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303民初3229号原告：刘瑞云，女，196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孟，江苏智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珠刚，江苏智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孔钧生，男，197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被告：吴中彦，女，197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强，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伟，男，196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力，江苏彭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瑞云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及第三人孙伟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日立案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及第三人孙伟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系合同纠纷，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住所地为徐州市云龙区苏园里1#-1-103室，故本院有管辖权，并于2016年8月5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及第三人孙伟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及第三人孙伟不服该民事裁定，上诉至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苏03民辖终483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随后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武志国独任审判，于2016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案涉刘瑞云与孔钧生、吴中彦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后，该院作出（2017）苏0312民初5018号民事判决，因该案当事人不服该判决提起了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案号为（2017）苏03民终4130号，本院审查后认为刘瑞云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其对孔钧生、吴中彦享有的债权是否真实、合法、有效，须以（2017）苏03民终4130号案件的裁判结果为依据来认定，而该案尚未审结，故本院于2017年6月30日依法作出民事裁定，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因（2017）苏03民终4130号一案，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了民事判决，故本院依职权恢复本案诉讼，且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由审判员刘松与人民陪审员柳苏玲、周迎东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刘瑞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珠刚，被告孔钧生、吴中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强，第三人孙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贤英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刘瑞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珠刚，被告孔钧生、吴中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强，第三人孙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力到庭参加诉讼，且原告在第二次庭审时变更被告孙伟为第三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瑞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就南京市××××室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合同及第三人孙伟对南京市××××室的抵押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至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66561735元及相应利息，原告已将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诉至云龙区人民法院，并申请法院查封了被告所有的位于南京市××××室房产，但被告在法院查封期间即将该处房产抵押给了第三人孙伟。另外，原告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已经由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苏03民终413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确认原告对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享有的债权本金为63429248元，截至2017年12月6日，已经产生27143711.69元利息；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将案涉房产抵押的时间及办理抵押登记的时间为2015年6月11日，原告申请查封该房屋的时间为同一天，晚于抵押登记的时间。原告认为被告系恶意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共同辩称，原告主张的借款本金66561735元及相应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诉请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和其他被告主体偿还66561735元及相应利息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2016）苏0312民初5018号案件，在本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中，无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该债权成立。2.