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1民终83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省天大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杨宏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琳琳，山东贤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呈群，山东贤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家俊，男，1970年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芳芳，山东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茂信，山东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邢丽平，女，1980年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郝芳芳，山东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茂信，山东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省天大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大公司）因与上诉人刘家俊、邢丽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0112民初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大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2民初225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天大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刘家俊、邢丽平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认定75万元借款系设备预付款，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中，刘家俊、邢丽平提供的对账单系其单方制作，无客观真实性，且该证据系刘家俊、邢丽平经营的某省艾富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富通公司）与某省国融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公司）之间的对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其次，刘家俊、邢丽平提交的第二份证据，没有设备型号、数量、价格、质量标准、违约责任，甚至没有合同相对方，怎么可能证明买卖合同关系？按照刘家俊、邢丽平主张，所涉产品为艾富通公司自主研发产品，一个研发企业不与所谓代理商签订合同，而且收入数十万元不开具任何发票、收据，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更具有可信性，违背基本常识，认定事实错误；第三，刘家俊、邢丽平主张艾富通公司与各银行签署合同，各银行向艾富通公司付款，艾富通公司无需向天大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甚至所谓国融公司支付任何款项，事实上也从未支付任何款项。此事实足以证明本案款项没有用于艾富通公司，跟艾富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未出具借条的转账，系设备预付款更具有可信性，显然没有事实根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天大公司为证明借款的事实，已提交借条、转账凭证、证明等，刘家俊、邢丽平亦称无启动资金生产设备，产生本案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刘家俊、邢丽平反驳系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也不可能证明任何买卖关系的存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刘家俊、邢丽平辩称，天大公司的主体不适格，其无权向刘家俊、邢丽平主张任何权利，天大公司要求刘家俊、邢丽平偿还借款本息，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天大公司的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一、刘家俊、邢丽平与天大公司不存在任何经济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更不存在借款关系。1、刘家俊出具的名为“借条”实际系代表艾富通公司收取案外人杨某国、国融安公司设备预付款。2、本案所涉款项并非与天大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借条上对出借人没有任何记载，向刘家俊、邢丽平转款的单位（包括天大公司）、个人均与杨某国、国融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所涉款项均系杨某国个人指使转款单位、个人向刘家俊、邢丽平转款，款项性质为设备预付款。3、转款单位、个人出具的证明，不具有客观性和证明力。转款单位、个人均与杨某国个人存在关联关系，其出具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从该证明形成的时间显示，并没有证据证明其转款时受天大公司指示转款，因此，天大公司无法证明其与刘家俊之间存在借款意思表示和真实的借款合同关系。4、刘家俊、邢丽平作为艾富通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对出具“借条”已进行合理解释说明。出具“借条”系职务行为，因杨某国在代理艾富通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后，客户向艾富通公司支付款项与杨某国前期支付的设备款重叠情况，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出具《借条》，实为收取的设备预付款。