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内0524行初9号 原告李朋，男，蒙古族，1981年3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金格，女，蒙古族，1976年2月27日出生。 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倪军，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孟根仓,系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慧武,系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 第三人巴音那，男，蒙古族。 原告李朋诉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不服行政处罚一案，于2017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9月1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8日和2018年9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金格，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孟根仓、孙慧武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巴音那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于2017年2月8日作出后森公林罚决字【2017】第9-2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6年10月26日，在土地争议未解决期间，李朋受金格雇佣擅自在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达日吐嘎查东南（查干喇嘛）2.5公里处林地内毁坏巴音那栽植杨树673株，折合立木材积8.8923立方米，杨树幼树542株，经科尔沁左翼后旗价格认证中心认定价值4925.00元。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已构成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李朋处以了以下行政处罚：1、补种毁坏株数3倍的树木，即3645株。2、处毁坏树木价值4倍的罚款，即人民币19700.00元。 原告李朋诉称，原告认为被告适用法律明显不当。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规定保护“所有者”和“使用者”，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了林地权属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森林，但没有规定行政处罚标准。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公安套用处罚“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条款，处罚即不能确定所有者也不能确定使用者的原告，显然使用法律不当。二、被告处罚原告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该条款中明确规定处罚标准和范围，并没有规定按照毁林人数共同处罚。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但是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却对同一违法行为的两个当事人各处罚一次罚款，共两次处罚。违背了法律规定。因此请求法院根据耕地争议未解决前发生毁林行为的特殊性依法判决，并撤销后森公林罚决字【2017】第9-2号林业处罚决定书的错误处罚决定。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科尔沁左翼后旗法院的判决书，证明金格的耕地承包合同的合法性，同时也能证明巴音那在他人耕地内种树违法行为的存在，巴音那是侵权。 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辩称，被告2017年2月8日依法作出的后森公林罚决字2017第9-2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是程序合法，证据确凿充分的，是正确的。针对原告诉状中所提答辩如下，1、原告李朋受他人雇佣驾驶挖掘机毁坏幼树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毁坏林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李朋林业行政处罚是合法的。2、本案所涉林地属于集体所有，所有权不存在争议，林地使用权存在争议。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被害人巴音那所有。本案，李鹏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的滥伐林木行为与毁坏林木行为竞合，在利益的驱使下，明知涉案地块存在争议，受他人雇佣驾驶挖掘机毁坏林木的行为认定为毁坏林木违法行为是正确的。3、本案中李朋与金格为雇佣关系，二人构成共同违法，二者是整个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缺一不可，对二人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4、本案原告李朋与金格共同违法，答辩人依据《内蒙古自治区林业行政处罚裁量适用标准（暂行）》第九条的规定作出的林业行政处罚是符合规章规定的。综上所述，答辩人对原告作出的后森公林罚决字【2017】第9-2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此请求人民法院查清事实，驳回被答辩人李朋无理的诉求。 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局森林资源站出具的林地权属证明，证明涉案土地的性质。证据2、违法行为人金格和李鹏的询问笔录，证明金格自己承认涉案土地是1994到2009金格家种的，2010年和2011年金格家没有种，是同村村民巴音那在涉案土地上栽植杨树了。证据3、嘎查书记少布的询问笔录，证明涉案土地原为荒山，20年前金格家种植农作物，后来几年没有种地，巴音那就在涉案土地上栽树了，双方就林地权属正在打官司，巴音那没有办理林权证。证据4、勘验笔录，证明现场达日吐嘎查东南2.5公里处，林地内挖出林木1215棵，其中5至11厘米杨树673棵，折合立木材积8.8923立方米，幼树542株，涉案地块面积22亩。证据5、物证，证明对李鹏现场使用的钩机和运输车辆登记保存。证据6、书证，金格提供的满都拉村长出示的证词，证明原告金格耕种的50亩耕地中被巴音那无任何理由占用了30亩，并没有任何组织领导批准栽树的事实。金格的第二份书证，金格与少布签订的农村耕地承包合同，2016年7月8日村民张桂兰，金格、白音满达与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达日吐嘎查签订的农村耕地承包合同，证明金格与村上签订的耕地合同，面积是50亩耕地。证据7、鉴定意见，证明科尔沁左翼后旗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后发改认（2016）鉴字154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本案涉案1215株杨树市场价格4925.00元。 第三人巴音那未提供答辩意见，也未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出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证据1,没有林权证就不是林地。证据3、少布做的伪证，我家年年种地，没有撂荒的时候。证据4、巴音那在我家地里种树那是侵权行为，我在我家地里砍树不违法，因为这是耕地，我是保护我的耕地。证据7、评估价格过高，跟物价局、林业局没有关系。对证据2、证据5、证据6、无异议。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对原告出示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出示的证据为已经生效的判决书，具有证明力，该文书的案由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能够确定原告李朋等人与村委会签订的《农村耕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巴音那在该地块内栽植树木属于侵权行为。被告出示的证据1具有真实性，但与原告出示的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内容存在矛盾。被告出示的其他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26日，金格雇佣李朋在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达日吐嘎查东南（查干喇嘛）2.5公里处，毁坏了巴音那栽植的杨树673株，折合立木材积8.8923立方米，杨树幼树542株，经科尔沁左翼后旗价格认证中心认定价值为4925.00元。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认为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7年2月8日作出后森公林罚决字【2017】第9-2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李朋处以了：1、补种毁坏株数3倍的树木，即3645株。2、处毁坏树木价值4倍的罚款，即人民币19700.00元的行政处罚。2018年1月2日，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法院作出（2017）内0522民初935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朋等人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巴音那在该地种植树木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 本院认为，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内0522民初9358号民事判决书为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该判决书认定原告李朋等人与村委会签订的《农村耕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原告李朋与第三人巴音那争议土地为耕地，巴音那在该地种植树木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而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依据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资源站出具的证明认为该地属于林地，但该证据为单一证据，无其他证据相佐证，证明力较低，不足以推翻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内0522民初9358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所作后森公林罚决字【2017】第9-2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原告李朋补种树木的行政处罚与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内0522民初9358号民事判决书相矛盾。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所作的后森公林罚决字【2017】第9-2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够充分，且所作处罚内容与已生效的判决书相矛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作出的后森公林罚决字【2017】第9-2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诉讼费50元，由被告科尔沁左翼后旗森林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陶万春 陪审员  张 萍 陪审员  张 珊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孙 彬 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