在（2016）苏0312民初5018号民事案件中，原告已经申请了财产保全，且保全的财产价值远大于上述数额，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之间的借款抵押合同不影响原告利益。3.当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原告主张的66561735元债权成立，且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有可能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时，原告才有权对本案的借款抵押合同进行实体审查。4.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之间的抵押合同合法有效，抵押权依法成立。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孙伟述称，1.原告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之间是否有借贷关系并没有生效的判决予以确定，所以原告的主体不适格。2.收到法院的开庭传票和起诉状副本后，第三人才知道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原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第三人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第三人是债权人，被告孔钧生、吴中彦是债务人，因此，原告和第三人都是债权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3.被告将房屋抵押给第三人，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是债权人享有的权利；同时，该抵押并不存在原告所述的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情形，上述资产仍属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所有，而第三人仅享有抵押权并无其他权利；3.第三人孙伟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办理了抵押权登记，其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与原告没有关联性。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刘瑞云提交第一组证据，徐州市××区公证处于2015年6月4日出具的《公证书》一份、2015年6月4日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向案外人刘志勇出具的《委托书》一份，证明在徐州市云龙区法院决定对被告的资产进行保全时，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委托刘志勇将坐落于南京市鼓楼区华富园房产以借款的名义抵押给第三人，委托书上明确载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向第三人孙伟和黄春娟借款的金额为100万元；第二组证据，被告孔钧生与第三人孙伟在2015年6月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一份，证明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500万元，借款期限是24个月，自2015年6月5日至2017年6月4日，借款利率是年利率15%；第三组证据，2015年6月5日，被孔钧生与第三人孙伟签订的《抵押房地产价值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就案涉房产确认的房产价值为600万元；第四组证据，2015年6月5日，被告向南京市房地产部门出具的《抵押登记申请书》一份，申请书上载明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并明确了被担保主债权的数额为500万元；第五组证据，被告签订的《南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一份，证明被告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就案涉房产签订的对应的房地产抵押合同，担保的数额同样为500万元；第六组证据，南京市房屋产权监理处出具的《房屋登记簿》一份，证明案涉房产设立抵押的时间是2015年6月11日，云龙法院查封时间是同日的11：37，案涉房产的抵押系被告为了逃避债务变相的转移资产。原告对上述证据补充说明：2015年6月4日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向案外人刘志勇出具的《委托书》能够证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在准备出借借款时，其向案外人出具的《委托书》上载明的金额是100万元，但被告的受托人刘志勇没有根据公证《委托书》的授权签订100万元的合同，却签订了借款金额为500万元的《借款合同》；另外，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期间为2年，年利率为15%，假如《借款合同》真实履行，借款的本金加上利息应当是650万元，而二被告签订的抵押合同约定的房产价值是600万元却仅仅抵押了500万元，与常理不符。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的档案中并没有二被告就500万元款项已经交付的凭证，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借款合同应当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原告认为借款合同根本没有生效。对上述各组证据，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质证认为，除证据名称为《房屋登记簿》以外，其余证据均为复印件，也未加盖相应单位的公章，所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同时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也有异议，从上述证据的内容来看，无法证实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之间恶意逃避债务，从《房屋登记簿》内容来看，抵押权为本案的第三人孙伟所有，所以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认为，原告仅以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作为本案的被告主张撤销抵押合同和抵押权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上述各组证据，第三人孙伟质证认为，第三人孙伟见到本案的起诉状和裁定书后，才知道原告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第三人因上述事情找到被告孔钧生，被告孔钧生称没有见到民事裁定书，并告诉第三人查封的资产不止7000万元，价值1亿元以上（估值日为2016年12月），而且不包括南京的房产，且裁定书上也没有注明南京的房产被查封了。