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4民再2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晓璐，女，1962年8月4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朱建中，男��1961年8月16日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上述二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华，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智卓，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洪度，男，1957年4月8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建洪，江苏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鹏飞，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朱晓璐、朱建中因与被申请人王洪度债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苏04民终1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8月22日作出(2017)苏04民申45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朱晓璐、朱晓璐和朱建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华、王洪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建洪、马鹏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晓璐、朱建中申请再审称，申请事项:1、判决撤销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4）天民初字第1833号民事判决、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4民终1615号民事判决；2、请求贵院依法驳回王洪度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王洪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部分证据的采信违反法律规定，二审对此未予纠正当属违法。一审判决认为“关于证人证言。公安机关所作笔录问题，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不同于证人证言，无需再出庭作证，但对于这些笔录公安机关并未出具采纳意见和其他处理意见，故对询问笔录的证明力应综合全案其他证据进行判断后再予以认定。”一审判决的这一观点没有任何法律根据。首先，这些笔录就属于证人证言之类，这是一个法律常识；其次，证人证言必须经庭审质证后方能采信。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明确规定，而不是“应综合全案其他证据进行判断后再予以认定。”因此，一审判决对证据形式判断的错误，直接导致证据采信的违法。而且，对这些证据最终是否采信，一审判决未予以明确，而二审判决对此也未予置评。但从判决理由上看实际赞同该一审主张，故同样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其次，一、二审判决均存在了自相矛盾的错误。一审法官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曾向赵英、宗文刚、张雪芬核实过其证词（一审被告律师制作的调查笔录），赵英、宗文刚、张雪芬陈述的内容和律师调查的无异，该证据已经质证，且对朱晓璐有利。那么，按一、二审判决对待公安机关制作的证人笔录的逻辑，该证词势必应当采信。而采信的后果必然与公安笔录的证言相悖。特别要提及的是到庭作证的证人陈英洁即常州创骏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骏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陈小平的姐姐，其证词证明陈小平将身份证借给王洪元开办公司。因此，该证据属依法应当采信的证据。但一审判决无视该言词证据，且未阐明任何根据和理由。可以判断，该证据的采信，必然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公安笔录中的几个证人邹琴、曹霞、金亚芳均与王洪元有亲戚和长期的员工关系，同样和王洪度也存在亲戚关系，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本应当谨慎对待。公安机关之所以介入纷争，恰在王洪度第一次起诉、撤诉之后，可以合理推定，其介入不具有合法根据，系公器私用的明显表现。���此，一、二审判决在证据认定、采信方面违反法律规定，导致查明事实错误。二、涉案债权转让协议本身不具合法性。首先，港迪公司2011年12月2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依法即应进入清算程序，其资产的处置应由清算组织作出决定，但一、二审并未查明转让涉案债权是清算组织的决定或意思，也未查明是何人与王洪度订立债权转让协议。因此，债权转移协议虽有常州市港迪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迪公司）的印章，但王洪度并无证据证明其转让的合法根据，即转让债权是港迪公司的经营活动还是其清算组织的清算行为，且港迪公司在2013年2月方完成注销程序，其转让债权的合同无效。