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2民终33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嘉鸿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锦寓路666号409室。法定代表人：朱晓，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资平，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梅生，男，197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奇祺，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宁波嘉鸿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梅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7）浙0212民初5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梅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在诉讼时效明显已过的情况下，强行歪曲理解杨杰和胡赛丹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作为本案定案的关键证据，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中嘉鸿公司未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拒绝履行。胡赛丹说直接付到法院，让张梅生去法院拿，其行为符合“诉讼时效届满义务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表明其不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愿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故之后义务人不能再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拒绝给付”。嘉鸿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的理解完全错误，嘉鸿公司始终都未同意杨杰提出的任何讨债请求，微信聊天内容根本没有明确同意付款，根本不能作为案件判决的主要证据。一审判决不公。第一，微信聊天记录是一种电子证据，极容易删改仿造，在微信聊天记录存疑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判决定案的主要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涉案微信聊天记录是杨杰单方面提供，虽然杨杰与胡赛丹有微信聊天的情况存在，但嘉鸿公司在一审时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完整性存在质疑，嘉鸿公司更不承认微信里面有嘉鸿公司同意付款给张梅生的任何表示。另外，由于微信聊天记录属于电子证据，非常容易仿造，聊天记录中对嘉鸿公司有利的内容极容易被杨杰单方面删除，单纯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不能反映当事人完整的真实意思表示。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嘉鸿公司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拒绝履行的内容，也会被杨杰单方面删除。第二，胡赛丹在法律上并不能对外代表嘉鸿公司。嘉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朱晓，胡赛丹虽是朱晓的妻子，但只是嘉鸿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身份，对外无权代表公司作出是否付款的决定。即使胡赛丹作出同意付款的表示，在未得到嘉鸿公司同意和追认的情况下，在法律上胡赛丹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对嘉鸿公司依法不产生约束力。第三，杨杰与胡赛丹进行微信聊天时，二人都是无权代理。2017年4月微信聊天时，杨杰并不能代表张梅生向嘉鸿公司讨债，他没有出示任何张梅生已经就此债权委托其讨债的任何凭据，2013年杨杰获得张梅生的授权只是发律师函要求嘉鸿公司在7日内付款而已，此授权早已经过期失效。2017年5月以后，张梅生才委托杨杰代理本案。胡赛丹作为嘉鸿公司职工，同样始终未获得授权处理此案，她在微信聊天时也不能代表嘉鸿公司表示同意付款。第四，在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虽然杨杰多次要求胡赛丹付款，但胡赛丹并不同意杨杰的付款要求。双方微信聊天的内容主要是讨论嘉鸿公司在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象山法院）215684.08元债务案件审理的情况，胡赛丹找杨杰讨论，目的是对象山法院的案件向杨杰律师进行咨询，并有意委托杨杰担任象山案件的代理律师，由于律师代理费用太高且宁波三浪润滑元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浪公司）管理人同意和解，所以最终未委托杨杰代理。杨杰在聊天中多次要求胡赛丹付款给张梅生，但胡赛丹并不同意杨杰的要求，多次表示其只想付到法院，让张梅生去向法院拿。这个表述并不是同意付款给张梅生，其言下之意是让张梅法院打官司，法院判决明确有责任付款时才付。而且，聊天内容双方也没有就履行付款的数量、支付时间、利息等等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认定嘉鸿公司不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愿意履行付款义务，没有依据。第五，除了微信聊天记录外，张梅生根本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可以重新计算。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充分。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嘉鸿公司根本没有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任何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为双方在诉讼时效届满后达成新的还款计划，错误。张梅生辩称：一、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可看出，胡赛丹知道涉案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当时的律师函，嘉鸿公司的股东仅两人，即朱晓和胡赛丹，且两人为夫妻关系。同时，胡赛丹还担任嘉鸿公司监事，因此，从嘉鸿公司的股东关系和胡赛丹担任的职务来看，胡赛丹并不是嘉鸿公司的普通职员。涉案律师函、债权转让通知书是由朱晓转交给胡赛丹，由胡赛丹在微信中发给杨杰予以确认，当时的律师函和通知书是寄给嘉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晓，结合工商登记信息和聊天记录内容来看，胡赛丹和朱晓均已作为嘉鸿公司股东且担任职务的两人知晓了该转让事项，及杨杰代表张梅生与其交涉的内容，胡赛丹能够代表嘉鸿公司作出相关的意思表示。