上述证据虽然都是复印件，但的确是在南京房产抵押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料，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观点均有异议，《委托书》是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委托刘志勇带到南京去的，第三人要求被告孔钧生本人去，被告孔钧生称有事情不能去，对于《委托书》的内容，第三人是不知道的。当初《借款合同》的内容约定的是200万元，日期不是2015年而是2013年，由于南京市房产局不同意将日期写成2013年，所以我们没办法才写成2015年6月5日；我们认为当时的案涉房产的价值为600万元左右，我们实际办理抵押登记的日期为2015年6月5日，至于为什么在《房屋登记簿》上显示为2015年6月11日，这是南京房屋产权监理处的办理时间，只能说与云龙法院的查封日期为同一天是一种巧合。同时，第三人孙伟作为债权人，而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作为债务人，办理抵押债权登记并不是逃避债务转移资产的行为。在2015年6月11日之前，原告与第三人孙伟都是债权人，享有同等的权利，现在抵押权人为孙伟。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虽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中的复印件的真实性均持有异议，但是第三人孙伟作为具体经办人对上述证据（包括复印件）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包括复印件）为真实。对于原告刘瑞云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能否成立以及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和第三人孙伟的质证意见能否被采信，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进行综合认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瑞云丈夫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刘瑞云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云龙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云龙支行）发生存款、取款业务期间，与该支行理财经理即被告吴中彦相识，被告孔钧生系吴中彦丈夫，同时系徐州今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典管理公司）、徐州今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典贸易公司）和徐州华中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今典管理公司在2013年8月前企业名称为“徐州市今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2010年起至2014年，刘瑞云与孔钧生、今典管理公司等相互资金往来超过一亿元。今典管理公司自2014年4月至2014年9月和原告刘瑞云先后签订了14份借款合同，同时向原告出具了14份《借据》，《借款合同》、《借据》载明的借款本金总额为66561735元。上述14份《借款合同》及相应《借据》均系今典管理公司打印，其合同封面标明“徐州今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合同”，并载明了合同编号；《借款合同》主文均仅有一页，均载明了借款年收益率为15%，借款期限为12个月。今典管理公司于2014年7月至2015年3月30日，共向原告支付20笔款项，合计数额为524.472816万元，以后未再付款。原告刘瑞云遂于2015年6月3日将今典管理公司、孔钧生、吴中彦、今典贸易公司、华中物流公司起诉至本院，请求：1.今典管理公司支付其借款本金66561735元及债务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孔钧生、吴中彦、今典贸易公司、华中物流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案案号为（2015）云民初字第01988号，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在本院对该案审理过程中，今典管理公司、孔钧生、吴中彦、今典贸易公司、华中物流公司先后两次向本院提出回避申请，后经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案号为（2016）苏0312民初5018号。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今典管理公司与原告刘瑞云在2014年不同阶段签订的14份《借款合同》中，孔钧生和吴中彦均在借款合同手写的担保人处签名，并在14份《借款合同》所相对应的《借据》上也予以签名，孔钧生和吴中彦在《借款合同》中手写的“担保人”处签名的意思表达真实，该保证合同依法有效成立，孔钧生和吴中彦依法应当对该案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院于2017年3月30日作出（2016）苏0312民初501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徐州今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刘瑞云借款本金6342.9248万元及利息（14份借款合同均按年利率15%分别计算利息至债务清偿之日止；其中，1089号合同借款本金1000万元、1090号合同借款本金500万元、1091号合同借款本金700万元、1092号合同借款本金82.5万元，均自2014年3月6日起计算利息；1094号合同借款本金81.70315万元，自2014年4月18日起计算利息；1097号合同借款本金1000万元，自2014年5月28日计息；1098号合同借款本金500万元，自2014年6月8日起计算利息；1099号合同借款本金67.5万元，自2014年6月16日起计算利息；1100号合同借款本金1300万元，自2014年6月18日起计算利息；1101号合同借款本金97.26565万元自2014年6月17日起计算利息；1104号合同借款本金136万元自2014年7月22日起计算利息；1105号合同借款本金311.25万元，自2014年9月1日起计算利息；1106号合同本金169.0348万元自2014年9月23日起计息；第1108号合同本金397.6712万元自2014年9月25日起计息，再扣除被告于2015年2月10日支付的20万元利息；以上计算出的利息数额应再扣除及其他13份合同已经支付的利息639.354549万元）。