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浙民申86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再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刘伟，女，196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再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徐惠，女，196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经济开发区。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吴子君，北京市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曾建英，女，1974年2月2日出生，汉族，经商，户籍地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现住浙江省义乌市。再审申请人刘伟、徐惠因与被申请人曾建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7民再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伟、徐惠申请再审称：一、再审一审法院的审理超越了曾建英的原诉讼请求，违反再审审理案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照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再审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原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民诉法司法解释第40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曾建英原审诉讼请求非常明确，是要求刘伟和徐惠归还2016年9月12日的借款和利息，提交的证据是落款时间2016年9月12日的借条和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该案被指定重审后，曾建英竟然反言将上述“借款”解释为双方此前20多笔借贷关系的结算。二、依据曾建英的说辞，即使根据再审一审法院将本案审查的范围扩大至2011年6月14日至2012年5月24日，再审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也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情况。曾建英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刘伟、徐惠尚欠其1000万的事实。1.根据曾建英向法院提交的银行流水，曾建龙以卡对卡的形式向刘、徐二人转账金额为2816.7元，而不是法院认定的3251.7元。两者相差435元。2.现有证据还表明刘伟、徐惠2012年5月、6月通过朱彦娟（黄济金妻子）向曾建龙偿还200万元（尚有42.5万元没有显示）；2011年11月通过第三人张钰（根据曾建龙指定）偿还280万元；通过黄济金从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共偿还曾建龙682.1万元；通过曾建龙妻子曾建英于2011年10月10日偿还利息两笔计153450元。综上，刘伟、徐惠二人在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共向曾建龙（包括曾建龙指定的第三方）等借款4130.3万元，但此期间，刘、徐二人已向曾建龙包括其指定的第三方偿还本息计5134.56万元。3.曾建英和曾建龙起诉时将1000万的借条分在浙江义乌法院和安徽六安中院分别进行，有违常理。其目的是把1000万元的借条从时间和数量上分开，依靠虚假的证据反复使用。曾建英在公安机关介入查明了真相的情况下，改口称刘、徐二人的1000万元借款是原来的借款，即本金850万元，利息150万元。但在义乌法院多次开庭中，均不能明确指出该850万本金的出处。义乌法院和金华中院计算双方借贷数额时，采信了曾建英通过第三方向刘伟、徐惠出借款项（的证据），但却否认刘伟、徐惠根据曾建龙指令通过第三方的还款，同时拒绝刘伟、徐惠提出的请求人民法院对关键证人黄济金核实或让其出庭作证的申请，在认定借款数额时，甚至连银行流水都不看，偏信曾建英提出的数据多算了435万，导致本案及牵连的几个案子出现错误。4.关于1000万元“借款”的组成，曾建英在三次开庭时说了三种版本。这说明曾建英一直在拼凑。三、如前所述，刘伟、徐惠通过黄济金及其妻子朱彦娟向曾建英归还的款项882.1万元应当认定为本案还款。综上，刘伟、徐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认为，再审事由是指当事人据以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法院通过再审撤销或者变更生效裁判所必须具备的事实和理由。当事人必须按照再审事由范围提出原判决应予再审的理由，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对原审法院依其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作出裁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只有原审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显属不当的，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下级人民法院依法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裁判结果，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维持。