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4民终11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甘在海，男，1968年3月8日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先丰，男，1967年8月23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向东，重庆汇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佶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酉阳县小坝全民创业园区二期，组织机构代码：69928320-X。法定代表人：李佶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攀，重庆市酉阳县丁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龙腾辉建设有限公司（原名珠海横琴新区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025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685037716。法定代表人：彭幼清。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生立，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升艳，男，1967年9月14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县。上诉人甘在海、夏先丰、重庆佶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佶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龙腾辉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龙公司）、黎升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渝0242民初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甘在海、夏先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向东、上诉人佶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攀、被上诉人中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生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在海、夏先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龙公司对一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与黎升艳负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甘在海、夏先丰对于中龙公司公章使用真实情况不知情，是善意相对人，即使事后证明中龙公司公章在本案合同中使用不属实，但在签订合同时，甘在海、夏先丰不知情，有理由相信该公章系中龙公司的真实公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中龙公司应当承担责任。中龙公司辩称，中龙公司没有授权黎升艳与甘在海、夏先丰签订合同，案涉合同的印章也不是中龙公司的真实印章，中龙公司与本案无关，不应担责。佶蓉公司辩称，对甘在海、夏先丰的上诉请求无异议。佶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时间落款为2015年7月1日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的双方系中龙公司与重庆坤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而不是一审认定的中龙公司与甘在海、夏先丰。甘在海、夏先丰系借用重庆坤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名义签订案涉合同。重庆坤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未参与本案诉讼，一审漏列当事人，审理程序违法。2.一审认定甘在海、夏先丰的工程款为659287.58元的依据不足。一审认定的工程款金额系甘在海、夏先丰与黎升艳之间的结算，而不是与佶蓉公司之间的结算。佶蓉公司对甘在海、夏先丰所做工程质量、数量、标准均未验收，不应按照一审认定的金额支付工程款。甘在海、夏先丰辩称，重庆坤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一审没有漏列当事人，审理程序合法。对于工程造价，佶蓉公司在一审明确放弃鉴定，现在要求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中龙公司辩称，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甘在海、夏先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甘在海、夏先丰与中龙公司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二、中龙公司、佶蓉公司、黎升艳共同退还保证金173757元，并以17375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9月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三、中龙公司、佶蓉公司、黎升艳共同支付工程款659287.58元，并以659287.5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9月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四、中龙公司、佶蓉公司、黎升艳共同赔偿违约损失464124元；五、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中龙公司、佶蓉公司、黎升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27日，佶蓉公司（甲方）与中龙公司（乙方）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该合同发包人处盖有佶蓉公司的章，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处有李帛星的签名及电话号码；承包人处盖有“珠海横琴新区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处有黎升艳的签名及电话号码。