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11民初13602号原告：程伯瑄，男，1989年11月18日出生，北京酷华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程序员，住北京市宣武区，现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霞，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新科，男，1973年6月1日出生，住湖南省衡阳市。被告：丁同信，男，1990年1月2日出生，北京永隆国际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员，住河北省冀州市，现住北京市房山区。第三人：韩伟，男，1990年12月1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现住北京市房山区。第三人：北京中宇华城房地产经纪中心广阳城分部，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负责人韩伟，经理。原告程伯瑄与被告李新科、丁同信、第三人韩伟、北京中宇华城房地产经纪中心广阳城分部（以下简称经纪中心）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伯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霞、被告丁同信、第三人兼第三人经纪中心负责人韩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新科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程伯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李新科、丁同信于2017年4月6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7年4月21日李新科与丁同信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1510173）网签合同的备案；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2月4日原告通过中宇华城房地产经纪中心提供居间服务，与被告李新科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原告购买被告李新科名下位于北京市房山区xx号房屋一套，总建筑面积91.57平方米，成交总价为129万元。约定原告应于合同签订当日向被告李新科支付定金3万元，在收到原告的首付款40万元当日内，将房屋交付给原告，过户当天必须将全款打入被告李新科账户。原告按时支付了定金和首付款后，被告李新科也交付了房屋，现涉案房屋一直归原告居住使用。房产证下发后，原告多次催促办理过户手续，但被告李新科总是借故推脱不配合原告办理过户，后明确表示拒绝出售。之后在被告丁同信没有实际查看涉案房屋的情况下，被告李新科以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818000元直接将涉案房屋出售并过户给了被告丁同信，系恶意转让。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特诉至贵院，望依法裁判。被告李新科未出庭应诉，但向本院提交答辩状称，2004年我们夫妻共同购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xx室房屋一套。因开发商原因，2016年12月才办好不动产证。2017年4月与丁同信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并顺利过户。本人办理手续的原因如下：1、签合同时系双方自愿，不动产证已办理下来；2、本人卖房期间，有太多人看房，并且本人手中一直有房屋钥匙；3、本房屋买卖属于双方自愿，本人当时认为房屋有价无市，加上本人对程伯瑄主观上的反感，就顺利卖给了丁同信；4、程伯瑄2017年6月的指控系对合法事情的恶意干涉。本人反对程伯瑄提出的诉讼请求，期盼房山区人民法院做出公正的判决。被告丁同信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与李新科是正常的买卖房屋。因为原告没有腾房，现在涉案房屋还无法居住。第三人韩伟述称，原告购买涉案房屋是通过我们公司从我公司业务员处购买的，因为我有资质所以合同上面都是我签字，被告丁同信买被告李新科的房子我是不知情的，因为被告丁同信在2017年3月份的时候，说要向我借一笔钱，200多万元，因为我们是中介公司，是往外面放款的，然后收取利息，约定的是借230万元，每月3.5万元的利息，借款期限是1年。所以原告说的所有的购房款是我提供的，实际上是我借给被告丁同信的，我借给被告丁同信钱，我是为了挣钱的。我认为利息合适所以就借给被告丁同信了。并且这个借款是我个人借给被告丁同信的，与我的公司没有关系。第三人经纪中心述称，处理房屋买卖的经纪人是我公司的一个业务员，在我公司成交的合同，都是有我签字的。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2月4日，原告程伯瑄与被告李新科经第三人经纪中心居间服务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被告李新科将坐落于北京市房山区xx号房屋出售给原告程伯瑄，房屋建筑面积为91.57平方米，房屋租赁情况为出卖人已将该房屋出租，承租人已放弃优先购买权，出卖人保证该房屋已告知承租人，并保证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放弃优先购买权。房屋成交价格为129万元，买受人在签订合同的同时支付定金3万元，在产权转移时定金冲抵购房款。出卖人应当在2016年7月12日收到买受人首付款当日内，将该房屋交付给买受人。