三、债权转让的行为对朱晓璐不产生法律效力。《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转移的应由债权人通知债务人，自债务人收到该转移通知时产生法律效力，即债务人应向债权受让人履���偿债义务。而本案中债权人港迪公司并未通知到债务人朱晓璐，实际是王洪度（债权受让人）径行通知债务人（假定债务人收到该通知），那么这与法律规定明显不一致，而一、二审认定此种通知形式仍能产生债权转移效力的理由并未阐明，只是称债权通知书由港迪公司出具。但出具通知书与邮寄通知债务人在法律上有不同的后果，即出具通知书并不能产生债权转移的效力，而通知行为才能产生转移效力。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债权转移的行为产生法律效力，缺乏最起码的法律根据。特别是在港迪公司处于被吊销执照依法应进行清算时发生这种转移债权行为，一、二审判决认可转移效力明显没有谨慎之考虑。四、一、二审认定上述债权转移通知已送达债务人的证据明显不足。首先，江苏省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常州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情况说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十五条规定的证据形式，依法不应采纳。其次，该（情况说明）中所称的要求他人代收，这个他人姓名并未列举，且邮件签收单上的也无代收人签名。这些事实，均不能证明朱晓璐收到该通知。因此，债权转移对朱晓璐依法不生法律效力。五、二审判决认定2011年10月11日港迪公司付至创骏公司500万元系港迪公司出借给朱晓璐的款项，是查明事实错误。（一）一、二审判决认定的理据如下：1、港迪公司有500万元在2011年10月11日流入创骏公司；2、朱晓璐在2011年10月11日向港迪公司出具500万元借条一张；3、朱晓璐实际控制创骏公司，故朱晓璐告知港迪公司所借款项付至创骏公司。对1项之事实，双方没有争议，只是对用途各执己见；对2项亦无争议，只是对原因的解释各不相同：对3项事实，双方主��相反，且均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但生效判决采信了王洪度的主张，即朱晓璐系创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假定一、二审查明认定的事实正确，即2011年10月11日港迪公司付至创骏公司的500万元即朱晓璐出具借条中的借款，但生效判决没有查明，当事人也未主张，港迪公司与朱晓璐实际控制的公司之间是否还有其他往来以及这些往来的性质是否清结该500万元“借款”这一关键事实。一审期间，当事人获得了创骏公司在农行开立账户的银行流水账单，该账单中即有2011年10月11日的500万元在内。但一、二审法官均未能发现，该账户自2011年2月开立时起至该账户停止业务止，其共收到港迪公司款项合计5200万元整，该账户共付给港迪公司的款项合计也为5200万元整，这其中就包括在2011年10月11日港迪公司付至该账户的500万元，即本案争议的“借款”。因此，假如该500万元确系朱晓璐��港迪公司所借，且系朱晓璐通过自己控制的公司操作，由于该两个公司的多笔资金往来，最终已互不相欠，即该500万元借款也已清结，创骏公司或朱晓璐不欠港迪公司钱款。（二）案涉500万元资金的流向，不能证明朱晓璐向王洪元借得500万元2011.10.112011.10.11港迪公司创骏公司康尔达公司汇500万元汇400万、100万元上图表明，案涉的500万元在创骏公司收到当日即转付常州康尔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尔达公司）。而该笔付给康尔达公司的500万元，各方认可的性质为归还向康尔达公司的借款，而此处的借款人究竟是王洪元控制的创骏公司还是朱晓璐控制的创骏公司，当事人主张相对立。一、二审涉及的下列证据不能证明因朱晓璐控制创骏公司而将案涉500万元用于归还康尔达公司的借款：1、2013年10月28日赵英在公安机关所作��录，未证实系朱晓璐向其（公司）借款并用该500万元归还借款，借款人是陈小平。2、2014年9月19日赵英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又证实系朱晓璐用该500万元归还以前的借款，借款人是朱晓璐。3、一审判决书（第13页最后一段）反映，在案件审理中法官向赵英核实了朱晓璐律师提交的对赵英的调查笔录，法官的调查与王洪度提供的笔录基本一致，及朱晓璐未向赵英（康尔达公司）借款并还款。借款人是王洪元。上述证据表明，无论赵英每一次陈述是否属实，从这些证据证明的角度看，因其自相矛盾，依法根本不能采信。因此，从案涉500万元的去向方面看，也不能证明就是朱晓璐所写借条上的500万元。该借条的存在，要么正如朱晓璐所主张的“过账”之用，要么，与案涉的500万元根本没有关联。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假如申请人的确对港迪公司负有500万元的债务，但一、���审并无证据证明，该债务的成立系朱晓璐夫妻的合意，也无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朱晓璐夫妻的共同生产经营或者生活之目的。因此，生效判决的这一认定，也于法无据。综上所述，即使如一、二审判决认定朱晓璐是创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洪度所指的500万元确系港迪公司借给朱晓璐的，那么该款也已偿还；或者事实正如申请人朱晓璐在一、二审中所抗辩的，朱晓璐并未向港迪公司借款。无论何种情形，王洪度因对500万元借贷行为实际发生未尽到举证责任。因此，在港迪公司对朱晓璐或创骏公司不存在债权的情况下，其债权转移同样不发生法律效力。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据此，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依法提起再审申请，望判如所请。