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民终89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福生，男，1955年4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微，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立，男，1957年6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英，北京伊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负责人：王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昕宇，北京市亦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福生因与被上诉人李国立、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9民初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福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微、被上诉人李国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英及被上诉人平安北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昕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福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赵福生不承担赔偿李国立总计286781元的责任。事实和理由：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分配责任不合理，李国立避让行为不合理，其在明知逆向车道有车行驶的情况下，加速冲入逆向机动车道，对事故的发生有过错；2.一审法院将闯黄灯等同于闯红灯，进而认定赵福生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实属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闯黄灯和闯红灯不同，设置黄灯的意义在于警告而不是处罚，“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不得继续通行”并非法律明文规定，不宜作为处罚的法定依据；3.赵福生无主观过错，不负有预见车辆逆向进入己方车道的注意义务，赵福生在发现李国立的瞬间，及时采取了合理的避让措施；4.一审法院认定李国立驾驶的电动车为非机动车错误，李国立未保留本案重要证物，有故意销毁证据之嫌；5.一审法院就本案相关事项向北京市交管局门头沟支队进行调查，不合理；6.一审法院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数额错误，李国立在治疗中使用了较多昂贵的自费药或化学试剂，明显超出了治疗李国立伤情的合理范围；李国立支付的护理费明显超出了护工的收费标准；李国立为九级伤残，赔偿指数应为20％，一审法院按照伤残赔偿指数25％确定伤残赔偿金错误；一审法院确定的精神抚慰金过高；7.鉴定费和诉讼费应由平安北分公司负担。李国立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赵福生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具体理由如下：1.赵福生闯黄灯的行为就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规定的行为，并且赵福生未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起复议，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并无异议；2.赵福生闯黄灯的行为有主观故意，违反交通信号灯的规定；3.李国立避让合理，其行为不是此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4.赵福生违法是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5.李国立驾驶的是电动自行车，从照片中完全可以认定其电动自行车的性质；6.门头沟支队的答复非常客观，完全是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的答复；7.李国立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平安北分公司辩称，不认可一审判决对事故责任的划分，李国立在通过路口时同样也违反了交通法规，应承担责任。李国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赵福生、平安北分公司赔偿李国立医疗费20934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900元、营养费9000元、护理费35790元、误工费104835元、交通费1000元、鉴定费4350元、残疾赔偿金2863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00元、住院用品160元、二次手术费50000元、财产损失费2000元，以上共计735853元；2.平安北分公司在赵福生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3.诉讼费由赵福生和平安北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事故情况2016年6月18日17时56分，赵福生驾驶×××号小客车由西向东行驶至门头沟区石担路承泽苑路口处时，适有李国立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驶来，赵福生车辆左前部与李国立车辆前部接触，造成李国立受伤，两车部分损坏。经交管部门认定，赵福生为全部责任，李国立为无责任。诉讼中，赵福生对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不予认可，辩称此次事故应由李国立负主要责任，赵福生仅应承担轻微过错责任。审理中，依据赵福生申请，法院向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门头沟交通支队调取了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经质证，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下列事实：1.事故时，李国立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在交通信号指示灯为绿灯时进入路口，行驶车道为外侧机动车道；2.赵福生驾驶机动车由西向东，在黄灯亮起时尚未通过停止线，其在黄灯亮起后继续向前行驶，越过停止线，进入路口；3.赵福生前方同一车道的几辆机动车均在路口向左转弯行驶，赵福生系直行；4.