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2民终15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冯珍利，男，196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新丰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徐某1，女，200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新丰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徐某2，女，2011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新丰县。两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彭某（系徐某1、徐某2的母亲），住广东省新丰县沙田镇新岭村红心组**号。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健明，广东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珍利因与被上诉人徐某1、徐某2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丰县人民法院(2017)粤0233民初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冯珍利、被上诉人徐某1、徐某2的法定代理人彭某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健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珍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某1、徐某2第一项诉讼请求。2.改判支持冯珍利的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明显不公，签订《协议书》时，冯珍利存在重大误解，而且《协议书》的第一项内容明显对冯珍利不公平。一、一审法院以该协议书是经回龙镇政府和劳动部门工作人员协调而签订为由，认定冯珍利在签订协议时不存在重大误解，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冯珍利认为，正是因为回龙镇政府和劳动部门工作人员的协调，才造成冯珍利产生重大误解而签订协议。当时协议书的甲方徐其林、徐其欢威胁冯珍利，如不对徐其木的死亡进行补偿，就要上访，而政府工作人员与劳动部门工作人员抱着事息人宁的态度，向冯珍利施加压力，说徐其木是在为冯珍利做工，即使是非因工死亡也要支付抚恤金，要求冯珍利签补偿协议，所以冯珍利当时也认为因徐其木为其做工，是其工人，双方构成劳动关系，要对徐其木的死亡负一定责任，所以才签了协议。事后新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冯珍利并就此事咨询了专业人士，才知道徐其木与冯珍利不构成劳动关系，徐其木因其自身原因造成死亡，冯珍利无需为其死亡负责任。二、死亡补偿金的ll万元人民币，无论对哪方来说，都是巨款。事实上，冯珍利与徐其木形成的是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徐其木的死亡是其自身造成的，完全与冯珍利无关。如果不是产生重大误解，冯珍利不会为原本不用负责任的事件支付11万元巨款。可见，冯珍利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并且协议内容约定冯珍利需要为其不负责任的事件支付ll万元巨款，内容显失公平。三、冯珍利是在紧迫且对方处于优势（镇政府和劳动部门向冯珍利施压）的情况下，因缺乏判断力而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可以说是冯珍利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最早在维稳办调解时，在场人包括回龙镇党委委员、维稳办副主任、司法所所长以及徐其木的兄弟及亲属几个人，当时徐其木的亲属就想打冯珍利。在维稳办并没有达成协议，此后，还有劳动局等单位主持过调解，大概调解到第4次才在社保局签订了本案的协议。因此，冯珍利申请撤销协议书的第一项内容，以不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二审期间，冯珍利于2017年11月3日向本院申请增加诉讼请求：撤销徐其林、徐其欢与冯珍利于2016年10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理由：一、协议甲方并非受害方的当事人；二、协议甲方亦无受害方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三、受害方当事人在原审起诉中亦请求撤销该《协议书》。徐某1、徐某2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涉案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是在回龙镇政府工作人员和劳动部门调解、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并且冯珍利已经支付了第一笔五万元的款项，故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冯珍利应当继续履行。二、徐某1、徐某2的父亲徐其木是在龙河水电站的长期工作的工人，而冯珍利是具有营业执照的法人，就算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为企业职工徐某办理工伤保险，也应该认定为事实上存在劳动关系。三、关于冯珍利是否应该支付补偿款问题。不管徐其木是不是工伤，就算是徐其木非因工负伤死亡；冯珍利也应该补偿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或供养直系亲属生活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徐某每天工资260元，每个月工资7800元，按照非因工负伤死亡计算补偿15个月，也应该补偿ll7000元，所以协议补偿的数额并没有显失公平。