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88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杰，男，汉族，1984年12月27日出生，住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浩宇，广东天爵律师事务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桂珍，女，汉族，1951年2月15日出生，住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霞，广东务正律师事务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西河丰湖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丰湖村。代表人：李权芳，理事长。上诉人李国杰因与被上诉人陆桂珍、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西河丰湖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丰湖股份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7民初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8月21日依法立案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杰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0607民初873号民事判决，驳回陆桂珍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陆桂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不当。陆桂珍起诉主张其鱼塘附着物补偿款的诉讼标的与我方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我方作为被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且陆桂珍所提出的所谓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由我方支付补偿款更没有法律依据。丰湖股份社关于“涉案鱼塘不属于补偿范围”及“回收农村土地承包权”明确为具体行政行为，一审受理陆桂珍属于程序严重不当，应予以驳回。我方将保留继续向陆桂珍追讨包括迟延接收造成损失及拆除费用等权利。一、生效民事判决已查明事实，陆桂珍起诉主张其鱼塘附着物补偿款的诉讼标的与我方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却把应由丰湖股份社承担的法律关系误判由我方承担，应予以纠正。1.（2017）粤0607民初4437号的生效民事判决已查明涉案鱼塘是由于陆桂珍与丰湖股份社就补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与我方无关。2.我方是在涉案鱼塘到期之后以及丰湖股份社明确表示鱼塘不属于补偿范围才决定竞投，成交价格比其他鱼塘高出50%。我方就承包金部分，承包15年须多支付152460元，比陆桂珍要求的补偿款多出2倍，根据公平原则，陆桂珍补偿款的诉讼标的也与我方无关，不应该由我方承担。3.丰湖股份社并非只是一个提供发包、竞投的平台，丰湖股份社既有发包和收取承包款项的权利，也有交付发包标的物鱼塘及其他补偿的义务，其与陆桂珍的纠纷不应转嫁到我方。二、丰湖股份社生效公告明确鱼塘不属于补偿范围，陆桂珍提出的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1.经丰湖村小组和丰湖股份社核查，陆桂珍自承包之日起就转租给外人何有升，期间由何有升兴建猪舍并支付1万多补偿款给陆桂珍，上述行为已违反发包方案第8款约定不属于补偿范围。丰湖股份社公告已发生效力。2.陆桂珍至今未能提交其与何有升的相关转租合同及予以备案，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3.一审判决所谓的地上附着物于2016年1月1日转归陆桂珍所有，但该转让行为已明显超出原合同法定期限，转移无效，更何况原《鱼塘承包合同》已明确约定承包期满鱼塘周边设置的临时建筑物归丰湖股份社所有。三、丰湖股份社关于“涉案鱼塘不属于补偿范围”及“回收农村土地承包权”明确为具体行政行为，陆桂珍不服应提起行政诉讼或复议，一审受理陆桂珍属于程序严重不当，应予以驳回。四、由于陆桂珍和丰湖股份社无法达成一致，造成我方比原定时间迟了近一年才接收鱼塘，加上鱼苗和人工大幅涨价，且陆桂珍未及时拆除猪舍，我方保留追讨损失的权利。陆桂珍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维持原判。丰湖股份社答辩称:我方对一审判决有异议，案涉合同是经过村民投票，但不能补偿地上附属物。陆桂珍的陈述不是事实。陆桂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丰湖股份社向陆桂珍支付“扒岗咀老虎屈”（土名，下同）鱼塘地上附着物补偿款70690元及相应利息（以70690元为基数，按贷款年利率5%，从2016年1月22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丰湖股份社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11月18日，丰湖股份社制定并公布西河丰湖村民小组鱼塘田地的新一轮发包方案，当中第3条第2款约定“工作小组对每宗鱼塘进行现场测量地上附着物的面积、计价，照相保存，并登记入册，签名确认。”第4款约定：“如不是原承包者投得的，鱼塘的地上附着物由投得者按照作价接受，投得者必须将地上附着物总价的40%的预付款交到丰湖村民小组银行账户，余下60%的款项在该宗鱼塘交接时一次性付清给原承包者，同时丰湖村民小组将鱼塘地上附着物的40%的预付款支付给原承包者。”第8款约定“上述鱼塘的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只对本村村民，外来的承包者或者本村村民转租给外来人，由外来人所搭建的地上附着物一律不作补偿，并在承包期满15天内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村民小组处理。”随后，丰湖股份社成立新一轮发包工作小组。