二、吴中彦、孔钧生、徐州今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徐州华中物流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作出后，今典管理公司不服，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受理，经审理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7）苏03民终413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另查明：原告刘瑞云于2015年6月3日将今典管理公司、孔钧生、吴中彦、今典贸易公司、华中物流公司起诉至本院的同日，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请求保全今典管理公司、孔钧生、吴中彦、今典贸易公司、华中物流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7000万元或者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本院于同日作出了（2015）云民初字第01988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今典管理公司、孔钧生、吴中彦、今典贸易公司、华中物流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7000万元或者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该裁定作出后，本院依职权立即赶到南京市依法查封了登记在被告孔钧生名下（孔钧生与吴中彦系夫妻关系）所有的位于南京市××××室【《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宁房权证鼓转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宁鼓国用（2011）第04838号】，查封登记时间为2015年6月11日上午11:37:14。当日，本院在办理查封时发现第三人孙伟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已经就该套房产设定了抵押，登记的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为500万元，他项权利证号/登记证明号为鼓他字第338215号。又查明：2015年6月4日，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案外人刘志勇在徐州市云龙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公证书》编号：（2015）徐云证经内字第4号】《委托书》一份，《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孔钧生、吴中彦，受托人：刘志勇。委托人孔钧生、吴中彦是夫妻，受托人刘志勇是委托人孔钧生、吴中彦的朋友。委托人孔钧生、吴中彦名下拥有房产一处，坐落于南京市××××室，《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宁房权证鼓转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宁鼓国用（2011）第04838号，因委托人孔钧生、吴中彦将上述房产抵押给孙伟、黄春娟，向孙伟、黄春娟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现委托人孔钧生、吴中彦在徐州工作不能亲自到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特委托朋友刘志勇办理上述房屋的抵押借款等相关事宜。委托事项如下：1、代为到南京市××委签定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领取他项权证或抵押登记证明等相关事宜手续；2、受托人为此而签署的一切文件，委托人均予承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托人无转委托权。委托期限2015年6月4日至2015年7月3日。”次日，第三人孙伟与案外人刘志勇即赶至南京市签定了《借款合同》一份，该《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孔钧生（以下简称“甲方”），贷款人：孙伟（以下简称“乙方”）。……第一条：借款金额。本合同项下的甲方向乙方借款的金额为人民币（大写）伍佰万元。第二条：借款期限。借款期限24月，自2015年6月5日起至2017年6月4日止。第三条：借款利率。甲方向乙方支付利息，利率为15%。第四条：借款担保。为保证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得到清偿，孔钧生同意将坐落于华富园1号2404室的房屋……抵押给乙方，……第五条：还款方式。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利随本清。……第八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2、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及时发放贷款。”《借款合同》上“甲方（签字）：”处有案外人刘志勇代孔钧生的签名，“乙方（签字）：”处有第三人孙伟的签名及捺印。同日，第三人孙伟与案外人刘志勇代孔钧生签订《抵押房地产价值协议书》一份，约定：“抵押人（甲方）：孔钧生，抵押权人（乙方）：孙伟。一、协议目的：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提供价值依据。二、抵押房地产坐落于华富园1号2404室……三、协议结论：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经平等协商，共同确认抵押房地产的价值为人民币（大写）陆百万元整……。”该份协议书上有案外人刘志勇代孔钧生的签名，以及第三人孙伟的签名及捺印。亦于同日，第三人孙伟与案外人刘志勇代孔钧生在《南京市房地产抵押登记申请书》上签名及捺印，再次确认抵押案涉房产，且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为伍佰万元整。当日，第三人孙伟与案外人刘志勇代孔钧生签订《南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内容同上。南京市房屋产权监理处核准登记该项抵押的时间为2015年6月11日，登记的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为500万元。再查明：2013年11月28日，被告吴中彦向第三人孙伟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孙伟人民币10000000.00，大写：壹佰万元，期限3个月，年利率15%。”当日，第三人孙伟通过银行取款转账方式向被告孔钧生银行账户内汇入100万元。2014年8月19日，被告吴中彦再次向第三人孙伟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孙伟人民币10000000.00，大写壹佰万元，期限六个月，年利率15%。”当日，第三人孙伟通过银行卡卡卡转账方式向被告孔钧生银行账户内汇入100万元。在本案庭审过程中，第三人孙伟陈述，其与被告孔钧生是较好的朋友关系；另陈述，2015年6月5日，其与案外人刘志勇代被告孔钧生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500万元借款实际系针对的2013年11月28日和2014年8月19日共计200万元借款签订的，且当时亦未核实案外人刘志勇的《委托书》授权内容；并自认上述共计200万元借款本金，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至今未予偿还，利息给了一部分，但具体数额记不清楚了；特别是当第三人孙伟被问到“第三人，被告1（孔钧生）在两年多时间都没有归还你本金，为什么在2015年6月份才跟你办理抵押登记？”时，第三人孙伟回答：“被告1（孔钧生）一直承诺要还钱，但是一直没有还，是我一直追着被告1（孔钧生）要，有个小房子要抵押给我，我没有要，直到2015年6月才同意把该房屋抵押给我。”当第三人孙伟被问到“当时为什么要签订500万元的借款合同？”