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91刑初265号公诉机关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戴某某，男，1959年12月14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安徽某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6年5月6日被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于2017年5月6日被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监视居住。辩护人戴宇，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合高新检刑诉(2017)27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戴某某犯行贿罪，于2017年6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白飒飒、代理检察员黄小欣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戴某某及其辩护人戴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戴某某长期在合肥从事餐饮、娱乐等企业经营活动。戴某某为了取得原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宋某甲（另案处理）对其企业经营、车辆违章处理等多方面的关照，利用宋某甲的职权为其牟取不正当利益，戴某某采取为宋某甲女儿支付购房款、装修房屋，帮宋某甲情妇处理债务纠纷，送礼金等方式，多次向宋某甲行贿，共计人民币110.8万元，港币20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2010年8月，宋某甲在合肥市政务区购买融科九重锦小区X幢1701室作为其女儿宋婷婷的婚房时，戴某某通过POS机刷卡为宋某甲支付了人民币35万元的购房款，宋某甲予以收受。2.2011年10月，戴某某、潘某等人出资为宋某甲装修融科九重锦小区X幢1701室，其中戴某某实际出资人民币10万元，宋某甲予以收受。3.2012年11月，宋某甲的情人刘某1（另案处理）在香港产女，戴某某送给宋某甲和刘某1港币20万元，二人予以收受。4.2013年11月，宋某甲和刘某1的私生女刘某某“抓周”，戴某某在合肥市高新区绿城桂花园刘某1住所送给宋某甲和刘某1人民币10万元，二人予以收受。5.2014年上半年，宋某甲在情人刘某1因债务与他人产生纠纷，宋某甲安排戴某某帮刘某1解决此事，戴某某表示同意，后戴某某帮刘某1归还他人债务人民币50万元。6.2014年8月，刘某1的哥哥刘某乙（另案处理）借口举报宋某甲刘某1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向宋某甲索要人民币100万元，宋某甲安排吴某、潘某、戴某某处理此事，戴某某为解决此事，支付给刘某乙人民币5.8万元。2016年5月5日，巢湖市人民检察院侦查人员从合肥市纪委将戴某某带至巢湖市人民检察院，戴某某到案后主动供述了检察机关已掌握的部分行贿事实，并交代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行贿事实。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事实，列举下列证据证实：1.归案经过、户籍证明、干部履历表、购房材料、银行转账记录等相关书证；2.证人宋某甲、潘某、刘某1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戴某某的供述与辩解；4.视听资料。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戴某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民币110.8万元、港币20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戴某某归案后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处罚。提请依法惩处。被告人戴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自愿认罪，无辩护意见。辩护人辩称：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戴某某因宋某甲情人刘某1产女而送给宋某甲、刘某1港币20万元；因宋某甲、刘某1的女儿刘某某“抓周”送给宋某甲、刘某1人民币10万元。这些送钱行为系基于人情往来，不应当认定为行贿。二、起诉书指控的第五起犯罪即被告人戴某某帮宋某甲的情人刘某1归还他人债务人民币50万元，应当认定为借款，不应当认定为行贿。三、被告人戴某某在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接办案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归案，是自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行为构成投案自首，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处罚。四、被告人戴某某平时表现良好，无犯罪前科，系初犯、偶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上，请求对被告人戴某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戴某某长期在合肥从事餐饮、娱乐等企业经营活动。戴某某为了取得原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宋某甲（另案处理）对其企业经营、车辆违章处理等多方面的关照，利用宋某甲的职权为其牟取不正当利益，戴某某采取为宋某甲女儿支付购房款、装修房屋，帮宋某甲情妇处理债务纠纷，送礼金等方式，多次向宋某甲行贿，共计人民币51.8万元，港币20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2010年8月，宋某甲在合肥市政务区购买融科九重锦小区X幢1701室作为其女儿宋婷婷的婚房时，戴某某通过POS机刷卡为宋某甲支付了人民币35万元的购房款，宋某甲予以收受。2.2011年10月，戴某某、潘某等人出资为宋某甲装修融科九重锦小区X幢1701室，其中戴某某实际出资人民币10万元，宋某甲予以收受。3.2012年11月，宋某甲的情人刘某1（另案处理）在香港产女，戴某某送给宋某甲和刘某1港币20万元，二人予以收受。刘某1后在探望戴某某等事项上为戴某某花费9万元。4.2013年11月，宋某甲和刘某1的私生女刘某某“抓周”，戴某某在合肥市高新区绿城桂花园刘某1住所送给宋某甲和刘某1人民币10万元，二人予以收受。2016年5月5日，合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纪检监察室专案组工作人员电话通知戴某某到该委员会了解相关情况，戴某某手机关机，后该专案组工作人员电话通知戴某某妻子，让其转告戴某某，当日，戴某某来到该委员会。当晚，巢湖市人民检察院侦查人员从合肥市纪委将戴某某带至巢湖市人民检察院，戴某某到案后主动供述了检察机关已掌握的部分行贿事实，并交代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行贿事实。