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苏12刑终294号原公诉机关泰兴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杜水根，男，1965年2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靖江市（户籍所在地:靖江市）。曾因犯诈骗罪于2005年3月18日被靖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因本案于2016年11月8日被刑事拘留，12月14被逮捕。辩护人赵荣毅，安徽宝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陶兴荣，曾用名陶鑫荣，男，1956年1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市，汉族，初中文化，泰兴市刘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住靖江市。曾因犯诈骗罪，于2011年9月1日被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于2013年4月28日被靖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因本案于2016年2月3日被刑事拘留，3月10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1月16日被逮捕。原审被告人孙利凤，女，1971年4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市，汉族，初中一年级文化，泰兴市鑫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住靖江市。因本案于2016年9月14日被刑事拘留，10月20日被逮捕。原审被告人翁彬，男，1971年9月18日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市，汉族，高中文化，泰兴市鑫亿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住靖江市。因本案于2016年11月9日被刑事拘留，12月14日被逮捕。原审被告人王继成，男，1970年8月30日出生于河南省安阳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河南省安阳县。因本案于2016年11月28日被刑事拘留，12月28日被逮捕。原审被告人陈建宏，男，1962年12月3日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靖江市。曾因犯流氓罪、盗窃罪，于1983年11月31日被原靖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因本案于2016年9月26日被刑事拘留，11月1日被逮捕。泰兴市人民法院审理泰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杜水根、陶兴荣、孙利凤、翁彬、王继成、陈建宏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苏1283刑初11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杜水根、陶兴荣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旺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杜水根、陶兴荣及辩护人赵荣毅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判决认定，2015年7月至2016年9月间，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翁彬、陶兴荣、王继成、陈建宏未实际出资投入，先后成立刘桩合作社、鑫利合作社、鑫亿合作社，被告人陶兴荣、孙利凤、翁彬分别担任上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后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翁彬、陶兴荣、王继成、陈建宏以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周某1、陈某1等人的信任，与被害人周某1、陈某1等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收取报名费、保证金、水电费押金等为由，先后多次骗得周某1、陈某1等53人共计人民币735.6万元，其中部分诈骗活动被告人孙利凤、翁彬未到场参与合作洽谈签订合同等，仅将其合作社公章及私人印章交与王某3，配合并放任王某3使用其印章以其合作社的名义进行诈骗活动。后因被告人无履行合同的能力，经被害人多次催要，王某3等人从被害人交付的上述报名费、保证金、水电费押金中拿出人民币81.8万元支付给相关被害人，实际骗得人民币653.8万元。其中被告人杜水根参与合同诈骗数额人民币378.1万元，被告人孙利凤参与合同诈骗数额人民币260.4万元，被告人翁彬参与合同诈骗数额人民币225.2万元，被告人陶兴荣参与合同诈骗数额人民币187.5万元，被告人王继成参与合同诈骗数额人民币121.9万元，被告人陈建宏参与合同诈骗数额人民币54.7万元，所得赃款被王某3等支用。具体分述如下：1.2015年7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周某1的信任，与被害人周某1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周某1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0.5万元，合计人民币10.5万元。2.2015年8月，王某3、被告人杜水根、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陈某1的信任，与被害人陈某1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陈某1保证金人民币2万元、报名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3万元。3.2015年8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李某1的信任，骗得李某1保证金人民币9万元。4.2015年9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崔某的信任，与被害人崔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崔某保证金人民币9万元、水电费人民币0.2万元，后用骗取的保证金等支付崔某人民币5万元，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实际骗得被害人崔某人民币4.2万元。5.2015年9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李某2的信任，与被害人李某2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李某2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0.5万元，后用骗取的保证金等支付李某2人民币6万元，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实际骗得被害人李某2人民币4.5万元。6.2015年9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周某2的信任，与被害人周某2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周某2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0.5万元、水电费人民币0.3万元，后用骗取的保证金等支付周某2人民币0.8万元，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实际骗得被害人周某2人民币10万元。7.2015年9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郑某的信任，与被害人郑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郑某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8.2015年10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许某1的信任，与被害人许某1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许某1保证金人民币8万元。9.2015年10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周某3的信任，与被害人周某3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周某3保证金人民币6万元、报名费人民币0.6万元、水电费人民币0.3万元，合计人民币6.9万元。10.2015年10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吴某1的信任，与被害人吴某1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吴某1保证金人民币25万元。11.2015年10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李某3的信任，与被害人李某3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李某3保证金人民币14万元。12.2015年10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张某1的信任，与被害人张某1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张某1保证金人民币15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合计人民币17万元。13.2015年12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张某2的信任，与被害人张某2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张某2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0.3万元、水电费人民币0.3万元，合计人民币10.6万元。14.2015年12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季某1的信任，与被害人季某1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季某1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0.2万元、水电费人民币0.3万元，合计人民币20.5万元。