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3民终36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号******室。法定代表人：何伟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泽泓，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原审被告）：博罗县长宁镇观音古寺。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长宁镇牛过水村。负责人：释佛友。被上诉人二（原审被告）：释佛友，男，汉族，1911年1月6日出生，住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自治县。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冬，广东广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博罗县长宁镇观音古寺、释佛友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7）粤1322民初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泽泓、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1322民初566号民事判决；2、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签订的《委托合同》无效，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一通过民主选举推举被上诉人二为负责人及管委会主任是合法有效的，博罗县民宗局应予以备案。2015年6月17日被上诉人一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上一致推举被上诉人二为管委会主任与寺院负责人；管委会成员联名向博罗县民宗局提出为此次选举结果备案；该结果受广大僧众签名拥护。2、博罗县民宗局对该选举结果不予备案是违法的，损害了被上诉人一的选举权利，使寺院管理持续混乱。3、2015年7月6日双方自愿签订了《委托合同》，约定通过合法途径协助该选举结果获得博罗县宗教局的备案。《委托合同》还包括因寺院财务失窃协助报警事宜。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指派邓泽泓律师作了以下工作：第一、带领被上诉人二到博罗县公安局长宁镇派出所报案，把涉嫌盗窃被上诉人一财物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第二、邓泽泓律师亲自到博罗县民宗局，与朱某交涉，向其宣传党的宗教政策，讲明其中利害关系及违法的严重后果。第三、在朱某不听规劝、执迷不悟的情况下，邓泽泓律师向博罗县、惠州市纪委实名举报朱某的违法行为。博罗县纪委迅速派出工作组进驻古寺，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报博罗县政府、县委免除了朱某民宗局局长的职务。排除朱某的干预后，在博罗县民宗局赖某的主持下，2015年10月14日被上诉人一管委会再次召开会议，再次推荐被上诉人二为管委会主任、负责人；同年11月12日，博罗县民宗局作出博民宗复[2015]41号《关于同意释佛友担任观音古寺负责人备案的批复》，同意被上诉人一选举结果，被上诉人二担任被上诉人一负责人，予以备案。以上事实证明：从《委托合同》的签订到履行，都是依法依规的，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博罗县长宁镇观音古寺、释佛友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原审原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判决被告一向原告支付4万元办案费；2、判决被告一向原告支付120万元律师费；3、判决被告一向原告支付100000元利息（从2015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律师费时止，暂记至2017年1月22日）；4、判决被告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5、判决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7日被告一的前法定代表人、主持释某不幸触电身亡。据释佛友等人说，在释某身亡的当天被告一的保险柜被盗，嫌疑犯逍遥法外。另外，被告一的僧俗两众多数人选举被告二释佛友出任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主持，也有部分人反对，博罗县民宗局个别领导以种种理由违反原则非法干扰关于被告二释佛友的人事任命。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两被告希望借助律师等专业人士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被告的失窃与人事任命两个问题。2015年7月6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委托合同，合同的内容主要有：1、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邓泽泓律师为本案的代理人。2、乙方按甲方要求，尽快通过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梁某缉拿归案。3、乙方应尽快按甲方要求协助释佛友为法定代表人及管委会主任。4、乙方完成甲方委托事项，则甲方支付乙方律师费120万元。5、甲方向乙方支付前期办案费10万，中途公正费由甲方负责外，其余费用甲方一律不负责任。完成本合同第三条时，甲方应一次性支付乙方律师费20万元，剩余律师费分期分批支付给乙方，直至支付完120万元。委托合同签订后，被告一支付了部分前期办案费用6万元，原告委派的代理律师邓泽泓积极工作。首先，带领被告二释佛友到博罗县长宁镇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在接警的当天就把嫌疑犯梁某抓获。其次，邓泽泓律师书面向惠州市纪委、博罗县纪委举报博罗县民宗局个别领导非法干预被告人事任命的事情，纪委接到举报后，非常重视，马上深入调查，最后纠正了博罗县民宗局错误干预被告人事任命问题，约2015年10月份，民宗局任命被告二释佛友为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管委会主任。原告积极履行合同，完成了合同约定义务。但是经过多次协商，两被告却拒绝支付剩下的前期费用和约定的120万元律师费及办案费。另外，被告二的个人银行账户为被告一所用，属于公私财物混同，要求被告二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是一家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被告一是宗教活动场所，被告二是被告一的负责人。2015年7月6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委托合同》，合同约定：“第二条，乙方（原告）按甲方（被告一）要求，尽快通过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梁某缉拿归案(此条另外签合同)；第三条，乙方应尽快按甲方要求把僧俗两众拥戴的方丈释佛友协助为法定代表人及管委会主任”;第五条,甲方向乙方前期支付办案费100000元,并约定在《委托合同》的第三条完成时，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律师费200000元，剩余律师费分期支付直至支付完1200000元止。办案费未用完不退回。庭审时，原告确认合同上的“(此条另外签合同)”及“办案费未用完不退回”是由原告代理人邓泽泓律师书写。之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邓泽泓律师带被告二到博罗县公安局长宁派出所报警。邓泽泓律师通过书面材料向纪委部门举报博罗县民宗局某领导干预办案及被告一的人事。协议签订后，被告一支付给原告律师费60000元。原告向被告主张支付剩余律师费未果，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5年10月14日，被告一的第三届管理委员会成员进行民主推荐。2015年11月12日，博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作出博民宗复[2015]41号《关于同意释佛友担任观音古寺负责人备案的批复》，同意被告一选举结果，释佛友担任被告一负责人，予以备案。