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311民初4720号原告:田占贵,男,1946年7月23日生,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徐州市铜山区汉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住徐州市段庄广场西侧西城华庭大厦B楼1-6层。负责人：任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源，江苏苏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江苏苏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田占贵与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件审理需要，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占贵（参加第一次庭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源（参加第一次庭审）、黄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占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兑付存款本息69795元及逾期利息损失6979元（以存款本金数为基数，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分别从2012年8月4日、2012年8月22日、2013年1月29日计算至起诉之日止），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1年8月，被告的业务经理昝金英以回报老客户的名义，动员原告参加被告新开的短期存款业务，告知利息比银行稍高，提前和逾期支取可按银行一年期利息计算，在昝金英的鼓动下，原告在被告的204室业务部办理了交款手续。当时加盖的是被告业务专用章收据，隔天后收据被收回，替换为徐州君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安公司）的存单，同时被告知君安公司系被告的第三产业，到期后，由被告兑付存款，决无风险。但2012年8月，被告关闭了204室业务部，并辞退了昝金英等经办人员，致使原告的存单至今无处兑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本院。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辩称：（一）该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本案中，原告要求兑付的存款本息已经刑事判决书认定属于昝金英等犯罪分子的犯罪所得，目前该犯罪所得仍在追缴之中。在此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兑付存款本息，这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应在向昝金英等人追缴犯罪所得后，就其不足部分另行解决。（二）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建立储蓄存款合同。1、原告在诉状中表示:自己因昝金英等人的介绍，办理了保险公司的短期存款业务,现因存款无法兑现，为弥补损失才起诉被告，要求兑付存款本息。但实际上原被告双方根本没有签订任何的储蓄存款合同。原告出具的收据是君安公司的收据，加盖的印章是君安公司印章，法人签章处也是君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东华的印章。该份收据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用其他公司的收据来要求被告兑付存款本息，无事实依据；2、原告在昝金英等人处办理集资业务后，将集资款交给了昝金英等人，再由昝金英等人转入君安公司，被告并未实际获取集资款，因此原被告之间根本没有建立储蓄存款关系；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出具的收据仅与其相对方君安公司具有约束力，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被告不承担兑付存款本息的责任；4、如果认定被告与原告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关系，那么就意味着昝金英等人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这显然违背了刑事判决书中认定昝金英等人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的事实；5、被告主体不适格。上述理由已经阐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储蓄法律关系，建立法律关系的是原告与君安公司。首先原告提供的投资凭证由君安公司盖章签字；其次营销活动专用印章收据（无论真假）仅作资金中转之用，最终资金是给到君安公司，换取君安公司投资凭证，这一点昝金英刑事判决书已查明。因此君安公司才是本案适格被告。（三）原告诉状所述没有事实依据。原告为获取高息参加昝金英、君安公司的集资活动，昝金英等人并未动员原告参加保险公司的短期存款业务，也未出具盖有业务专用章的收据。原告持有的收据已证明原告参加的是君安公司的集资活动，而君安公司并非被告的三产公司，原告对此是明知的。即使昝金英等人对部分客户称君安公司是被告的三产，但这仅仅是昝金英等人的犯罪手段而已，原告对此也负有法律上的谨慎核实义务。因而，从最终形成的法律关系和原告的资金流向来看，原告参加的是君安公司委托昝金英等人进行的非法集资活动，不能将法律责任转嫁给被告。