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朝民初字第07701号原告：石某，女，1984年4月17日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本案法定代理人：殷某某（石某之夫），男，1968年2月13日生，北京中坚阳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殷某某，男，1968年2月13日生，汉族，北京中坚阳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东方博大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华威西里**号地下*层地上***层。法定代表人：ＸＸ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秋，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殷某某、石某（以下共称二原告，分别称姓名）与被告北京东方博大医院（以下简称东方博大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殷某某（兼诉讼中本院指定的石某的本案法定代理人）、东方博大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燕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东方博大医院向二原告书面赔礼道歉；2.东方博大医院向二原告赔偿石某在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2015年6月6日至7月31日的医疗费3402.13元、2015年7月31日至10月8日的医疗费4399.51元；3.东方博大医院向二原告赔偿2015年6月6日至10月8日的伙食费2108元；4.东方博大医院向二原告赔偿石某的取环检查费270元、取环手术费1085.5元；5.东方博大医院向二原告赔偿打车费、预定分娩床位费等其他财产损失600.91元；6.东方博大医院向石某赔偿2014年2月8日至5月8日最低工资4680元、2015年6月6日至10月8日最低工资6880元；7.东方博大医院向石某赔偿2014年2月8日至5月8日、2015年6月6日至10月8日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每日100元的标准计算7个月；8.东方博大医院向二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其中殷某某100元、石某79900元）。事实和理由：2013年12月，东方博大医院因被人所骗，错误认定石某是“未婚先孕”，将石某已经怀孕两月的胎儿进行了人工流产。其实，石某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发病时更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被其父母石谋谋和张某某诱骗到东方博大医院，由他们签字并做人工流产的。其目的是为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和侵犯人身自由，破坏二原告的婚姻关系。因东方博大医院将孩子做掉，石某于2013年12月26日在家割腕自杀，幸亏被殷某某及时发现送往北京四季青医院救治，并连续20多日在家看护，才未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为从根本上解决石某的自杀问题，2014年1月20日下午，殷某某与同事李某某打车同去东方博大医院复印石某的流产手术病历，但是只有为石某做人流手术的医生态度很好，回应：“石某的人流手术是我做的，但是你们要复印病历要找医务科”。东方博大医院的院长和医务科的负责人等领导人对潘家园派出所警官和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信访电话等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坦言，石某的病历就在他们手上，但是他们怕有纠纷，才拒绝提供复印件。殷某某无法得到病历复印件，只好通过诉讼解决问题。二原告于2009年春节相识并准备结婚，但石某的父母嫌弃殷某某穷，一直隐匿户口本，不同意二人结婚，二原告一直共同生活，不与石某父母往来。石某退伍后脱产学习获得大专文凭，2009年应聘到殷某某公司处，担任新中宾舍接待处经理。2011年底，石某回家看望奶奶，发现其房间被母亲侵占，加之户口本长期被隐匿无法领取结婚证，情绪较为激动，由其父母强制送入北京安定医院，从2011年12月7日关押至2012年2月27日，每天被强制打镇静剂，每天被逼服用精神类药物，被安定医院“治疗”成为“精神分裂症”，从此成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出院后，石某逃回二原告共同生活的住所，从此一直有幻觉、幻听，总担心别人谋害自己和智商很低等毛病，也不能再出去工作，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此，石某多次向公安机关举报，但都没有立案。后来，石某不断请求殷某某起诉其父母，但是殷某某只是在2012年4月1日在“服务总动员网”曝光了安定医院。2012年10月30日，石景山区公安分局及其四平台派出所，发现石某只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做对其有益的结婚行为，所以，在石某父母继续隐匿户口本的情况下，出具了（2012）年石公四平台所户字33号《证明信》，同日，二原告领取了结婚证。2013年8月，石某出现幻觉打了别人，当时殷某某正在北京郊区封闭学习，就给1500元钱委托石某母亲到两人共同居住的小产权房照顾石某，但其母未经殷某某同意，私自将石某再次送入北京安定医院住院治疗40天，且根本没有疗效。殷某某后从老家请来中医，让石某改吃中药，病情有所好转。2013年12月5日，二原告与石某母亲到空军总医院妇产科门诊给石某做检查，发现石某已经怀孕39天，胎儿发育良好，并经妇产科主任批准，为石某建档。但是，石某母亲要求立即将胎儿打掉，与殷某某大吵一架，不欢而散。