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43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旭东，男，1969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勇，男，197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继红，男，1969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彭丹，男，1973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唐静，女，197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上述五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友昌，四川中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五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东，四川中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荣坤，男，196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素芬，女，193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上述二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四川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诺依，四川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因与被上诉人杨荣坤、杨素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6民初5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荣坤、杨素芬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杨荣坤、杨素芬承担。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凭双方签署的《滨城置业固定资产明细清单》载明的预交土地款为3117349.2元，即简单的认定杨荣坤、杨素芬预交的土地款为3117349.2元，而杨荣坤、杨素芬实际只缴纳了1800000元土地款。2.根据杨荣坤、杨素芬签署的《承诺书》，该《承诺书》对股权转让款进行了区分，明确收购总价款21000000元中“实际股权转让款”为7000000元，剩余14000000元为土地款及办理费用和成都三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航公司）的债务，其中三航公司的债务为7300000元，则土地款及办理费用为6700000元。《承诺书》进一步明确了《股权收购合同书》第4-3条和第4-4条约定款项的性质，即第4-3条约定的2100000元与第4-4条约定的4200000元为土地办证款。3.对杨荣坤、杨素芬已收取的转让款未根据《承诺书》的约定区分认定。杨荣坤、杨素芬已实际收取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支付的转让款12600000元，除去实际支付给三航公司的7200000多万元，杨荣坤、杨素芬已收取了股权转让款约5400000元，根据《股权收购合同书》的约定，70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中还要留下2100000元作为债务保证金，因此，杨荣坤、杨素芬有权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只有4900000元，则杨荣坤、杨素芬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已超过了其应该收取的股权转让款。4.一审判决对杨荣坤、杨素芬应承担的土地办证费用未予查明。按照与崇州市工业集中发展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业区管委会）签订的《成都滨城置业有限公司电力设施生产及机械加工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在签订《股权收购合同》前，成都滨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城公司）已经违约，不能再享受土地价款的优惠政策，则在股权转让时杨荣坤、杨素芬应当承担的土地出让金为7272800元，加上税费，接近8000000元，扣除杨荣坤、杨素芬已经预交的1800000元，剩余的6200000元即为杨荣坤、杨素芬在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时应该承担的土地办证费用，系《承诺书》中杨荣坤、杨素芬承诺将6700000元作为土地办证费用的原因。5.一审判决未认定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进行投资开发的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构成违约并支付股权转让款4200000元及违约金840000元不能成立。1.在双方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书》以及《承诺书》中，杨荣坤、杨素芬均明确承诺负责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并承担所有费用，但一审判决认为办证主体是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根本改变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主体和责任承担方。2.一审判决关于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和滨城公司完成《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投资义务的时间为滨城公司在2014年年底处理完与成都东光锅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光公司）的权属纠纷后至杨荣坤、杨素芬提起本案之前一年多时间的认定属错误。《股权收购合同书》对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何时达到办证条件没有约定，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完成投资额和税收额的时间，3.一审判决认定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阻止办证条件成就错误。4.杨荣坤、杨素芬丧失了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支付土地费的能力，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享有不安抗辩权，有权中止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而根据《股权收购合同书》和《承诺书》的约定，即使达不到办证条件，对杨荣坤、杨素芬的权利亦不构成损害。因此，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不构成违约，即使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确认的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三、杨荣坤、杨素芬的诉讼请求不当，即使杨荣坤、杨素芬认为《股权收购合同》对办证时间未作约定属不当，也只能请求人民法院确定合理期限补足办证条件的期限，若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未达到，根据合同约定进行结算，但仍不能免除杨荣坤、杨素芬应承担的办理土地证的费用。四、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由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全部承担不合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的全部上诉请求。杨荣坤、杨素芬共同辩称，一、预交的土地转让款为3117349.2元为双方签字确认。《滨城置业固定资产明细清单》第一项明确载明了该款项，有宋继红的签字，表明在移交时其对移交清单载明的数据的认可。二、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称实际股权转让款为7000000元，恶意曲解《承诺书》。