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甘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3328民初83号原告：仁真四郎（朱倭富民沙场负责人）,男,藏族，1983年2月20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屠传孝，四川维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强，四川维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法定代表人：王江议，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谢毅，四川鹏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燕敏，甘孜县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刘良，男，汉族，1975年10月24日出生。原告仁真四郎与被告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以下简称江西总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告于2017年11月1日申请追加刘良为本案被告，经审查，本院同意追加，并为各当事人指定了举证期限。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仁真四郎及其代理人屠传孝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江西总院委托代理人杨燕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良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仁真四郎诉称，被告江西总院分别于2016年3月31日和2016年7月26日与甘孜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甘孜县四通达乡沟然沟泥石流治理工程项目施工合同》和《甘孜县斯俄乡呷西卡沟泥石流治理工程项目施工合同》。被告江西总院依约进场施工，被告江西总院的施工代表人均系刘良。原告按被告江西总院的要求，向其提供了项目工程需要的沙石。经结算后，被告刘良代表江西总院向原告出具了欠条，被告刘良向原告购买沙石以及出具欠条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欠条上写的“担保人泽巴多登”，但他不是担保人，是他带刘良到原告处买的沙石，他是沟然沟村的村长，他只是证明他晓得这个工程是国家工程，我们并没有说，刘良还不起钱了，要让他还钱。原告经多次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1、被告江西总院支付沙石款43478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17652.07元（以43478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35%，从2016年8月23日暂算至2017年7月31日止），共计452432.07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江西总院负担。本案审理中，本院依申请追加刘良为本案被告后，原告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上述款项，并连带负担诉讼费用。被告江西总院辩称，本案中，江西总院的主体不适格。刘良在与原告签订协议时未经江西总院授权，刘良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刘良在与原告达成协议时，未出示江西总院的相关文书，刘良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刘良不是江西总院的工作人员，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其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刘良与江西总院之间是承包关系，刘良与原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买受人是刘良，欠条也是刘良打的，所以责任应由刘良个人承担。刘良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或者债务转让，未经江西总院追认或者同意，不应由江西总院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江西总院的诉讼请求。被告刘良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出示了下列证据：1、《仁真四郎、刘良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各方当事人的主体身份。2、《甘孜县四通达乡沟然沟泥石流治理工程项目施工合同》和《甘孜县斯俄乡呷西卡沟泥石流治理工程项目施工合同》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上述两工程的承包人是江西总院，其作为施工主体，也才会对外产生租赁、买卖、劳务等债权债务关系。3、《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刘良系被告江西总院指派的施工负责人，而江西总院是工程的承包人，所以刘良是在履行职务，以及拟证明项目章是真实存在的。4、《竣工验收申请》复印件一份，该申请上加盖了江西总院项目章，拟证明项目章真实有效，以及刘良是在履行相应的职务行为。5、《沙石购买协议》原件一份，该证据拟证明原告与被告江西总院签订沙石购买协议的事实。6、《欠条》原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江西总院拖欠原告仁真四郎沙石款434780元。注明2016年8月23日还款，所以利息起算日为2016年8月23日。