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民终666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红兵，男，197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燕，安徽律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荣文，男，197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余厚银，男，197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源，安徽皖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波，安徽皖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艳，女，197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上诉人杨红兵因与被上诉人张荣文、余厚银、李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6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红兵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驳回原告杨红兵对被告余厚银、李艳的诉讼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作出余厚银并非借款人的认定，理由是：1、在欠条“余厚银”名字之前并无借款人等文字，未表明其是借款人或其他身份；2、欠条仅有余厚银签字及身份证号码，没有书写时间，与借款人张荣文签名距离空间较大，不符合借条或欠条中签写共同借款人的通常形式。上诉人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理由如下：第一，在书面欠条中，余厚银是在“借款人：张荣文”及日期的下方签字捺手印，两借款人的签名成竖行并排于“借款人：”项下。余厚银在签名之前没有再次写明借款人进行身份标注，是因为其是直接在借款人之下进行签名，已经表明了其借款人的身份。至于日期，因张荣文已经写明日期“2015.5.18”，当场余厚银在签字时就没有再次写明，这完全符合常人的行为方式。第二，“借款人：张荣文”与“余厚银”之间相距的距离为正常行距（以整张欠条书写的行距为参照标准），并非原审判决中所说的距离较大。另，原审法官判断距离较大是以何为判定标准，应当予以说明，但在判决书中并未提及。第三，余厚银除了在欠条上签字后捺有手印，并且还写明了公民身份号码。须知，公民身份号码是非常重要及相对隐蔽的个人身份信息。余厚银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在借条上借款人处签名捺手印所表明的“余厚银是借款人”以及相应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有足够认知的。如果余厚银不是借款人，按照交易习惯和常人的行为方式，余厚银必然会在签字时备注自己的确实身份。这也可以从侧面证实余厚银自己已经实际标注了自己的借款人身份。综合前述分析，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自身提出的余厚银系借款人的主张，可以直接、明确的认定余厚银系本案共同借款人，其依法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法律责任。而原审判决所列理由严重偏颇，牵强附会，是在确定“余厚银不是借款人”结论后，从结论出发来找原因，这种颠倒错乱的方式明显是错误的。原审判决所作出的余厚银不是共同借款人的认定，完全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准则。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关于在借条上签字的责任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王林清法官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起草人之一，就此问题做出了较详细的权威性解释，其中一类情形为：如果他人在借款人署名的同一行，并列写上自己名字的，或者是借款人之下并列写自己名字的，这意味着让他人认为这个签字的人与借款人并列都为借款人，符合我国中华民族传统的交易习惯。本案中，余厚银在借款人签名下方签字捺手印，且没有备注保证人或见证人字样，根据前述解释，足以让他人认为其与借款人并列为借款人。前述解释具有权威性，在案件的审理判决中应当予以适用，但原审判决完全将其放置一旁，没有予以适用。在有明确依据的情形下，原审法官仍以个人的经验法则优先，明显不适当。三、原审承办法官唯心判案，轻视事实证据，依据其自身的推测分析进行事实认定，没有持身中立，站在了上诉人的对立面，使得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护。第一，法官运用经验法则，应以常人认同为标准，因案而异；尽量避免个人理性影响公众认同的理性；必须达到内心确信，保证心证公开。唯有如此，方能保证采信证据正确，方能保证认定事实更接近客观真实，方能保证裁判的正当性。联系本案，承办法官运用经验法则来对余厚银是否为借款人的事实进行认定，应当以常人认同为标准。就一般人来看本案借条，完全认同余厚银是借款人的事实。本案所涉借款双方当事人均不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不能以专业法律人的标准来对其行为方式进行要求以及评判。但原审承办法官以其自身标准提出所谓公众标准作为衡量依据，以个人的意见进行事实的论断，在此情形下所做出的判决认定已经丧失了公正性，更毋论结果的正确性。本案一审2016年8月1日立案，2017年1月11日开庭审理，经多次沟通，直至2017年6月28日才作出判决。案件借贷法律关系明确、清晰，证据材料直接明了，这样一个案件为何在开庭审理后历经半年才作出判决，是否因为承办法官对其自身做出的事实认定无法达到内心确信？第二，在庭审中，上诉人有因接紧急电话而出法庭，事后向承办法官释明了原因，并向其郑重道歉。但主审法官认为其权威受到了挑战，上诉人一再道歉，法官的态度也没有缓和，还直接说出“这个案子我就让你去上诉”。法官不平和的心态直接影响了他对案件的公正判决，使得其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站到了上诉人的对立面。第三，本案原审缺席审理，三被上诉人整个诉讼过程均没有出现，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材料对上诉人所提出的主张予以辩驳，其就应承担没有举证或举证不能的的不利法律后果。但是，在原审判决认定欠条真实性、合法性，且没有证据推翻现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本案原审承办法官却要求上诉人提交其他证据来证明余厚银与张荣文有共同的意思表示，这明显是不适当的加重上诉人的举证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张荣文、余厚银共同向杨红兵借款30万元并约定有利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当予以认定。