合同约定佶蓉公司将重庆佶蓉科技园建设工程发包给中龙公司；工程承包范围为作业范围内的所有涉及土建、安装、找平抹灰（不含室内灯线、消防、监控）的全部工作内容，包工包料；工程有效工期为180天，计划开工日期为2015年7月1日（提前2天进场），计划竣工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包干合同单价为920元/平方米（含安全文明施工费、工程施工费、人工调差费、材料调差费、工程验收等在内），基础、装修、绿化工程价格双方根据实际另行商议；工程量以实际竣工双方认可数量为准结算；乙方进场5天向甲方交工程履约保证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工程正常施工2个月后7天内退还工程保证金；单栋主体工程修至六层时甲方支付乙方工程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单栋主体竣工时付足所做工程量的80%，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补足工程款至总体工程量的90%，其余8%作为该项目预留房屋投资，按照发包方成本分配给承包方实际比例使用面积。2%作为质保金，二年后支付清算。2015年7月1日中龙公司（发包人）与甘在海、夏先丰（承包人）签订了《工程劳务承包合同》，该合同发包人处盖有“珠海横琴新区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委托代理人处有黎升艳的签名；承包人处有甘在海、夏先丰的签名。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重庆佶蓉科技园建设工程；工程地点为重庆市酉阳县小坝工业园区；工程承包范围为：作业范围内的所有涉及土建、抹灰（不含室内灯线、消防、水电、防水、外墙、内外墙漆、外墙保温以及其他装饰装修工程）的全部作业内容；工程有效工期为180天，计划开工日期为2015年7月1日（提前2天进场），计划竣工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正负零以上建筑面积包干408元/平方米（含安全文明施工费、工程施工费、人工调差费、材料调差费、工程验收等在内），装修、绿化工程价格双方根据实际另行商议（以上单价不含税金以及相关的竣工资料）,基础单价按08定额及现行相关文件执行；乙方向甲方交工程履约保证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工程正常施工2个月后7天内退还工程保证金叁拾万元，余款贰拾万元，主体完工七个工作日付清；工程款支付：主体工程单栋修至六层时甲方退还乙方保证金30万元同时支付乙方工程总款的60%，单栋主体竣工时付足所做工程量的85%，验收合格后补足工程款至总体工程量的95%，其余5%按规范规定留作质保金，6个月内付清5%的质保金；承包人项目经理：甘在海、夏先丰。2015年8月19日黎升艳作为甲方与甘在海、夏先丰作为乙方签订了《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对混凝土的单价进行了补充约定，每平方米增加了22元，增加后的单价为430元/平方米。合同签订后，甘在海、夏先丰按合同约定施工至该工程基础做完。因佶蓉公司的修建手续不齐全，导致该工程被强制停工。2015年9月3日甘在海与黎升艳对甘在海、夏先丰所做工程进行结算，结算书中载明工程造价为659287.58元。2015年9月3日甘在海（乙方）与黎升艳（甲方）对前期开支进行了核算，核算金额为332624元，包括塔吊工工资6500元（见工资表）、指挥工工资4500元（见工资表）、车丝机补贴2000元（见补充协议）、材料开支218309元（见单据）、工具出场及上下车费16000元、班组材料及开支38240元（见单）、班组工具出场及上下车费10000元、钢管运费及上下车费1700元（见单据）、现场值班6000元（与甲方协商同意）、正负零上钢筋6375元（按基础报价单）、二次民工待工补贴18000元（与甲方协商同意）、成都接黎总开支5000元（此费用另计），并注明：因业主方手续不全造成停工的费用，经甲方审核，乙方出具开支收据为准。此费用如不停工与业主无关。庭审过程中，甘在海、夏先丰将其第四项诉讼请求中的违约损失464124元变更为停工损失332624元。2015年6月28日甘在海、夏先丰向黎升艳缴纳定金1万元，后该定金转为保证金。2015年7月10日，夏先丰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黎升艳缴纳了保证金30万元。黎升艳将20万元保证金交予佶蓉公司。后经酉阳县劳动监察大队协调，佶蓉公司退还甘在海、夏先丰136243元。庭审过程中，甘在海、夏先丰和佶蓉公司认可退还的是保证金。佶蓉公司提交了黎升艳于2015年9月6日出具的收条一份，该收条中注明打在李帛星卡上的保证金20万元已由佶蓉公司退还。佶蓉公司称退还甘在海、夏先丰的136243元包括在20万元中。2015年12月22日，珠海横琴新区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中龙腾辉建设有限公司。庭审过程中，中龙公司提交了2016年8月22日珠海市公安局横琴公安分局出具的印章收交证明，用以证明《工程承包合同》和《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的“珠海横琴新区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非其公司印章。经比对，《工程承包合同》和《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的“珠海横琴新区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中有数字，而印章收交证明中的“珠海横琴新区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没有数字，且两个章的大小、字体均有所不同。因中龙公司对印章申请鉴定，甘在海、夏先丰认为应以银行备案的印鉴作为鉴定样本，一审法院责令中龙公司提供原合同专用章在银行备案的印鉴。