出卖人和买受人同意房产证下发后30个工作日内，出卖人和买受人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同日，原告程伯瑄与被告李新科、第三人经纪中心签订了存量房屋居间合同，该合同落款处有第三人韩伟签字确认。2016年7月12日，原告程伯瑄（乙方）与被告李新科（甲方）、第三人经纪中心（丙方）就上述《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同意积极办理本房屋的产权证，甲方同意按照本房屋的房价款87万元办理网签、缴税、过户等手续。乙方于签订本合同当日支付了甲方定金三万元，于2016年7月12日支付甲方房屋首付款40万元。合同签订后，被告李新科将房屋交付给了原告程伯瑄使用，但因涉案房屋未办理房产证，双方未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被告李新科将涉案房屋又出售给被告丁同信，且被告丁同信于2017年4月26日取得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庭审中，原告程伯瑄提交2017年4月21日被告李新科与被告丁同信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网签打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丁同信以81.8万元购买了涉案房屋，且该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价格，对该网签合同的真实性被告丁同信表示认可，但同时表示该合同价格系网签价格，实际成交价格为230万元，并提交其与被告李新科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原件一份予以证实，对该《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原告程伯瑄不予认可。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程伯瑄申请，本院依法出具调查函，调取了被告李新科、丁同信的银行账户往来明细，通过该银行明细显示，2017年4月6日，被告丁同信支付给被告李新科10万元，2017年4月20日，被告丁同信存入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账户81.8万元，2017年4月26日，被告李新科从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账户收到钱款81.8万元，被告丁同信于2017年4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给被告李新科134.2万元，以上共计226万元，被告丁同信称剩余4万元未支付是因为涉案房屋内有人租住，被告李新科未能向其交付房屋，故留置4万元未支付。另查，通过法院调取的银行明细显示被告丁同信支付给被告李新科的房款全部来源于第三人兼第三人经纪中心负责人韩伟，且支付时间及金额与被告丁同信支付给被告李新科的时间和金额同步，对此第三人韩伟称除去经纪中心业务外其还经营借款业务，其与被告丁同信为多年朋友，该款项为其出借给被告丁同信，并提交落款日期为2017年4月5日的借款协议一份，证明其与被告丁同信的借贷关系，该协议甲方为第三人韩伟，乙方为被告丁同信，协议载明乙方向甲方借款230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7年4月5日起（以甲方实际出借款项之日起算，乙方应另行出具收条）至2018年4月4日止，借款利息计算方法为自支用借款之日起，按实际支用金额计算利息，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内月利为3.5万元，利息按六个月结算。借款方如果不按期还款付息，则每逾期一日按欠款金额的每日万分之八加收违约金。此外，第三人韩伟提交2017年10月5日银行转账凭证一份，证明被告丁同信向其支付了借款利息21万元，对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原告程伯瑄不予认可，对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原告程伯瑄表示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双方签订借款协议时，被告丁同信未向第三人韩伟提供担保，对此第三人韩伟解释称因为双方是多年的朋友且借款为有偿借款，故未让被告丁同信提供担保，后于2017年9月13日，被告丁同信将涉案房屋抵押给第三人韩伟，对此第三人韩伟称被告丁同信向其借款时并未言明是用于购房而是声称投资项目，在法院为其发放传票后，方知晓是用于购买涉案房屋，因此十分气愤，故令被告丁同信用涉案房屋为其进行了担保。再查，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程伯瑄提交原告程伯瑄之父与第三人韩伟的录音一份，该录音中第三人韩伟向原告程伯瑄之父表示不认识被告丁同信，在法庭向其询问时第三人韩伟表示不知道对方说的是哪个丁同信。