15.2015年12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周某4的信任，与被害人周某4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周某4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0.2万元，合计人民币20.2万元。16.2015年11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方某的信任，与被害人方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方某保证金人民币2万元、报名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3万元。17.2015年9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魏某的信任，与被害人魏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魏某保证金人民币4万元、报名费人民币0.5万元，合计人民币4.5万元。18.2015年10月，王某3、被告人陶兴荣以刘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丁某的信任，与被害人丁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丁某保证金人民币6万元、报名费人民币0.6万元，合计人民币6.6万元。19.2015年11月，王某3、被告人陈建宏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王某1的信任，与被害人王某1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加盖了鑫利合作社的公章及被告人孙利凤的个人私章，骗得王某1保证金人民币8万元、水电费人民币2万元，合计人民币10万元。20.2015年11月，王某3、被告人陈建宏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张某3的信任，与被害人张某3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加盖了鑫利合作社的印章及被告人孙利凤的私章，骗得张某3保证金人民币13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5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2万元，后用骗得的保证金等支付张某3人民币5万元，实际骗得被害人张某3人民币11.7万元。21.2016年3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王继成、孙利凤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杜某的信任，与被害人杜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杜某保证金人民币2万元、水电费人民币0.5万元，合计人民币2.5万元。22.2016年3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孙利凤、王继成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钱某的信任，与被害人钱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钱某保证金人民币2万元、水电费人民币0.5万元，合计人民币2.5万元。23.2016年3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孙某的信任，与被害人孙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孙某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合计人民币12万元。24.2015年11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孙利凤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王某2的信任，与被害人王某2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王某2保证金人民币13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水电费人民币2万元，其中有人民币3万元以现金的方式交给被告人王继成，后用骗得的保证金等支付王某2人民币6万元，实际骗得被害人王某2人民币11万元。25.2016年3月，王某3、被告人杜水根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张某4的信任，伙同被告人孙利凤与被害人张某4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张某4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1万元、水电费人民币2万元，合计人民币13万元。26.2016年5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王继成、孙利凤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陈某2的信任，与被害人陈某2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陈某2保证金人民币3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6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37万元。27.2016年2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陆某1的信任，骗得陆某1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并出具了加盖有鑫利合作社印章及被告人孙利凤私章的收据。28.2016年2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袁某的信任，与被害人袁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袁某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5万元、水电费人民币2万元，其中有人民币2万元以现金的方式交给被告人王继成，后用骗得的保证金等支付袁某人民币8万元，实际骗得被害人袁某人民币6.5万元。29.2016年3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王继成、孙利凤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商某和的信任，与被害人商某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商某和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13万元。30.2015年12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陈建宏、孙利凤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朱某1的信任，与被害人朱某1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朱某1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0.5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其中有人民币1万元以现金的方式交给被告人王继成，后用骗得的保证金等支付朱某1人民币13万元，实际骗得被害人朱某1人民币8.5万元。31.2016年1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陈建宏、孙利凤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周某5的信任，与被害人周某5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周某5保证金人民币13万元、水电费人民币2万元，其中有人民币2万元以现金的方式交给被告人王继成，后用骗得的保证金等支付周某5人民币3万元，实际骗得被害人周某5人民币12万元。32.2015年12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朱某2的信任，与被害人朱某2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朱某2保证金人民币19万元、报名费人民币1.4万元、水电费人民币2万元，其中被告人杜水根实际参与金额为人民币11.4万元，后用骗得的保证金等支付朱某2人民币5万元，实际骗得被害人朱某2人民币17.4万元。33.2015年12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孙利凤、陈建宏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曹某1的信任，与被害人曹某1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曹某1保证金人民币14万元、报名费人民币3.5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其中有人民币1万元以现金的方式交给被告人王继成，后用骗得的保证金等支付曹某1人民币6万元，实际骗得被害人曹某1人民币12.5万元。34.2016年4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陈某3的信任，与被害人陈某3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陈某3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13万元。35.2016年3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王继成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韩某的信任，与被害人韩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韩某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水电费人民币2万元，后用骗得的保证金等支付韩某人民币6万元，实际骗得被害人韩某人民币6万元。36.2016年5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蔡某1的信任，与被害人蔡某1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蔡某1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合计人民币12万元。