时，第三人孙伟回答：“我们在2015年6月5日在南京产权处签订了200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款时间写的是2013年，但是产权处表示2013年的借款时间不可以办理抵押。只能写2015年，我认为写2015年的借款时间，对我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我当时跟刘志勇提出，不能写200万元，刘志勇问我想写多少，我当时为了能最大化的保证我的利益不受损害，在根据我咨询产权处楼下的咨询公司，该房屋当时市值大概600万元左右。我就写了500万（包括利息、处置费、罚息以及不确定因素）。”并且在对原告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时，第三人孙伟亦陈述：“当初借款合同的内容约定是200万，日期不是2015年而是2013年，由于房产局不同意将日期写成2013年，所以我们没办法才写成2015年6月5日。”综合原告的起诉陈述、被告的答辩及第三人述称，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刘瑞云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担保关系，以及原告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案涉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及抵押登记等是否违反法律规定；3.案涉抵押登记是否损害了原告的利益；4.案涉抵押登记是否予以撤销。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刘瑞云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之间是否存在借贷担保关系，以及原告刘瑞云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本院经审理后查明，原告刘瑞云基于民间借贷纠纷于2015年6月3日将今典管理公司、孔钧生、吴中彦、今典贸易公司、华中物流公司起诉至本院【该案案号为（2015）云民初字第01988号】，请求：1.今典管理公司支付其借款本金66561735元及债务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孔钧生、吴中彦、今典贸易公司、华中物流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本院对该案审理过程中，今典管理公司、孔钧生、吴中彦、今典贸易公司、华中物流公司先后两次向本院提出回避申请，后经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案号为（2016）苏0312民初5018号。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今典管理公司与原告刘瑞云在2014年不同阶段签订的14份《借款合同》中，孔钧生和吴中彦均在借款合同手写的担保人处签名，并在14份《借款合同》所相对应的《借据》上也予以签名，孔钧生和吴中彦在《借款合同》中手写的“担保人”处签名的意思表达真实，该保证合同依法有效成立，孔钧生和吴中彦依法应当对该案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院于2017年3月30日作出（2016）苏0312民初501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徐州今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刘瑞云借款本金6342.9248万元及利息（利息具体计算方式详见该案判决书）。二、吴中彦、孔钧生、徐州今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徐州华中物流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作出后，今典管理公司不服，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受理，经审理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7）苏03民终413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据此，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对徐州今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刘瑞云的借款本金6342.9248万元及利息（利息具体计算方式详见该案判决书）向原告刘瑞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依据担保法的规定，原告刘瑞云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之间存在借款担保关系，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负有连带偿还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刘瑞云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二、关于案涉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及抵押登记等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之间就案涉房产设定抵押所依据的《借款合同》、《南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南京市房地产抵押登记申请书》等均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第一，案涉公证《委托书》与之后其他合同、抵押登记存在矛盾。2015年6月4日，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案外人刘志勇在徐州市云龙公证处就案涉《委托书》办理了公证【公证书编号：（2015）徐云证经内字第4号】，该公证《委托书》明确载明委托人孔钧生、吴中彦因向孙伟、黄春娟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将案涉房产抵押给孙伟、黄春娟，特委托案外人刘志勇办理案涉房屋的抵押借款等相关事宜；但是，无论是次日第三人孙伟与案外人刘志勇在南京签定的《借款合同》、《南京市房地产抵押登记申请书》、《南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上约定的借款数额或者主债权数额，还是2015年6月11日最终登记的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数额，均为500万元。该500万元与公证《委托书》上明确约定的100万元借款显然不符且差额巨大，即被告孔钧生、吴中彦的受托人没有按照公证《委托书》上的授权签订100万元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并办理相应数额的抵押登记，故与500万元相对应的合同和抵押登记等均应系在虚假的意思表示情形下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第二，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500万元款项并未实际交付。