综上，就徐其木的人身损害赔偿事宜，冯珍利作为徐某的用人单位水电站的所有人与徐其木的家属之间已达成的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冯珍利应该继续履行。徐某1、徐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冯珍利向徐某1、徐某2支付死亡赔偿金等11万元。2.冯珍利向徐某1、徐某2支付欠付工钱367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冯珍利负担。冯珍利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冯珍利与徐其林、徐其欢签订的《协议书》的第一条。2.反诉费用由徐某1、徐某2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间，回龙镇龙河电站的经营者冯珍利，因需实施电站工程改造，而雇用徐其木从事电站的有关工程施工工作，并指定徐其木工作场所，为徐其木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生产工具，徐其木以月或工作时间计算报酬。2016年10月21日15时许，徐其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酒后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搭乘柏炳智，从回龙镇龙河电站工地往城行驶，途径S347线16KM处（梅坑镇长江村）路段时，因雨天未确保安全车速行驶，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失控向左撞向左侧路边绿化树，造成车辆损坏及徐其木当场死亡和柏炳智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新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6年11月15日对事故作出认定：徐其木应负事故全部责任，柏炳智不承担事故责任。2016年10月28日，徐其木的近亲属徐其林、徐其欢作为甲方与乙方冯珍利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记载：“以上甲乙双方因徐其木在龙河电站改造施工做工，于2016年10月21日中午徐其木回城途中，在省道347线梅坑长江路段发生交通意外事故，不幸身亡，双方因此产生补偿争议，经回龙镇政府工作人员及劳动部门的协调，现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同意就徐其木的死亡补偿金为11万元整（拾壹万元），此款分两期支付，在2016年10月29日上午支付2万元，10月30日上午支付3万元，在2016年11月15日付清余下6万元。甲方收到乙方2万元后必须在2016年10月29日下午处理完徐其木尸体火化手续。二、徐其木在乙方做工的工钱共45天按260元/天计，共计11700元。之前欠款25000元，合计36700元。此款于2016年11月15日前付清。三、……”甲方由徐其林、徐其欢签名并按手印，乙方由冯珍利签名并按手印。事后，冯珍利按协议的约定向徐其木家属徐其林、徐其欢支付了50000元，余款60000元及欠徐其木的工资36700元未付。徐某1、徐某2称，2016年10月21日韶关地区悬挂蓝色预警信号，工厂和学校已经停工、停课，但冯珍利明知天气恶劣，上下班途中会有危险，仍要求徐其木上班，对事故发生存在过失。但徐某1、徐某2对上述主张没有举证证明，故该院不予认定。冯珍利称，涉案《协议书》是冯珍利受到徐其林的多次威胁、恐吓情况下订立的，是无效协议。冯珍利对其主张的事实没有向一审法院举证，该院亦不予采纳。另查明：2005年间彭某与徐其木相识，后双方同居生活，并于2008年11月16日生育女儿徐某1、2011年8月31日生育女儿徐某2。彭某与徐其木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徐某1、徐某2与徐其木为非婚生父女关系。徐其木父母已亡，没有配偶，徐某1、徐某2是徐其木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归纳徐某1、徐某2与冯珍利产生争议的问题，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冯珍利与提供劳务者徐其木之间是劳务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二、涉案的《协议书》是否属于部分无效并应予撤销的民事行为，徐某1、徐某2的诉讼请求、冯珍利的反诉请求是否可获支持。就上述争议焦点，该院作如下分析：一、冯珍利经营电站而邀徐其木为其从事电站的有关电站改造工程的工作，徐其木以自身的技能为冯珍利提供劳务，冯珍利指定徐其木工作场所并为徐其木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生产工具，徐其木以月或工作时间计算报酬，徐其木所提供的劳务是电站生产经营的一部分，双方具有长期性、固定性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足以认定双方的关系为劳务关系，故对冯珍利主张是承揽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二、涉案的《协议书》是徐其木的近亲属徐其林、徐其欢在徐其木发生本案交通事故死亡后与冯珍利订立的。冯珍利认为，该《协议书》是冯珍利误认为徐其木的死亡与冯珍利有关的情况下签订的，但是经过交警部门对事故作出认定后，才知道徐其木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冯珍利无需对其死亡承担任何责任；徐其木的死亡与冯珍利无关，该协议在订立时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经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徐其木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虽不属于工伤的范畴，但是在订立涉案《协议书》时，冯珍利应当知道徐其木的死亡，是因徐其木驾驶摩托车下班途中因单方事故造成的。