中龙公司在指定的时间内提交了2013年6月6日委托银行(金融机构)划缴税（费）三方协议书、网上申报纳税协议书，用以证明其合同专用章在银行未备案，只有行政章在银行有备案。因各方均不能提供印章样本，本案未启动鉴定程序。庭审过程中，经一审法院释明，甘在海、夏先丰及佶蓉公司对工程价款均不申请评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工程的承包方是不是中龙公司；二、《工程承包合同》和《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是否有效，以及甘在海、夏先丰解除合同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三、工程款、保证金及停工损失如何确定；四、责任主体及责任承担方式。关于争议焦点一。2015年6月27日，佶蓉公司与中龙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及2015年7月1日中龙公司与甘在海、夏先丰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黎升艳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在该合同中签了字。庭审过程中，佶蓉公司称签订合同时黎升艳有中龙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但佶蓉公司未能提供该授权委托书。中龙公司提供的印章收交证明用以证明《工程承包合同》和《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的“珠海横琴新区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印章收交证明中的印章并非同一枚印章。经比对，《工程承包合同》和《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的“珠海横琴新区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中有数字，而印章收交证明中的“珠海横琴新区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没有数字，且两个章的大小、字体均有所不同。甘在海、夏先丰认为中龙公司应提供原合同专用章在银行备案的印鉴。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作为印章的审批机构，其出具的印章证明具有权威性。中龙公司提供的印章收交证明能够证明其原合同专用章的形状、大小、字数、字体等内容，能够达到其证明《工程承包合同》和《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的“珠海横琴新区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印章收交证明中的印章并非同一枚印章的目的。因《工程承包合同》和《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的印章并非中龙公司的印章，且没有证据证明中龙公司授权黎升艳，故涉案工程的承包方并非中龙公司，而是黎升艳。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黎升艳没有施工资质而承包工程，故其与佶蓉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及与甘在海、夏先丰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采取解除合同的救济途径。因涉案合同自始无效，甘在海、夏先丰诉请解除《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虽然涉案工程中途被停工，但不归咎于甘在海、夏先丰的原因，且佶蓉公司对已完成工程未提出质量问题，故对甘在海、夏先丰已施工完成的部分应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2015年9月3日甘在海与黎升艳对其所做工程进行了结算，结算书中载明工程造价为659287.58元，故对甘在海、夏先丰诉请的工程款659287.58元予以支持。合同对中途停工情况下的工程款支付时间没有约定，结算书对付款时间没有补充约定，结算次日起应该支付工程款。因未支付工程款，甘在海、夏先丰诉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9月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甘在海、夏先丰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和起止时间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甘在海、夏先丰向黎升艳缴纳保证金310000元，佶蓉公司退还保证金136243元，尚欠保证金173757元，故对甘在海、夏先丰要求退还保证金173757元的诉请予以支持。本工程因客观原因致使无法继续施工，保证金应在双方结算后予以退还。2015年9月3日甘在海、夏先丰与黎升艳对工程进行了结算。甘在海、夏先丰诉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其从2015年9月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甘在海、夏先丰诉请支付其停工损失332624元，其主张的依据是2015年9月3日有黎升艳和甘在海签字的佶蓉科技开支清单。因开支清单中注明经甲方审核，乙方出具开支收据为准。甘在海、夏先丰未提供相关的收据予以佐证，故对指挥工工资4500元、工具出场及上下车费16000元、班组工具出场及上下车费10000元、正负零上钢筋6375元不予支持。甘在海、夏先丰提供塔机租赁合同、张镜建筑设备租赁合同书用以证明黎升艳愿意支付停工所产生的塔吊工工资和钢管运费及上下车费用。黎升艳在该合同中注明因停工所产生的费用应由其承担，能够证明黎升艳愿意承担停工造成的损失，但不能证明实际支出的塔吊工工资6500元、钢管运费及上下车费1700元，故对甘在海、夏先丰主张的该两笔损失不予支持。甘在海、夏先丰提供了材料开支218309元、班组材料及开支38240元的开支明细表，庭审过程中，甘在海、夏先丰称其提供的开支明细表是购买材料时的开支，后因工程停工，已将材料低价处理，但未能提供低价处理时的对应价格表。因该两笔损失无法确定，不予支持。成都接黎总开支5000元并非停工造成的损失，不予支持。