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7)晋08行赔初8号原告刘海斌，男，汉族，1957年5月22日生，住山西省霍州市。委托代理人张彩云，山西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霍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霍州市开元街。法定代表人黄晓君，市长。委托代理人孟文会，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委托代理人李世强，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住所地霍州市闫家庄村。法定代表人张伟，乡长。出庭应诉人武晓伟，副乡长。委托代理人胡超，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海斌要求确认被告霍州市人民政府、被告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拆迁行为违法的同时，于2017年9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受理赔偿案件后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于2017年11月8日向二被告送到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4日组织原、被告进行证据交换。当日，公开开庭将确认拆迁行为违法一案与本案合并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彩云，被告霍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孟文会、李世强，被告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武晓伟及委托代理人胡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系霍州市陶唐峪乡辛庄村村民，1983年在村北区其宅基上建有3孔窑洞，2005年建了东房6间。2016年11月13日，霍州市陶唐峪乡辛庄村村委会依据霍州市政府下发的《霍州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与原告签订《拆迁意见协议》，协议确定拆迁范围为住宅3孔窑洞，但在拆迁过程中未经原告同意，辛庄村村委会受二原告委托指派，代表二原告擅自将原告的东房、水库及沼气池拆除，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原告建造该房屋等花费15万元。《霍州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明确拆迁行为及补偿主体为二被告，二被告的拆迁行为显然违法。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房屋经济损失15万元；3、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二被告辩称，1、原告2017年8月4日向洪洞县法院起诉后撤诉，现以同一事实理由再次起诉，应驳回原告起诉；2、沉陷区搬迁安置是以户为单位，按户均60平米进行的补偿，并非按照原告实际房屋数来计算补偿，拆迁以院落为单位；3、被告不存在违法行为，原告的房屋是原告和工程队签订拆房协议，自愿申请和自费拆除的。请求驳回原告起诉。原告刘海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刘海斌的身份证和户口证明，以证明原告系陶唐峪乡辛庄村村民。2、照片3张，以证明原告房屋被拆除现状；3、《郝家腰村民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以证明计算赔偿的依据。经质证，二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及证据3认为与本案无关联。二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刘海斌2017年8月4日向洪洞县法院起诉的诉状及洪洞县法院准许撤诉的行政裁定书，以证明原告以同一事实理由再次起诉；2、省、市关于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的文件3份，以证明按户补偿标准；3、陶唐峪乡辛庄村两委对危房（户）的评议记录、评议结果，以证明原告经村两委会议评议，属于拆迁范围；4、原告身份证、家庭户口簿（复印件），原告与村委会签订的《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协议》及原告银行卡（复印件），以证明原告的户主身份、家庭成员，以及原告已经领取补偿款的事实；5、《拆迁意见协议》、《搬迁申请》、《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登记表》及《拆房协议》等，以证明原告向村委会申请拆迁，其房屋是自愿、自费拆除，拆除范围为整个院落等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的证据1真实，同时说明撤诉是因为管辖错误，洪洞县法院要求其撤诉的；对证据2认为其中按户补偿的“户”的标准无明确规定；对证据5中的《登记表》，认为其上照片只有3间窑洞，填写间数也是3，登记表上的危房四至是政府自己填写的，未经过本人确认；对证据5中《拆房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声明协议中其签名非本人所签。对其余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3与本案无关联，被告提交的证据5中的《拆房协议》上原告签名无法确定系原告本人所签，该2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均合法真实，与本案关联，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21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出台《山西省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2016—2018年）》，实施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土地复垦、地灾治理、生态恢复等综合治理，制定了年度搬迁安置任务。2016年9月7日，霍州市人民政府下发《霍州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该方案规定，对采煤沉陷区受损严重的村庄采取货币补偿和存量房回购以及个别村进行集中建设的搬迁安置方式进行治理；补助标准按户均60平方米进行补偿，每平方米造价2014元，户均搬迁成本12.08万元；如采取存量房回购或集中新建方式安置，超出60平方米部分的，由个人以成本价补齐；采煤沉陷区搬迁户数参照国土部门出具的房屋宅基确权结果给予补偿；各相关乡镇、街道办负责对本辖区范围内涉及村（居）进行入户调查，对搬迁户数、人数及搬迁意向等认真摸底，登记造册，并在相关村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将摸底情况上报，并要相应成立沉陷区治理领导组办公室，负责村民安置方式的确定、与搬迁户签订搬迁协议、回购房相关手续的审核。