冯珍利是接受劳务者，徐其木是提供劳务者，双方所形成的关系是劳务关系。订立涉案《协议书》时，双方是为了及时解决劳务纠纷和处理徐其木的丧葬事宜，协议的内容是接受劳务者给予提供劳务者一定的经济补偿，及对仍欠提供劳务者工资进行结算的约定，与过错赔偿责任的性质不同。且《协议书》是在回龙镇政府工作人员和劳动部门工作人员的协调并在场的情况下订立的，冯珍利主张有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同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冯珍利与徐其木的亲属所订立的《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且也已部分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阐明了法定的意思自治原则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当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合同能完全体现当事人的意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故该院对冯珍利的答辩和反诉主张，认为涉案的《协议书》部分无效，要求撤销《协议书》死亡补偿金内容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徐某1、徐某2主张要求冯珍利支付110000元死亡补偿金请求，根据查明的事实，徐某1、徐某2虽然对涉案的《协议书》已作授权追认，但冯珍利已按涉案《协议书》自觉履行支付了50000元给徐某1、徐某2的亲属，故该款应从中减除。按涉案《协议书》约定的余款60000元及尚欠徐其木36700元工资，应由冯珍利向徐某1、徐某2支付。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7）粤0233民初79号民事判决：一、冯珍利应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徐某1、徐某2支付经济补偿金60000元及结欠工资款36700元，共应付款96700元；二、驳回徐某1、徐某2的其它诉讼请求；三、驳回冯珍利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3.6元，由冯珍利负担733.6元，由徐某1、徐某2的法定代理人彭某负担500元；反诉费525元，由冯珍利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冯珍利向本院提交一份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9日，原告为徐某1、徐某2的民事起诉状，拟证明徐某1、徐某2亦主张《协议书》应当予以撤销。徐某1、徐某2对此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徐某1、徐某2已对此次起诉申请撤诉，法院也已裁定准许撤回起诉，至本案诉讼，徐某1、徐某2已对《协议书》的签订及履行均予以追认。徐某1、徐某2向本院提交了（2016）粤0233民初700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一审法院已裁定准许徐某1、徐某2撤回2016年11月29日的起诉。对此，冯珍利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坚持冯珍利的上诉意见。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关于2016年11月29日的民事起诉状，因徐某1、徐某2已撤回起诉、法院也已裁定准许撤诉，且徐某1、徐某2已表示认可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故该民事起诉状与徐某1、徐某2提交的民事裁定书均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纳。对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冯珍利主张，冯珍利与徐其木是承揽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冯珍利主张其与徐其木是承揽关系，但既未提交承揽合同，也未提交其他足以佐证其主张的证据予以证实；反观双方均已认可的事实，徐其木发生事故之前在电站做工、劳务报酬按做工天数计算等，故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具有长期性、固定性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认定双方的关系为劳务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当事人未提异议的其他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存在本诉及反诉，徐某1、徐某2诉请冯珍利按《协议书》向徐某1、徐某2继续履行约定的义务，冯珍利则反诉请求撤销《协议书》，双方的请求均系围绕《协议书》是否应当履行还是应当予以撤销来主张权利，故本案应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定性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当，本院予以指出并予以纠正。由于本案当事人中只有冯珍利提起上诉，根据民事诉讼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只围绕冯珍利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本案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冯珍利主张撤销《协议书》第一条的理由是否成立。