李国立前行时遇有对向向左转弯车辆，遂避让至对向最里侧的机动车道，即赵福生所在车道，在路口内与越过停止线继续直行的赵福生车辆发生接触，事故发生。庭审中，李国立陈述其之所以从原来所在车道行至赵福生所在的对向车道，系因其被对向左转弯车辆阻挡，无法继续直行，被迫避让至赵福生所在车道。赵福生对李国立上述陈述不予认可，认为李国立被车流阻挡时应停下等候，不应转向里侧车道。审理中，赵福生提出李国立所驾驶电动自行车是机动车，事故发生时处于超速行驶的状态，该电动自行车制动系统亦不合格，并就此提出鉴定申请。经调阅交管部门事故处理卷宗材料，卷内记载李国立所驾驶自行车系“僧帽牌蓝色电动自行车”。经询问双方当事人，事故后李国立的电动自行车在事故中受损，在诉讼前即已灭失，双方亦均不能陈述清楚车辆型号信息。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依法向门头沟区交通支队调查，出现场处理该事故的交警向法院陈述，“李国立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当时没有对此进行鉴定，因为并无鉴定必要。事故发生的原因就是赵福生闯黄灯。李国立所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类型、制动系统情况、行驶速度与事故发生并无关联。”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现该电动自行车因事故受损，已经灭失，无法进行鉴定，而事故处理经办交警根据出现场和事故处理中所查明的情况，已明确认定该车系非机动车。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李国立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且事实上，李国立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并不影响本案中对双方当事人责任的认定，具体理由在下文“法院认为”部分中一并予以说明。因李国立在事故时是否是超速行驶、制动系统有无故障，并非导致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不影响本案中关于双方当事人责任的认定，故对赵福生的上述鉴定申请，法院不予允许。赵福生亦提出申请，要求对李国立是否违反信号灯通行进行鉴定。因该事实通过观看事故现场监控视频即可直接确认，不属于需要通过鉴定解决的事项，故对赵福生的该项申请，法院亦不予准许。法院致函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向其调查：“1.根据《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试行）》中7.1.3的规定，当事人驾驶车辆在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红灯继续通行的情形属于确定责任一，应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并无关于机动车在遇黄灯时继续通行是否违反规定以及对行为应如何定性的相应规定。如机动车在黄灯亮后（黄灯亮时车辆任意部位均尚未越过停止线）继续通行，通过停止线进入路口，该行为是否视同为闯红灯？具体法律依据是什么？2.若该行为不能认定为闯红灯，闯黄灯的行为应如何认定以及其具体依据？”该局指派门头沟交通支队向法院进行答复。门头沟交通管理支队向法院陈述称：“依据相关法律，黄灯亮后通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未通过停止线的车辆禁止通行。闯黄灯属于违法行为，虽然考虑到多方面原因在具体的操作中没有对该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但并不影响对闯黄灯行为的违法定性。未通过停止线时强行通行，其后果等同于闯红灯，而闯红灯属于确定责任的特别情形，依据《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试行）》，视为“确定责任一”，当事人一方有“确定责任一”的情形的，为全部责任。因此，对于该起事故，赵福生闯黄灯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故我们判定其承担全部责任。”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法院上述调查无异议，但赵福生和平安北分公司对门头沟区交通支队的陈述内容不予认可。二、关于×××号车辆投保情况×××号车辆在平安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20万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庭审中，平安北分公司提出本案诉讼费和鉴定费依据保险条款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并提交保险条款和投保单证明其已在赵福生投保时向赵福生进行了明确说明。经查，商业三者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七款载明，“未经报销人事先书面同意的诉讼费、仲裁费”，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单上投保人手书确认处，赵福生以手写方式签署：“本人确认投保勾选险种，经投保人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了解责任免除条款内容”。赵福生对平安北分公司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赵福生在投保单上签字只是投保时的惯常做法，不能说明平安北分公司履行了对责任免除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三、关于李国立的各项损失情况事故发生后，李国立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就诊并住院治疗129天，入院诊断为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左下肢皮肤坏死、左小腿皮肤挫裂伤、胃穿孔术后。2016年6月19日，李国立进行了左胫骨平台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清创术，切开复位内固定术。2016年10月25日，李国立出院，出院医嘱为：“1.门诊换药，隔日一次；2.保持术区清洁干燥无污染；3.患肢功能锻炼；4.定期复查、不适随诊。”李国立住院期间共支出医疗费209038元。赵福生主张李国立的部分药物系价格较贵的进口药物，属自身扩大损失，不应予以确认。经庭审中核对，该部分药物均系李国立住院治疗期间由医生开具，统一计算在用药明细清单内。赵福生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部分药物系李国立超出医嘱范围自行要求医院开具。李国立主张因医院药房没有治疗所需的部分药物，其自行从其他药房购买了药品，支出124元。赵福生对此不予认可。经询问，李国立未能提供外购药物的医嘱证明。住院期间，李国立因购买拐杖，支出100元；因聘请护工护理，支出护理费29670元。出院后，李国立由家属进行护理。