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3民终56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闫邦伍，男，197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凤冈县人，住凤冈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仁芬，女，1972年5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凤冈县人，住凤冈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冉龙彪，贵州正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松，贵州正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江都公路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长江东路1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127292954059。法定代表人：吴惠明，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永生，贵州义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泽辉，男，1967年9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湄潭县人，住湄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永生，贵州义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凤冈县中等职业学校，住所地：凤冈县龙泉镇县府路2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32742950034XB。法定代表人：石帮军，该校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河飞，该校职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达电子（江苏）有限公司，住所地：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兴东路16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718615098C。法定代表人：郑崇华，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燕，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卫娟，公司员工。上诉人闫邦伍、刘仁芬、扬州市江都公路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都运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泽辉、凤冈县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凤冈职校）及中达电子（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电子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7民初1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闫邦伍、刘仁芬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根据鉴定结论，闫某的死亡与闫某自身疾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一审认定闫某放任自身疾病故应承担主要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闫某系在校学生，且在学校组织的异地实习过程中死亡，凤冈职校和中达电子公司未与闫某签订三方协议，未给闫某及实习生购买实习责任保险，未对闫某及实习生尽到管理及教育的义务，未尽到救助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凤冈职校和中达电子公司应当对闫某的死亡承担全部的责任且应进行全额赔偿；三、江都运输公司非法售票运营且未按照相关规定配置乘务员，导致闫某因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其应当对闫某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一审认定其承担15%的责任过轻；四、一审认定中达电子公司从人道主义角度支付了闫某6万元不符，其只支付了3.8万元现金，其他2.2万元是闫某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用后所得；五、一审认定精神抚慰金为1万元过低；六、根据法律规定，江都运输公司应当为乘客购买伤害保险，因其未按照规定在车站内售票运营而是在车站外私自收取现金且在不为乘客购买保险的情况下违法运营，故江都运输公司和凤冈职校应当先行在保险范围内分别进行赔偿，不足部分由该二人按照责任比例承担；七、中达电子公司未为闫某购买实习责任保险，应当在保险范围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根据其与凤冈职校的合同约定进行赔偿；八、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除一审已适用的法律外，还应当适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江都运输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没有任何一个人证明从江苏到大兴镇苗一家饭店有任何人向驾驶员王泽辉反应过闫某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的事实；二、王泽辉第一时间发现闫某神态不正常的情况，首先叫来一辆面包车，安排闫某坐到小车上，然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后，才与闫邦伍联系的，而不是先联系闫邦伍后拨打120急救电话，江都运输公司不存在延误闫某抢救最佳时机的行为；三、闫某作为一个成年人，明知自己病情严重仍然放纵风险的发生，且不告知驾驶员，其自行导致了病情严重后抢救无效死亡，其对死亡结果具有完全的过错，应承担全部责任，一审认定其承担主要责任错误。