车丝机补贴2000元虽然不是停工损失，但黎升艳和甘在海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进行了约定，列在开支清单之中，且诉请的停工损失中包括了该款项，故对该笔款项予以支持。停工后，现场需要工人看守，且需补偿工人一定的停工损失，现场值班费和民工待工补贴是直接损失。开支清单备注栏中对现场值班6000元、二次民工待工补贴18000元注明“与甲方协商同意”，且有黎升艳的签字，予以支持。综上，对甘在海、夏先丰主张的第四项诉讼请求中支持停工损失24000元，车丝机补贴2000元。关于争议焦点四。黎升艳与佶蓉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及与甘在海、夏先丰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均为无效合同。黎升艳作为甘在海、夏先丰的合同相对人，系直接利害关系人，当然承担工程款和停工损失的支付责任。中龙公司能够证明《工程承包合同》和《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的印章并非其公司印章，故中龙公司不承担支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发包人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虽然佶蓉公司与黎升艳未进行工程结算，但从公平原则出发，认定佶蓉公司应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首先，佶蓉公司作为发包方，应将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施工企业。因佶蓉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黎升艳取得中龙公司的授权，也不能提供其尽到必要审查义务的相关证据，故佶蓉公司对《工程承包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其次，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佶蓉公司与黎升艳应进行工程结算。因黎升艳无法联系，致使佶蓉公司与黎升艳无法结算。经告知，佶蓉公司对工程价款不申请评估。佶蓉公司作为受益人，没有采取积极的方式处理问题，而是以欠付工程款无法确定为由进行抗辩，不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再次，从两份合同对工程价款的约定，以及生活常识来看，工程整体层层转包的，发包方应付承包方的工程款大于或等于承包方应付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佶蓉公司承认其未支付过黎升艳工程款，也未支付过甘在海、夏先丰工程款，应推定佶蓉公司欠付的工程款大于或等于黎升艳欠付甘在海、夏先丰的工程款；最后，甘在海与黎升艳对工程进行了结算，结算依据中有佶蓉公司工作人员李帛星签字的挖孔桩收方记录为证。佶蓉公司对甘在海、夏先丰提供的结算书中结算款的计算方式、标准、金额未提出异议。综上，佶蓉公司应在欠付黎升艳工程款范围内承担659287.58元的支付责任。黎升艳应付而未付工程款给甘在海、夏先丰造成资金占用损失，该资金占用损失应由黎升艳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因发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的，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者赔偿承包人的损失。该规定严格的执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虽然佶蓉公司手续不全导致停工，但甘在海、夏先丰并非佶蓉公司的合同相对方，不能直接向佶蓉公司主张停工损失，甘在海、夏先丰主张的停工损失应由黎升艳承担赔偿责任。甘在海、夏先丰将工程保证金交给了黎升艳，佶蓉公司提交的收条能够证明其收取黎升艳的20万元保证金已全部退还黎升艳，故剩余的173757元保证金应由黎升艳退还。保证金应退而未退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应由黎升艳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黎升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甘在海、夏先丰工程款659287.58元，并以659287.5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甘在海、夏先丰从2015年9月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重庆佶蓉科技有限公司在黎升艳欠付甘在海、夏先丰工程款范围内承担659287.58元的支付责任；三、黎升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甘在海、夏先丰停工损失24000元，车丝机补贴2000元；四、黎升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退还甘在海、夏先丰保证金173757元，并以17375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甘在海、夏先丰从2015年9月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五、驳回甘在海、夏先丰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6554元，由黎升艳负担10963元，甘在海、夏先丰负担5591元。二审中，佶蓉公司提交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1日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该份合同落款承包人处盖有“重庆坤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其余内容与甘在海、夏先丰一审提交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原件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佶蓉公司提交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系复印件，且甘在海、夏先丰否认其借用了重庆坤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名义承建案涉工程，与黎升艳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未加盖“重庆坤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故佶蓉公司提交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甘在海、夏先丰在二审中陈述，其于2015年7月3日进场施工，2015年8月份退场，只做完了基础部分就因佶蓉公司建设手续不全而停工。