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3民终3652号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反诉原告）：罗伟斌，男，汉族，1971年6月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启良，广东通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世鹏，男，汉族，1955年10月1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雪梅，广东南方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会香，广东南方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二被告：杨文国，男，汉族，1971年12月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东县。原审第三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黄艳霞，女，汉族，1972年9月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东县。原审第四被告：黄桂平，女，汉族，1973年12月1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东县。上诉人罗伟斌因与被上诉人刘世鹏、原审第二被告杨文国、原审第三被告黄艳霞、原审第四被告黄桂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11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伟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启良、被上诉人刘世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雪梅和陈会香、原审第二被告杨文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罗伟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罗伟斌向被上诉人刘世鹏支付历史征地权益转让款项7722713元，2.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四项，改判被上诉人刘世鹏承担补偿给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的土地补偿款8516240元，或者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四项并改判上诉人罗伟斌向被上诉人刘世鹏支付历史征地权益转让款722713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的前提下，适用法律不当，导致上诉人过多地支付了历史征地权益转让款，承担了不应当承担的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的土地补偿款。一、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非常清晰。特别是一审法院能够将本案争议的标的物定义为“历史征地权益”，（见《民事判决书》第36页11行），虽然是参考了土地储备中心的文件（见《民事判决书》第34页18行），但依然是一审判决的精华！也许是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必要，在一审判决中对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即在股权转让前后的注册资本和股东结构没有进行查明或认定：转让前后的注册资本都是50万元人民币，转让前被上诉人占100%股份，转让后上诉人占95%股份，原审第二被告占5%股份。二、本案案由应当是买卖合同纠纷而不是股权转让纠纷。1、本案的法律关系确实也包含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二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原审第二被告以2.5万元受让被上诉人在该公司中5%的股份，上诉人受让了被上诉人在该公司中95%股份。如果不考虑其中所对应的历史征地权益，上诉人也仅应向被上诉人支付47.5万元股权转让款。而且，上诉人以及原审第二被告对股权转让均没有任何争议，并已经全部付清了与股权相对应的转让款。因此，本案的争议点不在于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义为“股权转让纠纷”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涉及的标的额有2700万元，其中仅有47.5万元是涉及股权转让且没有争议的，剩余的2652.5万元均是涉及“历史征地权益”且是本案的争议点，因此，名为《股权转让合同》实质上是“历史征地权益”转让合同。虽然法律没有关于“历史征地权益”转让合同的规定，但“历史征地权益”转让合同属于有偿的权利转让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历史征地权益”转让合同应当参照买卖合同的规定。故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可以确认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认定案由的依据是法律关系而不是书面合同上当事人自拟的名称，因此，本案案由应当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案由认定关系着案件的争议焦点，也就关系着法官的审理角度以及法律适用。三、上诉人应当按照被上诉人实际转移的标的物支付价款7722713元。1、被上诉人出卖的标的物“历史征地权益”是可分割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数量是400亩，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33页第二段查明了400亩“历史征地权益”的具体构成：转让给惠阳友联化工有限公司的11900平方米，转让给惠州市骏腾实业有限公司的有53334平方米，被上诉人原公司拥有并可以转让的有205020平方米。400亩其实际数量就是11900+53334+205020=270254平方米。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款2700万元在扣除了股权转让款47.5万元之后，剩余的2652.5万元均是涉及270254平方米“历史征地权益”的股权对价，平均每平方米的股权对价大约是98.15元。3、被上诉人实际转让给上诉人的“历史征地权益”只有205020平方米，因此上诉人应当支付的“股权对价”是：205020*98.15=20122713元，扣除上诉人已经支付的1240万元（见《民事判决书》第31页第4行），现在上诉人应当按照被上诉人实际转移的标的物支付“股权对价”是20122713-12400000=7722713元。当然，被上诉人也必须依据税务法律规定向上诉人出具包括已支付款项在内的全部发票。