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20民初12187号原告：上海市光明金属制品厂，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李某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金妹，上海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仁良，男，1968年3月2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杰，上海卫根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市光明金属制品厂与被告何仁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先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金妹，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杰到庭参加了二次庭审，被告何仁良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不具有原告的股东资格。事实与理由：原告原为镇办集体企业，1997年11月，在相关部门批准下由集体企业转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重新办理了企业登记手续，注册资金人民币300,000元(以下币种同)，被告登记入股10,000元。根据当时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的《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的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职工股东人数不得少于8人，为此，原告法定代表人李某某与被告等其他6人商量，希望其作为名义股东配合李某某办理相关转制手续，被告同意了李某某的要求，并按照李某某的要求在相关文书上签字，但被告实际未出资。同年11月，李某某向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原告在办理完转制手续后，被告于1999年4月即离职任职于其他公司，至今未和原告发生任何关系。被告离职后，未就登记股份办理相关退股手续。原告认为，被告虽然登记为企业股东，但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更未在原告处工作，被告已不再具有企业劳动者身份，也不再享有相应的股东资格。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是在政府指导下进行转制，被告履行了出资义务，且从未离开原告处，亦未将股份转让给其他人，故被告享有股东资格。围绕诉讼请求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供的《关于同意上海市光明金属制品厂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批复》一份、上海市光明金属厂改制为股份合作章程一份、出资单位净资产额验证证明一份、会议纪要一份、验资证明表一份、上海市光明金属制品厂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股金明细清单一份、《关于被登记为上海市光明金属制品厂股东身份的说明》一份，被告对《关于被登记为上海市光明金属制品厂股东身份的说明》上被告的签字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因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被告未提供证据。关于被告当庭提出由邢月红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根据邢月红提供的书面证言，邢月红并未亲身经历被告签署《关于被登记为上海市光明金属制品厂股东身份的说明》的过程，且被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对该证人出庭佐证未予准许。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原为镇办集体企业，成立于1989年1月12日。1997年12月17日，经奉贤县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审批，同意原告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本为300,000元。根据上海新诚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表》记载，被告以货车出资，出资额为10,000元。1998年8月，被告从原告处离职。2016年10月1日，被告出具一份《关于被登记为上海市光明金属制品厂股份身份的说明》，内容为：“……，我工作至1998年8月就离职离开了上海市光明金属制品厂，离开后我不再参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该企业没有任何关系，我离职时未就登记的股份办理相关退股手续。本人确认，上海市光明金属制品厂于2006年8月8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将登记我名下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李某某，转让价10,000元(因实际未出资所以李某某也未实际支付转让款)无异议，我从此不再具有股东身份，相应的也不再享有企业股东资格，……”。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是否享有原告的股东资格。对此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股份合作制是兼有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特点，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公有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同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属于合伙企业，我国立法机关尚未制定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法律及行政法规。本市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主要参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7年7月发布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指导意见”)及上海市人民政府1997年5月17日发布的《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市政府暂行办法”)。因此，被告在离职以后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问题，应依据上述两个规定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具体来说：第一，国家体改委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有机结合。劳动合作是基础……资本合作采取了股份的形式，是职工共同为劳动合作提供的条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出资人。……”；第五条规定：“职工投资入股。……不吸收本企业以外的个人入股。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其他职工有优先受让权”。市政府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后，股东所持股份不得退股。但遇职工股东调出、辞职、除名、退休、死亡等情况，可由企业按企业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处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关的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则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该解答第七条明确规定：“鉴于股份合作制企业具有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的特征，企业职工因退休、调离、辞职或被除名等情形离开企业，参照国家体改委指导意见和市政府暂行办法的规定，其不再具有企业劳动者的身份，相应也不再享有企业股东的资格，故其原持有的股权应当按照章程约定予以退让，由企业或其他职工受让。”第八条亦明确规定：“……依据企业章程的约定，持股职工因退休、调离、辞职或被除名等情形离开企业，不再符合持股条件，应将其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企业或企业指定的受让人，并办理相关出资证明或股权证缴销手续。企业应当依据股东变更的事实，对企业章程和股东名册进行变更登记。持股职工拒绝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或交回出资证明、股权证的，企业可按照章程约定或股东大会决议，取消该持股职工的股东资格，并可请求对其持有的股权予以收购……”。由上述规定可知，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的特性，且劳动合作是基础，资本合作则是为劳动合作提供条件，企业职工因退休、离职、辞职或被除名等情形离开企业后，其不再具有企业劳动者的身份，劳动合作的基础已丧失，以股份形式体现的资本合作亦缺乏存在的依据，因此，已经离开企业的职工丧失劳动者身份的同时，相应也不再享有企业股东的资格，其原持有的股权应当按照章程约定予以退让。本案中，被告已于1994年4月年从原告处离职，不再具有劳动者身份，因此，其不再是原告的股东，不再享有原告的股东资格。第二，根据上述分析，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的特点，被告离职以后，劳动合作的基础已经丧失，不应再享有原告的股东资格。而关于资本合作的处置，则属于被告股东资格丧失以后其原持有股权份额作何处理的程序性问题，并不会影响被告已丧失原告股东资格这一事实。根据上述规定，该程序性问题的处理则可采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由原告回购被告持有的股权份额；二是，由其他股东受让被告持有的股权份额。本案中，根据被告出具的关于股东身份的说明中，被告已经确认就其对原告享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案外人李某某，被告不再享有股东身份及资格，即本案被告持有的原告股份通过转让方式由其他股东受让。被告认为其在关于股东身份说明上的签名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被告对此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对被告的该辩称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告已不再享有原告的股东资格，故本院对原告的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何仁良不具有原告上海市光明金属制品厂的股东资格。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何仁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戴劲松审 判 员  张 琳人民陪审员  胡梅芳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黄训迪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