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民784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邓绍萍，女，196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姣姣，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合肥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宿州路103号绿都商城E区第八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49039165C。法定代表人：唐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还尹，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宣礼扬，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原告：刘功道，男，194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上诉人邓绍萍因与被上诉人合肥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一审被告刘功道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3民初4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绍萍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邓邵萍1995年至2016年11月22日期间的看管、维护费共177194元及利息4046.67元（自2016年11月23日起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顺延计息至款清之日）；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即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邓邵萍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邓邵萍与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首先，邓邵萍在一审提交了证赵某才许某标���某俊秦某亮葛某伦应出具的五份《证人证言》与庭审中出庭作证的证赵某才许某标阮某俊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1994年，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时任领导李仁道见职工刘功道与邓邵萍家庭子女众多，而邓邵萍没有工作，全家经济来源都依赖于刘功道微薄收入，生活非常困难。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时任领导出于同情照顾心理，让材料科科宋某泉安排职工刘功道家属邓邵萍看管、维护位合肥市××山区××大道××画廊××号号房屋，看管费为每月300元。1995年1月，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以旧门窗冲抵支付了邓邵萍上一年房屋看管费。因此，邓邵萍与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双方虽然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就看管案涉房屋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其次，结合邓邵萍提交的证据及依据《合同法》第10条规定，劳务合同为非要式合同，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时任领导以口头形式安排职工刘功道的家属邓邵萍看管案涉房屋，邓邵萍同意并履行，双方已经形成合法有效的劳务合同关系。因此，一审法院以“未提供劳务合同等相关书面证据材料”，认定“证人证言不能证明邓邵萍与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设若自1994年至今长达22年时间内被告仅以物品抵付一年劳务费，被告一直长期拖欠原告多年劳务费，而原告却一直不向被告主张，亦不符合常理”，与事实不符。邓邵萍在一审提交了证宋某泉赵某才徐某明阮某俊项某云出具的《证明材料》葛某伦应等人的《证人证言》、《关于清理违规占房的通知》、《出警记录》及邓邵萍《变更登记事项》证明：在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安排邓绍萍看管案涉房屋后，邓绍萍一直委托刘功道代为向材料科科宋某泉主张看管劳务费。2005年，刘功道代邓绍萍向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时任总经葛某伦应主张看管劳务费，时任总经葛某伦应当时表示：邓邵萍继续看管案涉房屋，看管费调整为每月500元，待房屋收回时或对外出售时一并解决看管劳务费。并且时任总经葛某伦应还带宋某泉赵某才徐某明阮某俊项某云等人到邓绍萍看管的房屋现场核查资产。2016年11月15日，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收回房屋后，邓邵萍立即向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主张看管劳务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邓邵萍一直未向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主张过劳务费”系认定事实错误。综上，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拖欠邓邵萍多年看管劳务费177194元及利息4046.67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后，依法改判。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二审辩称：我公司从未授权邓绍萍看管房屋，邓绍萍无权要求我公司支付看管房屋的费用及利��。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予维持。刘功道、邓绍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刘功道、邓绍萍1995年至2016年11月22日期间的看管、维护费共177194元及利息4046.67元（自2016年11月23日起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之后顺延计息至款清之日）；2、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其他必要费用由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一审经审理查明:刘功道原为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单位职工，1997年办理内退手续。2007年2月，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通知刘功道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为26364元。刘功道有异议未领取，并向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申请仲裁，但仲裁部门未予受理。2007年5月9日，刘功道起诉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2007年7月23日，一审法院判决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刘功道经济补偿金84123元。