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京01行初1378号原告江利，男，1962年8月14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555号A座。法定代表人严伯进，局长。委托代理人税心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秀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工作人员。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法定代表人刘士余，主席。委托代理人汤云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原告江利因行政答复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江利，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的委托代理人税心悦、李秀果，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汤云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江利诉称，2015年1月16日，原告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九江甘棠营业部（以下简称九江甘棠营业部）签订融资融券合同并办理了一切相关手续。但之后其信用账户三个多月不能正常交易。2015年8月27日在其信用账户担保比例在153％绝对安全线的情况下，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公司）两次更改原告的交易。并且该公司还利用周末节假日擅自挪用原告账户现金余额理财，并侵吞理财收益。被告应该对以上事实进行核实。综上，请求撤销上海证监局作出的沪证监办复字〔2016〕29号《答复函》（以下简称29号答复函）和沪证监办复字〔2016〕158号《答复函》（以下简称158号答复函），中国证监会作出的〔2017〕97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被告上海证监局辩称：1.上海证监局对原告举报的处理过程程序合法；2.上海证监局对原告举报事项进行了核查处理，并作出答复，已经依法履职。3.原告于2015年1月16日下午在九江甘棠营业部提交了融资融券业务申请，开立了信用资金账户，但未经过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授信、未开立信用证券账户。在暂停期满后，公司为原告开立了信用证券账户，未发现公司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根据相关合同约定，卖出证券所得款将被用于优先偿还负债，因此原告普通卖出的指令变更为了卖券还款。上海证监局调取了原告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资金流水记录，未发现原告账户存在周末理财的交易记录。针对原告反映的周末账户无法登录的情况，上海证监局要求国泰君安证券公司进行说明，公司说明2011年至2013年期间，存在周末对系统进行升级及测试的情况，会导致账户无法正常登录。2015年国庆节期间信息系统安全检查，融资融券系统不对外提供服务，造成原告在国庆期间不能登录系统。根据上述核查情况，未发现公司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上海证监局作出的相关答复既未增设原告的义务，也未减损原告的权利，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中国证监会辩称：1.被诉复议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针对原告举报的事项，上海证监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核查处理措施，未发现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上海证监局已经向原告作出了书面答复，并不存在不履责的情形，故针对原告要求撤销上海证监局作出的相关答复，问责和处罚相关责任人员的请求应予驳回。原告要求责令国泰君安证券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等复议请求，也明显不属于复议范围。2.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被告中国证监会负责行政复议的法制机构于2017年5月2日收到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2017年6月29日，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原告于同年7月5日签收被诉复议决定。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查，2016年1月20日，上海证监局作出29号答复函，主要内容为：“我局于2015年12月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投保局转来您的信访材料（投保局13436号），现答复如下：经对您反映的问题进行核查，暂未发现公司存在违法违规情况。对于您的疑问我局已要求公司向您解释沟通，建议您与公司协商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2016年4月11日，上海证监局作出158号答复函，主要内容为：“经查，我局于2016年2月15日收到您的来信，现答复如下：我局曾于2016年1月20日对您反映的问题进行答复，经查，暂未发现充分证据表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我局已督促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动与您沟通解释，如您仍有疑问，建议您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后原告向被告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中国证监会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于2017年5月2日收到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其中请求事项为：1.撤销29号答复函、158号答复函中有关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未违法违规的认定；2.依法认定九江甘棠营业部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事实；3.责令上海证监局对国泰君安证券公司以及责任人依法行政问责和罚款，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被告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主要内容为：针对原告举报事项，上海证监局采取了一系列核查处理措施。经核查，未发现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上海证监局向原告作出书面答复，并无不当。原告责令国泰君安证券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等其他行政复议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六条规定，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被告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被告于2017年7月3日向原告邮寄被诉复议决定，原告收到后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两个部分，一是被诉答复及被诉复议决定中维持该部分的合法性；二是被诉复议决定中程序性驳回原告复议请求部分的合法性。一、被诉答复及被诉复议决定中维持该部分的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上海证监局作出的被诉答复，系行政机关就当事人的举报所作出的拒绝性答复，而原告针对该答复申请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要求上海监管局就其举报的九江甘棠营业部的违法行为履行立案查处的监管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被诉答复是否可诉的关键，即在于原告以其主张的个别投资者地位，是否具有进一步通过行政诉讼等法律途径，要求上海监管局履行监管职责的请求权。首先，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其首要任务在于维护公共利益。为此，行政机关需要对多元利益进行综合考量和权衡，并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和使用行政资源，以确保其监管职责能够得以全面有效的行使，公共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不特定相关公众基于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秩序的维护而客观上获得的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片断”，即所谓“反射利益”,尚不足以构成行政诉讼法上所指的合法权益。只有当行政机关不仅有为不特定相关公众的共同利益，更有为特定个人利益而启动行政程序的法定义务时，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才具有保护个人合法权益的功能，特定主体方有资格基于个人利益而请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其次，证券监管机关应当且仅应当为整个证券市场之秩序及所有投资者之共同利益而依法全面履行其监管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条的规定，证券监管机关履行监管职责，毋庸置疑具有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功能，此亦为证券监管的核心功能之一。但证券监管并不直接对个别投资者所涉及的权利冲突和市场纠纷进行考量和处理，其保护的投资者合法权益，应当且仅应当是所有不特定证券投资者的集合性权益。证券监管机关通过对证券市场依法实施有效的监管，维护有序的市场秩序，保障所有的投资者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实现对所有投资者共同权益的平等保护。证券监管机关不负有基于个别举报投诉而启动行政调查程序的法定义务。因此，个别投资者并不具有要求证券监管机关为其个人利益而履行监管职责的请求权。个别投资者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具体权利冲突和纠纷，则应当通过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予以解决。综上，原告基于个别投资者的地位，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要求证券监管机关履行监管职责所保护的利益仅为“反射利益”，尚不构成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其不具有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要求上海证监局履行监管职责的请求权。上海证监局作出的被诉答复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针对被诉答复提起的诉讼依法应予驳回，被诉复议决定中维持被诉答复的部分亦应一并予以驳回。二是被诉复议决定中程序性驳回原告复议请求部分的合法性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案中，原告要求复议机关责令国泰君安证券公司赔偿其损失的请求显然不属于上述法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原告针对被诉复议决定中该部分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本院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江利的起诉。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于本裁定生效后退还原告江利。如不服本裁定，当事人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晓琼审 判 员  王 阳代理审判员  徐钟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刘 娜书 记 员  赵俊飞书 记 员  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