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民终91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45年5月1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1963年1月26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1967年6月20日出生。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翔，北京范翔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翔宇，北京范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男，1965年5月2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64年9月14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4，男，1988年5月20日出生。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栗荆，北京乾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刘某5，男，1970年3月14日出生。上诉人杨某、刘某1、刘某2因与被上诉人刘某3、王某、刘某4及原审原告刘某5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9民初3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刘某1、刘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北京市某村10号院（以下简称10号院）系因家庭子女多、生活不便，由杨某夫妇以长子刘某3的名义申请的宅基地，1987年杨某夫妇以家庭收入在10号院建北房4间、西房1间，后刘某3在此居住，刘某5也在此居住过。2010年拆迁时，刘某3占有了全部拆迁利益。10号院建房系杨某夫妇主持，不排除其他子女出资出力，故10号院房屋系家庭共同财产，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是对刘某3的给予行为。鉴于刘某6去世，其中有杨某及其他家庭成员的份额，所以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当属析产继承，上诉人列王某、刘某4为第三人并非不妥。10号院建房时，用刘某3的名字，系因为刘某3是家庭长子，符合农村习俗；但不能改变家庭成员共同出资的事实，更不能否定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利益。10号院建房前，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对房屋建成后的归属做特别约定，后来亦无涉案房屋的分家协议，因此没有充分证据表明10号院归刘某3所有。刘某3的配偶、子女的户籍在10号院，系建房后基于婚姻、血缘关系的法律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虽然上诉人对原88号院房屋进行了分家，但不能推定上诉人对10号院利益的放弃。上诉人在该村获得其他拆迁利益，也与本案焦点无关。原审法院两次判决事实认定如出一辙，没有参考二审裁定。论证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刘某3、刘某5同意原判。杨某、刘某1、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分割10号院的拆迁补偿款998579元，其中杨某分得479317.92元，刘某1分得129815.27元，刘某2分得129815.27元。刘某5向一审法院诉称，认可杨某、刘某1、刘某2所述原、被告之间的亲属关系。10号院系刘某3的宅基地，所对应的利益也应当归刘某3所有。如果法院判决诉争房屋上有刘某5的利益，刘某5服从法院的判决。刘某3在一审法院辩称，认可杨某、刘某1、刘某2所述原、被告之间的亲属关系，不同意杨某、刘某1、刘某2的诉讼请求。1987年申请的宅基地是批给刘某3的。建房、盖房的时候，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都是来自于刘某3。杨某给刘某3盖房应当是一种赠与，宅基地是谁申请的，宅基地所建房屋就应当归谁，盖房期间，谁出钱帮忙了，仅是帮忙，不能认定为共有。10号院建好后一直由刘某3及配偶和孩子共同居住，刘某5仅在短期内居住过一段时间。在拆迁之前，刘某3及配偶和孩子还把院子都棚上了。刘某3认为诉争房屋是属于其本人及其配偶王某的，与原告无关。2010年的时候原、被告签订过一份分家协议，就家庭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并经（2012）门民初字第329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当时并没有就产生诉争拆迁利益的10号院房屋进行分割。因此本案诉争拆迁利益，与本案其他当事人无关，如果有关系当时就应该一并进行分割了。10号院被拆迁，刘某3共获得安置房两套以及拆迁款1747949元。其中拆迁款扣除购房款616500元后，剩余1131149元。此外，分别坐落于北京市某楼2302室、北京市某楼2304室的两套安置房交付后，刘某3又补交了超出应安置面积的房屋差价款共计26721.6元，拆迁款最终剩余1104727.4元。如果分割，刘某3仅同意分割补偿安置协议档案中10号院示意图中所载1号房和2号房的房屋重置成新价。王某在一审法院辩称，同意刘某3答辩意见，同意将拆迁利益由刘某3享有，刘某3、王某、刘某4家庭内部没有争议，不需要区分每个人各自的份额。