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114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晓黎，男，1971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托代理人：李玛林，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力培，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鲍宏飞，男，198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一审第三人：李树青，男，198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一审第三人：南通三合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幸福街道幸福村。法定代表人：李树青，总经理。一审第三人：沈华群，女，198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一审第三人：仪征市十二圩船舶修造厂，住所地江苏省仪征市新城镇红旗村*组。法定代表人：陈宝和，该厂厂长。委托代理人：陈爱宏，江苏中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陈晓黎因与鲍宏飞、李树青、南通三合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合公司）、沈华群、仪征市十二圩船舶修造厂（以下简称十二圩船厂）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高院）（2016）鄂民终1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陈晓黎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根据陈晓黎出示的其与李树青签订的《合作协议》《船舶挂靠协议》以及陈晓黎享有李树青名下付款账户支配权等诸多证据显示，李树青除受陈晓黎委托出面签署合同及办理付款账户之外，与涉案船舶的权属并无任何关系。陈晓黎与李树青间合作��议所载明的船舶权属分配，系建立在李树青向陈晓黎结清所有贷款的前提之上，既然目前该前提条件尚未成就，李树青根本不能依《合作协议》取得涉案船舶的全部或部分所有权。第二，在实际船东普遍存在的客观环境下，原审法院不应忽视船运行业的特殊性以及常见的习惯性做法，在陈晓黎已经提交《船舶挂靠合同》的情况下仍机械地认为船舶所有权仅属于名义上的船舶定作人。第三，十二圩船厂在本案一审时承认其与陈晓黎签订的船舶建造合同系为应付执行程序，由其联系陈晓黎并伪造，该行为充分说明，其明知陈晓黎与本案的船舶建造存在关系并享有权益。原审法院不应仅仅着眼于名义合同关系，否定陈晓黎系船舶定作人。（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无理加重再审申请人的举证责任。陈晓黎已经证明其对付款账户享有控制权，且该账户内的资金流向是单向的，即资金通过陈晓黎及其亲友银行账户汇入该账户，再由该账户直接支付给十二圩船厂及其他船舶建造、设备供应方。除此之外，原审法院已经认可陈晓黎以自己名义就船舶建造中的部分人员工资及杂费等进行了支付。上述资金安排，与陈晓黎和李树青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资金使用方式完全能够相互印证。然而，原审法院仍然认为陈晓黎所列举的资金往来仅能证明其与李树青存在金钱债务关系，显然对陈晓黎施加了过重的举证责任。（三）本案存在中止审理之情形。因李树青拒绝到庭参加诉讼，大量与案件实体权利归属的重要事实均不能得到印证，也导致陈晓黎承担了过重的证明责任。陈晓黎就李树青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已向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进行了报案并经受理。为查明事实、同时充分给予本案各方当事人依法应享有的诉讼权利，并全面听取���方当事人的辩论意见，原审法院应当中止本案审理，并传唤李树青到庭参加诉讼，就本案相关焦点问题进行辩论及说明。然而，原审法院却在陈晓黎已提出申请且案件事实情况确有多处不能查清的情况下仍然直接作出判决，显有不当。综上，陈晓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认为，本案系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应围绕陈晓黎的再审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一）关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错误。本案中，与涉案船舶建造相关的《加工合同》《船舶设计合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产品购销合同》《钢材购销合同》《亚星锚链（马鞍山）有限公司合同》等合同均由三合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李树青与他人签订；海事主管部门留存的船舶识别号登记表中显示涉案船舶的定作人系三��公司；十二圩船厂作为船舶建造方也仅认可三合公司系定作人。与之相对，陈晓黎为证明自己系涉案船舶的定作人，除在一审期间提交《合作协议》及银行汇款记录外，又在二审期间提交了《船舶安全与挂靠经营协议书》，在申请再审时补交了《情况说明》作为证据。因《船舶安全与挂靠经营协议书》并非一审判决后发现的新证据，湖北高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故判断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错误的关键在于银行汇款记录、《合作协议》以及《情况说明》是否足以证明陈晓黎为涉案船舶的定作人。第一，陈晓黎提供的银行汇款记录虽然表明陈晓黎曾向李树青账户汇款，但船舶材料费、建造款等费用均自李树青账户汇出，且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账户在船舶建造过程中实际处于陈晓黎的控制之下。转账记录仅表明陈晓黎与李树青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并不足以证明陈晓黎系涉案船舶的定作人。第二，《合作协议》由陈晓黎与三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树青签订。该协议约定，李树青与陈晓黎合作投资“建造62米自航浮吊船壹艘”项目，双方各占股本50%，陈晓黎负责筹措前期建造资金；建造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以及利息纳入总建造成本，最终超出资本金部分，由双方按照股份占比各自承担；项目建造完成后，陈晓黎负责进行融资，融资所需成本和利息均在项目投产后的运营收入中扣除；项目的建造资金由陈晓黎设立专户管理。可见，该协议有关陈晓黎与李树青各占股本50%的约定与陈晓黎自身的诉讼主张并不相符，关于陈晓黎设立专户管理项目建造资金的约定更与李树青账户对外支付相关建造费用的事实相悖。第三，张祥于2012年10月23日受三合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树青指派到十二圩船厂从事涉案船舶的建造管理工作，直��2014年6月，始终是李树青与其进行联系并支付工资。涉案船舶建造完成后，也是由李树青驶离船厂。上述合同履行情况表明李树青代表的三合公司实际参与了船舶的建造工作，并非仅是名义上的船舶定作人。第四，武汉海事法院（2015）武海法商字第00921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本案所涉定作合同的当事人系十二圩船厂与三合公司，而陈晓黎在知晓该案诉讼进程以及案件处理结果对其在本案中主张所有权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既未参加诉讼也未以其他方式向十二圩船厂披露其系实际定作人。最后，《情况说明》仅为李树青的单方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李树青系本案第三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与本案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加上李树青涉嫌刑事犯罪并不属于其不能出庭的正当理由，本院无法根据《情况说明》认定陈晓黎系涉案船舶的定作人。综上，��北高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三合公司而非陈晓黎为涉案船舶的定作人并无不当，陈晓黎关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第二、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中，陈晓黎主张其对涉案船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虽然其提供了《合作协议》以及相关银行汇款记录，但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并不明显大于证明三合公司系涉案船舶定作人的证据的证明力。湖北高院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判决并无不当，陈晓黎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明显加重其举证责任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中止诉讼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虽然陈晓黎主张其就李树青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已向公安部门报案并经受理，但该案与本案审理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李树青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本案亦不存在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因此，陈晓黎关于本案应中止诉讼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综上，陈晓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陈晓黎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何东宁审判员  万会峰审判员  葛洪涛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