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5民终9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红琼，女，1975年6月25日生，汉族，经商，住四川省新津县，现住腾冲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查建纲，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家霖，男，1965年7月24日生，汉族，经商，住腾冲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启美，云南腾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何红琼因与被上诉人杨家霖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腾冲市人民法院（2017）云0581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红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查建纲，被上诉人杨家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启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红琼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实际出资人民币10万元及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至起诉之日的部分为人民币4398元）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遗漏了本案的基本事实。从民事法律关系看，（2015）保中民二终字第171号民事判决书（下称171号判决）生效的法律后果系上诉人仍为万佳公司1.666%股份的股东。但按公司法及行政法规的规定，上诉人为万佳公司股东这一身份还必须得到登记机关的行政确认。可事实上，自171号判决生效至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持171号判决前往登记机关办理万佳公司1.666%股份的行政确认手续，那么，已出资10万元的上诉人当然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而只应被列为最高人民法院界定的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被上诉人则为在限公司名义股东。因此，原审判决遗漏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万佳公司1.666%股份这一主题上存在着对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客观事实的认定。（二）原审判决认定施文进的股权转让行为系无效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源自万佳公司提交给腾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用于对外宣示的证据可以证明：2016年4月21日，被上诉人杨家霖与万佳公司另一股东施文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万佳公司99.2%的股份以595万元的原值转让给施文进，并在收到施文进的转让款595万元后向腾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股权转让完毕证明》，腾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据此将万佳公司的公司类型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4月29日，施文进与杨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施文进名下的万佳公司100%股份以600万元转让给杨某并在收到转让款后出具了《股权转让完毕证明》。2016年6月2日，杨某将万佳公司的注册资金由600万元认缴至1亿元。上述两次变更行为均在腾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法定的变更登记手续。据此，杨某受让施文进在万佳公司全部股权的行为，完全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定，属于合法取得。且经登记后对外具有公示力。故，原审判决认定施文进的股权转让行为系无效行为无事实依据。其次，上诉人在没有万佳公司的股东身份又未能收回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原审判决提出进行公司财物清算的观点对上诉人来讲就不具有法律和事实上的适用条件。因为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当然有权向无处分权人即被上诉人杨家霖主张出资损失赔偿。被上诉人杨家霖辩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经腾冲市人民法院、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审理后于2015年12月7日作出（2015）保中民二终字第171号终审判决，确认何红琼与杨家霖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完毕证明》均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进行的虚假转让行为，该转让行为无效，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在收到保山中院的终审判决后，几次电话联系上诉人及其他股东，要求撤销工商变更登记，恢复原始登记，但均无人应答回复。后，被上诉人听说上诉人已经向云南省高院申请再审，只好决定等审理后再决定。2017年2月，被上诉人收到云南省高院作出的（2016）云民申字60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人的再审申请。2017年3月底被上诉人持腾冲市人民法院、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级法院法律文书，向腾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工商变更登记，在还无答复时却收到上诉人的起诉。被上诉人之所以将股权转让给妻子施文进，继而施文进又转让给杨某，是因为被上诉人以万佳建筑有限公司为主体向中国银行申请借款2000万元，用于归还以万佳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信用社的借款，彻底解决万佳商贸有限公司的问题。被上诉人将所需的贷款资料呈送中国银行腾冲支行，该行审查认为，被上诉人杨家霖既是万佳建筑有限公司的股东，又是万佳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还是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属于关联企业，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2016年4月21日，被上诉人将万佳商贸有限公司、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零元转让”的方式“虚转虚付”变更登记在妻子施文进名下。银行再次审查后认为，施文进是杨家霖的妻子，同样存在亲属夫妻家庭成员关联关系。2016年4月29日，被上诉人的妻子施文进将万佳商贸有限公司、万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零元转让”的方式“虚转虚付”变更登记在被上诉人侄子杨某名下。后因银行政策调整，未能贷到款，以上两次转让均是为向银行贷款进行的虚假转让。2017年3月16日被上诉人再次申请撤销上述几次工商变更登记，恢复上诉人的股东资格，但腾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答复：可由股东杨某与公司2013年5月3日变更登记前登记的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按变更程序办理。综上所述，上诉人转让股权给被上诉人的行为已经保山中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效行为，上诉人再次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何红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杨家霖赔偿原告何红琼实际出资损失10万元及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9日成立，注册资本为600万元，法定代表人毛秀丽。公司股东22人，毛秀丽、杨家霖各出资125万元，持股比例各占20.8333%；陆德升出资5万元，持股比例0.8333%；何红琼出资10万元，持股比例1.666%；其余18人出资335万元，持股比例合计55.8333%。