5、因杨某国在2015年5月底成立国融公司后，其之前以艾富通公司洽谈的业务和采购设备，公司成立以后以国融公司的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客户直接将款项支付给国融公司，至今尚欠艾富通公司设备款未清偿的事实。6、刘家俊、邢丽平提供的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艾富通公司与杨某国、国融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款项为双方的设备预付款的事实，一审判决予以认定。二、一审判决中，根据客观事实和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认定刘家俊、邢丽平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杨某国、国融公司与艾富通公司为买卖合同关系，涉案款项为设备款更具有可信性，并且所涉款项均为杨某国、国融公司与艾富通公司之间的经营往来，刘家俊、邢丽平的行为为职务行为。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完全正确。三、一审判决在对本案真实法律关系及所涉款项认定后，却作出与已查明的案件事实相矛盾的错误判决，判决刘家俊个人承担偿还天大公司借款本息的，错误认定为刘家俊、邢丽平夫妻共同借款，存在明显错误，要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天大公司的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刘家俊、邢丽平上诉请求：1.撤销（2017）鲁0112民初225号民事判决，予以改判，驳回天大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均由天大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第八页第二段“对原告依据借条、借据而主张借款的70万元，因借条、借据未载明债权人，借条、借据掌握在原告手中，原告主体适格；根据借条、借据，说明双方对款项的性质达成了借贷合意，被告刘家俊亦称收到了借条、借据中载明的款项，原告也提供了一系列转账凭证，双方的借贷合意成立并生效，本院确认该70万元为借款。”属于基础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1、双方对款项性质达成合意均为买卖合同的设备款，而非借贷合意，双方的借贷关系未成立生效，刘家俊、邢丽平与天大公司之间非借贷法律关系，刘家俊、邢丽平、艾富通公司与杨某国、国融公司为设备买卖合同关系。（1）刘家俊、邢丽平提供的所有证据足以证明刘家俊、邢丽平、艾富通公司与杨某国、国融公司之间的设备买卖合同关系。刘家俊、邢丽平自2014年7月24日开始陆续收到货款145万元，当然包括借条中的70万元，70万元款项的真实性质全部为设备款，70万元借条名为借条、借据，实际就是设备款收条。（2）刘家俊、邢丽平出具借条的缘由如下:2014年国融公司未成立，与客户签订合同的主体为艾富通公司，客户根据合同回款给艾富通公司，杨某国也付设备款给艾富通公司，其认为艾富通公司存在双重收款，故要求刘家俊、邢丽平打借条给他，双方约定后期进行对账核算，且刘家俊、邢丽平提供的证据（公证书）也证明国融公司成立后双方进行多次对账，把客户的回款及杨某国的付款均列入对账项目中予以核算。故杨某国、国融公司与艾富通公司之间均认可145万元为设备款，既然是设备款当然不存在利息一说。(3)天大公司主张50万元借款为2015年2月10日及2月16日的两笔汇款，但是借条出具时间是2015年2月15日，汇款时间与借条出具时间不一致，且汇款人非天大公司。刘家俊、邢丽平按常理足可否认收到该笔款项，事实是刘家俊、邢丽平出具借条之前已收到了设备款，但非借款；且刘家俊、邢丽平提供的证据（国融公司出具的对账单）证明2015年2月16日的款项为后期1000套设备的预付款，非天大公司所主张的借款。2、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可了刘家俊、邢丽平、艾富通公司与国融公司、杨某国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即设备买卖合同关系，认可75万元为设备款；另一方面又否认了基础法律关系，认为70万元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之规定，法院应按基础法律关系即买卖合同关系审理。而一审法院的做法自相矛盾，试问法官是如何将145万元划分的如此清楚？只要有借条、借据的，或者属于天大公司汇款的就是借款，其余的则为设备款。法院如此认定是在否定案件事实，为天大公司呐喊助威！3、截至2015年2月15日刘家俊、邢丽平已收款75万元，当时艾富通公司与杨某国约定的购买设备为1050套，总金额达到了600多万元，天大公司的汇款远不够设备款，也就是杨宏国、国融公司尚欠艾富通公司的钱，刘家俊、邢丽平在此情况下怎么还能向天大公司借款并出具借条呢？与事实不符。4、刘家俊、邢丽平的事业、家庭及社会关系均在长春，其舍近求远到济南向天大公司借款高达70万元也是令人匪夷所思。5、尽管2015年7月31日天大公司向刘家俊、邢丽平汇款，刘家俊、邢丽平出具了20万元借据，但因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天大公司无证据证明该借据指向了7月31日的汇款。实际该笔款项仍为设备款，非借款。故上述70万元的实质为设备款，并非法院认定的借款，且杨某国、国融公司已经实际收到了设备，不存在借款一说。二审法院应驳回天大公司的诉求，维护刘家俊、邢丽平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第三页底部“被告刘家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及第四页“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刘家俊、邢丽平并未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也未认可其证明内容，法院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三、判决第八页第三段“根据被告的自认，结合原告的转账情况，本院确认被告出具借条时双方对借款利息达成了合意，对原告主张的该笔借款利息本院自2015年2月15日起按月息2分予以计算。2015年7月31日的20万元借据，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自原告主张之日（2017年1月10日）起按年利率6%予以计算。”