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2民初25616号原告：牟慈华，男，土家族，1962年5月26日出生，户籍地重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伯彧，上海黄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建渊物流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厉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厉兴建，男。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跃，上海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牟慈华与被告上海建渊物流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牟慈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伯彧，被告上海建渊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厉兴建、程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牟慈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16年3月21日至2017年4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16年3月21日经同事粟祖民介绍进入被告处任装卸工，双方未签劳动合同，口头约定原告月工资4,000元。原告每天早晨在莲花南路XXX号莲花仓库门口集合，由装卸队长分配工作，内容为对统一公司方便面及饮料的装卸。前两个月由队长郑红伟分配工作，2016年5、6月起由队长王某某分配工作。原告等所有装卸工均由被告法定代表人之父即被告代理人厉兴建负责管理。被告每月25日左右以现金方式发放装卸工上月工资，原告每次到被告经营地领取，由厉兴建的哥哥发放。2017年1月24日，原告在莲花仓库卸货时，不慎被倒下的货物推倒在地并被送医。同年2月14日原告出院。原告所有医疗费均由厉兴建以现金方式支付。后原告就本案系争事项申请仲裁，现不服仲裁裁决而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上海建渊物流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莲花仓系统一品牌的仓库，有包括被告在内的5、6家物流公司负责往该仓库送货。被告将货物装卸工作包给了包工头郑红伟，按件计价结算，结算周期不固定。郑红伟从2016年2月15日承包到2017年2月15日。莲花仓里有好些负责卸货的包工头，基本上每个包工头对应一家公司，郑红伟主要负责被告公司的装卸工作，但忙的时候也会帮别的公司卸货。被告从未给郑红伟的工人直接发过钱。被告未支付过原告工资，原告并非被告处员工。其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30日，原告就本案争议事项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以闵劳人仲(2017)办字第3487号案立案受理。仲裁庭审中，原告提交粟祖民、宗鹏等人签字的书面证明两份、与粟祖民及王某某的对话录音资料以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并提交宗鹏等人签字的声明，内容为其等系碍于情面而在原告提交的书面证明上签字，实际上对于真实情况不知情等；另被告提交由王某某代“宋祖民”签字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牟慈华是我同村的老乡，在2016年3月21日我把牟慈华介绍给包工头郑红伟做装卸工，这件事情我特此证明一下，无(与)上海建渊物流有限公司无关。”并提交王某某与“宋祖民”的通话记录，以证明“宋祖民”确认情况说明中的内容属实，因其本人在外地而同意王某某代为在情况说明上签字。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其不认识“宋祖民”。同年7月24日，该会作出闵劳人仲(2017)办字第3487号裁决，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而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陈述，2016年3月21日，原告经老乡粟祖民介绍到被告处干活，因粟祖民已经联系好了，故被告未对其进行面试。粟祖民告诉原告具体从事卸货工作，工资4,000元/月。