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3民终18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永中,男,1969年12月0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清，重庆鼎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弘婷，重庆鼎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驯良,男,1975年0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炎林，重庆市涪陵区荔枝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西勇,男,1975年04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炎林，重庆市涪陵区荔枝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审被告：郑习怀,男,1966年07月0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荣伦，重庆天亿（涪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永中与被上诉人张驯良、陈西勇，原审被告郑习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2民初2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由审判长宋丹丹，审判员郭玉梅、项江陵组成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永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清、张弘婷，被上诉人张驯良、陈西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炎林，原审被告郑习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荣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永中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驯良、陈西勇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遗漏了当事人，即应作为共同原告的重庆驯顺商贸有限公司、应作为被告的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参与诉讼，我和郑习怀不是适格的当事人，不应作为一审被告。2016年9月3日，重庆驯顺商贸有限公司与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材料（水泥）采购合同》并未被取代。2016年9月7日，我和郑习怀与张驯良、陈西勇签订的《材料（水泥）采购合同》实际上是分别作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而签订的，签订的目的是对价格的调整，这个也是符合2016年9月3日合同中约定的价格调整方式，由双方代理人进行书面确认。而且当时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驯顺商贸有限公司公司印章远在涪陵，并未在施工现场。同时施工现场没有条件重新打印出另外的合同版本，双方知识文化水平低下，没有单独列明委托代理人一栏。实际上，双方一直履行的是2016年9月3日签订的合同。退一步讲，郑习怀签字的欠条最多可以认定为其个人债的加入。2、一审对于价格调整的确认也不当。我一审中对于价格调整协议书、单据签收表中韩建松签字的三性均不认可。一审判决中有几处书写为韩劲松，有几处书写为韩建松，出现前后矛盾。实际上，我并不认识韩劲松。在韩建松或韩劲松并未到庭的情况下，其真实性未得到证实，就直接采信其签字的效力，显然不妥。该名为韩建松或韩劲松的材料员也无权对调价和结算进行签字确认。价格调整单中签字日期为2016年11月8日，实际上2016年11月3日，业主已经正式发出书面停工通知书，所有施工人员均不在施工现场。故韩建松或韩劲松不可能签字。一审法院通过郑习怀签字确认的欠条金额倒推调价单的效力不当，同时，用郑习怀个人账户支付15万元，视为是履行合同也是错误的。本身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账户被冻结，重庆驯顺商贸有限公司也以张驯良个人账户接收货款。这仍然是两个公司在履行合同。3、一审法院不顾合同中约定开票与付款之同时履行义务，认定支付货款的条件成就错误。而且，双方并未结算，不存在支付违约金的情形。郑习怀书写的欠条确认的金额及违约金，是受到胁迫后书写的。因郑习怀未保留证据维权，故现在难以进行撤销。但该欠条并未达到结算的效果。因为即使该欠条能达到结算的效果，也是郑习怀一人出具，既不能代表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也不能代表我。4、一审法院依职权作出的调查笔录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又无法律规定的依职权调取的情形，一审法院自行调查证据，违反谨慎中立立场，违反法定程序，该证据不能被适用。张驯良、陈西勇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余永中上诉是为拖延时间，其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我们是考虑到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到处欠债，不可靠，才与实际施工人余永中、郑习怀签订的第二份合同，履行的也是与余永中、郑习怀之间的合同。双方存在合法的买卖合同，结算也是结算的，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郑习怀陈述称：同意余永中的上诉意见。