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内民终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腾达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健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荣，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红岩，内蒙古天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蒙子骄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斌，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斌，男，1981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内蒙古蒙子骄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永明，内蒙古易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内蒙古腾达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内蒙古蒙子骄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子骄公司）、刘斌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商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腾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荣、贾红岩，被上诉人蒙子骄公司和刘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永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腾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商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腾达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即蒙子骄公司立即偿还腾达公司借款1900万元及利息2185万元（自2010年11月2日起至2014年9月1日止按月息2.5%计算），本息合计4085万元；3.改判刘斌对借款的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等由蒙子骄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腾达公司和内蒙古越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通公司）有关联性，并结合蒙子骄公司所举的2013年11月20日腾达公司向蒙子骄公司发出的《对账单》，认定蒙子骄公司向腾达公司所借的2000万元借款已于2012年6月28日5985万元的还款中予以扣除，并认定蒙子骄公司已偿还腾达公司借款的事实，缺乏客观性。腾达公司认为：1.该笔5985万元款项是政府返还越通公司为蒙子骄公司代垫的8685万元土地款的一部分还款；2.一审法院没有充分考虑腾达公司所举的证据，关于该笔5985万元款项腾达公司于2014年1月6日再次与蒙子骄公司核对，由蒙子骄公司财务人员张博签字的《往来款项对账单》备注栏内明确载明“此笔款项作为待处理款项”。而蒙子骄公司所举的2013年11月20日的《对账单》蒙子骄公司并未盖章确认，不能认定为是对账单；3.双方于2014年11月30日由刘斌、郭锦坤代表双方所在公司签字确认的对账单载明腾达公司诉求的1900万元借款并未偿还；4.关于腾达公司和越通公司的关系，两公司名称不同、章程不同、财务制度与账簿管理不同、法定代表人不同、股东股权比例不同、营业场所不同、经营管理不同等诸多不同而充分表明这是两家公司，是独立享有和承担民事权利义务的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一审法院将两公司混为一谈，并将蒙子骄公司转给越通公司的款项错误认定为是偿还腾达公司的借款本息，基于此错误的事实认定所做出的判决内容也必然是错误的。另外，即使两公司有一定的关联关系，也不能将政府返还越通公司代垫的土地款抵做偿还本案双方争议的借款。（二）一审法院认定腾达公司的代表郭锦坤与蒙子骄公司的代表刘斌在2014年11月30日形成的对账单，即一审判决所称的《确认单》，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之规定，认定其系对蒙子骄公司不利的证据，不作为定案的依据。腾达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为：1.该对账单系郭锦坤个人诉达拉特旗蒙子骄商砼有限责任公司和蒙子骄公司借贷纠纷一案时主审法官庭外建议双方对账时形成的对账单，并非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形成的证据，也不是某一级法院的调解过程记录，完全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往来账目的客观描述；2.该对账单反映的双方往来账目均由双方财务人员核对后，再由各方代表予以确认，具有客观性，不存在有利或不利于某一方之说；3.该对账单系对双方债权债务的真实反映和相互确认，刘斌提出的内容是其单方对所欠债务的偿还方式，因双方未对利息如何偿还达成一致，故约定双方下次再行协商。综上可见，该证据并非单纯的对蒙子骄公司不利的证据，而仅仅是对双方往来账目的再次确认，不能将其认定为在诉讼过程中形成的对蒙子骄公司不利的证据不予采纳，而应当结合腾达公司所举的2014年1月6日的《往来款项对账单》认定腾达公司的主张。（三）一审法院认定腾达公司和蒙子骄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不正确。首先，腾达公司、越通公司与刘斌及其实际控制的蒙子骄公司、鄂尔多斯市蒙子骄农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之骄农业公司）等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形成的原因：1.在腾达公司、越通公司两公司成立之初，刘斌向腾达公司、越通公司借款3000万注册成为两家公司的股东，所以形成注册资金借款及其他借款，本案争议金额1900万元及利息只是多笔借款的一部分；2.