二、2013年涉案债权转让发生时由杨杰代理张梅生处理了债权转让事项，事后也受张梅生委托向嘉鸿公司发送了律师函。2017年5月杨杰代理张梅生就涉案债权债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杨杰就涉案债权债务的处理有委托代理权限。杨杰与胡赛丹的微信聊天发生在2017年4月，嘉鸿公司已经收到了原债权人三浪公司在象山法院对嘉鸿公司的起诉，由于律师函中记载了杨杰律师的联系方式，嘉鸿公司指派胡赛丹与杨杰律师联系来核实债权已经转让三浪公司为何起诉20多万款项的事实。涉案微信聊天记录发生在胡赛丹来到杨杰律师办公室当面交谈后的后续聊天事项。胡赛丹明确知晓杨杰代理张梅生，双方在交谈过程中，杨杰也多次提到嘉鸿公司是否要向张梅生支付涉案债权转让的13万元款项，张梅生的意思表示清楚。至于嘉鸿公司提到杨杰询问对于象山法院的案件是否还需要代理，是双方在接洽过程中，杨杰向胡赛丹表示涉案13万转让债权应从20多万中扣除，三浪公司管理人有权主张的只有4万多，杨杰可以代理张梅生与胡赛丹及嘉鸿公司先处理13万多的这部分金额后，即涉案债权转让金额处理完后，再代理嘉鸿公司去象山法院处理嘉鸿公司和三浪公司管理人的事项。整个谈话时间有先后区分，并且在谈话过程中可确认13万的金额是杨杰代理张梅生向胡赛丹主张，且在此谈话后，杨杰还代理张梅生起草了一份处理的协议发送给了胡赛丹，而嘉鸿公司隐瞒这部分后续协议的处理内容。三、嘉鸿公司提到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容易被杨杰单方删除，从嘉鸿公司二审提供的新证据来看，胡赛丹还保留着其与杨杰的聊天记录，如嘉鸿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杨杰有删减行为，可拿出胡赛丹的手机进行核实。不能单方陈述说杨杰删减了相关聊天内容。四、胡赛丹在微信聊天中多次表示20多万的金额现分为两笔，但希望把金额交给象山法院，再由法院付给张梅生，胡赛丹认定张梅生能得到13万多的款项金额，其也愿意支付，且承认这13万元自始至终要支付的。张梅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嘉鸿公司支付张梅生欠款131410.88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从2013年10月25日至嘉鸿公司实际履行日止的欠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2日，三浪公司作为甲方、张梅生作为乙方、宁波三浪环球车辆部件有限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将三浪公司对嘉鸿公司拥有的债权131410.88元全部转让给张梅生，由张梅生向嘉鸿公司主张相应权利。后三浪公司向嘉鸿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函一份，内容为：“根据我公司与张梅生在2013年9月1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贵公司所欠我公司的131410.88元债务，于2013年9月12日起转让给张梅生，请贵公司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张梅生。”2013年10月23日，张梅生通过律师（即张梅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向嘉鸿公司邮寄律师函一份，内容为：2013年9月12日，三浪公司为履行连带担保责任与张梅生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三浪公司将对嘉鸿公司的债权131410.88元全部转让给张梅生，协议签订后三浪公司已向嘉鸿公司告知该债权转让事宜。然而时至今日，嘉鸿公司仍未向张梅生履行上述债务，故张梅生要求嘉鸿公司在收到律师函后七日内向张梅生付清欠款。嘉鸿公司认可其在2013年10月底或11月初已收到三浪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函及张梅生邮寄的律师函。另认定，2017年4月11日，三浪公司向象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嘉鸿公司支付货款215684.08元（包含本案诉讼标的131410.88元），审理过程中，三浪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嘉鸿公司支付货款84273.20元。该案于2017年5月以调解结案。期间，嘉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晓的妻子胡赛丹与张梅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杰之间进行微信聊天，对本案的131410.88元债务，胡赛丹多次表示：其只想付到法院让法院做分配...会将应付的款付给法院...让张梅生去法院拿。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首先，张梅生的请求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张梅生的委托代理人杨杰与嘉鸿公司法定代表人妻子胡赛丹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提及三浪公司向张梅生转让的债权131410.88元，当杨杰问及债权转让中的13万多是否要向张梅生支付时，胡赛丹表示“把全部应付的款给法院”、“让张梅生找法院拿”，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首先，对于杨杰系张梅生的代理人，胡赛丹代表嘉鸿公司承办具体事项的代理身份双方均无异议，嘉鸿公司虽辩称杨杰当时尚未取得张梅生的授权，但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中杨杰系张梅生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之前亦受张梅生委托向嘉鸿公司发送债权转让律师函，张梅生对杨杰的代理行为并无异议，应视为对杨杰代理权的认可，而杨杰在微信中已对胡赛丹代表的嘉鸿公司提出支付的主张，符合“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情形；其次，从微信聊天记录中，胡赛丹并未否认张梅生对嘉鸿公司的债权，对于张梅生提出要求嘉鸿公司履行债务的请求时，嘉鸿公司未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拒绝履行，且表示会直接付到法院，让张梅生去法院拿。其行为符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义务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表明其不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愿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故之后义务人不能再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拒绝给付。诉讼时效从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之日重新计算。故张梅生的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次，2013年9月12日，三浪公司将其对嘉鸿公司的债权131410.88元转让给张梅生，并通知到了嘉鸿公司，故嘉鸿公司应当对张梅生履行债务。