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117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世模，194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资阳市雁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百祥，四川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本正，四川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八宝街***号。法定代表人：祝年贵，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建工雅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雅安市雨城区西康路东段132号法定代表人：唐海平，总经理。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佑嘉，四川选择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欣，四川选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世模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公司）、成都建工雅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雅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6民初2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世模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7）川0106民初2654号民事判决；二、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支持陈世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的以下事实不全面、不准确或错误，应予纠正。1、一审判决中对《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存在明显的断章取义。该明细表还载明“公司应收项目部税费3129600元（暂按4800万元×6.52%计算），公司已收税费1917790.44元”。该明细表中载明的工程收款合计44989060.75元与（2010）川民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建工集团公司收款一致；载明的已向项目部拨工程款43053025.62元与陈世模提供的原始转账凭据及原始账目统计表总金额40754372.5元不一致；明细表中“暂按4800万元×6.52%计算”与陈世模提交的《四川成都军供站接待大楼项目现场纪要》中载明的按最后收工程款总额5.2%收管理费的承诺明显不一致。2、一审认定“2012年1月12日，陈世模向建工雅安公司签署《承诺书》……”，该段事实不准确、不全面，避重就轻。该《承诺书》还载明“本人承诺：该款用于解决本人在该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外的借支垫款、对外采购、分包等一切债务。基于本工程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与公司无关”，该内容才是承诺的核心内容，一审法院认定的仅仅是对700万元结算事实的客观描述。3、一审认定“经本院释明，各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项目工程目标责任书》及相关内部承包协议等文件”的事实系明显错误认定，与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四川成都军供站接待大楼项目现场纪要》载明的内部承包相关内容完全相互矛盾，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不提及和认定，应予纠正。事实上，陈世模在一审中提交了两份《四川成都军供站接待大楼项目现场纪要》，载明“同时提出这个项目是我们建设局、市建总公司总承包公司第一个独立由项目经理全权承担建设的项目”，结尾有成都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总承包公司盖章；还载明“人、物、财包括垫资由第二项目部老陈负责，公司什么都不管，只是检查。该项目也是你老陈带来的，所以今天跟你们项目部表个态：公司在今后军供站项目中少收30万元管理费，里如果这次国家五部委验收后印象好，公司奖励军供站项目部20万元。公司在军供站项目中按最后收工程总款总额的5.2%包括税收在内包干……淩总说，不管今后怎么变，只要公司存在都认账”，结尾有成都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总承包公司盖章。4、一审不对陈世模提交的最为关键的所有原始银行转账凭证、记账凭证及原始账目统计表予以认定，应予纠正。陈世模认为法院应认定以下基本事实，18份记账凭证及相对应的银行转账凭证载明了陈世模1996年至1999年期间收款共计2774万；凭票报账原始账目统计表载明的陈世模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收到建工集团公司拨款8803944.5元；《成都银行转账单》载明2012年1月13日陈世模收到建工雅安公司拨款4210428元，陈世模共计收到拨款40754327.5元。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全面、不准确或明显错误认定，作出了对陈世模不利的判决，二审应予纠正。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已履行完毕支付工程款义务系错误认定。