原审原告张驯良、陈西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判决余永中、郑习怀支付其水泥货款1843087元，并自2017年2月1日起按约定月利率3%算至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8月1日止6个月利息331756元），共计2174843元；２、本案诉讼费用由余永中、郑习怀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关于本案合同主体和诉讼主体问题。张驯良、陈西勇举示与余永中、郑习怀之间签订的《材料（水泥）采购合同》原件。拟证明：余永中、郑习怀作为甲方（购货方）与张驯良、陈西勇作为乙方（供货方）于2016年9月7日签订了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了产品名称为散装325水泥，单价330元/吨；合同单价为暂定价，在履行中随行就市；结算方式为2016年11月30日结清所有货款及超出6000吨部分货到付款，交货地点为重庆市巫山县大溪工地；甲方若不按时结款将按未付款金额每月3%月息支付违约金等等。张驯良、陈西勇还举示了建设银行涪陵分行出具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明郑习怀于2017年1月26日转账支付张驯良150000元，并备注为“同城收款-水泥货款”。张驯良、陈西勇还举示电话录音一份，拟证明原告之一陈西勇在本案起诉后与郑习怀通电话的内容表明余永中、郑习怀承认欠其水泥货款，并表示待收到工程款后即支付等。余永中、郑习怀对2016年9月7日签订的该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实际上没有履行，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重庆驯良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签了合同不放心，还要再签一个个人之间的合同，实际上都是以公司的名义签的。余永中、郑习怀同时举示了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重庆驯良商贸有限公司之间于2016年9月3日签订的一份《材料（水泥）采购合同》复印件。拟证明：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购货方）与重庆驯良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乙方（供货方）于2016年9月3日签订有买卖合同，该合同单价为265元/吨、结算方式为货到付款，其余内容与同年9月7日个人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相同。双方公司均加盖了公司印章，余永中只是作为甲方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经办人员签字，买卖关系发生在公司之间。张驯良、陈西勇对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公司之间的合同已经作废。余永中、郑习怀对该建设银行该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是张驯良、陈西勇强迫郑习怀这样打款的；对张驯良、陈西勇举示的该电话录音不予认可，认为该录音真实性无法确定，且单独一个电话不能证明是公司差钱还是自己个人差钱。双方对两个合同即2016年9月3日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同年9月7日原、被告个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均指向同一批水泥、为同一交货地点并使用在同一工地（巫山县龙头山综合货运港口工程）上均予以认可。此外，双方对张驯良、陈西勇举示的案涉重庆奉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据不持异议。该发货单据显示客户名称为重庆驯顺商贸有限公司而非重庆驯良商贸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对两个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两个合同为同一标的、同一交货地点、使用在同一工地上，公司之间签订合同后又以个人名义签订同一标的、同一履行方式的合同，系当事人各自对交易对象的自主选择，符合合同自由、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2016年9月3日在先签订的公司之间的合同，已为同年9月7日在后签订的个人之间的合同所取代。且郑习怀以个人账户通过建设银行转账支付过张驯良货款，佐证双方个人之间的合同在实际履行。此外，案涉发货单据显示为重庆驯顺商贸有限公司而非驯良商贸有限公司，亦佐证余永中、郑习怀关于实际履行的系驯良商贸有限公司与平通建设集团公司之间的合同的辩称与本案事实不符。对张驯良、陈西勇举示的2016年9月7日个人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予以采信，确认案涉水泥交易主体和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个人之间而非公司之间，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一方（购货方）为余永中、郑习怀，另一方（供货方）为张驯良、陈西勇，本案诉讼主体适格。二、关于水泥货款结算问题张驯良、陈西勇举示郑习怀出具的欠条，拟证明郑习怀于2017年1月31日代表余永中、郑习怀与张驯良、陈西勇进行了货款结算，余永中、郑习怀尚欠张驯良、陈西勇水泥货款1843087元及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事实。该欠条载明：“今欠到张驯良、陈西勇巫山大溪龙头山码头水泥货款1880271元，违约金112816元，合计1993087元，于2017年1月27日支付150000元（其中违约金112816元，货款37184元），截止2017年1月28日尚欠张驯良、陈西勇水泥货款1843087元，如该款在2017年1月31日前未支付给张驯良、陈西勇，将按月利息3%支付本金及违约利息至付清为止。欠款人郑习怀（签字、捺指印），并注明“按照当时合同对接执行。2017.1.31.”。