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05刑再1号 原公诉机关河北省任县人民检察院。 原审上诉人（一审被告人）：邵积欣，男，1960年9月23日出生于河北省邢台县，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捕前曾任邢台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仲裁委秘书处副秘书长、邢台市顺德投资集团（邢台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主任）等职。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2年11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9日被逮捕，捕前住邢台市桥西区。现沙河监狱服刑。 辩护人：景艳娥，河北天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河北省任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邵积欣犯受贿罪一案，河北省任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7日作出（2013）任刑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原审上诉人邵积欣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6日作出（2014）邢刑终字第4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上诉人邵积欣配偶韩丽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5日作出（2015）冀刑申字第185号再审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秀通、于恒芳出庭履行职务。原审上诉人邵积欣及其辩护人景艳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河北省任县人民法院（2013）任刑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查明： （一）被告人邵积欣利用职务便利为其哥哥邵某1谋取利益，共非法收受邵某1贿赂款243万元。被告人邵积欣自2004年1月在邢台市人民政府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仲裁委秘书处副秘书长职务，协助仲裁委秘书长抓仲裁工作，自2006年12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仲裁委秘书处副秘书长职务，协助主管副市长联系协调矿产资源、安全生产、政法应急等方面工作，自2010年7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职务，协助主管副市长联系协调城建方面工作，自2012年8月免去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党组成员职务，任邢台市顺德投资集团（邢台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主任）。被告人邵积欣在任上述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其哥哥邵某1开发的沙河市邢台县矿山、沙河市康桥水榭、邢台市东关城中村改造项目找相关领导，要求为其哥哥邵某1开发项目提供帮助。自2007年至2012年被告人邵积欣先后共收受邵某1贿赂款243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邵积欣利用职务便利在沙河市碧水嘉园项目中为邵某1提供帮助的事实，有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被告人邵积欣供述，证人邵某1、刘某1、禹某、靳某、滕某、张某1、贺某、曹某、韩某1、杨某、闫某1、孙某的证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泉北支行个人业务凭证及银行交易明细，公诚拍卖公司提取的石家庄君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石家庄君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及马建波身份证明、沙土国用（1994）字地021号地块、沙土国用（2005）字地163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竞买申请书及存款对账单、竞买证及成交凭证存根、石家庄君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证明及委托书、拍卖成交确认书、从沙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取的邢台公诚拍卖有限公司《关于沙河市磷铵总厂拍卖问题的意见》，从沙河市国土资源局提取的沙政出［200601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呈报表、出让（2006）010号邢台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审批卡片、委托拍卖合同、河北公诚拍卖有限公司证明、拍卖成交确认书、沙河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拍卖公告、邢台公诚拍卖有限公司竞买证（存根）、2006年第1期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现场会竞买人签到表、账号为50×××05的沙河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分户账，沙河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中国农业银行向河北公诚拍卖有限公司账户汇款凭证，合作协议、转让协议，邢台市城乡房地产开发股份合作公司记账凭证明细及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记账凭证收款收据，石家庄君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注册资料、变更及验资证据，沙河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注册资料、500万元注册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据，沙河安泰公司设立资料、沙河安泰公司工商变更资料、沙河安泰公司增资资料、沙河安泰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来源凭证，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裕西派出所证明，邢台县公安局羊范派出所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 2、被告人邵积欣利用职务便利在邢台县矿山项目中为邵某1提供帮助的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被告人邵积欣供述，证人邵某1、刘某2、刘某3、甄某1的证言，荒山转让协议，邢台泰荣矿业有限公司设立、变更手续等证据予以证实。 3、被告人邵积欣利用职务便利在沙河市康桥水榭项目中为邵某1提供帮助的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被告人邵积欣供述，证人邵某1、赵某1、梅某、甄某2、邵某2、曲某、王某1、赵某2、季某、高某、王某2的证言，从沙河市教育局提取的沙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中小学教师“安居工程”的实施意见（政字【2009】120号）及附件沙河市农村中小学教师“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名单、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27期、沙河市教育局关于做好教师安居工程的请示和沙河市教育局农村中小学教师“安居工程”实施方案、沙河市教育局关于教师安居工程在康桥水榭小区购房情况的说明、团购说明、认购统计、购房收据登记表，从沙河市国土资源局提取的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沙河小商品市场和康桥水榭项目相关税费减免的请示和说明、沙河市国土资源局向邢台市城乡规划局沙河分局出具的证明，从邢台市城乡规划局沙河分局提取的邢台市城乡规划局沙河分局收费审批表和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沙河小商品市场和康桥水榭项目相关税费减免的请示、河北省物价局、河北省财政厅对邢台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的批复、邢台市物价局、邢台市财政局关于转发河北省物价局、河北省财政厅《关于邢台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沙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中小学教师“安居工程”的实施意见及附件沙河市农村中小学教师“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名单、小商品市场和康桥水榭项目规划图纸等证据予以证实。 