本案中，刘伟、徐惠提出的申请再审事由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五项“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三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对再审事由进行审查。按照义乌市人民法院再审一审中双方当事人举证情况，借款人刘伟、徐惠曾先后向曾建英的前夫曾建龙借款二十余次，曾建龙通过自己及曾建英、案外人颜丽萍、颜某的银行账户共出借借款超过4500万元。刘伟和徐惠陆续归还3900余万元。后，2012年9月12日，刘伟、徐惠共同向曾建英出具了载明借款金额分别为200万元和500万元的借条各一张，向曾建龙出具了载明借款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三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2012年9月12日的200万元借条是否系讼争双方就前期借贷资金进行结算后形成。就此，从往来款数额看，在尚未扣除利息的情况下双方往来款存有约650万元的较大差额。刘伟、徐惠在再审一审中主张“其不欠曾建英和曾建龙的借款”，但刘伟、徐惠不能就其未能及时收回“2012年9月12日的借条”作出合理说明。相反，2013年7月19日，刘伟与曾建龙达成还款协议，其中约定“……2.乙方（刘伟）欠甲方（曾建龙）金额以实际欠条为准；3.乙方应在2013年9月5日前先还款贰佰万元整……”。2013年8月1日，徐惠与曾建龙达成的和解协议中明确注明“不包括2012年9月份刘伟和徐惠共同出具的借条”。这些内容均可以与2012年9月12日的借条相互印证。再审一、二审法院据此部分支持了曾建英要求刘伟、徐惠支付本息的诉请，具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刘伟、徐惠申请再审称其通过案外人张钰、黄济金、朱彦娟等归还的款项应予认定。经审查，对于刘伟、徐惠在再审一审中提供的张钰银行流水，再审一审法院以没有银行印章为由对其真实性未予认定。同时，再审一审法院以黄济金和朱彦娟均系案外人为由，对相关银行流水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具有相应依据。详言之，在再审一审期间义乌市经侦大队对黄济金的讯问笔录中，黄济金称“刘伟、徐惠在安徽做一房地产项目，向黄济金与曾建龙合伙的华闽公司借款，最多时有2000余万元，至今应该还有约1000万元没有归还，当时我们华闽公司借给刘伟、徐惠的资金都是以曾建龙个人名义出借的，所以现在曾建龙在起诉法院追讨这笔资金……（看过刘伟、徐惠提供的银行转账清单后）这些整笔的资金应该是刘伟归还给华闽公司的借款，其都转给曾建龙或曾建英姐妹俩的账户里了……”。这一供述虽然与刘伟、徐惠的主张相互印证，如刘伟、徐惠在再审二审庭审中陈述“我们打给黄济金以及黄济金老婆的钱是还华闽公司的借款，与本案的借条没有关系，本案的借款实际上没有发生过”。但是，经审查本案证据材料，相关协议、借条等书证中载明的权利人均为曾建龙或曾建英，均未出现“华闽公司”的内容。同时，双方当事人对于“2011年10月1日刘伟转账给黄济金100万元，当日曾建龙转给刘伟100万元；2012年5月24日刘伟转给朱彦娟200万元，当日曾建龙转给刘伟20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刘伟、徐惠主张系当日由黄济金收款又当日由曾建龙“二次放贷”，该主张存有不合理之处。至于曾建英提供的通过案外人出借借款的证据，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与银行明细相互印证，刘伟、徐惠在质证中也承认与案外人颜某等不存在借贷关系，再审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是妥当的。再审一审法院已经依照刘伟、徐惠的申请委托义乌市经侦大队对黄济金制作讯问笔录，保障了刘伟、徐惠的程序权利。刘伟、徐惠申请再审称“根据曾建英向法院提交的银行流水，曾建龙以卡对卡的形式向刘、徐二人转账金额为2816.7元，而不是法院认定的3251.7元。两者相差435元”。经审查，再审一审期间，曾建英提供的证据6银行转账明细原件四份，待证“在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期间曾建龙通过银行账户向刘伟、徐惠转账3220.5元的事实”。刘伟、徐惠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借款数额利息不应得到支持，曾建龙预先扣除了利息。曾建龙实际借给我方3000多万元”。经查，该证据所涉转账明细合计金额为2816.7万元（包括曾建龙汇给刘伟的2716.7万元，曾建龙汇给徐惠的100万元）。同时，本院注意到曾建英在再审一审中提供的证据10待证“曾建龙转账给刘伟300万元”、证据16待证“曾建龙向刘伟转账235万元”，刘伟和徐惠对于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据此，结合以上三组证据，再审一审法院认定曾建龙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先后转账给刘伟人民币3251.7万元，是正确的。另，义乌市人民法院在再审一审中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诉辩意见，就争议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并无不妥。曾建英原审诉请为要求刘伟、徐惠归还借款本息，本案不存在再审一审审理范围超出原审诉讼请求范围的问题。综上，刘伟、徐惠主张的再审事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伟、徐惠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汤玲丽代理审判员  钱晓红审 判 员  樊清正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