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138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清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2号楼2楼。法定代表人：盛杰。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彪，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仕政，男，196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良艳，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号楼****室。法定代表人：黎志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华金、陈薇，四川益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成都清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清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仕政、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下称中促中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4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清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443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可合同及附件合法有效，但是又判上诉人败诉，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并未违约，一直在履行合同义务；违约方是赵仕政；关于合同目的，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二、一审未查明案件事实，导致判决错误。在四川工委会筹建过程中，清大公司只是挂名，赵仕政才是实际申请人，按约定由赵仕政承担全部筹建费用和经营责任；赵仕政向中促中心缴纳的41万元不是投资款，而是四川工作委员会3年管理费，赵仕政是自愿交的，并且越过清大公司，所以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双方之间的房屋租用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应予以审理；四川工作委员会是否成立是一种客观事实，不能以赵仕政和清大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来评价。被上诉人赵仕政辩称，1.赵仕政和清大公司是合伙的法律关系；2.2014年8月8日四川工委会没有成立；3.赵仕政解除合同是因为无法实现合作目的，而且解除的时间不是2014年6月30日；4.上诉人称四川工委会的牌照没有拿下来是因为赵仕政没有按照附件上面三排约定履行，即先交41万元，还要追加50万元，否则投资款不退，房屋使用申请协议是单独的申请人，仍需履行。关于房租，赵仕政共计租用三间，赵仕政只用了一间房，时间为2014年3月10日至2014年12月24日共计9.5个月；5.清大公司与中促中心义务是否履行完毕，赵仕政的目的没有实现。中促中心辩称，中促中心知晓赵仕政和清大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中促中心只能和公司合作，不能与自然人合作，中促中心认可清大公司的观点；在四川工委会成立期间，赵仕政全程参与了，并且去山西考察了后才投资的；中促中心收到了以清大公司为名的申请文件；中促中心的主任到成都验收，都是赵仕政接待的；赵仕政本人到北京来领牌照时和周某发生争议，不让将牌照给周某；中促中心总部的人见过赵仕政聘请的顾问；赵仕政曾对外宣讲自己是四川工委会的成员，并有录音为证；赵仕政打算另行成立包装行业协会并用交的四川工委会的管理费抵一部分包装行业协会的费用。赵仕政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赵仕政与清大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2、清大公司和中促中心返还赵仕政支付的会员会费410000元以及赵仕政为筹建四川工作委员会支出的房租106875元、办公家具费3000元、电脑设备费172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13日，清大公司（甲方）、赵仕政（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主要约定：双方就共同筹建中促中心（中小企业全国理事会）四川工作委员会达成共识，乙方自愿出资加入筹建中小企业全国理事会，希望共建地方工作机构。工委正式成立需要甲方负责完成与中心张某主任签署正式文件，约定具体经营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甲方负责中心四川工委的合法建立，与中心的沟通联络协调，通过中心督导四川工委挂牌验收及正式成立后的年检等工作。工委成立后，双方共同开展工作，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双方阅读并认同按照中心管理规定者制定的人事、财务、业务、部门设立、印章等管理制度并愿意严格遵守（附件）。乙方保证在2014年1月13日在和甲方共同争取中心优惠政策后遵守约定准时支付中心应交款项，乙方在签协议前知晓筹建须投入的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中心管理费、开办培训指导费、中心相关负责人考察后选址的成都金融中心办公室场地租金、人员工资等费用；乙方也清楚知晓正式开办后的收入主要来源为：会员会费、活动费用、培训费用、投融资居间服务费用等收益。乙方筹建时出资50万元应在甲方与中促中心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到甲方；在双方盈利溢价后，该款项返还乙方，返还后剩余部分双方按50%：50%分配。2014年3月2日，赵仕政（乙方、申请方）签署《合作协议》附件“四川工作委员会2014年度办公经费预算”。该附件主要载明：乙方即申请方认可中心合同条款后交41万甲方取得批筹四川工委文件的当月底前承诺追加投资50万，乙方若违约逾期不追投则合作终止，投资不退。房屋使用申请协议是单独的，申请人仍须履行。四川工作委员会2014年度办公经费预算：上缴中心费用41万元，均摊13.8万/年；上缴中心保证金15万；办公场地租金及物管费20万/年；主任、常务主任费用10万/年，秘书长7万/年，副主任8万/年，3名以上工作人员4万/年；差旅费、邮费、耗材费用、接待费等其他办公费用1万/月，12万/年。为保证四川工作委员会正常稳定持续的办公基本条件，申请人承诺连续三年不迁移、有能力开支按以上标准正常支出。2014年3月4日，基于履行上述协议项下出资义务，赵仕政按照清大公司要求分别向中促中心转账36万元、5万元，合计41万元。2014年6月20日，中促中心向清大公司作出《关于同意筹备四川工作委员会的批复》（中合发﹝2014﹞25号），主要称：“你公司《关于商请成立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四川工作委员会的函》现已收悉。根据《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地方机构管理办法》（中合发[2006]第07号文件）和《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关于印发工作委员会管理条例（试行）》（中合发[2013]第0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经中心（理事会）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同意拟设立的工作委员会名称为“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四川工作委员会”；同意和清大公司合作筹建四川工作委员会；筹备工作应自本批复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工作委员会筹建完毕，应将工作委员会成立报告、经费及办公场所情况、正式聘任工作人员简历、人事、财务、行政等各项管理办法报送中心（理事会）进行备案。”