4、被告人邵积欣利用职务便利在东关村改造项目中为邵某1提供帮助的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被告人邵积欣供述，证人邵某1、李某1、张某2、冷某、金某、吴某、李某2、郭某1、张某3、岳某、李某3、郭某2、李某4、李某5的证言，邢台市万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两公司合作联合开发东关旧村改造项目、万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东关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经济效益分析报告、邢台市城乡规划局关于东关社区改造规划条件的文件、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建设项目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减免的通知、邢台万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料和验资报告等证据予以证实。 5、自2007年7月至2012年7月，被告人邵积欣收受邵某1款的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被告人邵积欣供述，证人邵某1、杨某、甄某2、闫某2、韩丽、张某4、方某、闫某1、侯某1、齐某、侯某2、刘某4、栗健东的证言，邵某1关于邵积欣收受其款的银行书证的辨认材料，2009年邵某1给邵积欣妻子韩丽打款170万元银行凭证及交易明细，2012年邵积欣、方某名下银行卡转账50万元银行交易明细，2012年邵某1名下银行卡存款59万元、15万元银行交易明细，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款条，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汽车销售合同、收款通知书及侯某1的身份证复印件，任县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通知书回执及杨某名下银行卡交易明细等证据予以证实。 6、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立变更等事实，有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注册资料及验资报告，证人邵某1、郎某、崔某、王某3、黄某、郝某1、郝某2、韩某2、闫某1、尹某、张某5、付某、赵某1、甄某1、甄某3、甄某2、张某6、郭某3、盖凤银的证言，邢台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审批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呈报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公开出让成交确认书，邢台市土地储备中心收款收据、进账单，银行书证，邢台市人民检察院邢检技会鉴字［2013］001号司法会计鉴定书等证据予以证实。 7、邵某1与天津宋某1、宋某2借款往来的事实，有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证人邵某1、宋某1、宋某2、杨某、甄某2的证言，2006年宋某2与邵某1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及银行日记账，2010年宋某2借给邵某1300万元，邵某1还宋某2350万元银行明细，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记账凭证，账上显示借宋某1500万元及银行明细，2007年-2008年邵某1借给宋某2400万元，2008年宋某2还给邵某1本息和利息共计426万元宋某2证明、记账凭证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予以证实。 （二）被告人邵积欣利用职务便利，明显低于市场价格38万余元为其姐姐邵某3等人从邢台市中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房屋，为邢台市中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谋取利益。 被告人邵积欣在任邢台市政府副秘书长（协助主管副市长负责联系协调城建方面工作）、邢台市土地储备分中心法定代表人职务期间，自2011年10月份至2012年10月份在曹演庄城中村改造项目中为马某的邢台市中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审批事项，提供帮助，2011年在其姐姐邵某3出面从邢台市中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房屋时，被告人邵积欣要求邢台市中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马某为邵某3等人给予照顾，该公司以低于市场价格38万余元出售给邵某3等人三套房屋。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被告人邵积欣供述，证人王某4、马某、路某、王某5、邵某3、闫某1、闫某2、张某7、闫某3、闫某4、赵某3的证言，曹演庄旧村改造项目（中北世纪城）相关土地收储及出让书证材料，中共邢台市委、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整合城建资产组建河北顺德投资集团的意见（邢字［2011］13号），邢台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邢机编办字【2012】1号文件、组织机构代码证、邢台市城乡规划局关于曹演庄城中村改造规划条件的文件，邢台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办公会议纪要（［2011］52号）、2012年3月30日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政府关于办理曹演庄城中村改造用地划拨或出让手续的函、办理曹演庄城中村改造相关土地手续的函、邢台市土地储备分中心、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政府关于曹演庄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范围内主张土地权益事宜的公告、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政府关于曹演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公示情况的函、邢台市土地储备分中心文件（邢储呈［2012］90号）及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收文呈办笺、邢台市土地储备分中心与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政府签订的土地收购协议、邢台市建设局、邢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证明，曹演庄旧村改造开发协议书，2009年5月25日，邢台市中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曹演庄社区居委会签订了曹演庄旧村改造开发协议书，李演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书证，邢台市城乡规划局关于李演庄“城中村”改造规划条件的文件、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政府关于李演庄城中村回迁改造土地收储的函、邢台市土地储备分中心、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政府关于李演庄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范围内主张土地权益事宜的公告（邢储告［2012］9号）、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政府关于李演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公示情况的函、邢台市土地储备分中心关于李演庄城中村改造有关问题的函（邢储函［2013］38号）、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政府关于李演庄城中村改造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邵某3等四人在“中北世纪城”购房情况的说明及中北世纪城1—6号楼4—5层住宅及公寓4号楼21层客户明细、普通户购房协议及交款证明，邢台市桥西区曹演庄社区居委会、邢台市桥西区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出具的证明，邵某3、闫某2／张某7、闫某3／王玉霞的购房和交款手续，曹演庄社区回迁户明细，邢台市桥西区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证明、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政府与邢台市中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团购协议书，购物中心南区片拆迁居民在中北世纪城购房情况，邢台市中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注册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案综合证据有：邵积欣的任职证明及户籍证明信，任县人民检察院关于2012年11月24日邵积欣讯问笔录形成情况说明，任县检察院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工作说明，任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证明，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立案呈批表，邵积欣到案情况说明，邢台市纪检监察机关暂予扣留款物通知书，任县人民检察院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冻结犯罪嫌疑人存款通知书、证明材料、情况说明等证据，对本案的相关事实予以佐证。 