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11民终25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伊俊，女，195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渑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秀军，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秀英，女，193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林，男，1963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上述两位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安徽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伊俊因与被上诉人杨秀英、江林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2017)皖1125民初1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伊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秀军、王倩，被上诉人杨秀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被上诉人江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伊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赠与合同》无效。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选择鉴定机构程序违法及提供鉴定的材料错误，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未按法定程序选定鉴定机构，而是在鉴定机构确定后直接通知伊俊交纳鉴定费。伊俊要求鉴定的《赠与合同》来源于(2015)定民一初字第03719号案件卷宗，江林签署日期为2014年7月20日，伊某2、杨秀英签署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而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的《赠与合同》显示江林、伊某2、杨秀英签署日期均为2014年7月20日。一审法院提供给鉴定机构的不是伊俊申请鉴定的《赠与合同》。2、从杨秀英、江林的行为可以推断《赠与合同》的虚假性。《赠与合同》出现签订日期不同的两个版本不符合常理。对于《赠与合同》的签订过程，伊某2已离世，只有杨秀英、江林清楚合同的签订过程，而杨秀英、江林故意不出庭，代理人以不知情搪塞。2016年10月16日杨秀英公开和媒体表示《赠与合同》是经过公证的，而审理过程中杨秀英、江林拿不出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合同》明确载明“一式三份，双方各持一份，交定远县棚户履行工程指挥一份”，而伊俊在定远县棚户改造工程指挥部并未调查到《赠与合同》，进一步证明《赠与合同》的虚假性。杨秀英、江林答辩称：1、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程序合法。2、本案鉴定的检材是真实的，《赠与合同》是有效的。综上，请求维持原判。伊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伊某2、杨秀英与江林之间的房屋赠与合同无效。一审法院查明：杨秀英与伊某2系夫妻关系，伊俊系伊某2的独生女儿，杨秀英系伊俊继母，江林系杨秀英、伊某2的干女婿。杨秀英与伊某2于1960年左右结婚，在定远县居住生活，伊俊长期随其儿子在河南居住生活。2014年7月20日，杨秀英、伊某2（赠与人）与江林（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合同约定：“赠与人因位于定远县棚户区改造1#地块的房屋被依法征收，定远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于2014年4月1日出具“定远县棚户区改造1#地块二期房屋征收项目选房卡”一份给赠与人，该“选房卡”载明赠与人选择5号楼B1单元1903室（面积93.9平方米）房屋为征收补偿安置房。现赠与人与受赠人就5号楼B1单元1903室（面积93.9平方米）房屋的赠与达成如下协议：一、赠与人自愿将前述5号楼B1单元1903室（面积93.9平方米）房屋赠与给受赠人，受赠人自愿接受赠与人所赠与之前述房屋。二、该赠与之房屋应支付政府征收部门的差价补款由受赠人支付。三、本协议赠与之房屋的一切状况以政府征收部门实际交付为准。四、赠与人同意政府征收部门将前述房屋的房屋产权直接登记在受赠人名下。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持一份，交定远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一份，自双方签字时生效。赠与人：伊某2、杨秀英（均签字和手印）日期：2014.7.20受赠人：江林日期：2014.7.20”。协议签订后，伊某2于2015年10月3日去世。2017年3月15日，伊俊起诉至法院。审理中，伊俊申请对赠与合同上“伊某2”签字的真伪进行鉴定。2017年8月25日，安徽惠民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送检的日期为2014.7.20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处“伊某2”的签名字迹与YB1、YB2、YB3中“伊某2”签名字迹，两者是同一人书写。送检的材料YB1、YB2、YB3系伊俊提供，《赠与合同》系江林提供。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伊某2、杨秀英与江林所签的《赠与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伊某2和杨秀英将自己的财产赠与江林，江林表示接受，依法应受法律保护。伊俊诉称赠与合同上“伊某2”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但经鉴定，《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处“伊某2”的签名字迹与伊俊提供的检材YB1、YB2、YB3中“伊某2”签名字迹，两者是同一人书写，故其诉称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伊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伊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伊俊负担。