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行终987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荣军，男，汉族，1981年4月8日出生，住廉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廉江市城北街道大塘村坡仔村民小组（下简称坡仔村）。法定代表人：魏佐勇，组长。委托代理人：黄廉靖，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廉江市人民政府。地址：廉江市五一路。法定代表人：吴群忠，市长。委托代理人：胡存映，广东宪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卫军，廉江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原审原告坡仔村诉廉江市人民政府土地登记行政纠纷一案，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粤08行初148行政判决。上诉人李荣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土地位于廉江市××××村留用地旧遂六线北边97号，面积80.0平方米。2012年5月9日，第三人李荣军以涉案土地系其以划拨方式取得为由向廉江市国土资源局提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申请；同时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划拨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第三人签名的2011年12月28日的《申请书》、原告坡仔村于2012年2月7日及3月22日分别向廉江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申请书》、第三人名下的《建设用地规划申请审批表》、红线图、表格及有关收费票据等资料。同日，廉江市国土资源局指派一名工作人员对涉案土地进行了地籍调查，并于同日对涉案土地的拟登记申请审核情况予以公告。2012年6月3日，廉江市国土资源局作出“拟同意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土地登记”的审核意见；同月4日，被告廉江市人民政府作出“准予注册登记颁发证书”的批准意见，并给第三人颁发了廉府国用（2012）第003835201140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将涉案土地使用权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另查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原审法院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的（2014）湛中法刑三终字第9号刑事判决中查明确认了以下的部分事实：“2012年12月28日，上诉人李永尚、魏永宏、刘继立等人在廉江市国土资源局调整后留用商住地的红线图上编号，增加编号为62号至74号，并在红线图上写上‘坡仔村民小组分给村民的宅基地编号属实’的字样及加盖村民小组公章后送廉江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该局于同月29日经审核进行电脑录入，尔后，制作出坡仔村留用地规划图。上述四名上诉人没有向坡仔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开廉江市国土资源局调整后的坡仔村留用地红线图和廉江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坡仔村留用地规划图，故意隐瞒调整后编号为62号至74号的留用商住地共13块，面积2873.05平方米。上诉人李永尚、魏永宏、刘继立、叶春森、原审被告人吴平经合谋后将置换出的上述13块地块中编号为63至70共8块地块进行私分。其中，李永尚分得的69号地块值款52.70万元，70号地块值款59.28万元，共值款111.98万元；魏永宏分得的66号地块值款51.69万元；刘继立分得的67号地块值款50.67万元；叶春森分得的68号地块值款48.91万元；吴平分得的63号地块值款54.73万元、64号地块值款53.71万元、65号地块值款52.70万元，共值款161.14万元。上述涉案的8块地块经估价共值款424.39万元。尔后，李永尚将分得69号和70号地块抵给吴平偿还债务；叶春森将分得的68号地块以59.8万元的价格卖给钟其钧、揭育锋两人，除支付中介费外，得款50万元；魏永宏将分得的66号地块以其妻子徐美玲名义办理了‘三证’；刘继立将分得的67号地块以其妻子李荣军名义办理了‘三证’；吴平将分得的63号地块以其侄子李荣军名义办理了‘三证’，将分得的64号、65号地块分别以每块地63.8万元的价格卖给曹理迪、曹洁两人，共得款127.6万元，将李永尚抵给她偿还债务的69号和70号地块分别卖给李荣军，得款43.2万元，卖给张家茂、张家强、张家培、张家勇四人，得款92.3万元，吴平卖地总共得款263.1万元。李永尚、魏永宏及刘继立在为曹洁、李荣军等人向廉江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及廉江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上述8块地块‘三证’审批过程中，出具意见并加盖村民小组公章。此外，2013年4月，上诉人魏永宏、刘继立经合谋后将上述13块商住地中编号为74号的地块以68万元的价格卖给苏永伟、苏永雄两兄弟。经评估，该74号地块价值49.05万元人民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不服土地行政登记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被诉的土地登记发证行政行为的其土地权属来源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经查，被告廉江市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颁发的廉府国用（2012）第003835201140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登记的涉案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虽然在第三人申请登记时提交的2012年5月9日《土地登记申请书》中自述“李荣军于2012年3月21日以划拨方式取得该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准用途城镇住宅用地……”；但在其同时提交的于2011年12月28日签名出具的《申请书》中，第三人又陈述为“政府征用我村土地，留给我村10%商住地，经村集体讨论，分给编号为：旧遂六线北边69号的宅基地给我建房……”，坡仔村于2012年3月22日出具的《申请书》亦陈述“经村民小组核实，该用地户的留用地符合我村留用地分配安排，并办理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申请审批表》……”的意见；由此可见，在涉案土地使用权来源的问题上，第三人在申请涉案土地使用权登记时其理由前后不一致，既有政府划拨的说法，亦有原告村集体分配安排的说法。