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民终3041、3044号上诉人（3041号案原审原告、3044号案原审被告）：王永建，男，196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胜利，广东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嘉琪，广东宝威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上诉人（3041号案原审被告、3044号案原审原告）：龙伟成，男，1959年7月2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柏顺，广东广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3041号案原审被告、3044号案原审原告）：陈亚平，男，197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舒颖，广东仁之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永建、龙伟成与被上诉人陈亚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民四初字第5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依照原审判决援引法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龙伟成、王永建、陈亚平的合伙关系已于2015年2月28日终止；二、东莞市东城成元织带加工厂（以下简称成元厂）的固定资产及库存价值人民币1341747.59元、现金人民币1754361.15元归王永建所有；三、成元厂的应收款项美金541236.50元，港币127672.47元、应退税款人民币152228.77元归龙伟成所有；四、成元厂的现金人民币450000元归陈亚平所有；五、成元厂的应付款项人民币1231203.50元由王永建负责支付；六、上述第二、三、四、五判项抵销之后，由龙伟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五日内向王永建支付人民币160628.88元，向陈亚平支付人民币443617.99元。七、驳回王永建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龙伟成、陈亚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55号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760.80元，由龙伟成负担人民币11608元，由王永建负担人民币7739元，由陈亚平负担人民币3413.80元。87号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3235.85元，保全费人民币2392.03元，合计人民币55627.88元，由龙伟成负担28370.88元，由王永建负担人民币18913元，由陈亚平负担人民币8344元。王永建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依法改判成元厂固定资产及库存价值为人民币493239元，应收款项为717434.6美元，款项抵销之后，由龙伟成向王永建支付人民币1095574.67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龙伟成、陈亚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美金收入数额不准确，龙伟成拒绝提供美元账户收入明细，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王永建和龙伟成、陈亚平自2007年开始，合伙经营成元厂。由王永建负责生产，龙伟成负责财务管理业务，陈亚平负责后勤以及高速部门。由于成元厂有大量的国外客户，因此合伙协议约定，龙伟成将户名为ASCENTRITEENTERPRISECOLTE的华南银行相关美金账户作为成元厂接收国外客户贷款以及支付相应的物流费等相关费用的银行账户，该账户一直由龙伟成负责管理。（二）根据成元厂的财务刘某以及会计罗某出具的证人证言以及王永建提交的《切结书》、国外客户的发票、DM订单的往来款项等证据，均可以证明华南银行的美金账户是属于成元厂的经营期间海外货款的收款账户。（三）龙伟成、陈亚平在庭审中也已经明确认可了该账户明细表上的余额，也即认可了上述账户属于工厂经营期间使用的账户。虽然龙伟成一直否认该账户不属于成元厂的海外应收账款的账户，但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而龙伟成作为财务管理人，持有成元厂的应收货款报表、华南银行美金账户的往来明细及其他相关的财务报表，无故拒绝提供数据明细，导致无法明确成元厂的应收货款，应当公布相关的银行流水以及应收款的数据，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四）多年来，成元厂的经营状况良好，每年都有盈利。根据2014年10月28日至2015年2月10日的出货单统计表，暂计约有人民币350万元应收货款。原审法院仅依据2015年2月6日单方制作的协议认定美金的数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永建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字，对该协议的内容的真实性不确认。二、原审法院基于2014年11月30日的协议认定库存的价值没有事实依据。（一）在决定解散的初期，所有的事务都是由龙伟成、陈亚平和周珊律师主导，包括2014年11月30日《协议书》的草拟、固定资产以及库存盘点等事宜。整个过程，三人从未对债权债务的清算、固定资产的处理以及后续未结订单的处理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事实上，三人并没有对固定资产及库存价值进行实物盘点和清算，协议的数据只是一个估算值。