4、一审法院虽然也认识到“剩余股权对价款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民事判决书》第36页第13行），但由于将本案案由定为“股权转让纠纷”而不是“买卖合同纠纷”，故没有对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标的物数量进行分析，直接就将本是“历史征地权益”转让款的“股权对价款”错误的置换为“股权款”，从而导致上诉人过多地支付了历史征地权益转让款。四、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补偿给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的土地补偿款8516240元。1、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民事判决书》第35页倒数一段）一审法院对包括《股权转让合同》在内的有关事实的认定都是清晰的、正确的。2、《股权转让合同》在多处明确规定了移交之前的债权债务由被上诉人承担：(1)第三条第一款第4项：“截止至开华公司移交之日之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被上诉人）承担”；(2)第四条“2、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开华公司，如有被第三人追诉要求其承担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所欠之债务，则由甲方（被上诉人）负责处理该意外债务并承担其费用，转让完成后的开华公司应给予积极配合。”。3、补偿给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的土地补偿款8516240元是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前所形成的债务：(1)2015年3月9日，在土地储备中心、水口街道办在与开华贸易公司签订的《土地权益收购协议》中，三方均不认可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拥有100亩土地的“历史征地权益”。《土地权益收购协议》确认：“开华贸易公司实际拥有权益的征地面积为205020平方米（折合307.53亩），该土地未进行开发建设，现状为荒地、果园。”（《民事判决书》第33页第二段）。(2)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隐瞒了与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民事判决书》第36页第二段），上诉人是在2015年3月9日签订《土地权益收购协议》之后，才知道被上诉人与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因此对上诉人而言，给第三人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追诉要求承担的土地补偿款8516240元，就是《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约定的“意外债务”。(3)2016年3月18日，为了履行开华贸易公司与土地储备中心、水口街道办签订的《土地权益收购协议》，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第四条的规定，开华有限公司积极配合被上诉人与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签订了《解除协议退场合同》（《民事判决书》第32页第一段）。4、开华有限公司（或上诉人）对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没有偿还债务的义务。虽然开华贸易公司在1993年4月15日与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后，收取了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的相关款项，并由此而形成了开华贸易公司与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开华贸易公司的权益均由开华有限公司继受。”（《民事判决书》第35页第二段）也就是说，开华有限公司只是继受开华贸易公司的权益，并没有替开华贸易公司偿还隐瞒债务的义务。5、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补偿给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的土地补偿款8516240元，其事实依据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被上诉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严格履行合同！意外的是，一审法院却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认为《股权转让合同》是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然后再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将上诉人的撤销权消灭！这不仅与一审判决本院认为的《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民事判决书》第35页第16行）互相矛盾，也纵容和包庇了被上诉人的失信行为，这是明显的适用法律不当。由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从而导致判决结果从实体上严重违反了合同法第五条的公平原则和第六条的诚实信用原则，致使上诉人承担了不应当承担的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的土地补偿款。五、本案的二审程序可以不开庭审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对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以判决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本上诉案件是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案件，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刘世鹏辩称，1、上诉人所提出的上诉请求第一项，超越和变更了一审诉讼请求，对该事实请求法院应当直接驳回，否则将侵犯被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应当另行起诉。2、一审事实仍有尚未查清的地方，上诉人在2013年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就清楚知悉开华有限公司的土地权益实际上只有约15万平方米，即其中大约215亩土地已经转让他人的事实，且被上诉人已经依约将相关文书提交给上诉人及杨文国。此外，一审认为案涉地块没有办法挂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争议地块中已经有三部分实现且完成土地挂牌，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证据中清楚显示。