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陕06行终42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梅，女，1965年7月31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东关南街派出所民警，住西安市南二环武警医院家属院。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施晨诺，男，199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住西安市雁塔区刘家庄*号*号楼*单元*层*号。系陈梅之子。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栋，陕西益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代理人杜娜，陕西益能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丽萍，女，1963年5月1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延安市安塞区政府办后勤服务所职工，住真武洞街道办真武洞后街立交桥头。委托代理人王昆龙、严纪伟，陕西圣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塞区政府办公大楼*楼。法定代表人曹振宇，安塞区人民政府区长。委托代理人刘艳梅，安塞区房管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海雄，安塞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施和平，女，1958年9月1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退休工人，住宝塔区文化沟路**号院*号楼*单元***室。系施丽萍之姐。原审第三人施长复，男，197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延安市安塞区工商局干部，住安塞区真武洞后街立交桥旁005号。系施丽萍之二弟。上诉人陈梅、施晨诺与被上诉人施丽萍、原审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原审第三人施和平、施长复房屋登记许可一案，不服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法院(2017)陕0622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杜娜、原审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曹振宇、被上诉人施丽萍委托代理人王昆龙经法庭传唤未到庭外，上诉人陈梅、施晨诺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栋、被上诉人施丽萍及其委托代理人严纪伟、原审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刘艳梅、李海雄、原审第三人施和平、施长复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施丽萍与施长有（第三人陈梅丈夫）、施长复、施和平系同胞姐弟关系。原告施丽萍母亲甄桂花在安塞区真武洞后街有自建平房两间，建筑面积32.20平方米，于1992年登记在长子施长有名下（房权证塞字第08**号）。1998年安塞区城一道街改造过程中，甄桂花利用原宅基地进行重新修建。原告施丽萍（甄桂花小女）、施和平（甄桂花长女）、施长有（甄桂花长子）、施长复（甄桂花次子）对重建房屋进行了投资，建成后被告所属原安塞县房管登记部门依申请给甄桂花颁发了房权证塞字第08**号房产证，建筑面积413.13平方米。2003年9月被告所属原安塞县房管所依据由施长复的战友李光东代甄桂花书写并由李光东代甄桂花签名的变更申请，对甄桂花的房屋进行勘测。后于2003年9月19日将甄桂花房权证塞字第08**号房产变更登记在施长有、施长复名下，给施长有颁发了（建筑面积为231.29平方米）房权证塞字第008**号的房屋所有权证，给施长复颁发了（建筑面积为233.25平方米）房权证塞字第044**号的房屋所有权证。施长有于2003年9月19日填写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但被告安塞区（原安塞县）人民政府房屋所有权登记审核表中初审意见为2003年7月15日，房产测量草图记载测量日期为2003年7月15日。另查明，甄桂花名下的房权证塞字第08**号房产证变更为施长有名下00881号的情况，直至第三人陈梅于2015年6月将原告起诉到安塞县人民法院，要求原告返还该房屋，在法庭庭审中向法庭出示了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后，原告施丽萍才知道施长有已在2003年9月，将该房屋产权变更到施长有自己名下的事实。原审法院判决认为，1、关于原告施丽萍主体资格焦点问题。原告施丽萍系甄桂花之女，甄桂花名下的房权证塞字第08**号房产在修建之时，原告施丽萍进行投资，并对甄桂花尽了赡养义务，该财产无论是甄桂花在世分割，还是甄桂花去世后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均与施丽萍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施丽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被告及第三人提出原告施丽萍无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焦点问题。施长有将其母亲甄桂花名下的房权证塞字第08**号房产证变更登记为施长有名下房权证塞字第008**号房产证和施长复名下房权证塞字第044**号的情况原告并不知情，直至第三人陈梅于2015年6月将原告起诉到安塞县人民法院，要求原告返还该房屋，在法庭庭审中向法庭出示了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后，原告才知道施长有在2003年9月将该房屋产权变更到施长有自己名下的事实，至此原告才知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同时本案涉及的案件系不动产提起的诉讼，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未超过20年，当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及第三人陈梅提出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无事实依据；3、关于被告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是否违法的焦点问题。依照《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房屋权属登记依以下程序进行：（一）受理登记申请；（二）权属审核；（三）公告；（四）核准登记，颁发房屋权属证书。”房屋登记行为是依申请发生的行政行为，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本案中，施长有于2003年9月19日填写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但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房屋所有权登记审核表中初审意见为2003年7月15日，记载“产权来源合法，符合确权受赠条件”。房产测量草图记载测量日期为2003年7月15日。存在未申请先审核的情形。