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24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旭东，男，1966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委托代理人肖军、赖丹，浙江麦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寿杏珍，女，1955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委托代理人夏雨农、方正，浙江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旭东因与被上诉人寿杏珍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2民初4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寿杏珍系被继承人周文忠的女儿。周旭东系被继承人周文忠的弟弟周文礼之子。1989年4月，被继承人周文忠与案外人周文谊、周文孝、周文礼为房产纠纷一案起诉至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该院于1989年4月29日作出（1989）杭江法民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座落本区四牌楼花生弄一号，地籍一都二图第1434号楼屋十二间系周文忠一九七四年出资建造”，“一九五八年国家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花生弄一号平屋六间和楼屋十二间中的六间由国家经租，剩下的六间计73.92平方米作为自留房，现由周文忠、周文孝、周文礼三家居住”；并判决“座落江干区间中的自留房六间的产权归周文忠所有。”该判决早已生效。1995年11月6日，杭州市公证处于作出（95）杭证民字第6365号公证书，其上载明：“被继承人周文忠于1995年10月24日因病在杭州死亡，死后遗留有属于其个人所有的财产有：四牌楼29-30号砖木二层房屋68.33平方米。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因继承人寿杏珍、张杏志均表示放弃继承权，被继承人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妻子张金凤继承。”1996年2月8日，位于杭州市房屋（原地号一都二图一四三四号，建筑面积68.33平方米）转移登记至张金凤名下。1999年4月23日，张金凤与寿杏珍前往杭州市上城区公证处办理赠与公证，该公证处出具（99）杭上证字第745号房产赠与合同公证书一份。1999年8月31日，案涉杭州市房屋（原地号一都二图一四三四号，建筑面积68.33平方米）转移登记至寿杏珍名下。寿杏珍于2016年11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周旭东搬出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停止对寿杏珍所有权和居住权的侵害；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旭东承担。一审庭审中，周旭东陈述自己居住在杭州市房屋内，该房屋系被继承人周文忠所有，被继承人周文忠除该房屋外无其他房屋。另查明，另有公房杭州市四牌楼29、30号.花生弄1号（建筑面积53.64平方米），登记在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名下。经原审法院发函调查，2016年12月2日，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出具证明一份，其上载明“花生弄1号至今未办理过门牌证明。”原审法院认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中，寿杏珍母亲张金凤自被继承人周文忠处继承案涉位于杭州市房屋（原地号一都二图一四三四号，建筑面积68.33平方米）后赠与给寿杏珍，自1999年8月31日案涉房屋登记在寿杏珍名下。周旭东抗辩称其居住的房屋系杭州市花生弄1号而非杭州市牌楼29号，但周旭东自认其居住的杭州市系被继承人周文忠所有的房屋，且自认被继承人周文忠除该房屋外没有其他房屋，原审法院结合该房屋的沿革、地号及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的证明，认定周旭东所居住的房屋系张金凤自被继承人周文忠处继承的案涉杭州市牌楼29号房屋。寿杏珍主张周旭东腾退其所使用的杭州市房屋，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周旭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筑面积68.33平方米）腾空，交还给寿杏珍。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周旭东负担。寿杏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周旭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宣判后，周旭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没有查明上诉人所居住房屋与四牌楼29号的关系。根据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十五奎巷社区居民委员会2016年11月9日出具的《常住证明》、上诉人街坊邻居的证词及上诉人本人陈述可知，上诉人现居住于杭州市上城区。另根据《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记录》（编号：2016—894150755）及涉案房屋现场照片可知，涉案房屋共有三个门牌号，××、四牌楼30号及花生弄1号。上诉人居住的杭州市上城区房屋是客观存在的，上诉人身份证、户籍簿上显示的地址均为杭州市上城区，独立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存在，原审认定上诉人目前居住的房屋为四牌楼29号系认定事实错误。