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新28民终13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万付，男，汉族，1948年11月23日出生，河南省卫辉市人，农民，现住轮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春梅，新疆君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红梅，女，汉族，1970年6月16日出生，河南省卫辉市人，现住：轮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庆江，男，汉族，1969年5月2日出生，河南省卫辉市人，现住轮台县。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曾逸，女，汉族，1994年1月26日出生，北京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现住轮台县。（系两被上诉人女儿）第三人：张海玉，男，汉族，1970年3月2日出生，河南省卫辉市人，现住库尔勒市。上诉人刘万付因与被上诉人孙红梅、刘庆江，第三人张海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人民法院（2017）新2822民初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万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春梅，被上诉人孙红梅、刘庆江的诉讼代理人刘曾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万付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棉花补贴款10988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2014年度棉花补贴款政策，棉花补贴款由实际种植人享有，上诉人种植了被上诉人的410亩土地，现被上诉人领取了2014年的棉花补贴款109880元，拒不给上诉人，该行为造成棉花实际种植人上诉人刘万付损失，故被上诉人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即补贴款返还给上诉人。关于棉花补贴款抵扣土地承包费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交承包费是另一个法律关系，跟本案无关，再说被上诉人在一审并没有提出反诉，双方之间的债务种类不同，不符合法定抵消的规定。孙红梅、刘庆江辩称，我们都有互负债务，就应该棉花补贴款可以抵扣土地承包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万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棉花补贴款109880元，2、被告赔偿2015年棉花损失20万元，3、本案诉讼费和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30日，张海玉与孙红梅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合同》，约定：乙方（张海玉）承包甲方（孙红梅）位于轮台县群巴克镇恰先拜村六组的380亩土地。一、合同签订时，乙方向甲方交合同金30000元，合同到期后，退还给乙方。二、承包期限为十年，自2013年到2022年止。2013年不收租金，2014年交1万元整，2015年每亩地交100元，2016年每亩地交200元，2017-2022年每亩地每年交500元。三、乙方提前一年交承包费的50%，承包当年的10月1日前后十天交清全部承包费......八、承包期间，乙方只交合同内承包费用，合同外一切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合同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签订合同当日，张海玉按合同约定向孙红梅交30000元合同金。孙红梅认可收到2014年度国家棉花补贴款107200元（以400亩计算，每亩补贴标准268元）。另查明，2016年6月27日刘万付、张海玉共同签名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张海玉替刘万付签订合同承包土地，合同权利义务由刘万付承担，土地承包以后，张海玉和刘万付各种植一半面积，本次诉讼中经本院当庭询问张海玉的妻子刘世霞，其也表示张海玉替刘万付与孙红梅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截止2016年12月31日，刘万付及张海玉未向孙红梅交纳过土地承包费。张海玉系刘万付女婿。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11月30日张海玉与孙红梅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但从张海玉和刘万付共同署名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本次庭审中对张海玉的妻子刘世霞的询问可知，张海玉是替刘万付与孙红梅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且实际种植该土地的当事人也系刘万付，故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实际系孙红梅和刘万付，双方形成了土地承包合同法律关系。对孙红梅及刘振江辩称刘万付主体不适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刘万付请求退还棉花补贴款10988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据国家2014年度棉花补贴政策，棉花补贴由实际种植人享有，孙红梅已将土地承包给了刘万付，并不是土地实际种植人，故孙红梅领取2014年度已经承包给刘万付种植土地的国家棉花补贴款107200元（以400亩为计算单位，每亩补贴标准268元）没有合法依据，该行为造成棉花实际种植人刘万付损失，孙红梅依法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即补贴款返还给刘万付；另本案中刘万付作为土地的实际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其也应当向孙红梅交纳土地承包费，即2014年土地承包费10000元、2015年土地承包费38000元（100元×380亩）、2016年土地承包费76000元（200元×380亩），土地承包费均应在当年的10月1日前后十天全部交清，截至2016年年底，土地承包费总计124000元，但刘万付至今未提供证据证明向孙红梅交纳过土地承包费，本案审理中，孙红梅主张将土地承包费和棉花补贴款进行抵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间互负到期金钱债务，一方可主张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现孙红梅主张补贴款和土地承包费进行抵销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经核算，土地承包费和棉花补贴款进行抵销后，孙红梅并不再欠刘万付棉花补贴款，故刘万付请求支付棉花补贴款109880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万付请求赔付2015年棉花损失20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刘万付虽称被告造成其2015年棉花损失20万元，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20万棉花损失与被告存在因果关系及20万元损失的计算依据，故刘万付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万付主张刘庆江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刘万付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975元，由原告刘万付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其他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同。本院认为，2012年11月30日第三人张海玉与被上诉人孙红梅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但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第三人张海玉是替刘万付与孙红梅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且实际种植该土地的当事人也系刘万付，故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实际系孙红梅和刘万付，双方形成了土地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现上诉人刘万付请求被上诉人退还2014年棉花补贴款109880元，依据国家2014年度棉花补贴政策，棉花补贴由实际种植人享有，即上诉人刘万付享有。被上诉人孙红梅领取2014年度棉花补贴款107200元（以400亩为计算单位，每亩补贴标准268元）应当返还上诉人。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2014年棉花补贴款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抗辩，上诉人未按约定支付土地承包费，应当与棉花补贴款抵销，对此，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未提出反诉，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告不理”原则，一审法院直接判令以承包费抵扣棉花补贴款欠妥，被上诉人应另行主张。故原审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轮台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新2822民初357号民事判决书；二、被上诉人孙红梅、刘庆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上诉人刘万付2014年棉花补贴款107200元；三、驳回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3850元，由上诉人刘万付承担1933.75元。由被上诉人1916.25承担。（上诉人已预付，由被上诉人付给上诉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奇 志审判员 东格日甫审判员 蒋  耀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朱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