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12民初26784号原告：朱某，女，1963年9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艳，北京市天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Ｘ，北京市天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舒某，女，1970年1月16日出生，住湖北省通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素斌，广东国晖（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辉，湖南楚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某与被告舒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艳、被告舒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素斌参加了2017年12月7日的法庭审理，原告朱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艳、被告舒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素斌、朱辉参加了2017年12月21日的法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舒某偿还借款人民币1300000元及利息（以13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2、诉讼费由舒某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起，舒某因经营需要向朱某借款，约定利息为每月2%，截至2015年5月6日舒某欠朱某150万元，舒某向朱某出具了借条。舒某偿还20万元并利息付至2016年6月后未再偿还借款本息，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舒某辩称：舒某已向朱某归还本金107.4万元，故仅同意偿还借款本金22.6万元，但舒某与朱某之间就房屋买卖存在争议，故朱某应先将出售给舒某的×房屋过户至舒某名下。原告朱某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证据1.《借条》，证明截至2015年5月6日舒某共欠朱某借款本金150万元，《借条》是对2015年5月6日前未清偿借款的确认；证据2.编号为66718680和67083675的北京银行业务回单，证明朱某向舒某付款125万元；证据3.北京银行个人业务综合确认单，证明舒某按照月息2%的标准每月向朱某支付借款利息；证据4.朱某与舒某2016年9月7日的谈话录音，证明截至该日舒某尚欠朱某本金130万元及2016年7月和8月的利息；证据5.北京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舒某在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每月向朱某支付3万元利息；证据6.胡某的证人证言和编号为68642427的北京银行回单，证明朱某于2014年11月末借给舒某30万元，该笔借款与《借条》中的借款为两笔借款。被告舒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明：证据1.朱某出具的《收条》，证明舒某于2016年6月8日和2016年6月11日分别向舒某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和5万元，朱某已经收到；证据2.北京农商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舒某于2016年6月8日向朱某转账15万元；证据3.湖北通山农村商业银行单位活期账户对账单、北京均利智盛石材经营部（以下简称均利智盛经营部）出具的《证明》和均利智盛经营部的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舒某委托均利智盛经营部向朱某偿还本金34万元；证据4.北京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舒某2015年6月6日向朱某偿还本金3.6万元；证据5.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舒某在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通过转行方式向朱某偿还借款本金共12.8万元；证据6.支付宝账户账单详情，证明舒某2015年7月6日至2016年7月6日期间其支付宝账户向朱某偿还借款本金共19.4万元；证据7.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舒某于2015年11月7日偿还本金3.6万元。经本院组织当庭质证，被告舒某对原告朱某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该《借条》中的金额150万元中包含朱某2014年11月26日转款给舒某的30万元；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相应款项舒某已收到；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借款金额为180万元，2015年5月6日前，舒某与朱某的借款金额确实超过150万，但舒某后来还过一些，所以出具了2015年5月6日的借条，是对双方全部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同时双方未约定利息，舒某还的所有钱都是本金，胡某表示朱某与舒某曾在借条中约定过利息，朱某应当提交该借条证明具体的利息计算标准；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确定通过是否有过剪辑并且通话时间也无法确认，但该证据中的内容确实是舒某陈述的，胡某表示朱某与舒某曾在借条中约定过利息，朱某应当提交该借条证明具体的利息计算标准；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但认为舒某归还的款项为本金。