37.2016年5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孙利凤、王继成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郭某是的信任，与被害人郭某是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郭某是保证金人民币15万元。38.2016年4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居某的信任，与被害人居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居某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11万元。39.2016年3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孙利凤、王继成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卢某的信任，与被害人卢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卢某保证金人民币2万元、水电费人民币0.5万元，合计人民币2.5万元。其中被告人杜水根出具0.5万元水电费收据。40.2016年4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王继成以鑫利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谢某的信任，与被害人谢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谢某保证金人民币8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合计人民币10万元。41.2016年6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翁彬先后以鑫利合作社、鑫亿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金某的信任，与被害人金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金某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3万元，后用骗得的保证金等支付金某人民币8万元，实际骗得被害人金某人民币4.3万元。42.2016年6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翁彬先后以鑫利合作社、鑫亿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邓某1的信任，与被害人邓某1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邓某1保证金人民币49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水电费人民币2万元，合计人民币53万元。其中被告人孙利凤参与金额为15万元。43.2016年6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翁彬以鑫亿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曹某2的信任，与被害人曹某2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曹某2保证金人民币13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16万元。44.2016年7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翁彬以鑫亿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陈某4的信任，与被害人陈某4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陈某4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1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12万元。45.2016年7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翁彬以鑫亿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洪某的信任，与被害人洪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洪某保证金人民币3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后用骗得的保证金等支付洪某人民币10万元，实际骗得洪某人民币23万元。46.2016年8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翁彬以鑫亿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张某5的信任，与被害人张某5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张某5保证金人民币9万元、报名费人民币1万元、水电费人民币2万元，合计人民币12万元。47.2016年8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翁彬以鑫亿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施某的信任，与被害人施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施某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水电费人民币0.4万元，合计人民币22.4万元。其中水电费人民币0.4万元以现金形式交给被告人王继成。48.2016年8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以鑫亿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李某4的信任，与被害人李某4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加盖了鑫亿合作社的公章及被告人翁彬的个人私章，骗得李某4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1.5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12.5万元。其中水电费1万元以现金形式交给被告人王继成。49.2016年8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翁彬以鑫亿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许某2的信任，与被害人许某2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许某2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11万元。50.2016年8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翁彬以鑫亿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缪某的信任，与被害人缪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骗得缪某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1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12万元。其中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以现金形式交给被告人王继成，被告人王继成分别出具了人民币10万元保证金和人民币1万元水电费的收据。51.2016年8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以鑫亿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季某2的信任，与被害人季某2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加盖了鑫亿合作社的公章及被告人翁彬的个人私章，骗得季某2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13万元。其中被告人王继成向季某2出具了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和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的收据。52.2016年8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以鑫亿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刘某1的信任，与被害人刘某1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加盖了鑫亿合作社的公章及被告人翁彬的个人私章，骗得刘某1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21万元。53.2016年9月，王某3伙同被告人杜水根以鑫亿合作社需要建蔬菜钢构大棚为名，骗取被害人杨某1的信任，与被害人杨某1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加盖了鑫亿合作社的公章及被告人翁彬的个人私章，骗得杨某1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报名费人民币2万元、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合计人民币13万元。其中被告人王继成向杨某1出具了保证金人民币10万元及水电费人民币1万元的收据。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被害人周某1、陈某1、王某1、金某等人陈述；证人吴某2、刘某2、肖某、徐某、陆某2等人证言；书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中标通知书、收据、建设施工合同、审计报告、交易明细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原判认为，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翁彬、陶兴荣、王继成、陈建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其中被告人杜水根、孙利凤、翁彬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陶兴荣、王继成、陈建宏犯罪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应分别予以惩处。