刘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同意刘某3答辩意见，同意拆迁利益由刘某3享有，刘某3、王某、刘某4家庭内部没有争议，不需要区分每个人各自的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某与刘某6系夫妻关系，婚后生有长女刘某1、长子刘某3、次子刘某2、三子刘某5。刘某3与王某系夫妻，生有一子刘某4。刘某6于1991年1月17日去世，未留有遗嘱。杨某与刘某6夫妇与刘某1、刘某3、刘某2、刘某5原共同居住于北京市某88号院（以下简称88号院），后刘某3取得10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无书面审批手续。1987年春天，10号院内建有四间北房，一间西房。建房时，刘某1、刘某3、刘某2、刘某5均未结婚。后刘某3未经审批在10号院内进行了棚建。刘某1、刘某2为非农业户籍。杨某与刘某3、刘某2、刘某5于2010年5月2日就原88号院房屋签订了分家协议，载明：杨某、刘某3、刘某5、刘某2母子四人共有院落一处，座落在某东街。院落内共有北房两排（后边一排4间、南边一排门连道房5间）、东西房各两间。现就该房产分配情况达成如下协议：一、后排的四间北房及东西各两间房归刘某2所有，但必须有母亲杨某的居住权，母亲杨某可以居住刘某2任何一间房。二、后排北房地基南、西边2.6米以内，东边2.2米以内所有的空间院落归刘某2所有。三、南边的5间北房及其余院落归刘某3、刘某5二人共同所有，由于南边的5间门连道房是刘某2建的，刘某3、刘某5二人给刘某22.3万元经济补偿。四、刘某3、刘某5必须给刘某2留足不少于1.75米走道。2010年12月17日，杨某、刘某2分别与北京市永鸿世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鸿世业公司）就88号院房屋订立北京市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协议，并各自获得相应的房屋腾退补偿利益。刘某3、刘某5于2012年10月将杨某、刘某2诉至法院，要求杨某、刘某2按照此前各方就88号院房屋达成的协议，分割88号院房屋取得的征收利益。法院经审理做出（2012）门民初字第32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某给付刘某3、刘某5房屋腾退补偿款共计一百二十六万元。现该判决已生效。2010年12月15日，腾退人永鸿世业公司（甲方）与被腾退人刘某3（乙方）就10号院房屋及附属物订立《北京市住宅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协议》，内容如下：被认定占地面积及被认定房屋补偿建筑面积均为164.03平方米；认定人口3人，分别是户主刘某3、之妻王某、之子刘某4；乙方自愿以认定人口人均45平方米作为选房面积，应选房面积为135平方米，在“小园”地块购买一居室一套、二居室一套，实际选房面积137平方米；甲方支付乙方包含被认定补偿房屋重置成新价和设备、装修及附属物价格、“选房面积”定向安置政策性补偿费、“剩余面积”补偿费、各种腾退奖励及补助费、定向安置周转费、一次性付清安置房购房款补助等共计1747949元。10号院房屋在被腾退前由刘某3、王某、刘某4居住使用。刘某5亦已就北京市某42号房屋取得房屋腾退补偿利益。原审中，双方对1987年10号院内所建四间北房，一间西房是否为杨某、刘某6、刘某1、刘某3、刘某2、刘某5的共同财产存有争议。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仍坚持原审中的意见，本案记录在案。杨某、刘某1、刘某2主张1987年建房时，所有子女均未结婚，并将收入交到家里，由父母安排开支，建房时所有家庭成员对于房屋归属没有做出明确书面或口头约定，就是全家人的房，谁有需要谁去住，因为刘某3要结婚，所以就允许刘某3去居住，不代表房屋就是赠与给刘某3的，因此上述房屋应为所有家庭成员共有。刘某3认可自己当时尚未结婚，将收入交至家中，建房费用由家里统一支付，但不认可房屋为家庭共有。理由如下：1、刘某3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杨某当时在家操持家务没有收入，刘某1在实习期亦没有收入；2、该宅基地以刘某3名义审批，且建房时全家明确说过为了刘某3结婚，给刘某3建的房，房屋建好后，一直由刘某3一家居住使用，且仅有刘某3一家的户籍登记在该处，刘某5曾短期借住过，后刘某5以自己名义取得宅基地并建房后就搬走了；3、某村被征收时，除刘某1外，杨某、刘某3、刘某2、刘某5均以自己的名义取得了征收利益。无论在宅基地权属公示期内，各方订立分家协议的时候、还是就88号征收利益分割的案件审理期间，杨某、刘某1、刘某2均未就10号院房屋提出过任何主张。因此10号院内所建四间北房，一间西房应归刘某3所有，不属于家庭共有财产。杨某、刘某1、刘某2认可除刘某3及其妻子儿子外，仅有刘某5在10号院内房屋中居住过一段时间，但是不是借住，因为是父母的房，谁有需要谁就去住；认可杨某、刘某3、刘某2、刘某5均以自己的名义取得了征收利益；认可无论在宅基地权属公示期内，各方订立分家协议的时候、还是就88号征收利益分割的案件审理期间，杨某、刘某1、刘某2均未就10号院房屋提出过任何主张，是因为后来刘某3和妻子王某对杨某有打骂行为，杨某、刘某1、刘某2才决定起诉主张自己的权利，此前不主张并不代表放弃相关权利。杨某、刘某1、刘某2未就家庭成员曾约定房屋归家庭共有做出约定提交证据，刘某3未就家庭成员曾约定房屋归刘某3所有做出约定提交证据。在审理中，经向北京市门头沟区某村村民委员会调查，证明：杨某、刘某3、刘某5均为某村村民；杨某他们家原有一块宅基地，后来刘某3大了，为了让他成家过日子，村里单独给他批了一块宅基地，给他及日后的配偶、子女居住使用，刘某5大了以后，也是按照刘某3这个方式，给他也单独批了一块宅基地；杨某夫妇已经有了宅基地，不可能二次批给他们宅基地，刘某1、刘某2均为居民，并非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某村不负责给他们解决居住问题，没给他们批过宅基地。