二、杭州市上城区纯属周旭东祖辈(周锡濂)的遗产，被上诉人提供的房产证及公证书均显示其为四牌楼29号房屋的所有权人，而非花生弄1号。上诉人一家二代人祖祖辈辈住在花生弄1号，上诉人出生至今一直居住的房屋也为花生弄1号。根据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1989年4月29日民事判决书及《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记录》（编号：2016—894150755）明确指出花生弄1号6间平屋“系祖上遗产”（包括上诉人一直居住的房屋），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主体。杭州四牌楼29号、四牌楼30号及花生弄1号房屋均系上诉人的祖产，由于周文忠（系上诉人大伯）无儿无女，在监狱服役三十多年，1986年出狱后其生活一直由上诉人父亲周文礼照料，包括其后事也是周文礼承办的。周文忠出狱后，以伪造虚假的遗嘱欺骗周家几个兄弟，通过江干区法院的民事判决取得了周家祖产，要求法院纠正错误。周文忠七十多岁时，由于摔伤雇佣保姆张金凤照料，在张金凤养女即被上诉人的策划下，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不完善，对周家的房产实施诈骗，先后以继承、赠予的方式骗取了周家仅存的房产。所谓“继承”是在无周文忠遗嘱且周文忠死亡仅11天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匆忙以公证方式办理了周文忠名下房产转移手续，将房产过户到了张金凤名下。原审判决毫无道理，杭州市上城区房屋自周文忠死亡后，一直由张金凤居住；张金凤死亡后，该房屋就由被上诉人占居对外出租。上诉人从未居住该房屋，如何腾空？寿杏珍通过诈骗已经侵占周家仅存的六分之五祖产，上诉人及其父母、岳母均无房，将仅存的祖产花生弄1号1间房屋腾空给被上诉人没有公道。上诉人的岳母高龄且患绝症，为了方便照顾，一直居住在花生弄1号，上诉人父母一直借住在女儿家十分困难。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正裁判：撤销原判，驳回寿杏珍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寿杏珍承担。被上诉人寿杏珍答辩称：上诉人占有使用四牌楼29号事实清楚，四牌楼房屋经判决认定其中六间归周文忠即被上诉人父亲所有，该房屋地号为一都二图一四三四号，后房屋通过继承方式过户到被上诉人母亲张金凤名下，地号还是一样，张金凤通过赠与方式过户到被上诉人名下，一审中上诉人明确其占有房屋为周文忠房屋，而周文忠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排除妨害。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照片，上诉人明确其居住使用照片中红色方框中的房屋，根据被上诉人持有的房产证及图纸，上述房屋是属于被上诉人的。上诉人利用门牌号混乱的情况，混淆视听，一审中上诉人强调本案争议房屋是其祖产，故本案上诉人占有使用被上诉人房屋事实清楚，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上诉人周旭东与被上诉人寿杏珍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案外人周文礼因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1989）杭江法民字第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理于2017年8月21日作出（2017）浙01民申17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周文礼的再审申请，该裁定现已生效。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寿杏珍主张上诉人周旭东腾退其现居住的寿杏珍名下杭州市牌楼29号房屋是否成立。本案中，根据（1989）杭江法民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间中的自留房六间的产权归案外人周文忠所有，后经（95）杭证民字第6365号公证书公证，周文忠死后遗留的四牌楼29-30号砖木二层房屋68.33平方米由其妻子张金凤继承，即杭州市房屋（原地号一都二图一四三四号，建筑面积68.33平方米），后该房屋又通过赠与而转移登记至寿杏珍名下并办理有房屋产权证，周旭东对此虽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且案外人周文礼对（1989）杭江法民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提出的再审申请亦已被驳回，故本院对于寿杏珍作为杭州市房屋所有权人的主体资格予以确认。涉案房屋位于花生弄与四牌楼转角，二审中周旭东上诉主张其系因祖产而一直居住于此且该房屋独立于四牌楼29号房屋存在，但周旭东对涉案房屋无法提供相关产权证明，也未能对其自身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提供有效依据，结合寿杏珍名下的四牌楼29号房屋产权证、房屋平面图以及涉案房屋实际坐落位置等，原审法院认定周旭东所居住的房屋系属寿杏珍名下的杭州市牌楼29号房屋并无不当，故寿杏珍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主张周旭东腾退其所占有使用的杭州市房屋成立。综上，上诉人周旭东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周旭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巧薇审判员  余江中审判员  石清荣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翟羽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