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131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胜斌，男，197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熊英，女，197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劳艳婷，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正泉，男，197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喻忠良，广东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秋君，广东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胜斌、熊英因与被上诉人文正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10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正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胜斌、熊英向文正泉支付货款638438.8元及自2015年7月26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7.125％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暂计至2017年6月28日利息为87737.23元；2.案件诉讼费由江胜斌、熊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黄某按照江胜斌的要求以江胜斌的名义将1029.74吨精煤送至清远市蓝某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某公司）。2015年7月25日，江胜斌向黄某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某所送的上述1029.74吨精煤，单价620元/吨，即货款共计638438.8元。但江胜斌并没有向黄某支付上述货款。2017年6月12日，文正泉与黄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某将其对江胜斌的货款638438.8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转让给文正泉。同日，黄某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要求江胜斌自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向文正泉履行还款义务，但文正泉及黄某均未向江胜斌送达该债权转让通知书。文正泉于2017年7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23日向江胜斌送达本案应诉材料，包括上述债权转让通知书。至庭审结束时，江胜斌尚未向文正泉支付上述货款638438.8元及相应利息。另查明，江胜斌、熊英于2005年2月18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一是黄某与江胜斌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是文正泉是否本案适格诉讼主体。针对争议焦点一，江胜斌、熊英辩称黄某将精煤送至蓝某公司，黄某与蓝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审查，文正泉、江胜斌、熊英均确认黄某是以江胜斌的名义向蓝某公司送货，即对于蓝某公司而言，蓝某公司是与江胜斌进行买卖交易，因此，蓝某公司与江胜斌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黄某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江胜斌向黄某出具了收据确认收到黄某所送精煤，并就数量、单价与黄某进行了确认，故一审法院对文正泉关于黄某与江胜斌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黄某按江胜斌的指示送货至蓝某公司的主张予以采纳，对江胜斌、熊英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江胜斌确认收取了黄某交付的涉案精煤，货款共计638438.8元，因此，江胜斌应向黄某支付上述货款。针对争议焦点二，江胜斌、熊英辩称文正泉及黄某未向其送达债权转让通知，该债权转让无效，文正泉无权向江胜斌主张权利。经审查，文正泉与黄某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23日向江胜斌、熊英送达了涉案债权转让通知，黄某亦确认江胜斌欠其上述债权由文正泉主张，因此，该债权转让对江胜斌发生效力，文正泉有权主张本案债权，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因黄某已将其对江胜斌的上述债权转让予文正泉，故文正泉主张江胜斌支付货款638438.8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文正泉的利息主张，因涉案买卖交易发生在2015年6月，江胜斌于2015年7月25日出具收据确认涉案货款，但未能及时付清，故一审法院对文正泉的利息主张予以支持。熊英与江胜斌是夫妻关系，案件债务发生于江胜斌、熊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江胜斌、熊英的夫妻共同债务，江胜斌、熊英应共同偿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江胜斌、熊英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638438.8元及以实欠货款为本金从2015年7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7.125%计算的利息予文正泉。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530.88元、财产保全费4150.88元，合共9681.76元（文正泉已预交），由江胜斌、熊英共同负担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对文正泉已预交诉讼费用9681.76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文正泉申请，一审法院退还予文正泉。江胜斌、熊英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文正泉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文正泉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如下：文正泉于2017年7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江胜斌、熊英共同向文正泉支付货款638438.8元及利息。文正泉仅提供一张由江胜斌在经办人处签名的《收据》作为依据，文正泉已明确江胜斌只是作为中间人促成黄某与蓝某公司的交易，因蓝某公司在2015年7月份倒闭，江胜斌为了便于黄某向蓝某公司追讨货款的情况下，向黄某出具了该份《收据》。但是，一审法院从主观出发无视客观事实，作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的一审判决，恳请二审法院给予纠正。具体理由是：一、一审法院遗漏蓝某公司作为诉讼参与人，无法查明本案事实。文正泉提交的《收据》内容为：“黄某送清远蓝某陶瓷厂蒙精煤39车共计1029.74吨，单价620元/吨”，江胜斌在经手人处签名。《收据》反映蓝某公司系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买方，系实际的收货方，本案对蓝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况且，蓝某公司未到庭，一审法院未能查明黄某与蓝某公司的结算情况，单凭《收据》确认欠款金额极可能有违客观事实。