3、本案纠纷是股权转让纠纷，被上诉人及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名义是股权转让合同，合同主要义务是股权转让，合同中对相关权益描述是公司资产，现上诉人将出资款跟股权转让款混同，是有违常识的。出资款跟股权转让款是两个不同性质概念，股权转让应根据公司资产、公司发展及经营状况决定，股权转让款高于注册资金是常识。4、上诉人所谓的转让标的物计价标准是极为荒唐的，案涉开华有限公司拥有资产包括15万平方米土地权益、厂房、三旧改造项目及果树、鱼塘、丝光棉省级重点项目等有形及无形资产。三旧改造项目和丝光棉项目拥有巨大利益，故公司资产并不是只有土地。5、案外人张某享有的100亩土地权益并非开华公司所有，上诉人以及杨文国在2013年购买股权时已经知晓，即使按照一审判决适用逻辑，也即2015年3月份罗伟斌才知晓，但是也超过一年其均未异议且上诉人主动履行合同，即对事实予以认可。既然该土地不属于开华公司所有，上诉人当然没有权利取得该地块的征地补偿款。县政府根据水口街道办及开华有限公司、案外人张某的约定，罗伟斌经公证的电话录音也确认，款项经开华有限公司账户转交给案外人张某，也依约转交案外人张某，不存在损失的相应情况，款项无需开华公司承担。综上，上诉人罗伟斌已经在购得开华有限公司的交易中获得了纯收益超过了一千万元，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采取欺诈及隐瞒的方式签订合同。上诉人罗伟斌纯粹是为了赖账而拒不向被上诉人支付剩余款项，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罗伟斌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二被告杨文国、原审第四被告黄桂平述称，一、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世鹏对答辩人一杨文国、答辩人二黄桂平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世鹏的上诉，维持原审的第三项判决。1、一审判决的合同依据是刘世鹏与罗伟斌于2013年6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刘世鹏与罗伟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一审判决书第35页）。答辩人一杨文国不是该《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对因该《股权转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不具有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在程序上答辩人一杨文国、答辩人二黄桂平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实体上也不享有权利和义务。2、刘世鹏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与罗伟斌对相关文件进行了移交，并共同签署《清单》，由《清单》可知，刘世鹏并未移交与第三方签订的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等情况的合同，刘世鹏所举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或者原审被告方清楚知悉上述情况，故一审判决不予认定（一审判决书第36-37页）正确。3、罗伟斌以2700万元价款购买刘世鹏股权的目的是刘世鹏的开华贸易公司享有的新民管理区青边村地段的400亩的工业项目用地权益，但在合同签订时，刘世鹏的开华贸易公司并不足额拥有新民管理区青边村地段的400亩土地的权益，而是向罗伟斌隐瞒了已经转让197.85亩给三个单位的既定事实，且刘世鹏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向罗伟斌披露400亩土地其中197.85亩土地已被分割转让给三个单位的事实（一审判决书第37页）。因此，刘世鹏应当按比例相应地减少所应获得的款项。4、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33页第二段查明了“400亩”“历史征地权益”的具体构成：转让给惠阳友联化工有限公司的11900平方米，转让给惠州市骏腾实业有限公司的53334平方米，刘世鹏原公司拥有并可以转让的有205020平方米。“400亩”其实际数量就是11900+53334+205020=270254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土地的对价大约是98.15元，罗伟斌仅应当按照刘世鹏实际转移的标的物支付价款7722713元。5、刘世鹏应当承担补偿给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的土地补偿款8516240元。答辩人一杨文国是在经过刘世鹏的授权后与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签订《解除协议退场合同》，所补偿给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的8516240元是刘世鹏与罗伟斌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前所形成的债务，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应当由刘世鹏承担。6、对比上述4、5的事实，刘世鹏还应当向罗伟斌支付793527元。因此，在实体上没有任何人需要为罗伟斌承担对刘世鹏的偿还义务。二、刘世鹏在其《民事上诉状》中所列举的证据均不足以支持其主张。1、刘世鹏故意隐瞒与多家客商签订的用地合同，误导答辩人一杨文国及罗伟斌相信刘世鹏对惠阳府办【1993】126号用地批文中的所有土地均具有相应权益（一审判决认定为“历史征地权益”）。2、刘世鹏所提交的证据28为新民村委会出具的《关于青边村约400亩土地情况的证明》，村委会证明开华贸易公司在青边村所征收的土地约400亩，开华贸易公司已将相关土地的“权益情况”向村委会报告。此份证据只能够证明开华贸易公司征收青边村的土地约400亩，并不能够证明相关土地的“权益情况”到底是指借用、使用、租用还是征收、转让。事实上，政府部门在对以上土地进行盘整时，对开华贸易公司与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是不认可的。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所占有的100亩土地的“历史征收权益”依然属于开华贸易公司。刘世鹏所提交的证据84为新民村委会出具的《关于青边村约400亩土地情况的证明》，从标题上可知开华公司在青边村所征收的土地约为400亩。因此，证据28和证据84并不能够证明刘世鹏已经将“案涉土地部分权益已经转给他人的事实”如实告知了答辩人一杨文国、罗伟斌。3、证据33为刘世鹏出具的《收据》，收据内容明确为“收到罗伟斌先生交来惠州市水口镇青边村约15万平方米土地款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整”。按照此价格，每平方米土地的价格应当是73.33元。同时，此份《收据》还证明了刘世鹏与罗伟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实质上是青边村约400亩土地“历史征地权益”转让合同。当然，此份《收据》与答辩人一杨文国、罗伟斌是否“清楚开华有限公司对案涉土地的实际权益范围是约15万平方米”没有任何关系。4、郑某是案外人，他与刘世鹏在电话中谈了些什么，与本案或是与答辩人一杨文国、罗伟斌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一审开庭过程中郑某也明确作出说明证明其本人并不清楚刘世鹏与罗伟斌之间的具体交易细节。