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1、双方对利息并未达成合意，刘家俊、邢丽平提供的证据（国融公司出具的对账单）足以证明天大公司为刘家俊、邢丽平承担了5万元的利息。借条、借据实质为收款收据，不存在利息之说。法院的认可存在错误。2、7月31日的20万元未约定利息，法院则按年利率6%计算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该20万元的实质也是设备款，不存在利息一说；退一万步讲纵使法院认定为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可知，双方未约定20万元的利息，法院不应主动支持6%。故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四、判决第八页第四段“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借条、借据系刘家俊出具，并掌握在原告手中，其中部分款项亦是从原告的账户中予以转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本院确认借贷合同双方当事人系原告和刘家俊。刘家俊称收到了借条、借据中载明的款项，合法债务应予清偿。因涉案借款发生在刘家俊和邢丽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均基本转账到邢丽平账户中，二被告均无证据证明二人婚内分别财产制及刘家俊原告明确约定涉案债务为刘家俊的个人债务，本院认定涉案债务系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邢丽平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1、“借条、借据系刘家俊出具，并掌握在原告手中，其中部分款项亦是从原告的账户中予以转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本院确认借贷合同双方当事人系原告和刘家俊。刘家俊称收到了借条、借据中载明的款项，合法债务应予清偿。”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1）借条、借据中的70万元款项只有20万元从天大公司的账户中转出，其余50万元非天大公司汇出，根据合同相对性故天大公司无权主张；且因一审法院认可设备款的事实，该20万元实质也为设备款，非借款。故法院不能据此确认借贷合同双方当事人为天大公司和刘家俊。（2）刘家俊、邢丽平收到了145万元，但是款项实质为设备款非借款，此款不足以支付1050套设备，尚欠140多万，且杨某国、国融公司已经实际收到了设备，不存在合法债务应予清偿一说。2、“因涉案借款发生在刘家俊和邢丽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均基本转账到邢丽平账户中，二被告均无证据证明二人婚内分别财产制及刘家俊原告明确约定涉案债务为刘家俊的个人债务，本院认定涉案债务系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邢丽平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借条中约定收款账户为刘家俊、邢丽平（艾富通公司法人），她代表了艾富通公司收设备款，非刘家俊的个人借款，也非夫妻共同债务，邢丽平以个人账户代表公司收设备款在之前的业务往来中有惯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天大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护刘家俊、邢丽平的合法权益。天大公司辩称，1、约定有利息的借条不是收据。2、出具收据之时所谓国融公司尚未成立，按照刘家俊、邢丽平的主张所谓设备尚未生产。3、所谓双重付款是一审法院2017年庭审时询问的问题，不是2014年的故事，刘家俊、邢丽平即收到了所谓工程款，也收到了本案借款是其认可的基本事实，而从未向其主张的案外人付款也是其认可的基本事实，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询问了双重付款，但2014年该事实并未发生。4、刘家俊一审中亲自出庭，任何人都不能得出其本人无法分辨其亲笔书写的约定有利息的借条和收据。5、刘家俊、邢丽平的上诉状严重失实，根本证据在上诉状的最后一页，邢丽平为上诉人，根据工商登记显示而且是艾富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上诉状居然用了第三人称，由此可见刘家俊、邢丽平通篇行文完全出于臆断和想象，比一审庭审更为离奇，请法庭和代理人充分关注一审笔录。6、任何法庭均无权认定案外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关键问题在于如果刘家俊、邢丽平所提交的本案证据全部为客观、原始直接证据也不能证明艾富通公司与其他案外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本案借款合同关系与其他案外人的法律关系不冲突不影响任何其他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天大公司在一审中已经向法庭提交了所有的原件并做出了不接受不转移涉案债权债务的承诺，综上，刘家俊、邢丽平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完全背离基本事实，时空错乱逻辑含糊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天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刘家俊、邢丽平偿还天大公司借款本金145万元，并支付以14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4年7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计算的利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的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借款事实是否存在。天大公司主张借款事实存在，并提供齐鲁银行电汇凭证六份、借据、借条、某坤元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元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及出具的证明、天大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职工证明及胡某荣出具的证明，证明刘家俊、邢丽平从天大公司处借款145万元。