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13民终19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增丽，女，出生于1977年12月27日，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磊，四川锐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权，四川锐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充高坪支行，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鹤鸣东路8号。负责人：范映杰，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磊，女，出生于1969年8月31日，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建平，男，出生于1970年2月5日，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9号46层、47层、48层。负责人：刘伟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鹏,男，出生于1974年3月3日，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玮鸿，四川天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锦里东路8号。负责人：舒可，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萍，四川天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圆，四川天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增丽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充高坪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高坪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以下简称农行信用卡中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锦城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17）川1303民初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增丽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17）川1303民初1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各被上诉人具有侵权行为且事实上侵害了张增丽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1.一审判决第7页已经认定，农行锦城支行在张增丽收到金穗乐分卡以前、在张增丽未提供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发放贷款的行为不符合《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操作规程和合同的约定。本案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而非合同纠纷，既然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农行锦城支行存在违规放贷行为，也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侵权。2.记账凭证不是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农行锦城支行发放了贷款。张增丽由于对银行放款业务不熟悉而在记账凭证上签了字，亦不能免除农行锦城支行对已发放贷款的举证义务。3.正由于农行锦城支行的违规放贷行为，导致张增丽既没有获得贷款，也没有购车，不但没有对该笔贷款享有任何权利，反而背负债务，并直接导致借记卡账户被扣款30×××88，66元以及银行征信产生不良记录。因此，农行高坪支行、农行信用卡中心、农行锦城支行的侵权行为与张增丽所遭受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5条，农行锦城支行应当向张增丽返还其已被扣划的30×××88，66元并承担利息；张增丽未激活和使用尾号6711的信用卡，应判决确认涉及该卡的交易记录与张增丽无关；农行高坪支行、农行信用卡中心、农行锦城支行是张增丽不良征信信息的提供者，应当由他们对张增丽的不良征信记录予以消除。二、一审判决对本案其它关键事实的认定存在错误和遗漏。1.本案中，农行锦城支行提供的其与张增丽签订的《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借款合同》第11页，即第二部分特别条款的合同编号“农银锦分期20l5700l4”为打印件，合同第13页保证人一栏为空白；而在成都鑫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鑫铃公司)向武侯区人民法院提交的同一份合同中，第11页合同编号为手写体、第13页保证人一栏加盖了成都鑫铃公司印章。两份合同的差异可以说明，农行锦城支行与成都鑫铃公司恶意串通将债务转移给上诉人。2.其他关键事实也存在认定错误和遗漏。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本案一审法院对国家有关银行业管理规定中《合同法》《商业银行法》《金融违法处罚法》《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适用有误。农行高坪支行答辩称，1.一审的事实认定有两个错误。第一，一审判决书第三页第二行载明的农行高坪支行答辩意见内容“张增丽被扣款是农行锦城支行扣款的行为”错误，农行高坪支行本意为该扣款是因张增丽授权后的银行自动扣款行为所致。一审依据案涉《分期业务担保借款合同》第三条关于未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情形，不是银行贷款发放的必要条件，银行是有权发放贷款。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银行有选择发放贷款的权利，并不违规。第二，一审判决书第六页引用《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时遗漏了该条的第二款。第二款规定如果有借款人书面授权，产生的贷款合法。激活信用卡不是使用信用卡的唯一方式；2.农行高坪支行认为案涉贷款已经张增丽本人授权签字，并由其实际使用，且有生效判决确认，因此，锦城支行并未违规发放贷款。张增丽以其不熟悉信用卡使用为由进行抗辩不成立，张增丽应当对其签字产生的法律后果负责；3.