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生效要件有，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几个方面，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在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一之间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中第二条约定为原告按被告一要求，尽快通过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梁某缉拿归案，原告在合同上备注“此条另外签合同”，应视为双方对该条另有约定，依法在本案委托合同中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成员，经民主协商推选，并报该场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现原告与被告一在《委托协议》第三条中约定，原告应尽快按被告一的要求把僧俗两众拥戴的方丈释佛友协助为法定代表人及管委会主任，该约定明显违反了上述《宗教事务条例》中有关推选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的规定，应属于无效的约定。综上，原告与被告一、二之间签订的合同的内容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的合同，现原告请求被告一、二连带支付剩余办案费、律师费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宗教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30及保全费5000元，合计13430元，由原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一、《关于抗议县民宗局违规任命虚假和尚释佛友社会人员任某为观音古寺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的报告》；二、《惠州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以上两证据拟证明2015年7月6日《委托合同》形成时博罗县观音古寺没有公章；三、《案件发展过程时间表》，拟证明《委托合同》合法，邓泽泓代理行为合法，不存在违法的问题。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2015年6月17日被上诉人二被推荐为被上诉人一管委会主任，并向博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联名申请备案。2015年8月15日被上诉人电话通知上诉人解除委托合同。此外，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案件。综合本案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涉讼委托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关于涉讼委托合同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问题。双方当事人因对该合同第二条备注了“此条另外签合同”，应视为双方对该条另有约定，依法在本案委托合同中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采纳。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应尽快按甲方要求把僧俗两众拥戴的方丈释佛友协助为法定代表人及管委会主任”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七条关于“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成员，经民主协商推选，并报该场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的规定，受委托方如果协助、参与和干预委托方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民主选举，影响选举结果，则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内容因违反上述《宗教事务条例》规定而无效。但是，上诉人认为《委托合同》是在选举后签订的，合同第三条的内容应被解释为被上诉人一委托上诉人通过合法途径协助已选举结果获得博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备案。结合本案相关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2015年6月17日被上诉人二被推荐为被上诉人一管委会主任，并向博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联名申请备案；2015年7月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签订了涉讼委托合同。从现有证据看，上诉人从签订委托合同后至被上诉人通知其解除委托合同之前，其所协助的行为主要是协助“已选举结果获得博罗县宗教局的备案”，无证据证明其协助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本院认可上诉人认为合同第三条的内容应被解释为“被上诉人一委托上诉人通过合法途径协助已选举结果获得博罗县宗教局的备案”、且其接受委托事项仅限于此范围。在上述范围内的委托内容应认定为有效。关于涉讼委托合同是否已解除以及解除后损失如何承担问题。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申请了证人任某1、任某2、侯某出庭作证，并出具了任某1于2015年8月15日与上诉人委托的代理人邓泽泓律师的手机通话截屏，证明被上诉人于2015年8月15日电话通知上诉人解除委托合同。鉴于证人任某1是义工主管、且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泽泓在一审庭审时也陈述与其联系和接待他的人是任某1；证人任某2是司机并曾开车送被上诉人二释佛友和上诉人当时的代理人邓泽泓前去报警；证人侯某是上诉人当时的代理人邓泽泓出具《收条》中的“付款人”（《收条》内容：今收到侯某陆万元整。邓泽泓2015.7.9），三名证人均是相关事项的经办人，且结合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法庭辩论时关于“即使……合同解除要双方确认，不是一方解除就可以的。任某1自己也说是义工，侯某说他做工程，他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他电话通知解除合同是无效的……”的相关陈述，本院对被上诉人已于2015年8月15日电话通知上诉人代理人解除委托合同的事实主张给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关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被上诉人一可随时行使解除权而无需征得对方同意，故本院认定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已于2015年8月15日解除。涉讼委托合同解除后，受委托人（上诉人）应就自己因解除委托合同所受损失提出主张。根据目前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在上诉人接受委托后至被通知解除委托合同期间，上诉人付出的劳动主要为与博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领导交涉、书写实名举报信。目前，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因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给其造成损失。被上诉人已支付上诉人六万元，与上诉人已完成的劳动是相当的，可抵作上诉人已履行的协助工作的报酬，在合同解除后不发生返还的效果。故上诉人关于支付相关报酬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关于合同条款效力的主张有理，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其他诉请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部分有误，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860元，由上诉人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 学审 判 员  池志勇审 判 员  温永宏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陈 柳书 记 员  蒋 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