杨某、刘某1、刘某2对上述笔录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该工作人员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且由于刘某5系该村经济合作社社长，故该工作人员的答复有明显的倾向性，陈述虚假，法院不应予以采信。刘某5、刘某3、王某、刘某4对上述笔录内容没有异议。本案中，刘某3、王某、刘某4提交了（2011）门民初字第2190号及（2012）门民初字第1391号民事判决书，用于证实分割88号院时没有涉及本案诉争房屋。杨某、刘某1、刘某3认为上述判决与本案无关。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刘某5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从2010年5月2日杨某、刘某3、刘某2、刘某5就原88号院房屋签订的分家协议分析，虽然该分家协议并未涉及诉争房产，不能直接证实诉争房产是否为原家庭公有财产以及是否有刘某6遗产的份额，但依农村分家的惯例，分家时应将全部家庭共有财产同时进行处分。某新街10号院内四间北房，一间西房虽由刘某6、杨某夫妇主持建设，且当时全家并未分家另过，但某新街10号宅基地使用权系以刘某3名义取得，宅基地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刘某3、王某、刘某4均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建房系为刘某3结婚生子之用；房屋建成后一直由刘某3、王某、刘某4一家居住使用以及维护，10号院内仅有刘某3、王某、刘某4的户籍；杨某、刘某3和刘某5作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自己名下均有宅基地，且分别取得了征收利益，刘某2虽系居民，亦已就88号院内房屋取得了征收利益。杨某、刘某1、刘某2、刘某5没有证据证明各方曾约定10号院内房屋归家庭成员共有财产。综合考虑10号院宅基地来源、建房目的、房屋建成后的居住使用情况、其他家庭成员取得宅基地及征收利益等因素，以认定该房屋归刘某3所有为宜，该房屋因征收产生的征收利益亦应归刘某3所有。依据我国北方当地农村当时的历史传承习俗，一个家庭在没有分家各自另过生活前，家中的经济收入普遍由家中长者保管与支配，当家中未结婚男子结婚时，家中长者会举全家之力为其建房，为准备完婚之子做婚后生活之需。这也是北方农村不成文的历史沿袭，亦应视为家中父母或长者对即将完婚之男子一种广为传承和历史沿袭的给与行为。综上，本案诉争财产亦应视为刘某3所有，不应视为家庭共有财产进行析产继承。故，该房屋因征收产生的征收利益亦应归刘某3所有。另，作为析产继承纠纷，结合本案情况王某、刘某4作为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综上所述，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判决：驳回杨某、刘某1、刘某2、刘某5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二审审理中，本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未果。2017年12月15日，刘某3向本院出具书面意见，内容为：刘某3同意一审判决，但考虑双方的身份关系，刘某3自愿给付杨某（仅限其一人）10万元人民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0号院及房屋的归属以及拆迁利益的分割。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诉争的10号院系以刘某3的名义申请，父母主持建房后，刘某3在10号院结婚、生子，并一直在此居住生活。村委会亦证实该宅基地系批给刘某3。拆迁时，刘某3与拆迁人订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获得相应拆迁利益。故10号院宅基地的使用权及相关权益应由刘某3享有。杨某称10号院宅基地系村委会批给其家庭的，进而主张其应享有该院宅基地权益，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杨某夫妇主持建设的10号院房屋，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建房目的、房屋建成后的居住使用情况、其他家庭成员取得宅基地及征收利益、历史传承习俗等因素，认定房屋归刘某3所有、因该宅院征收产生的利益亦应归刘某3所有，并无不当。在本院审理中，刘某3表示自愿给付杨某10万元，本院不持异议。鉴于此，本院对原审法院判决予以变更。综上所述，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9民初3633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刘某3给付杨某补偿款十万元；三、驳回杨某、刘某1、刘某2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五元，由刘某3负担二千三百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杨某、刘某1、刘某2负担一万一千四百八十五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懿荣审 判 员  杨 磊代理审判员  吴扬新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李 燕书 记 员  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