被申请人王洪度辩称，申请人再审申请书所主张的观点不能成立，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进行证明，而一、二审法院的判决书确认的事实以及证据都是能证明被申请人的请求。综上，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王洪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晓璐、朱建中立即归还王洪度借款500万元，利息自2012年8月1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全额由朱晓璐、朱建中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11日，朱晓璐向港迪公司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常州市港迪商贸有限公司现金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借期自2011年10月11日起至2011年12月25日止，利息按年息30%计算（每月12.5万元），利息每季结清，本金于借款期满时一次性还清。借款人：朱晓璐2011年10月11日”。该借条下方注明：“2011年11月11号12.5万/月已收2011年12月12.5万/月已收元月11号晚上2012年1元月12.5万/月已收2月10号……2012年6月12.5万/月已收”��王洪度陈述借条下半部分内容是王洪元的笔迹，是朱晓璐从2011.11.11到2012.6期间的利息已经收完，每月利息是12.5万元，之后是朱晓璐现金还款日期。朱晓璐陈述没有归还过任何利息。2011年10月11日，港迪公司向创骏公司汇款500万元。同日，创骏公司分别向康尔达公司汇款400万元、100万元。2011年10月20日，康尔达公司向江苏伟信电子有限公司汇款300万元。2011年10月25日，康尔达公司向江苏耐美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美德公司）汇款100万元。王洪度主张创骏公司由朱晓璐实际控制，港迪公司系按朱晓璐指示将500万元交付至创骏公司。朱晓璐主张创骏公司由港迪公司（王洪元）控制，创骏公司与其无关系。港迪公司于2009年6月26日设立，于2013年2月5日注销，法定代表人为李杏娟。创骏公司于2009年7月13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陈小平，股东为陈小平、陈俊，2011年12��28日吊销。2012年8月9日，港迪公司与王洪度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上述500万元借款及自2012年8月12日起的利息转让给王洪度。2013年1月26日，王洪度通过邮政EMS快递向朱晓璐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的地址为常州市天宁区丽景花园23幢乙单元901室，电话为1865195****,1876119****。2013年5月30日，江苏省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言明系电话联系朱晓璐（1865195****）后按其要求交由他人代收。2013年3月26日，王洪度起诉至法院，要求朱晓璐、朱建中支付债权转让款500万元并支付利息，后申请撤回起诉。朱晓璐与朱建中系夫妻关系，本案所涉债务发生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判决：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债权转让通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送达到债务人朱晓璐。二、港迪公司是否履行向朱晓璐或朱晓璐指定的收款人交付500万元款项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王洪度提供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加盖了原债权人港迪公司的公章，故港迪公司与王洪度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并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的事实成立。关于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朱晓璐是否产生法律效力的问题。涉案债权转让通知书虽由王洪度邮寄给朱晓璐，但由于该债权转让通知书由港迪公司出具，加盖了港迪公司的公章，故本案所涉的债权转让主体是港迪公司，只不过由王洪度将该通知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给朱晓璐而已，王洪度代为邮寄送达对该债权转让行为效力并不构成妨害，本案的债权转让对朱晓璐发生法律效力。朱晓璐辩称未收到该债���转让通知书，王洪度提供的EMS载明的地址为常州市天宁区丽景花园23幢乙单元901室，电话为1865195****,1876119****，常州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出具说明亦载明邮递员系电话联系朱晓璐后按其要求投递，另该案诉讼中法院亦按照上述地址及电话向朱晓璐送达诉讼材料，朱晓璐亦签收并到庭参加诉讼。故朱晓璐该辩称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王洪度的请求权基础是债权转让，债权转让首先应确定债权是否成立、生效，即2011年10月11日朱晓璐与港迪公司之间500万元的债权是否成立。2011年10月11日，朱晓璐向港迪公司出具借条，言明借到港迪公司现金500万元。朱晓璐辩称未收到过港迪公司款项，港迪公司认为其按朱晓璐指示将500万元打款至朱晓璐实际控制的创骏公司。