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苏0104民初5184号原告：王某1（曾用名王新民）,男,192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原告：王某2,男,193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新城区，原告：王某3,女,193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王某4,男,194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吴江市，原告：王某5,男,1943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原告：易某某,女,汉族，1926年7月21日出生,住南京市秦淮区,原告：王某6,女,194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原告：王某7,女,195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原告：王某8,女,1955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原告：王某9,男,1959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原告：王某10,男,196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原告：杨某某,女,1991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原告：强某某,男,194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原告：王某11,女,1948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原告：强某,男,197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原告：强某1,男,1946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以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燕，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瑞平，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南京手表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2134850326D）,住南京市玄武区北门桥路10-1号。法定代表人：宋金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树良，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元，南京手表厂职工，住南京市。被告：王某12,男,汉族,1960年12月15日生，住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昊，江苏创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易某某、王某6、王某7、王某8、王某9、王某10、杨某某、强某某、王某11、强某、强某1与被告南京手表厂、王某12物权确认纠纷一案，原告王某1等于2017年6月1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王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燕、任瑞平，被告南京手表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树良、张学元，被告王某1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南京市升州路x号的中式楼房征收补偿利益归原告所有；2.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升州路x号（原地址为建康路x号，丘号xx）有中式楼房一幢93.2平方米、中式平房一幢142.3平方米，该房屋系王永兴所有，王永兴于1953年5月领取了房屋所有权证。1956年，被告南京手表厂占用王永兴位于升州路x号的中式楼房给该厂职工居住，后一直未归还。因随后的社会动荡，王永兴及其家人一直无法要回房屋。1968年，王永兴去世，王永兴的儿子王某5等人一直向被告南京手表厂主张返还房屋。1982年12月，王某5等人前往南京市房地产登记发证办公室要求对面积93.2平方米的中式楼房进行登记。1989年3月，南京市房地产登记发证办公室限定南京手表厂三个月内提供合法占用升州路x号中式楼房的证件，否则将依法给王永兴的合法继承人核发房屋所有权证。被告南京手表厂至今未提供合法占用房产的证明，也未归还房屋。现该房屋已被南京手表厂出租给原工会主席之子王某12。《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升州路x号中式楼房系王永兴所有，王永兴去世后，该房屋由原告等继承人共有。被告南京手表厂无权占用该房屋，亦无权将该房屋出租给王某12。现诉争房屋被征收，征收利益应由原告享有。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南京手表厂辩称，第一、本案涉及公私合营问题，是特定时期的特定革命政策，不应以现行法律进行评价。1955年-1956年期间，国家为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全国工商业范围内推行“公私合营”政策，对全国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将私营企业的资产入股到公私合营企业，完成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政策是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革命政策。