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黔06行初66号原告冯胜明，男，汉族，住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冯德怀，男，汉族，住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系原告冯胜明之子。委托代理人杜上丰，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甘溪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何支刚，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张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农牧科技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成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农牧科技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安云英，女，土家族，住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罗刚，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杜尚州，男，土家族，住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系第三人安云英之子。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夹石镇旧乡村四组。代表人杜典恩，该组组长。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夹石镇旧乡村二组。代表人杜执刚，该组组长。原告冯胜明不服被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沿河县政府）向第三人安云英之夫杜典光（已故）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于2017年6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立案后,于2017年7月2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冯胜明及委托代理人冯德怀、杜上丰，被告沿河县政府出庭负责人蔡昆、委托代理人张成明、张虎，第三人安云英的委托代理人罗刚、杜尚州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夹石镇旧乡村四组和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夹石镇旧乡村二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1999年，被告沿河县政府向第三人安云英之夫杜典光（已故）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登记有“黄连坨”，四至界线为：东至路，南至杜金田坎，西至典会田坎，北至典生田坎。原告冯胜明诉称，原告自土改以来就一直耕种位于本县旧乡村“黄连坨”（又名“生基坨”）一宗土地，该宗土地与第三人承包的两块农田接壤。1999年，第三人办理农田承包证时，没有明确其田坎与原告土地接壤界限，将原告经营管理的该宗土地归入其名下。被告在没有对第三人承包责任田面积以及与原告承包土地的界限划分的事实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向第三人颁发了土地承包证。直到2017年初，第三人阻拦原告对该宗土地进行正常经营管理，并提出该宗土地系其承包土地，原告才知道被告的颁证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承包证载明承包内容为责任田，却将原告一宗坡土面积纳入承包面积内，于理不合，于法无据。请求：1、撤销夹石镇政府（被告沿河县政府）将有争议的土地给第三人之夫(杜典光）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判决第三人将侵占的土地归还给原告经营管理。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冯胜明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土地承包证。当初没有经过公证的。证明他们的土地证是假的，村里没有发。2、旧石村委会的证明、杜执书等10人署名的证明、杜执兵的证明及情况说明。证明土从来就是四组的不是二组的，因为原告是四组的。3、照片。证明田土当时是搞错的，证填写错误。4、证人杜某1、杜某2、杜某3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争议地一直是原告在经营管理。被告沿河县政府辩称，1999年7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所在的旧乡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之夫杜典光(已故）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将小地名为“黄连坨”的土地发包给了杜典光承包管理，并在《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中作了登记。本府的颁证行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对发包方报送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进行书面审查无误后，依法定职权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本府的颁证行为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原告认为本府向第三人颁发的登记有小地名“黄连坨”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侵犯其承包经营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沿河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依据有：1、杜典光的承包合同。证明被告是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对第三人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2、冯胜明的土地承包合同。证明原告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主体不适格。第三人安云英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中述称，争议地是以第三人之夫为户主承包经营的，经营管理三十多年没有人提出异议。被告的颁证行为是合法的，受法律保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安云英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杜典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2、杜典光的农村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3、公证书（﹝99﹞沿证字第2043号）。上列证据共同证明争议地是第三人依法取得的承包地。经庭审质证，（一）对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原告没有意见，认为田是他的，只是他的界限东方的界限跨越了路。第三人没有意见。2号证据，原告认为当时确权的时候没有填写上去，大家都没有证，他们后面的证从哪里来，不清楚，属于被村支书扣留下来的没有经过公证的证。第三人没有异议。（二）对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被告认为不具有合法性，来源村干部手中，来源不合法，是填写的草稿，后面没有盖章，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都有异议，认为可以看出是添的，没有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盖章。2号证据，被告认为村委会的证明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只是说土地登记有瑕疵，并没有证明说土地登记错误；对杜执书等10人署名的证明，证据形式不合法；杜某1的证明和情况说明，杜某1是否出庭不清楚，如果不出庭不合法。第三人对旧石村委会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其证明证没有发放，实际是第三人依法持有证；证明不具有法定要件，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不具有合法性；杜执书等10人署名的证明、杜执兵的情况说明、杜执兵的证明，因为这些人没有出庭作证，无法核实是不是他们书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依法登记为要件。3号证据，被告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照片来源不清楚。第三人认为我们田是在角里，田是在小路边，泥巴是他们挖开了，他们就说是他们的土，田一般都有界限。4、对证人杜某1的证言，被告认为真实性无法考证，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第三人认为杜某1和原告是亲家关系，他不能作证。对证人杜某2的证言，被告认为真实性无法考证，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第三人认为他和我们不同村，距离我们村比较远，其作的证是假的。对证人杜某3的证言，被告认为真实性无法考证，但是证人的证词不能作为认定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的依据。第三人认为原告和证人是一大家人，作证是假的。（三）对第三人提交的1-3号证据，原告认为承包的是田，但是没有土，田我们承认是他的。被告没有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对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因系被诉行政行为，不作证据认定、采信。2号证据，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二）对原告提交的1号、2号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予采信。3号证据，照片本身不能证明权属，不予采信。4、证人杜某1、杜某2、杜某3的证言，因与原告具有亲戚关系或其他关系，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不予采信。（三）对第三人提交的1号、3号证据，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2号证据，系被诉行政行为，不作证据认定、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冯胜明系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夹石镇旧乡村**的村民，第三人安云英系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夹石镇旧乡村**的村民。原告与第三人双方发生争议的位于所在的旧乡村“黄连坨”（又名“生基坨”）两小块边坡形土地，面积约10余㎡。第一土地承包时，原告之夫杜典光（已故）承包了与争议地相邻的两块田。第二轮土地延包时，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夹石镇旧乡村民委员会与杜典光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经该县公证处进行公证。被告沿河县政府向杜典光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时间为1998年10月1日。该证中《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记载了地块名称：“黄连坨”；土地类型：田；四至界线为：东至路，南至杜金田坎，西至典会田坎，北至典生田坎。2017年初，因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问题双方发生纠纷。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被告沿河县政府具有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对于与争议地相邻的“黄连坨”两丘田是第三人的，原告没有异议。第三人不仅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开始承包，而且，第二轮承包时与所在村委会签订有《土地承包合同书》，并经公证。被告沿河县政府根据第三人提供的经公证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及第三人长期耕种管理的事实向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颁证行为权属来源清楚，主要程序合法。原告对争议地主张权属，没有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其提供的证人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不足以采信。从涉案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记载来看，争议地包括在第三人“黄连坨”田四至界线中“东至路”范围内。原告的起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胜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冯胜明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晋审判员 刘开奎审判员 陈继霞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谢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