综上，被告人邵积欣实际受贿数额为281万余元，邢台市纪检监察机关扣留涉案款现金162.5万元，任县人民检察院扣押涉案高尔夫轿车一辆、现金39万元，冻结邵积欣存款101436.9元。 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邵积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沙河市邢台县矿山、沙河市康桥水榭、邢台市东关村改造四个项目中为邵某1谋取利益，非法收受邵某1贿赂款243万元；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38万余元为其姐姐邵某3等人从邢台市中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房屋，为邢台中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谋取利益，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邵积欣受贿数额为281万余元，鉴于部分赃款被追回，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邵积欣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二、犯罪所得281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其中邢台市纪检监察机关扣留涉案款现金162.5万元，任县人民检察院扣押涉案高尔夫轿车一辆、现金39万元、冻结邵积欣存款101436.9元依法折抵犯罪所得，不足部分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邵积欣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邢台安泰公司是2001年由邵积欣和张某5两人发起成立的，上诉人是邢台安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一审判决只查明垫资出资人和顶名出资人，并没有查明实际出资人；有多名证人出庭证明了上诉人投资经营邢台安泰公司的事实；从邢台安泰公司成立一直到案发前，邵积欣始终是邢台安泰公司的股东，邵积欣与公司的经济往来是正常的投资和收益行为，控方仅凭邵某1一面之词认定邢台安泰公司为其所有，与其他证据矛盾，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43万元是投资回报，邵积欣从自己的公司拿钱、为自己公司谋利，不符合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受贿罪。2、一审判决采信应当排除的2012年11月24日讯问笔录这一非法证据，导致判决错误，根据刑诉法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该讯问笔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一审判决上诉人帮姐姐、外甥买房构成受贿罪，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有大量的书证和出庭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印证上诉人在自己创办的公司拿钱不属于收受他人贿赂的犯罪行为。上诉人的姐姐、外甥都不属于特定关系人，上诉人也没有为中北公司谋取利益，不构成受贿罪，请求二审法院依据法律判决上诉人无罪。 本院二审判决认为，关于上诉人邵积欣及其辩护人提出“邢台安泰公司是2001年由他和张某5两人发起成立的，上诉人是邢台安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一审判决只查明垫资出资人和顶名出资人，并没有查明实际出资人；有多名证人出庭证明了上诉人投资经营邢台安泰公司的事实；从邢台安泰公司成立一直到案发前，他始终是邢台安泰公司的股东，他与公司的经济往来是正常的投资和收益行为，控方仅凭邵某1一面之词认定邢台安泰公司为其所有，与其他证据矛盾，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43万元是投资回报，其从自己的公司拿钱、为自己公司谋利，不符合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受贿罪”的理由。经查，根据邢台安泰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司法会计鉴定书，证人邵某1、郎某、崔某、张某5、韩某2、闫某1、尹某、郭某3、张某6、甄某3、盖凤银、甄某2证言等证据证明，邢台安泰公司是邵某1借款注册成立，张某5没有入股也没有让人顶名，证人郭某3、张某6、甄某3、甄某2证言均不能证明被告人在邢台安泰公司有实际投资入股。虽然辩护人当庭提出被告人邵积欣在邢台安泰公司工商资料有24项内容系他代签，要求对其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以证明邵积欣在安泰公司有投资，其是股东。检察机关对邵积欣在邢台安泰公司工商资料有24项内容代签名，并没有提出异议，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邵积欣在邢台安泰公司有实际投资入股。证人韩某2、闫某1虽然在一审出庭作证证明其二人是替邵积欣在安泰公司顶的名，但其出庭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相矛盾，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其二人当庭证言也并不能证明上诉人邵积欣在邢台安泰公司就有投资，故对二人出庭证言不予采信。证人邵某1、张某5、杨某经人民法院通知均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本案中的其他证据与三人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该三人证言可以作为定案根据。司法会计鉴定书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鉴定人具有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上诉人称世纪嘉园项目是他投资110多万元拍的土地，证人邵某1、盖凤银证言及世纪嘉园项目土地出让金的相关书证，证实世纪嘉园项目土地出让金及契税款是邢台安泰公司缴纳的，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邵积欣在安泰公司具有投资，该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邵积欣投资邢台安泰公司，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在安泰公司具有股份，故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该理由，理据不足，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邵积欣及其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采信应当排除的2012年11月24日讯问笔录这一非法证据，导致判决错误，根据刑诉法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理由，经查，对于2012年11月24日被告人讯问笔录，公诉机关提供的同步录像光盘、关于邵积欣受贿案讯问笔录的说明、任县检察院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工作说明、任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证明，能够证实2012年11月24日对被告人讯问的事实，且上诉人邵积欣在该份笔录每页均有其亲笔签名并捺有指印，证明其对该份笔录是认可的，虽然该讯问笔录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按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讯问笔录有瑕疵，经补证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对于该份笔录，检察机关已经进行了补证并作出了合理解释，且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2012年11月24日被告人讯问笔录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邵积欣及其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上诉人帮姐姐、外甥买房构成受贿罪，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经查，上诉人时任邢台市政府副秘书长，协助主管副市长负责联系协调城建方面工作，同时是土地储备分中心的法定代表人，证人马某证言称邵积欣是主管城建口的市政府副秘书长，他公司开发的李演庄、曹演庄旧城改造项目手续还没有办理齐全，办理这些手续和有关项目调度协调工作等都需要邵积欣帮忙，邵积欣提出其亲属在他公司开发的“中北世纪城”购买房子，他按邵积欣的要求低价卖给邵积欣亲属房子，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权钱交易默契，且上诉人邵积欣协调相关部门顺利完成了曹演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地收储工作，事实证明了邵积欣利用了职务便利，为马某的中北房地产公司谋取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包括近亲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邵积欣与邵某3是同胞姐弟关系，辩护人辩称该条文规定的近亲属仅限于刑诉法的辩护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涉案三套房屋均是邵某3出面与邵积欣联系购买，故应认定为特定关系人。