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3民终26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仲斌，男，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安驾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丽君路。负责人：林慧金，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安驾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与中心大道交口港商务园东区。法定代表人：林慧金，该公司总经理。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衣婧，天津安驾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人事行政主管。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正，天津安驾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运营主管。上诉人马仲斌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安驾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天津安驾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安驾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2016）桂0302民初1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仲斌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2016）桂0302民初1327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在培训文件发放登记表和培训签到表上签名为由，认定上诉人知道其规章制度，是错误的。虽然《劳动合同》附件载明了《神州专车驾驶员管理手册》和企业的制度与规定，培训文件发放登记表和培训签到表上也记载了《桂林分公司员工违纪行为处罚条例》等制度，但是只是在形式上要求上诉人等员工签名，客观上并没有把各项规章制度发放到上诉人手中，更没有就其内容进行培训。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公车私用，属于严重违纪，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谓“公车私用”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公车，二是用车与公务无关，而是为自己或者他人办理私事。一审认定上诉人自行到修理厂提车并前往有关部门处理交通事故事宜。GPS定位显示2016年6月1日至2日该车辆在秀峰区、叠彩区、七星区、象山区行驶。据此可知，上诉人虽然没有得到被上诉人的同意去提车并到上述四个区域的有关部门咨询、处理未了结的交通事故，但是也绝不是为了上诉人自己或者他人办理私事。被上诉人制定的《桂林分公司员工违纪行为处罚条例》没有向员工公示，不能作为处罚员工的依据，对员工不具有约束力。三、被上诉人实行不定时工时制依据不足。《劳动合同》和《驾驶员管理手册》已经明确约定实行综合工时制，被上诉人中途改变工时制明显违反合同约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实体处理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天津安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公正，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仲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0980.44元；2、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2015年至2016年的高温补贴600元；3、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为原告补齐2015年5月8日至2016年6月30日未足额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4、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2015年5月8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156119.79元；5、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2016年5月28日垫付的交通事故扣车、拖车费475元，办事交通费300元；6、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带薪年休假工资1273.2元；7、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在职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5000元；8、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失业保险待遇5880元；9、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2015年待岗工资1400元、2016年5月28日至2016年7月12日待岗生活费4200元；10、被告天津安驾公司与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11、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系被告天津安驾公司的分公司，该分公司处的员工工资由被告天津安驾公司统一发放。原告马仲斌于2015年5月8日入职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从事司机工作，由其进行日常劳动管理，双方于2015年5月12日签订了期限从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的书面劳动合同（试用期为三个月，从2015年5月8日至2015年8月7日）。合同约定执行综合工时制度，节假日按照国家和当地有关规定执行，原告的基本工资为1700元/月，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为原告缴纳五项社会保险费用。合同载明其附件包括《神州专车驾驶员管理手册》及企业的制度和规定。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照劳动合同各自履行义务。2015年9月11日，原告接受桂林晚报关于被告公司实施“末位淘汰”管理制度的采访。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于2015年9月21日以原告未按正常渠道沟通反馈意见及建议，未经公司许可擅自接受媒体采访，伤害公司名誉，严重违纪，因认错态度诚恳，并写了道歉信为由，给予原告停运一个月的处罚。原告在警告信上签字确认接受处罚。2016年1月19日，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向原告马仲斌等员工发放《“火凤凰计划”驾驶员承诺书》和《之神州专车管理规范》，对上述文件再次培训学习，原告在培训文件发放签收表和培训签到表上签名。2016年3月10日，天津安驾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书全票通过《桂林分公司员工违纪行为处罚条例》，并于2016年3月16日开始执行此项规定。2016年3月17日，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组织原告马仲斌等员工对上述条例进行了培训及学习，原告在日常培训签到表上签名确认。该条例载明：“12.其他违纪行为：……驾驶员使用公司车辆办私事、做私单，司机端在下班状态时车辆异动……处罚标准：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2016年5月28日，原告所驾驶车辆在驾驶途中被人刮蹭，交警部门判定对方负全责，原告不负责任。原告因与肇事司机协商不成，告知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后，原告将其所驾驶车辆开往指定修理厂修理。因车辆维修，原告的司机端自此一直处于下班状态。此后，原告未得到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的授权及同意，自行到修理厂提车并前往相关部门处理交通事故事宜。GPS定位显示2016年6月1日至2日期间该车辆在桂林市秀峰区、叠彩区、七星区、象山区行驶。2016年6月30日，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根据《桂林分公司员工违纪行为处罚条例》之规定，认定原告马仲斌使用公司车辆办私事，公车私用，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况，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于当日在驾驶员离职交接表上的考勤统计、资产交接、财务交接、薪资核算签字确认，认可双方再无任何劳动争议，其中考勤统计中载明其没有年假和其他有薪假。随后原告向桂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原告与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自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0980.44元；3、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2015年至2016年的高温津贴600元；4、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为原告补齐2015年5月8日至2016年6月30日未足额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5、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2015年5月8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156119.79元；6、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2016年5月28日垫付的交通事故扣车、拖车费475元，办事交通费300元；7、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带薪年休假工资1273.2元；8、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油费改革欠费1897.22元；9、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退还原告押金10000元；10、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在职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5000元；11、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失业保险待遇5880元；12、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2015年10月待岗工资1400元、2016年5月28日至2016年7月12日待岗生活费4200元。