以支持怡顺联合公司采购比亚迪公司销售的比亚迪系列汽车，协议约定了开户与结算、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实施流程等。同日，黄献法与建行深圳分行签订《自然人额度保证合同》，约定黄献法为怡顺联合公司与比亚迪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3000万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建行深圳分行为怡顺联合公司开具三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开票日期及金额分别为2014年9月11日463120元，2014年9月29日352740元，2014年11月12日1665540元。上述汇票金额共计2481400元，比亚迪公司已为怡顺联合公司垫付该汇票款项，建行深圳分行出具垫款证明确认收款。一审法院认为，比亚迪公司与怡顺联合公司及案外人建行深圳分行签订三方协议，黄献法与建行深圳分行签订《自然人额度保证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该案实质为追偿权纠纷，比亚迪公司依上述协议约定以其在建行深圳分行的授信额度作为怡顺联合公司购车款的权利担保，建行深圳分行为怡顺联合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但怡顺联合公司未履行回款义务，比亚迪公司已依协议约定垫付承兑汇票款项，故比亚迪公司有权就代偿的债务向怡顺联合公司追偿。怡顺联合公司未向比亚迪公司偿还垫付的款项，比亚迪公司主张其支付垫款，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比亚迪公司垫款金额为2481400元，经核算扣除怡顺联合公司在比亚迪公司的应收账款后，仍需向比亚迪公司偿还914242.18元。《自然人额度保证合同》约定黄献法给怡顺联合公司对建行深圳分行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并无证据表明黄献法对怡顺联合公司的债务向比亚迪公司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故比亚迪公司要求黄献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庭审时，比亚迪公司要求怡顺联合公司支付相应利息，依照相关规定，利息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怡顺联合公司、黄献法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怡顺联合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比亚迪公司支付欠款914242.18元及利息（利息以914242.1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标准，自2015年3月2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比亚迪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42元、保全费5000元，由怡顺联合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三方协议约定，怡顺联合公司在建行深圳分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账户（以下简称结算账户），账号44×××25，用于日常资金结算和比亚迪系列汽车销售款项监管；怡顺联合公司在建行深圳分行开立保证金质押账户（以下简称保证金账户），账号44×××32，用于存入已开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项下赎取汽车合格证的专项保证金，为本协议项下授信额度向建行深圳分行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非经建行深圳分行同意，怡顺联合公司不得支用保证金账户资金；怡顺联合公司对一下事宜向建行深圳分行授权：（1）授权建行深圳分行从怡顺联合公司结算账户扣划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项下汽车销售款项至怡顺联合公司保证金账户，用于释放汽车销售款项项下对应的汽车合格证；（2）授权建行深圳分行经办人领取汽车销售款项项下对应的汽车合格证，并邮寄至怡顺联合公司，相关费用由怡顺联合公司承担；（3）在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到期当日，授权建行深圳分行从怡顺联合公司保证金账户将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对应的汽车销售款项划至怡顺联合公司结算账户，用于解付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怡顺联合公司向比亚迪公司采购比亚迪系列汽车所对应的预付款、汽车销售合同项下其他任何款项必须从怡顺联合公司结算账户汇入比亚迪公司结算账户；比亚迪公司向建行深圳分行提供经过比亚迪公司认可的《比亚迪汽车经销商额度推荐函》，怡顺联合公司需在《比亚迪汽车经销商额度推荐函》内，且具有授信敞口额度；建行深圳分行依据比亚迪公司给予的授信敞口额度为怡顺联合公司核定不超过授信敞口额度的授信额度，并向比亚迪公司提供《比亚迪汽车经销商额度推荐函-回执函》，列明建行深圳分行为怡顺联合公司核定的授信额度和开票/开证存量限额；比亚迪公司如有异议，应自收到建行深圳分行回执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建行深圳分行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比亚迪公司同意建行深圳分行给予怡顺联合公司的授信额度占用比亚迪公司或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在建行深圳分行的授信额度；授信额度只能用于怡顺联合公司向比亚迪公司购买比亚迪系列汽车；在授信额度有效期内，比亚迪公司有权调整、减少或取消怡顺联合公司授信额度，并应向建行深圳分行出具《汽车金融三方合作协议开票存量限额启用额度调整函》，建行深圳分行有权根据《汽车金融三方合作协议开票存量限额启用额度调整函》决定是否调整怡顺联合公司授信额度，并将《汽车金融三方合作协议开票存量限额启用额度调整函——回执函》以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比亚迪公司、怡顺联合公司指定传真或电子邮箱，比亚迪公司如对《汽车金融三方合作协议开票存量限额启用额度调整函——回执函》内容有异议，应自收到建行深圳分行回执函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建行深圳分行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