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15民终24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玉胡，男，195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清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清市烟店镇安达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清市烟店镇牛张寨村。法定代表人：牛传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山东君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牛传锋，男，1965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清市。上诉人徐玉胡因与被上诉人临清市烟店镇安达汽车出租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公司）、原审第三人牛传锋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17）鲁1581民初1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玉胡，被上诉人安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原审第三人牛传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玉胡的上诉请求：要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还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一、本案基本事实。上诉人是安达公司的原始股东，是初始法定代表人。安达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4日，原始股东有徐玉胡、牛传峰、张立龙、牛月卓、王贵连（系樊丙君之妻）。安达公司因购买汽车，与临清市飞达汽车、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达公司）建立了客户单位关系。2004年4月，安达公司因公司发展急需资金，全体股东商定向银行借款。安达公司的全体股东徐玉胡、牛传峰、张立龙、牛月卓、樊丙君多次到飞达公司求助飞达公司的老板赵明臣提供担保。经赵明臣从中协调，中国建设银行临清支行（以下简称临清建行）同意贷款50万元。但要求安达公司股东借十个人的身份证、户口薄，以这十个人的名义向临清建行借款。安达公司的股东就凑了十个人的身份证、户口薄，以这十个人的个人名义与临清建行签订了个人消费额度借款合同，每人借款5万元，十人共计50万元。十个名义借款人是徐玉胡、牛传峰、徐玉祥、张立龙、王贵连、王义全、牛传洋、徐俊良、王新刚、陈兴斌，飞达公司为该十笔贷款提供担保。该50万元借款贷下来后，全部用于了安达公司的发展、经营，且也记载在安达公司的账册上。借款到期后，因安达公司股东之间闹矛盾，安达公司的股东牛传峰、张立龙、牛月卓、王贵连用他们收取上来的安达公司的应收款偿还了他们名下的或用他们所借身份证、户口薄人的名义所借的25万元借款及利息。但他们没有偿还用上诉人名义和用上诉人所借身份证、户口薄的徐玉祥、陈兴斌、徐俊良、王新刚名义所借的25万元银行借款及利息。在临清建行的催促下，作为担保人的飞达公司被迫偿还了该25万元临清建行贷款本金及欠息。此后，赵明臣经理便向安达公司催要其为安达公司垫付的临清建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在赵明臣经理的强烈催促下，2008年3月24日上诉人作为安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迫给赵明臣经理书写证明一份，内容是:“徐玉胡、徐玉祥、徐俊良、陈兴斌、王新刚5人名下，04年12月8号在临清建行贷款25万元加利息共计273438.52元……由飞达公司代五人偿还……上述款项应由安达公司偿还，由我和安达公司代表股东及徐俊良、陈兴斌、王新刚、徐玉祥四人先行偿还，后再向安达公司……追偿。”后飞达公司对安达公司及徐玉胡、徐玉祥、陈兴斌、徐俊良、王新刚提起追偿诉讼。原审法院于2009年5月12日作出(2009)临民一初字第195号民事判决，判定徐玉胡偿还飞达公司垫付的临清建行的贷款本金和利息52851.32元及自2006年12月9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徐玉胡不服一审判决，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法院于2009年12月8日又作出(2009)临民一初字第193、194、196、197号民事判决，均判定徐玉胡偿还飞达公司垫付的临清建行贷款本金和利息及自2006年12月9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但上述判决均明确标明，徐玉胡偿还之后有向第三方追偿的权利。2013年12月2日，上诉人与飞达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将上诉人持有的安达公司的20%的股权作价613868.83元，抵偿给飞达公司。此后，飞达公司的赵明臣经理和上诉人多次与安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牛传山协商股东变更及追偿垫款事宜，但因双方分歧较大，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二、上诉人要求确认原审法院(2009)临民一初字第193-197号判决判定的飞达公司代为偿还的临清建行的273438.52元贷款本金和利息及自2006年12月9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为安达公司的债务，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予认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充分证实了飞达公司代为偿还的临清建行的273438.52元贷款本金和利息是安达公司债务的事实。