佶蓉公司对上述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佶蓉公司同时陈述，案涉工程因建设手续仍未完善，至今仍处于停工状态，现由佶蓉公司在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中龙公司应否承担付款责任。2.一审是否漏列当事人，审理程序是否合法。3.一审认定的工程价款是否正确。关于中龙公司应否担责的问题。因中龙公司在一审已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工程承包合同》、《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的“珠海横琴新区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中龙公司依法登记备案的合同专用印章并非同一枚印章，且甘在海、夏先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的“珠海横琴新区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系中龙公司其他有效印章或中龙公司授权黎升艳签订案涉合同的事实，因此就在案证据只能认定是黎升艳冒用中龙公司的名义与甘在海、夏先丰签订了《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对于黎升艳的该冒名行为，因中龙公司不予认可，且甘在海、夏先丰没有证据证明是因中龙公司的行为导致甘在海、夏先丰对黎升艳产生代理外观信赖、中龙公司具有可责性，故黎升艳冒用中龙公司的名义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甘在海、夏先丰上诉主张构成表见代理，中龙公司应担责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是否漏列当事人的问题。佶蓉公司上诉主张甘在海、夏先丰与黎升艳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承包人处盖有“重庆坤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该合同的承包人，即一方当事人应当是重庆坤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而不是甘在海、夏先丰，并提供了《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予以支持其上诉主张。本院经审查，佶蓉公司提交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复印件确盖有“重庆坤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但佶蓉公司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对，其提交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复印件真实性存疑。而甘在海、夏先丰在一审提交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是原件，该合同原件未盖“重庆坤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甘在海、夏先丰亦当庭否认曾借用过“重庆坤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名义与黎升艳签订过合同。因此，案涉《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的承包人应当是甘在海、夏先丰，而不是重庆坤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甘在海、夏先丰依据《工程劳务承包合同》起诉的主体适格，一审不存在漏列当事人的情形，审理程序合法。关于案涉工程价款的认定问题。首先，因甘在海、夏先丰就已做完工程与黎升艳进行了结算，黎升艳在结算书中对结算金额659287.58元签字认可，结算依据中也有佶蓉公司工作人员李帛星签字的挖孔桩收方记录等，同时佶蓉公司在一审中明确表示不对甘在海、夏先丰所做工程申请鉴定评估，因此一审对案涉工程价款认定为659287.58元并无不当。其次，因甘在海、夏先丰已经退场，案涉工程现场现在系由佶蓉公司在管理，对此应当视为佶蓉公司已接受甘在海、夏先丰交付的所做工程，且佶蓉公司在一审中未对工程质量提出异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甘在海、夏先丰所做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三条之规定，甘在海、夏先丰有权主张本案工程款。再次，佶蓉公司承认其未支付过黎升艳工程款，也未支付过甘在海、夏先丰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佶蓉公司应在黎升艳欠付甘在海、夏先丰工程款659287.58元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综上所述，甘在海、夏先丰、佶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783元，由甘在海、夏先丰负担12390元，重庆佶蓉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039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谭中宜审 判 员 万永福审 判 员 何 玉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杨鹏润书 记 员 简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