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53民初5080号原告：廖庆琼,女,1969年11月2日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被告：重庆市鸿顺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区广顺街道成渝西路1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756249316X。法定代表人：张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刚，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景建国，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廖庆琼与被告重庆市鸿顺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顺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庆琼、被告鸿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加班费（含延长工作时间、节假日、休息日加班）等共计69779.50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从2014年3月2日左右，原告廖庆琼就到被告鸿顺公司上班，先后在车间从事细纱和粗纱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2014年3月至2017年5月，原告都在被告处上班，期间被告常常无故延长劳动时间，甚至在休息和节假日被告都要求原告加班。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于2017年5月30日被迫辞职。之后原告曾经多次找被告协商支付工作期间的加班工资，但是被告无端拒绝。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向荣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结果是不予受理。为此，原告特诉至法院。被告鸿顺公司辩称：被告按照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的约定足额支付了原告劳动报酬，不存在没有支付原告劳动报酬的情形；原告在被告工作期间工资是采用计件工资制，不存在加班工资的说法；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不存在加班的事实，被告公司从未安排原告加班。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鸿顺公司于2003年9月10日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纺织厂原料购销，棉纱及柸布生产、加工、销售等。2014年3月，原告到被告公司上班，双方签订有2014年3月2日《劳动合同书》及2015年1月1日的《劳动合同书》。其中，2015年1月1日《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1���1日起至2018年3月2日止，原告工作岗位为从事细纱工作。被告每月按时以法定货币足额支付原告工资，双方约定：计件制。庭审中，原、被告一致认可原告的工资实行计件工资制。原告的工作量在机床上自动计量，然后财务部门依据原告每月工作量并按照原告工作岗位的计价标准计算原告每月工资。2017年5月3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辞职，后原告未到被告处上班。2017年9月8日，廖庆琼以鸿顺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加班费69779.50元。该委以渝荣劳人仲不字[2017]第9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通知廖庆琼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原告提交其在银行的工资流水账，账单显示原告辞职前12个月的工资情况分别为：2016年5月工资1947.88元，2016年6月工资2203.88元，2016年7月工资2142.88��，2016年8月工资2013.88元，2016年9月工资2081.88元，2016年10月工资1867.88元，2016年11月工资2119.28元，2016年12月工资1680.08元，2017年1月工资2097.88元，2017年2月工资2069.58元，2017年3月工资1782.88元，2017年4月工资1667.88元，2017年5月工资1549.68元。原告申请证人张景芬、邓德菊出庭作证，拟证明原告工作存在加班的事实。证人张景芬出庭陈述：张景芬同原告系工友，一起在被告公司上班。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工资采用计件工资制，2015年和2016年均存在加班的情形，加班由班组长口头通知员工加班，其中，2015年每天工作达到9小时后，每一小时有10元的加班费，由班组长以现金的方式发放；2016年开始，每个月有4天休息，但每天超过8小时没有支付加班费；上述期间在春节假期时，如果不忙有十来天休假，如果忙就只有几天休假；证人张景芬于2015年4月到被告公司上班，张景芬于2017年4月23日辞职离开公司，比原告早一个月离开。证人邓德菊出庭陈述，工人工资是采用计件工资制。对2015年工作是否加班及是否以现金方式发放加班费“记不清了”，2016年加班是班组长通知工人加班，加班后没有发放加班工资；证人邓德菊于2014年9月辞职离开公司，之后未到公司上班。原告对证人张景芬的出庭陈述无异议，对证人邓德菊的出庭陈述不予认可，称可能是邓德菊记忆发生误差。被告对原告申请出庭的二位证人的陈述均提出异议：1、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邓德菊自己陈述2014年9月即离开被告公司，该证人陈述的2015年和2016年的上班、工资、加班等情况明显是伪造，且原告对该证人的陈述也不予认可，故该证人陈述不应采信；2、证人张景芬的陈述是在原告诱导性发问下的陈述，结合该证人与原告相近时间辞职��情况，张景芬同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原告和证人存在串通的嫌疑，故对张景芬的出庭陈述也不应采信。原告举示三张作息时间表，拟证明原告2017年2月6日至28日、3月1日至31日，及4月22日至30日期间一直未休息，进一步证明原告存在加班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三张作息时间表的真实性及原告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1、时间表上没有被告公司盖章，被告公司从未制作过这种时间表，该三张表不真实。2、假设该三张表是真实的，按照原告举示时间表的记载，原告2017年2月1日至5日，10日、20日，2017年3月2日、12日、22日均无上班记录，故不能达到原告上述一直未休息的证明目的，恰好证明原告每周及节假日均有休息时间。原告对其请求的加班工资69779.50元包含的内容陈述为：1、每天正常上班超过8小时的加点工资；2、按照每周应当休息星期六、星期天共计两天，每个月应休息8天，如果每个月没有休息达到8天，则没有休息的当天计算为加班工资；3、国家规定的节日均未休息，均应计算加班工资。以上加班工资从2014年3月计算至2017年5月，共计69779.50元。上述事实，有原告的当庭陈述、银行工资账单，《劳动合同书》两份，证人张景芬的出庭陈述，证人邓德菊的出庭陈述等为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在本案中申请两个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原告存在加班的事实，并另举示作息时间表三张，拟证明原告2017年2月6日至28日、3月1日至31日，及4月22日至30日期间一直未休息，据此进一步证明原告存在加班的事实。对原告举示的上述证���材料，本院评析如下：证人邓德菊出庭针对2015年、2016年被告公司的工作情况作出陈述，但该证人同时陈述其于2014年9月已从被告公司辞职，对其如何得知其离开公司后公司的工作情况，证人未作合理解释，且邓德菊的出庭陈述经质证，原、被告均提出异议，为此，本院对证人邓德菊的出庭陈述不予采信。关于证人张景芬的出庭陈述，因张景芬先于原告1个月从被告公司辞职，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可能对张景芬产生影响，故对该证人的出庭陈述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举示的三张作息时间表，因该表未显示其证据来源，没有标明制表人、审核人等情况，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证据材料即使真实，按照该三张不完整的时间表记载的内容，原告每周均有休息时间，且国家规定的法定节日，原告也享受了休假待遇。原告拟以该三张时间表证明原告一直��休假，故自然存在加班事实的证明目的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原、被告一致认可原告工资实行计件工资制，且均认可原告工资依据机床计量，然后由公司财务部门依据原告每月工作量按照岗位标准计算原告工资。按照原告提交的其辞职前12个月的工资收入情况，结合2015年、2016年荣昌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被告计算原告工资的标准应具备合理性。综上，原告请求从2014年3月计算至2017年5月的加班工资69779.50元，因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加班的事实，其请求的加班工资69779.50元没有事实基础，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预收5元，实际收取5元，由原告廖庆琼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诉讼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钟永建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申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