2015年6月4日，第三人孙伟与案外人刘志勇在南京市签定的《借款合同》明确约定的借款数额为500万元，但在庭审中，当第三人孙伟被问到“第三人，你跟被告1（孔钧生）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500万，有没有向被告1（孔钧生）进行交付？”第三人孙伟答道：“借给被告1（孔钧生）、2（吴中彦）共200万元，当时有借条和打款凭据，没有签订借款合同，2015年在南京产权处抵押的时候补签了一份借款合同，该合同是针对上述的200万元才签订的。”也就是说第三人孙伟并未向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交付该份《借款合同》约定的500万元，该份《借款合同》应系在虚假的意思表示情形下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此外，因该份《借款合同》所约定的500万元款项并未实际交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该份《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也消灭”，因该500万元债权不存在，故相应设定的抵押权也不应存在。第三，案涉200万元银行转账与未实际交付的500万元《借款合同》不能认定为系同一笔款项交付关系。本案庭审中，当第三人孙伟被问到“当时为什么要签订500万元的借款合同？”时，第三人孙伟回答：“我们在2015年6月5日在南京产权处签订了200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款时间写的是2013年，但是产权处表示2013年的借款时间不可以办理抵押。只能写2015年，我认为写2015年的借款时间，对我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我当时跟刘志勇提出，不能写200万元，刘志勇问我想写多少，我当时为了能最大化的保证我的利益不受损害，在根据我咨询产权处楼下的咨询公司，该房屋当时市值大概600万元左右。我就写了500万（包括利息、处置费、罚息以及不确定因素）。”并且在对原告刘瑞云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时，第三人孙伟亦陈述：“当初借款合同的内容约定是200万，日期不是2015年而是2013年，由于房产局不同意将日期写成2013年，所以我们没办法才写成2015年6月5日。”对此，本院认为，从第三人孙伟自己的陈述，不难看出，其意图将200万元的银行转账转变为达到抵押登记成500万元主债权的目的；而且第三人孙伟并未通过采取正常的诉讼途径解决，而是通过签订一个虚假的所谓500万元《借款合同》进而达到办理抵押登记500万元主债权的目的；并且根据第三人孙伟当庭回答案涉200万元本金及利息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偿还的数额问题时，第三人孙伟答道“本金没有给，利息给了一部分，不记得是多少”，本院经计算，假设按照被告孔钧生、吴中彦未偿还第三人孙伟任何利息的情况下，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自2013年11月28日起暂计算至2015年6月5日止的利息为227916.69元；另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自2014年8月19日起暂计算至2015年6月5日止的利息为119583.39元，两项共计347500.08元，再加上本金200万元，合计2347500.08元。再假设按照被告孔钧生、吴中彦未偿还第三人孙伟任何利息的情况下，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自2013年11月28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6月30日止的利息为687500元；另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的标准，自2014年8月19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6月30日止的利息为580000.14元，两项共计1267500.14元，再加上本金200万元，合计3267500.14元。也就是说，假设按照被告孔钧生、吴中彦未偿还第三人孙伟任何利息的情况下，从银行转账当日到抵押登记当日，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连本加利尚欠第三人孙伟2347500.08元，与500万元差额巨大；从银行转账当日到2018年6月30日（假设再多给其实现债权一些时间以及综合考虑其他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连本加利尚欠第三人孙伟3267500.14元，与500万元差额亦为巨大。从这个方面进行分析，两者数额差额巨大，无论如何计算和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以及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予以考量，均无法将该两笔数额相等同，第三人孙伟所述“我当时为了能最大化的保证我的利益不受损害……我就写了500万（包括利息、处置费、罚息以及不确定因素）”，该虚假意思表示更为突显，确实让本院难以采信其述称意见，故本院认定案涉200万元银行转账与未实际交付的500万元《借款合同》不能认定为系同一笔款项交付关系。第四，抵押登记的主债权数额与案涉500万元《借款合同》的约定不符且违反常理。根据案涉500万元《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期间为两年，年利率为15%，假如该《借款合同》实际履行，借款的本金500万元加上利息应当是650万元，而且第三人孙伟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在案涉《抵押房地产价值协议书》中共同确认抵押房地产的价值为600万元（第三人孙伟亦述称“在根据我咨询产权处楼下的咨询公司，该房屋当时市值大概600万元左右”），但是在办理案涉房产抵押登记申请及抵押登记时，却仅仅抵押了500万元，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与常理不符，这也与第三人孙伟所述“我当时为了能最大化的保证我的利益不受损害”相矛盾，应系虚假意思表示的又一例证。第五，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即使存在借款数额到底为多少、借款是否已经偿清以及偿还的数额等均存疑。第三人孙伟分别于2013年11月28日、2014年8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孔钧生各转账100万元，共计200万元；并且在本案庭审中，第三人孙伟当庭自认、另当庭与被告孔钧生本人电话核实确认，就上述银行转账200万元，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至今未予偿还，利息给了一部分，但具体数额记不清楚了。据此，第三人孙伟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对于他们述称的其之间“借款、转账数额和偿还情况”是清楚、明知的，特别是清楚、明知他们所称的“本金200万元尚未偿还”；但是在2015年6月4日，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案外人刘志勇在徐州市云龙公证处办理的公证【《公证书》编号：（2015）徐云证经内字第4号】《委托书》上明确载明的委托人孔钧生、吴中彦向第三人孙伟、黄春娟借款本金数额却为100万元，前述的200万元本金竟骤减了100万元，之后2015年6月5日《借款合同》约定的500万元借款更是无从对应，这种前后自相矛盾和数额的巨大差异着实让本院无法排除对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以及即使存在、实际数额究竟为多少且是否已经偿清、偿还的数额等的疑问。