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决定书（2017）辽02委赔46号赔偿请求人曲娜（系曲秋波之女），198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系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书记员，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赔偿义务机关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明珠广场6号。法定代表人温连生，系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刘丽娜，该院审判员。赔偿请求人曲娜因错误执行申请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7）辽0211法赔1号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赔偿义务机关于1988年4月1日作出（1987）民字第618号民事判决，其中，该判决主文第一项：准予原告曲秋波与被告唐成印离婚；第五项：现住公房一间（座落于大连市甘井子区金西路444楼5-2号）归被告唐成印租住，原告曲秋波暂住一年（限自本判决生效后第二天起，满一年止，原告暂住期间的房租费、水、电等费用，均应由其本人负担）。曲秋波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8年6月7日作出（1988）民上字第27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曲秋波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09年9月9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辽立三民申字第1509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2010年11月，曲秋波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2011年8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辽立二民监字第29号民事裁定，提审曲秋波与唐成印离婚纠纷一案。2012年10月9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辽审三民提字第5号民事裁定，撤销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1988）民上字第279号民事判决和本院（1987）民字第618号民事判决财产部分，发回甘井子区法院重审。2013年12月16日，甘井子区法院作出（2013）甘审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驳回曲秋波要求租住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华中街22号-1-5-2号（原行政名称为大连市甘井子区金西路444号楼5-2）房屋的诉讼请求。曲秋波对此重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5月22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大审民再终字第5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曲秋波仍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5年2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审四民申字第909号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曲秋波的再审申请。另查，1988年8月10日，唐成印申请执行（1987）民字第618号民事判决第三、五项；1988年9月22日，曲秋波申请执行该判决的第二项。甘井子区法院受理了执行案件。1989年7月5日，该院向曲秋波送达了《限期执行通知书》，要求曲秋波于收到通知书第二日起五日内自动履行，否则，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强制执行。1989年8月14日，该院作出（1989）执裁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以曲秋波短期内无条件执行为由，裁定该院1987年民字第618号民事判决第三、第五项中止执行。1989年11月22日，唐成印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协助执行申请报告》，载明其在武昌街为曲秋波借了一处房屋居住，要求尽快执行大连市甘井子区金西路444楼5-2号房屋。1989年12月24日的《执行报告》记载：唐成印先后两次为曲秋波找到住房二处，一处是武昌街，另一处是三水泥厂宿舍，该案已具备执行条件，建议依法强制执行。1995年12月15日，时任院长签发《公告》，责令曲秋波在1995年12月20日前从座落于甘井子区金西路444楼5-2号住房中迁出。到期仍不履行，依法强制执行。同日，该院作出（1989）执字第7号民事裁定，限曲秋波于1995年12月20日前从座落于甘井子区金西路444楼5-2号住房迁出，逾期依法强制执行。1996年1月9日，该院将曲秋波从上述住房中强制迁出，将其在住房内的物品进行登记，存放在曲秋波位于该楼下的铁皮房内，换新锁锁上，将钥匙交给华中街道司法助理保管，让曲秋波自行领取或转交。强制执行现场还有唐成印的亲属唐风岐、唐成仁和唐成慧。再查，申请人曲娜是曲秋波的女儿，曲秋波于2016年9月8日去世。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认为，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且超过请求时效，依法应予驳回。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曲娜的国家赔偿申请。赔偿请求人曲娜申请国家赔偿的事项：一、请求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7）辽0211法赔1号决定；二、请求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因违法执行赔偿损失共计1941500元。事实与理由：1.曲秋波与唐成印离婚纠纷一案，甘井子区法院于1988年4月1日作出（1987）民字第618号民事判决。曲秋波对离婚及子女抚养的判项没有异议，但不服判决第五项”现住公房一间（坐落于大连市甘井子区金西路444楼5-2号）归被告唐成印承租，原告曲秋波暂住一年（限自本判决生效后第二天起，满一年止，原告暂住期间的房租费、水、电等费用，均应由其本人负担）”，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曲秋波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1988年12月10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1988）告申民监字第35号函，明确记载”对其现有住房问题，一审合议庭未经审委会讨论变更，审判人员自行变更合议庭意见，故一审对现住房审判违反法律程序，现将本案发回，由你院妥善处理”。据此，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1989年8月14日下发（1989）执裁字第7号民事裁定，裁定本院（1987）民字第61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和第五项中止执行。故，该民事案件一直处于中止等待重审改判的状态。但是，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法官明知处于中止状态不符合强制执行条件，仍然违法强制执行。2.甘井子区法院强制执行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一）、（十一）项的规定。3.