(1)、上诉人提交的安达公司最初的营业执照、企业名称申报情况表、安达公司股东名录、安达公司的公司章程等证据，证实上诉人是安达公司最初的法定代表人。安达公司的原始股东有徐玉胡、牛传峰、张立龙、牛月卓、王贵连(樊丙君)。(2)、飞达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飞达公司副经理秦某的证言证实，2004年4月，安达公司因公司发展需要资金，五股东徐玉胡、牛传锋、张立龙、牛月卓、樊丙君(王贵连的丈夫)多次去飞达公司，求助飞达公司老板赵明臣为他们提供担保。经赵明臣经理从中协调，临清建行同意向安达公司贷款50万元，但要求安达公司借十个人的身份证、户口薄，以这十个人的名义向临清建行借款，每人借款额50000元，十人共计借款50万元。飞达公司为该十笔共计50万元借款提供了担保。该50万元借款贷下来后，全部用于了安达公司的发展、经营。(3)、安达公司的现金日记账和往来账(明细账)，多处下账记载临清建行50万元贷款，足以证明由飞达公司担保的以徐玉胡等十人名义在临清建行的50万元借款是安达公司的借款。(4)、安达公司的往来账(明细账)第27页载明，06年3月31日下账记载付贷款利息25615.6元。安达公司自2003年12月成立后，只有这一笔临清建行的50万元借款，这足以说明该账页下账记载的付贷款利息25615.6元是偿付的临清建行的这50万元借款的利息。而该笔付贷款利息25615.6元的记账凭证(第9号)记载还贷款利息25615.6元，与安达公司往来账(明细账)第27页下账记载付贷款利息数额相同。而该第9号记账凭证所附的18张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还款凭证包括由飞达公司担保的徐玉胡等十人的还款凭证，这足以说明，由飞达公司担保的以徐玉胡等十人名义在临清建行的50万元借款实际是安达公司的借款。(5)、由第三人牛传锋亲笔书写并摁指印、加盖安达公司公章的，且由徐玉胡、樊丙君(均)、冯广波签字证明的《证明》写明：“因公司欠银行利息，现公司现金紧张，无奈，公司借壹万元正。还7个身份证的，分别有胡(徐玉胡)3个，卓(牛月卓)1个，君(樊丙君)1个，其他2个。”该《证明》充分证实，由飞达公司担保的以徐玉胡等十人名义在临清建行的50万元借款，实际是安达公司的借款。(6)、牛传锋书写的其经手的安达公司的开支明细记载，2004年5月21日还建行利息3147.6元，2005年6月29日还传洋建行利息1773.9元，2005年6月30日还传锋建行利息1783.9元，2005年6月30日还王义全建行利息1850元，2005年12月31日付传锋、传洋户建行利息1500元。该证据充分证实由飞达公司担保的以徐玉胡等十人名义在临清建行的50万元借款，实际是安达公司的借款。(7)、临清联信正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临联证会核字(2008)第l号审核报告，证明安达公司的负债总额52.22万元，这主要就是临清建行的50万元借款。该证据也印证由飞达公司担保的以徐玉胡等十人名义在临清建行的50万元借款，实际是安达公司的借款。总之，本案上诉人提交的大量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证实由飞达公司担保的以徐玉胡等十人名义在临清建行的50万元借款，实际是安达公司的借款。而安达公司和第三人牛传锋没有举证任何反驳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该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原审法院(2009)临民一初字第193-197号判决判定的由飞达公司代为偿还的临清建行的273438.52元贷款本金和利息及自2006年12月9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为安达公司的债务。一审判决以“原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完全错误。三、上诉人要求安达公司向上诉人偿还该273438.52元贷款本金和利息及自2006年12月9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一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的该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上诉人与飞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证实，上诉人己将自己在安达公司的20%股权作价613868.83元转让给飞达公司，抵偿了飞达公司代安达公司偿还的临清建行的273438.52元贷款本金和利息及自2006年12月9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上诉人与飞达公司签订《协议书》后，飞达公司赵明臣总经理和上诉人多次与安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牛传山协商股东变更登记事宜，因安达公司不配合，至今未能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是应由飞达公司和安达公司办理的事情，上诉人无权干涉，也无法左右。所以，飞达公司与安达公司没有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不影响上诉人的追偿权。《担保法》第31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根据该规定，上诉人要求安达公司向上诉人偿还该273438.52元贷款本金和利息及自2006年12月9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一审判决以“原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原告(上诉人)虽与飞达公司签订抵偿协议但尚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故原告(上诉人)尚未取得追偿权”为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完全错误。