5、证据19、证据20-24是刘世鹏带有诱导性的电话录音，这些证据的取得不具备合法性，但即使在这些证据当中，也没有任何内容与答辩人一杨文国、罗伟斌“对案外人张某拥有案涉100亩土地的事情是知情和认可的”存在关联性。证据25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张某所出具的证人证言，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一审过程中重新作出相反的证明。证据26《解除协议退场合同》是答辩人一杨文国经刘世鹏授权后，为处置刘世鹏与罗伟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前所遗留的债权债务而签署的合同。《解除协议退场合同》首先确认包括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100亩在内的青边村地段205020平方米土地为开华公司拥有。其次，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与开华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的时间为1993年4月15日，在刘世鹏与罗伟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前，因此，对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的补偿应当由刘世鹏承担。故，以上证据均不能证明答辩人一杨文国、罗伟斌“对案外人张某拥有案涉100亩土地的事实是知情和认可的”！6、证据18是在刘世鹏与罗伟斌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之后，答辩人一杨文国与刘世鹏对部分土地的界限范围进行确认，但即使是这部分的土地，其面积也有211148平方米，而不是刘世鹏所说的约15万平方米。证据55、56正是证明刘世鹏违反约定没按合同交付400亩土地的具体证据！证据55的《土地权益收购协议》于2015年3月9日签订，直至此时，答辩人一杨文国、罗伟斌才清楚开华公司拥有权益的土地面积仅为205020平方米！再者，政府部门不认可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所受让的100亩土地的权益，为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才有了之后的《解除协议退场合同》。以上证据除了证明刘世鹏的违约行为外，均不能证明答辩人一杨文国、罗伟斌在与刘世鹏签订《股权责任合同》时是知晓开华贸易公司与友联公司、骏腾公司、林伟良之间的土地转让事实。7、罗伟斌是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向刘世鹏支付款项的，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如果《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标的物减少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罗伟斌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减少价款。8、答辩人一杨文国、罗伟斌在获得开华有限公司股权后，与政府进行土地盘整所形成的是另外的法律关系，盘整价格的高低与本案中答辩人一杨文国、罗伟斌与刘世鹏之间的“历史征地权益”转让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法律关系。三、依据罗伟斌与刘世鹏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以及刘世鹏在其证据16的《清单》中移交给罗伟斌的所有文件均证明：刘世鹏转让给罗伟斌的土地按照约定应当是400亩！四、答辩人一杨文国与罗伟斌是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其中答辩人一杨文国占5%的股份，罗伟斌占95%的股份。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世鹏对答辩人一杨文国、答辩人二黄桂平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世鹏所列举的证据均不足以支持其主张；刘世鹏转让给罗伟斌的土地按照约定应当是400亩。故请二审法院驳回刘世鹏的上诉，维持原审的第三项判决。刘世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共同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460万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直至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为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率计算）；2.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一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四对被告二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罗伟斌、黄艳霞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被反诉人赔偿因其过错不能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给反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493万元整；2、判令被答辩人承担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有限公司应补偿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的土地补偿款人民币851624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25日，原告刘世鹏与第一被告罗伟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记载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华有限公司”）概况：开华有限公司拥有位于惠城区水口街道办新民管理区青边村地段，面积为400亩的工业项目用地，开华有限公司尚未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用地批文号为：惠阳府办函[1993]126号（该地块以下简称“涉案土地”）；开华有限公司上述项目用地未经报批建有零星工业厂房及种植各种果树；目前与十多家客商签订用地合同，用于建设工业厂房。