甘井子区法院于1996年1月9日错误强制执行之后，曲秋波曾多次找到甘井子区法院并告知，该案已中止执行，等待重审改判，强制执行错误。但甘井子区法院拒绝受理对执行案件的申诉，不予立案。辽宁高院于2002年7月15日向甘井子区法院作出（2002）群访字第101号函，让甘井子区法院就中止执行一案进行处理，但甘井子区法院一直不予立案处理。2009年9月9日，辽宁高院作出（2007）辽立三民申字第1509号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2011年8月15日辽宁高院作出（2011）辽立二民监字第29号民事裁定，提审曲秋波与唐成印离婚纠纷一案，但直至2016年9月8日曲秋波去世时止，辽宁高院仍未下发生效裁判文书。曲秋波去世后，赔偿请求人曲娜接手案件了解情况过程中，在甘井子区法院档案室查看执行卷宗时发现，该案在执行过程中程序存在重大违法，错误执行侵害曲秋波母女合法权益。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于2017年2月9日向甘井子区法院申请国家赔偿符合法律规定，并未过赔偿时效。赔偿义务机关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答辩称，一、曲娜的赔偿请求已超过请求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本案中，曲秋波是1996年1月9日被强制迁出房屋的。其请求赔偿的时效应当自1996年1月9日起计算。请求人没有提出相关证据来证明存在时效中止的情形，则其赔偿请求的时效止于1998年1月9日。请求人至2017年才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显然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请求时效。二、曲娜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我院没有错误执行的情形。我院的强制执行，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0号）第五条规定错误执行的十一种情形，因而并不构成执行错误，曲娜主张的执行错误没有事实依据。其次，据以执行的民事判决在执行时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及条件。强制执行时，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内容，我院的一审判决已经产生了强制执行的效力。即使在后来的审判监督程序中，这两份判决被撤销，但是曲秋波要求租住房屋或租住至再婚时止的请求也没有得到支持。另外，曲秋波暂住一年的期限已满。同时，唐成印已为曲秋波找到两处居住的房屋，但曲秋波都予以拒绝，这符合强制执行的条件。最后，执行程序合法。唐成印申请我院将曲秋波强制迁出案涉房屋。我院受理后，向曲秋波发出了《限期执行通知书》，要求曲秋波自动履行。但曲秋波以其母女无处居住为由，拒不搬出房屋。因暂不具备执行条件，而中止执行。当唐成印为曲秋波准备两处居住房屋后，就具备了执行条件，中止执行的原因消除，应当恢复执行，并且唐成印也要求尽快执行。时任院长签发了《公告》，责令曲秋波在指定期间内履行。但曲秋波并未履行，因而，应当依法进行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时，曲秋波没有到场，但不影响执行。执行员已经将执行情况记入笔录，由在场人员签名。被搬出的财物，已运至指定处所并交给曲秋波。全部执行程序是合法的。综上所述，赔偿申请人曲娜的赔偿申请没有事实根据，又超过申请时效，恳请驳回赔偿请求人曲娜的赔偿申请。本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查明的事实与赔偿义务机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关于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是否超过法定赔偿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该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依据前款规定，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申请赔偿的，该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期间不计入赔偿请求时效。本案中，虽然曲秋波是1996年1月9日被强制迁出房屋的，其请求赔偿的时效应当自1996年1月9日起计算。但赔偿请求人对甘井子区法院（1987）民字第618号民事判决不服，一直在申请再审程序中，直至2015年2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审四民申字第909号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曲秋波的再审申请。故，赔偿请求人于2017年2月13日向甘井子区法院申请国家赔偿，未超过赔偿时效。甘井子区法院认为赔偿请求人超过赔偿时效不当，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纠正。关于甘井子区法院是否存在执行错误问题。甘井子区法院强制执行时，据以执行的甘井子区法院（1987）民字第618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非赔偿请求人所主张的执行了未生效的民事判决。虽然后来曲秋波对该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并进行了再审，但是再审并不影响执行，且曲秋波要求租住房屋或租住至再婚时止的请求并未得到支持。另外，曲秋波暂住一年的期限已满，而申请执行人唐成印已为曲秋波找到两处居住的房屋，曲秋波予以拒绝，这符合强制执行的条件。甘井子区法院受理唐成印申请法院将曲秋波强制迁出案涉房屋一案后，向曲秋波发出了限期执行通知书，要求曲秋波自动履行。但曲秋波以其母女无处居住为由，拒不搬出房屋，因暂不具备执行条件而中止执行。当唐成印为曲秋波准备两处居住房屋后，即具备了执行条件，中止执行的原因消失，并且唐成印也要求尽快执行，应当恢复执行。时任院长签发了公告，责令曲秋波在指定期间内履行，曲秋波未履行，因而，应当依法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时，曲秋波没有到场，但不影响执行，执行员已经将执行情况记入笔录，由在场人员签名。被搬出的财物，已运至指定处所并交给曲秋波。综上，甘井子区法院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的执行错误情形，因而不构成执行错误。甘井子区法院作出的（2017）辽0211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条款漏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三十八条，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指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维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7）辽0211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附法律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决定：（一）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或者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依法予以维持；（二）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重新决定；（三）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查清事实后依法重新决定；（四）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逾期未作决定的，查清事实后依法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