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2民初27868号原告：北京暄港金成商贸有限公司，实际经营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小红门路136号2层136-3。法定代表人：王玉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江涛，北京策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冯连有，男，1961年4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健，北京海町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暄港金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起诉被告冯连有（以下简称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暄港金成商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江涛、被告冯连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00万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62万；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3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合作协议，原告支付被告100万元用于办理相关手续和资质。被告办理的《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及其他事项申报表》上加盖了大兴区青云店镇综合办公室行政专用章。经原告与大兴区云店镇镇政府核实申报表系被告伪造的，原告与被告协商解除协议无果，故诉至法院。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证据1，《项目合伙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证据2,转账记录打印件；证据3,2017年7月25日原告代理人同被告的通话录音。被告冯连有辩称：1、原告起诉的基本法律关系错误，案由适用错误。涉案合同为《项目合伙协议书》而不是合作协议，依据合作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该协议体现了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法律要件，应当适用《合法企业法》，案由应当是合伙协议纠纷或合伙企业纠纷。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清算。2、《补充协议书》与《项目合伙协议书》相冲突，并违反了《合伙企业法》，被告所执行的是合伙职务行为，所产生亏损应由合伙各方承担，而不应仅由被告承担责任。3、合伙协议或合伙关系已因刑事诉讼以及协商赔偿而解除。原告是合伙负责人对合法损失负有决策失误责任；原告已经通过刑事和协商方式追究了被告的赔偿责任，不应反复诉求返还赔偿。（1）涉案项目须批准立项后依法取得《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建筑工程开工许可证》等文件方可施工。（2）涉案土地性质不属于建设用地，拟建的物流仓储中心也不属于可以使用集体土地的项目，存在先天性的法律障碍。原告总计得到被告款项48万元，其中38万元是由被告支付，10万元由关系人尹兆军退还。（3）被告执行合伙事务，原告不能要求被告返还。原告明知涉案土地不属于建设用地。4、原告的权利保护请求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且被告不同意继续履行合伙义务。原告2012年3月10日签订合伙协议，同年10月12日对外签订合伙股份转让协议；2014年9月启动刑事诉讼程序；2015年6月5日收到被告的最后一笔款项；2017年9月14日提起本次诉讼。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明：证据1，《转让协议书》；证据2，合伙人范国荣发给冯连有的手机短信；证据3，原告的《关于建设暄港金成物流仓储中心的申请》；证据4，关系人杜春磊收取72万元的说明和收条；证据5，原告代理律师杜江涛向被告出具的38万元收条及被告向尹兆军出具的10万元收条。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10日，原告、被告、案外人范国荣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项目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原告、被告、范国荣三方自愿合作在位于大兴区青云店镇小铺头村西北头处租用一块土地共180亩建设经营建材物流项目，原告出资建设工程，被告负责政府各个部门的一切事务含费用内，保证建设工程安全顺利进行，并保证项目建设过程及建设后不被政府部门拆除。范国荣协助原被告共同处理日常事务。第二条约定：本项目为合伙经营项目，原告实际出资，被告以劳务出资包含费用，范国荣以劳务出资包含费用，原告占82%、被告占15%、范国荣3%比例。在合伙期间合伙人出资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合同终止后，合伙期间累积的财产为合伙人按合伙比例共同共有，各合伙人的项目比例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或给予对方折价补偿。第四条约定，三方共同经营，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有，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承担。同日，原告、被告、范国荣签订《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约定由原告付给被告办理土地建设规划等手续费用如下：1、在签订协议时，被告需提供该块土地的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出的手续原件。2、付一百万开始围围墙与东边门脸房及办公室建筑建设同步进行，从签订协议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负责拿回大兴区青云店镇政府批复建设建材物流项目的红头文件，完成围墙后再付一百万。3、前期建筑10000平方米，建设完工后再付三百万。4、二期建筑10000平方米，建设完工后再付三百万。5、三期建筑10000平方米，建设完工后再付二百万。6、在经济条件允许情况下提前付清费用。7、原告付给被告一千万元费用后，如增加其他手续等费用由被告自行承担。8、如原告未按上述承诺的时间及额度付款时，被告有权单方面终止合作，且已付款项原告无权要求返还。9、如被告未能按上述承诺的时间负责拿回手续文件时，被告需在十日之内返还甲方已付款项的金额，再加付给原告已付款项的同样金额作为赔偿原告造成的损失。对于《补充协议书》中“办理土地建设规划等手续”，原告与被告均认可为办理大兴区青云店镇小铺头村西北头处共计180亩土地的物流仓储建设手续。2012年3月11日，原告通过郭德福向被告支付了100万元。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并未办成涉案土地的物流仓储建设手续，原告向公安机关进行了刑事报案。公安机关对被告进行刑事立案。对于刑事程序的启动时间，原告自述于2014年6月份报案，被告自认原告于“2014年9月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公安机关于2014年10月21日对被告采取取保候审程序，于2015年10月20日对被告解除取保候审。因涉案纠纷，2014年10月2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28万元；2015年5月26日，被告向原告支付5万元；2015年6月5日，被告向原告支付5万元。被告共计向原告支付38万元，以上款项均由原告的代理人杜江涛代收。原告于2017年9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证据1，《项目合伙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证据2,转账记录打印件；被告提交的证据5中的原告代理律师杜江涛向被告出具的38万元收条；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二、《补充协议书》是否无效。