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晋民申219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爱英，女，1954年5月8日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虎在（刘爱英丈夫），男，1953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方灵萍，女，1958年1月9日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被申请���（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悦信，男，1955年7月8日生，汉族，住山西省忻州市。再审申请人刘爱英因与被申请人方灵萍、王悦信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9民终1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爱英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本案存在关于”借贷、投资合同（协议）”属于”非法集资之违法犯罪表现形式”的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已生效的判决，只是单纯地从”借贷合同”、”投资入股协议”、”担保文书”之形式和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认为其属于”合法借贷”和合法的”连带责任保证”。但没有考查被担保的借贷、投资等基础行为属于”非法集资”之违法犯罪的基本事实证据。由忻府区人民法院审判的韩晓（小）辉涉嫌”集资诈骗罪”，��及现由忻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侦办的犯罪嫌疑人韩成伟、韩成辉在逃的”集资诈骗罪”案件有关证据材料，均可以证实：韩成伟、韩成辉、韩晓辉三兄弟无论是设立”嵩县聚金堂商贸有限公司”还是”山西三元唐会担保有限公司”，或者是开设”忻州市三元珠宝有限公司”，都是以”公司”形式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个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之规定，韩成伟、韩成辉兄弟在设立”三元唐会”、”三元珠宝”之后，均是向社会群众集资（融资）。因此，这种以公司名义出现的”借贷”、”入股投资”等合同，当提供资金者是属于方灵萍、王悦信这一类与韩家兄弟并不认识、与公司并无任职或劳动关系的社会不特定群众时，已经不再是合法的民间借贷性质，实质上已经是韩家兄弟个人从事”非法集资”的违法犯罪活动的证据，是其个人实施违法犯罪性质的表现。因而，借以掩盖违法犯罪性质的”借贷”、”入股投资”协议或合同，都是违法无效的。为了准确查明事实真相，在每一个案件上实现实体公正，请求依法调取忻府区人民法院、忻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保管的韩成伟兄弟涉嫌犯罪的证据材料，��中包括方灵萍王悦信他们作为被害人申报的”借贷合同”等债权凭证，从而落实方灵萍、王悦信在非法集资案件中被”合同”这种合法形式欺骗集资的被害事实。（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没有考虑主合同效力对从合同效力的影响。1.主合同无效，从合同担保合同也无效，刘爱英依法不能依据无效的合同承担责任。一、二审判决认定，嵩县聚金堂商贸有限公司、山西三元唐会担保有限公司与王悦信所签的2014年7月2日和8月22日所签的《借款担保合同》，该二家公司与方灵萍2014年11月8日所签《借款担保合同》，忻州市三元珠宝有限公司2015年1月5日与方灵萍、王悦信分别所签《股份合作协议书》，均有各方签字、盖章，意思表示真实，约定利息没有超过法定上限，因而合法有效。但是，一、二审法院的上述认识，属于错误��理解和适用了法律。如果本案以公司名义集资的韩成伟、韩成辉兄弟只是小范围地和小金额地和方灵萍、王悦信等少数人签订借贷合同，资金不超过20万元（单位集资不超100万元），或者人数不超过30人（单位不超150人），或者造成损失不超10万元，则视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如果超过了上述法定限额，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编造项目和虚假用途，骗取他人集资，之后自饱私囊、挥霍浪费，数额达到10万元（单位50万元）即构成”集资诈骗罪”。在集资过程中所利用的”借贷合同”、”入股协议”等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刑事犯罪，是国家法律最严厉禁止和打击的严重违法行为，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之规定，本案合同、协议涉及刑法禁止”非法集资犯罪行为”，自始无效。主合同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本案2015年3月23日的《担保书》作为主合同（借贷合同、入股合作协议）的从合同，应依法认定为无效。一、二审判决均对此缺乏关注与认定。在担保合同无效时，依法不能要求担保人继续按照担保合同内容承担责任。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而在借贷、入股过程中，方灵萍、王悦信基于公司的情况，独立作出判断并出借资金谋利，刘爱英并无过错。因此，刘爱英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或者赔偿损失责任。但一、二审判决置法律规定于不顾，显然错误。2.一、二审判决错误地将司法解释关于程序性的规定作为了实体性审判的依据。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民间借贷解释”）第八条关于”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只是关于”应予受理”的程序性规定，并没有触及实体性是非判断。出借人起诉之后，人民法院还应当依法审查合同、协议的效力，如果无效则不得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显然，一、二审判决根据无效的合同径行判决是错误的。（三）本案应依法立案再审，撤销已生效的错误判决，驳回方灵萍、王悦信对刘爱英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方灵萍、王悦信与两家公司的违法借贷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刘爱英首先不承担保证责任；同时，刘爱英在他们的借贷行为中并没有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所以人民法院在依法受理之后，经过审理应当依法驳回方灵萍、王悦信的诉讼请求。退一步说，即使借贷、投资等合同涉及的”非法集资性质”即无效问题，需要由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作出认定，那么按照民间借贷解释第七条关于”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之规定，原一二审法院也应依法作出”中止诉讼”的裁定，等待韩成伟兄弟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刑事判决生效后，进而判断本案主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再对方灵萍、王悦信起诉刘爱英的担保合同纠纷作出正确判决。但一、二审法院不等刑事判决作出和生效就急匆匆以”有效合同”作出民事判决，显然也是违法错误的。