（二）2015年1月30日，王永建及代理人、龙伟成代理人、陈亚平及代理人、公司财务出纳刘某及会计罗某在成元厂召开股东会议，三方在会议对此达成一致意见，由陈亚平负责资产的重新盘点。可见，2014年11月30日形成的《协议书》对于固定资产及库存价值数据不是真实的，是没有进行盘点和清算的。（三）在三方合伙的分工中，一直都是由陈亚平负责仓库的管理，陈亚平有保管的责任和义务。王永建没有保管仓库的义务。在2014年11月30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王永建没有掌管仓库，应当由陈亚平负责举证。（四）陈亚平在原审庭审中表明，2014年11月30日签署协议的固定资产及库存价值数据是根据ERP系统导出来的，该系统一直是由陈亚平负责操作，在签署完协议后，该系统随即瘫痪，无法登陆，无法恢复系统数据。因此，无法得知ERP系统数据的真实性。且陈亚平、李伟成于2014年10提出终止合伙关系，极有可能没有再更新E**系统的数据，协议依据的数据是静态的，而固定资产及库存的价值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协议依据的数据内容是不真实的。三、原审法院认定现金2204361.15元，没有事实依据。（一）成元厂的出纳及会计2015年1月30日统计的银行及现金余额仅为数据统计，上述统计数据中，陈亚平的妻子王秀如账户中的45万元人民币一直都是由陈亚平或王秀如控制，财务会计反映的仅仅是账面的数据。该事实从2月6日会议纪要中，陈亚平在应分配财产行使抵销权恰好可以印证。（二）2015年1月30日统计的财务数据并非静态，工厂清算未达成一致数据前，会产生相应的费用，这些费用会从现金以及银行余额中支出。财务刘某与罗某统计的银行存款和现金余额仅仅是流水数据的统计，实际上银行存款和现金是变化的，多个银行账户之间会有往来支出和收入。根据成元厂的流水、会计及出纳账簿、财务刘某及会计罗某的统计，截止到2015年3月15日，现金及存款余额应为1423170.91元，加上陈亚平控制的45万元，共计1873171.18元。四、本案中，合伙关系终止于2015年6月30日，而不是2015年2月28日。2014年11月30日，虽然三合伙人就终止合伙达成了《协议书》，但并未对公司的债权债务、固定资产、厂房租赁终止等具体清算达成一致。此后，工厂依然在继续生产。员工也是在2015年1月9日才达成赔偿协议，DM订单的生产也是在2月才完成的，厂房的租赁事宜一直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直至11月30日，三方签署的《协议书》不能作为三方合伙终止的时间，三方合伙关系终止的时间应当是在所有合伙事务处理完毕之后。龙伟成对王永建的上诉向本院答辩称：关于王永建第一个上诉理由，在合伙期间，所有的账目都是由王永建掌握，并且法院认定收入依据的是2015年2月6日作出的会议纪要统计的数据，而该数据是由王永建和罗某、刘某提供。王永建主张原审判决认定收入不准确，这个主张是不成立的，对此，王永建应当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关于原审法院基于2014年11月30日协议书认定库存的问题，该协议书附页中的机械设备、原材料等固定资产、库存以及价值，是由三方签字，按手印予以确认的。王永建没有其他的真实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对此王永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关于原审法院认定现金2204361.15元，王永建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理由是该数据同样是王永建和罗某、刘某提供的。关于合伙时关系终止的问题，龙伟成认为终止的时间是在2014年11月30日，该事实有三方签订于2014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予以证明。陈亚平对王永建的上诉向本院答辩称：王永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上诉状中事实和理由的第一大点第四小点，其认为应收货款是350万元，在原审判决认定的应收货款也是350万元。其他的意见与龙伟成一致。龙伟成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龙伟成、王永建、陈亚平的合伙关系已经于2014年11月30日终止；3.依法改判：成元厂的应收款项美金383050.3元归龙伟成所有，应退税款人民币152228.77元归王永建所有；4.依法改判成元厂的应付款项人民币1150434元归王永建掌握；5.依法改判原审判决第二、三、四、五项抵销后，由王永建向龙伟成支付款项人民币156606.52元，由王永建向陈亚平支付款项人民币313529.691元；6.由王永建、陈亚平负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龙伟成与王永建、陈亚平在统计应收款项时没有包括由合伙体所缴纳的厂房租赁押金102900元，现王永建与立新社区居民委员会就合伙体之前所租用的厂房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故王永建继续掌握了该笔押金102900元，但是该笔押金应当属于合伙体共同财产，该款也应予以分配。二、应退税款人民币152228.77元由王永建实际掌握，该款项判归王永建所有，但是王永建应当将该款按照比例支付给龙伟成和陈亚平，原审判决认定由龙伟成掌握是错误的。根据王永建、陈亚平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合伙体于2015年1月31日有笔退税款167207.45，合伙体于2015年3月10日还有笔退税款人民币152015.35元的款项，从退税时间和金额来看，该笔款项与2015年2月6日会议纪要中的东莞华晨进出口有限公司2014年12月应退税款人民币152228.77元是对应的，该两笔金额存在部分差异，可能是美元和人民币存在汇率差的问题。众所周知，所有的退税款均为对公交易，应退税款不可能支付到个人的账户中，故龙伟成不能掌握该退税款。事实上，该退税款已经由王永建掌握，因此，该退税款人民币152228.77元按照实际掌握来讲，判归王永建比较便利。