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3民终37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海森，男，1986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饶平县，委托代理人：黎卓荣、游雄志，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林泽云，男，1977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会同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铭洋家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博罗县园洲镇廖尾东江工业园第三栋。法定代表人黄志明。原审第三人黄玲，女，198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连山壮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潘勇，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海森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铭洋家居制品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林泽云、黄玲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7）粤1322民初1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海森委托代理人黎卓荣、游雄志，上诉人林泽云，原审第三人黄玲委托代理人潘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海森、林泽云分别提起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书，并依法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2、由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两上诉人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能够穷尽救济手段为由，由此判定公司无需解散，明显属于认定案件事实不清，理解法律不正确，理由如下：一、法律规定的“穷尽其他救济途径”并非公司解散的前提性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在《指导案8号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的理解与参照》己明确指出，“从立法目的的角度考虑，《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现为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小股东滥用司法解散制度，鼓励当事人通过其他非诉讼途径解决僵局，同时也是为了使法院审慎适用强制解散公司的手段。但这并非是要求对于公司僵局的处理必须以穷尽其他救济途径为前提。正因如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5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综上，原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将“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作为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一个前提性要求，明显不当，有悖于立法目的。二、上诉人客观上无法通过内部救济手段解决公司僵局。如原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所述，公司僵局是因股东或董事之间发生分歧或纠纷，彼此不愿妥协而陷入一种僵持的状态。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就多次地向原审法院阐明，其与被上诉人黄玲(即公司大股东)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并不断恶化，公司应有的人合性基础己丧失在股东矛盾之下，而且，原审法院也对“铭洋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未召开过有效的股东会，股东长期矛盾无法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这一事实进行了查明，换言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玲因彼此间的矛盾而已经处于相互敌对的对立面，双方根本无从开展任何有效的沟通或谈判，进而不可能以股东会或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彻底解决冲突，为此，上诉人才不得不寻求司法救济。同时，提请二审法院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的第二天，被上诉人黄玲的代理律师无任何书面授权的情况下，试图闯入铭洋公司并将公司仓库内的货物强行拉走，随后，上诉人立即向当地的公安部门报警，并在公安机关的处理下才得以平息此次的纠纷。通过这一事实，由此可进一步地佐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玲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无法调和，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玲在无任何信任度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还可穷尽内部的救济手段解决公司僵局，本身就缺乏事实基础，且不具有可操作性，在某种程度而言，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实施内部救济方式属于强人所难。三、原审法院在本案中并未进行过司法调解活动。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如前文所述，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玲无法通过股东意思自治的方式解决公司困局，所以，在此情况之下，“其他解决途径”更应当理解为应由原审法院作为中立第三方，并按照法律规定组织双方调解，即开展司法调解活动，毕竟，司法调解本身亦属于法律所允许的“其他解决方式”。通过司法调解，原审法院本可进一步查明本案的案件事实，厘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分歧与争议，并确切地了解到各股东对于公司困局和公司解散的真实意愿，以此确定在法院主持调解下，公司股东能否在最后一次的机会之中达成解决公司僵局的一致意见，此乃立法者规定司法调解的真正意图。但是，在一审阶段，原审法院却未采取积极、有效的司法调解手段，亦即，在无任何第三方调解的情况之下，原审法院又怎么能够轻易地认定铭洋公司的僵局存在其他途径能够解决的可能性呢?这明显存在着重大的悖论。四、被上诉人铭洋公司的继续存在，只会进一步地损害上诉人与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一方面，被上诉人铭洋公司早己停止了生产经营活动，公司所有员工全部遣散完毕，目前，铭洋公司是没有任何的经营性收益，可以说，如今的铭洋公司实质上是“名存实亡”，己非一个能为社会做出经济贡献和创造价值的实体企业，更为重要的是，股东之间的合作投资目的已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由于铭洋公司存有部分库存产品而至今仍占用着第三方厂房，故公司还需每月向第三方缴纳租金、管理费等费用，不过，因公司已经停产停业，无经济来源，因而，铭洋公司根本无力地向第三方支付上述庞大的费用，相反，铭洋公司己拖欠了第三方的租金费用己达三、四个月之久。