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02民终3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保民，男，197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乐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锡新，江西泰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根田，江西瓷都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支行，住所地江西省乐平市翥山西路63号。负责人：黄鹤，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江西护三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立群，江西帖隼律师事务所律师。余保民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乐平支行）义务帮工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由乐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乐民一初字第543号民事判决，驳回余保民的诉讼请求。余保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6）赣02民终5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作出（2016）赣0281民初1439号民事判决。余保民、工行乐平支行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保民上诉请求：1、二审法院重新核定上诉人的交通费、住宿费及定残后的护理费，并判决变更原判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赔偿其全部损失的90％，即在该项基础上增加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845255.2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判认定上诉人定残后的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明显偏低，无法维持上诉人的正常生活。第一、上诉人构成一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80％，目前雇请护理人员每天的费用不低于150元，而原判按每天100元计算，确属偏低，请求将定残后护理费调整为：52137元/年×20年×护理依赖80％＝834192元。第二、上诉人为维持生命，改善健康状况，长期往返南京、上海等地治疗。产生的交通费可想而知，但因未能保管好相关票据，故参照《景德镇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标准计算交通费10680元，其中：景德镇住院13天×40元/天＝520元，省外住院（江苏1**天＋沈阳23天）×80元/天＝10160元。而原审分别按省内20元/天、省外40元/天计算，明显偏低。第三、参照《景德镇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计算住宿费46850元，其中：景德镇住院13天×300元/天＝3900元，江苏住院104天×340元/天＋沈阳住院23天×330元/天＝42950元。而原审分别按省内100元/天、省外200元/天计算，明显偏低。原判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少算275682元。2、原判被上诉人承担60％的赔偿责任过低。上诉人是为被上诉人无偿接送其员工往返景德镇洽谈银行业务，被上诉人是此次义务帮工活动的受益人，故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应由其承担，只在上诉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适当减轻被上诉人10％的赔偿责任，原判按6﹕4划分责任，几乎接近同等责任，未能显示风险和利益对等的原则，明显有失公平。因此，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1990471元＋275682元）×90％＝2039538.25元，原判少算赔偿金845255.25元。工行乐平支行答辩称，1、余保民的行为不属于义务帮工，其主张义务帮工及原判认定系义务帮工，缺乏法律依据。2、是谁叫余保民开车去的，就应找谁赔偿，且当时车辆属于超载、超速。工行乐平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认定本案，与事实不符。（1）（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自相矛盾，该判决书认定：2006年4月14日，乐平市工商银行新兴分理处员工朱敏得知上海宇觉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保民同浙江商人王月龙在乐平塔山工业园成立一家新公司，便去余保民的临时厂区找到余保民，将所涉银行事宜作了沟通。晚饭后，朱敏向乐平市工商银行新兴分理处主任俞玉建汇报，俞玉建当即向行长樊敏作了请示，要去景德镇同商人王月龙见面……然而，该判决书却判决撤销对朱敏的工伤认定。（2）（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朱敏虽是上诉人单位员工，但其一直在江西弘乐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2007年7月6日，余保民委托代理人董根田在向徐国良调查时证实：“……朱敏到我厂里，到余保民厂里来办事、吃饭，目的都是清楚的，到我厂里是想签法律顾问协议，协议书都带来了，我看了”。显然，那天朱敏到余保民厂里的目的不是为了银行业务，而是营销法律顾问。其次，2006年12月6日，余保民委托的代理人江文华律师在找王月龙调查时证实：“席间，朱敏提出吃完饭去景德镇市39°8玩玩”。2006年10月10日，王月龙在交警部门又证实其是乘坐余保民的车一同回乐平的，故（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认定“未等到王月龙过来”完全违背事实。再次，俞玉建在2006年12月27日出具的“关于4.14车祸事故情况说明”中写道：“……我接到分理处员工朱敏的电话，他说有二个客户要见我，我当即向领导说朱敏打电话找我有事，就离开了饭店……余保民心情蛮好，邀请朱敏与我一同前往景德镇休闲……”。同时，时任工行行长的樊敏也出具书面证明证实2006年4月14日，俞玉建等人未请示其到景德镇娱乐。由此可见，朱敏邀请俞玉建，俞玉建邀请陈钰一同前往景德镇娱乐，纯属私人交往，与工作无关。