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27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与建设一路交叉口华瑞中心***层。法定代表人：来尧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凡，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凯创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号*楼***室。法定代表人：来文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斌，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门豆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原告杭州凯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44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如下事实：澳门豆捞公司和凯创公司之间曾存在海产品买卖往来。2012年2月10日至2013年7月24日，澳门豆捞公司共计向案外人李雷雷付款10467707.94元。该部分款项中的7417660.93元，凯创公司自认系澳门豆捞公司受其指示支付的货款。2013年4月11日至2016年2月2日，澳门豆捞公司共计向凯创公司付款48799593.89元。凯创公司曾于2013年8月8日向澳门豆捞公司开具金额为720909.56元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于2013年9月17日向澳门豆捞公司开具金额为2722152.03元的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澳门豆捞公司和凯创公司曾签订海鲜购销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即澳门豆捞公司于协议签订之日起7日内向乙方即凯创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壹佰万元。即日起，双方结算方式为甲方每预付乙方货款人民币壹佰万元，乙方收到货款后根据甲方订单7日内发货，同时保证发货金额不少于捌拾万元，剩余贰拾万元用于抵扣协议签订前的欠款。欠款抵扣完毕协议自动终止，后期合作方式双方另行协议确定。甲乙双方在签订协议后每两个月内向乙方购买海产品价款不低于捌拾万元，若少于捌拾万，乙方有权解除协议。乙方供货价款实际到达捌拾万元之时，甲方应当再向乙方支付壹佰万元货款，双方按照前述条款循环进行，以此类推……协议执行日期为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2016年8月31日，沈亚军向澳门豆捞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尧松催讨货款，汪尧松明确尚欠货款近4000000元，并提出继续供货，澳门豆捞公司每次多付一部分货款以还欠款、货款入股、以房抵债等偿还方式。2016年9月20日，澳门豆捞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汪尧松变更为来尧璋。另查明，2015年12月29日，凯创公司向澳门豆捞公司提供有刺帝王蟹203.60斤，澳门豆捞公司经检验出具入库核算明细表，按价格确认单核算标准，其中活货单价为135元，直货单价为45元，原包直货承担比例为3%；2015年12月31日，凯创公司向澳门豆捞公司提供珍宝蟹463.30斤，澳门豆捞公司经检验出具入库核算明细表，按价格确认单核算标准，其中活货单价为110元，直货单价为36.67元，原包直货承担比例为3%；2016年1月1日，凯创公司向澳门豆捞公司提供珍宝蟹466.30斤，其中直货17.6斤；2016年2月2日，凯创公司向澳门豆捞公司提供有刺帝王蟹147.30斤；2016年2月4日，凯创公司向澳门豆捞公司提供珍宝蟹204.10斤，其中直货6斤；2016年2月5日，凯创公司向澳门豆捞公司提供珍宝蟹204.80斤，其中直货6.6斤。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2013年3月之前的供货主体问题。凯创公司主张2012年6月至2016年2月其作为卖方与澳门豆捞公司发生买卖往来，而澳门豆捞公司仅认可2013年3月之后与凯创公司存在买卖关系，认为之前是与沈亚军存在买卖往来而非凯创公司。对此，该院认为，凯创公司的主张更具合理性，理由如下：首先，结合澳门豆捞公司和凯创公司双方提供的证据，澳门豆捞公司尚欠沈亚军的货款最多为3395996.29元（供货金额减去凯创公司自认收到的款项金额，10813657.22-7417660.93=3395996.29元），澳门豆捞公司尚欠凯创公司的货款最多为556728.91元（49356322.80-48799593.89=556728.91元），这与澳门豆捞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尧松承认尚欠沈亚军将近4000000元相矛盾。相反，如果按凯创公司主张，期间所有买卖往来均是发生在澳门豆捞公司和凯创公司之间，则澳门豆捞公司尚欠的货款金额更接近4000000元；其次，澳门豆捞公司和凯创公司签订的海鲜购销协议实际是为清偿澳门豆捞公司所欠凯创公司货款，协议约定欠款抵扣完毕协议自动终止。按照澳门豆捞公司算法，澳门豆捞公司仅欠凯创公司500000元左右，则协议期限显然不必约定为一年，澳门豆捞公司仅需半年就能还清欠款；再次，沈亚军自认是凯创公司实际控制人，代表凯创公司与澳门豆捞公司进行交易，对此凯创公司亦予以认可。