蒙子骄公司与越通公司约定双方合作开发马兰滩800亩土地，之后越通公司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马兰滩224亩土地，该过程中蒙子骄公司作为土地一级开发商的身份代表双方公司与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协调竞地事宜，本应由蒙子骄公司来交纳土地出让金，但因蒙子骄公司缺乏资金，故向越通公司借款，因此所有的土地出让金完全由越通公司代蒙子骄公司垫付，陆续由越通公司向达拉特旗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支付款项共计8685万元。2012年6月，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为了鼓励投资人多买地，决定返还部分土地出让金，这些款项本应返还土地使用权人越通公司，但按照相关程序于2012年6月12日经达拉特旗国土资源局文件（2012）135号批示先返还给作为土地一级开发商蒙子骄公司。后经腾达公司与蒙子骄公司协商一致，由蒙子骄公司申请返还后，再将此笔5985万元土地补偿金于2012年6月20日从蒙子骄公司退还给垫付借款的越通公司。故越通公司与蒙子骄公司之间基于招拍挂而发生的垫付资金8685万元借款，由蒙子骄公司以达拉特旗人民政府返还的5985万元土地补偿金偿还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一往来关系与本案争议借款合同无关，且在2014年11月30日双方全部往来对账单中可以得到印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蒙子骄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腾达公司针对蒙子骄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蒙子骄公司已实际清偿借款本金1900万元及利息。1.腾达公司与蒙子骄公司于2010年10月1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蒙子骄公司向腾达公司借款2000万元，后腾达公司实际提供借款本金1900万元；2.2012年6月28日，蒙子骄公司通过工商银行向越通公司转账5985万元，转账用途为还借款，该款中包括了蒙子骄公司应付的2000万元借款本金及686.9320万元利息；3.腾达公司于2013年11月20日向蒙子骄公司出具《对账单》，确认了蒙子骄公司2010年10月1日向腾达公司借款2000万元及利息686.9320万元，已在蒙子骄公司于2012年6月28日的还款5985万元中扣除，蒙子骄公司已实际清偿该笔借款债务。（二）腾达公司与越通公司具有关联关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知晓蒙子骄公司已经实际偿还借款本息。腾达公司与越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相同，股权比例不同，其中法定代表人陈达仁和刘斌持股比例合计为90%，二公司具有关联性，与蒙子骄公司的合作关系也相同，蒙子骄公司与腾达公司和越通公司都有经济往来，所以2012年6月28日蒙子骄公司向越通公司转账5985万元及腾达公司2013年11月20日向蒙子骄公司出具《对账单》确认5985万元中26869320元为偿还腾达公司2000万元借款本息，腾达公司与越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陈达仁、股东刘斌、张喜发、何水梅都互相知情和同意，也证实蒙子骄公司已经实际偿还借款本息。（三）一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认定2014年11月30日结算协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正确。1.该结算协议签署日期为2014年11月30日，是由达拉特旗人民法院主持下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形成，并且备案于该法院，与庭内庭外无关；2.该结算协议是解决蒙子骄公司、蒙子骄农业公司、腾达公司、越通公司及郭锦坤相互之间的所有债务和纠纷而形成，属于结算协议，该协议恰证明了本案的借款已经偿还，腾达公司、越通公司仍欠蒙子骄公司3150万元；3.以上结算协议属于蒙子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斌为解决各方的债务和纠纷在达拉特旗人民法院作出妥协所签订的，不得作为在本案中对蒙子骄公司不利的证据，腾达公司也没有其他证据能推翻2013年11月20日《对账单》中所确认的蒙子骄公司已偿还腾达公司借款本息这一事实，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四）关于越通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问题。越通公司通过招拍挂程序与达拉特旗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法取得共计15236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合同签订和履行主体为越通公司和达拉特旗国土资源局，土地使用权人为越通公司，越通公司因受让土地使用权而应缴纳的8658万元土地出让金，并非为蒙子骄公司垫付，也与蒙子骄公司无关。综上，请求驳回腾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斌辩称，腾达公司与蒙子骄公司于2010年10月1日签订《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为60天，从2010年11月2日至2011年1月2日，对于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刘斌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从2011年1月3日至2011年7月3日，但在该期间内腾达公司未向刘斌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的上述规定刘斌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正确，腾达公司针对刘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腾达公司一审时的诉讼请求：1.请求蒙子骄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900万元并支付利息2185万元（从2010年11月2日起至2014年9月2日止按月息2.5%计算），本息合计4085万元；2.