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会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284民初2648号原告：潘耀成，男，1970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俊贤，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倩，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伟明，男，195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庆华，广东兴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潘耀成诉被告黄伟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耀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俊贤、王倩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伟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庆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潘耀成诉称：原、被告系经人介绍认识。2015年11月8日，原、被告签订《林木买卖合同书》，约定被告将位于四会市地豆镇三桂沙坪村的桉树树木（以指认的界限为准）卖给原告，总成交金额为260万元。合同还约定，由被告于2015年11月底前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支付相关林业规费等。在上述合同签订的同时，被告一并提供了《林权证》【证号：四府林政字（2004）第00570号】复印件给原告作为其指认合同标的物为该林权证载明范围内1925亩的全部成材桉树林木的界限依据。由于被告在林业局有亲戚，且向原告承诺一定能按约办理完采伐许可证，原告出于对被告的信任遂签订了此林木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打款，共计已打款255万元（包含原告已支付的40万元定金），但是被告并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理完林木采伐许可证（被告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仅仅办理了2份《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共计14.4公顷，折合216亩）。之后，被告一直找各种理由拖延办证，在原告的多次催促下被告陆续于2016年4月22日、2016年9月19日办理了6份《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以上7份《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合计43.6公顷（即654亩），远远低于最初林木合同买卖约定的标的物（林权证载明为1925亩）。而在2017年4月11日被告办理的最后一份采伐许可证，该份许可证上记载的采伐人居然是黄伟明的名字，被告属于单方违约。原告曾多次催促被告并发《律师函》让其落实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具体日期和方案，但被告均置之不理、原告也发过《解除合同通知书》，但是被告回函表示不同意解除。根据《林木买卖合同书》的约定，被告应于2015年11月底前办理完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支付相关林业规费等，但是被告逾期已接近2年，被告至今已经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林木面积不足合同约定的林木面积的一半，原告给被告留足了履行期限，但是被告均不予理睬且怠于履行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97条的规定，被告的行为已满足合同法约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原、被告应解除合同，被告应把未履行的1271亩桉木款项合计1716739.7元，扣除尾款5万元押金，剩余1666739.7元退还给原告。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及公平原则，被告应支付原告逾期办证的损失207430.7元。原告多次主动与被告协商解除合同以及退换林木款的事宜，均未果。现原告无奈只能依法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林木买卖合同书》；2、被告归还原告林木款1666739.7元；3、被告支付原告逾期办证的损失207430.7元；4、原告申请对诉求第2、3进行评估鉴定，被告返还款以评估报告的金额为准；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黄伟明辩称：一、被告于2015年经中介介绍，将位于地豆镇三桂沙坪村种植的部分成材桉树以260万元的价格卖给原告，并于2015年11月8日双方签订《林木买卖合同书》，该合同第一条约定买卖的桉树林木以被告指认的界线为准，四至界线由双方现场界定为准，本成交标的不以面积为计算单位，对成交标的，原告自行测评。签订桉树林木买卖合同不以被告林权证划定的界线为准的原因是因为被告2013年因偿还林业贷款，砍伐了承包范围内的220亩左右的桉树。被告在2015年与原告交易时，该200多亩桉树还是未成材的幼林，原告在砍伐时还见到被告在对该片桉树施肥。按市场交易习惯，两三年的桉树是绝对无人会买的。卖方更加不会卖，而且林业部门也不批准砍伐幼林。二、被告的林权证面积不等于原告可以砍伐林木的面积。首先，被告与原告成交的标的物不是按林权证的面积计算的；其次，林权证面积中包括有村民果地、村民不给种植的风水山、以及失效地（种植后成活不了的林地），林权证面积是以林地面积作计算，采伐证面积是以有林地面积来计算，可见两证面积是不相等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桉树买卖交易习惯中，强调不以林地面积计算成效标的，而由原告自行测评的原因。事实上，在涉案合同签订前原告也自行做了测评工作。原告以及原告舅父都是第一次做桉树买卖（原告曾提到开始时其是与其舅父一起合作做的），当时原告舅父与中介请了一个据说是清远市林业局的专业人员来评估测算过，他们当时预测1000亩，每亩不少于6.5吨，最终双方才签订涉案合同。现原告与其舅父产生矛盾，原告就将此矛盾发泄在被告处。这有原告的舅父的电话录音可以证实，当时原告自行测评时的人是原告自己叫来的。三、被告没有拖延办理砍伐证。