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6民终33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松鹤路16号。主要负责人:明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傲，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涛,男，197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长寿，男，195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昌昌，男，198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随国，男，197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秀，湖北东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沿江一号购物中心B区二区三层3B09号。主要负责人：张玉成，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与被上诉人杨涛、杨长寿、张昌昌、郭随国、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武汉中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金117346.47元，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显失公平。本案中交警责任认定书，郭随国驾驶车辆离开现场，根据保险合同中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条“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车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属于保险人的责任免除。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在庭审中提交了投保单和保险条款，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向被上诉人郭随国已做到了告知义务，因此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对其商业三者险不负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精神抚慰金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侵权人张昌昌已受到刑事处罚，被上诉人提出民事诉讼赔偿中的精神抚慰金依法不应当获得支持，一审法院违背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精神抚慰金，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杨涛、杨长寿共同答辩：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张昌昌答辩：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被上诉人郭随国答辩：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一，郭随国离开现场不属于原审保险公司主张的逃逸，当时是因为郭随国没有意识到发生的事故与他有关联性。事故主要原因是张昌昌把受害人撞倒在地与郭随国发生碰撞，当时没有意识到此事故跟自己有关，后随交警队配合检测，仅仅是驶离现场，不属于逃逸。当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是在4S店购买的保险，保险公司业务员并没有向被保险人提供保险条款，更不存在将保险条款向保险人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特别是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所以说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作为被保险人，本案中应当由承保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责任，被保险人郭随国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涉及交通事故赔偿的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理，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应该一并处理。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人寿财险武汉中支公司未答辩。杨涛、杨长寿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赔偿其各项损失：1.判令人寿财险武汉中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郭随国赔偿杨涛、杨长寿213835.926元，由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昌昌、郭随国、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人寿财险武汉中支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9月14日20时许，张昌昌驾驶其所有的鄂Ｆ×××××轻型货车由西向东行驶至襄阳襄城区西街小井巷路口斑马线处时，与站在斑马线安全岛上的行人王朝明、石远珍发生碰撞；行人石远珍被撞倒地后的同时又被由东向西郭随国驾驶的鄂Ｆ×××××小型普通客车碰撞并对石远珍的左手臂发生碾轧后驶离事故现场（现场鄂Ｆ×××××小型普通客车未与王朝明、鄂Ｆ×××××接触）。此事故导致王朝明、石远珍两人不同程度的受伤、鄂Ｆ×××××轻型普通货车受损。襄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襄城大队于2016年9月26日作出鄂公交认字[2016]第0018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于2016年10月27日作出襄公交认字[2016]第00185号（复）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均认定张昌昌驾驶机动车遇行人过人行横道未停车避让，是造成此事故的主要原因，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道停车让行。”之规定，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郭随国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及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是造成此事故的次要原因，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及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之规定，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石远珍不承担责任；王朝明不承担责任。郭随国驶离事故现场后于事故发后的20时22分拨打了110电话报警，并积极接受交警部门的询问。一审法院另认定：事故发生后，石远珍被送至襄阳中心医院抢救，并在该院住院治疗16天，后于2016年9月30日出院，共花医疗费89981.46元。入院诊断为：左上肢毁损伤并肢体坏死。出院诊断为：1.脑外伤: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室积血小脑出血头皮外伤脑疝？2.寰椎及枕骨大孔骨折颈3椎体左侧横突骨折枢椎及颈6椎体骨折可能脊髓损伤？3.左上肢毁损伤；4.左尺桡骨裂线性骨折；5.肝功能不全；6.肺部感染；7.电解质紊乱；8.乳腺癌术后。出院情况：患者神志仍昏迷……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双侧瞳孔等大……后石远珍被转入襄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继续治疗8天，于2016年10月8日死亡（殁年63周岁），花医疗费10170.59元。襄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载明死亡诊断为：1.呼吸功能衰竭；2.多器官功能衰竭；3.肺部感染；4.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室出血；5.颈椎粉碎性骨折；6.左上肢粉碎性骨折（截肢）。襄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于2016年10月8日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一份，载明石远珍死因为呼吸功能衰竭。2016年10月9日，襄阳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公（襄）鉴（尸）字[2016]S055号法医学尸表检验意见书一份，检验意见为：石远珍因交通事故致严重创伤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事发后，人寿财险武汉中支公司与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分别为石远珍垫付医疗费10000元。郭随国为石远珍垫付医疗费11000元、丧葬费12000元，共23000元。