对于这样的革命政策，不应以现行法律作为评价标准，只能尊重历史政策以及其形成的历史结果。第二，本案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规定以及其他类似案件的判决，本案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第三、涉案房地产已经入股江南造钟厂，原告不能主张所有权。王某5在房产局办理登记材料中明确第一进楼房已经交公南京手表厂，可以直接说明涉案房屋系当时作为资本注入江南造钟厂的；根据江南造钟厂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江南造钟厂是由包括“王义兴钟表行”在内的十一家私营企业合营而来，其中王义兴钟表行的估价为5000元；1956年4月19日，王永兴向江南造钟厂所提交的申请，明确表示“后边五间两厢”是自住房屋，希望免予入股，未提及一间中式楼房的问题；王永兴、王某1档案材料以及对两人的评价材料，两人均明确在解放后其名下仅有房产5间，并且相关部门认为其名下五间以及两厢房产也属于王义兴钟表行名下财产，均应当属于入股财产；根据南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查的房产登记档案，其中“中式楼房”记载为“店面”；1984年9月份，王兴荣起诉王某5、王某1、王某2、王某4、房产继承纠纷一案，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中载明“经查被继承人王永兴共生育五子二女并遗留坐落于升州路x号瓦平房五间两厢”。故中式楼房系“王义兴钟表行”的“店面”，共一进两间，该房屋在1955年公私合营时期“交公”入江南造钟厂（南京手表厂）并交江南造钟厂使用，之后王永兴、王某1填写个人名下房屋产仅有五间，未就该房屋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原告在继承权纠纷案件中也未主张就涉案房屋进行继承。第四，中央统战部、商业部引发《关于索要、强占原公私合营企业、合作商店营业用房问题的处理意见》对公私合营时期房产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对于已经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的，国家已经给予定息补偿，房地产已经属于国有资产不应退还给个人。综上，被告南京手表厂认为，本案依法属于因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若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受理范围，本案涉案房产已在1955年公私合营期间入股江南造钟厂，依法属于国有资产不受任何人的侵害，原告等无权主张所有权，其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被告王某12辩称，第一，本案涉及公私合营特殊时期，不应也无法适用现行法律、法规。1955年-1956年期间，国家为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全国工商业范围内推行“公私合营”政策，对全国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公私合营”的政策是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党和国家既定政策。不应也无法适用现行法律、法规，只能尊重党和国家的既定政策以及其形成的历史结果。第二，本案涉案房屋属于落实公私合营政策过程中产生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管理的范围，应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第三，即便人民法院坚持认为属于法院管理的范围，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也应予以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涉案房屋作价入股南京手表厂后，如被答辩人王某1等人认为涉案房屋的产权存在争议，应在法定期间内进行主张权利。超过法定期限主张权利，应视为对权利的放弃，人民法院应予以驳回起诉。第四，涉案房地产已作价入股南京手表厂（原江南造钟厂），权属与原告王某1等人无关，原告无权主张。首先，根据南京手表厂的档案资料，王义兴钟表行已经估价5000元入股江南造钟厂；其次，王永兴、王某1的个人档案材料中都记载了解放后其名下的房产仅有五间，不涉及本案涉案房屋；再次，根据南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调查的房产登记档案，王某5已手写自认第一进楼房（即本案涉案房屋）已交公南京手表厂；最后，根据1984年9月白下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记载“经查被继承人王永兴共生育五子二女并遗留坐落于升州路x号瓦平房五间两厢”、“再无其他争议”，可见王永兴名下5间房屋的事实已是法定事实，不涉及本案诉争房屋。综上，被答辩人王某1等人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提交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毫无关联，不能证明其主张。为了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答辩人恳请法院驳回起诉或驳回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王永兴妻子为王周氏，王永兴于1968年死亡，王周氏于1982年死亡。双方育有七个子女，长女王素芳，长子王兴荣，二子王某1，三子王某2，次女王某3，四子王某4，五子王某5。