合同约定：原告刘世鹏将其持有的开华有限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第一被告罗伟斌，股权转让款为2700万元；并约定原告刘世鹏将第一被告罗伟斌变更为开华有限公司股东后七个工作日，第一被告罗伟斌向原告支付400万元，一个月后第一被告罗伟斌向原告刘世鹏支付100万元，余款待开华有限公司将上述工业用地申请挂牌后用所得款支付（第一被告罗伟斌在用地指标下达后必须按规定挂牌）；双方需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股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之日起10个工作因内办理开华有限公司的移交事宜，其中需移交的材料有：位于惠城区水口街道办新民管理区青边村地段400亩工业项目用地的批文原件；该土地资产按现状移交（现状是指该土地的地上建筑物、附属物、果树、三通一平及水、电、排污设施等），第一被告罗伟斌同意按土地的现状接收该土地资产。按签订本合同时现状，原告刘世鹏应将原开华有限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用地合同、租赁合同等移交第一被告罗伟斌，并履行通知义务，协助第一被告罗伟斌协调与第三方的关系，保证股权转让后新公司能依法依规申请将上述工业用地挂牌。经工商登记部门核准，2013年6月28日，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刘世鹏变更为杨文国，股东由原告刘世鹏变更为第一被告罗伟斌、第二被告杨文国。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开华贸易公司”）投资人为原告刘世鹏。合同签订后，被告方于2014年1月10日至2016年12月9日已陆续向原告刘世鹏支付共计1240元，其中原告刘世鹏2014年1月10日收据注明收到罗伟斌交来惠州市水口镇青边村约15万㎡土地款1100万元，该土地原属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有限公司所有。1993年3月20日，广东省惠阳县人民政府出具惠阳府办函[1993]126号《关于水口镇府要求征地的批复》，记载：“水口镇府：你镇新民管理区青边村《关于要求征地的请示》悉。经县委、县府领导研究，同意你该村征用土地400亩，改为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公司兴办工业用地。有关征地手续，请按规定程序办理。”为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原告刘世鹏与第一被告罗伟斌进行交接，并于2013年7月3日出具移交物品的《清单》，载明移交物品为：1、关于村民对鱼塘处理问题签名表；2、关于刘世鹏、刘世成承包本村400亩鱼塘；3、补充协议；4、合同书；5、关于水口镇府要求征地的批复；6、青边村红线图；7、土地用地指标申请一套；8、三旧改造项目一套；9、土地调整方案一套；10、市政府申请批复文件一套。以上材料各1份。1993年4月15日，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公司与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案外人张某）就涉案土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公司转让涉案土地中的100亩给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使用。2016年3月18日，开华有限公司与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签订《解除协议退场合同》，约定：双方一致同意解除1993年4月1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由开华有限公司补偿土地补偿款、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合计8516240元。1993年4月19日，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公司与惠阳华荣实业有限公司就涉案土地签订《协议书》，约定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公司转让涉案土地中的80亩给惠阳华荣实业有限公司开发使用。1993年8月25日，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公司与惠阳华荣实业有限公司就涉案土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公司转让涉案土地中的19亩给惠阳华荣实业有限公司使用。以上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公司的签字代表均为原告刘世鹏。后惠阳华荣实业有限公司将上述受让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惠阳县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后惠阳县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又转让给惠阳区水口镇房地产开发公司。现惠阳区水口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已将该地块分别转让给惠阳友联化工有限公司（17.85亩、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惠州市骏腾实业有限公司（80亩）。2015年3月5日，原告刘世鹏向第二被告杨文国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第二被告杨文国以开华贸易公司的名义参加惠州市惠城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土地储备中心”）收购我公司位于惠州市××××村地段约205020平方米（折合307.53亩）历史征地权益事宜。代理人在收购洽谈、合同签订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事务，原告刘世鹏均予以承认。土地储备中心、开华贸易公司、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水口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水口街道办”）于2015年3月9日签订《土地权益收购协议》（惠城土储收地[2015]1-1号），各方确认：开华贸易公司于1996年11月将涉案土地中的11900平方米（折合17.85亩）土地转让给惠阳友联化工有限公司，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水口街道办与开华贸易公司一致认可涉案地块中的53334平方米（折合80亩）土地权益属惠州市骏腾实业有限公司所有；开华贸易公司实际拥有权益的征地面积为205020平方米（折合307.53亩），该土地未进行开发建设，现状为荒地、果园。土地储备中心、开华贸易公司协商同意并经惠城区建设用地领导小组批准（惠城建用字[2014]2号），补偿标准按照《惠州市建设用地领导小组会议纪要》（惠建用字[2011]1号）规定的120元/平方米，开华贸易公司205020平方米土地权益补偿款共计2460.24万元，涉及土地清场费用参照《惠州市建设用地领导小组会议纪要》（惠建用字[2010]5号）有关标准，按1500元/亩共计46.1295万元在土地补偿款中扣除，实际应支付给开华贸易公司的土地权益补偿款总额为人民币2414.1105万元。约定由土地储备中心将土地补偿款2414.1105万元按开华贸易公司要求分2次支付至开华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水口街道办予以认可）。