李艳与余厚银系夫妻关系，借款事实发生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艳依法应当承担连带偿还借款的责任。张荣文二审辩称：上诉人的上诉属实，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持异议。余厚银二审辩称：张荣文当天向杨红兵借款，因张荣文没有开车，我开车送张荣文去杨红兵处，当时杨红兵要求我在借条上签字，我碍于朋友情面，就在借条上签字，实际上是作为见证人，不是借款人。如果是借款人，我当时会明确写明的。该借来的款项是交付给张荣文使用的，我没有用过这笔借款，所以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李艳二审辩称：我不认识杨红兵，我不知道本案借款的事实，我与余厚银2015年8月离婚了，离婚前一年，余厚银已经不回家居住了，我自己一人带孩子单独生活。直到法院通知我，我才知道借款事宜。杨红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荣文、余厚银、李艳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84000元（借款期限内利息30万元×2%×6=36000元；逾期利息暂从2015年11月19日计至2016年7月18日，即30万元×2%×8=48000元，之后续算直至本清息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荣文、余厚银、李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红兵与张荣文于2013年因经营业务而认识。2015年5月18日，杨红兵转账出借张荣文30万元，张荣稳向杨红兵出具一份欠条，内容为：“兹2015年5月18日在杨红兵借款￥：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整，借期6个月。（两个月支付一次利息，月利息总额1.05万，贰个月利息2.1万）。借款人：张荣文2015.5.18”。在该欠条张荣文签名及时间的下方有“余厚银”文字。杨红兵借款后未支付杨红兵借期利息，借款到期后也未归还本金。另查明：余厚银与李艳原系夫妻，二人于2015年8月5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张荣文借杨红兵人民币30万元事实，有张荣文出具的欠条及银行汇款凭证佐证，予以确认。杨红兵与张荣文约定借款30万元的月利息为1.05万元，折算成月利率应为3.5%，该约定利率显然超出法律规定的限额，现杨红兵请求张荣文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在张荣文出具给杨红兵的欠条中，虽然有余厚银签名及其身份证号等文字，但该欠条并不能证明余厚银是本案的共同借款人。首先，在欠条“余厚银”名字之前并无借款人等文字，该签名未表明余厚银是借款人或其他身份；其次，欠条中仅有余厚银签名及身份证号，没有签写时间，且该签名在借款人张荣文签名下方的距离空间较大，也不符合借条或欠条中签写共同借款人的通常形式；第三，杨红兵出借的款项是转给张荣文个人，杨红兵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张荣文、余厚银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因此，杨红兵关于余厚银系共同借款人的事实主张，缺乏证据佐证，不予采信，其关于余厚银、李艳共同归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荣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杨红兵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8日起按年利率2%计算到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红兵对被告余厚银、李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60元，公告费800元，合计7860元，由张荣文负担。双方在二审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杨红兵与张荣文系朋友关系，2015年5月18日，杨红兵分六笔向张荣文账户转款30万元，同日，张荣文分两笔向余厚银账户转款22万元，余厚银称该款系偿还帮张荣文担保的借款。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关于在借条上签字的责任如何认定，如果他人在借款人署名的同一行，并列写上自己名字的，或者是借款人之下并列写自己名字的，这意味着让他人认为这个签字的人与借款人并列都为借款人，符合我国中华民族传统的交易习惯。本案中，余厚银是在“借款人：张荣文”及日期的下方签字捺手印，两借款人的签名成竖行并排于“借款人：”项下。“借款人：张荣文”与“余厚银”之间相距的距离为正常行距，原审判决认定距离较大不符事实。余厚银除了在欠条上签字后捺有手印，还写明了公民身份号码。余厚银认为其签字只是起证明的作用，但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有能力判断、预测在借条上签字的风险，应当明知在欠条上签字所承担的法律义务，若其主观上只是作为证明人，理应在签字时注明“证明人：余厚银”，此举才符合常理。本案杨红兵与张荣文系朋友关系，余厚银与杨红兵并不很熟悉，杨红兵要求余厚银在借条上签字，依据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来判断，杨红兵的说辞更符合情理。综上，杨红兵上诉关于余厚银系案涉共同借款人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系张荣文，本案借款并未被用于余厚银、李艳家庭共同生活，故杨红兵上诉要求李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6803号民事判决；二、张荣文、余厚银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杨红兵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8日起按年利率2%计算到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杨红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060元，公告费800元，合计7860元，由张荣文、余厚银共同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060元，由余厚银共同承担5000元，杨红兵承担20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佘敦华审判员  王 雷审判员  王政文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  朱大伟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