经过现场丈量、登记后，工作小组于2015年12月10日对原承包者的鱼塘地上物的面积、折价金额、鱼塘四至范围等数据在村里文化室外墙进行了公示。其中，由“扒咀岗老虎屈”鱼塘可获得地上附着物折价补偿款70690元。2016年1月14日，丰湖股份社公布鱼塘开投方案，决定投标时间为2016年1月20日上午，交接鱼塘时间为2016年2月15日前。经过公开竞投，李国杰投得涉案鱼塘。2016年1月22日，李国杰向丰湖股份社交纳了2016年涉案鱼塘的承包款30500元。丰湖股份社随后与李国杰签订了鱼塘承包合同。丰湖股份社认为涉案鱼塘的地上附着物（猪舍）是由外来人员何有升搭建、使用，不符合发包方案的补偿范围，故李国杰未按发包方案的要求交纳相应的补偿款。双方为此发生争执，陆桂珍未与工作小组、李国杰办理现场交接手续。2016年11月11日，李国杰以丰湖股份社未依约将涉案鱼塘交付给其使用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粤0607民初44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丰湖股份社向李国杰交付涉案鱼塘，退付2016年承包款3050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444元。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3月9日，丰湖股份社经部分村民签名后公告：涉案鱼塘不属于补偿范围，之前所丈量及登记无效。另查明，陆桂珍的丈夫李庆权（已于2012年病故）于2006年1月1日与丰湖股份社（即丰湖村民小组）签订鱼塘承包合同，约定由李庆权承包“扒咀岗老虎屈”鱼塘（面积约25.12亩），承包期限至2015年12月31日止，乙方（李庆权）不得将承包的鱼塘转让或转包给他人，否则，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按合同约定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李庆权及陆桂珍在涉案鱼塘搭建了一排猪舍用于养猪，两人在共同耕作鱼塘1年后就将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出租给非本村村民何有升。何有升接手鱼塘后曾改造过猪舍，并向李庆权支付了补偿款约10000多元。何有升还承诺承包期满后，鱼塘的地上附着物归陆桂珍所有。何有升接手涉案鱼塘后承包至原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这段期间的承包款继续由李庆权及陆桂珍负责向丰湖股份社交纳。李庆权（承包人）死亡后，其应得的承包收益，已由其配偶（原告）依法继承。一审法院认为：李国杰拒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是指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使用、收益、处分以及遭受侵害而发生的纠纷。本案实质是陆桂珍所承包的鱼塘到期后因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而产生的纠纷，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关于陆桂珍可否获得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的问题。涉案鱼塘的承包经营权通过陆桂珍的配偶李庆权以公开竞投的方式而取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李庆权对此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参照我国农业部制定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当事人之间流转行为的性质分析，涉案鱼塘的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是出租，而非转让或转包。李庆权将鱼塘出租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丰湖股份社）以外的个人，且丰湖股份社在承包期内每年均收取了相应的承包款，这应视为丰湖股份社对该流转行为不持异议，故李庆权出租鱼塘的行为合法有效。丰湖股份社辩解李庆权转让、转包鱼塘给外来人员属于违约行为，其有权收回鱼塘并主张赔偿损失，没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李庆权是丰湖股份社的成员。李庆权曾在涉案鱼塘搭建猪舍，这从丰湖股份社提供其代表人李权芳与何有升谈话的视频得到印证。从视频的内容可知：何有升对涉案鱼塘的地上附着物是否由李庆权出资搭建非但没有给予完全否定，反而表明李庆权在将鱼塘交付给其承包时，鱼塘确实存在一排猪舍。况且，在丈量登记时，陆桂珍及李权芳均在现场，若李权芳认为涉案鱼塘的地上附着物并非李庆权出资搭建，不符合补偿条件，即可当场拒绝。丰湖股份社认为当时陆桂珍在场吵闹，其无奈之下才丈量、登记，没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退一步来说，即使陆桂珍当时确实吵闹要求工作小组丈量、登记，但当丈量工作完结后，工作小组完全有条件经过讨论决定是否公示涉案鱼塘的丈量数据，并公示不给予补偿。然而工作小组却选择一并予以公示。丰湖股份社认为被迫对涉案鱼塘地上附着物进行登记，是没有公信力的，既没有证据佐证，亦有违逻辑，难以令人信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待证事实（被丈量的地上附着物由李庆权出资搭建）存在高度的可能性，由此认定陆桂珍所主张的事实存在。丰湖股份社声称涉案鱼塘所丈量的地上附着物是由何有升出资搭建，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对此辩解不予采纳。本案当事人对如何正确理解发包方案第3条第8款“上述鱼塘的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只对本村村民，外来的承包者或者本村村民转租给外来人，由外来人所搭建的地上附着物一律不作补偿”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新一轮发包方案对鱼塘地上附着物只补偿本村村民，不补偿外来承包者应该是比较明确的。然而，李庆权将涉案鱼塘出租给何有升时，鱼塘上已存在其搭建的猪舍，无论是由其本人还是何有升承包该鱼塘至期满时，根据方案，李庆权均可获得相应补偿，这当无异议。退一步而言，即使何有升在承包期间拆除了李庆权原有的猪舍进行重新改造或者直接新建猪舍，由于何有升当时（约10年前）曾明确表示：承包期满后，鱼塘的地上附着物归李庆权所有。