原告所在的陶唐峪乡辛庄村属于搬迁范围，2016年9月7日，经村两委、村拆迁领导组及村民代表参加的会议评议，确定了第一批30户搬迁户并予公示。公示的30户户主姓名中包括原告刘海斌。2016年11月23日，原告签署了《申请书》、《自行搬迁申请》，其中载明：刘海斌住房因采煤沉陷造成房屋地基下沉、严重裂缝、倾斜塌陷形成危房无法居住，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特申请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资金补助，并自愿拆除危房，按时搬迁转移，拆除后所有手续及土地产权交由集体。同日原告填报了《霍州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登记表》，登记表上有危房照片，原告确认签字及摸底情况说明：该院子为刘海斌、刘亮亮父子二户的院子，属于危房；危房四至：东至薛国庆、西至刘海红、南北至路，村委会签章。同日，原告与村委会签订《采煤沉陷区治理搬迁安置协议》，协议中载明：乙方（刘海斌）的住房位于辛庄村北区，乙方家庭成员有刘海斌、谷跟连；本协议内容已经征得乙方所有家庭成员同意，乙方有权代表其所有家庭成员签订本协议；乙方及家庭成员同意采取货币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户拆除后，相关单位、村委会两级进行验收，验收合格拨付总资金的60%，剩余30%省、市验收后拨付（另10%个人承担）；乙方负责在2016年11月24日前搬离旧房内一切生活设施及家具、生活用品，并自行拆除；乙方如拆除困难，可申请村集体进行拆除，拆除费用由乙方和村委会协商，乙方承担。原告给村委会交付了1万元拆房费，后原告家的房屋被村委会拆除，原告已领到部分补偿款。2017年8月4日，原告刘海斌以霍州市人民政府、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洪洞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拆迁原告位于辛庄村北区住宅东房、水库及沼气池行政行为违法；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房屋经济损失15万元。后原告刘海斌申请撤诉，洪洞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2017）晋1024行初3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刘海斌撤回起诉。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焦点有二：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本院起诉应否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以县级人民政府为被告，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刘海斌以霍州市人民政府、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洪洞县法院起诉，不符合上述法律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其随后向洪洞县法院申请撤诉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本院起诉。以上事实与原告所述为纠正管辖错误而撤诉相吻合。虽然原告在处理管辖错误上存在失误，但原告初次起诉确实存在管辖错误问题，因此原告向本院起诉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已撤回起诉，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情形，原告的起诉应当受理。被告认为原告撤诉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应驳回其起诉的主张，不予采纳。二、原告主张的行政赔偿是否应当支持。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由行政主体、行政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四个部分构成。1、二被告是否存在违法拆迁行为。原告的东房、水库及沼气池的拆除，原告陈述系自己申请并向村委会支付拆房费后，由村委会实施；原告又称村委会的拆迁行为代表二被告，本身自相矛盾。原告认为村委会的拆迁行为代表二被告，无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二被告陈述自己只是验收核实搬迁户对房屋宅基拆除完成后，按规定拨付搬迁费，自己并不参与房屋宅基的拆除；原告房屋的拆除系原告自愿、自费委托村委会所为，有原告签署的两份申请及向村委会交付拆房费用等证实，本院予以采信。因此，对原告东房、水库及沼气池的拆除行为并非二被告实施。2、原告是否存在损害后果。《霍州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规定，采煤沉陷区搬迁户数参照国土部门出具的房屋宅基确权结果给予补偿。因此，搬迁户是以房屋宅基来区分，搬迁户的拆迁范围是以宅基为单位，包括该户宅基及其上所有房屋。原告填报的《霍州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登记表》中载明的危房四至正是原告宅基四至，证明原告知晓拆迁范围，该拆迁范围符合《霍州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规定，因此，原告的东房、水库及沼气池均属于应拆除范围，拆除行为并未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综上，本案中，被告既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原告亦不存在损害后果，原告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其房屋经济损失15万元，无事实依据，其诉求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海斌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晓波审判员  田 力审判员  张 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刘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