张增丽认为其没有获得贷款与事实不符，按照合同及张增丽指示，农行锦城支行已将借款发放到张增丽指定账户，张增丽获得贷款属实。张增丽主张的两份借款合同的差异，不能否认张增丽与农行锦城支行订立的本案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故张增丽的本案借款真实。至于农行高坪支行提交证据与否是当事人权利，他人无权干预。农行信用卡中心答辩称，没有依据证明张增丽与农行信用卡中心建立了贷款合同关系以及信用卡中心实施了侵权行为。案涉信用卡交易记录与信用卡中心无关，是农行锦城支行依据借款合同约定向张增丽扣划款。关于张增丽提出的消除征信记录问题，征信记录不是农行信用卡中心向征信机构提供，不良征信的发布由征信机构决定，与农行信用卡中心无关。张增丽与农行锦城支行建立信用卡分期担保业务的事实，已另案经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张增丽与农行锦城支行、成都鑫铃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合法有效。张增丽应推翻该生效判决，才能证明其主张。农行锦城支行答辩称，不认同张增丽的观点。1.关于信用卡是否激活的问题，同意农行高坪支行的代理人意见，此信用卡非彼信用卡，该信用卡只是一个发放分期贷款的载体，无需激活；2.张增丽提到该笔贷款没有到达其账户的问题，根据本案借款合同以及张增丽的授权委托书可以证明，张增丽应当对其签字行为承担责任。农行锦城支行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已经向张增丽授权指定的成都鑫铃公司账户发放贷款，张增丽在事后已签字确认，一审判决也认定“张增丽对实际使用贷款进行了确认”。农行锦城支行是基于合同约定和张增丽签署的不可撤销的授权委托才向成都鑫铃公司发放的贷款，已履行合同义务。张增丽应按时履行还款义务，但其在贷款后连续逾期。成都鑫铃公司在垫付贷款后也以追偿权纠纷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张增丽主张权利，且该判决现已生效。该生效判决证明了张增丽收到贷款及其逾期还贷的事实。张增丽应当完全履行本案的还贷义务。农行锦城支行在本案中不构成侵权。张增丽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增丽的诉请。张增丽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农行高坪支行、农行信用卡中心、农行锦城支行返还已扣款30×××88.66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从扣划之日起支付至退款之日止）；2.判令农行高坪支行、农行信用卡中心、农行锦城支行提供卡号为62×××11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乐分卡”信用卡的全部交易记录，并确认该交易记录及相关法律后果与张增丽无关；3.判令农行高坪支行、农行信用卡中心、农行锦城支行撤销张增丽的不良征信记录。农行高坪支行一审辩称，农行高坪支行追加农行锦城支行为被告，证明农行高坪支行与张增丽之间没有产生信用卡的合同关系，张增丽被扣款的事实与农行高坪支行没有关系，张增丽被扣款的事实是基于张增丽与农行锦城支行之间有汽车分期业务及贷款业务关系；张增丽被扣款是源于其自行绑定在农行高坪支行开定的账户，并由农行锦城支行扣款的行为。针对张增丽第二项诉请，张增丽与农行高坪支行没有直接建立尾号为711卡的信用卡关系，因此，其诉讼主体不适格、诉讼请求不明确、是错误的。针对张增丽的第三项诉讼请求，由于农行高坪支行并非是不良征信的管理机构，张增丽的主体不适格，请求错误。农行信用卡中心一审辩称，针对张增丽第一项请求，农行信用卡中心没有与张增丽建立贷款合同法律关系，诉请所涉及的30×××88.66元不是信用卡中心发出的扣款指令；针对张增丽第二项请求，尾号为6711交易记录，不是与农行信用卡中心发生的交易记录，与农行信用卡中心无关；针对张增丽第三项请求，因不是与农行信用卡中心发生的交易记录，由征信机构决定，张增丽应向征信机关提出提议，要求更正，故农行信用卡中心不存在侵权。农行锦城支行一审辩称，张增丽的三项诉求均是无理的诉求。既然双方建立了借款合同关系，双方约定根据原告特别授权且授权不可撤销的特别授权，授权农行锦城支行将借款的490,000.00元通过农行金穗受限的额度进行的贷款，尾号6711是基于前面的借款合同关系，张增丽与农行锦城支行签订的，目的是专项分期，张增丽是通过柜员授权的490,000.00元，无需激活。扣划都是基于张增丽的授权，其扣款行为是合法的，农行锦城支行从发放贷款就已经履行了放款义务，但张增丽未履行还款义务，农行锦城支行在该案中作为适格主体，也不构成侵权的要件，更谈不上返还资金，所以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应驳回张增丽的请求。6711的乐分卡信用卡，我行没有义务提供交易记录，张增丽已经得到了锦城支行放贷的490,000.00元，相反，张增丽享受权利之后但没有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期间，在逾期当中，连带担保责任人成都鑫铃公司作为借款合同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张增丽逾期未还款的情况下垫付了部分还款，成都鑫铃公司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一二审判决，判令张增丽支付成都鑫铃公司垫付款48,520.00元，现一二审判决已经生效。这一事实充分印证了张增丽作为还款义务人未尽责任的事实。我行为了主张权利，已于2017年3月20日向青羊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增丽归还逾期还款并有权要求其偿还全部本金利息等相关费用。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侵权的不是农行锦城支行，而是张增丽。对于第三项，不良征信记录，农行锦城支行同农行信用卡中心观点一致。所以，我行认为张增丽的诉讼是无理之诉，请求驳回其诉请。一审认为，一、关于张增丽要求确认62×××11卡消费记录的法律后果与其无关的问题。农行锦城支行在张增丽收到金穗乐分卡以前、在张增丽未提供抵押担保的情况下以张增丽为消费者向成都鑫铃公司转入贷款490,000.00元，农行锦城支行发放贷款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操作规程和合同的约定，但张增丽在中国农业银行记帐凭证签字，表明张增丽对农行锦城支行将贷款490,000.00元转至成都鑫铃公司予以确认，使用了贷款;生效的（2016）川01民终963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张增丽委托成都鑫铃公司将贷款490,000.00元转存至任伟银行账户，成都鑫铃公司工作人员胡玉彬于2015年4月15日向张增丽指定的任伟账户转账490,000.00元。”，表明张增丽实际使用了农行锦城支行借款490,000.00元，因此，张增丽主张62×××11卡消费记录的法律后果与张增丽无关的主张不成立。二、关于张增丽要求返还扣划款项问题。