被告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变更登记是甄桂花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李光东的当庭证言可以证明其代甄桂花书写变更申请时也未见过甄桂花本人，只是第三人施长复要求其抄写拟好的变更申请，甄桂花的签名也是李光东代签的，第三人施长复也证实自己也未告知过其母甄桂花关于变更登记房屋产权的情况，被告在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时没有对甄桂花进行核实房屋产权转移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未尽权属审核职责。被告虽然提出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是经过审查，要求申请人提出变更理由，随后由李光东代甄桂花提出变更申请，被告按照《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以及原始记载，单位召开会议，当面征求了原告母亲甄桂花的意见，认为变更登记在施长有、施长复名下是合情合理的。但未提供单位召开会议及当面征求过甄桂花意见的证据。所以被告给施长有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过程中存在违反未申请变更登记先审核及未进行权属审核的法定程序情形，给施长有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的行政行为违法，依法应予撤销。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4、对于原告及第三人提出争议房产的分割协议、遗嘱效力，不属本案处理的问题，应通过民事诉讼另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安塞区（原安塞县）人民政府于2003年9月19日为施长有颁发的房权证塞字第008**号房屋所有权证。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承担。二上诉人共同上诉称：一、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错误。被上诉人施丽萍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或者共有权人，其不是2003年房屋变更登记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因此其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无权提起行政诉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被上诉人施丽萍是否出资不能成为认定其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或共有权人的依据。被上诉人是否出资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第一，被上诉人施丽萍说其在修建房屋时出资了一部分资金，那么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但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始终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同时，一审第三人施和平、施长复作为被上诉人的亲姐弟，其二人关于被上诉人出资修建房屋的言论不能单独采信；第二，郭志祥在安塞区“148”法律服务所的一份《调查笔录》中提到“因施长有在西安，施长复靠不上，所以工地一直由施二娃（即被上诉人）料理”，从该份调查笔录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在房屋建设过程中充当的是管理者或者经手人的角色，而非出资者或者所有者、共有人的角色；第三，郭志祥曾经因为支付工程款的问题将施长有而非被上诉人施丽萍起诉到安塞区人民法院，从这一事件亦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施丽萍非房屋所有权人或共有权人的事实。综上，被上诉人是否出资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甄桂花在1999年处分其名下房产时并没有给被上诉人分割。1999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六），甄桂花对其名下的三层楼房进行了分割并制作了《房屋分割协议》，最后由甄桂花捺印、施长有及施长复分别签字并捺印，在一审庭审中，一审第三人施长复亦承认该房屋分割协议的真实性。该分割协议中明确约定：二楼住宅房、一楼靠近马家沟门面房一间以及地下室一间归施长有所有；三楼住宅房、一楼靠近施俊前的门面房一间以及地下室一间归施长复所有。同时，该协议还约定修楼房所欠的全部债务由施长有、施长复二人各承担一半，电表及电表集装箱等其他设施由施长复负责联系安装，费用施长有、施长复各承担一半，锅炉及室内暖气管道费用、三层楼房的公用设施及三楼楼顶的维修费用、楼房右角排水渠重新修建的费用由施长有、施长复各承担一半。从该分割协议约定的内容看，施长有、施长复在享受了房屋所有权的同时也承担了偿还修房所产生的欠款以及分担维修费用的义务，因此该分割协议的内容符合权利义务对等性的原则，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该协议中只字未提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既然不承担相关义务，那么其也不应当享有房屋的权益。同时，这一分割协议的内容也符合陕北风俗习惯中将家产分割给男性的传统作法。所以，被上诉人现在提出其是房屋共有权人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三）所谓甄桂花所立遗嘱本身是内容自相矛盾的遗嘱，其不应当成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提到甄桂花曾于2011年立下一份遗嘱，该遗嘱内容为“将安塞县真武洞镇后街马家沟我儿子施长有名下的房产（房产证号为008**号）属于我继承的部分遗产，以后该财产归我二女儿施丽萍所有”，现在暂且不论该遗嘱是否为甄桂花真实意思表示，但就其内容看，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甄桂花对案涉房屋变更在施长有名下的事实是完全知情的，否则她不会处分自己儿子名下由其继承的财产。同时，若甄桂花对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行为不满，那么其应当于在世期间提出异议，但是其并没有，这足以证明2003年的变更登记申请是经甄桂花同意的。所以，一审法院作出一审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为施长有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时没有核实甄桂花真实意思的认定完全是错误的；其二，甄桂花的遗嘱是一份无效遗嘱，因为早在2006年5月28日施长有去世前，施长有就立下一份遗嘱，即将案涉房产继承给上诉人施晨诺，而上诉人陈梅对施长有的处分行为完全予以认可，所以甄桂花于5年后再去处分施长有已经处分了的财产的行为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所谓甄桂花立下的遗嘱本身是一份内容自相矛盾的无效遗嘱。