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甘07民终88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一审被告）：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上诉人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源公司）因与上诉人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垦公司）、被上诉人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以下简称：山丹农场）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山丹县人民法院（2016）甘0725民初1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瑞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春生、魏磊，上诉人农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延军、王爱民，被上诉人山丹农场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延军、王爱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瑞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农垦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补足交付出资土地10.66亩，并将全部96.73亩土地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向上诉人给付土地出让金1079101元及印花税、契税32912.58元，并承担剩余42.93亩土地权属变更登记中产生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返还因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期间领取的分红款87098.44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是否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农垦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10.66亩土地未实际交付。因上诉人与原山丹农场土地相邻，排水管道、机井、变压器不得不占用原山丹农场土地，上诉人门口的土地也根据山丹县城市规划，将门口道路拓宽，山丹农场已因此获得补偿。故一审判决认为”排水管道、机井、厕所、垃圾点、变压器占用的土地，以及门口空地是由于历史形成，由原告利用至今”该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2、一审判决已经认定”由于原山丹农场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所以农垦公司应当继续履行对上诉人的补足出资义务”，但同时却要求上诉人承担土地出让金及税费，这不符合法律规定。土地变性及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是土地出资的法定形式，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作为获取符合出资形式土地的条件，自然应当由出资人承担，这属于出资人出资义务的一部分。一审判决根据出资协议对于出让土地及划拨土地的作价推断出变更土地属性的费用由上诉人承担错误。一审判决的裁判理由混淆土地出资与土地出让的概念，超越合同的相对性，让所设立的公司去承担股东的出资义务，完全割裂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裁判结果错误。3、股东对于未履行出资的部分不享有分红的权利，历年原山丹农场多领取的分红属于不当得利，农垦公司应当返还上诉人。一审判决依据（2012）张中民初字第9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向农垦公司支付红利的内容，认定原山丹农场享有股东分红的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返还多领取的分红款87098.44元，合法有据，应得到法院支持。4、一审判决支持了上诉人的部分诉讼请求，但却判令上诉人承担全部的案件受理费，违反了《诉讼费交纳办法》规定的”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的基本原则。农垦公司辩称：1、瑞源公司成立时依据公司的章程和股东决议可知，山丹农场作为出资人之一，已将土地和货币交由上诉人瑞源公司，在其后的经营中，瑞源公司也多次在股东决议中认可原山丹农场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上诉人瑞源公司持续使用原山丹农场提供的土地，上诉人瑞源公司认为原山丹农场未足额交付土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用自己丈量的土地面积来否定一审认定的事实不合理。2、原山丹农场及职工将持有瑞源公司的股份转给武港公司和白永莉以后就不具备股东身份，一审判决其配合办理手续不符合法律规定。3、瑞源公司重新起诉，一审作出与生效法律文书不一致的决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山丹农场的答辩意见与农垦公司的意见一致。农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瑞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山丹农场及职工所持瑞源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武港公司和白永莉后，原山丹农场及职工不再具有瑞源公司股东身份，依法无需承担任何股东义务，一审判令上诉人履行股东出资义务明显错误。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瑞源公司系武港公司和原山丹农场及师玉琦等职工于2002年1月30日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后瑞源公司的股权经历数次转让和变更，至2013年8月25日，瑞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武港公司和白永莉。根据工商登记显示，瑞源公司的注册资本全部由现股东以货币形式出资，公司注册资本已经不涉及土地使用权。2、一审法院就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作出与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相互矛盾的判决，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针对瑞源公司股东出资及股东间股权转让事宜，武港公司、农垦公司及山丹农场于2010年9月30日发生诉讼，经调解，形成（2010）张中民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就股东出资及股权转让、分红、资产使用等涉及原山丹农场参股期间、股权转让后瑞源公司经营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确认，并明确确定”股权转让后，瑞源公司占用的原山丹农场土地继续由瑞源公司占用至2052年12月30日，到期后无条件移交农垦公司”。据此，本案瑞源公司起诉要求农垦公司履行土地使用权出资事项，已经生效法律文书予以处理，并且在调解书已履行完毕7年后，瑞源公司再次以相同事实和理由重复起诉，所主张事由明显与生效的调解书确认事实相互矛盾，与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相悖。