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19民终9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巴中市巴州区农联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化成镇赵家湾村八社。法定代表人：李笃林，该社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绪东，四川立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童，四川立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笃林，男，1968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建筑业，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向波，男，1973年5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科旭，四川宏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龚志福，男，197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自由职业，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原审被告：王蓉，女，1978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系李笃林之妻。原审被告：谢康远，男，1954年4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原审被告：杨纪森，男，197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上诉人巴中市巴州区农联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农联合作社”）、李笃林因与被上诉人向波及原审被告龚志福、王蓉、谢康远、杨纪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2017）川1902民初368号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笃林、农联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绪东、李童，被上诉人向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科旭，原审被告龚志福、谢康远、杨纪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农联合作社、李笃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李笃林以书面形式放弃了农联合作社理事成员资格，从而无权主持成员大会，亦不能承担农联合作社理事长是违背基本事实的。首先，上诉人李笃林2013年2月22日所立的退股协议书，是李笃林向李某所立，该退股协议并未征得其他合伙人同意，甚至没有出示给当时农联合作社的法人代表向波。上诉人在2013年2月23日就撤回了该退股协议，放弃了退股的意思。一审法院依据一个退股协议复印件，就认为上诉人已经自愿退股还不尊重基本客观事实。并且上诉人第二天就要回了退股协议原件，放弃了退股的意思表示。其次，上诉人在2013年2月22日之后，仍然以农联合作社理事的身份履行相关义务，上诉人提交的多分欠条，证实上诉人直到2014年5月11日仍在以农联合作社的名义支付农联合作社下欠债务，证明了上诉人仍然为农联合作社成员。再次，退股的事实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除了一张退股协议复印件。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作为农联合作社的监事和成员，依据《巴中市巴州区农联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征得农联合作社三分之二的成员同意，主持召开成员大会，免去被上诉人的理事长职务，任命新的理事长是完全依据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行使权利，并无不妥。被上诉人向波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诉称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2013年2月22日，李笃林退出农联合作社的声明是本人书写，在已生效判决的庭审笔录中其承认是自己本人书写。2013年5月21日，李某退出农联合作社的协议也是本人所写，在已生效的判决书能够证实。上诉人诉称直到2015年仍以农联合作社的名义支付债务是不属实的。如果认定合伙协议无效的话，就不存在退伙的说法，合伙协议有效是退伙的前提。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龚志福辩称，李笃林退股其不知情，被上诉人更改法人，其亦不知道，后来因为厂里拆迁才知道。原审被告谢康远辩称，其只负责生产，本案情况其并不知晓。原审被告杨纪森辩称，李笃林退股其不知情，被上诉人更改法人，其亦不知道。原审被告王蓉未作答辩。原审原告向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2016年3月7日被告李笃林、龚志福、王蓉、谢康远、杨纪森召开农联合作社成员会议做出的决议及任命书的民事行为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8日，原告向波与被告李笃林等人召开了设立大会，发起设立了巴中市巴州区农联家禽养殖场，并签订了《巴中市巴州区农联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设立大会纪要》、《任命书》，任命了向波为理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谢康远为副理事长，龚志福为理事，李笃林为监事长，杨纪森、王蓉为监事，原被告均在全体设立人处签字捺印确认。