（四）生效刑事判决已经确定责任主体为昝金英等人，涉案款项均流入君安公司，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应由君安公司承担兑付存款本息的责任。（五）对部中人员手中持有的使用“太平洋寿险（徐州）市区营销活动专用章”收据的情况。被告认为该印章非公司印章，可能为昝金英等人所私刻，不具有法律效力。对该印章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六）原告具有明显的过错，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根据昝金英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定的事实，昝金英等人办理集资手续的场所除了被告办公场所，还有“客户家里、公司楼下的银行等处”、“直接带客户到君安公司”，故包含原告在内的集资群众并非都是在被告办公场所办理集资手续，且原告无法提供合法证据证明集资手续是在被告办公场所办理的。同时，被告对外经营场所一直是营业大厅，原告（尤其是在被告处购买过保险产品的原告）完全可以在营业大厅的柜面或者通过拨打被告全国统一客服电话95××0等多种、便捷的渠道，随时对自己所购买的“金融产品”进行咨询、核实，但是原告轻信昝金英等代理人承诺的高额回报，逐利心理导致其丧失应有的警惕，对明显不合理的“金融产品”介绍和购买流程过于轻信，未经任何核实，该行为是不慎重、不理智的。原告由于对自身巨额财产的保管缺乏必要的谨慎，自身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过失，其自身过错是造成自己财产损失的主要原因，应自行承担责任。（七）昝金英等代理人与被告仅为寿险代理人关系，对寿险代理业务之外的活动应由代理人负责。1、根据昝金英刑事案件，可以看出，昝金英等涉案人员宣传介绍的是君安公司的投资产品，吸收的资金交给君安公司使用并从中获取提成，吸收群众资金后向群众出具的也是君安公司的凭证。即昝金英等人为君安公司吸收资金过程中是以君安公司的业务员身份从事该犯罪行为，而不是以被告的个人保险代理人身份。原告等集资参与人属于明知不是被告的业务范围仍然交款给昝金英等人进行“投资”，根据国务院令（第247号）《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第十八条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因此，原告方的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个人保险代理人在代为办理人寿保险业务时，不得同时接受两个以上保险人的委托”，即昝金英等人作为个人保险代理人，在代理寿险业务时不得同时接受两个以上保险公司的委托，但《保险法》并不禁止昝金英等人在作为个人保险代理人的同时兼职从事代理寿险业务以外的其他职业，如兼职应作为君安公司的业务员，而非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八）原告诉请的主要证据是君安公司的一份收据，该份收据上印有君安公司的法人印章以及法人徐东华的私人印章，在这份最重要的证据上既无昝金英的签字，也未留有昝金英的私人印章。因此，不能确定收款是由昝金英经办的，原告在诉状中对相关事实的陈述缺少证据支持。（九）原告仅能提供收据，不能证实涉案的款项已经实际交付。（十）对原告主张其曾收到加盖有被告业务专业章收据的问题，对此被告主张：1、原告所称曾经出具过盖有被告业务专用章的收据并非事实，其该陈述未有证据支持；2、原告现提供的是君安公司的存单，而根据该存单可以界定出借贷双方法律主体是本案原告以及君安公司。综上所述，原告因昝金英等人的犯罪行为导致无法兑换存款本息的责任不应由被告来承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昝金英原系被告的保险业务代理员，代理被告人身保险业务。2008年至2012年间，经昝金英及其发展的业务员李绍玲、马秀侠（曹洁）、马兴芹等人向原告等多人宣传投资。2011年8月，原告经昝金英投资23000元，君安公司向其出具了其所称的“存单”一份，内容主要为：金额23000元，期满后凭身份证领取，自2011年8月23日至2012年8月22日。期满后领取25070元。2012年1月30日，原告又经昝金英投资36000元，君安公司向其出具了其所称的“存单”一份，内容主要为：金额36000元，期满后凭身份证领取，自2012年1月30日至2013年1月29日。期满后领取39600元。2012年5月4日，原告再次经昝金英投资5000元，君安公司向其出具了其所称的“存单”一份，内容主要为：金额5000元，期满后凭身份证领取，自2012年5月4日至2012年8月4日。期满后领取5125元。上述“存单”上加盖了君安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徐东华的印章。2015年10月20日，昝金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拘留，2015年11月26日被逮捕。后泉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昝金英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向本院提起公诉。2017年5月4日，本院作出（2016）苏0311刑初33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昝金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判决有限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30万元，并责令昝金英退赔集资参与人的经济损失。在该案中，昝金英供述，其在被告处任业务经理，负责一个业务部。2007年其认识环球保险公司的徐嘉慧。2008年徐嘉慧称其父亲经营的君安公司需要资金，想让其利用保险公司业务经理的便利发展业务员拉客户来存款，给其高额利息。其先后介绍发展了李绍玲、马兴芹、马秀侠（曹洁）等业务员吸收客户投资。