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琼01民终35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建鸿，男，197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翠霞，海南宝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安顺达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龙华路17号财盛大厦13层。法定代表人：符博华，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大伟，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彪，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郑建鸿与上诉人海南安顺达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达公司）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均不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民初5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建鸿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民初549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2.判令安顺达公司支付郑建鸿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3000元；3.维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民初549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判决内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问题。一、一审判决认定：”郑建鸿未按照安顺达公司安排出车，给安顺达公司带来了重大损失，严重影响了安顺达公司对外的声誉，违反了安顺达公司规章制度，后郑建鸿又与安顺达公司总经理发生肢体冲突，损坏了安顺达公司财物，安顺达公司正式下发《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解除与郑建鸿之间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安顺达公司有权在郑建鸿严重违反《倒查制度》规定后与其解除劳动关系。郑建鸿诉请安顺达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是错误的。理由是：1.郑建鸿未按照安顺达公司安排出车是有原因的，因为其要求郑建鸿出车的时间恰好是在郑建鸿被其要求停工的十天时间内（考勤上证明郑建鸿被停工时间是从2016年12月23日开始，而安顺达公司在微信群里通知的出车时间是2016年12月28日，且没有标注要求郑建鸿出车），而且在郑建鸿停工期间安顺达公司已经找到其他人取代了郑建鸿负责押运的81号车，而且取代郑建鸿的人也已出发到安顺达公司所要求的运货地点。郑建鸿以为安顺达公司已停了自己的工，而且自己平时的工作用车已经有其他人开，微信群里通知出车的是已取代自己车的另外一名司机，所以没在意也就没有出车的，郑建鸿从2008年入职以来，工作那么多年，一直兢兢业业，可以说是一名有经验的老员工，平时的工作认真负责，2016年12月28日那天并非故意不服从工作调整或配送安排，安顺达公司却以此为由辞退了郑建鸿，这明显就是早就有辞退郑建鸿的打算而设置的一个圈套。郑建鸿提交的电话录音能够证明该事实。2.安顺达公司解除与郑建鸿劳动关系所依据的《倒查制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理由是：第一，《倒查制度》上标注的签发时间有明显更改的痕迹，安顺达公司声称是2015年8月签发，而数字5明显是由数字6更改过来的。正常情况下，如果是2015年当年书写的时间，正常人都不会错写成未到来的2016年，因此可以推断，该《倒查制度》的实际签发时间是2016年8月，安顺达公司为了举证的目的将时间硬是涂改成2015年。第二，安顺达公司提供2015年8月签发的《倒查制度》，并相应提供《安全生产会议记录及照片》、《会议签到表》等证据，以此想证明该《倒查制度》的制定符合民主制定程序，但是这里面存在很大的漏洞：《安全生产会议记录》显示会议时间是2015年4月30日，会议内容显示：会议通过新版的规章制度《倒查制度》，按即日发布起执行。与安顺达公司提供的《倒查制度》上签发的时间不一致。其次2015年4月30日的《会议签到表》上有郑建鸿本人与同车搭档曾繁锋的签字，证明郑建鸿、曾繁锋都参加了该会议。可是根据安顺达公司的出车《考勤表》证明2015年4月30日那天郑建鸿与曾繁锋一同出车到儋州市，根本不在海口，郑建鸿与曾繁锋没有分身术，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儋州市和海口市。显然安顺达公司提供上述的证据造假。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劳动规章制度的制定，应当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后还要进行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等一系列民主程序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显然安顺达公司的《倒查制度》制定并不符合以上法律规定的程序。第三，就算是根据《倒查制度》，也不能解除与郑建鸿的劳动关系。《倒查制度》第四条：”人员方面：驾驶员每天必须做好'安检工作'，保证车辆处于完好一级配送状态；必须按时上岗，......如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则视自动辞职。而郑建鸿没有任何一条符合里面规定的10条自动辞职的情形。安顺达公司以郑建鸿违反《倒查制度》解除与郑建鸿的劳动关系是错误的。3.《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制定程序违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安顺达公司违反该条款规定，单方面解除与郑建鸿的劳动关系属程序违反。此外，郑建鸿没有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该通知书对郑建鸿不能发生法律效力。第一，《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没有亲自送达给郑建鸿本人，郑建鸿未签收过该通知书。第二，从微信截图可以看出，安顺达公司在2016年12月30日零时已将郑建鸿移出公司的微信工作群，2016年12月30日上午九点公司召开全体员工会议，安顺达公司也没有通知郑建鸿参加。后来有同事告诉郑建鸿后，郑建鸿当天下午上班时间赶去公司找到经理符博华质问他为什么公司有会议不通知郑建鸿参加？为什么将郑建鸿移出公司工作群？符经理声称已开除郑建鸿，郑建鸿不服这才与其发生口角，并闹到派出所。再后来安顺达公司才出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从《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内容里可以看得出来。