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6民终33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支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球场路44-8号。主要负责人：方世保，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兴旺，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露萍，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随州中联顺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随州市交通大道452号。法定代表人：李全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和声，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支公司(下称人保江岸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随州中联顺达物流有限公司(下称中联公司)财产保险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江岸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露萍、被上诉人中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和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江岸支公司上诉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负担上诉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本案缺乏认定书或事故证明等证据的情况下判令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照片复印件四张，无法看出时间、地点和车辆牌照，明显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其次，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尹集派出所对秦虎做的询问笔录，仅为调查性质，并非对事故信息及成因、责任等方面在核实后做出的综合结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真实性。(二)本案被上诉人名下鄂Ｓ×××××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无道路运输证，驾驶员无从业资格证，属车损险免赔情形，故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本案受害人同亚峰的近亲属仅放弃对被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权，并未书面放弃对上诉人保险责任的求偿权，被上诉人并非乘客座位险的适格请求主体。同时，本案所投保车辆未办理道路运输证，驾驶员未办理从业资格证，具备约定的免赔情形。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赔偿乘客座位险，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当，请求二审支持其上诉请求。中联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属于非道路交通事故，所以没有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书，但本案不仅有照片、还有出警记录、警察询问笔录、公安部门出具尸体处理通知书，对驾驶员进行血样鉴定委托书等，以上所有证据中对事故发生时间、地点、车牌号、驾驶员、受害人基本信息、事故发生原因的认定都是一致的，且相互印证。还有上诉人自己报案信息表，车辆损失确认书也证实以上事实。(二)被上诉人事故车属于工程车，主要在工地上使用，该车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行车证证件齐全，上诉人认为属于车损险免赔情形，系推卸责任。(三)被上诉人对受害人家属进行了赔偿，现被上诉人基于乘客座位险向上诉人主张赔偿合理合法。综上，被上诉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江岸支公司赔偿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31863.03元；2、诉讼费由人保江岸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6日，中联公司为其鄂Ｓ×××××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在人保江岸支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险，机动车损失险限额157700元。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500000元。车上人员险（司机1座、乘客2座，每座50000元），以及不计免赔特约条款（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险）。以上险种保险期间2016年4月6日0时至2017年4月5日24时。2016年10月30日上午9时许，中联公司司机秦虎驾驶鄂Ｓ×××××重型特殊结构货车行至襄阳襄城区黄家湾风景区路段发生侧翻，造成车辆受损，司机秦虎受伤，同车人员同亚峰死亡。同日，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出警处理。事故发生后，鄂Ｓ×××××车送至襄阳鼎信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维修，维修费用49963.03元。襄阳高新区鑫聚成汽车救援服务中心出具2600元拖车费发票。人保江岸支公司对车辆维修发票无异议，认为应当扣除残值917.95元。2016年11月3日，中联公司委托同军与同亚峰妻子党焕玲及父亲同宝民达成死亡赔偿协议，赔偿同亚峰妻子党焕玲625000元、同亚峰父母200000元。2016年11月6日，党焕玲出具640000元收条、同宝民出具160000元收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险种为机动车损失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双方当事人对形成保险合同关系事实予以确认，双方保险合同关系成立，经审查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达成的机动车损失险合同为有效合同。根据机动车损失险条款对保险责任的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原因有碰撞、倾覆等”。本案鄂Ｓ×××××车在保险期间内因倾覆，致车辆受损的事故，属保险事故，应当由机动车损失险产生赔付责任。中联公司同时投保不计免赔特约条款，对车辆维修损失应全额赔付。对于维修残值，双方确定为917.95元，从保险赔付金额中扣除。关于车上人员责任险，投保金额为50000元，中联公司已实际支出同车人员同亚峰死亡赔偿金，人保江岸支公司应予赔付。关于中联公司主张施救费29300元，未提供其已支出该费用的证据，损失产生的前提不能证实，其要求鉴定施救费，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同时主张的施救费亦不予支持。关于拖车费2600元，系因施救产生，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随州中联顺达物流有限公司机动车损失险保险理赔金49045.08元、车上人员责任险理赔金50000元、拖车费2600元；二、驳回随州中联顺达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469元，随州中联顺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303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支公司负担1166元。二审中，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拟证实投保车辆事发时办理了许可证。经质证，上诉人称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于该份证据，被上诉人虽未补充提交证据原件，但结合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上诉人无异议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一份，可以认定投保车辆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依法办理了许可证。综上，二审经审理查明：中联公司为其鄂Ｓ×××××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在人保江岸支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险、车上人员险及其他保险，人保江岸支公司未向被保险人出具相应保险条款。中联公司一审中通过查阅提交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双方均无异议，该条款约定“驾驶员驾驶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在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范围及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责任范围，均不负责赔偿。”本案所投保车辆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办理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机动车行驶证，司机秦虎持有机动车驾驶证，但未办理从业资格证。另查明：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后，襄阳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尹集派出所出警处理，未出具事故责任认定或事故证明。后中联公司向人保江岸支公司申请理赔，双方就车辆损失定损为49045.08元(已扣除残值)，对施救费的理赔未协商一致，引发本次诉讼。对于原判所查明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中联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在保险人人保江岸支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及其他保险。所投保车辆依法办理了道路运输许可证及行车证，驾驶员秦虎持有驾驶证，未办理从业资格证，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法定免赔情形。但由于人保江岸支公司未举证证实其向被保险人出具了相应保险条款以及就上述免赔条款尽了提示义务，所以该保险条款中关于“驾驶员驾驶营运车辆无许可证书或其他证书，保险人对车损险及车上人员险不负责赔偿”的约定，对被保险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免赔，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事故发生后，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对车辆定损，二审庭审中亦对秦虎驾车致车辆侧翻、同亚峰死亡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加之本案又系单方事故，所以事故责任认定以及事故证明的有无，对本案的理赔并无实际影响。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判对于中联公司主张的车损险，系按当初双方均认可的定损数额并扣除车辆残值后，在车损险限额内予以赔付，并无不当。关于中联公司主张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案中联公司作为被保险人现已向保险人主张理赔车上人员责任险，同亚峰的近亲属作为第三者不具有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情形。同时，中联公司已实际向死者同亚峰近亲属赔偿80余万元，远远超出保险人应赔付的50000元的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故上诉人以同亚峰近亲属未放弃对保险公司保险责任的求偿权为由，主张其不应对车上人员责任险予以赔付，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56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贤玉审判员  王佼莉审判员  尹波涛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周宇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