即便如澳门豆捞公司所述，其在2013年3月之前不知道沈亚军系代表凯创公司，在澳门豆捞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确系与沈亚军个人发生交易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凯创公司与沈亚军之间构成隐名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现澳门豆捞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如果知道沈亚军是代表凯创公司就不会与沈亚军发生买卖往来，且从后面澳门豆捞公司和凯创公司发生买卖往来的事实也可以推知澳门豆捞公司不会因交易相对方是凯创公司就不与沈亚军发生买卖往来，而凯创公司对2013年3月之前澳门豆捞公司支付的货款亦予认可，故凯创公司作为委托人主张澳门豆捞公司支付欠付货款，合法有据。综上，该院认定案涉2012年6月至2013年2月的供货主体为凯创公司。二、2016年1月、2月的产品价格如何结算。澳门豆捞公司认为由于其对该段时间的货物质量有异议，故未核算入库，产品价格亦无法确定。该院认为，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澳门豆捞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对货物质量提出异议，或拒收或退还货物，或双方对2016年1月、2月的货物价格达成协议的情形下，凯创公司主张按双方之前（2015年12月29日、2015年12月31日）的结算价格进行结算，并无不当。且2016年2月7日系除夕，按照市场惯例，越接近农历新年海产品价格往往越高，故凯创公司主张参照2015年12月的价格计算2016年1月、2月的货物价格，并不会加重澳门豆捞公司负担，该院对此予以确认。从凯创公司提供的入库核算明细表看，双方的交易惯例是由澳门豆捞公司承担3%的直货比例。经核算，凯创公司2016年1-2月供货金额为115859.05元。凯创公司自愿减免至115294.24元，该院予以确认。三、澳门豆捞公司支付给李雷雷的款项与本案的关联。双方对2013年3月之后澳门豆捞公司付款48799593.89元的事实均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至于2013年3月之前的付款，澳门豆捞公司辩称已支付10467707.90元，凯创公司则对2012年2月10日、同年3月8日、同年7月3日、同年8月1日、同年8月15日、同年9月1日共计3050047.01元付款不予认可，对其余7417660.93元予以认可。结合凯创公司主张的供货期间及澳门豆捞公司提供的清单可以看出，凯创公司自2012年6月开始向澳门豆捞公司供货。在澳门豆捞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先付款后发货的约定的情形下，显然，2012年2月10日的523912.72元及2012年3月8日的598043.49元不可能是支付给凯创公司的货款。由此亦可推知，除凯创公司指示澳门豆捞公司向李雷雷付款外，澳门豆捞公司与李雷雷之间尚有其他经济往来。澳门豆捞公司主张其向李雷雷付款均系支付凯创公司的货款，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结合澳门豆捞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尧松确认尚欠凯创公司近4000000元的事实，该院认为凯创公司陈述更为合理，据此认定澳门豆捞公司在2013年3月之前支付凯创公司货款7417660.93元。综上，澳门豆捞公司共计向凯创公司付款56217254.82元。四、澳门豆捞公司欠款金额。双方对2012年6月至2013年2月期间凯创公司累计发货10813657.22元的事实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2013年3月至2015年12月，澳门豆捞公司主张凯创公司供货金额为49190996.36元，凯创公司发货明细中2013年3月多37368.49元，2013年7月多9383.99元，2013年8月多3270元，2014年4月多9.74元。针对澳门豆捞公司该项抗辩，凯创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对2014年4月的9.74元予以放弃，对2013年3月、7月、8月的发货则提供了相应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予以证明。该院认为，就2013年3月、7月、8月澳门豆捞公司有异议部分的货物，凯创公司除增值税普通发票外未能提供送货单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凯创公司证据不足以证明已交付该部分货物，故对该部分货物不予认定。综上，该院认定澳门豆捞公司欠款总额为3902693元（10813657.22元+49190996.36元+115294.24元-56217254.82元=3902693元）。现凯创公司主张澳门豆捞公司支付货款3897946.54元，系自行处分权利，且未加重澳门豆捞公司负担，该院予以支持。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澳门豆捞公司理应在收到货物时支付货款。现凯创公司主张澳门豆捞公司赔偿自起诉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该院亦予支持。