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5民终56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琼，女，197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利华，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板桥镇建新街1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39842898C。法定代表人：冉荣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刘树琼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8民初2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树琼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1.由恒泰公司将X的重型牵引挂车过户给刘树琼，并配合刘树琼办理车辆转、过户手续，由刘树琼承担转、过户费500元；2.由恒泰公司退还刘树琼多收的车辆保险费10000元；3.解除刘树琼与恒泰公司之间于2013年6月21日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书》；4.一、二审的诉讼费由恒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车辆挂靠合同书》中手写批注的内容系代替合同第一条第5项内容，并非对合同第一条第5项过户费金额的变更，因此刘树琼要求车辆过户，不需恒泰公司同意；二、一审未查明恒泰公司所收取27000元的组成明细，管理费、审车、审证、GPS服务费用不是保险费，恒泰公司收取上述费用没有依据；三、现营业税已不需要再缴纳，恒泰公司不应再收取营业税。恒泰公司答辩称，一、手写批注内容只是对过户费用金额的变更，并非对合同约定过户条件的变更；二、营业税已变更为增值税，恒泰公司合法代收代缴；三、恒泰公司有新的证据证明27000元的组成。刘树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恒泰公司将X的重型牵引挂车过户给刘树琼，并配合刘树琼办理车辆转、过户手续，由刘树琼承担转、过户费500元；2、由恒泰公司退还刘树琼多收的车辆保险费10000元；3、解除刘树琼与恒泰公司于2013年6月21日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21日，刘树琼（乙方）与恒泰公司（甲方）签订《车辆挂靠合同书》，约定乙方将X号重型牵引挂车挂靠在甲方；经营期限从2013年6月21日起至车辆报废的时间止；若提前报废时，由乙方将车交到废旧回收公司，由废旧回收公司出具报废证明、公安机关的解体证明，两者备齐后将行车证、营运证、号牌交给甲方，合同终止；乙方每月按时向甲方缴纳代收代缴的营业税256元、服务费600元，共计856元；签约时，乙方须在甲方统一安排下对车辆进行投保，先按“交通安全法”规定投交强险，三者责任险投保100万元，其余保险险种由乙方自行选择进行投保或者增加投保额度，在续保险时第一年未发生交通事故商业险优惠10%，第二年未发生交通事故商业险优惠20%，最高30%，若保险公司政策变动随其变动，其他企业对甲方享受大客户比例的优惠比例，由甲方享受；车辆过户，乙方须争（征）得甲方同意；车辆内部过户时，交纳过户费（未垫资）200元，转出须向甲方缴纳转户费；由甲方垫资购车的，应缴纳转户费（内过户）6000元，还清后转出须缴纳（内过户）5000元；全额购车转出时应缴纳500元，乙方应承担其它转籍所需的税费等内容。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恒泰运输公司对X号车收取的管理费均为5000元。2013年7月6日，恒泰公司的员工在该合同中增加了特别约定：三年内转（过）户收费收叁仟元正。三年后转（过）户收费伍佰元正。2016年6月14日，刘树琼为X号车向恒泰公司支付了27000元，恒泰公司向刘树琼出具了收据1张，其中收款事由载明保险（交强险、三者100万、乘坐20万×3人、不计免赔）、管理费、审车（委托）、审证、GPS服务费。同日，恒泰公司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X号车缴纳了商业险保险费6168.74元、交强险保险费3136元、车船税580.2元，共计9884.94元。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作以下认定：刘树琼向恒泰公司交纳的27000元中保险费的金额。恒泰公司认为应为14688元，刘树琼表示不清楚。因恒泰公司向刘树琼出具的收据中载明了该费用包含保险费、管理费、审车、审证、GPS服务费的费用，该27000元肯定不全是保险费，现刘树琼对此无法说明，故一审法院对于恒泰公司的意见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刘树琼与恒泰公司之间签订了《车辆挂靠合同书》，该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关于合同中特别约定“三年内转（过）户收费收叁仟元正。三年后转（过）户收费伍佰元正”的内容，该内容仅仅是对车辆过户费用约定的变更，而不是对过户条件的变更，双方的车辆过户仍需按照合同约定的“车辆过户，乙方须争（征）得甲方同意”进行，现恒泰公司不同意过户，且恒泰公司不存在根本性违约，刘树琼要求过户的条件不成就，故一审法院对于刘树琼要求将车辆过户，并由恒泰公司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因车辆未过户，刘树琼所称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对于刘树琼要求解除《车辆挂靠合同书》的诉讼请求亦不予以支持。