三、关于合伙关系终止的时间及2015年1月31日至2015年2月28日合伙体开支人民币80769.5元问题。（一）龙伟成与王永建、陈亚平于2014年11月30日签名的《协议书》明确约定了三方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已经终止。自2014年11月30日以后散伙清算事务，包括清点固定资产及库存，遣散员工（至2015年1月10日，全部员工遣散完毕，连罗某、刘某也一起遣散）。（二）2015年1月30日、2015年2月4日和2015年2月6日，龙伟成和王永建、陈亚平已经分别就应收款项、应付款项等合伙事务达成相关协议，原审判决认定算至2015年2月28日与上述事实不符。（三）2015年2月6日会议纪要形成后，三方对数据均无异议，且会议纪要的数据全部来源于2015年1月30日的数据，因此截至2015年1月30日，合伙体已经完全清算完毕。至于之后发现的费用，完全是王永建的个人行为，与散伙清算事务无关。因此，龙伟成与王永建主张的应付款项人民币1951.50元及78818元的开支属于合伙体共同债务不予认可。（四）关于清算事务开支部分，应当按照合伙人之间约定的开支审批制度进行开支，但是王永建从未通知或知会其他人相关开支的情况，因此，对王永建单方形成的开支单据不予认可。因此，龙伟成认为，合伙关系终止于2014年11月30日，合伙体应付款项应按照2015年2月6日会议纪要载明的为准，应付款项人民币1951.5元及78818元的开支不属于合伙体共同债务。四、关于王永建的工资的问题，在散伙清算事务期间，王永建依然领取工资，龙伟成和陈亚平也应继续领取工资、王永建所领取的工资应在最后清算时予以扣除并抵销。五、关于DM订单的尾数美金158186.2元的问题。根据王永建提供证据显示，该DM公司订单形成的时间是2014年11月。2015年1月30日，王永建召开股东会议，由罗某和刘某当场公布统计的所有应收、应付数据，该公布数据现场有王永建掌握的录音录像予以佐证。2015年2月6日会议纪要中的所有应收款项均是根据2015年1月30日会议公布的数据，即便存在该笔DM订单，该笔订单尾数158186.2美元应当包括在会议纪要中应收383050.3美元中，不存在未统计到的情况。虽然约定由龙伟成负责财务管理，但是业务数据是由罗某和刘某负责的，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应收款项未计算DM公司货款是错误的。六、原审判决计算抵销时出现错误，应予纠正。（一）参照会议纪要计算抵销。1.龙伟成最后实际应分得人民币104127.52元，【应分得人民币2543521.9494元-应收款项2336606.83元（美元383050.3元折算）-人民币102787.6元（港币折算）】。2.王永建最后实际应分得人民币-402222.14元【应分得人民币1695681.2996元-【固定资产人民币1341747.59元+现金人民币1754361.15元+人民币152228.77元（该款实际退回王永建）-应付人民币1150434元】。陈亚平最后实际应分得人民币298094.691元（应分得人民币48094.691-人民币450000元）（二）厂房押金分配，1.龙伟成应分得人民币52479元（厂房押金人民币102900元×51%＝52479元）。2.王永建应分得人民币34986元（厂房押金人民币102900元×34%＝34986）。3.陈亚平最后实际分得人民币15435元（厂房押金人民币102900元×15%＝15435元）。因此上述费用抵销后，王永建应向龙伟成支付款项人民币156606.52元，王永建应向陈亚平支付款项人民币313529.691元。王永建对龙伟成的上诉向本院答辩称：一、不是由王永建掌握了所有的账目，王永建在原审中公布的账目，不包括主要用于收款的境外账户，比如华南银行的账户。二、财务和会计做数据时是基于他们掌握的信息作出的，并不包括全部的账户。而且财务和会计在原审中作证对此问题作出了说明。三、关于现金认定部分，财务公布的数据是一个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在后面有支付债务和工人工资和工人生活费以及房租和水电等。四、关于库存，有合伙体的约定，由陈亚平负责，库存是通过ERP进行管理的，11月30日签订的明细或者说附件也是ERP导出来的，并未实际盘点，这个与实际库存严重不符合。需要提醒法院注意，该协议没有提供给王永建，而是由案外人周珊律师进行保管，直到原审庭审中才公布协议的内容和附件的内容。五、关于合伙体终止时间问题，合伙体终止由龙伟成提出，并马上签署了协议，但是合伙体涉及到法律事务多，包含工人工资、债务、房租、设备处置等均没有进行处理。尤其是债务和房租、设备等均没有明确的约定，所以王永建认为合伙终止的时间应当以合伙事务处理完毕的时间为准。如果仅仅以合伙终止协议签订的时间为准的话，那么成本将难以预计。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问题，龙伟成说的关于厂房押金由王永建掌握的事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也认定交了押金，但是实际上该押金还是在出租人手中，应当属于一个权益问题。关于退税款的问题，龙伟成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到了王永建的账户。关于DM订单的问题，DM订单是在合伙协议终止签署后完成的，该笔订单的收款形式是境外支付，单位是美金，收款账户是成元厂在华南银行的账户，该账户一直由龙伟成掌握，至今为止龙伟成没有公布或提供该账户的流水以及进账明细，但是在2月6日的会议纪要上又提供了美金的收款数，所以王永建有充分理由推定，该DM订单的款项已经由龙伟成收取，应当属于合伙体的共同财产。陈亚平对龙伟成的上诉向本院答辩称：没有意见。二审期间，龙伟成向本院提交出口退税的转账记录一份，以证明该笔款与2015年2月6日会议纪要上载明的退税款是一致的。转账的时间在2015年3月10日，一笔是151857.84元，一笔是157.51元，这两笔款项是东莞华晨进出口有限公司转账至成元厂，东莞华晨进出口有限公司在原审期间没有给龙伟成提供该证据。王永建对龙伟成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一、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理由是在原审中王永建找过东莞华晨进出口有限公司要求帮王永建出具出口退税的相关文件，但是东莞华晨进出口有限公司只是给王永建出具了一份证明。