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231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毅辉，男，199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凤棉，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列炳政，男，1987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显权，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毅辉因与被上诉人列炳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诉人姚毅辉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1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本案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姚毅辉的上诉请求：1.改判姚毅辉还列炳政借款本金94060元整及利息（利息自被上诉人一审起诉之日起至开始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仅以《借款借据》为证据，便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19万元本金借款属实，明显证据不足。尽管被上诉人在一审当中出示了11分《借款借据》，但所有的《借款借据》都是被上诉人预先打印好给上诉人签名的，《借款借据》仅证明借款双方有借款合意，不能证明借款已经实际支付，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收据或汇款凭条等能证明被上诉人全额向上诉人实际交付相应借款事实的相关证据。短短几个月内，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签下11张借据，按照生活常理和交易习惯，在上诉人旧债没清的前提下，被上诉人不可能再向上诉人借款，这不符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被上诉人陈述前后矛盾，显然是隐瞒自己没有全额出借的事实，而一审法院更是草率认定事实，故意偏袒被上诉人一方。被上诉人多次出借借款给上诉人，按照现有的支付方式，其大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手机银行等方式操作转账，多种转账方式不仅方便，而且有利于保存证据。纵观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其陈述可知，在庭审一开始就说全部借款都是现金支付，并向法庭提交相应的银行流水，把提现部分圈住，并结合总结的明细表，明显是向法院证明，所有的借款借据都是现金出借的。但是，上诉人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的相应的支付宝、微信支付及银行转账记录，证明被上诉人实际是通过前三种方式向上诉人出借款项，被上诉人明显虚假陈述。这时，被上诉人律师才改变陈述，称出借方式是转账及现金，被上诉人律师陈述前后不一，其陈述与证据自相矛盾，明明款项支付大多是转账，被上诉人是有证据，反而刻意隐瞒，自始至终并未向法庭出示，很明显，是为了隐藏其预先扣除利息的事实以及没有足额支付借款的事实。在双方关于事实陈述相差巨大的前提下，本案事实只有双方当事人到庭才能帮助法院查清，但一审法院没有依法传唤被上诉人本人到庭接受询问。而且关于各笔借款的金额，发生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以及出借资金来源和借款用途等相关信息一审法院均没有细查。在一审庭审中，原审法院明知道被上诉人是从事放高利贷的，而且知道被上诉人现在还有几个案件在一审法院审理当中，本案明显也是放高利贷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第二条规定，《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8条规定均指出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陈述、现金交付金额、出借人支付恩呢管理、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审查判断出借人是否完成了支付义务。虽然上述三地高院的指导意见在广东省并不直接适用，但是对同样发生在中国领域内具有相同性质的民间借贷案件应当还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一审法院无视一审时上诉人提出的诸多对抗性证据，根本没有从出借人应当承担的举证义务、款项来源、交易习惯、出借人的矛盾陈述等诸多方面进行审查，不但不传唤被上诉人到庭接受询问，在事实查明当中也是简单草率，偏袒被上诉人，其判决无法让人信服。在双方关于事实陈述相差巨大的前提下，本案事实只有双方当事人到庭才能帮助法院查清，但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传唤被上诉人本人到庭接受询问。而且，关于各笔借款的金额、发生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以及出借资金来源和借款用途等相关信息一审法院均没有细查。在一审庭审中，原审法院明知道被上诉人是从事放高利贷的，而且知道被上诉人现在还有几个明显也是放高利贷的案子在一审法院审理当中，就应当仔细审查本案，依法传唤被上诉人，查清本案事实。结合一审时相关证据可知，上诉人虽然有向被上诉人借款，但借款大多是转账形式支付，并且预先扣除利息，而11张借款借据中，多张都是利息签单，借据中的金额并未实际支付，因此这些借条是无效的。被上诉人列炳政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借据为双方借款合意不符合事实，借款借据是借款凭证而不是借款合同。二、上诉人陈述称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说过是全部现金支付，然而被上诉人在提交的取款凭证中圈出数额只是证明被上诉人有出借能力，其陈述并没有自相矛盾也没有前后不一。关于上诉人描述民间借贷的规定，都是地方性规定，与本案无关。列炳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姚毅辉向列炳政偿还借款本金19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10月1日起计至本息清偿之日止）；2.姚毅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姚毅辉因资金周转于2015年起多次向列炳政借款。案涉11笔借款的时间及金额如下：2016年5月30日借款20000元，2016年6月6日借款20000元，2016年6月15日借款5000元，2016年6月22日借款5000元，2016年7月6日借款10000元，2016年7月24日借款25000元，2016年8月12日借款15000元，2016年8月13日借款30000元，2016年8月29日借款20000元，2016年9月8日借款25000元，2016年9月28日借款15000元。上述借款共计190000元。上述每笔借款均由姚毅辉向列炳政签署相同格式的《借款借据》并交由列炳政收执。《借款借据》记载的主要内容是：姚毅辉借到列炳政现金多少元（分大小写标明），借款月利率均为20‰，计息从借款日至还款日。《借款借据》约定借款的开始时间为《借款借据》签署之日，但未约定借款期限。上述11张《借款借据》的“借款人”栏处均有“姚毅辉”的签名字样及捺印，并填写有姚毅辉的身份证号码。姚毅辉确认上述签名及捺印的真实性。