关于刘树琼要求恒泰公司退还10000元保险费的诉讼请求，因恒泰公司实际缴纳的保险费为9884.94元，而恒泰公司向刘树琼收取的保险费为14688元，现恒泰公司辩称超出部分4803.06元为其应享受的保险优惠，但未举示相关证据证明保险公司为其提供了优惠及优惠的金额，该费用属于恒泰公司超额收取的费用，根据公平原则，该费用恒泰公司应当返还，故一审法院对于刘树琼要求退还多收的保险费用4803.0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由恒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退还刘树琼多收的车辆保险费用4803.06元；二、驳回刘树琼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计30元，由刘树琼负担5元，由恒泰公司负担25元。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围绕上诉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恒泰公司提交了恒泰公司2016年度车主刘树琼车辆X/X挂缴费明细表、车船税税收完税证明、费用报销单、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证明》、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与恒泰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恒泰公司《公司挂靠车辆相关规定》、《关于加强每月安全教育学习的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大地机动车辆司乘人员团体保险单、刘树琼《告知说明》、《投保委托书》、车辆注册登记信息2页、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道路运输证复印件、欲证明：收据27000元的组成，应收金额为28443.26元，实际只收取了27000元，一审中未计算乘坐意外伤害保险费540元，挂车的车船税210元、挂车的审证费用540元；2.恒泰公司2016年1月-2017年7月增值税税收完税证明复印件，欲证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恒泰公司已代收代缴了相关税费；3.重庆市永川区国家税务局第五税务所盖章的恒泰公司增值税缴纳情况明细表，欲证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刘树琼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所有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恒泰公司在一审中未举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第一组证据中的缴费明细表真实性有异议，该明细表为恒泰公司单方制作；对完税证明、《费用报销单》真实性有异议，一审中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出具的《承保情况说明》证明车船税金额为580.2元，并非654元，恒泰公司不能证明该金额为挂车的车船税，费用报销单载明为X挂、X挂、X挂，并非某一车的车船税，即使票据真实也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对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证明》《合作协议》真实性均无法确认，保险费金额以一审法院在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调取证据为准；对三份保单真实性无异议，保险费金额以一审法院在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调取证据为准，意外险与本案没有关系，按照《车辆挂靠合同书》约定其他商业险由刘树琼自行选择，交强险与商业险由恒泰公司选择，意外险并非由刘树琼选择故不应由刘树琼承担该费用；对恒泰公司两份规定真实性有异议，均为恒泰公司单方制作，并无刘树琼的确认，该两份规定也未向刘树琼公示，刘树琼不予认可；对《告知说明》与《投保委托书》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车辆登记信息、行驶证、营运证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营业税已被废止，合同约定代收代缴的并非增值税；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第五税务所是重庆市永川区国家税务局的下属部门，对外没有证明效力，该证明与本案无关，因本案争议焦点不是增值税的缴纳，该证据不能证明营业税变更为增值税，不能证明恒泰公司缴纳的增值税应由挂靠车主来承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本案X号车的车辆识别代号为X,其所挂挂车的车牌号为X挂。2013年6月21日，刘树琼向恒泰公司出具《投保委托书》，载明：本人将挂靠在贵公司的X汽车一台，全权委托公司办理车辆保险事宜，并已知晓保险相关条款，对车辆所投保的险种、项目及赔付责任，本人均无异议，委托期限至挂靠合同解除时止。2015年6月8日，恒泰公司《公司挂靠车辆相关规定》载明：审车费用为700元/年、审营运证费用为1060元/年，GPS服务费600元/年等。