综上，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构建了我国民法上的“通谋虚伪表示制度”。“通谋虚伪表示”，又称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虚假行为，即表意人与相对人进行通谋，双方一致对外作出虚假的、非自己真意的意思表示。其构成要件有：（1）具有意思表示；（2）效果意思与表示行为不一致；（3）表意人与相对人故意通谋（即双向的、积极的意思联络）；（4）表意人与相对人均明知。具体到本案，结合上文分析，（1）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均具有设定抵押的意思表示；（2）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内心的效果意思应系为其述称的“2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设定抵押，但是他们表示出来的行为却是公证委托设定抵押的主债权数额为100万元，之后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数额和实际设定抵押的主债权数额却变成了500万元，因此，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的效果意思与表示行为存在不一致；（3）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之间通过达成设定抵押合意，并积极地连续进行设定抵押的意思联络，即于2015年6月4日办理公证《委托书》，次日签定500万元的《借款合同》、《南京市房地产抵押登记申请书》以及《南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并于2015年6月11日办理了抵押登记且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为500万元，因此，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存在双向的、积极的意思联络的故意通谋；（4）通过本院查明的事实、庭审中当事人的自认以及结合上文的分析，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对于为其述称的“2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设定抵押和他们表示出来的行为即公证委托设定抵押的主债权数额为100万元，之后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数额和实际设定抵押的主债权数额却变成了500万元应当均是明知（特别是在庭审中，当第三人孙伟被问到：第三人，被告孔钧生在两年多时间都没有归还你本金，为什么在2015年6月份才跟你办理抵押登记时，第三人孙伟回答：被告孔钧生一直承诺要还钱，但是一直没有还，是我一直追着被告孔钧生要，有个小房子要抵押给我，我没有要，直到2015年6月才同意把该房屋抵押给我。即第三人孙伟在明知道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债务陷入窘境、早已不具备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却积极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就案涉房产设定抵押，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为案涉房产设定抵押的行为应当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本院认定该抵押行为无效。三、关于案涉抵押登记是否损害了原告刘瑞云利益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刘瑞云已经举证证明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至今尚欠其借款本金6342.9248万元及相应利息，而第三人孙伟述称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至今尚未偿还其200万元借款本金及部分利息，且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相应的偿还能力，故本院认定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的案涉抵押登记行为损害了原告刘瑞云的利益。四、关于案涉抵押登记是否予以撤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本案中，假设案涉抵押登记系针对的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之间的200万元银行转账，但是该银行转账关系发生在前（即2013年11月28日、2014年8月19日），设定抵押在后（即2015年6月11日），属于事后抵押。且该事后抵押设定时，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还有除第三人孙伟之外的普通债权人刘瑞云，而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已经陷入支付危机。被告孔钧生、吴中彦在已经陷入支付危机的情形下，将其案涉房产抵押给第三人孙伟，必然导致其自身降低或者丧失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客观上也确实减少了其责任财产，从而损害其他债权人即本案原告刘瑞云的合法利益，因此，该事后抵押应认定无效，应当予以撤销。综上，本案合议庭经反复合议后一致认为，本案无论是从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角度进行分析，还是从主债权不存在、抵押权也不应存在的方面进行分析，再或者是从事后抵押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均是相同的，即案涉抵押登记应当予以撤销。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与第三人孙伟就坐落于南京市鼓楼区华富园1号2404室【《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宁房权证鼓转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宁鼓国用（2011）第04838号，他项权利证号/登记证明号为：鼓他字第338215号】设定抵押的行为。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孔钧生、吴中彦负担（因此款已由原告刘瑞云预交，被告孔钧生、吴中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给原告刘瑞云）。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刘 松人民陪审员  柳苏玲人民陪审员  周迎东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孟筱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