开华贸易公司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第二被告杨国文作为开华贸易公司的代表签字。2015年3月9日，开华贸易公司向土地储备中心出具《付款委托书》，记载：“我公司与贵单位签订《土地权益收购协议书》（惠城土储收地[2015]1-1号），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贰仟肆佰壹拾肆万壹仟壹佰零伍圆整（￥2414.1105万元），合同中约定按我方要求支付至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有限公司银行账户，现委托贵单位将上述款项支付给以下账户：开户行名称：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惠州滨江支行；账号：20×××40”。土地储备中心出具的《关于盘整收回土地纳入政府储备用地的函》{惠城储备[2015]6号}记载“我中心于2015年3月9日与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公司、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水口街道办事处签订《土地权益收购协议》（惠城土储收地[2015]1-1号），盘整会收回了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公司拥有的惠州市水口街道青边村地段205020㎡土地的历史征地权益（该土地是经过惠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批准（惠阳府办函[1993]126号）征地，未办理国有建设用地报批手续和出让手续），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土地盘整补偿款。”水口街道办出具《水口街道办拨付惠州市开华实业贸易有限公司资金情况表》，证明水口街道办就涉案土地向开华有限公司付款项如下：丝光棉基地项目专业评估涉及资产补偿金额10579950元、丝光棉基地项目地上附着物涉及补偿资金3628370.66元、纺织服装产业园一期用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预存金446400元、丝光棉产业基地土地测量72067元、丝光棉产业基地更低占补费用411750元、清场费461295元，合计15599832.66元，实际支付15604160.33元。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开华贸易公司的权益均由开华有限公司继受。第一被告罗伟斌与第三被告黄艳霞于1992年8月11日登记结婚。第二被告杨文国与第四被告黄桂平于1999年5月11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世鹏与第一被告罗伟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属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告刘世鹏与被告罗伟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后，原告刘世鹏已经依照约定将开华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第一被告罗伟斌、第二被告杨文国名下，被告方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关于合同约定剩余股权款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问题。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除约定前期股权转让对价款500万元（约定的定金400万元及约定一个月后支付的100万元），剩余股权对价款2200万元的支付条件是“余款待开华有限公司将上述工业用地申请挂牌后用所得款支付”。若狭义理解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是“挂牌”后才具备支付条件，而涉案土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无法“挂牌”，故以此来判断支付条件是否成就显失公平。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并结合涉案土地现状分析，应为被告在取得土地转让的价款后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现开华贸易公司拥有的涉案土地历史征地权益（205020平方米）被盘整收回，惠州市惠城区土地储备中心已按照《土地权益收购协议》向开华有限公司支付了土地盘整补偿款，剩余股权对价款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被告方是否清楚知道涉案地块是有约200亩土地使用权存在转让或其他各方占有使用的情况的问题。综合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移交物品《清单》来看，原告刘世鹏并未移交与第三方签订的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等情况的合同，原告刘世鹏所举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或者被告方清楚知悉上述情况。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清楚记载“开华有限公司拥有位于惠城区水口街道办新民管理区青边村地段，面积为400亩的工业项目用地”，而原告刘世鹏在1993年就与第三方签订了相关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同，若开华有限公司拥有涉案土地不足400亩的土地权益，其在合同中应当按照实际填写，但《股权转让合同》中仍然将涉案的土地权益面积表述为400亩，该行为与其陈述及常理不符。故对于原告刘世鹏诉称被告方在合同签订时是知悉上述情况，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予证明，本院不予认定。被告罗伟斌以2700万元价款购买原告刘世鹏在开华有限公司享有的股权，目的是取得开华有限公司相对应的资产以及经营权，原告刘世鹏在合同陈述公司开华有限公司享有新民管理区青边村地段的400亩的工业项目用地，但在合同签订时，开华有限公司并不拥有新民管理区青边村地段的400亩土地的权益，而且原告刘世鹏的证据不足予证明已向第一被告罗伟斌披露400亩土地其中197.85亩土地已被分割转让给三个单位的事实，原告刘世鹏存在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导致第一被告罗伟斌在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规定，双方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后，至2015年3月份第一被告罗伟斌是知道和应该知道股权转让存有上述事实，但第一被告罗伟斌自知道之日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并且开华有限公司后来实际继受了开华贸易公司青边村的用地以及征地补偿款，第一被告罗伟斌也陆续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因此，原告刘世鹏与第一被告罗伟斌应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原告刘世鹏请求第一被告罗伟斌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1460万元，依法应予支持。