故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故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申诉人申请再审，请求事项为：1、请求撤销河北省任县人民法院（2013）任刑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书和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邢刑终字第48号刑事裁定书；2、请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邵积欣受贿一案提起再审，依法审判。 事实和理由：（一）原一、二审法院认定邵积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邵积欣收受其哥哥邵某1243万元的性质是其弟兄两个共同经营公司所得的属于邵积欣应得部分，而非生效判决所认定的贿赂款。邵积欣于2001年8月与他人共同创立邢台安泰房地产公司，2004年邵积欣的哥哥邵某1加入到安泰公司，两人共同经营。顾及自己公务员身份和公务员不得经商的规定，在被双规期间，邵积欣没敢承认其创立邢台安泰公司且为安泰公司股东的事实。然而，自其被刑拘后，其便开始还原事件真相。本案的关键也在于邵积欣是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原审仅从工商登记等形式方面便对邵积欣投资的事实予以否定，而没有考虑邵积欣是安泰公司的隐名股东，其享有从公司获得投资收益的权利，也未考虑到邵积欣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因其公务员身份而不得不隐瞒其经商的现实可能性。邵积欣以闫某1名义开办的银行卡，并持有使用该卡与公司发生大量的资金往来。邵积欣参与了公司从设立到经营再到利益分配的整个过程，比如筹款向公司及项目投入、跑办工商登记、银行打款、租赁房屋等各项事务，邵积欣为公司引进资金，且在公司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相关证人证言也对此予以印证，综合庭审过程中的原有证据以及在庭审后收集到的证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条，足可证实邵积欣与其哥哥邵某1是合作经营关系，邵积欣从公司的账户（户名为邵某1）中得到的款项实为从公司应得的投资回报，是其正当所得，而不能错误的认定为是收受其哥的贿赂款。原判生效后，申诉人已收集到大量银行票据、记账凭证等新证据，可证明邵积欣在安泰公司入股且获投资回报，邵积欣与安泰公司之间来往账目频繁，且邵积欣向公司的投入远大于其收款，另邵积欣收到的款项多数用于公司投入、向公司投资、替公司还款等，详述如下： 1、邵积欣为回避“公务员不能经商”的规定，以闫某1名义在安泰公司投资，且以闫某1名义开辟银行账户供自己使用、控制（闫某1的卡不仅由邵积欣所开办、使用，且至今仍在邵积欣手中），而闫某1在公司当中既没有实际投资，也没有参与过经营管理；2、邵积欣向朋友宋某2、宋某1等借款，并将所借款项以宋某1名义在公司进行过投资，而宋某1跟公司的其他股东及任何人都没有交往，甚至都不认识，该投资实为隐名股东邵积欣投资；3、邵积欣在公司的投资按照公司规定的方式有着分红回报；4、邵积欣的卡（名为闫某1）与安泰公司资金往来频繁，据粗略估计，通过闫某1的卡（实际为邵积欣所有）向公司转款总数为808万，而粗略估计，在2008年1月21日至2012年10月22日期间，通过邵某1和公司的账户打至闫某1银行卡上的资金流为100万，邵某1的卡向韩丽卡打款100万，转张某7卡100万，公司转给邵积欣共计约为300万，由此可知，邵积欣打款至邵某1（或公司）的款项远远大于邵某1（或公司）打至邵积欣的款项数额；5、邵积欣所收到的款项多数投入到公司运营中，比如购买电梯、用于宁晋、东关等项目上（详见票据，且多次打款走向均可形成完整链条链条）。综上可知，原生效判决认定邵积欣受贿243万元属于邵积欣从其投资公司获取的投资回报，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二）原判认定邵积欣以低价为邵某3等人从中北公司购买房屋，并为该公司谋取利益从而构成受贿罪的认定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原判认定的邵积欣为之牟利的第三人不属于特定关系人。法律规定的“第三人”实质上是强调本人与第三人之间应具有共同利益财产关系，而本案中邵积欣早已与姐姐、外甥、外甥女分家多年、各自均独立生活，早已不具有共同利益关系，因此从特定关系人角度讲，本案并不符合司法解释向第三人馈赠的情况。2、邵积欣并未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无具体钱权交易。在本案中，邵积欣所起的作用为“联系”而并非为“钱权交易”，邵积欣仅仅询问开发商能否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其姐姐优惠，且明确指出“少赚些，不要赔钱”，且从商品房销售记录中可以看到，也有其他买家的购房款低于其姐邵某3。且在本案中，请托人并无具体的请托事项，邵积欣也并未利用职务之便给中北公司谋取到任何利益，双方并无钱权交易，因此邵积欣的行为依法不构成受贿。 （三）原审结束后，本案又发现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邵某1在庭审后出具《证明》，证明邵积欣是安泰公司的股东，享有投资收益等权利，并证实其在侦查阶段做了违心供述，并详细说明了其作违心供述的原因。庭审过程中能认定申诉人邵积欣是否构罪的关键证人邵某1并未出庭作证，且其不出庭并无正当理由，据邵某1陈述，邵某1在面对办案人员时所做的供述均为虚假，无事实依据，完全是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出具的，实属无中生有。其未出庭的原因是由于办案单位未通知其出庭作证，而并非其自身原因。根据《刑诉法解释》第78条的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法院应当排除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证人所作出的证言。另，类似此种情况还应当排除的还有证人张某5的证言。 （四）宋某2、宋某1可证明其借钱给安泰公司实质上是借钱给邵积欣个人，用于邵积欣在公司的投资，二人仅仅是替邵积欣顶名。宋某2、宋某1于2014年2月7日出具两份《证明》，可证明宋某1借钱给安泰公司实质上是借钱给邵积欣个人，用于邵积欣在公司的投资，宋某2、宋某1仅仅是替邵积欣顶名，二人也并未在公司中有任何的投资、回报，也未对公司进行过经营管理。 （五）闫某1等人也均在庭后出具书面证言，证实邵积欣为安泰公司的出资人、经营人。闫某1在庭后也提交书面证言，再次强调确认在侦查阶段时其之所以称是给邵某1顶名是因为迫于办案人员压力，而事实上，后邢台安泰公司的股东为闫某1以及邵某1，邵某1不可能即是显明股东又是隐名股东，邵某1自身并非公务员，也毫无让闫某1顶名的原因，且韩某2、张洁、郭振燕、杨某均出具证明，证实邵积欣为安泰公司、顺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仅有出资，且实际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六）办案人员获取被告人口供的程序严重违法，认定邵积欣获罪的唯一口供（即邵积欣于2012年11月24日所做的笔录）严重违反法定证据收集程序，应当予以排除。 再审过程中，邵积欣及其辩护人提交如下新证据： 第一部分：与安泰公司有关的证据，共分十二组。证明目的：邵积欣在安泰公司以“闫某1”的名义有实际投资、持有股份、获取收益的事实，即证实邵积欣收受邵某1包括但不限于243万元不是受贿款。 第一组证据：参与投资安泰公司并获取收益的凭证。证明目的：邵积欣在安泰公司以“闫某1”（或闫慎富）的名义直接进行投资并分取利润的事实。 （一）2010年2月1日，邵积欣将50万元存入安泰公司帐户，同日，安泰公司将该50万元记为“闫慎富”投资。 1、2010年2月1日，邵积欣将50万元存入安泰公司帐户的支付凭证。 2、2010年2月1日，安泰公司记帐凭证、明细分类帐均记载收到“闫慎富”的投资50万元。 （二）2009年4月15日，邵积欣将30万元转帐存入“闫某1”3710卡。次日，2009年4月16日，安泰公司会计杨某持“闫某1”3710卡将包括以上30万元在内的100万元转入邵某11815卡，继而持邵某11815卡将100万元转入安泰公司。同日，安泰公司将该100万元记帐为“收闫某1款100万元”。 （三）2010年1月12日，安泰公司将“付闫慎富利息95667元”中的95600元直接存入邵积欣2317卡。记帐凭证与邵积欣银行卡相互印证。 第二组证据：由邵积欣亲自办理的28张银行凭证。证明目的：闫某1的银行卡由邵积欣长期控制、支配、使用的证据。金额合计1247.799万元。 1、2005年12月16日转账凭条，闫慎富7531卡向梁海增8398卡转账20万元，“闫慎富”为邵积欣所签。 2、2005年10月29日转账凭条，韩志辉8892卡向闫慎富7531卡转账20万元，“韩志辉”为邵积欣所签。 3、2006年3月29日取款凭条，闫慎富9014卡取款15万元，“闫慎富”为邵积欣所签（注：应为27万元）。 4、2006年6月4日取款凭条，闫慎富5666卡取款15万元。“邵积欣”三字由邵积欣所签。 5、2006年8月26日取款凭条，闫慎富卡取款48000元，“闫慎富”为邵积欣所签。 6、2008年1月27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转账取款100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写。 