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渝05行终58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尹胜，男，汉族，1972年6月27日出生。住址：重庆市大渡口区。委托代理人官强，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大渡口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月光村***号。法定代表人卢建，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田锋，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重庆市大渡口区征地办公室。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八桥村*号附***号。法定代表人王兴箭，该征地办主任。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魏莉，女，汉族，1973年12月17日出生。住址：重庆市大渡口区。上诉人尹胜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大渡口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以下简称大渡口区国土分局）行政协议一案，不服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4行初1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为实施大渡口区城镇规划建设，经《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渡口区实施八桥镇城镇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09]1191号）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渡口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0]349号）批准同意，于2011年4月8日发布《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八桥镇新华村1社、2社、10社（全部）集体土地的公告》（渡府征公[2011]4号）、《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八桥镇新华村10社（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渡府征公[2011]5号），征收八桥镇新华村1社、2社、10社（全部）集体土地。2011年5月16日，大渡口区国土分局发布《重庆市大渡口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关于征收八桥镇新华村1社、2社、10社（全部）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渡国土征[2011]9号）。大渡口区征地办对魏莉（户）处于征地范围内的户籍进行调查，查明魏莉及女儿尹涵锐户籍地在重庆市大渡口区八桥镇新华村10号附X号，户主为魏莉，农村居民家庭户口；尹胜系魏莉的丈夫，城镇居民家庭户口。魏莉及女儿尹涵锐属本次征地范围内的被安置人员。大渡口区征地办根据魏莉（户）提交的相关材料，并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的相关规定，将尹胜与魏莉（户）合并安置。2011年8月31日，大渡口区征地办（甲方）与被安置户魏莉（乙方）签订两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常住人口3人，户口在征地范围内的农转非人员计2人（姓名：魏莉[户主]、尹涵锐[女儿]）（并在魏莉处注明特殊增购）；户口在征地范围外的1人（姓名：尹胜[夫]）、城市、无房、长住）；其中一份协议约定乙方购甲方统建安置房的建筑面积约60㎡，按照相关规定，乙方购买甲方安置房金额为18000元，其中按规标准优惠购房60㎡，每平方米300元，计18000元；其中另一份协议约定乙方购甲方统建安置房的建筑面积约45㎡，按照相关规定，乙方购买甲方安置房金额为52500元，其中按建安造价优惠购房30㎡，每平方米500元，计15000元，特殊增购15㎡，每平方米2500元，计37500元；另协议还对搬迁过渡费等进行了约定。2015年12月1日，大渡口区征地办（甲方）与被安置户魏莉（乙方）重新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常住人口3人，户口在征地范围内的农转非人员计2人（姓名：魏莉[户主]、尹涵锐[女儿]）；户口在征地范围外的1人（姓名：尹胜[夫]）、城市、无房、长住）；乙方购甲方统建安置房的建筑面积约90㎡，按照相关规定，乙方购买甲方安置房金额为15000元，其中按规标准优惠购房60㎡，每平方米300元，计18000元（已付）；按建安造价50%购房30㎡，每平方米500元，计15000元；另约定此协议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效力。尹胜不服，以大渡口区国土分局与魏莉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无效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重庆市大渡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区征地办公室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渡区编发[2006]64号）规定，大渡口区征地办受大渡口区国土分局的委托，具体承担征地中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2015年3月13日，尹胜与魏莉协议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补偿、人员安置和住房安置，适用本办法的原则规定，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领导，土地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实施。本案中，大渡口区征地办在本次征地过程中所签订的相关补偿安置协议，是受大渡口区国土分局委托所为。大渡口区国土分局作为大渡口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征地进行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征地批文下达之日前，持有房屋所有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被拆迁房屋的征地农转非人员为住房安置对象，住房安置对象选择优惠购房方式的，以户为单位。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住房安置对象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为城镇户口，经审核在他处确无住房并长期与配偶或父母居住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优惠购房时，可申请按建安造价的50%购买一个自然间的住房，与原户主合并安置。本案中，据已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魏莉及女儿尹涵锐属于本次所涉征地范围内的农转非人员，且经大渡口区征地办审核，尹胜与魏莉（户）合并安置，故在征地补偿安置中应以魏莉（户）为单位予以安置。2011年8月31日，魏莉作为户主与受大渡口区国土分局委托的大渡口区征地办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内容载明常住人口为3人，且包括对尹胜的住房安置，该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的相关规定，故该协议合法、有效。2015年12月1日，因安置房屋面积发生变化，魏莉作为户主与受大渡口区国土分局委托的大渡口区征地办重新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内容载明常住人口为3人，且包括对尹胜的住房安置，该协议属对2011年8月31日《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的变更，该协议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的相关规定，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尹胜请求“确认大渡口区国土分局与魏莉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应依法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尹胜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尹胜不服一审判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确认大渡口区国土分局与魏莉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无效。主要理由如下：魏莉在与大渡口区征地办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时，明知自己已经和尹胜离婚，已经不能代表尹胜作出意思表示，却依然代表尹胜签字从而获取了并不该享有的房屋安置面积。一审法院从2016年8月3日立案，到2017年10月16日宣判，时间长达14个月之久，已经严重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被上诉人大渡口区国土分局、大渡口区征地办、魏莉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上诉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供并举示的证据有：1、《重庆市大渡口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关于征收八桥镇新华村1社、2社、10社（全部）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渡国土征[2011]9号）；2、《征收八桥镇新华村1社、2社、10社（全部）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3、2011年8月31日《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两份）；4、《重庆市大渡口区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修订）。