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6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乡春，男，1967年12月2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笑天，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东建，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尚涛，男，1961年12月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岩，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乡春因与被上诉人尚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商）初字第42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乡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笑天、翁东建，被上诉人尚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乡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尚涛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鉴定费由尚涛负担。事实理由：一审判决存在认定基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特提出上诉，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基础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存疑证据“承诺”有效明显错误。首先该“承诺”系赵某以胁迫手段强迫我签订的。其次按照对证据“承诺”的司法鉴定结果，“承诺”中的指纹是我的，而签字不是我写的。这一结果可以印证我是在被胁迫时按上的指纹。再次，尚涛提供的证据“承诺”中标明的时间存在巨大疑问。一审判决认定本案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我主张的胁迫情形，未能达到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故对此不予采纳是明显错误。本案证人赵某还是胁迫我签订“承诺”的发起人和实施人，其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极低，不应予以采信。同时根据我的举证情况及司法鉴定结果，能够使法院确信胁迫事实存在并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尚涛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李乡春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维持原判。一、本案关键性证据“承诺”是对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是胁迫所签。“承诺”的签署情况李乡春在一审、二审中的陈述不一致，虽然我不认可证明，但我认为那也是李乡春的真实意思，在上诉状中李乡春说赵某是我的合作伙伴，但其实是李乡春的合作伙伴，李乡春在派出所证明中说是被逼迫签署的“承诺”，并详细说明了承诺内容，这个内容又与李乡春在一审和上诉状中的陈述不一致，我认为对于同一份合同，李乡春一开始说没出具过，但之后又说出具过是被强迫，开始说不知道承诺内容，但在派出所证明中又详细描述了承诺内容，这是相矛盾的。我认为李乡春否认“承诺”，其应承担举证责任，李乡春一审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二、关于“承诺”的司法鉴定结果，对于签名的鉴定结果，我曾经申请一审法院重新鉴定，但是没被采纳，我认为“承诺”就是李乡春所签署，指印的鉴定结果是李乡春本人的。另外，关于“承诺”的标题日期，李乡春说其当时不在北京，不是其所签署，之后又说是其签署，这是矛盾的。而且李乡春无法证明在那个日期其不在北京，关于“承诺”的真实性与李乡春所述当时不在北京的事实没有关联性，无法否定“承诺”的真实性。三、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我认为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李乡春应举证证明其是否签订过“承诺”，如果李乡春明确承认出具过承诺但是被胁迫所出，李乡春应采取司法规定的救济手段，但是李乡春并没有采取，我认为李乡春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尚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李乡春返还股本金580万元，并向尚涛支付利息（以58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11日，尚涛与李乡春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一份，约定尚涛委托李乡春代其持有齐力科技公司0.3%股权，并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尚涛作为上述投资的实际出资者，对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李乡春仅得以自身名义将尚涛的出资向公司出资并代尚涛持有该等投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等出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作为委托人，尚涛负有按照公司章程、本协议及公司法的规定以现金进行出资的义务，并以其出资额为限度承担投资风险；尚涛承诺待所持目标公司股权上市以后，每年支付总计1元给李乡春作为本次代持股行为的报酬。