2013年12月9日，二原告一起回到江苏省响水县，从响水县人民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具了《外省市居民婚育情况证明》，但是由于石某父母继续藏匿石某的户口本，企图阻止二原告办理生育服务证，所以，石某要求回家争取时，殷某某予以同意。2013年12月25日，石某母亲突然打电话要求殷某某将石某接走，在2013年12月26日中午，二原告一起去了石某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由于该居委会领导对石某父母长期隐匿户口本的情况非常了解，故为二原告开具了《本市居民婚育情况证明》，后石景山苹果园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也同意在无户口本原件的情况下为原告颁发《北京市生育服务证》并在元旦后交付。但是，石某却在当晚割腕自杀。去医院救治后，石某才告诉殷某某自杀原因，原来孩子被东方博大医院做掉了。为此，石某因自杀救治、取环等花费了医疗费、交通费等。另外，起诉时石某已经30岁，殷某某已经46岁，一起共同生活五年才怀上孩子，已经属于晚婚晚育。石某何时才能再怀上孩子，是否能怀上孩子，都是未知数。东方博大医院的侵权行为不仅造成孩子流产，母亲自杀未遂，还对二原告未来的生活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故应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东方博大医院辩称：第一，我院对石某的诊疗符合临床诊疗常规，没有过错。2013年12月21日，石某和父母一起到我院计划生育门诊就诊。当医生询问病史时，由其父母代为陈述。其父母告诉医生，石某未婚，患有精神病，一直在口服药物。因此，要求医生为石某做“人流”及“上环”。石某对其父母所说并未反驳。医生对其进行体格检查、开具辅助检查申请单。我院在实施“人工流产负压吸引术”和“放置宫内节育器”手术前向石某及其父母进行了手术知情同意告知，石某当时没有反对。当医生让石某及其父母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时，石某父亲说石某没有行为能力，由他代签。石某一直在场，但始终没有反驳也没有反对。石某当时为早期妊娠，符合上述手术指征，没有禁忌症，医生为石某进行手术时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退一步说，如果石某是殷某某所述的“正常人”，假设石某父母编造石某有精神病和没有行为能力，那么石某的做法，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过错在石某自己。第二，东方博大医院对石某的医疗行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诊疗规范的规定，医疗行为合法合规，没有违法行为。第三，石某的精神状态是其自身精神疾病发生发展的结果，与我院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石某自2011年就患有精神疾病，并非殷某某所述的“正常人”。因此，石某患有精神疾病并不是我院造成的，其目前的精神状态是自身精神疾病发生发展的结果，与我院的医疗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第四，我院没有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五，殷某某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二原告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起诉到医院，但殷某某与我院没有任何医患关系，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殷某某所述的生育权，妇女有生育的自由，也有不生育的自由，石某有权利选择不生育，我院没有对其生育权造成侵害。第六，殷某某在复印石某病历时，没有合法的委托手续，故我院没有过错。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就本案事实查明如下：一、关于二原告的婚姻情况2012年10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四平台派出所向民政部门出具盖有户口专用章、载明“该证明仅供婚姻登记用”的证明，同日，二原告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二、关于石某的精神疾病、行为能力1.当事人的主张及相关证据：殷某某在起诉书的事实理由中称：“石某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证据三），在发病时更属于无行为能力人，是被其父母石谋谋和张某某诱骗到被告处，由他们签字并出资做人工流产的。”与此对应，殷某某提交的“证据三”为2012年2月27日石某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安定医院）的诊断证明书，载明的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14年3月4日庭审中，法庭询问石某何时被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殷某某称“2012年2月27日，是安定医院的诊断证明书，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是我自己推出来的，石某现在想自杀，现在在安定医院。”2014年7月31日法庭谈话中，殷某某主张石某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庭询问为何殷某某主张石某在做人工流产时被父母欺骗，殷某某称石某“智商低、反应慢、什么都记不住”。2015年1月27日，殷某某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认为石某是正常人，不是精神病患者，不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5年3月31日，石某本人及殷某某到庭，殷某某当庭表示石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7年11月15日庭审中，殷某某表示石某“只是遗忘之前的事情，其他都很正常”。