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5民初30019号原告：杨鹏，男，1977年3月3日出生，住吉林省四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房宏玻，湖南寻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B座22层。法定代表人：诺丹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匡燕彬，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星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白家楼8号。法定代表人：赵贵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达，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斌，男，1992年4月15日出生，北京闼闼同创工贸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杨鹏（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马公司）、北京星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德宝公司）、周斌姓名权、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代理人房宏玻，宝马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匡燕彬、星德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达，周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宝马公司同原告签订的贷款合同无效；2、确认星德宝公司同原告签订的购车合同无效；3、被告消除原告的不良征信记录；4、被告清除×××宝马轿车的交通违法记录，缴清交通违法罚款；5、注销×××宝马轿车的车辆登记；6、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共同赔偿原告因被告侵权产生的财产损失：律师费3万元；7、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因维权支出的交通费、食宿费等财产损失，以一审宣判前票据为准；8、被告按照其各自侵权行为的获益数额为标准，赔偿原告无法准确计算的财产损失；9、宝马公司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0万元；10、星德宝公司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万元；11、周斌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5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原告在查询个人征信系统时意外发现其个人征信记录中出现了逾期还贷记录。记录显示：2016年4月14日机构“宝马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发放的146448元（人民币）个人汽车贷款，业务号CN0000433946，抵押担保，12期，按月归还，2017年4月14日到期。截止至2017年2月17日。账户状态：逾期，逾期期数3期，逾期金额37541。原告得知该事实后，随即致电周斌了解情况。周斌在电话中陈述，其谎称原告租给其使用的京QGT**福克斯汽车需要处理交通事故，要求原告将其身份证邮寄给周斌。原告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履行租赁合同协助义务，将身份证原件邮寄给周斌处理交通事故。周斌拿到原告身份证原件后，冒用原告姓名在星德宝公司购买了×××宝马轿车，并冒用原告姓名向宝马公司申请购车贷款。周斌出具了代原告支付购车款以及代原告偿还贷款的声明后，顺利购买了宝马轿车并取得了购车贷款。原告从没有在星德宝公司购买轿车，也没有向宝马公司申请贷款。三名被告签订的购车合同、贷款合同对原告均没有法律效力，依法应当予以确认无效。周斌占有×××宝马轿车后，没有如约偿还贷款，导致原告个人征信系统中出现了不良信用记录的损害结果。该不良征信记录因三名被告共同侵权产生，依法应当由三名被告予以清除，并承担赔偿责任。周斌驾驶冒用原告姓名购买的宝马轿车仍有未处理的交通违法行为十六起，驾驶证扣39分，交通违法罚款2800元。周斌的交通违法行为因为周斌冒用原告姓名，该违法结果可能由原告承担。该交通违法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导致原告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结果。该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应当由周斌承担法律责任。原告因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产生的财产损失：律师代理费3万元、为寻求司法救济产生的交通食宿费等损失。该财产损失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应当由三名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本是某化肥厂的大区销售经理，用人单位得知原告征信瑕疵后，解除了原告大区销售经理的职务。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失去化肥销售代理权，错过了春耕的化肥销售旺季，给原告造成了无法准确计算的财产损失，该损失依法应当由被告赔偿。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公民的姓名权、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三名被告的侵权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姓名权、名誉权。因三名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个人征信记录中出现逾期还贷的不良记录，严重影响了原告实施经营、就业以及其他民事法律行为。三名被告的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给原告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影响了原告正平静、幸福的个人生活，对原告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结果；三被告对其侵权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法律责任。