而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湛中法刑三终字第9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确认的“2012年12月28日，上诉人李永尚、魏永宏、刘继立等人在廉江市国土资源局调整后留用商住地的红线图上编号，增加编号为62号至74号，并在红线图上写上‘坡仔村民小组分给村民的宅基地编号属实’的字样及加盖村民小组公章后送廉江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该局于同月29日经审核进行电脑录入，尔后，制作出坡仔村留用地规划图。上述四名上诉人没有向坡仔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开廉江市国土资源局调整后的坡仔村留用地红线图和廉江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坡仔村留用地规划图，故意隐瞒调整后编号为62号至74号的留用商住地共13块，面积2873.05平方米。上诉人李永尚、魏永宏、刘继立、叶春森、原审被告人吴平经合谋后将置换出的上述13块地块中编号为63至70共8块地块进行私分。……尔后，李永尚将分得69号和70号地块抵给吴平偿还债务；叶春森将分得的68号地块以59．8万元的价格卖给钟其钧、揭育锋两人，除支付中介费外，得款50万元；魏永宏将分得的66号地块以其妻子徐美玲名义办理了‘三证’；刘继立将分得的67号地块以其妻子李荣军名义办理了‘三证’；吴平将分得的63号地块以其侄子李荣军名义办理了‘三证’，将分得的64号、65号地块分别以每块地63.8万元的价格卖给曹理迪、曹洁两人，共得款127.6万元，将李永尚抵给她偿还债务的69号和70号地块分别卖给李荣军，得款43.2万元，卖给张家茂、张家强、张家培、张家勇四人，得款92.3万元，吴平卖地总共得款263.1万元”的该部分事实可知，第三人取得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既非政府划拨，亦非原告村集体分配安排。故无论第三人申请登记时所提出涉案土地使用权“来源于政府划拨”或者“来源于原告村集体分配安排”的理由均与真实情况不符，而被告廉江市人民政府在作出登记发证时将涉案土地使用权类型认定为“划拨”亦与事实不符。据此，被告廉江市人民政府作出涉案的土地登记发证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廉江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4月12日给第三人李荣军颁发廉府国用（2012）第003835201140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上诉人李荣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上诉人申请登记的土地权属来源清楚。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已明确，涉案土地是在原留用地局部土地上裁弯取直和位置置换的土地，李尚平等人将置换后的土地卖给了吴平。后李尚平等人又在调整后的商住地红线上编号，增加了62-74号土地上报廉江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局，该局制作了坡仔村留用地规划图。因此，上诉人的土地来源是清楚的，四至是明确的。取得土地只有出让和划拨两种，集体留用地是可以以划拨的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上诉人的土地使用权来源属于划拨或者来源于集体分配与实际情况并无冲突，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土地来源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以廉江市检察院的《检察建议书》和湛江市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申请撤销上诉人的土地使用证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取得的涉案土地并不存在该条规定依法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涉案财物，廉江市人民检察院无权依据该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建议廉江市人民政府撤销上诉人的土地使用证，该《检察建议书》是违法的。一审法院的刑事判决只是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理，并没有对涉案的土地进行处理。三、上诉人已经善意取得该土地的使用权。该土地虽然是由罪犯贪污所得，属于无权处分，但上诉人根本无从得知罪犯对该土地使用权无权处分，该土地是否属于贪污所得上诉人不可能知道，上诉人更没有和罪犯合谋，上诉人受让该土地是善意的。上诉人依法取得该土地支付了几十万元的土地转让款，上诉人支付了合理的，甚至比合理的价格更高的土地转让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上诉人已经善意取得了该土地的使用权。四、善意取得是对刑事追赃的法律阻却。即使该土地使用权属于涉案财物，但上诉人已经善意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已合法阻却刑事追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刑事案件涉案的财物已经由上诉人善意取得，可以合法阻却刑事追赃。五、被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一审法院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从该判决书生效后，被上诉人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其应在6个月内起诉，但本案中的刑事判决书在2014年11月已经生效，被上诉人的起诉远远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未理会廉江市人民政府和上诉人对诉讼时效的抗辩，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综上所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坡仔村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为廉江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涉案登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是正确的。