综上可知，被上诉人是否出资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况且出资多少以及是否赡养老人亦不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就是案涉房屋所有权人或者共有权人的依据，所以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即作出“甄桂花名下的房权证塞字第008**号房产在修建之时，原告施丽萍进行投资，并对甄桂花尽了赡养义务，该财产无论是甄桂花在世分割还是甄桂花去世后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均与施丽萍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施丽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认定，所以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严重错误。二、一审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向施长有颁发房屋产权证书的变更登记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2003年7月，施长有、施长复兄弟二人在甄桂花的同意下向当时的房管所（注：当时房管所为一审被告安塞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提出变更申请，要求将登记在其母亲甄桂花名下的房产变更登记在二人名下。房管所依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房屋权属登记依以下程序进行：（一）受理登记申请；（二）权属审核；（三）公告；（四）核准登记，施长有及施长复申请变更登记的材料齐全、完整，程序符合《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施丽萍起诉超过起诉期限，而一审法院错误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证据认定方面有失公平、公正。第一，关于甄桂花遗嘱的采信问题。所谓甄桂花的遗嘱，其内容是处分施长有名下的案涉房产中甄桂花能够继承的部分，但是案涉房产早在2005年施长有去世前就继承给了上诉人施晨诺。而一审法院居然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予以采信了。第二，上诉人陈梅、一审第三人施长复、施和平均承认《房屋分割协议》的真实存在，并且该房屋分割协议是认定房屋所有权人的有利证据，但是一审法院却无视其存在。还有，房客尚生高提供的租金收条完全可以证明案涉房屋是由施长有及上诉人所有并收益，但是一审法院却故意忽视上述证据，导致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严重的错误。第三，安塞区公安局真武洞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记载“陈梅（女，身份证号61011319650731952X）因在马家沟房屋出租被阻一事先后于2014年3月、2014年9月、2015年5月来我所报警。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的证据而采信被上诉人自相矛盾的证据的做法有失公正。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故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法院（2017)陕0622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维持安塞区人民政府颁发的房权证塞字第008**号《房屋所有权证》；2、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施丽萍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审理此案时程序合法。被答辩人上诉称答辩人与一审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的行为无利害关系，无权作为原告启动诉讼程序，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该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起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方面有明确规定，即《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还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关系，答辩人与施长有、施长复、施和平系甄桂花所生的同胞兄弟姐妹，属于继承法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而涉诉的房屋起初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甄桂花，如果不是一审被告违法为施长有、施长复办理房屋过户，那么甄桂花遗漏的房屋就会由四人平均分割，同时涉案房屋的投资大部分来源于答辩人，而且凝结了答辩人的心血，显然法院审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与答辩人和施和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据上述法律明确规定，被答辩人以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为由提起上诉是不能成立的。二、一审被告为施长有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撤销。《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涉诉的行政行为存在以下几点严重程序违法。申请转移登记的主体不合法。依据建设部《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申请转移登记，权利人应当提交房屋权属证书以及相关的合同、协议、证明等文件。该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房屋权利人，是指依法享有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房地产他项权利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按上述法规的规定，本案中的权利人为持有房屋所有权证的甄桂花，本案申请转移登记，应当由甄桂花向房屋登记部门提交一系列材料，且权利人应和受让人一起向房屋登记部门提出转移登记申请。而本案的一审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在将甄桂花所有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给施长有、施长复时，登记申请表中的申请人为施长复、施长有，安塞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甄桂花曾到登记部门进行申请，也没有委托手续证明甄桂花委托他人代为申请，安塞区人民政府仅凭施长有、施长复一方的申请和其所提交的材料，就将甄桂花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到了第三人名下，其行为违反了《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未申请先审核。通过证据可见申请转移登记的日期是2003年9月19日，初审日期是2003年7月15日。