张昌昌于事发后为石远珍垫付医疗费26204元，并支付杨涛、杨长寿丧葬费12000元，共38204元，在杨涛、杨长寿与张昌昌达成的调解协议中已冲抵了张昌昌应承担的保险赔偿之外的赔款。张昌昌持有准驾车型为B2的驾驶证。郭随国持有准驾车型为C1的驾驶证。本案肇事车辆鄂Ｆ×××××轻型普通货车系张昌昌所有，该车在人寿财险武汉中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肇事车辆鄂Ｆ×××××小型客车系郭随国所有，该车在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3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且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均在保险期间内。一审法院还认定：2016年12月7日，张昌昌与本案事故另一伤者王朝明在襄阳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自愿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张昌昌赔偿王朝明医药费12813.02元、陪护费1706.20元、交通费200元、营养费400元、后续复查、治疗、陪护等费计33880.78元，合计49000元；并约定此次事故为一次性调解终结，双方签字生效，后不再议。协议签订当日，张昌昌即按协议约定支付了上述赔款。2016年12月9日，张昌昌与石远珍的近亲属即本案杨涛、杨长寿及杨涛之妻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书一份，协议确定石远珍死亡造成的损害总额为589743.92元（不含精神损害抚慰金，相关损失按照2016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予以计算），约定张昌昌赔偿杨涛、杨长寿因石远珍死亡遭受的损失超出两车交强险赔偿金220000元部分的70%，共258820元，扣除张昌昌前期先行垫付的医疗费、丧葬费38204元后，张昌昌实际应支付赔偿数额为220616元。协议签订后，张昌昌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全部赔付义务。后王朝明及石远珍的近亲属向张昌昌出具了谅解书。张昌昌因犯交通肇事罪，于2017年4月24日被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杨涛、杨长寿于2017年5月26日，向张昌昌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关于保险公司交强险应理赔的金额，张昌昌提供保险理赔法定相关手续后，不再追究其车辆保险赔偿责任，并自愿放弃本次诉讼判决赔偿项目与金额超出上述双方协议约定的部分，若由此给张昌昌带来的经济责任杨涛、杨长寿全额承担。本案庭审中，双方对上述协议均无争议。一审法院再认定：死者石远珍生前经常居住地在城镇。杨长寿系石远珍之夫，二人婚后育有一子即杨涛。杨长寿系单位退休人员。关于本案事故的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以及本案交强险是否应为另一位伤者王朝明预留份额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发生本案交通事故属实。张昌昌、郭随国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因过错行为造成杨涛、杨长寿近亲属石远珍死亡，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杨涛、杨长寿作为死者石远珍的近亲属主张赔偿，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昌昌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郭随国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王朝明、石远珍无责任，于法有据，予以采信，并可作为确定双方民事赔偿责任比例的依据。本案事故系张昌昌驾驶车辆（由西向东）将站在斑马线安全岛上的行人王朝明、石远珍撞到，石远珍倒地的同时，恰逢郭随国驾驶的车辆（由东向西）行经此处，郭随国驾驶的车辆碰撞石远珍并对石远珍的左手臂发生碾轧后驶离事故现场。本案事故中，郭随国驾驶的车辆未与王朝明发生接触，亦未与张昌昌驾驶的车辆接触，故郭随国对王朝明的损失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而事发后，张昌昌已于2016年12月7日与王朝明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且张昌昌已按协议约定向王朝明履行了全部的赔偿，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约定，该调解系一次性调解终结，协议履行后王朝明不得再主张权利。一审庭审中，张昌昌已声明自愿承担王朝明的损失，故王朝明因本案事故遭受的损失已从张昌昌处获得赔偿，本案交强险赔款依法应赔偿给本案杨涛、杨长寿。保险公司主张为王朝明预留赔偿份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郭随国是否构成肇事逃逸，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是否能够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拒赔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本案事故发生后，郭随国驾驶车辆驶离了事故现场，但随后于当日20时22分拨打了110电话报警并积极配合接受交警部门的询问，故郭随国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不属于肇事逃逸。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关于郭随国属肇事逃逸，其公司商业三者险拒赔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依法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对本案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本案适用的赔偿标准问题以及张昌昌已负刑事责任，对杨涛、杨长寿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否支持的问题。郭随国辩称，本案事故发生在2016年，且杨涛、杨长寿与张昌昌达成的协议是依据2016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计算相关损失，本案应按照2016年度标准计赔相关损失。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应按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受诉法院所在地的上一统计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予以计赔，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2017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已施行，故杨涛、杨长寿主张按照2017年度相关标准计赔损失，符合规定，予以支持。此外，杨涛、杨长寿与张昌昌达成的协议只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因此，郭随国的上述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因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的项目中就包含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侵权人或者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杨涛、杨长寿主张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人寿财险武汉中支公司关于张昌昌已负刑事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支持的抗辩，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综合考虑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造成的损害后果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杨涛、杨长寿因石远珍死亡遭受的损失由张昌昌承担70%的赔偿责任，郭随国承担30%的赔偿责任。因张昌昌与杨涛、杨长寿已就张昌昌应承担的杨涛、杨长寿因石远珍死亡遭受的损失中超出保险赔偿之外的部分达成了调解并已履行，且杨涛、杨长寿已承诺不再要求张昌昌承担本判决确定的超出协议约定之外的赔偿数额，故对杨涛、杨长寿损失超出交强险赔偿之外张昌昌应承担的部分，本案不再处理。因本案肇事车辆鄂Ｆ×××××轻型货车在人寿财险武汉中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鄂Ｆ×××××小型普通客车在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杨涛、杨长寿因其近亲属石远珍死亡遭受的损失，依法应先由人寿财险武汉中支公司和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分别在交强险有责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郭随国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赔偿后仍有不足的部分由郭随国予以赔偿。