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11民终22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蒯正洋，男，1965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雷，安徽天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海生，男，198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敏，女，198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萍，女，196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上述三位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安徽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蒯正洋因与被上诉人徐海生、徐敏、石萍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2017)皖1125民初1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蒯正洋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徐海生、徐敏、石萍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房主朱某1及其哥哥朱某2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依据，该两人与蒯正洋并未实际接触，也不曾亲自与蒯正洋订立口头合同，该两人对蒯正洋与徐孝成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并不知晓，该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并且朱某1作为徐孝成的发包方，本应单独对徐孝成的亲属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为分摊和规避责任，必将虚构事实，企图让蒯正洋来承担责任。二、罗某的证言应当予以采纳。罗某系朱某1、朱某2两人的姐夫，是直接与蒯正洋洽谈房屋承建事宜的当事人，罗某对案件事实较为清楚，其当庭陈述蒯正洋仅是徐孝成木工活的介绍人，并非是徐孝成的雇主。三、判定徐孝成与蒯正洋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劳务关系）最为重要的依据是蒯正洋是否需要支付徐孝成的劳务费用。基于徐孝成在完工之前死亡，支付费用行为尚未发生，但从一审庭审中，白华栋等证人可证实，他们的房屋也是一开始交由蒯正洋承建，后涉及木工活均是他们与徐孝成单独验收、单独结算、单独支付的，能够反映出蒯正洋未支付徐孝成劳务费用，并且朱某2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证实涉案的木工活所需要的材料及工具均由徐孝成拉到现场，工具是徐孝成自己的，工程所需要的材料也是徐孝成自行准备，这些体现出木工活由徐孝成单独承接。双方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劳务关系），蒯正洋仅是介绍人。徐海生、徐敏、石萍共同辩称，1、公安机关事后对朱某1、朱某2进行询问，清楚证明了徐孝成是蒯正洋找来干活的，整个工程是蒯正洋承包的，朱某2是与蒯正洋结算工程款的，徐孝成的工资是由蒯正洋发放的，因此，蒯正洋与徐孝成之间形成雇佣关系。2、在一审中，蒯正洋申请的蒯正强、白华栋证人出庭证实他们自己建房的相关细节，徐海生、徐敏、石萍是认可的，但白华栋和蒯正强均与蒯正洋存在亲戚关系，白华栋与蒯正强陈述所建房屋木工活是由徐孝成单独承包的，这是因为蒯正洋与他们是亲戚关系，不便于对整个工程进行承包，因此该两人房屋木工活由徐孝成单独承包，但徐孝成跟随蒯正洋干活多年，除了这两户工程外，其他工程徐孝成一律没有承包，而是由蒯正洋发放工资，因此，蒯正洋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是没有关联性的，不能排除蒯正洋与徐孝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徐海生、徐敏、石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蒯正洋赔偿徐海生、徐敏、石萍因徐孝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合计24847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海生系徐孝成（已故）的长子，徐敏系徐孝成长女，石萍系徐孝成妻子。徐孝成平时在农村从事木工业务，蒯正洋系农村建设工程承包人（无相应的建筑资质）。2016年12月份，定远县池河镇刘铺街道小区朱某1家需要新建两间厨房，朱某1遂委托其哥哥朱某2，并通过罗某介绍，将房屋建设工程全部承包给蒯正洋兴建。在建设过程中，蒯正洋雇请徐孝成从事该厨房的木工工程业务。同年12月16日，徐孝成在该厨房顶部立模板时不慎摔下，导致因颅脑损伤而死亡。事故发生后，徐海生、徐敏、石萍与朱某1哥哥朱某2就赔偿达成协议，朱某2赔偿徐海生、徐敏、石萍50000元。之后徐海生、徐敏、石萍与蒯正洋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徐海生、徐敏、石萍认为徐孝成受雇于蒯正洋，蒯正洋应当对徐孝成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遂于2017年3月23日诉讼至法院。该案争议焦点为，一、徐孝成与蒯正洋之间是否构成雇佣关系；二、若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因徐孝成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具体数额是多少，蒯正洋应当承担多少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蒯正洋虽辩称徐孝成系涉案工程的木工工程承揽人，并由证人罗某、张某予以证实，但是涉案工程发包方朱某1及朱某2的证言证实，朱某1是通过罗某介绍，将建筑工程全部承包给蒯正洋，朱某1哥哥朱某2在与蒯正洋商谈建房事宜时口头约定蒯正洋负责联系施工人员，工程报酬只与蒯正洋结算，徐孝成系蒯正洋找来从事涉案工程的木工工程，朱某1、朱某2并没有直接与徐孝成商谈建房事宜，且两人均不认识徐孝成。综观涉案房屋的建设事宜，木工项目系配套工程，需服从涉案工程的总体安排，除了罗某、张某的证言外，蒯正洋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徐孝成与朱某1之间另外存在木工工程承揽关系，故一审法院认为徐孝成按照蒯正洋安排从事相关工作，双方构成雇佣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核定因徐孝成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因徐孝成系农村居民，出生于1957年4月27日，故其死亡赔偿金应为234400元（11720元/年×20年）；2、丧葬费：依照安徽省2016年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丧葬费应为27569.5元（55139元/年÷2）；3、精神损害抚慰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一审法院依法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4、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因徐海生、徐敏、石萍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具体误工损失数额，故一审法院依法酌定该项费用为3000元；5、交通费：因徐海生、徐敏、石萍没有提供相关交通费用票据加以佐证，故一审法院依法酌定该项费用为1000元。综上，因徐孝成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共计285969.5元（234400元+27569.5元+20000元+3000元+1000元）。因徐孝成生前长期从事农村建设木工工程，应当对该项工作的危险性及操作规范有一定认识，其对自身的人身安全亦负有注意义务，故徐孝成应当承担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蒯正洋作为工程承包人，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护义务，应当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结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依法酌定由蒯正洋承担本起事故的30%责任，故蒯正洋应当赔偿徐海生、徐敏、石萍各项损失总额为99790.85元〔（234400+27569.5元+3000元+1000元）×30%+20000元〕。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蒯正洋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徐海生、徐敏及石萍各项损失共计99790.85元；二、驳回原告徐海生、徐敏及石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27元，由原告徐海生、徐敏及石萍承担3469元，由被告蒯正洋承担1558元。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审认定徐孝成与蒯正洋之间存在雇佣法律关系是否正确；原审判决是否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当事人一审陈述，朱某1、朱某2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徐孝成如何到案涉现场的原因等综合分析，原审关于徐孝成与蒯正洋之间存在雇佣法律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当。蒯正洋虽然不予认可，并声称徐孝成与房主朱某2之间存在木工承揽关系，其申请了相关证人出庭作证证实，但白华栋、蒯正强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徐海生、徐敏及石萍对此作了说明；罗某的证言前后陈述存在矛盾的地方，对罗某证言的证明目的，徐海生、徐敏、石萍及朱某2、朱某1均不予认可，综上，蒯正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合本案具体案情，徐孝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徐海生、徐敏、石萍要求蒯正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无不当，一审核定的损失赔偿数额及比例适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蒯正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5元，由上诉人蒯正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柳 冰审 判 员  高 峰审 判 员  董凡睿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先勇书 记 员  孙莉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