2011年10月7日，双方再次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一份，协议的内容与2011年4月11日协议一致。2011年4月13日，尚涛向李乡春支付100万元；2011年4月14日，尚涛向李乡春支付130万元；2011年4月18日，尚涛向李乡春支付70万元；2011年8月13日，尚涛向李乡春支付180万元；2011年9月15日，尚涛向李乡春支付100万元。以上合计580万元。根据齐力科技公司章程记载，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尚涛非该公司股东，刘华、李乡春均为该公司股东，分别持有该公司1.1032%、1.3000%的股权。2011年4月8日，李乡春与刘华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约定李乡春委托刘华代其持有齐力科技公司1%股权，并代为行使股东权利；李乡春作为上述投资的实际出资者，对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刘华仅得以自身名义将李乡春的出资向公司出资并代李乡春持有该等投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等出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作为委托人，李乡春负有按照公司章程、本协议及公司法的规定以现金进行出资的义务，并以其出资额为限度承担投资风险；李乡春承诺每年支付总计1元给刘华作为本次代持股行为的费用，于每年1月1日前给付。2011年9月21日，李乡春与刘华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约定李乡春委托刘华代其持有齐力科技公司1.6%股权，并代为行使股东权利；李乡春作为上述投资的实际出资者，对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刘华仅得以自身名义将李乡春的出资向公司出资并代李乡春持有该等投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等出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作为委托人，李乡春负有按照公司章程、本协议及公司法的规定以现金进行出资的义务，并以其出资额为限度承担投资风险；李乡春每年应向刘华支付1元作为本次代持股行为的费用，于每年12月31日前给付，本协议签订后，双方于2011年4月8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自动失效。为证明李乡春曾向尚涛出具过书面承诺，尚涛向一审法院提交书证“承诺”一份，载有：对李乡春与尚涛2011年4月11日和2011年10月7日所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作出以下承诺；承诺2013年4月11日前齐力科技公司股权能够上市，上市后委托持股协议履行完毕；承诺2013年4月11日齐力科技公司未能上市，李乡春个人30日内将尚涛股本金580万元退还，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时间自2011年4月11日至股本金和利息还清为止；承诺2011年4月8日李乡春与刘华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中刘华代表李乡春占齐力科技公司1%股份作为尚涛股本金及利息抵押，若到期本息未还清，抵押股份自动由尚涛处置，还承诺处置股份不够偿还股本金及利息时，用李乡春及配偶名下房产、其他股权、证券等全部财产偿还股本金及利息（已告知配偶，且已同意）；本承诺与两份《委托持股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承诺”下方签有李乡春名字，并印有指印一枚。李乡春对签字及指印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承诺”上“李乡春”的签名并非李乡春本人所写，但指印系李乡春本人捺就。一审庭审中，李乡春主张2013年10月10日，李乡春被尚涛等人诱骗到河北涿州的一个养鸡场，后被多人胁迫签署了多份文件，并在多份文件上盖了指印，李乡春从来没有向尚涛出具过“承诺”，这份“承诺”应该是当时被胁迫签署的文件的其中一份。李乡春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同事王昊证言予以证明。尚涛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承诺”系介绍尚涛和李乡春认识的中间人赵某转交给尚涛的，赵某出庭作证称该“承诺”系李乡春交给赵某，并要求赵某交付尚涛的。双方当事人对赵某系介绍双方认识的介绍人不持异议。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李乡春持有的齐力科技公司1.3%股权中的0.6%系代尚涛持有不持异议；对齐力科技公司未上市不持异议。尚涛表示收到主张的款项后,不再对齐力科技公司股权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尚涛与李乡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系出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尚涛提交的书面“承诺”的效力问题。