第一被告罗伟斌反诉请求原告刘世鹏承担补偿给五华安流福江工程队的土地补偿款8516240元，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被告杨文国及其配偶第四被告黄桂平应否对原告刘世鹏的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问题，《股权转让合同》转让主体发生在原告刘世鹏与第一被告罗伟斌之间，第二被告杨文国取得开华有限公司的股权与原告刘世鹏的股权转让并无直接合同关系，故，原告刘世鹏请求第二被告杨文国及其配偶第四被告黄桂平对第一被告罗伟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刘世鹏诉请的利息部分，依据2015年3月9日的《土地权益收购协议》，第一被告罗伟斌自收取土地出让款之日支付剩余股权对价款的条件就已成就，第一被告罗伟斌逾期支付股权对价款的利息应当从收取土地出让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关于原告诉请第三被告黄艳霞对第一被告罗伟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述股权买卖发生在第一被告罗伟斌与第三被告黄艳霞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第一被告罗伟斌持有的开华有限公司的股权应为夫妻共同财产，故，应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被告黄艳霞对第一被告罗伟斌的债务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原告刘世鹏诉请第三被告黄艳霞对第一被告罗伟斌的上述欠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反诉原告诉请反诉被告赔偿损失493万元，其理由是：反诉原告其因为开办丝光棉工业园的投资损失合计493万元应由反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依双方的合同约定，反诉被告刘世鹏应承担开华有限公司在移交之日以前的税费，青边村400亩项目用地如拖欠土地征收补偿款以及应缴的费用，开华有限公司移交日之前的债权债务，向反诉原告罗伟斌移交400亩项目用地的批文原件，土地资产按现状移交等。反诉原告罗伟斌承担股权转让完成后上述项目用地的规划、报建、开发等等一切投入。完成股权变更后7个工作日内，反诉原告罗伟斌支付400万元定金给反诉被告刘世鹏，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合同的约定完全履行义务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反诉被告刘世鹏已依合同约定将公司股权办理过户，并移交400亩项目用地的批文原件以及土地资产按现状移交手续等等，反诉原告罗伟斌主张损失赔偿，理由不充分。此外，如有证据证明属于青边村400亩项目用地所拖欠土地征收补偿款以及应缴费用的，反诉原告罗伟斌可依双方合同约定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本诉第一被告罗伟斌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本诉原告刘世鹏支付股权转让款14600000元并计付利息（以1460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7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第三被告黄艳霞应对第一被告罗伟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本诉原告刘世鹏对本诉第二被告杨文国和第四被告黄桂平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罗伟斌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应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109400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受理费54839元，由第一被告罗伟斌、第三被告黄艳霞负担。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罗伟斌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一份2017年3月7日经手人为案外人张某的收据，一份中国工商银行的电子银行回单及收据、一份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共同证明罗伟斌已向案外人张某支付了700万元补偿款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刘世鹏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是案外人张某与罗伟斌之间的情况，具体情况要向水口街道办核实才清楚。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予以确认。另查一，经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向刘世鹏送达了《预交上诉费通知书》，限定其在收到通知书之次日起七日内预交本案上诉费，但其并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二审诉讼费，经二审庭审核实，刘世鹏确实未缴纳本案上诉费。另，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开华实业贸易公司于2000年5月8日成立的由被上诉人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于2011年7月7日吊销营业执照，开华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14日。2016年3月18日，杨文国代表开华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解除协议退场合同》后，现已支付700万元给案外人案外人张某。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判决后，刘世鹏与罗伟斌均提交了上诉状，但刘世鹏并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二审诉讼费，应按撤诉处理，故本案只对上诉人罗伟斌的上诉请求予以审理。根据上诉人罗伟斌的上诉及被上诉人刘世鹏的答辩，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告知涉案土地转让给他人的事实；二、上诉人上诉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否属于新增的诉讼请求，二审应否审理；三、上诉人补偿给案外人张某的700万元是否属于签订合同前形成的债务，应否由被上诉人承担。