刘爱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王悦信、方灵萍提交意见称，王悦信、方灵萍与刘爱英的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二审终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王悦信、方灵萍已申请执行。刘爱英为逃避执行，故意歪曲事实，狡辩是非，其所谓的申请再审理由，没有任何新的事实和证据，也没有任何合法理由，更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申请再审的法定要求。王悦信、方灵萍请求依法驳回刘爱英的再审申请，维持二审终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最大限度地保护王悦信、方灵萍的合法权益。具体理由如下：（一）刘爱英提起再审申请，根本没有新的证据，更谈不上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依法应当驳回其申请。刘爱英声称本案存在非法集资违法犯罪的表现形式之新的证据，又提供忻州市公安局侦查办理的集资诈骗罪的证据线索，故意混淆两种不同犯罪的概念，生拉硬扯本案与刑事案件的关系，��理由难以成立。1.集资诈骗罪是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属于金融诈骗罪的一种，其犯罪的特征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数额较大的行为。而刘爱英申请理由强调的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正好说的是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罪侵害的客体主要是我国的金融秩序，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犯罪。2.韩氏兄弟的集资诈骗罪和本案担保合同不是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无须向公安机关调取证据。公安机关侦查集资诈骗犯罪，涉及的是行为人是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釆取了欺骗的方法，以及是否有携款潜逃等犯罪事实；本案担保合同纠纷审理的是担保关系是否成立，担保人是否有担保责任等问题，这两件事貌似有关联，其实主体、行为、方法、因果关系等都各不相同，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调取公安机关的材料对人民法院的审理毫无意义。认定民事案件的事实不需要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髙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继续审理案件，对刘爱英再审申请应依法驳回。（二）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继续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规定，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王悦信、方灵萍在同债务人签订借款合同后，既对债务人的诚信产生了怀疑，又对债务人的偿还能力产生了担心，在这种情况下，王悦信、方灵萍要求当时的介绍人作为担保人，符合担保法律的规定，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担保人当时不承担担保，王悦信、方灵萍当时就要求撤回资本，刘爱英当时是在债务人的劝说下才同意担保的。这些关于担保关系成立的事实和细节，在案件一、二审中已经阐述多次。但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的规定表明：1.担保合同主要的主体是债权人和担保人。这是合情合理的法律规定，既然债务人已经出现不履行债务的情形，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这是债权人和担保人两个民事主体之间的事，债务人在不在，是否外逃都不影响问题的解决。刘爱英推脱责任，一直无理缠诉，置王悦信、方灵萍合法债权得不到实现于不顾，实在是不应该的举动，受诉人民法院不应当予以支持，对其申请再审申请应当予以驳回。2.该规定所指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既包括债务人故意不履行（集资诈骗犯罪是故意犯罪，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是故意），也包括无能力支付，客观的不履行，但两种情况都归为债务人不履行，都是担保人应当承担责任的法定情形。原审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完全正确。综上所述，本案刘爱英申请再审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再审事由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的正确性、合法性、权威性应得到尊重，王悦信、方灵萍已经受到经济损失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及时的保护。不能因为刘爱英毫无依据的再审理由，就轻易启动再审程序。综上，请求驳回刘爱英的再审申请。本院审查认为，（一）关于刘爱英主张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理由。刘爱英在一、二审中即提出因韩成辉因涉嫌刑事犯罪，请求中止审理。二审中，忻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6年12月19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韩成辉于2015年7月8日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我局刑拘后上网追逃，至今尚未归案......”。经了解，韩成辉涉嫌刑事犯罪案件至今尚未侦查终结，刘爱英主张以此为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原审庭审束前发现、存在因客观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或庭审结束后形成的逾期提交的证据成立的情形。因此，刘爱英主张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刘受英主张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刘爱英主张本案主合同无效，故担保合同无效，其不应当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刘爱英系公司业务员，是借款介绍人，并于2015年3月23日为王悦信、方灵萍出具担保书，该保证书是刘爱英真实意思表示，在现阶段无充足证据认定该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一、二审判决刘爱英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本院对刘爱英申请再审的理由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爱英的再审申请。审判长邓高原审判员刘慧慧审判员闫成先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寇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