2017年11月17日庭审中，经本院询问，殷某某表示“我们认为她有问题，但没有证据证明她没有诉讼行为能力，所以她就有诉讼行为能力。”另，殷某某提交2016年8月5日其因石某走失而张贴的《寻人启事》，上载明石某“有精神分裂症”。东方博大医院表示，在石某去其院进行诊疗的时候，其没有能力认定石某的行为能力。在本案中，其认为石某无诉讼行为能力。2.石某的相关医疗诊断：2012年2月27日安定医院诊断证明书，诊断及建议载“精神分裂症”；2014年2月11日安定医院诊断证明书，诊断及建议载“精神分裂症，目前正在住院治疗中”；2014年8月8日至2014年9月11日安定医院住院病案，主要诊断载“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2015年6月6日至2015年10月8日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以下简称昌平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病案，门诊诊断载“癫病、偏执型精神分裂症”。3.本院调查情况：2014年7月31日法庭谈话中，经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均不申请就石某在东方博大医院诊疗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及本案中是否具有诉讼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当事人同意本院指定鉴定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本院依职权指定北京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所进行鉴定。2015年1月27日，殷某某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认为石某是正常人，不是精神病患者，不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5年3月31日，经本院通知，殷某某携石某本人到庭。在本院核实当事人身份信息时，石某提交身份证时称“我认为我的身份证是父母给我办的假证，法院能不能看出来我的身份证是假的？”并对照身份证数自己的年龄，称“我18岁是哪一年，我的身份证是不是假的啊？”本院询问石某是否清楚其起诉东方博大医院案件的情况，石某称“未经我同意起诉的”；本院向石某出具本案起诉书，要求石某确认是否知晓起诉书内容，是否是本人签字，石某表示“不是我签字的”；石某看到起诉书中写明其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表示“我为什么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这是诬陷我！”本院询问石某是否还记得2012年去东方博大医院手术的事情，石某答“不记得了”；本院询问石某是否继续起诉东方博大医院，起诉要求是什么，石某答“5亿美金，医院不给我摘节育环，应该赔我5亿美金！”殷某某解释称石某所指的是其去摘节育环的朝阳医院；本院进一步询问石某“把你弄疼了的是哪个医院？”石某答“哪个医院你们不是都知道吗？知道还问我？”殷某某解释称“是朝阳医院说她不清醒，不给摘”；本院要求石某再次确认起诉书中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石某答“不是我签的”；殷某某要求石某再签一遍，石某开始翻找背包内物品，殷某某解释称“她不知道要拿什么给法官看，她背这个包好几年了，什么东西都放在包里”；本院再次询问石某是否继续起诉东方博大医院，石某答“告！他们给我打胎，没赔我钱”；本院询问石某是否有工作，石某答“有工作，在宾馆当服务员”；本院询问石某其工资情况、每天工作时长、具体工作内容，石某均沉默无法作答；本院询问石某是否知道起诉的医院名称，石某沉默无法作答；本院询问石某要求医院赔偿的金额，石某答“5亿美金，因为所有钱都得赔我”；本院询问石某是否知道怎么诉讼，石某答“不懂，我就知道医院该赔我钱但没赔我”；本院询问石某的出生年份，石某答“我父母告诉我哪年出生的，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2002年的时候应该18岁，两个身份证都是我父母给办的假证”；本院询问石某毕业院校、专业，石某答“你知道啊！你怎么不知道？”本院询问石某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从事何种职业、和殷某某如何认识，石某答“忘了”。谈话结束后，本院告知石某在笔录中签字，石某情绪激动，表示“不是我写的！”并将笔录上殷某某的签字划掉，殷某某另行签署笔录。本院询问殷某某认为石某是否具有诉讼能力，殷某某表示石某为限制行为能力人。2017年11月15日庭审，石某未到庭，本院就石某的现状向殷某某询问，殷某某表示石某生活不能自理，一年没有出门，但石某的状态是“遗忘，其他都很正常”。本院再次询问殷某某是否配合进行在东方博大医院诊疗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案中是否具有诉讼行为能力的鉴定，殷某某明确表示，石某和殷某某均认为石某是正常人，不配合进行鉴定。2017年11月17日，本院在二原告居住的北京市朝阳区新中西里社区仓库新中宾舍地下室组织庭审。石某在其居住房间内拒绝穿衣、起床参加庭审。承办人进入后，石某大喊“我不去，我不去！”本院询问石某是否记得在法院起诉的事情，石某答“我不记得，没来过法院，我不起诉”；本院询问石某年龄、籍贯、是否结婚、是否认识殷某某、住在哪里、和谁一起居住、谁照顾其生活起居，其均答“不知道”；殷某某为石某盖被，本院询问石某是否认识殷某某，石某答“不认识”；对其他问题，石某均沉默未作答。在石某居住地，同时有殷某某父亲殷立成在场，殷立成表示，石某结婚前就在这里居住，是退伍军人，结婚前就反应慢；石某的父母看不起殷某某，不让石某和殷某某结婚；现在石某对任何人和事情都怀疑，偶尔出门拿别人东西，打人。就石某的精神状态，殷立成表示“我们认为石某有精神病，但她不配合鉴定。”