刘斌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等由蒙子骄公司、刘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腾达公司与蒙子骄公司于2010年11月1日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由刘斌、鲍赟、张喜发作为保证人在合同上签字。双方在该合同中约定：蒙子骄公司向腾达公司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月利率为2.5%，借款期限为60天，从2010年11月2日至2011年1月2日；蒙子骄公司承诺提供三个自然人为腾达公司提供担保，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人刘斌以其持有的蒙子骄公司28%的股权和腾达公司20%的股权抵押，保证人张喜发、鲍赟分别以其持有的腾达公司各5%的股权抵押；若蒙子骄公司不能按时还款，应按欠款金额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腾达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同日，蒙子骄公司向腾达公司出具了《委托付款书》，该委托付款书载明：因蒙子骄公司的业务需要，委托腾达公司于2010年11月1日将双方借款合同项下的2000万元先扣除100万元利息后的余额人民币1900万元指定转付给蒙子骄公司，开户银行：达拉特旗国开村镇银行，账号×××，行号：320XXXXXXXX6，金额：1900万元，作为腾达公司已按《借款合同》履行了付款义务，蒙子骄公司保证将按期归还借款本息，并承担该委托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腾达公司按照该委托付款书的指示，于2010年11月1日将1900万元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电汇给蒙子骄农业公司。蒙子骄公司于2010年11月1日向腾达公司出具了收据，确认收到了1900万元，收款方式为汇款。合同签订后，双方没有办理股权出质登记。2012年6月28日，蒙子骄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向越通公司转账5985万元，转账用途为还借款。越通公司对该笔款项出具收款收据，并加盖了越通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后腾达公司为做好2013年的财务核算工作，于2013年11月20日向蒙子骄公司发出一份截止2013年10月31日的《对账单》，该《对账单》明确确认蒙子骄公司2010年11月1日与腾达公司所签订的借款2000万元的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2000万元，利息686.932万元，已在蒙子骄公司于2012年6月28日的还款5985万元中予以扣除等内容，并加盖了腾达公司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陈健仁的签章。2014年11月3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蒙子骄公司、蒙子骄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斌与腾达公司、越通公司的代表郭锦坤，关于各方往来账务事宜进行了账目核对，且刘斌就所欠款项提出了偿还办法，拟以224亩土地作价40万元/亩、刘斌在腾达公司的股权出资3000万元及在越通公司的出资2500万元等抵账，并形成了《确认单》。腾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健仁，该公司的股东原为陈达仁（所占股份为60%）、刘斌（所占股份为30%）、张喜发（所占股份为5%）、何水梅（所占股份为5%），张喜发于2015年3月19日与案外人王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腾达公司5%股权转让给了王某，腾达公司分别于2015年2月13日、2015年3月23日召开股东会同意该股权转让，并于2015年3月25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越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达仁，该公司的股东原为陈达仁（所占股份为65%）、刘斌（所占股份为25%）、张喜发（所占股份为5%）、何水梅（所占股份为5%），张喜发于2015年3月19日与案外人王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越通公司5%股权转让给了王某，越通公司分别于2015年2月13日、2015年3月23日召开股东会同意该股权转让，并于2015年3月25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腾达公司的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为无，一般经营项目为对建材工业、住宿餐饮、商业、娱乐业、旅游业、煤炭开采业和洗选业投资、股权经营管理。蒙子骄公司的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仓储服务、货物配送、五金建材销售。一审法院认为，腾达公司与蒙子骄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属于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之间的拆借行为，该借款是蒙子骄公司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蒙子骄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腾达公司是以资金融通为常业，这一借款行为不违反国家金融管理的强制性规定，且腾达公司已实际履行，故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蒙子骄公司提出的《借款合同》无效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对于蒙子骄公司是否应当向腾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900万元及利息的问题。首先，蒙子骄公司于2012年6月28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向越通公司支付了5985万元，转账用途为还借款，虽然越通公司与腾达公司属独立的法人机构，但两个公司的股东完全相同，只是各股东所持股权的比例不同，表明两个公司具有一定的关联关系，且从各股东的持股比例来看，两个公司的控股股东都是陈达仁，再结合腾达公司在其于2013年11月20日向蒙子骄公司发出的《对账单》中确认蒙子骄公司2010年11月1日与腾达公司所签订的借款2000万元的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2000万元，利息686.932万元，已在蒙子骄公司于2012年6月28日的还款5985万元中予以扣除的事实，足以认定蒙子骄公司已经偿还了案涉借款。