同时，由法定代表人向波签字确认的《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名册》、《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出资清单》中，名册载明了除龚志福为非农民之外，其余成员类型均为农民，出资清单则载明了向波、李笃林、谢康远、杨纪森、王蓉、龚志福均出资了25万元，共计150万元。一审庭审查明，王蓉、谢康远、杨纪森均未出资，该三人列为合作社成员是为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有5名以上的成员，其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80%”，借用三人农民的身份。同日，农联合作社制定了农联合作社章程，该章程明确了名称、住所与法定代表人及业务范围、出资方式、成员和成员权利、章程修改和解散事由清算办法等。其中章程第五条第一项明确了成员有参加大会，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章程第八条第一项则明确了自愿申请退出的。终止其成员资格；第十九条第一项明确了理事长作为本社的法定代表人，行使主持成员大会、召集并主持理事会会议的权利。一审同时查明，2013年4月14日，法定代表人向波向巴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递交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申请书，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金玲，成员出资总额由150万变更为250万，并提交了农联合作社出资总额变更大会记录，该记录上载有赵金玲、向波及龚志福、李笃林、谢康远、杨纪森、王蓉的签名，一审庭审查明除赵金玲及向波的签名系真实的之外，其余签名均系向波伪造。巴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3年4月18日准许变更，后2014年2月11日，农联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赵金玲再次向该管理局递交了变更登记申请书及变更决议、章程修正案及出资清单，将成员出资总额由25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2016年1月5日，巴中市巴州区工商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撤销了上述两次变更登记，农联家禽养殖场变更法定代表人和出资总额以及章程的行为无效。2016年3月7日，被告李笃林主持了农联合作社成员会，参加人员有龚志福、王蓉、谢康远和杨纪森。会议当天，被告李笃林通知向波参加此次会议，向波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参加，同时，该会议决定推选李笃林为养殖场的法定代表人和理事长。2016年3月7日，由龚志福、王蓉、谢康远、杨纪森、李笃林签署了《巴中市巴州区农联家禽养专业合作社任命书》，任命李笃林为本社理事长，任命向波、谢康远为本社理事，任命龚志福、杨纪森为本社监事，任命王蓉为财务负责人。一审另查明，因李笃林不愿意承担农联家禽养殖场的债务纠纷，于2013年2月22日出具了退股协议，该协议载明李笃林股份已经退出，关于农联合作社的所有债务纠纷由向波和李某全权处理，今后养殖场的债务纠纷与李笃林再无关。龚志福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书面承诺，记载：今承诺原化城镇赵家湾村八社农联养殖专业合作社，国家开发、赔偿多少与我无关，我的股金及拆迁补助已由扈鸣另立条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波和被告李笃林、龚志福、杨纪森、王蓉、谢康远于2011年8月8日订立会议纪要，签订任命书、农联合作社章程，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工商登记，依法设立了“巴中市巴州区农联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向波于2013年、2014年两次变更行为已经被主管部门确认违法，故其变更行为无效。现原告向波与被告李笃林、龚志福、杨纪森、王蓉、谢康远均为农联合作社成员。农联合作社经营期间，被告李笃林以书面形式放弃了农联合作社理事成员资格，根据农联合作社章程规定，合作社成员自愿申请退出的，合作社成员资格终止。一审法院认为李笃林2013年2月22日之后不再具备农联合作社成员资格。被告龚志福出具的承诺书名为股份转让，但根据庭审查明事实，被告龚志福与扈鸣之间并未实际发生转移事实，故被告龚志福农联合作社成员资格继续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农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由全体成员组成，是本社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一）修改章程；（二）选举和罢免理事长、理事、执行监事或者监事会成员；。（八）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农联合作社章程规定理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并主持召开成员大会。被告李笃林不具备农联合作社成员资格，无权主持成员大会，亦不能担任农联合作社理事长，其主持成员大会及担任理事长的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依法确认无效。