张驯良、陈西勇还举示了建设银行涪陵分行出具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明郑习怀于2017年1月26日已转账支付张驯良150000元，即欠条中载明的150000元款项已履行兑现。余永中、郑习怀对建设银行该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是张驯良、陈西勇强迫郑习怀这样打款的。对该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异议，认为该欠条是在张驯良、陈西勇扣了郑习怀的车子和驾照的条件下受胁迫签的字，对该欠条不予认可；该欠条无效，不能作为结算依据，货款应由两公司之间进行财务结算。余永中、郑习怀同时举示了郑习怀出具的《关于“欠条”的说明》及诉讼代理人调查证人韩乐红的《调查笔录》，拟证明郑习怀当时受到张驯良、陈西勇胁迫在欠条上签字的事实。张驯良、陈西勇质证认为，《关于“欠条”的说明》系被告单方面说法，被告律师调查韩乐红的证人证言不排除韩与其有利害关系，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郑习怀并未否认其在欠条上签字的真实性，就其系受到胁迫签字的事实提交的证据仅有本人说明和证言一份，尚不充分；且其在欠条签字之前的2017年1月26日具有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张驯良水泥货款的事实；此外，从欠条形成到本案庭审时隔数月之久，郑习怀并未就撤消该欠条向张驯良、陈西勇提出请求或诉诸司法解决，对此问题，余永中、郑习怀在本案审理中无任何证据举示。据此，对余永中、郑习怀关于案涉欠条系胁迫签字无效而不能作为结算依据的抗辩难以采信。确认该欠条具有结算货款的证明力，即2017年1月31日郑习怀以欠条方式代表被告方对水泥货款及违约金等款项进行了结算。至于结算欠条中涉及的违约金款项是否合理等，属于另一待证事实，不改变双方已经结算过的事实。三、关于水泥价格调整问题张驯良、陈西勇举示与余永中、郑习怀之间签订的《材料（水泥）采购合同》，其中“六、材料价格风险的调整”项下载明：合同单价为暂定价，在履行中随行就市，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对价格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幅度以水泥厂调整函为准。拟证明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价格调整的内容。张驯良、陈西勇还举示重庆奉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出具的《价格调整确认函》、韩劲松代表被告方与陈西勇签订的《价格调整协议书》以及韩劲松2016年11月8日签字确认的《2016年巫山大溪龙头山码头工地水泥应收款结算单据签收表》。拟证明案涉水泥自2016年10月14日8时起，水泥单价从此前330元/吨调整为370元/吨；价格调整前供应水泥4033.06吨，货款金额1330909.8元，调整后供应水泥1484.76吨，货款金额549361.2元，张驯良、陈西勇共计应收水泥款金额为1880271元的事实。余永中、郑习怀对该《材料（水泥）采购合同》中“材料价格风险的调整”项下载明的内容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个人之间的合同没有履行，买卖发生在公司之间。对发货单、调价协议、结算单据签收表等单据上韩建松签字的真实性亦不持异议，但认为韩劲松无重庆平通建设集团公司和二人的授权，代表不了公司，也代表不了余永中、郑习怀，其擅自签字变更的价格无效。为查明此争议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进行了调查。调查笔录显示，张驯良、陈西勇举示的《价格调整确认函》原件确系重庆奉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出具，当时调高水泥价格的事实存在。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否认韩劲松为本公司工作人员，亦未授权其在有关水泥单据上签字。张驯良、陈西勇与余永中、郑习怀质证中对法院调查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余永中、郑习怀认为不排除水泥公司有关人员与张驯良、陈西勇串通的可能性。张驯良、陈西勇与余永中、郑习怀对2016年9月7日签订的合同末尾处手书注明“甲方收货以甲方指定巫溪龙头山码头工程材料员签字为准”系原告之一陈西勇书写，另一原告张驯良、二被告余永中、郑习怀分别在该手书注明的文字上捺指印的事实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有调价的约定，且有余永中、郑习怀指定材料员收货等约定。双方认可韩建松在发货单、调价协议等单据上签字的真实性。韩劲松非平通建设集团公司工作人员，其在案涉所有发货单据、《价格调整协议书》以及《2016年巫山大溪龙头山码头工地水泥应收款结算单据签收表》上均持续签名，张驯良、陈西勇据此持续供货，系出于对韩劲松有权代表余永中、郑习怀的信赖。并且，韩建松的一系列签字行为所确认的水泥货款数额与郑习怀后来出具欠条的货款数额以及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内容也相互吻合。纵然买卖合同中未明确指定的材料收货员姓名，但纵观全案证据，基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足以使张驯良、陈西勇有理由相信韩劲松有权代表余永中、郑习怀收货，足以让法官对韩劲松系余永中、郑习怀委托的负责收货、结算的经办人员形成内心确信。故，对张驯良、陈西勇举示的关于发货单、价格调整函及调价协议、水泥应收款结算单据签收表等一系列证据予以采信，确认案涉水泥自2016年10月14日8时起单价上调40元/吨，从此前330元/吨调整为370元/吨，调整前供应水泥4033.06吨，货款金额1330909.8元，调整后供应水泥1484.76吨，货款金额549361.2元，共计产生水泥货款1880271元的事实。四、关于收款时开具发票的问题2016年9月7日合同约定了“收款时乙方必须开具与结算金额对等的合法发票”，“乙方未提供发票，甲方不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等内容。