澳门豆捞公司相关辩称，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四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7年3月21日作出如下判决：澳门豆捞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凯创公司价款3897946.54元，并赔偿该款自2016年9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澳门豆捞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984元，减半收取18992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3992元，由澳门豆捞公司负担。上诉人澳门豆捞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对于2013年3月之前的供货主体问题，一审认定有误。1.双方涉及的纠纷系买卖合同货款纠纷，对于供货主体的认定应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在2013年3月份之前，澳门豆捞公司的交易对象为第三人“沈亚军”，从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能清楚的反映该事实，首先是澳门豆捞公司的入库单载明的交易对象为沈亚军，沈亚军也收下了上述入库单，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并未就交易对象问题向澳门豆捞公司提出异议，而且凯创公司及第三人也认可对应货款的收取系沈亚军指定另一第三人李雷雷代收货款，也就是说收款方也是沈亚军，送货人与收款人能够对应且一致，完全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关键是从澳门豆捞公司提供的2013年7月19日金额为60万元的收条也可以看出，该笔款项系“沈氏水产商行”指定李雷雷代收的，这个沈氏水产商行肯定是第三人沈亚军开办的个体工商户，所以指定代收的指定人为沈亚军而并非凯创公司，供货的主体肯定就是沈亚军而并非凯创公司。而且该笔款项第三人沈亚军及澳门豆捞公司均认可系指定代收的与本案有关的货款。这张收条完全可以印证该期间的供货主体是第三人沈亚军。2.在2013年3月之后，供货主体系凯创公司，这点事实是双方均认可的。但该期间的入库单户名收款方均为凯创公司。这期间的单据名称及付款方式收款人与之前的完全不一致。从这点事实也可以发现，前后交易主体完全不一样。该事实也可以反证2013年3月之前的供货主体并非凯创公司。3.关于第三人与凯创公司之间的关系，澳门豆捞公司虽然自认第三人为其实际控制人，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从凯创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可以发现，其法定代表人为来文虎，股东为来文虎及靳峰，凯创公司与第三人沈亚军双方并无任何关联，且澳门豆捞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凯创公司提供的由澳门豆捞公司出具的入库单均已经反映了交易对象系第三人沈亚军，并非没有证据证明。相反，凯创公司没有任何证明他与第三人之间的所谓控制及法院认定的隐名代理关系。4.虽然第三人沈亚军陈述为凯创公司实际控制人且凯创公司认可该陈述，但不能直接认定该陈述的真实性。首先，该陈述没有证据证明；其次，因为第三人沈亚军与澳门豆捞公司终止交易后，至第三人催讨货款（录音）及澳门豆捞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其诉讼时效已过，为了挽回时效，其只能通过与澳门豆捞公司沟通，人为制造交易关联性的因素，试图将前后不同主体的买卖合同统一，从而挽回诉讼时效，达到胜诉的目的。他们双方出于利益完全可能统一说法。所以他们的陈述并非事实。本案应该以证据反映的事实为准，不能被其带有目的性的串通所迷惑。二、对于2013年7月底前支付给李雷雷款项的认定及欠款金额的认定有误。1.这部分付款对应的交易对象为第三人沈亚军，并非凯创公司。2.虽然沈亚军及凯创公司不认可其中部分付款系支付给沈亚军的货款，但其认可大部分货款系其指定李雷雷代收，而且2013年7月19日金额为60万元的收条也可以看出沈亚军指定李雷雷代收货款的事实，其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不认可的款项与其供货无关。关键是代收人收款后沈亚军直至本案起诉前也未向澳门豆捞公司提出过任何异议，其认可大部分金额而否认小部分金额的陈述完全不符合常理及逻辑。3.即使抛开交易对象的问题，假设本案前后交易主体一致，那么，沈亚军及凯创公司认可的最初的发货时间为2012年6月，假设2012年2月及3月的付款与沈亚军无关，对应凯创公司的付款从2012年7月开始总计付款数应为9345751.69元，对应发货金额为10813657.22元，2013年3月前的供货欠款金额为1121956.21元，加上之后的欠款金额30多万，本案的欠款金额也并非是对方主张的欠款金额。三、对于“汪尧松”录音陈述内容的认定有误。关于录音内容，澳门豆捞公司在一审中多次陈述其中关于欠款金额的陈述并非是双方正式的财务对账结果，该谈话核心的内容只是对欠款处理方式的协商。即使汪尧松有上述陈述，但现有证据证明其所讲的金额由于没有同对方核对核算过，存在错误，还是应该以实际核算的结果为准的。本案通过双方对账及质证，通过法庭审理，即使抛开前后时间段的主体问题，显示的澳门豆捞公司的欠款金额也并非是凯创公司主张的金额。所以，澳门豆捞公司认为不能以该录音内容为前提来推断双方的账目，而是应该以双方庭审实际核对核算的账目为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判决，改判澳门豆捞公司支付凯创公司货款309689.3元及该款项从2016年9月28日至实际付清同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并由凯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凯创公司在审理中答辩称：一、沈亚军系凯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负责人，其行为实际代理凯创公司，且案涉的证据均由凯创公司持有。