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33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光权，男，197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军，贵州恒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泽洪，男，1979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采法，大方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刘光权因与被上诉人刘泽洪撤销合同纠纷一案，刘光权原以确认合同无效诉至法院，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2016）黔0521民初1423号民事判决，刘泽洪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黔05民终325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刘光权以撤销合同起诉，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7）黔0521民初2090号民事判决，刘光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光权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撤销大方县沙厂彝族乡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的《调解协议》，并确认其无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之妻子杨章秀认为上诉人尚在住院期间与被上诉人被迫签订《调解协议》处分了自己的财产，侵害其合法权益，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一审法院未予准许，遗漏了必要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程序违法；上诉人因此事被刘泽洪等人侮辱、殴打导致去大方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在住院期间仍然遭受被上诉人及其亲属威胁辱骂，并强迫参与调解，签订《调解协议》，一审时上诉人已提交疾病证明书予以佐证，一审法院未予采信不当，该《调解协议》依法应予撤销；该《调解协议》达成的支付经济损失80000元的内容违法，也无存在的事实基础，该经济损失的产生来源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妻子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属道德调整范畴，不应由法律处理，且协议的履行会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利，故该《调解协议》依法应无效。 刘泽洪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刘光权并未遭受胁迫签订协议，无法定撤销事由，请求维持原判。 刘光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告与被告经大方县沙厂彝族乡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的《调解协议》；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光权与被告刘泽洪之妻李贵娥发生婚外情，2016年3月14日，原告刘光权与李贵娥一同外出，被告刘泽洪发现李贵娥外出后，遂请人帮忙寻找。2016年3月23日，被告刘泽洪与刘宇等人在贵阳万盟客悦旅馆找到原告刘光权和李贵娥后将二人带回沙厂乡。3月26日，经沙厂派出所和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内容为，甲方：刘光权，汉族，现年43岁，家庭住址：沙厂乡骂陇村偏岩组，现住沙厂乡××××组竹戛观景台处。乙方：刘泽洪，男，汉族，现年37岁，家庭住址：沙厂乡××组，现住沙厂乡××××组竹戛大水井处。协议内容：甲方于2016年3月14日晚将乙方之妻李贵娥私自带走后，乙方四处找人寻找，于2016年3月23日在贵阳万盟客悦旅馆将甲方与李贵娥抓获，引起纠纷，经沙厂乡派出所与营华村调解委员会调解，得出如下协议：一、乙方在寻找李贵娥的过程中用费125000.00元。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愿意补偿乙方损失80000.00元（大写：捌万元整），定于2016年4月27日之前付清。三、通过协议后，甲乙双方对此事继（既）往不究。四、以上协议是双方共同协议达成，今后双方不能再用任何借口干涉和反悔，如哪一方有违，造成后果责任自负。五、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营华村调解委员会和沙厂乡派出所各备案一份。本协议从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将生法律效力。调解协议由原告刘光权、被告刘泽洪签字，原告刘光权之妻杨章秀及刘先友、刘泽焕以在场人身份在调解协议上签字。调解协议加盖大方县沙厂彝族乡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村委会主任赵永泰、副主任高超、刘锋亦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当日，原告刘光权向被告刘泽洪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到沙厂乡××组刘泽洪找其妻子李贵娥的经济损失费80000.00元，大写捌万元整。定期于2016年4月27日以前全部付清。到期不付用本人房子抵押。欠款人：刘光权。后原告刘光权未履行义务，并于2016年5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本案发回重审后，经向刘光权释明后，原告刘光权将诉讼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变更为请求撤销调解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光权与被告刘泽洪之妻李贵娥发生婚外情，并一同外出达十天之久，是对自己家庭的不负责任，给两个家庭都造成了伤害，二人的行为，有悖社会道德和善良风俗，过错责任在原告刘光权和李贵娥，作为丈夫的被告刘泽洪在妻子李贵娥外出后积极寻找，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团结和稳定，不存在过错。在刘泽洪寻找李贵娥期间，客观上耗费了人力、物力，给刘泽洪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在原告刘光权与李贵娥被寻找到后，原告刘光权与被告刘泽洪就寻找李贵娥一事，经大方县沙厂乡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由原告刘光权补偿被告刘泽洪80000.00元的协议，协议的内容应当视为刘光权以金钱给付的方式给予刘泽洪经济损失的补偿。