宝马公司辩称，“合同无效”不属侵权责任承担形式，依侵权主张缺乏依据，且实际上本案相关购车、贷款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原告应受合同约束；原告主张严重背离事实，其因“出借资质”为周斌买车，对订约、还款过程完全知晓、认可并亲自参与，宝马公司由此产生的不良征信记录、交通违章记录没有任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原告主张“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其对以其名义签约的过程明知且未否认，应受本案所涉合同约束。原告第1、2项主张为贷款、购车合同无效。本案系侵权之诉，合同无效并非侵权行为法律后果；本案也不存在合同法上关于合同无效的任意一情形。原告对有关合同以其名义订立的过程明知而未作否认，应视为同意，受合同约束。1．合同无效并非姓名权、名誉权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原告在其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主张“三名被告的侵权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姓名权、名誉权”，贵院亦据此确定本案案由为“姓名权、名誉权纠纷”。然而，原告第1、2项诉请却是判令购车、贷款合同无效。《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合同无效”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实际上，“合同无效”是依法律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评价，不可能成为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因此，原告对合同效力存在异议，应另行起诉，依侵犯姓名权、名誉权主张合同无效，不应获支持。2．本案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本案所涉购车、贷款合同，显然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也未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不符合前述任何一个条件。故原告主张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3．本案所涉合同对原告有约束力《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下文将述及，与原告所称相反，原告对本案所涉购车、贷款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完全知晓并认可，并对周斌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依前述规定，应视为同意，并受所订立合同约束。二、原告所述背离事实、违反常理，其对购车、贷款过程完全知晓且认可。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在2017年2月查询个人征信时“意外”发现了逾期记录，经与周斌核实，才知周斌以处理交通事故为名取得其身份证原件，“冒用”其姓名订立了购车、贷款合同。然而，事实上，购车、贷款过程实际系出于“购车资质”考虑，由原告与周斌配合完成，原告对此完全知晓且认可。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陈述完全背离事实，违反常理，纯属恶意编造。1．原告曾在电话中明确承认系“因指标问题”而帮周斌代购车辆。因贷款严重逾期，宝马公司催收人员曾于2016年7月6日与原告电话联系还款事宜。在电话中，原告直接认可周斌是其朋友，两人住在一起，直接认可涉案车辆系“因为北京指标的问题”而由原告帮周斌代购；并进一步确认签订贷款合同时，是与周斌共同前往现场的。该次通话录音显示，原告与周斌相熟，系因指标问题帮周斌代购车辆，对购车、贷款过程完全知晓并直接参与，对贷款逾期一事也早有了解。其所称“2017年2月意外发现逾期并进而发现被冒名”，纯属谎言。2．本案所涉车辆系北京牌照且登记在原告名下，需使用原告购车指标，相关操作必然有原告本人参与。原告不可能不知。本案所涉车辆系北京牌照，登记所有人为原告，登记时间为2016年4月14日。在北京购买小客车，需首先取得购车指标。具体而言，依《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第四条，购车指标可通过摇号或出售、报废名下登记小客车取得；依该规定第七条，单位和个人办理缴纳车辆购置税手续时，应“出示指标证文件”。依相关细则，此指标证明文件即为“小客车配置指标确认通知书”。众所周知，北京市小客车购车指标摇号中签率极低，2016年首期中签率仅为0.15%。若原告购车指标系摇号获得，不可能发生自己不知却恰被周斌知晓的情况；若系报废、出售旧车而获得资质，则原告对报废、出售其自己名下旧车的情况更不可能不知情。更重要的是，车辆上牌的必须环节之一是办理车辆购置税缴付手续，而办该手续时所需的“小客车配置指标确认通知书”，需要进入“北京市小客车指标管理信息系统”下载打印，该系统必须输入用户名、密码方可登陆，若非本人，不能实现这一操作。因此，依北京市购车资质有关规则及实践，在本案车辆属京牌并登记于原告名下的情况下，原告对获取购车资质、使用购车资质购买车辆的过程不可能不知晓，且这一过程只有通过其本人操作才可能完成。原告所称“被冒名”的情况，显然是编造。3．原告在贷款过程中提供了银行卡原件，且有两笔还款直接从其账户扣款，原告对此不可能不知情。原告在其起诉状中称被周斌谎称处理交通事故而骗取了身份证原件。但事实上，购车、贷款过程中，原告除提供身份证原件，还提供了其银行卡原件、授权委托书。若为“处理交通事故”，显然并不需要原告提供银行卡原件。原告在陈述中故意隐瞒一事实，恰恰反映其无法自圆其说。此外，分期偿还本案所涉车辆贷款过程中，宝马公司曾于2016年5月18日直接从原告账户中扣除两笔款项用于偿债，共计12482元。账户被扣款一万两干余元而不知，显然不合常理。原告称2017年2月才通过查征信得知逾期，又完全不提2016年5月18日被扣款一事，是故意隐瞒真相。综上，原告在电话中直接认可了“为解决资质问题为周斌代购汽车”一事，根据购车指标规则，购车过程必然有原告本人参与，并且原告提供了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授权委托书，依常理也并非如其所称是“处理交通事故”所需。因此，原告对购车、贷款过程知晓、认可并必然有所参与。原告关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冒名、在2017年才通过查征信发现”的陈述纯属编造。三、不良征信、交通违法等记录等结果均系原告自己造成，宝马公司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责任；且原告索赔金额均缺乏证据支持。1．不良征信、交通违法等记录等结果均系原告自己造成，宝马金融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责任。如前所述，原告对购车、贷款合同订立过程知晓、认可且实际参与其中，应受合同约束，按期偿还贷款；购得车辆后，应自行处理车辆所涉违章处罚情况。原告主张的“不良征信记录”，完全系因其未按期偿还贷款所致，宝马公司对此无任何过错；对于原告名下车辆的交通违法记录，其应自行处理，宝马公司无任何“清除记录、缴清罚款”的义务。至于原告所称赔礼道歉、注销登记、赔偿律师费、赔偿交通食宿费、赔偿“无法准确计算的财产损失”、赔偿精神抚慰金等请求，因侵权行为不成立，均不应支持。2．原告索赔金额均缺乏证据支持。