综上，原审法院忽视本案客观的实际情况而判定无需解散公司，该认定不仅使得铭洋公司将继续停摆，并处于无人管理和使用状态之中，造成社会资源极大的浪费，而且，铭洋公司无效益的存续，还会加重损害上诉人与第三方的正当利益。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未能全面、妥当地分析本案的案件事实与客观情况，机械地理解《公司法》关于公司解散的法律条文，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一审判决，明显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恳请二审法院能查清案件的事实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维护其合法利益。刘海森补充理由：在一审判决之后被上诉人黄玲在未召开股东会议的情况下尚自将被上诉人铭洋公司的法人代表予以变更由此可以进一步的反映出股东之间的矛盾不可调解。惠州市铭洋家居制品有限公司辩称：我们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跟一审一致，我们表示认可。另外，上诉人所诉的变更法人是事实，股东黄玲通过行使股东权利完全可以管理和控制公司的发展公司并未进入僵局，基于公司自治的原则应当由公司股东自行决定未来的发展，此外，虽然公司有三个股东，但是只有黄玲是实际出资方，另外两个股东没有缴纳一分注册资格。其所作的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实际上严重的只损害了黄玲的利益，股东黄玲需要基于其大股东身份挽回公司的发展并向另外两位股东主张行使赔偿的权利。刘海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散被告铭洋家居公司。2、本案的诉讼费与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1日，原告刘海森与第三人林泽云、黄玲协商成立被告铭洋家居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由原告认缴出资17.855万元，第三人黄玲认缴出资64.29万元，第三人林泽云认缴出资17.855万元。认缴出资的时间为2024年3月31日前缴足。2014年8月1日，第三人林泽云签署了公司章程，该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2014年8月14日，被告铭洋家居公司在博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为林泽云。被告铭洋家居公司成立后一直未召开正式的股东会。至2017年4月10日，被告铭洋家居公司停止生产达5个月，并于2017年4月10日将公司的全部员工予以遣散。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焦点在于股东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要件的认定问题。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除了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一般性规定外，还应当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要件，这不仅是出于防止股东滥用权利的需要，也是出于强调公权力介入公司事务的适度性和充分尊重公司自治的需要。《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股东诉请法院解散公司的要件有：一、原告是否为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本案原告的认缴出资为17.855万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故本案原告享有17.855%的表决权，具有提出解散公司的法定资格。二、公司是否属于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主要包括“经营”和“管理”两个方面的困难。“经营的困难”主要是指因为重大事由的出现，公司与外界的交易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的经营目的和存在基础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继续经营将严重损害股东的利益。“管理的困难”主要是指公司权力运行发生严重困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公司僵局”。公司僵局包括股东会僵局和董事会僵局，其指公司在运行中由于股东或董事之间发生分歧或纠纷，彼此不愿妥协而陷入僵持，这导致公司机构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策，从而使公司陷于无法正常运转甚至瘫痪的事实状态。本案被告铭洋家居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未召开过有效的股东会，且股东之间长期有矛盾无法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致使公司停止运营并且公司全部员工已被遣散。根据该公司的事实状态，可以认定被告铭洋公司确已属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三、原告股东是否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公司困难。《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只有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困难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时，股东才可以提起解散公司之诉。这里的“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对于股东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一个前提性要求。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经穷尽了内部的救济手段，亦不能证明被告铭洋家居公司目前存在的僵局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缺席判决：驳回原告刘海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海森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公司解散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本案上诉人主张解散公司的条件是否有证据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关于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的条件。本案惠州市铭洋家居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刘海森认缴出资17.855万元，依照该公司章程的规定，刘海森以其认缴出资的17.855万元占有股东表决权17.855%，有权提起解散公司之诉；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本案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了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故上诉人主张解散公司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林泽云、刘海森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林泽云、刘海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国华审 判 员 沈 巍审 判 员 陈金升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计亭书 记 员 卢晓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