刘家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上述款项系设备采购款，而非借款；刘家俊、邢丽平从未向天大公司出具过借条；坤元公司最早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系胡某荣和董琳琳，现法定代表人系祁某鹏，股东系杨某婷，胡某荣、杨某国、杨某婷系一家人，故坤元公司及胡某荣出具的证明有造假嫌疑，无法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刘家俊、邢丽平为否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事实，提交如下证据：1、对账单三份，证明天大公司主张的款项在国融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中均作为设备款予以处理，故涉案借款均不是借款，刘家俊、邢丽平制作的对账单中说明了国融公司在艾富通公司处的进货数量及应付款数额。天大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不是真实的，与本案双方当事人无关，与本案也无关。2、安装合同六份、艾富通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国融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董某彬辞职的通知、物流单、发货单、销售单、国融公司的职工石某与刘家俊的QQ聊天记录、石某与常某的手机短信截图、艾富通公司职工高某旭与国融公司职工聊天信息、证人高某旭、宋某峰的证人证言、董某彬签字的山东代理商设备采购表、公证书、录音录像视频、董某彬的证人证言、自主银行ATM机智能主动防卫系统施工竣工单、售后维修单、巡检单、出库单、某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监察保卫部出具的证明、德州市某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具的证明、某乡联社监察保卫部出具的介绍信、货物清单、委托书、专利证明、商标注册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AFT-210A艾富通智能主动防卫系统检验报告，证明因艾富通公司与杨某国、国融公司之间存在购销合同关系，汇款凭证载明的款项均系设备预付款。天大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在天大公司没有有效证据证明未出具借条部分的转账系借款的情况下，刘家俊、邢丽平提供的上述1、2证据相互印证，刘家俊、邢丽平主张相关款项系设备预付款更具有可信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①2014年7月24日，天大公司向刘家俊在中国工商银行长某路支行所有的账户622208420000357****转账5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注明系借款，杨某国在电汇凭证右上角签名。②2014年12月5日，坤元公司按天大公司指示向邢丽平在中国工商银行长某路支行所有的账户622208420000384****转账50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注明系借款。③2015年2月10日，坤元公司分别按天大公司指示向邢丽平在中国工商银行长某路支行所有的账户622208420000384****转账20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注明系借款，杨某国在电汇凭证右上角签名。2015年2月15日，刘家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现金50万元，月利息2%。该借条同时注明持卡人：邢丽平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长某路支行卡号：622208420000384****2015年2月16日，坤元公司分别按天大公司指示向邢丽平在中国工商银行长某路支行所有的账户622208420000384****转账30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注明系借款，杨某国在电汇凭证右上角签名。④2015年6月24日，天大公司单位职工胡某荣受天大公司指示从其账户转至邢丽平在中国工商银行某市光明路支行所有的622208420000384****账户20万元，用途注明系邢丽平借款，杨某国在该转账凭证上予以签名。⑤2015年7月31日，刘家俊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款：贰拾万元整（电汇邢丽平账户）。同日，天大公司向邢丽平在中国工商银行长某路支行所有的账户622208420000384****账户转账20万元。2、邢丽平、刘家俊系夫妻关系，邢丽平系艾富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刘家俊系艾富通公司的监事，二人均系艾富通公司的股东，涉案款项发生在邢丽平、刘家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3、天大公司成立于1996年10月24日，杨某国系天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最大股东。国融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27日，杨某国系该公司发起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天大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合同关系，即天大公司诉称的款项系借款还是设备采购款；三、刘家俊、邢丽平应否承担偿还责任。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天大公司主张的借款，虽然转账日期发生在2014年至2015年之间，但刘家俊、邢丽平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故天大公司可随时向刘家俊、邢丽平主张，刘家俊、邢丽平主张天大公司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天大公司称涉案款项145万元均系借款，刘家俊、邢丽平称涉案款项145万元均系设备采购款。