另查明，一、因承租成都金融中心二号楼2022、2023、2024号房屋，赵仕政分别于2014年2月26日、3月25日向清大公司指定收款账户转账支付租金（含押金）合计106875元。庭审中，赵仕政确认只有其中2023号房屋实际用于筹建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二、2017年5月6日，一审法院向清大公司送达赵仕政起诉状副本。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赵仕政、清大公司、中促中心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合作协议》、“四川工作委员会2014年度办公经费预算”、银行转账凭证、《关于同意筹备四川工作委员会的批复》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合作协议》（含附件“四川工作委员会2014年度办公经费预算”）系赵仕政与清大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法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赵仕政主张附件中的内容是清大公司在其签名后添加的，因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就本案争议焦点，依次认定如下：一、关于赵仕政出资情况如何确定的问题。1、清大公司认可上述发生于2014年3月4日的转款合计41万元属于赵仕政出资，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房屋租金106875元对应的三间房屋只有一间是用于案涉筹建事宜，故其中三分之一即35625元属于赵仕政出资。赵仕政主张106875元全部系其履行协议而支付，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清大公司辩称该款项与本案无关，系赵仕政用于自身的印刷包装业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选择成都金融中心作为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的办公场所是《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在没有相反事实的情况下，赵仕政支付因承租该处房屋而产生的租金当然应理解为其履行出资义务的一部分；其次，清大公司未就其主张案涉房屋全部用于赵仕政自身的印刷包装业务进行举证证明；再次，协议附件载明的“房屋使用申请协议”在本案中并未涉及。因此，清大公司该项辩称意见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3、赵仕政主张其还因购买办公家具、电脑而支出20200元，也属于出资，并提供收款收据予以证明。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仅凭该收款收据只能证明赵仕政因购买办公家具、电脑而支出20200元，不能证明该费用是因履行《合作协议》而产生，故赵仕政该项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赵仕政所举证据其与吴文斌的短信往来，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赵仕政因履行《合作协议》项下出资义务共计支付445625元。二、关于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是否正式成立的问题。1、毫无疑问，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是一个组织体，且不论其是否需要到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最起码其应有相应的办公场所、组织机构、人员配备、规章制度等，但清大公司未对此举证证明抑或明确说明。2、《合作协议》约定：“工委正式成立需要甲方（清大公司）负责完成与中心张某主任签署正式文件，约定具体经营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根据该约定，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正式成立的标志或判断标准是清大公司与中促中心张某主任签署正式文件，但清大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正式文件存在。至于《关于同意筹备四川工作委员会的批复》，其内容仅是同意四川工委会筹建，显然不属于上述正式文件，不能以此认定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已经正式成立。3、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是否正式成立系单纯的事实判断问题，赵仕政以何种名号自居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而应以合同约定的标准进行判断。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信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并未成立。三、关于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未能成立是否归责于清大公司的问题。1、根据《合作协议》第二条的约定，清大公司负责中促中心四川工委的合法建立。2、在取得批筹文件之前，赵仕政已实际出资超过41万元。3、清大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将批筹文件交由赵仕政，而且其坚持认为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已经成立，也即是说在其看来赵仕政是否追加后续投资50万元并不会对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的成立产生实质影响。因此，一审法院确认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未能成立是由于清大公司违约所致。四、关于赵仕政要求解除《合作协议》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合作协议》，赵仕政的合同目的在于运营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从而获取收益，而清大公司负责合法建立的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一直未能成立，赵仕政该合同目的显然已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赵仕政可以其解除合同。其以提起本案诉讼的方式行使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一审法院确认赵仕政与清大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含附件）自一审法院向清大公司送达赵仕政起诉状副本之日即2017年5月6日起解除。五、关于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法律责任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清大公司应向赵仕政退还出资款445625元。