针对证据6，对证人胡某的身份无异议，认可银行回单的真实性，30万元确实收到了，但不认可胡某关于30万与150万是两笔借款的陈述，舒某确实出具过胡某陈述的30万的借条，借条已经交给朱某，但认为胡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朱某与舒某之间约定过借款利息。原告朱某对被告舒某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收到该20万元，朱某已从《借条》150万元的金额中将该20万扣除；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中15万元就是舒某证据1《收条》中的2016年6月8日的15万元；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该34万元中30万是偿还朱某2014年11月26日借给舒某的30万元的本金，其余4万元中，有3.6万是舒某支付的2016年1月的利息，其余4000元朱某退给了舒某，朱某也把30万元的借条的原件退还给了舒某，但舒某未出具收据；对证据4、证据5、证据6和证据7的真实性均认可，除证据5中2015年7月23日的两笔各5000元没有收到外，其他款项均已收到，但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上述款项不是偿还的本金，而是舒某支付的利息。本院经审查认为，针对朱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因舒某认可其中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5和证据6的真实性，且朱某已提交了上述证据的原件，故对上述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针对朱某提交的证据4谈话录音的真实性，舒某虽称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可该证据中的相关内容确为其陈述，在朱某已提交该谈话录音的原始载体，且舒某未提供相否定该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采信。针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因上述证据均体现于本案诉争借款的相关事实，故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舒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因朱某认可舒某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且上述证据均能体现于本案诉争款项相关的内容，故对舒某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诉讼中，朱某申请本院调取其×××账户2013年5月7日转账20万元交易的交易对手信息，证明该笔20万元系《借条》中150万元的一部分。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相关的事实，故对其申请予以准许。调查取证的结果为：2012年11月15日，朱某通过其×××账号向舒某×××账号转账19万元，2013年5月7日向李想转款20万元。朱某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其于2012年11月15日向舒某转账19万元的事实，结合其提交的证据2和证据6，证明共向舒某借款180万元，其中转账支付174万元，现金支付6万元。舒某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该19万元其已收到，但主张该19万元发生于舒某出具2015年5月6日《借条》之前，故认为该款项应包含在《借条》之内。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与本案诉争款项相关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依法查明以下事实：2015年5月6日，舒某向朱某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朱某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借款人舒某借期一年。2015年5月6号”。2012年11月15日，朱某通过其×××账号向舒某×××账号转账19万元。2014年4月16日、2014年5月14日和2014年11月26日，朱某其上述尾号为6636的账号，分别向舒某×××账户转入75万元、50万元和30万元。自2015年1月7日起，朱某尾号为6636的账号陆续收到舒某支付的多笔款项，具体为：2014年7月8日收到3万元；2014年8月11日收到3万元；2014年9月6日收到3万元、2014年10月6日收到3万元；2014年11月6日收到3万元；2014年12月5日收到3万元；2015年1月7日收到3.6万元；2015年2月4日收到3.6万元；2015年4月8日收到3.6万元；2015年5月5日收到3.6万元；2015年6月6日收到3.6万元；2015年7月6日收到2.6万元、5000元和5000元，共3.6万元；2015年8月5日收到2.6万元；2015年9月7日收到7笔各5000元和1笔1000元，合计3.6万元；2015年10月8日收到3.6万元；2015年12月8日收到1万元；2015年12月10日收到2万元、6000元，共2.6万元；2016年1月8日收到2笔各5000元，共1万元；2016年1月13日收到2笔各1万元，共2万元；2016年3月7日收到3万元；2016年4月6日收到3笔各1万元，共3万元；2016年5月6日收到4000元、6000元、1万元和1万元，共3万元；2016年6月7日收到3万元；2016年6月8日收到15万元；2016年6月14日收到5笔各1万元，共5万元；2016年7月6日收到1万元、6000元，共1.6万元。