涉案土地的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但其申请书上自述为经集体讨论分配给其建房，而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自认是购买的，且客观上上诉人不是坡仔村的成员，没有集体讨论将涉案土地分配给上诉人建房。二、上诉人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不构成善意取得。本案中上诉人通过购买或其他人的贪污罪行取得了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申请登记××材料中××村人，经集体讨论分配给其建房的，可知上诉人在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时主观上存在刻意隐瞒事实，提供虚假土地登记申请资料，不构成善意取得。三、坡仔村的起诉未超过法定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涉及不动产的应当适用20年的起诉期限。四、坡仔村并未直接以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书》和一审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作为要求撤销涉案土地使用权证。一审法院的刑事判决已经查明了上诉人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办理使用权证的过程，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书》表明了检察机关对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态度，这些事实均为查明本案事实的重要依据，但并不是撤销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直接法律依据。原审被告廉江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本案是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引发的诉讼。涉案土地已经被征收，属于留给集体的留用地，属于政府划拨土地，初次登记为划拨土地使用权符合规划要求，可以办理土地划拨类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二、一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涉案土地是一审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因涉贪污犯罪于2014年被刑事判决，廉江市国土局依据廉江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书》，撤销了涉案土地使用证，有关当事人向湛江市国土局提起行政复议，湛江市国土局复议撤销了廉江市国土局的撤销决定，各方均未提起诉讼。一审原告于2017年7月14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在二审审理期间，根据本院的要求，廉江市人民政府指派廉江市国土局工作人员组织上诉人到涉案土地所在地指认土地使用现状，根据廉江市国土资源局2017年12月12日向本院提交的《现场指认情况证明》及现场照片反映，涉案土地尚没有上盖物。本院认为，《土地登记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申请人申请土地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的登记事项提交下列材料：（一）土地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申请人申请土地登记，应当如实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本案中上诉人就涉案土地向廉江市人民政府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其应当提交真实的申请人身份证明、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材料以获取登记。但本案中上诉人在《土地登记申请书》中填写的申请登记内容为上诉人经划拨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申请办理划拨国有土地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而其提交的坡仔村和大塘村委会盖章确认的《申请书》中却记载经村集体讨论，分配涉案土地给上诉人建房。而依据原审法院作出的（2014）湛中法刑三终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涉案土地并未经坡仔村集体讨论进行分配。故上诉人在申请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时，提交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材料不符合客观事实，不符合上述《土地登记办法》的要求。廉江市人民政府给上诉人核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来源不清，事实依据不足，原审原告关于撤销上诉人持有的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请求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充分，原审判决撤销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主张，其申请登记的涉案土地来源清楚，属于善意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原审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及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荣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俊盛审判员  杨雪清审判员  窦家应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