原告就有关“损失”的具体金额也未能提出充分证据证明：律师费未提供实际收款发票且无合同或法律依据；交通食宿费用无任何证据；“无法准确计算的财产损失”无任何证据支持。所谓“精神损失费”，原告仅提供一份“吉林省昆脉龙肥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称“停止履行大区经理代理合同”。然而，单位无权自行查看个人征信，况且单位忽然无故要求查询员工个人征信记录，又因“欠了几个月贷款钱”而解约，极不合情理。原告未提供任何关于“大区经理代理合同”订立、履行、“停止履行”情况的文件予以佐证，无法证明任何损失情况。综上所述，原告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不属侵权之诉处理范围，不应支持，且本案合同并不符合无效情形；本案系因原告“出借资质”，以自己名义为周斌买车而引发，原告对购车、贷款、还款过程完全知晓并充分参与，应受合同约束；其征信不良记录、违章记录，均系自身行为导致，宝马金融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也均无证据支持。因此，原告诉讼请求应予全部驳回。同时，原告恶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欺骗法庭，也给宝马公司造成了损失，宝马公司保留追究原告法律责任的一切权利。以上意见，望贵院支持。星德宝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涉案车辆的签约购买、支付购车款项以及办理汽车按揭贷款，均由周斌持原告身份证、银行卡及原告给周斌的授权委托书办理。星德宝公司没有冒用原告的姓名，没有故意造成原告还款逾期，没有直接导致原告违章记录，故星德宝公司与杨鹏之间的合同有效，不存在侵权行为。周斌辩称，贷款购买宝马轿车是经原告同意的，是通过电话沟通，沟通后原告将身份证给我邮寄过来的。我在2016年4月7日已经出售过户×××福克斯车辆，出售的时候也需要原告的身份证，当时也跟原告要身份证了，所以他诉状中称我在电话里告知他需要处理交通事故需要身份证原件与事实不符。现在我还没有完全清掉罚款。现在车辆仍然由我使用。我跟原告曾签过车牌租赁协议，其中没有具体明确规定只限于第一辆福克斯车。所以我认为我宝马车也有权使用原告牌照，不构成侵权。授权委托书是我代签的，但我之前跟原告电话沟通过，原告也同意。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乙方）与周斌（甲方）2014年9月4日签订《车牌租赁协议书》，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北京市小客车指标，配合甲方租赁期内购买所需车辆，租赁期限2年，从2014年8月15日至2016年8月14日止，两年租赁费14000元，押金7000元。庭审中，原告与被告称又续约三年。签订上述协议后，周斌使用原告名下的车牌购买福克斯轿车一辆，后周斌出售该车辆，另行向宝马公司贷款从星德宝公司购买×××宝马轿车一辆，从而引发本案纠纷。2016年周斌以原告名义与星德宝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约定贷款购买宝马牌轿车一辆。2016年4月11日，周斌以原告名义与宝马公司签订《汽车抵押贷款合同》，约定贷款146448元，还款账户为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在购买车辆和贷款过程中，周斌提供了原告的身份证原件和贷款还款账户，同时周斌提供了授权书，该授权书内容为：原告授权周斌代本人签订购车合同、支付车款、办理购车按揭贷款等全部与购车相关事宜。周斌承认该授权委托书系其以原告名义出具，但获得了原告同意，原告予以否认，周斌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获得原告同意。原告称其曾经将贷款还款账户借与周斌使用处理福克斯轿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宝马仍登记原告名下，并产生多次交通违规行为。周斌偿还车贷产生逾期，导致原告个人信用报告出现逾期信息，数据发生机构为宝马公司。原告提交了一份经公证的吉林省昆脉龙肥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杨鹏原来是我单位化肥销售大区经理，今年二月我单位经查实他个人征信报告上欠了银行几个月的贷款钱。经公司研究决定：停止履行同他的大区经理代理合同。原告提交了律师聘任合同、交通费票据等证据，以证明其经济损失。上述事实，有《车牌租赁协议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合同效力与侵权构成与否紧密相关，需一并审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周斌贷款购买宝马汽车时提供了原告身份证原件和银行账户，身份证是公民从事有关活动，证明身份的法定证据，禁止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存款人不得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且北京市实行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宝马轿车亦需登记原告名下，故宝马公司与星德宝公司有理由相信周斌具有代理权，行为无过错，因此原告要求确认贷款合同和购车合同无效，并要求宝马公司和星德宝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清除不良征信记录的请求，本院认为此系原告擅自出租车牌、出借身份证和银行账户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记录亦符合合同的履行实际情况，因此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现证据不足以证明周斌事先征得原告同意，其擅自使用原告姓名贷款，并且还款逾期，导致原告信用受损，构成对原告姓名权和名誉权的侵害，应该赔偿原告的财产损失，但是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故赔偿数额由本院酌定。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认为原告擅自出租车牌就应该遇见到会引发不确定的法律后果，且周斌的侵权行为尚不足以达到需要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程度，因此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注销车辆登记，不属于民事案件处理范围，本案不予处理。关于处理违章记录问题，本院认为实质上与出租车牌的合同履行有关，与本案购买车辆引发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处理，可以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杨鹏财产损失三万元；二、驳回原告杨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00元，由原告杨鹏负担2700元（已交纳），由被告周斌负担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石海朝代理审判员  李文丹代理审判员  路 航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田 木