事实上是原告资金不足，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林木款，一而再，再而三地迟延付款，所以才出现2016年4月22日和2016年9月19日两份补充协议。原告直到2016年11月11日合计总共支付了2550000元。从开始进场采伐到采伐完成，原告自始至终从没有对采伐范围、面积提出过任何异议。至于尚有的10亩生态林，被告在开始时并不知道该林已划入生态林，被告是在后来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搞设计时才知道。知情后，被告立刻与原告协商，并签订了保证书，双方约定原告暂扣被告5万元作为保证金，而被告保证在2018年12月30日前办理好10亩生态林的采伐证给原告（因生态林采伐证需要省林业厅批准）。事实上，该生态林的采伐证已于2017年4月11日办理完毕。被告曾在4月19日和10月31日两次通知原告组织人员砍伐，但原告却拖延至今未砍伐。综上，被告已按合同约定的所指认给原告的范围全部如期办妥相应的砍伐证，因原告逾期付款，导致双方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现原告为获取不当利益，歪曲事实，否认自己的违约行为，而强词夺理地要求被告赔偿其所为的损失，有违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原告的起诉有违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法律原则，其诉讼请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中，原告举证如下：1、原、被告身份证；2、《林木买卖合同书》；3、《林权证》；4、欠款单；5、转账凭证；6、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办理的《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7、编号为00486521的《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8、律师函；9、《解除合同通知书》及快递单、回函；10、关于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办事指南；11、微信聊天记录；12、被告办理采伐许可证提交的所有材料。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原告要证明的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原告起诉中提到的证明目的，林权证项下的成材桉树并不是全交原告砍伐，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时，被告的林木并没有抵押给银行。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是原告单方出具的欠条，被告并不认可原告所指出的是被告确认，原告主张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被告确认，但是被告并没有确认，这是原告单方提供的欠款的事实。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这些付款不能证明被告是依约支付，提醒四点注意的问题：第一点原告支付第一笔是2015.11.10，支付时间与合同约定的时间不符；第二点付款记录是原告为被告垫付办理砍伐证的费用，这在合同中没有并约定，所以和双方约定不同；第三点原告支付最后一笔付款是2016年11月11号，在这之前只支付了255万，还有5万没有支付，这5万是基于被告作出的保证而未付款，这与合同约定也不符；第四点：在原告整个付款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原、被告在合同履行中，一直用各自的行为对双方的合同进行不断的修改、变更。对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原告提出的这些证据要证明目的，另对证据7补充砍伐证写被告的名字的原因当时原告要求解除合同，且不配合被告办理砍伐证，而且该砍伐证项下的林木属于生态林，生态林的砍伐是要省一级办理审批，砍伐的名字和林权证的名字一致，所以砍伐证就办在被告的名下。对证据8、9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提到的内容，这证据是原告单方作出的，是原告为了获取不当利益而实施的单方面行为。对证据10没有异议，不认可原告提出的证明目的，被告的林权证没有抵押给银行。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第一没有微信聊天的原件，第二聊天的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不清楚。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有异议，具体质证意见和证据7一致。经本院审核，原告对证据1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对证据2、3、4、5、6、7、8、9，被告有异议的是证据的证明对象，而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相关联，故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10，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以认定；对证据11，原告并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该聊天记录的当事人的身份，证据缺乏真实性，故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12，被告有异议的是证据的证明对象，而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认定。诉讼中，被告举证如下：1、林木买卖合同书；2、补充协议；3、欠款单；4、保证书；5、告知书；6、办理砍伐申请资料；7、案外人的桉树买卖协议。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合同对买卖标的物的数量是没有具体约定，但是对买卖标的物的界止作出了具体的约定，就是以甲方指认的林权证的界限为准，在签订合同时，被告提供了其林权证复印件，林权证复印件载明买卖标的物的范围是1925亩之内的林木，原告可在此范围内进行测评。