从微信截图可以看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是在2016年12月30日晚上18：49分才发布到公司的微信工作群里，郑建鸿已被移出工作群，根本就接收不到该通知书。综上所述，郑建鸿没有违反公司任何规章制度的情况下被解除劳动关系，安顺达公司的行为属违法解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安顺达公司应当依照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郑建鸿支付赔偿金63000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郑建鸿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安顺达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郑建鸿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而被依法开除”准确。1.安顺达公司系一家经过海南省公安厅批准，日常运营接受海口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监管的专门从事危险物品（主要为民用炸药）运输的企业，因运输物品的特殊性，其日常运营管理相比较其他普通企业要严格，接受配送运输任务时，必须做到监管部门要求的”三指”要求（即指定车辆人员、指定路线、指定时间），全程录像接受监管。否则，将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取消危险物品运输资质。在此背景之下，安顺达公司专门制定了《倒查制度》，并召集包括郑建鸿在内的全体司机进行学习。2.郑建鸿不服从配送安排，未按规定出车。2016年12月27日，安顺达公司安全配送科张军向郑建鸿下达2016年12月28日派车指令，他作为押运员未按时出车，也未打来电话请假，经过公司沟通也拒绝出车。由于郑建鸿的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和严重不良影响，其行为已经违反《倒查制度》第四条第1、3款的规定。为此，安顺达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通报》拟对郑建鸿进行处罚。3.郑建鸿在与安顺达公司协商处罚问题时，在办公场所殴打安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博华。2016年12月30日下午，郑建鸿前往安顺达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符博华协商处罚事宜时，与符博华发生肢体冲突，致使公司财产损坏、符博华受伤，严重干扰、影响了安顺达公司的企业经营秩序。后经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大同派出所出具《治安调解书》，由郑建鸿向符博华赔礼道歉，一次性赔偿损坏财物及治疗费用1000元。郑建鸿殴打符博华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倒查制度》第四条第9款的规定。4.综合以上，郑建鸿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倒查制度》第四条第1、3、9款的规定，安顺达公司依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与郑建鸿解除劳动关系于法有据。郑建鸿请求安顺达公司支付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郑建鸿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安顺达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第一、二项判决，改判驳回郑建鸿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郑建鸿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双方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为2008年3月17日”错误。双方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为2009年5月，郑建鸿在仲裁阶段及一审阶段提交《银行流水》（工资）显示：2009年6月16日，安顺达公司向其发放了第一笔工资，与安顺达公司主张的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可以相互印证。二、郑建鸿主张2016年度之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安顺达公司支付2016年度之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错误。依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在此规定的300%年休假工资报酬实际包括了两部分，即劳动者在本应休年假期间却继续工作而应享有的属于劳动对价100%的正常劳动报酬和未休年休假200%工资的法定福利（对用人单位是一种惩罚性赔偿）。前述100%的工资属于劳动报酬范畴，适用追索劳动报酬的特殊诉讼时效；而另外200%的工资属于法定福利（对用人单位是一种惩罚性赔偿），不属于正常的劳动报酬范畴，因此，应适用一般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安顺达公司与郑建鸿所争议的年休假工资实际上是指扣除正常的年休假工资后200%的法定福利（对用人单位是一种惩罚性赔偿），因此，其应当适用一般诉讼时效的规定。郑建鸿请求支付2016年度之前的未休年假工资，其应当在2017年1月1日之前提出。因此，劳动者关于2016年之前的年休假工资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一年的时效。一审法院判决”安顺达公司支付2016年度之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明显错误。三、关于2016年12月的工资2784.5元的问题。截至今日，郑建鸿尚未到公司办理离职的相关手续，未向安顺达公司还回其驾驶车辆的车钥匙。对于其违反劳动规定，给安顺达公司造成的损失，双方一直没有进行最终结算，因此，在郑建鸿尚未办理离职手续之前，其要求支付该月工资没有依据。郑建鸿主张的”年终奖”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安顺达公司向郑建鸿支付年终奖”错误。1.年终奖属于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我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因此，是否发放年终奖属于用人单位的自主经营权的范围。安顺达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发放。2.双方劳动合同没有年终奖的相关约定。2014年1月6日，安顺达公司与郑建鸿签订一份《危险品运输从业人员聘用合同书》（以下称聘用合同书）截止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该合同期满后，双方未再续签书面劳动合同。但一审法院却以该过期《聘用合同书》上面记载、约定的合同条款来判决安顺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其依据显然错误。