1.凯创公司提供的2012年11月和12月检验入库核算明细表中均由注明杭州凯创的字样，并非像澳门豆捞公司所述的均注明沈亚军。2.2013年3月至2015年12月澳门豆捞公司认可的检验入库核算明细表均注明凯创沈亚军，由此可以说明其认可沈亚军代表凯创公司。3.从2012年12月至2013午1月2月的凯创公司向澳门豆捞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也足以证明凯创公司和澳门豆捞公司之间发生交易，沈亚军系职务行为。4.沈亚军已经在一审程序中接受一审法院的调查，明确其为职务行为，实际代表凯创公司。5.录音的主体也为沈亚军，而且汪尧松均认可沈亚军代表凯创公司。据此主张价款的权利应为凯创公司享有，澳门豆捞公司主张2013年3月之前其与沈亚军发生交易的观点不能成立。二、一审庭审中凯创公司对澳门豆捞公司提交的2013年7月前交付款项的证据关联性持有异议，对于其中几笔款项均系凯创公司自认收到，而不是对其提交的证据自身无异议，凯创公司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结合澳门豆捞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尚欠凯创公司近4000000元的事实，完全可以印证凯创公司主张和陈述的真实性。三、澳门豆捞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尧松于2016年8月31日下午3时与凯创公司实际控制人沈亚军的录音明确澳门豆捞公司尚欠凯创公司价款380万多元将近400万元，并多次表示要求暂缓付款，和多次表示要继续交易逐步付款，以及表示愿意以房抵偿货款，此份录音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汪尧松对于双方的交易情况非常了解，而且视听资料的欠款金额能够和全部送货单、检验入库核算明细表与澳门豆捞公司已付价款的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特别是要继续交易逐步付款的陈述，正好能够与证据相互印证，更加可以证明澳门豆捞公司欠凯创公司案涉价款的事实。综上，澳门豆捞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澳门豆捞公司和凯创公司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的二审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一、澳门豆捞公司对2012年6月至2013年2月期间收到价值为10813657.22元海产品的事实并无异议，凯创公司有权向澳门豆捞公司主张该期间的合同价款。理由如下：凯创公司认可沈亚军系其实际控制人，即使该期间沈亚军系以其自己的名义与澳门豆捞公司订合同，但沈亚军已经明确表示其系凯创公司的代理人，该期间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由凯创公司享有和承担。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关于隐名代理的规定，凯创公司有权行使沈亚军对澳门豆捞公司的权利，且澳门豆捞公司亦未举证存在该条规定的例外情形，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并结合澳门豆捞公司法定代表人亦确认尚欠的价款等事实，可以认定凯创公司系该期间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二、澳门豆捞公司已支付价款的认定。双方对2013年3月之后被告付款48799593.89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争议的2013年3月之前澳门豆捞公司支付的价款，澳门豆捞公司负有举证责任，其认为支付给案外人李雷雷的全部款项系支付本案货款，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且澳门豆捞公司和李雷雷之间在2012年6月之前发生过交易往来，澳门豆捞公司法定代表人亦确认尚欠近400万元价款，一审法院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并结合前述事实，按照凯创公司自认的金额确定澳门豆捞公司2013年3月前支付的价款为7417660.93元，并无不当。三、时任澳门豆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汪尧松与沈亚军的录音表明，汪尧松了解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该录音内容能够和凯创公司提供的送货单、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进一步佐证澳门豆捞公司的欠款金额。综上，澳门豆捞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506元，由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瞿 静审判员 程雪原审判员 朱晓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周治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