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这恰好证明原告没有违约，而被告违约，按照合同书的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被告应在2015年11月底办理林木砍伐手续并支付相关林业规费，但是被告却没有按时履行，并且也没有自行缴纳相关的林业规费，在被告的要求下，原告垫付了林业规费并且同意变更支付合同款项的时间，以支持被告资金短缺所导致的合同有可能难以履行的情况，实际上也证明了原告对于履行合同积极的态度，该证据也没有对林木买卖合同书所指认的林木界址范围作过任何变更，两份补充协议原告已绝大部分履行完毕，尚欠500000元，是因为被告没有继续履行合同，协助办理砍伐证，因此原告行使抗辩权，所以至今没有支付50000元。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要证明事实的质证意见与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在2016年10月9日原告已支付了160万，原告提交的证据5里有一张转账凭证的汇总表，汇总表有提到至2016年9月19日包括了林业规费合共160万，这证明了规费是原告代被告垫付的，而合同约定这林业规费应该是被告支付的。对证据4，该证据没有原件，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5，原告没有收到，没有看到过。对证据6，原告不清楚，且被告从未告知过原告，这可从原告自身的举证可以反映出来，原告提供的证据3和证据11都可以印证原告不知道被告的证据6项下的林木在2013年进行过砍伐，我们是直到今天才知道2013年砍伐的事情。对证据7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由法院确定，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是原、被告之间交易的合同。虽然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但从该证据可以证明桉树买卖是以面积作为成交计算的单位。经本院审核，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原告有异议的是证据的证明对象，而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相关联，故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4，该证据的内容主要涉及到有10亩的生态林未砍伐，原告扣押了50000元作为押金至今未支付给被告，而对该情况，原、被告双方是确认的，故本院认定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相关联，予以认定。对证据5，该证据是被告单方出具，原告称没有见过或者收到过该告知书，且被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原告收到过该告知书，该证据缺乏真实性，故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6，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相关联，故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7，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予认定。诉讼中，本院应原告的调查取证申请向四会市林业局调取了原告在2013年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有关资料和办理编号为00357743、00357744、00807605、00807606、00807610、00807611、00807612、00807613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有关资料。原告认为调取上述资料是为了查清被告是否还有抵押的林木和是否还有其他成材林的情况，如果林权证项下还有抵押未砍伐的林木，原告应该继续可以砍伐。原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根据林业局提供的资料反映，在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林权界址1925亩范围内，目前只办理了654亩，另外对于2013年砍伐的情况，原告是不知情的，今天通过被告的答辩和法庭出示的证据才知道这个情况，被告在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披露，是完全隐瞒了。还有该证据也证明了在1925亩的林权证范围内尚余1000亩左右的桉树未办理采伐证。被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于法院从林业局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第一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要求法院调查取证的目的，第二该材料反映了2013年砍伐的事实，在2015年签订合同时，当时有人和原告当场指认界限的，并不是都是林权证项下的面积。第三原告把林权证的面积等同于砍伐面积是常识错误，根据林业规定，砍伐面积是按林业工程师实地勘察的面积为准，砍伐证的面积远远少于林权证的面积。经本院审核，对向四会市林业局调取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综上本院认定的证据，结合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11月8日，原告潘耀成和被告黄伟明签订《林木买卖合同书》，约定：被告将位于地豆镇三桂沙坪村的桉树林木卖给原告（以被告指认的界线为准），由原告自行组织砍伐，四至界线由双方现场界定为准；成交标的不以面积为计算单位，对成交标的，原告自行测评；原告必须在2016年12月底前砍伐完毕；林木总成交金额为2600000元，在签订本合同之日支付定金400000元，在被告办理林木采伐证后（2015年11月20日前）缴交林木款400000元，余款原告分两期支付；原告在采伐完成30%时，支付林木款800000元，采伐完成至60%时，必须支付完余下林木款1000000元，原支付的定金转为林木款；被告在2015年11月底前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并支付相关林业规费；本合同一经签订，双方不得悔约；如果被告违约，中途收回林木的，除要退回原告支付的林木定金和林木款，并支付原告违约金100000元；如原告违约，中途退出合同，所支付的林木款不予退回，所支付的定金作为违约金赔偿被告，同时，被告有权向原告追缴余下的林木款；如原告不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支付被告林木款的，被告有权停止原告采伐行为，直至原告按合同约定缴交完林木款；如原告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采伐（如出现极端恶劣天气除外），被告有权终止原告采伐行为，剩余的林木无偿归被告所有；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5年11月10日向被告转账400000元。