四、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并不意昧着否定原审法院(2009)临民一初字第193-197号民事判决的效力。2009年飞达公司对安达公司及徐玉胡、徐玉祥、陈兴斌、徐俊良、王新刚提起追偿诉讼时，当时徐玉胡就提出了该笔债务是安达公司债务的抗辩。但徐玉胡当时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没有充分举证该笔债务是安达公司债务的证据。最主要是因徐玉胡作为安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飞达公司书写了由徐玉胡先行偿还的《证明》，所以，原审法院(2009)临民一初字第193-197号民事判决均判定徐玉胡偿还飞达公司垫付的临清建行贷款本息及自2006年12月9日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但上述判决明确标明，徐玉胡偿还之后有向第三方追偿的权利。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在搜集、掌握了充分的证明本案所涉债务是安达公司债务证据，且上诉人已经用其在安达公司20%的股权抵偿给飞达公司的情况下，根据第193-197号民事判决标明的“徐玉胡偿还之后有向第三方追偿的权利”的判定而提起的。上诉人提起本案确认、追偿之诉，与第193-197号民事判决并不矛盾，并不意味着否定上述判决的效力。五、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如事实部分所述，当时安达公司是以徐玉胡等十人的名义在临清建行借款的，飞达公司为该十笔借款提供担保。为了证实飞达公司为该十笔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需要向临清建行调取飞达公司为该十笔借款提供担保的十份担保合同。上诉人和代理律师到临清建行调取该十份担保合同，临清建行不同意调取，要求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上诉人在开庭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取该十份担保合同。一审法院没有调取该十份担保合同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发还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安达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人所谓的涉案款项，被上诉人既不知情，也没有使用，上诉人要求确认为公司债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在2010年10月份变更法定代表人，由第三人牛传锋变更为牛传山，据今有7年之久。现任法定代表人牛传山占该公司80%的股份，上诉人至今还是被上诉人公司的公司股东，涉案款项问题应为原先股东之间的个人消费贷款问题，与被上诉人公司无任何关系。同时，上诉人也不存在所谓的追偿权问题，要求被上诉人偿还该笔债务，于理不通，于法无据。敬请贵院依法公正审理，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牛传锋述称：同意被上诉人意见。被上诉人是股份有限公司，款项数额较大的话会召开股东会，这是个人消费贷款，这笔款项与公司无关，也超过了诉讼时效。徐玉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临清市人民法院（2009）临民一初字第193号、第194号、第195号、第196号、第197号判决判定的飞达公司代为偿还的中国建设银行临清市支行的273438.52元贷款本金和利息及自2006年12月9日至判决书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为被告安达公司的债务；2、要求被告安达公司向原告偿还该273438.52元贷款本金和利息及自2006年12月9日至判决书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安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8年3月24日原告书写证明一份，内容是：“徐玉胡、徐玉祥、徐俊良、陈兴斌、王新刚5人名下，04年12月8号在临清建设银行贷款25万元加利息共计273438.52元……由飞达公司代五人偿还……上诉款项应由安达公司偿还，由我和安达公司代表股东及徐俊良、陈兴斌、王新刚、徐玉祥四人先行偿还，后再向安达公司……追偿。”飞达公司对安达公司及原告（徐玉胡）、徐玉祥、陈兴斌、王新刚提起追偿诉讼。临清市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12日、2009年12月8日分别作出（2009）临民一初字195号、第193号、第194号、第196号、第197号民事判决，均判定徐玉胡（本案原告）偿还飞达公司垫付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及自2006年12月9日至判决确定给支付之日的利息。徐玉胡偿还之后有向第三方追偿的权利，徐玉胡不服一审判决（第195号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原告与飞达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将原告持有的在安达公司的20%的股权作价613868.83元，抵偿飞达公司。