《承诺书》与《股权收购合同书》并非一并签署，2012年10月9日公证的仅有《股权收购合同书》，并未一并公证《承诺书》。《股权收购合同书》明确载明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1000000元，《承诺书》第三条载明，实际股权转让款为7000000元，另外14000000元为杨荣坤、杨素芬需支付的对外债权债务。结合《股权收购承诺书》第7-1、7-2条的约定，《承诺书》第三条的意思为，在杨荣坤、杨素芬经营管理滨城公司期间，滨城公司及杨荣坤、杨素芬对外负债由杨荣坤、杨素芬承担清偿，即杨荣坤、杨素芬收到21000000元股权转让款后，需支付债权债务，净收益约为7000000元。因此，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认为剩余6300000元为土地款，系对《承诺书》的曲解。三、一审判决按照《股权收购合同书》认定股权转让款总价为21000000元与合同相符，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关于杨荣坤、杨素芬有权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为4900000元无事实依据，《股权收购合同书》已明确股权转让款为21000000元。四、关于应缴土地款2100000元，双方在《股权收购合同书》明确杨荣坤、杨素芬应支付的土地款为2100000元，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认为，在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时，土地出让价格不能以《补充协议》的约定计算，杨荣坤、杨素芬应支付的土地款不止2100000元。但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在受让股权时，明知滨城公司与工业区管委会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明知案涉项目建设期限及土地款的支付方式，也明知项目尚未完成建设的现状和土地款实际支付数额，但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仍与杨荣坤、杨素芬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则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五、一审判决未隐瞒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投资经营的事实，反而未说明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受让股权后的其他事实。六、一审法院认定土地证的办证主体是滨城公司，土地证未办理的责任在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正确。双方签订的仅是股权转让合同，滨城公司主体资格没有变化，则滨城公司需承担其与工业区管委会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成为滨城公司股东，需履行相关的权利义务，滨城公司用地、投资，滨城公司是办证的主体，杨荣坤、杨素芬没有办理资格，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在经营滨城公司期间，投资强度未达到协议约定，且在数年时间里，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未提出过土地证的办理申请，杨荣坤、杨素芬制作了申请书，但是被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拒绝。七、杨荣坤、杨素芬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是否违约、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与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是否违约以及承担违约责任无关。八、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关于杨荣坤、杨素芬无钱办理土地证无事实依据。杨荣坤、杨素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股权转让款4604349.2元；2、判决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违约金4200000元；3、案件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8月8日，工业区管委会（甲方）、滨城公司（乙方）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乙方在甲方崇州市工业区投资电力设施生产及机械加工项目，总投资100000000元，用地总面积63.79亩，其中代征面积6.36亩，所在土地为国有工业建设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为每亩120000元，代征地土地价格为每亩60000元；项目建成投产运营2年后，年产值不低于1亿元，年上缴税收不低于100000元/亩；如乙方总投资未达到协议约定数额的80%，并在项目投产运营后税收未达到本协议约定标准，甲方有权延迟为协议约定地块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的时间，并且乙方不再享有甲方给予的关于基础设施方面的扶持。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若乙方遵守《投资协议书》，甲方对该项目从基础建设费用等方面予以扶持，费用从土地价款120000元/亩（代征地60000元/亩）中直接予以扣除，即该项目土地价格为90000元/亩（代征地45000元/亩）。2010年2月1日，工业区管委会向滨城公司出具《项目促建通知书》，记载“根据《投资协议书》约定，我委早已将《投资协议书》约定的项目用地移交贵公司，经我委多次反复催促，贵公司至今未按《投资协议书》约定时间开工建设……”。2012年12月9日，杨荣坤、杨素芬（甲方）与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乙方）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约定甲方向乙方整体转让其投资的滨城公司全部股权，甲方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1000000元，第4-1条约定签订本合同次日支付总价款的40%为8400000元，第4-2条约定办理完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备案次日，乙方支付总价款20%为4200000元，第4-3条约定甲方为乙方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乙方支付总价款的10%为2100000元，第4-4条甲方办理完滨城公司用地手续支付总价款的20%为4200000元，第4-5条约定剩余总价款的10%作为保证金，待甲方将本合同签订前发生的滨城公司全部债务结清后支付2100000元，或按已结清债务的比例分期支付；按照协议约定由甲方办理和取得相关手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土地证的办理、取得土地权利需要缴纳的一切费用）；乙方购买甲方股权后，甲方不能为乙方办理土地相关手续，或其他甲方原因致使《投资协议书》无法履行等，甲方需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乙方未按约定支付合同价款，需向甲方承担本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责任。2012年12月10日，滨城公司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由杨荣坤变更为宋继红，将股东由杨荣坤、杨素芬变更为孙旭东、宋勇、彭丹、唐静、宋继红。2012年12月11日，宋继红（接收人）、杨荣坤（移交人）签署《滨城置业固定资产明细清单》，确定固定资产金额为12111186.2元，其中预交土地款为3117349.2元。双方签署《滨城置业应收应付账款明细清单》，确认应收账款合计3445056.22元，应付账款合计5042546.42元。双方签署《滨城置业资料移交清单》，确认移交资料包括《投资协议书》等文件。