瑞源公司辩称：一、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将股权转让的，仍应承担履行出资义务。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农垦公司承担补足出资义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山丹农场将股权转让给白永莉，不能免除其履行全面出资的法定义务。另外，山丹农场于2011年5月2日将其在瑞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白永莉，但白永莉受让股权时并不知道原山丹农场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便假设白永莉知道，最终也应该由原山丹农场承担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因此，农垦公司、山丹农场上诉提出的”股权转让后应由受让人承担责任，原股东不再承担出资义务”的观点完全违背基本的法律规定。2、白永莉受让原山丹农场转让的股权后，作为新股东进入瑞源公司。此后，修改公司章程中如何约定出资形式是白永莉与另一股东武港公司之间的事，这与原山丹农场、农垦公司无关，原山丹农场签署的出资协议及公司设立时的章程约定的就是土地使用权出资，原山丹农场依法应当受出资协议及设立时章程的约束，不能因为白永莉与瑞源公司之间的新约定而否认山丹农场未全面履行土地出资义务的事实。二、本案不存在”一案两诉”的问题，（2010）张中民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系武港公司与农垦公司签署，对于瑞源公司无任何的约束力。1、（2010）张中民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的诉讼双方为武港公司与农垦公司，并非本案件的原告瑞源公司。该调解书解决的是武港公司与农垦公司之间股权转让的问题，而本案处理的是农垦公司出资不足的问题。两个案件诉讼主体、事由、标的、结果、法律关系根本性不同，因此，上述两个案件系是完全独立的、互不影响的，本案件不存在任何一案两诉的法定情形。2、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法院更多地只进行形式审查，其在本质上仍具有民商事合同的属性。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调解书所确认的事实自然不能约束案外人，即（2012）张中民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的签订主体并非瑞源公司,而武港公司仅为瑞源公司的股东，其无权代表瑞源公司对出资的土地进行处置，无权代表瑞源公司对其他股东是否具有分红权做出决定，更无权豁免原山丹农场的法定出资义务，该调解书与本案件无关。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二百条之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股东出资的货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均应当归公司所有，出资后又予以撤回的就是抽逃出资，抽逃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条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因此，如果武港公司与农垦集团约定的”无条件移交被告的土地”就是原山丹农场的出资土地，则该约定就是典型的抽逃出资行为，这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无效条款，答辩人建议就此犯罪事实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进行司法移送。4、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抽逃出资，但（2010）张中民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中所述”瑞源公司占用的原山丹农场土地继续由瑞源公司占用至2052年12月30日，到期后由原告无条件移交被告”，由此可见，”瑞源公司占用的原山丹农场土地”肯定不是本案件中的出资土地。因此，（2010）张中民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与本案无关，若农垦集团、山丹农场认为瑞源公司还占用原山丹农场其他土地，可以向该调解书的另一当事人武港公司主张相关权利。综上所述，农垦集团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农垦公司的上诉。山丹农场答辩意见与农垦公司的上诉意见一致。瑞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债务承继者被告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向原告公司交付10.66亩土地；二、请求判令被告将出资的86.93亩划拨土地属性变更交付给原告，原告已办理变更土地属性44亩，原告已交纳土地出让金1079101元，被告应向原告返还；三、判令被告返还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多领取的分红款58020.23元；四、承担未足额出资土地14年的收益746200元；五、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2年1月11日，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系甲方）与甘肃武港食品有限公司（系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双方决定在山丹农场场部共同投资兴建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后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地址在山丹农场场部大门口地段，合资公司的投资规模2000万元；合资公司将双方第一次约定的到位资金数600万元，即：甲方240万元，乙方360万元，作为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于2002年1月20日前汇入公司账户；甲方为代表的股份有两部分组成，其中山丹农场国有股和职工股各占50%。国有股内含土地折算入股25万元。包括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9.8亩，折价11万元，其余86.93亩土地折算入股14万元；合资股东以其出资额的比例分配利润，分担亏损，风险共担。如承包经营，另行协议；合资公司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设立董事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问题，董事会的成立由合资双方根据股份比例进行委派；甲、乙任何一方未按协议内容和要求依期按数出资额时，从逾期第一个月算起，每逾期一个月，违约一方应缴付应交出资额的3%的违约金给守约一方。如逾期三个月仍未提交，除累计缴付应付出资额的3%的违约金外，守约一方要求违约方赔偿其损失。协议签订后，2002年1月30日由甘肃省张掖地区公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张地公所验字（2002）017号《验资报告》，报告中载明，截止2002年1月30日止，原告公司已收到其股东投入的实物资产、货币资金为600万元，其中报告所附投入资本明细表和固定资产出资清单中均记载，山丹农场投入的土地实物资产为25万元。原告公司于2010年1月31日正式成立，注册登记股东武港公司持股比例60%，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持股比例40%（含职工股）。