诉讼中，依据李国立申请，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摇号方式随机确定鉴定机构，法院委托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对李国立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和营养期进行鉴定。2017年2月27日，该单位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李国立左下肢功能受限的伤残程度属IX级，累计伤残赔偿指数25%；误工期限可考虑为自受伤之日其至定残前一日止；护理期限可考虑为150-180日；营养期限可考虑为150-180日。李国立和平安北分公司对《鉴定意见书》无异议。赵福生对《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鉴定结论依据不足，李国立的伤残只能构成十级伤残，不应达到九级，评定的赔偿指数亦过高，误工、护理和营养期限均过长。赵福生申请重新鉴定。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需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书》并无上述情形，赵福生不能仅因对鉴定结论不服而申请重新鉴定，法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另查一，李国立系黑龙江省铁力市××镇非农业户籍人口，系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业主，在北京××中心承租商铺进行经营。但李国立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因误工导致的实际收入损失情况。另查二，李国立住院期间，赵福生向李国立先行赔偿了部分医疗费用共7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事故认定书、病历和诊断证明书、医院收费票据及明细清单、护理协议及发票、司法鉴定意见书、发票、视频资料、调查笔录、卷宗材料、户口本、营业执照、租赁合同、收据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事故发生时的事实情况并无争议，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双方责任的认定和李国立的各项损失数额的确定问题，以及诉讼费和鉴定费是否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对此法院分项论述如下：一、关于赵福生是否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赔偿责任的问题1.从证据认定的角度李国立向法院提交事故认定书证明赵福生应对事故负全部责任。赵福生对此不予认可，申请法院调取了事故现场监控视频和交管部门的卷宗材料，欲证明该事故认定书认定有误，李国立对事故负有主要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因此，本案涉及对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的认定问题。事故认定书载明，交管部门经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后查证，赵福生驾驶车辆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规定，此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李国立没有造成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从证据形式上来说，该事故认定书系书证，且属于公文书证，首先可推定其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可推翻的除外。对证据的认定包括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方面。现双方当事人对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赵福生认为其上载明的情况与事实不符，认为认定有误。法院主要从该证据关联性以及证明力方面论述如下：从认定事实方面来看，本案事故主要涉及两方面的事实：一是赵福生一方，存在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其在黄灯亮起2秒后，明知自己车辆未越过停止线，没有及时减速停车，而是依然继续通行，越过停止线驶入路口，即“闯黄灯”。二是李国立一方，驾驶电动自行车驶入逆向机动车道。从交通支队卷宗显示内容可以确认，交管部门在现场勘验和调查取证过程中，已经对上述两方面违法行为均进行了查实，这与本案诉讼中查明的事实相一致，即本案中当事人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交管部门在事故责任认定中所依据的相关事实。从责任的认定来看，根据事故认定书和法院调查的情况可知，虽然李国立亦存在违反交通法规、规定的行为，但交通支队依然认定赵福生“闯黄灯”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主要依据在于交管部门认为“闯黄灯”的行为在违法性上视同为“闯红灯”，而当事人驾驶车辆在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红灯继续通行的，依据《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为《责任确定标准》），视为“确定责任一”，当事人一方有“确定责任一”的情形的，为全部责任，双方同时具有其中行为的，为同等责任。而本案中李国立并不存在“确定责任一”的行为。因本案系民事诉讼，不是行政诉讼，故对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本案不作行政法上的评判。但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因赵福生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事故认定书存在查明事实不清和认定责任有误的情形，即其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事故认定书，故法院对事故认定书这一证据予以采信，其与现场监控视频、交管部门卷宗材料、法院调查情况相互印证，其证明力应予以确认。2.从道交法律规定的角度在现行法律法规，包括交管部门据以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的相关文件中，并未对“闯黄灯”行为应承担何种责任作单独的明确规定。能否将“闯黄灯”视为“闯红灯”，需要严格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交叉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对于保障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道路交通参与人必须遵守的交通指示。