桂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1、原告与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自2015年5月8日至2016年6月30日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自裁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支付原告2016年6月工资1700元；3、被告天津安驾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4、原告的其他请求事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不服仲裁裁决，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神州专车驾驶员管理手册》规定“加班审批：须向上级主管提交正式书面加班申请单，经上级主管和总经理审批后方可安排加班”、“驾驶员的工作时间为每周上六休一，每天工作8小时，即每月加班实数为32或40小时，公司会按照国家规定支付加班费用，不需要单独申请”。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8月18日发出的《关于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实行特殊工时制度许可决定书》（市人社工时许决字[2015]25号）载明：“你单位于2015年8月11日向本局提出的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度申请……本局决定：一、同意你单位驾驶员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度……四、执行时间：2015年8月18日至2017年8月17日”。同时查明：原告马仲斌为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履行司机工作期间，其所驾驶车辆配备有空调，车辆油耗由被告承担，被告没有强制规定没有乘客时不能开空调。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自2016年4月18日实施油费改革，鼓励减少油耗，油卡剩余金额超出起始资金部分向司机发放。2016年4月19日原告油卡的起始金额为1430.26元，2016年5月12日、13日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重复为油卡充值527元，原告离职时油卡余额为2897.72元，被告扣除重复充值金额与起始金额后将剩余940.46元支付给了原告。另查明，原告2002年7月至2011年6月在桂林日报社工作，并缴纳失业保险。原告在被告处的最后工作日为2016年5月28日。原告2015年10月的工资条载明其基本薪资805.26元，其他奖金15元，社保及公积金个人部分382.3元，实发437.96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应予支持。一、关于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情形的问题。原告马仲斌与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应当按照其约定各自履行义务。《桂林分公司员工违纪行为处罚条例》列明，驾驶员使用公司车辆办私事、做私单，司机端在下班状态时车辆异动属违纪行为，处罚标准为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未得到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的授权及同意，自行到修理厂提车并前往相关部门处理交通事故事宜。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依据劳动合同及《桂林分公司员工违纪行为处罚条例》的规定，认定原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提出肇事司机不同意去被告指定的两家修理厂修车导致交警扣车，从交警部门提车后因被告指定的两家修理厂无时间修理才将车开走，至联达广场亦为咨询律师处理交通事故，其行为均为修理公司车辆并垫付了相关费用，并不存在公车私用的情形。该院认为，《桂林分公司员工违纪行为处罚条例》第4条明确禁止对事故车辆私自在外维修，原告将车辆从被告指定的修理厂开出另行维修并找律师咨询，均未告知被告也未得到被告的同意，故其关于不存在公车私用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作为劳动者在明知公司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并应预见其违规的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责任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高温补贴的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工作场所基本在其所驾驶的车辆内，车辆配备有空调并由被告承担油耗，被告亦无不搭载乘客不能开空调的强制规定，故原告的工作环境可以降温至33°以下，不符合法定发放高温补贴的条件。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高温补贴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补齐2015年5月8日至2016年6月30日未足额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的规定，征缴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分属社会保险费征缴部门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原告的该项诉请，该院不予处理。四、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原告延时加班费用的问题。原告主张其每月加班200小时。根据原告在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劳动合同履行期间的上下班时间、原告系统在线时长及接单情况，被告关于系统在线时长不等同于原告实际上班时间的辩解意见，该院予以采纳。结合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起实施不定时工作制，以及《神州专车驾驶员管理手册》对于加班需要向上级书面申请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7月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存在延时加班情形，该院不予支持。五、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代垫交通事故扣车、拖车费及办事交通费的问题。根据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的管理制度，车辆发生事故需报告公司并在公司定点的修理厂维修。原告未遵守公司规定将事故车辆开往别处维修产生的费用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六、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未休带薪年休假的加班工资的问题。《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第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二）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第五条规定：“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七-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审核确认表，原告分别于为2002年7月至2011年6月在日报社、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在被告公司参加失业保险，其失业保险累计缴费10.1年（121个月），可享受的领取失业保险期限为19个月。原告2015年5月8日进入被告公司工作前在桂林日报社累计工作时间为9年，当年在被告处工作时间为7个月24天，其至2015年累计工作时间不满10年，可享受带薪年休假5天。因2015年被告未安排原告休带薪年休假亦未支付其未休带薪年休假加班工资，故被告应支付原告2015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加班工资781.61元（1700元/月÷21.75天×5天×200%）。原告2016年在被告处工作6个月，累计工作时间满10年，2016年虽然可享受带薪年休假10天，但原告在2016年5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未上班，事后得到被告公司批准该时间段请事假。因原告2016年请事假超过20天，其不再享受2016年的年休假，亦不存在未休带薪年休假加班事实，故原告要求支付2016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七、关于被告天津安驾公司是否应支付原告在职期间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的问题。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8月18日发出的《关于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实行特殊工时制度许可决定书》（市人社工时许决字[2015]25号）,批复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可自2015年8月18日至2017年8月17日对驾驶员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度。