7、2008年1月27日存款凭条，闫某13710卡转账存款100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8、2008年1月27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转账取款100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9、2008年2月26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转账取款300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10、2008年2月26日存款凭条，闫某1卡取款后转账存款300万元到宋雨2516卡，“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11、2008年8月19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现金取款49990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12、2008年8月20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转账取款19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13、转帐存款凭条，将19万元转帐存款至绍绩勤6310卡，“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14、转帐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转账取款18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15、转帐存款凭条，取款18万元转帐至韩丽9617卡，“韩丽”为邵积欣所签。 16、2008年8月31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取款1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17、2008年9月29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取款2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18、2008年10月12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现金取款4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19、2008年10月17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取款19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20、2008年10月17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取款19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21、2008年10月17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取款19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注：以上是同日发生的三笔不同业务）。 22、2008年10月19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取款3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23、2008年10月19日存款凭条，转10万元至邵多梦（系邵积欣之父）5510卡，“闫某1代”为邵积欣所签。 24、2008年11月9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转账取款15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25、2008年12月29日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转账取款15万元，“邵积欣”由邵积欣书签。 26、2008年12月29存款凭条，闫某13710卡转账存款15万元，“邵积欣”由邵积欣亲自书签。 27、2008年12月29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转帐至绍帅5712卡30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28、2009年4月15日取款凭条，邵积欣2317卡转帐30万元至闫某13710卡，“邵积欣”为邵积欣所签。 第三组证据：银行交易明细、安泰公司分类账。证明目的：邵积欣2317卡与闫某13710卡、邢台安泰公司发生了多笔业务。 1、邵积欣2317卡的帐户交易明细。其中三笔：2008年11月9日，邵积欣2317卡进帐15万元。2009年4月15日，邵积欣2317卡支出30万元。2010年1月12日，邵积欣2317卡进帐95600元。 2、2008年11月9日闫某13710卡取款凭条。闫某13710卡转账取款15万元，“闫某1”为邵积欣签写。该证据（24／28）与2008年11月9日，邵积欣2317卡进帐15万元相互印证。 3、2009年4月15日闫某13710卡取款凭条。邵积欣2317卡支出30万元，转帐给闫某13710卡，邵积欣亲自签名办理,该证据（28／28）与邵积欣2317卡支出30万元相互印证。 4、明细分类帐、2010年1月12日存款凭条。2010年安泰公司《明细分类帐》记载，安泰公司会计杨某将“付闫慎富利息”（实为邵积欣所有的利息分红）95667元中95600元存入邵积欣2317卡。该证据与2010年1月12日，邵积欣2317卡进帐95600元相印证。 第四组证据：邵积欣持闫某13710卡向邵某1五笔转帐银行凭证。证明目的：邵某1与邵积欣之间的经济往来，不仅仅是邵某1给过邵积欣钱，邵积欣也持闫某13710卡向邵某1转帐五笔，共计176万元。 1、2008年1月27日二张银行凭证。邵积欣持闫某13710卡取款100万元，转帐至邵某14213卡，“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2、2008年8月20日二张银行凭证。邵积欣持闫某13710卡取款19万元,转至邵某16310卡,“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3、2008年10月17日二张银行凭证。邵积欣持闫某13710卡取款19万,转帐至邵某16310卡,“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4、2008年10月17日二张银行凭证。邵积欣持闫某13710卡取款19万转帐至邵某16310卡，“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 5、2008年10月17日二张银行凭证。邵积欣持闫某13710卡取款19万，转帐至邵某16310卡，“闫某1”为邵积欣所签。（注：以上3、4、5共计三笔，虽同日发生，但业务编号不同） 第五组证据：银行凭证及安泰公司财务账本。证明目的：闫某13710卡、1016卡与安泰公司、邵某1银行卡发生的业务均记入安泰公司的《明细分类帐》、《银行存款日记帐》，即闫某1作为邵积欣股份的代持人，其在安泰公司名下的利益归邵积欣所有。举例： 1、2009年3月10日，安泰公司收“闫某1”150万元。2009年4月16日，安泰公司收“闫某1”100万元。2009年7月3日，安泰公司还“闫某1”100万元。以上三笔业务，《明细分类帐》、《银行存款日记帐》、《记帐凭证》与银行凭证相互印证。 2、2012年10月22日，安泰公司工作人员甄某2持“闫某1”1016卡转帐75万元给邵某14913卡，公司记帐凭证为“闫某1”、“借款75万元”。 第六组证据：银行凭证及邢台安泰公司会计凭证。证明目的：邢台安泰公司利润分成模式为：投资或借款给公司后以投资款或借款的金额为基数利息分红，安泰公司“闫慎富”、“闫某1”、“宋某1”、“外真”、“韩利辉”、“邵帅”等人名下的所有利益均归邵积欣所有。举例： 1、关于邵某1。邢台安泰公司2009年《明细分类帐》。2009年1月16日，将其2008年投资的利息756990元中的60万元作为09年“追加邵某1投资”。《明细分类帐》关于邵某1“2009年应付利息”，2009年1月16日，将其应得利息中的“60万元”计入“增资”。2010年1月12日，“其他应付款”中“付邵某1利息”1237216元。 2、邵积欣的投资收益也是以利息的方式得到。2010年安泰公司《明细分类帐》将“闫慎富”、“闫某1”、“宋某1”、“外真”、“韩利辉”、“邵帅”等人等均记在一起，实际是被告人的投资及收益。证据如下: （1）2010年1月12日，19号记帐凭证“付闫慎富利息95667元”中的95600元直接存入邵积欣2317卡。记帐凭证与被告人银行卡相互印证。 （2）2010年11月9日，7号记帐凭证显示，闫某13710卡转邵某11615卡100万元，记为“收闫某1款”，而没有记为邵某1的投资，进一步证明“闫某1”替邵积欣代持。 （3）邵积欣的爱人韩丽（化名韩丽辉）的利益记在“闫某1”名下。 （4）2010年4月7日，被告人爱人韩丽将炒股的100万元转至安泰公司会计杨某卡后，安泰公司将该款项记在“闫某1”名下。 第七组证据：银行票据和邢台安泰公司财务会计账目。证明目的：生效判决认定被告人收受邵某1的贿赂款，实际是被告人自己的钱，是其投资收益，而非邵某1的钱。 第一笔关于2009年7月21日，邵某1转给韩丽100万。事实上： 1、2009年7月3日，安泰公司会计杨某将安泰公司100万元转帐给“闫某1”。同日，公司记帐凭证显示“还闫某1款100万元”。因闫某1替邵积欣代持股份，该100万元是邵积欣的钱。详见2009年邢台安泰公司财务会计明细。 2、2009年7月16日，被告人让安泰公司会计杨某持闫某13710卡取款100万元转帐给邵某13655卡。5日后邵某1才转这100万元给韩丽的。 第二笔2009年1月16日，邵某1从泰荣矿业帐户到韩丽帐户的50万元，实际上是邵积欣自己的钱。 1、2008年10月17日，邵积欣亲自持闫某13710卡（或后换卡后的1016卡）将57万元分三次，每次19万元转帐到邵某16310卡。该事实与“闫某1”1016卡相印证。 2、同日的2008年10月17日，邵某16310卡收到57万元后（由28张银行凭证中的19、20、21三笔19万元同日取出后存至6310卡），支取现金5万元以甄某1的名义存入泰荣矿业，又将45万元以自己的名义转帐存入泰荣矿业。泰荣矿业帐户共计50万元用于注册公司成立，之后该帐户无交易记录。 3、2009年1月16日，泰荣矿业帐户以“还款”的名义。 第三笔邵积欣给方逍慧的50万元购房款，生效判决认定为邵积欣收受邵某1的贿赂款。而事实上，现有证据证明该50万元是被告人自己的钱，且之后又投入到公司作为自己的投资款。证据如下： 1、邵积欣亲自到银行持自己的工商银行6541卡转帐50万元给方逍慧。证明该笔50万元是自己的钱，与任何人无关联。 2、中国银行的《结算业务申请书》。 