王泽辉、凤冈职校及中达电子公司在二审中均未作书面答辩。闫邦伍、刘仁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江都运输公司、王泽辉、凤冈职校及中达电子公司连带赔偿闫邦伍、刘仁芬各项经济损失644,852.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闫邦伍与死闫某兵系父子关系，刘仁芬与死者系母子关系。死闫某兵系凤冈职校2014级在校学生，经学校安排到中达电子公司顶岗实习。凤冈职校与中达电子公司系学校学生长期顶岗实习合作单位。2016年6月24日凤冈职校闫某兵家长闫邦伍签订学生校外顶岗实习协议，2016年7月16日经凤冈职校介绍闫某兵到中达电子公司实习，实习期限一年，同日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12月28闫某兵因病离职，于2016年12月29闫某兵乘坐江都运输公苏Ｋ×××××1号车辆返回贵州省凤冈县，在返回途闫某兵深感身体不适，要求与自己一起乘坐的女乘客李代琴闫某兵之父闫邦伍打电话，说病情严重要求在某地方接他。同年12月30日9时10分，王泽辉驾驶苏Ｋ×××××1号车辆到达贵州省松桃县大兴镇星光村“苗一家饭店”停车吃饭时，经车上乘客反映闫某兵病情严重，王泽辉便叫来一辆面包车，闫某兵从大客车上转移到小车里面坐下，此时王泽辉先闫某兵家长闫邦伍联系，后打120救护车电话。期间，闫邦伍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打款王泽辉5,000元，上午10：06分120救护车到达，闫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王泽辉支付抢救费800元。闫某死亡后，经凤冈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了病理学尸体解剖，2017年3月14日经尸体解剖，作出《遵医病解（2017）尸鉴字第003号病理学尸体解剖检验意见书》，结论为尸体解剖未见致死性器质病变，亦未见过敏反应××理改变，故无法进一步分析明确其死亡原因，建议提请医学鉴定委员会确定死因。闫邦伍打款支付给王泽辉现金5000元，扣除800元后王泽辉已退还闫邦伍现金4200元。另查明，王泽辉系江都运输公司雇用的驾驶员，代表江都运输公司从事运输活动。苏Ｋ×××××号车辆共有驾驶员三名，除王泽辉之外还有另外两名驾驶员交替驾驶，车上没有单独安排乘务员。2016年12月30日，王泽辉代表江都运输公司（甲方）与闫邦伍（乙方）达成调解协议，（一）甲方从人道主义出发，一次性补偿乙方及家属探望闫某的油费、过路费及运尸费等费用10000元，当场付清，甲方不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二）甲方补偿乙方10000元，乙方自行将闫某的尸体运回处理；（三）本协议是甲乙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自签字之时起生效；（四）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公安机关各执一份。2017年1月7日，闫邦伍（甲方）与凤冈职校（乙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1、乙方垫付人民币150000元给甲方闫某之父闫邦伍。给付时间：在闫某遗体尸检时垫付人民币30000元，余款人民币120000元在闫某安葬后的第二日给付；2、闫邦伍及其家属自愿将闫某遗体在2017年1月12日17时之前火化并安葬；3、乙方垫付给闫邦伍的人民币150000元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1）如甲方放弃对乙方的诉讼权利，不因闫某意外死亡对乙方提出任何赔偿要求，乙方垫付的人民币150000元，乙方作为对甲方的人道主义资助。（2）如甲方保留对乙方的诉讼权利，需要通过法律程序起诉乙方要求其承担责任，则以人民法院判决为准，多退少补；4、在甲方不对乙方予以诉讼的情况下，乙方对乙方给予甲方的人道主义资助款及相关资料予以保密；5、协议双方对未尽事宜需积极配合，如因一方不配合而造成的后果由自己承担；6、双方于2017年1月3日达成的协议书作废，以此协议为准；7、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另凤冈县司法局蜂岩司法所存档一份。同天，双方又达成补充协议，约定：1、如甲方保留对乙方的诉讼权利，需通过法律程序起诉乙方要求其承担责任，以人民法院判决为准，在乙方垫付的人民币150,000元基础上，乙方承担赔偿金额超过150,000元的，由乙方补足额；乙方承担赔偿金额达不到150,000元的，超出部分甲方不予退还乙方，归甲方所有。2、乙方垫付的人民币150,000元，由乙方与企业、保险公司三家协调，共同垫付，具体协商由乙方全权负责，款项由乙方按协议达成时间支付甲方。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签订后，凤冈职校分别于2017年1月14日和2017年1月19日支付了30000元和120000元。