关于证人证言。公安机关所作笔录问题，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不同于证人证言，无需再出庭作证，但对于这些笔录公安机关并未出具采纳意见和其他处理意见，故对询问笔录的证明力应综合全案其他证据进行判断后再予以认定。康尔达公司的赵英，耐美德公司沈伟宗文刚、凯利特公司的吴志林、陈小平的妻子张雪芬在朱晓璐及法院对其所作的笔录与公安机关机关所作笔录陈述相互矛盾，且朱晓璐亦未申请上述证人出庭作证，故对上述人员的证人证言，亦应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及庭审查明的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其他证人的证言，因本案涉及事实争议较大，且港迪公司已吊销，王洪元失联后无法到庭参加诉讼，故亦应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及庭审查明的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关于港迪公司是否履行向朱晓璐或朱晓璐指定的收款人交付500万元款项义务。对此，法院认为，第一，借条为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的双重凭证。朱晓璐作为原商业银行从业人员，后又替王洪元相关公司���作资金生意，朱晓璐对出具借条的法律意义及法律后果相对于一般人应更加明知。朱晓璐辩称未收到500万元，但朱晓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港迪公司（王洪元）索要过借条，与常理不相符。第二，朱晓璐辩称其出具借条仅是为了走账所用，不具有合理性，且如仅仅系走账，借条中亦无需约定高达30%的高额利息及借款期限等详细条款。第三，双方对创骏公司由谁实际设立各执一词，创骏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小平亦已去世，创骏公司农业银行电子银行账户申请表等材料中预留的手机号1876119****为朱晓璐所有，朱晓璐亦未否认，故至少可以确定朱晓璐对创骏公司的账户具有相应操作权，其亦应明知出具借条中500万元款项的流向。第四，创骏公司于2011年12月28日吊销，2013年9月王洪元失联，之后创骏公司网银账户上亦有大量资金往来情况，朱晓璐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而朱晓璐对创骏公司网银账户具有相应操作权。公安机关调取与创骏公司及相关公司往来的张雪芬网银账户亦留有朱晓璐1876119****手机号，朱晓璐对此账户亦具有相应操作权，朱晓璐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第五，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朱晓璐认为未收到港迪公司500万元借款，而朱晓璐在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并未向王洪度或港迪公司提出抗辩。综上，法院认定港迪公司向创骏公司打款500万元视为对朱晓璐借款500万元的交付。王洪度自认已收利息总额不超过2012年8月11日前按照法律规定标准计算的利息，另借条中约定的利息超过法律规定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朱建中是否承担还款责任。朱晓璐、朱建中系夫妻关系，该笔借款形成于朱晓璐、朱建中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朱晓璐、朱建中的共同债务。且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朱建中未提交其本人不需承担还款责任的证据。故王洪度要求朱建中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朱晓璐、朱建中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洪度债权转让款500万元，并支付自2012年8月12日起按照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1800元，由朱晓璐、朱建中负担。朱晓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一审王洪度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王洪度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中，朱晓璐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中港迪公司与王洪度债权转让的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另查阅一审卷宗，张雪芬在2014年7月24日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在回答“陈小平是否将身份证件借给他人使用注册成立公司？”时称“我不知道”。二审法院判决：综合本案一、二审双方主张及举证，双方当事人对于债权转让的基础债权是否成立及债权转让行为是否成立存在争议。关于本案债权转让的基础债权：即朱晓璐与港迪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与否应当从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两个要件事实存在与否进行考量。（一）朱晓璐是否有向港迪公司借款的合意。根据2011年10月11日朱晓璐向港迪公司出具的借条，朱晓璐有明确的向港迪公司借款的意思表示。