2010年4月15日，被告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山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其下属企业，即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注销，并向该局出具甘垦集团（2010）49号《关于对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清算情况的报告》一份，报告中写明”该企业清算注销后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由我公司负责清收和偿还,其资产划转我公司负责管理，如发生经济纠纷及诉讼等事项,由我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0年5月26日，由甘肃省药物碱厂作为出资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成立了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即本案第三人，企业类型为全民所有制。2010年9月，甘肃武港食品有限公司与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又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发生诉讼，经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0年9月30日作出（2010）张中民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农垦公司将其下属企业原国营山丹农场在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的20.929441%的股权，以2387677.53元的价格转让给甘肃武港食品有限公司；武港公司向农垦集团支付瑞源公司拖欠原山丹农场2008年-2009年及2010年1-4月份的分红款项合计668549.70元，分红款不计利息；武港公司向农垦公司支付原山丹农场在瑞源公司留存固定资产的折旧749089.66元；股权转让后，瑞源公司占用的原山丹农场土地继续由瑞源公司占用至2052年12月30日，到期后由武港公司无条件移交被告；股权转让后，农垦公司不再享有瑞源公司的股东利益。2011年5月2日，第三人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系甲方）与白永莉（系乙方）签订《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1.甲方将其在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股份转让给乙方；2.乙方付给甲方2387677.53元以购买甲方在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股份（占注册资本20.929441%）；3.甲方从其股份转让之日起，不再享有公司的权益，亦不承担义务，其在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权利义务由乙方承继。原告公司进行变更登记后，股东变更为武港公司持股比例60%，白永莉持股比例20.93%，师玉琦代表的山丹农场职工股持股比例19.07%。2012年10月，甘肃武港食品有限公司与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又因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发生诉讼，经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0年10月23日作出（2012）张中民初字第9号民事调解书，审理查明：瑞源公司三股东于2007年5月8签订了两份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均为原山丹农场和持股职工将自己出资在瑞源公司的股份财产承包给股东武港公司经营使用，承包期内不论经营状况，武港公司必须每年固定给付另外股东在瑞源公司投资额18%和12%的红利。其中武港公司与原山丹农场的协议履行至2010年4月。确认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解除武港公司与原山丹农场代表农场职工股于2007年5月8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武港公司向甘肃省农垦集团再行支付红利或承包费442070元；甘肃省农垦集团代为管理的原山丹农场职工股股权转让给武港公司，武港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914984元。2013年8月18日，第三人以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职工股权（师玉琦）的名义与武港公司签订《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山丹农场职工股权在原告瑞源公司的所有股份以2947168元转让给甘肃武港食品有限公司。原告公司进行变更登记后，股东变更为武港公司持股比例79.1118%，白永莉持股比例20.8882%。上述股份变更均经过原告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决定。现原告认为，2015年10月经山丹县土地管理部门丈量，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出资的土地实际面积为86.07亩，才发现原国营山丹农场国有股尚有10.66亩土地未足额出资。经与被告及第三人协商未果，故原告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查明，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于1998年5月11日成立，企业类型为全民所有制，工商注册登记股东（发起人）为甘肃省农垦局，系被告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本案所涉出资土地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由山丹县人民政府于2000年5月颁发甘国用（2000）字第006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8年8月14日，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将其中9.8亩土地进行权属变更登记，由山丹县人民政府分别颁发了山国用（2008）第40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使用权人为原告公司，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后原告于2016年3月18日向山丹县非税收入管理局缴纳了其中44亩土地的出让金共计1079101元，由山丹县人民政府分别颁发了山国用（2016）第258、259、26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使用权人均为原告瑞源公司，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一审法院认为，2002年1月11日，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与甘肃武港食品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在山丹农场场部共同投资兴建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该协议属合法有效，双方均依约出资成立了原告瑞源公司。