天大公司对借款过程的陈述，称天大公司一开始并不信任刘家俊、邢丽平，碍于介绍人情面才向刘家俊、邢丽平出借5万元、后又出借50万元，但均未要求刘家俊、邢丽平书写借条，也未与刘家俊、邢丽平约定还款期限和借款利息；第三、四笔借款天大公司听信刘家俊、邢丽平承诺而于2015年2月10日向天大公司借款20万元、2月16日向天大公司借款30万元，2016年2月15日刘家俊为天大公司出具了50万元的借条，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第五笔借款天大公司对刘家俊、邢丽平愈加不信任，所以向刘家俊、邢丽平出借了20万元，仍未要求刘家俊、邢丽平书写借条；第六笔借款天大公司决定最后一次向刘家俊、邢丽平借款，并要求单位财务与刘家俊、邢丽平办理正常的借款手续，让刘家俊对该笔借款书写了借条。从天大公司对借款过程中的陈述可以看出，天大公司自始至终都不信任刘家俊、邢丽平，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刘家俊、邢丽平借款，且在刘家俊、邢丽平对第三、四笔转账出具总的借条时，对第一、二笔借款不一并要求出具借条，与常理不符；在刘家俊、邢丽平未偿还第一至第五笔转账的情况下，因不信任刘家俊、邢丽平，决定最后一次向刘家俊、邢丽平借款，并明确要求单位财务人员办理正常的借款手续，在此情况下，天大公司仍不对前几笔转账办理正常的借款手续，亦与常理不符。刘家俊、邢丽平对转账过程的陈述称，2014年，艾富通公司研发出部分设备。天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某国经考查后决定代理该产品，因杨某国当时没有成立相关电子公司，决定以艾富通公司的名义与银行签定买卖合同。当时杨某国已经向艾富通公司采购设备550套及相关平台，因艾富通公司生产设备资金不足，杨某国称他可以先行支付艾富通公司一部分设备预付款，银行向艾富通公司支付的工程款超过杨某国的设备采购款时，设备预付款从中予以抵扣。因涉案款项系设备采购款，所以一开始没有出具借条，因有人给杨某国出主意，杨某国让刘家俊对其中部分款项出具了二份借条。后来，杨某国成立了国融公司，就以国融公司的名义与银行签订买卖合同，艾富通公司收不到银行的工程款，要求杨某国与国融公司支付尚欠的设备款，杨某国和国融公司至今未付，至今未付的设备采购款远超145万元。刘家俊、邢丽平为支持其上述陈述，向法院提交的前述第1、2项一系列证据，相互印证，在天大公司对相关款项无法证明系借款的情况下，刘家俊、邢丽平主张相关转账款项系设备预付款更具有可信性。对天大公司仅依据转账凭证而主张借款的75万元款项，刘家俊、邢丽平的陈述和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证明了该款项系设备预付款，而天大公司无法对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完成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款项不予确认为借款。对天大公司依据借条、借据而主张借款的70万元，因借条、借据未载明债权人，借条、借据掌握在天大公司手中，天大公司主体适格；根据借条、借据，说明双方对款项的性质达成了借贷合意，刘家俊亦称收到了借条、借据中载明的款项，天大公司也提供了一系列转账凭证，双方的借贷合意成立并生效，一审法院确认该70万元系借款。双方对该70万元借款的实际出借时间有异议。2015年2月15日的50万元借条，天大公司称该50万元中的20万元系2015年2月10的转账款项（出具借条前），剩余30万元系2015年2月16日的转账款项（出具借条后），出具借条时间与转账时间不符常理，且刘家俊、邢丽平对此不予认可，称该借条中的50万元无法分清系哪笔转账，刘家俊、邢丽平出具借条时已收到50万元。根据刘家俊、邢丽平的自认，结合天大公司的转账情况，一审法院确认刘家俊、邢丽平出具借条时双方对借款利息达成合意，对天大公司主张的该笔借款利息自2015年2月15日起按月息2分予以计算。2015年7月31日的20万元借据，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对天大公司主张的利息自天大公司起诉之日（2017年1月10日）起按年利率6%予以计算。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借条、借据系刘家俊所出具，并掌握在天大公司手中，其中部分款项亦是从天大公司的账户中予以转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一审法院确认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系天大公司和刘家俊。刘家俊称收到了借条、借据上载明的款项，合法债务应予清偿。因涉案借款发生在刘家俊和邢丽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基本均转账到邢丽平账户中，刘家俊、邢丽平均无证据证明二人婚内分别财产制及刘家俊与天大公司明确约定涉案债务为刘家俊的个人债务，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系刘家俊、邢丽平的夫妻共同债务，邢丽平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刘家俊称其借款用于艾富通公司经营，系履行职务行为，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刘家俊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且其指定收款账户并非艾富通公司账户，刘家俊收到款项后如何使用，系对其权利的自主处分，不能以此对抗天大公司，故对刘家俊的该项辩解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刘家俊、邢丽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山东省天大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70万元，支付以5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自2015年2月1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计算的利息，支付以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7年1月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山东省天大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553元，由原告山东省天大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662元，被告刘家俊、邢丽平负担1389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刘家俊、邢丽平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家俊、邢丽平提交艾富通公司于2017年2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刘家俊向杨某国、国融公司借条之事，实际是杨某国支付艾富通公司设备采购预付款，刘家俊的行为系艾富通公司的职务行为，款项虽然转支到艾富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邢丽平名下，实际是艾富通公司支配使用，为杨某国和国融公司生产和采购元器件之用。