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1民终142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强育阳。委托诉讼代理人:强中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药控股陕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芳。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亮。上诉人强育阳因与被上诉人国药控股陕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陕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7)陕0113民初10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强育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强中阳，被上诉人国药陕西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芳、马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强育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其150元的原始股权并支付1.5万元红利，由国药陕西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补偿8万元，赔偿其不能享受社保待遇并影响退休的赔偿金16万元。事实与理由：一审立案时诱导胁迫其删减诉讼请求，庭审时未让其陈述案情宣读起诉状，偏袒鼓动国药陕西公司违规拍照，程序违法；其虽与陕西省医药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陕西省医药公司经改制变更为国药集团西北有限公司，最后变更为国药陕西公司，国药陕西公司已全部接收了原陕西省医药公司的债务和在职、离退休职工。因此，其与国药陕西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本案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应全部支持。国药陕西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强育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150元的原始股权并支付1.5万元红利。2.国药陕西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补偿8万元。3.国药陕西公司赔偿其不能享受社保待遇并影响退休的赔偿金1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强育阳不服西安市雁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雁劳仲案字（2017）546号裁决书，提起本案劳动争议之诉。强育阳提交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载明：缴费单位为“国药控股陕西有限公司”，养老保险缴费至1999年，自2000年起再无养老保险的缴费记录。强育阳提交的《西安市企业职工劳动合同》载明，1996年6月1日，强育阳与陕西省医药公司签订了合同期限自1996年6月1日至2006年5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国药陕西公司称公司通过光大银行发放工资。国药陕西公司提交的加盖有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明光路支行的书面材料载明，银行代发薪资业务的首次代发时间为2006年5月24日。强育阳则称其在国药陕西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是通过现金的方式进行发放。另查明，国药陕西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30日，股东为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医药公司成立于1994年3月29日，经营期限为长期，至今尚未注销公司登记。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强育阳要求解除劳动、支付劳动补偿金、赔偿社保待遇损失的前提是：强育阳与国药陕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强育阳应对其与国药陕西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综合本案证据，该院认为强育阳、国药陕西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理由如下：1.虽然养老保险缴费记录中载明的缴费单位是国药陕西公司，但该缴费记录均发生在国药陕西公司成立（2001年5月30日）之前，该费用的缴费单位显然不是国药陕西公司，故养老保险缴费记录所载的名称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强育阳所提交的劳动合同书等证据所载明的用人单位是至今尚未注销登记的陕西省医药公司，并非本案被告国药陕西公司。3.强育阳关于通过现金发放工资的陈述内容与国药陕西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工资的事实相矛盾，且强育阳陈述的内容无证据支持。综上，该院对强育阳诉请的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支付劳动补偿金及赔偿社会保险待遇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强育阳要求确认150元的原始股权并支付1.5万元红利的主张。该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强育阳提交了《陕西省医药公司承包风险低抵押金收据》欲证明其第一项诉讼请求成立，但因该诉请内容不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且与本案不具有不可分性，故该院在本案中对此诉请不予处理。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强育阳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强育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强育阳提交证据1：强育阳在2017年3月18日打印的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申请。证明本案时效应从2017年3月份起算。证据2：加盖有西安市养老保险经办处证明专用章的《陕西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年度缴费情况表。证明强育阳现缴费单位名称为国药陕西公司，缴费到1999年12月份。证据3、4、5：陕西省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核心平台三版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页面截图打印件各一页，证据3、4证明国药陕西公司仍以国药集团西北公司名义自行向社保部门申报社保缴费，强育阳参加工作时间为1990年，目前仍为国药陕西公司在职职工。证据5证明国药陕西公司完全把陕西省医药公司建立的账户更名为国药陕西公司。国药陕西公司自行向社保部门申报社保缴费，该公司至今仍以国药集团西北医药有限公司的缴费银行行号等信息进行缴费，该公司由陕西省医药公司更名。证据6：在职证明(7-8cm纸条)，强育阳委托诉讼代理人强中阳称，该证明由其书写，加盖有陕西省医药公司印章，证明强育阳系在职职工。国药陕西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国药陕西公司对强育阳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其公司与陕西省医药公司并非同一法人主体，陕西省医药公司与强育阳之间的劳动关系问题与其公司无关。综合当事人举证质证及法庭调查查明情况，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强育阳在二审提交的书证证据，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也无法证明其与国药陕西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在与陕西省医药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期满后向国药陕西公司提供劳动的事实，本院对强育阳在二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均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强育阳与陕西省医药公司签订了合同期限自1996年6月1日至2006年5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强育阳主张其与国药陕西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国药陕西公司予以否认，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陕西省医药公司至今尚未注销公司登记，该公司与国药陕西公司并非同一法人主体。因此，强育阳与国药陕西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结合工资收入、缴纳保险以及是否接受国药陕西公司规章制度制约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诉讼中，强育阳提交的养老保险缴费记录中载明的缴费单位虽然是国药陕西公司，但缴费行为均发生在国药陕西公司成立之前，本案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国药陕西公司成立后为强育阳进行社保缴费的事实。同时，根据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认定国药陕西公司与陕西省医药公司之间存在法律上的承继关系。强育阳述称其在2006年以后继续为国药陕西公司提供劳动，国药陕西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其发放工资，国药陕西公司对此亦予以否认，根据强育阳述称意见，并结合其自述入职经过、所属行业、工作岗位及工作任务等相关事实情况，不能得出强育阳与国药陕西公司之间具有人身隶属性质、其所提供的劳动是国药陕西公司业务组成部分以及其向国药陕西公司提供劳动，国药陕西公司继续向其支付劳动报酬的结论。因此，强育阳主张其与国药陕西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基于劳动关系向国药陕西公司提出劳动争议之相应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以判决予以驳回，并无不妥。关于强育阳所诉赔偿不能享受社保待遇并影响退休的赔偿金问题，本案系劳动争议，强育阳至今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其举证不足以证明所诉损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之规定，该项请求及其所诉原始股权支付分红问题，均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本案不予处理。至于一审程序问题，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强育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强育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雪晴审 判 员  何 强代理审判员  姬 钊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书 记 员  潘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