2010年4月15日，被告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唯一的出资人，申请将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进行工商注销登记，在未对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的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依法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关于对注销企业清算情况的报告，承诺”该企业清算注销后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由我公司负责清收和偿还,其资产划转我公司负责管理，如发生经济纠纷及诉讼等事项，由我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后，被告农垦公司在多次诉讼中，作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对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的股权等资产进行了处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上述相关法律规定，公司注销前进行清算，不仅是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而且也是维护公司法人制度，使得公司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法律保障。既然公司股东主动放弃这种法律保障，而选择一种承担更大范围义务以便利于公司的注销，那么其就应当对自愿放弃权利的行为承担后果。故被告农垦公司作为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的唯一出资人、股东和清算主体，是本案被告的适格主体，应依法对其出资的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办理注销登记后遗留的债权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股东的出资义务系法律所规定的股东对公司的基本义务，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股东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规定，出资人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或者以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土地变更手续或者解除权利负担；逾期未办理或者未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本案中，被告甘肃省农垦集团提交的验资报告、审计报告、董事会会议纪要等证据只能证明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向原告公司交付了约定出资的划拨土地，但不能证明已将出资的土地办理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故由被告农垦公司申请注销的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作为原告瑞源公司的股东，虽按照投资协议将约定的划拨土地交付给原告使用至今，但未完全办理土地权属变更手续，应依法认定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股东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即使股东已对外转让了其全部股权，但其出资不实的责任不应随着股权的转让而免除，该股东仍应承担全面履行出资的义务，依法向公司补足出资，该项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被告农垦公司作为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的权利义务继受者，应承担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继续履行对原告公司的补足出资义务。原告公司成立时，公司股东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与甘肃武港食品有限公司签订的出资协议及原告公司章程中，均未对股东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约定出资的划拨土地具体位置、土地状况等情况进行详细勘查、测量确定，未明确划定四至界限，对由原告公司修建后使用至今的公司经营场所、生产厂区的土地也未进行详细测量以确定面积，对于原告公司使用的排水管道、机井、厕所、垃圾点、变压器等占用的土地和大门前空地范围及权属均未进行明确界定，而经相关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审计报告，经原告瑞源公司的董事会议多次确认股东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而在2010年9月，甘肃武港食品有限公司与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诉讼达成调解协议，农垦公司将其下属企业原国营山丹农场在瑞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甘肃武港食品有限公司，双方仍约定股权转让后，瑞源公司占用的原山丹农场土地继续占用至2052年12月30日，到期后由武港公司无条件移交被告。从原告瑞源公司成立至此期间，并无证据证明原告公司或公司其他发起人对股东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的出资提出异议或发生任何怀疑。由此说明，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作为原告公司发起人之一，当时在主观上并无拒不履行全部出资义务的行为，而是由于公司发起人在出资协议中和公司章程中对出资土地的详情约定不明确、不具体，过于笼统和模糊，存在瑕疵造成双方发生争议，拖延至今未能解决。现原告对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交付其实际占有使用的土地，除已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部分外，其余由原告的排水管道、机井、厕所、垃圾点、变压器等设施实际占用的土地并不仅仅是提供相邻土地的利用便利，原告公司大门口的空地在原告公司成立时为其生产经营便利历史形成，与县乡道路相连，与相邻的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界限并未明确划分，上述土地虽登记在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但事实上一直由原告公司利用至今，所占用的土地面积至今未明确测量并划定准确范围。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出资人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需经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并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不是出资人能够单方面直接完成的。山丹县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11月16日出具的告知函以及原告公司未通过出资人自行办理了44亩土地权属变更登记的事实均可以说明此问题。