比亚迪公司同意建行深圳分行回执函所列授信安排，但怡顺联合公司对收到的《汽车金融三方合作协议开票存量限额启用额度调整函——回执函》内容不得提出异议；比亚迪公司、怡顺联合公司出现违反本协议相关约定、逾期未支付等情形，比亚迪公司应将与违约金或逾期资金等额的销售保证金划入建行深圳分行指定的账户，且建行深圳分行有权采取其他违约救济措施；比亚迪公司与怡顺联合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后，怡顺联合公司应向比亚迪公司提交提车申请、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向建行深圳分行提交《业务申请书》，并通过怡顺联合公司结算账户向比亚迪公司结算账户支付提车申请约定金额的10%预付款；建行深圳分行向比亚迪公司开立金额为提车申请约定金额90%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并登记《业务台账》；比亚迪公司收到建行深圳分行在本协议项下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后，由比亚迪公司指定联系人将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国内信用证项下对应的车辆合格证和《汽车合格证送达通知书》送达建行深圳分行指定联系人，比亚迪公司保证上述合格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唯一性，否则将向建行深圳分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等。比亚迪公司代怡顺联合公司向建行深圳分行还款的情况为：2015年2月12日1665540元、2015年3月11日463120元、2015年3月27日352740元。二审中，比亚迪公司补充提交了2016年6月13日建行深圳分行与比亚迪公司签署的《通知书》、建行深圳分行向怡顺联合公司发出的《通知书》，用以证明建行深圳分行将其对怡顺联合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金和利息2481400元及建行深圳分行对怡顺联合公司享有的其他权利（包括《自然人额度保证合同》项下权利及有关诉讼管辖的约定）转让给比亚迪公司。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查询，怡顺联合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股东为黄献法、柴爱勤，黄献法出资额为5900万元，柴爱勤出资额为1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黄献法是否应为怡顺联合公司对比亚迪公司所负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评判如下：根据三方协议约定，在比亚迪公司、建行深圳分行、怡顺联合公司之间存在三个法律关系，一是比亚迪公司、建行深圳分行、怡顺联合公司之间基于三方协议成立的合同关系，即比亚迪公司同意怡顺联合公司向建行深圳分行借款占用比亚迪公司在建行深圳分行的授信额度，在怡顺联合公司未偿还借款的情况下，比亚迪公司负责清偿，但怡顺联合公司向建行深圳分行借款仅能用于向比亚迪公司购买汽车；二是在三方协议的框架下，怡顺联合公司与建行深圳分行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即怡顺联合公司向建行深圳分行借款，用于向比亚迪公司购买汽车；三是比亚迪公司与怡顺联合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即怡顺联合公司向比亚迪公司购买汽车。通过这一系列的协议安排，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公司向汽车经销商怡顺联合公司销售汽车以盈利；汽车经销商怡顺联合公司向比亚迪公司购入车辆转售赚取差价；金融机构建行深圳分行发放贷款赚取利差。由此产生的实际法律关系是，怡顺联合公司借用比亚迪公司在建行深圳分行的授信额度，作为借款人向建行深圳分行借款，用于向比亚迪公司买车；如怡顺联合公司未按约定向建行深圳分行偿还借款，则比亚迪公司负责向建行深圳分行清偿借款；比亚迪公司清偿借款后，可依据三方协议向怡顺联合公司追偿，也可依据比亚迪公司与怡顺联合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向怡顺联合公司主张权利。也就是说，怡顺联合公司与建行深圳分行签订借款合同，是为了三方协议项下怡顺联合公司借用比亚迪公司在建行深圳分行授信额度之需要。作为怡顺联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黄献法代表怡顺联合公司签署三方协议，黄献法对于以上各方之间的真实权利义务关系是明知的，黄献法为怡顺联合公司向建行深圳分行借款提供担保，其真实意思亦是为怡顺联合公司向比亚迪公司借用授信额度提供担保。而且，一、二审中，黄献法均未对比亚迪公司提出的诉求作出抗辩，自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比亚迪公司主张黄献法承担担保责任，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比亚迪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5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5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被上诉人黄献法对被上诉人许昌市怡顺联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上述第一项中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上诉人黄献法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上诉人许昌市怡顺联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怡顺联合公司、黄献法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2942元（已由比亚迪公司预交），由怡顺联合公司、黄献法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942.42元（已由比亚迪公司预交），由怡顺联合公司、黄献法负担。保全费5000元（已由比亚迪公司预交），由怡顺联合公司、黄献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王    伟审判员 林  高  峰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曾慧清(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