被告于2015年11月18日取得了编号为00357743（采伐面积为7.6公顷）、00357744（采伐面积为6.8公顷）的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于2016年4月22日取得了编号为00807605（采伐面积为8.6公顷）、00807606（采伐面积为0.4公顷）的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于2016年9月19日取得了编号为00807610（采伐面积为7.2公顷）、00807611（采伐面积为9.9公顷）、00807612（采伐面积为0.8公顷）、00807613（采伐面积为2.3公顷）的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于2017年4月11日取得了编号为00486521（采伐面积为0.67公顷），上述7份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合计采伐面积共为44.27公顷（即664.05亩）。2016年4月22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第二期付款方式及金额方面，原告应付金额为800000元，现因原告自己资金周转原因，先预付400000元，余下400000元自签订协议之日起每天支付50000元的方式，直至支付完为止；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宜。2016年9月19日，原、被告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第三期1000000元付款方式，由于原告资金原因，经双方协商，订立如下补充协议；总标的为第三期林木款1000000元，原告自领取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之日起每十天支付200000元以上给被告；原告应如实告知被告每天调运木材的数量，若十天内调运木材折货款超出200000元的，超出的部分按70%扣除支付原告作林木款（超出部分可以作为支付下一期林木款），直至结清第三期款项1000000元止，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宜。且原告于2016年9月19日向被告出具《欠条》确认未付桉木款1000000元。2016年11月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保证书》，被告保证尽快办理属于生态林部分的砍伐证，如在2018年12月30日前未办理砍伐证，且未能让原告砍伐桉木，被告愿意赔偿原告损失100000元；被告确认同意原告在合同尾款扣押50000元作押金，待办理好砍伐手续时付清。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原告共支付被告2550000元（包括了原告代被告缴付的林业规费）,尚有合同尾款50000元作押金未支付，原告共砍伐了43.6公顷（即654亩）的桉树林，已办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而原告未砍伐的桉树林为0.67公顷（即10.05亩）。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林木买卖合同书》、《补充协议》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原、被告应当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现原、被告双方因对合同标的的范围产生讼争。原告认为合同标的是被告名下林权证的所有1925亩林木；被告则认为是原告已经砍伐的林木及原告拒绝砍伐的10.05亩桉树。对此，原、被告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书》，约定：“被告将位于地豆镇三桂沙坪村的桉树林木卖给原告（以被告指认的界线为准），由原告自行组织砍伐，四至界线由双方现场界定为准；成交标的不以面积为计算单位，对成交标的，原告自行测评；”，根据该合同约定，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被告名下所有1925亩林木就是合同标的，而是通过现场界定，但双方并未提交现场定界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本院唯有综合情况来评判合同的标的范围。首先，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原、被告双方在《林木买卖合同书》，约定：“林木总成交金额为2600000元，在签订本合同之日支付定金400000元，在被告办理林木采伐证后（2015年11月20日前）缴交林木款400000元，余款原告分两期支付；原告在采伐完成30%时，支付林木款800000元，采伐完成至60%时，必须支付完余下林木款1000000元，原支付的定金转为林木款；”和2016年9月19日，原、被告再次签订《补充协议》，且原告向被告出具《欠条》确认未付桉木款1000000元。也就是说，在2016年9月19日双方均确认合同已经履行到60%，且原告需支付货款1000000元。如果按原告所诉，标的为1925亩林木，合同履行还不到30%，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其次参照本地桉树林木的价格为每亩在5000元左右，原、被告在就未砍伐的10.05亩林木协商的价值也认为是50000元。原告已经砍伐的林木为654亩，价值在3270000元左右，已经在合同标的2600000元之上。综上所述，原告诉称合同标的物应当是被告名下1925亩林木的诉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潘耀成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减半收取1083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潘耀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昌盛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赵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