关于冯珍利主张撤销《协议书》第一条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2016年10月28日，因徐其木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的事件，徐其木的家属与冯珍利在人社局、回龙镇政府、维稳办等工作人员的协调下，对补偿问题（包括死亡补偿金及未付工钱）经协商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订了涉案的《协议书》。虽然，当时作为徐其木家属签订上述《协议书》的是徐其木的哥哥徐其林、堂哥徐其欢，但本案中，徐某1、徐某2作为徐其木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已对《协议书》的签订及其后冯珍利支付50000元的履约行为进行了授权追认，并在本案主张冯珍利应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剩余义务。冯珍利则称，涉案《协议书》因冯珍利有重大误解，且冯珍利是在受胁迫、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且《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对冯珍利显失公平，故应当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的规定，如冯珍利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成立，则《协议书》第一条的内容应予以撤销，否则，冯珍利应当继续履行。首先，关于《协议书》是否因重大误解而订立且显失公平的问题。对此，冯珍利一方面主张，其当时因不熟悉法律法规，以为自己对此有责任赔偿；另一方面又主张，当时受到徐其木家属及政府相关部门的胁迫，明知事故与自身无关仍迫于压力签订协议。但前述两种情形相互矛盾，不应同时存在，即如果冯珍利当时认为应当赔偿，就不存在后一情形；如果冯珍利是受胁迫才签订协议，就不存在重大误解。根据已查明并认定的事实，徐其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为2016年10月21日，此后，冯珍利与徐其木的家属经过多次的协商，以冯珍利自认来算也多达4次协商，最终才于2016年10月28日签订涉案的《协议书》。期间，冯珍利完全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充分考虑。徐其木自2015年10月起在回龙河电站做工，与电站或电站负责人并未签订任何合同，双方构成劳务关系。虽然，签订《协议书》时，交警部门仍未作出事故认定，但冯珍利应当已经清楚徐其木是在驾驶摩托车下班途中因单方事故当场死亡，且冯珍利一直主张与徐其木是承揽关系，其也应当清楚作为电站负责人是否有责任给予家属补偿。且双方在签订的《协议书》的第一条中载明，冯珍利同意支付的11万元并非基于过错责任的赔偿，而是写明补偿金的性质，结合《协议书》第二条关于未付做工的工钱的约定，表明双方此时是为了及时解决劳务纠纷和处理徐其木的丧葬事宜的综合性协议。故，关于冯珍利主张其当时因不熟悉法律法规，以为自己对此有赔偿责任，属于重大误解、协议内容显失公平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认可。其次，关于是否存在冯珍利受胁迫签订《协议书》的问题。冯珍利主张徐其木的家属在调解过程中以武力相威胁，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也为息事宁人对其施加了行政压力，但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协议书》签订后，冯珍利也未因受他人武力胁迫签订协议而报警，或主动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协议，反而在签订协议分两笔共支付50000元，履行了协议的约定。故，对冯珍利受胁迫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认可,冯珍利应按《协议书》的约定继续履行剩余义务。至于冯珍利在二审期间以徐某1、徐某2不是《协议书》的甲方为由，请求撤销整个《协议书》的反诉请求，虽然属于冯珍利二审期间新增的反诉请求，但本院在征求徐某1、徐某2的意见后，徐某1、徐某2表示同意由本院一并裁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的规定，本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徐某1、徐某2对此的答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签订《协议书》时，因徐某1、徐某2年龄尚小，而两人的法定代理人彭某又未与徐其木办理结婚登记，故由徐其林、徐其欢作为家属代表与冯珍利进行协商，协商双方的身份应为徐其木的家属与电站的负责人。结合《协议书》中“甲方亲属收款后不得追究乙方的任何责任”及协议甲方签名处实际不止徐其林、徐其欢两人签名以及协议内容款项的性质包含遗产（欠付的工钱）等情况，可见，《协议书》的甲方不应机械的理解为只是徐其林、徐其欢个人。而徐其木去世后，徐某1、徐某2才是徐其木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故一审法院根据徐某1、徐某2的授权追认，判令冯珍利向徐某1、徐某2继续履行《协议书》约定的剩余义务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冯珍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7元，由冯珍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斌审 判 员  刘 茜审 判 员  黄颖红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何海祥书 记 员  江伟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