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5民初52255号原告程强，男，1977年6月22日出生，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委托代理人陈俊丽，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仁堂，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摩托邦（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大洋路168号院A139。法定代表人王阿奇，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肖晓，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琳琳，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王阿奇，男，1978年10月27日出生，户籍地吉林省梅河口市。委托代理人肖晓，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琳琳，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程强与被告摩托邦（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托邦公司）、第三人王阿奇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本院审判员崔立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强及委托代理人陈俊丽、被告摩托邦公司及王阿奇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肖晓、郑琳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程强起诉称：2015年8月6日，程强与王阿奇一同成立了摩托邦公司。自成立之时就由程强任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公司监事由王阿奇担任。程强和王阿奇同为公司的创始人，即原始股东。公司为了吸引投资，需完善公司的股权结构，程强与王阿奇约定由王阿奇代持程强的股份，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出现。2015年11月25日，摩托邦公司的股东由程强、王阿奇变更为：王阿奇、刘某、李某某，摩托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也由程强变更为王阿奇。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和2016年5月11日与案外人签署投资协议和增资协议。现王阿奇却拒绝签署相关的证明文件和代持协议，程强的股权利益没有给予任何的保障，严重违背了双方当初签署变更股东身份，进行股权代持的初衷。故程强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程强为摩托邦公司的股东，并确认王阿奇持有的摩托邦公司8.8%的股权归程强所有；要求摩托邦公司承担赔偿律师费1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摩托邦公司辩称：一、王阿奇并未与程强就股权代持达成任何协议。根据公司工商底档显示，公司2015年8月6日设立时，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股东为程强和王阿奇，其中程强认缴140万元，占70%，王阿奇认缴60万元，占30%。2015年11月16日，公司股东发生变更，程强将其持有的公司104万元出资转让给王阿奇，14.4万元出资转让给案外人李某某，21.6万元出资转让给案外人刘某。各受让方分别与程强签订了《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于2015年11月16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程强）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受让方（王阿奇、李某某、刘某）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由于公司设立至程强转让股权时，公司注册资本均为认缴，实缴注册资本为0，公司的日常开销均由王阿奇在负担，且在此期间，公司尚未盈利。基于此，程强股权转让价格均为0对价。至此，程强退出公司股东会，不再持有公司任何股权。程强与王阿奇签订的上述《转让协议》中，并未提及任何代持事宜，双方亦未就该事宜签订过任何协议。二、程强并未履行出资义务。根据程强提供的历史交易明细表，程强虽于2015年11月4日向王阿奇转账20万元，但该笔款项是王阿奇个人借款，与公司无关，在交易记录摘要显示为“零售汇出汇款”，与公司无关联。公司并未收到来自程强的任何出资。三、程强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不符合法定要件及公司章程约定。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基于有限公司人合性之考虑，程强主张其作为显名股东应满足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这一要件，才能被确认股东资格。2、无论是根据老《公司章程》，还是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新《公司章程》，王阿奇均无权自行处分其所持股权，程强诉请王阿奇将股权转让给自己一事，也并未事先取得公司其他股东中任何一方的同意，因此，程强请求公司确认其股东资格，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客观上无法履行。四、发生股东变更事宜时需相应地修改公司章程，但修改公司章程的条件尚不满足。若新增程强为公司股东，需要对公司章程第七条“股东的姓名（名称）、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进行修改。公司现行有效的新《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以及第（五）至（二十三）项，必须经代表90%或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新增程强为公司股东进而修改公司章程，需要股东会形成有效决议，但目前公司股东会并未就此事项形成任何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的条件尚不满足。综上，不同意程强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王阿奇述称：同摩托邦公司的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6日，摩托邦公司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股东为程强、王阿奇。程强认缴出资140万元，占70%，王阿奇认缴出资60万元，占30%。双方均未实缴出资，王阿奇出资50余万元作为公司运行的费用。2015年11月2日，甲方摩托邦公司与乙方程强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甲方聘用乙方为员工，劳动期限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2018年11月1日止；程强在公司担任运营总监职务；试用期3个月，每月工资8000元，试用期满后工资为税前10000元；员工津贴、奖金以及其他福利由公司根据员工工作绩效、工作时间、任职岗位和公司的经营情况决定是否发放以及发放的金额和方式。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摩托邦公司每月向程强发放工资，标准为税前10000元。2015年11月4日，程强向王阿奇汇款20万元。2015年11月16日，程强与刘某签订《转让协议》，程强将在摩托邦公司股权21.6万元转让给刘某，自转让之日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同日，程强与李某某、王阿奇签订了《转让协议》，将自己对摩托邦公司的股权14.4万元、104万元分别转让给李某某和王阿奇，其他内容与之前与刘某签订的《转让协议》一致。各方将股权转让事宜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程强与王阿奇召开了股东会，同意增加新股东李某某、刘某；同意程强退出股东会，同意程强将自己持有的出资转让给王阿奇、李某某、刘某；同意免去程强执行董事职务；同意免去王阿奇监事职务；同意修改公司章程。2016年6月，摩托邦公司的股权再次发生变化，股权结构为王阿奇认缴出资164万元，刘某认缴出资21.6万元、李某某认缴出资14.4万元、许某某认缴出资9.0909万元、北京创新工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9.0909万元、厦门隆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4.5455万元、天津真格天弘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4.5455万元。2017年2月27日，程强通过微信向王阿奇发送消息：“公司初始只有你我，你就补一个你我双方的代持协议”，王阿奇回复：“那你拟吧，没问题的话，我签”；“你和我先签的合同，只是约束我，约束不了公司，因为在没有股东会批准的所有股权协议都无效。所以到时候a轮的文件还得要签一下”；“我可以给你写一个声明，声明程强先生作为摩托邦的创始合伙人，有8%的限制性股权（分4年，投资人协议里是头两年，满两年，可以拿到2年的份额，之后每半年可拿到半年的份额，你只做了一年，但是我可以给你），另外也可以声明，程强帮尚某持有一次性限制性股权2%，合并为4.4%（原始股份，随天使轮、a轮同比稀释），会在a轮结束后和目前在职的所有同事一起签署股权协议”。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工商档案、劳动合同、聊天记录、银行流水、工资表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程强主张其为摩托邦公司的股东，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按照程强与刘某、李某某、王阿奇签订的《转让协议》，程强已经将股权转让给了刘某、李某某、王阿奇三人，并变更了工商登记，程强已经不具备摩托邦公司的股东身份。程强主张其与王阿奇达成了代持关系，要求确认登记在王阿奇名下摩托邦公司8.8%的股权归其所有。对此程强提交了一些微信聊天记录。但是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对股权代持一事未能达成合意，王阿奇承诺给予程强的股权是基于其作为摩托邦公司的职员，王阿奇并未认可代程强持有股份。程强以其与王阿奇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为由，要求确认其系摩托邦公司的股东，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程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原告陈强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崔立斌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哈笑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