记载测量日期是2003年7月15日，也就说安塞区政府在申请前两个月就审核通过了第三人的转移申请，如此明显的错误在被答辩人看来却仅仅只是一个瑕疵，还辩称可能是口头提出了申请，但是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必须是书面申请，而且直到现在，安塞区政府从未就此事向法庭做出任何合理说明，试问作为第三人难道比登记机关更清楚事情的原委？没有审查转移登记的原因行为，转移的基础事实不清。上述规定的第二十七条，登记机关应当对权利人（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凡权属清楚、产权来源资料齐全的，初始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他项权利登记应当在受理登记后的30日内核准登记，并颁发房屋权属证书。可见登记机关有实质审查的职责。从登记审核表中产权来源为自建，而初审意见为产权来源合法，符合确权受赠条件。自建和赠与居然出现在同一张审核表中，而被答辩人又认为转移登记行为是基于1999年2月21日的《房屋分割协议》，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要办理转移登记至今没有定论，显然登记机关没有进行审查，办理登记所基于的基础事实不清。办理转移登记房屋面积差异巨大。转移登记前后面积相差50余平米，相当于一小套房屋的面积，被答辩人辩称测量的方式不同，出现了误差，但是登记机关提供的测量草图中部分没有测量人员的签字，是否实地测量无证据支撑。答辩人可以认为登记机关根本就没有去现场测量。综合上所述，无论是登记时的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登记机关均没有严格按照《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失职是显而易见，这可能也是一审被告未提出上诉的理由。三、答辩人并没有怠于行使诉权，本案的行政诉讼未超过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依照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对因不动产的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告2003年为第三人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但是答辩人不知道该行政行为，更不知道登记机关办理了产权等，直到被答辩人以排除妨害将答辩人诉至安塞人民法院开庭时，被答辩人将房产证拿出来之后，答辩人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于是在2016年1月7日诉讼维权，另外本案是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适用最长诉讼时效的规定，即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本案中的行政行为发生在2003年，2016年提起行政诉讼，也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答辩称：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观点、基本事实均认可，所以对上诉人的上诉人理由不持有任何异议。原审第三人施和平答辩称：修建安塞的房屋资金大部分都是我妹妹出资的。我母亲之后立了遗嘱，我母亲的赡养一直都是我妹妹，房产证当时是我弟弟施长复偷偷办理的。原审第三人施长复答辩称：办房产证的时候我哥把我妈的房产证拿出来让我填字我就填了。经审理查明，原审原告施丽萍与施长有（已故，系陈梅丈夫）、施长复、施和平系同胞姐弟关系。其母亲甄桂花在安塞区真武洞后街有自建平房两间，面积为32.20平方米，于1992年登记在长子施长有名下（房产证为塞字第08**号）。1998年安塞区城一道街改建过程中，甄桂花利用原宅基地，重新修建了三层楼房。同年9月30日由施丽萍代其母甄桂花在原安塞县房产管理局初次注册登记了塞字第0881号房产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甄桂花，产别为私产，建筑面积为413.13平方米，共有人栏为空白，申请人栏有施丽萍签名并注明为代，办证时间为1998年9月30日。1999年2月21日房屋所有权人甄桂花与其长子施长有、次子施长复对该三层楼房签订了《房屋分割协议》。2003年9月原安塞房产管理所依据由施长复的战友李光东代甄桂花书写和签名的变更申请，对甄的房屋进行了勘测，于同年9月19日转移登记在施长有和施长复名下，给施长有颁发了房权证塞字第008**号，面积为231.29平方米。给施长复颁发了房权证塞字第044**号，面积为233.25平方米。2006年5月28日施长有遗嘱载明:“……我死后将安塞真武洞马家沟巷我名下的（私产）三套住房和一套门面房留给我儿子施晨诺所有……”。同年8月12日施长有去世。2011年9月6日甄桂花立遗嘱载明：“……我去世之后，将安塞真武洞后街马家沟巷我儿子施长有名下的房产（房产证号为00881和房产证号为08**号）以及现儿媳陈梅居住的西安市南二环武警医院高层东单元十四层乙户属于我继承的部分遗产，以后该财产归我二女儿施丽萍所有，任何人无权干涉……”。2014年农历8月8日甄桂花去世。2015年6月陈梅将施丽萍诉至安塞区人民法院请求返还该房屋。2016年9月29日施丽萍以该房屋是甄桂花和其共有财产，且该房屋修建时其投入135343元，并一直对该房屋进行维护；甄桂花生前立下遗嘱，表示该部分由其继承；施长有在未征得所有权人甄桂花的同意，私自将房产变更在自己名下。其自2015年9月才知道，因此请求撤销给施长有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塞字第00881号），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述事实均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该房屋建成后，施丽萍代其母甄桂花办理了该房屋的初始登记，登记薄和房产证均载明了所有权人为甄桂花，共有人栏为空白，并没有记载施丽萍为共有人，因而不能认定施丽萍为该房屋的共有人。1999年2月21日甄桂花与施长有、施长复签订了《房屋分割协议》，表明房屋所有权人甄桂花处分其房屋的意思表示。2003年9月施长有和施长复将该房屋转移登记在各自的名下，2011年9月6日甄桂花遗嘱中载明了施长有名下的房产证号能够证明转移登记甄是知情的，直至2014年农历8月甄桂花去世之前的11年当中，房屋登记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甄桂花并没有主张和行使其权利。施丽萍虽然是甄桂花女儿，但其并不是该房屋初始登记的所有权人和共有权人，因此其不是房屋登记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故其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施丽萍起诉称其建房时的部分投资和其母所立遗嘱效力，属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围。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一款（三）项和第三条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法院（2017）陕0622行初7号行政判决；二、驳回施丽萍的起诉。一、二审诉讼费免予收取。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赵正卫审 判 员  郑晓梅代理审判员  薛 莉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书 记 员  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