李乡春主张其系受到尚涛等人胁迫出具的该“承诺”，因此该“承诺”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其证明标准应该达到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现该“承诺”上捺有李乡春指印，介绍尚涛与李乡春认识的介绍人赵某亦出庭作证证明该“承诺”系李乡春本人交给赵某后转交尚涛的；另一方面，根据李乡春的描述，如果其系在人身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出具的此份“承诺”，而当时签署了多份文件，则其无法解释“承诺”中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这一鉴定结论。综上，李乡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承诺”系受尚涛胁迫出具，更不能排除上述两种对于李乡春主张的“胁迫”情形的合理怀疑，故一审法院对李乡春主张其系受尚涛胁迫出具“承诺”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乡春应该按照“承诺”的内容履行相应的义务，现齐力科技公司至今仍未上市，尚涛的诉讼请求符合“承诺”的内容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李乡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尚涛股权投资款五百八十万元；二、李乡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尚涛利息（以五百八十万元为基数，自二○一一年四月十一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二审诉讼中，李乡春一方向本院提交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大屯派出所于2013年10月11日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证明内容是：2013年10月11日0时许，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大屯派出所接事主李乡春（男，46岁，北京市人）拨打110报警称：在安惠北里雅园怀疑被跟踪。接报警后我所立即组织民警到现场开展工作。经了解，2013年10月10日15时许，事主李乡春的生意合作伙伴赵某谎称在河北省涿州市某个开发区有一个农业公司上市的投资项目，将事主约到涿州市一个养鸡场，找了几个人把事主堵在养鸡场的办公室里不让我出门，并逼着事主签了一张3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单、一份期货投资账户的使用说明及一份承诺函，承诺函主要内容为李乡春对尚涛承诺，成都齐力科技公司要于2013年4月份上市，如果该公司不能按期上市，则由李乡春收购尚涛580万元人民币股权，并赔付损失，3个多小时后才让事主李乡春离开。特此证明。尚涛一方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二审中，经李乡春申请，本院向大屯派出所调取了110接出警记录，其中报警信息显示，报警时间2013年10月11日00：01：27，报警人李乡春，标题是李乡春报在安惠北里雅园怀疑被跟踪。案情摘要：报在安惠北里雅园，格林浩泰酒店，今天下午被涿州人劫持，他们是我们以前共事的人，他们说谈生意将我骗到涿州，在涿州关了我们两个小时。他们现在还跟着我们呢。嫌疑人是赵某，是她带着5-6个男的劫持我的。情况反馈：10月11日1时09分35秒朝阳分局郑红报：大屯派出所赵连宇报警人今日自行开车到河北涿州与其生意伙伴谈生意，后双方发生经济纠纷，民警已告知报警人到有关部门解决，负责勤务指挥领导关建国审核上报。李乡春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认可，和其提供的报警证明相互印证，证明李乡春被赵某胁迫的事实。尚涛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印证李乡春在一审提供的所谓证明，该出警记录报警的起因是自称怀疑被跟踪，均是自称的，但是公安并没有对该事实做出调查进行认定，而是告知其属于经济纠纷自行解决，不能印证李乡春的证明。二审诉讼中，本院询问尚涛为何李乡春出具该项承诺，尚涛一方回答：一开始李乡春口头答应过我们，才投资的。一开始就认为有风险，李乡春的意思就是没风险肯定能上市，大不了李乡春承担风险。因为一直没上市，尚涛比较担心，李乡春就写了承诺。本院询问尚涛一方，其参与投资，对李乡春有何好处。尚涛一方回答：代持报酬象征性的写了一块钱。本院询问如果上市，对李乡春有何好处？尚涛一方回答：没具体说过，现在上市也没成功。李乡春一方对此认为：李乡春和尚涛确实不认识，是通过赵某的丈夫李卫红认识的，李卫红和李乡春都是搞投资的，一起上班，李乡春代持的事情李卫红是知道的，包括赵某，他们认为有利可图，尚涛是李卫红和赵某介绍认识的李乡春，而且百分之零点六股权中有赵某和李卫红的，代持的协议无论成功与否李乡春不会获利，尚涛尚且知道投资有风险，李乡春会不知道有风险吗，一分钱利益没有，就做一个五百八十万的承诺不合常理。本案二审诉讼期间，李乡春申请王昊再次出庭作证，以证明在河北涿州当时打电话的人确实是赵某，其让李乡春去涿州养鸡场，当时强制让李乡春签署承诺书时赵某也在现场指挥，而且当时的客观环境长达两个小时。尚涛对王昊的证人证言不认可。另查，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尚涛向李乡春支付180万元的时间应为2011年8月31日。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尚涛与李乡春签订的两份《委托持股协议》系出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关键证据“承诺”的证据效力及能否代表李乡春的真实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依据上述规定，本院对该份证据分析如下：首先，该份证据在形式上存在重大疑点。本案中，涉案关键证据“承诺”是一份书证，尚涛一方主张是李乡春向其作出了“承诺”上载明内容的意思表示。