其中长女王素芳于1992年7月4日死亡，王素芳丈夫强孝全于1990年1月22日死亡，王素芳与强孝全育有三子，分别为强某某、强世杰、强某1，其中次子强世杰于2005年1月5日死亡，强世杰的法定继承人为王某11（强世杰妻子）和强某（强世杰之子）。王兴荣于2007年1月8日死亡，王兴荣与妻子易某某育有三子四女，即长女王某6、长子王怀双、次女王某7、三女王某8、次子王某9、四女王桂萍、三子王某10，其中王怀双于1992年11月28日死亡，王桂萍于2002年12月23日死亡，王桂萍法定继承人为杨小彬（王桂萍丈夫）和杨某某（王桂萍之女）。1953年3月3日出具的《房地产所有权登记申请书》记载：旧式平房一进7间，坐落地点一栏记载住宅；中式楼房一进2间，坐落地点一栏记载店房。1953年6月4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契存根，载明建康路x号，现房主姓名王永兴，房屋情况为旧式平房，一进七间，使用情况为铺房；旧式楼房一进两间，使用情况一览未记载。1982年9月10日，王兴荣与王某5、王新名、王某2、王某4关于南京市升州路x号房屋居住发生纠纷，王兴荣起诉至原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要求继承，1982年，各方达成调解协议，原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于1982年作出（82）白民字第79号调解书，该调解书记载：经查被继承人王永兴共有5子2女，并遗留在升州路x号瓦平房五间两厢，次女王某3自幼过继给周洁清，现王淑美和王某3表示放弃继承上述房产，经本院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一、升州路x号平瓦房五间两厢从东起第一间一厢由王某5继承（包括东面砖墙），第二间由王某2继承（包括与王某5相连的板墙），第三间及最西边一间厢房由王某4继承（包括两面板墙），第四间由王新名继承（包括与王兴荣相连板墙），第五间由王兴荣继承（包括西边砖墙）；王兴荣、王新名、王某5、王某2每人各付出人民币40元给王某4作为铺地板费用，该款在领调解书时一次付清；王某4为照顾王兴荣困难愿将西面厢房半间借给王兴荣使用（手续双方另订；其他无纠纷。1984年10月27日，南京市原白下区人民政府办事处旧王府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兹有本居委会所属升州路x号居民王永兴于1968年8月死亡，王周氏于1982年2月病亡，其所属房产由其子王某5等五人继承。在该证明下方王某5于1987年6月10日手写“第一进楼房于1955年交公（南京手表厂）当时王永兴还健在。”1989年3月，南京市房地产登记发证办公室向被告南京手表厂发出《关于催办建康路x号王永兴房产的函》，载明：建康路x号（xx丘），中式楼房一幢93.2平方米、中式平房一幢142.3平方米系王永兴（已故）所有，并于1953年5月15日领有房屋所有权证，王永兴儿子王某5等于1982年12月5日，前来我室申请以上房产登记，并出示了相关证件，据知，前进中式楼房早在1956年就由你厂使用至今，此房是王永兴投入企业、还是出租给你厂？请你厂在三个月之内提供相关证件，如你厂在三个月内仍提供不出证件，我们将依法给王永兴的合法继承人王某5等核发房屋所有权证。南京市档案馆留存的王某1个人资料中家庭情况一览记载解放前为房屋9间，钟表店一片，职工3人，每月收入约180-200元，家庭共6人；解放后房屋5间，江南造钟厂股份5000元，每月收入160-180元，家庭共9人。王永兴个人资料家庭一览记载情况与王某1情况一致。2017年9月21日，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决定，诉争房屋在征收范围内。诉争房屋目前由被告王某12使用，被告王某12系被告南京手表厂职工，被告王某12父亲户口于1959年11月29日迁入诉争房屋，被告王某12妻子、儿子、儿媳户口均在诉争房屋中。关于中式楼房是否随王义兴钟表行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入股江南造钟厂的问题，被告南京手表厂提供江南造钟厂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草案、南京市工商业联合委员会会员登记表、王永兴于1956年4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会议文稿、王某1以及王永兴企业档案、劳资协议书及王永兴个人思想总结，证明中式楼房作为店房系王义兴钟表行资产入股到江南造钟厂。经质证，原告认为，上述证据属于在特殊年代社会动荡时期由被告南京手表厂自行制作并记录的文件，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能确认，不能作为被告方关于诉争房屋入股合营企业的合法有效的证据；被告王某12，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认可。本院认为，虽然房屋登记在王永兴名下，在继承案件中原告各方也未提及诉争房屋，王某5于1987年6月10日手写“第一进楼房于1955年交公（南京手表厂），与被告南京手表厂提供的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能够证明在公私合营期间诉争房屋已入股江南造钟厂。本院认为，虽然诉争房屋登记在王永兴名下，但诉争房屋在公私合营期间已入股江南造钟厂，现原告要求确认诉争房屋拆迁利益归属于原告，属于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5、易某某、王某6、王某7、王某8、王某9、王某10、杨某某、强某某、王某11、强某、强某1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凌沙沙人民陪审员  戚玉玲人民陪审员  杨家英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见习书记员  徐雪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