而且众所周知，之所以立法上和实践中对“闯红灯”的行为予以非常严格的禁止性规定，目的就在于保障最基本的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因为对于交叉路口，由谁在某时间段内享有道路通行权而其他车辆和行人均不得通行，原则上是依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予以体现。当事人在道路通行中的一切相关权利，都源于享有道路通行权这一基本前提，而交通信号灯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违法行为，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极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使交通参与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遭受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一）绿灯亮时，准许车辆通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三）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从该规定中可看出，黄灯亮时，仅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言外之意即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是禁止通行的。黄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被定性为警示灯，该警示有两方面内涵：一是告知道路参与人绿灯已经结束，即将变为红灯，需要提高注意力安全驾驶；另一方面则是要做好随时停止的准备。前一内涵主要针对已经越过停止线的道路参与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继续通行，后一内涵则是告知未越过停止线的道路参与人，做好停止通行的准备。黄灯属于过渡性指示灯，在黄灯亮时是否可以继续通行的判断点就在于黄灯亮起时车辆是否已过停止线，由此区分是可以继续通行还是禁止通行。对于应禁止通行而继续通行的行为，其违法性和可能导致的后果，与“闯红灯”并无二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黄灯亮时，未通过停止线的道路参与人强行闯灯通过，应当视同于闯红灯。《责任确定标准》亦明确规定：“在确定当事人责任时，优先适用‘确定责任一’；只有一方当事人有‘确定责任一’所列过错行为的确定其为全部责任。”该文件第7.1.3条规定：“当事人驾驶车辆在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红灯继续通行的”，属于“确定责任一”，而对“闯黄灯”行为并未另行列明责任。因此，法院认为，如前所述，因“闯黄灯”的违法性和“闯红灯”相同，对其可类比第7.1.3条，由相关当事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从双方当事人各自有无过错角度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亦有相应的规定。因此，本案中李国立是否对事故的发生亦负有过错，还是仅赵福生一方存在过错，是判定本案赔偿责任的依据。公安部在2012年第123号、124号令中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人“闯黄灯”行为系违反交通信号灯的行为，应处以罚200元和记6分的处罚。虽然该规定在随后实际执行过程中因争议较大暂时搁置，一般情况下对“闯黄灯”行为不予以行政处罚，但从法律规定的角度，并未改变对于“闯黄灯”行为的禁止性规定，亦未改变对该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而法律的功能不仅仅在于事后的定责和救济，也在于法律一经公示颁行，即对社会公众的行为有示范性和指引性。作为道路交通参与人，必然会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来对自己的交通行为进行风险预判，以采取恰当之方式为一定之行为。对此，当事人应负且不应要求其超出一般普通人标准而负有相应注意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李国立是由东向西行驶，其被由西向北左转弯的车流拦截。按照李国立行驶方向，其向左前方避让，可以尽快通过路口，且并不必然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而当时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黄灯，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其前方路口内不应再有车辆越过停止线继续通行。从普通道路参与人应尽注意义务角度，不应要求李国立需要预见到会有其他车辆越过停止线继续通行与其相撞，当然也就无法由此判定李国立对事故负有过错。赵福生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其对相应交通法规应予以明知但并未遵守，应负有遵守规定和安全注意义务而未尽其义务，由此导致事故的发生，事故的过错应在赵福生一方。驾驶机动车系存在高度风险之行为，“闯黄灯”更是进一步加大了事故风险。对此，无论哪一方交通参与人，均应牢固树立交通规则意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尤其是机动车一方，应充分意识到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抢行可能导致的严重危害后果，尊重生命，遵守规则。综上，法院认为，不论是从证据认定的角度，还是从相关法律法规对交通信号灯的规定角度，以及从当事人行为有无过错角度，赵福生未遵守交通法规的规定，未尽到合理安全义务，是本起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其应就此次事故承担应全部赔偿责任。对于赵福生和平安北分公司的相应辩称意见，法院不予采纳。二、对李国立各项损失的认定1.医疗费。赵福生虽辩称李国立在医院门诊和住院治疗期间有部分治疗和用药不合理，但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对其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李国立的该部分医疗费用，法院依据相关票据予以确认。对李国立无医嘱外购药费用，因李国立未能提供医嘱证明，故法院对该部分损失不予确认。赵福生先行垫付伤者部分治疗费用，值得肯定，对其先行垫付的费用，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在其对李国立的赔偿金额中予以扣减。2.住院伙食补助费。对此项损失，法院根据李国立住院天数，按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判决。3.残疾赔偿金。赵福生对鉴定结论有异议，主要理由是与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的《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准则》（以下简称《评定准则》）相比对，认为对李国立的伤残等级和三期评定过高。