《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工作任务后，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按以下标准支付工资：（一）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支付劳动者工资；（二）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劳动者工资；（三）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节日工作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300％支付劳动者工资……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的劳动者，不执行上述规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8月18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的请求，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2015年5月8日至2015年8月17日期间，原告休息日上班14天，法定休假日上班1天，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应支付原告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2422.99元（1700元/月÷21.75天×14天×200%+1700元/月÷21.75天×1天×300%）。被告2015年7月至2016年8月支付原告加班费共计7499.47元（2015年7月443.48元+2015年8月607.14元+2015年9月637.5元+2015年11月485.71元+2015年12月488.62元+2016年1月855.09元+2016年2月1416.67元+2016年3月488.62元+2016年4月1343.71元+2016年5月732.93元），已超出应向原告支付的金额。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5月8日至2015年8月17日期间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的请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八、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失业保险待遇的问题。因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已为原告缴纳了失业保险费并办理了失业保险金申领资格确认手续，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失业保险办法》第三十六条“单位不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和缴纳失业保险费、不按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履行有关责任，致使职工失业后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或影响其重新就业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责任。赔偿标准为失业人员应当领取失业保险金或者一次性生活补助的2倍”的规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失业保险待遇5880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九、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2015年10月及2016年5月28日至2016年7月12日待岗工资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歇业、停产等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国家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以原告擅自接受媒体采访严重违纪为由，于2015年9月21日给予原告停运一个月的处罚。停运期间，被告应按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原告月工资1700元。因原告2015年10月的工资为820.26元（基本薪资805.26元+其他奖金15元），被告还需支付原告879.74元（1700元-820.26元）。因原告2016年5月的工资中基本薪资为合同约定的基本工资1700元，原告要求支付2016年5月28日至5月31日待岗工资的请求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的劳动合同在2016年6月30日解除，原告要求支付2016年7月1日至12日的待岗工资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因2016年6月1日至6月30日被告未安排原告工作，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应按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原告2016年6月工资1700元。十、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油费改革欠费1897.22元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离职时油卡余额为2897.72元，因原告油卡的起始金额为1430.26元，2016年5月12日、13日被告公司重复为原告油卡充值527元，扣除重复充值金额与起始金额后原告油卡剩余940.46元（2897.72元-527元-1430.26元），被告已将该款支付给了原告，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油费改革欠费的请求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十一、关于被告天津安驾公司是否应与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故被告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所应承担的本案民事责任应由被告天津安驾公司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九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参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十三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失业保险办法》第三十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及《关于发布企业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桂人社[2011]114号）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天津安驾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马仲斌2015年未休带薪年休假加班工资781.61元；二、被告天津安驾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马仲斌2015年10月工资879.74元、2016年6月工资1700元；三、驳回原告马仲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马仲斌已预交），由被告天津安驾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元，原告马仲斌负担5元。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马仲斌的诉请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天津安驾公司于2016年3月1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通过《桂林分公司员工违纪行为处罚条例》，由于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是天津安驾公司的分支机构，天津安驾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适用于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的职工,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也组织职工对《桂林分公司员工违纪行为处罚条例》进行了学习,马仲斌参加了学习,因此马仲斌对条例的相关规定是清楚的，应当予以遵守。马仲斌在其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在没有得到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授权及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到修理厂将车开走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条例的规定。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解除与马仲斌的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关于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不属于违法解除与马仲斌的劳动合同，马仲斌认为被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当给付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给付马仲斌加班费的问题。根据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的关于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实行特殊工时制度许可决定书[市人社工时许决字(2015)25号]，天津安驾桂林分公司可以自2015年8月18日开始对其驾驶员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结合《神州专车驾驶员管理手册》对于加班需要向上级书面申请的规定，马仲斌要求被上诉人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7月期间加班费的上诉请求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马仲斌在一审期间提出的一审未予支持的其他诉讼请求，马仲斌在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中没有提及，一审判决对这些诉请不予支持的理由已作了充分的阐述，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马仲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马仲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裕松审判员  陆建华审判员  唐 勇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胡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