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72民初927号原告：王亚辉，女，195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黑龙江省依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辽宁蓝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乃英，女，197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黑龙江省依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辽宁蓝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军，男，1982年4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黑龙江省依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辽宁蓝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建民，男，1958年8月31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东港市新城管理区。原告王亚辉、原告张乃英、原告张军与被告李建民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亚辉、张乃英、张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李建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亚辉、张乃英、张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李建民给付死亡赔偿金93984元，丧葬费11064.6元，精神抚慰金11604.6元，各项损失合计116113.2元。事实和理由：王亚辉、张乃英、张军分别系死者张志永的妻子、女儿、儿子。张志永的父母已先后去世。张志永生前系李建民雇佣的船员。2016年4月15日，案外人于秋香所有的“辽丹渔运25005”号渔船在航行中与李建民所有的“丹渔捕4173”号渔船锚泊中碰撞，导致张志永落水失踪。2016年6月29日，丹东渔港监督处出具了《辽丹渔运25005船与丹渔捕4173船碰撞事故的调查报告》，认定“辽丹渔运25005”号渔船过失比较大，“丹渔捕4173”号渔船过失比较小。2017年8月15日，大连海事法院作出（2017）辽72民特7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志永死亡。案外人于秋香与王亚辉、张乃英、张军达成了和解协议并按该协议已履行完毕，但李建民拒不赔偿王亚辉、张乃英、张军的各项损失。被告辩称，一切听从法院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各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亚辉、张乃英、张军分别系张志永（已罹难）的妻子、女儿和儿子。张志永的父母已先于其离世。张志永生前受李建民雇佣在其经营的“丹渔捕4173”渔船做船员工作。2016年4月15日2000时许，该渔船出海作业在与另一艘渔船并排绑靠锚泊时被“辽丹渔运25005”船碰撞并沉没，导致李建民、张志永和另一名船员落水，李建民被他船救起，张志永与另一名船员失踪。该起事故经丹东渔港监督处调查后作出《辽丹渔运25005船和丹渔捕4173船碰撞事故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认定事实如下：碰撞事故发生时，“辽丹渔运25005”船在航，“丹渔捕4173”渔船处于锚泊状态，未开启锚泊灯只开启网标灯，与其并排绑靠的渔船开启锚泊灯。当时海面能见度不良。“辽丹渔运25005”船的过失为：未保持正规瞭望、能见度不良时航行未按规定鸣放声号、未采用适合当时环境的安全航速航行、未能正确使用雷达设备、未正确显示在航机动船号灯。“丹渔捕4173”渔船的过失为：能见度不良情况下锚泊时未按规定鸣放声号、未正确显示锚泊船号灯。因而，该起事故属于双方过失引发的事故。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能见度不良时的行动准则”及其他相应条款，认定“辽丹渔运25005”船过失较大，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船舶经营人于秋香对该船未按规定配齐职务船员、长期未按规定办理进出港签证等负有主要责任；“丹渔捕4173”渔船过失较小，对本起事故负有一定责任，船舶经营人李建民对该船未按规定配齐职务船员、《航行签证簿》未按规定进行年审等负有主要责任。2017年8月15日，张志永被依法宣告死亡。另查，大连市2017年度统计赔偿标准有关数据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5664元，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037元。本院认为，王亚辉、张乃英、张军近亲属张志永生前系李建民雇佣的船员，与李建民形成船员劳务合同关系，张志永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遇难，作为雇主的李建民应承担赔偿责任。王亚辉、张乃英、张军依侵权法律关系对李建民提起诉讼是对自己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合理处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建民对于王亚辉、张乃英、张军的各项损失承担多少的赔偿比例？关于争议焦点，王亚辉、张乃英、张军主张李建民应对事故的发生负有70%的赔偿责任。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依法作出的（2017）辽72民初570号民事判决书业已生效，该案死者于显晶与张志永同为李建民雇用船员，并在同一起事件中落水死亡。该民事判决确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造成该起碰撞事故的两艘船舶，责任大小已经相关部门予以确定，王亚辉、张乃英、张军在本案中只对李建民提起诉讼，要求其按照相应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丹东渔港监督处出具的《碰撞事故调查报告》对两条船舶过失行为的认定，“辽丹渔运25005”船过失较大，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丹渔捕4173”渔船过失较小，对本起事故负有一定责任。《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经2001修正案修正)》第八条关于避免碰撞的行动中规定，为避免碰撞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如当时环境许可，应是积极的，及早地进行和充分注意运用良好的船艺。并且作的航向和（或）航速的任何变动，如当时环境许可，应大得足以使他船用视觉或雷达观察时容易察觉到。为避免与他船碰撞而采取的行动，应能导致在安全距离驶过。应细心查核避让行动的有效性，直到最后驶过让清他船为止。如需为避免碰撞或留有更多的时间来估计局面，船舶应当减速或者停止或倒转推进器把船停住。而在第十九条船舶在能见度不良时的行动规则中进一步明确，每一船应以适合当时能见度不良的环境和情况的安全航速行驶机动船应将机器作好随时操纵的准备。应充分考虑当时能见度不良的环境和情况。一船仅凭雷达测到他船时，应判定是否正在形成紧迫局面和（或）存在碰撞危险。若是如此，应及早地采取避让行动。由以上规则可以看出，就海上船舶碰撞事故的预防和避免，对于在航船的要求非常严格，避碰规则要求在航船舶预先通过人工瞭望、雷达探测等探知前方是否存在碰撞危险，并要提前保持安全航速和良好船艺。但根据丹东渔港监督处做出的《辽丹渔运25005船和丹渔捕4173船碰撞事故的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就导致该起碰撞事故的过失责任而言，“丹渔捕4173”渔船虽然没有按规定开启锚泊灯，但是作为船长的李建民还在船上整理网具，并开启了网标灯，且与其绑靠锚泊的另一艘渔船开启了锚泊灯，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警示海上来船注意的作用，若“辽丹渔运25005”船驾驶人员有足够的注意和瞭望，完全能够发现锚泊渔船。事故的根本原因就是“辽丹渔运25005”船驾驶人员没有正确使用雷达设备、未正确显示在航机动船号灯、没有做到足够的注意瞭望，也没有保持安全航速和鸣放声号，最后导致碰撞事故发生。“辽丹渔运25005”船责任要远大于“丹渔捕4173”渔船。综上，本院认为，两船的事故责任比例划分，“辽丹渔运25005”船为85%，“丹渔捕4173”渔船为15%较为适宜，对王亚辉、张乃英、张军主张的70%/30%的比例划分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数额和标准，王亚辉、张乃英、张军主张按照大连市上一年度标准计算各项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死亡赔偿金，死者张志永为农村居民，按照大连市2017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5664元的标准，根据“丹渔捕4173”渔船应负15%责任比例计算为15664元×20年×15%=46992元。关于丧葬费，按照大连市2017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37元的标准，根据“丹渔捕4173”渔船应负15%责任比例计算为6037元×6个月×15%=5433.3元。关于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致人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死亡赔偿金，因此，王亚辉、张乃英、张军无权再行向李建民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王亚辉、张乃英、张军的损失两项合计为52425.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建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亚辉、原告张乃英、原告张军死亡赔偿金46992元、丧葬费5433.3元。两项合计为52425.3元；二、驳回原告王亚辉、原告张乃英、原告张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2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王亚辉、原告张乃英、原告张军负担1438元，由被告李建民负担1184元，被告李建民负担的部分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王亚辉、原告张乃英、原告张军。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十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玉传审 判 员  王 蕾人民陪审员  魏德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毕崇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