由于“承诺”通篇内容及时间均为打印所形成，唯一能体现出意思表示方的只有签名和手印，因此签名和手印是否为李乡春出具就成为关键问题，经司法鉴定，“承诺”中承诺人处的手印虽为李乡春所按，但签名并非李乡春所签，因此该份证据从形式上存在明显缺陷，能否代表李乡春真实意思表示存疑。根据尚涛一方的意见，李乡春出具承诺时系自愿单方出具，出具时也没有尚涛一方的人在场，证人赵某亦未亲眼见到李乡春签字和按手印的过程。从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如果李乡春自愿签订该份承诺，李乡春的签名和手印都应当为真实，如李乡春蓄意欺骗，李乡春的签名和手印都应当为假。现尚涛一方未对其提供的证据出现的签名为假、手印为真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从李乡春的交易习惯看，李乡春两次和尚涛签订委托持股协议均只有签名而没有按手印，李乡春和刘华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中也只有签名而未有手印，唯独本案的“承诺”中出现了李乡春的手印。综合以上情形考虑，本院认为该“承诺”的真实性存在重大缺陷，本院难以确认李乡春作出了“承诺”上载明内容的意思表示。其次，从内容的合理性与本案有关事实的关联度来分析，“承诺”的内容存在不合理之处。“承诺”的内容为：“对李乡春与尚涛2011年4月11日和2011年10月7日所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作出以下承诺；承诺2013年4月11日前齐力科技公司股权能够上市，上市后委托持股协议履行完毕；承诺2013年4月11日齐力科技公司未能上市，李乡春个人30日内将尚涛股本金580万元退还，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时间自2011年4月11日至股本金和利息还清为止；承诺2011年4月8日李乡春与刘华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中刘华代表李乡春占齐力科技公司1%股份作为尚涛股本金及利息抵押，若到期本息未还清，抵押股份自动由尚涛处置，还承诺处置股份不够偿还股本金及利息时，用李乡春及配偶名下房产、其他股权、证券等全部财产偿还股本金及利息（已告知配偶，且已同意）；本承诺与两份《委托持股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案所涉及的合同关系不同于买卖合同、民间借贷等有对价的合同，李乡春与尚涛之间是股份代持关系，李乡春代持尚涛持有齐力科技公司股份至上市。双方并未约定齐力科技公司上市李乡春能够从尚涛处获得什么好处，从在案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中也无法看出李乡春因为尚涛代持股份能够获得利益。双方约定代持的利益是象征性每年1元。在此情形下，李乡春自愿承诺退款并给付利息，还要以自己的股份及自己和配偶名下房产、其他股权、证券等全部身家作保，亦有不合常理之处。再次，“承诺”取得的合法性存在重大疑点。本案中，对于李乡春对“承诺”取得的合法性提出了抗辩性意见并提供了相应证据，李乡春二审中提交的大屯派出所的证明原件能够与本院二审中调取的110报警记录形成一定的相互印证关系，能够让本院形成确信的是在2013年10月11日的凌晨，李乡春通过向公权力求助的方式表达了其对2013年10月10日涿州之行遭遇的否定性意见及由此出现包括“承诺”在内的部分材料的合法性质疑。特别是大屯派出所出具的材料应属于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结合李乡春提交的其他证据综合分析，本院认为“承诺”的合法性取得存在重大疑点，本院对“承诺”取得的合法性难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上述分析意见，尚涛提供的“承诺”存在重大疑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难以证明李乡春作出了“承诺”上所载明的意思表示，本院难以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尚涛并未完成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因此对其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本案解决的是以“承诺”作为请求权基础的双方争议，不影响尚涛就股权代持协议所享有的合同权利，尚涛可就此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李乡春的上诉请求于法有据，一审判决有误，应当予以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商）初字第4270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尚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400元，由尚涛负担（已交纳30890元，余款2151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鉴定费6万元，由尚涛负担3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李乡春），由李乡春负担3万元（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2400元，由尚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郑吉喆代理审判员  熊 静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王博文书 记 员  崔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