双方对合同的该约定及张驯良、陈西勇至今未向余永中、郑习怀开具发票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就如何开具发票发生争执。张驯良、陈西勇认为，催收货款时没开发票是因为找不到余永中、郑习怀，打电话都不接，且按惯例和常理先收款才能准确开出发票，否则就会产生开发票的税费。余永中、郑习怀认为，应根据发票金额多少才付款，张驯良、陈西勇所称不切合本案的情况，这个案子没有结算。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收款时”开具发票的约定到底理解为“催收货款时”亦或“收到货款时”乃双方争执的关键所在，属于约定不明的情形。纵观合同的履行情况，余永中、郑习怀除支付少量货款后并未支付大部分货款，在付款主体问题上以其不是案涉水泥的交易对象为由提出抗辩，在发票主体问题上，又以未向其开具发票为由提出抗辩，其抗辩逻辑难以让人信服。收到款项后才能根据实收金额准确开具发票也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尤其是卖方收款时开具发票的义务属合同的附随义务，与合同的主给付义务如交付货物、支付货款等尚有主次之别，余永中、郑习怀不能以张驯良、陈西勇未先开发票为由行使履行合同主义务的抗辩权而拒绝支付货款，此乃合同法有关法理的应有旨意。故，对余永中、郑习怀关于发票问题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原审另查明，2016年5月26日，巫山县大溪港口装卸有限公司作为发包人与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巫山县龙头山综合货运港口一、二期工程施工合同》，郑习怀在承包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张驯良为重庆驯顺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涉水泥系张驯良、陈西勇向重庆奉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购买后的转卖，张驯良、陈西勇已付清该水泥有限公司的全部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张驯良、陈西勇作为卖方与余永中、郑习怀作为买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自签订时起依法成立、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应按约定全面、诚信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韩劲松在案涉发货单、价格调整协议书、水泥应收款结算单据签收表上签名系代理余永中、郑习怀的行为，其法律后果由余永中、郑习怀承担。当事人双方已经以结算单、欠条等方式对货款及违约金等款项进行结算的，应予确认；余永中、郑习怀结算后又予以否认的行为违反诚信原则，不予支持。余永中、郑习怀结算后未按照约定的期限付款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欠条中的违约金112816元系以货款本金1880271元为基数，按照月息3%计算2个月期限得来，虽然余永中、郑习怀在释明后对此并未提出调减请求，但该违约金计算标准明显过高，宜按照违约金自逾期付款之日起以不超过月息2%为限的原则予以纠正，以平衡利益，体现公平。故对于欠条中载明的逾期2个月的违约金112816元酌情减少为按照月息2%的标准计算，即余永中、郑习怀已支付的150000元中的75210.84元确定为逾期付款违约金，剩余部分74789.16元确定为支付的货款本金。至此，余永中、郑习怀实际尚欠张驯良、陈西勇货款本金为1805481.84元（货款本金1880271元-已付货款74789.16元=1805481.84元）。余永中、郑习怀在承担逾期2个月的违约金75210.84元之后，还应就尚欠的水泥货款自2017年2月1日起继续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至付清时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余永中、郑习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驯良、陈西勇水泥货款1805481.84元；并支付以该款未付金额为基数，自2017年2月1日起至付清时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张驯良、陈西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24200元，由张驯良、陈西勇负担500元，余永中、郑习怀负担237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5月26日，巫山县大溪港口装卸有限公司与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巫山县龙头山综合货运港口一、二期工程施工合同》。巫山县大溪港口装卸有限公司将重庆港巫山港区大溪龙头山综合货运码头一期、二期工程发包给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郑习怀以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2016年9月3日，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购货方）与重庆驯顺商贸有限公司（供货方）签订《材料（水泥）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单价265元/吨,价格随行就市，可根据市场行情调整。双方公司均加盖了公章，余永中以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经办）人的名义在合同上签名；张驯良以重庆驯顺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在合同上签名。2016年9月7日，余永中、郑习怀（购货方、甲方）与张驯良、陈西勇（供货方、乙方）签订了《材料（水泥）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单价为330元/吨，价格随行就市，可根据市场行情调整。