之后龙伟成又找到东莞华晨进出口有限公司，东莞华晨进出口有限公司否定了王永建的证明，但是没有提供退税款相关凭证。所以王永建对该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确认。二、该证据的业务内容为贷款业务划拨，是否是案涉的退税款，王永建认为龙伟成需要提供其他证据佐证。陈亚平对龙伟成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认可该证据，事实也是这样的，该证据可以与原审中王永建提交日期为2015年3月10日的现金收支表中一笔152015.35元的退税款相互印证。经过阅卷和法庭调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龙伟成提交的银行业务凭证、网银付款回单显示，东莞市华晨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向成元厂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东城立新支行12×××40账户转账人民币151857.84元、157.51元，共人民币152015.35元。王永建在原审中提交的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东城立新支行账号12×××40的明细表记载，3月10日收到华晨退税款152015.35元。本院认为，本案为二审合伙协议纠纷案件，因龙伟成是台湾地区居民，故本案是涉台合伙协议纠纷。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行使管辖权以及以大陆法律作为准据法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王永建、龙伟成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合伙关系终止的时间。虽然各合伙人在2014年11月30日签订《协议书》达成了散伙的意向，但此时合伙事务并没有完全了结，需要时间对相关的事务进行处理，原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合伙关系于2015年2月28日终止并无不当。王永建主张合伙关系终止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龙伟成主张合伙关系终止时间为2014年11月30日，本院均不予采纳。二、关于固定资产和库存。2014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附有固定资产及库存盘点表，各合伙人均在《协议书》签名确认，王永建并无充分证据推翻该盘点结果，原审法院认定截止2014年11月30日成元厂的固定资产和库存总价值为人民币1341747.59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合伙体的应付、应收、应退税款、现金等。龙伟成、陈亚平主张2015年2月6日会议纪要上的数据来源于会计罗某在2015年1月30日会议上的通报，而王永建对此不予确认，认为没有通报相关数据，但三方都确认2015年1月30日会议进行了录音录像，只是对于谁持有该录音录像说法不一。结合2015年1月30日的会议是由王永建主持召开的以及陈亚平与证人孙某的陈述，原审法院推定该录音录像是由王永建持有，会计罗某在该会议上公布了合伙体的应付、应收、应退税款、现金等相关数据并无不当。对于各款项认定如下：1.应付款项。龙伟成在二审中确认2014年11月30日签订《协议书》后即离开成元厂，现其要求计算合伙事务清算期间的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确定合伙体应付款项合计为人民币1231203.5元，本院予以确认。2.应收款项。案涉《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由龙伟成负责财务管理，证人罗某、刘某出庭也陈述龙伟成负责合伙体的财务管理，并且2015年2月6日的《会议纪要》确认将合伙体的应收款项分配给龙伟成，原审法院据此推定合伙体的财务数据特别是美金及港币账户由龙伟成掌握，认定DM公司的货款尾数158186.2美元未统计在应收款项中，并无不当。龙伟成主张DM公司货款尾数已统计在会议纪要中应收美金383050.3元中，本院不予采纳。王永建主张应收款项美金为717434.6元，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确认合伙体的应收款项为541236.5美元、127672.47港元，按照2015年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兑换成人民币合计3490319.28元。3.应退税款。龙伟成二审提交的银行业务凭证、网银付款回单显示，东莞市华晨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向成元厂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东城立新支行12×××40账户转账人民币151857.84元、157.51元，共人民币152015.35元。王永建虽然在二审中不确认成元厂收到该两笔款项，但其在原审中提交的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东城立新支行账号12×××40的明细表记载3月10日收到华晨退税款152015.35元，与龙伟成提交的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成元厂于2015年3月10日收到华晨退税款人民币152015.35元。龙伟成主张该退税款金额与会议纪要中记载的152228.77元金额不一致，是由于汇率波动造成的，本院予以采纳。4.现金。王永建主张2015年1月30日统计的财务数据并非静态数据，工厂清算未完成时会产生相应的费用，此类费用会从现金及银行余额中支出，截至2015年3月15日，现金及存款余额为人民币1423170.91元，加上陈亚平控制的人民币450000元，共计人民币1873171.18元。