2015年11月7日，舒某通过其×××账户向朱某6228480010769495317账户转支3.6万元。2016年2月2日，舒某通过均利智盛经营部×××账户向朱某汇款6笔各5万元和1笔4万元，合计34万元。2016年6月11日，朱某向舒某出具《收条》，内容为“已还6月8号.收到15万.6月11号.收到5万.共计20万.收到舒某的还款贰拾万元整朱某2016年6月11日”。2016年9月7日，朱某与舒某的通话中，舒某称“关键我是过来跟你商量，可不可以。我意思是说不管多少钱，不讲利息啦，没有这个能力去还了，利息，这是肯定的，我的意思是给你140万，你帮我过户，过完了找银行贷出来多少全都给你，我也不要一块钱”，朱某称“那你把钱给我呀，我跟你过去”，舒某称“我意思是说，我给你140万，不是欠你130万吗”，朱某称“还有俩月利息呢”，舒某称“我现在没有办法还啦，没能力了……这个我认了，不管怎么样这个本钱我认了，你再让我付利息贷款贷不到啊……我的意思是给你140万，这不130万吗”，朱某称“关键是你赶紧还了我这钱，抻一个月二万六，抻一个月二万六，这不越堆越多了吗”，舒某称“我哪有这能力？这不是两块六……”，……朱某称“……借期一年，5月6号就到期了，现在已经是9月6号了”，舒某称“知道两年多了，明年5月6号就3年来了……”……朱某称“去年你还跟我说到期人家就把钱利息打过来了，头春节你还跟我这么说呢，你这过春节就不是这样啦，利息，你说到月头人家就给你打过来了，你的给我呀，我得还人家呀，5月6号就到期了”，舒某称“这么高利息每个月打给你就差那么几天，有时候提前几天，有时候推后几天，这是100多万，不是十几万，我想一切办法……”，朱某称“……你还是把7月份、8月份利息再写一个吧，原来咱们那借条是有利息来着，重新打的这借条你非得不写了，你还是落实在纸上我踏实”，舒某称“一起算吧，利息每个月都有银行记录，不欠你利息，只欠你2个月，7月、8月，这个都没事的……”，朱某称“你连欠利息条你都不给我打，你真没诚意”，舒某称“这个我跟你说了，利息肯定都存在一起，我的意思是给你10万块钱，凑在一起”，……朱某称“反正7月、8月俩月你欠2月利息了，反正你记得点就行”，舒某称“我知道，我知道，反正我这里给你的转账的我都有底，每次转账的条子都有的，没事儿”……诉讼中，胡某到庭作证，述称：舒某在2014年11月末时，曾向朱某借款30万元，并且出具了借条，当时朱某在上海无法回京，就让舒某找到胡某，舒某当着胡某的面出具了一张30万元的借条，胡某保存了两三天后，朱某回京，把借条取走；胡某把借条交给朱某时，朱某出示了转账30万元的凭证；朱某曾告知胡某，其曾借给过舒某150万元，利息是2分，本案150万元的《借条》，朱某曾向胡某出示过，所以胡某见过30万元的借条和150万元的借条，故认为这是两笔借款；2013年时，朱某曾向胡某出示过一张其与舒某的借条，上面写了利息，但具体的时间和借条内容记不清楚了。诉讼中，朱某称：共向舒某出借180万元，除了转账支付的174万元外，还通过现金出借了6万元，该6万元是2012年11月15日晚上在朱某家里交给的舒某，该日上午，朱某向舒某转账19万元，当时朱某卡中只有19万元，但家中有10万元现金，就取出6万元交给了舒某；舒某自2014年7月8日起向朱某尾号6636账号还款，除了2016年6月8日的15万元和2016年6月14日的5万元系偿还借款本金外，其余均是舒某支付的借款利息，标准是月息2%；舒某于2016年6月8日和2016年6月14日分别还款的15万元和5万元，就是朱某2016年6月11日出具的《收条》中的款项；舒某通过均利智盛经营部支付的34万元中，有30万元系偿还2014年11月26日的30万元借款，其余4万元中，有3.6万元系支付的借款利息，剩余的4000元已经退还舒某，舒某则表示，该34万元均系偿还借款本金。诉讼中，朱某主张，其与舒某约定借款利息标准为月息2%，虽未作出书面约定，但舒某实际按照该标准向朱某支付利息，具体为：截至2014年5月14日，朱某共向舒某出借款项150万元，舒某于2014年7月8日、2014年8月11日、2014年9月6日、2014年10月6日、2014年11月6日和2014年12月5日分别向朱某支付3万元，折合利率为月息2%；2014年11月26日，朱某再次向舒某出借30万元，借款本金合计180万元，舒某于2015年1月7日、2015年2月4日、2015年4月8日、2015年5月5日、2015年6月6日、2015年7月6日、2015年9月7日、2015年10月8日、2015年11月7日各支付利息3.6万元，2015年8月5日支付利息2.6万元；2015年12月8日和2015年12月10日共支付利息3.6万元；2016年1月8日和2016年1月13日共支付利息3万元，2016年2月2日，舒某向朱某还款34万元中，30万元系偿还借款本金，3.6万元系支付2016年1月份的利息，以上款项折合利率为月息2%；2016年2月2日舒某偿还本金30万元后，尚欠本金150万元，舒某于2016年3月7日、2016年4月6日、2016年5月6日、2016年6月7日各支付利息3万元，折合利率为月息2%；通过舒某上述支付款项的数额、时间和频率，可以推定出舒某一直按照月息2%的标准向朱某支付利息，双方实际上对利息是作出了约定的，上述利息均当月系支付的前一个月的利息；其本案中要求舒某支付的利息为逾期利息。诉讼中，朱某提交了一份舒某偿还利息明细表，其中记载舒某于2016年1月7日还利息3万元，后称该笔还款系笔误，舒某并未偿还该款项，舒某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上述款项是偿还的借款本金。