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01民特1109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林淑贞，女，1954年3月4日出生，住台南市,委托代理人：王爱平，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芳，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25号之一五洲大厦1-5层。负责人：陈春汉，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柴冰川，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欣桐，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瑞泰五金饰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田心路。法定代表人：林方金足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广州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1306-3房。法定代表人：陈荣备。被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陈荣备，男，1951年10月5日出生，申请人林淑贞申请撤销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下称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6536号仲裁裁决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林淑贞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为：一、广州仲裁委在仲裁程序上违反法定程序。《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下称《仲裁规则》）第九十三条规定：“本会受理仲裁申请后，应当于十日内将受理通知、本规则和仲裁员名册发送申请人，并将仲裁通知、仲裁申请书副本、本规则和仲裁员名册发送被申请人”，根据该仲裁规则之规定，广州仲裁委未将仲裁通知、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发送给申请人林淑贞，不能视为有效送达。故，广州仲裁委在仲裁程序上违反法定程序，其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应当予以撤销。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的时间相差数年之久，不能认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从订立时间来看，《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订立时间为2015年6月18日，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1年3月2日，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相距四年有余，且保证合同在前，主合同签订在后达四年之久，显然有悖常理。没有书面证据证明申请人林淑贞以保证人身份为案涉《借款合同》提供了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三、林淑贞并未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字，《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所约定的仲裁条款并不能约束林淑贞，林淑贞未与被申请人之间达成有效的仲裁协议。查阅被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林淑贞所签署的唯一一份文件系《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并未有明确约定仲裁条款。因此，广州仲裁委依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所约定的仲裁条款作出的仲裁裁决对林淑贞不产生法律效力，该仲裁裁决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仲裁庭的仲裁裁决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规定，故申请撤销广州仲裁委作出的（2016）穗仲案字第6530号裁决书。被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下称中国银行东山支行）答辩称：一、关于广州仲裁委的送达情况，因为送达的具体材料需要法庭向广州仲裁委调取，林淑贞与中国银行东山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6条第4款约定，除另有约定外，双方指定本合同载明的住所地为通讯及联系地址，并承诺在通讯及合同地址发生变更时以书面方式及时通知对方。而在申请仲裁时，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已将合同载明的地址提交广州仲裁委。根据《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未向本会确认送达地址的，以合同中约定的地址送达，仲裁文书邮寄至该地址即为送达。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两份合同合法有效，不构成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广州市花都瑞泰五金饰品有限公司（下称五金公司）之间自2011年11月28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签署的借款合同，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在2015年6月18日签订，且该合同第9条也约定了该合同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因此，《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两份合同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不构成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三、本案有约定仲裁条款，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4条约定，双方同意采用以主合同约定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即《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15条约定，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按提交时该会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广州进行仲裁。四、林淑贞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已经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限，根据广州仲裁委出具的裁决书送达证明，即林淑贞提交的证据2，仲裁裁决已于2016年11月6日送达林淑贞。而林淑贞在2017年9月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已经超过了时效。五、林淑贞无权提出撤销裁决书的全部裁项，裁决书不仅是针对林淑贞一人的责任承担作出裁决，还对其余被申请人的还款义务及担保责任进行裁决。各被申请人各自承担的责任明确可分，林淑贞无权撤销裁决书的全部裁项，该请求超出其自身的权利范围，是对中国银行东山支行权利的侵害。综上，请求驳回林淑贞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被申请人陈荣备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但委托林淑贞向本院提交一份《声明书》，内容为：陈荣备从未收到过（2016）穗中案字第6530号的任何材料，也没有收到过该案的裁决书，并声明其自2016年1月起未曾到过中国大陆。该《声明书》落款有陈荣备的手写签名及印章，并盖有印章，印章内文字内容为：“本文件之签名或盖章，在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所属民间公证人蔡某事务所认证”，并有公证人蔡某的签名和盖章。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瑞泰五金饰品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被申请人广州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在本案听证时，申请人林淑贞提交如下证据：1、广东省花都区人民法院的公告，拟证明林淑贞得知涉案裁决的时间是2017年9月13日，林淑贞请求撤销仲裁裁决没有超过仲裁期限。2、涉案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裁决书的送达证明出具的时间是2017年10月17日，在此之前，林淑贞无从得知裁决书的内容。3、《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拟证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称的主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5年6月18日，林淑贞并没有在合同上签字。