7、《收货单》复印件十一本，拟证明被告江西总院在原告处购买沙石后，经送货到被告江西总院承包的工地，被告方管理人员签收沙石方数的事实。8、《甘孜县国土资源局的复函及附件：律师函、甘孜县国土资源局甘孜国土资函[2017]3、4号函、拨款申请书、拨款凭证》经核对一致的复印件一组，拟证明刘良是案涉两处工地的现场管理人员，刘良所用的项目章是真实的。被告江西总院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出示了下列证据：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被告江西总院的主体。2、《（2016）第007号、008号项目内部承包管理合同》复印件两份，拟证明江西总院与刘良为承包关系，刘良为实际施工人。被告刘良未提供证据。原告方所举的八组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江西总院对第一、二组证据无异议，本院确认为有效证据。被告江西总院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提出异议称，国土局属于国家机关，其作为证人主体不适，不能证明。本院认为，甘孜县国土资源局作出刘良系案涉两工程施工管理负责人的证明，与被告江西总院在《律师函》中关于刘良身份的陈述一致。故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刘良系案涉两处工地的施工管理负责人。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刘良系江西总院的职工，故其不能证明刘良的行为是在履行职务。关于项目章是否真实存在，于后一并认定。故，原告所举的第三组证据只具有部分证明力。被告江西总院对第四组证据提出异议称，江西总院未委托刘良刻制项目章，此章没有编号，未在公安机关备案，此章系刘良私刻，没有合法性。且章在刘良手中，他可以随意加盖。竣工验收申请上没有加盖国土资源局的鲜章，不符合规范，怀疑其真实性。本院认为，竣工验收申请上加盖的项目章与沙石购买协议、欠条上加盖的项目章均为“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甘孜县四通达乡沟然沟泥石流治理工程项目章”（以下简称“沟然沟项目章”），三份证据上的章印字迹清晰，相印印证，且与第八组证据中原告主张刘良使用该项目章申请拨款，而被告江西总院承认收到四通达沟然沟项目工程款4172026.25元的事实相印证。被告江西总院虽提出此章为刘良私刻，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被告江西总院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因该证据不涉及刘良的身份问题，其不能证明刘良是在履行职务。故本院确认原告所举的第四组证据只具有部分证明力。被告江西总院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称，该协议是刘良自己与原告达成的协议，与被告无关，对是否履行义务也不清楚。本院认为，沙石购买协议上写明了购买方为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双方约定了每方沙石的单价，以及约定了沙石送到工地的运费，并约定了定购方数，协议尾部写明了甲方为朱倭富民沙场，仁真四郎在负责人处签名并按手印。乙方为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刘良在负责人处签了名，并加盖了“沟然沟项目章”。该协议能够证明刘良以江西总院的名义与朱倭富民沙场签订了沙石购买协议。故，本院对原告所举的第五组证据确认有效证据。被告江西总院对第六组证据的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称，此欠条是基于刘良与原告协议产生，原告是否履行职责尚不清楚；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称，此章为刘良自行加盖，无编号，未备案，不合法；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称，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与公司无关。本院认为，刘良在向原告出具的欠条上，载明了累计购买细沙、“一三石”、“二五石”的方数，并分别计算出了各类沙石的总金额，以及写明已付三万元，尚欠434780元未支付，欠款人刘良，且在欠款人位置加盖了“沟然沟项目章”，该欠条能够证明原告履行了出售沙石并送货至沟然沟工地的义务，以及能够证明被告江西总院、刘良尚欠原告沙石款434780元的事实。故，本院确认原告所举的第六组证据为有效证据。被告江西总院对第七组证据提出异议称，收货人处签名是刘登良、陈志文，是刘良自己找的人。江西总院没有委托刘良购买沙石，也没有委托刘登良、陈志文签收沙石，购买行为是刘良的行为，与江西总院无关。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载明收货的方数与欠条载明收货的方数一致，且内容相互印证，其能够证明刘良在沟然沟工地收到了原告运送的沙石，且方数与欠条载明一致。本院确认原告所举的第七组证据为有效证据。被告江西总院对第八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真实性提出异议称，附件中没有明确刘良与江西总院的关系。关于律师函，全文主要在表述责任在于刘良，不在江西总院。关于加盖的章，由于章一直在刘良手中，其加盖与否都是他个人行为，且该请款单也是刘良个人向业主方的，与公司无关。本院认为，甘孜县国土资源局在复函中证明刘良具体在负责两处项目管理，以及被告江西总院在《律师函》中追认其在签订施工合同后即委派刘良担任案涉两项目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以及被告江西总院在《律师函》中承认收到了甘孜县国土资源局拨付四通达沟然沟项目的工程款4172026.25元，而拨款申请通过加盖“沟然沟项目章”，且通过相关部门审批，江西总院才能取得拨付的工程项。故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刘良是案涉两工程项目的现场管理人员，以及能够证明“沟然沟项目章”在案涉工程中真实存在，并通过使用，经甘孜县国土资源局、监理公司、甘孜县人民政府认可。