2、（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不能作为本案义务帮工关系的定案依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书确认的事实”，但该条第二款同时规定：“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一审时，上诉人提供了余保民、朱敏、王月龙、徐国良等人的证人证言，他们都证实朱敏、余保民等人到景德镇39°8的目的是娱乐，而非洽谈银行业务，故该行政判决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大量证据视而不见，更不在判决书中依法阐述不予采信的理由。更何况一审法院适用该条第二款第六项是错误的。3、被上诉人余保民与上诉人不构成义务帮工法律关系。首先，一审认定“原告余保民应邀无偿接送被告员工去景德镇洽谈银行业务”主要是依据（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而作的结论，但该判决书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其次，朱敏、余保民等人到景德镇去的目的是娱乐，而且余保民本人也是娱乐的参与者，这与义务帮工单方面自愿无偿地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的行为法律规定不符。4、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符合诉讼时效中断、中止情形，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发生于2006年4月14日，至今已过去11年，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虽然被上诉人在与朱敏等人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中主张过抵销，但其主张权利人并不是上诉人而是朱敏。即使该主张适用对上诉人的主张，但自2007年后，被上诉人再未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被上诉人自事故发生直至2015年3月18日才进行鉴定，这并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规定，因被上诉人于2006年4月14日发生事故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救治，其医疗期已经结束（一般最长时间为一年），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及时进行鉴定，但其却怠于行使权利，直到2015年3月8日才进行司法鉴定，这与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制度相悖。余保民答辩称，1、关于余保民与工行乐平支行是否形成义务帮工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双方之间形成义务帮工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工行乐平支行认为“朱敏邀俞玉建，俞玉建邀请陈钰一同前往景德镇娱乐，纯属私人交往与工作无关”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1）工行乐平支行员工陈钰、朱敏、俞玉建均陈述到景德镇是为了洽谈银行业务，且该行为是经过樊敏行长同意的。（2）余保民接送的都是工行的员工，且未收取费用。工伤认定决定书上也认定是办理工行业务的，舒建华都认定了工伤，余保民除无偿接送工行乐平支行陈钰、朱敏、俞玉建三人外，还无偿接送了工行乐平支行因公出差的员工舒建华回乐平。（3）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徐东（徐国良）证实，朱敏等人去景德镇是经电话请示工行乐平支行领导并同意后才去的，朱敏叫余保民开车一路接送工行乐平支行的领导和员工。2、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1）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余保民因义务帮工活动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至今，持续在治疗，直到2015年3月18日作出鉴定，才确定损害后果（伤残一级、护理依赖程度80％），而明确被帮工人是工行乐平支行的时间则是余保民看了乐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时。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余保民知道被帮工人是工行乐平支行和其作出伤残鉴定时开始计算。（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诉讼时效从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提交起诉之日起中断。该规定第十三条：“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八）在诉讼中主张抵销；（九）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2006年，余保民在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朱敏等人交通事故赔偿案”中提出，2006年4月14日晚上开车去景德镇并不是为自己的事，而是送朱敏等人去的，朱敏等人是实际受益人，朱敏、舒建华、陈钰应当给其适当补偿，具有向朱敏等人提出要求、主张权利和抵销朱敏、舒建华、陈钰的诉请的双重意思表示，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余保民不服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判决提起上诉，该案二审于2007年10月8日裁定中止诉讼至今，余保民未收到该案裁判文书，故诉讼时效中断后至今没有开始计算。余保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其各项损失2265453.61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2日，乐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为：2006年4月14日，乐平市工商银行新兴分理处员工朱敏得知上海宇觉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保民同浙江商人王月龙在乐平塔山工业园成立一家新公司，便去余保民的临时厂区找到余保民，将所涉银行事宜作了沟通。晚饭后，朱敏向乐平市工商银行新兴分理处主任俞玉建汇报，俞玉建当即向行长樊敏作了请示要去景德镇同商人王月龙见面，得到同意后，俞玉建电话通知了其分理处陈钰一同前往，乘坐余保民私车前往景德镇市。到景德镇后，在“39°8”娱乐场所要了包厢，但未等到王月龙过来。晚上22时30分左右，朱敏、俞玉建、陈钰等人乘坐余保民车辆返回乐平市，途经206国道青山湾地段发生车祸，造成余保民及朱敏、陈钰、舒建华等人受伤，余保民的赣Ｈ×××××号本田雅阁轿车受损。