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9民终15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利军，男，198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孝南支行。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长征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0088087790XT。负责人：高林，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雄，该行职员。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亮，该行职员。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铁骥宝运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友谊大道***号时尚欧洲*号楼*幢*单元**层*号。法定代表人：张意平，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原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300022236W。法定代表人：黄浩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友，该公司职员。代理权限：代为申请财产保全，承认、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提起上诉，进行和解、调解。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洋，该公司职员。代理权限：代为申请财产保全，承认、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提起上诉，进行和解、调解。原审被告：陶珍，女，198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原审被告：潘建明，男，197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原审被告：詹丽娟，女，197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上诉人陈利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孝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孝南支行）、湖北铁骥宝运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骥宝运公司）及原审被告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国贸公司）、陶珍、潘建明、詹丽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5）鄂孝南民初第02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利军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二项并判令陈利军无需为铁骥宝运公司对工行孝南支行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工行孝南支行、铁骥宝运公司承担。庭审中，陈利军增加第三项上诉请求：3.追究张丽玲清偿案涉债务的责任。事实与理由：一、陈利军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陈利军虽然是当时铁骥宝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是代持股关系并不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也不享有公司的收益分红和亏损的承担。陈利军的工资收入是唯一收入，其不具备对债务履行连带担保的能力；陈利军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只是受铁骥宝运公司的安排且陈利军对提供担保可能导致的后果认识不足，并非陈利军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在要求陈利军提供担保的过程中，原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牡丹支行（以下简称工行牡丹支行）没有尽到审查担保人资格及履约能力的审核义务，亦没有告知陈利军提供连带担保可能存在风险和后果。在陈利军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过程中，原债权人存在过错，且陶珍、詹丽娟的签字均为伪造，一审对此已认定。三、陈利军与工行牡丹支行之间对于担保期限约定不明。依据原债权人与陈利军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笼统的约定，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到期后二年”，而对于主债务何时到期，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对陈利军而言，该担保期限实际是无法确定和明确的。因此，陈利军认为，即便其与原债权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真实、有效，那么也应当适用6个月担保期限的规定，而不能认定为主债务到期后的2年。基于此，陈利军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限已过，陈利军不应当再承担担保责任。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工行牡丹支行将铁骥宝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工行孝南支行的事实错误。1.《国内保理合同》的合同主体是工行牡丹支行和铁骥宝运公司，工行牡丹支行将铁骥宝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工行孝南支行的《债权转让协议》是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孝感分行)盖章，并非工行牡丹支行。工行孝感分行与工行牡丹支行同属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总行）分支机构，工行孝感分行代替工行牡丹支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属于无权处分，工行牡丹支行与工行孝南支行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并没有法律效力。2.根据铁骥宝运公司提供的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工行孝南支行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后补，即工行牡丹支行将铁骥宝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工行孝南支行亦是后补。（二）一审法院通过认定铁骥宝运公司在《致借款人贷款催收通知书》盖章作为铁骥宝运公司向工行孝南支行认可下欠借款金款的事实，推断工行牡丹支行与工行孝南支行之间债权转让发生法律效力存在错误。1.铁骥宝运公司提供《致借款人贷款催收通知书》中的手写内容，手写字体在工行牡丹支行印章之上，属于后添加，系伪造内容，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存在错误。2.一审法院忽略工行牡丹支行与工行孝南支行之间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而通过铁骥宝运公司在《致借款人贷款催收通知书》盖章认可下欠借款金额的证据推断，铁骥宝运公司应当知道工行牡丹支行与工行孝南支行之间债权转让的事宜，进而得出工行牡丹支行与工行孝南支行之间债权转让为合法的结论存在错误。陈利军认为，无论铁骥宝运公司在《致借款人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盖章与否，均无法改变工行孝感分行代替工行牡丹支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无权处分的法律事实，一审法院强调铁骥宝运公司在《致借款人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盖章认可下欠借款金额，而忽略工行牡丹支行与工行孝南支行之间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这是一审法院基于错误认定事实而作出错误判决。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在对铁骥宝运公司提供的证据即《致保证人贷款催收通知书》不予采信的情况下，适用债权人转让债权的，从权利一并转让的规定，没有适用《合同法》第80条的规定，判决陈利军对铁骥宝运公司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存在错误。