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22民初5141号原告杨云超，男，1976年5月5日出生，土家族，贵州省江口县人，住贵州省江口县。委托代理人吴万军，贵州磷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蔡文武，男，196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福建省莆田市人，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现住贵州省黔西县。委托代理人安思语，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李艳，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云超与被告蔡文武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登记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王成龙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云超的委托代理人吴万军与被告蔡文武的及委托代理人安思语、李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云超诉称：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均从事民营医院的经营，2015年4月份，被告邀请原告投资开办医院，原告于2015年4月22日、4月29日分两次向被告支付了所谓的投资款共计334万元。之后，原告方因在铜仁经营业务，多次要求被告签订投资协议，但是被告一直不与原告签订任何协议，并且被告所谓的医院于2015年被其注销。为此，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原告的投资款，但是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原告认为，被告以开办医院为名，邀请原告投资，却一直不与原告签订投资协议，也不让原告参与其所谓医院的经营，甚至在原告支付款项后，将医院注销，其占有原告资金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依法予以返还。现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原告的资金334万元，并支付该款从2015年4月22日至付清日止的银行利息(至起诉之日止为381469.75元)。原告杨云超于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一、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适格；二、打款凭证两张，时间分别为2014年4月22日和2014年4月29日，证明：原告分两次向被告蔡文武汇款总计334万元；三、2016年1月8日的转款凭证一张，证明：2016年1月8日原告方向被告支付20万元，故我方增加诉讼请求，总金额增加为354万元；四、原告的银行账户流水明细账，用以证明2016年1月8日打款20万元给被告蔡文武的真实性；五、岳阳市某某印刷有限公司订单复印件及邮件记录复印件13张，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有其他业务往来。被告蔡文武辩称：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本案中，原告与被告通过口头达成协议，双方约定合伙投资开办民营医院。达成协议后，原告按照约定分两次向被告的账户汇入334万元，原告也在诉状中对投资的事宜有表述。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形成了基础法律关系，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被告在实施民事行为过程中，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不存在过错，承担返还利息的义务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案中，被告收到原告的投资款后，在准备设立医院的过程中，原告单方反悔，要求被告退还投资款。后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由被告委托蔡某游某不定期向答辩人退款。从2015年7月16日至2017年1月10日期间，已经共计退还了原告220.44万元，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合伙投资款334元以及承担利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蔡文武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一、身份证，证明：被告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二、中国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西支行交易明细清单42页，证明：被告蔡文武收到原告款项后，委托蔡某、游某不定期通过银行向原告杨云超打款共计220.44万元，该笔款项应当在原告主张的总款项中予以扣除。三、到庭证人蔡某证实自己受蔡文武的委托向杨云超的账户汇款，自己与杨云超之间没有业务往来，对医院与杨云超之间是否有业务往来自己不清楚；四、到庭证人游某证实自己根据蔡文武的指示向杨云超汇款，至于医院与杨云超之间是否有业务往来自己不清楚。经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可，对三性均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认为原告杨云超2016年1月8日转账20万元到蔡文武账户，但在2016年1月10日已经由蔡文武向原告账户转入20万元，已经偿还。原告杨云超对被告蔡文武提交的证据，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认为对蔡某打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蔡某支付的该费用共计56.7万元系医院在经营过程中所用的户外广告费和宣传费用。因此，该费用的支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蔡某系黔西某某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因此其所支付的费用系在此期间产生的广告费和杂志费用的支出。当时黔西某某医院的广告是杨云超叫人来做的，其双方有相关的验收凭证，该资料我方庭后提供予以证实，证明该组证据中蔡某及游某打的该笔钱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另外，被告所向原告打款的流水中所体现的每次6300元共计12.6万元，系某某医院隐名股东李某委托杨云超作为其股东代表接收的每月的工资6000元及话费300元，因此，该款非蔡文武退还杨云超的本金。还有，1.7万元是蔡文武的儿子向原告借款的还款。对第三组证据，认为正好证明了被告方以投资为名向原告收取资金的基础事实。原告共计只收到被告返还的款项140万元。对证人蔡某的证言，原告认为通过对证人的询问及法庭调查，被告方代理律师回答为什么出现多次6300元，是原告方追得急账户有多少打多少，但当时账户还有多余余额。证人系该医院监事，自己在医院的职务都不清楚，自称是打杂的。