2016年4月5日，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甲方）与恒泰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协议》，载明：本协议合作期限为2016年4月5日起至2017年4月4日止，甲方承保乙方车辆将按保险公司投保费率给予乙方大客户优惠，该优惠仅限于恒泰公司享有，任何单一车辆不予以同等优惠政策。2016年6月23日，恒泰公司为X挂号挂车缴纳车船税234元，为X挂号挂车缴纳车船税210元，为X挂号挂车缴纳车船税210元。重庆市永川区地方税务局为三辆挂车开具一张车船税税收完税证明。2017年9月8日，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出具《证明》，载明：针对X机动车辆保险，保险期间为2016年6月19日0时起至2017年6月18日24时止，该车辆承保优惠情况如下：交强险，因连续三年保险无事故，该公司在保单中执行无赔款优待系数0.7；基准保费为4480元，实缴保费为3136元，优惠保费1344元后，另外代收车船税580.20元。商业险，因连续三年保险无事故，我公司在保单中执行无赔款优待系数0.6，执行渠道优待系数0.85、执行自主核保优待系数0.85，合并执行承保系数0.4335，基准保费为14230.08元，实缴保费为6168.74元，优惠保费8061.34元。另查明，恒泰公司为X、X、X号车向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保险公司）投保大地机动车辆司乘人员团体保险，总保费为1620元；适用条款为《大地保险公司机动车辆驾乘安心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保险期间为自2016年6月18日0时起至2017年6月17日24时止。一审中，证人翟明出庭作证陈述，其原来是恒泰公司的经理，于2015年6月份左右离职；当时车是林年庆购买的，但全部资金全部是恒泰公司垫的，因林年庆没有把尾款支付给公司，故公司就降价卖给其他车主，本案所涉车辆就卖给刘树琼。当时签订特别约定，约定3年内过户或3年后过户的收取不同过户费的事实。有可能刘树琼没有支付全款，所以在过户的时候就要收取一定费用；关于过户条件按照特别约定执行，不需要恒泰公司同意即可过户；在合同上代写特别约定的张义全是公司的内勤。张义全出庭作证陈述，其原来是恒泰公司的员工，于2016年11月份离职，刘树琼挂靠合同书第一页的特别约定是其书写，恒泰公司的章是其盖的；当时是恒泰公司没有变卖之前，由翟明指示，按照公司老板和业务厅的意思，与车主达成的约定，签订了这个特别约定；不清楚特别约定是否有前置条件，其只是按照公司的要求，在合同上写了约定内容，但是怎么执行其不是很清楚；特别约定没有约定转户的前置条件，如果有的话，应当在合同上写明。二审中，恒泰公司陈述收据27000元实际应收金额为28443.26元，其中包括2016年6月至2017年5月管理费7200元、代收代缴营业税3072元、审车（委托）费200元、审营运证费1060元（车头）、540元（挂车）、GPS服务费600元、商业险保险费9961.06元（应收14230.08元，按照《车辆挂靠合同书》约定三年无事故享受30%优惠）、乘坐意外伤害保险费540元、交强险保险费4480元、车船税580.20元（车头）、210元（挂车）。但因在开具收据时未收取意外险保险费540元、挂车车船税210元以及审挂车营运证费540元，故收据只有2700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树琼与恒泰公司之间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书》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刘树琼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能否成立；二、刘树琼要求恒泰公司退还多收车辆保险费10000元的主张能否成立。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分述如下：一、关于刘树琼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刘树琼主张《车辆挂靠合同书》中手写备注的特别约定已完全替代原合同第一条第5项，而非对过户费用的变更。本院认为，刘树琼的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在刘树琼与恒泰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书》中约定，刘树琼将本案所涉车辆挂靠在恒泰公司，车辆过户，刘树琼须争得恒泰公司同意；车辆内部过户时，交纳过户费（未垫资）200元，转出须向恒泰公司缴纳转户费；由恒泰公司垫资购车的，应缴纳转户费（内过户）6000元，还清后转出须缴纳（内过户）5000元；全额购车转出时应缴纳500元，刘树琼应承担其它转籍所需的税费等内容。2013年7月6日，恒泰公司的员工在该合同中增加了特别约定：本车在三年内转户、过户收叁仟元正费用；三年后转户、过户收费伍佰元费用。刘树琼为证实其主张，在一审中申请了证人翟明、张义全出庭作证。翟明系本案所涉《车辆挂靠合同书》签订时恒泰公司的经理，张义全系在合同上手写批注的经办人，该二人均为恒泰公司当时的员工，最为清楚手写批注产生的背景及经过，一审中恒泰公司对证人证言也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证人证言予以采信。该二证人的证言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在手写批注特别约定时的真实意思即为变更合同约定的过户条件，即不需要恒泰公司同意即可过户，并非仅对过户费用作出的变更。双方合同履行已超过三年，按照手写批注特别约定转（过）户费为500元。