1、陈世模在一审中提交的两份《四川成都军供站接待大楼项目现场纪要》明确载明了建工集团公司按照工程款总额的5.2%收取管理费，并在此基础上少收30万元，该承诺中明显有管理费收取比例及税费承担的内容，一审却认定“无法确定陈世模承办涉案工程应向建工雅安公司交纳管理费比例及相关费用如何承担等问题”。2、一审中认定建工雅安公司已向陈世模承包的项目部支付43053025.62元错误。《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载明的该金额与陈世模提交的原始记账凭证、原始银行转账凭证及原始账目统计表合计陈世模收到的总金额40754372.5元明显不一致，且被上诉人一审过程中经法院释明后拒绝提供原始的银行流水及会计账簿核对。陈世模提供的该明细表为复印件，“项目经理”处并没有任何签字盖章，仅有建工雅安公司盖章，且该份证据原件在建工集团公司处；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该明细表也为复印件，“项目经理”处有陈世模签字字样，而陈世模当庭表示该签字不是其签署；因此，在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同样证据存在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下，不能因为该明细表打印字体的部分内容一致就认定陈世模已收到被上诉人所支付的43053025.62元。综上，关于陈世模是否已经到43053025.62元应当以最为原始的记账凭证、银行转账资料及账目统计表为准，而不应以仅有复印件，且部分内容明显矛盾的《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为依据。3、一审中认定“陈世模提交的《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中在收款合计一栏中手写‘加700万元’……故建设集团公司、建工雅安公司抗辩手写的‘加700万元’内容系后来添加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该认定避重就轻，应予去除。陈世模提交该证据的目的仅在于证明其自认截止2014年4月1日已收到案涉工程业主方支付的工程款44989060.75元，而700万元工程款属2011年12月29日业主方直接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这个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也进行了认定，因此，一审法院关于该700万元的认定纯属于为了转移上诉人的注意力，属避重就轻。4、一审中认定“根据陈世模向建工雅安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内容，陈世模已明确涉案工程款与建工雅安公司已结清……能够确认陈世模所作出的《承诺书》未显失公平”，该认定系歪曲事实。该判决曾认定“成都军供站工程公司应收英煌公司、成都军供站工程款已结清。本人经过与公司财务部门核对，公司应支付本人、项目部4210428元。”，其认定明显是被上诉人与英煌公司、成都军供站之间的工程款已结清，并不是陈世模与建工雅安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已结清；一审的认定存在明显的前后矛盾，且《承诺书》中也并没有载明“陈世模与建工雅安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已结清”的字样，因此，上述认定明显歪曲事实。综上，一审法院就被上诉人已履行完毕清偿义务的认定，明显与本案的客观证据不符，就上述认定与陈世模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且根据陈世模提供的证据可以直接得知被上诉人均没有履行完毕工程款支付义务。由此可知，一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已履行完毕工程款支付义务的认定属于明显缺乏证据支撑，应予改判。三、两被上诉人应当共同向上诉人偿还欠付的工程款。1、一审对陈世模提交的两份《四川成都军供站接待大楼项目现场纪要》、原始记账凭证、原始银行转账凭证及原始账目统计表均未提及，没有予以认定，更没有说明不予认定的理由，而是径行采信了被上诉人提交的仅有复印件或相互矛盾的证据，且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载明的数据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明显矛盾的情况下，仍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问题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进行了账目的核对，而一审中上诉人也多次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法院依法向被上诉人调取涉案工程的相关银行流水及会计账簿，同时，一审法院也责令被上诉人提交涉案工程的相关银行流水及会计账簿，主审法官也释明该证据应当由原审被告提交，但被上诉人均表示不提供相应的银行流水和会计账簿等能够证明其足额支付工程款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原则，陈世模已经举证收到工程款的全部银行流水和财务账簿证明其实际收到的款项，而被上诉人没有举证期实际支付给上诉人工程款的证据，则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上诉人认为，工程款对账应视对所有记账凭证进行梳理、核对，不能因为有签字或盖章就直接认定账目清楚明晰，而应当以记账凭证中载明的客观数据为准。仅凭相互矛盾以及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复印件《承诺书》、《军供站收付款明细表》就认定上诉人已履行完毕工程款支付义务，明显与客观证据不符，有违民法最基本的公平原则；况且，结合上诉人提供的《民事判决书》、《四川成都军供站接待大楼项目现场纪要》、原始记账凭证、原始银行转账凭证和原始账目统计表等证据能够强有力的证明被上诉人尚欠陈世模工程款6061076.4元。