被告人杜水根、陶兴荣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孙利凤、翁彬、王继成、陈建宏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被告人杜水根具有前科，可以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杜水根当庭自愿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孙利凤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孙利凤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翁彬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翁彬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陶兴荣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王继成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王继成当庭自愿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陈建宏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陈建宏具有前科，可以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陈建宏当庭自愿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合同诈骗罪对被告人杜水根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对被告人孙利凤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对被告人翁彬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对被告人陶兴荣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对被告人王继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对被告人陈建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责令被告人杜水根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378.1万元；责令被告人孙利凤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260.4万元；责令被告人翁彬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225.2万元；责令被告人陶兴荣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187.5万元；责令被告人王继成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121.9万元；责令被告人陈建宏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54.7万元，分别发还给相关被害人。其中共同参与的被告人在参与数额的范围内互为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杜水根提出如下上诉理由：1.原判认定其为主犯不当，其对公司的经营模式、方式毫不知情，没有参与犯罪谋划和决策，对赃款没有支配权。2.原判对其量刑过重。上诉人杜水根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原判认定上诉人杜水根参与了本案大部分犯罪活动与事实不符。杜水根是2016年3月才参与诈骗作案，占整个犯罪活动的一半不到，且曾向孙利凤提出书面辞职申请，可见其不是主犯。2.原判对杜水根量刑过重，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且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为支持其辩护意见，辩护人当庭提交杜水根的辞职报告一份。上诉人陶兴荣提出如下上诉理由：1.其不是主犯，是被动参与犯罪；2.其主动投案，并有检举行为和协助抓捕同案犯的行为，应构成自首和立功。泰州市人民检察院当庭提出如下意见：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审相同。原判认定事实的证据已经当庭宣读、出示并质证，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针对诉辩双方提出的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如下：1．上诉人杜水根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如何？经查，涉案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诈骗犯罪活动分别是以刘桩合作社、鑫利合作社、鑫亿合作社的名义实施。上诉人杜水根于2015年8月曾参与刘桩合作社的部分诈骗活动，后离开刘桩合作社到河南打工；至2016年春节后，又经王某3劝说，先后到鑫利合作社、鑫亿合作社进行管理，经手签订合同、收取费用，从事诈骗活动；其曾伙同王某3向原审被告人翁彬出具免责协议，鼓动翁彬出任鑫亿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其从王某3处获取工资、提成，并参与赃款挥霍。可见，上诉人杜水根积极参与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但作用相对于王某3较小。其曾向孙利凤出具辞职报告，是基于孙利凤是鑫利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也是上诉人杜水根等人欲将鑫利合作社诈骗的后果交由孙利凤应对的表现，并不足以证明其在犯罪中作用相对于孙利凤更小。原判认定上诉人杜水根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按照其直接经手实施诈骗的数额378.1万元对其定罪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信。2．上诉人陶兴荣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经查，上诉人陶兴荣担任刘桩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并伙同王某3等人实际参与以刘桩合作社名义实施的全部诈骗活动，签订合同，收取费用，行为积极，在共同犯罪中亦属于主犯，但相对于王某3作用较小，可以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对上诉人陶兴荣提出其属于从犯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3．上诉人陶兴荣是否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经查，2016年1月，因受害人追要工程款，上诉人陶兴荣逃至常州市，被受害人围困在常州一宾馆内，后陶兴荣自己报警，被带至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被泰兴市公安局带回泰兴审查后，上诉人陶兴荣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见，上诉人陶兴荣打电话给常州市公安局报警，并无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主观目的，不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另查，2016年9月29日，上诉人陶兴荣应侦查人员要求，帮助联系翁彬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翁彬在接受询问时如实供述了自己参与犯罪的事实，至2016年11月9日被刑事拘留。可见，在侦查人员要求陶兴荣帮助通知翁彬接受询问时，尚未将翁彬确定为犯罪嫌疑人，上诉人陶兴荣的行为不属于协助抓获同案犯。关于上诉人陶兴荣检举揭发的其他犯罪线索未经查证属实，依法不符合立功的构成要件。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杜水根、陶兴荣伙同原审被告人孙利凤、翁彬、王继成、陈建宏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钱款，其中上诉人杜水根及原审被告人孙利凤、翁彬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上诉人陶兴荣及原审被告人王继成、陈建宏犯罪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应分别予以惩处。上诉人杜水根、陶兴荣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原审被告人孙利凤、翁彬、王继成、陈建宏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陶兴荣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上诉人杜水根、陈建宏有故意犯罪前科，可以酌情从重处罚；原审被告人翁彬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孙利凤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杜水根及原审被告人王继成、陈建宏当庭自愿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合全案量刑情节，对原审被告人孙利凤、翁彬、陈建宏减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关于上诉人杜水根、陶兴荣均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上诉人杜水根、陶兴荣等人在骗取报名费、工程质量保证金的同时，破坏正常的土地承包经营活动，部分被害人的先期工程投入亦无法挽回，造成的实际损害远大于诈骗犯罪数额。原判根据两上诉人的犯罪数额、情节，作出的量刑结果适当。对上诉人相关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晓蓉审判员  祝年玺审判员  陈蓉蓉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  朱瑞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