对于2015年2月份其他支出单所反映的金额，原审法院已纳入应付款项中计算，对于2015年2月28日后产生的费用，因合伙关系已终止，与合伙体没有关联，不应由合伙体负担。故对王永建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现金金额为人民币2204361.15元（包括陈亚平掌控的人民币45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厂房押金。2013年王永建代表成元厂与东莞市东城区办事处立新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厂房租赁合同》，该合同显示的押金为102900元。但该合同与成元厂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厂房租赁合同》内容不一致，亦无充分证据证明东莞市东城区办事处立新社区居民委员会已退回厂房押金及押金的具体金额，故本院不予处理。各方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合伙体的应付款项为人民币1231203.5元、固定资产及库存为人民币1341747.59元、应收款项为人民币3490319.28元、应退税款为人民币152015.35元、现金为人民币2204361.15元，合伙体可分配资产为人民币5957239.87元（固定资产及库存人民币1341747.59元+应收款项人民币3490319.28元+应退税款人民币152015.35元+现金人民币2204361.15元－应付款项人民币1231203.5元）。按照三位合伙人的合伙份额，龙伟成占51%可分得人民币3038192.33元，王永建占34%可分得人民币2025461.56元，陈亚平占15%可分得人民币893585.98元。合伙体的应收款项由龙伟成掌控，故将应收款项分配给龙伟成，龙伟成最后实际应分得人民币－452126.95元（人民币3038192.33元－应收款项人民币3490319.28元）；合伙体的固定资产及库存、现金（扣除陈亚平掌控的人民币450000元）及应退税款由王永建掌控，故将该些项目分配给王永建，扣除应付款项，王永建最后实际应分得人民币8540.97元[人民币2025461.56元－（固定资产及库存人民币1341747.59元+现金人民币2204361.15元－陈亚平掌控的人民币450000元+应退税款人民币152015.35元－应付款项人民币1231203.5元）]；因陈亚平掌控合伙体现金人民币450000元，故将该现金450000元分配给陈亚平，陈亚平最后实际应分得人民币443585.98元（人民币893585.98元－人民币4500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永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上诉人龙伟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及前述援引法律条文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民四初字第55、8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及第五项。二、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民四初字第55、87号民事判决第六项、第七项及第八项。三、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民四初字第55、8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东莞市东城成元织带加工厂的固定资产及库存价值人民币1341747.59元、现金人民币1754361.15元及应退税款人民币152015.35元归王永建所有”。四、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民四初字第55、8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东莞市东城成元织带加工厂的应收款项541236.5美元、127672.47港元，归龙伟成所有”。五、上述第一、三、四判项抵销之后，由龙伟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王永建支付人民币8540.97元，向陈亚平支付人民币443585.98元。六、驳回王永建、龙伟成、陈亚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王永建的上诉请求。八、驳回龙伟成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55号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760.80元，由龙伟成负担人民币11608元，由王永建负担人民币7739元，由陈亚平负担人民币3413.80元。87号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3235.85元，保全费人民币2392.03元，合计人民币55627.88元，由龙伟成负担28370.88元，由王永建负担人民币18913元，由陈亚平负担人民币8344元。王永建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298.92元，由王永建负担（已预交）。龙伟成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117.06元，龙伟成已预交，由龙伟成负担10917.06元，由王永建负担1200元。王永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迳付龙伟成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萧稚娟审判员  李丽莉审判员  何玉煦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潘 巍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