3、建工雅安公司在《军供站收付款明细表》中进行了盖章、在分配700万元过程中均是以自己的名义与陈世模进行分配，以自己的名义向陈世模支付4210428元工程款，对陈世模的信访进行了回复；同时，一审也认定“建工集团承包涉案工程后，由建工雅安公司组织施工”，可见，建工雅安公司和建工集团公司均是利益的获得者，根据公平原则，两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两被上诉人应共同偿还6061076.4元工程款及相应的利息。综上，请求对陈世模提交的所有证据进行认定，特别是两份《四川成都军供站接待大楼项目现场纪要》、原始记账凭证、原始银行转账凭证及原始账目统计表，责令被上诉人提供案涉工程的银行流水及会计账簿与陈世模进行账目核对，若被上诉人拒绝提供上述原始证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上诉人提供的原始、合法有效的证据，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请求。建工集团公司、建工雅安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载明：“工程收款合计44989060.75元，已向项目部拨工程款43053025.62元，项目部欠公司税费1211809.56元”正确。一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提交《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作为证据，两份证据上的数额均一致，该表载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04年就涉案项目办理第一次结算，确认工程收款合计44989060.75元，被上诉人已支付上诉人43053025.62元，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税费1211809.56元。上诉人财务负责人王前华与被上诉人签署《军供站工程项目部用款汇总表》，确认上诉人项目部在被上诉人实际用款金额。被上诉人提交的《工作记录》及上诉人提交的《王前华情况说明》均证实《军供站工程项目部用款汇总表》及其上王前华签字的真实性。《军供站工程项目部用款汇总表》上金额与《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关于成都军供站接待楼工程案件的情况说明》上的金额一一对应，充分说明了被上诉人于2004年办理第一次结算时，已实际支付上诉人43053025.62元，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税费1211809.56元。二、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1月12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的主要内容正确。上诉人于2012年1月12日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承诺军供站工程款已结算，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财务核对，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4210428元，基于军供站工程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由上诉人承担，与被上诉人无关。而并非上诉人于上诉状中所称仅承诺：该款用于解决本人在该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外的借支垫款、对外采购、分包等一切债务。基于本工程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与公司无关。三、一审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项目工程目标责任书》及相关内部承包协议等文件”正确。涉案项目于1996年开工，2003年竣工，期间上诉人经历改制更名等重大变更，涉案项目的《项目工程目标责任书》确已无法向法院提供，而上诉人也无法向法院提交《项目工程目标责任书》，而上诉人提交的会议纪要，仅为当时涉案项目的日常工作会议纪要，并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前签订的《项目工程目标责任书》，也不具备同类文件效力。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项目工程目标责任书》及相关内部承包协议等文件”正确。四、上诉人在涉案工程中的税费及管理费应该按照6.52%计算，并非上诉人主张的5.2%。上诉人提交《会议纪要》中的凌总，只是被上诉人在改制前的部门负责人，其并无直接决定涉案项目部管理费及税费缴纳标准的权利，故其在《会议纪要》中的承诺无效。同时被上诉人在其后两次办理涉案工程结算时，均按照6.52%计算项目税费及管理费，上诉人在办理结算时并未提出异议，其已认可按照6.52%计算军供站项目的税费及管理费。因此，上诉人在涉案工程中的税费及管理费应该按照6.52%计算，并非上诉人主张的5.2%。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就涉案项目办理结算，上诉人单方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记账凭证及原始账目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尚未支付完毕上诉人工程款。