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民终34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市丁纪铁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弄**号楼**室。法定代表人：丁纪铁，该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储宁宇，上海市丁纪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芳，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林三吉，男，1943年5月24日出生，台湾高雄市居民，（香港）惠成国际开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住台湾高雄市苓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晋亨，广西众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市丁纪铁律师事务所（简称丁纪铁律所）因与被上诉人林三吉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桂03民初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丁纪铁律所的法定代表人丁纪铁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褚宁宇、韦芳，被上诉人林三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晋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丁纪铁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3民初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等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1.丁纪铁律所从未表示可以办理完成在国内对柴振中、李旭鹏、李滨宁等人刑事控告程序及相关刑事案件；2.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洋在2010年4月签订三方协议后，被上诉人先后支付110万元律师服务费给丁纪铁律师错误，上述费用及其他办案费用均由于洋和丁纪铁律师垫付，仅在2011年10月后，被上诉人返还了部分垫付款，大部分款项至今未还；3.以所谓的“争议权益”的股权作为合同支付对价，是被上诉人意思自治的交易习惯和选择，而在其委托目的实现后，又反诬上诉人牟取其争议权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二项“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判定本案《法律服务协议》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律师与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二条对“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采用诱导、欺骗、胁迫、敲诈等手段获取当事人与他人争议的财物、权益；二是指使、诱导当事人将争议的财产、权益转让、出售、租赁给他人，并从中获取利益。但一审判决中未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诱导、欺骗、胁迫、敲诈等手段的违法行为和事实即进行判令协议无效。其次，上诉人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不存在法律禁止行为，上诉人不仅负责办理刑事案件，还代表林三吉与包括但不限于与李旭鹏等人协商退回被诈骗股份的方案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民事赔偿事宜。上诉人根本无意占有案涉股权，只是作为实现上诉人律师服务费用合法的合同对价，反观被上诉人将公司13%股权作为律师费用的对价，是其将法律服务协议中的合同义务风险全部转移至上诉人的手段和目的。三、一审判决违反民事活动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并且与法律规定抵触。被上诉人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服务费用和差旅费用等办案费用，主动提出以追回的股权作为法律服务的对价，案件处理完毕之后也主动与上诉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且上诉人在办案中付出巨大的人力和垫付高达七百多万的办案费用，现一审判决合同无效且被上诉人无需支付任何法律服务费用违背诚实信用及等价有偿原则。即使合同无效，被上诉人也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上诉人投入的费用进行合理补偿。被上诉人林三吉针对丁纪铁律所的上诉请求辩称，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认定确实充分，上诉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1.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明确列明服务的范围是负责办理柴振中、李旭鹏、李滨宁等人涉嫌诈骗香港惠成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香港惠成公司）、桂林漓江高尔夫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简称漓高尔夫公司）股权刑事案件全部相关事宜，赃款赃物的追回也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不存在另行提起民事侵权诉讼的情况；2.林三吉向上诉人支付18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双方不存在异议；3.2010年4月1日的三方协议已经解除，该协议的解除是本案《法律服务协议》之生效条件，故一审法院不存在遗漏查明的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收费必须与法有据，须遵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框架执行，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2.本案双方关于律师费的约定包含刑事案件办结后给予漓江高尔夫公司13%股权或相应比例的香港惠成公司的股权，除此之外追回现金、实物或其他资产的，也按13%的比例支付给上诉人，上述律师费用的约定均为附条件支付，明显属于风险性收费，违反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禁止性和强制性规定；3.林三吉与刑事案件嫌疑人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讼争的就是上述两个公司的股权，提起刑事控告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合法的刑事诉讼程序合法追回上述股权，上诉人事实上牟取和侵犯当事人讼争的权益，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之禁止性规定；4.