2014年4月25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成民终字第127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滨城公司与东光公司于2008年8月19日签订的《用地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属于法定无效的情形，并判决“一、撤销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3）崇州民初字第794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成都市东光锅炉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2013年至2016年，滨城公司纳税金额、投资金额均未达到《投资协议书》约定标准，《投资协议书》约定地块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一审庭审中，杨荣坤、杨素芬和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双方确认《股权收购合同书》第4-3条“甲方为乙方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乙方支付总价款的10%为2100000元”在签订合同时的实际意思为在甲方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乙方向工业区管委会支付2100000元土地出让金，杨荣坤、杨素芬表示，在本案中对该条款约定的2100000元股权转让金不予主张，并表示对《股权收购合同书》第4-3条约定的2100000元保证金亦不在本案中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杨荣坤、杨素芬在一审庭审中表示本案中不主张应向工业区管委会支付的2100000元及保证金2100000元，该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未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责任由哪方承担，以及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是否应当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关于未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责任应由哪方承担的问题，杨荣坤、杨素芬认为由于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实际控制滨城公司的有效证件及印章，杨荣坤、杨素芬作为个人不能以其自身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则认为按照《股权收购合同书》约定，杨荣坤、杨素芬应承担办理土地使用权责任的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股权收购合同书》中约定由杨荣坤、杨素芬办理土地使用权手续，但土地的使用主体为滨城公司，仅滨城公司才具有办理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主体资质，《股权收购合同书》将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义务设定于杨荣坤、杨素芬系不恰当的，仅凭杨荣坤、杨素芬个人不能为滨城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主体为滨城公司，杨荣坤、杨素芬仅能承担协助滨城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义务。案涉双方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后，以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为股东的滨城公司应继续履行《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杨荣坤、杨素芬认为滨城公司投资金额及纳税金额不符合《投资协议书》标准的责任在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与杨荣坤、杨素芬无关；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则认为其在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时，滨城公司的投资金额及纳税金额即不符合《投资协议书》标准，系杨荣坤、杨素芬造成了滨城公司违约。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时，其中《滨城置业资料移交清单》已明确双方移交资料包括《投资协议书》，该证据证明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在收购滨城公司股权时，清楚滨城公司与工业区管委会签订有《投资协议书》，双方在确认股权转让价款时，应已考虑到合同签订时滨城公司按照《投资协议书》投资情况及建设情况的事实，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其在收购滨城公司股权后，滨城公司应继续履行《投资协议书》义务，完成投资金额及纳税金额。一审庭审中，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提出因杨荣坤、杨素芬与东光公司签订《用地协议》，导致东光公司对施工现场进行骚扰和司法诉讼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滨城公司与东光公司签订的《用地协议》已于2014年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确认为无效，该障碍已于2014年消除，滨城公司应按《投资协议书》约定完成投资金额及纳税金额，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的该项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因此，滨城公司投资金额及纳税金额未达到《投资协议书》约定标准，以及滨城公司未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责任应由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承担。关于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是否应当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息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之规定，《投资协议书》第4-4条约定杨荣坤、杨素芬办理滨城公司用地手续后，被告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该条款虽约定了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的付款条件，但办理土地手续的主体资格由滨城公司享有，杨荣坤、杨素芬个人并不能成就该条件，且滨城公司不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是因由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作为股东的滨城公司违反其与工业区管委会约定所致，与杨荣坤、杨素芬无关，杨荣坤、杨素芬已履行股权转让的义务，变更公司登记，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已实际收购了滨城公司全部股权，《股权收购合同书》约定的付款条件应视为成就，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应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该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对杨荣坤、杨素芬要求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荣坤、杨素芬要求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按股权转让款总金额20%即4200000元支付违约金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未按照《股权收购合同书》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已实际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12600000元股权转让款，本案中确定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应当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股权收购合同书》中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一审法院予以调整，调整为4200000元的20%即840000元，故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应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840000元违约金。