2004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办理第一次结算，签署《军供站收付款明细表》，确认被上诉人已支付上诉人43053025.62元，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税费1211809.56元。2012年，因该项目部涉及700万元工程款尾款从涉案工程发包方处收回，故被上诉人就该项目办理第二次结算，双方签署《关于成都军供站接待楼工程案件的情况说明》，确认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剩余可开支金额为4210428元，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委托书，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委托书向上诉人的委托人四川建良劳务有限公司支付了4210428元，有《成都银行电汇凭证》为证。因此，被上诉人在涉案项目中应付上诉人的工程款合计47263453.62已全部支付完毕。上诉人单方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记账凭证及原始账目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尚未支付完毕上诉人工程款。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切实保护被上诉人合法权益。陈世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建工集团公司、建工雅安公司支付工程款6061076.4元，并支付利息（以6061076.4元为基数，从2012年1月14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工程款付清之日）；建工集团公司、建工雅安公司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成都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9月7日更名为成都建工雅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1996年6月18日，社服中心与建工集团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建工集团公司承建社成都市西一巷七号的军供楼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建筑面积为30600平方米，合同价款为4590万元。1998年2月6日，社服中心将军供楼所有股份转让给了四川省英煌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英煌公司”）。2003年12月23日，涉案工程经由建设单位和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共同确认竣工验收合格。建工集团公司承包涉案工程后，由建工雅安公司组织施工。陈世模系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并以内部承包的形式对涉案工程进行管理、检查，独立核算，并按一定比例向建工集团公司、建工雅安公司交纳管理费及相关费用。2004年4月1日，建工雅安公司财务部出具《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载明：工程收款合计44989060.75元，已向项目部拨工程款43053025.62元，项目部欠公司税费1211809.56元。2010年11月17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英煌公司、四川省成都军供站与建工集团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本案涉案工程）纠纷一案，作出（2010）川民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2012年1月12日，陈世模签署《关于成都军供站接待楼工程案件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主要内容：前述案件于2011年12月29日执行回的案款700万元，扣除公司应收的相关款项2344572元、律师费445000元，涉案工程项目部可以开支4210428元。2012年1月12日，陈世模向建工雅安公司签署《承诺书》，主要内容：按照本人与公司签订的《项目工程目标责任书》中关于“包干上缴、盈亏自负”的约定，成都军供站工程公司应收英煌公司、成都军供站工程款已结清。本人经过与公司财务部门核对，公司应支付本人、项目部4210428元。同日，陈世模向建工雅安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公司将应支付本人、项目部4210428元全部付给四川建良劳务有限公司。2012年1月13日，建工雅安公司向四川建良劳务有限公司转款4210428元。一陈某中，证人陈大军证实：2012年至2陈某年期间，陈大军每年陪同陈世模到建工雅安公司办公地与公司副总经理彭本根协商结算工程款事宜。同时，根据陈世模与建工雅安公司副总经理彭本根的电话录音内容，能够证明陈世模在上述期间多次与彭本根协商工程款事宜。经一审法院释明，各方当事人均无法提供《项目工程目标责任书》及相关内部承包协议等文件。一审法院认为，陈世模作为建工雅安公司在涉案工程项目任职经理，负责管理、检查，独立核算，并向建工雅安公司支付管理费，陈世模与建工雅安公司建立了内部承包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一、陈世模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陈世模要求建工集团公司、建工雅安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主张是否成立。