对此法院认为，该《评定准则》系一般性原则，在具体案件评定中，由于个体差异情况，针对具体个人的评定结果并不当然一致。在该《评定准则》的使用说明中亦表示，“在具体案件的评定中，需因人、因伤情、因恢复治疗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机械照搬。”而且赵福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应重新鉴定的事实和理由，故法院对《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依据鉴定结论确定李国立的伤残等级和三期时间。对残疾赔偿金，根据李国立的户籍和年龄计算赔偿数额。4.营养费。李国立经鉴定营养期为150-180日，法院对该时间段取中，酌情按照每天50元的标准判决。5.护理费。李国立经鉴定护理期为150-180日，法院对该时间段取中确定。赵福生和平安北分公司虽辩称李国立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标准过高，但法院认为，根据李国立的伤情，其与正规护理机构签订护理协议聘请护工护理，并无不当，费用标准亦未明显超出合理价格，且有护理协议和护理费发票予以证明，故法院对其住院期间支出的护理费，依照发票金额予以确认；对出院后的护理，因李国立系由家属护理，法院根据李国立的伤情，酌情按照每天120元的标准确定。6.误工费。李国立虽提交了营业执照证明其职业，但其提交的租金收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其收入情况，经释明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收入减少情况。故法院对其主张的误工费损失金额不予认可，对其误工损失，在个人所得税起征金额以下酌情予以判决。7.交通费。因李国立并未提交相应交通票据，法院根据其就诊次数、距离，酌情判决。8.残疾辅助器具费。李国立因事故导致左下肢严重受伤，长时间不能正常行走，其根据病情需要购买拐杖，虽无医嘱证明，但属于合理支出，法院对赵福生和平安北分公司的相应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李国立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9.精神损害抚慰金。李国立因事故受伤，且构成伤残，精神上遭受痛苦，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其主张的金额过高，法院酌情予以判决。10.住院用品费用。李国立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该项费用支出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11.二次手术费。因该损失尚未实际发生，无法确定准确数额，故法院对其现在主张该项损失不予支持，李国立可待实际手术后再行主张。12.财产损失。事故认定书中记载李国立的电动自行车受损，但李国立因自身原因未能举证证明损失情况和具体金额，故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平安北分公司的赔偿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号车辆在平安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对本判决书前述部分认定的李国立的各项损失，应由平安北分公司和赵福生依照上述顺序予以赔偿。根据查明的事实，赵福生在投保单上投保人手书确认处以手写方式签署“本人确认投保勾选险种，经投保人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了解责任免除条款内容”，故赵福生关于平安北分公司未履行对责任免除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的辩称意见，法院不予采纳。该责任免除条款成立并生效，平安北分公司对本案诉讼费用和鉴定费不予赔偿，由赵福生承担。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李国立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共计320000元；二、赵福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李国立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98403元；三、驳回李国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真实有效，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赵福生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李国立在发生本案交通事故时所骑乘的电动自行车在案发时的行驶速度进行鉴定。本院另查明，事故发生的路口交通信号灯有计时器，事发时黄灯总共闪烁四秒，黄灯亮起时赵福生未到达停止线，黄灯亮起的第二秒赵福生越过停止线，赵福生通过路口时车速高于36.6公里/小时，低于42.8公里/小时。事发地点在十字路口中间。李国立之损伤经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李国立左下肢功能受限的伤残程度属IX级，累计伤残赔偿指数25%；误工期限可考虑为自受伤之日起至定残前一日止；护理期限可考虑为150-180日；营养期限可考虑为150-180日。该鉴定的分析说明部分载明：被鉴定人李国立左下肢功能受限的伤残程度属IX级（伤残赔偿指数20％），被鉴定人李国立体表瘢痕的伤残程度属X级（伤残赔偿指数10％），综合评定，被鉴定人李国立左下肢功能受限的伤残程度属IX级，累计伤残赔偿指数25％。上述事实，有事发时监控录像、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赵福生是否应对本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二、李国立各项损失的计算是否合理；三、平安北分公司是否应负担本案鉴定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本院分述如下：一、赵福生是否应对本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重要证据之一，如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相反的证据或者足以推翻其结论的理由，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成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在民事诉讼中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或理由，并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后查证，赵福生驾驶车辆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规定，此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李国立没有造成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赵福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国立无责任。