另，该组证据中的《甘孜县国土资源局甘孜国土资函[2017]3号函》证明了朱倭富民沙场的沙石款434780元，在甘孜县国土资源局进行了备案登记。被告江西总院所举的两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双方所举的江西总院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的内容不一致。江西总院证明王江议为副队长，但其未对单位名称“队”的全称进行说明。而江西总院在质证中，又对原告提出的王江议为江西总院董事长职务的证明无异议，故本院确认江西总院法定代表人王江议的职务为董事长。原告对第二组证据提出异议称，两份承包合同应为内部劳动合同，其中合同的第9.1条、第9.3条、第5.3第规定了绩效、保险等，可以看出刘良系江西总院的员工，以及他是作为项目经理被派遣到这里的，所以刘良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第3.4条可以证明工程刻了项目章，并制定了保管人员，且江西总院知晓项目章及其用途。本院认为，被告江西总院否认刘良系其职工，刘良未出庭陈述其身份，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江西总院的职工，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刘良系江西总院的职工，故刘良不是江西总院的职工，两份内部承包合同不属于两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故本院对原告方提出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而对被告江西总院所举的第二组证据予以采信。关于江西总院与刘良之间的关系，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本院经审理查明：1、关于案涉两工程的施工合同及内部承包合同的签订情况。江西总院于2016年7月13日委托陶厚菊办理案涉工程投标事宜。江西总院委托周树本分别于2016年3月30日和2016年7月26日，与甘孜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甘孜县四通达乡沟然沟泥石流治理工程项目施工合同》和《甘孜县斯俄乡呷西卡沟泥石流治理工程项目施工合同》。两施工合同签订后，江西总院分别于2016年4月21日和2016年8月9日，与刘良签订了《（2016）第007号项目内部承包管理合同》和《（2016）第008号项目内部承包管理合同》。刘良为案涉两工程项目的现场管理人员。2、关于项目章的使用情况。“沟然沟项目章”在案涉工程拨款申请中经加盖使用，且该拨款申请经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并向被告江西总院实际拨付工程款4172026.25元。被告江西总院委托四川蜀天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1月23日在向甘孜县国土资源局发送的《律师函》中，认可江西总院收到了甘孜县国土资源局拨付四通达沟然沟项目的工程款4172026.25元。江西总院在《律师函》中陈述，其在收到款项，并扣除税费后，已将全部工程款支付给刘良。被告江西总院确认取得工程款的行为，应视为对“沟然沟项目章”在案涉工程中真实存在并经使用的默认。3、关于沙石购买协议的签订及履约情况。2016年5月2日，刘良未经江西总院授权，即以江西总院的名义找原告仁真四郎（朱倭富民沙场负责人）购买沙石。刘良与仁真四郎达成了沙石购买的书面协议，内容为：甲方朱倭富民沙场与乙方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经协议，乙方因建设甘孜县四通达乡沟然沟泥石流治理工程在甲方购买沙石，细沙每方70元，运费送到工地是每方70元；“一三石”每方45元，运费送到工地是每方70元；“二五石”每方45元，运费送到工地是每方70元。乙方向甲方暂定细沙3500方，“一三石”1500方，“二五石”2000方。协议尾部写明了甲方为朱倭富民沙场，仁真四郎在负责人处签名并按手印。乙方为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刘良在负责人处签了名，并加盖了“沟然沟项目章”。工程完工后，原告找刘良结算并要求支付沙石款，刘良于2016年8月23日对原告仁真四郎的沙石款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一张欠条，注明欠到富民沙场细沙1950方×140元/方＝273000元；“一三石”750方×115元/方＝86250元；“二五石”917.6方×115元/方＝105530元。已付30000元，欠434780元。欠款人刘良。刘良在欠条上加盖了“沟然沟项目章”。因被告江西总院、刘良未履行支付义务，朱倭富民沙场将两被告拖欠沙石款434780元的情况，在甘孜县国土资源局进行了备案登记。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当事人陈述、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施工合同、情况说明、项目内部承包管理合同、沙石购买协议、欠条、收货单、甘孜县国土资源局的复函及附件等证据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举证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本案中刘良签订沙石购买协议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代表江西总院；2、沙石购买人是否应承担支付沙石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分两点进行阐述：一、关于江西总院与刘良之间的关系。该点又分两点进行分析：1、关于刘良是否是江西总院的职工。江西总院与刘良签订了内部承包合同，然后江西总院否认刘良系其职工，刘良未出庭陈述，其也未提交相关证据，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刘良系江西总院的职工，故，刘良不是江西总院的职工。2、关于江西总院与刘良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的行为是否属于借用资质行为或者工程转包行为。