2017年11月17日庭审中，本院再次询问殷某某认为石某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殷某某表示石某有民事行为能力及诉讼行为能力，仍然不同意配合鉴定。本院当庭表示，本院将依据法律规定，对石某在本案中的诉讼行为能力进行认定，并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指定殷某某作为石某在本案中的法定代理人，当事人均无异议。三、关于石某在东方博大医院的诊疗情况2013年12月21日，石某在东方博大医院行“放置宫内节育器、负压吸引术”。门诊病历主要内容载：“生育服务证：无；医学诊断证明：无；计生部门证明：无；主诉：停经54天，要求终止妊娠+上环；婚史：未婚；既往史：精神疾病史，曾服用镇静药；诊断：早期妊娠，精神疾病？”术前，东方博大医院为石某进行了尿常规检查、尿妊娠试验、血常规检查、白带常规检查、血液细胞分析、彩色超声影像检查、心电图等检查项目。上述两项手术知情同意书中患者签字部分载“石某”，当事人均认可该名字由石某父亲石谋谋代其签署；家属签字为“石谋谋”。东方博大医院表示，石某由其父母带到医院，石某父母表示石某有精神疾病，不适合要小孩，要终止妊娠并放置宫内节育器。石某父母告知医生石某没有结婚，代石某签署了手术知情同意书；手术无须麻醉，术前检查完善，石某具备手术指征，并且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石某没有任何异议或反抗。四、关于二原告主张的损害后果殷某某提交石某的机动车驾驶证、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毕业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证、婚礼视频录像等证据，证明石某在东方博大医院进行手术前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东方博大医院未经石某同，即给其进行了人工流产手术和宫内放置节育器手术，导致石某回家后自杀、绝食。就此，殷某某另提交石某在北京四季青医院2013年12月26日的门诊病历，载“左腕皮肤裂伤”。殷某某另称，为避免石某之后再自杀，殷某某将石某送到安定医院进行治疗，医院采用遗忘治疗法，导致石某最终生活不能自理；由于不知何时才能再怀孕生育孩子，也侵犯了殷某某的生育权。东方博大医院主张石某自2011年起即有精神分裂症诊断，其后的相关精神病诊断是其自身疾病发展的后果。对北京四季青医院的门诊病历，东方博大医院不予认可。就各项经济损失，二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石某2015年6月6日至2015年7月31日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住院收费票据3402.13元（自付，含伙食费935元）、伙食费收费清单935元；2.石某2015年7月31日至2015年10月8日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住院收费票据4399.51元（自付，含伙食费1173元）、伙食费收费清单1173元；3.石某在北京新景安太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安太嘉园医院（以下简称安太嘉园医院）收费明细及发票1085.5元（取环手术）、检查费明细270元；4.石某怀孕期间在空军总医院进行的孕期检查费、药费票据519.11元；5.石某2013年12月26日在北京四季青医院的换药费票据13.8元；6.二原告2013年12月26日赴北京四季青医院诊疗的打车费18元。东方博大医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经本院询问，二原告明确在本案中不向石某的父母主张侵权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一、石某在本案中是否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二、石某在东方博大医院诊疗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东方博大医院对石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或违反法律规定；三、若东方博大医院的诊疗行为具有过错或违反法律规定，二原告主张的石某的损害后果是否合理；四、殷某某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及其主张的损害后果是否合理。一、石某在本案中是否具有诉讼行为能力诉讼行为能力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自己的独立行为进行诉讼活动、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的能力。本案中，因石某有相关精神病诊断，但其未经人民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中亦无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故首先应确定石某在本案中是否具备独立进行诉讼活动的诉讼行为能力。在本案中，经法院多次释明，以石某法定代理人身份参加诉讼的殷某某均表示不予配合鉴定，导致本案无法通过司法鉴定认定石某的诉讼行为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条规定：“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参照医院的诊断、鉴定确认。在不具备诊断、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定，但应以利害关系人没有异议为限。”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表述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故本院认为，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可以参照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的规定，就石某的诉讼行为能力进行认定。