这属于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所附期限到来时生效。因此，何有升所搭建的地上附着物于2016年1月1日起转归陆桂珍所有，即陆桂珍由此获得了涉案鱼塘的地上附着物所有权——对此，何有升在视频中亦再次予以确认。按照发包方案“鱼塘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只对本村村民”的规定，陆桂珍可获得补偿款70690元。陆桂珍放弃主张利息，属于当事人在法律范围内处分自己民事实体权利的行为，一审法院予以尊重、准许。二、关于由谁支付补偿款的问题。民事诉讼中的被告是指被原告诉称侵犯其民事权利或与原告发生民事争议，而由法院通知应诉的人。丰湖股份社制定的发包方案、开投方案（含新投得者须对原承包者作出补偿的条款）是经民主议定程序通过并公示，对包括陆桂珍、李国杰等村民在内的竞投参加者具有约束力。从陆桂珍的诉讼请求与法庭查明的事实来看，本案虽然表面上是陆桂珍与丰湖股份社因地上附着物的补偿问题而引发的民事争议，但实质上是李国杰没有履行发包方案约定的义务——向陆桂珍支付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根据民法“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李国杰承接了陆桂珍所承包鱼塘的地上附着物，陆桂珍让渡了利益，其损失理应得到有效的弥补，否则有违民法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李国杰与陆桂珍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应成为本案的被告，对陆桂珍承担民事责任。至于丰湖股份社只是提供一个发包、竞投的平台，如何补偿原承包者的鱼塘地上附着物，并非其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而是投得着（新承包者）的义务—虽然丰湖股份社有监督的义务。本案中，侵害陆桂珍民事权益的对象并非丰湖股份社，因此，丰湖股份社不应成为被告。陆桂珍诉请股份社承担民事责任，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李国杰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陆桂珍支付补偿款合计70690元。二、驳回陆桂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受理费828元，由李国杰负担。本案二审期间，李国杰提交了九份新证据。证据1是丰湖股份社2016年鱼塘开投方案公布及新一轮发包方案。证据2是鱼塘承包合同3份及2016年、2017年缴纳3个鱼塘承包款的收据。证据3是（2017）粤0607民初4437号民事判决书、受理执行案通知书及收取执行款的银行明细。证据4是原鱼塘承包合同2份（李庆权、李伟光）。证据5是关于收回农村土地承包权的通知书3份（给陆桂珍、李伟光、全体村民）。证据6是关于确认村民李庆权、李伟光不符合发包方案赔偿标准的公告（含绝大部分村民签名）。证据7是丰湖股份社证明。证据8是照片17张及光盘一张。证据9是裁定书。经质证，陆桂珍认为证据1不是新证据，证据2、3与本案无关，证据5-8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证据9不是新证据。丰湖股份社认为2010年通过村民大会进行了投标以及签名，当时对所有鱼塘进行了录入丈量，补偿是后来村民提出的。本案二审期间，陆桂珍、丰湖股份社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于李国杰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实李国杰的主张，本院将在后文结合实际需要进行阐述。经庭审播放李国杰提交的视频资料显示，何有升确认在陆桂珍交付何有升涉案鱼塘之前已存在一排猪舍，何有升后来承包后将猪舍扩大，并与陆桂珍约定合同期满后归还陆桂珍所有。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上诉人李国杰提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以及被上诉人陆桂珍以及被上诉人丰湖股份社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陆桂珍应否取得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李国杰认为依据发包方案第3条第8款“上述鱼塘的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只对本村村民，外来的承包者或者本村村民转租给外来人，由外来人所搭建的地上附着物一律不作补偿”，由于陆桂珍将涉案鱼塘转包给何有升，故不应得到赔偿。本院认为，判定陆桂珍能否得到补偿基于如下考虑：首先，关于承包期满后地上附着物的归属。经核查，次承包人何有升确认陆桂珍交付其涉案鱼塘之前已存在一排猪舍，何有升后来承包后将猪舍扩大，并与陆桂珍约定合同期满后归还陆桂珍所有。至此，涉案鱼塘的地上附着物在何有升承包期满后即应属于陆桂珍所有，原审法院对此亦有充分论述。即便发包方案中规定“外来人所搭建的地上附着物一律不作补偿”，但因陆桂珍在转包前已有自盖猪舍，在转包期满后又取得该地上附着物的权属的情况下，故原审法院关于陆桂珍作为本村村民理应得到补偿的认定较为公平合理，应予支持。其次，李国杰应否支付补偿款。根据发包方案第3条第4款“如不是原承包者投得的，鱼塘的地上附着物由投得者按照作价接受，投得者必须将地上附着物总价的40%的预付款交到丰湖村民小组银行账户，余下60%的款项在该宗鱼塘交接时一次性付清给原承包者，同时丰湖村民小组将鱼塘地上附着物的40%的预付款支付给原承包者”之规定，陆桂珍请求李国杰作为涉案鱼塘的新承包人按照作价支付补偿款，与事实和法律相符，应予支持；对此原审法院对此亦有非常全面的论述，李国杰的诉请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国杰的上诉请求缺乏理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8元，由李国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笑尘审 判 员  钱 伟代理审判员  安 静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梁 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