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240民初4453号原告：段元珍，女，194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民，重庆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柱支行，住所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万寿大道100号附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696565965H。负责人：周伟锋，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滔，男，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兵，重庆公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冉勇，男，1965年1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见（系冉勇哥哥），1962年11月11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原告段元珍和与被告冉勇、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柱支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段元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民,被告冉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见,被告重庆���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柱支行（以下简称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兵、陈滔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元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二被告于2017年3月9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2017年重银石柱支抵字第0184号）无效。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前夫冉仁和共生育二子一女，长子冉见、二子冉勇、三女冉为，石柱县房地证2011字第X号房屋系原告与前夫冉仁和的共同财产，前夫冉仁和于1995年7月14日去世，原告于1996年9月与周万义再婚，1996年11月26日，原告段元珍、冉见、冉勇、冉为以及周万义五人达成《房屋分配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底楼、二楼及楼顶半层属段元珍所有，一楼为冉为所有，三楼属冉见所有，四楼属冉勇所有，段元珍所有的部分周万义有享受权（使用权）。2017年3月9日，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与冉勇签订《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同日，原告在冉勇的威逼下与被告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合同》，原告到达被告办公场所时仍在哭泣，不愿意签字，被告的工作人员劝解原告称冉勇有偿还能力，抵押担保只是履行个程序，并指住签字的地方让原告签字，原告对相关内容一无所知，随后到房管局签字，签字后，被告没向原告交付《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抵押合同》。2017年7月，因冉勇无力还款，被告工作人员电话催原告还款，在原告的追问下才得知冉勇贷款190万元，之后原告到被告处要求提供相应合同，被告拒绝，在原告的再三要求下才复印部分材料，综上，被告与冉勇签订的《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合同》均违反了合同法52条的规定，属无效合同，恳请及时审理为盼。冉勇辩称，1、冉勇贷款，段元珍作为老年人是不愿承担这个责任，段元珍是在不愿意的情况下签的合同；2、段元珍并不清楚贷款是怎么回事，段元珍不识字，是被告让她签哪里就签哪里；3、涉案房屋在1996年就已经分家析产了，虽然未办理登记过户手续，但是涉案房屋已经不属于段元珍一人所有，拿去贷款不合适。重庆银行石柱支行辩称，1、原告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有一定的社会生活阅历，能够知悉、识别自己的行为，并对其行为后果负责；2、原告提供抵押担保不但要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还要到房产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其与被告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3、原告是为其儿子冉勇提供抵押担保，符合日常生活惯例，其声称受到威胁而提供抵押担保不符合常理，缺乏依据；4、此外，原告从2014年其多次用其名下的抵押物向被告提供抵押担保，也多次与被告签订抵押合同，故不能不知道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法律后果。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9日，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作为甲方与冉勇作为乙方签订了《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合同编号为（2017）年（重银石柱支授）字第0183号，合同约定在2017年3月10日至2020年3月9日间，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在此合同项下向冉勇办理各类融资业务，实际形成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190万元。同日，段元珍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对象为冉勇基于《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所产生的应对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所负的全部债务，本金余额不超过190万元，抵押财产为段元珍所有的房屋（房地产权证号为石柱县房地证2011��第X号），抵押期限为3年，并办理了抵押权登记。2017年3月9日，段元珍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了《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段元珍以房地产权证号为石柱县房地证2011字第X号的房屋为冉勇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017年3月16日，段元珍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段元珍担保的对象为冉勇基于《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所产生的应对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所负的全部债务，本金余额不超过190万元。2017年3月16日，冉勇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最高额项下个人经营性贷款合同》，由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依据《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的授信额度向冉勇提供贷款1900000.00元，贷款利率为年利率8%，贷款期限为2017年3月16日至2018年3月15日，贷款用途为购货。2017年3月16日，冉勇向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出具《个人经营性贷款支付委托书》，将《最高额项下个人经营性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资金分别委托支付给张小容和谭圣杰，其中张小容为900000.00元，谭圣杰为1000000.00元。2017年3月16日，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向冉勇发放贷款1900000.00元，同日分别将以上贷款转移支付给张小容和谭圣杰。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现针对以上争议焦点作如下评析：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有效的要件包括合同当事人需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同标的须确定和可能，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就本案而言，《最高额抵押合同》是段元珍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在真实情形下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属有效合同；段元珍诉称根据合同约定，冉勇借款的用途应为购货、支付货款，而本案中冉勇是直接将该笔贷款委托支付给张小容、谭圣杰，用于偿还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义务，段元珍并未就冉勇的贷款系归还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提供证据，本院对此主张不予采纳，并且即便冉勇的贷款系直接用于偿还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也并不影响涉案合同的效力，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对其发放的贷款用途有监管的“义务”，但这并不是法律赋予的强制性义务，或因对贷款用途监管不力而会导致合同无效，此种“义务”更大的意义在于保障银行资金安全，根据《最高额项下个人经营性贷款合同》第十条（10.2.8）规定，未按照合同约定用途或约定方式���用贷款资金，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有权提前收回部分乃至全部贷款并要求赔偿损失，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即便未监管贷款用途也是增大贷款风险而已，并未损害段元珍利益，也未违反法律效力性禁止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段元珍诉称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与与冉勇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对此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主要理由如下：从合同签订形式看，涉案合同系段元珍亲自到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并且合同签订时间不在同一天，如果段元珍认为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与与冉勇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完全可以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签订义务，另外从冉勇的录音可知，冉勇并非第一次在重庆银行石柱支行贷款，段元珍也并非第一次作为保证人和抵押人，段元珍愿意作为保证人和抵押人系因其与冉勇的特殊关系（母子关系），段元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签订合同��后果，因此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与冉勇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段元珍利益的情形；段元珍还诉称涉案抵押房产在1996年11月26日已经进行分家析产，不属于段元珍个人所有，其抵押行为无效，段元珍向本院提交的《房屋分配协议书》并未得到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的确认，也未提供相应公证文书或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彩信，并且即便《房屋分配协议书》是真实的，由于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未将此情况告知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根据房地产权证登记的权利人，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有理由相信登记权利人为实际权利人，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为善意相对人，且抵押物经过抵押权登记，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对涉案抵押物的抵押权适用善意取得。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段元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0元，减半收取40.00元，由原告段元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谭 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燕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