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8民终10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小平，男，197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仕明，四川同方正律师事务所广元分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军，男，196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小平，男，197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系向军之弟。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勇，男，1971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小平，男，197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系向勇之弟。上诉人（原审原告）:向猛，男，197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小平，男，197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系向猛之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玮，男，197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淳亚佰，四川广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广运集团利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法定代表人：胡德志，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希发，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元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负责人：陈如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元，系公司员工。上诉人向小平、向军、向勇、向猛因与被上诉人袁玮、四川广运集团利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运利州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元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广元联合保险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2017）川0802民初1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向军、向勇、向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小平，上诉人向小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仕明,被上诉人袁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淳亚佰,被上诉人广运利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希发,被上诉人广元联合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小平、向军、向勇、向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有偏袒被上诉人之嫌疑,导致判决结果明显不公。一审已查清周于兰与广运利州公司、袁玮建立了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周于兰在乘坐客运车辆途中死亡，其是否系心脏病去世并未确诊。但一审认定周于兰从座位上滑落，是突发身体不适从座位上滑落至该车地板上，不能说话，不能动弹。该说法明显错误，且无证据证实。一审采纳袁玮及其证人的虚假陈述，对双方的证人证言并未进行认真鉴别。袁玮所写的《事情经过》与庭审中证人反映的突踩刹车等不当驾驶行为，以及周于兰“滚”下去的客观事实是一致的。虽向小平向袁玮书写的《证明》，但并不表明《情况说明》所反映的事实是虚假的，出庭证人的证词恰好印证本案的客观情况，一审所做的“高度盖然性”推理有误。一审认为“周于兰”的死亡因其自身健康而造成具有高度盖然性，这显然是为保险公司等三被告开脱责任。且白水镇中心卫生院提供的《疾病诊断证明书》，载明是“心脏捽死”，并未确定是死于心脏病。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根据举证分配的规则举证完毕，而一审法院却将举证责任转移给上诉人，从而判决上诉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违背法理。而我方在一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承运人并未采取任何安全防范措施，未尽到提醒、告知义务，驾驶员存在违法不当行为且未尽到救助义务，车辆未有证据证实已经进行了安全检验。本案中，上诉人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本案属于典型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被上诉人在事发后并未请求交警部门对本案进行处理，并撤走现场，导致本案发生争议。同时，鉴定死者的死因应当是三位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但是三位被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并未申请死者的死因鉴定，导致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三位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和理解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的理解和适用错误，对于《合同法》第302条的理解和适用错误。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能正确分配举证责任，超过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在申请一审法院调阅车载监控录像资料遭拒，在一审判决书作出一个多月后，才让上诉人补写判决申请，上诉人领到判决书时已经超过了一个多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袁玮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运输合同关系不是和袁玮所建立的，而是和广运利州公司建立的；2、周于兰在客车运输途中死亡的说法不属实。在白水检查站发现周于兰有病时，12点32分就已经报警了，并在车上就进行了抢救，隔了八分钟，周于兰就被送到了医院，周于兰死于抢救途中，这与驾驶员无关，袁玮在开车时并没有踩紧急刹车导致周于兰摔倒，其给向小平所写的证明是为了向小平向保险公司索赔之用，向小平也向袁玮保证过只用于索赔不用于其他用途；3、袁玮发现周于兰有病时，立即将其送到了白水卫生院，尽到了驾驶员的应尽义务；4、车辆是否进行安全检查与周于兰的突发死亡本身无关联，车辆也是正常运营的，每天都会进行安全检查；5、此次事故若为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应当会作事故认定；6、对死因不明的，应当进行尸体检查来确认，其责任不应由驾驶员承担；7、一审起诉时，监控录像就没有存档了，不存在销毁证据的可能性，一审查明我们投保了承运险及其他相关险种，并没有推卸责任的必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广运利州公司辩称，双方的运输合同关系是成立的，但关于周于兰的死亡，从上诉人申报注销周于兰死亡户籍证明载明的死亡原因为“猝死”能够证实。