其介绍的大多数是保险的老客户，客户对其都比较信任，其告诉客户，其一个朋友的父亲开的君安公司做煤炭生意，需要用钱，给的利息高，还将自己在君安公司的“投资存单”出示给客户，有的客户就存钱了。后来，有其发展的业务员称曹洁向客户反映君安公司是被告的三产，其后来也这么宣传了。客户将钱交到其处后，其出具收据，有的也不出具收据，然后其将钱交给君安公司的会计，君安公司的会计出具君安公司的“投资存单”后，其再将“投资存单”交给客户，收回收据。业务员一般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办公室、客户家里、公司楼下的银行等处接到投资客户，业务员介绍到君安投资的客户来源主要是业务员自己的保险客户。对于公安机关讯问，为何有部分报案人员提供的收据上有“太平洋寿险（徐州）市区营销活动专用章”（以下简称“营销活动章”）的字样，其称太平洋保险公司营销部有一个用于宣传的方章，办理保险业务时出具临时收款收据也盖该印章，为何在君安公司的收据上有该印章，其说不清楚，其收客户投资君安的款时，有随手拿了原用于太平洋保险的盖有印章的收据开给客户。李绍玲、马兴芹、马秀侠等人陈述，2009年至2012年间，昝金英通过开会、个别谈话等方式，发展业务员以吸收资金。客户主要是老年人，一般交现金或存单，再由业务员交给昝金英处，昝金英有给过业务员收据，盖有“太平洋营销”等字样的长条章，客户交钱时业务员开具收据或打白条，钱交给昝金英几天后，昝金英再将君安公司的单子交给业务员，业务员通知客户来取。另查明，君安公司于2007年1月15日核准开业，2009年12月28日被吊销核准，2011年9月23日注销核准，徐东华曾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3月16日，本院作出（2016）苏0311刑初28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徐东华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本院认为，关于被告主张的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问题。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款项虽已经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为昝金英的犯罪数额，但原告系主张昝金英等人以被告的名义进行经济活动，因而主张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该案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原告的主张能否成立，需要经过实体审理予以评判。关于原告主张应被告承担涉案相关责任，本院认为于法无据。理由如下：其一，昝金英系被告人身保险业务的销售人员，其无权实施吸收存款的行为，且被告的业务范围亦无储蓄存款业务，因此，昝金英的行为并不是职务行为。同时，原告亦未有证据证明昝金英接收涉案款项时，获得了被告的授权，因此，故不能认定昝金英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有权代理行为。其二，昝金英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构成需要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行为人实施了无权代理；二是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需要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三是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处于善意无过失。具体到本案而言，根据其陈述及昝金英等人的供述可知，昝金英等人宣传的系君安公司的产品，且向原告出具的也是加盖有君安公司公章的“存单”，因此，昝金英并不是以被告的名义收取涉案资金的。对此，原告虽举证了其他部分报案人员提供的加盖有收据复印件，昝金英的名片以及昝金英在宣传时所称的君安公司系被告的三产公司等予以辩驳，但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并不能证实昝金英等人向其出具了“营销活动章”的收据。再则，无论昝金英在收取款项时出具了何种手续，其向原告宣传的系君安公司的产品，最终出具的合同加盖的亦系君安公司的印章，因此，本案中，不能认定昝金英系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订立了合同。关于原告是否对被告昝金英有代理权有合理信赖的问题，原告虽举证了其他部分报案人员提供的加盖有收据复印件，昝金英的名片以及昝金英等人在宣传时所称的君安公司系被告的三产公司，且主张在被告的办公场所交付款项等欲证明其有理由相信昝金英等人的行为系有权代理，但本院认为，君安公司与被告系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即使原告在交付款项时，昝金英未明确原告交付的款项会去往何处，或宣传君安公司系被告的三产，或宣传系内部存款，但最终，昝金英均会向原告提供君安公司的“存单”，以确定原告的权利，原告现持有的亦是该“存单”，原告在收到该“存单”时应当对承担责任的主体有清晰的认识，原告作为交易相对人亦不符合“善意无过失”这一主观要件。因此，昝金英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田占贵对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0元，由原告田占贵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丁 贺审 判 员  张红梅人民陪审员  许庆顺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宋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