结算方式及开具方式：1、2016年11月30日结清所有货款。2、超出6000吨部分货到付款。3、收款时乙方必须开具与结算金额对等的合法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四人均在合同上签名并加盖拇印。合同签订后，张驯良、陈西勇以重庆驯顺商贸有限公司名义向重庆奉节西南水泥有限公司采购水泥供应到涉案工程工地。石本孝为收货人，韩建松为复磅人进行了接收。2016年10月14日，张驯良、陈西勇制作了《价格调整协议书》，将水泥单价330元/吨调整为370元/吨。韩建松在该协议上签字。2016年11月8日，张驯良、陈西勇制作了《2016年巫山大溪龙头山货运码头工地水泥应收款结算单据签收表》，韩建松在备注栏中签名。2017年1月31日，郑习怀在《欠条》上签名，并批注“按照当时原合同对接执行”。《欠条》内容为“今欠到张驯良、陈西勇巫山大溪龙头山码头水泥货款1880271元，违约金112816元，合计欠款1993087元。大写壹佰玖拾玖万叁仟零捌拾柒元。于2017年1月27日支付壹拾伍万元整，小写150000元（其中违约金112816元，货款37184元）。截至2017年1月28日，尚欠张驯良、陈西勇水泥货款1843087元，大写壹佰捌拾肆万叁仟零捌拾柒元整。如该款在2017年1月31日前支付给张驯良、陈西勇，将按月息3%支付本金及违约利息至付清为止。同时，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法律关系只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合同一方当事人也只能向合同相对人基于合同主张权利，而不能向与合同无关的第三人行使权利。本案中，张驯良、陈西勇以其个人名义与余永中、郑习怀订立《材料（水泥）采购合同》，据此，张驯良、陈西勇应向合同相对人余永中、郑习怀追索货款。现余永中主张打破合同相对性向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张前述合同项下的义务，一是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张驯良、陈西勇设立的重庆驯顺商贸有限公司签订《材料（水泥）采购合同》在前，双方履行的是公司之间的合同。二是余永中、郑习怀的签订第二份《材料（水泥）采购合同》构成表见代理，是对公司合同的价格条款的变动。本院审查后认为，涉案两份合同，均成立有效。2016年9月3日合同签订后，张驯良、陈西勇与余永中、郑习怀又签订了合同。两份合同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对合同主要条款进行了变更，不光是合同价款的变更，亦是合同相对人的更换。张驯良、陈西勇出于对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履约能力的不信任，直接与实际施工人余永中、郑习怀签订新的合同，其认可的合同相对人是余永中、郑习怀。而余永中本身明知其代表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有《材料（水泥）采购合同》的情况下，还和郑习怀一起与张驯良、陈西勇重新签订了合同，应当是双方协商一致后达成新的合意。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9月7日的《材料（水泥）采购合同》取代了前合同，符合客观事实。余永中主张打破合同相对性要求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一审法院根据张驯良、陈西勇的主张进行审理，不存在漏列重庆驯顺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情形。审判人员 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于结算问题，一审法院是综合多种证据，即包括工地材料员、郑习怀、重庆平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的陈述，又有与之对应的相关书面凭据予以认定的。余永中孤立地分析证据，并不符合证据规则。张驯良、陈西勇供应了水泥，用于余永中、郑习怀承建的工程，现工程已经结束，郑习怀也出具了欠条予以结算。而且开具发票是合同附随义务，不具有与付款义务同时履行抗辩权利。余永中认为结算条件未成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现余永中、郑习怀并没有证据否定欠条约定内容及双方以履行行为表明的合意，一审据此做出认定并无不当。至于余永中与郑习怀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影响对外承担责任，其可以另行处理。余永中上诉称原审法院未经当事人申请主动调取证据违法。本院审查后认为，原审法院为查清本案相关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职权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制作调查笔录后又组织双方进行质证，程序并无不当。关于韩建松的书写问题，本院注意到，原审判决将其中部分书写为谐音的“韩劲松”应系笔误，不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院在二审判决中予以更正。同时，一审判决中“重庆驯良商贸有限公司”的表述亦有误，亦予指出纠正。以上瑕疵并没有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实体部分做出正确判决，本院对一审处理结果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余永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亦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200元，由余永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宋丹丹审判员郭玉梅审判员项江陵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邬昌杰书记员余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