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11民初5610号原告：侯金泉，男，1947年3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代理人：包亮亮，北京市元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城镇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城关镇金马工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崔卫东，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唐力，北京市金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门市。法定代表人：黄裕辉，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陶伟，男，1979年11月3日出生，该单位职工，住江苏省海门市海门镇通源新村。委托代理人：邵清，男，1988年3月7日出生，该单位职工，住江苏省海门市海门镇解放中路。原告侯金泉诉被告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三建公司）、北京市城镇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城镇建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金泉之委托代理人包亮亮，被告城镇建筑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唐力,被告南通三建公司之委托代理人邵清、陶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侯金泉诉称：原告与被告北京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于2001年12月30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买其开发的位于，住北京市丰台区房屋，合同同时约定价款、付款方式、交付期限、双方权利义务、保修责任以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并于2002年11月办理了入住手续。原告入住的第二年夏天，所买的房屋外墙因下雨导致渗漏，某公司仅向原告赔偿了一万五千元经济损失，并没有查明渗漏的原因以及对渗漏部位进行维修。此后，原告所买的房屋外墙每年雨季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渗漏，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生活。经原告多次沟通，该房屋的建设单位查明渗漏的原因，为施工质量问题。城镇建筑公司、南通三建北京公司三分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三建三分公司）及为原告所在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的北京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关于某鹏苑某号住宅楼某层D户顶板裂缝处理方案，约定给予原告经济补偿人民币400000.00元。原告多次与其沟通，但至今没有履行付款义务。另，根据原告了解，南通三建三分公司系南通三建公司的分公司。综上，起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经济补偿人民币400000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被告城镇建筑公司辩称：1、我们认为本案起诉案由错误，原告曾在法院以侵权损害赔偿的案由起诉过，但不知道原因撤诉后改成了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被告都是建筑行业公司，和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合同，更没有房屋买卖关系，原告曾在之前将房屋开发商和本案二被告一并起诉到法院，本次不但案由改变了，开发商也取消了，我们认为原告的案由和起诉的当事人都是错误的。2、本案已过了诉讼时效了，本案纠纷是发生在2003年，最终解决是在2004年，而且根据四方解决方案，支付原告一万五千元作为最终解决方案，原告也在起诉书中予以确认，而原告起诉所依据的所谓的证据是2003年的由被告之间内部的文件，这文件也经过了涂改和擅自增加数字，从证据的来源上不是我们和原告之间的协议或商谈的结果，这与原告之间并没有就这文件达成过任何协议或任何认可的东西。其次，这数字是经过伪造的，根据证据规则，这证据是无效的。案由、时效、证据违法，双方都确认了1万5是最终解决方案，已解决了，请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南通三建公司辩称：我方也认为，我们和原告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基本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意城镇建筑公司陈述过的。另补充意见：1、依据2003年10月29日施工总包单位城镇建筑公司出具的处理方案，公司作为劳务分包单位只是协助总包单位进行售后维修，并不承担经济赔偿责任。10余年来，原告除一纸没有其本人签字确认的处理方案外，并无其他的催款依据，并且早已过了诉讼时效。2、在处理方案中，第四条的400000元经济补偿之金额存在十分明显的人为改动，反之，则该条款属于显失公平。依原告于2001年12月30日的买卖合同第三、四条，当时商品房建筑面积共115.81平米，单价是4056.5元，总款为469783元。对比当时物价水平，经济补偿额绝不可能是值100平米的总房款额。3、依据2004年9月3日，四方签订的协议书之约定，由施工总包单位城镇建筑公司给业主一次性经济补偿一万五千元，并负责维修裂缝，并明确此为最终解决方案，以后四方不再因此发生任何争议。原告在起诉书中也是提到收到一万五千元的经济赔偿的事实。因此，可以认定这是在2013年10月29日处理方案之后签订的最终协议，即最终解决方案。4、原告就同案曾于2015年12月4日，在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当时原告起诉我公司及城镇建筑公司、某公司、物业公司四被告，在法官的劝说、调解下当庭撤诉。