由于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对约定出资义务在履行方式上未达到法律形式要件上的要求，故现应由被告农垦公司对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实际交付给原告公司占有使用至今的出资土地实际测量后，进一步划定交付的土地准确范围，出具相关文件等手续配合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根据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与甘肃武港食品有限公司签订的出资协议，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作为出资的是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双方在该协议中对于出资的划拨土地如何进行过户登记，转为出资设立公司的受让土地，土地出让金等相关费用如何承担、由谁承担等问题均未明确约定。但双方在出资协议中明确写明”国有股内含土地折算入股25万元。包括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9.8亩，折价11万元，其余86.93亩土地折算入股14万元”，通过对双方签订该协议时的本意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判断，可以看出，其中的86.93亩土地因尚未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其性质仍为划拨土地，故其折价仅为14万元，而其中的9.8亩土地因已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折价却为11万元，故其注明为”有土地使用权得土地9.8亩”。结合该协议的整体内容综合考虑，其含义已显而易见。由此也说明当时双方在签订出资协议时，对此问题是清楚认识到的，否则面积达86.93亩的划拨土地仅仅折价14万元用于出资，是明显缺乏公平，有悖于常理的。山丹县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11月16日向第三人发出的《山丹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使用国营山丹农场范围内土地办理用地手续有关事项的告知函》中明确要求其出具相关文件和配合办理用地手续，否则将从该农场登记土地范围内划出已入股股份转让的86.93亩土地并依法出让给原告，结合原告在本案中主张其于2016年期间变更44亩土地属性缴纳土地出让金1079101元，契税、印花税32912.58元的相关事实，均印证了双方在出资协议中对出资土地变更属性相关费用的承担是充分考虑到的，在出资土地评估折价数额中是充分予以体现的，双方对此的约定是很明显的。原告要求被告将出资的86.93亩划拨土地属性变更交付给原告，显然包含要求被告承担该部分土地由划拨土地变性为出让土地的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的意思。原告作为该部分划拨土地的受让人，实际占有使用土地并从中受益，应当由其支付该部分出资土地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综合前述理由，原告提出要求被告将出资的86.93亩划拨土地属性变更交付，并返还原告办理变更土地属性44亩已交纳的土地出让金1079101元的诉讼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缺乏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10月23日作出的（2012）张中民初字第9号民事调解书记载，该案审理中已查明，瑞源公司的三股东于2007年5月8日签订了两份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均为原山丹农场和持股职工将自己出资在瑞源公司的股份财产承包给股东武港公司经营使用，承包期内不论经营状况，武港公司必须每年固定给付另外股东在瑞源公司投资额18%和12%的红利。其中武港公司与原山丹农场的协议履行至2010年4月。该案并确认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解除武港公司与原山丹农场代表农场职工股于2007年5月8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武港公司向农垦公司再行支付红利或承包费442070元；农垦公司代为管理的原山丹农场职工股股权转让给武港公司，武港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914984元。同前述理由，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对其约定出资的土地在原告公司成立之初已履行了交付义务，对于没有明确界限的部分需在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时由相关部门进一步予以明确划定，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仅承担对出资土地的权属变更登记配合办理义务，在作为原告公司的股东期间，其应当享有公司股东分红的权利，上述事实经法院审理查明并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同时，原告对其主张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未足额出资土地的具体使用范围、用途、收益等均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的收益计算标准和14年的收益746200元亦无合法依据，本院不予认定。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多领取的分红款58020.23元、承担未足额出资土地14年的收益746200元的诉讼请求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法不予支持。原告提交的2002年、2015年的土地测绘图纸均无法证明其来源和形成的合法性，被告及第三人均不予认可，故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认为原甘肃国营山丹农场应当出资96.73亩，实际只有86.07亩，尚有10.66亩未实际交付的主张，无充分有力的证据证实，没有相关有权部门勘查、测量、确认土地面积的有力证据，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曾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履行原国营山丹农场的法定义务的事实，故对原告的主张的上述事实不予认定。关于原告要求第三人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及第三人均答辩认为，2010年被告为执行国家对于企业改革的政策，根据省国资委和农垦集团的整体部署，将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依法注销，同年设立新的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即第三人，将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的全部资产、债务以及所有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了第三人，重新注册登记的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的经营场所、注册资本、经济性质、经营方式、经营范围、管理的土地范围和资产范围与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均完全相同，承继了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的所有资产。