经质证，天大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刘家俊、邢丽平借款之时均同时到场，不存在与案外人艾富通公司采购元器件之间的事实。证据应当提交原件，单位出具证明应当由负责人签名，该证据材料不具有合法性，根据刘家俊一审中的陈述，本案借款逾期提交的证据所载明的其他单位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该证据材料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刘家俊、邢丽平提交艾富通公司的证明，因该证据系复印件且天大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合同以借贷双方由借款的意思表示为合同成立的前提，并以款项的实际交付为合同的生效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券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时间为2015年2月15日的借条及2015年7月31日的借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天大公司主张刘家俊、邢丽平因资金周转困难，于2014年7月24日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分五次共向天大公司借款145万元，约定月利率为2%。天大公司已依约向刘家俊、邢丽平实际支付145万元的借款，借款到期后，刘家俊、邢丽平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刘家俊、邢丽平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涉案借款系案外人杨某国、国融公司与艾富通公司之间的设备买卖款。本案涉案借条及借据上虽未明确载明债权人的名称，但涉案借条及借据由天大公司持有，且天大公司亦向法院提交相应电汇凭证予以佐证，刘家俊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民事行为应具有相应的认知能力，在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天大公司主张的情况下，本院确认天大公司与刘家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关于涉案借款的数额的问题。刘家俊、邢丽平虽主张涉案款项系案外人杨某国、国融公司与艾富通公司之间的设备买卖款，但未能就涉案借条的形成做出合理说明。相反，天大公司主张涉案借款的数额为145万元，并提交时间为2015年2月15日的借条及2015年7月31日的借据各一份及电汇凭证6份予以证实，符合一般的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但天大公司提交的借条及借据中载明的借款数额合计70万元，且一审中，天大公司自述，其自始至终并不信任刘家俊、邢丽平。在此情况下，对于涉案的6笔转款，其仅对第三笔、第四笔及第六笔共计70万元的转款要求刘家俊出具借条，对于剩余的三笔共计75万元的转款却并未要求刘家俊出具借条。鉴于此，对剩余的75万元的转款，天大公司仅凭电汇凭证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在天大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剩余75万元款项达成借款合意的情况下，对于天大公司的涉案款项145万元为借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双方之间的借款数额即为涉案借条及借据载明数额。关于涉案借款利息的问题。对于2015年2月15日借条中载明的借款50万元，因该借条中载明了月利息2%，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一审判决以该款为基数，自2015年2月15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并无不当。对于2015年7月31日的借据中载明的借款20万元，因该借据中双方并未约定利息的计算标准，故一审法院酌定自天大公司主张权利之日起按月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亦无不当。因该借款发生于刘家俊与邢丽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款亦基本转入邢丽平的账户中，刘家俊、邢丽平在一、二审中均未能举证证明借款时向天大公司明确约定为刘家俊的个人债务，或其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且天大公司知道该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债务为刘家俊与邢丽平的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故邢丽平应当对上述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天大公司及刘家俊、邢丽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100元，由上诉人山东省天大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1300元，由上诉人刘家俊、邢丽平负担10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褚 飞审判员 刘晓菲审判员 高希亮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孙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