伊俊为支持其上诉请求，二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定远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证明该协议书上审核部门没有盖章、征收人没有签名，该合同没有签订，该协议还未生效，被征收人不能依据该协议获得安置房屋；《赠与合同》的基础法律事实都不存在，《赠与合同》无效。证据2、委托书一份。证明伊某2是委托其女儿张传军全权代理自己办理有关的所有手续；该委托书上伊某2的签名和《赠与合同》上的签名不同；因张传军和江林是夫妻关系，本案《赠与合同》在实质是张传军自己与自己签合同，该代理行为无效，《赠与合同》也不发生法律效力。证据3、证明一份。证明杨秀英、江林并没有把《赠与合同》交给定远县棚户区改造指挥部的事实，《赠与合同》是不真实的。证据4、《公证卷宗查阅登记单》一份。证明经定远县公证处查询，本案涉及的《赠与合同》没有在定远县公证处办理公证；杨秀英在媒体上公开承认自己办理了公证、想表达自己把房屋赠与给江林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实际上是说了假话。证据5、调查笔录一份。证明在伊某2去世之前，只和弟弟说过为了能够让女儿伊俊能长期照顾自己，想加点钱，向政府要两套房子，一套给自己，由老两口居住，一套房子给女儿伊俊；伊某2没有和自己的堂弟伊某1说过自己要把房子送给江林、张传军的事实；《赠与合同》不是伊某2的真实表示。证据6、报告一份。证明在2014年3月23日，伊某2向政府要两套房屋是因为他身边无子女，要两套房屋一个给自己，一套给女儿，这里的女儿显然是指伊俊，而不是指张传军，因为张传军在他身边。伊某2不可能在四个月以后又把该房屋赠与给江林，该《赠与合同》不是伊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伊俊二审申请证人伊某1到庭证明伊某2生前没有说过把房子给张传军，只说过把房子给伊俊。伊某1证言主要内容为：证人与伊某2是亲堂兄弟，关系很亲密，因为俩人都在定远。伊某2有什么事都会和证人讲，但关于房屋赠与合同证人从某听伊某2说过。平时有人向他借款，伊某2都和证人商量，关于房屋这么大的事，证人从某听说过。杨秀英、江林对伊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以上证据均不是新证据。证据1、真实性认可。协议是生效的，是经过备案的，虽然没有征收人的盖章，但上面有工作人员签名，认可徐进是拆迁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伊某2签字，但有其代理人张传军的签字。另外杨秀英、江林一审提交了定远县棚户区改造选房卡，上面有指挥部盖章，说明安置协议是经过政府同意的；证据2、真实性认可，该委托书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明内容也不认可，赠与协议当时交给拆迁组了，具体交给哪个工作人员不清楚。证据4、真实性认可，《赠与合同》是在公证处签字、按手印的，但确实没有经过公证处公证，因为当时只有选房卡，没有房产证，公证处不同意办理。证据5、调查笔录真实性不认可。证据6、真实性认可，但《赠与合同》中的女儿指的是张传军，因为伊某2夫妇几十年一直由张传军照顾的，也是当地公认的女儿。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不是新证据，证人陈述不真实，证人与伊俊是亲戚关系，有利害关系。证人当庭关于张传军照顾伊某2生活的回答与律师调查时的回答矛盾；证人不是每天与伊某2生活在一起的，不可能知道伊某2对房屋处理真实意思表示。杨秀英、江林二审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伊俊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为：证据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经本院核实，该协议未加盖公章的原因是因为该户未安置完毕，仍有一套安置房屋未交付。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2、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伊俊主张该委托书“伊某2”签名与《赠与合同》中的签名不同，无证据证明，对其主张张传军代理行为无效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3、经本院与拆迁组工作人员徐进核实，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本案诉争的《赠与合同》未经过公证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证据5、6及证人伊某1证言的认证意见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1、一审鉴定程序是否违反法律规定。2、伊俊要求撤销《赠与合同》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焦点一、伊俊上诉称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选定鉴定机构，也未通知伊俊于指定时间、地点以摇号或抽签等公开、公正的方式选择鉴定机构，而是在鉴定机构确定后直接通知伊俊交纳鉴定费，因此一审法院鉴定程序违法。经本院核实，一审法院鉴定卷宗里选择专业机构记录表中，专业机构的选择方式为双方协商一致选择，协商选择专业机构名称为“安徽惠民司法鉴定所”，后有伊俊一审时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的签名。一审法院据此委托安徽惠民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另关于伊俊上诉称一审法院提供给鉴定机构的不是其申请鉴定的《赠与合同》一节，伊俊要求鉴定的《赠与合同》与江林提交的《赠与合同》在内容上完全一致，只是在日期落款时有差异，伊俊主张为“2014.7.30”。现经过安徽惠民司法鉴定所鉴定，江林手中持有的《赠与合同》中“伊某2”的签名与伊俊提交的检材中“伊某2”的签名是同一人书写，因此不论杨秀英手中持有的《赠与合同》与本案鉴定的《赠与合同》是否有差别，都不能否定江林手中《赠与合同》的真实性。焦点二、本案诉争的《赠与合同》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伊某2”签名与伊俊提交的检材中“伊某2”的签名是同一人书写，因此本案诉争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伊俊二审提交的证据5、6及证人伊某1的证言均不能推翻该《赠与合同》的效力，该《赠与合同》是否交予定远县棚户改造工程指挥部留存也不影响其效力。因此对伊俊要求撤销《赠与合同》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伊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伊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 冰审判员 董凡睿审判员 高 峰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司晓丽附：本案处理适用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