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民终34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沙县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鼓场街道黎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3059075883W。法定代表人：涂藐，男，系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文萍，男，该公司员工，系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沙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城关镇黎明村二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3215551221L。法定代表人：曾子平，男，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邹鸿，男，该公司法律顾问，系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书龙，男，197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委托代理人：彭波，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武，男，197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军，男，1984年6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沙县荣盛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鼓场街道开明同心城9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36669895802.法定代表人：刘异，女，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罗远松、张波，公司员工。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沙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沙支公司（以下简称人财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书龙、王武、汪军、金沙县荣盛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3民初1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并依法改判，二审诉讼费用上诉人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拖车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交强险应分责分项赔偿。上诉人人财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四项，依法改判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是贵Ｆ×××××号车车上人员进行赔偿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查明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事故认定书未详细调查清楚袁书龙是否已经下车站到地面上的事实，是否完全脱离贵Ｆ×××××号车后发生的交通事故。事发时汪军驾驶的贵Ｆ×××××号车处于停止运行状态，没有对被上诉人袁书龙造成第二次伤害，即使袁书龙下车站到地面上，也不能认定袁书龙是贵Ｆ×××××号车发生事故时的第三人。袁书龙并未举证证明自己在发生事故时已经完全脱离贵Ｆ×××××号车，原审根据双方陈述不符合裁判规则的推理性认定。本案中诉讼主体交替应视为主体不适格和适用法律错误，袁书龙既是贵Ｆ×××××号车所有人也是贵Ｆ×××××号车投保人，袁书龙在本案提起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袁书龙既是原告又是被告身份，单独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就是遗漏贵Ｆ×××××号车所有人为被告，属于程序违法。上诉人承担责任的法律关系式保险合同纠纷，一审适用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法律条款作出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规定，袁书龙既是贵Ｆ×××××号车投保人，事故又是袁书龙运行驾驶的汪军驾驶贵Ｆ×××××号车发生的事故，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事故认定书只认定汪军无责，未确认袁书龙是否系第三人，根据《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原审未考虑公平原则，只按法条大意作出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作出判决明显不公，有意偏袒袁书龙。被上诉人袁书龙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人财保险公司认可了我方系车下人员，我方无需举证证明。如果我是车上人员，那我受伤部位就不符合常理，不符合逻辑。原判认定各项赔偿标准正确，应予维持。袁书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被告人财保险公司在各自保险限额范围内共同赔偿原告357365.24元，不足部分由被告王武、汪军、被告荣盛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22日,被告王武驾贵Ｆ×××××2号小型轿车由金沙县鼓场街道东南环线开明同心城方向往五里坡方向行驶。于当日01时06分，行驶至金沙县鼓场街道东南环线武装部门口时，与正在从被告汪军驾驶贵Ｆ×××××8号小型普通客车上开门下车的原告相撞，造成原告受伤及辆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本次交通事故经金沙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金公交认字[2015]第09220106号事故认定书认定：“此事故经我队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分析认定：汪军驾车在公路上临时停车时未让乘车人确保安全开关门的过错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王武驾车上道未确保安全行驶的过错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一定原因。汪军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武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袁书龙无责任。”。原告袁书龙受伤后被送往林东矿务局总医院金沙分院住院治疗28天，后转至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39天，2016年3月28日原告为进一步治疗，被送至西南医院住院治疗18天。2016年6月7日，为完善右胫骨骨髓炎病灶清除术、钢板螺钉内固定术和外固定物拆除术，原告再次至西南医院住院治疗21天。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12月14日期间，原告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县县中医院、西南医院复查共计9次。2016年10月8日，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司法医学鉴定中心受金沙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委托，作出遵医司鉴[2016]临鉴字第3659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意见为：1、袁书龙所受损伤致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达伤残十级评定标准（拾级）；2、袁书龙所受损伤致右胫腓骨骨折内固定取出手术需后续治疗费用用8000-9000元；2017年2月22日作出遵医司鉴[2017]临鉴字第316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意见为：袁书:2015年9月22日所受损伤，误工期评定为1年～2年，护理期评定为90～120日，营养期评定为90～120。贵Ｆ×××××号肇事车辆系被告荣盛公司所有，该车辆已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交强险保险限额为122000元，商业第三责任险保险限额为1000000元。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系原告袁书龙所有，该车辆在人财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交强险保险限额为122000元，商业第三责任险保险限额为500000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事故发生时，原告正在从被告汪军驾驶的贵Ｆ×××××号小型普通客左车后车门下车，站在地面，已脱离贵Ｆ×××××号车准备关车门离开时被被告王武驾驶的贵Ｆ×××××号车撞击致伤的事实不持异议。原告袁书龙与被扶养人的住所地均为贵州省××××海社区老板沟组。2016年10月8日，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司法医学鉴定中心作出遵医司鉴[2016]临鉴字第3659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鉴定袁书龙所受损伤致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达伤残十级评定标准（拾级）。原告袁书龙的被扶养人有：父亲袁诗伦，1954年9月29日出生，被扶养年限为18年；母亲秦礼容，1955年7月4日出生，被扶养年限为19年；长女袁茜，1999年1月26日出生，被扶养年限为1年；长子袁长辉，2002年7月18日出生，被扶养年限为4年。袁诗伦与秦礼容共生育三个子女，即袁书龙、袁书福、袁书娣。事故发生后，原告住院治疗期间，被告王武为原告垫付医疗费59000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为原告垫付了医疗费10000元。