现刘树琼愿意承担合同约定的过户费500元要求解除《车辆挂靠合同书》，由恒泰公司将涉案车辆过户给刘树琼，并配合刘树琼办理车辆转、过户手续，该主张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刘树琼要求恒泰公司退还多收车辆保险费10000元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刘树琼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恒泰公司向刘树琼出具的收据载明该27000元的收款事由包括保险、管理费、审车（委托）、审证、GPS服务费。刘树琼虽主张审车费、审证费、GPS服务费、营业税等费用不应收取，但其诉讼请求为要求恒泰公司退还多收取的保险费，而审车费、审证费、GPS服务费、营业税等费用并非保险费，故上述费用是否应收取以及是否存在多收取的情况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本案不予审理。其次，恒泰公司二审举示证据证明，其为X号车缴纳挂车车船税210元、驾乘机动车辆意外伤害保费540元，刘树琼主张除交强险、三者责任险以外的险种应由其自行选择，故不认可恒泰公司所缴纳的驾乘机动车辆意外伤害保险费。但刘树琼向恒泰公司出具《投保委托书》，载明其全权委托恒泰公司办理车辆保险事宜，已知晓保险相关条款，对车辆所投保的险种、项目及赔付责任均无异议，因此本院认定恒泰公司为X号车投保驾乘机动车辆意外伤害险的行为系受刘树琼委托。二审中，恒泰公司举示证据证明其缴纳挂车车船税210元，刘树琼对此不予认可，但其并未举示证据推翻恒泰公司所举示证据或证明恒泰公司未缴纳该费用，故本院对该两笔费用均予以确认。因此，恒泰公司为X号车实际缴纳的保险费与车船税除一审所查明的9884.94元以外，还有挂车车船税210元、驾乘机动车辆意外伤害保费540元，故该车实际缴纳保险费与车船税合计10634.94元。再次，关于恒泰公司向刘树琼出具的27000元收据中保险费的金额的认定问题。刘树琼在二审中陈述，其要求恒泰公司退还的10000元保险费系其估算的。二审中恒泰公司陈述27000元收据中未包括乘坐意外伤害险保险费540元、挂车车船税210元（挂车），该收据中包含的保险费具体为商业险保险费9961.06元（应收14230.08元，按照《车辆挂靠合同书》约定三年无事故享受30%优惠）、交强险保险费4480元、车船税580.20元，合计15021.26元。本院认为，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证明》与一审法院向该公司调取的《承保情况说明》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基于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所出具《证明》载明的基准保费，恒泰公司向刘树琼所收取的商业险已按照《车辆挂靠合同书》的约定因连续三年无事故给予了30%的优惠，其余险种无优惠。恒泰公司于二审中主张收据27000元中向刘树琼收取的保险费为15021.26元，超过其一审所主张的14688元，对其自身更为不利，刘树琼虽不认可该金额，但其并不能证明27000元收据中恒泰公司以保险费名义所收取款项的具体金额，因此本院对恒泰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根据恒泰公司与平安保险永川支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以及恒泰公司与刘树琼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书》的约定，保险公司对恒泰公司给予的大客户比例的优惠比例由恒泰公司享受，刘树琼仅就商业险部分享有30%的优惠。恒泰公司向刘树琼收取的10521.26元保险费（含车船税）系按照刘树琼应缴保险费、车船税金额以及《车辆挂靠合同书》约定的优惠比例收取的，故刘树琼要求恒泰公司返还多收取的保险费1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恒泰公司退还刘树琼48**.06元保险费，因恒泰公司并未提起上诉，视为对一审判决的认可，故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刘树琼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8民初21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8民初21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刘树琼与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6月21日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四、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将X号重型牵引挂车过户给刘树琼，并配合刘树琼办理车辆转、过户手续，由刘树琼承担转、过户费500元；五、驳回刘树琼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元，由刘树琼负担13元，由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刘树琼负担26元，由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娟审 判 员  吴贵平代理审判员  邓筱茜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熊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