朱晓璐辩称借条系根据王洪元的要求“走账”之用，但对于“走账”的具体含义及“走账”的最终目的，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朱晓璐的辩称未能合理解释其出具借条如果不是出于借款的目的为何作出如此具有高风险的民事法律行为，故本院对朱晓璐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二）港迪公司是否已经向朱晓璐交付款项。从朱晓璐的上诉意见看，朱晓璐对款项交付存在重大异议。但是，根据查明的事实，借条出具当天，港迪公司将与借条金额相符的款项付至创骏公司的账户，该账户朱晓璐有操作权，朱晓璐可以直接对款项进行转账、支取等操作，因此，朱晓璐已经可以实际、直接控制款项。债权人至此已经完成了款项交付的举证。朱晓璐主张创骏公司��由港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洪元控制、未收到任何款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对此，朱晓璐提供了证人证言以证明其主张。但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中，赵英、张雪芬的陈述与之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矛盾；其他证人陈述与王洪度提供的公安机关笔录内容相矛盾，从双方证据的种类看都属言词证据，朱晓璐提供的证人证言与王洪度提供的笔录证明效力相比，并不具有优势地位。因此，朱晓璐提供的证人证言尚未能充分证明其主张的王洪元系创骏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事实。并且，王洪元是否创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朱晓璐是否收取款项亦不能完全等同，即使王洪元系创骏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晓璐亦能基于其对账户的控制收取款项。朱晓璐称款项在500万巨款进入创骏公司后最终并没有进入“其口袋”，故不能认定款项已经交付。对此，本院认为，款项在进入朱晓璐的实际控制后交付已经完成，至于款项交付之后的用途，并不影响之前成立的交付行为，并且朱晓璐也没有举证该款进入了“王洪元”的口袋。另朱晓璐称“创骏公司几乎每笔与其他单位的大额资金进出的同时，均有一笔与之金额相对应的与王洪元实际控制公司的资金往来记录，创骏公司是王洪元控制的流转资金过程的一环”。对此，本院认为，即使创骏公司与王洪元实际控制的公司发生往来，也不能推断王洪元实际控制了创骏公司，两者并无因果关系。至于朱晓璐提出根据江苏省高院相关会议纪要规定，王洪元因“失联”不到庭，使重大事实无法查清，王洪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双方虽然对事实存在重大争议，但朱晓璐提出的异议并不充分且王洪度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王洪元并非本案的当事人，其是否到庭不在王洪度控制范围之内，故朱晓璐该主张本���不予采纳。因此，本院认为，朱晓璐的举证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其主张的内容亦不能否定其已经收取款项的事实，港迪公司已经履行已经交付款项。综上两点，港迪公司与朱晓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二、关于债权转让是否成立和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王洪度与港迪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该转让协议加盖了港迪公司的公章，且借条亦交王洪度收执，朱晓璐对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却未予举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朱晓璐对原债权人结欠王洪度款项提出的异议，原债权人转让债权系对其权利的处分行为，该处分行为并未加重债��人的义务，朱晓璐作为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继续向受让人主张，但债权转让的原因系原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不是债务人的抗辩理由。该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一审中，王洪度已经提交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EMS寄件人联）及江苏省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出具的投递情况说明（附电话联系记录），能够证明朱晓璐收到了本案所涉债权转让通知书。朱晓璐称未收到王洪度邮寄的上述材料，但未提交反证，本院不予采纳。故本案所涉债权由原债权人转移给王洪度成立，并对朱晓璐发生效力。综上，朱晓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800元，由朱晓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再审期间，申请人朱晓璐向本院提供了以下新证据：1、江苏银行进账单。证明常州龙源港机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公司）以安科公司名义与赵英所在的康尔达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借贷关系，该款为支付龙源公司的借款利息。2、赵英农行卡的交易记录。反映涉案的500万元归还康尔达公司后，龙源公司借用陈英洁银行卡向赵英支付借款利息。证明案涉500万元系龙源公司通过创骏公司归还赵英公司借款，并非朱晓璐向港迪公司的借款。