舒某主张：其2014年7月8日至2015年5月5日期间曾按比例向朱某还款，但具体时间和数额记不清楚了，还的都是本金，至于为何按照上述日期和金额还款，其表示系其“个人习惯”；朱某主张的舒某2015年5月6日后的还款中，2015年12月10日的1笔2万元和2016年3月7日的3.6万元舒某没有还过；除朱某主张的上述款项外，舒某于2015年7月23日通×××账户向朱某支付了2笔各5000元；除了朱某出具的《收条》中的15万元和5万元，舒某另于2016年6月14日还款5万元。对此，朱某称，《收条》中的5万元与舒某2016年6月14日支付的5万元是同一笔款项，2016年6月11日，舒某拿着5万元的支票找到朱某还款，要求朱某连同其2016年6月8日偿还的15万元一并出具收条，朱某同意并出具了《收条》，但朱某存支票时发现该支票是空头支票，里边没有钱，就找到舒某要求支付这5万元，舒某于2016年6月14日通过支付宝向朱某转账5万元。舒某另称，《借条》中150万元的数额，已经包含朱某于2014年11月26日向其转账的30万元，同时，因其与朱某并未就借款约定利息，故其向朱某支付的所有款项，均系偿还的借款本金。以上事实，尚有原告朱某和被告舒某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朱某与舒某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结合朱某和舒某的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朱某向舒某出借款项的数额；二，舒某向朱某还款的数额及性质以及舒某尚未清偿借款本金的数额，即舒某还款金额中是否包括向朱某支付的利息。关于朱某向舒某出借款项的数额。朱某主张，其共向舒某出借款项18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朱某于2012年11月15日、2014月4月6日、2014年5月14日和2014年11月26日共向舒某转账174万元，同时，朱某已就其通过现金方式向舒某出借6万元款项的交付时间、交付地点、款项来源以及通过现金交付借款的原因等作出了说明，其内容并无明显不合常理，故应认定朱某已向舒某出借上述6万元，综合上述情况，朱某称其共向舒某出借180万元的主张具有事实基础，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关于舒某尚未清偿本金的数额。根据朱某与舒某的陈述，双方对于舒某于2016年2月2日偿还本金30万元、于2016年6月8日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和于2016年6月14日偿还本金5万元并无争议，故对上述3笔还款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同时，在朱某与舒某2016年9月7日的谈话中，舒某明确陈述“不是欠你130万吗”、“我的意思是给你140万，这不130万吗”等内容，其虽称无法确定谈话的具体日期以及无法确定谈话涉及的130万元是截至何时欠130万元，但针对朱某在谈话中作出的“借期一年，5月6号就到期了，现在已经是9月6日”的陈述，舒某并未予以否认，并称“知道两年多了，明年5月6日就3年来了”，结合《借条》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6日以及《借条》中“借期一年”的内容，足以认定朱某称“现在已经是9月6日”指2016年的9月6日，而根据朱某和舒某的陈述，2016年7月6日后，舒某未再清偿款项，故朱某主张上述谈话时间为2016年9月7日具有合理性，同时，舒某并未提供证据对此予以否定，故朱某主张舒某尚欠借款本金130万元未予清偿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关于朱某主张，除上述偿还的本金外，舒某支付的其他款项均系按照月息2%的标准实际支付的借款利息，故其应按照年率24%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一节。对此，舒某主张，因其与朱某并未书面约定利息，故其2014年7月8日至2016年7月6日期间向朱某支付的款项均系偿还借款本金，亦不同意向朱某支付借款利息。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前述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未约定利息，或利息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当事人之间作出约定并不局限于书面形式，亦可通过其他方式对合同内容进行约定，即在当事人能够证明借贷双方通过其他方式就借款利息和利息标准作出明确约定情况下，即使借贷双方就此未作书面约定，亦可就上述借款利息和标准作出认定，但利息标准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就本案而言，朱某与舒某已就借款期间利息作出约定，具体理由如下：首先，虽然朱某提交的证据中并未体现其与舒某就借利息作出书面约定的内容，但在双方2016年9月7日的谈话中，舒某称“这么高利息每个月打给你就差那么几天，有时候提前几天，有时候推后几天，这是100多万，不是十几万，我想一切办法”，朱某称“你还是把7月份、8月份利息再写一个吧，原来咱们那借条是有利息来着，重新打的借条你非得不写了”，舒某的回答为“一起算吧，利息每月都有银行记录的，不欠你利息，只欠你两个月，7月、8月”，根据上述内容，足以认定朱某与舒某曾就借款利息进行过约定，且舒某曾向朱某按月支付利息。其次，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截至2014年11月25日，朱某共向舒某出借150万元，而舒某2014年7月8日、2014年8月11日、2014年9月6日、2014年10月6日、2014年11月6日、2014年12月5日分别支付3万元，截至2016年2月1日，朱某向舒某出借款项合计180万元，而舒某自2015年1月7日至2015年11月17日期间，除2015年8月5日外，每月7日前后均向朱某支付3.6万元，舒某于2016年2月2日还款30万元本金后，其于2016年4月6日、2016年5月6日、2016年6月7日分别向朱某支付3万元，上述还款的数额和时间，符合朱某主张的舒某按照月息2%标准按月支付利息的规律。