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黑09行终33号上诉人周振儒，男，1947年8月4日出生，住所地黑龙江省勃利县。被上诉人勃利县公安局，住所地黑龙江省勃利县。法定代表人滕云，该局局长。负责人孙玉锋，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杨红凤，勃利县公安局法制科副科长。上诉人周振儒与被上诉人勃利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人民法院(2017)黑0904行初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振儒、被上诉人勃利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孙玉锋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红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原告周振儒因要反映工资和关矿赔偿问题，分别于2014年8月7日、2014年8月21日、2017年4月3日三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其训诫后，送至马家楼和久敬庄分流中心，后被接回勃利县。勃利县公安局立案后，收集了相关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对原告分别作出了行政拘留五日、十日、五日的行政处罚，并在决定书中告知了复议权、诉权和维权期限，且均已经执行完毕。原告周振儒因对三次行政处罚行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判决认为，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故被告勃利县公安局对原告的违法行为有管辖权。被告勃利县公安局依职权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进行处罚，主体适格。本案经被告受案、调查、处罚审批、告知并依法送达处罚决定书等过程，符合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根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勃利县安全生产监督和煤炭管理局关于对周振儒依法治访的请示》、《关于周振儒进京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认定原告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欲非访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给予周振儒行政拘留五日、十日、五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本案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拘留行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行为，而训诫并不在治安行政处罚种类中，不是行政处罚行为，故被告的处罚行为不属于“重复处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振儒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50.00元，由原告周振儒负担。上诉人周振儒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由周振儒投资的庆安煤矿二井于2000年被勃利县煤炭局关闭，并且庆安煤矿被关闭后的工资款项也不知所踪。周振儒从2003年开始信访诉求，由于在地方政府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周振儒到北京进行信访，勃利县公安局作出对周振儒三次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一审庭审中勃利县公安局并未出示周振儒违法的证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关于对周振儒依法治访的请示、关于周振儒进京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等相关文件，并未说明周振儒在上访时采取过激行为及有扰乱中南海、天安门周边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不能作为证实周振儒违法的证据使用。二、依据法律规定，公民到中央政府走访不属于违法行为，非正常上访与非法上访是不同层次的概念。周振儒在北京上访时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行为或者寻衅滋事、毁坏公物等行为，因此周振儒不是非法上访。训诫是一种极度轻微的警告，只能证明周振儒有上访行为，不能证明周振儒有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周振儒不符合行政拘留的条件，勃利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对周振儒行政拘留的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周振儒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上诉人作出的W勃公（青）行罚决字（2017）003号、勃公（治）决字（2014）第141号及勃公（治）决字（2014）第1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依法赔偿上诉人误工费、经济和精神损失费；3.按《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解释》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暂行规定》，追究相关人员领导的法律责任；4.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切费用。被上诉人勃利县公安局辩称，一、周振儒三次到北京中南海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其在北京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查获并进行了训诫，训诫书的训诫内容第四项明确告知被训诫人周振儒“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焦，你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听劝告阻，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周振儒被遣返回勃利县后，勃利县公安局受理该案，周振儒在询问笔录中承认违法事实。勃利县公安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前收集周振儒违法的相关证据，并且在一审庭审中出示了相关的证据。二、《信访条例》规定，采取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依法向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走访，周振儒未通过正常渠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信访事项，到中南海周边地区走访的行为，属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并且周振儒因该违法行为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该训诫书是周振儒违法的证据。勃利县公安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一款二项的规定，对周振儒进行行政处罚是正确的。综上，勃利县公安局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周振儒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得当，依法应当给予维持。上诉人周振儒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通知书复印件一份，该组证据证明上诉人需要走信访。被上诉人勃利县公安局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程序是否合法无关联。被上诉人勃利县公安局未向二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依据进行全面审查，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的规定，周振儒的户籍所在地及居住地均为勃利县，故勃利县公安局具有管辖被诉行政处罚案件的行政职权。勃利县公安局在作出勃公（治）行罚决字（2014）第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之前，通过调查取证，收集的勃利县安全生产监督和煤炭管理局、勃利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于2014年8月8日出具的《关于周振儒进京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周振儒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周振儒于2014年8月7日到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周边地区走访。勃利县公安局在作出勃公（治）行罚决字（2014）第1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之前，通过调查取证，收集的勃利县安全生产监督和煤炭管理局、勃利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于2014年8月25日出具的《关于周振儒进京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周振儒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周振儒于2014年8月21日到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周边地区走访。勃利县公安局在作出勃公（青）行罚决字（2017）第0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之前，通过调查取证，收集的勃利县安全生产监督和煤炭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对周振儒依法治访的请示》、勃利县安全生产监督和煤炭管理局、勃利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于2017年4月4日出具的《关于周振儒进京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周振儒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周振儒于2017年4月3日到天安门周边地区走访。依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的规定，周振儒应当通过合法有序的渠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信访事项。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周边地区及天安门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走访，故周振儒到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周边地区及天安门周边地区走访的行为，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的非正常上访。勃利县公安局依据法定程序，对周振儒作出三次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该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周振儒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周振儒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崴审判员 石 军审判员 李文军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