3、闫某11016卡帐户明细、银行凭证。证明闫某11016卡,2012年10月18日收以上50万元后，于2012年10月22日转帐75万元给邵某1。 4、安泰公司的《明细分类帐》将以上75万元记作2012年10月22日闫某1对公司的投资。 第八组证据、邢台安泰公司提交的证明一张。证明内容为辩护人出示的邢台安泰公司所有财务账目与原件一致，原件保存在邢台安泰公司。 第九组证据、邵积欣与邵某1签写的备忘录。证明目的：最早存在于家中，形成于案发前，证明邵积欣在安泰公司持有股份的事实。主要内容：为避免意外情况出现而引起公司内部纠纷，将安泰公司股份实际持有情况备忘如下，邵积勤实际拥有安泰公司80%股份，邵积欣实际拥有安泰公司20%股份，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第十组证据、证人证言。证明目的：邢台安泰公司由邵积欣成立并投资经营，闫某1替邵积欣代持公司股份的事实。 第一份：2014年9月19日邵某1书写的证人证言。证明目的：邢台安泰公司由邵积欣成立并投资经营，至2004年5月邵某1才加入到公司，之后兄弟二人合伙经营的事实，以及案发后，为包庇邵积欣并害怕追究刑事责任做虚假供述的过程。 主要内容：邢台顺泰房地产公司是邵积欣与2000年与别人成立的，所有工商登记资料都是邵积欣和别人办理的，注册时验资的500万元也是邵积欣贷的款，借用飞达工程机械公司账户经验资账户转的帐，用于验资，验完资就归还了贷款。我没有参与顺泰公司的发起设立，没有实际投资，也没有参与经营管理。2001年邵积欣从飞达工程机械汽车有限公司借款180万元与张某5共同成立了邢台安泰房地产公司，这180万元也不是我的钱，是我从滨河房地产公司转借了200万元，用了这180万元，验完资当天就归还了滨河公司这200万元。一直到2004年5月我实际加入到安泰公司之前，我没有参与安泰公司的发起设立，工商登记及实际投资，也没有参与经营管理。2004年5月我正式加入公司，当时公司有两个股东，分别是韩某2、闫某1（闫慎富与闫某1是同一人），这俩人都是替邵积欣顶名的，实际股东只有邵积欣一人。2004年4月底韩某2向我转让了70%的股份，因为韩某2是邵积欣岳父，跟我不和，2007年就不让他干了，董事长也变更为我。我们兄弟之间股份变更过几次，最后形成的是我占80%，邵积欣占20%（闫某1顶名）。安泰公司的大事都是我们哥俩一起商量，邵积欣一般都是周六、日到公司办公，其在我办公室隔壁有一间办公室，公司收支平衡表和财务报表每月我和邵积欣都有一份。邵积欣以闫某1的名义在安泰公司投资，韩利辉（即邵积欣之妻韩丽）、宋某1名下的投资款也是合并到闫某1名下，公司内部帐上有记载。闫某1的银行卡归邵积欣支配使用，我没有用闫某1名字办过银行卡，也没有使用过闫某1的银行卡。公司账上孙春巧（我妻子）、赵某4（我岳母）名下的投资款会记到我名下计息。闫某1名下的投资款每年利息对邵积欣结算。邵积欣从公司借钱时，一般都从我个人银行卡支取，卡上的钱都是公司的钱，不是我个人的钱，邵积欣的借款，都是到年底股东结息时从闫某1投资款利息中扣除，我本人没有向邵积欣行贿过一分钱，因为我们都是公司的股东，2007年7月邵积欣从公司（我个人银行卡）借款45万元，当年年底已从闫某1投资款利息中扣除，包括以后所有借款都是从年底闫某1投资款利息中扣除。 宋某1名下的投资款也是邵积欣的，安泰公司不直接对宋某1结算，都是对邵积欣结算，邵积欣如何与宋某1计算我不清楚，我卡上转给宋某1的几笔钱都是按邵积欣的要求办的，事后从闫某1投资款中扣除，邵积欣以闫某1、宋某1的名义在公司的投资数额公司内部账上都有记载。 我在办案单位做的笔录内容都是假的，当时我失去自由，收到威胁，心里害怕，是办案人员编好的笔录逼我签的字。 第二份：宋某1于2014年2月8日书写的证明一份，证明目的：其与邵积欣之间属于公民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宋某1在邢台安泰公司没有投资。 主要内容：我与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关一切资金往来均是我与邵积欣之间的公民个人借款行为，我与该公司没有投资、入股。银行交易记录显示的资金往来是我与邵积欣指定银行账户之间的借款、还款行为。我的借款已经全部还清，目前我与邵积欣之间没有任何债务关系。 第三份：2014年2月8日宋某2书写的证明一份，证明目的及内容同上。 第四份：韩某22015年7月10日书写的证明三份，证明目的：邵积欣成立顺泰房地产公司后又成立的安泰房地产公司，并受邵积欣委托参与管理公司事务的事实。 主要内容：我是邵积欣的岳父，邵积欣成立顺泰房地产公司后又成立的安泰房地产公司，邵积欣让我顶名管理公司，前期都是由我负责公司的事宜，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大部分也是我负责签字的，我替邵积欣行驶股东权利，对外联系业务。 第五份：2015年6月18日张洁书写的证明一份，证明目的:邵积欣成立的顺泰房地产公司的事实。 主要内容：邵积欣是我姐夫，我从拖拉机厂下岗后，到邵积欣成立的顺泰房地产公司工作了半年多，主要负责办公室和会计记账工作，公司平时开支都是我向邵积欣要，他在公司有一间办公室，每隔一两天邵积欣都会到公司处理事情，我是邵积欣派到公司的财务人员，刘金玲是梁海增派到公司的财务人员，当时顺泰公司只有邵积欣和梁海增两人说了算。 第六份：2015年6月27日杨某书写的证明一份，证明目的：邵积欣是邢台安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安排杨某持“闫某1”的尾号为3710的银行卡多次办理银行业务。 主要内容：我是2005年4月开始在安泰公司做出纳工作，2010年9月到昌恒房地产公司。安泰公司股东年底利息结算是按1分5计息，安泰公司10年7月份以前是我记账。经过辨认，闫某1名下这几笔存款凭条是我办理的： 1、2008年8月11日，闫某1农行卡取款凭条显示（卡号为62×××10）转账取款47万元，客户签名栏闫某1名字是我签的，我是受邵积欣委托办理的此笔业务。 2、2008年10月17日，邵积勤银行卡转账存款19万元（卡号为62×××10），当日该卡转账存款3笔，共计57万元。闫某1（卡号为62×××10）农行卡个人交易明细单显示，闫某1转支19万元，当日共计三笔，共计57万元。我是在农行邢台县支行办理的以上业务，银行凭条客户栏邵积勤三个字是我签的。 3、2009年4月16日，闫某1农行卡取款凭条显示（卡号为62×××10）转帐存入邵积勤银行卡（卡号为62×××15）100万元，客户签名闫某1是我签的，我是受邵积欣安排办理的此笔业务。 4、2009年7月3日，从安泰公司农行邢台县支行存入闫某1银行卡（尾号为43×××10）100万元，客户签名闫某1是我签的。 5、2009年7月16日，闫某1农行卡（尾号为43170）取款100万元，银行凭条客户签名闫某1，后写杨某代，都是我签的字。 6、2009年7月16日，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显示闫某1农行卡（尾号为43×××10）存入邵积勤工行卡（卡号为62×××55）100万元，申请书客户签名闫某1是我签的，我是受邵积欣安排办理的此笔业务。邵积欣是安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第十一组证据、本案生效后，邢台安泰公司通过诉讼等方式变更邵积欣为股东的证据。证明目的：闫某1替邵积欣代持邢台安泰公司股份的事实。 1、2014年9月11日桥西法院中兴法庭关于邵积欣、韩丽诉闫某1、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笔录。 2、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就邵积欣、韩丽诉闫某1、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西民初字第893号民事裁定，以该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3、2015年3月26日闫某1证明一份，主要证明其在安泰公司的20%股份是替邵积欣代持的，并自愿将该股份还给邵积欣。 4、2015年3月27日闫某1与邵积欣（韩丽代）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主要内容是闫某1同意将其在安泰公司的20%的股份一次性转让给邵积欣。 5、2015年3月27日安泰公司原股东邵积勤、闫某1签字的股东会决议一份，主要内容是吸收邵积欣为公司新股东，同意闫某1在公司的20%股份一次性转让给邵积欣，闫某1不再是公司的股东。转让后，邵积勤占注册资本的80%，邵积欣占注册资本的20%。 6、2015年4月12日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修正案，主要内容同上。 第十二组证据、庭前会议后新增加的证据。证明目的：邵积欣持自己银行卡取款28万元，持阎慎富银行卡取款27万元，共计55万元，后由邢台安泰公司会计杨某以宋某1名义存入邢台安泰公司名下账户。宋某1名下的55万元利益实际上属邵积欣所有。 1、2006年3月29日农业银行现金缴款单一份，入户名为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缴款人为宋某1，金额为55万元。 2、2006年3月29日邵积欣名下农业银行卡取款凭条一份，客户签名为邵积欣，取款金额为28万元。 3、2006年3月29日闫慎富名下农业银行卡取款凭条一份，客户签名显示为闫慎富，取款金额为27万元。 4、安泰公司会计杨某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2009年3月29日称其在农业银行邢台县支行向安泰公司对公账户交款55万元，该笔款项其是受邵积欣安排，将从邵积欣名下银行卡取出的28万元及闫慎富名下银行卡取出的27万元以宋某1的名义存到了安泰公司对公账户上，因邵积欣不愿意本人名字出现在公司账上，所以交待杨某交款人就写宋某1的名字。 第二部分：与邵积欣受贿房产有关的证据。共五份。证明目的：2121室是由闫某3、王玉霞签订购房屋协议、装修委托协议、亲自交纳房款、装修款、契税、电卡办理费公共服务费用、暖气初装费、物业费等，证明该2121室归其二人所有，邵某3并没有占有、使用该房屋，没有实际享受到优惠带来的实际利益。另，闫某2、张某7所购买的401室证明目的同上。 1、闫某3、王玉霞结婚证复印件一份。 2、王玉霞于2014年8月24日与仁恒公司签订房屋预选协议一份。（中北世纪城4号楼2121公寓）。 3、王玉霞于2014年8月24日与仁恒公司签订公寓装修委托协议一份。 4、王玉霞向仁恒公司交纳费用票据共计9张。 5、闫某2、张某7所购买的401室收据一张。 