证人证言证实其所支付的费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至少证人没有提供被告蔡文武委托其打款的授权委托书，也没有提供蔡文武转款给他的凭证，因此该笔钱我方认为不应当作为被告返还给原告的资金。被告蔡文武认为对于其指示蔡某向原告返还款项与蔡某的收入来源是否合法没有关联性，本案也查明杨云超与蔡某没有经济往来，蔡某为何要向原告打款呢。对证人游某的证言，原告认为对于6300元的性质，从证人的证言看，保底6300元，其性质到底是什么？作为证人，打这么大金额的资金给杨云超，其不清楚是什么性质，可以说明该金额与本案无关，因此认为不应当将性质都不清楚的资金与本案相联系。被告蔡文武认为证人受其指示打款给杨云超，杨云超收到该还款，与原告主张的要清楚该钱的来源、性质无关。对于原告杨云超在质证意见里所称要说清楚款项性质，我方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向原告提供还款的事实，如原告认为所还款项与本案无关，则应该由原告提供证据证予以证明。经本院审查，对原、被告双方在开庭前所提交的书证证据，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虽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但是该相关证据客观反映了银行账户所载明的各方账户涉案资金流水明细事实，与本案需要查明的事实相关联，因此，本院予以采信。经本院审理查明：2015年4月，原告杨云超与被告蔡文武口头协商达成合伙投资开办医院的意向后，原告于2015年4月22日、4月29日分两次通过自己的某某商业银行账户62×××32向被告的中国某某银行账户43×××23汇入了人民币100万元、234万元共计334万元。之后双方一直没有签订任何书面投资协议，于是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其投资款，从2015年7月16日起，被告通过其管理人员蔡某、游某向原告的银行账户进行汇款，截止2017年1月10日，共计向原告的银行账户汇入了220.44万元。经进行核对，被告所提交的银行流水的明细与原告所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除2017年1月8日汇入3万元、1月10日汇入6300元的两笔流水明细原告方未提交银行流水明细外，其他各次汇款双方的银行流水明细均对应相符。审理中原告称2016年1月8日又向被告汇入了20万元，经查原告所称该20万元属实，但于同月10日，被告已经将该20万元汇入了原告的账户。另在审理中原告称被告向其汇入的款项用于退还投资款的款项70万及在庭后提交的质证意又称得了140万余元，对其余款项虽认可收到，但认为是原告与被告有其他业务往来的款项。对此，原告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在庭后提交的证据所载客户名称有“黔西某某”、“黔西某某妇产医院”、“黔西某某”等，既无被告蔡文武的名称也无蔡文武的签字。本院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答辩意见以及举证、质证的情况，在征求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本案属于不当得利纠纷还是合伙纠纷；二、被告通过银行打给原告的款项是否属于偿还的款项；三、所剩款项被告方是否应该返还给原告；四、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原告利息。针对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一、本案原告在诉状上虽将案由列为不当得利，但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应定性为合伙纠纷，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法律条款的调整。本案原、被告口头达成合伙投资的意向后，原告即向被告汇入了投资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四条“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书面合伙协议；”的规定，双方口头达成的合伙协议属一种意向性的合伙，仅处于合伙的准备阶段，尚不具备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原告已经履行了出资投资款的义务，被告并已接受，因此，双方的口头合伙合同属已经成立。后因何原因导致双方终止合伙并达成被告退还原告的投资款项，双方均未举证证明，本院亦无法查明，但是从被告方已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原告进行汇款以退还原告投资款这一不争的事实足以说明双方的合伙合同事实上已经解除，因此，被告理应将原告的投资款予以退还。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自2017年1月11日起就未再进行向原告退还款项，故原告主张要求被告退还其投资款项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原告所称被告已经退还的金额仅为140万余，其余款项系原告与被告的其他业务往来的主张，因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被告蔡文武有其他业务往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即便如原告所述与被告尚有其他经济业务往来，其可以另案主张权利。故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已向原告汇入的款项为220.44万元，被告现还应当退还给原告的投资款项为113.56万元（334-220.44）。对原告请求支付银行利息的主张，根据原告诉状所载明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为381469.75元进行换算，原告所主张的银行利息约为年利率4.5%。根据资金的时间价值常理（即资金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增值）和被告实际占用原告资金的事实，对原告所主张的银行利息，本院予以支持。但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对已经退还的220.44万元不予计息，按现尚欠113.56万元从2015年4月22日起按年利率4.5%计息较为公平合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蔡文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退还原告杨云超投资款人民币113.56万元，并向原告杨云超支付以113.56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5%计算，自2015年4月22日起至退还完毕之日止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8286元（已减半），由原告杨云超负担10000元，被告蔡文武负担828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附文档光盘），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判员  王成龙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赵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