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撤销一审第一、二项判决，改判驳回郑建鸿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郑建鸿答辩称，1.双方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是2008年3月17日是正确的，郑建鸿提供一审的证据二《郑建鸿押运人作业证》上面有体现，签发时间是2008年6月30日，必须在岗培训三个月后才会颁发这个证。因此安顺达公司提出的第一条上诉理由不成立。2.关于安顺达提出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未休年休假按照国务院规定也是属于劳动报酬的一部分，是不受一年诉讼时效限制的。至于安顺达提出的300%的带薪年休假报酬分了两部分，是其个人对法律的歧义，其实是一个补偿，相反是一个补偿性的，因为国务院规定的带薪年休假是年休假期间的加倍支付给劳动者法定福利，是奖励性的，不是惩罚性的，安顺达公司的理解是错误的，与立法精神相违背。3.根据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提供了劳动服务，用人单位就应当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并不因为其他原因而予以不支付，安顺达公司提到没有办理离职手续，未交房、车钥匙都不是拒绝支付工资的理由，法律也没有规定出现这种情形就不向劳动者支付报酬了。4.关于车辆车钥匙问题，郑建鸿并没有取走驾驶车辆的钥匙，钥匙还继续放在车里面。5.年终奖根据最初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里面有约定并且在郑建鸿提供的所有银行流水账目也有所体现，是周期性的，而且每年都发。当时郑建鸿工作已经满一年时间了，双方才发生劳动争议，年终奖按照当时的劳动合同以及惯例，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安顺达公司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郑建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郑建鸿与安顺达公司自2008年3月17日至2016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安顺达公司向郑建鸿支付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63000元；3.判决安顺达公司向郑建鸿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7792.9元；4.判决安顺达公司向郑建鸿支付2016年度年终奖金8974.87元；5.判决安顺达公司支付郑建鸿2016年12月工资2784.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3月17日，郑建鸿正式入职安顺达公司处工作，担任驾驶员（兼押运员）一职。郑建鸿工作时间根据工作任务来安排，每月工资按照底薪+出车的里程等提成计算。郑建鸿入职以来，一直未签订书面合同，直至2014年1月6日才与安顺达公司签订一份《危险品运输从业人员聘用合同书》，合同有效期为一年，之后未再续签。之后，郑建鸿仍在安顺达公司处工作。2016年12月份，郑建鸿与安顺达公司总经理符博华在电话中产生几次口角。2016年12月28日，郑建鸿未按安顺达公司要求出车，安顺达公司以给其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影响了安顺达公司对外的声誉和信誉为由，于2016年12月29日对郑建鸿进行了通报并予以处罚。2016年12月30日下午，郑建鸿来到安顺达公司总经理室，因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导致安顺达公司总经理符博华受伤，安顺达公司财物受损。当天，安顺达公司正式下发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郑建鸿违反公司管理制度为由，解除与郑建鸿之间的劳动关系。另查明：郑建鸿入职安顺达公司处，一直未享受带薪年休假，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共计38天，郑建鸿提供银行流水明细显示的最后12个月平均工资为2792元。从2011年开始，每年1月份，安顺达公司会向郑建鸿发放上一年度的年终奖金。安顺达公司解除与郑建鸿劳动关系时，未向郑建鸿发放2016年12月份工资及2016年的年终奖金。2015年起，安顺达公司施行《倒查制度》。郑建鸿认为安顺达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2017年1月份向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后郑建鸿对仲裁裁决书结果不服，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郑建鸿实际于2008年3月17日入职安顺达运输公司，担任驾驶员（兼押运员），安顺达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下发与郑建鸿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建立职工名册备查”，双方虽仅在2014年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但郑建鸿一直在安顺达公司处从事驾驶员工作，并遵守安顺达公司各项管理制度，足以确认郑建鸿、安顺达公司自2008年3月17日至2016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郑建鸿该主张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郑建鸿未按安顺达公司安排出车，给安顺达公司带来了重大损失，严重影响了安顺达公司对外的声誉，违反了安顺达公司规章制度。后郑建鸿又与安顺达公司总经理发生肢体冲突，损坏了安顺达公司财物，安顺达公司正式下发《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解除与郑建鸿之间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安顺达公司有权在郑建鸿严重违反《倒查制度》规定后与其解除劳动关系。郑建鸿诉请安顺达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应不予支持。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规定，郑建鸿入职安顺达公司处后，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共计38天。郑建鸿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2792元，安顺达公司应按照日工资收入的200%向郑建鸿支付2009年3月18日至2016年12月30日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9756元（2792元÷21.75天×38天×200%），郑建鸿要求安顺达公司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7792.9元，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应予以支持。郑建鸿离职后，安顺达公司一直未向郑建鸿发放2016年12月份工资。安顺达公司对此无异议，故郑建鸿要求安顺达公司支付2016年12月份工资2784.5元，应予以支持。郑建鸿入职安顺达公司处工作以来，从2011年开始，每年1月份，安顺达公司会向郑建鸿发放上一年度的年终奖金。