其次，虽然腾达公司的代表郭锦坤与蒙子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斌在达拉特旗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于2014年11月30日形成了新的《确认单》，但该《确认单》不仅有账目核对的相关内容，还提到了所欠款项的偿还办法，故从该《确认单》的形成背景、内容及形式可以表明，该《确认单》是双方为了解决纠纷而形成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的规定，该《确认单》不应作为该案的定案依据，故腾达公司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翻其在2013年11月20日的《对账单》中确认的事实，其主张蒙子骄公司没有偿还案涉借款的依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腾达公司与蒙子骄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腾达公司要求蒙子骄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没有依据。因腾达公司对蒙子骄公司的债权已消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四条“质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质权也消灭”的规定，刘斌的股权质押也同时消灭，故腾达公司要求刘斌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腾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驳回腾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1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腾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综合认定。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3年11月20日，腾达公司向蒙子骄公司发出一份《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截止2013年10月31日，确认蒙子骄公司2010年11月1日与腾达公司所签订借款合同的内容：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60天月息1.5%，已于借款日扣除利息100万元，并于2011年1月18现金支付利息100万元；至2012年6月28日结息日止，应收本金2000万元，应收利息686.932万元，在蒙子骄公司2012年6月28日还款5985万元中已扣除应还本金2000万元，利息686.932万元。望蒙子骄公司给予协助。该《对账单》中作出说明：本对账单的账面金额与蒙子骄公司相符时，单位负责人签字及加盖公章即可；本对账单的账面金额与蒙子骄公司不相符时，并加以说明原因及解决办法。该《对账单》仅盖有腾达公司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陈健仁的印章，蒙子骄公司并未加盖公司公章及由法定代表人签字。2014年1月6日，腾达公司向蒙子骄农业公司发出《往来款项对账单》，载明2011年11月1日，腾达公司向蒙子骄农业公司所付1900万元，借款合同实际为2000万，应付100万利息未入账，需腾达公司补开收据入账。该对账单加盖蒙子骄农业公司的公章，并由张博签字。同日，越通公司向蒙子骄公司发出《往来款项对账单》，对蒙子骄公司向越通公司支付的5985万元，备注为：该笔款越通公司已收到，但缺少具体偿还明细内容，没有收款说明附后，此笔作为待处理款项。2014年11月3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蒙子骄公司、蒙子骄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斌与腾达公司、越通公司的代表郭锦坤，关于各方往来账务事宜进行了账目核对，双方经核对确认本金如下：一、腾达公司名下发生的借款如下：1.蒙子骄公司借款1900万元；蒙子骄农业公司借款3000万元；蒙子骄农业公司借款1500万元，合计6400万元；二、越通公司名下发生的借款和还款如下：1.蒙子骄公司借款4500万元；2.垫付土地款8685万元，还款5985万元，下欠2700万元；3.还款3000万元，合计4200万元；三、郭锦坤名下借款如下：1.蒙子骄公司借款800万元；2.蒙子骄商砼公司借款300万元，合计1100万元。上述一、二、三项合计11700万元。刘斌就所欠款项提出了偿还办法：1.224亩土地作价40万元/亩抵账8960万元；2.以刘斌在腾达公司的股权出资3000万元及在越通公司出资2500万元合计5500万元抵账；3.已付利息款115万元和文苑房款275万元，合计390万元抵账。上述抵账后倒欠刘斌3150万元。下欠款项如何处理利息问题双方下次再行协商。刘斌与郭锦坤均在该对账单上签字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蒙子骄公司应否偿还腾达公司借款本金1900万元并支付利息2185万元；二、刘斌应否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关于蒙子骄公司应否偿还腾达公司借款本金1900万元并支付利息2185万元的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腾达公司与蒙子骄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上述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其次，针对该借款，蒙子骄公司举出其于2012年6月28日向越通公司支付5985万元的转账支票及越通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以及腾达公司于2013年11月20日向蒙之骄公司出具的《对账单》，拟证明该借款本息已在该5985万元中扣除。对此，本院认为，该《对账单》在确认涉案《借款合同》内容的同时，载明腾达公司在上述还款5985万元中已扣除应还本金2000万元，利息686.9320万元，请求蒙子骄公司予以协助，并说明对《对账单》的账面金额与蒙子骄公司相符时，单位负责人签字及加盖公章即可，不符时加以说明原因及解决办法，但该《对账单》仅盖有腾达公司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陈健仁的印章，蒙子骄公司并未加盖公司公章及由法定代表人签字予以确认，未形成完整有效的对账结果。