对杨涛、杨长寿因石远珍死亡主张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依法评析认定如下：杨涛、杨长寿主张医疗费104176.92元，但杨涛、杨长寿提供的正规医疗费票据共计100152.05元，其中包含人寿财险武汉中支公司、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各垫付的医疗费10000元以及郭随国垫付的11000元，故扣减两保险公司及郭随国垫付的医疗费后，一审法院认定医疗费69152.05元，因张昌昌垫付的费用已在其与杨涛、杨长寿达成的赔偿协议中予以冲抵，本案不再处理；杨涛、杨长寿主张急救费120元，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杨涛、杨长寿主张护理费1920元（80元/天×24天），石远珍因伤住院治疗24天后死亡，杨涛、杨长寿主张护理费80元/天的标准低于2016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业、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标准，故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杨涛、杨长寿主张的护理费，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杨涛、杨长寿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50元/天×24天）过高，一审法院依规认定480元（20元/天×24天）；杨涛、杨长寿主张丧葬费25707.50元（2017年度湖北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1415元÷12×6），符合规定，但因事发后郭随国已垫付丧葬费120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丧葬费13707.50元；杨涛、杨长寿主张死亡赔偿金499562元（2017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29386元×17年），石远珍生前经常居住地在城镇，死亡时已年满63周岁，故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杨涛、杨长寿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杨涛、杨长寿主张杨长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50100元（2017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20040元×5年÷2人），杨涛、杨长寿主张杨长寿中风卧床不起，无劳动能力，但杨长寿系单位退休人员，有生活来源，故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杨涛、杨长寿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杨涛、杨长寿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石远珍的突然死亡确给杨涛、杨长寿精神和心理上造成重大创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综合考虑到本案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支持杨涛、杨长寿因石远珍死亡遭受的合理、合法损失为：医疗费69152.05元、护理费19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80元、丧葬费13707.50元、死亡赔偿金49956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共计614821.55元。其中，杨涛、杨长寿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项下损失为69632.05元，但因人寿财险武汉中支公司、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均已为石远珍垫付了医疗费10000元，故人寿财险武汉中支公司、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项下不再承担赔偿责任；杨涛、杨长寿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费用项下损失为545189.50元，超出了两份有责交强险在该项下的赔偿限额（110000元），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应由人寿财险武汉中支公司、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分别在有责交强险死亡伤残费用限额项下赔偿杨涛、杨长寿1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交强险赔付后，杨涛、杨长寿在医疗费用项下还损失69632.05元、在死亡伤残费用项下还损失325189.50元，共计394821.55元，依法应由郭随国赔偿30%，即118446.47元。因事发后郭随国为石远珍垫付医疗费和丧葬费共23000元，多支付70%，即16100元。故扣减该多支付部分后，郭随国依法实际还应赔偿杨涛、杨长寿102346.47元，未超出其驾驶的鄂Ｆ×××××小型客车在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投保的商业三者险限额（300000元且不计免赔），故依法应由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杨涛、杨长寿各项损失102346.47元。因杨涛、杨长寿的上述损失应由郭随国承担的部分已经保险公司赔偿，故郭随国不再承担实际赔偿责任。对郭随国为石远珍垫付的医疗费11000元及丧葬费12000元，共23000元，其可依法自行向保险公司理赔，本案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在交强险有责责任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杨涛、杨长寿各项损失共计110000元；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在交强险有责责任限额内一次性赔偿杨涛、杨长寿各项损失共计11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一次性赔偿杨涛、杨长寿各项损失共计102346.47元；三、驳回杨涛、杨长寿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32元，由杨长寿、杨涛共同负担1356元，郭随国负担576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核实一审庭审笔录：郭随国陈述其在出售车4S店购买新车、承办保险时，保险人仅提供保险单，未提供保险条款，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当即称庭审后提供保险条款，但该保险人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保险条款。二审调查时询问郭随国、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是否收到、提供保险条款。郭随国再次陈述其在出售车辆的4S店买车时，4S店只给了保险单，没有给保险条款，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称：4S店是否给保险条款，我们不清楚。截止目前该保险人亦未向本院提交保险条款。本院认为：作为金融保险机构在获得投保人保险金的同时，应当诚信经营，及时履行保险赔偿之责，使受害人得到保险赔偿的救济，适当地担负起社会和谐之义务。机动车投保、驾驶人的交通肇事逃逸，与开离事故现场，属完全不同性质，引起的法律责任均有所不同，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在一审庭审明确以投保、驾驶人郭随国肇事逃逸作为保险拒赔偿的理由，而在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郭随国在本起交通事故中不属交通肇事逃逸，判令其对受害人的近亲属承担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后，又以郭随国“开离事故现场”作为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上诉理由，而且在一、二审中不提供商业保险条款，对投保人郭随国是否提供保险条款的情况亦不知情，故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请求在本案中对死者石远珍的近亲属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上诉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因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的项目中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故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主张“张昌昌已负刑事责任，对受害人的近亲属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支持”的上诉理由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7元，由上诉人人寿财险襄阳中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柴 勇审判员 杜丹丹审判员 王定强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范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