该款由中达公司支付60000元（含苏州当地政府保险金22000元在内），凤冈职校实际支付9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闫邦伍、刘仁芬选择侵权之诉，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一）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闫某系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在明知自己病情严重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预见其存在风险，而放纵风险的发生，因此，闫某对其死亡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二）王泽辉作为苏Ｋ×××××号车辆驾驶员，在驾驶长途运输车辆过程，虽然没有安排专门的乘务员，但该车另有两名驾驶员一同前往，应该加强对乘客的注意义务，是否发现有乘客身体不适等状况，在发现闫某生病严重后，虽然王泽辉尽了一定的救助义务，但从车载光盘上看，2016年12月30日上午9：10分到达“苗一家饭店”停车场后，不是及时送往医院抢救，而是一边电话要求闫某之父闫邦伍打款，一边将闫某从大客车转移至小车里面，坐等近50分钟，上午10：06分120救护车赶到后，闫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生命抢救的最佳时机，王泽辉系江都运输公司雇用的驾驶员，履行的职责属于职务行为，他的赔偿责任应由江都运输公司承担，因此，江都运输公司对闫某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本案闫某作为凤冈职校的在校学生，经学校推荐到中达公司实习，该实习活动实际是学校课堂教育内容的延伸，学校对实习学生仍应承担监管义务。教育部、财政部五部门发布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应当分别选派经验丰富、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安全防范意识高的实习指导教师和专门人员全程指导、共同管理学生实习。国务院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虽然不宜作为法院裁判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在本案中可以作为法院评判学校是否有过错的依据。但是，学校指导老师在一个月后就离开了公司，故学校对闫某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四）闫某作为实习生，到中达电子公司实习，技能尚处于学习阶段，劳动报酬也区别于中达公司正常员工。闫某于2016年12月28日主动申请离职，离职原因为回家看病，因此，闫某的死亡与中达电子公司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中达电子公司没有过错。闫某死亡后，中达电子公司作为人道主义支付了现金60000元（包括向苏州当地政府申请保险金22000元在内）。综合上述事实，按照闫某死亡原因力的大小责任来划分，闫某应承担70％的责任，江都运输公司和凤冈职校各自承担15％的责任，中达电子公司无责任。对闫邦伍、刘仁芬要求江都运输公司、王泽辉、凤冈职校、中达电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江都运输公司和王泽辉提出，王泽辉代表江都运输公司与闫邦伍达成调解协议的事实。因闫邦伍、刘仁芬提起侵权之诉，在事发当天死者闫某责任不明的情况下，双方之间达成的协议系人道主义补偿，该协议显失公平，以免责来抗辩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并结合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认定的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对本案赔偿范围、数额确认如下：1.尸检病理诊断费8000元；2.误工费，参照我省2016年度农、林、牧、渔业人均收入标准48077元／年计算，误工期按3天3人，误工费确认为1185.46元（48077元÷365天×3天×3人）；3.死亡赔偿金534852.40元（26742.62元×20年）；4.丧葬费26547元；5.交通费和住宿费，虽然闫邦伍、刘仁芬为鉴定、赔偿事宜未提供票据，但事实客观存在，闫邦伍、刘仁芬主张交通费和住宿费过高，酌情认定2000元；6.精神抚慰金，闫某因病死亡，由此给闫邦伍、刘仁芬造成了一定的精神痛苦，闫邦伍、刘仁芬所主张的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但闫邦伍、刘仁芬主张赔偿金额过高，酌定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为10000元。对闫邦伍、刘仁芬主张的赔偿费用超过上述标准的，不予支持。闫邦伍、刘仁芬确认其应获得的赔偿总额为：582584.86元（误工费1185.46元﹢死亡赔偿金534852.40元+丧葬费26547元+尸检病理诊断费8000元﹢交通费和住宿费2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按照双方的过错责任比例划分，死者闫某自行承担70％的责任，即407809.40元（582584.86元×70％），凤冈职校承担15％的责任，即87387.73元（582584.86元×15％），江都运输公司承担15％的责任，即87387.73元（582,584.86元×15％）。凤冈职校已支付90000元，按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在本案进行冲抵，多余部分归闫邦伍、刘仁芬所有，故凤冈职校给付义务已履行完毕。江都运输公司已支付10000元，在本案扣除，江都运输公司实际赔偿闫邦伍、刘仁芬77387.73元。闫邦伍、刘仁芬要求江都运输公司和凤冈职校应该在保险范围内赔偿的诉讼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对江都运输公司、王泽辉、凤冈职校、中达电子公司提出的其他抗辩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扬州市江都公路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闫邦伍、刘仁芬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77,387.73元。二、驳回原告闫邦伍、刘仁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8元，减半收取1654元，由原告闫邦伍、刘仁芬负担1000元，由被告扬州市江都公路运输有限公司负担654元（扬州市江都公路运输有限公司负担部分闫邦伍、刘仁芬已预交，在兑现本案款项时一并支付给闫邦伍、刘仁芬）。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充分，应予确认。