现张梅生主张嘉鸿公司支付欠款131410.88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张梅生提出的要求嘉鸿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从2013年10月25日至实际履行日止的欠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张梅生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提出要求嘉鸿公司履行债务时并未涉及该项请求，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2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宁波嘉鸿机电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张梅生支付欠款131410.88元；二、驳回张梅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928元，减半收取计1464元，由宁波嘉鸿机电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中，嘉鸿公司向本院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手机截屏）一份，拟证明杨杰与胡赛丹聊天的内容，其目的是讨论嘉鸿公司在象山法院的案件能否胜诉，嘉鸿公司是否由杨杰代理诉讼，而不是讨论杨杰代理张梅生向嘉鸿公司索要涉案债务，杨杰一审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隐瞒了聊天的真实内容。张梅生质证后认为：其对上述微信聊天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嘉鸿公司提供的该聊天记录和一审中张梅生提供的聊天记录要结合起来认定。杨杰与胡赛丹谈论了两个事项，一是嘉鸿公司与张梅生的债权转让纠纷，二是嘉鸿公司与三浪公司之间在象山法院诉讼的纠纷。两个纠纷中，杨杰律师的代理人的身份是不同的。正是由于两个诉讼的原因，三浪公司管理人在象山法院的诉讼中将21万余元的诉讼标的变更为84273.20元，扣除了131410.88元的债权转让金额。本院二审中，张梅生向本院提供嘉鸿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拟证明胡赛丹系嘉鸿公司的股东身份，并担任该公司监事，参与公司管理。嘉鸿公司质证后认为：对上述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胡赛丹虽为嘉鸿公司的监事，但不表明胡赛丹有权处理嘉鸿公司与张梅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无权代表嘉鸿公司对外作出承诺，也没有表示嘉鸿公司放弃诉讼时效或是有意愿向张梅生付款的意思表示。本院经审查认为：嘉鸿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张梅生提供的嘉鸿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该两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在下文予以阐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是胡赛丹与杨杰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否系嘉鸿公司就涉案债权债务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其又同意向张梅生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一、根据嘉鸿公司与张梅生确认的涉案债权转让相关事实，涉案债权债务的诉讼时效，从嘉鸿公司认可其收到张梅生要求其履行义务的律师函的时间即2013年10月底或11月重新开始计算。张梅生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债权债务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存在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故胡赛丹与杨杰于2017年4月份期间通过微信聊天就涉案债权债务进行沟通时，涉案债权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二、双方确认的胡赛丹与杨杰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杨杰问“债权转让中的13万多，你是不是要向张梅生付？”胡赛丹回复“我现在只想让法院分配。”“应该付的我付。”后杨杰再次问“那你这个义务如何处理？”胡赛丹回复“我就是把全部应付的款给法院。”“让张梅生找法院拿。”本院认为，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虽然杨杰要求胡赛丹明确其对涉案债务是否履行的态度，但胡赛丹以“应付的款支付给法院”等方式回复，胡赛丹并未明确同意其向张梅生履行涉案债务，且双方债权债务并未经过法院认定，因此不能认定胡赛丹就涉案债权债务向张梅生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法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本院认为，涉案张梅生的债权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对于涉案债权债务，只有嘉鸿公司作出明确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后，其才不能主张诉讼时效届满的抗辩。由于胡赛丹与杨杰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认定系胡赛丹就涉案债权债务向张梅生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故亦不能认定嘉鸿公司就涉案债权债务向张梅生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因此，嘉鸿公司主张涉案债权债务诉讼时效届满的主张，应予支持。由于胡赛丹与杨杰的聊天内容并非是胡赛丹同意向张梅生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故胡赛丹与杨杰是否有权分别代理嘉鸿公司与张梅生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已无认定必要。综上，嘉鸿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致使判决失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7）浙0212民初594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张梅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28元，减半收取14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28元，均由被上诉人张梅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丹涛审 判 员  方资南代理审判员  李新荣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高佳佳??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