2016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26742.62元，2016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9201.68元/年，2016年度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3094元/年，2015年贵州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35528元/年，贵州省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为省内100元/天。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使投保人遭受损害，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投保人为本车人员的除外。”，本案中，金沙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金公交认字[2015]第09220106号事故认定书认定，汪军驾车在公路上临时停车时未让乘车人确保安全开关门的过错是造成此次是事故的主要原因，王武驾车上道未确保安全行驶的过错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一定原因。汪军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武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原、被双方对事故发生时，原告正在从被告汪军驾驶的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左后车门下车，站在地面，已脱离所乘坐的贵Ｆ×××××号车准备关车门离开时被贵Ｆ×××××号车撞击致伤的事实不持异议，因此原告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应为第三人地位，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与被告人财保险公司应首先在各自交强险限额122000元内对原告的各项损失予以赔偿，超出部分在各自商业限额内按责任赔偿。原告袁书龙因此次交通事故受到的损失有：1、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袁书龙虽向本院提供了医药费用发票共计202158.28元，但其中有59000元的医疗费用为被告王武垫付，有10000元的医疗费用为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垫付，该两笔垫付款应在原告所主张医疗费全额中予以扣除。故本院认定原告所主张的医疗费应为133158.28元。2、残疾赔偿金。原告袁书龙住所地为城镇，同时遵循“同命同价”的司法原则，原告的伤残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较合理，经鉴定原告之伤为伤残十级，参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42.62元/年，计算为26742.62×20×10%=53485.24元，因此，原告主张赔偿其伤残赔偿金53485.24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3、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的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后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的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本案中，原告的误工期经鉴定评定为1～2年，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及住院天数等情况酌定为误工547日，原告未向本院提证据证明其收入状况，参照2016年度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3094元/年计算，其误工费为53094元/年÷365天×547天=79588.5元。4、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的规定，本案中，原告的护理期经鉴定评定为90～120日，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及住院天数等情况酌定为护理105日，参照2015年贵州省居民服务业年平均工资35528元，计算为35528÷365×105=10219.65元；5、营养费。原告的出院记录中有“加强营养”的医嘱，其营养期经鉴定评定为90～120日，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及住院天数等情况酌定为营养期105日，按每天30元标准计算，营养费计算为30×105元=3150元。6、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的规定，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先后住院治疗共计106天，参照贵州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省内）100元/天计算，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06天×100元/天=10600元。7、精神抚慰金。经鉴定原告为伤残十级，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5000元较高，结合司法实践，本院确定精神抚慰金为2000元。8、鉴定费。鉴定费凭鉴定书及鉴定费发票确定为1200元。9、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的规定，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凭发票确定为1501元。10、拖车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的规定，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所产生的300元拖车费属于此次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本院予以支持。11、后续治疗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本案中，原告的后续治疗费经鉴定评定为8000元～9000元，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情况，本院予以认定8500元。12、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本案中，原告袁书龙与被扶养人的户籍地均为贵州省××××海社区老板沟组，其父母袁诗伦与秦礼容共生育三个子女，即扶养人为3人，参照2016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9201.68元/年，被扶养人原告父亲袁诗伦生活费为19201.68×18×10%÷3=11521元；被扶养人原告母亲秦礼容生活费为19201.68×19×10%÷3=12161.06元；被扶养人原告长女袁茜生活费为19201.68×1×10%÷2=960.08；被扶养人原告长子袁长辉生活费为19201.68×4×10%÷2=3840.3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28482.47元。原告袁书龙以上1-12损失合计332185.14元，原告的损失应首先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和被告人财保险公司各自的交强险限额122000元之内予以赔偿，即被告人财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2000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2000，扣除已垫付的10000元，尚应赔偿112000元。剩余损失98185.14元（332185.14-122000-112000）由被告人财保险公司和被告人寿保险按事故责任承担，被告汪军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故被告人财保险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较妥，即98185.14×70%=68729.60元，被告王武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故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应承担30%的责任较妥，即98185.14×30%=29455.54元。综上被告人财保险公司应赔偿原告的损失为122000+68729.60=190729.60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应赔偿原告的损失为112000+29455.54=141455.54元。对于被告王武为原告袁书龙垫付的医疗费59000元，经查明确系本次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属保险公司赔付范围，为节约诉讼成本，不增加当事人诉累，该垫付款59000元由被告人财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按责任比例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直接支付给被告王武，即被告人财保险公司应支付59000×70%=41300元，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应支付59000×30%=17700元。原告袁书龙的诉讼请求部分合法，合法部分予以支持，不合法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沙县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袁书龙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伤残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拖车费，等各项损失合计141455.54元；二、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沙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袁书龙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伤残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拖车费，等各项损失合计190729.60元；三、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沙县支公司支付被告王武垫付款17700元；四、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沙支公司支付被告王武垫付款41300元；五、驳回原告袁书龙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被上诉人袁书龙提交金沙林东医院证明一份、金沙县西洛街道洋海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一份、金沙县民政局颁发的当选证书一份，证明被上诉人袁书龙非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住院期间未得到公务员补助。