对于合同解除后清大公司已经作出的履行如何处理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清大公司是完全否认赵仕政的诉称主张，并未就合同解除后法律责任如何确定陈述意见或组织证据；在此情况下在本案中一并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清大公司举证的事实越来越多，赵仕政抗辩的准备也越来越多，导致案件审理繁琐，不利于本案围绕赵仕政诉请厘定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不在本案中一并解决也不会影响清大公司的实体权利，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合同解除后清大公司已经作出的履行不予处理。中促中心不是案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赵仕政要求其就清大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赵仕政与清大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含附件“四川工作委员会2014年度办公经费预算”）自2017年5月6日起解除；二、清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赵仕政退还出资款445625元；三、驳回赵仕政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70元、公告费260元，由清大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为证明其上诉主张，清大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李分乔出具的证明书一份，拟证明李分乔是刘茂才的助理，2014年赵仕政聘请了刘茂才作为顾问的事实，并取得了四川工委会的批复文件。2.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清大公司并未违约。被上诉人赵仕政质证后认为，不认可证明书的三性，该证明书在2017年8月22日已经形成，不属于新证据。证人周某在一审也没有不能出庭作证的理由，对其证言的三性不认可。原审被告中促中心质证后认为，认可证明书和证人证言的关联性和真实性，中促中心工作人员见过刘茂才和他的助理，清大公司和赵仕政之间的矛盾就是谁控制四川工委会的问题。本院认为，李分乔出具的证明书以及证人周某提供的证言不能达到清大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为证明其主张，中促中心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中促中心刻制的四川工委会的印章和制作的牌匾；2.中促中心定制印章和牌匾的发票；3.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拟共同证明中促中心严格履行了合同，四川工委会已经成立，中促中心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上诉人清大公司质证后认为，对1、2项证据的三性均认可，足以证明四川工委会是内设机构，已经完成内部备案登记手续。对张某的证言认为部分真实，部分陈述矛盾，如果清大公司要争取控制权，肯定会去领取牌照；实际上印章的领取和本案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批筹文件一经备案，四川工委会就成立了，赵仕政已经在实际运营四川工委会。被上诉人赵仕政质证后认为，不认可1、2项证据的三性，发票没有时间，也不是原件，并且不是二审期间才出现的新证据。对张某的证言不认可，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中促中心交付了批筹文件，不能证明四川工委会成立。本院认为，对1、2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人张某的证言，部分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包括以下几方面，现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未成立运营是否因清大公司违约所造成的问题。首先，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工委正式成立需要甲方（清大公司）负责完成与中心张某主任签署正式文件，约定具体经营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的约定，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正式成立需要清大公司与中促中心张某主任签署正式文件，但清大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已签署了该正式文件；其次，清大公司抗辩在取得《关于同意筹备四川工作委员会的批复》后，由于赵仕政未按照《合作协议》附件追加50万元投资，故未继续推动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的后续相关工作；对此，本院认为，赵仕政对附件上追加投资50万元的相关内容不予认可，主张为事后添加，虽未经过鉴定，但从字体大小、编排位置等情况看，确实与其他内容不协调一致；即便该内容真实，根据证人张某的证言，清大公司在取得批筹文件后，未继续推进后续工作实为与赵仕政之间存在管控之争，其实中促中心已不再收取任何费用；因此，该笔50万元投资是否注入，并不影响清大公司与中促中心签署相关正式文件，领取印章、牌匾，开展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相关工作，即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相关合同义务；赵仕政基于清大公司不再推动后续工作，可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未继续追加50万元投资，其行为并不构成违约；再次，清大公司主张在取得批筹文件后，未继续推动后续工作是因为赵仕政阻挠，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清大公司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前述分析，中促中心四川工委会未成立运营是因清大公司违约所造成。二、关于赵仕政请求解除《合作协议》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赵仕政与清大公司合作时间为三年，即便双方合作期限从2014年6月30日取得批筹之日起算，在2016年3月30日赵仕政提起本案诉讼时，双方仍处于合作期间，合同并未终止，赵仕政提起解除《合作协议》（含附件“四川工作委员会2014年度办公经费预算”）的诉请，有相应的请求权基础，其请求完全成立。另外，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6日向清大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一审法院在2017年8月9日作出判决时，确认赵仕政与清大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含附件“四川工作委员会2014年度办公经费预算”）自2017年5月6日起解除，也并无不当。三、关于清大公司提出房屋租金不应认定为投资款、中促中心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已经成立等问题。由于清大公司在二审中并无新的事实和理由，并且一审法院已作全面的分析和阐述，故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清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70元，由上诉人成都清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良谷审判员  王晓川审判员  任文磊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