第三部分：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共四份，分别为津天鼎外【2016】文书鉴字第322、323、324、325号，是对本证据目录第一部分第二组证据的28张银行凭证出具的鉴定意见，意见为该28张银行单据上的闫某1、闫慎富、韩利辉等签名均为邵积欣所签。证明目的：闫某1多张银行卡由邵积欣长期占有、支配、使用。 辩护人的再审辩护意见为，关于原判认定邵积欣收受邵某1243万元行贿款的事实，辩护人向法庭提交的新证据和鉴定意见足以证实，原审认定该项事实错误。邵积欣与其兄长邵某1一起经营安泰公司，投资并持有股份，表面上邵积欣接受邵某1钱款，但实际上这是经营公司所得的利益，属于其个人财产，不是受贿。关于原审判决将其姐邵某3等三人购房款差价计入邵积欣受贿款数额的事实，辩护人认为依据法律规定，仅应将邵某3的一套房屋差价认定为犯罪，且差价应认定为54045.6元，其他人购房与邵积欣无关。关于邵积欣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根据卷中《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呈批表》和《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呈批表》显示的办案机关掌握的主要犯罪线索，均没有包括在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内，2012年11月4日市纪委工作人员电话通知邵积欣到纪委办案地点谈话，邵积欣主动到办案点，并主动交代了为沙河安泰公司在碧水家园项目中收受了邵某145万元和帮其姐邵某3在中北世纪城低价购买房屋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检察机关意见，对申诉人庭审中出示的新证据，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明效力及目的，请法庭综合认定。本案中，原审被告人邵积欣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为安泰房地产公司谋求利益，上述事实有刘某1、刘某2、刘建军、李某2等证人证言以及相关书证等予以证实，原一审、二审认定上述事实清楚。同时，还存有以下事实尚需进一步查清：1、因二审期间出现新的证据，尤其邵积欣使用“闫某1”的银行卡在银行印鉴上所签字确为其本人笔迹，反映了其实际使用了该银行卡，且该银行卡与公司账目有经常性资金往来，这一行为能否反映其实际管理公司或参与了经营，请法庭结合其他证据准确认定。2、关于邵积欣用“闫某1”的银行卡进行银行业务操作，那么对应的交易金额高达一千多万，应继续核实资金来源、用途。3、关于邵积勤证言，其证言已被邵积勤行贿罪判决书确认，但是其当庭推翻原证言，应作出合理解释。在此基础上，综合全案证据分析比对，准确认定证言的证据能力。4、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根据上述规定，应当对照交易时间同一地段同一楼层同等户型市场最低价来认定最低优惠价，减去邵某3等购房价，所得差额即为受贿数额，建议合议庭采取上述标准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关于邵积欣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检察机关认为，1、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人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系自首，本案中，邵积欣到案情况有任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但是否主动投案未作明确说明，且没有纪检机关的情况说明，建议合议庭结合邵积欣的当天供述依法作出准确认定。2、被告人没有主动到案，但在办案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调查措施期间，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且与已掌握的罪行属于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本案中，纪检和检察机关在接触被告人之前掌握多少事实，事实的性质，以及邵积欣到案后交代的有关事实，系认定上述情节的重要依据，建议合议庭根据相关书证，以及邵积欣的当庭供述依法认定。3、同时，邵积欣当庭供述其到案前多次到纪检机关说明有关问题，其所说的内容与判决认定的部分内容一致，建议合议庭核实相关证据，查明事实，在此基础上依法认定。 经再审审理查明，原审上诉人邵积欣2004年1月任邢台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2006年12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仲裁委秘书处副秘书长，协助主管副市长联系协调矿产资源、安全生产、政法应急等方面工作，2010年7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协助主管副市长联系协调城建方面工作，2012年8月任邢台市顺德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主任）。原审上诉人邵积欣在任上述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安泰公司开发的沙河市邢台县矿山、沙河市康桥水榭、邢台市东关城中村改造项目找相关领导，为安泰公司开发项目提供帮助，并接受了243万元钱款。2011年在其姐姐邵某3、外甥闫某2、闫某3，外甥女闫某4从邢台市中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房屋时，邵积欣要求邢台市中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某给予照顾，该公司以曹演庄回迁户的价格2880元／平方米出售给邵某3、闫某2、闫某4三套住宅房屋，以3205.72元／平方米的价格出售给闫某3一套酒店式公寓。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与原审证据相同。另查明，再审过程中，邵积欣及其辩护人申请对使用闫某1名义办理的银行卡的28张银行凭证上的客户签字进行鉴定，本院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委托进行了司法鉴定，经鉴定28张凭证上的签名均为邵积欣所签，由此可以证实闫某1的银行卡长期由邵积欣控制、支配、使用，上述单据合计金额1200余万元。2017年5月17日，河北省任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出具证明材料一份，主要内容：2012年11月8日，邵积欣到案后，如实主动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一）关于邵积欣是否在邢台安泰公司有投资入股、参与经营管理并分红的问题。 邢台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1年8月2日成立，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股东及持股比例：1、邢台飞达工程机械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邵某1）出资180万元占90%。2、尹某出资20万元占10%。后经多次变更，安泰公司股东变更为邵某1、闫慎富。邵某1原审证言中称，安泰公司最初注册资本200万元，是通过邢台县农行信贷部的郎某联系从邢台滨河房地产开发公司借了200万元打到飞达公司账户，又从飞达公司账户打到邢台安泰公司工商注册验资户，用其中的180万元作为飞达公司在邢台安泰公司的注册资金。为了注册公司的需要，又借了张某520万元虚列在尹某名下，尹某并没有实际出资，只是为了注册公司而虚列的股东。滨河房地产公司的200万元及张某5的20万元均是借款，没几天就还了。2004年12月份，安泰公司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增加的800万元，邵积勤在原审证言中称，通过王某3借了邢台市顺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0万元，其余的钱绝大部分是安泰公司南宫凤泰隆项目的钱，凤泰隆项目是邵积勤个人出资的项目。安泰公司于2012年3月14日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对于增加的4000万元的资金来源，邵某1在原审证言中称，邵积欣帮忙从郝某2处借了3200万元，另800万元都是邵某1的钱，借郝某2的3200万元用了大概不到一周的时间还给了郝某2。再审过程中，邵某1推翻原有证言，称安泰公司实际股东是其和邵积欣，闫慎富只是顶替邵积欣持股，对于安泰公司两次增资需要的资金，除借用的资金外，其余资金在原审证言中邵某1均称是其个人出资。 再审过程中，邵某1及闫某1均出具了书面证明及出庭作证，证明邵积勤和邵积欣是安泰公司的股东，闫某1不是安泰公司的股东，是顶替邵积欣的挂名股东。邵积欣在原审中称邢台安泰公司工商资料有24项内容系他代签，并要求对其签字进行笔迹鉴定，检察机关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经鉴定闫某1名下银行卡的28张银行凭证上的客户签字28张凭证上的签名均为邵积欣所签，由此可以证实闫某1的银行卡长期由邵积欣控制、支配、使用。证据还显示，在邢台安泰公司经营过程中，邵积欣和邢台安泰公司有经常性资金往来。2010年2月1日，邵积欣将50万元存入安泰公司账户，同日安泰公司记账凭证及明细分类账显示“收闫慎富款”50万元。2009年4月15日，邵积欣将30万元存入闫某1银行卡，安泰公司会计杨某出具书面证明称，其在2009年4月16日持闫某1该银行卡将其中包括上述30万元在内的100万元转入邵积勤银行卡内，继而又持邵积勤银行卡将该100万元转入安泰公司，银行凭证上“闫某1”的签名均是她所签，并称其是受邵积欣安排办理这笔业务，同日安泰公司的记账凭证及分类明细账上显示“收闫某1款”100万元。安泰公司会计杨某出具证明称2006年3月29日从邵积欣持银行卡取款28万元，又从“闫某1”银行卡取款27万元，邵积欣安排其将该二笔款项共计55万元以宋某1名义交到安泰公司账户上。