首先，在本案诉讼前、诉讼期间，石某均有明确的精神分裂症诊断并进行住院诊疗，至今并无治愈的相关诊断。第二，从石某到庭谈话及本院赴其居住地现场开庭的情况来看，围绕本案相关事实、诉讼权利义务等，石某显然不能做出清晰完整的意思表示，不能独立开展诉讼活动。此外，通过与石某共同居住的殷某某父亲的陈述意见亦可知，石某并未对其精神分裂症继续进行治疗。故，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石某在本案中无诉讼行为能力。虽然殷某某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坚持认为石某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但是，综观殷某某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的主张，其在起诉书中载明石某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患有精神病，并自行将自己列为法定代理人；在之后的庭审、谈话、书面意见中，殷某某多次出现相互矛盾的主张，直到2016年8月5日的《寻人启事》中，殷某某依然自述石某“有精神分裂症”。民事诉讼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殷某某作为石某的丈夫，长期与石某共同生活，即使不能从法律上评价石某是否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但对石某的精神疾病的诊疗过程及石某的实际生活状态是明知的，故本院认为殷某某在本案中就石某诉讼行为能力的主张，不能构成有效的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虽然石某未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监护人的规定，同时考虑本案实际案情，在本案中指定殷某某作为石某的法定代理人为宜。二、石某在东方博大医院诊疗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东方博大医院对石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或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东方博大医院为石某进行的“放置宫内节育器、负压吸引术”，手术操作过程并无违反诊疗规范的情形，手术本身并未造成石某身体权、健康权损害。当事人的主要争议在于东方博大医院是否未征得石某同意即进行了上述手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东方博大医院为石某实施终止妊娠及节育手术，理应向石某或其监护人告知手术内容、风险，征得石某合法的书面同意。从本案查明情况来看，石某在当时是否患有精神病、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直接影响东方博大医院如何履行说明义务并征得患者同意。但因石某的法定代理人殷某某明确不予配合鉴定工作，导致无法就石某在东方博大医院诊疗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但本院认为，本案中，无论石某在就诊当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东方博大医院均违反了说明告知义务，侵害了石某的知情同意权。首先，根据病历记载及东方博大医院在庭审中的陈述，石某父母已经向东方博大医院告知石某患有精神病，正在服用药物。故，石某很有可能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在此情况下，即使东方博大医院不具备认定民事行为能力的专业资质，也应进一步就石某是否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审查，或对石某是否能清晰完整的知晓此次诊疗的内容、目的进行进一步了解。第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其监护人代为行使相关民事权利。石某进行诊疗时已经成年，按照当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石某的父母并非其当然的监护人。东方博大医院并未就石某是否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监护人进行任何审查，存在过错。第三，即使石某未经法定程序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程序被指定监护人，但由于石某患有精神疾病，要实施的手术为终止妊娠及节育手术，涉及妇女的生育权利甚至其胎儿父亲的生育权利，此时应当考虑配偶在生育问题上的相关意愿。若就诊者主张其为未婚，院方应进行一定的审查，就审查的限度，本院认为应要求就诊者提供其户籍所在地婚姻登记部门出具的未婚证明较为合理。东方博大医院仅凭未确认是否为石某合法监护人的父母的陈述即认定石某为未婚，未进行任何审查即让石某父亲代为签字，违反了说明告知义务，侵害了石某的知情同意权。其次，如假定石某有民事行为能力，东方博大医院为患者实施手术治疗，特别是终止妊娠及节育的手术治疗，应该取得石某本人的书面同意。对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实施上述手术，亦不属于不宜向患者说明的情形，不应由其他人代为签字。但门诊病历记载内容及东方博大医院的自认说明，石某本人并未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东方博大医院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三、若东方博大医院的诊疗行为具有过错或违反法律规定，二原告主张的石某的损害后果是否合理侵权责任的承担，应以行为人的加害行为与被侵权人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为要件之一。