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本案应当发回重审。二、黄某与蓝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文正泉无权向江胜斌、熊英主张货款。《收据》为黄某所书写，清晰反映黄某为送货人，蓝某公司作为收货人，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文正泉作为一审的原告，其主张黄某与江胜斌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收据的内容与其主张是不一致的，其举证责任尚未完成，在此情况下，文正泉向江胜斌主张货款，没有任何的依据。胜斌向黄某人出具《收据》，仅是为便于黄某向蓝某公司追讨货款。江胜斌是促成黄某与蓝某公司交易的中间人，但蓝某公司于2015年7月份突然倒闭，许多供应商的货款无法得到保障。江胜斌与蓝某公司的股东刘信江是多年的朋友，所以，黄某以便于向蓝某公司追款为由，要求江胜斌出具了该份《收据》，《收据》也写得清楚写了：黄某送清远蓝某陶瓷厂。＂，足以证明是黄某与蓝某公司成立合同关系，江胜斌也仅仅出于朋友相助的心理，就向黄某出具了《收据》，在经办人处签名。一审法院认定认为“2015年6月，黄某按照江胜斌的要求以江胜斌的名义将1029.74吨精煤送至蓝某公司。2015年7月25日江胜斌向黄某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某所送的上述1029.74吨精煤，单价620/吨”。上述一审法院的观点完全出于主观臆测，涉案的货值高达638438.8元之高，黄某难道在没有签订任何书面材料的情况，单凭江胜斌一句话的吩咐，就以江胜斌的名义向蓝某公司送货？然后由江胜斌去与蓝某公司结算？如果这样操作，黄某的利益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也违反了正常的交易习惯。假如事实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情况，那么黄某在送货之前，必定与江胜斌签订书面的合同，约定保证金，付款时间等等。反观本案，文正泉仅能提供一张在蓝某公司倒闭之后，由江胜斌在经办人处签名的《收据》，从《收据》出具的时间可以证明该份《收据》的作用绝不是确认江胜斌与黄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仅为了便于黄某向蓝某公司追讨欠款。另外,江胜斌与黄某也有生意来往,但之前的交易都有签订合同，订货习惯是江胜斌派人到黄某天津煤厂装好货，确认数量，江胜斌再开具15天的支票给黄某。货到了广东码头后，江胜斌再把确认的金额支付给黄某。江胜斌自己派车提货进场。四、一审法院歪曲江胜斌的真实意思，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文正泉、江胜斌、熊英辩均确认黄某是以江胜斌的名义向蓝某公司送货”，这一观点是一审法院断章取义，歪曲江胜斌的真实意思。文正泉在一审庭审开庭前提交了《送货单》，江胜斌的代理人因此在答辩意见对此作出回应：“代理人无法核实送货单签名的真实性，退一步而言，即便签名为真，江胜斌也只是配合黄某将货物送到蓝某公司，送货单也清楚载明收货人是蓝某公司，因江胜斌与蓝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相熟，所以黄某在送货的时候以江胜斌的名义去送货，也只是为了黄某以后与蓝某公司的对账更加流畅，并不代表黄某是送货给江胜斌”，从以上答辩意见，可以反映江胜斌自始至终都坚持是黄某与蓝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针对如《送货单》上“江胜斌”的签名为真的情况发表意见。而文正泉事后确认“江胜斌”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的。换言之，江胜斌对送货单的制定是不知情，一审法院竟根据江胜斌针对签名为真的意见认定江胜斌确认黄某以江胜斌的名义送货，明显将主观臆想强加于江胜斌，违背江胜斌的真实意思，歪曲事实，导致判决显失公平。另外，从证据的形式上看，送货单的送货地址为：清远蓝某厂；收货人单位签名的人员身份不明，送货单位的签名：江胜斌，并非江胜斌所签，因此，《送货单》的真实性本身就存在重大瑕疵，文正泉完全可能为了应诉制作。并且，《送货单》自始都在黄某手上，足以证明，即便《送货单》为真，也是黄某与蓝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黄某与蓝某公司之间进行结账。如果是江胜斌与蓝某公司之间对账，送货单怎么可能在黄某手上呢？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严重违背客观证据。综上所述，江胜斌认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且或有违法程序之嫌。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依法改判驳回文正泉的诉讼请求。针对江胜斌、熊英的上诉，文正泉辩称：1.涉案交易黄某根据江胜斌的指使将货物送给蓝某公司，黄某跟蓝某公司没有买卖关系，一审法院已查清该事实;2.从文正泉一审提交的萍乡市巧蕊煤炭贸易公司、南海恒瑞胜贸易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可显示，江胜斌本身是从事煤炭生意的，黄某只是与江胜斌交易，江胜斌对接蓝某公司，江胜斌从中赚取差价。因此无法认为追加蓝某公司能影响本案的判决。江胜斌作为经营煤炭贸易的商人，其提出是为了义气而出具确认书是违反常理的。综上,文正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定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黄某与江胜斌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否需追加蓝某公司为诉讼参与人。江胜斌、熊英以送货单上收货单位为蓝某公司且签收人身份不明、《收据》上也写明黄某送煤给蓝某公司为由，主张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系黄某与蓝某公司，江胜斌仅系双方的介绍人，在《收据》经手人处签名是因当时蓝某公司已停产，无人对数，为了帮黄某证明货物去向才签署。经审查，黄某交给文正泉的送货单上只写明煤的型号及净重吨数，未写明煤的单价，而江胜斌签名的《收据》上则写明黄某所送煤的总吨数及单价，对此江胜斌称《收据》上所确定的数额是黄某提供，且江胜斌与黄某共同找蓝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信江确认过。本院认为，江胜斌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江胜斌的陈述前后矛盾，一方面表示因为蓝某公司停产无人对数才在《收据》上签字，一方面又表示《收据》上煤的数量及价格都经蓝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言江确认；第二，如果江胜斌所言《收据》上煤的数量及单价经刘信江确认属实，且案涉交易相对方为蓝某公司，则黄某理应直接找刘信江签名，江胜斌帮助黄某向蓝某公司追讨货款的方式也应是将《收据》交予能代表蓝某公司的刘信江签名，而非江胜斌自己签名；第三，若案涉交易相对方为蓝某公司，黄某可凭蓝某公司出具的送货单向蓝某公司主张权利，无须请江胜斌来确认；第四，价格是买卖合同的核心条款，黄某送煤给蓝某公司只写明数量未列明单价，而与江胜斌签订的《收据》则写明总数量及单价，表明黄某的交易对象是江胜斌，这也与黄某一审中陈述的其与江胜斌协商货物价格后，黄某按江胜斌指示送货到蓝某公司的交易模式相互印证。综上，江胜斌、熊英主张江胜斌仅系案涉交易介绍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案涉交易相对方为江胜斌的事实清楚，蓝某公司与本案并无关联，亦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一审法院未追加蓝某公司为本案诉讼参与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江胜斌、熊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61.76元，由上诉人江胜斌、熊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翁兰芳书 记 员  吴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