工行孝南支行没有向陈利军通知工行牡丹支行将铁骥宝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工行孝南支行。即使是现在工商总行确认了工行牡丹支行与工行孝南支行之间的债权转让，在工商总行未履行通知陈利军的情况下，对陈利军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陈利军对铁骥宝运公司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存在错误。六、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并非陈利军的真实意思表示。陈利军受雇于张丽玲，铁骥宝运公司向工行牡丹支行的融资系业务需要，利益归属雇主。陈利军在任职期间，对于雇主张丽玲提出的要求并代表张丽玲的意思表示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均为张丽玲工作指令，陈利军作为雇员只能执行，担保并非陈利军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处结果有失公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裁判。工行孝南支行辩称，一、陈利军提出，其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工行孝南支行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是陈利军本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与工行牡丹支行签订的。陈利军是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且工行牡丹支行无任何行为导致陈利军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违背自己的意愿。因此陈利军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至于陈利军是不是代持股的显名股东，与其担保行为并无关联，不影响其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义务。二、陈利军提出，原债权人工行牡丹支行没有尽到担保人资格审查和履约能力的审核义务，存在过错。工行孝南支行认为：1.担保人资格审查。担保人资格审查主要有两点，(1)对他人债权提供保证担保的公民，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2)自然人作为保证人是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原债权人工行牡丹支行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要求陈利军出示身份证并收集了身份证复印件(证实陈利军具有中国国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表明了工行牡丹支行尽到了资格审查审核义务。同时《最高额保证合同》第5.7条，陈利军作为合同签订的乙方，作出了上述的“陈述和保证”。2.担保人履约能力的审核，根据公司章程和工商注册信息显示，陈利军自2013年8月14日至2014年9月24日前为铁骥宝运公司的大股东、占比51％、1020万股，法定代表人。原债权人工行牡丹支行在2014年3月24日贷款前收集了铁骥宝运公司2013年审计年报，其财务数据显示，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1423万元，股东陈利军享有的权益为5825万元，具有足够的担保能力，因此工行牡丹支行履行了担保人履约能力的审核。同时《最高额保证合同》第5.7条，陈利军作为合同签订的乙方，作出了“有充足的代偿能力”的“陈述和保证”。三、陈利军提出，《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期限不明，陈利军应承担的担保责任期限已过。工行孝南支行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1条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4年3月11日至2015年3月11日期间”，而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14年3月24日发生，具有明确的期限。主债权到期日为2014年11月17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第4.1条“保证期限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次日起两年”，工行孝南支行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的日期为2015年lO月22日，符合最高法关于《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上述事实表明：不存在陈利军应承担的担保责任期限已过。四、一审判决明确认定证据与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陈利军的上诉理由。五、陈利军申请追究张丽玲承担清偿责任，工行孝南支行认为向谁主张权利为工行孝南支行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非由陈利军主张，对陈利军的该项上诉请求应予驳回。综上，工行牡丹支行与陈利军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4031101）真实、合法有效，陈利军必须按合同约定履行连带责任保证的义务。铁骥宝运公司在答辩期内未提交答辩状、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武钢国贸公司述称，在陈利军补充要求追究张丽玲的责任后，武钢国贸公司认为陈利军的三项上诉请求均与武钢国贸公司无关。武钢国贸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第三项对于武钢国贸公司的判项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需说明一审中，武钢国贸公司已主张司法鉴定费应由败诉方承担，武钢国贸公司的印章鉴定费为3.6万元，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鉴定费用由工行孝南支行承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陶珍在答辩期内未提交答辩状、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潘建明述称，一、同意陈利军的上诉请求。二、本案涉及贷款和人员已经列为孝感市重大刑事案件，骗取贷款罪，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并见诸《孝感晚报》。具体到本案，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二《孝感晚报》中明确提到2013年以来，张某伙同铁骥宝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利用虚假贷款资料从工商银行骗取贷款。晚报为了保密隐私需要，没有直接写上姓名。但其中张某就是张丽玲，陈某某就是陈利军。因此按照刑事优先民事原则，本案应中止审理。三、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应属无效。理由：保理业务合同不是普通的借款合同，合同的存在基础及银行给铁骥宝运公司发放贷款的前提是铁骥宝运公司将其在武钢国贸公司29249707.50元应收账款转让给工行牡丹支行。而此条件经武钢国贸公司证明为虚假。因此《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不成立。孝感公安机关正在侦办与本案有关的刑事犯罪行为，也佐证了本案不属于正常经济纠纷，《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存在重大欺诈。因此主张《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无效，主合同无效，则从合同的保证合同无效。四、《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所涉及人员，包括银行相关人员，经公安机关侦查，有罪责的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并追查赃款赃物。若本人涉及违法犯罪，也应一并追究，而不应当按无效的保证追究民事责任。五、潘建明对于《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不知情，亦不清楚涉嫌犯罪人虚构应收账款。六、银行存在重大过错：对《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存在的基础及前提铁骥宝运公司在武钢国贸公司的应收账款是否真实未予核对。案涉詹丽娟、陶珍及武钢国贸公司等签名及印鉴均为虚假。银行未尽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七、潘建明不知道也未确认该笔贷款转让，应予解除担保责任。