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111民初6457号原告：朱可义，男，1948年10月13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原告：朱可芹,女,1954年7月2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原告：朱可虎,男,1964年11月29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以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礼华，江苏兴天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可龙,男,1962年5月28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第三人：邵余美，女，1963年6月6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乃翔，江苏苏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可义、朱可芹、朱可虎与被告朱可龙、第三人邵余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可义、朱可芹、朱可虎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许礼华，被告朱可龙、第三人邵余美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唐乃翔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第三人邵余美因与本案诉讼标的具有利害关系，经邵余美申请，本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朱可义、朱可芹、朱可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三原告各77743.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的母亲于1982年去世，父亲于1994年去世。浦口区××街道××社区××居民小组×号房屋系父母留下的遗产。原、被告曾在父亲去世后的1994年8月5日，达成均分父母遗产的协议。现父母遗留房屋于2013年10月1日以朱可龙一人的名义拆迁，总拆迁利益为310974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求平分此房产的拆迁利益。被告朱可龙辩称：同意按分家协议来分割。第三人邵余美辩称，本案可能存在原、被告之间故意串通虚假诉讼，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被告与第三人系1986年11月份结婚，××街道××村××组×号房屋系被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于2006年建造，2011年重新建盖的，2012年加盖。邵余美于2016年10月诉讼离婚，2017年8月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离婚。在离婚诉讼中，法院重点审查了××组×号房屋，及拆迁利益的相关情况，并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南京市中院判决前向本案被告朱可龙释明其在离婚诉讼中所辩称的××组×号房屋为祖产应该由姊妹四人共同继承的理由不予支持，可另案主张，否则中院将进行处理。故在今年8月2日朱可龙代理人又代理本案三原告诉至本院，中院以该房屋有案外人起诉为由暂时不予处理，故第三人认为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涉案房屋一直为被告和第三人共同共有，在××镇政府的住所证明以及2013年拆迁时候相关单位所做的产权调查，均明确××组×号房屋一直以来均系被告与第三人一家居住，也由被告、第三人出资建盖、翻新；三原告早已于80、90年代各自成家，其中朱可义、朱可虎均经过拆迁，朱可芹也早已嫁至邻村，根据农村传统习俗和常理不可能存在原告主张的分家协议，且原告主张分家协议形成1994年，而在1994年至今的20余年中，三原告从未对涉案房屋权属主张过任何权利，从未对被告及第三人提出任何异议，在拆迁安置时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甚至在被告处置拆迁安置房产时候没有提出异议，却在第三人和被告离婚诉讼将要终结，法院释明不利后果后起诉，显然有违常理。也远远超过了法律最长诉讼时效。原告所主张的拆迁赔偿款310974元也并未实际给付被告与第三人，拆迁协议中明确载明作为安置启动资金。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朱可义、朱可芹、朱可虎与被告朱可龙系朱世贵、董香英所生子女。董香英于1985年12月去世，朱世贵于1994年10月12日去世。第三人邵余美与被告朱可龙于1986年11月29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二女：朱邵婷、朱邵晓；2016年10月9日，邵余美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本院要求与朱可龙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本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5月8日判决双方离婚，对于××街道××村××组×号房屋拆迁后的三套安置房以及朱可龙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内的300000元，因存在案外人利益，本院不予处理。后邵余美、朱可龙均不服上述判决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7年8月11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1994年8月5日，原告朱可义、朱可芹、朱可虎与被告朱可龙就其父母生前名下房屋分配订立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1、兹有××村××生产队朱世贵膝下有4子女，其中三个儿子一女儿，长子朱可义、女儿朱可琴、二儿子朱可龙、三儿子朱可虎。2、父母生前名下有5间砖房和后院2间披房共计215平方，因生前所有的赡养费和生老病死、后事的开支均由4个子女共同承担，遵照老人的生前意愿4个子女共同商量一致决定5间房屋、2间披房由三个儿子和女儿共同拥有。在无任何争议的情况下，协议为一式四份，协议人各执一份，望共同遵守。自签字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再查明，2013年10月1日，南京市浦口区××街道拆迁办公室与朱可龙签订《村庄整体搬迁安置协议》，就朱可龙居住的××街道××村××组房实行置换安置。该协议载明，朱可龙享受的安置人数为4人，主房（砖木）245.37平方米，主房补助费为291990元，主房补助款暂不支付，作为安置启动资金。安置后一次性结算，多退少补。该房屋附属物及其它补助费18984元。上述事实有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产分配协议》原件一份、本院（2016）苏0111民初7596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1民终6049号民事判决书，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庭审陈述在卷证实。本院认为，案由应反映案件所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中，原告主张所诉争的法律关系主要是：原告对其父母遗留房屋各自继承份额因村庄整体搬迁被朱可龙以个人名义搬迁安置后所取得补偿款进行分割，原告诉讼请求的请求权基础属于侵权诉讼中的债权请求权，故本案案由应为侵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虽提交了“房产分配协议”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就其父母遗留房屋进行了继承，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父母遗留房屋是否真实存在；如其父母确有遗留房屋，该房屋是否包含在朱可龙于2013年10月1日与浦口区××街道所签订的《村庄整体搬迁安置协议》中所涉房屋中。虽然被告朱可龙对原告的上述主张均表示认可且同意按“房产分配协议”分割搬迁补偿所得款项。但第三人邵余美则明确否认上述事实。基于本案的处理结果与邵余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经邵余美申请，本院依法将其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此过程中，原告及被告一再反对邵余美参加本案诉讼，不仅缺乏法律依据，亦有违常理。邵余美作为本案利害关系人，当然有权就系争房屋陈述意见并提出抗辩主张。基于被告与第三人目前的婚姻状况以及利益冲突，被告对于原告诉讼请求的认可亦不能当然地产生自认的法律效果。即使如原告所述其父母确有遗留房屋，该房屋包含在朱可龙于2013年10月1日与浦口区××街道所签订的《村庄整体搬迁安置协议》中所涉房屋中，但该房屋因村庄整体搬迁已灭失而不存在，原告不能再行使物权或物上请求权，只能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而侵权责任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于1994年8月5日签订《房产分配协议》，而其所主张父母遗留房屋于2013年10月因村庄整体搬迁而灭失；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询问原告为何在案涉房屋搬迁时未主张相关权益，其表示因当时有协议，不管何时拆迁原、被告双方都会按照协议分割财产。因此，本院认为，基于原、被告的身份关系，原告应当知道其所主张的房屋因村庄整体搬迁于2013年10月已灭失，因此诉讼时效应自2013年10月1日开始计算，原告于2017年7月31日才向本院起诉主张对案涉房屋搬迁安置后所取得补偿款进行分割，而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此期间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因此原告的民事权利而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其权利的保护，故对原告要求分割案涉房屋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朱可龙对于原告诉请的认可，因其与原告之间并无争议，其可自行向原告清偿，本院对此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可义、朱可芹、朱可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872元，由原告朱可义、朱可芹、朱可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小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周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