关于陈世模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建工集团公司、建工雅安公司抗辩认为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侵害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为两年。本案中，建工集团公司、建工雅安公司未对彭本根系建工雅安公司副总经理提出陈某结合证人陈大军证言内容和录音资料中彭本根的谈话内容，能够印证陈世模签署《承诺书》后，多次找建工雅安公司副总经理彭本根要求结算工程款的事实，故陈世模的相关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建工集团公司、建工雅安公司抗辩认为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陈世模要求建工集团公司、建工雅安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主张是否成立。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供陈世模签署《承诺书》中提及的《项目工程目标责任书》及相关承包合同，故无法确定陈世模承包涉案工程应向建工雅安公司交纳管理费比例及相关费用如何承担等问题。但根据双方当事人均提交《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2004年4月1日）载明的一致内容，能够确认合同履行中建工雅安公司就涉案工程已收44989060.75元，已向陈世模承包的项目部支付43053025.62元，且陈世模尚欠公司税费为1211809.56元等事实。同时，根据陈世模于2012年1月12日签署的《情况说明》，载明陈世模就建工雅安公司于2011年12月29日收到涉案工程款700万元，同意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收取4210428元。而陈世模提交的《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中在收款合计一栏中手写“加700万元”，因该700万元系《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发生之后产生，故建工集团公司、建工雅安公司抗辩手写的“加700万元”内容系后来添加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另外，根据陈世模向建工雅安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内容，陈世模已明确涉案工程款已与建工雅安公司结清，且根据双方提交的《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一致内容及《情况说明》，能够确认陈世模所作出的《承诺书》未显失公平，该《承诺书》对陈世模具有法律效力。建工雅安公司根据陈世模的指令，将承诺书中载明应向陈世模及项目部应付工程款4210428元支付给了收款单位四川建良劳务有限公司，建工雅安公司向陈世模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已履行完毕。综上，陈世模出具《承诺书》，并收到了建工雅安公司的付款后，又要求建工集团公司、建工雅安公司支付工程款6061076.4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陈世模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审核认定分述如下：一、关于双方于2004年4月1日进行对账结算的问题。陈世模与建工雅安公司各提交一份2004年4月1日《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从形式上看，两份证据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项目经理签章处是否有陈世模签字。建工雅安公司提交该明细表有陈世模签字字样；而陈世模本人提交的该明细表中项目经理签字处为空白，并无签字。二是“公司已收税费”一栏中的分项金额是否有手写添加。建工雅安公司提交的该明细表在“公司已收税费”栏中载明的金额“1，917，790.44元”，该金额与陈世模提交的该明细表“公司已收税费”栏目中载明的金额完全相同；两份明细表不同之处在于括号内该“1，917，790.44元”的分项构成金额：陈世模提供的该明细表中“公司已收税费”栏目中的括号内为打印字体“1，917，790.44元（1，500，00+400，00+2，611.2+15，179.24)”；建工雅安公司提供的该明细表中“公司已收税费”栏目中的括号内打印字体与陈世模的该明细表对应内容相同，但又以手写方式在“1，500，00”后添加“0”而成“1，500，000”，在“400，00”处添加“0”而成“400，000”。经本院核实，陈世模提交的该份证据，括号内各项打印数字相加为207790.44，与该项总计的“1，917，790.44元”不能吻合；而依建工雅安公司提交的该份证据，在“1，500，00”后添加“0”，在“400，00”处添加“0”之后，括号内各项数字相加等于该项总计的1917790.44，能够完全对应吻合。同时，依该明细表其他各项的数字分割规则，系采用千位分割符，即每隔三位数加进一个逗号，以便认出数值。陈世模提供的该明细表“1，500，00”、“400，00”末尾两数却系两位分割，既与该表格中其他单项的计数分割方式不符，亦有异于千位分割符的标准用法，且按该括号内的分项相加后无法得出该项载明之总数，故本院认为双方提供的该明细表“公司已收税费”括号内的打印数字应系表示错误。三是该明细表“收款合计”一栏中的内容，陈世模与建工雅安公司提交的明细表在该栏中的打印字体相同，均载明为“44，989，060.75”；陈世模提交的该明细表在该栏打印数字之后另有手写“+700万元=51989060.75元”，而建工雅安公司提交的该表明在该栏打印数字之后并无此手写内容。依一审庭审笔录记载，陈世模提交该明细表时称系为“证明截止2004年4月1日两被告从业主方已收取工程款44989060.75元；被告最终收到业主方支付工程款51989060.75”，即按其提交的该明细表中手写的“+700万元=51989060.75元”进行主张，但在上诉时却又称“陈世模提交该证据的目的仅在于证明其自认截止2014年4月1日已收到案涉工程业主方支付的工程款44989060.75元”，其对同一份证据的证明目的表述前后不一，还称“一审法院关于手写‘加700万元’的认定纯属为了转移上诉人的注意力，避重就轻”。