潘建明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工行牡丹支行与铁骥宝运公司之间的贷款担保合同，后期工行孝南支行给潘建明发送催款书，潘建明未看到也未签字确认，而是由铁骥宝运公司盖章确认。且在银行发送催款书之前，潘建明已经不是该公司股东，如认定铁骥宝运公司确认工行牡丹支行将此笔贷款转让给工行孝南支行，铁骥宝运公司盖章确认，则应由公司新法人、股东承担相应责任。潘建明未确认该笔转让，免除责任。詹丽娟在答辩期内未提交答辩状、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工行孝南支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铁骥宝运公司立即偿还所欠工行孝南支行融资本金余额9817101.95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此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付至铁骥宝运公司、武钢国贸公司、陈利军、陶珍、潘建明、詹丽娟还清全部融资本息之日止）；2.判令武钢国贸公司按照《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与回执及《回复函》的约定，立即将铁骥宝运公司所欠工行孝南支行融资本金9817101.95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和复利相等金额的账款付至指定的18×××97账户内（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所记载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合计金额29249707.5元为限，且随铁骥宝运公司偿还融资本息金额的增加而对应减少）；3.判令陈利军、陶珍、潘建明及詹丽娟对铁骥宝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判令铁骥宝运公司、武钢国贸公司、陈利军、陶珍、潘建明、詹丽娟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实现债权的费用。一审经审理查明：铁骥宝运公司以将其对武钢国贸公司所有的29249707.50元应收账款转让给工行牡丹支行为由，向工行牡丹支行申请融资。2014年3月11日工行牡丹支行分别与陈利军、潘建明签订了编号为“2014031101、201340311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均约定：陈利军、潘建明在2014年3月11日-2015年3月11日期间内，在2000万元的最高额度内，为铁骥宝运公司在工行牡丹支行的所有融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3月24日工行牡丹支行与铁骥宝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18120204-2014(EFR)00001号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及其附件《应收账款转让清单》，双方约定：工行牡丹支行向铁骥宝运公司发放融资2000万元，还款日期为2014年11月17日，贷款利率为7.8%。同日，工行牡丹支行向铁骥宝运公司发放融资款2000万元。铁骥宝运公司融资到期后，未依约履行偿还融资本息的义务，工行牡丹支行分别于2014年11月20日、2014年12月17日、2015年1月17日、2015年2月17日、2015年3月17日、2015年4月17日、2015年5月17日向铁骥宝运公司送达贷款催收通知书，铁骥宝运公司均盖章认可。2015年8月1日因工行孝感分行进行机构撤并，原工行牡丹支行对铁骥宝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工行孝南支行。2015年8月17日、2015年9月17日工行孝南支行向铁骥宝运公司送达贷款催收通知书，铁骥宝运公司亦均盖章确认下欠工行孝南支行借款本金9820000元及截止2015年9月17日的借款利息893697.08元。此后，因工行孝南支行多次催收未果，故具状诉至法院。另查明，2013年8月13日陈利军、潘建明分别与张丽玲签订《隐名股东协议书》，双方约定，陈利军、潘建明为铁骥宝运公司显名投资人，张丽玲为隐名投资人，陈利军、潘建明不享有铁骥宝运公司的管理参与权和股东权益，不承担投资风险。同日，陈利军与张丽玲签订《挂名法定代表人协议》，约定陈利军仅是铁骥宝运公司工商登记及股东簿登记的形式上的法定代表人，其不主张任何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权利。《隐名股东协议书》、《挂名法定代表人协议》铁骥宝运公司和张丽玲均分别盖章签字认可。再查明，武钢国贸公司在审理期间申请对工行孝南支行提交的《回复函》上“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财务处”印章及《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回执上盖有的“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财务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相关鉴定机构鉴定，鉴定意见为印章不是同一印章盖印。陶珍、詹丽娟申请对工行孝南支行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签名进行司法笔迹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相关鉴定机构鉴定，鉴定意见均为不是同一人书写。一审法院认为，工行牡丹支行与铁骥宝运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工行牡丹支行对铁骥宝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工行孝南支行后，铁骥宝运公司对工行孝南支行的贷款催收通知书盖章认可，应视为已知并确认了与工行孝南支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故铁骥宝运公司理应按照约定偿还其下欠贷款的本息。铁骥宝运公司以将其对武钢国贸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工行牡丹支行为由申请融资，与事实不符，且经司法鉴定，鉴定的武钢国贸公司印章不是同一印章盖印，故工行孝南支行要求武钢国贸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请未予支持。武钢国贸公司在抗辩中要求工行孝南支行承担其鉴定费及差旅费，因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且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相关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发生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故武钢国贸公司的该项抗辩未予采纳。陶珍、詹丽娟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签字，经司法鉴定，均不是同一人书写，故对工行孝南支行要求陶珍、詹丽娟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请未予支持。对于工行孝南支行要求陈利军、潘建明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请,因陈利军、潘建明与工行牡丹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铁骥宝运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担保权属于从权利范畴，债权人转让债权的，从权利一并转让，担保权一并转让是债权转让的法定后果，陈利军、潘建明以其系铁骥宝运公司的显名股东，不承担投资风险的抗辩理由，因与其担保行为并无关联，其抗辩理由未予采纳，故工行孝南支行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工行孝南支行请求判令铁骥宝运公司偿还所欠工行孝南支行融资本金9817101.95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要求陈利军、潘建明对铁骥宝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工行孝南支行要求武钢国贸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以及陶珍、詹丽娟承担债务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未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1.铁骥宝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工行孝南支行偿还借款本金9817101.95元及截止2015年9月17日止的借款利息893697.08元，并按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自2015年9月17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2.