2008年10月17日闫某1银行卡连续发生三笔取款业务，每笔均是19万元，共计57万元，经鉴定这三张银行凭证上“闫某1”的签名均为邵积欣所签，杨某出具证明称同日其将该57万元，分三笔每笔19万元存到邵积勤银行卡中，银行凭条上“邵积勤”签名是其所签。2010年1月12日邵积欣银行卡存入了95600元，同日安泰公司明细分类账上显示付闫慎富利息95667元。 关于宋某1名下的200万元是否是邵积欣在安泰公司的投资款的问题，原审中邵积勤出具证言称，宋某1名下的200万元是他的投资款。2014年9月19日邵积勤又出具书面证明称，宋某1名下的投资是邵积欣的。2014年2月8日宋某1及其姐姐宋某2出具书面证明，证明二人与邵积欣之间是公民借贷行为，二人均未在安泰公司投资、入股。现二人与邵积欣之间已无任何的债务关系。故邵积欣及其辩护人主张宋某1名下的200万元是邵积欣的投资款，现无法排除其可能性。 综合本案证据分析，邵积欣主张其为是邢台安泰公司的股东证据不足，但邵积欣和邢台安泰公司有长期的大额资金往来，其在邢台安泰公司也有办公场所，不能排除邵积欣参与邢台安泰公司的经营管理并获利的可能性。原判将邢台安泰公司经营过程中邵积欣收取的邵积勤的款项全部认定是受贿款，依据不足。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邵积欣与沙河安泰公司有任何关系，关于邵积勤行贿罪的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也已经认定，邵积欣利用职务便利在沙河安泰公司的碧水嘉园项目中为邵某1提供帮助，并收取邵积勤贿赂45万元，该犯罪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认定。 （二）关于邵积欣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38万余元为其姐姐邵某3等人从邢台市中北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房屋，并为中北公司谋取利益的问题。 邵积欣时任邢台市政府副秘书长，协助主管副市长负责联系协调城建方面工作，同时是土地储备分中心的法定代表人，证人马某证言称邵积欣是主管城建口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其公司开发的李演庄、曹演庄旧城改造项目手续还没有办理齐全，办理这些手续和有关项目调度协调工作等都需要邵积欣帮忙。邵积欣提出其亲属在他公司开发的“中北世纪城”购买房屋，他按邵积欣的要求低价卖给邵积欣亲属房子，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权钱交易默契。且上诉人邵积欣协调相关部门顺利完成了曹演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地收储工作，事实证明了邵积欣利用了职务便利，为马某的中北房地产公司谋取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该意见“特定关系人”的范围包括近亲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邵积欣与邵某3是同胞姐弟关系。因此，邵淑梅通过邵积欣购买房屋低于市场价部分应当认定为邵积欣受贿。根据中北公司出具的《关于邵某3等四人在“中北世纪城”购房情况的说明》确定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价为4198元每平米，邵某3购买的房屋面积为128.68平方米，故邵某3邵淑梅通过邵积欣购买房屋低于市场价部分为（4198-2880）×128.68＝169600元。涉案房屋虽是邵某3出面与邵积欣联系购买，但闫某3、闫某2、闫某4不属于上述特定关系人的范畴，其购房低于市场价部分不能认定为邵积欣受贿所得。 （三）关于邵积欣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 原审卷中《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呈报表》及《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呈批表》记载的纪检机关掌握邵积欣的主要违法违纪问题中，除“2008年以来，利用职务便利为其兄邵积勤经营的邢台市安泰、泰和两家房地产公司谋取巨额利益，为此，邵积勤每年给邵积欣钱款，其中2008年、2009年、2010年各100万元，2011年150万元”一项问题在原判中予以认定外，其他问题在原判中均未涉及。 结合纪检监察机关提供的关于邵积欣的举报材料反映的内容，邵积欣到案供述情况，以及任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证明材料等现有证据应当认定，办案机关没有掌握“邵积欣为沙河安泰公司碧水嘉园项目提供便利收受邵积勤45万元”和“邵积欣利用职务便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38万余元为邵某3从邢台市中北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房屋”这两项犯罪行为的线索，依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该两项犯罪线索应认定为邵积欣主动供述。 鉴于卷内缺乏邵积欣主动到案的材料，认定邵积欣主动到案的证据不充分。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没有自动到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2、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本案办案机关掌握的邵积欣非法收受邵某1财物，利用职务便利为邵某1经营的邢台安泰公司谋取利益的犯罪事实，经查证不能认定。因此，邵积欣主动交代的“邵积欣为沙河安泰公司碧水嘉园项目提供便利收受邵积勤45万元”和“邵积欣利用职务便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169600元为其姐姐邵某3从邢台市中北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房屋”这两项犯罪行为，符合上述规定的第2种情形，可以认定为自首。 本院认为，邵积欣对收受邵积勤243万元款项数额并无异议，对在沙河市碧水嘉园项目、沙河市康桥水榭项目、邢台县矿山项目及邢台市东关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利用职务便利，找相关领导，为其哥哥邵某1开发项目提供帮助，谋取利益，也无异议。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清楚。但邵积欣辩称其是邢台安泰公司的股东，在公司有投资款，所得钱款是其经营公司的应得利益，不属于受贿，是违反了党纪行为，不属于犯罪。申诉人邵积欣提交的新证据也显示，邵积欣与闫某1、邢台安泰公司有数额较大的经常性资金往来，邵积欣是否是邢台安泰公司的股东，现有证据无法准确认定，但也无法排除其持有邢台安泰公司股份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申诉人邵积欣及辩护人提出邵积欣实际参与邢台安泰公司经营并获利的可能性。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于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对于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原判将在邢台安泰公司经营过程中邵积欣收取的邵积勤的款项全部认定是邵积欣的受贿款，依据不足，应予纠正。邵积欣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法律以及其他规定参与经商活动，其涉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及违法所得应当由有关主管机关作出处理。 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邵积欣与沙河安泰公司有任何关系，且关于邵积勤行贿罪的刑事判决也已经认定，邵积欣利用职务便利在沙河安泰公司的碧水嘉园项目中为邵某1提供帮助，并收取邵积勤贿赂45万元，该犯罪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认定。原判认定邵积欣利用职务便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169600余元为其胞姐邵某3从邢台市中北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房屋，并为该公司谋取利益的犯罪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邵积欣主动供述上述犯罪行为，应当以自首论。因邵淑梅子女闫某3、闫某2、闫某4不属于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特定关系人范畴，其购房低于市场价部分不能认定为邵积欣受贿所得。因此闫某3、闫某2、闫某4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房屋谋利的部分应当从邵积欣受贿数额中减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4）邢刑终字第48号刑事裁定及任县人民法院（2013）任刑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 二、被告人邵积欣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11月24日起至2018年11月23日止） 三、犯罪所得6196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绍彬 审判员  常 成 审判员  孙瑞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路敬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