杨荣坤、杨素芬要求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赔偿因其违约给杨荣坤、杨素芬造成的损失7387227.45元，并向一审法院提交（2014）武侯民初字第3230号《民事调解书》、（2014）成民终字第6099号《民事判决书》、（2015）成民终字第6583号《民事判决书》、《借款协议》等证据，拟证明杨荣坤、杨素芬因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杨荣坤、杨素芬造成了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杨荣坤、杨素芬提交的上述证据均系杨荣坤、杨素芬与第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实际关联、亦不能证明杨荣坤、杨素芬向他人借款与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违约付款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杨荣坤、杨素芬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杨荣坤、杨素芬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孙旭东、宋勇、彭丹、宋继红、唐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二、孙旭东、宋勇、彭丹、宋继红、唐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违约金840000元；三、驳回杨荣坤、杨素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430元，减半收取36715元，保全费5000元，由孙旭东、宋勇、彭丹、宋继红、唐静承担。二审审理期间，杨荣坤、杨素芬未提交新证据；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提交了以下证据：1、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终字第62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杨荣坤、杨素芬向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支付3000000元及违约金500000元的事实，属于合同约定处理债务的范围，但同时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支付余款没有关系，系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认为涉及不安抗辩权，其代杨荣坤、杨素芬承担的债务超过了2100000元；2、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终字第622号《送达回证》及邮寄单、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材料收据、《移送执行书》，拟证明2013年5月，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代杨荣坤、杨素芬支付投资款和损失，上述债务应由杨荣坤、杨素芬承担，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向杨荣坤、杨素芬追偿，杨荣坤、杨素芬未予支付，则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若本案认定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应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股权转让款4200000元，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可以主张扣减。杨荣坤、杨素芬共同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2、对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是否抵扣属于执行阶段的问题。经审查，本院认为，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明确表示，其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支付余款没有关系，而上述证据载明的杨荣坤、杨素芬应承担的支付义务，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已向本院申请执行，则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联性。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二审中，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对一审认定的“2012年12月11日，宋继红（接收人）、杨荣坤（移交人）签署《滨城置业固定资产明细清单》，确定固定资产金额为12111186.2元，其中预交土地款为3117349.2元”提出异议，并陈述对土地款金额有异议，应为180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载明的“预交土地款为3117349.2元”系客观陈述双方签字确认的《滨城置业固定资产明细清单》中载明的内容，虽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上诉认为在《滨城置业固定资产明细清单》上同时载明了“金额由甲方（杨荣坤）估计，以现场实物为准”，但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金额由甲方（杨荣坤）估计，以现场实物为准”系明确指向“预交土地款”，因此，对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该项异议，本院不予采信。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与杨荣坤、杨素芬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股权收购合同书》第4-4条约定的股权转让款4200000元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若付款条件成就，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是否应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840000元。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案涉《股权收购合同书》第4-4条约定的股权转让款4200000元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1.针对案涉土地用地手续应由哪一方负责办理的问题。虽案涉《股权收购合同书》约定由杨荣坤、杨素芬办理案涉土地用地手续，但案涉土地的使用主体应为滨城公司，滨城公司才具有办理并取得土地用地手续的主体资格。而《股权收购合同书》约定的杨荣坤、杨素芬的办证义务，应为在滨城公司办理用地手续时，杨荣坤、杨素芬负责协助办理的义务。2.针对案涉土地用地手续未能办理应由谁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工业区管委会与滨城公司达成的《投资协议书》第二条“本协议项下的项目总投资100000000元人民币，其中土地、厂房建设、设备等固定资产投入70000000元人民币。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1200000元人民币/亩”、第六条“本协议项下的项目主要生产铁塔及相关电力设施、机械加工。项目建成投产运营2年后，年产值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年上缴税收不低于10万元人民币/亩”和第三十条“……。如乙方（滨城公司）总投资未达到协议约定数额的80%，并在项目投产运营后税收未达到本协议约定的标准，甲方（工业区管委会）有权延迟为本协议约定地块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的时间，并且乙方不再享受甲方给予的关于基础设施方面的扶持”的约定，滨城公司所使用的案涉土地应按《投资协议书》的约定达到投资数额要求及税收标准。