赵福生虽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并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卷宗材料，但上述资料显示的内容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查明的事实一致，即在赵福生通过有计时器的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黄灯时，其驾驶的车辆未越过停止线，此时赵福生依然继续前行，越过停止线驶入路口，与行驶至路口中间的李国立相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一）绿灯亮时，准许车辆通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三）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黄灯的警示意义在于提醒准许通行的绿灯已经结束，禁止通行的红灯即将到来。此时通过路口的车辆行人负有谨慎的注意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赵福生驾车进入路口前完全能够根据交通信号灯计时器显示的时间作出是否可以继续通行的判断。赵福生无视计时器的提示，在明知黄灯亮起尚未通过停止线的情况下仍快速驶入路口将李国立撞伤，赵福生存在过错，其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应承担责任。根据监控视频显示，事发时李国立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在交通信号灯为绿灯时正常通行进入路口，因对向有左转弯车辆，李国立向左斜前方骑行。事发地点位于十字路口中间，未施划道路标线，李国立的行驶路线不被禁止，不存在驶入逆向车道的情形。赵福生称李国立在明知逆向车道有车辆行驶的情况下加速冲入逆向机动车道，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所依据的事实是清楚的，赵福生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或者足以推翻其结论的理由，一审法院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并结合现场监控视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卷宗材料、法院调查情况等确定由赵福生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事故处理中根据事发现场情况和所查明的事实，已明确认定李国立骑乘的电动自行车系非机动车。由于赵福生当时并未就该车为非机动车提出异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亦未要求李国立保留该车，现该车已经灭失，不具备鉴定条件，且鉴定事项与本案责任认定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赵福生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不予允许。二、李国立各项损失的计算是否合理1.关于医疗费问题。经本院核实，一审法院所确定的李国立的医药费、检查费等医疗费均系李国立的主治医生根据其损伤情况开具，并与李国立提交的用药明细清单列明的内容一致，赵福生虽上诉称李国立在治疗中使用了较多昂贵的自费药或化学试剂，明显超出了治疗李国立损伤的合理范围，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2.关于护理费问题。李国立之损伤严重，住院期间生活不能自理，李国立在住院期间与正规护理机构签订护理协议聘请护工护理，并无不当，费用标准亦未明显超出合理价格，且有护理协议和护理费发票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依照发票金额确定其住院期间支出的护理费正确；李国立出院后由家属护理，一审法院根据李国立的伤情，酌情按照每天120元的标准确定护理费，并未高出本市护理人员的平均收入。李国立之损伤经鉴定机构鉴定，护理期为150-180日，一审法院确定的护理期间在此范围内，因此一审法院确定的护理费标准及护理期间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赵福生称一审法院确定的护理费过高，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3.关于伤残赔偿金问题。李国立之损伤经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鉴定，该鉴定的分析说明部分载明：被鉴定人李国立左下肢功能受限的伤残程度属IX级（伤残赔偿指数20％），被鉴定人李国立体表瘢痕的伤残程度属X级（伤残赔偿指数10％），综合评定，被鉴定人李国立左下肢功能受限的伤残程度属IX级，累计伤残赔偿指数25％。因此，一审法院按照伤残赔偿指数25％确定李国立的伤残赔偿金正确，不存在赵福生所述的一审法院确定的伤残赔偿指数错误的问题。4.关于精神抚慰金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本案中，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李国立损伤程度及鉴定机构确定的残疾赔偿指数、赵福生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由赵福生赔偿李国立精神抚慰金12500元并无不当，不存在赵福生所述的精神抚慰金数额过高的问题。三、平安北分公司是否应负担本案鉴定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赵福生在投保单上投保人手书确认处以手写方式签署“本人确认投保勾选险种，经投保人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了解责任免除条款内容”，故可以认定平安北分公司对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成立并生效，故一审法院判决由赵福生负担鉴定费和一审案件受理费，符合合同约定，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赵福生之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69元，由赵福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立新审 判 员 汤 平审 判 员 赵小军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黄慧婧法官助理 朱龙臻书 记 员 周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