2012年5月张娜丹、吴晓、吾惠萍已将所出资股金退走。2013年3月7日万佳商贸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决定：陆德升将其所持股权转让给施文进，毛秀丽、何红琼等20名股东将股权转让给杨家霖。同日，原告何红琼与被告杨家霖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1.666%的股权以1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杨家霖，被告杨家霖于2013年3月14日前将股权转让金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给原告，2013年3月1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完毕证明，同年5月3日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了股东、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至此，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股权集中到了施文进和杨家霖手中。但被告杨家霖并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向何红琼支付股权转让金。于是原告何红琼对被告杨家霖提起股权转让诉讼，经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保中民二终字第171号判决确认:何红琼与杨家霖之间的股权转让是为了公司整体经营权转让给杨文军，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进行的虚假转让行为，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后何红琼申请再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何红琼的再审申请。杨家霖和施文进系夫妻关系，2016年4月21日，杨家霖将其持有的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施文进。同年4月29日，施文进又将公司所有股权转让给杨某，且以上两次转让均办理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将股权转让给杨家霖的行为，已被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保中民二终字第171号判决确认为虚假转让行为，原告何红琼自然恢复为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后被告杨家霖在未通知原告参加股东会议的情况下，将原告的股权转让给施文进，属无效转让行为，同理，施文进的股权转让行为也是无效的。原告何红琼可向腾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杨家霖对施文进及施文进对杨某的股权转让，恢复其股东身份登记。在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尚且存续的情况下，公司未经财务清算，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出资损失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出被告系名义股东的主张，因双方没有订立合同，未对实际出资人及名义股东的权利及义务进行约定，不符合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关系的法律规定，因此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红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00元，减半收取计1200元，由原告何红琼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被上诉人杨家霖与案外人施文进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施文进与案外人杨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被上诉人杨家霖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明施文进将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杨某是虚假转让，目的是为了杨家霖能到银行贷到款，证人杨某在转让过程中没有支付过任何价款。现在，证人杨某愿意与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原来的股东协商，将万佳公司的股份转让回去。被上诉人杨家霖质证无异议，认为证人证言证明被上诉人杨家霖与施文进及施文进与杨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协议；上诉人何红琼质证认为：证人与被上诉人是叔侄关系，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关于“施文进将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杨某是虚假转让”、“在转让过程中没有支付过任何价款”及“愿意与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原来的股东协商，将万佳公司的股份转让回去”的证言，因与“股权转让完毕证明书”的记载不一致，故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但证人关于其“受让施文进持有的公司100%股份”及“受让过程中所有法律文件都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陈述予以认可。该部分证言说明，施文进将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100%股份转让给杨某，没有违反法律的情形发生，协议有效。本院认为，证人杨某与被上诉人杨家霖虽是叔侄关系，但其证明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对其并不利，且“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完毕证明书”均注明600万元的转让款“以现金形式一次足额支付”有悖常理，故证人杨某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本院(2015)保中民二终字第171号民事判决将上诉人何红琼与被上诉人杨家霖的股权转让行为确认为无效行为，该判决于2015年12月生效后，上诉人何红琼自然恢复为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被上诉人杨家霖于2016年4月21日在未通知上诉人何红琼参加股东会议的情况下，将上诉人的股权转让给施文进，且施文进未支付转让款，其取得股权并非善意取得，属无效转让行为，同理，施文进的股权转让行为也无效。（二）上诉人何红琼与被上诉人杨家霖是否为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民事法律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该条规定对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设定了明确的条件：第一，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必须订立合同；第二，合同明确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第三，实际出资人所享有的投资权益应当由合同约定。因上诉人何红琼与被上诉人杨家霖之间未订立合同，实际出资人所享有的投资权益不明确，故上诉人何红琼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被上诉人杨家霖是否应当向上诉人何红琼赔偿实际出资人民币10万元。因被上诉人杨家霖与施文进及施文进与杨某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且转让过程中未支付相应价款，上诉人何红琼仍为腾冲万佳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其要求赔偿实际出资人民币10万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何红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由上诉人何红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明朗审判员  茶晓皎审判员  古 颖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金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