上述证据拟证明从法律依据上看，尹胜享有30平方米的住房安置，其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被上诉人大渡口区国土分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供并举示的证据有：1、《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渡口区实施八桥镇城镇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09]1191号）；2、《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渡口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10]349号）；3、《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八桥镇新华村1社、2社、10社（全部）集体土地的公告》（渡府征公[2011]4号）；4、《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八桥镇新华村10社（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渡府征公[2011]5号）；5、《重庆市大渡口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关于征收八桥镇新华村1社、2社、10社（全部）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渡国土征[2011]9号）、《征收八桥镇新华村1社、2社、10社（全部）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6、《重庆市大渡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区征地办公室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渡区编发[2006]64号）；证据1-6拟证明大渡口区国土分局依法征收，大渡口区征地办根据大渡口区人民政府授权和大渡口区国土分局委托，具体承担征地中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7、征地拆迁通知；8、户籍调查表；9、房屋调查登记表；10、魏莉身份证复印件、常住人口登记卡；11、常住人口登记表（尹胜）；12、重钢股份公司中厚板厂《证明》；13、八桥镇新华村民委员会《证明》、尹胜身份证复印件；14、《结婚证》；15、房地证2005字第X号房屋产权证；证据7-15拟证明大渡口区国土分局的征地拆迁程序合法，魏莉（户）包含尹胜等3人属于本次征地范围的被安置人员，大渡口区征地办与魏莉签订拆迁安置合同主体适格。16、申请；17、住房安置特殊对象调查表；18、叶文莉身份证复印件、户籍信息；19、八桥镇新华村民委员会《证明》；20、疾病证明书、病历信息；21、2011年8月31日《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两份）；22、征地房屋补偿发放表存根、原旧房材质领取表、农转非拆迁补助及奖励费；23、2015年12月1日《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24、征地房屋补偿（交款）表存根、安置房房号单、农转非住房安置通知单；证据16-24拟证明大渡口区征地办于2011年8月31日与魏莉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并根据魏莉提出重病增购申请给予15平方米的优惠，2015年12月1日过渡期满，拟安置房屋时根据魏莉的要求重新调整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将原申请增购部分取消，并通知魏莉（户）接房。25、《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婚姻法》。被上诉人魏莉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供并举示的证据有：1、《离婚协议书》；2、《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渝0104民初772号；上述证据拟证明离婚协议明确了大渡口区新华村X号房屋产权归魏莉所有。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供并经质证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所举证据的认证正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尹胜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大渡口区国土分局与魏莉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无效，故该《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是否无效是本案争议的焦点。首先，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判断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本案中，大渡口区征地办在本次征地过程中所签订的相关补偿安置协议，是受大渡口区国土分局委托所为。大渡口区国土分局作为大渡口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征地进行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因此，大渡口区征地办受大渡口区国土分局委托作为签订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并不违反相关规定。且涉案被征收土地经重庆市政府批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经大渡口区国土分局公告、大渡口区政府批准，亦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在此情形下，大渡口区征地办受大渡口区国土分局委托与魏莉依据补偿安置方案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依据充分。因此，大渡口区征地办受大渡口区国土分局委托与魏莉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尹胜诉请确认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无效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其次，行政协议区别于一般的行政行为，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特征，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判断可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期限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是魏莉所签，系魏莉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大渡口区征地办与魏莉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尹胜诉请确认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无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尹胜主要是认为，魏莉在与大渡口区征地办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时，明知自己已经和尹胜离婚，已经不能代表尹胜作出意思表示，却依然代表尹胜签字从而获取了并不该享有的房屋安置面积。但是，魏莉及女儿尹涵锐属于本次所涉征地范围内的农转非人员，且经大渡口区征地办审核，尹胜与魏莉（户）合并安置，故在征地补偿安置中应以魏莉（户）为单位予以安置。而魏莉作为户主也与大渡口区征地办于2011年8月31日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内容载明常住人口为3人，且包括对尹胜的住房安置。而涉案协议属对2011年8月31日《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中魏莉因病特殊增购15平方米条款的变更，尹胜享受优惠购房、合并安置的条款未进行任何更改。且尹胜与魏莉于2015年3月13日协议离婚时，明确约定“重庆市大渡口区新华村10号附X号房屋权全部归魏莉所有”，故上诉人尹胜认为魏莉无权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从2016年8月3日立案，到2017年10月16日宣判，时间长达14个月之久，已经严重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一条规定了中止诉讼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符合中止诉讼的情形，并作出裁定中止诉讼，符合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其判决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诉讼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尹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乐 巍审判员 应 禧审判员 周 琦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金昱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