本案中，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滨城公司的投资数额及税收均未达到《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上诉认为，滨城公司未达到投资要求和税收标准，系在案涉股权转让前，杨荣坤、杨素芬即已经构成了违约，且在受让案涉股权后，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已经积极开展投资。对此，本院认为，虽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举示证据证明其积极履行投资义务，但上述投资行为并未达到《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投资要求和税收标准。而在杨荣坤、杨素芬向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转让案涉股权时，已将《投资协议书》移交给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则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在受让案涉股权时，即同时受让了《投资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并在确定股权转让价款时考虑到滨城公司按照《投资协议书》的投资情况，因此，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理应知晓《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投资要求和税收标准，并应在受让案涉股权后，继续完成《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投资要求和税收标准，以达到办理案涉土地用地手续的要求。虽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主张由于杨荣坤、杨素芬与东光公司签订了《用地协议》导致东光公司对施工现场进行骚扰和司法诉讼，但该《用地协议》已经本院审理后确认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滨城公司按《投资协议书》约定完成投资及税收的障碍已消除并无不当。如前所述，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自受让案涉股权后至本案起诉时，虽进行了招商投资，但案涉土地并未达到《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投资要求和税收标准，故案涉土地未能办理用地手续的责任应由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承担。综上，案涉《股权收购合同书》第4-4条“甲方（杨荣坤、杨素芬）办理完滨城置业公司用地手续（领取到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次日）支付总价款的20%为420万元”应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款。本案中，杨荣坤、杨素芬已按《股权收购合同书》履行了相应义务，而案涉土地未能办理用地手续系因滨城公司未达到《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投资要求和税收标准，该责任应由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承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认定《股权收购合同书》第4-4条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是否应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4200000元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840000元的问题。针对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关于杨荣坤、杨素芬在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时仅预交了土地款1800000元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在2012年12月11日的《滨城置业固定资产明细清单》中，双方均签字认可杨荣坤、杨素芬预交土地款为3117349.2元，且《股权收购合同书》中并未约定杨荣坤、杨素芬是否足额预交土地款系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提条件。因此，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针对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上诉认为，依据杨荣坤、杨素芬出具的《承诺书》，《股权收购合同书》约定的总价款中7000000元为股权转让款，剩余14000000元用于土地款、办理费用以及偿还三航公司债务，其中6700000元为土地款并非股权转让款，同时，杨荣坤、杨素芬应获得的股权转让款中除去2100000元债务保证金，杨荣坤、杨素芬实际可以获得4900000元股权转让款，而杨荣坤、杨素芬实际已经取得了约54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已超出杨荣坤、杨素芬应取得的实际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对此，本院认为，《股权收购合同书》中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1000000元，而《承诺书》第三条“收购总价款2100万元中，实际股权转让款款为700万元，另外的1400万元是承诺人（杨荣坤、杨素芬）需要支出的对外债权债务，其中包括：工业园区65亩地的出让金和用地手续的相关办理费用，支付三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730多万的债务等”的约定，应为杨荣坤、杨素芬对《股权收购合同书》确定的其应承担的案涉股权转让前滨城公司所负债务的进一步明确。杨荣坤、杨素芬取得案涉股权转让总价款21000000元后，杨荣坤、杨素芬即享有处分权。至于支付土地出让金、支付办理用地手续费用以及支付三航公司债务的义务，均为杨荣坤、杨素芬所负义务。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依据杨荣坤、杨素芬出具的《承诺书》，主张扣除案涉土地款、办理费用、三航公司债务、债务保证金后，杨荣坤、杨素芬实际取得的股权转让款已超过了其应获得的股权转让款，其该项主张不符合各方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书》约定的内容，因此，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如前所述，案涉《股权收购合同书》第4-4条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则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应向杨荣坤、杨素芬支付该条约定的股权转让款4200000元，同时，对于违约金，结合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未付款金额以及应承担的责任，一审法院将违约金调整为84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此外，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主张，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终字第622号民事判决内容，杨荣坤、杨素芬应向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支付3000000元及违约金500000元，上述款项应在本案中予以抵销。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已就上述款项向本院申请执行，是否品迭，各方可在执行阶段予以处理。故对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的该项主张，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372元，由孙旭东、宋勇、宋继红、彭丹、唐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  展审判员 张  琦审判员 胡张映雪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冉 语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