袁玮所写的事实经过也仅是向小平为报保险，从一审中双方的通话录音中可以得到证实。整个事故发生过程中驾驶员是履行了自身的义务，本案也并不存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也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广元联合保险公司辩称，1、医院出具的医学证明：捽死（古文写法）和猝死（是我国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英文翻译中文过来的，分为心源性猝死和非心源性猝死两种），其实二者意义相同，医嘱证明里面第一时间并无法确定是心源性猝死还是非心源性猝死；2、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警处理的惯例，在周于兰突发病情时，是由出警的警察开车带领车子进行了救助，在第一时间，警察介入了该事件的，到目前为止，一审法院是看到了第一时间的接警记录的，其后出警的警察并没有通知交警或者刑警介入，那么可证明此次事件只是公民救助事件。在同一客运车辆中，只有一个乘客出现症状，而其他乘客短时间内并无任何外伤和软组织损伤，从本次的外在特征中也可以看出符合《合同法》第302条的除外规定。在事发之后，我们保险公司也没有接到报案，保险公司的理赔系统中载明上诉人并没有启动过理赔程序，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未在第一时间告知保险事故的情况，导致保险公司未在第一时间查明事故原因，则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向小平、向军、向勇、向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三被告赔偿四原告之母周于兰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等共计127922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3月12日，原告向军、向勇、向猛、向小平四兄弟之母周于兰从苍溪县彭店乡乘坐由被告袁玮驾驶的被告广运利州公司所有的川H×××××客车到广元。当车辆行驶至白水镇木材检查站附近时，周于兰突发身体不适从座位上滑落至该车地板上，不能说话，无法动弹。同车乘客权芮对周于兰进行了紧急心肺复苏抢救。同时，被告袁玮当即拨打110电话报警，并在赶至现场民警的引导下，驾驶该车将周于兰送至旺苍县白水中心卫生院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该卫生院在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及《居民死亡殡葬证》上记载：周于兰的“死亡地点为来院途中，死亡原因为心脏猝死？”。原告向小平接到通知赶到白水中心卫生院后，向被告袁玮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今日我母亲坐袁伟班车，一切与驾驶员无关，是因病去世。当月17日，白水中心卫生院出具《疾病诊断证明书》载明：“患者于3月12日12时40分被大巴车送入我院，来时呼吸心跳停止，瞳孔散大至边缘，经抢救无效死亡。诊断：心脏猝死？”。同月28日，被告袁玮向原告向小平书写《事情经过》一份，称其驾驶的川H×××××号客车于2017年3月12日9:30时从彭店场镇返回广元途中，途经快到旺苍县白水镇时，为了避让行人，突踏急刹车，周于兰老人从座位摔倒座位下面，过10分钟后送到白水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途中报警白水派出所。同时，原告向小平向被告袁玮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被告袁玮书写的该情况说明只用于原告向百年人寿保险公司报保险，对于其他用途无效。事后，原告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未果，遂于2017年4月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处理。另查明：事发当时，除周于兰从座位上滑落至该车地板上外，全车无其他乘客从座位上跌落或受伤。川H×××××号客车在被告广元联合保险公司处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及其他险种，保险期间为2016年11月6日至2017年11月5日。责任限额每人4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周于兰的死亡原因到底是其自身健康原因，还是其乘坐的车辆在行驶中操作不当致其摔伤致死？从原告提供的被告袁玮出具给向小平的《事情经过》证据来看，虽然袁玮称当时为了避让行人而采取了急刹车，周于兰从座位上摔倒座位下面。但向小平在给袁玮出具的《证明》中，同时又称被告袁玮书写的该情况说明只用于向百年人寿保险公司报保险，对于其他用途无效，否定了袁玮所写材料的真实性。也印证了袁玮所称向向小平出具《事情经过》材料，是应向小平要求而向其出具，目的是向小平用其向百年人寿保险公司报保险。故对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同时，虽然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对周于兰的死亡诊断为：心脏猝死？对其死亡原因并未确诊。但从原、被告双方的证人主要证实的事实：事发当时，除周于兰从座位上滑落至该车地板上外，全车未见其他乘客从座位上跌落或受伤。从这一情况来看，事发当时，车辆应当并无激烈的紧急避险措施，即使有一定的刹车、转弯情况，应当也不剧烈，不至于将周于兰摔离座位。即使将其摔离座位，也不至于致其当场失去意识甚至死亡。周于兰的死亡是因其自身健康原因而造成具有高度盖然性。且原告向小平在事发当日给被告袁玮出具的《证明》也证实其母亲是因病去世。故对原告诉称的其母亲是因被告袁玮为躲避行人对车辆进行紧急制动，致其母从座位摔倒受伤死亡的主张，因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同时，被告袁玮作为承运车辆的驾驶员在事发当时进行了报警，并及时将周于兰就近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尽到了合理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的规定，对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其母亲死亡的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向军、向勇、向猛、向小平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关于“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的规定，承运人对旅客在运输过程中的伤亡承担严格责任，但属旅客自身法定原因的除外。本案中，虽无事故发生时的车载监控录像，但根据一审中同车人员的出庭证言，被上诉人袁玮作为驾驶员在驾驶车辆过程中无因操作原因导致车内包括周于兰在内的乘客摔倒受伤等事故发生。在周于兰从座位上滑落至地板上不能说话无法动弹，同车乘客对周于兰进行了紧急心肺复苏抢救的同时，被上诉人袁玮也报警并及时将周于兰送至附近医院。抢救医院的诊断证明中也未记载周于兰存在明显的摔伤或擦伤痕迹，上诉人称事因袁玮的急刹车行为导致周于兰摔倒座位下与事实不符。根据上诉人向小平出具的“说明”，被上诉人袁玮所写的《事情经过》仅为上诉人保险理赔需要，其在《事情经过》中所写“……为了避让行人，突踏急刹车，周于兰老人从座位摔倒座位下面……”等内容不能作为认定事故发生经过的证据使用。周于兰因自身健康原因死亡，与被上诉人袁玮的驾驶行为无因果关系，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关于三被上诉人赔偿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858元，由上诉人向小平、向军、向勇、向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剑洪审判员  吕 晶审判员  徐小雁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刘 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