而腾达公司就涉案借款本息是否实际偿还的问题举出两份2014年1月6日的《往来款项对账单》和另案调解过程中，蒙子骄公司、蒙子骄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斌与腾达公司、越通公司的代表郭锦坤于2014年11月30日对各方所有往来款项进行综合汇总的《确认单》。其中，腾达公司向蒙子骄农业公司出具的《往来款项对账单》仅载明涉案借款1900万元，实际为2000万元，应付100万元利息未入账，需腾达公司补开收据入账，未明确该借款已经偿还；越通公司向蒙子骄公司发出的《往来款项对账单》，越通公司对收到的5985万元予以认可，但注明未入账，没有收款说明附后，此笔款作为待处理款项。该对账单与腾达公司2013年11月20日向蒙之骄公司出具的《对账单》所描述的涉案借款本息已在5985万元中予以扣除的事实并不吻合。蒙子骄公司主张并未收到上述两份对账单，但该两份对账单上均有蒙子骄公司张博的签字。通过上述三份对账单可以看出，虽然腾达公司有从蒙子骄公司向越通公司5985万元还款中扣除借款本金2000万元，利息686.9320万元的意向，但并无证据证明得到了蒙子骄公司的认可和反馈，通过后续的两份对账单显示，就腾达公司的扣款意向并未达成双方一致确认的结果，截至2014年1月6日，蒙子骄公司亦未对腾达公司未扣款的对账内容提出任何异议。而在另案调解过程中，双方就往来账目进行核对而形成的《确认单》载明本案所涉的1900万元借款本金并未从蒙子骄公司向越通公司5985万元还款中予以扣除，仍为蒙子骄公司对腾达公司的欠款本金，对此，蒙子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斌提出总欠款的偿还方案，并签字确认。综上，根据双方最终形成的《确认单》列明的对账明细，否认了之前腾达公司单方形成的《对账单》载明的扣款内容，蒙子骄公司仅以其未确认的2013年11月20日《对账单》的扣款内容，无法推翻蒙子骄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斌于2014年11月30日对涉案借款未偿还的确认。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未采信《确认单》的证明力属适用法律错误，因为该《确认单》虽然是基于另案纠纷而形成，但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往来账目的认可是为了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目的作出的妥协，也不影响双方对欠款本金数额及是否予以偿还事实的明确认可，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因此原审法院关于腾达公司与蒙子骄公司之间就欠款本金1900万元及利息的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的事实认定不当，应予纠正，腾达公司主张蒙子骄公司应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900万元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再次，关于借款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双方《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2.5%（年利率30%），超出了法律保护的上限，所以腾达公司主张由蒙子骄支付的借款利息应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腾达公司于2013年11月20日向蒙子骄公司发出的《对账单》中自认已于借款日扣除利息100万元，并于2011年1月18日现金支付利息100万元，故应从2011年1月19日起计算利息至腾达公司主张的2014年9月2日止，金额为1672万元。二、关于刘斌应否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质权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本案中，《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刘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方式是以其在蒙子骄公司和腾达公司的股权进行质押，但腾达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刘斌将股权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故质权条款并未生效，刘斌不应对涉案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腾达公司对刘斌的该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所述，腾达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商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二、内蒙古蒙子骄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内蒙古腾达控股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900万元及利息1672万元（从2011年1月19日起至2014年9月2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内蒙古腾达控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1800元，由内蒙古蒙子骄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20325元、内蒙古腾达控股有限公司负担314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1800元，由内蒙古蒙子骄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20325元、内蒙古腾达控股有限公司负担314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贺亚丽审判员  张志宏审判员  王 帅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闫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