陈利军、潘建明对铁骥宝运公司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驳回工行孝南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应付款项，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065元，由铁骥宝运公司、陈利军、潘建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陈利军及工行孝南支行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利军提交的证据为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5）鄂孝南民初字第02627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的处理参照该裁定适用法律。工行孝南支行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为陈利军身份证，拟证明：陈利军具有中国国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证据二为《营业执照》《工商注册信息》及《公司章程》，拟证明：陈利军为铁骥宝运公司的大股东、占比51%、1020万股，法定代表人；证据三为《财务报表》，拟证明：铁骥宝运公司股东陈利军享有的股东权益为5825万元，具有足够的担保能力。工行孝南支行对陈利军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份证据不是新证据；一审法院对于是否应驳回工行孝南支行诉讼请求已作出判决，本案证明债权转让的不仅是债权转让通知书，还包括送达等通知书；该民事裁定为另一案的裁定书，与本案无关联性，应不予采信。武钢国贸公司对陈利军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与武钢国贸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潘建明对陈利军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份证据表示认可。陈利军对工行孝南支行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认可；对证据二的内容不认可，陈利军没有担任过铁骥宝运公司的总经理及副经理，对营业执照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要求工行孝南支行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武钢国贸公司对工行孝南支行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三份证据与武钢国贸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潘建明对工行孝南支行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与陈利军相关资料不发表质证意见；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有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因陈利军提交的证据为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份裁定书系工行孝南支行与案外人之间诉讼的法律文书，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工行孝南支行提交的证据一，因陈利军无异议，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因陈利军对工行孝南支行提交的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工行孝南支行提交的证据三无原件予以核对，且陈利军与潘建明对该份证据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变更为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并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2.二审中，陈利军、潘建明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陈利军”、“潘建明”的签名表示认可、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工行牡丹支行与铁骥宝运公司间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及工行牡丹支行与陈利军、潘建明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履行而引起，故应定性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焦点问题为：陈利军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陈利军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如下：1.陈利军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二审中认可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陈利军签名系本人所签，那么该签名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案涉合同约定陈利军承担保证责任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陈利军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利军主张其与张丽玲签订持股协议应由张丽玲承担责任，因持股协议系陈利军与张丽玲之间的内部约定，陈利军不能以此对抗第三人工行孝南支行，故对陈利军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2.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陈利军担保的主债权自2014年3月11日至2015年3月11日期间在2000万元最高额内；保证期限为借款期限届满次日起两年内，而案涉借款发生于2014年3月24日、到期日为2014年11月17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工行孝南支行于2015年10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保证期限，故陈利军关于其保证期限已过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陈利军的工行孝南支行并非适格原告的主张，工行牡丹支行与工行孝南支行均系工行孝感分行的分属机构，工行牡丹支行将案涉借款的债权转移给工行孝南支行应为业务划转与分工，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即发生效力，工行孝南支行提起本案诉讼也可实现“通知债务人案涉债权已转让给工行孝南支行”的目的，亦可视为已向陈利军履行了通知义务，故陈利军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武钢国贸公司的鉴定费应由败诉方负担的主张，案涉司法鉴定费用的承担一审判决以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未予支持，因武钢国贸公司未提出上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对此不予审理。至于潘建明主张本案应按照刑事优先民事原则、中止审理，本院认为，刑事审理与本案民事案件审理不存在冲突与抵触，本案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中止诉讼的情形；潘建明未提出上诉，故对于潘建明在本案二审期间的其他“陈述意见”不予审理。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得当，但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变更为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一审判决中仍将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列为当事人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经合议庭评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065元，由上诉人陈利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汪书力审判员  代绍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潘 洁附：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