乐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07年1月16日作出乐人劳伤认字[2006]第6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朱敏同志在这次事故中造成的伤害，按《工伤保险例》规定系因工伤，现认定为工伤”。工行乐平支行不服该工伤认定，提起行政复议，乐平市人民政府作出乐府复决字[200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乐人劳伤认字[2006]第60号工伤认定决定。之后，工行乐平支行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12月12日乐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朱敏等人去景德镇的目的是为了招揽银行业务，但在“39°8”娱乐场所没有与浙江外商见面，期间活动不明确，撤销乐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乐人劳伤认字[2006]第6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另查明，事故发生后，乐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07年4月28日作出乐人劳伤认字[2007]第5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舒建华同志在这次事故中造成的伤害，按《工伤保险例》规定系因工伤，现认定为工伤”。对该认定，工行乐平支行没有提出异议。又查明，余保民受伤后，经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江苏省老年医院）、南京市鼓楼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以及当地卫生所等地治疗，仍遗留胸以下触、痛、温觉消失，双下肢肌力0级，大小便失禁。经鉴定，构成伤残一级，护理依赖程度80%。余保民主张本次事故属于为工行乐平支行帮工活动，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003486.11元，其中：医疗费136502.61元、误工费390960元、护理费73091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0元、营养费2800元、交通费10680元、住宿费4685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8480元、残疾赔偿金611101.5元、鉴定费1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重审中，余保民增加诉请：其中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维持原金额，误工费由原来的390960元增加为472410元，护理费由原来的730912元增加为854492元，伤残赔偿金由原来的611101.50元增加为668039元，总标的变更为2265453.61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是：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义务帮工关系？二、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本案原告损失的认定及民事责任的承担。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义务帮工关系？2014年12月12日乐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为：朱敏等人去景德镇“39°8”娱乐场所，目的是与浙江外商见面，是为了拓展银行业务；被告员工朱敏、俞玉建、陈钰到景德镇也经过了被告行长同意。双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上述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余保民提供的帮工活动是开车义务接送被告单位的员工朱敏、俞玉建、陈钰、舒建华等人往返景德镇和乐平，在返回乐平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被告单位员工朱敏、俞玉建、陈钰去景德镇的目的是招揽银行开户和存款业务，而被告员工舒建华是开车送被告单位行长回家，之后乘坐原告的车辆回乐平。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后，舒建华因此被认定为工伤，被告单位对舒建华的工伤认定予以认可。综上，原告余保民应邀无偿开车接送被告单位职员去景德镇洽谈银行业务，双方之间形成义务帮工关系，原告在帮工活动中受伤致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原告因义务帮工行为造成脊髓损伤截瘫后，一直辗转景德镇、南京、沈阳、上海等地治疗，直到现在也从未中断治疗。原告的帮工行为虽然发生在2006年4月14日，但损害后果持续存在，2015年3月18日经景德镇科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伤残一级，护理依赖程度80%。原告在知道损害后果后即于2015年5月6日向法院起诉。且原告自“朱敏等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开始，一直在主张权利，因“朱敏等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和“朱敏工伤决定行政诉讼案”中止，致其主张权利对象不明确。在此期间，朱敏、舒建华的工伤认定作出后，被告单位对朱敏的工伤认定不服先后提出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诉讼期间，法院于2008年3月23裁定中止审理。之后在原告的多次诉求下，法院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原告在知道该判决结果后即于2015年3月18日作出伤残鉴定，并于2015年5月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基于以上事实，原告在“朱敏工伤决定行政诉讼案”判决后才知道真正的被帮工人即义务人是被告单位，在伤残鉴定结果出来后才知道损害后果的明确性。从“2014年12月12日日作出（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或2015年3月18日作出伤残鉴定时”起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中“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的法律规定。从损害后果的确定之日起2015年3月18日计算或从明确义务人的2014年12月12日起计算，原告在2015年5月6日起诉并没有超过人身损害诉讼时效一年的规定。