林三吉在签订《法律服务协议》时年近70岁，作为台湾同胞，对大陆相关法律及律师收费不可能有足够了解，而上诉人作为法律服务机构，没有证据表明其已将协议中涉及的收费标准等重要事项向林三吉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故林三吉对协议违反法律规定的事实并不知情，不能认定其签约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法律服务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应认定无效。5.林三吉已经为刑事诉讼案件的代理向上诉人支付190万元律师费用，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代理过程中还存在其他合理开支的情况，无需在对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方给予任何补偿。林三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无效；2、请求被告丁纪铁律所返还多收取的律师费18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香港惠成公司于1992年9月3日在香港注册成立，原告林三吉是该公司的股东、现任董事。漓江高尔夫公司则是由香港惠成公司控股的中国中外合资企业。2005年6月，原告林三吉在香港高等法院初审法庭提交诉讼，申请撤销其与柴振中、李旭鹏等人签订的香港惠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增资扩股决议；确认漓江高尔夫公司股份分配给柴、李等人持股的中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董事会决议、转让行为无效；恢复林三吉等人持有的香港惠成公司的董事身份、股权。该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期间，原告林三吉于2010年初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被告律师事务所主任丁纪铁律师，丁纪铁律师表示可以为原告林三吉办理完成在国内对柴振中、李旭鹏、李滨宁等人的刑事控告程序及相关刑事案件。同年4月，原告林三吉聘请丁纪铁律师作为香港惠成公司被诈骗、侵占刑事控告案件的代理律师，并先后支付了110万元给丁纪铁律师。2011年9月14日，香港高等法院初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撤销了柴振中等人与林三吉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宣告柴、李等人把漓江高尔夫公司股份分配给中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调整相关董事的行为无效，并命令改正漓江高尔夫公司的股东注册簿，把中鹏公司的名称去掉。2011年10月11日柴振中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提起上诉。2012年5月23日，原告林三吉与被告上海市丁纪铁律师事务所签订正式《法律服务协议》，约定该律师事务所接受客户委托指定丁纪铁律师和储宁宁律师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内容为负责办理柴振中、李旭鹏、李滨宁等人涉嫌诈骗客户香港惠成公司、漓江高尔夫公司股权刑事案件全部相关事宜。该协议约定林三吉同意在案件办理结束后，将漓江高尔夫公司13%股份或者相应比例的香港惠成公司股份转让给丁纪铁律师事务所指定的个人或公司作为律师服务费。双方协议还约定本协议约定的案件在2010年就已经开始办理，在本协议签订前，丁纪铁律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刑事立案、证据收集以及对柴振中、李旭鹏等人采取刑事拘留的工作，并垫付了约550万元（含客户支付110万，于洋先生支付105万）办案费用。客户对律师事务所在本协议签订前的工作和投入表示认可，并确认律师事务所在本协议签订前已经完成的工作同样视为本协议履行的一部分。此后，林三吉相继又支付给丁纪铁律师事务所办案费用80万元。2012年7月23日，在丁纪铁律师事务所的联络下，林三吉与李旭鹏及中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书》，约定中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李旭鹏同意将名下80000股惠成国际开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退还给林三吉，林三吉同意支付1000万元给中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李旭鹏整体解决全部事宜。2012年10月4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作出了维持一审判决的命令。此后，林三吉与丁纪铁律师事务所及丁纪铁律师本人就转让漓江高尔夫公司13%股权事宜多次进行协商未果，诉至法院，引起本案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法律服务协议》的效力如何确定？二、被告从原告处收取的190万元如何处置？关于本案《法律服务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二）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本案中，原告作为香港惠成公司股东，基于案外人柴振中、李旭鹏等人诈骗香港惠成公司及漓江高尔夫公司股权案件聘请被告律师事务所为其在国内提起对柴、李等人的刑事控告程序提供法律服务，被告律师事务所作为国内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在明知其代理的案件系当事人之间的公司股权之争，仍将涉案公司13%的股权作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服务费的约定作为主要条款写进《法律服务协议》，明显违反我国律师法的相关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涉案《法律服务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协议。原告以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由提出该协议无效的主张，证据充分，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从原告处收取的190万元如何处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林三吉在双方未签订正式协议但已确定法律服务合同关系之后，支付了110万元给被告律师事务所主任丁纪铁律师，在双方正式签订了《法律服务协议》之后又陆续支付了80万元给被告律师事务所。双方当事人对原告林三吉已经支付了190万元给被告律师事务所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双方当事人在《法律服务协议》及往来函件中将林三吉支付的部分款项表述为“办案费用”而非“律师服务费”，且包含部分代偿案外人借款金额，因此，原告林三吉支付给被告律师事务所的190万元无法确认为其依据无效之《法律服务协议》支付的律师服务费。双方就往来款项及代垫费用所产生的争议，可另行诉讼予以解决，本案不做处理。原告林三吉在本案中要求被告律师事务所返还180万元律师费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林三吉与被告上海市丁纪铁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属无效协议。