因张增丽与农行锦城支行建立借款合同，张增丽作为债务人使用了贷款，农行锦城支行先后于2015年6月4日、2015年7月5日以约定还款的名义从约定的还款账户62×××75分别扣划15,244.33元符合同的约定，扣款行为并无不当，因此，张增丽要求农行锦成支行返还30×××88.66元及利息的主张不成立，原审不予支持。三、关于张增丽要求撤销不良征信记录问题。张增丽不良征信记录的产生，系张增丽未按约定向农行锦城支行偿还借款所致，而非农行锦城支行侵权行为导致，因此，张增丽要求农行锦城支行撤销不良征信记录不成立。四、关于农行高坪支行、农行信用卡中心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问题。农行高坪支行、农行信用卡中心均未与张增丽建立信用卡合同关系、亦未从张增丽持有的62×××75账户银行卡扣划存款、也未将信用报告上报，均未实施侵犯张增丽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农行高坪支行、农行信用卡中心亦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综上，农行高坪支行、农行信用卡中心、农行锦城支行未侵犯张增丽的合法权益，张增丽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判决如下：驳回张增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2.00元，由张增丽负担。本院二审中，张增丽提交了两组证据：1.两份《金穗贷记卡专项商户分期业务担保借款合同》，拟证明成都鑫铃公司在另案中就本案的同一笔贷款提交的担保合同，与本案农行锦城支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担保合同有不同之处，也即本案担保合同中的担保人一栏空白，未加盖担保人成都鑫铃公司印章。成都鑫铃公司与农行锦城支行恶意串通行为，将案涉债务转移给张增丽。2.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另案作出的（2017）川0105民初2593号民事裁定书一份，拟证明农行锦城支行起诉张增丽达不到目的后撤诉。农行高坪支行、农行锦城支行对张增丽提供的借款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并与农行信用卡中心对张增丽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认为保证人成都鑫铃公司在借款合同中加盖印章与否，无法否认张增丽与农行锦城支行订立的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张增丽现无证据证明成都鑫铃公司与银行有串通行为。农行锦城支行在另案对张增丽、成都鑫铃公司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因成都鑫铃公司对张增丽的贷款进行了代偿，才撤回起诉。张增丽在本院审理中主张《授权委托书》中的落款时间是事后添加，《记账凭证》中的签名不是在农行锦城支行书写，申请鉴定《授权委托书》中授权打款签名的日期及内容与签名是否为同一人书写，是否系同时书写，并申请对《记账凭证》中张增丽的签名与打印内容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张增丽是否获得了案涉消费贷款以及三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否构成侵权。关于张增丽是否获得案涉消费贷款问题。根据合同约定及上诉人张增丽出具的不可撤销的授权，农行锦城支行将贷款发放到成都鑫玲汽车公司。后成都鑫玲汽车公司根据张增丽委托将该款转存至张增丽指定账户的事实，已另案经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并生效的（2016）川01民终9634号民事判决认定，结合张增丽在中国农业银行记账凭证上签字的行为表明，张增丽实际使用了农行锦城支行借款490,000元。故张增丽关于其没有获得涉案贷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三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否构成侵权，如果构成侵权是否应向张增丽返还30×××88.66元及利息，消除其不良征信记录的问题。农行锦城支行根据张增丽的委托，在经审核后将贷款发放到张增丽指定的成都鑫铃公司账户，已履行合同义务。农行锦城支行发放贷款的行为虽发生在张增丽收到信用卡之前，且农行锦城支行也未要求张增丽提供抵押担保，但不影响张增丽按合同约定获得并使用案涉贷款的权益。故农行锦城支行发放贷款到张增丽指定的账户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农行锦城支行在发放贷款后，分两次各从张增丽绑定的农行高坪支行开设的还款账户62×××75扣划15,244.33元的行为并无不当，符合合同约定。张增丽不良征信记录的产生系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所致，农行锦城支行上报其不良征信记录不构成侵权。因此，对张增丽要求农行锦城支行返还30×××88.66元及利息，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主张不予支持。因农行高坪支行、农行信用卡中心不是案涉借款合同主体，也未实施扣划款行为，不良征信记录也非其上报，一审关于农行高坪支行、农行信用卡中心没有构成侵权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张增丽在本院审理中主张《授权委托书》中的落款时间是事后添加，《记账凭证》中的签名不是在农行锦城支行书写，申请鉴定《授权委托书》中授权打款签名的日期及内容与签名是否为同一人书写，是否系同时书写，并申请对《记账凭证》中张增丽的签名与打印内容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张增丽对其在《授权委托书》中的委托人一栏处的签名无异议，即使张增丽授权转款的落款日期与张增丽签名不是同时形成，是事后添加，以及授权委托书中其余填写内容：张增丽姓名、身份证号码、向成都鑫铃公司购买的汽车型号、贷款金额49万元、落款日期均系案外人填写，也不能改变其授权农行锦城支行向其指定的成都鑫铃公司发放贷款49万元的意思表示。张增丽对案涉《记账凭证》的张增丽签名无异议，即使其签名与记账凭证中的其余打印内容不是同时形成，也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综上，已无必要对张增丽的请求进行鉴定，故对张增丽的以上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张增丽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2元，由张增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朝阳审判员  何顺红审判员  罗晓翠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任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