三、原告向被告支付的100万元款项性质如何界定，被告向原告返还了多少款项，被告应承担何种责任。一、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公安机关于2014年10月21日对被告采取取保候审程序，于2015年10月20日对被告解除取保候审。原告自述直到2017年5月，公安机关才通知其已经撤销刑事案件。公安机关于2015年10月20日对被告解除取保候审，故原告知道刑事案件撤销的时间亦不应早于2015年10月20日。而原告于2017年9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综上所述，原告的权利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被告的第四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补充协议书》是否无效。在《项目合伙协议书》中，原告的主要义务为“出资建设工程”，该合同并未约定原告负有对办理土地建设相关手续进行出资的义务。在《补充协议书》中，原告承诺向被告支付共计1000万元，款项性质为“办理土地建设手续等费用”。《补充协议书》并未约定该款为原告就《项目合伙协议书》进行的出资；未约定该款为合伙人共有；未约定当被告为办理相关手续所花费用少于1000万元时，剩余款项转为合伙利益；亦未约定当被告为办成相关手续所花费用高于1000万元时，由各合伙人分担费用。而是约定着，被告承诺负责拿回手续文件，若无法拿回，则向原告返还已付款项并付给原告同等金额的赔偿；增加费用由被告自行承担。故《补充协议书》应视为原告与被告建立了委托关系，具体内容为原告给付被告1000万元并委托被告“办理大兴区青云店镇小铺头村西北头处共计180亩土地的物流仓储建设手续。”。虽然相关手续的办理需要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但委托事项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诉讼中，被告主张涉案合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涉案合同无效，但被告对之未能有效证明，故对于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定《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对于被告的第一、二、三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三、原告向被告支付的100万元款项性质如何界定，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多少款项，被告应承担何种责任。原告向被告支付的100万元款项应认定为基于《补充协议书》产生的委托费用，而非基于《项目合伙协议书》所产生的合伙投资款。被告称向原告支付了48万元，其中38万元是由被告支付，10万元由关系人尹兆军退还。但被告所提交证据中仅有38万元收条为原告代理人杜江涛代表原告向被告出具。另有一张10万元收条，为被告向尹兆军出具，原告亦不认可收到了相关款项，故该收条并不能证明尹兆军代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0万元。关于被告向原告所支付38万元的性质，原告认为是被告给付其的赔偿款，而被告则在庭审中表示为针对原告给付100万中的款项。因相关款项为被告向原告支付，在未有约定、未有法律明确规定且被告主张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过高的情况下，相关款项的性质应以被告所主张的为准。故被告向原告所支付的38万元，应认定为被告基于原告给付的100万元向原告所返还的款项，而非赔偿损失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因未完成委托事项，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返还100万元，基于本院认定被告已经向原告返还了38万元，被告只须再返还剩余款项62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补充协议书》中约定，被告加付给原告已付款项的同样金额作为赔偿原告造成的损失，应视为双方所约定违约责任的条款。对于违约责任，被告主张违约责任约定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综合本案的情况，本院将被告的违约责任酌定为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28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2年3月11日起计算至2014年10月21日；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2年3月11日起计算至2015年5月26日；以5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2年3月11日起计算至2015年6月5日；以62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2年3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共计不超过62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冯连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北京暄港金成商贸有限公司六十二万元；二、被告冯连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暄港金成商贸有限公司赔偿利息损失（以二十八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自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一日起计算至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以五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自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一日起计算至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以五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自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一日起计算至二〇一五年六月五日；以六十二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自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一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共计不超过六十二万元)；三、驳回原告北京暄港金成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冯连有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九千六百九十元，由原告北京暄港金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四千四百八十六元（已交纳），由冯连有负担五千二百零四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行：工行西直门支行，账号：×××，收款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并注明案件承办人姓名]，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舒 锐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黄黎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