原告林三吉支付给被告律师事务所的190万元无法证实全部属于依据《法律服务协议》所支付的律师服务费，故原告林三吉以“律师费”之名主张被告律师事务所返还其180万元律师费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林三吉与被告上海市丁纪铁律师事务所2012年5月23日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无效；二、驳回原告林三吉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175元（原告林三吉预交），由原告林三吉负担72175元，由被告上海市丁纪铁律师事务所负担70000元并给付原告林三吉7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丁纪铁律所为证明己方观点在庭审中提交六份证据:1.林三吉、丁纪铁律所和于洋三方签订的《协议书》，证明被上诉人林三吉最初本意就是以未持有的股权支付案件产生费用，不存在对其实施牟取行为，上诉人只希望从于洋处直接获得律师代理费；2.外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书，证明被上诉人林三吉取回股权后主动将13%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指定的公司已经四年时间，但并未要求被上诉人办理股权登记；3.委托被上诉人将股权一并转让给颐和集团的委托书，证明上诉人无意牟取股权；4.确认通知函，证明被上诉人致函给颐和集团要求将上诉人垫付的办案费735万元直接支付给上诉人，但被上诉人获得首期融资款4500万元却并未按约定将垫付的费用支付给上诉人；5.与喻超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被上诉人在2016年又拟与案外人喻超合作，上诉人配合以2500万元的价格将股权转让给喻超，该价格为三方一致确认；6.被上诉人认可股权转让真实性的文件一组，证明被上诉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在一系列文件中均确认上诉人股权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林三吉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是上诉人一审已经提交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在国内作为刑事控告案件代理律师身份在拟定法律服务协议时牟取不正当利益，该协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且该协议已经解除；证据3、4、6是被上诉人一审已经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与一审质证意见相同；证据2、5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上述协议均由上诉人拟定，恰好证明其利用代理律师身份牟取不正当利益的事实。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2、5的真实性双方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3、4、6均为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二中的文件，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予以确认，但能否证明上诉人丁纪铁律所的主张将结合案情综合分析认定。上诉人丁纪铁律所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以下事实有误：1.“丁纪铁律师表示可以为原告林三吉办理完成在国内对柴振中、李旭鹏、李滨宁等人的刑事控告程序及相关刑事案件”之认定有误，丁纪铁律师从未表示可以办理完成，仅仅表示经授权负责办理上述事项；2.“林三吉先后支付110万元给丁纪铁律师”、“林三吉相继又支付给丁纪铁律师事务所办案费用80万”之表述有误，应改为林三吉承担110万元办案费用，因为110万并不是律师费而是上诉人之前办案垫付的办案费用，之后支付的80万元只有50万元是办案费用，其余30万元是上诉人代林三吉偿还给他人的款项；3.“2011年9月14日，香港高等法院初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并命令改正漓江高尔夫公司的股东注册簿，把中鹏公司的名称去掉”之认定有误，香港判决中并没有这项命令；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双方转让漓江高尔夫公司13%股权事宜双方均认可，并不存在协商及争议。上诉人丁纪铁律所认为一审遗漏查明如下事实：2010年4月1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及案外人于洋签订的三方协议书中，被上诉人林三吉也与于洋约定在收回被他人占有的球场项目资产或者惠成国际开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后，将惠成国际开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6.5%或桂林漓江高尔夫公司22.53%的股份无偿转让给于洋。在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林三吉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法律服务协议》中约定由上诉人负责办理柴振中、李旭鹏、李滨宁等人涉嫌诈骗客户香港惠成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桂林漓江高尔夫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刑事案件全部相关事宜，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得到授权办理全部刑事控告程序及刑事案件，并未认定上诉人对办理刑事案件的结果作出承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林三吉支付的30万元是其代林三吉偿还给他人的款项，但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转款凭证上也并未注明是向第三人支付的款项；一审中，丁纪铁律所对林三吉提供的2011年9月14日香港高等法院初审法庭一审判决中英文复印件真实性没有异议，且上诉人二审庭审后向本院提交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初审法院第（2005）1197号杂项案件判决书第146条的内容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表述一致；从查明事实看，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转让漓江高尔夫公司13%股权作为律师服务费属实，此后也因为该约定引发双方对法律服务协议是否有效的争议诉诸法院。故被上诉人丁纪铁律所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异议不成立。关于上诉人丁纪铁律所主张一审遗漏查明的三方协议的事实，该三方协议中案外人于洋只是作为林三吉的协助人处理相关事宜，与丁纪铁作为委托律师的身份不同，且该三方协议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法律服务协议之后即被解除，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未予述及并无不当。