在郑建鸿、安顺达公司双方2014年签订的《危险品运输从业人员聘用合同书》第五项第六款中约定：”乙方（郑建鸿）能按要求完成本年度工作目标（含业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甲方（安顺达公司）发放年终奖金”。奖金属于工资的构成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安顺达公司向郑建鸿发放的年终奖是具有周期性的，其未向郑建鸿发放2016年度奖金，应对郑建鸿2016年是否符合年终奖的发放条件及年终奖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郑建鸿诉请安顺达公司支付及2016年年度奖金8974.87元，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九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规定，遂判决：一、确认郑建鸿与安顺达公司在2008年3月17日至2016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限安顺达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建鸿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7792.9元，2016年12月份工资2784.5元、2016年度奖金8974.87元，共计19552.27元；三、驳回郑建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安顺达公司负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双方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是2008年3月17日还是2009年5月？2.郑建鸿主张2016年以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是否已超过仲裁时效？3.安顺达公司是否应向郑建鸿支付2016年12月工资2784.5元？4.安顺达公司是否应向郑建鸿支付2016年的年终奖8974.87元？5.安顺达公司是否违法解除与郑建鸿的劳动关系以及是否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3000元？一、关于双方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问题。郑建鸿主张其与安顺达公司是从2008年3月17日开始建立劳动关系，而安顺达公司主张其与郑建鸿是从2009年5月才建立起劳动关系。郑建鸿主张其提交的《押运人作业证》的签发时间是2008年6月30日，称员工必须在岗培训三个月后才会颁发这个证。安顺达公司虽然提交《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明细》证明其从2009年6月16日才开始给郑建鸿发放工资，但其无法否认郑建鸿已于2008年3月上岗培训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建立职工名册备查。”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是从2008年3月17日建立起劳动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郑建鸿主张2016年以前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安顺达公司主张郑建鸿请求的200%未休年休假工资对用人单位是一种惩罚性赔偿，不属于正常的劳动报酬范畴，应适用一般诉讼时效的规定。参照琼高法联〔2014〕2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有关问题的联席会议纪要》第30条”用人单位对已安排劳动休年休假或者已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负举证责任，劳动者对本人符合享受年休假的条件负举证责任。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仲裁时效，从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算。”的规定，因双方对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于2016年12月30日没有异议，故郑建鸿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没有超过仲裁时效，一审法院认定安顺达公司应向郑建鸿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7792.9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安顺达公司是否应向郑建鸿支付2016年12月工资2784.5元的问题。安顺达公司以郑建鸿尚未办理离职手续为由，未向郑建鸿发放2016年12月工资，于法无据，故郑建鸿请求安顺达公司向其支付2016年12月工资2784.5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安顺达公司是否应向郑建鸿支付2016年的年终奖8974.87元的问题。郑建鸿入职安顺达公司以来，从2011年开始，每年1月份，安顺达公司会向郑建鸿发放上一年度的年终奖金。郑建鸿、安顺达公司双方2014年签订的《危险品运输从业人员聘用合同书》第五项第六款中约定：”乙方（郑建鸿）能按要求完成本年度工作目标（含业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甲方（安顺达公司）发放年终奖金。”安顺达公司以双方未再续签该合同否认双方约定发放2016年的年终奖，但安顺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没有发放2016年的年终奖以及郑建鸿没有完成2016年的工作任务不符合发放年终奖的条件，故郑建鸿主张安顺达公司向其发放2016年的年终奖8974.87元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五、关于安顺达公司是否违法解除与郑建鸿的劳动关系以及是否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3000元的问题。郑建鸿主张安顺达公司违法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要求安顺达公司支付赔偿金63000元。但郑建鸿不服从公司安排出车以及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肢体冲突、损坏公司财物，安顺达公司根据公司《倒查制度》解除安顺达公司与郑建鸿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郑建鸿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郑建鸿与安顺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郑建鸿负担10元，上诉人海南安顺达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林梅审判员黄玉臣审判员刘华琪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周慧娟书记员李杰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