本院认为，陈世模在本案中不仅对同一份证据的证明目的前后表述不一，而且还在一审判决针对其证明主张进行认定阐明之后却又称一审“认定纯属为了转移上诉人的注意力，避重就轻”，陈世模该行为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对此，本院予以指明。综上，除该明细表中的陈世模签字本院不予确认外，本院对双方提交的2004年4月1日《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中作相同记载的部分予以认定，即截止2004年4月1日，案涉工程收款44989060.75元、已拨项目部工程款43053025.62元、公司已收税费1917790.44元。鉴于该明细表中对“公司应收项目部税费”系“暂按4800万元计”，故该项之核定金额并非此项目的最终核定金额，仍须结合之后的收款情况进行审定。同时，依2004年4月1日《军供站工程项目部用款汇总表》的一致记载，并结合《工作记录》及《成都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总承包公司费用报销单》等证据，亦可佐证该已拨项目部工程款为43053025.62元，理由如下：首先，建工雅安公司及陈世模分别提供的两份《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对该已拨项目部工程款的载明内容相同，均为43053025.62元。其次，该金额与2004年4月1日的《军供站工程项目部用款汇总表》中载明的“项目部实支款43053025.62”能够对应吻合。该汇总表有陈世模配偶王前华签字确认，对此签字的真实性，陈世模于2016年11月17日签字的《工作记录》中已予以确认；同时，对于王前华与案涉工程的关系，建工雅安公司提交了《成都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总承包公司费用报销单》，载明王前华系会计，其于2013年1月7日报销151250元人工费，审核意见处则由陈世模签字确认。故，上述证据对已拨项目部工程款的数额能够相互印证，因此本院对已拨项目部工程款的数额43053025.62元予以认定。同时，鉴于上述结算已足认定，故对于陈世模提出还须向被上诉人调取案涉工程的相关银行流水及会计账簿，并认为应以该次结算之前的原始记账凭证、银行转账记录及账目统计等进行核定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2012年1月12日的陈世模《承诺书》是否系双方最终结算的问题。一审及本案二审审理中，陈世模均否认《关于成都军供站接待楼工程案的情况说明》真实性，本院认为，陈世模称该份证据上就加盖的手印系胁迫或造假，但并未提交证据对该主张予以证实，亦未申请对该份证据上加盖的手印进行鉴定，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陈世模的该质证主张和反驳理由，不予采纳。对该《关于成都军供站接待楼工程案的情况说明》予以采信，可以作为认定双方2012年1月12日结算行为的依据。依《关于成都军供站接待楼工程案的情况说明》中载明的内容，双方于2012年1月11日的该结算系在2004年4月1日的结算基础上结合执行取得的700万元案涉工程款项进行。该次结算不仅涉及对2004年4月1日《军供站工程收付款明细表》中已列明的管理费和税费进行抵扣，还涉及对2005年至2011年期间新发生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并另包括其他工程代付款、股本金返还等其他品迭项目，经双方对上述多笔款项进行核算，确认军供站项目部可开支金额为4210428元。陈世模2012年1月12日的《承诺书》亦载明“按照本人与公司签订的《项目工程目标责任书》中关于‘包干上缴，盈亏自负’的约定，成都军供站工程公司应收四川英煌置业有限公司、成都军供站款已结清。本人经过与公司财务部门核对，公司应支付本人、项目部（项目经理陈世模身份证号：……）4210428元。本人承诺：该款用于解决本人在该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外的借支垫款、对外采购、分包等一切债务纠纷。基于本工程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与公司无关。”同日另由陈世模出具的《委托书》载明其委托成都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责任公司将“应付本人、项目部4210428元全部支付给四川建良劳务有限公司”。本院认为，上述《关于成都军供站接待楼工程案的情况说明》、《委托书》及建工雅安公司的付款行为相互关联印证，足以说明双方该次结算行为的真实性，可以作为认定双方对包括案涉工程债权债务已形成了结算，并已实际履行。另，对于陈世模主张应按照1997年5月1日的两份《四川省成都军供站接待大楼项目现场纪要》中载明的“按照最终工程款总额的5.2%收取管理费，并在此基础上少收30万元等承诺”进行履行，本院认为，该纪要仅系对“凌总”讲话的记录整理，并非双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且陈世模并未提交该“凌总”身份证明材料及“凌总”于案涉工程中代表公司的具体权限，故对陈世模认为应将两份会议纪要纳入结算依据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陈世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235元，由陈世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云国审判员  尹 英审判员  袁晟翔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何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