列炳政提供其名下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账号为62×××77账户的《交易明细清单》（时间段：2016.5.1—2016.12.26），用以证明列炳政具有出借能力，部分款项是在出具《借款借据》前支取的，部分款项是出具《借款借据》当天支取的。姚毅辉对列炳政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借款借据》的格式版本都是由列炳政制订的，虽然《借款借据》上载明“借到现金”，但大部分款项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只有少部分是通过现金交付。《借款借据》不能证明列炳政已实际出借190000元给姚毅辉。2016年7月6日、2016年8月12日、2016年9月8日、2016年9月28日的《借款借据》均是利息签单；《借款借据》上出借人姓名“列炳政”、月利率“20‰”是出借人自行添加的，实际上借贷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为月利率10%。《交易明细清单》与《借款借据》的金额、日期不能相互对应，该《交易明细清单》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另查，在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13日期间，姚毅辉通过微信支付、银行转账的方式，共计向列炳政归还款项10笔，累计金额为24940元。具体的时间及金额如下：2016年7月1日4240元，2016年7月20日4200元，2016年7月30日2000元，2016年8月3日1000元，2016年8月13日1000元，2016年8月15日2500元，2016年8月16日1000元，2016年8月17日1000元，2016年9月6日6000元，2016年9月13日2000元。庭审中，列炳政确认出借方式为银行转账、微信支付、支付宝转账及现金交付。姚毅辉称大部分借款都是列炳政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支付宝转账，只有少部分现金交付。姚毅辉称有部分《借款借据》是列炳政通过胁迫的手段迫使姚毅辉签订的，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姚毅辉称列炳政放高利贷，要求姚毅辉将利息作为本金签订《借款借据》，并提供微信记录（大部分为语音）作为佐证，但姚毅辉称微信语音记录已由其自行删除，无法播放；姚毅辉称《借款借据》的月利率20‰是列炳政自行添加上去的，并提供没有填写月利率的《借款借据》（通过手机拍照打印出来的）予以证明，但姚毅辉的手机上并没有相应的照片原件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列炳政为出借人，姚毅辉为借款人。列炳政主张姚毅辉应向其归还借款，除了向一审法院陈述借款事实外，还提交《借款借据》作为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在姚毅辉没有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应认为，《借款借据》是原、姚毅辉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有效。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没有证据证明姚毅辉已清偿借款的情况下，姚毅辉应按《借款借据》的约定向列炳政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关于借款本金的问题，《借款借据》累计的借款本金为190000元，因列炳政、姚毅辉均确认除了银行转账、微信支付、支付宝转账外，还有部分款项是以现金的方式出借，据此，在姚毅辉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列炳政提前扣前利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列炳政主张的借款本金190000元予以确认。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列炳政诉求利息自2016年10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清偿之日止。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借据》已明确约定利息的计算方式及起止时间，且案涉借款最后一笔借款的时间为2016年9月28日，故列炳政主张利息的计算方式，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姚毅辉归还24940元的问题，庭审中列炳政代理人称均是归还利息，姚毅辉本人则称“没有具体约定”。之后，列炳政本人向一审法院出具《声明书》，声明“在不增加姚毅辉负担的情况下，为了法院更清晰处理本案的数目，本人自愿确认上述24940元为归还全部案涉借款190000元的本金”。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列炳政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且该处分并未损害姚毅辉的权益，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并确认该24940元为归还全部案涉借款的部分本金。关于借款期限，借款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据此，列炳政有权向姚毅辉催收欠款，姚毅辉应向列炳政清偿借款。综上，列炳政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姚毅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列炳政偿还借款165060元及利息（以16506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6年10月1日起计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列炳政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22元，由列炳政负担424元，由姚毅辉负担3898元。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借款本金是否为19万元。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多份借款借据均载明姚毅辉借到了相应的借款，因此涉案借款借据不仅是双方借款合意的证明，同时亦是双方款项已实际支付的凭证；其次，根据一审庭审情况，姚毅辉与列炳政均确认借款的款项支付方式多种，包括现金支付。现姚毅辉主张其仅是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行转账收取款项与其在一审陈述相矛盾，但其又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采纳；再次，若列炳政在姚毅辉出具借据后未能全额给付借款，而事实上姚毅辉却又多次向列炳政再借款，明显与常理不符。因此，姚毅辉上诉称列炳政在借款时已提前扣除利息，并未全额支付借款本金19万元的主张，因其未能提供证据推翻列炳政所举证证明的事实，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52元，由上诉人姚毅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琦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刘 欢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何美婷林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