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从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提交起诉之日起中断”；第十三条规定“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八）在诉讼中主张抵销；（九）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本案中原告在2006年“朱敏等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提出朱敏等人是实际受益人，应当给予其适当补偿，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以辩解证据不足而未予支持，原告不服判决以其属义务帮工为由上诉至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认为朱敏等人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直接影响该案的判决，故于2007年10月8日裁定中止诉讼。原告抗辩和上诉的理由具有向朱敏等人提出要求、主张权利和抵销朱敏等人的诉请的双重意思表示，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三、原告自“朱敏等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开始，一直在主张权利，因“朱敏等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和“朱敏工伤决定行政诉讼案”中止，致其主张权利对象不明确。在此期间，朱敏、舒建华的工伤认定作出后，被告单位对朱敏的工伤认定不服先后提出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诉讼期间，法院于2008年3月23日裁定中止审理。之后在原告的多次诉求下，法院于2014年12月12日日作出（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原告在知道该判决结果后即于2015年3月18日作出伤残鉴定，并于2015年5月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符合诉讼时效的中断和中止情形。综上所述，原告起诉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对被告单位主张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针对第三个焦点问题，原告余保民损失的认定及责任承担。原告余保民因帮工行为造成的损失核算如下：1、医疗费136502.61元；2、误工费472410元（期间按受伤之日2006年4月14日至定残前一日2015年3月17日共3258天，按2014年度江西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45/天计算，因原告鉴定伤残级别为一级，故伤残系数为100%）；3、护理费612000元，（1）其中住院期间护理费：住院天数140天×100元/天×2人=28000元；（2）定残后护理费：100元/天×20年×依赖程度80%=584000元；4、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140天（住院天数）×50元/天=7000元；5、营养费：140天（住院天数）×20元/天=2800元；6、交通费酌定为:景德镇住院期间13天×20元/天=260元，省外住院期间127天×40元/天=5080元，合计5340元；7、住宿费：景德镇住院期间13天×100元/天=1300元，省外住院期间127天×200元/天=25400元,合计26700元；8、残疾辅助器具费8480元，其中：（1）拐杖120元/付×更换4次=480元；（2）轮椅2000元/辆×更换4次=8000元；9、残疾赔偿金668039元，其中：（1）残疾赔偿金26500元/年×20年×一级伤残系数100%=530000元；（2）被抚养人生活费16732元/年÷12×（2006年4月14日事故发生日至原告儿子余超﹤1993年6月5日出生﹥年满18周岁止共计136个月＋事故发生日至原告女儿余芷﹤1999年12月26日出生﹥年满18周岁止共计62个月）×100%÷2=138039元；10、鉴定费1200元；11、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990471.61元。对于以上损失的承担，因本次事故属单方事故，在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原告驾车操作不当，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及过错，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故原告自身具有重大过失，依法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余保民因义务帮工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交通费等合计人民币1990471.61元，由被告工行乐平支行赔偿原告以上损失的60%即人民币1194283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其他费用由原告余保民自理。二、驳回原告余保民对被告工行乐平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924元，决定由原告承担9970元，被告承担14954元。经审理查明，2006年4月14日晚，徐国良（徐东）开车搭载其爱人及浙江商人王月龙，余保民开车搭载朱敏、俞玉建、陈钰，两辆车子先后来到景德镇“39°8”。期间，余保民还去接了舒建华一起到景德镇“39°8”。徐国良因有事先开车搭载其妻子回了乐平，当晚22时30分左右，余保民开车搭载朱敏、俞玉建、陈钰、王月龙、舒建华在途径206国道青山湾地段发生交通事故。余保民受伤后，于2006年4月15日至2007年2月12日先后经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苏省老年医院、南京市鼓楼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及当地卫生院等地住院及门诊治疗，且此后还有陆续治疗。二审中，上诉人余保民向本院提交五张治疗的费用清单及诊断报告，以证实其一直持续治疗的事实。工行乐平支行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后续治疗费可另行起诉。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工行乐平支行、上诉人余保民的上诉理由及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2、本案是否构成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于2006年4月14日，余保民住院治疗至2007年2月12日，此后仍多次治疗。2006年10月26日，朱敏等三人向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余保民赔偿三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审理中，余保民提出抗辩，认为朱敏等人是实际受益人，应给其适当补偿。