再次，舒某虽表示不清楚2014年7月8日至2015年5月5日期间还款的具体金额和时间，但认可该时间段内确曾按比例向朱某偿还过借款本金，且对朱某提交的北京银行个人业务银行综合确认单和银行交易记录发表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而舒某除表示按照上述规律还款系其“个人习惯”外再无其他解释，据此不足以否定朱某上述主张，舒某的付款中，虽然存在个别月份的金额与朱某主张的月息2%的标准不符的情况，但不足以否定前述付款的整体规律。综上，朱某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舒某曾按照月息2%的标准支付借款利息的主张，应认定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舒某虽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朱某该主张，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朱某要求舒某自2016年7月7日起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的主张。本院认为，截至2014年5月14日，朱某共向舒某出借150万元，而舒某亦称其2014年7月8日即开始向朱某还款，上述情况与朱某主张舒某支付利息均为支付前月利息的主张相互印证，据此，在朱某2016年7月6日支付的1.6万元，应认定为其支付的2016年6月期间的借款利息，结合《借条》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16年5月6日的情况，朱某要求舒某自2016年7月7日起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经查，朱某与舒某未就借款逾期利息的标准作出约定，如前述，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即年利率24%，现朱某要求舒某按照上述标准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舒某主张，其于2015年7月23日曾向舒某偿还两笔各5000元一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舒某虽提交证据证明其账户该日曾产生两笔交易，但该证据中并未体现出上述款项系向朱某支付的相关内容，在朱某予以否认的情况下，舒某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舒某主张，其2016年6月14日向朱某转账支付的5万元，与《收条》中记载的2016年6月11日还款5万元属于两笔款项，即除《收条》中记载的20万元外，其另行偿还5万元本金一节。本院认为，首先，朱某已就其2016年6月11日的《收条》中记载舒某2016年6月14日偿还款项的原因作出了合理解释；其次，舒某已就2016年6月14日的还款提交支付宝交易记录予以证明，但除《收条》外，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于2016年6月11日实际向朱某还款5万元；再次，如前述，朱某共向舒某出借180万元，舒某已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其在2016年9月7日与朱某的谈话中亦明确表示尚欠130万元未还，该谈话时间发生于朱某出具《收条》以及舒某2016年6月14日向朱某转账5万元之后，但舒某在上述谈话中未将该款项扣除，仍表示欠款金额为130万元，该事实与舒某上述主张不符。综上，舒某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另外，关于舒某主张，其2016年2月2日通过均利智盛经营部向朱某支付的34万元均系偿还本金一节。对此本院认为，如前述，根据舒某向朱某支付款项的数额和时间，朱某上述款项中包括舒某应在2016年2月支付借款利息具有合理性，结合舒某在2016年9月7日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尚欠借款130万元的情况，足以认定上述还款中30万元系偿还借款本金，舒某主张该34万元均系偿还本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舒某辩称，其与朱某就房屋买卖存在相关争议，故朱某应先将相关房屋登记在舒某名下，舒某再向朱某还款。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朱某提起诉讼，要求舒某偿还借款的民间借贷纠纷，与朱某与舒某之间的有关房屋买卖的纠纷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舒某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诉争款项与上述与房屋买卖相关的纠纷之间具有联系，故舒某该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朱某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舒某的抗辩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舒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朱某借款人民币130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13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50元，由被告舒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徐硕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