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程伯瑄申请，本院依法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查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程伯瑄提交：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北京市存量房屋居间合同、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北京市不动产受理通知书、短信聊天记录、中国邮政存根、照片、网页打印件、录音等；被告丁同信提交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不动产权证书、税收缴款书、发票、完税证明、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第三人韩伟提交：借款协议、不动产登记证明、银行转账凭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争议事实为，被告李新科将涉案房屋转卖给被告丁同信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根据法庭调查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被告李新科与被告丁同信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之嫌，其原因有三：1、被告丁同信向法庭陈述的购买涉案房屋的过程与常理不符，根据法庭调查，被告丁同信表示其于2016年5、6月份通过华熙地产的网页得知涉案房源信息，并与被告李新科联系后去涉案房屋查看过一两次，涉案房屋当时为出租状态，后因该房屋没有办理房产证双方未交易成功，2017年3月时，被告李新科联系被告丁同信是否购买涉案房屋，双方协商价款后即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被告丁同信未再去涉案房屋查看，其解释称因被告李新科表示房屋内有租户不便查看。庭审中，经法庭询问，被告丁同信表示购买涉案房屋为自用，其妻子因在外地出差从未到涉案房屋查看过。然而，房产交易属于大额资金交易，购买房屋对于用于自用的被告丁同信而言更是重要生活事项，鉴于此被告丁同信在时隔将近一年之久准备购买房屋时未再次查看确认房屋状态与常理不符，且其妻子自始至终未到涉案房屋查看亦与常理不符；2、被告丁同信的全部购房款均来源于原告程伯瑄与被告李新科房屋买卖交易的第三人经纪中心负责人韩伟。经法庭询问，第三人韩伟表示被告丁同信借款时称用途为投资项目，被告丁同信亦是如此陈述，但同时被告丁同信向法庭表示购买涉案房屋为自用，并非投资，然而第三人韩伟作为被告丁同信多年的朋友，又是从事房产中介业务，被告丁同信没有理由向第三人韩伟隐瞒钱款用途，且双方出借款项为230万元，如此大额款项被告丁同信并未提供担保，然却在我院通知第三人韩伟参加诉讼时将涉案房屋抵押给第三人韩伟与常理不符，再者根据第三人韩伟提交的借款协议显示，利息计算方式为自支用借款之日起，按实际支用金额计算利息，然第三人韩伟实际出借给被告丁同信的金额为226万元，且是分多次支付，支付时间并非同一天，故各批出借款项的利息计算起点应不相同，然而其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显示，被告丁同信向其支付的利息为21万元，即按照协议约定的本金230万元统一以月利率35000元标准支付，并未区分各批款项的利息计算起点，亦未将未出借的4万元款项扣除，与常理不符。3、第三人韩伟向法庭陈述与被告丁同信为多年朋友，但却向原告程伯瑄父亲陈述不认识被告丁同信，前后陈述矛盾，且向法庭做出的解释与常理不符，且经法庭对比，被告丁同信与被告李新科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范本与被告李新科和原告程伯瑄签订的合同范本基本一致。被告李新科与原告程伯瑄的房产交易系通过第三人经纪中心完成，合同范本亦是第三人经纪中心提供，第三人经纪中心表示该范本是其根据自己公司情况在建委提供的范本基础上修改而成，而被告丁同信表示其与被告李新科的合同范本是通过百度搜索而来，事实上这种高度巧合的发生概率极低。综上，本院通过以上诸多不合常理及高度巧合之处推断被告丁同信在与原告李新科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并非出于善意，第三人韩伟亦非单纯、善意的房款出借人，被告丁同信对于被告李新科与原告程伯瑄之间买卖涉案房屋的交易并非不知，双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本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通过以上认定，在被告李新科已经与原告程伯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又与被告丁同信恶意串通，将房屋再次出售给被告丁同信，损害了原告程伯瑄的合法权益，故原告程伯瑄要求确认2017年4月6日被告李新科与被告丁同信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程伯瑄要求撤销2017年4月21日被告李新科与被告丁同信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网签合同，合同编号：C1510173）的备案的诉讼请求，因网签合同备案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李新科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丁同信与被告李新科于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驳回原告程伯瑄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二万五千二百元，由被告李新科负担一万二千六百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丁同信负担一万二千六百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保全费五千元，由被告李新科负担二千五百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丁同信负担二千五百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亚丽人民陪审员  李 顺人民陪审员  白荣连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