刘功道不服提起上诉，2007年12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拥有玉兰大道八号百米画廊C阁一层四号门面约22.69平方米（含阁楼）一间，原作为承接工程时临时办公室使用，后工程结束后，该房闲置。刘功道、邓绍萍称“其受当时单位经理指派，其爱人邓绍萍自1994年起即开始看管该房，每月劳务费300元，只在1995年收到单位以旧门窗折抵的一年劳务费，之后劳务费一直未付。”2016年7月，合肥市蜀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启动大蜀山森林公园内房屋的清理工作，发现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有涉案房产。2016年11月15日，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该房产外墙张贴通知一份，要求住户于2016年11月20日16时将此房归还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同年11月22日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派人将在该房中刘功道、邓绍萍所有的物品��出。11月28日刘功道、邓绍萍向派出所报警称其物品丢失。一审认为：刘功道、邓绍萍主张其与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并未提供劳务合同等相关书面证据材料。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提供了多份证人证言，其中三位证人到庭作证。其中第一位证许某标，曾为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拆迁科人员，其听说了公司老总照顾刘功道、邓绍萍家庭困难，叫刘功道爱人邓绍萍看房子。其作证中当庭对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表示不满；第二位证阮某俊，曾为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采购科人员，称邓绍萍看管房子，向单位主张过劳务费，2005年时公司时任经葛某伦应等几人到现场承诺劳务费500元/月，待该房办理产权证后一并解决；第三位证赵某才，曾为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材料科副科长，称考虑到刘功道、邓绍萍家庭困难，要把房子给刘功道、邓绍萍看管，向���导汇报此情况后，就出去学习了，对后来情况并不清楚。关于刘功道、邓绍萍提供的证人证言，未到庭接受质询的证人证言，依法不予采信。关于三位到庭的证人证言，三位证人虽曾属于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人员，但第一位证人与公司存在矛盾，有利益冲突，第三位证人后来调离外出学习，对后来情况并不清楚。第二位证人的证言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综合起来看，刘功道、邓绍萍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即不能证明刘功道、邓绍萍与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并且设若自1994年至今长达22年时间内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仅以物品抵付一年劳务费，一直长期拖欠刘功道、邓绍萍多年劳务费，而刘功道、邓绍萍却一直不与主张，亦不合常理。刘功道、邓绍萍诉讼请求没有充分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功道、邓绍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24元，减半收取1962元，由刘功道、邓绍萍负担。二审中，除了邓绍萍提供的两名证秦某亮王某仙出庭作证外，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一审就本案所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玉兰大道八号百米画廊C阁一层四号门面约22.69平方米（含阁楼）一间，产权属于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有，作为原承接��程时临时办公室使用，后工程结束后，该房闲置。现邓绍萍上诉称，其于1994年由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时任领导李仁道的指派在此看管房屋，口头约定每月劳务费300元，在1995年时，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以旧门窗折抵1994年一年的劳务费用。而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陈述，1993年至1995年期间，该公司总经理已变更为钟诗明，对邓绍萍在涉案房屋进行看管未作出任何的书面批复，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务合同。本院认为，邓绍萍于1994年至2016年11月22日在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有的位于玉兰大道八号百米画廊C阁一层四号门面约22.69平方米（含阁楼）居住属实，但其主张看管房屋系由该公司材料科科长宋某安排，2005年，刘功道代邓绍萍向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时任总经理葛某应主张看管劳务费，葛某应当时表示：邓邵萍继续看管案涉房屋，看管费调整为每月500元，待房屋收回时或对外出售时一并解决看管劳务费。并且葛某应还带领宋某、赵某、徐某、阮某、项某等人到邓绍萍看管的房屋现场核查资产。2016年11月15日，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收回房屋后，邓邵萍立即向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主张看管劳务费的事实，并未提供其他强有力的证据加以证明。如果按邓绍萍所述其被指派看管房屋，每月劳务费300元，在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以旧门窗折抵1994年一年的劳务费后，时隔二十多年，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一直未支付劳务费的情形下，邓邵萍不向该公司追讨，该事实显然不符合常理；而在二审中提供的证人秦某的证言：邓绍萍的工作并非其本人安排，至于邓绍萍后来的工作如何安排，系听别人说的；证人王某的证言只能证明邓绍萍居住在涉案房屋内的事实，至于邓绍萍为何在此居住不清楚。因此，邓绍萍在二审中所提供的两位证人证言无法达到其证明���的，至于邓绍萍在一审中提供的三位证人证言，一审法院已经进行了阐述，本院对此不再赘述。故邓绍萍主张其与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形成劳务关系，并诉请合肥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1995年至2016年11月22日期间的看管、维护费共177194元及利息4046.67元的理由，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24元，由邓绍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佘敦华审判员  王 雷审判员  王政文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马惠琳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