2016年5月6日，巢湖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对戴某某立案侦查。上述事实由以下经当庭举证、质证无异议的证据证明：1.归案经过、情况说明、户籍证明、干部履历表、购房材料、银行转账记录等相关书证；2.证人宋某甲、潘某、刘某1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戴某某的供述与辩解；4.视听资料。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第六起犯罪，即2014年8月，刘某1的哥哥刘某乙（另案处理）借口举报宋某甲刘某1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向宋某甲索要人民币100万元，宋某甲安排吴某、潘某、戴某某处理此事，戴某某为解决此事，支付给刘某乙人民币5.8万元，系宋某甲索贿，被告人戴某某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可以不认定为行贿，应当将该5.8万元从起诉书指控的行贿数额中扣减。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戴某某因宋某甲情人刘某1产女而送给宋某甲、刘某1港币20万元，系基于人情往来，不应当认定为行贿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戴某某送钱金额远远超出正常人情往来的金额，本院不予采纳。但戴某某的供述与刘某1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一致地证实刘某1在探望戴某某等事项上为戴某某花费人民币9万元，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应当在认定被告人戴某某本起行贿犯罪数额时扣减人民币9万元。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戴某某因宋某甲、刘某1的女儿刘某某“抓周”送给宋某甲、刘某1人民币10万元系基于人情往来，不应当认定为行贿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戴某某送钱金额远远超出正常人情往来的金额，不予采纳。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起诉书指控的第五起犯罪，即被告人戴某某帮宋某甲的情人刘某1归还他人债务人民币50万元，应当认定为借款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认定被告人戴某某本起事实构成行贿罪，关键需证实宋某甲具有利用职务便利安排戴某某帮其情人刘某1解决债务纠纷的主观意图以及戴某某系基于宋某甲的授意而帮刘某1支付了上述50万元。综合此节事实的全部证据，公诉机关的上述指控，证据不足。理由如下:第一，宋某甲分别于2016年9月1日12时41分至2016年9月1日16时19分、2016年9月2日10时7分至2016年9月2日11时16分分别接受讯问，在该两份讯问笔录中关于此节的记载分别系“我怕刘某1把事情搞大，我叫戴某某去帮忙平息这件事，戴某某也同意了。后面具体怎么经办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戴某某应该是出了钱的，出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刘某1跟陈某因为债务纠纷产生矛盾，我叫戴某某去摆平这件事，戴某某当时应该是出了钱的，但是具体他怎么操作的我不清楚。”但在两次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中，宋某甲供述时并未使用“平息”“摆平”等词语，“戴某某当时应该是出了钱的”等词语亦均是由侦查人员主动说出，两份讯问笔录的内容与同步录音录像不一致，没有反映出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真实性，依法不应予以采信。宋某甲的供述亦不足以证实宋某甲具有利用职务便利安排戴某某帮刘某1解决债务纠纷的主观意图。第二、被告人戴某某的供述证实上述50万元系其借与刘某1，其支付该50万元后并未将此事告知被告人宋某甲；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其并不清楚宋某甲是否安排戴某某帮其解决债务纠纷；而宋某甲亦辩解其并不清楚戴某某帮刘某1支付50万元，结合上述证据，不能证实戴某某帮刘某1支付的50万元系基于宋某甲的授意。第三，《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证据不能共同指向戴某某系在宋某甲的安排下帮刘某1支付涉案的50万元，无法排除涉案50万元系戴某某与刘某1之间的借款的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综合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对其指控被告人戴某某本起行贿犯罪的事实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不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故对上述指控，本院不予支持。对辩护人提出的本起事实不应认定被告人戴某某系行贿犯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辩护人的其它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戴某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民币46万元，港币2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戴某某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戴某某在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接办案机关电话通知（经其妻子转告）后主动归案，将自身置于办案机关的控制之下，是自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行为构成投案自首，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5年8月29日以前的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一）项、（七）项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戴某某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供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刘德鸿人民陪审员  薛 彦人民陪审员  王永清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刘玉莹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第十二条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被追诉前”，是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