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对于第一个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6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于有效的合同。在签订合同之前，根据被上诉人刘世鹏提供的证据，刘世鹏曾于1993年与案外人签订了转让协议，将其中的近200亩土地转让给案外人，对于刘世鹏1993年签订转让协议的土地，其中的11900亩（17.85亩）最终转让给惠阳友联化工有限公司，并办理了国土证，另外80亩于2011年11月委托惠城区水口镇房地产开发公司与惠州市骏腾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另有100亩转让给案外人张某的土地，未办理任何手续，于2015年3月9日作为开华公司的权益被政府征收。被上诉人主张在签订协议时已将上述三项转让事宜告知上诉人，但从合同内容看，合同中并未写明有土地转让的情况；签订合同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于2013年7月3日签订移交《清单》，清单中无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的转让协议；从被上诉人出具证据情况看，转让协议的原件均由被上诉人持有，也证明土地转让协议并未移交；被上诉人移交给上诉人的《青边村红线图》亦未标注土地转让的情况。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10日写给上诉人的收到1100万元的收据上虽写有“收到罗伟斌交来惠州市水口镇青边村约15万㎡土地款1100万元”，但该收据是被上诉人自己书写，其作用在于收款，该收据也未说明15万㎡与土地款1100万元是何种关系，故单凭该收据不能证明已将土地转让情况告知上诉人；至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电话录音，均是发生争议后被上诉人私自所录，且从内容看也无法确认确已在签订合同时告知相关转让事宜。综合以上事实，我们认为，被上诉人主张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告知土地被转让情况，一审未予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第二个问题，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上诉人一审反诉时并未提出该项请求，故该项请求应属新的诉求，被上诉人认为不应予以审理并无不当。此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目的是为了获取目标公司项下的权益，包括目标公司项下的土地权益，但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未告知目标公司部分土地已转让的事实，导致目标公司最终剩余的土地与合同约定的400亩相差较大，一审认定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并无不当。但根据2015年3月9日杨文国代表开华实业公司与惠城区土地签订的《土地权益收购协议》内容，上诉人对其中的97.85亩已转让他人并已办理国土证或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的事实至迟在2015年3月9日已知悉，但未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本案诉讼前曾过提出撤销或申请变更，上诉人的合同撤销权已消灭，故即使对上诉人该项请求进行审查，对上诉人的该项请求亦不应予以支持。对于第三个问题，上诉人补偿给案外人张某的700万元是否属于签订合同前形成的债务，应否由被上诉人承担的问题。我们认为，1993年，被上诉人在未取得所征土地的权属的情况下，分别将三块土地合计197.85亩转让给案外人，对其中的17.85亩土地已办理国土证，对其中80亩，被上诉人在签订转让合同后，于2011年11月1日委托惠城区水口镇房地产开发公司与案外人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杨文国代表开华实业公司签订《土地权益收购协议》时，亦认可该土地权益归案外人所有，故应认定上述两份合同均已履行完毕，不再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对于转让给案外人张某的100亩，被上诉人签订转让合同后一直未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直到2015年盘整土地时仍以开华实业公司权益的形式被盘整，故应认定该土地转让协议并未履行完毕，开华实业公司与案外人张某之间形成的仍为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受让了开华有限公司的股权，实际继受了开华实业公司的相应权益并与政府签订土地征收协议后，以开华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案外人张某签订《解除协议退场合同》约定解除1993年4月15日《土地转让协议书》，补偿案外人张某8516240元。双方《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第4项：“截止至开华公司移交之日之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被上诉人）承担”；(2)第四条“2、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开华公司，如有被第三人追诉要求其承担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所欠之债务，则由甲方（被上诉人）负责处理该意外债务并承担其费用，转让完成后的开华公司应给予积极配合。转让完成后产生的债务由开华公司自行应诉或者自行与其调解的，由开华公司自行承担责任。”因签订《解除协议退场合同》并约定需补偿给案外人张某8516240元的目的是为了解除1993年4月15日《土地转让协议书》，故应认定该笔补偿款属于双方合同第四条第2项规定的“被第三人追诉要求承担的本次股权转让之前所欠之债务”的范围，上述债务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因此，对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承担补偿给案外人张某的700万元，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1111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二、变更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1111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被上诉人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上诉人7000000元。本案二审受理费109400元由上诉人、被上诉人各负担一半。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志文审 判 员 蓝惠兰审 判 员 于海砚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唐栩权书 记 员 刘惠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