上班时间是6时在莲花南路XXX号门口集合，这个地址里有包括被告在内的好几家公司，里面多数是仓库。有时其等也会到别的地点卸货。平时原告等人的工作由王某某安排。原告都是到北松公路XXX号去领工资的，由一个外号“老法师”的人发放，现金签收。2016年3、4月份时是有包工头的，但后来老板说那个姓郑的包工头跑了，所以同年3月至5月的工资是分几次发的，2016年6月开始正常发放工资。每个月固定4,000元。2017年1月24日下午，原告在莲花南路XXX号莲花仓干活时摔成头部骨折，后来才听说是被倒下的货物砸的，原告工作至当日。为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提交证据如下：1、门急诊病历和出院小结，证明原告在2017年1月24日工作时受伤；2、手机通话记录照片及移动公司详单信息，证明原告多次与被告代理人厉兴建通话；3、原告与王某某、粟祖民、李某及周某等人的多段录音及书面文字整理，证明原告与工友商谈受伤后找被告要求赔偿的情况；4、粟祖民、熊春军等人出具的书面证言，以证明原告系在为被告干活时受的伤。被告对于证据2及证据3中王某某谈话的录音及书面整理材料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并称王某某亦系承包被告处卸货工作的工头，郑红伟消失之后其将卸货工作包给了王某某；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庭审中，被告陈述，其将卸货的活包给了郑红伟，卸货工人由郑红伟自己招用，原告系经由粟祖民介绍到郑红伟处干活的，并非被告公司员工。其按照货物单价及卸货量与郑红伟结算。其支付货款给郑红伟直至2016年7月，但郑红伟因赌博而未发放手下工人的工钱。同年8月郑红伟就跑了，王某某本来是在郑红伟手下做的，郑红伟曾称已将这一块事情交给王某某了，故此后被告直接与王某某结算，在被告与郑红伟的承包合同到期后由王某某承包了卸货业务。被告提交卸货服务合同(提交原件供核)、被告公司员工名册及工资签收记录、与仲裁时所提交一致的声明、情况说明及粟祖民与王某某的通话录音光盘(附书面整理材料)等一组证据以证明上述主张。其中卸货服务合同约定郑红伟承包被告处2016年2月15日至2017年2月15日期间的卸货工作，并对卸货费用等进行了约定，该合同下方由被告及“郑红伟”分别签字盖章。原告称对卸货服务合同、书面声明真实性不清楚；对员工名册及工资签收记录真实性不认可；对粟祖民与王某某的通话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材料真实性不持异议，认可其于仲裁期间听过的上述通话中确为粟祖民的声音，但称此正可印证原告提交的录音及书面整理材料是真实的。另原告本人陈述，其不认识郑红伟，只是郑红伟通过电话联系过其一次，让其去干活；其不清楚郑红伟与王某某的关系，只知道王某某是装卸班长，而被告处只有王某某这一个装卸班长。但又称，王某某是在2016年5月郑红伟走了之后才来的。为支持各自的主张，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宋某某、范某某出庭作证，被告申请证人王某某、郭某某出庭作证。证人宋某某陈述，其与原告是同事关系，同在厉老板手下干活，厉老板的公司在北松公路。其比原告早入职，系经粟祖民介绍入职的。粟祖民说让其去给厉老板干活，固定工资为4,000元/月。其等上班的地点不固定，基本上是在莲花南路的莲花仓工作。2016年2月16日其正式上班，粟祖民带其去见了队长郑红伟，干活都是由郑红伟安排的。过了两个月，郑红伟跑了，其两个月都没有拿到工资，就直接去北松公路找厉兴建，大概2016年4月时厉兴建给了其500元生活费，原告也去了，但原告没有拿到钱。当时说是让其等去找郑红伟要钱。同年4月其离开不做了。同年8月粟祖民又让其去干活了，自此时起工资是直接从厉兴建的哥哥手里拿的。莲花仓大概有15、16个装卸工，其他物流公司也往这里送货，也有其他装卸工人在这里为他们卸货，但其等人只管被告处的货，其是为厉兴建干活的，未为其他物流公司卸过货。其工作内容主要是在莲花仓卸货，有时也会去其他地点卸货，卸货人员的工作由王某某安排，工资则一个月领一次，领取时间不固定。证人范某某称，2016年2、3月份时，其经劳务中介认识了小老板郑红伟，郑称有工作机会，月薪4,000元，其遂到莲花南路的莲花仓干活，主要负责卸货。原告与其为同事关系。卸货人员每天的工作是由郑红伟安排的。2016年5月时郑红伟跑了，其等人就去找厉兴建要工资，后来厉兴建陆续支付了其工资。后来厉兴建带来了王某某，说王是从昆山调过来的。此后开始由王某某安排其等工作。后来其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日去北松公路被告公司找外号老法师的人领工资，据其所知，此人为厉兴建的哥哥。其于2016年年底离职。证人王某某陈述，其与被告属合作关系。2016年上半年时其在青浦承包被告公司卸货的活，做的是青浦和昆山的“统冠”品牌，按照箱数和车数进行结算。