本案中，二原告主张石某的损害后果包括石某的自杀行为、因治疗精神疾病的生活不能自理、生育权受到侵犯。就石某的自杀行为，本院认为，仅凭北京四季青医院的“左腕皮肤裂伤”诊断，并不能证明石某实施了自杀行为，且结合石某已经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事实，即使其存在自伤、自杀等行为，亦无法证明与东方博大医院的诊疗行为具有关联性。同时，石某在本案争议的诊疗活动之前就已经患有精神分裂症，之后均针对精神分裂症进行住院治疗，2015年之后再无治疗的记录，无法证明其精神及生活现状与东方博大的诊疗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故，就石某手腕割裂伤、精神疾病治疗的相关费用、经济损失、工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就二原告主张的石某的生育权，本院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未将生育权单独列为一项公民权利，但明确了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应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选择是否生育子女，是妇女的法定权利，患有精神病妇女的生育权也应得到合理的保障。东方博大医院违反法定的说明告知义务为石某实施了终止妊娠及节育的手术，侵犯了石某选择生育子女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应就此承担侵权责任。故，就石某怀孕期间的检查费用、在安太嘉园医院进行取环手术的费用，与石某的损害后果相关，东方博大医院应向石某进行赔偿。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生育选择权作为妇女的基本人身权利，具有人格利益之属性，故石某请求东方博大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予以支持。四、殷某某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及其主张的损害后果是否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故，侵权责任的请求权主体，当为因侵权行为遭受损害的主体，并不仅限于侵权行为直接作用的主体。医疗损害责任亦属侵权责任，特定情形下被侵权主体亦应不限于医疗行为直接作用的主体。故殷某某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需要考察殷某某是否因东方博大医院对石某的诊疗行为而受到损害。根据殷某某的主张，即殷某某是否受到了生育权的侵害。我国法律虽未明确以将男性生育权列为权利种类之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均规定了夫妻双方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故应认定男性亦依法享有生育权利，并当然包括选择生育或选择不生育的权利。故若因侵权行为导致其丧失选择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机会，应当成为被侵权主体，故殷某某应为本案适格原告。东方博大医院违反说明告知义务，在未合法获得石某的同意即为其实施了终止妊娠及节育手术，石某的配偶殷某某也因该行为丧失该次生育子女的机会，故应认定东方博大医院的行为侵害了殷某某的生育权，殷某某就此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予以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赔礼道歉，根据本案二原告受损害的权利类型，本院认为其主张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具体方式由本院予以酌定。另，石某实施此次手术系由其父母陪同，由其未获法定监护资格的父母代其做出终止妊娠及采取节育措施的意思表示，并就石某的婚姻状况进行了虚假陈述，故东方博大医院的行为并非致二原告生育权利受到侵害的全部原因。但二原告明确表示不向石某的父母主张侵权责任，故本院根据东方博大医院行为的违法程度，酌定各项赔偿金额。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东方博大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石某、殷某某书面赔礼道歉，致歉内容由本院审定，如拒绝履行，本院将在北京市发行的报纸上刊登本判决书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北京东方博大医院负担；二、被告北京东方博大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石某医疗费五百元；三、被告北京东方博大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石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三万元；四、被告北京东方博大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殷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一百元；五、驳回原告石某、殷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89元，由原告石某、殷某某负担1395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东方博大医院负担139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铭溪人民陪审员  邢海燕人民陪审员  常振海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郝 卓书 记 员  韩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