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后，余保民以其属义务帮工为由提起上诉，本院以“此次交通事故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直接影响到该案的判决”为由，于2007年10月8日裁定中止诉讼至今。同时，乐平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7年1月16日作出乐人劳伤认字[2006]第6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朱敏同志在这次事故中造成的伤害，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系因工伤，现认定为工伤”。工行乐平支行不服该工伤认定，提起行政复议，乐平市人民政府于2007年4月13日作出乐府复决字[200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乐人劳伤认字[2006]第60号工伤认定决定。之后，工行乐平支行提起行政诉讼，直到2014年12月12日乐平市人民法院作出（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认定朱敏等人去景德镇的目的是为了招揽银行业务，但在“39°8”娱乐场所没有与浙江外商见面，期间活动不明确，撤销乐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乐人劳伤认字[2006]第6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从以上事实可以说明，余保民一直没有放弃其民事权利，即在朱敏等人起诉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中提出了抗辩及主张，从2007年工伤认定、工伤认定的复议、工伤案的行政诉讼，期间，交通事故赔偿案二审裁定中止诉讼，直到2014年12月12日乐平人民法院作出（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以上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相关规定，余保民虽然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中是向朱敏等人提出抗辩及主张，在工伤行政诉讼案结束后向工行乐平支行主张权利，但都不影响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综上，本院认同一审法院关于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关于余保民与工行乐平支行是否形成义务帮工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构成义务帮工的主要依据是（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该行政判决书中认定了朱敏等人去景德镇的目的是为了招揽银行业务、去之前向工行领导请示了、到景德镇市同浙江商人王月龙见面、在景德镇“39°8”未见到王月龙过来等事实。本院认为，对余保民主张的义务帮工法律关系不予认定，理由如下：1、（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虽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中虽认定了“朱敏等人去景德镇的目的是为了招揽银行业务、去之前向工行领导请示了、到景德镇市同浙江商人王月龙见面、在景德镇“39°8”未见到王月龙过来等事实”，但经本院查明，朱敏等人去景德镇“39°8”之前与浙江商人王月龙已见面，且与余保民等人分乘两辆小轿车到了景德镇“39°8”，故该行政判决书中认定的“在景德镇‘39°8’未见到王月龙过来”与事实不符。2、即使按（2007）乐法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朱敏等人去景德镇的目的是为了招揽银行业务”，但该判决主文对朱敏的工伤认定予以撤销，且工行行长樊敏在一审中出具证明证实对朱敏等人当晚到景德镇市并不知情，故不能以该行政判决认定朱敏等人当晚到景德镇“39°8”的行为是与银行业务有关。3、虽然同车的舒建华已认定为工伤，但舒建华当晚系送工行领导回景德镇，舒建华的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回乐平时不管是搭乘余保民的车还是搭乘其他人的车发生交通事故，都可能构成工伤，即舒建华的工伤认定与本案是否构成义务帮工没有关联性。4、朱敏系工行乐平支行的员工，事发当天下午与余保民商谈与银行业务有关的事宜，当天晚上在余保民的厂里用餐期间，与余保民及王月龙沟通银行揽储等事宜也是情理之中，但晚饭后到景德镇“39°8”的行为是否与银行业务有关难以认定。5、本案系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造成的伤害，从本案证据分析，难以认定余保民开车接送朱敏等人往来乐平景德镇的行为与工行乐平支行存在民事法律关系，故对余保民主张本案构成义务帮工请求工行乐平支行承担本案相应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工行乐平支行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构成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及判决工行乐平支行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不当，二审予以纠正。同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判令工行乐平支行对上诉人余保民予以适当补偿38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乐平市人民法院（2016）赣0281民初1439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支行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向余保民支付经济补偿金38万元；三、驳回余保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924元，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7801.5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支行负担15548.5元，余保民应负担的12253元，本院决定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亮常审判员  陈苾铃审判员  程丽君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吴维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