3、工商登记档案。证明创骏公司、港迪公司、龙源公司、天德公司、安科公司均是由王洪元实际控制的公司。4、龙源公司、港迪公司的网银开办资料。证明龙源公司的网银操作人员金亚芳，创骏公司的网银操作人员也有金亚芳，证明朱晓璐个人是不可能控制创骏公司的。5、证人吴志林、陈英洁、赵英的证人证言。证明朱晓璐不是创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6、《离退休人员信息》、《中国农业银行已销户活期账户明细清单》，证明自2008年起朱晓璐即为龙源公司职工，2012年8月在该公司退休。被申请人王洪度质证认为，以上证据不能证明朱晓璐的证明目的。再审另查明，根据公安机关到银行调取的创骏公司的网银交易记录反映，创骏公司汇入港迪公司的款项为5200万元，港迪公司汇入创骏公司的款项为5200万元。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相同。再审申请人朱晓璐对出具借条作出了如下解释：2011年10月11日当天我在办公室，王洪元叫我去他办公室，王洪元说单位要通过我的账户走一下帐，形式上要出一张借条，他借条已经打好了，让我签字，我当时也不肯，王洪元说形式上的，不是实际，也要钱到了我的卡上，大额都需要凭条的，让我不要怕，说不是真的借款。事后，钱没有到我卡上，我问王洪元要借条，王洪元和我说，晚点给我，后来我又问他要，他也没给我，说撕掉了，因为钱没到我卡上。直到我退休，他都没问我要过钱，我也没当一回事。该借款也没付过一分钱利息。本院再审认为，王洪度的请求权基础是债权转让，债权转让的前提是所转让的债权是否依法成立、生效，即2011年10月11日朱晓璐与港迪公司之间500万元的债权是否成立并生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1年10月11日，朱晓璐向港迪公司出具借条后，港迪公司是否向朱晓璐交付了500万元的借款。港迪公司认为其按朱晓璐指示将500万元打款至朱晓璐实际控制的创骏公司，借款已经交付；朱晓璐辩称未收到过港迪公司任何款项。一、关于朱晓��是否为创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反映：第一，创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小平，公司股东是陈小平、陈俊，根据陈小平的姐姐陈英洁到庭陈述，陈小平将身份证出借给王洪元开办了公司，而陈俊对此事毫不知情；第二，从朱晓璐调取的创骏公司的工商资料反映，创骏公司是由龙源公司的办公室职员邹琴一人受委托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办理的，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邹琴系受朱晓璐个人的委托去办理工商登记资料；第三，创骏公司的网银开办人是龙源公司的会计金亚芳，操作员是金亚芳、刘进励，网银留有朱晓璐的联系方式，通常情况下，公司网银一般都有公司会计进行操作，网银留有公司会计的电话也符合公司网银的操作惯例；第四、从创骏公司的网银交易记录反映，创骏公司和港迪公司之间有多笔、巨额的款项往来，但除了本案所涉借款外，朱晓璐均未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向港迪公司出具过借条，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基于上述几点，创骏公司的设立登记、公司网银的开办情况等，无法反映朱晓璐系创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港迪公司汇给创骏公司的500万元，不能视为港迪公司已经向朱晓璐个人交付款项的依据。二、关于朱晓璐是否实际控制、使用该笔500万元借款。从本案所涉借款的资金流向来看，港迪公司将500万元汇入创骏公司的账户后，创骏公司分二次将款项汇入了康尔达公司的名下，根据康尔达公司的会计赵英（法定代表人的妻子）陈述，创骏公司需要转贷向康尔达公司借款500万元，该笔款项是用于创骏公司归还给康尔达公司的借款。另外，朱晓璐提供的证据表明康尔达公��早在2009年就与王洪元实际控制的安科公司存在借款往来。鉴于没有证据证明朱晓璐个人与康尔达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往来，创骏公司收到500万元之后用于归还康尔达公司的借款，故朱晓璐个人并未实际控制、使用该笔款项。另外，从公安调取的创骏公司的网银交易记录反映，创骏公司与港迪公司之间存在多笔银行往来,2011年10月11日港迪公司汇入创骏公司500万元之后，创骏公司也已经归还港迪公司500万元，且从账面反映，创骏公司和港迪公司之间的交易记录正好持平，创骏公司不欠港迪公司任何款项。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港迪公司已经向朱晓璐个人交付了500万元借款的事实，且朱晓璐对出具借条作出了“走账”之用的解释，故王洪度主张的债权转让事实不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4）天民初字第1833号民事判决及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4民终161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洪度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1800元，由王洪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王洪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扬飞审判员  江 军审判员  魏雨文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书记员  徐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