郑红伟则在被告处负责“统一”品牌的活。其和郑红伟也是合作关系，各自手下缺人时就互相调动人员。2016年6月初，郑红伟说自己这一块搞不好，让其来一起干，其就到莲花仓来了，原告当时是跟着郑红伟干活的，其遂与原告相识。郑红伟很少过来，7月份时其还见过郑两次，8月份起就彻底不见了，郑欠了原告等人的工钱。此后其就一个人做了，原告在其手下干活。由于郑红伟找不到了，大概7月份起就由其与被告结算卸货费，每月一结，现金无需签字。其不知道原告等人之前的工资是谁发的，但其接手之后，原告等人的工钱就由其发放了，延续之前的4,000元/月之标准发原告等人工资。其听说2016年5月时曾发生过卸货工堵了莲花仓门口的事情，在其到了莲花仓之后也经历过5次左右，原因是郑红伟从被告处拿到结算款后没有发原告等人工钱，原告等人就在莲花仓那里堵车。原告等人找不到郑红伟，就被告是否支付过郑红伟结算款一事问过厉兴建等人，此后被告是否支付过原告等人钱款，其不清楚。原告等人的工作安排是由其电话通知的。每天早上原告自己去莲花仓，如果当天没货，原告没有干活的话，就按照4,000元/30天的标准扣一天的工资133元。除了卸货，其不对原告等人进行管理。原告等卸货人员流动性很大，常会有干几天活之后连续几天不来的情况，反正干了活就按照133元/天来给计算工钱，每月结算一次。其住在被告实际经营地北松公路XXX号，其就在住的地方以现金方式发放原告等人的工钱。若由其直接发放装卸工钱款时无需签字，但若其委托别人发钱时是需要签字的。原告受伤当天是其赶到现场后打120将原告送到医院的，原告的医药费也是其垫付的，后来其还就赔偿问题与原告进行过协商，其系代表自己与原告进行协商的。其与被告签订了2017年的承包合同，2016年的合同是郑红伟与被告签的，该合同期满后就由证人与被告签了。证人郭某某陈述，其与原告是一起干活的。2016年时其打电话给为郑红伟开车的朱某询问是否有活干，朱某说有个为统一装卸的活，其遂在2016年1月中旬时去干活了。当时郑红伟说这块活由他包了，每月给工钱4,000元。原告比其晚到莲花仓，两人干活的情况是一样的。卸货的话没有固定上班时间，通知有货就去卸，没有通知就不去。同年4月份起郑红伟开始拖欠工资，其等人去找过郑红伟要钱，但郑红伟说没有钱。堵车的事情其不清楚，亦未参与过。同年6、7月份左右，王某某来了，郑红伟说让王某某代几天，后来郑红伟慢慢地不来了。王某某来之前，是由郑红伟通过短信电话等安排其干活，并让老朱将工钱发给其；王某某来之后，由王某某安排工作并发钱。原告对证人宋某某、范某某证言真实性均无异议，对王某某、郭某某的证言不予认可；被告则对宋某某、范某某证言不予认可，对王某某、郭某某的证言证人证言不持异议。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认为其系为被告提供劳动，为被告公司员工；被告则认为原告系由承包被告处卸货业务的包工头个人雇佣，与被告间无劳动关系。为证明其将卸货业务交由个人承接的事实，被告提交了与郑红伟签订的卸货服务合同，并申请证人王某某、郭某某出庭作证。王某某的陈述可以印证其系自郑红伟处接手了被告公司卸货业务，而其按照卸货量与被告结算费用，包括原告在内的卸货工人由其安排工作并发放工钱的事实。原告虽对上述证据未予认可，然而，原告提交的其与王某某的通话录音恰显示，在原告受伤后王某某一直系以自己而非被告公司代表的身份与原告协商赔偿事宜；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宋某某、范某某的证言则显示，装卸工都是由郑红伟安排工作并发放工资，后因郑红伟失踪而未能领取工资，此后由王某某接手卸货工作管理，安排卸货工工作并发放工资，此与王某某的证言均可相互印证。此外，被告提交粟祖民与王某某的对话录音及书面整理材料以证明原告系由粟祖民介绍至包工头郑红伟处工作，原告对于该证据并不持异议；原告称其不认识郑红伟，却又称郑红伟曾电话联系其去干活，并称王某某系郑红伟走后才任装卸班长的，对其自述的矛盾之处未能给出合理解释。综上，本院认为，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立，应自个人是否自单位领取过工资收入、是否受到单位规章制度制约及受到单位的管理约束、从事由被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与单位之间是否具有身份隶属关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纵观本案，原告并未能提交具备证据力的证据证实其与被告之间符合上述情形，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牟慈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牟慈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赵文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