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医院的证明与门诊发票自相矛盾，当选证书和居委会证明载明的时间不一致。上诉人中财保险公司认为当选证书与居委会证明与本案无关，对医院证明三性均有异议，证明与发票不一致，被上诉人袁书龙是否得到公务员补助，请法院核实。其余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共同证明被上诉人袁书龙非公务员身份，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二审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中争议焦点为：原审计算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拖车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是否有误？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应当如何在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袁书龙是否系贵Ｆ×××××号车第三人，上诉人中财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被上诉人袁书龙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是否存在程序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关于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规定，被上诉人袁书龙系金沙县西洛街道洋海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其所任职系居民投票选举产生，其每月收入1400元系其任职期间获得的补助，若其任期届满未继续当选居委会主任即不能获得该补助，故其获得的补助具有不确定性，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固定收入，且上诉人并未对认定被上诉人袁书龙误工期的鉴定意见书申请重新鉴定，故原审依据鉴定意见书认定的误工期区间，参照2016年度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酌情计算被上诉人袁书龙的误工费并无不当。金沙林东医院的情况说明与被上诉人袁书龙的当选证书和居委会证明相互印证被上诉人袁书龙非公务员身份，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称被上诉人袁书龙是公务员，其受伤住院属于病假范畴，其误工费应根据工作年限及扣发工资情况进行计算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予采纳。关于残疾赔偿金，由于2015年贵州省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消除了户籍性质区分导致的不合理利益差异，体现了对生命、健康利益和弱者利益最大限度的平等保护。原审判决按照贵州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残疾赔偿金，更能公平维护受害人的利益，处理并无不当。关于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的规定，残疾赔偿金的性质是对受害人应当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收入的补偿，是财产性或物质性的补偿，而精神抚慰金是对受害人在身体受伤致残造成精神痛苦的抚慰，是精神损害的赔偿。故原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因伤残产生的残疾赔偿金后，再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造成的法律后果和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支持赔偿被上诉人精神抚慰金2000元并无不当。关于拖车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和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的规定，被上诉人提供贵Ｆ×××××号车的拖车费收据一张，证明其因本次事故支出事故车辆拖车费用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支出的拖车费系本次事故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称拖车费不属于交强险赔偿项目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的规定，被上诉人袁书龙因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其劳动能力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原审根据被上诉人的伤残系数计算出被上诉人因交通事故产生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未提供劳动能力的丧失程度作出报告，不应当对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求予以支持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应当如何在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之规定，首先，国家设立交强险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机动车行驶这一高危行为的风险，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失能够得到及时、便捷的补偿，只要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人员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不是对受害人的利益进行限制；其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交强险责任限额是指一次事故的最高责任限额，并没有对被保险人对构成交通事故是否有责任进行区分，也没有对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财产损失等分项进行区分。因此，不论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保险公司均负有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受害第三者直接赔付的法定义务。原判确定上诉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不分责不分项赔付被上诉人的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被上诉人袁书龙是否系贵Ｆ×××××号车第三人，本次事故经金沙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金公交认字[2015]第09220106号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发生经过为“王武驾驶贵Ｆ×××××号小型轿车行驶至金沙县鼓场街道东南环线武装部门口时，与正在从汪军驾驶的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上开门下车的袁书龙相撞，造成袁书龙受伤及辆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被上诉人王武和汪军均认可被上诉人袁书龙已经站在贵Ｆ×××××号之外时发生交通事故，且本次事故由被上诉人汪军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王武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和国务院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的规定，发生事故时，被上诉人袁书龙站在贵Ｆ×××××号车外，再受到贵Ｆ×××××号撞击，导致其胸部外伤，与被上诉人袁书龙、王武、汪军描述的袁书龙受到贵Ｆ×××××号车和贵Ｆ×××××号车碰撞挤压受伤之间的逻辑相符，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袁书龙属于贵Ｆ×××××号车和贵Ｆ×××××号车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认定并无不当。事故贵Ｆ×××××号车在上诉人中财保险公司处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上诉人的承保范围，原审判令上诉人在交强险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称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被上诉人袁书龙虽系贵Ｆ×××××号车的所有人和投保人，但事故前是被上诉人汪军驾驶贵Ｆ×××××号车，被上诉人袁书龙在本案中其系贵Ｆ×××××号车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其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提起诉讼请求赔偿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以此为案由判决也无不当，原审并不存在程序违法或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存在，上诉人中财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6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沙支公司负担668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沙县支公司负担66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可审 判 员  陈红梅审 判 员  黄塑希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詹 淼书 记 员  刘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