诉讼期间原告提交证据：1、安达公司最初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徐玉胡是安达公司的最初法定代表人；2、临清工商局企业注册登记档案中企业名称申报情况表和公司股东名录证明安达公司原始股东有徐玉胡、牛传峰、张立龙、牛月卓、王贵连；3、安达公司的公司章程；4、安达公司的明细账册一份；5、安达公司的现金日记账一份；6、安达公司的账册一份；7、安达公司记账凭证一份及十八张偿还建行贷款利息的凭证金额为25615.6元；8、临清联信正清会计事务所出具的临联正会核字2008第1号审核报告一份；9、署名牛传峰并加盖有安达公司印章的证明一份，证明安达公司借高息1万元用于偿还7个身份证的临清建行利息；10、署名牛传峰经手的安达公司的开支明细一份；11、临清飞达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由飞达公司担保徐玉胡、牛传峰等十人名下50万元建行借款是安达公司借款；12、飞达公司起诉徐玉胡和安达公司、王新刚和安达公司、徐俊良和安达公司、陈兴斌和安达公司、徐玉祥和安达公司的五份民事诉状；13、临清市人民法院（2009）临民一初字193、194、195、196、197号判决，该证据证明因徐玉胡给安达公司出具的代偿证明等原因；14、徐玉胡与飞达公司签署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徐玉胡与飞达公司签订的协议将其在安达公司20%的股份抵偿给飞达公司，但未在工商部门办理登记；15、安达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一份；16、临清市工商局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登记资料；17、临清市法院（2010）临民一初字第3643号民事调解书。诉讼期间原告申请证人秦某出庭作证。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徐玉胡称涉案借款属于安达公司为发展需要向建行临清市支行贷款，属于公司借用他人身份证或户籍证明办理贷款手续，该款已用于安达公司，要求确认系安达公司的债务。被告安达公司辩称对该笔贷款不知情。诉讼期间原告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原告虽与飞达公司签订抵偿协议但尚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故原告尚未取得追偿权。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1元，由原告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建设银行的三份存折，分别是徐玉胡、徐玉祥、牛传锋的，这三个存折是银行当时给上诉人的，拟证明涉案款项是被上诉人公司借的款，这十个人的名义所贷的款存在三个存折上，徐玉胡存折是20万元，徐玉祥存折是15万元，牛传锋存折是15万元。被上诉人经质证，对三份存折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第一，该三份存折与公司账务没有关联性；该三份存折中有一份是徐玉祥的，而徐玉祥并不是公司的股东之一，正好说明该笔借款是上诉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个人消费贷款问题，与被上诉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原审第三人经质证认为，存折记不清了，存折的真假也记不清了，但是我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的抽屉被撬，对于其他二人的存折我不清楚。二审查明：上诉人称其二审提交的三份存折在2005年10月份之后一直由其保管，徐玉胡和徐玉祥名下存折上的款项是由上诉人支取，牛传锋名下存折上的款项是由牛传锋支取。上诉人将徐玉胡及徐玉祥存折名下的款项取出之后没有办理交接手续，用于购买了办公楼房20万元，购买了几万元的车辆保险，还有其他小项，在账目上都有体现。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原审法院（2009）临民一初字193-197号判决中认定徐玉胡书写的证明只对其本人发生法律效力，故判决徐玉胡偿还飞达公司代借款人向银行偿还的借款。上述款项是以徐玉胡、徐俊良、陈兴斌、王新刚、徐玉祥五人名义在临清建行的借款，关于上述借款的用途，上诉人称其将徐玉胡及徐玉祥存折上的35万元取出，用于购买办公楼房、车辆保险等事项，经查看上诉人提交的账目，并没有上述记载。被上诉人安达公司否认使用过上述款项，上诉人虽然提交了其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部分账目，但账目上临清建行的50万元借款并未附有相关凭证，上诉人亦认可将徐玉胡及徐玉祥存折名下的款项取出之后没有办理交接手续，且飞达公司的副经理秦某一审到庭作证称当时贷款时说是用于安达公司经营，具体是否用于安达公司经营不清楚。故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原审法院（2009）临民一初字193-197号判决中飞达公司代为偿还的临清建行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实际用于安达公司的经营，系安达公司的债务。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可曾于2013年12月2日与飞达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将上诉人持有的安达公司的20%的股权作价613868.83元，抵偿给飞达公司。后飞达公司的赵明臣经理和上诉人多次与安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牛传山协商股东变更及追偿垫款事宜，但因双方分歧较大，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故即使涉案款项已经实际用于安达公司的经营，因原审法院（2009）临民一初字193-197号判决中上诉人的还款义务尚未履行完毕，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偿还上述款项的诉讼请求亦不应支持。综上，上诉人徐玉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1元，由上诉人徐玉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家勇审 判 员 刘 颖审 判 员 吴艳锋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宋 剑书 记 员 赵 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