经审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与现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确属不同的法律主体，但客观上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的所有资产和相关的权利义务均由现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即第三人全部承继，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的经营管理活动均由第三人持续进行，并没有因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政策调整和部署等影响而发生中断或终止。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注销，现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登记成立之后，2011年5月2日第三人与白永莉签订的股东股份转让协议、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23日作出的（2012）张中民初字第9号民事调解书、山丹县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11月16日向第三人发出的针对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出资土地办理用地手续有关事项的告知函，均可以印证证明，原告瑞源公司及其股东甘肃武港食品有限公司均对第三人的主体身份是认可的，上述活动均由第三人参与并完成。同时，双方在本案中诉争的出资土地使用权并未登记在被告名下，仍然登记在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的名下，本案诉争的事实与第三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三人参与配合办理该出资土地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加有利于解决双方诉争的问题。综上所述，为保护权益人的合法利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提供相关划拨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所需文件等手续（以当地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要求为依据），配合原告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办理42.93亩（86.93亩减去44亩）土地权属变更登记，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750元，由原告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02年1月11日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与武港公司达成协议书，双方协商决定在山丹农场场部共同投资兴建上诉人瑞源公司，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以96.73亩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的一部分进行入股，在其后的公司章程、验资报告中均认定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的土地已出资到位，瑞源公司和其他股东并未提出过异议。上诉人瑞源公司在2016年变更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出资的土地属性时，发现原股东少交付土地10.66亩，但针对该主张上诉人瑞源公司仅有其口头陈述，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是否存在少交付土地的情形。一审法院已释明上诉人瑞源公司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时进行测量，划定出资土地的准确四至范围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瑞源公司要求上诉人农垦公司交付10.66亩土地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瑞源公司要求上诉人农垦公司返还因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期间领取的分红款87098.44元，该数额仍以10.66亩未交付的土地为计算依据，因未交付土地亩数暂无法确认，故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根据《验资报告》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已经履行了以96.73亩土地使用权折合25万元投资的出资义务，上诉人瑞源公司至今占有、使用该块土地。因划拨土地使用权从性质上讲属于处分权受到特定限制的用益物权，基于以上事实，故在瑞源公司成立时，股东协议将性质为划拨的86.93亩土地仅作价14万元。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的行为不应当等同于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行为，瑞源公司在一定年限内对土地进行使用、收益，其价值凝结为公司财产。若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全部以出让土地出资，必然引起上诉人瑞源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出资比例的的变动。综上，一审判决上诉人农垦公司配合瑞源公司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并无不当，上诉人瑞源公司要求上诉人农垦公司承担86.93亩土地出让金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股东应当按照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及时足额缴纳出资，股东的出资义务系法律规定的股东基本义务，即使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已对外转让了全部股权，但出资不实的责任不应随着股权的转让而免除，上诉人农垦公司作为原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权利、义务的继受者，在认缴的出资不到位的情况下，仍应依法向瑞源公司补足出资。上诉人农垦公司认为因股权转让而再不承担股东出资义务的上诉理由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构成”一事”或”重复起诉”，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否定前诉裁判结果。（2010）张中民初字第18号是武港公司与农垦公司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与本案涉及的当事人、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均有本质区别。上诉人认为瑞源公司再次以相同事实和理由重复起诉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50元，由上诉人山丹县瑞源啤酒原料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875元，上诉人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8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赖鹰审判员陈军审判员宋睿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