《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3月2日，尽管林淑贞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但是该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不明确，也就是说林淑贞在签署该份合同时，林淑贞没有见过所谓的主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采用与主合同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属于约定不明。因此，当事人之间并未达成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被申请人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对林淑贞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公告不能证明广州仲裁委未有效送达。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广州仲裁委未有效送达，且送达证明开具的时间并不等同送达的时间，在送达证明中已载明对林淑贞的送达时间为2016年11月6日。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对主合同的约定，其次，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已有约定主债权发生的时间是2011年11月28日至2015年12月31日，因此林淑贞在签署该合同时理应对将来发生的交易及存在的风险有一定的预判，不能以时间太久来主张其没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陈荣备提交的声明书，请法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声明书虽然经台湾法院的认证，但是该认证只是对声明书上陈荣备的签名进行认证，对其内容不能做出真实合法的判定，其次，本案申请人为林淑贞，被申请人为陈荣备，而该证据由林淑贞交由其代理人提交法院，结合林淑贞与陈荣备为夫妻的现实关系，陈荣备在该声明书中所做的言论有失真实，偏帮林淑贞，中国银行东山支行认为该《声明书》就本案而言，不存在任何证明力。本院审查查明，广州仲裁委于2016年7月15日受理了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关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案号为（2016）穗仲案字第6530号，并于2016年8月11日组成仲裁庭，于2016年9月9日不公开开庭审理该案，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五金公司向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偿还本金7617437,40元及利息等，富邦公司、陈荣备、林淑贞对裁决确定由五金公司应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再查明，2015年6月18日，五金公司作为借款人、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作为贷款人，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其中第九条第1项约定：本合同项下债务的担保方式为：本合同属于担保人陈荣备、林淑贞与贷款人签订的编号为GBZ477620120120027《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由其提供最高额担保。第十五条“法律适用、争议解决”约定：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本合同生效后，因订立、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由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采取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按提交仲裁申请时该会有效之仲裁规则，在广州进行仲裁。2012年3月2日，陈荣备、林淑贞作为保证人，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作为债权人，三方共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BZ477620120120027），其中第一条约定：本合同之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广州市花都瑞泰五金饰品有限公司之间自2011年11月28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统称“单笔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第十四条“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约定：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凡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可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采用与主合同之约定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另查明，广州仲裁委受理中国银行东山支行的案涉仲裁申请后，于2016年7月19日将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选择仲裁庭组成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材料通过特快专递方式寄发给林淑贞，寄件地址为林淑贞与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于2012年3月2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首页载明的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田心路1号六楼”，并在ENS寄件单上注明林淑贞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载明的电话“8691×××1”。上述邮件由“黄妙红”代收。其后，广州仲裁委向林淑贞的上述地址发送组庭通知书、变更开庭通知书、质证通知书、裁决书，但以“收件人拒收”的原因被退回，其中，寄送裁决书的编号为1064151119021EMS快递单寄件人签名栏显示的时间为2016年11月4日，其速递邮件改退批条记载“收件人已不在此地址、公司拒收”，速递印章显示的时间为2016年11月5日。在本案听证时，本院出示案涉仲裁案卷宗中的上述送达情况记录给各方当事人，林淑贞确认上述快递单上的送达地址是合同约定的地址，但均不能证实已有效送达林淑贞，其送达不合法。中国银行东山支行发表意见为：广州仲裁委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并依据《仲裁规则》进行了合法有效的送达。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人民法院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中仅对仲裁裁决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进行审查，除上述情形外，当事人以其他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向本会确认自己的送达地址的，以合同中约定的送达地址送达。仲裁文书邮寄至该地址的，视为送达。”本案中，广州仲裁委按照林淑贞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GBZ477620120120027）载明的地址，向其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选择仲裁庭组成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案涉仲裁文件，符合《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第六款规定：“受送达人拒绝签收或者要求退回邮寄的仲裁文书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广州仲裁委向林淑贞的上述地址发送的组庭通知书、变更开庭通知书、质证通知书、裁决书，均以“收件人拒收”的原因被退回，根据该《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第六款的规定，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据此，上述仲裁文书已送达林淑贞。其中，广州仲裁委向林淑贞上述地址送达案涉裁决书的编号为1064151119021快递件，因“拒收”而于2016年11月5日被退回，则2016年11月5日应为送达裁决书之日，但林淑贞于2017年10月17日才向本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九条“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应当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本院认定林淑贞的撤销涉案仲裁裁决的申请已经超过上述法定期限，因此，本院对其撤销涉案仲裁裁决的申请和理由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林淑贞关于撤销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2016）穗仲案字第6530号裁决的申请。案件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林淑贞负担。审判长  陈晓红审判员  张明艳审判员  罗 毅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陈小敏刘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