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亦予以确认。另查明，双方在《法律服务协议》约定以股权作为律师服务费外，还约定“除此之外如果追回现金、实物或其他资产的，按照上述比例（13%）支付给律师事务所”。本院认为，本案系法律服务合同纠纷。被上诉人林三吉系台湾地区居民，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属一国之内的不同法域，其法律冲突问题应准用我国涉外法律的相关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本案《法律服务协议》的订立及履行均在我国大陆，且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协议选择案件处理应当适用的法律，故本案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我国大陆法律。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1.双方在法律服务协议中约定的法律服务范围是什么？2.协议约定的律师费是否合法？能否导致合同无效？一、关于案涉《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范围问题上诉人丁纪铁律所主张其不仅负责办理合同约定的刑事案件，还代表林三吉与包括但不限于与李旭鹏等人协商退回被诈骗股权的方案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民事赔偿事宜。本院认为：第一，双方订立的《法律服务协议》约定法律服务范围为上诉人负责办理刑事案件全部相关事宜。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嫌疑人以涉嫌诈骗罪予以立案，其后检察机关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书。除担任上述刑事诉讼案件代理人之外，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还为被上诉人提供了其他民事案件的代理服务。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刑事案件的执行属于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不能通过民事诉讼诉请返还。从本案事实看，被上诉人林三吉在香港高等法院对股权转让及董事会决议的效力提起诉讼并胜诉，此后上诉人代理的刑事案件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林三吉与李旭鹏等人达成谅解，李旭鹏、柴振中承诺退还转让的全部股权。因此，本案涉及的股权已经在刑事案件中一并解决，无须再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维权，故本案合同约定服务范围仅为刑事诉讼案件，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案涉《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的律师费是否合法的问题1.协议关于律师费的约定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林三吉在订立《法律服务协议》之前，于2005年已经在香港就协议涉及的刑事案件嫌疑人提起民事诉讼，讼争的主要权益即是香港惠成公司和漓江高尔夫公司的股权。上诉人丁纪铁律所作为被上诉人国内相关刑事案件的委托代理人，除收取被上诉人办案费用之外，在法律服务协议中约定以漓江高尔夫公司13%股份或者相应比例的香港惠成公司股份作为律师服务费对价。虽然上诉人主张其没有牟取争议股权的主观故意，而是被上诉人没有其他财产支付律师费且惯用股权作为支付对价，并以案外人于洋曾签订三方协议同样以股权作为合作对价作为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作为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区别于普通的代理人，理应明知法律对律师执业相关禁止性规定，仍然以争议股权作为其履行法律服务合同的对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规定。2.律师费约定条款属于风险代理条款。风险代理是指律师事务所受理律师业务时，委托人先不支付律师服务费，在合同中约定律师服务费与服务结果挂钩，承担可能难以足额收取服务费用的风险，先期委派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法律服务协议》第1.3条律师费第2点的约定，上诉人收取的律师费与刑事诉讼案件能否办结、能否追缴赃款赃物、以及能追缴多少之结果直接挂钩，系采用风险代理的计费方式计算律师代理费，违反国家发改委、司法部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关于禁止刑事诉讼等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之规定，应属无效条款。综上，本案《法律服务协议》中“1.3律师费2.客户同意在案件办理结束后，将香港惠成公司或漓江高尔夫公司13%股份转让给律师事务所指定的个人或公司作为律师服务费；除此之外如追回现金、实物或其他资产的，按照上述比例支付给律师事务所”的约定无效。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之规定，协议其他事项的约定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认定法律服务协议全部无效不当，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三、关于上诉人主张合理支出费用承担主体的问题上诉人对于其因代理而合理支出的费用没有提出具体的上诉请求，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不属于本院二审审理范围，如上诉人在代理中发生合理支出需向被上诉人主张支付，应当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主张其民事权利。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丁纪铁律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3民初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3民初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上诉人上海市丁纪铁律师事务所与被上诉人林三吉20**年5月23日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关于“1.3律师费2.客户同意在案件办理结束后，将漓江高尔夫公司13%股份或相应比例的香港惠成公司股份转让给律师事务所指定的个人或公司作为律师服务费。除此之外如追回现金、实物或其他资产的，按照上述比例支付给律师事务所”的约定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142175元，由林三吉负担80000元，由上海市丁纪铁律师事务所负担621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2175元，由林三吉负担50000元，由上海市丁纪铁律师事务所负担921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宗艳审判员  李萍萍审判员  王华妍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