本院根据一审卷宗中的证据另查明：闫邦伍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其子闫某在中达电子公司上班时就感觉身体不适，闫某告诉闫邦伍身体不舒服，但是请不到假回来，闫邦伍告诉他请不了假就辞工。同车人员李代琴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他紧到咳嗽和吐，坐他后面的人就问他捡药吃了没，他说没有捡药吃，药贵得很，我又问他家里人知道没？他说他家里人知道了。我们就这样一直坐起，坐到今天早上5、6点钟左右。天已经亮了，他就喊我打他家里面的人的电话，他用他的手机拨通他爸爸的电话，他那时讲不到话了，他拿手机给我让我给他爸爸讲话，然后我就和他爸爸讲：‘你家娃儿病得老火，快不行了’，他爸说：‘我叫他买药吃，他紧到拖’。我就挂了。等了没好久，他又喊我打他爸爸的电话，叫他爸到永兴收费站接他，他爸回话喊到正安收费站等……。”闫邦伍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陈述：“今天（2016年12月30日）上午9点钟左右，有一个女的用我儿子的电话打电话给我，给我讲我儿子坐车回来在铜仁的这个地方生病得老火（严重），喊我来看哈。我之后没多久（就几分钟的时间）回拨我儿子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他讲他是客车的司机，讲我儿子病得老火，可能要送到医院去，我就讲：‘那麻烦你帮我送到医院去哈（指送我儿子闫某）’。司机讲要钱了嘛，我讲我马上给你打过来……”事发时，闫邦伍托刘建宏向王泽辉转账5000元，微信交易记录单底部有刘建宏的一段陈述，其称：“2016年12月30日早上闫邦伍打电话告诉我他孩子在铜仁回来的车上病重，急需打款过去，司机才能送去医院抢救。于是让司机加了我微信，我立马通过微信转账5000元给司机王泽辉。”一审中，王泽辉对车载光盘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关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条关于“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第二十六条关于“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闫某作为一个成年人，在江苏时就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并告知了其父亲闫邦伍，闫某本应及时到医院进行医治，闫邦伍、刘仁芬作为父母亦应全力督促闫某立即就近就医，但根据闫邦伍自己的陈述及车上乘客李代琴的陈述，闫某对自己的病情采取了放任的态度，闫邦伍亦让闫某回家就医，最终导致闫某在回家的车上病情恶化并不治身亡，闫某自己及其父母闫邦伍、刘仁芬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主要过错，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江都运输公司在长途运输过程中，一方面，未对闫某身体严重不适的情况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另一方面，其驾驶员王泽辉在发现闫某病重后，未及时主动将闫某送往最近的医院抢救，而是与闫某之父闫邦伍联系打款事宜，并让闫某到一辆面包车上坐等较长时间。其虽有救助行为，但未注意轻重缓急，救助方式不当，其行为对闫某的救治存在一定延误。因王泽辉作为苏Ｋ×××××号车辆驾驶员，其行为属于履职行为，代表江都运输公司，故江都运输公司对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凤冈职校作为闫某的就读学校，在组织闫某去江苏中达电子公司实习的过程中，未对学生实习期间的安全尽到合理合法的全程监管义务。其指导老师在学生实习开始一个月离开学校后，未委派其他老师进行监管，对学生如病重等情况一无所知，不能对此及时地提醒学生本人或其家人及时进行救治，其对闫某的死亡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闫某在发现自己生病后主动申请离职回家看病，其死亡与实习单位中达电子公司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中达电子公司没有过错。结合本案案情，比较各方过错之大小及原因力比例，一审认定闫某应承担70％的责任、江都运输公司和凤冈职校各自承担15％的责任、中达电子公司无责任正确，应予确认。闫邦伍、刘仁芬与江都运输公司认为自己不应承担责任或责任承担过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应采纳。江都运输公司认为其已尽到完全的注意和救助义务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依法不应采信。关于闫某死亡造成的损失，双方对一审认定的尸检病理诊断费8000元、误工费1185.46元、死亡赔偿金534852.40元、丧葬费26547元、交通费和住宿费2000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闫邦伍、刘仁芬提出异议的精神抚慰金，结合本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手段和行为方式等具体情况，一审认定精神抚慰金10000元正确，应予确认。由此，一审认定闫邦伍、刘仁芬因闫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为582584.86元并根据责任比例及已支付金额等情况判决江都运输公司还需赔偿闫邦伍、刘仁芬77387.73元正确。因凤冈职校已支付了法定的赔偿数额，故不用再支付。综上所述，闫邦伍与刘仁芬、江都运输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维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16元，由上诉人闫邦伍与刘仁芬承担3308元，由扬州市江都公路运输有限公司承担330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大刚审判员  田 滔审判员  周亚琼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  王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