在案涉两工程中，陶厚菊代理江西总院办理了案涉工程的投标事宜，周树本代理江西总院签订了施工合同，无证据表明刘良在与江西总院签订内部承包合同之前即介入案涉两工程并办理相关事务，故在案涉两工程中，刘良不属于借用江西总院的资质施工。而结合在案涉两工程中，江西总院先签订施工合同，后与刘良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的时间顺序，以及案涉两工程的发包方是将工程款直接拨付给江西总院的情况，以及江西总院与刘良约定由刘良承包江西总院承建范围的全部内容，以及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由刘良独自承担与项目有关的全部法律责任的情况，则可以认定江西总院是将承建工程转包给刘良个人进行施工。刘良以江西总院的名义实际组织施工，刘良为实际施工人。故在案涉两工程中，江西总院与刘良之间系工程转包关系。二、关于刘良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者表见代理。江西总院与刘良签订了内部承包合同，然而刘良并非江西总院的职工，故刘良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故本院对原告方主张的刘良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的意见，不予采纳。本案中，刘良未经江西总院授权，即以江西总院的名义与原告仁真四郎书面达成沙石购买协议。原告依据刘良在四通达乡沟然沟工地具体负责管理工程的权利外观，以及双方约定交付沙石的地点位于江西总院施工工地的情况，以及依据刘良持有“沟然沟项目章”的权利外观，原告有理由相信刘良购买沙石是代表施工单位江西总院，原告不知刘良无权代表江西总院是善意的，且原告在这种情况下信赖刘良代表江西总院是合理的。江西总院未向社会公示其与刘良之间的关系，而又允许刘良在其承建的施工工地负责管理，给第三人造成错误认识，其具有过失。故，刘良与原告签订沙石购买协议的行为，对江西总院构成表见代理。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中，刘良代表江西总院与原告仁真四郎签订的沙石购买协议，该协议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从欠条载明收货的方数与刘登良、陈志文等人签收的收货单载明的方数一致的情况，以及从欠条上加盖了被告江西总院默认了的“沟然沟项目章”可以看出，原告仁真四郎依约向被告江西总院承建的沟然沟工地履行了1950方细沙、750方“一三石”、917.6方“二五石”的出售及送货义务。而江西总院在收到沙石后，应按欠条确认的金额向仁真四郎支付沙石购买款，然而被告江西总院在合理期间内不履行支付义务，已构成违约，其应承担继续履行支付沙石款的违约责任。关于被告江西总院提出，依内部承包合同，两被告之间系承包关系，刘良为实际施工人，则刘良签订买卖合同的责任应由其个人承担的辩解意见，因内部承包合同只约束江西总院与刘良，不约束善意第三人，而本案中，原告对内部承包合同不知情。故，刘良与原告签订沙石购买协议的行为在对江西总院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履行支付沙石款的义务应由被告江西总院承担。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江西总院支付沙石款的请求，予以支持。本院对被告江西总院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因原告要求被告刘良与被告江西总院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请求，缺乏相关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刘良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被告江西总院在出具欠条后，在合理期间内不履行支付义务，客观上已给原告造成损失，其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现原告以拖欠支付的沙石款434780元为基数，请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35%，从2016年8月23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止计算因逾期支付造成的利息损失17652.07元，两项共计452432.07元，因原告主张的事实清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欠条未写明支付期限，原告应为对方履行支付义务留一定的资金准备期限，本院酌定为一个月，即原告要求支付逾期损失的时间应从出具欠条后的一个月即从2016年9月24日起计算至原告方主张的2017年7月31日止，逾期支付造成的损失为16286.13元，即被告江西总院应向原告支付的沙石款和逾期损失共计为451066.13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仁真四郎（朱倭富民沙场负责人）支付沙石购买款434780元及逾期支付造成的利息损失16286.13元，两项共计451066.13元；二、驳回原告仁真四郎对被告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仁真四郎对被告刘良提出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43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负担。该4043元由被告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直接支付仁真四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廷武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舒代义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八）项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