原告刘光权主张其与被告刘泽洪所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受到胁迫而签订，但调解是由营华村委会主任赵永泰、副主任高超和刘锋组织，调解时有沙厂乡派出所所长参加，并有原告刘光权之妻杨章秀及刘先友、刘泽焕等人参与。而且原告刘光权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证据是调解协议、收款收据、疾病证明书和通话记录，但上述证据中，收款收据只能证明原告刘光权与李贵娥于2016年3月15日至3月22日在大方县旺顺招待所进行住宿的事实，而不能证明原告刘光权所主张的在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沙厂乡派出所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的过程中受到胁迫的事实；疾病证明书虽然加盖有大方县人民医院疾病证明章，也有骨科医师石寿勇签字，但该疾病证明书是先盖印章后书写内容，证明的内容均是书写在印章印文之上，与证明出具的常规不符，且该疾病证明书只能证明原告刘光权曾因受伤住院治疗，不能证明签订调解协议时受到胁迫，且原告刘光权不能提供医院出具的住院费发票；录音记录只能证明原告刘光权与李贵娥之间存在婚外情，也不能证明调解时受到胁迫，因此，原告刘光权主张签订调解协议时受到胁迫的事实没有证据加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和第六条“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原告刘光权要求撤销调解协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刘光权请求撤销其与被告刘泽洪经大方县沙厂彝族乡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刘光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刘光权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刘光权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大方县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及住院费发票，证明刘光权是在被殴打后住院，调解时是受胁迫才签订《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应当撤销。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泽洪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通过该病历上诉人在该院的治疗时间是2017年3月25日上午9点截止的，之后并未在该院进行过治疗。该组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在医院住院过，不能证明签订调解协议是受胁迫签订的，因此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病历及住院费发票能证明刘光权于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3月27日在大方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该医院于3月24日和3月25日实施了治疗行为。但不能证明是被刘泽洪殴打致住院治疗，也不能达到刘光权参与调解时受胁迫签订《调解协议》的证明目的，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及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本案一审是否遗漏必要当事人，程序是否违法；2、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否具备可撤销的法定事由。 关于一审是否遗漏必要当事人，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是“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上诉人刘光权的妻子杨章秀在本案中不属于该条规定的第三人范畴，且上诉人刘光权与被上诉人刘泽洪签订《调解协议》，刘光权之妻子杨章秀作为在场人在该《调解协议》上签字认可，杨章秀并非必要诉讼当事人，一审未予准许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上诉人刘光权主张《调解协议》侵害其妻子杨章秀的合法权益，一审未予准许杨章秀参加诉讼的申请，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遗漏必要当事人，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关于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否具备可撤销的法定事由。上诉人刘光权上诉称受胁迫签订该协议，其二审提交的大方县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及住院费发票，仅能证明刘光权于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3月27日在大方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该医院于3月24日和3月25日实施了治疗行为，但不能证明其是被刘泽洪殴打致住院治疗，也不能证明刘光权参与调解时受胁迫签订《调解协议》。上诉人刘光权一、二审所举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受胁迫签订《调解协议》。刘光权、刘泽洪二人经沙厂乡派出所和营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双方经过协商签订《调解协议》，有刘光权、刘泽洪签字，刘光权之妻子杨章秀等在场人、派出所干警及村干部均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该《调解协议》不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关于可变更或撤销调解协议的法定事由，上诉人刘光权主张撤销《调解协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案涉《调解协议》亦不符合该条规定无效的情形，上诉人刘光权请求确认协议无效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刘光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光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雄 审 判 员  张 晶 审 判 员  徐 洪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喻 智 书 记 员  赵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