经审理查明：2001年12月30日，原告与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买其开发的某鹏苑某号住宅楼某层D号房屋（现位于，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系房屋所有人。城镇建筑公司系房屋所在楼盘的总发包人，南通三建集团系劳务分包单位。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02年11月办理了入住手续。2003年，原告发现房屋外墙因下雨导致渗漏，遂找相关机构解决。审理中，原告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房产证等证据，被告均认可真实性，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一份《关于某鹏苑某号住宅楼某层D户顶板裂缝处理方案》，该方案的封皮底部显示为“北京市城镇建筑工程公司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内容有原因分析、顶板施工裂缝处理措施、质量保证、经济补偿项，其中经济补偿项决定给用户“400000元”的经济补偿，该数额前三个〇书写连续，后两个〇有改动痕迹。该方案总承包单位处加盖有城建建筑公司公章，负责人处有刘某1签字，分包单位处写为南通三建集团有限公司，加盖江苏南通三建集团北京分公司三分公司印章，负责人处有陈某签字，物业公司处写为宜泽龙物业，但并无印章及负责人签名，用户签名处亦无相关人员签名。原告主张该方案系被告城建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刘某1于2010年左右交给原告，该方案也是2010年作出的，用以证明二被告应按照方案给付400000元。被告主张，该方案的作出时间应为2003年，经济补偿数额明显看出来是伪造数字，应该是在数字上应该是4千，由于和原告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发生了2004年最终以1万5解决的结果。另，赔偿40万的数额，以当时的房屋价值从道理上也不能讲通，所以我们认为这证据是经原告伪造的，而且从内容上是不合情理的。另外，刘某1自2007年就没有到城镇建筑公司上班，不可能在2010年签署方案。审理中，南通三建集团提供2004年9月3日协议书一份，系复印件。该协议书内容为：业主侯金泉家中，在2003年10月中旬发现…由乙方施工单位给业主一次性经济补偿合计人民币15000元正，并负责修理顶部裂缝。以上事实为最终解决方案，以后四方不再因此事发生任何争议。该协议有城镇建筑公司的刘某签字、施工单位南通三建集团的陈某签字、北京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某鹏苑管理处的盖章及白锐骥的签字。业主出并无侯金泉签字。被告依此主张双方已经就房屋问题进行了补偿，且属于最终解决方案。原告认为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审理中，我院要求被告出示原件及给付钱款的票据底档等，被告未提交。被告城镇建筑公司提供起诉书及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曾起诉，但均撤诉。原告认可真实性。被告另提供涉及刘某1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决书及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等，证明刘某1自2007年起未上班。原告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审理中，被告城镇建筑公司申请法院传唤刘某1到庭出庭作证，我院未能联系上刘某1。审理中，被告城镇建筑公司要求对处理方案进行鉴定，后不再申请鉴定。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在案佐证，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原告购买的房屋出现了一定问题，原告可以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主要依据是总承包方与分包方出具的处理方案，以此来请求法院判决二被告承担给付经济补偿的责任，被告反驳的主要依据是总承包方、分包方以及物业公司出具的协议书。关于处理方案，就补偿数额改动，双方均未举证明确说明，但被告方关于房屋价值与补偿数额的相当不合常理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该方案的形成时间，双方亦无确切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的刘某1劳务纠纷法律文书真实的反应了刘某1在2007年之后并未在被告城镇建筑公司上班，故原告称协议在2010年签署的主张存疑，且原告未就处理方案首页写的2003年作出合理解释；综上，虽然该方案虽然存在，但并不能确定方案系各方的最终达成的合意，故原告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持。针对被告提交的协议书，被告并未提供原件，该协议书亦无原告签字，且原告予以否认，故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针对原告房屋是否存在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维修，是否已经赔付完毕，因被告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本案不宜作出判断，双方另行解决为宜。综上，原告依据处理方案要求被告给付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依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侯金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千六百五十元，由原告侯金泉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吕少罕人民陪审员  许长仁人民陪审员  刘春英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安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