故原告诉请确认2016年3月7日，被告李笃林、龚志福、杨纪森、王蓉、谢康远召开农联合作社成员会议所作出的农联合作社成员会议形成的决议和《巴中市巴州区农联养殖专业合作社任命书》任命书无效，予以支持。本案诉争系被告农联合作社内部理事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被告农联合作社不应当作为本案参与诉讼，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巴中市巴州区农联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于2016年3月7日召开成员大会形成的会议决定及《巴中市巴州区农联养殖专业合作社任命书》无效；二、驳回原告向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000元，由被告李笃林、龚志福、王蓉、谢康远、杨纪森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了证人李某出庭。李某在庭审中陈述：合作社成立时入股的三个人是李笃林、向波、龚志福，成立之后经营了两三个月，因资金困难李笃林叫我入股，投资发展，经营了几个月之后，因经营不善，我看赚不了钱，我就要求自己退股。向波、龚志福不在场，我就找李笃林说让他退我这个钱，李笃林说他把他的那部分股给我，过后就给我写了一份退出协议。第二天李笃林有几个工人找他要工资，当时打向波和龚志福的电话没有打通，李笃林就承担了工人的工资，说的不能算退，第二天我就把李笃林头一天写给我的协议返还给他本人了。李笃林的退股协议直接交给了我，写退股协议当时只有我和李笃林知道，没有召开理事会和成员大会，也没有召开股东会。证人李某主要证明李笃林写退股协议的过程。上诉人李笃林对证人李某的陈述质证认为，证人的陈述是真实的，客观的，合法的，也清楚的证明了李笃林书写的退股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也不符合他们当初的合作协议要求的四人签字的要求。被上诉人向波质证认为，证人本身与双方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的证明内容前后矛盾，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审被告龚志福质证认为，合作协议中要求股东要知情，其本人对退股协议这个事不知情。原审被告谢康远质证认为，对退股协议不知情也不清楚。原审被告王蓉、杨纪森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上诉人李笃林在书写退股协议之后，农联合作社并未召开理事会或股东会就该退股事宜进行研究，也未退回李笃林的投资股金，农联合作社亦未进行清算。李笃林书写退股协议之后，农联合作社并未收回相关印章，李笃林仍然以农联合作社名义使用农联合作社财务章，对外履行职责。二审还查明，2016年3月7日李笃林主持召开成员大会，并于当天下午电话告知向波参加成员大会，但未通报会议内容。本院认为，农联合作社章程经成员签字生效后，对农联合作社全体成员具有约束力，各成员应按照该章程的相关规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章程第八条规定合作社成员自愿申请退出的，成员资格终止；第十七条规定由合作社理事会决定成员的加入、退出等事项。本案中，上诉人李笃林虽于2013年2月22日书写了退股协议，但该退股协议仅是上诉人李笃林的单方意思表示，且该协议是向农联合作社成员以外的案外人李某递交，未向农联合作社理事会或农联合作社成员提交，根据上诉人李笃林本人的陈述及案外人李某二审出庭作证的证言证实，上诉人李笃林在递交协议后的第二日随即撤回了该协议，并收回了原件，上诉人李笃林撤回退股协议及收回原件的行为，亦表明其撤回了退股协议中所作的单方意思表示，而农联合作社理事会在此后也未按章程规定作出上诉人李笃林退出农联合作社的相关决定，上诉人李笃林仍以农联合作社名义使用相关印章，对外履行职责。因而仅依据被上诉人所持有的退股协议复印件，不足以证实上诉人李笃林已退出了农联合作社。同时，根据被上诉人向波在此后的2013年、2014年的两次变更登记的相关文件中，亦将上诉人李笃林列为农联合作社成员，亦表明被上诉人向波对上诉人李笃林仍然享有农联合作社成员资格的认可。故原审仅依据上诉人李笃林曾经书写过退股协议，认定上诉人李笃林已退出农联合作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上诉人李笃林是否退股的问题，系《合作协议》中合伙人之间股权争议的范畴，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且涉及到案外人李某的相关权益，原审就此作出认定不当，本院亦予以纠正。根据章程第十三条及十四条的规定，李笃林作为农联合作社监事有提议召开临时成员大会的权利，召开成员大会，理事会须提前十五天向成员通报会议内容。本案中，虽然上诉人李笃林在会议当天通知了被上诉人向波，但被上诉人向波明确提出自己不能参会，且上诉人李笃林及农联合作社理事会亦未就会议内容进行告知，显然侵犯了被上诉人向波作为农联合作社成员及农联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的知情权，亦不符合章程规定的召开程序。故原审认定李笃林、龚志福、杨纪森、王蓉、谢康远在2016年3月7日召开的成员大会形成的会议决议及《巴中市巴州区农联养殖专业合作社任命书》应属无效，并无不当。对上诉人李笃林及农联合作社的此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应予纠正，但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上诉人李笃林负担500元，上诉人巴中市巴州区农联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负担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立审 判 员  赖 敏审 判 员  吴 全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易阳梅书 记 员  杨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